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罗伯特·道格拉斯；李静韬

简介

它的特点在于,史料的钩沉多于观点的陈述,作者试图通过大量的原始信息来还原一位功过参半、充满矛盾的李鸿章。他是成功镇压太平天国之乱的功臣,也是对战俘施以残忍极刑的凶手；一方面,他是思想开明的洋务运动领袖,兴矿业、建铁路、办学堂、推崇西医,另一方面,他又至死忠守于中国的封建君臣等级制度；他手腕强硬,处事狠绝,但在手下将才阵亡时,却不禁扼腕叹息、悲恸不已……在“晚清第一要臣”这一身份的背后,李鸿章是一位怎样的“人”?本书力图还原李鸿章的原貌,而将评判留给读者。

目录

序一

序二

自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大事年表

专名一览表

译后记

序一

这些年，忙于做编辑，无缘静下心来写书。虽无写书福分，但得了一个坏毛病，那就是为朋友的书写序。友人、同事、学生、同行可能见我心志疏懒，常邀我作序、写推荐语，刺激我写书的欲望。我心领美意，也少有推脱。这次，蓝狮子出版人、复旦新闻系的学弟、也是FT中文网专栏作家的吴晓波要我为这部《李鸿章传》中译本作序。他告诉我，我这次作序的身份，与以往都不同，是作为原书英文版的发现者。

发现这本书是在英国。1988年夏，我拿了中英友好奖学金（也称船王包玉刚奖学金），由上海去英国留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在英国读书，自然会得一些英国病。比如，我开始喜欢散步、爱逛博物馆、谈论天气宠物，对吃的品位和要求降低，还有爱逛旧书店。

当年在莱斯特大学读书时，我和日后成为台湾传播学名教授的师兄冯建三为淘旧书打了多年擂台。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暗中较劲，策划避开对方的路线，到城里几家旧书店快速巡视一遍，夺下好书。旧书店里多有古旧书籍返潮后一丝淡淡的霉味，我们倒是乐此不疲。买完书后，两人常常凑在一起，交流经验，实则彼此炫耀，一是看谁淘到好书，二是看谁淘得便宜，玩读书人的游戏。淘书，一是需要体质好，特别是颈椎功能，得有长时间歪着头侧看书名的本事；二是相信运气。常常数小时下来，一无所获。汗流浃背，几经绝望时分，常有曙光映现。许多珍藏的好书，似乎都是在最后一刻灵光闪烁时蹦出书架的。

我既是原书发现者，总得对此书的来历有所交代。根据我在扉页上的记录，这本英文版《李鸿章传》，应是1996年11月6号在伦敦West Finchley离家不远的一家旧书店购得。每得一册旧书，我都习惯在书上随手写下几句备查。兹照录如下：“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史一重要人物。洋务、西学东渐。讨论中国现代化之路，不可不说李鸿章。”另一页上，是我在2000年补写的几行字，应是重读此书时所记：“此书（原）为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哲学部收藏，后流出。我自二手书店购得，收藏。”

这本书，红褐色精装封皮，小开本，毛边，Bliss，Sands and Foster出版社1895年出版。因放在旧书店古董书架上，好像书价不菲，20多英镑的样子。书中有幅李鸿章黑白画像，一捋中堂大人的白胡须，面色威严。印制精美，应是维多利亚时代大不列颠最高技艺的印刷术。画像上，罩着一层极薄的半透明纸，用作保护。文革时，人手一册的《毛泽东选集》扉页，有张精致的毛主席像，上面也有张相似的透明纸，俗称“糯米纸”。按照现在的说法，当年曾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应算是当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待遇也不过分。

此书在伦敦家中的书架上一躺就是十来年。前几年，吴晓波送我他的新书《跌荡一百年》。十多年不见，他已是国内很出名的财经作家，一位中国近代企业史以及洋务运动的研究者，而李鸿章正是这个历史章节最紧要的人物之一。于是，我将这部书从伦敦带回北京，交给晓波。这本书对他更有用。接过此书时，我看得出晓波很兴奋。几年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将这部英语世界的第一本《李鸿章传》译成中文出版。 原本想赶在2011年李鸿章诞辰110周年时出版。阴错阳差，拖到了112年。

此书英文版问世那年，正是李鸿章一生的滑铁卢之年。1895年，他代表大清国与日本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士大夫唾弃并弹劾，被免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要职。他灰头土脸，声名跌至谷底。西太后念其早年功劳，封其为大清国全权特使出席沙皇加冕礼，随后有欧美八国之行，包括当时的五大强国——俄、德、英、法、美。1896年3月28日到10月3日，历时190天，超过半年时间。那年他已73岁。1896年8月，李鸿章由巴黎抵达伦敦。他先拜见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后会见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在英国，他参观了许多工厂——枪炮厂、炼钢厂、船坞和造船厂、银行、电报局等。李鸿章，这位中国洋务运动第一人、晚清第一重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副王”感慨道：“天下不可端倪之物，尽在英伦！于欧洲政教，本大臣只是心领而未由目击，今日则见所见而去，尤胜于闻所闻而来。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政，其明效大验，有若是哉。”据史料载，伦敦金融圈与商界盛宴李鸿章，耗资六千英镑，热盼中央大国开放市场，扩展商贸出口。这与80多年后邓小平重开国门初年西方对中国的眺望何其相似。

李鸿章一生练兵办洋务，但仅在晚年一睹洋务之乡的实绩。他说：“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这番话，不免是用他在欧美190天的所见所闻，浇胸中之块垒。

此书作者道格拉斯勋爵(Sir Robert Douglas，1838—1931)，有着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殖民官的完美资历。他曾任英国驻华外交官。出使中国时，年仅20岁。后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汉学教授、大英博物馆东方书籍与文献的研究员。他也是一位功力独到的传记作家。他笔下的李鸿章，与梁启超的不同，是一个复杂矛盾、一言难尽的纠结体。

此书出版六年后，李鸿章作古。

一百多年光阴，对中国亦长亦短。当年李鸿章办洋务的困惑，今日也时时可见影子。说到底，还是围绕伟大的老问题：在中国地图上，世界在哪里？在世界的版图上，中国又在哪里？

序二

如果以敬意和温情去看待中国历史，我们应该承认在过去两千年，中国之所以得以平稳发展，之所以“超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架构，是因为涌现出一大批明君贤相。

明君我们不去说了，先说贤相。在这两千年帝制时期，从李斯开始，至李鸿章结束，中间有成就有声望，值得人们怀念或敬重的贤相并不少，比如汉代的萧何、陈平、公孙弘，后汉的曹操，以及稍后的诸葛亮，唐宋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明君贤相既推动了这种繁荣，本身也是繁荣的一个组成部分，房玄龄、杜如晦、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直至明清张居正、范文程，以及我们将要说到的李鸿章。他们都是时代骄子、国家柱石，都不同程度地推动着历史前进。他们有不足，有失误，但作为后人，应该善待先人，多看贡献多看正面或许更有意义。当然，在这两千年中，中国的政治架构并非一成不变，内阁的设置也有很大变动。说这些人为贤相，只是从广义的君臣关系而言。

在这个名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开始和结束的两位。李斯，在我们一般印象中似乎名声很臭，那是因为我们从“后帝制时代”回望历史，如果从历史事实去考察，李斯的贡献就是沿着商鞅等开启的路线一路走下来，将先前的封建制过渡到此后的帝制，或者叫做“中央集权”。李斯是帝制两千年第一位丞相，他的理论思考和历史贡献应该从“过渡时代”这个层面去考虑。

与李斯情形相仿佛，李鸿章是两千年帝制时代最后的丞相，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长时期主管清政府对外通商以及交涉事务，很长时间是中国最高外交官，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主导洋务新政，处理晚清三十年最复杂的对日外交，是《中日修好条约》、《马关条约》中方签字人。

在晚清数十年外交活动中，李鸿章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过去“悲情近代史”叙事模式主导下，李鸿章被视为汉奸、卖国贼，好像对外妥协都不应该，好像如果不是李鸿章出面，中国的结局肯定不一样，一定不会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更不会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也不会同意让外国人租借香港、胶澳、旅大、广州湾，更不会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不会在马关议和、辛丑谈判中赔了那么多钱。好像近代中国的所有责任都应该由李鸿章承担，李鸿章以一人之身担负着近代中国落后、挨打、被欺凌的全部责任。

人们当然有权力这样指责李鸿章，李鸿章在其政治生涯中也确实有失误与不妥，比如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或许不应该意气用事弃东洋转亲北极熊，更不应该总是使用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老路办外交。他说中国外交在那时的最大难题不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而是要有国际视野、世界意识，要让世界觉得中国不是怪物，中国与别国一个样。只有让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中国才有外交可言，才有国际地位。

李鸿章的认识是对的，只是历史条件的约束，有许多事情他可能知道，或许也已经想到，但是没有用。比如李鸿章的幕僚在19世纪70年代就向他详细讲述过西方富强并不在坚船利炮，并不在生物电化，而在制度，在于西方人有一个上下沟通无滞碍的议院制度。至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也是最先详细了解的中国人，但是没有办法，中国只有经历了头破血流，只有到了彻底失败，方才醒悟，方才走上维新，学习东洋。

时代局限了一个人的能量发挥，这在历史上常有。李鸿章可以做得更好，可以给历史少留遗憾。然而，历史毕竟走过，没有办法遗憾，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弄清近代中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李鸿章那一代中国人所做的事情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其实，如果从大历史视角去观察，李鸿章那代人和我们今天一样，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型期。这个大的历史转型期，又与商鞅、李斯当年的情形很相似。商鞅、李斯的转型是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是构建中央集权统一帝国。而李鸿章和我们，处在从帝制向“后帝制”转型，连带的，就是从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从传统转向现代。这就是李鸿章和我们比较相似的生存环境。

如果从这样的历史视角去观察近代中国，我们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发现。我们就会觉得李鸿章那一代人可能不是旧体制的捍卫者、裱糊匠，恰恰相反，他们心中的理想是期望中国和东西洋相近、相似，或相同。换言之，他们是中国新的历史时代引领者。由此反观李鸿章办外交、理洋务，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才知道他们那一代人的不容易。

关于李鸿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相当多的成果，李鸿章的全集自其故去也不止一次编辑过。过去的研究，大致厘清了李鸿章行年基本事实，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评估，在国内外分歧比较大。许多人注意到了李鸿章思想的现代性，注意到李鸿章不是在为旧体制辩护、修补，但他究竟怎样思考中国未来，指出中国的方向，在过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够。尤其是国内最近几十年将近代史高度教条化，李鸿章那些负面的帽子无论去掉多少，都无关于从根本上为李鸿章寻找到一个新的定位。

英国人罗伯特·道格拉斯写的这本《李鸿章传》值得一看。这不仅仅因为英国人的第三者立场，而且在于作者的写作并没有述及李鸿章的一生，而是到《马关条约》签订为止。作者与李鸿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对李鸿章在条约签订后所受到的委屈深表同情，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身份，使用西方文献描述了李鸿章先前几十年风风火火推动中国进步的业绩。作者的看法，读者或许不能完全同意，但不同的意见正是学术发展所必须，也是读者兼听则明应该有的涵养。

衷心祝贺这个译本的出版。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2012年9月10日

自序

作为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褒扬者，如梁启超称其为“数千年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历史上之一人物”；贬抑者，称其为汉奸、卖国贼；而他自己则自嘲为大清朝的“裱糊匠”。对于这样一位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值得后来者认真审视。

关于李鸿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诸多著述。而本书出自李鸿章同一时代的英国外交官之手，出版于1895年，为西方世界第一本关于李鸿章的传记。本书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述了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签订《马关条约》近五十年的仕途生涯。本书虽为一个多世纪之前的著作，但书中保有大量原始资料，且视角独特，仍是研究李鸿章甚至晚清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基于这些考虑，我们特意组织翻译此书，推荐给国内读者。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总体而言作者的叙述是客观而中立的，但终究是外国人且囿于时代的局限，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观察和评价难免有失偏颇，对资料细节上的考证也偶有疏忽失察，相信读者能对此给予理解和宽容。这也并不表明出版社持有与作者相同的立场，作为一家之言，本书的观点仅属于作者本人。

对于我而言，撰写一位中国政治家的传记，显然不如描述一位欧洲权贵的生平那么得心应手。我无法获得李鸿章与其密友之间的往来信件，因此也就无法从其亲友的立场出发，观察他有着怎样的思想和想法。我没有找到李鸿章的日记，那些日记记载了重大事件的片断，以及他对这些事件的评论；我也没有李鸿章已发表的回忆录可供参考，让写作这部传记的工作轻松些。在外界看来，中国的政治家从来都只是以公众人物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除了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外，李鸿章从未被看作一个个人；他仅仅出现在一些正式的访谈和公共场合中。在李鸿章身上，官员和个人的界限非常清晰，关于他隐秘的家庭生活，仅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传言来追踪。

所有想要了解李鸿章在任何场合中与异性交往（欧洲意义上的）的想法，都由于中国男性与女性之间壁垒森严的隔绝而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不幸的是，在这样一种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同样对外国人怀有敌意，这构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建立友好互动关系的一个障碍。

我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搜集资料，并以此为据，希望在本书中向读者还原李鸿章生活的原貌。这些资料有的来源于《京报》（注释：《京报》是由中国古代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发展而来的，曾被称为《邸报》、《邸钞》、《朝报》等，到清初始固定报名。《京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报纸的最高级形式。——译注）（在这份报纸中，李鸿章经常向皇帝陈述他的政治和行政主张，皇帝也会依据时局通过这份报纸对他进行公开的斥责或嘉勉），有的来源于中国的其他报纸（这些报纸详尽地记录了李鸿章的行踪和社交活动），有的来源于蓝皮书（它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李鸿章在所有外交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的来源于与这位直隶总督经常往来的密友。

经验表明，关于李鸿章的名字有必要再多说两句话。对于那些不熟悉东方人的姓名是如何被转译的人来说，知道以下这点可能有助于较纯正地发音——“李鸿章”应被读作“Lee Hoongcha^ng”，a^的读音类似于father中的a。

罗伯特·K.道格拉斯1895年6月7日

第一章

李鸿章的出生以及他的家族史——李鸿章的母亲——李鸿章的童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三合会——洪秀全——太平天国的胜利——李鸿章第一次效力于朝廷——崭露头角——被任命为福建道台——杭州和苏州的失利——进攻上海

73年前（1823年），在安徽首府合肥降生了一个男孩，他长大后注定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对中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出于中国固守故土的传统观念，李氏家族已在合肥定居了数十代。李氏家族并非特别显赫，李鸿章的父亲是这个家族的族长，他既不是腰缠万贯，也不是智力超群。的确，他考取了进士，但是他并没有产业和财富，而是心满意足地甘愿做一个文士。关于李鸿章的母亲李夫人，我们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可以从她几个儿子的成就中推断出她必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女性。在她的五个儿子中，有两个儿子功成名就，其中包括日后成为直隶总督的二儿子李鸿章。关于李鸿章少年时代的记录同样不多，我们只知道他非常勤奋好学，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写一手优美而精湛的好字，使自己在同辈中鹤立鸡群。即使在今天，他的书法也依旧广受好评。虽然在西方世界，写得一手好字并不会被视为一项了不起的才能，但在东方国家，尤其是在中国，想要踏上仕途，必须要写得一手好字。

李鸿章很早就在院试中被选为优贡，后来又在乡试和会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最后一场考试中，他名列前茅，成功地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庶吉士是明清时期翰林官的一种，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为皇帝讲解经籍等。——编注。）翰林院是一个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在职能上类似于英国的皇家科学院。不过，与皇家科学院相比，它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翰林官可以领取一定的薪金，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利用他们掌握的一切资源促进学术进步。翰林院还有一条轮值制度，即翰林官会被委派去公共机构任职。李鸿章原本也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遵照惯例度过他的一生，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李鸿章的命运注定要与一般中国文官不同，他的精力注定要投入一个更广泛、更活跃的领域。

清帝国的南方诸省多年来一直处于混乱之中。清政府对当时民间秘密组织中最有势力的三合会（三合会(TriadSociety)又称洪门三合会，为历史上著名的反清秘密组织，始于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编注）一直心存戒备。当时三合会吸引了大量会众，并蓄势待发，准备与当地的政府军一决高下。三合会的公开目标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让皇权回归汉人手中。其领导人不断发表极具煽动力的言论，在南方诸省产生了广泛而深入人心的影响，各地不断爆发起义，而政府军又无法场场制胜。在这样一个权力分崩离析的时代，人们需要一位领袖来领导当时盛行的变革观念。在广东省的学子中就诞生了这样一位领袖，当地最强大的民间组织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的名字“秀全”有着吉祥的寓意，这个男人命中注定要取得一时的辉煌。洪秀全于1814年（此处原文误作为1813年。——编注）出生于距离广州不远的一个小村落中，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儿时就是在水田里放牛度过的。一旦长大成人，他很快就抛弃了这种无聊的生活。不过，他后来的职位也同样乏味：乡塾的主事。

洪秀全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得到满足，在参加广州会试之前，他曾几次在主考官面前毛遂自荐，希望能由此步入仕途。然而，他的文才算不上出类拔萃，并没有经由会试获得功名。毫无疑问的是，他最终找到的发展方向要归功于他此前的屡次失败。在一次去广州的路上，他邂逅了一个基督教传教团，一位教士给了他十几本宣教的小册子。他阅读了其中的几本，虽然没有真正理解基督教的教义，但他那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却被这些小册子激发了出来。过度劳累和失望给他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在一种近乎昏聩的精神状态下，洪秀全看到了上帝和基督现身，并劝导他用武力推翻满洲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在无知的人群中，“先知”往往被看做是被神拣选出来的人，而当“先知”的梦想与其他普通民众的现实感受一致时，“先知”更是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在一位狂热信徒的支持下，洪秀全开始向他的朋友和熟人宣传他从小册子和幻觉中领悟到的伪基督教教义。他和他的信徒不知疲倦地走遍广东和广西两省，向百姓大力宣扬他们带有革命思想的新教义。通过这种方式，他的旗下很快聚集了数千人。作为一场规模宏大的运动的开端，洪秀全带领他的信徒们进攻了附近的一个集镇，并很快攻克了它。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又一场的胜利。1851年8月27日，他的部众攻下了永安城。好运伴随着洪秀全和他的信徒。他带领一万人在湖南省攻城略地，1853年初，他们攻克了扬子江畔的江宁（位于今南京市内）。南京，这座明朝故都，很快就成了“太平”王朝的首都，天王洪秀全相信，他的天命就是在此建立太平天国。对于洪秀全来说，不幸的是，他似乎忘记了自己还没有完胜，他没有乘胜向北攻打北京，却派遣他的军队沿江驻防，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异常复杂的政府体系。洪秀全最忠实的四个追随者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和韦昌辉分别被封为东王、西王、南王和北王。后来，当上帝的灵魂降临到洪秀全身上时，他还册封了更多的王。因为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洪秀全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开始沉溺于后宫美色，闭门不出，只有他最信任的几个人才能见到他。我们无法得知他在这个时期的诸多生活细节，然而很明显的是，他已沉溺于东方君主常见的委靡生活中不能自拔。

有一次，东王杨秀清陷入神迷状态，他接到了——或者说是他自以为接到了——全能的天父的命令，让他谴责并惩罚洪秀全在后宫中对待异性的种种行为。杨秀清在惩戒天王、行使天父赋予他的权力时没有显示出丝毫的勉强，他甚至说服了洪秀全自愿接受来自天父的雷霆严惩。杨秀清认为，惩罚本身带来的耻辱就够了，他没有对洪秀全施以应有的鞭刑，而仅是谴责他在对待嫔妃和侍女时拳打脚踢的粗暴态度。天王洪秀全在一段时间内顺从地接受了惩罚，他甚至公开宣称东王杨秀清是圣灵的化身。但是当他的忍耐到了极限时，他便开始指控杨秀清品行败坏，并背叛了天国，经过审判，杨秀清的叛逆罪名成立，并最终被处以了砍头的极刑。

与此同时，太平军沿着长江迅速向下游进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镇江和扬州，两地清政府守军望风而逃，其逃跑速度完全不亚于中国军队在最近这场与日军的战争中的表现（本书写作于1884年，作者这里指的是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一些军队的怯懦表现。——译注）。在一番尽情掠夺之后，太平军挟持镇江和扬州的军民退守南京。凭借着类似的一时之利，太平军的人数急剧增长，达到十万之众，一方面，他们甚至让被占领城市的女人们建筑防御阵地，防范清军夺回太平军刚刚占据的城市。另一方面，太平军的首领们并没有完全遗忘进攻北京的必要性。1853年5月，他们派出了一支纵队，远征北方。远征军一路上攻无不克，先后攻占了安徽、河南、山东和直隶南部，最后又攻占了距离天津仅20公里之遥的静海。

就在此时，蛰居在合肥父亲家的李鸿章首次脱离文士的圈子，开始参与到了中国的内战中。太平军攻克安徽激起了李鸿章报效国家的热情，他认为，此刻正是每个有一定权势和威望的人为国家福祉挺身而出的最好时机。李鸿章组建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团练（淮军的雏形），并率领他们与太平军展开厮杀。不过，他指挥的这支乡勇并未给太平军带来任何真正的威胁，也没有取得任何像样的胜利。当太平军继续向北推进时，李鸿章才开始起到一定的作用：他率领士兵袭扰太平军的后方部队，并俘获了一些掉队的士兵。然而，当太平军的第一支大部队离开安徽境内，向河南进军后，李鸿章率众顽抗的使命还远未结束，此时，太平军的第二支大军接踵而至，从安徽向山东挺进，再次攻克了一个战略重地——临清（今山东境内）。如果第一支太平军能够成功地守住静海，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在第二支太平军的掩护下，实现夺取北京的目标。但是，两支太平军都过于贪恋攻城略地，他们孤军深入，远离后方，被大批清军抄了后路，截断了他们与南京的联系。因此，运动战成为了太平军取胜的关键，当他们的快速进攻被天津守军成功击溃后，两支北伐军就注定难逃失败的命运了。第一支太平军在静海被围困数月后，饥饿而又绝望的士兵们拼死突破了清军的包围圈，向南京方向撤退。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使得山东境内率领第二支太平军的指挥官也立即下达了相同的撤退命令。尽管李鸿章和他的乡勇们早就得知了太平军南撤的消息，但他们根本无力在中途截击太平军。即便如此，李鸿章的贡献还是成功地引起了两江总督兼兵部侍郎曾国藩的注意，他下令将李鸿章的民兵队伍编入由他亲自指挥的嫡系军队。事实证明，曾国藩的选择是正确的，李鸿章很快就显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成功地完成了上司委派的一次次军事任务。

尽管李鸿章不过是一名经过训练的平民，但他拥有很多战士的特质。李鸿章身材高大，比一般的中国人要高出一头，足有六英尺多。他的双目锐利、明亮、闪着光芒，并且从未因为渐增的年纪而稍显暗淡。他的举止平和而冷静，你从他的容貌就可以看出他的精干和坚韧。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官员，而李鸿章很可能接替曾国藩成为清政府最优秀的官员。他在曾国藩的军队中屡屡建功，因而步步高升，到了1859年，他被委任为福建道台（此处疑为作者笔误，李鸿章从未担任这一官职，而是被授予过福建延邵建的道员遗缺；在当时的西方人中，怀有这种误解的不止作者一人，参见约翰·濮兰德著《李鸿章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译注），并有望进一步擢升为巡抚。这个职位一向都很重要，当太平军在福建的反叛平民中大肆招募新兵时，它就显得更为关键了。在担任福建道台时，李鸿章同样尽忠职守，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他的忠诚和才干。这段任期或许是他远离中央权力体系最短的一段时期，因为很显然，太平天国运动当时已走向尾声，南京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卫南京的太平军正在想方设法地生存下去，城中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而在太平军占领的其他城市，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清军正在逼近太平天国的每座城市。然而，在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两国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改变了整个局面，给了太平军喘息的机会，使清军功败垂成。太平军的一位将领——忠王李秀成——在此时显现了其突出的军事才能，在与李鸿章的对峙中屡屡获胜。李秀成在所有的战斗中都显示出无畏的勇气，此外，他还因足智多谋而闻名。在太平天国最艰苦的时期，他力挽狂澜，使得太平天国得以存续下去。此时，对于太平天国的众将领而言，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占领新的地区，尤其是要占领那些富足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城市。当时，在中国的所有城市中，苏州和杭州以其富足奢华的城市形象而声名远扬，正如中国谚语所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于是忠王李秀成径直对苏州和杭州发起了进攻。他相当轻松地攻占了杭州，接着又围困了苏州。此时，他接到天王洪秀全的命令，让他驰援南京。他第六次解救了这座危城，又以江苏富饶的平原为依托，回师攻打苏州。这一次，他全速挺进，易如反掌地攻克了苏州。尽管手握两座重镇使他的实力和声望都大大提升，忠王李秀成依旧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天国而言，下一个最关键的战略目标是拥有一座港口城市。此时，清帝国最繁忙的港口和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当属上海。对于中部和北方诸省而言，它是重要的运输口岸，而对于扬子江沿岸的城市和商埠来说，它的战略地位尤为突出。李秀成清楚地意识到，一旦拥有了上海，他就能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连通，并与南京及其他太平天国所占据的城市形成更为顺畅的联系。除了声称许多外国侨民催促他征讨上海之外，他还明确表示法国人也曾邀他进驻上海。无论事实如何，李秀成当时信心十足地向这座城市发起了进攻，并击溃了在外围据守的清军。然而当他的军队逼近上海时，却惊讶地发现，英法两国的水兵已守卫在上海的城墙之上。他一次次地发起进攻，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尽管如此，仍未攻克这座城池。

第二章

常胜军——华尔——中外会防局——上海周边——华尔之死——俄国人的建议——白齐文——白齐文与杨坊的争执——戈登领命——李鸿章与白齐文的对立——太仓诈降——对太平军战俘实施的酷刑

当太平军猛攻上海时，李鸿章又重回他的老上司曾国藩的营中效力。他敏锐地观察到，相比中国人，那些在田野和工厂中劳作的外国人确实具有一些习性上的优势。尽管在李鸿章眼里外国人从来就只是一群“蛮族”，但此时的他已经看到了外国人的勇气、独创性以及善习工技等优点。因此，他很早就提议应该征募一些外国人来训练清军，并可以划出一队人马让他们独立带领。李秀成进攻上海带来的威胁令上海的商人不胜惊恐，他们被迫成立了中外会防局以保卫自己的城市。他们捐献财物构筑防御工事，在李鸿章的建议下，中外会防局雇佣了一位名叫华尔的美国人，令他组织洋枪队以捍卫清帝国的利益。华尔天生有一种冒险家的精神，他一路漂泊来到上海。作为一个港口城市，上海不乏失业的水手和其他游手好闲的人，他们惯于玩弄阴谋，善于寻衅滋事，华尔很容易就网罗了大约100个欧洲人。华尔带领这支拼凑的队伍进攻松江镇，尽管一开始并不顺利，但他们最终还是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这个市镇。他们在松江的劫掠所得相当可观，这无疑激励了华尔的手下，他们积极响应华尔接着攻打青浦的提议。青浦的城防很坚固，清军派出了1万名士兵和200艘小炮艇配合洋枪队的进攻。不过，青浦不仅拥有牢固的城墙，更拥有善战的将领和忠于太平军的百姓。当时，李秀成减免了青浦的税负，因而获得青浦人的全力支持，而守城的太平军则都听命于一位非常善于指挥的英国人萨维奇，在李秀成的帮助下，萨维奇率军击溃了来犯的洋枪队。

当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尾声阶段时，太平天国控制的城市与中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在地理上是如此接近，这终于引发了英国军事当局和英国海军对局势的关注。1861年，海军上将霍普(Admiral Hope)乘军舰逆江而上到达南京，敦促天王洪秀全与他达成和平协议，即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领地。天王表示，他愿意与海军上将就此达成君子协定，并允诺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暂停对上海的攻势。此时，华尔的雇佣军已被夸张地冠以“常胜军”的美誉，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们正在积极地与太平军作战。对于这支常胜军，李鸿章最大的焦虑就是如何筹措更多财物以支持其巨额的军费开支。即使有来自上海中外会防局的资助，军费仍然捉襟见肘，李鸿章不得不坦言他无法每次都满足华尔的索取。但是无论如何，他苦心经营的这支洋枪队确实功勋卓著，1862年，李鸿章因战功卓著而被清朝皇帝任命为江苏巡抚。在这段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李鸿章都驻守在上海，并在朝廷大臣的授意下与英法两国达成协议，借助英法联军肃清了上海周边30英里内的叛军。

1860年的战事让清政府，尤其是让李鸿章清楚地意识到，外国在军队的管理体系上要远优于中国。此外，相较于反抗英法联军的侵略，清政府更乐意借助这股势力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所以，当以霍普海军上将和士迪佛立将军(General Staveley)（士迪佛立(General Staveley，1817-1896)为英国陆军军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任英国侵华陆军旅长，参加过攻占大沽和天津的战役。1862年3月升任该军陆军司令，负责指挥英军进攻上海附近的太平军。——编注）为首的英法联军开始履行与清政府的密约，帮助清政府铲除太平军时，李鸿章对此非常满意。联军与华尔的军队协同作战，从太平天国手中夺取了一座又一座城镇。清军为这种进展而兴高采烈，他们甚至开始谋划要亲手夺回被太平军严密防守的太仓(今江苏境内)。在得到清军进攻的消息后，为稳定守军的军心，取得这次守城战斗的胜利，忠王李秀成下令让大约2000名太平军士兵剃了头，混入清军大队，伺机而动。清军攻城的战斗开始后不久，这些隐藏于清军队伍中的太平军士兵就依照事先约定的暗号，一起调转矛头，向身边的清军发起了袭击，清军因此而阵脚大乱。李秀成率队趁机向清军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与此同时，一支太平军正在向条约中规定的通商口岸宁波挺进，守卫宁波的是由迪尤上尉(Captain Dew)率领的英国舰队。当时，华尔带领的军队也恰好在宁波附近布防，他的任务是进攻宁波附近的慈溪县。在慈溪之役中，华尔身先士卒，不幸中弹；两天后，他死于胸部的伤势。无疑，华尔作战非常勇敢，他至死都在尽职地为清政府效力。消息传来，清政府的高官均觉惋惜，于是追授华尔以莫大的荣誉。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华尔受命带领这支多国军队仅两年，但他留下了多达五万英镑的遗产。另一名资历仅浅于华尔的美国军官法尔思德上校(Colonel Forester)在华尔死后立即接替了他的职位，开始指挥这支常胜军。不过，法尔思德显然不能胜任该职，他很快就被他的同胞亨利·白齐文(Henry Burgevine)所替代。早在白齐文接到委任状之前，俄方就建议李鸿章任命一位更具有军人荣誉感的军官来指挥常胜军。这位受到举荐的人选是一名在上海拥有万人部队的俄国军官。李鸿章此时已深谙欧洲军队的动向以及欧洲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使得他对圣彼得堡的推荐怀有一种微妙的不信任感和隐隐的戒备心理。的确，拥有有效指挥系统和一万名兵士的欧洲军队能彻底铲平叛乱；但李鸿章同时也意识到，施以援手的人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要求代价高昂得多的回报——用中国人的话说，那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因此，李鸿章婉拒了俄国人的“好意”。出于类似的顾虑，他对除了俄国人之外的其他欧洲人也一直保持着警惕。当时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即华尔生前一直随身携带着兵符，并且时刻准备在有利时机出现时示之众人。然而成功并未为华尔招致不幸，他一生小心谨慎，未曾冒过任何大的风险。他的继任者白齐文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他太鲁莽，太贪婪，在拥有远见卓识的李鸿章首次以半信半疑的态度召见白齐文时，李鸿章就明白了这一点。总之，在李鸿章看来，华尔和白齐文这两个洋人对于中国的态度都过于专横且满怀敌意，因此不可能长期依赖他们来挽救危局。

果然，不久后，白齐文与李鸿章的矛盾就开始显现了。太平军的一位首领慕王谭绍光率众自苏州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却被淮军和常胜军的联合防线成功阻拦。这对于淮军和常胜军而言是一次完胜，慕王之子也在此役中阵亡。很难分清这次胜利究竟应归功于淮军还是常胜军，双方都想抢占头功。终于，长久以来就暗中存在的不合爆发了，淮军和常胜军公开反目。新近加入淮军的原太平军将领程学启与李鸿章一样嫉妒常胜军，并不遗余力地挑动常胜军与李鸿章之间的矛盾。李鸿章的不信任感影响了上海中外会防局的态度，他们拒绝再向常胜军支付巨额的军费。当时，李鸿章和中外会防局每个月都不得不支付三万英镑来供养常胜军。两江总督曾国藩和会防局都认为，既然他们不得不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那么这些钱至少要交给值得信赖的将领支配。白齐文显然无法让人产生应有的信任感，李鸿章决定主动采取措施，免除白齐文的权力。在拜访英军驻华总司令士迪佛立将军时，李鸿章暗怀着这样的目的，请求士迪佛立罢免白齐文的职务，他指责白齐文贪污军饷，侮辱清政府的高官，所带领的军队也纪律涣散，不成体统。士迪佛立表示他无权应允李鸿章的要求，但他会与驻北京的英国公使及英国内阁就此事进行商议。

此时，一件事的发生使李鸿章和白齐文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不可调和。常胜军的军费已开始拖欠，上海的一位银行家，同时也是中外会防局重要成员之一的杨坊（一直掌管着常胜军的军费多数资料表明，此为作者误解，杨坊时任上海道台，与布政司吴煦一起掌管常胜军军费，并非会防局成员；不过，确有史料记载他在上海开办了一家银号，白齐文直接与之起了肢体冲突的地方也是在此银号。——译注）。很可能是由于他对白齐文的猜疑与日俱增，杨坊拒绝支付原本承诺给常胜军的一笔经费。白齐文绝非忍气吞声之辈，他不能忍受清政府亏欠“本该”付给他的军饷，与李鸿章之间的矛盾更让他对于杨坊捂紧钱袋子的行为怒不可遏。一怒之下，白齐文带着卫兵赶到上海，在与杨坊颇不愉快的会面之后，他甚至对杨坊动了武，强行搜走了杨坊银号内的一大笔钱。这件事让李鸿章有了更充分的理由，要求士迪佛立将军罢免白齐文的职务，并逮捕这名罪犯。虽然士迪佛立没有逮捕白齐文的权力，但他明确地向李鸿章表示自己已经罢免了白齐文常胜军管带一职。出人意料的是，白齐文平静地接受了被辞退的命令。士迪佛立又任命了一名新的常胜军管带——霍兰上尉(Captain Holland)。白齐文被辞退的消息在常胜军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白齐文在任期间，这支雇佣军纪律松散，这让雇佣兵们得到不少劫掠的机会，白齐文因此得到了士兵的拥戴。如果对军官和士兵的这种不满不加以疏导的话，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兵变。李鸿章凭借敏锐的直觉，很快就准确地找出了常胜军抱怨的真正原因，他立即支付了所有拖欠的军饷，从而成功地化解了这场潜在的危机。

