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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论飞行和空气动力学

或问登峻涉险远行不极之道。抱朴子［葛洪］葛洪（281—341），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著有《抱朴子》等。——译注曰：“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

《机械工程》引《抱朴子》（320年）

中国航空公司一架道格拉斯C47型飞机穿过雨云颤颤巍巍地向下降落。飞机破旧不堪，饱受了战争的创伤，巧克力色的机身满是弹孔和凹痕。飞行员沿着蜿蜒的扬子江飞行，直到看见前方沙洲上的简易机场，中国陪都重庆的悬崖峭壁就在他的左方。

飞行员快速降低了飞行高度，以防雷雨云层里潜伏有日军的战斗机。跑道进场处有一排排高射机枪守护，漆成红白相间的油桶摆放在跑道两旁当作路标，飞行员根据机枪群的位置确定好自己的方位，然后对准油桶之间的跑道，调整了阻力板并降低两个引擎的速度。一阵侧风袭来，飞机急促地颠簸了一下，飞行员扮了个鬼脸。一年中这个时间正是侧风劲吹的时候，飞机终于重重地降落在古老的河床上，这就是中国主要的机场。飞行员踩住刹车，掉转机头，经过一队队停好的中美战斗机，朝着闪闪发亮的活动板房即航站楼驶去。飞机的速度慢了下来，最后停止了滑行。

一名英军中士独自一人在行李拖车旁等候。飞机的螺旋桨一停，机舱的后门砰的一声打开，两名机械师迅速将临时舷梯旋转到位。中士走上前去迎候飞机上的两位乘客。

第一位从机舱里出来的是一名和中士一样身着制服的军人，只不过是名军官，而且年长许多。另一名乘客显然是两人中更重要的一位，此人个子高得出奇，长着一头稠密的深褐色直发，戴着眼镜，一副学者派头，神情相当严肃。他一走进这刺眼的阳光里，眼睛就眨个不停，显然被这突袭而来的热浪吓了一跳。在过去的两周里，热浪就像冒着蒸汽的浴巾笼罩着这个城市。

来访者身着一件卡其布衬衫，宽松式军用劳动短裤，夹着一个样子很旧的皮革公文包。他的脚一着地，司机立刻朝他敬了个漂亮的军礼。

“尼达姆博士，下午好！”他大声说，声音盖过飞机正在卸货时传来的嘈杂声，“欢迎您来重庆！欢迎您来到中国的心脏！”

2

这是1943年3月21日，星期天的傍晚时分。诺埃尔·约瑟夫·特伦斯·蒙哥马利·尼达姆（No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肩负一项重要的战时使命，来到了险象环生的前哨阵地。作为一名生物化学家，尼达姆（汉名李约瑟，本书以后均以李约瑟相称）集过人的才智、出色的研究成就和特立独行的个性于一身，这样一位年轻胆大的科学家在自己的国家英国以及美国都闻名遐迩。

这一路的行程相当漫长。3个月前，他就启程了，先乘蒸汽火车从8000英里之外的剑桥出发；然后再从蒂尔贝里港（Tilbury）乘货轮向东航行，一路得躲开轴心国的武装攻击，途经里斯本、马耳他、苏伊士运河和孟买，最后环绕印度大陆，抵达加尔各答港。2月下旬，他在加尔各答登上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顶冰川，来到中国的心脏地带。

此刻，他已经抵达了中国的陪都，至少是尚未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那部分中国的都城，他急不可待地想要开始工作。李约瑟此次任务对英国政府来说异常重要，为此官方特为他配备了武装护送人员，即就是那个与他同机的普拉特（Pratt）。普拉特是英国的一名外交信使，伦敦给他的指令是一定要确保李约瑟万无一失、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英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

下了飞机后，两人接下来就要爬上台阶进到城里，他们先走过了一座浮桥。湍急的扬子江上停泊着船只，浮桥就架在这些船上，松松垮垮，好像散了架似的。两人身后跟着大使馆的司机和一队棒棒（挑夫），这些挑夫已经将李约瑟的行李挂在很粗的竹扁担上。接着这队人开始手足并用、艰难地攀登着台阶。台阶大约有500级，下面的几排台阶是足有1英尺高的巨大花岗岩石板。由于河水每天潮起潮落，台面变得泥泞不堪，而且非常黏滑。上面的台阶则热得发烫，满是尘埃。台阶上，叫卖的小贩、乞丐和骗子来来往往。那些骗子已经盯上刚刚从河岸爬上来的气喘吁吁的外乡人，迫不及待地准备伺机行骗。

他们到达了台阶的顶部，这里还不是重庆这座金字塔型城市最低的街道。此时的李约瑟已经是大汗淋漓。当天的气温足足有35℃，而且湿度很大，就像7月里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已经有人告诫李约瑟，重庆是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在他的任命书上写着：“被选派到中国去的人必须做好应对一切情况的准备。”他对将来会遇到什么情况多少知道一点。

司机打开了吉普车的门，将李约瑟的行李装车，此时外交特使普拉特也完成了他的使命。他跟李约瑟握手告别，用粗哑的声音说，希望你在中国过得愉快，能够护送像你这样的杰出人物，感到不胜荣幸。他向李约瑟敬了礼，就急匆匆地拐到旁边的一条街上，在那里有另一辆车在等他。

李约瑟从衬衣口袋里的烟盒中取出了一支香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他凝视着下面的河流。此处景色令人着迷： 宽阔的河面上，平底帆船、运盐的驳船，还有小舢板无精打采地划过宽阔的河流；武装巡逻艇和海军的补给船乘风破浪，匆匆前行，忙着去应对那些更为紧迫的事务。远处，李约瑟来时乘坐的飞机轰的一声起飞了，飞机迅速升空，调转方向，在环绕城市的群山上空缩成一点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约瑟站在平台上，过往货船的呜呜汽笛声，身边街上黄包车的铃铛声，旁边住宅里传出的哭喊声和吵架声不绝于耳。此外，幽幽的香火味、刺鼻的汽车尾气、烧热的烹饪油，特别是一种辛辣呛人的辣椒味、令人作呕的粪便味、沁人心脾的夹竹桃和茉莉花的香味包裹着他。所有这一切无不在提醒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令人敬畏、不可回避的现实： 他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国的心脏地带。

这里与他熟知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几个月之前，他还在剑桥大学过着平静而舒适的生活，每天的日子是这样打发的： 不是坐在实验室的椅子上做实验，就是在创办于14世纪的学院的一个小套间里看书学习。他所熟悉的世界是英式花园，新剪的草坪，爬满常春藤的庭院，古老的教堂，散发出皮革和蜂蜡气味的图书馆，还有那从学院高墙外的镇上传来的柔和的报时钟声。这是文明、宁静的世界，是埋头进行学术研究、享受特权的避风港。

现在他来到的这个城市，因连年战事已经变得满目疮痍，是一个令人惶恐不安、无所适从的地方。李约瑟坐在吉普车的前排座位上，司机发动了车，驶往有半小时车程的大使馆。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太阳已落到山后，余晖穿过灰蒙蒙的云层将天空染成褐黄色。光线昏暗的街道上已经点起了灯笼。

四周都是残垣断壁。在过去的3年里，日军的轰炸机对重庆已经实施了大大小小200次以上的轰炸，很少能看到完整无损的建筑物。成千上万的民众仍旧住在防空洞里，在路旁悬崖边防空洞的入口处，难民就像黄蜂般簇拥在那里。

在狭窄的街道上，灯笼中?火苗咝咝作响，货摊一个紧挨着一个，还有拥挤不堪的人潮。在这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的人群里，似乎谁都没闲着： 吃东西的，随地吐痰的，蹲坐在地上的，吵架的，或者等人的。乍一看，人群里主要有两类人： 穷人和各个部队的士兵。人潮中有刚从乡下涌来的难民，一个个衣衫褴褛；也有身着国民党军队制服的年轻士兵，一个个疲惫不堪，看样子好像刚从前线下来。还有一队队八路军干训班的学员原文为人民解放军，当时应为八路军。——译注，与国民党军队士兵相比，他们的纪律更为严明。李约瑟注意到，这些学员都站在街道的另一边。

在人流中穿梭前行的还有一群群女人，哭哭啼啼的孩童拽着她们腰间的衣服跟在身后，女人手里提着刚从扬子江边菜市场买来的大袋、小袋的蔬菜，艰难地穿过人群。有几个还有余钱的人，就请个棒棒帮忙，但多数人都是自己提着。一堆堆无活可干的男人，手里拿着扁担和绳索站在她们身边，有的挤在街道的拐角处，吆喝着找事做。

3

偶尔也会传来汽车不耐烦的喇叭声，一辆大型的美国轿车，毫无半点怜悯之心地从拥挤不堪的人群中硬挤过去。司机多半是中国人，板着脸，戴一副墨镜，而车上的乘客毫无例外地是位年轻漂亮的女郎，举止优雅，身着紧身丝质旗袍，嘴里叼着根架在银嘴上的香烟斗，样子很酷，也许是急着赶赴与住在城里的某位中国富翁的约会。街上的人群对过往的车辆熟视无睹，就像水流绕过石头后，很快又重新汇集在一起。

李约瑟的司机驾驶吉普车徐徐驶过挤满军车的桥梁，其他司机友善地向他挥挥手。过了河，司机就将车拐进一片小树林。在大门口，车短暂地停了一下，佩带刺刀的中国哨兵检查了他和车上乘客的身份证，便让车辆进入大使馆院内。吉普车在公园般的院子里绕来绕去，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林子里散布着十几幢楼房，车最后在一幢楼前停了下来。司机说这幢房子是留给李约瑟过夜的，并且说在没有安顿好之前，他可以一直住在这里。服务人员应该早已为他准备好了简单的晚餐，如有需要，随叫随到。

临走之前，司机递给李约瑟一个很厚的米黄色纸做的大信封，信封上印有英国外交印戳。如他所料，这封信是大使写的欢迎信，信上说第二天上午，他们将在办公室见面；也许在下午晚些时候出席一个鸡尾酒会，可以让他见见当地一些名流。然后，如果李约瑟乐意的话，还可以一起共进私人晚餐。

这是个不错的安排。李约瑟突然觉得疲惫不堪，此次飞行非常恐怖，在嘈杂的飞机里连续颠簸了3个小时，既没有氧气也没有暖气；飞行员不停地盘旋迂回飞行，时时还要伪装起来以摆脱正在巡航的日军零式战斗机，因为敌军的飞行员也许时时刻刻都在准备发起攻击。抵达后的第一个晚上由李约瑟自己支配，这样的安排对他来说是如释重负，倒不是因为他对第二天的安排感到害怕——他很善于交际，喜欢参加聚会和与他人聊天。在李约瑟的想象中大使肯定是一个有趣的人，他的朋友也会很风趣。此外，使馆工作人员中也许还有几位他很乐意见到的年轻漂亮的女士。啊，没错，他就喜欢漂亮的女士。

可是，这一切还得等到第二天。现在，他只想简单地洗个澡，打开行李，一个人吃完晚饭，然后睡觉。最重要的是，他想写信给此时远在美国纽约的一位女士，她才是李约瑟来中国的主要原因。

她叫鲁桂珍，中国人，39年前出生在南京，与李约瑟一样，她也是一名科学家。6年前，他们两人在剑桥相遇，那时她33岁，而他37岁，是一位有妇之夫。他们后来坠入了情网，与李约瑟结婚十多年的多萝西（Dorothy Needham），以一种左翼人士时兴的理智宽容态度默许了这份恋情。

李约瑟不仅对鲁桂珍心醉神迷，而且也如痴如醉地爱上了她的祖国。鲁桂珍曾经教过他汉语，现在李约瑟能用汉语说、写、阅读，并已达到相当流利的程度。许久以前，她就曾建议李约瑟到中国旅行，亲眼目睹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令人震惊的国家。她反复强调，中国决非多数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愚顽不化的神秘帝国。

李约瑟把她的话牢牢记在心上，在1943年春天一个炎热的傍晚，开始了在中国的外交使命。这一使命将把他引向非同寻常、出乎意料的方向。对于这一点，李约瑟未曾想到，鲁桂珍以及李约瑟当时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亦始料未及。

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李约瑟经历了多次旅行，使他无可争辩地成为西方世界最了解中国的杰出学者，成为一位敢于进行一系列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的冒险的人，去发现、记录并诠释中国最不为人知的秘密，其中的许多秘密已被深埋了好几个世纪。

在李约瑟来到中国之前，尽管有13世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17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布道，19世纪美国人、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以武士、探险家和商人的身份，呈扇形遍布中国，这些人向其国人捎回的都是耸人听闻的传说， 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宝塔林立，稻田一望无际，宫殿气势雄伟，皇帝身披黄色丝绸龙袍，书写用草书，国家秩序井然，音乐悦耳动听，吃饭用象牙筷，还有香精、竹筏、磕头仪式、“凌迟处死”的酷刑以及世上最精美的瓷器。中国与世上其他地方迥然不同： 疆域辽阔，复杂多样，优秀却不张扬。这个封闭的帝国似乎控制着其邻国——日本、高丽和亚洲其他许多君主国家。这些国家对它既尊敬又恐惧，还有诧异。

李约瑟到达中国时，这种观点已有所改变，这也折射出中国令人忧伤的新现实。1911年，古老的中华帝国被推上绞刑台，天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从数千年帝国统治中走出来的这个国家又开始了漫长的战争，现在处于极其可怕的状况： 军阀割据，相互混战，国家四分五裂；从国外引进的各种新思潮相互对立，争论不休。贪得无厌的外国列强吞噬了它的主要城市及其外围地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莫过于日本1937年发动的侵略战争。李约瑟到达中国时，日军已占领了中国1/3的国土。

美国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1824年抱怨中国是个“劣等民族。”尽管如此，他已远远超前于他的时代。他同时代的多数人把中国看成是东方之谜，远离世界主流文化，除了能给这个世界提供丝绸、陶瓷、茶叶和大黄，实际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一切都笼罩着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色彩。

有些人则看得更远。在临近世纪之交的189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海伊（John Hay）曾说过，中国现在是“世界风暴中心 ”，谁要是肯花时间，不厌其烦地去了解“这个强大帝国，谁就能握有今后5个世纪政治的钥匙”。他的观点受众多事件的冲击而被淹没，这些事件没有一件与中华帝国本身富有戏剧性的崩溃垮台相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军阀彼此混战，数百万人死于连年不休的内战，还有数百万的人正在忍受在别处难以想象的贫穷，多数外国人怀着一种轻蔑、鄙视和恼怒的复杂心态来看待这个国家，当时的人们普遍持有像爱默生那样过于简单化的观点。

但是李约瑟将改变世人对中国的这种成见，而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单枪匹马完成这一工作的。通过多次在中国境内的冒险经历，这位非凡的科学家设法用最明亮的灯光照亮中国神秘的全貌。不像之前的其他外国人，李约瑟发现中国并没有游离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而事实上中国创造了大部分的世界文明。

李约瑟发现，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大量的文明成果，而多数外人却压根儿未曾想到他们自己是最终的受益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而李约瑟发现这一切都是由中国人最早发明和最早使用的。同样，他还发现大量司空见惯的东西，如炼铁炉、拱桥、弩、天花疫苗接种、象棋、卫生纸、地震仪、手推车、马蹬、动力飞行等也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这些东西的水平之高，应用范围之广，历史之悠久，足以证明它们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谈论学术争鸣已有数百年之久，尽管没有几个人意识到其价值所在，其结果却正在改变我们整个世界的面貌。而且，他们也创造了非常特殊的环境——冰冷的自恃、与世隔绝、长期形成的倨傲态度，似乎已使得中国与世界的其他国家隔绝。中国人还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建筑，简而言之，这一切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之国。

4

通过这些发现，李约瑟逐渐放弃了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一些无知看法，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先是对中国的广泛同情和理解，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让西方世界多数人怀着尊敬、惊奇和敬畏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就像今天比较聪明的西方国家看待中国一样。好像命中注定，这种敬畏也及时为李约瑟指明了方向。

李约瑟将所有的发现以及这些发现的重大意义撰写成一部著作。这部书规模如此之宏伟，如此之权威，以至于可以这样说，这部著作是人类知识的里程碑，完全可以屹立于世界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和词典之林。

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于1954年出版，至1995年李约瑟去世时，已扩展成了18卷册。随后继续出版，现已写成了24卷册，共15000页，300万字，书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人们一致认为，这是西方有史以来所撰写的第一部诠释这个中央之邦的鸿篇巨制。整部书由李约瑟编排设计，书的大部分内容也是由这位佩戴眼镜、不苟言笑、无所畏惧的冒险家执笔撰写的——这个人集裸体主义者、舞蹈狂、手风琴手与烟鬼于一身，又按时去教堂做礼拜，因此被人认为性格怪异特立独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1943年的春天，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式军用飞机到达了重庆机场。

此时此刻李约瑟对中国还一无所知。在重庆大使馆的小别墅里，他只不过是一位对中国困惑不解、初来乍到的人罢了。首次与这个国家的正面接触令他震惊，使他感到筋疲力尽。李约瑟心中没有具体目标，或许一点目标都没有，此刻只想洗尽风尘，吃饭，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

他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用来洗澡，以彻底洗尽一路疲劳。然后开始用晚餐，吃得很香，大使馆派给他做饭的中国厨师手艺十分精湛。饭后，李约瑟走到外面的阳台上点上一支专供晚上抽的方头雪茄。吸完后，他坐在写字台前，倒上一杯威士忌，点燃一支香烟，用他那无可比拟的优雅笔迹给鲁桂珍写了一封简短信，收信地址是她在曼哈顿哈文大道 （Haven Avenue）上的小公寓。

李约瑟在信中向她陈述了写信的理由，首先是说他已经到了中国，而且身体很好；他非常想念她，渴望能和她一起共事，因为李约瑟知道，只要研究工作允许，鲁桂珍肯定会欣然前来。这次旅行能够成行，李约瑟还要向她表达深深的谢意。

他的冒险经历已经开始，这次旅行将改变他的人生，对此他深信不疑。

此时，李约瑟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正确，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一生，而他生活的改变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整个西方世界，下面故事的核心部分将揭晓问题的答案。

1

二、 雪中送炭

论中国橘子的起源

毫无疑问，柑橘的原产地在喜马拉雅山的东麓和南麓。中国柑橘产区拥有数量最多的柑橘老品种以及中国极为古老的柑橘文献的事实都反映了这一点，具有相当数量的表示特殊柑橘种类的单字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因为用单字命名往往是古代的象征——不仅是橘、柚，而且有柑（橘的某些种类）、橙（枨）栾（酸桔），和橼。

——公元前约800年《书经》中首次提及的水果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分册

这就是他魂牵梦萦的中国。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空气清冷，但阳光和煦。李约瑟在昆明的军用机场下了飞机，前来机场迎接他的是英国驻昆明副领事和外交特使普拉特。接着，李约瑟便乘车进城。汽车行驶在富饶高原的道路上，道路两旁是一排排白杨树，灌溉渠与道路并行。接着，汽车穿过几个村落。低矮的农舍由黄泥砖砌成，青蓝色的瓦屋顶，三角墙缓缓朝上翘起，尖屋顶上饰有各种装饰物。

一到华丽的领事馆，李约瑟立刻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快乐。他觉得总领事长得与韦尔斯颇有几分相似。领事馆的建筑一看上去就让人有赏心悦目之感，他注意到自己卧室的窗外种有一片小竹林，这让他感到非常高兴。当李约瑟意识到领事馆那些令人敬重的侍从竟能听得懂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学到的汉语口语时，尤其感到欣喜不已。这些侍从虽说“外表神情严肃，却非常和善，据说是得到过晋升的苦力”。阿尔温·奥格登（Alwyn Ogden）总领事对李约瑟的语言天赋也感到大为惊讶，而且印象非常深刻。

后半个下午，李约瑟一直在忙着整理行李，聆听着领事馆小花园里白嘴鸦的叫声，看着夕阳渐渐沉入西藏高原的群山，还以为自己是在剑桥郡杜克斯福村牧师住宅的花园里。第二天上午，他给老朋友——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写的一封长信里就是这样描述的。后来在中国生活的这段时间，李约瑟总是喜欢作这样的比照，将云南、湖北、新疆那些穷乡僻壤比作他遥远的祖国那些可爱、舒适的地方，或是当成美国或法国那些他特别喜欢的地方，这样做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尽管他有强烈的旅行欲望，但是内省和思乡之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时，他还是常常无法忍受。无论如何，李约瑟可能觉得他的幻想还会给他的作品增添一些浪漫气息，虽然他的一些比照的确很不恰当——就像把昆明比作他喜欢的杜克斯福一样，昆明是一座有近百万人口的城市，而杜克斯福则是不到60人的农村社区。

在写给玛格丽特·米德和在美国的鲁桂珍以及在剑桥生化实验室的李大斐的信件里，李约瑟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最初的36小时的印象。在信中，他告诉她们第一晚出去散步的情景——在他看来，四周天际线上的群山就像苏格兰西部的景色——以及他如何被所遇到的每个人表现出的友善所吸引： 大街上的人们冲他微笑，“头戴蒙古帽”的园丁一个个“和蔼可亲”。云南大学门口的哨兵手持配有刺刀的步枪站岗，但“很乐意这样打发日子”。而后，他看见大约一百名士兵围成一圈坐在草坪上，观看两名士兵合着竹笛奏出的曲调练习太极拳，李约瑟陶醉在眼前的情景里。

2

正如我所描述的，蓝色天空点缀着一片片云彩。一切显得是那样出奇的熟悉（我对中国的思考由来已久），又像在梦境中一般——比如说，这位年迈的中国园丁，身穿破旧的蓝布衣裤，蓄着一撮花白胡须，慢条斯理地抽着旱烟袋，烟杆很长，烟袋锅儿像只小碗……头戴蒙古帽，定期给李树做细致的嫁接活儿。

显然，李约瑟已停住了脚步，仔细观察这位老园丁，倒不只是因为园丁的外表奇特。在他尽可能细致地观察那位老人给李树所做的片接、包扎、嫁接方式的过程中，李约瑟意识到自己实际上目睹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技术。他正在观看一场表演——演示的是一门技术，一门手艺，一门科学——这与他记忆中家乡类似的嫁接技术截然不同。

后来，他回想起父亲在伦敦的房后花园里给唯一的一棵苹果树剪枝的情形——闭上眼睛，他能回忆起多年前一个夏天父亲所做的事情： 那时他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父亲给苹果树打顶剪枝是为了让树长得粗壮、多结果实。他越想越意识到父亲给果树打顶的方式与中国昆明这位园丁的做法迥然不同。或许这种差异只是因为树种不同，一种是苹果树，一种是李树，但是李约瑟对此表示怀疑，更有可能，在中国他们的做法就是不一样。

李约瑟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另一个想法。或许中国不仅是嫁接技术与众不同，而且很有可能在时间上要远远早于欧洲任何国家。或许，这位老人所使用的技术已经有几千年之久，并且通过查阅中国植物学方面的古文献——当然，他现在已经可以轻松地读懂这些文献——李约瑟很有可能证明中国的嫁接技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他可以搜集中国古代有关果树嫁接方面的一切参考文献，然后与已出版的英文园艺史方面书籍中的记述加以比较。

于是，他用铅笔快速记下这位园丁嫁接技术的每一细节，并作了一个核查古文献资料的提示标记。这条记录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历史意义： 它代表了李约瑟所记录的第一条信息，有朝一日他要把它写到正在酝酿的书中。如果这项园艺技术的确与众不同，那么他将发现一个重要的史实——中国园艺学的历史比西方任何人所想象的要悠久得多。

他回想起在剑桥读过美国传教士韦尔斯·威廉姆斯萨缪尔·韦尔斯·威廉姆斯，纽约人，终生对东方痴迷，1853年随海军上将佩里（Perry）出访日本时任翻译。佩里促进日本结束幕府统治，还政于天皇，并开始走向现代化。——作者注（S. Wells Williams）的一本专著，书里妄称“植物学，从词的科学意义上讲，中国人对此闻所未闻”。李约瑟后来写道，这种言论“只会是那些对历史和前科学史一无所知的一代人的胡言乱语”。李约瑟觉得他很有必要写本新书，主要是来消除这种类似的愚昧无知，也是为了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偏见，这种偏见完全是出于无知和缺乏了解。若要出版一本这样的书，那么就需要作出这样的观察，他还要对其他几十项他刚了解到的技术进行观察——因为这只是他在中国的第一天，他可能已经记录了一项发现，理所当然要把它写进书中嫁接技术的确写进了书中。《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分册植物学第107页，首先提到了嫁接技术的许多参考文献，文章开头是描述13世纪中国园丁怎样给红橙树进行嫁接。——作者注。

此外，在观察这位园丁嫁接时，李约瑟注意到了这项技术的中国特色，随即记下嫁接技术的每一个细节，并打算检索中国古文献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记载，然后把这些记载与世界上类似的文献进行比较——这是他观察时所取得的成就和打算要做的事，这种调查方法运用到一切研究领域均真实有效。他打算了解的一切——中国农民如何耕地，中国人如何修建桥梁，如何炼铁，中国医生为病人开什么药，游乐场放什么样的风筝，中国人攻城用的大炮是什么样子，如何修建水坝，如何烧砖，如何堆干草垛，如何作马挽具——所有这些，在他看来都很有价值。他在执行英国政府的公务时，可以观察并记下所了解到的一切。不管怎样，他帮助中国大学摆脱困境的官方使命和他个人的研究有很多交叉重叠的地方。他可以利用白天的时间观察、搜集材料，并做好记录，晚上读书，回国后他可以考证这个异邦的文献资料，届时或许就有足够的材料来撰写一部著作了。

重庆，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李约瑟所供职的英国大使馆的所在地。甚至还未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他的探索激情就像火一样燃烧了起来。他那段观察园丁嫁接李树的经历促使他得利用在昆明休息的这几天时间，遍访整座城市和比较偏僻的地方，希望获得新的想法。结果他发现，中国人在技术的各个领域有许多既平凡又深奥的发明，这令他感到十分惊奇。他不断地发现，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历史悠久，超乎想象，创新观念层出不穷。

