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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1)

-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2)

-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3)

-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4)

-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5)

-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6)

-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7)

-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8)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1)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2)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3)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4)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5)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6)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7)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8)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9)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10)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11)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12)

-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13)

-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1)

-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2)

-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3)

-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4)

-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5)

-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6)

-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7)

-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8)

-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9)

-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10)

-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11)

-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9)

- 第四部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1)

- 第四部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2)

- 第四部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3)

- 第四部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4)

- 第四部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5)

- 第四部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6)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1)

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纪实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每当耳边响起这激昂奋进的熟悉乐曲时，我们的眼前便会浮现出英雄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壮观场面。许多报告文学、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以数不清的文字、照片、画面对最可爱的人 志愿军的讴歌，更使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然而，在当时比中国强大得多的苏联都怕引火烧身而不敢出兵朝

鲜的严重形势下，刚刚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什么敢于出兵，中国的最高层是如何作出出兵朝鲜的重大决策，在战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又是怎样指挥这场战争的，对此，人们了解的并不多。本篇将把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奉献给广大读者。从中，我们可以再一次领略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敢于同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上头号强国较量的胆略气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不愿看到的朝鲜战争还是爆发了，毛泽东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发出严正警告， 中国人民决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20世纪伊始，刚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中国人民是多么热爱和珍视和平。他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伟大的国家而有条不紊、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就在这时，一件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全世界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这个昔日不曾被人关注的朝鲜半岛上来。

朝鲜战争是美帝国主义插手朝鲜内部事务一手策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体系遭到严重削弱，欧亚大陆的一些国家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美国作为战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竭力推行称霸世界的侵略扩张战略。在中国，美国先是支持国民党政权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继续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援助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不断对中国大陆进行袭扰破坏，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日本，美国强化其军事占领，计划把日本变成它的永久性军事基地。在朝鲜，美国则违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关于使朝鲜自由独立及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协议，于1948年8月在朝鲜南部扶持李承晚集团上台，成立 大韩民国政府 ，公然分裂朝鲜民族，阻挠朝鲜独立统一的实现。针对这一情况，1948年9月9日，朝鲜人民在朝鲜北部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南北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成立以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主张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普遍选举，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的自主和统一。而李承晚却在美国支持下，无理拒绝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主张，公然宣称 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 ，并加紧进行战争准备。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为此在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准备。双方在 三八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苏、美两国决定以朝鲜国土上北纬38度线作为对日采取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通称 三八线 ）上不断发生武装冲突，终于导致了朝鲜内战的爆发。

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英勇作战，一开始打得很顺利，于６月２８日解放了汉城。美国见状，唯恐他扶植的李承晚政权垮台，并进而在亚洲引起连锁反应，便于２７日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当天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３０日，美国派陆军第八集团军直接参加地面作战。随后，美国控制联合国，要挟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１６个国家出兵组成 联合国军 参加李承晚的军队，以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总司令。这样，朝鲜的内部战争变成了朝鲜人民反对外来干涉的反侵略战争。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2)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６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８次会议上严斥了美国对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他明确指出： 各国人民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 他断言，美国总统已经证明他自己以前有关不干涉台湾的声明是 假的 ，美国这样干是公开 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 。他重申了他的关于 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 观点，号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页）

同一天，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7月1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作出了重大战略决策，令位于河南的战略预备队第１３兵团，下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紧急开赴东北，加上第42军和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组成东北边防军，之后又将第五十军编入，加强东北边防力量。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一战略决策是很有远见卓识的。时隔6年后，毛泽东在与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讲起这件事时说： 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2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

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 （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纪录，1956年9月23日）20年后的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与来访的金日成主席谈话时又提到这件事，他说： 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 （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纪录，1970年10月10日）

就在中国人民密切关注朝鲜半岛战局发展的时候，由于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到８月初已解放了朝鲜９０％以上的领土，迫使南朝鲜军退守洛东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面对胜利，人们兴高采烈，认为南方指日可下，已经胜利在望。而此时的毛泽东却头脑十分清醒、冷静。他认为：朝鲜人民军应该作短暂休整，调整军事部署，然后再接再厉，最后一鼓荡平，彻底解放朝鲜全境。并认为，很可能出现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登陆的最坏情况，他强调，应防守仁川这个重要的据点，以防不测。（《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92页）

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已经开始考虑中国要不要出兵帮助朝鲜的重大问题。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随即，毛泽东先后两次致电东北军区，要求东北边防军务于9月3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毛泽东还批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报告，将部分高炮部队部署在鸭绿江边的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保证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同时，毛泽东还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调至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

伟人就是伟人，事实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就在许多人沉浸在胜利喜悦的时候，９月１５日，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公然派兵在朝鲜的仁川登陆，切断了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与此同时，美军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10个师也转入反攻，并不顾一切地向北推进，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东北边境，美国空军在中国边境领空盘旋；美国的炸弹在中国的边境爆炸；美国部署在台湾海峡的第７舰队在中国的领海上耀武扬威；美国官方公开把台湾和朝鲜联在一起，派兵入侵；麦克阿瑟公然要求蒋介石的军队进入战争。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3)

战火迅速向北燃烧， 联合国军 要越过 三八线 的企图已很明显。 三八线 是毛泽东考虑出兵还是不出兵的底线。 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纪录，1956年9月23日）

9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周恩来转告金日成对目前朝鲜战局意见的电报中指出： 我们认为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 复电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手稿，1950年9月20日）

9月29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 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27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 （周恩来关于朝鲜战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50年9月29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这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然而，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他们对中国的多次警告竟然充耳不闻，继续向北推进。１０月１日，南朝鲜军越过 三八线 ，突破了毛泽东考虑的出兵还是不出兵的最后底线。

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自己尚百废待兴，还有能力出兵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吗？毛泽东开始面临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次抉择。二、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在友邦危急、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决定由彭德怀挂帅出征。如果说出兵朝鲜，毛泽东已有思想准备，那么由谁挂帅出征，却使毛泽东几费思量。率领千军万马到异国与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 作战，必须有一位能征善战的领军元帅。这位元帅既能够深刻理解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又能根据朝鲜战场的情况积极地机断专行，既具有运筹帷幄的雄才伟略，又具有统帅千军的胆气威严。

谁能够担此重任呢？

毛泽东一开始想到了粟裕。粟裕是我军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不仅具有通观全局的战略头脑，而且军事素养深厚，思维敏捷，足智多谋，能征善战，是统率千军万马的合适人选。可是，当时粟裕有病在身，正在青岛休养，他托罗瑞卿给毛泽东主席带来的信中谈到了病情。毛泽东回信劝他安心养病。

让林彪去，这是毛泽东考虑的第二人选。林彪也是一位军事家，很能带兵打仗，况且，林彪对东北比较熟悉，部队也较熟悉，让林彪担此重任也是合适的。毛泽东及几位常委们都这样考虑过。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林彪却反对出兵朝鲜。他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而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１个军就有各种火炮１５００门，而我们１个军只有３６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为此，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 引火烧身 ，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基于让林彪去的考虑，毛泽东专门找林彪谈过话，恰在此时，林彪的 病 越来越 严重 了。什么病呀？答曰：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怕 竟到了 见风感冒，见水拉稀 的地步。就为这，他在北戴河的别墅选了好几处，非要找一个看不到海水、听不到浪声，但又有着海边新鲜空气的地方不可。他的住室窗户，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光、挡住风，空气要进行过滤。外人进去，必须经过紫外线消毒间方可入内。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一副疲倦、瘦弱的病人样子。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4)

他的 病 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治病要紧嘛。并一再指示负责中央首长保健工作的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将军组织专家对林彪身体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林彪一见到傅连璋便呻吟道： 傅部长呀，我活不了啦，你要救我呀！

鉴于林彪健康状况日益 恶化 ，傅连璋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专家，给林彪会诊。萧华还代表党中央参加了会诊小组。会诊前，林彪特意让叶群出面找傅连璋，暗示他最好先给林彪开一个疾病证明。作为从长征时就担任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傅连璋，当然不能苟同。经过专家们对林彪身体各系统的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主要器官的严重病变，只是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也与他吸毒成癖有关。会诊后，傅连璋将林彪健康情况向叶群做了交代，要她注意让林彪多晒晒太阳，多散散步，多呼吸呼吸室外的新鲜空气，并要多吃些蔬菜和水果，多喝些茶水。傅连璋还亲自劝告林彪：若要长寿，请戒吗啡啊！

事后，傅连璋把会诊结果如实地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婉转地告诉毛泽东：林彪钻进 白粉 里怕是不能自拔了。其实，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有吸毒的恶习。借此机会，毛泽东特地抄录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送林彪，要他自重，引以为戒。

林彪装病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败露了。为这，他对傅连璋恨之入骨，他要找机会陷害傅连璋。后来，机会终于找到了 文革 中，林彪死党邱会作给年逾古稀的傅连璋将军戴上了 三反分子 、 修正主义分子 帽子，说 傅连璋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 在林彪副统帅患病时，不给药吃，还威胁、陷害林副统帅，手段何其毒也！ 紧接着傅连璋的家被抄，人被斗，作为一个凭人道和医术终生行医的傅连璋，却始终弄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境况。信中写到： 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明白。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１９３４年你在户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 多么催人泪下的信，多么微薄的希望，多么可怜的请求！此时正忙于发动 文革 的毛泽东在傅连璋的信上批示： 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可是，整天手摇语录本的林彪、邱会作对毛泽东的批示根本置之不理，傅连璋也根本得不到毛泽东想保他的消息。在所谓的 群众义愤 下，傅连璋将军肋骨被打断，头被打破，于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９日凌晨， 熟睡 在监狱中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林彪是去不了了，这时随着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越来越突出，可是中国援朝的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毛泽东的困扰越来越大。

此时，毛泽东想到了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毛泽东从他和彭德怀在２０多年南征北战的共同生活中，深知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严守党纪、临危不惧、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枪勒马的帅才。

毛泽东之所以此时才考虑让彭德怀去，是因为彭德怀当时身负坐镇大西北的重任。大西北是中国幅员最广大的地区，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过去反动统治阶段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剥削压迫，造成了各族人民之间的隔阂，解放之初这里安全形势还不太好，边境也不稳定。大西北的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全国的安全稳定。搞好大西北各民族的团结，开

发建设好大西北，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祖国的安全稳定就有了保障。彭德怀处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不到万不得已，毛泽东是不会轻易把他调离开的。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5)

所以，当１０月２日的中央常委会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 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于是，常委们作出了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重要决定。同时决定，尽快派飞机把彭德怀接到北京。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４日上午１０时左右，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来降落在古都西安机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立即乘汽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俩火速赶到彭德怀的办公室时，彭德怀正在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3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以备在国庆节后将这些方案计划向中央汇报。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对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请他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彭德怀一愣，惊奇地问： 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但不知开什么会？是不是原先通知要召开各大区领导人汇报3年经济恢复计划方案的会？ 来人回答说： 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只是对我们交待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准停留。 彭德怀迟疑一会儿说： 那我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 来人催促说： 不行，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 彭德怀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同志找来，说： 中央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作交待，大概过几天就回来了，你可分头转告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对其他任何人先不讲，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办，我马上要坐车到机场去了。 此时一贯深思熟虑、沉着冷静的彭德怀，对这突然紧张的情况也感到迷惑不解，难道到中央汇报3年经济恢复计划还这么紧张吗？不过他还是多了一个心眼儿，不管开什么会，还是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单位报来的3年经济恢复发展的规划方案、调查报告和图表统统带上，和他一起坐飞机到北京。是日上午１１时左右，这架从北京匆匆飞来的飞机又匆匆起飞，穿过西安上空的云雾直抵北京。坐在这架飞机上的除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两人外，就是彭德怀、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等３人，这使得这架能搭乘２０多人的飞机机舱内显得空空荡荡。

飞机经由山西太原机场检修、加油后，于下午４时零５分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当彭德怀跨出舱门快步走下舷梯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迅速迎上前来向彭德怀敬礼，几辆小汽车早已停候在跑道一侧。李树槐对彭德怀说： 彭总，今天气候不好，气流不稳，一路辛苦了。行政处已在北京饭店为您安排了住宿。毛主席交待说，请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再去中南海参加会议。 彭德怀的脸立刻严肃起来，说： 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我不需要休息，请司机同志直接开车到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去！

