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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开篇

- 第2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1)

- 第3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2)

- 第4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3)

- 第5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4)

- 第6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5)

- 第7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6)

- 第8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7)

- 第9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8)

- 第10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9)

- 第11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10)

- 第12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11)

- 第13节：梅孟分手（一）(1)

- 第14节：梅孟分手（一）(2)

- 第15节：梅孟分手（一）(3)

- 第16节：梅孟分手（一）(4)

- 第17节：梅孟分手（一）(5)

- 第18节：梅孟分手（二）(1)

- 第19节：梅孟分手（二）(2)

- 第20节：梅孟分手（二）(3)

- 第21节：梅孟分手（二）(4)

- 第22节：梅孟分手（二）(5)

- 第23节：梅孟分手（二）(6)

- 第24节：梅孟分手（二）(7)

- 第25节：梅孟分手（三）(1)

- 第26节：梅孟分手（三）(2)

- 第27节：梅孟分手（三）(3)

- 第28节：梅孟分手（三）(4)

- 第29节：梅孟分手（三）(5)

- 第30节：梅孟分手（三）(6)

- 第31节：梅孟分手（三）(7)

- 第32节：梅孟分手（三）(8)

- 第33节：梅孟分手（三）(9)

- 第34节：梅孟分手（三）(10)

- 第35节：梅孟分手（三）(11)

- 第36节：梅孟分手（三）(12)

- 第37节：梅孟分手（三）(13)

- 第38节：梅孟分手（三）(14)

- 第39节：梅孟分手（三）(15)

- 第40节：梅孟分手（三）(16)

- 第41节：梅孟分手（三）(17)

- 第42节：梅孟分手（三）(18)

- 第43节：梅孟分手（三）(19)

- 第44节：梅孟分手（三）(20)

- 第45节：梅孟分手（三）(21)

- 第46节：梅孟分手（三）(22)

- 第47节：梅孟分手（三）(23)

- 第48节：梅孟分手（三）(24)

- 第49节：梅孟分手（三）(25)

- 第50节：梅孟分手（三）(26)

- 第51节：梅孟分手（三）(27)

- 第52节：梅孟分手（三）(28)

- 第53节：梅孟分手（三）(29)

- 第54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

- 第55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2)

- 第56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3)

- 第57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4)

- 第58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5)

- 第59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6)

- 第60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7)

- 第61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8)

- 第62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9)

- 第63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0)

- 第64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1)

- 第65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2)

- 第66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3)

- 第67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4)

- 第68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5)

- 第69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6)

- 第70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7)

- 第71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8)

第1节：开篇

开篇

"只是一切都过去了。"

据说，这是孟小冬晚年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她不说"一切都过去了"，而是说"只是一切都过去了"。如果她说"一切都过去了"，那么人们就可以感受得到她对过去了的人和事的确已经从容而淡然。但是，她却在"一切都过去了"之前加上了"只是"两个字。这也许是她无心的非刻意而为，却恰恰从中透出她心底隐秘之处仍然错综杂乱。

"只是"，包含了太多无法言明的东西，可以理解为"不论……，只是……"，也可以理解为"哪怕……，只是……"；更可以理解为"尽管……，只是……"。这"不论"、"哪怕"、"尽管"后面的一切，客观上，是过去了；主观上，却沉淀在了她的内心深处。它们组成了她的人生，于是，她这一辈子，就是不想耿耿于怀似乎也不行了。

长久以来，孟小冬这个名字，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已不单单是一代红伶，一介名优，而是一个在旧时代受封建遗毒侵害、历经坎坷的悲惨女人。很多人为她两次为人妾、一生无后而掬同情之泪。于是，无论何时提及孟小冬，总绕不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梅兰芳。有人说，梅兰芳开始了孟小冬的悲剧人生；也有人说，孟小冬使梅兰芳的清白人生留下了一块阴影。这些说法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不免失之偏颇。

梅兰芳选择了孟小冬，孟小冬也选择了梅兰芳。这是他们的选择。如果说孟小冬选择梅兰芳，结局是悲剧的话，那么，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当归于她是女人，是一个生活在旧时代的女人，是一个生活在旧时代却偏偏以唱戏为生的女人。这一切，使她的命运不可逆转。有一句话似乎已经成为经典：性格决定命运。换句话说，选择，也决定了命运。

第2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1)

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

孟小冬身世成谜

梅兰芳出生于梨园旦行世家，三世唱旦

孟小冬成长于梨园生行世家，三代唱生

"老佛爷"赐梅兰芳祖父"胖巧玲"

孟小冬的祖父人称"老孟七"

无论孟小冬真正的身世如何，她成长于梨园世家，那是肯定的。这样说来，生活在梨园世家，这是梅兰芳和孟小冬唯一的共同之处。

既然如此，他们最终踏上戏路，并非仅限秉承子续父业、光宗耀祖的中国传统家族观念，而是无从选择，也不能选择。自宋代起而遗留下来的"唱戏的子女只能从事唱戏"的户籍陋习到了清末虽已不再具有强制性，但它的余毒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对于梅兰芳和孟小冬来说，命运早就为他们铺就了一条艰辛却光辉的艺术之路。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细细辩清世界的真相时，就已经无奈地站在了艺术的起跑线上并跨进了京剧之门。

到梅兰芳和孟小冬这一辈，梅家和孟家都是三代梨园。

梅兰芳的祖父叫梅巧玲。他有个雅号，叫"胖巧玲"。说来很有意思，这个雅号的来历，跟"老佛爷"慈禧太后有关。由于梅巧玲生得脸圆体胖，和他为人的一团和气相称，爱看他戏的慈禧太后就赐了他这个雅号。这位爱好看戏的老佛爷还有点美学眼光，她说巧玲身材的肥胖恰能显示雍容华贵。

在祖父梅巧玲之前，梅家世代以雕刻为生。道光十年至咸丰十年间苏北里下河一带的水患不断，导致无数人家沦为赤贫，梅巧玲的父亲梅天材穷病而死，巧玲和两个弟弟随母亲颜氏逃难江南，可富庶的江南并没有改变一家人的命运。颜氏不能眼见儿子们饿死，只得忍痛先将八岁的长子巧玲卖给苏州的一个江姓鳏夫作义子。之后巧玲的两个弟弟下落不明，颜氏只身回到故乡，不久也饿死了。

梅巧玲被卖到江家，逃却了饿死的噩运。义父江某一度也将他视为己出，但好景不长。江某在娶妻生子之后，对巧玲的态度就变了。有一天，江妻在屋里的炉子上用砂罐烧红烧肉，吩咐巧玲照看着。巧玲不小心将砂罐碰翻了，当时没人看见，巧玲自然不敢声张。等到大家追究起来，发现巧玲的鞋底下沾有肉汁，这下惹了大祸。江某夫妇怒发冲冠，借口巧玲做了坏事还抵赖，竟三天三夜不给巧玲饭吃以示惩戒，把巧玲饿得天昏地暗。还是家里的一个厨子起了善心，偷偷用荷叶包了点饭给他吃，这才算没有饿出个好歹来。

在巧玲十一岁那年，江氏夫妇又将他卖了出去。

梅巧玲这回被卖到一个叫"福盛班"的戏班子作徒弟，这是梅家与京剧结缘的开始。

那时，京剧已经形成并正急速成长。梅巧玲苦学皮黄，历经磨难。福盛班班主杨三喜善长昆曲，却以虐待徒弟闻名。他对徒弟非打即骂，还特别喜欢用硬木板打徒弟手心，据说巧玲的手纹都给打平了。

有一年除夕之夜，杨三喜莫名地就不给巧玲饭吃，让巧玲抱着他的孙子杨元在地上拣饭粒吃。许多年以后，梅巧玲做了四喜班班主，也收了徒弟，杨元被请来给学徒教戏。也许是自小耳濡目染，杨元对学徒也很苛求，动不动就要挥舞木板条。梅巧玲对杨元说："这儿不是福盛班，我不能看着你糟蹋别人家的孩子，干脆给我请吧。"杨元后来死在一个庙里，没有人去理会，还是梅巧玲心软，派家人将杨元的尸首收殓了。

梅巧玲离开杨三喜后，跟了一个叫夏白眼的师父，这又是一个喜欢虐待徒弟的师父。梅巧玲在他手上也吃了不少苦头。直到跟了第三个师傅罗巧福，他才算是彻底脱离了苦海。罗巧福人很厚道，他原是杨三喜的徒弟，满师后独立门户开课授徒，他见巧玲在夏白眼那里受尽折磨，很不忍心，便花了一笔钱将巧玲赎了出来，收在自己门下。罗巧福教戏很认真，从此巧玲安心向罗巧福学皮黄，进步很快。

至于梅巧玲究竟是什么时候进京的，目前已无法考证。可以确知的是，梅巧玲满师后也自立门户。他此时还不知母亲早死，两个弟弟也已不知去向，派人到家乡去，打算接家人出来同住。梅巧玲直到死也没有打听到家人的下落。那么，他是不是有可能是在出师后随即进京的呢？

梅巧玲工花旦，却又不满足于本行，他大胆革新身段、表情、神气、台步以及扮相，打破了过去京剧舞台上贞女烈女"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动作程式，又吸取青衣的唱工技巧，逐渐红透京城，成为"同光十三绝"之一，也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成为班主（另外三个班是三庆班、春台班、和春班）。

梅兰芳日后在京剧舞台上不断创新和变革，与其说是基于他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意识、善于听取有识之士建议的从善如流的虚心态度，倒不如说是他的血管里本就流淌着祖父遗传下来的永远向前的血液。他不仅完全继承了祖父不安现状勇于冲破传统樊笼的个性而在祖父奠定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了"花衫"这一融青衣、花旦于一炉的新的表演方法，更延袭了祖父诚实好学而精通音韵、唱腔、书法的文化素养，正ǹ梅兰芳自己所说："我好结交、善看书、爱绘画及收集文物的习性，也可说是祖传给我的天资。"

孟小冬的祖父孟七，本名孟福保，又名孟长七，"孟七"是他的艺名。在他的三子孟鸿荣被人称为"小孟七"后，孟福保就被人称作"老孟七"了。孟家祖籍山东济南。跟梅巧玲不知何时进京一样，孟七具体是什么时候来到北京的，已无从考证。据估计，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一个唱戏的，如何跟太平天国运动扯上关系呢？这颇具戏剧性。

早先，孟七和他的哥哥孟六一起在戏班里唱武生和武净。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时，年轻的又有一身好武艺的孟七怀着一腔热血毅然脱离戏班，南下江苏投身太平军。他在军中是否建立功勋，甚至是否真正意义上参加过和清军的作战，都不得而知。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在军中办了一个同春班，因为孟七是唱戏出身，又有武艺，自然而然地被聘为同春班教习。闲时，他教徒授艺，当然，既教唱戏，更教武艺。战事间隙，他们以唱戏、表演劳军。

自然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孟七不得不重操旧业，北上搭班，继续以唱戏为生。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进了京。目前可知的是，他在北京最早搭的戏班是久和班，常演《铁笼山》、《收关胜》、《八蜡庙》、《下河东》、《大名府》、《武十回》等武戏。由于他武艺超群，当时的受众群又都是男子，偏爱武戏，因此他很受欢迎。同治初年，他应上海丹桂茶园老板刘维忠的邀请，和同班的杨月楼、任春廷、沈韵秋等同往上海。从此，他滞留于沪。

第3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2)

梅巧玲1860年娶著名小生陈金雀之女陈氏为妻。陈氏心地善良，善于治家，比梅巧玲小2 岁。两人婚后育有二子二女。两个儿子，一个是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一个就是他的父亲梅竹芬。

梅雨田年轻时就有"六场通透"的美称，是公认的戏曲音乐家。他之所以从事戏曲音乐，跟父亲梅巧玲有关。梅巧玲有"义伶"之称，但他的"义"并不总能得到回报，当角儿或场面（即乐队成员）闹脾气而告假罢演时，梅巧玲痛心疾首之余便在妻子面前发牢骚说："我一定要让咱们的儿子学场面。"

仿佛老天爷有意成全梅巧玲，梅雨田从小就喜欢音乐。他出生于1865年，刚满三 岁，就坐在一个木桶里，抱着一把破弦子，叮叮咚咚地弹着玩。八岁时父亲问他想学什么，他说："我爱学场面。"梅巧玲听了别提心里有多欢喜。此后，他便把京城里的吹拉敲弹各路好手都请来教儿子。"四喜班"的琴师贾祥瑞成为梅雨田的开蒙老师，京城其他名手如李春泉、樊景泰、韩明儿、钱春望都教过梅雨田。梅雨田天资聪慧，在音乐方面也有天份，吹拉弹拉样样拿手，无论什么一学就会，终于没有辜负梅巧玲的一片苦心和厚望。

梅雨田性格孤僻高傲，常与和他合作的演员闹不愉快。当时的场面只有六人，分武场、文场。武场有单皮鼓、大锣、小锣；文场有胡琴、月琴、三弦，而胡琴又兼笛子、水镲、唢呐；月琴要兼铙钹、笛子、唢呐；三弦要兼堂鼓、海笛、唢呐。梅雨田因为无论武场还是文场，无论胡琴还是月琴样样精通，因此就有了"六场通透"称号。

有几年，梅雨田被召进宫，为著名老生、"谭派老生"的创始人谭鑫培操琴。谭老板的唱腔，梅雨田的胡琴，配上鼓师李五的鼓，可谓珠联璧合。三人被公认为是最理想的搭档，可却因各自孤傲的性格而常闹意见，外界一会儿传他们散伙了，一会儿又说他们和好了，莫衷一是。不过只要一上台，谭老板唱得来劲，梅雨田便弹得畅快，李五的鼓敲得也痛快，唱得拉得打得，三人之间的配合天衣无缝。

梅兰芳没有见过他的祖父，甚至梅巧玲去世时，梅竹芬也只有十岁。后来，梅竹芬和著名武生杨隆寿的女儿杨长玉成了亲。她就是梅兰芳的母亲。杨长玉出生于1876年，比梅竹芬小四岁。梅竹芬遗传了梅巧玲善良温顺的性格，做事认真而不投机取巧。他最早学的是老生，后改小生，最后承乃父衣钵，唱青衣花旦。因为他的唱法极似梅巧玲，长相也酷似父亲，故有"梅肖芬"之称。

当时，梅竹芬搭班福寿班。班里有些演员常闹脾气，告假不唱。每到这个时候，班主总是让竹芬上场代唱。他也从不推辞，而且每次唱的都是梅巧玲的唱工本戏。戏班为多挣钱，营业性的演出异常频繁，又有经常性的外串堂会。梅竹芬因家境每况愈下也不得不卖命地唱。长期的劳顿，使他身体倍受摧残。二十六岁时患上"大头瘟"，吃了药也不见效，只几天功夫就死了。

对于梅竹芬的早逝，最悲伤的自然莫过于梅兰芳的祖母陈氏，她痛心地说："竹芬是累死的，因他忠厚老实，什么累活都叫他干。"因此，她对班主有些怨恨。竹芬出殡那天，班主在灵前痛哭流涕，陈氏心里想："你们恐怕不容易再找到这么一位好说话的角儿了。"

梅家只有梅巧玲一人在京，巧玲生了两个儿子，二儿子梅竹芬英年早逝，加上长子梅雨田一生无子，而梅竹芬又只有梅兰芳一个儿子，所以，人丁不旺，传承也就很单一。

孟家却不一样。老孟七和其兄孟六都工武生、武净。老孟七育有七个儿子，除了七子未入戏界外，其余六个儿子均从事戏曲。

长子孟鸿芳，幼随父习武生，后改工文武丑。民国初年，他在上海搭麒麟童周信芳的班，常演《小上坟》、《杀子报》、《串珠八出》等戏。更多的时候，他跟周信芳合作演出。

次子孟鸿寿，幼年因病导致发育欠佳，两足内翻，有点跛行。老孟七有意让他司鼓、操琴，后来成为鼓师。不过，他好胜心强，非常好学，武艺竟然也不输兄弟。由于他长相怪异，不仅矮胖，而且"头大如斗，腰阔数抱"，因此，他很聪明地选择工丑行，最终由鼓师转行成为丑角，擅演《花子拾金》、《戏迷传》、《盗魂铃》、《傻子成亲》、《猫狗告状》、《洞房献佛》、《水底大》、《强中强》、《十八扯》等。他嗓音宏亮，不仅擅长生、丑行，也能唱旦角戏，而且还积极排演新戏，因此一时成为众戏班争扮的好角，终成名丑。他自称"第一怪"。

第4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3)

三子孟鸿荣，也就是"小孟七"。他之所以有此雅号，是因为他最像老孟七。当然，这个"像"，不仅是长相，更有技艺。也就是说，在他的身上，最能体现老孟七当年的风采。其实，他幼年学的是武旦，师从王庆云。老孟七为什么让小孟七以武旦开蒙，不得而知。不过后来，小孟七还是转入了"正行"。在老孟七于"小金台"科班任教习期间，小孟七进入该班，转学武生、武净，也学老生戏。不仅如此，他还擅长编剧，编演过《鹿台恨》等剧。

老孟七六个从艺的儿子中，只有四子孟鸿祥不是登台唱戏的演员。正如梅家出了一个场面一样，孟家也有一人从事戏曲音乐，他就是孟鸿祥。

孟家第五个儿子，也就是孟小冬的父亲，孟鸿群，因排行老五，人称"孟五爷"，工武净和文武老生，擅演《铁笼山》、《收关胜》、《艳阳楼》、《通天犀》等剧。民国初年，"伶界大王"谭鑫培受聘南下上海演戏，孟鸿群有幸和谭鑫培合作《连营寨》，饰演赵云，深得谭老板赏识。这是他一生最为自豪的经历。跟他合作最多的沪上名角儿是周信芳，他们曾合演过《大名府》、《宋教仁遇害》、《要离断臂》等。

六子孟鸿茂是老孟七继室所生，也出科于小金台班，初学花脸，后改工文丑，曾和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合作过《小放牛》，和名老旦龚云甫合作过《钓金龟》，和四大须生之一的高庆奎合作过《戏迷传》等。在丑行，他也算首屈一指。30年代，他曾应丽歌唱片公司之邀，灌录了一张旨在宣传禁烟的《烟鬼叹》唱片。

孟小冬是否孟氏血脉，目前存有争议。在30年代的小报、剧刊上登载的有关孟小冬的身世介绍，基本上别无二致，都说她是孟家后代，祖父孟七，父亲孟鸿群。然而，民间却传说她非孟鸿群亲生，而是孟鸿群在汉口演出时领养的。关于领养的时候，有两种说法，一说此时是清朝末年；一说此时她已经7岁了。这么说来，她似乎应该是汉口人。

又传说孟小冬本姓"董"。孟鸿群在汉口演出时，寄居在戏院附近一个姓董的人家。董家有四个女儿，小冬是老三，原名令辉，乳名若兰。当时，小冬很爱听戏，常出入戏院。孟鸿群见她聪明伶俐，又酷爱唱戏，闲时随口教她唱几句。谁知，她唱得竟然有模有样，令孟鸿群十分惊异，觉得这孩子将来定能成大器，便有心栽培她。在汉口的演出期满后，孟鸿群要回上海了，有些舍不得小冬，董家女儿多，便将小冬送给了孟鸿群。从此，小冬成了孟鸿群的女儿。据说，孟鸿群之前一直称小冬为"小董"，之后，大概是在她十五岁时，孟鸿群将其更名"小冬"，并改"董"为"孟"姓。

此说有些牵强。如果孟小冬被领养时的确是七岁，那么，孟家祖籍是山东，后来定居上海，就山东人、上海人的称呼习惯，不可能称呼一个只有七岁的姓董的小女孩为"小董"。除此之外，她出生于1908（或1907）年，十五岁时，应该是1923（或1922）年。实际上，她在1919年12月首次离沪去无锡演出时，就已经使用"孟筱冬"的艺名了。因此，她在十五岁时更改姓名的说法，便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孟小冬非孟氏所出的说法又并非空穴来风。上海作家沈寂曾经撰文称他于50年代初在香港拜访过孟小冬，孟小冬亲口告知她的身世。沈寂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提起孟氏的名伶世家，不知道她是出于对我的信任，还是另有原因，竟然告诉

我有关她自己的一段身世秘史（或许已不是秘密，而我却是第一次听到，估计很多人

并不知道）。她目光黯然，神色苦涩。

"我非孟氏所生……"只说一句就停口。

我当然很是惊愣，也不便多问。然而这句话对我始终是个谜。

如果"非孟氏所生"的确是孟小冬亲口所言，那么它就证实了民间传说。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也十分蹊跷，从另一个侧面似乎又否认了这样的传说。孟氏祖籍山东，自孟七开始，由北京移居上海，从此生活繁衍于此。据说，孟小冬出生于上海。她在谈到她是哪里人时，不说是山东，也不说是上海，却说是宛平。比如，50年代，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好友孙养农撰写了一本《谈余叔岩》，作为余叔岩的弟子，孟小冬亲书序言"仰思先师"，署名为"宛平孟小冬"。她的弟子李猷回忆说，孟师曾亲口对他说她是"河北宛平人"。"河北宛平"原属河北，50年代初归属北京。也许正是据于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京剧史》等戏曲词典中，都说孟小冬的祖籍山东，是北京人。

第5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4)

孟小冬之所以说她是北京人，恐怕缘于祖父孟七曾在北京生活过，而且孟七的儿子，即孟小冬的父亲孟鸿群很可能就出生在北京。她一方面说她"非孟氏所生"，一方面却又以孟鸿群的出生地作为自己是北京人的依据。那么，她到底是不是真的说过"非孟氏所生"这句话呢？如果她非孟氏所生，那么，她又为什么说自己是北京人呢？不知是不是她欲言又止而故意留给后人一个难解的谜，还是她的确另有苦衷不得言明。总之，关于她的身世，恐怕无人能说得清了。

尽管孟小冬身世成谜，但她成长于梨园世家，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就注定她日后必然以唱戏为生，就像梅兰芳出生于梨园世家一样。梅家除了梅巧玲、梅雨田、梅竹芬父子三人从事着唱戏这一行外，梅兰芳的祖母、母亲、姑母、伯母也都出身梨园。祖母陈氏是著名昆曲小生陈金雀的千金，母亲杨长玉是有"活武松"之称的著名皮黄武生演员杨隆寿的女儿，大姑母嫁给了旦角演员秦稚芬，二姑母的丈夫是武生演员王怀卿，伯母是旦角演员胡喜禄的侄女。

不同的是，梅兰芳以男人身份唱了旦，孟小冬以女人身份唱了生。台上的阴阳颠倒拉近了他们的关系，成就了他们的故事。

正因为梅家三代在舞台上饰演女人，梅兰芳的性格柔弱而温和，不急不躁不怨不怒，永远的彬彬有礼谦和从容从善如流；孟家不是武生就是老生，加上老孟七早年还征战过沙场，性格自然相反。孟小冬虽然是女人，但她在舞台上饰演的却是生，不是小生，偏偏是老生。角色需要她摒弃妇人的柔绵和哀怨，取而代之以阳刚和霸气。日久天长，她的性格中刚烈的成分更多一些。这是他俩的不同，也许也是他俩无法天长地久的原因之一。

梅孟之恋：孟小冬定居北京，拜师陈秀华--梅兰芳频繁接待外国友人，梅宅成了"外交场所"--梅、孟合唱《游龙戏凤》--梅、孟两情相悦，渐生情愫--梅兰芳有妻室，前有王明华，后有福芝芳，还有无疾而终的刘喜奎--友人撮合，梅孟结合，另择新屋而居

孟小冬以一出《四郎探母》在北京城一炮而红，又因为和梅兰芳合作《四郎探母》而迅速跻身名角儿行列，演出邀约纷至沓来，她忙得不亦乐乎。频繁演出、灌录唱片，使她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这个时候，她认为可以将父母家人接到北京来了。其实在她离沪赴京之前，孟鸿群就已经产生了移家北京的想法。当时，他对小冬说，你先去看看，如果能在北京站稳脚，我们就过来。因此，孟小冬如此急切地决定全家定居北京，除了北京是京剧的故乡，京剧界泰斗级人物都在北京，在这里能有更好的艺术发展等因系之外，在孟家人的心里，似乎还存有落叶归根、衣锦还乡之类的朴素观念。

此时孟家，孟鸿群因为身体原因，已很少登台，即便登台，也只能唱些小戏，戏份很少。因此，孟小冬实际上已经成为孟家顶门立户的支柱了。一家人全都指望她的演戏收入维持生计，自然地，她在哪儿，他们也应该跟到哪儿。既然孟小冬在北京奠定了事业根基，那么，他们必须跟随她而去。很快，孟鸿群、张云鹤夫妇将上海的家清理之后，带着小冬弟妹一起乘火车奔赴北京。

在这之前，孟小冬在北京东城的东堂子胡同购买了一处住宅，房子不大，小冬自住一间，师傅仇月祥住一间，父母住一间，三个弟妹合住一间，就已经住得满满当当的了。孟鸿群身体原本就虚弱，加上旅途劳顿，刚到北京就病倒了。于是，孝顺的小冬又请了一个女佣，负责家里烧饭买菜打扫卫生等杂事，还请了一个看门的男佣叫海公段，负责照顾三个弟妹。如此，房子就显得更拥挤了。

孟小冬的琴师孙老元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但他天天要到孟家为小冬吊嗓、说戏。这里吊嗓，那里锅碗瓢勺叮叮当当，还有弟妹们的打闹，父母的呵斥，等等，院子里显得异常吵杂。想想长此以往不是个事儿，孟小冬狠狠心，决定搬家。当初，孟鸿群之所以下决心让小冬离沪到京发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小冬的舅舅张桂芬也在北京唱戏。他是汪派老生，艺名"小桂芬"，虽不能和余叔岩、谭富英、言菊朋、马连良这样的名老生相比，但也算得上是角儿。于是，小冬委托张桂芬找房子。不久，孟家又乔迁，迁居东四三条内的一个大四合院。

第6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5)

将家安顿好，孟小冬在演出之余，忙着拜师了。

按照北京梨园行的行规，只有入了行会，注了册、登了记，被承认而符合了京剧演员的身份之后，才能正式作为京剧演员登台唱京剧。这里的"行会"，指是的"正乐育化会"。

用一句话概括，"正乐育化会"是北京戏曲艺人的自治性行业组织。它成立于1912年，发起人是京剧演员余玉琴、田际云。它成立的时代背景，是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各界走向维新道路之时。它成立的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团体向同行们传播新思想、灌输新知识，以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更好地在舞台上塑造人物，更好地发挥戏曲的教育功能，实践戏曲的社会责任。

尽管"正乐育化会"只是一个行业性社会团体，并不具有政府职能性质，但是，它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一个演员能否在北京的舞台上登台唱戏，事先必须征得行会的审查、登记、批准。其中包括北京当地初入戏门的演员，以及初次由外地到北京，想要登台的演员，比如孟小冬，就属此类。

所谓审查，即审查该演员是否具备登台唱戏的资格。也就是说，他的学艺经历、他的师承、他的技艺水平等。其中"师承"，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北京梨园行又有个不成文的行规，即外来的演员，无论之前是否坐过科，拜过师，到北京后，如果想在京城登台，还必须另外拜师，拜北京的师。

当时，学旦角的角儿，大多数拜有"通天教主"之称的王瑶卿，而一般旦角，大多数拜吴彩霞、诸如香、赵绮霞等；学老生的角儿，主要拜陈秀华、鲍吉祥、张春彦等，而一般的老生，则主要拜陈少五、札金奎等。孟小冬此时，算得上是角儿了，因此她在北京拜的第一个师傅，是陈秀华。

由于此时的拜师是入会的必经程序，因此不少刚到北京的演员，也就只将拜师当作一种无可奈何的形式，很敷衍，只是在拜师时按规矩送去孝礼，并不真正前去学习，空有师徒之名。孟小冬则不同，她是少数真心向学中的一个，时常向陈秀华讨教，虚心求学。这个时候，她似乎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是主工余（叔岩）派。除了随师学习学习字眼、唱腔，每有余叔岩登台，她必前往观看，细心观察。有的时候，她还向余派票友请教。比如，对余腔有相当研究的名票李适可，就曾因孟小冬之请为她传授过余派技艺。

拜了师，取得了正乐育化会会籍，孟小冬正式成为北京梨园行的一员了。

这段期间的梅兰芳，似乎大大减少了营业戏的演出，不为别的，只为他已不仅仅是一个以唱戏为生的演员了，而肩负起了对外交流的文化使者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政府、官方强加的，而是以他的艺术才华、人格魅力在民间自然形成的。

1926年7月15日，新加坡维多利亚剧院，这里正有一场别开生面的西洋舞剧表演，男女主角是来自美国的"现代舞之父"泰德·肖恩和"舞蹈第一夫人"露丝·圣丹尼斯伉俪。其优美的舞姿与凄美的爱情故事中深深打动着观众，然而有华人观众却发现其中的一部取名《吴妻别帅》的舞剧似曾相识，除了人物、故事，甚至台上还出现了一名检场人员，手持一根带树叶的竹竿站在一旁，象征一棵树，随后由他撤去舞台上的椅子和其他物件。这岂不和中国京剧的舞台传统相一致？最让那些熟知梅戏的观众惊奇的是，吴帅夫人身上所穿的那套带水袖的戏装很像梅兰芳曾经穿过的。

其实这个《吴妻别帅》正是取材于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吴帅夫人身上的那戏装也是梅兰芳送的。

就在前一年，肖恩夫妇率舞蹈团进行为期一年半的亚洲巡演。他们在北京演出三天也只能逗留三天，故抽不出时间观看梅兰芳演戏，却又对梅戏十分向往。梅兰芳慷慨大度地将他的剧团带到剧场，俟他们演出一结束，续演一场京剧。这不仅让观众喜出望外，更让包括肖恩夫妇在内的舞蹈团成员欣喜若狂，他们来不及卸妆就飞快奔向观众席，一睹梅的风采。

观剧后，肖恩夫妇说"比想像的还要令人振奋"。出于舞蹈家的敏感，他们对梅兰芳美丽的手、优雅的身段、雍容的台风大为震撼，称"从没有见过如此深刻感人的异国情调的表演"，更认为"梅先生是复兴中国舞蹈的惟一真正希望"。次日，他们特地拜访了梅兰芳，三人相谈甚欢。临行，梅兰芳送给圣丹尼丝一套带水袖的戏装。

第7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6)

肖恩夫妇回国后立即将《霸王别姬》移植改编成了一出十分钟的西洋舞剧，取名《吴妻别帅》，并在新加坡首演，从此该剧成为舞蹈团的保留剧目。

论及梅兰芳与国际人士的交往，最早要追溯到1915年梅兰芳集中排演古装新戏期间。那年下半年，他用他的那部新编古装新戏《嫦娥奔月》招待了一个美教师团体。从此，每当有外宾来访，在招待宴会或晚会上，梅兰芳的京剧表演均成为保留节目。在此之前，在华外国人是不进中国戏园不看京剧的，在他们眼里，戏园充满了庸俗的喧闹和混杂的人群，京剧只是敲锣打鼓、尖声怪叫。梅兰芳改变了他们对京剧的观感，连美国驻华公使在看了他的戏后，也忍不住大声叫好，并向其国人大加推荐。于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与梅兰芳结识。

也正是如此，梅兰芳得以跨出国门，将京剧引入国外。两次出访日本又去过香港后，更多的外国人知道并认识了他，他与国际人士的交往也就愈加频繁。1926年，他不但接待了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瑞典大使及夫人，还与守田勘弥（十三世）、村田嘉久等50多位日本歌舞伎名伶同台献艺，更与瑞典王储夫妇"赠石订交"。粗略统计，他在那些年接待过国外包括文艺界、政界、实业界、教育界等各界各色人士多达六、七千。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不愿意支付外交交际费，或者说因为腐败而拿不出钱来，梅兰芳每次接待外国友人就不得不自掏腰包。难怪梅家女佣张妈曾对梅夫人福芝芳开玩笑说："梅大爷每次要花那么多钱开茶会招待洋人，我看早晚会让他们给吃穷了！"

当年的美国驻华商务参赞裘林·阿诺德于1926年11月29日撰文概括了梅兰芳那时期的外交活动，文章说："那些在过去十年或廿年旅居北京的外籍人士，满意地注意到梅兰芳乐于尽力在外国观众当中推广中国的戏剧。他把自己的艺术献给祖国人民，使他们得到愉快的享受。与此同时，他在教育外国观众如何更好地欣赏中国戏剧表演这方面所尽的力量，也许同样可以使他感到自豪。我们祝愿他诸事成功，因为他在帮助西方人士如何更好地欣赏中国文化艺术方面所尽的一切力量，都有助于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了解。"

自从1925年8月梅兰芳、孟小冬合作了《四郎探母》后，很多戏迷都盼望着两人能再度合作。不过那时，在营业戏中，男女演员尚不能同台，更不能同戏。然而，义务戏、堂会戏则是例外。因此，梅、孟若同台、同戏，只能同唱义务戏，或堂会戏。1926年下半年，机会来了！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为庆贺五十寿辰，决定办一次堂会。他这样的身份，应邀来唱堂会的，也一定不是一般人。于是，梅兰芳来了，孟小冬也来了。

有人提议，晚宴后的大轴戏，理应由梅兰芳、孟小冬合作一出大戏。这个提议立即招来众人应和。梅、孟二人也没有表示反对。唱什么呢？一个生，一个旦，自然唱生、旦对儿戏，《四郎探母》唱过了，那就唱《游龙戏凤》吧。梅兰芳曾经和余叔岩多次合作这出戏，早已了熟于胸；孟小冬则有些发懵，因为她虽然学过，却从来没有演过。初演这出戏，她就要和梅大师合作，这着实让她大出冷汗。不过此时，她已经19岁了，心智早已成熟，又多次跑码头，舞台经验也很丰富，加上她年少成名，多少有些心高气傲，倔强而不服输。在外人面前，她哪里会承认唱不了。于是，他俩第二次合作的剧目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故事大意是：明朝正德皇帝假扮军官出游，当他行至山西大同府梅龙镇时，在一家酒店巧遇李凤姐，为她的美貌所诱，就用言语挑逗她，当他跟李凤姐进屋后，再不肯出来，又怕李凤姐喊叫而惊动当地官府，便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封李凤姐为妃子。山西大同当时还流传着关于正德和李凤姐的几种传说，一说正德后来将李凤姐带回北京，可走到居庸关时，李凤姐就病死了；另一说是正德后来离开李凤姐时，李凤姐已身怀有孕，而正德回京后，就把凤姐忘了，凤姐一直在大同附近以卖炸糕为生。

第8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7)

这虽说是一出著名的生、旦对儿戏，但提议梅、孟合作这出戏的人，似乎另有他图，换句话说，有些"心怀不轨"。从该出戏的故事内容便可知，戏里有些情节不可避免地沾染情色成分。很多年以后，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明确说戏里有一些"庸俗琐碎的表演"。比如，有一场戏，正德从下场门出来，走到李凤姐身后，搂抱住她的腰。还有些场次，极具挑逗性。之前，梅兰芳在和余叔岩合作这出戏时，不断地删减其中他认为的庸俗琐碎的部分。但是，因为剧情需要，还是不可避免地存有两人打情骂俏的细节。

在有些人想来，一个饰旦的男人，一个饰生的女人，本身阴阳颠倒，又在戏里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甚至动手动脚，是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具有极大的想像空间。他们要看的，或者说，想看的，就是饰演正德皇帝的女人孟小冬，如何挑逗饰演李凤姐的男人梅兰芳。因此，尽管梅兰芳、孟小冬一板一眼地唱，规规矩矩地演，在欣赏艺术的人眼里，他们一个活泼俏皮，一个风流倜傥，有情但不色、不浪，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他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看着看着，有人提议，何不将他俩撮合成一对儿？这样的提议，就像当初有人提议让梅、孟合作一样，立即招来响应。梨园中人的婚姻，很符合"门当户对"这样的传统，也就是说，梨园人家互相结亲。"唱戏的子女只能从事唱戏"的户藉陋习，是对艺人歧视的一种表现。既然如此，有谁愿意将自家的闺女嫁给唱戏的？因此，在梨园界，艺人之间彼此通婚，便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习俗。

以梅兰芳为例，他的发妻是名武生王毓楼的妹妹、名老生王少楼的姑母王明华，他的第二个夫人福芝芳，也是唱戏的出身。但是，王明华本身并不唱戏，福芝芳也是唱青衣的，梅、王和梅、福这样的结合，又能引起什么话题呢？而梅、孟则不同，他们的反差太大。生活中的丈夫在戏里却是柔情似水的美娇娘；生活中的妻子在戏里却是霸气十足的壮男。他们在戏里的表现，很容易让人对他们生活中的夫妻关系进行揣测和想像。从经济方面考虑，一对夫妻在戏里阴阳颠倒，那将会引来多少关注？

从梅、孟两人来说，他俩经过两次合作，对彼此都有了一定了解。此时的梅兰芳，名气自不必说，又刚刚三十出头，相貌俊美，因性情儒雅而风度翩翩，很绅士。这样一个有型有名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男人，有哪个女人不会对他产生好感？孟小冬呢，正值妙龄，一双大眼，鼻子直挺，嘴唇饱满，从五官到脸颊的线条，于女子的圆润中，又隐现男子的直硬。眉目之间常常带了一丝忧郁，闲坐时，满是处子的娴静；回过神来，则又透露出一股迫人的英气。她的扮相俊逸儒雅，姿态柔美又不失阳刚；她的嗓音高亢、苍劲、醇厚，全无女人的棉软与柔弱，听来别有韵味。天津《天风报》主笔沙游天非常欣赏孟小冬，在文章中称之为"冬皇"，这一称号随即便被公众接受，"冬皇"美誉一时四传。这样一个有貌有才被广泛关注的女人，有哪人男人不会对她产生好感？于是，梅、孟互相吸引，理当在情理之中；日久天长，两人渐生情愫，也似乎不出人意料。

可是，此时的梅兰芳，早已有家有室，而且先后娶过两个妻子--

梅兰芳是在17岁那年（即1910年），和王明华结的婚。那时，孟小冬不过才3岁。王明华处事干练，能吃苦，会持家，而且通情达理。她刚嫁过来时，梅家还不富裕，她毫无嫌贫之意，而是尽心尽力操持家务。她的手也很巧，梅兰芳有件过冬的羊皮袍，因为穿得时间太久了，皮板子已经很破，但经她的巧手缝缀，就又可以让梅兰芳多穿一个冬天。每每看到妻子于天寒地冻的雪夜坐在被窝里就着昏暗的光线一针一线地缝补时，梅兰芳的心中就充满愧疚和感激。

随着梅兰芳渐渐走红收入日增，又见王明华如此能干，原来掌管梅家的梅兰芳伯父梅雨田便放心地将家里银钱往来、日常用度的帐目交由王明华。在她的细心安排下，梅家虽未大富大贵，但也安逸。