然而，白齐文拒绝承认自己是被解雇的，并坚持要将解职一事交由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和英国驻京公使裁决。此时，士迪佛立将军临时指派的霍兰上尉已奔赴松江接替白齐文指挥常胜军，这一临时任期一直持续到士迪佛立正式任命戈登少校为常胜军管带为止。显而易见的是，李鸿章对这支雇佣军的怀疑与日俱增，他甚至想彻底解散它。当白齐文还在任时，他曾要求白齐文率军攻打南京，如果这次进军当初得以进行，则常胜军将离开江苏省，离开李鸿章的管辖范围。然而，这支雇佣军由一名英国军官统帅，这使得远征南京变得不可能。在无法实现这一愿望的情况下，李鸿章决定，要平息在雇佣军中蔓延的不满情绪，并将由不满带来的危机降到最小，就要让这支军队忙于战事。因此，他命令常胜军进攻太平军布防已久、城防牢不可破的太仓。士迪佛立将军强烈地反对这次冒险之战。他告诉李鸿章：“军队还没有组织好，还不足以攻克一座戒备森严的城镇。”李鸿章对此的回答是，如果常胜军连这样容易取胜的战斗都不能胜任，那么就完全没必要保留这支雇佣军了。在这种情况下，士迪佛立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让霍兰上尉亲自率兵攻城，这是能够取得战斗胜利的唯一希望。事实证明了士迪佛立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常胜军一败涂地，仓皇地逃回了松江。

情势危急，需要赶快采取行动，此前一直忙于勘察上海附近地区地形的戈登上校（戈登(1833—1885)为士迪佛立将军的姻亲，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军官，在领导常胜军时表现出一定的战术技巧。——编注）此时奉命立即履职。戈登上任后，常胜军的好运气也似乎随之而来。戈登的第一战是进攻福山，在这里，“太平军的防守工事不太坚固，但后部和两翼的守军人数众多”。善于调兵遣将的戈登取得了完胜。防御工事被攻破了一个缺口，常胜军的袭击非常有序，守卫的太平军的抵抗微不足道，福山被戈登攻占。此役之后，李鸿章向清朝皇帝上奏推荐戈登，后者因此被任命为总兵（清代的总兵官阶正二品，受提督统辖，掌理本镇军务，又称“总镇”。——编注），李鸿章此时已欣然认同了新任常胜军统领戈登的杰出军事才干。在向戈登少校通报升迁的信中，李鸿章写道：我已于4月12日自上海大营发出一份奏折，报请朝廷授予英国军官戈登以中国总兵的临时军阶，令戈登统领常胜军。我现已接到兵部的快报回函，称已将报请任命的奏折转呈恭亲王和军机处；5月9日，我收到了自恭亲王和军机处转递的如下委任令：

“戈登自接任常胜军统领以来，在多次战役中表现出智勇双全的才干，如今又奋勇其精神，力克福山。故此命戈登即日起为中国总兵，并由李鸿章向他宣布这项正式任命。希望戈登再接再厉，整肃已陷于涣散的常胜军军纪，戒除军中的种种不端行为，对此戈登要铭记于心。”

现转交上述任命，并要求即将履新的军官戈登恭领这道委任状。与此同时，被罢免的前任常胜军统领白齐文也没闲着。他去了北京并赢得了英国驻华公使弗雷德里克·卜鲁斯爵士卜（鲁斯爵士(1814—1867)，英国外交官，于1857年跟随其兄长额尔金到达中国，出任首席秘书，协助额尔金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后于1858—1864年任英国驻大清国公使。——编注）的赏识，爵士向恭亲王再三举荐白齐文，建议让其官复原职。李鸿章得到消息后，也立即向总理衙门和恭亲王充分表达了他的意见。恭亲王随即婉言拒绝了卜鲁斯爵士的建议，称自己无权干涉地方事务，这完全是在李鸿章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对此，白齐文再次提出了抗议，他认定既然他的任命是由中央政府下达的，那么他只能由同一机构罢免。他还宣称，有关他与杨坊会面的消息完全是不实之词，并详细描述了这次会谈的细节。他写道：“我立即赶赴上海，但是，在我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一个冷冰冰的消息，杨坊不仅否认有过支付军费的承诺，而且仍旧坚持拒付军费。我随即赶到他的宅邸，随行的只有我的亲身护卫。虽然杨坊手下的买办转移了军费，但是我没有带兵强行闯入，也没有引起混乱，我的卫兵一直在待命。虽然我很清楚我将要对自己当时的举动负责，但在松江严重告急的情势下，我认为我的行动是正当的。我没有时间深思熟虑：军费就意味着常胜军的生存和欧洲军官们的性命。我已将从杨坊处得到的款项全部用做了军费，并且是在该款项到达松江后就立即这样做了。我唯一后悔的是，”白齐文补充道，“我不应该攻击杨坊。”（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No.3 (1864)。——原注）

但正如前文所言，李鸿章想罢免白齐文的真正原因是他对于这个冒险家的怀疑。在李鸿章驻防上海期间，他有机会较多地了解外国人，这段经历使他善于分辨外国人的品行。他对白齐文并不信任，但在与士迪佛立将军和英国领事麦华佗爵士（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Medhurst，1823—1885)于1860年任驻上海代理领事，镇压太平军，后于1870年被委任为驻上海永久领事。——编注）交谈之后，他相信经他们推荐的这位英国军官能够与他和谐共事并值得他充分信任。显而易见的是，在李鸿章结识戈登之后，他更加倾向于任命这名英国军官为常胜军统领。虽然在他们的毕生交往中，双方也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然而，李鸿章一直以一种尊重而友善的态度来对待戈登。攻克福山、收复常熟令李鸿章更加相信戈登是一位才干出众的指挥官。因此，李鸿章更加强烈地反对白齐文复职。当英国副领事马安(Viceconsul Markham)通知李鸿章白齐文已经得到了在北平的英国驻华公使的支持，并将在一名总理衙门特使的陪同下重返上海时，李给副领事回函道：现任常胜军首领戈登在上任后就立即向福山进发，他夜以继日地与其他军官一同为攻克福山而勤奋工作，他不惮风险，并亲临前线统军，一举攻克了壁垒森严的福山；在收复了常熟之后，又旋即回防松江，为彻底铲除叛军而辛勤备战；戈登以此证明了他的勇敢、干练和忠诚。我对此倍觉欣慰，并欲将他纳入自己麾下，为此我已上疏皇上，请求授予他总兵之衔。

我的奏折是阴历二月二十五发出的，三月初五我就接到了总理衙门的回复，称白齐文二月间在北京秘密接触美国公使团；他们在调查白齐文事件期间，接到美国公使的多封书信，说明白齐文已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悟。他们也接到了英国公使强烈维护白齐文的来函，然而，他们仍然认为白齐文应该为袭击清政府官员并劫掠官银而接受大清律法的审判；考虑到英美公使都出面为白齐文担保，而白齐文本人也公开悔悟，他将被遣送回沪，接受上海最高军政官员的裁决，他们建议，对白齐文法外施恩，免究责任。总理衙门为此委派专员遣白返沪，但如何处理白齐文，最终将由江苏巡抚全权裁定。如果白齐文确实归沪，并表现出真诚的悔过，抚台大人也可能从轻处理。

若是大清子民犯下白齐文这样的罪行，他早就被逮捕了，并会被处以严厉的刑罚；但由于白齐文是外国人，考虑到他可能对清朝的律令不太了解，而且他曾为大清效力而负伤，我们如今对他予以宽大处理。白齐文在京辩诉期间，多国公使为他辩护，总理衙门授权我全权处理此事，但并没有直接命令我让白齐文官复原职，以上几点，加之白本人也承认了他的过错，使我重新审视对他的看法，并决定给他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

在白齐文指挥常胜军期间，军费开始从未稳定在一个定数上；白齐文统带的军队纪律涣散，拒不服从军令，扰乱一方治安，为祸百姓；杨坊曾为白齐文远征南京筹措了9万余两白银，然而白齐文草率地花掉了所有这些军费；他谎称杨坊仍然亏欠他军费3万两白银，使得布政司吴煦和上海道台杨坊因此受到牵连而降级。鉴于白齐文以上的种种行为，我无法让他官复原职，否则我将再度面临无意义的高额军费以及潜在的危机。

戈登少校上任后，立即投入精力整顿军纪，尽管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他成功地让常胜军重新建立了严整的军纪。地方官员和百姓都感谢他，这支重获战斗力的军队就是他给予朝廷的回报。常胜军现在拥有合理的编制，勤奋操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确信，戈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从节省军费出发，很显然，他充分理解目前的局势；他已做好远征的准备，他的属下乐于服从他的命令，并保持严明的纪律。因此，我不能无故免除戈登的职务。

此外，我担心白齐文将返沪复职的消息一旦公开，军政各级官员都将感到被辱，不会安心，因此我认为最好是将总理衙门的信和我对白齐文的处理意见一起公布，这样有助于安抚戈登，让他继续尽心尽力为朝廷效力，其他官员也不会过多关注这个消息。

因此，这封信附上我上疏朝廷的奏折复件，并请转告戈登，他可以一如既往地与中国同僚通力合作，等候我的进攻命令，不必理会谣言，不要懈怠；白齐文任职期间有些军官已被遣散，他们在松江散布流言，在上海激起种种怀疑和抗命行为，为此我已致信士迪佛立将军，一经查实，这些军官将被逮捕和驱逐，以此严明军纪。总理衙门出于对外国侨民的尊重，已将白齐文一案转交我处理。我会秉公审理，不会因为个人意见而偏袒任何一方，我办案首先要考虑如何做对常胜军是最好的，如何处理才能不损害国家的利益。戈登如今尽忠职守，我无法罢免他；若他今后不再忠诚地为朝廷效力，我会再另择其人。现在，我已下定决心任命戈登为常胜军首领并将此决定禀报给总理衙门及皇上，并告知戈登少校；现在我专门致信通知你，相信你也会向戈登传达我的决定。（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No.3 (1864).——原注）在回函中，李鸿章强调了以下事实：戈登继任后立即致力于收复福山，并能与中国将领和谐相处，共同为朝廷效力。这些事实以及来自京城方面的有力支持坚定了李鸿章的决心。毫无疑问，李鸿章的意见是正确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次验证了他的决定有多明智。李鸿章认为这个阶段的主要军事目标是从太平军手中收复苏州，然而，在此之前，他们有必要先攻克太平军防守森严的昆山。昆山扼守太仓到苏州的干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戈登与李鸿章协商，决定要首先攻克昆山。但在行军途中，一个突发事件迫使戈登转而向太仓进发。此前李鸿章一直在与太仓城中的一些太平军将领秘密接触，并以为他们答应献城归降。因此，李鸿章派遣他的兄弟率领一支2000人的淮军前去接应。为了完成诱降，李曾多次与这些有意归降的将领秘谈，与他们互赠了很多贵重的礼物，并承诺他们归降后将加官晋爵。在约定好的日子(4月26日)，这些太平军将领打开城门，放入1500名清兵。然而，他们入城后就没能再前进半步，而是被关在狭小的空间内成了俘虏，1500名清军中有300名被当场斩首示众。戈登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向太仓进军，对昆山的进攻被暂时搁置。常胜军不会忘记不久前在太仓遭遇的惨败，如今太平军使出的这条诈降的诡计更激发了常胜军争取胜利、一雪前耻的渴望。在炮兵的配合下，戈登带领着2800名步兵成功地破坏了一段城墙，但守军仍然顽强抵抗，戈登的兵士一度被击退。戈登很快下达了第二次进攻的命令，这次的攻击更有效，入夜后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已攻入太仓城。

攻克了这个战略要地之后，欧洲士兵们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时不可避免的一幕发生了。守卫太仓城的7名声名狼藉的叛军首领被俘，戈登将他们转交给一位中国将领处置。我们不清楚这名将领是否向李鸿章请示过如何处置这些战俘，但是，很显然这几名战俘随后所遭受的极不人道的待遇是在李鸿章的默许下实施的。东西方在惩罚这一问题上的观念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在同一个价值体系中对此加以评判。下面的酷刑在中国并不罕见：清军将领下令将俘虏绑在柱子上，把一支支箭插入他们的身体，从他们身体的各处剥下他们身上的皮，让他们以这种状态示众至太阳落山，然后砍掉他们的头。清军将领严酷的命令被一丝不苟地执行了，其野蛮程度引起了在华欧洲人极大的反感。维多利亚大主教(Bishop of Victoria)号召约翰·罗素伯爵（约翰·罗素(1792—1878)是活跃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辉格党及自由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编注）谴责这一暴行，上海的多家外文报纸也详细描述了这一残酷的刑罚到底有多么野蛮和恐怖。有些描述可能略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无法否认的是清军方面现场目击者的证词是多么不可信：他说虽然每个俘虏手臂上的皮都被剥了下来，身体的不同部位又插着箭，然而这些受刑者“看起来并不怎么痛苦”。

所有这些指责没有对李鸿章产生实际影响。他很难理解怎么会有人关心被俘叛军所遭受的痛苦。这些严酷的刑罚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符合传统的道德规范。我们无法就此断定李鸿章天性冷酷；尽管对于他和多数中国人而言，生命本身的尊严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据说，在他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有一个受指控损坏了电报线的犯人被带到他的面前。犯人痛哭流涕，再三保证不会再犯。“别着急，”李鸿章说道，“我保证你不会有机会再犯了。”然后，他转头向狱卒下了一道简短的命令：“砍了他的头。”在处置战俘这件事上，李鸿章表现出丝毫不在乎叛军命运的冷酷，接替士迪佛立将军指挥英国驻上海军队的伯朗将军就此专门到李鸿章的大营提出过抗议，并直接表明如此不人道的事件若再次发生，他将不得不撤回所有在清军帐营中效力的英国军官和士兵。

第三章

程学启的恶行——戈登辞职——与白齐文日渐紧张的关系——外国侨民的叛变——诛杀诸降王——阿思本上尉眼中的李鸿章——清帝于收复苏州后颁布的圣旨——皇帝的赏赐——与戈登和解——李鸿章的通告

攻克太仓后，戈登自信可以率军攻下防备森严的昆山(位于今上海与苏州之间)。昆山扼守苏州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趟远征是由戈登与程学启将军（程学启(1829—1864)，清末淮军将领，原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部属，咸丰十一年（1861）降清，同治初跟从李鸿章至上海，后战死于苏州。——编注）合作进行的，后者就如许多非常自负的中国军官一样，向李鸿章保证，只要拥有足够的武器，他一定能随时将昆山东面的防线撕出一个破口，进而攻克这座县城。程学启在李鸿章面前夸下海口之后，急于期望戈登来证明这一战术的合理性。对于程学启的计划，戈登以工程师式的训练有素的眼光看出，程实际上选择了昆山城防最坚固处进行攻击，而这座城池最薄弱的地方却在它朝向苏州的那一面。于是，戈登首先从城防最薄弱处的一些防御工事发起了进攻，然后才开始猛攻昆山。常胜军的熙春号(Hyson)炮艇在这次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昆山与苏州之间依靠一条堤道相连，被击溃的太平军试图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逃离危城昆山。熙春号此时正在运河中驶向苏州，见状立即调转炮口射击这些堤道上的逃亡者。炮击炸毁了堤道，大批无路可逃的太平军士兵惨死在炮口下。据说，那天有三四千名太平军士兵被射杀，而戈登方面的伤亡统计不过是两人战死，五人溺毙。在取得这场完胜之后，戈登选择了昆山作为常胜军驻防的总部。这一选择出于双重考虑：首先，很明显，在可选择的城镇中，昆山占据中心位置；另外，戈登希望在此驻防可以让他手下的欧洲军官彻底戒除某些涣散和违纪的恶习。当时，常胜军的一些军官因此而声名狼藉，他们虽然在战场上骁勇善战，但在战场外却放荡不羁、备受争议。更换驻地对这些军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很快，戈登手下的军官就证明他选择昆山作为驻地是多么明智。当戈登下令部队进驻昆山时，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哗变，有些军官带头抗命。戈登决不容忍他的军队中出现不服从军令的情况。他找出这次哗变的教唆者，并严厉地警告这些军官，如果军队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进驻昆山，那么他将枪毙五分之一带头闹事的军官。为了杀一儆百，戈登立即枪毙了这次哗变公认的始作俑者，并将其他带头造反的军官监禁了起来，希望他们能在行军途中悔过自新。到了规定的时间，被监禁的所有军官都妥协了，向戈登请求回到他们各自的岗位，这次小危机就这样被化解了。

然而，另一场冲突也在等待着戈登：程学启因戈登不赞同他进攻昆山的计划并单独行动而怀恨于心，于是，当程遇到另一支清政府雇佣的常胜军时，便装作没看清对方的军旗，下令开火“误伤”了他们。当戈登指责程学启时，后者试图将这一事件淡化为一场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戈登显然不准备接受这种托词，他坚称程学启必须为他所犯的罪行付出代价。戈登为此致信李鸿章，信中描述了程学启的行为，并直陈要追究程学启责任的决心。信发出去之后，他很快带兵包围了程的营寨。李鸿章为发生在他左膀右臂间的这场争执伤透了脑筋。这次所谓的“误伤”让李鸿章认为即便程学启不是一个叛徒，也必是一个有才却愚蠢的人，但同时李又不得不承认他是一员干将，因此，面对戈登合乎情理的愤怒，李并不愿意将程学启交由戈登处置。于是，他请马格里博士（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美国人，后入中国籍。1858年随英国侵略军来华，任第99联队军医。1863年加入淮军，跟随李鸿章，并向后者建议开办工厂以制造军火。后曾任金陵制造局监督一职。在华期间，与李鸿章、戈登之间都有深厚的友谊。——编注）(现在已成为马格里爵士)出面居间调停。马格里博士一向以外交手腕高超而著称，他这次又成功地将程学启和戈登之间的矛盾消弭于无形。

接着戈登又遭遇了一个更危险的事件。有一段时间，白齐文一直滞留在上海，关于他的各种传言四处流布。据说他打算投靠叛军，并正在从经常游荡于港口的闲散人员中招募士兵以组建一支外国雇佣军。这些消息和猜测最后都坐实了——白齐文离开上海后去了苏州，公开和太平军合作。白齐文背叛的事实令那些支持他的人出乎意料，大失所望。这次背叛不仅让身在上海的李鸿章和他的部属大为震惊，连在北京的清廷也颇受震动。在戈登得到白齐文叛变的消息之前，他刚刚收复了澉浦(Kahpoo)和吴江(Wukiang)两镇，并在吴江一战中俘获敌军约4000人。程学启急切地表示希望由他来处置这些降军，但有了太仓一役的前车之鉴后，戈登认为这些降军还是由他亲自指挥更稳妥。他只同意拨给程学启1500名左右的降兵，但前提是要先把他们收编为淮军。然而，戈登认为把这些士兵的性命交给程学启并不安全，果然，不久后戈登又听到一个令他深恶痛绝的坏消息——约5名降兵被程处死了。

戈登认为，应该对这种背信弃义的屠戮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时，戈登也与李鸿章就军费问题发生了数次争论。为制止自华尔时代起就屡屡发生在常胜军中有损军人形象的劫掠行为，戈登主张每攻占一座重要城镇后，应该给予士兵一定的奖赏。但李鸿章更希望延续已有的治军方法，尤其是在连年的战争已给上海道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他的军费资金已被大为削减的情况下。李鸿章习惯的传统治军方法遭到了戈登的强烈反对，而另一方面，李鸿章也很不理解为什么戈登会反对如此节省的办法。两人来往书信频繁，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攻克昆山后，戈登急需大笔金钱布防，李鸿章同意追加军费，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戈登这笔非正常支付的军费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就连日常军费的支付也开始成为问题，戈登认为这是李鸿章有意刁难，因此大为恼怒，再加上此时程学启又屠杀了归降的太平军士兵，戈登决定辞去常胜军管带之职。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戈登道出了他辞职的原因：大人，每个月发饷时，我都感到非常为难。我没钱继续雇用大英帝国的战船，也无力购买军需品——尽管大英帝国已经为贵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令我不得不辞去常胜军管带的职务，因为继续担任这一职务有损于我作为大英帝国军人的荣誉，我不能不断地向大人恳求您明知我急需的财物，而这些支持是您本该乐于给予的…… 戈登随后离开昆山赶往上海，准备当面向李鸿章辞职。然而，正当戈登刚入上海地界时，他听说了白齐文叛变的消息。这个消息令戈登认为局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白齐文出现在叛军之中，还组织了不少外国人一同加入，这会为叛军增加新的有生力量。戈登还进一步意识到，常胜军中一定还有愿意跟随老指挥官的军官和士兵。他们会记得，白齐文之所以丢掉职位是因为他竭尽全力为他们争取应得的军饷。一旦白齐文召唤旧部，很有可能会在常胜军中引起一场成规模的哗变，为数众多的官兵很可能会转投太平军。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一名忠诚的军人，戈登暂时忘记了李鸿章的吝啬和程学启的残暴，他一刻也没有犹豫，立即调转马头回到了昆山。虽然戈登素以忠诚闻名，这一次的行事也符合他一贯的品性，但李鸿章无暇对此表示感佩，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对美国领事馆允许白齐文离沪一事的强烈控诉上。李鸿章将白齐文的背叛视为大患，关于这一点，在以下李致驻沪英军司令官霍夫上校(Colonel Hough)的紧急通报中我们便可见一斑：现接到在松江府操练的官军将领的报告，称中国高桥号(Ka Jow)炮船于练兵场到松江的返航途中，突遭大队叛军劫持，被迫转赴苏州，高桥号上一名成功逃脱的水手指认这队叛军的首领正是白齐文。这名水手此前曾与白齐文在同一个地方驻防一个月之久，非常熟悉白的相貌，在这种情况下，他绝不可能指认错误。

接到这份邸报后，我对白齐文背叛的事实倍感惊骇。不久之前，就有消息称白齐文曾应叛军邀请秘密抵达苏州，并组织了一支武器装备精良的洋枪队，那时我就立即写信给美国驻沪领事西华(Seward)阁下，希望他尽快拘留白齐文并确保白得到适当的惩处。但我随后听闻，白齐文于7月29日午时离沪赴湖州和苏州，加入叛军。得到这一消息后，我即令所有驻军沿路设置关卡阻止白离境并将其押解回沪。这道命令已经生效，正值此刻，白齐文竟然铤而走险，伙同其他暴徒劫持了高桥号前往苏州。白的无法无天和反叛计划现在已经尽人皆知。白的叛变给我们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严重威胁了贸易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无论是清军还是外国人都无法再按兵不动。然而，美国领事西华阁下在接到上述信件后，拖延搪塞，迟迟未采取行动逮捕白齐文，从而致使这场灾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除了已向西华领事和法国总领事递交公文，希望美法两国能采取行动抓捕白齐文外，我在此还恳请阁下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促使英国海军和警察部队与中国军队全力配合，共同逮捕白齐文并给予白应得的严惩，这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乐见的事情。白齐文不应逃脱惩治，这是我最热切的希望和祈愿。（Parilamentary Papers. China. No.3(1864).——原注）李鸿章的警告是合理的，霍夫上校和戈登也因此对白齐文保持着警惕。两人也都认为此刻是危急关头，戈登于是决定把全部加农炮和重武器都调往上海，以防止太平军突袭昆山将这些武器劫走，为此他写道：“如果我有一百个欧洲士兵，我就能确保这些武器的安全。但目前外国人能自由进出昆山，因此在夜晚我们的军火库可能会遭遇突袭。”重炮则被转移到了太仓。不过，危机也给戈登带来了意外之喜，它促使李鸿章保证不再拖欠常胜军的军费，他甚至愿意给戈登他希望得到的一切财政支持。

在白齐文与李鸿章产生争执时，卜鲁斯爵士曾支持前者。当他得知白背叛时，他的感受五味杂陈。在1863年9月29日自北京发给罗素伯爵的紧急通报中，他非常清楚地描述了李鸿章如何利用他在北京的关系影响清廷对待白齐文的态度。“在白齐文将军到达上海后，”卜鲁斯爵士写道，“他发现巡抚李鸿章拒绝按照北京政府的命令接受他复职的要求。于是白齐文决定返京，等候中国政府对他的答复。”他还写道：李鸿章立即以最无礼的用词，重申了他坚持辞退白齐文的种种理由，同时向通商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领奕发送快报，请奕支持他的意见。这位清帝国的大臣以个人魅力和保守思想著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位重臣。当奕到达北京后，文祥大人（文祥(1818—1876)，晚晴洋务派大臣，自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辛酉政变后受到重用，一直担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职。——编注）以他一贯的外交辞令让我相信，清廷不会听信李鸿章单方面的指控，反而会满足白齐文合理的经济要求，而白也可以如我建议的那样调往天津或其他地方任职。

奕起到的消极影响很明显，李鸿章的指控虽然站不住脚却仍被采信，白齐文对清廷的公正失去了信心，又返回了上海。在白离开后，我劝说朝廷收回了对白的指控。但中国政府并没有为白齐文提供合适的职位，白在上海要求给付拖欠的军费也根本没有下文——尽管取得并按时发放军饷本来是他作为常胜军管带的职责所在。这种冷遇带来的刺激，外加为清政府作战时负伤带来的病痛，令白齐文对前景感到绝望。此后，他组织了一支由各国闲散人员组成的杂牌军，一同投向叛军。白齐文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朋友，现在却变成一个危险的敌人，这一切都应归咎于上海地方官员的不公正和反常之举。正是因为清政府软弱之极，才会允许地方各行其是。戈登少校接连取得的胜利，也让他们产生了虚假的信心，将我的合理建议完全置之脑后，上海地方官员罢免了白齐文，且并未给他留下一条生路，白齐文在这种情况下被迫铤而走险。

在这个阶段，清政府逐步稳住局面。太平军最有才干的将领石达开被俘，他的军队在四川被瓦解为小股的散兵游勇。南京的江防已无完整之处，上海和苏州间的各地都充斥着跃跃欲试的清军，他们连续不断地进攻南京城，破城指日可待。叛军中虽然也有一些凶顽的将领，但没有众望所归的领袖。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成为真空地带，与太平军相比，更危险的打着‘洋枪队’旗号的各国暴徒日渐横行。

我目前无法估量白齐文加入太平军所带来的全部影响，也不知道他组织洋枪队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白齐文此举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将让常胜军及清军转攻为守，清军欲在短期内攻占苏州的愿望也将随之破灭，而对于上海而言，苏州本可以成为一道有效的安全屏障。我不知道白齐文具体的作战计划，但在上海，人们都认为白会组织一次袭击北京的远征。他将得到山东和安徽两省捻匪的支持。若攻克北京，现在的清王朝一定会走向灭亡——无论取而代之的是太平天国或别的什么政府。

把哪一位——戈登少校还是白齐文——更有资格担当常胜军管带一职的决定权下放给上海地方政府，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戈登少校，我一直给予极高的评价，然而我担心尽管戈登非常精干，他为帝国带来的益处却可能不会完全抵消白齐文加入叛军所带来的危害。我必须进一步指出，贵国不采纳帝国外交大臣和清政府的建议，而是一味支持巡抚李鸿章的做法将削弱清政府的权威（虽然我国的外交政策一直致力于加强清朝的中央集权），并进而阻碍当前的政局重归稳定。我们正在北京竭力劝说清政府履行《北京条约》中的承诺，但不准备采取武力行动，目前的局势将使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昆山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严阵以待，但白齐文方面毫无动静。戈登自逃兵处得到消息，证实白齐文确实正在苏州组织了一支洋枪队支援叛军。戈登从当时的局势推断，白齐文在短期内没有发动进攻的打算，因此在短期内也不会出现新的危险，因此，此前一直在加强防御工事的戈登决定主动出击。经过异常艰苦的战斗，戈登拿下了苏州城以东开阔的宝带桥宝带桥又名长桥，位于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长桥镇。地区。此时，苏州城内的太平军显然已开始军心涣散，最早的一个标志就是当时太平军中的一些欧洲士兵向戈登暗示他们愿意加入戈登的军中。太平军十分依赖这些欧洲雇佣兵，他们的退出令戈登备受鼓舞，他鼓励这些雇佣兵主动投靠他，并多次在苏州城内的一座桥上与有意归降的洋枪队士兵商议投降的细节。其中的一两次，白齐文也出现了，他提出只要清政府日后不追究他和他的部属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的行为，他也愿意归降。戈登对此亲自作保，然而白齐文对归降一事始终虚与委蛇。白齐文在担任常胜军司令时就梦想过建立自己的帝国，这种幻想仍未破灭；他甚至厚颜无耻地向戈登建议既然两人的兵力加起来可以组成一支两万人的洋枪队，他们就应该合作攻占苏州，并远征北平。戈登当然带着愤怒和轻蔑回绝了他的建议。因此，白齐文又重提先前的建议，他希望和欧洲同伙们假装是为窃掠熙春号炮艇而离开苏州城的，戈登要放他们上船并把他们载到清军的营地内。

到了约定的出城时间，与雇佣军一同出城增援的太平军遭到突然的袭击，被迫退回城内，而雇佣军则上了戈登的汽轮。然而，令戈登意外的是白齐文并不在其中。经过询问，来降的雇佣兵称他们害怕引起太平军高层将领的怀疑，因此决定“明哲保身”，首先保全他们自己的性命，所以他们没有通知白齐文就出了城。由于天性侠义，戈登立刻决定要营救白齐文，以免他遭受酷刑致死。他为此致信正在指挥苏州守军的慕王谭绍光，请慕王放白齐文出城，作为回报，他将归还欧洲降兵带出城的所有枪支。戈登的信任在慕王看来是无限的荣誉，他随即答允了戈登的要求，让白齐文毫无阻碍地带着卫兵到了清军的大营。看来，在诚信方面，太平军的首领丝毫不逊色于李鸿章帐下的将领们，在相同的情况下，即便是巡抚李大人也未必会信守诺言，放任白齐文安全撤回。

欧洲人投降之后，苏州守军士气衰落的第二个征兆接踵而至，城内迅速蔓延不满情绪。在几座慕王亲自指挥、防守严密的外围城镇被攻克后，程学启明确地向戈登表示，除了慕王，苏州城内的所有反王，包括亲王以及三万守军都有意归降清军。这些叛将向清军透露军机，建议戈登攻打东门外的外城阵地，当一向骁勇的慕王带兵冲出城门保卫阵地时，戈登再将慕王身后的城门关闭，如此就可以让慕王献出整座城池。由于知晓这个计划的人太多了，苏州城内的慕王早就有所怀疑。种种迹象表明城中正在酝酿一个阴谋，于是他当机立断，下令召集所有的将领开会。在就餐和祈祷结束后，慕王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所有的王都身着长袍，头戴王冠。这次秘密会议没有留下纪录，但各种文献表明会议的气氛很快就变得很紧张，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争论就白热化，此时，一人突然拔出短剑刺杀了慕王。刺杀者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很快就被处死。事后证明这次刺杀正如许多政治事件中的暴力活动一样完全没有必要。戈登后来得知，数天以来，慕王一直有意与戈登接触，商谈归降事宜。

守卫苏州的太平军实际上已投降。戈登向太平天国的诸王保证，只要他们愿意归降，就会对他们网开一面，为此戈登与李鸿章商议，建议李接受城中太平天国诸王的归降。为了令军士远离屠城劫掠的诱惑，戈登下令向城外开拔，进攻无锡和常州府。不过他深知手下的军官和士兵若经过如此艰苦的战斗后得不到报偿会产生不满，因此便要求此时已离沪抵苏参加正式受降仪式的李鸿章支付给常胜军两个月的饷银作为嘉奖。对此李鸿章给予了回绝，他给戈登的答复是，他要考虑几个小时，到下午三点如果他还没有改变主意，戈登尽可以辞去管带之职。三点之前，程学启出现在戈登面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条件：向常胜军多支付一个月的饷银作为奖励。时间紧迫，戈登召集了他的部下，说服他们接受这笔钱。起初，这在常胜军中引起了抗议，他们威胁要绑架李鸿章本人。然而，戈登运用自己的威信成功地阻止了这一非常手段，骚动最终平息了。尽管如此，戈登还是采取了谨慎的措施，为李鸿章乘坐的轮船加派了警卫，以避免军队开拔前可能发生在李身上的暴力事件。戈登对李鸿章的一片苦心却没有换来相应的回报，在戈登“1863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的备忘录”中，他记录了一段发生在“常胜军奖金”一事之后的悲剧。他说，他于12月6日回到了苏州……我进入苏州城，并于上午十一时半到了纳王(郜云官)的宅第。我已听说当天十二时诸王将与抚台见面，苏州城那时将正式归降。我要在此特意提到前一天，即12月5日下午，程学启曾告诉我，李鸿章已向朝廷上奏，禀明了收复苏州的种种情形，并说明他已答允给予特赦。我在纳王府看到了已在马上的诸王，他们准备出发与巡抚见面。我趋前与在一旁的纳王交谈，询问一切是否顺利。他说是的。我跟他说我要去太湖观赏萤火虫。他说他非常乐意前来与我会面，并挽留我待上两三天。我说我正在紧张准备进攻其他城市，除非他觉得我有必要在苏州停留，否则我恐怕无暇久留——不过，如果他认为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在此滞留，我可以考虑他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于是，我向他们告别，诸王以及约二十名随从自我身旁经过，向东门(也称娄门)驶去，那是他们拜谒巡抚的必经之路。

然后，我又去了慕王府，看到程学启手下的士兵正在按照我的要求掩埋慕王的尸体。随后我去了东门，等待巡抚坐船抵达五轮洲(Wuhlungchow)，当时这艘汽船应该在南门(盘门)方向。我和卫兵一到东门就看到抚台官船近旁的岸边挤满了人。接着，大批清军入城，他们分左右两队沿着城墙进入城门，同往常一样，他们一边大声喧哗着通过了一道空无一人的简易工事，一边向空中射击。我向这些清军官兵表示抗议，指出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引起降军的恐慌，后者可能还击造成骚乱。几分钟后，程学启将军出现了，我注意到他显得很困惑。我立即向他询问抚台与太平天国诸王的会面是否结束了，双方是否满意。他说诸王根本没有来见抚台。我说我亲眼看到他们出发了，并问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但猜想诸王可能中途逃跑了。我于是问起诸王逃跑的原因。他回道，虽然纳王以前只要求保留两千五百人的军队，甚至还说过他不准备保留一兵一卒，直接告老还乡，但此次诸王向抚台要求保留两万人的军队，并占据苏州城的一半，在城中建起一道墙，分而治之。抚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命令程学启到东门派手下占领门外的简易工事，因为李断定纳王一定受惊后逃跑了。李还认为，纳王可能会向忠王李秀成求援。我又问程学启，他是否认为纳王和其他归降的诸王会重新回到叛军的阵营，程的回答是否定的，但他认为他们有可能跑回自己的家乡去生活。我对程学启的答复并不满意，于是请当时也在场的马格里先生返回纳王府以察看纳王是否回府，并确保他没有受到惊吓。当时程将军建议我不要返回纳王府，对此我并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于是我与他一同沿城墙转到了南门，这时已是下午五点。我不时问到纳王，但我发现程将军和我的翻译（戈登的翻译名为梅辉。——译注）似乎都在回避我的问题。到了南门，我告诉程我不再向前走了，因为纳王的去向令我非常不安，并且我还听到城内有步枪零星的射击声。我问这是哪里来的枪声，程说有些广东和广西的叛军拒绝剃发归降，因此被驱赶出城，现在清军正开着两个城门为他们放行，向空中射击不过是驱赶他们用的。程将军离开后，我问我的翻译他怎么看待当下的现状。翻译回答说清军如今已经占领了苏州城，因此不会在意是否定要信守此前与降军达成的协议。我因此决定重返纳王府，希望可能的话再见他一面。当穿过城中的街巷时，我们看到很多持枪的降军，也看到清军在城中劫掠。重回纳王府后，我发现这里已遭劫掠，一片狼藉。我在纳王府见到了纳王的叔父，他是叛军的副指挥官，他请求我去他的宅第保护他的家人。他已将纳王的女眷护送到自己的家中，那里有上千名尚未归降的叛军全副武装，护卫着宅第。此时已入夜，事态的发展使我希望纳王的叔父能放我的翻译返回城外的船队，带领船队营救被李鸿章抓捕的诸王并派遣我的军队火速赶来(当时我的翻译认为抚台李大人还没有砍下诸王的头)。很不幸的是，他们不肯放我的翻译回船队。直到7日凌晨两点，我一直与他们在一起，那时我才说服他们，让我的翻译回去搬来救兵。在此期间，我出面喝退了几次对这所宅第的劫掠。大约三时，与翻译同去的人回来了，称一队清军抓住了我的翻译并打伤了他。此时我才明白外面正在展开一场屠杀。我的手令被撕毁了，于是我又来到了南门，重新向我的船队发布了命令，并寻找翻译的下落。我没有找到他的踪影，因为清军的阻拦，我用了一个小时才到了南门。此时是清晨五时，我带着卫兵朝东门进发，希望能软禁李巡抚，并及时赶回以保护纳王叔父的家眷。