汽车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西门，然后汽车停在 丰泽园 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树槐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当他来到颐年堂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 彭总，会议下午3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 吃过了。 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毛泽东也发话了： 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 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德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6)

三、我们 应当参战，必须参战 ，从10月1日到19日，毛泽东面临着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就在南朝鲜军越过 三八线 的10月1日深夜，毛泽东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自９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就在毛泽东接到金日成求援电报几个小时后的1０月２日清晨，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 联合国军 第２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 三八线 南侧集结待命的 联合国军 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 三八线 向北进攻。于是，在 三八线 两侧，朝鲜人民军与 联合国军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由于朝鲜人民军的火力、人力大大逊于 联合国军 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 联合国军 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

面对 联合国军 咄咄逼人的进攻气势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求援信，怎么办？是出兵迎战还是坐城观战？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最高统帅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对于这个问题，一开始在中央领导层就认识不一，也曾使毛泽东闭门谢客，昼夜思考。

中国若出兵，会给刚成立的新中国带来什么后果？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内残匪尚未肃清，新的政权有待巩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要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去较量，风险太大，胜负难卜。中美两国的实力相差悬殊。当时，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而中国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美国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当时远比中国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称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毛泽东权衡利弊，还是主张坚决出兵。为此，他在１０月２日还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文，主要内容是：

（１）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２）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3）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7)

（4）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五六个不够)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5）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1个军(2个步兵师及1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7公分至24公分口径的各种炮1500门，而我们的1个军(3个师)只有这样的炮36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1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4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4个军对付敌人的1个军)和1倍半至2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2200门至3000门7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1500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1个军。

（6）除上述12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24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搞，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

毛泽东的这份电报是在10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的决定后发给斯大林。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金日成的来电和我国驻朝鲜大使馆发来的急电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中央常委们彻夜讨论，一直到天亮才休会。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书记处未能作出出兵的决定，毛泽东只好将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没有发出。

10月4日下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是否出兵朝鲜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彭德怀是在会议中间赶到的。

彭德怀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主张暂不出兵的共同理由是：（１）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２）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决，约有１００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急待肃清；（３）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

，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４）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５）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思想情绪，等等。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 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8)

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１０月５日上午１０时左右，彭德怀与邓小平一起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处。因为在昨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两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毛泽东还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已决定派彭德怀率军入朝，因此想亲自听听他的意见和看看他是什么态度，所以特派邓小平接他来中南海个别交换意见。

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后，毛泽东点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说： 老彭，据朝鲜来的情况，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大批越过 三八线 ，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在昨天的会议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有些是严重困难，但是怎样战胜困难，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不知道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喝了一口茶，望了望毛泽东疲倦的眼神，坦率地说： 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四句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

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听着彭德怀的话一边赞同地频频点头，一边兴奋地说： 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有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啰！ 然后毛泽东又仰躺在沙发上高声说： 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 毛泽东的话音越来越高，他的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林彪在昨天的会议上就极力反对出兵。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后，彭德怀将话题接过来继续说：我们确有许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离朝鲜大约５０００多海里，我们应全面观察问题，但如果让敌人占领了全部朝鲜半岛，这对我国威胁很大。

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进攻的，这段历史教训不能忽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但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１９４７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２４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军只有２.５万人，只占敌军的十分这一，武器落后，每支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１００多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了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是自卫战争；二是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了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彭德怀叙述的观点后高兴地用手捶了一下沙发大声说： 你分析得对喽！看来我们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队正越过 三八线 向平壤接近，麦克阿瑟已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朝鲜已处于危急时刻，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前出兵援朝已是关键时刻，如让敌人前进到鸭绿江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1)

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决策纪实

1955年10月1日，粉刷一新的北京天安门城楼更显得雄伟壮丽、金碧辉煌。广场上红旗如海，歌声如潮，集合在这里的首都数十万群众和坐在观礼台上的国庆观礼团的代表都在翘首盼望，渴望尽快一睹刚刚授完军衔的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的威武英姿。这年9月，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从元帅到士兵，有了正规的职级划分和身份标志。从此，人民军

队有了自己的元帅、将军和校尉军官，金光闪闪的徽章，使保卫祖国和平安宁的军人着实神气起来了。今天，受阅部队身着新式军服和徽章首次亮相，开始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来了！来了！排列整齐的受阅方队，伴随着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来了！

走有前面的是绿色的步兵方队，接下来是白色的海军方队和蓝色的空军方队，以及坦克、火炮、战车部队。他们的队形是那样的整齐，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的一致，数十万群众顿时为之动容，广场上欢声雷动，一片沸腾。受阅部队经过主席台下正中时，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顷刻间下起了瓢泼大雨，把在场的人淋得浑身湿透。然而，受阅部队丝毫未受大雨的影响。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 的震天口号声和 嚓、嚓、嚓、嚓 的动地脚步声，盖过了隆隆的雷雨声。观礼的群众也忘却了大雨，融入这感人的场景之中，他们为人民解放军的勃勃英姿和威武雄壮而自豪，脉搏随着这有力的节奏一起跳动。

人民解放军国庆阅兵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当天，国内外的许多报纸都纷纷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我国武装力量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措施》；正在试刊的《解放军报》也发表了题为《崇高的荣誉》的社论文章；《光明日报》社论的题目是《人民解放军的大喜事》；《中国青年报》社论的题目是《把荣誉授予敬爱的人》。

授衔，是人民解放军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官兵等了很久。

一、我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三次准备实行军衔制，均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未能落实。毛泽东发出 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革命军队 的号召，首次授衔历经一十六载终于实行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并非起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而是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就曾两次进行尝试，只因当时斗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一直未能正式实施，只给军事斗争需要的部分高级将领授予中将、少将和校（尉）军衔，佩带过与所授军衔相应的领章、肩章和帽徽。至今，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还收藏着当年新四军军长叶挺身穿中将军衔的军装在新四军做报告的照片。《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的注释中提到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1946年我驻 北平调停处执行部 成员的少校、上校等文字，都是对实行军衔制尝试的记载。从抗日战争初期提出实行军衔制到1955年正式实行，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整整经历了一十六载，可谓一波三折，好事多磨。

我军第一次提出准备实行军衔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1939年，但因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结果半途而废。在此之前，我军一方面要应付频繁的战争，另一方面物质条件相当艰苦，根本没有可能考虑军衔制的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那个时候 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 因此，那个时候军队内部还没有明确的等级观念，官兵一切待遇基本上是一样的。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尽管后来随着条件的变化，军队的生活待遇等有了按职务区别对待的规定，但是，总的来说，我军从初创到抗战初期在待遇方面都是平均的，因此，也就谈不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便于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鉴于国民党军队有军衔，而我军没有军衔的实际，我军实行军衔制第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2)

1937年8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提出了我军将采用 官阶制度 的设想。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10月，我军华南和华中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整编之后立即开赴了抗日前线，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部开始酝酿在我军实施军衔制问题。

当时，国民党军队把军衔等级定为6等18级：6等即将官、校官、尉官、准尉、军士、兵6个等级；18级即把将官分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5级；校官分为上校、中校、少校3级；尉官分为上尉、中尉、少尉3级；准尉1级；军士分为上士、中士、下士3级；兵分为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3级。其中 特级上将 是专为蒋介石设置的，1935年3月31日，国民党政府授予了蒋介石 特级上将 军衔，以后又授予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膛培德、唐生智、陈济棠、李济深、程潜、白崇禧、陈诚一级上将军衔。

参照国民党军队军衔等级的规定，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发电，正式提出了在我军实行军衔制的建议，电文说： 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建立，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这可以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毛泽东收电后同意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实行军衔制。

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布的 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 明确指出， 建立部队等级制度，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 等级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生活严肃，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不是培养军阀主义 。 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 。这个训令还强调 由于我军军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无限上进。因此等级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上进者有系统的提升，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工农出身的军人，只能长至准尉为止的弊病。 在这个训令还对军衔的评定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

此后，八路军总部又颁布了 八路军编制表 ，明确规定了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分为6等16级：6等即将、校、尉、准尉、士、兵；16级即将分为上将、中将、少将3级，校分为上校、中校、少校3级，尉分为上尉、中尉、少尉3级，准尉1级，士分为上士、中士、下士3级，兵分为上等兵、一等兵、新兵3级。八路军的军衔。这个基准军衔，基本是比照国民党军衔等级制定的。

根据评定军衔训令和编制表的规定，八路军领导机关和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分正规部队开始进行了评定军衔的工作，包括当时的东北联军也为评定军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时部分单位评衔的基本标准是：师长、副师长一般可评中将军衔；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可评少将军衔；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可评上校军衔。

在这次授衔规定颁布之后，经过初步的评定，我军的一部分将领已经被授了军衔。如，八路军第一二 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被授予中将军衔；第一二 师参谋长周士弟，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均、副旅长王震，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被授予少将军衔；第一二 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第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第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第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第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第七七 团团长张才千、支队长宋时轮等都被授予上校军衔。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3)

在我军初期被授予军衔的人员当中，有一名外国女性，她就是法国哲学博士王安娜。这位博士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在德国的时候积极从事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并因此而被捕入狱过，后来她与一位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了婚，并随丈夫来到了中国。王安娜的革命行为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许。在刚刚实施军衔制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表彰王安娜的反法西斯行为，决定给她授以军衔。1939年4月，周恩来亲自为王安娜女士授予八路军少校军衔，并安排她负责从重庆到贵阳的 红色交通线 ，这条交通线是专门用以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药品和物资援助的。

我军在这一时期接受军衔的部分军官，大都是需要经常与国民党军打交道的，或搞统

战工作的人。而大多数单位因斗争环境的限制没有展开评定军衔工作。所以从总体上说，这次授衔工作并没有真正实施。

我军第一次授衔工作之所以没有真正实施，主要是抗日战争进入了相当艰难的阶段，实行军衔制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当时，由于蒋介石的联共抗日完全是被迫的，所以，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民党表现出来的是 假抗日，真反共 的政策，毛泽东曾分析说 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 。非但如此，从1939年12月至1941年3月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国民党放着侵略中国的日军不打，却动用大量的武装接连向坚决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两次进攻，他们企图利用与日本人配合的方式消灭共产党的力量。正是由于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极端困难的状况， 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由原来的1亿人下降到5千万以下，而我军也由原来近50万人的规模减少到了只有30万人的水平，尤其是我军的经济方面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在这种条件下，显然实施军衔制是不可能的了。

1942年4月24日，党中央作出了 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 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 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亦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间团结 至此，从1939年4月2日起至1942年4月24日止，我军的第一次授衔工作在经历了三年时间的尝试之后宣告停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为军事斗争工作的需要，曾进行过临时性的授衔。当时，随着抗日战争宣告结束，由抗战带来的一些工作也等待着处理。1945年9月，驻扎在我国东北的苏联远东红军向我军提出，要求我军派出负责人到沈阳去与之配合行动。当时苏联红军是实行军衔制的，而我军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了工作方便，毛泽东主持专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6个人前去，并临时决定，给这6位人员授以军衔，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为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为少校军衔。并且，他们的军衔任命书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无疑，这只是一次临时性的授衔，而不是正规的制度化的授衔。

我军历史上的另一次临时性授衔，是1946年为我军派往各地的军事调停处的代表进行授衔。当时，为便于我方代表与国民党的代表进行平等工作，对部分人员进行了临时性的授衔。如当时驻沈阳的我军代表饶漱石被授予中将军衔；驻四平的我军代表耿飙、驻本溪的我军代表许光达、驻太原的我军代表陈赓、驻徐州的我军代表韦国清等人都被授予少将军衔；驻淮阳的我军代表韩念龙、驻德州的我军代表符浩被授予上校军衔。由于是为工作之便而进行的临时性授衔，这一工作在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之后即自行停止，被授衔军官的军衔也就随着工作的变化而自动取消了。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4)

