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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1）

- 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2）

- 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3）

- 前言 李济是谁（1）

- 前言 李济是谁（2）

- 前言 李济是谁（3）

- 前言 李济是谁（4）

- 前言 李济是谁（5）

- 目录

- 序

-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1）

-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2）

-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3）

-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4）

- 第二节 优游清华园（1）

- 第二节 优游清华园（2）

- 第二节 优游清华园（3）

- 第三节 克拉克校园“啃青草”（1）

- 第三节 克拉克校园“啃青草”（2）

- 第三节 克拉克校园“啃青草”（3）

- 第三节 克拉克校园“啃青草”（4）

-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1）

-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2）

-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3）

-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4）

-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5）

- 第一节 矿科教授与“丁大哥”（1）

- 第一节 矿科教授与“丁大哥”（2）

- 第一节 矿科教授与“丁大哥”（3）

- 第二节 西安讲学（1）

- 第二节 西安讲学（2）

- 第三节 重返清华园（1）

- 第三节 重返清华园（2）

- 第三节 重返清华园（3）

- 第四节 五位导师（1）

- 第四节 五位导师（2）

- 第四节 五位导师（3）

- 第五节 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1）

- 第五节 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2）

- 第五节 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3）

- 第六节 中国人的西阴村（1）

- 第六节 中国人的西阴村（2）

- 第六节 中国人的西阴村（3）

- 第六节 中国人的西阴村（4）

- 第一节 国学院的风流云散

- 第二节 阿卡德米与傅斯年（1）

- 第二节 阿卡德米与傅斯年（2）

- 第二节 阿卡德米与傅斯年（3）

- 第三节 济之找寻彦堂首掘（1）

- 第三节 济之找寻彦堂首掘（2）

- 第三节 济之找寻彦堂首掘（3）

- 第四节 出掌考古组帅印（1）

- 第四节 出掌考古组帅印（2）

- 第四节 出掌考古组帅印（3）

- 第四节 出掌考古组帅印（4）

-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1）

-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2）

-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3）

-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4）

-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5）

-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6）

-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7）

-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8）

-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1）

-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2）

-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3）

-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4）

-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5）

- 第三节 回师河南（1）

- 第三节 回师河南（2）

- 第三节 回师河南（3）

- 第三节 回师河南（4）

- 第三节 回师河南（5）

- 第三节 回师河南（6）

- 第三节 回师河南（7）

- 第三节 回师河南（8）

- 第三节 回师河南（9）

- 第三节 回师河南（10）

- 第三节 回师河南（11）

- 第三节 回师河南（12）

- 第三节 回师河南（13）

- 第三节 回师河南（14）

- 第三节 回师河南（15）

- 第三节 回师河南（16）

- 第三节 回师河南（17）

- 第一节 达子营•方砖厂（1）

- 第一节 达子营•方砖厂（2）

- 第一节 达子营•方砖厂（3）

- 第二节 无心亦无滞（1）

- 第二节 无心亦无滞（2）

- 第二节 无心亦无滞（3）

- 第三节 轻轻的我走了（1）

- 第三节 轻轻的我走了（2）

- 第三节 轻轻的我走了（3）

- 第三节 轻轻的我走了（4）

- 第四节 南京杨公井（1）

- 第四节 南京杨公井（2）

- 第四节 南京杨公井（3）

- 第五节 福兮祸兮长别离（1）

- 第五节 福兮祸兮长别离（2）

- 第五节 福兮祸兮长别离（3）

- 第一节 暂栖长沙（1）

- 第一节 暂栖长沙（2）

- 第二节 昆明两年（1）

- 第二节 昆明两年（2）

- 第二节 昆明两年（3）

- 第二节 昆明两年（4）

- 第二节 昆明两年（5）

- 第二节 昆明两年（6）

- 第二节 昆明两年（7）

- 第二节 昆明两年（8）

- 第二节 昆明两年（9）

- 第二节 昆明两年（10）

- 第二节 昆明两年（11）

内容简介

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著名学者。

中国第一个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29岁时受聘清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第一个独立主持现代考古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领导河南安阳的历次殷墟发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迁、研究和出版等工作，使传说中的商代成为信史，引出一场史学界的大变革。他担任了1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两度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主持中央博物院（现在的南京博物院前身）的筹建与管理等。

作品是李济的全传。内容涉及传主的生平、成长、求学，南开到清华园的教学生涯，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主持安阳殷墟和山东城子崖的考古发掘，抗日期间流寓西南，离开大陆的情形，以及在台湾岛的工作与生活等。

传主是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民国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一生串联着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众多要人。作品充分反映了李济与王国维、徐志摩、傅斯年、胡适等以及与国际友人安特生、李约瑟、费正清等友谊与交往；反映了李济为推行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而始终不渝的科学品德，和认真守护中国文化珍品、防范外盗与侵犯的爱国情怀。在国破离乱的时代之下，传主的家庭生活与骨肉分离的亲情与哀痛有充分展现；李家与赵家（赵元任、杨步伟）友谊与矛盾，李济与“红颜知己”《大公报》著名女记者杨刚以及曾国藩的后人曾大小姐曾昭燏的情感风波亦有展示等。

本书作者占有大陆和台湾关于李济的第一手大量资料，许多为首次公开的，采访大量相关人员，并对李济唯一的儿子做了大量口述记录。作品图文并茂。

本书为海峡两岸第一本关于李济的传记，私密性、唯一性资料首次公开面世。关于李济的话题近两年为学术界、文化界和大众传媒逐渐重视。央视十套在“讲述”、“大家”等栏目几次播放李济的节目；河南安阳有殷墟发掘纪念活动，重申李济对考古发掘的贡献；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国内其他出版社有《李济文集》等李济的著作出版，等等。

美国哲学家罗素大量引用并赞赏李济的论文，“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双院士张光直：“李济体现了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典范。”美国老友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共产党人曾三次接近李济，邀他合作，可是都被他谢绝了。” 台湾文人李敖：李济是台岛“最后一个迷人的重量级学阀”，“31岁起就做学阀，84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郭沫若称李济是“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学生许倬云评价李济“诚实的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不受偏见的蔽囿”。1964年7月，许倬云在《清华通讯》第9期发表《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一文，高度评价李济：“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

作者简介

贷峻，本名陈代俊，四川资阳人。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职四川某报社。

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1）

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

--读岱峻著《李济传》有感

黄剑华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也包括了人们对一些重要考古发现的热切关注。譬如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等考古发现，都曾引起轰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发展很快，几乎每年都有“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明的灿烂，同时也为各地的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有的甚至成为了城市名片和旅游品牌，为提升城市形象和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考古发现具有如此显著的效应，所以考古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越来越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而日益成为一个公众的话题。但如果要问：中国现代的考古事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早倡导和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是谁？能够准确回答的可能就不一定很多了。

其实这段历程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淡忘的。现代的科学考古方法自20世纪初传入我国的时候，曾经历过许多坎坷，发生过很多故事。在考古事业兴旺发展、影响日隆的今天，来追本溯源，对我国考古事业最初的发展历程加以回顾，无疑是一件引人入胜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最近读到岱峻著《李济传》，就以传记的形式回顾了这段历程，生动地叙述了中国早期考古领域的人物和故事，读来使人神往，也令人欣喜，可谓是一部难得的传神精彩之作。

李济这个名字，对普通民众来说可能不会很熟悉，但学术界和考古领域的大都知道，无论是在考古和学术研究领域，或是在近现代历史上，他都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代表性人物。1896年出生于湖北钟祥的李济，自幼随父居京，青年时代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相继取得美国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学士和社会学硕士，27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中国近代戊戌变法以来向国外选派的众多留学生中，获此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1923年李济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中国首开人类学课程，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讲授现代科学考古方法。不久，29岁的李济受聘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五位导师”之一，主讲的课程主要是古物学、人类学、考古学。中国虽然早就有了对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古器物的金石学，但却有很大的局限性。李济在中国最高学府讲授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科学的考古学”，不仅倡导了一种新的研究与治学方法，而且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之门，显然有其特殊的意义。

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2）

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欧洲近代考古学已经走向成熟。1895年与1901年瑞典人斯文&#8226;赫定就两次来到中国，对中国西部进行了探险式的考古调查；接着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也多次进入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理测绘和探险考察；此后受聘于北洋政府的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史前彩陶，后来又在黄河中上游调查发现了若干类似的“彩陶文化”遗址。李济对此深为感慨，认为科学的工作本不应该分国界的，但中国的考古事业还是应该由中国的考古学家来做。1926年李济来到山西晋南地区，对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李济采用的探沟探坑发掘测量与绘图编号记载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峡两岸考古界沿用，正如张光直后来所评价的：“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六十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这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李济因此而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1929年初，李济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成为执掌中国现代考古帅印的“掌门人”。殷墟的发掘持续较久，有十五次之多，出土有甲骨文、青铜器等大量珍贵文物，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上推了近千年，也为建立中国现代考古学系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说：“李济先生以安阳殷墟发掘这个‘点’的工作，与其他史前遗址和商周遗址联系起来，并与传说中的若干古史问题相互比较印证，从而使这个遗址的考古成果，成了中国古史研究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捩点”（《安阳》前言3页）。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则揭示了黑陶文化与中国早期历史的关系。李济主持的这些考古发掘，为中国上古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使当时的古史争辩对采用“双重证据相互印证”的治学方法产生了共识，“并且初创了中国考古学嗣后七十年间研究古代陶器、青铜器、石玉器的方法的基础”（张光直语），可谓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李济醉心学术而淡泊名利，一生都从事教育和研究。他不仅在考古发掘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卓越成就，而且培养了海峡两岸最优秀的人类学、考古学人才。譬如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门生有考古学家吴金鼎、历史学家徐中舒；跟随他参加殷墟考古的弟子有李景聃、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等；他随史语所1949年迁台后，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培养了李亦园、许倬云、张光直等杰出弟子。他一生有两位最得意的学生，一是大陆的夏鼐，一是台湾的张光直：夏鼐曾长期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光直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兼人类学系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文化人士，都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譬如他与徐志摩是留学美国的同窗好友，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在清华同执教鞭；与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燏等长期共事；与胡适多年彼此合作；与安特生、伯希和、李约瑟、费正清、费慰梅等长期保持友谊……李济一生还经历了很多重要事件，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护送国宝南迁，随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受尽颠簸，两个女儿相继病故；抗战胜利后1946年他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日，调查和索讨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充分展示了他的大义凛然和爱国之心。

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3）

李济毕生都在从事考古工作和研究学问，是个非常纯粹的学者，同时又是视野非常开阔、终身以传播科学思想为己任的开拓者和耕耘者。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也为推进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而作出了始终不渝的努力。李济的人格也有很多闪光点，譬如他对考古事业的执着，他的勤奋与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以及他的正直与敬业，都有口皆碑。值得提到的是，李济在开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同时，还倡导了一种良好的工作风气--在他担任史语所考古主任之初，就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并将之作为终身履行的诺言；他一生都在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经手的文物不计其数，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在他家里却没有发现一件文物古董。他留下的只有影响深远的考古报告和丰硕的学术著述。

正如《李济传》中所说的，命运使李济成了一座学术丰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自他于1949年随史语所迁台后，便淡出了大陆学界的视野。其实，李济在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忽略的，李济作为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领域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也是不应该淡忘的。何况那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这么快就遗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与那些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故事，真的是愧对前贤。岱峻是有心人，前些年撰写并出版了《发现李庄》一书，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岱峻搜集了大量关于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的资料，其中也有李济的很多感人的事迹与故事，并由此而萌发了采用传记方式来叙述和再现李济与那段历史的想法。这当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是需要立即去做的事情，因为很多当事人年事已高，如果再不做“抢救性发掘”，资料将更难寻觅，人们对那段历史将更加淡漠，也许真的是要被彻底遗忘了。岱峻为此而感慨，立即将想法变为行动，开始不遗余力地搜集资料。值得庆幸的是，岱峻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帮助，其中也包括20世纪40年代很多著名文化人士后人的支持。他们不仅向作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和图片，还从不同角度回忆了那些风干了的往事，叙述了那段历史中很多生动的细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也为作者检索档案资料提供了方便，由于那些完备的档案，而增加了事件人物与时间的精准。经过数年的努力，岱峻不负众望，终于将一部份量很重的《李济传》奉献在了读者面前。

《李济传》也可以说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口述史。岱峻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如梁思永遗孀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陈寅恪长女陈流求、董作宾之子董敏等，对李济之子李光谟教授更是作了大量的深度访谈。岱峻说，有次和李光谟电话访谈，进行了三个小时，后来又邀请李光谟到家中小住，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李光谟向他讲述了很多关于爷爷和父亲的故事，以及家族的秘密，向他提供了从台湾拿回来的李济的手稿、照片、书信等，其中有些是著名文化人士写给李济的从未面世的亲笔信。正是有了这些采访和口述，经过岱峻的仔细整理，才化成了书中流光溢彩的文字。也正是由于当事人亲身的经历和翔实的口述，而使此书流淌着真实的情感，洋溢着鲜活的色彩。《李济传》中还选用了很多珍贵的老照片，给人以图文并茂的阅读快感。《李济传》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则是客观与真实性，不溢美，也不讳言，为我们如实地描述和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也使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诸多学者和文化人士的日常生活与生动风采。

《李济传》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值得赞许的大好事情。江苏文艺出版社将此书列为重点书目，并做了精心编辑和印制，将其隆重推出，也可谓独具慧眼。相信此书的出版，不仅会深受学者们和考古工作者们的喜欢，也将获得广大文史爱好者们的欢迎。

（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五号，邮编：610041，邮箱：hjh986@126.com）

前言 李济是谁（1）

前言 李济是谁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我应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学社邀请，在北大学术中心作了一次“李济与李安宅学术史个案研究”的讲座。开讲前王铭铭教授先在同学中进行了一番测试，他请知道“李济”本书仿史体例，所有人物谨标识身份或职务，免去敬称，祈鉴谅。这个名字的举手，人群中举手的占了多半；又请知道“李济事功”的举手，稀稀落落的五六条手臂显得极不自信。在座者多是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考古学的博士生或硕士生。王铭铭忿忿地说，中国最好学校最高学历的人类学学生竟然不知道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竟然不知道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这是丢人。又说，几十年间，李济就这样被我们抹去了。在座的包括我，都是刽子手！

铭铭许是情急之下的言过其实。我不能被称作刽子手，因为我没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也不应该怪那些孩子，尽管他们已读到“硕士”、“博士”，但在他们成长经历中，哪里看得到李济的半点影子？

抹去李济的是那场改朝换代的暴风骤雨，转瞬间它涤荡了过去时代的所有痕迹。１９５０年后，当《中国通史简编》《沫若文集》等书再版时，删去了原来关涉李济的全部文字；上海鲁迅纪念馆开馆时，挂出鲁迅与杨杏佛的合影，裁去了三人照左边的李济；西安易俗社悬挂的“古调独弹”匾额，捐匾的十二人中涂掉了李济的名字；至于历史、考古、人类学的教科书，也都把他的影子消泯得干干净净……提到李济的名字，总是作为政治批判的靶子。直到２００５年台湾文人李敖访问大陆的前一天，他还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的节目中，啐李济的口水……

而今，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钱穆、傅斯年、梅贻琦、赵元任等早已进入中国人的阅读视野，唯独李济仍鲜为人知。国内至今没有一本他的传记、年谱或回忆录。在一些介绍考古或人类学的文字中，仍有蓄意或无意贬低李济的事情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或在于他是个纯粹的学者，始终躲闪着政治风雨，１９４９年幸免于被宣判为“文化战犯”的命运，也没有像胡适那样在50年代受到数亿人的口诛笔伐变得家喻户晓；他很快就淡出了大陆学术界，直到今天仍默默无闻……

李济是谁？真值得给他腾位置？真值得挖掘他的什么前尘旧事？

台湾文人李敖泄私愤以报未能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下同。的一箭之仇，曾写过《一个学阀的悲剧》的长文。他在文中称，“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李敖在鞭笞李济时，不得不给他戴上一顶“最后一个迷人的重量级的学阀”的帽子。李敖骂李济的动机姑且不论可参阅作者２００５年发表在杂志《粤海风》、网刊《世纪中国》上的文章《李敖与李济的过节》。，那顶帽子倒也有几分相宜--

学阀之“阀”，指占有支配权。李济占领纵横捭阖的知识高地，二十多岁开始就在学界开疆拓土，攻城掠地……

前言 李济是谁（2）

他毕业于清华，是美国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学士，熟悉各种心理学派别及其理论；他是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硕士，对人口、经济有独到见解；他二十七岁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是获此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其阐述博士论文的讲演稿被哲学家罗素大段征引；１９２３年他回国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中国首开人类学课程，次年担任南开文科主任；二十九岁受聘清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１９２６年主持西阴村发掘，作为第一个独立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三十二岁出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此后的半个世纪，李济的名字就与“安阳”连在一起：离开大陆前的二十年，他领导了安阳的历次发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迁、研究和出版；去台湾后的三十年，他继续主持并基本完成了安阳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报告。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李济不曾拥有千军万马，但他在学术界有着至尊地位。他培养了海峡两岸最优秀的人类学、考古学人才。早期在南开的学生有人类学者陶云逵、考古学者李景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门生有田野考古学家吴金鼎、历史学家徐中舒；在安阳考古遗址的弟子有“考古十弟兄”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燿（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等；１９４９年迁台后，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培养了李亦园、宋文薰、许倬云、张光直等杰出弟子。他一生有两位最得意的学生，一是大陆的夏鼐，一是台湾的张光直：前者长期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执掌大陆考古学帅印；后者是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哈佛大学教授兼人类学系系主任、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文理科学院院士。

李济又是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一生串联着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众多要人。他与徐志摩是志不同道不合的同窗好友；他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和而不同，彼此辉映；他与傅斯年、陶孟和、赵元任、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燏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他与安特生、伯希和、李约瑟、费正清、费慰梅等长期保持着友谊；他视丁文江为好兄长和科学路上的引路人；他曾与胡适筹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分任副主席与主席，在与“同盟上海总部”发生分歧时，保持了同进退的步调；他参与“中研院”最早的筹备工作，是“中研院”一至十届评议员，首届院士，担任了十七年的史语所所长，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60年代他与胡适的合作彼此大体保持了支持和信任，他亲历了胡适的去世，但也有人认为胡适的死与他那番悲观的谠论有直接关系；他曾被中共作为统战对象，也被台湾当局作为阻止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一张牌，但他始终保持治学与政治分途的清醒……

有人把“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与“科学”。如果说对中国民主的启蒙贡献最大的当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科学思想的传播则当以“中国科学社”的丁文江、任鸿隽、翁文灏、朱家骅等人为主体。赫拉克利特说过，最优秀的人宁愿取一件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一切。李济在这拨提倡“科学救国”的朋友中，从未侧身庙堂，一生坚守田野、案头和讲坛，为推行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始终不渝。他曾应雷震之邀，在其主编的《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论“五四”精神、论自由民主与科学关系的文章。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包括对陈寅恪等文化贵族对对子和格律诗的微词，曾被柏杨大段引用，并写进《丑陋的中国人》，至今仍影响着天下的读书人……

前言 李济是谁（3）

科学无国界，学者爱祖国。20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加盟在中国的考古队，他提出两个前提条件：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美方代表最后叹服，“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入主史语所考古组之初，他就与同人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他一生经手发掘保存研究的文物无数，到他去世后，人们清点遗物，在他家里没发现一件文物古董。在李济眼里，无论是一堆枯骨、一片碎陶，还是完整的钟鼎彝器，从最落后地区的陋俗到文明社会的高尚礼节，从穷乡僻壤的土语到最时髦的演讲词--都是史学家的原始资料。工作是李济的全部生活内容。他把国外同行斯文赫定所说的“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腰酸背疼”的名言，引申为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张光直谈起恩师时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命运在成就大师李济的同时，悲剧也如影随形。李济一生最大的悲剧是科学精神不能在中国生根，因此他内心的紧张焦虑常外化为与环境的冲突与对立。

１９３７年，李济护送国宝南迁，老父、爱妻和三个儿女随史语所步步撤离。迁徙途中，二女儿鹤徵１９３９年在昆明染疾而亡，大女儿凤徵１９４２年又在四川李庄不幸殒命。这件事对中国知识界震动很大，１９４４年陈寅恪在逃难途中，以他与史语所的公干（任历史组主任）和傅斯年的私谊（谊兼亲友）都该迁往李庄，但李济的悲剧让他与家人望而却步，改道去了成都的燕京大学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陈流求讲述，岱峻记录，冯志整理。；１９４３年夏，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目睹了中国知识界朋友的生活状况，后来在《对华回忆录》中写到，因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连糊口都很难做到。几年间，考古学家李济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社会学家陶孟和失去了妻子。李济对他说，大学生一个月没有吃到过肉和食油了，老百姓都在挨饿。当抗战胜利时，李济又告别家人，代表战胜国中国东渡日本去调查和收回被掠夺的文物，归国后回到李庄，老父亲已经瘫痪，只能抬回南京。１９４８年随着国内战事迫近，李济再一次护送文物迁台。两个月后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却选择了与家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从台北回到上海，希冀“迎接一个新社会”……

接踵而至的，还有大陆考古界同行的批判和门生的反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郭沫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把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比拟为蜥蜴之类的爬虫，抨击他们是“捧着金碗讨饭”。１９５９年，大陆考古界开展了对李济的猛烈围剿，有人试图从学者道德和学术水平上贬损李济，动摇他的学术根基。离开大陆前，他曾将大女儿的骨骸托付一位弟子照管，“文革”中竟遭人揭发，那个弟子被迫向造反派交出，最后竟自杀身死……

在台湾，李济把自己培养的得意门生张光直推荐到了哈佛，毕业后张光直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回台接替衣钵。他曾过继内兄之子作为义子，在他精心培养下，义子李光周终于在留学归来后接掌父亲创建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但在李济去世六年后，也不幸病逝……

前言 李济是谁（4）

李济终身以传播科学思想为己任，而上苍却把诸多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他身上，甚至在他６月生日的时辰里，制造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提出，中国文化是以“仁”为中心的“二人文化结构”：君臣、父子、长幼、尊卑……每个中国人都在对应参照中找寻位置。人的一生如橄榄状，二人关系的形成过程，就像橄榄果由尖向圆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成熟后走向尖--直至虚空的过程。李济是在众多关系中成长光大；也是在众多关系的离散中走向衰竭。在一次台风来临的时刻，这盏中国学术的长明灯终于油尽灯枯，黯然熄灭……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我知道“李济”这个名字，纯属偶然。十多年前，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叫“李庄”的小镇，发现了一段缺失的民国学术史。那是抗战期间，中研院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简称“社会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简称“体质所”，“中央博物院”简称“中博院”。下同。，中国营造学社和同济大学等单位在长江边上的那个小镇弦歌不辍、薪传火播的一段历史，是著名学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梁思成（包括林徽因）、董作宾、吴定良、凌纯声、梁思永等在１９４９年前的极重要的一段生命辉煌。２０００年前后，我多次以文化人的眼光去叩访那块土地。２００１年９月，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抗战中国人文中心之一：李庄记事》一文。２００４年，我的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正式出版。此后，李庄开始频现于一些出版物和大众传媒，并变成一处新兴旅游地和一段有血有肉的学术史，我也因此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

李光谟教授是读了《南方周末》上的那篇文章知道我的。他拿着那期报纸在李庄与我会面，报纸在他手上反复折叠已有些破损。记得我们最初的对话很有趣，有人介绍，李光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济先生的儿子。“李济的儿子”，我脑海里迅速闪动了一个疑问。旁边的李夫人补充一句，“李济的亲儿子，‘文革’就为这个没少挨批！”那时，李光谟已是年逾七十的老人。此前他曾三次自费从北京到过李庄，那时的李庄早湮没了那段历史，千里迢迢而去，也无人可探问，他只在镇上稍作流连，在一处叫羊街６号和一处叫张家祠堂的地方凭吊往事，而后又风尘仆仆赶回北京。

李光谟对这块土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情感，他的一家在这块土地上究竟有哪些故事？我开始悉心关注四处搜寻那些风干了的往事。李庄的前世今生，也就成了我与李光谟经常的话题和永久的缘分。他在北京，我在成都，隔三差五地通电话，我视他如父执，他待我似子侄，我们成了忘年交。也就在那时，我萌动了写《李济传》的雄心。

李济是座学术丰碑，要立传再现，无疑是项艰巨的工程，我有何德何能敢不自量力？但事理也清楚，时不我待，再不“抢救性发掘”，当事人年事日高，资料更难寻觅；世态炎凉，再不写，这段历史会被遗忘得更为彻底。于是，我开始尝试着从李济周围的一些人物写起，如他的朋友傅斯年、梁思成与林徽因、梁思永等，也写了一些与他有过节和冲突的人如李敖、夏鼐等，这些文章引起了学界一些朋友的关注，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研究了大量资料后，读到李济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学生访问时说的一段话，他认为现在的学术书籍很难有详细的资料描述，大都是些交互引用的所谓理论性文章。现在的学人时常更换研究方向，很少对某一问题做长期的整体性的钻研资料出处：尹建中：《念李老师济之》，《人类与文化》杂志，台北：“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会，１９７９年１１期，１１-１２页。。我豁然开朗：对李济进行总体性的学术评论，我虽力不能及，却可以作一些“详细的资料描述”和长期的整体性的探讨，以俟来者。

前言 李济是谁（5）

为人物立传，关键是材料的搜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从无到有，小心求证，见微知著，辨正去讹，按日记功。几年之后，手里的资料逐渐长高，形成的年谱竟达好几十万字。梳理其来源，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李光谟教授向我提供了已经出版的李济的全部著作，以及他本人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尤为重要的是１９９５年从台湾家里拿回来的李济的手稿、照片、书信等珍贵史料，包括林徽因、夏鼐、陶孟和等一批从未面世的亲笔信。

其二，承蒙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的慨允，我得以充分检索史语所档案索引，并按年谱作了整理，那些完备的档案，增加了事件人物和时间的精准。王汎森所长和王明珂研究员，还无私地寄赠了一批“中研院”的出版物、资料及历史照片。

其三，口述史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我作了大量的访谈，首先是李光谟教授，他曾光临寒舍，在我家的屋顶花园里，我们有过长时间的交流，他给我讲述爷爷和父亲的故事，以及家族的秘密，直至流月无声，万籁俱寂。这以后，我开始持续不断地做他的口述史。记得一次电话访谈，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直到老人声音喑哑，需要休息为止。通过拙作《发现李庄》，我还结识了一大批师友，他们对那段历史和传主李济都很熟悉，如梁思永遗孀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历史学家何兹全、逯钦立遗孀罗筱蕖、陈寅恪长女陈流求、董作宾之子董敏等，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丰富了更多细节，增加了我对那段历史的鲜活感受。

去年在李庄长江边上一个小旅馆里，我与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有过一番讨论，其中涉及写传的情感向度问题，他知道我与李光谟关系亲近，也因此得到了一批从未发表过的资料，他善意地提醒我手中的笔不要对传主有太多的倾斜甚至溢美。其实这个难题很好解决，传主李济惯常的主张就是“不讲情面”，“直道而行”。

……

几年过去了，《李济传》终于呈现为如下的文本。

前尘俯仰，展卷泫然。我虽殚精竭虑，然才疏学浅，仍恐力不从心。其庶几乎不玷污先生，贻误后人？

岱峻

2008年岁尾

目录

目录

序/001前言李济是谁/001

第一章初出笼的包子/001

第一节钟祥少年李顺井/001

第二节优游清华园/007

第三节克拉克校园“啃青草”/012

第四节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018

第二章从南开到清华园/027

第一节矿科教授与“丁大哥”/027

第二节西安讲学/032

第三节重返清华园/034

第四节五位导师/038

第五节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043

第六节中国人的西阴村/047

第三章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053

第一节国学院的风流云散/053

第二节阿卡德米与傅斯年/054

第三节济之找寻彦堂首掘/059

第四节出掌考古组帅印/063

第四章殷墟·城子崖/069

第一节殷墟初期试掘/069

一、　“中央”与地方/069

二、　“拉锯战”与“儒莲奖”/077

三、　分手弗利尔/080

第二节转战城子崖/082

一、　山东古迹研究会/082

二、　城子崖的“求仁得仁”/086

第三节回师河南/090

一、　“卷地毯”与后冈三叠层/090

二、　浚县辛村与大赍店遗址/094

三、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097

四、　侯家庄南地与西北冈/104

五、　董作宾携女友风波/108

六、　世界最早的档案库/113

七、　殷墟的最后一瞥/117

第五章从北平到南京/120

第一节达子营·方砖厂/120

第二节无心亦无滞/123

第三节轻轻的我走了/127

第四节南京杨公井/133

第五节福兮祸兮长别离/138

第六章流寓西南/144

第一节暂栖长沙/144

第二节昆明两年/147

一、　赵元任出国风波/147

二、　从昆明城到龙泉镇/151

三、　战火催生的中博院/155

四、　鹤归去狼烟起/161

第三节李庄六年/164

一、　适彼乐土/164

二、　祠堂里的中博院/167

三、　从羊街到张家祠/172

四、　畏友傅斯年/187

五、　“红颜知己”曾昭燏/192

六、　从李庄走向田野/195

七、　远古器物研究/208

第七章离开大陆前的最后岁月/212

第一节日本之行/212

第二节回到南京/218

第三节会晤郭沫若/219

第四节在大陆的最后光影/223

第五节苍茫天地间/227

第八章台岛最后一位重量级学人/235

第一节初到台湾/235

第二节创人类学系擘画台岛考古/240

第三节主持史语所代长“中研院”/253

第四节与胡适唱对台戏/265

第五节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269

第六节建立科学的古器物学/274

第七节撰写Anyang/279

第九章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285

第一节骨肉分离/285

第二节彼岸的批判/290

第三节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298

第四节台北温州街寓所/304

第五节父与子/309

第六节书写历史与创造历史/314

?七节最后的烛光/326

尾声一个巨人消失了/331后记/339主要参考书目/341

序

序

岱峻的大作《李济传》终于杀青，我为他高兴，我自己也放下了一件大心事。他再三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序”，我虽难以为情，却更难辞此请，就写上几句吧。

写这些段落，正赶上殷墟发掘八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殷墟的发掘，是李济先生一生中的头一件大事；从2008年10月底到现在的12月初，我两度应邀去安阳参加这次活动，随手记了几句话，等于是日记摘抄，在这里铺陈一下，就教于读者。

殷墟博物苑在二十多年前初建时，还只是一片荒野上竖了几处木牌。当时为“复原”殷代宫殿所仿制的房屋甚是简陋，展览亦属粗糙。经过这些年的辛勤研究和开辟，现已增加不少新内容，大有可观，可供参观展览和大型学术活动之用。

当年参加殷墟发掘团十五次发掘目下仅存的王湘先生，以年逾九十七岁的高龄，写下了“安阳考古的科学精神永存”几个大字留念。他很惋惜因行动不便，无法再到工地来了。

近年考古界对洹北商城的发掘和研究，是殷墟发掘的进一步开展。记得先父李济先生在１９７７年写《安阳》一书时在第九章里已经对“洹河流域一带”的新石器、中石器时代的遗迹非常关切，他并寄希望于“时代更早的”遗迹。“洹北商城”的遗址当年可能还未在他的视界之中，当时他似乎只听说过有关洹北的片言只语。

这次中央电视台邀请参加活动的郑振香先生和唐继根先生，在发言中都一再提及早期殷墟发掘时的一些故事。最感人的应是１９３６年发掘团的成员在西北冈大墓开掘后还自己出钱在小屯办了一座小学（即给当地农民的子弟开设的，名叫“洹水学校”）。据介绍，石璋如先生还从老家请来一位王老师给孩子们义务上课。这所小学现已成为安阳的教育局立案的“小屯学校”，门前还刻有“石璋如题民国念（廿）五年《洹水学校》”几个大字的木制匾额；校址就在现考古工作站的紧邻隔壁。

这说明当年发掘团的先生们不仅只着眼于考古发掘，还对数百位农民的子弟教育有所关怀。

我在发言中讲了一下当年李济先生笃信的一句格言，即早年曾资助过安阳发掘的史密森研究院（或译作“学会”）的创始人、英国化学家史密森说，他出资创立这个机构，是“为了人类知识的增进和传播”。李济认为这表明科学事业只能怀抱这种目标，这才是考古、博物工作者的正确目标和人生抱负。他就称呼西北冈大墓的发掘队是“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

其实，想说的话还有很多，我在这里谨谢谢岱峻夫妇为这本《李济传》所付出的多年辛劳，我相信，这书会赢得读者的心。我感谢他们在写书时是本着追求真理、不媚俗、不追捧的态度，对李济先生一生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哪怕在批评他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亦是不为尊者讳的。

李光谟

2008年12月6日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1）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

１８９６年，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年成。人类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十三个国家的三百多名运动员第一次在五环旗下同场竞技；法国人贝克勒尔意外地发现了原子自然衰变的放射现象；美国人亨利&#8226;福特造出了第一辆汽油机车；英国在６月２日进行了一项“无线电”试验，意大利人古列尔莫&#8226;马可尼发明的十四点四公里的无线通讯大获成功……

这一年，中国叫光绪二十二年，正处于“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语）。也在６月２日那一天，大清帝国特使李鸿章秘密出使俄国，清政府在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尝够东洋枪西洋炮之后，开始改变“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一份《中俄密约》将于次日正式签订，清政府将同意俄国人修筑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以换取与俄国的“结强援”。李鸿章夜不能寐心惊肉跳，他担心明天会不会又陷入沙俄一个更大的圈套……

世之天翻地覆，死水微澜中的大清国民却浑然不知。

６月２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在湖北省钟祥县中果园街双眼井一户读书人家，降生了一个男婴，取名“李顺井”。当日，天空未呈异象，尽管此地向称人杰地灵。钟祥旧名“南郡”，据《宋史&#8226;符瑞志》载，汉宣帝“元康四年，南郡获威凤”，“威凤”乃吉祥之物，只现身太平盛世。县城背倚樠木山，面临汉江，名胜古迹兰台、阳春台、白雪楼、子胥台，星罗棋布。“阳春台”即雅文化“阳春白雪”之典出，宋玉在《对楚王问》中写道：“客有歌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似乎象征着新生儿“李顺井”一生的宿命。

今日钟祥，全国最大的单体帝陵--显陵和气势恢弘的明代建筑群。（图片采自湖北省政府网）

父亲李权号“郢客”，虽饱读诗书，但只是守着本分，敷衍着平淡的日子。成名后的李顺井（李济）曾如此介绍父亲：我的父亲原是一个苦读成名的孤儿。祖父逝世时，他年方一岁半，另有一位半岁的叔父伴着他。祖母靠着家中的几亩薄田，把他们兄弟两位抚育成人。父亲小时候读书的成绩很好，因此得到若干近亲的帮助，上进得很快。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教家馆，藉以贴补家用。等到入学后，又很快地，他就成为本县教“大馆”的先生了，替成年的童生看文章。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页。李权与涂氏结婚时还都是十六岁的少年人。年轻的李权，开馆课徒，教书维生。十三年后李顺井出生，夫妇俩可谓中年得子。李权为儿子取名“李顺井”，抑或与家门前的那口双眼井有某种联系？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2）

李济之子李光谟曾向我讲过钟祥老家的旧事。他说：李家在湖北之前是从江西过来的，二世祖就迁来钟祥，好几百年了。家里有本油印的家谱。老家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手里资料也很缺。爷爷编修过《钟祥县志》，30年代出版过，现北京图书馆有存。钟祥的祖屋早已破败，在郢中镇，原与县城有一点距离。爷爷填词称“郢客”即出自于此。现郢中镇已并入县城，是县级钟祥市的一个小地名。老屋是祖父什么时候买下的，我不清楚。原是五进屋，现只剩一进了。先是１９３９年被日本飞机炸掉了一两间，１９４９年后又给别人挤占了一部分。现在那房子由我远房的堂弟住着，他祖父与我祖父是同一个曾爷爷或高爷爷，隔了好几房人。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访谈时所谓的旧居，近年已拆。位于郢中镇的李氏宗祠已了无痕迹。沧海桑田，如今已是钟祥城区的闹市，故宅旧址那口双眼井近旁的小学里，诵读的童声混杂在喧嚣的市声中，“阳春白雪”已然“下里巴人”。

回忆父亲，李济的言词间充满敬意：父亲自己的功名，在早期是靠着作八股文章；但光绪末年科举的考试课目，策论已是并重的了。他对于程朱孔孟的思想所作的研究工夫，是很大的。他在壮年，精力显然有过人的地方，所以除了学会争取功名的这套工具外，他很早就有志于文学。他信“文以载道”的说法，认为作文章是读书人的一件终身大事；对于唐宋八大家和桐城、阳湖诸派的古文之摹仿，是他自定的很严格遵守的进修课程。到了晚年，弄笔墨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偶尔他也作些诗词。但他终身最感兴趣的却是在教育子弟。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李光谟自幼在李权身上猴上猴下，对爷爷格外有感情。他说：爷爷从小念私塾，教私塾。先在乡下教，后来也加入县里的新式学堂--是原来的学馆改建的。他在高年级班里担任一些课，多是国文及历史一类的课程。爷爷教书，在钟祥有点名气。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李权是位学问很好的先生，又在全县最大的一个学馆，却不直接教导儿子。许是循孟夫子“易子而教”的古训吧，他把四岁的儿子送进一家书房发蒙，跟从自己的表弟念书。那是个寡语少言的老秀才，欢喜打闷棍。惊恐中的学童李顺井，说不清从他那里受过什么教益，却清楚记得头上曾有过的包儿。

父亲对儿子的早期教育仍有决定意义。李权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难后易，这样进步会比较大，因此他要儿子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先读《幼学琼林》《三字经》，后念“四书”，接着跳过《诗经》，直接选学《周礼》……

九岁李顺井未读完《周礼》就插班县里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他“初尝到新教育的滋味，渐渐觉得念书并不是很苦的事”。回忆往事，“对我幼年教育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我到了九岁的时候，尚不能提笔写一封简单的家信”。上了新学，便“有机会学‘格致’、‘体操’、‘东文’这些新玩意儿”。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3）

传统家庭，多是父教母养，严父慈母。回忆母亲，李济写道：我的母亲，在晚年追述她结婚后的工作，把每日的盥濯和打扫房屋总列为第一紧要的事。母亲是一位爱洁成癖的人。在童年时，我们兄妹所受到的她的训诲，大半都是与这一习惯有关的格言。她常告诫我们说：“穿衣服，破的补的，不丑；穿不干净的，才丢人。”母亲有一位妹子，家里穷得常常断炊；但我的这位姨妈所穿的破旧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１９０７年（光绪三十三年），被钟祥人誉为“优贡”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优贡由地方教官保举品学兼优生员，呈送学政会同巡抚考试，非常难得。的李权，拖着辫子，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１９０５年，清廷废除科举制，但为了选拔人才，１９０７年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举贡会考。，得了一个七品文官。清朝七品文官诸如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贴式等。从此李权有了一身官服，头戴素金顶，身穿补服--在前胸和后背正中缀饰一块绣有鸟的丝筛，那是古书上一种类似鸳鸯的水鸟。李权本可“择良木而栖”外放福建做知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做官并不符合他的本愿，他尤其讨厌地方官的贪腐，故推辞了这桩“美事”，留在皇宫内务府听任。