第9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8)

王明华与梅兰芳十分恩爱，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取名大永；隔了一年又生了个女儿，唤作五十，儿子女儿都很乖巧。那时梅兰芳每当散戏回家，总是与媳妇儿说起演出的情况，一边与儿女嬉戏，沉醉在天伦之乐中。

王明华不仅在生活上妥贴照料梅兰芳，甚至于在他的事业上也能给他很多有益的建议。比如《嫦蛾奔月》中嫦蛾的服装，老戏是把短裙系在袄子里边，在王明华的建议下，创作人员参照古代美女图，改为淡红软绸对胸袄外系一白软绸长裙，腰间围着丝绦编成的各种花围，中间系一条打着如意结的丝带，两旁垂着些玉佩。这种设计后来成为程式化服饰。嫦蛾头面的式样王明华也功不可没。头面的式样梅兰芳他们最初也取样于仕女画，可是画中人物只有正面侧面，很少见到有背面的，结果当梅兰芳转过身去的时候，后面的式样很不理想。这一难题最终是被王明华解决的，她的设计是，把头发披散在后面，分成两条，每一条在靠近颈子的部位加上一个丝绒做的"头把"，在头把下面用假发打两个如意结。

不仅如此，王明华对于梳头也很能干。梅兰芳初期演古装戏时，出门往戏馆去，随身总是带着一个木盒子。那里面装的是王明华在家为他梳好的假头发，因为那种梳法连专门梳头的师傅都梳不上来。梅兰芳上台前只需把假头发往自己头上一套，一个精美的古代美人的形象便立刻出现了。时间一长，便有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王明华是亲到后台为梅兰芳梳头的。传来传去，假的传成了真的。

王明华很可能就是听到了这个传言才决心真的到后台去帮丈夫梳头的。在当时的行规里，后台仿佛是一个神圣之地，是不容女人涉足的。王明华敢于将多年陈规一举打破，当然需要极大的勇气，也可略窥她的性格。王明华之所以如此，固是梅兰芳演古装戏的需要，事先做好带去毕竟不如现场做；同时也是因想要为丈夫排除干扰。

一个演员走红之后，便如同亮起了夏夜之灯，免不了会招来各种虫蛾在身边乱扑横飞。演员受骚扰而影响事业，受诱惑而步入歧途的不乏其例。王明华一方面听见梅兰芳祖母对他这方面的教诲，一方面也是自己担心，于是毅然将为梅兰芳演出前的梳头、化妆等活揽了过来，因此得以常伴梅兰芳身边。夫人出马，梅兰芳身边顿时清静了许多。

梅兰芳第一次到日本访问演出，王明华也是跟着去的。所以那次的成功，也有她的一份功劳。为了长伴在梅兰芳身边，王明华在与梅兰芳生了一双儿女之后，一时考虑不周，贸然做了绝育手术，却不料过后大永和五十两个孩子却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而相继夭折了。从此，梅兰芳每晚散戏回家，再也听不见两个孩子欢快的笑声，心中的伤痛是难以言表的，但他看到妻子因怀念儿女形容憔悴不思饮食，整日里卧床叹息萎靡不振，他又不得不强打精神，掩盖起自己的悲伤，反过来安慰妻子。坚强的王明华自知如此颓丧势必影响丈夫的演艺，便又安慰丈夫："你忙你的去吧，别担心我，我没事的。"

夫妻俩就是这样互相安慰着支撑着度过了那些悲苦的日子。失去儿女的梅兰芳虽然伤心也未深责妻子，但他毕竟有肩祧两房、为梅家传宗接代的重任，因此，1921年，他又娶，新娘名叫福芝芳

梅、福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的一次堂会上，当时，梅兰芳前演《思凡》，后演《武家坡》，中间的一出戏便是福芝芳参演的《战蒲关》。梅兰芳对眼前这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颇有好感，觉得她人长得很大气，足可以用《水浒》中宋江见玄女时描写的"天然妙目，正大仙容"来形容，又见她"为人直爽，待人接物有礼节，在舞台上兢兢业业"。细一打听，福芝芳原来是吴菱仙的女弟子，她正跟吴菱仙学习青衣呢。

由吴菱仙对梅家的感恩图报心情，梅兰芳的婚事他不会不上心。何况梅兰芳是他给启的蒙，福芝芳又是他的女徒，徒弟徒妹，一门二徒，若能结成姻缘，为师的当然高兴。当吴老先生获知梅兰芳对福芝芳也有好感时，便有一天借口到梅家来借《王宝钏》的本子，便带了福芝芳同去。梅家见了漂亮又文静的福芝芳，非常中意，立刻请吴菱仙前往福家说媒。

第10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9)

说媒的过程似乎并不十分顺利。福芝芳生在北京的一个旗人家庭，父亲逝世很早，与母亲相依为命。福母福苏思以削卖牙签等小手艺维持生活，虽然守寡多年，却依然保持了满族妇女自尊自强的性格，当她听说梅兰芳已有一个妻子，便道：我家虽然贫寒，但我女儿不做姨太太。梅家得到回话急忙商议，再至福家禀报：正好梅兰芳是肩祧两房，福芝芳入门后，梅家将把她与前边那位太太等同看待，不分大小。福母这才允诺了这门亲事。1921年冬，梅兰芳与福芝芳结为秦晋之好。

王明华原知梅兰芳对梅家香火所负责任，只会深悔自己当时的冒失及叹息命运的作弄，不会反对梅兰芳与福芝芳的婚事，更不会对梅兰芳有怨怼。她也知道梅兰芳是有情有义之人，不会嫌弃她。细心的梅兰芳很是洞察王明华的复杂心理，为不使她难过，新婚之夜，他先在王明华的房里陪着说了些话，而后说："你歇着，我过去了。"王明华本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又见梅兰芳如此体察她的心情，自然很是感激，便道："你快去吧，别让人等着。"

据梅家后人回忆，福芝芳生下大儿子后，立即提议过继给王明华，还亲自把儿子抱给王明华。王明华给婴儿缝了顶小帽子，又将孩子送回给福芝芳，她对福芝芳说："我身体不好，还请妹妹多费心，照顾好梅家后代。"王明华因肺痨病经治不愈，身体很弱。后来为养病，她独自去了天津，最终病逝于天津。当福芝芳得悉后，叫儿子赴津迎回其灵柩，将她葬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

梅兰芳与福芝芳的感情很好。为支持丈夫的事业，福芝芳嫁入梅家后便放弃了演戏，专心相夫教子。闲时，她在丈夫的帮助下读书认字。梅兰芳又特地为她请了两位老师教她读书，使原来识字不多的她文化提高到可以读古文的程度，也足见她的聪明。于是，她不再仅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像王明华一样日渐成为丈夫事业的好帮手。她常伴梅兰芳看书、作画、修改整理剧本，也常到剧场后台作些化妆服装设计方面的工作，甚至演员之间有了矛盾，她还帮助梅兰芳一起从中说和。

演出之余，梅兰芳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万花山，或许是因为"万花"与他的字"畹华"谐音之缘故吧。他在山脚下买了一块地，然后种树盖房，取名"雨香馆别墅"。早年，这里是他躲避世俗纷扰修身养性之地，后来这里又是前夫人王明华的安葬之地。五十年代末的一天，他与夫人福芝芳又一次游于此地。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说："我想我死后最好就下葬在这里吧。"福芝芳以为丈夫随便一说，便接口道："您老百年后还不是被请进八宝山革命公墓。"梅兰芳不无担忧地说："我如进了八宝山，你怎么办呢？"一听此言，福芝芳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她这才知道梅兰芳是为了能和她永久在一起，才有如此想法的。后来，梅兰芳的墓地就在此处，他的两边是他的两位夫人。

在王明华、福芝芳之外，在孟小冬之前，梅兰芳生命中还出现过一个女人，常被忽视，她是刘喜奎。曹禺在1980年的时候，著文这样说："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然而在一、二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她比梅兰芳小一岁，1895年出生于河北，自小学习河北梆子，后来兼学京剧。在梅兰芳大量排演时装新戏时，刘喜奎在天津也参与演出了不少新戏，有《宦海潮》、《黑籍冤魂》、《新茶花》等。

就目前现存资料，梅兰芳和刘喜奎初次同台演出，大约是在1915年。当时，袁世凯的外交总长陆徵办堂会，几乎邀集了北京的所有名角儿，其中有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以及刘喜奎。四人的戏码分别是《洪羊洞》、《水帘洞》、《贵妃醉酒》、《花田错》。此时的谭鑫培年事已高，而梅兰芳已经崭露头角。因此，演出后，谭老板感叹道："我男不如梅兰芳，女不如刘喜奎。"

的确，这个时候的刘喜奎，已经唱红了北京城。据说有她演出的包厢，大的一百元，小的五十元。有的戏院老板跟她签演出合同，不容讨价还价，直接开出每天包银两百的高价。她的个性很独特，视金钱为粪土，她说："我一生对于钱，不大注重，我认为钱是个外来之物，是个活的东西。我又不想买房子置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的兴趣是在艺术上多作一点，并且改革一下旧戏班的恶习。"

第11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10)

对钱如此，面对权势，她则不卑不亢。初入北京，她曾被袁世凯召去唱堂会。袁二公子对她百般纠缠，她嗤之以鼻；袁世凯想让她陪客打牌，她严辞拒绝；袁三公子扬言："我不结婚，我等着刘喜奎，我要等刘喜奎结了婚我才结婚。"她不加理睬。身处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她坚守着自尊，保持着纯洁。她公开自己的处事原则：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像，也不照便装像；不做商业广告。她特立独行、自尊自强的个性，受到梨园界人士的尊重，更受到梨园前辈老艺人的喜爱。田际云和票友出身的孙菊仙就是其中之一。

田际云和孙菊仙很为刘喜奎的处境担心，不约而同地认为应该尽快让她嫁人，以便摆脱不怀好意的人的纠缠，但他们又不愿意看着年纪轻轻又有大好艺术前途的她过早地离开舞台。想来想去，他们想让她嫁给梨园中人。田际云想到的人，是昆曲演员韩世昌；孙菊仙想到的人，就是梅兰芳。相对来说，刘喜奎更倾向梅兰芳。事实上，他俩的确有过短暂的恋爱经历。

关于两人恋爱的时间，据刘喜奎自己回忆，是在她20岁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1915年左右。她说："我到20多岁的时候，名气也大了，问题也就复杂了，首先就遇到梅兰芳，而且他对我热爱，我对他也有好感。"这时，梅兰芳在经过两次赴沪演出，又创排了几部时装新戏后，名声大震。一个名男旦，一个名坤伶，在外人眼里，是相当般配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分手了呢？

显然，这个时候的梅兰芳是有家室的。他们的分手，有没有这个原因呢？刘喜奎在事后的回忆录中说到他俩的分手时，并没有提及这个原因。事实上，尽管这是刘喜奎的第一次恋爱，恋爱对象又是名旦梅兰芳，最终却是她自己提出了分手。之所以如此，她这样回忆说："我经过再三地痛苦地考虑，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别人。"

撇开刘喜奎不谈，孟小冬面对的，是尚有两个妻子的梅兰芳，如果她嫁梅兰芳，能够像当年福芝芳那样，如愿成为梅兰芳第三个妻子，而不只是梅大师金屋藏娇的一个妾吗？她不免有些担心。不过，担心归担心，她终究没有抵挡得住奔涌而至的情感洪流。于是，梅、孟相恋了。

梅孟之恋若在常人，其实就是一件很寻常的事，只不过他二人皆是京城名角，连起居衣着芝麻大的事情都为众人所关注，恋情自然更是街谈巷议的好话题，报刊当然无例外地特别起劲，两人恋情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引人入胜的好新闻。

恋爱总是两个人的事儿，梅、孟产生恋情，虽然当事人特殊情况种种，也总不外乎两情相悦、两性相吸而已。对艺术的共同的热爱与追求，两人同台演戏配合默契，台下互相倾慕对方的才华，经常交流艺术，如此产生感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然而，事实似乎并不那么单纯。有人说，他俩走到一起，是他身边的朋友为了某种目的有意撮合的。

"他身边的朋友"指的是梅兰芳的专职编剧齐如山，以及站在齐如山这边的其他人。那么，他们是为了何种目的撮合梅、孟呢？据说，他们之前是支持王明华的，而对福芝芳有些不满。在他们看来，王明华之所以以养病为由避走天津，都是因为福芝芳。他们又抱怨福芝芳将梅兰芳管得太死，梅兰芳不如以前自由了。也就是说，梅兰芳不能随心所欲地跟他们"混"在一起了。因此，为了气福芝芳，他们有意将梅、孟拉在一起。这是说法之一种。

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梅、孟结合，是身患沉疴的王明华一手安排的。比如署名"傲翁"的作者曾在天津《北洋画报》上写的一篇文字中就说：梅娶孟这件事，"最奇的是这场亲事的媒人，不是别人，偏偏是梅郎的夫人梅大奶奶。据本埠大陆报转载七国通信社消息说道：梅大奶奶现在因为自己肺病甚重，已入第三期，奄奄一息，恐无生存希望，但她素来是不喜欢福芝芳的，所以决然使其夫预约小冬为继室，一则可以完成梅孟二人的夙愿，一则可以阻止福芝芳，使她再无扶正的机会，一举而得，设计可谓巧极。不必说梅孟两人是十二分的赞成了，听说现在小冬已把订婚的戒指也戴上了。在下虽则未曾看见，也没得工夫去研究这个消息是否确实，只为听说小冬已肯决心嫁一个人，与我的希望甚合，所以急忙地先把这个消息转载出来，证实或更正，日后定有下文，诸君请等着吧！"

第12节：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11)

傲翁这样写文章，写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很不负责任的，而且在未曾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单凭道听途说，就把梅兰芳发妻王明华说成一个死之前还要设计害人的狠毒女人，如此随意败坏他人名誉，实在过分。其在文章中，不止一处说"听说……"，挑明消息来源不实，连题目都写的是"关于梅孟两伶婚事之谣言"，似乎并未以假充真，蒙骗读者，实则玩的是"春秋笔法"，一面说明是谣言，一面却将谣言传播出去了，自己却又不用负责，逃掉了干系，委实危害不浅--不仅对于梅兰芳及其家人，对于读者也会产生误导。因为他把"梅大奶奶"为梅孟做媒一节，写得绘声绘色，不怕人不信。

1926年8 月28日的《北洋画报》上，"傲翁"又撰文说"小冬听从记者意见，决定嫁，新郎不是阔老，也不是督军省长之类，而是梅兰芳。"当天的《北洋画报》上还刊发了梅、孟各一张照片，照片下的文字分别是"将娶孟小冬之梅兰芳（戏装）"、"将嫁梅兰芳之孟小冬（旗装）"。这可能是媒体最早一次对梅孟恋情作肯定报道。

那么，傲翁在这篇文章中，为什么特别提到"新郎不是阔老，也不是督军省长之类"呢？孟小冬曾经得罪过一个权势之人，这人为了报复，在小冬于某戏院演出时，放出话来，要包下这家戏院，然后清空戏院，让小冬面对空无一人的戏院，唱独角戏。当然，他最终没有那么做，但对孟小冬来说，还是有被羞辱了一番的感觉，自尊心大受伤害。于是，她也放出话来，以后要么不嫁人，要嫁就嫁更有权势之人。她嫁梅兰芳，实则没有实践她当初的豪言--梅兰芳是艺术家，有名望，但和"督军省长之类"相比，应该不算有权势之人。在那个年代，唱戏的没有社会地位，何来权，何来势？因此，孟小冬最终选择嫁梅，而没有左挑右选"督军省长之类"，还是感情上了上风。

第13节：梅孟分手（一）(1)

梅孟分手（一）：反对徒儿成婚，仇月祥离京返沪--梅、孟新婚，甜蜜而温馨--迁居新居，金屋藏娇--"四大名旦"称谓的来历--热热闹闹的"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扑朔迷离的一桩"血案"，凶手姓李？姓王？--梅、孟关系蒙上阴影

对孟小冬嫁梅兰芳，最反对的，不是孟鸿群、张云鹤，而是师傅仇月祥。起初，孟鸿群夫妇很担心女儿为妾--可能任何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给人做小。但是，有人信誓旦旦地在他们面前保证：王明华病重，恐怕不久于人世，而且她长住天津，梅家实则只剩下一房，即福芝芳。也就是说，小冬嫁过去，就梅兰芳肩祧两房之责，她也是可以和福芝芳平起平坐的，即两房都是夫人，没有太太、小妾之说。简单地说，就是"两头大"。

与此同时，孟氏夫妇又听说此婚事是王明华做的主，她是认可小冬的，而且她就是为了阻止福芝芳扶正，才撮合兰芳和小冬的。干脆地说，她有意让小冬做大。他们也许不知道，福芝芳嫁梅时，梅、福两家就已经谈妥，福芝芳是以夫人身份嫁的，谈不上扶正不扶正。不管怎么说，孟氏夫妇认定女儿是去当夫人的，而不是做小，又从媒人那里收到梅家送来的一笔巨款，自然答应得很爽快。

无论如何，仇月祥都反对这门婚事。有人认为，他反对的原因，是他舍不得放弃孟小冬这棵"摇钱树"。他知道，小冬一旦嫁给梅兰芳，自然是不能登台唱戏了--伶界大王梅兰芳怎么可能让妻子粉墨登场如此招摇呢。小冬一旦不唱，他这个师傅就没了经济来源。嫁了人的小冬是可以不唱的，身为梅太太，没有经济负担，而他仇月祥，可就没那么好运了。这样的说法，对仇月祥很不公平。其实，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事后证明，也是极其英明的。

在仇月祥看来，孟小冬先天条件太好了，这样的条件，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另外，她天资聪慧，接受能力强，又好学向上，加上名师指点，她的艺术前途光明一片。事实上，她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无锡，以至后来到济南，抵天津，唱到哪儿，就红到哪儿。最后她进入京剧人才荟萃的北京城，仍然一炮而红。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她天生就应该是唱戏的，甚至可以说，她为戏而生。何况这时，她二十不到，年纪轻轻就脱离舞台，岂不太可惜？就算仇月祥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不为过。他一手将孟小冬培养出来，倾注了大量心血，弟子成名走红，师傅脸上有光，同时有了经济保障，也不是不能理解。

孟小冬似乎不能体会师傅的良苦用心，或者说，她体会到了，但还是不顾师傅的强烈反对。此时，她情窦已开，她被梅兰芳所吸引，特别是当她消除了"做小"的担忧后，完全没有了顾忌。在舞台上，她扮着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大英雄，或者是豪情万丈、激情澎湃的大男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的骨子里具备了自我独立永往直前的气势。

她还是女人，有着女人固有的崇尚爱情、依俯男人，甘愿做男人背后小女人的传统观念。也许，她登台唱戏，本就不是她对生活的主动选择，而是生活所迫家庭所逼，她只是将唱戏当作挣钱养家糊口的手段，而不是因为她对京剧艺术的热爱，从而视唱戏为一种事业，一种争取女人独立自主的方式。因此，当不需要她养家糊口时，她很自然地决然"抛弃"了唱戏。何况，她将嫁谁？梅兰芳！一个女人，能够嫁给这样一个人，怎么能不感到心满意足？

仇月祥伤心极了，也痛心极了。事已至此，他唯有无可奈何。他选择离开北京，重返上海。不知道孟小冬有没有亲自送师傅离开。即便相送，师徒俩此时必定相对无言。多少年的师徒情份，终究抵不过男女之情。

一个要嫁，一个不想她嫁；一个不想唱了，一个还想让她唱，这一切，原本并非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然而不知为什么，这对师徒似乎从此脱离了关系并且恩断义绝。许多年以后，孟小冬自京返沪。此时，已六十高龄的仇月祥晚景凄凉。很多人都以为孟小冬会去看望恩师，并给予他生活上的接济。但是，她没有。有人不甘心，直接进言孟小冬，明确告知她仇月祥生活困顿，希望她念及师恩加以救济。孟小冬是何态度？上海某报在一篇题为《孟小冬冷淡开蒙先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小冬含糊其辞，好像没有这样一位授业师一般。"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媒人承诺"两头大"，也就是说，梅兰芳娶孟小冬，是准备像他当年娶福芝芳一样，也给予夫人名份的，那么，他俩的婚礼为什么不公开呢？没有花轿，没有迎亲，没有吹吹打打。实际上，他俩从恋爱到结婚，都是避人耳目神神秘秘地。就连新房，也只是设于冯（幼伟）宅之中。据说，梅、孟婚礼，举行的时间是在1927年农历正月二十四。参加婚礼的，只有"梅党"成员，如冯幼伟、李释戡、齐如山等。又据说，冯幼伟任证婚人，冯的小姨子任伴娘。如果此说的确属实的话，那么，梅、孟关系是由齐如山等梅党成员一手促成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春暖花开时节，具体说，大约4月份，梅、孟从冯宅迁出移居东城内务部街，原因是不知谁走漏了风声，有人打听到久不露面?孟小冬早已被梅兰芳藏在冯宅，而且两人还秘密结了婚。这一来，冯宅是待不下去了，于是搬家。

无论居于冯宅，还是住在新居，孟小冬总也脱不了被梅兰芳金屋藏娇的感觉。既是秘密成婚，她就不能公开登台，也不能公开以梅夫人的身份露面。她的生活很单调。住在冯宅时尚好，冯宅人多，她可以串门闲谈；住在新屋，身边除了陪伴她的冯幼伟小姨子，一个做家务的老妈子，一个看家护院的男佣外，别无他人。梅兰芳不能天天陪着她，他还要唱戏，还要接待外国友人，还要创排新戏，还要交际，最重要的是，他有他的家，有夫人和孩子，他还要回家。1928年1月，福芝芳又诞儿，取名绍斯（即梅绍武）。由此推测，梅兰芳在随孟小冬搬迁新居时，还是时常回家的。

为解小冬寂寞，梅兰芳购置了一台手摇唱机，又捧回来一叠唱片。白天，孟小冬靠听唱片打发时间，回味她在舞台上的辉煌，感慨逝去了的唱戏时艰辛又美好的岁月。在梅兰芳的鼓励下，她还读书认字，习画临字。她那么早就学戏登台，自知文化欠缺，一直有心要补足这一课。

不过，两人毕竟新婚，生活总是温馨而甜蜜的。这从后来公开的一张梅兰芳游戏照片上可窥见一斑。照片上，梅兰芳身着家居装，右手插腰，左手做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在灯光的映衬下，投射在他身后的白墙上，显出一个鹅头的影像。在照片的右侧，是孟小冬的笔迹："你在那里作什么啊？"在照片的左侧，梅兰芳回答道："我在这里作鹅影呢。"梅兰芳难得如此活泼幽默充满生活情趣，看得出来，此时，他的心情是极其轻松和愉悦的。

第14节：梅孟分手（一）(2)

的确，1927年上半年的梅兰芳，好事连连，和孟小冬的婚事是一桩，还有一件事，对他来说，也极具意义，那就是北京《顺天时报》举办的一次活动。这次活动涉及到"四大名旦"称谓的由来。

关于"四大名旦"称谓的来历，时至今日，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称谓来自于一次观众投票活动。换句话说，四大名旦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次投票活动，就是为了选举"名旦"。

这种说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有"权威"性，很普遍，也就被广泛引用。实际上，这次投票活动的全称是："为鼓吹新剧，奖励艺员，现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顺天时报》1927年6月20日第五版）。也就是说，投票活动主要针对的是"五大名伶"的新剧，并不涉及对他们五个人个人艺术的全面评价。"五大名伶"是梅兰芳、程艳（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徐碧云。更准确地说，活动规则是要求投票者从五个人所演新剧中分别选出最佳的一出戏。

为缩小范围而使选票相对集中，主办方从五人所演新剧中各选出五部作为候选，也就是一共有25部候选剧目。它们分别是：

梅兰芳：《洛神》、《太真外传》、《廉锦枫》、《西施》和《上元夫人》；

程砚秋：《花舫缘》、《红拂传》、《青霜剑》、《碧玉簪》和《聂隐娘》；

尚小云：《林四娘》、《五龙祚》、《摩登伽女》、《秦良玉》和《谢小娥》；

荀慧生：《元宵谜》、《丹青引》、《红梨记》、《绣襦记》和《香罗带》；

徐碧云：《丽珠梦》、《褒姒》、《二乔》、《绿珠》和《薛琼英》。

一个月以后，投票活动结束。7月23日，《顺天时报》揭晓了投票结果。从收到的选票来看，这次活动很受读者支持。主办方共收到选票14091张，五大名伶各自的最佳剧目分别是：

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得票总计1774票；

程砚秋的《红拂传》，得票总计4785票；

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得票总计6628票；

荀慧生的《丹青引》，得票总计1254票；

徐碧云的《绿珠》，得票总计1709票。

这次活动，从开始刊发启事，到投票过程，以至最后揭晓结果，都只用了"五大名伶"这个名称，而没有用"五大名旦"。这就造成两个后果：

一，有人因此推断，在这之前，还没有"四大名旦"（或"五大名旦"）的说法，否则，主办方应该用"五大名旦"，而不是以"五大名伶"之名；

二，正因为如此，有人得出结论："四大名旦" 的称谓，就是在此次投票活动结束后确立的，即被选举产生的。

很明显，这样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首先，此次投票选举活动，针对的只是五个人的新戏，并不是评选孰强孰弱。也就是说，只将他们各自的新戏做纵向比较，而并不将他们五人做横向比较，更不是在五个候选人中，选出四强；

其次，如果"四大名旦"之说是因为此次投票选举活动而产生的，那么也应该是"五大名旦"，为何漏掉徐碧云而只说"四大名旦"呢？

除此之外，如果以得票多少排列，位列第一的是尚小云的《摩登伽女》，6628票，其次是程砚秋的《红拂传》，4785票，然后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1774票，接着是徐碧云的《绿珠》1709票，最后是荀慧生的《丹青引》，1254票。假使这次活动的目的确是为了选举"四大名旦"，那么，按照票数，排在前四位的，也应该是尚小云、程砚秋、梅兰芳、徐碧云，缘何荀慧生最终位列"四大名旦"之一，而缺了徐碧云呢？仅从这个角度上说，"四大名旦"是由戏迷、读者选举产生的论断，就是错误的。

投票选举，是确立"四大名旦"称谓的其中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最终被事实所推翻。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更加没有说服力，不值一驳。

据说，在1924年到1925年期间，在军阀张宗昌家的堂会上，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合作了一出《四五花洞》。这次演出《四五花洞》，梅、尚饰演两个真金莲；程、荀饰演两个假金莲。由于四个人的表演各具特色，艺术水平难分高下，便从此有了"四大名旦"的说法。

第15节：梅孟分手（一）(3)

这样的说法十分含糊，没有明确到底是由谁最先喊出"四大名旦"这个名称的。民间曾经有这样的流传，四大名旦同台演出过多次，但合作演出一部戏，只有《四五花洞》。实际上并不尽然。1918年5月26日，中国银行总裁冯幼伟在家里举办堂会。在这次堂会上，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与其他京城名角儿合作演出了《满床笏》。这次，可能是四人初次同台、初次合作的一场演出，颇具纪念意义。只是那时，还没有"四大名旦"的说法。

就目前现存资料而言，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四大名旦"的称谓是由天津《天风报》社长沙大风率先提出来的。沙大风（1900-1973）原名沙厚烈，笔名沙游天。因为沙游天中的"天"，英名是"SKY"，而俄文人名中的"斯基"，也是"SKY"，所以，又有称他"沙游斯基"。他早年在《天津商报》任戏剧版主编，后得到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中原公司的资助，于1921年创办《天风报》，自任社长。

据沙大风之子沙临岳回忆，"四大"其实是借用当时流传甚广的"四大金刚"之名。"四大金刚"指的是直系军阀曹辊的内阁大臣程克等4人。有人说，由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朱琴心的名气不亚于"四大金刚"，所以有人称他们为"伶界四大金刚"。后来，荀慧生取代了朱琴心，"伶界四大金刚"又指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沙大风对"伶界四大金刚"这个称谓颇不以为然。他觉得金刚怒目与四旦的娇美英姿不相吻合，所以提笔一改，改称为"四大名旦"。

整个1927年，梅兰芳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上半年，他春风得意，新婚燕尔，身边有佳人相伴；在艺术上，四大名旦的称谓逐渐被叫响，而且开始深入人心，这是他在继"伶界大王"之后的又一个美称。然而下半年，他却被卷入一场血案之中，给他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直接关系到他和孟小冬的关系。

关于这件血案，当时京、津大小报刊纷纷在显要位置予以报道，天津《大公报》的标题是："诈财杀人巨案"；北京《晨报》的标题为："北京空前大绑票案，单枪匹马欲劫梅兰芳，冯耿光宅中之大惨剧"，更几乎用了整幅版面，详细报道事件经过；《北洋画报》配以罪犯被枭首的相片……

这桩案件的过程虽然有些离奇，可是就案件本身来说并不复杂，警方不仅当场将罪犯击毙，案件也很快处理完毕。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案件，却又因了不为人知的缘故，竟变得扑朔迷离。

这桩"血案"的真凶底是谁，迄今仍有两个版本，一说李志刚，一说王惟琛，令人难下结论。

版本之一来自报刊对案件的报道。各报刊的报道虽然略有出入，但大体情节相差不大：

1927年9月14日下午两点多钟，有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开始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梅兰芳住宅门口徘徊，晚上9点左右，梅兰芳的司机发动了停在门口的汽车，到东四9条35号冯幼伟家，去接与众友人在那里为黄秋岳祝寿的梅兰芳。年轻人见了，拼命在后面追赶。

司机到了冯宅，便将这个奇怪的年轻人的举止说给其他来宾的司机及冯宅看门人听。大家便到门口去向年轻人问究竟，答是家里有急事，来向梅老板求救。大家见他衣着整洁，面目清秀，不像是一个无赖，问他姓名，答叫李志刚。便有一位仆人去上房通报梅兰芳。梅兰芳说，我并不认识此人。坐在一边的绰号"夜壶三"的《大陆晚报》经理张汉举便起身走出来察看。

李志刚见到张汉举，脱帽鞠躬后说，他与梅兰芳的确不认识，但他祖父与梅兰芳有旧，现已逝世3天，停尸在床，无钱入殓，因此求助于梅兰芳。一边说着，唏嘘不已。张汉举说，你与梅兰芳既不相识，他怎么帮助你呢？如果找个介绍人，或者把情况写清楚，这样比较有效。李志刚便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交给张汉举，同时又挥泪跪下，样子十分可怜。张汉举把他扶起来，读了信后，便拿了信到上房给梅兰芳及在座的人看。

众人读了信，起了恻隐之心，于是凑了约两百元，由张汉举转交。张汉举也并不是个见不得眼泪的人，并未轻信李志刚，他拿钱在手，嘴里道，我要到他家去看一看，如果是真的，我再把钱交给他。说着，他来到门外，把李志刚叫到门内的走廊下，问他住址。答是东斜街。张汉举说，好极了，我住在西斜街，你稍等一会，等宴席散了，我同你一道到你家去看看。李志刚说，我肚子很饿。张汉举便给了他5元的钞票一张。李志刚却不肯收，只说，从早晨到现在，粒米未进，现在只想吃东西。张汉举便叫仆人拿了些残羹剩饭，给李志刚在门房吃。

第16节：梅孟分手（一）(4)

夜里11点，席终人散，张汉举与画家汪蔼士及李志刚一同乘汽车往西城驶去。汪系搭便车顺路回家。当车行至东斜街口时，李志刚忽然凶相毕露，从腰间掏出一把旧式左轮手枪来，向张汪二人明言他前面的话都是假的，他的目的是要向梅兰芳索要5万大洋。命张汪尽快为他设法，否则手枪侍候。在他的逼迫下，汽车重又开回冯宅。此时梅兰芳已经回家去了。

李志刚不让张汪下车，只命车夫进去报告。冯幼伟拿了5百元给车夫，李志刚不收，说，5万元一块钱也不能少。车夫重又入内，如此往还几次，终未谈妥。这时，适有两个巡警由西口走来，李志刚以为是冲着他来的，于是挟持张汪二人进入冯宅。后在与闻讯赶来的军警对恃中，汪蔼士借机得以逃脱，而张汉举则被李志刚开枪打死，李志刚也丧命军警枪下，随后李志刚被枭首示众。

各报刊都说劫匪叫李志刚；将罪犯枭首示众的京师军警联合办事处在张贴的布告中也称其为李志刚。该布告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本月十四日夜十二日，据报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住户冯耿光家，有盗匪闯入绑人勒赎情事，当即调派军警前往围捕，乃该匪先将被绑人张汉举用枪击伤，对于军警开枪拒捕，又击伤侦缉探兵一名。因将该匪当场格杀，枭首示众，由其身边搜出信件，始悉该犯名李志刚，合亟布告军民人等，一体周知。"

几年后，孟小冬在刊登的《启事》里也说是"李某"。看来罪犯姓李名志刚无疑。实则未必，因为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案犯叫王惟琛，发案的地点不是冯宅，而是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家！

说这话的人是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薛也住在无量大人胡同。那天，袁世凯的三公子袁克良（字君房）偕如夫人孙一清来访薛观澜，薛观澜回忆当时情景：

是日君房来到无量大人胡同，和我一见面，就很紧张地对我说："这儿胡同口已经布满军警，我刚才遇见了军警督察处派来的人，他们说梅兰芳的家里出了事，我们一同出去看过明白再说。"于是，我和君房，速即走出大门口一看，只见梅家瓦檐上站着几个佩枪的军士，看来形势极其严重，胡同两头更布满军警与卡车，如临大敌的一般。因此君房的神经格外紧张起来，他在街头大声喊道："畹华是我们熟识的人，他有性命危险，等我赶快去拿一管枪，把他救出来。"我们知道君房为人是说做就做，并非徒托空言。大家便赶忙上前拦阻，君房才慢慢镇静下来。不久我们就听得枪声如连珠……

薛观澜笔下的案犯穿着浅灰色西装，文质彬彬，面色渗白，年约20岁左右。后经他打听来的消息是，案犯的名字叫王惟琛，是京兆尹（相当于市长）王达的儿子，于北京朝阳大学肄业。

王惟琛是纨裤子弟，一直单恋孟小冬，始终得不到小冬回报，正在百般愁苦之际，听说小冬已被梅兰芳"抢了去"，一时想不开，一天突然闯入梅宅，欲找梅兰芳理论。当时已近正午，梅兰芳和冯幼伟等几个朋友正在吃午饭，佣人进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要见梅大爷。在座的张汉举自告奋勇，对梅兰芳说他先出去看看那人有什么事，然后便离座随佣人走出餐厅往客厅走去。

张汉举矮矮胖胖，由于记者出身，颇善词令，平时热衷于交际，喜欢管三管四，所以才有"夜壶张三"的绰号。他来到客厅，以为找几句托词就可以把王惟琛打发掉，谁知还未等他开口，就见王惟琛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抵住张汉举，叫道："我不认得你，你叫梅兰芳快些出来见我，他夺了我的未婚妻，我是来跟他算账的，与你不相干。"

张汉举到底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没有被吓住，很快稳定了情绪，笑着对王惟琛道："朋友！你把手枪先收起来吧，杀人是要偿命的，我看你是个公子哥儿，有什么事尽好商量。"然后，他又说梅兰芳出去了。王惟琛自己也很紧张，听说梅兰芳不在家，突然手足无措起来，恼羞之下，忽然改口要起钱来："梅兰芳既敢横刀夺爱，我可不能便宜了他，我要梅兰芳拿出10万块钱来，由我捐给慈善机关，才能消得这口怨气。"张汉举与他讨价还价，钱数降到了5万。张汉举大声呼唤佣人，让他们转告冯幼伟，赶快去筹款。

第17节：梅孟分手（一）(5)

其实，早在王惟琛掏出手枪的那一刻，就有佣人忙不迭地奔到餐厅通知了梅兰芳、冯幼伟。此时，听王惟琛说要钱，冯幼伟一面打电话通知军警督察处，一面通知银行迅速提出五万元现款。

钱送到时，军警也已包围了梅宅。当佣人将钱扔进客厅后，王惟琛将张汉举挟作人质，好使他安全离开梅家。走到大门外，王惟琛这才发现军警不仅包围了梅宅，连周围屋顶上都有荷枪实弹的军警。因为过于紧张，他手中的枪响了，张汉举重重地倒在了地上。一见人质已死，军警们众枪齐发，顷刻间，王惟琛被打成了蜂窝状，当场毙命。

以上两种说法，一个是各报所载，一个是亲眼所见，到底哪一个是事实呢？有人一见当年报道案件的报纸，就武断地以为"王惟琛"一说是错的，殊不知警方若是为维护王达的名声，玩一个李代桃僵的把戏，骗过记者与公众，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事实上，似乎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否则，明明是一个事实清楚的案件，何以连凶犯姓名、发案地点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呢？有人因此猜测，难道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件，被混为一谈了？

罪犯的死算是咎由自取，张汉举却死得冤枉。他上有七十老母，下有幼子小女，子不过13岁，女才只有6岁，还有一妻二妾。张家人闻讯惨剧，悲痛不已，也有些迁怒梅兰芳。那些天，梅宅天天传出张家人的号哭。梅兰芳对张汉举之死深感歉疚，他不仅包揽了张汉举的后事，而且还赠送给张家位于麻草园的房屋一幢，现金二千元。

这场血案对于梅兰芳的刺激，并不只于对张汉举之死的歉疚，他还承受了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公众对于明星的态度向来如此，见男女台上般配，便热望及乐见其成为生活中的伴侣，也不管是否使君有妇，罗敷有夫，而一旦出现事端，则又横加责备。梅兰芳天津的一位友人来信慰问，梅兰芳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寒夜事变，实出人情之外。兰平日初不吝施，岂意重以殃及汉举先生，私心衔痛，日以滋甚。廼以戏院暨各方义务约束在先，不能不强忍出演，少缓即当休养以中怀惨怛，不能复支也。兰心实况，先生知之较深，正类昔人所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此时岂有置喙之地！已拟移产以赙张公，惟求安于寸心，敢（？）申于公论。至于流言百出，终必止于智者。兰在今日，只以恐惧戒省为先，向不置辩。

后来梅孟分手，有人便将这两件事说为因果──梅兰芳受"血案"的刺激而离开孟小冬。还有人说，因为福芝芳说了句："大爷的命要紧"，使梅兰芳痛下决心离开孟小冬，回到福芝芳身边去。事实上，他俩分手，是在四年之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件血案，不可避免地给梅孟关系蒙上了阴影。

第18节：梅孟分手（二）(1)