我军授衔工作真正作为一种制度被正式提出并讨论过的，应当是1946年初的那次，但因第三次国共合作破裂而被迫中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先后签署了 双十协定 、 停战协定 ，并于1946年1月31日，召开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 政协决议 ，国民党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在 双十协定 中，我党提出 中共及地方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 建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 在 政协决议 中，规定了有关改编国民党与共产党军队的内容，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实行军衔制。于是，我军的军衔工作再一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为在我军全面实行军衔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于1946年2月24日发布了《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 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示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在将来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 。并决定 我军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 。这个 指示 还对参加评衔和不参加评衔的人员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部队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立即对实行军衔工作作出了具体安排。

新四军规定，评衔原则 以现职为基础，并适当照顾干部的德才资 。要求评衔时一般按 干部等级基准表 进行， 同时要特别照顾到干部的斗争历史、对党的功绩或战绩，及在部队中的威信和党性等 。晋绥军区规定， 我军在评定将校尉时，要按工作历史、功绩、能力，照顾因工作需要而埋头苦干的干部 。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制定了 军队官兵阶级说明与规定 ，规定：新四军的军长、政委为上将军衔；副军长、副政委为上将或中将军衔；参谋长为中将军衔；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军区政委可授中将军衔；师或军区的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旅长、旅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军分区政委可授少将军衔；旅及军分区的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团长、团政委可以授上校军衔；团的副职及团参谋长可以授中校军衔；营长、教导员可以授少校军衔；营的副职(特种兵提高一级)，连长、连指导员可以授上尉军衔；连级的副职及资深的排长可以授中尉军衔；排长授少尉军衔；司务长授准尉军衔；副排长授上士军衔；班长授中士军衔；副班长授下士军衔；战斗小组长、司号员、卫生员授上等兵军衔；老战士授一等兵军衔；新战士授二等兵军衔。同时，对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司、政、供、卫机关的各部、处、室、司机关各职干部可评定的军衔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然而，各部队制定的实行军衔制的各种规定和细则尚未来得及具体落实，国民党便撕毁了 停战协定 和 政协决议 ，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全面投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之中，实行军衔制的事情再次中止。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向苏联学习的高潮，我军与全国人民一样也热情极高地投入到这场学习运动之中。与此同时，对军衔的评定工作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但后来又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而再次搁置。

1950年7月4日，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在军委部长会议的发言中，提起军衔、奖励问题，拟在总干部管理部的编制里增设军衔奖励处。并准备把1951年的首要任务定为给军队评定军衔。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5)

1950年12月30日，总干部管理部在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了要向苏军学习，实行军衔制，把 研究军衔的准备工作 列为1951年的工作任务。

我军实施军衔制的想法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说： 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革命军队。 之后，中央军委于1951年2月10日下发了 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 ，提出评级工作可为 今后实行军阶制度，奠定初步基础 。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副主任萧华、傅钟，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等，带领机关有关部门在全军展开了评衔的准备工作。给数以万计的功臣 论功行赏 ，评定军衔谈何容易？在要评衔的人当中，许多是红军时期的老同志，也有不少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还有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同时，还要

考虑到各个方面军干部的平衡问题，等等。

评衔工作先从外围基础工作开始。重点是对从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大而单一的陆军步兵进行精简整编，裁减员额150余万，同时扩大海空军军种和陆军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的比重。同时，重新清理干部、战士的档案。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总政治部对评定军衔有了大致的宏观把握。

就在我军再次准备实行军衔制之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刚刚洗去征尘的我军再次拿起枪来投入到战争中，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友好邻邦，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全军实行军衔制的问题无疑又被暂时搁置起来。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彭德怀在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现代化的联合国军进行作战时，深切感受到我军实行军衔制的必要性。当时，我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两年中，空军、海军和装甲兵、防化兵等新的军兵种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初步建成了一支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战争中我军已有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形式。但我军无军衔，朝鲜人民军有军衔，在确定指挥关系和协同作战上有许多不便。因此，实行军衔制，不仅是我军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战争对军队协同作战的需要。

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彭德怀在指挥我军回击美军的 秋季攻势 的间隙中，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提出我军逐步实行军衔制的问题。电报中说： 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材、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

1952年11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将在1954年实行军队改革的决议，决定在军队内部实行 四大制度 ：即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和勋章奖章制度。这次会议作出的在军队内部实行军衔制度的决定，标志着我军首次评定军衔工作终于全面展开。

11月13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传达中央政治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如何在军队实行这些制度。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委成员对党中央决定在军队实施 四大制度 都非常高兴，并且认为，中国军队早就应该实施这四项制度，尤其是在军内实施军衔制度，许多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会议决定由总政治部会同有关部门尽快拟定实施军衔制的具体方

案。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罗荣桓率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会同有关部门，与苏联专家经过反复酝酿，提出了第一套军衔等级设置方案。这个方案拟设6等20级：即元帅3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4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3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军士4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2级，上等兵、列兵。11月26日，罗荣桓代表总干部管理部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实行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报告和这个方案。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6)

这个方案基本是照搬了苏军军衔的模式，略微与苏军有所不同的是，在上将军衔中多了一个 准上将 。但是，就是这个略微的差别也遭到了当时的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反对。卡苏林反对在中国军队中设置 准将 这一军衔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苏军没有 准将 这一军衔，苏军少将的下面就是上校，苏联军队中的副师长通常就是上校。如果我军设置了准将这一军衔，副师一级的军官就可以授予准将。也就是说，按照这个方案，我军的副师长就可能高于苏军的同等军官军衔，这样，在与我军的交往中，苏军的副师长就低于我军，对于苏联军官是不利的。在此期间，莫斯科也发来电报，支持卡苏林的意见。当时，苏联是我们学习的样板，苏联的意见在中国高层中是举足轻重的，所以，1952年搞的这个第一方案没有被采纳。

1953年初，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准备于当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罗荣桓率总部有关部门在第一方案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同时也参考了当时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衔制度，并结合当时我军的具体情况，又重新提出了一个方案，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在这个方案中，在少将 上校之间增设了一个 大校 军衔，把在第一方案中称作 上将 、 准上将 的军衔分别改称为 大将 、 上将 。这样，在将官系列里，就形成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在校官系列里就有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的设置。对于尉官系列，第二套方案也做了较大的调整，将第一方案中被称为 上尉 、 一级中尉 、 二级中尉 的军衔叫法，改为 大尉 、 上尉 、 中尉 ，同时保留原方案中的 少

尉 军衔。准尉以下的军衔基本上沿用了第一方案中的叫法。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方案也未能如期实行。

1953年底至1954年初，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长达55天的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几百名中国军界高级领导在这里共商军队改革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要在人民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会后，彭德怀向毛泽东呈送了一份报告，提出 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

的规定，履行职权，仅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的工作和上进心。

10月，经罗荣桓提名，宋任穷调任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同赖传珠和徐立清一起协助罗荣桓工作。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1月28日，总政治部印发《关于实施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度的宣传要点》。2月8日，包括军官军衔制有关内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会议审议通过，由毛泽东签署命令，在

全国公布实施，这个条例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力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同时宣布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军官军衔等级正式设为四等十四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条例》规定： 军衔是军官终身的光荣称号，非因犯罪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 因此，解放军实行的军衔制这个方案基本是照搬了苏军军衔的模式，略微与苏军有所不同的是，在上将军衔中多了一个 准上将 。但是，就是这个略微的差别也遭到了当时的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反对。卡苏林反对在中国军队中设置 准将 这一军衔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苏军没有 准将 这一军衔，苏军少将的下面就是上校，苏联军队中的副师长通常就是上校。如果我军设置了准将这一军衔，副师一级的军官就可以授予准将。也就是说，按照这个方案，我军的副师长就可能高于苏军的同等军官军衔，这样，在与我军的交往中，苏军的副师长就低于我军，对于苏联军官是不利的。在此期间，莫斯科也发来电报，支持卡苏林的意见。当时，苏联是我们学习的样板，苏联的意见在中国高层中是举足轻重的，所以，1952年搞的这个第一方案没有被采纳。

1953年初，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准备于当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罗荣桓率总部有关部门在第一方案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同时也参考了当时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衔制度，并结合当时我军的具体情况，又重新提出了一个方案，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在这个方案中，在少将 上校之间增设了一个 大校 军衔，把在第一方案中称作 上将 、 准上? 的军衔分别改称为 大将 、 上将 。这样，在将官系列里，就形成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在校官系列里就有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的设置。对于尉官系列，第二套方案也做了较大的调整，将第一方案中被称为 上尉 、 一级中尉 、 二级中尉 的军衔叫法，改为 大尉 、 上尉 、 中尉 ，同时保留原方案中的 少

尉 军衔。准尉以下的军衔基本上沿用了第一方案中的叫法。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方案也未能如期实行。

1953年底至1954年初，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长达55天的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几百名中国军界高级领导在这里共商军队改革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要在人民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会后，彭德怀向毛泽东呈送了一份报告，提出 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

的规定，履行职权，仅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的工作和上进心。

10月，经罗荣桓提名，宋任穷调任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同赖传珠和徐立清一起协助罗荣桓工作。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1月28日，总政治部印发《关于实施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度的宣传要点》。2月8日，包括军官军衔制有关内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会议审议通过，由毛泽东签署命令，在

全国公布实施，这个条例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力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同时宣布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军官军衔等级正式设为四等十四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条例》规定： 军衔是军官终身的光荣称号，非因犯罪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 因此，解放军实行的军衔制度，属于永久军衔性质。永久军衔的特点是，将军官的荣誉称号、待遇、等级和职务因素融为一体，使其兼有调整部队指挥关系和调整个人利益关系的两种功能。当然，军官犯了错误， 军衔降级可以作为一种惩戒 。还规定：在一般情况下， 军衔高的军官对军衔低的军官，军衔高的为上级。当军衔高的军官在职务上隶属军衔低的军官时，职务高的为上级。 根据这一规定，同在一个连队工作的上尉副连长，必须作为下级而服从中尉连长的指挥。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7)

1955年8月11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达了《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士兵军衔正式设为二等五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这样，军官和士兵军衔等级设置总共为六等十九级。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条例》的要求，我军第一次给每一位军人定职定衔的工作从

上到下全面展开。在全军评定军衔即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工作，也是一项全新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我军的干部队伍情况比较复杂，不仅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入伍的干部，还有少数民族干部及起义将领。战争年代，他们在不同地区作战，立下了战功，为革命事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他们任职和级别有高有低，德才表现各有差异。而授衔本身又是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许多人对这次授衔工作期望值很高，对这次授衔工作能否真正做到赏罚分明也十分关注。可以说，在评定军衔时，能否做到公平合理，基本上符合本人状况，是关系到能否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党内和军内的团结的大问题。

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根据规定，元帅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少将以上的由彭德怀、罗荣桓负责，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宋任穷与赖传珠、徐立清、萧华、王宗槐等人参加。

在评衔过程中，彭德怀、罗荣桓等主管评衔的领导人，始终坚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又照顾五湖四海的原则，对每人应授什么军衔，主要是根据现任职务，对军队建设的贡献、战功和现实德才表现，并适当考虑个人资历，同时又作全面衡量。他们带领干部部门按上述原则，首先选出各类人员的标杆，然后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衡量比较，最后提出评定军衔等级的意见。对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234人，罗荣桓亲自主持会议，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随时向军委请示。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萧华和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与此同时，校官、尉官和军士、兵的评衔工作也在各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和部队展开。

经过紧张繁忙的工作，授予元帅军衔的人员名单经中央政治局审查通过，授予将级军衔的人员名单经中央军委审查通过，授予校官以下军衔的人员名单经相关部门审查通过。1955年9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少将以上人员名单，其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我军首次军衔评定工作基本就绪。

二、毛泽东说： 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从元帅到将军都虚怀若谷，主动让衔传为美谈评定军衔，既是党和人民给我军每个官兵的崇高荣誉，也是对每个官兵的一次考验。

在这次评衔过程中，广大官兵经受住了名誉、地位和金钱利益的考验，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许多人主动要求把高的军衔授给别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将帅们虚怀若谷、主动让衔的高尚风格也传为美谈。

