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壹　家世血缘

极南岛民

耕读之家

贰　求知问学

我之为童子时

广州学海堂

拜康有为为师

万木草堂

叁　奔走维新

公车上书

强学会

《时务报》

时务学堂

南学会

保国会

请废科举

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

戊戌政变

肆　域外流亡

流亡日本

创办《清议报》

夏威夷之旅

澳洲募捐

《新民丛报》

组织政闻社

《国风报》

立宪与革命

台湾之游

伍　政海沉浮

结束流亡回到京城

加入共和党

宋教仁案

党争

辞官

厌恶政党生活

陆　护国战争

敬告国人

进京劝说

拒绝袁世凯的贿赂

掩护蔡锷离京

南下上海

启程赴桂

滞留香港

抵达南宁

说动广东独立

尾声

柒　巴黎和会

我与参战问题

启程赴欧

舟行之乐

伦敦初履

威士敏士特达寺

巴黎游学

游兰士

凡尔登

白鲁威

回国

捌　讲学著述

趣味教育

任教清华科学院

主持筹办司法储才馆

著作自序

淡出世事

玖　思想主张

兴筑铁路

兴学主义

师徒分途

论保教

自由主义

论革命

思想转变

社会主义观

趣味主义

自白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佛学徜徉

养心立身

拾　情深如海

悼父

给孩子们书

举案齐眉

檀岛之恋

结识夏曾佑

结交唐才常

为徐志摩证婚

悼谭嗣同

王静安之死

附录　梁启超年谱

壹　家世血缘

极南岛民

余乡人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沉崖山，留悲愤之纪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乡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强，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其江口列岛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

（《三十自述》）1927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对茶坑村的社会组织作了详细的回忆，写道：吾乡曰茶坑，距崖门十余里之一岛也。岛中一山，依山麓为村落。居民约五千，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余、袁、聂等姓，分居环山之三面，为二保，故吾乡总名亦称三保。乡治各决于本保，其有关系三保共同利害者，则由三保联治机关法决之。联治机关曰“三保庙”，本保自治机关则吾梁氏宗祠“叠绳堂”。

自治机关之最高权，由叠绳堂子孙年五十一岁以上之耆老会议掌之。未及年而有“功名”者（秀才监生以上）亦得与焉，会议名曰“上祠堂”（联治会议则名曰“上庙”）。本保大小事，皆以“上祠堂”决之。

叠绳堂置值理四人至六人，以壮年子弟任之，执行耆老会议所决定之事项。内二人专管会计，其人每年由耆老会议指定，但有连任至十余年者，凡值理虽未及年亦得列席于耆老会议。

保长一人，专以应官，身份甚卑，未及年者则不得列席耆老会议。

耆老及值理皆名誉职，其特别权利只在祭祀时领双胙及祠堂有宴饮时得入座。保长有俸给，每年每户给米三升名曰“保长米”，由保长亲自沿门征收。

耆老会议例会每年两次，以春秋二祭之前一日行之。春祭会主要事项为指定来年值理，秋祭会主要事项为报告决算及新旧值理交代，故秋祭会时或延长至三四日。此外遇有重要事件发生，即临时开会。大率每年开会总在二十次以上，农忙时较少，冬春之交最多。

耆老总数常六七十人，但出席者每不及半数，有时仅数人亦开议。

未满五十岁者只得立而旁听，有大事或挤至数百人，堂前阶下皆满。亦常有发言者，但发言不当，辄被耆老呵斥。

临行会议其议题，以对于纷争之调解或裁判为最多。每有纷争，最初由亲支耆老和判，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于官矣。然不服叠绳堂之判决而兴讼，乡人认为不道德，故行者极希。

子弟犯法，如聚赌斗殴之类，小者上祠堂申斥，大者在神龛前跪领鞭扑，再大者停胙一季或一年，更大者革胙。停胙者逾期即复，革胙者非经下次会议免除其罪不得复胙，故革胙为极重刑罚。

耕祠堂之田而拖欠租税者停胙，完纳后立即复胙。犯窃盗罪者，缚其人游行全乡，群儿共噪辱之，名曰“游刑”。凡曾经游刑者最少停胙一年。

有奸淫案发生，则取全乡人所豢之豕，悉行刺杀，将豕肉分配于全乡人，而令犯罪之家偿豕价，名曰“倒猪”。凡曾犯倒猪罪者永远革胙。

祠堂主要收入为尝田，各分祠皆有，叠绳堂最富，约七八顷。凡新淤积之沙田皆归叠绳堂，不得私有。尝田由本祠子孙承耕之，而纳租税约十分之四于祠堂，名曰“兑田”。凡兑田皆于年末以竞争投标行之，但现兑此田不欠租者，次年大率继续其兑耕权，不另投标。遇水旱风灾则减租，凡减租之率，由耆老会议定之，其率便为私人田主减租之标准。

支出以坟墓之拜埽祠堂之祭祀为最主要。凡祭皆分胙肉，岁杪辞年所分独多，各分祠皆然，故度岁时虽至贫之家皆得丰饱。

有乡团，本保及三保联治机关分任之，置枪购弹，分担其费。团丁由壮年子弟志愿补充，但须得耆老会议之许可。团丁得领双胙，枪由团丁保管（或数人共保管一枪），盗卖者除追究赔偿外，仍科以永远革胙之严罚。枪弹由祠堂值理保管之。

乡前有小运河，常淤塞，率三五年一浚治。每浚治，由祠堂供给物料，全乡人自十八岁以上五十一岁以下皆服工役，惟耆老、功名得免役，余人不愿到工或不能到工者须纳免役钱，祠堂雇人代之，遇有筑堤堰等工程亦然。凡不到工又不纳免役钱者，受停胙之罚。

乡有蒙馆三四所，大率借用各祠堂为教室。教师总是本乡念过书的人。学费无定额，多者每年三十几块钱，少者几升米。当教师者在祠堂得领双胙。因领双胙及借用祠堂故，其所负之义务，则本族儿童虽无力纳钱米者，亦不得拒其附学。

每年正月放灯，七月打醮，为乡人主要之公共娱乐。其费例由各人乐捐，不足则归叠绳堂包圆。每三年或五年演戏一次，其费大率由三保庙出四分之一，叠绳堂出四分之一，分祠堂及他种团体出四分之一，私人乐捐者亦四分之一。

乡中有一颇饶趣味之组织，曰“江南会”，性质极类欧人之信用合作社。会之成立，以二十年或三十年为期。成立后三年或五年开始抽签还本，先还者得利少，后还者得利多。所得利息，除每岁杪分胙及大宴会所费外，悉分配于会员。（乡中娱乐费，此种会常多捐。）会中值理，每年轮充，但得连任。值理无俸给，所享者惟双胙权利。三十年前，吾乡盛时，此种会有三四个之多。乡中勤俭子弟得此等会之信用，以赤贫起家而致中产者盖不少。

又有一种组织颇类消费合作社或贩卖合作社者，吾乡农民所需主要之肥料曰“麻饼”。常有若干家相约以较廉价购入大量之麻饼，薄取其利以分配于会员。吾乡主要产品曰葵扇，曰柑，常有若干家相约联合售出，得较高之价，会中亦抽其所入之若干。此等会临时结合者多，亦有继续至数年以上者。会中所得，除捐助娱乐费外，大率每年终尽数扩充分胙之用。

各分祠及各种私会之组织，大率模仿叠绳堂，三保庙则取叠绳堂之组织而扩大之。然而乡治之实权，则什九操诸叠绳堂之耆老会议及值理。

先君自二十八岁起，任叠绳堂值理三十余年，在一个江南会中兼任值理亦二三十年，此外又常兼三保庙及各分祠值理。启超幼时，正是吾乡乡自治最美满时代。

（《中国文化史》）

耕读之家

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顾闻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指祖父——编者注）最富于阴德，力耕所获，一粟一帛，辄以分惠诸族党之无告者。王父讳维清，字镜泉，为郡生员，例选广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宝瑛，字莲涧，夙教授于乡里。母赵氏。

（《三十自述》）1916年，梁启超在《哀启》一文中述及祖父维清以来的家世说：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

（《哀启》）

贰　求知问学

我之为童子时

余生同治癸酉（公元1873年）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嫌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唯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至今诵此语不敢忘。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

（《三十自述》）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不饶恕。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所说云何，亦已忘却。但记不久即为我母发觉，时我父方在省城应试也。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一入房，已惊骇不知所措。盖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我母命我跪下受考问，我若矢口自承其罪，则此鞭或遂逃却，亦未可知，无奈我忽睹母威，仓皇失措，妄思欺饰以霁母怒。汝等试思母已知我犯罪，然后发怒，岂复可欺饰者？当时我以童子无识，出此下策，一何可笑。汝等勿笑，可怜我稚嫩温泽之躯，自出胎以来，未尝经一次苦楚。当时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我亦不必一一为汝等告，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汝等试思，我母之言，得毋太过否？偶然说句谎话，何至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己不知其为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为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汝等试思此为名言否耶？最可怜者，我伯姊陪我长跪半宵，犹复独哭一夜。伯姊何为哭？惧我父知之，我所受鞭扑更甚于今夕也。虽然，我伯姊之惧徒惧矣，我母爱我甚，且察我已能受教，遂未尝为我父言也。呜呼！吾母弃养将三十年矣，吾姊即世亦且十年，吾述此事，吾涕沾纸矣。汝等有母之人，须知天下爱我者，无过于母，而母之教训，实不易多得，长大而思母训，恐母不我待矣。

（《我之为童子时》）

广州学海堂

十五岁，母赵恭人见背，以四弟之产难也。余方游学省会，而时无轮舶，奔丧归乡，已不获亲含殓，终天之恨，莫此为甚。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己丑年十七，举于乡，主考为李尚书端棻、王镇江仁堪。年十八计偕入京师，父以其稚也，挈与偕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三十自述》）

拜康有为为师

1890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与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三十自述》）吾侪今日求所以乐先生者，请语草堂之乐以为乐可乎。吾侪之初侍先生于长兴也，徒侣不满二十人，齿率在十五六乃至十八九之间，其弱冠以上者裁二三人耳，皆天真烂漫，而志气踸踔向上，相爱若昆弟，而先生视之犹子。堂中有书藏，先生自出其累代藏书置焉。有乐器库，先生督制琴竽干戚之属略备。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个个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向晦则燕见，率三四人入室旅谒，亦时有独造者。先生始则答问，继则广谭，因甲起乙，往往遂及道术。至广大至精微处，吾侪始学耳，能质疑献难者盖鲜有之，则先生大乐益纵，而所以诲之者益丰。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粤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或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沓泛滥于宇宙万物，芒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中栖鸦拍拍起。於戏！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而此乐最殊胜矣。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纂焉。吾侪坐是获所启发，各斐然有述作之志。其著《大同书》，覃思独造，莫能赞一词，然每发一义，未尝不择其可语者相与商榷，陈礼去曹著纬其最有异闻者也。抑先生虽以乐学教吾侪乎？然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谥曰“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自长兴以后，而邝家祠、而府学宫，从游者岁增，动至数百千人，虽得朋日丰，而亲炙之时日不能遍给，乐稍替矣。既而公车上书、强学会、戊戌政变以迄今日，忽忽三十年。先生转徙海外之日强半，吾侪相从于患难中，其间零落凋谢，不一二数。今先生七十。吾侪亦皆垂垂老矣，各牵于人事，或经数岁不得合并，然每一侍坐，则先生谭兴之豪，与抚爱之切挚，壹不减长兴时。吾侪深庆事先生之日方长，而所以鼓舞之使靖献于天下国家者，正未有艾也。今国事诚有大不忍言者存，然剥极之后，会有其期，戊戌以后之新中国，惟先生实手辟之。今之少年，或能讥弹先生，然而导河积石，则孰非闻先生之风而兴者？事苟有济，成之何必在我。先生其抑或可稍纾悲悯，雍容扶杖，以待一阳之至也。启超等或于役京国，或息影家园，或栖迟海外，不能一一抠衣趋祝，惟往往风晨雨夕相促膝话畴昔少年同学事，则心魂温黁而神志飞扬，谓为有生第一至乐，而知先生亦必有以乐乎此也。乃以所以乐先生者为先生寿，而属亲炙于侧者致辞焉。先生其将莞尔而笑曰：吾党之小子狂简犹昔也。

（《南海先生七十寿言》）

万木草堂

辛卯（1891年）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而草堂颇有藏书，得恣涉猎，学稍进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师，结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自是学于草堂者凡三年。

（《三十自述》）

叁　奔走维新

公车上书

甲午年，客京师，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六月，日本战事起，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明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

（《三十自述》）关于公车上书的经过及其情形，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叙述说：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申，实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盖谓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使今日而能变法，犹可以免将来之祸；若今犹不变，则他日之患，更有甚于今者。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车上书记》以纪之。实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

（《戊戌政变记》）

强学会

为提倡新学，开通风气，1895年六七月间，梁启超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即《中外纪闻》）和强学会。梁在《三十自述》里记其事说：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

（《三十自述》）关于创办《万国公报》和强学会的经过，梁启超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说词中叙述说：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张，名曰《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然谣诼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是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鄙人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末由致力，办报之心愈切。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时务报》

1896年春，梁启超离京至沪，与黄遵宪、汪康年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记其一意办报的经过及与谭嗣同交游论学的情景：京师之开强学会也，上海亦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亦废。而黄公度倡议续其余绪，开一报馆，以书见招。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时务报》开，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其冬，公度简出使德国大臣，奏请偕行。会公度使事辍，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复奏派为参赞，力辞之，伍固请，许以来年往，既而终辞，专任报事。丁酉四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连衔奏保，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劄来，黏奏折上谕焉，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屡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辞。时谭复生宦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接席。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

（《三十自述》）

时务学堂

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前往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积极参与湖南维新运动。已而嗣同与黄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戊戌政变前，某御史胪举札记批语数十条指斥清室鼓吹民权者具摺揭参，卒兴大狱，嗣同死焉，启超亡命，才常等被逐，学堂解散，盖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矣。

（《清代学术概论》）

及进到时务学堂以后，谭壮飞先生嗣同、唐绂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起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同学们的“烟士披里纯”却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了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记得初开学那几个月，外面对于我们那个学堂都很恭维，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

（《晨报》蔡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丁酉秋，秉三与陈右铭、江建霞、黄公度、徐研甫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黻）丞等同承乏讲席。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

（《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

南学会

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先由巡抚派选本地绅士十人为总会长，继由此十人各举所知辗转吸引以为会员。每州每县皆必有会员三人至十人之数，选各州县好义爱国之人为之。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率官吏临会。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及学长□□□（原文此处为“□”，下同）等，轮日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将以半年之后，选会员之高等，留为省会之会员，其次者则散归各州县为一州一县之分会员。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也。当时所办各事，南学会实隐喻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喻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喻中央政府之规模。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皆务分权于绅士，如慈母之煦覆其赤子焉。各国民政之起，大率由民与官争权，民出死力以争之，官出死力以压之。若湖南之事势，则全与此相反。陈、黄两公本自有无限之权，而务欲让之于民；民不自知其当有权，而官乃费尽心力以导之，此其盛德殆并世所希矣。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虽全国瓜分，而湖南亡后之图，亦已有端绪矣。今并将启超所撰《南学会序》附载于下，阅者可以知立此会之宗旨焉：

岁十月，启超以湘中大夫君子之督责，辞不获命，乃讲学于长沙。既至，而湘之大夫君子，适有南学会之设，不以启超为不文也，而使为之序。序曰：

……夫所谓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者何也？即吾向者所谓齐万而为一，而心相构而力相摩而点相切而线相交。盖非是而一利不能兴，一弊不能革，一事不能办，虽曰呼号痛哭，奔走骇汗，而其无救于危亡一也。吾闻日本幕府之末叶，诸侯拥土者数十，而惟萨长土肥四藩者，其士气横溢，热血奋发，风气已成，浸假遍于四岛。今以中国之大，积弊之久，欲一旦联而合之，吾知其难矣。其能如日本之已事，先自数省者起，此数省者其风气成，其规模立，然后浸淫披靡，以及于他省，苟万夫一心，万死一生以图之，以力戴王室，保全圣教，噫或者其犹可为也。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今诸君子既发大愿，先合南部诸省而讲之，庶几官与官接，官与士接，士与士接，士与民接，省与省接，为中国热力之起点，而上下从兹其矩契，学派从兹其沟通，而数千年之古国，或尚可以自立于天地也，则启超日日执鞭以从诸君子之后所忻慕焉。

（《清代学术概论》）

保国会

1898年3月，梁启超因病离湘返沪，旋又入京协助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4月21日，梁启超在保国会第二次集会上发表演讲说：今日之会，惟诸君子过听，或以演说之事相督责。启超学识陋浅，言语朴呐，且久病初起，体气未复，无以应明命，又不敢阙焉以破会中之例，谨略述开会宗旨，以笔代舌，惟垂览焉。呜呼！今日中国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议论，与三岁以前则大异。启超甲午、乙未游京师，时东警初起，和议继就，窃不自揣，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则信者十一，疑者十九。退而尽然忧，睊然思，谓安得吾国中人人知危知亡，其必有振而救之者。乃及今岁，胶、旅、大、威相继割弃，受胁失权之事，一月二十见。启超复游京师，与士大夫接，则忧瓜分惧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则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谈及时局，则曰一无可言；语以办事，则曰缓不济急。千臆一念，千喙一声，举国戢戢，坐待刲割。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国先睡后醒论》，英人乌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国陆军统帅）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纵之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殆几于醒矣，而其论议若彼，其心力若此。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

然则，我士大夫之所以自放于无用之地，以求为消遣岁月之谋，甘为游民，甘蹈高丽之覆辙而不悟者，殆皆以无学会之故。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锲而不舍，金石镂之。群之习之，摩之厉之，荡之决之，策之鞭之。意者佛兰金仙，其犹有将醒之时；而曾惠敏、乌西里之言，不终不验耶？则启超馨香而祝之，跪膜而礼之。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第二次集说）《保国会演说词》］

请废科举

1898年5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梁启超自述》）

京师大学堂

1898年6月，梁启超参与订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他在《戊戌政变记》里记其经过：谨按自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办，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令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然其后犹以办理非人，成效难睹，盖变法而不全变，有法无人之弊也。

（《戊戌政变记》）

戊戌变法

1898年7月3日，梁启超得光绪帝召见，赏六品衔，令办译书局。同月，梁奏请设立编译学堂，得旨诏准。有关这段历史，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写道：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举通达时务人才一摺，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着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看具奏，钦此。

谨案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同日有御史黄均隆参劾黄遵宪、谭嗣同及启超，两疏并上。皇上于劾者置之不问，于荐者明发谕旨，其用人不惑又如此。

（《戊戌政变记》）谨案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敝，当有两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二者不可偏废也。然学校仅能教童幼之人，若年已长成，多难就学。而童幼脑智未启，学力尚浅，故其通达事理，能受学力，又每不如长成之人。且主持现今之国论者，在长成人而不在童幼人也。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故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中国旧有译出之书，详于医学、兵学，而其他甚少，若政治、财政、法律等书，则几绝无焉。且亦皆数十年前之旧本，西人悉已吐弃者，故不能启发才智，转移士论也。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开强学会于上海，倡译日本书之论，盖以日本与我同文，译之较易也。后强学会被禁，事遂中止。康复说张之洞筹款办之，张许诺而卒不办。至是，御史杨深秀上书言译书之要，梁启超以是日召见，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遂有是命。

（《戊戌政变记》）对于光绪帝允准设立编译学堂，并准毕业生徒学生出身，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评论说：谨按我国科举，向皆由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非皇上之圣明刚决，采择新法，岂能许之哉？

（《戊戌政变记》）

戊戌政变

1898年9月21日，政变爆发，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旋乘日舰逃亡日本。梁在《戊戌政变记》里记该日与谭嗣同分手情形：至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即谭嗣同——编者注）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

（《戊戌政变记》）

肆　域外流亡

流亡日本

哀时客哀时客：梁启超在日本时的笔名。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夫兵学、艺学等专门之学，非舍弃百学而习之，不能名家，即学成矣，而于国民之全部，无甚大益。故习之者希，而风气难开焉。使多有政治学等类之书，尽人而能读之，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其所成就，岂可量哉？今者余日汲汲将译之以饷我同人，然待译而读之缓而少，不若学文而读之速而多也，此余所以普劝我国人之学日本文也。

或问曰：日本之学从欧洲来耳，而欧学之最近而最精者，多未能流入日本，且既经重译，失真亦多，与其学日本文，孰若学英文矣。答之曰：子之言固我所知也。虽然，学英文者经五六年而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犹未必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如久餍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果腹矣，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且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先通日文，以读日本所有之书，而更肄英文以读欧洲之书，不亦可乎？吾之为此言，非劝人以不必学英文也，特于学英文之前，不可不先通日本文云尔。或又问曰，子言学日本文如此其易也，然吾见有学之数年而未能成者，甚矣吾子之好诳也。答之曰：有学日本语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学日本文之法，三者当分别言之。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余之所言者，学日本文以读日本书也。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虚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余辑有《和文汉读法》一书，学者读之，直不费俄顷之脑力，而所得已无量矣。此非欺人之言，吾同人多有经验之者。然此为已通汉文之人言之耳，若未通汉文而学和文，其势必至颠倒错杂瞀乱而两无所成。今吾子所言学数年而不通者，殆出洋学生之未通汉文者也。问曰：然则日本语可不学欤？曰：是何言欤？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而言语之互通，实为联合第一义焉。故日本之志士，当以学汉文汉语为第一义，支那之志士，亦当以学和文和语为第一义。

（《论学日本文之益》）今我国士大夫学东文能读书者既渐多矣，顾恨不得其途径，如某科当先，某科当后，欲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书当先，某书当后，某书为良，某书为劣，能有识抉择者盖寡焉。同学诸子，怂恿草一书以饷来者。自念浅学如余，未尝能通其语，入其学校，非惟专门之学一无所得，即普通之学亦未遍习，以门外人而语宗庙百官之美富，适为知者嗤而自点耳。虽然，其留学斯邦诸君子，或功课繁剧，无暇从事，或谦让自持，率不操觚，今我不述，则恐更阅数年，而此种书尚不能出现于我学界，斯宁非一恨事欤？是用不揣固陋，就所见及者草为是篇。虽无大裨于时彦，抑不至贻误于后生，是所差堪自信者耳。

（《东籍月旦·叙论》）到第二年就碰着戊戌之难，我亡命到日本。蔡公蔡公：即蔡锷，字松坡。和他的同学十几个人，不知历尽几多艰辛，从家里偷跑出来寻找。……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唐先生：指唐才常，湖南浏阳人。一八九九年自立军起义时被俘就义。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哪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唐先生死去大半。

（《护国之役回顾谈》）到了戊戌政变，时务学校解散，我亡命到日本。当时那些同学，虽然受社会上极大的压迫，志气一点不消极。他们四十人中有十一人相约出来找我，可是并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他们冒了许多困难，居然由家里逃出来跑到上海。可是到上海后一个人不认得，又费了许多手续，慢慢打听，才知道我的住址，能够与我通信。后来我听说松坡到上海住在旅馆的时候，身上不多不少只剩下一百二十个有孔的铜钱。他在还没有得到我的回信之前，也曾进南洋公学，在那里一个多月。其后我接到他们的来信，凑点盘费，让他们到日本来。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正是一个亡命的人，自己一个钱都没有，不过先将他们请来，再想方法。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功课是叫他们上日本学堂。我除了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大家读书作札记之外，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预备日本话同其他几种普通学——如数学。这样的生活前后有九个月的时间。

（《蔡松坡遗事》）

创办《清议报》

1898年11月11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不得已停办。

（《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关于《清议报》创办三年的具体经历和特色，1901年11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总结说：《清议报》之特色有数端：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变，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唯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有《饮冰室自由书》，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有《国家论》、《政治学》案，述近世政学大原，养吾人国家思想。有章氏《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有《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扬子江》、《中国财政一斑》、《社会进化论》、《支那现势论》等，皆东西名著巨构，可以借鉴。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夏威夷之旅

1899年12月，梁启超去日本，往美洲，居檀香山半年。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国维新会之设，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间，美洲人招往游，应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岛，其地华商二万余人，相絷留，因暂住焉，创夏威夷维新会。适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

（《三十自述》）有关此次游历经过，梁在《夏威夷游记》一文里记载道：西历十二月十九日，始发东京。……二十日正午，乘香港丸，发横滨，同人送之于江干者数十人，送之于舟中者十余人，珍重道别。午后一点，舟遂展轮。

三十一日，舟抵檀香山，午后两点登岸。……舟将及岸，忽闻岛中新有黑死疫病，经过之客，不许登岸，而埠中华人，不许越雷池一步。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无知者，一人独行，言语不通，甚苦之，于是投亚灵顿客寓中暂居。夕间，同志已闻余之来，其不在禁限内者，有数人来谈。

西历一千九百年正月一日，寓亚灵顿旅馆，岛中同志来访者十余人，相见，咸惊喜出意外。午间，偕十余人同往观华童学校。……吾邦领事某，闻余之来，惊惧失措，移文外务请放逐；即不尔，亦请监察，不许有举动。外务辞以无名。盖檀岛近已归美属，一切从美例。凡足迹踏本岛之地者，即应享有本岛人一切之自由，非他人之可侵压也。

四日，数日以来，埠中乡人纷纷咸集，询问国事，日不暇给。

六日，同志诸君，为僦一屋于嘛街。是日始迁寓，数人同居，护卫出入。

七日，檀岛政府以防疫故，始火我华民所居铺屋。初议有病疫者之家火之；其后则议一家有疫，殃及左右两邻；其后又议一家有疫，火其全街，禁令一日数变。又以防疫故，禁止集会，虽礼拜堂、医院，亦一概停止。故余到此经一来复之久，不能得演说之地，殊为怅然。是日同志十余人，集于保皇会总理黄君之宅，共议论国事。

（《夏威夷游记》）

澳洲募捐

1900年，勤王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旋因澳洲保皇会之邀，游澳半年。

有关他游澳洲期间奔走会事和募捐的情形，梁启超在1901年4月17日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说：初来时，睹外貌情形，以为最少亦当得五万左右，不意美利伴自弟子行后，即以风流云散。盖美利伴人之热闹，非为中国也，乃为乡谊（皆四邑人）耳。雪埠初时以为梅党可抚，乃竭全力以图之，终不能得一文，仅原有值理加捐一次，得千镑而已。嘎特列一埠书捐者四十余镑，至今一文不交，屡信往催，置若罔闻。孖剌一埠书捐得八十余镑，仅交十余镑，余皆无着。鸟修威省埠系三处，得三百余镑，现收者二百余。计汇岛处，一次系美利伴款七百镑，一次系雪梨款一千镑，其西粤款度三百镑左右，计二千镑。因接尊电后，勉筹三百镑还紫珊，亦雪值理所加捐也。续得孝入桂之电，再行加捐，仅得二百镑矣。而雪梨已加捐至五六次，人心倦极矣。而此外车费、电费、供养费、归国船费，因弟子来而用者，亦不下千镑以外，雪梨人之热力而耐久不衰，真可敬也，然亦已到极点矣。

至各处埠仔不去之故，非由弟子畏劳，亦非恋学误事，盖凡其埠无心来请者，往亦不能开会。即开会，亦无款可收，嘎特列、孖剌乃其前车。即以鸟修威数小埠而论，其无心来请，顺道勉强一往者，每埠皆不能过十镑，犹且不交，如此，虽往何益？不惟无益而已，各埠皆散处，相距动辄数百英里，弟子每行除罗昌外，最少必须以本地一人随行，三人之车费，每到一地动二三十镑，皆须由雪梨人出之，既明知其去而无益，得不偿失，则不惟雪梨人有难色，即弟子亦何心出此耶。即如鸟丝纶，本一大岛也，人数亦有二三千，然遍布环岛十余埠，须在途中四五十日，乃能遍历之。以三人四五十日之途费，非二百镑不能办，雪梨人安能有此力量。而彼既无意来请，所得渺茫，弟子断不能强雪人以所难也。鸟丝纶一省如是矣，若遍历五省，费几至六七百镑。若雪人能捐此，则弟子宁以此汇归充用，不欲以为孤注焉矣。此所以久处雪梨，不往他处之实情也。既以决归矣，归途经坤士兰、泼打云两省，已先遣鲍炽早半月往布置，或冀能有一两处开会者。然能否未可知，即能，亦不能过五六百镑也。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与夫子大人书》）

《新民丛报》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先后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对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辛丑之冬，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禅。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清代学术概论》）

组织政闻社

1907年夏秋间，梁启超在日本发起组织政闻社。他在《初归国演说辞》里记其事说：及丁未夏秋间，与同人发起政闻社，其机关杂志，名曰《政论》，鄙人实为主笔。政闻社为清政府所封禁，《政论》亦废。

（《初归国演说辞》）关于政闻社成立的缘起，梁启超在《政闻社宣言书》中指出：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矣，又知政府之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巨者，非国民而谁。吾党同人，既为国民一分子，责任所在，不敢不勉，而更愿凡为国民之一分子者，咸认此责任而共勉焉。此政闻社之所以发生也。

吾党同人，诚有反对专制政体之意思，而必欲为正式的表示，而又信我国民中其同有此意思同欲为正式的表示者，大不乏人。彼此皆徒以无表示之机关，而形迹几同于默认。夫本反对而成为默认，本欲为立宪政治之忠仆，而反变为专制政治之后援，是自污也。夫自污则安可忍也？此又政闻社所由发生也。

我中国国民，久栖息于专制政治之下，倚赖政府，几成为第二之天性。故视政治之良否，以为非我所宜过问；其政治上之学识，以孤陋寡闻，而鲜能理解；其政治上之天才，以久置不用而失其本能。故政府方言预备立宪，而多数之国民，或反不知立宪为何物。政府玩愒濡滞，既已万不能应世界之变保国家之荣，而国民之玩愒濡滞，视政府犹若有加焉。于此之时，苟非相与鞭策焉提挈焉，急起直追，月将日就，则内之何以能对于政府而申民义，外之何以能对于世界而张国权也。则政治团体之责也。此又政闻社之所由发生也。关于政闻社所持之主义，梁启超提出有四点：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曰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政闻社宣言书》）

《国风报》

1910年2月，梁启超创办《国风报》，以推动国内立宪运动。最近乃复营《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唯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十年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

（《初归国演说辞》）

立宪与革命

对于自己多年从事的立宪运动，梁启超认为是与孙中山领导的排满革命并行不悖的，目标是一致的。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两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政，不屑复为救正，唯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

（《初归国演说辞》）

台湾之游

昨二十八日抵台矣。沿途水波不兴，虽深畏海行如明水先生者，亦饮啖胜常，致可喜也。前日舟掠温台界而南，遥望祖国，青山一发，神往久之……

舟入鸡笼，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幸首涂前先至东京，乞取介绍书，否则将临河而返矣。台湾乃禁止我国人上陆，其苛不让美、澳，吾居此十年，而无所知，真梦梦也。

……

鸡笼舟次，遗老欢迎者十数；乘汽车入台北，迎于驿者又数十。遗民之恋恋于故国，乃如是耶，对之唯有增恧。

顷行矣，归舟所满载者哀愤也。舟中西望故国，岂惟慨叹，直不寒而栗耳。此行所最生感者，则生计上之压迫是也。一受此压迫，殆永劫无摆脱之期。吾于全台，游历过半，见其一切日用品，殆无不来自日本，即如所穿之屐及草履，所食之面及点心，皆然。举其小者，大者可推矣。中国货物，殆杜绝不能进口，保护关税之功用，其可畏有如此者。台湾本绝无工艺品，而中国货则税率殆埒其原价，其舍日本货外更无可用亦宜。而日本货之价，亦远贵于日本本境。以物价比例于劳庸，则台湾物价之昂，盖世界所罕见也。以故台湾人职业虽似加于昔，每日所得工钱虽似增于昔，然储蓄力乃不见其增而唯见其减。就此趋势推之，其将来岂堪设想！而还顾我祖国，其将来又岂堪设想也！

吾兹行之动机，实缘频年居此，读其新闻杂志，盛称其治台成绩，未尝不愀然有所动于中。谓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数年以来，又往往获交彼中一二遗老，则所闻又有以大异乎前，非亲见又乌乎辨之，此兹行所以义不容已也。大抵兹行所亟欲调查之事项如下：

一、台湾隶我版二百年，岁入不过六十余万，自刘壮肃以后，乃渐加至二百余万，日人得之仅十余年，而频年岁入三千八百余万，本年预算，且四千二百万矣。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内地各省若能效之，则尚何贫之足为忧者。

二、台湾自六年以来，已不复受中央政府之补助金，此四千余万者，皆台湾本岛之所自负担也。岛民负担能力，何以能骤进至是？

三、台湾政府前此受其中央政府补助数千万金，又借入公债数千万金。就财政系统言之，则台湾前此之对于其母国，纯然为一独立之债务国，今则渐脱离此债务国之地位矣，此可谓利用外债之明效大验也。吾国外债可否论方喧于国中，吾兹行将于兹事大有所究索。

四、台湾为特种之行政组织，盖沿袭吾之行省制度，而运用之极其妙也。吾国今者改革外官制之议，方哓哓未有所决，求之于彼，或可得师资一二。

五、吾国今后言殖产兴业，要不能不以农政为始基。闻台湾农政之修，冠绝全球，且其农事习惯，多因我国，他山之石，宜莫良于斯。

六、台湾为我领土时，币制紊乱，不可纪极。日人得之，初改为银本位，未几遂为金本位。其改革之次第如何，过渡时代之状态如何，改革后之影响如何，于我国今日币制事业，必有所参考。

七、日本本国人移殖于台湾者，日见繁荣。今日我国欲行内地殖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诸地，其可资取法者必多。

八、台湾之警察行政，闻与日本内地系统不同，不审亦有可以适用于我国者否？我国旧行之保甲法，闻台湾采之而卓著成效，欲观其办法如何。

九、台湾之鸦片专卖事业，自诩为禁烟之一妙法，当有可供我研究者。

十、台湾前此举行土地调查，备极周密，租税之整理，其根本皆在于此，何以能行而民不扰？又其所行之户口调查，系适用最新技术，日人自夸为办理极善。今者日本本国将行国势调查，即以为法，欲观其实际详情如何。

（《游台湾书牍》）

伍　政海沉浮

结束流亡回到京城

1912年11月16日，梁启超结束14年海外流亡生涯，自日本神户乘舟返抵天津。三日来无一刻断宾客（唐绍仪及前直督张锡銮皆已来谒，赵秉钧、段祺瑞皆派代表来），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张謇、黄兴皆候三日，因初十在湖北开国纪念，彼等候至初七不至，遂皆往鄂耳。汝所发电报，误初五为初三，故自初二日各人麇集，客邸俱满，诸熟人向荷丈戟手唾骂，谓误电害人，统计所核，将及十万，要荷丈赔偿损害云云，然正以此，故今日各人次第归京（人人盘费皆竭），此间又稍得清静也。（明日礼拜六，又将纷纷来矣）连日赴共和、民主两党欢迎宴及演说会，又地方官纷纷请宴，应酬苦极。寓中则分三处，客厅无时不满，大约总须十日后，乃能回复秩序也。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已定，举黎为总理，吾为协理，张、伍、那皆退居干事，大约一月内（现甚秘密）成立发表，国民党亦曾来交涉，欲请吾为理事，经婉谢之，彼必愤愤，然亦无如何也。入京期尚未定，项城颇盼速往，吾约以两旬后或竟俟新党成立后乃往，亦未可知。此间屋小不敷住，一月后或将迁居，然总住津，不住京也。

