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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代序(1)

- 代序(2)

- 代序(3)

- 代序(4)

-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1)

-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2)

-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3)

-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4)

-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5)

-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6)

-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7)

-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8)

-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9)

-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10)

-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11)

- 第二章 求学西南联大：历尽艰辛终与物理结缘(1)

- 第二章 求学西南联大：历尽艰辛终与物理结缘(2)

- 第二章 求学西南联大：历尽艰辛终与物理结缘(3)

- 第二章 求学西南联大：历尽艰辛终与物理结缘(4)

- 第二章 求学西南联大：历尽艰辛终与物理结缘(5)

- 第三章 在芝加哥大学：初识杨振宁(1)

- 第三章 在芝加哥大学：初识杨振宁(2)

- 第三章 在芝加哥大学：初识杨振宁(3)

- 第四章 师从中子物理学之父(1)

- 第四章 师从中子物理学之父(2)

- 第四章 师从中子物理学之父(3)

- 第五章 芝城爱情故事(1)

- 第五章 芝城爱情故事(2)

- 第六章 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1)

- 第六章 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2)

- 第六章 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3)

- 第六章 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4)

- 第六章 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5)

代序(1)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影响了一代人的思维_

何祚庥（中科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我和李教授算是同时代的人，又在物理学的一个领域内是同行，有幸在年轻时代起就不断追随李政道先生在各个时期所做的各项开拓性的工作。特别在粒子物理的领域内，政道教授绝对是“各领风骚”的先驱者，尤其是他和杨振宁教授合作研究的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发现。

1956年国庆前夕，张文裕教授、王承书教授、郭永怀教授、李佩教授乘海船由香港归来。我奉命到深圳的罗湖桥头欢迎他们四位回国服务。由于我的兴趣在粒子物理，而张文裕先生、王承书先生和李政道、杨振宁都是往来十分密切的朋友，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向我介绍了李政道和杨振宁所做的经典工作。而且，他们给了我一份由他们两位带回来的预印本《关于弱相互作用里的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

宇称，涉及左和右相对称的概念，一个物理体系处在左和右相对称的始态，发展或演化以后，竟然会出现左和右不相对称的末态，这太神奇了！虽然我们震惊于李政道、杨振宁的论文的奇思妙想，但是，实验“必定”表明宇称“一定”守恒！

1956年底和1957年1月，消息传来，吴健雄教授有关钴60极化核的 衰变的实验，竟然观察到末态电子分布的左右不对称！接下来，伽尔汶等人又观察到 衰变过程中的左右不对称。于是，宇称守恒的定律就此被李政道、杨振宁两位科学上的先驱者所“打破”！

一时之间，“打破”宇称守恒定律的消息传遍世界，在许多国家激起“李、杨效应”。一些青年学子，纷纷立志要向李政道、杨振宁学习，有的立志要向粒子物理进军，立志向科学进军，立志要“赛因顶峰会李杨”。至于我们这些略为懂得一些粒子物理的初等知识的“粉丝”

（追星族），更是对李先生、杨先生所做的这一经典工作，崇敬之至！

那时的新中国是和国际社会相隔绝的。美国的《物理评论》杂志要经过曲折的渠道，才能寄到新中国。虽然宇称守恒定律被“打破”的新闻，在媒体上广泛传播，但是，当时在国内能拿到的唯一的正式文本，就是由张文裕、王承书教授转交给我的《关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否守恒问题》的预印本。

由于这一问题太重要了！于是，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

（注：后来改为原子能研究所）的粒子理论工作者纷纷钻研起这一“唯一”的预印本，最后由朱洪元先生在全所的讨论会上，向全体研究人员介绍这一创造性的新理论。

毫无疑义，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直接影响到整整一代粒子物理学家们的工作。例如，弱相互作用理论以及最终导致弱电统一理论的标准模型的建立，就是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所导致的结果。

在粒子物理的实验上，更是硕果累累，书不胜书。现在在粒子物理、天体物理研究中的中微子物理学、中微子天文学 也是这一新理论的直接后果。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李政道先生、杨振宁先生在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时，所采用的思维模式。

1957年，我曾在一个“弱相互作用问题科学讨论会”上写了一个发言稿，《谈谈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宇称不守恒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一些特点》，此稿当时并未发表。直到1997年，我在整理我的文稿时，才重新发现了这一旧稿，并收入我的一本文集中，为纪念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现将这一文稿中的某些段落摘录如下：

“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事迹已经在我国报刊上多次地介绍过了。李和杨的发现是科学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不过，我们感到，李和杨的发现除了在科学知识上提出的原理有重要的价值以外，他们在处理这一类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也能对我们有不少启发。现在来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工作给予人们的一个突出的印象，便是理论上的敢于破除成见的独创精神。要提出宇称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不守恒的观念确实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宇称守恒的观念的酝酿在科学上由来已久。正式在量子力学中加以肯定也早在1927年。这个观念看来也是十分合理的，我们很难设想物理的规律在左手座标和右手座标中会有什么不同。事实上也有大量的科学实验证明宇称守恒定律的正确。在李和杨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时，那时实验上还只有t介子和q介子宇称互相相反一个实验事实。在当时，实验上虽然指出t介子和q介子具有差不多相等的寿命、质量以及相等的电荷、自旋等性质。不过，人们尽可以设想t和q是两种不同的粒子，只是他们具有不同的宇称而已。可是李、杨却从这样一个实验事实给予的启示出发，深入地分析了宇称是否在一切条件下都守恒的问题，从而提出了宇称可能不守恒的观念，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代序(2)

“著名的物理学家泡利一直被公认为物理学界优秀的批评家，很多人认为泡利所认为重要的工作大概就是很重要的工作。可是，当李、杨刚提出他们的假设时，泡利就不信这件事情是可能的。泡利在他给著名的原子核物理学家韦斯荷夫的一封私人的通信中写道： 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左撇子，同时我准备用一大笔钱和你打赌，实验的结果将一定是电子的球形对称的分布。我看不出相互作用的强度与镜象对称性之间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而且，即使在P衰变中抛弃了左右的对称性，也不见得会对K介子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后来当他得到吴健雄的实验测量到电子的不对称的分布的消息时，他又写信给韦斯荷夫说： 真是惊人！难道这个消息是确实的吗？ 直到后来，实验已经完全证实李、杨的假设的正确以后，他才又写信给韦斯荷夫说道： 幸亏我没有和你打赌，否则我将损失一大笔我所不能负担的财富。现在我只是在信中或口头上说了一些胡话而失去了我的名誉，然而这还是我付得起的。不过，我是十分惊讶为什么上帝是一个左撇子，但是当他表现得十分 强壮 的时候，他又是左右对称的了！”

“非常值得重视的是李先生和杨先生介绍他们探索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杨振宁自己叙述他的工作过程时说道： 我们并没有这种准确的预想。讲起来，我们不过是通过对于t q疑难已经作过的各种不同尝试的失败而被迫走到这一点。 在物理文献上，我们可以找到李和杨对于解决t q疑难的种种尝试，例如，李政道曾经提出q可以转化为t并放出一个光子的假说。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曾经共同提出 宇称双重态 的假说，其他的人也有不同的尝试。不过，所有以前的这些尝试都是在想努力保存宇称守恒定律的条件下来进行的。然而所有这些尝试都遭到了失败，这才被迫做出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下可能不守恒的假说。”

“李、杨的工作的可贵的地方还不仅仅在于以上我们所说的他们在理论上的勇气。能够想到t q粒子在衰变时宇称可能不守恒这一思想，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根据以上所说的事实，也还是可能联想到或怀疑到宇称是否一定守恒问题。事实上在六次罗彻斯特的会议上，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怀疑。不过，李、杨工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并不停留在抽象的怀疑或猜想上，他们把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想和实验的事实联系起来。他们仔细地检查了所有有关这种问题的实验事实。结果发现：1．过去对于弱相互作用所做的实验对于宇称守恒问题毫无关系；2．在强相互作用中，确实有许多实验高度精确地证实了宇称守恒，不过，他们的实验精确度还没有精确到足以显示出在弱相互作用中是否宇称守恒的证据。”

“李政道和杨振宁对待实验事实的这种有分析有批判的态度确实给予人们鲜明的印象。在他们发表在《物理评论》第104卷第254页上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问题》的论文中，他们逐个逐个地分析所有的实验事实，指出这些实验的精确度，也就是指出他们在多大精确度内证实了宇称守恒。而检查结果确是实验上并没有证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于是，李和杨就在检查了所有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

代序(3)

“可以看出，李和杨的尊重实验事实而又不迷信实验事实的态度，正是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李和杨在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以后，他们并没有只停留在假设的阶段。他们又进一步设计了种种的实验，来设法检证他们的假设是否正确。既然过去所有的实验都不能证明宇称是守恒或是不守恒，那么当然就需要采用新的办法来设计一些新的实验了。而这个任务是差不多由李、杨两人全部完成了的。几乎是所有可能做的实验，都由他们详加讨论。后来由著名科学家吴健雄所从事的证明宇称不守恒的确证实验，就是李、杨所设计的一系列实验之一。

“在实验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以后，李、杨又进一步讨论了其他守恒定律，如时间反演守恒，电荷共轭守恒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下是否正确的问题。当然，这是理论成就的进一步推广了，也是理论向前发展的必然的逻辑。不过，这里值得提出的仍然是他们所使用的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他们对各种理论因素在实验上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以及各种实验结果能在哪些范围内验证哪些理论因素的分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我感到，李政道和杨振宁创造性的分析理论因素和实验结果的方

法正是他们的工作方法上最可贵的地方。”时代继续前进。1976年，中国清除了“四人帮”。1978年，出现了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一讨论竟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

（罗瑞卿同志语）的、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的旗帜！因为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科学地对待毛泽东思想；涉及如何对待毛泽东在各个时期所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是否“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涉及如何评价毛泽东所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涉及如何纠正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犯的理论上的、政策上的各种错误。在革命的转折时期，无疑要解放思想，要破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发展起来的个人迷信。但是，何谓迷信，何谓科学，何谓错误，何谓真理，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既不能“鱼目混珠”，也不能“把小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有关真、伪之争、正确和错误之争的最终的判据，是社会实践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科学实践。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了由“本报特约评论员”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著名的文章。由于“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不仅涉及革命路线以及社会科学有关问题，而事实上还涉及

“四人帮”及其同伙假借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来宣扬伪科学的理念，来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例如，在“四人帮”控制的一本《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就以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为“证据”，从而说“这一次则是以如此明确，如此彻底的形式推翻了这几条守恒定律 直截了当地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科学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据此，就进一步提出“能量守恒定律 总有一天也会被打破”，而且还要“彻底打破”！（《论运动的守恒和不守恒》，《自然辩证法杂志》，1975年，第2期，第1页）其无视于能量守恒定律的实践基础，无视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

1978年5月13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又撰写一篇《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说起》的文章，此文又一次回顾了李先生和杨先生在1956年所做的经典性工作：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是否表明“检验科学理论的实践标准”已经“过时”。此文再一次强调：“由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宇称不守恒的问题的提出，完全是科学实验的产物，是理论和实验产生尖锐冲突的结果。用杨振宁的话来说， 我们不过是通过q t疑难的已经作过的各种不同的尝试的失败而被迫走到这一点。 （杨振宁：《物理学中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和其它对称定律》，《科学通报》，1958年，第2期，第33页）（二）宇称守恒定律之所以能 打破 ，是由于历史上根本没有证实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的实验，只是 先验地 断定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也 一定 守恒。所谓 打破 ，并不是真正打破了曾由实验证明为正确的定理或定律，所打破的只是一种先验的成见，是没有得到实验证明的一种成见。（三）凡是经由实验检验并证明为正确的，或在一定精确程度内证明为正确的理论或定律，是不能打破的。如强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定律，就并没有打破，只是得到新的证实。这说明实践标准具有绝对性。（四）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宇称究竟是否守恒，也不能先验地从理论上来确定。李和杨只是从理论上分析出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最后的判决者仍是科学实验。当时在美国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博士所做的低温下极化钴-60原子核的 衰变现象中的上下不对称实验，就是许多判决性实验中的第一个。”

代序(4)

“宇称不守恒发现的历史，说明一切的理论、观点、学说，必须经由实践的检验而决定它的取舍。一切先验的未经实践考验的成见，必将由实践冲破其樊篱。”

因此也可以说，由李先生、杨先生在物理学研究中所开拓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也影响到社会科学以及中国的社会实践领域。时光如矢，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是，这一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的历史及其思维模式，还将为后来者继续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例如，在最近一段时期，在中国的科学战线上，又出现了科学和伪科学之争，一些人假借自主创新的理念，实行自主创假。一些人宣称要“打破”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宣称已制作出第二类永动机；（注：其实是他们所做“实验”未对电磁波进行屏蔽，因而就出现类似矿石收音机的微弱电流）有些人宣称要“打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要超越狭义相对论里的光速极限。这就需要重申李先生和扬先生在