梅孟分手（二）：梅兰芳内忧外患--内，携妻赴天津，孟小冬心生不满--外，《凤还巢》"禁演"风波--孟小冬不甘被"藏"离金屋，也赴天津，重登舞台--梅兰芳发妻王明华病故--孟小冬争宠--梅兰芳冒破产危险赴美

血案本身，和孟小冬没有关系，但是，制造血案的李某（王某？）却和孟小冬有关系。尽管孟小冬始终不承认她和该人有关系，甚至发誓她根本不认识他，然而事实是，他是她的戏迷，更是她的追求者，也许郎有情，妹无意，但他们的确见过面，而且不止一次。他是因为孟小冬，才欲绑架勒索梅兰芳的，从而造成血案。因此，如果有人说，血案的发生和孟小冬不无关系，似乎并不为过。

既然如此，心有余悸的梅兰芳不得不重新审视他跟孟小冬的关系。他俩结合，固然有朋友的撮合，但更重要的还是两情相悦。然而，男女相爱不是一切，特别是爱会淡，情会逝。当爱淡了，情逝了，剩下的又都是流言、麻烦、困扰、压力，那么，两人逐渐疏离，便是自然的。

对于梅兰芳来说，血案没有伤及他肉体，但却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份压力，是外界给予的不利于他名声的议论，甚至指责。他是爱惜羽毛的，他那么多年来精心打造了温和、大度、善良、谦恭、义气、责任等等好名声，他一直细致地维护着。如今，如此血惺味浓重的惨案，因他爱的孟小冬而发生，使他险些遭遇不测，又使张汉举做了他的替死鬼，无疑对他一贯的好名声和一贯的良好形象造成极大的破坏。

也许是为了及时挽回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为了给自己的家庭一个交代，血案之后，梅兰芳很少回他和孟小冬的爱巢了。尽管外界对梅兰芳、孟小冬的关系议论颇多，但他们结合，毕竟从来没有公开过，始终处于保密状态。不知梅兰芳此时的心理如何，他是想就此重返夫人身边，而淡化他和孟小冬的关系，用事实平息对他俩关系的猜测？不得而知。

总之，梅兰芳不仅回家了，而且常和夫人福芝芳出双入对。不仅如此，1928年初，天津《北洋画报》突然刊发这样一条消息："梅兰芳此次来津出演中原，仍寓利顺德饭店。但挈其妾福芝芳同行，则系初次。"也就是说，他赴天津演出，陪在他身边的不是孟小冬，却是妻子福芝芳，而正如报上这条消息所说，他携福同行，还是第一次。这实则向外界传达出一连串信号：他的妻子是福芝芳，他们夫妻关系甚笃，他们家庭幸福。

捧读这则消息，孟小冬气极。在她看来，福芝芳在向她示威，或者说，梅兰芳在向她表明一种态度。这让她无法接受。之前，她也觉察到梅兰芳的转变。因为他俩的关系，她不得不深居简出，被藏在金屋里，不敢轻易露面。这是为什么？无非是为保护梅兰芳，保护他的好名声，保护他的好形象。为了他，她这样的牺牲自己，消融自我，别离了舞台辉煌，抛弃了艺术追求，过着一种金丝雀般孤寂无聊的生活。想想自己也是有才华的，为了爱一个男人，却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生活，她越想越觉得委屈，越想越气。

这个时候像孟小冬这样处于如此地位的女人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凭什么你们夫妻公开地逍遥自在，让我一个人独吞苦酒独守空房，哪有这样的道理？于是，一气之下的孟小冬收拾了一些简单行李，离开爱巢，跑回了娘家。这个时候像孟小冬这样处于如此地位的女人的娘家人一般也都会站在女方这一边，指责男方忘恩负义或者背信弃义。孟鸿群夫妇也不例外，在为女儿的遭遇鸣不平的同时，提议：他们夫妇能去天津，你为什么不能去天津？

孟小冬想想也是，他梅兰芳可以去天津唱戏，我为什么不可以也去天津唱戏。他能唱，我也能唱。也不知道是出于报复心理，还是久不登台，嗓子发痒很想过过戏瘾，或者是两者兼有。孟小冬决定即刻赴天津。

一番联系之后，孟小冬准备在天津春和戏院登台。她很久没有露面了，戏迷们早就饥渴万分，突然获悉她又唱，无不欢欣鼓舞。率先唤小冬"冬皇"的沙大风，本就是"孟迷"，他曾很肉麻地称她为"小冬吾皇"，还连呼"万岁"，如今得知"吾皇"将抵津，连日在其主办的《天津商报》上开辟"孟话"专栏，大捧特捧，极力宣传。

这次，和孟小冬合作的是有"坤旦领袖"之称的雪艳琴（本名黄咏霓），她俩之前有过合作，感情尚可。不过，孟小冬和梅兰芳结合，她是瞒着雪艳琴的。对此，雪艳琴有些不满。但是，当孟小冬去找她，想请她一起组班赴天津演出时，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在天津的三天打泡戏，分别是第一天，合作《四郎探母》；第二天，孟小冬演压轴《捉放宿店》，雪艳琴演大轴《虹霓关》；第三天，雪艳琴演压轴《贵妃醉酒》，孟小冬演大轴《失空斩》。两人合作，配合默契；两人分演，又各自精彩。

虽然孟小冬在天津只演了十来天，但受欢迎程度丝毫不逊于当年。她的艺术才华固然令人称道，她特立独行的行为举止，也引人关注。唱戏时，她着男装，戴髯口；生活中，她也着男装，而且不施脂粉。小女子的娇美，衬上帅气逼人的装扮，为她平添了英武之气。听完她的?，看完她的演，戏迷们过完了戏瘾，很自然地将注意力转向她和梅兰芳的关系。对此，她拒不吐露一星半点。联想到不久前梅氏夫妇抵津，如今孟小冬孤身一人抵津，他们的关系显得更神秘了。

梅兰芳万万没有料到孟小冬会不告而别独赴天津，而且还粉墨登台大唱了一把。原本，他喜欢她，除了美貌、才华，还有就是较强的个性。然而这时，他认识到，个性有的时候是和"倔强""任性""耍态度""使性子"等联系在一起的。他很无奈。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能够体会到孟小冬内心的怨气。他知道，他无意中的行为，伤了她。于是，待孟小冬返京，而且没有返回爱巢直接回了娘家后，梅兰芳主动去把她接了回来。

第19节：梅孟分手（二）(2)

人是接回来了，但不可否认，他俩关系的那片阴影又扩大了一些。梅兰芳刚刚安顿好"后院"，"前院"又失火了--1928年春，他遭遇了《凤还巢》"禁演"风波。这让他因家事而有些阴郁的心情雪上加霜。

京剧向以历史题材为主，且多是悲剧，喜剧偏少。有喜剧色彩的戏多是以三小（即小生、小旦、小丑）应工的玩笑戏，而闺门旦应工的喜剧就少之甚少了。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凤还巢》就是一出闺门旦应工的喜剧。该剧情节曲折，妙趣横生，执笔者仍是齐如山。

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有"京剧《凤不巢》曾被刘哲禁演"的传说。《舞台生活四十年》（1986年再版）最后一节的"按"里这样说：

《凤还巢》就是在中和园首次上演的。当时正是张作霖当大元帅的时期，

奉系人物因"奉""凤"同音，忌讳这出戏，当时的教育总长刘哲曾托人带话

最好不演《凤还巢》。

许姬传、刘松岩、董元申著《梅兰芳》（1987年版）一书里有关《凤还巢》这样写道：

1928年4 月6 日，《凤还巢》在北京中和园上演。当时奉系军阀们因《凤

还巢》剧名与"奉还巢"同音，竟由奉系教育总长刘哲出面，以所谓"有伤风

化"的罪名禁演了这出戏。喜剧变成了禁戏。后来《凤还巢》在人民的支持下

，终于恢复了演出，那风趣的剧情和优美的唱腔，也才得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成为各剧种竞相移植的喜剧剧目。

1994年出版的《梅兰芳年谱》也有类似说法，作者在1928年条下写道：

4 月6 日，在北京中和戏院首演《凤还巢》。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因《凤还

巢》剧名与"奉还巢"谐音，竟由教育总长刘哲以"有伤风化"的莫须有罪名禁演。

除了几种文字记载外，还有口头传说，都说《凤还巢》曾遭禁演。无论是口头传说还是文字记载，依据的恐怕就是《北洋画报》1928年5 月2 的一则消息，该消息称："梅兰芳新排之《凤还巢》，教育总长刘哲认为有伤风化，有实行取缔说"。这则消息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几条消息并列，其他几条消息分别是"袁寒云被张宗昌、孙传芳委任"何南安辑使""、"著名建筑家关颂声远赴美国"、"南开女中举行春季游艺会"，这四条消息的总标题为《据说……》。

很清楚，总标题之所以为《据说……》，是因为那四条消息都没有得到证实，只是"据说"。所以，《凤还巢》问题也只是"据说"，"有实行取缔说"，却并没有明确告知已被取缔或被禁演。当然，既然有此说，那么的确有这种可能。如果人们只看到这《据说……》就作"被取缔或被禁演"的推断，倒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仅隔了一周时间，《北洋画报》于5 月9 日发表了署名朱弦的文章，题目为《〈凤还巢〉问题》，文章说：

近传教育部对于梅兰芳新排之《凤还巢》认为有伤风化，拟加以取缔，但非事

实。《凤还巢》一剧，在昆曲名《丑配》，在秦腔名《循环序》，梅易为乱弹，命名

之由。因剧情中程雪娥之婚姻，几经变幻仍如其故，原拟名《换巢鸾凤》，既因并未

尝换巢，乃易今名，此剧来历如此。或谓宜名《三洞房》，似较原名为佳。

如果朱弦的文章到此为止，那么远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他在明确指出"但非事实"后，又详细谈到此说究竟因何而来。原来，《凤还巢》初演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的确亲临中和戏院，观看该剧。戏过半，他突然想起询问身边的教育部某司长："这出新戏我们审查过否？"司长说："尚未。"刘哲便说："可调取原本来略加修正。"

当时，刚出笼的新戏是要经教育部审查的。次日，司长命"通俗教育会"给梅兰芳发去一函，要求将原剧本尽快送至"教育会"审查。"通俗教育会"是教育部的一个分组织，司长兼任该会会长。函发出十日，"教育会"并未收到梅兰芳的回复，更不见剧本，便有些恼火，遂将原函全文刊登在报纸上。"报纸披露此事后，日本某评论家即抓为题目，加以评论，"教育会"又致函某日本评论家，与之辨正，遂致问题。"

第20节：梅孟分手（二）(3)

这位日本评论家与"教育会"辩争的焦点在于"审查"和"取缔"的区别，可能他的意思是"教育会"名为"审查"，实则找茬"取缔"，而"教育会"则反驳，称"审查"就是审查，与"取缔"是两回事。如此热热闹闹的辩来争去，传言便纷纷而起，说梅兰芳有意对抗教育部之命，教育部因而将取缔《凤还巢》，甚而取缔《思凡》、《琴挑》等剧。

梅兰芳没有回复，并非他致教育部之命于不顾，就他的性格与处事原则，他也绝不会有意那么做。根本原因是他压根儿就没有收到"教育会"的函。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此函后，大惊失色，忙叫人四下找寻，却在中和戏院找到了原函。原来此函被误投到中和戏院，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封公函，而梅兰芳此时已移师开明剧场演出，所以没有及时收到该函。

找到公函后，梅兰芳立即回复"教育会"，说明原因，并表示道歉。同时，他让人将剧本送到了教育会。仅三天后，"教育会"就将审查过的《凤还巢》剧本交还给了"承华社"，上面只对程雪雁的台词作了小小的修正，其余均未加改动。有人随即问梅兰芳如何看待"教育会"的修改，梅兰芳说："此戏慈先生的丑小姐，跟《凤筝误》差不多，没有什么。"

朱弦在文章中最后说：""通俗教育会"改得也好，盖所谓有伤风化，殆慈瑞全打诨太过，梅所饰为贞女雪娥，谈不到有伤风化也。"

如果说因为《北洋画报》的主持人是冯幼伟的侄子冯武越，而有意偏袒梅兰芳，特地请人出面辟谣的话，那么，不要忘记该报的经济资助人是奉系的张学良将军。从该画报里既有梅兰芳这边的人，又有奉系那边的人来看，《〈凤还巢〉问题》这篇文章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及公正性。

梅兰芳这样一个名人，教育总长刘哲不会不知道，他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就禁演梅兰芳的戏。当然，"凤"与"奉"的确是谐音，奉军在北京的军纪也的确很坏，北京人的确是很想让他们"还巢"，即退回到关外去。从这个角度看，刘哲也可能的确有取缔、禁演的想法，但到底没有真凭实据。不过，梅兰芳的确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克服了内忧外患，连续平息了几场风波，梅兰芳不免心力交瘁。好在他有超人毅志力，更想以事业掩藏烦恼。随后，他创排了两出新戏，即全本《宇宙锋》（这出戏日后成为"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和《春灯谜》。这两出戏都是从开台一直演到散戏。无论是对于梅兰芳，还是对于戏院而言，这样的演出方式都是一种创新，也是梅兰芳京剧舞台实践方面的一次改革尝试。

然而，下半年，梅兰芳又遭生活打击，发妻王明华不幸病故于天津。在她病危时，梅兰芳闻讯即刻赶到天津。据说，孟小冬随即也抵津，见了王明华最后一面。王明华故后，梅兰芳亲书挽联：

三年病榻叹支离，药灶茶炉，怜我当时心早碎；

一旦津门悲永诀，凄风苦雨，哭卿几度泪全枯。

王明华是9月下旬去世的。两个月之后，梅兰芳、孟小冬相携出现在香港。这年年初，梅兰芳携福芝芳赴天津演出；这年年末，梅兰芳携孟小冬赴香港演出。人们将两事结合在一起，不由这样揣测：梅兰芳此次让孟小冬公开露面，而且不顾众人疑虑目光，公然携孟小冬赴港，一是为了补偿亏欠她的，一是为了就此公开他俩的关系。事实上，梅兰芳此次赴港，是演出，而不是个人游历，因此，随他同行的，还有承华社诸成员。孟小冬时时相伴在梅兰芳左右，实则映证了外界对他俩关系的猜测。

结束香港演出，梅、孟并未即刻返回北京，而是先去了上海。据报载，他俩是在次年2月中旬才回到北京。也就是说，这次，他俩"单独"相处了长达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单独，是因为梅兰芳不必像在北京一样，一会儿这个家，一会儿那个家的两头跑，而只守着孟小冬一个。不仅如此，1929年的新年，梅兰芳似乎也没有回家过。这或许是他俩第一次，也许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过年。

这一切，都让孟小冬心情大好。从1927年初两人结合，她一直处于"地下"状态。这样的生活，让心高气傲的她着实感到不舒服，也常常报怨不被尊重。如今，她有重见天日之感。她终于如愿"修到梅花"了--回京后，报上刊登了她的一幅玉照，标题是"修到梅花之孟小冬自沪北归后最后造像"。

第21节：梅孟分手（二）(4)

紧接着，2月9日，《北洋画报》上又刊登了孟小冬不同表情的一组照片，有迎吻、送吻、斜睇、凝思，还配发了一篇题为《写于"小影"之后》，文章说："谈起孟小冬，她现在哪里？现随何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恐怕正在问题，而不成问题之中。有的说已经做了"梅妻"。小冬踪迹，据传现在上海，然而现在本报竟得了她最近的妙影多幅，津门倾倒小冬的人很多，大可看看。然而也不过看看而已可也。至于她"迎吻"是迎谁的吻？"送吻"是送给谁？"斜睇"睇谁？"凝思"思谁？都在似乎可以不必研究之列……"

如果说，这篇文章对梅、孟关系还在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话，那么，一周之后《北洋画报》上的一则新闻，则更加做实了两人关系。新闻称："孟小冬业已随梅兰芳倦游返平，有公然呼之梅孟夫人者……"可以说，至此，梅、孟关系算是彻底公开了。

此时，梅兰芳似乎处理好了家务事，然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赴美演出的准备工作中。他没有料到，关于是携夫人福芝芳，还是携孟小冬赴美，又引发风波。

早在1919年和1924年两次赴日演出大获成功后，梅兰芳就萌生了赴美演出的念头。不过，相比去日本，梅兰芳对去美国有很深的顾虑。日本无论如何与中国同属亚洲，肤色相近，文化背景相仿，中国戏剧与日本歌舞伎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古典戏剧直接受到中国唐朝歌舞《兰陵王入阵曲》的影响，在中国失传的唐朝古舞在日本却被完整地保存着。日本著名的"能乐"就受了中国元曲的影响，而"狂言"则受了唐代参军戏的影响。因此，梅兰芳在日本演出了《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千金一笑》、《嫦娥奔月》、《游园惊梦》等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背景的戏，日本人完全能够看得懂。

然而中国对于美国人来说，则完全是陌生的。那个时期的美国人，如果说对中国人的态度还算友善的话，那也绝不是出于尊敬，对中国人嗤之以鼻的美国人大有人在。他们不认为中国有文化，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有文化的话，何以会如此遭人掠夺而沦为世界弱国？中国人又何以会陷入如此悲惨的困境？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人只会做杂碎和杂碎面。至于中国戏剧，是他们用来讥讽中国的又一有力武器。有位名叫伦伯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完全缺乏艺术美感，原因是所有演员的吐字都是单音节的，没有一个音不是从肺部挣扎吐出的，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惨杀时所发出的痛苦尖叫，更有人说那唱腔高到刺耳以至无法忍受，尖锐的声音如同一只坏了喉咙的猫叫声。

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去美国演出，能就此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是给美国人进一步讽刺挖苦的机会？连梅兰芳自己都难以设想。另外，单靠梅兰芳的表演就能拉近如此巨大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谁也不敢这么肯定。

因此，梅兰芳虽然有心赴美，但时机尚不成熟，他一直在等待，在准备，直到华美协进社向他发出了邀请，赴美计划这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华美协进社"，这是个美国的民间团体。梅兰芳即便成行，也是以私人名义出访，因此一切经费自筹。尽管梅兰芳此时身价不菲，演出酬劳也高，但他并非出身豪门，没有祖产，只靠演出所挣戏份不但要养活一家大小，又因乐善好施，常常接济贫寒的同业人士，在家接待国际人士所产生的高昂的外交费，他也得自掏，所以面对赴美所需经费时，他颇有点一筹莫展之感。

不得已，他只能四处借贷，却一因数目太大，二因对他赴美能否成功能否挣到还债的钱表示怀疑，最终毫无收获。幸亏齐如山的亲威兼世交李石曾联合了银行界友人，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溥泾波等人四处奔走，在北平募捐到5万美元。同时，冯耿光和吴震修、钱新之等人在上海又募捐到了5万美元，总算筹齐了旅资。

然而，就在梅兰芳动身前两天，从美国传来消息，说"美国正值经济危机，市面不振，要么缓来，要么多带钱"。此时，梅兰芳赴美宣传等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此时如果"缓来"，声誉势必受损，但如果强行前往，又有可能血本无归而破产。梅兰芳犯了难。

第22节：梅孟分手（二）(5)

左右权衡，思来想去之后，梅兰芳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冒险一拼。于是，冯耿光凭中国银行董事的身份，又筹来5万美元。梅兰芳便怀揣着15万美元，冒着破产的危险，战战兢兢地跨洋过海去了美国。

那么，梅兰芳为什么一定要去？早在他第二次访日归国后，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麦克慕雷去"梅宅"拜访他时，就曾建议他去美国演出，说"如果能够成行，则可使美国人民增进对中国戏剧艺术的了解，更可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或许"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类的理由过于含有官方色彩而略微显得虚，对于梅兰芳而言，到一个与中国、日本完全不同的国度展示中国文化，尽管难度颇大，但却也极具挑战性。如果说十年前他第一次去日本是"试水"的话，如今的他，演艺已臻成熟，名望也大了许多，一切都水到渠成。

更使梅兰芳下决定的，是另一位美国公使保尔·芮恩施。他在卸任回国前，在徐世昌总统为其举行的饯别酒会上，说了一番和约翰公使所说大同小异的一段话，他说："要想使中美人民彼此的感情益加深厚，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芮恩施所说并非心血来潮，他与梅兰芳彼此并不陌生。早在梅兰芳初演《嫦娥奔月》时，一次，留美同学会在当时的外交大楼公宴芮恩施，梅兰芳应邀演出《嫦娥奔月》后半出。芮恩施对梅兰芳的表演大加赞赏，次日还特地到梅宅拜访梅兰芳，与梅兰芳有过相当愉快的会晤，此后他又陆续看过几次梅兰芳的表演。

因为是官方宴会，在座的都是官方人士，他们异常惊讶于芮恩施的话，他们想不到一个中国演员竟然在美公使心里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根本不相信一个京剧演员能实现中美亲善，他们以为芮恩施在和他们开玩笑。芮恩施看出这些人的疑虑，于是补充说："这话并非无稽之谈，我深信用毫无国际思想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并且最近有实例可证：从前美意两国人民有不十分融洽的地方，后来意国有一大艺术家到美国演剧，竟博得全美人士的同情，因此两国国民的感情亲善了许多。所以我感觉到以艺术来融会感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何况中美国民的感情本来就好，再用艺术来常常沟通，必更加亲善无疑。"

大多数人对芮恩施的话仍然将信将疑，唯有当时的交通总长叶玉虎（恭绰）心有所动。当齐如山、梅兰芳从叶玉虎那里得知芮恩施所说后，异常振奋，联想到约翰公使曾经的提议，以及这几年的外交活动，使相当的在华美国人熟知了梅兰芳与中国戏剧，他们预感到赴美计划必能得以实现。

赴美的决定是下了，那么，该取何种方式赴美呢？梅兰芳一时无法做出抉择。有人提议，通过经纪人介绍。这固然是个办法，但有人反对，说吃经纪人这行饭的都相当狡诈不好对付，很容易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当。比较之后，他们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对方来邀请，就像赴日、赴港演出一样。对方邀请又分两种方式：一由官方发出邀请，这里由外交部承接；一由民间团体发出邀请。官方邀请比较麻烦，特别是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员并非愿意倾力支持。这样一来，由民间团体发出邀请是最为合适的。

1932年，北平出版了由齐如山撰写的《梅兰芳游美记》，较详细地介绍了梅兰芳在美演出情况。在谈到梅兰芳何以能去美国的原因时，该书说"确因与哈布钦斯君有约，否则赴美的心愿，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达到呢"。哈布钦斯是美国的剧作家，在纽约有一家剧场。当他从司徒雷登那里得知中国名伶梅兰芳想到美国演出时，当即表示"梅兰芳到美国来，可以在我的剧场里出演"。虽然哈氏对梅兰芳赴美表现得很积极，但梅兰芳最终能赴美接受的并不是他的邀请。

齐如山在《梅兰芳游美记》里没有提到"华美协进社"，但偏偏就是华美协进社最终促成梅兰芳的愿望得以实现。该社成立于1926年，由胡适、张伯苓、梅兰琦、杜威（John Dewey）等几位中美学者共同发起在美成立。这是一个"得到联邦政府教育部门拨款，接受美国一些基金会资助，并由纽约州立大学系统董事会发给执照，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主旨的非牟利性团体"。"华美协进社"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

第23节：梅孟分手（二）(6)

出于对赴美的结果不可预知考虑，梅兰芳在决定赴美后一直到动身前，和"智囊团"成员做了大量的几乎是面面俱到的铺天盖地的准备宣传工作，意图先让美国观众对中国文化、中国戏剧有个初步认识。

首先，他们与美国的新闻界、各大戏院剧场联系，寄去照片、剧照并配以文字说明。齐如山临时编撰了几本书以加大宣传力度，其中有详细介绍中国京剧知识的《中国剧之组织》、专门介绍有关梅兰芳这个人的《梅兰芳》和《梅兰芳歌曲谱》以及对梅兰芳准备演出的戏加以逐一说明的《说明书》。似乎还嫌不够，他们又画了两百幅图，涵盖了剧场、行头、扮相、脸谱等十五类，可谓详尽细致到无可挑剔。

对于剧场和舞台的布置，存在着几种意见："完全中国式"、"中西合璧式"和"完全西式"。梅兰芳和齐如山都倾向于"完全中国式"，理由很简单，他们是中国人，演的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戏，自然需要中国式的舞台作为载体。另一方面，他们这次赴美，目的就是全面展示中国戏剧，无论美国人是否接受，但他们看到的毕竟是纯味中国戏，如果舞台是西式的，何以突显"中国"模式？

因此，齐如山在用纸板比划了几十次之后，最后决定采用中国故宫里的戏台模式。舞台布置完全是中国特色：第一层是剧场的旧幕，第二层是中国红缎幕，第三层是中国戏台式的外帘，第四层是天花板式的垂檐，第五层是旧式宫灯四对，第六层是旧式戏台隔扇。至于剧场，门口满挂中国式宫灯、梅剧团特有的旗帜；剧场内也挂着许多中国式纱灯，上面绣有人物故事、花卉、翎毛；壁上挂介绍中国戏剧的图画；所有剧场人员包括检场、乐队、服务人员都着统一的中国式服装。这样一来，观众从靠近剧场开始就将被中国文化所包围，也有助于他们对中国戏的理解。

除此，赴美成员还接受了一些规矩训练，包括在火车轮船上的规矩、外国街道上的违警标志、旅馆里的章程、吃饭穿衣的习惯等。光为吃西餐时，如何拿刀叉、怎样吃面包，名种菜怎么吃，汤怎么喝等，他们就排练了几十次，一会儿到德国饭店、一会儿到英国菜馆。

为慎重起见，梅兰芳遍访在华美国人和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以做可行性研究，频频与熟知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接触，一方面了解美国文化以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也在寻求他们的帮助，其中出力最大的，除了胡适，是张彭春。

张彭春是一个兼通中西方戏剧文化的学者。和胡适一样，毕业于美哥伦比亚大学；也和胡适一样，同时受业于教育家杜威门下。其实，"华美协进社"之所以愿意出面邀请梅兰芳赴美，正是接受了张彭春的建议。

张彭春自幼爱好京剧，留美期间因为哥伦比亚大学与著名的百老汇剧场相邻而有了很多观西方戏剧的机会，尽管他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但对戏剧也颇有研究。回国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后，他便被推选为"南开新剧社"副团长兼导演。这位既熟悉西方戏剧，又深谙中国京剧，还精通话剧；既有文学、哲学做底子，又进行了比较戏剧的研究的才子，连胡适都对他的学识及戏剧造诣推崇不已，称他是"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

多年以来，张彭春在美国开设中国戏剧课，在中国开设西方戏剧课，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成绩斐然。他相信：东方戏剧和西方戏剧只要相遇，非但不会相互排斥，必然是从相遇、相知乃至相辅相承。因此，在他看来，梅兰芳作为中国戏剧的领军人物，如果能去美国演出，让崇尚"眼见为实"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中国的确存在着虽然与莎士比亚、易卜生不同但同样是精美绝伦的戏剧艺术，将会极大地改善中国戏剧在西方的地位。

有齐如山等"智囊团"成员在细枝末节上的充分准备，有胡适的鼓励、出谋划策和积极参与，有张彭春的戏剧理论做基础。如此种种，梅兰芳尽管仍然对赴美前景心存忐忑，但毕竟不是黑暗一片，他甚至能隐约看到不远处的曙光。于是，他也就甘心冒着破产的危险，出发了。正如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所说，这一次，是梅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把握的演出，如履薄冰。

第24节：梅孟分手（二）(7)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在梅兰芳出发赴美前，身边的两个女人明里暗里地进行了一场赴美之争。

在进行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中，梅兰芳他们预备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小礼物，有梅兰芳亲自绘制的扇面、印有梅兰芳名字的绢绣等，还有笔盒、墨盒。其中有的墨盒上刻着梅兰芳的名字，以及梅兰芳的古装妇女头像，还有的墨盒上是孟小冬反串《游龙戏凤》的李凤姐和反串《黛玉葬花》中的黛玉的剧照。对此，齐如山儿子齐香曾这样回忆说：

我父亲一直为梅剧团到美国演出而从事繁忙的准备工作。记得我姐姐齐长也用心

地描绘脸谱。准备到美国送人的礼物种类很多，梅先生自己画了很多扇面，我姐姐也

画了些，以备万一不够分配临时使用。还有小巧的工艺品，如墨盒、砚台等。墨盒上

都刻有图像。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孟小冬扮的古装像。她本是演老生的，这幅画面

却是扮的古装妇女，十分漂亮。……

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揣测，起初，梅兰芳是打算带孟小冬一同赴美的。如果他携孟同行，那么又该如何对福芝芳交代？所以，他不免有些犹豫。毕竟福芝芳是公认的梅夫人，孟小冬的身份算什么呢？如果到了美国，有人问起来，他又如何解释？也说是梅夫人吗？再说了，年初，他携孟小冬赴广州，赴香港，又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连年都在一起过的，也算对得起她了，这对福芝芳，多少有些愧疚。如今，他是不是应该携福同行呢？这样，也算端平了一碗水。

福芝芳和孟小冬都争取随梅同行，谁也不相让。福芝芳的理由，她是正宗的妻子，何况梅兰芳刚刚和孟小冬同游了香港，这次无论如何也该轮到她了；孟小冬的理由，她和梅兰芳赴港，原本就是梅兰芳补偿她的，因为之前，他带福芝芳去了天津。同时，她还说了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福芝芳此时已有孕在身，不适宜长途旅行，何况梅兰芳此次赴美，演出任务重，时间也长，身边有个孕妇，怎么说也不太方便。

"有孕"，这是福芝芳赴美最大的障碍，也可能就是梅兰芳最终下决心弃福取孟的最主要的原因。于是，墨盒上便有了孟小冬的头像。

福芝芳也知道挺着个大肚子随梅在美，的确不便，但她又很不甘心。既然"孕"这个问题是个障碍，那么，消除这个障碍不就行了嘛。如何消除？堕胎！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梅兰芳还能说什么？他横下一条心：谁也不带。

孟小冬仍然不甘心，她继续在努力。然而，梅兰芳决心已下，执意不肯回心转意。孟小冬气不过，又独自跑回了娘家。她以为梅兰芳会像上次那样，等到事过境迁后来接她回去。可是，她左等右等，只等来《北洋画报》上的一则梅兰芳、福芝芳夫妇同游北戴河的消息。这则消息这样写道：

台上的梅兰芳是人人看得见的，下装的梅兰芳是人人想一看的，穿着海水浴背心，

曲线美毕呈的梅兰芳，更是人所不得见而极希望见的。当梅氏与其夫人到北戴河作海水

浴的时候，海滨居民旅客，空巷往观，真有眼福。

此时，孟小冬知道，事情恐怕已经不能挽回了。反过来想，我孟小冬没能赴美，她福芝芳也一样去不成。两败俱伤无所谓，总好过我输你赢。这样一想，她的心里略微好过一些。

第25节：梅孟分手（三）(1)

梅孟分手（三）：赴美名单公布，没有福芝芳，也没有孟小冬--梅兰芳抵美，第一场招待演出，观众"听不懂"--张彭春加盟梅剧团--"梅兰芳热"弥漫在美国本土--梅兰芳和范朋克，梅兰芳和卓别林结下友谊--梅兰芳被授予博士荣誉学位--梅兰芳伯母去世，引发"戴孝风波"--梅、孟终于分手--孟小冬公布"紧要启事"

梅兰芳完成赴美的全部筹备工作时，已经是1929年10月了。11月，梅剧团正式对外发布了赴美消息。消息一传开，立即得到内行、外行及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李石曾约请商学界在北平齐化门大街世界社举行公宴，对梅兰芳赴美表示勉励；美国大学同学会在天津召开欢送会，各国领事和绅商参加了该会，天津市长崔廷献及同学会会员颜俊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很赞赏梅兰芳赴美的目的，并号召"全国人对这种举动，都应该帮助"；河北省政府举行宴会，政府委员和北平市政府委员会及李石曾、周作民、李服膺、楚清波等50多人参加，省政府主席徐次辰在训词中说："有人说这次出去怕要失败，但就我个人想来，只要能够出去，就是成功，无所谓失败！"；刘天华、郑颖孙、杨仲子、韩权华及教授学者数十人也组织了一次欢送会，对梅兰芳寄予厚望。

各式欢送会开过，1930年元月初，梅剧团离京赴沪。成员包括：

演员：梅兰芳、王少亭（老生）、刘连荣（花脸）、朱桂芳（武旦）、姚玉芙、李斐叔（二旦兼秘书）。

乐队：徐兰沅（胡琴）、孙惠亭（月琴）、马宝明（吹笛）、霍文元（三弦）马宝柱（吹笙）、何增福（司鼓）、唐锡光（小锣）、罗文田（大锣）。

化妆：韩佩亭。

管箱：雷俊、李德顺。

顾问：齐如山。

翻译：张禹九。

庶务：龚作霖。

会计：黄子美。

由于人员少，好些人要身兼数职，如琴师徐兰沅还要在《打渔杀家》里串演教师爷；姚玉芙有时还要扮演《打渔杀家》中混江龙李俊；化妆师韩佩亭、雷俊有时还要跑跑龙套。

这份名单中，没有福芝芳，也没有孟小冬。然而，梅剧团从北平出发，先到天津，然后乘船赴上海，福芝芳一直陪伴在梅兰芳的身边。也就是说，福芝芳将梅兰芳送到了上海。在梅兰芳由上海登上"加拿大皇后"号后，福芝芳这才返回北平。这就意味着，孟小冬没有送行，她独自留在了北平。

梅兰芳赴美前的准备工作不可谓精心和充分，但难免有疏漏。这个疏漏几乎是致命的，那就是"演出剧目"问题。

1930年元月底，梅兰芳率团到达美国。2月14日，应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的邀请，梅兰芳率先到华盛顿参加伍公使特意安排的演出招待会。当晚参加招待会的有除总统胡佛外的其余政府官员、各国大使、地方官绅、社会名流，在美的最高级别的头头脑脑能去的几乎都去了。正在外公干的胡佛总统甚至还颇为遗憾地派人嘱咐伍朝枢，希望梅兰芳能在华盛顿再待两天，等他回来。

在如此高规格的赴美后的首场演出中，梅兰芳的剧目是《晴雯撕扇》。不知为什么，梅兰芳在演出时就预感到这场戏对于美国人来说，实在不易懂得。这个故事发生在端阳节，而外国没有这个节日，由此发生的一系列细节，外国人自然也就无从理解。果不其然，张彭春在观剧后就直言："他们看不懂。"

这时，梅兰芳才意识到剧目的选择至关重要，而只有像张彭春这样精通中西戏剧差异，又熟知西方观众心理的人，才会准确地挑选剧目。同时，张彭春所具有的丰富的现代戏剧知识和西方戏剧的表演程式以及多年导演话剧的经验，都使善于博采众长的梅兰芳感觉到，他不能缺失有着深厚传统戏剧底蕴的齐如山，也需要张彭春的帮助，特别是身处异国，面对的又是完全陌生的文化和观众，张彭春的作用似乎更大。

于是，在梅兰芳的恳请下，张彭春加入进来。首先，他重新选定了剧目，以为外国人对中国戏的要求，希望看到传统的东西，因此必须选择他们能够理解的又含中国传统的故事，同时，由于外国人听不懂中国话，所以又要选择那些做、打多于唱、念的戏。在这种前提下，梅兰芳后来在美国的演出剧目，多集中在《刺虎》、《汾河湾》、《贵妃醉酒》、《打渔杀家》等剧目上，以及《霸王别姬》里的"剑舞"。果然，《刺虎》最受美国人欢迎。

其次，张彭春不仅作为梅兰芳的顾问从旁辅佐，更担负了导演的职责。严格算来，张彭春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京剧导演，京剧导演制也由此成立。这其实是梅兰芳的最聪明之处，是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又一佐证，也是他从善如流的又一表现。从此意义上看，梅兰芳的成功是必然的。

2月17日，梅兰芳在纽约四十九街戏院公开演出。按照导演张彭春的布署，演出次序是：开演之前，张彭春身着燕尾服上台，用英文作总说明，说明中国剧的组织、特点、风格以及一切动作所代表的意义。然后由剧团邀请来的华侨翻译杨秀女士用英文作剧情介绍、说明。接着，梅兰芳才?式亮相。考虑到美国人的时间观念较强，张彭春严格限定时间，包括说明、介绍和每场戏的演出时间，整台演出绝不超过两小时。时间之准，甚至连美国剧院也不常见。

第26节：梅孟分手（三）(2)

当初张彭春在梅兰芳和"华美协进社"之间架起了第一座桥梁，从而促成梅兰芳访美。如今，他又在梅兰芳和美国观众之间架起了第二座桥梁，从而缩短了中西方的差异，有助于美国观众理解看懂梅兰芳的戏。观众在理解剧情的情况下，又见绚丽的中国红缎湘绣幕布，耳听清亮悦耳可听的东方管弦乐声，再看那"东方美人"身着华丽彩服，迈着柔柔的碎步扭着纤纤细腰摆动着变化万千的手势，伴随着悠悠扬扬的唱腔，浑身洋溢着无以伦比的美丽和高贵，他们震惊了：遥远的中国果然有如此曼妙的音乐、动人的舞蹈和感人泪下的故事。于是，他们能够给予的，便是无穷无尽的掌声和喝彩。

可以说，梅兰芳在美国的首场演出便大获成功，这从他在每出戏后不得不谢幕多次可见一斑。最后一出《刺虎》结束后，他谢幕竟达15次之多，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起初他穿着戏装到台前，低身道"万福"。待他卸妆后，观众的掌声仍然不断，他只得穿着长袍马褂再次出去鞠躬。观众发现原先的那个柔声细语、婀娜多姿的美女果然就是男人所扮时，更加疯狂。

其实观众并不仅仅惊奇于男人演女人，这种艺术形式在西方戏剧舞台上也并不鲜见。让他们感叹的是，梅兰芳并非单纯地摹仿女人的一姿一态，而是艺术地再现了妇女的本质和意象。从他的表演中，他们能实实在在地接改到他刻意传达的女姓端庄、温柔、秀丽、高雅等艺术特征。因而，他的表演完全超越了男人演女人的表象而更具深层次。

从此，随着梅兰芳继在纽约之后，又移师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地，一股"梅兰芳热"在美国本土弥漫开来。一些商店将京剧的华丽行头摆在橱窗里展览；在鲜花展销会上，有一种花被命名为"梅兰芳花"；一位女士在三星期之内，共看了16场梅兰芳演出，犹嫌不足，闻梅兰芳那年正好36岁，便特地买了36株梅树，在自家的大园子里辟出一块地专种梅树，并请梅兰芳破土，还把那块地命名为"梅兰芳花园"。

在纽约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有人提议上台和梅兰芳握手告别。梅兰芳欣然应允。于是观众按顺序从右边上来，从左边下去，秩序很好，可是梅兰芳握了十几分钟仍然不见观众减少，心里很是纳闷。细一看，原来是很多人握过一次手，下去后又重新排队，又上来握一次。就这样，梅兰芳握手握得没完没了。