（民国元年十月十一日《与娴儿书》）1912年11月28日，梁启超入京，居十二日，备受各界欢迎。到京四日矣。应酬之苦，殆绝非言语所能形容，若常常如此，真不复知有生之乐矣。各种情形，报中略载一二，已由汝两叔汇寄，想既收到。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员自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旧官吏如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沈秉堃之流，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钟谈话为约，自馀则五分钟，自馀则旅见而已。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无法也。每日必有演说，内中以报界欢迎会、民主党欢迎会、共和党欢迎会三处为最长，想在报中次第见之。此三次演说，其势力之伟大，未可量也，然演说时亦颇劳苦矣（民主党演说至三时之久，喉几为哑）。尚有直隶公民会、广东公会、北京商会、军警俱乐部，皆须排日欢迎，欲稍过此即逃避出京，不然精神支持不及也。广东公会过半数皆同盟派，前曾削籍，今乃欢迎，亦大异事。此次最奇者，同盟派各报馆噤若寒蝉，中有一二且致赞美之辞，国民心理之趋势，可窥一斑。两党合并成立后，势未可限也。要之，此行为国中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矣。初时总统府为我预备行馆，吾两党同志谓以个人资格受社会欢迎，不宜受政府特别招待，以授人口实，故别借一宅，以作寓所。吾十年来，颇思念北京房子，谓为安适，今乃大觉不便，汝二叔更大攻击，吾初亦有迁居北京之意，今不复作此想矣。非惟房屋不佳，即应酬亦不了也。总统处密谈一次，赴宴一次，仍虚与委蛇而已。吾虽极忙，然居然已一逛琉璃厂（其中一书贾呼吾为老叔，言吾前此常向其父买书云，可笑之至，彼亦在店中盛设欢迎，陈列无数宋本书，请观，迫得我亦随意买一二闲书，亦费百数十矣），已为汝购得《东坡集》、《韩柳合集》，汝现在方治他学，暂不寄，何如？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与娴儿书》）今日居然返天津矣。在京十二日，可谓极人生之至快，亦可谓极人生之至苦，今拉杂为汝告，可据禀重堂。大概情形，各报俱载，汝叔闻已按日寄返，想已见。一言蔽之，即日本报所谓人气集于一身者，诚不诬也。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唯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旧立宪党皆以自己主张失败，嗒然气尽，吾在报界欢迎会演说一次，各人勇气百倍，旬日以来，反对党屏息，而共和、民主两党，人人有哀鸣思战斗之意矣。国民党经此刺激，手忙脚乱，其中大部分人皆欲来交欢，其小部分则仍肆攻击，党中全无统一，狼狈之态尽露。彼党不开欢迎会，则恐为人所笑，开会则有一部分暴乱分子，更恐闹笑话，卒至会议数日，决意欢迎，而相约不许有暴动。彼党欢迎之日，吾党人多忧虑，劝勿往，吾则决然往，实则彼之主席（孙毓筠主席，其人乃老同盟会员，前任安徽都督者也）述欢迎词，亦极诚恳，吾一场演说，更令彼人人感动。其后胡瑛继起演说，语亦极挚，此真出意外也。吾在京旬日，无一日不演说，吾素不善演说，然在中国内，人人几以为闻所未闻，咸推我为雄辩家，中国人程度亦太可怜矣。吾每演说一次，则增一次效力，吾党之热心，达于沸度矣。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夏穗卿丈引《左传》言，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盖实情也。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在京十二日，而赴会至十九次之多，民主、共和党各两次（一次演说会，一次午餐会），统一党、国民党各一次，其他则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国学会政治研究会）、商会，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北京商会等，吾既定本日出京，前日则各团争时刻，以至一日四度演说，若再淹留，则不知何日始了也。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得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政界在焉，报界在焉，各党在焉，军人在焉，警界在焉，商界各行代表在焉，蒙古王公在焉，乃至和尚亦到十余人。（内中有一和尚，汝叔谓为酷似鲁智深，吾不知汝叔几时曾见智深也。）杂沓不可名状，可谓自有北京以来，未有之奇观矣。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麇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吾演说最长者，为民主党席上，凡历三时，其他亦一二时，每日谈话总在一万句以上，然以此之故，肺气大张，体乃愈健。又每日坐车总有数时，车中摇动，如习体操，故胃病若失。可惜者，每日不得饱食（治胃病甚好），盖各团皆请食西菜，日日望得食一京菜，而不可得也。最舒服者，来往皆坐专车，吾国火车本优于日本，专车则有客室，有睡房，此后来往京津间，皆坐专车，此亦各国所未有，而在共和国尤为笑话，亦只得安享之而已。……到京十日，稍添衣服买器物，已费去五六百金，各种食用车马费在外，盖皆由别人供应也。各省都督纷纷电迎，黎宋卿派人来迎，不日将到，然吾必稍安息乃行也。吾逛琉璃厂已两次矣，买得许多古玩（一两日内托船主带返），赏诸孩并赏家中诸叔及诸姑，唯无一物赏汝者，赏汝一部苏集，然仍拟留在此间，汝若气不忿儿，则迟日寄汝亦得。项城月馈三千元，已受之，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

（民国元年十一月一日《与娴儿书》）

加入共和党

1913年2月24日，梁启超正式加入共和党。是日，他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记其入党的原因和当时的情形说：吾顷为事势所迫，今日已正式加入共和党，此后真躬临前敌也。计议员以二百八十八人为半数，吾党顷得二百五十人，民主党约三十人，统一党约五个人，其余则国民党也。三党提携已决，总算多数，惟吾断不欲组织第一次内阁，或推西林亦未定耳。借款各路俱绝，政局危险不可言状，此时投身其中，自谋实拙，惟终不能袖手奈何？

（民国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与娴儿书》）

宋教仁案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站车站被袁世凯派人刺杀，梁启超当时因与袁关系密切而遭怀疑。吾多日来为政界恶现象所刺激，心颇不适，然每得汝书，及作书与汝，总算一乐事也。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袁，第二则我云。此间顷加派警察，保护极周，将来入党后更加严密，吾亦倍自摄卫，可勿远念。南行则决作罢论矣。合党事中变与否，尚未可知，吾则俟一切整备发表时乃入都。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东中游观之乐，只劳梦想耳。今日往友人处看了一日古董稍解烦襟。

（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与娴儿书》）汝曹勿见此等消息而日为我忧。此间都督及巡警适已加派人来，吾入京时，车中一切已布置严密，入京后则派宪兵数人护从，必无他虞。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吾生平皆履险如夷，吾行无险诐，决不召险，感应之理最可信也。汝但宽怀，勿缘忧我废学致病，则我大慰耳。

今日又瞎忙了一日，自早起至今，未尝一刻断客，顷已一时半矣，乃须埋头作文，精神惫倦已极，从何作起，而所立须作者，乃新党之宣言书也，真苦极矣。吾对于新党不欲积极负责任，今思得一颇妙之位置（原议袁为总理，黎与吾为协理，吾今决辞，仅设一总、一协，别设参事长吾任之，参事乃咨询机关，网罗全国中有名望之人，如前清督抚，及现任都督皆在焉，本不设，吾今欲此，故设之），不审众人许我否，若不许我，则我将不复与闻也。现状实无可为，新党亦决办不好，吾既不能置身事外，又不值得与之俱毙，故处此职可以立于半积极半消极之地位耳。吾性质与现社会实不相容，愈入之愈觉其苦，处此地位可以不常居京，计良得也。刺宋之人，胪列多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与娴儿书》）

党争

自归国以来，梁启超积极活动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以与国内第一大党国民党竞争。4月间，梁在写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披露了他在党争中的心境。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党人多丧气，吾虽为壮语解之，亦复不能自振。）吾复有他种刺心之事，不能为汝告者，吾心绪恶极，仍不能不作报中文字，（报却可作乐观，已销万五千份矣，个人生计良得也。）为苦乃不可状。执笔两小时乃不成一字，（催稿急于星火）顷天将曙，兀兀枯坐而已。吾每不适，则呼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忧也。汝何故数日无书来，何不述家中可喜之事一告我耶？惟汝断不许缘忧我之故而荒学或致病，果尔是重吾忧也。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汝毕业归，两事皆可助我矣。若能如此，真如释重负，特恐党人终不许我耳。（所谓党人者共和党也。民主鬼吾恨之入骨。）当失意时更不能相弃也。作今日之中国人安得不受苦，我之地位更无所逃避，诗云：“夭夭沃沃，乐子之无知。”最可羡者，思庄、思达辈耳。

（民国二年四月十八日《与娴儿书》）吾昨日不尝有书与汝，谓将闭户数月耶？吾昨日有书入京，谓新党成立后，吾不复与闻党事，盖愤极民主党诸人之所为。有激而出此，不料此书到京，三党党员大哗，（总统府闻此仓皇失色，吾本以该信登报，总统府立刻乞求各报勿登）今日有数十人来津哀求，吾尚未应之，然大约不能终隐，生成苦命无如何也。现出处尚未定，若能脱身，固所大幸耳。

（民国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与娴儿书》）吾前思杜门养晦，实属梦想。数日来以吾微示隐退之意，三党议员大哗，各党本部狼狈异常，民主党二三狂傲之辈几受殴击，今来津劝驾者，前后数十人，在义在势皆不能辞，二三日后又须入京矣。

（民国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与娴儿书》）党事本欲脱卸，然势相迫不能休，真有风利不得泊之感也。顷复允受任，日间又须入都矣。荷丈佛丈前皆极沮吾与闻党事，今亦谓不能脱卸，此无如何也。要之生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则更无所逃避矣。佛、荷诸公愤世已极，（信未发适得北京电话，今日众议院议长又举不成，大约局面破裂即在目前。汝归来欲入京一游，恐亦未必能也，可叹，可痛！）终日相对惟作悲观语，悲不可解，则寄情于游乐，吾三日来未作一正事也。吾当有事可办时，不甚思家，稍闲闷则念汝曹不置，今越三来复即见汝，吾亦至欣想也。

（民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与娴儿书》）

辞官

1914年2月，因遭北洋军阀排挤，梁启超在任司法总长五个月后辞去该职务。2月19日，他在与司法部部员举行的谈话会上讲了辞职的原因：为呈请辞职事。窃启超以一介书生，未谙从政，承大总统特达之知，拔授今职，夙夜祇兢，思竭绵薄，勉输蟁负之愚，冀试铅割之用。乃平居所怀理想，按诸事实，而多不可行；赋性本属迂疏，责以繁剧，而罔能为理。以故尸位既久，建白毫无。言夫国务，既不能赞画远谟，弼成治理，而肤阔持论，徒荧吏士之听闻；言夫部职，复不能廓清积习，善用法权，而冤滞繁兴，反益闾阎之愁叹。先哲不云乎，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启超奉职至今，抚躬自课，不胜艰巨，固已昭然，若犹昧避贤之规，必致贻覆之诮。为此沥陈下情，敬恳俯予辞职，则曲全之德，当图报于弗谖，而积咎之躬，庶晚盖之有自。临笺悚息，待命屏营，谨呈大总统。

（《辞司法总长职呈文》）1914年12月，梁启超又向总统袁世凯提出辞去币制局总裁职务。有关他出任币制局总裁的初衷以及最后自劾而去的经过，梁在《余之币制金融政策》一文里说道：自吾居东时，好扼腕论天下事，辄以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莫先于整理货币，流通金融，谓财政枢机于兹焉丽，国民生计命脉于兹焉托也。去岁在政府曾屡有所建议，然大难甫戡，百事未遑，重以笾豆司存，庖俎难代，故仅参末议，以成所谓《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冀为设施之依据云尔。未几承乏币局，颇奋然思有所以自效，其间与各地方事实相接既多，每有触发，以增其所信，窃自谓所孜孜规划，尚不谬于学理，不远于情实，虽然吾竟一无所设施，以至自劾而去，而局亦随之而撤，吾之政策适成为纸上政策而已。若问曷为不能设施，则吾良不知所对，吾唯知吾才力之不逮已耳。顾吾所能信者，中国若荷天之庥，不至灭亡，则后之当斯局以成斯业者，其于吾所规划恐不能大有出入，吾惟祝此规划不待至异域之人代我行之，斯国家无疆之福也。夫以吾之摇笔弄舌，以论此项政策者垂十年，今亦终于笔舌而已，则夫政策论之在今日，其价值能几，盖可想见，岂惟币制，凡百皆若是耳。

（《余之币制金融政策》）

厌恶政党生活

在这种状态之下，于是乎我个人的出处进退发生极大问题。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却没有奉派军阀在内）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简单说许多部分人太息痛恨于共党，而对于国党又绝望，觉得非有别的团体出来收拾不可，而这种团体不能不求首领，于是乎都想到我身上。其中进行最猛烈者，当然是所谓“国家主义”者那许多团体，次则国党右派的一部分人，次则所谓“实业界”的人。（次则无数骑墙或已经投降党军而实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军阀。）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他们因为团结不起来，以为我肯挺身而出，便团结了，所以对于我用全力运动。除直接找我外，对于我的朋友、门生都进行不遗余力，（研究院学生也在他们运动之列，因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多半是学生。）我的朋友、门生对这问题也分两派：张君劢、陈博生、胡石青等是极端赞成的，丁在君、林宰平是极端反对的。他们双方的理由，我也不必详细列举。总之，赞成派认为这回事情比洪宪更重大万倍，断断不能旁观；反对派也承认这是一种理由。其所以反对，专就我本人身上说，第一是身体支持不了这种劳苦，第二是性格不宜于政党活动。

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却是白天的学校功课没有一天旷废，精神依然十分健旺。）但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张，（我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在储才馆、清华两处讲演我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最近几天，季常从南方回来，很赞成我这个态度。（丁在君们是主张我全不谈政治，专做我几年来所做的工作，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我再过两礼拜，本学年功课便已结束，我便离开清华，用两个月做成我这项新工作。（煜生听见高兴极了，今将他的信寄上，谅来你们都同此感想吧。）

（民国十六年五月五日《给孩子们书》）

陆　护国战争

敬告国人

吾有数语，普请读吾此文者深为留意。其一、当知吾非故为抨击袁氏以煽动革命。何以故？以吾生平最惮言破坏，深不愿国中频有革命之举。吾历年言论可以证明故。其二、当知吾非有私怨于袁氏，而诋之以泄愤。何以故？以吾与袁氏近数年来，私交尚称亲善，袁氏至今，犹费苦心欲引我与彼共事，吾于袁氏历年常尽友谊以相扶助、相匡救，直至一月以前，犹未改此度故。其三、当知吾并非怀挟党派成见。如彼带着色眼镜者，漫然以不精确之观察，横发异论苛责袁氏。何以故？以吾生平不好为率臆之言，偏执之论。且吾数年来政治上之立场，比较的实可称为袁氏之友党，与袁氏绝无党派上先天的恶感情故。且吾与袁氏共事数年，常平心以观察其为人精细不怠，从未尝敢专凭主观，苛相责备故。其四、当知吾非缘反对帝制后与袁氏有隙，而始不满于其人。何以故？以吾本以不信任袁氏故反对帝制，并非以彼称帝故然后不信任袁氏，不容倒果为因故。其五、当知吾本文所论袁氏，绝非吾一人之私言。何以故？吾尝遍征国中各党派中有识者之意见，无不从同，下逮贩夫走卒，虽口不能言，心亦同感。及至袁氏数十年来共事之亲友，其稍有血气，稍有常识者，莫不与我同一殷忧，同一痛叹。吾此文所论，实可谓全国最大多数人之共同心理，特借吾笔以宣泄之。吾敢力信，吾敢以良心，敢以名誉，作保证故。

（《袁世凯之解剖·引论》）启超实国中最爱平和惮破坏之一人也。当元二年之交，国论纷拏，启超惧邦本之屡摇，忧民力之徒耗，颇思竭其驽骀，翼赞前大总统袁公，亟图建设，以为以袁公之才而居其位，风行草偃，势最顺而效最捷，但使能开诚布公，正权纳轨，顺应世界大势，调节社会新潮，则致国安荣，功可操券。故当正式内阁之建，勉列阁员，力图共济。乃与袁公共事数月，渐觉其别有肺腑，非能先公而后私。乃辞职后静观两年，愈惧夫纵彼顽凶，必且覆邦而沦种。夫处今日文明竞进之世，而行中古权谲残刻之政，外袭众建之名，内蹈专欲之实，黜全国之智，箝全国之力，涸全国之资财，摧全国之廉耻，而以资一时便安之计，成一姓篡窃之谋。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取子毁室，率兽食人。循此迁流，更阅年载，则人道且将灭绝于中国，而中国更何由自。存于世界者？畴昔仁人志士，以前清失政，危及国民，匡救既穷于术，不得已乃起而厘革之，而共举此旧邦新命以托诸袁公。袁公不务涤瑕秽，与民更始，效尤季清，抑加厉焉。前劳既虚，后望更绝，于是国人乃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国家益儳然不可终日。启超与袁公谊既亲旧，事共艰危，诚不忍睹其自裂身名，且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三年以来，直谏巽语，调护维持，矢志靡他。吾才既竭，洎夫帝制议兴，败棋劫急，犹复垂涕而道，至再至三。曾是昏迷，终不寤听，明干国宪，悍仇民岩。西南诸镇，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启超虽驽下无似，为大义所驱，不敢不黾勉以从诸君子之后，今亦既杖策在军中矣。操戈于室，不祥莫大；杀机既动，其血玄黄。净洗甲兵，未卜何日；言念前途，惄焉如捣。虽然戎首袁公，非吾曹也，试思以袁公之所为，求袁公之所欲，而谓能使中国毋乱，其谁信者？纵彼及身能勉维现状，然人生安能无死？彼一旦死，厥状且将何若？吾知无论何人，闭目以思及将来，应皆不寒而栗。盖袁公在国中播种恶因，既深且广。我国民终当刈此恶果。穰穰浩劫，无可逃避，所争者早暮耳。而袁公多擅政一日，即恶因之广深多增一度，以凋残垂尽之元气，更日日加以削伐，不一二年行将澌灭而无复余，其时欲更求负荷世难之人，恐不可复得。则唯有一任悍卒流寇，从横起灭，为无意识之破坏，相寻不已，驯至劳外力，代我收拾，则国家真永沉九渊，云何能拔？譬犹病痈，终须一割。割为险着，夫谁不知，然割较早则险较微，割愈迟则险愈剧。养而不割，及其自溃，虽有扁鹊，技无复施。故虽以夙耽溺于平和之梦，如启超者，几经踌躇审顾，惩前毖后，遂不得不毅然决然挥泪沥血从诸贤之后，以与袁公相见于疆场。

凡欲以死中求生，亡中求存，而绝非有所争于意气，有所贪于权位，此虽不必哓哓然向人自白。然万不得已之苦心，固愿剖而捧之，以与天下共见也。若夫前途肃清之略，与建设之猷，千险万艰，固意中事，然国人则安能有所惮而委置不顾者，须知不能不解决之问题，既已临头，无论如何屯窘，终须以自力解决之。委心任运，运其任我耶。以启超所见，则谓险固诚险，艰亦诚艰，然何至遂无可为？我国民固自有天赋之特长，我国家亦不乏雄飞之缘会，徒以生息于恶政治之下，窒其本能，梏其发展，以有今日。及今努力拔此病根，安见种种忧虞，不遂迎刃而解，此真国人所宜审择而兴奋者也。

至如启超者，树德本浅，更事尤希，抑何足以为国家轻重。惟痛念频年以来，颇不免缘党派偏见，误断事理，间接以酿国家隐患，中间又尝以悲观弛惰，自荒匹夫之责，致国民活力，生一部分之损耗。今以国脉安危，迫于眉睫，不敢不沉痛忏悔，请献此身，以图自赎。微诚所贯，舍命不渝。功不敢承，罪不敢避。国之君子，其有同兹感痛者乎？相与提挈于其前，而督责于其后，岂惟启超庶免于戾，即国家其将利赖之。

（《在军中敬告国人》）

进京劝说

民国三年年底，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我们觉得有和他脱离关系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广东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几个月的乡间家庭生活。那年阴历端午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玩耍，正值冯华甫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不料我们要讲的话，袁世凯都先讲了，而且比我们还痛切，于是我们以为他真没有野心，也就罢了，华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读我的书。

帝制问题之发生，其表面起于古德诺之论文及筹安会，实则酝酿已久，而主动者实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数辈，于全国军人官吏无与，于全国国民更无与也。先是去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而冯将军国璋遣人来言，谓此问题已有发动之兆，相约入京力争。六月遂北行，往京旬余，晤袁氏数次，袁氏语我及冯将军，皆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恳切，冯将军据以宣布于各报，谓此议可暂寝矣。

（《梁启超自述》）有关他与冯国璋一道北上觐见袁世凯的经过，梁启超晚年在与学生的交谈中也作过详细追述，他说：袁项城拒谏饰非，作伪术之巧妙，登峰造极，古今无可伦比。时帝制论已尘嚣全国，冯华甫（国璋）自南京来津，邀余同往作最后之谏诤。华甫曰：“我之辩说远不如子，子之实力亦不如我。必我与子同往，子反复予以开导，而我隐示以力为子后盾，庶几千钧一发危机可挽。”余诺之。乃尽一日夜之力，密草谏说纲要，至数十条，竭尽脑汁，凡可成为理由者，无不备举，欲为垂绝之国运，亿万之生灵，打最后之一针。及二人联翩至新华宫，项城闻吾等至，喜动颜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陈述，项城先笑曰：“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作皇帝者，究思作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作万代皇帝而无穷乎？”余与冯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乃喟然叹曰：“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余与冯四目相视，嗒然如伤，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袁诸子环立侍宴，幼小者乳媪襁褓侍，袁忽变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许豚犬，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为别人作鱼肉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余与冯迄辞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

（《梁启超自述》）

拒绝袁世凯的贿赂

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消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圆，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者语塞而退。观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当时各省劝进之文，及北京各报馆鼓吹之论，皆由利诱威逼而来，无一出自本心也。其时余尚有数函致袁氏，苦词力谏，袁遂不听，但袁方欲收揽人心，不肯兴大狱，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无从加害于余，然侦探固日日包围于吾侧也。

（《梁启超自述》）

掩护蔡锷离京

过了两个多月——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天——筹安会闹起来了。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日，蔡公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外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同到汤公觉顿寓处。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夜，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因为那时旧国民党的人，都已逃亡海外，在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都被袁世凯收买得干干净净。蔡公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于是我们商量办法，唯一的实力，就是靠蔡公在云南贵州的旧部。但是按到实际上，有好几个困难问题：第一层，这件事自然非蔡公亲自到云南去不可，但不能等蔡公到了过后慢慢地去集合旧部，如此一定事机泄漏，闹不成功，所以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电报把重要的人叫来，这里头非费三个月以上的日子不可。第二层，我和蔡公的关系，是人人知道的，然而我们两个人讨贼所用的武器，个个不同，蔡公靠的是枪，我靠的是笔，帝制派既已有了宣言，我其势不能不发表反对的文字，但我的文字发表之后，便是我们的鲜明旗帜已经打出来，恐怕妨害蔡公的实力行动，我们再四商量的结果，只有外面上做成蔡公和我分家的样子。于是过了几天，我在天津便发表了一篇万多字的文章，题目叫做“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蔡公在北京，却联合好些军官作赞成帝制的表示，他在北京到处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那些袁党的人便问他：“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他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当时蔡公这种办法，诚不免是带些权术作用，但不是如此，事情便做不成，所以不得不行权。袁世凯总算一位有眼力的人，他看定了当时最难缠最可怕的，就是我和蔡公师弟两个。当我那文章还没有发表以前，有一天他打发人送了十万块钱一张票子和几件礼物来，说是送给我们老太爷的寿礼。他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后来一想，我们还要做实事，只好忍着气婉辞谢却，把十万块钱璧回，别的礼物收他两件，同时却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给来人看，请他告诉袁世凯采纳我的忠告，那人便垂头丧气去了。蔡公那方面，虽然在军官赞成帝制的文章上亲笔签过名，袁世凯到底不放心他。有一天蔡公家里出了盗案了，有四五个衣服很整齐的人带着手枪来抢劫，但是奇怪，什么东西都没有抢去，只是翻箱倒箧像要搜查什么书籍纸片之类，结果搜不出什么，空手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袁世凯派来要偷蔡公的电报密码本子，可惜他脑筋发动得迟慢，蔡公早已防备到这一着，在一个礼拜前已经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放在我的卧房里头了。袁世凯一面发脾气，一面恐怕露马脚，过几天便把那几个钦派强盗枪毙灭口了。

我们在这几个月里头，天天和袁世凯勾心斗角，把我们一群心直口直的书生，也弄成很深的城府。侦探是常常二三十个跟着我们，我们却不能不常常会面，蔡公总是每礼拜跑一趟天津，因为要避袁党注意起见，我们在一块儿便打牌吃花酒，做成极腐败的样子。几个月过后，袁世凯看着这两个人真没有什么可怕了。九、十月间，蔡公叫出来的人都到了，又打发回去了。十一月底，蔡公便托病——其实亦是有病，入天津某医院住着，等到袁世凯几趟派来问病的人拿了医生诊断书回去，蔡公便一溜溜到我家里，搭船去日本长崎会他派去云南又从云南再出来迎接他的一个人——这人是一位师长，现在已经出家做和尚，在南京跟着欧阳竟无先生学佛。——我为什么一向守在天津不走动呢？头一件，因为办事秘密机关在我家里，我不能走开。第二件，因为我一走动，怕袁世凯加意防范蔡公，蔡公便到不了云南。我们这几个月刻刻当心，一直到十二月二号，蔡公才能跑脱。我们约定扣准日子，蔡公到云南的时候，我便到上海。我们分手的时候，约定两句话：“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蔡公走了十日后，我也悄悄地搭船往大连，由大连转上海。蔡公走了，他家里完全不知，倒天天打电话来问我要人，我只好拿别的话支吾过去。

（《梁启超自述》）

南下上海

我临走的前一点钟，去和我的夫人作别，把事情大概告诉她，我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她拿许多壮烈的话鼓励我勇气，但我向来出门，我夫人没有送过我。这回是晚上三点钟，她送我到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想。可怜袁世凯派下来几十个饭桶侦探，头一回把蔡锷放跑，第二回把梁启超放跑，他们还睡觉呢，听说后来都被枪毙了。我临动身的时候，把我预备好的讨贼檄文和电报等都交给一位朋友，云南今天起义，明天北京天津上海中西文报纸都一齐登出来，和原文一字不差，听说袁世凯后来看见气极了，说：“自己一世做人聪明伶俐，不料这回被梁启超蔡锷装在鼓子里头。”

蔡公十二月十九日到云南省城，我十八日也到上海。云南军界都是蔡公旧部，况且又经几个月布置，自然根本上没有多大问题，但到了临时，也不免言哤事杂，几乎发动不成。我在上海接到蔡公一封“皓电”后，一连几日，别无消息。那时我们又不能打密电去问，只有干着急。还好，南京的冯华甫，很和我们表同情，我托他帮我打封电报去，这是二十二日的事。这封电报却有非常的效力，因为这电报是我和蔡公约的密码，由南京一等印电发去，他们以为我这个人已经在南京，冯华甫准备着就要响应了，二十五日下午，蔡公拿我的电文当众宣布，当场就把现成做好的反对帝制檄文用电报打出来，就是今日所纪念的护国之役历史的发端了。

（《梁启超自述》）

启程赴桂

当云南起义之初，广西之响应，久为全国所期待，凡曾与陆干卿将军接者，共信其无变也。荏苒两月，音响转寂，于是渐或窃窃焉忧之。正月下旬，吾致干卿一书，将三千言，为反复申大义剖利害。吾与干卿既未前识，且兹事苟非内断诸心者，即游说何由进，吾书不敢期于有效，尽道而已。二月十九日，吴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自言奉干卿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其来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诧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谓将毋阱我。然吾察言观色，觉其情真也。协五复为言：有唐伯珊者，陆之心腹也，三日后行且至，更衔令竭诚致我，且通殷勤于冯将军。翌日，同人来会于静安寺路之寓，谓吾行虽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进止。觉顿请行，孟曦副焉，约以二十五日丹波丸发。船票既购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经画至纤悉，更无置疑之余地。干卿所为必欲致我者，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也。如所言，干卿之器识抑过人远矣。吾遂不谋于众，许以立行。然伯珊言，当俟彼行后十日许，我乃发上海而与彼会于海防；且觉顿辈之行，亦须与彼偕，否则道中滋险也。而伯珊尚须如金陵谒冯华甫，以故并觉顿亦不得发。时滇军方与贼相持于泸渝间，状至险艰，待桂之兴，如旱望云。伯珊往返金陵，逾一来复，此一来复之焦灼，殊难为怀也。初吾侪于此事秘之甚坚，与闻者六七人而已，而协五、伯珊之来，借辗转介绍，其踪迹渐露于外，沪上一派之政客，或喜刺消息而腾播之以夸炫其声气，吾之行止，浸假乃供多士谈柄，日益烂漫，乃至《时事新报》之北京访员以专电见报，吾虑自此不复能行矣。

三月初一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来谒，亦既有所闻，持以相质。吾告以实，遂乘势托以代筹途旅，盖逆料此行之艰阻，不能免也。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属官松井者负其责。翌日，松井报命，言既与东京、香港往复商定，属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轮之横滨丸至香港，更乘妙义山丸入越南之海防。议既定，而伯珊亦至自金陵，遂偕行。三月四日午前十时，乘日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发上海，从者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并吾与唐伯珊等七人，自兹以往，昼伏夜动，作客子畏人之态者垂两旬，大类剧场中之过昭关，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生平酷嗜海行，今蛰伏舱之最下层，在锅炉旁拓一室，饮食寝处其间，溽闷至不可耐，每深夜群动尽息，窃蹑舷栏，一晌凭眺，谓此乐万钟不易，因悟天下之至乐，但当于至苦中求之耳。舟居既多暇，遂撰重要文告数种备用。先是既为广西草电两通：一致袁氏劝退职之最后通牒，一通电各省申讨。至是复为草致广东龙、张二氏之最后通牒，及檄告广东军民，檄告在粤云南军士二篇。濒行之夕，唐蓂赓书至，极言选举元首设立临时政府之急务。因思两广既下，兹事信不容再缓，乃覃思其条理，以谓黄陂继任，乃约法上当然之程序，但依法宣言一次已足，无须选举，选举乃反非法也；国务院在法律上无从发生，在事实上仓猝发生，必招恶果，今方当以综核名实救袁氏之敝；若最初即建一指鹿为马之责任内阁，其所以异于袁者几何？故拟在军政时代设一军务院，厉行开明专制，磊磊落落，名实相符，院置抚军无定员，以合议制裁决军国重事，其抚军即以现在首义掌兵之人充之，而主互选一人为抚军长。窃以此为今日临时政府最善之制，与同行诸员，往复讨论，众所赞许，乃草拟关于元首继承军务院组织之宣言书五通，公电四通，军务院组织条例附焉。以其间暇读书，读吉田静致所著现代与道德终卷，其学说宗倭铿，殊有精辟语；读通俗世界全史第六编，尽半部，其书以吉朋之罗马衰亡史为蓝本，用演义体，至可喜；中间又为日本人所嬲，作书十数幅，此横滨丸中海行数日之功课也。

（《梁启超自述》）

滞留香港

七日，舟抵香港，同行诸人皆登陆，惟吾独留，盖所转乘之妙义山丸尚未至，须待数日也。老父方在港，恐贻惊扰，不敢往朝。初以为抵港后吾据有全舟，恣所游适，而桎拘乃返逾曩，四日间竟不敢登舷一步。盖香港政府，似已微审吾踪迹者，诇舟中不已；而觉顿、伯珊同投一逆旅，装甫卸，警吏数辈至，倾筐箧事搜索，且曰：同行三人，其一安在？时觉顿箧中，片纸只字，纤悉检举，而机要文牍在伯珊小革囊中者独漏网，亦天幸矣。在沪时闻旅行越南之护照甚易得，但费数金耳，故不复厝意，至港乃闻新例至苛，须本人亲到法领事馆验照相，且印手模，虽日本人亦然。此例于初三日始厉行，吾离沪前一日也。其是否专以惎我，盖未可知。然吾得护照之望则既绝，吾力主直越省城冲梧州，盖袁党必不料我敢于出此，似险实稳也，使溯初走商同人。溯初既持不可，而觉顿反对尤烈，余子和之，议遂辍。七、八两日中，日本驻粤武官，驻港领事，邮船会社三井洋行两支店长，皆来谒，备极殷勤；港中党人领袖林隐箐亦至，然百方求护照，终不可得。

八日，谭典虞自省来谒，吾复与商入梧之策。典虞奔走一日，布置就绪，而觉顿持之甚坚，谓安能以我为孤注，彼有死不承？议复寝。于是只能贸贸然仍适海防，作偷渡之计矣。多人则偷渡更无所施，乃议分道：觉顿与伯珊于初九日入梧州，此原议也；志先、柳隅亦于数日复入梧州，则典虞所为我布置者，彼两人履之；孟曦则依严重繁复之程序取护照，以蹑我于海防。我独与溯初偕，作鼠态也，发沪时服华服，箧中春衣亦数袭，且备衾褥，至是悉屏去，服西服冒称日本人，行李一小革囊耳。十一日，港中党人领袖李印泉、杨畅卿等四人来访，谈极畅，且极沆瀣。盖此次各派皆经淘汰，去莠留良，其良者皆饱受数年来苦痛之教训，客气悉除，误解一扫，人人各自忏悔其前此之所为，温和派有然，激烈派亦有然，此佳朕也。

偷渡之举，今全托诸日本人矣，而日人所规划，信复纤悉周备，数口岸十数人通力合作，全神营注，所以将护者惟力是视，盖受之于彼政府也。所乘之妙义山丸，以十二日正午发香港，盖三井洋行之运煤船也。三井支店长林氏，以小轮由横滨丸伴渡彼舟，登舟即展轮，一刻不淹。

（《梁启超自述》）

抵达南宁

安南本来有我们设立的一个通信机关，我以为到了那里搭火车入广西很容易了，哪知道到了以后，各车站中已经有我的相片，到处截拿，我只好坐一段车坐一段船走一段路，三天工夫才到镇南关入广西境。在此期间内，我自己碰着一件终天大恨的事。哎！我先君因病过去了。那时候我正蹲在香港船煤炭房里头，哀哉！哀哉！我从此便永远为无父之人了，可怜我的朋友都瞒着不给我知道。我在广西，怕老太爷担心，三天五天一封禀帖去报平安。哎，讲什么国家大事，我简直不是个人了。

陆君荣廷到底是好汉，我的朋友汤公到了南宁，并报告我已经起程，陆君并不等我到步，三月十五日已经把广西独立了。三月二十六日我才到南宁。

（《梁启超自述》）

说动广东独立

广西问题解决之后，再进一步，就是广东问题。那时广东的将军是龙济光，袁世凯封他做亲王，正在高兴得很。我们想，不把广东拿过来，到底不能达讨贼的目的。龙济光因大势的压迫，渐渐拿出模棱态度，和我们通殷勤，有电到广西请派人来商量。当时汤公激于义愤，自己担负这个责任，跑到广州，和龙济光痛陈利害一日一夜，四月初九日居然把广东独立的电报打了出来。那时龙济光左右都是帝制党人，他自己就没有诚意，哪里经得起别人的恐吓呢？到了明天，他便变起卦来，说是要在海珠开善后会议，把汤公和我们在广东共事最得力的朋友，一位是警察厅长王公广龄，一位是陆军少将谭公学义，一齐请去，门外是大兵重重围住。开议不到一会，龙济光部将凶贼颜启汉等拿出手枪向汤公王公谭公狙击。惨哉惨哉！这几位忠肝热血足智多谋的仁人志士，竟断送在一群草寇手里头。

