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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内容简介

- 图书目录

- 序言 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1)

- 序言 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2)

- 洪秀全的勃然而兴

- 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1)

- 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2)

- 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3)

- “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1)

- “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2)

- “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3)

- “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4)

- 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1)

- 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2)

- 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3)

- 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4)

- “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1)

- “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2)

- 三合会会员、三十六誓(1)

- 三合会会员、三十六誓(2)

-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1)

-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2)

-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3)

-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4)

-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1)

-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2)

-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3)

-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4)

-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5)

-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6)

-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7)

- 《避难记略》(1)

- 《避难记略》(2)

- 《贼情汇纂》(1)

- 《贼情汇纂》(2)

- 《贼情汇纂》(3)

- 《贼情汇纂》(4)

- 太平军偏师冒进的北伐

- “北伐军”的初试锋芒(1)

- “北伐军”的初试锋芒(2)

- 静海、独流的鏖战待援

- 太平军残部的垂死挣扎(1)

- 太平军残部的垂死挣扎(2)

- “厘金”制度及其他经济措施

- 对太平军童子兵的描述

- “西征”战役中的石达开

- 长沙城下遭败绩(1)

- 长沙城下遭败绩(2)

- 长沙城下遭败绩(3)

- 石达开的转败为胜

- 《虏在目中》

- 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1)

- 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2)

- 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3)

-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1)

-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2)

-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3)

-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4)

-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5)

-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6)

-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7)

- 血雨腥风天京城

- “太平天国”奠基人(1)

- “太平天国”奠基人(2)

- 也想尝试当“万岁”

- “替罪羊”韦昌辉(1)

- “替罪羊”韦昌辉(2)

- 船到江心补漏迟

- “东王”生前身后事(1)

- “东王”生前身后事(2)

- 两名欧洲人的叙述(1)

- 两名欧洲人的叙述(2)

- 两名欧洲人的叙述(3)

- 两名欧洲人的叙述(4)

- 两名欧洲人的叙述(5)

- “负气出走”的石达开

- 石达开的极盛时期

- 石达开1857年上半年的“辅政”

-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的决绝(1)

-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的决绝(2)

-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的决绝(3)

- 石达开的英雄末路

- 石达开自述

- 骆秉章奏稿(1)

- 骆秉章奏稿(2)

-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

- 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1)

- 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2)

- 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3)

- 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4)

- 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5)

- 夏福礼的报告(1)

- 夏福礼的报告(2)

- 夏福礼的报告(3)

内容简介

发生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不断被人们改写和重塑。曾经热极一时的太平天国研究，目的往往不那么纯粹，所以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也未必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各种出于不同目的的涂抹，非但无助于人们廓清和理解那段沧桑的历史，反而让这段迷雾重重的历史更加混乱难辨。

如今，著名历史写作狂人赫连勃勃大王以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审视，广泛搜罗中西文献、深入细致分析人物事件，重新梳理太平天国运动十几年中清廷、洋人、农民起义军各种势力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博弈的过程，带我们重新认识那段内外交困中人们的无奈和挣扎……

图书目录

序言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

——“金田起义”点燃的劫火

一、“上帝”到广西

——洪秀全的勃然而兴

二、好男好女坏下场

——“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

三、红龙狂试云雨情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

四、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

五、空幻的帝京之旅

——太平军偏师冒进的北伐

六、“个人英雄主义”的绝佳表演

——“西征”战役中的石达开

七、卧榻之侧难容鼾睡

——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

八、妇女解放，一个冬天的童话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

九、上帝死了！天王万岁！

——血雨腥风天京城

十、大渡河水尽血流

——“负气出走”的石达开

十一、回光返照的胜利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及占领苏常地区的“复兴”

十二、那个香港来的胖子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十三、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太平军二次“西征”的失败与陈玉成之死

十四、美丽而残酷的东方“新世界”

——为“大清国”个人奋斗的洋人：华尔（附戈登）

十五、天荒地老出奇人

——天京陷落与李秀成的被俘

十六、电光飞火走游龙

——捻军的极盛与衰亡

附：太平天国大事年表

序言 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1)

——“金田起义”点燃的劫火

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往往会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

1850年，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南方省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字原文为法语）。”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博士从他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先行锲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信心十足地预言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不久，受老战友影响，恩格斯也兴奋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仅仅过了12年，在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容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改为恶毒诅咒，展现出马克思博士对东方古老的国家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超常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中国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逸仙博士对太平天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后的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就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果然一针见血。

由“保皇”而“改良”的儒学大智者梁启超所言，最能戳破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一直力主反满，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是“反满复汉”，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只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的消亡稍有遗憾：“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基督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最为鞭辟入里。

坚信科学理念的共产主义者们对太平天国更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理论家恽代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太平天国一定失败的原因：第一，“太平天国”是“领袖的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只是‘感情’的结合，而‘感情’是靠不住的……后来北王杀了东王，内部闹个不休”；第二，他指出太平天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反对文化，造成“知识分子不为所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邓力群、华岗、范文澜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极“左”思潮一度泛滥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一叶障目，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痛诋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仍旧大力推崇扶危定乱的李秀成，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使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湘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倘）使以（李）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人杰矣！”

序言 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2)

反思极“左”思潮下，对太平天国的赞不绝口，无外乎着力于以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第二，《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义”；第三，马克思曾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一切的一切，谬误以外，还是谬误。

首先，太平天国自其建立之始，因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与洋兄弟们勾勾搭搭，直到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下深仇，所以“反帝”无从谈起。

1858年，英国军舰“李氏号”（Lee）经过金陵，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下令反击。洪秀全把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希望洋人兄弟帮他灭“臭虫”（满清）。同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让额尔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稣真天兄，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天国迩来今既来，西洋番弟把心开，朕前上天见爷排，万国扶朕在天台。爷排定定今来到，替力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西洋番弟朝上帝，爷哥带朕坐山河。朕今实情诏弟等，欢喜来朝报爷哥。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此后，以洪秀全本人为首，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身居深宫的洪天王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会亲自过问。即使到了太平天国与洋人撕破脸的后期，1863年，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然与常胜军统领戈登等人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洋商洋行（包括戈登）为了获利，同时将大量军火卖给清朝和太平军这交战的双方。法国人狄支沙（C.A.M.deJesus）的文章中证明，仅1862年4月，上海一家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子弹18，000余发。（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即使天京被围期间，洋人们仍不断供应粮食、茶叶、丝绸、军火，甚至鸦片。（《北华捷报》选译，第467－468页）由此推之，可以想见太平天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反封建”方面更不必讲，清朝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18个，洪天王有88个“嫔妃”，后宫供其纵欲者近两千女性。相比封建帝王，洪教主个人享受方面要“反动”得多。

至于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贼情汇纂》等详实的官方文件，可查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物二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证的一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会党成员、盗贼、地主、塾师、各类商贩、戏子，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14人（这还算上富农在内），所以说它是“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是信口雌黄。太平天国对于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这哪里有一丝对农民的尊重，又怎能把这场运动算成农民运动！再者，总是被以前的极“左”学者奉为土地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这只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毛润之先生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89页、1209页）所以说，太平天国这一个披着神秘宗教外衣的，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为诱饵的虚空纲领，不仅仅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更是“物物归上主”的对农民产生新束缚的梦呓。

第三，马克思真的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他确实有过类似表述，但其本意与我们学者的“断章取义”截然不同。

马克思原文见于1854年第二期《新莱茵报》，他主笔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而后所述便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指当时德国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国教会）所说的“社会主义”，此人在中国多年传教，中文名字为“郭实腊”。他于1849年左右回欧洲后，听到当时的人到处谈论“社会主义”，恍然大悟道：“中国许多平民近来也流传这一套东西。”所以，郭实腊和马克思在当时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财产平均分配的“农民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当时的马克思口中说出来，其实含有辛辣的贬讽之意。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社会主义”，直至1873年才成型，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弄清了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极“左”学者们对太平天国涂饰的立论点不攻自破。

早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曾装出一副“仁慈”面貌，假模假样唱道：“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但是，历时近15年之久的波及18个省份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历史性、全面性的大倒退，还使整个国家丧失了近一亿左右的人口。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庞大死亡数字的责任所在，难以细究，大致上讲，清军与太平军（加上捻军）可以“平分秋色”。

太平天国，于后世而言，它最大的“积极意义”早为梁启超一语道破：

道（光）、咸（丰）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氛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派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经世派（庶族汉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巅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些，恰恰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和民族基础。在这一点，也仅仅在这一点，邪恶的怪胎终于有幸成为日后中华民国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杨秀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幢幢地念着“天国”咒语的幽灵，在国人心中徘徊了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不需要僵硬意识形态的招魂，不需要砸偶像派与敬偶像派之间的争辩，不需要武断肯定与简单否定地轻下结论，我们恰恰需要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的审视，从昔日的破坏中寻找建设的起源，重新寻找逝去年代的精神体验。

柳亚子二诗，最能表达笔者此时心境：

其一

已无遗老说洪王，志怪传奇说渺茫。

多少英雄兴废感，最怜鹬蚌斗韦杨。

其二

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

我来重读太平史，十丈银釭焰影沉。

洪秀全的勃然而兴

一、“上帝”到广西

——洪秀全的勃然而兴

公元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春天某日。

广州街道上，因昨宵一夜风雨，地上飘满了摧落的枯叶。岭南的气候正是如此怪异。四季常青，深秋不见枯黄飞叶，春天却往往两三天内落叶满地，但枝梢之间，同时即有迅速冒出的嫩叶，生长速度快得惊人。地面深绿发干的叶子还未腐烂，各种树木间已经燃烧般腾满了鲜绿。

一位在岭南人群中很显高大虚胖的男人（约1.78米，80公斤重），蜡黄的脸上满是阴郁，他揪了揪自己已经多半花白的胡须，望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狠狠地往上吐了口唾沫，用广府话骂了句“丢佢老母黑！”接着，他又急速地用旁人难解的客家话骂了几句什么，愤然转身离开那面贴有中第举子名字的黑墙。

这位看上去极有凸颧凹目马来人种特征的中年样貌男子，其实刚刚30岁。这个看似样貌平平、浊肥、再普通不过的广东男子，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

自道光八年（1828年）开始，16岁的洪秀全就开始应试，很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道光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他前前后后应试了四次，15年间，终日头悬梁锥刺股地苦读，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无名怨毒之火，蹿腾于这位岭南士子的松垮鸡胸之中。

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阴历十二月十日（1814年1月1日），当时出生地是广东花县一个名叫“福源水”的地方，后迁至官禄埗村。此地距广州几十公里。现在的花县称为“花都”，已经并入广州市。洪秀全原先的名字叫洪火秀，依排行又名洪仁坤，后来的“秀全”是他为自己起的“号”。这位“洪秀全”，出身绝非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乃是富裕中农的家庭条件。其父洪镜杨，老实巴交的本分种田汉，客家人，其祖籍是梅州（清时称嘉应州）石坑镇。洪秀全有兄弟姐妹五人，其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小火秀深得父亲喜爱，七岁时即被送入私塾念书。老洪对这个儿子很有溺纵之情。16岁时，洪秀全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考试就失败。名落孙山之余，家境也中落，估计是因为兄弟姐妹吃饭嘴多，老洪头年高力衰，生活每况愈下。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似得狂疾。回到家里，他终日困兽般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怒狂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么一个花县落第青年，日后成为开挖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1)

潜“龙”在渊——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

多次落第，洪秀全胸中的怒火绝对不比杀人前的马加爵会少一些。闷憋之余，他恨和尚憎及袈裟，对满清政府怨毒满胸，常常向族弟洪仁玕表示说：“我们以五万万兆汉人受制于数百万鞑妖，天下哪有如此之大耻！（洪秀全文科脑子，当时汉人连五万万也没有）如今，中国每年几千万金银又化为烟土，汉人膏血，皆成为百万满人之花粉钱，年复一年，至今二百余年，中国之民，富者安能不贫，贫者安能规矩忍耐！思此虎狼之世，真真让人拍案愤叹！”（有关内容见于洪仁玕所著《英杰归真》）

科举对旧时代读书人的影响真是巨大！屡考不中，落第连连，竟最终促成一个人思想上发生“质”的转变，由自身的“不遇”上升为民族情感方面二百多年的积怨宣泄。确实，历史的许多大事，究其因由总是源于某个个人的一些“细节”和“小事”，冥冥之中，个人际遇有时候必定成为一个时代的临界点。但一定要讲明的是，洪秀全第四次落第后，并非当时就变成一个“革命者”，他当时不是，即使在“金田起义”打响第一枪后也不是，一直到永安建制后，这位落第举子的“革命”目标才明晰起来。先前的种种事情，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没有“来土争杀”的大形势，根本也不会发生“金田起义”。所以，时势造英雄，非常重要。

洪秀全所处时代，决定了“太平天国”日后能以星星之火遍烧燎原的“机遇”。当时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各种社会矛盾都处于极其尖锐的状态，无法调和。抛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国际国内“大形势”不讲，仅就国内局势看，已经在当时就使有识者终日有岌岌可危之叹。

自嘉庆、道光以来，中国的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地租最高者甚至占佃农收成的80%，农民形同奴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触目惊心。而且，随着人口过剩现象的出现，人多地少，道光中期（1833年，道光十三年）每人平均亩数只有1.86亩，比例严重失调，进而造成米价飞升。中国老百姓老实，无田农民为了活命，不少人自平原举家迁入蛮荒山区，开山布种，烧野种田，垦山刨食，江南、福建一带称这些人“棚民”，广东称“寮民”。“太平天国”大名鼎鼎的杨秀清、李秀成两人即是这种人出身，贫寒到骨，糊口而已。同时，由于鸦片战争后二千多万巨额赔款以及五大港口的“开放”，白银外泄，鸦片蜂拥入内，国内的银价高涨，钱价暴跌。清朝一直是银钱并行的双本位币制，但实际生活中都是以钱折银来计数，法定折率是一千文钱折一两银子。由于钱贱银贵，无形中使得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三倍多，更多的人破产破家。政府从来不体恤民情，更加如狼似虎催逼赋税，相互之间的关系形同水火。

农民如此，东南一带许多市镇从业者也因“五口通商”丢掉饭碗，挑茶工、运输工、船工等等“苦力”，人数达上百万人，纷纷失业。由于陆路交通都转为水港出口，原先的国内船商经受不住洋资本的冲击，纷纷歇业。加上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棉布、棉纱，成百倍的进口增长下，江南纺织业基本垮掉，断绝了无数从业工人及家庭作坊的生路。“资本主义”总是占便宜，从前一亿码土布抵不上一千万码洋布，今天几亿条裤子抵不上一架波音飞机，似乎吃亏的总是我们。

人祸有此，天灾并行。每个王朝发展到晚期，宿命般都会持续遭受天灾。1846年始的五年间，黄河、长江流域各省水灾旱灾连年不断，特别是1849年，长江大水灾覆盖六省，皆为百年罕见特大洪水，淹没人命无数，损失极其惨重。1851年，黄河在江苏溃堤，千里汪洋。而在“金田起义”的母省广西，更是旱、涝、蝗、雹不断，饥民遍野，僵尸满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官府仍旧敲骨吸髓般进行压榨，“仇恨的怒火”到处燃烧。

洪秀全创制“拜上帝会”，并非第四次落第后才忽然“皈依”的举措。早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一日闲逛，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乃中国的基督教徒梁发（梁发乃苏格兰长老会员马礼逊的信徒，他在道光十二年出版了《劝世良言》九本小册子，每册有50页厚，皆是他引摘《圣经》章句然后自己发挥“释义”）。当时，对其中奇特的“教名”，洪秀全深感兴趣，很是当“奇门小说”猛读了一把。当然，过瘾之后，“教义”当不得功名，洪秀全又努力钻入经史子集之中，转年复来广州考试。结果，不出所料，他仍旧落第不果。大刺激之下，洪秀全回家后病倒，高烧四十多度，连续四天，烧得他五迷三道，眼前出现了不少“幻象”，估计把不少正常的大脑细胞均烧死，头脑中窜乱筋搭错线，开始“自命不凡”起来。

高烧甫退，先前一向温文尔雅的洪秀全提笔濡墨，作诗一首：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此诗之中，已有“反意”森然。至于诗格，四五流而已。

第四次科场失意后，绝望归绝望，肚子最要紧，洪秀全只得到他继母李氏的娘家莲花塘村去当塾师，挣点粮食糊口。穷极无聊之中，郁闷寡欢之下，他拿出道光十六年在广州街上获派的《劝世良言》。洪秀全一个表兄名叫李敬芳，粗通文墨，对这本小册子产生了极大的痴迷，称赞不已。苦闷至极的洪秀全听表兄这么一说，濒死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忙再次仔细“研读”，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进步”思想，开始了他的“宗教”造神历程。

此后，他与小时玩伴冯云山、族人洪仁玕一起，开始把“上帝”当成件事来做，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大概在1846年前后，特别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明显，徒党日多，才有了“拜上帝会”这个正式名称。手下有了几个信奉者，落魄的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立刻去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妖剑”，大吟歌诗以明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效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2)

小打小闹之余，仍旧还是穷酸措大做白日梦的意思。

忙乎数日，洪秀全、冯云山几个人在花县老家官禄埗、五马岭以及莲花塘等地确实吸收了不少“教徒”，口沫飞溅地“宣教”之余，洪秀全四处敲砸孔圣人牌位。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广州附近虽然人民接受“新鲜事物”多，传统上对孔儒仍旧抱有十分尊崇的心理。洪秀全这么一个落第士子疯狗一样四处搞事，引起众多人的反感，最终连累他失去了塾师的饭碗。世上之事，就是有得有失。

精神力量是巨大的。丢了工作，洪秀全没有灰心，受《圣经》上一句话“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也就是“外来和尚会念经”之意）鼓励，他与冯云山以及村中几个年青人开始离开老家，数十天内遍游广州、顺德、南海、从化、清远、曲江、阳山、连山等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了他们游走布道的征途。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几个爷们奔走两个多月，沿路倒弄些笔砚挣点小钱喂肚子，传教的成绩非常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门，其间多数还是因贪小便宜少给钱买纸砚口头表示入教的。在连山（今天也是瑶族自治区）呆了十多天，只有一个汉人入会，失望之下，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

于是，洪秀全、冯云山沿贺江河谷而下，先到封川，自浔江西上，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夏天到了贵县赐谷村（今名长谷村）。之所以在此地落脚，是因为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村人愤恨，仅仅呆了几个月，洪、冯两个人就黯然离开赐谷村。

洪秀全恋家，回到花县。冯云山为人倔强，仍旧留在广西，在桂平一带边教书边传教。

洪秀全回到花县，表面上“老实”许多，仍旧在当地以塾师身份挣饭吃。但是，他的头脑正处于“狂暴”期，天天奋笔疾书，大半夜才睡，一清早就起，两年多时间内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五篇“裹脚布”文章，但这些文章内容均非指导“革命行动”的“革命理论”，大多皆是基督教劝人“向善”的客家民歌体打油诗。在这些“革命”著作中，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为“邪教”，反而重新说了不少孔孟之道的“好话”。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老洪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利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才故态复萌，重刻这些文章时删去了所有对孔孟之道的“歌颂”）。

有了“宗教”的外衣，打扮起自己来就很得心应手。但是，由于对基督教真正的教义并不通，连《旧约》、《新约》都没读过（只有到了1847年，他才在广州传教士罗孝全那里看了这两本著作），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并首先找出与中国“天”这个词相匹配的“上帝”一词。甭说，《诗经》中有“上帝临汝”，《易经》中有“荐之上帝”，《书经》中有“唯皇上帝”，但其实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十六杆子也打不着。找到了“上帝”这个古词，洪秀全“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皇上帝。”同时，他大肆附会第三次赶考后的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一次“死过去”，其实是上天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这种伎俩，同历代农民战争的头头们假造“符瑞”、“谶言”，并无二致。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或东海龙妖，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者或反对派身上。

平心而论，“拜上帝教”的仪式一点也不复杂：众人集结于一屋，男女分别列座，开始共唱赞美诗。然后，“主持人”宣扬上帝之仁或耶稣救赎之恩，劝诫信徒勿拜偶像，悔改过恶，一心崇服上帝。只要有人当时愿意入会，马上施以“洗礼”——在一张“忏悔状”上写上自己名字，面对神台跪下。“主持人”问：“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王条否？”“申请人”随声答应，于是“主持人”从一大脸盆中取水一杯浇于“受洗者”脑袋上，语称：“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礼毕，焚化写有申请人姓名的“忏悔状”，饮尽神台前所供清茶三杯，仪式结束。

洪秀全的“基督教”，看似基督教，其实也就仿个皮毛，与真正的基督教有天渊之别，所以，英国人富礼赐就说过：“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见其《天京游记》一书）

下面，笔者仔细“八卦”一下洪秀全“新教”与基督教的实质不同。

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3)

首先，基督教有“三位一体”说，即父、子、圣灵三个位格，其本意在于推究“上帝”对人的救赎，因此，上帝（父）、耶稣（子）与圣灵并非是三个神，而是一体。洪秀全当然不懂这么深奥的东西，《劝世良言》那个小册子中也没有讲这些，最多只懂“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他以为“三位一体”是三个人，并编造“天父”派他本人“天王”下凡代世人“救赎”的神话。此“救赎”非彼“救赎”也。自公元4世纪开始，“三位一体”已经成为基督教最基本教义之一，洪秀全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胡搬“上帝”，确实有“中国特色”。

第二，在基督教仪式方面，最重要的当属洗礼和圣餐。此仪式源自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时，他亲自掰开面饼分给门徒，说：“吃，这是我的身体。”而后又举杯递给他们，“喝，这是我立约的血……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门徒吃“圣餐”，意即“原罪”得赦。洪秀全对此一知半解，他只知道“洗礼”，从未见过领圣餐的仪式，所以拜上帝教从来没有这种仪式。同时，汲取中国传统喜丧仪礼，洪秀全等人总会把讲道的文章当众焚化，鸣鞭放炮，很是热闹。而基督教根本没有此种仪式，一直要求信徒“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上帝）”。至于“太平天国”宣教活动最有特色的“讲道理”，全然不同于基督教的“布道”，基本上是盅惑宣教的政治活动，与宗教无关。

第三，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一个“灵”，因此上帝是人的肉眼所不能看到的。而洪秀全对此不理解，为突出他自己的“神异”，他逢人就讲他升天时见过“上帝”本人，而且这个“上帝”的样子还十分清晰：“披金发，衣皇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可见，洪秀全是根据教堂中耶稣的形象推测出他爸“上帝”的模样，不伦不类，却有“遗传”道理。此种“人神同形论”，稍有基督教知识的人，都会觉其荒谬不堪，以这种“拟人观”描述“上帝”，老洪的神学知识基本上只有20分，离及格还远得很。

第四，基督教所理解的“天国”在“天上”和“来世”以及信众“心里”，而洪秀全理解的“天国”或“上帝国”、“天堂”主要指他自己建立的“拜上帝会”和日后“南京”这个“新耶路撒冷”。

第五，基督教憧憬“天国”的来临，对门徒不主张做现实的抗争，要求逆来顺受，时刻准备耶稣的重临。但洪秀全一直主张争斗，主张“斩邪留正”，要杀“妖”，杀有罪之人，完全一副入世夺权的态度。

此外，洪秀全对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两个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从来没听说过，所以日后他的“太平天国”就从来没有过这两个节日，他自己却“制造”出六个“节日”——正月十三“天兄升天节”、二月初二“报爷节”、二月二十一“太兄暨朕登极节”、三月初三“爷降节”、七月二十七“东王升天节”、九月初九“哥降节”。连杨秀清被杀也成为一个“节日”，闻所未闻，荒谬至极。

当然，洪秀全所著的“教义”，并非全部是歪理邪说，也有很“健康”的说教，比如诫劝世人戒鸦片饮酒，义正辞严，放到今天都很是具有“先进性”：“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

英雄莫问出处，富贵甭提原由。“二杆子”的人，总是能歪打正着干成大事。

其实，很有必要“八卦”一下给予洪秀全“上帝”启蒙的《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出生，本为一个很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左右，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在大清国非法宣传“邪异”之教，后果极其严重。马礼逊曾在印度公司（英国人所开）干活二十多年，他本人是个有冒险家意味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时间为1823年。以那时起，梁发再不用挥汗如雨搬雕版印东西，开始穿上半洋半中的衣服，暗中秘密宣教，并每年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已经习教并上升到几个层次的梁发写出《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当然，那时候的政治气候不利于梁发以真名出版这本宣传册子，当时他的署名是“学善者”（梁发有时还有“学善居士”之名）。

洪秀全所观的《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基督教《新约》、《旧约》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由梁发自己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左右，删掉了原书的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主要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可以说这个工厂学徒出身的中国人中年以后确实深悟了许多基督教神学原理。梁发的《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梁发书中唯一稍显激烈的，就是对佛教、道教大肆“批判”，对儒教稍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之余，丧心病狂到“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大声高叫要“杀妖杀有罪”，与梁发的《劝世良言》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1)

革故鼎新——“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

洪秀全在花县老家埋头搞“创作”，其“革命同志”冯云山一直踏踏实实在广西紫荆山地区做基础工作，时而打短工，时而做塾师，中心任务就是传播教义，拉信徒入伙。

这位洪秀全的“发小”冯云山，家乡距洪秀全的村子仅一公里，村名“禾落地”，出身也是殷实小地主家庭。同洪秀全一样，冯云山也是屡试不第的秀才，科场失意，心肝冷却，热血却沸腾，加上又是实干家，冯先生两年多忙个不停。而且，此人志向远大，可从其当时一首诗中窥见端倪：

穿天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

溪涧焉能留得住，终须大海作波涛。

诗品方面，显然比俚俗的洪秀全要高出一大截。

紫荆山地区是广西很落后的山区，距离最近的桂平县有近三十公里距离，岩壑深广，深山老林，近三百平方公里内，险山环列，从战略角度上讲确实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1847年秋，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发现老哥们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徒众，十分欢喜。这些“拜上帝会”新入会者，包括了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开国功臣。

选择了易守难攻的高坑冲卢六家为栖身之所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准备一试身手。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先是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东南部，“甘王”是非常有名的民间祭祀对象。“甘王”确实有真实原本的个人，本为五代时期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称为“甘王庙”。庙宇建筑物宏伟壮丽，香火旺盛。于是十月间，洪秀全、冯云山、卢六等人手持利器，冲入象州甘王庙，打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示“甘王”为邪神。

象州当地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等人“算账”，街头忽然摔倒一位十二三岁的当地男孩，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们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钱一大串，原来他早为洪秀全等人买通。

得意之余，几个人连连展开毁像活动，在紫荆山地区四处寻庙找像，予以捣毁拆除，破毁雷神庙和土地庙许多座。广西人好淫祀，特别崇信这些地方“神圣”，所以，当他们发现捣庙者大肆破坏后没有任何“报应”时，心中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加入“拜上帝会”。中国人一贯如此，很少有坚定的、纯粹的精神信仰，大多是“临时抱佛脚”，哪个神的神通大，自然倾向哪一方。

快心事后首尾多。砸庙砸东西痛快，很快就砸出事来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底，紫荆山地区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团练，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捕捉了冯云山。这下捅了马蜂窝，会众人员很齐心，拜上帝会会员卢六很快找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为此，王作新把此事告官，向桂平县衙投状，指称冯云山以村民曾玉珍家为窝点，非法集会，毁捣社稷神明，结盟惑众，不从清朝法律。其实，王作新作为主控方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有建筑在封建时代确为犯法行为。但是，当时的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上上下下畏洋如畏虎，清朝中央政府应外国传教士之请，已经有公文派发到各地，明令地方政府不要干涉洋教活动。因此，桂平县的官员息事宁人，在押解冯云山和卢六到官衙的同时，发传票要王作新到庭，并声言他有诬告和捏造事实的嫌疑。冯云山方面，在监狱中不停申诉，辩称自己只是相信基督教，并无不法行事，坚称自己完全清白。由于察觉风向不对，事主王作新又怕教徒报复，屡不到庭对质，而卢六（冯云山的表兄）又在监狱中得病而死。

押了几个月后，新上任的桂平知县索性小事化了，以“查无情实”为名，把冯云山从牢狱中放了出来，只是认定他“无业游荡”，派两个差役押送他回广东花县原籍。一路上，冯云山巧舌如簧，竟然说服两位差人也皈依了“拜上帝会”，三个人一起转回了紫荆山地区。当然，冯云山得释，最关键在于会门兄弟集资捐款“科炭”钱（拜上帝会多烧炭矿徒，集资敛钱称为“科炭”），四下在衙门中走关系打点。钱能通神，最终才使冯云山顺利出狱。从另一方面讲，也可看出这些抱成一团的“拜上帝会”势力越来越大，吓得王作新一家人都不敢再在石人村家中居住，很怕招惹这些事儿头。

冯云山刚刚被逮时，洪秀全又怕又急，匆忙离开紫荆山，赶至广州，准备亲自鸣鼓喊冤，向两广总督耆英告状，以图救出冯云山。因为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五年经耆英上奏，已经明旨谕准对广东的礼拜堂驰禁。可巧耆英内调离开广东，冯云山得释，洪秀全就没有见到这位身任两广总督的“青天大老爷”。

次年十月，二人终于在花县老家会面，相拥久之，恍若隔世。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冯云山在桂平县被羁押期间，这年的三月三日，拜上帝会会员中的骨干分子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玩起降神把戏，咣当一声当众晕倒，然后突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人神交通与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取了极高的威信，也稳定住了冯云山被逮后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

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有样学样，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与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所有这一切，洪秀全、冯云山两个人，当时一个在狱中，一个在广州，皆不知情。事定之后，二人就此也产生过犹疑：如果承认杨秀清、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那么就意味着这两个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可能；但是，如果拒绝承认，闹不好会使会员产生内讧。思来想去，觉察到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当时没有野心，洪、冯二人就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二人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哥降节”，就是“纪念”这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人的“下凡”。

杨秀清祖籍嘉应州（今天的梅州），其四世祖开始移居广西。他本人于1821年出生，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孤儿苦出身，多亏伯父抚养成人。成人之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生活极其困苦。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慢性疾病，杨秀清身材矮瘦，胡须稀疏，而且眇一目，是个面有残疾而体格虚弱的人。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拜上帝会”危难之际脱颖而出，一装成名，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至于萧朝贵，是杨秀清山中烧炭的老伙计，其人性情凶悍，相貌凶丑，但对会门与杨秀清等人忠心耿耿。

1850年左右，洪秀全在拜上帝会内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些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知晓些治病偏方，日益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家族也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增加了极大的物质基础。不少学者讲韦昌辉是壮族人，完全是以其“韦”姓揣测。韦昌辉也是明末从广东迁到广西的客家人后代。在所有太平天国的高层头目中，基本是客家人。至此，笔者简述一下“拜上帝会”重要成员中的“客家人”构成情况。

“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2)

笔者十多年前从天津初到岭南，对“客家人”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以为是广东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实不是。客家人是中原汉族南迁后形成的一个特殊支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南定百越，他派几十万大军进军岭南，修灵渠，灭蛮族，由此就把汉族的文明之花散播于五岭以南。其后，每逢中原战乱，朝代更迭，就有大批民众扶家携口南迁，由黄河流域到江淮流域，由江淮再迁至赣闽粤的广大山区，与当地畲、瑶等少数民族打打杀杀，来来往往，最终形成了一个“客家”群体。“客家”，取自“客而家焉”之意，最早出自晋元帝诏书，而实意的“客”是从少数民族口中而来，相对于当地土著，这些外来汉自然是“客家”。

客家人一直保留着浓郁的中原传统文化，即使今天的语汇中仍旧保留了许多古词语，可称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其传统守礼重义，好学讲理，耐劳耐苦，坚忍不拔，确实具有中国古代河洛精神的遗风。明末清初之际，由于满清入关后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大批广东、福建地区的客家人西迁至广西，在武宣、桂平、平南、贵县、陆川、藤县等地区居住，或垦山，或开矿，努力求食，艰辛生存。不仅来自广东花县的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是客家人，死于狱中的卢六是客家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赖文光、黄文金、曾天养、李秀成、陈玉成等等，全都是客家人。特别让后人慨叹的是，首先派人把冯云山抓起来的王作新是客家人，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是湖南的客家人，一直作诗作文大骂太平天国的清末启蒙思想家黄遵宪也是客家人。上世纪50年代，有学者“考证”说石达开、韦昌辉、林凤祥、李开芳（后两位是太平军“北伐”主将）皆是广西壮族人——此说完全是根据当代居村人员现状的“揣测”，如果石达开、韦昌辉是壮族人而非客家人，他们二人不可能进入太平天国最高决策层。特别是韦昌辉，堂堂“六千岁”，仅居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之后，如果不是客家人，万万不能拥有这种地位。有学者总以他姓“韦”而误认其为壮族，实是犯了“经验性”错误。

即使在冯云山被逮前后，洪秀全也没有想过真的要“造反”，广西的“来土之争”，正是导致“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何谓“来土之争”呢？金田起义前，在广西桂平、贵县、武宣、平南（浔州治内）等地，一直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的人，所谓“土”，主要指久居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主要是汉人）。由于广东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不同于广西当地的“土白话”，当地人也称“来人”为“讲客的”，称土著为“讲土的”。“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人支持“来人”，有些人支持“土人”。广西这地方由于久在“化外”，民间械斗一直是流行的“民俗”现象。特别是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湖南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有时又暗中怂恿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梁子越结越深。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成年累月，你来我往，你杀光我半村人，我再拉人杀光你一村人。男女杀掉不说，还把对方的孩子抢走卖掉，房屋付之一炬，整村烧成白地，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种大规模仇杀之中。

道光二十四年，桂平县金田村黄谭两姓械斗；道光二十八年，贵县北岸来土械斗；道光三十年，贵县赐谷村农民之间因争水源械斗。不久，“来人”打死土人多，贵县奇石寺村数百土人来寻仇，开始互相仇杀；再后，教子岭一带的“来人”想强娶壮族美女为妻，壮人和土人联手与“来人”械斗。“来人”打不过土人，便又四处联络“来人”来帮忙，愈演愈烈之下，整个贵县地区上万人大规模械斗，互杀四十余天，尸横遍野，瘟疫肆虐，“来土之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金田起义”发生。起事之初，根本不是洪秀全等人要打“江山”，完全是应大部分落难的、无家可归的客家人之请，准备武装迁徙。从前的教科书和历史研究基本都宣称洪秀全是一位深谋远虑的“革命者”，一直策划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从来就反帝反封建，那完全是拔高。不必看别的资料，仅看太平天国被清军生俘的两个重要人物石达开与李秀成的《自述》，均讲“来土之争”是“起义”之基本原因：

“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李秀成自述》）

“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共六人聚众起事。”（《石达开自述》）

而且，“来土之争”的结局，正应验了洪秀全早先的“预言”：“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住！”自得之余，洪秀全很精明，提前让人把自己的家属从花县搬来广西，并通知各地教徒到金田村集中。确切日期，大概是道光三十年五月间。冯云山就“傻”一些，他没有及时搬迁亲属。金田事变后，冯云山一家三族均被官府抓住，因大逆之罪基本都丢了脑袋，而冯、洪二家的祖坟也被刨开铲平。

自道光三十年七月开始，各地的拜上帝会信徒，特别是那些在“来土之争”中失利的客家人群，携家而来，奔向金田村。人流络绎之中，清朝的地方政府不以为意，没有想到这些人要造反，以为他们是逃难。还有大黄江巡检带了几十官兵入山敲诈会众，更使得群情激愤。

韦昌辉一家本身就是金田富户，他一大家子人昼夜忙乎，弄了不少人在家铸造武器，磨刀擦枪，而韦府也成为洪秀全的指挥中心。贵县人石达开率一千多生力军到达；陆川的赖九自玉林率众来投；博白会众和象州会众来投……只有广东信宜的凌十八所率拜上帝徒众倒霉，他带了数百武装自信宜出发，但中途贪攻城池，攻玉林、博白等县城不果，失败后想掉头跑回广东，最终在罗定被清军全歼（凌十八及其数百随从全是客家人）。

眼看会众愈聚愈多，不第举子洪秀全满心欢喜，手拈须胡，又做歌诗一首明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墨雾收残一鉴中。

显然，洪秀全诗中已经暗隐有自己要与朱元璋和刘邦比肩的意思。但此诗中，可见洪秀全文化修养确实一般，不是人们所吹嘘的精熟史集的水平。“汉皇置酒尚歌风”，是指刘邦做《大风歌》，虽是瞎押韵，还算看得懂。而“明主敲诗曾咏菊”很让人费解，黄巢杀人八百万，此贼头曾经大咏“我花开后百花杀”，明太祖朱元璋，正史上却无记载他有咏菊诗。很有可能洪秀全爱看民间演义，似乎传有朱元璋做过一首仿效黄巢的《咏菊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就黄金甲。”

从实际上说，“金田起义”不是一天的事情，是指各地会众一路打杀到金田聚集的几个月过程。最终，冯云山等人选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公历1851年1月11日），趁这天给洪秀全做寿过生日当作纪念日，称之为“万寿起义”，所以一般后人就把这一天当成金田起义“纪念日”来对待。其实，太平天国真正的起事要早几个月，他们内部也一直没有专门纪念“金田起义”的节日。

“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3)

在金田村的韦昌辉家里，洪秀全已经自称当日为“太平天国元年”的起始，但仍旧是以“教主”名义宣布，与清政府完全对抗之心还未敢十分表露。从当时拜上帝会所发的一份檄文中，仍可见出痕迹：

忖思未拜上帝以前，未尝扰害良民，既拜上帝以后，何尝劫掠城乡。不过志甘泉石，自成世外之逍遥，性乐烟霞，别有无名之天地，于是托迹颖水、箕山，聊效巢、由之洗耳，潜踪西山、北海，暂比夷、齐之采薇。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何乃尔等愚官劣宰，捉我同帮，押死公堂，轻如鼠蚁，讹诈不为痛心哉！（指拜上帝会会员卢六、黄为正二人瘐死狱中之事）故不得不纠集英雄，结盟豪杰，以为报仇之举。尔乃复起官兵，联络团练，与我颉颃，相争上下，岂不谓我营中无人乎？（指政府团练等武装与拜上帝会会员在新塘、紫荆等地的打杀）抑知我文官二百，人人有安邦定国之才，武将千员，个个有擎天跨海之勇。雄兵三万，势若天丁，战士数千，威如猛虎，（人数有夸大，只有两万不到）恰似一天星斗，固若铜城，恍犹四海洪波，坚如铁柱。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谅尔小小蛇儿，乌能与蛟龙斗胜，微微犬子，何敢与虎豹争能？大师一出，望风而逃阵，官心惊而胆裂，壮士窜走似狼忙，抛盈城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窝，无面目见关中父老，何颜入将府之厅堂。倘能各安本分，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至若执迷不悟，兴兵动将，使庶民遭殃，军威所至，定扫浔江为平壤，踏闾邑作丘荒。

从文件的文笔上看，应该出自冯云山或洪秀全之手，《三国演义》味道极浓，叙事累赘铺排，牛气哄哄，可称的是其中斗争目标所指仍旧是地方的“愚官劣宰”，吓唬中有心虚，显示出他们的真实目的在于“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即使是地方政府要镇压，最大的威胁仅仅是“扫浔江为平壤”，还未有什么大的造反野心。

但凡“造反”之事，开了头就不能收脚步，硬着头皮也要干下去。特别是广西平南县的拜上帝会信徒在向金田村进发的途中，与清政府地方武装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死人不少。在花洲和思旺的战斗中，仅团练和瑶兵就被杀五十多人。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杨秀清派出蒙得恩率数千人马猛攻在思旺墟驻扎的浔州副将李殿元部清军，旗开得胜，并杀掉了清军一个巡检。这可是第一次真正同满清正规军开战。此役得胜，拜上帝会众人心思奋。由于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在思旺指挥平南拜上帝会，杨秀清派来的这支得胜队伍与平南会众会师，迎洪秀全从思旺回金田，所以，思旺墟之战，太平天国称为“迎主之战”。当时情况确实很危急，由于清军在思旺墟驻防，洪秀全被困于山人村内，倘若杨秀清不派人来救，说不定洪头领就成了韩山童，事不成就会被官府捉住杀头。

可笑的是，即使官军有多人被杀，北京政府仍然以为是广西的“天地会”（三合会）所为，不知道有新组织“拜上帝会”的存在，更不知有洪秀全这个人。洪秀全“大名”，思旺墟之战半年多后才为清政府所知。当然，李殿元当时率军在思旺墟驻扎，绝非是因为想抓住贼头“洪秀全”。当时，李殿元根本不晓得有洪秀全这么个人物，他在那里驻军，正因为当地是连控平南、桂平的交通隘口，必须在此地驻军，一切仅仅出于普通的军事常识。日后太平天国自己极力渲染清军大部队围困以及“天王”智能双全、福大命大，皆是为了“造神”使出的宣传伎俩。广西僻地的一股乱众，当时还真未入清政府的法眼。

思旺墟之战后，清朝地方政府确实着慌，贵州清江副将伊克坦布和松桃副将清长、浔州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等人纷纷汇聚，各带正规军和壮勇团练，分成二路向金田村开始进攻。恰在此时，博白县的会众、贵县龙山矿徒以及各地在“来土之争”中失败的客家人纷纷奔至金田。

特别是洪教主的安然返归，使得拜上帝会会众信心大增。

精神原子弹一爆不得了，未等清军攻近金田，会众们蜂拥四出，头领们个个披发持剑，口中念咒，狂舞红旗，奋死杀向清军。由于“壮勇”（壮勇不是壮族兵勇，而是当地天地会投靠清政府后被武装成的民兵组织）身上装束与拜上帝会人员的衣服相仿（均头缠红巾），这些人率先惊溃。清军正规军很少见过这么不要命的“贼”，个个脚软，争相奔跑往后退却。清将伊克坦布提剑督阵，被自己手下溃退的士兵撞倒，拜上帝会会员冲上，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也有说他是骑马逃跑时跌落蔡村江桥下后被杀的）

“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4)

这一阵，清军损失三百多人，加上伊克坦布这样的副将一员，可谓是大败亏输。

洪秀全信心更增，在庆祝自己生日的同时，发布五条军令：

第一、恪遵条命（树立绝对权威）。

第二、别男行女行（分男营女营）。

第三、秋毫莫犯（严肃纪律）。

第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公库制度，战时“共产主义”）。

第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在冯云山帮助下，洪秀全依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依据，自创军制，即一“伍长”管四人，“司马”管五个“伍长”，“卒长”管四个“司马”，“旅帅”管五个“卒长”，“师帅”管五个“旅帅”，军帅管五个“师帅”。而“军帅”之上，又有“将军”、“总制”、“监军”来加以节制。在“将军”之上，有“检点”，也分殿左“检点”和殿右“检点”，共36人。“检点”之上有“丞相”，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共24人。“丞相”上有“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此外还有“御林侍卫”，官名皆以天干和节气命名。金田一地，至此共集会众二万多人。

拜上帝会众人心非常齐，不少人均是在参加金田起义前把所有地产房屋和财宝变卖，全部换成银子后缴纳入“圣库”，所有会员的一切支出皆由“圣库”支出，上下平等，同吃同住。同时，拜上帝会人员严格禁欲，女营、男营各分一处，夫妻亦不得见。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和清教徒式的禁欲，对于拜上帝会初期起事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为了独标一帜，拜上帝会会员遵洪秀全之命，开始蓄发，此后便被清政府及各地“非解放区”人民称为“长毛”。

对于广西山区的“大动静”，清政府不得不着急。北京城内，早在当年（道光三十年）春正月，道光皇帝本人已经“崩”了，庙号“宣宗”，其四子奕继位，明年改元“咸丰”，是为清文宗。

道光帝在位30年，恭俭宽仁，是一位勤快节约的苦心皇帝，个人品德几乎无可指摘，只可惜“有君无臣”，在其统治后期，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大清王朝一天不如一天，这位仁德皇帝可称是郁闷愤懑而死。所以，道光帝本人在咽气时并未知晓有“拜上帝会”的大患。

帝国广大，新君咸丰初立，内忧外患，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大烂摊子。但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广西“贼”虽然在当时不是什么大事，也得要正视。早在道光三十年七月，广西提督闵正凤已经因办事不力被革职，不久广西巡抚郑祖琛丢官。湖南提督向荣和云南提督张必禄分别带领楚兵和黔兵被清廷调至广西去解决问题。在虎门销烟倒大霉的林则徐也被起用，被任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可巧，老林头刚走到潮州就病死，终未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如果他多活几年，无外乎生前身后有两个结果：其一，拜上帝会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太平天国”；其二，林则徐再也无法享受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国人对他的尊崇，“苟利国家生死已”这条标语也不会在今天的福州街道上看得见。总而言之，老林头死得很是时候，以其老迈之年，在烟瘴之地的广西辗转劳累，想必不会有太好的结局。老林头病死，云南提督张必禄前后脚也病死，镇远总兵周凤岐代领其军。

到咸丰元年（1851年）初，已有两广、云贵、湖北、福建六省正规军开至广西，人数大概有一万多人，接林则徐棒子的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这一天，清政府辖下广西浔州紫荆山地区金田村出现了“太平天国”，但“天王”早在1837年时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洪秀全诈称他生病发烧时上过“天堂”，天父上主皇上帝当时已经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其实“太平”二字，早在东汉何休对《公羊传》作解诂时已经使用过，汉末的造反者张角也曾称他所组织的“宗教”为“太平道”，元末江南农民造反也称“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末有几个农民军头目也自称“太平天”什么的……“太平”一词相同，意义到了洪秀全时代却大有不同之处。

由于会众日多，已有三万多人，金田村再也盛不下这么多人，粮食也成问题，于是，建“天国”后的第三天，即1851年1月13日，会众们沿大湟江而上，直杀江口墟。此次行动并非多么有目的性，因为“大湟”二字的客家和白话读音类同“大王”，“出大湟”意即“出大王”，如同“拜金田”等同“拜金殿”音声一样，这群人已经痴迷“拜上帝教”，拥“大王”浩浩荡荡而出。

不巧，由于清军正规军越来越多，拜上帝会会众顶不住，便于三月间撤出江口墟，奔向武宣。

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1)

力争上游——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的东乡正式对外称“天王”，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左军主将。由此，规模初立，五军主将制度成型。

与此同时，咸丰皇帝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师。由于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人将帅不和，广西高层内部大乱，确实需要一位威望高的能臣来当地镇服诸人，统一指挥。

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字鹤汀，嘉庆年间中举，道光时代已做过军机大臣，官至理藩院尚书。此人人品很不错，又是满蒙贵族血统，在道光末期以协办大学士兼九门提督，时人以“宰相”目之。咸丰帝继统后，非常重视这位前朝贵臣，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委以首辅重任。见广西乱起，忧心之余，咸丰帝就想以赛尚阿领头，兜头浇灭“太平天国”这把邪火。

出发之前，咸丰帝不仅赏赐赛尚阿“尚方宝刀”，又加军费白银两百万两，京兵京将随行，将似英豪，儿郎虎豹，高参如云，忽喇喇直奔广西。由于相爷带头，皇帝撑腰，朝中不少玩命往上爬的中小官吏纷纷“搭车”，随同赛尚阿前往广西“平贼”。他们心中小算盘打得好，自认为此行肯定一马成功，旅游一样跑一圈回来，得胜还朝，加官进爵。当然也有清醒的人，满族宗室遐龄在其笔记中就记载，当时其外祖父、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铁林就说：“（赛尚阿）此去必不成功，然天下之兵灾自此始矣！”

赛尚阿为人清慎廉洁，审案办公是把好手，军事方面却是个庸才。而且，他出京时排场极大，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对此很是不屑，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述说：“赛中堂视事广西，带小钦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子万余斤，火药数千斤。沿途办差，实为不易。”而赛尚阿本人，表面硬撑，其实内心也很惶惑，临行与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揖别流涕，深恐此去凶多吉少。

洪秀全东乡称“天王”后，杨秀清指挥前锋军占领县城东南三十里的三里圩。1851年3月2日，向荣、周天爵率六千多清军向太平军展开攻势，却反被对方杀得大败，损失无数辎重不说，黔兵被杀几十人，掉头奔逃。此战胜后，洪、杨等人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深知清军大集，眼前形势不容乐观，于是，4月15日夜晚徒众召开“总结会”时，杨秀清咣当一声又摔倒在地，开始“天父”下凡；4月19日，萧朝贵也咣当一声倒地，开始“天兄”下凡。装神弄鬼的主要目的，均是代“天父”、“天兄”传言，要众人共扶洪秀全这个“真主”，拼死战斗。

挨打受挫之后，向荣、周天爵也学乖，不敢再主动上前捋虎须，开始采取“坐战之法”，与太平军相抗。此种战法，即首先设立一个大营，下设炮眼两座，以守代攻。由此，“贼一无所见，一炮不能伤。我军更番迭打，一人不能走。其一人不能走者，四面皆厚墙深壕，死即同死，生则俱生，盖即淮阴（韩信）背水（之战）之遗意也”。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长围坐战法”，很见成效。

后来有成效，当时并不见得。延至5月15日，太平军由于缺衣少食，冒死从东乡突围，直趋象州，周天爵的“坐战法”最终在广西没能成功。

清军很着急，乌兰泰和向荣二军闻讯即急行军赶至，准备围攻太平军。独鳌岭一战，本来清军已占先机，但太平军关键时刻选出七个敢死勇士，攀绝壁突入清军大营，高喊冲杀。正在附近山岭激战的清军以为大营被破，顿时泄气，四处狂逃，摔死的就有一百多人，总共被杀三百多，散溃大败。

7月，太平军从中坪奔往桂平的新墟，在双髻山，又遇到向荣、周天爵等人的拦截。由于有赛尚阿派来的生力军到来，清军战斗力增强，打得太平军有些招架不住。交仗十多天内，杨秀清、萧朝贵不得不三次“咣当”下凡，鼓舞士气，向会众施以精神战胜法。由于众寡相差太大，太平军死伤无数，“天父”、“天兄”下凡也帮不上忙，只得集体败走双髻山，突围而走。

福兮祸兮。洪秀全在茶地“下诏”，明确了杨秀清的首席军事指挥权。杨秀清有勇有谋，整顿纪律，严令太平军为了“天国”死拼。连清朝的官员都曾说过：“初洪逆（洪秀全）至金田传教，志在蓄财致富，无反乱之心；自杨秀清入党，怂恿洪逆聚众谋叛，教以战守之计，洪逆积财渐裕，结党亦多，且见土寇蜂起，官兵懦弱，遂从杨秀清之语，始怀异志，诸事听杨调度……”（《粤寇起事纪实》）所以，金田初起，杨秀清绝对是个关键性人物。

9月11日，太平军趁夜从新墟遁走，在五峒山跋涉后，东出平南。向荣、乌兰泰（当时周天爵奉谕至北京复命）闻讯，立刻率清军在官村扎?，准备消灭太平军。

结果，清军没料到这些先前被追得到处逃跑的太平军会反扑劫营，萧朝贵等人连夜劫营，杀死不少清军，其中包括一名千总，并夺得几乎所有军械物资。向荣此次输得极惨，率残军奔回平南县城，称病不敢再出。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承认：“（我）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为之胆寒不已。

官村之战得胜后，太平军乘锐水陆共进，直杀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途中，太平军发展了许多新徒众，力量增强，其中包括时年14岁的“娃娃兵”陈玉成。1851年（咸丰元年）9月25日，罗大纲率太平军前锋攻克永安。永安之战意义重大，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大城市”。此时的太平军，已有近四万之众。

乌兰泰率清军随后赶到，逡巡不进，在城南屯兵观望；向荣更倒霉，他还没赶到永安，在距城二十里开外的古苏冲中了太平军一部的埋伏，被抢走大批军资，兵士死伤不少。

赛尚阿方面，他出京后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桂林。永安沦陷的消息传来，赛中堂心中惊惶，忙把军营移往阳朔。他倒不是贪赏风景，而是因为这里靠近山区，兵败后容易躲和逃。太平军对赛尚阿本人没有丝毫惧意和敬意，他们在永安城张贴赏格，向荣脑袋值千两白银，赛尚阿脑袋才值五钱银子，完全是拿赛中堂开涮。此外，赛尚阿文官出身，对驾驭武将之道根本不通。乌兰泰百战猛将，达洪阿有功名将（曾在台湾平“贼”），向荣依违称病，这位赛中堂均无可奈何。

清军将领手下兵士并非全是软蛋，只是因为不少兵士来自平原地区，只习陆战，他们穿靴持矛在平原上打仗是好手，而在广西跋涉崇山峻岭，个个累得脱力，未战已经软成一摊泥。而太平军中多炸山凿矿的矿徒，擅长使用火药，对枪炮等热兵器得心应手，接战即开火，轰毙不少清军。双方对阵，清军楚豫籍兵士持矛抡刀奋勇冲杀，往往被太平军抬炮一轰，哗啦一死一大片。至于赛尚阿所带的那些京兵京将更不用提，这些人一直住于高堂广厦之中，出入奴仆相随，根本吃不了任何苦。风吹雨淋数日，他们不是拉肚子就是感冒，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所以，太平军占据永安城后，跟随赛中堂出来的那些本想博个封妻荫子的众官们个个后悔，纷纷想从前线溜回京城。

太平军盘踞永安城，清军各部严重受挫，只能深壕高垒，在城外隔山结营，双方形成了数月的相持。

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酬功，下诏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四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秦日纲（原名秦日昌，因为他要避北王韦昌辉的“讳”，改名秦日纲）受封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众将士均加官晋级，上下欢心。

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2)

过了一个多月，太平天国自颁“天历”，即冯云山1848年被逮于狱中时瞎琢磨出来的“历法”，规定每年实日为366天，单月31日，双月30日，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但“天历”以干支纪日相比当时农历纪日干支要早一天，所以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比当时阳历礼拜日要早一天。洪秀全等人把金田起义那年定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而颁历的当年就顺推为“壬子二年”。

占领永安后，太平天国大打宣传攻势，刻印了《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礼制》等多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同时，太平军将儒教、道教、佛教一概放入打倒之列，不管什么孔庙、关圣庙、道观，一概砸烂摧毁，原先的场地统统当作兵营来使用。为加强纪律，他们发布《太平条规》，其中包含有《行营规矩》与《定营规条十要》，明令太平军军士要早晚礼拜，恪守“天条”，男女别营，严禁私藏财物，并着重申明内外官卒见天王及各王要“避道呼万岁、万福、千岁”，从人“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之间”这一条来看，当时洪教主身边也有不少女人陪睡（有妃36人）。

由于客家人有爱卫生的习惯，《行营规矩》中还有“不得出恭在路并民房”的规定，对拉屎也有明确限制。为确保后勤供给，太平军在永安周围严格查田，在打击地主的同时，下令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太平军。这种“土改”政策很有成效，佃农们立刻行动起来，秋收大忙，把财主们的庄稼割个干净，留下“自己”一半后，另一半送给那“英勇的太平军”。如此，太平军粮食充足。

在进行各路“建设”的同时，太平军不忘“肃反”工作，诛杀了内部与清军有联系的周锡锟、周八叔侄。杀人也不是直接杀，杨秀清装神弄鬼，佯装“天父”下凡，自称有“天眼”，辨识二奸，对会众的心理更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自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城内封王建制，一待就是大半年。

赛尚阿又惊又慌，硬着头皮前往“前线”督战，严令乌兰泰与向荣二军发动进攻。由于清军使用长围战术，太平军饷道被断，再窝在永安只能坐以待毙。于是，洪秀全与五王仔细商议后，趁贵县银矿矿工数千人来援的机会，在1852年4月5日，趁夜间大雨之际，突然突围。

太平军杀出永安城，奔向古苏冲。清军乌兰泰部勇悍，挥军尾追，杀掉两千多太平军，并俘获了洪大全（此人乃湖南人焦亮，三合会成员，本来为洪秀全软禁。赛尚阿谎称此人是与洪秀全地位相当的“一字并肩王”，笔者另开章详细表述此人）。

太平军虽受挫败，并不慌乱，逃跑之间设下伏兵，在龙寮口大洞山把乘锐而进的乌兰泰部打得大败，杀掉清军四个总兵级高级将领（郧阳总兵邵鹤龄、凉州总兵长寿、河北总兵董兴甲、天津总兵长瑞），一千多清军或伤或亡，一片混乱。由此，太平军主力得以突围。

从此之后，对清政府来讲，太平军从广西地方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向北进发，直扑桂林。杨秀清有勇有谋，派一股太平军穿上在大洞山缴获的清军号衣，化装成向荣部清军，想骗开桂林城。幸亏向荣本人早几个时辰已经在桂林城内，闻讯大惊，立刻下令封门，这才避免了桂林的失陷。

太平军赚城不成，就在文昌门外象鼻山下扎营，准备攻克桂林。由于桂林城坚，清军各路援军赶至，太平军打了一个多月后，难以攻入，于是，他们撤围杀向兴安。

在桂林攻城战中，清朝大将乌兰泰中炮，伤重身死。

赛尚阿依旧躲在阳朔不敢出马。清廷闻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级，然后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代替他为钦差大臣。很快，清廷以“调度无方，劳师费饷”的罪名把赛尚阿逮回京城治罪，并抄其家。仅仅一年多时间，老赛便从“中堂”沦为“有罪犯官”。

回京之后，清廷会审，论成“大辟”，但咸丰帝念老赛在先朝有功绩，定为“斩监侯”。和现在一样，“死缓”一般就死不了。咸丰三年，太平军的北伐部队攻开封时，赛尚阿被放出来，与僧格林沁一起协防京师。老赛与僧格林沁同为蒙古人，自然互相“照顾”回护，先前的失败罪责，咸丰帝自然不再追问。日后太平天国败亡，同治“中兴”时，赛尚阿之子崇绮得中同治四年乙丑科状元。依理，满蒙贵族一般不会点状元，因为清朝有“汉不选妃，满（蒙）不点元”之说。如此“破天荒”之举，实是慈禧等人受咸丰影响，以此举来安慰赛尚阿这位老臣之心。同治十一年，同治帝16岁大婚，皇后正是崇绮之女，即赛尚阿之孙女。夫妇二人感情不错，但慈禧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同治帝得性病死后，这位皇后吞毒殉夫。赛中堂本人身子骨硬朗，光绪元年才病死。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崛起于广西，从更远的历史因素考虑，还可溯源如下：其一，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杀，广西仍旧有不少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手下士兵散落于乡间山林，也有南明湖广籍旧部避难于其中，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这些人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播植于其间。其二，对历朝历代封建朝廷来讲，广西一直是“穷山恶水”、“烟瘴之地”，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军流杂配，遍布全区。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清政府怨毒满胸，蠢蠢思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连著名的“黑旗军”（刘永福为头），原先也是造反的人犯队伍，日后受招安，成为在越南等处抗击法国入侵的有力军事武装。其三，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广西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财力消耗，清政府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对广西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此外，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种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成为“太平天国”。