美国的普通观众对中国京剧前未所有的狂热，着实让梅兰芳感动不已，他那悬于心口的石头如今终算落了地。同时，美国的新闻界、评论界等专业人士以其职业需要试图冷静和客观，但言语间却也按捺不住对中国京剧和梅兰芳个人的偏好，于是，溢美之辞褒扬之声层出不穷。

梅兰芳成功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更是中国戏剧的成功。

在美期间，梅兰芳与美国"影坛三杰"的交往最为人称道。"影坛三杰"指的是以演武侠片而闻名全美的道格拉斯·范朋克和有"美国的大众情人"之美誉的他的夫人玛丽·璧克福以及喜剧大师卓别林。

自梅兰芳抵达旧金山之日起，就接二连三地接到范朋克的邀请信，信中恳切期盼他在洛杉矶演出期间一定要去他的别墅小住数日。起初，梅兰芳考虑到住在别人家里多有不便，再三婉拒。范朋克却无论如何不肯放弃，一再去信。盛情难却之下，梅兰芳只好应允，却不曾想他到达洛杉矶后，方知范朋克去了伦敦，而出面接待他的是玛丽。原来，范朋克早有去伦敦的计划，又不敢直言相告梅兰芳，担心梅兰芳因此更加不会去他的别墅了。

欢迎仪式过后，梅兰芳坐上范朋克提供的汽车在市府特派警车的护卫下，先到市政府拜访市长波耳泰，然后直驶范朋克的别墅"飞来福别庄"。因为"飞来福"别庄曾经接待过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而声名显赫，据说曾有人戏言"飞来福别庄"和"白宫"是20年代美国的两个最有名望之家。

梅兰芳住进"飞来福别庄"后，玛丽将整栋楼的钥匙都交给了他，她自己则住到别处去了。不仅如此，玛丽还精心安排饮食，嘱咐厨师每天变换花样。于是那段时期，梅兰芳足不出户却尝遍了世界各地美食。闲时，他还在别墅的游泳池里畅游。即将结束在洛杉矶的演出前，范朋克从伦敦赶了回来。两位艺术家除了交流电影和戏剧外，更多时候是在一起打高尔夫球，范朋克亲自教梅兰芳如何挥杆。

第27节：梅孟分手（三）(3)

范朋克在见到梅兰芳后的第一句话是问："我妻的招待还满意吗？"梅兰芳笑言："怎么能不满意。太满意了，我们因此而有些不安呢。正想着什么时候有机会报答呢。"范朋克幽默地说："这个机会一定不太远。"果然，在梅兰芳结束访美归国后的第二年的2月份，范朋克为拍摄纪录片《八十分钟遨游世界》和导演维克多·佛莱明来到北京，真的给梅兰芳提供了"报答"的机会。梅兰芳事先特为范朋克借了一所典型的老北京建筑风格的房子，并请人重新布置，摆上明清两代紫檀雕刻的家具，挂上明清的书画，还聘了一位厨师，专为范朋克做中国菜。

范朋克访华期间，由佛莱明导演，梅兰芳和范朋克合演了两组有声电影。第一组是两人见面的情形，由梅兰芳先用英语说了几句欢迎词，再由范朋克用中文说："梅先生，北平很好，我们明年还要来。"第二组镜头是范朋克穿上梅兰芳送的戏装，装扮成武松的模样，然后做了几个由梅兰芳现教的武生动作，有模有样的。梅兰芳笑言范朋克"是有史以来头一名外国武生扮演一名中国武生"。

又到了分别的时候，梅兰芳除了送给范朋克一些中国土产、文房用品、一套中国式的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夹袍及武松的全套行头外，还请范朋克转交给夫人两套旦角服装。七十年代初，在好莱坞的一次电影界宴会上，玛丽身着中国古装惊艳四座。玛丽去世前，又将此服装转赠给了华裔演员、梅兰芳的义女卢燕女士。

梅兰芳一直未与范朋克夫妇断了联系，在他迁居上海后，还曾收到过范朋克寄来的照片和刻着他名字的香烟盒，但他俩从此再未见过面。

梅兰芳与卓别林的见面因为事先不知情而颇有点戏剧性。那是在梅兰芳抵达洛杉矶的当晚，他应剧场经理之邀到一家夜总会参加酒会，刚刚坐下，便看见不远处走过来一个人似曾相识，正思量着在哪儿见过此人时，剧场经理过来向他介绍说："这位是卓别林先生。"梅兰芳恍然大悟，立即起身。这时，经理又向卓别林介绍说："这位是梅兰芳先生。"两位艺术大师的两双手紧紧相握。卓别林说："我早就听到您的名字，今日可称幸会。啊！想不到您这么年轻，就享这样的大名，真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可羡慕的人了。"梅兰芳则说："十几年前我就在银幕上看见您。您的手杖、礼帽、大皮鞋、小胡子真有意思。刚才看见您，我简直认不出来，因为您的翩翩风度和舞台上判若两人了。"

于是，这次的酒会成了梅兰芳和卓别林的私人聚会。他俩一边品着美酒，一边畅谈戏剧。梅兰芳说他在卓别林的无声电影里学习到了如何依靠动作和表情来表现人物内心，卓别林则向梅兰芳请教京剧中丑角的表演艺术。这虽然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却由于有对戏剧的共同追求而彼此毫无陌生感，反而是无拘无束相谈甚欢。

一别六载，两人再度见面是在上海。当时，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刚刚杀青，又逢新婚，便携妻子宝莲·高黛（在《摩登时代》里扮演妇女主角）蜜月旅行到达上海。梅兰芳欣欣然参加了由上海文艺界人士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招待会。老友重逢分外亲热，卓别林丝毫不见外地搂住梅兰芳的双肩，感慨道："记得六年前我们在洛杉矶见面时，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你看，现在我的头发大半都已白了，而您呢，却还找不出一根白头发，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他的话语中不免幽默调侃，但梅兰芳还是从中感受到卓别林颇为不顺达的坎坷境遇，便安慰道："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当晚，梅兰芳陪同卓别林夫妇先观看了上海当时十分流行的连台戏，又马不停蹄地带他们到新光大戏院观看了马连良的《法门寺》。

卓别林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一天，梅兰芳几乎陪了他们一天。也仅仅是这一天，中国永远留在了卓别林的记忆中，以致他回国后在范朋克的招待晚宴上，完全用中文与范氏家的华裔仆人交流，着实令人震惊。

第28节：梅孟分手（三）(4)

梅兰芳也难忘卓别林。当他于抗战期间退避香港后，经常以看卓别林的电影打发难捱的日子，一部《大独裁者》，他居然陆续看了六次，仍意犹未尽，又催促着两个儿子葆琛和绍武也去看。过后，他还耐心地分析场景，以使孩子们了解其中的政治含义。

1954年，周恩来出访日内瓦时宴请了正在此地的卓别林，还请他观看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盛赞中国传统文化，当然特别提到了中国京剧和梅兰芳。梅兰芳闻讯，盼望着与卓别林再有见面畅叙的机会，却因两人先后离世而未能如愿。

长期以来，梅兰芳除了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人，始终不忘他背负的责任，那就是拯救濒于衰落的京剧、提升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不断地创新赋予京剧新的内容，但他又从不丢弃传统，他很好地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看他的戏，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京剧，但却又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京剧，他的艺术功绩有目共睹。

与他的前辈艺人只将眼光聚于梨园只将精力放在自身的"玩意儿"上而疏于关注梨园之外的世界懒于结交圈外朋友不同，梅兰芳是最早与知识分子结交的京剧演员。当然，社会对戏曲艺人的轻视、戏曲艺人卑微的社会地位是梨园界艺人之所以难以跳出小圈子的主要原因。梅兰芳却以为，越是如此就越难摆脱处于社会底层的局面，追求平等是人的权利，而权利又不是天赋的，是需要自己去努力的。于是，他大胆跳出框框挣脱枷索，主动结交方方面面人士。他以他谦逊的为人、温和含蓄的性格、不断的创新精神、大度而不计较的处事态度，日渐赢得友谊和尊重。但是尽管如此，有人在对他的称呼上仍然遵循旧例，如："梅郎"、"小友"、"艺士"、"戏子"、"老板"等，听着实在不大顺耳。

在美国演出期间，梅兰芳从称呼上就感受到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不再随处都听到"梅郎"或"小友"之类的不雅称呼，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艺术家"、"罕见的风格大师"、"最杰出的演员"、"艺术使节"等等。他很渴望在自己的国度，也能受到如此尊重。

然而，当梅兰芳得知洛杉矶市波摩拿学院鉴于他的艺术成就，欲授予他"文学博士"荣誉学位时，他以其一贯的谦虚，说"实在不敢当"而婉言谢绝了。最早称呼梅兰芳"先生"的齐如山，却本能地以为这个机会有可能成为改变对戏曲演员不雅称呼的质的飞跃，因而他以此为理由再三劝说梅兰芳勇敢地接受。梅兰芳联想到与他交谊不错的樊樊山在赠给他诗文书画时也不愿称兄道弟，更不愿意称呼其"先生"，却又知道戏界忌讳"伶人""小友"等称呼，权衡之下后使用了"艺士"这么个有点怪异的称呼。这多少让梅兰芳有些不舒服，只是他的脾气不似谭鑫培、陈德霖暴烈。传说谭、陈二人曾经收到一幅书画，只因为上面有"小友"二字，便当场撕毁，以表明自己坚决不接受这样不恭敬的称呼。如此想来，加上齐如山又说"如今你有了博士衔，则大家当然都称博士，既自然又大方"，梅兰芳终于有些心动。

其实，"博士"这个称呼虽然是授予梅兰芳个人的，但在梅兰芳看来，它更像是一种标志，标志着西方人士接受了中国京剧，标志着他个人已不仅是个京剧演员，而已跻身于世界文化名人之列。同时，这也不但为自己、为京剧，更为祖争得了荣誉，也将给其他戏曲演员以自信，让他们明白，京剧演员一样能以自己高超的技艺赢得世界性的荣誉。如此，客观上也提升了京剧演员的社会地位。

这时，提议授予梅兰芳博士学位的波摩拿学院院长晏文士知道梅兰芳素来谦虚，又亲自来做工作，赞扬梅兰芳此行宣传了东方艺术，联络了美中人民之间的感情，沟通了世界文化，被授予"博士"荣衔是当之无愧的。

于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在波摩拿学院礼堂，在千余师生和来宾的见证下，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被戴上了"博士帽"、穿上了"博士服"、披上了"博士带"，欣然从晏文士院长手中接过文学博士学位证书。数日后，他又到南加利佛尼亚大学，接受了由该校颁发的文学博士学位证书。

第29节：梅孟分手（三）(5)

美国驻华使节袭林·阿诺德早在1926年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赞扬梅兰芳，首先由于他那卓越的表演天才，其次由于他在提高中国戏剧和演员在社会上的地位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梅兰芳这一次赴美演出，历时半年，先后访问了西雅图、纽约、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城市，共演出70多场，大多数满座，其余上座率也有七、八成，可见其盛。他与美国各界的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因此，有美国观众说："梅这次演出是1930年美国"戏剧季"的最高峰，也是自意大利著名演员爱丽奥诺拉·杜丝的演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契柯夫戏剧以来，任何一个"戏剧季"的最高峰"。所以，他的这次访美是取得巨大成功的。

结束在檀香山的演出后，这年7月，梅兰芳一行乘"浅间丸"号轮船回到上海。一来为了答谢上海各界朋友对他这次访美的支持与帮助；二来也是为了休养，毕竟在美奔波数月，既要演出又要会见各界人士，实在是疲惫不堪。因此，他没有及时返回北平，而是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

次月月初，梅兰芳返平途中经过天津时，接到噩耗，他的伯母（即梅雨田之妻）去世了。因为他肩祧两房，伯母也就是他的祧母。尽管幼时，伯母对他很严厉，但他始终感念伯母的养育之恩。得到消息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赶了回家。随后，梅家办丧事，一切陷于悲凄之中。

正是这次的丧事，引发了孟小冬戴孝风波。可以说，这是他俩分手原因之一。

对此，自称跟梅兰芳交情深厚的吴性栽（笔名槛外人）这样回忆道：

当时梅跟孟小冬恋爱上了，许多人都认为非常理想，但梅太太福芝芳不同意，跟

梅共事的朋友们亦不同意。后来梅的祖老太太去世，孟小冬要回来戴孝，结果办不到，

小冬觉得非常丢脸，从此不愿再见梅。有一天夜里，正下大雨，梅赶到小冬家，小冬

竟不肯开门，梅在雨中站立了一夜，才怅然离去。所以梅孟二人断绝来往，主动在孟。

这段回忆中，有一个错误，那就是并非"梅的祖老太太去世"。梅孟之恋发生于1926年，而梅兰芳的"祖老太太"，即祖母早在1924年就去世了。老太太去世后不久，梅兰芳应邀赴日，在抵达门司后曾经公开发表谈话，讲了来日演出的目的，其中一句话是："今年夏天，我祖母去世了，目前我还在服丧期间，但我还是特地到日本来了。"

关于戴孝风波，吴性栽只说了一句："孟小冬要回来戴孝，结果办不到。"据说，当时的情况是，梨园艺人们纷纷前往梅家吊唁，有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还有"五大名旦之一"之称的名旦徐碧云，以及王蕙芳、姚玉芙、魏莲芳、王少楼、王少卿、王幼卿等。每个人都身着孝服，进了灵堂，烧了香，磕了头。可是，当孟小冬头插小白花，神情哀伤地来到梅家大门口时，却被人拦了下来--连门都不让进。

这个时候，孟小冬自认身份和其他人不一样，她是梅兰芳的妻（她不可能承认她是妾），死者是梅兰芳的祧母，而她孟小冬就应该是祧母的媳妇，媳妇给婆婆戴孝不是理所当然的嘛。然而，正是因为她的身份，所以她才不能像其他梨园艺人那样进梅家吊唁。这是她想不通的地方，也是她万分气愤的理由。她认为，是梅兰芳正宗的妻子福芝芳从中作梗。

尽管孟小冬自以为她嫁梅兰芳，有媒人，有婚礼，有证婚人，也拜了天地，算得上是明媒正娶，但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在福芝芳的眼里，他们的这个所谓婚姻，从来没有被承认过--否则，他们为什么躲躲藏藏了那么长时间，而不敢将关系公开？孟小冬所期望的"两头大"，更没有被肯定过。既然福芝芳始终没有认可孟小冬的身份，又如何能让她以梅兰芳妻的身份为祧母戴孝呢。

一向心高气傲的孟小冬被堵在梅家大门口，又引来不少人的围观，自觉面子大失。她福芝芳可以不承认，他梅兰芳难道可以不承认吗？又急又气的孟小冬不是暂且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而是选择了反抗：她厉言要求面见梅兰芳。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梅兰芳没有站在她一边为她拒理力争--他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他性情温和，从来不做撕破脸皮的事儿，更主张息事宁人。

第30节：梅孟分手（三）(6)

梅兰芳好言相劝，让孟小冬离开。他的本意可能是为了不让福孟双方争锋相对，这应该是当时处理事端的最佳方式。但是，在孟小冬看来，梅兰芳不帮她说话，也让她难堪。这使她倍受打击，自尊心也受到极大伤害。她突然发现，她最心爱的男人，其实也没有把她当回事。她开始怀疑，她在他的心目中，究竟是怎样的身份，妻？妾？她也终于有所醒悟，此时的她，别说是梅兰芳身边最亲密的人，甚至连一般人都不如，他们都能进门参加吊唁，唯独她不能。

绝望啊！孟小冬满脑子都盘绕着"绝望"两个字。她走了，不单单是离开了梅家，而是走出了北平，一下子就走到了天津。她在天津的一个姓詹的朋友家住了下来。詹夫人是个佛教徒，每天烧香念佛。孟小冬想起了她小时候曾经常常跟母亲进庙烧香拜佛。此时，她还不是佛教徒，但是，现在也只有青烟香烛能够平复她心烦气燥的阴郁心情了。于是，她投入佛的世界，以寻求心灵慰籍。

至于吴性栽所说，后来"梅兰芳在雨中站立了一夜"，似乎不太可信，倒更像是小说家言。就梅兰芳当时的年龄、身份和地位，他会那么做吗？

又两个月后，天津闻人朱作舟主办辽宁水灾赈灾义演，邀请了包括梅兰芳、杨小楼等在内的京城名伶。还在天津的孟小冬得闻梅兰芳将来津，并无欣喜之情。有好事者有意撮合他俩，拟让两人再次合作，孟小冬冷冰冰地拒绝了。因为是赈灾义演，孟小冬不好回绝，但只同意和尚小云合作。梅兰芳唯有无可奈何。

不久，孟小冬之母也到天津，再三劝和，两人似乎又重归于好，孟小冬随梅兰芳返回了北平。但是，破镜是难以重圆的，他俩之间的裂隙早已难以弥合。重归于好，只是假象，半年多之后，两人终于正式分手。

感情总是两个人的事儿，梅、孟之间关系究竟如何，外人很难真正辨得清楚。于是，关于他俩分手的确切原因，便有了许多猜测。

有人说，是"血案"造成的。"血案"发生在1927年，他俩正式分手，是在1931年年中。这么说来，"血案"和分手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有人说，是"戴孝风波"引发的。严格说来，这次事件更多的是在两人分手的天平上增加了砝码，似乎也算不上是直接的原因，毕竟在此之后，他俩又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多。

有人将原因归结于孟小冬"是个涉世不深、不足20岁的单纯幼稚姑娘，对一切事物都看得不深不透"。可以将这样的说法理解为：单纯幼稚的孟小冬被梅兰芳骗了。这个说法更加牵强。孟小冬自幼学戏，六、七岁时就开始"跑码头"，是个在复杂混乱的梨园行摸爬滚打长大的姑娘，而非一位养在深闺、菽麦不辨的温室花朵。

还有人说梅兰芳在访美期间，孟小冬不耐寂寞，又生出新的恋情。梅兰芳得知后，斩断了情丝。此说，很多"孟"派大不以为然，甚至根本不予承认。如果说支持此说的人因为没有公开"新的恋情"的确凿证据而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因此授人以柄的话，那么，反对此说的人也不能因为如此就义正辞严地断然否认，因为他们也不可能了解事实的全部。"新的恋情"是什么？显然不是结婚、公开同居，有的只可能是情愫暗生、眉目传情。既然如此，不明真相的人又如何能武断地说"是"或"不是"呢。

可以确定的是，此说显然暴露出泾渭分明的"梅"、"孟"两派。"梅"派出于保护梅兰芳，将两人分手的原因归于孟小冬；"孟"派却不甘如此，不能容忍心中的女神名誉受损，而奋起反击。在没有利益关系的外人眼里，孟小冬到底有没有新的恋情，很难说，或者说，不知道，或者说，不清楚。

有史料说，1931年，在孟小冬聘请的郑毓秀律师和上海闻人杜月笙的调停下，梅兰芳付给孟小冬4 万块钱作为赡养费。也有人说，梅兰芳给孟小冬钱，是他访美后回到北京时，得知孟小冬在天津欠了债，于是给了她几万块钱。不管怎么说，给钱是事实。孟小冬收了钱，却似乎并不领情。

第31节：梅孟分手（三）(7)

在两人分手两年之后，即1933年--他们是1931年分手的，也就是梅兰芳访美归国后近一年--且早已一个生活在天津、一个迁居到上海，孟小冬竟在天津《大公报》头版，连登3天"紧要启事"，似乎因为不堪忍受别人针对她的"蜚语流传，诽谤横生"，为使社会"明了真相"，而略陈身世，并警告"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淆或视听"的人，不要以为她是一个"孤弱女子"好欺负，她不会放弃诉之法律的"人权"云云。

本来孟小冬的这一公开声明，应是针对那些败坏她名誉的人的，可大概是那些人在她看来，是站在梅兰芳一边的，因此迁怒于梅兰芳，将他视作冤头债主，《启事》中，也就有点儿出言不逊了：

……经人介绍，与梅兰芳结婚。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冬自叹身世苦恼，复遭打击，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梅、孟分手，乃孟小冬自认为梅兰芳"负"了她。也就是说，她当初同意嫁给梅兰芳，是因为梅兰芳答应给她名份，但是后来，梅兰芳"不能实践其言"。换句话说，她嫁了之后，没有如愿得到名份。也看得出来，她是有些怨恨梅兰芳的。那么，梅兰芳该不该给她名份呢？究竟是不是梅兰芳出尔反尔呢？不论其他，但从法律上说，无论梅兰芳内心愿望如何，他都不可能给孟小冬名份。

民国时，法律虽然并不禁止纳妾，但反对重婚，推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既然娶妾并非婚姻，所以纳妾行为并不构成重婚。也就是说，在婚姻存续阶段，一个男人只能纳妾，而不能另外娶妻，否则，构成重婚。王明华去世后，福芝芳扶了正，成为梅兰芳法律上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又娶孟小冬，孟小冬的身份从法津上说，只能是妾，而不可能是妻。

梅兰芳是一位爱惜羽毛的人，也一直努力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何况他当时，名气、地位都如何了得，如今却被人公开骂作"毫无情义可言"，应是如何恼火；孟小冬这一来，将给他的名誉带来自怎样程度的负面影响，应是如何气愤；而破口骂他的人，乃是自己曾经深爱过的，这又使他如何尴尬，都不难想见。他完全可以从维护自己的名声出发，撰文加以驳斥，可是他却没有那样做。由此即便不能足见他对孟小冬的情义，也足见他的涵养与宽容了。

孟小冬在《启事》里，加重语气说到那桩劫案：

数年前，九条胡同有李某，威迫兰芳，致生剧变。有人以为冬与李某颇有关系，当日举动，疑系因冬而发……冬与李某素未谋面，且与兰芳未结婚前，从未与任何人交际往来……冬秉承父训，重视人格，耿耿此怀，惟天可鉴。今忽以李事涉及冬身，实堪痛恨！

她说她"与李某素未谋面"，并非事实。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他们不但谋过面，而且李某还曾数次出入孟府。也许李某是单恋孟小冬，孟小冬对李某并无其他想法。但是，为解脱自己与"血案"的关系而杜撰"素未谋面"，显然不合适，也无论如何不能以事过境迁早已忘记了此人作为借口。

看得出来，孟小冬在此，只知自己怒不可遏，却不顾甚至不知梅兰芳也同样在为那桩劫案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她是如此任性与烈性，也使人略窥两人不得长久的部分原因了。

与杜月笙：梅兰芳创办"国剧学会"--《戏剧月刊》为四大名旦排座次--盛大的杜家堂会--早在1925年，孟小冬结识杜月笙--婚姻受挫，孟小冬拟绝食自尽--梅、孟分手，杜月笙从中调解

在与孟小冬重归于好到正式分手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梅兰芳没有被感情所牵绊。换句话说，感情问题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他更愿意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1931年，他遭遇了情感挫折--跟孟小冬分手，但也就在这年，他参与创办了国剧学会、他第三次赴香港演出、他以他无可争辩的艺术成就，在四大名旦中位列首席。

第32节：梅孟分手（三）(8)

众所周知，京剧四大名旦是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其中的程砚秋曾经是梅兰芳的弟子，拜过梅兰芳为师，因此，他俩的关系且师且友。程砚秋是难得的非常有思想有头脑肯钻研的京剧演员，他关注局势，关注社会，非常注重在剧目中引入政治思想。所以，"程派"戏极具思想性。与此同时，他也很重视将实践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他是第一个有明确戏剧观的京剧演员。之所以如此，固然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也因为受到周围朋友的影响。

程砚秋周围的朋友，李石曾是很重要的一个。他和梅兰芳的编剧齐如山一样，也是高阳人，原名李煜瀛，石曾是他的字，笔名真民、真石曾，晚年自号扩武。他出生于晚清的一个显赫官宦人家，其父李鸿藻在清同治年间任军机大臣。他6岁时即熟读诗书，有很深的国学基础。据传他年幼时曾被父亲带到慈禧太后面前，慈禧见他行礼如仪，还夸他日后必有出息。也不知道是不是慈禧料事如神，李石曾果然在中国历史上留得一名。

如今提起李石曾，人们有两个方面的记忆：他与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四人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他是第一个留法学生，并和蔡元培开创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程砚秋与李石曾交往，在思想上和政治主张上都深受其影响。不仅如此，也因为李石曾给予的难得的机会，使他由原先单纯地戏剧实践，开始转向戏剧理论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戏剧教育方面的探求。这个"机会"，就是出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的副院长。

李石曾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了一系列教育场所，其中有温泉中学和中华戏曲音乐院。他自任中华戏曲音乐院院长，邀请金仲荪、齐如山担任副院长。该院分北平戏曲音乐分院、南京戏曲音乐分院。北平分院的院长由齐如山兼任，副院长是梅兰芳；南京分院的院址设在北平，院长由李石曾兼任，副院长是金仲荪和程砚秋。李石曾之所以聘请程砚秋为副院长，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俩有相近的政治主张，他看中的是程砚秋对于戏曲音韵方面的独特见地和研究。

北平分院成立后，仅设立了一个院务委员会，由冯幼伟任主任委员，梅兰芳、余叔岩、李石曾、张伯驹、齐如山、王绍贤为委员。但是，该分院却没有实施任何具体的计划。因此，收藏家、诗词家、书画家、著名票友张伯驹事后回忆说，北平分院实际上"徒具空名"。

南京分院的工作却卓有成效。在音乐院设立南、北分院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隶属南京分院，首任校长是焦菊隐，教务长是林素珊（焦菊隐之妻）。后来接替焦菊隐担任校长的是金仲荪。最早创办的培养京剧人才的专门学校是1919年张謇、欧阳予倩在南通设立的伶工学社，在它之后，就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与南通伶工学社不同的是，该校男女生合校，这是戏曲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与南通伶工学社的教育模式相近的是，该校也以教授京剧为主，兼授文、史、算术、英文等文化课。京剧老师有迟月亭、高庆奎、王瑶卿、朱桂芳、郭春山、曹心泉等知名京剧演员；文化课教师有著名学者华粹深、吴晓铃和剧作家翁偶虹等。在平时的教学中，学校一方面破除梨园的陈规陋习，一方面大量排演新戏，并给学生更多的演出实践机会。作为南京分院的副院长，程砚秋自然很关心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建设，也很关心学生的成长，经常"让戏"给戏校学生。

南京分院下设的第二个机构是戏曲研究所，地点设在中南海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曾经居所"福禄居"。程砚秋时常和徐凌霄、王瑶卿、陈墨香、曹心泉等在这里研究戏曲，锐意改革。

第三个机构是《剧学月刊》社。这是一本戏曲理论研究的专门刊物，被称为是我国现代最有影响的戏曲理论刊物之一。主编是徐凌霄。程砚秋和金仲荪、陈墨香、刘守鹤、王泊生、邵茗生、焦菊隐等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出于研究的需要，刊物分设论文、专记、研究、曲谱、古今剧谈、京剧提要等栏目，每期登载大量有关京剧历史、剧目、舞台艺术、角色分析、脸谱阐述等方面的文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性。程砚秋最著名的一篇论文是《话剧导演管窥》，就刊登在《剧学月刊》1933年第2卷第7、8合刊及第10期上。

第33节：梅孟分手（三）(9)

南京分院工作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给"徒具空名"的北平分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梅兰芳的支持者因为对程砚秋的不满，对李石曾的不满，替梅兰芳大鸣不平之下，又有为梅兰芳保全面子、以壮梅兰芳声势的意思，鼓动张伯驹约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发起组织了北平国剧学会。学会经费来源于募得而来的各方捐款5万元，于1931在虎坊桥45号成立。

据梅兰芳之子梅绍武先生回忆，为创立国剧学会，梅兰芳曾一连三次分批宴请各界人士，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当他向张伯驹商议该请哪些人来主持会务活动时，张伯驹以自己和余叔岩均不善于经营为由主张请办事认真、又老成持重的人来做。梅兰芳便又邀请了齐如山、傅芸子等人共同商议。

"国剧学会"这个名称到底是由谁提出的，是由张伯驹约梅兰芳、余叔岩出面组织的，还是齐如山自己所说是由他约他俩的，现在已经无法得到求证，但可以说，国剧学会的创办人应该包括梅兰芳、余叔岩、张伯驹、齐如山、傅芸子等。经过大家商议，学会下设四个组：

教导组：由梅兰芳和余叔岩负责主持教学工作；

编辑组：由齐如山、傅芸子负责主持文字整理和印刷工作；

审查组：由张伯驹和王孟钟负责主持研究提高工作；

总务组：由陈鹤孙、陈亦侯（一说白寿之）负责主持联络工作。

北平虎坊桥45号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内建戏台一座，四周墙上挂着梅兰芳收藏的数十幅清廷升平署扮像谱。学会成立那天，到会祝贺的有李石曾、胡适、袁守和、于学忠、溥西园、刘半农、刘天华、梁思成、焦菊隐、王泊生、王梦白、管翼贤、徐凌霄等各界人士数十人。成立大会选出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张伯驹、李石曾、冯幼伟、周作民、王绍贤、陈亦侯、王孟钟、陈鹤荪、白寿之、吴震修、段子均、陈半丁、傅芸子为理事，王绍贤为主任。

为祝贺学会成立，当天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演出开始还是沿用旧办法，从跳男女加官开始，接着跳财神，再跳魁星，最后跳灵官。剧目有《庆顶珠》、《捉放曹》、《芦花荡》、《阳平关》、《铁笼山》、《女起解》，大轴是《八蜡庙》。在《八蜡庙》里，诸角皆反串，梅兰芳戴上白胡子，反串武老生，饰老英雄褚彪，这是他首次戴髯口。演出虽然很轰动，但也遭来非议，有人责问梅兰芳："你们闹什么？都是反串，学会成立第一天，不严肃。"梅兰芳很平静地解释了他们的初衷："一来是为学会成立助兴，大家一乐；二来是从反串中可以看出，一个角儿并非单会本行，对各行当的基本功都掌握了，可以为后学者做个榜样。"

果然，一次反串戏给国剧学会带来了好名声，大家议论说："国剧学会是提倡练真功夫的，连票友都功底不错。"

与程砚秋任副院长的南京分院附设一个戏校，一个戏曲研究刊物这两个机构相仿，国剧学会也下设一所介于科班和票房之间的教学组织"国剧传习所"和两种戏剧理论刊物《戏剧丛刊》、《国剧画报》。

国剧传习所是国剧学会里教导组的一部分，招收的学员有一定的演戏基础、年龄在16、7岁以上且过了倒仓期。传习所主任由徐兰沅担任。1932年5 月12日，国剧传习所举行开学典礼，梅兰芳致开幕词、闭幕词，鼓励学员"一要敬业乐群、二要活泼严肃、三要勇猛精进"。该所共收了70名学员，分为老生组、青衣组、小生组、丑行、净行、音乐组。其中青衣组的负责人就是梅兰芳。他不但是负责人，还亲自参与教学。

为贯彻国剧学会的"以纯学者之态度、科学方法，为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期发挥吾国原有之剧学"的宗旨，以达到"阐扬吾国戏剧学术"的目的，国剧学会还编辑出版了《戏剧丛刊》和《国剧画报》。

《戏剧丛刊》的发起人有梅兰芳、齐如山、胡伯平、段子君、黄秋岳、傅芸子、傅惜华。原定每年出4 期，可始终没有按期出过。论及原因，齐如山说："一是写这种文章的人太少，很难得写一篇；二是订的办法太讲究，必须用连史纸，且用线装，因此用钱较多，经费更难筹划。"因此，该刊继继续续一共出了4 期后就停了。

第34节：梅孟分手（三）(10)

考虑到《戏剧丛刊》虽然也有些图片，但主要还是以文字为主，因此，国剧学会又编辑出版了《国剧画报》，以"刊登有研究价值的戏曲文献资料图片为主，附以戏曲评论文章"。

"九·一八"后，形势日紧，次年春，梅兰芳被迫南下，迁往上海，国剧学会因此停止活动，只在虎坊桥会址陈列一些戏剧资料。国剧学会虽然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多时间，但对戏剧理论研究工作的推动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1928年，上海创刊了一本杂志，取名《戏剧月刊》（一共出了36期），主编刘豁公。《戏剧月刊》一经面世，即引起广泛关注，并且深受剧界好评。1930年，该刊举办了一个关于"四大名旦"的征文活动，这个活动的全称是"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征文活动正式起始于1930年8月。为此，主编刘豁公在《戏剧月刊》第2卷第12期的"卷头语"中，刊发了一则征文启事，首次以文字形式明确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为"四大名旦"。

所谓"之比较"，说穿了，就是一个论高低、排座次的问题。《戏剧月刊》的那则征文启事，因为是第一次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公开称呼"四大名旦"，因此"梅、尚、程、荀"被认为是最早的排序。其实并非如此，最早为他们四人排序的，是剧评家舒舍予。在1928年的时候，他在《戏剧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梅荀尚程之我见》。这里，他没有用"四大名旦"这个词，但实际上已经为大众提供了"四大名旦"的信息。

从舒舍予的那篇文章题目中，可以发现，他的排序是：梅、荀、尚、程。但是，这不是他的最终排序结果。他实际上是以不同的情况，进行了多种排序：

以年龄大小论，就是梅、荀、尚、程；

以成名先后论，改为梅、尚、荀、程；

以声誉名望论，又成梅、程、尚、荀。

这也就意味着，《戏剧月刊》的"梅、尚、程、荀"就属于第4种排序。

无论是舒舍予，还是《戏剧月刊》，他们对四大名旦的排序，有"一厢情愿"的意思，都是出于个人的理解，比较主观。"征文活动"之后，四大名旦的排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在理性分析之后产生的，因此多了些科学性。

征文活动历时数月，1931年1月，刘豁公在《戏剧月刊》第3卷第4期的"卷头语"中，这样写道："梅、程、荀、尚四大名旦的声色技艺，究竟高下若何，那是一般的顾曲周郎都很愿意知道的。我们编者本可以按着平时观剧的心得，做一个忠实的报告，但恐个人的见解，不能代表群众的心理，为此悬赏征文，应集诸家的评论，择优刊布，以示大公。本期刊布的共计3篇……。"细心一些的话，可以发现，《戏剧月刊》对四人的排序已经由征文前的"梅、尚、程、荀"转变为"梅、程、荀、尚"了。这新的排序，来源于什么呢？

《戏剧月刊》是研究性很强的京剧专业理论刊物，读者群并不广泛。"研究之比较"这样的征文，带有研究论文的性质，所以参与的读者也不多。杂志社共收到70余篇应征稿件，热闹程度远不如三年前，即1927年《顺天时报》主办的"五大名伶新剧投票活动"。

经过戏剧评论名家的审阅，最终确定了10位获奖者，分别是苏少卿、张肖伧、苏老蚕、丁成之、朱子卿、王之礼、朱家宝、陈少梅、张容卿、黄子英。刘豁公对前三位作者的作品，尤为喜爱，说它们"言论持平、文笔老练为最佳"。不久，《戏剧月刊》公布了获奖名单，并全文刊发了前三名，即苏少卿、张肖伧、苏老蚕的获奖文章。

实际上，苏、张、苏三人的排序方法，与舒舍予相似，即从不同方面，按照不同情况，在进行分析比较之后，得出结论。与舒舍予只从"年龄、成名先后、声誉名望"这三个方面分析不同，他们的分类更为细致，评论得也更加详细。

一、苏少卿从8个方面，对四个人的艺术进行了全面评述。即唱工、做工、扮相、白口、武工、新剧、成名先后、辅佐人才之盛，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嗓音：首推梅兰芳；唱工：首推程砚秋；扮相：首推梅兰芳；做工：首推梅兰芳；白口：首推梅兰芳；武工：首推荀慧生；新剧之多：首推梅兰芳；成名之早：首推梅兰芳；辅佐之盛：首推梅兰芳。

第35节：梅孟分手（三）(11)

从这份列表来看，梅兰芳被"首推"得最多，在9项中占有7项，他位列第一，当无异议。

不管怎么说，苏少卿为四大名旦的排序是：梅、程、荀、尚。这是继舒舍予、《戏剧月刊》之后的第5种排序。

二、征文的亚军获得者是张肖伧。与苏少卿的比较方式相似，张肖伧也是从多个方面入手，全面地评价了四旦的艺术。与苏少卿不同的是，他以列表量化的方式，按照主办方公布的"梅、尚、程、荀"的排序，分别给四人打分，最后得出各人的总分，梅兰芳为1230分，程砚秋和荀慧生同为1200分，尚小云为1140分。这样的方式，当然更直观更清晰。

巧的是，分数出来以后，人们发现，这个结果与苏少卿的极为相似，都是尚小云被排在了最后，而荀慧生和程砚秋因为分数完全一致，不得不放在一起进行二次比较，最后的排序结论也是：梅、程、荀、尚。

三、征文季军的作者是苏老蚕。他的比较方式，与张肖伧相似，也是列表，只不过他只是从扮相、嗓音、表情、身段、唱工、新剧这6个方面进行了打分。最后的结论是梅兰芳575分，程砚秋和荀慧生同为530分，尚小云为505分。

又是一个巧合。除了梅兰芳得分最高，尚小云得分最低外，荀慧生和程砚秋的分数又完全一致。不过，苏老蚕并没有将他俩进行二次比较，而是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态度，说："程之唱工绝佳，哀情独步；荀之多才多艺，新剧优，平衡论之不可轩轾，好在第二第三差别有限，姑作悬案可也。"

除了这三大获奖"征文"外，上海剧评家怡翁也有类似比较。他在《荀慧生面面观》一文中，说："慧生在四大名旦中成名最晚，而进步极速，以资质论，慧生花旦人才，跻身名旦之班，差有微词，然其艺术之博，探讨之深，新剧之名贵，令誉之孟晋，致造成独帜一军之机，亦自有其必然也。……四大名旦中，色以兰芳；唱推小云；格属玉霜；做则推慧生。"

对于四大名旦的排序，北方、南方也有所不同。北京观众比较理性，习惯上以成名先后排序，即梅、尚、程、荀。后来，又有所变化，即梅、程、尚、荀。上海观众更感性一些，他们的排序，以苏少卿、怡翁等为代表，更多地从观感出发进行排序，即梅、程、荀、尚。

实际上，无论怎样排序，将梅、程、荀、尚四大名旦进行硬性比较，并不妥当，也不公平。客观地说，他们四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四大名旦共同的老师王瑶卿曾经有一个很形象的"一字评"：梅兰芳的"相"（一说"样"，又一说"象"），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据说他说这4个字的时间，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就是社会上广泛为四大名旦排序的时候。按道理，他对四人相当了解，也可以为他们排出一个他心目中的顺序，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用一个字分别概括出他们各人的特点。这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最值得称道。不过，不管如何排序，梅兰芳始终位列首席。