早六时我到了东门，并派我的卫兵返回纳王叔父府上护卫。然而还是太迟了，府第已被劫掠。接着我就离开了苏州城，在城门处遇到了程将军。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然后继续赶往外城工事等待汽轮到来。直到那时，我还对诸王已被砍头的事实一无所知，我以为他们仅仅是被囚禁了，如果抚台的安全有保证，我还有可能营救他们。在我等待汽轮时，程将军让我之前派出的贝利少校前来通知我，程将军入城后，一扎好营寨就痛哭不已。为了减轻悲痛，他枪毙了手下二十个在城内烧杀抢掠的士兵。程派遣贝利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劫掠整座苏州城)都不是他的主意，而是出于抚台的命令。我向贝利询问诸王是否已遇害，他回答说据说他们已被处死。随后贝利告诉我他将纳王的儿子藏在了船上。纳王之子前来见我，他指着另一个方向，告诉我他父亲和其他几位王爷都是在那里遇害的。我赶了过去，发现了六具尸体，并从中认出了纳王的头颅。杀害诸王的人采用了极端残忍的方法，他们都身首异处。纳王的遗体已被部分掩埋。（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No.3 (1864).——原注）对于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戈登悲愤异常。他觉得自己作为一名英国军官的荣誉被冒犯了，这次邪恶的谋杀违背了他的正义感。戈登认为李鸿章此举最大限度地玷污了他身着的大英帝国制服。他曾坚定地相信如果苏州城内归降的诸王受到礼遇，那么其他城市中的叛军也会争相效仿，纷纷来降。如今他才意识到这一想法是多么荒谬。他认定李鸿章首先应当为此罪行负责，于是义愤填膺的戈登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他带着一支来复枪直奔李鸿章的指挥船，并决意要亲手惩罚元凶。不过，程将军早已对戈登的心理状况有所警觉，在得知了诸降王的命运后，他就预料到了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于是，程学启尽快赶到了李鸿章的船上，向他发出警告。李鸿章接到预警后的表现显示出他虽然丝毫不在意他人的性命，却非常珍视自己的生命。他立即离开汽轮，逃往苏州城，尽管戈登不停地昼夜寻找，但李鸿章还是成功地躲藏起来，逃过了一劫。当戈登得知李鸿章已彻底逃脱后，他不得不将他的军队撤回了昆山。在一封给李鸿章的措辞严厉的信中，戈登宣告了李的罪行，并辞去了常胜军管带的职务。与此同时，戈登也致信伯朗将军，向其通报了他辞职的决定，并完整地陈述了迫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所有理由。

伯朗将军真诚地赞同戈登的做法，并前往昆山接受了戈登的辞呈。此时，李鸿章仍在苏州，伯朗将军于是决定去苏州向李鸿章直陈他对杀降事件的看法。此时的李鸿章虽然似惊弓之鸟，但如同所有处于相同境况下的中国人一样，他也迫切希望一切都回归平静。尽管李鸿章此前曾不止一次有意怠慢伯朗将军，这一次却极力对他以礼相待。他没有待在城内等待将军到来，而是在城外很远的地方恭迎。在会见过程中，虽然李鸿章非常不安，但他拒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有任何过失；同时他表示愿意就此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证明戈登与此次屠杀完全无关。他也同意在清政府就这次杀降事件做出最终裁决前，常胜军可以不参与任何军事行动。他还表示，听到戈登愿意暂时继续指挥常胜军令他感到欣慰。不过，伯朗将军强调，如若再发生任何背信弃义的事件，他将下令撤走为清政府效力的所有英国军官。李鸿章在围困和攻克苏州过程中的一切行为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人典型的性格特征。当白齐文率领草草组建的主要由外国人构成的雇佣军加入太平军时，李鸿章的反应称得上懦弱。他请求伯朗将军让英军协助他剿灭太平军的新同盟军。同时，他写信请求美国领事抓捕白齐文，并催促戈登利用一切手段逮捕白。对于任何能抓到白齐文的人，他都愿意提供一万两白银的赏金。但是不久后，白齐文与其部下又投奔了清军，李鸿章马上彻底改变了论调，公开宣称将不追究白齐文及其部属曾加入太平军的责任。出于同样的怯弱，在苏州献城后最初的日子里，李鸿章又惶恐不已，另外，戈登去留不定也加剧了他的恐慌。一旦李鸿章暂时安抚了戈登，劝说他留任后，他又故态重萌，仿佛常胜军对于清政府可有可无。

上文提到的舍纳德·阿思本上校对于李鸿章个性的评价也许会被指责为心怀偏见，在一份备忘录中，他记录了李鸿章对他和戈登所做的一切。他用准确的词汇表述了外国人对李鸿章的行为的普遍看法。他写道：李抚台是一位精干的中国人，他与其他中国官员一样没有原则。他的计划就是让我变得毫无军权，他对待我就像对待手下的任何一位欧洲军官一样，时而委以重任时而弃之一旁。他是一名文官，没有任何的军事知识背景，却管理着清国的陆军和海军事务。以优秀的英国少校戈登为例，李鸿章对待他也同样随意，仿佛戈登是为他，而非为大清国皇帝效劳的。对于戈登，李抚台同样处处掣肘，剥夺了戈登的权力并通过两种方式来阻碍他的行动。首先李抚台剥夺了戈登采取果断行动所必需的兵力；其次他还将许多其他欧洲军官置于相同的尴尬境况，并挑动某一名欧洲军官与其他军官之间的不和。

戈登少校计划进攻苏州府，于是要求抚台派遣一百名欧洲士兵。抚台同意了，但声称只能派遣一百名新兵。戈登拒绝了他的提议，认为它既不公平又愚蠢。于是，抚台无礼地质疑戈登与叛军作战的意愿，并提出攻坚队应该完全由其军中的欧洲军官组成，他暗中希望中国军队能踏着他们的尸体攻克城池。

李抚台从不听取我作为下属出于忠诚提出的建议。而且，英军驻华总司令伯朗将军曾告诉我，虽然他身为李抚台的上级，但李从不听从他的任何建议或意见，李有意地回避与他会面；每次将军提出会见，李总是以忙碌为借口推托。（Parliajnentary Papers. China. No. 2 (1864).——原注）卜鲁斯爵士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意阿思本上校的以上看法，他认为苏州杀降是一次“残忍的屠杀”，任何一位好德的英国军官都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哪怕一秒钟，此后更不会听命于李抚台或与他共事。在此期间，京城内有书面记录表明戈登指挥的军队一直处于停止活动的状态。与此相反，李鸿章却很活跃，他想方设法获得清帝和朝中重臣的支持和赞许。对于杀降事件，太平天国诸王已死，可能不再回答此中的一切疑问。不过，按照曾对这次事件做过深入探查的迈耶斯先生的说法，当诸王到达李鸿章的驻地时，他们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李祝贺他们加入官军；双方还谈到一些细节问题，如降王的军阶等，并达成了一致。接着由程将军接待他们，此时他们仍受到如前的礼遇，直到刽子手突然冲进来，砍下各位王爷的头。迈耶斯先生的描述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行事风格，很可能与事实出入甚微。当然，李鸿章的讲述与此大相径庭。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快报中称太平军的诸降王并非前来请求朝廷加恩免罪，他们进入李的大帐时态度倨傲，并未剃头且携带着武器，看似全然没有放弃“反叛之意”。他们要求保持指挥降军的权力，并占据城市的一部分，同时要求高官厚禄；如果朝廷不能答应以上全部条件，他们将重返叛军大营。在这种情况下，巡抚李大人认为他有义务处死这些叛王，杀一儆百。他认为这样做的有益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其他降军的军官和士兵立即答应剃头，改为符合大清律的发式。毋需赘述，李鸿章的陈述当然被清帝接受了，在清帝接到李有关苏州献城的报告后，他随即颁布了以下圣旨：江苏巡抚李鸿章奏报，他已率军攻克苏州城，并在城内成功平叛。目前仅余极少数叛军，其中有愿意重新归顺朝廷者，与官军一同攻入城中，参与平叛，由此官军已收复江苏省全境。

朕看到这道奏折倍感欣慰和满意。

江苏省首府苏州四年前沦入叛军之手，并一直沦陷。李鸿章指挥大军次第攻克苏州城四座大门外的防御工事，城内叛党惶恐至极，其中若干逆首主动提出献城归降。

11月30日，李秀成眼见朝廷大军所向披靡，而城内叛军军心不稳，连夜带领一万名誓死追随的叛军逃出苏州城。他将苏州城防交付另一名叛军首领慕王谭绍光，并命令他战斗到城破人亡。

12月3日至12月4日，程学启、李朝斌和黄翼升带领水陆两军同时向苏州城多个城门发起猛攻，战斗从白天延续到深夜，官军愈战愈勇。戈登也快速推进到距离重兵把守的城墙不远处，连续炮击守军。

12月4日，慕王亲临城墙指挥防守；慕王手下的一名指挥官郜云官(Kao Ying Kuan)此时与另一名军官汪有为(Wang Yu Mei)密谋归降朝廷，他们杀死了慕王的卫兵并刺杀了慕王。郜和汪随后又处决了近千名忠于慕王的太平军士兵，然后大开城门，献出了城池。程学启挥师入城，派出官兵搜剿了城中残余的叛军近千人。李朝斌则歼灭了试图从盘门突围的大量叛军并释放了狱中监押的数千人。

江苏首府苏州城由此回到朝廷的控制之下。

圣上命令李鸿章乘胜追击，进攻同样陷入敌手的常州，攻克常州后李将与其他军队会师于南京城下，直捣叛军巢穴，彻底剿灭盘踞其中的叛军，此后再沿江清剿残逆。

朕还命令兵部尚书为内阁总理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颁发嘉奖令，在攻克苏州城的过程中，他也曾鼎力相助。

江苏巡抚李鸿章履职以来，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他征讨叛军的高明战术卓有成效；他收复了一座座城池，在战场上表现英勇；如今他率军攻克苏州城，又建奇功，值得表彰。为表示真诚的嘉奖，朕加封李鸿章太子少保衔太子（太保为东宫官职，负责习教太子。——编注），加赐黄马褂一件。

授予黄翼升和李朝斌骑尉衔，并推荐给兵部委以重任。程学启同样得到以上赏赐，同时加赐黄马褂一件。

戈登被任命为江苏境内常胜军总司令，常胜军在攻克苏州的战役中曾起到重要的协助作用；圣上为表彰戈登的杰出指挥才能和巨大的热诚，赐予他头等功牌和一万两白银。（Parliatnentary Papers， China. No. 7 (1864). ——原注）

（之后附有对所有军官的表彰和赏赐清单。）从以上文件可以看出，李鸿章不可思议地误导了清廷，或者说，他极大地歪曲了事实。他对杀害慕王过程的描述完全掩盖了真相，同时，他对自己在攻克苏州城时所起的作用也多有不实的夸大之词，而他在奏折中轻描淡写地提到戈登的功绩则展现出他不知感恩的一面，这样的轻描淡写使他的陈述显得非常不准确。一两天后(1863年12月14日)，朝廷追加了一道谕旨以表彰戈登：李鸿章受命传达朝廷对戈登的赞赏和表彰，戈登勇气非凡，善于用兵，在收复苏州的战役中卓有战功。在此命李鸿章携一万两赏银予戈登以表嘉奖。另赐头等功牌一块，以示褒奖。钦此。为执行这道圣旨，李鸿章派遣专员带着皇帝的赏赐去见仍在盛怒之中的戈登，而后者则对此表现出了极度的冷淡。在清朝的历史中，很可能没有任何一位携带赏赐的传旨官受过这样的冷遇。当这些使者进入戈登大营时，他们摆出了一如往常的豪华排场。但是戈登完全无心接受沾染血污的金钱和礼物，他非常清楚清廷派遣这些使者前来的用意，怀着曾无数次带领军队取得胜利的勇气，戈登毫不犹豫地痛斥了来人，并把他们赶出了他的营地。东方君主派遣的官员代表着君主本人拥有的无上权威和神圣，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戈登此举带给这些官员的震怒和李鸿章的震惊。巡抚李大人可以理解一个人婉拒某项荣誉，却很难理解拒绝一万两白银赏赐的做法。

清朝官员——李鸿章也不例外——习惯于认为外国人都贪婪成性，难以满足。西方列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掩盖了东西方关系的其他所有方面，中国官员的这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难理解的。对于他们而言，对金钱不感兴趣的外国人简直是闻所未闻。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戈登拒绝一万两白银的赏赐实在是令人惊异。无论如何，李鸿章终于见识了真正的军人风骨，在其后的数年中，李鸿章一直对戈登抱有好感和敬意。

尽管在清朝皇帝和他的大臣眼中，李鸿章的辩解已经足够充分，戈登及其支持者却抱持着不肯妥协的态度。卜鲁斯爵士在与恭亲王的面谈和往来信件中一再称这次杀降事件是“令人震惊的屠杀”。他向亲王宣布，在这次事件没有得到彻底调查和澄清之前，不会有任何一名英国军官听从李鸿章的指挥或与他并肩作战。亲王认为这是小题大做，除了认为李鸿章没有通知戈登就斩杀了诸降王这一点是失误之外，他拒绝向李鸿章提出更严重的指责。

同时，李鸿章对于戈登的“怠工”日益感到焦躁，这无疑给李带来了糟糕的后果。李鸿章支付的常胜军的军费数额越来越庞大，但他得到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出于这个明显的原因，李鸿章的忍耐很快到了极限，他开始暗中接触洋枪队的军官，并向他们暗示如果戈登继续拒绝上战场，他将免除戈登的管带职务。李鸿章的计谋很快就在这些军官中起到副作用，这些军官在战役间隙总爱惹是生非，不服从调遣，同时也开始显出违令的迹象。为防止这种反叛情绪的扩散，戈登被迫遣散了常胜军中十六人。产生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白齐文又现身上海了。这个众所周知的冒险家招募了一些欧洲人，组织了一支秘密雇佣军，而戈登收到的消息是，所谓“秘密”就是为太平军服务。因为以上种种，加上局势的缓和，戈登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李鸿章的朋友每天都在对戈登强调巡抚面对种种困难时的行为通常是身不由己，戈登的怒气因此也逐渐消散，他开始重新看待杀害诸王的事件，并认识到他如果继续拒绝作战，将是对这个国家犯下的更严重的错误。此时，正好有一名竭力为李鸿章辩护的英国人赫德先生（罗伯特· 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人，28岁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权长达45年，被清廷视为客卿，在衰朽的旧帝国制度中创造出唯一廉洁不贪腐的高效衙门。在主持中国海关的近半个世纪中，赫德不仅在海关建立了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其活动还涉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编注）到了上海，他接替李泰国先生(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赴上海公干的途中，赫德顺访了戈登少校，并与他谈到了有关此次杀降的事情。赫德认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认定，戈登对李鸿章的行为反应过度了；赫德的解释工作颇有成效，并很快安排了戈登与李鸿章会晤。两人在会面时达成了完全的和解，戈登答应立即重返战场，李鸿章则应保证发表以下公告，说明戈登与杀降事件没有丝毫的关联：自戈登将军指挥常胜军以来，他在与叛军的作战中屡战屡胜，抚台大人多次在各种场合对常胜军表示赞许，并多次上疏圣上说明这一点。当伪纳王郜云官及其部将被下令就地处死时，这一命令是迫于形势临时决定的，戈登将军并不在场，并对事件发生时的情势一无所知。戈登不得不得出结论：如此极端的处置措施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协议；如今在中国和外国人中间盛行着种种传闻，大家都不清楚抚台的意图，尽管这种决定很明显与戈登的意图有所不同，但鉴于双方的目的最终一致，因此，抚台有义务通过以下通告彻底澄清此事，以消除一切疑虑。

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如下：

进攻苏州的战役进行到功败垂成的关键时刻，叛军中的伪纳王郜云官及其他伪王和伪天将发觉自己已陷入窘境，因而请求献城归降。他们的行为与南汇、常熟的叛军守将献城归顺等情况迥然不同。戈登将军得到抚台准许后答应了他们的归降请求，戈登的初衷是避免炮轰苏州城必然会带来的大规模平民伤亡，而非仅仅是确保诸降王、降将的生命安全。在双方达成协议后，叛军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降将们在主动归降时是有权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条件的；尽管他们之中的叛逆情绪重新抬头，朝廷仍遵守了协议，宣布赦免所有归降者——毫无疑问，对于这一点，中外的常规法律都一致认可。

最初的谈判条件包括刺杀伪慕王，打开苏州的东北城门，以及双方在约定时间与李鸿章在大营中会面等，对此戈登都是了解的；然而，当伪纳王到达李抚台的营地时，李大人发现他仍然没有剃头，而且，降将们的脸上可见明显的重新反叛的迹象。伪纳王拒绝解散他的旧部，而且要求不打乱原有编制而整体加入淮军，并进一步提出奏保总兵、副将的职位，而这一职位本应是圣上下旨任命的。伪纳王等人不但丝毫没有悔过的表现，相反，他们的表现看似随时会重投叛军营地。他的言辞也非常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他的面目格外凶暴、鲁莽；而这都是受降结束后的种种迹象。因此，在这种危险的情势下，抚台出于对苏州城整体安全的考虑，做出了一名指挥官应该做的决定；这些详情戈登将军毫不知晓。在开始的时候，抚台也同意戈登接受降将们的条件，他对于受降过程中竟然发生波折毫无心理准备；接下来的事情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危险的迹象也在瞬间变得明显，李抚台来不及与戈登将军商议后再采取行动，因为那样的话，一切都太晚了，抚台将丧失事件中的一切有利条件。假设抚台迂腐地坚守协议，那么，这几名叛匪可能已经成功地确保了自身的安全并且重新背叛朝廷；而城中数万、数十万官兵百姓将遭受涂炭；这与我们答应受降的初衷是相悖的。无论如何，幸运的是，这些悲剧没有实际发生，在紧要关头，李抚台当机立断，只有几名为首的悍匪伏诛，他们的部众也得到警示，城内黎民百姓的性命得到保全，而保护百姓本来就是这次受降的主要目的。

自始至终，防止攻克苏州后发生一场大屠杀就是根本目标；这也是李抚台的首要意图，尽管看起来与戈登上校的意图不同，但实际上两人的目标是一致的。12月6日，伪纳王及其他降将来到李抚台的营地，戈登将军看到事情妥当，就没有陪同他们前来；随后就返回了昆山。因此，他并非这次事件的目击证人，事发之后，他又受广布的谣言误导而对发生的一切产生了误解。他坚信既然双方已就投降事宜达成一致，那么诛杀降将就是撕毁既成协议；然而，他其实对当时情势之危急全然不知，当时的情势绝不允许有丝毫迟疑，抚台必须立即依照军法，断然处置。

抚台已经择要将当时的情境通报英国外交部，并与外交大臣进行了沟通；此外，他现在发布这则通告以向所有中外人士通报此事。

他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煽动性的谣言和传闻继续扩散。

同治三年正月初七(1864年2月14日)（Prarlianientary Papers. China. No. 7 (1864).——原注）

第四章

戈登驰援——程学启中弹身亡——遣散戈登的军队——管理江苏——哈里·巴夏礼爵士对李鸿章的回应——收复南京——迁移苏州洋炮局——阿思本舰队

随着这份通告的颁布，戈登和李鸿章之间的争执暂时告一段落，戈登也重回战场。这份公告的颁布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值得庆祝的。戈登亲眼目睹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中国引起的悲惨局面，他出于人道立场而希望自己能够救助这场灾难的幸存者。他目睹过整个地区因战乱而陷入荒芜的景象；他目睹过所有物资被饥饿的灾民抢夺一空的场景；他见过成百上千的人因饥荒而丧命。更为悲惨的是，他见过人们在饥饿的驱使下，撕碎倒在道旁的尸体，同类相食。然而李鸿章对于这些情景已几乎熟视无睹。他最感兴趣的是早日平息这场仍然极具威胁的危险叛乱。就像所有面临困局的中国人一样，他对能帮助自己对付敌人的人非常诚恳并充满感激。因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戈登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所有暂时拖欠戈登的军费都按时支付了，他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

戈登的作战计划是先攻克宜兴和溧阳(两城均位于江苏省南部)，将太平军孤立为两个部分，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然后再与曾国藩在南京附近会合。戈登轻而易举地攻占了第一座城镇，并接受了溧阳守军的归降请求，成功地实施了所有的作战计划。然而，在进攻更远的金坛(Kintang)时，戈登不仅没有攻克这座难关，而且他本人也在战斗中负伤了。更糟糕的是，这时他又接到李鸿章的求援信，让他奔赴常州府协助攻城。因为无法行走，他被抬着行军，身后跟着一支三千人的军队，他就这样带着部下前往常州支援清军的进攻。李鸿章对于攻下常州曾充满希望，在给戈登的求援信中他不假斟酌地批评自己的中国部将行动迟缓，无所作为。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李鸿章比此前更倚重戈登，主要原因是他一向器重的程学启在攻城时阵亡了。

李鸿章此时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他的确倚赖戈登，对于常胜军的战斗力也非常羡慕。在战事危急时，李鸿章急需戈登的建议与支持；但他最渴望的却是能一人独享攻克常州府的荣耀。常州于1861年5月11日被太平军攻占，李希望能在这座城镇陷入敌手的周年之际对其发起进攻。在戈登赶到之前，李鸿章已发动了第一轮进攻，结果却是清军惨败、士气大减，如果不是戈登带领两个团远程驰援，李的第二轮进攻很可能会以相同的结局而告终，因为当戈登的救援军到达时，李鸿章的军队正从常州城的缺口处仓皇而逃。随着常州之役的结束，在江苏境内清剿太平军的任务实际上也完成了。除了为在嘉兴战役中阵亡的程学启将军感到悲伤之外，李鸿章感觉无比的欣喜。此时，朝廷传来谕旨，授权戈登出席常州城重归清政府统治的仪式。程学启曾为叛军的将领，但自归降朝廷后，他一直听从李鸿章的指挥，作战异常英勇，颇具军事才干。他的战略意识也非常突出，因而获得了同僚的充分信任。

戈登曾抱怨程学启过于残暴和固执、难以合作，但他的指责不过是说出了程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某些性格特征。

程学启的殉职对于清政府而言是莫大的损失，在给清帝的奏折中，李鸿章以精巧的文言文表达了他对程学启诸多优点的欣赏。威尔逊在他的《常胜军》一书中引用了李的原话：南赣(今南昌)总兵、世袭云骑尉、勃勇巴图鲁程学启在猛攻嘉兴城时，被洋枪击中头部左太阳穴，立时晕倒，后被抬回大营恢复了意识，再转送苏州医治。他知道自己的伤是致命的，因而拒绝医治，我再三劝说他接受治疗，并传唤了一名兼治内外伤的名医，程最后答应让这位大夫诊治。在大夫的治疗下，他的意识和语音都变得清晰，大有起色。我于4月7日离开苏州，追击叛军，出发前我去探望了他。程学启说，虽然经过此役，叛军大败，但他们元气未伤，我军仍需继续努力征剿。他还说，勇士难求，自己身负重伤没能尽职尽责，扫平叛乱，报效朝廷，因而懊恼不止。他说这些话时悲泣不已。我表扬他作战勇敢，安慰他说他一定会很快康复，不必为此伤心忧虑。离开时，我叮嘱大夫，一定要及时来治疗程学启。当我攻打青阳时，我接到了意外的坏消息，程学启的病情日渐恶化，他再次逐渐失去意识。4月14日，程学启叫来了仆人，让他给自己穿上御赐的黄马褂，向皇上所在的方向三叩首，然后来回在室内走动。他拿起了一只茶杯准备喝茶，但他此时已无法咽下茶水。他因此非常痛楚，泪如雨下。他令营务处知州韩杰骑快马来我处，嘱我一定要谨慎而又坚决地实施清剿叛军的计划。程学启还说他知道自己已等不及我回省再见我一面。至死他的言辞中都没有考虑自己。当他预感到死亡近在咫尺时，他为不得不离开未完的事业而哀叹。他认为自己深受朝廷赏识和恩赐却尚未报答。此后，他的脑浆开始崩流，4月15日子时，程学启不治身亡。我为此而悲痛不已。所有将领都为程学启大放悲声。无论是江苏还是浙江境内，无论是官缙士绅还是黎民百姓，都在哀悼程将军之死。

我于是回忆起程学启的一生，他来自安徽桐城县，叛乱纷起时，他被挟持加入叛军，“英逆四眼狗”陈玉成打算重用他，但当程学启看到叛军欺压百姓时，他决定弃暗投明。于是叛军再一次软禁了他以防止他逃跑。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浙江巡抚曾国荃率军攻打南京，程学启趁机悄然离开叛军营地，来到曾国荃的大营前表示他愿意归顺朝廷。他立即受到重用。曾国荃认为程学启智勇双全，其才干远远超过其他叛将，程于是受命参加收复南京的战役。在此役中，程的勇敢表现一揽无遗。曾国藩大人曾向皇上仔细汇报了这些情况并为程学启请功。此时，臣也在南京，并不断听人们说起程学启的战绩和他的智慧、勇气和才干。不久之后，皇上命我火速赶往上海，我请求曾总督让程学启转到我的帐下，管带两个营的淮军。

当苏州沦陷后，包括已归顺朝廷的原逆王郜云官在内的八名降将打算将城市一分为二。此时听命于这些降将的叛军仍有二十万之众，他们觉得足以应付我们的任何进攻。如果这项分割城市的提议被允诺，那么任何稍稍违逆他们意愿的事情都可能会立即引起他们再次反叛。不过，程学启向我禀报，他曾被迫参与叛乱，因此很了解叛军的思维模式；既然他们罪大恶极，就应当让他们接受最严厉的惩罚。“砍了这些降将的头，”他说道，“这样他们的乌合之众就会溃不成军，您就能保障这座城市的安宁了。”于是我立即下令处死这些逆王，从而换得了降军的秩序，解决了当时的首要隐患。程学启能谋能断，又擅起而行之，在当今的将领中，鲜有具备他这样出众的才干者。当戈登听到程学启殉职的噩耗时，他也不禁恸哭不已，哀悼不止。他曾多次亲眼目睹程学启是多么优秀的将军。的确，戈登对程学启的评价非常高，他甚至请求我将程将军在战斗中使用过的两面战旗交予他保管，他欲将战旗带回英国，以此悼念一位他如此敬佩和爱戴的将军。程学启的思虑之深广非同凡响。无论是他的军事计划还是他将它们付诸实施的步骤都清晰而精密，经过深思熟虑。大清国国民和洋人都十分钦佩他。天妒英才，若上苍假以天年，程学启一定会大有作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出师未捷身先死……

如今，程学启立了东南第一战功，他是为国捐躯的，因此我恳请皇上恩准按照提督阵亡的先例对程优加抚恤。同时，我还请求陛下您特旨追谥，宣付国史馆立传。此外，我建议安庆、苏州府和嘉兴府建立专祠，纪念他的功绩和忠诚。如果陛下批准这些请求，将是莫大的恩典。

正当为臣撰写这道奏折时，我收到陛下4月4日的圣旨，以及您为表彰程在攻克嘉兴城的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而赐予程学启的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扳指一枚、玉柄小刀一把和荷包一对。我令部属恭敬地将您的这些赏赐带到苏州，带给程学启的遗孀，陈放在他的灵柩前以告慰他的英魂。自戈登请辞后，解散常胜军就成为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这对清军的军力来说无疑是一次打击。然而，太平军控制的南京已是一座孤城。李鸿章自信他有能力清剿太平军的残余力量，而且肃清太平军的想法让他明显感到一阵解脱。然而，事情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李鸿章深知，戈登手下的军官尽管非常骁勇善战，但都是为了利益而战的雇佣兵，如果断了他们的发财之道，他们很可能立即转投叛军，为穷途末路的太平天国运动增添可怕的新生力量。因此，李鸿章专程与戈登商议解散常胜军一事，后者建议应该根据军衔和战功对军中的军官和兵士给予奖励。对于外国官兵，不妨给付路费，令其回国；对于中国官兵，则出资让他们返乡。这些措施都得到了李鸿章的赞许，李随即拨给戈登一笔可观的军费，令其分与常胜军中的军官和士兵。此外，李鸿章还认为戈登理应获得一份厚礼，以示朝廷对他的赏识。于是在赫德先生的介入下，他又劝说戈登接受了一大笔钱。出于无私的品性，戈登婉拒了这些馈赠，并带着比任职前更差的经济状况辞去了常胜军管带一职。此时，李鸿章上疏为戈登请功，详细汇报了戈登在战场上的种种出众表现，清帝为此授予了戈登提督之衔，并赏赐其黄马褂、顶戴花翎和五套符合提督之衔的官服。对于这些荣誉的象征，戈登都接受了。

尽管对于李鸿章而言，成功而平稳地解散了常胜军是值得庆贺的，但有一个人却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身为英国驻沪领事的巴夏礼爵士(Sir Harry Parkes，英国驻大清国第九任公使)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他对解散这支军队的看法。巴夏礼爵士认为，常胜军原来是为保护一方安全而建立的，李鸿章事先没有就此事与他商议就解散了这样一支维护地方秩序的军队堪称是一种疏失。为此，他不止一次写信给李。在信中，他进一步指出，英国女王正拟撤出英国驻沪军队，李鸿章恰在此时遣散洋枪队尤其显得不合时宜。为达成相互理解，李鸿章邀请巴夏礼来苏州商谈，后者强烈建议在上海周边地区建立一支起到卫戍作用的雇佣军，并接受英国军官的指挥。在确定军队驻防的营地后，戈登受邀指挥这支军队。然而，李鸿章对整个计划不感兴趣，他选择了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表达他的不满。李鸿章阻挠戈登赴任，虽然他本应该在许多方面感谢戈登，但这一行为让戈登倍感不快，他决定谢绝这个职位。在写给巴夏礼的信中，戈登写道：“抚台大人李鸿章允诺了我们的要求，但他这次的行事方式令我非常不快。我确信您亲自向李大人说明我们的观点会比我尝试着向他解释要合适得多。”戈登是对的。巴夏礼爵士惯于用普通话陈述自己的观点，在他面前，即使是因成功镇压了江苏境内的太平军而如日中天的李鸿章也不得不表示让步。不过，李鸿章是极不情愿作出让步的，在巴夏礼爵士第二次去苏州拜访李鸿章时，李故意怠慢爵士，明确表示他的妥协是多么勉强。中国人最擅长用言辞做武器伤害和攻击他人，李鸿章就在这次拜访时惹恼了巴夏礼爵士，他指责后者“盗用巴斯勋章之名表彰他手下的外国雇佣军，杜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功绩”。

雇佣军仍然是他们此次讨论的主题。李鸿章借助惯用的托词，一面同意了巴夏礼爵士的建议，一面要求在这支雇佣军中安排一位中国管带。很明显，李鸿章推荐的这位中国将军接受了上司的暗示，当巴夏礼到他的衙门进行拜访时，他托故外出，“到十二英里外的城镇办事去了”。巴夏礼可并非能被轻易搪塞的人，他随即再次拜访了这位将军。后者又推托自己患了重病，再次让巴夏礼吃了闭门羹。巴夏礼立即意识到这不过是另一招诡计，于是他径直到了会客室，告诉这位将军的仆人他会一直等在这里，直到将军的身体状况好转能够接见他。巴夏礼的执著获胜了，他如愿地使这位将军完全让步。不一会儿，将军就恢复了健康，尽管他很不乐意，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巴夏礼的所有提议。无论如何，这支雇佣军注定不会存在很长时间。正如一首古老的打油诗所说：“当恶魔生病时，他希望自己是圣人；当恶魔病愈后，他又成了魔鬼。”这首诗非常贴切地形容了中国的政府和统治者。当太平军活跃时，李鸿章急于征募外国军人为清政府效力。一旦他扫平了他治下的江苏省境内的太平军，他就认定他的军队中仍有外国人是令人不安的。按照他一贯的风格，他以一种明显令人不快的方式实施了他的想法，最终撤销了这支建立不久的驻军的番号。他的经验足以向他证明外国坚船利炮的优越性，而尤为不妥当的是这些外国人打算建立一支在一切方面都不会听命于他的军队。因此，他决定今后苏州洋炮局不允许外国人再介入。这座工厂的厂长马格里博士曾有效管理着工厂，李鸿章也曾经非常欣赏他的工作。

叛乱平息后，江苏省百废待兴，这给足了李鸿章展现他高超行政管理能力的机会。他立即着手鼓励民众返回城镇和乡村，并向皇帝请求减免江苏省三年税负，抚慰饱受战乱和贫困之苦的百姓。苏州城向来都是清国最美的城市之一，对于它的复原，李鸿章格外花费心力。他重建了衙门，清理了水道——在太平军的统治下，水道中曾一度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废弃物。他还在苏州和上海之间兴建了一个驿路系统，方便本地人与上海通商。对于苏州的姊妹城市杭州的复原，李鸿章也同样重视。如果下面这条消息确凿无疑的话，那么李鸿章在杭州城内找到了大量战争期间被藏匿的无主财宝，这些财宝很可能是太平军进城时当地的富人藏起来的。与当时多数中国人一样，李鸿章也非常迷信。据说他是在自己两次梦到的地方找到这份财宝的，这也表明它们注定要为李鸿章所拥有。出于同样的迷信，他在攻克常州后曾上疏清帝，请求清帝特别向关帝颁发一块牌匾，以感谢关帝爷在这次战斗中显灵，应承了李鸿章的祈祷，将大雨如注的恶劣天气瞬间变成灿烂的晴天，并刮起了北风，还使清军手中的手枪和滑膛枪威力大增，从而让清军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关帝庙中新增了一块皇帝亲赐的致谢牌匾，感谢关帝在清军困难时以神力相助。1864年7月19日，清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运动结束。虽然曾国藩是这场战役中的最大功臣，李鸿章的贡献只是间接的，但皇帝依旧将李鸿章擢升为一品大员，以表彰他在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南京战役中的杰出贡献。曾国藩则被赐予一等勇毅侯，这一侯位日后由曾国藩之子、曾于詹姆斯王朝时期出任清国大使的曾纪泽所世袭。

收复南京后，李鸿章决定将马格里博士创建的苏州洋炮局迁往南京，更名为金陵制造局。坐落在长江江畔的南京城是极佳的航运和军事中心，迁移完洋炮局后，李鸿章又利用种种便利条件在南京设立了一个机械厂。当太平天国运动达到巅峰时，清政府曾让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先生(Mr.Lay)代为采购大量炮艇和枪械，用于剿灭太平军。清军配备的这些先进武器在清剿太平军的战役中起到了相当突出的作用。但是，1863年，当舍纳德·阿思本上校率领的船队抵华时，太平军大势已去，清政府不再急需这些武器了。阿思本上校不久后就遇到了为清政府效力的外国人常会碰到的好运气。在船队抵达上海前，李鸿章就派遣了一名密使，试图劝说阿思本上校及其下属转而为江苏地方的炮艇队效力。李许诺将提供很高的报酬，阿思本船队中的水手几乎人人都愿意加入李鸿章的炮艇队，为远离李鸿章的利诱，阿思本上校很快就下令船队向北航行。