“打破”宇称守恒定律时的历史经验：“所谓 打破 ，并不是真正打破了曾由实验证明为正确的定理或定律，所打破的只是一种先验的成见，是没有得到实验证明的一种成见。”“凡是经由实验检验并证明为正确的，或在一定精确程度内证明为正确的理论或定律，是不能打破的。”

“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宇称究竟是否守恒，也不能先验地从理论上来确定。李和杨只是从理论上分析出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最后的判决者仍是科学实验。”总之，判断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科学实践。这就是当我们回顾50多年前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历史时，最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2009年11月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1)

1988年10月24日，北京典型的金秋天气，阳光普照，碧空万里，天高气爽。阳光是金色的，树上的叶子也是金色的，人们的脸上也闪着金色的光。

李政道，1946年春离开祖国去美国学习，1972年第一次回国。从这一年算起，这已经是他第八次回国了。他的心情早就不像最初那样夹杂着新鲜、惊奇、兴奋和忧虑。这一次，他的心里充满了和北京的金秋天气一样的爽快、明朗和自信。

和李政道一起来中国的，除了他的夫人秦惠，还有一个十几个人的美国高能物理代表团。他们是来参加中美第九次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的。这次例行的联合会议是根据1979年中美双方的协议举行的，这项协议规定，联合委员会每年轮流在中国和美国举行。巧合的是，这一次会议在中国举行正好赶上中美合作建造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 BeijingElectron-PositronCollider）如期建成。这才是他们兴奋的真正原因。

李政道夫妇的兴奋，和同来的美国代表团完全不一样。他和夫人体验到的是一种“苦尽甘来”。他一生多次“苦尽甘来”，“有惊无险”。

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在十几年的长时间里，他和祖国科技教育界同仁相濡以沫，共同奋斗，为发展祖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贡献，个中滋味非亲历者难以体味，而他则

完全品尝了所有的苦，现在，自然他也应该分享它的甜。李政道本身是理论物理学家，也可以说是高能物理理论学家。他终生以基础科学中的理论物理为业，也因理论物理的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在世界物理学界真可谓叱咤风云，久领风骚。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心系的是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是祖国的基础科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他开始回国访问，就始终强调基础科学对祖国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但他并没有想到要在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李政道和中外专家们。

将高能物理以及高能加速器的建造放在祖国建设中的什么特殊的重要位置，也没想到他会因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的建造而和祖国产生了那么长时间的、紧密的联系。高能物理重要，但基础科学并不就是高能物理。之所以如此，那是有它众多原因的。20世纪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书，是二年级的大学生。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心血来潮，也要造原子弹。他请军政部部长陈诚、副部长俞大维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并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蒋介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是，三位教授在理、化、数三个领域里各选了两位年轻学者组成军政部科技考察组一起前往美国。吴大猷先生选了朱光亚和李政道。华罗庚先生选了唐敖庆和王瑞。曾昭抡先生选了孙本旺等。吴先生对李政道很了解，因为在李政道要求入西南联大念物理的时候，他既没有小学毕业，也没有中学毕业，但在物理、数学方面却有奇特的才能。吴先生曾用特别的办法考察过李政道，结果是破例录取。这次吴大猷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李政道。时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也同意

吴大猷的推荐，加以批准。194619岁在昆明，摄于赴美留学前夕。

向中国科协周培源主席转达了他和夫人想回国访问的愿望。周恩来总理很快就批准了李政道夫妇回国的请求。

1972年9月20日李政道和夫人回国来了。他和夫人从广州到上海、北京、洛阳、郑州、长沙、杭州等地参观。在北京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这次回国，祖国给了他们热情的接待，使他们由衷地感激。在访问中的所见所闻，令他们眼界大开。祖国的巨大变化可说如同天翻地覆，沧桑巨变使他们心情激动，兴奋不已。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2)

李政道觉得祖国大有希望。浓浓的中国情一直在他的心中翻腾。可是，许多事情也给了他深深的刺激。在兴奋之余，他暗暗地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在参观了一些大学和研究所之后，对当时存在的那种倾向，他心里感到很不痛快，觉得应该提醒国家领导人。当时在中国，在对待科学问题上，一种看法占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基础科学，特别是理论科学，是次要的，而应用科学才是第一位重要的。因为领导人总是强调，理论是从实践里面产生的，没有实践哪有理论？另外，当时中1979年李政道夫妇在新疆。

国经济落后，需要应用科学的支持。与忽视基础科学同时存在的问题是忽视科技人才的培养。由于“文化大革命”，各层次的教育已经陷于停顿，人才断档的危机已露端倪。没有人才中国如何生存，更如何发展？李政道觉得这些倾向的错误之处明若观火，这种错误倾向忽视了一个道理，没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培养基础扎实的科技和其他方面的人才，国家建设就没有人才可用。长此以往，国家的兴旺发达从何谈起，最终中国依然会是贫穷落后和受制于人的。国内的科学家们虽然对此早有觉察也深感焦虑，他们懂得这个道理，但不敢发表意见。面对这种情形李政道认为他有责任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迎合那个潮流，虽然这样做会得罪一些人，甚至会有政治风险。

10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李政道夫妇。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让他阐述自己的看法。可是，接见的时间虽然很长，谈话涉及到派人出国和请外国专家来华等事项，但始终没有切入他心里的问题。李政道没能畅所欲言，又一次感到很不痛快。产生这种不痛快不是因了总理的接见，而是他自己后悔没有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说清楚，他的准备不够充分。他内心感到愧疚。他决心弥补。

然而，在这一次访问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却使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并由此和中国的高能物理界结下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当他到达北京的时候，周总理要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前身）张文裕先生去见李政道，探讨一项物理发现。张文裕先生是中国物理学界的前辈，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的研究员、宇宙线研究室的主任。他1943-1956年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和普渡大学任教授，李政道是知道他的。1957年12月，张文裕先生曾代表中国科学界赴斯德哥尔摩参加李政道和杨振宁诺贝尔奖授奖典礼，他们匆匆见过一面。这次重逢感到分外亲切。原子能所在云南落雪山海拔3200米的高山上建有一个大型云雾室，在他们拍照的粒子径迹照片中，有一张的径迹显示可能是一个重质量荷电的粒子。这个粒子的质量可能比质子重十倍（>10GeV/C2），很难用已知的粒子来解释。如果确定是一个新粒子，在物理学上将有重要意义 。

张文裕询问李政道对这一发现的看法。这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并不难判断，可是在当时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中国科学家在极困难、极特殊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做出的结果。他们不但将要发表这一结果，而且还要报告毛泽东。他们这样做的初衷与其说是要显示“文化大革命”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倒不如说是要显示中国科学家们为了祖国科学的发展顽强不屈的工作精神。李政道清醒地知道，轻易地处理这一件事情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李政道显示了他处理棘手问题的高超本领。他慎重而巧妙地问张文裕，你们认为误判的或然率是多少。他说，据工作人员的初步分析，认为误判的或然率是百万分之一。李政道又问这或然率是怎么得来的。张文裕说是根据粒子径迹的散射计算出来的。李政道问，实验组总共拍摄了多少照片才得到这一事例照片的。张文裕说，有一两万张。李政道根据高能所提供的实验过程认为，误判的或然率要大得多，可能接近1/100，说百万分之一是不对的。经过讨论，高能所的科学人员同意误判的或然率是接近1/100。李政道认为，在这样的误判率下得到的结果是不会被物理学界承认的，不能作为发现新粒子的依据。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3)

周总理接见李政道的时候，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周总理要向毛主席报告，必须把问题搞清楚。李政道如实说了自己的看法。李政道还询问，这一结果在中国的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没有？其实他已经知道那时国内的物理学杂志都停刊了，有意这样提问。回答当然是所有的学术刊物基本都停刊了。当时，张文裕先生计划在那年年底去美国考察。于是李政道借机建议立即恢复物理学杂志的出版，尽快把这一结果发表出去，加上英文的摘要，让张先生带到美国去。这样做，一方面是让世界物理学界知道中国的这项实验，取得合法的知识产权；一方面又可促成国内科学刊物的恢复，当然是极合理又极有价值的。因为，美国费米实验室的加速器很快就要在这一能区做实验，如果能产生出这种粒子，中国的发现就具有重要价值。虽然，他们后来没有发现这种粒子，但是这种处理方式的确是又聪明，又技巧。至少，在接见的时候，周恩来当场就指示要科学院恢复科技刊物的出版。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要张文裕征求李政道关于中国建造加速器的意见。那时，李政道对国内高能加速器建造的事情和高能物理研究的状况一无所知。其实，新中国在建国后不久，于1950年就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来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进行物理学各门类的研究，其中就有高能物理研究的内容。可见，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建造，并不是出于偶然。1956年中国还出巨资参加苏联的联合核子研究所。王淦昌在那里发现反负 超子，是高能物理的一项重要发现。张文裕在1956年从美国回国后就与肖健 共同负责宇宙射线研究室，开展了高能物理研究。在此之前，王淦昌是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从1956年起，中国已经在制定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的建造计划，并提出过许多方案，不过都未能实现。到李政道回国的1972年，张文裕等18位科学家联名上书郭沫若院长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西尧（当时原子能所由中科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提出要尽快成立高能物理研

李政道回国期间深入到工厂、学校等地了解祖国大陆的巨大变化。这是他与青年物理学者们交谈。

实验物理学家，湖南长沙人。1920年5月生。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8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科学硕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基本粒子物理实验方面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早年对中性重介子和超子作了许多研究。负责筹建了北京、云南落雪山的中国早期的宇宙线观测站并领导开展了宇宙线强度的观测研究。负责磁云室的设计与建造。负责研制了中国科学考察卫星用第一台宇宙线探测仪器并提出了相应的观察研究课题。组织领导了云南高山站大云室系统的设计、建造和调试等工作。在宇宙线粒子物理方面获多项成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4年因病去世。

究所，抓好加速器的预先研究，改变中国高能物理的落后面貌。随后，在那年9月间，周恩来总理做出了那个有名的批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 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建造高能加速器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既定方针，国内科学家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是正常的，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政府的偏爱。所有这些，是李政道所不了解和没有想到的。既然周恩来总理要张文裕征求自己的意见，他就有义务去和国内的同行切磋讨论。李政道支持中国发展基础科学也尊重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的愿望，认为制定恰当的计划，开展预制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可是，国内尚无明确计划，自己仓促之间也不可能提出具体建议。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4)

李政道结束了他第一次归国访问回美后，他的生活里多了几分活力。除了一贯忙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外，他开始为自己祖国的事情操劳。他立即开始多方联络，为国内派出人员和邀请国外专家做准备，这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也改变了他一心致力于教学和研究的单纯生活。他工作中的交往和联系大大增加。惠

夫人觉得李政道变了，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兼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奔忙的社会活动家了。在李政道奔忙的事情中间，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完成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在发展祖国高能物理和培育人才方面提供有益的建议。为此，他与美国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联系，提出了美国能够接受祖国访问学者的单位以及可供邀请的专家学者的名单。他给张文裕寄去了许多有关加速器的资料。他也在亲自调研，看看究竟什么样的加速器在物理研究和应用研究上在当时最有意义，而且还要适合中国的国情。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又一次回国。他是有备而来的。第一次回国时，李政道了解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国内的科研教育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基本上所有的科学家和教授都不敢发表意见，甚至连周恩来总理都要借助李政道的建议，才能发出恢复科技刊物出版的指令。对于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这种状况的确令他忧心忡忡。他明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明了要改变它必须有有效的“武器”和适当的突破口。

他们到达上海以后，接待计划里安排他们再次参观复旦大学和观看革命芭蕾舞剧。在参观复旦大学的时候，李政道发现，两年后的复旦大学的师生们连希望改变现状的积极性都没有了。唯一的研究工作仅仅是测量几只大电灯泡的功能（当时被誉为“小太阳”）。绝大部分师生都下放到农村“为人民服务”去了。新招收的工农兵学员都留在学校，虽然有很高的热情，可是他们对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了解，完全是科盲。祖国国内这种完全放弃科技人才培养的情形，使李政道忧心如焚。

李政道夫妇没有兴致去观看芭蕾舞剧。惠夫人回忆起他们上次回国时，在周恩来的宴会上，江青曾对她说起芭蕾舞剧团培养年轻演员的做法。这给了李政道以启示，就像在黑夜里的迷路人忽然看见眼前有小小的灯火闪现。于是他请求不去看芭蕾舞演出而安排他们去参观上海芭蕾舞学校。