1931年6月，上海闻人杜月笙为庆祝"杜氏祠堂"建成，遍邀包括四大名旦在内的全国京剧名伶汇聚上海，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堂会。

杜氏祠堂建于上海浦东高桥，建筑十分考究。杜月笙极尽奢华，不仅大摆宴席，更点名南北各行名角儿齐聚上海，大办场面浩大、持续时间长达3天的堂会戏。当时，杜月笙是法租界的帮会组织"青帮"头目，在上海广收门徒，势力很大，约角儿的邀请书直接由门徒送到角儿的手上。除了余叔岩称病未参加外，其他人无一缺席。

操持杜家堂会戏的是麒麟童（周信芳）、赵如泉、常云恒。在堂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即6月8日，上海伶界联合会（上海的梨园自治组织，相当于北京的"梨园公会"）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会上，周信芳等人又为《跳加官》节目拟定了四条新的加官条子。可见，此次堂会前的准备工作，何等细致。

除了周、赵、常外，还有三位总管，即虞洽卿、袁履登、王晓籁。他们都与杜月笙交谊深厚，所以大小事宜，事必躬亲。另外，洪雁宾、乌崖臣任总务主任；张啸林、朱联馥任剧务主任。孙兰亭、周信芳、常云恒、俞叶封、金廷荪等都是剧务部成员。

第36节：梅孟分手（三）(12)

那段时期，所有人员无不竭尽所能，卖力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因为祠堂建在浦东，参演的演员、看热闹的百姓和众戏迷都得由浦西赶往浦东，而通往浦东的交通工具，只有渡轮。渡轮不够用，一时间，码头上等待过江的，有近千人之多。人太多，包括梅兰芳、荀慧生、杨小楼、程砚秋、姜妙香、王又宸等在内的名角儿，很多人竟险些过不了江。

比如，梅兰芳遍寻汽车不得，最后不得不坐上小独轮车，由一个老汉推着来到杜氏祠堂。程砚秋、姜妙香都是乘人力车而来。杨小楼、王又宸连人力车、独轮车都没有机会乘坐，只有步行。因为路太窄，一辆汽车竟翻入江中，落水一人，还有人被汽车撞伤了腿。有一艘渡轮因为挤上了太多的乘客，行至江中，竟不堪重力，翻了，等等。

因为如此，原本下午3点开演的戏，不得不延迟。

杜家祠堂的内外都设有一个戏台。9日，祠内的戏正式上演。10日、11日两天，祠内、祠外的戏同时上演。祠外戏，以小杨月楼、林树森、赵君玉、王虎辰、高雪樵等上海本地演员担纲，浦东农民和一般上海市民都可进入。

祠内有三进，第三进门前有巨型石狮子两座，内即神龛所在。右边的十余间房子，陈列着各界所送贺礼，多达数千件。因来宾众多，祠内四周搭席棚百余间。西首便是祠内戏台。戏台异常宽大，台下设席二百余，用以招待上海工商界巨子、帮会中人及各界贵宾代表。之后的会场，可容纳数千人，但那天实际进场的戏迷，达至万人。从荀慧生花了几个小时方由浦西到浦东，就可以感受到那天拥入杜氏祠堂的人，多到什么程度了。就连舞台两侧，也站满了观众。甚至有些观众，站到了戏台上，令维持秩序的张啸林、王晓籁百般规劝、驱赶，正值初暑，忙乎得汗流浃背气喘如牛。

据资料记载，6月9日的戏码，按照演出顺序排列，分别是：

徐碧云、言菊朋、"芙蓉草"赵桐珊的《金榜题名》；荀慧生、姜妙香、马富禄《鸿鸾禧》；雪艳琴的《百花亭》（即《贵妃醉酒》）；尚小云、张藻宸（票友）的《桑园会》；华慧麟、萧长华、马富禄的《打花鼓》；李吉瑞、小桂元的《落马湖》；程砚秋、王少楼的《汾河湾》；梅兰芳、杨小楼、高庆奎、谭小培、龚云甫、金少山、萧长华的《龙凤呈祥》。

第二天的戏码，分别是："麒麟童"周信芳、赵如泉合作的《富贵长春》；刘宗扬的《安天会》；谭富英的《定军山》；李万春和蓝月春合作的《两将军》；李吉瑞的《独木关》；王又宸的《卖马》；杨小楼、雪艳琴、高庆奎合作的《长坂坡》；程砚秋、贯大元合作的《贺后骂殿》。最后一出大轴是全本《红鬃烈马》，其中，徐碧云唱《彩楼配》；尚小云唱《三击掌》；周信芳和王芸芳唱《投军别窑》；郭仲衡和赵桐珊唱《赶三关》；梅兰芳、谭富英、言菊朋合唱《武家坡》；谭小培和雪艳琴合唱《算军粮》；谭小培、荀慧生、姜妙香合唱《银空山》；梅兰芳、荀慧生、龚云甫、马连良合唱《大登殿》。那天观看的观众，据荀慧生自己说，"约近万人"。演出时间也从傍晚一直演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

第三天的戏，最轰动的便是四大名旦以及高庆奎、金少山等合作的《四五花洞》。有人说，这出戏是杜家堂会最精彩的剧目。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天，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专人前来拍摄戏照，其他剧目，他们只拍摄一、两个片段，却将《四五花洞》的末场，完整地拍摄了下来。荀慧生回忆说：当时，"台上置炭精灯八座，摄片时八灯全启，光线射人不能逼视。"

据推测，这次合作《四五花洞》极有可能是他们四人第一次以"四大名旦"的身份合作演出一出剧目。也许正因为如此，长城唱片公司的老板张啸林从中看到了商机，促成他们合灌了《四五花洞》的唱片。

从杜家堂会三天的戏目中可以看出，孟小冬没有参加演出。这跟此时她尚未和梅兰芳分手是不是有关系呢？其实，她是认识杜月笙的。那是在1925年，她刚刚由沪迁居北京时。

第37节：梅孟分手（三）(13)

当时，黄金荣已和露兰春分了手，按理说，露兰春的一切都和黄金荣没了关系。但是，有一天，黄金荣突然又想起了露兰春。此时，露兰春早已离开了上海去了天津。黄金荣却不知露兰春真实去向，隐隐打听到她可能去了北京，便委托杜月笙前往北京寻找。临走，黄金荣特地交代杜月笙，说孟鸿群一家刚刚迁去了北京，孟家闺女小冬在北京也唱红了，到北京后可以去找他们，看他们是不是知道露兰春的下落。

其实杜月笙知道露兰春去了天津，当初，还是他在为黄、露处理好分手事宜后，为露争取了一笔分手费，然后安排她去天津的。但是，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他也不能保证露兰春一定还在天津。再者，黄金荣告诉他露兰春有可能去了北京，他必须先去一趟北京才有所交代。于是，他带着两个手下，没有去天津，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杜月笙手上并没有孟小冬在北京的住址，不过，他自有办法。首先，他看报纸，在演出广告中找到孟小冬正在开明戏院演出。晚上，他让手下人事先雇好车停在戏院门外，他自己先去看孟小冬的戏。散了戏，孟小冬照例乘车返家。杜月笙乘车跟在后面，一路跟到孟小冬位于东四的家门口。

隔了几天，杜月笙在北京实在打听不到露兰春的下落，便直接去找孟小冬。这是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孟小冬自然也不知道露兰春在哪里，在找寻露兰春这件事上，杜月笙自然无功而返，但他因此结识了才貌双全气质独特的孟小冬，又觉得此次进京，还有很有收获的。

盛大的杜家堂会之后，梅兰芳和孟小冬分了手。分手之后的孟小冬，也像那些遭遇感情挫折而成弃妇的女人一样，悲痛欲绝悲愤难抑，一时想不开，决定绝食自尽。一连几天，她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只等着死神的降临。父母家人当然不能任由她抛弃生命，规劝、苦劝，又是流泪，又是下跪，总之，想尽了种种办法。最终，她缓了过来。虽不再寻死觅活，但对生活失却了信心。于是，她决定暂且离开伤心地，又一次前往天津，仍居詹姓朋友家以吃斋念佛的方式疗伤。

律师郑毓秀是如何参与到调解梅、孟分手事宜的？据说，是因为"孟迷"沙大风。沙大风知情后，很为孟小冬抱不平。他虽然清楚感情的事儿无所谓对错，更无所谓谁负谁谁骗谁，但是，他总是认为孟小冬就这样两手空空地离开梅兰芳，对孟小冬来说实在不公平。再说了，既然当初孟小冬是在有媒人有证婚人的情况下嫁给梅兰芳的，梅兰芳就是明媒正娶，那么，如今分手，就不应该只是分手那么简单，用法律语言，应当是离婚。既是离婚，该有个正式的程序上、内容上的完备手续。于是，他向孟小冬建议，去上海聘请著名的郑毓秀律师，由她出面处理善后。

孟小冬接受沙大风的建议，离开天津去了上海。抵达上海后，她没有直接去找郑毓秀，而是先去找她的结拜姐妹姚玉兰，大概是想让姚玉兰陪她一同去面见郑毓秀。此时，姚玉兰已是杜月笙第四房妾了，她是在两年前嫁给杜的。姚玉兰听了孟小冬的打算，认为打官司并不妥当，一来麻烦，完成整个司法程序，既耗时更耗力；二来从名声上说，于孟小冬于梅兰芳，都很不利。想一想，当初两人结合，是不公开的、秘密的，如今分手反倒闹得轰轰烈烈人所皆知，不是让人看笑话么。孟小冬认为姚玉兰分析得很有道理。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姚玉兰提议不如让杜月笙出面，做个和事佬。杜月笙和梅兰芳也是老相识，又早就对孟小冬有好感，便一口答应姚玉兰的提议。就这样，双方达成协议，梅兰芳支付四万块钱。其实，两人谈分手时，梅兰芳就曾想给孟小冬一笔钱，但孟小冬拒绝了，当然是出于强烈的自尊心。如今，看到姚玉兰、杜月笙的面子上，她接受了。

至于离婚，他俩的结合，从法律上来说，并不合法，孟小冬的身份不论她多么不情愿，终究是妾。在法律不保护妾的情况下，他们的分手，也就无所谓离婚，根本不需要法律上的手续。

第38节：梅孟分手（三）(14)

有意思的是，孟小冬最初拿到的四万块钱，是杜月笙垫付的。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梅兰芳平时开支巨大，又是借款去的美国，当时手头很不宽裕，竟一时拿不出这笔钱来。后来，为了偿还这四万块，他不得不将无量大人胡同的住宅卖了。两个人的一段真情，最后以四万块钱做了了结，不免有些可悲。

重新登台："九·一八"那天，"少帅"张学良正在看梅戏--孟小冬拜师言菊朋、苏少卿--梅兰芳自平迁沪，创排抗日大戏《抗金兵》和《生死恨》--孟小冬心灰意冷，皈依佛门，又重登舞台，再拜师程君谋--梅兰芳第一次赴苏联，世界三大戏剧理论体系形成

从7月到9月，就在这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孟小冬经历了分手、绝食、赴津、又转赴上海、找律师、找姚玉兰、托杜月笙，最后以四万块钱了结的复杂过程。她的心情也由绝望、愤怒，转为平淡，最后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四万块钱。两个月的时间，不长；她心境的转变，却是极速的。9月17日，她在天津春和戏院，登台了，唱了一出《捉放曹》。当然，这次唱的并非营业戏，而是应沙大风的邀请，参加沙大风发起组织的赈灾义演。第二天，也就是"九·一八"之夜，还是在春和戏院，孟小冬坐在台下，全身心地欣赏了一出"谭派"著名老生演员言菊朋唱的谭派戏。

"九·一八"之夜，梅兰芳在哪儿？在干什么？这牵涉到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在哪儿？在干什么？有人证明张学娘正与夫人于凤至及红颜知己赵四小姐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据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回忆，一向爱听梅戏的张学良因伤寒症住协和医院已久，心情烦闷，"九·一八"当晚，因病有好转，且为了招待宋哲元等将领，便离院赶至中和戏院观看梅剧《宇宙锋》，随行人员有护士、警卫等，因此，他定了三个包厢。

梅夫人福芝芳也证实，"九·一八"当晚，梅兰芳的确在中和戏院上演全本《宇宙锋》，她是在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看完一场电影后才赶到中和戏院去的。在戏院，她看见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坐在一间包厢里看戏。

台上的梅兰芳也看到了张学良，当他演到赵女在金殿装疯时，瞥见有个人匆匆走进包厢，伏在张学良耳边嘀咕了几句，他不知道那人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因为隔得远，梅兰芳无法看到张学良的表情，只看到张学良唬地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出包厢，随后，他的随行人员、陪同他看戏的人陆续离开了戏院。

戏还未演完，却突然一下子走了二、三十人，这不仅使其他观众纳闷，也让台上的梅兰芳有所不解，不过，他断定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就张学良的身份和地位，他若不是突遇政治上或军事上的大事，绝不会放弃他一向喜爱的梅剧，特别是他最爱看的戏就是《宇宙锋》，而"金殿装疯"又是此戏的高潮，早在几分钟前，他还随着梅兰芳的唱腔，很陶醉地轻打着拍子呢。

第二天的新闻--"九·一八"事变爆发--证实了梅兰芳的猜测。他意识到此时，他已经和所有中国人一道站在了国家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

"九·一八"之后两天，孟小冬又连续看了言菊朋的戏。其实在此之前，她曾求教过言菊朋，而且还曾提出过拜师，但此事不了了之。也许是因为后来孟小冬嫁人而且退出了舞台，所以拜师一事也就搁浅了。如今，恢复单身的孟小冬显然准备复出。否则，她也不会连日留连戏院，不是自己唱，就是听别人唱。看了言菊朋的演出，她又萌生了拜师之心。

在民国初年，学谭（鑫培）的老生演员，正式演员中，以余叔岩为最好；而在票友中，就算言菊朋为至尊了。不仅如此，有一段时期，言菊朋在老生行，大有超乎余叔岩之势。

言菊朋学谭鑫培，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连老谭生活中的一些"小动作"，他也照学。比如，谭鑫培喜欢闻鼻烟，把两个鼻孔熏得黄黄的。于是，他就有个习惯，到了戏院后台，先洗鼻子，再扮戏。言菊朋并不闻鼻烟，却也在扮戏前，先洗鼻子。诸如此类，还有其他。所以，有人说言菊朋学谭，走火入魔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这样的痴迷，谭派艺术，除了余叔岩，也就属他学得最像。

第39节：梅孟分手（三）(15)

但是，言菊朋这个"谭派传人"，在他下海前只被票友和内行认可，戏迷、观众对他并不了解。于是，他要下海。在那个年代，正式演员往往很瞧不起票友下海，梨园之人，有不少人说话都很刻薄。对言菊朋，他们讥为"五小"、"五子"。"五小"，即小脑门（额头太低）、小胡子（髯口太稀）、小袖子（水袖太短）、小鞭子（马鞭短细）、小靴子（鞭底太薄）；"五子"，即小胡子、小袖子、小鞭子、洗鼻子、装孙子。可想而知，初下海的言菊朋心理压力有多大。

后来，言菊朋唱出来了。因为余叔岩被公认为"谭派传人"。于是，言菊朋自诩"旧谭派首领"。从艺术上来说，他确有长处。在唱腔上，他非常讲究字眼，也就是绝对以"字正"为本。但是，"字正"与"腔圆"有的时候不能统一。谭鑫培、余叔岩等名角儿，有时为了腔圆，而不得不牺牲某个"字"。言菊朋却不同，他坚持"字正"，不惜牺牲某些腔调。于是在耳尖的人听来，他的唱腔（后来被称为"言腔"），有时几乎成为"怪"腔。他却说："腔由字而生，字正而腔圆。"在表演上，他追求"神似，而不能求其貌似"。他虽然不是正宗科班出身，但长年勤学苦练，武功底子也不错。

孟小冬想拜言菊朋为师，请求沙大风帮忙。沙大风牵线搭桥。言菊朋听说要收孟小冬为徒，"呵呵呵"地满口答应。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就等着选个良辰吉日行拜师礼了。一个月以后的《北洋画报》上刊登了署名"春风"的文章，题目是《孟小冬拜师》，文中这样说：

女伶中唱老生者，今日当推孟小冬为巨擘；盖其嗓音纯正之中，具苍劲之韵，可

称得天独厚，而使调行腔，既非凡响，神情做派，亦异俗流，落落大方，自非寻常

女伶所可比拟也。顾小冬尚谦然以为未足，将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以期深造。

此前言菊朋来津，在春和露演，小冬排日往观，悉心体会，深为折服，近日乃请人

介绍，欲拜菊朋为师，俾可请益。菊朋亦以小冬为女伶英才，欣然允诺。小冬已专

函邀请菊朋莅津，将择吉行拜师典。闻菊朋日内即可就道。……

然而，拜师一事再次不了了之。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当年年底，孟鸿群病危，孟小冬匆忙由津回京照顾父亲，直到次年2月送走父亲，然后又为父守孝，忙乱中就遗忘了拜师礼。事情过后，重新记起这事儿，双方都已失去了热情。

既然有心拜师，当然应该拜言菊朋这样的大师。但是，孟小冬没有拜成言菊朋，却在回到天津后，拜了一个京剧票友为师，而且像模像样地行了拜师礼。这个"师"，就是曾经为四大名旦排序的苏少卿。苏少卿早年演过话剧，后来迷上了京剧，曾师从陈彦衡学谭派老生，对音韵学方面颇有研究。他祖籍江苏徐州，一直生活在上海。此时他在天津的身份是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驻津代表。

对孟小冬拜票友为师，议论颇多，大多不能理解。孟小冬自己，则不以为然，在她看来，无所谓正式演员还是票友，有真本事就行，她能从他（她）身上学到玩艺儿，就都能成为她的老师。事实上，她不但拜过谭派老生为师，甚至还拜过名旦荀慧生，当然更师从梅兰芳学过梅派戏。她一向好学，正如《孟小冬拜师》一文中所说，她一直"谦然以为未足"。这是她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孟小冬拜苏少卿，中间人又是沙大风。1932年9月3日，在天津的大华饭店，孟小冬正式行拜师礼。

人们发现，这一年多来，也就是说，和梅兰芳分手后，孟小冬长居天津，除了父亲病、亡而回了一趟北平后，似乎始终不愿意回到北平生活。有人猜测，她是准备重新登台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保证不会和梅兰芳见面，为了避免跟梅兰芳相遇，她选择两人在不同城市生活。

其实，梅兰芳早在孟小冬拜师苏少卿前半年，就已经离开北平南下上海了。这年春天，他为淞沪抗战受伤战士筹集医药费在北平义演了3 天，然后离京。关于他迁居上海的原因，一直以来，有人将此归结为他和孟小冬分手。分手本身，自然是原因，因为两人的关系闹得沸沸扬扬；分手后他为支付给孟小冬四万块钱而不得不将梅宅卖掉，也是原因。按此说法，他似乎是在北平待不下去了才走的。

第40节：梅孟分手（三）(16)

实际上，梅兰芳携家小移居上海，更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和战事有关。"九·一八"后，日本侵略者的猖狂野心和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都使他预感到，继东三省后，华北大平原也将不保。如此想来，北平是难以再待下去了。这么说来，他迁居上海，的确是因为"北平待不下去了"，不过，这个"待不下去"并非那个"待不下去"，性质完全不一样。既然如此，梅兰芳第一次想到了"走"。但是，走向何处？

在这之前，梅兰芳多年的朋友冯幼伟已经定居上海，他一直写信催梅兰芳南迁。梅兰芳始终难下决心，一来北平到底是他的家，他舍不得；二来北平又是京剧的故乡，他的中心舞台在北平，他也舍不得。然而，面对"九·一八"后的政治形势，他也不能不走了。既然要走，就只能去上海。

刚刚在上海落脚，梅兰芳便想着要排演一出有抗战意义的新戏。当时，他暂住在沧州饭店。有一天，几位朋友叶玉虎、许姬传等到沧州饭店看望他。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排新戏。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呢？大家一时都没有主意。叶玉虎想了想后，对梅兰芳说："你想刺激观众，大可以编梁红玉的故事，这对当前的时事，再切合也没有了，我想了一个韩世忠在黄天荡围困金兀术的历史题材，突出梁红玉擂彭助战，由你演梁红玉，不知合适否？"

一句话提醒了梅兰芳，他想起梁红玉的故事，以前舞台上也演过，但"情节简单，只演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一段"，如今完全可以将内容扩充，写一出比较完整的新戏。大家一听梅兰芳的分析，立即来了精神，叶玉虎更是将剧名都想好了，他说："就叫"抗金兵"如何？"

《抗金兵》？演的虽是抗金兵，实则号召民众抗日兵。这个剧名自然再贴切不过了，大家纷纷赞成。梅兰芳更是很兴奋。他请叶玉虎去搜集资料。

编排《抗金兵》时，梅兰芳一改过去先选定题材，由齐如山写出初稿，再由他自己和李释戡、吴震修等人共同商榷进行修改，再分单本设计唱腔、研究服装、道具、布景、串排的创作模式，而是成立了以他自己为主的创作组，由剧作者、音乐工作者、主要演员共同参与编排。大致分工是许姬传负责执笔改编，徐兰沅、王少卿负责设计唱腔、板式，最后由梅兰芳修改审定。三、四个月后，《抗金兵》在集体智慧下脱稿。

这是梅兰芳因离开北平而不得不得离开他的编剧齐如山（他仍留北平）后编演的第一出戏。

《抗金兵》初次上演是在上海天蟾舞台，主要角色分配是：梅兰芳饰韩世忠夫人梁红玉，韩世忠由林树森扮演，姜妙香饰周邦彦，金少山饰牛皋，萧长华饰朱贵，刘连荣饰金兀术，朱桂芳、高雪樵分饰韩世忠的两个儿子尚德和彦直，王少亭饰岳飞。演员阵容强大，演出效果极好，确如林印在《梅兰芳》一文所说"对当时人民的抗战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接着，梅兰芳根据早年齐如山依明代传奇改编的《易鞋记》，重新创作了《生死恨》。按他自己的说法，编演这出戏的目的，"意在描写俘虏的惨痛遭遇，激发斗志"。该剧由许姬传、李释勘执笔编写唱词，梅兰芳、徐兰沅、王少卿设计唱腔。那段时间，他们挑灯夜战，连续奋战了三个通宵。

1936年2 月26日，《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角色分配是梅兰芳饰韩玉娘、姜妙香饰程鹏举、刘连荣饰张万户。连演三天，场场爆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却也因此得罪了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黑木，他通过社会局长以非常时期上演剧目要经社会局批准为理由通知梅兰芳不准再演。梅兰芳以观众不同意停演为理由坚持演出。三天后，该戏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又演三天，仍然火爆异常，排队购票的观众居然将票房的门窗玻璃都挤碎了。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梅兰芳已不仅是个京剧演员，更是个鼓舞者、抗争者、爱国者，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和爱国品质。他以《抗金兵》表达了他的抗日主张，以《生死恨》反映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从而激励了民众斗志。

第41节：梅孟分手（三）(17)

这两出戏是梅兰芳在1949年前编创的最后两部新戏。从此，直到五十年代末，因政治环境的原因，他再也没有新戏问世。

梅、孟二人分手后，一个在天津，一个在上海，分隔两地，各过各的生活，似乎一切都归于了平静。然而，那过去了的，却并没有烟消云散。突然有一天，天津某报开始连载一篇小说。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篇小说的内容说的就是梅、孟的故事。如果单纯地以他二人作为生活原型对故事进行重新演绎，或者戏说，也许无伤大雅，只当是娱乐。但是，小说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对孟小冬相当不利。比如，在提到"血案"时，小说作者有意无意地暗示此案背后的指使人，可能就是那个坤伶。当然，他（她）也对血案制造者和这个坤伶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揣测。在"赔偿"问题上，小说又说坤伶狮子大开口，向那个名伶进行了敲诈。

说到底，这是篇小说。小说的要旨是虚构。然而，这篇小说似乎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虚构。显然，它是有生活原型的。既然如此，就不能将它视作纯粹的小说。事实上，当时人们的确没有只当它是小说而一读了之一笑了之，而是当了真。于是，大家旧话重提，对梅、孟关系重又议论纷纷。受小说影响，这些议论对孟小冬多加指责。从这个角度说，小说作者的行为是很不负责任的。

也许身在上海的梅兰芳没有看到这篇小说，因为对此他没有任何反应。身在天津的孟小冬看到了这篇小说，而且听到了人们对她的议论，甚至感受到了人们的侧目斜视。这并非她敏感，而的确是客观存在。她有口难辩，她甚至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辩。一怒之下，她很想去质问小说作者。但是，小说没有指名道姓，小说作者大可以以一句"请别对号入座"将她打发。

孟小冬重新陷于绝望境地，甚至有崩溃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将重生的希望寄托在佛的身上。这次，她不只是长跪佛前捻着佛珠念着佛经，让青烟将自己麻醉。她一口气跑回北平，跑到拈花寺，拜住持量源大和尚为师，然后皈依佛门，成为佛家弟子。许多年后，她向友人坦言："婚姻不如意，才促使我信佛的。"

如果佛能平复受伤的心灵，如果吃斋念佛能让躁动的心趋向安宁，如果烧香膜拜能抑制仇恨怨气，那倒也不是坏事。也许孟小冬受伤太深，她不可能在一瞬间放下俗世尘事。就在她潜心向佛时，有人向她进言：别为了他人的别有用心，葬送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再说了，谎言说了千遍，就成了真理。为了不让谎言成为真理，就应该及时揭穿谎言，固本清源，以正视听。

在这种情况下，孟小冬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紧要启事"。启事首发于1933年9月5日的《大公报》上，接着又连续刊登了两天。从启事内容和语气上都可以窥见她仍然愤愤不平的内心。

或许"紧要启事"的公布，在一定程度上使孟小冬一直郁结在胸的怨气得到了渲泻。她的心情一下子明朗了很多。在"启事"公开20天后，她重登舞台。在北平的吉祥戏园又唱《四郎探母》。她和梅兰芳第一次合作，唱的就是这出戏。她没有因为如此就拒绝这出戏。这次，和她合作的旦角是坤旦李慧琴。同时，她刚拜的新老师鲍吉祥也在剧中串演杨六郎，曾长期辅佐梅兰芳的名小生姜妙香配演杨宗保。可以说，在经历了感情失败后，从此，孟小冬正式复出。

天津的明星大戏院得闻孟小冬复出，盛请相邀。孟小冬邀约了名净侯喜瑞，名丑萧长华等赴津，演出于明星大戏院，三天的打泡戏分别是《四郎探母》、《珠帘寨》、《捉放宿店》。这次在津演出期间，又经沙大风介绍，孟小冬拜有"汉口谭鑫培"之称的谭派名票程君谋为师。在演完一个周期之后，她潜心求教程君谋。然后，她又演一期，三天的打泡戏就是经程君谋指点过的《失空斩》、《捉放曹》、《洪羊洞》。这三场戏，由程君谋亲自为她操琴。

此后两年，孟小冬断断续续在平、津两地演出。之所以说"断断续续"，是因为她的身体日渐衰弱，胃的毛病日益加重。加之时局不好，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已昭然若揭，人心慌慌，市面不振，娱乐业更是萧条。

第42节：梅孟分手（三）(18)

在上海的梅兰芳，演出也大为减少。他甚至有时间跟随一个英国老太太学习英语口语和语法，每周学习两次，分别是周一和周三下午。从1934年春天开始，他就开始为赴苏联访问演出做准备了。

自访问美国后，梅兰芳对世界的了解大大进了一步。为使眼界更加开阔，也便于日后将京剧拓展到欧洲，他萌发了旅欧之念。从美国返回北京后，他又去拜访胡适，一是汇报在美演出情形，另外便谈到拟去欧洲的计划，还是希望胡适给予指点。胡适很赞同他的想法，他劝梅兰芳请张彭春先往欧洲走一趟，作一个通盘计划，再做决定。

就在梅兰芳踌躇满志地准备欧洲之行时，"九·一八"事件爆发，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梅兰芳不得已，于1932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旅欧计划只得缓行。然而，他的弟子、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却于1931年深秋抛下国内的一切，只身去了欧洲五国。他此行的目的并不像梅兰芳数次出国那样以演出为主，而是专门考察欧洲戏剧。归国后，他写了一本《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其中包含了十九点心得，极富理论性。

程砚秋此行再度激发了梅兰芳的赴欧决心，他一方面在上海赶排《抗金兵》《生死恨》等应合抗战的戏，一方面积极与驻英、法、德的外交官联系，加紧筹备。就在此时，他接到了苏联方面的邀请，恳请他在赴欧之前先到苏联演出。

当年梅兰芳到美国演出，接受的是民间团体"华美协进社"的邀请，纯粹属于民间文化商业行为，而此番到苏联演出，他却是从苏联驻华大使馆特派汉文参赞鄂山荫那里接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库里斯科的正式邀请函。也就是说，赴苏演出似乎官方色彩更加浓重一些。这也恰好为苏方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邀请梅兰芳的此种说法提供了依据。

其实对于苏方究竟出于何种原因邀请梅兰芳去演出，说法有几种，除了想一睹梅兰芳举世闻名的艺术外，有人猜测是因为当时的苏联艺术界写实派正在没落，而开始盛行象征主义，中国京剧一直被认为是"象征派"艺术；另一种说法便是政治的：当时苏联刚刚将中东铁路卖给了伪满，中国国内对此行为大为不满。苏方为缓和和中国的关系，冲淡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遂邀请梅兰芳和电影明星胡蝶一同去苏联演出。对于梅兰芳而言，无论苏方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要做的只是为演出而精心准备。

相比到美国演出前的焦虑和担忧，梅兰芳此次的心态平和了许多。当初他对中国京剧是否能被西方人接受是毫无把握的，面对的又将是完全陌生的文化，心中忐忑是不可避免的。如今距访美又过去了四五年，他对世界各国的文化，特别是读过程砚秋的《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之后对欧洲戏剧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便也就少了因为不知情所带来的惧怕。

另一方面，当初他去美国演出，不但旅费自筹，演出如果不卖座的话，他将面临破产，因而经济压力是相当大的。此次去苏联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是苏联政府出面邀请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由对方负担。

再者，梅兰芳在选择演出剧目时，不得不考虑到苏联与美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也不同，演出剧目自然是要有差别的。尽管如此，当初他为访美而准备的宣传品和演出设备等，则是可以继续延用的。从这一角度上看，客观上也为他减轻了许多麻烦。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在去过两次日本、一次香港和一次美国之后，对于出国演出已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经验也使他比访美要轻松许多。

心态上的差异并没有让梅兰芳轻视访苏。就他对苏联的认识，这个国家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它的戏剧传统远优于美国，戏剧人才的文化层次也远高于美国。他在美国面对的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学者以及以卓别林为代表的演艺界人士，而在苏联，他面对的将是一批真正的戏剧理论专家。为迎接梅兰芳的到来，苏方特地组织了一个"招待梅兰芳委员会"。该会主席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阿罗舍夫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担任，委员有：苏联第一艺术剧院院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剧院院长丹钦科、梅耶荷德剧院院长梅耶荷德、卡美丽剧院院长泰伊罗夫、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国家乐剧协会会长韩赖支基、艺人联合会会长鲍雅尔斯基、名剧作家特列加科夫等等。

第43节：梅孟分手（三）(19)

这份名单包含了苏联戏剧、电影、文学界的最高层次人士。可以说，梅兰芳是怀揣经济压力赴美的，而此次赴苏，他有的便是自感戏剧理论不足所造成的压力。因此，没有厚实的文化底蕴，没有充分的思想和技术准备，他或许不能继在美国演出后再创佳绩。

此时，身居上海的梅兰芳已经无法倚仗仍处北平的齐如山，也就是说，这对黄金组合因为分处京、沪两地而拆伙。继续在他身边辅佐筹备工作的是冯幼伟和吴震修，而真正能在艺术上担当重任的仍然是张彭春。在筹备访苏期间，梅兰芳接受胡适的建议，除再次聘请张彭春为剧团总指导外，又聘请戏剧家余上沅为副指导。余上沅是胡适的学生，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来赴美研究戏剧。据说他之所以接受梅兰芳的邀请，一是出于对梅兰芳艺术的欣赏，另一个原因便是胡适的极力游说。

通过横向比较访日、访美和访苏的不同，便可理解梅兰芳对访苏剧目的选择：日本文化背景与中国相近，因而剧目以《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千金一笑》、《御碑亭》、《嫦娥奔月》、《游园惊梦》等这些极富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戏为主，目的是为了让日本观众看得懂；中国与美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极大差异，美国人想看的是完全中国化的，因而剧目以传统京剧如《汾河湾》、《打渔杀家》、《刺虎》、《贵妃醉酒》、《虹霓关》为主；苏联虽然与中国相距不远，但文化背影毕竟有很大差距，从这方面来说与美国相仿，因此主要剧目不变。但是另一方面，苏联又有深厚的戏剧传统，对戏剧的理论认识显然要高于美国，因此，梅兰芳特地加了一出《宇宙锋》。这出戏不仅是梅兰芳的代表作，也是"梅派"戏中刻画人物最多面最深刻，因而文化层次也最高的一出戏。

定好演员及剧目，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排练，负责排练工作的自然是张彭春。访苏成员之一的姚玉芙曾回忆说："梅剧团赴美演出时，每个节目都经张彭春排练过，于是剧团有一句口头语"张先生上课啦！""

一切准备就绪，梅兰芳正待上路，又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如果乘火车去苏联，必须经过伪"满洲帝国"。梅兰芳明确向苏方表示：绝不会踏过日本侵略者侵占下的中国土地去苏联，否则宁愿取消此行。苏方见他态度坚决，不得已改派专轮将梅兰芳先接到海参崴，然后再在那里乘火车直达莫斯科。

1935年2 月21日，梅兰芳在上海登上了苏方特派过来的"北方号"轮船。行前，苏联驻华大使鲍维洛夫在使馆为他们饯行，祝愿他们演出成功。同船赴苏的除了梅兰芳等剧团成员外，还有返苏回任的驻苏大使颜惠庆博士及其随员、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剑云夫妇和电影明星胡蝶、《大公报》驻苏记者、戈公振的侄子戈宝权。

经过近一个星期的航行，"北方号"于27日抵达太平洋海岸的重要商港海参崴。苏联国家乐剧协会特派专员罗加支基、海参崴地方当局代表、中国领事馆代表早已等侯在码头。简单的欢迎仪式后，梅兰芳驱车前往海参崴最豪华的契留斯金旅馆。他们在海参崴停留了三、四天，苏联远东州州长、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权世恩分别设宴招待。

紧接着，梅剧团和胡蝶等人换乘西伯利亚快车驶向莫斯科。

这个国家自十月革命后，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对刚刚从战乱不断的国家走出来的人来说，都不免心存欣羡。去之前，梅兰芳对苏联的历史进行过全方位的了解，对"十月革命"，对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列宁充满敬意。因此，他到莫斯科次日便去红场敬谒列宁墓，所献花圈缎带上款写着"敬献列宁先生"，下款"梅兰芳鞠躬"。他是第一个向列宁之墓敬献花圈的中国戏剧工作者。当天下午，他还在高尔基大街上的一家美术品商店购买了一尊列宁半身塑像。

这尊塑像作为当年的访苏纪念，梅兰芳一直放在家中的显赫位置，虽然几经战争或搬迁，但他始终精心保存，一直到解放后，他又将它从上海带到北京家中，放在书房里。在他1959年入党后曾对记者提起这尊塑像，说："25年来，这尊塑像始终没有离开我身边，成为我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柱。在被日本军阀侵略的残酷处境中，流离颠沛的道路中，我看到他就增加了勇气，意志坚强地同恶势力作斗争。"这塑像却在梅兰芳死后的文革中被"造反派"砸毁。

第44节：梅孟分手（三）(20)

由于此前苏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造势，"梅兰芳"三个大字以及画着中国宝塔的宣传画，在莫斯科街头到处可见，他被新闻界称为"伟大的中国艺术的伟大代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编印了介绍梅兰芳与中国戏剧的小册子，即《梅兰芳与中国戏剧》、《梅兰芳在苏联所表演之六种戏及六种舞之说明》等，广为散发，以至莫斯科人手一份。

在这些宣传中，无一提到梅兰芳的性别，所有宣传画中都是他的剧照，因而普通百姓起初都以为梅兰芳是个女明星。恰在那时，电影明星胡蝶也在莫斯科，她那特有的演员气质使得不知情的人都指着她说是梅兰芳。更有些小孩子，见到大街上漂亮的中国女人，便一路追着喊"梅兰芳"。犹如在日本或在美国所掀起的"梅兰芳热"一样，那段时斯的莫斯科，人人都在谈论"中国来的梅兰芳"，人人都以看过梅兰芳的戏而深感骄傲。

梅兰芳在苏联的首场演出，是在3月23日，于高尔基大音乐厅。这间音乐厅中央是正厅、三面是包厢。演出那天，音乐厅两边的包厢分别挂着中、苏国徽，舞台幕布用的是梅剧团特制的绣有一株梅花、几枝兰花和"梅兰芳"三个大黑绒字的黄缎幕，颇具中国特色。

演出前，苏联对外文协会长阿罗舍夫就梅兰芳演艺作了一番演说。接着，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向观众解释"忠孝节义"，说："中国戏剧的剧情特色就在提倡忠孝节义，了解此要义即可理解中国戏剧的剧情。"最后，张彭春代表梅兰芳向观众致谢词。

当晚的剧目共有5 出：梅兰芳、王少亭的《汾河湾》；刘连荣、杨盛春的《嫁妹》；梅兰芳的"剑舞"；朱桂芳、吴玉铃、王少亭的《青石山》；梅兰芳、刘连荣的《刺虎》。

和在美国演出时相仿，每出戏之前，都有专人分别用英、法、俄、德文向观众介绍剧情，让观众在了解故事大意的情况下欣赏梅兰芳的表演。演出结束后，掌声如潮，经久不息，在观众的一再要求下，梅兰芳谢幕达10次之多。

4 月13日夜，梅兰芳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一场临别纪念演出。这所剧院建于沙皇时代，历史悠久，内部装璜华丽，画栋雕梁，中央为正厅，三面为包厢，共分为六层。它是苏联国家剧院，规定只准演歌剧和芭蕾，而这次却同意梅兰芳在这里上演中国京剧，可以想见梅兰芳在苏联戏剧界的地位是何等之高了。

这天的演出剧目是根据前14场演出情况精心挑选出的最受观众欢迎的梅兰芳、王少亭的《打渔杀家》、梅兰芳、朱桂芳的《虹霓关》、杨盛春的《盗丹》。这场临别纪念演出盛况空前，前去观看演出的不仅有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文艺界知名人士，而且还有政治局大多数委员。据说斯大林也亲临剧院，就坐在二楼一个灯光较暗的包厢里，难怪那天的保卫工作很严密，剧院周围都有警察。