然而，尽管当时李泰国先生在北京政府的授意下订购了这批枪械，但当阿思本上校抵沪后，他得到的建议是他应听从李鸿章的命令，李将派遣一名清朝官员与他商议所有与舰队相关的事宜。这种局面与他曾接受的直接为清政府服务的协议条款大相径庭，所以，阿思本上校立即就此建议提出了正式抗议。阿思本上校之所以如此彻底地拒绝李鸿章的提议，原因之一是最近李鸿章曾不念旧情地对待戈登；在给总理衙门的几封开诚布公的信中，阿思本直接抱怨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并声称长此以往，将没有任何一名英国军官愿意在李鸿章麾下为清政府效力。

缺少外国人的帮助，中国军人当时并没有能力驾驶这些已购到手的艇船，因此，清政府下决心将它们送往英国出售。然而，阿思本上校同时运来的还有为建立造船厂而购进的大量造船机械。李鸿章不希望这些机械远离他的控制，在他的争取下，清政府最后决定，除了马格里已经建立的工厂，在南京再兴建一座现代造船厂。在与此相关的谈判中，李鸿章表现出了他对于外国人及现代技术的惯有态度。他愿意利用外国人高超的机械知识，当情势危急时，他甚至同意让外国军队手握兵权，替他对付国内的敌人；然而，他从未真正信任这些手执武器的洋人。据说，当白齐文向戈登提议组织军队进攻北京，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时，李鸿章其实对这一逆反情绪一清二楚，并且，这次经历始终让他对这些“洋鬼子”心存疑忌。无论事实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一直表现出他对欧洲人的怀疑，一旦达到他的目的，他就会迫不及待地想摆脱他们。发生在1895年的另一个例子也很好地表明了这种不信任：李鸿章曾用计逼迫另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北方舰队总司令兰格将军(Northern Squadron General Lang)辞职。那一次，李鸿章在事后为他的多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兰格继续担任舰队司令，那么，在鸭绿江江防之战（鸭绿江江防之战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侵入中国领土的第一次战役。——编注）中，中国军队很可能会占据主动权并成功扼守住渤海湾，如此，则中国的多艘舰船也就不会被日本海军击沉。

第五章

江苏的乱象——李鸿章的治理——“捻匪”之乱——被任命为湖广总督——战胜捻军的愿望——最终的胜利——致信戈登——总督的策略——对海军上将凯帕尔的所作所为——升迁——陕西之战

江苏省境内因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危局如今已转为平静，李鸿章也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在省内开展和平时期的行政治理。横扫这片不幸之地的战乱使这里的人民和社会生活处于纷乱和灾难之中。尽管中国各省曾无数次由于叛乱、洪灾和饥荒陷入混乱，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像“天朝”这样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地从灾祸中复原，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这个鱼米之乡的财富在李鸿章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后重新开始增长。当然，人们也并非立即就能安居乐业。刚刚过去的战乱和新局势使得本地工业凋敝，而在渔民这个巨大而难以控制的群体中也充斥着对外国汽轮的不满。战时，为数众多的汽轮沿着长江往来航行。渔民们抱怨这些船抢了他们的饭碗，并要求得到补偿。李鸿章支持他们，并就此上疏奏请。但他也同样清楚，公开反对受贸易条约保护的外国舰船是不可能奏效的，他只能提出运送官粮的交通工具应更严格地限定于本国船只。若换做一个没有强大意志力和决断力的人，他很可能会把江苏省境内渔民的不满及仍然存在的其他许多不满和混乱因素看做一系列危机。然而，李鸿章始终令出如山，而人民也习惯于在父母官的治下妥协，不敢口吐丝毫怨言。

但李鸿章并没有被任命长期留在南京。镇压太平军没有完全打消人们内心的反叛情绪，这一情绪多年来一直在清帝国的中心省份蔓延。叛乱者多年来已习惯于太平天国的存在，失去了老老实实地顺从清廷统治的愿望与能力，既不能更不愿意重做“大清国子民”。在中国，靠劫掠过日子还是比较容易的，这里的人们都奇怪地不具备与暴力行为对抗的能力。残余的太平军被驱离长江沿岸地区，但很快又在内地死灰复燃。他们被称为“捻匪”，大批量地盘踞在山东和河南境内。清廷原本认为地方武装部队有足够的力量剿灭他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李鸿章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受命镇压捻军。（据记载，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四日，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率领淮军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当时捻军正值势旺，而曾国藩却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编注）他对付太平天国运动的经验促成了此次任命。这次，像之前一样，李鸿章又向外国人寻求帮助。在招募了原来在他麾下镇压太平军的大批外国雇佣军之后，他率军向北进发，执行朝廷的命令。山东省如同江苏省南部一样三面(北、东、南)环海，不过山东环海的地理特征更鲜明。因此李鸿章决定采用同样的战略部署，这一部署在江苏曾获得巨大成功。那时清军将太平军围困在临海地区，成功地把对手迫入包围圈中。如今李鸿章也计划把“捻匪”赶到海边一隅，在那里歼灭他们(“倒守运河，进扼胶莱”)。

李鸿章异常慎重地建立起一道横跨海角的防线，然后向敌军展开进攻。不过，他的计划遗漏了一个重要因素。他忘了捻军可以在舢板的帮助下逃出这个他以为万无一失的陷阱。他突然发现，在当地人的小船的协助下，捻军跳出了清军的包围圈，从他们的背后“奔向清鲜的树林和新的草地”（原文为“fresh woods and pastures new”，引自英国诗人弥尔顿悼念密友爱德华·金的悼念诗《黎西达斯》，此处借用了朱维之先生对此诗的翻译。——译注。）此时，李鸿章又面临另一次晋升。一直任湖广总督之职的曾国藩转任两江总督，于是李于1867年继任湖广总督，并受命继续追剿捻军。不过此时的局面并不利于新任总督。与太平军不同，捻军多为骑兵，而李鸿章希望进行阵地战。捻军轻便的骑兵部队总是游弋于一两天的距离之外。他们自山东海角逃逸后，就进入了河南境内，攻城略地，总是比行动迟缓的清军更迅捷。清军在河南境内再次征收了更沉重的捐税，令本地人民的生活状况雪上加霜。那时的民谣唱道：“捻军来了像雹灾；官军来了像吞噬一切绿色的蝗灾。”

李鸿章对于胜利的极度渴望颇受督察院诟病，但李总督在朝中拥有显赫权势，又是朝廷倚重的大臣，御史们无法撼动，因此皇帝并没有斥责李鸿章。但他的下属湖北省巡抚和山东省布政使都被褫夺了顶戴花翎。此后几个月间对李鸿章的弹劾不断，但都没有奏效。虽然李鸿章不时向皇帝上报胜利的消息以求讨得欢心，但由于战争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朝廷的耐心终于耗尽了。1868年，李鸿章遭到无情的贬职，被派往武昌任总督一职。步兵在追击能迅速转移的骑兵时显示出的笨拙无效令朝廷坚信，应该任命一名蒙古族骑兵将领率领强悍的蒙古骑兵。他们在剿灭捻匪方面应该比李鸿章及其淮军有效得多。但李鸿章并不想袖手旁观，他成功地劝说朝廷继续采取他原定的战略计划。尽管此时他不得不让步于对手，但为了能够继续担任指挥，他甘愿被朝廷连降三级。不过幸运的是，命运之轮再次轮转，他在很短时间之内向朝廷上奏了一次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次胜利使得李鸿章官复原职，还重新穿上了被褫夺的黄马褂。这件马褂是由于他在镇压太平军时立下的战功而由皇上钦赐的。在取得这次及其他一系列山东河南境内的胜利之后，李鸿章奉旨回京面圣，随后回到武昌继续履行湖广总督的职责。

在整个官场生涯中，李鸿章都喜好奢华，并保持着颇为舒适的生活状态，而他的这次旅行正反映出他的这种偏好。由于厌倦了无聊的陆路，李鸿章决定乘汽轮返回上海。在上海，为了表示他对在任江苏巡抚期间大力扶持的中国渔民的抚慰，他换乘了本国的小船。不过，出于对漫漫路途的畏惧，他下令由同治号汽轮拖着他的坐船沿长江而上，并在孔子号、冥王星号和银锭号的护卫下返回武昌。

正是在此时，李鸿章给他曾经的军事盟友戈登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两人之间虽然曾有种种龃龉，但每当他回忆起他们之间合作，内心还是充满了愉悦。这封信转引自英国皇家工兵团的文献汇编，原文如下：尊敬的戈登上校(前任常胜军统帅)：

多伊尔上校回国时，我令他探询你的近况，我对你近日来信中的诚挚赞美深表感激，同时我也一直将你此前帮助我剿灭叛匪的善举铭记在心，我的感激之情不会因时空相隔而消减。我听说你正在指挥一个炮兵营，我丝毫也不怀疑你高超的指挥能力会令你名声大噪。我相信令妹与莫菲特医生喜结良缘也使你颇感欣慰；他们婚后将安顿在贵宅邸附近，这无疑会为你平添几分喜悦。

至于我自己，在去年和前年(1868年和1867年)作为钦差大臣，受命平息山东、河南和直隶境内的叛乱，沐浴在皇上的祥瑞福泽中，我领导的平叛活动称得上成功。贼首纷纷落网被诛灭，我成功解救了数万名被胁迫从贼的百姓。

去年秋天，地方平安后，我致力于重建省会，随后又奉命入觐京师，加封协办大学士，但仍指挥淮军。今年正月，我履职湖广总督。刘铭传（刘铭传(1836—1896)，安徽合肥人。淮军将领，洋务派骨干，台湾第一任巡抚，为台湾的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为“台湾现代化之父”。——编注）也一举成名，被加封为一等男爵。郭松林（郭松林，清朝湘军高级将领。——编注）加封都尉世职。遗憾的是，杨鼎勋（杨鼎勋，清朝淮军将领。——编注）死于去年六月；皇恩浩荡，建立了一座祠堂纪念他。我朝在外交方面也呈现出令人满意的状态，各国都致力于管理内部事务。你我共同期盼的和平将会持续，不过，若万一仍需动用武力，作为维持和平的必要手段，我一定会通知你，使你能够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而我也将非常乐于向你求助。我至今仍保存着常胜军的军旗，不时拿出来检视，它们令我回忆起故人往事，也让我惦念远在天涯的上校你。你问我黄马褂的象征意义；这种奖励最初是被赐予亲王、大臣和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将，最初接受黄马褂的是平息三番之乱(Three Insurgents)的武将；后来被赐予忠于朝廷的封疆大吏，如青海、Ya Kinchawam、Teasn Kin Chwan、Chun foo、黄浦(Hwangpoo)和新疆的大员。咸丰年以后，得到黄马褂者非常之少，而在帮助中国平息叛乱的西方人中，你是唯一一位得到如此厚赐之人，朝廷以此表彰你的忠诚和贡献，黄马褂是荣誉的象征。这些功绩将被世代铭记，每当想到你会获得更高的荣誉和职位，我就为你感到骄傲。我请霍布森先生翻译和传递我的这封复信，谨祝安好。

李鸿章李鸿章在湖广总督任上的时间不长。他在任期内的行为，尤其是对外国人的态度，与此前如出一辙。他愿意利用外国人，但除了条约规定的权利之外，他不愿给予外国人任何特权。他可能与外国人订立盟约，但他的行事绝不会超出盟约中明文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当凯帕尔上将（亨利·凯帕尔，英国海军高级军官。——编注）打算在长江上游进行一次考察时，情况也是如此。李鸿章非常了解凯帕尔上将是一名卓越的军人，不乏勇气和经验。因此，若李鸿章对外国人抱有好感的话，那么凯帕尔上将就会是他最应该施以援手的外国人之一。不过，李鸿章并不习惯于帮助外国人。凯帕尔上将向李借用一艘小汽轮以便在通信船不便航行的河段上行驶，但是李断然拒绝了上将的请求。

相似的情况还有，当英国领事前来拜访时，李最初关闭了他衙门的正门。李希望领事自旁门进入，而旁门本是用来让官阶较低的清朝官员出入的。当英国领事对此提出抗议时，李的辩解是，根据条约，领事与道台同阶，而中国的道台都必须自旁门通行，因此领事也不应当期望衙门的正门为他敞开。由于领事拒绝在这种条件下拜访他，李鸿章最终不得不妥协，用应有的外交礼仪接待了来访者。这次拜访对他来说确实令人不快，因为他并不希望从领事馆得到什么信息；在李与通商口岸的英国代表交谈时，他不止一次抱怨英国代表的频繁来访给他带来了不良的声誉。此后不久，恭亲王也同样要求英国参赞威妥玛（威妥玛(Sir Thomas Wade)，1852年任上海副领事，1854年任上海海关税务司，1864-1865年任英国驻大清国参赞。——编注）自旁门出入总理衙门。他告诉威妥玛，他和总理衙门的官员因为与外国人有交往，经常遭到其他清朝官员的抨击。那时中国官员和人民对待外国人都是如此，如今情况稍有改善。当然，那时也有对外国人友好的中国人，但是就连李鸿章，这位比19世纪其他中国官员都更“开明”的官员也会吐露如此的埋怨，那么我们不难想象在当时，当多数中国官员私下里谈论外国人时，他们一定会流露出强烈得多的敌意。

但是李鸿章对外国人的疏离态度丝毫不妨碍清廷对他的器重。1869年，他被任命为宰相(该官职相当于内阁大臣)，以表彰他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功绩。因为这次显赫的擢升，李鸿章获得了来自朋友和同僚的雪片般纷飞的贺信，就连李的老母亲都收到了大量贺诗和贺信。其中一首贺诗如下：

尊贵的老夫人！一门八子；

寡居的高贵夫人；

子孙众多；

出身古老的名门望族；

家门显赫，其中一子

是将军和国家重臣；

此子光耀门楣 !

另一个较小的儿子同样出色！

（原文引自《上海通信报》（Tht Shanghai Courier.——原注）在李鸿章就任湖广总督期间，他雇佣了许多外国人，苦心经营了众多企业，其中很为李看重的是马格里管理的金陵制造局。马格里与李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并应邀到武昌拜访了李总督。李鸿章对马格里汇报的工作进展十分满意，并下令成倍地扩大制造局的规模。南京已超出李的管辖范围，他的影响力也很可能在这里式微，然而这座工厂是他一手创立的，因此他对这座工厂给予了格外的关照。同样，他在军事行动中显示出的领导才能让他脱颖而出，使他被视作铲除叛乱的首要力量。镇压捻军并没有为清帝国带来和平。新的反叛势力正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贵州和云南酝酿。大规模叛乱的爆发打破了这个地区曾经拥有的宁静，叛军最终在云南境内建立了一个回民政权（这里指的是发生在同治年间(1862—1874)的云南回民起义。——编注）。这次叛乱的形势发展迅疾，李鸿章随即奉命镇压这场方兴未艾的叛乱。

李总督对这次任务非常冷淡。西南的蛮荒之地部族众多，民风剽悍，当地还盛行种种疫病。然而君命难违，李鸿章只能一面抱怨，一面准备出征。正当他打算出发完成这趟恼人的使命时，北京又发出一道紧急命令，让李去陕西省镇压起义。当时这股叛军已数次击败左宗棠率领的清军。这位将军在中国也以能征善战而闻名。他在此后的战役中为清帝国收复了新疆。左宗棠最著名的功绩是，当他率军挺进中亚时，他下令军队边作战边屯田，从而确保了军队的粮食供给。这种从容的战略安排使他得以彻底粉碎了新疆的分裂企图，然而这种稳扎稳打的风格显然不适合与机动灵活的叛军作战。陕西的叛军距京畿不远，对帝都造成了实在的威胁。因此，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副帅，而李也不负众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平定了陕西省境内的叛乱。

第六章

天津教案——导火索——被任命为直隶总督——镇压反对洋人的示威活动——陈国瑞——处死天津教案中的罪犯——扶摇直上的仕途——治理直隶——遭到御史的弹劾——孝女——轮船招商局

在此期间，天津通商口岸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悲剧。1870年年初，中国各地开始兴起一阵对传教士的不满情绪，在南京和其他中心城市发生了骚乱，天津也陆续发生多起针对外国人的暴动。原有的各种谣言四处盛传。传教士被指迷拐儿童，用他们的眼睛和身体其他器官做药材。流言不断传到三口通商大臣完颜崇厚（完颜崇厚(1826—1893)，清末大臣。1861年任三口通商大臣，举办洋务。同治年署直隶总督。天津教案发生后，出使法国谢罪。光绪四年(1878)出使俄国，擅自与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因此被弹劾入狱，后降职获释。——编注）的耳朵里，但他并没能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谣言的传播。6月21日前，群情激奋的人们包围了一座教会开办的孤儿院，叫嚷道修女们拐卖儿童，还挖去了他们的眼睛。由于当时没有清朝官员在场，狂怒的人群逐渐失去了控制。21日清晨，更夫敲响铜锣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人，奔向基督教堂和法国领事馆。在短得惊人的时段内，这些建筑就被完全破坏了，法国领事和神父被杀，鲜血刺激着骚乱的人群，他们又涌向孤儿院，冷酷地杀害了一心为人们奉献爱心的修女。这次危机需要一名强有力的官员才能处理。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但他已年老体衰，又一向对外国人心存反感，因此他并不能胜任这一工作。出于一种奇怪的巧合，就仿佛谋杀传播开来了一样，两江总督（时任两江总督为马新贻。——译注）在参加阅射返回途中因遭到一名士兵行刺而身亡。由直隶总督迁任其他省的总督无疑是一种降职，但当时的形势非常紧迫，清廷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因此曾国藩受命去南京接任两江总督，而李鸿章则升任直隶总督。

这项新的任命是李鸿章成功途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李鸿章率领大批淮军到达天津。天津人此时仍处于激愤情绪中，因此李鸿章决定采取严厉措施，让人们意识到新任总督的到来。他发布了告示，警告说将采取迅疾而有效的措施阻止任何骚乱。他提醒天津人注意，他曾战胜太平军将领领导的最有力的军队，成功地镇压了捻军；他的铁腕依然有力，而他的淮军仍同以往一样听命于他。

这次任命的圣旨如下：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着驰赴天津接篆，与曾国藩、丁日昌和成林会商，详细研究各犯供词，采取必要措施处置……钦此。尽管朝廷明确命令李鸿章采取行动时应与曾国藩及其幕僚协商，然而不久后，事态的控制权就由李一人独握了。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李鸿章自始就采取了断然的措施。来自外国官方和民间的声音都坚决要求必须处死天津知府和知县，因为他们没能阻止骚乱。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也许会愿意牺牲民众，但会坚决抵制惩处官员。

李鸿章与雅妥玛领事（雅妥玛，英国人，于1867—1870年任驻华外交官。——编注）商谈骚乱事宜时，领事认为是清政府处置不力，李总督断然否认了这种观点。

“事件发生时任职的地方官员如今已被解职，”他说道，“政府已逮捕了八十人，其中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青壮年将受到大清律令的严惩；其他人暂缓追究，但不久后也会受到审判；教会的损失将得到赔偿，特使(崇厚)将远赴法兰西，表达圣上对发生在6月21日之不幸事件的深切遗憾。”

当领事表示知府和知县应对二十余位外国人的死亡负有最主要的责任，解职惩罚对这些人来说过轻时，李鸿章委婉地回答道，官员们之所以会被解职，是因为死者中有一位法国领事（这里指的是时任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编注）。如果遇害的仅为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以他看来，解职就过于严重了。

但李鸿章急切地想要保护的不只是知府和知县。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一名心腹陈国瑞也在6月21日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陈国瑞原本是太平军的一名将领，后归顺清军。他在很多战役中都为清廷立下赫赫战功，深受曾国藩和李鸿章赏识。他对外国人的厌恶是众所周知的。当他身在南京、扬州等地时，那些地方“恰好”就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1870年6月他正在天津，发生骚乱的当天，他无疑鼓动了失控的人群进行破坏。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听到法国领事丰大业射杀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侍郎崇厚的谣传之后才加入了暴动的人潮。在李鸿章看来，陈国瑞的证词足以让他免受一切处罚。恭亲王写给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的信中也为参与骚乱的陈国瑞辩护。“陈提督现身天津完全出于偶然，”恭亲王写道，“他已告病还乡，与骚乱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对这件事我们无需多议。”

这一观点与陈国瑞自己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而总理衙门的一名官员向威妥玛爵士透露的消息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位将军的“某些毫无根据的言论”在骚乱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李鸿章对此讳莫如深，他拒绝讨论任何不利于陈国瑞的指控。陈国瑞在此事件的后续处理中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天津教案后，他甚至得到了皇帝的召见，然后作为李鸿章的随员返回了天津。而总理衙门在这次事件中的态度也令人非常不满。他们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的漫不经心在这次悲剧的处理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总理衙门的官员更在意京城中的蜚短流长，他们善于相互推诿，长于撰写内容重复、冗长的邸报，意在拖延；他们总是把情况推向僵局。法国公使罗淑亚对于北京的谈判倍感绝望，转而与李鸿章商谈。他发现尽管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这位总督大人也很难打交道，但与他磋商具体事宜还是比跟总理衙门扯皮有效得多。因此公使来到天津继续谈判。经过漫长且充满火药味的讨论，公使与李鸿章达成了以下协议：赔偿白银25万两，其中的12万两支付给法国领事及其他四名受害者的家属，13万两支付给教堂；流放知府和知县；处死20名骚乱的首领；流放另外25名参与骚乱者。清政府执行了该协议，按时支付了赔偿金，领导和参与骚乱者则被处死或放逐。李鸿章选择了十月的清晨五点半执行处决，那时天还没有亮。他表示之所以选择这样不同寻常的时间是为了避免再次引发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其实这种偷偷摸摸的处决方式不可能起到任何警示作用。

领事派出领事馆人员旁观，得到的报告是，大约两百名军警自监狱押送犯人到官衙。

“当犯人们听到跪拜的命令时，他们都不肯下跪，”他补充道，“他们身穿明显是政府赠送的簇新的绸衣服，足蹬做工精致的鞋子。他们发型整洁，显然经过女人们精心的梳理，插着女性的首饰……尽管天色尚早，刑场却聚集了很多人。在去往刑场的途中，犯人们向人群大喊：‘我们可有害怕的？’周围的人们立即回答没有。他们还谴责清政府把他们卖给了外国人，要求围观的人们称他们为‘好汉’，并立刻得到人们的大声回应。犯人们的亲朋好友都来到刑场为他们送行，哀恸不已。当犯人们被押到西门外的刑场，主刑官下令行刑时，他们高声歌唱。犯人们引颈就戮，慷慨赴死。刽子手全都是来自南方的清军士兵，他们快速地执行了命令。”（Parliamentary Paper， China. No. I (1871).——原注）

清政府对这一解决困局的方式很满意，李鸿章无疑对此更为得意。从一开始，他就看出法国可能会手持刺刀索取赔偿。虽然普法战争（普法战争（1870—1871），是普鲁士为统一德国并与法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而爆发的战争，由法国发动，以普鲁士获胜告终。——编注）的爆发降低了这种可能性，但李仍认为，最好是做好作战的准备，以预防可能来自白河的入侵。他在大沽炮台装备了克虏伯炮，在河口加固了防御工事，还在大沽和天津之间新建了一些结构合理、适于掩蔽的堡垒。对于军事上遇到的难题，他求助的是马格里先生，马到天津拜访了李，并为改善李正在管理的天津机器制造局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清帝令李鸿章负责管理这座工厂，他的前任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不仅如此，朝廷对李的嘉奖还包括其他任命。朝廷加封他文华殿大学士，补授军机大臣，赏赐双眼花翎，授一等肃毅伯。

至此，李鸿章已成为最受天恩眷顾的官员之一。随着地位的攀升和权力的扩张，他的势力也不断扩展，针对他的诋毁不时发生，多数是攻击他怀有不利于朝廷的野心。对于这些诋毁他置之不理，表现出对朝廷一如既往的忠诚。如今的李鸿章已成为清廷颇为倚重的“中兴名臣”，不论是受到表彰还是遭遇参劾，他都始终如一地听命于天子。

作为回报，李鸿章在任多年，一直深得朝廷信任，成为帝国的肱骨重臣。李在清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天津任职，因此他势必要办理许多涉外事务。自从他成为直隶总督以来，任何一名外国公使或其他外交高官经过天津时都会拜访他。李鸿章以乐于接待国外访客而闻名。他从来访者口中获得信息，补偿了他接待来宾所花费的时间。外交官和其他高官抱着探听消息的目的来到李的衙门，但他们离开时却发现，他们丝毫也没有比来时知道的更多；相反，精明的主人彻底“榨取”了他们的消息。李在处理外交事务的同时也不忘休闲，同时，他还有无穷的精力管理庞大的京畿地区的复杂事务，这实在是令人惊异。李鸿章向朝廷提交的奏折后来作为《京报》的一部分刊出，其中清晰地显示了他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也说明了他的职责多么繁复。1871年发生的特大洪灾淹没了直隶省的大片地区，李撰写奏折向朝廷求助。此外他还请朝廷允许他向江苏和浙江两省求援，当地官员士绅仍对他当年剿灭太平军感恩铭记。幸运的是，在大运河的堤坝溃毁之前，大雨停歇了。这时候的大运河像黄河一样，由于常年淤积，河道已远远高出堤坝周围。李鸿章认为，好天气的重新到来是由于运河中出现了一条蛇，这是龙王的象征。蛇被立刻送进龙王庙，李亲自率领下属恭敬地拜谢龙王。尽管李愿意向这条被神话的蛇参拜，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要减轻和预防灾害，不能依靠下一次奇迹。因此他再次上奏朝廷，禀明疏浚河段治理水患的重要性，也申明了目前手中经费严重不足的窘境。每年，清国国库中都会抽调巨资疏浚运河，但与中国的其他事务一样，这笔专款只有四分之一真正用于治河。李认为只有专款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实际到位，才能保证运河的安全。朝廷应允了他的要求，他开始着手加固堤坝。不久之后，他就向朝廷奏报工程已完成。他奏报自己用了比以前更少的白银，工程质量却远超从前，并建议朝廷擢升此次治理运河中有突出贡献的官员。不幸的是，此后不久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至，运河水随即漫出了河堤，周围的广大地区均被淹没。对李鸿章一向怀有敌意的御史们的机会到了。由于李鸿章位高权重，渴望扳倒李总督大人的不乏其人。这种互相争权的情形在东方国家并不罕见。

一俟运河水灾的消息传到京城，一位姓边的御史就提起如椽巨笔——他对此早有准备——向清帝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参劾折，质问李鸿章在汇报运河大堤万无一失时是否欺君。边御史还明确提议，应将李及其下属降职治罪。此案案情重大，牵涉广泛，李下属的地方官员按御史的奏折被贬，但李本人只受到吏部有名无实的惩处。李鸿章在这个案子中不得不认输，但这次恼人的攻击却令他更加下定决心恢复自己的名誉，彻底挫败心存恶意的御史。带着特有的干劲，李雇佣了他能寻觅到的最有经验的河工，耗费了大量金钱，加固堤坝，终于使大堤达到了他先前上奏朝廷时声称的那种理想状况。李鸿章立即向朝廷汇报了他的成功。作为惯例，朝廷宣布李及其下属官复原职，还格外赐予他们花翎以示嘉奖。

即使如此，这位御史仍不死心。李鸿章出于迷信曾向皇帝报告，在直隶省出现了一秆两穗的小麦，正如明君尧(公元前2356年)统治时那样，并称这是上天赐予的明显的吉兆。边御史认为这一切完全是无稽之谈。御史宣称，这样的小麦经常出现，只能说明它们生长的土地非常肥沃，而不是所谓的天降吉兆。他痛惜地奏报，李鸿章这样的高官不应该如此愚蠢，并建议为防止通报这一类巧合的奏折大量出现，应把李的奏折作为典型加以驳斥。御史甚至进一步暗示李的真实意图不是强调上苍在赞许明君，而是自我表彰他自己治理有方。但这一次，边御史没有上次那么成功，李鸿章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斥责。

李鸿章就其他许多主题向朝廷递交了无数的奏折，这些奏折许多都被刊登在了当年的《京报》上。任何曾为剿灭太平军效力的李的下属一旦遇到困难，李都会施以援手，下属去世后，李也会极力为死者争取哀荣，让家属得到安慰。若某位老人能够幸运地看到第七代子孙，这家人将获得皇帝特赐的牌坊，奖赏这家人的美德。若子女孝行显著，李也会为他们争取朝廷的赏赐。在此可以举一个孝行的典型例子。一个在李辖区内的年轻女子，多年来尽心侍奉父母。当她的母亲罹患重病时，她从自己的手臂上割下一块肉熬汤，希望以此治愈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也的确有所好转。这样的巧合鼓励她又一次重复这种做法，这一次她从她的腿上割肉，希望有同样的效果。但这一次她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她的母亲还是去世了。女儿悲恸不已，认定生命已无可留恋。她精心装扮一番后，登上邻近的宝塔，一跃而下身亡。在李看来，如此真正的孝行值得大肆表彰，他请求皇上亲自题写一块匾额赐予这位女子的亲属，让他们在其宗祠中永远纪念这位孝女。（《京报》，1873年6月11日。）

这一时期李鸿章上奏的都是朝廷乐见的消息。当时清政府会直截了当地疏弹不称职的官员，另外，在李鸿章的建议下，政府还会按照中国的连坐律对有部下玩忽职守的官员降级或免职。另一封奏折突出体现了中国官僚的特质。李向朝廷汇报，一位被降职的官员从洪灾救济金中拿出千两白银，以求恢复荣誉和官位。尽管事务繁重，李总是能抽出时间表现出更加丰富的一面。李向清帝提议重修清史。清史的最近一次修订还是在140年前，而140年间发生了许多需要记录的变化。此外，在李看来，上一版的编撰极其冗余，包含了太多不必要的材料。李鸿章提醒皇帝，佛教和道教不过是异端杂说，儒家学说才是正统。所以他认为上一版中将许多佛教和道教著名人物的传记载入史册是错误的。这表现出李鸿章的典型性格。他是忠诚的儒家学说的信仰者和保守儒家道统的继承者，他的怜悯之心和心智都受到道统的限制；用一句儒家名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来形容李鸿章是非常贴切的。

李鸿章另一项巩固清朝根基的功绩就与文化无关了。这件事直接表现了他对于在华西方企业的敌意。黄河和大运河南段的状况日益引发朝廷的不安。清国依赖漕运将南方的粮食运抵北京，但由于长期以来疏于治理，大运河已不适于航行。各省行政官员纷纷上疏提出疏浚运河河床的方案。李鸿章也撰写了一篇很长的奏折，列举各种方案的优缺点。他认为比起其他各种方案，最重要的举措应该是鼓励和发展海上商业运输。这一提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李立即提出了一个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具体方案：成立一个专营海运的企业，购买外国的汽轮，这必将使中国的企业能与在华的外国企业展开竞争。为推行这一政策，他首先成立了轮船招商局。李在以下奏折中宣布了这家官督商办企业的成立：经皇上批准，在我的建议下，现成立轮船招商局，鼓励商人试运营轮船，主营粮食运输，同时在各港口间运输货物和客人(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招商局总部设在上海，分支机构分别设立在天津、广东、香港、福州、汉口、晋江、宁波、烟台和营口。本国的商船依旧需要向当地督抚缴税；至于那些由洋人建造的汽船和帆船，但凡改挂大清龙旗者，均可在通商时享受更大的便利和实惠，这些船只同样需要比照外国税率缴税。这套规定已获总理衙门的批准，并已在上述港口试行。鉴于中国商人的居住地可能远离各港口城市，因而不熟悉有关事宜，这篇公告的目的就是晓谕华商，凡是在轮船招商局特许运输范围内的货物均应按照新的规定纳税；不在特许范围内的货物应依照原有的规定在每一处关卡纳税。任何蓄意违反规定、有意逃税的商人，将依照大清律令受到严惩，他运载的货物也将充公。所有相关人等必须谨慎遵守以上律令。 方案就这样实行了，它注定有着很多不确定性和多舛的命运。中国商人对官府执掌的企业一直都抱有深深的怀疑态度，而他们的怀疑绝非毫无根据。我们将在后面的章中介绍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多舛的命运，尽管这些企业获得了李鸿章的鼎力支持。

第七章

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与秘鲁和日本的协议——台湾困局——争端开始——日本侵略台湾——北京谈判——日本人的要求——威妥玛爵士的调停——拜谒黄陵——皇帝和皇后殡天

李鸿章最主要的职责是他作为外交事务专员的责任。早在中法两国还在就如何处置天津教案的案犯进行商议时，李就一直在担心可能会爆发新的战争，而镇压太平军的这段经历让他彻底意识到中国还完全没有准备好与欧洲国家开战。因此，他计划极力筹备京畿的防务并尽一己之力建设更高效的陆海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所管辖的直隶境内武装和训练了大批湖南兵士，并时不时地配备外国炮艇保卫海防。早在1872年，日本的发展进步就引起了李的极大不安。他满怀忧惧地关注着日本陆海军采用了西方的体制，预料到在不久后的将来日本就会用武力威胁中国。但既然这一天还没有到来，他就有责任通过外交手段与危险较小的帝国周旋。

在希望与中国签订条约的世界各国中，秘鲁也派出使团来中国磋商条约细则，这支使团由加西亚上校(Captain Garcia y Garcia)率领。这次出使，上校肩负着沉重的使命。多年来，上校的同胞秘鲁人经营着从澳门向外迁移中国人的一个企业，在中国官方看来，这无异于绑架中国人，让他们沦为奴隶。因此，当上校开始与李鸿章谈判时，中方提交了一份有条件的声明，上校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既无法接受，又很难断然拒绝。李坚持必须释放所有在秘鲁受雇的中国苦力，如果有愿意回到中国者，秘鲁政府应负担其回国的费用；必须保证未来所有移民秘鲁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一样，拥有自由行动的权利，而且，在相同的条件下受到相同的待遇；未来秘鲁不得再从澳门海运中国人出境。在做了一些修订后，加西亚上校不得不接受了这些条款，拖延了几个月后，条约（即《中秘通商条约》。——译注）终于定稿，李鸿章和加西亚上校分别代表中国和秘鲁签定了这份协议。

日本已确立新的自由国体，它也声称享有与中国签约的权利，李鸿章看到日本大臣副岛种臣（副岛种臣(Taneomi Soyeshima，1828—1905)，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中日甲午战争和中俄战争的积极鼓吹者。——编注）来使，更加深切地感到前进中的中国近邻的发展。李总督看到日本使者穿着西式服装，倍感有趣，同时，他也认为日本人丢弃传统，使得东方人之间的联合不复存在，因而感到深深的愤怒和耻辱。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想要让他们承认“中日已平起平坐”的观点还多少需要一些自制力。过去，中国一直视日本为附属国，甚至就在副岛种臣来访之前，中国的总理衙门还习惯于带着优越感看待这个位于中国东面、太阳由此升起的国度。尽管如此，如今中国必须与日本签订一个条约，显然，这还将是具有平等地位的两国间的条约。（条约规定，一旦遭遇其他国家的入侵，中日双方有义务相互支援；双方将在条约规定的港口城市互派领事，保护本国侨民的利益。经过磋商和谈判，双方终于就条约的具体条款达成了一致，1873年4月30日，中日两国在天津交换了批准文件，李鸿章再次作为换约代表参加了这次仪式。作者对中日签订条约的过程描述过于简略，史实应为：中日双方于1871年9月，由李鸿章代表中国，由大藏卿伊达宗城代表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条约》，而条约签订完不久后，日本即有反悔之意，于1873年趁日本船员遇害事件之机再次派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换约”。——译注）