我们在广西得着凶报，痛愤自不待言，便连日连夜带着大兵，从梧州顺流而下，到了肇庆。肇庆镇守使李君耀汉，欢迎我们，我和陆君就在肇庆和龙济光相持。过了几日，岑君春煊也从上海跑来了；听说孙君逸仙也从外国回到上海，他手下的健将陈君炯明，也在惠州起兵响应我们。龙济光着急了，派人到我们那里谢罪，但是他的靠不住，谁也知道的。当时我们手下的人个个摩拳擦掌，说非打广东不可，但我和陆君全盘打算彻底商量，蔡公正陷在重围，再下去个把月眼看着要全军覆灭，我们把广西独立原是想出兵湖南，牵制敌势，令根本问题早日解决，若是粤桂开起仗来，姑无论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令得胜，也要费好些时日，而且精锐总损伤不少，还拿什么力量来讨贼，岂不是令袁世凯拍掌大笑吗？论理，汤、王、谭三公，都是我几十年骨肉一般的朋友，替他们报仇的心，我比什么人都痛切，但我当时毅然决然主张要忍着仇恨和龙济光联合。但是联合嘛，他要来打我们又怎么办呢？我说非彻底叫龙济光明白利害，死心塌地跟我们走不可。有什么方法叫他如此呢？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日一夜，除非我亲自出马靠血诚去感动他。当时我就把我这意见提出来，我的朋友和学生跟着我在肇庆的个个大惊失色，说这件事万万来不得，有几位跪下来拦我。但我那时候，天天接着蔡公电报，形势危在旦夕，我觉得我为国家为朋友都有绝大的责任，万万不能躲避；而且我生平不知为什么缘故有一种自信，信我断不会横死，信我一定有八十岁命，当时无论何人也拦我不住，我竟自搭车跑广州去了。我到了沙面，打电话告诉龙济光说我来了，要会他，龙济光也吓一大惊，跟着我就一乘轿子跑上观音山去了。我和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点钟，还好，他像是很心悦诚服的样子。到第二天晚上，他把许多军官都聚起来，给我开欢迎会，个个都拖枪带剑如狼似虎的几十人，初时还是客客气气的，啊啊，酒过三巡，渐渐来了，坐在龙济光旁边一员大将——后来我才知道他名字叫做胡令萱，在那里大发议论，起首骂广东民军，渐渐骂广西军，渐渐连蔡公和护国军都骂起来了，鼓起眼睛盯着我，像是就要动手的样子，龙济光坐在旁边整劝少说话。我起初是一言不发，过了二十分钟后，我站起来了，我说：“龙都督，我昨夜和你讲的什么话，你到底跟他们说过没有；我所为何来，我在海珠事变发生过后才来，并不是不知道你这里会杀人，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便怎样……”我跟着就把全盘利害给他们演说了一点多钟。据后来有在座的人说，我那时候的意气横厉，简直和我平时是两个人，说我说话的声音之大就像打雷，说我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那满座的玻璃杯都打得叮当作响，我当时是忘形了。但我现在想起来，倘若我当时软弱些，倒反或者免不了他们的毒手。我气太盛了，像是把他们压下去，那位胡令萱悄悄跑了，此外的人，像都有些感动，散席后许多位来和我握手道歉。自从那一晚过后，广东独立，没有什么问题了。第三天我就回肇庆，陆君也带着兵出湖南去了。

（《梁启超自述》）

尾声

继广东独立后，湖南、浙江都陆续独立，四川那边形势松得多了。过些日子，接着冯华甫电报，要我来上海商量解决大局方法。我五月初回到上海，我的兄弟和我的女儿从天津来接我，住定了两日，才把老太爷的事告诉我，我魂魄都失掉了，还能管什么国家大事。从此我就在上海居丧，连华甫也不便来和我商量了。过了二十多天，袁世凯气愤身亡，这出戏算是唱完。

两广局面既略定，余乃复出上海，欲为他方面之活动。及抵上海而闻余父之丧，盖当吾间道入广西时，不幸而余最爱之老父病殁于香港，余之朋友以余方在军中，责任不轻，匿丧不使余知。呜呼，吾此行无丝毫补益于国，而徒以此不能尽人子之职，吾之罪永劫莫赎也。吾闻丧昏迷，遂不忍复与闻国事矣。

广东独立未久浙江独立，陕西、湖南、四川复相继独立，于是独立者既有八省，而南京之冯将军国璋，复联长江各省暗为主持，大局已略定矣。五月下旬冯将军开会议于南京，谋劝袁氏退位；袁氏执迷不悟，南北之局渐有大破裂之势。当事机极险急之时，袁氏忽然死去，于是黎公遵依约法继任，段将军祺瑞组织内阁以辅之，国势遂大定，此实天之佑我中国也。及约法既复，国会既开，南方军务院即同时撤销，余此次经手事业亦完结矣。

（《国体战争躬历谈》）

柒　巴黎和会

我与参战问题

1917年年初，围绕要否加入协约国对德绝交、宣战问题，国内出现许多不同意见。梁启超在《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主张》一文里叙述了自己与这一问题的关系及主张：此次对德外交，国人多所怀疑，其反对者尤以主动责备鄙人。鄙人虽尝蒙当局之咨询有所献替，若云主动则论者究置当局于何地，且与事实相去抑甚远矣。虽然，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亦既被咨询而有献替矣。苟所献替而误国，则脔吾肉而食之曾无所于悔；若夫其主张并未贯彻，乃至事实之进行恰到吾所最反对之一步，他日倘缘此而生不良之结果，以此责备鄙人，鄙人决不任受也。夫鄙人之主张其为利国耶，为误国耶，此本须俟诸他日之判断，鄙人殊不敢抹杀反对说之价值。然吾说之价值，则亦愿反对者勿遽抹杀之而稍加以研究也，故举一月来所经历所感想者，公布之，求爱国君子一览察云。

“此次外交当二月九日下午六点钟以前，余为取慎重主义之一人；当二月九日下午六点钟以后余为取急进主义之一人。”此语也，余在总统府会谈席上直接言之，闻者为大总统、副总统徐菊人、段芝泉、王聘卿、荫午楼也。当美德绝交之电初传，余在天津即虑此事影响必波及我国，曾致当局一书，劝其研究预备，复托众议院副议长陈敬民偈段总理面述此意，然吾之主张尚未有所表示也。已而美使果以公文及口说日日谆劝我政府与美一致行动，二月七日晚，当局派人来津询余意见，余方草一长书，有所陈述。书未发，当局旋以电话敦促入京。八日晚到京，详询情形，乃知已经六次国务会议议决之结果，府院意见一致，立发抗议，此方针固余所极赞成。虽然，当知彼时余即不赞成而政府之方针则固已不能移动矣。余虽赞成此方针，然余犹亟劝当局必再审慎而后发，以为所应审慎者有二：一为最后决心问题，二为事前程序问题。所谓最后决心问题者，以为不抗议则已，既抗议则势必至于绝交，既绝交则势必至于宣战，苟无宣战之觉悟，则毋宁勿抗议也。所谓事前程序问题者，其一谓提出抗议以前当与协约国先接洽，其二谓当与各省督军省长先接洽，其三谓当与国会各政团先接洽也。吾力持此议以语汪伯唐，陆子欣意见相同。九日午前十时，偕往国务院向段总理陈述；下午二时复自往谒总统陈述之。外间传吾三人是日列席国务会议者，即由此传讹也。吾三人当时所商榷，极欲将抗议稍搁数日，待讨论确已决定，预备确已周全，然后发出。虽然，吾辈所商榷者，卒无效，盖八日晚某总长某参事已与某国公使坚明约束谓抗议书明日决发矣。九日晚六点钟，书遂发。自兹以往，吾认为此次外交方针，其讨论时期已完全过去，所当有事者，则实行贯彻之方法而已。

乃自抗议既发之后，而国中异议转炽然朋兴。其他方面不知内容经过实情者不必论，最可怪者，当时赞成抗议慨然书诺之人，至是忽有始终严守中立之说。夫自欧战发生以来，我国过去之态度是否可称为严守中立，事定之后，能否逃德人之责言，姑勿远论。既欲严守中立，何故书诺于抗议？得毋谓德人之潜艇战略真可以由我一纸之抗议而撤销耶？虽极愚妄应不致作此想。夫既已如是，则当知抗议发出之一刹那顷，已为我国与德国恩断义绝之时。所谓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者，以进行之次第言之，则可，若于此三步中，有所拣择，此岂犹有拣择之余地者？欲择则当于第一步未行以前择之耳。既昂然正色以诏人曰：汝须如何如何，苟不如吾意者，则吾将如何如何。人既不如吾意焉，而吾所谓如何如何者，乃戛然而止，在个人而有此举动，已不能复完其人格，况于国家，乃可为是儿戏耶？吾故曰：二月九日六点钟以后，不能不取急进主义者，良以此也。

（《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主张》）

启程赴欧

我们是民国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动身，天津宿一宵，恰好严范孙、范静生从美国回来，二十四日早刚到，得一次畅谈，最算快事。二十四日晚发天津，二十六日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饭后，即往上海，张季直由南通来会。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二十八日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原来这船和我，从前还有一段因缘。当洪宪僭帝时，我在上海，跟着各位同志密谋匡复，和广西的陆干卿通声气，干卿派人来请，要我亲到广西，他才举义，我得了这话，就立刻起程，搭的正是这船。那时沪港间侦探密布，我趁黑夜偷了上船，一躲就躲在舱底汽炉旁偏一间贮邮件的小房，蹲了六日六夜，上面大雪纷飞，我整日汗如雨下，这船名我早已忘记了。黄溯初送上船来，一见认得，因为那时有四位和我同行，一位是汤觉顿（睿），一位是黄孟曦（大暹），一位是干卿派来的唐绍慧，一位便是溯初。我们这回住的房舱，就是他们那回住的那一间，觉顿、孟曦都是死于洪宪之难，从船上分手后，不久就永不相见了。俯仰陈迹，真乃不胜哀感。

我们同行七人，蒋百里（方震）、刘子楷（崇杰）、丁在君（文江）、张君劢、徐振飞（新六）、杨鼎甫（维新）到了欧洲后，常在一处的，还有夏浮筠、徐巽言，这就是我一年来的游侣。因船位缺乏，分道首途。在君、振飞经太平洋大西洋，我和蒋、刘、张、杨四君，就取道印度洋地中海。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述，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我们动身以前，在东交民巷免不了有些应酬，其时英美等国外交当局，大约和我们同做一样的梦，着实替我们打算，有几回肺腑之谈，今且未便把他发表。但记得有一回和日本代理公使芳泽君宴会，林宗孟在座，刘子楷当翻译，谈到胶州问题，我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利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他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种解释。”说了这句，就不肯往下谈了。后来我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日本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他听了像有些动容。

（《欧游心影录·欧行途中》）

舟行之乐

船开了，经过香港、新加坡、槟榔屿，一天一天地热起来。十日以前，走津浦路线，正遇着大雪，燕齐平陆，一白千里。十日以后，在槟榔屿植物园赏起荷来了。我们的衣服，就好像剥竹笋，一层一层地褪，到后来穿一件白袷，还是汗下如雨。想起来人类受环境的支配，真是厉害，你不顺应它，你能够存活吗？现时国内大多数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怀的思想，岂不都是穿着大毛游历新加坡吗？……

好几年没有航海，这次远游，在舟中日日和那无限的空际相对，几片白云，自由舒卷，找不出他的来由和去处。晚上满天的星，在极静的境界里头，兀自不歇地闪动。天风海涛，奏那微妙的音乐，侑我清睡。日子很易过，不知不觉到了哥仑波了。哥仑波在楞伽岛，这岛上人叫它做锡兰。我佛世尊，曾经三度来这岛度人，第三次就在岛中最高峰顶上，说了一部《楞伽》大经。相传有许多众生，天咧，人咧，神咧，鬼咧，龙咧，夜叉咧，阿乾闼咧，阿修罗咧，都跟着各位菩萨阿罗汉在那里围绕敬听。大慧菩萨问了一百零八句偈，世尊句句都把一个非字答了，然后阐发识流性海的真理。后来这部经入中国，便成了禅宗宝典。我们上岸游山，一眼望见对面一个峰，好像四方城子，土人都是四更天拿着火把爬上去礼拜，那就是世尊说经处了。山里头有一所名胜，叫做坎第，我们雇辆汽车出游。一路上椰子槟榔，漫山遍谷，那叶子就像无数的绿凤，迎风振翼。还有许多大树，都是蟠着龙蛇偃蹇的怪藤，上面有些琐碎的高花，红如猩血，经过好几处的千寻大壑，树都满了，望下去就像汪洋无际的绿海。沿路常常碰着些大象，像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规行矩步地从树林里大摇大摆出来。我们渴了，看见路旁小瀑布，就去舀水吃，却有几位黝泽可鉴的美人，捧着椰子，当场剖开，翠袖殷勤，劝我们受椰乳。刘子楷新学会照相，不由分说，把我们和这张黑女碑照在一个镜子里了，他自己却逍遥法外。走了差不多四点钟，到坎第了。原来这里海拔已经三千尺，在万山环绕之中，潴出一个大湖。湖边有个从前锡兰土酋的故宫，宫外便是卧佛寺。黄公度有名的《锡兰岛卧佛》诗，咏的就是这处。从前我们在日本游过箱根日光的湖，后来在瑞士，游过勒蒙四林城的湖。日本的太素，瑞士的太丽，说到湖景之美，我还是推坎第。它还有别的缘故，助长起我们的美感。第一件，它是热带里头的清凉世界，我们在山下，挥汗如雨，一到湖畔，忽然变了春秋佳日。第二件，那古貌古心的荒殿丛祠，唤起我们意识上一种神秘作用，像是到了灵境了。我们就在湖畔宿了一宵，那天正是旧历腊月十四，差一两分未圆的月浸在湖心，天上水底两面镜子对照，越显出中边莹澈。我们费了两点多钟，联步绕湖一匝。蒋百里说道：今晚的境界，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想真是哩！我后来到欧洲，也看了许多好风景，只是脑里的影子，已渐渐模糊起来，坎第却是时时刻刻整个活现哩。中间有一个笑话，我们步月，张君劢碰着一个土人，就和他攀谈，谈什么呢，他问那人你们为什么不革命，闹得那人瞠目不知所对。诸君评一评，在这种潇洒出尘的境界，脑子还是装满了政治问题，天下有这种杀风景的人吗？闲话休提，那晚上三更，大众归寝，我便独自一个，倚阑对月，坐到通宵，把那记得的《楞伽经》默诵几段，心境的莹澄开旷，真是得未曾有。天亮了，白云盖满一湖。太阳出来，那云变了一条粗炼，界破山色。真个是“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哩。程期煎迫，匆匆出山，上得船来，离拔锚只得五分钟了。

我们在船上，好像学生旅行，通英文的学法文，通法文的学英文。每朝八点钟，各自抱一本书在船面高声朗诵，到十二点止，彼此交换着当教习。别的功课，照例是散三趟步，睡一晌午觉，打三两场球，我和百里，还每日下三盘棋。余外的日子，都是各人自由行动了。我就趁空做几篇文章，预备翻译出来，在巴黎鼓吹舆论。有三两篇替中国瞎吹，看起来有点肉麻，连稿也没有存了。内中一篇，题目叫做《世界和平与中国》，算是表示我们国民对于和平会议的希望，后来译印英法文，散布了好几千本。

（《与娴儿书》）冬春之交，印度洋风色最好，我们走了二十多日，真是江船一样。听说红海热得了不得，我们都有戒心。到红海了，走了三日，还和印度洋差不多。有一天清早，杨鼎甫看日出回来说：“好冷呀。”我们就得了一句妙语，说是“红海号寒”。又一天我们晚上看日落，算是生平未见的奇景，那云想是从沙漠里倒蒸上来，红得诡怪，我着实没有法子把它形容出来。那形态异常复杂，而且变化得极快，韩昌黎《南山》、《陆浑山》两首诗所描拟的奇特事象，按起来件件都有，却还写不到百分之一。倒影照到海里来，就像几千万尾赪色鲤鱼，在那里鳞鳞游泳，我直到那日，才晓得红海所以得名，海真算整个是红了。

我们到苏伊士了，算是头一回看见战场。原来一九一七年，土耳其要袭取运河，逼到边界，离此地仅七十英里。后来英军把他击退了。运河两旁，密布着层层铁网，岸上一堆一堆的帐篷，戍兵还未撤呢。我们过河，那边一艘英国运兵船下来，两船上的人，彼此欢呼万岁，那一阵声音真似山崩地裂。听说停战后通航苏伊士的船，我们才算第二号哩。

第二日便到坡赛，我们半个月未踏陆地了。上岸散步，分外神旺。看见些阿拉伯女人个个戴着条一尺多长的黑面巾，连头带面盖着，只露出一双眼睛，想着她们不知到几时才有解放的自觉哩。市上法人颇多，商店招牌，多用法文。这地方政治势力，虽然属英，经济势力，法人却还不弱。我们到海滨一家旅馆午饭，随即往观利涉铜像。眼望地中海，左手夹一张运河图，右手指着红海，神采奕奕动人，据史家说，这运河当埃及王朝，曾经掘过，后来淤塞了，直到四千年后，才出这位利涉。据此说来，科学到底有多少进步，却成疑问了。

船到地中海，没有那么舒服了。有一两天，那船竟像劣马，跄踉跳掷起来。天气也渐冷了，子楷躲在舱里，好像冬虫入蛰。我们几个人，一切功课，还是照常。同船有位波兰人，也和子楷同病，他羡慕我们到了不得，便上了一个尊号，叫做“善航海的国民”，我们真受宠若惊了。

我们的船，直航英国，志那亚、拿波里、马赛等处，都不经过。横断地中海西行，南欧风景，一点看不着。行了七日，过直布罗陀海峡，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西班牙自从失了这个地方，它的海权，便和英国办交代了。从上海到伦敦，走了一个半月，巡了半边地球，看见的就只一个英国。唉！这天之骄子，从哪里得来呀！

（《与娴儿书》）

伦敦初履

正月十二日正午，船将拢岸，丁、徐二君已偕英使馆各馆员乘小轮来迎。我们相视而笑，算是合抱绕世界一周了。我们才登岸，战后惨淡凄凉景况，已经触目皆是。我们住的旅馆，虽非顶阔，也还算上等。然而室中暖气管是关闭了，每个房间给一斗多的碎煤，算是一日二十四点钟的燃料。电力到处克减，一盏惨绿色的电灯，孤孤零零好像流萤自照。自来火的稀罕，就像金刚石，我们有烟癖的人，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好强迫戒掉了。我们在旅馆客屋吃茶，看见隔座一位贵妇人从项圈下珍珍重重取出一个金盒子来，你猜里头什么东西呢？哈哈，是一小方块白糖，她连客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那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她的项圈。我想我们这几年在本国，真算得纨绔子弟，不知稼穑艰难。自想自从货币生计发达以来，世人总以为只要有钱何求不得？到今日也知道钱的功用是有限度了。又想在物质文明享用极丰的欧洲，他们为国家存亡起见，万众一心，牺牲幸福，忍耐力之强，着实可敬。但经过此番之后，总应该觉得平常舒服惯了，方便惯了，也算不得一回好事。在物质的组织之下，全社会像个大机器，一个轮子出了毛病，全副机器停摆，那苦痛真说不尽。只怕从今以后，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总有些变动罢。

黄公度的《伦敦苦雾行》，头一句是“苍天已死黄天立”。我们到欧洲破题儿第一天受了这个印象，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在马车上望见那将近西没的太阳，几个人费了一番彻底的研究，才判定它是日是月。晚上我和子楷散步，远远见有一团朦胧红气，我猜是街灯，子楷猜是钟楼，哪里知道原来就是日间误认的月光。日月灯三件事，闹得一塌糊涂，这不是笑话吗？我但觉受了极湿极重的空气压迫，两颧骨紧张作疼，往街上散步多时，才稍好些。无怪英人拿户外运动竞技等事，当做人生日用必需，渐渐成为公共嗜好了。伦敦每年总有好几个月是这样，而且全国也和伦敦差不多，所以他们养成一种沉郁严重的性格，坚忍奋斗的习惯。英国人能够有今日，只怕叨这雾的光不少哩。可见得民族强盛，并不是靠绝对丰顺的天惠，环境有些苛酷，才真算玉汝于成哩。

海行恰四十五日，舟今在伦敦港外三十里，顷刻登陆矣。此行在印度洋波平如掌，红海毫不苦炎，舟中每日黎明即起，以数小时习法文，余日则打球下棋，间亦作诗，为乐无极。惟出直布罗陀海峡后，遇大风三日，同行人多不支者，吾则健饭如常也。万事一无睹闻，惟日与天光海色相对，觉飘飘有出尘想，登陆后恐无复此乐矣。在欧拟勾留七八月，归途将取道巴尔干，入小亚细亚，访犹太、埃及遗迹，更在印度略盘桓，便到缅甸，携汝同归也。所为诗十数章，寄汝存之。此行横断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海峡，沿大西洋岸而行，余舟所罕经也。

［民国八年二月十一日（旧正月十一日）横滨丸中《与娴儿书》］

威士敏士特达寺

我们因旅馆难觅，由徐、丁二君先往巴黎布置，我和同舟诸君，在伦敦逗留五日。趁这空暇，随意观光，头一个要拜会的，自然是有名的“英国凌烟阁”——威士敏士达寺（Westminster Abbey）。我们从托拉福加广场，经白宫街维多利亚街，到泰姆河畔。眼前屹立一长方形古寺，双塔高耸，和那峨特式建筑的巴力门毗连并立，一种庄严朴茂气象，令人起敬，这便是威士敏士达寺了。我们先大略研究这寺的历史，它是从十一世纪爱德华憾悔王创建，十三世纪末，亨利第三大加改筑，到今将近千年，累代皆有增修，那西塔的门楼，还是二十年前新造。最奇的是把各时代的款式，合冶一炉，几乎成了千年来建筑术的博览会。拿一个人作譬，好像戴着唐朝一顶进贤冠，披着宋朝一件绯袍，手拄着明朝一方笏，套上清朝团龙补褂，脚底下还踏着一双洋皮靴子，你想这不是很滑稽很难看吗？然而他却没有丝毫觉得不调和，依然保持十分庄严，十分趣味。我想这一个寺就可以算得英国国民性的“象征”。他们无论政治上法律上宗教道德上风俗礼节上，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蜕变，几百年前和几百年后的东西，常常同时并存，却不感觉有一些子矛盾。他们的保守性，有一点和我们一样，他们的容纳性调和性，怕很值得我们一学罢。这寺内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三七六年创始，一五二八年落成，约经一世纪半的长久日子。算起来，当绘图的时候，随种一株杉树，还可以等它长成来充梁柱。他们却勤勤恳恳依着原定的计划，经一百多年，丝毫不乱，丝毫不懈，到底做到成功了。唉！兹事虽小，可以喻大。试问我们中国人，可曾有预备一百年后才造成的房子吗？须知若是有一个人要造恁么一间房子，这个人首先就要立定主意，自己不打算看见它成功，自己更不打算拿来享用。这个人一定是不安小就，图个规模宏远，明知道一生一世不能完成的事业，却要立个理想的基础传给别人。有了这个人就行啰吗？不然，还要后起的人和他一样的心事，一样的魄力，才能把他的事业继承下去，不致前功尽弃。我想欧洲文明从何而来，就是靠这一点；人类社会所以能够进化，也只靠这一点。前人常常立些伟大的计划替后人谋幸福，后人保持前人的遗产，更加扩充光大，人生的目的，人生的责任，就尽于是了。我游威士敏士达最初起的就是这种感想，后来遍历大陆，到处见的寺院，动辄都是几百年工程，这感想便日印日深。回想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真是惭愧无地，悬想我们中国人的将来，更是惶恐无地了。

威士敏士达，是英国国教的教会堂，是国家和王室的大礼堂，历代君主加冕、大葬，都在此举行，却依然是全英国一般小百姓日日公共礼拜祈祷之所。就只一点，这寺又算得平民主义的象征了。我们却为什么叫它做“英国的凌烟阁”呢？因为它又是个国葬之地，几百年来名人坟墓都在寺中。原来这寺本王室诸陵所在，后来凡有功德于国家的人，都葬在里头。拿中国旧话讲，算是陪葬某陵了。但他们陪葬的，不是拿王室的功臣做标准，是拿国家的人物做标准，所以政治家，学者，诗人，乃至名优都在其列。入到寺中，自然令人肃然起敬，而且发出一种尚友古人的志气。我们拿着一本《向导录》要来按图索骥了。入门西，便劈头就是那二十四岁做大宰相的威廉比特遗像，张开手正在那里演说。迎面一位长发隆准的老头儿，哈哈！这就是我们读近世史时最熟的老朋友格兰斯顿呀！他和他的夫人，就在这底下作永久平和的安息。啊啊！这是奈瑞，上头的墓志铭用拉丁文Isaci Newtoni，连他名字的拼音都改了。当时受文艺复兴的影响，好古实在好得有趣。这是发明蒸汽机的瓦特，这是生物学泰斗达尔文，这是非洲探险的立温斯敦。这一带是政治家，大半自由党名士，这一带是诗人小说家，可惜我们学问固陋，记不起许多名字了。哈哈！这是谁？是Sir哈拔忒黎，是个唱莎士比亚名剧的戏子，因戏唱得好，国家赏他功劳，封他一个爵，大街上不是还有他的铜像吗？这是大画家尼尔拉，他是法国人呀！怎么也葬在此？他是十七八世纪时对于英国美术界最有功的，威士敏士达的外国人，算他独一无二了。这是罗拔比尔，这是哈布顿，这是拉沙尔，这是沙士勃雷，都是些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我实在应接不暇了。进到里层，许多王陵比外面是壮丽些，但我们对于它却没甚趣味，草草走过罢。哎哟！这南廊北廊两位女王，一位伊里查白，一位马丽。她们姐儿俩，生冤家，死对头，一个要了一个的命，到此可也和解了，同在一个庙里双栖双宿。还有查理第二，当他在这里加冕的时候，大发雷霆，把那杀父之仇克林威尔寺内的坟掘了，后来克林威尔仍旧改葬还回这寺，和他的陵也相去不远。啊！啊！这才真叫做冤亲平等，一视同仁，可见这威士敏士达，并没认得什么个人，只认得一个英国哩。我们这一游，整整游了个下半天，真如太史公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想见其为人，低回留之，不能去焉”。我想我们外国人，一进此寺，尚且感动到这种田地，他们本国人该怎么样呢？威士敏士达，就是一种极严正的人格教育，就是一种极有活力的国民精神教育。

（《欧游心影录节录》）

巴黎游学

半载无书，知觖望者不独吾弟也。淹法三月，昨日复来英矣。今日最称清暇，草草寄此纸，地远讯疏，殆恒情也。默计一书往复，例须三月，甫执笔而兴已减，吾书固稀，弟亦不数，自余亲朋几无一字，以云觖望，彼此均也。而此间之忙，又为乏书之最大原因，弟宜察之。

今当首述吾四月来之状况，以慰远怀，简单言之，则体气日加强健，神志日加发皇也。起居虽非严格的有节制，然视国内生活较有秩序，运动及呼吸空气时较多，故体胖而颜泽。最近影相曾次第奉寄，试以较去岁病后所影，殆如两人矣。至内部心灵界之变化，则殊不能自测其所届。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数月来主要之功课，可分为四：一曰见人，二曰听讲，三曰游览名所，四曰习英文。法国方面之名士，已见者殆十之七八，最多见者则政治家及哲学文学家也。政治家除专制怪杰之克里曼梭外，殆皆已见，（克氏专派一属员来相接待，惟两度约见均以忙而订后期，大约此人须待彼下野后乃见矣。）法之政党以十数，自极右党至极左党，其首领皆已见。觉气味最好者为社会党，次则王党，次则天主教党，所谓温和党急进共和党者，最占势力，而最为无聊。中庸君子之性质，万方同概也。学者社会极为沆瀣，第一流之哲学家三人，皆已见，且成交契。其文学家则第二流者略已见，最著名之两人，以不在巴黎，未获见，将来必当见也。巴黎人最富于社交性，每赴茶会一次，可以得友无算，吾于其他茶会多谢绝，惟学者之家有约必到，故所识独多，若再淹留半年，恐全巴黎之书呆子皆成知己矣。所见人最得意者有二：其一为新派哲学巨子柏格森，其二为三国协商主动人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二人皆为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一见皆成良友，最足快也。笛氏与克里曼梭两雄相厄，今方为失败者，然其人精悍谙练，全法之政界殆罕俦匹，将来必有活动无疑。彼之外交精通欧洲情状，而对于远东实多隔膜，他日再见当有以进之。吾辈在欧访客，其最矜持者，莫过于初访柏格森矣。吾与百里、振飞三人先一日分途预备谈话资料彻夜，其所著书，撷择要点以备请益。振飞翻译有天才，无论何时本皆纵横自在，独于访柏氏之前，战战栗栗，唯恐不胜，及既见为长时间之问难，乃大得柏氏之褒叹，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邃云，可愧也。吾告以吾友张东荪译彼之《创化论》已将成，彼大喜过望，索赠印本，且允作序文，乞告东荪努力成之，毋使我负诺责也。除法人外，则美国人最多见，五全权已见其四（威尔逊、兰莘、豪斯大佐、槐德），惟英人甚寡缘，其要人皆未得一面也。此外小国名士见者甚多，希腊各当局尤稔熟，因归途决欲游雅典，特与结欢也。芬兰、波兰人极力运动我往游彼国，然交通太不便，未必能成行。游历地方颇少，初到时曾以十日之力游战地及莱茵河左岸联军占领地，其后复游北部战地，及一游克鲁苏大钱〔铁〕厂，除此三次外，未尝出巴黎一步，将来法国南部农工业最盛处，非游不可，唯在法游历有一难题，因其政府招待太殷勤，每出一次必派数员随伴，且旅费皆政府供给，吾受之滋愧，因此颇沮游兴也。

住巴黎虽数月，然游览名胜颇少，因每日太忙，惟来复稍得闲暇，则尽一日之力，以流连风景，故所得殊少，其间有可特别相告者三事：一、游隧道，内陈髑髅七百万具，皆大革命时发掘，累代古坟罗列此间，当为世界独一无二之壮观，入之胜读佛经七百万卷也。其二、游卢骚故居，即著《民约论》处，其阍人言亚洲人来游者，以吾辈为嚆矢也。其三、有一七十八岁之老女优，当拿破仑第三时已负盛名者，多年不登场矣，某日为一文豪纪念，特以义务献技，其日吾本约往参议院旁听，临时谢绝，改往听之，因得一瞻西方谭叫天之颜色，实此行一段奇事也。又曾乘飞机腾空五百基罗米突，曾登最大之天文台，窥月里山河，土星光环，此皆足记者，至于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皆匆匆一览而已。最苦者，每诣一处，其政府皆先知照该馆馆长职员等，全部作官样迎送，甚感局促也。生平不喜观剧，弟所知也，至此乃不期而心醉，每观一次，恒竟夕振荡不已，而嗜之乃益笃，虽然为时日所限，往观尚不逮十度也。

吾在此发愤当学生，现所受讲义：一、战时各国财政及金融，二、西战场战史，三、法国政党现状，四、近世文学潮流，即此已费时日不少矣。其讲义皆精绝，将来可各成一书也。他日复返法，尚拟请柏格森专为我讲授哲学，不审彼有此时日否耳。此行若通欧语，所获奚啻十倍，前此蹉跎，虽悔何裨，今惟汲汲作补牢计耳。故每日所有空隙，尽举以习英文，虽甚燥苦，然本师（丁在君）奖其进步甚速，故兴益不衰。吾弟读至此，则吾每日之起居注，可以想象得之矣。质言之，则数月来之光阴，可谓一秒一分未尝枉费。所最怏怏者，则中国人方面之拜往寒暄，饮食征逐，夺我宝贵时间不少，此亦无论如何耶。弟察此情形，则我书问稀阔之罪，当可未减也。所最负疚者，此行于外交丝毫无补也。平情论之，失败之责任，什之七八在政府，而全权殊不足深责，但据吾所见，事前事后，因应失当者亦不少，坐视而不能补救，付诸浩叹而已。

三、四月间谣言之兴，悬想吾弟及同人不知若何怫怒。迩来见京沪各报，为我讼直者亦复多，方揣测不得真相。其实此事甚明了，制造谣言只此一处，即巴黎专使团中之一人是也。其人亦非必特有所恶于我，彼当三、四月间兴高采烈，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人所攘，故排亭林排象山；排亭林者，妒其辞令优美，骤得令名也；排象山者，因其为领袖，欲取而代之也。又恐象山去而别有人代之也，于是极力谋求其人，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今时过境迁，在我固更无劳自白，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以自立于大地耶？最近尤有极可笑之谣言，谓我已与法人集一大公司办矿，吾闻之真受宠若惊，然巴黎、伦敦之中国人皆信之，彼辈盖并法国限制资本出境之禁令，亦不知也。呜呼！无常识至此，真可怜愍。

吾到欧未尝作一文，实无以对志先、东荪诸君，唯以忙求谅而已。日记极凌乱，且不过简单摘要备忘，非俟归后不能补缀整理也。且当思想变化发酵之际，殊不欲轻于下笔也。旅英约一月，尚思游北欧及东欧，惟交通极不便，恐难成行耳。法国尚拟住两月，稍为深邃的研究，归期总在岁杪。顷决定购置图书若干，归而藏之北京，供同人流览之需。已定杂志若干种，按期寄弟处，请保存之。欲言尚多，姑止于此。

（民国八年六月九日《与仲弟书》）

游兰士

三月六日早上七点钟从巴黎北车站起行，那时正是旧历正月底，北方气候，日子很短，我们开车好一会，那太阳才从浓雾中挣扎些影子出来，却还是无精打采，好像当不起家的样子。沿路上都是半消半凝的残雪，和雾中黄日相掩映，别是一种阴森景象。我们向东北行，一路沿着马仑河北岸。十点半钟，到兰士车站下车。过了这地方，我们便没有火车可坐了。原来这兰士，是法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都会，是古代罗马人建设的。有一座罗马记功坊，遗址尚存，算是法国著名古迹之一；有个古寺，系十世纪所建，这寺便同英国的“威士敏士达寺”一样，法国人认为神圣之府。我们读西洋历史，都知道当百年战争时（一四二九年）法国有一位救国女杰贞德，那贞德借神道设教将围攻巴黎的英国军队击退后，便扶了法王沙里曼第七在这兰士寺行即位礼，自此以后，历代君主所有大典，都在这寺里举行。近二三百年，兰士又成了极繁盛的工商市府。因为附近一带所产葡萄质味最好，市内有几个大香槟酒厂，这酒别处是仿造不来的，所以当战争前，市中有好几万居民，大半是靠这酒来养活。这回战争，两次被敌军占领，前后马仑两役，这地方都是个要点。我们火车上已经过多少马仑战役遗迹，但苦无从细看，将到兰士车站时，见到处一堆一堆的瓦砾，各处房屋，什有九都是剩下半截废墙，想起杜工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诗句，便自十分伤感。其实比起后来所游残破各地，这兰士实在不算得什么哩，但是我们后来的感动，却比不上初到兰士时厉害，可见人类感情这样东西，实适用效力递减的原则，头一次刺激，入人最深，多经一次，神经便麻木一度了。闲话休提，我们在市上瓦砾堆中徘徊片刻，便往参观古寺。这寺当一九一八年德军最后攻击时，专拿寺来当炮弹射的，破坏得不成样子。寺前广场，原有贞德的铜像，一位十九岁绝代佳人，俊眼微微向上，作一种恳诚信仰的表情，手持军旗，立在马上，说不尽英姿飒爽，元气淋漓，可惜全像已经破坏，我们仅得在照片上想像劫余尘影了。这寺是法国境内第一个峨特式建筑，寺前门楼雕刻之美，法人常以自豪，如今是倾圮了一半。寺内五彩玻璃名画，都是十三四世纪遗物，也十分毁了六七。正面的祭坛，祭坛旁边法王即位时所御的宝座，都已不留痕迹了。从前人说战争和文明进化很有关系，战争究竟能否产出将来的文明，姑且勿论，却是从前的人类文明遗产，已经糟蹋不少哩！

我们也犯不着多作无聊的伤感，肚子饿了，商量吃饭去。唉，战前热烘烘一个大市镇，如今只剩下一间完好的房子，就拿来做军人公共食堂。我们在那里胡乱用了一顿中饭，顺便去参观香槟酒厂，厂的上层，也破坏了，单有地窖子里藏酒的地方依然无恙，总算地底下一个鲁灵光殿了。据说德军占领时，大酺三日，将那酒尽情地牛饮，却是现在所藏，还值四千多万，那规模的宏大，就可想见了。