年届不惑的李权把夫人涂氏、儿子李顺井、小女李葆华及一位堂侄从湖北接到北京。火车在煤烟和汽笛中颠簸了三天，懵懵懂懂的李顺井随家人到了京城。

李权的这次升迁，改变了全家的命运。如若不然，李顺井的人生或许就是一个在纸上“格物致知”的旧式读书人。他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与我童年所交的朋友相比，我只记得我并不算什么特别聪明的小孩子；但是我的这些幼年朋友们，大半都像洪涛中的沙砾一样，沉淀到海底去了。我却幸运地被包工的运送到建筑场所，构成了三合混凝土的一分子，附属在一个大建筑的小角落上。”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７-１８８页。

关于离开故乡后的情况，李光谟说：奶奶生了十二个孩子，养大成人就只有父亲兄妹三人。父亲上面有一个姐姐，比父亲大九岁；下面有个妹妹，比父亲小九岁。离开钟祥时，父亲十一岁，小姑两岁。大姑是个旧式妇女，很年轻就嫁到湖北孝感一带，生了好多孩子。大姑妈那一代的婚姻多是亲友介绍的，出嫁后与家里就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了。

爷爷离开钟祥，他的能力也不够照顾更多的亲友，也不能带回很多钱财置地造屋安抚族人。他是买过一些田地，还写过遗嘱。遗嘱中谈当年买过哪些地，指明哪些给谁，余下的怎么处理。但谁也没照他遗嘱去办。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说一口湖北土腔的李顺井，１９０８年先在湖北人在京城办的江汉学堂念书，算是不离过去的氛围，又开始熟悉新的环境。半年后，他考进当时最好的中学--南城琉璃厂的五城中学。那是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前身叫五城学堂，１９０２年更名为五城中学堂，此为我国有“中学”概念之始。教授李顺井那个班国文课的，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他是个有趣的旧派人物，后来的学生关懋德曾在文章中有如此描写：国文教师有林纾，字琴南，别号畏庐，“新文化运动”的死对头，自称是“七十老翁”。每星期好像是两小时，专讲解《史记》，闽侯口音极重，凝神谛听，听懂了非常有趣。因为林老翁学过拳脚“功夫”，讲到兴致淋漓的时候还露一露身手，表演“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如何行刺秦王不中的情形。他讲国文大概也会讲一些中国之外的事情，比如他翻译的《茶花女》之类的新鲜事。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4）

李权的家在厂甸附近的达子营后因有民族歧视之嫌，改为“达智营”。１６号，距离皇宫不远，距离五城学校也近。课外，李顺井仍从父亲补习《孟子》。晚年李济回忆：他的这一类讲解，继续了大约两年。这一期的课外补习，留在我心中最深的，为他所讲的“予岂好辩哉”、“君之视臣如手足”、“牛山之木尝美矣”、“鱼我所欲也”、“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尤其是《公孙丑章》所讲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些章。最后的一章，似乎是父亲生平最感兴奋、最乐于为生徒发挥的孟子之道；他讲时的精神，能使童年的子弟听时鼻孔里不敢出气。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六十年来，我总能极清楚地回想到父亲在他中年讲《孟子》时候的清脆声音和那光辉的容貌。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８页。父亲津津乐道的“性善论”，儿子听着听着就生出疑问：孟夫子提倡的“以牛易羊”的“不忍人之心”，似不如佛教“戒杀生”更为彻底。父亲斥责儿子的怪念头是受了佛教异端邪说的影响。李济在五城中学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对孟子的信仰越渐动摇。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不同的人生观，父子间的思想冲突自此而生。

晚年，老友费慰梅在记录李济的口述历史时写道：李济谈到少年时所受教育，认为“……当然，每个人的天分是有差异的，文学家从他记忆的文字中取材，历史家则从他记忆的历史中取材，如此等等。李济记得，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１９１０-１９９０年，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很重视科举考试这种绵延千年之久的对知识的测验，并表示赞同……（这仿佛说明）读书人是一贯受到尊重的”。这段语焉不详的叙述，是否依稀折射出李济对父亲既感激又有些保留的矛盾心态？

第二节 优游清华园（1）

第二节 优游清华园

戊戌变法，迫使晚清行新政，教育方面的一项举措就是派遣留学生到海外。最初倾向东邻，１８９６年至１９０６年十年间，留日学生已近万人，后日方以学生滋事为由严加限制。１９０７年，美国决定退还多收庚子赔款，计本息二千九百万美元，用于选派留学生。正是这笔尴尬的“庚款”，造就了后来的清华。

建于宣统辛亥年的清华学堂。（岱峻摄）

清华原是皇家避暑胜地，据说乾隆驾临工字厅，见山林变幻，清水环拢，绿树葱郁，不禁想起晋朝诗人谢琨的诗：“寒裳顺兰止，水木湛清华。”于是，他题写了“水木清华”四个字。后来，咸丰皇帝遂把工字厅命名为“清华园”。１９０９年夏，清朝外交部在清华园工字厅里设置“游学肄业馆”。先后派出了两批庚款留美学生漂洋过海。内中有李济日后的同事：语言学家赵元任、法学家王世杰和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巨匠胡适。

１９１１年，“游学肄业馆”易名为“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十五岁的李顺井与一千多名士子同上考场，糊里糊涂地被录取进了“备取榜”，排名倒数第三，他侥幸地成了同科录取的一百二十名新生的一员。

４月２９号，带着德国古典风格的清华学堂，在工字厅东侧落成，学堂里传来阵阵蹩脚的洋腔洋调，内中有一缕略带湖北口音的童声——李顺井开始了为期七年半的清华岁月。新的生活点燃他新的希望，“李顺井”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济”，字“受之”。

１２月２５号，隆裕太后宣布溥仪皇帝退位。这一天，在清华园悠扬的圣乐声中，中华两千多年的帝制宣告终结。此时的李济，自然想不到“小京官”李权因改朝换代生出的困惑。民国后，李权改在内务部做了几年佥事。

李光谟告诉我：父亲进清华以后，祖父对他学业影响就越来越小了，但刚到北京时还很有影响。爷爷对新东西还是接受的，觉得应该吹进一点清新空气，但他与现在的开明是不一样的。他反对孙中山，一场革命破坏了传统的东西。思想习惯有点清朝遗老的味道吧？他讨厌哪个人就骂哪个人“杂种”，他觉得孙中山不该搞辛亥革命，骂孙中山是“杂种”，很轻视他，认为他犯上作乱。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清华园中，庭院错落，小桥流水，花木扶疏。当时学生不多，教师不少。学校从教育方针到教学管理，从师资延聘到校园风气，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１９２０年到校参观的感受，“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

第二节 优游清华园（2）

清华的教育，从培养学生的卫生习惯这类小事做起。李济回忆：清华学堂在开办时，建有特别设计的洗澡间。在民国初年的清华，斋务处（等于现在的训导处）的一种特别工作为强迫学生在固定时间洗澡，为此，斋务处印了票，规定每一学生，必须在每一周的固定时间到澡堂去缴票洗澡。奇怪的是，有不少的同学，因为嫌这一办法干涉了个人自由，就串通了澡堂的管理员，缴票而不洗澡，逃避记过的惩罚。……清华的清洁运动以及守时刻和讲效率的习惯，大致说来，并不是短期培养成的；但行到十年后，确在校内发生了若干具体的成效。所以大为哲学家如罗素等人所注意。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９页。清华的学生进校从中等科相当于普通中学的初中至高中水平。开始读起。学校功课安排以英文为中心，要求“读写听说”四会，就连图画、音乐、体育课也由外国教师上课。这些正合李济的心意，他学好英文的目的就是想去学中国没有而美国有的科学知识，好为国家社会做点贡献。

以培养留美学生为宗旨的清华学堂，向不重视“国文”，多把这门课程排在下午。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李济始终有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此间，他还遇上了两位使他终身受益的国文良师。教授马季立精通八股之道。据说他曾教过梁启超，颇赏识梁的作文，说梁下笔快，别人作八股，而梁可作十六股。民初，梁启超已为中国第一大名士，他在“反袁”运动中所写的文章轰动一时。因此李济等同学少年对这位岭南夫子佩服有加。马先生八股文式的训练，培养了李济快捷写作流畅表达的文字能力。高等科一年级，李济遇上国文教师饶麓樵。他讲授《荀子集解》，口讷不善言辞，偏好写黑板，等到板书写完，也就差不多到了下课时分。其实这也是一种重证据不尚空谈的训练。饶师对李济的读书札记颇为欣赏，批语中曾有“所见可与《困学记闻》相比拟”之语。《困学记闻》是宋代大学者王应麟的读书笔记，这种夸奖自然令李济受宠若惊。从饶先生读《荀子》，李济不限于辞章义理，逐渐对荀子的思想发生兴趣。他以为荀子《天论》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很合乎自然科学的发端思想；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也契合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然而，这些两千年前就绘就的社会蓝图，至今仍难以实现，到底是先贤的思想不彻底，还是民主与科学这东西本不符合中国国情？李济想到，也许只有到中国之外的地方，才能寻到“救国良方”。00清华的环境，与城市隔绝，来往的交通大半靠骑驴、坐骡车；人力车与自行车是最快的代步，火车每日停清华园的班次极少。城内的新闻纸，要下午方到，那时北平的报纸除了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外，都是为当权的军阀宣传的。上海报总在发行日期一礼拜后方能到北京。城内、城外通电话是有限度的，我在清华园作了七年半学生，没有与家人通过电话；理由极简单，我的家中固没有电话，学校内也没有让学生通电话的任何方便；有事时，只有写信通消息。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９０页。清华的封闭式管理，也重视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动脑、动口和动手的能力。１９１４年五六月份，李济多次参加学校举办的“国语演说会”，曾担任“解决今日之中国问题，农业较商业何为尤要”，以及“垓下败后为项羽计，应否渡乌江”两次辩论中的反组助辩。从这些辩题的设计，可以看出举办者高蹈的眼光和缜密的心思。１９１５年，李济曾出任过学校演剧队队长，率演剧队参加清华为筹办贫民小学在米市大街青年会举行的义演，同学中有其后选择舞台为终身职业者，如后来的著名导演洪深、陆梅僧等。

清华毕业时的李济。（李光谟提供）

第二节 优游清华园（3）

那个年代，外有列强咄咄逼人，内有军阀拥兵自重，社会动荡，百姓不宁。青年学子在质疑中国传统教条的同时，对国外的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推崇备至。１９１３年５月３日下午，清华中等科一个大教室内，李济与四名同学严肃地讨论做人的道理，相约发起以砥砺品行学问为宗旨的学生团体——“新少年会”。名称的由来据李济说，当时心智已开，眼高志大，想做华盛顿做不了，拿破仑又不愿做，做林肯又不像，就选了“意大利三杰”指4世纪意大利的革命先行者马志尼、加里波的、卡富尔。为榜样，效仿其新少年意大利会（也译为“青年意大利党”），也成立“中国新少年会”。此后，每周聚会一次，星期日和暑假，会员集体出游，主要目的是互相规过：从生活习惯到学习长进，从睡眠到饮食，都以“励进道德”为宗旨相互责问。随着会员陆续增加，聚会内容又增加学术研究一项，成立了国语演说部，并因此带动清华学子研究国语的热情。两三年后，由于聚会“有时比牧师讲道还要枯寂”，渐渐失去吸引力。时逢袁世凯企图称帝，清华学堂奉令限制集会结社，新少年会借机改名为“仁友会”。其宗旨为“改良社会、振兴国家”。除了“规过”之外，又增添了报告会、俱乐会等，呈现出研究“名人传记”的风气，尤其是欧洲１８、１９世纪的名人。会员发展扩大至清华以外的学生。但学生组织仍不免有些偏颇，如仁友会反对“号召的习气”，提倡自愿入会，不搞张榜通知，而是相守信义，不免引起外界猜疑，以为是秘密团体。仁友会会章的“七禁”，头条即是禁早婚（规定二十五岁为限），也有好些会员难以实行……

１９１８年，李济读到清华高等科四年级时，学校请了一位美国教授G.　D.　Walcott（华尔考）为学生讲授心理学和伦理学。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李济选读半年后，觉得“人的智慧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测量”是件怪好玩的事。华尔考还测出李济的智商是一百二十八。好奇心似扇动的翅膀，他选择了美国以心理学著名的克拉克大学作为留学的第一片绿洲。

这年夏天，经过七年多的筛选淘汰，清华戊午级最终毕业只剩下李济以及杨石先、刘崇纮、楼光来、沈履、陈克恢、叶企孙、董时、张歆海、张道宏等五十七名同学。李济写道，“他在清华学堂待了七年半，功课是平平常常，人也是平平常常，玩可（也）是平平常常。要是把‘中’字当‘中样’讲，‘庸’字当‘碌’讲，他也总算是絜矩圣人之道的。”李济：《自撰简历》，载《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１２页。优游于清华园中的李济，除养成用功读书、讲求效率、遵守时刻、爱好清洁、重视体育等良好习惯外，始终缺乏对宗教的兴趣，对基督教的活动以及传教士关于“原罪”的宣传颇有不为之动心的气概，也感到自己的政治意识实在是培养不起来。“在这一时间学到的，属于技术性的较多，涉及价值观念的甚少”。

第三节 克拉克校园“啃青草”（1）

第三节 克拉克校园“啃青草”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４日，李济由上海的东关码头的驳轮，递送至吴淞口外，登上“南京号”远航客轮，挥手之间，已告别故国江天。轮船驶向太平洋，朝着美洲航去，海天一色，夜以继日。同船的中国留学生，除李济那一届的清华同学，还有教育部派遣的及自费生共计一百五十二人。漫长的航程，李济没留下更多的文字。以其性格判断，他多半会取一种坚毅而不事声张的行为方式，既不像有的留学生，怀着五味杂陈的心事，躲缩在船舱中一脸凄惶，也不会像诗人徐志摩，慷慨高歌，豪兴逸发。

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宁富商家庭，１９１５年夏入北大预科，１９１８年６月，拜师梁启超，此次他到美国自费留学，正是听从了梁的建议。受实业家庭的影响，他想进金融界，做中国的“汉密尔顿”亚历山大&#8226;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１７５７—１８０４年），美国开国元勋和宪法起草人之一，曾做过美国首任财政部长。。８月３１日，徐志摩在船舱中朗诵《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县磬，野无青草”，“方今沧海横流之际，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奡而砥柱，必也集同志，严誓约，明气节，革弊俗，积之深，而后发之大，众志成城，而后可有为于天下。”他庄严宣告：“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将悃悃愊愊，致其忠诚，以践今日之言。”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同舱青年无不受到感染，李济也对这位江南才子投注了几分好感和热情。

经过二十一天的海上生活，“南京号”轮于９月４日抵达旧金山。接着，这群惶惑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大陆挥手泣别，各奔前程。最后，李济与董时（任坚）、徐志摩等人一道，经芝加哥、纽约等城来到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

这所大学是１８８９年美国百万富翁克拉克（J.G.　Clark）捐资创办的，它借鉴德国大学模式，并深受世界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霍布金斯大学影响。办学之初，校长霍尔（C. S. Hall）曾亲赴欧洲考察学习，并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学者，几年间学校已颇有生机。留学生活，李济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此礼拜中，功课甚闲，多在图书室阅书，收藏书１９１８年，赴美留学时的李济。（李光谟提供）

籍关于心理学者居多，其次则为讨论欧战文字约五千余册，为全国第二大图书室，分二部，其正者专供研究生之用，各有定位，不得互相侵犯；正科生图书间则另设一部，每值读书时间，万籁寂然，如居空山大谷中而觉神自凝而心自瞑瞑也。室之构造皆从最新式，阳光适度，空气则冬不寒而夏不暖。物质进步能至于此，虽不欲令人心羡不可得也。”李济１９１８年（或是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３日致父亲李权家信，未刊稿，由李光谟提供。

李济致父亲李权信。（李光谟提供）

第三节 克拉克校园“啃青草”（2）

选择心理学专业的，还有李济的清华同学董时。董又是徐志摩在杭州府一中的老同学。董时受徐父委托，负责照顾志摩。于是他们三人在克拉克的第一年，关系颇近。据同学张道宏述，在克校的两个学期里，成绩都是徐志摩全校第一，李济第二。日子久了，徐志摩不服董时的照管，就跑去跟李济同住一个寝室。李济在给父亲的信中写到对徐志摩的好感，“月来观察所及，儿以为最痛心者，则此间留学生之自私自利、卑鄙龌龊，实不减于国中之政党也。几于求一忠义愤发之士而不可得，或者耳目尚仄，闻见者浅欤，固甚望知之未深也。同住徐君甚喜讲良知之学，箧中携有阳明全集，每值课暇则出而共相磋磨，心身获益良非浅矣，是亦客中之奇遇也。”李济１９１８年（或是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３日致父亲李权家信，未刊稿，由李光谟提供。

那时中国留学生政治热情较高，李济写道，“前日国庆，此间中国学生本拟举行庆祝，然以官中禁止集会，遂尔未果，唯以是晚醵资茶会，聊以慰怀。坐中多论世界前途及中国之命运，有凌君冰者河南人凌冰（１８９４—？），字济东，河南固始人。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后在克拉克大学获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９年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教务主任。１９２８年６月，任河南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兼开封中山大学校长；同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任驻古巴国全权公使。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任台湾立法院第四届立法委员。著有《儿童学概论》。，谓此欧战之后，尚有一大战也，杀人流血将更胜于此，将为世界空前绝后最凶之战争，亦为世界最末次之战争。此战争为何即为黄白种之战争，盖黄人苟不使白人知其利害，世界和平终难常保。战争之结果如何，唯我国人是赖矣。若望日人，则实不足以抵众力也云云。此其言浮浮而不切，多理论而少实证，然亦足见此间留学生思潮之一般也。”李济１９１８年（或是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３日致父亲李权家信，未刊稿，由李光谟提供。李济参加了克拉克大学的学生陆军训练团，跟美国同学一起跑步、射击、投弹、挖战壕。他还和同室四位中国同学订立章程：清晨六时起身，七时朝会，以激耻发心；晚间高唱中国国歌。课余，他和徐志摩一道参加社会活动，如红十字会员大会等。１９１８年１２月中旬，他们还去波士顿，在哈佛游玩了三天，听王正廷演说，结识了中国留学生吴宓、梅光迪、赵元任等，加入了中国学生组织“国防会”（后在克校设分会）。国防会的性质，吴宓曾这样解释：“盖该会并非欲直接自办练兵购械之事，只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而已。故国防会，实即‘救国会’之别名。入会者，皆留美学生中之优秀分子，确实热心爱国者。”李济与徐志摩在国防会签名注册后，即与吴宓等畅谈国事，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深感揪心。

李济进校就念三年级，一年之后即以第二名的成绩大学毕业，１９１９年６月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他在熟悉了心理学各个流派的基础上，也开始对这门学科失去信心：其时梯琴纳氏的“内观实验心理学”已走下坡路，引起广泛关注的华特生氏“行为心理学”没有得到学院的正式承认，风行一时的弗罗伊德“心理分析学”被当作医学的旁支，其他派系都是莫衷一是。心理学所用的研究方法，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标准，由这些标准和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就是一个问题。李济还担心这门学问在中国究竟有没有出路。就在他心生动摇时，忽然“书山有路”，顿时柳暗花明。留学初期的李济（１９１８年冬）。（李光谟提供）

第三节 克拉克校园“啃青草”（3）

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是美国青年心理学教授，他提倡学生自由阅读，要求学校图书馆及书库全部对学生开放。他教导学生：“读大学不必也不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预备功课上，你们应该保留一小部分的读书时间，到图书馆去，像啃青的牛去到草原，东啃一嘴，西啃一嘴。新到的杂志，架上的书籍，随便浏览，高兴就多看一点，不愿意看的，放下去，另换一本。假如每礼拜能有一个早晨做这类的事，你不但可以发现你自己潜伏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发现你自己真正的长处。”于是李济在这片金色牧场从容“啃青”。他浏览书籍，先读序及章节目录标题，了解全书梗概，然后再选择精读。博览群书，他逐渐发觉了自己对人口学的兴趣。此时，一位社会学教授韩金斯（F.　H.　Hankins）对他观察已久，并对他这一套读书方法感兴趣。李济介绍说此法系由父亲处学来，教授表示十分钦佩。

韩金斯教授的欣赏，坚定了李济转学社会学的念头。在克拉克大学第二年（１９１９年），李济开始跟随韩金斯教授念人口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生课程。他想从经济与优生两方面来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像啃青的牛犊“反刍”，李济很快写出一篇“社会学札记”。这篇短文中，他崇敬奥古斯脱&#8226;孔德，认为除此之外，后起的社会学家还无人当得起“科学的社会学家”的称誉。李济的一篇题为《僵化》的论文，剖析了社会制度产生后逐步趋向僵化的原因：人们的惰性，对解决复杂问题的畏惧，缺乏评判自己生活的本领。许多空谈改良的人只有言谈而畏惧实践。他写道：往时，美国的公学到芒种、秋收的时候就关门，让孩子们去帮他们的家人收割，这就是那长期暑假的起源。等到城里开学堂时，先生们也就不问根由，照例放这一个长假。其实，学堂的房屋地方，很可以让孩子们在夏天快快活活的应用起来，并且可以得一点切实的利益。但是不行。虽说我们有一半（人口）在城里住，那城里的学堂却是一到六月就关门，赶得孩子们满街乱跑——好像也是让他们去帮他们的家人割谷子、拔番芋似的!李济：《僵化》，《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１８页。他约请纽约大学历史教授戈文把近世史中十余个开创及中兴时代的领袖人物的年龄作了一个统计，结果发现：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六岁之间；其政敌则在五十四岁以上，老的甚至到六十六岁。平均算起来，主张维新的总比守旧的年纪小十五至二十岁左右。这篇以“异文化”眼光观察分析的论文，受到韩金斯教授的赞赏。

第三节 克拉克校园“啃青草”（4）

克拉克大学同学（左起：张道宏、李济、汪心渠、徐志摩）

１９２０年元月，李济申请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内容包括“个体的差异及其原因”，“人口的质的演变”和“素质的改善”三个部分。他仍旧在牧场上从容“啃青”，咀嚼了大量的与优生学有关的书籍，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虽可从不同角度考察，但最基本的训练还在数学。自己虽对统计学有点入门，但若要走这条路，数学必须重新补起，而留学的时间未必能够允许。学校图书馆有一个房间几乎全是堆放人类学的书籍。美国人类学的先驱弗&#8226;博阿士（Franz　Boaz）曾在此教书。尽管人类学并未盛行，学校也没有开人类学的课，但这门学问已显示出朝阳般的前景。“啃青”的李济，意外地嚼出了一种新学科的滋味。１９２０年６月，他的硕士论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得到好评，口试也轻松过关，在获得硕士学位的同时，还被美国社会学会接纳为会员。

其时，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与捐资人克拉克在办学方向上发生分歧，后者认为霍尔过于强调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未对本科教学同等关心。分歧造成克拉克资金政策摇摆不定，给了芝加哥大学“挖人”的可乘之机，许多教师悄然离去。霍尔知道后伤心地说：“克拉克大学成了牧马场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大多数教员完全被倾巢而出、移植到一块具有充裕资金的土壤了。”这也许是促成李济萌发转学念头的另一个原因。他去见赋闲的校长霍尔，老校长积极支持他改学人类学，语重心长地说：“这个选择是根据一种深厚天性而作的决定。”在得到克拉克大学两个学位后，李济又信心十足地改弦易辙。若干年后，谈起当初的选择，李济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待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1）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

１９２０年暑假一过，李济将转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读博士学位，室友徐志摩则要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他们从此开始不同的人生。同船赴美，同室一年，分别后彼此都有些思念。从公开发表的１９２０年暑假后徐志摩致李济的九封信，大致可以看出如下几点：每封信徐志摩都爱说笑话，足显敏感好动的天性。他内心情绪炽烈，如对《新青年》团体的向往，研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的内心激动，对国内派出的官方考察团的嘲讽和对留学风气的不满等等。他对李济甚为欣赏，对其改学人类学，表示“绝对赞成”，他写道：“子由心理而社会，由社会而人种，变虽速而径不拐，我绝对赞成。……老兄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岂复能毁天以殉人乎。教育家言‘自动’，彼此体会此意上达可也。”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２９８页。

哈佛大学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美国私立综合性大学，坐落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主要校园区位于波士顿以西数公里的查尔斯河沿岸，１９２０年的校长是研究英国政治的著名学者劳威尔（Lowell）。学校在前任校长艾利欧（Elliot）的推动下，实现了现代化改革，创办了研究院。李济对这所名校早就心驰神往，他有个很好的比喻，“在我没有出国以前，我登过一次泰山，也游过一次西湖。当我决定从乌斯特到哈佛去的时候，因为事先震于哈佛的名声，所以预期着进哈佛大学，是一种登泰山的滋味；这自然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可能是对于哈佛大学的期望，差不多有点儿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不过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我便搭乘火车，很容易地从乌斯特到了波士顿。好像经验了一次哲学家所讲的‘顿觉’，忽然到达了一种似乎不能到达的境界。”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９６页。到校报名注册时，李济发现自己是最早到校的研究生，也是人类学研究所唯一的外国学生。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１５０１年，德国学者亨德用这个词作为其研究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著作的书名。１９世纪前，人类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尤其是指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１９世纪后，许多欧洲学者开始对考古发现的化石遗骨感兴趣，这些遗骨常伴有人工制品，有不少制品在现在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于是人们开始注意现在原始种族的体质类型和原始社会的文化呈现。人类学也开始从体质、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对人类进行广泛综合的研究。李济曾在一份用第三人称写的《自传》中，谈到改学人类学的动因：他初来美国（１９１８）的时候，是想学纯心理的，１９１９年在那一门混了一个B.A．后就跑到社会学里边去了。现在他又想研究人种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始源出来。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４页。据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说，当年他初到美国，曾专门调阅了美国国会１９世纪末的卷宗，里面正式记录着当年限制华工入籍的理由：中国人的脑容量比较小，他们在进化上可能低白人一等。杨振宁留美的时间比李济晚了二十多年，足见当年美国对华人的歧视更甚，因此，李济的“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的想法，显然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2）

哈佛大学是人类学研究的重镇，研究所设在皮博迪博物馆。李济知道自己是“半路出家”，遂如饥似渴地吸吮各种知识养分：狄克森的《大洋洲民族与文化》，神学院莱斯纳的《埃及考古学》，还有哲学、梵文及麦独孤教授的《心理学实验》等；此外，他还选了许多本可免修的一至三年级大学生的课。研究院教务长柴斯（Chase）教授“希腊考古学”，采用博物馆实物教学法，常以看图为主。当时，哈佛大学收集有关希腊遗迹与遗物的资料，尤其是建筑与雕刻方面的照片与图画，数量可观。上了这门课，李济对古希腊、爱琴海的文化艺术以及西方文明的起源有了较深的认识。年轻讲师虎藤（E．A．Hooton）原是学古文字学的，留学英国时兴趣转到人类学，做了一些考古工作。他刚从英国回来，走上哈佛的讲台不久，除讲授欧洲史前考古学外，还讲授一门最重要的课“体质人类学”。这门课是研究生的“铁门槛”，必须学会认识人的骨骼，且须懂得辨识碎骨片。考试时，虎藤就拿几块破骨头给学生认，认对了满分，认错了零分。这种近乎苛酷的训练，促使李济一步跨进了大门。

哈佛第一年，他掌握了人类学的一般情况，并开始形成博士论文的大致思路。１９２１年３月，他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提出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随即开始做人体测量学调查。他在美国东部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波士顿中国侨民中收集体质人类学的材料，历时七个多月，先后测量了一百一十一人。他将所获得的数据，加上当时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人体质测量的材料，综合成一篇讨论中国人体质的论文。指导老师虎藤赞赏道：“你做得很好，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李济心里清楚，那是导师的鼓励，“用那一百一十一个人的测量，讨论号称四万万中国人的体质，显然是大题小做了”，况且“博士论文总不能单靠这篇短文交卷”。

这年暑假，虎藤得知李济无别的安排后，邀请他每天来皮博迪博物馆打半天工，交给他处理一批埃及人头骨：开箱、洗刷、整理这些头骨，按钟点付费。李济在和这五百个埃及人头骨的亲密接触中，度过了大半个暑假。这是一次很好的磨砺，对其日后进行生体测量和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等都有直接帮助。

20世纪20年代的李济。（李光谟提供）

１９２１年夏至１９２２年夏，是李济在哈佛研究院的最后一年。英国著名的行为心理学家麦独孤（W．McDougall）的到来，再次鼓起李济对心理学的兴趣。麦教授也很器重李济，想让李跟着他做博士论文。李济已对人类学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只答应跟着麦教授做心理学实验。李济自创并记录了一种实验方法，以小白鼠做实验，题目叫做“上代的习染是否可遗传到下代”即现代所谓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他的设计是在一个镔铁做成的长方池子里造一个迷宫，注进清水，两端各置跳板；从一端把白鼠放进水中，使之学会游泳和认识迷宫道路，到达彼端。小白鼠学习过程中时间的长短、错误的次数等，都一一记录在案。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3）

学不会的小白鼠则被淘汰。小白鼠三个月成熟，即可交配产仔。按计划把同样实验施于每一代新鼠，由此而研究上代的学习与遗传下代的关系。实验进行了将近一年，最后李济把全部记录都交给了麦先生。多年后，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告诉李济：麦先生曾在一次国际心理学的会议上，用李的材料作过讨论。究竟先生把他指导的这位研究生的实验记录应用到了什么程度，已难以查清。这次得意的心理学实验，李济晚年还偶有提及。据学生许倬云说，李先生有时还好奇地自问：当时若继续在心理学上搞下去，是不是也可以弄出些成绩来？许倬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人对于知识的追寻具有锲而不舍的热诚，又有精微的观察能力，就构成了做学问最根本的条件；而李济之先生在这方面是过人一等的。”

这次心理学实验，算是在哈佛的一段插曲，第二、三年，李济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准备论文。他打算运用文化人类学“萨姆纳（J．B．Sumner）派”关于“我群”和“你群”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上汉与夷狄的关系。当时，哈佛大学对“汉学”少有问津，有关中国的典籍极不完备。李济经过一番搜寻，终于在校图书馆找到了一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书收录了中国各地城墙包括废弃的建筑记录。他像“猫冬”的牛羊，吃了一季的干草，终于发现了一片明媚的新草地，连续数月都在那里忘情地“啃青”。他从散乱的资料中分期归类，再将分区的界限、地名的演变、地望的确定、志书的纠谬、时代的考订等，一一厘清；他还从史籍中宗谱记录所载的中国人姓氏，归纳出十大姓氏的地望和源流；最后形成一个题目——“我群的演变”Evolution　of　the　WeGroup.。中国人种所分的“我群”，即被中国史家视为同类的文明人的群体；“你群”即“所谓的野蛮人”。李济强调“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分野并非总是政治的分界”。指导老师狄克森教授看过初稿后认为，“在分析材料上所用的方法，及所得的结果，都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差不多完全接受了”。李济明白，论文仅说“我群”未论“你群”，是一个极大的缺失，他决心进一步弄清中国民族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笼统地将中原以外四周各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向来缺少对边邻民族的记录分析。李济从当时仅有的一些传教士关于现代中国民族分布情况的著录入手，将现代人类学的知识运用于中国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文中既有对中国人的体质的描述，又有对中国历代族姓和城邑的变化的归纳，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北方民族的入侵，汉民族的多次迁徙，尤其是永嘉和靖康的两次南迁，造成民族与文化的演变，最后形成了中国（本部）境内的五大族系，构成现代的“中国人”。这五大族系是：中国东部的黄帝后裔（体质特征为圆头窄鼻）、北部的通古斯群（长头窄鼻）、西部的藏缅语群（长头宽鼻）、南部的孟—高棉语群（圆头宽鼻）和西南部的掸语群。历史的发展趋势是，通古斯群日渐占有黄帝后裔的地盘，而黄帝后裔日渐占有另外三个群的地盘。穿插在这五个主要群族之间，还有三个次要的成分：北方的匈奴族系，遍布中国本部各地的蒙古族系，南方的矮人族系。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4）

这篇题为《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论文终于完成。随后，李济将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搜集资料、准备过程中的一些思考浓缩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的短文，投寄给美国巴尔的摩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刊》杂志，该刊于１９２２年２月发表了这篇文章。皮博迪博物馆的老师和同学鼓励李济，就此题目作一次公开的学术报告。当年１２月波士顿举行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与会者都是北美的一些知名人类学家，如博阿士、威斯勒、克罗泊、狄克森等，李济的学术报告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资深学者认为言之有物，人们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学子的独特见解，报以阵阵掌声。不久，这篇同样的文章又在１９２３年的《哈佛研究生杂志》第一百二十三期上再次刊登，这是一份难得的殊荣。李济在文章中提出要从考古学、民族志、人体测量学、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人类学和上古史，特别指出拼音字文明与象形字文明各自的优缺点及其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并首次探讨了中国现代化步伐之所以缓慢的基本原因在于方块字不能检索的问题。其中谈中国语言研究的重要性，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中没有专门涉及的一个问题，但他认为这对于“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是必需的。

他的意见，引起了哲学家罗素的极大关注。罗素在１９２２年出版的《中国问题》Problems　of　China.一书中，引用了李济的两大段文字：欧洲科学家总是惯于把语言看作声音的集合体，而不是看作某种比发声器官本身所发出的东西更内在、更深刻的内容的表达。语言符号对人的心智形成所起的日积月累的影响，尚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如果以此为根据对世界现存人类文化进行划分的话，人们就会觉察到：拼音文字使用者和象形文字使用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两种文字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虽然我们极为尊重拼音字文明，但却不得不坦率地说，这种文明由于缺乏稳定性而具有严重的、固有的缺点。拼音字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最易于发生动荡起伏的人们所居住的地区。西方国家的历史就不断重复这种现象。希腊人的盛衰就表明了这一点，罗马的盛衰也表明了这一点，阿拉伯人的盛衰又重复了这一点。古代闪语和含语各民族基本上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民，因而他们的文明也像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缺乏稳定性。当然，这一现象可以部分地作这样的解释：由于拼音语言过于飘忽流动，不能指望它作为保存任何稳定思想的工具。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其人民的思想感情或可比作瀑布和激流，但却不能比作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比别的民族丰富，但别的民族的人却不像他们那样动不动就放弃自己的一些有价值的观念……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5）

汉语无疑处在拼音语系的对应面。它缺少我们在拼音语言中可以看到的很多长处，但它作为最终的、简单、明瞭、确凿的真理的化身，却不会因任何风暴和巨变而改动。它保护着中国的文明已达四千余年之久。汉语正如它所体现的精神一样是稳定的，充实的，优美的。当然，究竟是这种精神产生了这种语言，还是这种语言促进了这种精神，问题还有待研究。罗素还提到，从李济的论文中“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他对此作了如下评价：我们并不想彻底卷入对上述理论的探讨中去，它洋溢着中国人的爱国激情；然而却必须承认，西方人也不是安于把所谓“拼音字文明”当作自己唯一的文化。我虽无权判断表意文字在决定中国文化的别具一格特点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但我却毫不怀疑这一价值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它或多或少正如上述引文中所说的那样。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６—４７页。罗素被誉为“２０世纪的伏尔泰”，是位只服从真理而不向权势低头的哲人，他在书中大量引用并赞赏一个尚不知名的青年的文章，实属少见。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费慰梅在一次访问李济之后写道，伯特兰&#8226;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大段引用了李的这篇文章，这就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子李济“一下子出了名”。１９５５年６月，李济在美国加州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又谈到这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学生论文”，他说：“此次在美半年余，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为仍有好些人注意我的那本学生论文。这是卅余年前的一本我自己并不十分满意的著作，今日忽然得到若干人的欣赏，真有啼笑皆非之感。但是细想想，那本书的‘看法’似乎还是站得住……可惜……除了几个外国人外，大半的中国历史家，仍是对（此）……感到隔膜。”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３５页。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这莫非正是故乡传说的宿命？

清澈的查尔斯河水，不舍昼夜，流过三个寒暑。李济在哈佛大学苦苦钻研，一本折合中文约二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终于完成，并于１９２３年５月１０日以“极佳”的评语获得正式通过。此为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一位历史学家说，“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这年６月，二十七岁的李济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１２月，被美国人类学会吸收为会员。

１９２３年夏，李济返国途中拜访了美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体质人类学泰斗阿列士&#8226;赫德利奇卡教授Ales Hrdlicka，１８６９—１９４３.。在得知李济只有Ph.D.（哲学博士）而没有M.D.（医学博士）学位后，赫德利奇卡敦劝其不要继续体质人类学的专业工作。也许正是这番忠告，改变了李济的人生。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穿越浩瀚的太平洋，李济回到曾赋予他青春梦想写博士论文时（１９２３年前后）的李济（后右一），在美国麻省剑桥的查尔斯河畔与哈佛人类学研究所师生们合影。左一为同窗好友印度的B.古哈博士；左二为导师虎藤教授；衔烟斗者可能为狄克逊教授。（李光谟提供）

的古都北京。喜出望外的父亲尚不知道如何衡量儿子“博士”头衔的价值，但他不久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博父”的别号，并在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李济后来的一些朋友如傅斯年、赵元任等，都善意地笑称他“李博父老先生”。赵元任搞汉语方言调查，１９３６年编写《钟祥方言记》一书时，他请李权提供了方言材料，还在序中一本正经地表示对“李博父老先生”的感谢之情。从那时起，国内外的一些熟悉李济的朋友（包括他们的先生或者夫人，以及后辈中的一些大孩子），都习惯地称他“Dr&#8226;李”（达克特&#8226;李），李济也从中感受到了朋友的真情。

此时的李济豪气干云，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他将自己的表字“受之”改为“济之”，一字之易，昭示了回报祖国，造福人类的决心。

第一节 矿科教授与“丁大哥”（1）

第一节 矿科教授与“丁大哥”

１９２３年秋，李济回到北京，席不暇暖，就经学长凌冰举荐，应张伯苓之聘，去了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自第二年起还担任了南开大学文科主任。李济曾说，当时他教的人类学这门“新鲜”学科，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上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的，可惜天不假年，两人都英年早逝。