3

比如说，他发现一艘疏浚船，并画了草图，船上有一些苦力——李约瑟的用词——正用人力把水从深渠里摇上来。李约瑟打探到当地有一位细胞学家，就和此人一起讨论他所掌握的英国在细胞研究方面的进展。李约瑟还深入到当地一些地洞，令他大为惊讶的是，他发现洞里储藏着很多精密的测量仪器和天平，得以免遭敌人的轰炸。在这地下几百米深的地方，一些身穿白大褂的人正在耐心地用蔡司透镜做滴定实验，用格里芬卡尺测量或用泰特洛克天平称重。更令他惊奇的是，李约瑟发现中国科学家“善于将就和修修补补”的潜能简直是深不可测。他记录下这样一件事，即使是在云南这样的“丛林”地区，那里的晶体物理实验室里一些中国学生正在自己制作无线电真空管，其他人正在研制收音机的石英晶体管。最令人惊叹的是，在物理楼，技术人员正在根据精确测算的形状把一块块光学玻璃原材打磨成各种透镜，用来制作显微镜和望远镜。

在昆明时，有一天他向华罗庚博士索书，华博士给了他一本中国数学史方面的著作。华罗庚博士才华过人，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的拉马努金”拉马努金（S. A. Ramanujin， 1887—1920），印度自学成才的数学家，为剑桥大数学家哈代所赏识，后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译注。在短暂的尴尬之后，他发现这位有点像印度传奇学者的华博士，曾经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世界著名的数学教授哈代（G. H. Hardy）共事过，并且他们两人彼此非常熟悉。

李约瑟还参观了一个研制防疟疾、防痢疾药物的实验室，整个午饭的时间他都在与别人谈论“植物生长的荷尔蒙”、“阴极射线示波仪”、“卵细胞呼吸”以及“你做了哪些研究”诸如此类的话题。接着同一天晚上，李约瑟就他所了解的中国科技史的知识作了一次讲座。后来，他显然很高兴地发现“中国人围坐在火炉旁，样子特别好看。我喜欢他们穿的长袍，给人一种像修士的感觉，他们把手插进长袖中，样子温文尔雅，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身着长袍的李约瑟李约瑟一到中国，就叫当地的裁缝用蓝丝绸为他做了一件学者穿的长袍，袖口为淡蓝色，与衣服颜色不同。到1946年时，他多次旅行的艰辛所产生的效果开始在长袍上显露出来。

就在第二天，他决定叫人给自己做这样的一件学者服。当地裁缝几乎没有为老外缝制过衣服，他们对李约瑟的身高感到非常惊讶，他要比普通的中国顾客高出至少30厘米。李约瑟选了蓝色丝绸，用黑色棉布做衬料，用淡蓝色的重磅绸缎做袖口和镶边。他也可以像他所见到的中国商人那样，将双臂伸于宽大的袖中。裁缝师傅夸他挑选的颜色代表有学问和深思熟虑。

整整两天的成衣过程使李约瑟痴迷，这主要是因为裁缝还在使用神秘的中国度量衡制度（这些测量方法一些老裁缝至今还在使用），以段、寸、尺和丈为单位。然后，裁缝计算出所需绸布的长度和总的费用，先是在一个袖珍算盘上算好，然后再在一把台式算盘上进行核实，那是一个古老又新奇的玩意儿，扁圆柚木算珠厚实沉重，黄铜做的骨架已经陈旧，算珠在店员那飞快的手指下快速拨动，发出钟表似的嘀哒声。

李约瑟被这一切所陶醉。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发明的又一项光辉典范，在历史上很可能要早于西方国家发明的任何计算器。他立刻绘制了裁缝店里的这台计算器的草图。算盘有十二档，每一档又被一根横梁分成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较短，每档有两颗扁圆的柚木珠；下半部分较长，每档有五颗扁圆的柚木珠，所有这些都被柚木框框住。这一奇妙装置的中文名字叫算盘（计算用的盘子），又叫五珠算盘（五个珠子的盘子）。店主补充道，算盘很可能和这里的群山一样古老。

算盘的历史究竟有多么久远，这是李约瑟后来想要弄清楚的问题。通过耐心仔细的调查，他会发现算盘不仅比西方国家发明的任何计算装置［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是一致公认的第一个设计发明这种计算装置的人，时间是1624年，那年他21岁］的年代更加久远，而且比学者先前所认定的年代还要早许多。

研究中国科学的西方学生从143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发现了一幅非常有名的图片，他们由此得出结论： 算盘是15世纪的发明。李约瑟在稍作深层次的挖掘后，宣称情况并非如此： 一千多年前（不是190年，就是570年）撰写的一部专著就提到了这种计算现象，英文译为“珠算”（ball arithmetic）。经过几天的进一步调查，从一位叫甄鸾（Chen lun）的人所作的注解，查到对算盘这一装置的完整描述：“刻板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珠，中间一分以定算位。”

换句话说，李约瑟在到达昆明的这几天里对中国所作的调查，是很少有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以前曾设法去做的事情。因此，他现在对此更加确信，作为一位生化学家和业余爱好者，只是稍作探究调查，他就能发现中国人自己都不了解，甚至连西方那些最受人尊敬的汉学精英也不知道的东西。因此，他得出这条可靠的结论，他和鲁桂珍曾多次谈论过要写的一本书，确实值得一写，而不应只是头脑中一个模糊的念头。应该写这样一本书，不为别的，就是要为了还中国一个公道。

眼前的道路非常漫长。但是，现在似乎已经显示，李约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耳闻目睹或查阅到的东西都不会没用。他已故的父亲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显然一直伴随着他，这里再次引用这句话：“任何知识都不会被浪费或被鄙视”。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如果说李约瑟在剑桥就已经爱上了中国，那么现在丝毫也不用怀疑他的感情了。在云南的西部山区短暂的逗留已经让李约瑟彻底地迷恋上了中国。

4

临近3月底，李约瑟最终到达了中国的陪都——重庆，在这里他就要真正开始工作了。考虑到他对政府的重要作用，所以还是由原来那位外交信使普拉特护送他到重庆。普拉特曾在一个月之前在机场迎接过他。外交信使团的成员通常是用来将机密文件亲手送达英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只有极少的时候受命确保关键人物的出行安全。

李约瑟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接受温斯顿·丘吉尔指示来到中国。3月21日，普拉特陪同李约瑟经过3个小时的颠簸旅程抵达此地。普拉特神情紧张地看着飞机降落在扬子江江中的沙洲上——战时重庆的主要机场。他们俩从摇摇晃晃的浮桥上过了河，从一群手持竹棒急切地吆喝客人惠顾的棒棒中穿行而过，吃力地爬上了赫赫有名的480级花岗岩台阶，来到了大使馆汽车停靠的地方。普拉特这位信使，以前是一名军官，和部队的其他人一样，给李约瑟行了一个刚劲有力的军礼，他的使命便到此结束。与在一旁等待的大使馆专员握手问候之后，李约瑟参赞就正式成为英国政府驻华外交使团的一员。

这里的大使馆与他到过的英国驻世界其他地方的大使馆比起来，尽管没有那么豪华奢侈，但对他来说却是令人愉快的圣地。这里没有大理石壁柱，也没有女像柱，更没有镀金枝形吊灯。大使馆坐落于扬子江右岸的山坡上，陡峭的坡面上有一层层平台，令人眼花缭乱。整个大使馆是个狭长的建筑群，好像摇摇欲坠似的。位于使馆正中央的是相对宏伟的大使馆办公楼，门口有停车的门廊，一根旗杆，办公楼后面的房间都通往在山坡上凿建的山洞，以躲避空袭。其他五六栋楼里的工作人员较少，这些楼与大使馆的主楼彼此相连，陡峭的台阶穿过林子，将楼与楼连成网络。这些楼是用木板条和石灰泥建的，有竹子做的遮阳篷，看起来像简陋低劣、临时应急的建筑。好像英国建筑工程部所建的临时福利金发放办公室，本来是为了在经济不景气的英格兰郊区建的，而被误建在中国。

来访者对眼前这种破旧荒芜的景象感到十分沮丧： 好几处墙上的石灰已经剥落，里面的竹筋露了出来。其他几幢楼房斜倾得非常厉害，特别是那几幢建在坡顶上的房屋，山坡风化得很快，碎石落到河岸上。而且，重庆出了名的潮湿气候已经严重破坏了所有办公室里的设备，皮鞋、公文包、打字机的机罩，甚至连石灰墙壁也长了一层绿霉。尽管这里没有空调这样的奢侈品，电风扇的用电也得不到保障，一天难得有舒适的时候，可是令人高兴的是，热天一到，霉菌很快就消失了。大使馆的花园里种了很多叫不出名的花儿，有些花芳香四溢，李约瑟在那年的晚些时候才知道，当地的孩子把花采来，扎成一束束，一块钱一束卖给男人们，用来掩盖夏天身上的汗臭味（西方人身上有着一股中国人讨厌的熟肉味）。

外交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Sir Horace Seymour）是旧派的职业外交家，从德黑兰来到中国，曾是驻德黑兰的英国公使。李约瑟把他描述成自我埋没型的人才——事实上，“他太腼腆了，以至于经常会小声嘟囔说话而不让你听清他在讲什么”。他刚签订了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协议： 几周前，在1月11日这一天，他签署了一份重要文件，正式结束了英国对中国的一切领土要求（对香港的领土要求除外），也废除了治外法权这一原则规定某些外国列强的臣民——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只受他们本国司法制度的管辖。例如，在扬子江上航行的英国船只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只受泰晤士河或布里斯托海峡上施行的同类法律的约束。一名被指控在上海一家酒吧里犯杀人罪的美国人只能由美国法院来审判，因为中国的司法只适用于中国公民。——作者注这一奇怪的概念所赋予的一切权利。因此，他成为当地一位备受欢迎的人物，在陪都重庆被看成是将这与生俱来的权利归还给中国的那个人，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寻求获得的权利。他住在高高的山顶上的一座豪华的公馆里，可以俯瞰整座城市，公馆是由蒋介石委员长借给这位英国人用的。周围的环境引人入胜，透过客厅的窗户，扬子江和嘉陵江的景色尽收眼底。从餐厅望去，可以看见远处宏伟壮丽的云南山脉，瓦蓝的群山，云雾缭绕。

李约瑟在公馆里度过了他在重庆的第二个晚上。公馆里的布置完全是滕布里奇·韦尔斯 （Tunbridge Wells） 皇家别墅的那种情趣，印花棉布沙发，大红色的印花棉布窗帘，还有镶金边带有皇家羽饰的道尔顿瓷器，墙上挂有镶银边的乔治六世国王和伊丽莎白女王的肖像画。虽然西摩夫人没有到场，她决定留在威尔特郡（Wiltshire），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但是李约瑟在这里遇到了一位闯劲十足的英国外交家，一位浮夸但又神秘的探险家兼代理人埃里克·泰克曼爵士（Sir Eric Teichman），他曾就读于李约瑟所在的凯思学院，于1903年在一?障碍赛中获得了“蓝色绶带”在与牛津大学对抗的体育项目中，赢取剑桥“蓝色绶带”往往被看成是与获得学位同样重要的资历。乔治·霍格（George Hogg），一位老中国通，曾经写道，“双料蓝色绶带是在殖民地谋取最好职位的必要条件，而两个学院之间的比赛所获得的绶带（软式壁球算作一项）有助于在印度谋取公务员职位”。他获悉这一切时感到非常惊讶。牛津大学的蓝色绶带，是颁发给与剑桥大学比赛获胜的运动员，理所当然具有同样的价值。——作者注。

埃里克·泰克曼应邀前来给李约瑟描述他在中国偏远的角落旅行所面临的挑战，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讲述这些挑战了。和19、20世纪之交到中亚冒险旅行的其他伟人，如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斯文·赫定（Sven Hedin）、弗兰西斯·扬哈兹班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一样，埃里克·泰克曼也是一位集智慧和胆量于一身的旅行家。1935年，他全然不顾严重的关节炎和年轻时骑马摔伤所留下的隐痛，驱车几千里，穿过塔里木盆地到达远在中国西部的贸易城市喀什，然后，骑上小马驹或徒步继续前行，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喀拉昆仑山脉，到达吉尔吉特，最终抵达印度新德里。作为一个旅行者，他说此次旅行是他在亚洲最后的杰作——因为那是最后一次，行程最长，就他个人而言也是最具雄心壮志的单枪匹马的探险。自从一战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探险，肩负“特殊使命”隐身在世界的各个禁区角落进行“寻找事实的旅行”。

那天晚上，泰克曼给李约瑟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建议，在日后史诗般的中国旅行中，李约瑟将渐渐明白。泰克曼古怪的秉性以及他主动提供的帮助也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李约瑟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泰克曼“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那张脸长得像福斯特，嗓音则像刺耳的铃铛，清晰响亮，容易模仿”。

晚宴结束，各方联谊最终曲终人散其他的客人中还有一位与李约瑟曾同住一个寓所，但时间不长。他就是著名的荷兰汉学家和小说家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是荷兰驻重庆大使馆的参赞。高罗佩主要是因为撰写了以7世纪法官狄仁杰断案为题材的系列侦探小说而闻名。李约瑟和他成了挚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彼此过人的才智，对色情艺术共同的兴趣而变得更加紧密。——作者注，李约瑟立刻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发现分配到他办公室工作的职员都已各就各位，接着他就开始工作。起初，他所有的官方职责都是围绕“中英科学合作馆”展开，他是合作馆的馆长。合作馆的馆舍就是江岸上用预制构件修建的小屋，只有一名司机——一名来自印度的兼职秘书，还有一名职责并不明确的老人，对他们提供的协助，李约瑟十分欣赏。中英科学合作馆日后会发展壮大，但是成立之初，李约瑟和其他3位成员承担了所有工作。

科学合作馆所承担的工作，至少在初创时期相当艰难。复活节前，李约瑟在日记中大肆抱怨摆在他面前的任务规模之大，在这个仍被战火围困的城市里执行这些任务是何等紧迫。比如说，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早上的拂晓时分，当其他人都在全身心放松休假的时候，李约瑟还没有上床睡觉，还在熬夜工作，撰写日记——部分是想释放出心中的郁闷，另一部分是为他所从事的工作提供例证。

“上周六，”他写道，“和中国国防部长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令人‘身心疲惫的’会谈，然后又得返回办公室给众多机构写信——其中一个机构是英国的陶器贸易研究联合会——还有几封信是写给当地机构的。”紧接着，他风急火燎地出去跟几个“医学界的人士”共进晚餐，回到办公室后一直工作到后半夜，然后断断续续睡了会觉，第二天复活节是星期天，很早他就醒了（中国人不过复活节）。

有人捎话过来，说国家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来访，所以他只好等我穿好衣服。我还没来得及吃完早饭，就被叫去和大使一起参加了一个两小时的会议，会议议题是关于当前预防疟疾的形势，其中涉及好多个国家的多桩商业诈骗索赔的问题。一回来，就迫不及待地想做点事情，发现已有成堆的未读信件等着处理……

这里的电话服务相当差，用车服务也是如此。因此，在与某位公使一次重要会见之前的5分钟，我手持表示有权使用大使馆小车的木牌——或称用车凭证——来到停车场，但发现埃里克·泰克曼爵士或者别的什么人已经把车子开走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牌子。于是，我来到布洛菲尔德（Blofeld）的办公室冲着他大发雷霆，为此他飞快地跑到陆军或空军武官的办公室求援要车，但等我们找到车时，却发现车胎瘪了，要不就是驾驶员不在，或车没有汽油，或是使用从糖浆中提炼的酒精燃料，车子一到陡一点的山坡时就熄火。

5

重庆是著名的山城，整座城市像翘起的船头，又像巨石堆砌的大金字塔，坐落在中国的两条大江——扬子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天气十分潮湿。虽然重庆距离大海有1500英里之遥，此处的扬子江依然气势磅礴——蜿蜒曲折的河流像一条巨大的白练，帆船散落在河面上，星星点点。河面有些地方宽约四分之一英里，有些地方河水湍急，波涛翻滚，而有些地方水流相对平缓，江水清澈见底。扬子江滔滔的江水从青藏高原飞奔而下，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河流到了重庆则变得相对缓和，穿过四川中部的红土盆地向东流去。

两大河流的交汇处通常为建城提供了风水宝地，重庆是一座古城就不难理解了。重庆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是中国有1000年以上悠久历史的最伟大的内陆城市之一。自19世纪90年代初，外国人可以在重庆定居。重庆是中国第一个由于条约规定被迫向外国商人和外交官提供特权的内陆城市。大部分外国人都喜欢这个地方——因为这座城市富有生气；当地人脾气火暴，但又不乏诙谐幽默；当地的食物辛辣无比；据说全中国妇女数重庆的女人最为靓丽（那些觉得中国东部城市苏州的女人最美的人士则不这样认为）。最大的问题要数它的恶劣天气，重庆是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每年4月到11月，天气酷热难当，空气就像一捆捆被加热的药棉，闷热无比，令人窒息。

1943年早春，恶劣的天气已经不是重庆的最主要问题。日军将近两年连续不断地轮番轰炸给重庆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城市几乎是奄奄一息，直到现在它才痛苦地挣扎着活了过来。人们从地下防空洞钻了出来，走进烟雾弥漫的阳光里，眼睛眨个不停。1939年到1942年之间，重庆遭受了至少268次轰炸，大部分中心城区已经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死者成千上万，在中日战争之初一次连续两天的恐怖空袭中，就有四千多人被炸死。

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表现出令人刻骨铭心的忍让——这样的轰炸要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城市遭受的任何空中轰炸更为持久，更加恐怖。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罗伯特·佩恩当时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译注是一位作家兼教师，在中国和李约瑟结交，参加了李约瑟的一次伟大的探险，但时间不长。1943年，佩恩与中国一位年长的教授交谈，这位资深教授试图表达的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是李约瑟乐于看到的那种。佩恩以多少带着点认同的口吻，谈起一年前美国对东京的空中袭击，而这位中国的圣人点了点头，结果佩恩以为这位教授完全赞同他的观点。直到教授张口说话时，佩恩才意识到“自从我到中国后，这是第一千次遇到一个人用点头来表示他完全不同意”。

“在遭受轰炸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重庆。”他说，“我不希望日本也会遭受相同的命运。世界上没有比轰炸更恐怖，更冷酷无情，更令人厌恶。在遭受这样的耻辱后，任何灵魂都不可能平静地忍受。直到两年后的现在，我才冷静地思考所发生的事。我现在要赞美上帝，中国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心怀这样的想法。15个世纪以前中国就掌握了有关毒气的一切知识。我们发明了飞机，非常正当地处决了飞机的发明者；我们是唯一想要持久和平的国家。我对日本人并无恶意，尽管他们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兄弟。我有的是怜悯，但不是基督徒式的怜悯，恐怕是一种充满炙热情感的怜悯。”

这样的谈话让李约瑟痴迷，在继李树的嫁接技术和算盘的制作技术之后，他又急切地记录了这次谈话的细节。但后来结果是，李约瑟对中国人是否同情怜悯日本人，以及中国人对轰炸带来的屈辱持什么看法并不那么感兴趣，也没有记录他们对这场可耻的轰炸的看法。这位长者声称中国的发明家发明了飞机，中国的科学家掌握了有关毒气的一切知识，这两个具有启发性的信息，即假如能得到证实的两项中国 “第一”，在他所做的笔记中被记录了下来，也写进了他的分类簿，并附有简单的标记：“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这一使命正式占据了李约瑟随后的4年时间，席卷中国的这场战争，从各个方面决定了他这次的使命。李约瑟到达重庆时，战争已经进入令人不安的僵持阶段，算术知识证明这样一个无情的结论： 日本必将失败。

随着1941 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攻占香港、新加坡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中国政府最终对来自东京的侵略军正式宣战众所周知，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第二天对日宣战，但这里确实指的是中国政府于1941年12月9日，即珍珠港事件后第三天发布对日、德、意正式宣战的公告这一事。——译注。盟军中头脑冷静的军事分析家们很快就得出结论，这样的最终结果必将来临： 就中国而言，日本人绝对赢不了他们自己发动的这场战争，原因很简单——中国疆域辽阔。从上海到喀什，横跨4000英里，从海南岛到戈壁滩纵贯近3000英里，中国对任何侵略军来说就像一块巨大无形的海绵，可以吸纳一切源源不断供应的战备物资，围困和窒息不断补充的兵源，而自己能保持健康和完整无损。

李约瑟多年后作出这样的评论。他说，这场战争中有一点已经显而易见，此时东京也同样明白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日军打完仗后，要守住中国某地方的城镇或村落，指挥官不得不再留下哨兵来守卫桥梁、涵洞和一些战略要地，问题是：“你知道中国有多少桥梁和涵洞？你认为东京可曾想过这个问题？”成千上万，无从计数！所需的守军比日本军队的士兵总数还要多。事实的确如此，中国疆域之大，情况之复杂，不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所能够掌控的。日本人在“做蠢事，到1941年他们才渐渐明白这一点”。

重庆的国民政府因此决定在20世纪40年代初，只花较少的时间和精力与日本作战，而用辽阔的国土先把侵略者搞得筋疲力尽，哪怕中国将因此失去18个省中的15个。对于这一事实，蒋介石心中有数，有意选择了重庆这个堡垒作为陪都。他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我们能守住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那么我们就能战胜任何敌人，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取得革命的成功。”

6

蒋介石之所以持乐观态度还有一个原因，自从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盟军将开辟其他战线对日本作战，东京方面不得不从中国的驻军分遣士兵，因此减弱了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存在和控制，也减少了中国会再失去更多领土的可能性。因此，军事遏制和保存实力的政策成了蒋介石首要任务——还有打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产主义阵营。在战争的前4年，共产党阵营意识形态方面的实力一直在稳步地增长。

可是，摆在重庆政府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是——急需食物、武器和弹药供应。

有相当数量的物资是越过自由中国即国统区。——译注和敌占区之间绵延2000英里的边界渗透进来的，日本军队有时还私下串通进行走私活动。然而，自从日本人进攻并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地区后，从河内到昆明的主要铁路就被切断了——这条铁路曾经是中国的生命线，从印度运输了大量的急需物资。另外一条补给线是从俄罗斯进入新疆戈壁沙漠的商队所走的小路，困难重重，这样的线路看来完全不切实际。因此，中国人民及其军队正面临被慢慢饿死的危险。

为了弥补物资供应，盟军修建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滇缅公路和利多公路，打通了印度和中国之间一片几乎不可逾越的丛林，创造了战争史上最具英雄气概的工程奇迹。此外，他们还开辟了跨越驼峰的空中桥梁——跟本故事有着直接的联系，李约瑟是2月份飞越驼峰来到中国的，他现在也想通过这一途径运进物资，以完成他的官方使命。但这样做，他要得到许可才行，因为李约瑟从事的是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盟军现在最为关心的就是要保证中国的“肌体”能活下来，不至于饿死，尽可能保持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好模样。李约瑟的职责是保证中国人思想健康，确保东方世界的最杰出的人才，世界伟大文明的继承人，能经受战争的种种考验，得到很好的营养以保持住良好的精神状态。

李约瑟所在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后来称“SBSCO”）的官方任务就是专门给中国的学术团体提供救援和慰藉，正如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吉米·克劳瑟在伦敦所说的那样，李约瑟就是去“使他们振作起来”。他告诉中国人，他们并不是在孤军奋战，整个世界的人们都在关注他们，但是动听的话语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李约瑟在这座摇摇欲坠的陪都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最急需的是物资供应——实验设备。自由中国的大学需要了解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保持消息灵通，重新全面开展他们的研究工作。李约瑟在新的驻地安顿下来后，心里最先考虑到的就是这些事情。

在李约瑟想出解决办法后，却发现重庆一点也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他写道：

首先，这座城市漫无计划地向外扩展，在不同的高度上延绵数英里，绿色随处可见，在中心城区也能听见鸡鸣声。因此，红色的泥土和一些砖石建筑使人想起这里和托尔基镇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只是这里的山要高一些……夜间当灯火熄灭后，你会听到江轮的汽笛声（汽笛声随时都有，只是没有纽约那么频繁）。这个地方据说还有点像香港。这里也很像谢南迪尔河和波托马克河交汇处的哈帕斯渡口，也有点像在波士顿——俄亥俄之间运行的火车所拉响的汽笛声……但是，这里的景致规模更大。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古老漂亮的建筑，现在只有大量的在原址上偷工减料搭成的棚屋，轰炸已将原来的建筑摧毁殆尽。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李约瑟是戴了玫瑰色的眼镜来看重庆，因为战时许多到过重庆的游客，虽说喜欢这座城市那种杂乱无序的精神和热情，却发现这里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宜人，而是非常肮脏： 脏兮兮的台阶，黏滑的小巷，散发出恶臭的下水道，老鼠大得像小狗一些老居民说，重庆的老鼠全都有发亮的红肚皮，旅馆里发现老鼠时，服务员就会用大桶的开水往老鼠身上泼，把它们赶走。这样可以把老鼠吓走，但烫不死它们。可是，滚烫的开水会把老鼠的腹部或者全身烫红——也给服务员来一场不错的体育活动。——作者注，成堆的垃圾整个山坡都堆不下。城里的孩子们患有淋巴腺结核，一百万人挤在一个原本只够安置三四十万人的空间。成群结队的外来移民和难民，各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相互交流都有障碍。城市生意萧条，各种服务也都不能到位。而且，这里几乎没有电话服务，电力供应也是时有时无，极不稳定，没有出租车，生活条件也只是勉强可以忍受。因为这是中国，而且还是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派往重庆生活的每个人都事先得知，必备的条件是要有强健的上嘴唇，要有清心寡欲的思想准备，而到了重庆之后一切就得听天由命。

李约瑟来这里不久，就成功地从这脏乱不堪的环境中逃逸了一次。5月下旬，大使馆派他驱车向西到200英里外的四川省会成都去，他的首次任务是要鼓舞那里的人们的士气。那是一次他热切期待的旅行，不仅仅因为大使馆里的一位秘书投其所好，很快就?他物色好了年轻漂亮的姑娘，写信告诉李约瑟在那里会见到一些年轻貌美的女人。“如果你想看美女，就去找黄来弟小姐（Lettice Huang，音译）……高金妹小姐（Miss Kimmie Gao，音译） 也很漂亮……除非你想要找女性伙伴，不必特地去见她。”他离开了令人生厌的重庆旧废墟，迈着欢快的脚步前往满是山麓丘陵的成都。