我们在兰士，恰好碰着他们军中行授勋礼，受勋的是本地出身两个负伤兵。行礼时约有一连的军队齐集广场，市民重重围绕，先奏军乐，次由一小军官朗诵该兵战绩，然后一高级军官代表总统将所授勋章亲挂在该兵襟上，再代表总统抱着那兵和他十分亲热地接一个吻（即代表全国民致敬爱之意），市长又代表市民和他接一个吻，跟着四面鼓掌声音，就像万雷齐发。我们看着，实有无限感叹，想起勋章这样东西，原是君主专制时奖励虚荣的作用，在民治主义底下，论理本不该有，但虚荣心既是人类公共的弱点，一时未能划尽，那么姑且利用它，也要令它含有相当的价值。你看人家行这个礼，何等庄严，何等诚恳，真可以叫人死心塌地为国家牺牲这条性命，这才是国家主义底下一种精神教育呢！像我们政府公报上一批一批的勋章雨，恐怕还够不上奖励虚荣，只算发表耻辱罢。

下午三点半钟，我们便离开兰士向东进发，沿路铁道，早已破坏，只得由法国政府预备三辆军用汽车护送前行。所经各地，都是开战第一年和第五年血战之区，再溯上去，那拿破仑和俄、普、奥三国联军大会战，也在此处。那回大战是一八一三年十月上旬，这回马仑之役，是一九一四年九月上旬，仅仅差十一个月就满一百年了。那回拿破仑是先胜后败，这回威廉也是先胜后败，虽然主客殊形，却是野心家到了收场一定失败，算得了两回切实教训了。沿途经过各战场遗迹，那陪伴的参谋官随时指点，我们也常常下车观览形势。恐读者厌烦，不复详叙了。是晚八点钟，在一个小市镇名叫圣梅诺的投宿，明日上凡尔登去。

（《欧游心影录节录》）

凡尔登

我们昨天下半天和今日上半天，走的都是笔直的一条大路，这是巴黎通凡尔登的官道，真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我们拿英国路政来比较，确是有点不同。英国的道路，不用说也十分修洁，但它总是因山林川泽的形势，而且绕避田园庐墓，所以不免弯回曲折。法国的道路，是仿古代罗马人样子，都画出纵横直线。此事虽小，却很可以表出两国国民的特性。英国人百事都是历史上自然发达，有一种环境起，便做出一种事实来和它顺应，好像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法国人不然，百事都悬出一个理想，拿理想做标准来规立计划，依着计划演成事实。我们试从政治上艺术上种种方面观察，到处可以看出两国根本精神不同之点，路政亦其一端了。这两种精神，各有好处。别国人学步，怕还是学法国稳当些哩。这是我路上一时的感想，离本题太远了，请读者见谅。

七日午前，我们穿过阿冈林，这是极大的一座森林。德军围攻凡尔登时，失败过后，还想纵断巴黎和凡尔登的后路，所以用全力来争此地。他的皇太子军即屯林中，两军在此经过多少回苦战。现在地下的铁条网和树上的障穗（用来防飞机侦视的）依然到处满布，树木虽然还未毁尽，却把绝好风景的所在，弄成狼藉不堪了。出了大林，辽远早望见凡尔登高原，十点半钟就到那里了。

凡尔登市是怎么一个光景呢？我这支拙笔，竟苦不能形容。诸君若有游过意大利的人，将那两千年前罗马的“佛林”和维苏威火山底下的邦渒拿来联想比较，或可仿佛一二。但比起破坏的程度来，反觉得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及人类，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哩。我们初到，就先在旧市街凭吊一回，但见到处都是半堵废墙，底下堆着一大堆断砖零瓦。还亏是地气冱寒，野草毒虫，不易繁殖，不然，恐怕全市早已无插足之地了。随后参观一个大教堂遗址，正殿早已残破无遗，旁边一间牧师静室，还算完好。这教堂是凡尔登最高处，我们从四面破窗中大略凭眺形势，雄峻肃括之概，一览在目。当德军开始攻击时，他的皇太子向军士演说，说半个月后德皇就要在这教堂行凯旋礼。如今却是德皇和教堂都是同归于尽，细想真是何苦来呢？

这日天气异常凛冽，我游市街时，手足都僵了，上下牙齿不住地在那里打架，想弄杯火酒一吃挡挡寒气，却是全市没有一家店铺，从哪里找起？后来到炮台里头去，算是得着了，方才稍稍回过暖来。这总炮台穴在地中，最深处离地平好几十丈，进去就像到了五千年前埃及的金字塔里头，觉得和地面上成了两个世界。据说当时大炮每日几百发地在外边乱打，炮台里头的人听着，不过像几串爆竹哩。我于军事是十二分外行，里头各种设备的标新立异，实在无从理会。就中令我很感动的有几件事：第一，里头有个大教堂，听说当军务最吃紧的时候，祈祷礼拜未曾停过，兵士的信仰，比平时还加增了好些。我想陆秀夫在厓山舟中抱着帝昺讲《论语》，是讲给一个人听的，所以看来觉得有点迂腐，有点作伪；这个却是当多数人生死呼吸的关头，替他打一根道德的药针，真算国民教育一种好法门哩。第二，里头有个很大的音乐场，兵士打仗回来，就在那里奏乐唱歌跳舞看影戏，还有许多军中文艺会军中美术会，常常在那里开会呢。“歌舞从戎”，“投戈讲艺”，在我们历史上是一种文饰的美谈，在他们却是日常茶饭哩。第三，里头有一个极完整消费协会，是由兵士组织的，军官也加入帮忙，是将兵士需要物品，廉价贩售，听说每日有好几万佛郎的进出哩。单就这几件事看来，你想人家的兵是什么样的兵，人家的国民是什么样的国民，像我们还配在世界上站住吗？

我们大略游览一遍，就在炮台内食堂午饭，承他们司令官极优渥的招待。停战以来，意大利王、比利时王都也曾到过凡尔登一次，都是在这里吃中饭，而且吃的就是营里的家常便饭，不过开一瓶香槟酒，就算礼敬外宾了，就这一点也很看出他们的平等精神哩。食堂正中，挂着政府颁给的光荣勋章——这勋章不是给个人的，是给炮台的——下面挂一个海棠式铜牌，刻着Can not has he pass一句话，意思是“不准他过去”。这句话，是比丹将军接防凡尔登时誓师所说的，如今变成凡尔登历史的成语了。此外则各协约国所赠的勋章，挂满四壁，还有许多德国炮弹铜帽等类和各炮台被敌炮打下的铁片，摆满一屋，竟把食堂变成了小小一个博物院了。

下午我们去游分炮台，本来要游两个，因为迷失了路，险些连一个都游不成哩。我们坐的是军用汽车，还有总炮台的军官做向导，怎么会迷失了路呢？因为他们炮台，都是暗垒，外面本来就没有标志，各垒联络路线，每每要拿地图现找。经这回猛攻之后，路线多改了样子，所以连本地人都闹糊涂了。我们出了市街，便循一带冈峦而行，但见满地焦枯，连一根草毛也没有，这里一个坑，那边一个洞，好像癞头和尚的样子。那大的坑竟有三两丈深十来丈阔，现在冰雪塞满，雪溶过后，想来里头可以淹得死人。唉！这都是一颗炮弹打成的哩。若问这些地方几时可以恢复原状，只怕三二十年还够不上说这话。因为地面几丈深以内，都是硝精铁屑，把地质地味完全变了，除非将这层地皮老实划去，另垫新土，才可以供耕植之用。唉！真不料最可宝贵的科学发明，给这班野兽一般的人拿起来戕杀生灵污秽土地。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其言很有至理哩。路上弥望，别无他物，就只有一簇一簇的丛冢，上头插着千百成群的十字架，和那破残零乱的铁条网互相掩映。此外便是破头盔咧，破靴咧，弹壳咧，马蹄铁咧，空罐头咧，东一件西一件，算是这几十里高原的装饰品。我们从总炮台出来的时候，天气本已是阴霾四合，到这时候更下起蒙蒙丝雨来。我们的车既已迷了路，三翻五覆地回旋停顿，我们也就几次下车，分头步行。我但觉得四周围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任凭你怎么热衷的人，到此也是兜头一盆冷水。现在所谓光华烂漫的文明，究竟将来作何结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栗哩。

好容易才找着一座分炮台，这炮台名字叫做“伏”，我就叫它伏垒。这伏垒经过敌军两次猛扑，几乎失陷。一次有敌军五十七人肉搏到垒门一个小丘上，距大炮机盖所在不过数丈，被守兵歼灭了，守兵也死了三十二人。垒中军官和我们谈那回短兵相接的壮烈搏战，还是肉飞神动，我觉得总不过是人类兽性的写真罢了，懒得记它。但两边死亡的八十九人，却是同葬一丘，真算得“白首同所归”了。我想魂而有知，风晨雨夕，彼此聚谈，真不解白白交换这条性命所为何来哩。

我们由那垒中军官引导，里里外外很详细地参观一回，今也不必细述，不过大规模的壕沟生活，总算看过大概罢了。天色不早了，我们若趱不上梅孜，就要露宿一宵，赶紧走吧。

（《欧游心影录节录》）

白鲁威

白鲁威是梁启超游欧一年中的长期居所，位于巴黎附近。梁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一书中记述当日居住其地的情形说：民国八年双十节之次日，我们从意大利经过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庐。回想自六月六日离去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来复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如今却有点动极思静了。白鲁威离巴黎二十分钟火车，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们的寓庐，小小几间朴素楼房，倒有个很大的院落，杂花丰树，楚楚可人，当夏令时，想是风味绝佳，可惜我都不曾享受。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院子里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说早已萎黄凋谢，连那十几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树，也抵不过霜威风力，一片片的枯叶，蝉联飘坠，层层堆垒，差不多把我们院子变成黄沙荒碛。还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一种沉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地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到后来索性连枝带梗滚掉下来，像也知道该让出自己所占的位置，教后来的好别谋再造。欧北气候，本来森郁，加以今年早寒，当旧历重阳前后，已有穷冬闭藏景象，总是阴霾霾的欲雨不雨，间日还要涌起蒙蒙黄雾，那太阳有时从层云叠雾中瑟瑟缩缩闪出些光线来，像要告诉世人，说它还在那里，但我们正想要去亲炙他一番，它却已躲得无踪无影了。我们住的这避暑别墅，本来就不是预备御冬之用，一切构造，都不合现在的时宜，所以住在里头的人，对于气候的激变，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欧战以来，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黄金一样，即便有钱也买不着。我们靠着取暖的两种宝贝，就是那半干不湿的木柴，和那煤气厂里蒸取过煤气的煤渣。那湿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地响，像背地埋怨，说道你要我中用，还该先下一番工夫，这样生吞活剥起来，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里无精打采地干炙，却一阵一阵地爆出碎屑来，像是恶狠狠地说道：我的精髓早已榨干了，你还要相煎太急吗？我们想着现在刚是故国秋高气爽的时候，已经一寒至此，将来还有三四个月的严冬，不知如何过活，因此连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预备他日不时之用，只得靠些室内室外运动，鼓起本身原有的热力，来抵抗外界的冱寒。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做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整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的写出来。

（《欧游心影录节录》）

回国

1920年1月17日，梁启超由巴黎起程归国，18日抵马赛，23日始由马赛返国，3月5日抵上海。3月25日，梁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谈到归国的经过说：吾以十二日（旧历正月）抵香港，敬谒祖父殡宫，在港与诸亲故盘桓永日，旋即登舟，十五日抵沪，诸友来迎者颇众，馆于张菊生家，叔通、东荪、溯初屡作深谈。旋应张季直之招，往南通淹留三日，复返沪。沪上政客未接一人，最为快事。二十四日发沪（在南京未下车），二十五日抵家，都中亲故来津相迓，旅舍为满，家中群童迎于新站，汝母迎于老站，是夕诸友在家为我洗尘，翌日为我介寿，将未成之新居权布筵席，主客熙熙，有如春酿。在家小憩后，以二十九日入都，向当道循例一周旋。初三日便返津，除最稔诸友共作饮食宴乐外，一切酬应皆谢绝，东海约宴亦谢之。然旬日以来，亦颇劳顿矣。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返津两日来客稍稀，夕间辄与汝母对酌，微醺甚乐也。（久不御黄酒，归来开陈酿，至乐，但饮后觉不甚受用，数日后亦拟节之矣。）思成辈皆渐知向学，幼者亦益可爱，家庭中春气盎然，惟汝不在旁，美犹有憾耳。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居北方不甚便，两月后决南下，在上海附近住，想汝亦以为然也。

（民国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与娴儿书》）

捌　讲学著述

趣味教育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致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根本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子里头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娑，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殷仲文这两句话，是用很好的文学技能，表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这种情绪，是再坏没有的了。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再不会有长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产育出来。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汽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停摆过后，机器还要生锈，产生许多毒害的物质哩。人类若到把趣味丧失掉的时候，老实说，便是生活得不耐烦，那人虽然勉强留在世间，也不过行尸走肉。倘若全个社会如此，那社会便是痨病的社会，早已被医生宣告死刑。

“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请简单说一说我的意见。

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这是不错，但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来，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所谓好不好，并不必拿严酷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世说新语》记一段故事：“祖约性好钱，阮孚性好屐，世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量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诣孚，正见自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屐。’意甚闲畅。于是优劣始分。”这段话，很可以作为选择趣味的标准。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严格说起来，他就根本不能做趣味的主体，因为认这类事当趣味的人，常常遇着败兴，而且结果必至于俗语说的“没兴一齐来”而后已，所以我们讲趣味主义的人，绝不承认此等为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子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第二件是课目太多。为培养常识起见，学堂课目固然不能太少；为消除疲劳起见，每日的课目固然不能不参错掉换。但这种理论，只能为程度的适用，若用得过分，毛病便会发生。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想引得深，总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十来种的功课，走马看花，应接不暇，初时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受了好些时，件件都是在大门口一望便了，完全和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教育不是白费吗？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做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以上所说，是我主张趣味教育的要旨。既然如此，那么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更不消说了。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既已打算拿教育做职业，便要认真享乐，不辜负了这里头的妙味。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还要快乐。他这话绝不是替教育家吹空气，实际情形，确是如此。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他，有说不出来的无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败和成功的程度都不能预料，独有种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还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进步。教育事业正和种花一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是并合为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语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现在的中国，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哪件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大路，摆在我们前面。从前国家托命，靠一个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许多政论家——像贾长沙一流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国家托命是在人民，现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将来的人民。现在学校里的儿童青年，个个都是“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傅”。据我看，我们这一代的太子，真是“富于春秋典学光明”，这些当太傅的只要“鞠躬尽瘁”，好生把他培养出来，不愁不眼见中兴大业。所以别方面的趣味，或者难得保持，因为到处挂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容易把人的兴头打断，教育家却全然不受这种限制。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习，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孔子屡屡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美他说：“正唯弟子不能及也。”一个人谁也不学，谁也不诲人，所难者确在不厌不倦。问他为什么能不厌不倦呢？只是领略得个中趣味，当然不能自已。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诸君都是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我希望更从教育的可好可乐之点，切实体验，那么，不惟诸君本身得无限受用，我们全教育界也增加许多活气了。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任教清华科学院

1927年初夏，梁启超在北海与清华研究院学生谈话，总结了他两年来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他说：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掺和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哪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么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知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界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最希望的是在求知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练。在事上磨练，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练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很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未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智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在这种氛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它的历史，自有它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智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骛于断片的智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我对于同学诸君，尤其万分抱歉。大学部选修我的功课的，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不用说了，就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老实说我对于任何学问并没有专门的特长，所以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们的忙，也许有我们同学的专门工作比我还做得好，这倒不是客气话。外国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范围内的学问，他真个可以指导研究，而除此隘小范围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却是糟了。同学以为我什么都懂得，所以很亲密地天天来请教我，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没有充分帮助。不过虽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是很浓厚着，仍努力继续下去。什么希望呢？假定要我指导某种学问的最高境界，我简直是不能，可以说我对于专门学问深刻的研究在我们同事诸教授中，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是我情愿每天在讲堂上讲做学问的方法；或者同学从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对，我可以略略加以纠正；或者他本来已得到方法，可以为相当的补助。这一点我在知识上对于诸同学可以说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许同学得到我这种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学问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点勇气。

还有一点，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练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练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熏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

至于知识上的修养——在学问著述方面改造自己，那么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重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地切实地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两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块，或散在各方，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归纳起来吧，以上所讲的有两点：

（一）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我在清华的目的如此。虽不敢说我的目的已经满足，而终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做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

（丁卯初夏《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

主持筹办司法储才馆

1926年9月中旬，梁启超应司法部长罗文幹之请，主持筹办司法储才馆。梁在写给思顺等的信中记其事说：但最近于清华以外，忽然又发生一件职务，令我欲谢而不能，又已经答应了。这件事因为这回法权会议的结果，意外良好，各国代表的共同报告书，已承诺撤回领事裁判权，只等我们分区实行。但我们却有点着急了，不能不加努力。现在为切实预备计，立刻要办两件事：一是继续修订法律，赶紧颁布；二是培养司法人才，预备“审洋鬼子”。头一件要王亮俦担任。第二件要我担任（名曰司法储才馆）。我入京前一礼拜，亮俦和罗钧任几次来信来电话，催我入京。我到京一下车，他们两个便跑来南长街，不由分说，责以大义，要我立刻允诺。这件事关系如此重大，全国人渴望已非一日，我还有什么话可以推辞，当下便答应了。现在只等法权会议签字后（本礼拜签字），便发表开办了。经费呢，每月有万余元，确实收入可以不必操心。（在关税项下每年拨十万元，学费收入约四万元。）但创办一学校事情何等烦重，在静养中当然是很不相宜；但机会迫在目前，责任压在肩上，有何法逃避呢？好在我向来办事专在“求好副手”。上月工夫我现在已得着一个人替我全权办理，这个人我提出来，亮俦、钧任们都拍手，谅来你们听见也大拍手。其人为谁？林宰平便是。他是司法部的老司长，法学湛深，才具开展，心思致密，这是人人共知的。他和我的关系，与蒋百里、蹇季常相仿佛，他对于我委托的事，其万分忠实，自无待言。储才馆这件事，他也认为必要的急务，我的身体要静养，又是他所强硬主张的（他屡主张我在清华停职一年），所以我找他出来，他简直无片词可以推托。政府原定章程，是“馆长总揽全馆事务”。我要求增设一副馆长，但宰平不肯居此名，结果改为学长兼教务长，你二叔当总务长兼会计。我用了这两个人，便可以“卧而治之”了。初办时教员职员之聘任，当然要我筹划，现在亦已大略就绪。教员方面因为经费充足，兼之我平日交情关系，能网罗第一等人才，如王亮俦、刘崧生等皆来担任功课，将来一定声光很好。职员方面，初办时大大小小共用二十人内外，一面为事择人，一面为人择事，你十五舅和曼宣都用为秘书（月薪百六十元，一文不欠），乃至你姑丈（六十元津贴）及黑二爷（二十五元）都点缀到了。藻孙若愿意回北京，我也可以给他二百元的事去办。（我比较撙节地制成个预算，每月尚敷余三千至四千。）大概这件事我当初办时，虽不免一两月劳苦，以后便可以清闲了。你们听见了不必忧虑。（这一两个月却工作不轻，研究院新生有三十余人，加以筹划此事，恐对于伍连德的话，须缓期实行。）

做首长的人，“劳于用人而逸于治事”，这句格言真有价值。我去年任图书馆长以来，得了李仲揆及袁守和任副馆长及图书部长，外面有范静生替我帮忙，我真是行所无事。我自从入医院后（从入得医院起）从没有到馆一天，忠忠是知道的。这回我入京到馆两个半钟头，他们把大半年办事的纪录和表册等给我看，我于半年多大大小小的事都了然了。真办得好，真对得我住！杨鼎甫、蒋慰堂二人从七月一日起到馆，他们在馆办了两个月事，兴高采烈，觉得全馆朝气盎然，为各机关所未有，虽然薪水微薄（每人每月百元），他们都高兴得很。我信得过宰平替我主持储才馆（亮俦在外面替我帮忙也和范静生之在图书馆差不多），将来也是这样。

（《梁启超自述》）

著作自序

擎一编余数年来所为文，将汇而布之。余曰：“恶！恶可！”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变迁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虽泰西鸿哲之著述，皆当以此法读之，而况乎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之余唾，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而世之君子，或奖借之，谬以厕于作者之林，非直鄙人之惭，抑亦一国之耻也。昔扬子云每著一篇，悔其少作。若鄙人者，无藏山传后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虽然，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一二年后视今日之文，亦当若是，乌可复以此戋戋者为梨枣劫也。

擎一曰：“虽然，先生之文公于世者，抑已大半矣，纵自以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间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洒，而其言亦皆适于彼时势之言也。中国之进步亦缓矣，先生所谓刍狗者，岂遂不足以为此数年之用？而零篇断简，散见报纸，或欲求而未得见，或既见而不获存，国民以此相憾者亦多矣。先生之所以委身于文界，欲普及思想，为国民前途有所尽也。使天下学者多憾，天柱等实尸其咎矣，亦岂先生之志哉。”

余重违其言，且自念再录此以比较数年来思想之进退，用此自鞭策，计亦良得，遂颔焉。擎一乞自序，草此归之。西哲恒言；谬见者，真理之母也。是编或亦可为他日新学界真理之母乎？吾以是解嘲。

（乙巳本《饮冰室文集自序》）

十余年前，曾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篇，刊于《新民丛报》。当时即欲将诸家学说，各为专篇，示其梗概，久而未成，尔后日有揅索，所得渐进于昔，而亦益不敢自信，欲有所写定，恒欿然而止。去冬，应清华学校之招，为课外讲演，讲国学小史，初本拟讲十次，既乃赓续至五十次以上，讲义草稿盈尺矣。诸生屡以印行为请，顾兹稿皆每日上堂前临时信笔所写，多不自惬意。全书校定，既所未能，乃先取讲墨子之一部分，略删订以成此本。吾尝以为著书而作名山之思者，皆我慢耳。学问之道，进化靡有止诣。欲以一人一时之精力智慧完成一种学问，万无是处。然则无论如何谨慎刻苦，其所得者亦必仅一部分而止，而疏漏误谬，仍终不得免。人人各自贡其所得之一部分，以唤起社会研究之兴味，其疏漏误谬，则自必有人焉补苴而匡正之，斯学术之所以见其进未见其止也。若启超者，性虽嗜学，而爱博不专，事事皆仅涉其樊，而无所刻入，何足以言著述。故年来丛稿，高可隐人，辄以阁庋，不敢问世。今誓发愿，破除求完求美之妄念，悉取其所曾肆力者稍加整治，次第布之，以俟世之君子痛绳而精削焉。兹编其嚆矢也。民国十年四月五日启超记。

（《墨子学案·自叙》）

欲治文学史，宜先刺取各时代代表之作者，察其时代背景与夫身世所经历，了解其特性及其思想之渊源及感受。吾夙有志于是，所从鹜者众，病未能也。客冬养痾家居，诵陶集自娱，辄成论陶一篇，陶年谱一篇，陶集考证一篇，更有陶集私定本。以吾所推证者重次其年月，其诗之有史迹可稽者为之解题，但未敢自信，仅将彼三篇布之云尔。《论屈原》一篇久写成，中有欲改定者，且缓之。其覃及诸家，则视将来兴之所至何如也。十二年四月一日。启超记。

（《陶渊明·自序》）

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欲为作传也有年，牵于他业，未克就。顷修国史至宋代，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而诇诸先史，则漏略芜杂，莫知其纪。重以入主出奴、谩辞溢恶、虚构事实，所在矛盾。于是发愤取《临川全集》再四究索，佐以宋人文集、笔记数十种，以与宋史诸志、诸传相参证。其数百年来哲人硕学之言论足资征信者，籀而读之亦得十数家。钩稽甲乙，衡量是非，然后叹吾畴昔自谓能知荆公、能尊荆公者，无以异于酌潢潦之水而以为知海，睹瓮牖之明而以为知天也。而流俗之诋荆公，污蔑荆公者，益无以异于斥之笑鹏，蚍蜉之撼树也。不揣寡陋，奋笔以成此编。非欲为过去历史翻一场公案，凡以示伟人之模范，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乎？则区区搜讨之勤，为不虚也。新会梁启超。

（《王荆公·自序》）

我对于学问，件件都有兴味。因为方面太多，结果没有一方面做得成功。著述更不必说，始终没有专心致志好好的著成一部书。近几年来我名下的出版物，都不过一个学期中在一个学校的讲义，而且每学期所讲总是两门以上的功课，所编总是两种以上的讲义。我生平有种坏脾气，曾经讲过的功课，下次便不愿再讲，每次所讲总是新编的，匆匆忙忙，现蒸热卖，哪里能有满意之作？所以每次讲完之后，便将讲义搁起，预备重新校改一番才付印。但每到休讲期间，又贪着读别的书去了，假期满后，又忙着别的讲义，因此旧稿总没有时候整理，只好把他放在箧底再说。两三年此类的讲稿有好几种哩，这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便是其中之一种。

这部讲义是两年前在清华学校讲的。清华当局指定十来部有永久价值的古书，令学生们每学期选读一部或两部，想令他们得些国学常识，而且养成自动的读书能力。这种办法，我原是很赞成的，当局因请我把这十几部书的大概和学生们讲讲，我答应了，每隔一星期来讲一次，一学期间，讲了从《论语》到《礼记》这几部。本来下学期还打算续讲，不幸亡妻抱病，跟着出了丧事，我什么功课都做不下去，因此向学校辞职，足足休讲了一年。现在虽再来学校，也没有续讲的机会。

说“要籍”吗，中国最少也有一百几十种。像这部讲义讲的不伦不类几部书，算什么东西呢？何况是现蒸热卖的粗制品，当起稿时已经没有多翻参考书的余裕，脱稿后连复看的工夫也没有。这样作品，如何可以见人？所以许久不愿付印，为此。

清华同学们不答应，说各处纷纷函索传钞，不胜其扰，说现在清华周刊要编辑丛书，决定把它充当第一种，已经付印了，而且要求我作一篇序文，我无法拒绝，也只好随顺。

我想，一个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中国人，对于本国极重要的几部书籍，内中关于学术思想者若干种，关于历史者若干种，关于文学者若干种，最少总应该读过一遍。但是，生当今日而读古书，头一件，苦于引不起兴味来。第二件，苦于没有许多时间向浩如烟海的书丛中埋头钻研。第三件，就令耐烦费时日勉强读去，也苦难得其要领。因此，学生们并不是不愿意读中国书，结果还是不读拉倒。想救济这种缺点，像“要籍解题”或“要籍读法”一类书，不能不谓为适应于时代迫切的要求。我这几篇虽然没有做得好，但总算在这条路上想替青年们添一点趣味，省一点气力。我希望国内通学君子多做这类的作品，尤其希望能将我所做的加以是正。例如钱先生新近在清华周刊发表的论语解题及其读法之类，同时我也要鞭策自己在较近期内对于别的要籍能再做些与此同类的工作。

这部书里头所讲有许多是前人讲过的，并非全属自己创见。为什么不一一注明呢？因为（一）编讲义时间匆忙，没有查原书。（二）为学生们方便起见，若啰啰唆唆的引那一说驳那一说，倒反令人头痛，不如直截了当。我认为可采之说就采入，省些闲文。总而言之，这部书不是著述，不过讲堂上临时演说，凡有与著述体例不符之处，希望读者原谅。

“先入为主”，原是做学问最大毛病，但人人都知道这是毛病，却人人都不容易破除。即如我这部书，讲《论语》推重戴望，讲《史记》推重崔适，也可以说是我个人的僻见。其实教一般青年不该如此。此外各篇犯这类毛病还不少，我所以不甚愿意立刻付印就是为此。既已付印，我不能不声明一下。

临了，我还想和青年们说几句话，——诸君对于中国旧书，不可因“无用”或“难读”这两个观念，便废止不读。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难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至于难读易读的问题呢？不错，未经整理之书，确是难读，读起来没有兴味或不得要领，像是枉费我们的时光。但是从别方面看，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工夫，披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所以我希望好学的青年们最好找一两部自己认为难读的书，偏要拼命一读，而且应用最新的方法去读他。读通之后，所得益处，在本书以内的不算，在本书以外的还多着哩。

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梁启超，清华北院二号。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

一、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况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更安能以余力及此？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俟全书卒业，始公诸世，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章，用自鞭策，得寸进尺，聊胜于无。《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

二、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编中寓言，颇费覃思，不敢草草，但此不过臆见所偶及，一人之私言耳，非信其必可行也。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其现象日日变化，虽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况于数十年后乎？况末学寡识如余者乎？但提出种种问题一研究之，广征海内达人意见，未始无小补。区区之意，实在于是。读者诸君如鉴微诚，望必毋吝教言，常惠驳义，则鄙人此书，不为虚作焉耳。

三、人之见地，随学而进，因时而移。即如鄙人自审十年来之宗旨议论，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矣。此编月出一册，册仅数回，非亘数年，不能卒业。则前后意见，矛盾者宁知多少？况以寡才而好事之身，非能屏除百务，潜心治此，计每月为此书属稿者，不过两三日，虽复殚虑，岂能完善。故结构之必凌乱，发言之常矛盾，自知其决不能免也，故名之曰稿本。此后随时订改，兼得名流驳正，或冀体段稍完，再写定本耳。

四、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复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飨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其有不喜政谈者乎，则以兹覆瓿焉可也。

五、编中于现在时流，绝不关涉。诚以他日救此一方民者，必当赖将来无名之英雄也。楼阁华严，毫无染著，读者幸勿比例揣测，谓此事为某人写照，此名为某人化身，致生种种党同伐异意见。

六、此编于广东特详者，非有所私于广东也。今日中国方合群共保之不足，而岂容复有某乡某邑之见存？顾尔尔者，吾本粤人，知粤事较悉，言其条理，可以讹谬较少，故凡语及地方自治等事，悉偏趋此点。因此之故，故书中人物，亦不免多派以粤籍，相因之势使然也。不然，宁不知吾粤之无人哉？读者幸谅此意，毋哂其为夜郎。

（《新中国未来记·绪言》）

癸亥长夏，独居翠微山之秘魔岩。每晨尽开轩窗纳山气，在时鸟繁声中作书课一小时许以为常。一日蒋百里蒋百里：浙江海宁人，名方震，字百里，笔名飞生。夹一写本小册至，且曰“三十年夙负，合坐索矣”。视之，则会稽陶心云先生论书绝句百首。原稿有俞曲园、谭复堂、李莼客、袁爽秋、沈乙庵诸序跋，皆手写也。而不佞一短札亦傫然虱其间，文笔书势皆稚弱如乳臭儿，视之羞欲死。盖十七八岁时初游京师作也。札中答心老诿作序云：“三月内必有以报命。”迄今为三月者，殆百有五十，而心老墓木久拱矣。记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山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帖，目敚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京师识心老，盖在夏穗卿座中。心老即席见赠一帖，文曰：“学问文章过吾党，东南淮海惟扬州。”且曰：“粤地在禹贡固扬分也”。其书龙跳虎卧，意态横绝。亡命后帖久烬，然神理深镂吾心目，今犹可仿佛也。心老论书尊碑绌帖，此固道、咸以来定谳。虽然简札之与碑版，其用终殊，孙虔礼所谓“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者”，其妙谛又非贞石刻文所能尽也，明矣。挽近流沙坠简出世，中典午残缣数片，与汇帖所摹钟王书乃绝相类，其书盖出诸北地不知名之人之手，非江左流风所扇，故知翰素既行，风格斯嬗，未可遂目以伪体祧之也。余于书不能有所就，且平昔诵习皆在北刻，心老之论，复何间然。顾孟子恶执一贼道，然则北刻外无楷法之论，终未敢苟同。恨不得起心老于地下更一扬榷之。或问曰：论书之作，在今日毋亦可以已耶？应之曰：不然。吾闻之百里，今西方审美家言，最尊线美，吾国楷法，线美之极轨也。又曰：字为心画，美术之表见作者性格，绝无假借者，唯书为最，然则书道之不能磨灭于天地间，又岂俟论哉？新会梁启超。

（《稷山论书诗序》）

幼读《春秋左氏传》，至韩城濮殽鞍邲鄢陵诸战，辄肉跃色舞；稍长读《资治通鉴》，至钜鹿赤壁淝水诸战，则亦有然。非性好战而独乐闻战事也，彼其战动为两造兴替所系，而事之与之相缘者不知凡几，顾能以恢广明密之史识，曲折锐敏之史笔，提絜之而摹述之，使百世下读者，若列庙堂而参谋议，履疆场而察进止也。其尤胜异者，若城濮鞍邲赤壁，战者匪止一国，多或至七八，立乎两军之帷幄者，皆一时之彦，旷世之才，而史家能曲传诸国之情势，群豪之器识，一一如其分。吁！可谓极文章之能事也已。欧洲今兹之役，为有史以来所未尝睹闻，交战者十数国，皆泱泱当代之雄也。其在前敌者都数千万人，一日战费，当小国政府一岁之所出入。大小阵地，恒十数处所，其广长者至亘千里。其搆衅之所由，千端万绪，错综纷纠，远者或在数年数十年以前，而莫不各有其所不得已者存，曲直壮老之数，乃至不可究诘。盖天地间瑰伟绝特之观，未或过是矣。不有记载，何以示后？不揣庸陋，辄著斯编，冀以吾国之文言，传他方之故实，毋俾暗昒，为简册羞。夫左氏温公之纪战，一役廑千余言或数千言，而纤悉赅举。吾今兹编，方述战因耳，交绥以后，且未遑及，而已费数万言，才力之不逮古，兹可见矣。虽然，事物之理，愈后起则变赜之度愈增。今之战，殆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与一域中国与国相互之战既异，与一国中人与人相互之战更异，则记载之义例，其亦安得不有以异于古所云？况《左传》、《通鉴》，为亘数百年千余年之通史，纪事以年为纬，诸役之远因，在数年前者，既已别见，读者得循是而识其故。今吾为专书，非远溯补述，何以竟端委？且吾之为此，非以希藏山之业也，吾自托于遒铎，为国人周知四国之助云尔。是故宁芜毋漏，宁俚毋晦，此篇帙之所以滋也。抑古之良史，惟记事耳，而论议不加，自能使读者跃然有会于言外，所谓据事直书，其义自见。史之正轨，恒必由兹。吾病未能，而哓哓焉间以论列，若不暇给，文体之不纯而笔力之不任，盖自知也。然太史公之传伯夷屈原，论与叙相错，宁得曰非史？斯又非自我作古也已。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借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

民国三年十一月新会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自序》）

（一）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尽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二）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又云：“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又云：“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

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

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什一二而已。

（三）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四）“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

（五）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不用别号，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

（六）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更无余裕复勘，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

（《清代学术概论·自序》）

（一）此书成后，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而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礼所谓“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谨记此以志谢三君。

（二）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亦可唤起学问上兴味也，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名曰“中国佛学史”，草创正半。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厉而已。故此书遂题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三）本书属稿之始，本力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五部完成后，当更改之耳。

（《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足迹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揅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顾兹事体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况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揅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区区此稿，本宜坚决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复思吾研究之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则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贸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孟子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读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著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蜕变以成定本，则片言之锡，皆吾师也。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启超自述。

（《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

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今春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之招，讲先秦政治思想，四次而毕，略赓前绪而已。秋冬间，讲席移秣陵，为东南大学及法政专门讲此本，讲义且讲且编，起十月二十三日，讫十二月二十日，凡两月阅成。初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分序论、前论、本论、后论之四部，其后论则自汉迄今也。中途偶感不适，医者谓心脏病初起，既有征矣，宜辍讲且省思虑，不则将增剧而难治。自念斯讲既已始业，终不能戛然遽止使学子觖望，卒黾勉成之，幸病尚不增，能将本论之部编讲完竣，其后论只得俟诸异日矣。因所讲乃至先秦而止，故改题今名。启超讲述斯稿之两月间，以余力从欧阳竟无先生学大乘法相宗之教理，又值德人杜里舒博士同在金陵讲学，而张君劢董其译事，因与君劢同居，日夕上下其议论。兹二事者，皆足以牖吾之灵而坚其所以自信。还治所业，乃益感叹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气象为不可及也。书成后，徐志摩拟译为英文，刘文岛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拟译为法文，倘足以药现代时弊于万一，斯则启超所以报先哲之恩我也已。

（《先秦政治思想史·绪言》）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冥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

人生哲学，不在本讲义范围中，且置勿论，专言政治哲学。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与现代欧美人所倡导者为同为异，孰优孰劣，此属别问题；要之此三种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此三种主义，虽不敢谓为我国人所单独发明，然而最少亦必为率先发明者之一，此吾所不惮昌言也。……