在参观中，李政道了解到，上海芭蕾舞学校是从全国少年中选拔学员。学员来校后只在学校校园里每天劳动约一小时，培养训练不能中断，不下放农村，而跳芭蕾舞就是为人民服务。李政道立即敏感地觉得这就是改变现状的“武器”和突破口。李政道白天继续访问，夜里就赶写了一份题目是《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的文字。这是一份关于如何培养人才的建议书 。

5月20日，李政道夫妇到达北京。为了慎重，李政道把那份建议书首先拿给他的老朋友，心脏病专家黄宛看以征求意见。李政道说，这是他从第一次回国访问后一直要说的话。这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黄宛虽心有顾忌，但还是表示李政道的建议很好，并激动地说：

“这真是您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啊！”李政道心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如何才能打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四人帮”犹在，大的变动不切实际，小的变动总可进行吧。李政道建议，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也可以模仿芭蕾舞的做法，少而精，从全国选拔，从小培养起，连续培养，不能中断，让他们19岁的时候达到独立进行研究的水平。中国要富强，就要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要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做起，下决心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人才队伍。

李政道认为，按当时中国十亿人口算，基础科学的队伍占0.01%或0.001%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样一支基础科学队伍，十年后国家就

1974年5月24日，周恩来会见李政道夫妇。

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

14

会出问题，甚至有不可挽救的危险。

李政道多年来养成了刻苦工作的习惯，做起事来不分昼夜。来北京后的那两天就在连夜修改建议书。5月23日，他把修改好的建议书交给他的老同学朱光亚，请他转交周恩来总理。朱光亚当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中国政府专门指定来接待李政道的。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5)

李政道还是低估了形势。他没料到，他的建议碰到了老虎屁股，他将面临一场遭遇战。

5月24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李政道夫妇和二儿子李中汉。邓小平副总理、郭沫若院长也一同参加了会见。可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也来了，还带来了他们的干将谢静宜等。中国俗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周恩来首先对李政道说，您的建议已经送呈给毛泽东主席了。周恩来客气地但实际上是机智地说：“李先生，还是请您先讲讲好吗？”李政道扼要地讲述了建议的内容。当讲到选拔基础科学人才也应当像选拔芭蕾舞人才那样从小的时候做起时，江青突然插嘴：“难道50岁就不行了？”李政道回答说：“舞蹈演员不是从小的时候就培养起吗？”江青说：“舞蹈演员要有持续性。”李政道说：“基础科学人才也要有持续性。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基础科学人才也应该在很年

上世纪50年代，李政道在西方的物理学界

是一颗耀眼的星星。轻的时候开始训练。比

如13岁或更早一些。这次在上海参观了舞蹈学校，我的这个看法更坚定了。他们从20多万个孩子中才选了60人。”李政道又说：“我认为，基础科学人才的成长与艺术人才的成长具有共通性，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可以从十三四岁开始，也要确定几个基本条件，而最重要的是要有极高的理解力，富有创新和斗争精神和出众的记忆力。”李政道说：“如果从现在开始，过六七年就可以有一批很精干的基础科学人才出现，

会对国家和人类做出重要贡献。”

周恩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但是没有人发言，他当然明白大家不会对这一敏感问题表态。于是周恩来机智地问，李政道的建议是否可以试验一下？在座的科学家仍无人响应。用“噤若寒蝉”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科学家们并不为过。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中国大地上正刮着强劲的“批林批孔”风，王、张、江、姚又都在场，基础科学、芭蕾舞又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没有人敢于发言，情有可原。为了打破冷场的尴尬，科学院的负责人周荣鑫说：“可以研究、探讨。”周恩来又说：“吴有训副院长讲讲吧。”吴有训不吱声。他又请朱光亚发言，朱光亚也不说话。

接下来，周恩来还是请李政道继续发表意见。李政道接下来的发言，又触及到另一个敏感的问题。他讲了对基础科学的看法。他认为，把基础科学看成仅仅是基础理论是不对的。基础科学也有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应用科学也有理论和实验。没有什么孤立存在的基础理论。基础科学十分重要，要给予十分的重视，因为没有基础科学，就不会有应用科学。因此，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李政道凭着一个正直科学家的良心和朴素的科学发展观，发表了他对基础科学的看法。他不知道他已经不自觉地参加到一场政治斗争中间去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建国初期，这一话题只不过是左右之分。重基础者为“右”，重应用者为“左”。左总是比右好，比右正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话题已经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右”代表着资产阶级，“左”则代表无产阶级。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人帮”更是拿这一话题当作棍棒向他们认为的资产阶级开火。李政道来自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是物理学的世界级权威，在“四人帮”眼里，他无疑是一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发表的关于基础科学的看法，江青认为与毛泽东思想不符，自然不会同意。

江青忍不住了。她假借同意李政道的意见说：“李先生说的一条，我觉得有点道理，就是要有持续的斗争性。培养人才，理解力是一个条件。但持续斗争性应该放在前面，没有持续斗争性，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主席思想领导的党。”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6)

还是没人答话。江青有点火，大着嗓门说：“搞教学改革的可以讲讲嘛！ 意识形态问题很复杂，我就不相信科学比意识形态更难！”她见仍没人接茬，便以好斗的口气说：“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顶牛了？”接着便指令她的干将谢静宜说：

“小谢，你讲李政道带国外的专家参观中国的科学工程。啊！”谢静宜既然得到命令，便从后排座位上走过来坐到前排事先就空出来的座位上，说道：“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

李政道对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犯难。他说：“问题是怎样才能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有现在的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谢静宜摆起了“左”派的架势，诡辩说：“这和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科学要为社会制度服务。主席讲过：学问多了，方向不对，等于无用，甚至有害。”

李政道说：“没有为人民服务，我们的问题就失去了讨论的前提。”李政道就这样回击了“四人帮”的诡辩。

李政道第一次领教了“四人帮”的嘴脸。他心里明白，周恩来是赞成

他的建议的，在座的除去“四人帮”以外的科学家和领导者也是赞同的，他们只是碍于形势和权势不能跟“四人帮”争辩。至于“四人帮”用来与李政道辩论的那点“理论”，怎能经得起李政道的反驳。

李政道说的最后句话，实际上已经让“四人帮”无言以对了。周恩来想结束会见，总结性地说：“您的建议完全可以试验一下。”

可江青却不依不饶，说：“试验失败了再来？！”这时周恩来对李政道说：“你看这个问题有没有阻力？”李政道并不隐讳，说：“我想会有阻力的。”

这次会见之后，李政道的心情很复杂，第一次回国时的那种不痛快的感觉，又强烈地萦绕在他的心头。关于基础科学和培养人才这样简单的问题，在当时的形势下，连周恩来总理都不能做肯定的答复，可见问题有多么严重。事关祖国的前途，李政道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一仗打胜。

会见后的那个夜晚，他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抒发自己的不痛快，但也不可能安稳睡觉。他在北京饭店的住房里奋笔疾书。他要把基础科学和人才培养的问题用简洁的文字说清楚，让国家领导人更好地理解他的建议，并做出正确的决定。

他写的是《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什么是基础科学？拿物理来讲吧，宇宙间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的演变都有它们的规律。星云星球的变化过程是有一定规律的，原子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是有一定规律的，核和基本粒子的构造反应也是有它们间的规律的。可是这些不同事物的规律又基于一组共同的基本规律，

要了解和掌握这组基本规律就要去研究基础科学。

掌握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这就产生了应用科学。今日的应用科学是基于过去的基础科学的成就。现在觉得有用的应用科学项目，如激光、电子计算机、核反应堆，在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的。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上的成就。而目前有用的应用科学，不见得在二三十年以后，还都有同样的用处。

要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得有今日的基础科学，所以，培养基础科学人员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忽略的。

第二天，李政道把这份《补充说明》呈交周恩来，并且也给参加会见的人员每人一份。李政道这样做了，他的心情稍有舒缓，但他明了此事尚属吉凶未卜。他在繁忙的访问中间时刻惦记着这件事。

李政道没料到，5月30日清晨6点，当他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却接到毛泽东要在一个小时以后接见他的消息。他除了觉得荣幸，更感到机会来了。他可以直接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建议。而且他已经预感到，他回国后的这第一次遭遇战胜利在望。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7)

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接见李政道夫妇。参加接见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他的老同学朱光亚。王海容、唐闻生当时是毛泽东的联络员，也在座。

毛泽东身体有病，但依然风趣、幽默。见到李政道便说：“有上海，有没有下海？”李政道是上海人，但从未听说有下海。只好回答说：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李政道。

“不知道。”毛泽东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对称了。下海是一个镇子。”

毛泽东接着就对李政道说：“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李政道听到毛泽东赞成他的建议，心情顿时畅快了许多。听毛泽东说他道理没讲清楚，他先是一惊，但立刻感到这也有中肯的一面。看来毛泽东还没有看到他的《补充说明》。

毛泽东又幽默地自问自答说：“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李政道认为，这种说法自然是对的，这也就是那个哲学上的命题，即理论来自实践。可是问题在于，有人拿这个命题去贬低理论的重要性，甚至认为重视理论是错误的，是所谓“修正主义”。拓展开来，连培养基础科学人才都不对了。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这种认识被极端化，造成了对国家文化科技教育的极大破坏。李政道的建议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周恩来接见时的情况说明，要恢复人们正确的认识有多么困难。这里面当然有毛泽东上面那些话的影响。毛泽东虽然说赞成李政道的建议，可是又说李政道没有把道理讲清楚。毛泽东所谓没讲清楚的仍然是那个老问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毛泽东的阐述仍然明显地强调了实践对于理论的重要性或者说优先性。但不管怎样，眼前毛泽东既然表示赞成李政道的建议，那么事情就可以乘势做下去。于是李政道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建议。他提出的要重视基础科学和从年轻的人中间挑选，要参照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去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此之后，李政道的建议得以突破坚冰付诸实施。

李政道在他第二次回国的时候打了这样一个胜仗，他的心情自然从不痛快变得非常痛快。他并没想到，要真正把祖国的事情办好，他

21

将面对更多的不痛快。

就这样，在两次回国访问之后，李政道就与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1974年6月他回到美国后，因受国家之托，就为这件事忙碌起来。1977年2月李政道夫妇第三次回国访问。他除了继续向当时的华国锋主席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之外，更多的是与国内高能物理界讨论发展计划。当时，国内已经制定了一个建造高能加速器的计划，要建造一台40亿电子伏特（40GeV）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即

“八七工程”）。李政道并不赞成这个计划，因为从物理研究的角度看，这个加速器可做的有意义的工作不多，经济上花费又太大。但国家既然做了决定，他就有义务为这个计划而努力。同时，他觉得仍然有必要把自己的建议提出来。12月，李政道和袁家骝、吴健雄联名给张文裕所长写了一封信，提出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但是，最终他

1974年，李政道与国内的科学家们在一起。

们的建议并没有被接受。

随着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计划的确定和实施，李政道介入的事情自然就多起来。出乎他意料的是，国外华人科技界的一些人士对国内的计划不断发出指责，而许多指责竟是针对他的。似乎国内搞高能物理是李政道所指使，建大加速器是李政道所主张。有些说法竟是明显的人身攻击。这种情况使李政道很难理解。但是，李政道不为所动，他从为国家负责的愿望出发，认定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基础研究都是重要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都是重要的。至于建立高能加速器，进行高能物理研究，这是一个特定的要慎重考虑才可做出抉择的问题。他坚持向中国国家领导人阐述他的看法，坚持为祖国高能物理的发展献力，这总归不会有错。他这样想，就这样做，不去理会那些针对他的言论。为了推行建造高能加速器的计划，中国高能物理所希望与美国有关实验室合作，张文裕早在1972年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就表达了这种1978年，邓小平与李政道会谈。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8)

愿望。但是，由于他说得过于客气和含蓄，美国方面不清楚他们到底要做什么。李政道立刻感觉到，中国既已选定了建造方案，要进行合作，中美两方面就一定要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要有明确具体的合作项目。1979年1月，邓小平、方毅访问美国，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议，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列入其中。李政道以他个人的影响与美国能源部以及其所属的五大国家高能实验室 协商。这时李政道的协调组织能力显露锋芒，他在这方面的天分和智慧使他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而他的学术威望更使他如虎添翼。他此前在1978年曾以他个人的名义成功地组织了上述五大实验室的会议，他们都表示愿意与中国合作，能源部也支持与中国的合作。现在这种合作应属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李政道的脑子里已经设计出了这种合作的模式。他首先建议，中美有关部门在两国政府大的科学合作协议下签订一项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的附件，再签订一项具体的合作项目协议，列出与美国五大实验室合作的项目，以备实施。要建立一个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定期轮流在两国开会并互设办公室。中国方面要立即向美国派出自己的访问学者。他的这些设想，一一得到实现。1979年6月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成功地签订了两项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的附件》和《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一九八零年六月中美高能物理技术合作项目》。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正式开始。