在1955年2月8日颁布的《条例》中，曾为毛泽东专门设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 军衔。之所以设立这个军衔，是因为当时我军的军衔制度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军衔的设置制定的。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统率被授予苏联的大元帅，毛泽东率领部队打的仗比斯大林多，时间又长，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全党全军

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参照苏联的军衔模式，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并授三个一级勋章。为此，中央军委军衔实施委员会办公室还专门组织设计了 大元帅 服，和其他将帅服一起，摆在中南海小礼堂，请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审定。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8)

一天上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来到小礼堂审定军装样式和军衔标识。彭德怀说： 样子嘛，是见过的了。今天就是要看看穿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威武之师的气派！ 军衔办公室负责人李平引导毛泽东来到身穿 大元帅 服的模特前，向毛泽东介绍。

毛泽东端详了一会诙谐地说： 大元帅服，你靠边站吧！ 一句话，逗得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哈哈大笑。毛泽东又看了其他元帅服和将军服后说，要从节约的原则出发，样式好看、统一、正规，又节约。

在按照《条例》商定初步授衔方案时，大家一致认为应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给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授元帅军衔。

毛泽东听到要给自己授大元帅的军衔时摇摇手说： 我不当那个大元帅。

到底要不要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此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主持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对大家说，毛主席不要这个大元帅军衔。

可是，有的民主人士说： 我们人大作了决定，他有什么办法？

刘少奇笑笑说， 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要他签署命令才行啊，他不签署命令又怎么办？

争论来争论去，与会的代表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看到大家都这样坚决，刘少奇只好说： 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此后不久，彭德怀、罗荣桓和当时具体负责这次评衔工作的总干部管理部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在场。首先由彭德怀把这次授衔工作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接下来大家再一次提出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给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授予元帅军衔的主张，并说明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摆了摆手说： 你们评衔的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

接着，毛泽东看了看刘少奇，说 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

刘少奇摆了摆手说： 不要评了，我现在不在军队工作了。

毛泽东又转而去问周恩来和邓小平： 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连连摆说手： 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邓小平也笑笑说： 当什么元帅哟，早不带兵了。

当时在场的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等几位到地方工作的同志也被列入大将名单。毛泽东很有几分幽默地问他们： 你们几位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李先念操着还浓重的湖北口音说： 我没想过当大将，我也不要评大将。

邓子恢、张鼎丞也直摆手： 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根据《条例》规定，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的条件是： 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周思来、刘少奇、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敌作战，参与决策等方面功勋卓著，完全符合评定元帅军衔的条件，都应当被授予元帅军衔，而且在

初步方案中，他们的名字也曾被列入元帅的名单中。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9)

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后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与贺龙等人领导了 八一 南昌起义，创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1931年底任红军总政委兼第1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了

红军的反 围剿 作战和训练、整顿。长征中，是中央3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长期担任这个职务。解放战争初期，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直接领导彭德怀指挥的陕甘宁战场的作战。1947年8月，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与国民党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并指挥了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一直

是我党军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刘少奇，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早年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曾任满洲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任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初期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1938年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领导了华北地区的敌

后抗战。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皖东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担任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整编部队，恢复发展长江中下游的抗日武装力量，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挫败日伪军对苏中、苏北地区的 扫荡 。1943年3月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参与制定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1927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12月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任中共前委书记和红七军政委。1933年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同师长刘伯承领导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3

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5年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6月，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12万大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反攻。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和中原军区政委。同年11月，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对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的主力发起战略决战。淮海战役后，任第二野战军政委，1949年4月，指挥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攻占南京，与刘伯承率部解放西南诸省，任西南军区政委。由上可见，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在我党我军所处的地位及所做出的历史功绩，给

他们授予元帅军衔是情理之中的。但他们淡泊名利，虚怀若谷，以不在军队担任职务为由，坚持不要元帅军衔。

在评定军衔的最初方案中，大将名单里也曾经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的名字，按规定也完全符合授予大将军衔的条件，但他们婉拒了这一荣誉。

李先念，1927年领导黄麻起义。1931年后任红四方面军军团、师、军政治委员。1939年初进入豫鄂边地区，相继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领导部队积极向敌后发展，多次挫败日伪军的 扫荡 、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挑衅，巩固和扩大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中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1948年5月，任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军事、政治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10)

谭震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纵队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和张鼎丞、邓于恢领导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率部开辟皖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军民反日伪军 扫荡 、 清乡 。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同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东线兵团政委，与许世友一起指挥胶东保卫战，并参与指挥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为总前委成员，参与战役的组织指挥。1949年2月任第3野战军第一副政委。4月率第七兵团强渡长江，进军浙江。新中国建立后，任第三野战军及华东军区副政委，江苏人民政府主席、浙江军区政委。

邓子恢，1928年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和红军团党代表，参与创建闽西苏区，后任红十二军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张鼎丞、谭震林领导游击战争，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 清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师政委，与师长彭雪枫领导军民进行反日伪军 扫荡 斗争，巩固淮北抗日根据地。1948年5月兼任中原军区副政委，参与淮海战役的组织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参与组织指挥解放中南的重大战役。

张鼎丞，1928年领导福建永定县农民暴动。后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闽西红五十七团团长。后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第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率部转战赣南、粤东北，反击国民党军 会剿 。1934年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同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入苏南地区，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曾参与组织苏中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军区政委。

上述四人，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都在军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为我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给他们授予大将军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当时他们已经离开了军队，在中央或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谭震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所以，他们也都婉拒了授予大将军衔这一荣誉。此外，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领导人中，除赛福鼎·艾则孜、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领导，如程子华、习仲勋、杨尚昆、滕代远、舒同、江华等，还有驻外大使，如耿飚、姬鹏飞、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根据他们在战争年代的职务和所作出的突出贡献，都符合授予将军军衔的条件，但他们虚怀若谷，高风亮节，都没有要求授予军衔。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11)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提出不要军衔，给全军指战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在毛泽东的带动下，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军队领导人以身作则，纷纷提出给自己降衔，使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得到了解决。

首先提出降衔的是徐向前元帅。他得知自己要被授予元帅军衔时，给毛泽东专门写过信，要求把元帅军衔让给别人。他说： 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评这个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的革命军人。

主持军衔评定工作的罗荣桓也不同意自己评为元帅。他得知中央准备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自觉无尺寸军功，恳请不要给他授予这样高的军衔。然而，毛泽东坚持罗荣桓要评为元帅，他说： 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他是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他协助林彪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罗荣桓被授予元帅军衔后，他没有把这看成是个人的荣誉。他对总政治部的干部说： 我是总政治部主任。给我授元帅衔，这主要是中央和人民给予我们军队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许光达大将是在8月1日晚参加纪念建军28周年招待会上，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消息的。当周恩来通知他将被评为大将时，他感到很不安。周恩来让贺龙做他的工作。贺龙说： 这次授衔，10个元帅、10个大将，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反复研讨、权衡，又照顾各方面情况而决定的。 许光达却反问贺龙： 如果柳直苟、周逸群要还在，应该授什么军衔？ 贺龙说：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不忘却共患难的亡友。周、柳有可能像总理、邓小平一样，改行搞党务或行政。 许光达又问： 贺锦斋、段德昌要是不死呢？ 贺龙回答： 可能是大将。 若是叶挺还在呢？ 元帅，理所当然的元帅。 许光达又说： 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均不如他们。我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军衔。

回到家里后，他一头钻进书房，几经思考，于9月10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 围剿 ，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革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商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收到许光达的信后很是感动。一次，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作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讲话时，他对许光达让衔一事进行了真挚的赞扬： 同志们，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级别降低的人，他就是许光达同志！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员毫不为己、不谋私利的镜子！他将始终成为我党、我军上下的一面很好的镜子！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12)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走到窗前，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洞开，说道： 五百年前，明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达，他平定中原，威震天下。如今五百年后，我们人民军队中也有一位大将，他就是许光达，他是以他的高风亮节而名震天下的！ 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最后仍授予他大将军衔。

大将徐海东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时，主动提出，自己在1940年以后几乎没有再工作过，所以，不适合当选如此之高的军衔。他推荐了王震、萧克，而许光达向中央推荐的也是这两个人。徐海东在让衔时这样说： 想起徐宝珊、吴焕先同志功劳都在我之上，却过早地为革命牺牲了，我何以能够当得起大将呢？ 熟悉徐海东的人都知道，他连同这次，一生已三次 让贤 ：第一次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十五军于长征前整编时，时任军长的徐海东说，让中央派来的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的程子华任军长更好些，主动提出自己做副军长。上级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后，红军战士议论纷纷，以为徐军长犯了什么错误呢。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听到这些议论后做徐海东的工作。徐海东对徐宝珊说： 你尽管放心，正的变成副的，我不会脸红的，更不会在乎那些七嘴八舌的闲话。要不是参加革命，不要说当军长，就是当个村长也不会哟！ 他没把这些议论放在心上，尽心尽力协助程子华军长工作，让专门赶来做他工作的徐宝珊很感动。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新四军副军长的职位让给张云逸，主要是考虑张云逸在百色起义的功绩。

在元帅、将军们让衔美谈中，中将徐立清坚决要求把自己该评的上将降为中将的事迹尤为感人。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在1949年底就是第1兵团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在拟定的授衔名单中，也是把他列入上将中的。彭德怀得知他要求降为中将军衔

后，几次找他谈话，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彭德怀苦笑着说： 别人都说我是犟脾气，我看你比我还犟！ 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到这件事时说： 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 毛泽东听后接着说： 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周恩来说： 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说完，周恩来把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在授衔庆祝酒会上，未被授衔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突然叫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少奇跟前，刘少奇说： 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 徐立清说： 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

榜样啊。 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指着他的肩章说： 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素有 孙胡子 之称的孙毅在这次让衔中也是极为诚恳的一位。孙毅，1936年2月任一军团参谋长，1945年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之初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与他一样的同志戴上了上将军衔，而他只是中将。评衔前他给组织写信：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军衔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党组织和人民给我的已经大大超过我的奉献了。 但组织上考虑孙毅资深望重，最后授予他中将军衔。授衔仪式结束后，他对老伴说： 人民的信任，给了我崇高的荣誉，可以用明朝一位文人的联语表达我的心情：

第二部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13)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在1955年的这次授衔工作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许多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更是正确看待自己的军衔。

朱德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是德高望重的元勋。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对高级将领们说： 目前中国革命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同志们，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

彭德怀在同干部谈话中也多次说： 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 将 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 1959年6月，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说：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红军时期就是师长的白志文这次被评定为少将军衔，有人建议他去争一下。白志文说： 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应该知足了。想想我们红红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现在应该知足吧。

红军时期就是黔东独立师政委的段苏权，解放战争时期是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的行列里，周围是他当年指挥下的团长；在他的前排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行列中，有几位是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下的师长；再前排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行列中，站着当年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位同事小声说： 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 段苏权淡淡一笑： 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谢振华在红军长征前撤离中央苏区时担任红十四团政委，长征胜利后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科长，许多重大案件他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时期，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1949年全军整编时，他担任第三十军首任军长。按资格、职务和战功，应该授予中将军衔。在得知自己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他没有任何怨言。还有担任全军首任野战军军长的邱蔚、朱绍清、胡炳云等，担任首任野战军军政委的廖海光、李中权、谢明等，都是资格老，职务高，战功大的同志，应该授中将军衔，而实际上只授了少将军衔。他们没有说什么，而是表现出战争年代见了荣誉就让的高风亮节。

当然，在评衔过程中，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发发牢骚，找找领导，甚至还有哭鼻子的。其实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少将是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大将以上属于国家领导人，中将以上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待遇的确相差很多。

有一位红军时期的干部，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军师师长，抗日战争战时任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任兵团副司令员。他认为自己评为中将军衔低了，就去找老上级反映情况。还有一位红军时期的干部，也是认为自己的中将军衔低，找邓小平反映情况，被邓小平批评了一顿。在少将中，有一位干部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曾任纵队司令员、军长，按规定可以评中将。他觉得给自己少将评低了，就骂了人。林彪知道后，气得把他叫去批了一通。其实，对这位干部军衔定得偏低，毛泽东也是清楚的，所以，对他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低职高配，他担任大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毛泽东在听了这些要军衔的事儿后，很不高兴地讽刺道：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1)