据说，李济还担任过南开矿科教授，有人在文章中写道：“在民国十年（１９２１）以后，国内各大学鉴于需要，也纷纷讲授矿课，以南开大学经李组绅捐助设立的矿科，由薛桂轮主持，李珠及李济等为教师，最为驰名……因经费不济，数年后遂停办……”还有一篇文章写道：“……（矿科）聘李珠、李济、孙昌克等清华同学为教授，誉满全国……”《传记文学》（第１７０号），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70年代出版。“李济未必就是矿科教授，也许是矿科的教学计划安排有人类学的课程。”李光谟曾如此分析。

那时人类学（尤其是考古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最早的源头就来自地质学的“掘地”。地质学因工业文明对能源材料的需求而兴，地质学家常受雇企业主寻找矿藏，其间不时发现古生物遗骸、古代石器和陶器，于是古生物学和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１９世纪中期，这些在西方刚起步的新知识，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与传播也逐渐进入国人视野，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的《地理全志》，１９２４年李济在南开大学。（李光谟提供）

上海总税务司署印的《地学启蒙》，“格致汇编”刊出的《地学稽古论》等。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自昨今之新闻，皆史家研究所当取材。”１９１０年，中国第一种地学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创刊发行。地质科学的研究方法，影响到大学教育，大学课程中专门开设了地理学和古生物学。“土层犹书叶”，“以掘地代读书”（传教士、学者李提摩太语）。李济后来的文章曾谈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只把书本视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阻止了实际田野工作的发展；民初地质学者开始在中国实际从事田野工作，这才渐渐打破了读书人与“劳力”的界限。他所说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是字面意义的“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是包括层位学等侧重文物所处地下环境的一套系统方法——“田野工作和田野工作方法的观念，可以说完全是由地质学家介绍到中国来的”参见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李济文集》（卷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３４—３４５页；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张光直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４４０页。。当时学科分工并不清晰，矿科、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说李济当过矿科教授，及至后来筹备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再其后受聘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这诸多的疑问在当时或许并不为奇。

第一节 矿科教授与“丁大哥”（2）

李济在南开最早的朋友是原在克拉克大学的学长凌冰和清华同学杨石先，其后又结交了蒋廷黻、黄子坚、喻传鉴、伉乃如等一批同事，通过地质学教授翁文灏的介绍，还结识了留美时的偶像——地质学家丁文江。

那时，李济一次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随意浏览，当拿起一本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时，扉页上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他的锐利的目光与侧出的两钩胡尖，均给了我鲜明的印象。”李济深情地写道，“那时在美国留学，要是真想学点‘什么’的话，常常地不免有寂寞之感；寂寞的是，同道的人太少了；譬如在无数的科学杂志，所看的无数的科学新发明新发现及论文，与中国人有关的，差不多见不着。因此，有时在这些刊物内要碰着一个中国名字，那衷心的喜悦，就有点像在科举时代，家里出了一位状元公似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早年留学日本和欧洲，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及地质学双学士。回国后先后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所长，曾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资源，编著中学生物学教科书，并长期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他与矿冶界协作配合，积极兴办实业。

１９２３年，李济第一次与正在北票煤矿公司做总经理的丁文江见面，李济说：有一天下午，带了一封介绍信，我跑到“义租界”意大利租界，旧译意大利为“义大利”。北票煤矿公司总办公处去拜会他。一见面他就说：“老兄回国了，好极了，你可以多作点研究工作。像我这个人，又要作生意，又要办行政，剩下的工夫太有限了；虽说想作点研究，也作不了多少。”他随即以对话的方式考了我一阵子，大概是想测验我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少油水。一个初回国的留学生，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那时他的兴趣，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恰恰是我学的一套，所以虽是初见，两人很谈得来；一谈就谈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我记得临别的时候，他把开始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到现在回忆，这一次当面接触的印象，除了他的两钩胡尖，及一双锐利的目光外，最深的就是他的爽朗气象。他的谈话的恳切与热忱，使我感觉一种舒适；他的恢宏的见解，更提高了我对于中国学术的希望。他鼓励我作研究工作，是非常切实的。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６页。丁文江像。

相识不久，李济就向丁文江指出他在昆明做过的人体测量中有些数字是错的。丁文江重新核对数据，发现毛病出在自制的卡尺并不精确。丁文江非常欣赏这位“直道而行”的小兄弟，还热情地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认识，还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科学社１９１４年在美国康奈尔成立，主要发起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九人，任鸿隽为首任社长。１９１８年迁至上海，１９２２年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和科学图书馆。科学社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还希望用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李济１９２４年赴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中国科学社的经费资助。

丁文江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

第一节 矿科教授与“丁大哥”（3）

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５日，河南新郑南街李家楼的士绅李锐在雇工掘井时挖出古物，一座未经盗扰的双墓道大墓被发现了。驻郑州的北洋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闻知此事，带领士兵赶去发掘。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　W.　Bishop）闻讯后也致函靳云鹗的长官吴佩孚，称“对于掘采一事，略有经验，甚愿尽其绵薄”，并称“甘效驰驱，纯系公家任务和私人爱好，决无盗取之用心，亦不受薪金报酬。钟鼎尊彝诸物出土后，如能拓印数纸，寄回美国展览，区区之愿已足”。“学者军阀”吴佩孚即命部下靳云鹗“似宜表示欢迎”，并“优为招待”。不久，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麟也派出教育部专员高丕基、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马衡等前往调查采集……一时间“挖宝”和看“挖宝”的都云集在新郑南街李家楼，竟达数百人。熙熙攘攘的挖掘工作历时四十天，墓室挖出的土，堆积如山。获得铜鼎、圆壶、大方壶、编钟、镈钟等大型礼乐器百余件及玉器、瓦当、瓷器、骨器数百件。但挖掘者缺乏考古知识的指导，没有作坑位、器物所在的位置及地层和墓葬的形制等记录，收获只是一次“挖宝”。

９月底，丁文江凑了二百银元的经费，鼓励李济赴新郑调查发掘。李济偕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赶到新郑，晚来了一步，大墓前期已被翻扰。他们的发掘工作从１０月１日开始，只进行到２４日。他们只在墓穴中采集到一些人肢骨和零星的碎铜片。本想做一些地层学的勘察剖析，突然传来土匪扰乱的消息，他们只得仓皇离去。

李济携带着新郑挖到的和工人交来的人骨到北京，借协和医科学校的解剖实验室进行研究。此间李济认识了毕士博，还从毕氏手上获得他所捡拾的一批人骨。李济做了些比较研究，写成英文论文《新郑的骨》，发表在１９２６年国外的学术刊物上。文章大致描述了这段过程，虽没有记录多少考古学上的收获，但在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上极其细致，完全符合体质人类学要求的标准，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毕氏得知他是中国第一位哈佛人类学博士之后，即代表弗利尔艺术馆试邀李济参加他们的团队，合作在中国从事田野考古。

李济对这个“机会”把握不定，转而求教“丁大哥”。丁的回答为他解开心结：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有机会采集第一手材料，就不可轻易放弃；至于跟外国人打交道，最好“直道而行”。于是，李济回了毕氏一封信，信中明确提出：在中国的田野作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毕士博回到华盛顿，向上司弗利尔艺术馆的洛奇馆长谈到这一情况，对李济作了很高的评价。征得洛奇的同意后，毕士博回到北京，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３日给李济写了复信，信中表示：“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I　can　offer　you　my　heartiest　assurences　that　you　would　be　asked　to　do　nothing　which　you　might　feel　incompatible　with　your　allegiance　to　the　ROC．

张光直曾这样评价这件事：“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

第二节 西安讲学（1）

第二节 西安讲学

１９２４年夏天，李济有一次学术之旅。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着令新任命的西北大学校长傅铜与陕西教育厅联办“暑期学校”，邀请一批著名学者到西安“输入新知”。应邀者，除了南开大学教授李济与陈定谟、蒋廷黻等，还有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教育部佥事兼北大、北京女师大教授周树人（鲁迅），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刘文海和《晨报》记者孙伏园等。

李济一行走陇海线，火车到达郑州后，搭乘汽车到河南陕县，再乘船逆黄河、渭水而上。舟车劳顿，历时八日。陕西对这次讲学活动非常重视，张灯结彩，车马盈门。听众除了西安各中小学教师及各县劝学所选派的代表外，西北大学师生都要求参加，“总计听讲人数约七百左右，致西北大学的校舍不能容纳，许多人只好住到客栈中”。李济在西北大学的讲演内容为《社会学大要》《人类学概要》《人类进化史》等。其余学者各逞其长，如《欧洲革命史》《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物理学最近之进步》等。

旧时西北大学礼堂。

李济与南开同事蒋廷黻同为年轻的留美博士，关系最近，在西安常结伴同行。一次，他们散步到一座破庙里，发现戏台上有三对乞丐并躺在一起吸鸦片。还有一次参观青年会时得知，美国人举办灭蝇宣传运动，乡民指认放大之苍蝇图片为“洋苍蝇”。这些贫愚的情景对他们刺激很大，他们深感到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的紧迫性。他们还与同行的学者一起去易俗社听秦腔，并捐赠了一块“古调独弹”的匾额。匾上十二人的署名为蒋廷黻、李济、孙伏园、陈定谟、陈钟凡、周树人、王桐龄、刘文海、李顺卿、王小隐、关颂声、夏元瑮等。今天，易俗社仍位于西安市中心鼓楼北面不远的西一街，那块“古调独弹”牌匾经过了几个轮回，题字和署名都作了适时的变更。

此行，李济还与比自己年长十五岁的鲁迅结识，彼此间增进了了解。１９２４年的《鲁迅日记》中，留下了彼此交往的行迹：（７月１６日）“午后同李济之、蒋廷黻、孙伏园阅市”；（７月１７日）“午同李（济之）、蒋（廷黻）、孙（伏园）三君游荐福及大慈恩寺”；（７月１８日）“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一周，又往公园饮茗”；（７月２０日）“赠李济之《小说史略》上下二本”；（８月１日）“上午同孙伏园阅古物肆，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泉（通钱）三元，以猿首赠李济之。”鲁迅对李济颇为欣赏。８月４日，李济一行乘骡车从西安城北的渭河渡口登船顺河而下，离开西安，于１２日抵京。途中（８月１０日），鲁迅曾“寄李济之信”；归京后（８月２９日），“孙伏园、李济之来”。越半年（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３日），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一册寄李济之；次月３日又有“得李济之信”的记载。

第二节 西安讲学（2）

张伯苓长南开，立足传统，发展实科。这位教育家似乎对那些在欧美还是新兴科学的认识尚不到位，对素质教育也缺乏兴趣。

经济系何廉是我国最早引入市场指数的调查者，他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时，曾为其导师欧文&#8226;费雪做过助手，从事过物价指数的研究。一次在南开的教授会议上，何廉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伯苓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观察大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这种回答，何廉无言以对，旁观者也会有腹议。

李济一直有对国人做头部测量的念想。一次，张伯苓问李济：“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感到不快，断然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３年，９１—９２页。

相传，禅宗始祖达摩从广州来到建康（南京古称），与梁武帝谈禅，话不投缘，遂折一叶芦苇渡江，去嵩山少林寺面壁修行。李济也许从校长张伯苓的言谈中感到，自己的才能在南开是一种浪费，遂打定主意离开津门。

第三节 重返清华园（1）

第三节 重返清华园

李济将离开南开回母校任教的消息，如一缕春风，飘荡在１９２５年季春的清华园。当年《清华周报》曾连载过几次短讯，其中“周报”第三百四十五期上刊载的新闻说：“（４月）２６日李先生来校，与吴宓博士晤谈。闻校中拟请其专任教授，唯恐有碍Bishop（毕士博）先生方面之考古事业，则李先生暂任讲师云……”

清华课程原为留美而设置，唯国学一门，教师皆前清进士举人，教学内容陈旧，学风沉闷。比邻而立的北大，在蔡元培主持下，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治校，于１９２２年１月成立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延揽一大批名学者任教，学校的学术水平、教学质量蒸蒸日上。清华已感到空前的压力。１９２２年４月，新校长曹云祥履任，即筹划清华“改大学”。次年２月，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其“章程”阐明：“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教学采取导师制，“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

筹办研究院，以延请名师为要。首届研究生蓝孟博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情景：民国十四年国学院成立时，校长为曹云祥，曹是外交官，不懂办学校。他请胡适之订研究制度，胡适之以中国旧式书院及英国学院制，裁长补短而成清华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问，专任先生称导师，年青些则称讲师，无教授，亦无校长，只在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管理杂事。

制度订妥，曹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资格。胡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胡请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王国维十六岁读州学，知有新学遂弃科举而精研数理，二十二岁到上海学日、英、德等语，醉心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后留学日本，二十八岁《静庵文集》问世，三十岁后研究文学，三十一岁学术经典《人间词话》脱稿，三十五岁推出《宋元戏曲考》，中年以后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成就卓著。吴宓在《自编年谱》中，记有恭请王国维等的经历：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３日，“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７月，拖着辫子的王国维先期到校，为暑期补习学校作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在演讲中大胆预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之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原载１９２５年９月《学衡》和《清华周刊》，１９２５年９月《科学》等杂志。

第三节 重返清华园（2）

梁启超在应聘前与清华关系已深。梁十四岁中举人，二十二岁随康有为参加“公车上书”，二十三岁参与策划“戊戌政变”，先拥袁后又讨袁，是近代史上知识界一位风云人物。１９１４年冬，刚刚建校三年的清华，１９２５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部分教师，坐者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立者三人为助教。（李光谟提供）

便邀请时任司法部长的梁启超到校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用《易经》“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勉励学子。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立为清华校训。“一战”爆发时，梁启超在清华“假馆著书”约十个月。自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日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１９２２年２月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所以当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２日吴宓持聘书往天津梁启超寓所时，梁理当就聘。

与前两位相比，赵元任颇为另类。他于１９１０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名列第二。在美国留学期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生，先后主修数理和逻辑哲学，１９１８年得哈佛哲学博士。两年后回国，最初在清华教数学。１９２０年，罗素访华，赵元任应邀担任翻译。他一路走去将罗素的讲稿在不同的地区译成与之相应的方言，准确流利风趣，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引发了自己对语言研究的兴趣，遂于１９２１年秋再度赴美，到哈佛大学教中国语文，同时研究音韵和乐理。１９２４年离开哈佛到欧洲游学，在瑞典时与汉学家高本汉论学，并商谈翻译高氏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他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应聘，提出主讲“语音学”、“苏州方言调查”等。

二十九岁的哈佛博士李济应聘，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结果。梁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心考古，却不熟悉现代考古学，他希望清华能开考古、人类学一类的课程。

聘请的导师中，陈寅恪系世家子弟，爷爷陈宝箴，父陈三立，兄陈衡恪，皆为当世名士。其家学渊源，旧学根底深厚，诸多古章典籍如十三经等均能流利背出。自１９０２年春随兄师曾东渡日本求学，到１９２６年归国，陈寅恪已断续在日欧美游学近二十年，对西洋新观点新方法及新工具的应用皆有很深的造诣。陈哲三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中记述：“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崇。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陈寅恪因父亲生病，请假一年在杭州侍疾，直到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５日开学前才到达清华园。

第三节 重返清华园（3）

９月１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下同。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校长曹云祥演讲，大意是：现代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的思路，并没有对本国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的经史哲学，而且采用科学方法，并掺加中国考据之法，是希望从中寻出中国之国魂。接下来是梁启超的演讲，题目是《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强调清华研究院的成立，代表了清华脱离模仿的阶段，走入一个独立创业的时期。筹备主任吴宓最后讲话，他是具体办事人，无外乎报告筹办过程及一些需要详加注意的事宜。至此，名贤才俊齐聚清华园。据蓝孟博文章介绍：“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研究院先后共招收了四届学生，总计七十余人，如刘盼遂、吴其昌、王庸、周传儒、高亨、徐中舒、吴金鼎、杜钢百、姚名达、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杨鸿烈、陈守时、刘节、蒋天枢、谢国桢等，均为当世俊彦。

李济自返清华园，虽家住城内方砖厂，但在学校旧南院（现照澜院）９号亦有一套住房，周末进城，平日住校。他在学校开课情形，据１９２５年５月的《清华周刊》记载，研究院安排“李济博士授研究院古物学”，给研究生作“普通演讲”（即给全院研究生上的必修课程，每周二小时），课目是“人文学”《国学论丛》１９２７年６月，第１卷第１号。；１９２６年则为“普通人类学”和“人体测量”，指导学科范围为“中国人种考”；从１９２７年起，李济的课目“普通人类学”改为“考古学”，除在国学研究院授课外，还担任历史系的兼任教授，并从１９２６年起担任研究院和历史系合办的考古学陈列室的主任一职。清华考古学陈列室每年的经费预算就有六七千银元，工作内容包括购买拓片、考察出土古物之遗址和实地发掘等几项，唯独没有“购买古物”一条，原因是市面出售的古物价值奇昂且多为赝品。也许是筹办陈列室的这段经历，促使李济后来主持史语所考古组之始，就跟同人商定，把“个人绝不收藏古物”订为一条铁规。

１９２５年，李济在《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论文《幽兰》。他从音乐史角度探讨在公元６世纪时中国琴曲采用和声的问题，提出应对唐代以来所传乐曲及乐器做一番剔抉。他试图从学理上探讨中国音乐中究竟有无和声的问题。当时中国现代音乐尚处于萌芽时期，在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上尚无系统的科学理论可借鉴，因此这篇观点独到材料翔实的论文自然受关注，清华园盛传“国学研究院出了一位二十九岁的琴家”的新闻。其实人所不知，李济十年前读清华时，就曾登台演奏。据《清华周报》报道，在１９１５年１１、１２两个月，在招待美籍教师的茶话会和同乐会上，李济两次作弹古琴的表演。陈寅恪曾在一次会上说，“赵元任是带着钢琴去美国的，李济之是带着古琴去的。”

有闲情逸致操弄古琴，研讨乐理，说明李济初到清华园的生活相对平静；或者说他的生命还在养精蓄锐，他的学术还处于由茧化蝶的孕育过程……

第四节 五位导师（1）

第四节 五位导师

学界多年来流传着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神话。近年来，画家陈丹青又画有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题的油画。北大历史学教授罗志田曾质询这一题材的真实性，他说：“我前几天看电视，讲清华的一个有名的老师叫陈丹青，他不干了。采访他时他拿出一张他以前画的国学院的画，画了五个人，不是导师的讲师--唯一的一个‘特别讲师’李济就不在上面，反倒是把吴宓画上去了。陈丹青在采访中说他从来不知道有国学院这个事物，我猜一定是有清华的同志提供信息给他。”《清华国学研究院与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讨论纪要》，《博览群书》杂志，２００５年８期。历史真相远不如神话传说引人入胜；罗志田文章的影响远不及陈丹青画作流传普及（加上印刷品及电视传媒）。那幅油画加上画商的利益驱动，对这些年人们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神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大导师”之说其来有自。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写道：１９２４年正月，张彭春又来信清华决定办研究院拟聘请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一定要元任答应，我说元任你不答应，我得答应了。

第二天张仲述和梅月涵两人坐汽车来接我们到清华园去，说，房子都预备好了，张说你们这四位大教授我们总特别伺候，梁任公王国维都已搬进房子，现在就等元任和陈寅恪来。（上次刘寿民先生来还笑我说四大教授的名称，但是这个名称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如此称呼的，刘先生或忘了，或没听见过。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四位导师，其余的都是讲师或助教。）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４４页。最后一句，许是杨的恣意发挥，文字中不难看出负气的成分。其原因后面还会提及。

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很多人不知道李济，原因大概是他教的人类学、考古学不是正儿八经的“国学”，他当时是特约讲师，受聘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比好些学生还年轻。有人这样写过：“首届研究班即招收到三十八名新生。刚报到时，看到几位导师很庄重地坐在前排，学生们也分不出谁是谁。后来他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身穿长袍、神情有些委顿的老人，悄悄向旁边人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了吧？’其实他看到的那位老先生应该是王国维，不过在青年学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７页。

第四节 五位导师（2）

有人认为导师的确是“五位”。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的助教的浦江清和第二届研究生戴家祥，都曾在文字中提到当时指导研究生课程的是五位先生。为便于导师指导学生的学习研究，研究院设立了五间研究室，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各据一室。李济的薪酬待遇与四大教授完全一样。当时，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与他签约在前，清华再聘的具体协议则由毕士博跟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签订。于是，他的月薪由清华和弗利尔双方付给，当时教授的月薪是四百大洋，李济在弗利尔领取三百大洋，在清华领一百大洋。罗志田写道：“李济比研究院主任吴宓整整多拿一百块。论资格，当年清华的排名顺序，主任就排到最后。按拿钱来说，少拿一百块，那时候不得了啊。”《清华国学研究院与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讨论纪要》，《博览群书》杂志，２００５年８期。那时一般人的收入，石璋如在几年后的殷墟发掘时写过，一般民工月薪是五个大洋，小学教员是十五个大洋，而石璋如由河南大学毕业，到中研院读研究生毕业转为事务员，已可以拿到四十五个大洋。李济是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20世纪８０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成立，远在美国的著名学者杨联陞在《人文社会学院献词》中写道：清华研究院，五星曾聚并。

梁王陈赵李，大师能互影。

任公倡新民，静庵主特立。

寅恪撰丰碑，史观扬正义。

元任开语学，济之领考古。

后贤几代传，屈指已难数。

……《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２０９页。１９９２年，季羡林在主持清华大学“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也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

其实，“五大导师”抑或“四大导师”全是后人炒作附会。研究院从１９２５年成立到１９２９年解散，也就四年。彼时，陈寅恪的学问还仅仅是“述而不作”，隐而待发；李济还是个三十挂零的青年，平生志业还未开展；王国维与梁启超的生命却已走到晚期；而研究院主任吴宓因反对清华教改和得不到学生尊敬仅仅一年多就率先告退……几位大师虽“同台唱戏”，但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学术渊源、治学方式，兴趣爱好、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把李济比肩“四大导师”他自己也许并不以为是多大的荣幸。

第四节 五位导师（3）

李济奉行“直道而行”的处事原则，曾批评过几位同事。戴家祥回忆发生在１９２６年１０月的一件事，他写道：“瑞典皇太子对中国的访问，在学术界非常重视。梁任公写了一篇报告，陈寅恪译成英文。这篇报告的中文本分发到每个同学的手中。李老师把这篇报告在课堂上向我们一摊：‘这是中国人的所谓考古学。’我仿佛记得梁老师用大量的文笔叙述李营丘的《营造法式》，并且说准备送一部给皇太子殿下。最后还建议把曲阜孔陵挖开来，那一定有许多好东西的。”戴家祥：《致李光谟的一封信》，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７５页。清华中文系代理清华园工字厅。（岱峻摄于２００７年）

系主任刘文典曾请陈寅恪命招生试题：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的学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李济认为对对子一类的传统的国学，过于狭隘。对对子，以增加生活乐趣，启发美感，从中所得的快乐可能不亚于解答几何习题，二者从精神价值上讲，或许可以等同。但是，“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训练，就渐渐地发展了欧洲的科学，由司马相如的词赋的学习，就渐渐地发展了中国的八股”，“八股与科学真是人类文化一副绝妙的对联!”

这些宏言谠论，其他导师未必首肯。

李济的“阳春白雪”，在学生中也“和者盖寡”。他讲授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除１９２３年起在南开讲授过外，中国的大学或研究院还无先例。这两门充满图版、图表、数据和计算，缺乏诗意的课程，也吸引不了那些热衷“乾嘉之学”的国学研究生。一次，国学院的助教章昭煌公然拒绝为李济抄写笔记。研究院四届七十余名毕业生，李济只重点指导了一个半研究生：一个是吴金鼎，另外半个是徐中舒徐中舒大多时间跟从王国维受业，故从李济指导的角度言只算半个。。学生对李济和他的学问多少有些敬而远之。第二届学生姜亮夫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给我们上课的还有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几位先生。这几位先生中，只有李济之先生的‘考古学’不喜欢听。我后来才发觉，在清华不爱听李先生的课，是最大的错误。后来我发愤去国外学考古，想来弥补这时期的损失……”写这篇文字时，姜亮夫已是九十二岁高龄。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７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原清华国学研究院１９２６级研究生戴家祥在致李光谟的信中写道：

李老师所讲的考古学与我们过去所讲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我虽然听了李先生的考古学，由于自己水平不够，所以受益不多。但是记得他在课堂批评过安特生的仰韶六期的分法，认为它并不科学;特别是说到安特生的学术修养“是半路出家的和尚”（意思是说他搞地质的）。

在第二届同学（中）只吴金鼎一个人选择这门专业。吴金鼎山东人，毕业齐鲁大学，看样子实在是个木讷君子，整天拿着本巨型的外文书。据寅恪师背地对我说:“吴金鼎英文好极了！”可是他没有写出论文，１９２７年暑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的现场。戴家祥：《致李光谟的一封信》，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附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７４-２７５页。

李济人最年轻，主张推进科学思想的心情最为迫切，他不会恋栈清华园混日子。几十年后，罗志田认为，“过去的学术史研究特别注重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其实当时仅任清华国学院讲师的李济恐怕对实际研究的影响还更大，特别是在地下证据由文字向实物转换这方面，李氏的划时代影响无人能及。”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４期。

也许，考古学在当时还过于“现代”。

第五节 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1）

第五节 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

１９世纪末20世纪初，一门叫“考古学”的现代学科，悄然在中国降生。

１８９９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十二块有字龟甲，首次被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此前当地村民把它视为“龙骨”用作药引。王懿荣看到那些有字甲骨后，意识到这是珍贵文物，开始重金收购。一年后，王懿荣的甲骨转归刘鹗，刘的亲家罗振玉是金石学家，得知这些甲骨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就在第二年派弟弟罗振常赴安阳调查。罗振常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准确位置，并收购到大量的有字甲骨片，其中还有一块完整的龟板。据说出卖这片甲骨的人，用赚来的钱买了二十亩地。１９０３年，刘鹗的第一本研究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问世。一年后，孙诒让写成《契文举例》一书。此后，甲骨文研究渐成显学。安阳也开始引起学术界注意。

此时，欧洲近代考古学已走向成熟，自视甚高的西方人开始觉察到，只有对“中国史前古代文明的发现”和“亚洲部分地区旧石器时代研究工作的展开”，“世界史前学”才可能完整。G.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２５５页。１９０１年春天，瑞典人斯文&#8226;赫定来到中国，他想通过对中国西部的实地考察，解决当时悬而未定的罗布泊的地理位置问题。他在考察罗布泊西北一带时，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千余年的楼兰古城遗址。１９０２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标志着西方学者开始把探险式“考古”的目光投向中国，特别是在古代世界文明交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西部地区。

１９１４年，王国维看到法国学者沙畹著的《斯坦因中亚所获中国古简与古文书》，开始意识到，现代考古学已超越了金石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同年和次年，罗振玉先后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和《殷墟书契后编》两部著作，他在注重有字甲骨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无字甲骨及石刀、石斧、骨器等其他殷商遗物。他在１９１６年编印的《殷墟古器物图录》一书中，一改前人喜用的“金石”一词而以“古器物”称之。金石学在中国历史悠久，西周初年已有了文物的收藏，西汉已有人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北宋出版了最早的《考古图》，我国的“考古学”一词即出自于此。但直到上个世纪初，中国的考古学还不是“科学的考古学”，“古器物”研究缺乏田野考古学的基础。

催生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最大动力是地质学，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安特生　Andersson，Johan　Gunnar，１８７４—１９６０。功不可没。

第五节 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2）

安特生毕业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１９０１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４年被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李济在书中这样介绍他，“据说那时凡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大国都妄图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到中国，以获取中国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列强之间为此竞争很激烈。但中国政府决定不从他们中间选择专家顾问，而任用了瑞典人的安特生。瑞典被认为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这个决策大概是根据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建议。”李济著，《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３０页。安特生在张家口找到了龙烟煤矿，为此曾受到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见。１９１６年袁倒台，地质考察因经费短缺陷入困顿。这年６月，正在山西勘探铜矿的安特生偶然发现了一批古新生代生物化石，这一发现使事情出现转机。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争取了民国农商部的支持，安特生也从瑞典皇家争取到一笔经费，于是开始对古新生代化石的收集整理。安特生（左二）在河南考察途中。

１９２０年，安特生的助手、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豫西调查，在渑池县仰韶村的农户家看到一些古石器，采买了六百多件运回北京。安特生见到这批石器大感兴趣。第二年春天，在丁文江的支持下，他随刘长山再到渑池。他们在仰韶村路边的断壁上，发现了一片红底黑花、打磨光滑的彩陶残片，又在一灰坑里发现了石斧。此前，虽有不少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地采集到远古石器，但都被认为是异族的石器，与“中国人”——所谓汉人的历史无关章鸿钊：《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二号，１９２７年再版本，３９３—４０４页。。安特生开始想到，也许中国真有史前遗址。１９２１年１０月至１２月，他在获得中国政府的挖掘批准后，和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地质学家袁复礼袁复礼，河北徐水县人，祖辈为官。他于清华毕业后赴美，１９２０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１９２１年回国，被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聘为技师，同时在北京大学作兼职教授。等五人又来到仰韶村，共待了三十五天，挖了十七个点，发现最多的是彩陶。据袁复礼回忆，他们在仰韶村对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进行发掘，收集到带土的实物十余箱，其中有许多石器、骨器和陶器。安特生第一次用锄头刨开了覆盖在中国史前文化之上的沉积土，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但这一发现如同孤岛，于是安特生设想，仰韶彩陶多半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的彩陶有某种联系。１９２３年，他将研究的成果以《中国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１９２３.为题发表，他比较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Anau）和特里波列（Tripolye）文化彩陶，正式提出了“彩陶西来说”。

第五节 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3）

彩陶既然是从西方传入仰韶，必然会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区留下传播遗迹。安特生进而想到，也许是通过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向东传播的，他决定去验证这个假说。在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从１９２３年５月开始，沿黄河西上走到兰州，他在货摊上偶然找到了一个装烟叶的旧彩陶罐，得知来自临洮后，一路寻去，终于在洮河西岸一个叫马家窑的村子发现了新的仰韶文化遗址。让他震惊的是，这里的彩陶器型丰富，打磨细腻，图案比仰韶发现的更加绚丽。１９２４年夏，安特生又在甘肃广河县洮河西岸发现了齐家遗址，那里出土的多是没有花纹的素陶，彩陶多是红褐色，纹饰简单，以菱形网纹和三角纹为主，出土的大耳罐与古希腊瓶子造型相似。于是，安特生推论，彩陶绚丽的马家窑文化应该晚于齐家文化；马家窑彩陶比仰韶彩陶发达，更接近西方彩陶。他以为先前的推测已完全得到证实。

也许有感于安特生在中国的“发现”，瑞典考古学家、王储阿道尔夫&#8226;古斯塔夫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来华，进行半官方半民间的学术交流。１０月２２日，北京学术界为王储夫妇举行了盛大欢迎会，在京的一批中外学者应邀出席，中国方面有梁启超、丁文江、章鸿钊等以及其他多位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学者。会上，唱主角的是安特生，他以周口店“龙骨”（古生物化石）的发现者身份发布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周口店的发现中有几枚牙齿，经送交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专家鉴定，认为大概是原始人的牙齿。

对于安特生等外国同行的“光荣与梦想”，李济心情复杂。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说起来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科学的工作本不应该分国界的，对于这个原则我们可以绝对的同意。不过中国的学者，却不能引这话来遮盖自己的懒惰，把当前的机会轻轻的放过，却望外国的朋友老远的跑到中国来替我们作工。……这些情形，至少我们希望，不会继续很久。”原载１９４３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次专题展览会专刊》非卖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１—２２页。

20世纪20年代的西阴村。

当时，古斯塔夫一行还想前往河南渑池考察安特生发现彩陶的仰韶遗址，但道路不靖，只好到太原附近的两个石器时代遗址作了象征性的考察。王储的这次学术交流活动，李济和袁复礼未能“躬逢盛会”。就在王储一行“驾临”太原的那一天，他们在距太原四百公里左右的西阴村举起了铲子……

第六节 中国人的西阴村（1）

第六节 中国人的西阴村

１９２６年２月５日，李济告别除夕气氛中的京城和倚门悬望的家人，结伴袁复礼，赴晋南进行考古调查。

进入山西境内，他们经太原、介休沿汾河南下。选择晋南，是那里治安状况相对较好，考古资源丰富，史籍中载有尧都在平阳、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李济写过“挖掘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他写道：

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的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西自甘肃东至奉天，他发现了很多这一类或类似这一类文化的遗址。因为这种发现，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这个问题的性质是极复杂的，也包括着很广的范围。我们若要得一个关于这文化明瞭的观念，还须多数的细密的研究。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安特生在他的各种报告中对于这两点已有相当的讨论。他所设的解释，好多还没有切实的证据。这种证据的需要，他自己也认得很清楚。所以若是要得到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这种功夫，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自然，因此发生的问题不止这两个；其余的也是同等的重要，具同样的兴趣。我们现在的需要，不是那贯穿一切无味的发挥；我们的急需是要把这问题的各方面，面面都做一个专题的研究。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０页。

李济写过一篇题为《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的英文随笔原载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各科论文集刊》７８卷７期，李光谟、宋梅凤译，《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８-１６４页。，介绍了这次晋南之行的大致情景：

２月９日，离太原，三天后到介休。太原以南各种建筑都采用拱形结构，称窑房，冬暖夏凉，是从古代洞穴演变而来；从窑洞到各种复杂窑房的过渡形态明显可见。旧历新年之际，观光介休，对居民做人体测量，看来居民有些很像异种系人：有的连鬓胡可与亚美尼亚人媲美，也有长着纯黄胡须的人。最常见之体质形态为圆头长面型，即体质人类学称的不协调型。２月１５日，去介休县西南的绵山旅行，对两座佛教寺院做了详细考察，可见到唐、元、明三种不同文化层次，窑洞中有残破石像，为唐代工艺。见到一头不知何时从何地被山洪冲来的石牛。……３月３日，午后到达浮山，住响水河，采集到一片风格古朴的红色陶片。３月４日，一路仔细查看，离响水河不久，开始看到周代、汉代的灰陶碎片，不久发现有黑色花纹的红色陶片，然后又发现很多陶片。下午到达翼城县。……３月２１日，离运城，２２日到夏县。这里有传说中的大禹庙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

第六节 中国人的西阴村（2）

李济写道：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八十六片，其中十四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七片有边（三片带卷边，四片带平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６４页。于是初步确定这将是未来的挖掘现场。

这次考察，李济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归途染疾，患斑疹伤寒，回到北京，沉疴不起。起初，父母和夫人信任民间单方，耽延了诊治，以至病情告危。幸亏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断然做主，找车直接送到协和医院救治。病床上的李济，一心筹划着西阴村的发掘。５月２６日，由他口授，一位叫做Miss　Furscott的女士打字，给毕士博写了一封信，报告晋南调查的情况和病愈后即去西阴村作实地发掘的计划。

也许是从李济带回的彩陶片上看到了希望，此时清华也有了开展田野考古的热情，校长曹云祥与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商定了合作发掘的细则：考古团由清华国学研究院组织，李济主持，经费主要由弗利尔承担，发掘报告用中英文各完成一份，分别由清华和弗利尔出版，所得古物暂归清华保管，以后交中国的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等等。７月１４日，李济与弗利尔再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山西西阴村的发掘现场。选自《东方珍品》（Orientations）杂志，博思源著《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一文（英文）。

订了《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Excavation　of　Historical　Objects　in　the　Province　Shansi.。８月底，清华聘请袁复礼为清华大学部地质系讲师，并派他与李济同赴山西。梁启超两度写信给山西省长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支持。

１０月１５日，李济与袁复礼组织民工开始在夏县西阴村正式发掘。发掘工作由李济主持，袁复礼承担具体发掘和测量两项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八小时计算，我总费了二十五天的功夫”。他们没有将整个遗址挖开，只选择一小块面积，采用“探方法”，挖出了八个两米见方的探坑，另有四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李济处理探方，首创了以X-Y-Z来表明陶片的准确位置的“三点记载法”，还发明了逐件登记标本的“层叠法”，即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发掘工作进行得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了三十三个层次。“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点线）”等这些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峡两岸考古界沿用。张光直曾评价说：“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六十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第六节 中国人的西阴村（3）

结束发掘走向归途，已是１９２７年的年初。山西省府接到晋中晋南几个县的报告：有一个九辆大车组成的车队，正沿侯马、临汾一线朝北行进；车辆沉重，共有几十个大木箱的货载，总共动用骡马等牲口五六十匹；押车的是两个着装古怪的青年人……官方在太原迤南的榆次截住这个车队。检查人员在关口查验。打开一箱是破碎陶片，第二箱是破碎陶片，第三箱还是破碎陶片。“花了这么多钱，运这么多箱货物到北京，难道就为这些破砖烂瓦吗？”李济从容回答：“都是一样的，请你们每箱都打开看就是。”第二天装火车，搬运工人又生疑窦，议论纷纷。李济结束西阴村发掘的归途。

后来一位车站职员自以为是地告诉工人：“这些箱子所装的东西都是科学标本，运到北京后就要化验，化验后可以提炼值钱的东西……”这番话，给了李济意外的启示，他后来在《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中写道：“提炼”一词或确能说明这一研究工作的性质，至于提炼出来的是不是“值钱的东西”，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学问本身所涉及的，并非远离日常生活很远；凡感官所能接触到的，都是知识的来源；无论粪土还是珍珠，在学问上并无先天的区别。只有靠小心“提炼”得出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准确的知识”。

１月１０日，李济、袁复礼回到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了欢迎他们的茶话会。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与国学院全体师生出席会议，听取了李、袁两人所作的报告，群情振奋，欣喜逾常。据戴家祥回忆：“那次欢迎会，李（济）老师首先说明……这次发掘不是乱挖的，而是严格地一层层挖下去。袁先生接着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到某地，我敢同他赌咒：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话，我决不相信。后来到了西阴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认输。”欢迎会上有如下场面: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

第六节 中国人的西阴村（4）

”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戴家祥：《致李光谟的一封信》，载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７４-２７５页。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正式发掘报告中，也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８页。西阴村发掘，扩大了安特生仰韶文化分布的版图，但李济对安氏的“彩陶文化西来说”表示谨慎的怀疑：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有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这句话根据在一个极紧要的观察，到现在这个观察还没有得到相当的解释。比较各处带彩的陶片的做工及厚薄，中亚及近东的出品很少可以比得上仰韶。比较西阴村与地质调查所陈列的甘肃的仰韶期出品，那西阴村的出品又细致的多。换一句话，西阴村的陶人等到陶业发达到很高的程度方着手于加彩的实验，甘肃的陶人却在陶业尚粗糙的时候就加彩了。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甘肃先有带彩陶器的证据。这种解释也与那西方起源说暗合。不过我们还不知道那甘肃的做工是否到过西阴村最高的境界，那甘肃不带彩的陶器的种类是否有西阴村的多。这两点要没有研究明白，那带彩的陶器的原始及移动的方向，我们不能断定。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１页。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正式建立，也奠定了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 国学院的风流云散