7

李约瑟的行进路线是向西穿过四川的田野和层层的水稻梯田，来到青藏高原的山麓丘陵中的城市——成都。如果是现在，驱车行驶在现代高速公路上，整个行程不会超过3个小时，但在20世纪40年代，那段行程却耗费了他3天的时间。一路上，最令李约瑟高兴的是，就像在昆明时那样，他发现可以再次放任自己的学术好奇心。他顺路参观了一个酒精厂（他用流利的德语和酒精厂那位资深经理交谈，经理曾在法兰克福接受过培训），视察了一家碱水厂，在当地两所大学作了演讲，还逛了书店，第一次就购买了9卷珍贵书籍，包括一些专著，这些书在英国任何图书馆都难以找到，还有几本关于中国数学史、天文史以及有关道教和炼丹术方面的书籍。仔细翻过书后，他立刻把这些书放进了每周的外交邮袋中——为大使馆专设的邮政系统——最终被寄回剑桥等待他回国后处理。

他到达成都后，一切就像先前大使馆那个秘书所说的那样，他在那里度过了非常愉悦的一段时光——部分原因是他在那里确实发现了很多美女。凭借着他那过人的恭维技巧和令人心动的表白，他和这些美女打情骂俏，而且常常搞突袭。“我情不自禁地要写信告诉你，我认为你有多么的迷人！”他曾在给一位叫朱晶英（Zhu Jingying，音译）的年轻女士的信中写道：

我在实验室第一次见到你时，就被你深深吸引，这就是我为什么邀请你参加今晚聚会的原因，这样的晚会肯定会开得成功。我对人有一种特别的直觉，初次见到他们的一刹那，我就知道他们是我想找的那种人。在晚会上，你所流露出的那种端庄文雅的气质非常迷人，更令我陶醉，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在昆明见到的一位女子，她在给李波（Li Po音译）祝酒时的情景，在某种程度上，令我终生难忘。她是那么活力四射，那么聪明，又是那么诙谐机智（这种品质在女性身上很罕见），这一切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波兰女生物学家（后来成了我最重要、最亲密的朋友）曾对我说： 我很仰慕你的人品。这正是我对你的感觉，你确实非同寻常。

我为什么写这封信给你，因为我知道在战乱时期，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可能再也不会相遇，所以我想表达我对你的仰慕之情。

不劳你回复我这封信。当然，如果你来重庆，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来大使馆看我，8月份我再来时，也会去拜访你的。

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李约瑟再次见到过朱小姐，朱小姐对李约瑟的这番表白作出何种反应也无据可考。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朱小姐是否把这番表白看成是对她诚实、纯真的仰慕，还是只把它当成精心设计的肉麻的恭维信。

不管他这次特别的邂逅结局如何，李约瑟在成都短暂的逗留期间，一次更富有重大意义的邂逅发生了。在这次西部探险过程中，李约瑟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后来成了他的秘书、他的知己，在随后几年里经常和他一起出游，半个多世纪后，他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一整卷书。

他就是黄兴宗，简称为H. T.，23岁，在成都郊外的一个技校里当理科教员。他的职业生涯被迫中断，其过程富有戏剧色彩，当时他到成都已有两年。

黄兴宗于1920年出生在马来半岛南海岸的马六甲华人社区，之后去了香港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可是，毕业后不久，这块英属小殖民地被日本军队侵略、蹂躏，因此黄兴宗决计赶快逃离这里。

他最初被偷运到搭上一艘驶往珠江上游的船偷渡，然后通过步行，或乞求过往货车捎脚，设法到了中日军队“拉锯”的无人区。在经历了近一年的漂泊、饱受贫困折磨之后，一路上总是设法比侵略者早一步，终于到达遥远的相对安全的成都。他去了当地最近的一所男校——培黎学校，学校是用苏格兰裔美国籍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由于他有学位，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胆识过人、富有创造力，当场就被聘为该校的教员。

几个月之后，完全出乎意料，他收到了一封从重庆发来的信。他说，这封信特别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那特别显眼的封口印戳和邮票，有一枚印戳盖有‘中英科学合作馆’字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权威”。这是李约瑟寄来的信函，来信简短，直奔主题，李约瑟急需一名秘书。

这次联络是通过一位从香港来的苏格兰籍产科医学教授金戈登（Gordon King）促成的。金戈登是黄兴宗从前的老师，他知道李约瑟具有极高的学术威望。当时金戈登本人也在中国，他曾有过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经历，带领了一百多名香港学生，越过日军的层层封锁，来到了现在任教的一所上海的大学即在重庆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译注，目前，这所大学也迁到了重庆。在大使馆举办的一次活动中戈登遇到了李约瑟，获悉李约瑟需要帮助，就立即向他介绍了黄兴宗的情况。金戈登说，这位年轻有为的青年，目前是大材小用供职于成都的一所男校。如果能重用他，李约瑟将受益匪浅，或许黄?宗正是他需要的那个秘书。

于是，没有再多费心思，李约瑟就写信给这位机灵的难民。他会不会打字？会不会开车？他是否喜欢漫游中国，事实上还有可能做相当长时间的漫游？简而言之，他会不会接受这份工作？李约瑟正要去成都，这封信送达之前，也许他本人已经到了成都。他将住在当地一位姓罗的人李约瑟当时住在成都城外华西协合大学附近的农学家何文俊教授家，而非哲学家罗忠恕家，详见黄兴宗《李约瑟博士1943—1944年旅华随行记》。——译注家里。或许第二天，黄兴宗就会来拜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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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宗说，这样的工作听起来真是太“诱人”了，他对此毫不怀疑。于是急匆匆地来到罗家，匆忙得简直不合时宜，在早饭前就到了，请求见罗家尊贵的外国客人。他后来才知道来得太早。但是，

10分钟后，李约瑟出现了，他身着一件宽松的蓝色中式长袍，头发稍显蓬乱，他身材魁梧，给人难以亲近的感觉。但当他一开口讲话，神情马上变得十分温和。我做了一下自我介绍，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张空白卡片，接着用中文写下我的名字。在尝试了几次之后他准确地写下了我姓名的3个汉字。他拿出记事本，告诉我他今天没有空闲时间，但他第二天上午能够接待我。

第二天，在一个更有礼貌的时段里，黄兴宗又来了，这次是来面试的。他显得有点焦躁不安。尽管与这样一位著名、神奇的人物一起漫游中国的想法相当诱人，但事实是他既不会打字也不会开车，他怀疑自己是否会被录用。而且，他到场时，有两个人正在外面等候面试。

李约瑟到场了，这次他穿着陆军卡其上装和短裤。他看起来心情还不错，可能是由于刚用过早餐的缘故。

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所有的客人都离开了，李约瑟对我的面试开始。我告诉他我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和个人的兴趣爱好。我坦白说确实不会开车，我轻描淡写地掩藏了事实，实际上我的打字技术也是微不足道的。幸好他好像对这些问题并不太看重。他和我谈起使他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产生兴趣的背景情况，在剑桥的中国同事对他的影响，还有他对中国科学家在艰苦的战乱条件下所取得的成就的赞赏，以及他要建立一个机构帮助中国科学家从国外获得书籍、期刊、设备和材料所付出的努力。他还表示希望这样一个组织能够成为战后国际科学合作网络的先驱。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他说如果我愿意，这份工作就归我啦。

到了5月中旬，大使馆正式批准了黄兴宗担任秘书这一职位，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工作，有丰厚的报酬并享有外交特权。于是，他通知了学校，并准备迁到重庆长期住处，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或许必然会这样，李约瑟建议他们两个一起返回陪都重庆的旅程，选择一条尽可能复杂、能完成更多的科学任务的路线，这算是为应对将来更加艰难的旅行的一次彩排。在接下来二十多天所进行的漫游中，准备虽不够充分，但两人途中所记的日记片断很好地说明了李约瑟一直不懈地尝试，想在中国的每次偶遇中发现更多事实真相的情形。

他们从成都南下，没有东去，而直接返回的路线应该向东走。他们先从陆路沿岷江峡谷前行，到达岷江和大渡河交汇处的乐山，一个平淡无奇的半山腰的小城镇，那里是战时武汉大学的临时所在地，离武汉有大约600英里。他们在那里待了5天，参观了被临时安置在一个古塔里的物理系；考察了在一座孔庙里的艺术学院和法学院。此外，还有在另一个庙里的林学研究所；在距乐山数英里之外一座仓库里的微生物实验室，整个自由中国独此一家。在乐山，李约瑟遇见了一位植物生理学家，姓石即国立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译注，他能从废金属中制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设备。李约瑟称他“具有剑桥人的气质”——这显然是对他的赞美。

中国人就地取材的能力不断地让李约瑟感到欣喜，至少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就地取材一直是他那已故父亲所遵循的原则。此次旅行结束后几个星期，他应邀去英国广播公司演讲， 演讲中他提到了下列发现：

例如，人们可能会看到，在一座炼焦厂里，所有的管道系统、洗涤塔、金属部件都是用旧的汽油桶；人们也会发现一座轧钢厂是由打捞上来的沉船的发电机供电的，性能优良的高炉是由沉船的钢板建造的。大学实验室的电炉丝用完了，他们发现用附近兵工厂的制炮车床的刨削做替代品非常好使；当显微镜上的裁片买不到时，他们就用天然的云母片代替。

李约瑟在乐山作了两场匆忙准备的讲座，其中一场讲座结束后，他接着用汉语作了一段简短发言。这是他第一次作这样的讲座，那些中国听众很负责任地说他们能够“很好地”听懂他的讲话。在那里他还举办了一场晚宴，这是伦敦方面交给他的一项“鼓舞士气”的任务。据说，晚会的气氛非常欢快，部分原因是由于香醇的四川橘子酒，部分原因是由于李约瑟喜欢做东道主，喜欢每次斟满酒杯后一饮而尽的那种感觉。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他可以邀请到许多女士，远远超过平常中国人宴会上的女宾。

因为李约瑟的妻子在剑桥，而情人在纽约，所以对他来说，有众多的女士相伴，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一天的艰苦工作之余，这些女士的出现使他感到振奋。晚宴过后，大家还醉意正酣，他又领着所有人去看川戏，后来他说川戏确实非常有趣但太吵闹，而且“一点弦乐也没有”。

后来，他和黄兴宗继续南行前往宜宾，沿途在各地方走马观花，停停看看，如高达360英尺的石雕佛像即乐山大佛。——译注、新掘的盐井、酒精厂、木炭厂和寺院。在参观寺院时，有人将他们引见给一群人，并与他们一起共进午餐，其中包括一名“活佛”， 3名身着深褐色长袍云游四海的西藏僧人，几个身着黑衣、神情相当严肃的汉族和尚，还有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弗雷德里克·埃格尔斯顿爵士（Sir Frederik Eggleston），正好也从附近路过，而且饥肠辘辘。李约瑟说，这样清心寡欲的境界突然被来自地理位置正好相反的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打扰，他觉得非常有趣。但后来他想到这些和尚并没有他那么印象深刻，也就心境平和地接受了这一切。

那天晚些时候，李约瑟和埃格尔斯顿去了一家茶馆，坐在阳光下闲聊着他们周围美好的事物。当时他们这样做，绝对安全。义和团时期，外国人肯定会受到中伤和仇视，但这样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20世纪40年代，为数不多的老外在中国内陆旅行时会受到热情接待，当时的唯一不便和现在一样，就是人们出于好奇而偶尔表现出的过分热情。李约瑟善待他周围的每一个中国人，其礼貌程度丝毫不亚于他对待自己在剑桥的同胞，或者说他更加敬重中国人，也许是出于他对中国古老文明的尊重，由此他也得到了同样的回报。而且，他与埃格尔斯顿有过一次交谈，这次谈话引人注目，50年后他又描述过此次交谈的情况。他说，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中国在管理日常国内事务方面表现出严厉态度。中国的农村可能很穷，但是农村的居民普遍生活得很快乐，人们忙于自己的营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社会地位，从来不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提醒或告诫他们。官僚主义作风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平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支撑着他们社会的各个方面，显然是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完成的。

9

看到普通下水道从村子的街中央流过，弗雷德里克不禁惊叹，一切是那么有中世纪的风味啊，他说：“你几乎能预料到有一名骑士和许多士兵经过。”我回答说确实如此——但指出不可能是一位骑士，而是一名文官，那些士兵被换成了没有武装的侍从举着显示他的名号和威严的木牌。这并不意味着最终裁定不诉诸武力，因为武力存在于一切人类社会中，只不过是这种武力被中国官僚主义很好地掩盖起来罢了。

李约瑟后来说，所到之处他总可以看到村里的墙壁上都有题字，因此他很快就总结出了中国人对他们政府的态度：“天官保佑，太平丰收”（may the heavenly officials grant peace and plenty）。这也是双方都求之不得的东西。当然权威依然存在，有时还异常残酷。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支撑官僚制度的是一个仁爱的实体，是由那些智慧在科举考试中得以证明，被大家所接受的人所组成的；他们的腐败堕落也被限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他们公开声称的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的志向也被广泛地认为是值得信赖的。

从陆路到宜宾还有60多英里的路程。扬子江从宜宾流过，从那里他们可以坐船回重庆。李约瑟没有继续在公路上进行颠簸难熬的旅行，他突然想到，如果乘船到宜宾会更加有趣也更有意义，他那种一时鲁莽的冲动后来屡见不鲜。于是，他说服石教授这位“具有剑桥人气质的”植物学家利用他的关系，搞到了两艘运盐的平底船并逼着船主提供临时运送服务。

李约瑟、黄兴宗和有点困惑不解的石教授成了船上仅有的乘客，他们乘船沿江顺流而下的旅行既惊险又刺激，当时正值汹涌的岷江水位最高期。6月初，青藏高原冰雪消融，河水从山上飞奔而下，正是江水极易泛滥的时候。在李约瑟绘制小船草图的同时（船有篷盖，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用来装盐，一部分用来给乘客用，船尾部分留作船主用。尾舵形状独特，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那种），黄兴宗则在观察船夫们划船，他后来写道，船夫站在船首，每边两个，“就像古埃及人”，用那种三列浆船用的超长桨帮助舵手让船在激流中保持直行。他们一边划船，还一边精神十足地哼起号子，这节奏使李约瑟想起了《伏尔加河纤夫曲》的开头几节。李约瑟写道： 船长身着灰色长袍，头裹白头巾，看起来像水手辛巴德（Sinbad the Sailor）辛巴德，小说《天方夜谭》里的人物。——译注。

他们沿江而下，抵达与扬子江的交汇处，这次旅程尽管只有60英里左右，却耗费了两天的时间，一路行程在秀丽的田园风光和噩梦中交替轮回。同行的那艘船撞上了岩石，不得不停下来修理，激流、巨大的漩涡、翻腾的波涛吓坏了李约瑟。就像频遭土匪的威胁一样，人们怀疑土匪混杂在那些想搭便船的人中间，每当船停下时，他们便蜂拥而至，偷偷上船。似乎这些还不够，还有这里恶劣的天气，尽管已经到了仲夏，老天还是会突然变冷，有时还阴雨连绵。

石教授个子很高但身材单薄，兴趣广泛，知识渊博。每当他发现大家士气低落时，就想方设法把大家逗乐。他对唐诗、宋词有惊人的记忆力，凭借记忆给大家吟诵了几首诗词，李约瑟当场就把它们翻译出来。

其中有一首诗十分活泼、欢快。该诗描写的是美酒、美女和美好时光。就诗的艺术性而言，李约瑟认为无足挂齿。另外一首是10世纪蒋捷写的词，李约瑟当场做了翻译，尽管词的曲调十分忧郁，但是好像完全与他们此次冒险活动的情况吻合。他把这首词翻译成了极其恰当而不只是勉强可读的英语。李约瑟的这首译作很好地体现了他不断进步的语言技巧，给人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上，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是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他们最终到达了宜宾，一座以酿酒为主的肮脏的小城市，今天因酿造味道难闻的中国版苏格兰威士忌而出名。岷江在此汇入扬子江，船夫们都普遍认为对整条扬子江而言，这是有效航道的尽头。宜宾距离上海及东海有1800英里，宜宾城上游的扬子江河段非常危险，峡谷陡峻，水流湍急。只有很少几条吃水很浅的小渡船在宜宾城以上的扬子江江面上冒险航行，船长不是英勇无比，便是十分鲁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他们进入长江主干道时，李约瑟吩咐船夫谨慎、灵活地将船转到河道左侧顺水而下。

就在这里，他们与杰出的石教授话别，他从陆路返回乐山。他要为中国文化无处不在的奇观留下见证。原来，还在前一晚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背完诗歌，接着准备了两幅条幅，上面书写着他教过同伴的那两首诗词，每首诗的书写风格，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时的意境。他还留下了自己创作的一副中文对联该条幅由石声汉教授回武汉大学后与高尚荫合写，并由?书赠李约瑟，原文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原件现藏于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译注，由于某种原因李约瑟把它翻译成了蒲柏式联句风格：“由树木的成长，最能识辨自然；从社会的秩序，可以懂得人生”。

石教授大步流星向汽车站走去时，李约瑟再一次在日记中写到他“颇具剑桥人的那种气质”，这样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很少见，却能在中国的乡村偶然遇到。李约瑟惊叹道，“真的，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这不是他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

黄兴宗和李约瑟随后换乘了一班又一班的轮船顺流驶向重庆，这次旅行就像以往一样非常平常和短暂（对于中国游客来说，乘坐渡船在繁忙的扬子江航道上旅行就像乘坐在陆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一样），李约瑟设法从这些日常的小事中筛选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在李庄这个小镇，他发现了一件特别的珍宝。那是一座有着大约2000年历史的古老小镇，镇里有古老的庙宇和宝塔，宫廷式的房屋，狭窄的弄堂，奇异的青石铺成的小路延伸到河边。这里坐落着一所中德大学即同济大学。——译注，学校的教授们发现李约瑟懂德语时，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落在他的身上（教师中还有一位比利时的胚胎学家，当李约瑟用法语跟他讨论有关人类卵细胞发展的形态学时，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李约瑟还出乎意料地发现，在李庄有一家历史研究所即由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译注，这是中央研究院所属的研究机构，该院是一个类似英国皇家学会或是俄罗斯科学院的组织，研究院的各个研究所精英荟萃，人才济济。虽然人们可以说李约瑟在中国的整个经历是由一系列的主显节主显节： 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庆祝基督的洗礼的节日。——译注似的活动组成的，但这一特定的发现却异常重要，这有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从他1943年6月10日令人难忘的一天的日记中可以觉察出来：

你不会相信他们竟然拥有这么多的珍宝。

考古学组有许多汉代的青铜器和玉器。但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安阳（约公元前1300—前1100年）商代的墓穴中发现的名扬四海的甲骨，上面刻有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在这里人们用于拓印的纸张用罄，所以我要尽力在印度给他们买一些。

此外，在历史学组，有大量的竹简，上面写着孔子时代的经典，还有清初一些珍贵的皇家档案，包括写给耶稣会教士的信件，给西藏的政令，还有中国朝廷任命日本幕府将军作为王侯的公文。在语言学组，有记录当时中国各省方言的留声机唱片，等等。图书馆更为精彩，那里有宋代活字印刷真迹的书籍等等东西。

我提出关于科学史方面的许多问题，在这里引起了普遍兴趣，研究所的许多研究员东奔西跑地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的各种有趣资料，例如2世纪爆竹的文章段落；几次重大爆破事件的记载；1076年，政府颁布禁止将火药出售给鞑靼人的条令，这要比西方声称火药是贝特霍尔德·施瓦茨（Berthold Schwartz）的“原始发现”还要早200年。正如批评家和钦佩他的人后来所说的那样，李约瑟对中国一切东西的起源探究成了他人生的头等大事。此次参观四川中部扬子江畔的这座小城，给了他极好的回报。据他估测，中国火药的发明要远远早于人们当时所认定的年代。

此次在李庄考察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位杰出的人物——化学家王铃。 王铃在听了李约瑟的一场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即兴讲座后，就立即行动，自发为来访的客人“找出一些有趣的材料”。他能准确地察觉到需要哪些东西，并且干劲十足地想一劳永逸地找出以前从来没有被解释过的一切——他的国家发明制造火药的整个复杂的传奇故事。

当后来有人告诉李约瑟这些事情时，他立即邀请王铃来帮助他从事研究工作，尤其是帮他准备这部巨著最初的这几卷书。所以，中央研究院王铃的名字就出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扉页上，在序言中还用了很长的篇幅对他表达了热情洋溢的感激之情——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因为1943年6月在长江畔的一次邂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次讲座改变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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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后，黄兴宗和李约瑟回到了重庆——虽说他们返回之前还参观了当地的一家兵工厂，视察了多家生产军队急需品的工厂，包括火药棉、液氧、甘油、磷酸和防化服。最为特别的是，军工厂所有生产车间几乎都安置在一个巨大的天然岩洞群——当汽船在离重庆最后几英里的河段上航行时，他俩感到非常纳闷，这些大型机器、管道和蒸馏柱究竟是怎样穿过令人恐惧的激流和峡谷被运到偏僻的江边再组装起来的？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人民坚忍不拔的毅力，对于他们来说，几乎任何事情都是能够办到的。

回到重庆后，李约瑟发现他的大使馆桌上放着一封伦敦来的电报，在他看来，电报的内容完全证明了他此番旅行十分正确。

英国官方终于同意李约瑟通过“驼峰”空中桥梁为需要帮助的中国科学家提供援助。至少每周一次，在返航的飞机上都会给他留出空间和适当的载重量，来运输按照其要求在加尔各答所采购的一箱箱物资。因此，假如重庆方面的物理学家需要几本《自然》杂志，或是成都的生物学家需要手术刀和解剖台；或是中国地质勘测局的地质学家需要几块岩石薄片这些岩石薄片是用从中国运来的岩石标本由加尔各答的印度地质勘探院的专家加工而成的。——作者注，或需要掸邦前缅甸联邦的一个邦名。——译注有毒植物的清单，如果昆明的科学家需要第九版的《理化常数表》，假如李庄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家们需要某种牌子的拓印纸，以便能够拓下甲骨上的文字——李约瑟现在可以为他们弄到这些东西，并用美国的军事飞机运来，所有的运费由英国政府承担。

这个消息使他欣喜若狂，这意味着真实可见的科学合作事宜即将成形，国统区的大学很快会感到遥远的英国政府的慷慨赠与所带来的好处。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知识界，近来几乎已经昏迷，现在很快将恢复生机与活力。

李约瑟后来说，被派到中国执行这些任务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他能够了解中国文化与文明，而不受当时遍布中国的商人、传教士、移居中国的官僚和最糟糕的“老中国通”们那些清规戒律的约束。科学家则完全不同： 纯科学本身就是中性的名称；研究的课题均与国家琐碎的政治纷争毫不相干。李约瑟所从事的工作使他能够直接接触到那些在实验室、图书馆工作的男男女女，这些人既要设法远离时事的纷争，又完全了解和热爱自己国家的古老文化。在与他交谈的人当中，没有别有用心的人——他感到这样的工作环境令人满意，并给人以不断的激励。

同时，李约瑟无限开放的思想及对中国的纯洁的好奇心，使他接触到了常人难以见到的人物并彼此成为好朋友——例如周恩来，后来担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两支队伍中人数较多的一支部队。周恩来及八路军办事处和李约瑟几乎是同时派驻到重庆的。李约瑟还在伦敦时就已经得到联系方式，因而促成了那一年的初夏与周恩来的会面。那次会面后，周恩来明白无误地说他喜欢李约瑟对中国所怀有的朴实的好奇心，钦佩他对中国过去的了解和痴迷，最重要的是，这位英国人对中国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前景的那股热情，令他感到非常愉快（尽管是谨慎地表达这种热情，因为这位英国人正担任英王国的外交官）。

李约瑟稍微收敛了他在剑桥时就很出名的左倾倾向。他写的家信里常会提起他在中国亲眼目睹的经济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公平的体制是由道德标准明显不一的蒋介石政府所滋生而助长起来的，或者说对此视而不见。

例如，萦绕在他脑际的，是5月份他在重庆的成都路一家书店里买到9大卷珍贵书籍却只需付区区477元，这个价钱只够他在当地市场买5磅大米。通货膨胀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1943年的工资只能买到1937年战争初期时1/10的物品。单身男人都难以靠工资维持生计，拖家带口的男人更是感到绝望。然而，腐败之风盛行，许多高层政府官员实际上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李约瑟在给鲁桂珍的信中写道： 他经常可以看到许多高官带着身着绸缎旗袍的情妇，乘坐司机驾驶的美式轿车优哉游哉地穿过重庆的街道，去参加豪华的宴会，或者是去逛商店，抱着从店里买的法国香水、美国香烟、奶油、橙子、进口咖啡豆，连路都走不稳。这些官员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而普通工人却在极端贫困的边缘挣扎。

学术界遭受的打击更重： 国统区城市里的大学生和教授生活在狭小肮脏的环境中，他们食不果腹，疾病缠身，士气低落。所以，在有学术团体因而就有图书馆的城市，绝版书偶尔会神秘地出现在市面上抛售，价格之低令人费解，而且也无人在意书的来源。人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一些潜在的买主——大多是外交官和外国士兵——生活优越，薪水是用外币支付的，如果他们可以购买那些书的话，并且这样的买卖能够让这些书籍和艺术品?前主人活下去的话，那又怎样呢？如果能换回一家人的生存，损失一本书只是付出了微不足道的代价。

李约瑟后来评论说，战争一结束，中国学术界很多经历了这种不公平待遇的人愿意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体验过那几年战争严酷的许多人而言，重庆给他们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中国学术界最有才华、最具创造精神的人中，有许多不得不靠卖掉他们的书籍和珍贵的雕刻品、印章来活命，而那些大腹便便的国民党要员和他们的狐朋狗友却在宴会厅尽情地享受着美餐，同时还幸灾乐祸。

令周恩来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李约瑟至少和共产党持有相同的经济观点，周恩来确信毛泽东本人很快就会把李约瑟视为知识界的一个盟友，在共产党赢得政权的历史事件中与之保持接触的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李约瑟完全可以对自己说，他在重庆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友谊，而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里权势显赫的官员保持了距离，他下对了赌注。简而言之，李约瑟成了中国真正的朋友。他热爱中国的过去，更对它的未来充满信心。这种喜爱超越了政治，是一种十分微妙、深刻、持久的爱。李约瑟曾经说过，当他后来听到中国一位著名气象学家即竺可桢。——译注谈到他时，确实被深深地感动了。当中国正处在最艰难的岁月时，李约瑟在重庆的工作及其后来对中国的真诚支持，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一位古人给友谊所下的定义——对中国来说，李约瑟就是“一个雪中送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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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秘华夏