中国方面为了使合作进行得顺利，也为高能工程提供了特殊的工作渠道。它有高级别的领导小组，有独立支配的外汇，独立的在外采

阿贡（ANL ArgonNationalLaboratory）、布鲁克黑汶（BNL BrookhavenNationalLaboratory）、费米（FNAL FermiNationalLaboratory）、劳伦斯伯克利（LBL LawrenceBerkelyLaboratory）、斯坦福（SLAC StanfordLinearAcceleratorCenter）

购和进口渠道，工程被列为国家重点工程，享受“军口”待遇，等等 。

在1979年6月到1980年年底这段时间里，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中方在美国芝加哥费米国家实验室建立了高能物理办公室。这是中美建交后中方在美国建立的第一个不设在大使馆或总领馆里的专业办公室。笔者（季承）即为这一办公室的主任，亲历了这一段历史。那时，李政道的特殊作用，使他更加忙碌了。几十个项目在进行，近百名访问学者到了美国，几十个考察团到美国访问，为此他花去了大量的时间，耗费了极大的精力。

1980年年底，中国政府出于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决定“八七工程”下马，但邓小平指示“高能物理研究不能断线”。这意味着中国并不是放弃高能物理研究，只是原来的方案不合适，要寻找新的方案。李政道对“八七工程”下马感到很突然，但是他觉得这给选择新方案提供了机会。所以，尽快选择一个合适的方案是使中国高能物理走上

邓小平、万里、胡启立等与李政道合影。

当时国内建设分军口、民口；军口有更多的保证。

坦途的唯一出路。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道路曲折，已有“七下八上”的经历，即七次取消已定计划而下马，只在第八次才按计划上马，宝贵的时间浪费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应该做点切实的工作了。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9)

没有切实的方案，这一切又要落空。他一方面协助办理工程下马的善后事宜，帮助近百位访问学者争取到美方的资助，继续留下来考察学习，一方面考虑提出新的方案。他的心情很沉重，但是他的灵感和智慧又一次使他立刻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付诸实施。李政道立即写信给高能所，请他们派人来美国讨论新方案。1981年3月，朱洪元、谢家麟二位教授赶到了纽约。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叶铭汉教授也作为代表参加，笔者也全程陪同。其实，李政道的方案早已成竹在胸。可是他并不知道，朱、谢二位带来的国内方案竟然与下马的那个方案相差不多，只不过把时间拉长了。李政道内心感到很无奈。他在费米实验室组织了讨论会，大多数与会者都建议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主任潘诺夫斯基教授（W.Panofsky）则正式提出了建造44亿电子伏特（4.4GeV）质心能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为了进一步论证，李政道又建议并帮助朱、谢二位去加州斯坦福实验室，与那里的20几位科学家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技术难度和物理目标。这时在美的15位中国访问学者也正式书面提出了建造对撞机的方案。朱、谢二位只能把建造电子对撞机的方案带回中国研究。5月，中国召开了专门论证会议，称作“香山会议”，接受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后来正式的名称叫“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直到这时，李政道心里才感到一丝欣慰。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又使他有些茫然。1981年9月，中国科学院派邓照明（中科院局长）和朱、谢三人去美国为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做准备。他们临行时，中科院的领导却指示他们仍然坚持质子加速器的方案。李政道知道后大为不解，并有些愠怒。他不理解，中科院为什么会这样出尔反尔。个别领导人怎能轻易否定经过严肃论证并已经过批准而且通知了美方的方案。这样做，中国方面怎样面对联合委员会？会议如何能开？作为联络人的他如何向会议交代？在李政道的坚持下，三位代表又请示国内，最终保住了对撞机的方案。说李政道强加于人并不正确，可是在于理于法都无懈可击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位和事佬。为了科学的真理，他敢于推翻固见，建立了人类对宇宙真谛的新的认识。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敢于和“四人帮”斗争，敢于讨论理论和实践、基础和应用、对称与静止等问题。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的具体方案上，他也是一位真理的捍卫者。他无所畏惧。为了不再发生意外，李政道趁年底邓小平接见他的机会，又陈述了选择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的理由。邓小平以他惯有的果断作风简明地说：“方案已经定了，要干，不再犹豫不决了。应该在五年或稍短的时间内建成。经费可以放宽一点。”李政道的心情稍有舒缓。这是李政道回国后第二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从这里，李政道开始认识到邓小平这位中国领导人的伟大风范。李政道心里充满了对邓小平的崇敬，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也充满了信心。李政道和邓小平的友谊应该从1979年4月算起，那是邓小平第一次接见李政道。谈话投机，邓小平对李政道的意见建议都很赞赏，在不长的时间里，李政道的意见和建议等都证明是正确的，对国家是有利的。他们从此结下了友谊。1984年，李政道又促进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增加了同步辐射的功能，确定了“一机两用”的方针，使这个基础研究的实验装置具有了进行应用科学研究的能力。

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正式开工。它的巨型实验装置北京谱议（BES）也正式开始建造。对撞机工地位于北京西部石景山区的东部边缘。邓小平来了，杨尚昆、万里、方毅、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等国家领导人都来了。邓颖超打来电话，聂荣臻送来贺信。邓小平听了汇报，明确地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邓小平挥动铁锨为工程奠基。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10)

四年过去，1988年10月24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议顺利建成。高能物理所举行庆祝仪式。邓小平又来了。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胡启立、姚依林、王震等国家领导人来了。邓小平见他四年前亲手为之奠基的科学工程按时建成，心情畅快，仔细参观过后，即兴发表讲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讲话的题目是《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篇四百字左右的讲话是一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他能作这样的讲话，简要、明确，句句份量有千斤之重。邓小平还接见了第九次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的中美两方的代表。邓小平在讲话里提到了李政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视察正负电子对接机科学工程，李政道在一旁讲解。

道的帮助。李政道对此感到非常欣慰。他的欣慰不是来自那种侥幸的喜悦，而是来自对自己科学判断的自信，来自踏实工作、严谨努力后的成功。他也为自己四年来为这一成功所付出的艰辛和精力而欣慰。对撞机的建成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它运行良好，并在物理上做出了有价值的工作，从而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承认。1991、1992年，北京谱议对 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结果的精度较国际上提高了5~6倍，被誉为那时国际上高能物理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998、1999年在2-5GeV能区测量强子R值，精度达到6.6％，比国际上原有实验值提高了2~3倍，对寻找粒子模型中唯一尚未找到的粒子 Higgs粒子、g－2实验和 （M2Z）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北京谱议国际合作组还于2003年7月宣布，在5800万 / 事例数据分析中，在质子反质子阈能处发现可能的新共振态，再次引起国际国内高能物理界的广泛关注。在同步辐射方面，对撞机上共建有4个插入件，14条光束线和4个实验站。自1991年以来，接待了200多个用户单位的600多个研究课题，研究项目涉及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化学化工、环境科学、高压物理、生物医学、地球科学、剂量学、地质资源、考古、软X光学和微电技术等。在大分子实验方面，获得了膜蛋白大分子结构，SARS病毒蛋白酶结构等重要进展，进行了MASA（甲基转移酶）蛋白晶体结构测定等。刊载在2004年3月1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的封面上的菠菜主要捕光复合物2.72埃分辨率的晶体结构图，其中部分衍射数据是在对撞机上获得的。

可以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使中国高能物理研究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为今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事到如今，在中国科技界没有人再去攻击建造高能加速器了，没有人再去攻击李政道了；那些顾虑或借口，即所谓“所有的钱都被高能物理给吸光了”，有的学科

“饭都吃不饱，高能物理所在那儿吃肥肉。” 等也不攻自破。对撞机和实验谱仪成功建成，基础物理的卓越成果，应用科学的重要成果，难道还不能说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这一步是踏实而又富有成果的吗？在这成功的面前，过去一切的攻击、非难，难道还能立足吗？

关于高能物理的发展，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合的易地之战。李政道主张建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这样的分析符合事实，自然是公道的。

第一章 回国：回击“四人帮”的诡辩(11)

胡耀邦会见李政道夫妇。

《杨振宁传》，江才健著，第30页。

更重要的，杨振宁的个人意气所依托的理论很值得商榷。他反对中国搞高能物理，除去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国力不强，最重要的是他认为“高能物理在70年代以后走向一种唯像研究的发展方向 前景并不乐观。”“如果他现在做研究生，绝对不会再搞到高能物理里头去，他也不鼓励自己的学生搞到高能物理里头去。” 进而甚至认为高能物理是一门“死亡的科学”。

另外，杨振宁自己身为基础科学大师，对基础科学的重要性的认识却失之偏颇。他曾经说：“ 不要念高能物理。高能物理与中国 翻两番 毫无关系，甚至会起反作用 ” 。

再者，杨振宁比李政道接触中国高能物理的事情要早一些。他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72年6月第二次回国的时候。而李政道的第一次接触是同一年的9月他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杨振宁一开始就“独排众议”反对建加速器，可见他开始的反对态度并没有对李政道的个人意气。但是，后来由于有了李政道的参与，且意见相左，杨振宁的个人意气就如脱缰之马，一发不可收拾。他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 。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在80年代末，杨振宁曾在一封信里坚持地认为，他反对建高能加速器的意见是对的，因为这里没有“中国人民的签名”，没有“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殷望。”李政道心里只装着祖国。他为祖国做了许多事情，有许多动人的故事。他的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杨振宁传》，江才健著，第33页。

杨振宁《谈谈物理学研究和数学》，1986年5月。

杨振宁1984年10月3日对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东生的谈话。

第二章 求学西南联大：历尽艰辛终与物理结缘(1)

李政道于1926年11月24日在上海出生。

他的家庭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李骏康是南京金陵大学农业化学系第一届毕业生。母亲张明璋，毕业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是位有文化知识的女性。父亲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德国化肥厂制造化肥，后来又进入上海的洋行，充当化肥进口贸易代理商，生意发达，家道兴隆，是殷实富户。

李政道的祖籍在江苏苏州。从祖父一辈李家就接受西方文化，信奉基督教并成为传教的活动分子。曾祖父李子义（1844-1904）本姓张，因入赘李家，故改姓李。他是东吴大学创办人之一。曾祖母李太夫人与李子义生的次子是李政道的祖父李仲覃（1870-1936），他1892年毕业于东吴博习书院（ButtingtonInstitute），曾任基督教苏常沪区内主任传道、教区长和卫理会会督，在当时国际宗教界颇有影响。至今在苏州大学东门外圣约翰教堂仍有一块李仲覃牧师纪念石碑，上面刻有李仲覃的事迹，说他“自幼受洗，二十卒业于博习书院，即实习传道工作，三十以来历任苏常沪区内主任传道及教区长，曾受荣誉博士学位兼任百年大会总干事。”（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李仲覃是美国的神学博士，是苏州圣约翰堂的第一位华人牧师。碑文末了的铭文颂曰：

“三十求真，四十阐真，五十悟真，七十又二而归真，真人真人，典型长存”。说明李仲覃在苏州宗教界和教育界的崇高地位。李政道小的时候不相信上帝，就问祖父，上帝在哪里。如果在天上，为什么不掉下来。祖父回答说，一个人升高了就会往地下掉，因为他比较重。而上帝和空气的密度差不多，也就是说差不多一样重，所以就可以浮在天上。李政道虽感不服，但觉得祖父还是动了脑筋，而且还有点物理知

识，也就罢了。李政道小的时候，在家里有个外号叫“三糊涂”。三是因为他行三，可是“糊涂”并不是真的说他糊涂，而是觉得他的注意力总不在家庭人员的谈论上面，显得有些反应迟钝。对此李政道觉得，这是因为，他从小好独立思考，对外界的反应与一般孩子不太一样。由于父母长时间

曾祖父李子义。不在家，他对大哥、二哥及其他家人的谈话和要求不很注意，因而常常产生误会，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大智若愚”的表现。

曾祖父、祖父、伯祖父都是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伯祖父李伯莲是博习书院1887年首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参与创办东吴大学并任东吴大学教务长数十年。叔祖父李叔青是博习书院早期毕业生，后往天津学医，后又回南方在上海中西书院和东吴大学任教亦有数十年。伯父、堂伯叔父等都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东吴大学于1900年在苏州成立。它是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TheMethodistEpiscopalChurch，South）在19世纪后期所办苏州博习书院、宫巷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三个书院合并而成，1982年改名为苏州大学。

李家的族谱是由先祖“沾赐堂”排定为十六个字：“子应骏，道中善，乐为本，义永守”，显示了苏州李家为人治家的道德规范。可见，李政道的家庭出身并不贫寒。可是近来有人却说“李政道出身贫寒”，并说那些出身“贫寒”的所谓“圈外人”由于“发自内心的沮丧与失曾祖母李太夫人。