假设，仅仅是个假设——假设当初紫荆山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捉住冯云山指控他“集结妖匪”得以成立，假设桂平县知县王烈是个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并怀着“水落石出”的心态深究此事，冯云山、洪秀全数人不死也得脱层皮，最轻也要在广州大狱中关上十几年，“太平天国”只能是洪秀全头脑中的谵妄梦幻了。

当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大施拳脚时，东躲西避的王作新忧心忡忡，作诗曰：

治乱循环古有言，多因执事惮其烦。

积薪厝火终为患，蝼蚁穿堤久不论。

破贼如期为众一，争功时见久徒繁。

连年巨寇于何靖，坐使英雄手击樽。

作为大清王朝的顺民和知识分子，王作新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其一家子侄辈四人均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可称幸的是，王作新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太平天国的覆亡，他本人死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极其可悲的是，虽然成王败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王作新这个人却永久地遭到了世人们的遗忘。

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3)

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只按照“积劳病故”惯例准许让他的牌位进入桂平县的祠坊，并未特别褒奖他当初“料事如神”的预见性。“文革”中，极左思想影响下，各地大揪历史账，其后人很可能遭受更大的冲击。如果以“悲剧”二字加诸王作新身上，可能再恰当不过。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中会多处使用“太平军”这个概念，但是，拜上帝会和后来的太平天国从来没有自称过是“太平军”，他们自称“天军”、“天兵”，当时的老百姓管他们叫“长毛”，清政府管他们叫“粤匪”、“粤寇”、“发逆”、“粤贼”。一直到20世纪初，满清灭亡，民国乍兴，在各种著作中才逐渐有“太平军”之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正式下文，要求日后记述太平天国历史的作品不能再用“粤贼”等“诬蔑”称呼。这是因为老国民党好多主力干将都出自广东，对于“粤寇”、“粤贼”这样的词汇十分敏感。）

附：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节选

（说明：这篇关于洪秀全早年生涯的叙述，是驻香港的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有关洪秀全“异梦”的早期记述，根据洪仁玕讲述所写，对洪秀全多有渲染和美化。）

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节选

（香港，1854年）

洪秀全本乡的全部人口仅约400人，大部分系洪姓族人。村落的前面仅有六间房屋，其后则有另两排房屋，有一条小径与此相接，第三排房屋的西边便是洪秀全父母的简陋住宅。在该村房屋的前面，有一满是泥水的大水塘，全村所有的污秽物和垃圾均被雨水冲到此处，成为灌溉施肥的丰富的水力资源。尽管对于不熟悉中国农村经济的人而言，它所散发的气味实在难闻。在该村左边紧挨着水塘处有一书塾，这是村童们念书的地方。他们和全国各地的书童一样攻读中国的古典著作，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从目前卑微的地位一跃而为帝国的高官显爵。

洪秀全于1813年降生在这个村庄，取名“火秀”；成年时又得一名，以表明他在洪氏家族中的辈分；后来，他自行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叫“秀全”。秀全的两个哥哥帮助其父耕耘稻田和种植一些常见的蔬菜，他们的食物主要赖此供给。其家境较为贫寒，除了一些猪、狗和家禽外，仅有一两头耕牛，这些都是中国农户通常所拥有的东西。儿时的秀全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七岁时被送去上学。在五六年间，他已能熟诵《四书》、《五经》和《古文》、《孝经》等书，后又自行阅读了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学中一些较为奇异的书籍。所有这些书，他在初次细读后都能很轻易地领会其含义。于是，他很快便赢得了他的塾师和族人的称道，人们为他非凡的才华而感到骄傲，对他的前程抱有很大的信心，认为他有朝一日会高中进士，甚或会进入皇帝遴选最高级官员的翰林院，从而因其身居高位而光宗耀祖。有几个塾师自愿不收任何酬金而教他念书。

尽管他就读的有些私塾离家很远，他的家境也不很宽裕，但为了他能够继续求学，他的家人仍然乐于供其所需，有几位族人也为此而送给他衣服。他的老父亲在同朋友们聊天时，特别喜欢谈论其幼子才华非凡的话题。每当听别人夸他的儿子，他便会眉飞色舞，并因此而邀请此人来家中饮茶或吃饭，继续悠然自得地谈论他最喜欢的话题。

秀全约16岁时，他的家庭已贫困到无法继续供他念书的地步。于是，和村中辍学的其他少年一样，他在家帮着干些农活，或到山野放牛。在中国，这是那些因年龄太小无法干重体力活的人通常做的事。但人人都为秀全在家务农不能继续求学而感到惋惜。次年，和他同岁的一个朋友邀他伴读一年，希望通过和天分如此之高的人同窗共读而能够从中受益。伴读期满后，他的族人和朋友不忍其天资白白荒废在田间农活上，便聘请他担任本村的塾师，他因此得有机会继续安然地研读古书和修身养性。中国塾师的收入取决于入学学童的人数。通常的人数介于10至20人之间。少于10人，塾师的束修将不足以维持生计；多于20人，塾师授课时就较显吃力，因为他必须对每个学童单独施教，在书童牢记课文后一一听其背诵。每一名学生每年必须向塾师交纳以下物品：50磅米，充抵额外食物的300文现金，灯油、猪油、盐、茶各一斤；此外，按照学童的年龄和智能，每人尚需交纳1.5-4元的修金。在花县地区，私塾授课全年从不间断，仅在过年时间歇约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塾师聘期已满，必须订立新的聘约，而改聘塾师一事时有发生……

县考时，秀全总是名列前茅，但他一直未能考中秀才。1836年，23岁的秀全再度赴广州应试。就在布政司衙门前，他见有一人身穿明朝服装，长袍宽袖，结髻于顶。此人不会讲中国话，所以请了一个本地人当翻译。这名外国人的周围聚集了许多人，他声称可以满足众人的愿望，说话时滔滔不绝，甚至不等别人发问。秀全挨到此人身边，打算询问自己是否会博取功名，但此人不等他开口就说道：“你将会赢得最高的功名，但不要悲伤，因为悲伤会使你生病。我为你德行高尚的父亲道喜了。”第二天，秀全在龙藏街又遇见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手持一部共分九册的小书，书名为《劝世良言》，他将全书赠给了秀全。秀全在考完试后将此书带回家，稍稍浏览其目录后便放到书架上，当时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不同寻常的重要之处。次年，即1837年，他又赴广东省城应试。初考时他的名字高列榜上，但最终依旧名落孙山。他陷入深深的悲伤和不满之中，被迫再次带着无限的失意返乡。就这时，他觉得身体极为不适，便雇了一顶轿子，由两个健壮的轿夫抬送回家。他于阴历三月初一回到家中，身体非常虚弱，只好暂时卧床不起。在此期间，他产生了一连串的梦幻或异象。他最初梦见一大群人一一向他表示欢迎，便以为这预示着他行将死去，将去见阎罗王。于是，他就将他的父母亲和其他亲属喊到自己的床边，告诉他们说：“我的余日已经不多了，我的生命很快就会结束了。父母啊，我羞于未能报答你们对我的恩泽！我再也不能赢得功名来光宗耀祖了。”他的两个兄长在他说话间已将他扶坐在床上。秀全说过这些话后便闭上了眼睛，全身气力全无，不能动弹。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他将不久于人世，他的两个兄长静静地将他放卧在床上。秀全一时失去了知觉，全然不知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的五官失去了作用，他的身体看上去同死人一样躺在床上。但是，他的灵魂被一种奇特的力量所驱使着，因此，他不仅能感受到一种性质迥异的经历，而且事后还能回忆起所发生的一切。

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4)

一开始，当闭上双眼后，他看见一龙、一虎、一雄鸡进了他的屋，随即又看到有许多人奏着音乐抬着一顶美丽的轿子走上前来，邀请他坐进轿中，然后肩舆而去。秀全对自己所受到的荣宠极为惊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很快就来到一个美丽而又熠熠生辉的地方，许多容貌悦人的男女聚集在两旁向秀全敬礼，表现出极大的欣喜。当秀全离轿后，一位老妪将他领到河边，对他说道：“你这污秽的人啊，为什么和那边的人们为友，以至弄脏你自己呢？现在我必须替你洗干净。”洗毕，秀全和一群年高德劭的人一起走进一座大的建筑，他注意到这群人当中有许多是古代的圣贤。在该建筑中，他们用刀剖开秀全的身体，取出了他的心肝五脏，另以殷红的新器官放入。随后，伤口顷刻间愈合，切口处没有留下任何疤痕。

秀全注意到这座建筑四周的墙壁上有许多刻有劝善诫恶之言的木牌，遂一一阅读。后来，他们进入了一个其富丽堂皇难以描绘的大厅。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留着金髯，身穿黑色长袍，正仪表堂堂地坐在最高的位置上。他一看见秀全就开始流泪，并说道：“世间的人无一不是我所生所养，他们吃我的饭，穿我的衣，但没有一个人记住我和尊敬我；更有甚者，他们居然拿我所赠的东西来敬奉魔鬼；他们有意识地背叛我，惹我发怒。你千万不要效仿他们。”随后，他授予秀全一柄剑，命令他斩除魔鬼，但慎勿伤害兄弟姐妹；另授一块印，用以降服邪神；又赐一枚黄色的果品，秀全吃后觉得其味甚甘。当秀全从这位老人接过这些皇室的徽志后，他便随即开始劝诫聚集在大厅里的那些人重新对坐在高位的令人尊敬的老人恪尽义务。有些人就此回答说：“我们的确已忘却了对这位长老的义务。”另一些人则说：“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呢？我们还是只管与朋友们饮酒作乐吧。”秀全见人们如此铁石心肠，便继续声泪俱下地进行劝诫。老人又对他说：“放胆去干这件事，每当你遇到困难，我会出手相助。”说完，他转过身对在场的年高德劭者说：“秀全堪当此任。”随后将秀全领了出去，令他从上往下看，说道：“看那世上的人啊！尽是些怙恶不悛之人。”秀全鸟瞰世间，见到如此堕落和邪恶的情景，不禁觉得目不忍睹，口不忍言。

接着，他便从昏迷状态中醒来，但精神状态仍未摆脱其梦境的影响，只感到怒发冲冠，骤然间义愤填膺，竟忘记了自己的身体还很虚弱，径自穿上衣服走出寝室，走到他父亲的面前鞠躬长揖，然后说道：“天上令人尊敬的老人已经下令，世间之人尽归我统辖，世间之财宝尽归我所有。”其父见他出了屋，并且听到他如此说话，感到既喜又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秀全的病状和异象持续了约40天，在这些异象中，他经常遇见一位他称之为长兄的中年人，此人教他如何行动，不辞鞍马之劳地陪伴他四处搜寻邪神，并且帮助他杀死和消灭他们。秀全还听见那位身穿黑袍的老人斥责孔子，因为孔子在其书中明显地疏于阐明真理。孔子似乎深感羞愧，自认有罪。在秀全患病期间，每当神志处于漫游状态时，他常常在屋内四处跑动，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作跳跃搏杀状，并不断地大声喊道：“斩妖，斩妖，斩呀，斩呀。”“杀死这些魔鬼！杀死这些魔鬼！斩，斩；这里有一个，那里有一个；再多的魔鬼也不能抵挡我宝剑的一斩。”其父对他的神志状态大为忧虑，认为眼下的这些不幸都是风水先生误择了不吉利的地点作为其先人的坟地而引起的。于是，他便请来了借巫术驱逐妖魔鬼怪的术士。但秀全说道：“这些妖魔怎么敢与我作对呢？我一定要杀死它们，我一定要杀死它们！再多的魔鬼也不能抵挡得了我。”当他在幻觉中追逐魔鬼时，这些魔鬼似乎变化多端，一会儿化作飞鸟，一会儿又变为狮子。假如他不能制服它们，他就拿出那块印玺与之交手，魔鬼一看见它便立刻逃遁。他幻觉自己追杀群魔到天涯海角，每到一地，必与它们交战，直到将其消灭。每当获胜，他总是开怀大笑地说道：“它们抵挡不了我。”他还常常吟唱旧歌中的一段歌词：“有德青年云游河海，拯救群友杀其敌人。”当他劝诫时，他经常涕泪纵横地说道：“你们无心敬奉年老的父亲，却同妖魔沆瀣一气；你们实在没有心肠，一点良心也没有。”秀全的两个哥哥常常关上他卧室的门，在一旁看守他，以防止他跑出屋子。

当秀全因四处跳跃搏杀、唱歌和劝诫而精疲力竭后，他就重新躺到自己的床上。在他入睡时，许多人不时地来看他，不久，全村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疯子。他经常告诉别人自己已被敕封为中国皇帝，每当有人如此称呼他时，他便非常高兴；但是，如若有人称他为疯子，他就常常反唇相讥道：“你自己才是真正的疯子，你还叫我疯子？”每当品性恶劣的人来看他时，他往往斥责他们，称其为魔鬼。他整天都极为虔诚地反复唱歌、哭泣和劝善惩恶。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下面这首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过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有一天清晨，秀全正打算起身下床，忽然听见春鸟在村边的树上鸣唱，遂吟诗一首：

鸟向飞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

身照金乌灾尽灭，龙虎将军都辅佐。

秀全的亲属曾求救于几位医生，这些医生试图借助于药物来治好他的病，但都未能奏效。有一天，其父发现门柱的缝隙中塞有一张纸条，上面用朱笔写着“天王大道君王全”数字。他便将此纸条拿给家中的其他人看，但谁也不明白这七个字的含义。

从此以后，秀全逐渐恢复了健康。他的许多朋友和亲戚便来看望他，希望听他亲口讲述卧病期间所经历的事情。秀全毫不隐讳地讲述了他能记忆起来的所有异象。众亲友只是说这一切的确很奇异，当时并不认为其中有什么真实的成分。

“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1)

二、好男好女坏下场

——“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

太平军永安突围时，乌兰泰率清军随后撵追，除杀掉两千多人以外，还生俘一位衣衫鲜亮，谈吐不俗的“大人物”——洪大全。此人身材魁梧，面容壮伟，侃侃能言，一看就非两广地带土生土长、一般的穷酸农民或悍武矿徒。起初，清军以为是俘获了太平天国“二号人物”杨秀清，立刻把这位爷送至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大本营中细审。结果，魁伟爷们高声朗朗，言道：“杨秀清只是我臣崽而已，我是天德王。我也不是洪秀全，洪秀全是我兄弟，我叫洪大全。我好饮酒，我弟（洪秀全）好女色。如果赛中堂您让我前去招我弟来投顺，想必他一定听从！”

钦差大臣赛尚阿闻听此言，高兴得差点脑溢血死过去。劳师费饷这么多天，不仅让太平军可劲折腾，如今他们又窜向省城桂林，自己的罪过不可谓不大。现在，逮住了与洪秀全并肩的“天德王”，总算能遮掩败绩与无能。于是，他立刻命手下官吏丁守存、士魁二人仔细审问，一面驰报北京这一“天大”喜讯，准备玩“献俘”的排场给自己与大清脸面涂金。

赛尚阿文人出身，很懂斯文一脉，自然不搞严刑逼供那套硬的，派人好酒好肉好菜天天供养着这位“洪大全”，闲聊一样来软的套口供。

有关洪大全的研究资料，原始的文本仅有他自己的供述状《上咸丰表》与赛尚阿手下记录的口供，同时代一位文人“明心道人”所撰的笔记《发逆初记》中很详细地描画过此人。在供述状中，洪大全自称多次应试，屡屡不第。他是湖南兴宁人（民国后改为资兴，不是广东客家人聚集的兴宁县），地主出身，家资丰饶，在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乡试时还去赶过考。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起事前一年，这位洪爷仍在湖南想通过中举得功名。当时湖南主考是车顺轨，没有看中洪大全，不予录取。

与洪秀全相类，洪大全屡试不第，胸中郁郁，又自诩多才，每每饮酒乘醉大谈国事，表示说清朝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百事荒废，万一天下有豪杰趁机而起，天朝国事便不可收拾。当然，他口中的“豪杰”是指他自己，当时他还不知道有拜上帝会与洪秀全。由于有才气有文名，湖南郴州的许佐昌非常器重洪大全兄弟，把自己两个女儿许月桂、许香桂分别许以兄弟二人为妻。这位许佐昌，乃郴州天地会一位头目。

乡试落第后，洪大全携重资前往广西，准备做买卖挣大钱。恰恰赶上广西“会匪”、土匪乱多，他就自告奋勇前往当时代替林则徐到广西当钦差大臣的李星沅处，表示说自己可以帮助官军平贼。李总督特别讨厌洪大全这种读了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是诸葛亮的秀才，很不待见他，辱骂一顿后把他赶了出去。恼怒之下，洪大全便转投了洪秀全。

在供述中，洪大全自己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洪秀全）的势力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我来广西，洪秀全就叫我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法，均请教于我。”同时，他夸称自己在太平军中被称为“赛诸葛”，正是自己指挥太平军攻下永安城。

在赛尚阿安排下，洪大全本人被关押于河中大巨船雕梁画栋的内舱之中，巨烛高列，美酒无限量供应，一切都是让他写好供述。他还向赛尚阿索要《通鉴纲目》一书，边举巨觥痛饮，边奋笔疾书，不知道的人，乍看他那派头，还以为这位爷是在搞奢华的文学创作。

洪大全供词中水分不少。首先，洪秀全不可能封他为“天德王”，他根本没有军事指挥权。其次，他隐瞒了特别重要的一点，即他是湖南当地的天地会香堂小头目。在《上咸丰表》中，他供述说：“至十九日引见赛中堂，中堂以礼相待，臣为（他）写书（信）离间贼党（太平军）。奈何送书之人，（只能）将箭（绑信）送去。二十日，赛中堂复以礼送臣入京。臣视死如归，并无惧怯。”好玩的是，洪大全已经犯了“大逆”，供述中对咸丰爷一口一个“臣”，俨然以清朝治下的顺民、官员自居，又称自己“视死如归”，确实荒悖。无可否认的是，洪大全是真有才气，“（清军）问其贼中情形，诱以许令投降，（他）颇肯直陈，并手书数纸，千言立就。与之酒食，毫无畏惮”，显然是个不畏大场面的满腹经纶的士人。所以，当时就有文化人作诗讽刺赛尚阿：“相公新自永安回，十万精兵拥上台。但说先生能下士，谁知小丑竟多才。”

为了讳败为胜，赛尚阿大张旗鼓把洪大全解送入京。刑部审讯后，很快就把这位爷送往菜市口凌迟。北京方面根本不似赛尚阿想的那样兴奋，因为大臣们都知道太平军首犯中根本没有“洪大全”这个人。

给事中陈坛就上表说：“洪大全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以稍掩己过。”此奏，狠狠揭了赛尚阿一把。

洪大全被杀的时况，据《平定粤匪纪略》的眉批记载：“洪大全性极狠忍，被磔时，开目自视脔割，至刃刺心头，一呼痛而已。”可见，这位爷绝对是“慷慨就义”。

当时围观的闲人众多，众指谩骂。洪大全忍刑叹息，还赋诗两句：“汉儿尽作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

杀洪大全，时为咸丰三年间。赛尚阿本人很快被贬官抄家，没人再注意他送入京城被杀的俘囚到底是什么人。过了四年，咸丰六年，湖南地方官奏报当地平“贼”事宜，又提到了先前的这位“洪大全”。在湖南地方的奏折中，讲洪大全原名是焦亮，兴宁县人，与其弟焦三同为廪生，颇有文名。他早年就加入天地会（添弟会）。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现在香港还有），日后上海的“小刀会”也是天地会支系。自康熙以来，清朝各地一直闹天地会，时大时小，从未止歇。天地会原本的政治纲领是：“红旗飘飘，英雄尽招。海外天子，来复明朝。”这种帮派人员入会后一般均有化名，焦亮化名是“洪大泉”，入广西后见了洪秀全，他就改成“洪大全”了。

湖南地方政府文件言及洪大全，并非是想上交洪大全的“外调”报告，乃因当地天地会造反案牵涉此人。太平军起事后，自广西入湖南，占领道州，湖南各地天地会支派纷纷群起响应，郴州和桂阳州暴乱规模最大，而焦亮之弟焦玉晶（焦三）和焦亮之妻许月桂及妻妹许香桂三人，分别在兴宁和郴州揭竿而起，配合天地会等会党成员以及太平军猛攻郴州、兴宁等地，还一度占领过上述地区。

咸丰六年，清朝官军在宁远把天地会人员围堵，杀得他们大败。走投无路之时，焦玉晶与嫂子许月桂在嘉禾县自首。湖南巡抚骆秉章很兴奋，查实身份后，上报北京说已经擒获广西“首逆”洪大全之兄弟与妻子，还报告说，许月桂“自称大元师”，焦玉晶“充当三省贼营军帅”，他们“攻城掠野，罪大恶极。因官兵迭次痛剿，力穷势蹙，始来身归命，希图免死”，并奏称已经依法把二人在当地凌迟处死。许月桂的妹妹许香桂，不久也在路亭被人抓住，审讯后凌迟。可叹的是，焦玉晶、许月桂这两个“革命”家属造反后向政府“投诚”，仍旧不免被杀。但焦玉晶的口供，倒是解开了“洪大全”身份的历史疑团。遥想许月桂、许香桂姐妹也曾是巾帼英雄，“穿红袍，执长矛，跃马如飞，率其党拼死鏖战”，此段描写出自清朝官员笔下（《王壮武公遗集》），绝非天地会会众的自我渲染。

“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2)

由于赛尚阿当时为伪造“功绩”，让手下加工了一个《天德王洪大全供状》，把洪大全描述为一个拥有手下强大武装力量并与洪秀全联合造反的“一字并肩王”，中外学者不少人不顾此口供水分极多，纷纷把洪大全附会成湖南天地会首领朱九涛。其实朱九涛根本没去过广西，他本人于咸丰五年在湖南战败后遭磔杀。还有研究者添油加醋，认为天地会（洪门）提倡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洪秀全提倡“宗教改革”，双方格格不入，所以洪秀全排斥“洪大全”。这些“研究”均是受赛尚阿伪造的洪大全口供所误导而得出。

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情况是，洪大全（焦亮）在广西加入太平军，自称湖南天地会大头目，夸下海口，引起洪秀全等人疑忌，把他好酒好肉软禁起来。永安突围时，洪秀全自己还怕跑不赢，就把他当累赘扔给清军。同时，洪教主给洪大全一身好衣服穿，派人把他锁起，安排一个妇人向清军“告密”，说此人是杨秀清。由此，大大拖慢了清军对拜上帝会徒众的追击速度。

拜上帝会为主的太平军金田起义，根本不是与天地会的联合起义，洪大全不可能与洪秀全“并肩称万岁”。广西当时各地就有天地会会党的多处造反，清政府称之为“土匪”，称太平军为“会匪”（拜上帝会），很明确划分了两者的不同。此外，广西天地会“山堂”特别多，根本没有统一指挥，几乎可看作是流氓黑势力的趁乱抢劫，“散则为民，聚则为寇”，但对清政府并非心腹大患。

洪秀全起事之初，他本人曾经明确表明对三合会（天地会）的态度：“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听说三合会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如今自康熙时已过二百年，反清尚可，复明何谈！三合会又有几种恶习为我所憎，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于人颈迫献家财为入会之用，皆无道理。我们拜上帝教乃讲真理，有上帝真神助佑，与我们相比，三合会卑污不足道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太平军在广西的壮大，不少原先三合会成员纷纷受政府招安，被编为“壮勇”，作为“民兵”武装打击太平军。这些“壮勇”并不是壮族乡勇，他们都是三合会（天地会）成员，而且他们装束与太平军相类似，头戴红巾。太平军占领永安后，见“壮勇”日益增多，洪秀全还很不高兴，在发布的《救世要民谕》中提及说：“况查尔们壮丁（客家话一直以“尔”为“你”），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歃血洪门，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兆面于仇敌也！”至此，洪秀全才想到要争取天地会人员。

所以，日后太平军入湖南道州、郴州攻略时，就积极招募天地会成员加入。湖南的天地会，又称“添弟会”、哥老会。接着，长沙、武昌一带的天地会也纷纷响应。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江西天地会纷纷表示“受编”，四处开花。可惜的是，石达开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在江西招募了一帮广东天地会“花旗贼”，让他们保留原先的称号，原将统原军，最终导致严重后果。这些广东天地会成员多属流氓土匪出身，旗帜多用花色，故称“花旗”（与City Bank无关），而太平军本身用黄旗。“花旗军”犷悍难制，又独树一帜，石达开本来目的是想让这些人牵制官军，但这帮贼军四处扰民，到处杀人放火，极大败坏了太平军的信誉。特别是太平天国晚期，这群广东本地人出身的“花旗贼”纷纷投降政府军，充当向导，熟门熟路引官军入粤，在嘉应州（梅州）等地连端太平军老巢，终使太平天国死灰不能复燃。

洪大全这位才大志疏的读书人被押解入京途中，在信阳曾慷慨悲歌作《西江月》词：

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谩将金锁绾冰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

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待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词意壮烈，水平不俗，比洪秀全歪诗高出八个档次。

（所有上述事情，如果哪位读者看过清朝一个在广西巡抚郑祖琛手下当过幕僚的笔名“半窝居士”所写的《粤寇起事纪实》（郑鹤声藏本），会完全改变印象。因为据他讲，所有洪大全之事，全是赛尚阿手下捏造，他这样认为：“所有擒获（洪大全）递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饰。此贼途中所作诗词，亦系比部代撰，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他说的“比部某君”，是指赛尚阿手下的机要幕僚、军机章京丁守存。如此一来，似乎我上面写的数千字有关洪大全的事情都是废话了。但观其书中所记张国梁投降的事情，完全不是真事，都属于市井传言，所以，只能也把这位“半窝居士”的记述当成参考书了，不能尽信。）

三合会会员、三十六誓(1)

附一：三合会会员、三十六誓

读此，可知这种准黑社会组织的各种奇名怪目：

会员

公所之首领称大总理或元帅，普通称大哥，为万云龙所拟。以下之头目称香主，普通称二哥，为陈近南所拟。再次之头目称白扇或先生，或三哥。再次为先锋，为天佑洪所拟。次为红棍，以执行会员之刑罚。以下总称草鞋，为最下级，供服役使令随从等事。(以下略)

三十六誓

一、自入洪门之后，尔父母即是我父母，尔兄弟姊妹即是我兄弟姊妹，尔妻即是我嫂，尔子侄即是我子侄。如不遵此例，不念此情，即为背誓，五雷诛灭。二、倘有父母兄弟，百年归寿，无银埋葬，有白磷飞到，求兄弟相帮，必要通知各兄弟，有多帮多，无钱出力，以完其事。如有诈作不知者，五雷诛灭。三、各省外洋洪家兄弟，不论士农工商，江湖之客到来，必要支留一宿两餐。如有不思亲情，诈作不知，以外人相看者，死在万刀之下。四、所有洪家兄弟，未相识挂牌号，说起投机，必要相认。如有不认者，死在万刀之下。五、洪家之内事，父不能传子，子不能传父，兄不能传弟，弟不能传兄，以及六亲四眷，一概不得传。讲说以及私传衫仔、腰平以及本底，私教私授，贪人钱财者，死在万刀之下。六、凡我洪门兄弟，不得做线捉拿洪门兄弟。倘有旧仇宿恨，必要传齐众兄弟，判其是非曲直，当众决断，不得记恨在心。倘有不知者，捉错兄弟，须要放他途走。如有不遵此例者，五雷诛灭。七、兄弟患难之时，无银走路，必要相帮，钱银水脚，无论多少。如有不念亲情者，五雷诛灭。八、捏造兄弟有逆伦，以及谋害香主，行刺兄弟者，死在万刀之下。九、不得奸淫兄弟妻女及兄弟姊妹。若犯者，五雷诛灭。十、兄弟托寄银钱以及什物，必要尽心交妥，带到支还。如有私骗者，死在万刀之下。十一、兄弟寄妻托子，或有要事相托，如不做到者，五雷诛灭。十二、今晚入洪门，年庚八字须要报真姓年月日时。如有假报瞒骗五祖者，五雷诛灭。十三、今晚入洪门之后，不得叹息自怨入错，当天解愿。如有此心者，死在万刀之下。十四、私劫兄弟财物，暗帮外人抢夺兄弟财物者，五雷诛灭。十五、不得强买兄弟货物，以及骗买争卖，亦不得强为。如有恃强欺弱者，死在万刀之下。十六、所借兄弟钱财物件，有借有还。如有欺心不还，不念情义者，五雷诛灭。十七、或有抢劫取错兄弟财物者，即速送回兄弟。如有欺心不送回者，死在万刀之下。十八、倘或被官兵捉获，此乃天降横祸，不得供出洪门兄弟，亦不得记念旧仇，乱供兄弟。如有乱供兄弟，不念洪门结义之情者，五雷诛灭。十九、兄弟被捉去，或出外日久不得回家，留下妻儿子女无人倚靠，必要留心帮助，以得长大成人。如有诈作不知者，五雷诛灭。二十、有兄弟被人打骂，必要向前，有理相帮，无理相劝。若系屡次被人欺打者，即传知众兄弟商议。若其家贫，必要帮助钱财，代他争气。如无钱者出力，不得诈作不知。如有犯此例者，五雷诛灭。二十一、各省外洋兄弟文书对象，有官府追拿，实时通知他途走为上。如有故作不知者，死在万刀之下。二十二、或赌博场中，不得使假吞骗兄弟钱财，以及串同外人骗赌，贪图利己以伤兄弟。有此欺心者，死在万刀之下。二十三、不得捏造是非。有增言减语离间兄弟者，死在万刀之下。二十四、不得私做香主。入洪门之后，三年以外为服满，果系忠心义气，有香主传授文章，或有三及第保举，方可做得香主。如有私自为者，五雷诛灭。二十五，自入洪门之后，遇有前仇旧恨，不得再行记念，前事了过，无容怀恨。如有私怀恨者，五雷诛灭。二十六、有亲兄弟以及洪门兄弟相打或官讼等事，必要相劝，不得帮助一边，总要以和为是。如有不遵此例者，五雷诛灭。二十七、兄弟看守之地方，不得犯他，各有事业。如有诈作不知，固犯兄弟所守之地，连累兄弟受苦者，五雷诛灭。二十八、有兄弟劫抢偷拐或骗执之财，不得眼红。兄弟有财帛以及对象，如有心怀恨兄弟，因以图谋分润者，五雷诛灭。二十九、有兄弟发财，不得泄漏机关。如有不遵此例者，死在万刀之下。三十、不得以外人包押货物，指东话西。庇外人骗吞洪门兄弟者，死在万刀之下。三十一、勿恃我洪家人多，倚势欺虐外人，不得横行凶恶，须安分守己，各守职业。如有恃众欺人者，天地难容，死在万刀之下。三十二、不得因借不遂生怨，以及怪饮怪食。如有怀恨含怨于心者，此乃小人之见，五雷诛灭。三十三、不得弄奸我洪家兄弟之幼童少女。有犯此例者，五雷诛灭。三十四、不得受买洪家兄弟妻妾为室，亦不得与兄弟妻妾通奸，如有犯此例者，死在万刀之下。三十五、三十六、（缺文）。

附二：洪大泉自述

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年三十岁。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自幼读书作文，屡次应试，考官不识我文字，屈我的才，就当和尚，还俗后，又考过一次，仍未取进。我心中忿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天下地图，都在我掌中。当和尚时，在原籍隐居，兵书看得不少，古来战阵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唯佩服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趋步孔明用兵，自谓得天下如反掌。

三合会会员、三十六誓(2)

数月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县人洪秀泉、冯云山认识。洪秀泉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辈，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泉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诸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

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子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泉的。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潮溃、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抢掠财物，抗官打仗。拜会的人，有身家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

我来到广西，洪秀泉就为贤弟，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我自称为太平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萧潮溃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韦正即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又设立丞相名目，如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晃、赖汉英、曾四为侍卫将军，朱锡琨为监军。又有曾玉秀为前部正先锋，罗大刚即罗亚旺为前部副先锋。此外又有旅帅卒长等名目，姓名记忆不清。旅帅每人管五百人，卒长每人管百人或数十人不等。打仗退后即斩，旅帅卒长都要重责，打胜的升赏。历次被官兵打死者亦不少。

我叫洪秀泉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泉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韦正同各将军、先锋、旅帅带人去打仗，杀死官兵。我同洪秀泉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止有我两人住在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皆不得在里头住的。历次打仗，有时洪秀泉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内不以洪秀泉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那有许多称王的，且他仗妖术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势子，将来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无成事的。且洪秀泉贪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其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那东王杨秀清统掌兵权，一切调遣是交给他管。那韦正督军打仗，善能苦战，是他最勇。常说他带一千人就有一万官兵也不怕。

在永安州这几个月，城内就称为天朝，诸臣随时奏事。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不用闰法，我甚不以为然。近因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官兵围攻，天天大炮打进城内，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人也不少，就起心窜逃。

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发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头起于二更时韦正带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时候，杨秀清、冯云山等共约五六千人拥护洪秀泉带同他的妇女三十多人，轿马都有；第三起就是我同萧潮溃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我离洪秀泉相去十里路远，就被官兵追上。萧潮溃不听我令，致被打败，杀死千余人，将我拿住了。我们原想由古束云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出城时各人带有几天的干粮，如今想是各处抢掠，总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时候，东炮台火起，是烧的住屋，都是众兄弟主意，在城外着火，城内便好冲出。

至我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与洪秀泉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泉的。洪秀泉穿的是黄绸衣黄风帽，那东西南北王戴的是黄镶边红风帽，其余丞相、将军、军帅、军长等每逢打仗，都穿的黄战裙，执的黄旗。我在州衙门也有黄袍黄风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实。

（原件藏于故宫。本书某些引文处人物称呼与原名不同，如“萧朝贵”写作“萧潮溃”，此系清政府占嘴上和文字便宜。）

附三：军机大臣刑部会奏

从这个会奏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清廷还不知道洪大全的底细。

咸丰二年壬子四月二十六日内丙午，军机大臣刑部会奏言：逆犯洪大泉押解到部，奉旨着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臣等遵旨将该犯提讯，据供认从逆踞城抗杀官兵等情属实。缘洪大泉籍隶广东南海县，自幼跟随胞叔洪云秀在湖南衡阳县读书。旋披发为僧，阅看兵书，潜蓄异志。咸丰二月间，洪大泉前往广东一带地方闯荡，与洪秀泉伙党胡以晃会遇，胡以晃引至贼营与洪秀泉见面，彼此投契，结拜弟兄。维时洪秀泉伙党有冯云山、韦政即韦昌辉、萧潮溃、杨秀青、石达开、秦日昌、赖汉英、曾四、朱锡琨、曾玉秀、罗大网即罗亚旺、胡以晃等，添弟会（天地会）名目里肆，到处抢掠财物，屡与官兵打仗，俱系洪大泉主谋。洪大泉又自领贼匪与官兵打仗三次。洪秀泉僭称为伪太平王，封洪大泉为伪添德王，冯云山等俱受伪封。闰八月初一日，逆伙韦政等攻破永安州城与官兵抗拒，后因四路接济不通，官兵围攻甚急，起意窜逃。本年二月十六日烧毁民房，乘便冲出。韦政等拥护洪秀泉带领贼匪五千余人，与洪大泉一并逃窜。十八日走至郁树从山地方，被官兵追击，经守备全玉贵将洪大泉拿获。查洪大泉投入洪秀泉贼营，代为主谋，抗拒官兵，攻破永安州城，复受伪封，实属罪大恶极。合依谋反大逆，不分首从，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枭首示众。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1)

三、红龙狂试云雨情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

太平军围打桂林不成，就转攻兴安，破城后焚毁衙署，然后直杀全州，时为1852年6月3日。如果当时太平军攻下桂林省城，估计洪秀全就把这里当“首都”了。当时拜上帝教的这些首领们志向都不大，只要能占据一个大地方，过把王爷瘾，享受些时日，死了也值。可是，桂林难克，太平军只得走一步算一步，暂时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意图。

由于水陆并进，又有矿工会员在城下填埋炸药，太平军炸垮全州城墙，杀清政府军数百人，连知州曹燮培等文武将吏也宰了十多个，可谓出手顺利。

可惜的是，全州战略价值不大，城内金银粮食不多，于是太平军向湖南永州（今零陵）进发。刚出全州没多远，清朝官员江忠源（知州）在一个叫蓑衣渡的地方集军。此人有军事指挥才能，他派军士伐木造堰，在水边两岸结营，迎头截击太平军。

由于事出仓猝，兴致勃勃的太平军没有思想准备，会众们被杀不少，被堵在当地。枪来弹往互攻之下，冯云山运气差，一块弹片嵌入肚子中，肠子都流了出来。迁延数日，6月10日，冯云山咽气。

洪秀全抚尸大哭道：“天妒英才，为何夺我良辅性命！”

这位冯爷，原名冯涣，又名冯逵，饱读经史子集，是块真正的读书料子。科考蹭蹬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下子痴迷于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第一个受其“洗礼”，从此走上不归路。想当初在广西，洪秀全吃不了苦回到老家广东花县，只有冯云山一人苦苦坚持，可谓对教门用心良苦，不辞险阻。正是他两年时间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在紫荆山地区吸收数千拜上帝教会众。虽然出身地主家庭，又是读书人，冯云山丝毫没有架子，天天挑泥、挑粪、打谷当苦力，目的就是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杨秀清、萧朝贵二人，本为山中烧炭苦力，一日，二人挑炭到大冲市场去卖，遇见冯云山。冯云山把二人唤入自己住处，循循善诱道：“你们兄弟如此穷苦，烧炭一辈子，何有出头之日？如今官绅鱼肉百姓，我们要趁此机会起事，要有大志，做大事！”二人感悟，立刻成为拜上帝教的信徒，很快在炭工中为太平军招来许多精壮汉子入会，成为日后金田起义的中坚骨干。金田村的财主韦昌辉，原先住在王谟村，虽有银子田地，但韦家无功名，与当地有功名的刘姓地主争斗，很是吃亏，被逼迁移到金田村。到金田后，韦氏家族又受当地兰、冼两姓地主欺侮，为了他爸爸祝寿时挂一个捐来的“功名”，被同村财主威胁说是僭越，要把韦家告官。知道此情后，冯云山劝诱韦昌辉入拜上帝会，说入教后能帮他干大事。韦昌辉思前想后下决心，倾尽家财帮助拜上帝会——可见，太平天国最有名的东王、西王、北王，皆是冯云山这位“南王”拉入伙。在他鼓舞下，陆川、博白、玉林、东乡、中平等地村民纷纷信教，使得形势一片大好，会员范围迅速波及至象州、浔州、郁州等广大地区，入拜上帝会成为当地民众的“时尚”。

冯云山志向不凡，他在黄泥冲曾玉珍家当塾师时，书房的对联正可明其心迹：“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被当地士绅王作新抓捕弄入官衙后，冯云山也能自写申诉，有情有理，加上会员使钱活动，最终得脱囹圄。此外，冯师爷巧舌如簧，本来桂平县判他应被押回原籍，途中他竟然能以利舌说服两个押解他的衙役入拜上帝会，三人一起重返紫荆山。

由于熟通文义，太平军初时军制，皆由冯云山主创（还有一个文人卢贤拔也参与其中）。此外，太平军的《天条书》、《三字经》等规章制度和宣传手册，大多出于冯云山之手。太平天国重要的“天历”，也由冯云山所创。虽然“天历”从科学角度上讲荒唐，但他突破了清朝的“正朔”，在政治方面意义巨大。

可是，从实际上讲，冯云山军事领导方面的水平很一般，金田荨江村之战、武宣三里圩之战、平南官村之战中，冯云山有份参与指挥，却皆是协助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实际临战指挥的并不是他。

无论如何，由于他死得早，没有卷入太平天国后期内讧，众人对他评价倒都很不错：“（冯云山）前随天王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姐妹，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历尽艰辛，艰耐到底！”（《天情道理书》）可见，太平天国内部对他有绝佳的“盖棺定论”。

如果仔细推究，冯云山在桂平获释后没作任何交待，回花县找洪秀全，原先的拜上帝会众失去主心骨，杨秀清得以借“上帝附体”坐大，已经为日后“天京”的太平天国上层仇杀埋下伏笔。如果他能多活几年，可能太平天国不会内讧得那么厉害。可悲的是，历史不能假设！

蓑衣渡一战，冯云山中弹而亡。太平军被杀多人，由永安突围时的五万多人（包括家属）减员至“不满万人”，损失极其惨重。

如此，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只得改变早些时候直攻长沙的行军计划，在湖南南部逗留打圈，一面恢复军力，一面伺机而动。

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公历1852年6月12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因湘江潇水阻隔，未能破永州，就南折攻占道州。在此地，杨秀清与萧朝贵二人联名发檄，共有三篇：《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由此，太平军明指清朝统治者为胡为妖，正式宣布了造反。其中文字，今天读来也十分解气，又成为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神往之作：

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若曰：嗟尔有众，明听予言，予唯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满洲肆虐，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唯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纲网，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言语，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满清）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2)

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

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苻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苻）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丑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恶极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华夏。妖座之设，野狐升据，蛇窝之内，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铲其廷而犁其窟，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吓诈，甚至庸恶陋劣，贪图绳头，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弗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迩，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挟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于蔡州，擒妥欢（指元帝）于应昌，兴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盖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岂胡虏所得而久乱哉！公等世居中国，谁非上帝子民，倘能奉天诛妖，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辉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夏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封上帝于高天乎！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道州休整五十多天，太平军得到了自蓑衣渡惨败以来的喘息机会。由于湖南、广东等地天地会会众纷纷来投，军队数量又恢复到五万余人（但根据清政府的《贼情汇纂》中记述，是连老弱妇孺共五万，能战者不满万人）。

输进新鲜血液后，太平军重鼓雄风，一路东向，连下宁远、嘉禾、蓝山等地。8月17日，攻克湘东南战略要地郴州。郴州在今天仍旧是交通枢纽，此地不仅物产丰富，土地肥饶，且北面水陆两路都可达长沙，南经宜章可下广东。

初入湖南的太平军，此时的军纪属于最严的时期，他们只杀衙门胥吏和官员，号令严肃，违犯军令抢劫、强奸者一律处死，故而士民少怨。相比之下，清朝的潮州兵勇最为淫毒，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并与湖南当地的乡军和政府军相互仇杀，无法无天。

太平军之所以在湖南恋恋不去，是因为不少广西籍军将士兵想回老家，幸亏杨秀清在危急时刻的决断：“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乡土之心。今日上策，应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攻要害，直杀金陵（南京），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可为我有！”

清廷闻报十分着急，立刻抽调川、贵、赣、陕、豫、闽等地官军来援。但各地官兵行动缓慢，湖南省内的驻军兵员极其有限，省城长沙的防御兵力连两千人都不到。如此关键时刻，人在衡州（衡阳）督师的湖广总督本人手下也仅有两千多士兵。

本来，太平军可以自郴州经耒水、湘江走水路直抵衡州、长沙，但由于清朝地方政府早已防备，沿江烧毁船只，太平军没有足够多的水上运输工具。在此情况下，他们只能由陆路走耒水、湘江以南，途经安仁、永兴、攸县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

依理，攻取长沙大镇这么艰巨的任务，太平军应该倾巢而出，自郴州直扑长沙。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洪秀全、杨秀清仅仅派萧朝贵统李开芳、吉文元两将，带一千多人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一举动，显然是个失策。在道州休整后，太平军军械、粮秣精足，根本不需长驻郴州休整。笔者认为，贪图享受，意志松懈，才是洪、杨二人没有倾全力进攻长沙的最重要原因。

萧朝贵虽只率领一队偏师进攻，仍旧是锐气十足。加上后来洪、杨亲临前线，血战81天，太平军还真的差点攻克这座湖南巨镇。

8月26日，萧朝贵率千余太平军自郴州出发，一路势如破竹，安仁、攸县、茶陵、醴陵等地守官守兵早已逃得影都没有。

太平军可称兵不血刃，行军16天，已经杀至离长沙城南仅10里地的?马铺。在此地，正好赶上刚刚从陕西调来的两千多绿营军，这些清军猝不及防，就被萧朝贵“练”了手，被打得四散溃逃，总兵福诚和副将尹培立两位满汉将军皆登时被砍杀。清军刚刚在本地招募了几百名浏阳的乡勇，还未及进行训练，丢下武器哭爹喊娘全跑光。此时，在三里地之外，还驻扎有沅州副将朱瀚，他手里有大批火药军械。闻知福诚的绿营兵被太平军进攻，他不仅不前来求援，也不坚守自己在金盘岭的军营，反而率众撒丫子就跑，为太平军留下大量精好的军械。

由此，长沙城外的“防线”立时崩溃，太平军迅速占领长沙南门之外的妙高峰以及城外的坚固民房，以这些地方为依托，开始进攻长沙城。

当时的长沙城内，仅有正规军四千多人，练勇三千多，总共也就八千号人马守城。他们对于太平军的到来，起初一无所知。城外溃兵涌入，太平军大炮轰响，长沙城内的官吏将卒才知道大祸将临。

不仅兵少，城内还无将。提督鲍起豹从前没打过什么正式的仗，只得下令关闭城门，然后立刻四处发书求救。此时，萧朝贵手下仅有士兵两千多人，如果再增加一倍，很可能就会趁乱一举攻破长沙城。由于人少，太平军只能集中兵力火力攻南城。

城上架排炮，城下发火炮，双方展开激战。

西王萧朝贵作战很勇敢，身先士卒，亲率牌刀手进攻。南城之上，清军在魁星楼上发炮，轰然一声，一粒弹片正入萧朝贵胸部，这位西王一下子“口眼俱呆”，当时就“归西”了。

南王刚死，西王又去，接连报销两个“王”，太平军上下震动，暗中怀疑：上帝去哪了？

杨秀清本来恼怒近期萧朝贵在会议上多有抗言不尊的举动，所以他迟迟不发兵援长沙。听说西王在长沙城外被打死，他也心惊。悲痛之下，杨秀清立刻与洪秀全一起率大军主力来攻长沙。此时，已经距离萧朝贵出发有一月之久。

太平军主力行军路线与萧朝贵相同。10月5日，前锋军到达长沙附近。10月11日，杨秀清、洪秀全大部队抵至长沙南门，与萧朝贵死后留下的军队会师。

洪、杨二人在郴州时，清将和春部队确实在城外与太平军相持，这也是他们留在郴州的一个借口。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3)

长沙被围，和春已经率主力自郴州赶往长沙救援，虽然依旧有近万名清军留守于郴州西南，但当时洪、杨二人大可自城东北从容向长沙进发。二人松懈，部署失当，待到听萧朝贵死讯后才集军出发，丧失了攻陷长沙的绝佳机会。

所以，当太平军主力在洪、杨二人统领下抵至长沙时，城内城外的清军力量已经大有改观：长沙发出紧急求援后，已经卸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前湖北巡抚罗绕典等人立刻派人与钦差大臣赛尚阿和正赶往湖南会剿太平军的两广总督徐广缙联系，又告知驻岳州的湖北提督以及各省援湘部队全部前来长沙增援。心惊肉跳的赛尚阿当然不敢怠慢，严命各部齐集长沙。

在洪、杨二人抵至长沙时，清朝官军已有三万多人。同时，还有两万多官军朝长沙方向移动。

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和新任湖南布政使潘铎都很卖力。他们冲破太平军封锁入城后，加紧城防布置，并带去了两万多斤火药和两万多弹丸入城，提高了长沙守军的防御实力。在桂林称病不出的向荣（时为广西提督，但遭免职）此时也以大局为重，于10月2日十万火急赶至长沙。赛尚阿如获至宝，忙让这位有与太平军作战经验的向爷统领川、豫、陕等来援清军。此时，长沙城内高官云集，共有一帮办事大臣、两巡抚、两提督，总兵以下数十位，如临大敌（是真的“大敌”）。

清朝援军，如江忠源部，非常有实战经验。他们到长沙后即抢据城东南的蔡公坟高地，占据了有利地形，广设营盘，深掘壕堑，使得太平军不能围城围攻，只能在南城一隅屯结。而且，被围清军在援军抵达后，逐渐反守为攻，多次主动出击，烧毁了南门外不少太平军以为屏蔽的民房，给予对方以极大杀伤。

向荣本人入城后，登上城东南最高的天心阁瞭望，然后指挥手下点放50门大炮向城下太平军轰击，轰死成百成百的头裹红巾的太平军。此炮其实一直就有，但长沙当地兵将未用过，没人敢放，一是他们不知如何使用，二是也怕巨炮炸膛。向荣手下兵将有经验，填药后连连施放，震耳欲聋之际，太平军的阵地血雾纷纷腾起……

洪、杨二人及主力军的到来，确实在短时间使长沙战局出现某些改观。士气大振之下，太平军生力军立刻攻城，首要目标直抵城外战略据点蔡公坟。清将和春、江忠源等人率军力战，受到兵锋正锐的太平军沉重打击，被杀数百人，江忠源本人被飞矛刺穿脚踝，落马几乎丧命。太平军虽小胜，但蔡公坟高地仍牢牢掌握在清军手中。

见南城不易攻入，杨秀清指挥七八千精兵绕路直扑东门。这些太平军绕道妙高峰，直扑浏阳门外校场，分三路进攻。和春、江忠源等人拦击，向荣从城内又发援兵，施枪放箭，迎面痛杀太平军。

见不能敌，太平军就由校场东首败去，清军紧追。此时，太平军其实是假败，他们有一种“伏地阵”战术，即：“但遇官军追剿，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瞬息间万人数千人皆帖伏于地，寂不闻声。我军（清军）急追，忽见前面渺无一贼，无不诧异徘徊，疑神疑鬼。贼贴伏约半炊之顷，忽一旗立，千旗齐立。万人数千人，风涌潮奔，呼声雷吼，转面急趋以扑我兵，一疑不释，又增一疑，而益以一惊，其不转胜为败者鲜矣！”（《贼情汇纂》）但可巧的是，太平军此次“伏地阵”用错了地方，他们只知身后有追兵，不知前面还有迎面而来的清军援军。几千太平军刚刚趴下不动，正好让自外而来的清军当成不动的靶子。一阵枪炮猛轰，立时打死大片，近千人的太平军登时成为鬼魂，余众逃归大营。

丧败之余，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一合计，知道硬攻长沙不能成功，在挖地道坚持攻城的同时，派出石达开统两千多人渡湘水西进，以分清军兵势。

此时，太平军腹背受敌，师老城下，给养渐失，即使是想突破反包围，也要扯开一个口子。湘水两岸物产丰饶，北可至常德，南可达宝庆，自可有迂回的余地。清将也深知太平军企图，湖南巡抚张亮基与江忠源等人一直忧心忡忡，但时任统帅的赛尚阿本人在衡州，无人挑头，张亮基与向荣等人关系不睦，不能统一调动各军实现战略意图。

石达开天才干将。10月17日，他率兵渡至湘水西岸，连筑数垒，并收掠了阳湖晚稻为军粮，太平军军心稍固。同时，石达开命人在战略要地回龙潭筑堡垒，在水面多置木排、炮船，搭起浮桥，把粮食源源不断地送至长沙城下的太平军大营内。

控制了湘水西岸，其实预示着太平军从“反包围”中逃出生天。即使长沙攻不下，他们自可安然而走，终将漫然不可复制。

咸丰帝闻讯震惊，连下数道谕旨，指示当地的官将必须先严剿西岸的太平军士兵。各处大员闻讯，立刻赶来会剿，连人在湘潭已被革职的“赛中堂”赛尚阿竟然也亲自出马，带领三千当地团练来直接进攻石达开。身任钦差大臣一年多，赛中堂第一次真正临敌。由于太平军已经高筑堡垒，清军各部受挫。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4)

清将向荣急红眼，在10月31日亲自统三千精兵，直攻湘江中间的水陆洲。这个地方如果被攻克，清军等于在太平军东西两岸打入一个楔子，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如此，湘水两岸的要地回龙潭等处就等于失去了战略意义。

对此，石达开早有准备。他初渡两岸时，已经留伏兵隐藏在水陆洲洲尾，藏于树木深处。向荣军队上洲后，时有零散太平军出现诱敌。清军放枪施箭，太平军就躲入林中。向荣以为是敌人散兵，不以为意。主力清军半渡之时，满树林太平军忽然树立旗帜，大声呐喊，一齐杀出，清军惊溃，被杀近两万人，向荣和清朝的河北总兵王家栋幸亏马好，逃得性命。

很值得一提的是，用奇计杀败清朝老将向荣的石达开当时年仅21岁！

长沙城上清朝守军望见己军惨败，为之气夺。由此，清军再无人真正敢渡湘水向西岸进攻。

进攻长沙的太平军仍旧大造声势攻城，但主要是进行“地道战”。由于军中有不少人是广西、湖南矿徒出身，太平军在战斗中总爱挖地道接近城根，然后装填火药炸城。十多次“地道战”中，有四次炸坍城墙，长沙城几陷。多亏清军多层防守，终于守住长沙。

为了鼓励士气，11月初，洪秀全制造“玉玺”，像模像样正式称“万岁”。他设立四人一组的史官，“主记洪秀全每日言动”，开始修《起居注》了。同时，洪、杨二人提拔了不少“干部”，李开芳、林凤祥、黄再兴、曾水源等人均在长沙攻城战中得到升迁。

11月30日，趁夜黑大雨之际（太平军多次突围均是选取这种天气和时辰），太平军主力撤围，渡湘水西走，与石达开合军。

在撤围前，太平军使出疑军计，派人假装奸细，向长沙城内清军“告密”说太平军正要掘大地道，入天心阁下炸城。城内清军官将十分紧张，注意力皆集中于城内地下挖壕埋缸防地道，根本没发现城外太平军已经全军开溜，从而失去追击的大好机会。

安全渡湘水之后，杨秀清计多，派出小股部队南行湘潭，迷惑清军，而主力则直趋宁乡、益阳、岳州方向，准备攻取武昌。

转天一大早，清军见城外太平军营垒一空，怅然之间又感庆幸：坚城终得不失。于是，大家各上奏表，夸大战功，并说已经“歼毙”了贼头“翼王石大剀”。

几十天后，见向荣奏折上又出现“石达开”之名，咸丰皇帝气急败坏，朱笔写了一个问句：“何又有石达开，是否即系石大剀？”天子这么一问，很让向荣等人下不了台阶。

长沙之战，太平军虽不胜，却锻炼了队伍，最终成功遁走；清军虽不败，其实损失不小，失去了聚歼太平军的绝好机会。

不过，有一点值得言及的是，原贵州巡抚张亮基代替骆秉章为湖南巡抚，他随员中有个道员，即日后大名鼎鼎的胡林翼。正是这位胡林翼立即向张亮基推荐了一位人才做幕僚——左宗棠。胡、左二人，日后均成为剿灭太平军的最得力之人，长沙之战也成为他们崭露头角的绝佳舞台。

更可值得注意的是，日后剪灭太平天国最大的“功臣”曾国藩，当时也在长沙城内，他是因丁忧回籍，其时还未受帝命兴办团练。倘若长沙被太平军攻破，作为清朝侍郎京官，被抓砍头于曾国藩而言肯定难免，那样一来，就不会有日后的“中兴名臣”了。

为此，时人许瑶光就在《谈浙》一书中感慨：“咸丰二年，粤逆（太平军）扑长沙不破，天留以为恢复东南之本也！”

12月3日，太平军杀进益阳城后，又劫掠了水上数千只民船，水陆并进，出洞庭，克岳州（今岳阳），再得六七艘大船。

岳州正处于湖南湖北交界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也甭说，清廷的湖北巡抚常大淳在太平军进攻前，还专门来当地“考察”过，拍板施行两个措施：第一，派自己的心腹满人博勒恭武（时为湖北提督）亲自带精兵驻防；第二，雇用民夫倒腾几十天，用巨石沉船，把洞庭湖的土星港堵死，以防止太平军水军进入。两项措施已毕，常巡抚施施然而去，自以为运筹被窝，可决胜千里。

殊不料，太平军很会搞人海战术。他们行至土星港后，四处拉夫抓人，弄出大于常巡抚几倍的“工程队”，竟然一天之内，把常大淳花一个月工夫派人填塞的土星港水下的沉船大石全部搬走清净，使得太平军水军直逼岳州。

而常巡抚派在岳州当地的“煞星”博勒恭武将军，骑马技术很有八旗先人的遗传，“嗷”的一声自顾自离岗逃走。所以，太平军一枪未发，占领重镇岳州。更离奇的是，这位满大人日后再无踪影，咸丰帝本人想找他算账，国内也遍寻他不得，真不知这位逃跑的满大人有何高招，说不定逃上哪只船，自卖猪仔到美洲当掌勺大师傅去了。

常大淳用大石沉船塞土星港，没有阻止住太平军，但是，水上行船运物为生的数千只民船，却一直被滞留在当地。这下可好，太平军一到，这些人、这些船全被征为军用。此时，大多数船民心中对清政府断他们生计不给补偿抱有怨恨，索性全体参军，加入太平军，致使太平军“水军”一时间声势浩大，忽喇喇遮天蔽江，蔚然壮观。

由于岳州城内还留有昔日吴三桂军存留的大量军械和火药，太平军进攻实力大增。

占取岳州仅仅十天后，12月22日，太平军乘水顺风，连克汉阳、汉口，武昌城隔江在望。

20天后，武昌文昌门在太平军的“地雷”巨响中轰然飞迸，城墙崩塌二十余丈，头裹红巾的太平军高声喊杀，抡刀持枪冲入武昌重镇。

入城之后，洪秀全一边四处搜掠美女“选妃”，享受生活，一边着意正经事，两不耽误。

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政治、历史的标志之一：南京！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1)