中日两国的关系就此定下了基调，直到1874年，两国之间发生了不寻常的严重冲突。对于中国统治者而言，台湾一直是治理的难点。岛屿西部地区较发达，直接接受清政府的统治，而东海岸的山地地区居住着原住民的诸部落，这些部落一直不服管制，中央政府对台东的控制一直是名义上的。这些原住民部落的生活方式相当原始，其中的一个主要部落赖以为生的是附近海域的失事船只。这个地区每年都要经历台风等极端天气，无数失事的船只都被冲到台湾岛东岸的海滩上。当地原住民会打捞船上的货物，由此获得生活必需品，但那些劫后余生、已到海滩上的船员最后还是会丢掉性命。1874年年初，一艘日本船也在这片荒凉的海滩搁浅，正如以前无数次发生的那样，船上的全体船员也照例被杀死。（这里记载的日本船员遇害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有问题，它应该发生在1871年年底，其后，日本才借机逼迫中国换约，替代了原有的平等、互惠的条约。——译注）

如果是平时，这样的事情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从本质上看，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尤其是它不久前才依照欧洲方式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因此而开始倍感自豪和强大。武士及其下属在日本的历史上就曾多次让这个国家陷入持续的内战状态，日本的和平年代也因此而格外短促。不过，令现在的日本武士感到满足的不再是自相残杀，而是学习外国的战术和武器知识。当他们逐渐习惯现代军事力量带来的愉悦时，就不免跃跃欲试，要检验它们的威力，在台湾岛被杀的那几个日本人正好给了武士们一个进行武力试验的机会。日本国内较大、较有力的一个派别(魁首大久保利通)并不赞成对外侵略的政策。但强硬派占据极为明显的优势，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对这次残忍的事件作出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过于短视，事后来看，这对于中国是致命的缺陷，当时总理衙门声称这些台湾原住部落不受中国政府司法权管制。这一声明更是给了日本好战派一个极好的借口，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日本政府发言人宣布，既然如此，日本要亲自处理这次事件。日本派兵进驻台湾，径直与当地部落开战。显然，日本在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之后需要派遣专使赴京向中国政府进行解释。日本任命的专使就是副岛，他及时赶到了天津，和往常一样拜访了李鸿章，后者是就此事件进行谈判的全权代表。但是，李鸿章已经熟知这个日本人性情狡猾，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挠日本与清政府的谈判进程，因此他以相当强硬的态度冷冰冰地接待了副岛。在这次拜访时，李鸿章一如以往那样试图进行政治讨论，并在发表意见时递给副岛一张写着孔子格言的纸，谴责一国对他国领土的侵犯是非法的(“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然而，副岛显然是外交谈判的老手，他根本不理会李鸿章的政治观点，对古代圣贤的格言也不屑一顾。他声称，他接到的命令是在抵达北京后才能就船员事件进行谈判，所以，他不会使主人李总督为难，让他承担外交交涉的失败，接着他便告辞了。

北京对日本要求的回应完全是典型的中国政府的做法，他们已习惯向近年来发生的中外战争中的胜利方妥协，这次对待日本也采取了相同的态度。一开始，北京方面态度强硬地表示，在日本首先从台湾撤军前将拒绝任何谈判的要求。然而，当他们发现日本不为所动时，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就转而向各国公使求助，以一种举棋不定的态度请求列强出面居间调停，并许以向该国购买船只和枪炮的条件。托马斯·威妥玛爵士(Sir Thomas Wade)对于他在谈判中所担任角色的描述就非常有趣。中国一直在战与和两种立场之间摇摆，这令威妥玛爵士对中国最终的谈判目的非常困惑，为了弄清他们的想法，他给恭亲王写信提出了以下问题：“中国真的希望接受调停吗？如果是这样，调停者要着重在哪方面进行劝说？若要日本接受调停，中国方面有一个底线吗？中国政府有哪些要求，对日本有哪些要求？万一谈判破裂，中国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清政府来说过于直接，难以回答。

众所周知，李鸿章反对与日本达成任何妥协。他已为中国水师配备了舰艇，为将士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来复枪，他相信，相对于日本，他会在战争中占据优势。他认识到，尽管日本士兵不如中国士兵孔武有力，但他们具有行动更迅速的长处，日本成为中国在未来交锋中难以对付的敌手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在北京，议和派占了上风，北京政府最后决定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出于惯例，中方有人提出要出资补偿日本远征所花军费，此后，北京谈判讨论的不过是赔偿的具体数字。日本特使索赔三百万两白银作为日本撤军的条件。当大久保利通作为全权特使来到北京时，中国在谈判中所争取的不过是讨价还价以出资赎买自己的国土。大久保利通的出现是和平解决争端的保证，经过反复磋商，日本获得五十万两白银用以补偿军费。

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但因为不能立即支付这笔款项，大久保要求清政府提供某项担保，确保未来会付款。中国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大久保一度中断谈判，直到威妥玛爵士出于尽快恢复和平的考虑，愿意以个人名誉担保，中国政府会付清这笔款项。对于恭亲王和他的众多同僚而言，这样的和平结局是令人满意的，但李鸿章对此非常失望，他失去了证明他已做好战争准备的机会。

尽管中国政府被迫向侵略者妥协并赔偿，但他们却绝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撰写条约的条款用的都是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出于这一考虑，其中的词句都显得非常古怪，值得在此引用：

“就台湾发生的船民遇害一事，中日两国政府达成了以下一致意见，见证人为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条约即日起生效，双方应各尽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首先向此次事件中被害的日本国难民之家属支付抚恤银10万两，日本在台军队将于12月20日全部撤走，在此之前，日本在台因兴建道路和房屋共花费40万两白银，届时清政府应如数奉还这笔费用。日本撤军后，这些道路和房屋仍可为台湾人民所用。”（Parliamentary Paper. China. No. 2(1875).——原注）诸如此类。

如果说中国政府急于在官方文件中掩盖妥协的真相，那么，他们更渴望在最高程度上阻止国人了解他们对日本的屈从。《京报》对这次谈判只字未提，在这一时期的《京报》上台湾仅在一篇常规综述中被提到过一次，“日本蠢蠢欲动，欲与台湾生蕃作战，各水师哨卡应提高警惕，巩固防卫”。几个月后，带着古怪的民族自负，清政府颁布了一道圣旨，赐予当地武官荣誉和赏赐，表彰他们在与被日本征服的生蕃的战斗中获胜——这种指鹿为马的例子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绝非偶见。尽管《京报》对台湾争端未发一言，李鸿章却在他管理直隶过程中多次在奏折中提到此事。1874年春，皇上和太后宣布他们要去拜谒祖陵，皇陵位于直隶境内，李鸿章有责任督察当地，平整从北京到皇陵的八十英里的道路。4月10日，浩浩荡荡的皇室队列自皇宫出发，据《京报》记载，在第一个休息处，李鸿章献上了各种水果和黄花鱼——一种据说只有在每年4月才能见到的鱼，在各种美食没有端上皇帝的餐桌之前，当地百姓也不得进食。李以相似的方式，在沿途各地侍奉皇上，他用配以佐料的蔬菜刺激皇帝和皇太后的胃口。

李鸿章的责任并没有随着皇帝回宫而终止。由商人承办的骆驼和大车队从出发时就一再延误行程，李总督必须设法解决这一问题。沿途还出现了几个告御状的人，其中的一些还提供了言之确凿的证据，这也说明当地法度松弛。但最终这些人还是没有被免除原定的惩罚。每一个告御状的人都被痛责一百大板，还被拘押了起来。李还以律令残酷地惩罚了另外的犯人。李的奏折共上报了三件1874年的凌迟处死的案子；其中的一件由他亲自负责执行。每一件案子的罪犯都犯下弑父或弑母的重罪，另一件类似的惨案是由一名精神错乱者犯下的，他对自己的行为不应负责，但依照中国法律，精神失常不能作为免罪的凭据。还有一个判处了这种极刑的案件突出显示了中国律法奇怪的复杂程度。李鸿章奏报道，有一个沉迷于酒色的青年，给他的父母造成无尽的烦恼：第一次，他从家里偷出一把锄头典当了，这把锄头后来是由他的母亲赎回的；第二次他又拿了锄头，正在此时，他母亲出现了，她大声叫喊，让他还回这件农具。青年的父亲听到呼叫后也赶来了，却被青年原本扔向他母亲的石头砸得头破血流，最终身亡。由此，青年先被判处死刑，进而改判凌迟的极刑。接下来发生的是这个故事中最奇怪的部分：当青年的极刑被执行后，他的母亲也因激怒她的儿子，从而导致她丈夫的死亡而被判刑，处以三十大板的惩罚!

这一年年底，清国接到上天的警示，金星将于12月9日经过中天，因此皇帝患上了天花病。据说开始时，皇帝的病情并不严重，很快就痊愈了，诊治的御医都得到了重赏。然而，到了1875年年初，皇帝的病情出现了反复和恶化，1月12日，他驾崩了，按照汉语中夸张的说法就是“皇帝化身为龙重归天庭”。接着发生了在东方宫廷中常见的一种深宫中的阴谋。年轻的皇后阿鲁特氏很可能会产下一名遗腹子，他应该是将来会继承皇位的太子，而皇后将成为摄政的太后。这样一来，宫中两位处于暮年的太后，其手中的一切权力都将被攫取，她们长年以来一直把持着朝政。一场针对这位寡居的年轻皇后的阴谋展开了，她已身染重病，腹中的婴儿尚未诞生。不久后发布的公告称皇后死于悲伤过度，这种说法自然引起了极大的猜疑，最通行的阴谋论版本因为以下事实而显得格外可信：皇帝死后，皇太后立即指定醇亲王之子为太子，这实际上剥夺了皇后腹中婴儿的皇位继承权，如此，皇太后就仍有权力摄政。李鸿章认为对这个可怜的女人显然应给予一些补偿，因此他在奏折中建议赐予皇后无数敬称和头衔：军机大臣李鸿章及其他官员遵旨仰祈圣鉴：先皇后出身名门望族，兼具所有美德，与先皇大婚后成为中宫皇后、后宫之首；她的美德泽被后宫。水作为女性的象征，也是大地上万物的源泉，先皇后具有水一样的美德，包容万物，同时也成为先皇最贤良淑顺的内助。

先皇后的温柔和美德是天下女性三从四德的典范，她的公正足以统率六宫。先皇后的举止谦逊合宜，三年来她为朝廷增光，后宫在她的治理下井然有序，她为勤勉处理朝政的先皇分忧解难。作为年迈的两宫皇太后的子媳，先皇后对两宫太后恭敬孝顺，赢得了太后的欢心；先皇后所具有的女性应有的一切美德，显然已为后宫诸嫔妃树立了楷模。依照祖宗体例，应赐予先皇后与其美德匹配的墓志铭和谥号；诸大臣受命编阅本朝惯例和圣人经典，选择最适合的谥号。除了以上提到的诸多优点，先皇后以两项美德而闻名，她平生格外谦逊，先皇与先皇后相处格外和谐，堪与日月同光（日代表男性，月代表女性），先皇后对先皇格外柔顺，严格遵从乾坤大道，因此，内阁大臣们提交两个谥号供选，二者都很好地体现了先皇后的美德，品德出众，性格柔顺。两个谥号都由十二个英文字母组成。朝廷降旨用朱笔御批了这位皇后的谥号：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意思是：孝顺、贤明、优秀、柔顺、贞洁、谨慎、善良和聪颖的皇后，她的行为遵从上天的意旨，她的一生为圣贤之说增加了光泽。

第八章

云南勘探队——马嘉理被杀——威妥玛的要求——总理衙门漠视——受命与威妥玛进行谈判——威妥玛离开北京——李鸿章再度被委任为谈判代表——天津请愿书——李鸿章赴烟台——《烟台条约》

李鸿章成为宠臣，不时需赴京参与国事商谈。遗憾的是，新政权不但开局不利，外交关系同样陷入困境。英国驻印度总督派英军上校伯朗率领一支勘探队经缅甸八莫进入中国西南省份云南境内，试图打开通往中国内陆的通道。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马嘉理被委任前往边境与伯朗上校会合，全程陪同勘探队进行“考察”。马嘉理从中国东部到西部一路畅通无阻，最终抵达八莫，与等候在那里的勘探队会合。云南当地官员对其极尽地主之谊，特别是李珍国。马嘉理的名字注定要与之后发生的严重事件联系到一起。

不凑巧的是，勘探队从八莫出发的时间比原定推迟了三周。就在他们向中国边境进发时，他们得知有中国武装人员集结，试图阻截勘探队。对比此前一路西行所受到的款待，马嘉理不愿意相信这一传闻是真的。在得到伯朗上校的同意后，他带领一干人作前队探路。1875年2月19日，他安全抵达云南的蛮允。然而第二天，马嘉理就被杀死。与此同时，中国有大队人马向伯朗上校一行发起攻击。伯朗上校一行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袭击，但显然他们已经不可能继续前进。他们退回到缅甸的八莫。此事很快传到北京，威妥玛爵士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并要求英方和清政府官员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就在几个月前，威妥玛还出面调停，阻止了中国和日本间一场惨重战争的发生。当时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对威妥玛尚怀有感激之情。因此威妥玛认为这一回清政府也会积极满足英方提出的要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数月来，清政府方面一直支吾搪塞，声称并没有收到马嘉理被杀的正式报告。尽管威妥玛方面已报告事件详细始末，但清政府还是命令云南省官员进行调查，并让李鸿章派一名官员陪同威妥玛专门委任的参赞格维纳（格维纳(Thomas George Grosvenor)，1882—1883年任英国驻大清国参赞。——编注）前往云南。李总督选派了一名姓宋的道台，但是他的品级并不足以担任如此重要的职责，因此清政府随后又令李鸿章的哥哥——湖广总督李瀚章前往蛮允继续查办此事。

章与此同时，威妥玛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因为当时只有上海才能与伦敦唐宁街通电报。他去上海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方便与格维纳联系，后者被遣往长江边的武昌监督李瀚章，看其是否已经准备好前往云南。不过李瀚章并不急于赴滇，格维纳对他早日起程西行的期待破灭了。格维纳只能将情况如实汇报给上级。此时威妥玛已没有理由再在上海逗留，他再度启程北上，途经天津打算回到京城。然而在天津，李鸿章已经准备好就“马嘉理案”与他进行谈判。8月11日的备忘录里记录道：威妥玛向李鸿章表达了对他兄弟行为的强烈不满，并向清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在威妥玛看来，在“马嘉理案”合理解决之前，清政府理应答应所有的要求。他提出的要求包括：

“如果中国政府想要避免类似误会再次发生，就应该先从内部改善现有的外交政策。其次，中国政府应该全力改进通商口岸和内地的贸易条款。现有的规定过于繁复，有时甚至导致贸易告吹。外国商人在利益受损的同时也受到不小打击……第三，恭亲王应该立刻向我出具书面保证，派护卫队将格维纳安全护送至蛮允。如果他想要绕道仰光再返回，护卫队应当护送其至距离最近的边境点八莫……第四，再给我开一份书面保证，为印度来的新勘探队提供护卫……第五，恭亲王在得到我方递交的此次暴行的报告后，应立刻将其呈给皇帝。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近6个月时间，云贵总督岑毓英递交给北京的奏章里仍没有最新进展，清政府应下令要求其作出解释……第六，清政府应立即派一名高级官员前往英国，代表政府进行道歉……第七，清政府应在《京报》上公布遣使入英道歉的消息。”

威妥玛提出的这些要求都是非正式的。因为就像他不断向李鸿章施压的那样，他作为英国公使，只能与总理衙门进行正式的谈判。但他发现李鸿章试图息事宁人。他向威妥玛保证，会敦促哥哥李瀚章尽快对马嘉理被杀案以及伯朗上校一行遇袭事件进行全面调查。此外李鸿章还表示会建议总理衙门同意威妥玛提出的要求。但后面这项保证并没有实现。对其提出的改善外交政策的要求，总理衙门的回复是，中方很少出现由非外交大臣负责对外交流的先例，“他们没有理由要与驻扎北京的外方代表沟通”。对于威妥玛提出的第二个要求，总理衙门表示愿意进一步修改贸易条款。同时，他们也认可第三和第四个要求，即派护卫队将格维纳护送至云南，并且允诺为将来英政府派出的从印度到中国的勘探队提供护卫。与英国不同的是，按照中国传统，除非事情解决，否则皇帝不会下任何旨意，因此总理衙门没有将威妥玛的事件报告上交给皇帝。至于派特使前往英国，衙门称他们确实在讨论相关事宜，不过“眼下没有合适的人选，因此不可能立刻进行”。既然无法派出特使，威妥玛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自然得不到满足。衙门还补充道：“作为臣子，是不能向皇帝颁布的法令提出异议的。”

总理衙门的这番表态令威妥玛大为不满。他决定重返北京，试图以个人影响力向衙门施压。但就在威妥玛离开天津前夜，李鸿章恳请他延后行期。他表示已收到一份即将公开的旨意，委任自己和丁日昌就“马嘉理案”与英国公使进行协商，以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几天后，这份简单明了的委任令正式颁布：“特派李鸿章和丁日昌在天津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先生就‘马嘉理案’进行协商，就最终解决方案达成一致。”委任令的颁布，加上恭亲王的一番赞美之词“让他(威妥玛)迫不及待地与李、丁两位大人展开谈判”，他相信当初与这些官员进行谈判的选择是正确的。双方的会晤颇为友好，一致认同应向总理衙门上奏谴责云南巡抚岑毓英拖延调查，并在《京报》上公开。总理衙门立即拒绝让步。某位协办大学士观察认为，“李大人在天津作出的承诺没法在北京实现”。

但事实证明，总理衙门的态度并不像一开始那么坚决。9月28日，清政府下令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令英方满意的变动。获得这道旨意后，威妥玛便同意格维纳随李瀚章一道启程前往云南。此时李瀚章已经准备了两个月。

但总理衙门拒绝兑现李鸿章作出的其他承诺，使得威妥玛难以与李鸿章继续正式的联系。但实际上威妥玛仍再三与李鸿章碰面，共同商谈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和所有中国官员一样，李鸿章的宗旨是为上级效劳。他随时作好准备在必要时牺牲平民和一部分下级官员的利益。但同时他又积极保护任何与自己等级相当或相近的人的权益。对“马嘉理案”，李鸿章已经准备将罪名推到李珍国以及其他地位更低的官员身上。不过他不愿意云南抚台牵涉其中。即便是对李珍国，李鸿章也希望他得到的是最轻的处罚。李珍国坦言自己参与了对勘探队的袭击，但是他极力建议威妥玛将自己的名字从被告名单中去除。他的理由是，一旦八莫和云南达成外贸协议，他对边境部落拥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确保边境贸易平稳进行。

如果总理衙门能够对李鸿章与威妥玛的谈判予以足够的支持，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纠纷就有望在1875年8月得到完美的解决。然而自从指定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之后，总理衙门就表现得极为淡漠。随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支吾搪塞以及对北京的最高权威的拖延不报。有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足以说明清政府的特性，并且从某种程度上对李鸿章在谈判中的诚意打了一个问号。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李鸿章与白齐文反目，矛盾一触即发。当时李鸿章派薛焕到北京，向清廷禀明自己的立场。卜鲁斯爵士认为薛焕敌视外国人，在此事件上挑拨离间。但是总理衙门并不理会英方的抗议，仍任用了薛焕。薛焕当时已经退休回到四川原籍。在李鸿章的建议下，这个煽动者被任命与李瀚章一起调查“马嘉理案”。在天津一次与威妥玛的交谈中，李鸿章无意中提及薛焕将参与调查一事，但由于《京报》上未刊登相应的旨意，威妥玛也无法获得确切消息。但事实证明，李鸿章的消息是对的。不过清政府清楚任命薛焕会遭到英方的强烈反对，因此故意隐瞒了五六个月的时间。此时薛焕已经完成了他能做的所有破坏。

鉴于清政府如此态度，云南的调查结果自然不能令英方感到满意。威妥玛寄信给恭亲王，抗议自己被总理衙门和当地负责调查的中方官员“愚弄”。清政府一会儿称元凶是当地的乡民野人，一会儿称是当地武装，一会儿又称是低级官员，但威妥玛坚决地全部不予认可。他的正义感被愤怒点燃，他愤怒于清政府对这些被处以极刑的人的冷漠。而他认为，这些人压根与案件没有关联。因此，威妥玛决定把处罚一事先放在一边。他再次重申如果总理衙门仍旧不就马嘉理被杀案和伯朗上校一行遇袭事件予以补偿，他将中断两国的外交关系。但是清政府没有做出让步。威妥玛见状便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中英此次谈判充满了太多变数，双方来回博弈，陷入僵局。威妥玛离开北京的消息传出后，恭亲王等人皆感震惊。原本，清朝官员不会对政府做出的决定提出异议，但这一次他们决定予以挽回。恭亲王立即下令李鸿章在天津重启与威妥玛的谈判。恭亲王派人快马加鞭，赶在威妥玛抵达天津时将信送至其手中。在信中，恭亲王告知威妥玛自己已下令给李鸿章，并且对威妥玛如此匆忙离开北京表示歉意。李鸿章则奉令邀请威妥玛就“马嘉理案”重新展开谈判。中国外交家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永远不会吸取以前的教训，除了能满足他们国家荣誉感的事，他们记不住任何东西。恭亲王和李鸿章都表态此前的谈判结果不算数，但威妥玛拒绝了重启谈判的邀请。此举完全出乎李鸿章的意料。威妥玛给出的理由是，就在几个月前，总理衙门就命令李鸿章参与谈判，但他们立刻借机对李鸿章不理不睬。

因此，威妥玛对李鸿章的恳请置之不理。到上海后，赫德爵士也随他而至，将恭亲王的信函以及总理衙门的暗示告诉威妥玛。只要威妥玛同意与清政府的特使会谈，他们会禀报皇帝，由后者亲自任命钦差大臣。这个条件让威妥玛松口，他表示愿意在8月中旬于烟台与李鸿章谈判。最初清政府提议由两江总督沈葆桢担此要务，但鉴于时事状况，沈葆桢并不适合，李鸿章最终受命。

不过对要亲赴烟台与威妥玛谈判还是令李鸿章感到不快。特别是自己去烟台会见英国公使而非英国公使主动前来让他觉得有失身份。中国政治家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会运用很多手段，这一次李鸿章的行事方式就十分典型。天津官员得到暗示，如果他们能找到借口阻止李鸿章赴烟台，后者将会非常满意。于是很快就有煽动性的消息传出——数周来，天津饱受干旱之苦，百姓有暴动迹象；而当地人素以蛮横、不服管教闻名，李鸿章是唯一可以压制他们的人。因此天津的舆论导向普遍担心，此时将李鸿章调离可能会让当地发生暴乱，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堪忧。其中一名主要煽动者曾经参加过天津教案，他在这场谣言中故意现身。由此可以认为，李鸿章对底层民众十分熟悉。但他有时却反复无常，对民众冷酷无情。几年后天津陷入饥荒，李鸿章负责为灾民提供补给。可他在分发给灾民的小米中混入大量的明矾，以检验申请救济的灾民是否真的饥肠辘辘，同时他也能中饱私囊。

受到煽动谣言和舆论的影响，天津地方官员派出代表团前往烟台，向威妥玛递交请愿书。具体如下：

1876年8月10日

大清帝国天津巡抚向尊敬的阁下请愿。

我们获悉李鸿章大学士领命前往烟台，与阁下您就某些事宜进行商谈。外界都认为他会立刻启程。最初我们获悉阁下也将很快抵达烟台，但随即听闻会谈将延后，不过接着又有声明称阁下还是会在烟台。

如此反复让外界颇感迷惑。恰逢天津春夏遭遇严重干旱，农作物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地方官员束手无策。

天津省的处境和1871年遭遇洪灾时十分相似。那一年，整个天津省的百姓多亏了李大人相助，才得以摆脱困境。李大人向皇帝申请免除当地百姓税收，并且发放救济粮，从而挽救了众多百姓的性命。

此刻，旱灾使得天津百姓食不果腹，怨声载道。天津作为港口城市，有很多外国商人居住于此。饥饿过度的天津百姓很可能做出抢劫等偏激行为，给中国和外国商业区带来极大的影响。

李大人目前正忙于制定镇压暴动的策略，让天津省重归安宁，希望中国以及外国居民都能免受伤害。并且天津是通往首都的咽喉要道，李大人是我大清王朝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受到整个国家权贵与百姓的尊重。

阁下的国家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保持友好的关系，对此，我们铭记于心。无论何时，阁下总是愿意屈尊同意我们的请求，而我们天津地方官员以及老百姓一直以来也抱有感恩和珍惜之情。经过再三思量，现委任特使郭嵩焘和马大人为代表，与阁下会面，并邀请阁下屈尊出访天津。

如果您接受我们的邀请，李大人就能在平复天津动乱的同时处理国际事务。我们将无比感激。

当然扫除贵国政府和我国政府之间谈判的一切阻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恳请阁下与李大人进行会谈。

上述文书以正式公文形式递交，有特使的签名。信封内装四页红笺，上面是天津45位地方官员的名字以及官衔。

彼时威妥玛尚未抵达烟台，因此由公使秘书迈耶斯先生负责接待天津代表团。他告知代表团成员，皇帝已经下旨，李鸿章不可能违抗圣命。圣旨上说：“由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担任钦差大臣，立刻前往烟台，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先生进行谈判。”同时代表团成员获得保证，李鸿章此次的任务是和平的，关于李鸿章可能被扣留为人质的担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威妥玛8月10日到达烟台后，双方立刻重启谈判。此前，威妥玛一直认为云南巡抚岑毓英应对滇案负责，坚持要求将岑毓英押往京城审讯。威妥玛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在他看来，岑毓英是个凶狠野蛮的人。在云南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中，岑毓英不分青红皂白，大量屠杀人民进行镇压。这让人联想到两广总督叶名琛。1857年，叶名琛砍下了7万余人的头。不过和岑毓英相比较，叶名琛尚且算是仁慈。威妥玛认为，如果没有岑毓英的指示，下级官员是绝不敢冒让国家卷入对外战争的风险，下如此命令的。李鸿章则回应道，英方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才能将岑毓英押往北京。最终，威妥玛放弃了这一要求，但他也提出了其他一系列要求。中方的和解态度让威妥玛颇为满意，但是他在随后给德比伯爵的信中写道：“大部分受过教育成为官员的中国人不擅长处理对外事宜。尽管在他们不情愿的情况下，与外国人的接触日益增多，排外主义现象有些许缓解，但仍然容易出现矛盾和分歧。传统保守的中国人会用‘叛国者’来形容追求革新的同胞。李鸿章大学士就经常被称为‘叛国者’。虽然频繁处理外事，尤其是战争方面事宜的经验，让他意识到中国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的必要性。但他始终尊崇中国历史和传统哲学，并不接受任何需要妥协的方法，也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尊严和利益。”

中英双方都希望尽快达成协议。英国外交部的担忧让威妥玛清楚地意识到，不能让英国政府与总理衙门深入纠缠下去。李鸿章则抱着避免战争的目的，愿意“和平”了结此案。此时云南巡抚岑毓英因为奔母丧已经离职，而被认为刺杀马嘉理的李珍国和十一名当地“野人”已经被逮捕，在云南接受审讯。总理衙门表示这是依照证据来行事。根据李瀚章提交的调查报告，云南当地山民野人试图勒索马嘉理，遭到拒绝后便杀了他，并在李珍国的教唆之下，向伯朗上校一行发动袭击。李鸿章承认云南省巡抚也需要为此负一定的责任，因此岑毓英已经被降职。李鸿章保证李珍国以及其他被捕的凶手会受到严惩。不过，尽管威妥玛相信李珍国是伯朗上校遭袭的幕后策划人，但他认为其余被清政府捉拿的山民野人与谋杀案毫无瓜葛。

因此，威妥玛拒绝同意惩罚这些犯人。他要求进一步谈判，并提出了其他商贸相关要求，以期与清政府达成协议，确保类似暴行不再发生。李鸿章没有提出异议。1876年9月13日，威妥玛和李鸿章签署了《烟台条约》。条约如下：

第一端 昭雪滇案

一、威大臣另有拟作为滇案奏稿大概底本，先与李大臣商定，或由总理衙门或由李大臣具奏均可。惟于出奏之前，须将折稿交威大臣阅看，会商妥当。

二、奏明奉旨发抄后，由总理衙门将折稿、谕旨恭录知照，并由总理衙门通行各省，将此次折件、谕旨详细列入告示，一并照会威大臣查照。威大臣即照覆声明，限两年为期，由英国驻京大臣随时派员分往各省，查看张贴告示情形。将来或由英国驻京大臣行文，或扎行各口领事官员转为照会，即由地方大吏派委妥员，会同前往各处查看。

三、所有滇省边界与缅甸地方来往通商一节，应如何明定章程，于滇案议结折内，一并请旨饬下云南督、抚，候英国所派官员赴滇后，即选派妥干大员，会同妥为商订。

四、自英历来年正月初一日，即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定以五年为限，由英国选派官员在于滇省大理府或他处相宜地方一区驻寓，察看通商情形，俾商定章程得有把握；并于关系英国官民一切事宜，由此项官员与该省官员随时商办。或五年之内或俟期满之时，由英国斟酌订期，开办通商。至去年所议由印度派员赴滇，曾经发给护照，应仍由印度节度大臣随时定夺，派员妥办。

五、所有在滇被害人员家属，应给恤款，以及缘滇案用过经费，并因各处官员于光绪二年以前办理应偿还英商之款，威大臣现允为缓付，共关平银贰拾万两，由威大臣随时兑取。

六、俟此案结时，奉有中国朝廷惋惜滇案玺书，应即由钦派出使大臣克期起程，前往英国。所有钦派大臣衔名及随带人员，均应先行知照威大臣，以便咨报本国。其所赍国书底稿，亦应由总理衙门先送威大臣阅看。

第二端 优待往来各节

此端即指驻京大臣等及各口领事官员等与中国官员彼此往来之礼以及两国审办案件各官交涉事宜。

一、案查光绪元年九月十一日总理衙门奏折有云，预储熟悉洋务人才，原不仅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起见，而出使往来各节均寓其中等因。现因两国官员往来会晤以及文移往返一切事例，京外尚有未协之处，自宜明定章程，免启争论，兹议应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京大臣，请其会同商订礼节条款，总期中国官员看待驻居中国各口等处外国官员之意与泰西各与国交际情形无异，且与各国看待在外之中国官员相同。缘中国现有派员出使之举，此项章程亟应定明，方昭妥协。

二、咸丰八年所定英国条约第十六款所载：“英国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国惩办。中国人欺凌扰害英民，皆由中国地方官自行惩办。两国交涉事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以昭充当”等语。查原约内英文所载系“英国民人有犯事者，由英国领事官员或他项奉派干员惩办”等字样，汉文以英国两字包括。前经英国议有详细章程，并添派按察司等员在上海设立承审公堂，以便遵照和约条款办理；目下英国适将前定章程酌量修正，以归尽善。中国亦在上海设有会审衙门，办理中外交涉案件，惟所派委员审断案件，或因事权不一，或因怕招嫌怨，往往未能认真审追。兹议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京大臣，应将通商口岸应如何会同总署议定承审章程妥为商办，以昭公允。

三、凡遇内地各省地方或通商口岸有关系英人被杀案，议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该处观审。此事应先声叙明白，庶免日后彼此另有异议，威大臣即将前情备文照会，请由总理衙门照复，以将来照办缘由声明备案。至中国各口审断交涉案件，两国法律既有不同，只能视被告者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原告为何国之人，其本国官员只可赴承审官员处观审。倘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妥，可以逐细辩论，庶保各无向隅，各按本国法律审断。此即条约第十六款所载会同两字本意，以上各情两国官员均当遵守。

第三端 通商事务

一、所有现在通商各口岸，按前定各条约，有不应抽收洋货厘金之界，兹由威大臣议请本国，准以各口租界作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俾免漫无限制；随由中国议准在于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员驻扎处所。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至沿江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均系内地处所，并非通商口岸，按长江统共章程，应不准洋商私自起下货物，今议通融办法，轮船准暂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皆用民船起卸，仍照内地定章办理。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免厘，其有报单之土货，只准上船，不准卸卖外，其余应完税厘，由地方官自行一律妥办。外国商民不准在该处居住，开设行栈。

二、新旧各口岸，除已定有各国租界，应无冗议，其租界未定各处，应由英国领事官员会商各国领事官员，与地方官商议，将洋人居住处所画定界址。

三、洋药一宗，威大臣议请本国，准为另定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候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卖客一并在新关输纳厘税，以免偷漏。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省勘察情形酌办。

四、洋货运入内地请领半税单照，各国条约内原已订明，自当遵办。嗣后各关发给单照，应由总理衙门核定画一款式，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并无参差。洋商将土货由内地运往口岸上船，条约内亦有定章，英商完纳子口半税，请领单照，即可运往海口，若非英商自置土货，该货若非实在运往海关出口，不得援照办理。所有应定章程，免致滋生弊端之处，威大臣即愿会同总理衙门设法商办。至通商善后章程第七款载明洋货运入内地及内地置买土货等语，系指沿海、沿江、沿河及陆路各处不通商口岸，皆属内地，应由中国自行设法防弊。

五、咸丰八年所定条约第四十五款内载英商若将已经完纳税项洋货复运外国，禀明海关监督，发给存票，他日均可持作已纳税饷之据等语，原约并未定有年限，今订明三年为期，限满不得将此项存票持作完纳税项之据。

六、香港洋面，粤海关向设巡船，稽查收税事宜，屡由香港官宪声称，此项巡船有扰累华民商船之事。现在议定，即由英国选派领事官员一名，由中国选派平等官一员，由香港选派英官一员，会同查明核议、定章遵办。总期于中国课饷有益，于香港地方事宜无损。

七、以上议准添开通商口岸及沿江六处准起卸货物一节，应由李大臣奏奉旨准，于半年期限开办，各口租界免洋货厘金及洋药在新关并纳厘税两节，俟英国会商各国，再行定期开办。

另议专条

现因英国酌议，约在明年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偏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当办给。倘若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俟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员妥为照料，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以免阻碍。

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降生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在山东烟台缮就华、英文各四份，盖印画押。

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

大英钦差驻华便宜行事大臣勋赐二等威

就在双方正式签字之前，李鸿章接到了威妥玛的来信。威妥玛表示，鉴于李鸿章在此次异常复杂的谈判中表现出来的坦率，他愿意做出较大的让步。其实李鸿章之前就已经暗示，一旦中英签署条约，就希望英方考虑结案。威妥玛愿意向李鸿章承诺，只要英方的要求得到满足，他愿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宣布滇案正式画上句号。李鸿章将谈判结果禀报朝廷，《京报》上刊登了他的奏折。他简述了事情的原委，表明威妥玛不愿意惩罚那些缉拿到的人，并且希望大清帝国与外国建立良好的友邦关系，以避免将来有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李鸿章急于了结此事，因为这个谈判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确定性。他意识到，英国政府仍可能要求对相关官员进行处罚。在李鸿章看来，转移英方焦点的最好办法就是由总理衙门尽快执行条约所定下的事项。很快，清政府就在《京报》上公布了相关旨令，开通约定的通商口岸，对各口租界免收洋货厘金，并且委任郭嵩焘为钦差大臣，携带道歉信出使英国。这次出使标志着中英关系进入新阶段，因此我在下面列出郭嵩焘向英国政府递交的清廷道歉信具体内容：1876年10月，大清钦差郭嵩焘携道歉信出使大英帝国。