论磁罗盘

（中国的航海人员）在海上率先使用磁罗盘。这一航海人员技艺的重大变革，也宣告了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而这项变革在1090年前的中国船上确已得到实现，这正好较之西方进入这一航海时代约早一个世纪……在长期经历了由风水家在陆上使用地磁仪之后，磁罗盘首先变成海员使用的罗盘的精确日期已无从查考，据猜测很可能是在9至10世纪的某一时期内。在13世纪末之前（马可·波罗时代）在印刷物上已有了用罗盘测定方位的记录，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即元末之前，这方面的编纂物开始出版。从磁罗盘运用于海上开始，中国的航海罗盘很可能是利用磁化针浮在小杯里的水面上的水浮罗盘。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三分册

《土木工程和航海术》（1971年）

李约瑟很快意识到要在中国实现他所有的心愿，就必须迅速行动。他心里很清楚，一旦日军被打败，战争结束，英国政府就会认为他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而这一天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英国大使馆的军事顾问和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无不怀疑日军能在中国硬撑一两年。因此，几乎在他的飞机着地的那一刻，他就充分意识到，如果丘吉尔念头一转，他的任务就会戛然而止。于是，李约瑟像个托钵僧一样，开始马不停蹄地在中国各地活动。

李约瑟主持了不下11次全面的探险活动，足迹遍及中国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行程大约有3万英里。他探访过的地方可能比此前最勇敢的探险家所到的地方还多。后来他常戏谑道： 他一路看到的中国毫无疑问比他的中国共产党朋友在其著名的长征途中看到的还要多。他们仅仅走了8000英里路，虽然李约瑟欣然承认他基本上是乘坐汽车完成其行程的，而他们几乎全靠两条腿行走。

每一次探险都有三重官方目的。首先，他要给工作在中国科学前哨的男男女女捎去一些简单的问候。现在，他已经对他们的物资匮乏和就地取材，以及他们回收利用及修修补补的乐观态度了然于胸。他已经听到无数的故事——用击落的日本飞机的残片做成音叉；通过熔化各朝代的钱币制作化学天平的砝码；将疫苗保存在岩洞里，并从黄河河面锯下冰块冷冻疫苗。李约瑟渴望帮助这些人们，并很快产生了一种传教士般的乐善好施的热情。

其次，为了鼓舞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士气，以继续从事他们不可或缺的科学研究工作，他将亲自给他们派送需要的所有设备。在执行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看成是当代的圣诞老人，给那些遥远的乖孩子们送去一袋袋糖果。在此事过去许久以后，他回忆了其中的乐趣：

给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送去一大管一大管的稀有气体；或开车将几大箱光学玻璃送到著名的黑龙潭道观附近的北平研究院，帮助他们在中国内地进行生产显微镜的英勇项目。一个阴极射线示波器让昆明杰出的物理学家们欢天喜地。几克秋水仙碱送到四川农业试验所，从而使那里的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批橡皮管及时地送到福建的一所大学，那里所有的研究工作因设备的匮乏而趋于停滞。装在板条箱里的电动机从重庆一路颠簸抵达成都，帮助那里出类拔萃的中国空军实验站的工作继续运转。一个一流的双焦距分析显微镜让一流的胚胎学家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所有这些事情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第三个目的就是纯粹的外交动机： 他要一路挥舞英国国旗周游中国各地。在大使馆的同事中几乎没有人能获得一笔如此多的自由和慷慨的预算，可以四处活动。人们觉得李约瑟深入人迹罕至的角落，这些地方的中国人对外国人依然心存疑虑，也从来不欢迎这些外邦人——如果他表现出色的话，或许能为英中之间已经相当冷淡的外交关系增加一点温度。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一旦日军被打败并被驱逐出中国，那么伦敦就能更好地扩大其在中国（在政府可能设置官方机构的任何一个城市）甚至中国以外地方的影响力。

第四个可能的官方目的很少被提及。在战争岁月，英国与所有对中国感兴趣的西方列强一样，都千方百计、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李约瑟是个半路出家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李约瑟曾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译注，他与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交往，特别是他与周恩来越来越亲密的友情，对情报工作可能大有裨益。还没有迹象表明李约瑟是一个间谍： 谨慎和保持科学上的中立是他的口头禅；他时刻注意保持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政府对他的信任，他是正式委派到国民党政府工作的。但是他有特别的渠道出入周恩来的办事处，他的观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随后他在使馆席间的谈话以及与其他使馆武官们的偶尔讨论，特别是与以克拉伦斯·高斯（Clarence Gauss）为首的美国使团 “中国通”的交流，人们无不悉心倾听，期待从他口中探出一星半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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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探险还有一个非官方的目的。他周游中国——他的上司了解并肯定了他如此迫切需要的理由——是为了推进他个人对中国的本质这一课题的学术研究。他对调查研究的兴趣随着他在中国逗留时间的延长而日益浓厚，大使馆的全体同事无不注意到他源源不断地将堆积如山的图书和小册子寄回剑桥大学，此外，还有他写的与日俱增的笔记和日记。他将如何处理这些迅速膨胀的信息，他们不很了解，但是大家都很清楚，他正逐渐成为使馆首屈一指的中国专家。

他所进行的11次探险活动，其中7次是只到重庆以外几百英里的地李约瑟的北方探险地图，重庆——敦煌

方做短途旅行，其余4次的路程并不算短，持续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而且常常是险象环生的史诗般探险，其中至少有一次，是彻头彻尾的鲁莽冲动之举。有一次，他穿越了中缅交界附近的西南丛林。另外一次，他向东北方向探险，来到西安——这座现以其规模宏大的兵马俑而享誉天下的中国古都1974年一个农民在打井时，非常偶然地发现了第一批数以千计的陶俑。30年前，李约瑟访问这座城市时，它已经以其一排排建筑遗迹而享誉海内外了，巨大的城墙、高大的城门、皇家陵墓和无数高大的佛塔见证了它作为中华帝国古都的伟大（它以前叫长安，是丝绸之路的东端）。——作者注。还有一次是向东南挺进，几乎到了日本人占据的前沿——一个与战争命运休戚与共、动荡不安且变化莫测的前线。结果，李约瑟一行人差一点被日军俘虏。

他进行的第一次探险始于1943年8月，这是一次获益匪浅的旅行。此次探险是迄今为止最曲折、最困难的一次，后来证明也是最有启发意义、收获最丰的一次活动。虽然一路上出现了许多挫折和大大小小的灾难，致使行程超出了计划范围，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李约瑟到达了中国西北地区最偏远的地方，远远超过万里长城的西端，进入了炙热的茫茫沙漠地带。这地方今天叫新疆，不过在战争年代，却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中国的土耳其斯坦为了方便，以后文中均译作新疆。——译注。

在这次旅行中，他的目的地是新疆沙漠内的一处特别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不大的岩洞，西方学者将其命名为17号洞窟，是人工开凿的莫高石窟之一。敦煌莫高窟位于偏远的西部沙漠城市敦煌附近，在一片绿洲外围的峭壁上，呈一线排开。敦煌，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那里的旅馆供应用当地驴肉做成的肉排。

对李约瑟来说，17号岩洞的重要性与他的公务没有一丝联系。这个入口很低、不得不弯腰才能进去的洞窟就是 36年前、即1907年发现的巨大而年代久远的中国图书馆，藏有一卷雕版印刷的书籍，这卷书现在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记载的第一部印本书。这就是著名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

这卷书出自中国人之手。这个事实一锤定音地表明在欧洲的古腾堡（Gutenberg Johannes）古腾堡·约翰（1400—1468），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译注或卡克斯顿·威廉（Caxton William）卡克斯顿·威廉（1422？—1491），英国第一位印刷家。——译注印刷他们的第一本书古腾堡的《马萨林圣经》和卡克斯顿的《特洛伊历史的回顾》。——译注前6个世纪中国的工人就已经知道印刷术了。如果在这一切创造过程中有一样东西可揭穿西方世界的谎言——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则非这卷《金刚经》莫属。从17号洞窟里的尘土中抽出来的这卷易损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是一个引领人类文明的国家。李约瑟第一次读到关于《金刚经》的故事时，就感到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 他一定要从重庆出发到敦煌石窟走一趟，无论有多大困难，都非去不可。

李约瑟早先就认定，他的探险活动——当然包括这第一次，他从地图上知道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探险活动，需要经过诸多的艰难险阻——将乘坐一辆简易、性能可靠并可跋山涉水的车来完成。经过几天的检查车胎，他最后挑选了一辆土黄色的25吨的雪佛兰卡车——一辆改造过的帆布顶美国救护车，皇家空军很不情愿地从车库借出了这部车。然后他雇佣了一个广东司机邝威，李约瑟很喜欢他，邝威还答应兼做机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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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约瑟的指示——用英语作出的，由于探险队成员分别来自伦敦、广州和马六甲，讲3种不同的语言，于是决定用英文作为交流的通用语——邝威在卡车的车门和车身两边漆上硕大的白色英文字“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和中文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另外，李约瑟还在车头灯旁安装了两个小小的旗孔： 一个挂着英国国旗，另一个则挂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虽然他和重庆的中国共产党关系很好，但是李约瑟认为悬挂有锤子、镰刀和红星的旗帜是轻率无礼的表现。作为正式委派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这是一次官方性质的冒险活动）。旗帜能够表明他的身份，可减少敌人或朋友可能存在的任何怀疑。旅途中他们很可能遇到敌人，因为日本散兵或横空扫射的战机经常突然出现在最难以预料的地方。李约瑟认为，他们是否表明这个使团纯粹的科学研究目的，将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接着，这个团队开始装车。首先装的是他们要派送的物资，然后是他们的必备物品——几桶燃料（每桶45加仑）李约瑟极力建议使用强力酒精。这种酒精从大米、玉米或废糖蜜中提炼而成。李约瑟曾将他的卡车发动机进行改装，使用这种燃料，他发现“即使是爬越崇山峻岭”也非常好用。汽油，价格昂贵也很难获得，在一些炼油厂是从桐油中提炼而成，或从松树的根部和树桩经过更加复杂的工序提炼而成。——作者注、所有能想到的工具和可能需要的零部件、行军床、普里默斯炉、长绳以及凡是自尊的英国人到偏远地方旅行无不随身携带的油布和几块锡纸。此外，还有大量的罐头食品——亨氏和弗赖本托斯肉、亨特利和帕默牌曲奇饼干、牛头牌芥末粉或金氏芥末酱以及几瓶极苦难喝的佩特森宿营咖啡、质量上乘的弗莱可可粉和似乎上吨的吉百利巧克力棒。

现在唯一需准备的是必要的通行证： 必须获得9个不同机构的授权书——外交部、交通局、边防总部以及其他中国官僚部门。同时，还有几十张照片要送到各个警察局和签证办公室去鉴定再鉴定，这个过程花了李约瑟好几天的工夫，使他非常恼火。不过，他们终于在8月第一周最后一天——带着一大捆盖有官印、条形章、签名的保证书、证明书和经由外交渠道获得的官方文件——整装待发了。

起初，他们在两辆卡车的护送下离开重庆。李约瑟坐在自己的车内，还有黄兴宗及其他3位乘客： 一个苦苦哀求搭便车的美国地质学家爱德华·贝尔兹（Ed Beltz）；作家兼教师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也要搭车到成都看望一位奄奄一息的朋友；廖鸿英，一位中国女士，她是曾在牛津大学的萨默维尔学院受过教育的化学家，她将担任李约瑟的文员并作为他（虽然几乎一定是柏拉图式的）急切渴望的女性伴侣。这位佳丽不但长相漂亮，而且秉性聪明。当这个风流成性的参赞第一次选定她时，曾在使团内引起一阵推攘和挤眉弄眼（关于廖女士最后发生的故事，我们将在后面叙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馆内的这些窃窃私语后来被证明是搞错了目标）。

另一辆使馆的雪佛兰卡车上坐的是埃里克·泰克曼爵士（Sir Eric Teichman）。他将坐到中国北部的一个边境城市，然后从那里开始他另一场史诗般的旅行，抵达印度，再从印度乘飞机回到英国。两辆卡车的出发日期定在8月7日，星期六。他们的第一次中国探险从那一天开始了，这次旅程，他们预计将离开大本营最多8周左右的时间。

由于整个探险过程中敦煌石窟始终占据着他们的心思，到达石窟就是此行的最终目标，哪怕历经千辛万苦也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过，沿途也有其他值得一看的中国奇观。在离开重庆刚好一周后，李约瑟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参观到第一个奇观，这一奇观的诞生离不开中国有史以来一直探究的问题——水。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高原，从西微微向东倾斜。中国最大的河流，或者说几乎其他所有河流，无不朝着那个总方向流去，从西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源头流向东海的出海口。每年春天冰雪融化时，河水暴涨，随着南部季风的接踵而来，河水再次泛滥。几乎从中国这个国家诞生以来，洪涝和治水问题就成了关乎国泰民安的大事。考察途中的卡车改造过的雪佛兰救护车，李约瑟中国西北之行曾乘坐此车。摄于丝绸之路途中的一次修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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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问题不仅是地方性问题。中国人很久以前就意识到，就洪涝而言，地方的利益必须服从更大范围的国家需要。暴涨的河水给大片的良田和千千万万的人们带来危害或者福祉。如果人们明智，不管地方的赋税有多么繁重，他们都应该团结起来，将每一条河流置于控制之下。中国有史以来，被称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范围的治水权威和一个将这种权威加以推广的庞大官僚体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这样一个在中国早期获得巨大权力的机构有助于巩固整个羽翼渐丰的封建制度——并且谁控制了帝国河流的同时，谁就获得掌握整个帝国的巨大权力，这点也很快成为公认的事实。有些汉学家进一步指出： 历史上中国封建统治者专断独裁的本性都根源于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即中国水利的掌门人拥有随心所欲治理水患的大量资金。

水利工程师在中国被授予令人敬畏的权利。如果他们成功，便能赢得各种巨大的荣誉。这样的代表人物有秦朝的李冰。2300年前，他曾在岷江上修建了巨大的灌溉工程，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个工程今天依然存在。那年8月当李约瑟出发时，他的一部分计划就是要视察这个工程。正是通过李约瑟的介绍，我们知道古代中国不仅在小物品方面做得非常完美——如李树嫁接和发明算盘以及指南针等等——而且在大工程方面也同样成绩斐然。

到达水坝的路程结果变得异常缓慢，令人烦躁不安。车上的男人们和廖女士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穿过炎热和尘土飞扬的红土盆地。离开重庆几分钟后，他们就遇到了让中国司机不安的一幕。一个送葬队伍直接从埃里克·泰克曼爵士乘坐的那辆卡车面前经过。原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前一个星期去世。当这个小小的护送队出城后正爬上一座山岗时，他们被迫停了下来，让身穿白色丧服的哀悼者从他们旁边走过，前后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泰克曼的司机大发牢骚，说这是一个恶兆： 如此不祥的延误一定意味着他的旅行（或许每个人的旅行）注定要倒霉。

重庆西面的永强村，现在开车仅10分钟就可到达，当时却花了李约瑟和他的车队8个多小时的时间。星期六傍晚，太阳快要落山时，这个小小的护送队一路颠簸，却仅仅走了60英里的路程，到了内江。他们在那里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过夜。这家招待所——

和中国老式的小旅馆相比，相当干净（他们舒适的现代床上没有发现跳蚤）。以前的旅馆，所谓的床一般只是几块光溜溜的木板，旅客要自备铺盖。现代的卫生设备自然是闻所未闻。在以前的北方地区，床，在汉语里称为炕，是由泥土做成的平台，离地面约2英尺高。整个晚上在炕底下都烧着火，不过总到凌晨三四点时就自动熄灭，让人一直冻到天亮。这个原始的中央暖气设备有时还以别的方式失灵。我已经知道它有时会着火，我的一位中国同事的衣服曾被烧坏。

至于他自己的衣服有没有着火，他的卡车是否抛锚（现在已经开始漏油，散热箱开始漏水），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次日的星期天，李约瑟没有继续赶路。他选择去与一位之前得到过其名片的中国骑兵团长应酬。此人曾经在法国的索米尔接受过教育，能说一口无可挑剔的法语。星期一早上，李约瑟顺便去买了燃料——340升的强力酒精外加38升的无水酒精，他打算更换在重庆买的低辛烷汽油。虽然他很高兴发现有人卖甜李，但仍烦躁不安地将通往远处青山的路称为“苦旅”李约瑟的日记常常穿插一些东西，是对他广泛的兴趣的一种提示。在穿越四川红土盆地的旅行途中，他写道那里的山景让他想起了“Morna Moruna in Wm. of Ourob”。这个神秘的地点原来是指一本充满奇幻的小说——埃里克·埃德森（Eric Eddison）著的《欧罗博罗斯巨虫》The Worm Ouroboros（1922）中的一座山。据说这部小说激励了托尔金（Tolkien）撰写《魔戒》这部著作。——作者注。他还买了苹果和一篮西红柿，然后设法避开朝北的主干道上强制性的例行检查，刚好在晚饭前抵达成都，并有时间让他的机械师将这无精打采的卡车飞快地送到一家修理铺。

郁郁葱葱的山脉终于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汹涌的岷江从峡谷奔流而出，李约瑟掌握了最重要的数据——仅400英里长的岷江从1200英尺高的源头飞流直下，它以大约每英里下降30英尺的平均梯度泄下。就河流而言，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数据。他还知道公元前250年，名不虚传的李冰已经驯服和控制了岷江，创造了现在呈现在他面前的宏伟工程。古往今来的游客无不认为应该将这个工程列入世界奇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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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叫都江堰，作为一个灌溉工程，它可能无法与金字塔或泰姬陵相提并论，然而它的确是人类非凡的伟大成就之一。李约瑟喜欢引用也很赞成古罗马工程师萨莱乌斯·弗朗提努（Sextus Julius Frontinus）在公元后一世纪写下的一句名言：“他造的水渠是不可或缺的。在‘无价值的金字塔或华而不实的希腊人的工程’消失后很长时间里，它仍然被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李约瑟喜欢引用这句话，不仅因为弗朗提努对埃及人和希腊人恰如其分的评价，更因为他在罗马的成就比李冰晚了整整3个世纪。而且，与尼罗河和亚穆纳河边上那些不可一世的纪念碑不同的是，修建都江堰纯粹是为了造福百姓，而且至今仍然在发挥效益，经久不衰，许多罗马人的水渠都已躺在废墟之中，都江堰仍然在发挥作用，这个事实最让李约瑟兴奋不已。

公元前250年，李冰被任命为秦国蜀地（今四川）的郡守。当时正处在动荡不安的所谓战国时期。不久，秦朝统一全国，中国的名字就是从秦朝演变而来。和所有人一样，李冰也十分清楚岷江变化无常的危害。它不是在夏天断流，导致平原的水稻种植者严重缺水，就是常常洪水泛滥，无法控制，所到之处造成农作物大面积的破坏和死亡，其危害一直殃及成都甚至更远的地方。因此，岷江亟需整治，李冰在获得秦王的批准后，开始了当时被描述成“迄今为止，在亚欧大陆东部地区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设计最为周详的公共设施工程”。

为了控制河流，他决定重开一条泄洪道和一个特别设计的、可调节的分洪水坝。他花了7年时间才在山上开出一条水道： 他让工人在岩石的表面堆积干草燃烧，直到岩石滚烫为止，然后迅速往石上浇冷水，利用几乎瞬间的胀缩原理使岩石突然崩裂。这个切口最终导致了一个70英尺宽的开口，岷江的水被聪明的李冰设计的鱼嘴引向泄洪道，当最后一块岩石被凿开的同时它就开始穿山而过。现在每年仍然举行纪念活动： 这个叫做“开水”的庆典在每年夏天举行，纪念2000多年前进行的东方工程之盛事，而当时的西方人（虽然不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埃及人或美索不达米亚人）仍然用菘蓝涂染身体，除了怨天尤人之外，无计可施。

李约瑟对在都江堰发现的东西十分着迷。这个工程的成就令人惊叹，它的设计在美学上令人赏心悦目，它的经久耐用性非同寻常。他也喜欢数百年前为纪念李冰在山上建造的一座祠庙即二王庙。——译注的建筑风格。李约瑟登上林间的一尊宝塔，站在一个凉爽的地方，凝神俯瞰塔下的岷江，度过了心旷神怡的几小时。

接着，他遇到了这一灌溉工程的当代管理者，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李冰的后人。李约瑟遇到他时，他正在主要的泄洪道旁湿润的水雾中巡逻，检测监视设备，查看水位标。他的衣兜里露出一把计算尺，原来他曾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受过训练。李约瑟告诉他，自己对这个水利系统的印象十分深刻——如泄洪道、水坝和永不止息的滔滔江水——而所有这一切都在久远的年代就已经创造出来。李约瑟说，人们建立一个李冰祠加以纪念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位管理者面带微笑地回答说，“对我们而言，他就像一个神仙，他值得人们建一座祠来纪念他”。

现在李约瑟开始朝北走。他的计划是穿过山脉的外围，然后朝西北方向走，到达丝绸之路——这一路线，理论上说可带他一直走到巴格达和安提俄克古叙利亚首都，现土耳其南部城市。——译注边上的地中海。即使是相当短的一段路程，结果也是困难重重，让人沮丧。在他8月的第2周和第3周的日记上，卡车抛锚、没完没了的等待和突如其来的灾难等字眼随处可见，不过中间也不时穿插一句诙谐的话语，虽然事情很沮丧，他却觉得这一切相当有趣并且发人深省。

下午2时30分酒精用光了……更换汽化器的盖子……取下给水泵，给隔板的叶轮间涂上润滑油……发现有40辆卡车在等待摆渡，于是我们在一家小小的露天客栈暂时歇脚。这时传来暴风雨警报，当然还有月虹……埃里克爵士因为用相机拍了一座桥在宪兵那里遇到麻烦。我们被告知道路堵塞只能等待。汉中的旅馆已满了，我们只得投奔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CIM）的成立旨在促进中国跨教派的传教活动，那些教士被要求要尽可能地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活动，在整个中国设有约350个站点，给像李约瑟这样的行人提供基督徒的款待。他们在1934年到达鼎盛时期，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各种各样的军阀统治的掠夺。日军给内地会造成了巨大麻烦，在共产党掌权后站点减少至100以下，它们最终被说成是帝国主义间谍的庇护所剩的站点被停办，最后一名教士于1953年经香港离境。——作者注，所有的人都被耽误了。拜访了西维里主教（Bishop Civelli）和他的快乐的信徒，心情很舒畅。

李约瑟很快乐是因为他发现主教是个罗马天主教徒，而且每逢礼拜天都用拉丁文主持大弥散。李约瑟和黄兴宗也去参加。李约瑟发现自己高兴得目瞪口呆——看见所有的中国信徒们在跟着主教的嘴形背诵拉丁文的祷文，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倾听宗教音乐。这种音乐和李约瑟在撒克斯特德的教堂里最后听到的一模一样。他说自己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埃塞克斯。

但是，李约瑟最大的烦恼就是他越来越不能顺利过河了。有时，他连篇累牍地抱怨——如当他离开重庆10天后，想方设法渡过褒河时——会变成全面展开的“大合唱”：

上午10时，抵达乌关河的渡口，一副被大水冲刷的惨状。全天都有排成长龙的卡车和望不见尽头的驴车在等待摆渡。组织工作一塌糊涂，只要两岸有交通堵塞，就应该派遣一个处理事故的官员全权负责疏导。现在又遇到了同样的情景。像四川边上的断桥一样（他们已经进入了陕西省境内，那里的桥梁低效是出了名的），这个中国西北的大通道显然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晚餐吃鸡蛋和番茄，黄兴宗付的饭钱。在车内或在车的周围美美地睡了一觉。夜间又来了100多辆驴车，直到凌晨3点时，我们身后的一个卡车司机将车横在马路上，才挡住了驴车。

早晨5点左右，在河里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再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餐。8时30分左右，一名可恶的空军军官领着4辆南行的卡车强行通过——挡住了南行队伍的去路： 埃德加被迫停在队伍的尽头，而黄兴宗在队伍的末尾，我们则把卡车开下山路，沿途撞坏一个护栏。我们正打算过河时，绵延数英里的军需供应队徒步过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每个人都得等待。终于在12时10分过了河，整整延误了26个小时。

6

经过几天这样的折腾，李约瑟决定暂停赶路。他们在一个叫双石铺的小镇停了下来，躲进离丝绸之路80英里的群山间的一个窑洞里好好休整一番。他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的商队旅馆，一部分是为了方便修理刚刚坏掉的卡车弹簧。但是他停在双石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要见一位侨居中国、很有名气的外国人，一个名字与众不同的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多亏此次短暂的停留，艾黎很快成为李约瑟核心交际圈内身份独特的一员。李约瑟在很久以后谈到这位令人敬畏且充满争议的人物时说，“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朋友了，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值得信赖的同仁了”。

路易·艾黎可能有很多头衔——其传记的一页中列出他是“作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陶艺工人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毫无疑问他也是在中国居住过的最著名的新西兰人。他在中国生活了60年，一生都是一个神秘人物： 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亲密朋友、一个被他的崇拜者认为是神一般的人物，而他的敌人则把他看成是一个江湖郎中、一个卖国求荣的宣传家、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一个同性恋者。

他的外貌与众不同——个子不高，健壮结实，皮肤黝黑，两条腿像树干一样粗壮。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个毛利族酋长。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母亲曾经是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他热衷于健身，是一名狂热的裸体主义者，并被他的诽谤者称为不知廉耻的同性恋者。

1927年，艾黎带着至少是对中国年轻男人的强烈兴趣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起先同一位来自山东的士兵维持着性关系，两人在一次大战的最后几个月内相遇于法国）。他住在上海——一座可给他提供各式各样性乐趣享受的城市。他先是当消防人员，后来是工厂的安全员。他在这座城市生活的10年间，学习汉语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写了大量的同性恋诗歌。他还自愿参加帮助饥荒者的活动和抗洪救灾的工程，以及其他改善农村地区的人道主义事业，显示了其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改善中国普通老百姓命运的强烈热情。他给所有认识他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20世纪30年代中期认识他的奥登（W. H. Auden）奥登（1907—1973），英裔美国作家及评论家，著有诗集《死亡之舞》、《双重人》等。——译注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1904—1986），英裔美国作家，因描写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柏林而闻名，作品包括《再见了，柏林》（1939年），这部书后来成为歌舞片 《歌厅》（1966年）的基础。——译注。