落”而“无法越过那道与出身高贵的著名科学家之间的看不见的障碍”，因而与所谓“圈内人”发生不和 。持这种看法的人，不仅杜撰李政道的所谓“贫寒”出身，而且企图用出身贫富来解释后来发生的李杨不和，实在荒唐得很。读者在读了本传记之后一定会有正确的结论。这是后话。

李骏康夫妇共有六个子女，五男一女。李政道行三。

李政道的父亲因经商而十分忙碌，但他对子女的教育却毫不放松。李家每个孩子都有家庭教师，对他们进行语文、算术和英语的启蒙教育。家庭读书气氛很浓厚。六个子女都受过高等教育，都是大学毕业生。老大李宏道毕业于上海重广税务学校；老二李崇道毕业于广西大学畜牧兽医系；老四李达道大同大学肆业；老五李学道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老六李雅芸是女孩，毕业于上海大学，同样是船舶系。李政道从小并不认为读书有什么用，子们经济上的需要也有打算。她给每一个孩子都有一项储蓄，选择的是有奖储蓄。她按长幼顺序，大哥是一整份，二哥是半份，他行三，只有四分之一份，依此类推。结果，就是李政道那一份中了银行的大奖，共得到了500大洋的奖金。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财富。这时李政道才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有了这笔钱，李政道的花费，比如买衣服鞋袜，日常零用等，都用的是这笔钱。直到李政道离开上海去流浪求学，这笔钱才仅仅用去了1/10。

第二章 求学西南联大：历尽艰辛终与物理结缘(2)

1935-1937年李政道在上海私立清心中学附小读小学，因抗日战争未能读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1938年他就转学到苏州东吴大学附中（那时学校设在上海昆山路中西书院

旧址，现为苏州木渎中学）读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进占外国租界，上海完全沦陷。日本侵略军的坦克开进上海，路上的行人，必须向日本军

躬身行礼。李政道对此非常愤怒，下决心离开上海。爱国知识分子深感偌大中国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 。这时，李政道不愿意在日寇统治下读书，于是和老二崇道一起离开上海赴自由区，经浙江、福建到达江西赣州，住进了为流浪学生设立的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实际就是难民营。李政道想加入江西临时中学（后改名为江西赣州联合中学），但是，那里的中学不收转学生。李政道对此非常不满。于是根据一位同学提供的线索，于一天早晨上门访问省教育厅阮厅长。他到了厅长的住处，对门卫说要见厅长。门卫立刻通报进去，厅长慌忙一边穿长袍一面出来见客。可是，这位厅长看到来者是一个流浪学生，便盘问起来，家在那里，长辈是做什么工作的，认识省上什么人等等。厅长断定李政道没有什么后台，于是就把他赶了出去。过了若干年，李政道才知道阮厅长就是他的恩师吴大猷夫人阮冠世的弟弟。当然，他从未向吴大猷透露过这件事。后来他还是进了联合中学。可是学校没有老师，没有设备，生活极端艰苦。没有老师，学生们就自学，相互切磋，李政道实际上充当了教师的角色。李政道有极强的自学能力，不需要老师上课，很快就把中学的课程学完，特别是数学、物理更是成绩突出，每次考试都几乎是满分。有一段

此语出自蒋南翔执笔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1935年12月10日刊于《怒吼吧》第一期，见《蒋南翔文集》上卷，第三篇。

时间，低年级数理课没有教课的老师，学校就让李政道登台授课。时年16岁的李政道竟然当起了老师，受到学生和教师的称赞。李政道的天才在联合中学初露锋芒。

就是在赣州，李政道初次接触到物理学，就对物理学发生了兴趣。

赣州是中国古老的城市之一，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不说它悠久的建城历史，仅就近代历史而言，它曾经是1927年到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更有意味的是，1937年到1945年，蒋经国也是在赣南推行了其著名的“赣南新政”，赣州成为当时中华民国时期的“三民主义示范区”。因此，在赣州就有一所以蒋经国命名的图书馆。在该馆的二楼藏与母亲等合影。左一为李政道，13岁。有许多自然科学的书籍。李政道经常去那里读书。有一次他读到一本书，里面谈到牛顿三大定律。李政道很好奇。当时，李政道对自然科学尚处在模糊状态，谈不上对哪门科学情有独钟。他只是出于好奇，觉得自然界竟然会有三大定律。

李政道还没有高中毕业，就盘算着考大学的事情。那时他对物理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报考物理系。就近说，浙江大学有物理系，也有胡刚复、王淦昌、束星北等有名的教授。浙江大学离开杭州之后，一度曾在吉安落脚，但很快就迁到贵州去了。如果他参加完中学的联合考试取得毕业证书再报考浙大，肯定赶不上全国大学统一考试。于是他决心离开赣州奔赴贵州，以同等学历报考浙大。这是一个充满勇气、胆略和智慧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对于李政道来说，一方面饱含风险，一方面却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影响了他整个的人生。他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他为自己的光辉前程铺下了第一块路石。

第二章 求学西南联大：历尽艰辛终与物理结缘(3)

决心既下，从浙江奔赴贵州的长征就开始了。为了避开敌占区，李政道从江西经广东进入广西，再从广西转入贵州。一路上，或独自行进，或与同学结伴；有时搭乘以烧木材产生的煤气做动力燃料的汽车，有时搭乘所谓“黄鱼车”（上海地方话，概指人员拥挤的破旧车辆或货运车，李政道此处所乘系运兵的大卡车），大半时间要靠双脚徒步前进。时值盛夏，疟疾痢疾流行，李政道没能幸免。他既感染上了疟疾，又患了痢疾，身上长满疥疮，活像一个流浪的乞丐。每天疟疾发作，如寒流来袭，颤抖不止。高烧、恶心、呕吐又频频泻肚。他无药可服，备受折磨，几致丧命。路程中不前进就要掉队，后果难以想象，李政道咬牙坚持前进。翻不尽的高山大川，攀不完的悬崖峭壁。有时走一天还过不了一座大山。进入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山更高了，路更难了。可是希望就在前面。16岁的李政道经历了从未有过的艰难困苦，他几乎失去了希望，陷于绝境。但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着，终于渡过了难关。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跋涉，1943年8月底他终于到达了贵阳，在那里他破例以同等学历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考试，因成绩优异被浙江大学录取，成为电机系一年级的大学生。之所以选择电机系，是因为电机系的录取分数最高，入校后可以转任何系。开学前，他在湄潭遇见了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老师。在他们的启发和鼓励下，一周之后，一开学就转入了物理系。至此，他终和物理结下了姻缘，他在这一领域的天才初步为束星北和王淦昌所赏识，可以说，他以巨大的勇气并忍受了巨大的磨难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圆了自己进大学学习物理学的梦想。

浙江大学在贵阳立足未稳，由于日军迫近独山，贵阳吃紧，学校已先行迁徙。李政道虽然考取浙江大学，带上了校徽，却连一堂课也没上就又要随校向贵阳以北数百公里的湄潭县永兴场转移。路程依旧是高山连绵，小路崎岖，十分艰苦。好在李政道在贵阳治好了疟疾等疾病，身体稍有恢复，使他能够随校迁移跋涉，没有垮下来。

浙江大学当时已是全国知名大学，它的渊源是建立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的最早几所大学之一。1927年浙江大学成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称国立浙江大学。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1937年浙江大学全校在校长，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带领下，从杭州西迁，艰苦跋涉，长途奔波数千公里，历时三年多，于1943年最后落脚贵州湄潭，而离湄潭约15公里的永兴场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驻地。当时浙江大学物理系有王淦昌、束星北等高水平的物理学教授，教学水平在国内名列前茅。李政道后来称王、束二位是使他真正步入物理世界的指路人。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枫塘湾。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王淦昌小学毕业后，来上海浦东中学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1924年高中毕业被录取为清华大学首届本科生。在清华大学受到叶企孙、吴有训等物理大家的教诲，1930年留学德国，1934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曾任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后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高能核物理研究。之后参加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成为两弹元勋。

第二章 求学西南联大：历尽艰辛终与物理结缘(4)

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唐家闸掘港村。曾留学美欧，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学硕士。1931年回国，出于抗战激情曾一度投笔从戎，后历任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教授。束星北是中国老一辈的著名物理学家、海洋气象和海洋物理学家，为中国教育和科研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政道在湄潭浙江大学开始学习。他和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同班，由他的介绍认识了束星北教授。李政道转为物理系，可是因为物理系学生很少，就和化工系一起上课。由于李政道常到束星北家去玩，束星北发现他是个数理天才，便给予格外的培养。束星北每两周从湄潭去永兴场做普通物理辅导，可是学生只有李政道一人，所以几乎每次他都和李政道在一年级所在的楚馆物理实验演示室讨论问题，情形相当热烈。李政道也常去湄潭，睡在湄潭双修寺的物理实验室里，束星北晚上常去那里，两人往往谈到深夜。王淦昌老师也给予李政道以特别的关注和教导。

天才初露的李政道，已被他生命中的第一位“伯乐”束星北所发现。王淦昌经常徒步几十里到永兴场与同学们座谈，宣讲物理学的要义。王淦昌说，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

都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要寻找其中的规律，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 。这对李政道立志从事物理学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在李政道潜心于物理学的时候，1944年年底日本侵略军进犯黔南，贵阳危急，浙江大学的存在再一次受到威胁。学校里掀起了从军抗日的热潮。这时，李政道的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李政道去看她。事出意外，在从重庆回贵州遵义的山路上，他乘坐的卡车于72弯处翻进了山谷。李政道是躺在车载的货物上，车翻后被压在货物下面身受重伤，多处骨折。当他醒来的时候，觉得能看到太阳，知道自己还活着。他想用手捂住一只眼，看看是不是真的活着。他用一只手去捂眼睛，可是脸肿得很高，根本无法够到，只好作罢。他只能就地等待救援，随后住进了浙大工学院的医院。这时，日本军队已经打了过来，李政道无处可逃，自觉走到了绝境就想参加青年军去打日本侵略军。王淦昌知道了以后，就打来电报，不让他参军。这时恰好有专车来接束星北的家属，李政道便乘束先生接家眷的车到达了重庆。束先生和王先生一致建议李政道去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读物理。后来，每当讲起这段历史，李政道对束星北教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1972年末他第一次回国访问，就给束星北写信说：“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当时，束星北还因“文化大革命”时给他加在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在青岛医学院劳动改造 。

正当李政道实际上已经失学的时候，母亲和四弟学道、五妹雅芸按照父亲的安排已从沦陷区的上海来到了重庆。他们当然十分关心李政道的学业，也同意李政道去昆明投学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平津危机。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奉命迁往长沙。8月合并成立长沙临时大

当年西南联大校门。

以上有关材料，均见中基网 物理教育 束星北。

学，1938年4月再迁往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大学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名师荟萃，物理系就有来自清华大学的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霍秉权；来自北京大学的饶毓太、吴大猷、朱物华、郑华炽、马仕俊；南开大学的张文裕、许贞阳等。这样强大的教师阵容，对李政道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他投学西南联大的决心已定，只是投师无门，十分焦急。后来多亏他的姑妈找到了一位名叫梁大鹏的朋友，他和当时在西南联大教书的吴大猷在美国的时候相识。梁大鹏并不是学物理的，只不过当吴大猷在1931年初到密歇根大学时和他有一面之交。吴大猷是接替梁大鹏的新房客，如此而已。对于李政道要赴昆明求师吴大猷，梁大鹏热心帮忙，于是给吴大猷写了一封信以资推荐。

第二章 求学西南联大：历尽艰辛终与物理结缘(5)

吴大猷1907年生于广州，1925年入南开大学，1929年获南开大学理学士，1932、1934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1938年为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在物理学上有很高的成就，在识别人才上独具慧眼。据他的回忆，1945年的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十几岁的孩子来找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是一位署名梁大鹏的人写给他的。经回忆，才想起在美国和梁的一面之交。但那个时候，正值学期中间，不经考试不能入学。吴大猷便和教二年级的物理教授商量，让李政道随班旁听参加考试，如果合格，暑期可免读二年级的课程转入三年级。李政道对吴大猷这样的安排非常满意，极为兴奋。立即写信把这个好消息报告在重庆的母亲。