四、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

太平军在武昌呆了一个月时间，即1853年1月至2月间（准确时间是1月12日至2月9日）。此时的太平军，威势赫赫，已经有50万人的规模（包括老弱妇孺），不仅军械精全，更有数千艘船只。

眼看着清朝在江苏、安徽、江西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态。

清廷震怒之下，把时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的徐广缙逮治入狱；以湖南巡抚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提升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责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率军入防江苏、安徽；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守湖北、河南；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守荆襄之地。可见，三个“钦差大臣”来防太平军，不可谓不重视。火上房的关键时刻，这些举措其实效用不大。何者？从前合力拒守尚抵抗不住，如今分兵四出，结果自不待言。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城内的满人、汉军旗人以及官吏、士人阖家自杀的不少。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太平军毫不留情，特别是对抓到的河南、山西、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来援的官军，基本全部杀掉。投降的也杀。只有对在武昌迎降的守将，太平军才稍显仁慈，留下几个当“参谋”。根据“敌人拥护的我们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拥护”心态，太平军对于武昌城内各处监狱犯人无问情由，尽数放出。不少当地地痞流氓趁机与犯人们一起，红帕裹首，冒充太平军，日夜四出，恣意搜抢民财。他们连穷巷陋室也不放过，皆抢个空净，丝毫没有朴素的“阶级情感”。由于当地居民害怕太平军，见面就下跪呼为“王爷”，对这些老乡贼人，就背地叫他们“本地王爷”。武汉人的穷幽默，可见一斑。

文化宣传工作自不可少。太平军在武昌城大规模刻印宣传品，号召居民入拜上帝会，每25人为一馆，青壮年（包括妇女）均着短衣，持“圣兵”牌号，入城外军营参加训练。同时，严命民间向上交纳一切财物，除金银珠宝外，钱米、鸡鸭、茶叶，甚至连咸菜也要上缴，称为“进贡”。得物后，太平军发给缴纳者一张“凭证”，上书“进贡”二字，下钤一印。如果有人匿物不交，被查出后就会被按住打屁股，一般会打数十下，鲜血淋漓，以示警告。由于逼索严苛，民众逃亡不少。

纪律方面，太平军对强奸处罚最严，只要被查出有奸淫妇女行为者，会立刻遭到斩首。数天内，血淋淋人头数百悬于汉阳门外，大多为犯奸污妇女罪的兵士。

武昌居民对“贼”的印象，一是这些人皆长发，红帕包头；二是太平军所有人均“短装”，即使穿紫貂海龙外套，也中间一剪断之；三是发觉广西的客家“女贼”皆“大脚高髻”，气力非凡，不少人能背二百斤货物。她们身穿绫罗绸缎，背扛粗包兵仗，很让人印象深刻。至太平军从武昌撤走时，这些“贼妇”开始强抢当地妇女首饰，见有鲜亮衣衫，也夺之而去。武昌妇女当然打不过这些大脚“花木兰”，忍气吞声任其抢走自己身上心爱之物。

在武昌的阅马场，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那里“讲道理”，场面宏大，每次均敲锣呼唤地方居民以及新入会的人员临听，宣讲“天父”的“功德”、“天王”的“勤苦”、“东王”的“操劳”，让大家一心一意跟随“天王”打江山。

据身临其事的文人陈徽言《武昌纪事》上讲，太平军在阅马厂建一高台，每日临讲的是一个“戴红毡大帽贼，年四十许，面瘦削，系玻璃眼镜，手持白蓵，俨然踞上座。另一童子，执乃传贼，挥蓵招人近台下，若相亲状。所言荒渺无稽，皆煽惑愚民之语”。这位宣讲“大师”应该不属于“广西老贼”，他能用“官话”宣讲，可能是湖广一带入拜上帝会的儒师或乡间冬烘塾师。此人也不可能是太平天国高层，因为除洪秀全、黄文金、曾天养外，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少。

“讲道理”大会期间，也有不和谐之音。陈徽言本人讲，他曾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推开众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宣传“大师”所讲的内容是摧毁儒学道统。老羞成怒之下，“大师”立派太平军士把此人四肢分绑，准备五马分尸。见对方这么没“风度”，抗辩人笑言：“我死得其所，不忘儒宗，终于于地下见祖宗！”怒极的太平军首领把“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命令兵士甩鞭打马。可这五匹马从来没搞过这种“专业”训练，不知分头跑，拖拉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宣讲“大师”亲自下台，抽刀砍死了这位挺身抗言的“封建卫道士”。

太平军并不想在武昌久留。2月9日（咸丰三年正月初二），由于向荣、张国梁兵在东部大举进攻，太平军把夺取的官银和物资捆载至船上，逼使几乎所有武昌的男性居民上船，然后自武昌直下江南。

2月9日开拔，仅仅四周时间，太平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武昌距南京有一千多里（589公里），可见太平军行军之神速。其间，这支水陆大军经武穴（今广济），克巢湖，下九江，破安庆，占池州（今贵池），连下铜陵、英湖、和州，神兵天将一样在3月8日出现在南京西南的善桥。

太平军自武昌蔽江而下的情景实在骇人，帆幔蔽空，衔尾数十里，炮声遥震，喊杀冲天，声势炫赫，乘风破浪而来，清兵望风遁逃。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2)

清军之中，只有向荣一部远远蹑随，这时候再不敢追上硬拼。更可笑的是，当时清朝军事高层内部根本不知道太平军的目的地，有人猜是自上游走荆州，有的猜是分股窜长沙，并不十分明确太平军的真正目的地。

2月15日（咸丰三年正月初八），太平军在下巢湖（距鄂东咽喉要地武穴镇很近）设计，大破清朝钦差大臣陆建瀛的江防军，俘获无数枪炮弹药，杀掉清军两千多。陆建瀛本人从九江逃回南京。接着，石达开率水军自下巢湖顺流而下，2月18日就攻占了九江，一举掌握这个控扼皖、赣、鄂三省门户的重镇。待向荣尾随的清军赶至九江，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当时太平军主力已经杀入安徽。

2月24日，安庆虽然有狼山总兵王鹏飞所统万多人的山东兵，可这帮花拳绣腿的绿营兵不战自溃，藩库饷银五十余万两及城上二十门重炮皆为太平军所得，王总兵本人“单骑奔桐城”。

2月26日至3月7日间，池州、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和州皆相继为太平军攻克。

3月8日，南京城被困，太平军“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头戴红巾）”（江士铎《乙丙日记》）。

围城后，太平军扎大营，立垒24座，开始昼夜攻城。3月19日，太平军在仪凤门外挖掘地道，往里面填塞装满火药的棺材。一声巨响，城墙崩垮数丈，太平军将士蚁登而上。可能弄错了引线，红巾兵士登城喊杀之际，二次“地雷”又震，一千多太平军兵士被崩上天空。守城的清朝官兵反败为胜，提刀猛杀，争割死人首级、耳朵掉头去府衙“报功”。

由于争功抢首级引起混乱，城防转弱。太平军主力忽然蜂拥而至，清军来堵缺口时，另外一支太平军已经从水西门（三山门）越城而入，南京失陷。

钦差大臣陆建瀛从将军署往外跑，在一个叫十庙的地方被太平军捉住，未及求饶，就被当街砍头。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署布政使巡道涂文均、粮道陈克让、上元县知县刘同缨等人，均被太平军处决。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有血性，率少数清兵死守内城，危难时，尽驱兵士家属（多半是妇人）登陴拒守，与太平军相持两昼夜，最终众寡不敌，均被杀。有老弱未死者数百人，都被太平军中的娃娃兵驱赶到城外河中淹死。三万多满人，看似下场悲惨，不过，如果读过《扬州十日纪》的人，可能会对他们的遭遇有另外一种感受。

陆建瀛死讯传至北京，清廷认为他属于“死节”，想大加赠恤。有御史上言，直斥他在恩长之役中见死不救，并说他遁还金陵后，又与将军祥厚不和睦，致使南京如此坚城12天被陷。“其被杀于十庙地方，是已逃而终不能逃，非阵亡自尽者，不可同城亡与亡者（祥厚等）比。”清廷认为有理，只赏还其总督一衔，算是对这个庸官的恩恤。对于陆建瀛的贻误大局，当时就有人作诗讥评：“疆帅控上游，初议岂不壮。舳舻亘千里，江皖赖保障。前矛甫遇贼，一战总戎丧。翩然乃退飞，踉啮弃兵仗。匿迹归白门，吾民复何望。城中十万户，湍决各奔放。大府方闭阁，精嫌仍未忘。”老陆此人，实无大略，乃当时“巧宦”的典型，只知曲投时好，俯仰浮沉，遭逢有事之秋，肯定没有好下场。太平军靠“上帝”，陆建瀛自己信“霜神”。初迎战时，他每每对士兵大言己军上方有裸身女神在督兵，骗人骗己，谁都不信。回奔南京后，他又声称“观音大士”帮助守城，下令南京士民天天焚香礼拜，敬崇观音。最后几天，老陆实在无计可施，派兵士扛无数神道纸人上城，吓唬城下太平军说有“众神天助”，使得城下的太平军笑声一片……所以，如此一个钦差大臣，只能以八字相赠：荒诞骗民，粉饰欺君。

南京陷落，不仅北京的清政府中枢震惊，全国震惊，全世界都感震惊，时任英国使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的文翰，就立刻向伦敦发去报告，分析南京被太平军攻陷之事对满清政府的影响：

如南京陷落一成事实，中国政府将受到自变乱发动以来所未曾有之严重打击。所以者何？中国故都之地位，以及其在历史上之关系，在中国人心中如何重要，姑置不论；即以地势言，南京城在扬子江岸，大而且要，居帝国之中央，接近运河，实足以阻碍一切交通，切断米粮运往北京之路；今竟被强有力的大队武装叛徒所占据，此事诚未可忽视，尤不应随意加以掩饰。

福祸相倚。南京，这个中国极具政治意味的大城市一朝得手，于太平军而言，虽然号称奇胜、大胜，最终在此为“首都”，却丧失了千载一时的大好历史机会，也为太平天国日后的丧亡埋下伏笔。

想当初，洪、杨等人起事时，目光窄浅，“江南”之地，他们只嘴上说说而已，万水千山哪等闲！将近一年半时间，这些戴红头巾、拖家带口的队伍一直在广西境内兜转，桂平、武宣、象州、平南，悠悠转绕，直到1851年9月25日攻占永安（今西蒙山县）。如此巴掌大的一块城池，对当时没见过世面的众多太平军将士来说，已经是“大城市”了。他们在此地一待就待了半年多，洪秀全本人还弄了36个美妃天天“言传身教”。小小永安城，偏于一隅，拜上帝会头头们封王建制，制作礼乐，说好听的，是志向远大，说不好听的，是过把瘾就死的心态。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直扑桂林，猛攻32天，目的就是想拿下省城。可惜桂林城非常坚牢，不能攻下，洪、杨二人只能率众经兴安、全州入湖南，在湘桂边境打转。当其时也，不少太平军将士皆思恋老家，想由灌阳而归，仍窜回广西。幸亏杨秀清有远略，决意北攻长沙。虽然那时的太平军主力驻于郴州，仅派萧朝贵率一两千人进攻长沙，但这种决策最终打消了军将南归广西的念头。长沙未能攻下，萧朝贵又死，太平军却最终凭借石达开取得水陆洲大胜，顺利撤围。那个时候，洪秀全产生了“以河南为家”的念头，同时杨秀清想从益阳攻常德。当时太平军无船，想打到南京的领导人几乎没有。到达益阳时，太平军意外地获取船只数千艘，于是他们就弃常德陆路不走，自湘阴临资口漂入洞庭湖。下岳州后，在1853年1月12日攻陷武昌大镇。依理讲，湖北西连秦蜀，东控吴会，南达湘粤，北连中原，应该可以稳定一下政权。当时太平军内部议论纷纷，有入川之议，北进襄樊取中原之议，以及南下取金陵之议。选来选去，杨秀清本人决定以南京为目的地。

太平军内部争论可能非常激烈，杨秀清便搬出看家“法宝”，咣当一声摔倒——天父下凡！“天父”命令大伙去南京，那是“小天堂”，是“新耶路撒冷”。由此，再无人敢有异议。

也甭说，由于军中船中日益增多，顺流而下，太平军连战连捷，自武昌28天就打到南京，又用12天时间攻取了这座中国南方最具政治象征性的城市。这，不能不说是个军事史上的奇迹。

即使在南京初破之际，洪秀全仍旧持有入河南问鼎中原之意，但最终为杨秀清说服，移驾入南京，改为“天京”，以之为首都。催使杨秀清下这一终极决定的，乃是一年老湖南水手，他“大声扬言，亲禀东王（杨秀清），不可往河南。（他）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天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李自成自述》）所以，日后洪、杨仅派林凤祥、李开芳率一支偏师北伐。

为了稳定军心、人心，为了替自己主张定都南京大造舆论，在杨秀清授意下，太平天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天京于金陵论》，共有41名高级领导人表态，语气近乎一致，盛赞南京“虎踞龙盘”，“形险地胜”，从地理、经济等角度大称南京之好，集体为杨秀清抬轿子。一直颇具前瞻性和有进取心的杨秀清此时忽然变保守，没有果断地指挥军民直接北伐扑向帝国的心脏北京，实为铸成千古大错。形随势起，势随形生。以当时太平军昂扬的斗志和生猛的战斗力，直落而下攻取北京，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完全有成功的可能。而且，偏师北伐在初期取得的连连胜利事实也表明，当时什么水土不服、官军众多的顾虑完全是多余，假设太平军全军尽力在攻落南京后立刻扫北，胜算极大。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3)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太平军主力至其灭亡也没能真正踏上北中国大地，只能借豫王（胡以晃）、燕王（秦日纲）两个王号，来意淫一下中原土地了。

太平军自上而下最没想到的是，他们自己入了南京这个“小天堂”后，腐化堕落得异常之快，很快就沉湎于温柔乡中。日后的内讧残杀，更使得“天京”本身成为孤城一座。

当然，杨秀清决意定都南京，也有其可称之处。当时，太平军号称“百万”，那是算上家属和沿路裹胁的民众，真正有战斗力的士兵仅十万左右。而太平军一路“攻下”的城市，其实多为清军自己弃守，诸如长沙、桂林等战略要地一直就没能拿下。江南大块地方虽然被占，清政府并没有到达崩溃地步，一直能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抵抗。太平军入城仅十天，向荣就在城外孝陵卫扎立“江南大营”；未几，琦善在扬州建“江北大营”。如果当时太平军不顾疲劳即刻北伐，拖家带口近百多万的大军腹背有敌，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

建都南京，最起码经济上有保障，假如领导层军事调动有方，立刻平定南方九省，集中兵力占领苏南和浙江，即使不打垮清朝，占领南中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保守的思想和贪图安逸的作为，最终让杨秀清等人定都南京后不思大的进取。

胜利之鼓轰天作响之际，其实隐约已经传来了丧钟之声。

将领之中，时任“殿左一指挥”的罗大纲最明确反对建都南京和分军北伐，他抗言说：“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洪秀全）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一出湘楚，以至皖豫；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再出山右，会猎燕都（北京），虽诸葛（亮）不能御也。”为太平天国效过力的英国人呤唎也有类似看法：

南京的占领至是已经成为太平军成功的致命伤。任何一种成功的起义，都决不能放弃进攻的军事行动；起义一采取守势，它的威力就会受到挫折，除非它具有某种奇异的组织。革命成功的要素乃是迅速行动，一旦抛弃这点，旧制度的集中统一的力量就会十分便利地被运用来攻击革命。

天王以安身于南京和着手于保护他的地位而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因这一错误而丧失了这个帝国。如果不这样做，不供给他的敌人以时间来重振旗鼓，从他们极其混乱的惊惶狼狈中复元，并集中他们的军队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指向了北京这一个终点。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声势赫赫的凯旋进军便会为他已经带来了一个几乎是不可抵抗的占领首都的大胜利，因此而引起的满洲王朝的灭亡就会已经给与了他这个帝国。多年以后，尽管遇到不利的反动，但太平军仍然不仅能抵抗清军，并且还能全部粉碎他们——如果不是英国干涉的话——即此一事实便足以证明，他们要是乘势追求他们最初的胜利是何等容易。

对太平军说来有两条道路是无阻碍的，根据他们的经历来判断，两条道路中的一条便能导致满洲压迫统治的消灭。第一条道路是，毫不踌躇地继续向北京进军，放弃每一个他们夺取的城市，并在以战利品和财物来丰富他们自己，以他们所经过的任何地区的不满群众来加强他们的军队的同时，决不允许以分遣单独驻军来造成他们人数的丝毫减少。

第二条道路当为放弃南京，并集中他们所有的军队到南方各省——广东、广西、贵州、福建——中国的这一部分比起任何其他各地来都更剧烈地反对满洲人，更加重要的是太平军主要领导者们的本省。在这种情况下，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就能在一个短时期内从满洲人手里全部夺取过来，然后他们即使不能取得全部帝国，至少当能在充分完整的意义下建立一个南方的王国——这条行动道路比起他们所实行的那条不适合的道路来会是好到怎样一个地步呢！

对天王说来，在实行上述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以前就建立首都，并开创新王朝，那不仅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且也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个上世纪初期的译文很别扭，姑且用之）

有关太平天国入南京后一段时间的见闻，以江宁李圭所著《金陵兵事汇略》以及无名氏所著《金陵纪事》较为详实。二位作者都身经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的实际生活，虽然处处以“贼”称呼太平军，其笔下所记大都属实，皆为耳闻目睹，亲身经历。

笔者现从这两个读书人当时的记述中摘取数段“亲历”，一一释义证明之，由此可以大概勾勒出洪、杨在南京初期的政治、经济措施，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某些有关太平军圣库、官制、称呼、战法、军制、习惯以及拜上帝会仪式等方面的细节。

先举《金陵兵事汇略》：

贼既入城，诡言不杀人，（南京）有以土物入献者，给以贡单，无相扰。人多信之，争馈银、米、牲畜、菜蔬，取伪贡单榜于门。讵贼见单益搜索，以其不为备，?藏必多也。初犹未排户入搜，惧有官兵伏匿，唯遇人于路必镣。至十二日，见人则逼使舁尸弃诸河，不从杀之，如是者数日。忽出伪示逼民如常贸易，其时店铺百货掠几空，无有应者。忽又以查人为名，比室搜括，令壮男子听驱使，胸背以黄布写贼衔，谓之“招衣”。携幼童使为小仪，俾持旗伴随其行。男子毋许归家，归则谓与妇女私，干天条，罪应诛。于是立“男馆”，搜其家有私藏金银者，立置重典。驱妇女出于外，不使家居，襁幼稚，负行李，仓皇道路，惨不可言。（这些妇女）或得间自投江河，或投子女于河。贼既驱而之东，又复驱而之西，有啼哭者目为“妖”，鞭棰交下，夜则露宿檐下。越日乃立“女馆”。是时夫妇虽觌面而不敢交言，否则谓不遵天令。

（评曰：上世纪“极左”文人谬赞太平天国入南京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完全是乌有之事。献银献物，当属居民惊吓后的无奈之举。南京人本来生活正常，忽然夫妻家人分离，男入“男馆”，女入“女馆”，形同劳改，夫妻不得聚，父母子女不能见，何谈生人之乐！）

城北幽僻之地尚有民众潜居者，贼以搜屋至，男子尽惊逸，贼怒其避己，因驱妇女赴旱西门（即石城门），悉付洪流焉（赶入江中淹死）。

贼将分股窜镇江、扬州，逼壮者数万登舟，欲使为前锋，城中知之鼎沸，或自尽，或窃逃。贼惧一时不能制，有伪丞相钟芳礼、伪巡查周才太者，性稍平和，乃请逆酋设机匠馆、牌尾馆。机匠馆处工役织纫人，牌尾馆处残废老弱人，二者皆不调战阵。

（评曰：驱平民为前锋，太平军多为此事，当时之人多有记载，实为大不人道。）

入馆之家，凡遇贼搜括，告伪丞相辄杖责追还，残废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扫街道，于是入馆伏处者几四万人。旋又设杂行菜圃，杂行亦工匠之流，菜圃者，贼使人于隙地种植蔬菜，两处亦不下二万数千人。

（评曰：这些举措，稍安众心，使老弱残废免死于沟壑战垒之中。）

无何，贼传伪命，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馆，否则斩，匿不报者同罪，因得数百人使为伪造文檄示。合贼式者，分入各酋馆为伪书吏。又捏造天主书教人，不能背读者杖之。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4)

（评曰：强迫人民改信“拜上帝教”，背诵不了经文就打板子，此种粗暴的“灌输”非为怀柔之术。）

出伪示，谓人死为升天，不许哭，不用棺木，不设香火，违则为妖邪。黄烟之禁与洋烟同严，有犯辄斩。各巨酋伪府多毁民居拓益之，封土木匠为伪将军、伪总制，俾率队课上。以督衙署为伪天王府，用锣鼓数百人，前导后护，迎洪秀全入居之。王娘数十人，悉以黄绢蒙头，跣足乘马入，自是遂不复出矣。

（评曰：大兴伪教，强制性“移风易俗”，高官们毁民宅修奢侈私宅，一点不像“人民队伍”。）

六月，计贼中裹胁人数：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五百人，湖南约万人，湖北约三万人，安徽约三千人，各省总约二千人，金陵约五万人，镇江扬州约五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一千人，湖南约四百人，湖北约二万五千人，安徽约三千人，镇扬约万人，金陵约十万人。贼逐一设门牌，凡男子十六岁至五十岁谓之牌面，余为牌尾，立馆长分统之。

（评曰：说“裹胁”，并非完全都是，确有一些“自愿”加入者。）

女馆则有“元女”、“妖女”之别，“元女”即处女，“妖女”谓妇人及被污之女子，统以伪女军帅等官，禁贼众不得犯。伪令甚严，唯洪逆及东、西、南、北、翼五贼，得不时选逼元女充媵妾。

（评曰：太平军对高层头目以下的性生活约束甚紧，也为中外历史一奇。）

各馆按月送册核其数，男馆远调及逸出均注明。贼初入发粮无限，来取即与。自名籍可稽，每馆发米有定额，于是米价陡贵，百斤需六金，尚无购处。又用北贼（韦昌辉）伪印票，交贼官及馆长出城者，以此为信。

十一月，贼船由芜湖进泊相近高淳县之臼湖，图犯东坝以解镇江之围。向大臣（向荣）遣邓提督绍良等守东坝迎击之，斩获甚众。

时城贼待被掳之众若犬马，少壮者纷纷逃亡，不足于用，乃取老而健者，使登陴击柝，犹不足，则虽老病者亦予役，伺便逃逸者甚众。妇女亦日供奔走操作，惫不得息。贼于湖北、安徽掠得盐米各船皆泊仪凤门旱西门外，令伪女官执旗悉驱出城，首戴肩负，运入仓中，尚途命童子持鞭驱策，行稍缓，则鞭扑交下。并使女馆削竹签置城外濠沟，跋涉委顿，泥涂颠仆，自寻死与受矢石鞭棰死者无算。

（评曰：太平军虐民如畜，是入南京后的实际情况，并非以“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完全是对南京平民的“恐怖”，虐之使之，污之辱之，完全凭借暴力手段。）

至十二月，统计南（男）馆广西千余人，广东二千人，湖南五千人，湖北万余人，各省总约千余人，安庆二千人，金陵约二万人，镇扬约三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二千四百人，湖南约三百人，湖北二万三千人，安庆二千七百人，金陵不及九万人。此外陆续新虏者，统计男馆与国州黄州约万人，庐州约万人，江西五六千人，扬州仪征约四千人。女馆自镇扬虏者共一万二千人。

（评曰：同六月间人数相比，人员减少得很厉害，多属“非正常死亡”。）

贼逼男女拜上帝，以黄纸作誓语，拜毕焚之，谓之悔罪。其赞美语南贼（冯云山）所撰，各馆长率众朝夕诵之，每日睡起饮食必默念“小子某同众小子跪在地下，敬谢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爷”等语。谓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每阅七日，为一赞期，谓之礼拜。先一日街设大旗写“明日礼拜各宜虔敬”字样，三鼓具果品糕饵，群诵赞美，各伪府金铙爆竹声不绝耳。其赞美语曰：“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苏为救世主。赞美圣神风为神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真通（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知者踊跃，即（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洪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天子万年。”

（评曰：上述描述详细记载了太平军“霸王硬上弓”地强制人民信教的荒谬行为以及当时所行的怪诞仪式。）

洪逆（洪秀全）更善掉弄文字，不可以意测，如“圣”改“胜”，“上”改“尚”，“耶”改“耳”，“国”改“郭”，“火”改“亮”，“清”改“菁”，“秀”改“莠”，“亥”改“开”，“卯”改“荣”，“丑”改“好”。辛亥之岁，为洪逆在大黄江僭号之始，癸丑洪逆踞金陵，则称“辛开元年”，“癸好三年”。又称历代帝王均为“相”，有所谓改定四书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评曰：太平军在南京开“删书局”，专门删改历代儒家经书，可笑的是他们并非“去芜存精”，而是玩笑一样大搞荒唐变字游戏，让人啼笑皆非。）

又有隐语，火药曰“红粉”，炮弹?“元马”，巨炮曰“洋庄”，掘地道曰“开垅口”，敛费曰“科炭”，百姓曰“外小”，遗矢曰“调化”，溺曰“润泉”，社稷宗庙寺观俱曰“妖”，悉令毁除，书籍字纸亦曰“妖”，必残践而后快，官兵曰“妖兵”，官曰“妖头”，自贼中逸出者曰“变妖”。别刊时宪书谓为“颁历”。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每年以三百六十六日为率。初不许用“日月”二字，旋仍用之，谓由天父改还。又捏造天兄升天等节凡六。其称呼：洪逆称万岁，东贼（杨秀清）称九千岁，西贼（萧朝贵）称八千岁，南贼（冯云山）称七千岁，北贼（韦昌辉）称六千岁，翼贼（石达开）称五千岁，其余伪王称千岁。妻俱称王娘，子称嗣君，伪官丞相以下俱称大人，妻称贞人，子称公子。陷永安以前附贼者，称功勋加一等。伪王昆弟叔侄，俱称王宗。亦设女官，其在伪府者，有女丞相、女检点，在外统带女馆者，有女军帅、女百长。其服色尚黄，次红紫，次青蓝黑白。伪王绣龙，余各有等差。

（评曰：观太平军之“隐语”，大存“山贼”之气，殊有江湖黑道色彩。官品官爵设置，类同戏文，终不似成大气候者。）

伪王居为“府”，官居曰“衙”，阖城千数百处。伪府则有“辕门”、大门三，高可数丈，门墙壁彩画龙虎，甬道中筑亭一，两旁悬金锣数十，有事则鸣锣以达。门以内不许男子入，以侍女传递。肴馔酒浆皆伪典厨官自外传进，后皆有堂室园囿，多者数百间，少亦六七十间。若伪衙则择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粉绘，或用红笺作联，或以黄纸写朱字，遍贴大门为美观。门外多建瞭台，高十数丈，以备望远。东贼（杨秀清）伪府在将军署，北贼（韦昌辉）在中正街李宅，翼贼（石达开）在大中桥刘宅。贼相见，下一等者跪，不揖拜。爱跣足，虽袍服乘舆马亦然。嗜著朱履，厚其底，高者几半尺许。每乘马出，携洋人所制八音盒，铿锵作声以为乐。

（评曰：太平军衣、食、住、行的审美“品味”，皆俗而又下，暴露出穷人乍富的气息以及及时行乐的低俗。）

将与官军角拒，发伪令必先吹角以集人，至北贼（韦昌辉）伪府听令，以贼目执尖角令旗，率众立俟指挥。占必驱被胁者在前，积贼随其后，败则跪祈天父，官军或谓其有妖术，往往竟疑惧不进。

（评曰：可见韦昌辉当时在南京的重要作用。此外，太平军跪祈上帝的仪式，竟能使政府军疑其在施法搞“妖术”，可见清朝官军对太平军太不“知己知彼”。）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5)

伪撰之书，则有《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千字诏》、《原道救世歌》、《旧遗诏》、《新遗诏》、《天父天兄下凡诏书》、《行军总要》、《士阶条例》、《制度则例》、《天道诏书》、《真圣主诏》、《武略》、《醒世文》、《三国史》、《三字经》、《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军书》、《太平营规》、《天条书》、《改定四书》等类，逼人诵读。

（评曰：太平天国兴起时间不长，但“理论体系”真庞大，可惜皆是荒诞不经、自相矛盾、毫无条理的东搬西抄，哄弄愚民可以，真正当“指路明灯”就难！）

伪律一百七十七条，点天灯者三，五马分尸者三，斩者四十一，杖者五十二，鞭者七十八。妇女有罪，入伪官重治。伪官之刑曰天灯、分尸、剥皮、铁杵、顶车，皆死刑，反弓、跪火、杖肋、鞭背、木架，皆生刑。伪天条十事：一拜邪神，二杀人害人，三不孝，四奸淫，五窃掠，六欺诈，七私藏财货，八变草，九三更，十吸烟。变草，投效官军之称，三更，逃亡之称，违者立斩，违者未尝有斩，斩者必方其违，此贼之所以为贼也。

（评曰：太平军爱把人“点天灯”，近乎玩笑的残虐暴露了高层领导人“怪力乱神”的心态。在宫内对妇女的刑罚也如此残暴，可称是“大不仁”。）

是时洪逆（洪秀全）伪府日渐开拓，僭纵工役日必千人，已兴造年余，府前有牌楼一，上横四大字曰“天堂路通”，大门额曰“荣光门”，二门曰“圣天门”，皆冠以“真神”两字。两傍有栅，栅内横额数方，皆伪僚属所赞颂。左右有亭，高出墙外，覆琉璃瓦。二门内伪朝房东西各数十间。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为栏，上镂双龙，石质人工俱坚致，非近时物。伪殿前牌坊一，上下雕龙，文饰精彩。伪殿尤高广，梁栋涂赤金，纹以龙凤，四壁彩画龙、虎、狮、象。伪殿东有墙一围，凿池于中，池中以青石砌一船长十数丈，广六七丈，备极工巧。内室多至千数百间，伪王娘以下备媵妾者一千二百余人，而侍女不与焉。洪逆既荒于色，深居简出，一切不闻问，于是东贼渐跋扈不可制。

（评曰：洪秀全这位“革命领袖”的荒淫渔色，比起“北京地主阶级总头子”咸丰帝来讲，厉害上百倍。穷奢极欲，土木繁兴，这就是他心目中渴望和追求的“天堂”。）

东贼（杨秀清）伪府自将军署迁于旱西门长芦鹾使何宅，榜曰“正九重天府”，规模服御几与洪逆埒。性尤淫纵，逼取民女未盈十七岁者三十六人为王娘，好杀人，奇酷之刑多为所定。出必前后拥护数千人，金鼓旌旗之属凡数十事，轰雷耀日，继以绸扎五色巨龙，音乐从其后，号曰“东龙”，乐已，大舆至，舆夫五十六人，舆内左右立一童执蝇拂，捧茗碗，曰仆射，舆后伪属百余人，又继以龙，乃毕。顾仅至洪逆处，或登城，他弗往也。见洪逆不跪，称曰“二兄”，自称曰“弟”，此为东贼得称，余皆不可。尝造大床，四面玻璃，中贮水，蓄金鱼荇藻，枕长四尺二寸，此可见淫乱之一端。北贼（韦昌辉）伪仪制半于东，翼贼（石达开）又半于北。

（评曰：烧炭出身有勇有智的“九千岁”，腐化之速，难以想像，喜幼女，喜群交，喜排场，剥削阶级一切恶习，均倍而增之。权力使人腐化，极权使人极端腐化。信然！）

贼中初以演戏为邪歌，继于池州得戏班衣服器具数十箱回金陵，乃招优伶装演，筑台清凉山大树下，东贼（杨秀清）观之喜，于是皆尚演剧，作乐歌唱。各伪府朝夕敬拜天父，男乐在外，女乐在内，遍搜城内曾为乐妓者充之。

每逢各贼生日，馈物者不绝于道，而女馆此风尤盛，以糯米制成各色糕饼，列于方几，令人肩之前行，导以金锣黄伞，女官乘马随之，送入伪府，至日往贺，陪诵赞美酬谢天父。洪逆父子生日俱赐宴，畀以金牌。皆先期逼人入贡院考试，洪逆为正试，东贼则东试，余仿此。所取伪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各一，伪翰林数十，伪进士倍之。一日，东贼逼多士赋诗，题曰：“四海之内皆东王。”有诸生郑之侨者，作诗起句云：“四海皆清王，安容鼠辈狂，人皆思北阙，世忽有东王。”贼大怒，肢解之。又有诸生夏宗铣者，贼胁就试，终卷有骂贼语，亦被磔。又恒逼民女百人，送总理女营事务伪赞王蒙得恩处，再选约得十五人，以进洪逆东贼各六人，北贼二人，翼贼一人，谓天父赐美女以偿其劳。

（评曰：昔日以清教徒自居的革命者，一入繁华大城市，意骇神迷，东王变成为戏迷票友，真可发一笑。各位王爷生日party之盛，几同“国庆”。又渐附庸风雅，开科取士，出题揭榜，真沐猴而冠者，难怪有大胆读书人瞧不起他们。）

除《金陵兵事纪略》之外，另有无名氏所撰《金陵纪事》，也从细节方面勾勒出太平军在南京的活动以及当时一般百姓对他们的“看法”，尤其是文中多涉太平军某些奇特的战法、称呼和习俗，尤补其他史料之不足：

贼皆黑瘦，相貌多犯杀，断不能成也。初出示皆魔障语，专以天父哄人，以天条杀人。

伪官以司马为最小，不用红头，换黄绸扎头，自旅帅以上皆戴风帽，六月不除，以黄边宽窄验官之大小。自夸十日破城，不是人做事，乃天做事。

贼多赤足，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其逐日给米，遇节及贼首生诞散肉，皆苗人土司法，衣服亦多为苗装，髻蟠于额上，上服齐腰，下敞裤脚。

以天为父，以狗肉敬之，以耶苏为天兄，即其祖师。以二三十字为讳，改丑为好、亥为利（开），凡姓王者皆改姓汪或姓黄。以神庙为妖庙，毁神佛抛于水。午餐吃粥，唯早晚赞美拜上，掳来人皆使拜上，又曰“拜祖”，能拜者即为天父之子，虽洪秀全亦以为弟兄，故外虽仆役，食则同起同居，明明强盗用夥计也。

（评曰：太平军的“老贼”多为客家人。客家人相貌与中原汉族无甚分别，大多数人相貌端正，并无马来人凸颧凹腮的面相。他们之所以多“黑瘦”，乃多年在岭南炎热气候下生长所致。加之几年的栉风沐雨征战，当然不可能白胖。至于有苗装苗俗者，皆因客家人长久以来与少数民族混合杂居而成，且两广炎热，人们习惯赤足。笔者十年多前初到广东，对当地人光脚穿皮鞋就很纳闷，日久则见怪不怪矣。至于以狗肉敬耶稣，实为洪秀全等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

男女日皆给米，米完给稻，稻少则女给二合，老人则日给四合，较胜于扬州之贼。扬州乏食，已杀老弱男女，并烧死数万人矣。女人逐日削竹签、担砖、挖沟、驼米稻、割麦豆秋禾，令将裹成之脚脱出缠足布。有女百长四更即起而催促，无不残虐之人。女伪官出行，亦有伞有锣，敲不歇声。老人则为牌尾，为扫街、拾字纸、看鱼塘菜园、割菜子蚕豆等事。木瓦匠皆有总制，称“大人”。碾米为“臼人”。各伪官之女儿皆欲称“金玉”与“雪”，名其书曰《礼仪》。

（评曰：在如此严苛的太平军专制主义管理下，很难讲南京人民真正拥护“太平天国”。太平军“解放区”的天，不是晴朗的天；太平军“解放区”的人民，一点也不“喜欢”。）

每逢夜战，贼在城隅只点一灯极明亮，又用人在城上擂大鼓、打锣鼓以助军威。有夜战则更鼓尤众盛，平时将神香遍收，每晚在城垛洞内焚烧，烟雾迷离，伪若守城人众，其实城上并无多人。六月大东风半月余，炮架倾倒，屋以板隔在城上者皆吹倒于城上，城中屋瓦皆飞，惜此时并无攻城者。当时城中并无埋伏。厥后恐因怯者之言转致伊心立机设伏，且停留长其智慧，凡事皆然。过水西门外大街，见有大将军炮约重五千斤者两尊，月城内约重二三千斤者四五尊，想各门不过如此。而杨秀清忽闹龙灯，且多用灯彩在鼓楼一带山上盘旋，以惑外人之耳目，以壮城里之声威。有兵攻城，亦带往在各城呼喝喧嚣，明是虚者实之，因城空，伪为多人之意。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6)

（评曰：城中人尽晓“太平军”虚实，城外清军全然不知，可反证杨秀清的多勇多智。）

库为“圣库”，兵为“圣兵”，粮为“圣粮”，其狂妄殊甚。七月间，要织五色锦缎被三百床，闻有大配之意在八月间，是贼思淫佚，以为享天福矣。贼之东、西贵亲以杨、萧而分，国丈又有陈姓者，国伯皆洪、冯、杨、萧、韦、石之尊属，黄、赖、蒋、魏皆贼首旧姻，事皆从刻。又有吉、侬两姓，侬当是侬智高之种裔，皆苗倮。钟、周两人略为和平顺理，然亦非善类。贼之杀人打人，皆听小崽之唆，故欲剁为脔，不足惜也。伪官之司马亦曰“牌长”，曰“卒长”，管二十五人，以上有百长管百人，旅帅管五百人，军帅则管千人，用风帽黄边矣。再则典金、典妆、典竹、典炮、典硝、典铅码、参护、监军等名。又有巡查、检点、指挥、侍卫、总制、内医、国伯、国丈、东西贵亲、丞相。天官以下六官，官皆有协理，皆稍知文理识字者。其余掌仪、舂人，名目甚多，忽增忽改，并无定见。最重牌刀手，错杀皆不问，封伪职则为“参护”。亦最重书手，敬如宾客，即识字与知文理者封升伪职则为监军，余多为总制。今忽南京数十人皆封为总制，分各行铺，牢笼之术也。事事求异于人，伪官不曰“加级”而曰“加等”，亦自以为独得。尤可笑者，自造历书不用闰与大小建，月有三十一日，是全无知识也，积久必有夏冬倒置之时。其语屡变不可信。

（评曰：南京城中，读书人与受过教育的人非常多，太平军对这些人仍旧使用拜上帝教“灌输”那一套，根本不能成功，徒增被强迫者的反感和恶意，只是迫于淫威，不敢明言耳。太平军在南京所制官职军职，繁诞多端，殊为可笑。）

贼善为奸细，多办（扮）医卜星相小卖买者，且杂入官所募之乡勇中。贼性桀骜，与软语乞怜，多见杀，直与硬语，竟置之。贼亦有毒烟药，战稍却，即放毒烟，使人昏闷致溃败，贼或转败为胜。初到立营，亦遍烧毒火于长围外。此方以黑砒石、黄漆叶、人粪为最毒，如无解药，预于出战前以醋洗面则不受毒，或以某草泡醋薰棉絮塞鼻亦能解。

（评曰：太平军“魔鬼在细节”，平时侦察工作做得极好，粗中有细，又能搞“化学战”，战术运用灵活。）

贼之可异者，持竹竿而战，插竿首以长钉，以此为战具。掳不知战之良民以与官兵战，明用以当官兵之头刀，贼心洵不可问。而广西距南京数千余里，破数十府州县，以及镇江、扬州，复远扰河南、直隶，数年来人多空城自逃，不与相战斗者何也？长毛贼但恃其胆之泼，逢危急时，恒骗呼其众曰：“放胆，有天父看顾！有天父保佑！”以此愚弄人。湖南、广西人心蠢笨，往往堕其术中。江南人力本软弱，心尚明白，皆不信其言也。又曰：“越吃苦，越威风。”又曰：“代打江山打先锋，要汗如珠。”又激怒官兵曰：“尔有十分命，只有一分胆，我只一分命，却有十分胆。”其被围时云云，而兵不怒也。然则兵之雅量为何如。以战死为能人，以人死为可贺，谓死者魂已升于天堂，其语不近人情，皆非人类语。其意不过煽惑人心，欲人帮助伊相叛逆而已。问伊魂何不即升天，乃若是扰乱滋闹耶？

（评曰：无论正邪与否，信仰的力量，在太平天国前期起到支撑士气的极大作用。正是“有天父保佑”的精神胜利法，才让众多徒众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战斗勇气和大无畏斗志。）

敢怒而不敢言。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读书人表面低眉顺目，内心中却冷眼旁观，所以，这位撰写《金陵纪事》的作者写如下“反动”诗歌讥嘲太平军。其中语句虽涉偏激，但可从中见出太平军这些南京新主人翁们不少可笑之态以及“移风易俗”嫁寡妇、强迫妇人放大脚的“激进”：

登塔凭高作望楼，雨花营垒又坚筹。

一旬竟把南京破，千里来从西粤流。

白胖无人皆黑瘦，红头封职换黄绸。

自矜十日天行事，昼夜排搜匿满洲。

胆泼心魔跣足忙，本来巨盗又苗装。

长毛连须盘前髻，短服齐腰敞下裳。

神庙毁来原木偶，贼魂疾望入天堂。

无情忌讳尤堪笑，不许人家说姓王。

妄称天父与天兄，拜上相交若有情。

穷困求粮需掳掠，豪华屠狗供粢盛。

岁时朝贡无些差，朝暮饔餮有诵声。

济众博施良不易，百般勉强盗虚名。

弟兄姊妹逼相呼，视十天条自犯无？

道理听来皆蛊惑，尘凡谁降莫疾愚！

书藏孔、孟皆须杀，令出杨、韦不足虞。

邪法弗灵兵法少，不知何物是耶苏（耶?）。

牌刀手果有何能，手执滕条面似冰。

上帝弗劳伊赞美，下民尽受尔欺凌。

家家搜括都无物，处处伤残转自惩。

还说入城怜百姓，者番蹂躏已难胜。

伪官风帽看黄边，小大绸衣暑尚棉。

洋伞非关遮赤日，严刑先戒食黄烟。

红鞋倒镫常骑马，白浪空舱亦放船。

如此太平诳天命，火神六合聚歼旃。

魂得升天骗法新，将来成谶自先陈。

盗言甘美徒调舌，叛语支离惯弄唇。

贺死信为真悖逆，开科那解用儒珍。

想伊欲补冬官制，木匠居然做大人。

寡妇频言与丈夫，柏舟节义笑为迂。

挖沟驼米朝朝苦，削竹担砖事事粗。

一日万家缠足放，四更百长竭情驱。

蛮婆大脚鸣锣过，女伪高官意气殊。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7)

太平天国的许多荒唐怪诞举措，确实让当时老百姓觉得不近人伦情理。在“天国”大家庭中，皆以兄弟姐妹相呼，但当哥当弟以官大官小来界定，所以21岁的石达开在信中和“红头文件”中称六十多岁的曾天养为“弟”，年青的陈玉成称其族叔陈得才也为“弟”。后世好事者把太平天国“龙凤合挥”当成彰显“男女平等”的结婚证，其实是类似粮票、布票一样的“人票”，妇女只是有功将士的“奖品”。大多出身贫民的太平天国高官，只对下严格要求禁欲、禁酒、禁烟，上层什么都不禁，且都是最高级的“供应”。平日里出门，这些人又最爱几十人抬的大轿，比清朝官员还要摆威风显阔，其实，此种行为，源于他们昔日挥汗如雨持锄站路边遥看官员出行的欣羡。长工当地主，也把鸡蛋补。当然，宣传方面讲，太平天国早就“天下为公”了。无论是工商业还是个人财产，太平天国全部施行“国有化”，大家都在“供给制”下生活，按级别领取吃穿用物。表面上看，洪秀全本人特朴素，每日领十斤牛肉票而已，似乎俭素异常。

但想想他后宫中的数千女官和佳丽，想想他堂皇宫殿的穷奢极欲，十斤肉票只是某种符号而已。在格调方面尤为低俗的是，太平军将士尤喜金银穿戴，大金镯子二金镯子常常在臂上挂带，官大的甚至套满两胳膊，一举一动叮当乱响。同时，在砸烂一切“腐朽事物”的同时，高层们对“龙”大有偏好，所以洪秀全和杨秀清、萧朝贵假造“天兄”之言，宣称金龙大龙是“宝”，不是“妖”，各自以“真龙”自居。他们在摧毁一切封建“旧事物”的同时，本身又添出“避讳”这样的强制措施，把基督教各神的“名字”、宗教用语以及各王爷的名字都强求避讳，违者处死，一般人不得在名字中有“龙”、“天”、“主”、“王”、“德”等字，姓王的一律改姓“黄”（广府话中二字同音），连天王表兄王盛均一家人也要改。所以，翻开太平天国文件和名册，没有一个姓“王”的……林林总总，怪异多多。天王府的对联更牛气：余一人乃圣乃神乃文乃武，众诸侯自南自北自西自东。对此，有看不过眼的当地书生冒死在对联旁另贴纸联：一统山河四十二里半，满朝文武三十六行全。讥笑了太平天国局促于南京一地的窘况和其内部高层的低俗泥腿子气。

英国历史学家埃利亚德说：“任何一种宗教，即使是最原始的宗教，都是一种本体论：它揭示神圣事物和神圣形象的存在，并进而表明那种存在实际上是什么，从而建立了一个不再如睡梦一般的、飘忽不定的、无法理解的世界。”（《神话、梦想与神秘事物》）可值得慨叹的是，太平天国迷狂的革命者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随着胜利果实愈长愈大，愈长愈多，他们既不可能对不可认知的事物做出更加准确的猜测，又不能与不可控制的环境达成妥协，地上的“天国”，又是奇异纷扰不能摆脱的诱惑。

特别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万岁”与“九千岁”这样的宗教兼世俗头领，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他们头脑中所崇拜的对象的性质，一步一步陷入傲慢与自大。如此一来，日复一日，走向灾难。

无论如何，熙攘之间，洪、杨在南京定都，看上去前途无限。

一水涓涓看不绝，滔天已是满洪流！

《避难记略》(1)

附一：《避难记略》

（说明：此书的作者曾含章是江苏常熟人。他生于清道光廿三年（1843年），卒于民国二年（1913年）。清同治二年（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他当时是常熟县秀才。《避难记略》记载了他当时在常熟对太平军的耳闻目见。这本笔记对于太平军的爵职称谓、避讳、衣冠、考试、路凭、设关收税、砸毁孔庙和神庙的行为等等多有翔实记述。特别有意思的是，对孔夫子加以“孔老二”（孔阿二）之蔑称，还有“发洋财”一说，最早实源于太平军。）

贼之焚杀掳掠曰“打先锋”。不杀人放火，而但掳物，曰“太平先锋”。每以此胁人，谓钱粮不清，将打先锋也。

收粮不足，令伪乡官与贼众至各乡村人家取米、麦，曰“盘粮”。

贼之暴殄特甚，煮饭盛器即秽溺其中，甚有以字纸作草纸用者。

夜间以大木炽火，睡于其侧，曰“烤火”，虽暑天亦然。或谓身上有疮，烘之以代搔痒也。

贼中有讳用之字，或添写，或改用，最为可笑。如秀字添草头写“莠”字，全字添草头写“荃”字，青字添草头写“菁”字，皆因伪天王洪秀全、伪东王杨秀青之名也。山字改用“珊”字，伪南王冯云山之名也。贵字改用“桂”字，伪西王萧朝贵之名也。又顺字缺偏旁中一竖，国字中或字改写王字，亥字改用“开”字，丑字改用“好”字，皆不知其何意也（按：客家话和白话中，这两个字谐音很不好）。又上字改用“尚”字，华字改用“伍”字。

贼中伪考试，常熟取者曰“秀士”，苏州取者文曰“博士”、“约士”，武曰“猛士”、“勇士”，金陵取者曰“俊士”、“杰士”。可笑者伪报条上写秀士为“莠士”，可谓名称其实矣。

应伪考试之人，初犹令伪乡官胁从之，皆无耻之辈，稍识数字者应之，亦无有不取者，取后皆与洋钱三四元，此贼之以利诱人也。后通文墨者亦应之，甚有生员、廪生亦应之，如钱竹（筑）溪名敦钧，住南门外关帝庙开弄，咸丰元年青宗师科试案首，后应贼试取伪秀士、伪博士辈，竟以得取莠士、博士为荣，真狗彘之不若矣。

贼中禁吃鸦片烟，钱竹溪适被贼查出，捉去杖责，荷校鸣锣示众，秀士、博士，如是如是。

伪干王为伪天王下第一人，自命不凡，贼中称为“圣人”。有伪诗集示考试者，诗中皆不脱东、西、南、北四字。又将四子书涂改，称孔圣人为“孔阿二”，侮圣毁贤，罪不容于死。

伪考试之题有曰：“四海之内皆东王。”又曰：“天父原来有主张，磨来磨去试心肠。”尚有数题目，不能悉记。

伪示上伪职，自侯起俱有天朝九门御林字样。其系粤西起事老贼，皆曰王宗。系两湖、安徽之贼，皆曰天朝勋臣。

贼初至时，伪示上书太平天国庚申十年，盖以咸丰元年为伪元年也，后上又加书天父天兄天王字样。

凡伪王之伪示与他贼异，用黄纸若誊黄样，四边皆盘龙。伪天王之伪诏亦然。

贼之衣服亦无定式。头上或以布、或以绸缠之，唯贼目及伪王得用红绸、黄绸，上缀帽花，余皆青色、黑色或花布，唯白色独无。上身之衣，短不过腰，衣袖小如竹筒，伸宿不舒。棉袄曰打袄，皆五分密行，色以红、绿为贵，长衫、棉袄、皮袍亦红、绿色者多，亦五分密行。大贼目及伪王得穿黄衣，或穿神袍，戴神帽，而发仍打辫，辫线甚大，有一二斤重者，大、小贼皆然。或有用红、绿线者，辫皆盘于发际，或结为旋螺状，曰得胜结，虽戴帽穿袍时亦然。裤管甚大，有二尺余，虽严寒皆穿单绸，常抽至腰下，两股尽露。鞋子以红、绿绣花为贵，贼目时穿厚底，余皆薄底，或穿草鞋，或赤足，穿袜者绝少。伪乡官之帽，皆贼与之，如范阳兜而小，色黄，戴者亦少，唯西周市周甫容、张市陈瑞芳时戴之，以为荣幸。

贼之月日，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无二十九日作一月者，亦无闰月，朔望、上下弦皆不知也。或谓此西洋之法，贼之变于夷也。贼欲于彼之十五日月圆，将木板上画月之形，令之荷校，诞妄极矣。

各镇店家账簿上不书年号，亦不书贼之伪号，但以干支纪年，其日月悉遵时宪书，不与贼同。至除夕、新年皆半开半掩，盖贼必以彼之除夕作准故也，亦迫于势之无可如何耳。

贼称本朝（清朝）曰“妖朝”，官曰“妖头”，官兵曰“妖兵”，神像曰“死妖”，骂人曰“妖魔鬼”。

贼称伪天王曰“真圣主”，伪王及头目曰“大人”，余皆曰“兄弟”，新掳入者曰“新兄弟”。初至金陵时讳言“长毛”，后亦不忌，老贼曰“老毛子”。掳富贵家子弟及年轻而貌端正者，认为己子，曰“公子”。掳女子少妇为妻，曰“正（贞）人”。掳十岁以上小儿，以?衣穿着随身事者，曰“小把戏”。掳少壮有力男子可使打仗者，曰“牌面”。掳老弱无力男子，使之打柴、割马草、挑水、煮饭、作杂工者，曰“牌尾”。在贼中作吹手者曰“典乐”，作厨子者曰“典厨”，吊硝者曰“典硝”，凡司其事者皆曰“典”。奸狡土人，不受伪职，而与贼往来者，亦曰“董事”。

贼每七日一朝，曰礼拜，谓祭天父、天兄也。天父、天兄者，贼之造作名目以惑人者也。祭用方桌二张连排于檐下，上设茶数杯，点烛一对，无香。贼目皆向外环坐，诵天父经一遍，经共二十四句，计九十六字，亦不知作何乱语。诵毕皆跪下，读伪祝文一篇，中有“一个当十，十个当百，百个当千，千个当万，万万千千，杀尽妖魔”云云，读毕而止。

贼中称天父曰“老亲爷爷”，天父之名曰“基督”，天兄之名曰“耶苏”。

《避难记略》(2)

贼目时至各乡镇，或庙宇中、或贼馆内，搭高台，南向而坐，旁坐伪乡官，若两司马而下皆环立庭前，呼土人聚其下，而告之以征粮、索贡之语，名曰“讲道理”。道理二字，何不幸而出之贼口乎。

贼于圣贤像、神像、佛像及专祠中之有像者，若范公祠、杨公祠、于公祠，皆毁坏无遗，若东周市普善庵内之佛像深藏而完好如故者，不多得矣。

贼铸伪钱，前面“太平天国”四字，后面“圣宝”二字，或在孔之上下，或在孔之左右，无定式也。

贼中之伪腰牌曰“圣牌”。以长竹竿装枪头曰“苗子”，弓箭、藤牌俱无。

旗帜最多且大，五色俱备，顶上俱有铁枪头。每十人中八人执旗，二人执鸟枪或洋炮。用铜帽子不用火绳者，夷人所卖也。

水路来往，船上间有水炮，旱路走者无之。

贼犯上海，掳得夷人之物，曰“发洋财”。

贼之掳人，以麻绳穿辫根牵之以走，掳至贼馆，不得外出，夜间以麻绳缚住手足，数日方免。

城中修造改作，用水作、木作及杂作者，俱令伪乡官雇之。城门上进出，皆于面上打一图记，以为识认，或向贼馆中取一伪凭，曰“飞纸”。

土人携家眷什物而避难者，恐途中被扰，向伪乡官取一伪凭，曰“路凭”。

土人中不得剃发，而商贾有往上海、通州、海门去者，不能不剃。至从上海、通州、海门归者，短发又不便，因有向贼中说明缘故，而取伪凭为据者，曰“剃头凭”。

贼中铸炮，将在城与各乡庙宇中之铁香炉、铁烛筌（签）及钟、磬等物，搜括无遗。

画轴楹联，贼所不取，故毁坏甚多。闻贼馆中有以人家挽联悬挂者，不知何意，或谓挽联上有大人二字者最多，取意在此，可笑极矣。

贼之初至也，令人家门上贴一顺字，以为彼之顺民也，各乡镇亦间有贴者。

取年久墙砖，令人敲细成末，吊出墙硝，以充火药之用。乡镇上亦间有夺民房而作吊硝处者，曰“吊硝馆”。

吊硝每以大树及房屋中之大梁、大柱烧之，所以山木及大屋也毁去甚多。

常令伪乡官每图解稻柴灰数十担，亦以充火药之用。又令每图解树柴数十担，以为煮饭之用。

甘心作贼，类皆无赖下流罔命之徒。盖良善被掳，迫于势之无如何耳，断不以杀人放火为快事，且常存逃避之心。唯罔命者逞其所欲为，方视为得志之秋，所以愈凶恶愈得用。为伪王及大头目者，皆此等也。其中监囚甚多，缘贼陷一城，即将监囚放出，即用为头目故也。其余乞丐盗贼九流三教无不容之，故贼在馆中或在各乡镇，有时端坐椅中，忽然两足盘于椅下，忽然跳立椅上，丑形毕露，盖其本相固然也。

贼中作伪文书、伪札、伪示者，待之如幕宾，称之曰“先生”，出亦乘轿，亦有小贼服事者。

贼虽凶恶，而亦时时虑人，如在乡镇，日间无单身远行，夜间宿贼馆中，必群贼同睡一处，闻警无不逃避，亦知积怨于人者不浅也。

其抗拒官兵也，败不相救，甚有无故而自相践踏者，所以不难扑灭也。

贼中送礼，各物俱排设桌上，活猪、活羊亦然，小贼以竹杠舁之。

各贼馆中贼妻，亦时相往来，间有乘马者，亦有小女子服事如婢女然。

城上俱拆民房遍盖之，以蔽风雨，曰“走马台”。

城中民房，小者皆作柴料，大屋为贼馆者尚可，然伤于投诚后者亦不少，其余皆墙倾壁坏，门窗板壁拆毁无遗，甚至拆去楼板，而搁栅亦皆截去。

贼将房屋改作及拆彼造此者甚多，如钱贼之馆在陈家巷杨砚芬家，将对面民房拆去，改造照墙；又将后面民房拆去，改造花园，将常熟城隍神庙花园中之亭台楼阁移去。又陈家巷庆顺典当厅场上添造房屋一所，诸如此类，不可胜记。

衙门官舍，若常熟县衙仅存头门及大堂，昭文县衙仅存头门，道辕及游文书院唯瓦砾而已。文、武庙及两邑城隍庙尚可。忠孝祠、杨公祠、范公祠、安济堂俱毁。节孝祠、于公祠尚可。文庙大成殿拆为平地，今圣位（孔夫子牌位）暂供明伦堂上。文庙大成殿、崇圣祠两庑俱无，唯存明伦堂、尊经阁及斋房。

庵观寺院，若城中之致道观、致和观、慧日寺、方塔寺、白衣庵，及城外之破山寺、三峰寺、维摩寺、拂水寺、龙殿、小云栖寺、普福寺、普仁寺、资福寺、接待寺、新塔寺，毁坏甚多，间有存者，唯破屋数间而已。在各乡镇者亦有毁坏，然较之在城附郭，则大相悬矣。

贼有伪令，众贼皆听贼目之指挥，有不听伪令而适被贼目知觉者必杀，曰“犯令”。杀后将首级挂竹杠上，以黄纸书伪示，使二贼扛首级，一贼鸣锣，一贼读伪示，呼于贼众中，以为榜样，曰“喊令”。