窃尝论之，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其人又极富于弹力性，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此种国民所产之思想及其思想所陶铸而成之国民意识，无论其长短得失如何，要之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可断言也。夫绝对的真理之有无学者久已疑之，理论上且有然，若夫理论之演为制度者，其是非盖益幻赜而不易究诘。欧洲近一二百年，政治学说生计学说之标新立异，几使人应接不暇，种种学说，亦泰半已经次第实现以成制度。然每一主义之昌，未尝不有极大之流弊踵乎其后，至今日则其人深陷于怀疑恼闷之渊。举凡前此所安习之制度，悉根本摇动，欲舍其旧而新是谋，则惶惶然若求亡子而未得也。我先民所诒我之思想，虽或未成熟，或久中断，搜剔而磨洗之，又安见不龟手之药终无益于人国也？由此言之，本问题之价值可以见矣。

平心论之，价值之为物，本非绝对的不变的，吾侪殊不必妄自尊大，谓吾所有者必有以愈于人，更不宜讳疾忌医，掩护其所短以自窒进步。但尤有一义当知者，本国人对于本国政治思想，不惟其优良者有研究价值，即其窳劣者亦有研究价值。盖现代社会，本由多世遗传共业所构成，此种共业之集积完成，半缘制度，半缘思想，而思想又为制度之源泉，过去思想常以历史的无上权威无形中支配现代人，以形成所谓国民意识者，政治及其他一切设施，非通过国民意识之一关，断不能有效。直言之，非民众积极的要求或消极的承诺之政治，则不能一日存在。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汲汲于移植欧洲政治制度，一制度不效，又顾而之他，若立宪，若共和，若联邦，若苏维埃……凡人所曾行者，几欲一一取而试验之，然而名实相谬，治丝益棼。盖制度不植根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最近穷而思返，先觉者始揭改造思想之旗以相号召。虽然，改造云者，不惟其破坏也而惟其建设。欲革去一旧思想，必须有一新思想焉足餍人心者以代之，否则全社会陷于怀疑与虚无，结果仍让彼有传统的惰力之旧思想占优势耳。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针砭洗炼。信如是也，则我国过去政治思想，虽其中一部分对于世界无甚价值者，就吾国人立脚点言之，其价值不可蔑视明矣。

（《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

淡出世事

自1927年下半年起，因局势的变化和病情的趋重，梁启超开始逐渐辞去所承担的各项工作。是年7月，他在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告摆脱各事情形说：我现在对于北京各事尽行辞却，因为既立意不到京，决不肯拿干薪，受人指摘，自己良心更加不安。北京图书馆不准我辞，我力请的结果，已准请假，派静生代理。（薪水当然归静生，我决不受。）储才馆现尚未摆脱，但尽一月内非摆脱不可，清华也还摆脱不了，或者改用函授，亦勉强不辞。独有国立京师图书馆，因前有垫款关系，此次美庚款委员会以我在馆长职为条件，乃肯接济，故暂且不辞。几件事里头，以储才馆最为痛心。我费半年精神下去，成绩真不坏，若容我将此班办到卒业，必能为司法界立一很好的基础，现在只算白费心力了。北京图书馆有静生接手，倒是一样。清华姑且摆在那里再说。我这样将身子一抖，自己倒没有什么，（不过每月少去千把几百块钱收入）却苦了多少亲戚朋友们了。二叔、七叔咧、十五舅咧、赵表叔咧、廷灿咧、黑二爷咧，都要受影响，（二叔中国银行事还在，倒没有什么，但怕也不能长久。十五舅现在只有交通银行百元了）但也顾不得许多了。其实为我自己身子计，虽没有时局的变迁，也是少揽些事才好。所以王姨见我摆脱这些事，却大大高兴，谅来你们也同一心理。

（《与思顺书》）1928年6月，梁又写信给女儿思顺，告彻底脱离清华，说道：近日最痛快的一件事，是清华完全摆脱，我要求那校长在他自己辞职之前先批准我辞职，已经办妥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学生也不再来纠缠，我从此干干净净，虽十年不到北京，也不发生什么责任问题，精神上很是愉快。

（《与思顺书》）同年8月22日，梁写信给思顺等，告拟辞去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事，云：我辞了图书馆长以后，本来还带着一件未了的事业，是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每年受美国庚款项下津贴五千元。这件事我本来做得津津有味，但近来廷灿屡次力谏我，说我拖着一件有责任的职业，常常工作过度，于养病不相宜。我的病态据这大半年来的经验，养得好便真好，比许多同年辈的人都健康；但一个不提防，却会大发一次，发起来虽无妨碍，但经两三天的苦痛，元气总不免损伤。所以我再次思维，已决意容纳廷灿的忠告，连这一点首尾，也斩钉截铁地辞掉。本年份所领津贴已经退还了（七月起），去年用过的五千元（因为已交去相当的成绩），论理原可以不还，但为省却葛藤起见，打算也还却。现在定从下月起，每月还二百元，有余力时便一口气还清。你们那边营业若有余利时，可替我预备这笔款，但不忙在一时，尽年内陆续寄些来便得。

（《与思顺书》）

玖　思想主张

兴筑铁路

穰卿同年足下：

秋间获接手书，所以勖厉而拯救之者甚厚，并述时艰，忾乎其言，此诚仁人君子，忧先天下之盛心也。启超半载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世变，迻勿虑而孰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一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有如仇雠，此其故皆坐不兴铁路。铁路即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不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阻挠，然后余事可以徐举，而大局可以有为。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之势也。利源通，则可为之资也。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一手一足岂能挽江河哉！张芗帅，张芗帅：即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已洞烛，而于兴铁路之事，久已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廷，力争于当路，而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例，宜于此事风行雷厉，务在必成。乃亦徘徊不发，若有所待，岂其中有所挂碍哉？抑左右侍纵未有以大利大害之所在，日提其耳而动其心者，故忽焉置之哉？

足下既抱饥溺之仁，居密尔之地，以通达之学，兼博辩之才，今虽日俯仰时变，袖手太息，终无所救，岂若力赞芗帅，以此举反复而浸润之。彼若畏于强御之牵制，则告之以阴用权术之谋，彼若苦于腐生之阻挠，则勉之以破除一切之事。昔王临川之变宋，张江陵之造明，绩用克成，道皆在是，芗帅权位虽不逮二人，而才力实过之，若欲为一事而不能就，则无称夫世之豪杰矣。故启超谓足下诚能日以为言，今日不行，则他日言之，今月不行，则他月又言之。言之既久，吾知其未有不行者也。今山海关之路已开其端，然非振天下之枢，通南北之气，则其收效也尚不大。且启超犹有虑者，山海关初议谓试办有效，然后接筑后路。夫西人之兴铁路，专主通商，而中国之言铁路，专主运兵。关外之地，商贾寂寥，养路之费，悉无取出。倘彼路成后，一旦以费巨利少之故，指为无效，而此后诸路莫敢复议。恐失此机会，将有迟之数十年而不溃于成者，则国势更不可问矣。今诚能于南北冲途，成一大路，而令商民于各直省接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区区之愚，罔有知识。窃谓此事不行，则日谭经济，尽无补救。恃鲍子之知我，故敢倾吐肺腑，言之不惭，足下以为何如？幸明诏之。

启超来岁有黔中之行，冬腊间由黔入都，道经鄂省，拟申谒拜，但不识欲访足下，当造何处？及彼时足下尚在鄂否耳？望即有以告我。手此，祗候起居。壬辰除夕。启超再拜。

（光绪十八年《致汪康年书》）

兴学主义

伯严、秉三伯严：陈三立字，系湘抚陈宝箴之子，光绪进士，官吏部主事，时与黄遵宪等在湘助其父行新政，戊戌政变后被革职。秉三：熊希龄字，光绪进士，在湖南助陈宝箴、黄遵宪力行新政。戊戌政变后被革职。一九一三年与梁启超等组阁，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两兄：伻来得书，殷勤恳挚，语重至不克荷。本已定月之三日启行，惟穰兄勉留一琴数日，顷定初七日偕行，约十五前后必抵湘也。分教习必由自行聘定，乃易臂使。超所见广雅书院、西湖书院，其分教与总教皆不相能，可为殷鉴。故超初时欲在湘请分教，以便讲授，顷深思之，似为（疑脱“未”字）可。已拟偕分教韩君孔广名文举、叶君湘南名觉同来矣。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既拟举此一二年之日力心力专用于此间，则欲多成就些人才出来。教四五十人与教一二百人，其所用日力心力，相去不甚远，故欲以多为贵也。粗拟章程功课，到湘后当以请正。

今日救中国，下手工夫在通湘、粤为一气；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少穆有闳论，想已闻之。复生将归湘，缘为盛杏荪盛杏荪：盛宣怀字。聘请办矿，可为一喜。

忽忽奉布，相见不远，不缕不缕，敬叩道安。

（《致伯严秉三两兄书》）

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当以兴学为主义……启超谓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胸中……日本变法之始，即开此院，以故数年之间，人才大成，各用所长，分任庶政，是以强也。

（《西学书目表》）

二三月间，迭由杨君风轩两赐手书，及《味经随录》、《创建书院折片》、《机器织布说略》诸稿，循诵数四，钦佩千万。惟于启超奖饰过当，非所敢受，徒增惭愧。启超乡曲陋氓，于一切学问，懵无所习。行年十七，始获捧手于南海康先生之门，略闻古今治法，及中外变故，而学问既浅，阅历尤寡，自抚歉然，乌敢语天下事。虽然，尝闻之南海之言矣，学者所以经世也。学焉而不忧天下，毋宁勿学。又曰：天下之事至钜也，至赜也，苟欲以一二人之力拯救之，虽大贤不能矣，然惟人人以不能自废，而天下之患乃益大。是故虽有绵质陋学，苟率其不忍人之心，则未尝不可以有补于天下，是用忘其愚固，振臂疾呼，极知无当，惟行其心之所安，竭其力之所能而已。乃者强学议起，海内志士，颇跂息辐集，谓庶有瘳。既为言者所沮，绵未定，遽以辍散。今殚精竭虑，一载有余，思复旧业，合大群，拯大祸，终未克逮，固由才力之不及，抑亦世变之莫究也。启超自交李孟符，得谂先生之言论行事，以谓苟尽天下之书院，得十百贤如先生者以为之师，中国之强，可翘足而待也。人才者，国之所与立也。而师也者，人才之大原也。故救天下之道，莫急于讲学；讲学之道，莫要于得师。书中谓今日显祸，固在东南，隐患仍在西北。至哉言乎！向尝窃窃过计，谓吾西北腹地诸省，风气阂隔，人才乏绝，恐不足以自立。今获闻先生之余论，则矍然起，释然信秦之可以不亡也。今日东南诸省，盖不救矣。沿海膏腴，群虎竞噬，一有兵事，则江浙闽粤，首当其冲，不及五载，悉为台湾。割弃仓促，呼号莫闻，虽有坚锐，只增盗粮；虽有智勇，束手坐毙。然则居东南而谭富强，其犹过屠大嚼，虽少快意，终不得肉。惟西北腹地，远距海岸，彝迹尚罕，地利未辟，涎割稍迟，而矿脉之盛，物产之饶，随举一省，皆可自立。秦中自古帝都，万一上京有变，则六飞行在，犹将赖之。故秦地若立，东连晋豫，西通巴蜀，他日中国一旅之兴，必在是矣。先生以织局、书院两义立富教之本，可谓知务。既以集股不易，织造恐致无成，甚矣任事之难也。今欲纠大众立公司以兴地利，无论何事，想皆不易。就权宜之计，莫如兴小农，劝小工，如萝卜之糖、葡萄之酒、畜牛制乳、牧羊织毯之类，费本不钜，尽人可行，及其既盛，获利亦可无量。又日本每岁手造器物，销至美国者，值八千万，美人畏之。然则机器固为富国第一义，然必谓舍机器之外，而即无术以致富，亦未必然矣。彼至纤极琐如草帽边者，犹且为出口货物一大宗，他可知矣。故苟能择西人喜用之物，与通商口岸之人所喜用之西物，仿其式样，择数类而广制之，虽手造迟钝，不犹愈于已乎？勿谓其小，苟用者广，出者多，何事何物，不足以生利。彼法国有以饲鸡为业，而数年之间至百万者矣。故小农小工，最可用也。先生若有意于是，则此间续译此类之书，当以次寄上，以备采择。其旧译《格致汇编》、《西艺知新》等，亦多可采，但取与地相适者而仿行之，亦兴利中应有之义也。若地物既渐辟，则转运一事，实为通津之大原。河轮、马路二者，苟能举其一，以达于近江，其所补益，实为无量，但此事恐亦非旦夕所能集耳。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当以兴学为主义。近岁各省学堂之设，所在皆有。其为法也，以方言为开宗明义第一事，似得其本也。虽然，欲讲学者，莫急于择师。今之学方言者，以西人为师乎？则贫僻之地，未必能以重脩聘西人也；即或能之，而西人之旅华者，大率传教之士，不学无术，亦乌足以为人师也？即或能之，而言语不通，情意不达，乌在其能传授也？以华人为师乎？则今日之号称通习西文者，上焉者，能充译署使馆之翻译，下焉者，能作洋行洋舰之通事，如斯而已。于西人之政事学问，非有所知也。夫仅能充翻译作通事，其犹华人之能作华语，粗识华文者而已。欲讲中学，而以能作华语粗识华文之人为之师，虽五尺之童，犹知其不行也。然则欲讲西学，而以能作西语粗识西文之人为之师，宁非惑欤？徒使学者沾染洋习，捐弃大道，六经束阁，《论语》当薪，其犹寿陵学邯郸之步，东家效西子之颦，故步尽丧，益形生丑。今日通商口岸之士习，殆类是矣。故启超谓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胸中。若集两造而辨曲直，陈缁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后，敷政优优，所谓用其所学，学其所用，以故缝掖之间无弃才，而国家收养士之效。日本变法之始，即开此院，以故数年之间，人才大成，各用所长，分任庶政，是以强也。中国开学堂数十年，同文方言之馆，所在有之，而其为学也，不出于翻译通事，是以弱也。启超自顷入鄂，则请南皮尚书易两湖书院，专课政学，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法公理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事近政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今秦中兴学，鄙意谓亦宜参用此意，务使中学与西学不分为二，学者一身可以相兼，而国家随时可收其用。而其尤切要者，千年教宗，运丁绝续，左衽交迫，沦胥靡日，必使薄海内外，知孔子为制法之圣，信六经为经世之书，信受通习，庶几有救。先生以耆德硕学，悲悯天人，一言提倡，士气振变，伏望努力，起衰扶危，则岂惟秦地之幸而已。南海先生《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四上书记》，各呈上数本，此皆先生嚆矢之书，自余诸学，或撰而未成，或成而未刻，先以数种奉献，亦略见一二耳。同门诸子，颇有所撰述，专以经学诸子学言经世者，秋间或可刻成数种，当以就正。拙撰《西学书目表》，浅陋已极，既承相爱，亦以奉尘，尚乞教之。南海先生顷游各省，所至讲学，欲以开风气觉后贤以救天下。去冬游桂林，开圣学会，祀孔子，译西书，桂士咸集，殆将大振。秋间将游湖湘，入巴蜀，来年二三月间，或取道秦晋，以如京师。彼时启超或能从游，当可畅聆教益。今之中国，既如累卵，而东南沿海各省，益复朝不保夕，虽自竭其股肱之力，诚恐所志未就十一，而桑田沧海，倏忽已沦。故窃用愤懑，欲于腹地得二三豪杰以共搘之。尊省振兴之事，幸时相告，苟力所能及，靡不竭其拳拳，共矢血诚，力扶危局，亦未见天下事之必无可为也。所怀千万，苦未尽吐，容俟续陈。

（《复刘古愚山长书》）

启超乡曲陋学，十三以后，得读吾师训士之书，乃知天地间有学问之一事。稍长，肄业学海，猥以文字受奖饰，自喜非望。己丑试事，幸得列弟子籍。顾乃辽阻道里，荏苒岁月，虽怀执经荷笈之志，未循束修以上之义。自顷抠衣捧手之际，深惧舍馆后见之罪。何期弗诃，反加奖借，赐以燕见，许以尽言，商榷古今，坐论中外，激言大义，不吝指授，刍荛涓流，靡不容采，授餐馈赆，殷勤逾恒，宁惟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归舟容与，喜不自胜。吾师眷焉世变，默验时局，以培养人才为当务之急，因加意两湖书院、武备学堂，以观厥成，诚救乱扶危第一义也。两湖新章，改用讲授，杜册子之习，追讲学之旧，至善甚盛。启超窃惟西国学校，种类非一，条理极繁，而唯政治学院一门，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其为学也，以公理（人与人相处所用谓之公理）公法（国与国相交所用谓之公法，实亦公理也）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胸中。若集两造而辨曲直，陈缁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后，敷政优优，所谓学其所用，用其所学，以故逢掖之间无弃才，而国家收养士之效。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靡闻焉。今夫此学非西人所自创也，吾中国三代以前不必论，后此若汉之长沙、子政、武侯，秦之景略，后周之王朴，宋之荆公、夹漈、永嘉，元之贵与，明之姚江，国朝之梨洲、亭林，皆由此道。或当时行其所学而大效，或后世用其言而益大效。今之学者，既务于破碎无用，其鼓箧之始，即未尝以治天下为己事，故于古今治乱，中外强弱所以然之故，漠然曾未动其念，授之以事，则昏然不知其所当有事，外侮日迫，内治日隳，则漠然莫识其所由。士夫不讲此学，则市侩弄舌而横议之，中国不讲此学，则外夷越俎而代谋之。夫使市侩、外夷之言，果有当于措治，则亦岂有所厌恶而必为是摈斥哉？无如此辈者，于吾古人之义理，一无所习，于吾中国之情势，一无所通，则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不以其道也。故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浡焉也。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提要者，尤莫吾师若。故为今之计，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以提倡天下，因两湖之旧而示以所重，以六经诸子为经（经学必以子学相辅，然后知六经用，诸子亦皆欲以所学治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救时之良才也。今之废课卷而用日记，废评列而用讲授，可谓黜弃枝叶，妙探本原者也。虽然，两湖诸生，固非若髫龀之子，未堪操觚，其斐然有述作之志者，殆不乏人也。学非一业，期于致用；言非一端，贵于可行。启超以为所设经学、史学、地学、算学者，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故时务一门，为诸学之归宿，不必立专课，而常贯于四者之中，其经学、史学、地学、算学，则为日记以督之，以验其学业之勤惰；其时务一门，则为课卷以考之，以观其学识之浅深。讲时务而无四者之日记以督之，则无以正其本；讲经、史、算、地而无时务之课卷以考之，则无以徵其用。二义交行，本末咸备，体用具举，庶于西人政治学院之规模，稍有所合。计其成就，必有可观。且时务一门，无专书可以讲授，必事事推原经史，则侵彼两院之权，苟非如此，则专门之西学，既非所谙，洋务之谰言，又非所屑，登堂缄口，未知所裁。敬陈区区，或见采择。

（《上南皮张尚书南皮张尚书：即张之洞。书》）

人莫不由少而壮，由愚而智。壮岁者，童孺之积进也；士夫者，愚民之积进也。故远古及泰西之善为教者，教小学急于教大学，教愚民急于教士夫。嗟夫，自吾中国道术废裂，舍八股八韵大卷白折之外，无所谓学问，自其就傅之始，其功课即据此以立法，驱万万之童孺，使之桎梏汨溺于味根、串珠、对偶、声病、九宫、方格之中，一书不读，一物不知，一人不见，一事不闻，闭其脑筋，瘫其手足，窒其性灵，以养成今日才尽气敝之天下。斯义也，吾昔《论学校·幼学》一编，既已重忧之而长言之矣。抑士夫之所谓学问者，既惟是光方乌钓渡挽是讲、是肄、是切、是磋。此学也，农学之无救于馁，工学之无救于窳，商学之无救于困也，然天下之学既无有出此之外者，则彼农也、工也、商也，以为学也者，固非吾人所当有事焉耳，于是乎普天下皆不学。今言变法，必自求才始，言求才必自兴学始。然今之士大夫，号称知学者，则八股八韵大卷白折之才十八九也，本根已坏，结习已久，从而教之，盖稍难矣。年既二三十，而于古今之故，中外之变，尚寡所识，妻子仕宦衣食，日日扰其胸，其安能教？其安能学？故吾恒言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岁以下之童子乎？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多，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他国且然，况我支那之民不识字者，十人而六，其仅识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启超既与同志设《时务报》，哀号疾呼，以冀天下之一悟。譬犹见火宅而撞钟；睹入井而怵惕，至其所以救焚拯溺，切实下手之事，未之及也。既又思为学校报，通中西两学，按日而定功课，使成童以上之学僮诵焉，自谓得此，则于教学者殆庶几矣。而于教小学、教愚民二事，昧昧思之，未之逮也。岁九月归自鄂，而友人叶君浩吾、汪君甘卿，有《蒙学报》之举，门人章生仲和及其哲兄伯初，有《演义报》之举。两日之间，先后见告。既闻之，且忭且舞，且喜不寐。呜呼，其或者天之不欲亡中国，故一败之辱，而吾国人士之扼腕攘臂，思为国民效力，为天下开化者，趾相错。自今以往，而光方乌钓渡挽之凶焰，或可以少熄。中国之人亦渐可教矣乎。斯固救焚者之突梯，拯溺者之桔槔也。他日吾学校报成，使童孺诵蒙学报者，既卒业而受焉，则荀卿子所谓始于为士，终于学圣，其由兹矣，岂曰小之云乎哉？

（《蒙学报演义报合叙》）

师徒分途

1901—1903年间，梁启超因倾向民主共和，宣传破坏主义，反对保教，与其师康有为发生严重思想分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自述道：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

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其言曰：“我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一窒；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詈以相夺，情状抑何可怜。……此两千年来保教党所生之结果也……又曰：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禧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诸四书五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

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

（《清代学术概论》）

论保教

至于保教一事，弟子亦实见保之之无谓。先生谓巴拿马、新加坡各埠今方兴起，而弟子摧其萌蘖。今所欲办者，如巴、星各埠所办，果有益于事否乎？他地吾不敢知，横滨一埠则戊己庚辛四年皆庆诞，每年费二千余金，试问于孔教有何影响？于大局有何关系？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诚不如以之投诸学校之为妙矣。今新加坡集捐二十余万，建一孔子庙，弟子闻之实深惜之。窃谓此等款项，若以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多矣。

至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条顿民族如英、美、德各国，皆政教分离，而国乃强。今欧洲之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凭借教令为衣食者耳。实则耶教今日亦何尝能强，其澌灭可立而待矣。哲学家攻之，格致学攻之，身无完肤，屡变其说，以趋时势，仅延残喘，穷遁狼狈之状，可笑已甚，我何必更尤而效之？且弟子实见夫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盖非是，则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也。培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稣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

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先生所示自由、服从二义，弟子以为行事当兼二者，而思想则唯有自由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先生谓弟子故为立异，以避服从之义，实则不然也。其有所见，自认为如此，然后有利益于国民，则固不可为违心之论也。故先生以其所见之谬而教诲之，则弟子所乐受，而相与明辨，若谓有心立异，则不敢受也。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得开而已。此意弟子怀之已数年，前在庇能时与先生言之，先生所面责者，当时虽无以难，而此志今不能改也。顷与树园、慧儒、觉顿、默厂树园、慧儒、觉顿、默厂：树园，番禺人，名文举，即扪虱谈虎客。慧儒名奎，新会人。两人与汤觉顿，陈默厂皆万木草堂弟子。等思以数年之功著一大书，揭孔教之缺点，而是正之，知先生必不以为然矣。至谓弟子从耶教，实则不然。耶教之不宜今日也尤甚，孔教且不欲保，何况于耶？请先生勿过虑也。

唯有一事最难处者，先生之宗旨既不在是，而外人多以弟子等之言为先生之言，因此累及先生，是最不可。故弟子常思辨别之，其是非得失皆弟子自负其责任，然后心安。故保教论中为此等别异之言，当时盖有所为也。虽然，别异之常恐有痕迹，徒使人不谅其心，以为吾党羞，故以为莫如先生作文数篇，发先生之宗旨，以之登于报中，则人之见者，亦可以知先生非如后辈者流，好为急激之言矣。现已将《孟子微》一篇分载报中，外人之疑，亦当稍释矣。以后更能有数篇，则别异益章也。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

自由主义

一、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责教受者耳。），奴隶性属于受者。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先生谓弟子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非也。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路梭：今译为“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他的思想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影响。。盖日本近日盛行法国主义，弟子实深恶之厌之。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虽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之药，投诸病热者，则增其剧，而投诸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

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执此之说，是以李斯而罪荀卿，以吴起而罪曾子也。且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至欧人文明与法无关之说，弟子甚所不解，不必据他书，即《泰西新史揽要》，亦可见其概。英国为宪政发达最久最完之国，流血最少，而收效最多者也。而其安危强弱之最大关键，实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议院改革案；而此案之起，乃由法人影响所及，（英民闻法人争权之事而兴起）此案之得成，亦由执政者惮于法之惨祸，而降心遽许之。此《新史揽要》所明言也。（他书言之尤详）欧洲中原日耳曼、奥斯马加、意大利、瑞士诸国皆因并吞于拿破仑。时拿氏大改其政治，而自予人民以自由，人民既得尝自由之滋味，此后更不能受制于专制民贼之下，故历千辛万苦而争得之，以至有今日。观于拿破仑第一次被放，而维也纳会议起；拿破仑第二次被放，而俄、普、奥三帝神圣同盟兴。维也纳会议、神圣同盟，皆为压制民权而设也。但观于此，而知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而纯甫难是说，然则此十九世纪之母何在也？（弟子以为法国革命即其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若夫“自由”二字，夫子谓其翻译不妥或尚可，至诋其意则万万不可也。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则“人人自由”四字，意义亦已具足。盖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则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者，是则不可谓之人人自由；以此言自由，乃真自由，毫无流弊。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

夫子谓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一线之走开，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入其记性之中，终不过如机器切成之人形，毫无发生气象。试观现时世界之奉耶稣新教之国民，皆智而富，奉天主旧教之国民，皆愚而弱；（法国如路梭之辈，皆不为旧教所囿者，法人喜动，其国人之性质使然也。）无他，亦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而已。（法国今虽民主，然绝不能自由。）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励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然弟子敢断中国之必不能沸，必不能狂也。虽使天下有如复生。（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及弟子者数十百人，亦必不能使之沸、使之狂也。弟子即尽全力以鼓吹之，而何至有法国之事乎。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语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义，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颇善矣。自治含有二义：一者不受制于他人之义，二者真能治自己之义。既真能治自己而何有侵人自由之事乎？而何有法国托名肆虐之事乎？故有自治似颇善矣。而所谓不受制于他人者，非谓不受制于法律也。英人常自夸谓全国皆治人者，全国皆治于人者，盖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之也。实则仍受治于己而已。盖法律者，所以保护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极则，即法律之精意也。抑以法国革命而谤自由，尤有不可者；盖“自由”二字，非法国之土产也。英之弥儿弥儿：今译作“弥尔顿”（John Milton），英国诗人、政论家。一八四——一八六年间发表政论多篇，捍卫民主，反对专制，其中重要的有《论出版自由》和《为英国人民声辩》。德之康得康得：今译“康德”，德国哲学家。，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谓博深切明矣。而夫子引隋炀、武后以比之，似未免涉于嫚骂矣。弟子欲辩论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尽其词；非有他心，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现时所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但今日心中所蕴，不敢自欺，故不觉其言之长。其谓涉于不敬，非对长者之体者多多，唯因文曲折，随笔应赴，不自检点，深知其罪。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论革命

今夕得砵仑转来佛长佛长：指康有为。书，背人匆匆读之，直至夜阑（今已三点矣）人散，方再出熟诵数次，汗流浃背甚矣。启超根器之浅薄，道心不坚，而乃以此施诸长者也。长者前屡责，得书辄怦怦自省，过后偶触他事，辄又妄疑复起矣。恶根之难拔如此，可畏也。今与兄订约，弟此后难保无起妄念之时，若有之则兄当来责我，曰汝忘三月十八夜在加拿大所发书乎？我必当猛醒矣。今夕已夜深，不能赶此船写信往佛处谢罪，只发数行去耳。明日入奶么夭寅米，恐此礼拜内不能发信，望兄先以信往言，启超知罪也。

译局展股事，不意长者怒至此，（弟前书与长者已认此罪，其实我惶恐而认也。今细思之，实不应认。）然弟为此之时，实非欲搀夺商会也。其时与港中意见，并不深也。弟今思其时日，乃始自知。译局展股在何月，弟已忘之，（似在九月）惟记弟发此议后，然后紫珊紫珊：冯镜如字，《新民丛报》发行人。返港；弟旋入箱根避客。后在箱根得紫珊由港来书，始知港已开办，遍布章程。由箱根返滨两日，章程乃寄到。盖弟发译局展股之议时，尚绝不知港之欲办商会也。（港之办会，乃章程寄到时，有一封照例不写上款之公函来耳，又数日然后有信来我，时我真怒甚矣。）弟当时不知何故，觉得商会或难大成，又欲急办入场书，故忽发此议。时紫珊、慧之亦不甚赞成，而弟力主之，致有此波澜。由今思之，实无谓也。今办译局，真嫌款多耳。至无书与长者，此真我之大谬处，不知何以如是。弟之上长者书，常觉不易，盖一写则必数十纸，常欲得一空闲时日乃写之，遂日延一日，而信反疏。至谓弟欲背长者，弟自问其良心，亦不许尔尔也。……而竟于译局事未一提及，则弟今既忘之，果尔，是天夺我魄也。大抵一年以来，波澜纷起，弟于长者书或争论此事，或辩难彼事，及至写完，辄妄言译局，或此之由，然弟知罪矣，甚矣，长者与弟不合并一处之为害也。念及此，不得不痛恨日本政府矣。

长者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唯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去年十月间，长者来一长函痛骂，云：因我辈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弟见信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即此次到美演说时，固未言革，然与惠伯、章轩谈及，犹不能不主此义也。舍是则我辈日日在外劝捐，有何名目耶？兄想亦谓然，但不可以告长者，再触其怒，致伤生耳。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与勉兄书》）

弟一月前曾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其纲领乃与大著不谋而合者泰半。得公书，益自信所见之不甚谬也。公言与鄙见相反而相成。惟弟窃愿附末说，颇觉其绝无相反者，何也？弟所谓开明专制，实则祖述笕克彦氏之说，谓立宪过渡民选议院未成立之时代云尔。日本太政官时代之政体，即弟所谓开明专制，而公所谓宪胚非有二物也。弟之用此名则有所激而言，弟持论每喜走极端，以刺激一般人之脑识，此亦其惯技耳。观屡次报中所下此四字之定义，当无异于与公之相反矣。公其许之耶？

（光绪三十二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前示告诫以革命、保教、大同等诸义，此事有甚难言者，今欲一详陈之。

大同一义，前所著论题为《国家思想》，以此义作主客，托起本论宗旨，固非得已，非敢以相攻也。弟子即狂悖，何至以攻先生自快。攻先生有何益于我？即不为先生计，而自为计，外人见此反复无状之小人，视之为何等耶？虽愚亦不至此。但见夫近日西人著述，言国家主义者未有不借大同为衬笔、撇笔，盖欲主张其本论，使之圆到，不能不论及也。大同之说，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或先生所演更有精到完满者，则不敢知；若弟子所闻所受，似西人已有之。）希腊之柏拉图，英国之德麻摩里，（十五世纪人，著一小说，极瑰伟。弟子译其名曰《华严界》。）法国之仙世门、喀谟德（皆十九世纪人）所言，其宗旨条理皆极精尽、极详密，而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近人著书，几无不引之，无不驳之。弟子言此，亦袭前人说耳。当下笔时，若几忘此论在中国之发自先生也者，其瞀其疏固可责，然谓其有意相攻则冤也。但此义不过对国家思想之反面一言及之，以后断不复有此等语在报中矣。

至民主、扑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得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特未见《文兴报》耳，徐、欧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尤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体，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君勉来一书，并呈上，其言亦如此矣。）然此决非好与先生立异者，实觉此事为今日救国民之要着而已。望先生听之，以大度容之为盼。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

思想转变

1903年冬，梁启超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放弃“破坏主义”、“革命排满”主张，宣布与共和长别。夫鄙人之与破坏主义，其非无丝毫之关系，当亦天下所同认矣。然则吾岂与异己者为敌哉？至谓以成己之名，则更失之远矣。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则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此则其一贯者也。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畏友中，亦频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讳。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韵，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之一责任而已。

（《答和事人》）1912年，梁启超在《初归国演说辞》里也回忆了他的这次思想转变，说道：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直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

（《初归国演说辞》）

社会主义观

1921年2月，梁启超在《改造》杂志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阐明他对中国要否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看法。其文说：我两年来，对此问题，始终在彷徨苦闷之中，殊未能发现出一心安理得之途径以自从事。所谓苦闷者，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面为本主义之敌，一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之利害与之相缘，而权衡利害，避重就轻，则理论乃至纷纠而不易求其真是，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今勉强截断众流，稍定祈向，然终未敢自信也，谨以质诸执事。

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

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

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

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

综括以上大意，其所推论事理之要点如下：

（一）非奖励生产事业，则全国人非久且瘵死，更无何种主义之可言。

（二）奖励生产事业之结果，资本阶级必发生，其相缘之毒害非随而发生。

（三）资本阶级发生，则劳动阶级亦成立，然后社会主义运动乃有所凭借。

（四）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可以我国劳资战争最后之胜负决之。

（五）游民阶级假借名义之运动，对于真主义运动之前途，无益而有害。

根据以上事理，以为吾辈今后进行方针如下：

（一）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先在劳资协调的状况之下，徐图健实的发展。

（二）极力提倡协社，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

（三）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

以上所论，不知能否对于尊论有所发明补正？仆对此问题之解决，今犹在苦闷求索中，殊不敢自谓有真知灼见。冀普天下同主义之人，有以教之耳。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趣味主义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做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它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学问之趣味》）

自白

关于他是怎样一个人，梁启超在1921年年底所作的题为《内政欤外交欤》的演说中自我解剖说：既已说到此处，自然我梁启超自己的“我”应该有一番反省，我索性趁这机会明白告诉诸君罢。国内有些人，对于我这人根本怀疑，说什么“研究系阴谋家”，这个头衔我实在不敢承领。因为我是个感情生活的人，简直可以说我所用的字典里头没有“秘密”这两个字，谋尚且不会，阴更不必说了。但别人对于我种种怀疑，我并不怪，因为我的举动，表面上看来好像常常矛盾。这种性质，我虽然自认为我的短处，却不自认为我的坏处，这是情感生活的人应有的结果，我若把我的矛盾去掉，同时怕并把我做事的活力也去掉了。

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这还是小的。我的最大罪恶，是这几年来懒了，还带上些旧名士愤世嫉俗独善其身的习气，并未抖擞精神向社会服务，并未对于多数国民做我应做的劳作。我又想，凡人对于社会都要报恩，越发受恩深重的人，越发要加倍报答，像我恁样的一个人，始终没有能够替社会做出一点事，然而受了社会种种优待，虚名和物质生活都过分了，我若还自己懒惰，不做完我本分内的事，我简直成了社会的罪人。

我生平是靠兴味做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我很盼望最近的将来，有真正的国民运动出现。倘若有么，我梁启超应该使役我的舌头和笔头来当个马前小卒。