李政道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他天才的学习能力。旁听二年级的课程，对他十分轻松。有时他也去听吴大猷讲授的量子力学课。他经常到吴大猷先生家里去，看到吴先生忙着，他就替吴先生干点家务活，打扫房间，劈柴挑水，样样都来，有时还替师母捶背按摩。当然，李政道的目的主要还是要从吴先生那里多学点东西。李政道喜欢解题，课堂的题目解起来不过瘾，他请求吴先生给他出更多更难的题目。吴先生出了很多题目，李政道很快就解完了。吴先生干脆拿出一本美国沙尔林编著的《物理学》，让李政道去解里面的众多题目，他以为这本书里的题目只有大学高年级的学生才可以解出，李政道一定会多花费气力。谁曾想到，李政道废寝忘食，没有多久就把题目解完，使吴大猷十分惊讶。另外，李政道临离开重庆的时候，束星北送给他一本金斯（Sir.ames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这是束星北当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EdinburghUniversity）随达尔文教授（Darwin，是R.C.达尔文的孙子）做研究时用的。金斯的书里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很不简单。李政道在重庆养病等待去昆明的时候，就以这本书为伴，并手写了一册《金斯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之后，他托同学陆祖荫送给物理系的同仁们。吴大猷知道了，对李政道的能力更加赞赏。吴大猷问李政道他的数学、物理知识从哪里学来的。李政道说完全是自学得来。当吴大猷知道李政道小学、中学都未曾毕业，全靠同等学历升学，来西南联大也是如此，吴大猷深受感动，觉得李政道真是一个极天才，又极勤奋的青年，大有培养前途。

这样，李政道由于旁听成绩优秀，第二学期便成了二年级的正式学员了。

当时，王竹溪在讲授《热力学》和《统计力学》、周培源在讲授《广义相对论》和《流体力学》、叶企孙在讲授《电磁学》、张文裕和赵忠尧在讲授《原子核物理》。这些高水平的课程给李政道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内容。他如饥似渴地听课和自学，充实自己的基础知识。联大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李政道顽强地忍受着。有人询问李政道那时是不是很穷，钱从哪里来。李政道说，那个时候，不是穷不穷的问题，而

猷先生的决定。时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也是慧眼识人，批准了吴大猷的推荐。有人在1999年访问吴大猷先生时，曾询问他何以有如此大的勇气和超强的判断力来选择一位大二年级的学生去美国深造。吴先生说，看一个人要看他的智慧、基础，看他的发展趋势和潜力。当时，他觉得李政道天赋好，有智慧，思想活跃，反应快，学习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虽然只是大学二年级，但实际水平超过了大学毕业生。李政道热爱物理，研究意识强烈，刻苦钻研，做习题好像发了疯，有科学家的敬业精神。后生可畏，前途无量。吴先生还谦虚幽默地说，不是他选择了李政道，而是李政道选择了他，是李政道从重庆跑到昆明来找

他的。李政道与恩师吴大猷。

第三章 在芝加哥大学：初识杨振宁(1)

当吴大猷把要推荐他去美国学习的消息告诉李政道的时候，李政道因这个消息而受到极大震动。真的是他么？李政道才是一个二年级的大学生，没有文凭，到美国后怎么入学呢？去美国留学，他当然有这个愿望。他觉得，自己在物理和数学方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不过需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

按照军政部的要求，华罗庚选了孙本旺去学数学，到了美国又选了徐贤修；曾昭抡选了唐敖庆、王瑞去学化学。加上学物理的李政道和朱光亚，学生共有六名，从中国出发的只有五名。为了使他们对原子物理和核物理增加了解，吴大猷先生在联大还专门为他们五位开了一门量子力学课。本来三位老师应该一同前往，但吴大猷要先去英国参加学术会议，曾昭抡已经先去了美国，所以只有华罗庚、吴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和他们一起出发。

1946年7月，他们八人齐集上海准备远航。他们乘坐的是美国

下来，理发师又问：“要不要洗头？”他同样点头。理发师又问：“要不要吹风？”他还是点头。又问：“要不要按摩？”同样是点头。等到所有项目都做完，华罗庚竟付出了30美元！那时不仅对中国留学生，就是对一般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李政道他们在宿舍里等了很久，华罗庚才姗姗回来，惊呼失算。精明的数学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成了他们之间的笑谈。其实他在去美国之前，已经在英国呆了6年，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费解。

曾招抡去打电话，把钢币投进电话机后，由于听不懂电话里的英语说明，钢币总是又掉出来，如此反复多次，仍然打不通。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每一个人负责听一个英文单词，最后终于破译了电话里的英语录音：“Tellyourtelephonenumberplease.”（请告诉您的电话号码）电话终于打通了。由此可见他们刚到美国时的英语程度。

到了美国，那里并没有专门接纳学习原子弹技术的学校。各专业的人都要自行联系学校，进行学习。所以来自中国的这七位人士，都要各寻出路，各奔前程。

对于李政道来说，问题最为复杂。在美国，要进研究生院通常必须有大学毕业时取得的学士学位证书。朱光亚有毕业证书，经吴大猷介绍去了密歇根大学物理系读博士学位。李政道只有大学二年级的学历，报考研究生就遇到了困难。

在来美国之前，吴大猷曾为李政道写过一封推荐信给密歇根大学高德斯米特（S.Goudsmit）教授。信里说：“李在中国只念了两年大学，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思想敏捷，目光尖锐，工作勤恳。他的学业并不比大学毕业生逊色，我相信他如果得到适当的指导，一定会成为出色的物理学家。”高德斯米特相信吴大猷的介绍，但是，他无法改变学校的规定，表示爱莫能助。李政道只好和朱光亚陪同阮冠世先到芝加哥大学。那时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先生的通知，给他们三位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说起来和李政道是西南联大的同学，但杨振宁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在昆明联大，李政道并不记得见过杨振宁。有可能在吴大猷先生家相遇过，可是并没有任何交往。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著名私立大学之一，1890年由美国浸信会教友教育协会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捐资创办。芝加哥大学位于芝加哥市南密歇根湖畔。它提出的“芝加哥计划”旨在防止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过分专门化，对其他大学的本科教育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有75位校友获得了诺贝尔奖，是美国大学里最多的。

2位校友获图灵奖（A.M.TuringAward） ，12位教授获国家科学奖章，现任教授里有60多位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建成第一座可控原子反应堆的费米（E.Fermi）、首先进行光速测量的迈

克耳孙（AlbertAbrahamMichelson）、第一次活体肝脏移植以及22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等都是芝加哥大学的骄傲。

第三章 在芝加哥大学：初识杨振宁(2)

李政道初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环境生疏。一开始就遇到好似不可克服的困难，使他顿生烦恼。夜晚，他在街道上漫步，看到高楼林立，人行匆匆，繁华无比，可是他如何得以克服这一困难，有谁能帮助他克服这一困难？李政道深深地懂得，克服像这样的困难，主要靠自己。李政道从小就具有刚毅的性格，成长中又饱经战乱和穷困的考验，现在虽然他只有大学本科二年级的学历，可他已经熟悉了经典物理学，对量子物理学也有所了解，对进研究生院很有信心。于是，他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靠自己的奋斗走出一条路来。

吴大猷从英国来到美国后，也多方为李政道联系学校。他听说芝

图灵是英国人，世界著名数学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是美国计算机协会于1966年设立的，专门奖给在计算机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

加哥大学对学历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就建议他去芝加哥大学试试。李政道到了芝加哥大学后，就一个人到招生办公室去。芝加哥大学能够接受没有正式大学毕业文凭的学生，但是有一个要求，报名者必须熟读过校长胡庆斯（R.M.Hutchins）指定的几十本西方文化的古今名著，要理解贝多芬等人的古典音乐并且要通过考试。李政道不用说熟读，就连那些名著的书名和作者都没有听说过。他急中生智，对招生办公室的那位女负责人解释说：“我来自中国，对东方文化的古典名著，像孔子、老子、孟子等的学说尚有些造诣，而这些东方名著与胡庆斯校长指定的名著的水平相当。”他并说，如果需要，可出题对他进行考试。那位女负责人觉得李政道的说法有道理，当然她也不可能出题考试，于是就同意李政道进研究生院做旁听生试读。

1946年秋，说来有点神奇，李政道就这样成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旁听试读生。但是，从这里也可看出李政道在应对一些问题时特有的机智。

李政道一到芝加哥大学就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不久，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聚集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其中包括：钱德拉赛卡（S.Chandrasekhar），费米（E.Fermi），J.迈耶（J.Mayer），M.迈耶（M.Mayer），米利根（R.Mulliken），泰勒（E.Teller），尤利（H.Urey），扎克赖亚森（W.Zachariasen，系主任），稍后，还有温才（G.Wentzel） 。

研究生的队伍也是英才济济，有：阿格纽（H.Agrew），安德森（J.Anderson），张伯伦（O.Chamberlain），邱（G.Chew），伽温（R.Garwin），戈德伯格（M.Goldberger），劳德（J.Lord），奥利尔（J.Orear），罗森布鲁斯（M.Rosenbluth），赛洛夫（W.Selove），斯坦博格

其中，钱德拉斯卡、M.迈耶、尤利后来得了诺贝尔奖，泰勒后来被美国人公认为氢弹之父。

作。二战结束后，1946年，他来到芝加哥大学新设立的核研究所，直到1954年11月29日过早的去世。费米被视为当时伟大的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他高度的物理和数学天才、平易近人的风范，受到科学界的赞赏，成为年轻科研人员的崇拜对象，在这领域工作的科研人员无不以能成为费米的学生而自豪。李政道也不例外，他和杨振宁都向往着费米能成为自己的导师。

李政道入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阅读介绍芝加哥大学各系的说明书。他记得那上面说，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器重“出类拔萃”的学生，系里并不鼓励学生去修课。当然也为那些需要指导的学生设立课程。他心里想这才是一个名牌大学应有的风格。在云南的西南联大则截然不同，在那里学生必须修课。尽管如此，他还是选了泰勒（EdwardTeller）的量子力学。刚开始上课时，他担心这样做是不是会说明自己不“出类拔萃”了，但当他看到许多同学也在修这些课的时候，就放心了。

第三章 在芝加哥大学：初识杨振宁(3)

进了研究生院，李政道选了三门课，其中一门就是泰勒教的量子力学。不久有一次考试，其中一道题牵扯到分数微积分的问题。这个问题，李政道以前看书的时候曾经思考过，因此他对那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很简明的证明。泰勒对李

政道的证明十分欣青年李政道。

赏。他问李政道是在哪里学的。李政道回答说是他以前看书时想过的。泰勒随后把李政道的答案告诉了费米。费米那时还不知道有个李政道，就让他参加他每周两个晚间的特别讲座。过了一个月，物理系的老师们对李政道的程度有了了解，系主任就向招生办提出要求把李政道从试读生改作正式生，学校方面也同意了。于是李政道就成了大学研究生院的正式研究生。

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费米教授正式接受李政道为自己的研究生，指导他攻读博士学位。李政道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1947年春，李政道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全校的特别访问生（VisitingFellow），并得到芝加哥大学设立的一项新的奖学金，称为“全校奖学金”（UniversityScholarship）。这项奖学金在全校一共只有两个名额。李政道被物理系推荐并被选中。一天，李政道在校园里遇到系主任扎查里孙（Zacharison）。他对李政道说，明天上午，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第二天上午，当李政道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李政道说，你被评上“全校奖学金”的得奖人。李政道听了便说，他已经有中国政府的奖学金了。扎查里孙说，这与中国的奖学金没有关系。当然，你可以拒绝，但这不仅仅是钱，这还是荣誉。李政道听后，便愉快地接受了那份在全芝加哥大学来说是极富荣誉的三年的奖学金，共4500美元。再加上中国政府给的每年5000美元共两年的奖学金，当时李政道是享受奖学金的学生中最富有的，很受人们羡慕。

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一个月之后，就去密歇根大学看望吴大猷和夫人。这时李政道已接到了芝加哥大学录取他为正式研究生的通知，吴先生知道后非常高兴。

在密歇根大学的时候，吴大猷带李政道去见他的老师乌伦拜克

（GeorgeUhlenbeck）。乌伦拜克出了两个问题要李政道解答。一个问题是，电子穿过饱和的液体时是否会产生气泡。电子过去后气泡会怎样？第二个问题是，粒子由能级A通过 衰变到另一核的能级B，然后放出 射线到能级C，级联产生 和 ，就是a b+ ，b c+ ， 和 之间有没有角关联？那时是下午四五点钟，李政道说他要想一想，明天给他回答。当天晚上，李政道开夜车思考这两个问题，第二天拿出了答案。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回答说，电子通过的时候可以瞬间在过饱和液体内产生气泡，当时液体施加在气泡壁的压力将马上把气泡压瘪而使之消失。对第二个问题，李政道只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算出了角关联。乌伦拜克很注意听李政道的回答，但当时并未置可否。

其实，乌伦拜克当时正在考虑关于电子穿过饱和液体的问题，他的一位研究生格莱塞（D.A.Glaser），正提出要用过饱和液体做介质，制作探测带电粒子的气泡室。后来格莱塞就是因为发明气泡室而得到了1960年度的诺贝尔奖。李政道的回答无疑给了乌伦拜克和他的研究

生以启发。

第二个问题，虽然李政道给出了答案，但他那时正忙于天体物理的问题，没有深入去研究。吴大猷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一定要李政道回芝加哥后把答案写出来。李政道尊重吴大猷先生的意见，回芝加哥后在他所住的国际公寓里算这个问题。杨振宁来了，看到李政道正在做计算，于是问李政道算什么，李政道对他说了。后来，杨振宁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计算，成了他的毕业论文。