到了1937年，日本轰炸机袭击了上海的目标，日本的陆军部队也占领了上海，艾黎逃跑了。他向西行，起初在扬子江畔的汉口落脚。第二年，在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他的妻子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又名佩克·斯诺，笔名Nym Wales） 以及英国大使的秘书[当时的大使是花里胡哨的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此人用鹅毛笔书写所有的外交急件]的协助下，路易·艾黎在那里开始着手创办一个革命性的新产业。

这样做的指导原则相当简单。既然到目前为止，日军不是控制，便是摧毁了中国所有重要的制造能力；既然中国人应对这个强大的侵略军而采取的主要战略是以骚扰敌人和出其不意为主要特点的游击战术，那么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游击产业呢？为什么不兴建成百上千的轻便、灵活或许甚至流动的工厂呢？这些工厂可以设在中国内地偏远地带，同时还可以为当地人提供廉价的工作岗位，并为国家提供低成本的所需产品。这个想法（没有人充分肯定是哪位与会代表提出的这个理念，但路易·艾黎的支持者喜欢说是由艾黎首先提出的）立刻就被广泛接受，并认为是完全可行的妙计。国民政府捐助了一部分资金，他们在国际上进行呼吁，以争取更多的资金，并将该组织命名为“Indusco”（“工合”），中国工业合作社（CIC）就正式成立了。

无独有偶，这个新组织中文名的简称为“工合”，写作“gung ho”[虽然这两个词语间没有语言上的联系，但是很快被艾黎在美国海军的一个朋友当作格言，变成了这支海军部队的战斗口号，而这支部队在战场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词组与“Up and at ‘em’ 或Banzai（万岁）”一样，进入了美式英语的词汇表]。很快，“gung ho” 获得了一层新的意思——与起初作为战斗口号有些不同，又与它源于中国工业的事实相差甚远。现在该词表示的是无法抑制的、几乎鲁莽的热情。不过，因为讽刺家或许会说两个词意的内涵，不管是旧词还是新意，都强调了中国合作社的努力，或许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完全对称 （实际上，这个词语是1938年初在汉口横滨正金银行的一个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由四个外国左翼同情分子第一次提出来的，从另一个角度说，根本无对称可言）。

赞助者的钱一到，宣传组织工作者就像扇子一样向内地散开，小型工厂在全国上下的偏远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工厂基本上只雇佣20到30个工人——最少7人，超过100个员工的“工合”工厂几乎没有。他们生产的商品五花八门，都是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所需的物资。他们生产蜡烛和灯泡、印刷宣传手册、挖掘矾土、揉制皮革、纺纱织布、制造煮器、做锡屋顶、造小船和火车机车的零部件等等，不一而足。凡是需要的以及在上海、福州、天津和武汉等地被炸毁的工厂里无法制造的东西，在乡下都能生产出来，由一群干劲十足、积极乐观并刚刚找到方向的中国农村工人制造。

毫无疑问，路易·艾黎站在这一运动的最前沿，他深入各地乡村，而斯诺夫妇和其他该运动的理论家[这个运动受到舒马赫（E. F. Schumacher）和他20世纪70年代 “小即美”运动支持者的极大推崇]则仍然留在首都。20世纪40年代初，艾黎骑着自行车、徒步或搭便车，走遍中国，行程数千英里，宣传“工合”的思想，吸收志愿者，建立工厂，然后又继续前进。他被看成是一个有着一颗金子般心灵的吉普赛人，1940年4月，《时代》杂志报道了他的事迹，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杂志上说他的活动催生了2000家左右的“工合”工厂，雇佣了50000名工人，每月生产了价值600万美元的商品，远远超过了日本轰炸机的破坏能力。

7

路易·艾黎常常被比成阿拉伯的劳伦斯——埃德加·斯诺曾经写道“劳伦斯给阿拉伯人带来了游击战的破坏性技术，而艾黎则带来了游击战产业的建设性技术……这或许可以列入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人类探险之一”。斯诺和其他左翼记者及作家都始终不渝地宣传艾黎（他令人敬畏的长相、他的罗曼蒂克史、他的目空一切和连鬼都让他三分的态度），将他说成是“工合”运动的形象代言。的确，数百万美元就是根据他的故事而筹集到的。

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后来，他年岁渐增，迁往北京，以一种正式的“中国人民的外国友人”的身份住进了政府捐赠的一间房子，在那里度过余生。

在艾黎还没有抵达双石铺之前，他的敌人似乎已经胜利了。艾黎组织的部分“工合”工厂因一直为中国共产党军队制造枪支弹药和纺织毯子，还因为从蒋介石亲自监督的国民党政府基金中抽出200万美元左右的资金以帮助“工合”的建设，致使国民党人火冒三丈，因此，他在1942年被草草解雇。

于是，艾黎从战地秘书的位置上被撤，官降一级。但他依然是合作社的成员，不过他的职责被降为到学校当教师，培训“工合”的新手。这些学校就是著名的培黎学校，根据美国传教士约瑟夫·贝利（Joseph Baillie）的名字的谐音命名。贝利最早认为有必要对新手进行技术培训，因为学生都是清一色的年轻男子，与常人不同，艾黎十分高兴地容忍了这次降职。到1943年夏天李约瑟与他见面时，艾黎对他的新角色——一所青年男子学校的教师一职感到心满意足，泰然处之。

卡车坏得非常严重，超出了李约瑟的预料，因此他不得不在小镇待上一段时间，以对车子进行必要的维修。于是，他动身去找艾黎，先是去小镇煤气厂后面的培黎学校，然后再到艾黎著名的窑洞——不过，这个大人物正在洗澡。李约瑟打发一个仆人去接艾黎，乘着等待之际，走进一个正在修建的棉纺合作社看了看，然后又去几个月前建好的机械工厂里四处转转。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曾经在中国生活的著名的新西兰人，后来他成为李约瑟的挚友之一，他给世界创造了一个词语——“工合”。

终于，路易·艾黎出现了。两人握了手，然后走向令人好奇的半茅屋式的窑洞，这个新西兰人在此已住了一年；喝下午茶——啃煮熟的老玉米棒，喝蜂蜜，吃着很大的叫“大饼”的扁面饼，还有鸡蛋和西红柿，再喝一杯咖啡（李约瑟从那时起就开始特别喜欢吃面包加蜂蜜，这个爱好一直保持终身。80岁大寿时，桂珍曾提醒他“当一个人在中国饥肠辘辘，并且想吃甜食时，像路易·艾黎教的那样，到药店去买一罐蜂蜜，涂在车轮般大的甘肃面饼上一起吃”）。

接着，两人去了培黎学校。学校大约有60名学生，大部分是15岁左右的少年，无拘无束，此时已经被召集起来，列队准备给这位尊贵的外国客人表演节目。他们唱了几首中国西北民歌，李约瑟和黄兴宗都说他们被这荡气回肠的优美旋律深深地打动了——此时正值黄昏薄暮，男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降旗。

随后，李约瑟利用这个机会，引吭高歌，唱了一首英国民歌。他那并不浑厚但高分贝的声音回荡在黄昏的天空。他唱的是“Lilli Bulero”和《漂亮的西班牙男孩》，孩子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估摸自己唱得还不错，于是不顾自己在孩子面前会丑态百出，三下五除二地脱下军大衣，卷起袖子，抄起一个大木棒——开始表演一系列狂乱不羁且转个不停的英国莫里斯舞，足足有15分钟之久，期间还一直忘情地歌唱。于是那个8月的黄昏，英国莫里斯舞的形象就在中国留下了深深烙印。这群少年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但李约瑟后来毫不谦虚地认为，他们是因为太高兴了才有这样的表情。

他后来说，虽然他不如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那般舞姿优雅，但是他用历史的准确性和运动的热情弥补了自己的不足。他的一个同事肯定了他的这番话，写道：“李约瑟博士像哲学家一般自由跳舞，如果你和李约瑟共舞最好小心你的脚趾头。”

李约瑟和路易·艾黎结下了友谊。他根本不在乎是不是同性恋倾向让艾黎留在中国，或说得更具体一些，留在中国的穷乡僻壤。多年后，李约瑟虽然是一个激情洋溢的异性恋者，但是却支持同性恋男女的事业——他这样做极可能是因他对艾黎的高度佩服之情，艾黎并不为自己的性取向感到害臊，反而淋漓尽致地加以炫耀。

双石铺的培黎学校的校长乔治·霍格（George Hogg）是一位年轻的英国贵族。他后来谈到艾黎别致的房屋时，写道：

艾黎在四川双石铺的窑洞和他原先在上海的房子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放学后，他的房间随时都是满屋的男孩。有些男孩在看图画杂志并提千奇百怪的问题。有些男孩打开留声机，引吭高歌，但时常走调。其他的男孩子则在艾黎的肩膀上做体操动作或被倒立起来……还有一些则在拔艾黎的腿毛或拧这个外国人的大鼻子。“天下男孩子都一个样，”艾黎说，“这些孩子在新西兰不也一样调皮捣蛋吗？”

凤县北部的景象几乎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另一个模样。一路上的崇山峻岭像是冷冰冰的花岗石堆砌而成，生长着一片片竹林，而此时，小镇上方的山峰一下子变成了坡度较缓延绵不断的小山岗，梯田层层，围上了荆树篱，一块块小而平整的土地上，种上了小麦、玉米或水稻。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此时的土地变成了暖黄色。

这些黄土将它的名字赋予了黄河。李约瑟的卡车现在开始缓慢而长时间地驶向黄河宽阔的河谷。黄河之所以是黄色，是因为它冲刷掉两岸大量的肥沃的土壤（以每年15亿吨的速度），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将泥沙带入大海。这是世界上含泥沙量最大的河流，是尼罗河的34倍。许多中国人说，泥沙就是中国。黄河长期以来就是有名的“中国的心病”，因为河流将中国的心脏撕了出来，以不可阻挡之势注入海洋。

这种土壤——颗粒细小，结构松散，易于耕种——也叫黄土（loess），系德语词，是德国地质学家首先发现的，一般人认为黄土是上一次大冰川时期沉积而留下的泥沙。黄土厚而广（在整个中欧和中亚、华北的大片地区以及美国中部的平原州均可发现黄土的沉积处），深受农民的喜欢。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农民曾将它说成是“无比肥沃的又松又轻的土壤，是农业经营者的最爱”。

然而，黄土并不是李约瑟的至爱。他发现在辉县城外的黄河支流中，淤泥和黄土含量很大，几乎将河流变成泥沙河。“我们到了一处难以逾越的泥潭，群山就像褐色的奶酪不断融化，艾黎划桨测了一下泥潭深度。”李约瑟已经带艾黎走了一程，为建立一所新的培黎学校寻找更安全的校舍，因为国民党开始骚扰双石铺，企图强征男孩补充他们被战争耗尽的部队。最后，在李约瑟的帮助下，路易·艾黎终于在戈壁沙漠的一个古镇——山丹找到了新址。英国校长乔治·霍格（George Hogg）当时带领60个孩子徒步600英里穿过大山，这一史诗般的创举可以与《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一书中格拉迪斯·艾伟德（Gladys Aylward）取得的成就媲美，这本书叙述了她带着同样被转移的孩子，经过长途跋涉抵达西安一个孤儿院的经过。乔治·霍格自己在途中因破伤风而去世，原因是他和孩子们打篮球时伤了脚趾，当年才29岁。加拿大导演罗杰·斯波蒂伍德（Roger Spottiswoode）在这个传奇故事中加了一点虚构的素材，在2008年将这个故事拍成了一部电影《黄石的孩子》。——作者注3辆卡车——李约瑟的两辆加上另外一辆陌生的卡车——被困在泥潭中长达数小时。而李约瑟则耐心地等待车子开出来，怡然自得地拍摄河中独特的波纹。

李约瑟注意到了景色中的另一个变化。在辉县城，他发现了人们信奉伊斯兰教的第一个迹象。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参观了清真寺……异常的漂亮，这一定是中亚地区最东端的清真寺了。”他将这座清真寺临摹下来并附上文字描述：

清真寺的大殿、花园、三个老人坐在阳台上，沐浴天井、灵魂墙；中式风格的三层塔楼（有一个祷告报时人），塔上刻有阿拉伯文和中文铭文，也包括底层的拱门。毛拉的房子带有专用的沐浴亭，拱门是由竹子形状的砖头砌成。砖墙是用长菱形砖砌成。亭亭玉立的树木。整个清真寺被认真地刷过一层油漆，保养完好。每个人都很友好，显然对身为穆斯林教徒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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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旅行变得越来越困难，卡车几乎动弹不了。这群人每天都因密封垫报废、漏油、传送带失灵和轮胎没气这些问题而耽误行程。他们对这些机械故障已习以为常，结果一两个活塞的断裂似乎只是小菜一碟，李约瑟对待每个小故障都是泰然处之，保持愉快心态。他在日记中常常写道：“买了汁多味美的梨。”“太阳出来了，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柔软暖和的毯子。盆栽的鲜花随处可见。”他发现一个村庄的村民不那么可爱：“穷兮兮，臭烘烘。”不过，当得知村民的女儿都裹脚时，他感到非常震撼。这个村的妇女仍然用长长的布条将女孩的双脚裹起来——先将脚趾折断，在脚掌切一道口子，拔掉她们的脚趾甲，以加速令男人迷恋的“三寸金莲”的形成过程，李约瑟发现了这个风俗感到异常高兴。裹足这个风俗虽然野蛮残忍，却还没有完全被根除。李约瑟虽然反对裹足，但觉得缠足这一习俗还是非常让人着迷到底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男人如此迷恋裹足，从来都没有得到满意的解释。据说妇女小小的莲花形靴子让一些男人兴奋——然而同样是这些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如果看到一个女人脱了鞋，将里面扭曲了的脚展示出来时也会惊骇不已。所谓的三寸金莲步态据说能吸引一些性趣。葛拉蒂丝·艾伟德（Gladys Ayward），这女教士的生活在著名的书和同名电影《六福客栈》中得到描述，是早期反对这一做法的人： 她在伦敦的祖父为残疾人制造鞋子。——作者注。

他一直在寻找那些会对其著作有用的各种宝藏。他记录了一次中途不得不停下来的情形：“在村子里高高耸立的一个堡垒里找到了宋朝的陶瓷碎片。”然后他趁机械师修理水泵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工夫，反复思考早期中国陶瓷工人的制作工艺以及他们是怎样掌握制陶、上釉、烧制技术的。这些技术在中国宋朝时（耶稣诞生后10至11世纪）就比当时欧洲先进许多。马戛尔尼男爵（Lord Macartney） 在1792年进行的中国商贸探险时，曾将伊特鲁里亚的约西亚·威基伍德（Josiah Wedgwood）刚刚制造出来的陶器作为礼物献给当时的中国皇帝。李约瑟解释道，难怪皇帝龙颜大怒，拒绝接受这些小碎片——英国陶瓷与当时中国的陶瓷相比，肯定显得粗制滥造（有些学者对皇帝拒收礼物作了另一番解释。如果接受威基伍德的礼物，他就是默认了英国的陶器或许正和他土生土长的工匠们造出的质量一样好。承认这一点会导致整个帝国所有陶艺工人颜面尽失）。

接下来，随着卡车的毛病越来越严重，李约瑟的心情变得更加抑郁。密封垫再次报废，这次他们已经没有备用品（这让李约瑟十分恼火），因为埃里克·泰克曼的司机将所有的密封垫都拿走了。“该死的老泰”，日记上记着这样一句，这是到目前为止读到的唯一不敬的话，以后会有更多。

那天晚上，他们和一头猪共睡在一个房间，这并没有让李约瑟的心情有所好转。第二天，他们做了一个新的密封垫。首先将路易·艾黎用来盛放刮胡肥皂的铝盘捶平，然后包上一个木塞。这个新制的密封垫在卡车刚要穿过一个浅水沟的那一刻报废了。他们被困在水中，这时，让人大为吃惊的是，另一辆卡车经过，车上的乘客齐声大叫“洪水！洪水！”，果然，短短几分钟后，这辆搁浅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探险队的旗舰就被淹没在8英尺深的水中。刚才只是不能动弹，现在却又被水吞没。

第二天，他们将这辆该死的湿漉漉的雪佛兰车拖出困境，重新做了一个垫圈。这次用的是一个旧帆布包，垫圈仅仅顶了5分钟。李约瑟写道：“该死的，一点鸟用都没有。”李约瑟和黄兴宗干脆将卡车丢在原处不管了，搭了个顺路车。他们坐的是一辆军用运输车，车子起初颠颠簸簸地走了大约60英里的路程，而且车后的汽油离合器松了，嗡嗡响个不停。天开始下起雨来，两人冷得直哆嗦，可怜兮兮地偎依在一块防雨油布下。此时的李约瑟，毫无疑问，多么希望能坐在凯思学院的房间内，坐在温馨的火炉前，品一杯香茗，再吃几块松脆的小圆饼啊。司机最后让他们在一个十字路口下车。他们接着搭了一辆人力车，到一个叫励志社的地方，发现那里有印度造的垫圈出售，然后再次搭顺路车返回。在天黑前，他们回到了卡车滞留的地方。机械师安装了垫圈，卡车又能很好地工作了。不过，这时李约瑟的牙齿开始揪心地疼，两天多时间都让他不能动弹。

终于，他们进入了甘肃省。又过了一天，他们抵达了甘肃最大的城市兰州。在李约瑟的那个时代，兰州因另一个原因而出名： 它是仅有的几个拥有跨越黄河的桥梁的城市之一。这座大桥也许够坚固会让这个车队安然无恙地通过。如果李约瑟过了黄河，再向左拐，那么他就踏上了古老的丝绸之路，也就踏上了通往敦煌石窟的道路。

论早期的悬索桥

在这一带（张古，现在的丹巴，在川藏交界处）有三座索桥，两岸遍植椿杙，数以千百计，垒以巨石。长竹缆悬其间，铺以木版，两侧护以巨绳，以作扶手。行人步履其上，两足下沉，如践软泥。然不能筑石桥之处，此桥可代焉。

——李心衡： 《金川琐记》（17世纪）

在长城于宁夏南越过黄河之处有一索桥遗址，长城于此转向西北穿过戈壁以保护古丝路。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三分册

《土木工程和航海术》（1971年）

等到他们小心翼翼地开过这座坏了一半的桥进入兰州时，一行人都疲惫不堪，精神萎靡。由于大部分是英国人，做事冷静，于是他们决定停留片刻，好对他们的卡车进行彻底的检修。他们要将所有看上去会出问题的垫圈、油泵和活塞杆统统换掉，这些部件从成都开始一路上都让他们伤透脑筋。为做这项工作，他们请了一个姓刘的师傅，据说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好的师傅。

被迫在兰州停留的这两周，他埋头寻找一切书本上记载过的科学和技术。他在流行病防疫站与生物学家们谈话，还和一个造风车的人交流看法，此人正努力用一种比应用“探杖”更复杂的技术探查地下水的情况。李约瑟还和土豆病毒专家和马病专家们以及十分熟悉沙漠里感染羊群所有病症的兽医们交流意见。李约瑟参观了一家机械厂、一个干电池厂、一家面粉厂、一个发电站和一家医院。医院相当现代化，手术室里的电灯都配有镜子以给病人更好的照明。他乘坐一个皮筏穿过黄河，看见几位被称为班斯法瑟（Bairnsfather）的人，还有一些人的名字也很特别——一个名叫布登勃洛克（Buddenbrook）的主教，一个叫罗德民（Lowdermilk）的美国人。他还很开心地记下，在当地的一家技校，一个从爪哇国来的男人正在教从西藏边界过来的两个男孩工程制图，而一个汉藏混血的姑娘正在算账。

9

他还做了一系列普通、平常，一般是愉快的事情——他理了发，给自己买了一件羊皮大衣和一床暖融融的“工合”毯子。纯属偶然，他发现了一个德国教堂图书馆，在那里十分高兴地读到了一年前柏林的报纸。他还找到了几盒廉价但口感不错的俄罗斯香烟和口感欠佳且焦油味很重的本地烟。此外，他刻了几个皂印章，刻上他的中文名字和各种头衔他通常的汉名为李约瑟，现在路上又加了两个号——“十宿道人”，译为“十个星宿的道士”和“胜冗子”，简单地译为“战胜一切混乱的大师”，请兰州的刻工刻了3个名号的印章，有时盖在信上，但引起不小的误解。——作者注。他品尝了月饼（时逢中国的中秋节，但他正身陷困境），买来毛线，自己补袜子。最后，他还请一个裁缝做了一条卡其布棉裤。穿着这条裤子，扎上刚刚上过油的山姆·布朗腰带，领着当地的一位美国领事到一家穆斯林饭店吃饭。

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混乱场面，又接二连三地做了让他异常不安的噩梦后，李约瑟感到惊魂未定。

兰州是一座夹在战场之间动荡不安的城市。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不可避免——中日之间、国共之间、野蛮的军阀之间，边疆诸部落之间、俄罗斯入侵者和戍边当局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所有这些战争或冲突之后都是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比方说，李约瑟报道了大批被俘的叛军“像公猪一样被绑起来”，然后带去枪毙。他还目睹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农村姑娘”想递个包裹给其中一名俘虏，结果被一个卫兵用来福枪托当面一击，然后被呵斥离开。他看见一班从四川流窜过来的惊慌失措的士兵，他将他们称为“沙眼部队”，看上去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像“瞎子指挥瞎子”一样地四处乱窜。他看到一群群营养不良、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军妓，他心情沉重地写道，这些人一夜之间接二连三地死去。路易·艾黎称，在一个特别恐怖的驿站，一夜之间就死了88个人。

经历了几天诸如此类的惨不忍睹的景况，李约瑟的睡眠受到了影响，晚上睡觉总是被匪夷所思的想象打断。虽然，后来的事情证明他的噩梦与中国的痛苦没有明显的联系，但实际上都与他担忧在剑桥的生活有关。其中一个梦很简单——他梦见自己失去了生物化学副教授的职位，结果他和实验室里的人大吵大闹，他想象一旦他在中国的任期结束，他就会被禁止回英格兰。这也许和他对空中旅行的焦虑有关。他很讨厌乘飞机，但又不得不强忍而为之。

另一个梦，他觉得更加荒唐，难以解释。他和太太大斐一直站在车站的月台上（他在中国的日记凡是和她有关的地方都用希腊字母Δ表示，这是他的一贯做法）。这时一辆特快列车飞驰而来，和另一辆车迎头相撞。一具女尸从车上飞出来，“鲜血四溅”。又有7位妇女站了起来，其中一位从铁轨中间站起来，所有的人都被吓坏了，一哄而散。士兵过来了，李约瑟想告诉站长事情发生的经过，但是没有结果。他写道：“梦里一切都那么栩栩如生，触目惊心。这是不是危险的征兆呢？”

如果说只是这些梦——可能还有其他的梦，特别是当中国的夜间天气突然变得恶劣时做的梦——让李约瑟想起，无论每天的旅途中遇到的困难怎样令人心烦，他在中国的生活倒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解脱。平常在学术上的明争暗斗和家庭生活中的琐事纷扰，现在已经全部置于脑后，不用费神。如果他偶尔下意识地轻推自己的肘关节，强迫他想想剑桥、生物化学、他的宗教信仰、他的母亲（此时已经行将就木）、他的太太及情人，或者他平常无所顾忌的性冒险这种嗜好带来的种种后果，那么这也许是一个小小的代价。用几个糟糕的夜晚交换他现在享受的如此显赫的一生，似乎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他后来写道，绝大多数人都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交易。

9月中旬，卡车修好后，他们就离开了兰州。车队的成员有了一些调整： 爱德华·贝尔兹，这个李约瑟非常喜欢的美国地质学家（他“49岁，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家伙，一条硬汉”）已经下车，奔赴甘肃省的一个油田工作；廖鸿英，这个毕业于萨默维尔学院的漂亮化学家，选择留在兰州，宣称要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帮忙；埃里克·泰克曼爵士也走了，奔向偏远的边疆。李约瑟看见他离开心里很难过，虽然他的独断专行（特别是在询问卡车司机的事情上）曾引起一些不快，但是他的智慧和勇气无人能敌。

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李约瑟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埃里克·泰克曼，全因为一个最令人悲伤的理由。泰克曼离开兰州后，他沿着丝绸之路向境外行走，穿过塔里木盆地，按照计划翻过中国边界的帕米尔山脉，抵达印度泰克曼当时取道乌鲁木齐，再从阿拉木图乘飞机经印度返回英国。——译注。数月的长途跋涉都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事故。于是，他从新德里乘飞机回国。然而，在他回到位于诺福克的家乡霍宁汉厅没几天，他就惹?了在他的土地上偷猎的一个美国军官，结果遭枪杀，当时刚满60岁。

李约瑟后来将泰克曼形容为一个伟大的导师，他的死是一个重大损失。或许，在重庆时从他卡车前经过的那个送葬队伍已经是一个不祥的征兆，结果竟是如此。

只有路易·艾黎一个人陪同李约瑟继续前行。他要为培黎学校找新的校址，这一支北行的队伍现在只有艾黎、黄兴宗和李约瑟3人了，李约瑟在出发前写道：“在我开始进行这次西北之行前，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成这个样子。翻越崇山峻岭、摄人魂魄的风景、始料不及的路况、断桥、被冲垮的道路……一个又一个晚上睡在奇怪的地方。”

出了兰州，道路分岔了——左边是通往西藏的一条主干道；右边在另一个交叉路口，一条小路通往塔里木盆地和危机四伏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方向。李约瑟没有走这两条路，选择右边的第一条主干道，沿着狭窄的600英里长的隘口前行，这个隘口叫河西走廊，是西域外国商贩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也是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唯一的出口。

10

他的卡车沿着当时唯一的一条简陋的道路，一路颠簸前行。给他们的发动机带来不少麻烦的黄土山冈、呛人的尘土和浑浊的河流已经被他们远远地甩在身后了，现在他们朝着北边干燥的粗粝沙石和冰冷的戈壁驶去。在漫长的数百英里的路上，他们根据路标和万里长城西段的走向来标出行程路线。