炮击金门决策纪实

1958年8月23日下午，福建沿海烈日炎炎，天高海蓝。盘踞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的国民党兵懒洋洋地躺在工事里、树荫下，躲避夏日的灼热阳光。突然，数万发炮弹呼啸着掠过海面，落在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阵地上，顷刻间大地震动，水柱冲天，国民党兵被炸得血肉横飞，金门全岛淹没在浓烟烈火之中。炮声震惊了台湾，震惊了美国，也震惊了全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解放台湾吗？蒋介石惊惶失措，美国人慌了手脚，就连与中国友好的苏联也一时摸不着头脑，全世界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台湾海峡上来。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炮击金门，做出这一决策的就是新中国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毛泽东为什么要做出炮击金门的决策，中国人民真的要开始解放台湾吗？金门这个小小的战场，为什么会影响国际军事、政治、外交斗争这个大舞台，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说起。

一、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一直是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台湾海峡就一直是国共双方斗争的重要战场。由于美国的侵入，这种斗争变得十分复杂和微妙。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相继进行了几次大的军事斗争，给国民党和美国以有力的打击，被西方舆论称为 台海危机 。同时，这种斗争，又使海峡两岸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可以说是这几次军事斗争的最高领导者。他以大战略家的深邃目光，精心指导这些斗争，从而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野心，粉碎了美国制造的 两个中国 的阴谋，牢牢地掌握了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主动权。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所运用的政治与军事战略和外交艺术，不能不令人叹服，也不能不影响着今天的人们。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也一直是历代政府、当权者不敢忽视的一个问题。作为中华民族最杰出代表的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精英们自然也不会放弃台湾。解放台湾，一直是毛泽东的一个夙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

当解放战争的时钟转到1948年与1949年之交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了这个地方。当新中国成立的钟声就要敲响的时候，毛泽东又适时地做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

1949年4月21日，当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之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展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扫企图盘踞中国南部的国民党残余势力。

然而，由于当时解放军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因而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诸岛一时还鞭长莫及，但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就不能不考虑解放台湾的问题。

1949年5月下旬，中央军委就渡江后的进军问题指示第三野战军首长： 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 根据这一指示，第三野战军在5月27日解放上海后，即着手进行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时指出：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 。随后，开始组建空军。从8月份，第三野战军开始扫清解放台湾外围屏障的作战，先后发起福州战役、漳州战役和金门战役。10月，金门战役失利，人民解放军3个团9000余人全军覆没。

这一惨痛的教训一直刻在毛泽东的心头，也一直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头。为了早日发起解放台湾的战役，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渡海兵团首先攻取海南岛，第三野战军第7、9兵团加紧攻占舟山群岛，第10兵团攻占金门，最终以第三野战军主力解放台湾。针对台湾防御力量的变化，军委决定攻台部队第一梯队的兵力由原来的4个军增至6

个军，总兵力达到16个军以上。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2)

1949年12月，新中国刚刚成立还不到3个月，毛泽东便匆匆踏上了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旅程。

在12月16日见到斯大林的当天，毛泽东就委婉地向斯大林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人民解放军由于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我们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

对于中共领导人提出的援助请求，斯大林没有一口回绝，而是含糊其辞地表示：这样的援助不是没有可能的，本来是应当考虑这样做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一个干涉的借口。如果是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而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然而，这一战略问题，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不得不中止。

对于朝鲜战争，毛泽东是希望在中国解放了全部领土，尤其是解放台湾之后再帮助朝鲜进行统一的，但是，由于当时的危急形势和金日成的迫切心情，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先解放台湾的打算。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缺乏海军和空军，因而依靠自身的力量解放台湾困难相当大。

1950年1月17日，金日成在为北朝鲜驻中国大使赴任举行的午餐会上，拿着酒杯走到苏联驻朝鲜顾问的跟前说：目前中国正在完成他的解放事业，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帮助我们完成统一朝鲜的问题了。他宣称：毛泽东已经保证过，当中国统一完成之后，朝鲜统一就是最迫切的任务。中共将支持他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也曾经亲口答应他，一旦南朝鲜发动

进攻，苏联可以进行反攻。可是，南朝鲜没有发动进攻，朝鲜的统一问题就这样拖延下来了。金日成明确要求再次会晤斯大林，以便说明局势。斯大林在得知金日成这一请求后，于1950年1月底开始倾向于接受金日成的援助要求了。但斯大林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半个字。

3月30日，金日成等人秘密访问了莫斯科。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第一次对金日成的统一计划表示了肯定的态度，并称：如果说他在一年以前认为金日成的这个计划行不通的话，那么今天这样的计划就是可行的了。他最后没有忘记提醒金日成，他的计划必须通报给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也同意的话，他不会有反对意见。

斯大林之所以始终向毛泽东封锁消息，直到最后才要求金日成征求毛泽东的同意，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中共中央早就提出了请苏联帮助解放台湾的要求，毛泽东又亲自向斯大林本人提出请求，斯大林很难摆平毛泽东与金日成的关系。与其从一开始就向毛泽东去解释这样做的必要性，与毛泽东争论孰轻孰重，倒不如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使毛泽东无话可说。

于是，5月13日，金日成出现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在当晚的会谈中，金日成首先通报了他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

毛泽东早就想到金日成会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但他还是对金日成通报的情况深感意外。因为，在斯大林已经明确表示同意中国进行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各项先期工作也已经按部就班地迅速展开的情况下，他怎么也想不到斯大林会突然间转而赞成首先统一朝鲜。

毛泽东很委婉地对金日成表示：你们的大使已经几次来同我们谈过这个问题，我都告诉他现在还不可以。金日成则解释说，苏联已经帮我们做了许多准备，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国同意，我们不要任何帮助。不得已，毛泽东告诉金日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需要请苏联大使立即向斯大林核实一下。毛泽东随后中止了会谈，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求立即给斯大林发电证实金日成的说法。

鉴于斯大林已经明确表态，毛泽东自然无法持反对态度。但他对苏联大使说，他已经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情况，他完全同意朝鲜同志的估计，即由于美国势力逐渐退出南朝鲜，朝鲜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过，他认为，恐怕有必要像中苏条约那样，在中国和朝鲜之间迅速签订一个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毛泽东显然对金日成的计划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些担心，因而想到中国需要为直接援助北朝鲜做好准备。这也正是大战略家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之处。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3)

5月15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他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那样中国将会更充分地援助北朝鲜。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

至于美国参战的可能性，金日成断言： 那几乎不可能 ，斯大林已经告诉过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不必加以考虑。但毛泽东还是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3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 三八线 ，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 三八线 ，我们一定打过去。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已经箭在弦上，金日成此时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相比之下，鉴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将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的沮丧也不言而喻。

因为，几乎就在金日成访苏之前不久，中国党和军队领导人还特别就武力统一台湾的一些具体作战设想与苏联军事当局进行深入的讨论。而由于这时空军和海军的装备正在陆续到达，进攻台湾的技术条件问题正在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而逐渐得到解决，中共中央已经重新开始有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台湾的决心，并初步考虑在1951年条件基本具备后，选择适当时机实施作战行动。毛泽东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朝鲜战争会排在了他解放台湾行动的前面。他最担心的显然是，一旦朝鲜战争爆发，无论胜负，美国政府都可能会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从而使自己解放台湾的计划面临巨大的困难。

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晚上，杜鲁门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长约翰逊第一个发言，他不谈朝鲜战争，却大谈台湾的战略地位如何。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雷德宣读了麦克阿瑟的 保台意见书 。艾奇逊当即建议出兵台湾。他说： 应当命令第七舰队进入福摩萨（指台湾），以防止战争扩大到该地区。我们应

当发表一项声明：第七舰队将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而福摩萨也不得进攻大陆。 杜鲁门当即同意了艾奇逊的建议，并指示，第七舰队未到达指定地区以前，暂不发表声明。

中国领导人焦虑地注视着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反应。两天之后，一个最让毛泽东担心的局面随之出现了。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侵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从这天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10余艘军舰占领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并在台湾海峡进行 侦察巡逻 和作战演习。8

月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联队一批飞机进占台北空军基地。同时，美国驻远东军总部还设立了名为 驻台考察团 的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其侵台的海、空军。对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主权的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极大愤慨。8月28日，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了驳斥杜鲁门的声明，指出： 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他代表中国政府宣布： 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 声明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正义的人们，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对东方的侵略。

然而，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美国却置之不理，继续加强对台湾国民党的军事援助。7月底，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到台湾，同蒋介石商讨 军援 的具体步骤。会议决定，组成联合部队，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美国除第七舰队外，增加第十三航空队控制台湾；美蒋成立 军事联络办事处 ，美军可自由使用台湾空军基地；台湾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和一切作战物资均由美国供给。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4)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的这些行动，显然无异于救了国民党的命。然而，台湾决不能从大陆分离出去，这是毛泽东无时不在想的问题。可是，眼下最为紧要的是帮助朝鲜一把。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和支援邻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考虑后，做出了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

也就在这时候，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由原来所谓的不介入变为介入。美国一面鼓吹 台湾地位未定论 ，一面做出长久武装国民党军队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决定。

9月10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宣布美国的新远东政策，正式放弃 弃台 政策，代之以武力保台的新方针。11月，美台签订了 秘密军事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1951年5月1日，美国驻台军事援助顾问团在台北设立。由于美国的侵入，海峡两岸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美国将其远东政策的着眼点放在对付亚洲共产主义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上，加紧在亚洲策划与制造一系列旨在遏制、孤立中国的 集体安全防御 条约，已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中国大陆构成一道半月形防线和包围圈，而台湾自然是这道防线上重要的战略据点。1954年夏季，围绕《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美台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虽然美台之间也有分歧，但是要把台湾固守起来，反对共产党，这一点却是共同的。

一个严峻的形势摆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台湾和尚未解放的东南沿海岛屿问题？毛泽东决定把 解放台湾 问题再次突出出来。

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即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 解放台湾 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显然，毛泽东是不能允许美国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也是不能允许蒋介石集团长期盘踞在台湾的。

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宣传上突出了台湾问题。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次日，又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强调：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消灭蒋介石残余集团，解放台湾。

紧接着，朱德在纪念八一建军节的讲话和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的报告中，都把 解放台湾 问题突出出来。8月11日，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重申，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干涉，号召 全国人民要为完成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的光荣任务而奋斗到底 。

毛泽东对解放台湾所面临的困难是十分清楚的，提出这一任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认为： 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有所作为，任美国肆意活动，搞 一中一台 、 两个中国 或台湾问题 国际化 的阴谋，随时间的推移，会给世界造成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既成印象，这是一生致力于祖国统一的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毛泽东看来，日内瓦会议采取了用维持现状的方式来解决印支和朝鲜问题，但他决不允许用同样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纯属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毛泽东甚至考虑到了为了维持国家主权，不惜再战的可能性。那么，采取什么方针与策略来应付这个复杂的局面呢？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自有他成竹在胸的思考。与政治上展开宣传攻势的同时，在军事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了炮击金门和解放一江山岛的决策。毛泽东决定采用炮击大小金门和马祖岛这一特定的军事手段，以表明中国政府对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政策的严正立场。

1954年9月3日下午1时5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对大小金门、马祖岛开始炮击。解放军驻闽部队猛烈炮击金门，连续打炮5000余发，揭开了炮击金门的序幕。这次炮战，摧毁国民党军炮兵阵地7个，击沉炮艇、拖轮各1艘，击伤猎潜舰3艘，击毁水上码头1个。此后至9月22日，解放军连续19天对金门的炮击不断。虽然每次炮击只持续一个多小时，但给了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5)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注意，也导致了美蒋之间关于美国协防范围的严重分歧。

这一炮打懵了蒋介石，也打懵了艾森豪威尔，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小小的金门一下子成为国际注目的焦点。此时，美蒋正在就《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进行磋商，在 共同防御 中是否包括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问题上发生了龃龉。美国的军界、政界普遍认为台湾、澎湖是必须保卫的，因为它是远东反共的重要基地和前哨，但他们对沿海的岛屿则始终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愿为蒋介石承担保卫的责任。