贼之调出别处去，曰“出师”。在路上行时，旗帜皆卷。如贼目有伪令，使众贼掳掠乡村，则旗帜皆放开，狂奔尽起，故土人见贼过，以旗之卷与不卷，卜其掳掠与否也。

凡贼掳得衣服器用归，或在城外，或在乡镇，廉其值以卖，贪利土人每买之，而互相贩卖者，曰“先锋货”。日后仍被掳去，屡试而不一悟，甚有付钱而不得取物者，何其愚乎。

《贼情汇纂》(1)

附二：《贼情汇纂》

（说明，这是清朝张德坚《贼情汇纂》所记太平天国的印章、朝仪、服饰、仪卫、称呼、饮食等内容。观林林总总的太平天国的这些荒唐作为，大可发现这个政权的性质和政体仍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翻版。他们的礼仪繁琐森然，贵贱尊卑比清朝官府还严，世袭特权远远超过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其中对太平军的一些细节描述，有助于我们深刻思考这个政权最终失败的原因。）

伪印

贼众皆乡愚市侩，多不识字，安知篆文，故所刻伪印皆宋字正书，四面刻阳文云龙边，留正中一行另镌一线边，刻伪官衔于其中，并无印信关防字样。伪王皆金印。伪天王印八寸见方，四面云龙，中空一行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九字。左首角上镌一金字，右首角上镌一玺字。左首边上刻“奉天诛妖”四字，右首边上刻“斩邪留正”四字，然非紧要诏旨，不用此印。另有三寸六分见方一印，四面龙文，中刻“旨准”二字，凡批答伪奏章及各伪书皆钤之。伪东王伪西王印，长六寸六分，阔三寸三分，亦云龙边。如杨秀清印，中一行刻“太平天国”四字，下忽双行以“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为一行，“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为一行，下接“杨秀清”三字居中。萧逆印伪衔亦双行并列。伪南王、伪北王印，字则单行居中。伪燕王、豫王印，伪侯印字，字皆单行，然必系以姓名，如“太平天国燕王秦曰（日）纲”“太平天国真忠报国佐天侯陈承瑢”之类。伪东王对伪燕王印，长各递减二分，阔递减一分，伪侯印长减四分，阔减二分。

伪王侯印凡笔画粗肥之处，皆中空如飞白体。伪侯、伪天官正丞相银印，以下皆木印。伪丞相印长五寸，阔二寸五分，以次至两司马，每降一等减长二分半，其阔皆对折，如伪指挥印长四寸五分，阔二寸二分半，是也。凡金银印，其质皆极薄，金印则金匣、金匙钥，银印则银匣、银匙钥。自丞相至两司马印，中一行但刻伪衔，不系姓名。伪衔甚多，各举一以概其余：如伪丞相则刻“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各伪衔皆首缀“太平天国”四字，并改“国”为“囯”。凡伪印皆同，后不复叙。伪检点则刻殿左殿右几检点，指挥则刻殿左殿右几指挥，将军则刻炎一正将军，总制则刻金一总制，监军则刻木正木一甲一监军，军帅则刻中一军军帅，师帅刻中一军中营师帅，旅帅则刻前一军前营前旅帅，卒长则刻前一军前营前前一卒长，两司马则刻前一军前营前前一东两司马。其余杂职及各典官，职同何官，印之长阔即同何官。伪典官极多，已详伪官制门内。如某军正典圣粮、某军副典硝之类，各伪印皆刻伪衔，别无暗记。伪官卑者多有正副，正副亦皆有印。伪天王印龙凤双纽，伪王印龙纽，伪侯印象纽，伪丞相印麟纽，皆有人见过。丞相以下亦分狮、豹、熊、虎诸纽为等差，会见伪奏章议定。

然各木印至今并未刻纽，并无直纽，伪国宗提督军务印仅用银包而已。贼中制度标新立异，朝更夕改，繁冗太甚，故群下亦不甚遵。溯立伪印之初，皆江湖星卜者流为之创置，其式如神牌，如羽士疏文标签，丑俗已极，尤不值一笑也。

……

伪朝仪

逆贼无参拜揖让之仪，凡打躬叩首皆呼为妖礼。虽贼礼拜敬天父，群下朝洪逆，亦止长跪，其余伪官互见平行，并无礼节。官降一等，卑者跪白事，尊者坐受之，跪后仍杂坐谐谑。尊者自外入，卑者但起立、让坐、奉茶而已。贼知粗鄙人绳以礼法，则手足无措，故简略之，使其易知易从耳。

初至江宁，杨逆日朝洪逆所；近则洪杨诸贼深居不出，妄拟垂拱而治，必有大喜庆事，方设朝会。如杨逆有事要见，亦必请伪旨批定日时，大抵午未时居多。届时杨逆率各伪官毕集，舆马填塞街市，伪天朝门洞开，大门外立伪引赞官，传呼各官进，唯杨、韦、石、秦各剧贼得进见，虽宠任如伪佐天侯，亦不得望见颜色。伪侯以次俱排列于大门内，引赞官呼跪，则皆跪，左右史跪于阶下，侍臣递茶，伪通赞官呼曰：“天王有旨，诏众官珠贯而入，各肃班联，趋跄起跪，不得嚣喧，三呼万岁，听旨传宣，朝觐已毕，站立两边。”读讫，则众伪官如仪起立。少顷，杨贼白事毕，出则转身向内而立，各伪官皆跪其后，又呼万岁者三，然后掩门而散。他如生子弥月等喜事，杨逆具奏请朝觐，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见”也。寻常礼拜日，群下唯具本请安而已。杨、韦、石各伪王亦自有受贺之仪，杨逆则自韦、石以下皆朝之，余伪王唯本府属官朝之，然亦不常见。一切军务皆由杨逆主裁。仅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与之计议。凡有令则交佐天侯传至检点林锡保、胡海隆处，各伪官日至检点衙听令，虽佐天侯等有时燕见，一月之间亦不过二三次。其一切文书多不能面白，故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贼多市井无赖，识字不多，厌见文字，悉任掌书裁处。于是则多设簿书掌书诸伪官，而被胁充先生者，似可渐操其柄也。

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则徒立科条，军务则全凭文告，气脉不通，已成麻痹不仁之象，贼之灭亡，可烛照而数计矣。

伪服饰

贼由粤西至长沙，尚皆布衣蓝褛，缝数寸黄布于衣襟，以为记号，囚首垢面，鹑衣百结者，比比皆是。即首逆洪秀全、杨秀清等，亦止红袍红风帽而已。打仗前则短衣赤足，取其登涉轻便，故掳来之人，无论士农工商，必先褫其衣冠履袜，唯以包巾分别新旧与尊卑。兵及新虏之人皆扎红巾，伪官与老长发则包黄巾，旅帅以下黄布巾，以上黄绸巾。拖长一寸，官大一级。百姓男女概令包蓝布巾。

逮陷武汉，繁华之区，锦绣山积，贼遂户搜刮，所得鲜衣华服貂褕狐裘，虽觉华丽可喜，然多不能辨识。于是有裂妇女红蓝裙裤以帕首者，拆金绣挽袖以系腰者，有贼妇而着男子马褂，穿厚底镶鞋者，有男贼而着妇人阔袖皮袄者，更有以杂色织锦被面及西洋印花被单裹其首者，青黄红绿，错杂纷披，丑恶之态，难以言喻。掳得貂狐绸缎长衣，必齐腰剪断，改作窄袖小襟短袄，或改对襟坎肩，以数疋红绿绸缠于腰际，带头拖至足跟，若珠毛灰鼠之衣则着诸贴体，海龙紫貂之袖，则用以抹桌。

粤西女子双足如漆，多有不着鞋袜不着裙者，插戴满头珠翠，压首难胜，披裹数重绫绢，怀挟叠叠金银，形同孕腹。

掳得幼童貌者，伪官得之，谓之“公子”，众贼得之，谓之“老弟”，周身皆着花绣，以抄得香珠玉佩手镯指环及荷囊扇袋之类，悬带于腰项襟袖之间，行动则金玉撞击，铿锵有声，且使之颠狂跳掷，以为笑乐。

时当雪后泥淖，以被褥帐幔之属，铺垫通衢。其单夹纱罗衣衫一时无用，则各伪府用以铺地，往来践踏，略不顾惜。鞋帽领袖并剪剩半截衣，及一切铜锡磁器，随处抛弃，填塞沟池巷道几满。然其时伪职尚少，唯以风帽分别职级，无职老贼并无风帽，伪王亲戚戴全红风帽，其余伪官皆红风帽，以黄边宽狭定官职之大小。另用白绫一小块，或写或绣，揭其官衔，如正将军或副将军三字，标于帽额正中。贼目风帽遂改用全黄，如洪、杨各伪王则戴绣龙黄风帽于内，上戴龙凤金冠，全掳戏班行头，以为伪服。如黄龙袍龙帽，则伪王分用，红袍紫袍金盔，则丞相以下自分等次攫取，盖彼时尚无金绣诸匠作为之执役也。

由武昌下窜，船只多载妇女，群贼皆各携刀械陆行。始爱衣饰华美，尽数背负，既而力不能胜，则沿途抛掷，久之身着重裘过燠，汗出力绵，举前截改之短衣一并撩弃。贼过之后，衣衫被褥狼藉原野，如此暴殄，实旷古所无。

《贼情汇纂》(2)

迨至江宁，乃锦绣缎疋出产之区，其繁华更胜于湖北。贼于是又变易其服饰，更张其伪制，平时戴风帽者谓之功勋加一等。又自金田起至永安州止，相从之贼不拘有官无官，俱谓之功勋，准着黄马褂，朝帽额中写“功勋”二字，职同伪总制。永安州至岳州相从者，自将军以下至师帅，皆红袍红马褂，以上则红袍黄马褂，有功小官亦有赏黄马褂者。凡穿袍（按此段为抄本所无，疑有错简）有喜庆朝会大事则戴盔名之日角帽，故有典角帽衙。

其伪王等角帽，又名金冠，伪官角帽又名朝帽。自洪逆以下金冠皆以纸骨为之，雕镂龙凤，黏贴金箔，即戏班盔头也。洪逆冠如圆规纱帽式，上缀双龙双凤，凤嘴左右向下，衔穿珠黄绥二褂，冠后翘立金翅二，冠前立花绣冠额一，如扇面式，亦绣双龙双凤，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山河，中留空格，鎏金为“天王”二字。杨逆朝帽如古制兜鍪式，左右各一龙，其中近上立一凤，盔顶竖一缨枪，四围皆珠宝缨络，冠额则绣双龙单凤，中列金字伪衔。韦石两逆之冠如杨逆式，但上改缨枪为小黄伞盖，周围拖排绥珠络。韦逆帽额亦绣双龙单凤，中缀伪衔，石逆帽额则一边绣一蝶，上绣单凤，中列伪衔。杨逆单凤栖于云中，韦逆单凤栖于山岗，石逆单凤栖于牡丹花上。此伪王金冠朝帽之制也。伪国宗朝帽同各伪王式，如韦姓则从韦逆之制，但额字必标明某国伯、某国兄。伪侯伪丞相朝帽如无翅正方纱帽式，亦系纸骨贴金，上缀双龙单凤，龙头向下，亦衔贯珠黄绥二褂，帽额绣百蝶穿云，中列伪衔。自伪检点至伪两司马朝帽，皆兽头兜鍪式，如检点指挥兜鍪，上缀一狮，左右各缀一龙，中缀一凤，帽额绣百蝶穿花，中列伪衔金字，至检点止，指挥以下伪官衔绣红字。

将军总制朝帽同上式，但去单凤，只蟠双龙，冠顶缀一麒麟，帽额绣百蝠穿云，中绣伪衔。监军军帅朝帽同上式，冠顶缀一虎，帽额百蝠穿花，中绣伪衔。师帅朝帽同上式，但龙去一爪，冠顶缀一豹，帽额绣云彩。自师帅以下，皆绣黑字伪衔。旅帅朝帽同上式，但去双龙，帽顶缀一熊，帽额绣牡丹，中绣伪衔。卒长朝帽同上式，冠顶缀一彪，帽额荷花，中绣伪衔。两司马朝帽同上式，冠顶缀一犀牛，帽额绣菊花，中绣伪衔。凡有功动平湖监试诸字样，亦标于帽额之上。帽上之龙又以节数分等级：伪王九节，侯相七节，检点指挥将军五节，总制监军军帅三节，此伪官朝帽之制也。其秋冬平常所戴风帽，以角帽上所有之物皆绣于风帽上，如洪逆风帽绣双龙双凤，一统山河满天星斗。伪丞相绣双龙一凤，余可类推。帽额悉如角帽之额，花绣递分等差，亦列伪衔。伪王则全黄风帽，伪侯至伪两司马皆红风帽黄边，两司马风帽镶一寸黄边，官大一级，黄边加宽二分，加至伪侯，黄边宽至三寸二分。其中又分花素绣绒，自两司马上至师帅素黄绸边，自军帅上至将军花绸黄边，自指挥上至伪侯则用黄绒绣成黄边，深浅相间，如水纹然。

夏日则另有凉帽，自伪王至两司马帽胎皆同昆卢帽式而稍狭，四围帽沿如莲花瓣，帽顶四面挖空如意云头，帽上龙凤狮虎，则以角帽上所有之物，悉移置凉帽之上，后缀一长柄五彩圆光，下缀黄绥绿绥，拖出冠外五六寸，通体皆薄竹片编扎，以五色纱绸糊成者。若于其夜置一烛于其中，俨然扬州之包灯也。

至伪服，仅黄龙袍、红袍、黄红马褂而已，其袍式如无袖盖窄袖一裹圆袍，洪逆黄缎袍，绣龙九条，杨逆绣龙八条，韦逆绣龙七条，石逆绣龙六条，秦胡二逆绣龙五条，伪国宗绣龙从各伪王制，伪侯伪丞相绣龙四条，伪检点素黄袍，伪指挥至两司马皆素红袍。其等差则于黄红马褂内分别。洪逆黄马褂绣八团龙，正中一团绣双龙，合九龙之数，杨逆绣八团龙，韦石秦胡四贼皆绣四团龙，自伪侯至伪指挥皆绣两团龙。自洪逆至指挥皆于前面正中一团绣伪衔于其中，伪将军至伪监军黄马褂前后绣牡丹二团，伪军帅至伪旅帅红马褂前后绣牡丹二团，俱绣伪衔于前面团内，伪卒长两司马红马褂，不绣花，前后刷印二团，书伪衔于团内。其伪衔之字亦分金字红字黑字，如帽之制，皆由各典袍衙绣绵衙制造，此伪服之制也。

贼初呼靴为妖服，只准着鞋。近立典金靴衙，制黄红缎，亦有定制：靴皆方头，洪杨韦三逆皆黄缎靴，绣金龙，洪逆每只绣九条，杨逆每只绣七条，韦逆每只绣五条，石秦胡三逆素黄靴，伪侯至指挥素红靴，伪将军以下皆皂靴。其女官冠服如男制，然未见有戴角帽凉帽者。冬月则戴风帽，夏月则戴绣花纱罗围帽，如草帽形，空其顶，露发髻于外，或亦有定制未考。女官尊者，则金玉条脱两臂多至十数副，头上珠翠堆集；官渐卑，则金玉珠翠亦渐少矣。

大抵伪冠服初皆攫自戏班，既则任意造作，前次攻克岳州，获绣龙黄袍、黄马褂，绣“承宣”二字，团龙黄马褂及织金团龙黄马褂，錾金为字，蟠龙金冠多件，制尤侈僭。盖贼中金银玉帛皆自掳劫而来，毫无顾惜，任意标新立异，穷工极巧，彼则欣欣自得，以为尊贵无比，殊不知诡制亵色，俗恶不堪，真所?槐国衣冠也。长发老贼用五彩丝绒，编成条子，若续命缕然，紧扎发根后，将发挽髻，以所余之条盘于髻上。伪制将军以下不得用五彩，只用红绿丝绳编挽。其无职群贼发短者打红辫线，发长过尺，或挽发贯以妇女银簪，并有扎网巾及披发者。打仗必穿空号衣，戴竹盔，着平头薄底红鞋，老贼与有官者空红黄小袄，着黄鞋，而不着号衣。夏日多以掳来男女绸绉衣裙，改为窄袖衫，宽脚裤，伪官老贼穿红黄衫，其余除白色不穿外，就原衣杂色，或为短衫，或为坎肩，其衫裤尤尚黑色，幼童或有穿红蓝裤者。掳来书写人统称先生，准穿长衫，着鞋袜，小馆扎黑绸包巾，大馆扎黄包巾，无腰牌号褂。贼中禁令，虽极热，夜卧不准光身，白昼不得裸上体，犯则枷打。

贼目所用画龙宫扇，柄长三尺，每以幼童环扇之，出则列于马前，并以黄红缎或金字寿帐改为短柄手伞，谓之洋伞。伪王侯则黄缎而绣金龙，其次亦有五色彩画者，贱者则以印花洋布为之，每出必挟于肘下，亦有戴草帽而用花边镶沿者。

贼党多半胁从，贼目防人私积，即所以防逃，故立法甚严。检点以上方准带金条脱，其余唯准带银镯、银指环。然银镯分两亦有轻重，如军帅以下不得过五两，旅帅以下不得过四两。不准私藏丝毫金银以及剃刀，倘或搜出，谓欲变妖，轻则捶楚，重必斩首。所得首饰金珠，不准昧匿，必令层层进献，归之伪王圣库而后己。

至于所定伪制，奢侈已极，一冠袍可抵中人之产，其伪王剧贼掳掠之赀富厚，何事不办，下逮各散职伪官各军旅帅卒长两司马等辈，既贱且穷，安能有力制此。且其制屡更，又安能制而复易，似贼之侍从及有执掌者，或从其制，余多赭衣若囚，虽任伪官，并不能一服伪官冠服也。更有外出掳粮之贼，职仅总制，竟僭用检点冠服，务精其制以鸣得意。亦有被胁为伪官者，虽尊至指挥，仍敝衣粗服，视伪冠服如桎梏。此则天良不泯，人禽之分。逃出难民默识之，出语人，恒欷歔不置焉。

（注：广西情形方靖、罗凤池说，湖北情形张玉琴等说，江宁情形程奉璜说，一应伪制及式样或曾见俘物，或考自伪文告。又伪书中角带字样，难民迄未见过，故不叙。）

伪仪卫舆马

贼踞永安弹丸之地，重兵围攻数月，穷蹙窜逃，蓦越山险，奔走于榛莽陵谷之间，自携军火，裹粮以行，无舟车之载，安从见轿马？洪杨诸首逆亦自敝衣草履，徒步相从。偶至乡村掳得民夫，或以竹椅舁之，已属至幸。迨后由长沙下窜，尽掳大江船只，多得绸绢，恣意制造旌旗炫耀，凶焰渐张。旋陷武汉，以武昌省会汉口巨镇百货匠作舟车轿马，无所不具，贼始创设卤簿仪仗，其下伪官女官亦攫得骡马游行街市。然皆揽辔抱鞍，以足踝置镫外，使人牵马缓行，惶惶恐坠。群下掳得各公廨绿蓝围轿，献之伪王，多制黄绸画龙凤旗帜，用五色镶边，以分别东西南北，每出不过铜钲三五对，幡旌三五对，绣龙黄盖一擎，鼓乐两班，护卫数十人而已。既陷江宁，则侈然自得，踵事增毕，则设典天舆、典天马伪职，其东西南北翼各伪王亦各署此职，专司其事。

《贼情汇纂》(3)

并迭次议奏，于仪卫分别等差：凡伪王皆黄缎轿、绣云龙，侯丞相检点指挥皆红缎轿、绣彩龙云凤，以龙凤之多寡分尊卑。将军总制监军皆绿轿，军帅师帅旅帅皆蓝轿，百长两司马皆黑轿，亦定有绣虎绣鹿之制，然未曾用。伪天王舁夫六十四人，伪东王舁夫四十八人，以次递减，至两司马舁夫四人而止。

洪逆从未出行，唯杨逆每出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以钲鼓随之，其次则绿边黄心金字衔牌二十对，其次则铜钲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数尺黄旗，墨书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对，虽白昼亦用之，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杨贼乘坐，或前或后，盖仿古副车之义，而恐人之伺己也。轿后黄纛十余杆，骑马执大刀者数十人，更用鼓吹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亦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皆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多用伪官，皆着伪公服，每一出［伪］府，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以此炫骇愚民，以为尊贵无比，若天神然，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说未必尽如是也。伪北王以下虽乘黄红轿，一切仪卫，较之杨贼不逮十分之一；其余丞相检点等官，无非铜钲两对，黄盖一二柄而已。唯舆马前所张之盖，用人执持，不住旋转，若演剧中张盖式。其伪东王妃出行无龙灯，一切执事较简，唯多护卫穿黄红衣女官耳。悍贼不乐乘轿，散秩卑小之官亦爱乘马，其鞭缰虽无定制，亦伪王侯始用黄色，下不敢僭焉。各伪官争奇斗富，盛饰鞍鞯，掳得花绣帐幔被面，任意改造。唯带串铃则有等差，指挥以上双串铃，一系马颈，一缀马臀，将军总制监军单串铃，军帅以下不准带串铃。然在外掳掠之贼，人人僭用，群丑连镳而过，一片铃声，依然响马行径也。

（注：广西湖南情形李采、黄鼎等说，湖北情形张玉琴、吕佐之等说，姚敦三《壬癸笔记》等载亦同，安徽情形柳森等说，江宁情形程奉璜说，众难民所说皆然。）

伪称呼

父子夫妇人之大伦，贼逆天背理，不知长幼尊卑之序，安知有兄弟，是其所谓兄弟者，不唯自兄其兄，自弟其弟，并欲强一切而兄弟之，于是有老兄弟新兄弟之称，强妇女而姊妹之，有老姊妹新姊妹之呼。至其起事首逆，皆拜会结盟之党，不以少长排行，而以入会先后分次第，如伪王侯呼洪逆为二兄、杨逆为三兄之类。其次则以有功勋有科炭为最老兄弟，下此皆由新入老，是老贼有尽，而新新不已之无尽，为可慨也。即如全家被掳，则必使祖孙父子齐一而兄弟之，姑嫂妯娌齐一而姊妹之，及至同胞兄弟数人，则反东西互调而分处之，是舍亲亲而强仇仇以为兄弟者。

群下称洪秀全为天王，三呼万岁，及各伪王、伪官、女官、公子，枝枝节节，皆改易称呼，详后所抄伪太平礼制原本，不赘。然摭拾烦琐，群贼多不遵奉，如丞相下至两司马，伪制虽有分别，而贼中皆呼大人。各伪官之子皆呼公子之类。亦有寻常称谓与其制不同者，如两司马或呼管长，卒长或呼百长，女馆之长亦称管长，各贼所带幼童均称老弟，贵者称小大人，能打仗谓之牌面，老幼服役之人谓之牌尾。是贼虽妄标色目，谬分等差，究属劫贼之暗号隐语，并无所谓义意也。他如能写字者概称先生，贸易人及百姓概称外小，妇女曰外小婆，呼我显官为大妖头，卑官曰小妖头，兵曰妖兵，勇曰妖勇，以及妖婆、妖崽、妖团、帮妖、跟妖诸名色，贼本妖孽，如我文告中辄曰迅扫妖氛，果何指乎？贼若不知己之为妖，而强呼他人为妖。呜呼！丧心病狂可谓极矣。

伪《太平礼制·称呼》原本

天王诏令

王世子臣下呼称幼主万岁

第三子臣下称呼王三殿下千岁

第四子臣下称呼王四殿下千岁

第五子臣下称呼王五殿下千岁

以下第六子至百子千子皆仿此类推

王长女臣下称呼天长金

第二女臣下称呼天二金

第三女臣下称呼天三金

第四女臣下称呼天四金

以下第五女至百女千女皆仿此类推

东世子臣下称呼东嗣君千岁

第二子臣下呼称东二殿下万福

第三子臣下呼称东三殿下万福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皆仿此类推

东长女臣下称呼东长金

第二女臣下称呼东二金

第三女臣下称呼东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千女皆仿此推

西世子臣下呼称西嗣君千岁

第二子臣下呼称西二殿下万福

第三子臣下呼称西三殿下万福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皆仿此类推

西长女臣下呼称西长金

第二女臣下呼称西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称西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千女皆仿此类推

南世子呼称南嗣君千岁

北世子呼称北嗣君千岁

翼世子称翼嗣君千岁

南女呼称南金

北女呼称北金

翼女呼称翼金

皆与东西一式

丞相至军帅皆称大人，如丞相则称丞相大人，检点则称检点大人，以下类推。

《贼情汇纂》(4)

师帅至两司马皆称善人，如师帅则称师帅善人，旅帅则称旅帅善人，以下类推。

丞相子至军帅子皆称公子，但同称公子亦有些别，如丞相子称丞公子，检点子称检公子，指挥子称指公子，将军子称将公子，侍臣子称侍公子，侍卫子称卫公子，总制子称总公子，以下类推。

师帅子至两司马子皆称将子，但同称将子亦有些别，如师帅子称师将子，旅帅子称旅将子，以下类推。

丞相女至军帅女皆称玉，但同称玉亦有些别，如丞相女称丞玉，检点女称检玉，以下类推。

师帅女至两司马女皆称雪，但同称雪有亦有些别，如师帅女称师雪，旅帅女称旅雪，以下类推。

王世子及东西南北翼各世子，皆是管理世间者也，故均称世子。

宫城女及东西南北翼各女，皆是贵如金者也，故均称金，金贵也，色美而不变者也。

丞相至军帅皆是公义之人，故均称其子曰公子，又皆是虔洁之人，故均称其女曰玉，玉洁也，色润而可宝者也。

师帅至两司马皆是典兵之人。故均称其子曰将子，又皆是清净之人，故均称其女曰雪，雪清也，色白而可爱者也。

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皆称贞人，妇人以贞节为贵者也。

军师妻呼称王娘，丞相妻呼称贵嫔，检点妻呼称贵姒，指挥妻呼称贵姬，将军妻呼称贵嫱。

钦命总制妻呼称贵媪，监军妻呼称贵奶，军帅妻呼称贵姻。

师帅妻呼称贵娴，旅帅妻呼称贵婕，卒长妻呼称贵妯，两司马妻呼称贵娌。丞相妻至军帅妻加称贞人，师帅妻至两司马妻加称夫人。

朕（洪）仁发兄、仁达兄称国兄，嫂称国嫂，庆善伯、缵奎伯、元玠伯辈称国伯。庆轩、绍衍叔辈一体同称国叔，仁正兄、仁宾称国宗兄，元清、辅清、四福、韦宾辈一体同称国宗兄，贵妹夫及后宫父母伯叔兄弟辈一体同称国亲。细分之后宫父称国丈，后宫母称国外母，后宫伯叔称国外伯、国外叔，后宫兄弟称国舅。

朕岳丈天下人大同称国丈，岳母天下人亦大同称国岳母，国岳与国岳两相称，自因其长次，则称为国亲兄，国亲弟，千岁岳丈天下人大同称某千岁贵丈，岳母天下人亦大同称某千岁贵岳母。

贵岳与贵岳两相称，自因其等职，譬如七千岁贵岳见九千岁贵岳，则称东贵亲兄，又譬如七千岁贵岳会六千岁五千岁贵岳，则称北贵亲弟、翼贵亲弟，如此为兄弟相称也。

国岳丈与群千岁七千岁六千岁五千岁之贵岳，会见八千岁贵岳，两相称自因其长次，同称亲家兄亲家弟也。

贵丈见国岳，则称某国岳。

国岳会贵岳，亦因其等职，譬如会九千岁贵岳，则称东贵弟，会七千岁贵岳称南贵弟，如此则国岳为兄，贵岳为弟也。

国岳母与国岳母两相称，自因其长次，则称国亲嫂、国亲婶。

贵岳母与贵岳母两相称，自因其等职，譬如七千岁贵岳母见九千岁贵岳母，则称东贵亲嫂。又譬如七千岁贵岳母会六千岁贵岳母、五千岁贵岳母，则称北贵亲婶、翼贵亲婶，如此则为嫂婶相称也。

国岳母与九千岁七千岁六千岁五千岁贵岳母会见八千岁贵岳母，两相称自因其长次，同称亲家嫂、亲家婶也。贵岳母见国岳母，则称某国岳母。

国岳母会贵岳母，亦因其等职，譬如会九千岁贵岳母则称东贵婶，会七千岁贵岳母则称南贵婶，六千岁贵岳母则称北贵婶，会五千岁贵岳母则称翼贵婶。如此则国岳母为嫂，贵岳母为婶也。各宜凛遵，钦此。

饮食

贼不耕种而饱食终日，溯其源皆由掳劫而来，凡到一处，尽封油盐食物，归伪典官看守，礼拜日凭伪照发给各贼馆分食。当逐户抄虏时，虽零星食物必尽括以去，每过镇集村庄，必肆行凶横，动谓不办饭者必加烧杀，乡里愚民仓皇失措，谁不欲款以饮食，而保一时之安全。故贼至一家，必罄其所有以供啖嚼。

其实贼平居之日，掳得何物，即食何物，多则哺啜狼藉，无亦素餐淡食。若官兵断其粮道，求粗粝不得，竟有煮皮箱以充饥者，各伪王盘踞江宁，虽有山珍海味，茫不知为何物。凡抢得牛羊犬豕，每用刀矛刺杀，不甚洗剔，膏血淋漓，即置釜中烹而聚食。乡村多鸡，贼逼人贡献，或逐家搜捉，及其烹也亦往往不熟而食。尤可笑者，每以海参炒白菜，鱼翅炒豆芽，燕窝煮罗葡，高丽参桂元煮肉，宜水浸者或竟干炒，宜油煎者或用水煮，种种颠倒，不可枚举。

广西老贼嗜食煎炒，绝不饮汤，谓饮汤则腹痛而泻。每肴必加秦椒苦辣棘喉，?人不能下咽。食果品多不去壳，如金橘连肉不知酸，莲子莲心不觉（知）苦。凡遇蔬圃，纷纷争取，或甫生之物亦不待其成长，掘割恣啖，食尽遂不复栽种。夫五谷所以养人，贼掳掠充，每以白粲喂马，以代刍豆，兽相人食，暴殄天物，莫此为甚。

贼所最重唯鱼，偶有所得，不敢私食，必进之伪王，各伪王有喜庆事，群贼进献食物，亦必以鱼为至敬，缘贼氛所过之处，渔人引避，因其希而重之。至金陵时城内多蓄鱼池，贼令伪官看守，官曰典天鱼，唯各伪王方准烹食，以下群贼则徒有临渊之羡耳。其不与人同嗜者则狗肉，每敬天父必用之，如攫得羊豕，必与狗肉共烹，以为味美无比。更有凶狠之贼食人肉，饮人血，燔人心肝以为馔，残忍之性尤堪发指。

至于烟酒，为贼最禁之物，吸洋烟谓之犯天条，杀无赦。水旱烟名曰黄烟，名酒曰潮水，有犯禁吸饮者，重则立决，轻亦枷杖。贼令虽严，然未能周察，故杀者自杀，而食者自食也。从来贼盗行为鲜不如是，且有甚者，诚无足怪，如张献忠手下健儿，每剖人腹，实以菽米喂马，谓可肥壮，狂寇恣肆，何事不可为。

若洪杨诸逆实山野鄙夫，陷贼冠裳之士，又安忍出而掳劫，操刀为割，不过随众饮食，待尽而已。其攫取烹调，类皆乡愚乞丐为之，宜其脔割失饪，诸堪齿冷。至于伪王虽有典厨诸役，亦皆沿其俗以治馔，孰肯竭技奉之？故诸伪王侯虽自负豪华厌足。其实被体皆优孟衣冠，充口则味同嚼蜡也。

（注：被掳逃出者所说皆同。）

太平军偏师冒进的北伐

五、空幻的帝京之旅

——太平军偏师冒进的北伐

公元1855年（咸丰五年）5月31日，山东荏平县冯官屯。

满清军大营，气氛肃穆。主帐内，僧格林沁王爷正襟坐在中央的大马扎上，身穿灰布棉袍，外套青布马褂，脚上青布靴，看上去非常寒素的打扮。唯一显示他王爷身份的，只有僧格林沁头上青呢帽上的三眼花翎和宝石顶戴。这位蒙古王爷，平日在阵上骑黄鬃马，手持一柄大关刀，由于他面色枣红加上长髯飘飘，像极了传说中的关圣帝君。

僧王饮了口刚烫的热酒，大声用汉语说了一句：“押逆贼李开芳来见！”

帐内帐外一阵小忙。

不久，帐帘撩起。随着一阵凛冽冷风的吹入，门中闪现出一人，大摇大摆地进入营帐。此人30出头年纪，身材健硕，相貌英俊，头戴黄绸绣花帽，上身穿月白绸短袄，下半身着一大红灯笼裤，脚登一双扎眼的大红鞋。最惹人注目和令人侧目的是，这位已成阶下囚的太平军北伐主帅李开芳，身后仍跟随两个十六七岁的娈童，二人均着大红绣花缎子衣裤，脚登红绣鞋，粉面朱唇，貌似美貌女子。他们仍旧左右相随执扇，俨然在太平军帅营一样的排场，伺候着李开芳。

与这三位鲜衣粉面的太平军军人相比，清军营帐中几十名按刀而立的将官和正中而坐的僧格林沁王爷及他身后侍立的贝子（僧王儿子），从装束上看，被李开芳和他身后的两个娈童显衬得朴素至极，近乎寒酸。

李开芳，这位大名鼎鼎的太平军大将，这位戎马倥偬中不忘狎玩娈童的拜上帝教教徒，外表和打扮看上去更像个西门庆式的纨绔子弟。

见了僧格林沁，李开芳仅一膝屈地象征性地行了一下礼，根本不跪拜。然后，他盘腿席地，大大咧咧坐了下来。

帐内清军中有不少是总兵级的高级将官，皆持刀环立，怒目而视。

李开芳与其身边侍立的两个美貌男童无丝毫惧色，左右扭头观顾，洋洋自得。

未等僧格林沁问话，李开芳首先开言：“如果僧王能使朝廷恕我反叛之罪，我愿意前往金陵说降同党——呵呵，肚中饥饿，王爷可否先赏我一碗饭食？”

僧格林沁阴沉着脸，挥了挥手示意。须臾之间，几名清兵抬上一大盘热酒热菜，置于盘腿坐在地上的李开芳面前。

这位俘囚身份的美男子眼前一亮，立刻开怀畅饮大嚼。其间谈笑自若，食得饮得，胃口奇佳，在僧王及帐内数十名清军高级将校恶意炯炯的注视下从容进食……

“北伐军”的初试锋芒(1)

渡河！渡河！——“北伐军”的初试锋芒

太平军北伐军队，自1853年5月8日（咸丰三年四月一日）出发，到1855年5月31日（咸丰五年四月十六日）李开芳被捕，整整折腾了两年多。总观“北伐军”的北上进程，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长驱北上，静海、独流鏖战以及坚守待援不果而败。

北伐的正副统帅，分别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此外还有春官正丞相吉文元。他们所带部队，大概有21“军”，二万多人。

本来，林凤祥和李开芳二人在太平军攻破南京后奉命镇守扬州。接到洪秀全、杨秀清的命令后，他们随即令曾立昌、陈仕保二人留守，然后率二万多精兵走水路，乘船沿长江西行。他们准备到达浦口时，与接应的朱锡锟一部会合后合众北伐。

五天之后，北伐军即在浦口登岸，驻防此地的清军将领西凌阿等人手下虽是数千来自东北的骑兵部队，皆无胆交仗。听闻太平军上岸，清军枪炮也不放它几响，大队人马慌忙向滁州逃去。太平军尾追不放，紧随而往。

太平军负责接应的朱锡锟一部在浦口迷路，误走至东北方向的六合城。与当地乡勇小规模武装接触交火后，朱锡锟准备攻下六合城。结果，半夜宿营时，太平军军营的弹药库被清军派人纵火，发生剧烈爆炸，伤亡好几千人。朱锡锟只得在拂晓时分带残兵赶往滁州。

为此，清军上下士气高涨，大力宣传“纸糊金陵，铁铸六合”，军心稍稳。

5月16日，太平军攻占滁州城，杀清朝知州。而先前自浦口来逃的清朝都统西凌阿再次发挥他迅捷的“机动性能”，狂奔定远。

北伐军一路顺利，5月28日已经抵达凤阳。

虽然一路克捷，北伐军每占一地，总是掳掠后弃之不顾，继续前行。如此行事，也是出于不得已，如果一路打下每座城池后遣人留守，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打到北京。所以，看上去北伐军步步深入，连战连胜，但他们身后与南京的联系基本被清军切断。

其后，蒙城、雉河（涡阳）、亳州相继被北伐军攻下，不少清朝地方政府的官吏将校被杀或者自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北伐军势盛，趁清政府焦头烂额之际，涡河、淝河一带的“捻党”乘机忽然壮大，由“捻党”而成“捻军”，实际上开始了清朝捻军战争的序幕。

随着零星“捻党”的加入，这些人熟门熟路，带着太平军的北伐部队自安徽亳州进入河南，立刻就击溃了由清朝河南巡抚陆应谷前来迎战的数千清军。太平军不仅杀掉大部分清军，还俘获了火药数万斤与大炮数门，挟锐气直下归德。至此，太平军的当务之急就是立即从刘家渡渡过黄河。

于是，留下吉文元、朱锡锟率部分人马留驻归德，林凤祥、李开芳自率前锋军直扑距归德四十里开外的渡口。

清军方面，河南巡抚陆应谷不甘心，重新纠集数千清军来攻归德，再被太平军留守部队打得大败。

由于后续部队完全到达，吉文元等人率军放弃归德，前往刘家渡渡口与前锋军会合。

可惜的是，万事俱备，只欠渡船。清朝的曹县知县姚景崇有先见之明，早已经把北岸船只尽数收集后付为一炬，几万太平军只得呆呆望着黄河浊流发叹。

太平军好不容易从曹河上游费尽心力搜找了两只船，载上一百多士兵准备慢慢把人渡过去。行至河中央，对岸早已准备的清军大炮猛轰，登时把两船及上面的太平军炸成碎片。无奈之余，太平军只得绕道西上，经开封、朱仙镇、中牟、郑州、荥阳、汜水、巩县，总共费了22天工夫，才得以在汜水和巩县之间找到民船渡河。

由于船只太少，北伐军仅渡河就花去七天时间。

由于身后有清军托明阿、西凌阿等部蹑踪而至，北伐军吉文元所率的一千多人未及渡河即遭截击，只得与主力部队分离，掉头往南回奔。这些人边打边撤，虽然有一支捻军雷六部对他们予以援手，仍旧连遭失败，最终在八月间被清军消灭于安徽境内。

“北伐军”的初试锋芒(2)

北伐军主力渡河后，立刻在7月7日对怀庆府（沁阳）展开猛攻，拉开怀庆战役序幕。

怀庆一带的清军，总共有胜保、托明阿、善禄以及察哈尔军总共六万人集结，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以“钦差大臣”身份全权指挥。总共攻打近两个多月，怀庆城坚，清军顽强，北伐军只得弃攻怀庆，向西挺进。

北伐军占领济源后，越王屋山进入山西。其实，攻怀庆是北伐军一招臭棋，贪攻城池，浪费大好时间。假如当初太平军渡黄河之初趁清军在河南北部未集结时，由温县、新乡北上，可以走捷径杀向北京。而且，山东、河南交界地区捻党、白莲教、盐贩子势力活跃，肯定会应声而起。那样的话，一路滚雪团一样，大可直逼北京城下。

由于放跑了北伐军，清政府大怒，下诏逮问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但怀庆坚守有功，胜保等人得以加官晋爵，他本人还被授予“钦差大臣”关防。

听说太平军进入自己的辖境，清朝山西巡抚哈芬“嗷”的一声率几个随从就从省城往外跑得没影。清廷震怒，下旨逮问，捕快差人也找不到这位山西一把手，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后来，捕快们才知道这个兔子一样脚快的巡抚躲在了潞安。

太平军在山西境内如入无人之境，连下垣曲、绛县、曲活、平阳（临汾）、湖洞、赵城、霍县等地。在平阳，由于守城清军开炮打死一个北伐军的执旗手，此人乃林凤祥同村乡亲，惹起他大怒。城破之后，他下令屠城，搜杀三日，把全城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尽数杀死，尸体叠压狼藉。正要继续北上之时，忽闻清朝胜保一军已经绕过太平军，在霍州以北的韩侯岭布下重兵准备截击。至此，北伐军只能再次绕道，从洪洞折向东行，在屯留打败清将托明阿部队，克潞城、黎城，又回河南。

涉过清漳河后，北伐军打下涉县、武安，直达直隶（河北）辖境。恰恰在同一时间，在南方的上海，又有刘丽川的小刀会起事。清政府头顶冒脓，雪上加霜。

北伐军出手很快，袭取邯郸的临洺关后，十余天内连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晋州、深州，飞速逼近张登，这里距保定才六十里的距离。

消息传至北京，京城大恐，城内居民（特别是大户人家）纷纷出逃，短时间内有三万多户十几万人携家带口拖着家财逃出城去，据说连咸丰帝本人也做好了外逃热河的准备。

惊怒归惊怒，发昏当不了死，咸丰帝强打精神，派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以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总督四将军及察哈尔兵马，与胜保等人协力，倾全力以保北京。同时，北京全城戒严。人心惶惶之际，物价飞腾，米珠薪桂，一片混乱。

于太平军北伐部队而言，看上去似乎形势大好，其实也有不少困难。他们进入华北腹地之后，缺兵缺粮，两万多步兵，在大平原上即将面对数万清政府自东北和内蒙调来的骁勇骑兵，显然凶多吉少。而且，以两万对十四万，又无后援，北伐军实际上到达保定后已成强弩之末。

由于前方有大批清军阻截，北伐军不得不又绕道，弃深州后向东北疾行，陷献县、交河，攻占沧州后，直向天津杀去。

10月29日，静海已经落入太平军手中，不久，独流（镇）、杨柳青皆克，天津城已经近望在即。

僧格林沁、胜保二人不敢怠慢，分别率军由涿州和保定向东阻截太平军。太平军想在清军汇集前攻克天津，但遭到城内义勇与守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扒开南运河堤岸，有效阻止了太平军的进攻。

由于天气转寒，缺粮少草，遭受挫败，太平军只得往静海方面回撤。林凤祥守独流镇，李开芳守静海，以为犄角互援之势。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说明北伐军已经由攻势变为守势，原先的两万多精兵，也已经打得剩下不满万人。

寒风相持之中，双方谁都不好受。

静海、独流的鏖战待援

坚守！坚守！——静海、独流的鏖战待援

据当时被太平军掳去的读书人陈思伯《复生录》书中记载，由于天寒地冻，太平军狼狈驰突，无衣无粮之间，夜间行军中，冻死的就有数千人之多，军队减员情况极其严重，形势危急。待至1854年2月，受清朝大军压迫，林凤祥、李开芳二人不支，只能从静海、独流向南撤退，边撤边打，其间冻饿受伤，又报销了近三千人。阜城一战，北伐军第三号人物吉文元被打死，军中士气极为低落。

清军把阜城团团包围，穴地为重壕，欲图就地歼灭太平军。

情急之下，林、李二人不断派人化装成难民、乞丐和艺人，乔装打扮出城，奔向南京求救。

南京的杨秀清很重视此事，派出一支八千人左右的队伍，由曾立昌（夏官又副丞相）、陈仕保（夏官副丞相）、许宗扬（冬官副丞相）数将带领，在1854年2月4日出兵前去救援北伐军。他们疾行而进，仅四天就经桐城到达舒城。由于六安的“捻党”积极响应，援军很快拿下六安，连破正阳关、颍上，在3月初由亳州杀入河南。

由于亳州、雉河集地区捻军张乐行部很能折腾，不少“捻子”纷纷加入太平军，二部声大势大，永城、夏邑等地被攻陷。

3月10日，北伐援军已经杀至江苏。攻下萧县后，四处伐木结筏，准备在丰县渡河。捻党、天理教、白莲教、盐贩子纠集附近地区的灾民和饥民（咸丰元年丰北地区黄河决口，附近存有大量饥民和灾民），纷纷加入太平军，北伐援军的人数一下子由八千多变成了数万人。

3月13日，以太平军和捻军为主力的反清大军自丰县蟠龙集、包家楼等数个渡口抢渡黄河，突入山东辖境。

乱哄哄之际，也有一万多人未及渡河，反而折向南方，经正阳关回到属于太平军活动范围的庐州。一部分捻军也未随大部队向前，几千人返回皖北。

渡河后的太平军援军滚雪球一样发展。江苏、山东交界的地方以及山东西南等地的零散捻军奋起响应，四处开花。北伐援军主力从3月17日开始，连下丰县、金乡、单县、巨野，直杀济宁。

受太平军援军的牵制，清军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堵截，派山东巡抚张亮基、将军善禄等人率数千人自德州等地南下，向济宁方向拦堵。但是，原先的八千北伐军援军如今变成了四五万，气势汹汹扑来。张亮基、善禄深知自己不敌，不敢试其锋锐，只得让开路使这支大军过去，小心翼翼随后蹑随。

大军乘势展威，破郓城，下阳谷，夺冠县，于3月底进围临清。短短五十多天时间，太平军北伐援军奋战千里，一路狂搅，并使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地捻军乘势而起，四省骚然。

此时，北伐援军距离林凤祥、李开芳被围的阜城，只有两三天的距离。倘若大军继续兵势而进，对阜城的围城清军形成反包围，最起码可以实现最低的战略目标：救出阜城被围的老北伐军，双方合军合师。如果斗志坚，运气好，说不定他们还能对胜保或僧格林沁部队予以重创。如果打击成功，北京城上升起太平天国的黄色旗帜，绝非梦想。

不知走错了哪个筋，北伐援军没有继续前进，反而停下脚步把临清坚城团团围住，玩命攻打这座坚城。

在阜城围城的胜保以及山东巡抚张亮基等人迅速向临清方向集结。如此一来，清军不仅阻止了北伐援军的继续北上，又对攻打临清的太平军形成反包围。

清军大好局面下，发生内讧，由于张亮基杀掉了几个胜保手下抢掠的兵士，被胜保参劾，诬他捏造战功，清廷下旨逮问张巡抚。临清城内数百川勇叛变，与太平军里应外合，临清落入北伐援军之手。由此看来，“上帝”似乎很高兴。

事件发展有时波谲云诡。数万太平军援军进入临清城，这才发现城内粮食早已被临危有胆的清朝地方官员下令烧毁，几万张嘴的吃饭顿成问题。而且，援军大军入城后，锐气顿失，被清军四面围困，反而成为瓮中之鳖。特别要命的是，主将曾立昌是李逵式人物，只知喊打喊杀，根本没有脑子定下远谋。另外的陈仕保、许宗扬心中发慌，暗中动摇，想突围逃回南京。不过，陈、许二人之所以没有底气，绝非仅仅因为心中怯懦，也是因为新入伙的捻子、盐贩子、流民等人各自三心二意，不听调遣，纪律极差。这些人在大军得胜时可以造势，稍遇困难就心中打鼓，个个把鞋带绑紧想趁机窜逃。

由于缺吃少穿，太平军中冻饿而死不少，还有少数人绝望之余自刎、上吊、投水，以免自己被俘后多受痛苦。毕竟手中还有数千太平军老兵，曾立昌在夜间组织了一次有秩序的撤退，最终安然撤出临清，南退至清水镇，并于夜间对追击的清朝胜保部队进行夜袭，打了一个漂亮仗。胜保本人跑得快，遁走馆陶。

此时，如?剩下的两万来人再掉头北上，解阜城之围仍存在可能性。许宗扬非常担心回不去南京，撺掇曾立昌全军南返。

结果，心慌撤退途中，清军正规军与地方乡勇四处截杀，太平军边打边减员。行至冠县三里庄时，胜保追兵杀至，混战中杀掉了北伐援军主将之一的陈仕保。由此，北伐援军大溃，四处散逃。

5月5日，曾立昌率残卒千把人自江苏丰县突围，准备由黄河北岸渡河。结果，由于岸边河泥淤住马足，太平军残兵成为清军枪炮和掷枪的靶子，基本全部被消灭掉。

北伐援军主将曾立昌虽然有勇无谋，本人很有血性，知事不可为，纵马跃入黄河中自杀。

最终，只有许宗扬一人在8月率少量残卒遁回南京。震怒之下，杨秀清把他下狱治罪。此人出狱后，划拨韦昌辉手下。天京事变时，替北王韦昌辉攻入东王府杀杨秀清的，许宗扬算是一个得力干将。

当时，杨秀清还想派北王韦昌辉再次提军北上援救，但由于二人嫌隙日深，杨秀清恐怕韦昌辉北去后自立山头，便封秦日纲为“燕王”，鼓动他前往“燕”地北伐。

秦日纲非常勉强，率军行至凤阳、庐州（合肥）一带，就以兵少为借口，再不北行。他留在安徽磨蹭，二次北伐援军不果行。

太平军残部的垂死挣扎(1)

突围！突围！——太平军残部的垂死挣扎

由于消息不通，5月5日，被困于阜城的林凤祥、李开芳冒死突围，玩命南奔，遁至东光的连镇。连镇跨运河，分为东西两镇。林、李二人各守一镇，在运河上搭架浮桥，互相接应之余，与僧格林沁部清军相持。

僧王爷是个经验老到的武将，他将自己军队扎于河东，命托明阿部屯于河西。

胜保一部在击败太平军援军后，整齐人马回返，与两部清军会合，紧围连镇。

这个时候，林凤祥、李开芳仍然不知援军已败亡殆尽。在拼死突围与援军合军的精神鼓舞下，5月28日，李开芳率数千北伐军突围南驰，想到达临清与南来援军接上头。林凤祥余部坚守连镇。

李开芳确实能战，他自吴桥奔入山东，经德州、平原后，攻下恩县和高唐州。待到进入高唐州后，李开芳这才得知北伐援军已经失败。无奈之下，他只得率军据高唐死守，与前来攻打的胜保展开较量。

从此以后，林、李二人军分势单，只得各自为战，能拖一天就是一天。

西连镇方面，僧格林沁清军日夜炮轰枪击，太平军死伤惨重。危急之时，忽然冒出一位姓李的火夫，声称自己乃耶稣附体，受天命来保护林凤祥突围。这位火夫肯定见过杨秀清“表演”，如今也要过把瘾。林凤祥大喜，忙为李师傅设“军师府”，还为他派选一个副手，调拨数百人归其统管，天天操演“龙门”、“八卦”等阵法，像模像样，短期内很是鼓舞了一把士气。李师傅常常立于高台之上，在上面高谈阔论，以带客家口音的官话“讲道理”，林凤祥等大小将卒皆在下跪听。迁延一个月，李师傅指挥乖张，多次败绩，林凤祥忽悟其伪，一朝大怒，亲手把李师傅脑袋砍下，送他上了“天堂”。

延至1855年1月初，被围于西连镇的林凤祥一军粮食吃光，骡马吃光，皮箱刀鞘吃光，野菜榆树皮吃光，最后，只得把抓获的清军和己方逃兵杀掉当“干粮”。

清军展开“攻心战”，日日让太平军逃兵高举“投诚免死”牌在营垒外转悠，招降了数百太平军。

1月7日，清军猛攻西连镇，几乎杀尽坚守的太平军。

清军搜查俘虏的北伐军，见人人身上都揣有作为口粮的一方人肉，审问才知，这些肉皆是从他们本已掩埋的同伴尸体上割下。由于士兵实在饿不过，林凤祥只得下令翻掘尸体当军粮。

彻搜三昼夜，把连镇查了底掉，又在运河中下网捞寻，清军就是找不到林凤祥本人尸体。

一直搜到第四天，清军终于在连镇内一处帐篷下查到一个地道入口。这个地道上盖石板，石板上又堆了大量砖瓦。僧格林沁闻报，立即亲自率人来看。

掘开洞口后，清军喊喝，地洞中悄然无应。于是，昔日在北伐军中当过大厨的一位施姓降兵自告奋勇，只身一人入洞查看。

入洞之后，施大厨吓了一大跳。他看见洞里面异常宽阔，其中有灯，有床帐，有桌椅，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再仔细看，他发现林凤祥与检点、指挥、总制等三十多名北伐军将领躲藏在其中，壁间堆满粮食，看上去可供这些人消费月余有足。

众人见施大厨入洞，纷纷提刀要杀，被林凤祥喝止：“洞口已破，天意可知，杀他无益。”

由于林凤祥右臂左腿均受重伤，只得率众出洞认栽。

僧格林沁粗略审讯后，立刻派人把林凤祥押上囚车运送北京。不久，这位北伐主将被凌迟于市。林凤祥很是条汉子，受剐刑期间一直注视刽子手的刀法，临死不吭一声。他与李开芳是老乡，皆是广西武鸣的客家人（二人并非壮族），是最早加入拜上帝教的徒众。

太平军残部的垂死挣扎(2)

见僧格林沁大有战功，清廷怪罪围高唐久无战功的胜保，把他逮治入京，治罪后发往新疆“劳改”。

于是，僧格林沁并胜保军，合力围攻高唐，并派人先携巨炮轰击。

听闻僧格林沁本人将来，又知林凤祥被擒，李开芳知道高唐守不住，连夜开城逃走。一行人奔至荏平县冯官屯后，凭借堡寨死守。

僧格林沁快马赶到，立刻指挥清军包围冯官屯，筑城于四周，围攻李开芳。

艰难困苦之中，李开芳仍然不气馁。僧格林沁有一门名曰“黑虎”的千斤巨炮，每次装药子数十斤，开炮前必祭之以酒，轰隆声中，每次都打死不少太平军。仔细观察了巨炮炮台位置后，李开芳命人掘地道，直达炮台正下方，然后堆满炸药，牵长长引信而出，点燃。一声巨响，炮台上的“黑虎”以及百十号炮兵全部被炸飞上天。

先前在连镇自告奋勇下地道察看情势的施大厨此时又来精神，他上献一计，劝僧格林沁向冯官屯内灌水。

僧王大喜，立刻找来地方官四处寻来民夫挖沟，一天给这些人发三百文工钱，昼夜不停干活，决运河水连夜灌营。

转天一大早，就有营中难民凫水逃出，报告说由于大水突涌，不仅把太平军在营内的地道灌塌淹死多人，营中炸药也被水浸湿，成为废物。再仔细询问，僧王得知太平军已经挖通二十多条地道达往清营之中，正运送火药。如果没有运河水灌入，火药齐发之下，不知又会炸死几千清军士兵。僧王思及此，冷汗直冒。

过了十来天，穷愁之下的李开芳想出一计。他派人往营外送降书，表示投降。

僧格林沁不傻，深知李开芳有诈降之意，就派人牵两条巨绳，绳头放在冯官屯中，绳尾系于清营大树上，命令“投降”的太平军脚踏一绳，手牵一绳，一个一个过来。清军将士在营内严防，对过来的每个人登记造册后，皆一一捆缚，押往营后集中。

刚刚出来一百三十多人，冯官屯内的太平军在李开芳指挥下忽然以残存炸药点燃大炮，向外猛轰。但是，僧格林沁早有防备，射程内根本无清兵密集，仅仅砂弹溅伤数人而已，太平军诈降突围失败。

最倒霉的是那一百多号诈降兵士，依次被清军斩首处决。其间，清军一个施刑的马兵见一名太平军手上有巨大金镯，见财起意，上前掠取。太平军士兵说，这镯子戴得紧，反正我要死了，留此何用？你给我松梆，我自己取下，你再斩我，咱们两方便。马兵很高兴，忙替太平军兵士松绑。说时迟那时快，太平军兵士忽然抽拔清军马兵的腰刀，挥手把对方砍成两段，夺马狂逃，沿途砍伤十多个清兵。由于天黑不辨方向，这位太平军最终不能逸出，为清军包围搏杀。

一直坚持到5月30日，李开芳营内弹尽粮绝，只得亲笔写降表表示投降。

由于冯官屯内外水深数尺，僧格林沁命军士乘船而入，二十人一批，分批押送降兵出外。把这些生俘的太平军士兵一一绑缚后，分送各营处决，共计两千多人。

至于太平军高级军将以及跟随李开芳的两名美貌娈童，均被清兵捆绑结实，齐跪于供案之前。僧格林沁下令把这些人生剖挖心，祭奠数日来在高唐州、连镇、冯官屯被太平军打死的八千多清军将士。

李开芳本人终于到达了北京。

不过，他不是以胜利者姿态，而是以一个俘囚身份坐槛车而入，在西市受剐刑而死。

太平军的“北伐”，至此划上句号。

南京方面，由于在北伐的同时又有更重要的“西征”，怕顾此失彼，所以洪、杨二人根本不敢分军对北伐施以更实质性的援助。

由于石达开能干，太平军1855年初在湖口和九江取得两次大胜，总算扭转了西征危局。

“厘金”制度及其他经济措施

附一：“厘金”制度及其他经济措施

由于太平军占领南京，全国形势危急，浙江长兴一个名叫钱江的士人献计给政府生财，时在扬州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加以采纳，于1853年深秋在扬州附近地区试行“厘金”制度。而后，这种制度推广至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乃至全国。

“厘金”是指对商人货卖的商品按1％抽税，按月征之。由于当时兵荒马乱，盐引停运，关税难征，地丁钱粮也因战乱中的益蠲免措施收不上来。所以，“厘金”的抽取，保证了清政府短时期内的银两收入，可称是雪中送炭。

众所周知，清朝政府对于军费、赈灾等计划外开支，一般是靠捐输和库存银子来实现。但鸦片战争的爆发，基本耗存了清朝的库存银。捉襟见肘之余，太平天国又起，对清政府来讲，经济上极其困窘，可谓雪上加霜。

道光之前，清朝财政收入主要有三大方面：地丁、盐课、关税。一般年份支出和收入相抵，每年能有五百万两左右盈余归于府库。自道光末年起，各项收入大幅减少，军费激增，特别是江南地区遭兵之后，当地盐课、地丁基本收不上来，政府窘急至极，以至于咸丰三年夏天，国库中仅有存银两万出头。对于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朝，这点钱，太少太少。