（《内政欤外交欤》）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1923年春夏间，思想界出现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5月间，梁启超发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阐明他对于玄学和科学的态度，说道：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请你科学家把“美”来分析研究罢，什么线，什么光，什么韵，什么调……任凭你说得如何文理密察，可有一点儿搔着痒处吗？至于“爱”，那更“玄之又玄”了。假令有两位青年男女相约为“科学的恋爱”，岂不令人喷饭？又何止两性之爱呢？父子朋友……间至性，其中不可思议者何限。孝子割股疗亲，稍有常识的也该知道是无益，但他情急起来，完全计较不到这些。程婴、杵臼，代人抚孤，抚成了还要死。田横岛上五百人，死得半个也不剩。这等举动，若用理智解剖起来，都是很不合理的，却不能不说是极优美的人生观之一种。推而上之，孔席不煖，墨突不黔，释迦割臂饲鹰，基督钉十字架替人赎罪，他们对于一切众生之爱，正与恋人之对于所欢同一性质，我们想用什么经验什么规范去测算他的所以然之故，真是痴人说梦。又如随便一个人对于所信仰的宗教，对于所崇拜的人或主义，那种狂热情绪，旁观人看来，多半是不可解，而且不可以理喻的，然而一部人类活历史，却十有九从这种神秘中创造出来。从这方面说，却用得着君劢所谓主观所谓直觉所谓综合而不可分析等话头。想用科学方法去支配他，无论不可能；即能，也把人生弄成死的没有价值了。

我把我极粗浅极凡庸的意见总括起来，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人生观与科学》）

佛学徜徉

碎佛碎佛：即夏曾佑。字穗生，号穗卿，又号碎佛，笔名别士。与梁启超政治学术相投，过从甚密，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上座：舣驾碌碌，飙忽岁暮，怀我素心，无时可忘。读致穰书，具悉近状，云何失馆，而栖萧寺，穷岁客况，闻之凄怆。昨从粤返，忽思西安，遂尔命车，游杭数日，行太匆匆，未及拜母。顾闻府间，颇尚安善，夫人无恙，望无远怀。省书知状，念兄家计，勉集绵薄。穰卿、浩吾，各致十金，仲巽及超，各致二十，已寄杭中。顾此区区，恐未有济。季公闻此，想复为继，不识何如。今岁以来，侪辈之中，咸稍苏息，独君郁郁，穷蹙益甚。惟超知君，已将渐次入不动地，大法成就，必有因缘，缘虽非一，大抵由困苦患难而断五欲，始教修行，观一切苦，虽复善观，未若身历。世尊自言，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何以故，地非淤泥，不生莲花，非五浊世，佛不现故，是以非惟不起瞋，亦且常乐五浊地狱。兄之根器，非复一世数十寒暑之所获，乃从前劫而种善因，虽复如是，小脑太弱，魂为所牵，诚恐一旦不自割舍，境风熏吹，住位将退，梵天哀愍，现种种集，导种种灭，代除世间种种无常。策君精进，起君回向，是故当知非特如是，他日无量苦恼，百倍今日而集君身。何以故？六根我贼，世间一切父母妻子，功业名誉，顺适供乐，悉贼党与。党与摧落，贼自灭故。众生迷惑，认贼作子，代贼受苦，若复知者，一切诸苦，皆贼造作，还贼自受，我无与故。凡所陈说，悉皆昔者，闻之于君。赵州捧师，亦匪敢避，质诸上座，谓为何？如超自夏间，闻君说法，复次雁舟，演述宗风，颇发大心，异于曩日，亦依君说。略集经论，苦为贼缚，无从解脱。贼念发时，悼君穷逼，善念发时，羡君自在。想自根浅，宿业未尽，故此今世，为佛所弃。唯别以来，颇守戒律，鬼神之运，久致太平。毅公少年，豪气如昔，公度公度：即黄遵宪。罢使，作何安置？愿闻后命。季公到省，仅及一月，即得山阴，名誉隆然。板鸭已见，洋洋得意。铁樵在鄂，创《民听报》，孺博孺博：即麦孟华，广东顺德人，康有为门生，一八九七年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创不缠足会于上海，并为《时务报》等撰文，宣传变法。来沪，襄撰述事，沅帆在湘，张、陈张、陈：即张之洞、陈宝箴。争聘，未定何就？仲巽惰学，无异他时，此子可惜。重伯复生，久不相见，落拓如君。超被伍使伍使：即伍廷芳。，苦邀出游，又被南皮，欲夺入鄂，悉未应之。将留海上，开堂讲学，南中情形，略说如是。知念故及，敬承起居，启超再拜。丙申腊不尽三日长江舟次。

（《与碎佛书》）

君顷何所为？穷理所得有笔记否？乞时示我。弟之宿病，行事之念多，而穷理之功少。此公所稔知者，惟望时以新义触其灵魂耳。自不见足下以来，朋辈中玄妙之论久绝于耳。今见重伯，抑大快也。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启超近读经，渐渐能解，（亦不能尽解，解者渐多耳）观《楞伽记》，于真如生灭两门情状，似仿佛有所见，然不能透入也。大为人事所累，终久受六根驱役不能自主，日来益有堕落之惧，（日夕无一刻暇，并静坐之时而无之，靡论读经）既不能断外境，则当择外境之稍好者以重起善心。兄之闲暇，望如天上也。兄去岁七月密云寄我书，有云，有所无不寄陈左右以诵。呜呼！其犹未远之□，兄宁忘之耶？岂怨我之久不上书，而恶作报复耶？弟之忙如此，兄亦当亮之也。兄今岁想不来，仍入京否？踪迹所至，幸必相告。弟极忙，而兄极闲，勿责以施报也。专望兄书，以救我魂，兄其念哉！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日《与穗卿大师书》）

东还以来，不过月余，各地噩耗乃五六至，每有港中来书，未开缄先自怵息，计弟外游三次，每次归来，其失意事皆重沓，心绪竟日突跳，意不能自制，公何以教我耶？念前此亲近浏阳、碎佛时，心境迥非今比。呜呼！不学道益殆矣。今年广智亏累不少，此虽小事，亦不得意之一端也。西事一函，顺检呈览，公亦当为一长叹也。暴动之举，弟今几绝望矣，公何以教之？碎佛顷有一书来，略论近学，颇可借以娱魂，把玩不忍释。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今试问公生天成佛之说，信其必有乎？抑谓其必无乎？必曰信有哉！欲生天成佛，其道何由？必厌离世间五浊臭秽，脱屣躯壳，修菩萨行，此不二法门也。故以我佛慧力而必现出家身以度众生，谓学道人固应尔也。公之悲不可解，超无他言，请公读本行集经，太子出家品，彼净饭王之哀悼，姨母之惨怛，四妃之号踊，谅今日君家亦不过尔耳。人方坐菩提树下成正觉，转大法轮，度一切众生，而我犹从而号泣之，此奚为也？虽然，今日与公言而谓铁樵成佛，公必曰：卓如于万无可解之中，作此言以诳我耳。启超因不敢诳公，亦不欲自诳。启超固知今日之铁樵未能言成佛也。虽然，前者之铁樵吾不知，自其与启超相识以来，则恒闻其日日昌言有出世间之想，公盖亦熟闻之矣。今试问公，一旦而铁樵乘大愿誓出家，公其许之乎？如不许也，阻人善行断佛种性，公必不为也。如许之也，则其离父母，弃妻子，辞朋友，舍躯壳，绝五欲，断万缘，其有以异于今日之为乎？远之观本行经，近之读《红楼梦》，此中情形可略见矣。今夫铁樵出家之念，不自今日始也，又非彼一人独也，若穗卿，若复生，若启超，皆久发此愿，苦无机缘耳。铁樵之未遇机缘，犹吾辈也。彼此次与超同由鄂来，在船上言之详矣，彼此念视我辈尤坚也。然使其不死，十年之内，亦必将有出家之事，即彼不能即出，我辈尚当促之，彼时公又当何如？且使我辈一旦悉迩机缘，同时脱离，公又当何如？公且细思彼时情形，与今日有何分别，顾闻彼则喜，闻此则戚，非学道人所应尔也。今夫佛宁不知出家之为苦哉，宁忍夺人之子，夺人之夫，夺人之父，以为其弟子哉？天下事有聚必有散，有乐必有苦。聚焉而乐，必散焉而苦，久聚焉而大乐，必骤散焉而大苦。犹之昔也，则无取其大苦焉者，故不如靳其久聚之为得也，今夫聚则何乐矣？天下之苦恼，未有不生于躯壳者。躯壳与躯壳日相处，则苦恼如丝织，日结日深而不可解，此有家之为害。超既屡为公言之，彼死者有何利益胜于我辈，所不敢知，然于此间苦已脱离无量矣。我辈方且力求解脱之法，而宁能以彼之大乐者为我之大苦，何其大惑耶？此非寻常达观劝慰之言，我辈所日日讲求者正复在此，不可忘宗旨耳。铁樵死时，神气极清，一语不乱，虽未敢言生天成佛，然不能谓其于道无所闻矣。公若为天下惜人才犹之可也，若为一人一家之私计也，公当自念躯壳者灵魂之贼，爱渴者业报之报，方将劝公行出家事，而安可以铁樵之出家为戚戚乎。若太伯母哀不能释，吾无可言，今既幸达是矣，而先生反不能以所学自广，非所敢望也。经云相爱同结，爱不能离，以是因缘。众生相续，恶业俱生，穷未来际，可不惧哉！可不惧哉！铁樵在鄂附乩传语，其词甚详，由熊秉三带来，今以寄上，益可见铁樵之未死也，且其末语自言乐矣。而我辈从而自苦何为也？请公读《楞严》前四卷，反复玩味，务遣痴心。（以佛法言之只得谓之痴）

（《与吴季清吴季清：名小村，达县人。其子吴铁樵为梁启超治佛学的同志，一八九七年病逝。书》）

昨谭殊未餍，贱子半生惟骛多闻，今兹灵府尚为此结习所据，乃至病中一离书卷，遽如胡孙失树，自审障深矣，极思颛受持一经论，切实修正。

公试察我根慧，导以法门，明知不宜惉懑文字相以益其病，第不能离文字而有所入，故仍假涂于此，唯有以饶益之，敬上宰平居士。

（民国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致宰平宰平，即林宰平。居士书》）

奉教饶益实多，读经法已受持（顷诵《圆觉》）殊觉有妙绪，惟净土一宗向非所嗜，念佛功德之信心不起。公能举此宗入门之书相饷否？相宗书欲便从窥师《识论述记》入手何如？贱躯碻已复原，可以从事矣。

（民国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致宰平居士书》）

第二书奉悉，三日前有一友以印光法师文稿相饷。其人为普陀住持，集中专提倡净宗，其词警策，读之前疑已释八九，傥所谓机缘者耶？至即便信受奉行，更当读公所示诸书，（此间有《云栖法汇》，他皆无，间拟先读此中数种。）俾信不退转耳。欲从事相宗者，因《圆觉》太高妙，恐不易入，且诸名相之解释，尚未精了，即义谛无从莹澈，故拟从繁重处入，既公见规，当稍缓之。《圆》、《楞》两经疏解，何本最善？读大疏文句何如？

（民国七年十月四日《致宰平居士书》）

数日来读《竹窗随笔》、《云栖遗稿》，生大惭愧，增长信根，极欲更求憨山、藕益诸集读之，以助修行，不审金陵皆有刻本否？请将集名开示。（金陵所刻《经目录》希寄一张。）

（民国七年十月七日《致宰平我兄书》）

养心立身

弟子日间偶读《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觉得不如彼处甚多，觉得近年以来学识虽稍进，而道心则日浅，似此断不足以任大事。因追省去年十月十一月间上先生各书，种种愆戾，无地自容。因内观自省，觉妄念秽念，充积方寸。究其极，总自不诚不敬生来。先生去年所教，真字字药石，而弟子乃一向无所领会，甚矣堕落之远也。孝高拟用东人为荆、聂之举，似甚可行。其有所需，望赞助之，并示孝高。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弟子前此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此字除出诸自由不服罪外，余皆自知。）愿自改之，此皆由于打叠田地不洁净之故，不诚不敬，以致生出许多枝节，盖弟子求学而不求道之日多矣。前两旬偶读《曾文正集》，瞿然自省，觉事事不如彼，愈益内观则疵累愈益多。追念去年一年情事，事事皆无地自容，今誓以强力自克或者有救，（今日日自省，而克则未能也，盖道心之无力久矣。）现时设功课日记部，一以长兴故事行之，欲每月仍寄夫子，乞教诲也。

……

至于同门不同门之界，弟子仍持前说，不敢因噎废食。前此同门之误事者，又岂少乎？网罗豪俊之法，莫要于阔达大度，而莫恶于猜忌。盖猜忌二字，最易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夫子所责弟子多疑之说，弟子今知其蔽，痛自改之。然此义乃欲施之于同门不同门，皆如是也。弟子总觉得办天下之事，须合天下之才，然同门之圈限已定而有尽，不同门之圈限未定而方长，诚恐声音笑貌之间，拒人千里之外，故每书辄斤斤然辨之也。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

吾江岛人物归去者便辄颓唐，更无布置，有数人皆前车矣。想来总是志气不定，脊骨不坚之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负重？今日之事，责在我辈，真当每日三省，时时提起，不使有一毫懒散，乃可有成。诗酒悠悠一语，勿使飞天头陀笑我到底也。现时款尚未到，兄亦知难为无米之炊，然此心不可不念兹在兹。回忆去年冬间，日日逐于放荡之乡，诚可自责，虽曰小节，然玩物可以丧志，此后固当戒之也。

（《与黄为之书》）

去年汇款等事，弟实疏慢，以误大事，决不能辞其咎。弟今深自怨艾，诸兄谅不追前咎。我辈互相责备，或至词语甚严厉，正是相爱之极，如兄弟骨肉，乃能有此，若悠悠行路人，则断无责备之理也。故以后我辈宜个个自会此意。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久不闻良师友之箴规，外学稍进，我慢随起，日放日佚，而不自觉，真乃可惧。近痛自改悔，每日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专用悬崖勒马手段，以心制物。）二曰诚意，（专求毋自欺，荡涤意恶，每一发念记之于日记。）三曰主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时时刻刻皆以自省。盖此五者，皆切中弟之病根也。行年将三十，事业无所成，德业且日退，阅世日深，则去道日远，真可大惧。故自今欲廓清前此之垢腻，重新发奋，再学为人。果能有恒与否，未敢自信，然欲以自厉矣。

（《致知新同人书》）

一、弟日来颇自克厉，因偶读曾文正曾文正：指曾国藩。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自顾数年以来，外学颇进，而去道日远，随处与曾文正比较，觉不如远甚。今之少年，喜谤前辈，觉得自己偌大本领，其实全是虚伪，不适于用，真可大惧。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去年长者来书，责以不敬，诚切中其病，而弟不惟不自责，乃至并不受规，有悻悻之词色，至今回思，诚乃狗彘不如，惭汗无极。其大病又在不能慎独戒欺，不能制气质之累也。故弟近日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主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盖此五者，皆与弟性质针对者也。时时刻刻以之自省，行之现已五日，欲矢之终身，未知能否。然习染已深，今力洗之，觉大费力甚矣。弟近年之薄窃时名，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知其堕落，乃至如是之甚。近设日记，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而每日记意过者，乃至十分之上。甚矣，其堕落之可畏也。弟自此洗心涤虑，愿别为一人，（乃另起头）不敢有迂视讲学之心，不敢有轻视前辈之意，惟欲复为长兴时之功课而已。诸兄弟若爱我者，幸勤攻其过。弟亦愿诸兄弟鉴于弟之堕落，而亟亟猛省，思所以进德修业，不胜大望。老子曰：“两军相对，哀者胜矣。”我辈现在处当哀之时，有一毫之肆慢，则是一落千丈，主敬一关，实不可不刻刻提起。

（《致湘曼孺孝湘曼孺孝：指叶湘南、麦曼宣、麦孺博、罗孝高。诸兄弟书》）《晨报》每年纪念增刊，我照例有篇文字，今年真要交白卷了。因为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怏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致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提笔属文，非等几个月后心上的创痕平复，不敢作此想。《晨报》记者索我的文，比催租还凶狠，我没有法儿对付，只好拆个烂污，写这篇没有价值的东西给他。

……

我在病榻旁边，这几个月拿什么事消遣呢？我桌上或枕边摆着一部汲古阁的《宋六十家词》，一部王幼霞刻的《四印斋词》，一部朱古微刻的《疆村丛书》。除却我的爱女之外，这些“词人”便是我唯一的伴侣。我在无聊的时候，把他们的好句子集句做对联闹着玩，久而久之，竟集成二三百副之多，其中像很有些好的，待我写出来。

（《苦痛中的小玩意儿》）

这段题目所标的这“我”字，并非指我梁启超自己。各人各有个“我”。要人人反省“我”应该做什么事。这种反省的作用在哪里呢？头一件，固然是靠他来唤起自己的责任心。第二件却更紧要，因为各人地位不同，能力不同，甲所能做的，乙未必能做，所以甲所应做的是这件，乙所应做的却不是这件而是那件。真正的国民运动，并不是某人指挥某人去做，乃是要人人自动地去做。自动地去做，便要各人经一番反省之后，知道“我”能做哪件，“我”该做哪件，然后各用其长，各尽其才，庶几可以收互助的效果了。

（《“我”所应该做的事》）

今天的讲题是两句很旧的话：一句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句是“为而不有”。现在按照八股的做法，把他分作两股讲。

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人生观是个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各人的人生观不必都是对的，不必于人人都合宜。但我想，一个人自己修养自己，总须拈出个见解，靠他来安身立命。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

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责任心”和“兴味”都是偏于感情方面的多，偏于理智方面的很少。

“责任心”强迫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他调和起来，所以我的生活虽说一方面是很忙乱的，很复杂的，他方面仍是很恬静的，很愉快的。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我的见解便是（一）孔子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和（二）老子的“为而不有”。

“知不可而为”主义“为而不有”主义和近世欧美通行的功利主义根本反对，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先必要问“为什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讲墨子的哲学就是要问为什么，“为而不有”主义便爽快地答道“不为什么”。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后必要问“有什么效果”，“知不可而为”主义便答道“不管他有没有效果”。

今天讲的并不是诋毁功利主义。其实凡是一种主义皆有它的特点，不能以此非彼。从一方面看来，“知不可而为”主义，容易奖励无意识之冲动；“为而不有”主义容易把精力消费于不经济的地方，这两种主义或者是中国物质文明进步之障碍，也未可知，但在人类精神生活上却有绝大的价值，我们应该发明他、享用他。“知不可而为”主义，是我们做一件事明白知道他不能得着预料的效果，甚至于一无效果，但认为应该做的便热心做去。换一句话说，就是做事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一味埋头埋脑的去做。

这个主义如何能成立呢？依我想，成功与失败本来不过是相对的名词，一般人所说的成功不见得便是成功，一般人所说的失败不见得便是失败。天下事有许多从此一方面看说是成功，从另一方面看也可说是失败；从目前看可说是成功，从将来看也可说是失败。比方乡下人没见过电话，你让他去打电话，他一定以为对墙讲话，是没效果的，其实他方面已经得到电话，生出效果了。再如乡下人看见电报局的人在那里乒乓乓乓的打电报，一定以为很奇怪，没效果的，其实我们从他的手里已经把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得到了。照这样看来，成败既无定形，这“可”与“不可”不同的根本先自不能存在了。孔子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他这句话似乎是很滑头，其实他是看出天下事无绝对的“可”与“不可”，即无绝对的成功与失败。别人心目中有“不可”这两个字，孔子却完全没有。“知不可而为”本来是晨门批评孔子的话，映在晨门眼帘上的孔子是“知不可而为”。实际上的孔子是“无可无不可而为”罢了。这是我的第一层的解释。

进一步讲，可以说宇宙间的事绝对没有成功，只有失败。“成功”这个名词，是表示圆满的观念，“失败”这个名词，是表示缺陷的观念。圆满就是宇宙进化的终点，到了进化终点，进化便休止，进化休止不消说是连生活都休止了，所以平常所说的成功与失败不过是指人类活动休息的一小段落。比方我今天讲演完了，就算是我的成功，你们听完了，就算是你们的成功。

到底宇宙有圆满之期没有？到底进化有终止的一天没有？这仍是人类生活的大悬案，这场官司从来没有解决，因为没有这类的裁判官。据孔子的眼光看来，这是六合以外的事，应该“存而不论”。此种问题和“上帝之有无”是一样不容易解决的，我们不是超人，所以不能解决超人的问题。人不能自举其身。我们又何能拿人生以外的问题来解决人生的问题？人生是宇宙的小段片，孔子不讲超人的人生，只从小段片里讲人生。人类在这条无穷无尽的进化长途中，正在方脚蹒跚而行，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在这条路上走了一点，比到宇宙圆满时候，还不知差几万万年哩。现在我们走的只是像体操教员刚叫了一声“开步走”，就想要得到多少万万年后的成功，岂非梦想。所以谈成功的人不是骗别人，简直是骗自己。

就事业上讲，说什么周公致太平，说什么秦始皇统一天下，说什么释迦牟尼普度众生，现在我们看看周公所致的太平到底在哪里。大家说是周公的成功，其实是他的失败。“六王毕，四海一。”这是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了，但仔细看看，他所统一的到底在哪里？并不是说他传二世而亡，他的一份家当完了，就算失败，只看从他以后，便有楚汉之争，三国分裂，五胡乱华，唐之藩镇，宋的辽金；就现在说，又有督军之割据，他的统一之功算成了吗？至于释迦牟尼，不但说没普度了众生，就是当时的印度人也未全被他普度。所以世人所说的一般大成功家，实在都是一般大失败家。再就学问上讲，牛顿发明引力，人人都说是科学上的大成功，但自爱因斯坦之相对论出，而牛顿转为失败。其实牛顿本没成功，不过我们没有见到就是了。近两年来欧美学界颂扬爱因斯坦成功之快之大，无比矣，我们没学问，不配批评，只配跟着讴歌，跟着崇拜。但照牛顿的例看来，他也算是失败。所以无论就学问上讲，就事实上讲，总一句话说，只有失败的，没有成功的。

人在无边的“宇”（空间）中，只是微尘；不断的“宙”（时间）中，只是段片。一个人无论能力多大，总有做不完的事，做不完的便留交后人，这好像一人忙极了，有许多事做不完，只好说“托别人做吧”。一人想包做一切事，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全体中抽出几万万分之一点做做而已。但这如何能算是成功？若就时间论，一人所做的一段片，正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也不得叫做成功。

孔子说：“死而后已。”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来继续，所以说继继绳绳，始能成大的路程。天下事无不可，天下事无成功。

然而人生这件事却奇怪的很，在无量数年中，无量数人，所做的无量数事，个个都是不可，个个都是失败，照数学上零加零仍等于零的规律讲，合起来应该是个大失败，但许多的“不可”加起来却是一个“可”，许多的“失败”加起来却是一个“大成功”。这样看来，也可说是上帝生人就是教人做失败事的。你想不失败吗？那除非不做事。但我们的生活便是事，起居饮食也是事，言谈思虑也是事，我们能到不做事的地步吗？要想不做事，除非不做人。佛劝人不做事，便是劝人不做人，如果不能不做人，非做事不可。这样看来，普天下事都是“不可而为”的事，普天下人都是“不可而为”的人。不过孔子是“知不可而为”，一般人是“不知不可而为”罢了。

“不知不可而为”的人，遇事总要计算计算：某事可成功，某事必失败。可成功的便去做，必失败的便躲避。自以为算盘打对了，其实全是自己骗自己，计算的总结与事实绝对不能相应。成败必至事后始能下判断的，若事前横计算竖计算，反减少人做事的勇气，在他挑选趋避的时候，十件事至少有八件事因为怕失败，不去做了。

算盘打得精密的人，看着要失败的事都不敢做，而为势所迫，又不能不勉强去做。故常说“要失败啦，我本来不愿意做，不得已啦”。他有无限的犹疑，无限的惊恐，终日生活在摇荡苦恼里。

算盘打得不精密的人，认为某件事要成功，所以在短时间内欢喜鼓舞的做去，到了半路上忽然发现他的成功希望是空的；或者做到结尾，不能成功的真相已经完全暴露，于是千万种烦恼悲哀都凑上来了。精密的人不敢做，不想做，而又不能不做，结果固然不好；但不精密的人，起初喜欢去做，继后失败了，灰心丧气的不做，比前一类人更糟些。

人生在世界是混混沌沌的，从这种境界里过数十年，那么，生活便只有可悲更无可乐。我们对于“人生”真可以诅咒，为什么人来世上作消耗面包的机器呢？若是怕没人吃面包，何不留以待虫类呢？这样的人生可真没一点价值了。

“知不可而为”的人怎样呢？头一层，他预料的便是失败，他的预算册子上件件都先把“失败”两个字摆在当头，用不着什么计算不计算，拣择不拣择。所以孔子一生一世只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事前猜度，“必”是先定其成败，“固”是先有成见，“我”是为我。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该猜度，不该先定事之成败，不该先有成见，不该为着自己。

第二层，我们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罢，是微尘也罢，只要在这微尘生活、段片生活里，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地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犹豫。

孔子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绝对自由的生活。假设一个人常常打算何事应做，何事不应做，他本来想到街上散步，但一念及汽车撞死人，便不敢散步；他看见飞机很好，也想坐一坐，但一念及飞机摔死人，便不敢坐。这类人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了，要是外人剥夺自己的自由，自己还可以恢复，要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可就不容易恢复了。“知不可而为”主义，是使人将做事的自由大大的解放，不要作无为之打算，自己捆绑自己。

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惑就是明白；不忧就是快活；不惧就是壮健。反过来说，惑也，忧也，惧也，都是很苦的，人若生活于此中，简直是过监狱的生活。

遇事先计划成功与失败；岂不是一世在疑惑之中？遇事先怕失败，一面做，一面愁，岂不是一世在忧愁之中？遇事先问失败了怎么样，岂不是一世在恐惧之中？

“知不可而为”的人，只知有失败，或者可以说他们用的字典里，从没有“成败”二字，那么，还有什么可惑可忧可惧呢？所以他们常把精神放在安乐的地方。所以一部《论语》，开宗明义便说：“不亦乐乎”，“不亦悦乎”，用白话讲便是“好呀”“好呀”。

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见他做事是自己喜欢的，并非有何种东西鞭策才作的，所以他不觉胡子已白了，还只管在那里做。他将人生观立在“知不可而为”上，所以事事都变成不亦乐乎，不亦悦乎。这种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可以说是从“知不可而为”主义发生出来。我们如果能领会这种见解，即令不可至于“乐乎”“悦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减去许多“惑”、“忧”、“惧”，将我们的精神放在安安稳稳的地位上，这样才算有味的生活，这样才值得生活。

第一股做完了，现在做第二股，仍照八股的做法，说几句过渡的话。“为而不有”主义与“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主义的两面：“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破妄返真”，“为而不有”主义可以说是“认真去妄”；“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使世界从烦闷至清凉，“为而不有”主义可使世界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

“为而不有”这句话，罗素解释得很好。他说，人有两种冲动：（一）占有冲动。（二）创造冲动。这句话便是提倡人类的创造冲动的。他这些学说，诸君谅已熟闻，不必我多讲了。

“为而不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为所有观念始劳动。简单一句话，便是为劳动而劳动。这话与佛教说的“无我我所”相通。

常人每做一事，必要报酬，常把劳动当做利益的交换品，这种交换品只准自己独有，不许他人同有，这就叫做“为而有”。如求得金钱、名誉，因为“有”，才去为。有为一身有者，有为一家有者，有为一国有者。在老子眼中看来，无论为一身有，为一家有，为一国有，都算是为而有，都不是劳动的真目的，人生劳动应该不求报酬。你如果问他：“为什么而劳动？”他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不为什么为什么劳动？”他便老老实实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

老子说：“上人为之而无以为。”韩非子给他解释得很好：“生于其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为报也。”简单说来，便是无所为而为。既无所为，所以只好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

老子还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是说我要帮助人，自己却更有，不致损减；我要给人，自己却更多，不致损减，这话也可作“为而不有”的解释。按实说，老子本来没存“有”、“无”、“多”、“少”的观念，不过假定差别相，以示常人罢了。

在人类生活中最有势的便是占有性，据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凡是为人的好像已便无。例如楚汉争天下，楚若为汉，楚便无；汉若为楚，汉便无；韩信张良帮汉高的忙谋皇帝，他们便无。凡是与人的好像己便少。例如我们到瓷器铺子里买瓶子，一个瓶子，他要四元钱，我们只给他三元半，他如果卖了，岂不是少得五角？岂不是既以与人己便少吗？这似乎是和“己愈有，己愈多”的话相反。然自他一方面看来，譬如我今天讲给诸君听，总算与大家了，但我仍旧是有，并没减少。再如教员天天在堂上给大家讲，不特不能减其所有，反可得教学相长的益处。至若弹琴唱歌给人听，也并没损失，且可使弹的唱的更加熟练。文学家、诗人、画家、雕刻家、慈善家，莫不如此。即就打算盘论，帮助人的虽无实利，也可得精神上的愉快。

老子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赤子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成人应该和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天天在那里哭，小孩子并不知为什么而哭，无端的大哭一场，好像有许多痛心的事，其实并不为什么。成人亦然，问他为什么吃，答为饿；问他为什么饿，答为生理上必然的需要；再问他为什么生理上需要，他便答不出了。所以“为什么”是不能问的，如果事事问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我们却只记得他的上半截的“无为”，把下半截的“无不为”忘掉了，这的确是大错。他的主义是不为什么，而什么都做了，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要是说什么都不做，那他又何必讲五千言的《道德经》呢。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拾　情深如海

悼父

舍弟启勋，昨来奔告先考之丧，闻变恸绝。方启超逋匿港舟之日，正先考弥留在床之时。朋好但顾大局，先既不以病闻，后复不以丧告。启超终天之恨，万劫莫赎。进于国家，无毫发之补；退于名教，为不孝之人，从此报亲唯有双泪。苫次昏迷，宁论国事？诸公严伦纪之大防，谅不援金革以相责，所有抚军、都参谋、政务委员长各职，应请准予解除。启超唯冀大局稍定，即当稽颡叩求蒙自蒙自：指龙济龙。龙系云南蒙自人。、武鸣武鸣：指陆荣廷。陆系广西武鸣人。两公宏锡类之仁，拨数卒护葬，俾先考得早安窀穸。启超一息不绝，永当衔接。谨摅哀悃，修辞无次。百惟矜闵，同谊诸贤，统希代达。梁启超稽颡。

（《闻讣辞职书》）

给孩子们书

吾以十二日（旧历正月）抵香港，敬谒祖父殡宫，在港与诸亲故盘桓永日，旋即登舟，十五日抵沪，诸友来迎者颇众，馆于张菊生家，叔通、东荪、溯初屡作深谈。旋应张季直之招，往南通淹留三日，复返沪。沪上政客未接一人，最为快事。二十四日发沪，（在南京未下车）二十五日抵家，都中亲故来津相迓，旅舍为满，家中群童迎于新站，汝母迎于老站，是夕诸友在家为我洗尘，翌日为我介寿，将未成之新居权布筵席，主客熙熙，有如春酿。在家小憩后，以二十九日入都，向当道循例一周旋。初三日便返津，除最稔诸友共作饮食宴乐外，一切酬应皆谢绝，东海约宴亦谢之。然旬日以来，亦颇劳顿矣。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返津两日来客稍稀，夕间辄与汝母对酌，微醺甚乐也。（久不御黄酒，归来开陈酿，至乐，但饮后觉不甚受用，数日后亦拟节之矣。）思成辈皆渐知向学，幼者亦益可爱，家庭中春气盎然，惟汝不在旁，美犹有憾耳。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居北方不甚便，两月后决南下，在上海附近住，想汝亦必以为然也。汝在仰光病已数次，两孙亦常不适，当是水土所致。汝曹生长在较北之地，久居炎方，恐非所宜，早日宁家为妙。今年吾与汝母合成百岁，吾生日汝既未归，深望汝母生日时作一大团聚。汝来禀屡言明春必归，能早数月更慰老怀也。前书言中比公司事，顷股本咄嗟已满，不必复求林振宗矣。惟吾欲在上海办一大学，彼若有志能相助最善，（彼新房落成，礼物日内当即写送。）吾拟别作一英文书与言，汝谓何如？

［民国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旧二月六日）《与思顺书》］

昨日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极了，你还不知道呢，我每来复四日住清华，三日住城里，入城即住馆中。）热闹了一天。今天我一个人独住在馆里，天阴雨，我读了一天的书，晚间独酌醉了，（好孩子别要着急，我并不怎么醉，酒亦不是常常多吃的。）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吧，谈什么，想不起来了。你报告希哲在那边商民爱戴的情形，令我喜欢得了不得。我常想，一个人要用其所长。（人才经济主义）希哲若在国内混沌社会里头混，便一点看不出本领，当领事真是模范领事了。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希哲这样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地一个人，我实在喜欢他。好孩子，你气不忿弟弟妹妹们，希哲又气不忿你，有趣得很，（你请你妈妈和我打弟弟们替你出气，你妈妈给思成们的信帮他们，他们都拍手欢呼胜利，我说我帮我的思顺，他们淘气实在该打。）平心而论，爱女儿哪里会不爱女婿呢，但总是间接的爱，是不能为讳的。徽因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她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吧。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后你弟弟妹妹们个个都如此。（这是父母对于儿女最后的责任。）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唉，但也太费心力了。像你这样有这么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你们两个大的我所尽力总算成功，但也是各人缘法侥幸碰着，如何能确有把握呢？好孩子，你说我往后还是少管你们闲事好呀，还是多操心呢？你妈妈在家寂寞得很，常和我说放暑假时候很高兴，孩子们都上学便闷得慌，这也是没有法的事。像我这样一个人，独处一年我也不闷，因为我做我的学问便已忙不过来；但天下人能有几个像我这种脾气呢？王姑娘近来体气大坏，（因为你那两个殇弟产后缺保养）我很担心，他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他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他，令他欢喜。我本来答应过庄庄，明年暑假绝对不讲演，带着你们玩一个夏天。但前几天我已经答应中国公学暑期学校讲一月了。（他们苦苦要我，我耳朵软答应了。）我明春要到陕西讲演一个月，你回来的时候还不知我在家不呢，酒醒了不谈了。

（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五日《与宝贝思顺书》）

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当晚带着忠忠听一次歌剧，第二日整整睡了十三个钟头起来，还是无聊无赖，几次往床上睡，被阿时、忠忠拉起来，打了几圈牌，不到十点又睡了，又睡十个多钟头。思顺离开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这几年。庄庄跟着你姐姐，我是十二分放心了；但我十五日早晨吩咐你那几段话，你要常常记在心里，等到再见我时，把实行这话的成绩交还我，我便欢喜无量了。

我昨天闷了一天，今日已经精神焕发，和你七叔讲了一会书，便着手著述，已成两千多字。现在十一点钟，要睡觉了，趁砚台上余墨写这两纸寄你们。你们在日本看过什么地方？寻着你们旧游痕迹没有？在船上有什么好玩（小斐儿曾唱歌否）？我盼望你们用日记体写出，详细寄我。（能出一份《特国周报》临时增刊尤妙）我打算礼拜一入京，那时候你们还在上海呢。在京至多十日便回家，决意在北戴河过夏，可惜庄庄不能跟着，不然当得许多益处。祝你们一路安适，两个礼拜后我就盼你们电报，四个礼拜后就会得你们温哥华来信，内中也许夹着有思成、思永信了。

（民国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与思顺、庄庄书》）

神户信收到，一两天内又当得横滨信了。你们在日本那几天，我恰在北京，在京忙得要死，号称看花，却没有看成，只有一天六点钟起身，到广惠寺去，顺便也对畿辅先哲祠的海棠、法源寺的丁香，飞一个片子，算是请安拜会。灵柩瓷灰已上过了，现在就上光漆，大约一月内完工了。小六北京银行支店事已定，大约先拨资本十万至十五万，交他全权办理。你七叔昨日已回家去了，因为我想他快点回来，跟我到北戴河，所以叫他早点去，家里越发清静了，早饭就只三个人一桌。思永有两封信来，一封是因为你不肯饶徽因，求我劝你，说得很恳切，现在已不成问题，不给你看了。一封是不主张吴文藻，说他身体弱，也不便给你看，你们见面总会谈到了。林宗孟林宗孟：林长民，福建闽侯人。曾留学日本，武昌起义后到上海，赞助革命，一九二年游欧美，一九二三年归国，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因反对张作霖，兵败身死。说思成病过一场，（说像是喉症）谅来他是瞒着家里，怕我忧心，但我总要你见着他面，把他身体实在情形报告我，我才真放下心哩。