左边出现了一条白雪覆盖的山脉——南山。在李约瑟那个时代，它叫李希霍芬山脉即今祁连山脉。——译注，它是以其发现者——有红色男爵之称的探险家兼地质学家费迪南·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的名字命名的。它们的右边看上去像一排低矮的土砖墙，6米高，在底部有几十个掏空的岩洞。好一幅凄凉的景象，残破不堪，人去洞空（因为有人住在洞里的话，像獒模样的大型犬会冲出来对靠近的人狂吠不止）。这里本是原始长城的遗迹，长城是用捣实的泥土、石头、棍子和（据说是，当然是虚假的）长城修建者的白骨建成的。

600年前明朝采用砖头重修长城的工作，曾给了别处的长城以固若金汤和万古长存的印象，然而此处几乎没有砖头修的长城。这在西部偏远的地方是一件相当凄惨的事情。长城已经风化剥落，饱经风霜（由于长城西端的尽头是一个叫嘉峪关的明代城堡，它在嘉峪关300千米外的地方与丝绸之路并驾齐驱），绕开它实非难事。几乎所有的蒙古人和其他掠夺者都会觉得长城是一道完全无效的屏障，无异于一道东方版的马其诺防线。

然而，它的确标出了一个边界（地形、地质、人类学和语言上的边界），它让人想起当初修建长城的原因。在其假设的安全范围内是中国，在其外则是蛮夷藩属。在西域长城偏远的城镇和村庄名—— Ehen Hudag、Amatatunuoer、 Ar Mod、 Qagan Tungg——显然是外邦民族的名字，和中国人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他们的邻居，在李约瑟那个时代，它们只不过是中国的藩属罢了。

这里高处的草地上，翠绿的牧草间零星地点缀着正在吃草的羊群，此情此景让李约瑟想起了新西兰的南岛，或者苏格兰西部的沿岸沙质低地。当他第一次目睹了万里长城时，一幅壮观的景象正在形成，雷暴在南面的山脊上方翻腾，一丝不挂的小牧童匆匆跑到岩洞里躲雨。

他很高兴看到远处从戈壁升起的山峦，它叫朱砂山，他认为这名字同气候和悠久历史的融合，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当他经过一个叫做乌鞘关的山侧凹地时，车子从斜坡上飞驰而下到达一个叫做安原（Anyuan，音译）的普通村庄，停在附近的一个修道院吃午饭，发现修道院院长来自英格兰，而且是一位旧派伊顿公学毕业生，他更感到强烈的震撼。只是那天很晚时候，卡车再次抛锚，他不得不在一个卡车司机休息站过夜，他的泰然自若开始动摇。他说，那晚他就像“睡在床下有鸡叫的公共盥洗室里”。

西北方向的景色变得更加荒芜，更像沙漠。很快骆驼出现了。刚开始，大部分骆驼都是单独行动，但是后来李约瑟看见一些骆驼被拴在一起，排成长队搬运行李。这些是中亚的双峰骆驼，毛发很厚，虽然在李约瑟那个时代，它们的数目似乎相当多，绿洲山丹这座有城墙的可爱古镇，就是路易·艾黎最终决定将培黎学校迁址的地方。培黎学校在双石铺受到了威胁，乔治·霍格和60个小学生徒步走过李约瑟开车经过的地方，在经历了许多的探险和令人痛心的事情后最终抵达该镇（虽然没有乔治·霍格的带领，因他在中途去世），两个故事都足以引起好莱坞的强烈兴趣。——作者注的一个客栈老板最近报告说，现在这种骆驼已经很少，目前已濒临灭绝。全世界上大概有500头，老板说，绝大部分在甘肃省的这个偏远地方生活和劳役。

过了山丹就是嘉峪关，这是1372年明朝的首任皇帝在长城西端建立的炮塔和角楼的城堡已摇摇欲坠。这著名的“天下第一雄关”过去是放逐囚犯的地方，他们被发落到这个泱泱大国的偏远的可怜之地，远离中华帝国的文明幸福。嘉峪关同时也是封建时代的第一个边贸关口。所有从遥远的异域来到此地的人们（所有从阿拉伯地区长途跋涉而来的骆驼商队，翻过帕米尔高原和中亚沙漠）要支付他们的第一批赋税和贡品给北京朝廷的代表们。

要塞的最西端入口是离中国心脏最遥远的地方，这就是著名的玉门关。所有被判流放的人都从这里被送至塞外，对那些根据帝国法律被流放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归之门，一般人干脆称之为“中国之口”： 在“口内”，则是安全、圆满、惬意，是得到宠爱的炎黄子孙；而出了这张“口”，即远离了天朝帝国的势力范围，势必要在妖魔鬼怪之地遭遇可怕而无法想象的厄运。

到达目的地的最后几天，李约瑟在戈壁沙漠的几个冷清的客栈住了数晚。这些客栈因为新生活运动而修建。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考虑不周的计划之一，旨在复兴孔子思想。李约瑟喜欢这些小客栈，并注意到一家客栈的勺子是苏联列宁格勒生产的，而另一家客栈则建在一个沙石砌成的堡垒里，和他记忆中的阿拉伯南部迪拜的一处旅馆如出一辙。他发现商店里摆满了俄罗斯商品。在世界其他地方随处可见的日本走私罐头食品，显然没有渗透到这么偏远的地方。

9月底，离开重庆后差不多两个月，李约瑟又继续走了300英里，终于来到了他的目的地——敦煌。沙漠之中突然出现了一片绿洲，绿树成阴。而石窟就在绿洲附近的某个地方。

乍一看，这似乎让人有些失望。李约瑟的日记中暗示了他的印象并不深刻。但我们不难想象，在经历了无数次深陷在小镇周围又白又细的沙土中的困顿之后，现在的他完全瘫痪了。他记述的东西更多的是和舒适、而不是与文化有关——他写道，敦煌非常干净；油桃、梨、硕大的樱桃模样的海棠和从数千米外的吐鲁番盆地运来的哈密瓜“非常美味可口” 。

第二天，他按计划开车出城，参观著名的石窟。数以百计隐藏在峭壁上的石窟，里面安放着无数佛主的彩画和雕刻品——《金刚经》就是在此被发现的。但他仍然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在窟里待了一整天”。所见的文字仅此而已，他的热情似乎并不高。

不过这一切将完全改变。鉴于他以前史诗般的旅行经验，他大概也能预料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变化。卡车再次抛锚——这一次是灾难性的（主轴断了），李约瑟和他的小组被搁浅了，这次不是耽误6个小时或6天，而是6个星期。

敦煌绿洲、棕榈树和瓜藤突然从一望无垠的新疆沙漠出现。这多亏有一条叫大泉的河流和一湾叫月牙泉的清澈见底小湖的存在。月牙泉虽然四周被迷幻般高耸的沙丘团团包围，却从未被沙石所吞没，这从水文角度看有些神秘。从这些沙丘的最高峰鸣沙山上看到的景致，令人此生难忘。黎明是登沙丘的最好时机： 天空（和湖水一样）无一例外地晶莹剔透，在清晨时变成了知更鸟蛋的蓝色。较低处的沙丘绵延起伏，闪闪发亮，极目望去都是浩繁如烟的淡黄色水晶般尖线条的沙浪。太阳很快跳出白热的地平线，而西面，即朝着塔克拉玛干和罗布泊沙漠没有车痕的废墟方向，则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天空没有云彩。当太阳的光线触到远处沙丘的边缘时，沙丘的顶峰呈现一片金色。

接着是近处的沙丘。它们垂直的顶尖和地上大片平坦的沙漠形成强烈的对比，成千上万棵葱茏的树木从沙丘中拔地而起。附近的某个地方还有水。这的确是一片绿洲，一个避世安身之处——掩埋在树木中间的是各式建筑物，当太阳的光线照在建筑物——几十座不同的建筑结构、一系列宝塔上的飞檐、一两座清真寺的尖塔和一簇旅馆上时，无不发出耀眼的光芒。

敦煌是这段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驿站。几百年来，商人和朝圣者必须在此地决定往北还是往南走。如果他们要去印度和阿拉伯地区的话，南边的路线更好；如果要到安提俄克和地中海去，他们会坚定地向北走。敦煌是塞外行人途中稍作休息，然后决定行走路线的地方，也是他们入关路上休息和感谢幸存下来的所在地。

经过敦煌驿站的数百人中，佛教徒表达了最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镇附近3个特定的地方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感情。在河流冲积而成的河谷中，被冲蚀的峭岩既高又宽，足够创造出印度佛教徒长期以来都青睐的东西——大量精心装饰过的岩洞，专供他们化缘和冥思。

三处岩洞中，目前面积最大、也最重要的一处是在莫高窟的一面悬崖绝壁，长达15英里。云游四方的僧人在4世纪开始就在莫高窟和附近河谷中松软的沙石峭岩上开凿洞窟，到14世纪最后一个洞窟完工时，已经开凿了700多座岩窟——有些只有棺木般大小，用做睡眠和藏身；其他的则有数层楼高，安放着巨大的佛祖塑像，用以朝拜和祈愿。

20世纪一位到过亚洲探险的人——匈牙利出身的英国公民，也是考古学家马克·奥雷尔·斯坦因，曾在1907年春抵达这里的洞窟。他在这些地方的收获对李约瑟后来的工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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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1862年出生在多瑙河边上的佩斯小镇，分别在维也纳大学、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获得梵语、古波斯语和新的哲学科学的学位。他强悍、不安于现状、沉着冷静并对一路上降临在他身上的各种苦难不动声色，当他在中国新疆沙漠寻找到巨大发现时，刚刚步入中年。20世纪初他完成了两卷20世纪的梵语经典《王河》（the Rajatarangini）的翻译时，他对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佛教是怎样从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的发源地，越过喜马拉雅山脉，传入守卫森严又排外的中华帝国的呢？

毫无疑问，佛教是迁移到那里的： 耶稣诞生后的一世纪，在东方城市洛阳修建的白马寺就是明确用来纪念佛教的。但是这种纯印度的东西如何在短时间内被传入，经改头换面后，变成如此中国化的东西呢？斯坦因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穿过喜马拉雅山脉正南方的沙漠，决定要找出这个疑问的答案。

他的研究和法国及德国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一切都是许多意志坚强、居无定所的僧人的杰作。有些僧人是印度人，有些则是中国人。在第一个千禧年的前几十年，他们终于凭借坚强的决心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沿着两个大帝国之间海拔极高、险象环生的通道传递佛祖的旨意（主要通过口授的方式）。他们的故事在中亚和中国之间的主要商路上代代相传，这条路线最终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李约瑟也在这条线路上耐心地行走了8个星期。敦煌莫高窟一张摄于敦煌附近莫高窟内佛洞的早期照片。世界上最古老的印本《金刚经》就是在照片中那个装饰豪华的佛洞的内洞中发现的。

佛祖的旨意一到丝绸之路就很快传到中国朝廷。长安（或称西安）的高级官吏一看到佛祖心气平和的巨大金塑像，听了关于佛祖教义的详细情况后，就正式宣布自己被感动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佛教在中国统治阶层深深地扎下了根。当佛教深入人心时，中国的朝圣者开始出发到佛教发源地，经过漫长而危险的旅行，亲眼目睹他们新信仰的源头。大批译经团也开始旅行，并四处搜寻佛教的细节，与此同时开始搜集、翻译并在中国人之间传播伟大的佛经——《大藏经》。

这些云游四方的僧人中有一位至今仍被牢牢铭记，并被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就是玄奘，中国东部一名学者的儿子。关于他7世纪沿着丝绸之路的冒险和他在尼泊尔、印度和现在的巴基斯坦及阿富汗探险的各种传说，在长安是妇孺皆知。他的故事，全部是根据其所写的非常简洁的日记编成，充满了神奇色彩，在当代依然久传不衰——这些故事甚至出现在日本今日的戏剧书《喇嘛花》里。

同样充满浪漫色彩的探险家马可·波罗也曾来到这片沙漠，并给斯坦因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供他研究。但是，玄奘的探险特别激励着斯坦因，这个老当益壮的僧人的信念和记述让他最终也无法避免地开始了他自己的敦煌探索，结果发现了洞窟，揭开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佛经的巨大宝藏，同时也使他名扬天下。这个发现更给36年后亲自到敦煌的李约瑟提供了灵感。此刻的他，四肢乏力，风尘仆仆，深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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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天道酬勤

为无法描述的中国特色造词

Nosphimeric是我在二战期间造的一个词儿。在漫长的中国西部之旅中，我常与香港的罗纳德·霍尔主教(Bishop Ronald Hall)不期而遇，他当时正要到中国大陆偏远地带的一个教区布道。有一天，我们有幸在贵州的安南相遇。席间，我们谈到各种奇闻逸事。我提到我需要找一个非贬义的词来形容中国官僚机构臭名昭著的敲骨吸髓、营私舞弊和骄奢淫逸的现象。这一现象曾让想到中国做买卖的现代西方商人望而生畏。当晚，我俩的卡车都在维修。他的车先修好，所以比我先一步启程。末了，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看《圣经·新约》第五章1—11页”。我翻开《圣经》，发现里面讲的是亚拿尼亚（Ananias）和萨菲拉（Sapphira）的故事。这两人曾许下诺言，要捐给教堂一笔钱财，但是后来却私留一部分钱款，结果遭圣·彼得（St. Peter）诅咒而惨死。既然希腊文版《圣经·新约》用nosphizein来表示“扣留”的意思，而meros又表示部分的意思，我们可以造一个形容词——nosphimeric（“回扣”），来描述无法形容的中国人之特征。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七卷第二分册

《总结论与反思》（1994年）

此时此刻，李约瑟大概已经与西方的舒适生活相隔十万八千里了，困在中国这个人迹罕至的边疆，其孤立无援的状态超乎常人的想象。然而，虽然深陷困境，他却坦然处之，认为他不得不在新疆的沙漠待上几周，至于到底要待几周，他心里一点谱也没有。但这段时间让他有了思考的闲暇，可以盘点一下行囊，看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什么收获，并规划一下还未完成的任务。

当下，他必须完成的任务非常明确： 莫高窟离他的帐篷仅几步之遥，这是天赐良机，可以让他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些石窟的故事。因为在他看来，几乎不太可能再有时间或资金故地重游。

出发前，李约瑟对马克·奥雷尔·斯坦因的生平事迹做了大量研究，并视他为英雄。和斯坦因一样，在没到达新疆沙漠之前，这个地方对他这样一个聪明过人、学富五车、不畏险阻而又喜欢探险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充满神奇的世界。李约瑟压根儿也没想到，就在他在遥不可测的敦煌滞留的同时，他的偶像斯坦因就近在咫尺。

奥雷尔·斯坦因爵士曾在1912年因对考古学做出了杰出贡献而被授予骑士称号。他虽已耄耋之年，八十有一，但仍然求知若渴、不能自已，并于1943年重访东方。斯坦因翻过印度的兴都库什山脉，投宿在美国驻喀布尔的公使馆，这里离李约瑟仅几百英里之遥。在那里，至少他这么认为，自己将实现一生的梦想： 开始旨在寻找神话里的大夏（Balkh）的探险活动。据说20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追随者们曾在阿富汗腹地创建了这座城市。

李约瑟并不知道——是年冬至回到重庆时他才知道——斯坦因在喀布尔突然得重病倒下了。10月27日，恰好这一天，李约瑟也像中了邪似的——“一大早就打点好行装，希望早点出发……变成了噩梦般的一天……没法启动引擎……找来15 个士兵推车……好不容易启动了引擎……轴承又被弄得太紧”。 ——斯坦因的病情迅速恶化，很快就客死异乡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的惊世大发现，极有可能就是最能激发李约瑟撰写关于中国巨著的唯一动力——然而，李约瑟几乎是在斯坦因生命走到终点的这一天，才意识到这一点。在敦煌的重大发现成为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奥雷尔·斯坦因1906年，奥雷尔·斯坦因爵士于第二次中国西部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之旅中坐在一堆树干前。他与他的中国秘书、穆斯林助手、3个印度锡克教徒随从及爱犬达什一起合影留念。

斯坦因在客死他乡的头一年离开克什米尔的探险基地。出发前，他已经做好了赴新疆沙漠的充分准备，他听说了敦煌大发现的种种传言——其中的发现物实在令人眼花缭乱，他认为全世界都应该目睹这些神奇的宝藏。他确定自己已经准备就绪： 地图和书籍（装进箱子，箱子里面放了一层锡纸，以防蚂蚁侵袭）、测量仪器、绳索、一套修理工具、用来支帐篷的竹竿、大量的枪支和火药、望远镜、绷带、针线、安全别针以及让每一个遇到他的中国官吏都会产生深刻印象的礼服和细纹长裤。他把各种礼物统统扔掉，这些礼物原打算补送给那些因他来华而未能参加其生日活动的朋友们。另外，他还给他的爱犬准备了充足食物。他前后共饲养了7条狗，都取名达什。斯坦因是个谨言慎行的人——个头不大，浑身是胆，一丝不苟。

2

斯坦因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抵达中国西部腹地。1906年末到1907 年早春的大半个冬天，他都在新疆沙漠粗粝的沙地上穿行跋涉。二三月间，他带领手下骑着毛驴和骆驼，驮着几草筐补充用水的冰块，穿过一望无垠的罗布泊沙漠一直向东行进。毛驴中途暴毙；淡水几乎喝光——接着，3月下旬的某天，一场暴风雪降临，狂风大作，当地称之为布拉风，寒冷刺骨，每个人都冻得全身发紫。

就在这时，他眼前一亮，发现竟到了一片绿洲。斯坦因又继续前行了好几里路——因为他不想浪费一点时间——抵达了莫高窟和千佛洞。

好一幅壮观的景象呀!硕大无朋的雕塑，镂月裁云般的石刻和石像。大多数壁龛里安置着彩绘佛像。有些洞窟墙面上有几百幅、甚至上千幅佛像，它们色彩艳丽，或手工绘制，或木版印成。这些佛像至少有1300年的历史，但依然鲜艳如新。还有那佛洞顶——有些佛洞的顶部绘满了大小几乎一样的佛像。这些佛像又是一大景观——共有86幅，每一幅的内容各不相同——共同展示了佛祖一生各个阶段的生活情况。它们都是557年到558年北周王朝鼎盛时期留下来的。

此外，还有熟石灰制成的巨大彩色女俑、马匹和佛像——佛像之多，可谓群佛荟萃。在其他洞窟里，还有妇女和男人的塑像，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印度人。这些塑像是很久以前由艺术家创造的，他们认为佛教是从喜马拉雅山脚下传来的神学，跟中国人没有多少关系。其中两个较大的佛洞里安放着高30米的巨佛像，拔地倚天，鬼斧神工，金碧辉煌。斯坦因认为这些佛像应属于整个人类。

然而，更加精彩的部分还在后面。就在一个佛洞的主入口里侧，右侧的墙上刚好有一个小洞穴。这个微小的岩洞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第17洞。斯坦因发现了这个洞并亲眼目睹了洞中之物。这一事实还得和当地的一个名叫王圆箓的人有关。此人由于他前后的所作所为，至今仍然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李约瑟对这个故事了如指掌。这要从19世纪末在敦煌生活的王圆箓讲起，他自命为千佛洞卫士，因为这些佛洞没有人看护，也不曾有人前往祭拜，他担心佛像会崩落，很快被飞沙走石吞噬。他认为或许自己能做一些修缮工作，以挽救这些日益风化的塑像和不断剥落的色彩。说干就干，他虽然是个外行，但却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修修补补。在一佛洞（即现在所熟悉的第16洞）里修补一尊马的塑像时，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处看上去像是一个通往入口右侧秘密通道的地方，墙面被拉毛粉饰并重新上过色。

他找来人，打通了暗道——在里面，他发现了浩如烟海的宝藏——堆积如山的经卷、好几万卷古书、成百上千幅帛画和成捆成捆的布匹。

发现宝藏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国京城的高官下令将宝物运到附近的一座城市以妥善保管，然而却苦于找不到运输工具，因此，王圆箓受命重新封上洞窟并等待新的指示。他遵命照办了，不过，只是暂时而为之。1907年5月，即李约瑟到访前36年，他犯下一个巨大错误——私自重启洞窟。这次是受图谋不轨而又巧舌如簧的斯坦因的教唆。斯坦因此次中国探险的一大目的就是为大英博物馆搜寻宝物。他打听到这批经卷的事后，眼前一亮： 一直长期让他寝食难安的疑问——佛教怎样传到了中国——其答案可能就藏在这些经卷里。这17号佛洞里的藏品就成了斯坦因的圣杯，他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们弄到手。

斯坦因在描述最终为世人皆知的佛洞藏品时，如是说：“经卷一层一层地堆放着，但有些杂乱无章。在那个小道士昏暗的油灯下，它们看上去像是一个由一捆捆手稿严严实实堆成的庞然大物，高近10英尺，后来的测量显示，共占据了约500立方英尺的空间。废墟的遗址选在精心挑选的石室里，所以能完好无损；石室隐藏在一堵砖墙后面，里面存放着浩如烟海的手稿，不受世人的惊扰长达数百年，即便是在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岩洞。”

他渴望得到这些经卷，求之若渴，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它们弄到手。他坚持认为，学术研究需要这些经卷。惟有如此，全世界才能真正明白佛教是如何传至中国的。

因此，这个外邦人，耍出狡猾的把戏，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仅掏出英国纳税人220英镑的小钱，就收买了这个穷困潦倒、嬉皮笑脸而又愚蠢无知的道士王圆箓，让其拱手交出经卷。现在任何一个中国小学生都知道这点钱微不足道。这件事充分反映了西方人典型的让人不寒而栗的欺诈愚人的本性。也就是说，王圆箓几乎把佛洞里的所有宝藏都卖给了这个外国人。

接下来，斯坦因开始搬运经卷。他搬运了一车又一车，在疯狂行为接近尾声的时候，愚蠢的王圆箓已经交给这个大不列颠人大概24辆货车之多的文献： 数以千计的珍贵古籍。现在无人会否定，这是整个人类考古史上收获最丰的一大发现。

更重要?是，所有这些经卷都是好几百年前云游四方的僧侣所传，用各种不同的文字记载，如梵语、摩尼土耳其语、如尼土耳其语、维吾尔语、藏语、古索格代亚纳语、中亚的婆罗门语以及正统汉语。上面还绘有天象图——为世界最早，盛行于7至10世纪间的唐朝。上面显示北半球的天象，所标出的北斗星和北极星的位置清晰可辨，就像在今天的晨报上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其位置一样。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里面还有一本泛黄的长达15英尺的浅黄经卷，末页提示： 凡需要摹本者，均可免费获赠，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著名的《金刚经》。

这就是回答让斯坦因辗转反侧、冥思苦想的问题的线索；这就是让大不列颠学术界第一次看到它时就瞠目结舌的宝物；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初李约瑟在剑桥大学第一次听说它就念念不忘的东西。这一文稿，布满着中国的文字和佛像及其他圣景，并不是众人原先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一份手稿而已，恰恰相反，上面印刻的是《金刚经》。这是雕版印刷术的成果，很可能印刷了上千本，而这是唯一幸存的一本。

在第17号洞窟发现这部佛经之前，人们一直以为西方人已经印制了人类第一本书，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个非常狂妄傲慢的推断。不过，一个有力的证据反驳了这个推断： 一份出典有据的文献——中译版梵语佛经——早在600年前就用木版刻印记载下来了。这里有不容辩驳的证据证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欧洲人独占鳌头的技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古老的中国发明者。这里的迹象一清二楚地表明，中国并不是一个落后之邦。恰恰相反，在其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曾经拥有高度的文明。中国不只是这一发明的发祥地，而且很可能是外面世界熟悉的、其他任何重大发明的发祥地。

3

在中国，斯坦因曾经（现在也依然如此）因他的欺骗和偷盗行径而受到广泛指责，为中国人所唾骂——因为一群贪婪的盗宝之徒步其后尘，蜂拥而至这些人中就有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此人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伺机卷走了敦煌石窟内26幅壁画，因其身手矫健，妄自尊大而成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夺宝奇兵》的原型。——作者注。敦煌最终被封存，后来的中国政府惶惶不可终日，惟恐更多的外国强盗卷走他们的宝藏。不过，1943年9月，李约瑟是以外交使节的身份来到中国，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佛洞而不受神经兮兮的官员或士兵的干涉。当地的官员得知他的老爷车毛病百出，因而不得不在敦煌待上好几周，他的佛洞探索变得更加完美无缺了。

李约瑟分秒必争地充分利用这次进洞的良机。每天，他一丝不苟地在洞中各处画素描、拍照，仔细到他自认为已经搜集了足够的素材，可以出一部专著——具有浓郁异国情调的敦煌当时基本上还未被世人所知。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李约瑟静静地坐在沙漠里，此时一座庙里传来美妙动听的风铃声，令他心醉神迷。强盗偷走了一年前他赴纽约与鲁桂珍相会时一起买的剃须刀片，气得他破口大骂。而今，他几乎每天都给她写一封信，以寄相思之情。他发现了一个汉族人修建的堡垒和数不清无人问津的佛塔，便在其中四处寻觅。他和几个友善的喇嘛站在洞门前品尝各式巧克力蛋糕庆祝“双十节”。这些喇嘛身披黄褐色袍服，颈上挂着念珠， 头顶着奇特的帽子。李约瑟曾经被一对野狼追赶，从此，每天晚上他不得不通宵不灭篝火，以吓跑其他野狼。

没过多久，他发现一个颚骨。据他推断，那应该是道观里一个道士的颚骨。结果他晚上噩梦连连，无法睡个安稳觉。他用一盒磺胺药换了当地产的榅桲；他还参加在沙丘上举行的毛驴比赛。他从美国大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的几本关于丝绸之路的书上描摹了几幅地图。他还参加当地的一个庙会游行，品尝了一种十分独特而非中国产的肉馅饼。他购买了一些俄罗斯产的雪茄，还请戈壁滩一个工匠刻了一套崭新的石印章。有一次，他投宿一家小旅馆，躺在床上的时候，身下的炕烧得过热，突然之间，“嘭”的一声爆炸了，把他室友的衣服烧得精光。同行的其他人都捐出了各自的备用衣服，来接济这个遭受不幸的人，也不知捐出的衣服是否合身。在沙漠地带外出时，李约瑟本人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穿。秋天气温开始下降时，他只是往身上裹上几张羊皮或当地织的毯子。

在他们还没因寒冬而身陷困境之前——冬天的新疆沙漠异常寒冷，令人望而生畏——李约瑟决定派人求援。他派遣忠心耿耿的助手黄兴宗带上一对毛驴深入沙漠。他嘱咐黄兴宗不要为受挫而烦躁不安： 毛驴有求生的本能，李约瑟努力安慰他说，能保证骑他们的主子也能活下去。