大清王朝向英女王及印度女王致以敬意。

奉天承运，我泱泱大清有幸与各国结为友邦睦邻，乐意进一步巩固友谊，和谐共处。

光绪元年正月(1875年2月)，贵国翻译马嘉理经八莫抵达我国边境云南省，不幸遇害。同行的伯朗上校一行也遭到袭击，被迫撤回。我们特派湖广总督李瀚章前往云南，对此案展开公正的调查。此后朝廷又下旨，命令所有省份主管对调查予以积极的配合。李瀚章完成调查并递交报告，表明军官李珍国以及其他一干人等为凶手，需严惩不贷。

八月底，我们又委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前往山东省烟台，与贵国公使进行谈判，以期达成协议。李鸿章回禀朝廷，表示威妥玛仍顾虑将来的外国人士在华安全，而非对元凶的惩处。因此朝廷再次下旨，宽免李珍国及其他肇事者的极刑处罚，同时要求各省份继续严格执行条约所规定事宜，并给予相应的保护。我们还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各省份起草执行计划，确保当地中国人能和外国人和平相处。

对于马嘉理先生在云南边境遇害一事，我们深表哀恸。此事不仅仅关系到一条生命的逝去，还影响到了我们和贵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对此我们感到极为遗憾。我们特派兵部大臣郭嵩焘为特使，向贵国表达诚挚的歉意，并期待重新恢复友好往来。

郭嵩焘经验丰富，正直忠诚，睿智大度，熟悉对外事务。我们相信由他代表大清帝国，与贵国之间必能持久和睦相处。同时我们坚信贵国也会非常满意。

第九章

稳固天津防御——军队暴动——意外遇险——水雷实验——开采煤矿——第一条铁路——轮船招商局——运输云南铜矿——饥荒——新炮艇——伊犁问题——戈登来访及其提议

《烟台条约》的出台引起不小的争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本土的商人都对具体条款表示严重不满，它与外交部的一些意见也不一致。可既然米已成炊，英国政府也不能拒绝承认这份条约。不过，其中部分条款直到1888年才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承认。

至于李鸿章，条约一旦签署，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与威妥玛享用完告别晚宴后，李鸿章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天津。当时恰逢每三年一次的乡试，这使得成功谈妥《烟台条约》的李鸿章更受追捧。

从这以后，外交事务不再是李鸿章工作的重心。他有时间专注于省内事务的管理上了。一直以来，李鸿章都坚持倡导发展军事工业，完善军事装备。他要求进一步加固大沽口的军事防务，并在不久之后就禀报完工。奏折中，李鸿章表明他在三年时间内雇佣了一万士兵来稳固防线，这些士兵都同意降薪，将节省出来的50万银两用于购买武器军火。如此一来，整个防线加固工程就没有耗费国库资产。如果事实真如李鸿章所言，那么清兵就是“本性能改”了，他们也就不会表现得如此涣散。实际情况是，李鸿章高估了自己同胞的奉献和爱国精神。很快，士兵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抱怨夜以继日地干活让他们的身体不堪重负，并且薪酬被严重克扣。消息迅速传到李鸿章那里，使他得以在暴动爆发之前进行镇压，避免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9000名试图反抗的人中，有3000人公然带上了武器装备。李鸿章立即派出军队去追捕这些“叛逃者”。很多人被打死，而侥幸活下来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关进了监狱。

这些士兵并非李鸿章的精锐部队。他们不过是普通的清兵，使用的武器是清朝特有的旧式火器抬枪。他们只适合充当苦力或者炮灰。至于李鸿章的贴身护卫则配备了最新的精良武器。不过由于他们不熟悉新武器的操作，李鸿章有一次差点丧命。当时正在进行洋炮演习，一阵风吹来，扬起尘沙，李鸿章退步到一边，恰好靠近炮弹储存的地方。就在李鸿章落座时，几枚炮弹突然爆炸，威力极强。有6人被炸得粉碎，大约40人受伤。当时的中国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在火药周围点火时应谨慎。李鸿章只能将此次事故如实上报朝廷。还有一次，天津一家军工厂突发火灾，导致多人丧生。李鸿章在向朝廷禀报时称火灾起因是自燃，但没有拿出任何证据。出于中国的连坐律，他表示相关官员应该为此事负责并被降职。李鸿章的建议被采纳，结果这名官员莫名其妙地因为一场自燃事故受到了责罚。

李鸿章对自己重新打造的天津陆路防御体系十分满意，不过他觉得这座城市的水路防御也需进一步改善。于是他在天津设立了水师学堂，教授海军如何使用鱼雷这种破坏力极强的武器。1877年4月，李鸿章对水师学堂进行了首次视察。他仔细检查了所有买来的武器，随后在其衙门附近的河边进行了一定数量的鱼雷发射。众多百姓在堤岸两边驻足观看，因为目睹到了速度如此之快的先进武器，个个兴高采烈，回家后仍然津津乐道。最后，李鸿章检查了年轻学员的专业知识以及外语能力。当然，总督本人对考试内容一无所知，只能通过欧洲教授的转述来了解学员究竟学成与否。在为成绩最好的学生颁完奖后，李鸿章回到衙门，经过一天的奔波，他已是筋疲力尽。他在这方面的投资以及所耗费的精力本应得到更好的回报，然而在后来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这些斥资昂贵的鱼雷没能击沉一艘日本战舰。还有一个例子能证明中国人的懦弱。就在不久前与法国战争期间，他们同样对使用鱼雷畏首畏尾。一名负责鱼雷操作的欧洲官员提议轰炸停在宁波港口的法国船只，但由于清政府官员不愿冒风险而被拒绝。

不过李鸿章仍然一心扑在军事工业的发展上。他意识到中国要想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必须先“富”而后才能“强”。正飞速繁荣的邻国日本，引起了李鸿章的好奇和警惕。岛国日本已经学习了欧洲先进的采矿技术。李鸿章派人前往日本去视察和学习日本的相关体系。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李鸿章经过仔细考量后，提议斥资80万两银子成立矿务局，以便为大城市提供煤炭。这一提议也催生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诞生。矿务局的欧洲经理很清楚铁路的好处，在他的引导下，中方人员逐渐熟悉了铁轨以及车厢。与此同时，从上海到吴淞的短线铁路却遭遇重大打击。尽管这条铁路受到乘客欢迎，并且李鸿章也极力想要保住这条洋人擅自修建的铁路，但由于当地官员和保守人士的反对，它还是只能昙花一现。尽管两江总督许可了它的建设，但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期后，铁轨还是被拆除了。李鸿章很幸运，从矿务局开采的矿井到天津，一路人烟稀少。这一次没有人出来唱反调。而且凭李鸿章的影响力，足以争取到革新的权利。这条铁路起初只是被用来运输煤矿，随后被允许发展成为客运铁路线，最终出于军事目的，一直延伸到山海关段。日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方在派人刺杀李鸿章之前，就将交出这段铁路作为休战条件之一。因此在中国，人们说到这条铁路时总会戴上有色眼镜，这种说法之后得到了一位御史的官方陈述。他认为，一条靠近海岸的铁路线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能让侵犯者轻而易举地进入内陆城市。

如果李鸿章权势足够大，他就会像在直隶开启矿业一样，在全国大兴矿业建设。不过由于清政府地方分权的体系，各省推行的体制不可能完全相同。李鸿章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务上。电报已经从他的衙门接到了兵工厂，他还要求建立电报站，以连接大沽口和天津。他筹办了轮船招商局，以期抵制沿海外轮对航运业的侵夺。招商局成立之初，依靠小心谨慎的用人，收益尚且不错。1877年，招商局以200万两银子购入美商旗昌洋行的旧船。看到李鸿章如此尽心尽力，大费周折，实在让人觉得颇为讽刺。可很遗憾在中国，如果董事会中出现官员，往往意味着行贿和腐败将成为经营手段。这家轮船招商局如果交到真正的商人手上，肯定会非常成功，然而实际情况是，官府的介入令招商局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它除了购入美商旗昌洋行的旧船外，还吸纳了该行的员工。然而这些苦力沮丧地发现，换了老板之后，原先准时、完整发放的薪水，现在已经是所剩无几。和英国的码头工人一样，中国苦力们也喜欢通过罢工来抗议。面对如此不公的待遇，他们团结在一起表达不满。由于事实摆在眼前，那些挪用公款的人只能寻找其他机会来获取不当利益。

李鸿章一直是招商局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凡有机会给公司创造收益，他都不会放过。一次，他向朝廷禀报，如果能用招商局提供的汽船将云南开采出来的铜运输出来，必定会有极大的收益。和其他很多次一样，李鸿章说得在理，然而实际操作依旧是困难重重，运输从小船变成汽轮并不能改变贪污腐败。北京铸造局不断抱怨铜不能及时运到首都。有一次，由于运输途中延误时间太多，李鸿章奉命进行调查。我们很怀疑，他是否真的如后来奏折中所表述的那样，对此次调查结果感到无比震惊，但他对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强烈的谴责。

众所周知，贵金属要运入京城，还得缴纳大笔费用。李鸿章的调查结果显示，铸造局对每1万斤铜要征收100两银子的税。以此次事件为例，50万斤铜矿北上，需要缴纳的税款共有5000两银子。由于负责运输的官员一时之间无法交出全部税款，延误在所难免。更严重的是，铸造局管理层甚至暗示，可以卖掉一定数量的铜，以补齐税款。真相曝光之后，那些倒霉的官员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所有牵连此事的官员都交给刑部处理。

1877年，中国遭遇天灾。李鸿章在忙于赈灾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招商局找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土地都属于黄土地，如果有雨水灌溉，黄土就会变得非常肥沃。然而到了旱季，日晒和大风就会让农作物颗粒无收。1877~1879年，旱灾爆发了。直隶、山西、河南以及甘肃部分地区整年没有收成。百姓缺乏粮食，只能靠树叶、树皮和树根充饥。许多人最终被不幸饿死。据估计，这次大旱灾造成约900万人死亡。就像以往遇到灾情一样，清政府竭尽所能为灾民提供帮助，但由于交通方式落后，仅运输救援物资就得耗费很长时间。等粮食抵达那些偏远地区时，损失已经难以挽回。由于国库没有粮食储备，只能从其他地方引进。李鸿章趁机提议让轮船招商局负责运输所有南方的粮食。如此一来，赈灾速度明显比之前要快上许多。但是随之而来产生的费用以及其他消耗也很大。侵吞公款现象非常普遍，李鸿章的一些下属甚至公然在赈灾粮上做手脚。

对于竭尽所能想要缓解灾情筹备资金的李鸿章而言，这种行为自然是不能忍受的。他立马对犯事下属进行严惩。1877年12月，他上奏称募到了289394两银子，并且想尽一切办法在质量最好且最为便宜的市场上购买到了粮食。他首先向日本方面求助，不过很快发现从那里运送来的货物过重。随后他要求在越南西贡以及中国南部的招商局代理商供应必需的物资。总之，他不遗余力，以期将赈灾物资落到实处。

不过每逢这种事情，李鸿章迷信的一面也表现出来。在大旱灾持续的数月时间里，他经常祈求龙王降雨。同时他还遵圣旨从邯郸带来一块神秘的牌匾，这块牌匾来自邯郸的一座寺庙，据说这块牌匾到哪里，就能为当地带来降雨。清帝一心求国泰民安，于是下令将这块牌匾运到京城。李鸿章感恩皇帝如此体恤民情，受宠若惊，催促属下尽快将牌匾送达。而上天也显灵，雨水落下，解决了灾民之苦。那块牌匾随后又被送回邯郸的寺庙，供奉起来。

除了迷信方法之外，李鸿章还是有不少实际的措施来帮助灾区的。他上奏要求皇帝下旨在旱情缓解之前暂停烧锅酒业。烧锅酒业需要消耗大量粮食用来酿酒。李鸿章经过计算认为，这些节省下来的粮食能够挽救众多仍在忍饥挨饿的灾民的生命。他在天津开设了救济站，据说他还每天自掏腰包负担近千名灾民的食物。与此同时，他还坚持向朝廷禀报收到的外界募款数额。北京某茶商出资供应两个救济站，提供数千灾民每天的口粮，他还额外捐出2000两银子以帮助李鸿章赈灾。此外，李鸿章还跨越国门，向那些拥有较多中国移民的国家求助。从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加州，善款陆续汇来。据中国政府计算，他们共收到了2623644两银子。不过这一数字并没有包括中国人自己、通商口岸的外国居民以及到灾区帮忙的传教士们的募捐。传教士们共捐出7620两银子，在英国，也有人进行募捐。灾民的无助景象令他们不忍目睹。但凡是能找到的食物，哪怕再没有营养，他们也会狼吞虎咽。如果实在找不到吃的，灾民甚至吃已经死去的同胞的尸体。幸运的是，中国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天灾并不常见，而灾难的发生使得各个省份之间的交通得到了改善。但是中国人并不热衷于类似的改革，除非是修葺到皇陵的道路。当运有赈灾粮食的手推车还在山西到河南的崎岖道路上颠簸时，李鸿章接到圣旨，拨出1.6万两银子修建从北京到皇陵的路，以备埋葬刚刚去世的皇帝和皇后之用。

在这段时间，李鸿章总是被要求为皇室提供必需的资金。几乎就在修皇陵道路的圣旨的同时，又一道命令要求他立即向銮仪卫拨款2万两银子。即便支出如此巨大，李鸿章仍努力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和炮艇，以保家卫国。他引进了一支炮艇舰队，以希腊字母来命名每艘艇。同时应他的要求，英国海军上将派出一名讲师，专门来教中国炮兵如何使用这些海上武器。

在一次与海军将领的交谈中，李鸿章询问拥有多少艘炮艇才能抵御一艘装甲舰。

海军上将答道：“4艘。”随后他笑着补充：“不过可不是英国的装甲舰。”

拥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应道：“永远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中英两国关系素来友好，不可能轻易破裂。”

虽然炮艇令李鸿章满意，但他引进的其他军事装备并非都称心如意。在视察水师学堂时，李鸿章一行发现，尽管引进的鱼雷都被小心保存，但却全部无法成功引爆。

恼怒的李鸿章开除了外国讲师。服务于中国政府的欧洲人的确可能会突然“被下课”，但是在这次事件中，讲师是无辜的。几年前在南京的金陵制造局也有过类似的视察，由马格里先生负责。一位中国人及时告知马格里，演习用的鱼雷与电池之间的连线被另一名嫉妒马格里的中国人给剪断了。因此国外媒体推断，发生在天津的事件很可能也有类似黑幕。

李鸿章所创办的一系列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很快就将接受检验。就在八、九年前，东干人（东干人（Tungani）是中亚穆斯林民族之一，系中国西北回民后裔。——编注）进行分裂活动，试图让喀什噶里亚地区脱离中国的统治。而俄国趁阿古柏势力扰乱新疆之时，出兵占领了伊犁，理由是当地的混乱局势对俄国是严重的威胁。他们告知总理衙门，一旦当地暴乱得以平息，他们会立即将伊犁归还给中国。随着左宗棠督军肃清反动势力，收复新疆大部分领土，1878年，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守卫新疆，轮到俄国兑现承诺了。虽然俄国政府没有表示反对，却找到诸多借口，暗示在归还伊犁之前还有问题需要解决。

清政府指派北方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前往圣彼得堡解决此事。由于沙皇前往里瓦迪亚，两国的谈判一度搁置。最终，崇厚签订了割地赔款条约。他擅自对边境进行了修正，使得中国只拿回了伊犁部分领土，穆素尔岭和从木扎尔特穿越天山通往喀什噶尔的军事要道仍然为俄国所占据。除了割让领土之外，崇厚还同意中国政府应向俄国支付500万卢布作为“守城费用”。和其他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崇厚对喀什噶尔地理及其军事重要性一无所知，因此在这方面的谈判中完全处于下风。也许我们不能责怪这个中国人，因为就在几年前，当俄国谈判者来伦敦谈判乌兹别克斯坦问题时，外事处秘书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这个地方的地图。不过在赔款方面，崇厚还是表现得非常积极，在他看来，500万卢布已经是非常公道的价格了。

派人向京城的朝廷发送条约副本之后，崇厚宣告将离开圣彼得堡，返回中国。抵达上海后，他受到了当地官员的欢迎，前往北京的途中，他都受到了款待。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崇厚抵达京城后，朝廷却下旨将他押往吏部接受审讯，罪名是不等朝廷调令就擅自返回中国。同时，朝廷还要求包括李鸿章在内的高级官员就已经签订的条约进行汇报。和其他人一样，李鸿章强烈反对已经签订的条约。对于将国家领土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官员们而言，割让领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众所周知，当时朝廷出现了主战派。他们以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父亲）和平定新疆之乱的英雄左宗棠为首。这一群人坚决反对恭亲王和李鸿章为首的议和派提出的意见。恭亲王是崇厚的亲戚，他认同李鸿章的观点，反对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和其他大臣一样难以接受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可崇厚终究因为签约而树敌太多，回到京城才三周多的时间，朝廷就发下圣旨：“吏部遵皇帝圣旨，拘捕崇厚，并将处以严惩，皆因其所作所为触犯大清律例。崇厚奉令出使，结果未等皇帝召曰便擅自返回，此等非常严重的罪行，降职处置过轻。因此先行拘押，待审讯后再交由刑部处置。”

刑部经过考量后，认为崇厚所犯之罪极为严重，判处秋后问斩。

成功解决掉崇厚之后，醇亲王一干人又将矛头对准了李鸿章。这就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政治，就像麦考利所说的，正所谓树大招风。李鸿章声称中国并没有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这引来了众位大臣的一致谴责。他们质疑，既然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派不上用场，那么李鸿章斥巨资购回来的武器装备又有何用。对于李鸿章而言，这是一段无比难熬的时光。由于提倡与俄国议和，他被认为背叛国家，并且受到位高权重者们的极大压力。李鸿章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坚信自己是唯一能够化解俄军武力威胁的人。幸运的是，就在这个关口，戈登上校作为里彭勋爵的私人秘书来到印度，他接受了李鸿章的邀请来到天津。戈登的名字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他力主和谈，就连朝廷最为激进的主战派也不得不接受他的提议。抵达天津后，素来快人快语的戈登就表示中国海防空虚，军队欠缺组织纪律。他警告李鸿章，一旦开战，满洲很快就会沦陷，只需几个月的时间，俄国军队就将杀至北京城门外。随后，戈登受总理衙门之邀前往北京，并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竭力劝清政府和平解决争端。戈登回国之前，到天津与李鸿章告别，并留下一封信。可能在今天看来，这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并非全部合情合理，但是与当时保守的中国人相比较，确实显得有先见之明。中国军事体系由来已久，始终沿用同一套纪律方针。不要对其做任何改动，这最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人口众多，乃一大优势。且百姓习惯艰苦生活。应配备后膛枪，并训练百姓熟练使用之。不建议自行生产后膛枪，但可以考虑在部分中心城市设立维修点。

应在不同地方生产后膛枪弹药。不应购置过多类型的后膛枪，但可以考虑每四个省份配备一种。射程在1000码以内的后膛枪足矣。不建议购买射程过远的后膛枪。10支射程1000码的后膛枪的价格只能购买5支射程达到1500码的枪。中国人可能需要花上更多的时间学习使用远射程的枪，没有此必要。所以购置普通的射程在1000码的后膛枪就足够了，且这种枪构造简单、耐用。不要购买那种非常轻便、看起来做工精致的枪。中国士兵不介意手中的枪重一两磅，因为他们不需要负重。中国军队的优势在于人数众多及转移快速。既然手持刀剑的中国军队能够战胜装备精良的对手，那么同样配备普通后膛枪的军队也能获取胜利。

中国军队应该避免打持久战。其优势在于转移快速、打游击战以及夜袭。应用火箭筒替代加农炮。炮兵不应该随军队出行，会延缓进程，成为包袱。步兵火力最为致命。携带过多枪支行动会影响速度，不过应该携带少量枪支，并配备无膛线、大口径的枪。中国人应该继续使用堡垒，并学会在攻击城市时挖战壕。中国军队不应进攻堡垒，应该断绝敌人的粮草，迫使其投降。中国应该配备一些小口径、射程远的舷炮、来复枪以及后膛枪。这些武器便于携带，且进攻时相对较为安全。如果敌人出击，中国军队可以先撤退。如果敌人只是抓获了几个俘虏，没有关系。向敌人驻扎的营地开火，干扰他们的睡眠。如果敌人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自然会感觉疲乏，甚至需要接受治疗，需要其他人照顾。如此一来敌人可作战的人数就会减少。如果敌人突破护城墙，入侵城市，中国士兵不应再停留和还击敌人，而应该撤退，转而袭击敌人的后方储备，并在其经过的路途发动突袭。由于中国军队轻装上阵，他们的行军速度会比敌人快，战略部署也会更加灵活。今天可以在敌人前方，明天可以在敌人后方，后天可以出现在敌人左边，直到敌人精疲力竭，发生内讧为止。

中国须广泛设立电报，以避免被不实流言所蒙蔽。至于上战场的中国士兵，应该学会利用日光发信号。这种方法非常简单实用。因此各大中心城市应该设立相应的小规模学校。中国人不应该使用鱼雷，因为这种武器很难控制。最简单的鱼雷也是最好、最为便宜的。它们要发挥效果，就要大量使用。中国军队可以考虑冒险密集发射鱼雷。假如其中有鱼雷不慎击沉中国船舰，那么那艘船舰上人应该感到光荣，能为国家做出牺牲。如果只是在某些特定区域部署鱼雷，敌人就会格外留心。但一旦所有地方都有鱼雷，敌人就会惶惶不可终日。事实上，让敌人生活在惶恐之中，最后心神崩溃，对中国更为有利。因此中国应该添置便宜的鱼雷，而非复杂昂贵的鱼雷。

海滨防御方面，中国不应该再购买重型枪支。花销太大，不容易管理。并且敌人的船舰非常厚实，中国能够负担起的枪支都不足以打穿这些船舰。中国可在沿海地区部署重型迫击炮，价格便宜，容易操作，只需要在炮前置放一块足够厚的挡板就行。并且迫击炮可以在敌人注意不到的地方开火。一旦遭到迫击炮的袭击，敌人毫无办法。一旦炮弹落在甲板上，将摧毁一切。购买一门18吨重的大炮所需要的钱可以购买500门迫击炮。因此即便失去这些炮，损失也很有限。面对拥有15000门迫击炮以及数枚鱼雷保护的港口，没有敌人可以入侵。最适合中国舰队使用的应该是小型、轻量且快速的船舰。如果购买大型船舰，那么很容易一次就损失殆尽。用于购买大型船舰的钱可以买到12艘小型船舰。中国的优势在于小型河流，而非广阔的大海。

这封信函中所有的提议都没有涉及中国的传统。不需要欧洲或者其他外国人来帮助执行这些项目。如果中国无法实现上述提议，那么没有人可以做到。并且，这些项目花销都不大。

至于舰队，如果聘请外国人作为讲师，一旦与该国发生战争，讲师们的立场将无法确定。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请列强派出官员协助自己，那么这些列强就有权参与干涉中国的内政。问题在于，中国是否值得冒可能被背叛的风险邀请其他国家官员来协助？换个说法，即中国是否应该先考虑哪个国家能成为真正的友邦，再向该国提出协助舰队发展的要求？我认为这样对中国来说是最好且最为稳妥的。

谨记中国不需要列强的高官协助这些项目。之所以说高官，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我继续留在中国，对中国没有好处。因为美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都想派出重臣驻扎中国。何况我本人也不愿意。我所提出的建议，中国完全有能力完成，如果不能，我就更不能完成了。（The Story of Chinese Gordon. By A.E. Hake; vol. I. pp. 379-385.)尽管李鸿章和戈登立场统一，都主张议和，但醇亲王一干人仍然不愿意妥协。朝廷要求李鸿章作好充分准备以迎接可能到来的战争。与此同时，李鸿章等人还在竭力为崇厚求情。加上他始终坚持与俄国达成和解，就给了主战派机会。他们强烈谴责李鸿章为叛徒，并再度就其花巨资在军用上提出质疑。随后，他们还以李鸿章与狱中的崇厚私下有联系为由，要求对他进行处罚。但是李鸿章并没有被这些所击倒。他的议和提议得到了在圣彼得堡的曾纪泽的支持和协助，而崇厚最终也重获自由。曾纪泽与俄国政府达成了新的修订条约，俄国归还了穆素尔岭和经过天山进入喀什噶尔的军事要道等中国领土，但是此前崇厚谈妥的500万卢布“守城费”却增加到了900万卢布。

第十章

视察旅顺港——直隶的迷信教团——御史的攻击——丧母——告假奏章——再任总督与大学士——慈善堂——朝鲜事变——日本领事馆遇袭——放逐前摄政王——李关于日本入侵的奏章

解了燃眉之急以后，虽然震惊全国的恐慌进一步增强了李鸿章需要加强国防的信念，他还是官复原职，再次处理起了地方日常事务。最近，旅顺港得到了加固并进驻了军队，李决定亲自视察这座新的要塞。在炮舰的护航下，李渡过黄海，并受到了北洋水师管带丁汝昌提督的隆重接待。在和平时期，中国海军能够展示出其最具优势的一面，李听到要塞处枪炮的轰鸣，看到北洋舰队的演习以及夜间海面被航标灯照亮的奇景，他对诸事都感到满意。因满意视察结果，当李回到北京后，他向朝廷上奏，强烈建议提拔这些管理有方的官员。

直隶（永乐初年称直接隶属于北京的地区为被直隶，直接隶属于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清初，南直隶改称为江南省，北直隶改称为直隶省。1928年，直隶省又被民国政府更名为河北省，省会设于天津。——编注）是京畿地区，骚乱暴动鲜有发生。然而，1882年年初时，李鸿章发现了一个异端教派组织，他奏报朝廷，称这个组织“拜‘飘高老祖’（韩太湖，号飘高祖，万历十九年(1591)创立弘阳教，为明清时期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万历二十三年，韩太湖到北京传教，其后弘阳教渐兴。入清之后，弘阳教从宫廷回到民间，名列申禁邪教的律例之中。韩太湖逝世时年仅29岁，教内借此将他神化，尊为神灵。——编注），以迷信鼓动民众。经审讯，该教团头目邢乐芝、邢乐薇(音译)供称，该教分为东南西北四支，每年聚会四次举行祭拜。该团尚无昭彰劣迹，虽在直隶有少量教众，然尚不足以引起民变。两头目已按律发往乌鲁木齐配戍边人为奴，所拘残众已从轻发落”（原文引自1882年1月10日的《京报》(Peking Gazette)。——编注）。

即使这些教团拥有一些潜在的危害，李鸿章的这些手段想必也足以粉碎其罪行。现在，李不得不面对来自御史的攻击。众所周知，他在靠近天津的地方开办了开平矿务局，在缆车的帮助下，这项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顽固的御史以可笑的理由弹劾李，说他深掘土方，挖断龙脉，破坏风水，致使皇太后百年后无法安寝。这样的指控如果出现在欧洲，其荒谬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中国它却有不同的意义和重要性，以至于御史的奏章在《京报》上被全文刊载。李用了什么手段来击退这次进攻，我们不得而知，但正如之前多次的攻击一样，这次攻击也即刻就失败了，未能动摇总督大人的权力。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李得到了摄政皇太后以及光绪皇帝的坚定而可靠的保护。在推行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时，李一直意志坚定，不畏对手的恶意，他毫不犹豫地致力于开发帝国的资源并和外国保持友好关系。

此时，和俄国的谈判正处于关键阶段，圣彼得堡方面暗示沙俄政府希望在归还伊宁省(今伊宁市)时能够获得补偿，将江原道（江原道位于朝鲜半岛中东部，横跨今朝鲜、韩国的分界线。彼时，江原道所属的李氏朝鲜(公元1392—1910年，统一朝鲜半岛的封建君主制国家)为清朝的藩属国。——编注）的拉查雷夫港（Port Lazaref）划归俄国。众所周知，俄国一直希望能够在太平洋有一个不冻港，然而俄国这一提议背后所隐藏的危险让李感觉不易对付。李立刻看到保护李氏朝鲜免受俄国侵占的唯一途径就是开放该国，展开李氏朝鲜的对外贸易，让众多势力在李氏朝鲜拥有利益从而避免它被某一方的独占。他就此上奏朝廷，强烈建议应敦促李氏朝鲜的皇帝和任何有意与其建立关系的势力商定条约。遵照这个政策，李从中斡旋，使李氏朝鲜与美国、英国、德国订约。

同时，李鸿章的政务由于家中的丧事而暂时中断。1882年年初，他八十二岁的母亲身患重病。精通医术的传教士哈女士(Miss Howard)最近刚刚治愈了李的妻子，这让李领教了哈女士的高明医术。李于是请哈女士照料卧病在其武昌官邸的母亲。因渴望亲自探视母亲以寄思亲之情（八年三月，母病，予假一月，赴鄂省视，赏人。旋丁母忧，赐祭一坛；灵柩回籍时，着地方官妥为照料。喻俟百日后，以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鸿章累疏固辞，允开缺；仍驻天津督练各军，并署通商大臣。六月，朝鲜内乱；鸿章时在籍，趣赴天津，署总督张树声先饬提督吴长庆率淮军援朝鲜，定其乱。鸿章因为朝鲜酌定善后之策。九年正月，奏请回籍营葬，予假两月，假满即回署任。六月，命署理直隶总统督兼通商大臣；累疏乞终制，不允。十年八月，服阕，授大学士、直隶总督兼通商大臣。——选自《本传》，译注），他向朝廷上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奏折：军机大臣李鸿章奏，日前收到来自家乡的信函，慈母罹患重病。因此请求圣上准许臣暂离职守，回乡探母。臣母本性李(与李父同姓)，已在臣弟湖广总督瀚章处奉养十年。今年臣母已是八十三岁高龄的老人，一直身体安泰。但是去年冬天，她患上了痢疾，她的身体状况自此每况愈下，至今她仍每夜高热不止。今岁春，臣子经方自鄂寄来家书得知臣母稍愈；经方常代父亲侍奉祖母饮食汤药；但是臣自下一封家书中得知，老母病情急转直下，如今不停咳嗽，无法进食。慈母老迈孱弱，非常想念不在身边的儿子，不断提起想要见儿子一面，这种思念令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臣接到家书后日夜不宁，寝食难安。自从1870年春自家中出征陕西，与慈母辞别后，已逾十年未曾见慈颜。常言道，为国效忠可以终其一生；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日子却很短暂；如今臣母罹患重病日久，未见好转，念此，臣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日间也无时不为此忧心忡忡。因此，臣恳请圣恩眷顾，赏臣一个月假。臣将顺着海岸线南下，再乘坐汽船逆江而上，早日抵达武昌，探望老母，也让她能够见到儿子得到安慰，以此略尽臣对父母的反哺之责。若果真如此，圣恩之隆将在臣心中引起何等不尽的感激？臣母子都将鸣谢太后和陛下恩典，慈母一直在等候游子回乡，也许她的病情会由此减轻、进而痊愈。那时，臣将火速赶回直隶尽忠职守，履行北方港口通商大臣、海防都统和总理各国事务等职责，此外，最重要的是对直隶省的日常管理。臣在此请求派干员来津接替微臣代行臣的职责，以免延误公务或措置失宜。臣请求离职的原因就是赴武昌探母，特撰写这封奏折，派遣驿使转送，恭呈御览，伏请批准。撰写此折时，臣满怀忧惧。（Peking Gazette， May 16， 1882.——原注）皇太后不可能对情辞如此恳切的请求听而不闻，作为答复，她准了李鸿章一个月的假，并且大度地赏赐八盎司人参以治愈他的母亲。然而，不幸的是，这位老夫人没等得及李抵达武昌，也没等到有起死回生之功效的人参就去世了。事实上，噩耗是在总督大人动身离开天津之前就传来了。按照中国传统法律，父母去世后，儿子应当哀悼二十七个月，而对于官员也有强制性规定让他们在此期间离开岗位。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后，李立刻向朝廷上奏章，请求恩准在丁忧期间开缺，并在此期间辞去直隶总督以及军机大臣的职务。

然而国家离不开李鸿章，不允许他离开官场达两年零一个季度之久，摄政者拒绝了他的请求。(在印在《京报》上的一份谕旨中，皇帝这么解释了拒绝李的申请这一有违常规的行为：惟直隶和北洋事务关系紧要，李鸿章长期措置得宜，朝廷对其颇为倚重；此外，虑及所有拱卫京畿之军都由李鸿章建立，将领均长期服役于李帐下，北方领海也由李鸿章筹建的北洋水师护卫，此为新奇之试验，交予未经准备之官员殊非妥当；况且，李鸿章主持中外交涉等事务已久，经过认真考虑，对我朝丁忧惯例稍加更改实属必要。着命李鸿章丁忧百日，即恢复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之职清代历有缩短官员丁忧时间，夺情起复的惯例。——译注）。际此时事多艰，李鸿章应抑其哀恸，移孝作忠，勉图报效。如此尽忠必慰汝母在天之灵，素闻李母教子有方，当以为国尽忠为要，勿违朝廷殷殷期望。(Peking Gazette，April 26，1882.——原注)在下面这封奏章中，李鸿章以尽其可能的雄辩拒绝服从这项命令：李鸿章恳辞兼署直督折。四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李鸿章接到上谕，圣慈曲加慰留，体恤下情，微臣感激涕零。感涕之余倍生惶恐，臣本驽钝；受恩深重，不敢不勉抑私情，勤于职守。但微臣又不得不沥陈下情，仰祈圣鉴，收回成命。臣署理直督已逾十二年；乏善可陈，惟余缺漏；圣恩隆重，每赐过盛荣誉，鲜有责备贬斥。微臣每念及此，惟殚精竭虑，奋勇刚毅之精神，不畏艰巨，以报天恩。然臣突闻慈母身染重疾，神思昏聩，忽忽若有所失。去春蒙恩宽假，未及交卸已闻噩耗。音容永诀，抱憾终生。微臣若勉强从事，恐延误殊多。忠孝恐难两全，微臣实不知所措。本朝亦有夺情起复的先例，而非难众多。1851年，曾国藩母丧期间适逢江西叛乱正炽。大战在即，大清律规定，将士不需丁忧，曾国藩留任军中犹有可原，然曾帅坚辞夺情谕旨，恳请终制。近岁李洪藻请求丁忧，朝廷恩准。即令微臣得以丁忧，在慈母墓冢旁守孝三载，仍难平复臣于慈母生前未能尽孝痛切愧疚之情。若素服视事，恐难周全，复倍增丧亲之恸。若此，既有违本朝立国之本，亦与夫子之道不合。微臣既摄军机要务，兼署直督，衔忧茹痛目眩神迷，心实难安，盍敢贪位忘亲？即如朝廷慰勉有加，臣仍愧疚之极。恳请皇太后、皇上体恤愚臣悲恸下情，收回成命，准予离职，得全孝制；秋霜春露，时序更迭，是可稍慰哀恸。皇天后土皆可鉴臣心。微臣虽年逾六旬，仍可毕其余生，殚精竭虑报效朝廷。微臣冒昧，再具奏折，泣陈心迹缘由，伏乞恩准，臣屏息待命。这道奏折写得很急切，但其中的政治观点不足以让朝廷批准总督的请求，即使在准给李鸿章的一百天办理丧事的期间，他还被要求“应公众和个人之请”处理公务。按照中国传统，这位老夫人的葬礼将推迟若干月到某个适宜葬礼的吉日举行。随着日子的临近，李再次奏请朝廷请假 “回乡葬母”。这项职责在中国是神圣的，它是中国宗教生活的一部分，无法拒绝，李被准假两个月。在讲排场的奢华仪式与典礼后，老妇人被送向墓地，坟墓两旁侍立着两位身为封疆大吏的儿子，李瀚章与李鸿章，以及他们的两位兄弟，在哀悼的行列中还有她身后留下的二十个孙子以及八位重孙。在墓地举行葬礼的同时，其他地方也同时在举办令人印象深刻的典礼。按惯例，纪念死者的灵位被放在李家纪念诸多祖先的灵位中间，在此有三百人在灵位前叩头以表对这位总督的母亲的尊敬。葬礼结束后，李回到天津上任，并顺路视察了在他的倡议与呵护下建成的兵工厂及要塞。