（民国十四年五月一日《与顺儿书》）

我想许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但是前几天寄去的相片，每张上都有一首词，也抵得过信了。今天接着大宝贝五月九日，小宝贝五月三日来信，很高兴。那两位“不甚宝贝”的信，也许明后天就到罢？我本来前十天就去北戴河，因天气很凉，索性等达达放假才去。他明天放假了，却是还在很凉。一面张、冯开战消息甚紧，你们二叔和好些朋友都劝勿去，现在去不去还未定呢。我还是照样的忙，近来和阿时、忠忠三个人合作做点小玩意，把他们做得兴高采烈。我们的工作多则一个月，少则三个礼拜，便做完。做完了，你们也可以享受快乐。你们猜猜干些什么？庄庄，你的信写许多有趣话告诉我，我喜欢极了。你往后只要每水船都有信，零零碎碎把你的日常生活和感想报告我，我总是喜欢的。我说你“别耍孩子气”，这是叫你对于正事——如做功课，与及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不要依赖人。至于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你入学校，还是在加拿大好。你三个哥哥都受美国教育，我们家庭要变“美国化”了！我很望你将来不经过美国这一级，（也并非一定如此，还要看环境的利便。）便到欧洲去，所以在加拿大预备好像更好。稍旧一点的严正教育，受了很有益，你还是安心入加校罢。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思顺对于徽因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所在，我几个月前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思成前次给思顺的信说：“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这是宇宙间唯一真理，佛教说的“业”和“报”就是这个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和恶是不准抵消的。佛对一般人说轮回，说他（佛）自己也曾犯过什么罪，因此曾入过某层地狱，做过某种畜生，他自己又也曾做过许多好事，所以亦也曾享过什么福。……如此，恶业受完了报，才算善业的账，若使正在享善业的报的时候，又做些恶业，善报受完了，又算恶业的账，并非有个什么上帝做主宰，全是“自业自得”，又并不是像耶教说的“到世界末日算总账”，全是“随作随受”。又不是像耶教说的“多大罪恶一忏悔便完事”，忏悔后固然得好处，但曾经造过的恶业，并不因忏悔而灭，是要等“报”受完了才灭。佛教所说的精理，大略如此。他说的六道轮回等等，不过为一般浅人说法，说些有形的天堂地狱，其实我们刻刻在轮回中，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即如思成和徽因，去年便有几个月在刀山剑树上过活！这种地狱比城隍庙十王殿里画出来还可怕，因为一时造错了一点业，便受如此惨报，非受完了不会转头。倘若这业是故意造的，而且不知忏悔，则受报连绵下去，无有尽时。因为不是故意的，而且忏悔后又造恶业，所以地狱的报受够之后，天堂又到了。若能绝对不造恶业，（而且常造善业——最大善业是“利他”）则常住天堂。（这是借用俗教名词）佛说是“涅槃”。（涅槃的本意是“清凉世界”）我虽不敢说常住涅槃，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的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因思成那封信像是看见一点这种真理，所以顺便给你们谈谈。思成看着许多本国古代美术，真是眼福，令我羡慕不已，甲胄的扣带，我看来总算你新发明了。（可得奖赏）或者书中有讲及，但久已没有实物来证明。昭陵石马怎么会已经流到美国去，真令我大惊！那几只马是有名的美术品，唐诗里“可要昭陵石马来，昭陵风雨埋冠剑，石马无声蔓草寒”，向来诗人讴歌不知多少。那些马都有名字，——是唐太宗赐的名，画家雕刻家都有名字可考据的。我所知道的，现在还存四只，（我们家里藏有拓片，但太大，无从裱，无从挂，所以你们没有看见。）怎么美国人会把它搬走了！若在别国，新闻纸不知若何鼓噪，在我们国里，连我恁么一个人，若非接你信，还连影子都不晓得呢。可叹，可叹！希哲既有余暇做学问，我很希望他将国际法重新研究一番，因为欧战以后国际法的内容和从前差得太远了。十余年前所学现在只好算古董，既已当外交官，便要跟着潮流求自己职务上的新智识。还有中国和各国的条约全文，也须切实研究。希哲能趁这个空闲做这类学问最好。若要汉文的条约汇纂，我可以买得寄来。和思顺、思永两人特别要说的话，没有什么，下次再说罢。

思顺信说：“不能不管政治”，近来我们也很有这种感觉。你们动身前一个月，多人凝议也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现在除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外，多数稳健分子也都拿这些话责备我，看来早晚是不能袖手的。现在打起精神做些预备工夫，（这几年来抛空了许久，有点吃亏。）等着时局变迁再说罢。

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君劢、百里辈不说话，就是为此。但我不能不说，他们也以为然。（但嫌我说得太多）现在交涉是完全失败了，外交当局太饭桶，气人得很。将来总是因此起内部变化，但光明的路子像还远得很哩。老Baby好玩极了，从没有听见哭过一声，但整天的喊和笑，也很够他的肺开张了。自从给亲家收拾之后，每天总睡十三四个钟头，一到八点钟，什么人抱他，他都不要，一抱他，他便横过来表示他要睡，放在床上爬几爬，滚几滚，就睡着了。这几天有点可怕，——好咬人，借来磨他的新牙，老郭每天总要着他几口。他虽然还不会叫亲家，却是会填词送给亲家，我问他“是不是要亲家和你一首？”他说“得、得、得，对、对、对。”夜深了，不和你们玩了，睡觉去。前几天填得一首词，词中的寄托，你们看得出来不？浣溪沙

（端午后一日夜坐）

乍有官蛙闹曲池；

更堪鸣砌露蛩悲！

隔林辜负月如眉。

坐久漏签催倦夜，

归来长簟梦佳期，

不因无益废相思。

（李义山诗：“直道相思了无益”。）

（民国十四年七月十日《给孩子们书》）

对岸一大群孩子们：

我们来北戴河已两星期了，这里的纬度和阿图利差不多。来后刚碰着雨季，天气很凉，穿夹的时候很多，舒服得很，但下起雨来，觉得有些潮闷罢了。

我每天总是七点钟以前便起床，晚上睡觉没有过十一点以后，中午稍为憩睡半点钟。酒没有带来，故一滴不饮。天晴便下海去，每日多则两次，少则一次。散步时候也很多，脸上手上都晒成黑漆了。

本来是来休息，不打算做什么功课，但每天读的书还是不少，著述也没有间断。每天四点钟以后便打打牌，和“老白鼻”玩玩，绝不用心。所以一上床便睡着，从没有熬夜的事。

我向来写信给你们都是在晚上，现在因为晚上不执笔，所以半个月竟未曾写一封信，谅来忠忠们去的信也不少了。

庄庄跟着驼姑娘补习功课，好极了，我想不唯学问有长进，还可以练习许多实务，我们听见都喜欢得了不得。

庄庄学费每年七百美金便够了吗？今年那份，我回去替他另折存储起来。今年家计总算很宽裕，除中原公司外，各种股份利息都还照常。执政府每月八百元夫马费，已送过半年，现在还不断。商务印书馆售书费两节共收到将五千元。从本月起清华每月有四百元。预计除去各种临时支出——如办丧事，修屋顶，及寄美洲千元等——之外，或者尚有敷余，我便将庄庄这笔提出。（今年不用，留到他留学最末的那年给他。）便是达达、司马懿、六六的游学费，我也想采纳你的条陈，预早（从明年）替他们储蓄些，但须看力量如何才来定多少。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他有恁么多姐姐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

坟园工程已择定八月十六日动工了，一切托你二叔照管。昨天正把图样工料价格各清单寄来商量。若坟内用石门四扇，（双圹，连我的生圹合计。）则共需千二百余元；（连围墙工料在内）若不用石门，只用砖墙堵住洞口，则六百余元便够。我想四围用“塞门德”灰泥，底下用石床，洞口用砖也够坚固了。四扇石门价增一倍，实属靡费，已经回信你二叔不用石门了。（如此则连买地葬仪种种合计二千元足够了。）你们意思如何？若不以为然，可立即回信，好在葬期总在两个月后，便加增也来得及。

我打算做一篇小小的墓志铭，自作自写，埋在圹中，另外请陈伯严先生做一篇墓碑文，请姚茫父写，写好藏起，等你们回来后才刻石树立。因为坟园外部的工程，打算等思成回来布置才好。

现在有一件事和希哲、思顺商量：我们现在北戴河借住的是章仲和章仲和，即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清政府任职。一九一六年任驻日公使，在段祺瑞指使下，多次与日本政府签订秘密协定，出卖国家主权。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被斥为卖国贼。的房子，他要出卖，索价万一千，大约一万便可得。他的房子在东山，据说十亩有零的面积。但据我们看来像不止此数。房子门前直临海滨，地点极好，为海浴计，比西山好多了。西山那边因为中国人争买，地价很高，（东山这边都是外国人房子，中国人只有三家。）靠海滨的地，须千元以上一亩，还没有人肯让。仲和这个房子，工料还坚固，可住的房子有八间，开间皆甚大。若在现时新建，只怕六千元还盖不起。家具也齐备坚实，新置恐亦须千五百元以上。现在各项虽旧，最少亦还有十多年好用。若将房子家具作五千元计，那么地价只合五千元，合不到五百元一亩，总算便宜极了。我想我们生活根据地既在京津一带，北戴河有所房子，每年来住几个月，（仲和初买来时费八千元，现在他忙着钱用，所以要卖，将来地价必涨，我们若转卖也不致亏本。）于身体上精神上都有益。所以我很想买他。但现在家计情形勉强对付，五千元认点利息也还可以，一万元便太吃力了。所以想和你们大伙平分，你们若愿意，我便把他留下。

房子在高坡上，须下三十五级阶石才到平地。那平地原有一个打球场，面积约比我们天津两院合计一样大。我们买过来之后，将来若有余钱，可以在那里再盖一所房子。思成回来便可以拿做试验品。我想思成、徽因听见一定高兴。

（民国十四年八月三日《给孩子们书》）

顺儿：昨日又接七月二十日信，我六、七两月寄信很多，（相片等项）想已陆续收到了。北大有些人对我捣乱，其实不过少数。彼文发表后，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然，我答复出后，他们即噤若寒蝉，全国舆论，皆对我表同情。你所忧虑的绝对无其事，请放心吧。只是这回交涉太可惜了。病根全在政府“打民话”，误了交涉步骤，现在已完全失败了。

我近来政治兴味并不减少，只是并没有妨害著述事业。

到北戴河以来，玩的时候多，著述成绩很少，却已把一部《桃花扇》注完，很有趣。

在此虽然甚闲，却也似甚忙。每天七点多钟起来，在院子里稍为散步，吃点心下来，便快九点了。只做两点多钟正经功课，十一点便下海去。回来吃中饭，睡一睡午觉，起来写写信，做些杂课。四点后便打牌。六点多钟吃晚饭，饭后散步回来，有时打牌，有时闲谈，便过一天了。因为四点钟后便无所用心，所以每天倒床便睡着，（十点前后睡）大约我生平讲究卫生，以这一个月为最了。

我讲段笑话给你们听，有一天，我听见人说离此约十里地方钓鱼最好。我回来说给孩子们听，他们第二天一定就要去。我看见天色不好，有点沉吟，他们却已预备齐全了，牵率老夫只好同去。还没有到目的地，便下起小雨来，只好硬着头皮说“斜风细雨不须归”。哪里知道跟着便是倾盆大雨。七个人在七个驴子上，连着七个驴夫，三七二十一件动物，都变成落汤鸡，回来全身衣服绞出一大桶水。你说好笑不好笑？幸亏桂儿们没有在此，不然一定也着了。我们到底买得两尾鱼，六个大螃蟹，就算凯旋。这故事我劝他们登在《特国周报》里，主笔先生说面子上不好看，不肯登，我只好把他揭出来。

我们做了两天园工，把园中的恶木斫了一百多棵，（其实不甚恶——都是洋槐，若在天津一棵总值几元。）把荒草拔去几丘，露出树荫下绝好一个小园，我前天就在树荫下睡午觉，昨天在那里打了十圈牌。司马懿、六六拾得许多螺蛤壳，把我们新辟的曲径都滚上边了。我们全家做工的时候，便公举老白鼻监工。但这位监司是“卧治”的，不到一会工夫便在树底藤床上酣睡，我们这些工人趁着空儿都一哄而散，下海去了。

房子用一万元买得，昨天已交割了。我很爱这地方，若是每年能在此住几个月，身子一定加倍强壮。我想你们听见一定喜欢，不过现在经济上吃点力罢了。

小六从南方来，昨天早上到此。他不久还要到湖南去。

今日坟园动工了，我打算就在周忌日下葬。不知工程能赶及否，但稍迟也无妨。

你七叔及廷灿还未回来。港、粤交通断绝，不知他们几时能来哩。

桂儿奖品，我正在这里想着预备哩，大约总不外秀才人情罢。（民国十四年八月十六日《与顺儿书》）

孩子们：前日得思成八月十三日，思永十二日信，今日得思顺八月四日及十二日两信，庄庄给忠忠的信也同时到，成、永此时想已回美了，我很着急，不知永去得成去不成，等下次信就揭晓了。

我搬到清华已经五日了。（住北院教员住宅第二号）因此次乃自己租房住，不受校中供应，王姑娘又未来，（因待送司马懿入学）延灿又围困在广东至今未到，我独自一人住着不便极了。昨天大伤风，（连夜不甚睡得着）有点发烧，想洗热水澡也没有，找如意油、甘露茶也没有，颇觉狼狈，今日已渐好了。王姨大约一二日也来了，以后便长住校中，你们来信可直寄此间，不必由天津转了。

校课甚忙——一大半也是我自己找着忙——我很觉忙得有兴会。新编的讲义极繁难，费的脑力真不少。盼望老白鼻快来，每天给我舒散舒散。

葬期距今仅有二十天了。你二叔在山上住了将近一月，以后还须住一月有奇，住在一个小馆子内，菜也吃不得，每天跑三十里路，大烈日里在坟上监工。从明天起搬往香山见心斋住（稍为舒服点），但离坟更远，跑路更多了。这等事本来是成、永们该做的，现在都在远，忠忠又为校课所迫，不能效一点劳，倘若没有这位慈爱的叔叔，真不知如何办得下去。我打算到下葬后，叫忠忠们向二叔磕几头叩谢。你们虽在远，也要个个写一封信，恳切陈谢，（庄庄也该写）谅来成、永写信给二叔更少。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才算我们家的乖孩子。

厨子事等王姨来了再商量。现在清华电灯快灭了，我试上床去，看今晚睡得着不。晚饭后用脑，便睡不着，奈何、奈何。

（民国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与思顺书》）

思顺、思成、思永、思庄同读：

距葬期仅十三日矣。我今日始能赴墓次巡视，开圹深至二丈，而土质干燥细软，觉虽生人居此亦甚适，真佳城也。初时本拟旧历九月乃葬，经“日者”（日者列传见《史记》，即择日也。此日者乃同乡一老进士）选定谓八月十六日辰时为千年难得之良辰，故提前半月赶工，中间曾有四日夜，每日做工二十四小时，分四班轮做。二叔之辛勤，不可名状矣。坟园一切布置，皆出二叔意匠，（此外麻烦事甚多，如收买园旁余地、筑桥、浚井等等，冢内各种布置及工程，二叔最用心。）二叔极得意，吾亦深叹其周备。现在规模已具，所余冢顶上工作，如用西式墓表等事，及墓旁别墅之建筑等，则待汝兄弟归来时矣。

八月十五日晨八时举行周年祭。十时由广惠寺发引，初本拟用汽车装运，后因种种不便，仍改用抬，（最大原因是灵柩不许入城，自前清以来，非奉特旨不可，而西便门外无马路，汽车震动，恐于遗骸有损，用相当的仪仗，出西便门后改小杠。）届时我及亲友只送到西便门便返，而乘车赴墓先候。惟思忠（小六愿陪之）一人扶柩步行送山上，（中间若惫则间坐洋车）约费七点钟，决可到。是晚亦仅由思忠及小六守灵，（警察八人彻夜轮班守卫）我率王姨等在香山住。葬后便无事，惟二叔监圹外工，约尚须一月耳。

神道碑文请曾年伯作，但刻石建立等事皆在后。

此次丧事所费统计恐须超过三千元。虽稍费足使汝辈心安，不致后悔。好在此款全由执政府夫马费项下支给已有余。二叔今日笑谓无异国葬也。

吾日来之忙，乃出情理外。二叔、王姨向我唧哝多次，但此乃研究院初办，百事须计划，又加以他事，故致如此耳。十日半月后当然逐渐清简，汝等不必以我过劳为虑也。

日来许多“校长问题”，纠缠到我身上，亦致忙之一。师大不必论，教职员、学生、教育部三方面合起来打我的主意。北大与教部宣战，教部又欲以我易蔡，东南大学则教部、苏省长、校中教员、学生，此数日内又互相强迫。北大问题最易摆脱，不过一提便了。现在师大、东大尚未肯放手。我唯以极诚恳之辞坚谢之，然即此亦费我时间不少也。

廷灿尚困在广东，不能来，种种感不便，急极，现只得叫阿时来，但亦仅能于抄写方面稍助耳。又六六一人在津，太可怜，日内拟唤来，令阿时授课。灯要灭了，再说罢。

（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与思顺等书》）顺、成、永、庄：我昨日用一日之力，做成一篇告墓祭文，把我一年多蓄积的哀痛，尽情发露。顺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我经过这几天剧烈的悲悼，以后便刻意将前事排去，决不更伤心，你们放心吧。

祭文本来该焚烧的，我想读一遍，你妈妈已经听见，不如将原稿交你保存（将来可装成手卷）。你和庄庄读完后，立刻钞一份寄成、永传观，（《晨报》已将稿钞去，如已登出，成、永便得见，不必再钞了。十月三日补写。）过些日子我有空还打算另写一份寄思成。葬礼一切都预备完成了。王姨今日晚车返天津，把达达们带来。十五清晨行周忌祭礼，十点钟发引，忠忠一人扶柩，我们都在山上迎接。在山上住一夜，十六日八点钟安葬。

（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与思顺、思成、思永、思庄书》）

三个多月不得思成来信，正在天天悬念，今日忽然由费城打回头相片一包——系第一次所寄者（阴历新年），合家惊慌失措。当即发电坎京询问，谅一二日即得复电矣。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你们在外边几个大孩子，总不要增我的忧虑才好。

半月以来，京津已入恐慌时代，亲友们颇有劝我避地日本者，但我极不欲往，因国势如此，见外人极难为情也。天津外兵云集，秩序大概无虞。昨遣人往询意领事，据言意界必可与他界同一安全。既如此则所防者不过暴徒对于个人之特别暗算。现已实行闭门二字，镇日将外园铁门关锁，除少数亲友外，不接一杂宾，亦不出门一步，决可无虑也。（以上六月十四写）

十五日傍晚，得坎京复电，大大放心了。早上检查费城打回之包封，乃知寄信时神经病的阿时将住址写错——错了三十多条街，难怪找不着了。但远因总缘久不接思成信。我一个月来常常和王姨谈起，担心思成身子。昨日忽接该件，王姨惊慌失其常度，（王姨急得去扶乩问你妈，谁知请了半点钟，竟请不来，从前不是说过三年后便不来吗？恐怕真的哩！但前三个月老白鼻病时，还请来过一次，请不到的实以此次为始。）只好发电一问以慰其心。你们知道家中系念游子，每月各人总来一信便好了。

我一个月来旧病发得颇厉害，约莫四十余天没有停止。原因在学校暑期前批阅学生成绩太劳，王静安事变又未免太受刺激。到津后刻意养息，一星期来真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两天渐渐转过来了。好在下半年十有九不再到清华，趁此大大休息年把，亦是佳事。

我本想暑期中作些政论文章，蹇季常、丁在君、林宰平大大反对，说只有“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知其不可而言之”。他们的话也甚有理，我决意作纯粹的休息。每天除写写字、读读文学书外，更不作他事。如此数月，包管旧病可痊愈。

十五舅现常居天津，（我替他在银行里找得百元的差事，他在储才馆可以不到。）隔天或每天来打几圈牌，倒也快活。

我若到必须避于国外时，与其到日本，宁可到加拿大。我若来加时，打算把王姨和老白鼻都带来，或者竟全眷俱往，你们看怎么样？因为若在加赁屋住多三几人吃饭差不了多少，所差不过来往盘费罢了。麦机利教授我也愿意当，但唯一的条件，须添聘思永当助教（翻译）。希哲不妨斟酌情形，向该校示意。

以现在局势论，若南京派得势，当然无避地之必要；若武汉派得势，不独我要避地，京津间无论何人都不能安居了。以常理论，武汉派似无成功之可能。然中国现情，多不可以常理测度，所以不能不作种种准备。

广东现在倒比较安宁些，那边当局倒还很买我的面子。两个月前新会各乡受军队骚扰，勒缴乡团枪支，到处拿人，茶坑亦拿去四十几人，你四叔也在内。（你四叔近来很好，大改变了。）乡人函电求救情词哀切，我无法，只好托人写一封信去，以为断未必发生效力，不过稍尽人事罢了，谁知那信一到，便全体释放，（邻乡皆不如是）枪支也发还，且托人来道歉。我倒不知他们对于我何故如此敬重，亦算奇事了。若京津间有大变动时，拟请七叔奉细婆仍回乡居住，到比在京放心些。

前月汇去美金五千元，想早收到。现在将中国银行股票五折出卖，（买时本用四折，中交票领了七八年利息，并不吃亏。）卖去二百股得一万元，日内更由你二叔处再凑足美金五千元汇去，想与这信前后收到。有一万美金，托希哲代为经营，以后思庄学费或者可以不消我再管了。

天津租界地价渐渐恢复转来，新房子有人要买。我索价四万五千，若还到四万，打算也出脱了，便一并汇给你们代理。

忠忠劝我卫生的那封六张纸的长信，半月前收到了。好啰唆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我的病本来是“无理由”，而且无妨碍的，因为我大大小小事，都不瞒你们，所以随时将情形告诉你们一声，你们若常常啰唆我，我便不说实话，免得你们担心了。

（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给孩子们书》）

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说是一礼拜继续吃，若吃多了非送命不可）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前信言感冒误也）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现由田邨医治，很小心，不乱下药，只是叫睡着，（睡得浑身骨节酸痛）好容易到昨今两天热度才退完，但胃口仍未复原，想还要休息几日。古人谓“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到底不失为一种格言了。好在还没有牵动旧病。每当热度高时，旧病便有窃发的形势，热度稍降，旋即止息，像是勉强抵抗相持的样子。

姐姐和思永、庄庄的信都寄阅。姐姐被撵，早些回来，实是最可喜的事。我在病中想她，格外想得厉害，计算他们在家约在阳历七月，明年北戴河真是热闹了。

你营业还未有机会，不必着急，安有才到一两月便有机会找上门来呢？只有安心教书，以余力做学问，再有余力（腾出些光阴）不妨在交际上稍注意，多认识几个人。

我实在睡床睡怕了，起来闷坐，亦殊苦，所以和你闲谈几句。但仍不宜多写，就此暂止罢。

（民国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与思成书》）

思成再留美一年，转学欧洲一年，然后归来最好。关于思成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这封信你们留着，也算我自作的小小像赞。）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熏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所以我想医你的病，或预防你的病，不能不注意及此。这些话许久要和你讲，因为你没有毕业以前，要注重你的专门，不愿你分心，现在机会到了，不能不慎重和你说。你看了这信，意见如何（徽因意思如何），无论校课如何忙迫，是必要回我一封稍长的信，令我安心。

（民国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给孩子们书》）

国内近来乱事想早知道了，这回怕很不容易结束，现在不过才发端哩。因为百里在南边，（他实是最有力的主动者）所以我受的嫌疑很重，城里头对于我的谣言很多，一会又说我到上海，（报纸上已不少，私人揣测更多。）一会又说我到汉口。尤为奇怪者，林叔叔很说我闲话，说我不该听百里们胡闹，真是可笑。儿子长大了，老子也没有法干涉他们的行动，何况门生和后辈？即如宗孟去年的行动，我并不赞成，然而外人看着也许要说我暗中主使，我从哪里分辩呢？外人无足怪，宗孟很可以拿己身作比例，何至怪到我头上呢？总之，宗孟自己走的路太窄，成了老鼠入牛角，转不过身来，一年来已很痛苦，现在更甚。因为二十年来的朋友，这一年内都分疏了，他心里想来非常难过，所以神经过敏，易发牢骚，本也难怪，但觉得可怜罢了。

国事前途仍无一线光明希望。百里这回卖恁么大气力，（许多朋友亦被他牵在里头）真不值得。（北洋军阀如何能合作）依我看来，也是不会成功的。现在他与人共事正在患难之中，也万无劝他抽身之理，只望他到一个段落时，急流勇退，留着身子，为将来之用。他的计划像也是如此。

我对于政治上责任固不敢放弃，（近来愈感觉不容不引为己任）故虽以近来讲学，百忙中关于政治上的论文和演说也不少，（你们在《晨报》和《清华周刊》上可以看见一部分）但时机总未到，现在只好切实下预备工夫便了。

丧事共用去三千余金。葬毕后忽然看见有两个旧碑很便宜，已经把它买下来了。那碑是一种名叫汉白玉的，石高一丈三，阔六尺四，厚一尺六，驮碑的两只石龟长九尺，高六尺。新买总要六千元以上，我们花六百四十元，便买来了。初买得来很高兴，及至商量搬运，乃知丫头价钱比小姐阔的多。碑共四件，每件要九十匹骡，才拖得动，拖三日才能拖到，又卸下来及竖起来，都要费莫大工程，把我们吓杀了。你二叔大大的埋怨自己，说是老不更事，后来结果花了七百多块钱把它拖来，但没有竖起，将来竖起还要花千把几百块。现在连买碑共用去四千五百余，存钱完全用光，你二叔还垫出八百余元。他从前借我的钱，修南长街房子，尚余一千多未还，他看见我紧，便还出这部分。我说你二叔这回为丧事，已经尽心竭力，他光景亦不佳，何必汲汲，日内如有钱收入，我打算仍还他再说。

今年很不该买北戴河房子，现在弄到非常之窘，但仍没有在兴业透支。现在在清华住着很省俭，四百元薪水还用不完，年底卖书有收入，便可以还二叔了。日内也许要兼一项职务，月可有五六百元收入，家计更不至缺乏。

现在情形，在京有固定职务，一年中不走一趟天津，房子封锁在那边，殊不妥，（前月着贼，王姨得信回去一趟，但失的不值钱的旧衣服。）我打算在京租一屋，把书籍东西全份搬来，便连旧房子也出租，或者并将新房子卖去，在京另买一间，你们意思如何。

思成体子复原，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日内先寄中国银二百元，收到后留下二十元美金给庄庄零用，余下的便寄思成去。

思顺所收薪水公费，能敷开销，也算好了，我以为还要赔呢。你们夫妇此行，总算替我了两桩心事：第一件把思庄带去留学，第二件给思成精神上的一大安慰。这两件事有补于家里真不少。何况桂儿姊弟亦得留学机会，顺自己还能求学呢。一二年后调补较好的缺，亦意中事，现在总要知足才好。留支薪俸若要用时，我立刻可以寄去，不必忧虑。

待文杏如此，甚好甚好。这才是我们忠厚家风哩。

廷灿今春已来。他现在有五十元收入，勉强敷用，还能积存些。你七叔明年或可以做我一门功课的助教，月得百元内外。

现在四间半屋子挤得满满的。我卧房一间，书房一间，王姨占一间，七叔便住在饭厅，阿时和六六住半间，倒很热闹。老白鼻病了四五天，全家都感寂寞，现在全好了，每天拿着亲家相片叫家家，将来见面一定只知道这位是亲家了。

（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九日《给孩子们书》）我从昨天起被关在医院里了。看这神气，三两天内还不能出院，因为医生还没有找出病源来。我精神奕奕，毫无所苦。医生劝令多仰卧，不许用心，真闷煞人。（以上正月初四写）

入医院今已第四日了，医生说是膀胱中长一疙瘩，用折光镜从溺道中插入检查，颇痛苦，（但我对此说颇怀疑，因此病已阅半年，小便从无苦痛，不似膀胱中有病也。）已照过两次，尚未检出，检出后或须用手术。现已电唐天如速来。但道路堵塞，非半月后不能到。我意非万不得已不用手术，因用麻药后，体子终不免吃亏也。

阳历新年前后顺、庄各信次第收到。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寄过两回钱，共一千五百元，想已收。日内打算再汇二千元。大约思成和庄庄本年费用总够了。思永转学后谅来总须补助些，需用多少，即告我。徽因本年需若干，亦告我，当一齐筹来。

庄庄该用的钱就用，不必太过节省。爹爹是知道你不会乱花钱的，再不会因为你用钱多生气的。思成饮食上尤不可太刻苦。前几天见着君劢的弟弟，他说思成像是滋养品不够，脸色很憔悴。你知道爹爹常常记挂你，这一点你要令爹爹安慰才好。

徽因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她，我盼望她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因性情皆近狷急，我生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震摄自己，免令老人担心才好。

我这回的病总是太大意了，若是早点医治，总不致如此麻烦。但病总是不要紧的，这信到时，大概当已痊愈了。但在学堂里总须放三两个月假，觉得有点对不住学生们罢了。

前几天在城里过年，很热闹，我把南长街满屋子都贴起春联来了。

军阀们的仗还是打得一塌糊涂。王姨今早上送达达回天津，下半天听说京津路又不通了，（不知确否）若把他关在天津，真要急杀他了。

（民国十五年二月十八日《给孩子们书》）

顺儿：我有封长信给你们。（内关于忠忠想回国的事）写了好几天，还没有完，现在有别的事，先告诉你。

现在因为国内太不安宁，大有国民破产的景象，真怕过一两年，连我这样大年纪也要饿饭，所以我把所有的现钱凑五千美金汇存你那里，请你们夫妇替我经理着，生一点利息，最好能靠这点利息供给庄庄们的学费，本钱便留着作他日不时之需。你去年来信不是说那边一分利以上事业，还很有机会吗？请你们全权替我经营，（虽亏本也不要紧，凡生意总不能说一定有盈无亏的，总之，我全权托你们就是。）过一两月若能将所有股票之类卖些出去，我还想凑足美金一万元哩。你说好不好？

你们外交官运气也真坏，外交部好容易凑得七万五千美金，向使领馆稍为点缀点缀，被汇丰银行中国账房倒账，只怕连这点都落空了。

其余改天再谈。五千美金有一千由北京通易公司汇，有四千由天津兴业汇，想不久当陆续汇到。

（民国十六年五月四日《与顺儿书》）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他而哭，好生伤感。我的祭文，谅来已在《晨报》上见着了。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我打算替希哲送奠敬百元。你们虽穷，但借贷典当，还有法可想。希哲受南海先生提携之恩最早，总应该尽一点心，谅来你们一定同意。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九日《给孩子们书》）

三个礼拜前，接忠忠信，商量回国，在我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因为你要求我秘密，我尊重你的意思，在你二叔、你娘娘跟前也未提起，我回你的信也不由你姐姐那里转。但是关于你终身一件大事情，本来应该和你姐姐、哥哥们商量，（因为你姐姐哥哥不同别家，他们都是有程度的人。）现在得姐姐信，知道你有一部分秘密已经向姐姐吐露了，所以我就在这公信内把我替你打算的和盘说出，顺便等姐姐、哥哥们都替你筹划一下。

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夸奖的，我看见你这信非常喜欢。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你看这回西域冒险旅行，我想你三哥加入，不知多少起劲，就这一件事也很可以证明你爹爹多爱你们是如何的爱法了。所以我最初接你的信，倒有六七分赞成的意思，所费思量者，就只在投奔什么人——详情已见前信，想早已收到——我当时回你信过后，我便立刻找蒋慰堂叫他去商量白崇禧那里，又找林宰平商量李济深那里。你的秘密我就只告诉这两个人。（前天季常来问起这件事，我大吃一惊，连你二叔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原来是宰平告诉他，宰平也颇赞成。）现在都还没有回信——因为交通堵塞，通信极慢——但现在我主张已全变，绝对的反对你回来了。因为三个礼拜前情形不同，对他们还有相当的希望，觉得你到那边阅历一年总是好的。现在呢？对于白、李两人虽依然不绝望——假使你现在国内，也许我还相当的主张你去——但觉得老远跑回来一趟，太犯不着了。头一件，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并，所为何来？第二件，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现在迥非前比。白崇禧军队算是极好的，到上海后纪律已大坏，人人都说远不如孙传芳军哩。跑进去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学得来。第三件，他们正火并得起劲——李济深在粤，一天内杀左派两千人，两湖那边杀右派也是一样的起劲——人人都有自危之心，你们跑进去立刻便卷搀在这种危险漩涡中。危险固然不必避，但须有目的才犯得着冒险。现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是我近来对于你的行止变更主张的理由，也许你自己亦已经变更了。我知道你当初的计划，是几经考虑才定的，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但因为你在远，不知事实，当时几视党人为神圣，想参加进去，最少也认为是自己历练事情的唯一机会。这也难怪。北京的知识阶级，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南下者，几个月以前不知若干百千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极狼狈、极失望而归了。你若现成在中国，倒不妨去试一试，（他们也一定有人欢迎你）长点眼识，但老远跑回来，在极懊丧极狼狈中白费一年光阴却太不值了。

至于你那种改造环境的计划，我始终是极端赞成的，早晚总要实行三几年，但不争在这一时。你说：“照这样舒服几年下去，便会把人格送掉。”这是没出息的话！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经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志气消磨了没有？——也许你们有时会感觉爹爹是怠惰了，（我自己常常有这种警惧）不过你再转眼一看，一定会仍旧看清楚不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若有这种自信力，便“随遇而安”的做。现在所该做的工作，将来绝不怕没有地方没有机会去磨练，你放心吧。

你明年能进西点便进去，不能也没有什么可懊恼，进南部的“打人学校”也可，到日本也可，回来入黄埔也可，（假使那时还有黄埔）我总尽力替你设法。就是明年不行，把政治经济学学得可以自信回来，再入那个军队当排长，乃至当兵，我都赞成。但现在殊不必牺牲光阴，太勉强去干。所以无论宰平们回信如何，我都替你取消前议了。你试和姐姐、哥哥们切实商量，只怕也和我同一见解。

这封信前后经过十几天，才陆续写成，要说的话还不到十分之一。电灯就灭了，点着洋蜡，赶紧写成，明天又要进城去。

你们看这信，也该看出我近来生活情形的一斑了。我虽然为政治问题很绞些脑髓，却是我本来的工作并没有停。每礼拜四堂讲义讲得极得意，（因为《清华周刊》被党人把持，周传儒不肯把讲义笔记给他们登载。）每次总讲两点钟以上，又要看学生们成绩，每天写字时候仍极多。昨今两天给庄庄、桂儿写了两把小楷扇子。每天还和老白鼻玩得极热闹，陆续写给你们的信也真不少。你们可以想见爹爹精神何等健旺了。

（民国十六年五月五日《给孩子们书》）

举案齐眉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令四兄最为可怜，吾与南海师念及之，辄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如何，受余之累，恩将仇报，真不安也。

译局款二万余金存在京城百川通，吾出京时，已全交托令十五兄，想百川通不至赖账。令兄等未知我家所在，无从通信及汇寄银两，卿可时以书告之，需用时即向令兄支取可也。闻家中尚有四百余金，目前想可敷用。吾已写信吴小村先生处，托其代筹矣。所存之银，望常以二百金存于大人处，俾随时可以使用，至要。若全存在卿处，略有不妥，因大人之性情，心中有话，口里每每不肯说出，若欲用钱时，手内无钱，又不欲向卿取，则必生烦恼矣。望切依吾言为盼。卿此时且不必归宁，（令十五兄云拟迎卿至湖北）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承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