算一算，梅兰芳此次在苏联总共待了一个半月，除了演剧、必要的应酬外，他遍访名胜古迹，应邀参观了工厂、戏剧学校、电影学院和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苏联十七年戏剧艺术展览，还观看了戏剧、歌剧、芭蕾。

反过来，对于苏联的艺术家来说，梅兰芳和他的京剧让他们大开眼界而大为惊叹之外，理论上也有颇多值得他们研究和学习的地方。正如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所说："我们研究京剧，毕竟不只是赞赏一下它的完整性就算完结。我们要从中寻求一种可以丰富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手段。"然而，中国京剧这样一种恪守规范程式的艺术与苏联艺术家的思想体系完全不一致，他们又能从中学到什么？

当时的苏联戏剧界，正盛行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继承和发展了欧洲体验派的传统后所创立的表演体系，即：演员在表演时，应生活于角色的生活之中，每次演出都要感受角色的感情，将此内部体验过程视为演员创作的主要步骤。这是戏剧界的第一大流派--"体验派"。比如，演员在舞台上演一个角色时，他将没有了他自己，他将完全变成那个角色，与观众毫无任何交流，他只是通过他的表演去感染观众，尽可能让观众产生他就是那角色的幻觉。

第45节：梅孟分手（三）(21)

斯氏的这一强调演员要在内心作多方面的深刻体验的理论，自然也影响到了电影界。爱森斯坦一方面是斯氏理论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发现演员在有了体验之后，却没有恰如其分的表现手段，而京剧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所强调的，却正是他们所缺乏的，所以他认为他找到了要吸取的经验，"就是构成任何一种艺术作品核心的那些要素的总和--艺术的形象化刻划。"

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完全相对立的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叙述派"，这是世界戏剧界的第二大流派。布莱希特强调演员在创作过程中，应当理智，应当抽离于角色，即"我是我，角色是角色"，这自然与斯氏的"我就是角色"相悖。在表现手段上，"叙述派"多运用半截幕、半边面具、文字标题的投影、舞台机械与灯具的暴露、不时打断动作的歌曲、间离性的表演以及分离场面的蒙太奇等。手法虽然多种多样，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不断地告诉观众：我是在演戏，并时时提醒观众不要陷入剧情而不能自拔，而应该头脑冷静、理智。

布莱希特的"叙述派"理论体系在1935年梅兰芳到苏联演出时还没有成形，那时，他只是有某种朦胧感觉，却并没有清晰的概念。两年前，他因为希特勒疯狂迫害革命人士和进步作家而不得不离开祖国，远走他乡，流亡西欧和美国。梅兰芳到苏联演出时，布氏恰好正在苏联，便有幸观看了梅剧。令他难以置信的是，梅兰芳的戏，给了他极大的启发。次年，他撰写了一篇论述中国戏曲表演方法的文章《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间离效果》。在文章中，他盛赞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认为他"多年来所朦胧追求而尚未达到的，在梅兰芳却已经发展到极高的艺术境界"。

现在看来，梅兰芳演剧中的如"自报家门"、"吟定场诗"、"旁白或旁唱"等使人物动作中断的表演手法，与布氏的"演员要抽离角色"的观念一致。这恐怕就是布氏的"叙述派"理论是受到梅氏的启发而最终确立的主要原因。

与布氏的"演员不能进入角色，有时还要站在角色的对立面"的严格要求不同，与斯氏的"演员要进入角色，与角色浑然一体"的严格要求也不同，梅兰芳的戏既要求演员在保持头脑高度清醒的同时有时也需要适当地或深入地进入角色，用真情实感去感动观众，力求做到"有我"与"无我"、"似我"又"非我"的辩证统一。为此，梅兰芳常引用"你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他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这一戏曲联语，来说明戏曲表演艺术中创造人物形象的一个基本方法。

用戏剧界流行的术语"第四堵墙"分析，更可清晰地区分三者的不同。所谓"第四堵墙"，通俗地说，就是匣形的舞台的左、右、后用布景构筑的内景便形成了三堵墙。斯氏理论认为：演员和观众之间，也就是舞台和观众席之间应该有一道第四堵墙，它隔断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布氏理论则认为：要打破这第四堵墙，让演员和观众之间能够产生交流；对于梅兰芳来说，这堵墙根本不存在，也就无所谓打破不打破。

如此分析后，可发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是截然相对立的，而梅兰芳的戏剧理论却是中立的、折中的，因而更健康、更艺术。从梅兰芳演剧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影响，以及梅兰芳戏剧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可知：梅兰芳1935年的访苏演出，意义重大，影响也最大，甚至超过了访日和访美。

1981年，中国戏剧教育理论家黄佐临在一篇题为《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比较》的文章中，全面论证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八大外在和内在的特征，把它提升到理论高度，并率先将梅氏、斯氏、布氏三者不同的戏剧理论归纳为"世界三大戏剧理论体系"。

与余叔岩：梅、孟参加杜月笙举办的"义赈会"，却失之交臂--梅兰芳返回北平，和弟子程砚秋打对台--孟小冬南下上海，成了杜月笙的又一个女人--"七·七"事变后，梅兰芳拒绝登台--孟小冬赴香港，和杜月笙、姚玉兰会面--梅兰芳赴香港，从此滞留于此--孟小冬拜师余叔岩--梅兰芳曾经救赎余叔岩，余叔岩誓言"甘愿为兰弟挎刀"

第46节：梅孟分手（三）(22)

从苏联返回上海的梅兰芳，差点儿又和孟小冬相遇。因为此时，孟小冬也来到了上海，她是应邀来沪参加赈灾义演的。同时，梅兰芳也接到了邀请。

这年夏天，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大规模的洪灾，众多省市受淹，导致灾民无数。为了赈灾，杜月笙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自任会长。义赈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遍邀名伶进行演剧筹款，也就是名伶们常常参加的赈灾义演。为配合义演，黄金荣将其创办的黄金大戏院贡献了出来，供免费使用。整个义演活动，持续了一个月。

按照事先计划，义演分成两期。参加第一期义演的名流、名票和名伶，有杜月笙的妾姚玉兰、上海流氓大享之一张啸林、银楼小开裘剑飞（周信芳的大舅子）等，以及金少山、姜妙香、萧长华、刘连荣、朱桂芳、王少亭、苗胜春、盖三省等，还有就是刚刚从苏联演出回来的梅兰芳。

如果说在这一期里最引起轰动的演员，不是张啸林，也不是梅兰芳，而是姚玉兰。义赈会，是杜月笙发起的；义演，是义赈会组织的重要活动。作为杜月笙的妾，姚玉兰当然倍受瞩目。她不但一人独演了《逍遥津》、《刀劈三关》、《哭祖庙》、《李陵碑》等传统老生戏，还反串了老旦戏《钓金龟》。然后，她又和梅兰芳合作了一出《穆柯寨》。最后一天的演出尤为精彩，杜月笙亲自上阵，客串了一出《落马湖》，然后，梅兰芳和姚玉兰合作《四郎探母》。

在这样的一个名伶齐聚的场合，不可能缺了孟小冬。何况这次义演是杜月笙组织的，姚玉兰似乎又是主角，而孟小冬和姚玉兰是结拜姐妹，杜月笙对孟小冬又早已情愫暗生。因此，他们无论如何都会邀请孟小冬的。然而，孟小冬并没有参加第一期的演出。这或许是杜月笙的刻意安排。

于是，孟小冬参加了第二期的义演，和章遏云并挂头牌，主演大轴。原定计划，她是要演12天的，但实际上只演了8天。后面4天，她因病回戏了。这个时候，她的身体非常不好，尽管她此时只有28岁。其实在平、津演出时，她就因为身体原因演完一场后往往会休息好几天。这次在上海，她不得不天天登台，而且演的又都是极度消耗体力的吃重大戏，如全本《珠帘寨》、全本《法门寺》、全本《四郎探母》等，因此在咬牙坚持了8天后，再也撑不下去了。

至于孟小冬的身体何以如此，除了自然体质外，不排除有其他因素。有人曾经分析说，她唱戏，绝对地认真到倾尽全力，甚至一个字、一个腔都从来不马虎不敷衍，因此她唱一出戏，相当于别人唱几出戏。长年如此，体力消耗极大，无形当中损伤了身体。客观地说，这并非主要原因。很明显，她是在和梅兰芳分手、重新登台后，才表现出身体欠佳的。

自从嫁给梅兰芳后，孟小冬就退出了舞台，人说唱戏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而她一"离"就是四年多。这四年多的疏离，需要数倍于四年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挽回。和梅兰芳分手后，她痛苦而绝食，然后长年吃斋，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遭到极大损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也像梨园行许多艺人一样，嗜好抽大烟。这一切，都使恢复登台的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吃力。

为此，她更加痛苦。感情受挫后的痛苦，她可以用恢复唱戏来弥补，而不能唱戏的痛苦，该用什么来弥补呢？后来成为梅兰芳秘书的上海戏曲评论家许姬传去探望病中的孟小冬，孟小冬对他说："我是从小学艺唱戏的，但到了北方后，才真正懂得了唱戏的乐趣，并且有了戏瘾，这次原定唱四十天（此说有误），现在突然病倒了，我觉得此后不能长期演出，我的雄心壮志也完了。"

当她和梅兰芳结合后，她以一般女人惯有的思维认定找到了感情归宿，从而甘愿放弃了艺术追求。那时，她没有因为"不能长期演出"而感到"雄心壮志完了"。当她失去了感情依靠时，她这才觉得"能长期演出"是她的"雄心壮志"。只可惜，她醒悟得迟了些。

第47节：梅孟分手（三）(23)

生活在北平的孟小冬，并不拒绝南下上海；生活在上海的梅兰芳，当然也不拒绝北上北平。一旦有机会，孟小冬明知道梅兰芳生活在上海，也还是心平气和地南下；梅兰芳明知道孟小冬生活在北平，也照样坦坦荡荡地北上北平。只不过，梅兰芳在离开北平长达4年之后，才于1936年回了一次北平。

此次回北平，梅兰芳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收了李世芳为徒；二是见了杨小楼最后一面；三是跟弟子程砚秋打了一次对台。

和梅兰芳一样，杨小楼不仅是京剧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一位爱国志士。北平、天津沦陷前，冀东24县已经被汉奸所控制，距北平不远的通县就是伪冀东政府的所在地。1936春，伪冀东长官殷汝耕为庆贺生日，在通县举行大规模的堂会。此时，北平最大名角便是杨小楼，他也就成为他们的主要邀请对象。但是，他们无论是以通县到北京乘汽车只用一小时为由，还是允诺给加倍的包银，甚至提出加倍的包银还嫌少的话，任由杨老板开，杨小楼始终不松口。

梅兰芳回北平后，去探望杨小楼，和他说起此事，劝说道："您现在不上通县给汉奸唱还可以做到，将来北平也变了色怎么办！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

杨小楼似已做好了"北平变色"后的准备，他说："很难说躲到哪去好，如果北平也怎么样的话，就不唱了，我这么大岁数，装病也能装个十年八年，还不就混到死了。"

一年后，北平沦陷，杨小楼果然称病再也不肯登台，不久就病逝了。因此，梅兰芳这次和杨小楼相见，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

众所周知，四大名旦中的梅兰芳和程砚秋关系最为特殊。程砚秋曾经拜师梅兰芳，两人有师徒情谊。今天重提这对师徒，许多老戏迷仍然津津乐道于他俩的两次"打对台"，一次是在1936年，一次是10年后的1946年。对于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来说，他们也很愿意看到师徒对台的情景，因为他们又有了挑拨离间、煽风点火的机会。但实际上，这样的对台戏，是一种正常的艺术竞争。

宽泛地说，他俩的第一次打对台并不是在1936年，而是在1924年4月间。当时，程砚秋连续公演了两部新戏，《赚文娟》和《金锁记》，上座极盛，按照程师罗瘿公的说法，为京师剧场之冠。这个时候，能与程砚秋抗衡的，只有梅兰芳。虽然梅兰芳此时只有一部新戏，那就是《西施》，但他毕竟是旦行翘楚，声名无人能挡，无论演新戏，还是重拾旧剧，都极具号召力。因此，罗瘿公在写给朋友袁伯夔的一封信里，这样说："近者，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之势。"

严格说来，这次对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打对台，只是不凑巧，在整个京城剧界颇有些萧条的情况下，只有他俩仍然活跃在各自的舞台上。从程砚秋的内心来说，此时，他也并没有要与师傅打对台的故意。

程砚秋不仅没有这方面的想法，甚至在有机会与师傅打对台时，竟然为顾及师傅，主动放弃了一次对台的机会。那是在两年后，他结束在香港的演出，回京途中路过上海。在他去香港前，曾与上海"共舞台"的老板约好，待他自港回来后，在上海唱一个月。然而，当他回到上海，准备履行他之前的承诺时，意外地发现，梅兰芳受上海"丹桂第一台"之约，正准备来沪演出。考虑到此时留沪演出一个月，期间势必要与梅兰芳打对台。他对梅兰芳是尊敬的，他不愿意看到师徒对台的情景，他认为这样做，是对师傅的大不敬，肯定会伤害到梅兰芳，尽管他这个徒弟并不一定能赢得了师傅，但他还是决定避开为好。于是，他和"共舞台"商量后，提前返京。

在梨园界，师徒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打对台，是经常发生的事。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他们故意要和对方过不去，而只是巧合不幸遇上罢了。

梅兰芳迁居上海后，京城戏院旦行的领袖人物也就是程砚秋了。在这几年里，尽管程砚秋其间出国考察了一年多，但相比梅兰芳，京城的观众还是看程多于看梅的。因此，1936年，当离京数年的梅兰芳首次北返，并且重新登台，自然吸引了大量渴求已久的梅迷们。加上他将票价只定为1.2/张，并不昂贵，而且与他配戏的演员阵容十分强大，有老生杨盛春、小生程继仙和姜妙香、丑角萧长华等，演出的剧目又多是梅派名剧。所以，包括杨小楼在内的名角儿自知不是对手，也就主动减少演出场次，避开梅的锋芒。只有程砚秋毫不畏惧。

第48节：梅孟分手（三）(24)

这个时候的程砚秋也早已不再是只为吃饭而唱戏的普通演员了，他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思想，也对戏剧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出国了一次，不是演出，而是考察，他对自己长期的演出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同时，他对师徒关系，对打对台戏，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他不再以为与师傅打对台就是对师傅的不敬，相反，他认为只有一代超越一代，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更重要的是，出于自身生活的考虑，也为了不影响全团演员一家老小的生活，面对师傅的强大号召力，他也不能退缩。于是，他执意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在杨小楼等人每周只敢演一场的情况下，坚持每周演出两场。

虽然程砚秋的演员阵容也十分强大，演出剧目也都是程派拿手戏《金锁记》、《碧玉簪》、《青霜剑》、《鸳鸯冢》等。但是，在这场师徒对决中，他还是不敌梅兰芳。除了梅兰芳的号召力，以及久未在京城露面的原因外，也有其他客观原因。比如，程砚秋所在的中和戏院离梅兰芳所在的第一舞台相距只有两里路，观众花同样的价钱，不如去看梅兰芳。另外，中和戏园只能容纳800人，比第一舞台要小许多。所以，单纯就观众人数论，程砚秋也不可能胜得了梅兰芳。

此番师徒对台，外界传言甚众，多是说徒弟程砚秋故意为之，实有不敬之嫌。当然，支持程砚秋者也有不少，他们觉得他能够不惧师傅声威，勇于挑战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这于他自己，于中国戏剧都有益无害。

整个1936年，孟小冬因为身体原因，很沉寂，不怎么登台，甚至不怎么露面。梅兰芳返回北平的消息，她是应该知道的，哪怕没有人特意告诉她，她也能从报纸上刊登的演出广告中获悉，只不过，无人能知道她当时的真心内心。也许暗起波澜，也许无动于衷。

完成在北平的那三件大事后，梅兰芳重返上海。次年5月，孟小冬南下上海。这次，她是应邀来参加黄金大戏院搬迁后的开幕典礼。

开幕典礼很热闹，除了孟小冬，戏界还有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名武生李万春，还有老生马连良、名旦张君秋、"芙蓉草"赵桐珊，以及叶盛兰、马富禄等。杜月笙笑言，这"可称得上是一场"群英会"了"。典礼后的第一场戏，是马连良和张君秋合作的《龙凤呈祥》。不过，最出人意料，也最出彩的一个环节，是开幕仪式中的剪彩礼。主办方别出心裁，特别设计了孟小冬、陆素娟、章遏云三位女伶参与剪彩。

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又是一个名伶齐聚的场合，主办方大费周张从北平邀请名伶，却为什么单单缺了生活在上海的梅兰芳呢？难道为了避开孟小冬？其实，梅兰芳此时并不在上海，而是去了长沙和汉口。三月左右，他到长沙演出。之后，他第四次赴汉口演出，随行的有萧长华、奚啸伯、王少亭、刘连荣、王泉奎、朱桂芳等。演出的主要剧目，是他新创排的应合抗战的大戏《生死恨》。

因此，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此次，梅、孟二人又一次失之交臂。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主办方特别邀请了陆素娟，而且让孟小冬和陆素娟共同剪彩，这不免让人浮想连翩。

人称"第一美人"的陆素娟出身于京城的八大胡同，曾经是韩家潭西口"环翠阁"的名妓，自幼嗜剧，12岁时开始学戏，初学老生，串演过《珠帘寨》，后转学青衣，主工梅派，师从朱桂芳，更频繁观摩梅兰芳演出，渐渐地就成了梅派传人了。

在梅兰芳迁居上海后，北平的梅迷们看不到正宗的梅戏，只能看梅派传人的梅戏，特别爱看陆素娟的戏。一来陆素娟学梅学得有板有眼，很得精髓；二来梅兰芳走后初期，他原来的班底赋闲了下来。他们跟惯了梅兰芳，眼界很高，不太愿意跟其他人。但时间长了，没有收入生活成了问题，他们也只好屈就。挑来挑去，就跟了陆素娟--毕竟是唱梅派的嘛。在没有梅兰芳的情况下，陆素娟率梅剧团的其他成员唱梅戏，多少也能让戏迷们望梅止渴。

如今，孟小冬跟正宗的梅派传人陆素娟站在一起，使好事者们热血贲张。他们似乎又看到了孟小冬和梅兰芳，忍不住又想起他俩过去的种种。有了这样的"噱头"，黄金大戏院的这次开幕典礼，赚足了世人的眼光。

第49节：梅孟分手（三）(25)

孟小冬此次赴上海，对她来说，是她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她成了杜月笙的又一个女人。促成他俩关系的，正是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

姚玉兰嫁给杜月笙后，因为只是四房，所以未能住进杜公馆，而只能另择新屋。杜月笙的前几房太太都是苏州人，很齐心，共同抵制姚玉兰。长期以来，姚玉兰孤立无援，心情一直很郁闷。她知道杜月笙对孟小冬有好感，而且很想占为己有。如果出于女人本能的嫉妒心，她似乎应该很排斥孟小冬。事实却相反。

也许是因为她一方面很清楚杜月笙的为人，自己绝不可能是杜的最后一个女人，既然如此，还不如为杜物色一个跟她有亲密关系的人。这样一来，杜肯定会对她感激万分而不至于有了新欢而厌弃旧爱，她也因此能长保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她也需要有人跟她结成妾的同盟，共同对抗杜的那几个苏州女人。孟小冬显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也是北方人，她们又是结拜姐妹，杜月笙早已对她垂涎三尺，而她刚刚经历感情挫折，正处于感情脆弱期。

于是，这次，在孟小冬抵达上海后，姚玉兰万分殷勤地邀请她住进她和杜月笙的家。孟小冬照办了。三人同在一个屋檐下，该发生的事就发生了。也许一开始孟小冬有被迫的成分，但是后来，她还是接受了既成事实。

虽然外人很难因此指责孟小冬，但许多人对她的选择还是表示出巨大的不解和遗憾。如果说她和梅兰芳结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感情的需要，那么，她跟杜月笙在一起，是出于什么呢？是因为钱？是因为权？还是也因为感情？外人无从知晓。从另一个方面说，当初，她绝然和梅兰芳分手，不是因为她不能容忍"妾"的身份吗？她不是认为梅兰芳负了对她"两头大"的承诺吗？那么，如今，她又为什么愿意跟有四房姨太太的杜月笙牵扯在一起，而且还无名无份？或许，只是因为她寂寞，她孤独，她脆弱，她需要依靠。

从5月到7月，孟小冬和杜、姚同住了两个多月。"七·七"事变后，国内形势严峻，杜月笙和姚玉兰为避战祸，离沪去港。孟小冬没有同去。此时，她没有名份。于是，她只好孤身一人返回北平。

孟小冬刚刚离开上海，梅兰芳结束在外地的巡回演出后，返回了上海。上海已继北平"七·七"事变、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沦为日寇天下。全国人民开始进入艰苦的八年抗战时期。

树大招风，就梅兰芳的名气，日本人、汉奸都是不会放过他的。当然，他们也不至于无怨无故将他抓去杀了，但请他唱戏以"劳军"、作些"大东亚共容"之类的宣传还是大有可能的。在日本人看来，他曾两次访日，与日本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他不情不愿，性命也是难保的，梅兰芳深知自己的处境。

果然，在他回到上海不久，就有人找上门来，希望他到电台播一次音，至于播什么音，说什么话，自然是明摆着的。梅兰芳既然早已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对此也早有准备，他沉着冷静地以正准备赴香港和内地演出，实在抽不出时间为由给了来人一个软钉子。

虽然取得了第一个交锋的胜利，但梅兰芳深知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久，又有人找上门，苦口婆心地劝他演几场营业戏，并声称"营业戏与政治毫无关系"。说实话，这句话确实有些让梅兰芳动心。唱戏的以唱戏为生，唱戏是唱戏的职业，是饭碗，是赖以养家糊口的工具，不唱戏则意味着将一无所有。梅兰芳有些犹豫，但始终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去找几位朋友商量。

大家对此众说不一，有的说："虽然上海陷落，为了养家糊口，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我们唱戏的唱几场营业戏，是给老百姓看的，又不是为敌人演出，有什么关系呢。"对此，冯幼伟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虽然演的是营业戏，可是梅兰芳一出台，接着日本人要你去演堂会，要你去南京、东京、"满州国"演出，你如何回绝呢？"

1957年，梅夫人福芝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家的大主意都是大爷自己拿，这一回我可是插了句嘴。我悄悄地提醒他："这个口子可开不得！"，还真和他碰心气了，他当时把香烟一下子掐灭，立起身来大声说："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这个口子是开不得！""。就这样，他再次拒绝登台。

第50节：梅孟分手（三）(26)

不能说梅兰芳说要到香港演出完全是欺骗，他确有此考虑。那时候的人要想逃离日寇统治区只有两条路，不是去内地就是去香港。"播音事件"的发生促使梅兰芳下定了尽快离开上海去香港的决心。他首先利用冯幼伟到港公干之便请他预为布置，又委托交通银行驻香港分行的许源来代为与香港利舞台联系赴港演出事宜。

一切安排就绪后，梅兰芳于1938年春率梅剧团到达香港。在利舞台演出了一段时间后，剧团其他成员北返，梅兰芳就此留在了香港，住在香港半山上的干德道8 号一套公寓里达4 年之久。

到了香港后的梅兰芳这才发现杨小楼所说"很难说躲到哪去好"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香港不是世外桃园，上海的流氓恶势也早已蔓延到了香港。梅兰芳在利舞台演出期间就曾发生过一起冯幼伟被流氓毒打事件。

冯幼伟因为帮助梅兰芳赴港演出得罪了上海的一个流氓头子芮庆荣（外号小阿荣）。当时，芮庆荣很想包办梅兰芳赴港演出事宜，多次找过梅兰芳，但没有成功，他怀疑冯幼伟从中使坏，便侍机报复。到港后，冯幼伟按惯例每晚到利舞台看梅兰芳演出，戏散后，他还要到后台与梅兰芳闲谈几句，然后再回位于浅水湾的住宅。

一天夜里，冯幼伟未等梅兰芳卸完妆就先告辞了，可走后不久又满脸满身鲜血跌跌撞撞地回来了，把正在卸妆的梅兰芳和正陪梅兰芳说话的许姬传吓得不轻，他们打了急救电话后，方问冯幼伟事情经过。原来，他走出利舞台不远，突然感觉有人从身后冲过来，未及反应，就被一闷棍打倒在地，幸得路人相救。凶手见周围人太多便丢下作案的凶器，一根外面裹着旧报纸的圆铁棍。这根铁棍是圆的，否则，冯幼伟也就不会是流点血那么简单了。不过，他的伤足足养了半个多月才见好转。

离开了上海，梅兰芳初以为就此可以安心了，冯幼伟被打一事让他已经放下的心复又悬了起来。流氓打的是冯幼伟，不能不说还含有威胁他梅兰芳的意思。香港也不安全，他还得加倍警惕。演出结束后，他便深居简出，以学习英文和世界语、画画、打羽毛球、集邮、与朋友谈掌故、收听广播打发每一天，偶尔外出看看电影，有时晚上拉上窗帘悄悄唱几段，吊吊嗓子。

梅兰芳不曾想到，这年年中，孟小冬也悄悄来了一趟香港。

自从和杜月笙、姚玉兰于上海分别后，孟小冬回到北平。时局动荡，戏自然是无法演了。她一方面安心休养，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百无聊赖，竟收养了一个小女孩为养女。这个女孩乳名大玉子，后来人称"玉妹"。此时，孟小冬实足30岁，仍然孤身一人，没有自己的家庭，更没有子女。"没有子女"的说法并不准确。据说，她在北平时生过一个女孩，后来送了人。或许她对未来能否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感到失望，这才动了收养的念头吧。

远在香港的杜月笙无法忘却孟小冬，也为她仍身处日寇占领下的北平而感到不安。于是，他通过留在上海的账房先生黄国栋，给孟小冬写了一封信，让她也去香港。可以想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孟小冬收到杜月笙的信，该是如何得心暖。她或许会认为，杜月笙对她是真心的，也只有他（当然还有姚玉兰）能够给予她温情。于是，她立即收拾行装，动身去了香港。

不知为什么，孟小冬在香港只逗留了几个月。然后，她又孤身一人，途经上海返回了北平。颇为神秘的是，去港时，孟小冬身边只有一只皮箱；北返时，她带了五只皮箱。与此同时，杜月笙写信给黄国栋，让他负责护送孟小冬北归，并确保她，还有那五只皮箱的安全，并特别嘱咐不能让日伪查扣皮箱。黄国栋虽然并不知道那些皮箱里装了什么，但他恪尽职守，以手上的一张"特别通行证"将孟小冬安全送抵北平。至于皮箱里的东西，无人能知。

1938年的梅兰芳，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他卸下名人光环，抛下一切辉煌，在香港过着深居简出的平凡生活；1938年的孟小冬，却很高调。这年十月，也就是她自港回平后不久，正式拜老生泰斗余叔岩为师，并在众人的祝贺声中，照老规矩行了拜师礼，成为余叔岩唯一的女弟子。

第51节：梅孟分手（三）(27)

对于余叔岩，梅兰芳和他颇有渊源。

大约在1918年秋天的时候，梅兰芳在喜群社挂头牌。有一天，冯幼伟来找他，对他说："前两天，李（经畲）先生来找我，和我商量叔岩搭班一事，他曾劝叔岩搭班，说是不能总是长此闲居，叔岩表示"只愿与兰弟挎刀"，所以，李先生来找我，让我来问问您的意思。"

"叔岩"便是余叔岩。他比梅兰芳大4岁，名第褀。和梅兰芳一样，他也出身梨园世家，祖父余三胜与程长庚、张二奎并称为老生"前三鼎甲"。他的父亲余紫云是著名的旦角演员，也是"花衫"行当的奠基人。余叔岩自小宗谭（鑫培）派，天资聪慧而有"小小余三胜"、"小神童"之名。也正因为如此，他沉沦一时，倒嗓后，嗓子难以恢复而憾别舞台。他曾对梅兰芳感慨道："咱们这一行，刚出门，红起来时，的确得有人看着，太自由了，就容易出岔儿。"

好在余叔岩清醒后，对过去的行为，很后悔。这时，他结交了不少外行朋友，这些朋友中有的是父亲余紫云的故交，有的是自己的新朋，他们无不赞叹他在"小小余三胜"时代的辉煌，对他倒仓后嗓子的衰败无不惋惜万分。他们力劝他钻研剧本文学，讲求声韵，辨别精粗美恶，并且注意生活作风。在大家的规劝下，他从此振作起来，开始学习谭派艺术。

经过几年的刻苦锻炼，余叔岩的嗓子有所恢复，也恢复了自信。这时，梅兰芳已经大红。余叔岩一心想跟梅兰芳合作，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为兰弟挎刀"。梅兰芳也很乐意，他提议让余叔岩加入喜群社。

对于梅兰芳的提议，喜群社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班社里已有头牌老生王凤卿，再加入一个也唱老生的余叔岩，戏码不好分配，而且还要增加开支。梅兰芳坚持说："我已经答应了叔岩，你们务必把这件事办圆了。"他们看在梅兰芳的面子上，只好同意，但表示余叔岩的戏码排在倒三，戏份是王凤卿的一半。

当时，梅兰芳戏份是每场80元，王凤卿是每场40元。这样，余叔岩只能拿到每场20元。梅兰芳认为给余叔岩的戏份过低，试图再为他争取一些。王毓楼、姚佩兰以余叔岩还要带钱金福、王长林等陪他唱的配角同时加入，这些人也要另开戏份，所以负担过重为由拒绝了梅兰芳的要求。梅兰芳考虑到王毓楼、姚佩兰也存在着实际困难，便也不再坚持，但他很担心余叔岩不答应。意外的是，余叔岩毫不在乎戏份，满口答应。从此，两人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合作。

不久，两人首次合作《游龙戏凤》。这天晚上，吉祥戏园座无虚席，许多内行、票友都赶来要一睹梅、余的初次合作。

在后台时，梅兰芳发现余叔岩有些紧张，摸摸他的手，果然是冰凉的，他知道余叔岩肯定在担心自己的嗓子在关键时刻出问题。余叔岩之所以紧张，不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也担心如果自己出问题而连累了梅兰芳。梅兰芳安慰他："三哥，沉住了气，这出戏，我们下的功夫不少，大家都烂熟的了，您可别嘀咕嗓子。"

余叔岩怕梅兰芳因担心他而影响心情，便连忙挤出笑道："我听您的。"说完，他故作镇静劝梅兰芳不必担心他，梅兰芳就回到了自己的扮戏房。

开锣后，余叔岩首先出场，梅兰芳在门帘边听到喝彩声，始终提着的一颗心才算慢慢放下来，但他仍听得出余叔岩因为还有些紧张的原因，嗓音有些闷。梅兰芳出场后，余叔岩好像有了依靠，或者说得到了鼓励，他的心情这才慢慢得以平静，越唱越好，嗓子也随之唱开了、唱亮了。

之后，余叔岩的嗓子越变越好，名声随之越来越大，渐渐超过了喜群社里另一个老生王凤卿。但是，按照事先说好的，余叔岩的戏份只能是王凤卿的一半。如果两位老生同台，余的戏码还比须排在王之前。这一切，都让余叔岩心里有些不舒服。梅兰芳也看在眼里。有一次，喜群社在开明戏院演出。梅兰芳特地将余叔岩主演的《珠帘寨》列为大轴，而他自己，在戏里配演了一个小角色。明眼人一看便知，梅兰芳试图以此方式安慰余叔岩。

第52节：梅孟分手（三）(28)

1920年，杨小楼组织了"中兴社"，邀请余叔岩加入。余叔岩认为是该离开梅兰芳的时候了。梅兰芳舍不得他走，一再挽留。不过，他的心里很清楚，所谓"一山容不下二虎"，喜群社里有王凤卿，余叔岩就难有出头的机会。如果他跟王凤卿分手，余叔岩肯定就会留下来的。但是，那样做又对不起王凤卿。反过来，余叔岩当初进入喜群社，是知道自己在社里的身份的，梅兰芳当初并没有欺瞒他。那时，余叔岩无甚名气，正处于默默挣扎的状态，自然不计较。如今，红了，名声大了，却又对这样的身份感到不满了。对此，很多人都看不惯，背地里议论他翅膀硬了，就要飞了。

梅兰芳却很大度，他甚至这样对余叔岩说："这一年多来，让三哥挎刀，确实委屈您了。可是凤卿与小弟合作多年了，我第一次赴上海，打开南方的局面，靠的就是凤卿，如今我又怎能撇开他呢？一切都请三哥包涵了。"

余叔岩表示他是很感激梅兰芳的。客观地说，没有梅兰芳，也就没有他余叔岩的今天。他其实是依傍着梅兰芳，才重新崛起的。所以，他对梅兰芳，自然毫无怨言。只不过，人往高处走，他的去意已定。梅兰芳见拦不住，也就不说什么了。两人约好，最后合作一次《游龙戏凤》。

那天的演出，观众情绪十分高涨，他们知道，这是梅、余二人的分手演出。戏演到一半，出问题了。当时，观众席中有不少直系军阀的军人，一直一边看一边指手划脚议论着。当演到梅兰芳演的李凤姐和余叔岩演的正德皇帝的一段对话时，他们炸开了锅。这段对话是这样的：

李凤姐：有三等酒饭。

正德：哪三等？

李凤姐：上中下三等。

正德：这上等的呢？

李凤姐：来往官员所用。

正德：中等的呢？

李凤姐：买卖客商。

正德：这下等呢？

李凤姐：那下等的么--不讲也罢。

正德：为何不讲？

李凤姐：讲出来怕军爷着恼。

正德：为君的不恼就是。

李凤姐：军爷不恼？那下等的就是你们这些吃粮当军之人所用。

听到这里，座中那些军人不高兴了，闹了起来，大骂："好你个梅兰芳，胆敢侮辱我们军人！"

然后，他们大吵大嚷，戏院大乱，戏被迫停了下来。后台管事连忙跑出来，又是拱手又是作揖，解释道："各位军爷，请息怒，这是剧本上规定的台词，绝不是故意骂军爷的。如果军爷不满意，我们马上就改台词。"

终于，戏得以继续往下演。但是，演的，没了精神；看的，也没了精神。这一场临别纪念戏，就这样草草收了场。

从此，余叔岩离开了梅兰芳。之后，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人鼎足而立，被称为"三大贤"。

三大贤的梅兰芳，是旦；杨小楼，是武生；余叔岩，是老生。因此，学旦的，都想拜梅为师；学武生的，都想拜杨为师；学老生的，都想拜余为师。孟小冬学老生，自然也很想拜余叔岩为师。其实，她和梅兰芳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要拜余，大可以通过梅兰芳的介绍。以梅兰芳和余叔岩的旧交，相信余叔岩不会不答应。但是，也正因为她和梅兰芳结合，连登台都是不可能的了，怎么还能拜师呢。错过了这个机会，当她离开梅兰芳后，再想拜余，就不那么简单了。

在孟小冬拜言菊朋为师时，言菊朋曾向她提议，还是应该拜余叔岩，因为他们的路子相合。孟小冬何尝不想呢？不过，以余叔岩的身份，是不会轻易答应收徒的。而且他为人孤傲，一般人很难接近。言菊朋就明确向孟小冬表示，他无法当介绍人。于是，孟小冬转托他人，向余叔岩表达想拜师的愿望。

余叔岩的女儿余慧清在其撰写的《忆父亲余叔岩》一文中，这样说："在梅兰芳身边的"捧梅集团"中，又因梅的两个妾的关系而分成"捧福派"和"捧孟派"。梅的原配王氏夫人在世时，孟小冬同她比较合得来；王氏夫人故世后，在"捧福派"和"捧孟派"的较量中，前者占了上风，孟小冬不甘继续为妾，遂离婚出走。当时的"捧福派"有冯耿光、齐如山等。由于父亲当时尚未收孟为徒，但她已私淑余派，其天赋很为我父亲所看重。因此在梅周围的两派争斗时，父亲就偏向于"捧孟派"。"

第53节：梅孟分手（三）(29)

既然如此，当余叔岩得知孟小冬想拜师后，没有一口回绝，便是可以理解的了，他甚至有心应允而收下这个徒弟。不过，他的这个想法遭到夫人陈淑铭的大力反对。她反对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孟小冬是个女人，又是个年轻的、容貌出众的女人，而且是个曾经做过梅兰芳妾的女人。她担心余叔岩收这样的女人为徒，将来保不住会惹出什么麻烦。余叔岩无奈，通过中间人回绝了孟小冬。但是，他向孟小冬推荐了鲍吉祥。就这样，孟小冬拜了鲍吉祥。

不久，陈淑铭因病去世。一年后，即1934年年底，北洋政府陆军次长杨梧山由沪抵平，北平警察局秘书长窦公颖设宴为杨接风，特别邀请了余叔岩和孟小冬。余叔岩和杨梧山是旧识，而且关系很密切。席间，有人重提孟小冬拜师一事。孟小冬也乘此机会请求拜师。余叔岩有些犹豫，此时，他有顾虑，一是因为夫人已死，孤寡一人，收个女徒，怕遭人猜忌；二，还是因为孟小冬和梅兰芳的关系。他一直称梅兰芳为"兰弟"，孟小冬自然是他的"弟妹"。他担心他在死了夫人之后收孟小冬为徒，会引起误会而伤害到梅兰芳。

孟小冬本来就一直对她和梅兰芳的关系耿耿于怀，又见余叔岩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她，一时气急，竟脱口说了一句狠话："如果你不收我，我就自杀。"余叔岩一下子被吓住了。在座的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说余叔岩。在这样的情况下，余叔岩就是不答应也不行了。余叔岩答应了收徒，不过，他要求不要大张旗鼓地行拜师礼。几天后，在杨梧山家，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程序简单的拜师礼，孟小冬只磕了一个头。

1935年1月19日的《天津商报画刊》刊登了孟小冬拜余叔岩为师的报道。不知为什么，文中没有指名道姓，而用"须生大王某伶"代替余叔岩，用"坤伶皇帝某"代替孟小冬，还提到了梅兰芳，用"博士"代替。文章这样写道：

谭派传人须生大王某伶自去岁继弦后，曾经友人建议，不再续弦，拟纳一小星，

年前曾看定一人，嗣因八字不合，作为罢论。坤伶皇帝某，自与博士脱离后，重理旧

日生涯，屡恳友人代为介绍，拟拜某伶为师，某伶因断弦之初，与某有性别嫌疑，始

终未允，嗣经其至友杨某，一再说项，始得首肯，月前已在杨宅举行拜师典礼。

还是为了避嫌，孟小冬拜师后，不上余宅听教，而是隔三岔五地到杨宅。也就是说，余叔岩将授教的地点，设在杨梧山的家里。就这样持续了将近四年，直到1938年10月，他们的师徒关系，始终处于半保密状态，除了杨悟山等少数几个人，外界很少有人知道。