黄兴宗的最终使命是： 一旦确保他的老板可能获救，就赶回重庆的家。他要做的是： 骑着毛驴，穿过沙漠，走到可能搭到汽车的地方。然后，乘车前往兰州，再想办法找到一架飞往陪都重庆的飞机，一下飞机，就直奔李约瑟的办公室，重新开始老板耽搁的工作——向各大学采集他们需要的五花八门物资清单，并向印度订购这些物资。

然而，他的返乡之路和来时一样令人沮丧。黄兴宗的车陷进了壕沟；他租来的汽车密封垫报废了，打火塞也出了问题；当好不容易抵达兰州机场后，每一架飞机都拒绝让他登机，因为所有的飞机都接到命令，要给蒋介石和他那位酷爱吃瓜的太太运送一批又一批哈密瓜。

他在机场等了大半个月后，才决定折回兰州。他发现李约瑟和余下的其他成员也抵达了兰州。一处沙漠油田的机械师傅给他们稍稍修理了引擎，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卡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才开到兰州。经当地一位技术稍好的机械师修理一番后，车子状态良好，准备完成1000英里的归程。

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尽管李约瑟和黄兴宗都在兰州，但是李约瑟在黄河的南岸，黄兴宗在黄河的北岸，而连接两岸的桥断了。

“所以，每天我俩都得花大量的时间横渡黄河。” 黄兴宗数年后写道，“我尤其喜欢……羊皮筏，让我觉得仿佛有一种凌驾惊涛骇浪之上的快感。天气转冷时，大块的冰开始浮现在河面上，到12月初，整个河床都冻成坚硬的冰。目睹滔滔大河在短短的两周内变成一片坚冰，真是一派让人肃然起敬的景象。”

12月初，李约瑟已经完成了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所有工作，欲乘中国航空公司(CNAC)的班机返回重庆。此次西北之旅，李约瑟广交各路朋友，仅仅等了两周，一个朋友就让李约瑟顺利地登上了一架破旧的老式美国战斗机。这样，他和另外几个匆忙登机的赶路人一起，蜷缩在行李包和哈密瓜中间，12月14日下午5点，飞机降落在?庆沙洲的机场，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在那里迎接他。李约瑟原计划出行一个月，结果一去就是4个月。

与此同时，黄兴宗依然要开着伤痕累累的老雪佛莱卡车回家。他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到家。这是痛苦的一个月——曾有一段时间，润滑油用光了，只好用松节油代替。所幸的是，1944年1月下旬，也就是出发后5个半月的时候，他和李约瑟又重新团聚了，两人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然后，将卡车交回大使馆车库，从此再没有见过它的身影。

此次行程还有一个令人欣喜的结局——浪漫的爱情之花在大伙儿的眼皮底下悄然绽放了，由于一路的行程充满了艰难险阻，结果竟然无人发现。李约瑟让年轻漂亮的廖鸿英在兰州下了车，在那里她与从英国来访的外交官德里克·班以安（Derk Bryan）邂逅，两人一起搭乘黄兴宗的卡车回重庆。途中，班以安对毛泽东领导的纪律严明、作战神速的共产党部队评价颇高。廖鸿英恍然意识到，班以安和那些绝大多数的外交官不一样，他并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蒋介石的支持者，而是“我们的一员，人民的一分子”。

他俩迅速坠入情网，当月就订了婚，并很快就结为秦晋之好，从此成为夫唱妇随的一对佳偶。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他们先后在北京和英格兰的小型精英团体中间，不遗余力并坚定不移地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摇旗呐喊。

班以安和廖鸿英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和李约瑟一样，他们是虔诚的社会主义者。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却因此遭遇了英国外交部的冷遇。后者于1951年解除了班以安的外交使节一职，原因是班以安曾向一个美国大使透露，他十分赞赏毛泽东的社会改革英国外交部迅速地把班以安从北京撤出，虽然他在解决1949年的中英长江事件（the Yangzi of HMS Ametbyst）中立下汗马功劳。作为补偿，外交部给他提供驻利马(秘鲁首都)的英国大使馆的一个职位。英国外交部领导告诉他，鉴于他的政治立场，他再也不能以外交使者的身份回中国。班以安没有接受这个安排，而是选择了提前退休，或许这样做也不错。之前，他曾抱怨驻京大使馆规定华人使用的卫生间与非华人使用的卫生间，说这是隔离亚裔种族的做法，因而触怒了英国大使。——作者注。这对夫妇是热情的贵格教信徒，他们后来和李约瑟一起，协助成立了英中了解协会。该组织成为协助英国人在中国最排外的岁月里，获准进入中国仅有的几个途径之一。他们教授汉语，进行调查研究，退休后，定居诺里奇英国英格兰东部城市，诺福克郡首府。——译注，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们逝世时（廖鸿英于1998年过世，班以安逝于2003年，享年92岁）在一家信托公司留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用以资助意欲到英国留学的中国莘莘学子。

尽管李约瑟的西北之行历尽艰难险阻，相对战争带来的危险而言，此次行程还是相当安全的。在重庆以西一带，基本上没有日本士兵，而日军的空袭到1941年也已基本结束。

4

中国东部的情况却没有那么幸运。到1943年，日本已经牢牢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东部地区，从东北一直往下延伸到上海正南部沿海的一带。此外，东京政府还占据着从旧通商口岸厦门向西南一直延伸到印度支那的广大地区，特别是越南的边界。整个广东南部，包括从1941年圣诞节那天后投降的英国直属殖民地香港——接受日本天皇的管辖，处在严密的统治之下。两军交战的地方（中方是或多或少结成统一战线的国共联军，另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则是更加动荡不安的前线。这狭长地带的城市饱受了激战、轰炸和整个战争所引起的各种恐惧的百般蹂躏，城市在敌我双方之间不停地易手，频率之高让人眼花缭乱。

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日军竟放手不管中国东部的一段山石丛生的海岸线。这段海岸线绵延300英里，几乎就在福建省的海岸线上，却逃过了日本人的控制。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不过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决策者认为应该控制主要生产中心和交通干线，而让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自生自灭。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福建大部分地方被日军暂时控制，但到1944年又重回中国人手中。位于海岸线中枢的是该省的主要城市，即以前的通商口岸福州市，现在也被中国人牢牢地控制着，生产生活运转如常，和日军袭击前并无二致。

李约瑟百思不得其解。一方面，他惊异地发现，福州竟然开着一家英国领事馆，而这个地方几乎处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毫无疑问，间谍和其他破坏活动是猖獗频繁的。另一方面，他对各个学术团体如何在中国这一带开展活动充满好奇。日本侵略者从北、西、南三面死死围住福州，而福州东面则被大海挡住了去路。福州不同寻常的局势激发了李约瑟的兴趣，他再次启程了。

李约瑟的东方探险地图，重庆——福州

4月，他开始了后来称之为“东南之旅”的伟大行程。几个星期前，夫人李大斐已从剑桥远道而来，欲接替他的化学顾问一职。不过，李约瑟并不打算带她前往。陪同他的，仍然是老搭档黄兴宗。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改装过的雪佛莱救护车，这辆车与之前使用过的破车十分相像，只不过型号稍微小一些，功率也不如以前的大。不过两辆车像归像，重要的是，并非同一辆车。

没有办法，由于日占区的地形特点的缘故，李约瑟和黄兴宗只好先开车朝正南方向走他们的南行并不是索然无趣： 第一天，当卡车小心翼翼地前行，翻过贵州遵义附近的一个隘口时，他们情不自禁地大声祈祷。山路险峻崎岖，险象环生，连续不断拐过的险弯不下72处。过后李约瑟大松一口气，试图显得安之若素，后来他写道，随后的山谷间淡淡的蓝鸢花娇艳欲滴。——作者注，然后转乘蒸汽火车。他们租来一辆平板车来运雪佛莱卡车，然后再挂在火车车厢后面。在接下来的5天里，李约瑟对铁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次回到了年少时的狂热。“头一回看见一辆英国模样的火车，280的型号，挂着两节硬座车厢和两节模样古怪的货运车厢”。

他对火车的热情和他对妙龄女子的一往情深如出一辙。在日记中，李约瑟表露了他每天都对两者如饥似渴的激情。“看见许多身着鲜艳裙子、万种风情的苗家少女”；“妇人做饭时的脸庞……一头乌黑秀发下显得凸凹有致”； “娇小玲珑、体健貌端的渔家妇女”；“在音乐学院里巧遇日本人训练过的女子，千娇百媚，让人怦然心动”；“与长得极像最纯真的印第安人的漂亮女郎同处一个车厢”，他的亢奋有时让他想入非非。那个“印第安”女郎原来是个中国人，在南京上学，和鲁桂珍是校友。而他发现的这辆庞然大物280号火车，根本不是英国货，而是捷克斯洛伐克制造。

李约瑟和黄兴宗很快适应了火车的行程。每次火车停下来，李约瑟都会下车，或和机械师聊天，或记下他所看见的废弃在车站空地的各式蒸汽机车。美国和英国的士兵随处可见，他们来援助中国人抵抗日军，坚守战争的前线——在往来于不同营地的途中，这些外乡人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头等座和卧铺车厢。

虽然火车拥挤，但有个好处： 美国人经常带翻译人员随行，如果翻译是年轻漂亮的女郎，那么这个剑桥大学和蔼可亲的老风流就有机会和她们交朋友。他第一天遇到了赵宝玲小姐（Miss Zhao Baoling；音译）。赵小姐是一位娇媚动人的女高音，似乎有唱不完的中国民歌，陪他度过了心旷神怡的好几个小时。黄兴宗觉得应该为子孙后代和档案研究写下几首诗词。“是为研究而写。”李约瑟会说。“千真万确。”黄兴宗附和道。

接二连三的军事活动让士兵们应接不暇： 几天过去了，李约瑟还未察觉曾发生了一次空袭或者别的恐吓事件，意味着日本人正在酝酿什么阴谋。

火车原本于下午1点50分发动，但这时传来空袭警报声，两发子弹射向天空（从铁路的信号塔旗孔处放出），火车退回县城，所有乘客作鸟兽散，躲进树木丛生的山冈。子弹落地，但是没有什么异样的事情出现。于是，人群又陆陆续续地回到车上。接着，传来飞机的声音： 大伙儿冲进林子。７架美国战斗机，可能是P40s型号，在头顶盘旋了四圈，就消失不见了。大伙儿再次三三两两地回到车上。又是一阵飞机的轰响。所有的人再次奔进树林；两架身份不明的飞机压得很低，盘旋一周后就朝远处飞去。终于，解除警报的锣鼓声响起，火车开动了。时间是下午4点。

李约瑟和重庆大使馆的官员们还蒙在鼓里，日本人的确在策划某些阴谋活动。

东京政府终于对盟军支持的各显要人士在其占领的华东地区进行活动而造成的不便产生了厌倦，授权当地的司令部将领，要么铲除这群人，要么遏制他们的活动。几乎就在李约瑟和黄兴宗登上开往福州的火车的同时，日方已经出动了空军和陆军，妄图全面封锁该地区，切断一切关口通道，防止中国人运送人力物资和护送像李约瑟这样的访问学者出入。

正当他们不畏艰险渐渐靠近华东地区这块看似没有战争之忧的地方时，日军“嘭”的一声关闭了所有道口和通道。除非李约瑟迅速行动，或者他福大命大，否则他很可能被逮捕——而且是一个价值连城的战俘。

然而，李约瑟对此一无所知。4月末5月初（“今天早上穿上了束腰外衣和短裤——今年头一回”；“早晨天气晴朗、闷热……下午刮起了11级大风，中间还下大雨、闪电和打雷”），他继续兴致勃勃地赶路。和他的西北之旅一样，他见缝插针地参观大学、工厂和中小学校；做讲座；为飞越“驼峰”采集购物单；挥舞旗帜；总是不忘鼓舞大伙儿的士气。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活动越来越难以开展。日军的小规模突袭日益频繁。虽然没有人知道个中原因，但是日寇的频频骚扰让很多中国人精神焦躁，身体垮掉。在坪石镇坪石，广东八大重镇之一，位于素有“广东北大门、岭南第一镇”之称的广东乐昌市与湖南宜章县交界处，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是极重要的天然战略屏障。——译注，李约瑟遇到一位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用李约瑟的话来说，“他神经兮兮，不过心地很善良”。最近和他的妻子一样，染上了一种慢性疟疾。 “对比一下战争发生前他们在广州的照片，会发现那时的她，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夫妻俩本来拥有一幢房子和一辆小车。而现在呢，他俩都面黄肌瘦、形容憔悴。不过，他业余喜欢做木工，现在在造玩具房子”。

李约瑟在所到之处似乎都能找到有趣的人。在一个小镇，他报道说，他碰见了一个寄生虫学家，躲进偏僻小巷里，几乎不做什么科学研究。不过，听到刚从香港走私过来一打显微镜这一消息时，他还是拍手称快。在一所小型音乐学院，李约瑟还发现一位曾受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声乐学家。此人前不久被土匪绑架，关在一个山洞里，长达4个月之久。在江西赣县——就是路易·艾黎曾经驻扎过的地方，李约瑟断言，这是他在中国见到过的最干净的、最欣欣向荣的城市。那里有印度新德里市中心一样有柱廊的房屋。他还发现了一个说一口漂亮希腊语的中国小伙子。两人一起喝茶。李约瑟发挥了他令人折服的语言才能，和他聊得“兴味盎然，不亦乐乎”。

5

李约瑟说那个身患疟疾的图书工作人员“神经兮兮”或许情有可原。不过，正如黄兴宗时常发现的那样，他自己的怪癖也频频表现出来。比方说，在赣县的时候，李约瑟不同寻常的早餐习惯就招来纷纷议论，引起人们一阵惊惶失措。早餐，他喜欢吃烤得黑乎乎的吐司。他说上面的焦炭对他的胃大有裨益。他们曾下榻中国旅行社的一家小旅馆。里面的厨师对如何制作吐司自有一套理论，他给李约瑟呈上烤成金黄色的吐司。但是李约瑟却越来越不耐烦，连续三次直接把吐司送回厨房。直到黄兴宗摆出李约瑟所做的是外交家和化学家完美结合的工作这个理由时，问题方获得解决。他解释说，“我们这位是来自英格兰的赫赫有名、行为非常古怪的教授”，“请转告厨房师傅，不必担心烤煳吐司。他就喜欢吃烤煳的吐司——上面的焦炭对他的肠胃很有好处”。

5月中旬，汽车需要整修（他们已从火车上取回，眼下正驱车翻越福建的崇山峻岭）。李约瑟说，这些山让他想起了侏罗岛，他俩利用等待当地洪水退却的空闲，了解了一番福建山脉的情况。他们连续三天无所事事，也没有参观计划。于是，一贯惜时如金的李约瑟决定在保留原作韵律节奏的前提下，把一些中国民歌译成英语（结果证明一塌糊涂，以失败告终）。他还教几个过路的中国美人唱他最熟悉的三首歌——《大学颂》、《国际歌》和虔诚的纳粹党钟爱的《德意志之歌》。

偶尔，他也四处走走。这时，他遇到一个中国药剂师向他打听一位据说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科学家的情况。这位中国绅士胸有成竹地说，此人名叫Queenie Woggin。李约瑟搔首寻思一下，恍然明白，原来他指的是海伦·格温·沃恩夫人（Dame Helen GwynneVaughan）——一位真菌专家，她后来当了英国陆军女子部部长。李约瑟猜想，她十之八九是有点女王风范，所以才造成这个错误。李约瑟飞快地转身离开这个刨根问底的人，不料却掉进了大路中间的一个齐脖子深的坑里。他后来说起这一洋相，让在场的每个人捧腹大笑，妇女更是笑得前仰后合。李约瑟只能自己爬出坑，走到附近的一个廊下，独自慰藉他受伤的尊严。夜幕降临，他点上雪茄，全神贯注地凝望着福建远处的郁郁葱葱的山冈，陷入无限的遐想，足足有一小时的功夫。山上的杜鹃花，花团锦簇，在习习的凉风中微微颤抖；微风过来，送来缕缕袭人的栀子花的清香。

他挥笔，一言以蔽之： 此时此景的中国，无疑是地球上最迷人的地方。

终于，在公路上行驶了一个月后，目的地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一路翻山越岭让他们精疲力竭，他们决定改乘蒸汽船走水路到福州——一座被日本军队的恶毒行为围困而又富于西方文明气息的孤岛。闽江从福州西面的侏罗岛般的山间缓缓地注入大海，而福州正好位于闽江的入海口。因此，坐船到福州城是一个更为稳妥的办法。此外，李约瑟对汽船偏爱有加，其喜爱程度并不亚于火车。

在河边小镇南平等船的空闲，李约瑟巧遇了（又一经典式经历）美国人约翰·考德维尔（John Caldwell）。李约瑟认为他是位鸟类学家，身为一名鸟类观察爱好者，李约瑟在很久以前就藏有一册考德维尔的权威著作《华南之鸟》（The Birds of South China）。不过，更正式的说法，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约翰·考德维尔，能说一口纯正的汉语，是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从表面上看，约翰是美国军事情报处聘请的一名记者。实际上，和活动在中国此地许多精力旺盛、行踪诡秘的外国人一样，他也是一名间谍，一个口若悬河却不动声色的间谍。他似乎对当地的事态了如指掌，能预感转眼间形势就会恶化。他曾警告过李约瑟，有微妙的（但在他看来，是千真万确的）迹象预示一场酝酿已久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他还告诉李约瑟说，他现在“越来越战战兢兢了”，打算将住在附近的双亲转移到别处。这是一个巧妙掩饰过的暗号，李约瑟能心领神会： 从现在开始，必须非常、非常地小心谨慎，日本人正在策划阴谋。

然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李约瑟还是要完成联合王国的使命。开往福州的船在既定的那天天黑时起航。船缓缓地趟过臭名远扬的闽江急滩时，李约瑟坐在船头，心情愉悦。整个航程花了12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那天下午，当船在福州码头靠岸时，他遇到的第一个人原来又是一个间谍。所不同的是，这位新友是个英国间谍——名叫默里·麦克尔霍斯（Murray Maclehose）。他们相逢时，默里正在执行一项绝密使命。后来，默里终于脱离了波谲云诡的间谍行当，开始了受人敬仰的且抛头露面的外交生涯。

默里，即后来的麦克尔霍斯阁下（Lord Maclehose）是位身材高大的苏格兰人。20世纪60年代末，曾莫名其妙地短暂担任过英国驻丹麦的大使。除此之外，他的整个工作生涯几乎都在东方度过。他担任的最后一个公职是香港的总督，成为或许在所有英属殖民地中最受爱戴的总督。职业生涯伊始，他是马来西亚民政局的一名职员，后被派往中国的通商口岸厦门，即当时的Amoy。厦门位于福州下方好几百英里处。在厦门，他被安排了现在的工作岗位，也是在厦门，他学会了当地的方言。但是，1941年10月间，日军占领了厦门，搜罗所有能找到的英国外交使节，麦克尔霍斯也在被搜捕之列。刚开始，日本人扣留了这些英国人，后来，他们接受了《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在国际红十字会的调解下，将这些英国人统统遣送回国。

如果不是老谋深算的英国情报局元老们另有所图的话，麦克尔霍斯或许可以从此留在英国。但是他们决定马上遣送这个雄心勃勃、高大英俊、语言过关的苏格兰年轻人回到中国——回到当时还未被日本人控制的通商口岸福州。他以英国副领事为幌子从事工作，训练中国游击队在日本后方作战和进行破坏活动。这就是他和李约瑟1944年5月间，在福州老桥边第一次谋面时进行的既公开又秘密的活动。

由于这项工作的秘密性质，学者李约瑟把所有和麦克尔霍斯——这个很可能是李约瑟在中国遇到的最让人感兴趣的，也是最著名的一个英国人的有关信息，一律从他后来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删去。“第二天我们乘上开往福州的汽船顺江而下。”他在《科学前哨》一书里如是写道，“在船上，我们度过了５天愉悦的时光。我们的叙述从返回后接着往下写。”所见论述，仅此而已。

即便在李约瑟未出版的私人日记里，偶尔提到麦克尔霍斯和英国领事基思·特赖布（Keith Tribe），所用的语言也十分委婉隐晦而无害大局。他说，麦克尔霍斯带他住进旧的租界的领事馆——让他想起儿时生活过的克拉彭。他写道： 那是一间迷人的老房子，里面摆满了精美的艺术品。黄兴宗，因为是华人，被要求住在对面街道的一家旅馆。他还说，他的卧室宽敞明亮，配有一个很大的浴室。两人一起喝茶——吃烙饼、蜂蜜和果酱——他可以闭上双眼，让思绪飞回英国的家中。

显然，两人后来继续度过愉快的时光。他们去享受高档的按摩，提一壶酒到罗星塔，看中国运茶帆船在那里装货。在格调依然高雅的福州俱乐部里消磨时光，西方富甲名流常常光顾那里的酒吧；参观了福州久负盛名的漆厂和制陶厂；品尝了用福州红米经发酵酿造的酱油和葡萄酒烹制的鱼。含有红曲酶酵素的作料制作方法引起了李约瑟极大的兴趣（他记下了制作的具体方法，后编入他的书中）。此外，他们还逛了两家福州著名的大型古籍书铺。

为把所有的书籍（其中包括福州俱乐部会员赠给他的56册图书）运回重庆，李约瑟不得不买来两个体积巨大的藤箱。绝大部分书籍都与中国科学史有关。现在，所有的书籍仍然保存在剑桥，属于李约瑟多年积累经营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总的来说，到福州后的头几天是在纷乱繁忙的活动中度过，其中很多活动在默里·麦克尔霍斯的陪同下进行。但是李约瑟无论是在他已出版的书里，还是私人日记里，同样没有留下有关他俩的谈话或这位副领事职务方面的只言片语。偶尔会出现此人姓名的缩写形式，如“和MM一起共进午餐”或“MM出席宴会”，但也仅此而已。其他人则受到更好的待遇： 一位名叫皮尔森的先生（Mr. Pearson）被形容为“华而不实，口若悬河”，形容基思·特赖布则用“风趣幽默，和蔼可亲”的字眼。但对默里·麦克尔霍斯却惜字如金，不作评论。

接下来，李约瑟和黄兴宗踏上返程之路——这次是因为领事馆传来口信（据推测是那两位间谍传来）说日本人现在正全力迅速收网。

6

这是一场赛跑。几乎他们经过的每个小镇，都已经被日军的轰炸机光顾过。日机的任务就是在步兵发起进攻之前，削弱攻击目标的力量。李约瑟和黄兴宗常常被迫走很长的路，以绕开夷为废墟的房屋和被炸毁的公路。5月29日，中国国家广播台播出一则消息： 日军已经开始了进攻——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惊恐万分的难民把公路挤得水泄不通。天空布满了一道道战机的尾云。绝大多数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赶在敌军袭击前，向西部和北部转移。

李约瑟仍然坚持参观有价值的地方——此处的钨矿，彼处的煤气厂，这个小镇的流行病实验室，那个小镇的试验农场——但是黄兴宗一直催促他继续赶路。黄兴宗听得懂厦门话，但李约瑟听不懂，黄兴宗深深意识到情况越来越危险。整个旅程最关键的地方是通过衡阳市的湘江大桥——3个星期前他们根本不费思量，轻而易举地过了江。

现在，日军的毒舌在舔舐他们的脚跟。李约瑟超然物外的镇静，第一次露出了动摇的迹象。如果他们不赶在日军之前渡过大桥的话，他们很可能被俘虏、囚禁、扣留或者是遇到更糟糕的事情。平常，李约瑟对战争的起落沉浮都漠然置之，总是读他的中英字典，将正在进行的激战抛在脑后。然而现在，6月2日，他和黄兴宗讨论了战争的问题。他原打算去参观位于泰和的省政府中心的多家工厂，不过现在他犹豫了。他在日记里写道：“就算长沙能顶过去，衡阳的交通仍然严重中断，我们也没法开车载着珍贵的文献记录向西行。所以决定不去了（参观工厂）。”他们现在必须过桥，否则就会完蛋。

他们听到了骇人听闻的报道——衡阳已经连续３天遭到轰炸；美军在湖北汉口轰炸了22辆日本蒸汽机车。更加险恶的是，日军正火速从广州向北推进，和从长江北岸向南行动的部队会合，两军很快会师，形成一个摧枯拉朽的巨大钳形攻势。李约瑟开始高度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了，有时甚至还听起广播——“我能听见美国飞行员和地面人员的通话”。他激动地大叫道。

他们决定向大桥冲刺。他们在第二家钨矿前停了片刻，观察那里的工人从碎石英石中分离钨锰——黄兴宗沮丧得直咬牙——不过，他们很快继续赶路，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6月3日，星期六。午饭后，一辆接一辆的卡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几乎全装满了供美军机场使用的汽油……还有一些负责疏散的官员和工厂工作人员。（我们）穿过几千米长沸沸扬扬的路段——成千上万的男夫在运送石头，显然是为了建造新机场。现在一天也不能耽误了。

4日，星期天……自始至终，车慢慢地挪行……空袭警报。所以我们把车开出车站，在浓密的细雨中等待。一个苦力的尸体横卧在铁轨中，身首异处，惨不忍睹……发生这一意外后，铁路的工作人员任凭尸体躺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一大群围观的群众嘴里啧啧地说 “哎呀！”——也许是为了告诫其他人。后来，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来了，（我）和黄兴宗点了一支烟……四下一片漆黑。夜幕中群山绵亘的乡间越发美丽动人。

蒸汽机声嘶力竭地缓缓爬上最后一段山路，然后开始慢慢地滑行，想朝湘江驶去。火车常常出乎意料地停下，有时是因空袭来临，有时是为让身穿长袍的乘客下车。他们摇摇晃晃地爬下车门，穿过铁轨，然后急匆匆地奔向隐埋于树林的乡村。每次下车，都有更多的候车乘客大声嚷着要上车，好躲过亦步亦趋的日军步兵。李约瑟和黄兴宗给后上车的乘客腾出位置，直到整个车厢全挤满大汗淋漓的惊慌失措的人们、大包小包的行李以及各种各样的家禽、家畜。李约瑟一次又一次地想为这些逃难者领唱，以振作精神，但是，大部分惊恐万状的人只是焦虑不安地透过盖满灰尘的车窗向外张望。他们对日本鬼子深恶痛绝，不知道鬼子军接下来究竟会干出什么恶行而忧心忡忡。