打仗其实就是打消耗。太平军崛起广西后，清政府用于防剿的款项，仅1851年一年，就近一千万两白银，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五分之一有多。到了1852年，用于军事行动的费用已达两千多万两白银。清政府库银几空，开捐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各省之间东挪西支，勉强应付。南京陷落之后，清政府更是元气大伤，全国的财政制度体系面临崩垮的境地。

病急乱投医。自1853年起，清政府想出各种各样的“新奇”方法增加收入。大臣们主意不少，以左副都御史花沙纳为代表，要求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银票，其实就是多印钞票“救国”。反对者认为此议是“恃此空虚之钞，为酌盈剂虚之术”，不仅“病民”，最终“病国”。辩论许久，钱还是主要的，于是清政府只能用滥发通货的手段来“救急”。这种没有现货准备的“印钱”和滥铸新的铜钱、铁钱，只能使经济更加混乱，“通货”最后变成“壅滞”之货，造成“大钱出而旧钱稀，铁钱出而铜钱隐”，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更可笑者，清朝各地地方官员为救急，四处查矿，真所谓“临渴而掘井”。有人主张对鸦片开禁，征收高税以敛钱，实为荒唐短视至极。有人上书要求停发朝中官员的“养廉银”，开源节流，结果是碰个没趣。更有翰林院的“文豪”上书，要求政府在四川锦江打捞明末张献忠埋藏的千万两金银，把传说当成救急药方。甭说，在清廷谕令下，四川总督裕瑞果真带人掀袍撅腚捞了几个月。江底寻宝，茫茫无功。

想钱想到疯。清政府便把从前临时性“捐纳”，改为长久性的政策。捐纳，说明白一点，就是花钱买官做。捐纳，本为“捐输”，是士大夫出钱向国家“作贡献”，政府发个奖状委任状啥的名誉鼓励。后来，“捐输”买官不好听，就都叫“捐纳”了。由于急需钱用，清政府准许官爵“卖价”打折。1854年与1826年相比，卖价实际上已经打了六折。自1857年起，一改从前“捐纳”、“捐输”都用现银的规定，政府表示可以“半银半票”。“票”是指清政府发行的不值钱的“新钞”和“大钱”。想买官的人到投机钞贩手里低价购买银票和大钱，再去买官，自然便宜不少（千两银票，只花二百两多一点白银即可买到）。

后来，为了收取更多的钱，清政府又明示，除了可以花钱为本人买官爵外，限度再次放宽放阔，有钱人可以给自己亲戚“捐取”官爵，而且，政府简化办事手续，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荣衔委任状），各省各军营粮台有北京发下的大叠大叠空白“部照”，收钱立填，顷刻而待，“当官”或让自己死去的老爹老妈姥爷姥姥“当官”，比现在照快相还容易，立等可取。

为了“竞争”，各省、各粮台竞相削价“处理”官职，卖货一样“招待”前来买官的“顾客”。好事者多，中国人又爱过“官瘾”，政府确实捞了不少钱。政府官职一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二十千钱，九品；四十千，八品；六十千；七品；八十千，六品。想当时二千文换折一两银子，就是说花四十两银子就可当个“知州”（六品），“地市级”大员了，不可谓不便宜。如果“捐”银上万上十万的，“顾客”对政府的举人头衔、盐运使头衔，可以“自由”选择。州县上交捐银多的，清廷也加以鼓励，增加文学、武学定额以及中试名额。

此外，在太平天国活跃的江苏、浙江等地，清政府还想出新的名目：“罚捐”。也就是说，那些被迫为太平军服务做过“伪官”的人，依“官职”大小，捐银当罚，可免“从逆”之罪。

到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为扩大财源，规定“捐输”不再局限于“银两”，银钱米面，豆草粮食，驼马驴骡，鸡鸭鱼肉，统统可以收纳，折银给官。也就是说，卖豆腐的石老二，只要天天给衙门送一车豆腐，连送一年下来，最后很有可能让他儿子石跃、石高兴弄个九品官，名义上也是政府“公务员”啦。

也甭说，积少成多，几年下来，“捐输”收入占每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要多。

至于“厘金”这种商业税，本来从米开始抽税，日后越来越“普及”，又有盐厘、茶厘、洋药厘、土药厘（洋药是进口鸦片，土药是国产鸦片）等等，最终形成了百货厘金。只要是货物，肯定要被抽“厘金”，政府还设有专门机构收取，名为“厘局”。所有厘金收入，悉充兵饷。

总之，太平天国起后，清政府出台了各种苛捐杂税，除了增加田赋，借取外债和开放东北、内蒙以及热河等地“禁地”外，各地方滥行抽税和派捐，借捐、当捐、炮捐、油坊捐、饷捐、堤工捐、船捐、花捐（妓女捐），捐种混淆，名目诡奇，真是“大清国万税！”其情其景，似极了明朝末期。

而在大搜刮年代中，从中自肥渔利的，多是地方胥吏、军中武将以及各种各样的投机商人。老百姓的身家元气，凋耗于无形之中。特别是那些“一线”稽征人员，巧取豪夺，未充公府，先饷私囊，最终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更大不平均，引致更深的矛盾。

究乏原由，清朝“剥民饷兵”之举，实由“太平天国”而起。

对太平军童子兵的描述

附二：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中对太平军童子兵的描述

（说明：这个清朝的官方记述中，详细从心理、行为方面分析了普通百姓家的少年儿童被太平军掳掠入军后的变化，从某个侧面展现了童子兵的悲惨遭遇以及战争对儿童带来的巨大伤害和摧残。）

古人有胎教之说，及其成童也，有洒扫应对之仪，自有知识至冠婚，盖无日不秉父母师长之教也。童蒙气质未定，见闻所及，辄躬效之，故贤母择邻而居，父子至性，虑责善伤慈，故严父每易子而教；庶不致趋于不善，流为放辟，此固专指贤父兄及阀阅之家而言。若夫村童牧竖，岂可比论？然处熙皞之世，且居浑朴之乡，亦何致濡染恶习，亦不过作桑阴种瓜之童孙，沧浪作歌之童子已耳！

不意遭逢粤匪（太平军），掳胁良民，其视童子为至宝，每陷一城、过一乡，避匿不及，举富贵贫贱之家钝敏妍媸之童子，悉一网打尽。当（童子）被掳之时，父母如燔肝肺，痛哭牵护，徒被杀割，无计挽留。孤孀独子之妇伤痛自尽者有之，而被掳之童子遽受非常惊恐，如醉如痴，任贼抱抢而去，转茫然不知悲戚。

大抵（童子中）聪俊者贼目认为义子，辄从其姓，群下以“公子”、“小大人”呼之；陋劣者散贼带为“老弟”。然贼中章程，非发长五六寸（发长可证实其入伍时间长短）仍不得役使老弟也。

童子初掳入馆，尚具天真，惊魂少定，未有不系念父母，号泣求归者，贼乃大加楚毒，鞭挞之，若稍倔强必致身无完肤，更以血刀利剑华服美食互置其前，谓顺从则衣食而抚育之，否则杀却。试思剐诱兼施，童子何堪，（何）有不俯首乞怜、任所欲为者乎？即有器识童子，贼欲狎玩之，甘受夏楚，（如果）辗转抵拒，贼必衔恨折磨以死，或竟藉事杀之。

嗟乎！童子至此，无异舍慈母而就虎狼，眈眈皆是，谁可告诉者？亦唯有吞声饮泣，任其禽处兽蓄而已。

童子安有卓识定力，久之，贼目曲尽调护，且恣纵之，居然以贼中为乐土，耳闻目见，无非邪说暴行，遂习而与之俱化，效其杀人放火，无所不至，随贼愈久，残忍愈甚，竟忘其身之所自出，其视贼亦不啻亲父兄，居则（为贼）浣衣涤器，行则背负刀剑，谨步后尘。冬则为之拨火温衾，夏则为之扇凉拭浴，客至则捧茶，贼出则居守，日相偎，夜伴宿，虽妾媵无此殷勤。卑贱贼所带童子，皆徒行马后气促流汗，若贼目公子，群下尊奉之，快马安舆，并无跋涉之苦，甚至拨数十人伺候之，贼亦待如亲子弟，又不致如以上所云充一切贱役矣。

凡监阵攻城，（贼）亦惯用童子为倡，以童子暋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且（童子兵）手足轻便，往往登高陟险如履平地，更有捷若猿猱之童子，倏忽至前，为人所不及防，转瞬而去，为人所不及追。

贼每用（童子兵）以为导者，使在后之贼自计，童子尚威猛如此，我辈退缩竟童子不若矣，贼目又安能贷我死耶？每陷一城，掳一庄，童子又愿为前驱，群贼随其后，每入人家搜刮金银，官中文书、服饰虽藏之至密，童子攀高入暗，如猫捕鼠，意在必得。其焚烧庙宇，毁坏神像诸事，童子最乐；为屠杀人民，搒掠妇女，童子又爱见觳觫之状，喜闻呼号之声，其暴虐之惨，视群贼为尤甚。

若我兵（清军）偶挫，童子率众穷追，驰逐甚急，盘获逃人及我之侦探官人，当刑拷不堪言状时，他贼或稍缓延，童子独持之甚力，驳诘最刻。其于本馆搜查洋烟、黄烟及逻查犯天条、犯令各事，童子最认真不遗余力。

被杀未绝者蠕动于血泊中，童子见之必于要害处加之以刃，或剖其腹而践骂之。每追魁梧兵勇，知力不敌，则绐之曰：“弃刀跪降，绝不杀若。”及（清军）掷刀长跪，举手决之，毫不费用，是兵勇何其愚，童子又何其巧也！

于戏！童子迹其被掳之初，威劫之酷，亦殊可怜，今视其习染肆行，则又至可恨。唯贼败溃，往往弃童子而不顾，同归剿洗者有之，践骨为土者有之，逃匿四乡、辗转送回其家者间有之，兵勇收养者恒有之。

唯其是童子也，即俘获亦鲜（少）杀之，而不知从贼已久之童子，无不应杀之童子，盖童子至能杀人虐人故也。舍此而外，童子未有能自拔者，即有父兄同陷贼中，有心计能逃又可携童子同逃，此诚千万中之一二耳。

至可诧者，有缙绅二子为贼掳去，数月后贼复挟之过其村打馆，有邻居稔熟者告童子曰：“尔父母自尔之去，肝肠寸裂矣，今近尔居，何不一归省视？”童子瞪目曰：“尔少说妖话，我父母打骂我，教我读书，回家何为？此中甚乐，我父是检点，比学院大多矣。”此童子固属鸱枭，然贼之移换人心，果操何术以至此也！

散贼带童子者尚少，如伪官自显要至卑贱，莫不有“公子”、“老弟”，多者数十人，少者亦一二人，减多益寡，?一伪官有三童子为断，似其数已多伪官三倍矣。伪王之童子谓之“仆射”。侯相以下则谓之“伺”，皆有同职，是贼中不独有童子兵，并有童子官矣。

不特此也，昔之童子，今已壮大，能战嗜杀者以及徇情授官者又可胜计哉！是今之童子，皆他日剧贼，（这些人）年少喜动，膂力方刚，久经战场，数见不惊，尤神安而气足，无一切杂念。（他们）受贼恩育，一心事贼，虽死不悔，临阵勇往直前，似无不一以当十。剧贼而外，唯此童子，亦心腹之大患，可不深计熟虑之乎！

或谓：“先天畀赋亦有不同，岂无成人风之童子不如以上所叙者乎？”

对曰：“尽有，然此等童子不数日即忧泣挫折以死，并不得厕公子老弟之列也”。

“西征”战役中的石达开

六、“个人英雄主义”的绝佳表演

——“西征”战役中的石达开

太平天国的“西征”，开始期与“北伐”差不多，稍晚，大概是在1853年5月19日（咸丰三年四月十二日）。在杨秀清派遣下，胡以晃（春官正丞相）、赖汉英（夏官副丞相）为主将，率曾天养、白晖怀、林启容等人，以水军为主，人数大概八千左右，拥千余艘大小船只，直朝西向，开始西征。

西征军初战告捷，6月10日，安庆重镇落入太平军掌握。

开头就碰硬钉子——南昌城下费踟蹰

从太平军的军事过程上推断，他们西征的战略目标是要尽快拿下安庆、南昌、武昌这三个地方。如果进行顺利，太平军自可乘胜入湖南，檄定两广，如此，中国南方即可全部掌握于太平天国版图之内。

初见大股部队从南京出发西向，在城外觊觎的清军将领以为是太平军想抛弃南京外窜。钦差大臣向荣尤觉高兴，以为自己可以乘机“克复”南京。

等到太平军水军出现在湖口，清朝官员才觉察事情的危险。他们知道南昌危急，急忙碰头商量对策。正好，以湖北按察使身份的江忠源正率千余“楚勇”（皆是湖南人，当时“湘军”刚刚由曾国藩兴办）往“江南大营”去报到。他途经九江时，收到江西巡抚张芾的告急文书，立刻星夜兼程赶往南昌，并在6月23日进入城里，仅比太平军早到一天。

有了江忠源这位经验老到的人坐阵，南昌城内人心稍安。

江忠源是湖南人，举人出身，熟悉兵法，能干大事。金田事起，当时在广西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就写信调他入援，江忠源立刻率几百个湖南子弟前往参战，可以说是最早与太平军交手的湖南籍士兵。冯云山之死，长沙城之全，都与江忠源有关，可以说他是清政府鼎鼎功臣。

刚入南昌，江忠源审时度势，即命军士烧毁一切接近南昌城墙的民居，以免使得太平军借此为巢穴，盘踞登城。

大火盛燎之下，滕王阁也成为一片灰烬。（所以今天的滕王阁是“假文物”）由于各地兵马纷纷被急调入南昌，加上原有的万把号人，至八月间，清军在南昌已有近两万人的守卫力量。

江忠源虽为文人出身，但魄力非常，他严刑峻法，约束军队，只要军士不卖力，连满人小头目他说杀就杀，使得南昌城内守军的军纪为之一变。

6月24日，太平军甫至南昌，在派小股部队四出抢粮外，主力部队立刻开始攻城。

多亏江忠源有先见之明，烧毁与城墙相邻的房屋，一来太平军无所栖身，二来他们又没了挖地道所用的掩体。

但是，章江门外的文孝庙还是为太平军所据，他们凭墙为垒，向城内清军猛烈开火，打死不少人，最危险一次，差点把清朝巡抚张芾也打死。

攻城不果，太平军只能仍旧依靠挖地道炸城墙的老办法。但是，由于邻城的地方没有遮蔽，太平军只能多费气力，在更远处挖掘，耗子一样掏掘寸进，一点一点逼近城墙根儿。

江忠源读过不少明朝大将戚继光的兵书，此刻派上大用场。他教会官军用“瓮听法”鉴查，即在城内紧靠城墙处埋设大瓮，派人静坐其中，伺听地下的动静。如果发现有掘土之声，立刻由内往下挖。挖通后，清军把热桐油灌入，烫死不少太平军的“工兵”。同时，清军在南昌城外挖掘不少明濠，内灌入水，如此一来，太平军许多地道刚挖至清军处就被水淹冲垮掉。

由于基础工作做得好，南昌城外居民偏向政府军。所以，太平军多次偷埋炸药，均被人偷偷告知清军，一一起获。

楚勇胆量过人。在江忠源激励下，稳守南昌之余，百长李光宽率数百人从永和门出城，主动进攻太平军。双方血战，你争我杀，数千太平军抵拒这些湖南汉子都感吃力。但李光宽立功心切，太过深入，被太平军乱枪轰毙。虽然清军失却一勇将，但楚勇以几百当数千的战绩，极大鼓舞了守城军民的信心。

恶战之中，你来我往，太平军三次用炸药炸塌过德胜门城垣，双方拼死争斗，尸如山积，但最终守方获胜，太平军无法克城。

江忠源终日立于第一线指挥作战，并手刃过数十太平军攻城战士，因此守军勇气百倍。

围攻93天，伤亡数千人，太平军仍旧无法攻克南昌坚城。气怒之下，由于实现不了攻下南昌后由赣西直插入湘的军事计划，杨秀清只得下令撤军，并把主将赖汉英革职问罪，贬入删书局去做“编辑”工作。老赖是洪秀全的妻弟，是“国舅”，所以未遭严惩。后来杨秀清仍旧要杀他，赖国舅想不开，自己在安庆途中投江自杀。

太平军在南昌唯一的彩头，就是在丰城、瑞州、饶州、浮梁?彭泽等地弄到许多粮食运回天京，算是一大收获。

相对于清朝整体国运来讲，南昌之役也是险过剃头。假如南昌城溃，太平军一定会从容杀向湖南，那样一来，刚刚成军的湘军肯定不是对手，曾国藩本人肯定逃不出被杀和被活捉两条路。

如果没有曾国藩和湘军，清朝也就玩完了。

由于江忠源守南昌有大功，清廷诏加其“二品顶戴”。

太平军撤围南昌后，攻占九江。然后，西征部队一分为二，胡以晃、曾天养率一军由安庆在皖北发展，石祥祯、韦志俊率一军溯江而上。

胡以晃、曾天养很能打，接连攻下集贤关、桐城、野城，直扑庐州（合肥）。

庐州四战之地，扼要江淮，实实在在的战略要地。由于田家镇失陷，江忠源在湖北急趋未及求援，他上书自劾，“降四级留任”。没隔几天，即有新诏，任其为安徽巡抚，立命他赶往庐州救急。但由于太平军连陷黄州、汉阳等地，江忠源不能抽出大军出庐州，最终只携两千多兵士冒雨疾行。士兵们中道多病，他本人也染上重病。

经六安时，留下千余人助守，江忠源只带千余人，被人用担架抬着赶往庐州。

庐州守军仅两千人不到，双方合军仅仅三千挂零。未及喘息，太平军杀到，开始攻城。

挖地道，埋炸药，太平军故伎重施，连连炸毁庐州城墙。江忠源纵马回击，率守军拼死抵抗，击退太平军多次进攻。

当时，清朝的陕甘总督舒兴阿拥兵万余人，号称来援，但畏于太平军兵威，逡巡不敢出击；江忠源之弟江忠浚与清将刘长佑统数千兵来救，被拦截于城外五里墩不得进。

被包围一个多月后，庐州知府胡元炜暗中与太平军约降。

得知庐州城内粮食、弹药已空，太平军加紧进攻。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首先由水西门突入，冲杀入城。

江忠源知事不可为，挥刀自刎。其手下人急忙夺刀，其中一老仆人背上脖子已经出血的江忠源就往城外跑。江忠源奋力挣脱，不顾脖子上的伤口，提刀迎杀太平军。转斗至水闸桥，这位巡抚大人已经身受重伤，怕被敌人活捉受辱，他奋身跃入水潭自杀。

事闻，清廷震悼，赠总督，谥“忠烈”。

由此，安徽22个州县，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成为南京以西有力的保卫屏障。

长沙城下遭败绩(1)

中途又遇新障碍——长沙城下遭败绩

石祥祯与韦志俊所率的另外一支西征军，在西上湖北的途中进展顺利。特别是田家镇一战，他们大败清军，接连攻占黄州、汉口、汉阳，此乃1853年10月底的事情。不久，由于扬州方面吃紧，杨秀清立召这支西征军回援。石祥祯协助秦日纲，韦志俊帮助赖汉英，分军在扬州、庐州等地作战。事毕后，这一支西征军重新配备人马，集军四万，重又掉头西征。

1854年2月12日，西征太平军在黄州城外的堵城，以人海战术拼命冲击清军大营。寡不敌众之下，清军大溃，湖广总督吴文镕投湖自杀。

吴文镕不简单，此人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出身。道光十九年，他被清廷任命为福建巡抚，曾与总督邓廷桢在沿海抗击英国入侵，劳苦功高。此后，他历任湖北、江西、浙江、云贵大员，为官清廉，勤政爱民。由于吴文镕有“剿贼”经验，清廷调他为湖广总督，坐镇武昌。

当时，西征太平军正围攻武昌。满洲巡抚崇纶想逃脱，想以驻营城外为藉口，带部队护送他遁走。吴文镕不同意，誓以死守。不久，西征军被杨秀清召回，武昌围解。

巡抚崇纶很恨吴文镕，上书劾奏他“闭城坐守”，逼他出武昌驻军黄州。当时，吴文镕已经发信约人夹攻太平军。胡林翼率黔勇、曾国藩率湘军水军正在路上。如果二军毕至，武昌一带清军大出，会剿之下，肯定能打败太平军。

崇纶不听，严逼他出城往黄州与太平军交战。愤懑之下，吴文镕高言：“我受国厚恩，岂惜死之辈！今湘军、黔军未至，孤掌难鸣，死国可耳！”于是，他率数千清军进至黄州，屯军堵城。

当时，大雪纷飞，天气严寒，武昌又不按时运送粮草，清军士气极其低落。困窘之时，数万太平军分路杀至，一拨接一拨，清军不敌惊溃。吴文镕投塘自杀。

可恨的是，崇纶上奏，报称吴文镕“失踪”，意即寓示吴总督可能逃跑或投降。后来，还是曾国藩在黄州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吴文镕奋勇拒敌死节之事，据实上奏。咸丰帝见奏震怒，下诏逮崇纶入京治罪。身在陕西的崇纶闻讯，慌忙服毒自杀。清廷没再追究，好歹给了这个满清贵族一点面子。

清廷赠吴文镕家骑都尉世职，谥“文节”。曾国藩当时为吴文镕出头，也有私人感情在其中，因为吴文镕是他的“座师”。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京赶考，时为侍郎的吴文镕为主考官之一。所以，当年中举的人，皆认当时的考试“总裁官”为“座师”。

攻破吴文镕之后，西征太平军克汉口、汉阳，继续西上，进入湖南境内。2月27日，克岳州；3月4日，下湘阴；3月7日，占靖港。如此一来，西征军大有占取整个湖南，兜裹两广之势。但是，高兴没多久，太平军遇到了从前没怎么听说也没打过什么交道的武装——湘军。虽然这些湖南士勇衣装配备都很差，战斗力却强，打得太平军在靖港、宁乡一带节节败退，不得不重回湖北添人添后勤，再重新入湖南攻略。

结果，优势兵力下，曾国藩在岳州不敌太平军，遁回长沙。太平军乘胜追击，又回到靖港一带。另一支太平军由林绍璋率领，在4月24日直下湘潭，准备合击省城长沙。

亢龙有悔。4月28日、29日、30日，三天之内，太平军与曾国藩湘军大战十次，均未取胜，最终由攻变守，在湘军水军大炮的轰击下，仓惶逃出了湘潭城。而太平军水军两千多战船也在交战中被烧毁，损失惨重。

此战，曾国藩属于拼死一搏，他本人在4月28日自率水陆两军进攻靖港，大败亏输，曾三次在铜官渚想投水自杀，均为左右从人拦阻。回省城后，受到当地官绅鄙夷，曾国藩更感无脸见人，他自己在妙高峰连夜写好遗书，交待后事，并向皇帝写了“遗折”，准备自杀。恰巧，湘潭捷报传来，一下子让正琢磨怎么个死法的曾国藩欢喜若狂。如果太平军再多坚持一天，估计这位曾爷就在4月30日晚上自挂东南枝了。

得胜有精神。曾国藩稍事休整后，于7月率水陆湘军猛攻岳州，打跑了太平军骁将曾天养。这位“老贼”逃跑途中，在城陵矶遭湘军将领塔齐布迎击，乱中被杀。

湘军越战越勇，水陆大进，在汉阳、汉口大败太平军水军，直逼武昌。武昌在1854年6月26日被太平军陈玉成（时年18岁）等人率众攻克，成为太平天国“天京”的上游重要屏障。愣的就怕不要命的，在湘军强大压力下，武昌太平军不敌，于10月14日自武昌败走。仅仅占领武昌三个多月，此城易手。

由此，太平军只能退守田家镇。太平军与湘军水陆大战十天，最终湘军得胜。太平军大败，数千艘船被焚，伤亡万余人。秦日纲、韦志俊等人节节败退，一直逃到宿松、太湖才得喘息。

1855年1月2日，湘军大军进围九江。

至此，简要表一表曾国藩的湘军，分析一下这支地方民兵类武装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战斗力。由于先前唐浩明先生首先为曾国藩“翻案”，有关这位“中兴之臣”以及湘军的著作，坊间极多，精芜相杂，水分不少。笔者试图客观、不偏不倚地简述一下曾国藩的湘军发迹因由和成功端倪。

太平天国起事之时，昔日纵横天下的“八旗”兵，早已是明日黄花。甭说时光荏苒了二百多年，早在吴三桂等人“三藩之乱”时，“八旗”兵的战斗力已经退化得厉害。除“八旗”外，清政府最倚重的还有一支“绿营”军，以步兵为主，基本上都是汉人，为满清立国后国家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到清朝后期，“绿营”这支生力军也已经腐败变质，平乱不足，扰民有余。兵士将官们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械斗争气，“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十足的无赖兵痞。而且，世界潮流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绿营军的装备还是刀矛弓箭等冷兵器，最多有一些鸟铳、抬枪、“火箭”等东西，那些只能叫“火器”，不能称为“热兵器”。清朝依袭这种募兵制度，征兵愈多，“贼势愈炽”。

汲取嘉庆年间平灭“白莲教”的经验，咸丰二年开始，清廷正式下诏在各省组织“团练”，并以大臣专责主持。开始时，“团练”这种民兵式的半军事组织没什么效用，参加者多为失业农人或市井无赖，他们为钱受雇，唯利是图，临危不受命，打仗先讲价。这些人不仅奸懒馋滑刁，不少地方的“坏分子”们还以组织团练为名，各自结寨称雄，藐视地方长官，聚众仇杀械斗，更严重的甚至抗粮拒税，成为大“不和谐”因素。但是，有了曾国藩，就有了“湘军”，这些湖南的团练，气象全新。

自1852年曾国藩在家守制时，即受命于湖南组织团练。在地方和中央磨砺多年，曾国藩办事老到，经验丰富。湖南本省，其实是个会道门组织众多的地方，天地会不必讲，什么大乘会、捆柴会、串子会、红黑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名目奇异，千奇百怪，皆为邪教歪门，往往勾结成乱。自太平天国乱起，湖南各地如鼎沸一般，有数万数十万人应声而起，或乘间劫掠，或结众杀人，无法无天。在大乱之时，人心思定，各地乡绅和本分农民特别支持曾国藩训练“湘军”来保乡卫民。

曾国藩办团练，先从人员抓起。首先，他要求新招兵勇一定要那些老实巴交的忠勇之人，特别喜欢山间僻乡的老实农民子弟，认定近城市的青年最难选用，凡是“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皆不收用。

长沙城下遭败绩(2)

至于各级中小军官，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曾国藩懂得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这就不似绿营和八旗那样是粗鲁的职业军人在军中为将为校。文官代替武夫为将的好处在于，这些人饱读诗书，无官气，有血性，忠君爱国，所以一直能保持勃勃朝气和锐进之心。

除步军外，曾国藩深知水上作战的重要性，在衡州一直加紧训练水师。所以，在1854年太平军西征时，曾国藩才能水陆并用，使太平军在湖南止步。此时的湘军，已经在湖南境内小试牛刀，先后平灭了浏阳征义堂、常宁何六吴、衡山刘积厚等小股造反，有兵一万七千余人。而后，越来越势大，至最后灭亡太平天国时，各地作战的湘军几近二十万人，而清政府原先的全国绿营兵数也就是六十万。在当时，能与湘军抗衡并论的军队，只有僧格林沁所领的数万旗兵与李鸿章的数万“淮军”。

湘军的特别，概括而言，无外乎以下几点：乡土性、私人性、理学性。

先说乡土性。湘军湘军，自然90%以上的将卒是湖南人。“总以一方一会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语通，则心力易齐也。”（胡林翼语）所以，江忠源是新宁人，其部下自然全是新宁子弟；李元度平江人，手下皆平江人；曾国荃、罗泽南湘乡人，手下皆为湘乡乡党，甚至“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老乡观念，用到极致。因此，如果不是湖南人，在“湘军”中就很吃亏。勇将鲍超立功无数，由于他是四川人，一直受到排挤压抑；金国琛江西人，多才有智，在湘军中打滚近十年，顶多混个道台虚衔顶戴……而且，湘军将校之间盘根错节，同学、同乡、同年、同宗，或师生，或姻亲，上下固牢，枝攀藤缠。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在军，江忠源兄弟五人在军，刘坤一、刘培一兄弟，李续宾三兄弟，王錱、王勋兄弟，都是真正的父子兄弟兵，整族亲属相率入伍，亲故众多。另外，“师承”也是一大特点：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为同学，老师是贺熙龄；江忠源、曾国藩的“座师”，乃湖广总督吴文镕；李续宾兄弟以及王鑫，又都是罗泽南的学生……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姻亲”关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乡里乡亲，血缘相通，自然是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相互忘死救护，而清朝正规军往往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私人性，是湘军最大特点之一。湘军在清朝为最独特的组织系统，这也拜太平天国所赐。如无战乱，清政府不可能容忍如此“私人化”的汉人武装出现。最高首长方面，自然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样的人，他们这几个大魁目下辖“统领”。“统领”皆是在清政府有官职的人，他们在政府的级别差异甚大，但在湘军地位一律相等，各领一军。每军置若干营，营下有哨，哨下有百长，百长下有什长。而募兵之法，自上而下，先择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逐加遴选，递相钤制。”（《毛鸿宾奏稿》）如此一来，下级只对自己上级负责，私人性极强。在私恩愚忠观念指引下，将士打仗很卖力，但恪守这样的“准则”：勇丁只听从自家统领。如浙江战役中，胡林翼调唐训方（他本人升任粮台长官）手下归萧翰庆指挥，但唐训方的兵士不愿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害得萧翰庆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即使是原有主将战死，兵士只认主将的亲戚来当主将，否则只能把原军遣散，重新再行募选。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他手下二十营湘勇无人敢接。清廷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二十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身份，仅仅是一小小县丞，其兄手下将官中，文有臬司、道台，武有提督、总兵，却都对刘培一俯首听命。如此“奇迹”，在湘军中被视为寻常之事。即使是曾国藩这样的魁首，调用老弟曾国荃手下的程学启率部归淮军李鸿章指挥，程学启也明白相拒：“无九帅（曾国荃）之命，我不敢改任。”最后，只能曾国荃发话，这才算数。好在咸丰帝知人善任，对湘军这种“私人性”加以尊重，才最终倚恃这支军队挽狂澜于既倒。

长沙城下遭败绩(3)

第三，湘军能抱团苦拼的精神原因，在于它本身高层长官集团的“理学性”。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人，他们本人都是理学大儒，特别强调“伦理纲常”，常常在演兵场亲自演讲君臣父子之理，要求士兵背诵《爱民歌》、《得胜歌》等歌谣，毛润之先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则脱胎于他的湖南老前辈曾国藩。而在王錱的“老湘军”营中，几乎就是“军校”，平常小兵也要在打仗之余背诵四书五经和《小学集注》这样的“大书”，诵声琅琅，终日不倦。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军”，自然不同于腐朽的不堪一击的清朝政府军。

当然，湘军在勇猛之外，凶残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曾国藩本人都有“曾屠夫”之号，其手下自不必说。攻城陷地之后，他们对被俘的太平军施以凌迟、剜眼酷刑不说，常常以“从逆”为名滥杀百姓，并乘机抢掠奸淫，作恶不少。对此，同样官僚出身的谭嗣同就曾指责湘军的掳掠滥杀。

无论如何，曾国藩在1854年正月所发的《讨粤匪檄》，确实可作为湘军的“宣言书”：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於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唯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此慷慨激昂的檄文，也给日后老曾的仕途留下后遗症：卫道的意味太浓，勤王的忠贞不够，致使满清朝廷对他产生疑忌。

石达开的转败为胜

山重水复疑无路——石达开的转败为胜

西征太平军节节败退之时，石达开指挥的湖口战役和九江战役，大胜克捷，一下子扭转了整个战局。

取得湘潭和田家镇两次大胜，曾国藩大受鼓舞，萌发出一股“灭此朝食”的精神头，立刻率水陆湘军杀向九江。湘军为南路，北路方面，还有清朝湖广总督杨霖率一支军队，率先入屯广济。

屡战屡败之际，杨秀清派出石达开和罗大纲率援军前来接应。

经过一番分析，石达开深知湘军厉害，特别是湘军水师，乃当前大敌。敌人乘胜之下，和湘军正面硬拼肯定不行。于是，他派林启容死守九江，罗大纲带人守卫湖口西岸的梅字镇，他本人率军固守江水东岸的湖口县城。

石达开严肃军纪，命令士兵深壕高垒，切勿轻易出营与湘军争锋。同时，太平军白天扰敌之外，天天夜间也不闲着，在江面散置三五成群的小船，上面堆满柴草，实以硝药膏油，点燃后顺江而放。接着，士兵在岸边鼓噪惊呼，大量发射火箭，使得船上湘军彻夜无眠。一天没事，两天没事，三天没事，到第四天湘军头领和士兵就有些熬不住。人不睡觉，肯定没胃口；没胃口，肯定身体要垮；身体一垮，精神烦躁，日久成疲，战斗力急剧下降。

如此一个月的相持，石达开的“疲敌计”取得重大成效。

深知湘军有急切求战之心，石达开故意命令湖口太平军佯装全线撤退。湘军见状，立刻派出水上致胜的“法宝”——一种轻捷性类似舢板的快船，几百艘轻舸齐发，狂追太平军。

见引蛇出洞计成，湘军主力军外出不及归，石达开下令埋伏的太平军乘小划子满携引火之物，突入湘军水营，向那些笨重的大船上扔火把和引爆物。同时，岸上太平军狂射火箭，呼声震天，烧毁大船九艘及其他运兵船三十多艘，两千多湘军葬身鄱阳内河。

仓惶之下，曾国藩退守九江。

仅隔12天，即1855年2月11日，在石达开指挥下，太平军自九江城内偷偷划出几十只轻舟，月黑风高之夜，偷入散泊于九江城外的湘军水师营内，忽然放火，四处投掷浸油燃烧的柴捆。

湘军各哨惊乱，齐齐扬帆遁逃。由于摸清了曾国藩座船，一支太平军突击队很快就攀援而上，尽杀船上之人，缴获了大批重要文件。太平军清点首级，却不见有曾国藩。原来，火攻猝发之时，卫兵立刻扶持曾国藩登上条小船逃命。否则，他性命难免。

湖口、九江两次大胜，太平军西征转败为胜，基本消灭了曾国藩辛辛苦苦建立的“王牌”水师。

狼狈之余，曾爷逃到南昌喘息。

当时的曾国藩，乃45岁盛壮，官场老经验，而予他致命打击的对手石达开，时年24，风华正茂，恰似周瑜重生。

乘胜之下，秦日纲、陈玉成、韦志俊等人率太平军从宿松、太湖等地跃击，直扑湖北，并于1855年（咸丰五年）4月3日第三次攻克武昌。如此一来，南京上游的三大战略城市安庆、九江、武昌，全归太平军掌握，确保了“天京”的安然无虞。

武昌争夺战在清朝与太平军作战中也算一奇。早在咸丰二年，太平军首次攻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但太平军很快就主动弃城攻向南京。咸丰四年，西征军二下武昌，湖广总督吴文镕战败在黄州自杀。不久，湘军夺回武昌。至此，西征军三下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直到转年年底，此重镇才复为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夺回。三次血战反复争夺，可见武昌城的重要性。

虽经大败，湖南人曾国藩仍旧坚忍，赶忙指挥塔齐布率湘军水师猛攻九江，准备下此坚城以雪前耻。但太平军守将林启容贯彻石达开指示，坚守不出，一次又一次击退湘军进攻。愤懑羞恼之下，塔齐布呕血而亡。

在武昌方面，曾国藩指派罗泽南提军，配合湖广巡抚胡林翼攻城，日久未下。

由于清朝的和春统三四万清军围攻庐州，石达开便于1855年秋率军赶往援救。毕竟清军势众，石达开心忧武昌、九江战局，很快率军回返，庐州在1855年年底为清军夺回。

石达开率胡以晃等人乘船从安庆西上，往赴武昌。途中，湘军罗泽南率军来阻，双方在崇阳、通城一带交战，互有胜负。

审时度势下，青年统帅石达开想出一条妙计：在湘军拼死进军武昌之际，江西的大后方肯定空虚。于是，他下令西征军自湖北通城一带，越过幕阜山，杀入江西境中。这一来不得了，曾国藩立即命令围攻九江的周凤山（接替气死的塔齐布）率军回援，九江围解。

太平军连克新昌（宜丰）、临江（清江）、吉安等城，并攻克湘军水陆大军重要的战略要地樟树镇。如此江西咽喉要地落入太平军手中，又见溃退的湘军奔窜回城，南昌军民人心大骇。曾国藩心中也惊，忙率众回南昌城内，闭门自固。

由此，江西五十余县（占三分之二）的地方全部由太平军占领，曾国藩困守愁城。为求能保南昌，他飞书罗泽南要他回援南昌。

但身在武昌城外的罗泽南出于大局考虑，没有按照曾国藩的指示去做。他认为武昌乃南北枢纽之地，如果湘军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足以当太平军兵锋。而且，据报武昌城内太平军守军粮食已经接近吃尽，再坚持一下，可以克复这一坚城。

在曾国藩书信发出后的第十天，武昌城外又有太平军援军赶到，形势危急。还好罗泽南事先安排有后备队，自洪山驰下，奋击太平军。交战之间，有弹片正中罗泽南左额，血流如注。坚持许久，卫兵最终不得不护送罗泽南回归洪山大营，但他仍旧危坐营外，指挥战斗。

由于弹片嵌得太深，止血不住，罗泽南转天亡于军营之中。这位罗泽南，曾国藩的湘乡老乡，非一般军将，乃清朝后期一代大儒，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方舆要览》等著作，是诠释程朱理学的大家，时称“罗山先生”，其弟子也多为湘军名将，如李续宾、李续宜、王錱、刘滕鸿、蒋益澧等人，这些人皆在《清史》中有传。

听闻罗泽南死讯，南昌城中的曾国藩悲从中来，绝望至极，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这时候，只要石达开等人在南昌加紧攻势，或迟或早，此城肯定不守。

路到绝处开生面。南京方面，洪、杨二人力命石达开东援，以齐力共破清军的“江南大营”。

上命不得不听，石达开只得从南昌撤围。曾国藩咸鱼翻身。

至此，太平军“西征”告一段落。

《虏在目中》

附：《虏在目中》

(说明：《虏在目中》著者不详，抄本原藏于北京图书馆。此文应该是一个曾经被太平军俘虏的读书人所写。《虏在目中》对于太平军的军营制度、仪节、纪律、习惯、作战技术、文书格式等等，多有详细的第一手描述。对于研究太平军作战方式，很有参考价值。)

贼营出阵，皆以大率小，如：伪丞相当头，次伪检点，左、右伪指挥，次伪将军，次九军伪总制，率各属下伪典官、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司马等。以三军居中，六军分左、右翼。伪总制，进则视伪指挥之旗，退则视伪丞相之旗。众贼目进退，皆随伪总制之旗。

贼临阵遇官兵时，伪丞相之旗居中，分开门户，滚牌手数十面，隐住大炮。俟伪指挥、将军由左右抄出，则滚牌一散，大炮打出，左右继以抬枪、鸟枪，众贼兵呐喊，遂就势冲出。官兵为贼所惑，每在此时。人声、炮声，其势甚大，不知黔驴止此一技耳。伪检点之旗居后，视贼有不按队伍者，收兵时斩。如前军败，后军零星先走者，即斩。

贼与官兵交战时，约十余合之后，故退二三十步，复一拥而进，谓之“回马枪”。贼每战皆施此计。视官兵稍败，则左右之军追上，两军一合，后军随后一围，如连环之式，用长矛混战。大约贼之阵势，皆不出一分一合之法。倘左右有接应之兵，由中一击，其围自溃。

贼视官兵远走，前军已成围者不动，后军抄出追之。

贼屯兵之所，四方皆筑土城，约高八尺，厚二尺，用木柱埋在土内，相去约四尺远，两两对埋，里外卡以木板，中实以土，如江南筑土墙者然。但筑墙者，墙成即将板木撤去。兹则筑一层，加一层。墙上开两小方洞，一大洞，两两相间。小洞内安置抬枪，大洞置铁炮。外面看之，全不见枪炮形迹。贼每从洞内窥伺官兵。城上亦可登望。

土城外，有濠沟，即筑城取土之处，城完而沟亦成矣。内插竹钉，以防官兵冲突。

贼印以松木为之，约长三寸，宽寸半，旁刻二龙，中刻贼伪衔，皆是真字，无篆书。

贼谓枪头为“札嘴”。用竹竿长一丈二尺，逐节用火炙过，将札嘴安于竿首。自伪总制以上用大刀，余皆用此。

贼营竹帽，谓之“胜盔”，用竹编三层，可以搪刀斧，唯广西起首之贼有之。贼便帽，用绸缝一长筒，将线缩成花纹，下用飘带，扎于额上。

贼营逆书

有名《天条书》者，上云：“第一天条，崇拜皇上帝；二，不好拜邪神（逆书中应用“可”字处皆用“好”字）；三，不好妄呼皇上帝之名（注：名爷火华）；四，七日礼拜，颂皇上帝之恩德；五，孝顺父母；六，不好杀人害人；七，不好奸邪淫乱；八，不好偷窃劫抢；九，不好讲诳话；十，不好起贪心。”

每食念经，首四句云：“赞美上帝，为天神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

贼奏章头尾，通用套云“小子某，同众小子某，一齐跪在地下，敬告天父皇上帝老亲爷爷”，（题头）“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行成（成行）”，（题尾）“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

有名《三字经》，首数句云：“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六日间，尽造成。人共物，得光明。”

有名《幼学诗》者，其词如小说中之劝世文。

有名《太平诏书》者，内载伪檄文三篇。

有名《天父下凡诏书》者，其词皆是惑人之说。

有名《太平新历》者，无干支，有二十八宿营，单月三十日，双月三十一日，至节令亦与宪书等。

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1)

七、卧榻之侧难容鼾睡

——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

早在1853年3月27日，即太平军占领南京的第八天，时任湖北提督的“钦差大臣”向荣已经在朝阳门（现中山门）门外的孝陵卫建营筑垒，此即“江南大营”。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

1854年下半年，由于琦善病死，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任江北大营统帅。病死的琦善，不是别人，正是1840年接替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与英国人议和的偷割香港的那位爷。他曾被道光帝逮治，不久释放，后任四川总督。1853年，他奉命镇压太平军，仅一年多，老哥们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太平军在1853年3月19日占南京，3月31日攻克镇江，4月21日攻占扬州，所以，这三处地方，构成了“大天京”的概念。扬州在1853年底即被清军夺回，太平军在江北只能以瓜洲为军事据点坚守。

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尤以向荣的江南大营为重要。向荣老将，扎立大营后，即派军东攻镇江，南守东坝，这就堵死了太平军攻取苏州、常州的去路。同时，他又派兵西守宁国，北击芜湖，由此也守住了皖南入浙江的宣城（时称宁国府）门户，保证了自浙江运送的饷粮能及时运至。

向荣这个人是太平军的死对头。1952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厚厚八大卷《太平天国史料》中，仅《向荣奏稿》就占了整整一大卷。向荣，四川大宁人，字欣然（真是“欣欣向荣”呵）。此人非士人非贵族，最早在甘肃固原当兵，为当时的提督杨遇春识拔，常年征战于青海、新疆等地，积功至甘肃镇羌营游击。道光十三年，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很赏识向荣，调他回京城训练京营，累迁开州协副将。道光二十七年，擢为四川提督。道光三十年，向荣又参与平湖南李沅发之乱。拜上帝会初起，时任巡抚的郑祖琛无能，咸丰帝亲自下旨，调当时在军中颇有威望的向荣为广西提督，专门主剿广西刚刚崛起的太平军。早期的大黄江、牛排岭等战，向荣力战，屡屡成功，得清廷“霍钦巴图鲁”赐号。不久，由于新任巡抚周天爵与向荣不睦，致使上下不能协同，被包围的太平军乘机窜去象州，向荣本人因此遭降三级的处分。大学士赛尚阿来广西督师，向荣与乌兰泰二人合剿太平军，开始还算顺利，但未几就大败于官村。太平军陷永安州，向荣遭削职处分。隔了数月，永安得复，向荣复官。但是，他与同为大将的乌兰泰又不和，清军屡屡贻误战机。太平军攻桂林不成，由兴安、全州窜入湖南。朝廷盛怒之下，准备把向荣削职发配新疆。好在赛尚阿保他，让他率兵追击太平军。在湖南，向荣于浏阳门、岳麓山等处屡次得胜，解长沙之围大有功。太平军北走，陷岳州，入湖北，直击武昌，诸部官军仅敢遥遥尾随，赛尚阿等人因此均遭罢黜。由于向荣多次使危城得保，清廷不仅没处罚他，反而复任他为广西提督，提军援武昌。武昌被太平军攻克，向荣仍然被授湖北提督一衔，不久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太平军主动放弃武昌沿江东犯，向荣上奏“克复”武昌，蹑追太平军。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向荣总算能在通济门及七桥罋等地打了几场胜仗，进屯孝陵卫结营。清廷为了鼓励他，赏“黄马褂”，让他与琦善分掌江南、江北军事。如此老将，与太平军自广西而湖南，自湖南而湖北，自湖北而江苏，转战几年，向荣可谓没功劳也有苦劳。

向荣建江南大营后，不时进攻南京城，在东南各门楼与太平军交战，还打死过石祯祥等很有名的“贼将”。但是，在96里周长的坚城面前，清军攻入南京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向荣绞尽心机，又调集水军，积极控制南京附近的长江水面。

1855年（咸丰五年），在上海刚刚平定“小刀会”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率军攻镇江。南京的杨秀清大恐。因为向荣扼长江水路，如果镇江、瓜洲等地再失，清军合军于江南大营，南京压力将变得非常大。于是，杨秀清发军东援镇江。

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2)

年底，听闻太平军出援镇江，向荣迅速抽兵驻扎于东阳镇。吉尔杭阿派总兵虎嵩林率二千多人马在镇江以西高资镇布防。由于向荣布兵有方，其手下德安、张国梁两总兵能战，三支准备由南京出援的太平军均被阻挡回去。无奈之余，杨秀清只得下令从长江上游的芜湖、三河、和州等地调兵回援，以秦日纲为主帅，统领冬官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人，各自提兵东援镇江、瓜洲。

秦日纲很有头脑，他先派出一军在仙鹤门与向荣主力张国梁等部交战，吸引注意力。东王杨秀清也派人从南京龙脖子一带出兵，以分清军兵势。如此，赴援镇江的太平军沿江而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清军。1856年2月1日，清军不敌，由龙潭退至下蜀街。双方交战几日，最终血战之后，太平军攻占下蜀街。一直坚守镇江的太平军守将吴如孝执行杨秀清命令，数次从镇江开城突出，准备与下蜀街一带援军会合，合攻战略要地高资镇。双方相持，互有杀伤。

相持一月有余，清军与太平军在汤头僵持。清军严把水上、陆路各要路，切断南京太平军援军与镇江守军的联系。

关键时刻，冬官丞相陈玉成神勇过人，乘小船冒死冲过清军封锁线，进入镇江与守将吴如孝见面，敲定了合攻清军的计策。

清军沉不住气，率先进攻汤水山边上的李秀成部太平军。得知镇江守军已经开门出城后，李秀成立刻率三千精兵奇袭位于汤头岔河的清军营垒，使之进退失据。

3月18日，湘军、太平军相杀整整一上午，不分胜负。忽然，清军内有人高叫“营垒已失”，顿时军心大乱。恰巧，镇江的太平军援军突至，夹击之下，清军不敌，大溃而去。

此时，太平军仍旧面临很大困难，一是瓜洲守军广受层围，二是镇江严重缺粮。权衡之下，秦日纲下令大军攻扬州，如此不仅可解瓜洲之围，还可得粮入镇江劳军。议定之后，秦日纲率陈玉成、李秀成、吴如孝等人于4月2日乘夜从金山渡河，直杀江北大营。

当天，清军诸将皆为雷以瑊过生日，根本不以太平军为意。松懈之军，必有灭顶之灾。在太平军突然攻击下，清军纷纷败退，两天之内，虹桥、朴树湾、三汊河一带一百二十多座大小清军营垒全部失掉，“江北大营”报销。4月5日，太平军二克扬州。

咸丰帝闻讯大怒，下诏逮治托明阿、雷以瑊，升任德兴阿为都统，授为江北大营钦差大臣。

太平军目的不在于占领扬州。见瓜洲围解，镇江得粮，秦日纲就想率军自南岸北渡回南京。清军张国梁、吉尔杭阿合军猛攻下蜀街，当地太平军败走，纷纷撤回镇江。吉尔杭阿率所部用大炮猛轰镇江城，下决心要拿下该城。攻打几日，不果。

秦日纲本人先率一支几千人的部队先行而西。

由于南岸已为清军占据，江上清军水船密集，太平军只得准备由浦口渡江。天京方面，杨秀清派数千人来接应。

太平军在4月14日占领江浦，几天后占领浦口，这样，就为大军由此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17日，留守扬州的小部分太平军也撤出。

听闻太平军攻占江浦，吉尔杭阿与向荣都很焦急，分别派出共几千人的部队各自从下蜀街和石埠桥出发，一举夺回了浦口和江浦。

紧急关头，杨秀清飞檄调正在江西连连克捷的石达开回援。石达开闻命即拔军，从江西经安徽南部东归，扑向宁国府。

向荣闻讯，马上派骁将张国梁回江南待命，又派出近两千人驰援宁国府。

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3)

4月28日，秦日纲那支先行西上的部队占领仪征，准备由此地渡江往南。由于清军纷纷在六合增派人马，太平军只得弃仪征，抵至三汊河扎营。

石达开方面，攻克宁国府（宣城），气势汹汹。向荣心慌，抽出军马守黄池之余，四处调兵。吉尔杭阿也手忙脚乱，遣兵布将重新布置兵力。

石达开拥三四万大军，开至苏南的小丹阳、陶吴地区。向荣心更慌，忙令张国梁统军往溧水县急奔。

向荣的江南大营，也可称为“石埠桥—东坝防御带”，它以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主营为中心，自北由长江南岸的石埠桥开始，顺栖霞、尧化门、黄马群、孝陵卫、高桥门、秣陵关、溧水等地，一直南到东坝，自北而南，形成了一道沿南京东山以及城南秦淮河、石臼湖、固城湖的有力防线。溧水连接溧阳，距离东坝极近，是出入苏州、常州的战略要地。

石达开抓住向荣心理，玩了个声东击西。所以，他诱引向荣把主力都集中抽调前去抢占溧水这一战略要地。如此一来，江南大营反而变得非常空虚。

秦日纲方面，在5月26日弃三汊河，突然至瓜洲，并自瓜洲渡江，攻打黄泥洲。

吉尔杭阿率军来救，反被太平军包围于烟礅山。鏖战五天五夜，仍不得脱。窘急之下，吉尔杭阿以洋枪抵胸自杀（《清史稿》等称他是中炮而死）。这位爷乃满洲镶黄旗人，工部笔帖式出身，乃文乃武，仍不免身死，最终连尸体也未寻到。清廷震悼，赠其总督，谥“勇烈”。他这一死，清军在镇江周围的军队群龙无首。七八十座大营溃决。

秦日纲乘胜，又击败向荣派来的援军，于6月14日回到南京，扎营于燕子矶观音门一带。

与此同时，石达开所分一军已经攻占溧水县。

在杨秀清指挥下，秦日纲分军屯于太平门、神策门等处。很快，太平军由龙脚子出兵，前往仙鹤门扎营。向荣忙遣人去仙鹤门堵御。石达开主力已经赶抵南京姚坊门、仙鹤门一带，与秦日纲一起完成了对向荣江南大营的包抄之势。

向荣急得发跳，忙派人让张国梁自溧水回援，同时严令总兵虎嵩林自丹阳、秣陵关等地抽调水陆兵丁往大营来援。

6月19日，天刚刚亮，石达开、秦日纲二部人马即猛攻仙鹤门的清军营盘，激战竟日。至晚，清将张国梁驰至，在青马群连夜筑垒。

6月20日，石达开自统大军猛攻青马群的清军。同时，太平军又从紫金山杀出两路兵，猛扑山脚的清军兵营。

混战之中，秦日纲又有一支别动队四千多人从灵谷寺翻山进攻清军马队大营。合力进攻之下，杨秀清大开洪武、朝阳诸门，把门外清军营垒数十个一一攻毁。

太平军数军合力，直杀孝陵卫向荣本营，清军骁将张国梁被击伤，参将陈明志等人被打死，清军溃散。

向荣见势不妙，拍马窜向淳化镇方向，江南大营第一次被太平军攻破。屹立三年多的江南大营，一朝即为太平军破毁，时为6月20日。

向荣毕竟有经验，以句容为前哨阵地，沿运河退守丹阳、溧阳。杨秀清命秦日纲率军继续追杀清军，攻拔句容。

7月31日，清军虎嵩林部猛攻黄庄桥，终于克陷太平军数座营垒，好歹稳住阵脚喘口气。

兵败之后，气病交加的向荣想不开，于8月9日在丹阳营帐中，搭上一根白绫，自己把自己挂了起来，自缢身死。清廷闻之震悼，以“病卒”报闻，依例赐恤，谥“忠武”。

向荣死后，清廷派和春（时为江南提督）为钦差大臣，接办江南军务。

秦日纲攻丹阳不成，转而南攻金坛，准备由此东下苏常地区。

清军张国梁等部驰援金坛，双方相持二十多天。9月3日，太平军撤围，连夜退至句容丁角村一带。

在此前一天，9月2日，天京城内发生了洪秀全、韦昌辉杀杨秀清的“天京事变”，所以秦日纲本人回天京。太平军余部驻队于句容，反攻为守，不再进攻。

如此大胜之际，太平军因内讧停止了军事行动，没能乘胜进击占领苏南富庶地区，可谓失去了一次天赐良机。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1)

八、妇女解放，一个冬天的童话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

说起太平天国的“积极意义”，极“左”时代最爱渲染的就是《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男女一样可以均分土地，还从演义传说中“钩沉”出“洪宣娇”、“苏三娘”以及女状元“傅善祥”啥的，并在各种文章中都引述洪秀全早期话语：“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其实，《天朝田亩制度》，这一出自中国古代文献《禹贡》和“大同”思想的不切实际的文件，完全是美丽的梦呓，没有任何实际操作性。

“天国”的妇女，真的很幸福吗？时代，真的在“天国”中进步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确确实实，太平天国中，有女营、女官、女试，但除了洪秀全利用客家大脚妇女守卫宫殿和迫使被占领城市的良家妇女从事男子一样沉重的劳役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妇女解放”的迹象。洪秀全天王府中他个人霸占的嫔妃侍女，多达一千多人，而同时代的“封建”帝王咸丰，宫中有名有份的仅仅18个嫔妃，两个人的美女拥有量是100比1。而且，太平军早期占领大城市后严厉施行的“女馆”制度以及强行劳动的制度，使得昔日弱不禁风的广大城镇乡村好人家的妇女，个个变成了挖沟、砌墙、搬运的“劳改犯”，严重摧残了太平军占领区的妇女身心健康。细细思之，令人发指。

先讲“洪宣娇”、“苏三娘”的神话。

太平天国还是“拜上帝教”时，花洲冲尾有女信徒胡九妹，特别虔诚，天天帮助会众来打扫屋子，奉献全部财物入会。为此，当时拜上帝教会门中有“男学冯云山，女学胡九妹”一说。拜上帝会初发难时，由于营中客家妇女不少，在男女别营制度下，这些人确实勇敢能战。而且，女性如果在精神上受到控制，对“组织”和“教门”的忠贞度远远高于男人。一路杀下来，直到南京，太平军中皆有大脚广西妇女的身影。

至于众口相传的“洪宣娇”，其人是否真有，确实很难说。清朝人在笔记中讲，洪宣娇又称为“萧王娘”，是西王萧朝贵的老婆。有人称是洪秀全之妹，也有人说是洪秀全认的“干妹”。但据瑞典人韩山文（Hamburg）在《太平天国起义记》（1854年）中所记，他称萧朝贵之妻为杨云娇，此人是杨秀清的妹妹或者堂妹。拜上帝会初起时，这个女人自称在道光十七年灵魂升天，看见一金发长老对她说：“十年后，有人自东方来，教汝等拜上帝。”所以，当时会众中也有“男有冯云山，女有杨云娇”之说。在当时穷乡僻壤的广西，人们最信灵魂附体等歪理邪说，所以，杨云娇特别受洪秀全器重，把她与自己并列为受过“上帝”接见的人。韩山文的著作，是根据“真人”口述写成，叙述者不是旁人，正是洪秀全的族弟，日后的“干王”洪仁玕，所以，这一资料应该可靠。

那么，洪宣娇是不是杨云娇呢？

后人查寻洪秀全家族的族谱，并未见有“洪宣娇”之名。而讲过洪秀全早期活动的《太平天日》中，也只有其姐洪辛英之名。最有可能的是，由于杨云娇见过“上帝”，自然与自己是“兄妹”，洪秀全便认下这个“干妹”，杨云娇即成了洪宣娇，经后人渲染，就成为一位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

其实，太平天国的“巾帼英雄”们最出彩的时候，是当“天京事变”之时。洪秀全唆使韦昌辉杀掉杨秀清。借刀杀人后，他又要杀韦昌辉给石达开消气。这位“北王”气急，领部下欲攻入“天王府”，负责守卫的千余大脚客家女舍生忘死，抡刀捉枪冲杀，誓死保卫洪秀全，最终迫使韦昌辉及其手下遁走。有人可能会问，天王宫中没有太监吗？没有！洪秀全曾经让手下在南京精挑细选了80个十岁以下的俊俏男童，阉割他们，想用于后宫内充当宦者役使。但是，他们不知道，阉割是件高难度的技术活儿，太平军阉牲口一样残割男童，80个孩子死了77个，制下三个活的还成了废人，下半身严重溃残。

至于传说中的太平天国“女英雄”苏三娘（或萧三娘），基本就是个演义人物，正史中根本找不见此人踪影。据当时的清朝士人笔记记载，最有可能的是太平军装神弄鬼吓唬人，以一个男戏子男扮女装，常常率数百大脚女兵招摇，一为厌胜，二来惑人眼目。太平军将官中有不少人好男风，“苏三娘”的存在也不足为奇。