这年10月19日，余叔岩收李少春为徒，在泰丰楼饭庄举行了隆重的拜师礼。应邀参加的有朱家奎、鲍吉祥、叶龙章、郝寿臣、王福山、吴彦衡、李洪春、高庆奎、王凤卿、谭小培、阎世善、慈瑞全、李玉安、丁永利、尚小云和袁世海等，场面十分热闹。在拜师礼上，李少春呈给师傅的礼物有：四季衣料、一件水獭皮大衣、一顶水獭皮帽，以及给师娘、师姐妹们每人一份礼品。

也就在这次的拜师礼上，有不知情者为孟小冬打抱不平，半真半假地"斥责"余叔岩重李轻孟，理由是李少春提出拜师，他就收了；孟小冬很早就提出要拜师，他却始终不肯。据说，当时，余叔岩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还是孟、梅关系。有人开玩笑说那就让梅兰芳出面表个态，又有人提议如果为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问题，那就让余的二位女儿陪学，也可避免闲话。余叔岩含笑无言。

乘此机会，在李少春拜师两天后，即10月21日，还是在泰丰楼，由杨梧山出面张罗，又补办了一个拜师礼。这次拜师的就是孟小冬。事实上，这个拜师礼只是一个对外公开余、孟师徒关系的形式。从此以后，孟小冬明正言顺地立雪余门，更加用心地学习余派。

第54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

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甚少演出--梅兰芳蓄须明志，谢绝舞台--抗战胜利，孟小冬参加电台播音--梅兰芳复出，在上海演昆曲--杜月笙由港回沪，孟小冬再次入住杜公馆--梅兰芳在上海，第二次和弟子程砚秋打对台--孟小冬参加杜月笙庆寿演出，这是她最后一次登台

自从泰丰楼拜师后，孟小冬不再上杨宅见师了，而是直接登师门，由余师的两个女儿慧文、慧清伴学。有的时候，李少春也在一旁听教。当时，余慧清是春明女中的高中生，酷爱京剧，但余叔岩一直不主张女儿下海，但不反对她们学戏。

孟小冬很会做人，在慧文、慧清面前很像是一个大姐，每次去余府，都要为两个"妹妹"带些礼物，不是上等衣料，就是高级饰品。当然，她更不忘常给师傅、师娘（余叔岩后来又娶姚氏）送礼品。此时，她早已很少登台，应该说经济状况不会太好。唱戏的一天不登台就少一天的戏份。然而，她却仍然出手阔绰。余家人都不知道，她的经济后盾，是杜月笙。

余慧文余慧清都很喜欢孟小冬。当孟小冬向她们打听学戏时的注意事项时，她们和盘托出。比如，师傅开始说话时，徒弟要站立；学唱时，师傅不说坐，徒弟绝对不能坐；师傅授课时，徒弟不能用纸笔记而只能用心记等。余叔岩发现这个女徒弟越来越懂规矩了，心下大喜。因为不能用笔记，很多时候，孟小冬无法记全余叔岩所教授的唱腔。余慧清从旁帮忙，先用简谱记下，下课后让小冬对照着简谱复习，帮助回忆。孟小冬自然很感激慧清、慧文。后来，余慧文结婚时，她送了全堂西式家具；余慧清结婚时，她送了全部嫁妆。

对慧文慧清如此，对余叔岩和姚氏生的女儿慧玲，她也照顾有加。这时，慧玲只是一个婴儿。每次去余府，她都要抱一抱这个小妹妹。好多次，非常讲究仪容的她被慧玲吐了一身，而且还抓散了她的头发。尽管她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但她始终隐忍不发。这一切，让余叔岩对她十分满意，也就更努力地教她。

余叔岩教给孟小冬的第一出戏，是《洪羊洞》。1938年12月的一天，孟小冬在新新戏院公演这出戏。这天，她很早就到后台扮戏。过了一会儿，余叔岩也到后台，不是帮助她酝酿情绪，就是亲自指导她化妆。有师傅把场，孟小冬拜余后的首场演出，十分轰动而成功。

从1938年正式拜师到1943年余叔岩去世，孟小冬跟了余叔岩五年。这五年，余叔岩的身体由时好时坏发展到病魔缠身。最后几年，他因癌症折磨，终日疼痛不已。即便如此，他还是强忍着从病榻上爬起来一招一式亲自示范。常常地，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却还是坚持着让孟小冬扶着他，又唱又做。此时，孟小冬泪流满面。学完了戏，她的身份由徒弟转换成看护，细心周到地照顾师傅的病体。师徒情谊之深，可见一斑。

就在这种情况下，孟小冬学会了近十部戏的全剧，除了《洪羊洞》，还有《捉放曹》、《失空斩》、《二进宫》、《乌盆记》、《御碑亭》、《武家坡》、《珠帘寨》、《搜孤救孤》等。余叔岩教授李少春时，孟小冬旁听了《战太平》、《定军山》等。其他一些戏，如《十道本》、《法场换子》、《沙桥饯别》等，余叔岩教了她一些片段或选段。还有的戏，如《八大锤》、《李陵碑》、《连营寨》、《南阳关》等戏，他也进行了指点。

如此一来，粗略算算，孟小冬立雪余门几年，学了三十多出戏，深得余派精髓。余叔岩曾告诫孟小冬："我传授你的每一腔每一字，都已千锤百炼，也都是我的心血结晶，千万不可擅自更改。"孟小冬牢记在心，从不敢篡改。尽管和李少春相比，她刚劲不足，但更具韵味。余叔岩总结这位女弟子的学艺成绩，认为她演唱为七分，念白为三分。这是余派弟子中得分最高的。所以后来，人们将她当作余派的"活标本"，以及领略余派的"活渠道"。

孟小冬学余派，除了余叔岩悉心传授外，还有一个人，也功不可没，他就是琴师王瑞芝。他原是言菊朋的琴师，但对余派也有很深的研究。孟小冬曾拜言，后又拜余，王瑞芝也由言派转向余派。每天下午三四点，他都准时到孟家，为小冬吊嗓、说戏，帮她复习前一天的所学。后来，余叔岩也很欣赏他的琴艺，让他当了兼职琴师。

在学余派的这几年时间里，孟小冬很少登台演出，一来正处抗战时期，娱乐业萧条；二来她也没有经济压力。有的时候，她只是应邀参加一些堂会。比如，1941年7月，她去了一趟天津，在英租界的陈某人家的堂会上，唱了一出《失空斩》。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王瑞芝的陪同下，专心向余叔岩求学。

第55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2)

也就是孟小冬立雪余门这几年，余叔岩的身体每况愈下，1941年确诊为膀胱癌，在一家德国医院动了手术。第二年，癌细胞扩散，他住进了美国协和医院。这时，美、日刚刚交战，协和医院遭日本人封闭，美国人都撤出了医院，撤出了北平，而中国医学专家大多去了后方。余叔岩拒绝日医诊治，病情日重。即便如此，孟小冬和琴师王瑞芝时常去余府，余叔岩精神不振时，他们就算是去探望、照顾余师；余叔岩精神振奋时，他们就照常学戏。

有一次，孟、王又到余府。刚坐定，余夫人姚氏来给余叔岩注射营养剂。针刚扎下，有客到，姚氏回头招呼，不想余叔岩胳膊扎针处冒出血来。余叔岩大怒，一把推开姚氏，让姚氏将针筒交给孟小冬，让她帮他扎。孟小冬很尴尬，但也不敢违抗师命，只好照办。姚氏本来就不喜欢孟小冬，这下就更迁怒于她了。

熬过了1942年，1943年到来了。余叔岩更加频繁地发病。5月16日，他几度昏迷。除了他的亲人，夫人、女儿等，还有孟小冬、窦公颖等都陪侍在侧。医生也来了，但已回天乏力。三天后，5月19日，他终于去世。

6月9日，梨园界在北平原田寺为余叔岩举行公祭。梅兰芳托人送来了挽联：

缔交三世，远武同绳，灯火华堂，赞乐独怀黄幡绰；

阔别七年，赴书骤报，风烟旧阙，新声竟失李龟年。

余门最得意的弟子，孟小冬也送上了挽联：

清方承世业，上苑知名，自从艺术寝衰，耳食孰能传曲韵；

弱质感飘零，程门执贽，独惜薪传未了，心丧无以报师恩。

孟小冬更亲至原田寺，参加公祭。她在师傅像前诚心磕头，在香炉前虔诚焚香，然后流着泪往鼎镬里扔锡箔。正在这时，姚氏哭着而来。她往鼎镬里扔的不是锡箔，而是余门祖传的"余派秘笈"，其中包括祖传戏本、余叔岩亲自修订过的手抄戏本、工尺曲谱本、听谭戏的笔记，还有戏照、戏衣等。余叔岩刚去世时，就有人四处打听这些异常珍贵的秘笈的去向。他们有意将它们从姚氏手中买来，然后交给孟小冬。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有孟小冬最有资格继承这批余门资料。

眼睁睁看着这批秘笈被姚氏扔进火中，孟小冬本能地想冲过去火中取栗，却被姚氏的保姆拦住了。她伤痛不已，欲哭无泪。然后，主持人高呼："起灵！"按照事先安排，由余叔岩的两个弟子孟小冬、李少春，余叔岩原小舅子陈少霖，余叔岩外甥女婿程砚秋四人抬灵出寺。至此，孟小冬结束了她的学余经历。

整个抗战时期，孟小冬以学为主，甚少登台。梅兰芳呢，他自从1938年去了香港后，完全脱离了舞台。八年的时间，他的生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他生活在香港，后半部分，他隐居在上海。

在香港时，他学习英文、画画、打羽毛球、集邮、与朋友谈掌故、收听广播、偶尔外出看看电影。表面上看，他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很充实，更无惊无险。然而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视舞台为全部生活中心甚至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不能演出，不能创作，无异于虚度生活浪费生命。为此，他极度痛苦。很多时间，在夜深人静时，他关紧所有的门窗，再拉上特制的厚厚的窗帘，拂去胡琴上的浮灰，悄悄地自弹自唱。

在日军围攻香港期间，梅兰芳住的靠近日本驻港领事馆的公寓成了他的不少朋友避难的好地方，但那儿也并不是绝对的安全。有一天早上醒来，他们居然在女佣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枚穿墙而入的炮弹，幸好在这之前梅兰芳安排所有人都住在有三道砖墙而可以防弹的房间，女佣才避免遭难。

梅兰芳不但要保障大家的安全，更要为十几口人的三餐操心。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已不能下山购买粮食，他只有动用家中的存粮和一些罐头，但他又无法预测香港究竟要被围困多久，而有限的存粮和罐头总有吃完的一天。因而，此时的梅兰芳隐藏起艺术家的豁达和大气，多了些"斤斤计较"和"吝啬小气"，他小心计划着分配每个人的口粮，规定：每顿饭每人只有一碗饭，不许再添，每顿饭只打开一个罐头，由他分配一人一筷子，有时候炸一小块咸鱼，每人只能分到一丁点儿。

第56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3)

在苦熬了18天之后，香港终于沦陷，日军全面占领香港，粮食和水全部中断，偏偏在这时，家里的存粮和罐头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全家十几口人面临挨饿的威胁。梅兰芳思忖良久，毅然将两个儿子乔装打扮后，派他们下山偷运粮食。

生活上的困顿，梅兰芳能够耐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危险，他也能直面，但他难以压抑精神上的苦闷，也深知难以抗拒即将到来的时时刻刻地骚扰，他用过太多的拒绝的借口，已经难以为继，他要重新设计新的理由，那便是"蓄须"。老奸巨猾的日本驻港部队司令酒井一眼就看穿了梅兰芳蓄须的目的，但面对这样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这样一位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艺术家，他着实有些无可奈何，况且梅兰芳以"我是个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为由拒绝登台，也合情合理。

然而，"蓄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他从香港返回上海之后，日本人、汉奸三番五次登门，或者说"小胡子是可以剃掉的嘛"，或者说"年纪大不再登台，也可以，出来说一段话，和年纪大和胡子都是没有关系的嘛"。诸如此类，梅兰芳一方面坚持留须，一方面不惜自伤身体。为了拒绝日伪的邀请，他请私人医生为他注射伤寒预防针，致使连日高烧不退，为此差点丢掉了性命。

隐居在上海时，梅兰芳因为长期不登台，生活日渐困顿。虽然家里还有一点儿积蓄，但他的负担也很重，不但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接济剧团的一些生活困难的工作人员。不得已，他靠银行透支。通过朋友的关系，上海新华银行答应给他立个信用透支户，但这种"吃白食"的行为让梅兰芳颇为难受。有一次，为了买米又要开支票了，他摇着头说："真是笑话！我在银行里没有存款，支票倒一张一张地开出去，算个什么名堂？这种钱用得实在叫人难过。"

所以，他尽量不开或少开支票，而开始变卖或典当家中的古玩及其他一切可以变卖典当的东西，包括古墨、旧扇、书画、磁器等等。有一年除夕，与梅兰芳一家住在一起的福芝芳的母亲遍寻一个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取出来使用的古瓷碗而不得，梅兰芳得知后悄悄对她说："老太太，别找了，早就拿它换米啦！"老太太真是苦笑不得。

上海各大戏院老板在了解到梅兰芳经济生活陷入窘状后，以为这是请他"出山"的大好机会，便纷纷找上门来，有的甚至夸下海口："只要梅老板肯出来，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中国大戏院的经理百般劝说道："我们听到您的经济情况都很关心。上海的观众，等了您好几年，您为什么不出来演一期营业戏？剧团的开支您不用管，个人的报酬，请您吩咐，我们一定照办。唱一期下来，好维持个一年半载，何必卖这卖那地自己受苦呢？"

无论怎么说，梅兰芳不为所动。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卖画。

1945年春，梅兰芳和叶玉虎在上海福州路的都城饭店合办的画展正式开幕。梅兰芳的作品有佛像、仕女、花卉、翎毛、松树、梅花及部分与叶玉虎合作的梅竹，和吴湖帆、叶玉虎合作的《岁寒三友图》，还有一些摹作，共170多幅。画展结束后，售出大半。如果包括照样复定的画件，可以说，所有的画作全部售出。其中摹改七芗的《双红豆图》，当场有人复定了5张；《天女散花》图也是抢手货。这次画展使他的经济情况大为改善。

苦熬了八年，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为庆祝抗战胜利，北平的广播电台特别举办了一个国剧清唱庆祝节目，孟小冬应邀和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合唱《武家坡》。尽管只是在电台里清唱，尽管孟小冬因病体力不支只唱了一句&#91;导板]"一马离了西凉界"，但因为久别重听，又是在胜利之后的特别心情之下，所以，戏迷们还是直呼过瘾。

随后，北平京剧界在"怀仁堂"为刚刚抵达北平的蒋介石夫妇举办了一场京剧晚会。据《中国京剧史》记载："1945年12月，蒋介石到北平，当局曾在怀仁堂召集了一批著名的京剧演员演出了一场欢迎戏。程砚秋、孟小冬、李世芳、谭富英、马连良等登台献艺，为北平多年来所仅见。剧目有谭富英的《空城计》；孟小冬、李世芳的《武家坡》；程砚秋的《红拂传》；马连良、李万春的《八大锤》。这天随蒋介石一起观看演出的还有宋美龄、国民党其他官员及"盟军"数百人。"

第57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4)

抗战胜利的消息让人振奋。那天，上海梅家聚集了一屋子的人，有亲人更有朋友，他们像过年一样见面就道喜、拥抱。他们谈笑风声之后，才发现主人并不在客厅里，正纳闷，突然看见梅兰芳出现在二楼楼梯口。只见他身着笔挺的灰色西装、挺括雪白的衬衫，绛红色的领带打得端正，脚上一双黑皮鞋闪着亮光。大家看不到他的脸，因为他的脸被他用一把折扇挡着。他就这么半遮着脸，以与年龄大不相符的却如旧式小姐一样的轻盈步履，缓缓走下楼来。走到大伙面前，他猛地拿下折扇，一张干干净净的脸。起初，大家不明就里。片刻功夫，他们发现了，他的唇上，蓄了3 年多的胡须，没了！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从胜利那天起，梅兰芳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他要抓紧时间争取尽快重登舞台，将八年的损失夺回来。于是，已经51岁的他每天的生活紧张且充实，早上他起得很早，在院子里练功，下午吊嗓子，晚上看剧本，他像一个披挂整齐的将士，随时等待着出发号令。两个月以后，他正式复出。

严格说来，梅兰芳在10日10、11日两天的演出不能算是复出演出，只能算是预演。因为它们只是义务性质，剧目是《刺虎》。演出地点在上海的兰心剧场。那天白天，梅家聚集了很多中外记者，他们围着他问这问那，既问他关于当晚的演出，也问他关于抗战，更问他关于将来。在记者的包围中，他的嘴几乎不曾歇过。问题问完，记者们又忙着为他拍照片，拍新闻片，他就一会儿被拉到东一会儿被拉到西，一会儿站姿，一会儿坐姿，如此整整忙了一天。晚上，他匆匆吃了点东西就赶往剧场。

毕竟离开舞台已经八年，在舞台上"驰骋"了四十年的梅兰芳此时对舞台也产生了些许陌生。当他化妆时分明感到手不够灵活，化好的妆，他左看右看不顺眼，他问一直陪在身边的几位朋友："你们看我扮出来象不象？敢情搁了多少年，手里简直没有谱了。"大家认为虽然还谈不上不象，但的确不够当年的标准。然而他们不能照实对他说，怕让他失了自信，便异口同声说，扮得不错。

梅兰芳自己也意识到他这天的演出今非昔比，回家后便自我批评道："今天的戏演得太不象样，嗓子、表情、动作和台上的部位都显得生硬，这固然因为我忙了一天没睡觉，最要紧的还是八年不唱的缘故。"然而，他并没有陷于自责之中而愁眉不展，仍然兴高采烈，在和大家吃宵夜时还谈笑风声，吃得多，酒也喝了不少。戏虽然不算高水准，但总没有失败，关键是这场演出标志着他已经正式重登舞台。

庆祝演出结束后，各个剧场都要求梅兰芳尽快恢复演出营业戏，观众更是急切地等待着重新观看与他们分别太久的"梅戏"，梅兰芳当然也想满足观众愿望。不过，当时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但南北交通尚未恢复，剧团成员远在北京，一时无法抵达上海。没有剧团，他演什么呢？正在他为难之时，有人提议道：姜妙香、俞振飞和"仙霓社"传字辈的几位演员以及昆曲场面都在上海，京戏唱不成，何妨改唱昆曲？梅兰芳一听是个好办法，便积极准备演出昆曲。

这时，他的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便请俞振飞每天来为他吊嗓子。不久，他在美琪大戏院演了一期昆曲，剧目有与俞振飞合作的《断桥》、《奇双会》、《思凡》，与程少余合作的《刺虎》，另外还有一出《思凡》。

演出前，梅兰芳还有些担心是否能满座，不曾想，海报刚一上墙，就引来无数观众蜂拥购票。三天的票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被抢购一空，最后竟将美琪大戏院的门窗都挤破了。其实观众想看的是梅兰芳，至于他演什么戏那是无关重要的。因此，每场演出，戏院门口都挤得水泄不通，好多人是从外地特赶来的。那些天，街头巷尾到处都能听到梅兰芳这个名字，百姓议论梅兰芳，不仅欣喜于他重新登台，更赞叹他蓄须明志的高尚品格，对他虽然息影舞台八年却"功夫不减当年"佩服不已。

唱到第三天时，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吴绍澍来通知大家，说"蒋委员长、蒋夫人、孙夫人当晚要来看戏，还要和梅先生见面谈话"。当晚，蒋介石、宋美龄、宋庆龄按时来到戏院，戏院楼上的5 个包厢坐满了便衣侦缉队。梅兰芳唱完《刺虎》后，换上西服揩夫人福芝芳、儿女梅葆玖、梅葆玥在楼上休息室里与蒋介石夫妇见了面。宋美龄对梅兰芳说："你能坚持不为敌伪演出，使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不怕刺刀的演员，给中国人长了志气。"

第58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5)

演了一段时间的昆曲后，梅兰芳又积极为恢复演出京剧做着准备。为了恢复演出京剧，他于1946年4 月重新组班，首次与王琴生合作演出了《宝莲灯》、《汾河湾》、《打渔杀家》、《御碑亭》、《法门寺》、《四郎探母》、《武家坡》、《大登殿》、《抗金兵》等，演出地点在上海南京大戏院。

之后，他们又移师位于西藏路的皇后大戏院继续演出。演出期间，皇后大戏院和南京大戏院一样门口车水马龙，票很难买得到，一些小流氓因买不到票心怀不满而起了歹念。一次上演《汾河湾》，梅兰芳正在台上专心演戏，突然台下观众一阵骚乱，原来，有人从二楼扔下一个小炸弹，但小炸弹没有爆炸。梅兰芳很镇静，丝毫没有惊慌。他的态度既感染了其他演员，也稳定了台下观众的情绪。很快，戏继续往下演，一切趋于平静。

不久，梅兰芳演出于中国大戏院，为防止每次演出，戏院门口都被挤得水泄不通的情形出现，中国大戏院经理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霓虹灯做了一个字牌，上写"客满"二字，然后高高挂起，让老远的人都能看见，特别到了晚上，这两个大字在霓虹灯的映照下格外醒目，人们看见这两个字，也就不必挤在门口了。这种方法从此被延用了下来，成为梅兰芳演艺史上的又一个创举。

梅兰芳恢复演出后，每场卖座都很好，观众像8 年前一样喜欢他，甚至因为他的蓄须明志而更多了一份崇敬。

就在梅兰芳重振精神，兴致勃勃地奔波在上海各个戏院，大唱特唱时，孟小冬南下，也来到了上海。不过，她此次赴沪，不是为了登台，而是应了杜月笙的召唤。杜月笙和姚玉兰也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香港返回重庆的。抗战刚结束，他独自一人急不可耐地返回了上海，姚玉兰还留在重庆。因此，孟小冬抵达上海后，很自然地住进了杜公馆。从此，他俩的关系算是公开了。

表面上看，梅兰芳和孟小冬自分手后彼此彻底断了联系，特别是孟小冬，心里有怨，更不愿意和梅兰芳扯上任何关系。事实上，她在暗地里还是很关注梅兰芳的。在梅兰芳于上海复出后，在孟小冬南下上海后，她对梅兰芳的一举一动并非无动于衷。外界有这样的传说，正是因为孟小冬在无意之中促成梅兰芳和程砚秋于1946年在上海第二次打了对台。

传说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程砚秋也来到上海，住在银行家张嘉璈的小妹妹张嘉蕊的家里。张嘉蕊是典型的程派戏迷，她与丈夫朱文熊住在茂名路著名的"十三层楼"和"十八层楼"中间的一幢小洋楼里，那里曾经是安利洋行安诺德兄弟的住宅。"十八层楼"里住着的正是杜月笙和孟小冬，他们的家与张嘉蕊的家仅一窗之隔。

当时，程砚秋正在为全面恢复唱戏做准备。孟小冬听说梅兰芳已组织好了强大阵容，将在中国大戏院盛大演出。有一次，她在跟张嘉蕊闲聊时，有意无意地将梅兰芳的情况说了出来。张嘉蕊听说后，着急万分，为了程砚秋。因为她是程迷，一心一意希望程派胜过梅派，也期望程砚秋的名望超越梅兰芳。于是，她赶紧将从孟小冬那里听到的情况转告程砚秋，并问他："你打算怎么办？"

程砚秋有些茫然，不要说他始终没有找机会与梅兰芳打对台的想法，此时就是有这种想法，他也难以实现。因为他久别舞台多年，早已没有了自己的班社。又因为他孤洁的性格，平时也少与梨园界人士来往。一时间，让他到哪里去组织人马？在如此仓促之下，他能以什么与梅兰芳打对台？

张嘉蕊似乎比程砚秋还着急，见火烧眉毛之下，程砚秋还是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更急。她问："难道你就这样看着那一边轰轰烈烈，你这里悄无声息？"

程砚秋被问得急了，也有些沮丧："那我还能怎么办？我这么些年不唱了。"

张嘉蕊不依不饶："那你还想不想唱？"

"那当然。"程砚秋的回答很干脆。

"想唱就好。"张嘉蕊到底是社会活动家，她当机立断，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第59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6)

张嘉蕊带程砚秋去见的人，正是杜月笙。她让杜月笙帮忙，立即为程砚秋组织人马，搭好班子。杜月笙与张家交谊深厚，对张嘉蕊的请求，他自然不敢怠慢，满口应承。

从程砚秋的内心来说，他是极不情愿去"求"杜月笙的。他一向不屑与流氓、大亨、商贾、权贵打交道。他与大银行家张嘉璈早就认识，但从来不利用这层关系，请张在经济上做他的后盾。从杜月笙家出来，他的神情很落寞，丝毫不见欣然。走了一段路后，他竟然长叹一声，对张嘉蕊说：

"我今天权作上了趟梁山啊！"

张嘉蕊与程砚秋多年的交情，怎能不知道他此时复杂的心情，便安慰道："你要吃这碗饭，就只好这样做！"

杜月笙还比较守信，动用能动用的关系，很快就唤来了谭富英和叶盛兰。程砚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极快的速度组织好了班底，并应天蟾舞台的"大来公司"之请，在天蟾舞台开锣。此时，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也如期登场了。

这个传说，有几个事实是不确的：一，程砚秋当时并非孤身一人，没有班底，他早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就重组了他的班社"秋声社"，而且在去上海演出时，已经在北平长安戏院恢复了演出；二，这一年，他两次去上海，的确住在张嘉蕊的家里，但是，他并非在上海积极准备重登舞台。上半年，他是和梅兰芳一起应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邀请，分别率团前往演出的，下半年，他俩又各自应中国大戏院、天蟾舞台的邀请，在沪演出营业戏；三，据程砚秋的老搭档吴富琴回忆，邀请谭富英与程砚秋合作的，是天蟾舞台经理王准臣。

但是，我们似乎也不能说程、梅此次在上海打对台，完全是无意间遭遇的。虽然程砚秋没有刻意为之，他也不可能事先安排，因为他不一定知道天蟾舞台正好也在此时邀请他赴沪。但是，在他的心内深处，并非没有此念头。因为他心中有怨又有气，这怨气，不是针对梅兰芳个人，而是捧梅的那股势力。

上半年，程砚秋应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之邀赴沪演出。之前已经说好，去时的路费由基金会负担，返回的路费由演出地中国大戏院负担。两位旦行名角儿都在中国大戏院演出，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不知是因为他看低程艳秋，还是故意挑拨梅、程关系，执意要求梅兰芳演出时，票价为两元；程砚秋演出时，票价必须低于梅兰芳，为1.8元。

这个要求让程砚秋很恼火。他不是斤斤计较于区区0.2元的差异，而是不满于差别待遇。在他看来，人都是平等的，不能人为地分成三六九几个等级。况且，演出票价是由市场决定的，不能由所谓的官员硬性指定。如果市场决定梅兰芳的票价是两元，而他程砚秋的票价只能是1.8元，他无话可说。最重要的，此次演出并非各自演出营业戏，票价可以有高有低。他们都是由基金会邀请来演出的，理应是平等的。

程砚秋的刚直性格决定他对此要求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他坚持非两元票价不唱。中国大戏院一方面不愿意得罪吴开先，一方面也不愿意惹恼程砚秋，便提议程砚秋去找杜月笙，实际上是让他去拜杜月笙，让杜出面摆平此事。程砚秋很干脆地表示："不去！"僵持了很久，程砚秋终于为自己争得了与梅兰芳相同的两元票价，但是，中国大戏院又以此为由，拒绝为他支付返回的路费。程砚秋谁也不拜、不求，写信给夫人。在收到夫人电汇过来的路费后，他这才回了北平。

这件事在程砚秋的心里留下了疙瘩。0.2元的票价差异，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外人眼里，层次上是低于梅兰芳的，这让他的心里很不舒服。于是，他的心里憋着一口气，他也在等待着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

可以确定的是，此次对台，程砚秋是在天蟾舞台，梅兰芳是在中国大戏院。这两家戏院的幕后老板都是吴性栽。作为商人，他当然是极乐意看到师徒对台这样的情景的，因为这会给他带来极旺的人气和丰厚的利润；对于程迷和梅迷们来说，他们也希望他俩对台，因为他们彼此一直都在较劲，都想利用这样的机会一决高低；媒体一向唯恐天下不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更加血脉贲张，激动万分了，准备好好渲染一番。于是，一场师徒对台戏，在众人的期待中，在程砚秋的复杂心理驱动下，正式开战。

第60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7)

与1936年的那一次对台相比，此次，为梅兰芳担心的人明显多了不少。原因是，相对来说，程砚秋此次的演出似乎要强于梅兰芳的，除了谭富英、叶盛兰，程砚秋的班底还有花脸袁世海；旦角芙蓉草；武旦阎世善；丑角刘斌昆、曹二庚、李四广、盖三省、梁次珊、慈少泉等；老生王少楼、张春彦；小生储金鹏等。这样强大的阵容据说只有在堂会或义务戏中才得一见。

其次，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说，梅兰芳此时已届50，而程砚秋刚满40，正值盛年，体力上自然更胜一筹。然而，此时的程砚秋也存在致命的短处，他因脱离舞台数年，胖了很多。台湾青衣演员顾正秋在其回忆录《舞台回顾》中，提到这次梅、程对台时，这样写道：那时，"程已经是大胖特胖了，以身材论，可以说已不够旦角条件。"但是，她又说，"他的水袖好，腿的功夫，身段的运用完全遮去了粗笨的样子。"

从演出剧目上来说，梅兰芳抗战期间只有《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新戏，而程砚秋的新戏有《荒山泪》、《春闺梦》、《亡蜀鉴》、《锁麟囊》、《女儿心》。很明显，程派戏更有优势。

程砚秋虽然摆明了要与师傅抗一抗，但是，在他的心里，对师傅还是心怀歉意的。他很矛盾，一方面为了重返舞台，他不得不利用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又实在不愿意与师傅打对台。况且，形势又似乎对他有利，他就更加过意不去了。挣扎了很长时间，他还是决定亲自去向师傅致歉。那一天，他特别到梅宅，与梅兰芳进行了很好的沟通。

梅兰芳是个极其温和的人，他大度宽容。对于程砚秋这个弟子，他喜爱有加。尽管砚秋后来居上，与他同列四大名旦，几乎与他平起平坐，这使他一度有强烈的危机感，但他并不因此记恨砚秋。当外界盛传砚秋与他打对台，于他不敬时，他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乃自然规律。如今，面对砚秋真诚地致歉，他安慰说："放心去演，排除外界干扰尽可能去发挥。"听师傅这么说，程砚秋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下了。他完全没有了顾虑，全身心地投入了即将来临的对决中。

虽然梅兰芳并不介意弟子的挑战，但他身边的人还是很为他担心的。正式对台后的每天早晨起床后，冯幼伟总是要打个电话给梅兰芳，报告天气情况，如天气晴朗，他就说："今天好天气，一定能卖满堂。"如果是阴雨天，他就会给梅兰芳打气说："下雨没关系，反正戏码硬。"

此次对台，程砚秋的戏码以新戏为主，老戏只有一出《玉堂春》，这也是他的拿手戏；梅兰芳则正好相反，以老戏为主，新戏只有一出《抗金兵》。从戏码来说，他俩各有所长，并不能分出高低。程砚秋所在的天蟾舞台，太大，能容纳4千观众，而梅兰芳所在的中国大戏院观众席只有天蟾的一半。因此，表面上看，程砚秋的戏，每每不能满座，而梅兰芳的戏，则常常爆满，但从售票数来算，他俩是差不多的。

一个月的对台下来，外界的评价是：不分上下，打成平局。但也有人说，平局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程砚秋作为梅兰芳的弟子，不延袭梅兰芳的老路，勇于创新，新戏不断，从这个角度上说，他其实是这场对台的胜者。

梅兰芳和弟子的对台戏打完了，孟小冬也要走了，回北平。她为什么要走？是因为姚玉兰从重庆回来了。她和姚玉兰是结拜姐妹，虽然同是杜月笙的女人，但是，姚玉兰尽管只是一个妾，好歹有名有份，而她孟小冬无名无份。既然如此，她如何和姚玉兰平起平坐？何况她知道，杜月笙肯定更偏爱她，这符合男人喜新厌旧的本性，相对而言，姚玉兰是旧人，她是新人。那样的话，姚玉兰会不吃醋，会不恨她？与其将来彼此撕破脸，还不如趁早退出。

杜月笙自然十分不舍，姚玉兰对他而言，是旧爱，孟小冬则是新欢，他怎么能守着旧爱舍弃新欢？不过，孟小冬去意已决，姚玉兰似乎看出端倪，也没有强留。杜月笙无奈，只好将孟小冬送走。临走，他送给孟小冬一万美元，并许诺他会另给一笔钱让她在北平重新买个好房子。

第61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8)

不到一年，孟小冬再一次南下上海，还是为了杜月笙。

1947年8月30日，是杜月笙60大寿。按惯例，他又要举办盛况空前的堂会作为庆寿。不过，因为战事正紧，他担心在这个时候过于奢华遭人嫉恨。想来想去，他将祝寿堂会改为"祝寿赈灾京剧义演"。此前，许多地区遭遇了水灾。相比1931年杜家祠堂建成后的那场豪华堂会，此次杜家祝寿堂会的规模要小一些，但也动用了千辆汽车，参加人数达数千，连政府高层，如宋子文、汤恩伯、吴国桢等都到场祝贺。蒋介石不但派了代表，还特地让儿子蒋纬国夫妇前往庆寿现场，当场拜寿。

有人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将南北京剧名角儿集合在一起，实属不易，要求在原定5天的基础上增加5天，票价分为七等，从5万到50万不等，黑市价被炒到百万。当时的米价是30多万一石。

说是义演，杜月笙也声言一分不要，将义演所得悉数捐出。但是，还是有人早就看穿其中真假。杜月笙的祝寿赈灾，真的是为了赈灾吗？在这个物价一日涨过一日的非常时期，今天的祝寿赈灾所得，到明天，又值多少钱呢？这场赈灾义演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最终，还不都是为杜月笙忙活一场。事实上的确如此，祝寿义演结束后，收到义款20多亿元，都随收随存于银行。当杜月笙将这笔钱取出捐出去时，大米早就由30万一石涨到了50多万一石。于是，这20多亿义款缩水了近一半。

早在5月初，杜月笙就写信到北平盛邀孟小冬，恳请她一定要来参加庆寿。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嘱咐姚玉兰也给孟小冬亲笔去信。他是担心孟小冬顾忌到姚玉兰，而找借口不来。姚玉兰没有理由拒绝，照办了。于是，孟小冬来了，入住位于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杜公馆。

7月，杜月笙的几个门徒陆京士、徐采丞、顾嘉棠等组织成立了"庆祝杜月笙先生60寿辰委员会筹备处"，遍邀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名伶。正在上海的梅兰芳，当然更不能错过。梅、孟又有了一次同台演出的机会，甚至有人翘首期盼两人能够再度合作《四郎探母》。他们以为，两人已经分手16年，早已事过境迁，应该能够不计前嫌忘却过去，而重新走到一起。可是，事与愿违。

杜月笙在和戏提调金廷荪商量演出安排时，故意将梅、孟分开，不但坚决不让他们合作，甚至连同台、见面的机会都"剥夺"了。有人猜测，这其实是孟小冬特意要求的。况且，此时的孟小冬已经是杜月笙的人了，杜月笙又怎么可能让他的女人和前夫见面呢？

演出从9月3日开始，持续到9月12日，整整十天。

在这十天里，梅兰芳演了8次大轴，分别是9月3、5、10日和李少春、谭富英、马连良、袁世海、叶盛兰、周信芳等合作《龙凤呈祥》；9月4、6日和马连良、马富禄、袁世海等合作《打渔杀家》；9月9日和小翠花等合作《樊江关》；9月11、12日和李少春、姜妙香、叶盛长、谭富英、马连良等合作《四郎探母》。

在这十天里，孟小冬演了2次大轴，分别是9月7、8日和赵培鑫、裘盛戎、魏莲芳等合作《搜孤救孤》。

也就是说，梅兰芳演两头，分别演了四天，孟小冬只演了中间两天。尽管小报纷纷惴测二人将同台，将见面，甚至杜撰同台、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以及合作的戏目等，但他俩始终没有给他们看笑话的机会，甚至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把柄"。有梅兰芳参加演出的那8天，孟小冬根本不去戏院，借口身体不适，而且当天也没有她的戏；有孟小冬参加演出的那2天，梅兰芳也没有去戏院。最后一天，杜月笙和全体演员合影，梅兰芳参加了，没有孟小冬。不要说杜月笙刻意将他俩分开，就连他们自己，都避免见面。虽然事过境迁，但留在他们心里的阴影，始终没有消散。

孟小冬初到上海时，确定的戏码是《失空斩》和《搜孤救孤》，一天演一出。当时，她的琴师仍是王瑞芝。由王瑞芝介绍，人称"鼓界三杰"之一的魏希云司鼓。戏码定好，又有了琴师和司鼓，她便开始排练了。在排练过程中，她发现她的身体已经无法承担《失空斩》这样的大戏了。不得已，她放弃了这出戏，重新确定只演《搜孤救孤》，连演两天。

第62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9)

这出戏取自于《史记·赵世家》和《列国演义》第57回，一直以来都是余叔岩的拿手戏。孟小冬选择这个时候唱这出戏，正如她自己所说，一为宣传余派艺术，二为怀念去世了的老师。

两天的演出，似乎不足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首先是一票难求，票价连翻了好几个跟头，就连马连良也无法买到票，只得央求戏院前台经理在过道里加张凳子，和别人挤坐在一起。演出开始，除了戏迷挤满戏院，参加祝寿演出的角儿们都齐齐地站在后台，侧耳聆听。余叔岩在台湾的挚友孙养农特地坐飞机赶到上海观看孟小冬的演出。据说，梅兰芳虽然没有在现场观看，但他也没有错过--他在家里通过电台收听实况转播。

演出结束后，余派名家刘叔诒评论道："这戏真给冬皇唱绝了，不但唱腔白口，身段眼神，活脱赛如余老板，尤其是连扮相都酷肖余老板。咱们的祖师爷赐福给孟爷的，真是太厚了。"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两场《搜孤救孤》，竟是孟小冬最后的绝唱。从此，她完全谢绝了舞台。从她5、6岁开始跟着父亲跑码头，从她9岁正式登台，到她唱完这两场祝寿义演，除却她和梅兰芳结合的那四年，她在舞台上度过了近三十个春秋。可以说，她将青春献给了梅兰芳，更献给了舞台。