美国的企图是，以台湾海峡为界分裂中国，不愿承诺协防金、马等沿海岛屿。蒋介石则坚决不愿放弃金、马。因为持有这两个岛屿就意味着仍统治着中国大陆福建省的部分土地，是台湾 反攻大陆的决心和希望 的象征。退出金、马，便割断了台湾与大陆在地域上和政治上的最后一根纽带，从而动摇了国民党政权在国际社会中 代表 中国的法统地位。同时，蒋介石也想以外岛问题把美国拖入中国的内战之中。最后，通过的《共同防御条约》对美国是否负责保卫国民党所占的大陆沿海岛屿采用了含糊的语言。美国企图不承担协防的义务；蒋介石却源源不断地向金、马增兵。为了利用台湾这个战略基地，艾森豪威尔又不得不表示 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澎地位 的态度。

军界、政界、外交界众说纷纭，使美国迟迟未做出明确决断。

狡猾的国务卿杜勒斯则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我建议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我们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意在获得一项维持原状和实现福摩萨海峡停火的指令，不管苏联否决还是同意这一计划，美国总有所得。

杜勒斯的折中方案，是一个十分狡猾阴险的方案。假如苏联在安理会否决这一提案，美国国内、盟国及世界的舆论就会对美国有利；假如苏联同意，美国也就不必再面对这些 该死的小小岛屿 了，从而也使赤色中国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理亏的地位。杜勒斯是利用联合国来达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同中国的战争，更重要的是

这些是以 台湾国际地位未定 为前提，为以后分裂中国准备了条件，这是一箭双雕。艾森豪威尔立刻批准了杜勒斯这一方案，并指示杜勒斯尽快实施。这年10月，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立即飞赴英国、新西兰，与两国政府进行了紧急磋商，达成美、英两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由菲律宾和新西兰向安理会提出杜勒斯这项提案，并为这项提案取名为 新西兰提案 ，又称为 神谕提案 。当然这个精心炮制的 神谕提案 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之前，还必须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然而，蒋介石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自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10月9日，负责远东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带着这项提案访台。尽管罗伯逊在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会谈中使出了他的全部招数，做出了种种许诺，仍未打动蒋介

石的心。蒋介石毫不客气地否决了杜勒斯的提案，强烈反对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他认为这个提案只能对共产党人有利，外岛停火和中立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台湾中立化，再下来中共进入联合国，最后台湾就要共产党接管了。蒋介石气愤地说： 如果台湾赞同这个建议，那么对国民党人，对我们的士兵，对生活在本岛的百姓，对海外侨胞及大陆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 两个中国 问题表态。毛泽东与蒋介石对 神谕 方案所持的共同基本立场就是：反对 两个中国 。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6)

与炮击金门的同时，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开始猛烈轰炸大陈岛，海军也出动到浙东海面，击沉了国民党军的主力舰 太平 号。解放军很快夺取了大陈岛地区的制海、制空权。

同时，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一江山岛战役。这是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一个突破口。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人民解放军一面严格遵守 不主动惹事 的规定，不在海上主动攻击美机美舰，一面绝不示弱，终于在1955年1月胜利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国民党守军不战自退。浙东沿海岛屿全部得到解放。

一江山岛作战后，美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共产党目前正以武力解放台湾，因而发出了战争叫嚣。1955年1月27日，美国空军第18战斗机联队从菲律宾调往台湾。1月28日，美国第七舰队及航空母舰 中途岛号 驶入台湾海峡。据后来销密的历史档案记载，美

国甚至商讨了为干涉台湾而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许多亚非国家为此而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适时地采取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4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提出： 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紧张局势问题。

声明发表后，杜勒斯公开表示愿意同中国举行双边会谈。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同时，美台之间的分歧，也使和平解放台湾成为一种可能。于是，毛泽东、中共中央提出了解放台湾的两种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共中央对台湾海峡的斗争方针实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这次 台海危机 的爆发，完全是由于美国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引起的。为了捍卫祖国的主权和实现国家的统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炮击金门等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由于美国的介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采取了缓和的措施，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

二、炮击金门，意在击美，一箭三雕的绝妙高棋

1955年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促成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落实，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在同美国进行大使级会谈的同时，自1955年夏停止对国民党军的主动炮击，已修好的机场不进驻；人民解放军继续实行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383万减至240万；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当局表示和平解决的诚意。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未获得国民党当局和美国政府的响应。美国继续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推行 两个中国 的方针。杜勒斯在多个场合重申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和继续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与经济封锁。中美会谈3年来，除成一项人员回国协议外，未获任何其他结果，使这场 马拉松 式的会谈陷于中断。

美国对华政策从稍有松动到重新强硬，同1956年下半年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调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有关。美国国务聊杜勒斯同年6月28日在旧金山发表对华政策演说时称： 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的政策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我们认为，

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 （《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314页）美国错误地判断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民支持的、很快要崩溃的政府，这毫不掩饰地道出它打算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图谋。

正是美国的这种重新强硬的对华政策，导致台湾海峡的局势从1957年开始重新紧张起来。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鼓励下，台湾当局不仅毫无和平谈判的诚意，而且加紧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国民党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还在金门、马祖一线增加兵力，到1958年夏，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达到10万人，占其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美国国务聊杜勒斯在一次记者会上甚至叫嚣： 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将会去防守沿海岛屿；那就是，如果这些岛屿的防守看来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守有关。 （《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85页）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7)

面对美台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毛泽东认为，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革命人民绝不能示弱，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而导致毛泽东作出第二次炮击金门决策的直接导原因是1958年的中东事件。

1958年7月15日，美国为镇压黎巴嫩人民的爱国斗争，美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制造了中东事件。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径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但也使蒋介石集团受到鼓舞。他们幻想依靠美国侵略扩张政策的支持实现 反攻大陆 的梦想。7月17日，台湾当局令其军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同时加紧军事演习和空中侦察，摆出反攻大陆的

姿态。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同台湾当局的密谋策划。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8月8日称，美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台湾海峡的局势日趋紧张。

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果断地作出第二次炮击金门的决策。

7月1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领导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任务，对炮击金门作战作了明确指示。毛泽东指出，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他说，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

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他指示，要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当晚，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对炮击金门作出部署。

其实毛泽东早就注意到：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亚洲地区的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三个热点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已经有了结果，虽然在日内瓦会议上未能达成任何政治解决的办法，但是，那里的形势已基本稳定下来。日内瓦会议的成功至少在近期内大大地减少了印度

支那地区重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毛泽东认为不能只看到北面停了，南面也停了，好像天下就太平了，台湾问题目前仍是悬而未决。如果不在近期内有所作为，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舆论将会把台湾与大陆的分离看作既成事实，这必然要对日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带来不利的影响。至于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是无权加以干涉的，只有中国才有解放这个问题的权利。总之，决不能接受用解决印度支那、朝鲜问题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中东事件的发生正好给中国造成了一个最好时机：炮击金门，毛泽东说理由是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打击美国的侵略，实际上，毛泽东还有更深层次的动因，那就是通过炮火把金、马、台、澎与大陆联在一起，使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难以得逞，同时也是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一箭三雕，真是绝妙高棋。

7月27日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深刻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他在信中提出： 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毛泽东是在寻找炮击的最佳时机。他还说： 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

气，往往想得不周。 （同上） 政治挂帅 ，就这里而言，毛泽东是要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8)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中央军委批准，福州军区成立了以叶飞为首的前线指挥所；调任聂凤智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组成福州军区空军前线指挥部；海军组成了以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为首的舰队前方指挥所。至8月21日，参战的各部队克服福建地区连降暴雨，部分公路桥梁被冲垮的困难，按时隐蔽进入指定位置，作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看了广州军区13日关于在深圳方向进行演习的部署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写批语给彭德怀： 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州深圳方向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 还说： 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1958年8月18日）由此可见，毛泽东已定下了立即炮击金门的决心。

8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林彪、黄克诚、叶飞、萧劲光、陈锡联、王秉璋、王尚荣、陶勇开会，具体部署炮击金门作战。毛泽东决定，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不打马祖），把它封锁起来。他同时指出：经一段时间后，对方可能从金、马撤兵或困难很大还要挣扎，那时是否考虑登岛作战，视情而定，走一步，看一步。

根据这一思想，中央军委确定于23日开始，对大、小金门实施一次大规模的炮击，着重打击国民党军指挥机关、炮兵阵地、雷达阵地、料罗湾码头的国民党军舰；先打3天，走出第一步，然后视台湾当局态度和国际反应，再走第二步。

在决策炮击金门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否有夺占金门的意图？攻占金、马、澎、台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既定决策。运用威慑的手段迫使国民党撤军，也有1955年大陈岛的先例，何乐而不为。当然，毛泽东历来是灵活用兵，不拘一格，他决不会把一些意图固定化的。

8月23日，在毛泽东、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福州军区参谋长石一宸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畅行无阻的联系。指战员们在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的最后命令。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福建前线指挥部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炮击命令。顿时，前沿阵地万炮齐鸣，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蒋军盘踞的岛屿，遭到猛烈的轰击。3万发炮弹倾泻在这些岛屿的机场、弹药库、油库及前沿和炮兵阵地上。蒋军猝不及防，死伤数百之众。金门防区司令胡琏因躲在地下指挥部而幸免于难，副司令吉星文、章杰、赵家骧均伤重殒命。

8月24日，解放军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炮击。同时，解放军海、空军也投入了战斗，重创国民党军 中海号 大型运输船，击沉前一天因受伤而正在修理的 台生 号货轮。两次大规模的金门炮击，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首先，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两次炮击，给金门地区造成严重封锁，岛上每天的物资补给只相当于炮击前的5.5%，国民党军处于极狼狈的状态。其次，有力地支援了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炮击行动准备期间，发生了伊拉克共和国成立、美英出兵中东的事件，使中东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金门炮击，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竟在华盛顿三夜睡不着觉。因为从美方侦知的种种迹象看，都无法排除中共渡海作战的意向，炮击金门，很可能是进攻台湾的前奏。而蒋介石为了不从金、马后撤，一口咬定炮击金门是大陆向台湾进攻的组成部分，拼命渲染两者之间的联系。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一旦中共真的对台湾实施攻击，现有驻台美军是不足以协助蒋军守卫的。于是，他下令，将在地中海游弋的美第6舰队的一半力量，调往台湾海峡，与第7舰队会合。又从美国本土和菲律宾，抽调部分舰只，使在台舰只达50艘，其中包括6艘航空母舰，3艘重巡洋舰。接着，美军第46巡逻航空队，第1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几批飞机，也调到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在台湾南部登陆。美国一些本来用于和准备投入中东的军事力量，也被吸引到了远东。美国的注意力被转移到远东，远东局势趋向紧张，而中东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使中东各国十分感谢中国。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9)

再次，也收到了把金、马、台、澎连在一起，揭露和打击了美国蓄谋制造 两个中国 的预期效果。

炮击金门之后，台湾当局立刻向美国提出 协防 要求。美国继续采取 捉迷藏 的政策，既不想对中国共产党示弱，又害怕真的与中国大陆甚至中苏作战，所以，一方面向台湾海峡调动第七舰队主力和地中海地第六舰队一部集结于台湾海峡，并派军舰对国民党金、马补给线护航，另一方面又对是否 协防 金、马拒绝明确表态。

同时，炮击金门，也使美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据有资料介绍，金门守军伤亡惨重的消息报到蒋介石那里后，他先是长时间紧蹙眉头，过一会竟骤然舒展，并情不自禁地连声说： 好，好，好！ 他身边的一些人见此，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他们委座此时的心情，然而，作为其老对手的毛泽东，却早已料到了蒋介石想的是什么。

在金门炮击开始后的一天，毛泽东在闲聊时曾说： 向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解放金门，而是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他就有了借口，可以抵抗美国的压力。 毛泽东的话外之意，是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大义出发，帮老蒋一把。