最能反映太平天国不尊重妇女和洪秀全丧心病狂的文字，当属这位教主洋洋洒洒的500首《天父诗》。

这部厚厚的宣传册子，完整本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但据《天朝田亩制度》印制本所附诏书的“总目”看，《天父诗》又称《天父圣旨》，恰似《原道救世歌》改为《原道救世诏》，《太平救世歌》改为《太平救世诏》一样，都是日后为尊显洪秀全的进一步造神运动的一部分。

《天父诗》在小封面上虽题为“天?在茶地题”，其实只有约十首是冒充天父之名在茶地所作，其余均为日后洪秀全在南京宫中“创作”。最开始的十首诗，很可能是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所作的政治恐吓诗，当时在茶地、永安遭受围攻，部分拜上帝会会众动摇，所以“天父”才显灵：“天父下凡事因谁，耶稣舍命代何为。天降尔王为真主，何用烦愁胆心飞！”（其三）等等皆如此类，一是恐吓，二是鼓气。除此以外，其余的490首滥诗，皆是“洪天王”在宫中吓唬、“教诲”嫔妃的“诗”，十足俗俚，十足浅白。我们看毕天王这方面的“文学创作”，就会明白洪秀全为什么四次考试都考不上。以他的水平，考四十次也肯定不会中举。

《天父诗》中的这些类似民俗口谣的“诗”，洪秀全严格命令嫔妃们背诵，以为她们宫中的“行动指南”，其间有不少客家土语和狗屁不通的修辞，着实引人发噱。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2)

花团锦簇的天王府内，可以想见，这位一边大纵其淫一边道貌岸然对女孩们进行精神控制的洪教主，是多么的虚伪。巫山云雨之间，时时疾言厉色；遍采鲜花之余，终日寡言默语。如此花县一个穷酸，真是会扮神扮鬼骗好人。

在诗中，洪教主总把自己比拟成“太阳”、“日光”，把他所有的嫔妃比拟成“月亮”。由于洪秀全诡称他“上天”时曾娶天帝之女为妻，所以就把梦遗的那个对象称为“正月宫”——正后皇娘。而他的原配妻子赖氏，反而成为“又正月宫”，排行第二了。

老洪本人后宫有正式名号的嫔妃88人（显然是广东人，总离不开吉利数字），统称为“副月宫”。同时，内廷设有女官，有“统教”、“提教”、“通御”，下面有众多“理文”、“理靴”、“理袍”、“理事”等称谓，皆由嫔妃们“兼职”。所以，洪秀全的私生活，比起“封建天子”咸丰帝“丰富”许多许多。

首先，让我们先共同欣赏一下洪天王狰狞毕露、对嫔妃们喊打喊杀的恐吓诗：

十四

天兄耶稣曰：右眼惑尔，则挖尔右眼。左眼惑尔，则挖尔左眼。

宁双眼上天堂，好过双眼落地狱千万倍也。

十七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

十八

讲话有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

面情不欢喜，八打该。眼左望右望，九该打。

三十三

练好尔条性，顾稳尔条命。

若不练好性，怕会害了命。

七十六

尔们何故咁逆旨，总是红眼睛迷缠。

缠尔去做鬼喙粮，速快挣脱好上天。

（咁，客家话，这样。喙，嘴。）

七十七

心有些恶害死尔，心有些邪上帝知。

心有些假天难瞒，今时不醒到何时。

七十八

朕弟朕妹，莫被鬼害。身宁受刀，莫犯天条。

九十三

眼邪变妖眼该挖，不挖妖眼受永罚。

挖去妖眼得升天，上帝怜尔眼无瞎。

九十四

喙邪变妖喙该割，不割妖喙凡不脱。

割去妖喙得升天，永居高天无饥渴。

九十五

心邪变妖心该刳，不刳妖心发大麻。

刳去妖心得升天，心净有福见爷妈。

九十六

手邪变妖手该断，不断妖手祸多端。

断去妖手得升天，尔手仍在无苦酸。

九十七

脚邪变妖脚该斩，不斩妖脚鬼且阚。

斩去妖脚得升天，永随上帝脱危险。

（谁缠足就砍脚，老洪审美观爱大脚丫子。）

一百零十

奉天诏命尽势打，乱言听者不留情。

一百零十一

乱言讲者六十起，敢者亦杖六十尔。

已醒即道要尔好，不醒反说天父恃。

一百二十三

几多因为一句话，五马分尸罪不赦。

一言既出马难追，天法不饶怕不怕。

（五马分尸的刑罚，不是吓唬，是真干。）

一百九十七

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

低头垂眼草虔对，为得丈夫敬倒天。

（洪教主真大恶之人，嫔妃正眼看他也是罪。）

二百三十四

一些恶样看不得，一些恶声听不得。

一些鬼心容不得，一些鬼计宽不得。

二百六十四

扇密密拨眼密洁，格外虔诚方为得。

半点怠慢不容情，莫怪尔主性咁烈。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3)

三百二十

一个作怪要打多，错在无心不用苛。

想脱痛苦速练好，狗子条肠见爷哥。

三百二十一

千祈千祈莫讲偏，讲偏一句是瞒天。

瞒天速认该何罪，逆命双重糯饭泯。

（千祈，客家话，千万，一定。）

三百三十一

设谤冒渎五马分，鬼人心缠听不闻。

心内谤渎罪更大，想上高天赶早遵。

三百四十三

不打不骂还过得，惹打惹骂要道虔。

不欢不虔逆双重，莫怪满天尽亮延。

三百四十四

面情善好是人面，面情不好是鬼面。

声气善好是人声，声气不好是鬼声。

三百五十五

手不顾主该斩手，头不顾主该斩头。

些不顾主些变妖，周身顾主福已求。

三百五十八

天情道理莫嫉妒，嫉妒最惹爷义怒。

天情道理要敬主，毁谤骨渎真可恶。

三百七十八

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

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绝对权威，绝对的话语权。）

四百零一

别样或留邪无留，天条犯七定斩头。

爷爷圣旨单留正，想上高天落力修。

四百八十一

打千打万因大胆，大胆莫怪天法严。

杀千杀万因奸心，奸心云中雪难堪。

四百八十二

问尔怕打不怕打，怕打莫练曲恶假。

问尔怕斩不怕斩，怕斩心莫邪半点。

（如此打油诗之威胁，也是一绝。）

四百九十

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

面突鸟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

（这不是作诗的比拟和修辞需要。“烧硫磺”是洪教主一种刑罚，如同“煲糯米”一样，是把人活活闷煮。也就是说，“烧硫磺”是以硫磺火药等物洒满犯事妃子身上，点火燃之，类似“点天灯”。）

四百九十一

醒一样睡又一样，一时一样假心肠。

假心肠定赏假福，贱人那得永荣光。

（洪天王要求真是太严，要求嫔妃当面背后以及睡前睡后都要效忠他。）

恫吓威胁之余，洪秀全还有一本正经的、婆婆妈妈的、不厌其烦的说教，仔仔细细告诉嫔妃们如何侍候好他这位宫中“太阳”：

十九

不得大胆，不得瞒天。

不得逆旨，不得歪心。

三十二

耳莫乱听，喙莫乱讲。

眼莫乱望，心莫乱思。

九十

行条路一步一步，出句言谨静悠然。

举下眼要正要善，起下心莫奸莫淫。

一坐装正直端方，一立企正身正仪。

手一动看天从容，脚一踏天情要合。

一百零七

虔诚欢喜又悠然，娇声细气福齐天。

有这锁匙开这锁，何至门外咁冤牵。

一百十七

朝晚拜爷拜在心，心先拜敬道理深。

心拜更真身拜假，各练真真贵如金。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4)

一百十九

敬我天父要好心，敬我天兄要好心。

敬我天王要好心，为尔丈夫要好心。

一百五十一

每夜内殿正朝门，出入闹锁旨当遵。

一出一入有不锁，不晓提防有处分。

一百五十三

醒来洁眼理泉茶，须嚏周时洁无差。

千年万载同半刻，不开过口记清些。

一百六十六

拨扇虔诚莫已由，当轻当重心对夫。

亮红举手须虔洁，水凉救好亮方乌。

一百七十

日夜琴声总莫停，停声逆旨处分明。

天堂快乐琴音好，太平天下永太平。

一百七十一

理文洗身后洗帕，笔墨金帽理莫差。

颈钏扇插虔理好，好坐殿游苑敬爷。

一百七十七

帕拨飞虫离五寸，一些挨着不殷勤。

榨底飞虫来则扑，乱挨风大有处分。

（观上述诫嘱，洪爷真是“魔鬼在细节”，完全给嫔妃制订服务手册。）

一百七十九

新帕换二共八条，四洗四洁莫差毫。

黄帕三十白绉十，扇各七烂换夜朝。

一百八十一

洗身茶后朝摄裳，文袍行先理朝堂。

见有草涩除净净，放正灯草对太阳。

一百八十八

礼毕统锁宫巷门，化奏看响鼓声匀。

朝夜理文奉帕扇，三十白十扇七分。

一百九十二

无事莫到洗身宫，晏后凑徒遵玲珑。

去不遵旨有责罚，文袍靴茶一样同。

二百二十二

天王旨到响金锣，立即跪接呼声和。

一个不接是逆天，又贬又斥不是苛。

二百二十四

帕匙换教带玲珑，须面手汗帕不同。

须面用新洁手旧，汗帕换开立锁对。

二百二十八

越为得多越大份，各为尔主要殷勤。

今日积福后来享，锁匙带紧得入门。

二百三十七

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

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洪教主对人太苛求，嫔妃正眼看他都是罪过。）

二百五十

不使得性速减性，不是校笑早当知。

天兄圣旨争半点，从今好醒莫鬼迷。

二百七十二

日夜拨扇扇莫停，草拨榨底要记清。

拔由已不拔由已，大胆逆天不成人。

（人不是电扇。洪教主比周扒皮还周扒皮。）

二百八十二

早朝统看袍靴茶，加先整容插好花。

头回锣响出前殿，灯草对夫即对爷。

二百八十四

颈额额角共眉毛，永远不准扯一条。

不准扎脚讲妖话，不准同姑话言交。

（如果眉如远黛，眼如秋波，不知天王如何以水平来衡量。）

二百九十四

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

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

（伺候洪爷太难，早睡晚睡都不行，嫔妃们肯定精神高度紧张中。）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5)

二百九十六

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

万样都是正为贵，速练正正福滔滔。

（涎，痰桶。茶，茶杯。）

二百九十七

天寒洁身最紧关，起身帕到草莫奸。

四条燥帕何候便，闲手不顾个个难。

（客家人爱干净，苦了嫔妃们。）

三百零三

嫂在洗宫姑莫进，姑理洗水嫂莫进。

嫂还为嫂姑还姑，见有混杂奏秉正。

（洪教主管得真宽。）

三百三十六

旧果放盘到明日，新果来时平匀食。

新果未来有乱食，同从奏出有重责。

（可见出洪天王的小农出身。红薯屎未拉尽，仍有悭吝的积习。）

三百三十七

着袍离颈转面前，穿开袍袖乃雨边。

自今一个不遵旨，重责不准带金钱。

三百三十八

左边左领右牵袖，右边右领定肩头。

左袖转前轻放颈，企前向后两边悠。

（又是洪秀全的“魔鬼细节”，连穿衣服都定标准操作。）

三百五十一

爷圣旨万样节俭，一饭一丝当悭廉。

今日悭廉积上天，积福多多万方沾。

三百六十九

当食就要像食样，当睡就要像睡样。

万样遵旨要像样，天父专诛带歪样。

（恰似小店主训伙计。）

三百七十九

千祈莫明知故犯，千祈莫逆令双重。

千祈莫同人瞒天，千祈莫假草不忠。

四百十二

三分人才四分扮，成人仪容要好看。

爷哥不恤陋容人，从今好醒好打算。

四百三十六

宫内代代莫乱行，金鼓云板响大声。

见有偷闯当奏出，逆旨瞒天责不轻。

四百五十八

后宫各字莫出外，出外母鸡来学啼。

后宫职份服事夫，不闻外事是天排。

四百九十六

子女幼细不用扇，宁可热些要遵夫。

自古成人不自在，遵守天条万万年。

（如此要紧的下一代教育，洪天王关键该讲的都不讲，只说不要给小“天王”扇风。）

在恐吓和安排嫔妃琐细生活之外，洪天王自然也是发挥他传销老鼠会头目的甜言蜜语，大晃胡萝卜，给后宫的女人们指出把“爷”侍候好的美妙前景：

二十

遵旨得救逆旨难，天王旨令最紧关。

想做娘娘急放醒，各为丈夫坐江山。

二十一

尔不顾主有人顾，尔不扶主有人扶。

为主即是为自己，做乜不遵天令书。

（乜，什么）

二十二

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

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

二十四

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

一眼看见心亮起，薄福娘娘该打死。

二十六

练好道理做娘娘，天下万国尽传扬。

金砖金屋有尔住，永远威风配天王。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6)

二十七

心虔口虔头面虔，手虔身虔衣服鲜。

六虔一鲜事夫主，威风快活万千年。

二十八

好心有好报，歪心有歪报。

尔门做娘娘，要识天理道。

三十七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四十六

悠然定叠莫慌忙，细气妖声配太阳。

月亮不同星宿样，各练长久做娘娘。

四十九

一个遵旨得上天，一个逆旨有免牵。

成人头要遵旨令，方可享福万千年。

七十九

为人千祈想长远，切莫鬼迷顾眼前。

眼前极好后难过，长远威风万万年。

一百四十

尔们不晓主悠然，那得夫主甚悠然。

尔们个个真悠然，何愁夫主不悠然。

一百四十一

悠然悠然得上天，悠然悠然福万千。

悠然悠然无免牵，悠然悠然万万年。

一百八十四

一好好到无底好，一了了到无底了。

问尔想好还想了，不是同尔作笑校。

二百

洗身穿袍统理发，疏通扎好解主烦。

主发尊严高正贵，永远威风坐江山。

二百二十三

天情道理莫眼青，爱人如己心放平。

姊妹多多都一样，巴望水涨船高行。

三百八十五

朕妻朕儿行真道，真道出自爷教导。

遵爷圣旨得常生，好心定然有好报。

四百九十五

尔想爷哥夫主惜，好心遵旨就会惜。

今朝遵旨今朝惜，永远遵旨永远惜。

读洪秀全这些狗屁诗，俚俗可笑之余，可能不少读者会发现“咁”、“千祈”、“几”、“乜”等等奇怪的字词，这些皆是客家话。我到深圳十余年，听懂全部广府话（白话），一半客家话（深圳从前是客家人聚集地），但潮汕话完全不懂。广府话与客家话许多词一样，但发音天壤有别。

最早，清朝的张德坚在编辑《贼情汇纂》中，以为太平军文告和文件中的许多语言是“隐语”和“暗号”，其实因为他不懂客家话之故。客家话中，除本身特点外，留有不少古汉语痕迹，加上变音，所以会让人觉得如堕云雾。

现摘些太平军文告和宣传品中常用的词汇：

几（多么，多少）、千祈（千万）、乜（什么）、人侪（别人）、过刀（被刀杀）、咁（这、这样）、肚肠嫩（经验不多）、硬颈（不服从、倔强）、企（站立）、炼速速（快快修炼）、悠然悠然（闲适自得）等等。

天干地支方面，客家话中“丁”与“癫”相同，改为“天”，所以“丁酉年”为“天酉年”；“丑”同“媿”，改为“开”；“卯”同“没有”，改为“荣”；“亥”同“害”（也是广府话中女阴的意思），改为“开”。

由于客家人好“山歌”，所以上至洪秀全谕旨，下至一般宣传单，常常打油诗一样内容多多，以致于当时各省的读书人及官员，都觉得这些宣传类的东西特别荒唐，甚至在《天情道理书》这样的“圣谕”中会出现这样的词句：“打鼓求得雨，高山好开田……食烟食得饱，放屁好肥田。”鄙俗词句，琳琅满目。入南京后，由于军中裹胁的读书人日多，太平军对外正式谕令和文告才逐渐“文学化”和“书面化”。

洪教主在金碧辉煌、穷奢极欲的天王府玩弄女人写歪诗之外，他在“天京”干出的最大一件“正”事就是杀杨秀清。（连锁而发的是杀韦昌辉以及逼石达开出走）

而后，洪秀全一边写歪诗，一边又胡乱批注《圣经》，弄出本《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他亲手“批解”的地方真不少，前前后后80条，基本分为以下几大类：

其一，神化洪秀全本人和“太平天国”。他把《马太福音》中原来讲世界末日、耶稣再来的情景——“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堕落”——批解成：“朕是太阳，降世为人，则天空变暗矣；朕妻月亮降世为人，则（月亮）不发光矣；天将天兵是星宿降世为人，则（?宿）自天坠地矣。”《创世纪》中讲上帝同挪亚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立约的征兆是“有虹现在云彩中”。洪秀全把“洪”、“虹”二字如此批解：“爷立永约现天虹，天虹弯弯似把弓。弯弯一点是洪日，朕是日头故姓洪。”完全是牵强附会，狗屁不通。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7)

其二，抨击“三位一体”。《马可福音》上讲“上帝是一位”，“是独一的主”。洪秀全则为了证明他自己“上天”时见的神多，批解道：“缘何朕上天时将见天上有天父上帝、天母老妈，又有太兄基督、天上大嫂，今下凡又有天父天母天兄天嫂乎？”如此胡说，几近诞妄，与日后的义和团胡排神仙有的一比。《马可福音》又说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洪秀全“批驳”耶稣上天后与上帝合一之说，他认为：“误解基督即上帝，上天合为一。缘何大辟之前太兄来，生得见上主语太兄乎？”以自己的胡乱理解理直气壮反诘正统基督教教义。

其三，他把“太平天国”神奇化。《启示录》上讲“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从“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为此，洪秀全批解为：“天上地下一样。新也路撒冷，今天京是。上帝基督下凡，带朕暨幼主作主，开创天朝天堂。上帝天堂今在人间，验矣！”《使徒行传》上讲：“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乡人，都寻求主。”洪秀全把这则原本描述耶稣设立教会的事，批解为：“今上帝基督下凡，再建上帝殿堂在天京天朝矣，普天下合一均求上主矣。”《启示录》讲：“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为此，洪秀全自然把基督教的“天国”替换到他自己的“天朝”上，批解道：“上帝基督带朕及幼主管理，世世靡暨矣。今验矣！”……

总之，洪教主深宫无聊之余所有这些“批解”，满纸荒唐言，一把离奇意，与其说是神学“新解”，不如说是政治作秀，高举宗教的幌子麻痹属下。

看到他这些豪壮的谎言，真不知正宗基督教教徒看后会有何感想了。

下面，仅从清朝当时人所写笔记中，摘取太平天国三个有关妇女的记述，可以想见“太平天国”妇女的地位和当时状况：

其一，赵碧娘。赵碧娘，良家好女子，年仅十五六岁，神姿秀美。太平军攻略江南时掳入军中。她被掳时，三日不食，有同被掳之妇女相劝：“我辈忍死，或可日后与家人相见。不要自苦如此，待贼人疏忽可伺机逃脱。”赵碧娘始进食。不久，她被选入女匠绣馆，为太平军首领作精制冠帽两个，暗中衬以污秽之布（可能是月经布），希望以厌胜之法咒死对方。不久，同馆女工向东王杨秀清告发。杨秀清裂冠见到污秽的布条，大怒，立刻派兵士逮捕赵碧娘，并准备转天“点天灯”示众，以儆效尤。赵碧娘半夜苏醒，趁人不备，自缢于树，以免惨遭焚刑。东王大怒，遂杀其同馆女工数十人以泄愤。

其二，傅善祥。傅善祥，金陵人，自幼习学文史。太平军陷江宁，掳入军中，见其习书善写，用为女书记，一直在东王宫中掌文书。傅善祥貌美得东王宠，恃宠而骄，批阅文牍，屡骂诸首领猪狗不如。东王杨秀清侦知傅善祥语侵及己，大怒。即以傅善祥吸食黄烟为罪，逮之枷于女馆示众。情急之下，傅善祥亲笔作书于东王，备极哀怜。东王怜之，遂释其罪。傅善祥得间逃去。东王派人大索，不得。

其三，朱九妹。自傅善祥逃去，东王府中无人合意主掌文书。有湖北女朱九妹，年十九，慧艳能文，为太平军一女百长所庇。东王多次公告选人入宫，百长怜朱九妹柔弱，不以之应选。东王常佯作天父下凡言某事，以神其说。知有朱九妹此人后，东王遂作天父下凡状，指出九妹藏身之所。于是，兵卒搜得，逮朱九妹及女百长齐入东王府问讯。东王问九妹：“汝识字否？”对曰：“不识。”又问：“百长藏汝否？”九妹曰：“女馆中人众多，何得藏我！”东王怒，命兵士杖之。大杖数折，朱九妹浑身鲜血，昏绝于地。于是，东王下令，将女百长挖目割乳，剖心枭首，称是天父降罚，以儆余众。朱九妹被拘于东王府月余，创伤稍平，暗中结纳一王娘，将以砒霜毒杀东王。谋泄，朱九妹惨遭“天灯”之刑，同时被杀九人。

洪秀全在议事殿内，铸有一巨大的白银鸟笼，内中有一个大绿鹦鹉，会讲话。只要有人，它就会用客家话叫嚷：“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上帝的江山，天天来坐，永永远远天王坐！）相比这只大鹦鹉，即使锦衣玉食的后宫嫔妃，仍然远不如它快乐。

附：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2中有关太平天国对待妇女的记述：

自古叛逆，从无妇女并掳者，亦未闻行军以千万妇女随行而可制胜者，贼之初意，不过欲以众胜寡耳。况广西妇女赤足强有力，尽可用为伍卒。逮陷湖北、江南，所得妇女何止数十万，要皆膏粱脆弱，即属村妇亦不敌广西贼婆之凶悍，择美丽者充妾媵，余者无用，故役使工作，磨折以死者不可胜计。于是知妇女不可用而不掳，且憎已掳之妇女为累（赘），减其粮，日给米四两。

(太平军)多设女馆，以女官领之。其各贼目之眷口悉充伪王府女官，皆隔别不令共处。倘（太平天国男女）私约就?，则谓之犯天条，男女皆杀。伪冬官副丞相陈宗扬竟因夫妇同宿骈首就诛。

各伪王盛置姬妾，而使群下绝人伦之源，且始之曰：天下一日平定，方许完聚，未娶者方准婚配，功高者始准置妾。往往杨贼（杨秀清）议奏某官功高，应先准娶妻，其实并未见准。其犯天条得用之贼之又恒贷之，罚以将来大家娶妻之日迟娶三年及不准多娶一妻，其意谓男女人之大欲，以此诱之，实以此迫之也。现无淫欲之事，既可保人人精壮，许以事定得妻，庶诸恶少舍死战斗，以冀一朝遂愿耳。然稍有知识者未始不知事不可成，妻不可得，甚至己妻转为所得，安得不痛恨而深衔之，特徒恨无益，且因无益灰心，亦渐忘其恨已。（采程奉璜说）

湖北武汉，江南江宁、镇江、扬州等处多富商大贾，士文民逸，享受承平之福二百余年，其骄奢淫佚恣情暴殓，匪夷所思，莫可穷诘，故此数处受害最久，被祸尤惨。至可怜者，莫过阀阅子女，锦衣玉食，不离保姆，一旦仓皇被掳，男或用为“公子”、“老弟”，犹可偷生，妇女则概归妇女馆，隔绝亲人，分与有壳之谷，令其舂煮。有援引者或入绣锦衙，余者迫令放足，役使挑砖、背盐、挑濠沟、削竹签，要皆梦想不到之苦，一朝受之，其不死也几希。及其死也却有数等：上等烈妇闺秀不待入馆，先即自裁；其次或勉强入馆，知事不可为，乘间就死；又其次则忍辱偷生，因不耐磨折，不服粗犷，挫折而毙；至下则苟延一息，甘为役使，甘受捶楚，甚至有背盐美妇行烈日中，卤汗交流，肩背无皮，如著红衫者。嗟乎，天地间至惨安有此耶？然亦以见人之一死，实非易事，罪业未尽，真求死不能也。（据王福兴、李丕基等说）

江宁城内又有一妇背负婴儿，被贼驱逐入馆。此妇迟回不行，贼骂之，妇亦回詈（骂），贼遂挺矛戮杀。此妇压儿于肩下，呼娘不绝，呱呱乱啼，而不知其母已死。一妇行于道，怀抱数月之儿，且走且泣，忽袖出一剪将欲自刺其吭，复以泪眼熟视抱中儿，遂大哭掷剪于地，仍向前行。贼之残虐致天地间有此惨境，真不忍下笔矣。（据周宽说）

血雨腥风天京城

九、上帝死了！天王万岁！

——血雨腥风天京城

公元1856年9月1日（咸丰六年八月初三，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六）。深夜。南京城。东王杨秀清府邸。

北王韦昌辉率属下三千余人奉洪秀全密诏，星夜兼驰，在陈承瑢（日后的英王陈玉成之叔）接应下，自“天京”南门而入。一行人快马加鞭行至距东王杨秀清住处几百米远的地方，韦昌辉令从人皆下马，数百人分成几队，他自率一百余人率先趋向东王府。

守卫门人见是北王来谒，韦昌辉手中又有天王府出颁的令牌，以为是有紧急军情，立刻大开府门。

韦昌辉率手下人即刻涌入，喀嚓数刀，东王府数十门卫均在片刻被客家老乡们砍掉了脑袋。

隐约听见大门处喧嚣，东王杨秀清忙命从人掌灯，很不情愿地从床上坐起。数日之内，捷报频传，太平军老对手向荣都被气得自杀，杨秀清为此颇为自负。晚间多饮了几杯西洋葡萄酒，吸食了几口上好洋膏（鸦片），十分舒坦之余，忽然被惊醒，东王十分不快。他思忖：“军情再急，怎敢扰本王九千岁（马上就要万岁）的清梦呵。”

杨秀清的卧室十分宽绰，有二百平米左右，可称是大寝殿了。室内精美楠木摆架，遍置异宝奇珍。最为奇异的，一是东王床上笼围的、用数斗珍珠串成的珠帐（天王洪秀全也有一帘，形制相同，唯独顶上多一颗大夜明珠），一是巨大香木床四周晶莹剔透的玻璃水围——这在当时是十分稀罕之物。数片巨幅白晶玻璃围砌成墙，内中注水，放养数百尾珍稀品种的金鱼。巨烛照耀下，水围屏、珠帐上异钻奇石炫人眼目，光华四射。

东王平日极讲排场，有12个绝色女子充当“传宣”，侍奉左右。闻听北王来谒，这些值班的女子们以最快速度更衣着靴，赶往寝殿面前迎候北王。孰料到，北王与从人杀气腾腾，浑身血迹，上来二话不说，钢刀猛挥，12个美女立刻身首异处，鲜血浸透了殿内外充当地衣的明黄锦缎。

东王杨秀清听到门外声音有异，赶紧从床上跳起欲细作观瞧。双脚刚刚着地，映入眼帘的是平日对自己低眉顺眼的北王韦昌辉一张愤怒的脸。

未及杨秀清喊出声，数把钢刀齐搠于他的胸前。韦昌辉上前一步，揪住东王发髻，手中刀一使劲，把血淋淋首级拎于手中。

北王韦昌辉长吁一口气，信手一掷，东王的脑袋被抛入晶莹透亮的金鱼缸内。在无数支巨烛和景泰蓝琉璃灯的照耀下，东王杨秀清的首级在水中自上而下，慢慢沉落，腔中鲜血蔓散开来，渐渐遮掩住了他脸上瞠目张嘴的惊讶表情……

“太平天国”奠基人(1)

如果把洪秀全、冯云山比拟为“太平天国”的理论指导者，那么，真正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并使“理论”最终变成“实际”的，非杨秀清莫属。从金田村到武昌，从武昌到南京，一直到太平军第一次击垮清朝的江南、江北大营，这位东王绝对是太平天国实际意义上的全局指挥者。

自1848年到1856年，八年之中，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共代天“传言”近三十次，绝大多数是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稳定了军心、民心。“传言”内容庞杂，有宗教的，有军事的，有政治的，有文化的，甚至有假借“天父”名义“识奸”、“杀奸”的。特别是太平军定都“天京”前，杨秀清的“传言”对于“太平天国”的事业大多具有积极的意义。

杨秀清第一次“天父”附体进行“传言”，是1848年４月６日。当时，为了团结紫荆山一带会众和壮大组织，杨秀清首次搞这种神秘把戏。如果他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和直隶地区附近搞这种东西，可能不会有太多人相信。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广西，特别是浔州地区，这套东西大有人迷崇。要知道，浔州一带长久以来一直有一种类似跳大神的“降僮”迷信，即常有人自称为鬼魂附体，沟通阴阳两界。而客家人的精神故乡嘉应（梅州），本来也有类似仪式，客家话称为“落童”或“落娘”。浔州地方上多神盛行，不同人群崇拜信仰不同的神佛仙道，有信佛的，有信道的，信孔圣人的，信关圣帝君的，信当地城隍的，信乡野法神的。所以，洪秀全、冯云山当初四处破坏庙宇和神像，就惹起当地人的极大反感，一时间拜上帝会有“人人喊打”之危。

杨秀清有脑子，他更聪明，想出“降僮”的形式，以更简单、更原始、有便于当地人接受的迷信方式，把“天父”、“上帝”带到了人间。

由于“拜上帝会”本身根本不是正统基督教，所以就没人出来揭穿驳斥杨秀清的把戏。如此一来，杨秀清就创造性地利用多神论的外套，塞进了一神论的基督教观念，最终目的在于使他们自己独创的“拜上帝会”能够成事。而且，“降僮”在广西等地是一般巫师、游医和乡镇老娘们谁都可以做的事情，杨秀清对于自己的“代天传言”资格，却绞尽脑汁加以垄断，使得即使洪秀全本人也要敬崇他这种“权威”。而他“代天传言”的那一天，日后也成为太平天国的法定节日“爷降节”（太平天国只有六个法定节日）。

杨秀清“传言”效力首次大显神威，是冯云山被桂平县政府关押的那段时间。彼时人心涣散，洪秀全本人又不在广西，拜上帝会大有消亡之势。关键时刻，杨秀清拉萧朝贵演双簧，“天父”、“天兄”齐下凡，愚众不信却也难。杨秀清不仅在危急时刻稳住了会众的心，又宣扬了独一真神“上帝”的不可怀疑性，继而突出了洪秀全不能替代的“教主”地位。

“太平天国”奠基人(2)

那时的杨秀清，绝对是甘当洪秀全人梯，他咣当一倒，忽喇一起，摇身变成“天父”，对信众谆谆教导：“各为尔主行真道，信实天父莫狐疑。”同时，随着不同时段的政治需要，杨秀清“传言”各具特色。该批孔击孟的时候，他讲“爷哥下凡，斩邪留正，收麦焚稗”，该利用孔孟思想团结会众时，他又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即使是他自己因早年营养不良导致一只眼失明，杨秀清也能大做文章，以“天父”身份来表示他自己是代人赎病。得病都能把自己抬得“高尚”了，可知这位杨爷确是一个鼓动家。

随着太平军的不断壮大，杨秀清“天父下凡”日益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往往以“天父”的名义审人、杀人，或斩人首级，或五马分尸，或点天灯，使得拜上帝教会众对他又畏又敬。甚至1851年底在永安斩杀“叛徒”周锡能，杨秀清也是借“天父”附体来对周锡能进行审讯和审判。凡此种种，让太平军将士觉得“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有了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太平军早期真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跟定上帝去杀“妖魔”，几乎所向无敌。

对天王洪秀全来说，杨秀清的“天父传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支柱。1851年初他在东乡称王，正是杨秀清代“天”传言：“我差尔主下凡做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最使拜上帝会会众（包括当时的洪秀全）信服杨秀清的案例，当属1851年年底的一件事：当时，清朝将官乌兰泰由于在广州做副都统，吸收了不少先进洋东西，就派人假装向太平军投降，携书信及“礼物”到太平军军营。杨秀清拆信观瞧，又掂了掂“礼物”，觉得其中有诈，知道乌兰泰送的这东西不是什么好货，便立刻一翻白眼倒地，复翻白眼起身，以“天父”口吻说：“此内有炸药，众人小心！”军士们忙把乌兰泰的“礼物”移出营帐，掷于深沟。果然，轰隆一声，炸弹爆炸，就这样，一块铁皮还把冯云山肩膀削去一大块肉。除此以外，洪秀全等人毫发未伤。自此以后，连洪教主也把杨秀清当真“天父”对待，并下诏道：“爷降凡间悉圣旨，朕尽读过记清清。故此认爷能不错，爷哥带朕宰太平。”

见这种“附体”把戏作用大，杨秀清心中得意，认定自己“金口”有神，凡立法创制，无不借助“传言”来实现。渐渐地，杨秀清感觉上来，开始以“传言”一步一步神化他本人：“凡东王打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我们）好；枷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我们）好；杀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我们）好！”“天爷”这张嘴真是太厉害，杀谁都是为谁好，反正天法至公，天父无过，严刑峻法，打击异己，均是上帝的“天意”。

到南京后，杨秀清的代天“传言”完全成了他搞特权最有效的手段。即使对于洪秀全的二哥洪仁达，他也敢借“天父”的名义把这位“皇兄”捆上打一顿。至于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更是畏惧有加，每当有杨秀清“表演”时，皆跪伏屏息，汗流满面，唯恐东王以“天父”的名义把自己杀掉。

在1855年所颁布的《行军总要·序》中，杨秀清忘乎所以，基本把他自己就当成“天父”了：

今东王亲受天父天兄默中指授神妙机宜，左辅天王主宰天下，统驭寰宇。自金田起义以来，由湖南、湖北、安徽诸省直抵金陵，战胜攻克，马到成功。且闾阎安堵，若忘锋镝之惊；士女归心，共效壶浆之献，非由东王智虑精锐，防维周密，训练有素，赏罚至公，断不及此。盖东王具生知安行之资，展经文纬武之略，拨乱反治，除暴安良，功烈迈乎前人，恩威超乎后世，盖其时在运筹帷幄之中，所设规条号令，尽善尽美，诚为亘古未见未闻者也。

所有这些谀辞，大部分是实，但把他自己比拟为“生而知之”的神人，杨秀清确实忘了他是二把手了。

也想尝试当“万岁”

早在1853年底，洪秀全这个一介穷酸出身的“太阳”就在宫内开始虐打并任意以酷刑处死后宫“嫔妃”和宫女。大雪酷寒下，天王宫内的女官、宫女凿挖池塘时干活慢，让急于赏景的洪秀全大怒，他大发淫威，又点天灯又蒸活人，弄死不少无辜的女孩。洪天王后宫的作为，让杨秀清看不过眼，就佯装“天父”附体，指责洪秀全随意杀人和在宫内以“靴尖击踢”宫女，并进而“传言”道：“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坏。”表示了对洪秀全的不满。

洪天王知道自己要赖杨秀清扶持，只好当众允诺：“自今以后，凡事定与兄弟相商而行之。”

此前不久，军中有被掳百姓好奇，偷溜入洪教主营帐，夜间窥看老洪与妃子们欢好。洪教主发现后，立刻把老乡绑了，在自己帐前杀头。杨秀清又不高兴，咣当变成“天父”，责斥洪天王：“尔与兄弟打江山，杀人大事，何不与四弟商议！此须重罚！”也就是说，“天父”借杨秀清之手，要打洪秀全屁股。洪教主无奈，只得跪下认错，表示愿打愿挨。北王、翼王等人也跪求，表示愿意代替天王受杖责。见自己目的达到，杨秀清满意之余罢手。为此，清朝官吏深感不解：“夫古之叛逆，末路受制于臣下，篡夺者有之，缚献者有之，袭杀者有之，未闻跪而受杖仍尊为王者，荒唐儿戏，真蜂衙蚁队之不如！”（《贼情汇篡》）

到达南京定都以后，太平天国一切军国大权，皆握于杨秀清一人之手，只有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人参与谋划，凡纤芥之事，必禀东王府而后才能得行。

穷人乍富，最喜排场。杨秀清不仅本人高高在上，出行时也大讲排场，每出均有扈从千余人，盛陈仪卫，有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彩鸟兽数十对，还让人举舞洋绸缝制的数十丈五色彩龙，鼓乐齐奏，上面大书“东龙”两个巨字，在前面开道。杨秀清本人坐一个五十人抬杠的大轿，身边童子侍立，啜茶端然，煞有介事。显然平时看戏不少，对他大有启发。

杨秀清的大轿，大到在南京街道不少转弯处都转不过去，为此，他的卫队拆除了不少房屋，以供杨秀清大轿通过。特别是夏天，杨秀清府中的手下人又为他创制“水轿”——“宽约三尺余，深约五尺，下围用夹板，两面镂云龙，嵌玻璃，承以锡底，注水养金鱼。围上两旁窗六扇，后四扇制如围轿，顶四方制如窗，其陂如瓦檐，正顶一方，上下皆玻璃，不用板，灌水养鱼，表里愈加莹彻。轿中置雕龙黄椅一具，轿窗用黄缎，镂云龙，贴玻璃，与帘围无异”——如此骇人耳目的招摇，只能显示其穷人乍富的低级趣味。

至于杨秀清的宗教头衔，也精灵古怪：劝慰师、圣神风。现在游戏制造者以为自己多有创意，名字起得好，其实翻开太平天国封官文件，上面玄幻奇特的名号海了去，大可以拿来现在命名游戏人物。

所以，指挥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完全陶醉于自己的“丰功伟绩”之中，觉得自己的“九千岁”不满足，便又咣当一声，伪称“天父”下凡，唤天王洪秀全，当着一大帮高级官员训斥道：“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上帝”讲客家话？）

洪秀全在下面跪着，心中也烦，但不敢硬顶，因为戳穿杨秀清就等于戳穿自己，只得回答说：“东王打江山，亦当万岁。”

“天父”得寸进尺，又问：“东世子（杨秀清儿子）岂止是千岁？”

洪秀全答：“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

“天父”哈哈大笑，作手舞足蹈状：“如此大好，我回天堂矣。”

洪秀全留个心眼，没有当即封杨秀清“万岁”，假装为隆重其事，表示要等下个月，即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咸丰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杨秀清生日时，当众正式开大party封东王为“万岁”。

杨秀清欢喜，又感心中过意不去，就对洪秀全说：“我当万岁，尊你为万万岁。”

洪秀全故作大喜状，二人尽欢而别。

从“太平天国”体制上看，杨秀清当“万岁”是大逆不道吗？回答是否定的。

“太平天国”在当时是洪、杨整成的“新事物”，与一直以来中国社会的“伦理”大相径庭。各个王朝，“万岁”自然只有一个人敢称，但在“太平天国”中，“主”有五位，“万岁”有八位。由于他们公认为只有“天父上帝”可以称“帝”，所以首义的六个人，包括洪秀全自己，都只称“王”。当然，六王之中，洪秀全“天王”排第一，杨秀清虽然第二，但“节制诸王”，其余四王均属他统管。依照拜上帝会的规矩，“天王”与其余五王之间是兄弟关系（只有西王萧朝贵以“帝婿”身份），所以五王称洪秀全?“二兄”（大兄是耶稣），并非称他为“圣上”或“主上”，洪秀全称杨秀清为“清胞”，称石达开为“达胞”，称韦昌辉为“正胞”。几个人吃饭，也是一起“坐宴”。

至于“太平天国”的“五主”，即天父“上主皇上帝”，耶稣“救世主”，洪秀全“真圣主”，洪秀全儿子洪天贵福“幼主”，杨秀清“赎病主”，洪秀全本人也承认：“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依据这种理论，杨秀清称“万岁”，并非僭越。所谓的太平天国“八位”万岁，见于“太平玉玺”之上，上有“八位万岁，恩和辑睦，永定乾坤，永锡天禄”等字。这八个“万岁”，刨去上帝、基督、洪秀全、洪秀全儿子洪天贵福以外，应该还包括洪秀全另外两个儿子洪天光、洪天明，这两个小孩都是“龙”子，连同杨秀清、萧朝贵，自然加起来就“八位万岁”。而且，早在1852年的《天条书》中，有这样句子：“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圣神风”和“圣灵”，都是杨秀清，可见他在教门地位之高。而且，洪秀全本人也曾写道：“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天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三位同是一脉亲。”

由于劳苦功高，杨秀清在被杀前又有宗教上“三师一主”的封号，即禾乃师、劝慰师、左辅正军师、赎病主。

由此可见，即使杨秀清真的获封“万岁”，他不一定会把“万万岁”洪二哥弄死。如果有这种野心，杨秀清大可借手中权力或假托“下凡”，直接把洪秀全杀掉，那样最省力省事。依据当时“天京”的现实状况，手握军权的东王杀天王很容易，身居深宫的天王杀东王很困难。但是，细究起来，在基督教中，甭说天王和东王，连“皇上帝”也不应该称为“万岁”，因为“上帝”是超越时空的神，是永恒的象征，是永远不休的，“万岁”何能显示其神圣？

当然，当时的《金陵省难纪略》等笔记，也有一些道听途说，都讲杨秀清想刺杀洪秀全，连爱尔兰人肯能也以“目击者”身份言之凿凿地作如此说，表示说是杨秀清“篡弑未成”。肯能这个老外，他所记述大多是瞎编，其中破绽百出。清人笔记《金陵省难纪略》对于洪杨关系也是妄自揣测。杨秀清如果真要杀洪秀全，极容易不过，借口“天父”下凡，洪秀全就不敢不来。所以，杨秀清个人膨胀是真，篡弑在当时还未在考虑之内。因为毕竟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象征和符号，把他弄死，整个“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就消失，玲珑剔透的杨秀清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很难能下决心果断动手。

“替罪羊”韦昌辉(1)

国人在数十年的“阶级分析”宣传下，说起韦昌辉，基本上都会切齿痛骂：这是一个混入农民队伍中的地主分子！我们依据贫乏的想像，总觉此人是个相貌猥琐的坏人样子。其实，单从相貌而论，韦昌辉身高一米八多，相貌堂堂。而“副统帅”杨秀清反而是个身高一米六几、瞎一只眼的“残疾人”。

韦昌辉是个真正的悲剧。他破家倾财加入“革命”，先被领袖洪秀全利用杀杨秀清，又被领袖出卖，被人杀掉，他本人又在历史上被后人一直泼污水，如此的悲剧遭遇，世间罕有。

韦昌辉，又名韦政、韦正，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天情道理书》记载：“至于（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亦是富厚之家。后因认定天父天兄，不惜家产，恭膺革命，同扶真主。”如此一个“背叛”了自己阶级、弃财不惜身加入造反队伍的人，后来竟被说成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确实悲哀。

当然，韦昌辉加入拜上帝会，也不能就说明他“觉悟”多么高。因为同乡有功名的生员梁嘉与大黄江巡检黄基数次勒索欺侮，韦昌辉悻悻之余欲报仇，才愤而加入“革命”。

韦昌辉家在当地，家境虽富，却也是个土豪，因为没有功名，常常遭受同村刘姓等大姓地主的欺侮。韦昌辉之父韦源玠很想望子成龙，不时催儿子辈去桂平赶考，希望有朝一日光大门楣，弄个功名当个官儿，以泄昔往受人欺压的鸟气。但韦氏兄弟考试无运，与洪秀全一样，连年名落孙山。无奈何之余，韦源玠只得花钱为儿子韦昌辉捐了个“监生”，这样，儿子总算有了个“功名”。

不久后，恰逢韦源玠七十大寿，韦昌辉以孝子名义，大请四周村邻，显摆抖阔也就罢了，为了慰老父之怀，他还特意让人做了块“成均进士”的金匾，高挂府门。所谓“监生”，原指在国子监肄业的学生，而国子监在中国古代就叫“成均”（大学的意思），所以，韦家挂一块“成均进士”之匾，依礼制，并非僭越牛逼过头，因为他们家确实有一个买来的“监生”身份。

但是，大酒大肉大摆谱，让旁人眼红嫉妒。邻村一位大烟鬼秀才蓝如鉴和乡内的催粮官吏骆某人，在韦家大口吃喝之余，合谋想敲诈韦家。于是，夜半无人时分，骆某人带几个伙计，铲除了大匾上的“成均”二字，然后，稍等了一会，早晨就带差人闯入韦家，指称韦昌辉假冒“进士”，违越礼制。

韦家老小当然不干，立即争辩。但出门一看，却见匾上只剩“进士”二字，韦昌辉一家顿时哑口无言，如遭棒喝。这种“罪名”可大可小，但比现在的假冒学历，后果要严重得多。

同乡有功名的生员梁嘉和大黄江巡检黄基得报后，正在一起吃酒的二人拍掌大笑，他们也正好缺钱用，立刻觉得可拿韦家这窝土老冒当银号来使。于是乎，小事做大，把韦源玠老头抓入新屿的团局，又打又逼。

大板子实在抗不过，老韦只能忍痛交出数百两雪花白银，这才能暂得归家。

如此，事情还不算完，蓝、骆二人撺掇巡检黄基，几个人要再敲韦家几千两白银，所以韦昌辉不得不四处借银。

此时，洪秀全、冯云山正在附近“传教”，韦昌辉向二人借钱、问计。老洪不是吃素的，他对韦昌辉说：“银子如水，滚进官府没个完，不如开炉打制刀枪，共除这些妖魔鬼怪害人虫！”

韦氏父子怨气满胸，闻言立刻拍腿应允，从此加入“革命”队伍，在家中大院开架12座炉炼铁，以打制农具为名，打制起事用的武器。

武器很多，打制完毕后，韦昌辉悄悄投入犀牛潭中。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对教友们说：“上帝阿爸已经赐给我无数刀枪钉耙武器，要我们灭除清妖，现在，犀牛潭中已有不少天降武器。”

农民教友们将信将疑，结果，入潭寻摸，果然发现大批武器，大家一下子高兴雀跃，更加迷信洪秀全。

所以，韦家对洪秀全起事之初的帮助，无人能比。

倘若没有韦昌辉家族的倾力相助，“金田起义”便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在“金田起义”爆发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清政府的许多官方文件均把韦昌辉列为“逆首”，显然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力。直到咸丰元年九月初八咸丰帝给赛尚阿的一份谕令中，清廷才称洪秀全为“逆首”。

“逼封万岁”事件发生后，据事后天王府中一位姓王的老妈子回忆，洪秀全连夜召集一些人紧急密议，准备诛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受密诏，先后回城参加诛杨活动。如果说是韦昌辉假称奉旨杀杨，秦日纲也不可能有这么大胆参与军事行动，所以，洪秀全的两道密诏是杨秀清的催死符。

后来的不少研究者，总以石达开被俘后写下的《自述》中一段话引申，证明并非是洪秀全授意杀韦昌辉：“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其辱。……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特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从这段话中，似乎韦昌辉是主要责任人，但大家可能忘了，石达开本人也是“天京事变”的关系人之一，韦昌辉杀了他全家，而他日后跑出城，挟众而来，更是迫使洪秀全转舵杀了韦昌辉。正因如此，石达开的话供肯定有倾向性，大说韦昌辉的不是。相较之下，李秀成的《自述》比较公允，但出于为尊者讳（或者他也不十分明白实情），只作如下表示：“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北（王）、翼（王）二人同心，一怒于东（王），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可以明确地讲，参与杀害杨秀清，石达开本来也有份，只是当时路远，他没有及时赶回南京而已。

杨秀清在世时，非常猜忌石达开。他曾怕石达开在安徽独大，屡次调人以分其权。石达开日后所写的《自述》中，其实有三大问题与“天京事变”真实情况不符：其一，他把“天京事变”提前了一年（也可能是误写）；其二，本来是石达开兴兵以大军逼洪秀全杀韦昌辉，《自述》中却说是洪秀全主动杀韦昌辉；其三，杨秀清是在“逼封万岁”后被杀，而《自述》中讲洪秀全故意加封杨秀清，韦昌辉不服气，杀杨秀清——所有这些，都是石达开故意编造，以证明他本人完全没有参加“洪杨内讧”。其实，种种史料证明，在洪秀全诛杀杨秀清的行动早期，石达开本人也是密谋者之一。

杨秀清有勇有智，自不必说，但他为人也是“阴忍而残刻”，严刑峻法，果于杀戮，威风跋扈，不知自抑。他对洪秀全本人假装“天父”下凡予以折辱不说，对天王的二哥、族弟，皆敢责辱呵斥。英明神武如石达开，每见杨秀清也要跪禀听命，还特别怕他“下凡”时杀掉自己。杨秀清本人和韦昌辉、秦日纲等人最大的直接冲突，源于1854年夏初的一件小事：燕王秦日纲手下有个牧马人，路遇杨秀清一个族叔，没认出人来，所以没有立即下跪行礼。杨大叔怒了，立即让从人把这个牧马人揪下马，鞭打二百后，送往刑部黄玉琨处要求“严加惩处”。黄玉琨也是个侯爷（卫国侯），觉得杨秀清族叔太过嚣张，不买他的账。杨大叔更怒，一脚蹬翻黄玉琨桌案，转身跑去族侄杨秀清处告状。

杨秀清闻言大怒——不给叔叔面子，就是看不起自己，于是他立刻下令当时主管刑部的石达开逮捕黄玉琨。相关部门的首长秦日纲和陈承瑢很生气，上书辞职，杨秀清雷霆大发，下令韦昌辉杖责秦日纲和陈承瑢，最后，把那位倒霉的牧马人五马分尸，以清族叔怒火。

“替罪羊”韦昌辉(2)

杨秀清和杨大叔气平了，但其余诸人胸中的怒火勃勃燃烧。杨秀清为如此小事得罪那么多人，可见他当时多么猖狂。

作为北王的韦昌辉，日受挫辱，却也不敢发作，只能对东王跪迎跪送，常常脸带笑容低三下四地讲：“非王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客家话，指自己见识短），几不知此。”杨秀清不傻，一直暗防这位北王，所以，北伐关键时刻派援军，他就没有让韦昌辉前去，生怕他出外“另立山头”。后来，他屡夺韦昌辉兵权，并因水营之败杖责过北王。

怨恨日深的情况下，身在江西前线的韦昌辉接到洪秀全密诏，自然把此事当作头等大事，即刻率三千军马火速赶回“天京”。当时，虽然清军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但局势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天京”城防守森然，各个城门皆由杨秀清嫡系把守，如果韦昌辉手中没有洪秀全的令牌，他那三千人马根本没有入城的可能。而且，“东贼（杨秀清）军令，凡伪官率众出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处获利乃许入（城）”，韦昌辉本人恰恰在江西连吃败仗，如果不受洪天王密诏，有八个脑袋他也不敢在不知南京城内虚实的情况下回来。

9月2日上午，洪秀全亲眼看见了韦昌辉送来的杨秀清首级后，仍不放心，与这位北王再合演双簧，佯称韦昌辉擅杀有罪，下诏说要当众鞭打北王四百，诱使东王杨秀清属下数千人临观。

慌乱之际，听说有天王诏旨，东王手下的人皆放松警惕，这些人大多是广西出来的太平军骨干分子，哀痛之余，响应号召入天王府去观看杀掉自己老首长的韦昌辉受刑。

进入天王府之前，肯定要去掉兵器。结果，这些人就被乖乖缴了械，进去后皆被赶入几间大库房内，大门紧关。大概来讲，这些人都是东王属下的中下级军官，约五六千人之多。大伙正纳闷，窗户忽然被打开，炸药包一个又一个扔进来，轰隆巨响之下，东王属下血肉狼藉，当场就被炸死不少。大门复大开，趁硝烟未尽，北王韦昌辉手下冲入，对这些手无寸铁的老同志加以集体屠杀。

杀掉这些人，洪秀全、韦昌辉仍旧不放心，两个多月内在“天京”城内四处搜杀杨秀清族人、部下及他们的所有亲属，共杀二万多人，可谓是斩尽杀绝。韦昌辉作为执行命令者，他手下三千人也干不了这件事。当时“天京”城内共有军士近三万人，这些人在洪秀全的命令下，也配合韦昌辉杀人，所以才有这么大的“成果”。

杨秀清被杀后，尸体仍被洪秀全下诏分尸，然后投入大铁锅煮成肉糜，集合众将士来啖此“大奸贼”。吃着“革命”老同志，不知当事人作何感想？

９月中旬，同样受密诏诛杀杨秀清的石达开赶回“天京”，见天王、北王滥杀这么多人，又有自己的属下乱中被杀，石达开很生气，责斥韦昌辉。

韦昌辉告之洪秀全，深宫中的天王又大动杀心。幸亏石达开并非愚忠之人，见形势不妙，入城仅仅数小时，便率手下由小南门斩门而逃。

在洪天王授意下，韦昌辉残杀了石达开全家。同时，为了不留后患，燕王秦日纲受诏，率一万多人出城追杀石达开。

石达开不是吃素的，他在军中威望很高。武昌的洪山军闻调而动，约四万人齐集石达开手下，自安庆渡江至泾县，声言要回城杀讨韦昌辉。

老奸巨猾的洪秀全接报，心中着实害怕石达开手下的精兵良将。他忙派人当众谴责韦昌辉：“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他之意，而今已拿戮之（东王），其下属何辜，又尽杀之，应念天父好生之心，以宽纵为宜。”这样一来，洪天王把自己伪装成不知情的大好人。

韦昌辉此时气得头发昏，深知自己被洪秀全利用，怒言道：“我为渠除大害，今反责我，欲沽名耶！”

洪秀全忽然变脸，下诏诛杀韦昌辉。从前被人当枪使，现在又要被杀，气急败坏的韦昌辉两眼冒火，率手下三千人就扑向天王府。天王府的府墙比当时南京城墙还要厚坚，即使手中有火炮，韦昌辉一时也攻不下来。关键时刻，天王府中的大脚客家女兵突显神威，这些被洗过脑的女性们为了誓死捍卫伟大的天王，在被围攻的第二天，突然大开天王府，持枪举刀，主动冲杀。如此出奇不意地遭到一群不要命的女兵攻击，韦昌辉及其手下不知所措，惊溃而去。其中，有一部分北王士兵趋朝阳门，斩关而去。韦昌辉本人带着一些残兵，返回北王府抵拒，这样一来，北王成了瓮中游鱼。

洪秀全亲自布置，严令在城内各街设栅，派军围攻北王府。见势不支，韦昌辉仅率两三从人偷溜出来，想从内桥栅口逃往城外。其间，恰好遇上巡逻队，北王答不出口令，被人当场抓获，押送天王府。

洪秀全并不见他，立刻下令把北王“五马分尸”，算是对大众有个交待。然后，他又派?逮捕了率兵追击石达开的燕王秦日纲，斩首示众。再后，洪秀全把二人首级装匣，派人送至率大军自泾县到宁国的石达开军中。于是，石达开便于11月28日回到了天京。

洪秀全见石达开，放声大哭，泣诉自己被韦昌辉“挟持”的委屈，显得特别无辜。石达开信以为真，泪如雨下。

但是，对于这种内讧残杀，太平天国上层讳言，并不敢对外宣布杨秀清是篡权被诛，声称东王是“赎罪期至，被世人陷害”，和耶稣一样，“升天”了，所以，日后太平天国就把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即使对韦昌辉，也不敢“显诛”，称其“死”为“丧”。

“天京事变”之后，对太平军最大的影响，就是“太平天国”从精神上丧失了昔日的“神灵性”和“正统性”。所以，百姓们私下传说：“天父杀东王，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太平军士兵很迷惘，“上帝”咋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包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再笃信“拜上帝教”的人，也会产生疑问：代“天父”传言的东王，怎会被“天父”另一个儿子北王杀掉？而“真主”天王，又怎能把北王五马分尸？

信仰出现了裂痕，对于军国来讲，是最致命的一件事情。

船到江心补漏迟

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洪秀全对东王杨秀清作了一系列“追封”工作，不仅把北王韦昌辉的“雷帅”、“后师”爵位转给东王，还封东王为“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的“高大全”东王，并作歪诗“深情”呼唤：

“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相忘！”

由于杨秀清两个儿子均被杀掉，洪秀全把自己的第五个儿子洪天佑过继给东王当嗣子，封之为“幼东王”。日后好多人不明就里，以为洪天王对东王多好，替他留一支血脉，其实，这个“幼东王”，也是洪天王自己的儿子。

随着日后太平天国在各地的节节失利，洪秀全本人倒有百分百真心怀念帮他打江山的杨秀清。1858年，洪天王作诗：“九重天上一东王，辅佐江山耐久长。”1859年，他下诏称：“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1861年，“天京”上游的关键门户安庆将要失陷时，洪秀全连睡梦中都想得东王之力，写诗道：“东王奏兵交妹夫，杀妖灭鬼有伊当。”真是临急抱佛脚，希望杨秀清活着，他自可以在深宫中作诗纵欲拜耶稣，根本用不着忧心忡忡亲问军国大事。

“天京事变”，自己人杀自己人，对于“太平天国”来讲，贻祸无穷。

首先，洪秀全、韦昌辉对东王及其属下的大屠杀，加上后来洪秀全对韦昌辉及其属下的杀戮，刨去老弱妇孺不算，也有两万人左右的太平军中坚被杀。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从广西走来，劳苦功高，久经考验，是那种三千顶十万的人才。杀了这些人，太平军绝对是自毁长城。第二，如果“天京事变”没有发生，太平军挟破“江南大营”之胜势，大可攻下苏常富庶地区，还很可能一举击溃正在成长中的湘军。而且，当时的湘军被切分在湖北武昌和江西南昌两个地方，岌岌可危。假使太平军乘锐而进，几乎百分百可一举攻破之。第三，“天京事变”直接导致了军事重镇武昌的失守。因为武昌当时的太平军守将是韦昌辉之弟韦志俊，石达开本人也在距武昌城十里以外的洪山督师。洪山大军应石达开之命回师南京杀韦昌辉，武昌的敌我均势被打破，迫使太平军不得不放弃武昌。武昌扼金陵上游，可固荆襄门户，可通两广、四川饷道，如此坚城一失，造成太平军日后被动挨打的局面。