李政道、吴大猷及同仁们。

回到芝加哥，李政道便集中精力投入学习。李政道现在是费米教授的正式研究生，开始了在费米教授指导下的研究生生涯。

第四章 师从中子物理学之父(1)

费米被誉为“中子物理学之父”。由于费米在中子轰击特别是用热中子轰击物质方面做出的成绩，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移居美国。费米是物理学史上少有的理论和实验兼长的物理学大家。他涉足统计物理、原子物理、原子核物理、粒子物理、天体物理和技术物理等领域。1925年与狄拉克各自独立地提出费米-狄拉克统计法，1928年提出托马斯-费米原子模型。1934年建立 衰变理论，奠定了弱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

在实验物理方面，1934年他用中子代替 粒子对周期表所列元素进行轰击，发现人工放射性，观察到中子慢化现象等并建立了理论，为重核裂变打下了基础。1936年发现中子的选择吸收，奠定了中子物理学的基础。

1939年，费米探索核裂变链式反应的可能性，并于1942年12月2日在芝加哥大学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核链式裂变反应堆，产生了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开创了人类的原子能时代。费米也是原子弹的制造者之一。

李政道除了听课自学外，还按时去参加费米教授晚间开的课。听费米晚间开的课，必须得到费米教授的邀请。在这里，李政道第一次领会到了费米高妙的教学方法。课堂上讨论的内容囊括物理学的所有领域。费米有时从他的文件夹里随机抽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个课题和一个关键公式，他便从那里讲起。令人惊讶的是，每个问题都是从零开始，在一堂课的时间里，给出这个课题有关的深刻的物理思想、公式和数值估计。而且他能从一个课题轻松跨越到另一个课题，这种本事真是令李政道钦佩之至。

费米和李政道关系非常密切，每个星期，都拿出半天时间单独和李政道讨论物理。此外，费米通常都和学生费米，中子物理学之父。

们在柯梦思（Commons芝加哥大学的餐厅）一起吃午饭，边吃饭边讨论物理问题。费米那时正对宇宙线的起源和原子核的合成感兴趣。他先指导李政道做核物理，后又转入天体物理。他经常让李政道就某一个课题考虑一下，并查阅有关文献，过一个星期给他做一次“讲演”。李政道按照费米的要求做了，这样不仅了解了课题，而且每次都会得到费米的鼓励，让他感觉很兴奋，受益匪浅。李政道从这里意识到，这是一个指导学生独立工作的绝妙方法。

费米还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力更生精神，对问题要有独到见解。他的学生必须能够证明或推导所用的一切公式。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心的温度。李政道回答说大概是一千万度绝对温度左右。费米问，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李政道回答，是从文献上看到的。费米又问，你自己算过没有。李政道说没有。费米说这样不行，应该自己计算以后才能相信。关于太阳内部温度和亮度的分布，有关其辐射传递等有一组微分方程，它的解答的计算相当繁复。由于这不是李政道当时的研究课题，他就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做繁复的验证，于是就引用了有名的文献上的结果。费米看了之后很不满意，他认为，一个人绝对不能接受自己没有独立验证过的别人的计算结果。为了做这项繁复的验证，费米甚至巧妙地设计并亲自动手制作了一个专用的算尺 来处理那套微分方程：

dL/dr T18和dT/dr L/T6.5

（L为亮度，T为温度，r是半径）。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帮助李政道制作算尺。这个算尺长有六英尺七英寸，颇为壮观。算尺的一边是18logs，另一边是6.5logs。有了这个算尺，连积分都很好算。于是，李政道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很快就推算出太阳中心的温度，大约

见下页照片。

是一千万度。又花了一天时间，沿半径算出一百多个位置的数据。费米的这种言传身教，使李政道终生难忘。之后，李政道每逢遇到困难的问题，都会去设想一下费米在类似的情况下会怎样做，而每次都会从中得到启示。

费米和李政道亲手做的，为计算主序星内部温度分布的专用算尺，1948年。上边是18log，下边是6.5log。

第四章 师从中子物理学之父(2)

1949年李政道和罗森布鲁斯（M.Rosenbluth）、杨振宁联名发表了论文《介子相互作用》【InteractionofMesonswithNucleonsandLightParticlesT.D.Lee，M.RosenbluthandC.N.YangPhysicalReview，Vol.75，No.5，905，March1，1949】。这是李政道的第一篇科学论文，是他在费米指导下做研究生时写的。这篇论文建立了两个重要观念：

第一个是，将 衰变推广到其他反应中，从而导致“弱作用”这一新领域的创立；

第二个是，可能存在一种新的中间场。它的量子应该与所有不同类型的粒子一样具有相同的相互作用强度（就像库伦相互作用的量子那样），但是只有非常短的寿命（这一点不像库伦相互作用的量子）。当时，也有其他物理学家独立地认识到上述第一点。可是，这是第一

篇在科学文献里讨论可能有中间玻色子存在的论文。关于这篇论文的来源和产生，还有更多的故事。1948年，费米实验室里的另一位研究生斯坦博格（J.Steinberger）

正在做宇宙线中 子的衰变实验，研究 e＋ 衰变的电子谱。李政道则与斯坦博格平行地做 介子衰变和俘获的理论分析。斯坦博格的实验显示， 衰变和 衰变一样涉及了四个费米子。除了 衰变之外，是不是存在着其他的反应也可以用费米理论描述呢？斯坦伯格和李政道是费米的研究生，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是泰勒的研究生，斯坦博格在做宇宙线中的 介子的衰变的实验，而罗森布鲁斯虽然不是费米的研究生，那时他在随泰勒教授做质子的理论研究，但却和李政道共在一个办公室。斯坦博格到李政道办公室讨论 介子实验时，罗森布鲁斯自然在旁，渐渐对这项工作也发生了兴趣，愿意参加进来。

杨振宁也不是费米的研究生，那时，1947年-1948年，他大部分时间在位于别处的艾立逊高能实验室做实验，工作不很顺利。周末，他和李政道两个经常在一起聚会，提到李政道的这项工作，杨振宁也感兴趣，表示愿意参加进去，于是才有了以

李政道为首李政道、杨振宁和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发奖仪式期间小聚上。

的三人的合作。李政道和罗森布鲁斯、杨振宁三人决定对这个问题做系统的探讨。

他们三位发现，如果 衰变和 俘获用一个类似 衰变的四费米子相互作用来描述，则它们所有的耦合常数大致相同。这其实就是弱作用普适性的开端。随后，他们推测，基本的弱作用和电磁作用是类似的相互作用，可以通过一个重玻色子的普适耦合来传递。后来，李政道给这个玻色子起了一个名称叫W±（是英文weak的第一个字母）。他们把这个发现报告给费米，受到了他极大的鼓励。但是因为在如何从对称性的考虑推导出该普适耦合的中间玻色子存在困难，他们没有即时将这项结果发表。1948年12月，费米收到蒂欧米诺（J.Tiomno）和惠勒（JohnWheeler）关于同样问题的论文预印本，就立即把李政道叫到办公室，极力督促他立即把论文写出来发表，并写信给惠勒声明他们三人的论文是在惠勒之前就做出来了。因为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去美国东部旅游，论文就由李政道来写，为了赶时间，李政道连圣诞节都没过好。1949年1月7日《物理评论》收到他们题目是《介子相互作用》的论文，3月1日发表。李政道对费米办事的认真和果断，十分佩服。以李政道打头的这篇论文，受到费米很高的推崇，他在他的著作《基本粒子》中就有相当部分是讨论李政道他们这一工作的。

在完成了粒子物理方面的这项工作后，李政道仍回到当时兴趣所在的天体物理方面，在费米教授的指导下做自己的博士论文。

第四章 师从中子物理学之父(3)

他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白矮星的。

在30和40年代，所有已知的“恒星”分为三类：“主序星”

（mainsequence），白矮星（whitedwarfs）和红巨星（reddwarfs）。当时恒星的演变理论认为像太阳一类的恒星都是从小而热的白矮星开始的，质量与太阳同级，但直径小了约百倍，所以密度大了百万倍（1立

方厘米的物质约4公斤），之后体积开始膨胀，演化为主序星，晚期体积更大，成为红巨星。在这样从小变大的演变观念的支配下，白矮星就应该是富氢的。李政道用新的星体结构稳定性考虑，证明白矮星的氢的含量不大于1％。因此，白矮星只能是恒星演变的后期，而不是开始。李政道在这期间写的这篇论文，将白矮星的钱德拉斯卡极限（ChandrasekharLimit）的上限质量从5.75倍太阳质量（5.75 ）降到现在大家公认的1.44倍太阳质量（1.44 ）。这一工作改变了当时对星体演变的基本概念。正确的演变是，太阳一类的恒星后期是白矮星，较重的，超过1.44 的就成为超新星中子星，更重的可能成为黑洞。在

这篇论文里，李政道还第一次正确地给出了非常致密物质的电导公式，这个公式后来在材料科学中被广泛应用。

关于这篇论文的产生，也有一个故事。李政道在《费米回忆录》里撰写的文章《芝加哥时期的回忆》里 ，除了谈到本章上面提到的

制作大计算尺的故事外，有关白矮星的论文也是在费米启发下写就的。

通常，李政道和费米每周都举行一次两人的下午例会。在一次例会上李政道提到马尔夏克（R.E.Marshak）有关白矮星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在贝特（H.Bethe）的建议下完成的。他们的观念，白矮星应该是富氢的。马尔夏克发现，由于白矮星具有高电导率，它的内部温度肯定很低。对于由纯氢原子组成的白矮星，他得出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解。从这个解可以推出，白矮星的临界质量是5.75乘以太阳质量，因此也符合当时关于主序星恒星演化的观念，即认为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其演化的开始就是白矮星。在他们两个讨论的过程中，费米显示了他那固有的敏捷洞察力。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尔夏克有没有研究他的解是不是稳定的。李政道回答说没有。于是费米鼓励李政道去研究这个问题。结果，李政道证明马尔夏克的解是不稳定的，钱德拉斯卡极限不是5.75倍太阳质量，而是1.44倍太阳质量，证明白矮星是太阳一类恒星演化的晚期的终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1950年6月，李政道就以这一篇题为《白矮星的含氢量》作为博士论文，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1949年年底，李政道在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后，费米便推荐他去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约克斯天文观察站（YerkesObservatory）任研究员。

观察站的负责人钱德拉斯卡教授（S.Chandrasekhar）热情欢迎李政道。李政道在那里愉快地工作了八个月。钱德拉斯卡是白矮星理论的创建人，后来在1983年获得诺贝尔奖。当时，他对李政道的这一贡献非常重视。

1950年9月，李政道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物理系工作，担任物理系的助教，主要从事研究工作。

1951年秋，李政道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

第五章 芝城爱情故事(1)

1946年秋，李政道20岁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时候，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十年奋斗的规划。他暗下决心，不在学术上取得大成就，不会过早地搞恋爱、结婚。可是，恋爱、结婚，十年为期，似乎太长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又给自己放宽了期限 25岁以后可以开始考虑。

但是，20岁左右的青年，在爱情上，都好似一座急待喷发的火山。它要喷发的时候，只靠内心的意志是难以抑制的。关键在于条件。当一个人闭门遐思，面对空空，往往信誓旦旦，认为自己的决心一定可持；可是只要条件合适，也就是说当一位意中人突然出现的时候，情形就会立刻改变，爱情的火焰一定能随时把堵在火山口的岩石消融。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便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二手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以外，李政道还记得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他们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

开，在李政道的脑海里，自设的防线顿时瓦解，25岁开始恋爱，30岁以后结婚的自我限制不攻自破了。黄宛又极力鼓动凌宁跟大家一起外出游玩。凌宁接受了黄宛的鼓动，首先他请大家看了一场上下两集的电影《一千只眼睛和米多卡》，然后又买了《彭赞斯海盗船》的歌剧票以及观看冰上表演的票。他还常常请他们在一个阿拉伯餐馆吃晚饭，在名叫“蓝子鸡”、“帽顶”的独出心裁的西餐馆吃饭。还请李政道去用圣诞晚餐。李政道记得，在圣诞晚餐上，他第一次尝试了没有烤熟的火腿肉，在看电影的时候，吃了过多的爆玉米花，使他深受肠胃之苦。李政道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到紧急的情况，他往往能很快应变，回答一个疑难问题，处理一个棘手事件，他都能迅速做出反应，给出答案，拿出办法。

李政道一反他在找女朋友上的“超然态度”，也忙碌起来了。他积极地参加凌宁组织的各项活动，对两位姑娘表现得十分殷勤，这使凌宁很受感动。凌宁的感动也许有他的原因，他的妹妹来芝加哥的目的