6月6日，星期二。终于抵达衡阳。见了站长，他答应大概3个小时后可以走大铁路桥送我们过江……这里的局势异常地平静和正常，只有士兵在垒机枪掩体，使车站处在防御状态中。铁路每天增开3趟往广西桂林方向的快车，有条不紊地疏散乘客。

那一天，整天都是空中大运动。一个中队接一个中队的P40战斗机，加上挂着中国星的其他战斗机，从车站正东面的机场飞过来，然后朝北方飞去——其他的中队飞回来——好一幅蔚为壮观的景象——飞机常常压得很低，机头上的老虎标志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两辆火车载满来自长沙的被疏散人群，还有几辆火车运的是铁轨、信号杆和油亮的铁路设备，隆隆地跨过湘江，驶向远离日军相对安全的地方。

月台上，站着几名训练有素的中国士兵，看上去威风凛凛，身佩来福枪和长剑，手执扇子和雨伞，正在倾听一个上尉的指示。上尉身上佩带一把左轮手枪，手拄一根拐杖。

检查了两辆分属英国和德国造的大型机车（484 和 282)。坏得已没法再修；于是下午5时许，今天过桥的希望好像全部泡汤。这时，一辆新机车开过来，车站再次召集我们，安排一辆火车过江。

但是，火车直到7点才出站。然后很快，火车在引桥上停下来，时间很长——真是极好的靶子。我们坐在自己的平板货车上，抽着雪茄。月光皎洁明亮。我们在一个水塘洗了个澡，然后倒头就睡。

这肯定是睡得最沉的一觉——因为李约瑟后面简短的札记上记述了他醒后的情况。

11时30分醒来，发现我们已经过了江，火车进了西站。

我们喝了几口茶。

他们逃得真是及时。两天后，衡阳的湘江大桥被炸毁，湘江东岸沦陷。几天后，正如大家担心的那样，整个华东地区的全部主要城市都落入日本帝国的魔掌之中。重庆，当时中国的陪都，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与东部完全失去了联系。

李约瑟决定绕道返回重庆。他在故交、驻昆明的领事阿尔文·奥格登（长相酷似韦尔斯）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当时的昆明还没受战争的影响，平静如常。李约瑟和那里的一位女性朋友再次取得联系，后者有一周的休假。两人深入到偏远的云南乡下，在竹林间里漫步，在山上采摘野草莓，在天然温泉里裸游——一切都是为了放松所谓的与日本军队擦肩而过引起的紧张情绪。他们没有料想，日军会突然发起攻势。

接下来，7月1日。在奥格登的帮助下，李约瑟终于在一架飞往陪都的飞机上找到一个位置。他只是以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地结束了他伟大的东南之旅的叙述。“没有人来接我。不过，搭乘了威尔森·布朗德（WislonBrand）陆军准将的便车。在晚宴上，见到大斐”。

李约瑟后来又环游了几次中国，不过，没有一次像前几次那样雄心勃勃。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在1944年。当时，他想去缅甸边境。那里战火连绵，一方是日军，另一方是英美联军。日军现在深陷困境，但仍然孤注一掷李约瑟上前线的前3个月，日军在著名的科希马（Kohima） 战役中遭到重创，停止了西进步伐。科希马位于印度的阿萨姆邦。此次战役分别被描述成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英国的塞莫皮莱”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1944年4月至6月间，英国的一支小分队击退了数以千计的日寇，战斗的高潮是“网球场之战”——副专员平房前花园里进行的肉搏战。科希马是日军所到之地的最西端，6月后，日军就被无情地击退，回到东京的老巢，一路上，他们像猛虎一般凶狠反抗。科希马至今还立着纪念这些倒下的英国人的简陋十字架：“回家后/向你们的同胞说起我们，告诉他们/为了你们的明天/我们交出了我们的今天。”——作者注，负隅抵抗。李约瑟此行遇到的最大阻碍不是战事，而是该地区变幻无常的地势，以及由此引发的山体滑坡。车子急速行驶至湄公河河谷时，卡车失事，导致翻车，这真是雪上加霜。他们随行所带的大部分设备丢失了，所幸的是没有人受伤。

在这次热带探险中，他拜访了植物学家、植物生理学和营养学家——除了其他东西外，他们还发现，他们恰好找到了世界上最富有维他命C的植物Emblica officinalis，当地称之为中国橄榄。“不过，那实际上是一种大戟属植物。”现在广为熟悉的印度醋栗榨出的一百克醋栗汁里含有整整一克的维他命C。在一般的保健药店都能买到这种维他命也就不足为奇了。——作者注其他人则继续寻找方法以提高蜡虫树脂产量，清漆就是用这些树脂制造出来的。

所有这些只是一间屋里的情况。在另一间屋里，李约瑟遇到了不少科学家。他们在观察植物的电子反应、花生的地下结果过程、桑蚕的新陈代谢、确立蘑菇的分类方法、研究麦子枯萎病的扩散原因，以及进行中国药用植物的细分类——最后一项工程是在一间残破的村庙里进行的。庙里挂着一幅大慈大悲的女佛主——观音的巨像，她颔首微笑，俯视众生。

其中，不少科学家讲法语。这一事实反映了法国殖民统治对中国这个角落的影响至深，其程度不亚于其印度支那的交趾支那领地交趾支那是越南南部一地区的旧称。——译注。这里有浓郁的欧洲传统： 医学院的所有课程还用法语授课。生物系的一名研究员幼时在德国长大，她用带有德国口音的法语告诉李约瑟她正在研究蛙鼻的解剖图。

在城外的一个叫禄丰的小镇，李约瑟和几个地质学家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刚刚因为发现几乎完好无损的小型食草恐龙的化石而震惊海内外，即现在所谓的禄丰龙。他还买了很多把剪刀，因为在禄丰还没有和侏罗纪时代的野兽联系在一起之前，这个地方以餐具出名，其锋利无比的刀具为历代人们所珍爱。

在附近有一座文庙。李约瑟在那里发现了十几个统计学家正在埋头工作，他们头顶上方挂着的金黄色牌匾上是神情肃穆的圣像。此次参观让他欣喜若狂，溢于言表。在日记里，他如此评断： 如果孔夫子看见他的庙宇能派上用场，为他曾经服务过的民族作一点贡献，他一定感到很欣慰。在《论语》的第13章，他曾经写下这样的名言“既富矣，又教之”，在《论语》第12章也写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不过，李约瑟还是找到了停下来思考的时间。最重要的思考时间，是在他正要离开这座城市，想走未走之时（因后来汽车发生了故障）。在他的日记里，他认为，虽然昆明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对知识孜孜以求的无限潜力，但是仍有一个谜团： 如果说中国人那么聪明，永无止境地探索，善于发明创新，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民的生活依然如此贫困潦倒，科技如此落后呢？

为什么这种对大自然的探索——李约瑟的调查研究表明，中国人已经沿着这条探索之路走了1000多年——却如此长时间明显地萎靡不振呢？这个疑问困扰着他，噬咬着他，令他恼怒——而且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不管今天像昆明这样的地方人们从事科学探索所付出的努力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两年前在写给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封信里，他把这个问题拓展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不发展？”或许，几百年前，中国发生了什么摧毁以前各个朝代希望的大事。李约瑟发誓，终有一天，他会找到那个可能的原因。

这可能就是后来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这个难题试图定义中国和中国历史。对世界学术界而言，这也是有助于定义李约瑟个人的一个谜。

李约瑟还将在中国待18个月。在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他总共参观了296所中国的学会、大学和研究机构；安排运送了成千上万吨的设备、药品和科学期刊；他还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阅读成百上千份搜集到的和确信有利于增加他对中国了解的各种文献；在离开中国之前的最后几个月，他花了不少时间为成立享有外交特权的组织即中英科学合作馆。——译注打下基础，以支持中国的科技——这个机构在他离开中国后仍然长期独立运转。

尽管现在有大斐在身边，李约瑟的内心却依然感到孤独和寂寞。他对桂珍朝思暮想；他在日记里给她写情书。百感交集之际，他似乎差点要泪湿衣襟。他写道，在中国西部时有一次，当时他偶然发现一家美军福利社，如果他能用美钞付款的话，就可以从那里买双换洗的鞋子。在钱夹里，他找到了一张5美元的纸币，这是两年前他到纽约看桂珍时剩下的。他写道，顷刻间他的内心翻江倒海，被一股强烈的相思之情所吞噬，不能自拔。李约瑟给桂珍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桂珍说，是她最珍爱的东西。和其他东西一样，这封信成了他对中国感情的证明书。

7

从我初到这里以来，你的国家和人民所给予我的感受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我能够深入各处城乡的生活（当然东奔西走历尽辛苦）；我踏着孤独的脚步闯入往往是废弃的孔庙、佛寺、道观，因而充分欣赏了古树丛中和荒园中传统建筑的壮丽景色。我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庭和集市的生活，亲眼看到一个社会在崩溃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黎明时所经受的苦难。我说“历尽辛苦”，不是夸张。有时我搭个行军床在空庙里过夜。有时蜷缩在合作车间的背后。除了免不了的蛇虫百足之外，还有成群的大老鼠，有一次我因为注射了哈夫金疫苗，高烧发到40℃，躺在嘉陵招待所，那些大老鼠总是一夜到天亮在帆布棚顶上蹦上蹦下。但是另一方面，我却品尝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而且常常是在乡村街巷的摊头上。这些吃的东西恐怕一般西方人不大敢欣赏（我们大使馆的一些同事就是如此）。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在江西赣县露天吃到了冰糖豆浆和油条，还有在广东从滚油锅里汆起来就吃的油炸饼，此外还有冬天的兰州，虽然朔风劲吹，从破窗户纸倒灌进来，但是火锅和白干儿也能使你的灵魂暖和起来。所有这些我永远也无法忘怀。

不过，后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让李约瑟得以与桂珍相会。1945年年初——战争快要结束的迹象日趋明朗——李约瑟受命飞往美国华盛顿，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一个区域性外交会议，讨论联合国的一个战后计划事宜，李约瑟后来参与了这个计划的制订。换乘一架又一架军用飞机，他被送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议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乘上了开往宾州铁路公司的特快列车，去看望在曼哈顿岛的桂珍。他急不可耐地向桂珍倾诉衷肠，对他来说，和她天各一方是多么的苦不堪言。然后，她问，她能不能去中国，这着实让李约瑟喜出望外。毕竟，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已经结束，她也十分想回祖国，和他朝夕厮守。或许，打败日本后，她能回家看看家人是否平安无恙。

1945年年末，李约瑟巧妙地编造了一个理由，要求把桂珍从纽约送到中国，以领薪职员的身份加入他的队伍，编为营养学家。

此时，战争已结束——德国和日本先后投降——身为刚刚任命的外交官，桂珍很快并轻而易举地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李约瑟急不可待地盼望着鲁桂珍的到来。他完成在中国最后一个主要的旅行——北方之行后，回到使馆却发现桂珍还未到达，就在这次旅行所记日记的末页上用很大的字写道：“痛苦”。几天后，鲁桂珍终于平安抵达。大斐记录了12月初，她俩和大使太太当和平协议签署后，西摩太太（Lady Seymour）认为她回重庆安全了，便从战时自我放逐的威尔特回到丈夫身边。——作者注一起喝下午茶的情形。大斐继续写道，那天下午，她丈夫的情人慷慨陈词，说中国需要获准进口“真正需要的黄豆”，而不是当时某些外国公司努力想在中国倾销的低蛋白黄豆。显然，李约瑟的风流韵事又重新“步入轨道”了。

然而，他的同事们并不轻易接受这样的安排。桂珍的任命在平静的外交界中引起一片哗然，因为这似乎是公然的裙带关系。桂珍并没有非来中国不可的学术研究需要，她待在中国这段很长的时间里，只做了一次到南方的旅行罢了。

言辞最刻薄的抱怨莫过于一份辗转送到伦敦总部的一份正式备忘录。写这份备忘录的人是李约瑟队伍中更出名的、也是最愤愤不平的成员，生物学家劳伦斯·毕铿（Laurence Picken）。

毕铿，2007年年初去世。和其他几个为数不多的人一样，毕铿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和李大斐一样，生物化学专家出身的毕铿专门从事肌肉的弹性研究。1943年年末，他以生物物理学家和农业顾问的身份，加入李约瑟的中国考察队。不过后来，他开始练习弹琴，是中国的一种七弦琴。这对他的生物职业生涯来说，可谓是致命性的重创。从此，肌肉让位给音乐。毕铿被音乐迷得神魂颠倒，不能自拔——尤其是音乐中反映的人类学，从鸟鸣声的社会层面到现代版的唐朝宫廷音乐等等，无所不及。

毕铿在剑桥大学的一位同事最近如此描述他： 他是旧派的学士指导老师，是在生物化学、细胞学、音乐学、汉语、斯拉夫语研究、民俗音乐等领域均有建树的学者，是世界著名的研究土耳其乐器、巴赫清唱剧、古代中国科技和细胞再生等方面的行家。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各个学科的许多知识——从巴洛克式的键盘装饰到法国勃艮第的葡萄酒酿制方法；从弗拉泽（Frazer）的魔术理论到卡瓦坎迪（Cavalcanti）的年代学——甚至他知道的和周围事物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能有所收获。

然而，1945年秋，毕铿显然暴露了他卑劣的品质。他寄到伦敦由英国议会的一位官员悉尼·斯密斯接收的备忘录，就是典型的血口喷人：

（李约瑟）已经说服了科学部，任命一个中国营养专家加入这个团队。天知道她要搞什么名堂[她领的薪水比我的或者萨恩德（Sanders）萨恩德（Gordon Sanders），英国病理学家，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医学顾问。——译注的都要高]。不过，这个安排的真正原因似乎是因为她是他其中的一个情妇。您根本不敢相信吧，在她的个人档案（里面装着所有与她任职有关的资料）里装有绝非严肃的信，是李约瑟写给她的。上面有李约瑟用歪歪扭扭的汉语写的旁注，如小约瑟渴望年轻妹妹的香体。大斐常常读这些信件，但是她读不懂汉语!一般情况下，李约瑟把这些信锁起来。但是前几天，在他不在场时，这件事得到确认。顺便提一下，等他从西安回来后（他已经去了2个月了），他必须回答这个质问： 他的旅行真的有必要吗？

最后，委员会派遣一个财务官员和主管过来。李约瑟必须做一些非常棘手的解释工作。他去的是唯一还未去过的自由中国的地区，那里只有一些三流的机构，而且数目少得可怜。他这次小小的远足花费了委员会3000英镑。吸引他前往的是中国古都西安的美景和历史遗迹，仅次于北京。如果他非要去那里的话，他大可以乘坐飞机，仅3小时即到。但是开车旅行能满足他的上帝情结，所以他走陆路。一路上花了几个星期，共花了不知道多少钱。一同前往的还有大斐和给大斐做伴的同队另一成员，以及一个翻译。因为有女人相伴，此次西安之行无疑就是花委员会的钱度假，此外，还付给她工资。她是又一个关注的焦点。

不过，我想这是他最后一次放纵了。除了老珀西·罗克斯比（Percy Roxby）（一位临时从利物浦大学派到中国的地质学教授）这个品行高贵的老好人外，所有的英方成员和部分中国人都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就像李约瑟自己有一次所说的那样“我不是在为委员会效劳，而是委员会在伺候我。”李约瑟旅行归来，看见备忘录，顿时气得七窍生烟。诚然，他平时喜欢重复阿拉伯格言“任凭狗吠声不停，马拉篷车向前进”聊以自慰。不过这一回，这句话让他怒不可遏。他立刻给伦敦的史密斯（Smith）修书一封，以他自认为与他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身份相符的官腔说：“想必您已经读了毕铿的信了吧……这个人快疯了……他已经神经兮兮好几个月了……大概是情场失意了。”

他想，这封信已经挡掉了伦敦方面任何可能的质问。于是他继续采取报复行动，他写了一份对毕铿的正式评定。这份评定成了一块污点，永远地留在了毕铿后半生职业生涯的个人档案里：“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的最心术不正的、最挑拨离间的同事……性情乖戾、不可理喻。”怨恨发泄了，谩骂减弱了。

8

试图想象“毕铿事件”会产生什么轰动效应，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李约瑟在中国人、伦敦人和剑桥人的心中都是德高望重、完美无瑕的人物。然而，写了备忘录后不到半年，或许这两件事没有必然联系，李约瑟在中国的第一次伟大探险结束了。

他决定离开中国。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让人费解。3月初的一天早上，他晴天霹雳般地收到一封急电。来电人是他在剑桥的左翼故交、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

3年以来，李约瑟一直参与讨论战争后是否可能建立一个国际科学合作机构，以鼓励国际间的合作研究。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到1946年，计划创建一个更大范围的组织——这个组织将在很大程度上涵盖文化和教育——这一想法受到广泛的支持。因此，赫胥黎向李约瑟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来英格兰，协助加快建立这一组织的步伐。该组织的创立，将得到联合国（联合国前身即为国际联盟）的赞助与支持。

这一机构将命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其宗旨是通过鼓励文化交流和增强合作以促进世界和平。包括赫胥黎在内的每个人都一致认为，鉴于他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他与这样一个机构的交情（他曾在1945年2月到华盛顿一游），李约瑟就是创建联合国教育科学暨文化组织自然科学部门的最佳人选。

李约瑟要做的远不止是回答愿意与否。那个3月的早上，他迅速行动起来。他回复赫胥黎说，他接受这个邀请。他报告大使贺瑞斯·西摩爵士，他要离开中国了——但是，其实西摩早已得知此事，而且英国外交部还嘱咐，要对他的高级外交同事李约瑟的离别致以郑重的祝福。李约瑟给大斐发去一份电传，大斐那年初冬来中国时染上肺结核，现已经回到伦敦养病。最后，他把这个决定告诉桂珍，乐得她眉开眼笑。他说，她马上开始打点行装，他们俩一起走。他们将在3天时间里，辗转于南京、上海和北平，然后取道香港，由皇家空军护送他们回家。现在可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

接下来的两天，他们紧张忙乱地收拾房间、打包书籍、整理文件、移交钥匙、缴付账单、结算各种开销——至于在印度加尔各答借来的枪支弹药，他交给了英国的陆军武官再还给威廉堡军械库。匆匆忙忙地安排了一连串的午餐和晚宴，让中国各个阶层得以欢送道别。李约瑟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一接到新的任务，他只想掉头就走。然而，中国人讲究礼节，这点他是明白的。每一个宴会上都有长得没完的菜单和让人受不了的接二连三的发言，他都自始至终地面带微笑。

“他两天后就要离开我们了。”中央研究院的代理总干事说，声音哽咽，“我们很伤心难过……我们像是一家人，不愿意他们离开。在极其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的友人，是最使人想念的朋友。”

李约瑟在答谢演讲中，许诺5年后再次回到中国。有人想象他已经向周恩来的总部传达了这一想法： 身为一名虔诚的社会主义拥护者，李约瑟自然希望，抗日战争既已结束，中国共产党能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所有迹象暗示他，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取得胜利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到那时，他希望能和新政府友好相处。据推测，中国的新政府会由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领导。李约瑟对毛泽东的了解微乎其微，不过，他认为周恩来是朋友。他希望周恩来能在适当的时候替他讲句好话。首先，下一次他到中国来的时候，他需要签证。其次，李约瑟预感，办签证可能会很困难。

李约瑟很机智，富有洞察力。那个春天的晚上，他从听众那里预感到了共产党即将胜利的消息。他会很快回到中国的想法似乎让每个人都精神振奋。虽然有一个人告诉在场的人说，希望李约瑟回来的愿望根本不能排遣他自己心中的伤感。“送君者皆自崖而返。”他引用道教思想家庄子的话，“君自此远矣”！源自《庄子·山木》；原话为： 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译注

他们送了李约瑟一本册页作为赠别礼物，然后，排成一列，默默无语地离开了房间。他再次拜访中国时，中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无法辨认它的模样。

3周之后的4月英国，在一个狂风大作的早上，飞机载着李约瑟和鲁桂珍飞行了3周后，重重地降落在伦敦西的诺索特（Northolt）机场的停机坪上。这对情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向机场大楼走去。今天，这里显得异常地拥挤，因为诺索特平常是个军用机场，最近已经对民航飞机开放。附近的希思罗机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战后扩建而铺路，致使民用飞机无法使用跑道。

迎接他们的是4年前第一个秘密邀请李约瑟到中国考察的克劳瑟（J.G. Crowther）。他曾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科学部主任和《曼彻斯特卫报》的前记者，他刚刚辞掉这两个职务，因为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头年在日本领土上投下?子弹一事，从而拉大了他和科学机构的距离。不过，赫胥黎聘用了他，现在他正为把科学纳入这个新组织奔走呼号——他和李约瑟一直认为，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该被资本主义腐蚀。克劳瑟把这一对情侣带到伦敦市中心，一路上迫不及待地描述赫胥黎对这一新机构的构想——几乎忘了询问李约瑟在中国过得怎样。

几天后，李约瑟在贝尔塔莱维亚区位于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上流住宅区。——译注分到一个新的办公室。从此，他每天往返于办公室和家之间。李约瑟在剑桥大学奥斯顿路1号的家庭办公楼仍然完好无损，和他在凯思学院的老房子一样。他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日程： 经生物化学系的批准后，他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联合国服务，生化系现在对李约瑟长期缺勤已经习以为常了。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公室迁至巴黎，但是，1946年，这个刚成立不久的机构落户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的排房里。房子非常狭小拥挤，李约瑟第一次招聘一个秘书团的面试工作只好在卫生间进行。

没过多久，新闻界就嗅到了李约瑟的存在。“李约瑟博士回国了。他一下飞机，风尘仆仆，一脸倦容。”伦敦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如是写道：“李约瑟博士现在是一个硬汉——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烟瘾重，46岁，语言辛辣机敏，不苟言笑。我不知道他是传承了麻醉师父亲的口才，还是爱尔兰籍钢琴家母亲阿莉西亚的谈吐。在前往重庆的途中，他差点儿死在土匪手中——而现在，哪个匪徒要是不被他打得鼻青脸肿，不被骂得狗血淋头而逃的话，算他走运了。李约瑟博士博学多闻——他一直在解答林林总总的谜团，从甜菜头到毛地黄的果实，从酵母文化到中国飞行员的木鞋等等，不一而足。”

李约瑟对中国魂牵梦萦。同时，他又担心荒芜了他的生化研究。不过最后，出于为公众服务的使命感，他答应暂时踏踏实实地完成赫胥黎要求的工作。毕竟，他一直密切地参与这个新组织的长远筹划工作，最清楚该如何在官僚政治丛林中开路，这是此类工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环，所以会竭尽所能帮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元老们实现他们的梦想。他有能力也有意向，用敬仰他的人的话来说，“把‘S’（科学）列入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中。”毕竟，这份工作大大提高了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很高兴因此经常到巴黎去。他总体上赞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既定宗旨——虽然他发现该章程的序言部分更合他的胃口在1945年2月以前，该组织暂时命名为UNECO（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1945年2月李约瑟访问美国时，他慷慨陈词，强烈要求把“科学”纳入该组织的职责内，并亲笔写一份备忘录建议应该叫做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建议于11月正式被采纳。——作者注，“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必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两年来，他一直在细心地观察着。在巴黎，他从巴涅尔德吕松酒店的临时办公室里，神情严肃并大惑不解地看着二战的战胜国——英国、苏联、法国以及美国——为新机构的确切角色而进行的唇枪舌剑。有人认为这（UNESCO）实质上是间谍的幌子，李约瑟按照他在中国创立的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模式，欲在全世界设立实地科学合作的想法，对那些更加偏执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过于戴着一层薄纱的手段，背后深处是安插间谍的阴谋。

9

美国人的疑心越来越重，其在巴黎的中央情报局（CIA）严密监视着巴涅尔德吕松酒店的举动。截至1947年2月，他们频频接到警报。结果，他们明确地告诫杜鲁门总统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被共产党渗透。CIA的局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General Hoyt Vandenberg）给总统写了一封绝密的备忘录，时间为1947年2月15日，指出李约瑟就是罪魁祸首：

巴黎的大使报告说，李约瑟教授，英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临时官员，显然是朱利安·赫胥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长或总干事）的一个走卒，是剑桥大学共产党组织的成员。赫胥黎以李约瑟是一个“好”共产党的报告，解决了这件事。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授权，李约瑟提议商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苏联支持的）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之间的协议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公布的计划加上最新确信另一个英国科学家艾伦·纳姆·梅博士（Dr.Allen Nunn May）向苏联共和国出卖铀样本。这些计划表明，假如共产党分子在联合国的科学工程上占据战略性位置的话，这势必隐藏着严重危险。

警铃开始拉响。短短一个月内，杜鲁门政府就已经在李约瑟的道路上设下了重重的官僚障碍，断然拒绝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拨付资金，资助那些华盛顿政府所认为的任何属于“左翼”的科学联盟组织。不出绝大多数人的预料，李约瑟立马辞职。他重新回到了他的研究岗位，远离冷战期间典型的尔虞我诈的环境。

1948年3月，李约瑟回到剑桥，他在巴黎唯一的纪念品就是一张巨大的橡木主任办公桌。桌子四角用金色锚装饰，原来是一名德国海军上将所用之物。该将军曾把指挥部设在巴涅尔德吕松酒店，在大战期间，他负责轴心国海上作战的指挥工作。李约瑟曾伏在这张高贵的日耳曼风格的写字台上，起草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案。朱利安·赫胥黎应允把它送给李约瑟，随他一起回到剑桥，以示感激并留作纪念。

现在，李约瑟回到了他的大学，陪伴他的一边是他的太太，一边是他的情人，还有开始慢慢从中国邮回的大批书籍。他热衷于思考中国问题的习惯现在已经完全养成，他对中国的痴迷已经深深地扎根，他即将开始规划他后半生的伟大任务。

春天乍暖还寒。此时的剑桥迎来了一年中最美丽动人的季节，一个神清气爽、万象更新的佳期。他认为离开巴黎龌龊的窝里斗，重返宁静的剑桥是十分明智的选择。现在他可以沉浸在学术研究的欢乐之中。他的旅行——研究工作的第一阶段——已告一段落。现在他要开始他的使命——著书立说，他坚信，这些书将让中国重归世界先进国家的万神殿中应有的位置。

现在是他的著作问世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