话又说回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腐化堕落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从天王、东王两个人大修府第的情况，就可见出一斑：

伪天王洪秀全改两江总督署为伪天朝宫殿，毁行宫及寺观，取其砖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华门一带，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记。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以金陵文弱之人逼令挑砖运土，稍不遂意，则鞭棰立下，妇孺惨遭凌虐，亘古罕闻，茹苦含冤，天地惨变，是以工甫成即毁于火。讵虫蝎之心，冥顽不灵。四年正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伪宫，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唯外面纯用黄色涂饰，向南开门，曰“天朝门”，门扇以黄缎裱糊，绘双龙双凤，金沤兽环，五色缤纷，侈丽无匹。其宫殿堂庑，下及厢簃庖煏，无不如是。且以黄绸十余丈挂诸门外，朱书大字，字径五尺，其文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贼中呼刀曰“云中雪”，忽作歇后隐语，言外必杀也。门之两傍设东西朝房二所，内外各三层，亦皆宽敞高广。门外用红黄绸绉扎成彩棚，风雨任其淋漓，月余即更换一次。门前丈余开河一道，宽深二丈，谓之御沟，上横三桥以通往来。过桥一里，砌大照壁，高数丈，宽十余丈，照壁适中搭造高台，名曰“天台”，为洪逆十二月初十日生日登台谢天之所。台傍数丈，外建木牌楼二，左书“天子万年”，右书“太平一统”。牌楼外有下马牌，东西各一。此洪逆伪宫之大概也。

伪东王杨秀清至江宁，初据藩署，因有金甲神到处呵叱，不获安居。三日后移至内城将军署，又以逼近东门，唯城外炮子飞入，复移至旱西门黄泥冈，改前山东盐运使何其兴住宅为伪府，尽毁附近民居阛阓开拓地基。以窃夺之物料，威胁之人力，何所顾惜，穷极工巧，骋心悦目，以耀同俦。百姓震惊，以为尊严无比，虽逊于洪逆伪宫，然已回环数里，垣高数仞矣。更以碎磁锋密布墙顶，拥以油灰，防人攀越以谋己。大门亦糊黄缎，并用铜环彩画，则止一龙一凤，彩棚仍以红黄绸绉为之。东西设伪宫厅各一，东曰承宣厅，西曰参护厅，并有东殿尚书挂号所。此杨逆伪府之规模也。其伪西王萧朝贵、伪南王冯云山，久经殄灭，今仍列其伪衔，逆属亦有伪府，奢侈暴殄，大略相同。伪北王韦昌辉初至江宁，据富室李姓家，嗣移中正街前湖北巡抚伍长华新宅。伪翼王石达开先据故明张侯第，嗣据上江考棚。伪燕王秦日纲据中正街升平桥前湖北宜昌府程家督宅。除洪逆外，所居皆谓之伪府。伪西王府门画一龙一凤，与东王同。他如南、北、翼及豫五伪王，则画一龙一虎。国伯国宗及各伪侯亦画龙虎，而所据之第则又谓之衙。丞相画象，检点、指挥至总制俱画鹿，监军下至两司马则画豹，但监军军帅画豹踏云，师帅至两司马虽亦画豹，则踏山冈，丞相至军帅公堂画龙，师帅至两司马公堂一概画虎。其伪侯、丞相以下分据文武衙署并缙绅富室房屋殆尽，无不大张旗鼓，粘帖伪衔，互相夸胜。而穷奢极欲，唯洪杨两逆首为最，余皆不逮矣。改妙相庵为伪天朝花园，改惜阴画舍为伪东王别业，独古林庵、随园，杨秀清周览以为朽坏，弃之不用。凡宫殿服饰等差，必由杨贼奏取伪旨，方兴工制造。初贼陷雄郡、省会，必以官廨巨第据为伪府，如洪逆所居则用立匾黄纸朱字大书曰“天朝门”，杨逆曰“东王府”，丞相以下别用黄纸封条曰天官正丞相某姓馆，下至两司马皆然。伪王府必用黄纸糊门，上画龙凤，帷幔桌围皆用黄绸绣龙凤，后至江宁则以黄缎糊门。盖地方瘠苦，购买不出，虽帏幔亦用黄纸。总之，贼暴弃天物，有则尽用，无亦迁就，为绸为纸不同，然尚用黄色则一也。若伪王侯对聊，皆黄绫或黄纸朱书，伪检点以下则黄纸黑字，语皆狂悖。（《贼情汇纂》卷６）

早在这一年年初，就有不少太平军将士公开抱怨：“从前在金田、永安时，天父曾答应我们到金陵小天堂后，令男女团聚，得成家室，今忽忽三年过去，大家仍无女人，是不是天父诳骗我们？万一士兵逃跑，可能会越跑越多。”

杨秀清听众人如此说，心中也惊，便讲道：“汝辈怎能测天父之高深！时间愈久，天父许赐你们的女人越多，现在你们大家想速配，高职者一人仅得十余妇人，依次递减，可不要到时候又嫌少！”于是，隔了几个时辰，杨秀清就咣当“天父下凡”，“指示”军中速配：丞相可得十二个女人，国宗可得八人，依次递减，兵士也可得配一个女人，原有夫妇可以团聚。太平军在南京城中封闭“女馆”，自十五至五十岁，一个不免，即开列名貌分档注册，然后抽签匹配。仓猝之间，有老夫得少妻的，有十四五岁的娃娃兵配五十老妇人的，都不准更换原配。女馆中的百姓不少人不愿意嫁与这些穷棒子，杨秀清命人挑出几个，当众砍去手足示众，“于是饮泣含冤者不可殚述”。自此以后，女馆为之一空。“在外之贼亦得掠配或竟逼妻，从此，诸贼无不呢少妇，拥多资，为贼酋尽死力，然凶悍之气，亦以此而渐杀焉。”（《金陵兵事汇略》）

生活腐化，自相残杀，坐失重镇，“太平天国”一下子由盛而衰。这还不算完，紧接下来的石达开“出走”，又给太平军一次致命的打击。

“东王”生前身后事(1)

清同治四年，湖广总督官文主修、汉官杜文澜主编的《平定粤匪纪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杨逆（杨秀清）本名嗣龙，湖南衡州人，其父杨大鹏因传教伏法。杨逆流徙广东，遂为嘉应州（梅州）人。”不仅如此，早些时还有湖南常德一个士绅杨彝珍，他看见太平军在常德附近所贴布告的杨秀清衔名中有“禾乃”二字，便认定“禾乃”二字相合为“秀”，就把被左宗棠压下来的一桩案子重新“翻案”。那么，左宗棠压下的那件“案子”又是如何呢？

咸丰四年，胜保在山东高唐州俘获一名太平军北伐军中的军官，那人供称东王杨秀清是湖南耒阳人，家住耒阳城外西乡三角坪，并说杨秀清之父杨大鹏本来就是朝廷要犯，因抗粮被杀头。胜保不敢怠慢，立刻飞奏朝廷。咸丰帝很上心，送折批于军机处，让人急谕时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彻查。骆秉章便命令属下一名叫张丞实的道员往当地查访。

张丞实查了几天，确实查到有杨大鹏此人，但此人被杀，根本没有儿子。张道员办事认真，却查出另外一个事情：杨大鹏所居三角坪不远处，有个老头名叫梁人泰，其妻姓杨。此人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生子名梁宗清，小名“禾乃”，生性顽劣，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出逃在外，不知所踪。梁人泰听说清政府彻查杨大鹏案件与太平军“东王”的事情后，心里不踏实，怕自己的儿子梁宗清逃出老家后加入“长毛”，姓母姓改名“杨秀清”，立刻自首。梁人泰害怕事发受累，因为根据清律，大逆乃是“族诛”重罪。

张丞实报告上交后，时任骆秉章“师爷”的左宗棠为人慎重精细，经过审慎验正和推敲后，以骆秉章名义向清廷秉奏此事原委：

臣前奉谕旨，……当密札署衡永郴桂道张丞实往耒阳县密查逆首杨秀清是否杨大鹏之子，并杨大鹏有无子侄亲属在外年久未归之人，密速禀覆。

“东王”生前身后事(2)

旋据禀称奉委后遵即驰抵该县，查杨大鹏本姓欧阳，系耒阳西乡哑子山（即瓦子山）人。其弟杨大鸿、杨大鸠与杨大鹏之子石来、二来均已照例缘坐，所抚异姓子钟绍宗当经解省释回归宗。随经确切密查该逆杨大鹏并无子侄亲属在外数年未归之人。往勘该县西乡哑子山系欧阳族人勘居之所，检查谱系，该逆杨大鹏自其本身上三代均系独子单传，该逆始有同胞兄弟，均经查办，并无余孽。差传族长里邻查讯核实谱载相符。又查三角坪在该县北门城外，仅止杨平龙一户在彼居住，父子四人，其子均幼，现在家耕读生理，调核宗谱，并无杨秀清之名，是逆首杨秀清实非杨大鹏之子，确有可信。据该护道禀称离三角坪不远，苏家巷地方有民人梁人泰闻查办严紧，具禀称民现年六十九岁，原娶杨氏，于嘉庆十八年生子宗清，乳名禾乃。杨氏故后，续娶严氏，宗清不听教训，于道光十九年逃去在外，至今杳无音信，恐其流而为匪，恳求关拘究办，以免后累。当询署耒阳县知县张济远，据云该民素称良善，现据该地方保充团长，其子宗清逃去在外，为匪与否实无确据。臣于接到张丞实禀后，复密饬衡阳县教谕吴宏焘就近改装易服潜往该处详细查访。唯逆首杨秀清前据逆犯洪大全供系广东人，湖南屡次生擒匪党有供称该首逆系广西壮人者，亦有供称广东人者。该逆党坚交秘，不但其真实姓名不可得详，即籍贯亦无从指实，要之非杨大鹏之子则断无可疑。至该民人梁人泰之子梁宗清是否流入匪党，尚未可知，安可以影响疑似之谈，遽行提省质问，致无辜枉受株连。拟俟吴宏焘确切查询明白后，再行分别办理。事关重大，臣自当详慎酌办，断不敢掉以轻心，谨据实覆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也就是说，左宗棠认定，杨秀清不是杨大鹏儿子，也不是梁人泰早年在家惹事后逃跑的儿子梁宗清。这件事，从政府层面，在当时已经被压了下来。

但是，常德士绅杨彝珍深觉左宗棠是故意隐瞒事实，由于他本人有功名在身，是“翰林院庶吉士”，就上书清廷，认定杨秀清就是梁人泰之子。清廷中有人信以为真，下令当地政府毁掘梁人泰家族的祖坟。挖坟就是毁风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政府常用这招来断绝造反者的“龙脉”，（最显著的就是明末挖掘李自成祖坟）可巧的是，梁人泰祖坟被刨只过了几个月，“天京事变”发生，东王杨秀清被杀。

闻知信息后，杨彝珍认定自己为大清建奇勋一件，深信他一纸奏文毁掘了贼头家祖坟，才使杨秀清断头。洋洋自得之余，杨彝珍写诗道：“冢遁金蛇孽运终，连天烽燧遂销红。不矜一纸神通力，恐掩熊罴百万功。”为了详细说明他此诗的背景和功劳，老杨详细引摘了张丞实的报告内容，认定梁人泰之子梁宗清出走后改姓母姓，并把乳名“禾乃”合为“秀”字，起名“杨秀清”。这位杨爷根本不知道杨秀清衔名“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中的“禾乃”，其实是太平天国教义中的一种宗教称呼：“今当禾熟之时，即得救之候。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洪秀全《钦定前遣诏圣书》）

杨彝珍的自吹自擂，当时还真有不少人相信，连大文豪俞樾（杨彝珍同年好友）都为此事作文吹捧，故而以讹传讹，直至现在还有学者在研究杨秀清的“湖南”籍贯问题，显然是读书不多之误，把传说当成“悬案”来考证。

更可笑的是，官修历史的杜文澜既不知胜保奏章，也没看过张丞实的调查报告和左宗棠为骆秉章所写的奏折，牵强附会，以杨彝珍笔记和诗后记当成真事，把传说当成史实记入“正史”，造成日后一连串的“考据”与“调查”。

两名欧洲人的叙述(1)

附：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

（说明：在这篇文献中，对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均以数字提及：“第一位”指洪秀全，“第二位”指杨秀清，“第五位”指韦昌辉，“第六位”指石达开，“第七位”指秦日纲，“第八位”指胡以晃。

读这两个西方人叙述，可以与国内“天京事变资料”加以互证。但“西方人”的叙述不可能全令人信服，比如爱尔兰人肯能的叙述就有夸张之处，而且这两个人对杨秀清与石达开的关系也不十分清楚。但他们描述了韦昌辉、秦日纲二人受鞭刑的事，非常有价值。可以发现，文中对胡以晃的记载不正确，此人之死是病死在江西，不是在天京事变中被杀。）

“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

《中国陆上之友》，1857年1月15、21、31日之记述

密迪乐关于中国的近著在谈到英国皇家军舰“何默士”号南京之行和其他事情时，曾提到雷诺兹（E.Reynolds）先生，正是这位先生善意地将这篇叙述交给了我们。这是他根据两名欧洲人中某人的口述撰写的，这两个欧洲人在南京逗留了数月，几天前回到上海。我们对叙述其经历的这些人有所了解，因此可以确认故事是真实的。令人遗憾的是，本报今天只能刊登一两栏。东王（杨秀清）及其党羽无疑已遭杀戮，著名的琉璃塔确已被毁，极端的狂热情绪已处于失控状态，而我们本希望那里的情形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镇江和南京

——原始的叙述

……

我们（两名欧洲人）离开了大部队，从城西距琉璃塔约第三个城门入城。我们身穿中国服装，通过了第一道门，但在过第二道门时被阻。我们与门卫一同进餐，他让我们等待允许我们进城的命令。在停留城门期间，我们吸引了不少观众，过道上挤满了过往行人。我们被带到第八位（胡以晃）处，他问我们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安东尼（Antonie）的意大利人，他们称他为“罗大纲”（Lo-ta-kang）。此人很受首领们的恩宠，跟随他们已有三年半左右，是从吴健彰所雇用的葡萄牙快艇上开小差加入他们行列的。我们不认识他，也从未见过他，我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他们说，他膂力过人，佩一柄14斤重的剑。当清军向他射击时，他就倒地装死，等到一群清军涌上来想砍下他的脑袋时，他便突然跃起手刃其中的两三个。他享有特殊待遇，被拨给钱买他似乎十分嗜好的鸦片和酒。他几乎可以随心所欲。

第七位（秦日纲，即我们同他一道从镇江来的那位首领）听说我们在第八位（胡以晃），便派人来叫我们。他随即领我们去见第二王（即第二位，杨秀清）。我们被事先搜身，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接近他。他的所有官员，他的妹夫和我们都在他面前下跪；官员们齐念一篇短的祈祷文。他有两个各为三岁和七岁的男孩，当其中的任何一位出现在街上时，所有的官兵都得立刻下跪；只要他们出现时，连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有时我们得下跪十分钟之久。

由于当时没有翻译，第二位（杨秀清）讲了寥寥数语后，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夫。其妹夫将我们领到他的住所，我们在此受到很好的照顾，住在一个很不错的房间里。我们的翻译从前在广州当过木匠，当他来到第二位跟前时总是下跪，并让我们也这么做，但当我们依旧站着时，首领并不见怪。我们因此认为，若不是广州人当翻译，我们的境况会更好些。

两名欧洲人的叙述(2)

第二天早晨约6点左右，我们被召到第二位（杨秀清）面前，他问我们是如何打仗的，似乎认为我们仅会使用拳头。我们便示范给他看，我们不仅会用刀，而且还会使用火器。于是他递给我们一根棍子，我们便使出浑身解数表演攻守动作。我们告诉他，我们只在喝醉时才用拳头搏击，并举起杯子摆出喝醉的姿势来表达这层意思。他们让我们表演了几招拳术，第二位（杨秀清）觉得很有趣，不禁开怀大笑。他们递来一支英国手枪让我射击，在相距50码的墙上贴了一张纸。我射中了纸的中心。我瞄准时第二位（杨秀清）就站在我的身后，当我开枪时他显得有些紧张。

第二位（杨秀清）环顾并注视着他的宽大宫殿，问我们的皇帝是否也有与此类似的宫殿，我们当然回答没有。在他死前逗留南京期间，我们大约见过500名从事烹饪、做鞋等杂役的妇女。每天早上8点，约有800-1000名穿着体面的女子跪在第二位（杨秀清）的门口听候吩咐。我们获悉这些妇女是业已阵亡的那些叛军的妻子、亲戚和朋友，受雇在第二位（杨秀清）的王府里。翻译来到后，我们告诉第二位（杨秀清），在我们国家并无向长官下跪的习惯，故而我们第二次与他见面仅有十分钟。

此后的三个多月间，我们在城里闲逛，在情形许可的范围内自行娱乐。该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即使我们离开住所数月也不会被怀疑已离城出走。有一次，我们看见三个男人和三个女子因私通而被斩首——一位年轻的男子因乱伦被斩首后又被肢解，而这名女子仅被斩首；一名男子因偷窃被斩首。

我们通常看到的是那些被发现吸食鸦片的人的头颅。这些首级被系在长杆上，由两个人抬着穿行在主要街道上，一人敲锣，一人宣布罪状，以儆戒众人。抽大黄烟和饮酒者一经发现即遭鞭打，凡醉酒者将被斩首。我们不能断言第二位（杨秀清）不抽鸦片，只是倾向于相信他不抽鸦片，但我们确知他的妹夫既抽鸦片又喝酒。在第二位死后，他被指责其宫殿里藏有大量鸦片和大黄烟。凡交出烟灯、烟盘等烟具者，将被奖赏五块大洋。但我们从未听说何人被发现拥有烟具，直到我们离开南京时依然如此。他们要烟具的目的是要证明其主人抽鸦片，因此是个坏人。

由于厌倦于无所事事，我们便让翻译告诉东王，我们想出城参战。他劝我们不要忧闷和气馁，因为他想马上就和我们交谈。但他并没有找我们谈话。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一个公共场所作讲演。大约有3000名广东人下跪着。我们听说他们对出城作战犹豫不决。我们注意到在该城的所有地方和所有街道，到处都有妇女；没有人被限制居住在某一特定的地方。凡是有丈夫的妇女都可以不工作，但所有没有依靠的妇女都不得不干各种体力活，诸如搬运砖头、木料、大米等。南京城里的大部分男子都是士兵，他们不做杂务，也不搬运。第二位的宫殿紧挨着西门，满城的所有房屋和大部分城墙已被毁。仅有叛军军官才可以穿黄色衣服，士兵可以任意穿除此之外的任何颜色的衣服。尽管他们从不剃光头的前部，但并没有废除辫子，仍然将头发编成辫子，有时还用红色和黄色丝绸将辫发扎起来。辫子垂扎在头后，盘叠在帽子里。

我们曾两次看到由纸糊的龙和各种动物的象征物组成的很长的队伍。我们的住所距第二位（杨秀清）的宫殿约50码，位于街道的对面。

两名欧洲人的叙述(3)

我们听说，第二位（杨秀清）已下令第五位（韦昌辉）将其部队从原来的驻地分调到不同的地点，另命令驻扎在丹阳的第七位（秦日纲）开往安徽。第七位（秦日纲）在途中遇到了第五位（韦昌辉），后者问他向何处进发，他答称奉第二位（杨秀清）的命令赶往安徽。第五位（韦昌辉）说，你应当和我返回南京，因为我收到了第一位（洪秀全）的信函，你并不知道此事。第七位（秦日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他们行抵南京（他们驻扎在城外），第五位（韦昌辉）这才告诉第七位（秦日纲），第一位（洪秀全）命令他杀掉第二位（杨秀清）。就在这时，第二位（杨秀清）已下令所有第一位（洪秀全）的人出城作战，但他们没有从命。他还召他的朋友第六位（石达开）的人马进城，但他们已来不及在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进城之前赶到：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的部队已在午夜未被怀疑地进了城。官兵们说，如果说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没有入城，那么杀掉第一位（洪秀全）正是第二位（杨秀清）打算要干的事。

一天早晨约4点左右，我们被炮声惊醒，一发炮弹就落在我们住所的附近。我们立刻起身，想跑到街上去，但被阻拦住了。街面上排列着许多士兵，禁止任何人离开房屋。

黎明时分，我们出了屋，吃惊地发现满街都是死尸——我们辨认出这些是第二位（杨秀清）的士兵、下属官员、司乐、文书和家仆的尸体。我们还看到一具女尸。此时，数千名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的士兵，甚至第二位（杨秀清）的属下，正在第二位（杨秀清）的宫殿里抢劫。我们随着一群人进了宫殿，发现房间的装饰并不奢侈。我们曾听说他的筷子、笔架、印玺和其他几件小物品都是金制的，他的脸盆是银的。我们看到他的桌面上有两个小的金狮子和一个金钟。在几个小时内，宫殿被洗劫一空。

全城在那一天处于极度的骚动状态，大多数人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所有的城门都紧闭着，城墙上也有人看守。我们听说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去拿第二位（杨秀清）所属官员的财物，因为需要马匹，我们便抢了两匹马，但当晚就被第五位（韦昌辉）的一个部下强行牵走了。

第二位（杨秀清）的妹夫已因病从我们的住处搬走。我们在第二位（杨秀清）死后去看他（指杨秀清妹夫），发现他的住宅未被骚扰，但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已被用锁链套着脖子带走了。我们从那里来的第七位（秦日纲）处，逗留了一天也没有见到他，他的部队在第一位（洪秀全）处。

第二天，我们到第一位（洪秀全）处来找第七位（秦日纲）（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是他把我们从镇江带到这里的）。我们的翻译也在那里，他将我们的朋友指给我们看，我们惊奇地看到，他们和第五位（韦昌辉）一同跪在第一位（洪秀全）的门前，每个人的脖子都套着锁链，头裹蓝巾。他们并不像犯人一样被拘禁着。

第一位（洪秀全）的一个女宣诏使出示一块两码半长、半码宽朱笔书写的大黄绸，放在他们两人面前。他俩便读上面的诏书，许多第二位的官员也挤上去看。诏旨很快就念完了，被递出来贴在正对第一位（洪秀全）宫殿的墙壁上。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屡次通过这些女宣诏传递消息，她们都是大体上还算美丽的广东女子，传递口信时声音清楚而又沉着，在30码处都能听得见。

两名欧洲人的叙述(4)

传话间歇期间，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退到一个小屋里一同商议。最后，两位宣诏使宣布他们每人将被责打500下。随即有人递过了五根棍杖，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被自己的军官带去受刑。

第五位（韦昌辉）让某个军官抽打他，打到第300下时，第五位（韦昌辉）抽出小刀说，如果不打得重一点就杀死他，同时还装出哭的样子。

就在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受罚的时候，他们的一些部下涌上前将自己的手放在他们的背部，以代替他们受刑。我并不知道这纯粹是场闹剧，当时我正给第七位（秦日纲）摇扇子，看到其他人将手搁在第七位（秦日纲）的背部，便也把自己的手放上去。我的手被打了几下后，棍杖断了，又换了一根。然而，他们每人所受的杖责并不超过320下。第五位（韦昌辉）的一个军官想解下第五位脖子上的锁链，被他制止了。在这场虚假的惩处过程中，我看到有几百名官兵在哭。

第二位（杨秀清）属下的几个官兵也在场，他们是囚犯，脖子上套着绳索和沉重的锁链。大约有6000名第二位（杨秀清）的部下无疑已成了囚犯，被关押在第一位（洪秀全）宫殿两侧的两间大房子里。在返回第七位（秦日纲）住宅的途中，我们遇见了我们好管闲事的翻译，他和两个士兵押着两名在躲藏中被抓获的第二位（杨秀清）的军官。他告诉我们，等这两个人被斩首后，第七位（秦日纲）即刻要见我们。

被带到第七位（秦日纲）面前后，翻译随即拉我们下跪；我们通过翻译向第七位表示，对他受到杖责深感遗憾。第七位（秦日纲）表示不要紧，并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卧室，紧挨着第一位（洪秀全）宫殿的大门，对面便是长时间悬挂着第二位（杨秀清）首级的地方。

当天夜间，我们跟着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查看关押那6000人的房子，他俩在窗外察听，并策划如何消灭这些人。

次日黎明时分，这些囚室的门窗被打开，几个炸药包被扔到这些囚犯当中，出口处则被牢牢看守着。士兵们冲进了其中的一个囚室，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就杀死了所有的囚犯；但在另一个囚室，囚犯们用墙壁和隔墙上的砖块殊死抵抗了六个多小时才被消灭。这些囚犯除了被枪击外，还遭到两门发射葡萄弹的炮的轰击。这些可怜鬼自己脱光了衣服，许多人因气力衰竭而倒下。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最终命令他们的人将右臂从袖中抽出，以便与第二位（杨秀清）的人区分开来；这些士兵接着便冲了进去，杀死了仅剩的人。

此后，我们随即也进了屋。天啊，场面太恐怖了，有些地方死尸竟重叠了五六层；有的自己吊死，有的被扔进来的炸药包炸成重伤，这些尸体被抛到一片荒野上，无遮无盖。

此后，城里每户家长都得报告家中所有男女孩童的人数，每个人被发给一块小木牌，佩戴在胸前，一旦发现第二位（杨秀清）的人就得抓住。在几周之内，被抓获的第二位（杨秀清）的人五人一队，十人一队，甚至成百成千地被押到刑场斩首。所有吃过第二位（杨秀清）饭的妇女儿童也都不能幸免。

约在第二位（杨秀清）被杀的六周后，第六位（石达开）和他的部分人马进了城，赶往第一位（洪秀全）处，在那里与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相遇。第五位和第七位给他看了他们的行动记录，第六位（石达开）说：“你们为什么杀了这么多为我们作战的长发兄弟？难道第二位（杨秀清）和他的几个要员的死还不能使你们满足吗？”第五位（韦昌辉）回答说：“你是贼！”第六位（石达开）回敬道：“你也是贼！我们都是在为同一个事业战斗，因此我们都是贼。”第六位（石达开）接着说：“既然你们已一意孤行到如此地步，你可以自己了结这件事，这与我根本不相干。”当夜，他悄悄地集合了他的部队来到西门，但因未经第五位（韦昌辉）的许可而被拒绝通行。他便杀了门卫，同他的大部分属下出了城。如果那天夜里他没有出城，他就会被斩。不少人也乘机出了城。

两名欧洲人的叙述(5)

第二天早上，全城处于极度的骚动状态，每个人都携带着武器。他们四处出动，欲逮捕第六位（石达开），但不能断定他走的是哪条路。他们洗劫了他的住宅，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小孩以及夜间没有出走的他的所有部下。

第二天一早，第七位（秦日纲）派人来叫我们，我们非常担心他会杀我们，便打算宁愿越城而逃也不去见他。我们找到我们的翻译，让他向第七位（秦日纲）的一个军官探听找我们的目的——原来他只是想知道我们是否已出走。

对第二位（杨秀清）追随者的屠杀持续了三个月，我们估计约有四万名成年男女和儿童丧命。

当他们感到心满意足后，第七位（秦日纲）便率领载有15000人的船队溯江行驶到芜湖江岸的新岭山，我们两个人也随同前往。

第七位（秦日纲）奉命回南京。镇江的第二号头领带领500名手下一同前来，他接掌了对整个部队的指挥权。这似乎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不小的牢骚。第七位（秦日纲）当晚就赶往南京。在此之前，我们两名外国人和我们讲葡萄牙语和英语的侍童曾过江，来到第六位（石达开）的营地和堡垒，从其部下那里得知，第七位（秦日纲）因为在南京的暴行，很快将被斩首；他们还相告，第五位（韦昌辉）已被砍了头，如果我们有什么危险，可以过江和他们住在一起。

由于第七位（秦日纲）不在，我们便加入了第六位（石达开）的部队，发现已有一些第七位（秦日纲）的人投奔了第六位（石达开）。我们想亲自面见第六位（石达开），对方便为我们备好轿子。我们走了约40英里来到芜湖，发现那里驻有6万-8万的军队。我们没有见到首领，但他捎口信给我们，表示我们会相安无事，并让他的一个军官照看我们。

我们在芜湖看到第五位（韦昌辉）的一名军官脖子上套着锁链，还看到第五位的首级被挂在一根杆子上，它是保存在盐里从南京送来的。此前，在我们离开南京期间，第六位（石达开）曾致书第一位（洪秀全），表示如不处死第五位（韦昌辉），他将率部攻取南京。因担心第六位（石达开）会从琉璃塔方向逼近城垣，并利用琉璃塔作为制高点向城里射击，该塔被下令炸毁。当我们离开南京时，琉璃塔还矗立在那里，当我们回来时却已站立在它的废墟上了。

由于没有接到任何回音，第六位（石达开）便率领所部猛攻南京三天，杀死了第五位（韦昌辉）的官兵500人。攻城未遂后，他将部队撤回到芜湖，不久就收到了第五位（韦昌辉）的人头。我们随同他再次返回南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城门像第二位被杀前一样洞开着。

第六位（石达开）对第五（韦昌辉）、第七（秦日纲）和第八位（胡以晃）的死感到满意，但并不准备杀死他们的任何一位手下，仅要求将从他家中抢去的物件（事发于他匆匆离城的那天夜间）归还给他，已抢劫者也不予追究。在我们离开芜湖的好几天前，第六位（石达开）已先行派出600人为他准备住所；然而，在我们到城之前，这些人已抢劫了第五、第七和第八位的住所。我们试图见到第六位（石达开），以领到一些衣服和钱，但未能遂愿，任何人都不允许见他。同我们住在一起的几位军官便写了一封反映我们请求的信转呈第六位，接着就得到答复，领到了足够的衣服和10吊钱。

第六位（石达开）的地位如今仅次于第一位（洪秀全），他一直深居简出，所有的请示都以书面形式交给他，答谕则贴在他住所外面的墙上，所有的官员第二天早上去看批示。我们曾一次看到50份这样的答谕。

第六位（石达开）让他的侄子（一个20岁的年轻人）统领芜湖和太平府的军队。我们第一次进城时就感到南京非常沉闷，此次回来后更感到如此，城内的外观似乎还会变得更糟。但是，中国人是很富有活力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因此，我们想南京会在几周内恢复它从前的生气。

……

对第二位（杨秀清）属下的屠杀持续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们中止了一切宗教活动。在此后我们外出征战时依旧如此。但当我们回到南京后，他们已恢复了宗教活动，像往常那样举行宗教仪式。我们见到第二位（杨秀清）王府中的500名妇女均被斩首。

我无法说出南京居住着多少人，街道上总是挤满了士兵，尽管已有不少人被杀，却让人觉察不出。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黏土。侍童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便用黏土掺和着大米吃。在侍童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当行走到距离南京大约20英里时，我们听到大炮的轰鸣声，从声音的方向我们推断是在城内（尽管距离太远，我们有可能判断错了），是由第六位（石达开）正欲除掉第一位（洪秀全）而引起的炮击，他们已告诉我们此事可能会发生在这一天。除非出现纷争，否则?里不会发生炮击。

第一位（洪秀全）的王府前有两尊漂亮的发射12磅炮弹的铜炮，炮身标明马萨诸塞州1855年造，美国橡木制成的炮架，铅色涂抹，配有马来树胶的震垫。我们常被叫去解释撞针的用途。该炮的撞针和其他配件都十分完好。炮塞上的塞圈相当新，表明此前清军极少使用过这两门炮。上海的许多清军对这些炮都很熟悉，叛军从他们手中缴获了它们，并移送到第二位（杨秀清）处。从我们最初进入南京城直到他死去，第二位（杨秀清）一直是该城摄政者。

“负气出走”的石达开

十、大渡河水尽血流

——“负气出走”的石达开

1935年初夏，中央红军疲惫之极的数万将士，在国民政府军队围追堵截中，遁至大渡河畔。大渡河，乃岷江支流中最大的一支，河水湍急，两岸群峰夹峙，处处险峻，远远望之便让人不寒而栗。蒋介石先生闻知情实之后，欣喜无限，迅速调集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四川军阀部队共十余万人，南攻北堵，兴高采烈地向手下人宣称：

“此次誓要朱、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覆亡，殷鉴不远，距中央红军到达大渡河的时间，仅仅72年而已。

朱德、毛泽东当然不是石达开。这两位，一位是四川仪陇客家人，一位是湖南辣椒汉，他们面临着比当年石达开还要危险的局势。当时山洪爆发，河水汹涌咆哮，大渡河给人插翅难飞的感觉。

朱、毛计奇量大，不拘泥于行军规则，他们指挥中央红军派出少部分军队自安顺场以小船陆续渡河，主力部队不慌不忙沿大渡河自安顺场北上疾走，然后两岸相互声援，强攻400里开外的泸定桥，最终保证了大部队的顺利渡河，成功上演了绝地反击。所有这一切，使得包括蒋委员长在内的时人皆瞠目结舌。

由此，追思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当时他为什么会身陷绝境最终成擒呢？是运气？是决策失误？是诅咒？还是地理因素？

石达开的极盛时期

勇悍出柙红虎——石达开的极盛时期

石达开的先祖是广东兴宁县人（兴宁的客家话很拗口，他们说普通话时就可以从其口音中听出），至其高曾祖那一辈，迁至广西桂平白沙。石达开之父石昌辉，再迁移到贵县那帮村。从家庭成分上面讲，石达开应该是“富农”出身。虽然他自称是“耕种为业”，并非表明他本人真的种地干苦活。这和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是一个意思。客家人十分勤快，即使家里有田有地吃穿不愁，石达开少年时仍旧四处贩卖生活用品以及牲畜来挣外快。他还暗中贩卖私盐，赚取银两贴补家用。

洪秀全、冯云山1844年在贵县传道时，石达开年方14岁，已经非常沉迷手中拜上帝会那些免费派发的教义书，埋头苦读“教义”。

于是，凭借家中财力，石达开在村内组织拜上帝会分支机构，招引许多年青人秘密练习武术，附近乡村数百名农民在他的争取下入会。金田团营期间，他率一千多生力军携械赶往金田报到。洪秀全等人见之大喜，不仅让他负责操练士兵，还让他管理拜上帝会的财务。此后，太平军一路杀伐，石达开均身先士卒，出力尤多。在象州击败乌兰泰，在长沙水陆洲大败清政府军，以及日后的武昌、安庆、南京等数次大战，刚刚20岁出头的石达开锐气正盛，有智有勇，给清军留下深刻印象：“与清军大小数百战，独（石）达开所部未尝挫，清军称之曰‘石敢当’，所至争避之。”

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到安徽“诛妖安民”。转年，太平军西征失利，石达开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特别是九江湖口一战大破湘军水师，使得曾国藩差点跳水自杀。屡战屡捷之下，石达开极大拓展了太平天国在江西的占领区域，共有八府五十余县落入太平军掌握。1856年，他又回师加入击毁清军江南大营的战斗，战果硕硕。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诸将帅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本人精于谋略，有政治眼光，智在杨秀清之下，勇在萧朝贵之上，所以曾国藩和左宗棠对他都有正确的评价和估计。曾国藩讲：“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逆（达开）为最谲。”左宗棠讲：“石逆（达开）之来犯江西也，传檄远近，江西士民望风而靡，千余里间皆陷于贼。贼因兵因粮，附从日众。石逆（达开）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并且，“石逆（达开）狡悍若闻，素得众贼之心，其才智出众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也就是说，在精读“教义”和实战之间，到达南京之后的石达开本人能跳出“上帝教”束缚，只把“教义”当成一种政治手段，绝非盲从盲信，能够因势利导，见人下菜碟，活学活用，所以他的许多政治举措，大得地方民众之心。

以石达开在安徽为例，由于他为人性情较为温和，在当地的政策比起其他地方的太平军来说要温和得多，也很少妄意杀戮。南京方面，洪、杨建设小天堂，废除私有财务，一切充公，大搞平均主义。而石达开在安庆等地，仍旧依照清朝旧制收缴田赋，按亩征粮，向牙行课税，不强迫居民男女分馆统一编制。特别可称的是，在稳定当地秩序的同时，他还设置乡官，开科取士，依靠当地人进行有效管理。他广泛搜罗读书人，珍惜人才，把不少人保送到“天京”做官，即使俘获乡勇团练首领也推心置腹加以招降，大有游侠古义之风。在安徽如此，在江西也如此，石达开督劝士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使太平军军用充裕。由于他不强迫把民间财物充公，不扰民，以至于“颂声大起”，各郡县士大夫争相任职，以为“新朝”服务，视太平天国为“真命天子”之出。

但是，也正是石达开在安庆等地大得人心的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措施，使得远在天京的杨秀清对他心中更疑，怕他割据一方为大，很快就以“回援天京”为名把他调回。

结果，太平天国全盛之时，“天京事变”爆发，洪秀全、韦昌辉在天京城内杀得血如潮涌。

石达开1857年上半年的“辅政”

拨乱反正统帅——石达开1857年上半年的“辅政”

洪秀全杀掉韦昌辉、秦日纲之后，石达开于1856年底回天京。在众人推戴之下，洪秀全因时就势，封他为“电帅通军主将义王”，由“翼王”而“义王”，威望自可想见。

太平天国高层虽然因内部残杀大伤元气，但当时的全国大形势对太平军来讲非常有利。其一，捻军1855年秋天在安徽雉河集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成立“大汉国”；其二，云南回回杜文秀1856年在蒙化造反，攻占大理，成立大元帅府；其三，1855年间贵州苗民、教军、号军到处起事，广东有天地会杀入广西浔州起事，福建也有小刀会和红线军四处乱起……所有这些起事之人，或多或少“遥奉”太平天国为宗主，在全国范围内牵制了清政府不少兵力，使得清廷焦头烂额，忧心忡忡。

为了稳定时局，在武昌失守、九江告急的情况下，石达开谋略长远，攻守兼施，大力起用陈玉成等将领，合理布置。西线方面，他指令太平军坚守九江以下长江水路；西南坚守江西；东线方面，坚守句容、溧水；在大别山区实施主动进攻——在石达开的正确军事思路指导下，太平军连下野城、六安、正阳关、霍邱，并于1857年初夏把战线推至湖北的黄梅、广济、蕲州一带，很有重夺武昌的势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京大乱之后，由于指挥有方，太平军几乎所有在江西重镇，如九江、瑞州、抚州、吉安等地，一个未失，击退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保证了“膏腴”之地粮米的供应。

形势大好之下，专喜“窝里斗”的洪秀全又开始搞事。杨秀清、韦昌辉被杀之后，洪秀全猜疑心加重，深恐石达开日后又会变成自己的对立面，便专信亲属，封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主持军政大权。更可气的是，洪教主甚至把萧朝贵年仅15岁的儿子萧有和当心头肉，下诏说：“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金田“首义”七巨头，至今已经只剩下洪秀全、石达开二人，而石达开威望又高，庸陋的洪教主不得不心惊。如果洪大哥、洪二哥有才有勇，也不是什么坏事，偏偏这两个王爷是那种贪淫之徒，连日后李秀成都讲：“主（洪秀全）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此人（二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叶固执……”

洪秀全这两位兄长，不是读书料子，均为花县种田汉。金田起义前夕，才由洪秀全派人接到广西。洪秀全当了“天王”，二人仅称“国兄”，并无封爵。杨秀清活着时，对这两个种田佬挫辱特甚，从来没拿二人当块料。有一次，杨秀清传令各头目开会，洪仁发最后一个到，杨秀清以“不敬”之罪要治他，洪秀全心内也很害怕，忙让大哥前往杨秀清府邸肉袒请罪。杨秀清故意不对他加以杖责，吓得洪仁发心中更没底，在门前跪求。挨了数板之后，洪仁发才敢安心往自己府门回转。自杨秀清被杀后，洪秀全两个乡巴佬哥哥开始恣意妄为。逼走石达开后，为平民愤，洪秀全把两个哥哥的王位革去，称为“天安”、“天福”，由蒙得恩执政。蒙得恩庸才一个，洪家两个哥哥仍旧对他予以钳制。李秀成后来上书要求洪秀全下诏禁止二人干政，惹得这位天王大怒，当时倒把李秀成革了爵位。在滥封王时期，洪仁发获封“信王”，洪仁达为“勇王”。其实，二人既无“信”，又不“勇”，真正的大草包。天京即将陷落之际，这两位王兄仍旧暴敛民财，逼迫百姓。城破后，洪仁发被杀，洪仁达被俘后遭凌迟处死。

相较而言，日后李秀成、陈玉成在外苦战，洪秀全在朝内更是任人唯亲。他第一重用十来岁小孩幼西王萧有和（他的外甥），第二是两个哥哥，第三是族弟洪仁玕，除洪仁玕尚可一用，太平天国朝内把持大权的非庸即幼。

在把石达开架空的同时，洪秀全还下令石达开不准出城，类同软禁。高层集会，石达开发表议论时，众人皆环绕屏息而听；安王、福王论事时，众人四座窃言，无人肯听。洪大哥、洪二哥气恼，纷纷向洪秀全告状，使得洪教主暗下杀心。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的决绝(1)

负气出走不返——石达开与太平天国的决绝

见势不妙，恐怕自己被杀，石达开便于1857年5月底自天京南门遁逃，负气出走。他由铜陵渡江后，逃往安庆，途中发布文告，剖示心迹：

为沥剖血陈，谆谕众军民。自愧无才智，天恩愧荷深。唯矢忠真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世人。去岁遭祸乱，狼狈回天京，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唯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唯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众军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在文告结尾，石达开仍署“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字样，以示不忘旧主。但从实际上讲，他已经同洪家兄弟撕破脸，想自己重新开创出一番新天地。最能证明他内心中与太平天国决绝的事情，就是石达开在安庆整军时，陈玉成正在湖北黄梅与清军激战，倘若他真以大局为重，立赴增援，陈玉成部就不会大败退缩回安徽。1857年10月5日，石达开率军从安庆出发，经过建德进入江西，开始了他的不归之路。

自1857年至1863年，石达开在江西、浙江、福建、广西、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12省进进出出，辗转游移两万多里，可见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中心志向。而他出走之时，却带走了湖北、江西、安徽一直忠于他的几十万精兵良将，使得太平天国在这三省的大部分州县很快就丢失大半，退缩于天京周围求保。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清军和湘军主力并未受石达开一部牵制，仍旧集中兵力对付天京的洪秀全。

石达开名义上仍旧遥尊洪秀全为“主”，但他内心之中其实已经寒透，誓不再与洪教主共事。老洪见石达开带走那么多人，心中大慌，忙派人送“义王”金牌与石达开，又削自己两个哥哥的王爵来示好，均为石达开所拒。行走途中，石达开多次杀掉欲走还天京的将领，都说明他去志极坚，不可挽回。他之所以一直打着“太平天国”这面旗，主要是新立旗号不好服众，倘若日后石达开能在几省之内站稳脚跟，很有可能独树一帜。

其实，石达开完全可以另开炉灶。如此貌合神离的不伦不类之举，对他本人和日后的军事行动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他抛开洪秀全的这面破旗，其手下主要将领就只能死心塌地跟他干，日后也不会在他走背运时反咬他一口而且有借口离开他重返洪天王怀抱。“既非叛逆，又非忠顺，不君不臣，不分不合，亦可谓奇怪怪极，而求之古今中外历史中，殆无与伦比者。”（简又文语）

在江西逡巡之际，曾国藩昔日手下首席师爷李元度给石达开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诱降书，这位晚清理学大师文采太好，言语至切，不得不整文摘录之：

统领平江水陆全军李元度谨寓书与石君达开足下：

盖闻神器不可冒假，大业不可力争，昧顺逆者受诛戮，识时务者为俊杰。自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冯云山与足下称乱以来，计八九载矣，荼毒生灵不下数百万矣。顺逆之理姑置弗论，足下亦将得失祸福成败存亡之故，猛然省悟运画而熟计之乎？足下已成骑虎之势，虽有悔悟之心，无由自达，此足下苦衷也。然有绝好机会转祸为福，不特救生灵，保九族，兼可垂名竹帛，成反正之奇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足下其亦知之否？今且不以空言劝足下，先将尔等所以取败之由，与我圣朝超越前古，万万无可抗逆之处，一一说陈。如足下祖宗有灵，即愿听敝言毋忽。

从古草窃倡乱，如汉末黄巾，唐末黄巢，元末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皆称主昏国乱，天命已去，人心已离，乃故乘机起事，然且不旋踵而殄灭之。其故何也？天道好生恶杀，凡为贼首，理必先亡。至若重熙累洽之世，朝不失政，民不离心，从未有平空发难，妄肆杀戮如尔等者。以尔等之气焰，视黄、陈、张、李百不逮一，又萧、杨、洪、韦之现报具在，足下尚俨然得意乎？其谬一也。自古布衣得天下，唯汉高祖、明太祖，后世之乱贼皆欲妄拟二君。不知彼值秦元运终之侯，为天生之真主，而又有陈、项、张、陈之辈为之先驱，且皆五六载即成帝业。尔等倡乱已九载，发难端于圣明之朝，身置祸罟，所踞之郡县又日败日蹙，党羽绝灭过半，岂今尚在梦中乎？其谬二也。尔等伪示每以夷夏界之，毋论舜生东夷，文王西夷，古有明训，且尔等所奉乃英夷天主教，不相矛盾乎？英夷之俗，生女为重，生男反嫁人，举国皆杂种，无一世真血脉，尔等甘从其教，肯相率为杂种乎？且天主教有兄弟而无父子君臣，以妻为妹，母为大妹，败灭伦常，真无人理，中国能行其道乎？

尔等窃发之由，或因前次英夷背叛时，中国有给还洋银之事，遂疑官军不振，相率作逆。岂知英夷志在贸易，原无窥窃之意，故朝廷以大度容之，迨后求进城，即严?之矣，去年（英夷）在粤滋事，即尽杀而痛惩之，且烧尽洋行十三家，勒赔国税二十万矣，真夷鬼尚不能猖獗，假夷鬼独能成大事耶？其谬三也。治历明时，闰余成岁，始自羲皇舜帝，载在尚书，月望则圆，月晦则昃，昭然共见。尔等妄欲更之，统望朔晦，一概颠倒，是谓逆天道。所改干支子、好、寅、荣、戌、开等字，所说天父下凡及六日造成山河等语，皆丑怪荒诞，从古未有。其谬四也。孔孟之道，与天地无终极，今欲耶苏之教历孔孟而卷其席，此乃古今未有之奇变，既为天地所不容，即为人心所不服，以此愚天下而新其耳目，黄巾等贼作何结局乎？其谬五也。先圣为万世师，即各处祠庙亦皆有功德于民，载在祀典，尤圣帝明王所重。尔等皆一律毁灭，无识者反以神无显报，疑尔等有自来也。不知天正厚其恶而降之罚耳。群恶之贯盈未极，鬼时亦有蒙垢之时，俟其力尽而毙之，将报愈迟而祸愈酷，尔等如此猖狂，荼毒生灵，毁灭神像，不知纪极，富贵渺不可得，冤孽积不能解，萧、杨、洪、韦既伏于诛，足下能安枕而卧乎？其谬六也。凡此皆彰明昭著，然犹以事或有之。

请（容我）再以势言之：天下十八省合奉天十有九省，而又有蒙古四十八部，西藏回疆，皆隶我朝版图，尔等所踞在江南唯江宁（南京）一城，在安徽唯安庆一城，在江西吉安、抚州、建昌三城外，即非尔等所有，此皆九年之首尾，伪示动称万国来同，岂不可丑，此广狭之万不敌也。自官军克扬州、镇江、瓜洲，而金陵之贼困，克袁州、瑞、临，而吉安之贼困。现在金陵、安庆、九江、吉安皆合长围，粮尽援绝，如鸟之在笼不能飞出，尔等所恃者坚守者，我军以长围围之，粮纵多围至一年半载，势必净尽，请观武汉、镇江及瑞、临守城之贼，皆痛剿殆尽，人岂为尔等守乎？此强弱之万不敌也。

尔等北犯之众，渡黄河有十余万，竟致只轮不返，且起事以来，踞武汉而不能取荆襄，踞扬州而不能得淮徐，踞岳州而不能图巴蜀，踞常沣而不能窥云贵，已破湘潭矣，不能溯江而通两广之屯巢，而为塔军门三千二百人所败，已破邵武矣，不能乘势窥闽浙之要郡，而为团丁数千人所歼，此事机之多醒也。（尔等）自克金陵即志得意满，淫纵骄奢，兼以猜嫌忌刻，杨逆谋杀洪逆，反为韦逆诛其全家，足下为杨逆复仇而绝韦逆，洪逆更深恨之，几至祸起萧墙，自相鱼肉，此种奇变，足下自思当亦寒心。然非足下所自主也，恶贯既盈，天必假手以正其罪也。尔等如此猜忌，党羽岂肯信乎？现在裹胁之众，愁怨日甚，思逃者十之七八，独足下梦梦乎？此根本之先拔也。

尔等起事之初，以假仁假义愚天下，禁掳掠、禁奸淫、禁杀戮，人亦颇多为所愚，故所过郡县迎附者有之，犒献者有之，愿先向导者有之。此不过掩耳盗铃，其势必不能行也，不掳掠则衣食无所得，衣食无所得，则一切皆无所得，天下有甘受饥寒之贼乎？裹胁者皆无赖之徒，能保其不奸淫乎？既掳掠，复奸淫，能不杀戮乎？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的决绝(2)

尔等知其如此，假取一二尤甚者杀之以愚黔首，而仍阴恣其所为，百姓皆已看破而恨之矣。从前百姓畏贼，数十人可以横行乡间，今则处处团练，人人怨愤，一县可得数十万人，步步皆荆棘矣。尔等亦人也，非有三头六臂可以吓人，百姓窥见尔等伎俩，而屡遭荼毒，财物被掳，房屋被毁，妻女被淫，童稚被掠，其权充乡官者苦于诛求无厌，刑辱难堪，有不伤心切齿群起而攻之乎？是今日之民情与前大不同也。尔等在广西时，所取亡命，愍不畏死，其时承平日久，官军多未经战阵，是以当之辄糜，遂肆然谓天下无人。今则历练既久，精锐过前百倍矣。我湖南兵尤称义勇，援江援鄂，隶曾部堂麾下水陆数百万，身经数百战，饷足固战，饷不足亦战，此乃国家恩德所为，非可强而至也。即如仆所部之平江营，五载以来，杀贼不下二万，足下所深知也。足下先在广西精锐聚于一处，今散于数处，势分则力薄，日久则气衰，后来远不如初，又见死伤过多，曾天养罗大光被戮，莫不灰心解体，各路官军又复蒸蒸日上，久战不疲，是今日之军情，又与前大不同也。以事若彼，以势若此，足下试平心察之，可有一语不确否？

凡举大事在识时势，足下若起事于汉、唐、元、明之末造，或尚有冀，今值我朝圣明全盛之日，妄发此难，则万非其时矣。且足下亦知圣朝超越前古者固大有在乎？自古得天下者，三代以下汉明为正，然亭长寺僧于前朝究有君臣之义，国朝则龙兴东土，与明为敌国，迨明运告终，中原无主，吴三桂苦请入关定鼎，葬明帝以殊礼，褒忠节诸臣，唐虞以来，未有若斯之盛，德统之正此其一。我朝疆域，中国既大一统，又合以东三省以内外蒙古、西藏、回疆，纵横五万余里，滇、黔、楚、粤、川、陕改土归流之郡县以百余计，此外如俄罗斯、琉球、日本、朝鲜、安南、吕宋诸国莫不奉正朔，遣子入侍，为开辟以来所未有，幅员之广此其一。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一年，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禅授之后更三载而后升遐，享年之永一朝可越五代而更过之，自殷中宗后无能比者，享国之长此其一。自古宦官至汉、唐、明而极，汉之十常侍，唐之门生天子，明之九千岁，及吕武诸后，此外不可以枚举。我朝宫闱肃穆，内官不过六品，如斜封墨敕、廷杖诸弊政一扫而空之，家法之善此其一。康熙初，吴、耿、尚三逆作乱，天下几失其半，圣祖不动声色，以次削平，此外平张噶尔、平青海、平大小金川、平靳镇、平台湾、平西藏回疆、平川楚教匪，天戈所指，皆不劳而定，武功之盛此其一。前代人主多耽安乐，明时至廿余岁不见大臣，我朝列圣相承，无日不视朝，文官知县以上，武官守备以上，一一过目，辇毂之下，纤悉必闻，万里而遥，威严咫尺，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政治之隆此其一。康熙、雍正、乾隆普免天下全租七次，分别蠲免者不胜数，今皇上圣联渊穆，芟夷大难，虽用兵八载，而田不增赋，户不抽丁，恩泽之入人至深且久，以故贼踞城池，城地外即非贼有，贼去立刻反正，被掳之处粮即完纳，贼虽狂肆以威之不能也，人心之固此其一。以如是深仁厚泽，而以悖理失势违时之举，执金鼓而抗戎行，是自取灭亡也，至死不悟，岂不哀哉！

虽然足下骑虎之势则亦有不能中止之苦。闻足下系贵平富户，为杨逆迫胁，出于万不得已，且性慈不好杀戮，去年十月内犹放出老稚二千余人，即此一端必当转祸为福。仆是以不惜苦口抉摘根由，愿足下急急回头，如果以鄙言为是，祈即速复一信。目下瑞、临已复，九江、吉安不啻釜鱼阱兽，足下能将抚、建之地纳土投诚，传知吉安亦早投降，免遭屠戮，仆当会同官钦差暨督抚立即奏闻，加足下二三品之官，足下得力将士，亦从升赏，倘有假意，雷殛天诛。

仆天生忠信待人，断不屑为欺诈之事，且足下独不闻江南提督张副帅即当日之张嘉祥乎？彼自广西投诚，今已官至一品，名满天下矣，又不闻福建世袭海澄公黄梧、靖海侯施琅乃海寇郑成功部将乎？识时反正，公侯茅土，二百余年矣。孰得孰失，何去何从，足下自择之耳。既以洪逆为仇，此刻金陵受困，不日可破，若足下解散江西党羽，复著精锐赴江南，共擒洪逆，上报圣朝，下洗夙愤，封侯直指顾间耳。倘仍徘徊歧路，眷恋穷城，即抚、建非可割据之区，江皖更无立足之地，将欲窜回西粤，而赣、宁不可飞越，兼之处处团练，羽党亦纷纷解体，彼时麾下之士，必有献足下首以取功名者，言念及此，毛发悚然。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的决绝(3)

夫定大计在识时务，足下离家多年，一事无成，苟一失势，即匹夫耳。广东兵力正盛，广西得湖南援兵已克平、柳、思、浔各府，前有劲敌，后无归路，吾见足下之束手就缚，岂俟赘陈乎？昔项羽以拔山盖世之雄，被汉军围逼，尚有乌江之刎，此无他，失势故也。仆为足下再四思维，进退殊无善策，唯有献城投顺一着，立地见效，不但保宗族兼可建奇功，足下能猛然省悟否耶？

闻足下颇有为善之资，而恰值千载一时之会，是以推诚相告，谚云：“苦口是良药”。唯足下裁夺，即赐回音是幸。次青李元度再拜。

（《瀛寰琐记》一书记载李少珊为曾国藩招降洪秀全书与此类同，语句稍有改易，应该是讹抄，因为清军不可能对洪秀全“招降”。逆首来归，清朝难道封“一字并肩王”不成？）

对李元度的劝降，石达开沉思久之，提笔写下数个“难”字，最终不置可否。骑虎之势，终难下身。

可叹的是，昔日英明神武的石达开，负气出走后，手下虽有数十万大军，但节节遇败，连曾国藩都幸灾乐祸：“（石达开）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胁之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占，粮米须掳，子药须搬，行且自瘦于山谷之间。”

在湖南围攻宝庆府不克的情况下，石达开只得在1859年夏绕道进入广西。打桂林，不克。否极也有小泰来。1859年底，石达开攻克庆远府，改名为“龙兴”，可见他想以此为根据地有一番大作为。在“龙兴”，这位困龙一呆就是八个月，度过了自己的30岁生日，并准备改弦更张，对昔日“太平天国”制度大大加以“修正”。

1860年3月，太平军进攻百色失利，被清军杀掉近十万人。

大败之下，石达开军中诸将自相残杀。同时，不少人见他有“另立山头”之意，纷纷要求离开。后旗宰辅余忠扶手下将士首先自行脱离，余忠扶本人出面劝阻，被士兵杀掉。接着，武卫军宰辅蔡次贤想统军出江，事泄被杀。

不少将领劝石达开进攻南宁，招集兵马后回天京。攻克南宁后，见石达开根本没有回天京之意，彭大顺、朱衣点等大将便拥十余万大军脱离石达开，杀转回天京。一路之上，这些人被杀的被杀，投降的投降，最终仍有数万在江西与李秀成会合。

众叛亲离之下，石达开心灰意冷，表示自己要“隐居山林”。这句话，说说而已。自古造反，华山一条路，成则王，败则寇，“退隐”是百分之一千不可能之事。

休整几个月后，石达开携残兵在1861年秋离开广西，复攻湖南。一路之上，丧失斗志的石达开再无心约束部伍，其手下四处劫掠杀人，居民被杀数十万人，这支太平军真正成为“人民公敌”。

1862年初，石达开率军进入湖南来凤。２月间，进入四川石柱。４月初到涪州时，石达开拥众二十余万，很有重起之势。6月，大军攻破长宁。

1863年春，石达开兵分三路进攻四川，一路由李复猷率三万人由贵州绕入四川，一路由赖裕新率一万多人向宁远府（今西昌）进发牵制清军，一路由他本人率领，从昭通府的米粮坝抢渡金沙江，直杀宁远府。

计划赶不上变化，赖裕新出军不利，3月间在越隽厅中州坝战死。李复猷遇阻，自贵州、云南向回折返。对于上述二将的所有这一切，石达开均一无所知，仍旧率军自宁远府以西的径路北行，想抢渡大渡河后继续行进。

在贵州乌江渡口时，石达开其实已经有某种不祥的黑色预感，他作诗道：

垂翅无依鸟倦飞，乌江渡口夕阳微。

穷途纵有英雄泪，空向西风几度挥。

石达开的英雄末路

大渡河畔悲歌——石达开的英雄末路

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军来到紫打地（今安顺场）。如果当天渡河，太平军应该有很大机会可以逃出去。结果，石达开有一位妾当晚为他生下一子，高兴之余，他下令部队在河边休整，庆祝三天。

这下子真是错过机缘，第二天一大早，大渡河上游山洪爆发，河水暴涨，任谁也难以逾渡。此外，当地忠于清政府的土司王应元把席子裹成筒状，用墨水染黑，沿河边摆放数百个，其中只有几个真炮，轰轰放了几响，这使得石达开觉得王应元火力强大，更不敢冒险渡河。此时，后退之路，复被邛部土司岭丞恩用巨石大木塞住。盛怒之下，石达开下令斩杀为大军带路的二百多彝族人（有称是苗族人），然后想伺机杀出。

逡巡之中，清军骆秉章部已经把太平军团团包围。进退不得，石达开只得冒死突围。

由于地势凶险，清军与当地土司兵人多势众，石达开部越杀越少，最终，剩下的数千人被围于老鸦漩（今四川石棉县农场乡利碛堡）。由于当地彝民恨石达开杀部族之人，拼死抵挡诸要隘路口。

弹尽粮绝之下，石达开先让其妻妾及子女数人投江自杀。然后，为了“舍命以全三军”，他先写信给骆秉章，与手下高级将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以及五岁幼子石定忠赴凉桥清军大营，与骆秉章“谈判”。其实，此行此举，与投降无二。

石达开给四川总督骆秉章的书信，文采炫然，有为自己三军的乞怜，有对骆秉章的“奉承”，有对自己一生的回顾，确有真情实意在其中：

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缘达生逢季世，身事天朝，添非谄士，不善媚君，因谗谮而出朝，以致东奔西逐；欲建白于当时．不惮旰食宵衣。袛以命薄时乖，故尔事拂人谋，矢忠贞以报国，功竟难成；待平定而归林，愿终莫遂。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斗场中，每致伤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身少闲时，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每思避迹山林，遂我素志，韬光泉石，卸余仔肩；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大丈夫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军，何唯一死！

达（开）闻阁下仁义普天，信义遍地，爰此修书，特以奉闻。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禁止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愿为民者，散之为民；愿为军者．聚之成军，推恩以待。布德而绥，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然达舍身果得安吾全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唯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重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请约，即冀飞缄先覆，并望贵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以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即是三千之师，优足略地争城；况数万之众，岂能束手待毙乎?