第一节 国学院的风流云散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那时的清华园，学术空气浓厚，学人气象恢宏，即使学术见解相左，也都出于公心大义。“五位导师”，坦坦荡荡，君子之交，和而不同。然而，好景不长……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农历五月初三），是清华放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雇一辆洋车前往颐和园。他匆匆掠过身边景物，径往佛香阁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阶前，点燃纸烟，陷入沉思，很快扔下烟蒂，踱到昆明湖边，纵身跃入水里……

待人救起，王国维即已气绝。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四元四角银洋，还有一份前一天草拟的遗嘱，文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句子。入殓之后，停灵于清华南边的刚秉庙。到场送殡的，除了亲属和研究院部分学生，还有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吴宓、陈达、马衡、容庚等学者。陈寅恪向王国维遗体告别，行三跪九叩大礼。他挽词中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王国维的死因，李济倾向陈寅恪的“殉文化说”，更为明确地提出是出于“人生观”方面的原因。６月２日那天，正是李济的生日，这件事也许会带给他难言的“刺激”？

１９２８年，清华研究院同学会决定募捐为王国维立碑纪念。据戴家祥记录下当时的募捐情况，梁任公捐五百元，陈寅恪捐二百元，马衡捐一百元，校长严鹤龄和李济、林宰平及几名助教各二十元，同学也有多人捐二十元，赵元任和吴宓没有捐。吴宓在３月２３日的“日记”中写道：“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立纪念碑经费。且谓宓昔为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此举，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晚７—８访陈寅恪，托其婉告彼等，言宓家庭担负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募捐事，捐与不捐，捐多捐少，各自表现不同，反映出对王国维自沉事所持的微妙心态，也表现出对传统礼俗的不同态度。

１９２８年，梁启超因肾坏死住进北平协和医院。他在接受肾脏手术治疗时，被美国医生切掉了好肾。当时西风东渐，国人多不了解西学，为维护西医的声誉，以促西学在中国传播和推广，梁启超阻止学生徐志摩等上诉法庭，放弃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自己承受全部痛苦。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９日，梁启超逝世。享年五十六岁。王国维、梁启超的谢世，标志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落幕……

１９２８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力行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学校脱离外交部直属国府管辖，扩大了办学自主权，原为留美预备的清华学堂改为四年制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四部诸系也将共同筹建一所规模完整的研究院。于是没有本科基础，只收专门国学人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于１９２９春宣布永久停办。事实上，早在上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就人去楼空，李济与陈寅恪、赵元任等都已走向中国的“阿卡德米”。

第二节 阿卡德米与傅斯年（1）

第二节 阿卡德米与傅斯年

在雅典城的西北郊，有一处被称为“阿卡德米”的幽静园林，是为纪念英雄阿卡德莫斯而命名的。传说中的阿卡德莫斯为挽救雅典遭受毁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公元前３８７年前后，哲学家柏拉图走进那片林子，在阿卡德莫斯英灵的感召下，他留在那里，建起一个类似现代大学的学术基地，有场地、房舍、园林，还有一批柏拉图学派的学者和无数慕名而来的学子，其中数学和哲学最受喜爱。柏拉图学派活动时间长达九百多年，直到公元５２９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贾斯蒂尼安（Justinian）以取缔异教为名，查封了此地。

真理的火种，复燃于１６世纪前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当时许多团体都自称“阿卡德米”。１６２６年，巴黎的法兰西修道士马林&#8226;梅森Marin　Mersenne，１５８８—１６４８.把自己的修道室办成了科学家聚会交流的场所，称为梅森学院。以后集会转到哈巴特&#8226;德&#8226;蒙特摩Habert　de　Montmor，１６００—１６７９.家中，改称自由学院。１６６６年在自由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国王路易十四亲自招聘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到那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怎样称呼他们呢？大家又想起阿卡德米。于是，在法国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批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它的西文是Member　of　Academy，直译成中文是阿卡德米的成员。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蔡元培分别致函翁文灏、李四光、朱家骅、李济、谌湛溪、徐渊摩等，诚聘他们为地质研究所筹备委员，并参与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筹备。李济被提名的缘由，估计与翁文灏、李四光的推荐和丁文江的支持有关，也缘于人类学博士又从事过河南新郑与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的实绩。尽管“筹备委员”只是一种名义，但李济参与中研院筹备的资格无可置疑。

１９２８年６月９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院长蔡元培采纳了筹备委员朱家骅的建议，这个机构的对外名称就用Academia　Sinica的拉丁语，译名“阿卡德米”。当时的法案把中研院的地位定为国家的“最高科学研究机关”，次年修定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到１９４７年又修定为“学术研究最高机关”。中研院先是隶属大学院，后直隶国民政府，几经变化，但从诞生之日就占据着中国学术界最高地位。中研院总办事处设在南京，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设立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程、地质、社会科学、心理等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为动植物研究所。。最初，并无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规划，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傅斯年傅斯年（１８９６—１９５０），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身出名门，家学渊源，在北大期间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为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后转而负笈英德留学七年，潜心于各门西学，并以历史学见长。赶到南京，说服蔡元培，决定在中研院筹创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９３０年中研院召开首届院务会。（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第二节 阿卡德米与傅斯年（2）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以傅斯年为所长的史语所在广州东山柏园成立，下筹设史学、敦煌材料、文籍校订、汉语、汉字、民间文艺、考古学、人类学八个组。创办史语所的动机，曾见于傅斯年撰写的１９２８年度报告书：“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言语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北京：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６７—６８页。

如何办史语所？傅斯年提出：“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为此而罗列的研究工作计划有下述九个方面：一、文籍考订；二、史料征集；三、考古；四、人类及民物；五、比较艺术；六、汉语；七、西南语；八、中央亚细亚语；九、语言学。

涉猎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单靠传统的研究方法已无法实现。傅斯年在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模式了。”在文章的末尾，他提出三个响亮的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第一个口号表明史语并举的主张。他出版的著作《性命古训辨证》，便使用了由语言学入手进而讨论思想史诸问题的方法。第二个口号，傅斯年解释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史学的革命才带动了近代中国学术的整体变革。第三个口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显示了与列强抗争，为中华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傅斯年在给陈垣的一封信中，曾表示对西洋学术羡妒交加的情绪，既肯定他们在东方学研究上的成就，“并汉地之历史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同时又“惭中土之摇落”，希望能建立一个机构，聚合一群学者奋起直追傅斯年致陈垣函，转引自王汎森：《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一文。。李济曾以相同的情绪分析当年的情势与傅斯年的心态：地质调查所倡导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协和医学校进行的体质人类学，以及以北平为活动中心的外国学术团体所遣送的各种科学工作远征队，皆是坚强的组织；气势极盛，愈来愈猛。主持这些事业的，除地质调查所外，都是外国的科学团体。

第二节 阿卡德米与傅斯年（3）

这些外国人，挟其丰富的物质配备以及纯熟的科学技巧，不但把中国境内的自然科学资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连历史的、考古的、美术的以及一般人类学的资料也引起了他们的绝大的兴趣。他们很坚决地跑到中国来，调查我们的语言、测量我们的身体、发掘我们的地下古物、研究我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些“学问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

这些野心勃勃的西洋科学家，万里长征跑到中国来工作，不是专凭着他们的政治优势来的；他们更有一套学术上的理由说给中国人听，使听的人亦可感觉到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乱哄哄的中国能够拒绝这些学问上的访问么？残余的北洋军阀政府认识这些工作的意义么？并且他们所注意的资料，大半都是我们自己所忽视的。无论照什么标准说，我们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反对别人来检取我们自己所毁弃的资料。

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应该先从反对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应该先教育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懂得自己的语言。这些大道理，是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学术界所深知的；却是直等到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得到有组织的表现。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６４—１６５页。

１９３１年史语所与北平研究院部分同人摄于北平静心斋，右起：一排李济、吴稚晖、黄文弼、裴文中、徐中舒；二排赵元任、傅斯年、董作宾、□□□、丁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傅斯年在找寻，在聚合一批同志；也在等待一位能够与他抬杠、吵架而最终不弃不离的诤友。

第三节 济之找寻彦堂首掘（1）

第三节 济之找寻彦堂首掘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最后两年，李济开设的考古学人类学几乎被视为“屠龙之技”。西阴村发掘的成功刺激了他，他在寻思能不能有更大的发现，也在找寻一个理想的合作团队。１９２７年底，李济赴陕西作考古调查，受北伐战事影响，平汉铁路多处中断，只能从天津坐海船绕道大连、南京、上海，转溯长江去汉口，再走西北。首途大连，李济顺路拜访了退隐后的丁文江。他写道：那时他的太太有病；济瀛丁文江夫人史久元的侄女，后嫁给丁文江的胞弟丁文治。尚没结婚，与他们同住作伴。我进门时正看见她替姑父画地质图。与在君谈了数小时，我没有感觉到他做了一任大官的味道，也没有感觉到他有任何失意的气象。他仍是我在天津与他初见面的那个样子；想法子帮我完成旅行调查的计划；替我写了好些介绍信。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７页。船过南京，李济手持丁文江的介绍信去了新成立的大学院。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与他谈得很投机，对他的田野调查也非常支持。李济有一个想法，想尽快摸清中国地下文物和遗址的家底。为此，他邀请了清华的同事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梁思永，１９０４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入清华学校留美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同行，相约在开封会合。

梁思永的身份是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的研究生，他在父亲的安排下回国实习。梁启超对儿子耳提面命，他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０日写给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西阴村发掘，他说:“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１９２７年初，梁启超出席清华欢迎李济、袁复礼归来茶话会的当晚，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又说:“（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还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两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思永于是提前回国在清华担任助教，整理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出土的陶片，并以此准备毕业论文。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论文资料毕竟不是出于自己参与的田野发掘，他希望与李济一同外出，找到一处可供实践的发掘地。

第三节 济之找寻彦堂首掘（2）

转眼就是１９２８年初，李济在开封焦急地等候迟迟未到的梁思永。１月２６日，李济写信给上海的胡适，请他将另附的一封信面交梁思永。李济在给梁的信中谈到，在汉口得知，襄河一带旅行“极危险”，来往商人需化装，且不能携带行李。本打算经鄂西去陕西的李济曾于１９２４年在鄂西做过体质人类学调查。，“据说：秦岭一带也是一个土匪窝。所以由长安入汉中现在不能做到。”信中没有明说此行的最后目的地，想必是形势复杂，许多因素难以估计。信中谈及有一个机会，冯玉祥打算派人从开封西去敦煌、南到叙州去照相，以作他的《十七年来国民军的纪念》一书的插图。照相的人有军队保护，李济因此有意“随这队人往甘肃走走”。从他托梁思永在上海代购“照壁画用”的照相器材推想，他当时还考虑去敦煌一带。信中还为梁思永的西行路费设想了几种方案，其中之一是已致信李仲揆（四光）“请他替我筹两佰圆与你”。不知什么原因，梁思永根本没去上海，当然也就没能见到这封信，未能与李济结伴而行。李济的调查计划也就半途而废。

留学美国时的梁思永。（梁柏有提供）

１９２８年８月，梁思永返美，继续完成哈佛的学业，他依据对李济西阴村发掘物研究完成的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New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ehistoric　Site　at　HisYin　Tsun，Shansi，China.，于１９３０年正式出版。他也成了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

１９２８年，史语所在广州甫一成立，当务之急是“新其工具，益其观念”，“扩张研究的材料”，重建古史。傅斯年看来，寻找史前和中国历史时期的连接，也许安阳发掘是最好的选择。他认为：“就殷墟论，吾等已确知其年代，同时并知其地铜器石器兼出。年来国内发掘古代地方，每不能确定时代，如安特生、李济诸君所作，虽生绝大之学术问题，而标年之基本工作，仍不免于猜度。如将此年代确知之墟中所出器物，为之审定，则其他陶片杂器，可以比较而得其先后，是殷墟知识不啻为其他古墟知识作度量也。”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页。于是１９２８年８月，他派史语所编辑员董作宾董作宾（１８９５—１９６３），河南南阳人。自学，后北大旁听生，１９２４年，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攻民俗学。毕业后曾在中山大学任教。１９２８年入中研院史语所。前往安阳小屯调查殷墟情况。

董作宾赶到安阳，他找到在开封上学时的老友、河南省立十一中校长张天骥，说明此行目的。张告诉董作宾，三年前，他曾带学生到小屯做过调查，村北洹河岸边的农田里有字骨片已很少见，如掘地一尺，还可见到很多无字甲骨碎片。董作宾在好友徐静轩的陪同下去到小屯村，花十个铜元雇一女童当向导，找到村东北洹水西岸的一个沙丘，果然看到一个连着一个新挖的土坑。他亲眼看到很多新出土的甲骨后，立即断定此地并非罗振玉所说的“宝藏已空”，而是“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他写信呼吁中研院，“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第１期，１９２９年。。

第三节 济之找寻彦堂首掘（3）

中研院总办事处赞同董作宾的报告，授命史语所负责殷墟发掘。董作宾代表中研院来到开封与河南省政府交涉，河南派出张锡晋、郭宝钧等人参与其事。他们共同制定了周密的发掘计划，然后去到安阳，驻扎在小屯村附近的洹上村彰德高级中学。此次发掘机构的名称是“中央研究院掘地层委员会”，中研院拨款一千元作为发掘经费，委托董作宾全权负责。

在１０月１３日的晨光中，一群民工挥动了镢头，工地划为三个区，一区在村东北洹水边沙丘上，二区在村北地，三区在小屯村中部。依据“轮廓求法”开展发掘，人员分为四组。所谓“轮廓求法”，即假定某地为甲骨集中地，先在“周围打四坑以探求其轮廓”，然后再向中心挖掘。工作并不如意，一天下来，除了一堆堆的黄沙土，几乎没有什么发现。第二天，董作宾改用“集中求法”，即集中力量在地面多甲骨处挖掘，以图一次挖尽，共开挖六个探沟，仍无所获。

有人告诉董作宾，春天，北伐军在洹水上与当地军阀作战，贻误了农时，小屯的农民只得靠董作宾在书写甲骨文。（董敏提供）

挖甲骨卖钱维生。有些地方被轮番挖过数十次，很难再有新发现，而村前韩姓宅院南侧大路旁，出过大批龟骨，但是只挖了几尺深。董作宾立即前往打探，果然发现了一些重要迹象。他调集所有力量在这一地点，亲自督战，收效依然甚微。他向傅斯年报告：“观以上情形，弟甚觉现在工作之无谓，不但每日获得之失望，使精神大受打击，且劳民伤财，亦大不值得。……试想发掘已三十六坑，而得甲骨文字者，不过六七处，且有仅此三数片者，有为发掘数四之残坑者，有把握者不及全工五分之一，岂敢大胆做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馆藏档案，以下简称“所档”。此处为“所档”：元字第２３号。

傅斯年眼光高远，自然不会为董作宾的情绪左右，他在回信中开导说：“连得两书一电，快愉无极，我们研究所弄到现在，只有我兄此一成绩……得一骨骼、得一骨场，此实宝贝，若所得一径尺有字大龟，乃未必是新知识也。此兄已可自解矣。我等此次工作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盖文字固极可贵，然文字未必包新知识。”所档：元字第２３号。傅斯年后来评论这次发掘，“董君试掘十余日，知其地甲骨文字之储藏大体已为私掘者所尽，所余多属四下冲积之片，然人骨兽骨陶片杂器出土甚多。如以中国历来玩骨董者之眼光论之，已不复可以收拾。然以近代考古学之观点论之，实尚为富于知识之地。”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页。

董作宾修习国学出身，优势在于文字，并不懂得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田野发掘非其所长。因此，傅斯年把殷墟发掘的希望寄予新人。

第四节 出掌考古组帅印（1）

第四节 出掌考古组帅印

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２日，毕士博致函李济：“前函已转知Mr.　Lodge请您尽快来华盛顿之意。他建议您带西阴村研究材料来。”所档：考２１—２—２。这实际上是毕士博安排的一次述职活动。秋天，李济赴美成行，他到华盛顿与弗利尔艺术馆洛奇（Lodge）馆长商谈继续合作事宜。经过近距离的接触，洛奇对李济的能力有了进一步认知，决定继续赋予李济全权处理与中国学术机关合作进行考古事宜。

李济返国时绕道欧洲，经香港，１０月到广州，顺便到中山大学访友，与傅斯年不期而遇。此前，蔡元培、杨杏佛、李四光等人都分别向傅斯年推荐过李济。傅在写给清华的旧雨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位的信中，已出现了“李仲揆（即李四光）盛称李济之”的字样。傅在这封信中谈到李济，“……我见其驳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如他兴趣在人类学，亦好。此事我们两面如何合作，乞示知!”

李济在旅美途中就收到了傅约他会面的电报，而今两人广州邂逅，一见如故。傅斯年得知轮船只在香港停泊三天，马上陪李济改签船票延长一周。两人玩了几天，谈了几天，几天接触，心心相印。李济评价傅斯年，“在西欧长期学习使他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就在于人为地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开。他确信若不把这种障碍扫除掉，就无法获取科学知识的新方法。”“傅斯年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２页。而傅斯年也打定了“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的主意。

李济回忆：我记得他又约我到语言历史研究所去和他们的同人见面，我一看，有许多是北方来的先生，其中好像有丁山先生，还有罗膺中先生、顾颉刚先生等。那是民国十七年冬天的事情，傅先生已经送了董作宾先生到河南从事殷墟的试掘，并且那次试掘已经完了，董作宾先生在安阳发掘殷墟的遗址，发现了若干新的甲骨文，所以研究院对于甲骨文的报道，最早是董先生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百几十片。当然，那时我从事田野考古的工作已经有若干次，而且当时年纪很轻。而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李济：《傅所长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３５页。张光直曾经谈过：当年傅斯年在物色考古组主任和安阳殷墟发掘主李济致傅斯年信札。（李光谟提供）

第四节 出掌考古组帅印（2）

持者时，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年仅三十二岁的李济和四十八岁的马衡。当时马衡是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尖子。在这两个人中，蔡元培院长最后选定了治学严谨，代表现代科学考古的李济。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上旬，史语所借中山大学礼堂，邀请李济作一次公开演讲。这是一次彼此心照不宣的安排，傅斯年想让李济登台亮相，以孚众望；李济也深知这是一次展示自己的契机。李济的讲题是《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卷５期５７、５８合刊，１９２８年。。他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史料和历史的关系，与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即史料学”意颇相近。他接着介绍了最近的几项考古发掘成果，包括自己的山西西阴村发掘和安特生近年来在河南、奉天、甘肃的发掘。李济认为，安特生的发掘，方法并不精确，功过参半。特别在甘肃，安氏急于求成，竟从居民手中大事收购陶罐，导致居民随意向地下捣掘，造成考古学上的损失。对安特生的“彩陶西来说”，李济也尖锐指出，如果认为彩陶来自西方，则彩色细致的陶器应在距来源近的地方，但事实上是“愈往西愈粗”，这就难以自圆其说。李济提到最近发现的新史料还包括两项：一是法国人德日进神父在河套发现的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物，这证明中国不但有新石器时代，而且也有旧石器时代。二是北平以南发现两颗人牙，经鉴定是在冲积期以前（约十万年以前），与爪哇猿人同时，可证实中国这块土地上之有人类是在史前了。

这次讲演对李济和中国人文学术都有里程碑的意义：李济在史语所的五十一年学术生涯自此开始；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有了自家的“掌门人”。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初，李济收到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的聘书，正式履职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他随即北上，辞去清华教职，清华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关系也随之转到史语所。完善这些手续后，李济偕助理员董光忠赶赴河南安阳，会晤董作宾，细商下一步殷墟发掘的准备。李济打算以小屯为中心，往四面辐射，在三五年之内对殷墟有一个较为彻底的了解。“如此不但极可靠之三代史料可以重现人间，且可藉此训练少数后进，使中国科学的考古可以循序发展。”他对年长自己一岁的董作宾非常尊重，彼此有个君子协议，今后凡是出土的有字甲骨即由董负责研究，以尽其长。

经过一番调查，他们了解到离小屯村三四里的洹上村已收归国有的袁世凯旧宅可用，其部分房屋已拨归新成立的彰德高级中学，花园中的数间房屋可借作史语所彰德办事处。原有的一营驻军，正好起保护作用……

第四节 出掌考古组帅印（3）

１２月２０日，回到北平的李济向常驻上海的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写了一封长信，汇报安阳发掘的各项准备情况，动工初定于明年２月中旬，一些具体问题尚需尽快落实：如挖掘时通知村民，此为国办不得阻难；挖掘地点由考古组主任决定，暂以小屯村为起点，以安阳全县为范围；请县长派人核定所掘地地主损失，以便赔偿；请函交通部，转彰德电报局，同意史语所办事处来往电报照官电收费；请转饬地方军队拨二十名士兵担负保护工作，并申明兵士须听考古组主任指挥等等。

与弗利尔艺术馆的田野发掘合作经费，他向蔡元培、杨杏佛提出建议：“斯密苏利恩已寄到美金三千元作开办费；每年能认美金一万元左右。济之意此事关系政府提倡学术诚信，不宜尽用美方经费。拟求研究院月出一千五百元左右津贴此项工作，如此则事实上可说此事主体全为中国，美国方面所出经费，只算购去英文报告出版权，此为最得体办法。万一研究院经费困难不能出此，只得暂用美金。诸祈斟酌示知为祷。”这些意见显然有些书生意气，筹措大笔经费，对于刚建立的中研院无疑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李济在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３日给傅斯年的信中，为自己的考虑不周感到歉然，“经费事劳兄筹划，至以为感。虽不能作到，然所以为力者，已无不至矣。其实此事并不必如此费事，美国经费并无问题。弟所以有上次动议者，完全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想硬硬骨头。同外国人做事，不能不如此扎扎脚。他们面子上虽说是很客气，心里总以老前辈自居；对于我们这种穷小子，只是提携奖励而已，而自己以为是站在无所不容的地位。这也未尝不是实在情形，不过我们实在觉得难堪；自然，能摆脱他们的势力几分就摆脱几分；实在没法子，也只得像那‘猿人’似的弯着脖子走走再说，耐性等着那‘天演的’力量领着我们上那真真的人的路上去。也许我们的儿子（应该说我的）可以替我们出这口气，希望总要有的。”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０２页。

在那封致蔡元培、杨杏佛的信中，李济直陈董作宾首次发掘的教训，他写道：“此次董君挖掘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检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紊乱，一无记载。故就全体论之，虽略得甲骨文（约四百片），并无科学价值。唯彦堂人极细心，且亦虚心，略加训练可成一能手，并极愿与济合作，斯诚一幸事。”对上级知无不言，范围也就蔡杨两人，想不到那时也会有人过话，引起不良反应。李济深以为悔，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解释道：“彦堂为人，不但能吃苦耐劳，并且极能共事。弟极钦其为人。前函只是就事论事，然并未责彦堂个人；此为在中国一科学知识问题。不过中国社会，人（和）事多不能分，兄之所虑正是。弟因甚悔立言之不得体，以后当多加小心。”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０２页。

第四节 出掌考古组帅印（4）

了无机心，不讲情面，直道而行，既有受父亲“清高”的士大夫思想影响，又有美国十多年的“实证”训练养成的思维习惯。熟悉李济的人都听说过此前发生的一则“牙”的故事——

１９２８年“中原大战”期间，被收编的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孙殿英部，“剿匪”途中，借“军事演习”为名，用大炮和炸药轰开了河北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慈禧和乾隆两座陵墓，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将墓内陪葬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学界一位参与处理盗掘清陵善后事务的老先生，一次跟李济谈到自己抚摸过乾隆的头骨，他对李济说，乾隆的一口牙还保存得很完整。出于好奇，李济问道：“乾隆的牙，实际保存的究竟尚有多少？”老先生答：“四十枚牙，都保存得很整齐。”李济脱口而出：“这不可能吧!”老先生一再声明绝对不会错，他曾数过。于是，李济向他解释，“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化石人、现在的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会有四十枚牙的。”这不需要辩论，因为灵长目各科属的动物的牙数，已是一件科学事实；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三十二枚的。那位先生有点局促不安，话就没再说下去。圈内人都知道，他是中国文物界的大佬，得罪一尊菩萨就是对所有神灵的不敬。这类“率直”引起的麻烦，在李济未来的岁月里还会层出不穷。

生活要磨去人的棱角，而事业恰恰需要棱角。李济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与世俗社会讲究“面子”的观念，势不两立。他推翻了把古器物学局限在三代有文字的“吉金”范围之内的观点，突破了王国维时考古研究认为只有带款识的完整器物才有价值的看法，他一再告诫同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经过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就能显现真正的学术价值。”他与相继加盟的考古组同人约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队同人自己决不购买、收藏古物。他认为，这几条规定至少可以达到如下几个目的：使自己自别于古董商人和古玩收藏者；可取信于古物出土地的老百姓；虽说不足以消弭、但可以有助减缓盗掘古物的风气。这些约定，在当时盗掘古物成风、收藏古物成癖，且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可谓振聋发聩。劳榦对此评价，称之为百世不易之金针。

１９２９年初，北大史学教授何炳松发表了《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２６卷第２号），１９２９年。一文。作者罗列１７世纪至１９世纪末国外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九种说法，提出：“假使吾国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不举，则吾国民族起源之问题即将永无解决之期。”仿佛是个预言，“吾国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就在这一年现出曙光。从那时开始的考古发掘，“走出了中国历来玩骨（古）董者之眼光”。正如后辈学人李学勤指出的，“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１９２８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

考古组与安阳发掘，开始了李济的名山大业……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1）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8226;商颂》）约公元前１３００年，一个叫做盘庚的商王，带着家眷和子民，驾起牛车，赶着羊群，浩浩荡荡，辗转颠簸来到太行山脚下，修筑宫殿、开垦良田、放牧牲畜、冶炼青铜，终于使这片寂寞的田畴变为繁华的城池。洹水潺潺，素衣缟巾。王公贵族往返穿梭于街市，占卜卦问吉凶、求甘霖，祭师细心地用刀片在甲骨上刻着一件件大事要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那些传奇故事，终化作历史尘烟，化作“麦黍渐渐，麦秀离离”的废墟，成为商人在这片黄土地上重重烙下的历史之印。

一、　“中央”与地方

１９２９年春天，李济正式主持了第二次安阳发掘，发掘组织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号称“中央”，或以为地方上总会有些照应。

“安阳”县名自战国秦襄公时即载入史册，公元１１９２年改为彰德府，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１９１３年废彰德府，置安阳县。清末军机大臣袁世凯不得意时，曾“回籍养疴”，并１９２９年春，安阳殷墟第二次发掘测量情形（小屯）。（李光谟提供）

非回原籍项城，而是隐居在安阳洹上村。３月６日，中研院安阳洹上村办事处开始工作。李济写道：“我们到安阳时，他（袁世凯）的遗产已经充公，我们就住在他的家中；我曾写信给友人说：历来做考古工作的，从没有这样幸运过。”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页。

３月７日，洹上村村中、村南、村北三处工地同时开工，进展顺利。一周以后，李济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科学的考古必须具有五项条件：一是必须有问题；二是必须有方法；三是记载必须精确；四是必须无成见；五是必须有耐性。”所档：元２５—６。这是吸取殷墟首次发掘的教训而制定的新规，发掘伊始，李济就叫人绘制详细的发掘图，每一进程都作了地下文物及地层分布情况的详细记录。据石璋如回忆，“殷墟第二次发掘所用的方法，在这一次发掘，老实讲来，还是含有试探的性质。这次发掘还有一件为村人所不了解的事，就是坑内出了生土，已经不出东西了，李先生仍然命工人向下挖生土，他要挖到水面，他的目的是看地层的堆积而不是专挖东西。这种挖法，却惹起地方上有经验盗掘者的暗中讥笑，他们哪里明白地层堆积的意义。”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４９页。

发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军阀间停息的战火突又燃起，保护发掘的士兵悄然撤走，土匪开始猖獗。５月６日，发掘被迫停工。这次发掘，先后出土甲骨六百八十片，还有一批古器物、兽骨、蚌壳、陶片等。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2）

石璋如那时是河南大学中文系在安阳工地的实习生，据他回忆：当时我们跟发掘队一起住在袁家花园，我们直接到洹上村东部的袁家花园，简称“花园”报到。才住没几天发掘团听闻石友三即将开战，就预备停工。袁家花园附近就是石友三的叛军所在，叛军认为发掘团是中央的奸细，所以董先生、李先生于停工后怕被误会，就赶紧坐台车离开，河南省政府派的秘书、工作人员也走了。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５７页。李济嘱人将发掘物藏在彰德高级中学和河南省立十一中学校内，这两个学校都有董作宾的熟人。随后李济与董作宾携带一小部分文物返回北平，准备开始整理研究。此举本是因战事突发，情急之下的无奈选择，不料竟授人以柄。

安阳停工，私掘者蜂拥而上。６月２２日，留守工地的王湘致函李济，“昨县署将私掘人一共带案下监，时花园庄人屈金梁等正掘挖，见法警前来带案随都跑了。现县署向本村村长追要等人。”所档：考１—１—１７月１日，李济致函安阳县政府，“本所并未发函请销刘金和等传票，以后若仅用办事处信纸信封，而无负责签名盖章之件，概作无效。又关于盗掘古物一案，仍请查照董编辑员前函所列各节，切实究治”。所档：元１５５—４。李济终于明白，县署与私掘人不过在演双簧戏，其目的是糊弄“中央”，维护既得利益。

李济回到北平，恰逢史语所从广州迁来，考古组迁在北海静心斋。据所务会议议定，史语所原设的八个组合并为史学、语言学、考古及人类学三个组，李济与陈寅恪、赵元任等，受中研院院长蔡元培聘，分别出任考古（三组）、历史（一组）、语言（二组）组主任，此一格局一直维系了几十年。

转入紧张的案头研究，李济每天往返于方砖厂的家与北海办公地之间。８月３１日，他写信告诉已回美国的毕士博，“近三个月工作团之成果相当可观，在离开田野前定将工作报告寄奉，据闻今秋你可能再次来访，望能讨论Freer　Gallery与史语所之进一步合作”所档：考２１—２—１２。。不久，他写的《小屯村陶器初论》报告稿Manuscript　Report　Preliminary　notes　on　Potteries　from　Hsiaotuntsun（打印件共５页、插图２０幅）。如约寄往美国弗利尔艺术馆。１０月，李济主编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正式出版，“报告”揭示了两次发掘的部分结果。李济撰写了《发刊语》《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殷商陶器初论》等篇文章。蔡元培在“报告”的序言中指出，殷墟发掘“已经显然表示在中国的考古学的转方向”，这种新方向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立足点是整体的，对文字和器物的探究注重系统性，“以前尚无如此从基本下手者”；二是问题的结构，一如自然科学，取实物为证，“不以设定为决论”，而是按实物材料——问题——旁证参考——适当的观点这样一条路线处置，这乃是“求客观知识的态度”。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3）

十月金秋，收割之后的安阳大地，转眼间褪了颜色，起伏的土地裸露着苍黄。经过暂时的疏通，第三次殷墟发掘在李济的主持下又将开工。然而，上次仓促停工，李济与董作宾携少量出土物回北平引起的误会，加之当地盗掘者和文物贩子等利益集团的策动，各种流言荒草般蔓生。领头者是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他是河南商城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蒙学部，自称罗振玉的弟子。他在致河南省政府的函中提出，“请准将掘得器物，仍留在开封保存，俾河南人有所观感，庶于地方文化及公开研究学术两得其益。”“本省既有如斯重要之文物，襄助他人发掘，何如自动发掘？……可由兼职之民族博物院经费项下协助。如此自动发掘，则他方再有借口开掘者，即可一律谢绝。”所档：元１５１—４。何日章借维护乡邦利益的冠冕堂皇其实暗藏着私心。１９２９年春，殷墟第二次发掘。前董作宾、后李济。（李光谟提供）

河南省政府致函中央研究院，转录何日章的原文。１０月２１日，何日章手持河南省政府的批文赶至安阳，声言安阳考古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李济电告傅斯年，“省政府拒绝中央挖掘，暂停工”。胜算在握的何日章招工自掘，鸠占鹊巢，在史语所开挖的工地上连续挖掘两个月，所得甲骨古器物甚多所档：元１４１—１a。。

此时，冯玉祥掌控的河南地方政府拥兵自重，“中央”对地方毫无约束能力。中研院总办事处收到告急电后，在致河南省政府的公函中，只能曲尽其意：查发掘古都系考古学上之要端，不只为地方文明之表率，实藉此以供全国人士之研求，并谋贡献所得于全世界，尽人类应尽之责任。其开掘之方法，重在立完全之计画，作系统之探求，藉以知古事古物之相互关系，及其当年入土之位置踪迹，本非专以搜寻器物为唯一目的也。此种发掘，必须有专家指导，方能从事，否则一铲才下，而古事古物已为损毁不少，且正不知其地域之已否掘准也。……所得古物为利于详密之研究计，自不能不先行运回本院。一俟研究结束后，即当分列于中央及省立博物馆，以供参考，断不欲据为己有。……同此国土，同属国民，共致力于学术，何畛域之可分。所档：元１５１—８。蔡元培一面斡旋地方，一面劝慰傅斯年和李济：“连接电函，藉悉在汴时种种辛苦及回平后疲病状况，万分不安，唯祝迅即康复而已。安阳发掘事，赖兄临机应变，得以排除障碍，感佩不遑，宁有他意。弗虽短于机智，然对于善用机智者甚佩之，目的神圣，手段虽非绝对的善法，然有时亦不失为正当也。详细报告已读过，并不潦草，请勿念。济之先生之报告，亦读过，关系重要，成绩优异，不胜欢忭；唯望继续进行，不遇阻力而已。……”真理无奈权力，蔡元培在信中叹道，“除向南京政府设法外，亦一筹莫展。恐安阳已为何日章等之舞台，无可挽救；然彼等欲壑有限，而地宝无穷，他日总有继续工作之机会，待之而已。”潘光哲：《蔡元培与史语所》，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２０２—２０４页。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4）

１０月２３日，为争取当地权要对考古发掘的支持，李济联合驻地的彰德高级中学校长共同请了一桌客，不意反遭其辱。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今日休息，却受了一阵闷气。因请的时候为正午，等到两点半钟才到。这位县长是初次见面，却把我们的事（安阳发掘纠纷之事），一句也没说，只带了五个马弁，吃了一阵，扬扬而去。”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种窝囊气，令人寒心。两天后，李济以“安阳工作进行无术”为由，向中研院请辞考古组主任职所档：元１４１—２a。。蔡元培、杨铨（杏佛）回电劝勉：“安阳事必以全力争最后胜利，幸勿言去。铨即晚赴京交涉。”所档：考２３—４。１０月３１日，蔡元培又致函李济：“何日章捣乱事，除以全体之力与之周旋外，别无关个人之抱歉与引咎，务请照常进行勿遽萌退意。”所档：考２３—５。拳拳相勉，李济义不容辞，他回函杨杏佛：“此次考古组顿遭横逆，除引退外实无第二办法，蒙蔡先生及兄与孟真兄多方努力，率使彼方有就范之意，济自当遵命再行前往，以尽前功。”所档：考２３—６。李济请辞不为一己之誉，而是担心“田野工作横被摧残，进行无术”所档：考２３—１。。１１月２３日，他在给董作宾的信中，谈到何日章破坏殷墟的具体情形：至于彼等挖法，实在可笑可恨之至。传闻彼等已得之墓葬，皆为见头挖头，见脚挖脚，十有八九，均捣碎了。无记载、无照像、无方向，挖完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此等方法名之曰“研究”。而省政府提倡之，此真中华民族之羞也。派来三人之个人态度，却实在可怜，彼等自云为办差事，只希望挖挖交差，固无丝毫兴趣也。所档：元１５１—１８b。１１月２４日，傅斯年冒着寒风赶赴开封，凭借一些学术界的旧好，四处托人拉关系，也在当地登报申明：“史语所进行的殷墟发掘，旨在促进我国史学的发展，便利学人的研究。李、董二人带回本所的一小部分古物，实为整理研究之用，绝无据之为己有的私念，一俟整理完毕，即与其他出土物一起陈列于首都和本地，以便学人参观研究之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页。他还诚恳表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愿借殷墟发掘之机，对河南学术界作出帮助，如欢迎河南高校派专家学者参加发掘，为河南史学研究培植后进，史语所学者充当河南研究工作顾问等等。其时，傅斯年下榻河南中山大学。一晚，他在学校大礼堂作了题为“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他批评过去中国的考古学家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他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据当时的听众回忆说：“上至天文、下至地质、科学，哲学、文学、史学等无不涉及。谈词锋利，好像长江黄河滔滔不绝。……一讲两三个钟头毫无倦容，并且让大家提出问题，当场给解答。虽大雪盈尺，而来听讲的人则大礼堂上几乎不能容纳。”他的热心热肠融化了寒冰，加之有关方面的斡旋，误会逐渐消融，到１２月底，纠纷基本得到解决。此番经过，李济回忆：“傅先生亲自到开封办交涉，一待待了三个月，他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们说：你瞧，我为你们到安阳，我的鼻子都碰坏了!他对我们说这个笑话说了好些年。他为这个事情直接找到蒋介石，请蒋介石出一个条谕在安阳，才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件事情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就做不下去。”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北京：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１４８—１４９页。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5）

殷墟第三次发掘在被迫中断三个星期后，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又复工了四个星期。收藤结大瓜，就在最后一天，发掘团挖到了“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还意外地发现一片彩陶，李济喜不能禁——后来竟被证明是小屯发掘前后近十年中唯一的一片。这次还出土了一具人体俯身葬骨架。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写道：“十八年十一月李济之先生从安阳来平，１９２９年秋，李济在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现场获得唯一的一片彩陶片。（李光谟提供）

携着他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所得的重要物品。他很高兴，虽然这次发掘中间发生种种阻梗不能如我们的预期的计划进行，但所得的物品，在数量上及意义上，竟超过前两次的发掘。当李先生开始清检这重要的发现，我得最先的一件一件的见着，李先生并且特意地指出这次从殷墟层所得的着色陶片，他说：‘据小屯有经验的工人说，挖掘三十年来，从未遇着这样的陶片。’”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３期，１９３１年。

那块彩陶片给了李济重要的启示。他在随后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第二期《安阳发掘报告》上的《小屯与仰韶》一文中，指出仰韶文化与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仰韶文化要早于小屯若干世纪，两者无一脉相承关系，如果说有关系，最多不过像远房叔侄的关系。——他对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始终耿耿于怀。那具人体俯身葬骨架也给了李济很多启示，他曾在１９３１年燕京大学作学术演讲中特别举了“俯身葬”的例子，在其后主编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上，还发表《俯身葬》一文。文章谈到，从当时的资讯信息所知，世界其他地区尚无俯身葬的发现，李济的结论是：俯身葬为中国铜器时代中期的习惯。与殷墟文化相距不远；此种葬法从殷都由此迁移后仍继续一段时间，但在青铜时代结束以前已改为仰身葬；可以认为俯身葬是殷商民族的一种葬法。那块“大龟四版”让董作宾痴迷了好久，通过整理研究，１９３１年６月他发表了《大龟四版考释》，提出了“贞人说”，对甲骨文断代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济在一篇总结前三次发掘成果的文章中写道：“前三次发掘的结果，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殷晚期的文化，文字的构造固然程度很高，物质的享受也程度很高，已经达到了青铜时期。’就全世界文化来看，这是极可注意的事。百余年来，欧美人研究中国文化，以为中国铜器的发见最早不出西周。从此次发掘以后，证明了铜器在殷末已经存在。我们新近讨论殷末铜器和西方的关系，就形式上看，和青铜期第四纪的器物极相近似。”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页。

李济作为考古学家的不同凡响，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傅斯年语）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6）

二、　“拉锯战”与“儒莲奖”

安阳并非一座孤岛，大规模的田野发掘在中国也只是开端。不但河南方面有责难，就连学界也有微词。南京《史学杂志》就曾发表中央大学教授柳诒徵的《论文化事业之争执》一文，质询史语所田野发掘的正当性。针对柳文，傅斯年在致该刊编辑的一封信中逐一辩白。他回答李济携带文物回北平的原因时说：“其后军事繁兴，安阳土匪四起，李济之先生在章河桥被炸五小时前携数骨类陶类来北平本所，以求工作之不断，更以便北平专门学者之参与研究。此本研究中必有之处置，为一切文化国家之通例。果因而误会，来函声询，自可充分解答。”至于何日章的地方自主发掘纯属闹剧：何日章突于十月初旬到安阳，布告禁止吾等工作，由彼之妻舅警察学校毕业轩君率领“发掘”，无方法，无问题，公然声言是来找宝贝的。……经长时之接洽，始得与河南省政府作五条之约定。乃斯年一去开封，何君又设术推翻此案，更派其警官妻舅前往大掘。此真殷墟之悲剧矣!