因为，面对杜勒斯的步步紧逼，蒋介石虽硬着头皮顶着不从金、马撤军，却一直找不到有力的理由回绝杜氏，压力日重，成了他一块心病。中共的炮击行动，给他送上了一个顺理章的借口。

毛泽东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美蒋之间的争斗，他认真地分析着来自各方面的材料，并要求各部门在事关台湾海峡的问题上持慎重态度。他亲自审阅事关台湾海峡的行动与宣传文件，指出：这是一个复杂的国际斗争，对各方面的影响很大。因此，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包括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后来陆续发表的一系列对金、马，对台湾的文告，有些虽以别的名义出现，但都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或审阅修改的。

随着美蒋日益激烈的纷争，毛泽东形成了炮击持续下去，并使金、马留在国民党军手中，以支持蒋介石抵制美国制造 两个中国 预谋的战略。他在一次闲谈中幽默地说： 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援蒋抗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杜勒斯到台湾，如果我们不炮击金门，那实际上是联美压蒋。我们炮击金门，打乱了美国的阴谋，打乱了他的计划。 然而，在参与指挥的人员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深刻理解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意图。

在每日阅看有关金、马、台湾情况的材料时，毛泽东及时发现新华社的有关报道，没有跟上中央的意图，没有充分地注意到美蒋的分歧，在报道中没有突出美蒋的矛盾。他将这些材料上的问题一一标出来，并指出其处理不当之处。

9月3日，毛泽东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经他审阅修改后下发。这个指示指出： 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 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 指示对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沿海斗争的方针作了四点规定：一、继续炮击封锁金门，但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二、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三、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机不轰炸大陆，我也不轰炸金、马；蒋军轰炸大陆，我轰炸金、马，但不轰炸台湾。四、我军不准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指示还指出：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10)

这个指示使炮击金门的斗争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原则。鉴于美国军舰直接参与对国民党军队金、马补给护航的情况，毛泽东意识到可以用领海权问题同美国做一篇大文章。

加强沿海斗争，势必涉及划定领海问题。当时，中国对于自己的领海范围还没有明确的规定。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只承认别国的领海宽度为3海里。早在发起金门炮击之前，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处召集会议，专门研究中国的领海、领空问题。会议经过多方听取专家的意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最后确定中国的领海线为12海里。

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 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声明重申： 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

中国政府的声明发表后，美国政府沉不住气了。在太平洋彼岸，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他的高级幕僚们商量着对眼前的复杂时局的对策。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8月23日对金门国民党守军大规模连续炮击以来，远东的形势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

艾林豪威尔问坐在他对面的国务卿杜勒斯： 约翰，条约国（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7个成员国）的态度如何？

杜勒斯回答说： 总统先生，我根据你的指示会见了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7个条约组织成员国的使节，向他们通报了最近福摩萨地区的形势和我国政府对这一严峻形势的看法。7国使节在转达本国政府的看法时，一致表示抗议中共的这种战争挑衅行为，但他们不希望美国军事介入这一地区。

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呢？ 总统又问道。

他们认为，在目前中共在沿海一线集结了强大的陆、海、空三军的情况下，应将西太平洋的部分舰只和战术空军的部分作战飞机调往福摩萨地区，必要时派海军陆战队在福摩萨登陆。

中共目前的停火是长期的还是暂时性的？

我认为中共目前的停火是要观望一下我国政府的反应，现在我们应对中共这种不宣而战的挑衅作出强硬的姿态，同时以强大的军事威慑，必要时使用核武器迫使他们有所收敛。这样既可以遏制中共的进攻势头，又可以安抚和控制蒋介石。

艾森豪威尔坚定地做了一个手势说： 约翰，你说得对，立刻以我的授权名义发表一篇声明，要让中共明白美国政府对福摩萨发生的这一切不会熟视无睹，同时让我们的大使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支持性援助。

9月4日，杜勒斯在艾森豪威尔授权下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声明，对中国发出了战争讹诈的叫嚣。这个声明一方面重申， 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 同时，声明也暗示美国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195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对于美国政府的战争讹诈，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着重分析了炮击金门以来的国际形势，他说： 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 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得多一点。 他又说： 美国现在在我们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他就舒服了。他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毛泽东又说： 我们并不要登那个什么金门、马祖。你登它干什么？它的工事坚固。就是吓它一下。但是，金门、马祖并不一定是不打，一有机会，我们就机钻上去，相机而行。

第三部小战场连着国际斗争大舞台(11)

9月6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声明重申了台、澎、金、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军事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同时倡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恢复被美方单方面停止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毛泽东的讲话和周恩来的声明，显示出中国政府的此次军事行动，不同于1950年和1955年。那两次主要是打击台湾当局，而此次 炮打金门 ，主要是针对美国，至于惩罚将军倒还是次要的考虑。同时，周恩来的声明是要求美军从台、澎、金、马撤出；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是以金、马作为一个绞套，不怕美国钻进来。这可以说体现了中国政府对金马战局的两种准备：台、澎、金、马为一整体，美军要撤就全撤，中国欢送；要 协防 就全协防，中国也不怕。

周恩来发表声明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相继谴责美国对中国的挑衅，世界各国舆论也警告美国必须悬崖勒马，美国公众也纷纷对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国际上如此强烈的反响，使毛泽东倍受鼓舞。毛泽东联系到近期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由此生发出一系列关于国际问题的观点。9月5日和8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些观点。

首先，毛泽东提出了 谁怕谁多一点 的问题。他说： 据我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 因为真理抓在大多数人民手里，而不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虚，我们的心比较实。既然西方怕东方更多一点，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其次，毛泽东提出了形势的缓和与紧张的辩证关系问题。他认为，我们要求缓和紧张局势。因为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但是，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外，还有有利的一面。因为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还说，战争调动人们的精神状态使他紧张起来，这是列宁的观点。

再次，毛泽东对 禁运 和帝国主义对我们 不承认 的问题发表了独特的看法。他认为，禁运比不禁运好；不承认比承认好。他分析说，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正是何应钦，逼得根据地搞大生产运动。现在的何应钦就是杜勒斯。 现在他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要有利一些。不承认我们， 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他们总要承认 。毛泽东关于 禁运 、 不承认 更有利的观点，从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意义上说，无疑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还提出，仗虽然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垄断资产阶级总是冒里冒失，所以，要准备反侵略战争。第一是反对打，第二是不怕打。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他号召：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要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至此，从人民解放军暂停炮击金门的9月3日起，金门地区的炮声虽然一时沉寂，可是斗争却从金门扩大到了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政治谋略斗争取代了军事行动，成为这一斗争的主戏。

第一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9)

彭德怀同意地说： 主席分析得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 接着，毛泽东又与彭德怀谈起了由谁挂帅的问题，并征求彭德怀的意见。毛泽东紧锁双眉，若有所思地说： 前些天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派林彪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是东北第４野战军的司令员，现在集结在南满的４个军都是原东北地区的部队，一旦打起仗来，首先也要靠东北地区支援。

我国长白山地区的地形特点，民情风俗和朝鲜北部的情形大体相似，从各方面考虑，派他去率军援朝，是很合适的。可是，我前些天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精神有些紧张，强调身体不好。每晚失眠，怕光、怕风、怕声音，硬是不接受任务。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 现在很明显，这场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我国的大门口，情况危急哟！我们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出兵。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挑，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艰苦复杂的战争，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还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虑有什么困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两眼注视着彭德怀。此时，屋里呈现短暂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毛泽东，两道浓眉一扬，刚毅果断地说： 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还是你老彭在中央为难之时，坚决支持和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我可就放心了。现在美国已大批向北冒进，我们不能再等待，要尽快出兵，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说说你对出兵援朝的意见，摆摆你的观点。 深为感动的毛泽东略带感叹地说。

１０月５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

在发言中，仍有两种观点，即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彭德怀对出兵援朝问题早经过反复考虑，遂胸有成竹地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略，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在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显然心中早已有数，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 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把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 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１０月５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因考虑须马上和彭德怀、高岗一起研究入朝的作战方案，遂留下彭、高以及周恩来共进晚餐。

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 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你和高岗８日先到沈阳去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督促部队立即作好入朝准备。同时我把党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通知金日成。关于部队入朝的时间，给你１０天作准备，初步预定为１０月１５日。关于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问题，周恩来同志即刻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尽快解决。 彭德怀虽然感到时间太紧张，但仍表示： 主席，你放心，那我就１天按１０天甚至２０天的工作量来干。

１０月６日上午，彭德怀又参加了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方法和抽调干部组建彭德怀指挥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还决定，议定的各项工作均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筹办。

第四部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1)

我国研制 两弹一星 决策纪实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不平凡的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毅然作出了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决策。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中国科技工作者和中国军人，以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的 两弹一星 精神，在国防尖端技术领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196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在西北戈壁腾空而起；1964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3年后氢弹试验又传捷报；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 两弹一星 使我国国防实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 两弹一星 的历史功绩，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我们将永远怀念成就 两弹一星 伟业的辉煌岁月，愿 两弹一星 精神永放光辉！

一、 要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 ，毛泽东作出了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之时，世界已进入一个以核能的广泛开发利用为核心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 原子能时代。

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对原子能的认识，是从二战结束之际的广岛开始的。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8月9日，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使两座城市化为废墟，成千上万的生灵瞬间丧命。遮天盖地的蘑菇状烟云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但同时也使原子弹成为帝国主义对爱好和平人民进行讹诈的 王牌 ，世界从此拉开了核军备竞赛的序幕。

1945年7月24日，在波茨坦会议休息时，美国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对斯大林说： 我们有一种新型的炸弹，破坏力不同一般。 斯大林听到后似乎漫不经心，而且好像还有点高兴。其实，美国人哪里知道，就在那个晚上，这个苏联的统帅已经给莫斯科发了电报，下令加快原子弹研制的速度。时隔4年之后的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紧随其后，英国于1952年10月3日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美国于1952年10月31日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苏联于1953年8月12日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此时，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新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然而，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他们一方面在经济技术上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企图从经济基础上挤垮中国；另一方面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横行霸道，企图在军事上吓倒中国。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

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同年6月27日，美国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美国有的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中国人民从来都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中国人民也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在国际上，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也坚决反对美国核讹诈政策，希望中国能够拥有核武器，以打破美国的核反垄断。1951年10月，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法国杰出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人，得知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准备离法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时，特地约见杨承宗，并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人民开展核科学研究的一种支持。

第四部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2)

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核威胁，世界人民反对核战争的殷切期望，都促使中国一定要发展核武器。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特别是对核能研究和利用的迅速发展，更增加了中国必须迎头赶上的紧迫感。新中国的领导人、军队的高级将领和科学家把目光瞄准了核武器。研究核武器必须掌握核科学技术。然而，在这个时代来临之际，除少数科学家以外，一般中国人基本上对原子能一无所知，只是对原子弹的威力有所耳闻。但是，毛泽东1946年8月在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提问时所表明的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 的态度，以及对原子弹、核战争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的基本思想，已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维护世界和平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早在1949年春天，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就向中央提出：趁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机，在国外购买必要的核科学仪器和图书资料，以便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想法，并为此专门拨出了一笔外汇。并告知钱三强，党中央、毛主席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科学家们利用这次采购来的仪器、资料和自己制造的一批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打下了基础。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次年5月，组建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担任副所长并于第二年接任所长。1953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从此，新中国的核科学家们有了自己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的机构。

1953年春，周恩来批准以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科研合作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恰逢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中，周恩来听取了中科院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和同来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与苏方交涉，使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保密性很强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门院系。参观中，钱三强向苏方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苏方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极为重视，遂通过外交途径与苏方磋商了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

就在我国领导人和科学家筹划研究建设我国核工业研制核武器之际，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有没有铀资源，是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一个重要前提。

铀元素最先为德国矿物化学分析家克拉普罗特于1789年发现。恰好当时发现了天王星，因此，就以天王星命名，中国即以天王星英文名的第一个字母 u 的音译作 铀 。我国发现铀矿物比较晚。20世纪30年代地质工作者张定钊曾用分光分析法鉴定赣南钨、锡、铋、钼等矿中含有铀元素。后来地质工作者张更生在广西富贺钟地区的冲积砂内，采得