特此寄书，唯希垂鉴。

（有学者怀疑此信为伪造，但无实据。这封信日后被清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儿子唐鸿学篡改成给他爸爸的乞降信，收在《唐公年谱》里，想以此给老爸脸上贴金，造成了日后学界好多纠纷。）

绝路之军，哪里还有谈判的本钱。清军食言，夜间以火箭为号，将已经缴械的三千多太平军围杀净尽，一个不留。大渡河水，一时尽赤。

清营之内，骆秉章，这个与洪秀全老乡的广东花县出身的清朝高官，用广府话问石达开：“尔欲降乎？”

石达开眉宇英气不减，朗声道：“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绝口不言降字。实际上，从他携带儿子而来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对清军还是抱有幻想，以为自己和部下有活命的可能。

言语往来之中，石达开沉痛表示：“大丈夫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死！死若可安将全军，何惜一死！况我为王十余年，屠各省官民无数，今上天亡我，难逃一死！”他此时并不知道，“全三军”仅仅是幻想而已，其手足三千已被屠戮殆尽。

清军把石达开押至成都科甲巷关押，在他写毕《自述》后，为“保险”起见，骆秉章把他和随从几个将领均押至闹市凌迟。（按清律，其五岁幼子应15岁后方受凌迟，但不久就被毒死）

临刑，石达开神色怡然，坦然受死。

想其昔日在广西所作一诗，可以感受到这位大英雄一世雄豪的壮气：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

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经广西宜山白龙沿题壁》

（1936年，四川军阀刘湘曾派工兵在安顺场松林河畔挖掘“石达开藏宝”，深挖两洞之后，只找到金银饰物十几件。正准备大肆开挖时，蒋介石知道风声，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及故宫古物保管委员会共同电令四川省政府，严禁地方毁凿古迹文物和开挖“矿产”，刘湘只好作罢。上世纪80年代，也有专家实地考察安顺场的“翼王宝藏”，均无结果。）

石达开自述

附一：石达开自述

（在自述中，显然可以看出石达开推诿自己在天京事变中的责任。同时，可以发现他确实想真心投降的证据。此自述基本没有什么篡改，应该是一份可信的重要文件。）

据石达开供：系广西贵县人，祖辈由广东和平县移来贵县居住。现年三十三岁。父亲石昌奎与母亲均已早故，并无兄弟。娶妻王氏，生有子女，均在南京被害。后来妻妾五人，幼孩二人，昨在河边均投水身死，只存这亲生一子石定忠，年五岁。

（我）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潮贵、冯云山共六人聚众起事，共推洪秀全为首。洪秀全为广东省人，现年五十余岁。初时不过万人，后来人多。三十年先踞永安州城，后由永安窜出，围攻桂林省城。解围后，二年三月走全州出省，四月至湖南道州，七月围攻长沙省城，萧潮贵被官兵用炮轰死。十月解围窜岳州，破湖北省城，（我）达开住学院衙署。不几日即由武昌下江西九江府。有曾发春领前队破安庆省城，（曾发春已死三年）直抵金陵，从北门挖地道，用地雷轰陷城垣。进城时，乱军戕害文武官员，辨不清楚。

（我）达开起事即称王，与洪秀全等同住江南省城。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石）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我）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辉；（我）达开见事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我）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即将韦昌辉杀了，有谋害（我）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

（咸丰）七年从安徽至江西、浙江、福建，八年复回南安过年，九年到湖南桂阳、祁阳等县，围攻宝庆府城两月有余，赖剥皮失营盘三座，不能得手。是年回广西，走桂林、庆远至宾州，因秋众三江两湖人多，各有思归之念，不能管束，将大队散回。（我）达开在南宁府没有多人，想要隐居山林，因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十一年复聚数万人出广西，由湖南会同、泸溪、龙山至湖北来凤。

（我）达开久想占踞四川省，同治元年由利川入川，到石硅、涪州，有二十多万人，后来沿途里胁人更多。头队唐姓杨姓攻破长宁，不能深入，绕道贵州遵义、云南昭通，想从横江过河，令头队由屏山县入，令李福猷扎云南副官村；又令赖剥皮分股绕入宁远府，使官兵不能兼顾；约在米粮坝交界地方，与中旗会齐先进。（我）达开因横江败后，率众绕至米粮坝，知前队与赖剥皮已由宁远大路前进。李复猷自副官村败退后，欲由贵州边界绕入川境，（我）达开即率众渡金江，经宁远，恐大路有官兵拦阻，改走西边小路，只要抢过大渡河，即可安心前进。不料走至紫打地土司地方，探看上下河岸皆有官兵，河水忽涨，那些夷人三面时来抢掳，造船扎筏渡几次，均被北岸官兵击沉，伤了一万多人，后来食尽，死亡无数。（我）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投诚，或可侥幸免死，（我）达开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我）达开率领黄再忠等三人并儿子石定忠过河到唐总兵营内，其尚未渡河众人，不知如何下落。金陵、安徽头目出来多年，不知现是何人。陕西汉中头目并不通问。李复猷深知调度，曾交三万人给他管带，现在是否尚在云南或在贵州，未得确信。所供是实。

（据《骆文忠公奏稿》卷六）

骆秉章奏稿(1)

附二：骆秉章奏稿

（从此文中，可以发现老奸巨猾的骆秉章诱降杀降的洋洋自得和清军一些擒获石达开的细节）

四川总督骆秉章奏为生擒逆首伪翼王石达开等并剿灭发匪巨股，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伏查伪翼王石达开在粤逆起事首恶中，最为狡悍善战，其蓄谋窥蜀，匪伊朝夕。自上年正月间，由湖北利川突入川境，即欲径渡大江，肆其纷扰。经臣调兵节节扼剿，该逆沿江上下，迄不得逞，乃自长宁败走叙永、綦江，遁入黔境，复来犯，逢屯于横江双龙捧印等场，绵亘数百里，锐意渡金沙江，以图侵轶腹地。经臣分拨诸军，面面兜剿，挫其凶锋。该逆两次犯蜀，皆为重兵堵截，不能展其驰骋，旋复退入滇境，而谲谋未息，以中旗赖裕新一股，先自宁远冒险内窜；以伪宰辅李幅猷一股，仍由黔境下趋，以图牵缀大兵；而自率大队由滇之米粮坝境踵渡金沙江。

臣抚湘十年，屡因石逆用兵，稔其不惮险远，最善伺隙乘虚，此次中旗败匪，足不停趾，尽夜狂奔，预料石逆在后，必谓我军皆已跟追中旗一股，不暇回顾，乘势急进，使我骤不及防。臣揣度既番，自当以严扼险隘，毋使闯入。查大渡河为西南巨堑，发源天全土司境内，流经鱼通之瓦斯沟，与泸水汇流，至清溪以下复入夷地，不唯自越隽、冕宁大小两路必经之安庆坝，以至万江汛沿岸二百余里，渡口十三处，皆应严防，而上游之泸定桥，以至化林坪下之湾东，皆可越松小河由此径渡以旁入天全。

石逆凶狡多谋，一处疏漏，即不足以制其死命。臣当一面飞饬署雅州府知府蔡步钟就近选募熟悉地利劲勇，并调阜和营及木坪松林汉土各兵；一面由温郫抽调重庆镇唐友耕一军先行驰防安庆坝以至万江汛大小两路渡口，札饬松林地土千户王应元督带头目士兵以扼松林小河，防其旁窜化林坪泸定桥一带；仍虑土司兵单，复调云南提督胡中和所部湘果左军分布化林坪以至瓦斯沟以为声援；并檄护阜和协谢国泰督本标兵驰赴磨西面猛虎岗以防窜打箭之路。

此时中旗残匪，远遁陕境，臣急调总兵萧庆高、何胜必率中右两军兼程驰赴雅郡荣经以为后劲，而防奔逸；并札饬邛部土司岭承恩带领夷兵，将越崔大路各隘口札断，逼贼使入夷地小径，即从后包抄，以绝回窜；并酌赏岭承恩、王应元土夷元土夷各兵银物，以照激劝而资得力。面面张罗，层层设守，乃三月二十五日，唐友耕、蔡步钟等驰至河边，布置甫定，而石逆果拥众三四万人，绕越冕宁，知越崔大路有汉夷各兵扼截，遂由小路于二十七日径奔土千户王应元所辖之紫打地。

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势难徒涉，贼众搭盖篾棚屯聚，一面赶造船筏。三十日申刻，贼千余人至河边窥渡，被我兵施放枪炮，轰毙数十人，贼遂退。连日隔河游弋，意在疲我兵力。四月初四，贼出队四五千拥至河边，拖有木船竹筏数十只，每只皆有悍贼数十人，用挡牌护身，拚命抢渡，棚内众贼皆出助势，隔岸呼噪，声震山谷；我军排列河岸，屹立不动，以枪炮连环轰击，立毙执旌红衣贼目数名，并将贼筏火药引燃，同时炸裂，贼众纷纷落水，间有数筏飘至下游，亦被我军洞流击沉，抢渡之贼，无一生还，隔岸之贼，遂皆慑退。是夜亥刻，逆匪数百人执持火把，沿河探路，复被我兵隔岸轰毙者不少。

贼知大河难渡，遂锐意图扑松林小河，以冀由泸定桥直趋天全；迭经土千户王应元扼河力战，前后共毙贼数千人；宁越营都司庆吉、委员王樽等及土司岭承恩复带夷兵于初七日后由后路抄至新场一带，节节攻逼。十二日，乘夜劫取马鞍山贼营，逆匪猝不及防，夷兵从上压下，杀毙贼匪数百名，遂将马鞍山占踞，绝贼粮道；逐日雕剿狙击，毙贼无算。十三日，逆匪数百人在下坝子窥探，经蔡步钟派拨弁兵与土游击包良润由苏村过河，杀毙百余名，余匪四散，我兵收队过河。

从此逆势日蹙，粮已渐竭，石逆乃以箭缚书隔河射投土千户王应元，谄之以利，欲使让路，王应元誓以死拒；该逆复以利诱土司岭承恩，欲使缓攻，而岭承恩攻之益急。石逆自知陷入绝地，愤极思逞，于十七日三更时，尽斩向导二百余人祭旗，倾巢而出，分股一扑大河，一扑松林小河，皆被唐友耕、蔡步钟及王应元隔岸枪炮轰击，兼以水势湍急，登筏者悉皆沉溺，对岸之贼亦纷纷倒地。

骆秉章奏稿(2)

该逆智穷力竭，困伏贼巢，杀马而食，继以桑叶充饥，咀嚼殆尽。二十三日辰刻，瞥见贼二百余人径至河岸，自弃器械，口称投诚；唐友耕、蔡步钟察其形迹可疑，督令开放枪炮轰击。维时都司谢国泰已至松林地，遂与千总陈太平、土千户王应元督率士兵渡过松林小河；越岭营参将杨应刚、都司庆吉、委员王樽、颜汝霖、姜由范、把总史国桢、练目雷显发等，亦同土司岭承恩从马鞍山压下，两路齐进，直扑紫打地，将贼巢一律焚毁，毙贼数千名。山径险仄，逃窜之贼，自相拥挤，汉夷兵练两面夹击，枪炮如雨，夷兵复登山巅用木石滚击，贼众坠崖落水，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余计。

石逆仅率余党七八千人奔至老鸦漩，复为夷兵所阻，辎重尽失，进退无路。其妻妾五人抱持幼子二人携手投河，其曾受伪职老贼自溺者亦复不少。

臣前以石逆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显戮，庶可以释旧疑。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绪余党至洗马姑乞降。杨应刚、岭承恩等于二十七日将石达开五人羁留在营，讯明新被裹胁及老弱者，发给路票，遣散四千余人，尚有二千余名，半系该逆五标悍贼，临阵用以冲锋。遂派文武弁兵及土司岭承恩之弟岭承高押至大树堡，复经唐友耕派都司唐大有等带队过河，约会副将张福胜、都司庆吉等四面驻扎弹压。于五月初一日，先将石达开父子及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押令过河，唐友耕派游击龚定国带队并蔡步钟所派之知县阮恩涛等护解起程来省。

臣前于四月二十八日得报后，虑其余党歼除不尽，将贻后患，札饬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友耕等委办善后事宜。乃石达开等于初三日起解，蔡步钟等即密派各营于初四日过河。是夜以火箭为号，会合夷兵，将伪官二百余名，悍贼二千余名同时围杀；其偶有逸出者，亦被夷兵沿途截杀，唯遣散老病者数百人，此股巨匪实已剿洗净尽。

石达开父子及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五犯于初十日押解到省。臣以石达开自宝庆败窜粤西后，传闻异词，前曾奉旨饬查，臣亦不敢确指该逆是否尚在贼中，而察其行兵诡计，实兴前次窜扰江西、湖南、湖北无异。仰赖天威，现既俘获到省，自应审辨确鉴，先令自泸姑贼营逃出曾经认识石达开者辨认的确，臣会同成都将军臣崇宝督饬在省司道亲提该犯鞠讯。

石达开自供与洪秀全等自广西金田村起事即封伪王，及窜扰各省情形，历历如绘，皆臣所素悉，语皆符合。且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实为石达开正身无疑。本应槛送京师，以彰国害，唯因道途遥远，著名巨憝，未便久稽显戮，谨援陈玉成之例，当即恭请王命，将石达开极刑处死。伪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据供从贼多年，受有伪职，亦皆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其子石定忠，现年五岁，例应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并将石达开原供抄录，恭呈御览。

伏维石达开与洪秀全等首倡逆谋，自粤西扰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窜踞金陵，其间攻下名城，戕害大吏，不可胜计。迨贼中惮其狡悍，欲相屠害，乃复拥众自雄，由金陵屡犯安徽、江西，绕窜浙江、福建、广东边境，众至数十万，围攻湖南宝庆府城，经大兵合剿，败遁广西，党羽逃散，窜伏山中，蹶而复起，突由两湖直趋川境，贼众复至十余万，乃败入黔、滇，仍敢由宁远绕道内窜，其注意川疆，志在必逞。臣度其狡谋，处处随方布置，不使少留空隙。仰托皇太后、皇上威福，将弁兵勇暨土夷各兵用命，逼使该逆陷入绝地，粮尽术穷，不唯全股剿灭无遗，且将十余年著名逆首生缚到省，明正典刑；应即传首被害较重各省，以彰天讨，而快人心。

唯李福猷一股前由黔境下窜，臣已飞调臬司取道入黔，行抵黔境之粟家寨，突与贼遇，田兴恕奉旨来川，带有勇丁二千名，行抵绥阳，闻劳崇光在粟家寨与贼相持，即星驰往援，将贼击退，由正安败遁婺川；臣已知照田兴恕约会刘狱照两面合剿。至黔省苗教各匪，尤难数计，兴川界毗连，而滇省回众情既叵测，且土匪此聚彼散，飘忽靡常，自滇、粤各匪蹂躏以来，遍地疮痍，臣万不敢因石逆巨股殄灭，稍涉大意。虽于饷项万分支绌之际，仍须分布兵勇，以防滇、黔各匪。现已移调胡中和仍驻叙南，并俟唐友耕所部凯旋，即令驰赶江津、綦江，以固边隅，俾川南各属之民藉资休息，以仰副朝廷眷顾西南黎元之至意。

所有生擒伪翼王石达开等并剿灭发逆巨股，理合会同成都将军臣崇实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据《骆文忠公奏稿》卷六）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

十一、回光返照的胜利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及占领苏常地区的“复兴”

继洪杨内斗后，石达开“负气出走”，“太平天国”再也不“太平”了。

清军抓住时机，于1857年6月重新攻克溧水，接着，直下句容，江南大营的旗帜再次高高飘扬起来。

再接再厉之下，当年年底，清军张国梁部与和春部共同配合，一举攻下被太平军统占了四年多的镇江。

德兴阿部清军借势，一鼓而下瓜洲。

如此一来，“天京”又入穷蹙之境，秣陵关、大胜关失陷后，太平军龟缩城里，清军在城西、城南、城东挖掘一条深宽大濠，从水西门向东沿伸，经通济门、太平门，向北一直延至七里洲，有一百多里长，时人称为“万里长濠”。

这条大濠，巨蟒一样横缠于天京城，箍得太平军喘不过气来。

江西方面，太平军形势也一片大坏。武昌失守后，清朝的湘军大将李续宾等人率军直杀九江。

九江守将是杨秀清老部下，乃是官居“殿右十二检点”的林启容。此人籍贯广西，属于“老贼”悍将，不仅在九江杀死过湘军勇将童添云，还把塔齐布活活气死。所以，清军猛攻六天六夜，由于林启容早有防备，一直未下。为此，林启容获封“贞天侯”（也是对他的安抚，天京方面怕他因杨秀清之死而动摇）。

见硬攻不行，李续宾等人就以长堑围困之法来对付，在九江周围开掘长濠，历时五日乃成，把九江团团围起。

接着，清军攻破林启容在江北岸小池口修建的“新城县”，又破湖口，九江完全成为一座孤城。太平军弹尽粮绝之下，清军最终用地雷崩城，其间自己人也炸死数千。

城垮后，清军挥刀杀入，与太平军展开血战。最终，近两万名太平军皆在城内战死。林启容本人在巷战中战死。事后，清军剖尸验腹，发现许多太平军腹内粒米皆无，全是野草和青菜。为此，胡林翼曾感叹：“九江之贼，剖腹皆菜色。三日无米，究能坐困。兵不如贼，其理难通。”太平军的悍将悍兵有勇有谋，这些坚守九江的英雄，都真是有骨气的铮铮铁汉！

作为徽赣门户的九江坚城一失，太平军的重镇安庆暴露于外，岌岌可危。

1857年，“出走”的石达开本人率大军正在安庆，但他对江西太平军节节败退的局势置之不理。自顾自率大军进入浙江往福建方向移动，以至于瑞州、临江、抚州、吉安等战略要地皆为清军所克，太平天国在江西的失败成为定局。

那时候，洪秀全肠子都悔青了，忙把两个哥哥削去王爵，派人送“义王”金牌于石达开营中，乞求他回援。石达开已经寒心，置之不理。

大失望之余，洪秀全矬子中拔将军，只得提拔蒙得恩为“正掌率”。这位蒙得恩乃广西平南县人，本来是富农，因家中多人是鸦片鬼，把家败光，他也就自然成为贫农了。他原名蒙上升，入拜上帝教后为避讳，改名“得恩”。此人在金田起义时小有战功，属于“开国元勋”系列，日后政绩武功平平。提拔蒙得恩的同时，洪秀全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原官是“成天豫”），升李秀成为“副掌率”（原官为合天侯）。由于有了陈玉成、李秀成二人加入执政，太平天国总算有了起色。

大乱之时，洪秀全只有病急乱投医，压下个人好恶，把杨秀清之族弟杨辅清（在福建）以及韦昌辉亲弟韦志俊（与陈玉成在一起）统统任用，大有“不计前嫌”之意。为重整旗鼓，洪教主恢复了早期“五军主将”制度，在1858年封蒙得恩为中军主将，陈玉成前军主将，李秀成后军主将，李世贤左军主将，韦志俊右军主将。

乱麻麻的局势，由于“人事改变”见成效，太平天国似乎走出了谷底。

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1)

新人新面貌——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

太平天国领导层补充新鲜血液有好转，大形势却很不妙。安庆、天京两大重镇，清军将已兵临城下，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好在洪秀全也有稍可喘口气的地方，安徽无为、巢县、芜湖皆在掌握中，和州方面粮食屯积奇多，天京城内存粮尚多，两浦道路可通，坚城厚积，自可持之待变。

陈玉成首先发力。他在1858年春天与韦志俊一起在湖北攻占麻城，直逼武昌。李秀成方面，提军出南京后，拼死抢回为清军占领的和州，并乘胜攻克全椒、滁州等地。1858年8月，陈玉成自安徽潜山出发，李秀成从全椒出发，二人于9月17日在乌衣会师，一起合击德兴阿所部清军，杀清军数千人，得胜而前。

太平军乘胜进至江浦县西北的小店，陈、李二人迎面击败清军来自江南大营方面的总兵冯子材部（冯子材与张国梁一样，广西天地会出身，受朝廷招安后，在向荣帐下出力）五千精骑，打得这位日后中法战争中的老英雄仅率二百多残兵狼狈而逃。一鼓而下浦口。九洑州方向的太平军借势渡水来帮战，三方合力，在浦口杀掉清军兵将约一万多人，二破江北大营。

继之，江浦、天长、扬州、六合尽入太平军之手。至此以后，清廷裁撤江北大营建制，江北军务统由江南大营的统军和春加以辖理。

太平军摧垮清军江北大营，克捷连连，但在庐州却遭受了很大压力，湘军勇将李续宾正率军赶往庐州（今合肥）会援。

这位李续宾可是湘军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老乡。此人书生出身，早年投大儒罗泽南门下受书，一心向学，兼习骑射，是块文武全能的好材料。咸丰初年，罗泽南募乡勇平贼，李续宾即跟随恩师征战，在桂东平乱。日后，他每为罗泽南统领右营。在岳州之战中，李续宾万马军中驰斩敌酋，夺取大旗，一战成名。因收复武昌有功，他得授直隶知州，获赐花翎。田家镇之战，李续宾率二千多湘勇杀敌数千，清廷擢为知府，赐号“挚勇巴图鲁”。这位爷真是位耿耿好汉，身为书生，每战之前，必定大大方方对敌席地而坐，直面枪林弹雨，洋洋不顾。敌人愕然之间，他每每跃上骏马突阵，横厉无前，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咸丰六年，罗泽南战死后，巡抚胡林翼推荐李续宾代领其老师手下的湘勇。特别是咸丰八年九江之战，李续宾与兄弟李续宜等人殊死奋战，终于攻克坚城，杀掉了太平军守将林启容以及近两万守军。为此，清廷加其巡抚衔，赐黄马褂，许以专摺奏事。由书生而封疆大吏，短短八年时间，李续宾算是实现了帝国时代知识分子的个人抱负。

本来攻下九江后，长年征战在外的李续宾出于孝顺，已经请假回家省亲探视父母。行至湖北，恰值陈玉成部下太平军攻陷麻城、黄安，李续宾即率兵把对方击走。由于当时他名望太高，京中诸官均推荐他重新领军，暂停休假。胡林翼本人正急于在安徽开拓，就在调都兴阿、鲍超两军从宿松趋往安庆的同时，又调李续宾从英山往太湖方向移动。李续宾闻调即起，留下其弟李续宜将兵守武昌，他本人提八千湘军起行。恰遇曾国藩复起视事，他抽出一千人与老上司。到太湖后，听闻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在庐州兵败的消息，李续宾哪里有难哪里上，马上改道赴援。

李续宾这七千人有“兵胆”，一路克捷，连下枫香铺、梅心驿，收复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直扑庐州。

陈玉成不敢怠慢，在调李秀成将兵去救庐州的同时，他本人先率军急行，在庐江县一带派部扎营，准备包抄湘军后路。同时，有捻军数万来援，与太平军一起堵住了从舒城方向可能来援的清军道路。

太平军在三河镇筑有一城，外列九层堡垒，凭河设险，正挡住李续宾前行之路。

此时的李续宾，由于日前攻下城池后留兵守卫，手中仅有五千人马。虽人员不多，湘军以一当十，奋勇冲杀，攻克三河防线九层堡垒，杀敌七千余人，而湘军也阵亡一千多人。

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2)

清军后援不至，太平军与捻军大集，共十来万优势兵力，连营十余里，夹围了李续宾的湘军。如此一来，湘军被太平军来个反包围。其实，李续宾进攻三河之前，其手下同知丁锐义就劝他：“孤军深入，留兵回城，分力之半，死伤复多，士疲将骄，贼援将集，而我军贪进不已，正所谓强弩之末也。假如贼军断我饷道，舒、桐等城守兵太少，见胜则怠，见败必溃，不如退师桐城，休息待援。”李续宾图功心切，自视过高，不听。

面对二十多倍于自己的太平军，湘军诸将内心发慌，请退守桐城，李续宾不允。

11月15日凌晨时分，李续宾召集部众，开始突围。一路血战，至樊家渡时，天色已亮，忽然四野浓雾大起，太平军趁势从四面八方会同捻军分队包抄，湘军惊溃，多名将领在阵中被杀。

李续宾冲荡苦战，手中刀已经杀残，仍不能杀出重围，敌军大有愈杀愈多之势。

营垒皆破情势下，有将校劝他跟随残兵之后，众人保他血战溃围。李续宾沉吟片刻，坦言道：“军兴十年，总以退走败还损国威严。我前后数百战，出队即不望生还。今日我抱必死之心，不愿从我者可自觅活路。”

将士感泣，皆高声呐喊：“愿从公死！”

薄暮时分，李续宾率残众开垒击敌，击杀数十百人，其弟总兵李续焘和副将彭祥瑞皆战死，仍不得脱。

李续宾急忙下马，烧毁所有与朝廷来往书奏文件，大叫：“不可使宸翰污于贼手！”然后，在其手下四面拼残力与敌军死拼的间歇，他自缢于树枝间。《清史稿》写他“跃马驰入贼阵死之”，是为了渲染他的英勇无畏。其实，李续宾自缢，才真是横下一条心要殉国。跃马入阵听上去很壮烈，但有受伤被俘受大辱的可能性，而他自缢一死，完全把生命的主动权操于自己手中，真真一个好汉子。

三河一役，除李续宾等主将以外，二同知（曾国藩之弟曾国华和丁锐义）、一知府、一知州、一知县以及数位道员、文官，皆战死于阵中，近六千湘军，全部壮烈阵亡。

咸丰帝闻李续宾死讯，泪洒龙颜，亲手书敕：“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赠总督，谥“忠武”，极尽哀荣。

但是，三河之败，湘军丧失近六千精兵强将，元气大伤，受挫极深。

浦口与三河的两次大胜，对于太平天国而言，无异于注射了十支强心剂，天京城内的洪秀全等人兴奋莫名。天京、安庆转危为安不说，也打得清军畏首畏尾，使得他们各处的进攻都呈停止态势。

所有这些胜利，完全归功于陈玉成和李秀成这两位新锐统帅。二人出手不凡，给世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从胜利走向胜利——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及东征苏常

在太平军浦口与三河大胜的几乎同一时间内，由于共振效应，大清国四处开锅一样，乱起纷纷——贵州、湖南苗民四处杀伐，云南回民杜文秀围攻昆明，河南、山东的捻军数十万人东奔西驰，四川也有云南贼闯入杀戮，清廷急得口干舌燥，忙得四脚朝天。

1859年4月，洪秀全族弟洪仁玕来到天京，很快就被加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教主让这位亲戚总理天下政军要务。

虽为书生，这位洪仁玕比起洪秀全两个土老冒哥哥强得多，在他主持下，“天朝”进而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赞王”，李世贤“侍王”，杨辅清“辅王”，林绍璋“章王”。这些封赏，作为洪仁玕“新政”的一部分，总算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

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3)

为了显示自己能力，洪仁玕呈献《资政新篇》，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多有规划，兴利除弊，很有见地，但大多属于纸上谈兵，在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内根本行不通洪仁玕那些西洋“新事务”。而且，洪秀全对于《资政新篇》中提出的“诫杀”十分不满，亲自批示道：“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这位邪教头子满腔杀气，任谁也不能消减半分。但从实际上讲，洪仁玕才学，尤其是中文方面的功底，却也很寻常，这可以从他为洪秀全所拟的一封歌谣体诏书中窥见一二：

朕诏某某等知之：

天父天兄太平天，太平天国万万年。兹据玕胞恳裁定，节气平匀义更全。朕今诏明甥等，朕乃太平天子，自庚申年天父天兄下凡带朕作主，创开天国、天京、天朝、天堂，永无穷尽。朕今再诏天历，首重孝顺那（爷），七日礼拜福禄加。二月初二谢爷爷，谢爷差朕斩妖蛇。三月初三爷降节，从此万国归爷妈。正月十三哥舍命，普天铭感福山河。二月廿一哥登极，亦朕登极人间和。九月初九哥降节，亦朕降世记当初。七月廿七哥捐命，天朝代代莫忘过。每年六节注明顶头，永远如是，自辛开年一直传去千年万年万万年，永无穷尽。甥们遵诏，爷哥带朕坐江山，天历流传如循环，辛开起头传永远，永不改元诏再颁。（《金陵汇略》）

诏中“玕胞”即指洪仁玕，“甥们”指幼东王、幼西王。见此诏的太平军中读书人和天京居民，无不暗中掩口而笑。

总之，由于太平天国上层处于相对的平稳团结期，军事行动也越来越顺利。

破了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仍旧在天京眼皮子底下，太平天国的首都仍是处于清军包围之下。为此，李秀成想出“围魏救赵”之计，他自率一支大军自浦口杀向芜湖，然后与他的堂弟左军主将李世贤分别往浙江行进。连陷安吉、长兴、湖州后，李秀成留李世贤一军留守湖州一带做牵制之用，他自己提一军冒穿清军兵服，沿莫干山东麓，直向杭州杀去。

1860年3月10日，一路潜师深入，李秀成已经行至良渚。3月11日，太平军忽然出现在杭州武林门外。杭州将军瑞昌五雷轰顶一般，根本没料到太平军会鬼神一样出现在杭州城外，他即刻下令士兵关闭城门死守。

太平军并不着慌，几天内稳扎稳打，在不断进攻武林门和钱塘门的同时，攻占了南屏山的玉皇山，紧紧包围了杭州城。

像往常攻城一样，李秀成指挥太平军在清波门外的戚家园下面挖掘地道，准备潜入城墙根下塞填火药炸城。为声东击西，太平军在馒头山用各处挖掘的盛满尸体的棺木垒起无数座营盘，其中只留少数被俘居民敲锣打鼓吸引清军注意力，害得清军浪费了不少炮弹轰打空营。

清朝浙江巡抚罗遵殿文人出身，不擅布兵，只下令兵士死守。来援清军各路畏葸避战，进展缓慢。即使到达杭州附近，眼看太平军势大，就谎称道路不通，远遁躲避。

李秀成抓紧时间指挥太平军攻城。3月19日，清波门黄泥潭一带城墙被炸毁，千余名太平军将士鼓噪而入，杭州城陷。巡抚罗遵殿、盐运使缪梓以及杭州知府马昂霄等几十名方面大员和地方官员阖门自尽。杭州将军瑞昌率兵死守内城，由于太平军此次不是真想长期攻占杭州，所以内城未被攻下。

听闻杭州被攻占，咸丰帝忧愤至极，立刻下诏催促江南大营的和春和张国梁派兵去救。这一下，正中了李秀成的“调虎离山”之计。

听闻和、张二人派总兵张玉良率一万三千精兵从天京往杭州来援，清军兵势已分，3月24日，李秀成主动撤出杭州，直奔安徽，并于4月8日占据了皖南入江苏的要地建平（今郎溪）。然后，集体密议后，太平军诸将分五路，直扑天京城下。具体安排是：陈玉成自全椒南下渡江，经江宁镇杀向板桥；李秀成从溧阳、句容直杀淳化镇、紫金山；李世贤自常州、金坊杀向天京北门；杨辅清自高淳杀往秣陵关、雨花台；刘官芳自溧阳趋往高桥门。

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4)

各路军势如破竹。5月5日，天京城内外太平军十余万人里冲外杀，把得胜门至江边的清军数十座营垒尽数踏平，一上午就杀掉清军一万余人。（由于分兵四出，江南大营只有四万兵。）清将张国梁派军驰援不得进，就拆毁上方桥，准备固守城东的小水关大营。结果，太平军当夜集军猛攻，火药轰发，杀声阵阵，奋不顾身地四面杀至，江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击垮。

这还不算完，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和春以及提督张国梁，双双身亡。

张国梁乃广东高要人，原名张嘉祥，他18岁即入天地会为乱，曾结众窜入越南等地杀人越货。后来他被广东按察使劳崇光招安，一变而成为“剿贼”干将。自隶向荣帐下后，张国梁数年苦战，由广西而湖南，由湖南而湖北，由湖北而江苏，可以说是太平军的死对头。咸丰八年时，他已经因功得授江南提督。数年之间，“大江南北诸军，贼（太平军）所畏者，唯（张）国梁一人”。江南大营溃后，张国梁自镇江驰至丹阳，纵马率军与太平军血战，身中多创，自知不免。取怀中印绶令从官逃走，向北京方向大呼“臣已尽力！”然后拍马跳入江中自杀。咸丰帝得报，总希望这员猛将不死，数月不忍议恤，但奇迹最终没有发生。清廷追赠太子太保，谥“忠武”。但是，张国梁尸身一直找寻不到。后来，李秀成被清军生擒，告称说张国梁因神勇敢战，为太平军敬服，当时礼葬于丹阳尹公桥塔下，到那时，他的遗骸才被清政府加以厚葬。

至于和春，字雨亭，满洲正黄旗人，赫舍里氏，正牌贵族出身。此人也是自广西拜上帝教起事后就跟随向荣，一路与太平军厮杀过来。向荣死后，他受诏代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此人险刻自负，多与副手张国梁不睦，江南大营之失，与他指挥不力有很大关系。小水关大营被破前，有随员劝他退往镇江，他全然不知大祸临头，故作临危不乱，还脱鞋上床睡觉以装镇静。俄顷，枪炮大作，太平军喊杀阵阵，这位嗜吸鸦片的统帅竟然真的鼾声大作睡得香。幸亏其外甥以及一帮亲随将领保护，和春才在泥泞夜雨中仓惶逃得性命，但一切重要文件及奏札，丧失一空。逃至丹阳，未及喘气，太平军追兵杀到，张国梁阵亡。和春侍卫众多，拼死杀出血路奔逃至常州，半路受伤，摔得半死。心灰意冷之下，知道自己再活下去也大罪难逃，和春在浒墅关营房里以烧酒吞生鸦片，自杀身亡。清廷念他数年征战，以“血战捐躯”来算，给了他死后一个大面子，谥“忠壮”。

福兮祸兮。江南大营二次被击溃，统帅和春自杀，勇将张国梁战死，清廷似乎丧失了两根大栋梁。但是，正是和春之死，给予了曾国藩和湘军最大的历史机会！

曾国藩自他组织“湘军”抵抗太平军以来，手下军将、幕僚建功立业，但他本人的仕途一直不顺。咸丰七年春，战场上的不顺加上个人的烦恼，他以回家守丧为名，回老家湘乡呆了近一年半。这段时间内，太平军在江西的势力大幅度萎缩，瑞州、湖口、铜陵、九江等地相继克复。形势大好之下，曾国藩按捺不住大显身手的冲动，很想重新出山。此时，其好友胡林翼上折，奏请朝廷让曾国藩“夺情”视事。在骆秉章等人的附和下，清廷起复曾国藩，给他一个“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并未实授给他任何实职。三河大败后，湘军士气极其低落，曾国藩强自硬撑，总算熬过这道大坎，重新招兵买马，培训新兵。正当他提此新旅向福建进发时，恰值“出走”的石达开自江西、福建交界处窜向湖南，进攻宝庆府。如此一来，湘军中士气低落，人心浮动，因为有不少人的老家正是宝庆府。眼看自己手下多数为新募之兵的队伍人心惶惶，曾国藩一筹莫展。关键时刻，还是老友胡林翼出面。他说服满洲贵族、时任湖北总督的官文上奏折，希望朝廷授曾国藩为四川总督。这样一来，曾国藩便立成有实授之官的封疆大吏，又可以率军往四川兜截很可能杀入川地的石达开。清廷高层经过研究，结果，只下令让曾国藩率军入川，却不给他四川总督的职位。曾国藩郁闷至极，便以休整为名，在路上拖延行程，非常不情愿进入蜀地。恰好，石达开攻围宝庆府失败后，并未入川，而是向南方折返，曾国藩终免四川之行，继续留在东南一带对付太平军，得以进行他的“大事业”。

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5)

不仅曾国藩自己纳闷，当时和后世的人都纳闷，出于老曾手下的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等人，都早于曾国藩当上了巡抚大员，为什么反而他们的老上司曾国藩一直为清廷所抑，迟迟不予实授呢？笔者忖度，曾国藩坏事就坏在他率湘军开拔之初的那份张扬的《讨粤匪檄》上，其中“卫道”（保卫孔教）意味太浓，“勤王”（为皇帝效力）之意淡然，使得满清高层对这个湖南汉人充满了疑忌。

说起曾国藩没能及早当上督抚的事情，学者、专家们大多讲这件事情：咸丰四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要任命他为署理湖北巡抚。结果，大学士祁寯藻说他坏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致使咸丰帝收回成命。此事详细见于薛福成的《书宰相有学无识》，但他当时没有点出说曾国藩坏话的是谁。范文澜先生后来引用此史料，言之凿凿直说，认定讲坏话的那个人是祁寯藻。其实，只要看《清实录》，就会知道曾国藩上表奏告收复武汉时，祁中堂已经回家休养，最有可能说曾国藩坏话的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彭蕴章。

否极泰来。正是和春的死和江南大营的二次溃败，上天赐给了曾国藩一次绝佳的历史机遇。和春自杀后，时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也兔子一样狂逃不止，太平军凭锐乘胜，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嘉定、青浦、松江等地，整个苏南地区除上海以外，基本都为太平军所占领。如此大溃之下，江南地区急需一员德高望重的官员代替何桂清充任两江总督，于是清廷想到了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幸亏时任协办大学士的咸丰宠臣肃顺有才略，他劝皇帝说：“湖北之事，全赖胡林翼，不可轻动。不如用曾国藩为江督，如此，长江上下游均有得力之人。”

四顾无人之下，咸丰帝只得放弃前嫌，下诏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任命曾国藩为“署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六月二十四日方实授他为“两江总督”，又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以，如果和春不死，何桂清不换，江南大营不溃，曾国藩只能撅着屁股在安徽搞“开拓”，湘军与太平军直面交锋根本没有机会，这样一来，也就没有日后湘军的一支独大。

军政大权在手后，曾国藩雷厉风行，把办事不力的非湘军系的皖南督办、浙江巡抚、江苏巡抚、闽浙总督、江南团练大臣以及江北团练大臣皆加以参罢，最终使得“湘系”成为当时清朝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军事力量。特别一提的是，北京城中的肃顺，虽然此人身为满洲贵族，日后慈禧把他杀掉后对此人又极力加以抹黑，但他绝对是个治国得人的干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日后叱咤风云的汉人高官，均由他竭力上荐才能最终得以运用，而西太后这个阴险妇人也不因人废言，后来她杀掉了肃顺，对曾、左等汉人仍旧加以重用，才使满清国脉又存续了数十年之久。

再转回头说太平军动向。

江南大营的二次得破，太平军上下情绪高昂。1860年5月15日，李秀成自统数万大军东征苏常地区。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除上海弹丸之地外，苏南所有地区尽为太平军攻克。

苏常不仅仅是赋税大区，又为数省咽喉要地，至此，这一广大地区每年近二百万石的漕米供应，再也抵达不了清朝统治的北方地区。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手中钱多粮多，可以大量从洋人手中购买新式武器，又可养大量新兵，所以，李秀成得以扩军充众，不断壮大力量。

1861年底，李秀成率领二十多万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清朝浙江巡抚王有龄、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宁曾纶、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等数十大员，不是自杀就是被杀，布政使林福祥等人被活捉。

坚守内城（满城）的杭州将军瑞昌这次再无上次好运，太平军利用人海战术，踩着叠尸攻城，终于攻陷杭州内城，瑞昌等将领自杀，几万满人兵眷皆被屠戮一空。

不过，李秀成敬重巡抚王有龄的为人，厚殓其尸，给船15只，白银3000两，释放其亲兵500人，让他们船载王巡抚棺木回乡安葬。

浙江广大地区的丧失，对清廷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打击，这意味着每年一百多万石漕粮的断绝和军储之资的进一步匮乏。先前两个江南大营存在时，浙江每年可供七十多万两饷银，所以，杭州等地一失，曾国藩大叹其穷，悲叫“东南饷源日涸”。由于浙江与江西、安徽为邻，杭州等地的丧失严重威胁到清朝在江西、皖南的统治。宁波被太平军攻陷后，清廷更是紧张得要命，因为如此一来，太平军即可入海，北攻北京，南攻广州。

显然，李秀成、陈玉成大展拳脚之时，正是曾国藩等人窝心忧叹之日。

夏福礼的报告(1)

附：夏福礼的报告

原文载于《英国议会文书》，1862，C.2992，13-16页

（说明：夏福礼当时是英国驻宁波领事，他在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在宁波“解散军纪”三天的野蛮行为，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太平军的厌恶。马克思博士也正是看了这份报告，加上自己的深入研究，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导致他写下了对太平天国的口诛笔伐的《中国纪事》一文。）

为了避免人们认为我对宁波港的叛军所作的判断过于轻率，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有意识地保持沉默，没有就他们占领宁波一事及其建立组织的行为发表任何明确的看法；我在这方面一直格外谨慎，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太平军叛乱是个好兆头，认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给予他们一次机会，即证明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好政府”的机会。也许我现在可被看作更有权利来谈论这个问题，因此，经过周密的观察和深思熟虑之后，我谨向阁下作如下报告。

宁波陷入叛军之手已有三个月之久；但是，从该城失陷之时直到我此时给阁下写信之际，叛军从未向着“好政府”的方向采取任何步骤；从来没有试图筹建什么政治团体或商业机构；在他们的公开举措中，看不到任何接近秩序、接近规范化行动、接近一贯目的的证据或迹象；用“政府机构”一词来指太平叛军的统治，在这里不具有任何合乎推理的意义；总之，所能看到的结局仅仅是一片荒芜，正如在这群抢劫者统治所及的范围内和他们的力量能够为所欲为的任何地方总是一片荒芜一样。

我感到可供报道的仅仅是这一令人悲伤的结局；对于那些心灵已蒙受欺骗，其热情的想像力沉浸在诸如“重建帝国”、“匡复中华”、“传播基督教”和“拯救民众”等夸张的期待中的人来说，他们也许会对这令人悲伤的报道感到不满，或者表示异议；但是，对于那些同我们一样不被这些异想天开的希望所影响，而是冷静、公正地判断太平天国的人而言，最近三个月的验证一点也不令人吃惊，这一实验所产生的结果和人们所预料的完全一致——一片废墟，满目荒凉，在太平军足迹所到之处或处在太平军荼毒之下的任何地方，一切重要原则被毁灭无遗。

阁下无疑对这一结果早有准备，因为这棵树从未有希望能结出许多果实；这一实验迄今所已证明的事实虽然令人痛心，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居然让太平军在我们的一个条约口岸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试验一下他们智力的高低和组织的方法，而最终发现他们在这两方面的能力都极为低下。对于那些目前支持这场运动但将来也许会承认自己错了的人来说，这种结局将是最好的回答。就我而言，不同于许多在华的外国人，我远没有因为这团体中的绝大多数首领出身卑贱并且所受的教育总体上低于中国读书人的水准而谴责他们。

数世纪前的世界历史证明，一些经久不衰的政府正是由那些在学识和才智上并不高于太平天国头领们的人建立的；但是，仅仅因为他们必须向心理平衡的人解释混乱、无秩序和毫无建树，尤其是后者最为广泛的字义，我不得不反对他们。显然，一个经历了十年的充分试验，最终毫无建树却毁灭一切的团体，不应当继续僭存下去，或者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即使是间接的）；相反，它应当受到由它自己造成的社会上所有文明阶级的人们的蔑视。

这些措辞也许显得有些偏激，但是，在我看来，谈论太平天国并判断他们的行为的时刻终于已经来临，尽管绝对自由地发表意见和言论将会使在华的政府官员感到困窘。因此，我认为，我只是在恪尽职守地就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的现状和任何也许值得一提的东西作出我的判断。我重复一遍，我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偏见，反之，我想声明的是，太平军首领对我本人的确礼貌和尊敬；此外，在与清朝官员进行了数年的公务往来后，当我同太平军首领打交道时，我还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十分出人意外和令人惊奇的类似于粗鲁率直的诚实。尽管如此，这些举止率直态度坦诚的太平军身上弥漫着浓厚的血腥味，长着一副屠夫的外表，而其中的任何一种特征都会使我因恐惧而畏缩。

在讲了这些开场白之后，现在我将回答也能够回答阁下公文中所提到的几个问题时，我谨提醒阁下，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生性多疑的太平军那里搞到所需的情报，这群人除了其他一些特征外，还有一种在中国极为罕见的隐瞒事实和严守秘密的本事。但是，我认为，有理由相信下面的陈述是符合事实的。

夏福礼的报告(2)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任何东西都抢，无论是实物还是现金。如果占领某城后抢掠到的物品为数极多，那么，士兵们都能从奖赏中捞到好处；相反，如果该城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太平军便以堪作表率的耐心等待更好的时机。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几乎所有的事例都是如此）。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我曾多次询问过这一问题，最终都得到了同一种答复，从而清楚地得出太平军士兵仅仅依赖所能抢劫勒索到的东西而生存的结论。记得领事巴夏礼先生也曾得到过同样的答复，当时我也在场。每当询问那些穿得还算体面的太平军士兵为什么喜欢自己的行当时，他们总是回答说：“为什么我不喜欢自己的行当呢？我可以随意得到我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谁敢阻拦我，我就砍下他的脑袋。”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比划着砍头的动作。这是一种经常能够听到的回答，这种动作则是城里的首领们所惯施的臭名昭著的动作，我认为这两者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太平天国的法律和他们草菅人命的本性。

太平天国拥有一支成分各异的正规军队，特遣部队中从事特殊使命或远征的核心士兵由从戎多年久经考验的资深叛军组成；其余无一例外都是些较为年轻的新兵或被强征入伍的农民。在进攻并占领宁波的军队中，可能每十人当中就有一名老叛军，这些老兵的任务主要是确保那些较为年轻的志愿兵和被强征入伍的士兵处于效忠状态，并激励那些可能在自己职守面前畏缩的人的勇气，这种激励士气的做法尤其是太平天国的本性。

叛军的另一独特之处是习惯于征召各省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入伍，这一政策的演变过程十分明了，我无须赘言。此时此刻，我可以想像得出，宁波城里的叛军中间所讲的方言有二十多种——属于遥远省份和地区的方言；同样，我可以推测，对于那些来自离宁波有数百英里远的人来说，宁波土话现已变得相当熟悉，而他们以前从未打算或料想到能听到宁波话。远离故土的男人们沉沦于放逐和痛苦之中，任凭他们所遗弃的房屋变成废墟和自己的家室活活饿死，在这样一种统治下，即使是最乐观的人又能期望会有什么幸运呢？

他们的军队由于所经之地所有品质恶劣的人的加入而急剧膨胀，成为其臭名昭著的一个特征；这些人不受任何差强人意的道德约束（除了与军事服从和虚伪的纪律相关的方面以外），实施一切众所皆知的以及——让我补充说明——世人几乎闻所未闻的暴行。在一件公文里提到这些事情也许显得有些微妙，但是，当我说出下述事实，即这群恶人中的一些人对待妇女和年轻姑娘的行为已令人发指到任何谨慎的笔触都无法描述时，我的用意也就昭然若揭了。因此，关于阁下所询问的他们如何对待落入他们手中的年轻妇女这一问题，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知道这种暴行已恐怖到令人难以置信或无法描述的地步。阁下无疑知道婚姻在太平军中间是被严厉禁止的，它与吸食鸦片一道构成了死罪；如果说吸食鸦片的习惯或恶行尚还经常被视而不见的话，那么，普通叛军若想和妻子或妾生活在一起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已经确立的法令规定，唯有当帝国被征服后，婚姻的禁令才会被取消；在此之前，凡结婚或同居者一律处死。

然而，我推测，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出一切令人憎恶的事，三天过后，所有的妇女都被禁止留在城里，我想，我的陈述已经足够了，我没有必要就这一令人痛苦的话题再讲些什么了。

他们的伟大的目标——我应当说成是他们胜利时的主要情形——是制造恐怖；首先是凭借他们军队的人数之众，其次是通过他们所穿的类似于戏装的俗丽服装，这种装束居然能对这个国家中各个阶层人民的心灵产生一种奇特的影响（这似乎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通过这种令人不可理解的影响，阁下将会再次觉察到中国人的思维倒错，以及在分析和解释支配中国人的原因与影响时应采用与分析欧洲人时相反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太平军的仿古滑稽服装和其他自行设计的可笑装束只会引人发笑；但是，我坚信这种服装却对这个国家中无知的和相当愚昧的民众产生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影响，正如他们所十分清楚的，他们往往与叛军交战到一半就败下阵来。叛军长而粗浓的黑发更给他们的外表平添了几分野性；当这种怪异的外表夹杂着一些愤怒和疯狂的神情时，假如这些温驯的中国人（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中国人的那种天性）逃之夭夭或者乖乖地投降，这的确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夏福礼的报告(3)

正如上文所说，体格健壮的男人被迫在叛军中服役，无论他们以前所从事的是何种职业；因为他们在失去财产之后，其中的一些人除了从军或饿死外已没有任何选择。有时，就连当地一些有身份的人也被迫加入到太平军的旗下，仅仅因为他们意识到为了保全剩余的财产和避免自己的性命不时地陷入危险，这种妥协在被征服地区是不可避免的。这无一例外地仅是一种勉强的服从。我本人认为，自从叛军1853年占领南京以来，从来没有超过半数的有身份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效忠于他们；我甚至可以断言，没有一个有身份的中国人曾经出于本人的自由意志和自愿而依附于太平军。

这种事怎么可能呢？有身份的中国人是守秩序并且明辨是非的一类人，他们必然认为并且坚信，成功、信赖和好声誉从不可能步抢劫行为的后尘而来，无论这种抢劫行为的规模有多大。

太平军作战时的军事技术是极为简单和最为原始的；我实在怀疑“战术”一词究竟能在哪一方面用来指他们那种千篇一律的作战方式。如前所说，人数上的优势是他们最先考虑的因素；他们的人马源源不断地开向被定为进攻目标的任何预定地方。但是，在主力部队出现之前，他们首先秘密地派遣侦探和密使前去探路和散布虚假的谣言；当这些谣言和阴谋使得人们惊惶失措时，这些密探便趁机在城内外左右不靠的建筑处纵火，更多的则是在整个街道上纵火。如果这些密探被官方抓获并处死，叛军就毫不迟延地指派其他人接替他们，让同样的情形再度重演，直到清方官吏或全城居民逃之夭夭，或者就像在宁波所发生的那样，清军已变得士气低落，斗志全无，那么，该地便轻而易举地落入叛军手中。同时，逃亡的乡民们必定是气喘吁吁慌不择路而逃的，难免会将他们所看到的太平军的人数和行动作夸张性的报道。在此混乱之中，几名叛军在远处出现，他们那色彩斑斓的俗丽服装产生了通常所有的那种奇特影响，他们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喊叫声更使胆怯的中国人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接着，如果这套把戏一直进展顺利，看上去已没有什么危险也不用再费多大力气时，成千上万的叛军便手持大刀、长矛、鸟枪等武器，继续狂野地冲向目标，暴露在他们面前的任何东西自然在劫难逃。就在此时，也仅仅在此时，首领（或者是统帅，或者是王）才首次露面，因为在由召集来的上海劫匪所组成的前锋部队打通道路之前，这些人极少或从未被听说过，他们的直接举止也从未被看到过。

我认为，上海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正证明了上述报道的正确性。在对上海的反复进攻中，按照太平军通常的惯例，被视作劫匪的这群人奉命在前面充当先遣队，他们焚毁村庄，制造恐怖，首领们自然是呆在后面，远远地观察其计略的效果。我很高兴地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多亏了何伯先生和我们的志愿兵，他们的诡计最终遭到了挫败。我想，上海的教训将会对太平军产生有益的影响，因为他们极为惧怕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们十分自负，而且最初的士气较为高涨。

这份公函已显得过于冗长，因此，我将不再谈论来自杭州的报道，我打算在另一封信中再陈述这些内容。阁下关于该城人民必将蒙受苦难的信念已完全被事实所证实。我得到的所有细节所揭示的不幸实在令人悲痛欲绝。

现在我谨向阁下陈述我观察太平天国的几点感受，以此来结束这件公函。我觉得这么做也许已超越了我作为领事的正常职责，因为就阁下所处的崇高地位和所具有的丰富阅历而言，唯有阁下才有资格谈论如此严重而又严重的问题。

但是，如今人们都在沸沸扬扬地谈论太平叛乱这一话题，它在伦敦、巴黎和北京无不引起了极大关注，所以，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想冒昧地就此阐明自己的看法。为此，我恳请阁下能够宽宥我的唐突，鉴于在最近三个月间，我处在这种特别有利的地位从未得出任何不正确的结论，而且我还是1853年随“何默士”号皇家军舰赴南京与太平军进行接触、亲身了解到这场不同寻常的叛乱的首批欧洲人之一，上述情形也许能使阁下认为我有充分的权利来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因此，现在我冒昧地断然声明（十年来我一直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观点），太平叛乱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民众运动是一种极大的欺骗，太平教义作为一种信条或伦理则是亘古未见的最巨大、最亵渎的欺骗。我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比的宗教教义，当然，也找不到任何就衡量这场叛乱的政治层面进行比较的标准。我徒然地在最黑暗时代的历史中寻找世人互相倾轧、利欲熏心的同样事例，结果发现其黑暗与卑劣程度实为史无前例，诸如在宗教的名义下所犯的这等亵渎罪行，模仿英雄举止的插科打诨，令人极为厌恶的潘特龙（Pantaloon，昔日意大利喜剧中戴眼镜穿窄裤的丑角）式的丑态，以及如此众多的由极富悲剧性的血腥事件所织成的脆弱的蜘蛛网。与太平军这帮狂徒相比，约翰·马笃斯（1534年德国闵斯德城平民起义的领导人，他所建立的公社在经过16个月的斗争后陷于失败）及其闵斯德城邪恶的冒险者们在1534-1536年的荒唐呓语不禁黯然失色。

凡是有见识有理性的英国人，在和太平天国接触后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并不是惊异，而是与接踵而来的鄙视和厌恶交织在一起的恐怖。太平天国境内到处都是一片“空无”（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的意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免于劫难。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气泡，一碰就破，但你的手指会因此而沾上血迹。

在其耽于饮宴作乐的这十年中，它是否有什么业绩？什么也没有。它是否曾对人民给予了最起码的尊重或一般的同情，哪怕是淡漠的宽容？有谁敢作出肯定的回答吗？它究竟是一场抱着摆脱沉重枷锁之宗旨的民众运动，还是一种血腥的劫掠行为和蔓延全国的焚毁、破坏、杀戮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的盗贼行径？唉！答案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它是否扶植或者哪怕是鼓励商业，或者它所宣布的戒条是否在任何形式上有害于经商？业已披露的传教士罗孝全先生和其他人对此的感受可以作为英国商人的殷鉴。

此太平军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罕见的勇敢，他们显然只是一群懦夫，我不愿他们因为色厉内荏而不公正地获得我们国内同胞的同情，因为打击已经丧失抵抗力的敌人，将妇女和儿童拷打至死（如此残忍的拷打！），将拒绝顺从的穷人活活烧死（正像我亲眼目睹的那样），这些都不能证明其勇敢。我敢断言，从未有人听说过太平军敢于面对殊死的抵抗，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尽管可能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这群太平军最近在其首领的驱使下被迫冒死前去攻打上海的事例正印证了我的上述看法。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是一大祸害；如果它未被遏止地横行于众多的省份和地区，那么，所经之地就会时常发生灾祸和瘟疫。太平军正如同那些可怕的灾难一样在整个国家蔓延。他们一来，无助的当地人便只好唯唯诺诺。他们一走，老百姓才松了一口气，不禁喜形于色，并开始修复由于这一可怕的敌人的光顾而造成的毁坏和损失。

阁下应当确信，唯有当我们将这场运动看作是一种大规模的陆地上的海盗行为——一种遭到所有世人唾弃的海盗行为，并且所有与这个幅员辽阔帝国通商的基督教文明国家因此而决心采取一切办法，将它从地面上扫除出去时，我们才算对这场运动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才算作出了公正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