吾在此受彼国政府之保护，其为优礼，饮食起居一切安便。张顺不避危难，随我东来，患难相依，亦义仆也。身边小事，有渠料理，方便如常，可告知两大人安心也。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与蕙仙书》）蕙仙鉴：前寄一信，想失落。家中事一切已悉。令四兄得人陪伴，私心稍慰。鄂款既到，家用亦渐可无虑矣。余之心事议论，具于禀帖中，请取观之。……卿近日心事如何，无烦恼耶？余归期稍缓，所见之事，亦只得缓之，请卿暂耐可耳。卿来信不信我十一点能睡，真真被卿料着，盖两月以来，早已一切依旧矣。胡庆能如此尚好，渠若欲求荐地方，则可以荐之。渠现住何处耶？张顺我已收为门生，教渠读书尚好也。令十四兄来书已收。望为我谢之，言我不便写信，恐累他也。令十四兄能来东游最善。我等读日本书所得之益极多极多。他日中国万不能不变法，今日正当多读些书，以待用也。望即以此意告之。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日《与蕙仙书》）三月三日来书具悉。家中愁闷，此是意中事。然境遇如此，无可奈何，惟望善自排遣而已。来同居之说，吾初接来信时亦有此意。因横滨开女学校，欲请薇君薇君：即康同璧，康有为之女。为教习。故吾之意欲令卿与同来也。唯昨日忽接先生来一书，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故又不能接卿来矣。

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是过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为事，何事不成？今即以横滨一埠论之，不过二千余人，而愿入会者足两千人，其余各埠亦若此耳。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劳苦以办之。美洲各埠情形，先生来信详之，可问仲策仲策：即梁启勋，梁启超之弟。取阅也。

先生与吾，志在救世，不顾身家而为之，岂有一跌灰心之理。望以此意写信告十四哥。并言吾因避嫌不写信与彼云云可也。

岳母年高，卿之乡思不问可知。今大人及家人皆团聚澳门，卿虽离膝下，亦无不可。唯此时安得有人送卿归宁乎？若再以劳诸令兄，窃恐甚难，若能有人来接，则归宁甚善也。吾以禀诸大人，唯须卿写信往问定乃可耳。寄来照相一片，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贻此相对，无殊面见矣。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与蕙仙书》）

九月二十三日书悉一是。吾在此乃受彼中朝廷之供养，一切丰盛，方便非常，以起居饮食而论，尤胜似家居也。来书问有立足之地，当速来接云云。立足之地何处无之，在此即无政府之供养，而著书撰报亦必可自给。然卿之来，则有不方便者数事：一，今在患难之中，断无接妻子来同住，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全家接来，则真太费矣，且搬动甚不易也。二，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若以眷属自随，殊为不便。且吾数年来行踪之无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国时犹如此，况在异域？当无事时犹如此，况在患难？地球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则家眷居于远地，不如居于近乡矣。三，此土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卿来亦必不能安居，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决意不接来也。此间情形及吾心事，具见于大人安禀及二弟书中，可以取观。来书谓想吾必非一蹶不振之人，然待吾扬眉吐气时不知卿及见否云云。卿本达人，志气不同凡女子，何必作颓唐语乎？此次之变，以寻常理势论之，先生及吾皆应万无生理，而冒此奇险，若有神助，种种出人意料，是岂无故哉。益信天之所以待我者厚，而有以玉成之也。患难之事，古之豪杰无不备尝，惟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轻乎？卿固知我，然我愿卿之自此以后，更加壮也。先生之教，道理极多，吾间未以语卿，卿如有向学之志，盍暇日常与二弟讲论之。卿家居无甚事，经此变后，益当知世俗之荣辱苦乐，富贵贫贱，无甚可喜，无甚可恼，唯有读书穷理，是最快乐事。有时忽有心得，其乐非寻常所可及也。卿盍从事于此乎？若有志则常就二弟及薇君相与讲求，久之当想吾言之不谬也。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与蕙仙书》）

吾在此创报馆已成，（下月十一日出报）现时未领薪，为俟其报消（销）行后，乃领也。在此一切起居饮食，皆日本国家所供给，未尝自用一钱，间有用者，唯做衣服数件，买书数种耳。行囊存银尚多，因家中目前敷用，故未寄来，今既大人愁穷，故日间即当先汇四百元归也。庶母弟妇若到，当加意和谐，免触老人之烦恼。二弟尚知大义，无事可与之谈学问，亦足稍解烦闷也。卿日来心绪何如，烦闷否？望告知，想必烦闷不待问矣。然我深望卿之不烦闷也。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与蕙仙书》）

惟民国十有四年，岁在乙丑，夏历八月既望，鳏夫启超率哀子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奉先室李夫人灵柩永安于京西香山卧佛寺之东原，实夫人周忌之后一日也。既克葬，乃以特牲清酒庶馐果享于墓门而告之曰：呜呼！君真舍我而长逝耶？任儿女崩摧号恋而一瞑不视耶？其将从君之母，挈君之殇子，日逍遥于彼界耶？其将安隐住涅槃，视我辈若尘芥耶？呜呼哀哉！自君嫔我，三十三年。仰事父母，俯育儿女，我实荒厥职，而君独任其仔肩。一家之计，上整立规范，下迄琐屑米盐，我都弗恤；君理董之，肃然秩然。君舍我去，我何赖焉？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呜呼哀哉！君我相敬爱，自结发来，未始有忤；七年以前，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谿一度。君之弥留，引疚自忏，如泣如诉。我实不德，我实无礼，致君痼疾，岂不由我之故？天地有穷，此恨不可极，每一沉思，捶胸泪下如雨，呜呼哀哉！君之疾举世医者知其不瘳，胡乃深自讳匿而驱爱子远游？吾悔不强拂君意使之少留，致彼终天泣血欲赎而末由。去年正月，去年五月，去年七月乃至八月，刹那刹那，千痛万惨，永印我心头。呜呼！我知君之诸子实君第二生命。我今语君以彼辈，君其聪听：顺自侍君疾以迄执君丧，几劳毁以灭性；君与我固常忧其病，今幸无恙，随婿挈孙，徜徉大陆，起居殊胜。阿庄君所最系恋，今从厥姊，学而能竞。成、永长矣，率君之教，无失其恒性。一月以前，同气四人，天涯合并，相持一恸，相看一笑，不知有多少悲愉交迸！君倘曾一临存，当那边夜深人静？忠、达、懿、宁，正匍匐墓前展敬；君试一煦摩省视，看曾否比去年淑令！小子礼在怀，君恨不一见而瞑；今已牙牙学唤母，君胡弗应？呜呼哀哉！君之去我，弹指经年。无情凉月，十三回圆。月兮，月兮，为谁圆？中秋之月兮，照人弃捐！呜呼！中秋月兮，今生今世与汝长弃捐，年年此夜，碧海青天。呜呼哀哉！有怀不极，急景相催。寒柯辞叶，斜径封苔；龙蛇素旐，胡蝶纸灰；残阳欲没，灵风动哀；百年此别，送君夜台。尘与影兮不可见，羌蜷局兮余马怀——五里一反顾，十里一徘徊。呜呼！人生兮若交芦，因缘散兮何有？情之核兮不灭，与天地兮长久。碧云兮自飞，玉泉兮常溜。卧佛兮一卧千年，梦里欠伸兮微笑。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海枯兮石烂，天荒兮地老，君须我兮山之阿！行将与君兮于此长相守。呜呼哀哉！尚飨！

（《祭梁夫人文》民国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撰书）

悼启者：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季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夫人以同治己巳生于永定河署，幼而随任京畿山左。京兆公薨于位，乃全眷返家园。光绪己丑，尚书苾园先生讳端棻李端棻：字苾园，贵州人，同治进士。光绪己丑年典试广东，以堂妹妻梁启超。支持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戍新疆。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焉。于是夫人以二十三岁归于我。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嫔炎乡一农家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夫人之来归也，先母见背既六年，先继母长于夫人二岁耳。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戊戌之难，启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携弱女，避难澳门。既而随先君省我于日本，因留寓焉。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厥居，唯以著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盖瘁焉。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就学，夫人所以调护教督之者无不至。先姊早世，遗孤甥赵瑞莲、瑞时、瑞敬三人，外家诸侄李桂姝、续忠、福鬟，皆早丧母，夫人并饮食教诲之如己子，诸甥侄亦忘其无母也。启超自结婚以来，常受夫人之策厉襄助，以粗自树立。早岁贫，无所得书，夫人辄思所以益之。记二十一岁时所蓄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实夫人嫁时簪珥所易也。中岁奔走国事，屡犯险艰，夫人恒引大义鼓其勇。洪宪之难，启超赴护国军，深夜与夫人诀。夫人曰：“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辞色慷慨，启超神志为壮焉。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启超不以家事婴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又不俟言也。呜呼！天祐不终，夺我良伴，何其速耶！何其酷耶！夫人体气至强，一生无病，民国四年冬，忽患乳癌。乳癌，诸病中最酷毒者，全世界医家迄今未得其病因及救治法，惟恃割治，割必复发，发至不能割，则束手焉。夫人自得病以来，割既两度，今春再发。蔓及项肋之际，与血管相接，割无所施，沉绵半年，卒以不起。然夫人性最能忍，虽痛苦至剧，犹勉自持。儿子思成、思永，卒业清华学校，属当适美留学，恋恋不欲行。夫人虑其失学，挥之使去，曰：“吾病无害，能待汝曹归也。”呜呼！孰谓竟与其爱子长别耶！夫人夙倔强，不信奉任何宗教，病中忽皈依佛法。没前九日，命儿辈为诵法华。最后半月，病入脑，殆失痛觉，以极痛楚之病而没时安稳，颜貌若常，岂亦有夙根耶？哀悼之余，聊用慰藉而已。略陈行谊，不敢溢美。海内君子，宠以哀诔，俾塞儿曹哀思，不胜大愿。

（《悼启》）

檀岛之恋

旅居檀香山期间，梁启超曾与当地一位名叫何蕙珍的华侨女子产生一段“发乎情，止乎礼”的恋情。梁在1900年5月24日写给夫人李蕙仙的信中叙述此事的经过：来檀不觉半年矣，可笑。女郎何蕙珍者，此间一商人之女也。其父为保皇会会友。蕙珍年二十，通西文，尤善操西语，全檀埠男子无能及之者，学问见识皆甚好，喜谈国事，有丈夫气，年十六即为学校教师，今四年矣。一夕其父请余宴于家中，座有西国缙绅名士及妇女十数人，请余演说，而蕙珍为翻译。明晨各西报即遍登余演说之语，颂余之名论，且兼赞蕙珍之才焉。余初见蕙珍，见其粗头乱服如村姑，心忽略之；及其入座传语，乃大惊，其目光炯炯，绝一好女子也。及临行与余握手（檀俗华人行西例，相见以握手为礼，男女皆然）而言曰：“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余是时唯唯而已，不知所对。又初时有一西报为领事所嘱，诬谤余特甚，有人屡作西文报纸与之驳难，而不著其名，余遍询同志，皆不知。及是夕，蕙珍携其原稿示我，乃知皆蕙珍所作也。余益感服之。虽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少，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不知何故也。越数日，使赠一小像去（渠报以两扇），余遂航海往游附属各小埠，半月始返。既返，有友人来谓余曰：“先生将游美洲，而不能西语，殊为不便，亦欲携一翻译同往乎？”余曰：“欲之，然难得妥当人。”友人笑而言曰：“先生若志欲学西语，何不娶一西妇晓华语者，一面学西文，一面当翻译，岂不甚妙？”余曰：“君戏我，安有不相识之西人闺秀而肯与余结婚？且余有妇，君岂未知之乎！”友人曰：“某何人敢与先生作戏言？先生所言，某悉知之，某今但问先生，譬如有此闺秀，先生何以待之？”余熟思片时，乃大悟，遂谓友人曰：“君所言之人，吾知之，吾甚敬爱之，且特别思之。虽然，吾尝与同志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今义不可背，且余今日万里亡人，头颅身价，至值十万，以一身往来险地，随时可死，今有一荆妻，尚且会少离多，不能厮守，何可更累人家好女子？况余今日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动，皆为万国人所观瞻，今有此事，旁人岂能谅我？请君为我谢彼女郎，我必以彼敬爱我之心敬爱彼，时时不忘，如是而已。”友人未对，余忽又有所感触，乃又谓之曰：“吾欲替此人执柯可乎？”盖余忽念及孺博也。友人遽曰：“先生既知彼人，某亦不必吞吐其词，彼人目中岂有一男子足当其一盼？彼于数年前已誓不嫁矣。请先生勿再他言。”遂辞去。今日（距友人来言时五日也）又有一西人请余赴宴，又请蕙珍为翻译，其西人（即前日在蕙珍家同宴者）乃蕙珍之师也。余于席上与蕙珍畅谈良久，余不敢道及此事，彼亦不言，却毫无爱恋抑郁之态，但言中国女学不兴为第一病源，并言当如何整顿小学校之法以教练儿童，又言欲造切音新字，自称欲以此两事自任而已。又劝余入耶稣教，盖彼乃教中人也。其言滔滔汩汩，长篇大段，使几穷于应答。余观其神色，殆自忘为女子也。我亦几忘其为女子也。余此次相会，以妹呼之。余曰：“余今有一女儿，若他日有机缘，当使之为贤妹女弟子。”彼亦诺之不辞。彼又谓余曰：“闻尊夫人为上海女学堂提调，想才学亦如先生，不知我蕙珍今生有一相见之缘否？先生有家书，请为我问好。”余但称惭愧而已。临别，伊又谓余曰：“我数年来，以不解华文为大憾事，时时欲得一通人为师以教我，今既无可望，虽然，现时为小学校教习，非我之志也。我将积数年束脩所入，特往美洲就学于大学堂，学成归国办事。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莫忘我，但有创办女学堂之事，以一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唯有先生。”云云，遂握手珍重而别。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光绪二十六年西五月二十四日《与蕙仙书》）

蕙仙鉴：得六月十二日复书，为之大惊，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我虽不自顾，岂能不顾新党全邦之声名耶？吾既已一言决绝，且以妹视之，他日若有所成复归故乡，必迎之家中，择才子相当者为之执柯，（吾因无违背公理，侵犯女权之理。若如蕙珍者岂可屈以妾媵。但度其来意，无论如何席位皆愿就也。惟任公何人，肯辱没此不可多得之人才耶？）设一女学校，使之尽其所长，是即所以报此人也。至于他事，则此心作沾泥絮也久矣。吾于一月来，游历附近各小埠，日在舟车鞍马上，乡人接待之隆，真使人万万不敢当。然每日接客办事，无一刻之暇，劳顿亦极矣。卿来信所嘱，谓此事若作罢论，请即放过一边，勿常常记念，以保养身子云云。此却是卿过虑之处。曾记昔与卿偶谈及，卿问别后相思否？吾答以非不欲相思，但可惜无此暇日耳。于卿且然，何况蕙珍？在昔且然，何况今日？惟每接见西人，翻译者或不能达意，则深自愤恨，辄忆此人不置耳。近亦月余不见此人，因前事颇为外人所传闻，有一问者，吾必力言并无其影响，盖恐一播扬，使蕙珍难为情也。因此之故，更避嫌疑，不敢与相见。今将行矣，欲再图一席叙话，不知能否也。

拳匪陷京津，各国干涉，亡国在即，吾党在南，不识能乘时否？嗟夫！嗟夫！吾独何心，尚喁喁做儿女语耶？……再者，卿来书所论，君非女子不能说从一而终云云，此实无理。吾辈向来倡男女平权之论，不应作此语。与卿相居十年，分携之日，十居八九，彼此一样，我可以对卿无愧，虽自今以后，学大禹之八年在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卿亦必能谅我。若有新人双双偕游各国，恐卿虽贤达，亦不能无小芥蒂也。一笑！吾虽忙杀，然知卿闲杀闷杀，故于极忙之中，常不惜偷半夕之闲，写数纸与卿对语。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西六月三十号）《与蕙仙书》）

结识夏曾佑

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么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

这会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哪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但到后来知道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发生问题的勇气，也一天减少一天了。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它，而且恨它。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双手，阳乌为之死”。“兰陵”指的是荀卿，“质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或者即基督教经典里头的“撒旦”。“阳乌”即太阳——日中有乌是相传的神话。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没有呢？且不管。但我刚才说过，“我们吵到没有得吵的时候，便算问题解决”。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我只记得他第一首：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芒芒下土方。

巴别塔前一挥手，人天从此感参商。这是从地质学家所谓冰期洪水期讲起，以后光怪陆离的话不知多少。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因为他创造许多新名词，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可惜我把那诗都忘记了——他家里也未必有稿。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思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谭复生和他的是：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

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

简单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

我们的“新学”要得要不得，是另一问题。但当时确用“宗教式的宣传”去宣传它。穗卿诗说：“嗟嗟吾党人。”穗卿没有政治上的党人人所共知，“吾党”却是学术界打死仗的党。

穗卿为什么自名为“别士”呢？“别士”这个词出于墨子，是和“兼士”对称的。墨子主张兼爱，常说“兼以易别”，所以墨家叫做“兼士”，非墨家便叫做“别士”。我是心醉墨学的人，所以自己号称“任公”，又自命为“兼士”。穗卿说：“我却不能做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人，只好听你们墨家排挤罢。”因此自号“别士”。他又有两句赠我的诗说道：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这是他口里说出来我们彼此不同之点。大概他厌世的色彩很深，不像我凡事都有兴味。我们常常彼此互规其短，但都不能改，以后我们各走各路，学风便很生差别了。

穗卿又起我一个绰号叫做“佞人”。这句话怎么解呢？我们有一天闲谈，谈到这“佞”字，古人自谦便称“不佞”，论语又说“仁而不佞”，又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不佞有什么可惜又有什么可谦呢？因记起某部书的训诂“佞，才也”，知道不佞即不才，“仁而不佞”即仁而无才，“非敢为佞”即不敢自命有才。然则穗卿为什么叫我做佞人呢？《庄子·天下》篇论墨子学术，总结一句是“才士也夫”——穗卿当时赠我的诗有一句：“帝杀黑龙才士隐”，“黑龙”用《墨子·贵义》篇的话，“才士”即指墨子——他挖苦我的“墨学狂”，把《庄子》上给墨子的徽号移赠我，叫我做“才士”，再拿旧训诂辗转注解一番，一变便变成了“佞人”。有一年正当丁香花盛开时候，我不知往哪里去了，三天没有见他。回来见案头上留下他一首歪诗，说道：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

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亡友夏穗卿先生》）

结交唐才常

在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期间，梁启超与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字黻丞）结下深厚的友谊。他在《饮冰室诗话》里记述这件事说：余识唐浏阳最晚。乙未秋，与谭浏阳定交。叩其友，则曰二十年刎颈交，黻丞一人而已，余心识之。丁酉冬讲学长沙，谭公乃为余两人介绍焉。

（《饮冰室诗话》）在《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一文里，梁启超具体记述了他与唐才常一段刻骨铭心的交往：余生平所历，镂刻于神志中最深者，莫如丁酉戊戌间之在长沙。时义宁陈公为抚军，其子伯严随侍，江建霞、徐研父先后督学，黄公度、陈臬、谭壮飞、熊秉三、唐黻丞以乡党之秀，左右其间，咸并力一致，以提倡当时所谓新学，而余实承乏讲席。未几，建霞受代去，舣舟待发，来时务学堂与余别，黻丞方赠余一菊花砚，壮飞为之铭，铭曰：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建霞睹之曰：此铭镌刻，岂可委石工，能此唯我耳，我当留一日了此因缘。遂归舟脱冠服，向夕，褐裘抱一猫至，且奏刀且侃侃谈当世事，又泛滥艺文，间以诙谑。夜分，余等送之舟中，剪烛观所为日记，忽忽将曙，建霞转相送于江岸，蒙蒙黄月与太白残焰相偎煦，则吾侪别时矣。自尔竟不复相见。今遂二十六年，建霞墓木既拱，同人亦零落略尽，余研固早已殉戊戌之难，而此情此景，犹萦旋吾脑际如昨日也。

（《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

为徐志摩证婚

1926年10月3日，梁启超在北海公园漪澜堂为徐志摩、陆小曼做证婚人。梁在次日写给孩子们的信中记其事说：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闻张歆海近来也很堕落，日日只想做官，（志摩却是很高洁，只是发了恋爱狂——变态心理——变态心理的犯罪）此外还有许多招物议之处，我也不愿多讲了。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我因昨日的感触，专写这一封信给思成、徽因、思忠们看看。

（民国十五年十月四日《给孩子们书》）

悼谭嗣同

呜呼！此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亡友浏阳谭君之遗著也。烈士之烈，人人知之，烈士之学，则罕有知之者。亦有自谓知之，而其实未能知者。余之识烈士，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呜呼！烈士之可以千古，尚有出乎烈士之外者，余今不言，来者曷述焉？乃叙曰：《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因挂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一言不敢发，充其极也，乃至见孺子入井而不怵惕，闻邻榻呻吟而不动心，视同胞国民之糜烂而不加怜，任同体众生之痛痒而不知觉，于是乎大不仁之事起焉。故孔子绝四，终以无我；佛说曰无我相。今夫世界乃至恒河沙数之星界，如此其广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类，初有生物，乃至前此无量劫，后此无量劫，如此其长，我之一身，数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质，如此其复杂，我之一身，分合七十三原质中之各质组织而成，如此其虚幻，然则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可爱之有？既无可私，既无可爱，则毋宁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盖大仁之极，而大勇生焉。顾婆罗门及其他旧教，往往有以身饲蛇虎，或断食、或卧车下辙下求死，而孔佛不尔者，则以吾固有不忍人之心。既曰不忍矣，而洁其身而不思救之，是亦忍也。故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古之神圣哲人，无不现身于五浊恶世，经历千辛万苦者，此又佛所谓乘本愿而出，孔子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也？烈士发为众生流血之大愿也久矣。虽然，或为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种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国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为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仁者视之，无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无拣择法也，故无大小之可言也。此烈士所以先众人而流血也。况有《仁学》一书，以公于天下，为法之灯，为众生之眼，则烈士亦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夫，亦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夫！烈士流血后九十日，同学梁启超叙。

（《仁学序》）

王静安之死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梁启超在15日写给思顺等的信中记其事说：我本月初三离开清华，本想立刻回津，第二天得着王静安先生自杀的噩耗，又复奔回清华，料理他的后事及研究院未完的首尾，直至初八才返到津寓。现在到津已将一星期了。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给孩子们书》）

附录　梁启超年谱

1873（同治十二年）2月23日，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

1876（光绪二年）4岁从祖父与母读“四书”、《诗经》。

1878（光绪四年）6岁随父读完“五经”，就外傅张乙星学。

1881（光绪七年）9岁作文能缀千言。

1882（光绪八年）10岁年初，赴广州应童子试，舟次吟诗惊座，得“神童”美誉。

1883（光绪九年）11岁初读张之洞《轩语》和《书目答问》，始知学问事。

1884（光绪十年）12岁补博士弟子员。

1885（光绪十一年）13岁从广州吕拔湖学，始治段（玉裁）、王（念孙、引之）训诂之学，渐萌弃帖括之志。

1886（光绪十二年）14岁从佛山陈梅坪学。

1887（光绪十三年）15岁从广州石星巢学，并肄业学海堂，弃帖括而醉心于训诂词章。母赵氏以难产逝。

1888（光绪十四年）16岁为学海堂正班生，又为菊坡、粤秀、粤华书院院外生，与麦孟华、曾习经等同学。

1889（光绪十五年）17岁9月，应广东乡试，中举人第八名，主考官李端棻以堂妹李蕙仙许之。

1890（光绪十六年）18岁春，入都会试，归途经上海，购读《瀛环志略》等书，始知五大洲各国。秋，经陈千秋引见，拜康有为为师，退出学海堂，悉弃旧学。是年与汪康年结识。

1891（光绪十七年）19岁从康有为就读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交康广仁、曹泰等。冬，入京与李蕙仙成婚，寓于宣南永先寺西街之新会新馆。始交夏曾佑。

1892（光绪十八年）20岁2月，祖父维清去世。3月，入京会试，不第。夏，偕妻南归，居乡读书，于国学书外，购读江南制造局译书及美国人傅兰雅《格致汇编》等，专心研究新学。

1893（光绪十九年）21岁3—4月间，长女思顺（令娴）生于茶坑村。冬，讲学于东莞。

1894（光绪二十年）22岁3月，偕夫人入京，寓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交曾广钧、张謇等人。7月，中日战争爆发，目睹清廷腐败，变法之志愈坚。为《新学伪经考》毁版一事，在京多方奔走疏通。11月，归粤。

1895（光绪二十一年）23岁春，与康有为同赴北京会试，落第；交谭嗣同、陈炽、沈曾植等人。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举国哗然，与康有为联合十八省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夏，协助康有为在京创办《万国公报》和强学会；次年1月，强学会遭封禁，流落北京萧寺。

1896（光绪二十二年）24岁春，离京至沪，与黄遵宪、汪康年筹办《时务报》。8月9日，《时务报》正式创刊，任主笔，发表著名的《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文，影响巨大，时人始以“康梁”并称。10月，从马建忠学习拉丁文，常与谭嗣同、宋恕、孙宝暄等谈论佛学。11月，回粤省亲，曾赴澳门协助创办《知新报》。12月，婉辞伍廷芳奏请出使美、西、秘国参赞之职。

1897（光绪二十三年）25岁春，返沪，途经武昌，晤张之洞，固辞其入幕之邀。7月，与汪康年、麦孟华等在上海创办不缠足会。10月，创办大同译书局。11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前往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初交唐才常、熊希龄，及学生蔡锷、林圭等人。是年，与黄遵宪、夏曾佑等始倡“诗界革命”。

1898（光绪二十四年）26岁3月，因病离湘返沪就医。旋因康有为之招，由康广仁陪护入京。4月22日，于保国会第二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国人奋起救亡。5月，联合各省举人百余，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制度。7月3日，得光绪帝召见，命呈《变法通议》，赏六品衔，令办译书局事务。7月，奏请设立编译学堂。9月21日，政变爆发，避入日本使馆，旋乘日舰逃亡日本。10月16日，抵达日本东京。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宣传斥后保皇。

1899（光绪二十五年）27岁4月，送康有为离日赴美洲，旋约罗普往箱根读书，学习日文。秋间，得华侨资助，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并于神户筹办同文学校，于次年春成立。12月23日，受康有为督责，往美洲。是年作《自由书》，始号饮冰室。

1900（光绪二十六年）28岁2—7月，居檀香山半年，从事保皇会活动，筹策自立军起义。8月14日，自旧金山潜返抵沪，逗留10日，因自立军汉口起义已败，转赴新加坡会晤康有为。10月17日，应澳洲保皇会之邀，自槟榔屿游澳洲。

1901（光绪二十七年）29岁2—4月，居澳洲。5月，由澳返日，抵横滨。12月21日，《清议报》停刊。长子思成生。

1902（光绪二十八年）30岁2月8日，创刊《新民丛报》；11月14日，创刊《新小说》杂志。先后发表《新民说》、《新史学》、《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重要论著，提倡道德革命、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在革命排满、民主共和、保教等问题上与康有为发生严重分歧。

1903（光绪二十九年）31岁2月20日，应美洲保皇会之邀，离日赴北美。3月4日，抵加拿大温哥华。5月12日，抵达纽约，此后在美游历半年。12月11日，返抵横滨。自美归来后，言论大变，放弃“破坏主义”、“革命排满”主张，宣布与共和长别。本年，娶李蕙仙陪嫁丫环王桂荃为簉室。

1904（光绪三十年）32岁3月，赴香港，参加保皇会大会。4月，由港至沪，筹办《时报》，为《时报》创刊撰写《缘起》和《体例》。旋返日本，居横滨新民丛报社，白天写作，晚赴大同学校讲授中国历史。次子思永生。

1905（光绪三十一年）33岁3月28日，挚友黄遵宪卒。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开始与梁论战。年底至次年初间，为端方等代草考察宪政报告之类奏议、说帖约20万言。

1906（光绪三十二年）34岁本年与革命派展开大辩论，在《新民丛报》发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暴动与外国干涉》、《杂答某报》等文。及清廷“预备立宪”诏下，渐专注于宪政运动，希望停止与革命党人的论战。

1907（光绪三十三年）35岁8月，三子思忠生。10月，于东京成立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11月20日，《新民丛报》停刊。

1908（光绪三十四年）36岁2月，政闻社本部自东京迁上海，由总务员马相伯与徐佛苏主持，从事公开和秘密活动。9月，政闻社遭清廷查禁，转致力于倒袁（世凯）运动。同月，次女思庄生。

1909（宣统元年）37岁以政治活动屡遭挫折，意态萧索，生活困窘，专以读书著述为业。11月，各省咨议局成立，指示徐佛苏在国内联络各省立宪派领袖从事宪政运动。

1910（宣统二年）38岁2月20日，创办《国风报》。6月，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著文批评清廷阻挠速开国会，呼吁社会各界投入请愿运动。11月，清廷宣布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后，仍坚持速开国会的主张。

1911（宣统三年）39岁3—4月，偕汤觉顿与长女思顺作台湾之游，考察日本占领之情况及为创办日报筹款。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与康有为磋商对策。11月上旬，离日本回国，在大连登陆后赴沈阳，因形势所阻，乃折返日本。随后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主张“虚君共和”。

1912　40岁1月，应邀加入汤化龙、林长民等组织的共和建设讨论会。2月，致书康有为，劝其放弃“虚君共和”主张。4月，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公开表示拥护共和，政治上与康有为分途，积极寻求早日归国。11月，由神户启程回国。12月，所办《庸言》杂志在天津出版。同月，四子思达生。

1913　41岁2月24日，跨党加入共和党。5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梁被选为理事。7月，“二次革命”爆发，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9月，在熊希龄内阁中任司法总长。

1914　42岁2月，熊希龄内阁倒台，梁辞去司法总长职，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11月，移居清华园，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并在清华发表演说，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校训。12月13日，三女思懿生。12月27日，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与袁关系日趋疏远。

1915　43岁1月20日，《大中华》创刊，被聘为主任撰述，作《发刊辞》，又刊《吾今后所以报国者》，第一次公开表示脱离政治。4月，回粤省亲前夕，致书袁世凯，劝切勿帝制自为。6月，由粤北返，途经南京，偕冯国璋入京谏袁阻其帝制活动。8月，以杨度、刘师培等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乃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以驳之，同时开始与蔡锷等筹商军事反袁大计，令蔡秘潜回滇，部署起义。12月16日启程南下，18日抵达上海，20日致电蔡锷提前发动讨袁护国战争。

1916　44岁1—2月，居上海，与西南蔡锷等函电往还，筹划护国之役，并游说冯国璋使之中立。3月4日，由沪赴港转桂，说陆荣廷举义；4月4日，辗转抵南京，力主逼袁退位。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梁被举为都参谋。5日，抵广州，晤龙济光，促其共同反袁。8日，护国军军务院成立，梁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20日，由港抵上海。30日，得悉父亲逝世噩耗，当即电辞本兼各职，居丧守制。9月，将在护国运动中所撰之公文函电，收集编成《盾鼻集》出版。10月30日，四女思宁生。11月8日，蔡锷逝世。12月，与旅沪人士公祭蔡锷，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

1917　45岁1月6日，应总统黎元洪之邀，自沪入京，商讨宪法、内阁和外交问题。2月8日，参加国务会议，主张政府对德绝交。同月，就对德外交问题，作《外交方针质言》和《余与此次外交之关系及其所主张》两文，具体阐明其加入欧战的主张。7月1日，通电反对张勋复辟；次日抵马厂，说段祺瑞起兵讨伐。7月17日，在段内阁任财政总长职。11月，辞去财政总长职，结束政坛生涯。

1918　46岁春夏间，致力于《中国通史》的写作；8月、9月间，因著述过勤，咯血数次，中断通史写作。12月28日，偕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张君劢等离上海，赴欧游历。

1919　47岁2月11日抵伦敦。18日抵巴黎，居两旬，3月7日出发，考察战地，游毕仍返居法国。6月7日，往伦敦，继续游历。7月18日起，由巴黎出发，先后游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10月7日回巴黎，居两月，12月10日起游德国1月。

1920　48岁1月23日，由马赛乘船回国。3月5日抵上海。3月19日抵京，晤总统徐世昌，报告欧游经过，要求释放五四运动被捕学生。3月24日返回天津家中，此后全力从事社会文化活动，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中比贸易公司和国民制宪运动。冬，在清华学校讲授《国学小史》。本年，刻意著述，成《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两书及中国古代哲学和佛学论文多篇；《欧游心影录节录》一书在《时事新报》、《晨报副刊》连载。

1921　49岁1月，作《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表明对社会主义运动思潮的态度和主张。5月，著成《墨子学案》一书。秋，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主讲中国文化史。10—12月，应天津、北京各校之请，先后讲演七次，次年2月，汇集为《梁任公先生最近演讲集》出版。

1922　50岁1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出版。2月，在清华学校讲学。4月1日至9月中旬，在北京、济南、南京、上海、南通、武昌、长沙等地作巡回学术讲演二十余次。10月下旬，又赴南京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并听欧阳竟无讲佛学。11月，因讲学过累，在南京患心脏病。

1923　51岁1月15日，由南京返回天津。5月，就科玄论战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和《人生观之科学》。7月中旬，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9月起，在北京清华学校讲学。10月10日，与友人发起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会。11月4日，松坡图书馆在北海快雪堂成立，自任馆长。

1924　52岁4月18日，夏曾佑卒，著文纪念；26日，在京会见印度诗人泰戈尔。5月8日，在泰戈尔六十四岁诞辰庆贺会上主持赠名典礼。6月，思成赴美留学。8月24日，五子思礼生。9月13日，夫人李蕙仙病故，撰有《悼启》一文记其生平，并做集词联数百首，以遣悲怀。是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单行本。

1925　53岁9月初，开始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0月3日，葬夫人于北京西山卧佛寺附近之山坡上。12月上旬，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同月，《要籍题解及其读法》一书由清华周刊社出版。27日致书思成，告知林长民遇难，安慰林徽因。

1926　54岁1—2月，患便血病甚剧，3月入北京协和医院，16日割去右肾。4月，任北京图书馆馆长。6月2日，在《晨报副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以维护协和医院的名誉和维持社会对新医学的信任。9月中旬，接受司法部长罗文幹之请，主持筹办司法储才馆。10月3日，在北海公园漪澜堂为徐志摩、陆小曼做证婚人。本年，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等。

1927　55岁1月17日，司法储才馆开学，以馆长身份致开馆辞。2月，开始在燕京大学兼课半年，讲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4月17日，与康门弟子在北京畿辅先哲祠，为康举行公祭。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梁从城内赶回清华为王氏料理后事。7月，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通过，开始负责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11月，为思成和林徽因订婚。

1928　56岁1月、2月间，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并输血。3月，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结婚。6月，完全辞去清华研究院事。8月18日，思成夫妇回到国内。24日，陈请辞去《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工作。9月10日，开始着手撰写《辛稼轩年谱》。27日，因痔疮大发，入京就医。10月5日，自医院返回天津家中，续作《辛稼轩年谱》。12日，辍笔，编至稼轩61岁。11月27日，再入协和医院。

1929　57岁1月19日下午二时十五分，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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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壹　家世血缘

极南岛民

耕读之家

贰　求知问学

我之为童子时

广州学海堂

拜康有为为师

万木草堂

叁　奔走维新

公车上书

强学会

《时务报》

时务学堂

南学会

保国会

请废科举

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

戊戌政变

肆　域外流亡

流亡日本

创办《清议报》

夏威夷之旅

澳洲募捐

《新民丛报》

组织政闻社

《国风报》

立宪与革命

台湾之游

伍　政海沉浮

结束流亡回到京城

加入共和党

宋教仁案

党争

辞官

厌恶政党生活

陆　护国战争

敬告国人

进京劝说

拒绝袁世凯的贿赂

掩护蔡锷离京

南下上海

启程赴桂

滞留香港

抵达南宁

说动广东独立

尾声

柒　巴黎和会

我与参战问题

启程赴欧

舟行之乐

伦敦初履

威士敏士特达寺

巴黎游学

游兰士

凡尔登

白鲁威

回国

捌　讲学著述

趣味教育

任教清华科学院

主持筹办司法储才馆

著作自序

淡出世事

玖　思想主张

兴筑铁路

兴学主义

师徒分途

论保教

自由主义

论革命

思想转变

社会主义观

趣味主义

自白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佛学徜徉

养心立身

拾　情深如海

悼父

给孩子们书

举案齐眉

檀岛之恋

结识夏曾佑

结交唐才常

为徐志摩证婚

悼谭嗣同

王静安之死

附录　梁启超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