独居石、钍石等矿物，但未被国民党当局所重视，因而也就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勘察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质事业。1954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的苗头。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等，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勘探情况，并一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于是，刘杰等选配了铀矿石标本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看了显得很兴奋，一边用探测器测量着矿石，一边对汇报的人说： 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 又说： 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第四部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3)

1954年冬，根据中央的决定，为开发我国铀矿地质事业做筹备工作，成立了一个临时工作机构，即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隶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普委二办成立后，即组织力量，对过去发现的两个铀矿产地进行了复查。结果在广西富贺钟地区花岗岩体中初步找到了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之后又在我国西北、中南、华东等地发现放射性异常点200多处，有远景的11处，为进一步勘探和提交铀工业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铀资源的发现和初探，在客观上也为建立核工业提供了前提条件。恰在此时，苏联又表示愿意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给中国提供技术援助。这些情况表明，创建与发展我国核工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中共中央就把这项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约请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中南海西花厅，就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和铀矿地质资源，以及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问题进行谈话，薄一波、刘杰等参加。

周恩来说： 朝鲜战争以来，美国一直在对中国搞赤裸裸的核讹诈。美军入侵朝鲜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叫嚣要把原子弹投到中国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地点，并且说要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钴地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就可能使用原子弹的数量、目标地区，以及使用时间和运输方式提出了建议。在朝鲜战争僵持阶段，他们又提议直接向中国采取空军和海军行动，包括使用原子武器。最近，美国又和台湾蒋介石相勾结，搞什么共同防御条约，同时扬言，如果必须保卫金门沿海岛屿的话，他们有权力使用核武器。

周总理说到这停顿了一会。在场的人感到空气的沉重，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就像一片乌云，笼罩在大家的心头。

过了一会，周恩来把目光投向钱三强： 三强，你清楚约里奥·居里先生带来的话， 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掌握原子弹。 这是朋友的忠告。毛主席、党中央很重视他的话。但是，前些年，对这件事一时还顾不上，有些条件也不具备。比如铀的资源情况，总不能靠买外国的原料吧，再说，这样敏感的东西，谁会卖给我们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去年秋天，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现在到了考虑发展原子能的时候了，这件事迟早要做。今天，先小范围做点研究，听听有关情况，便于中央讨论决策。下面请三强先讲。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钱三强先介绍了几个国家的原子能发展状况，接着又通俗地讲了原子弹的原理和关键技术设备，以及争取苏联援助的建议，并汇报了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几年来已经做的工作。

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一边做记录，一边不时地提问，插话，特别对开展这项工作的必要条件，科技力量、设备，所需经费等情况作了详细询问。

钱三强介绍完情况后，周恩来又请地质学家李四光介绍铀矿资源情况。会议结束前，周总理说： 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情况汇报，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你们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做一下现场演示。

第二天，即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刘杰等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微笑着对钱三强和李四光说： 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周恩来对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 原子能技术很深奥，先请他们做点现场演示，有点感性印象，再听情况汇报。

于是，钱三强把带来的像沥青一样发着暗光的铀矿石和仪器摆在会议桌上，他指着铀矿石说： 这是一块天然的石头，里边含有放射性很强的物质，这是发展原子能必不可少的。但是，这里边需要的东西含量极少，而且提纯它，要有很复杂的技术和设备，要经过熔解、蒸发、分离等复杂程序。当年，居里夫人花了近四年时间，从几十吨这样的铀矿废渣中，才提炼出十分之一克的纯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镭这种物质，就正式存在了。居里夫人因此又获得了一次诺贝尔奖。

第四部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4)

对铀矿石作了简要说明之后，钱三强开始进行现场演示。他用一个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慢慢靠近桌上的黑石头，扬声器里开始发出 咯啦，咯啦 的响声，表示收到了由黑石头放射出的射线；当把计数器移远了以后，响声就停止了。

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还是头一次接触到原子核反应原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纷纷走上前去亲自作了试验，会场笑声不断。

这时，钱三强在自己口袋里藏了一小点放射源，慢慢地朝着盖革计数器走过去，突然间，又响起了 咯啦，咯啦 的声音。大家觉得奇妙！钱三强从口袋里掏出放射源说： 就是这玩艺儿。这点放射源，是我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夫人送的。 会场又是一片笑声。

接着，钱三强又简要地介绍了世界原子能发展状况和我国的发展现状。他说： 中国的原子能科研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白手起家开始的，几年的努力，只能说是打下了一点基础，最可贵的是集中了一批人，水平并不弱于别的国家，还有些人正在争取回来。他们对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有极大的积极性，充满信心。 在谈到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时，钱三强认为要抓紧建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且详细解释了它们的关键作用。他说： 没有这个东西，有了铀矿资源也无济于事。

会议开了很长时间，毛泽东几次询问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帮助钱三强、李四光等人补充说明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很高兴，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后开始作总结发言： 关于原子弹，我过去讲过一些话，在延安的时候就讲过，全世界都知道我的观点：

原子弹是纸老虎。外国记者把它翻译成 拍拍一太根儿 (PaparTiger)。我第一次讲这话是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采访我，马海德大夫和陆定一陪同。 那时候，美国大搞原子弹试验，搞心理战，报纸上把原子弹吹嘘得神乎其神。与此同时，蒋介石依着美国撑腰，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口出

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气焰嚣张得很嘞！ 就在这个情况底下，斯特朗问我： 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 我说：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

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我的话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是从战略上考虑的，是针对把原子弹吹得神乎其神，用它来吓唬善良的人们而说的。

从主观愿望说，我们不愿意有原子弹。我们反对使用原子弹。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反对原子弹的另一个方面。正如一位外国朋友提示我们的：要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掌握了它，就能打掉嚣张气焰。

毛泽东停下来吸了口烟接着说： 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

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

说到这，毛泽东又停了下来，吸了一口烟，稍作思考，语气坚定地说： 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大家屏息听着，认真地做着记录。

你们看怎么样？ 毛泽东看看在座的对铀矿石作了简要说明之后，钱三强开始进行现场演示。他用一个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慢慢靠近桌上的黑石头，扬声器里开始发出 咯啦，咯啦 的响声，表示收到了由黑石头放射出的射线；当把计数器移远了以后，响声就停止了。

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还是头一次接触到原子核反应原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纷纷走上前去亲自作了试验，会场笑声不断。

这时，钱三强在自己口袋里藏了一小点放射源，慢慢地朝着盖革计数器走过去，突然间，又响起了 咯啦，咯啦 的声音。大家觉得奇妙！钱三强从口袋里掏出放射源说： 就是这玩艺儿。这点放射源，是我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夫人送的。 会场又是一片笑声。

接着，钱三强又简要地介绍了世界原子能发展状况和我国的发展现状。他说： 中国的原子能科研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白手起家开始的，几年的努力，只能说是打下了一点基础，最可贵的是集中了一批人，水平并不弱于别的国家，还有些人正在争取回来。他们对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有极大的积极性，充满信心。 在谈到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时，钱三强认为要抓紧建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且详细解释了它们的关键作用。他说： 没有这个东西，有了铀矿资源也无济于事。

会议开了很长时间，毛泽东几次询问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帮助钱三强、李四光等人补充说明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很高兴，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后开始作总结发言： ?于原子弹，我过去讲过一些话，在延安的时候就讲过，全世界都知道我的观点：

原子弹是纸老虎。外国记者把它翻译成 拍拍一太根儿 (PaparTiger)。我第一次讲这话是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采访我，马海德大夫和陆定一陪同。 那时候，美国大搞原子弹试验，搞心理战，报纸上把原子弹吹嘘得神乎其神。与此同时，蒋介石依着美国撑腰，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口出

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气焰嚣张得很嘞！ 就在这个情况底下，斯特朗问我： 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 我说：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

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我的话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是从战略上考虑的，是针对把原子弹吹得神乎其神，用它来吓唬善良的人们而说的。

从主观愿望说，我们不愿意有原子弹。我们反对使用原子弹。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反对原子弹的另一个方面。正如一位外国朋友提示我们的：要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掌握了它，就能打掉嚣张气焰。

毛泽东停下来吸了口烟接着说： 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

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

说到这，毛泽东又停了下来，吸了一口烟，稍作思考，语气坚定地说： 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大家屏息听着，认真地做着记录。

你们看怎么样？ 毛泽东看看在座的各位，接着说： 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

第四部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5)

大家热烈鼓掌，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对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决心。

会场安静下来后，毛泽东突然话题一转，以哲学家的见解同钱三强讨论起关于原子的内部结构问题。他首先问：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 钱三强回答毛泽东。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毛泽东提的问题并不离奇，但要回答准确却使钱三强为难。因为当时对于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人类还没有发现。他想了想，只好如实说： 原子论起源于古希腊时期。 原子 (a-tomos)这个词，古希腊文的意思是 不可再分的东西 。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 基本粒子 ，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是不可分的吗？ 毛泽东以表示怀疑的口气提出问题。

这个问题正在研究，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证明。 钱三强以实验物理学家的观点作了解释。

毛泽东抽着烟，用心思考，进一步用探讨的口气说： 我看不见得吧。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

钱三强静静地听着，大家也都静静地听着。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毛泽东微笑着结束了讲话。

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

毛泽东的预言很快就变为现实。就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用同步稳相加速器把高能质子加速到62亿电子伏，然后轰击铜靶，首先发现了反质子。在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就是反中子。哲学家和科学家殊途同归。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大家共进晚餐。

餐厅摆了三张餐桌，每桌六样普通的菜，多数是带辣味的。

钱三强、李四光被安排同毛泽东同桌。

席间，彭真向毛泽东介绍说： 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曾是北大教授。主席那时也在北大，见过面没有？

知道，但是没见过面。 毛泽东对钱三强说： 最近，我读过你父亲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

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在读高中，曾经听他讲过，花了不少功夫写成的。 钱三强说。

毛泽东说： 钱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著作，他说许多古书都是经过后人篡改过的。章太炎对这本书持反对意见。钱先生为这本书作了长序，这篇文章代表他对经学今文、古文问题的成熟见解。他在文中提出：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 师说 、 家法 钱先生反驳了他的教师章太炎。有这种勇气，是很不容易的。

毛泽东环顾各桌后，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 来，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这次会议，党中央、毛泽东正式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正如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所指出的，中国进入了 开始要钻研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 。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发出了 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 的号召。接着，毛泽东又在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后来，毛泽东还多次强调： 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下决心搞一点吧！ (引自《毛泽东人生纪实》，中央

第四部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6)

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4页)

发展原子能，必须有一位总指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担当此任，并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

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在国务院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并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如何解决建设速度、投资、技术干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同年11月， 原子能工业部 （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任副部长，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还成立了分别以李四光和吴有训为主任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要 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 的指示，到1958年夏，原子能研究所需的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经国务院批准，原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9月，该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

机构组成以后，又加紧了规划工作。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 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 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他提出了我国科学界的任务， 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可以达到。

会上，周恩来还宣布： 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

原子能利用，就是周恩来所指的最急需、最重点的一个项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周恩来亲自领导，与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5月，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他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最后，周恩来亲自选定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五十七门重点学科。原子能，被摆在最为突出的地位。为了确保这一重点项目，中共中央于1956年4月23日专门发出通知，决定 当前最急迫的是必须由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以及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立即开始学习和工作。

领袖们的英明决策和宏大气魄，鼓舞了干部群众的斗志，也激励了尖端科技工作者加速研制原子弹的信心和决心。一个科学家与群众相结合的轰轰烈烈的 全民办铀矿石 、 大家办原子能科学 高潮在全国兴起，原子能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普及。二、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毛泽东从容对赫鲁晓夫道： 需要是需要，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发展核工业的最初阶段，苏联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的。从1955年到1960年，许多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和专家，不辞辛苦，来到中国，积极热情地帮助工作，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1955年初，苏联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给中国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对苏联许诺帮助，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195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声明。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中国政府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1月31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作了《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问题的报告》。从1955年到1958年，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中苏两国政府前后共签订了6个协定，援助的范围和内容逐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