1883年9月3日，李鸿章接过直隶总督大印。他仍然希望或者号称希望削减和这个职位有关的责任，以及和大学士这个职位相关的职责，在随后的多封奏章中，他请求离职。然而，他太重要了，没有享受私人生活的奢侈权利，所以在接到同样多的谕旨后，他被迫完全打消这样的念头。对李鸿章这样一个热衷权力的人而言，很难想象私人生活能够像公务一样对他有吸引力。如果一系列的请求显示了他的诚意，那也不得不说，这很奇怪，这次他是真心告退。那么同样，朝廷在一次又一次告知他的请求不能被批准，也显示了朝廷的信念。最终，国家和这位封疆大吏之间的争执告一段落，1884年9月，一道谕旨再次授予李鸿章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和大学士等职位。

在此期间，李鸿章也没有闲着，在哀恸的外表下，他从未停止参与国内和国外事务。他动用自己的能力创建了若干所福利机构，其中最有成效的一所是在1878年饥荒袭击直隶时建立的。这所慈善堂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收容与抚养流离失所的人，因此它最初仅是收容由于饥荒导致贫困而被遗弃的儿童的临时机构。然而随之发现有必要开展持续性的慈善工作，并为此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组织以接受与呼吁乡绅的捐赠。捐赠十分踊跃，管理层很快发现已经足以建造一所拥有二百零八个房间的建筑，他们在西门外一个精心选择的地点建立了这个慈善堂。

“这座慈善堂，”总督大人在给朝廷有关于此的奏章中写道：“共计六区。一区收容男童。入堂后首先沐浴更衣，给予医疗。然后鱼贯进入房间。二区为学区，有博学之士教授其中能成器者。若资质稍差则入三区，他们将在慈善堂所属田亩中耕种。其中羸弱不适劳力者，于四区中学习手工技艺。五区为病弱女童区，亦有年轻孀居不肯再适的节妇。六区收治鸦片吸食者，给予特效膏方，以保其父母不再受其拖累，而禁令不致空悬。每区均有职守者，女童区安置尤为妥密。门户谨严而日用饮食通由机枢传递。守卫者皆为德高年老之寡妇，职责之一是确保其中青年女子贞淑如故，不违国之律令，且令慈善堂勿逆初衷。慈善堂功绩卓著，令捐资士绅颇为满意慰安。已有逾二千鸦片吸食者根除痼疾，当地民风愈加淳厚，对尚未戒除者也为勉励。微臣具折启奏，慈善堂运转如常而经费缺失，臣遂忆及道光年间我朝在保定府亦设立类似慈善堂，收纳五十五名女童孀妇，而广济堂中现有女子八百余人，申请入堂者不胜计数，微臣特恳请陛下恩准，一岁追加三百担谷梁。

朝廷对此的答复是：“知道了，准奏。”(Peking Gazette，May 19，1882.——原注)

当丧期接近尾声，李鸿章的注意力被一件政治事件从国内事务和地方事务上转移开，这一事件有深远的影响。前面提到过，李曾敦促朝鲜国王建立和各国的关系以保卫王国，他的建议被采纳了。然而，从一开始朝鲜国内就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反对与日本结盟，他们更加反对和欧洲势力订立条约。有关李的建议的消息使得这些反对派联合起来，他们决定奋起一击以期实现他们所认为的国家解放，而不是让事态朝着他们所不可忍受的方向发展。当时在汉城已经建有日本公使馆，心怀不满的人首先对这些外国人发起攻击(壬午兵变)。1882年7月23日，日本公使花房义质(Hanabusa)接到汉城总督的警告，被告知汉城发生了危险的暴乱，恐怕暴乱主要针对他和他的同胞。

事实证明，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在城市发生一些轻微的骚乱之后，暴民径直向日本公使馆进发。最初，这些外交人员成功地将暴乱者控制在湾区，但是毗邻公使馆的建筑被放了一把火，他们的情况岌岌可危。使馆人员，大约四十人，怀着坚定的勇气，驾船冲向暴民，从中杀出一条路驶向仁川港。很幸运，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一艘英国炮舰，于是便乘舰逃回日本。

大家都知道，这次暴乱的领导者是前摄政，国王的父亲李昰应(Li Shih-ying，兴宣大院君)。在年轻国王成年前，前摄政坚持推行排外政策。在他的统治期间，法国和美国访问朝鲜的远征队遭到攻击，在他的唆使之下，在朝鲜定居的法国传教士遭到杀害。虽然他个人很仇视外国人，但是他无法让他的儿子即年轻的国王也认同他的观点。当年轻的国王成年并掌权后，他便立刻开始推行一种完全相反的政策。据说王后(闵妃，明成皇后)是国王观点的积极支持者，基督教的和平教义深深影响了王后。然而，眼前的争斗实际上是国内进步派和反动派之间的争斗。这次事变的爆发是前摄政一派对权力的孤注一掷，一时看起来他好像能赢得这场赌局。年轻的国王被软禁在皇宫，而据说王后已被杀害。幸运的是，这个谣言最终被证明毫无根据。在朋友的帮助下，王后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并且，一位仍然效忠于皇后的宫廷侍女以罕见的献身精神，代王后受死。

同时，事变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北京，李鸿章受命采取必要的手段尽快恢复和平。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总督大人拥有干练与果断的天性。在他的部属中有一位名叫马建忠(Ma Chien-chung)的汉人因其手腕与审慎多次被委以重任。恰巧这时马从印度归来，他曾被派到印度去查访鸦片贸易相关事宜。马的能力和技巧刚好能在这场危机中展现。李毫不犹豫地派他率领一支铁甲舰队及大量士兵，驰援汉城。同时，天皇派花房带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的卫队前往朝鲜以捍卫日本的利益与威望。两只对立武装力量的出现将中日两国推到战争的边缘。因为日本刚刚战胜朝鲜，日本不仅与朝鲜订立条约，并宣称对朝鲜拥有和中国同等的宗主国地位。幸运的是，归功于马的手段以及花房的克制，双方没有骤然采取敌对行动，并且中国镇压了所有因排外而爆发的示威活动。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朝鲜的前摄政人身自由，就一直有爆发反动暴乱的危险，遵照他的指令马逮捕并带走了制造动乱的前摄政，这不仅是出于审慎，更是出于明智。若说此前的行动表现马的明智，而之后的行动则表明马很机警。在整个交谈过程中，马竭力保持和前摄政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在一次交谈中，马很有友好地请他在甲板上共同进餐。李昰应毫不犹疑地接受了这些好意，在回到中国的海船上他一直没有察觉将被软禁，然而，出于预防的考虑，他被带到了中国。李昰应一到中国的监狱，李鸿章就向朝廷汇报了他所采取的措施，作为对此的回复，朝廷颁布了下面的谕旨： 圣旨。朝鲜为中国属国。朝鲜王累世自视为中国臣属，一向恭敬有礼。朝廷亦视之为戚属，与其同担喜忧。张树声(Chang Shu-sheng)于本月初六日奏报，朝鲜兵变，王宫被围；王妃早薨，朝臣遭戮；日使亦受冲击。旋令张树声调集陆海军平息汉城叛乱，李鸿章服满，朝廷着其返津，筹划妥善此事。随后，吴长庆和盛伏昌(Sing Fu-ch'ang)提督、马建忠督察率军抵达朝鲜，逼近汉城，擒获叛军将士逾百人。他们铲除兵变首领，宽恕参与的普通士兵，十天之内叛乱的势头已遏制，朝鲜人心逐渐安定。李询问朝鲜国百姓后得知，此次之变发于乱军而成于昰应。吴长庆及其部属已将李昰应带回天津；朝廷着李鸿章和张树声调查兵变始末，如实上报朝廷。李昰应自朝鲜王尚为孩童之时即专权虐民，昭昭在人耳目。朝鲜王即位后，昰应怨望益深。去岁其子李载先(Li Tsai-hsien)谋逆；此次因欠饷而不满的士兵先赴李昰应宅邸申诉，若正言开导何至于此，朝鲜臣庶皆谓昰应以言激之，致成大难；兵变既成，昰应趁机篡夺朝鲜王位，其权势无以复加，而独不遏止叛乱。李鸿章及下属奉旨调查，昰应极力搪塞瞒报始末，敷衍朝廷。昰应聚集兵士索饷，为兵变始作俑者，虽百喙而难逃其咎。鉴于昰应以下犯上，谋国篡位，本当处以极刑。然朝鲜世代为中国属国，若朝廷严惩昰应，则该国必遭宗社骨肉之变，朝鲜王亦情难自处。朝廷故此法外开恩，曲以宽宥。即令昰应安置近京之保定府，不得归朝，以保其家安其国全。着直隶总督李鸿章优给其所需，严防其出入，以免朝鲜后患频频，朝鲜王不致再遭萧墙之祸。吴长庆仍留朝鲜，协助恢复秩序，李鸿章应妥当安排朝鲜国兵变之后诸多事宜。(Peking Gazette，September23，1882.——原注)马建忠将这个制造朝鲜骚乱的人带走并安全地监管起来，而日方正在草拟条款要求补偿。日本要求朝鲜政府赔偿兵费50万元；开放贸易港口；朝鲜需派使向日本道歉；公使有权在至少一年内驻兵保护公使馆；这些条款都得到认可，并且天皇政府考虑到朝鲜的经济困难，为表达“善意”，主动放弃八成的赔款。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渴望和日本达成协定，主要由于两国的军备差距越来越明显，中国人还在使用老祖宗的武器，而日本人的军队已普遍配备埃尔斯维克和克虏伯发明的最新式武器。关于此事的秘密奏章由张佩纶上奏朝廷，张佩纶是一个聪明、有野心且有心机的年轻人，也已是李的女婿。这封奏章于1882年上奏朝廷，近期被发表，其中显示了中国有识之士对日本军队迅速变革的担忧。虽然奏章断言日本的军事系统组织不佳，并且认为士兵也不如李鸿章麾下的士兵优秀，然而奏章的作者仍然认为日本炫耀武力，占领了琉球群岛(Loo Choo Islands)，而且对朝鲜也有野心，所以有必要“及时审视来自日本的威胁，并建立相对于这个邻国的绝对优势”。不可否认，对日方的攻击将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动，张提醒帝国的掌权者提升中国水师与陆军的军力与效率的必要性。

这封奏章被转交李鸿章，征询他的意见，作为回应，总督大人向朝廷递交了这份精心准备的文件，其大意如下：微臣接到七月十六日圣旨，由兵部转来张佩纶的一份奏折，臣遵旨复陈未来中日关系的浅见。

日前臣遵旨妥筹复奏监察院给事中邓承修(Ten-sen-sue)折，然臣所持观点相反，今日张佩纶所言，与愚臣大致不谋而合——即必须抓紧时间准备中日之战，训练水师，此乃有效抵御外辱之要。

近年我朝积极准备，尽力整饬海陆军。朝廷投入巨额军费，强我武备，待时而动。

尽管如此，最近朝日协议，起因于日本驻朝大使受叛军冲击、汉城日侨遇害，此次事件，无法多加干预。《朝日条约》规定，后者认定前者为独立之国家，非天朝属国，中国从未将朝鲜视为独立国家——各国咸与认同我朝，而非议日本。

故中日决裂而发生非常事之时机，琉球案优于朝鲜之变，前者为中国无可争议之地，万国皆知，索回琉球则理直而势顺。

至于日本国债繁重，国力匮乏，萨长二党(Satsuma and Choshiu)党争，水陆军势不盛，虽系实情，然日本变法以来，一力学习西国，以图借助欧人势力，维护日本独立。今年遣派副首相伊藤赴欧，研习民政；复遣亲王有栖川炽仁(Prince Arisugawa)使俄，拜谒沙皇，同时联翩派遣诸使驻扎意大利。日人此举在树交结党；西人亦乐见日本之攀附。故而，每遇中日之争端，列强每欲偏袒日本国。

然天下之事必论理、势——理有是非曲直，势必以强凌弱。论理我是彼非，论势我大彼小。中国若果精修武备，力图自强，彼西洋各国方有所忌惮而不敢发动，而况仅为西国弱小联盟之日本？

所虑者，彼若预知我有东征之计，君臣上下齐心合力，联络西人，谋求军政，广借洋债多购船炮，与我争战，我将不利。

“古谚云，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此臣前奏之所以主张修其实势而隐其声势。

自昔多事之秋，凡膺大任、筹大计者，皆应殚精竭虑尽人事所当为，而成败利钝尚难逆料。以史为鉴可以知之：即有诸葛亮之才略，仍复兵顿于汉中。以韩琦、范仲淹之经纶，而势拙于西夏。我高宗武功赫赫，震慑八荒，然忠勤如傅恒、岳钟琪，而不能必灭金川。智勇如阿桂、阿里衮(，而不能骤服缅甸。彼当天下全盛之時，圣明主持于上，荟物力，携巨饷，荐一人无不用，陈一事无不行，犹延迁岁月，相机了局者，时与地有所限也。

日本修习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角逐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故而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训练水师，不容一日稍缓。谕旨殷殷，以通盘筹划责臣。窃谓此事規模较巨，必合枢臣、部臣、疆臣同心合力，经营数年，方有成效。

臣尝剿灭粵、捻各匪，有封疆之责者以一省之力剿一省之贼；朝廷责成既专，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兼备，故能事半功倍。

今时势渐平，文法渐密，议论渐繁，用人必循资格，需饷必请筹拨，事事須枢臣部臣代为维持。

且风气初开，必聚天下之贤才，则不可无鼓舞之具；局势涣散，必联各省之心志，则不可无划一之规。

倘若蒙聖明毅然决断，则中外诸臣协力乃有所成，似非微臣一人所能定议。

张佩纶谓，中国措置洋务，患在谋不定而任不专，微臣甚得之。

治军造船之说，既已询谋佥同，而购器视乎财力，练兵莫急于饷源。昔年户部划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设令各省关措解无缺，则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铁舰尚可多购，无如指拨之时，非尽有着之款，各省厘金入不敷解，均形竭蹶。

闽粤等省，复将厘金截留，虽经臣迭次奏请严催，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岁款不敷，岂能购备大宗船械？

今欲将此事切实筹办，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并闽省截留台防经费，由南洋划抵外，再拨切实岁款，务足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当有所成。

至台湾为日本要冲，山东为辽海门户，两省疆吏诚不可无熟悉兵事者，妥为筹划，互为犄角，此又冀朝廷之严谕。

臣曾奏，慑服邻邦缓急机宜一疏，业已详陈梗概，所有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再图东征，遵旨迅速妥筹，恭折由驿密陈。”（The Times， January 19，1895.——原注）

第十一章

东京困局——德璀琳介入——福禄诺协定——攻击谅山——福禄诺信笺——李的幕僚答复——福建水师的厄运——短暂的和平——朝鲜又起波澜——中日条约——占领大连港——拆除在京天主教堂

前述文件表明中国就朝鲜事务与日本协商过程中本着和平的原则。李鸿章足够远见卓识，认为中国军队无法与日本或欧洲国家的军队相匹敌。所以，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是保持和平，如果局势变得恶劣，战争接踵而至，他将以自己的方式和敌人达成和议。

这种怀柔政策在与法国交涉处理东京（Tongking，中国称北圻，西方人称东京，译文中尊重原文习惯。——译注）事务时尤为明显。大家可能还记得，回溯到1873年，法国人就曾向该省进军。出于和平的考虑达成了一项条约，中国以红河(Songkoi River)为界，将红河以南的部分拱手让给法国，这个提议没有得到巴黎和北京方面的批准。1884年的事态是这样的，中国出于对法国的侵略态度的警觉，在英国的中国公使曾继泽(曾国藩之子)受指派警告法国政府，任何进攻山西、北宁的行动将视为宣战行为。然而，此时法国人并不愿意就此收手，他们无视曾纪泽的警告，进攻并占领了这两个有争议的城市。这表明两国势力在未宣战的和平状态下采取了非正常的战争行动。李鸿章从一开始起就极力避免敌意的爆发与升级，以执行他的怀柔政策。

凑巧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德璀琳从欧洲返回并在广东官场任职，他的名字日后还要和一场与日本徒劳无功的和谈尝试联系在一起。在香港，他会见了李士卑斯将军(Admiral Lespes)和福禄诺舰长(Captain Fournier)，德璀琳和他们两人一道坐汽艇溯游而上抵达省城。看到省城毫不设防，且省城的驻军没有战斗力，这让他产生了促成和谈的想法。李发现两广总督有意和谈，但无力促成此事；经过一番讨论，他决定让福禄诺直接和李沟通此事。

抵达天津之后，福禄诺舰长发现李鸿章乐于倾听他的想法。李已经向朝廷奏明在东京战役中犯下的重大失误，他将给中国军队带来一系列灾难的主要责任推给了广西巡抚，指责其缺乏兵法的基本常识。李认为国家的前途就掌握在这样人的手里；并且不厌其烦地警告总理衙门，国家的唯一出路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议和。他准备一旦从北京方面获得全权代表的授权就和福禄诺舰长商讨相关事宜。李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封奏章受到了冷遇，在一次包括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及其他二十七位高官参加的会议上，全体一致否决了他的提议。然而，幸运的是，明智的做法最终占了上风，总督大人被授权和法国议和以争取最好的条件。同时，福禄诺舰长以电报的形式获得了全权代表的授权。两位代表秘密磋商，并最终于1884年5月11日向世人公布两位全权代表商定并签约的条约内容(奏折2263页)。大清国大皇帝，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前因两国同时有事于越南而渐生龃龉，彼此愿签约了解，并修明两国交好通商之谊，订立新约，以期同时有利于两国，即于光绪十年在天津由两国各命全权大使商定简明条约如下：

大清国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

大法民主国海军上校舰队指挥官军团司令福禄诺；受命交换大意以下的简明条约：

其一，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

其二，中国将驻北圻的军队调回边界，并对越法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条约一概不加过问；

其三，法国不索赔款，但商品可从云南、广西输入中国内地；

其四，法国答应在与越南订约时，决不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

其五，三个月后，双方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制定详细条款。”（条约名称为《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条约》。——译注）会晤结束，李鸿章举行盛大的宴会款待福禄诺舰长和所有参加谈判的人员。但宴会交谈中那些美好的预言却没能最终变成现实。协定中的条款很快被巴黎和北京方面获悉，遭到了激烈的反对，阻止其获得批准。在中国，所有御史团结一致，四十七封奏章被递交朝廷，要求以叛国罪弹劾李鸿章。暴风雨如此猛烈，李不得不向其屈服，据说他曾经向皇太后请求允许他退休远离政治生活。即使传言是真的，他真的提出了这样的请求，显然也没有获得批准，我们知道虽然他希望立即获得和平的愿望受到了挫折，并因此受到屈辱，李稍经调整就回到他正常的总督生活中。

不幸的是，在憧憬和平的过程中，一个偶然事件刺激了北京的主战派以及巴黎的冒险家。虽然按照中国官方月报(Journal Official)公布的协议条款，中国同意撤出所有驻防东京的军队，但没有提到应在什么时间以前撤军，虽然根据福禄诺舰长的一份随后注解信笺，撤军日期有明确规定。在东京的杜森尼上校(Colonel Dugenne)接到了协议的注解，他指挥谅山(Langson)周边的法军部队向谅山进军。中国指挥官在答复他的撤退要求时请求宽限以便为撤防做必要的安排。显然杜森尼上校认为中国的指挥官在试图逃避履行协议条款，严厉地答复道只给他一个小时的时间离开城市，之外一分钟都不多给。中方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无法完成撤退，杜森尼上校发动了进攻，并被击退，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战争再次变得无法避免，这个事件被中国人用来证明法国人的奸诈本质以及李鸿章轻信法国人的愚蠢。福禄诺舰长断言他已经和李就什么时间移交要塞达成了一致；而另一方面，李断言他曾就这个日期提出抗议，认为是不可行的。福禄诺舰长写信说明那些有争议的条款。为了支持他的观点，福禄诺舰长向茹费理（Jules Ferry，时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译注）大人写了这封信：我以我的名誉保证，我没有以涂改或其他方式，变更或取消我于5月17日递交给李鸿章的信笺中的日期及条款。我保证，李鸿章明确地告诉我中国驻防军将在信笺中规定的时间内撤退。我保证他完全同意这点，并将其以电报的形式汇报给部长会议主席（President of the Council，法兰西第三、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总理又被称为部长会议主席。——译注）以及米乐将军(General Millot，即Charles-Théodore Millot)，电文被载入黄册(yellow book)。另外，我尽一切可能迅速将上次会谈达成的协议公之于众。我立刻将这个消息汇报给李士卑斯将军，他将于次日就同一问题会晤总督大人。我在位于天津的中国电报局给法国的米乐将军发送电文，这里的所有官员都给总理衙门办事。一小时之后，李鸿章就能得到这封电文，他能读到这封电文，并且像所有政务电报一样，这封电文会立刻被转给总理衙门。法方谈判代表采取了这些步骤；而总督大人本有机会就手中的电文内容表示抗议，但他选择了沉默，他这种做法无疑是表示承认，并且电文也在一份中国报纸上公布，中国人能够在5月20日获悉日期及条款，这要早于议院以及部长会议主席获悉的时间。难道他们就不能对我确信的部分提出丝毫质疑？这样总督大人和我就5月17日信笺中提到的问题就不会存在任何误解。但是，误解无疑是存在的，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他的两位幕僚公开否认福禄诺舰长的声明。在一封致《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的信中，这两位绅士写道：

先生，知悉福禄诺舰长于一公开信中否认曾涂改于5月17日递交李中堂备忘录中的内容，我等可证，福禄诺舰长会见李大人时我等在场，亲眼目睹福禄诺亲手涂改。

此致

马建忠(Ma Kienchung)，罗丰禄(Lo Fanglo)

现在战火又重新燃起，经过艰苦的战斗尼格尔将军(General Negrier)才于1885年2月13日重新控制谅山，而如果不是由于杜森尼上校的莽撞，中国军队在近一年前就应从这里撤出了。然而，双方仍未宣战，这种非正常状态导致了一系列怪事的发生。孤拔将军(Admiral Courbet)在台湾沿海一系列劳而无功的军事行动之后，像和平从未被打破一样，若无其事地进入了福州的港口，驶过保卫出入口的炮台，并向炮台后聚集的船只开火。负责保卫福州沿海的官员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张佩纶。他获得了法军舰支靠近的明确告警，却没有做任何准备以抵御可能的攻击。并且他胆大妄为到这种程度，虽然他的船队被击毁，但是他还报告说大获全胜、击沉了两艘法国铁甲。当后续事件的报告传出时，事实就很明显了，张因为他的过失被流放到长城之外。然而，他的庇护人却足够有权势营救他，现在他在帝国宜人的地方享受着阳光。

变幻莫测的战事又持续了一年，直到1886年1月，法国特使戈可当(Cogordan)大人和李鸿章之间达成协议。怀着对外交胜利的期待，戈可当怀揣拟好的协议来到中国，就等着双方签字。李却没准备这样的文件。他清楚地知道法国人厌倦了那些毫无内容的争论，抱着这样的看法，他最初认为协议将与1884年同福禄诺签订的条约没有本质区别。商谈的结果证明了李的先见之明，在经过了一年的冲突、耗费了中国6000万两白银以及福州沉船之后，总督大人最终接受了和耗费6000万两白银以及沉船代价之前一样的协议。

同时，朝鲜的局势也起了变化。大家都还记得朝鲜的前摄政王，曾被关押在保定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就被释放回国。这种举措的失误很快就显现出来。他刚一抵达汉城就继续之前的反对国王的阴谋活动。当朝国王所做的所有变革都遭到他的父亲的激烈反对。在庆祝新的邮政系统的落成典礼的宴会上，蓄谋已久的风暴终于爆发了。宴会厅内，皇室客人欢聚一堂，一伙叛乱者冲进宴会厅，试图拘禁国王（即甲申事变。——译注）。经过四天的战斗，反对派以及日本人不得不第二次从海上逃生。消息传到东京，日方立刻派军到仁川(Chemulpo)保护他的国民。日本远征军的到达意味着中国军队也要向汉城进发。1882年的局势重演，看来这两个宗主国之间极有可能再次爆发战争。幸运的是，危险被及时制止，伊藤伯爵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就两国在朝鲜问题中的地位协商条约。

值得注意的是，条约内容至今未被公布。我们这里给出条约内容：中日自朝鲜撤兵专约—— 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签订于天津。

大清国特派全权大使，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

大日本国特派全权大使，内阁副首相，宫内卿勋一等伯爵伊藤；

各自奉旨共同会商，订立专约，以敦(中日两国)和睦，条款如下：

其一，议定中国撤回现驻扎朝鲜军队，日本撤回在朝保护侨民之军队。自本专约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双方应完全撤兵，并为避免两国之间在撤兵时发生事端而各自撤回：中国自马山港撤军，日本自仁川港撤军。

其二，中日两国都同意，朝鲜国王可以训练军队，以求维护治安，并选雇外国军官一人或数人任朝鲜军队教练之职。中日两国均同意，本国军官不得作为朝鲜军队教习。

其三，日后朝鲜国若有变难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事先相互知会，待事变平息即行撤回，不再留放驻扎。

于中国历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四日，日本历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签订。

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李

大日本钦差便宜行事大臣伊藤（即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又称《天津条约》或《朝鲜撤兵条约》。——译注）（State Papers. Vol. 76.——原注)此处在战争以及战争流言当中的李鸿章，诸多国事使其不安，除此之外中国轮船招商局的事务也面临困境。如果从财务的角度看，这个轮船招商局从未发达。虽然它名义上是个公司，但是它的本质是官方行为。股东无法过问管理事宜，并一直抱怨利润凭空消失了。1885年，李向朝廷奏陈事实，以为这些抨击辩解。两位道台及他们的幕僚和招商局之间有着说不清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地位使得他们能够挪用大笔钱财，他们被向朝廷指控拖欠招商局的银款，其中一位拖欠六万两千两白银，另一位拖欠三万两白银。对此皇帝自然震怒，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他命令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追回钱款，将两位官员投入监牢，直到追回最后一两银子为止。

然而，这是一个表明轮船招商局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利润的明证，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重大损失——一位近期经理报告他的账户有二十万两白银的亏空——整个经营仍稳步发展。船队添了一艘又一艘的新船，即使在沿海地区损失了六艘汽轮，仍有26艘船只涂着招商局的颜色，这些船只价值约二百万两白银。轮船招商局1887年的年报显示，它扣除开支后仍盈余40万两，即使扣除所有港口的轮船、仓库等的折旧损失，仍盈余20.5万两白银，还不包括2万两的额外分红、1万两的管理者以及其他雇员的奖金。在如此繁荣的境况下，股东得到比法定的6厘分红还多1厘的分红。列举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如果管理得当获得两倍甚至三倍于此的分红并非完全不可能。

然而因担心其官办背景，轮船招商局股东的获益并不足以吸引更多人的投资。在此一两年后，李鸿章邀人入股投资现在连接开平煤矿和天津之间的铁路，然而他的呼吁是徒劳无功的，富人拒绝投资一分钱，最终这条铁路由政府投资建成。虽然事实表明，即使考虑到官方的控制，轮船招商局的投资也是划算的，但如果整个过程没有得到李的大力支持，很值得怀疑是否还会有任何分红以取悦股东。经过不断的操控，总督确保了政府通过轮船招商局在北方航运中的垄断地位，并且目前为了它的利益也阻止了隶属于台湾巡抚的商轮在长江及北岸做生意。在这点上李和刘(坤一)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刘是南方船队的庇护人，李最终战胜了刘，刘以将他的两艘汽轮卖给北方公司的方式结束了这场论争。同样基于垄断的方针，李大力支持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织布局在他的影响下创办，并且为了压制竞争对手，他成功地阻止了外国机器进口到中国。但是目前与日本的条约使得这种垄断的前景黯淡，各工厂将以平等的条约进入各行业，这将使各行业更健康同时利润也更薄（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译注） 。

李鸿章和洋买办打交道的经验恐怕让他难以友善地考虑他们的权利，倾听他们的诉求。在与法国战争接近尾声的阶段，普遍认为中国将对外国企业开放，他被各种各样经营许可的申请所淹没，经营范围包括金融贷款，也包括承办铁路、桥梁、枪支以及各种各样和战争或和平相关的设施。金融业代理人之间的竞争如此激烈，据传只要中国官员稍有犹豫就能获得免息的贷款。并且据可信消息，一家公司曾提议只要能将某铁路的特许经营权颁给他们，他们就准备免费修建六十英里的铁路。这些急切的建议让李对这些竞标人产生怀疑，这些贪婪的企业竞相乞求他的赞助实际上可能推迟了整个进程，否则的话，现在就应该已经完成了。

但是，这时(1886年)李鸿章的主要精力没有集中在地方事务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法国、英国协商归还被占领的中国地方。在最近的朝鲜事变后，俄国对朝鲜半岛存在不良企图已昭然若揭，英国政府为抵抗来自阿穆尔河（Amur，即黑龙江。——译注）的进攻，抢占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连港(Port Hamilton)。英国海军部(Admiralty)的电报命令英军“占领大连港，并汇报进展”——舰队司令陶威尔爵士(Admiral Sir W. Dowell)将英国的旗帜插在了港口。这次行动如此突然，以至于各方最开始还有些犹豫，没来得及表示抗议。然而，总理衙门喘息甫定就明确表示，反对英方长期占领大连港，更深层次的要求是，如果想在港口悬挂英国旗帜，则应该在其他方面做出补偿。按惯例，这种协商往往被委托给精通外交事务的李来完成，他在总理衙门的抗议中加了一笔，长期占领大连港将“有损中英两国的友谊”。随着事态朝着和平方向发展，英国政府决定归还大连港；但是他们觉得有义务说明，他们希望中国保证，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将大连港移交给其他国家。然而，李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希望从俄国人那里获得保证，他们绝对不会侵犯朝鲜领土。他成功了，他轻而易举地让俄国驻华大使拉德仁(M. Ladygensky)声明，“一旦英国撤出大连港，俄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意侵占朝鲜土地”。此后，中国政府给了英国外交部希望得到的保证，1887年2月27日，英国旗帜从大连港上空消失。

另一耗费李鸿章精力的要务是，拆除一座位于北京城内的天主教堂，并把它搬迁到北京城外。在康熙皇帝(1661-1721)的开明统治下，天主教传教士用他们的科学发明赢得青睐，获准在指定区域建造教堂。然而，若干年后，这些教堂远远凌驾于其他建筑之上，为此总理衙门经常接到投诉。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的情绪。对此问题的成功解决也是李的一项杰作。李鸿章雇佣了一个叫约翰·邓恩(John Dunn)的外国人，派他去罗马和教宗协商拆除教堂。同时，德璀琳（我们已提到过他的名字，后文还要提到他的名字）被委派协助樊国良神父(Father Favier)选定重建教堂的地点。两路代表都圆满完成任务。教宗批准了迁移的申请，而樊国良神父选定的新址也得到皇帝的恩准。鉴于原建筑的高度受到普遍批评，最终达成协议，新教堂的高度不得超过六十华尺，比老教堂低三十华尺；钟楼不得高于主建筑屋顶过多。这个难题的解决使得中国政府极为满意，参与协商者都得到奖赏；皇帝还赠给传教士一份礼物，表示满意。

第十二章

李的外国雇员——李的中国雇员——程启东——张佩纶——盛宣怀——何守泽案——笃信西医药——中风——皇帝的关怀——李家小姐的婚姻——丧妻——七十寿辰——广受欢迎——接见英国和平协会代表

回顾李鸿章曾经多次雇佣外国人的经历，每次外国人的表现都忠诚且尽力。在为数众多为其效力的洋人中，不可避免有些人不如其他人一样忠于职守，穆麟德(P. G. von M llendorff)就是其一。李派其赴朝，在汉城宫中代表中国利益。因中国人的缺席，中国利益在这个代表的心中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由于受到在汉城俄国使节的潜移默化，他对来自圣彼得堡的观点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甚至促使朝鲜政府与北方强邻结盟。毋庸讳言，这个事情一旦暴露，穆麟德马上被召回，他从此在朝鲜国土上消失。

李鸿章和喀西尼伯爵(Count Mitkievsiz)一同进入借款协商的谈判会场，伯爵受到了美方的亲切招呼，这再次表明了他缺乏对这位总督大人性格的清晰认识。虽然有个别例外，但可以说李在总督任上大部分的出色工作都和这些外国雇员的手段、精力与诚实分不开的。

拿中国的官员和欧洲的官员对比是不公平的。两者的道德体系大不相同，难以把两者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李可以被看做中国官员阶层的良好榜样，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看到他和伪造文书、挪用公款、怯懦猥琐、虚罔欺瞒的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应当记得，几年前一位和中国驻法国公使馆(Chinese Legation in Paris)有关系名叫程启东的人，和巴黎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Paris)商谈借款，这事被中国政府获悉后，立刻与他撇清关系，银行的损失被转嫁到使馆秘书(Secretary of Legation)身上。因其所犯罪行，程启东被遣送回中国并被投入监狱。然而，幸运的是，他用了一些不明的手段博得了李的青睐，总督大人全力营救，恢复了他的自由。

李鸿章的另一位追随者张佩纶，现在是他的女婿，并身居高位。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位官员，他在法国攻击南洋水师时表现不佳，由此被罢官，并被发配到长城之外。张佩纶无疑是一位干才，并且李也在此事上施加影响力，使得他能被免罪，衣锦荣归。总督大人将自己唯一的女儿许配给这位流放归来的人，李和他之间的友谊与联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据说，这位小姐曾激烈反对这场婚姻，然而父母之命在中国是不可违背的。虽然新娘眼含泪水，但在1885年秋一场奢华的婚宴上定下了这桩“喜事”。指挥福建水师的统带面对法军的攻击时，不战而溃，自然也受到了和张佩纶一样的处罚，这个懦夫自然也和他的同伙一起被释放。出于一致性的目的，李也向朝廷请求对这位船政大臣的宽恕，他的请求被批准。