若何君果能组成一个像样的发掘团，吾等本可奉让。无如何氏中仅有一位号称古学家之关君，从未一履安阳工作之场。率其事者，乃其警官妻舅。无照像专人，仅雇一照像馆员学我等工作时照像，而不知其何谓。遇一墓葬，见头取头，见脚取脚，积而成之，不知谁为谁之头。其葬式之记载，更无论矣!陶片则一往弃置。见吾等收之，偶效吾等保留若干。若地墓问题，更不知何解矣。又专以市场价值为价值。彼等初次到安阳，经介绍到吾等工作地参观三日，不言何为。见一白瓦片，大喜，谓若置开封，可值九十余元。近督责工作，亦以谁能找到出宝的地方，则分半价奖之为言。此真太不成事体矣!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６４—６６页。１９２９年秋第三次殷墟发掘。后排左起：□□□、□□□、董光忠（美国人）、李济、董作宾。（李光谟提供）

何日章有了倚仗，更加理直气壮。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他著有一本《发掘安阳殷墟甲骨文之经过》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大造舆论。他向河南省政府呈递报告，要求假河南图书馆暨民族博物院之名自行发掘，谢绝中研院考古组的发掘，令安阳县长协助办理。其引证的法律依据是内政部《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第四条第五项：“其他金石陶器雕刻等各类古物，应调查收集，就地筹设陈列所，或就公共场所附入陈列，并严定管理规则，俾免散失。”及第六条：“各省县政府为保存辖境内名胜古迹古物，得于不抵触现行法令范围内发布单行规则。”何日章敢于与“中央”唱对台戏，根子在有河南地方政府的指使，而国民党政权也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全国地下文物的保护和发掘，也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研院调整策略，１１月４日致电河南：“院掘安阳古物，全为研究发扬吾国文化，俟结束后，当分陈中央及省博物院。”

１９３０年春天，第四次殷墟发掘刚着手准备，何日章已抢先一步在小屯挖掘。３月９日，王湘函李济，“轩仲湘在四盘磨挖掘，与地主郑有冲突，小屯村张学献和各地主，亦趁势追轩贴偿地价……”所档：考１—１—４２。轩仲湘，何日章派的人。３月１０日，李济、傅斯年致电蔡元培、杨杏佛，“何日章趁火打劫，乞院电豫省府严重质问，前约何以自定自翻，并请国府严令豫省须即停工，查办何氏。”所档：元１４１—２５。４月８日，王湘函李济，“轩（轩仲湘）忽又来彰，并出价收买知道什么地方出东西的人，如此，小屯人怎能不受他的引诱？”所档：考１—１—５０。干扰再三，史语所殷墟发掘被迫中止。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7）

安阳发掘虽然暂停，其产生的影响却日益彰显。１９３１年２月下旬，李济在南京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和山东龙山遗址发掘成绩展览”，并做了几场题为“中国上古史的新材料及新问题”的演讲，在中央电台播讲了“国立中央研究院三年来之考古工作”的专题，引起人们极大兴趣。蒋氏夫妇与国民政府戴季陶、孙科、居正等要人，悉数出席观展，舆论为之轰动。考古发掘的成绩还改写了历史，学术界开始承认殷商时代为“信史”。中小学的多种历史教科书当时全国并无统编教材。也都把中国上古史部分做了相应改写。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中国学术的新进展十分关注。１９３２年，他看到中研院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向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当年的一千五百法郎奖金的儒莲儒莲，或译作于里安，法国语言学家（１７９９—１８７３）。奖赠与史语所。“儒莲奖”以法国第一代汉学领袖的名字命名，“赠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３月，伯希和致函蔡元培，他写道：“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史语所获奖的意义，显示了以李济为首的中国学者在考古学领域的艰辛努力，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蔡元培在复函中表示，“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稍有发见，竟承嘉许，为提出考古与文学研究院，得领于里安奖金，深感先生提倡盛意。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敝国以水灾及兵事之影响，经济困难，敝院亦感竭蹶；然一切研究工作，均仍积极进行，安阳发掘，亦继续工作，敬希勿念。”蔡元培：《蔡元培文集》（卷１１&#8226;书信&#8226;中），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７３９—７４０页。

三、　分手弗利尔

殷墟考古发掘暂停，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趁机“就坡下驴”。

此前，殷墟的第二、三次发掘，按照史语所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方式，经费的一大部分都由后者提供。但弗利尔艺术馆的主要目标是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与史语所的工作旨趣大相径庭；毕士博对李济和傅斯年在合作中坚持的“以我为主”的原则也颇为恼怒。

据李光谟讲述：中美联合考古发掘，傅斯年后来跟弗利尔干了一架，合作不成了。只搞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就拆台了。为什么李济有一阵子要去山东城子崖呢？是１９２９年跟河南省有矛盾，才去山东作了一年。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不承认，说当初的合作协议没有山东，他并非不愿意，只是想争取更多的优惠条件。傅斯年当然不干，来回打笔仗，他对美国人一点不客气，只是语气还顾全国体，不算太伤人，但提的条件很苛刻。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晚成都，李光谟口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１９３０年春，弗利尔艺术馆作出了终止合作的暗示。同年６月，李济主动提出辞去弗利尔艺术馆驻中国考古发掘队的职务。１９３１年３月２日，李济写信给毕士博，就双方在安阳发掘时期的合作中所发生的不愉快和误会作了详细说明，驳斥了对方的不实之词，并应允在年内送去最后一份英文报告所档：考２１—２—１４。。当年１０月，李济按合同约定，交齐了给弗利尔艺术馆的全部英文报告，其中有《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存性质的初步考察》Manuscript　Report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Deposit　of　the　YinShang　Site　at　Hsiaotuntsun，　Anyang，　Honan打印件（共１１页，附刘屿霞所摄地图１幅及计划，另照片１幅、插图７幅）。《１９２８至１９２９年殷墟发掘报告》Report　on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Excavation　at　YinHsu打印件（共１３０页，照片及图版３０幅）。等。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8）

在一个弱国穷国从事考古，既希望得到国外提供的资金技术支持，又要维护民族自尊，有时真是进退维谷。李光谟说：比如粘铜器陶器的虫胶，长条，像口香糖一样的东西，味特别好闻。那种东西要从美国进来，成桶地买。出土的陶片没那个东西，就粘不起来。就为这个还要给他们（弗利尔）造预算，多一点都不行。

最初合同就是冲李济签的，他在清华，弗利尔跟清华签；他到中央研究院人家跟中央研究院签，就因为他是弗利尔科学考察队的正式成员。弗利尔为了在中国搞考古，要跟中国人合作就要有合作的条件。父亲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当然知道规矩，他事先就向弗利尔艺术馆提出两个条件：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团体合作，发掘出土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对方提供的经费可以接受，交换的只能是研究报告及相关资料。否则宁可不签合同。弗利尔也在和别的地方谈，也按李济的模式一样做。北师大跟它有合作项目。中研院是头一个跟他们合作，也是头一个反目的。父亲到最后也吵架了，是在傅斯年跟弗利尔吵架之后。

我为什么说虫胶的事呢？他们硬要一点一点地算，硬给他抠，给他提供一台打字机规定只能打与弗利尔有关的内容，不能打别的东西。最后分手父亲也没太生气，背后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称“中基会”）成立于１９２５年。美国国会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中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并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款项交给“中基会”掌管，其任务是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基会”首任董事会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中国董事有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学者范源濂、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周贻春、丁文江等。（以下称“中基会”）撑腰。傅斯年是一刀两断。父亲跟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关系断了，但认为毕士博这个人还不错，是做学问的。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很怀念他。

我后来去弗利尔艺术馆要材料，艺术馆已撤销了。接替它的是福特博物馆。福特博物馆说父亲给弗利尔艺术馆的文章只发表了一篇，他们也没完全履行合同。美国人一撤走，“中基会”就给钱了。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晚成都，李光谟口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中基会”接受胡适董事的建议，自１９３０年起，即授予李济考古学教授讲座一席，１９３１年又每年补助史语所考古组一万元的工作经费。有了这种支持，考古发掘才能支撑下去。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1）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

一、　山东古迹研究会

１９３０年夏，史语所考古发掘离开黄河之南，移师太行之东。史语所与山东颇有渊源，傅斯年家是山东望族，吴金鼎、于道泉等也都是山东人。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等地方名要都是傅斯年的朋友。傅斯年曾这样谈起山东考古的起因，“我与这件工作之关系，半在内而半在外。虽然我十多年来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向山东去考古，也多少因为我是山东人，才作了‘乡导’。”

今日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最初，史语所想在临淄建山东田野工作中心，派于道泉、吴金鼎前去考察。８月底到１０月初，他们在呈傅斯年、李济的几封信中报告了解到的情况：“到了营丘，惊见临淄古迹已被公然发掘，亦喜得从发掘的沟中稍得领略临淄文化层之内容。”“农耕可能不知不觉践踏着石器及珍贵之陶片，所可寒心者。”“临淄文化层之包藏极为丰富，可发掘之区域业已找到三四处，唯临淄一带的人工近来贵得很。”“直到今天所得的印象就是临淄古迹之值得发掘是毫无疑问的，希望傅先生马上就来山东接洽一切。”所档：考１—２—４２、４６、４７、４８。１０月６日，李济、傅斯年回电，“盼多识地方学界人士，如今秋工作至少一位留待。弟等当赴济。”所档：元１７０—３。河南的前车之鉴，他们不得不事先防范。

１０月中旬，李济赶到山东济南，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先去临淄察看情况，返回济南后，吴金鼎又陪恩师到他发现的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考察。两相比较，李济考虑到临淄古迹工程浩大，涉及面广，时间和经费都不足，且与史语所“加长中国上古史”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决定先发掘城子崖遗址。城子崖是吴金鼎几年前偶然发现的。１９２８年４月４日，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的吴金鼎回山东调查古迹，在行经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市）东北的城子崖台地时，看到断崖上有火烧的痕迹，土里有陶片、贝壳和动物骨骸，随手还挖出两枚粗糙的骨针，细察土层，不见金属、瓷器碎片，更无煤渣，吴金鼎意识到这是一处远古文化遗址。后来他将前后六次平陵汉代济南郡平陵县治所遗址，位于济南城东章丘市龙山镇东北。考古调查的经历写成《平陵访古记》。因殷墟发掘的启动，城子崖遗迹成了一道“伏笔”，而今是重写华章的时候了。

１０月２７日，傅斯年也赶来济南，他与李济代表中研院与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反复磋商，并报经山东省政府通过，商定了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的意见：以中研院与山东省政府的名义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由中研院史语所与山东省教育厅各聘二至五名组成；研究会设委员长一人，工作主任一人，秘书一人；会址设于济南，并于发掘地点设办事处；工作分为调查、发掘、研究三步，中研院担负科学发掘的指导之责，山东省政府担负保护之责；经费由中研院与山东省政府分任，必要时可由中研院独自承担；发掘所得古物均存置本会，以便研究，唯因研究之便，得由本会通过，提出一部分在他处研究，但须于一定期内交还本会；发掘工作暂以龙山及临淄为试办区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４—４６页。。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2）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４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济南原山东大学工学院院内挂牌成立，研究会中研院方的委员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山东省方有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及刘次箫、张敦讷等。傅斯年任委员长，李济任田野工作部主任，王献唐任秘书。研究会决定在章丘城子崖遗址进行首掘。

消息传出，风靡泉城。山东古迹研究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何思源主持会议，请李济演讲，各路记者纷至沓来，当地文化人蜂拥而至，一座大厅被围得水泄不通。

李济先讲山东发掘为何首选城子崖。他谈到，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得择一个若明若昧的时期作起发点。大部分学者都选择夏、商、周三代，因为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在此时打定的，要能把这将近两千年长的文化，找出一个原委，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大部就可解决。这个时代的晚期，文字虽已大备，然而经秦始皇一把火，传下来的可靠的史料实在有限。所以这一时代的史料，除文字外，不可不注重无文字的器物。器物制作，不但可以看出当代的风尚，还可以看得出当时生活的状态及工业的程度。只要是这一时代留下来的人工制作的东西，残的或是整的，都是我们的重要史料。……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有石器的遗存，就是我们选择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个理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希望通过城子崖的发掘，来一次史料上的拨乱反正，为推翻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提供实物支持。李济讲到，这几年在奉天、山西、河南、甘肃一带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大部分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陶器，陶器上有彩画的装饰。这种带彩的陶器，与中亚、小亚细亚以及东欧所出的均有若干相似处。这就是外国考古家注意中国这种发现的基本原因。由这种材料的比较，就有好多学者指它们为中国文化原始于中亚的证据。所以近数年来，那沉默了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原始于西方的学说又复活起来。这学说自然由此得了些强有力的新依据，不过就这些已经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地域上的分配看，尚不能完全实证。因为这种带彩陶器所占据地方，只在中国西部及北部。东北部的大平原，如河北省的东南，河南的东部，以及山东一带，尚没有发现这类的陶器。所有这些新发现研究的结果，令人自然的想到下列的问题：中国内地东北平原是否也有个石器时代？要有的话，是否也有带彩的陶器？城子崖的地点居这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点，它不但出了石器，并且出了与西部、北部石器时代遗址完全不同样的贵重陶器。这种石器时代的遗存，在中国内地尚是头一次发现，与中国商、周的铜器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它的重要性，是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一看就知道的。李济的演讲，无意中点燃了听众的民族主义薪火，也成为争取支持的最好动力。

演讲完毕便是自由提问。有记者问，“请问李博士，你们的掘地考古，与平常土匪之扒坟盗墓有何不同？”李济答道：“我们与盗墓者在工作方式上有相同之处，都是干的掘人祖先墓庐的营生。但我们与他们的目的与方法却截然不同。从古至今，贪嗜成性的古董商人肆意掠盗、无所不为，致使中国众多考古遗址惨遭破坏，令人不胜惋惜。此辈歹徒之卑劣采集手段，导致广大公众对古器物之出土地点、层位及连带关系全然无从得知；而此种知识乃为进一步系统发掘所必具备。古遗址之惨烈破坏，遗物之四散流失，唯有实行科学发掘为宗旨之考察方得遏止。科学发掘之结果，不仅能以古代遗址及遗物之科学价值取信于公众，并能促进对其施加必要保护，并传布科学考古学知识之进步。”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3）

还有记者问，“倘若你们在龙山镇挖到很多宝贝，会不会像在河南那样，统统运回北平？”李济回答，“这正是今天开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首先要纠正的是考古不是挖宝，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增进我们关于历史的学问来说，地下的瓦砾骨头与黄金珠玉并无区别。其次，我要说的是，即便我这湖北佬存心要把你们山东的‘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山东城子崖首次发掘开工前。后排站前第一李光宇；左八王湘；右二李济。（李光谟提供）

宝贝’偷走，我们的傅所长和我的学生吴金鼎先生也不会同意，因为他们二位都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李济的幽默与机智激起一片笑声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４—５７页。。

傅斯年有四两拨千斤的气度，李济有运筹帷幄的缜密，加之傅斯年吴金鼎何思源王献唐等人缘地望，城子崖发掘已是风正帆满……

二、　城子崖的“求仁得仁”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７日，城子崖遗址的首次发掘开始，仍由李济主持，参加者有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李光宇、王湘等人。

这次发掘在李济的具体指导下，采用了考古层位学的方法，详细绘制了地层图。“地层”一词是从地质学中借用而来的。人类居住的地方，天长日久必然会在原来的生土上堆积一层熟土，因其多呈灰色，所以也叫灰土层。在灰土层中，常夹杂着人类活动的遗物，这种包含人类文化遗迹的灰土层，考古学上称之为“文化层”。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同一地区生活，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层”。如果有一时期没有人类居住，就会堆积一层天然堆积物，如水流冲积形成的淤土、风吹形成的沙尘以及草木朽烂形成的腐殖土等等。这种自然形成的堆积层，考古学上称之为“间歇层”。如果没有发生扰乱，上层的年代必然晚于下层的年代。城子崖台地的断崖上清晰可见的文化层，犹如一部人类生活状况的纪年史。

这次发掘颇为顺利，先后进行了一个多月，于当年１２月８日结束。最有特点的出土物是黑陶，其中的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李济将发掘物，交给城子崖的发现者吴金鼎负责整理。半年之后，吴金鼎将发掘出土的陶片和石器刻完记号，整理完毕，并形成了对龙山文化的总体思考，写出《龙山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一文。

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件，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华北也笼罩着一层战争的烟云。这年夏天，取得哈佛考古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返国，应李济之邀加盟考古组。１０月，李济便将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的重担交给梁思永。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4）

城子崖遗址经过连续两次发掘，获得了重大发现，遗址内呈现“三层叠压”的壮丽景观。最上层是周代文化城址，曾为古谭的国都，已使用青铜，陶器以轮制为主，有正式的文字，与中国古史的记载相印证，所属年代由此推定。中层是夏代的岳石文化层。最下层是原始社会晚期的龙山文化层，属石器文化，陶器以手制为主，但轮制已出现，所出土的黑陶和粉黄陶，技艺精湛，造型奇特，极富创造与想象力。此类工艺，到上文化层时似已失传。

城子崖出土物的卜骨上层只用牛胛骨，下层兼用牛、鹿胛骨，故可推论上、下两文化层虽属两个时期，但实为一个系统。由卜骨而知，城子崖文化与殷商文化为最直接的传承关系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４—９６页。。另有多件出土物也看得出与殷墟的关联，如版筑与“夯土”，也可以反过来重新认识殷墟的建筑遗迹。

城子崖遗址首次发现的黑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文化体系的代表，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李济认为，“龙山文化”乃中国东部文化圈内由史前到有史可稽的历史期间的重要桥梁；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

傅斯年以诗的语言称颂城子崖遗址“是一个千年大树的横切面，又是一个多数脉络的交汇所”。此次发掘工作，“为史前时代考古之一基石，在中国考古知识之征服上，建一形胜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学作一个前驱”，“为昆仑山下一个长源”。他在《城子崖&#8226;序》中写道：谈到这一个发掘工作所获取，本书之众位作者或不免“求仁得仁”之喜。到山东去作考古发掘，本是假定山东一带当有不同于陕甘及河南西部之文化系，已而发现很别致的黑陶，众多之情形使工作者不能不设定黑陶为一种文化系之代表，其作用一如彩陶之在黄河上游。到殷墟以东作考古发掘，本是想看看殷代文化系之向东分配情形，已而在城子崖发现甚多物件，足与殷墟出土品比较连贯。先在城子崖作考古发掘，本是想藉此地为发掘临淄瑯琊及其他海滨地带之初步尝试，已而此一发掘所得者，使我们遵循海滨工作之兴趣更炽盛。科学的工作不是独立的，一工作之影响所及，要待他工作出来，然后可以认定。盼望这个工作堪为史前考古时代之一基石，在中国考古知识之征服上，建一形胜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学作一个前驱。傅斯年：《城子崖&#8226;序》，《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３８页。城子崖发掘的意义，在傅斯年看来，也是一次争“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的胜利。他写道：即以考古学而论，在中国追求于中央及西方亚细亚彩色陶器有亲属关系之中国彩色陶器之分布，诚然是一件绝重大的考古工作，然中国史前及史原时代之考古，不只是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若以这个问题为第一重心，则仿佛觉得先秦二三千年间中土文化之步步进展，只是西方亚洲文化之波浪所及，此土自身若不成一个分子。我们现在所有的知识，已使我们坚信事实并不是如此的。又如近年时行讨论的斯其太形象，有的欧洲学人在未断定此项物品出现于中国土地之年岁之前，先预断其流传方向是自西向东的。我不是说这个断定事实上错误，我只是说这个断定尚无事实为之证明。傅斯年：《城子崖&#8226;序》，《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３８页。１９３１年，李济发表了《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一文。三年后，他与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合撰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8226;城子崖》出版，李济在序言中明确阐述了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古史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5）

此前数年间，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否定了以经学为中心的古史体系。他们认为古人言之凿凿、顶礼膜拜的三皇五帝等无非是春秋以降层累地造成，或子虚乌有，托古改制，或来源于商代神话。古史辨的支持者胡适甚至也有过“东周以上无史”的言论。

革命是“破”，建设是“立”。安特生的仰韶“彩陶文化”，史语所的殷墟发掘以及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城子崖的“黑陶文化”等，考古学的成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史记》关于商代尤其是晚商的记载是大体可信的。１９３４年，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8226;序》中写道：考古工作是极有准绳的，至少我们应该以此自律。我们固不惜打破以中国上古为黄金时代的这种梦，但在事实能完全证明以前，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也只能算一种推倒伪史的痛快的标语；要奉为分析古史的标准，却要极审慎的采用，不然，就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

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8226;序》，《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０６—２１０页。

１９３３年秋，李济骑驴赴山东滕县安上村工作地。（李光谟提供）

在同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还说：“十余年前，旧一点的史学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一点的史学家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这两种态度都只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等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实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些转变。”这时，“中国古史就渐渐脱离了那载籍真伪的辩论。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史乘完全消失了它们的价值；由这几年古史辩论的趋向看，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原载《东方杂志》，《李济文集》（卷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２５—３２６页。“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锄头考古学”夯实了古史重建的基础，学界开始走出“疑古时代”。这一进程，正如历史学家翦伯赞后来指出的，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资料出处：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１—８３页。。

第三节 回师河南（1）

第三节 回师河南

一、　“卷地毯”与后冈三叠层

１９３１年，军阀间的中原逐鹿终于战火熄灭尘埃落地，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反蒋联军败北，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蒋的心腹刘峙出掌河南省政府，局势趋于稳定。

中研院史语所取得了与山东合作的经验后，蔡元培出面与刘峙商谈，与河南合作发掘安阳殷墟的意向初步谈妥。随后，经傅斯年、李济与河南省教育厅多次磋商，落实了合作的具体办法：河南省教育厅遴选一至二名专业人员，参加中研院安阳殷墟发掘团；发掘工作及所获古物，均由安阳殷墟发掘团缮具清册，每月函送河南教育厅备查；所掘古物移运适当地点，须函知河南教育厅备查；殷墟古物除重复者外，均于每批研究完结后，暂在开封陈列，以便地方人士参观。俟全部发掘完竣，研究结束后，再由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会商分配陈列办法资料出处：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１—８３页。。

障碍清除，道路畅通，第四次殷墟发掘行将恢复。当初，首次发掘的机构叫“中央研究院掘地层委员会”，写在一块白布上，挂在小屯村内马王庙的墙上。第二、三次发掘，叫做“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团”。这次改称“国立中央研究院安阳殷墟发掘团”，已带有名正言顺的意味。

１９３１年３月，李济率众在和煦的春风中再赴安阳，发掘团有老队员董作宾、郭宝钧和王湘等，有首次参加安阳发掘的梁思永、李光宇、吴金鼎和刘屿霞等，河南方面亦派出关百益、许敬参等参加发掘。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教训的积累，李济制定的发掘方法也越渐成熟：在大面积的发掘前，先作点的探找，次作线的观察，再作面的揭开，最后作体的发掘。吸取城子崖的经验，这次因地下普遍有古代遗存，故不再试探，径行测量规划发掘网。李济将发掘工地分为A、B、C、D、E五区，十米见方为一个探坑，每间隔数米即一个探坑，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推进。

声势浩大的发掘，历时五十一天，除了出土七百八十二片有字甲骨及多件青铜器、玉石器、骨蚌器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遗址。考古遗址是过去人类生活的“琥珀化”，凝聚了当时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时遗址的发现比遗物更有价值。以往的发掘，以为生黄土层不含遗物，不具考古价值，其实是因其发掘面积过小，没有发现生黄土层的整体形状和全部联系。这次“卷地毯”式的大面积揭露，使各处发现的生黄土连成一片，揭示出了原来作为宫殿基址的形状，丰富了对殷墟遗址的认识。

自１９３１年春季开始，小屯的发掘范围向东扩展到后冈，向西扩展到四盘磨，李济的意图是“由外求内”，先发掘小屯的四境，再探求小屯。后冈与四盘磨的发掘分别由梁思永和吴金鼎两员大将主持。

第三节 回师河南（2）

后冈遗址，北临洹河，位于小河湾南岸的一处台地之上，西北面是傍河而立的十几米高的黄土壁，东北是一片河水沉积的沙滩，东南两面地势平坦。李济曾经写过，“１９２９年发掘小屯时，天天走过后冈，看它那隆然高出四周的形势，遍布绳纹陶片，那时就动了掘它的念头。”

梁思永主持的后冈工地，经过连续几次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其上文化层，为浅灰土，属殷商文化，出土陶器颜色灰黑为主，兼有少量白陶和釉片，器型以鬲为主，还出现了形如古代武士头盔的冶铜坩锅发现者吴金鼎将其称为“将军盔”。，骨器类型有箭镞、单孔刀及刻字甲骨；中文化层土色呈浅绿，发现了大量与城子崖遗址出土陶器纹饰、器型完全相同的磨光黑陶，明显属于龙山文化层；下文化层为灰褐土，属仰韶文化层，未发现卜骨。

梁思永细心地观察到，后冈遗址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方向移动，这大概与洹水的活动有关，因为洹水所冲积形成的三角沙洲是向东北推进的。也许，古人就是利用洹水向后冈退让的优势，完成了三种文化的依次演进。他进而推测：第一次彩陶文化的人们在西南角留下一个小土堆；第二次黑陶文化的人们在小土堆的东北方向建成一个较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废弃之后，后冈大致形成；第三次白陶文化的人们在黑陶的废墟上继续堆积，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后冈。可见，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显然存在缺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曾发生过密切关系。

刘燿（尹达）后来评价：“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夏鼐也说，梁思永“自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夏鼐文集》（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２８页。

上述评价并非过誉，但１９４９年后，也有人借机作文章，厚此薄彼，打压去了台湾的李济等人。张光直曾针对“梁思永之前中国考古学界田野技术并不地道”的观点指出，１９２８年的时候，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够高。当时英国人在印度搞发掘，仍是一大堆人站在探方里。新的方法尚在探索中。梁先生因在美国西南部搞过发掘，受祁德指导，又有当地特１９３１年春，因战争即将爆发，河南安阳殷墟第四次发掘（小屯）收工后，交通中断，坐站车脱离安阳情形。（李光谟提供）

殊地貌的启发，因此容易形成“很大一片整个挖的概念”，从而使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张光直：《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与前景》，《考古》杂志，１９９７年第９期。。那时人们的认识也许有被意识形态涂抹过的痕迹。

第三节 回师河南（3）

梁思永后来得了肋膜炎，离开了后冈工地，担任助手的助理研究员刘燿也转往浚县辛村，后冈发掘便陷入停顿。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李济组织后冈复工，调回刘燿、尹焕章、石璋如等人。年底，刘燿在后冈东区发现了殷代墓葬，出土一个前所未见的铜甗，又在后冈西区发现一个南北二道的“中字型”大墓。此时，小屯的发掘工作虽暂告结束，但后冈的发现却无法停工，刘燿家有要事先行离开，工作只好交给留守的队员石璋如等。据石璋如回忆：正值天寒地冻，墓葬约有地下七八公尺深，下到工作坑的积雪融化成水再结成一般的工具无法打破的厚冰，增添工作困难，我们只好燃起柴火烤火。先将厚冰逐渐变成泥、再融成水的逐步进行。后来发现此墓早就被古人盗掘了。盗掘人从中间挖了个洞进入，斜形的墓壁并不宽阔，而得维持洞顶夯土，但是下头都被掏空了。我们仍然从夯土堆中发现了很多的人头骨，每一层夯土就有一个，大约有二十几个人头骨。就此而知殷代筑夯土时习惯以人为牺牲，每筑一层夯土便举行祭祀仪式，砍一个人头。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７３—７４页。石璋如的这次经历，对“殉葬”有了新的认识，他对日后并未从事田野考古的郭沫若关于“奴隶制分期”的研究有微词，以为颇多穿凿附会。

二、　浚县辛村与大赍店遗址

浚县辛村在河南省南部，离安阳约有七十里许，京汉铁路经过一个小站，站西约五里即为辛村。辛村属古卫国之地，三面皆山，淇水蜿蜒而来。淇水产淇鲫，肥嫩鲜美。比淇鲫更出名的是古物出土的新闻。辛村流水沟中，乡人常挖出铜器，以之易货颇以为幸。后来，一班古董商勾结当地驻军到辛村盗墓，乡人断了财路遂打官司。县政府教育局长稍明大义，呈报省政府，中研院也得知了消息。

１９３１年８月，郭宝钧给李济的信中谈到，“当局及学界人士对浚县古迹极注意，教育会议提议组织河南省名胜古迹保管研究会及县古迹保管委员会”所档：考６—１—１。。按与河南原定的办法，发掘范围仅限于安阳，考古机构的名称也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安阳殷墟发掘团”。李济向刘峙写信，“提议合组河南古迹研究会并发掘浚县殷陵”，一切条件可参照山东古迹研究会办法所档：考３—１—１、３。。刘峙回信赞同。１９３２年２月，李济、董作宾去开封，与河南省政府商议，仿照山东的先例，成立“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省政府合组河南古迹研究会”（简称“河南古迹研究会”），双方各聘请四位委员，２月８日正式成立。李济任河南古迹研究会工作主任。会后，河南古迹研究会组织去洛阳调查伊阙造像、北邙冢墓、金墉故城及太学遗址等。中原大地，总算纳入了中研院的学术版图。

４月１６日，浚县辛村与大赍店遗址的发掘正式开始。石璋如回忆：“李先生曾把发掘殷墟的工作暂时停下，赶往浚县主持第一次发掘。这是在河南境内两处同时并进的考古工作。浚县是一处很好的考古区域，先后曾发掘四次，大赍店、刘庄是两个史前遗址，辛村是西周卫国的墓地。”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４２—１４４页。李济对辛村、大赍店发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经常泡在工地上视察指导。

第三节 回师河南（4）

辛村墓葬，历史上曾遭受过多次大破坏，他们最初只打算做一般性的清理，结果却喜出望外。通常清理一个墓葬，费时一个半月，一直到１９３４年秋，清理了七个墓葬。那些墓葬宽约二丈，长约三丈，离地面约二三丈深，构制宏大，非常人所能经营。１９３３年春天，他们在清理一个墓葬时发现，墙壁上有嵌入的车轮，轮轴有玉器、铜器之类。墓葬的外周还有马坑，最多的埋有六十九副马骨和八副狗骨。墓葬中有车上的装饰，车轮、马勒、马鞍等。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发现以马殉葬的史迹。李济写道：古代匈奴酋长，生前骑用的马匹，死后即以殉葬，叶尼塞河流域也有这样的发现。这种以马殉葬的制度，并非偶然的事，彼此之间，必有连带的关系。……

关于那时的棺椁制度，我们也得了些材料。大概上古人未必都用棺，穷的人连席子也未必用，挖一洞埋了便算了。这些闳大的墓葬，棺椁都是很完备的。墓葬大多有墓道，有的南北两墓道，有的南首一墓道，最长的可至十余丈。墓底平地有一条长方坑，那是放置棺材的地方，殉葬的东西放在坑的四周围，棺的上面加了一层席，上面也是殉葬的东西，再加上一重土，上面又是殉葬的东西。有一墓葬中，发见了一副人骨，不知是不是殉葬的人。

这八九处墓葬，大体相同，亦有小小的差异。有的没有墓道，有的墙壁直矗，有的墙壁斜落，上大下小，墙壁的筑法亦与殷墟相同。其中有一女人的墓葬，所殉葬的有玛瑙，有象牙雕刻，有一对雕刻极精致的象牙鸳鸯。还有一具四方小铜盒，许是调脂粉用的盒子。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０—１１页。辛村远离城镇，生活艰苦，平常在田野身心不空，一闲下来便觉无聊。春季发掘多在四五月份，不是春旱，就是多雨。当时发掘团住在刘庄的小四合院，两间屋子四个人四张行军床挤得满满的。下雨停工也不便出去，大家又没有足够的书可读，不是在屋内睡觉，就是说些翻来覆去的故事。石璋如写道：像马非百先生的床靠墙，墙上糊着旧报纸，他看完了墙上的旧报纸，天还是没放晴，他就揭下报纸读另外一面。另外管材料、照相的刘屿霞先生，就教我们测量、照相的技巧，教完测量、照相技巧后，因为他体格很健壮，就教我们拿大顶、蝎子爬。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６７—６９页。李济一直与大家一起下田野，也住在工地上。１９３３年春，史语所南迁上海小万柳堂，其时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１９３３年，社会所奉蔡元培之意与史语所合并。两所性质不同，合并之前，傅斯年李济再三反对，合并之后不断呈告，两所于１９３４年迁回南京再行分开。傅斯年李济辞去社会所正副所长职。，所长傅斯年请假，李济代所长，工作无暇分身，但他的兴趣在田野，心思在工地，多次趁上海工作和南京督工的空当视察辛村。据石璋如回忆：李先生曾参与第一次辛村发掘，也看了先遣队在刘庄自行做的发掘。我们发现一个灶，呈手掌型，有四脚，也可以说是烧陶器的窑，器物可放在窑上，从下头烧火，烟往上头散出去，以前在西阴村没看过，他知道是以前没有的，就兴味盎然。

１９３３年秋，河南省浚县辛村。关百益、王老生、李济、张嘉谋、刘燿、郭宝钧坐马车赴辛村工作地。（李光谟提供）

第三节 回师河南（5）

另外有一个出了不少东西的汉墓，李先生看的时候，发掘工作已经停止，只待填坑，李先生看过后就认为汉墓的时间虽晚，但是内部文物完整，可以等到辛村工作结束之后再继续研究，不过我们当时只想找早期墓葬，觉得汉墓太晚而兴趣缺乏。李先生认为汉墓也应该发掘，先前的殷墟遗址未曾找到汉墓，所以也算是一个新的形式。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６７—６９页。

浚县辛村、大赍店的出土物让考古队员大受鼓舞，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０日，郭宝钧给小屯工地的兄弟们写信说：“已于十八日前来浚县，拟于廿五日前往彰德，此间出土鼎卣甗敦尊爵盉等关系颇重要，但因匪劫，损失不少，哪一位愿来参观，极端欢迎。”所档：考４—３—３２。

三、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庄子&#8226;外物》中有一段讽刺儒生盗墓的小品：站在墓地上面的大儒喊道，东方亮了，活干得怎样？墓中的小儒说，裙子和袄子没脱，嘴里还有珠子。诗曰，青青的麦子，生长在山坡。活着不布施，死后含珠干什么？大儒吩咐小儒，扶着鬓角，压着面颊，用金椎子撬开下巴，慢慢分开颊骨，不要弄伤了它口中的珠子原文：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擪其顪，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可见，盗墓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不罕见。这桩古老的罪恶至少衍生了两千多年，到了李济主持科学考古发掘之时，他们与盗掘者已俨然一对生死冤家，尤其在“出货”的地方，彼此势如水火。李济写道：考古工作的大敌，就是一班专靠古董吃饭的古董商。他们规模很大，有数千万资本，在法国巴黎设了总机关；中国北方各省，每处有他们的分机关。他们专门勾结流氓土匪及绅士做盗坟的勾当；任何坚固宏大的坟墓，包你三天可以盗得干干净净。河南北部一带，有名的盗墓流氓，叫做郭小六；他和住浚县的军官勾结起来，开始到辛村去盗古墓。据村人说，郭小六所盗得的有数尺高的大鼎，有粗大的象牙雕刻，还有无数的宝物，先后售得数万元的重价。那些宝物始终秘而未见。他们挖坟的技术很高明，地面上只有数米突方的孔，直下二三丈，挖入坟中，整日整夜在里面工作。

辛村的民团保安队，本来也很顽强；只因郭小六勾结了军队，又穿了军衣，悬了手枪，不敢阻止。郭小六且威迫土人作工，不给工资，大家更是不平。乃由民团长往见驻军的长官，探知并无正式命令；土人乃连结起来，将郭小六等一群盗坟的赶逐出去，自己来动手挖掘。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０页。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８日，李济致电傅斯年，“请转呈孑公（蔡元培）电刘主席（刘峙），责令浚县县长在停工期间切实保护商周殷陵，严禁私掘。”所档：元１４９—２。所谓“保护”，不过是做做样子。科学发掘，是从盗墓贼“虎口夺食”。石璋如写过主持浚县发掘的郭宝钧赴“鸿门宴”的故事，他写道：辛村北边的庞村靠近山区，与辛村分属不同行政区。庞村的区长是地方土霸，虽然管不到在辛村工作的我们，但是其影响力仍可及于辛村。区长平时与发掘团素无交谊，突然邀宴郭宝钧先生，郭并不想去。但是又得罪不起，只好带点礼物去赴宴。赴宴回来后，郭转述区长手下说的故事给我们听，就是区长以前请客的时候，不管是夹菜、吃东西都很注意客人的脖子，手下就问区长：“吃饭为何要看脖子？”区长回答：“看以后如何下刀啊!”这种饭当然让郭先生吃得很不舒服，当我问郭先生是否被区长看了脖子，郭先生并不清楚。我们想，发掘团的工作可能挡了区长盗掘的财路，由于发掘团是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土霸身为区长必须听令于中央，对我们莫可奈何，但是心有怨气，就趁机恐吓以泄愤。