义演结束后第二天，孟小冬借口离家数月惦念老母而匆匆辞别杜月笙和姚玉兰。杜月笙还是舍不得，但也无奈，只得赠以名贵金银首饰以表心意。孟小冬只收下了一块刻有杜月笙名字的金表，笑言留作纪念，然后推辞了其他财物。显然，她已经做好了告别舞台的准备，因为她将演出《搜孤救孤》里程婴穿的一件褶子留了下来，也说是留作纪念，其他的戏衣，她全部送了人。

这年，她40岁。梅兰芳一直唱到66岁，而孟小冬只唱到40岁，只因为他们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吗？似乎不完全是。很多人对此很惋惜。孟小冬也十分无奈。她退出，只因为她的身体吃不消。她曾对人这样说："一戏之耗费精力太多，非体能所胜也。"

永远的分离：齐如山劝走，梅兰芳却留在了大陆--杜月笙劝走，孟小冬先去上海，后离沪赴港--梅兰芳参政议政，做了政府官员，却遭遇了一场政治风波--孟小冬嫁给杜月笙--梅兰芳重返北京--杜月笙死，孟小冬搬出杜公馆--梅兰芳赴朝慰问--有人劝说孟小冬回大陆，未果--梅兰芳入党，绝唱《穆桂英挂帅》--1961年，梅兰芳去世--1967年，孟小冬迁居台湾台北--十年后，冬皇去世

在解放战争的3 年间，梅兰芳的主要活动依然以演戏、拍戏、收徒为主，基本不去过问动荡的时局。1947年3 月，他应邀参加了田汉的祝寿活动。其实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祝寿，而是一次以祝寿为名向国民党当局示威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活动。发起这次活动的是于伶、陈白尘等上海左翼戏剧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候的梅兰芳已经开始热衷政治。

忙忙碌碌间，1948年也已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每个中国人，无论是一向关心政治的，还是与政治格格不入的，都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一大选择：去还是留？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的人当然不乏其人，他们没有犹豫地携家带口去往台湾。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满怀兴奋，压抑着激动，无限憧憬着新时代。一时拿不定主义的是那些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既不信任国民党，对共产党也不甚了解的人。梅兰芳应该属于"中间人"。

客观地说，梅兰芳对共产党并没有太多的认识，他一向专注于艺术，并不在意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统天下。在他看来，无论谁统天下，演戏的还是得靠演戏吃饭。这样一想，他就倾向于留下了。因而，当他得知齐如山执意要去台湾后，还劝他："你一向不管政治，只是从事戏剧的工作。我想到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工作，一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他的这句话其实正好反映了他的态度，即"只管戏剧工作，不管政治"。

第63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0)

齐如山坚持赴台，倒也不完全是追随国民党，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去台湾投靠小儿。对于梅兰芳的劝说，他也认为有道理，他甚至觉得梅兰芳留在大陆并没有不好，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与政治无关，且到过苏联，共产党对他一定另眼相看"。不过，他对梅兰芳留在大陆并非没有担心。于是，当他从北平南迁途经上海时，与梅兰芳谈过多次，算是规劝，也是忠告。总之，他对梅兰芳说他担心梅将来会被利用。

对于所谓的"被利用"，梅兰芳的认识或许比齐如山还透彻。因而，对于齐如山对"被利用"的担心、顾虑，梅兰芳并没有同感。见梅兰芳并不为所动，齐如山便以戏中常见的一句台词结束了唠叨："再思啊再想！"

送走了齐如山，梅兰芳的确又"再思啊再想"了一番，终觉留下并没有什么不妥，何况还有不少同业需要他的照顾，他的宽厚和善的个性不允许他撇下他们一走了之，他无论如何于心不忍。

当共产党以摧枯拉朽之势逼迫国民党一步步后退时，国共两党也加快了拉拢文化名人的步伐。就在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频频以优厚的生活待遇诱惑梅兰芳的同时，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也加紧了活动。于是，梅兰芳便在寓所院子里捡到了一本《白毛女》剧本。传说，他曾被安排在中法大药房药剂师余贺家里，和周恩来秘密会见。周恩来劝梅兰芳不要随国民党撤去台湾，表示欢迎他留下。

随后，上海地下党委派夏衍和熊佛西先后赴周信芳、梅兰芳家，再请他们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周信芳很早就与郭沫若、夏衍、于伶等左翼戏剧家有过接触，也曾与田汉等一起共事过。应该说，他对革命的理解比梅兰芳要深，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比梅兰芳要清。所以不用劝说，他便向夏衍、熊佛西表示："请放心，我决不跟国民党走，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随后，他陪夏、熊二人来到梅家。梅兰芳很为共产党的诚意所感动，何况他早已有了决定。于是，未费夏、熊二位多少口舌，他明确表示："我是哪儿都不会去的。"

梅兰芳最终留在了大陆。

孟小冬则相反，她虽然没有直接去台湾，但她最终还是离开大陆去了香港。

在结束上海的祝寿义演、完成艺术绝唱后，孟小冬返回北平。随即，杜月笙出资为她在位于崇文门的顶银胡同购置了一处宅院。她搬入新居后，过了一段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生活，睡觉、吃饭、打麻将、偶尔也抽大烟，当然，她还吃药，她的身体继续衰弱，胃病加重。

说到抽大烟，在抗战胜利后，孟小冬曾参与组织过伶人戒烟。在过去的梨园界，伶人抽大烟，是普遍现象，普遍到大多数伶人与鸦片有染。四大名旦中的尚小云的母亲、妻子都抽鸦片，作为孝子的尚小云，每晚都会给母亲烧烟，但他身在烟中却不沾一口，意志力之强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伶人为什么会迷恋鸦片呢？除了社会环境的影响、个人毅力的强弱外，更多的是出于演戏需要。梨园盛传，鸦片这个东西，能够定心、降火、预防中年发福，还能助气，帮助思维，减轻压力。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东西是个祸害，但要想彻底戒除，谈何容易。

抗战胜利，政府强令戒烟。梨园艺人大多数生活贫困，有心入院戒烟，却又付不起医疗费。孟小冬和马连良等几位名角儿自发组织起来，筹募资金，假市立第三医院的地方，开办了"北平国剧人的戒烟会"，动员需要戒烟的伶人入会戒烟。很快，戒烟会聚集了百余号伶人，其中三十多人有经济能力的，自费；其余七十多人，全部免费。戒烟会的条件很不错，共有8间房，每人每天都吃白米饭、一菜一汤。每天定时有医生上门打针喂药，监督戒烟成效。

一段时间以后，第一批成功戒除了烟瘾的出会了。其中有金少山、谭小培、王瑶卿、马连良、叶龙章、刘砚芳、谭富英、杨宝忠、徐兰沅等；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先后出会，其中有万子和、茹富兰、茹富蕙、王连平、方宝泉、张子寿、李玉泰等。最后，"戒烟会"里只剩下4、5个人。也就是说，该会的戒烟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可惜的是，孟小冬似乎没有完全彻底地戒除。

第64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1)

1948年下半年，战事日紧，孟小冬不免有些心慌，也有些不知所措。正在这时，她接到姚玉兰的信。在信中，姚玉兰让她尽快离开北平去上海躲避战祸。不仅如此，杜月笙考虑到陆路交通已经中断，便亲派门徒、黄金大戏院的后台经理汪其俊乘专机赶到北平接她。她没有犹豫，立刻就走了，而且是坐杜月笙的专机走的。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北平。

来到上海后，孟小冬又一次住进"十八层楼"杜公馆。这次，姚玉兰也诚心诚意地力劝孟小冬安心住下，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她说了一句话令孟小冬感动不已："让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从此，他们就真的像一家人一样了。此时，六十出头的杜月笙身体不好，哮喘频发，孟小冬和姚玉兰轮换照顾他。杜月笙在两个爱妾的细心照料下，心情十分舒畅。

这样的平淡安稳生活只维持了不到半年，1949年4月，眼看人民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上海似乎不保，因此人心慌慌。杜月笙也面临人生选择：一方面，蒋介石召见他，好言相劝让他去台湾；另一方面，民主人士黄炎培、章士钊也来劝他，转达共产党的意见，请他留下。杜月笙有些矛盾，有些挣扎，很费了一番思虑，又再三权衡，最后，他决定，不去台湾，也不留在大陆，而是携家带口去香港。这个"家"这个"口"，包括孟小冬。

也许孟小冬曾经有过犹豫，她这样跟着杜家一起走，算什么呢？不过，回头想想，她不跟着去，又该怎么办？对于无依无靠又无家无口孤独寂寞的她来说，她早已将杜月笙、姚玉兰当作她的亲人。在杜家，她虽然无名无份，但她能真实地感受到亲人的温暖、家的温馨。所以她选择走，正如梅兰芳选择留，都很单纯，没有政治因素。

4月23日，南京解放。4天后，孟小冬随杜月笙一家人乘坐荷兰"宝树云"号客轮离开了上海。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上海，甚至没有回过大陆。

抵达香港后，孟小冬他们住进位于坚尼地台18号的一套公寓。这套公寓有三室一厅，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还算是不小的。但是，杜家人口多，住在一起挤挤轧轧。杜月笙又另外租了房子，让子女们搬了出去。这样，孟小冬也就有了属于她自己的一间房。她的房间布置得很清雅，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剧照，还摆放着一把胡琴。有一幅《武家坡》的剧照很特别，它好像是被人从中间撕开的。于是有人怀疑，那被撕掉的"人"，可能是梅兰芳。看得出来，尽管她已经远离了舞台，但在内心深处，对于过去了的舞台生涯和过去的人，还是很怀念的。她并非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抛弃了过去的一切。

远离了战火，远离了动荡，孟小冬感觉生活一下子变得清静起来。平时，她仍然以照顾杜月笙病体为主。闲时，特别是杜月笙心情大好时，杜家呼朋唤友，在家里举办一个小型的堂会。这时，马连良、杨宝森、张君秋，还有琴师王瑞芝都在香港。然后，姚玉兰唱一段，孟小冬唱一段，大家合唱一段，杜月笙也即兴来一段，气氛颇为热烈。

孟小冬在大陆的最后半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这个时候，梅兰芳也在上海。不过，他俩没有机会见面。即便有机会，恐怕他俩也不会见面。在梅兰芳决定留下的时候，孟小冬走了。梅兰芳选择留，使他从此身不由己地越来越靠向政治；孟小冬选择走，使原本就远离政治的她离政治更远了。

孟小冬走后一个月，上海解放了。梅兰芳对共产党的真正认识，就是从在上海街头看到解放军开始的。梅夫人福芝芳曾经回忆说："上海解放那天清晨，兰芳就上街了，隐隐还有枪声。去到建国东路，看见有不少解放军战士睡在马路边。他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们，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解放上海，纪律好极了。""纪律好极了"的共产党军队给梅兰芳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

解放前，他与共产党并无太多的接触，始终不知道共产党曾经以特有的方式保护过他。那是在抗战胜利之初，他接到过驻上海中共办事处工作人员转来的周恩来的问候。于是，他向周信芳表示想去拜访周恩来。然而，周恩来没有同意。当时，梅兰芳只猜测周恩来有些为难，却不知道周恩来为了保护他。周恩来预料到国共合作随时会破裂，如果此时与梅兰芳等文化名人交往过多，一旦国共关系恶化，梅兰芳必将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此，他拒绝与梅兰芳见面。果如他所预料，国共关系破裂后，素与共产党关系比较密切的周信芳就倍受国民党特务的恐吓，而梅兰芳安然无恙。

第65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2)

自上海解放到建国后一年间，梅兰芳被各种政治活动所包围。在这段日子里，他频繁参加上海、北京的各种会议，发表了各种大小讲话。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观念随着这大大小小的会议、活动而有了明显变化。

1949年7 月，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梅兰芳作为上海文化界的代表应邀出席。在会上，他认真听取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大会总报告以及茅盾、周扬分别总结国统区和解放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

这些报告让梅兰芳眼界大开，他不禁为自己过去只专注于塑造美女佳人的形象而略感惭愧。因而，这些报告中所表达出的"文艺工作者要学习，要改造思想，要与新社会的主人──"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以及郭沫若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的口号对梅兰芳的触动很大，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服务对象究竟是什么是模糊的"。

这以后，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逐渐明确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说："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正因为如此，梅兰芳从此的演出活动无一不紧紧围绕着"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宗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到过京、津、沪、汉与几个工业区如石家庄、无锡及东北八个城市，参加了鞍钢三大工程的开工典礼，同时，还光荣地参加了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工作，后来，又到华南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观众已由过去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转变为了工农兵。

两个月以后，梅兰芳又一次北上，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而且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议闭幕后次日，即1949年10月1 日，他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并观看了阅兵式。以后，他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还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从此，他不再是单纯的演员或艺术家，而一跃成为政府官员。

身份的巨大变化使他发自内心地感慨道："我在旧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人，今天能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国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事情。"然而，身份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懂得了政治、认清了政治，他其实还是原来那个艺术家梅兰芳，还是没有成为政治家梅兰芳。

在北京开过全国政协会后，梅兰芳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率团赴天津作短期演出。此间，他接受了天津《进步日报》文教记者张颂甲的专访，参加访谈的还有秘书许姬传。当时，全国戏曲界正轰轰烈烈地致力于戏剧改革。很自然地，访谈的话题便集中在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剧目的改革。

当张记者问梅兰芳"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时，梅兰芳直言："京剧改革又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不过，让这个古老的剧种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却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具体分析说："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这样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几千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就更得慎重些。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最后，他概括道："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梅兰芳著名的"移步不换形"的京剧改革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不几天，张颂甲记者就此访谈，撰文《移步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全文刊登在《进步日报》上。

第66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3)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出，立即在文艺界引来批评声一片。由于提出批评的多是北京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因此，影响颇大。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变了，形式必然要随着变化。"于是，他们提出"移步必须要换形"。

如果单纯从艺术上讨论这个问题，那倒也罢了。问题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人上纲上线，说梅兰芳之所以主张"移步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阻碍京剧的彻底改革。这样说来，性质就严重了。幸好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及时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他认为"梅兰芳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对他的批评一定要慎重"，然后将有关材料转到中共天津市委，请市委书记黄敬和市委文教部长黄松龄妥善处理。

梅兰芳的情绪一落千丈。他是满怀热情拥抱政治的，却不曾想被政治狠狠地蜇了一下。就他和善、温良的个性而言，他的心里充斥着后悔、懊恼、着急，却恰恰没有气愤。记者张颂甲却很气愤，他以为"对京剧改革各抒己见，何罪之有"，他觉得是他的文章为梅兰芳捅了漏子，便准备自己承担责任。秘书许姬传也表示由他背黑锅，试图帮梅兰芳解脱。梅兰芳并不是个敢说不敢当的人，他当即拒绝，并明确表示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

事情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知名文艺界人士参加，也请梅兰芳、许姬传参加。也就是说，这个会议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让梅兰芳"改正错误"的平台。梅兰芳也就在这次会上，很"及时"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关于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

梅兰芳当初之所以说"移步不换形"，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多年京剧改革创新经验的深切体会。从1913年创排时装新戏开始，他一直没有停下创新改革京剧的步伐，虽然他因为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而放弃了时装新戏，但随即将精力放在了古装新戏的创排上。无论如何变化，他始终遵循一条，那就是决不背离京剧的艺术规律。他的戏较之传统京剧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依然是"京剧"。由此可判断，他所说的"形"其实并非仅仅指形式，而是京剧的艺术规律、京剧的特有风格。所谓"不换形"，便是不违背京剧的艺术规律和特有风格。

显然，梅兰芳后来修正的"移步必然换形"肯定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对于人生始终还算平顺的他来说，这次风波着实让他领教了政治的厉害。从此，他重新变得沉默。

在大陆的梅兰芳逐渐走向政治，在香港的孟小冬继续着她无名无份的平淡生活。从她和梅兰芳的关系上看，她是追求名份的。然而，她跟杜月笙多年，似乎早已淡化了名份。在外人看来，她习惯了没有名份的生活，她对生活的淡然、从容似乎让她达到了一种无所需、无所求的境界。其实不尽然，外人哪里知道她内心的真实感受。这种无名无份的生活，并非她愿意的。但是，她心里也很清楚，有些东西，比如名份，不是你想追求，就能够追求到的。她之所以从来没有要求杜月笙给她名份，只是在耐心地积累，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1950年秋，时机到了！之前，留在大陆的杜月笙的师傅黄金荣受政府委托派人到香港劝说杜月笙返回大陆。与此同时，夏衍、潘汉年、章士钊也到香港面劝他返回大陆。风声传到了台湾。台湾方面本来就对杜月笙始终不肯去台湾心存不满，如今又听说他和大陆方面"眉来眼去"，更加恼火，于是放出风来，警告他小心行事，否则后果会如何如何。

杜月笙当初既不选择留在大陆，也不选择去台湾，实则选择了一个两头不靠、两边观望的中间状态。他以为，香港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避风港。如今，他被双方夹击，他感觉香港也待不下去了。他要重新选择一个安生之地，哪里？法国。于是，他立即召集全家人，说了他的想法。家人自然不敢反对。随即，他让管家万墨林为全家人申请护照。数数人头，一共是27人。

第67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4)

就在这时，始终未发一言的孟小冬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杜月笙，让在座的所有人惊骇不已。她说："我跟着去，算使唤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这简直可以说是一句话唤醒梦中人了。杜月笙也好，姚玉兰也好，其他人也好，都猛然觉醒：对呀，她孟小冬算是杜家的什么人呢？

很多人有疑问，当初孟小冬跟着杜家由上海迁往香港时，为什么没有说"我跟着去，算使唤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这句话。那时，她也既不是使唤丫头，也不是女朋友，还不是无名无份地跟着走了嘛。为什么如今在杜家又要迁居的情况下，突然发此感慨呢？其实，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

所谓今非昔比。那时，她由北平南下上海住进杜公馆不过半年。仅仅这半年，她还不可能牢固她在杜家的地位。何况，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姚玉兰盛情相邀，她对姚玉兰充满感激。因此，她有太多的顾忌，不敢因为争名份而得罪姚玉兰，更不想为此使杜家鸡犬不宁，从而使杜月笙对她有所反感。否则，她很有可能又一次失去"亲人"，失去"家"。眼下情况不同了，他们在香港一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她细致照顾杜月笙的病体，喂汤送药、饮食起居，事无巨细。在杜月笙精神好的时候，她还会唱几段，让他过过瘾。可以说，在身体上，在精神上，杜月笙都离不开她了。

关于她和姚玉兰的关系，并没有随着共同生活的长久而更加融洽，反而日渐疏离。具体原因，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孟小冬孤傲，很难让人接近；有人说她脾气古怪，不易跟人相处；有人说姚玉兰因为杜月笙偏爱孟小冬而对她充满嫉妒。总之，拥有同一个男人的两人女人，根本就不可能和平共处。据说，在香港居住时，杜家各自为政，就连吃饭，也因口味的不同而各吃各的。杜月笙因身体原因，吃烧得很烂的面条；姚玉兰躲在自己的房里吃水饺；孟小冬独自一人啃面包。两人的关系到了这个地步，孟小冬似乎也就无所惧了--不争名份都如此，就算是争名份，她姚玉兰又能怎样？何况，她觉得，这是她应得的，更是杜月笙对她这些日子以来无微不至照顾的报偿。

杜月笙很认真地回味了孟小冬所说的那句话，越想越觉得太亏欠她了。他了解她和梅兰芳的那一段情，因此他也知道她对于名份的看重。他突然想到，自己年老体弱，小冬不过才40出头，万一自己先离世，她该怎么办？这么多年来，她跟着他，陪着他，照顾他，给他安慰，给他精神慰籍，她付出了一切，难道给她一个名份不是理所当然的嘛。于是，他当即决定，将去法国的事儿放一放，先刻不容缓地办一件大事：举办婚礼。

不久，在九龙饭店，62岁病入膏肓的杜月笙和42岁风韵犹存的孟小冬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婚礼。对此，姚玉兰有些不情不愿，她倒不是反对孟小冬嫁给杜月笙，实际上，孟小冬早就是杜月笙的人了，在外人眼里，他俩早就是夫妻了。因此，举办婚礼，不过就是一个形式而已。她只是觉得，杜月笙那么大年龄了，又病歪歪的还不知能活几天，这样大操大办婚礼，实在有些丢人现眼。反过来说，她对孟小冬长年无名无份地生活在杜家，也总有些心存不安。

婚礼上，杜月笙很认真地让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们给孟小冬磕头，称呼她一声"妈咪"，称呼姚玉兰为"娘娘"。之前，孟小冬是他们的"阿姨"、"孟阿姨"、"小冬阿姨"、"孟小冬阿姨"。一声"妈咪"之后，孟小冬分别给儿子、女婿们每人一套西服衣料，分别给女儿、儿媳们每人一块手表。

这声"妈咪"，也意味着孟小冬从此有了名份。然而，这就是她追求的名份吗？显然不是。如果这是她追求的名份，那么她当初为什么还要离开梅兰芳？难道做杜月笙的第五房姨太太，要好于做梅兰芳的第三个妻子吗？性情刚烈的她，为了摆脱"妾"的命运，毅然离开梅兰芳，却又心甘情愿地做了杜月笙的妾。也许当初她跟梅兰芳，是出于感情，感情至上的时候，她不能容忍妾的身份；后来，她跟杜月笙，更多的可能是出于依靠。既然如此，她也就不计较那么多了。所以，不能说她命该如此，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第68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5)

孟小冬和杜月笙在香港举办婚礼的时候，梅兰芳口述的回忆录《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开始在上海的《文汇报》上连载，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这部回忆录中，梅兰芳只字未提孟小冬。

随后，梅兰芳携家带口，由上海返回北京。早在1949年7 月，梅兰芳赴北平参加"文代会"时，周恩来曾专程看望了他，诚恳地表示希望他到北平工作，并嘱有关方面尽力促成此事。梅兰芳不好拂逆周恩来的一番好意，加之他后来先后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京剧研究院院长等职，进京自然更利于工作。从此，他在护国寺街定居了下来（这里后来成为梅兰芳纪念馆）。

孟小冬和杜月笙举行婚礼后不到一年，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弥留前，他将财产做了分配。孟小冬只分到两万美元。据说，她脱口而出："这怎么够？"不够又能怎样。也幸好之前他们举行了婚礼，她是有名份的--五姨太，否则，她连两毛钱恐怕都拿不到。

即使两万美元不够，她也不得在办完杜月笙后事后，黯然迁出坚尼地台18号杜寓--她难以和姚玉兰同住一个屋檐下--迁居使馆大厦的一套公寓。当年，她和梅兰芳生活了四年，最后以四万块钱了结了一切。从1937年算起，她跟了杜月笙长达十多年，最后以两万美元了结了一切。不同的是，前一个男人，走了；后一个男人，死了。

此后，孟小冬在香港的生活，又变得单纯起来。她没有家庭，更没有子女；没有人让她牵挂，更没有人需要她伺候。她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这个时候，马连良、张君秋、杨宝森早已离开香港返回了大陆，艺人们聚在一起办个小型堂会的机会也没有了。她以什么打发时间？抽大烟。唯一的朋友，是琴师王瑞芝。平是，他给票友吊嗓说戏，以此为生。他偶尔会去看看孟小冬，在杜月笙死后，她一个人的时候，他成了她唯一期盼的朋友。

有一天，王瑞芝又来看她。闲谈中，他提到有一个唱余派的人想拜她为师，这人叫钱培荣。关于授徒，她似乎非常不热衷。她是不好为人师吗？也许是，但以她自己的说话，是体弱多病，没有精神。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她内心深处，似乎并不想将自己的艺术传承下去。据说，晚年她定居台北时，来了吊嗓的兴致，居然将窗子关得严严实实，还将窗帘拉上，生怕被别人偷听到。有人认为她相当自私。其实，旧时代的艺人，大多不愿传艺。"艺不传艺"是那个时代的约定俗成，原因是艺人地位低下，生活不易，生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自己。孟小冬只是遵循了旧俗而已。

很多人都想拜孟小冬为师，但也都知道她不收徒。钱培荣之所以大胆提出拜师，是因为在几年前，他作为杜月笙的弟子到杜府吊嗓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孟小冬听到他唱《武家坡》，就对杜月笙说："这是余派圈内的唱法。"杜月笙说："那你干脆教教他。"孟小冬说："他是你的学生，又不是我的学生。"从她的口气中，钱培荣听出来，如果他是她的学生，那她一定会教他的。这让他看到了拜师的希望，于是先说服王瑞芝，让他做说客。

王瑞芝旧事重提，孟小冬也记得当时他和杜月笙的那段对话。看在王瑞芝的面子上，她有些动摇。又想想她如今孤身一人，无所事事，还不如收个徒弟，为他吊吊嗓子说说戏，也好打发无聊的时间。就这样，她点了头。

钱培荣高兴极了。不过，他了解孟小冬的脾气，不敢擅自登门。有王瑞芝做中间人，他似乎还嫌不够，又恳请余叔岩的挚友孙养农代为引荐。当时，孙养农正在编写《谈余叔岩》一书，常常劳烦孟小冬。孟小冬很支持此事，积极配合协助。后来，她还亲笔为该书撰写了题为《仰思先师》的序言。有王瑞芝，又有孙养农，收徒的事儿，便说定了。不过，孟小冬第一次收徒，不仅收了钱培荣，由钱培荣推荐，她同时还收了曾经跟她合作过的赵培鑫。赵培鑫特地从台湾赶到香港，和钱培荣共同参加拜师礼。

第69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6)

之后，孟小冬又先后收了黄金懋、李嘉有、蔡国蘅、吴中一、严许颂辉、许密甫等为徒。颇有意味的是，她收的徒弟，没有职业演员，都是票友。其中缘由，无人确知。难道是对她失守"不收徒"诺言的一种代偿？

1952年秋，孟小冬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私人聚会。聚会的目的是为画家张大千送行。早年，张大千和余叔岩交谊深厚。当时，参加聚会的还有著名小生演员俞振飞、黄曼耘夫妇。酒过三巡，有人提议孟小冬唱一段。她没有推托。令人意外的是，她自说多喝了两杯，有些醉意，因此唱一段《贵妃醉酒》似乎最合适。而且，她让俞振飞夫妇客串高、裴二力士。

三人即兴唱了起来。对于演唱本身，无甚可说，关键是她唱的是《贵妃醉酒》。谁都知道，这出戏是"梅派"名剧，是梅兰芳的拿手戏。俞振飞曾经和梅兰芳合作过这出戏。孟小冬真的是因为有些醉意而想起了《贵妃醉酒》，还是看见了俞振飞而想起了曾经跟他合作过的梅兰芳呢？何况，她唱这出戏，有十足的"梅派"风韵--当年，梅兰芳教过她，可以说，她是梅兰芳最亲密的弟子。人在醉意之下，最能显露内心深处的隐秘。在失去了杜月笙后，她是不是又想起梅兰芳了呢？

张大千的确想起了梅兰芳。他清楚地记得他跟梅兰芳交往的每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到梅家，梅兰芳正在画画。见到大画家，梅兰芳诚恳求教："八爷，您说说画美人的道理。"张大千笑言："你为什么问我如何画美人呢？你自己就是一个美人。"解放前夕，在上海，梅兰芳为张大千送行。席间，张大千对梅兰芳说："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梅兰芳不解："您怎么自称是小人呢？"张大千笑言："你是君子--动口；我是小人--动手。"

说到"君子"和"小人"的故事，大家都笑。唯有孟小冬，以醉意掩藏了自己。谁也不知道，此时，她的内心，是波涛汹涌，还是心如止水？

留在大陆做了政府官员的梅兰芳的生活不可能像孟小冬那样清闲，他忙碌而充实。自从由沪迁京后，他的社会活动更加频繁：他参加首都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大会；他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他与首都50万群众一起参加了庆祝"五一"节游行活动；他与郭沫若、周扬、丁玲、冯雪峰、曹禺、赵树理等50余位文艺界代表出席了全国文联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举行的座谈会；他随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他参加全国第二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在全国剧协改组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后，他任副主席。

尽管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十分频繁，但梅兰芳内心钟爱的仍然是京剧表演。即便是政治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头上的政治光环越来越多，他依旧难忘他为之奋斗了半生的京剧事业。因而，从解放初到他去世前的十来年里，他除了为中央领导演出、庆典演出、赈灾义演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营业戏的演出。当然，他最多的是上山、下乡、进部队、上前线四处慰问演出。他自己曾做过比较，解放前他只到过几个大城市演出，解放后他到过的城市达17个省。在所有的演出活动中，梅兰芳自说"工农兵观众占了最大的比重"，而最让他难忘的、意义也最重大的莫过于随朝鲜慰问团赴朝演出了。

不知道孟小冬对梅兰芳的这些活动究竟了解多少，但是，从旧时代走进新时代的艺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她应该有所耳闻。然而，她似乎没有返回大陆的想法。马连良、张君秋他们回去了，她不为所动。后来，俞振飞也回了大陆，她仍然无动于衷。就连她的琴师王瑞芝也于1955年返回上海，加入上海新民京剧团。对此，她还是没有动心。

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传说，梅兰芳曾于50年代到过香港，和孟小冬秘密相见，目的就是为了劝她回去。此说令人怀疑。有人自大陆到香港，面见孟小冬。闲聊中，孟小冬很随意地问起留在京、沪的京剧艺人，却单单不问梅兰芳。此人也不避讳，主动提起梅兰芳。她没有拒绝倾听，但她什么话也没说。即便此说是事实，结果也很明显：她仍然滞留在香港。也许正因为连梅兰芳都不能说服她，之后，章士钊也好，奉周恩来之命的马连良也好，就更不可能让她改变心意了。对于她坚持不回大陆，有人猜测，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梅兰芳，一是因为杜月笙。她知道梅兰芳当时的政治地位，他已经是政府的人了，而杜月笙早年曾经参与过屠杀共产党。她跟梅兰芳有过一段情，她又是杜月笙的妾，回去后的命运会如何？她难以想像。

第70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7)

转眼到了1959年。这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这一年里，梅兰芳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是公演了他解放后的首部大戏《穆桂英挂帅》。自抗战初期梅兰芳编排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之后，二十多年来，他再也没有一部新戏问世。除了抗战八年暂别舞台和解放前三年政局混乱外，解放后的十年间，他也未能拿出新戏，这不能不令人遗憾。要论原因，不是他不想，而是实属无奈。这是时代所致，梅兰芳迫不得已。

当新中国迎来十周岁生日时，戏曲界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竞排新戏作为献礼，有历史戏也有现代剧，一派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灿烂景象。梅兰芳也顺理成章地有了创排新戏的理由。然而，经过近十年的政治磨砺，他已不再对政治完全茫然无知，他很清醒地认识到，此次创排新戏与从前是不同的。作为献给祖国的寿礼，也作为庆贺他入党，这部新戏要反映出他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由衷热爱的心声。因此，早已摆在他案头的《龙女牧羊》，就不是最合适的了。在颇费了一番踌躇后，他选中了《穆桂英挂帅》。"穆桂英"这个角色及其"我不挂帅谁挂帅，我领兵谁领兵"的豪气正能体现梅兰芳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奋斗精神。

当然，抛开政治性不谈，在艺术上，《穆桂英挂帅》这出戏不仅称得上是梅兰芳老年的代表作，更是他的经典之作。也许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发自肺腑的热爱，也许是他穷尽毕生对艺术的感悟和体验，也许是积聚在心中的能量的总爆发。总之，这出戏展示了他的全部艺术才华，也是他舞台生活50年的集中体现。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1961年8月8月凌晨4点45分，梅兰芳因急性冠状动脉梗塞并发急性左心衰竭，遽然而逝。仅仅在前一天的晚上，他的精神状况似乎不错，还笑着安慰夫人福芝芳："这几天我已好多了，你也不要太操心了，你有高血压病，不要来得太早，要在家多休息，要多保重身体。"然后，他让长子葆琛送母亲到病房对面的休息室去休息。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随后他便沉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享年67岁。

《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均在头版发表了大幅讣告，并刊登了由周恩来等六十多人组成的由陈毅担任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国家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一噩耗。国内外的唁电多达近三百封，除了国内的，还有来自苏联、越南、德国等数十个国家。郭沫若、田汉、萧三、邓拓、陈叔通、叶恭绰、王昆仑等更赋诗作词，痛悼一代艺术大师。

8月10日上午，北京各界两千余人在首都剧场举行了隆重的梅兰芳追悼大会，由陈毅副总理主持，他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梅兰芳的亲属表示慰问。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致悼词，高度称颂梅兰芳光辉的一生。参加追悼会的除了中央和北京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周扬、夏衍、林默涵等外，还有苏联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正在北京访问的一些国际友人。

据胡适日记记载，台湾的报纸转发了日本电讯，他由此得知梅兰芳去世。就连台湾都刊发了消息，可以想见，在香港的孟小冬也一定获悉了实情。不知她当时的真实心理。也许，她会默默地感叹一句："只是一切都过去了。"

六年后，即1967年，一个意外，孟小冬和早就迁居台湾的姚玉兰取得了联系。当时，有个人劝孟小冬投资做点小生意，孟小冬拒绝了。后来，她听说此人即将赴台湾，准备找姚玉兰投资。她赶紧给姚玉兰打了电话，让她提高警惕以免上当受骗。就这样，这对因为共同拥有一个男人而断交数载的结拜姐妹重修旧好。在姚玉兰的多次劝说下，孟小冬于这年的9月11日登上太古公司的"四川"号轮船离开生活了18年的香港，奔赴台湾。

在台湾台北，孟小冬生活了十年。在这十年里，她的生活主要由姚玉兰、杜美霞母女照顾。一切都过去了，姚玉兰对孟小冬早就无所怨恨。两人都步入老年，有了相依相靠的归宿感。虽然孟小冬独居信义路上的一个公寓，但几乎天天和姚、杜见面。她俩几乎天天到孟寓，杜美霞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姚玉兰陪她聊天。后来，孟小冬由衷地对人说："真奇怪，她来这儿一坐，我就觉得很定心，她要是有一天不来，我就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了。"

第71节：息演：孟小冬求教余叔岩(18)

除了和姚玉兰聊天，孟小冬的日常生活主要是授徒、打麻将。一个人的时候，她临写"孟法师碑"、刻图章、打太极拳、捻佛珠、诵经文、养狗、看电视。每年，她都要到法华寺执香拜佛。其实，她更多的时候是被病魔折磨。她有胃病，有哮喘，年事愈高，身体愈差。她的弟子李嘉有说过一句话，很能概括她最后十年的台北生活："十年台北，多半病中。"

1976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是孟小冬虚龄七十。她的友人和弟子们为她做了寿，活动持续了两天。前一天，在她的家里，摆了两桌酒席。然后，在杜美霞的陪伴下，她又去法华寺诵经。这是她每年生日那天必做的"功课"。第二天，在金山街金山航业公司招待所举办了正式的寿礼。其间，孟小冬和弟子钱培荣合作了一段《定军山》，和曲艺演员朱培声和张宜宜合作了一段上海滑稽戏。看的出来，她非常兴奋。

也正是因为又劳累，又兴奋，寿礼过后，她患了感冒，加剧了哮喘病。她一向不愿意进医院。于是，医生被请到了家里，他建议她尽快住院。她没有答应，只说了一句："你们等我决定，听我的信儿。"姚玉兰、杜美霞也都劝她。她烦了，说："你们谈点别的好不好？不如看电视吧。"见此，大家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5月，她的肺部有了积水现象。她还是不听劝，坚持不住院。25日，她哮喘大发作，竟致昏迷。就这样，她被强行送进了医院。虽经全力抢救，她仍昏迷不醒。第二天晚上，她以肺气肿心脏病并发症，在台北忠孝东路中心诊所去世。

在病发前，她或许已经有了预感，嘱咐友人将她生前所录唱片和音带全部烧毁。这可以理解为她一贯的行事作风--无意让后人将自己的艺术传承下去，也可以理解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声音留在人间--她厌恶这个世界。

两个星期后，在台北的市立殡仪馆，杜府为孟小冬举办了丧礼。众多社会名流，如严家淦、张岳军、陈立夫、黄少谷、张大千等赠送了挽联，给以"艺苑扬芬"、"绝艺贞忱"、"菊坛遗爱"等评价。

梅兰芳去世后，夫人福芝芳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火化只能土葬"。为此，周恩来建议将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口楠木棺材作价4千元卖给福芝芳。这口棺材原本是给孙中山预备的，因为孙中山去世后用的是苏联送来的一口水晶棺材，所以它就一直闲置着。于是有人说："梅先生在世时当领袖（他有"伶界大王"之称），去世后睡的是皇帝的棺木（孙中山曾位居大总统）。"

在他去世前几年，梅兰芳就和夫人福芝芳商量好百年后要葬在香山碧云寺的万花山，那儿已经长眠着他的前夫人王明华。如今，他去了。福芝芳按照他生前遗愿，嘱咐孩子们将他安葬在万花山。王明华的棺木在他墓穴的右侧，左侧是福芝芳的寿穴。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准备为梅兰芳修建墓地，梅兰芳的长子梅葆琛参加设计制图。然而，未及正式施工，"文革"开始了，修墓一事暂时搁浅。"文革"期间，当造反派、红卫兵扛着工具冲向万花山试图挖掘梅兰芳的坟时，却因为墓前尚未立碑始终找不到坟的准确位置而无奈作罢。直到1983年，梅葆琛关于修缮梅兰芳墓的报告得以批准。墓地最终采用的是梅葆琛的设计："汉白玉墓碑高2.5米，宽1米，被镶嵌在墓后的虎皮石弓形围墙的中间，在墓碑前正中间安置长方形花岗石墓头，四周是一朵四瓣花形的梅花。"这朵四瓣花形的梅花极具象征意义，象征着"梅氏兄妹四人，一人一边陪伴在父亲的身后。"（梅葆琛语）

孟小冬一生信佛。尽管她很迷信，忌讳说"死"，但她早就安排了自己的最终属地--佛教公墓。她曾悄悄地托友人陆京士代为物色墓地。陆京士找来找去，找到台北县树林镇山佳佛教公墓。这块墓地的原主人因为移民美国而急于转手。陆京士获悉后，赶紧告诉孟小冬。孟小冬随即将墓地买了下来，然后请人设计墓园。设计图画了两稿，她一直不满意。5月24日，也就是她发病前一天、她去世前两天，她才终于认可了设计图。公祭过后，孟小冬的灵柩被送往墓地。墓碑上的"杜母孟太夫人墓"由张大千题写。

从此，梅兰芳和孟小冬，一个长眠于大陆，一个沉睡于台湾。生前，他俩始终回避着对方；死后，一道海峡将他俩永远隔开。也许，这符合他俩的心愿。恩已断义已绝，那情，也早已消失。

真的一切都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