在近代与日本战争开端之际，有一个叫盛宣怀的人因为为前线部队购买过期枪支以及不合规格弹药而臭名昭著。这人一直是李鸿章的心腹，如果报告属实，他此时仍是李的心腹。他参与了总督大人的多项工程，并且在轮船招商局中担任要职。轮船招商局的大部分管理者仿佛都有问题。一任又一任的官员任免让人眼花缭乱，人们希望新的继任者比较清廉，然而新任却将大量的利润搜刮进自己的腰包，在大多情况下对账务的审计意味着接踵而来的解职。不诚实向来不会成为得到李的赏识的障碍，不久之前他还向朝廷上奏章，为一位被御史弹劾而免职的军事学堂的财务官员辩解。这位官员劣迹斑斑，御史很容易地就扳倒了他，即使总督大人也无力护翼他。虽然李鸿章在为这名被控官员的行为辩护时说这是处理洋务时“张弛有度”的表现，这个解释也可被用作他侵吞公款的辩解，然而皇帝还是命令立刻将这名贪腐的官员治罪。而李为一位来自福建的被免职按察使的求情更为成功。盛宣怀现在的职位虽然不如以前那么显要，但是在给总督大人办事的过程中的油水却有增无减。黄河和大运河的不断决堤也能反映李选任的官员办事不力。办事不力不仅体现在帝国的水利设施方面。当李首次修建旅顺港的港口工程时，他选派了一些华人工程师修建工事。出问题已经成必然的事情。这些“工程师”修建的墙因无法承受自身的重量而倒塌，他们修建的房屋自然崩塌。一开始他们还能掩饰这些缺陷，但缺陷太明显了、无法遮掩，即使中国的将军们以及李也被最终说服以115万两白银的价格雇佣法国企业完成这个工程。不仅如此，李还为很多诸如张佩纶这样的人向朝廷说情。在他的麾下平定捻军和太平军叛乱的那些老兵一直得到了他强有力的支持，并且最近他还为因罪革职的前大臣何守祖(Ho Shoutzu)奏请死后哀荣，而如果在英格兰发生类似事情，可能自罗斯伯里伯爵（1894—1895年英国首相为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第五代罗斯伯里伯爵，故有此说。——译注）以下的全体内阁都要辞职。作为饱学之士，何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闲暇时刻喜欢光临书肆，因博览群书而和店主很熟稔。一位敏感的御史用激烈的语言抨击说，大臣与商人保持友谊是不当的行为，按照中国人的惯常思维，这些话背后的意思是书商无疑想利用和大臣的关系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没有有权有势的朋友保护他免受政敌的攻击，这位大臣只好辞职，退休到天津养老并在寂寂无闻中去世。得知此事之后，皇帝批准了李鸿章的请求，认为这位大臣的过失是微不足道的，考虑到他之前的劳苦，皇帝毫不犹豫地赠予李为他请求的死后哀荣。

很明显，以李总督的能力和权力如能动用合适的资源，他能够完成很多功绩。现在运营的从大沽到天津直到山海关的铁路也应归功于李鸿章，如果他能够被允许按照他的设想行事，那么铁路能够贯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个中国。在天津，他兴办了一所陆军学堂、一所海军学堂、一所鱼雷学堂以及一所医学院校，这些学校都已开花结果，以各自的方式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在鸭绿江的战事中海军表现如此糟糕，在威海卫的战事中海军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攻击性，这些都不是天津的海军教员之过。这些战事中鱼雷艇无所作为，也不是鱼雷学堂教员的错。在李的监督下建造的大沽炮台，经过精心的计划、坚固异常；驻军是李的附属军队，配备着最新式的武器。但毋庸置疑，他的一些尝试失败了。一家法国企业说服他投资于军用探测气球，这些东西除了取悦他和他的属员之外，毫无益处。有些气球造价高达每个500两白银，但是据说由于天气的影响，气球爆破，这笔钱花得毫无价值。

有些人一定还记得李鸿章的衙门对面河上老旧的浮桥，现在已经换成铁桥，这也应归功于李。他在天津尝试引入石头路，无数路人因而受惠。所有这些创新都表明，他领先于他的同胞。他倡导在直隶和满洲开矿，也表明他已打破他的同胞普遍拥有的幼稚的迷信思想。可能没有比他完全信任西医这件事更能说明他对现代科学的信任。他曾两次罹患中风，但两次他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天津的埃尔文医生(Dr Irwin)医治。在70岁的寿宴上，他不吝当众对埃尔文医生的医术与精心表示赞许，如果不是因为这位英国医生他早已不在人世。在李患病期间，多人劝说他马上解雇埃尔文医生，而接受明显很荒谬的中医疗法；但是朋友的劝说以及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所引用的迷信的恐惧都不能让李丝毫为之所动。在1888年12月第一次患病期间，他休息了三个月，在此期间，皇帝不断询问他的病情进展，并确保他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醇亲王也对他的病情表示关切，并赠送了宫廷特制的二十服药，但是既然李痊愈了，说明他一定没有吃这些药。

根据《京报》记载，“他外用滴露以吸干眼中泪水，内服药物以益肾、促进循环……医生报告说他的病好了八成。春暖时分，他可以外出活动，受这个生机勃勃季节的影响，他的肌肉可以开始恢复正常机能，口干现象也将随之消失。”

李鸿章对来自皇帝的关切深感自豪，并保证将竭诚为陛下分忧。他写道：“虽已告假一月，然每日仍处理公文、晤见臣僚不辍，常常忘食直至日暮。静夜忧思，常恐因病痛处理公务有误。”皇帝亲笔批复了他的奏章：“朕已仔细阅读上述内容，应敦促病人仍需节约心力，继续诊治，早日康复以解朕忧。”

李鸿章第一次发病正是他的独女嫁给张佩纶的时候——这个联姻明显不能给伯爵府带来太多的荣耀。他的个人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组建了年轻的家庭，却突然被死亡夺去了生命；他的第二任妻子于1892年6月感染疟疾。这位女士，大度、善良、聪明，和普通中国妻子不同，她是丈夫真正的贤内助。她受到丈夫的感染，逐渐喜爱并信任西药。她曾被哈小姐(Miss Howard)看护多年，之后又得到金女士(Mrs. King)的照料，并与之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她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医院，并经常拜访医院；她积极帮助该地区贫苦无依的人寻求救济。她在56岁去世，相对而言享年不永，病人和穷人以及朋友都对她的去世无比哀恸。

在她的准许之下，甚至据说是在她的鼓动之下，李鸿章参与了在天津外国人的社交活动。为了纪念军中的老战友，他修建了戈登堂(Gordon Hall)，并出席了落成仪式。1892年3月，他举办了70岁寿宴，宴请了外国领事以及外国侨民中的显要。在丰盛的宴会上，地方的头面人物和总督的欧洲客人共聚一堂；为回应客人对李的健康的祝词，总督大人的儿子李经迈用带有中国口音的英语作答。这场喜庆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天津。皇帝赐给这位七旬老翁亲手书写的匾额以及几轴画、一尊佛像、一席蟒袍，还有精选绸缎十六疋。皇太后的赏赐堪与皇帝的媲美，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无价的用貂颈处的皮子做成的长袍。

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发来贺寿文，上有一长串官员的签名致意。张之洞作《恭祝诰授光禄大夫宫太傅中堂一等肃毅伯七帙寿序》。（自原文翻译出，其大意为：德高望重、勤于国事，美好的品性深得天下人的敬佩。——译注）

在贺寿文中，张之洞极力称赞李鸿章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深谋远虑，天赋卓越，无懈可击。李鸿章下令建立的海防固若金汤：克虏伯炮守卫着每一座港口，隐蔽炮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位置，李鸿章移山做堡垒，防守的将士隐藏其中，暗道四通八达。敌人无法获知堡垒的结构，只能在四周游击，我方占据堡垒，主导战局。电线到处伸展，电报令谚语“坐镇中军，运筹帷幄”得以实现。张之洞是继李鸿章之后，清帝颇为倚重的又一位重臣；他用了一串阿谀之词，盛赞李鸿章德高望重，如：当我们一同站在翰林院中，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对于您，我衷心敬佩；您是君子的楷模，所有人都须仰视。

这篇文章难免有些夸张，但是它表达了朋友对李的钦敬；并且这篇文章以李所喜爱的方式写成，赞扬他以忠君始，以他在漫长职业生涯中受到民众的爱戴终。

毫无疑问，李鸿章也有不留情面的敌人，御史对他反复的攻击表明，虽然他仍屹立不倒，但是政敌们绝不放弃扳倒他的任何希望。近期他的政敌在他最痛苦的时期发出可鄙的一击。为表达对逝去妻子的哀思，他在她的葬礼上摆满各种祭品，送葬的仪式也很豪华。因此，他受到御史的猛烈攻击，葬礼的巨额花费是他贪腐的明证。这次攻击同样失败了，弹劾奏折没有得到朝廷的任何回应。

李鸿章乐于参加所有能促进百姓福祉的活动，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发起的，这让他受到各方的欢迎；最近他在日本遇刺，人们对他的感情可以从这封由天津侨民俱乐部(Tientsin Club)转发给他的电文中看出，“天津侨民对大人深表慰问，对其遭遇深表遗憾”。对此，李回复道：“衷心感谢同胞的慰问，虽然伤口仍然疼痛，子弹还没有取出，但我的身体在逐渐恢复，已经可以在榻上处理公务。请代向贵团体致意。”李乐于接受外国人的探访，并以坦率直言而闻名——虽然他只是在必要时才显得格外诚恳。数年前，英国和平协会(English Peace Society)的会长文惠廉先生(Mr. William Jones)来总督衙门拜访。李热情接待，倾听他的陈述。他惊讶地表示，文惠廉应该向中国的政府官员宣扬他的思想；并且重申，中国政府爱好和平并将永远如此，不会主动开启战事。在表达中国政府的高尚态度之后，李鸿章建议文惠廉不要向正义的一方呼吁，而是要呼吁罪人忏悔。“为什么你不攻击俄国的攫取政策？”他说道，“为什么你不去圣彼得堡呼吁公平与正义？”近期的事件表明李这两个质疑都很有道理。中国已经完全表明其不愿发动战争，但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国的攫取政策稍有收敛。

第十三章

李的沉浮——与日本的争端——中国的最后通牒——高升号的沉没——牙山、平壤、鸭绿江之战——旅顺港陷落——德璀琳的使命——张荫桓、邵有濂的使命——被指派为帝国特使——丁汝昌自杀——李的使命——遇刺受伤——康复——签署条约——回顾一生

在李鸿章漫长的官场生涯中，经历了太多的浮浮沉沉、看到了太多的沧海桑田。他曾享受皇恩浩荡带来的荣耀，也曾感受过肃杀的天威；他曾被举国视为能拯救国家的不二英雄，也曾不止一次地被国人唾骂为卖国媚洋的狗奴才。不论遭受什么样的境况，他总是能在朋友和敌人面前保持坚定、平和与雍容。鉴于他为了国家利益长期投入的工作，他总是希望致仕的请求能得到批准，他的余生可以远离国事的操劳。

有些人一生都抵御了命运之神的袭击，而当他年迈体衰之际，命运之神会更加严酷地考验他的心智与毅力，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这次，面临考验的是李鸿章。在他的古稀之年，他要面对事关一生荣辱的对他的勇气与手段的最严酷的考验。他为官多年一直鄙夷日本，而在七十二岁的高龄上却不得不向倭寇求和，听任胜者的宰割。

关注东方政治的人都知道朝鲜事务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日本人提出的无数改革提案在被朝鲜国王采纳后却不断受到朝鲜宫廷内亲华派的阻挠。这样的摩擦不可能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去年事态发生危机。因反对宫廷的改革政策朝鲜爆发骚乱，中国的介入使得事态更加复杂。中国在没有向东京解释意图的情况下发兵朝鲜，这违反了1885年中日签订的条约（应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或《朝鲜撤兵条约》，条约规定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译注）。在日本看来，这种做法无法接受，在汉城有代表中国利益的政治团体，现在外交手段之外又有了武力的支持。作为应对，日本向朝鲜首都派遣军队，与中国支持朝鲜国王及其朝臣的力量相抗衡。

不只是李认清了俄国的攫取策略。日本政界长期以来也对俄国人入侵朝鲜深表忧虑。正是这种担忧驱使日本迫切期望看到朝鲜半岛的剧烈变革。贫弱的朝鲜痛感自己一直是俄国人觊觎的肥肉，俄国人的觊觎也会对日本构成威胁。朝鲜决定借此推动变革以增进“隐秘的王朝”(Hermit kingdom，即朝鲜王朝)的国力。当时，就日本的态度，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都被来自派驻东京的代表的消息所误导。日本政界的激烈争论让中国权贵误以为日本众议院在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都出现了分裂。虽然日本国会的不同团体在陆军海军军力评估、民意代表的选举原则等问题上意见不一，但他们在保证帝国安全、抵御北方强邻的侵夺等方面却意志统一。所以他们决心改革朝鲜机构，把朝鲜变成有效的缓冲区。出于这个目的，日本天皇内阁提议和中国的总理衙门友好合作，共同对朝鲜半岛的行政机构做必要的变革。对这个提议，李答复说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对朝鲜的任何变革都应得到中国的恩准，并在中国的监督下进行。毫无疑问，李渴望能够维持和平；但是出于这种考虑，他完全误解了日本的意图，并错误地向东京方面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所有日本舰只在7月20日前驶离中国港口。对于中方这个不明智的文告，日方给出了希望能够息事宁人的答复，但也同时警告中国政府，在此局势下，中方陆海军的任何推进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

即使面对日本赤裸裸的威胁，李仍然派遣英国商船高升号(Kowshing)装载由三人率领的部队入朝。7月25日，运兵船途中遭遇日方巡航的吉野、浪速、秋津洲(Akiististi， Yoshino and Nanhva)三舰。这次遭遇的结果广为人知，运兵船被击沉，中方护航舰只逃逸。这次灾难之后，中国军队紧接着在牙山(7月30日)、平壤(9月15日、16日)溃败。虽然水师在提督丁汝昌的率领下艰苦激战，但仍然溃败于鸭绿江(9月17日)。虽然，最初这些消息被瞒报，未达圣听，但是，一旦真相大白，负责军事的李就遭遇降职的处罚，并被褫去黄马褂、摘掉孔雀花翎。现在，李终于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但为时晚矣。他开始积极鼓吹和谈。但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还没有认识到真实的国力，没有意识到继续这场争端毫无意义。然而，事实很快让他们清醒。每天都从前线传来噩耗。10月25日，山县有朋(Marshal Yamagata)率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满洲。31日，山县有朋占领重镇凤凰城。三周之后的11月21日，日军旗帜在旅顺港(Port Arthur)升起。

这个要塞的陷落沉重打击了李鸿章，正是他将这个小渔村一步步建成坚实的堡垒。人们总是钟情于自己的杰作，他也痴想旅顺港能够在战争中力挽狂澜，甚至他认为旅顺港能够经得起欧洲陆海军的进攻。这时，鉴于李的表态，朝廷命他交海关税务司(Commissioner of Customs)德璀琳先生(Mr. Detring)办理与天皇政府的议和条款。这个做法和中国之前处理类似情况的做法如出一辙。任何其他国家如果处于类似状况，往往会派出本国的高级别的全权特使。但鉴于中国一直以来对日本的傲慢与不屑，中国认为派出一个洋人海关税务司处理这个事件就足够了。作为德璀琳的照会的下面这封公函能够显示出当时李以及帝国其他大臣对于这个征服者的态度：侯爵钦差李鸿章致伯爵伊藤副首相阁下，大清历来乐于和万邦保持友睦，近来不幸与你国争执，兵衅乍启，万民突遭横祸，现建议两国陆海军暂停敌对状态。就此已向朝廷提交奏折，吾皇批复如下：

德璀琳已在我大清为官多年，忠诚可靠，兹命李鸿章委其全权处理相关事宜。派其立即启程赴日，解决争端。德璀琳将在必要时及时汇报协商进展。

尊吾皇旨意，德璀琳领一品衔，携此公文赴东京办差，探讨恢复和平及往日敦睦邦交之可能。我恳请阁下与德璀琳共商恢复友好邦交事宜。兹备此函，盼阁下予以关照为荷。和这封公函一道，李给伊藤伯爵写了一封私人信函，他与伊藤长期保持私人友谊：1885年(光绪十一年)，阁下惠临天津，与我共商东方事务以奠两国永久和平之基业。该案深得我心，并落纸为约、签字为证、钤印为信，以此永保和平。彼时未逆料我有生之年将对今日可叹之况。

乱局肇始之初，奢求争端能妥帖解决以避战事之发生，我曾致力于和平，但熟料敌意陡增，弃置所有条约，壅塞和平之门。嗣此，暴力肆虐，然我仍然竭诚于两国之和平。

胜败无常，世事难料，如战事经年，必将民力耗竭，此不必智者亦能料之。当此之际，需开诚布公以求达成谅解。

吾皇陛下近来对此甚为感念，特命我派德璀琳赴日向阁下转达此等忧虑。德璀琳长期忠诚为大清效力，善于处理繁难问题，我朝及本人对其信任有加，其深晓战和之利害。阁下势必能记得彼人曾助我协商条款。

望阁下将其作为鄙人挚友予以接见为盼。我隔海眺望君之故里，与君晤谈，历历如昨，言不尽意，顺祝安琪。

李鸿章

1894年11月18日这些文件表明李误解或故意误解了专使的应有职责，很难理解德璀琳为何会接受这么一个明显会劳而无功的差使。即使他曾奢望功成，但抵日(11月27日)一刻他便清醒。他在神户登录伊始就被有礼貌地告知，他的照会级别不够，日本政府将不予承认他作为代表的资格。李派遣德璀琳的意图显而易见。如果日本人接受他的代表资格，一旦他能谈成对中国有利的条款，则中国政府将对他全力支持；一旦他所谈成的条款对北京不利，总理衙门将对他弃之不顾，不承认他的代表资格。日本政府对这种阴谋手段报之以冷落是完全正当的，但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出使的失败让李颇为狼狈，这让他的政敌看到攻击李的一个良机，有一百二十名官员联署的奏章呈达朝廷，弹劾这位总督大人贪腐弄权。如之前多次攻击一样，这次攻击也无功而返。李被朝廷咨议和谈事宜，他的地位得到巩固，然而他仍然无法回避派使议和的问题。经权衡，两位官员张荫桓、邵有濂被指定为议和代表与日本人谈判。1月26日，这二人前往日本横滨开始他们的差使。然而德璀琳的教训还没让清政府明白“全权代表”这个词的意思，刚愎的想法让他们认为这次出使带着一封浅薄的照会就够了：兹委派彼等为我方全权代表与日方全权代表协商，彼需随时电告总理衙门以听候指示。议和随员听候彼等差遣。彼等需克勤克诚，不辱使命。钦此。毫无疑问，当这份照会递交给日本副首相伊藤伯爵、外相陆奥宗光子爵时，立刻被视为不是对等的外交文件，不够庄重，不能由此开启与中国的会谈。

幸运的是，在中国，恭亲王给了李积极而有力的支持。按照中国惯例，李指挥的战争失利，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他被褫去黄马褂、摘掉孔雀花翎，并被剥夺了军权。然而，他的意见仍得到了北京方面的重视，皇帝把他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仍然比较可靠，皇帝决定将帝国的命运交在他的手中。他的办事经验、他的地位以及他的能力，都使得他在可能把帝国从泥潭中拯救出来的人选中显得出类拔萃。虽然年迈、疲惫，但是他依然诚心向朝廷表示愿意首次出洋，完成这个屈辱的使命，这个使命一定让他高傲的个性痛苦不堪。看到他接受这个使命背后的一片忠心，皇帝恢复了他所有曾被剥夺的荣誉，并指派他为与日本议和的帝国特使。这是2月15日的事情。在这月的7日，要塞威海卫陷落。在发往欧洲的电讯中同时报道了李的任命以及丁汝昌提督自杀的消息。虽然丁提督的战争谋略不足，但保卫威海卫的战斗中其表现出的英勇令人铭记，在要塞陷落后，他不忍苟活。

这位英勇的军官无疑应该受到尊重。在鸭绿江和威海卫，他都英勇对敌，当所有胜利的希望都泯灭时，他才商议交出要塞。有一封曾经给他一线生机的信显示他不仅是一位英勇的军官同时也是一位爱国者，这让他赢得了无比的敬重。在威海卫，时任日军联合舰队司令官的伊东祐亨将军(Admiral Ito)长期和丁汝昌提督保持着私人友谊，伊东怀着可疑的动机写信给丁提督敦促他访问日本直到战事结束。丁用简洁而富有尊严的言辞拒绝了伊东将军的邀请。几天后伊东将军赠送他几瓶香槟及其他美酒。丁回信道：“甚感馈赠之美意，然你我两国处于交战之状态，恕难接受，恳阁下收回。”2月12日，丁服毒自杀，这也为他的连续两位继任做出了榜样。为表示对这位英勇的对手的尊敬，伊东将军以合体的礼节派船只将丁提督的遗体运送至烟台(Chefoo)。李知悉所有这些消息，在北京接受多次垂询之后，于3月6日从大沽启程前往日本。张荫桓和邵有濂抵达日本时，日本暴发了一些零星的游行示威。然而，即使最狂热的分子也认为李的地位足以使他赢得相应的优待与尊重。李以及他的美国顾问科士达(Froster)下船伊始就得到了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两位爵爷的亲切慰问，并被护送至驿馆，途中受到了细致的招待。在与日方的全权代表初次接触后，会谈进展顺利。李敦促在和谈期间应双方停战。日方全权代表对此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大沽口炮台、山海关以及通往天津的铁路需即时移交日方接管。这些条款让李难以接受，因为这将使得日方能够遥制北京。日方全权代表不再纠缠，立刻继续探讨议和条款。第三次会晤进展巨大，各方都认为和议即将达成。然而，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突发事件使得诸事变得更为复杂。在李通过下关(Shimonoseki)狭窄的街道回寓所的途中，一名右翼团体成员（刺客是小山丰太郎，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译注）冲向他的轿车，用手枪直接向李的脸上射击。在当代日本的右翼分子相当于日本改革前的浪人。所幸弹药是专供出口用的劣质品，子弹进入左眼下方不深的地方就停止了。这个卑鄙的刺客当场被捕，并被投入监狱。他的行径与天皇和首相无关，并受到了天皇与首相的强烈谴责。清帝国特命御医看护总督大人，伊藤副首相亲自致电对暴行深表遗憾。

出于其作为一个高尚政治家的天性，天皇认为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以表达对此事件的举国厌恶。他敦促首相立刻促成无条件停战，原定战事到4月20日截止，但实际上拖到了5月8日。可喜的是中国人的体质使得伤后手术很少伴随着发热，虽然李鸿章的身体创伤十分严重，但如果类似情况发生在欧洲人身上，情况会更糟。李和他的同胞都十分厌恶外科手术，不顾医生的建议，他拒绝取出弹壳。虽然不顾医嘱，但令人惊奇的是，李经过很短时间的康复就能重返谈判桌，4月17日他代表清政府签署了和平条约。在仪式的结尾双方全权代表互致繁琐的礼节，同一天下午李启程回国。

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必须同意日本方面的大部分要求，迫于形势压力他不得不在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将辽东半岛(含旅顺港)、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征服者，并支付2亿两白银用于战争赔偿。这些条款被认为过于苛刻，北京存在很大一股势力反对批准这个条约。然而，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李使得条约获得朝廷批准，并于5月8日午夜，双方官员在烟台换约。

虽然，这个条约使得李鸿章及其代表的中国备受屈辱，但是他们手中还握着一张牌。虽然他们同意日本人提出的条款，并无力动用军队使之变更，但他们借助于外交手段。通过在欧洲首都的斡旋，他们成功地求助了俄国、德国、法国的力量来保卫受威胁的领土。利用这些强权国家最终收回了旅顺港和辽东半岛。

在对李鸿章的一生的描述结束之际，不得不对他一生孜孜不倦于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表示敬仰，这贯穿了这位总督大人的官场生涯。然而，作为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这份敬仰中不免有些遗憾。虽然他具有超凡的能力、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不能从桎梏了他和他的无数代同胞的狭隘、顽固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他对西方世界的所见所闻都没有丝毫动摇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信仰，也没有改变他在面对地球上其他国家时以天朝自居的心态。

以他的经历，他认识到西方国家已经在科学、机械以及其他和战争相关的领域超过了他的同胞，但根据他自大而狭隘的见识，他认为只要拥有洋人发明的这些装置，中国也毫无疑问能够跻身于强国之中。他无视或故意无视一个事实，即需要有灵巧、有力、有勇气、有经验的人来操纵最精良的机器以及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在漫长的人生历史篇章中努力求索国家的光明与出路，然而他却没能追溯到孕育文明所需的坚实的道德与信仰的基础。他认识到西方器物的价值，并相信，如能将它嫁接到中国这根枯枝上也能结出像原来那样的硕果。然而，精明如李鸿章也没能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旧瓶没法装新酒。如果中国想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则无疑需要经历同样的、充满艰辛的历程。

大事年表

1823年李鸿章出生。

1849年入翰林院。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1853年南京被太平军占领。

1859年李鸿章晋升为道台（事实上，这一年他在其兄的推介下，充任曾国藩幕僚；但原文的确为道台一词，疑系原书错误。——译注。）

1862年被任命为江苏巡抚。

1863年收复苏州，诛杀诸降王(“苏州杀降”)。

1864年收复金陵(南京)。

1865年“捻匪”之乱。

1865年李鸿章受命镇压捻军。

1867年被任命为湖广总督。

1868年因为没有完全镇压叛乱而被降职。

1869年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

1870年天津大屠杀。

1870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

1872年李鸿章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警觉。

1874年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

1874年在台湾问题上与日本对峙。

1875年皇帝和皇后殡天。

1875年被任命为军机大臣。

1875年马嘉理遇刺。

1876年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

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

1877年大饥荒。

1878年伊宁的困境。

1880年戈登到访。

1882年李鸿章的母亲去世。

1882年朝鲜战争爆发。

1884年东京(北圻)之战爆发。

1884年签订《中法简约》(《李福条约》)。

1885年朝鲜人再次起义。

1885年中国与日本签订条约。

1886年签订《中法新约》(《李巴条约》)。

1887年大连港失守。

1888年李鸿章之女的婚姻。

1888年中风。

1892年七十岁寿辰。

1892年李鸿章之妻去世。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

1894年7月25日高升号沉没。

1894年7月30日牙山之战。

1894年9月15日平壤之战。

1894年11月21日旅顺港失守。

1894年11月27日德璀琳抵达日本，他的使命。

1895年1月26日张荫桓、邵有濂被任命为谈判大臣。

1895年2月7日威海卫失守。

1895年2月12日丁汝昌总管带自杀。

1895年3月16日李鸿章作为全权特使访日。

1895年4月17日签订《中日马关条约》。

1895年5月8日清政府批准，在烟台交换条约批文。

专名一览表

官职、机构等名称

按察使(Juge)

兵部(Board of War)

兵部尚书(Minister of War)

补授军机大臣(Supernumerary Member of the Great Council of the Empire)

部长会议主席(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布政使(Treasurer)

督察院(Board of Censors)

海关税务司(Commissioner of Customs)

军机处(Council of State)

吏部(Board of Civil Office)

前摄政王(ex-Regent)

使馆秘书(Secretary of Legation)

太子少保(Guardian of the Heir-Apparent)

外交部(Board of Foreign Affairs)

中国驻法国公使馆(Chinese Legation in Paris)

中外会防局(Patriotic Association)

直隶总督(Viceroy of Chihli)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Board of Foreign Affairs)

人名

W. F. 梅辉立(Mayers)

阿桂(Ah Kwei)

阿里衮（ Ah Lekun）

埃尔文医生(Dr Irwin)

奥伦上尉(Captain Holland)

巴夏礼爵士(Sir Harry Parkes)

北方舰队总司令兰格将军(Northern Squadron General Lang)

贝利少校(Major Bailey)

伯朗上校(Colonel Brwone)

岑毓英(Ts’en)

程启东(Tcheng Kitung)

程学启(General Ch’eng ［Ching］)

醇亲王(Prince Ch’un)

德比爵士(Lord Derby)

德璀琳先生(Mr. Detring)

邓承修(Ten-sen-sue)

迪尤上尉(Captain Dew)

丁日昌(Ting)

杜森尼上校(Colonel Dugenne)

俄国驻华大使拉德仁(M. Ladygensky)

法国公使罗淑亚(Monsieur de Rochechouart)

法国特使戈可当(Cogordan)

樊国良神父(Father Favier)

福雷斯特上校(Colonel Forester)

福禄诺舰长(Captain Fournier)

傅恒(Fu Heng）

岳钟琪（Yo Chungchi)

高宗(Kao-tsung)

郜云官(Kao Ying-Kuan)

格维纳(Mr. Grosvenor)

恭亲王(Prince of Kung)

孤拔将军(Admiral Courbet)

郭嵩焘(Kwo Ssungtao)

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先生(Mr. Lay)

韩琦(Hangchi）

范仲淹（Fan-chiou)

何守祖(Ho Shoutzu)

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亨利·白齐文(Henry Burgevine)

花房义质(Hanabusa)

华尔(Ward)

霍普海军上将(Admiral Hope)

加西亚上校(Captain Garcia y Garcia)

舰队司令陶威尔爵士(Admiral Sir W. Dowell)

喀西尼伯爵(Count Mitkievsiz)

科士达(Froster)

拉塞尔伯爵(Earl Russell)

李瀚章(Li Hanchang)

李洪藻(Li Hungtsao)

李经迈(Li Chingmai)

李士卑斯将军(Admiral Lespes)

李昰应(Li Shih-ying，兴宣大院君)

李献泰(Li Hsiehtai，音译)

李载先(Li Tsai-hsien)

里彭爵士(Lord Ripon)

卜鲁斯爵士(Sir Frederick Bruce)

罗丰禄(Lo Fanglo)

罗斯伯里伯爵(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

马格里先生(Mr. Macartney)

马嘉理(Mr. Margary)

马建忠(Ma Chien-chung)

迈耶斯(Mayers)先生

美国驻沪领事西华(Seward)

米乐将军(General Millot，即Charles-Théodore Millot)

慕王谭绍光(Mu Wang)

尼格尔将军(General Negrier)

飘高老祖(Piao Kao Lao Tsu)

茹费理(Jules Ferry)

萨维奇(Savage)

山县有朋(Marshal Yamagata)

舍纳德·阿思本上校(Captain Sherard Osborn)

盛伏昌(Sing Fu-ch’ang)

石达开(Shih Ta-kai)

士迪佛立将军(General Staveley)

叶锦宽（Yen K’eh-k’wan）

汪有为(Wang Yu-Mei)

威妥玛(Wade)

维多利亚大主教(Bishop of Victoria)

文惠廉先生(Mr. William Jones)

文祥(Wensiang)

薛焕(Sieh)

杨坊(Takee)

叶名琛(Yeh)

伊东祐亨将军(Admiral Ito)

英国副领事马安(Vice-consul Markham)

英国海军部(Admiralty)

英国领事麦华佗爵士(Sir Walter Medhurst)

有栖川炽仁(Prince Arisugawa)

约翰·邓恩(John Dunn)

张佩纶(Chang-P’ei-lun)

张树声(Chang Shu-sheng)

张荫桓(Chang Yinhwan）

邵有濂（Shao Yulien)

诸葛亮(Tsu-koh-liang)

驻沪英军司令官霍夫上校(Colonel Hough)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奕(exsuperintendent of trade and General Sieh)

左宗棠(Tso Tsungt’ang)

奕(Sieh)

地名

阿穆尔河(Amur)

八莫(Bhamo)

北宁(Bac-Ninh)

渤海湾(Gulf of Petchili)

大连港(Port Hamilton)

东京(Tongking，中国称北圻)

凤凰城(Fenghwang Ch’eng)

澉浦(Kahpoo)

红河(Songkoi River)

黄海(China sea)

金川(ChinCh’uan)

金坛(Kintang)

喀什噶尔(Kashgaria)

里瓦几亚(Livadia)

谅山(Langson)

琉球群岛(Loo Choo Islands)

娄门(Lou Men)

旅顺港(Port Arthur)

蛮允(Manwyne)

穆素尔岭(Tekkes Valley)

盘门(Pan Men)

仁川(Chemulpo)

四川(Sze-chuen)

太湖(Taho Lake)

桐城县(T’ungch’enghien)

乌鲁木齐(Urumtsi)

吴江(Wukiang)

五轮洲(Wuhlungchow)

下关(Shimonoseki)

烟台(Chefoo)

伊宁(Kuldja)

伊宁省(province of Kudlja)

宜兴(Yesing)

营口(Newchwang)其他专名

巴黎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Paris)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东干族(Tungani)

高桥号(Ka-Jow)

高升号(KowShing)

戈登堂(Gordon Hall)

黄册(yellow book)

吉野(Akiististi， Yoshino)

京报(Peking Gazette)

浪速(Yo shino)

轮船招商局(China Merchants’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美商旗昌洋行(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秋津洲(Nanhva)

萨长二党(Satsuma and Choshiu)

上海机器织布局(Shanghai Cotton Factories)

水雷学堂(torpedo college)

天津侨民俱乐部(Tientsin Club)

熙春号(Hyson)

隐秘的王朝(Hermit kingdom，即朝鲜王朝)

英国和平协会(English Peace Society)

官方月报(Journal Official)

译后记

许多普通人眼中的李鸿章是 “开明的封建士大夫”，虽然大力兴办洋务，创造了中国史上五百多个“第一”，但他一味维护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中法新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史实，更是深刻影响了几代人对于他的看法。

以上看法不难理解，历史教科书也是这么定的调子。那么，曾直抒胸臆“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李鸿章，最终建立了他年轻时的宏图伟业吗？晚年的他为什么自嘲为大清朝的“裱糊匠”？

今人看李鸿章是隔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距李鸿章已有一个世纪之遥(2011年是李鸿章辞世110周年)。暂时让我们回归李的时代，即使是与李鸿章政见迥异者，也对他抱持颇高的评价：梁任公曾专为他作了一部大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革命党人孙逸仙也曾上书李鸿章，赞叹道：“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在清末士人被迫“睁眼看世界”的情势下，进士出身的李鸿章，作为清廷重臣和主要的外交官，后半生都在与洋人打交道。英国传记作家濮兰德曾描述李：“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

与濮兰德浮于表面、太过浪漫的印象有所不同，本书的作者道格拉斯站在中立立场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和严肃的评价：“虽然他(李鸿章)具有超凡的能力、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不能从桎梏了他和他的同胞无数代的狭隘、顽固、变态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他对西方世界的所见所闻，都没有丝毫动摇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信仰，也没有改变他在面对其他国家时，以天朝重臣自居的心态。”

李鸿章传译 后 记翻译这部传记，使译者有机会从局外人的角度，更清晰地看见百年之前的一个中国人的故事：李鸿章善于审时度势，率先兴建近代工商业；不乏政治抱负，个性冷静老练，决事干脆，手段时而圆通，时而狠绝，具备成为一代干员名相的资质。然而，不幸的是，李鸿章毕生都在为一个庞大、颓废的帝国服务，囿于出身、平生际遇和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了解近代世界总体趋势，不可能阻止清王朝走向覆灭，也不可能为一个弱国争取国家间的“平等”待遇。李鸿章为后人留下的，只能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的惋叹。

最后要说明的是，道格拉斯虽然曾作为汉语通事(他1858年来到中国，曾在英国领事馆担任汉语翻译；1865年，返回英国，后在大英博物馆中文藏书部担任主任；1903—1908年，任伦敦皇家学院汉学教授)，但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坦承的，撰写一位中国政治家的传记，对于一个西方人是有一定难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发现原著中有个别常识性问题，确因文化差异而产生，在相关地方已有较为详细的译注。

另外，对于书信、奏折、谕旨等史料的处理，译者采用的方法是查找原文，再由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同时加注原文出处；并没有直接引用原始的文言文，目的是让读者的阅读更顺畅。

全部译文分工如下：序言至第七章由李静韬翻译，第八、第九章由陈薇薇翻译，第十至第十三章由郑毅翻译，李静韬统校。

李静韬2012年隆冬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目录

序一

序二

自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大事年表

专名一览表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