第三节 回师河南（6）

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６７—６９页。俗话说，射箭当射强。盗墓贼早就欲将李济除之而后快。１９３２年６月８日，中研院总办事处致函史语所：“据河南安阳县民许善卿等呈诉李研究员济之发掘殷墟，故意侵及民墓一案，转请查明详复，以便核复该民。”安阳县民在状纸中称：“李济凭借职务上之权力机会，故意发掘坟墓，干犯司法，恳指令该员尊重司法，依法受讯以维法纪而保院誉。”所档：元２０—１a。有关各方虽知“该公民等呈诉各节中所含事实甚少，多系牵拉周内之词，其为有意刁难，不难洞悉”，但也不得不“调查事实及拟议办法”，还要附加“说帖”，加以说服所档：元２０—２b。。这类事如同“心战”，虽不能剪除“对手”，却可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

此时，国难加重，李济写道，“眼看着日本军阀在上海杀人放火，连东方文化图书馆也作了他们摧毁的目标，我们共同的感觉和结论是：在这种严重的时期，我们最紧要的责任还是按秩序加紧我们的工作。蔡院长给我们的训词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１９３３年，盗掘情况依然严峻。王湘一二月间两次给李济写告急信，“近来盗掘古物的很多，谣言亦多。”“花园庄之墓葬昨被盗挖了，应如何追究？”所档：考１—１—８１、８４。董作宾也写道，“自本年春季起，（安阳小屯的）洹河两岸的区长，便是盗窃古物的领袖人物、１９３２年春，河南安阳殷墟第六次发掘（小屯），李济（右一）带领工人试验打板筑的情形。（李光谟提供）

古董商人，出了六七千元的‘捐款’给所谓的‘古物保存委员会’，他们就可以坐地分赃、公然买卖。”董作宾：《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李济主编：《田野考古报告》，１９３６年第１期。到了８月，小屯发生了一次保护发掘的士兵与当地乡民冲突的事件，地方媒体《彰德日报》与民间小报《民声日报》作了截然不同的报道，后者刊载大量攻击科学发掘的内容所档：考２４—２、６，元２２３—２３。。

为避免冲突，发掘团只好放弃士兵的保护。９月１６日，郭宝钧报告李济，“军队几经交涉，始于今日完全移出，为预防纷扰计，已向绥靖公署请一不许驻兵之布告，各处开工日期，弟意以十月十五日最为适宜，可否希裁定”所档：考６—１—３１。。９月２０日，尹焕章电李济：“现该军又欲占工作室房，唯县府允有城里九府胡同官房可迁，望设法留此数间或移城里我方交涉电示。”所档：考２５—３。请神容易送神难，刁蛮的“兵爷”未必比盗墓贼好对付。１１月１日，李济在给石璋如、刘燿、李景聃等人的信中说，“安阳工作范围今年暂以小屯北B区及E区之间为限，最好一直作到明年春季。至于本地人的是非是不值计较的，只可埋头我们的工作。弟约下月初或本月末可来彰一行，田野工作进行，仍祈不时示知。”所档：考４—３—１５。

１９３４年，“安阳盗风更炽，浚县有大规模之盗掘团体。”１月１８日，郭宝钧写信向李济进言，“近闻刘经扶（刘峙）主席赴京，可否由院方或蔡先生作一招待，对于吾人工作前途重加嘱托，希就近酌夺。”所档：考６—２—２。且不说李济蔡元培等人的头低不低得下来，刘峙的腰未必就真硬挺得起。３月２１日，董作宾致函安阳县政府：“顷闻洹河北岸武官村侯家庄一带连日掘出甲骨文甚多，应请派员前往查禁私掘古物人犯送府严惩并传谕第八区长及各保长一面切实负责制止一面切实协助保护发掘团工作。”所档：考８—３。

第三节 回师河南（7）

４月１１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视察陕西后，突发“灵感”，从西安发通电给蔡元培，并分致汪精卫、王世杰、蒋介石等，１３日的天津《大公报》全文登载了戴的电文。他把矛头直指学术界，“近年以来，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忽起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之风。在学术界中，或多视若当然；而在爱国爱民者，则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学术教育败坏极矣，应作之事不知其几千万，何必发墓，然后为学？”他要求“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资料出处：中央社西安十二日电，原载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３日天津《大公报》第３版。。

戴季陶电文对科学考古工作的伤害，对史语所田野工作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１３日，李济闻讯，即从上海写信给在北平的丁文江，冀望丁文江跟胡适能在北方给予舆论支持，遏止戴的嚣张气焰。李济在信中写道：今日有一怪事发生：蔡先生收到戴季陶自西安拍来长电，此电兼致汪、蒋及雪艇等，大反对我们的考古工作。照他的意思，似乎我们应该得一凌迟的处罚。此电已遍载上海各报，看后实感觉此事之严重。戴某个人不足道，但其所居职位实足以号召一部分潜势力，从此考古工作恐将永无太平之日。蔡先生拟等孟真来上海时复一电作一申明。适与孟真通长途电话，他说雪艇已复一电，措词颇妙。不过南昌将如何响应，不得而知。他大概尚有两三天才来上海。弟甚觉此事非官样文章所能了事。戴氏所代表者为旧社会中之乡愿势力，假道德以行其私，且又欲以此欺天下，对近代之文明全为门外汉。此种人社会中并不罕见，不过现在他握权甚大，说不定有些人要抬他作偶像。这种危险时时可以发生。可否请兄约适之先生把北方的舆论唤起一下，作一公开的讨论。此事关系较之白话文言之争与科学玄学之战似更为具体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５３５—５３６页。此事首当其冲是蔡元培，他在得到“戴电”的第二天，即嘱傅斯年拟稿李济修改，最后以蔡的名义写成反驳戴的公开信《蔡元培覆戴季陶函》（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４日），《蔡元培文集》（卷１２&#8226;书信下），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２６１—２６３页。，交付各大报纸刊出蔡元培在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４日的日记中写道：“巽甫（丁西林的号）自南京来，携有孟真代我覆季陶函，与济之稍增改几句，抄寄季陶，并送各报发表。”《蔡元培文集》（卷１４，日记），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６６页。。邪不压正，以蔡元培的影响，以国民政府多数人的见识，以科学考古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及国际学术界的支持，“戴电”最终沦为笑柄。４月１６日，李济致电侯家庄考古工地负责人董作宾，“戴电决无不良影响，或可因此严禁私掘，请安心工作。”所档：元１８８—４。

李济的分析过于乐观，１１月２日，河南方面派驻考古组的人员马元材无奈地向李济建议，“近来盗掘风气日甚，现法律已不足以制止，弟意河南似有订立单行法之必要，如荷赞成，即乞由研究院函达省府”所档：考１１—５。。石璋如回忆发生在１１月１５日的一件事，他写道：当天晚上大约十点以后，我们正在写报告，小营村村长李宝善带着菜园主人李来发来打听，中央是否有派遣“中央夜晚发掘团”进行发掘。听后我们觉得很奇怪，那有夜晚发掘团？就猜想是盗掘团。

第三节 回师河南（8）

先前我们便听到工人口耳相传，研究院出四毛，很快就有赚八毛的机会。村长说县府官员李冠领着武官村村长和工人以“中央夜晚发掘团”的名义到李来发的田里发掘，研究院就是“中央白天发掘团”。……工作队觉得不对，便请驻团的警察跟士兵观察情况，军警就携带我们预备晚上工作时照明的双筒照明灯到1００工地旁高土堆上观察。军警看见盗掘者越过李来发的菜田，在附近的棉花田里有说有笑的挖掘，便打开照明灯，盗掘者发觉情况有异，军人与盗掘者都开了几枪，后来双方以有话好说为由决定停火，军警将盗掘者缴械，将李冠、武官村长等人带到工作站，随后就派人把李冠送交县政府，武官村长和一部分被抓的工人则让武官村人来保释，于是夜里就解决了这件事情。

翌日白天，张曹秘书到达工作站，不承认李冠是县政府正式人员。事实上，李冠若非县政府人员，就根本无权命令村长做事，只是县政府怕丢脸而不敢承认罢了。……后来李村长获释，整个事情不了了之。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９１—９３页。如果不是官匪勾结，至少是安阳县政府的“不作为”。１２月１６日，梁思永再致电傅斯年、李济，“删夜，侯庄工地东有数十人盗掘，今早查得盗坑卅五处，请呈中央电豫省府饬安阳县府限期拿获此案主犯，如照例敷衍，则发掘工作将不能继续”所档：考８—１６。。

一年又过，困境依然。１９３５年１月６日，潘悫函李光宇：“奉济之先生电，知已电专署严办盗掘案，唯延迟数日未办，对我方之威信大受损失”所档：考４—８—５。；１月２７日，李济致函河南安阳专员公署方专员，“侯家庄工作地内，又被盗掘，请严缉匪犯重惩该区保长”所档：考４—５—７８。；１２月３０日，潘悫再函李济，“洹河两岸盗掘蜂起”所档：元１５５—３１a。。

１９３５年春，欢迎李济视察殷墟发掘团时在安阳袁家花园（团部）的合影：左起王湘、胡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刘燿（尹达）、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李光谟提供）

转眼又是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０日，潘悫致函李济、董作宾，“专署对于盗掘人犯并未传缉，再刘清和伙同嘉祥等盗掘一案可否函专署将此二人严办或由总办事处处理？”所档：元１５５—３９a。１月２３日，潘悫函李光宇：“这两天真够我受的了，今晨已送裘委员上路，此间连日急于军事布置，将来如到紧急时期，非跑不可，因为地方人看我既如眼中丁，官方也有点讨厌我们。”所档：考４—８—１５。１０月２４日，潘悫函董作宾李济梁思永：“二十二日收工后大司空村南地发生盗掘案，三人就捕，翌晨石璋如君面诣程专员详述经过，程允定加严惩；办事处发现匪警后，公安局漠不关心，后经程专员电嘱公安局严加注意。”所档：考４—９—２７。１２月２８日，石璋如、王湘、高去寻再函梁思永、董作宾：“盗风不息，今拿获盗掘者十五人，兹将此十五犯送县法办，应请：先由所方电专署促严办；由古保会或行政院电省府或专署促严办；由中央派大员来查。”所档：考４—９—５２０。

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５日，潘悫、尹焕章函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据王建勋君谓昨夜仍由张四元等率领盗掘，并有聚众图谋大举情形，且张东元（档案原件如此，与‘张四元’疑为一人）负有看守工作地之责，竟有勾结军队情事，此事应如何处理应请裁夺。”所档：考４—９—７８。

……

第三节 回师河南（9）

世风日下，有巨大的利益诱惑，有密织的关系网保护，盗墓私掘活动如影随形伴随李济领导的十五次殷墟发掘的整个过程。

四、　侯家庄南地与西北冈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１９３４年春，第九次殷墟发掘吹响了动工哨子，主持发掘的是董作宾，先后参与发掘工作的有李景聃、石璋如、刘燿、尹焕章、顾理雅顾理雅（H．G．Creel），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古代东方的教授，先是殷墟现场的参观者，后变成了参与者。等人。地点是侯家庄南地。两年前第六次殷墟发掘时，在小司空村南地发现了灰土与陶片，正待发掘，不料当地某位有权势的小司空村人士组织村民抗议，不让开工。为避免冲突，考古组停止了工作。原来距发掘地不远处有块“四面碑”，碑文是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书，他的字颇有市场，好多人拓帖牟利，踩坏了庄稼，当地人找不到地方出气就嫁祸考古组。这次发掘地侯家庄南距小司空村不远，当地会不会故伎重演？主持人董作宾未雨绸缪，他在２月３０日即呈文安阳县政府，说侯家庄南村民侯新文的土地里出土了甲骨文，奉命发掘，祈求保护。他又秘密联络地方官，请县府的专员兼县长与保安司令方策、保安副司令苏孔章、秘书张曹等出席发掘现场开工仪式。那些官员觉得中研院邀请，脸上有光，欣然前往。发现陶片那块地属侯新文所有，考古组就雇他当短工，使他有份收入，他自然高兴。一场可能发生的冲突悄然而释。

董作宾把侯家庄工地分成东、西区两片，分别由石璋如、李景聃和刘燿、尹焕章负责东西两个区。据石璋如回忆：东区很接近侯新文发现甲骨处，当地是甲骨区，有小灰土坑与基址。西区发现了大灰土坑与墓葬。因为西区的大灰土坑出了很多陶片，每天长工得押送器物进城。我们一早起来，坐马车到工作点上工，晚上才回来，平常有四个人，如果董先生、顾理雅也去的话就有六人，就有两人得坐在车外头，马车负担很重。顾理雅人高腿长，不便坐在车内就坐外头。一次下工的时候，车经大司空村、往南北道一上前进，当马车要加速的时候，马跟车的联系突然松开，马加速前进，车却停止并向前倒，车外的顾理雅便跌下来，受惊之余幸未受伤。顾理雅回到安阳后，便急着打电报回到美国给太太报平安。安阳当地只有电报没有电话，我们平常有事就打电报回南京报消息。我们便开顾理雅玩笑，既已平安，何须打电报报平安。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８０—８１页。一天下午，距收工只有一个多小时的光景，负责H区第二十坑发掘的石璋如在坑里发现了大龟七版，龟版镶嵌在灰土坑内的硬土层中，不易发掘，他小心翼翼地用考古铲一点一点地撬松周围的土，发掘完毕已经天黑。他把七块龟版连同外面的土块全部用棉花裹起来，欢天喜地地送回冠带巷工作站。如何去掉黏在龟版上的土块，又能维持龟版的完整，大家边吃晚饭，边热烈讨论。参加过明清档案整理的尹焕章说，纸质档案受潮粘连，通常采取蒸的方式，然后慢慢揭开粘连的纸；也有人说用水浸泡以松脱泥土，或用小锥子仔细掏土。主持人董作宾综合大家的意见，用小炉子烧好一大盆热水，然后将毛巾放入热水中，再将热毛巾包覆着龟版和土块，慢慢地捣，土慢慢地脱开龟版，于是龟版完整出土。待第一块龟版黏着的土块取下后，即看见满满的卜辞文字，一块一块如法炮制，一直做到晚上十二点多才结束。

后来，石璋如写出侯家庄南地发掘报告，作为研究生的论文。董作宾据此写了详细介绍龟版甲骨文字的报告。他认为龟甲七版是在殷代第四期，由贞人“狄（大犬）”所作，卜辞就是管理贞卜之事的狄所写下的文字。

第三节 回师河南（10）

１９３４年秋至１９３５年秋的殷墟第十次至十二次发掘，工作地点完全转到侯家庄西北冈，重点是大规模发掘殷代陵墓。此时，中国第一部《古物保存法》正式生效，田野考古发掘需凭执照才能进行。梁思永以“侯家庄西北冈发掘领队”的身份领到了我国“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１９３１年６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古物保存法》，几年间陆续完善了“施行细则”。其中１９３５年３月公布的《采掘古物规则》对学术性发掘的手续作了明细规定。于是就有了这张“古物执照”。。

１９３５年傅斯年视察第十一次殷墟发掘。右起董作宾、傅斯年、李济。（李光谟提供）

西北冈计划开挖大墓四座、小墓四百余座，按照梁思永的预算需要二至三万银元，比原来的预算多出五至十倍，史语所那点经费显然杯水车薪。此时，李济正代理史语所所长，他于是向中研院新任总干事丁文江伸手求援。

丁文江给他出主意，让中博院也参加进来，投资部分经费，待出土器物研究结束后即送中博院永久保存。这当然是个好主意，李济本身就兼任中博院主任，于是他马上写报告，重新追加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预算。报告呈交到丁文江手上，他未加任何条件，大笔一挥就动用了有权支配的中博院的研究经费，顺利解决了问题。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你们这是把左边口袋里的钱掏到右边口袋里去花，反正一家人!”

有了充足的经费，加之对西北冈发掘有较高的预期（此前１００５号坑和１０２２号坑出土了很多器物，包括完整的铜器），考古组新添置了摄影机，准备拍摄发掘现场实况。这在我国还是首次。那些拍摄的纪录片以后或对考古组的案头整理具有文献参考价值，或对中博院以后办展览可增添现场感和直观性。

安阳西北冈工地，人才济济。考古组的主力几乎全部加入了“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李济说，“就考古组在抗战以前的田野工作说……代表了一个最活跃旺盛的阶段”。

工地上除主任李济、老师辈的董作宾、梁思永以外，有“十兄弟”之谓。他们平日散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家中，仅周末才回安阳城内冠带巷工作站休整。长时间的田野工作，又过集体生活，彼此间亲如兄弟，便依次喊李景聃为老大，石璋如老二，李光宇老三，老四刘燿，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福林即后来的甲骨文专家胡厚宣。，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后到的制图专家潘悫只好屈居“老十”。这“十兄弟”的玩笑语，竟在“文革”中成了一桩被追查的冤案，真让人啼笑皆非。

老七胡福林果然“福”气降“临”。他分工负责侯家庄西北冈１００４号坑，那个坑是个方形陵墓，墓上有圆方两种盗洞，北东两边文物荡然一空，但在清理南墓道与墓室相接处时，相继发现了两个青铜鼎，还在附近发现了石磬、玉棒，在墓室下面找到一批武器：戈与戈柄，十个一束成捆摆放的矛，还有帽形铜盔，盔面有虎头花纹……

第三节 回师河南（11）

李济亲自视察过了１００４号坑的发掘现场，他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填回土的盗坑对现代考古学家的探寻也是有益的。认真考查早期盗掘和回填的盗坑的痕迹，可以了解盗墓者的盗掘技术，更重要的是可获得一些判断盗掘约发生于何时的资料。由于某些原因，HPKM１００４上盗掘者挖的盗坑稍偏北，故靠墓坑南壁有一小块地方未被扰动。结果有两件大型青铜方鼎留下来了，直到１９３４年我们考古队重新发掘此墓时才被发现。”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７４—７５页。

回到南京，李济把工地的出土情况报告了傅斯年。傅又兴高采烈地转告了来访的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于是傅斯年与伯希和一同赶往西北冈。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西区的四个大墓行将到底，东区的四百多个小墓已在发掘。虽然墓葬多被早期盗掘，可是其中残遗的也大有可观。譬如高约七十四公分的大牛鼎，稍低一点的大鹿鼎及大圆鼎，各种鸟兽形制的石雕、玉器、松绿石器，又有数十套车器，武士用的钢盔、弓矢、戈、矛、刀、１９３５年，梁思永在西北冈大墓接待前来参观的伯希和（法国）和傅斯年。（李光谟提供）

戚、斧、钺等，饮食用的爵、觚、斝、卣、鼎、彝等等，并有车坑、马坑、象坑、鸟坑、人头坑、无头葬。”石璋如：《考古工作》，载《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所长纪念特刊》。

伯希和面对如此宏大的陵墓、排列齐整的小墓及大量精美灿烂的文物，不断发出惊叹和赞美。后来国内外报纸和电台都发表了这条消息，此后前来安阳参观者大为增多。自然，烦恼也随之而生。

五、　董作宾携女友风波

１９３５年４月初，董作宾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派遣，前往侯家庄西北冈监察考古发掘工作。９日他致信李济，谈此行见闻和打算，内中有“近日东区大墓之北出车马饰，且此区亦可见杀人殉葬或作祭之实证”，“弟此次拟将裴希庆处所存铜器石器照像拓印编书，理完即归京”，“日内与思永商量下季工作计划，备兄参考”等语所档：考４—６—１０。。虽名为“视察”工地，其实也就是回自己的地盘和工作单位，轻车熟路，沿途又尽是朋友熟人。于是，他竟犯了晕糊，携女友同去西北冈参观发掘现场，一路殷勤充当解说，并同住在招待所。花边新闻不胫而走，安阳城顿时沸沸扬扬……

４月９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所档：元２３—３２。。其意是事已至此，只能表明决非环境纵容，也想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１９３４年傅斯年俞大綵于北平寓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告诉了这件事。傅斯年怒不可遏，４月１０日致电史语所，自我请罚：“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傅斯年致史语所电，《傅斯年全集》（卷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４５页。

第三节 回师河南（12）

傅斯年“罪己诏”的恼怒，其来有自：上年夏天，他与原配丁夫人离婚。丁夫人在济南陪侍傅母家居数年，而傅斯年常年游学任职在外，夫妇同处之日颇少，嗣以新旧习惯不同，遂告离异。８月５日，傅斯年与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大綵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长于文学，其兄俞大维与傅斯年同学友好，经俞大维介绍他们相识。此事在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也成为某些好事者的靶子，因此他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

在这件事情上，李济不愿让傅斯年过分责难自己，更不愿让外人看史语所的难堪，于是揽咎于己，自请处分，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唯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　此时孟真尚在假期中，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　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　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李济致丁文江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２４４—２４６页。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诚恐请罪：“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董作宾致傅斯年李济电》，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２４４—２４６页。

４月１１日，李济致电梁思永，“请敦劝彦堂实时返京”。所档：元２３—３３。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负责人，处在漩涡之中。４月１２日和１３日，接连给李济回电，报告事件进展：“得知孟真中舒彦堂三人皆因孟真认为彦堂伴女友来彰参观有伤研究所风气而辞职，事件严重已成僵局，弟对此事‘真相’不可不说明。”“彦堂明早赴平，辞意坚决，决非弟力能挽留。”“彦堂与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风波对工作站影响显著，到处都是不安与惶惑。故盼吾兄早日决定以后计划，如能提前来彰更妙。又研究所如决议挽留辞职各位，恐吾兄需亲往北平敦劝。”所档：考４—６—１１、１２。

一时间，傅斯年、李济、董作宾以及梁思永都要辞职，史语所如同火场，总干事丁文江闻讯，迅速扑救。４月１１日，他先致信徐中舒，希望通过徐劝说傅斯年李济等人：兹奉上致彦堂兄一函，乞为转交。兄致孟真书有“为彦堂终身幸福”云云，弟意，“终身幸福”云者乃即终身工作之谓，有室家之乐不过工作必需之条件，本兄前书意，望兄善为弟等解释，使彦堂勿负气求去也。去岁弟反对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与此似异而实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一切统希兄善为说辞为荷。《李济致丁文江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２４７—２４８页。丁的信点到了问题实质，一年前他曾颁发“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引起赵元任和李方桂等人的强烈反弹，被迫收回成命。发出那道命令的初衷也就是怕引起风波，这次果不其然。但他颇为冷静，看到董携女友的性质只是影响“风气”，并非败坏“风纪”。

第三节 回师河南（13）

董作宾离婚而恋上一女生并非新闻。董原来的婚姻为父母之命，后因性情不合，双方均感痛苦，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３日董作宾与夫人协议离婚，声明登载《中央日报》。１９３５年１月６日，殷墟工地上的潘悫给同事李光宇的信中就提到，“董先生结褵大典，同人有何表示？”所档：考４—８—５。那时，同人便以为董作宾已经或者即将“结褵”。董作宾看来，携女友并非偷偷摸摸的苟且之事。也许有些不便张扬的原因，仅以女友处之。殊不知反而引起外界更大的猜疑。

丁文江一边劝说傅斯年李济等人，一边开导董作宾。他在４月１１日致董的信里，殷殷陈词：昨晨接孟真来电辞职，济之卧病亦有书来引咎，今晨复由所转来兄自彰德所发灰电，孟真亦自平来，略悉一切经过。兹略就弟个人所见，为兄陈之。研究院为纯粹研究科学机关，对于其职员之私人行为无干涉之必要，且无干涉之可能。但职员行动牵设［涉］研究院时，则公私方面均应极端慎重，此原则也。持此原则以衡此次之事实，则兄招待女友赴彰德，事先当然应得孟真或济之同意；何况兄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办公所乎？孟真之所谓“风纪”问题当即指此。孟真、济之皆极爱兄，恐兄不谅，故不肯相责而自引咎辞职，并非欲以此逼兄，此意兄当能知之。弟意，请兄善自反省，即致孟真、济之一函，对于事前未征同意，诚意道歉，则事即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之下，研究学术非有机关不可，求一相当之机关，谈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轻言辞职。弟当以此意告孟真、济之及元任。兹谨以之告兄，请兄幡然改图，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为逆耳也。《李济致丁文江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２４９—２５２页。丁文江又动员胡适出面说情。董作宾１９２３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大力提倡研究国学。两人有师生之谊。然则，此时董作宾见木已成舟，遂心如铁铸，打定主意择枝他就。他向丁文江申辩自己的行止，还对傅斯年颇有怨言。

４月２４日，丁文江再致董作宾一封长信，声声入耳，字字在理：孟真以“携女友在办事处”相责，弟前书已言此乃“风气”问题，与“风纪”无关，此语孟真亦以为然。故兄来书所言在彰德住宿详情，当然不成问题。弟所不能已于言者，兄以为女友“往安阳参观，此是彼自己意志之自由，宾纵是好友，不能强携之去，更不能强止其行……此次偕同友人沿途招待，并介绍其参观……当然无请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又云“招待远道参观之女宾……□之住冠带巷办事处者，此为发掘团主持人思永之责。……宾此行乃是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１９３６年７月董作宾熊海平夫妇与儿子董敏摄影南京寓所。（董敏提供）

会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亦是客人，无权支配发掘团办事处房屋”，兄草此时当系盛怒未消。此时事过多日，仔细思之，当亦觉上列各语之不能成立。假如本院同人态度皆如吾兄，则凡本院同人之男女朋友均各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经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阳（或其他工作处）参观，兄诚思之事实上有是理乎？允许住冠带巷办事处者诚为思永，然苟无兄之介绍，思永何以识某女士，何以而许其住办事处乎？兄虽为文化机关代表，同时仍系本院职员，此次不管责任若何，兄固不能卸除也。《李济致丁文江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２５３—２５９页。丁文江的劝告终于使董作宾回心转意。４月３０日，李济致电傅斯年，“请示彦堂行期。”同日，罗常培致电李济，“请电迎彦堂南下”。所档：元２３—３５、３６。５月１日，李济致电董作宾，“希即日命驾”。次日，董作宾回电“将抵京”。所档：元１６—１。一池春水，又归平静。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年冬天，董作宾与女友熊海平在南京结婚。

第三节 回师河南（14）

六、　世界最早的档案库

安阳可谓甲骨之都。殷墟第三次发掘，“大连坑”中出土了“大龟四版”，第九次发掘在侯家庄出土了七块龟版，第十三次发掘在H１２７坑内竟让人惊奇不已……

１９３６年３月６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开始，工地负责人是郭宝钧和石璋如。３月１４日，石璋如等写信给南京的李光宇，“我们已经又到安阳了，局面和从前稍有不同，气候较南京好像暖一点。特请启生兄办理:一、请抄一份致河南省府的公文寄来；采掘执照办出了请速寄下。”所档：４—８—２８。从语气判断，写信人心情较放松。

半月之后，风云突变。３月３０日，李济收到石璋如密电：“彰西紧急，兵满城乡，字甲已送汴，倘须离彰，何人留守？盼电复。”所档：元２２３—１２。李济回电安慰，“密电悉，已询负责人，据云，彰仅作兵站，不至有战事，城内尤无虞。如必要，可停工，住城内。情形盼随时电告。”所档：元２２３—１３。

形势的发展果然未影响到考古工地，发掘工作仍按部就班地推进。６月１２日，是发掘预定的最后一天，下午四点，负责C区H１２７坑的王湘，在坑壁上一块接一块地取下龟甲片，一直做到天黑仍不能终止。半立方左右的土中，竟出了一千七百六十块龟版。郭宝钧和石璋如决定，其他工地按原计划停工，H１２７坑当晚作好保护工作，次日继续作业。

收获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第二天开工后，甲骨装满了好几大筐还难以穷尽，取出的只是埋藏的一小点。潘悫在写给李济和董作宾、梁思永的信中说:“新获龟甲之完整，诚自有甲骨文发现以来未尝有也。且为数之多，殆无法估计。……同人日夜工作，……夜即坐守坑旁，毫无倦怠，精神上至为兴奋。生虽未能参加工作，然亦过度狂喜，竟亦两夜未眠矣。”

李济在南京得到报告后，即回电同意工地负责人郭宝钧、石璋如的意见，暂停发掘，将其整块切割，运回南京再作室内考察。李济本要立即赶赴四川出差，他将代表教育部，与翁文灏、蒋廷黻、周寄梅等审查四川大学皇城新校舍的设计方案；还应川大新校长任鸿隽之邀，要去作一场学术讲演，于是他穿一身出门拜客的礼服和一双皮鞋，先行赶赴安阳工地，进行现场指导。

在小屯，人们小心翼翼地把灰坑内和甲骨粘连在一起的硬结土块与坑壁分割开来，把整个土块切成一个大圆柱体（后称为甲骨灰土柱）。完成这一切后，又做了一个长宽各二米，高一点七米左右的大木箱从上向下套装，封底，并在圆柱体周边填土夯实，装得严严实实。李济召集大家仔细研究了每一个细节和搬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千叮咛万嘱咐，才离开安阳赶去四川。

他后来写下了看到的这一切：当时安阳没有搬运这么重的物品的现代设备，所以田野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把这重三吨多的埋藏档案块运走。这个大块被装在用厚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又用铁条牢牢加固。但用当地的方法移动一个重三吨多的木箱极为困难，更谈不上把它运到火车站了。虽然相距只有几英里远，但那时根本没有公路，也没有用动力牵引的搬运工具。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９６页。搬运这个重三吨多的大木箱，共用了四十八名壮工，抬了一天多的时间才运到安阳的火车站。

第三节 回师河南（15）

据石璋如回忆：有段小插曲，就是在断杆之后，我们觉得箱子太重，曾经进行减轻重量的工作，一方面锯低一点箱子的高度，也取下一些土，可是箱内甲骨很多，所以还得登记出土层位，进度缓慢。有土匪看见我们的工作，便打起甲骨的主意。我们在田野、留宿都有军队保护，当晚有工人从家里回到田野，路上看见有两个奇怪的人在窥伺工地，觉得情况有异就通知我们，大家便提高警觉，土匪大概也觉得消息走漏，便到附近开了几枪，希望我们躲避，他们好来抢甲骨。没想到我们已经准备好士兵藏在附近高土堆，见土匪射击也就居高临下回击，这时军队还要我们躲到坑里头以策安全，所以田野工作也是有危险性的，幸好土匪没有再轻举妄动。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３５页。１９３５年６月中旬，李济亲自筹划并到现场指导将H１２７坑内的“甲骨灰土柱”整个装箱启运回京。（李光谟提供）

运输路上险象环生：当晚，护卫部队在途中遭遇土匪拦劫，展开了真枪实弹的互射；在车站又遇倾盆大雨；火车到徐州因箱重过于集中压坏了车轴，耽延了时间；７月１２日到达南京后箱子又撞伤了两位工人。……历尽千辛万苦，装在木箱里的甲骨灰土柱终于搬到了南京鸡鸣寺下史语所的工作大厅。

H１２７坑结成整块的甲骨灰土柱搬进室内后，由董作宾负责，胡厚宣带着几名技工剔剥、绘图、清洗，一片片地拼合编号，小心翼翼一层层地清理，一共“发掘”了近半年，终于把它和镶嵌其间的龟甲细心剥离。最后经过整理、拼合，清理出了一点七万余片有字甲骨，复原了完整的龟甲三百余版。据胡厚宣介绍，从中可看出殷人的占卜活动非常频繁，几乎是无日不占，无事不卜。占卜一般是由专人进行，先在已选好的龟甲或牛肩胛骨的背面凿一些排列整齐的小圆孔，圆孔的旁边再凿一条长槽，然后把燃烧的木炭放到里面灼烧，骨头受热以后，正面就会随着“卜”的一声出现裂纹，殷人就是根据这些裂纹来判断吉凶。

根据出土字甲的特点，大家对H１２７坑的性质判断大致相似。胡厚宣认为可能是武丁时期贮藏封闭的，文字刻划中涂丹或墨的很多，他断言这是有意的贮藏。石璋如指出甲骨中有个全躯葬人骨的架子，“埋葬物的排列并不是像平常那样简单……那样乱杂”。董作宾在《殷墟文字乙编&#8226;序》中引用石璋如的话说，“还发现一个人骨架伴着这些古代档案”，他肯定认为这是个装档案的地方。综合众人的意见，李济形成自己的判断:“在盘庚迁都于此地后，地下居住室在窖穴作为贮藏目的仍被广泛使用，如H１２７、H２５、E６中曾贮藏了成千上万块有字甲骨。”他在《安阳》一书的英文原版上正式用了archives（档案库）的字眼，他写道：“当傅斯年所长选择安阳为第一个遗址，以此检验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时，他主要是被在该地区已经发现最早的书写汉字记录这一著名事实所鼓舞。换句话说，傅作出这个决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有字甲骨是否仍存在。果然，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经过八年多坚持不懈的工作之后，于１９３６年夏季发现了H１２７龟甲档案库。它把这一建立在理性推论和田野经验积累之上的事业推向了顶峰！H１２７的发现并不是侥幸的事，而是有系统的科学工作积累的结果。”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９７—９８页。

第三节 回师河南（16）

案库和图书馆。

七、　殷墟的最后一瞥

１９３６年５月至７月，发掘团在烈日酷暑中组织了瓦屋村和大孤堆的发掘，秋后组织了大司空村第二次及小屯第十一次（即殷墟第十四次）发掘。年底，李济受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和大学联合会邀请，将出访英国，他把考古组主任的工作委托给梁思永代理。在他的计划中，１９３７年春还将进行殷墟第十五次发掘，和附近的琉璃阁、毡匠屯、固维村等地的发掘。这将是李济唯一没有主持，甚至难以过问的考古活动，他只能在遥远的异乡暗暗牵挂和默默祈祝。

１９３７年４月８日，潘悫报告梁思永：“工作地又有大批发现，有陶器玉器铜器等。”所档：考４—１０—１２。１９３６年，考古组同人在南京中研院史语所门前（后排左三为李济）。（李光谟提供）

殷墟到底还藏有多少宝贝？真让人难以估计。也有人的想象如蝇逐臭。５月４日，石璋如致函梁思永、董作宾：“《大公报》、河南《民国日报》都大登特登言过其实的新闻，应如何对付，请示知。”所档：考４—１０—２６。对待流言的办法是让它风流云散。５月１１日，石璋如再函董作宾：“关于新闻稿件，此地同人均以为事已过去，不必再管，待将来收工后，作一次发表，不知以为否？”所档：考４—１０—２８。６月１９日，第十五次殷墟发掘结束。７月２日，潘悫在工地上写信给梁思永回报善后事宜：“石璋如先生携魏善臣已于昨晚赴平，标本起运须俟铁部公文到达。所有结束各事均经齐备，收支各款周内即可呈报，关于长工之去留亦均经石先生指示仍按去冬收工后办理。”所档：考４—１０—４９。

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安阳发掘的众兄弟面对突然到来的灾难都有些措手不及。７月１６日，王湘函李光宇：“安阳工作已完，昨晚来汴，事毕即返京，预计廿日可到，殷墟遗物五十箱想不日即可到京，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驻军加多，办公处有被占之可能，因觉经纬仪存开封较安全，故带来此暂存。”所档：考４—１０—６０。７月□日，潘悫函李光宇：“恐要有三四日的耽搁，真是愁人，嫂夫人是否已逃出来了，其实北平不见得有多大危险，不过以后交通全断生活实成问题。”所档：考４—１０—６１。

卢沟桥事件有如一道强悍的“休止符”，蛮横地结束了史语所殷墟发掘的乐章。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人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的考古发掘。自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３日第一次发掘起，经过十个年头，除小屯及侯家庄西北冈等处遗址外，还发掘了后冈、四盘磨、王峪口与霍家小庄、高井台子、侯家庄南地、武官南霸台、四面碑、大司空村、同乐寨、范家庄等处遗址，调查遗址六十余处。在洹河南岸小屯村，挖出了成片的版筑夯土基址和一排排整齐的立柱基坑。从建筑物基础的规模和形制可以断定，这一带是宫殿和宗庙所在。在洹河北岸的发掘，找到了规模宏大的八座大墓。有的大墓有四个数米宽的墓道，大墓中有大量的人殉陪葬，按照中国古代礼制，此类大墓只有帝王才能享用。宫殿、宗庙和帝王大墓，还有刻在出土甲骨上的晚期商王名字，基本上与史书的记载相合，毫无疑问，这就是殷墟，商晚期的都邑所在。

第三节 回师河南（17）

后来，世界档案大会和国际图联大会采信了李济等人的观点，将H１２７坑定为世界最早的档

安阳的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６７页。

如同一道冲破迷雾的阳光，殷墟发掘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上推了近千年，给中国的史学界带来了光明，也让全世界的学者知道了“李济”这个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的名字。谈到李济对殷墟发掘的贡献，石璋如回忆：第三次发掘到第四次及第六次发掘，李先生都是住在安阳亲自指挥工作。第五次因为“九一八”事变，必须在平处理考古组的事务，未能前往，但六次又亲自参加了。自第七次起因为研究所由平迁沪，又由沪迁往南京，并在南京建筑所舍所务甚忙，虽不能亲自参加，但也要于百忙中抽空到安阳一次，住上几天，慰问在田野的工作人员，指导工作，一直到十五次发掘为止，都是如此。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４９页。随着时代的演进，田野考古发掘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李济最初在安阳发掘所采用的方法，如最早提出的一切遗物和遗迹都必须伴有“出土位置和层位现象的记录；出土物和周围关系（现场）的原始照相；绘图记录”的要求等，则是海峡两岸考古学界始终遵循的不二法门。

第一节 达子营•方砖厂（1）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

历史上北方民族的入侵，使得汉民族多次被迫迁徙，造成民族与文化的演变，最后形成中国的民族，这是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的基本观点。20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又遭遇强邻压境的危险，国人又喊出“救亡图存”的呼声，多灾多难的华夏民族又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命运，李济一家又开始了从北到南的迁徙……

第一节 达子营&#8226;方砖厂

北京是李济的第二故乡，李济受这千年文化古都的滋养远甚于故乡钟祥。北京达子营１６号是老爷子李权置下的一个院落，他从湖北来京会试受封，就领着一家子住在那里。那地方靠近厂甸，住有不少的湖北人，湖广会馆——禹王宫就在附近。

“达子营”是一块历史活化石。据日本学者多田贞一研究，达子也书作“鞑子”，即蒙古人。明代史籍，多将“鞑靼”，或“鞑子”、“达达”、“达子”一类的名号称呼蒙古族人，明成祖朱棣也将蒙古反叛势力称“鞑贼”。老北京元大都，是元代蒙古族官军进入最早的地区，达官军人及其眷属在此生息繁衍很快，有很大的势力。元亡明兴，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子朱棣均将蒙古贵族视为最大的威胁，采取了恩威并举的策略，一方面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让京师的达官享受与京官相同的待遇且有所优惠；一方面将其迁徙集中安置于诸卫所，便于加强监控，以利“民族同化”。老北京除达子营外，还有达子馆、达子桥、骚达胡同、骚达子大院等。这些地名一直延至解放前后，大都与明初蒙古族徙居北京有关系。

李济在达子营１６号度过少年时光，及至海归回国后的一段时期。他的博士论文的形成，不知可有来自“达子营”的青春记忆？

李济结婚很早，１９１７年还在清华读书时，就在家人的张罗下，与湖北姑娘陈启华在“达子营”家中拜堂完婚，那年他二十一岁。我采访李光谟，专请他谈谈母亲。我母亲姓陈，基本上是一个旧式妇女。家里也是钟祥的大户家庭，比我们李家家境更好，人家都叫她陈三小姐。她的文化程度相似于初中吧，主要是家学。她和我父亲订的是娃娃亲。父亲随爷爷离开钟祥到北京。父亲读完清华学堂要出国留学，在爷爷的主持下，把母亲接来北京完婚。那时父亲二十挂头，母亲十六七岁。母亲家对这桩婚事似乎不太满意，有人说把陈家的闺女骗到北京。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李济对这桩婚姻的态度，可见他回忆清华岁月的一篇文章——《仁友会史略》。他在文中谈到，仁友会会章的“七禁”，头条即是禁早婚（规定二十五岁为限），但好些会员无法实行。“然而就会员的经验体会出来，有时候这种新理想的战斗力竟敌不过旧社会习惯的压力。所以好些会员竟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不能履行这一条件”李济：《仁友会史略》，《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１６页。。李济的话很含蓄，没有提到“不能履行这一条件”的“好些会员”中包括自己。那时，不少青年的结婚，与其说是找爱人寻伴侣，不如说是为家里娶媳妇。李济完婚时，任清华仁友会会长，正是他赴美留学的前一年。他也屈从了“旧社会习惯的压力”，带头破坏仁友会禁令。也许，李济的父母与多数家长想的一样，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安家是让孩子安心的最好途径。

第一节 达子营•方砖厂（2）

达子营李府的少夫人陈启华，瘦小的肩上，毫不畏惧地挑起一个大家的担子。对上伺候公婆，对下照管孩子，还要操心丈夫，应付姑子，铺排保姆，和睦邻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不能有半点闪失。

李光谟向我讲述：搞考古的老先生像苏秉琦、夏鼐和我父亲都有一个小脚太太，后来放了脚，属半开明的。老先生出国也带着小脚太太出国，也许是胡适之先生开的头。父亲出国后，我大姐姐出生，不到两岁就病死了。父亲在国外很伤心。这时徐志摩有书信劝慰他。母亲在家主要的事是伺候奶奶，她肺不好，一直伺候到我满一岁时奶奶去世。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婚姻家庭的态度，多为两个极端，一种如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他们文字也如他们的思想，争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我行我素，不受羁绊；一种则如丁文江、胡适、萧公权等学者，接受家庭和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从一而终。在家庭之外，他们把心思寄托于更重要的学术担承。

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在清华园旧南院（现照澜院）９号有一个自己的家。旧南院有一片小平房，分住着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导师。１—２号住赵元任一家，３号住着陈寅恪，李济住９号。他的家在城里，不是每天都住那里，学校有事临时脱不开身，或要静下来读书著述才躲进那方小天地。有时，李济读书著述，一个人住在清华园的旧南院宿舍。夫人陈启华只有身体怀孕，确需休息静养，才去陪一阵先生，在旧南院享受小家庭的乐趣。

李济留学归来后与夫人陈启华摄于故宫。（李光谟提供）

第一节 达子营•方砖厂（3）

１９２９年６月，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的北海静心斋，家住达子营的李济上班太远，于是举家搬到地安门附近的方砖厂甲２１号。那是一座有三进房的大四合院。其时父亲李权早已赋闲，每日诗书自娱。李济收入丰厚，月薪四百元大洋，几乎是京城一百个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于是，家里添置了一些像样的家具，他自己也开始置办书籍。一次在商务印书馆订购了《涵芬楼重印本四部丛刊》，花去八百大洋，那套带有十二个大玻璃门木柜装置的影印线装丛书，直至１９３０年才全部出齐。清华园旧南院（现照澜院）９号李济旧居。（岱峻摄于２００５年）

１９３０年前后，又买了一套带木柜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花去三百元大洋。这些书作为学者的基本建设，也是向兼通文史的父亲表达的一份孝心。

１９３０年，李济六十二岁的母亲病逝，夫人陈启华至此方才解脱多年照料病人的劳苦。李济将母亲安埋在清华园附近，那是他成年后送走的第一位亲人。１９５７年，清华大学扩建，贴出迁坟通知，得知李家尚有人在大陆。李光谟在堂叔李进之的协助下，把停厝南京的爷爷的骨灰迁来北京，与奶奶合葬在福田公墓。完成这件事，对远在台湾的李济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协助迁葬的是李济的堂弟李进之，毕业于辅仁大学新闻系，１９２７年曾陪同李济一道到开封，准备去山西或甘肃作考古调查。因时局不靖，又久等梁思永汇合不至，困在开封河南中山大学凌冰处长达月余。回到南京后，李济把他介绍到刚成立的中研院筹备处任职员，自己则返回北平。后来李进之留学德国，日伪时期曾服务北平的德国大使馆作新闻编辑，曾代管李济留在北平的书籍。１９４９年后饱受磨难，“寿则辱”，直至一百零二岁才谢世。此为后续。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应对日本人的全面入侵作准备，中研院在北平的心理研究所和史语所陆续南迁。１９３３年，李济一家随史语所迁到上海，史语所在上海小万柳堂办公，李济家租赁公共租界兆丰公园旁的花园村。两年后南京史语所办公楼竣工，李家再随所迁去南京北极阁。李济也许没能料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流离，原存放北平方砖厂甲２１号的旧家具和重金购置的十几柜书将永远留在那座古城。

第二节 无心亦无滞（1）

第二节 无心亦无滞

“无心亦无滞，舒卷在东风”，这两句描写云的唐诗，或大致接近李济的政治态度。他是个纯正的学者，但政治的风云总要或强或弱地撼动他的生活。他的选择是态度而不是行动，他的坚守始终在书斋与田野。

１９３１年春夏，国民党元老、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选举总统，与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发生争执，造成僵局。蒋解除了胡的职务并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不少国民党中委不愿与蒋合作南下广州。各路反蒋派要人在反对独裁的口号下，以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的武力为依托，于当年５月２８日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南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分庭抗礼。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场史称“宁粤对立”的事件，给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三个多月以后，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舆论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分裂对峙的状态，宁粤双方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表示和平意愿，但又各有私心，和谈很快陷入僵局。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日，李济与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等联合致电南京的蔡元培，希望转呈蒋：“恳中央让步。促成京粤和议”。所档：元５６７—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一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的论文，别有用心地鼓吹出身东北的满洲皇帝理应有权回到他的故地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为其支持满洲国提供依据。傅斯年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等一起编写了一部《东北史纲》，驳斥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该书第一卷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在北平出版，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后来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中表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显然接受了该书的观点。

１９３２年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在上海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年底，李济因史语所拟迁上海事由北平赴申。在与杨杏佛接触过程中，李济了解了“同盟”的宗旨和活动内容，接受了“同盟”执委会的委托，同意回京筹建“同盟北平分会”。其后，蔡元培又力邀胡适加入“同盟”，并委托胡适在北平负责设立分会，他也欣然同意。

１月３０日，“同盟北平分会”在北平市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成立，与会者胡适、蒋梦麟、梅贻琦、任鸿隽、陈博生、成平（成舍我）等人多是曾留学欧美的教授学者。杨杏佛以宋庆龄代表的身份到会祝贺。胡适在开场白中明确阐述了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人权观念，最后说道，“我们成立此会目的有三：一、帮助个人；二、监督政府；三、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此次当局要杀陈独秀和牛兰，我们要营救他们。此外一切被压迫的人士也要设法保护。”《大公报》，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１日。分会选出胡适、成平、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鸿隽、蒋梦麟、李济、马幼渔等人为执行委员。２月１日的执委会上，选举了胡适为分会主席，李济为副主席，胡、李二人又被选为出席同盟全国委员会的代表。

第二节 无心亦无滞（2）

２月４日，胡适在他住家的北平米粮库4号，收到同盟上海总部的一封英文快信，里面有宋庆龄署名的英文信、宋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的信函、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的两封控诉书等内容。控诉书痛诉政治犯在狱中备受折磨，史沫特莱据此以个人名义要求北平分会立刻营救，并在末尾声称已将控诉书全文公布，“除非你们分会迅即采取步骤，那些犯人将要受到重刑虐待”。

四天前，胡适和杨杏佛、成平等才去视察了反省院及三处地方，了解到犯人最感痛苦的乃是带脚镣、伙食差，但没有提到私刑。胡适还与一个名叫刘质文的犯人用英语交谈，他也并未有任何暗示。２月１日，杨杏佛接受记者采访时语气温和，也只谈到上述两点资料出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５页。。按说，同盟上海总部收到控诉书后，为慎重起见，理应向北平分会核实，再决定是否公布；现在却贸然刊登。还有史沫特莱信尾的那句话说，如果北平分会不照办，就要为犯人遭受迫害承担罪名。这岂非形同胁迫？胡适当天就把这两层意见写入信中，准备寄往上海总会１９３３年２月４日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８０—５８１页。。信未发出，胡适便在次日的英文报纸《燕京新闻》上读到了那份控诉书和宋庆龄的信，署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种种迹象坚定了胡适的判断，他在第二封信里认为，上海总会收到的那份控诉书是捏造的。他指出：“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他进一步表态，倘若一二私人能够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则北平的朋友们“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１９３３年２月５日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５８１—５８２页。。

这次风波中，胡适与上海同盟总部思考问题的方式泾渭分明。上海的朋友认为，“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既然中国监狱里普遍存在拷打，那么每一所中国监狱都存在拷打；北平的反省院里一定存在酷刑拷打。胡适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态度，既然没有获得北平反省院严刑拷打的直接证据，就无法扭曲具体去迎合那个哪怕是正确的抽象。

第二节 无心亦无滞（3）

１９３３年２月５日，胡适写了一封致成平、李济、陈博生三人的信。信的大意是说：收到史沫特莱和孙夫人的信，以及署名“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的呼吁一篇，感到失望；已作长信（４日、５日）致蔡元培、林语堂。胡致蔡、林的长信中有这样的内容：如果一二私人擅用“同盟”执委会名义公布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现将原信及回信送成、李、陈三人“大鉴”，如蒙同意，请成君留一副稿，将原信快邮寄出，如三位认为应召集执委会讨论，“乞示知”，云云《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８０页。。胡适的上述两封抗议信经过同盟北平分会的执行委员成平、李济、陈博生传阅之后，由成平用航空快邮寄往上海。信中胡适表示“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然而不待他退出，同盟就于３月４日将他开除了。胡适被开除后，四十余位教授、校长等组成的同盟北平分会在３月２８日也停止了活动。

同盟北平分会副主席李济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他对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那封信中采取了何种立场态度，至今未见到任何直接的材料。但从蔡、林二位在２月１３日致胡的信中可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于新雅酒楼午餐后，李济与杨杏佛、鲁迅合影。（李光谟提供）

以证实，他们二人已及时收到胡的长信。这或许可以间接证明，成、李、陈三人是同意了胡适信中的意见的；否则就应把信留下，要求执委会讨论。因此可以推断，他们三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或默认胡的长信的最后一段话的精神，愿与胡适共进退。

１９３３年２月，李济随史语所迁往上海（次年又迁南京），他已不可能参加北平分会的活动，但他和胡适都是出席同盟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人在上海，总部也在上海。他在２月２４日参加杨杏佛、鲁迅等一次在新雅酒店的宴请，或许与这桩事多少有些联系？从２月５日开始，北平分会与上海总部的“战争”已进行了近二十天整，鲁迅早已披坚执锐冲锋上阵。于是，那次酒宴在李济记忆中多半别有滋味？可惜他没写下只言片语。

同盟上海总部被解散是在１９３３年６月杨杏佛被刺以后的事。此间史语所已落脚上海，也无迹象表明李济与总部有更多的联系。看来，他选择了退避。

第三节 轻轻的我走了（1）

第三节 轻轻的我走了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９日，李济留学美国时的挚友、著名诗人徐志摩在由南京乘飞机去北平的途中，因遇大雾，飞机在济南附近撞山，机毁人亡，徐志摩不幸罹难，时年三十六岁。

朋友闻讯，异常震动，人们纷纷撰文纪念。胡适在徐志摩遇难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朋友之中，如志摩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无第二人！”他发表了《追悼志摩》一文，文章写道：“……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经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２０日晚，赵元任剪下《大公报》上刊登飞机失事的消息，贴在日记里，加上注：“晚听说徐志摩坐飞机上死了！！！可惜徐志摩没能听到《海韵》的演出。”其时，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诗歌《海韵》，已由赵元任谱曲成歌，成为“绝唱”。学界领袖蔡元培的挽联题为：“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诗人闻一多没有反应，学生臧克家发问，“你是公认的徐的好朋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呢？”闻一多回答，“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保持沉默的还有与徐志摩一起留学美国的同窗好友李济。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４日，李济与徐志摩同乘“南京号”客轮，到旧金山。又一同去到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同住一个寝室。两年后，李济到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徐志摩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回国后，两人时有往来。据徐的表弟蒋复璁回忆，在一次新月社的聚会上，李济应志摩之邀演奏了一首七弦琴曲《捣衣》，蒋和陆小曼各唱了一段昆曲。后来，徐在接手主编《晨报》副刊时，他邀请四十位“名人”写稿的计划中，包括了“李济之先生谈中国音乐”。

１９２８年底，李济应弗利尔艺术馆之邀到美国商谈工作，从欧洲经印度返国时，曾再次和徐志摩乘轮遨游，回国后又同车北上。这年１２月１３日，徐志摩自北平寄给上海的陆小曼的信中提到，“……星期六在车上又逢着了李济之大头先生，可算是欢喜冤家，到处都是不期之会。……”

李济最后见到徐，大约是在他遇难前五个月，他俩曾在北平的公园中玩了一个晚上。两人各诗人徐志摩。

自的领域和熟人圈大不同，想必谈话的内容相当宽泛。

徐志摩逝世时，李济正忙得焦头烂额。彼时，城子崖正在作第二次发掘，殷墟第五次发掘又已经开始，他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宣泄哀伤，但对友人的早逝，言谈中常流露十分惋惜的神情。他在怀念丁文江时说道：相传徐志摩跌死的消息最初传到他的时候，他说：“可惜可惜！”有一个朋友问他：“你看志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毫不踌躇的答道：“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至今有好些文学家的朋友多以此为笑谈。但细思之，这不但是最恭维志摩的一句话，并可代表在君的人生观。他常说向不肯研究别人的心理，一切只以行为为判。……李济：《怀丁在君》，原载《独立评论》第１８８期（１９３６年），《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９页。“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也是李济对青年时的同窗好友的基本认同。

第三节 轻轻的我走了（2）

住在北平方砖厂甲２１号的李济，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此间，一个叫杨季徵的女大学生与他颇有些来往。李光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有两处提到“杨刚”。李光谟写道：他一生极少介入政治团体活动，究竟为什么会参加“同盟”的活动而且担任了负责职务呢？除了前述杨杏佛的影响外，还有一种估计说，可能与受一位同乡朋友杨缤女士（即后来《大公报》的记者杨刚）的鼓动有关。

根据近年看到的一些材料（例如萧乾先生的忆旧文字），杨刚（即杨缤）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就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左派女性。她跟李济的接触谈话，据亲友的回忆，是颇有几次的，当然谈话内容并不清楚。估计李济很有可能把她的来访交谈当作是共产党人的第一次接触；还可能把他自己在杨铨影响下加入“民权保障同盟”活动的那段经过也与此联系在一起。这个“第一次”到１９３３年李济南迁后大概就终止了。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４０—１４１页。李光谟的叙述从时间上分析，似乎有些斗不上榫。杨刚的父亲曾为江西道台，民国时出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和代省长。１９３３年的杨刚，还不叫杨刚，而叫杨季徵，是个二十八岁的大龄女性。她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共”，在读燕京大学西语系时，曾担任北方“左联”的负责人，1932年秋因对当时地下党的教条作风不满，加之有病，身体不支，很快就脱党资料出处：杨晶：《杨刚之死》，《读书》2009年第1期。。那段时间的杨季徵，正处于人生的“灰色期”。说她接近李济，是负有地下党的使命，也许对她过于高看，也许是忽略了这段特殊时期她的心境。她的活动圈在北平，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大本营在上海，至今似乎还找不到杨季徵与“同盟”的联系。

李济是个对政治活动向无兴趣的学者，他在清华就形成了“属于技术性的较多，涉及价值观念的甚少”的人生观，终身未曾改变。若说杨季徵跟李济的接触，谈话的主题就是“红色与革命”似乎不合情理。我就此疑虑采访了李光谟，请他详细回忆父亲与杨季徵的关系。他说：杨刚我们叫她“六姨”。认识她是因为她姐姐的缘故。她姐姐是旧时的大家闺秀，与我做京官的爷爷先认识。她姐姐与我母亲年龄差不多大。我两个姐姐凤徵、鹤徵都拜她“老干妈”。“老干爹”姓李，究竟是什么职业做什么，那时我太小，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有个儿子后来在新闻圈很有名，叫李龙谟后改名李龙牧，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副系主任，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理论研究。。她们是湖北沔阳人，与我们是大同乡；家也住在厂甸附近的“达子营”，与我们家是街坊，两家常有往来。

后来，我家搬到地安门鼓楼附近的方砖厂甲２１号，与杨家的往来就很少了。“六姨”杨刚那时在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读书自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２年。，学校离我们方砖厂的家很近，她时常过来，有一阵还来得很密，来就与我父亲谈话，很多时候都是在客厅里，关上门，不让人进去，说个没完没了的。

第三节 轻轻的我走了（3）

那时，我的表姐（表姐是我大姑的女儿，父亲有一个大他九岁的姐姐和小他九岁的妹妹）住在我们家，她就不喜欢“六姨”。我家老保姆也说，“六小姐尽跑来找你爸”。为这事我妈也有意见。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那时，杨刚个人感情生活并不顺利，进了围城，又走出围城，事业上也远未起步她的成名得益于１９３５年翻译英国女作家简&#8226;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笔名即“杨缤”。。李济长她十一岁，也还不到四十，但已有哈佛博士、清华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等耀眼的头衔。就在那段时间，史语所还获得了法兰西学院提出的“儒莲奖”。于是，一个正值英雄崇拜的苦闷期，一个视对方为“红颜知己”，两人的谈话至少会有一种甜柔的感觉，内容也许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西方文化主题，也许是息息相通的默默无语……

李光谟那时太小，他的分析，可能来自后来的印象。

杨季徵后来离开北平，１９３８年重新入党，并从此改名“杨刚”，先在塔斯社上海分社任英文翻译，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出版；１９３９年，杨刚接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曾作为战地旅行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同行前往浙赣闽战区采访；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７日，杨刚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向共产党述职……

李光谟叙述的“模糊”，也许还有来自李济本人的解释。他对当时与杨刚“关上门，不让人进去，说个没完没了的”暧昧，以及家人尤其是女眷的反感，需要给一个说法，“革命”和“政治”应该是个托词。从杨刚后来的行为倒追溯，家人也愿意相信这个解释。

像是两列不同轨的火车，在一个小站偶然相遇，稍事停留，随后又各自呼啸而去。一个“发乎情止于礼”的故事，远够不上“浪漫”二字，但对认识李济这个大写的“人”的丰富性，对于认识革命者杨刚的另一面，或许不无意义？

对李济一生影响最大的朋友，当是“丁大哥”。丁文江的情谊，如同黑暗中的磷火。李济从１９２３年留美回国一开始，丁文江就把他推至国内最高学术舞台。丁帮助李济进行了河南新郑的第一次田野试发掘，鼓励他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进行科学考古，促成他去清华国学研究院，推荐他加盟史语所。就在他去世一年前，正当李济对殷墟第十一、十二次发掘，开挖侯家庄大墓经费缺乏一筹莫展时，丁文江出谋划策拨了特殊的经费给予支持。１９３５年夏，丁文江还在为殷墟考古工地发生的董作宾“携友风波”当“和事佬”四处调停，几个月后却不幸去世。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丁文江前往湖南出差，受铁道部委托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受教育部委托为清华大学在长沙选择新校址，日程安排极为紧张。他在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进行实地调查时，煤气中毒，抢救无效，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

第三节 轻轻的我走了（4）

噩耗传来，学界同悲。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缅怀他：“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人物。”傅斯年哀痛至极，他写道：“李济之先生说，‘在君的德行品质，要让英美去了解。’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胡适在《丁文江传记》中写道：“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李济于１月２４日，写下《怀丁在君》一文。他写道：在君之死，不但使认识他的朋友泪流满襟；一般有民族意识的公众，莫不认为是国家的一种不可补偿的损失。这种自然流露的情绪，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可以证明他所领导的各种事业之价值，已渐为大家所能了解。

……他办地质调查所，先从训练学生起；训练调查人员；先叫他们下煤矿做苦力工作，训练完了成绩不合的，仍然不用他们。一切的野外工作，他都领导先干，以身作则。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说是地质调查所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地质调查所工作的成绩，已为世界所公认了。出版物中，他写作的东西并不多；他的工夫完全消费在这些合乎科学标准的工作能继续的发展下去。

……

以在君的才力及学力，要是生在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他的研究工作的成绩一定可以使他站在最前线。这是我们可以信得过的。但中国的社会却不让他尽全力于这个方向。他想征服这种遗憾的困难，于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想法子造出一种环境，使来者可以享受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机会。《独立评论》第１８８期（１９３６年），《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９—１６１页。李济对此感受颇深。一次，丁文江在回答李济的询问时说，“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的努力问政便是要造成一种政治清朗的环境。到现在，至少在地质学方面，青年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走。这个好的影响已开始传布到别的类似机关了。若是我们的民族生存不遭意外的危险，中国的科学研究在最近的将来一定可以发展很快的。现在是地已耕了，种子已播了，肥料也上得很多了，只待发芽向上长。丁在君是在这个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虽说他未能见全功，他已经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独立评论》第１８８期（１９３６年），《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９—１６１页。大恩不言谢，李济在文中旨在彰显丁文江对发展中国科学事业之功绩，并无对其人恩厚的追叙，但内心的潜流，仍汩汩而出……

第四节 南京杨公井（1）

第四节 南京杨公井

１９３４年７月，李济接任中博院主任，开始了博物院在首都南京的选址建设事宜。１０月，史语所由上海迁到南京北极阁鸡鸣寺路１号新址。南京就成了史语所同人心目中的定居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上海去青岛避暑的海轮上，（从右到左）陈启华、杨步伟、徐樱、赵元任、唐钺、罗常培、李济、李方桂、□□□。（李光谟提供）

杨步伟在回忆录中谈到此时的南京：有人到新住宅区去买地，有的在附近打主意，因为大家都想要盖房子，但附近地自然不够，因为多数已给教育部、考试院和中央大学的人早买了。我们从萧友梅手上分了两亩，……地名蓝家庄，我家是24号。蒋梦麟等人也买了些地也在路对面。那时南京真是一时之盛。

在南京住定下来后各家就忙了盖房子，有在蓝家庄的，有在新住宅区山西路的，纷纷地动手。……等我们房子一动手而好多人都纷纷到新华去借钱买地盖房子了。……这个房子盖好了李济之家就租了去住。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８１—８３页。李济租赁的是杨公井抄纸巷天印庵1号，在杨步伟的祖父杨仁山办的金陵刻经处附近。天印庵是个尼姑庵，由杨家的一个女居士主持。李光谟曾向我讲述儿时南京印象：我们从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７年，在南京住了四年。那房子是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娘家盖的二层小楼，我们家花钱租的。我跟两个姐姐、爷爷住在二层楼上。楼下有书房、父母卧室、饭厅、客厅，还有个小院子，还有间小客房。有两个女工，一个是孩子的保姆，一个管家做饭。平时相安无事。我们孩子白天都上学，家里就是爷爷在楼上，我母亲、保姆在楼下。

家里也供着祖宗牌位，是爷爷写的颜体，工整，说不上太好。年轻时，他给我父亲写的书信有的毛笔字还是写得挺好的。后来也许功不成名不就，就不在写字上多用心。

我一岁时奶奶就去世了。那时，爷爷成天就在书房里待着。我跟爷爷岁数差距比较大，他对我们很慈爱。爷爷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那时也不兴出去旅游啦之类的事。他跟老家钟祥有书信来往。爷爷也回过老家多次，究竟为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在钟祥的读书人中有点小名气，又做过京官，给故乡增点色。所以，钟祥很多人都知道爷爷。那时在南京，爷爷编修过《钟祥县志》。爷爷也有一些朋友，不会太多。他的一些朋友我见过，见过不见得认得。也有一两个当官的，比如沈鸿烈沈鸿烈，北洋时期，在张作霖手下当过东北海军舰队副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渤海舰队调防山东青岛，兼任青岛市市长。全面抗战爆发，韩复榘弃济南，被蒋介石正法，沈鸿烈继任山东省主席，坚持抗战。１９４２年，沈鸿烈赴重庆，先后任农林部长、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等职。；文化教育界也有一些朋友，填填词书法往来，互相唱和一下。他自称词人，与词学家夏承焘先生有许多诗词唱和书信往来，但词集并没出版过。他不承认自己是诗人。其实也作诗，他作诗或作不出道道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李权生在钟祥，娶在钟祥，学在满清，仕在满清。钟祥有他的根，而他的生活圈、社交圈却在北平。随着社会家庭的变迁，他尽管努力调适，但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恐怕不大容易适应。当时父亲的朋友家里每家的生活习惯都很不一样。朋友中留洋时间比较长的，像赵元任、李方桂等，赵家把小汽车也带回来了，收音机不用说了，还有缝纫机、冰箱啦……

第四节 南京杨公井（2）

父亲的收入也很不错，我们没盖房，租杨步伟家的小洋楼，吃的穿的都很普通，很多东西我们都没见过。一直到抗战那年，１９３７年，一次到房东家（是赵元任家亲戚），第一次看到了收音机，那时叫无线电，一个方盒，高高的盒。大家都很新奇。我爷爷说这个人怎么在这后头说话？跑到后面去看，觉得很奇怪。我家贵重点的就一个土造的冰箱，是木头的，放天然冰。里头是洋铁皮的，中间不知拿什么填充隔热。冰块可保存二十四小时。要用点冷的，喝点冷开水啦，瓶子可放在里头。有这种冰箱就不错了。但赵元任家就用电冰箱了。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李家的生活方式，包括消费习惯，并不全是依照李济的好恶取舍作标准，他是事亲至孝的人，得首先考虑父母，还需兼顾太太陈启华以及两边家族的认同。不能像赵元任、李方桂等几家生活得那么洒脱自在。陈启华与大女儿凤徵在南京家里的小院。（李光谟提供）

如果要说奢侈品，我家也买了黄包车。拉车的工人先送三个孩子上学，三个娃娃挤一块走一趟，又回来拉我父亲上班，就没事了，帮帮工，打扫院子，收拾收拾东西，到下午又接我父亲下班。那时没有公共交通，住的地方在杨公井，父亲上班在北极阁。那一段路有十好几里。父亲已四十出头，要徒步走也够远了。

家里还有个留声机是奢侈品，爷爷听戏，母亲也听戏，听京剧。后来也有些音乐唱片。放的时候不多。父亲不享受这些，他回来就在他的书房里。吃饭的时候才叫他下来。

小姑那一段也在南京，跟爷爷关系不好，老大不结婚，爷爷老逼她。小姑与父亲关系好，与母亲姑嫂间关系也不是很融洽。她离开南京后，一般只有过节过年或爷爷的生日才来。总要吵一顿才走。她有一个女朋友，是一个年轻寡妇，我们背后议论她是不是同性恋，两人一直住在一起，都没结婚。同性恋在旧社会是很异端的。她一直不承认。爷爷觉得女人独身主义啦，女的跟女的住在一起啦，很看不惯。姑姑脾气很大。爷爷逼她结婚，她就吵，不欢而散。母亲不敢得罪她，父亲不大管这些事。姑姑有什么事求他，他也愿意帮忙。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李光谟的小姑即李济的小妹李葆华，比李济小九岁，毕业于北平女师大外语系，在女子学校教过多年的书。傅斯年曾有心调她进史语所，他在１９３５年３月７日给李济的信中写道，“关于钟女士辞职，其继任一事，乞兄一想，令妹未知于此可相宜否？请兄一考虑之。”所档：考２—４７。

第四节 南京杨公井（3）

尽管那年头一个女大学生谋职艰难，而史语所薪俸可观。但依李氏兄妹的性格，他们都不会愿意一个锅里舀饭，一个屋檐下共事。爷爷就一个弟弟，去世比爷爷还早，留下一个独生子，我们叫他伯伯，名李湘，字积之。爷爷很孝顺父母亲。曾祖母去世时把照管和教育弟弟的责任托付给爷爷。直到爷爷的弟弟去世后，爷爷还始终承担抚养侄子李湘的义务。伯伯李湘从小跟我爷爷念书，生活出入都在我们家，甚至娶媳妇都是爷爷张罗的。他的能力实在不怎么样。爷爷带他到北京，望他成才，他在京好像也上过高等学校，但不是很成器。一辈子的工作就靠我父亲这儿推荐一下，那儿推荐一下。

李凤徵、李鹤徵、李光谟三姊弟。（李光谟提供）

在钟祥，近一点的亲戚也就这一家，其余的李姓都是五服之外。我还有一个堂兄李光宇，他跟我家就更远了。但那时他在北平，做小职员，往来多些。李光宇刻板、勤恳，原来就是父亲的资料员，帮父亲管理图书，他在史语所做保管，学历不高，顶多是专科。（他有个了不得的儿子，是在李庄生的，曾在美国航天局担任总设计师，设计太空航天器和航天站。回过大陆，用的化名。现在也该退休了。）在外头也就这么几个亲戚。父亲经济上，学术地位最出人头地吧？很多穷亲戚也都来投奔他。我父亲能照料到的也就这几位亲戚。父亲心里很不愿意，但在爷爷面前父亲是个孝子，只好应允。不愿意做也只得做。父亲很不喜欢沾亲带故扯扯绊绊这种事，但一辈子也无法摆脱这些。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人生很难逃出宿命。按说李济的性格和他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职业，所倡导的风气，历来主张特立独行，他对传统社会的“人情风”异常反感，而他一辈子却无力摆脱亲情的羁绊，甚至晚年还因之为人所诟病。

第五节 福兮祸兮长别离（1）

第五节 福兮祸兮长别离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３日，李济告别家人和同事，从上海港登上德国邮轮Scharnhorst号，前往英国讲学。越洋远游在他尽管已有多次，但李权老人这次格外忧心忡忡，既担心儿子这趟远行印度洋风高浪险，也担心儿子不在身边随时可能发生战祸。送走儿子，老人先在祖宗牌位前沐手敬香，然后在自家的书房里，排出牙牌，为儿子的平安认真地算上一课。十一天前爆发的西安事件，张学良、杨虎城在华清池“兵谏”捉蒋，内战箭在弦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随时可能爆发。那时中国知识界好多人认为张杨发动事变是倒行逆施。胡适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痛斥张学良“背叛国家”，“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文章载于１２月２０日《大公报》津沪版。清华大学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等发布“清华教授会宣言”，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李济在印度洋的航程中，给傅斯年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别后不及十日，宛若经年，上海启碇时黄浦江上飞雪，现在执笔，挥汗如雨。船上生活每日若梦一般。念念不忘者，国家事也。为此之乱不知将作何变局？在香港时（廿五）闻蒋已被释，前日到曼尼科始略知梗概。内情如何，颇想一探，苦无门路。船上无线电新闻全由柏林转来，别处广播概不准收，此即希特勒统治之一例。乘客大多市侩，鲜可与谈者，昨日遇一水手，聪明智慧，似在大多数乘客之上，观其郁郁之情，可知德国大多数人民之苦也。……”冯志整理：李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致傅斯年信（影印件），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９５年。

心事浩茫，海天无极，李济在日月交替中送走二十多个单调的日子。１９３７年１月中旬，轮船终于泊岸伦敦港。按照行程，他将要去威尔士、伦敦、牛津、里兹、利物浦、爱丁堡、曼彻斯特等地的十四所大学以及几个研究所讲学。事前，英国的舆论界做了大量的铺垫。一个受中西方文化熏陶的著名学者，一个收获丰饶的中国考古学的掌门人，李济沿着鲜花和红地毯铺就的路一直走去。他在各地的讲演用现代理论和眼光，用大量的考古实践，讲述考古与中国史前史，讲述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所到之处大受欢迎。

第五节 福兮祸兮长别离（2）

李济此次讲学受到几位中国留学生的热情追随。吴金鼎是李济的得意门生，１９３３年赴英国念博士学位。夏鼐１９３４年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以实习生身份参加史语所的安阳发掘，受李济的指导和关照，１９３５年赴英国留学，读博士学位。曾昭燏毕业于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１９３５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他们都十分亲近李济，李济也李济当选为英国及爱尔兰皇家人类学研究院荣誉院士证书。

关心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并从师长的角度动员他们日后回国到史语所或中博院工作。

在伦敦，李济曾患病住进医院，异乡诸多不便，幸亏吴金鼎夫人王介忱与曾昭燏悉心照料，经过二十余天的治疗才逐渐康复。

此次访英，李济还应考古学家、瑞典王储古斯塔夫之邀，顺便去瑞典讲学。一年前，他就接到王储通过中国驻瑞典公使发来的专门邀请。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古斯塔夫访华，曾考察太原附近的两个石器时代遗址。当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发掘，与他“失之交臂”。那一错过竟把会面推迟了十年多。李济到斯德哥尔摩前后参观访问了十多天，作了几次精彩的演讲，跟王储作了多次诚恳的学术交谈，会见了以高本汉为代表的瑞典汉学家和其他“中国学”学者，参观了几个著名的博物馆和王室的珍品，后来又顺访了欧洲大陆的多个国家。

１９３７年６月，李济满载着收获乘船返国。不日，“七七”事变爆发。亲人和同事还来不及分享他学术之旅的喜悦，就一下子卷入战乱的漩涡。

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时救亡图存已成为国人的自觉行动。陈启华是仅受过旧式教育的女子，恪守妇道，向不抛头露面。自１９３３年的“热河事件”后，她也常参加史语所的家眷们组织的劳军活动。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写道：热河事发生了。虽然大战还未爆发，可是人心已震动起来。那时还派不到妇女从军呢，我们这些太太们总得尽点义务才对啊。所以大组织很多私人团体来做劳军等事。我们想冬天军人在外饥寒交迫，大家做点冬衣去慰劳他们卫国的前线战士们，所以我们家又变成一个大本营了。因为我家向来往来人多，凡来的都劝他们出点钱和出点人力做冬衣等等，没料到大家非常踊跃参加，一下就是二三十人，大家分担买材料的，做机器的裁剪缝纫忙个不停。并且边做边谈天，很快很快就做成了一百七十多件棉短袄。张默君和志希太太还来我家探望我们，问要不要加入妇女工作团，我们大家都回不要，我们都不是沽名钓誉的，不过为前方战士们尽一点义务而已，打算用无名氏团体交给绥靖公署代收转到前方战士们，在每一个口袋内还放了一个条子谢谢他们受冻受累拼死忘生地来保护我们后方的人民。还有人提议写点好玩的给他们，我说恐怕他们想太平的景象，心里不安。（李济之太太也是工作的之一，大约还记得吧。）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９４页。卢沟桥事件后，南京城的中研院各研究所和中博院等单位都在焦急地做南迁准备。猝不及防的灾变，激起人们同仇敌忾的情绪，经过数天不分昼夜的努力，史语所的同人们把图书资料、考古组多年的重要出土物及全部原始记录等重要物资装箱转运。一些运不走的大件物品，只好封箱留存南京。据石璋如回忆：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有一批六十箱就先运到南昌的农学院保存，由李济先生先押运，另外有一千三百多箱陆续运到下关装船，预备运往长沙……回来后大概第二或第三天，日本的飞机就来轰炸南京考试院，时间大概是在下午吃过晚饭之后，听到天空中传来飞机声，有人发现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随即投弹。考试院与研究院只隔一条路，炸弹落在考试院外广场的钟楼鼓楼附近，我们的同人大部分都在研究大楼里头……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２—１８３页。

第五节 福兮祸兮长别离（3）

撤离南京，转道汉口，杨步伟的《杂记赵家》，有详细回忆：听见苏州都被炸了的缘故，我着急起来了。因为元任病中一点声音都不能听见，一有声音就满身大汗出得不止，如何能听炸弹的声音呢？我正无法办时，孟真来了，我和他商量办法，他说公务人员现在都还不动，只家眷可以先走，但研究院因保留古物和档案的缘故，暂有一部分人走，乃定的“太古”、“怡和”两只船舱位。但是元任因病自然可以先走，叫我向吴亚农要船舱位。

我对吴去说，吴回我须和李济之先生说，因那时傅做政府的抗敌工作顾问等事忙去了，李则代理所长。我就去问李可否让一两个舱位给元任带一个女儿先走，我们以后再说。李很快回我，赵太太我们听差的都有职务的，暂不能让，元任事慢慢想法子。但是那时弄一个舱位比登天还难，故那时的我，自然容易多心的，我就回他，元任连一个听差的都不如了，好！我就自己另想办法。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９７页。杨步伟想法搞到船票，让赵元任先到汉口，几天后她也带着孩子随后赶到。李济本该扶老携幼举家南迁，忽又临危受命，押送南京存放的国家文物溯江西去重庆秘藏。领着一家妇幼逃难的竟是七十多岁的李权老人。

杨步伟写道：找到旅馆后一看李济之的一家也在那儿，在这时大家见面比亲人还亲了。李老太爷更是关心得不得了，说一下船大家都分散了，他们是由考古组先到的人员给安排的旅馆。……１９３７年年底，赵元任家和李济家的女儿逃难时在长沙湘江边。从左到右：赵新那、李凤徵、李鹤徵、赵如兰。（李光谟提供）

想不到第二天日本的炸弹跟着来了，在汉口市外放了几个炸弹，市内的人自然更恐慌起来了。王慎名正在想办法弄火车给我们到长沙，我说先去看看唐李二家吧。一到旅馆，李老太爷就和王谈起同乡来了，问给我们如何设法走？我说现正办交涉火车位子。李老太爷对我作揖说我们也照赵太太以前办法给小耆即李光谟。先带走，其余再说。……

我看李老太爷的急法，只希望我把孙子小耆带走，因汉口日机已来了炸了市外一两处了。我和王慎名商量，可否再和吴国桢商量商量，能否多挂一辆车给这些人都带到长沙再说，不能的话就多带一个是一个，因在南京临走时唐擘黄也再三托我关照他太太和小孩们的。王说不用找市长了，他现在也是忙得不得了，站长是赵先生的学生，我打电话问问他有没有办法。……车站上回话答应可以另加一节车，但是须有二十个人以上才好意思挂车。我赶快说不止二十个，一共二十七个人呢。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１０２—１０３页。几十年后，逃离南京的情景在李光谟心中还仿若昨日，他说：“记得我们全家老少三代在南京下关的长江码头登船启程时，于波滚浪涌的江心，禁不住回首眺望居住了三年多的石头城，默念着何时才能重归家园。”

第一节 暂栖长沙（1）

第一节 暂栖长沙

长沙，岳麓山下湘江之滨的这座千年古城，在战乱中骤然膨胀，混乱无序。史语所和中博院分住在长沙城内的韭菜园、圣经学校等地。此时，傅斯年代理中研院总干事，史语所的担子托付给了李济。

石璋如回忆：在长沙组织的管理委员会，以管理圣经学校为主，经常开会。来长沙不久，敌人又来轰炸，于是委员会另行组织巡逻队，警报期间，其他人要去地下室躲飞机，每个所派出一个人组成的巡逻队就要巡查有无间谍在外头发信号引导敌人。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５—１８６页。那时，空袭警报时常拉响。惊惶中，人们纷纷躲防空洞或地下室。然而有一天，警报还没来得及拉响，日本飞机已猝然临头。敌机来了，真的就轰炸圣经学校附近，就是学校对面的巷子一带，梁思成全家住在巷内一栋小楼上，当时梁思成到圣经学校躲警报不在家。警报过后我们去到梁家，看见小楼的楼梯被炸毁了，还挂着东西，但是没有楼梯上不去，很惨。家眷幸好也躲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事情。另外一件惨事就是在路上发现不知从哪里来的、还穿着丝袜的女人大腿断肢，真的很惨。另外一件惨事就是我们出去巡逻，所有的同人在研究室宿舍内，遇到空袭就要去地下室躲警报，高去寻走到楼梯台阶，还未下去时，由于后头有人往前推挤，将高先生撞倒台阶上，高先生被撞断牙齿，顿时满嘴鲜血。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５—１８６页。炸开的断壁残垣和四处燃烧的烟火，又在催促流浪者继续逃离。史语所及其他迁在长沙的文化教育单位，包括南下的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临时筹组的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等，停留三个多月后，决定再度西迁。考古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将率大部队撤退，同行的有胡厚宣、郭宝钧等；青年研究员李景聃、石璋如、祁延霈等家乡沦陷，亲人生死未卜，急于回乡寻亲；刘燿、王湘等人，早已打算投笔从戎，赴前线杀敌。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李济召集众人在长沙郊外的小饭馆“清溪阁”聚会。

“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刘燿从事田野考古七年多了。１９３１年春，他还是河南大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傅斯年率史语所历史组同人岑仲勉、全汉升、劳榦、王崇武等在长沙圣经学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学国文系学生，参加史语所的殷墟发掘，后留所作研究生，１９３４年升为助理员。他参加过小屯、后冈、卫墓及大赍店等地的发掘，独立主持了山东日照瓦屋村的发掘。田野上他已度过了七个春秋，足迹遍及河南山东等地。此时，他刚刚完成瓦屋村发掘报告的图版及器物草图的制作部分……寒风中的刘燿端起酒杯喊出，“国将不国，何学术为！抗日第一，爱国为先”，然后一饮而尽。

第一节 暂栖长沙（2）

未完成发掘报告就投笔从戎，同人对他既景仰又惋惜：一个搞考古的一生能接触到地下文物，多少带有运数的意味；这种遗憾，极可能就是终生。把酒话别，湘水呜咽。当日的细节奔泻在石璋如的笔下：我们叫了两桌菜，菜没来之前先叫酒。当时大家志气都很激昂，都先喝酒，用小酒杯喝，有人素来酒量不大，像董作宾先生就有“董文抿公”之称，不能喝，李济、梁思永先生酒量也不太大。由于在田野久了，像王湘、刘燿、我、祁延霈几个山东、河南人，喝酒比较爽快，就喝将起来。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８—１９０页。师长李济，自１９２６年主持山西西阴村发掘至此，已有十多年的考古经历。而今山河沦陷，百姓涂炭，该如何面对抗战救国和田野考古这一矛盾？他无意劝阻刘燿等人，只想说服自己和留下的同人：“我们是否也应该赶赴前线，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考古这种工作，在现处的环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并不懊悔选择的这份职业，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线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是异常强烈的。”李济例举英国的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欧战期间正在考古现场，也想拿枪投入卫国战争，然而冲动的情绪最终服从理性的调遣。于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众人：“现在我们既然没有机会表达我们这种志愿，那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有的工作。”１９３７年，日本人第一次轰炸长沙时，李济夫人（左三）与杨步伟（左四）到小吴门附近的现场探访。（李光谟提供）

萧萧秋色，慷慨悲歌。几十年后倾注在石璋如笔下：几人先说“中华民国万岁”，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喊“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喊“史语所万岁”，第四杯是“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是“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因为比较早成立），第七杯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兄弟健康”。如此喝将下去，有人已是勉力而为，还没有上菜呢，酒却喝成这样，于是有四个人——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四人就倒在餐馆地下不省人事，李景聃也醉了，不过没躺下。我们本来是住在长沙圣经学校宿舍，可是醉到一塌糊涂、又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去。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８—１９０页。次日，刘燿、祁延霈、王湘等人告别师友，奔赴前线。

自兹分别，即杳无音信。后听说刘燿刘燿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延安。从此，改从母姓，化名尹达。后人多不知其原名。去了延安，而一道离开的王湘、杨廷宝等仍无消息。李济放心不下，四处托人打听，还通过朱家骅去信问询周恩来。后来朱家骅回函李济：“关于王湘、杨廷宝二君之事，前蒙台嘱，即经致函周恩来君，顷接复云：‘嘱事曾特电探询。现王任延安振华造纸厂长；杨在延安解放社出版局图书馆工作。渠等均愿安心服务，不拟离延他往，务乞鉴谅。’等语。知注探转。”

第二节 昆明两年（1）

第二节 昆明两年

一、　赵元任出国风波

１９３８年冬李济一家逃亡广西经越南出入境，办出国护照所拍的唯一的全家照。（从左到右）一排李光谟（１９２７北京—）、李权（１８６８钟祥—１９４７南京）、二姐李鹤徵（１９２５北京——１９４０昆明）；二排保姆“小李妈”李佩兰（１８９５北京—１９８０北京）、大姐李凤徵（１９２４北京——１９４２李庄）、李济（１８９６钟祥—１９７９台北）、李陈启华（１８９８钟祥—１９７５台北）。

史语所撤离长沙，桂林暂住月余，最后经中研院总办事处商定迁往昆明。赵元任带领二组（语言组）单独行动。赵主持史语所语言组十年，调查了中国东部十二个省的方言和西南地区的土语，采集了许多边疆民族语言；开始在南京现代化的语音实验室，用科学方法分析各种语言现象。成绩得到国际学术界首肯。赵先生学问好，人也有情趣，一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唱遍大江南北。当李济带着大部队滞留桂林，还在为车船发愁时，赵元任凭着自身知名度和太太杨步伟的公关能力，已捷足先登。

史语所大部队由桂林经安南（今越南）的谅山、河内，一路舟车劳顿，终于在１９３８年春节过后到达昆明。历经坎坷，别后重聚，理当庆幸，殊不知又发生了一场误会。个中原因扑朔迷离，直到杨步伟的回忆录《杂记赵家》问世，人们才知道，是与李济发生矛盾，起因就为这一路的磕磕绊绊和在昆明的安置问题。

据杨步伟叙述：在昆明的安排，由赵元任的学生章某委托连襟彭陆炳工程师负责。彭预定了拓东路６６３号华洋义赈会修筑滇缅公路留下的办公室，楼上楼下共有十几间屋子。从２月８号起，西南联大的蒋梦麟、蒋廷黻、周培源、王慎名、张奚若、罗莘田等一帮赵元任的老友陆续入住，先到先选，后来者只好睡在楼板上。楼下和后面的小屋分别作了史语所先期到达的凌纯声、吴定良、萧纶徽、芮逸夫、劳榦、董同龢、丁声树、杨时逢等人的办公室。战乱之中，苟且安身，总算又可以在书桌上写点东西。赵元任又开始整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闲时也写合唱曲，然后指导小孩演唱，也随众人各处去探访名胜古迹。２月底傅斯年来信，史语所迁来昆明，一处住不下，要再找地点，又租下翠华街的房子。

杨步伟写道：三月十一日李济之等到了，可是一到就大发脾气，问研究院为什么不搬到翠华街去住都住在我们那儿？当日就要萧纶徽等人搬去，可好笑董同龢也和他们一道去了。等了一下子董又坐了一个洋车回来了，难为情地说，李先生不要我们语言组的人去。这一组仍留在拓东路住处，丁声树和元任一句话没说。在那时元任对这种事总是不响地生气而已。……

第二节 昆明两年（2）

七八小时手拿一管笔一字写不出来，终日不说一句话，我一看这种情势不好，不要因人家对付我们一家而害全体，不如离开为两全之计。

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在１９３６年本来请元任去数年或永久性教授……我就对元任说我们去信问问有没有机会，我们去一年避一避风头，等大家定点，消点气再回来。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１１３—１１６页。赵家走得非常郁闷，杨步伟数落了李济诸多不是，如在史语所借不到路费，不主动参加饯行，不准同人到车站送行等等。在驶往美国的远洋船上，很多人认识赵元任。一天，人们要他30年代的赵元任。（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唱《叫我如何不想他》，他唱了自己作曲的《过印度洋》。歌词中有“哪里是亚洲？哪里是欧洲？我美丽亲爱的故乡丢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的句子。唱完，一声不响回到舱里。

时值抗战，“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而把“我美丽亲爱的故乡丢在脑后”，赵元任会不会心怀愧疚？要不要给国人一个交代？赵太太在《杂记赵家》中，把一切原因都归于李济，这或许偏于主观。举家出走，恐怕不会是一时半时的决定？透过几份档案，多少或能捕捉到当事者的心绪：

１９３８年７月，李济两次致信赵元任：“甚望兄能等孟真到后再走，此次兄请假出国想有若干重要事必须与其面商者，此决非弟所能代也。”“闻悉兄此次出国概不受饯，至感不安，近捡旧籍得殷墟古乐器图像数帧，或可供兄为夏刍士子讲中土音乐史之参考，敬希收入行箧。”７月２２日，赵元任回函：“承赐古乐器照相，谢谢；改到二十五动身。”所档：考１２—１—１、２、３。７月２７日，俞大綵傅斯年电李济：“拓东路房请续租，弟三十一号飞蓉，在蓉候机，上旬内可抵滇，乞告元任。”所档：考３１—１１—５９。此时，赵元任已举家离开昆明。

赵家出国，对中研院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有如一次地震，赵李两人的情感也遭受了一次“断裂”。他们是哈佛的老友，友谊还熏染着双方家庭：２０年代，李济在哈佛念书。赵元任带家同住哈佛，又有一位小千金如兰，于是赵家成为中国留学生常聚之所。杨步伟写道：“那时在哈佛的中国学生中李济之、陈岱孙、叶企孙、萧蘧、张歆海、钱端升、李旭初等人常和我们往来，济之来得最多，胡正详差不多就是我们一家人一样。

第二节 昆明两年（3）

……到年假了，以上常来的朋友们都来我们家过年。……每年一次中国学生会的时候，我们总去加入，如兰就由他们大家轮流地抱，其中李济之和钱端升两个人抱得最多。”赵家的孩子也格外亲李济，据李光谟说：赵家和一些朋友家的孩子，对李济和刘半农这两位分别从美国、法国归来的叔叔很感兴趣，习惯地用英文“达克特&#8226;李”和法文“麦歇&#8226;刘”叫他们。１９２５年，李济与赵元任同时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两家又同住在清华旧南院。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６日，李济考察山西夏县西阴村返京，路上受寒，患斑疹伤寒，不几天就不省人事。起初，李家人相信民间单方，延误诊治，以至病危。杨步伟当机立断，叫车把李济送到协和医院救治。也许缘于那次救命之恩，杨步伟总好以李家的保护神自居。１９３６年，李权老人编修《钟祥县志》，请赵元任提供方言部分的内容。赵索性作了详细的方言记。后来，在他写成的语言学著作《湖北钟祥方言》中，反请李老伯担任钟祥城内的发音人。……

李济与赵元任都是学术巨匠，个性独特，卓立不群。加之赵夫人杨步伟个性强，异于常人。他们这种关系如同一个比喻，两堆篝火不能架得太近，否则彼此都燃烧得不充分。

二、　从昆明城到龙泉镇

史语所分住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两处。历史组研究人员劳榦、陈述给所长傅斯年写信报平安：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生等亦随同料理，不敢分一、三组畛域，亦不敢辞事务工作也。唯房屋至今无着落，故一切均未进行……好在宿舍现已整理好，学生等及那廉君用煤油箱作书桌工作，亦堪适用。此地天气甚为和暖干燥。空气亦清澄，唯每日在外吃饭，稍感生活不安定耳。陈雯怡：《从“以书为本位”到“历史问题”的探索——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４９５页。傅斯年开始考虑长久之计，他于１９３８年春致函代理所务的李济：“同人几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在云南总是‘羁旅之人’理当‘入门而閟禁’。同人迁移安适，至慰。弟意在昆明可作长久想。所址租地以全租为宜，临大指西南联大。如建筑，似可入一股。……”所档：考１２—８—１６。他的想法还没来不及实现，日本飞机又开始轰炸昆明。

石璋如回忆：靛花巷位在云南大学隔壁，离北门很近，一跑出北门就是乡下了。当天九点响起空袭警报，我跟高去寻先生两人一起跑，藏到一个挖好的战壕，战壕的形状很像田野的坑，我们看见敌机本应从东往西，却在上空绕了一圈从西往东，九架敌机在上空缓慢盘旋，整队飞往昆明城，不久就清楚地听见机关枪、高射炮、炸弹的声音，我们在战壕内也丝毫不敢动弹，听见声音结束后才起身，看见敌机轰炸完毕之后成群结队离开，却见我方有一架飞机起飞追击，只见一架敌机冒烟，我方飞机见敌机冒烟就溜了。……

第二节 昆明两年（4）

我们从战壕出来，回去昆明城内，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往小西门方向走，那一带有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得很厉害，听说死了不少人。我们研究院的天文所也有损失，我不知道天文所在那里，只听人说天文所的研究员（可能还是所长，很有名气）李鸣钟的妻女都被炸死了。董先生作《殷历谱》时经常一起讨论的天文所的研究员陈遵妫，他的母亲跟弟弟都被炸死，太太跟儿子被炸伤。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９９—２０１页。秋天，史语所迁往昆明郊外的龙泉镇。镇因黑龙潭而得名，倚五老峰，有盘龙、金汁两河向南流入滇池。此时，中研院社会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迁到落索坡，中央地质调查所到瓦窑村，北平研究院在黑龙潭，中博院设竹园村，史语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暂栖棕皮营的响应寺，中国营造学社迁麦地村，一时间龙泉镇俨然一座学术城。

傅斯年领头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弄了块原种竹笋的地，预备盖五间房子。李济因家眷较多，在傅宅的斜对门，房子盖得更大些。两家之间有条路，李济在路北，傅斯年在路南。１９３９年昆明龙头村响应寺史语所驻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董作宾、梁思永在响应寺后山墙的后边盖房子。董作宾爱写字，傅斯年曾题赠“平庐”，有人说是暗喻董作宾的夫人熊海平。梁思成、林徽因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盖了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

石璋如拍摄的龙泉镇烧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陈述是带着未婚妻一起逃难来昆明的，他匆匆央请傅斯年为他证婚：“生待婚妻吴富荣新由北到滇，只身住此，食宿多不方便。生拟聊备点酒，介其一拜诸师友，就可算结婚了。为法律上之郑重，谨制婚纸两份，敬恳吾师证之。……际此非常，不敢铺陈也。”陈雯怡：《从“以书为本位”到“历史问题”的探索——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４９５页。此时办喜事的还有另外两起：一起是全汉升的婚礼；一起是董同龢与联大的学生王守京女士在龙泉镇响应寺的梅树下举办的一个茶会，请了李济的老父亲李权当证婚人。他们是真正意义的“患难夫妻”。

龙头村地处城郊，手工艺制作和民族民俗文化资源富集。瓦窑村有一个烧造陶盆粗碗的窑业基地。昆明城北门至龙头村沿途，打铜壶的、卖玉器的、铸铜佛的、制金器和镶嵌的，比比皆是。梁思永、石璋如等兴致很高，他们组织了一个“天工学社”。石璋如写道：李济先生因为兼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对手工业很有兴趣，便很赞成天工学社，也赞助我们的工作，说我们可以找社员，也资助我们的工作费，不过他不是社员。我们便在工作之余从事手工业调查。

第二节 昆明两年（5）

棕皮营隔壁就是瓦窑村，瓦窑村就在史语所对面，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调查瓦窑村，测量瓦窑村的窑，天天去看他们和泥、烧窑，平常下班后就去看，星期天就用一天的时间看，也就是在自家门口，随时都可以进行的工作。李先生则问起，除了瓦窑之外，昆明是否还有其他烧陶器的地方？四组有位华宁的临时工作人员，说华宁县还有烧窑的地方，建议我们去调查。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２０４页。了解“天工开物”，可“通古今之变”。李济了解当下的制陶烧窑工艺，意在分析研究三千多年前殷墟的制陶工艺及其流变。他还从昆明郊外农田灌渠两边的木桩加固上发现，“其作法相似的安阳小屯发现的地下沟的遗迹：这些地下沟也是作网状形联结，并用木桩加固两壁。”龙泉镇盖临时住所，土建筑师破土奠基和立第一根柱子时，要祭献牺牲，最隆重的仪式是在上房顶的主梁和整个建筑落成那天进行，往往以杀一只公鸡或一只羊表示庆祝。李济写道：“这些观察到的资料和其他许多资料，一般说来是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所熟悉的，但对在华北搞过考古发掘的考古学者也是非常有益的。在华北，古代某些老方法早已被新技术所取代，但这些老方法在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仍存在于中国西南部。所以在战争初期旅居云南的两年里，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利用一切机会收集这些古代遗留的资料，以提高我们对安阳发现的认识。”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０５页。

流寓昆明，李济的心思还在殷墟。他在龙泉镇中博院办公室设立了简单实验室，他又开始案头的繁琐考证。石璋如回忆：他住在史语所附近的棕皮营，中央博物院则设在二里开外的竹园村的李济１９４０年在昆明龙头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土主庙内，在那里有一间实验室，设置着一架极准确的比重天平，每天或隔一天去作比重实验的工作。他的方法是：（一）　先量陶片干燥时的重量。（二）　然后浸入蒸馏水内三十六小时。（三）　先用马尾缚住陶片在蒸馏水中称重量，次取出擦去其上的水痕，离开水再称一次。每块陶片要称三次，作出一个公式，求其比重。这工作我曾帮他作过，所以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把各种质地及颜色不同的陶片选出代表，一一加以实验，以求出各种陶片的吸水率。这个研究的结果，在所著《殷墟器物甲编》上辑第二章中，比重吸水率，有很清楚的说明。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５１页。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就请求中研院其他研究所协作。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１日，史语所致函化学所：“敝所李主任济现因研究殷代陶釉问题商请地质调查所代为化验分析，兹请借给所需药品十四种。”同日，再致函工程研究所：“敝所李主任济为研究殷墟陶釉问题前曾承贵所惠允代为将釉刮下，兹派李光宇君送带釉陶片四块，乞接洽办理。”所档：昆２０—４、５。李济正是在中研院同人的协助下，才完成《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一文。他根据化学分析结论证明：殷墟白陶原料的质地与现代江西瓷品原料的质地几乎完全相等；殷墟硬陶、釉陶（世界最早的陶器上釉例子）实质的化学成分，不但与汉代带釉陶器的内体相近，且与清代瓷器内体亦无大差别。

第二节 昆明两年（6）

三、　战火催生的中博院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１９３３年４月在南京中山门内成立，其宗旨是“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任务是“系统的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并说明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现代工艺之材料与标本”谭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8226;王世杰序》，台北：中华丛书出版编审委员会，１９６０年，２页。。筹备处首任主任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１９３４年７月，李济接任中博院主任。

建立博物馆，以之推动科学的普及，是李济毕生的心愿。

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已深知博物馆对于传播科学知识、保存珍品、进行科学研究和实施教育的意义，那时他们的许多课就是在皮博迪纪念博物馆上的。参加考古工作之初，中博院院徽。

李济跟弗利尔艺术馆签订的合作协议条约中有这样一条：“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１９２６年６月５日，李济串联沈兼士、翁文灏、葛利普、袁复礼、步达生、周诒春、颜惠庆、曹云祥、蒋梦麟等，写信给来华考察的英庚款董事会的咨议委员会，要求从英庚款基金中拨款建一所人类学和考古学博物馆，并设想了如何用较少的经费建立一个高效能的新型博物馆。七年以后，中博院筹备处大致就是按照这个蓝本建立的，基本建设也受到英庚款的直接资助。

李济上任中博院主任伊始，聘请了梁思成为中博院建筑委员会专门委员，开始了博物院在南京的选址建设事宜。１９３６年，中博院在鞭炮声中举行了仿辽式建筑一期工程开工仪式。与此同时，文物采集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先后接收藏于奉天及热河行宫，后归内政部所属古物陈列所的南迁文物，购进闵侯何氏“绘园”、东莞容氏“颂斋”、庐江刘氏“善斋”等地古物计二千余件，接收了瑞典人斯文赫定及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的大宗文物和标本。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原存放在上海的南迁文物又运至南京保存，原属中研院的北平历史博物馆连同其收藏的文物一同并入中央博物院。

１９３７年春，李济在欧洲讲学期间，详细考察了德国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真是如入宝山！看了十天，尚未尽兴”，他印象最深的是，飞行器的陈列竟是从昆虫及飞鸟的飞行姿态开始的。由这些标本再看到各种现代的飞机及模型，李济感慨道，“对于飞机的结构，好像自己已是解人了”。

第二节 昆明两年（7）

他曾设想过展示普及科学知识的方法：如果计划搞一个实物展览来说明现代动力发展的历史，不能只限于陈列几台蒸汽机、内燃机，应该从人类开始利用自身以外的动力说起，如猎人利用自然弹力，农人利用水力，以及利用驯服的兽力等，都有很长的历史，都是开发现代动力的预备知识，由此再说到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及原子能的利用，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部很自然的历史。李济主张，博物馆、科学馆的目标就是“教育”，不要转向，不要搞成百货商店、商品陈列馆，不要为征求展品而把给捐助人做广告当成主要目标。要有条理，有科学的陈列目标，不要让博物馆兼营其他业务。倘若假以时日，按照李济的目标，一座代表东方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博物馆将屹立在紫金山下的北极阁。

战火燃烧起来了，中博院的一些田野工作仍在继续。１９３６年底，李济筹组了中博院“川康民族考察团”，确定以马长寿为专员，赵至诚为技术员，李开泽为书记，重点考察凉山的罗罗本书所涉民族，皆沿用旧称。，同时征集民族生产生活用品。罗罗是彝族的先民，早在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8226;西南夷列传》就有了记载，后见于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8226;南中志》、唐代樊绰的《蛮书》等。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马长寿一行由南京出发，到四川从宜宾溯金沙江，先到“小凉山”雷马屏一带今四川雷波、马边、屏山三县。，考察了罗夷的一般情况。１９３７年春，他们离开雷波，直至大凉山核心区的竹核、昭觉，后又由西昌转盐源、盐边等地，７月底始取道西昌转至成都。中博院西迁的消息，促使他们加快步履，８月又从成都往西北行，经灌县到汶川、茂县、理番、松番等县，转至雷波、马边、屏山、昭觉、西昌。后重点考察了越西的尼帝、斯补、埃绒三土司区域，调查了罗夷土司制度、先民迁徙路线、物质生活及风俗礼仪，还对三个土司语言区进行了比较研究，翻译了一批罗夷经典，收集了约三百多件标本，提出了古代獠人即今之罗夷的推测，探讨了罗夷与西番的关系。山中数日，世上千年。战争终于阻止了田野调查的脚步。１９３９年初，在得到李济“结束工作”的指示后，考察团只得返程。５月中旬，回到成都，马长寿将罗夷考察征集的标本移存在望江楼边的四川大学新校舍，自己租赁在华西坝小天竺街住宅以作联络点。５月２８日，马长寿函李济：“罗罗报告写毕，前得籽原先生函称，教部索稿命摘录一份寄重庆，故预计两周之内寄呈。”所档：考１２—１０—４、６、２４。那份二十多万字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马长寿用蝇头小楷墨笔写成。分为罗夷之考察纪行、体质研究、起源神话、古史钩沉、迁徙史、系谱、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罗夷一生、巫术祭祀与信仰、物质生活与技术文化、历法与年节、语言与文字及附录（罗文字、文法、经译本、故事等）等部分，是特殊年代的一份难得的民族考察文本。直至２００６年，那份尘封数十年的民族学调查报告才由马长寿的学生和助手李绍明、周伟洲重新整理，并以《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为书名正式出版。

第二节 昆明两年（8）

１９３８年９月，吴金鼎、曾昭燏等由英返国抵昆明，应李济之邀来到中博院工作。曾昭燏和吴金鼎、王介忱夫妇“所从事的田野工作及其方法正代表了当时英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较高水平”。此时的中博院，可谓考古学的重镇。李济主持拟定了一份西南考古的宏大计划，据计划书称：“过去十余年来，华北考古之结果，证明中华远古之文化，确有一部分来自西南，吾人为欲了解全部中国文化之渊源起见，现拟按照下列计划，从事西南考古。兹拟实地调查西南古迹，颁藉吾人所熟知之汉族遗物为线索，先求汉族遗迹之分布，再就地层先后，以推求汉化以前之他族文化，及汉化后所产出之特色……”谭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8226;王世杰序》，台北：中华丛书出版编审委员会，１９６０年，７６—７７页。

李济派吴金鼎先行前往滇西调查。１１月中旬出发，吴金鼎经大理、邓川、洱源、鹤庆、丽江、滨川诸县，历时月余，在大理境内发现史前遗址数处。在完成各项准备后，１９３９年１月李济即命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三人组织发掘团，前往大理工作。

吴金鼎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期间，他以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为重点，用英文写成《中国史前之陶器》一书，被国外学者认为是研究新石器时期陶器的重要参考书。１９３３年冬，吴金鼎师从英国埃及学考古泰斗皮特里教授，在巴勒斯坦作发掘。１９３７年，吴金鼎在英国获考古学博士学位。夫人王介忱是吴金鼎的贤内助，不仅要管理工作站的日常生活琐事，还要与丈夫一同发掘、绘图、写报告。

年方而立的曾昭燏舍弃在伦敦大学考古学院任助教的优裕条件，从香港经越南到达昆明，任中博院专门设计委员。刚到昆明，她就遭受丧母的重大打击。曾昭燏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曾孙女。爷爷与父亲都是秀才出身。母亲对子女教育十分严格。西南联大的化学教授曾昭抡就是她的哥哥。１９３８年，曾昭燏的家乡湘乡沦陷。其母避难昆明，积劳成疾，不幸病亡，１９３９年１月２日葬于龙泉镇瓦窑村右山上。古人把节哀报国称为“达孝”。曾昭燏忍悲吞泣，很快参与了苍洱古迹考察。１９３９年昆明龙头村中博院王天木研制的汉马车模型。（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０年４月，她与吴金鼎夫人王介忱一起，先后指挥了马龙、佛顶甲、龙泉等七处遗址的发掘。考古现场，从来就是男人的天地，而此次田野发掘的工人全是当地的白族妇女。她们开创的“女性考古”，刷新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历史。

李济参观过美国许多博物馆，深知制作模型、标本和复制品，对研究历史和建设博物馆的重要性。畜力车是古代先民陆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据文献记载夏代就开始使用。史语所自１９２８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车马坑遗迹。因受发掘水平的限制，未能将坑中所埋木质车辆的遗骸清理出来。李济希望能够凭借照片和绘图将殷商马车复原出来，他对青年技师王天木寄予厚望。

第二节 昆明两年（9）

王天木参加过燕下都的发掘工作，但其特长，却是配合博物馆的陈列制作模型。１９３９年，王天木花了整整一年的工夫，复原了东汉十三种车制、做出模型，并按清代经学家的研究成果，绘成复原图，标明尺寸。这些模型，对研究殷商的交通，有着极大的裨益，对于博物馆足可“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

坐镇昆明，李济多头遥控。此时，中博院人多到了昆明，战前收集的一百三十箱珍宝却转运在重庆。中博院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是郭宝钧，李济曾称赞他是同人中最不怕困难，最能想办法的人。１９３９年５月，日本飞机开始对重庆大轰炸。李济担心存放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校内的文物安全，５月２８日致函郭宝钧，“此次敌机袭渝，美丰银行遇灾，查本处在美丰保险库存有箱件一只，内皆要件，是否有损失情形，务希即速示知。沙坪坝对象点交，亦请从速，完毕后应即设法移入山洞。”移入山洞只是权宜之计，６月３日，李济函请交通部何淬廉，“将此物之一部分运滇，需用载重车约四吨左右……”所档：考１８—２９、３７。６月中旬，首批转运文物五十三箱终于运往昆明。

剩余的文物只能就近转运庋藏。郭宝钧多次驰报李济，准备将那七十八箱文物运往乐山，已与迁往乐山的故宫博物院负责人马衡接洽，拟共同保存。但留守乐山的人选一时难定所档：考１８—４９。。８月初，七十八箱文物终于装上“民裕轮”，由中博院重庆办事处李开泽随行押运。８月１９日，李济电告郭宝钧，据乐山马衡电称，“民裕轮启运时李开泽未随行，托故宫照料；故宫无人，希自派，请即电马长寿赴乐山照料。”所档：考１８—８８。许是情况紧急，李济电文措词欠周，郭宝钧次日回电：“恳废年而后请予以接近古物接近图籍之方便；准予辞去干事职务，但愿不作事务专事写作；博院请假最好一年报告缴卷而后再供驰驱。”所档：考１８—９１。这岂不是釜底抽薪？李济立即复函开释劝慰。

这边还在信函往来，那边敌机猝然又至。８月２２日，马长寿赶往乐山，他领有两项任务，一是押运中博院“川康民族考察团”近三年来采集的十二箱民族文化标本去乐山存藏；一是赶去乐山接受重庆转运来的文物。路上遭遇不测，他即电告李济，“敌机轰炸嘉定，成都运来公私书籍、仪器、衣物、新由越西采集之标本及公用家具皆毁，由渝运到古物万幸无恙，正设法起运，关于炸毁部分当另立清单，旅行社出证明详为呈报。”所档：考１２—１０—１０。

８月底，马长寿终于将“渝运标本全部妥措安谷古佛寺”。１１月，尹焕章从重庆赶往乐山，替换马长寿。年方三十的尹焕章，也是史语所的老人。他参加过殷墟第八次发掘，还在小屯、后冈、侯家庄及浚县辛村等地，多次参加田野考古。而今，他离开单位和同伴，独自留守古庙安谷寺。

第二节 昆明两年（10）

１９３９年９月至１０月，李济奉教育部令，冒着敌机轰炸和匪患不靖的危险，赴贵州安顺、四川重庆、乐山、峨眉等地调查故宫古物搬运及存放情形。乐山安谷镇的几户宗祠和古佛寺等处存放着中博院和故宫文物共九千三百三十一箱。李济来到安谷镇，看到文物无恙，见到下属尹焕章独自留守，尽职尽责，既欣慰又感慨。那时，他们谁也想不到，再次相逢会是六年后的抗战胜利。

四、　鹤归去狼烟起

１９４０年，李济家住在昆明郊外的龙泉镇，三个孩子——长女凤徵、次女鹤徵和小儿光谟却要在离家有十多华里的岗头村南菁学校上学。每周只星期六回家，星期天返校，路上接送孩子多是爷爷李权。李权眼里，“姐弟三人来往相随，形影不离。予尝步至郊外迎送。虽当乱世，颇有家人之乐焉！”祖孙间的天伦之乐，在战乱流离的背景下被演绎得格外动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李权老人写道：暑假将届，鹤徵毕业初中，研究课程，志升高中。乃于五月三十一日忽患腹痛。凤徵即回家报知。予催济之省视，济之乃冒雨赴校，就近送入白龙潭医院。据云，系急性肠炎，须用手术，济之酷信西医，乃允开肠诊治。距离一昼夜，竟已殒命，时六月二日，为济之阳历生辰。

佑余与凤徵光谟痛哭入门，予乃惊悉其变，放声大哭。久之，作交致祭并赋诗词数首，以抒予哀。鹤徵循循礼法，励志前途，亲友皆钦其为人。忽遭斯变，闻者无不流１９３９年龙头村弥勒殿二楼李权老先生过七十二岁生日。（董敏提供）

涕……李权：《年记&#8226;民二十九年》（未刊稿），原件李光谟提供。李光宇是跟随李济多年的远房侄子，在外押运文物时收到芮逸夫６月５日昆明来信，信中写道，“近一月中发生两件大不幸事，吴均一先生之女公子及济之先生之二小姐均因病不治。”得知噩耗，李光宇立即致电叔叔婶婶，“惊悉二妹不幸去世，真如晴天霹雷，伏乞叔婶付之达观勉抑哀思。”均一，即吴定良的字。所档：考２０—３１、３３。这件事对李济是一次心灵的重创。６月２日那天，正值他的阳历生日。与那个时代的洋博士一样，李济对农历、中医、戏剧、对联和格律诗等国粹向来评价低调，但从此以后，他便不过阳历生日。

这年９月１０日，李济致信傅斯年：“近日默察一切，颇觉博物院事可得一满意解决，即以弟职让与思成兄营造学社。想兄亦可同意，希与骝公便中一商。”骝公即指骝先，朱家骅字。所档：李１３—３—３６。１０月２７日，李济正式向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递交了请辞信。１１月１０日，朱家骅回函：“博物院之筹备得兄主持开始即已佳善，至于考古组主任一事，自始由兄主持得有今日之名，且同事皆兄之老友岂可言辞，万乞打消以上两意。”所档：考２３—９。１１月１７日，李济再致信朱家骅与傅斯年，“请辞并非求去，现此项人才已多，如梁思永兄学力见解必能胜任并可兼主博物院事，弟当集中精力完成过去应完而未完之报告，伏乞俯允是幸。”所档：李１３—３—２。

第二节 昆明两年（11）

时局已不容李济推辞。１９４０年秋天，日军强渡汨水，突进长沙、株洲，先头部队抵达长沙附近。日寇两支部队似犄角，从宜昌和长沙威胁西南，逼近陪都重庆。前线的硝烟越来越浓，昆明上空的轰炸越来越密。１０月１３日，日机疯狂轰炸昆明联大，文化巷住宅无一幸存。同济高职机械科的学生项瑞荣在一次空袭中被日本人在小坝附近炸死。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立刻停止，打算往四川迁移。龙泉镇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博院等单位都在酝酿搬迁。傅斯年希望这次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石璋如回忆：长沙会战紧接而来、气氛紧张，同时广西边区也与日军有接触，放在长沙、桂林两地的东西都需要运回来，滇缅路却又遭到英国人封锁，情势便相当吃紧，日本人飞机又常来昆明，虽然在乡下的我们没有看见飞机，也经常听见警报，于是六月就决定再搬家，让芮逸夫先赴四川考察，考察过后再决定地点进行搬家。

情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搬家之前就得预备装箱。此时图书馆的书都上架了，各单位预备作事情也都已开箱，却又要装箱准备搬家，于是分别装箱。比如说三组的铜器、陶器装箱，是有规矩的，装箱的王文林、魏善臣都是熟手。有的原先未开箱就维持原样。已开箱的，就运用田野、搬家累积的装箱经验——用棉花、纱布将器物缠起。原先在安阳装运甲骨的柳木箱子，箱子上头已有裂缝，此时就得更换新箱。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２１９—２２３页。１９４０年秋，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由昆明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浩大工程。行前，各单位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昆明发货多少车，每车的货物都有清单。史语所的人员参与押运，个个都有不同的遇险经历。

８月，傅斯年致函川滇公路管理处：“请电令川滇公路所属沿路关卡，对于本所迁川租用之卡车家车一体放行，勿予稽留。”押运员潘悫很快就有回音：“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泸州）蓝田坝检查哨屡次无理取闹，故意为难。”旅途辛劳，如１０月２１日董作宾致石璋如的信中所言：“第一批眷属车到了叙府（即宜宾），一路受了颠沛之苦。如有未来同人，最好缓上一月半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李方桂（从左至右）40年代在昆明。（李光谟提供）

月为好。因内人病，请代买鱼肝油和温度表。又，过毕节时，乞代买洋布数丈。”所档：昆１７—６—２６。李庄的长江边上。（石璋如摄）

其时，路上多有站卡，人货不能混装。史语所的家眷多是妇孺老幼，时值寒冬，长途出行艰难。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在得到傅斯年的报告后，立即商请相关方面予以解决，最后云南方面同意从昆明开一客车，由史语所“包其客坐”。

李济要组织装车和押运，自然顾不上妻儿老小。二女儿殇后，长女凤徵一夜间老成了许多，她是妈妈的帮手，爷爷的拐棍。长途迁徙，就是她领着弟弟照看全家随大队伍艰难前行。１１月３０日，到了曲靖，懂事的凤徵写信向父亲报告一路平安的佳音。五天之后，李济得知了客车途中抛锚的消息，领队李方桂电告傅斯年：“同人搭中国运输公司车到曲靖时车胎坏了。如新车胎不来，应如何办理？请速示。”傅斯年内心的牵挂与李济一样着急，他致函交通管理部门：“乞发电文致王受庆，电告川滇客车停曲靖，与尊处卡车不能同行，前程堪虞。方桂来电可否退票，已电就近酌办，乞兄一查。如有匪警或客车太坏似退回；亦可乞代决定。”天寒地冻人烟稀少，又是一周过去。１２月１１日，傅斯年再致电王受庆：“内子所搭川滇包车破烂不堪，曲靖行后便无消息。因车多妇孺，恐山中出事。盼兄即询刘希古及他主管人情形如何。”最终总算化险为夷，此次经历在石璋如后来的报告中是“苦不堪言，两梁（梁思永、梁思成）均病”，李济一家老父病妻弱子一路受苦可想而知所档：昆１７—１—２３、１６—９—１２、１７—１—２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