之一就是找男朋友。但殊不知他的妹妹南希和秦惠已经受到了触动。她们都很欣赏李政道的殷勤，都觉得自己很幸福。但共同的问题是：为什么李政道会对她们如此热情？李政道究竟是对谁情有独钟？这个问题，只有李政道心里清楚。

两位姑娘很快结束了在芝加哥的度假，回哈维埃尔去了。爱情的种子已经种下。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但是，它们如何萌芽成长，情形却大不一样。

秦惠在上海读的是教会学校。在读高三时，她听说天主教堂的牧师在物色人选赴美国留学，她便去找这位牧师要求去美国留学。她的要求居然得到了牧师的首肯。1947年7月，秦惠

搭乘轮船赴美国留学，进入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哈维埃尔圣玛丽学院（XavierSaintMaryCollege，Leavenworth，Kansas），攻读家政专业。这次去芝加哥度假，她虽然深为李政道的热情所触动，而且在内心里也有某种异样的感情浮现，但她仍深藏不露，表面上表现的很平静。她在等待着事情的发展。

南希姑娘从芝加哥回哈维埃尔之后，心里对李政道的印象，很快就变成了奔放的激情。

李政道在巧遇秦惠之后，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想，秦惠都完全合乎自己的理想：一位东方式的姑娘，美丽、含蓄、热情、持重。他决定向她“进攻”。这时，李政道又去征求黄宛的意见。结果，由于看透了李政道的心思，黄宛的建议更坚定了：不要犹豫，立刻行动。于是，1948年初，李政道给秦惠写了第一封求爱的信。

秦惠的内心既然已经受到触动，当她接到李政道的信的时候，也有了自己的打算。他对李政道有好感，但是究竟了解不深，婚姻大事要慎之又慎，不能轻率从事。她决定与李政道保持联系，但不急于肯定恋爱关系。慎重考虑过后，给李政道回了一封信。这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

第五章 芝城爱情故事(2)

在芝加哥，李政道等待秦惠的回信已如“热锅上的蚂蚁”，像得了相思病，身体消瘦，精神不振。这甚至引起了他的导师费米的注意，便悄悄地问杨振宁：“李政道最近瘦了许多，注意力也不集中，是不是经济上遇到了什么困难？”

其实，这个时候，李政道已经接到秦惠的回信，信里虽然没有做出什么许诺，可是信里却邀请李政道在五月去参加圣玛丽学院举办的盛大舞会。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李政道为此兴奋不已。他立刻着手实施两项计划：一是减肥；一是学习跳舞。按说，李政道那时并不

1949年11月，秦惠得了阑尾炎，住进了医院。李政道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到维其塔（哈维埃尔）去，在医院里精心伺候。一个月下来，秦惠身体康复，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李政道向秦惠求爱，秦惠也答应了李政道的请求。但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秦惠在答应李政道的求爱之前，曾写信去征求自己父母的意见。秦惠的父亲对李政道的家庭情况做了了解，认为李政道的父亲是商人、洋买办，不同意这门亲事。秦惠没有听从父亲的指示，她说：“我是和他的儿子结婚，不是同他父亲结婚。”但是，她并没有立刻将自己的决定报告父母。1949年12月，李政道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和博士学位的外文考试，到1950年6月才拿到了博士学位的证书。

1950年1月，费米介绍李政道去威斯康星州约克斯天文观察站任研究员，在钱德拉斯卡手下工作。这样，李政道就离开了芝加哥。也就在这个比较动荡的时候，南希自杀的事情发生了。南希虽然没有死去，却抱怨秦惠“偷”走了本该属于她的李政道。秦惠受到很大的压力。她改信了天主教，并诚恳地忏悔自己的“罪”。李政道安排了一次特别的旅行来安抚秦惠。在这次旅行途中，他们最后确定了结婚的具体日期，并把决定报告给了秦惠的父亲。

1950年6月秦惠从圣玛丽学院毕业。李政道和秦惠决定结婚。他们的婚礼在芝加哥市政府1949年，李政道与秦惠在克拉阿多大厦举行。然后，他们去威斯康星州的山谷里度蜜月。

在约克斯天文台工作虽只有八个月的时间，李政道却做出了重要的结果。他的一篇论文将白矮星的钱德拉斯卡上限质量极限，从5.75倍太阳质量降到后来公认的1.44倍。钱德拉斯卡非常推崇这一工作。但是，钱德拉斯卡学术权威作风十分严重，很难听进不同意见。李政道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经常提出新的见解和问题，这使钱德拉斯卡不能容忍。所以，他经常与李政道发生争执，使得李政道无所适从。李政道觉得这不是他理想的工作的地方。半年之后，李政道离开了约克斯天文观察站去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的助教，做研究工作。秦惠则去那里读硕士学位。

但是，他们在那里却遇到了令人愤怒的对待。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焚烧唐人街华人店铺、迫害华人事件接连发生。加州政府甚至制定了歧视华人的法律条例。李政道夫妇开始住在都朗（Durant）旅馆里，但是，当他们尝试去租房的时候，却遇到了明显的歧视。没有人愿意出租房子给他们，因为他们是华人。地方法律还规定，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不能够在美国拥有不动产。这意味着，他们也不能买房。后来，他们只好住进了加州大学已婚学生宿舍，那是一种很小的公寓式的住宅。秦惠对李政道说，如果他们要组织家庭，要生儿育女，她可不愿意让他们的下一代生活在西海岸这样歧视华人的地方。

1951年春季，加州大学要给李政道一个讲师的位置，但是要经过忠诚宣誓，从十个人中间选择一个。学校认为，像这样的工作职位，再没有别的单位会给他。但是，李政道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歧视，拒绝了这个职位。

另外，为了让李政道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秦惠决定放弃自己攻读硕士学位的计划。这样李政道就可以选择最适合他的工作环境。就这样，李政道接受了费米的推荐，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

1951年9月，李政道和秦惠来到了著名学府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the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ofPrinceton），暂时住进了学院的公寓。

第六章 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1)

从普林斯顿到哥伦比亚：

1951年秋，李政道和秦惠

从加州来到了位于美国东部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普林斯顿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莫色（Mercer）郡的一个小城，它是世界上著名的学术之城。这里有蜚声世界的普林斯顿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全世界学子向往的学习圣地和科学家趋之若鹜的科学研究天堂。

普林斯顿建立于17世纪末。那时，来自欧洲的旅居者都要经过新泽西州狭窄的“腰部”，从北向南迁徙，这个地方也就是莫色郡普林斯顿地区。普林斯顿（Prince-Town）这个名字最早出现不会早于1724年。在这之前，当地居民都称那个地方为“石溪”（StonyBrook）。

普林斯顿是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所在地。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于1746年，是美国“常青藤盟校”（IvyLeague）的成员之一。普林斯顿大学开始的名称是新泽西学院，地点在纽沃克（Newark）。1756年，新泽西学院从纽沃克迁到普林斯顿，1896年改名为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发展到现在仍然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包括研究生在内共有学生六千余名。但是，普林斯顿大学重质量不重数量。在全美国的评比中，每次它都名列前茅。物理系也是常居前几位，历届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有八位曾任该校教授，爱因斯坦也曾在该校从事过研究工作。社会人文科学方面，也是业绩辉煌，硕果累累。除去产生过许多著名学者外，有八十多位美国参议员以及克利夫兰（GroverCleveland，1893 1897）、威尔逊（WoodrowWilson，1913 1921）总统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

普林斯顿还有另外一所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那就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它是由私人赞助于1930年成立的。这所研究院不是平常意义上的研究机构。它设置简单，甚至不正规。它只设有几个学部，各部只设有极少数永久教授（PermanentFaculty）和不断更新的访问成员（VisitingMembers），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在那里从事数月到数年的研究工作。各学部自行管理自己的事务，有充分的自主权。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处理自己的时间，展现自己的能力。访问成员享有与教授一样的自由，可以自由地、独

1956年，李政道。立地进行研究也可以与不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满口答应。

他们随考夫曼来到爱因斯坦的办公室。爱因斯坦热情地接待这两位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你们那两篇统计力学的论文我看过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问了几个物理问题，如巨正则系统（grandcanonicalensemble）的基础。然后又转向格气（latticegas）的物理意义以及配分函数之根本分布等细节。他问得很多，很细。

谈话时间很长。对爱因斯坦提的问题他们都分别做了回答。爱因斯坦很开心，最后，从座椅上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李政道对能得到机会和爱因斯坦讨论物理问题当然非常兴奋。遗憾的是，他本想把爱因斯坦写的《相对性的意义》一书带去，请爱因斯坦签名留念，可是因为去得太匆忙，没有带上，错过了这个极好的机会。

杨振宁对这次和爱因斯坦的会见，几乎回忆不出什么，据说他对爱因斯坦的口音很不适应，而且爱因斯坦说话声音较低。更有意思的是，杨振宁竟连李政道是否和他一起去见了爱因斯坦，也记不起来了。只是后来，他才确认李政道的确是和他一起去的。

李政道和杨振宁这两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故事是这样的：

施里弗（J.R.Schrieffer）在他的著作《超导理论》（TheoryofSuperconductivity，W.A.Benjamin，Inc.Pub.，1964）第二章中说：“在利用变分法后算Hred基态能量和波函数的尝试中，作者试图利用朝永振一郎的中间耦合近似方法，这个方法在解介子和核子耦合问题和极化子问题时已经为人熟知。在这些问题中，我们假定波色子（介子或声子）连续地发射到（分别是质子或电子的）同一个轨道态中。轨道态 和N/2波色子态的权重AN通过取系统能量极小确定。李政道，洛和派因斯（Lee，LowandPines）通过假定与权重AN等价的参数表达形式简化了极化子过程。经过正则变换，从公式中消除电子的坐标之后，它们的波函数变为：这里a+是声子的产生算符。函数gk实际上就是电子周围声子的轨道波函数的傅立叶变换。

第六章 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2)

将这些物理上的想法应用到超导理论上的过程是有些复杂的，它分几个方面。首先，“配对子（pairon）”算符并不真正满足波色子统计，其次，在我们的系统中，电子数N0是个确定的数，而不是在数值N0附近的具有有限宽度的一个概率分布|AN|2。作者试图通过下列公式表达Hred的基态：

这里，在进行指数展开时，我们用到了这个事实：bk+2=0。可以很容易看出归一化积分为：

施里弗这段叙述的背后也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据李政道回忆，1953年暑期完后，巴丁对李先生这几篇极化子的文章非常感兴趣，很希望李政道能介绍一位年轻粒子物理和场论的专家去伊利诺伊大学，帮助研究超导问题。那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天赋很高的研究生库珀（LeonCooper）。他的博士论文是 介子原子（ mesicatom），他的导师和合作者是李政道的二位好友，哥伦比亚的色波（R.Serber）教授和汉雷（E.Henley）博士。在李政道的推荐与鼓励下，库珀在得到了哥大博士学位之后，先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一年，之后就加入到巴丁的凝聚态理论组。

据施里弗告诉李政道，库珀去了伊利诺伊大学后，给了三个演讲，分析如何可用场论方法解超导问题。施里弗那时候是巴丁的博士研究生。库珀的第三个演讲宣称场论不能解超导。之后，他就写了一篇库珀对（cooperpair）的文章（L.N.Cooper，Phys.Rev.104，1189（1956））。可是，库珀对仅仅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如何产生库珀对？产生后又如何应用？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

1957年新年刚开始，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完成了钴60的实验，证明 衰变宇称不守恒。几天后，伽温（R.Garwin）和莱德曼（L.Lederman）完成了 - -e实验，也得到了宇称不守恒的结果。1957年元月中旬，在新泽西州的霍波肯（Hoboken）城的斯体温（Stevens）学院召开了一个国际性的凝聚态物理和统计力学大会。主持者是乌伦贝克（GeorgeEugeneUhlenbeck），他与高的斯米特（S.A.Goudsmit）一起，在20年代，首先假设电子有自旋。巴丁派他的博士生施里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讲者之一就是李政道。据施里弗回忆，听李政道讲演的听众甚多，但大多数是粒子物理学家。李政道演讲的题目是关于极化子和波色硬球问题。一讲完，大家提出大批问题，但是所有的问题和李政道的演讲毫无关系，都是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只有施里弗对这次演讲印象深刻。会后，施里弗因为还是学生，学校只允许他报销火车票，他只能坐火车返校。火车很慢，在火车上，他一直琢磨着李政道写在黑板上的极化子波函数的公式（即上面的（2 22））。火车慢慢地行驶着，在车厢不停地晃动中，他突然灵机一动，只要将声子的对算符ak++a－k改成电子对的对算符bk++b-k（即上面的公式（2 23）），再考虑到费米统计bk+2=0，就得到公式（2 24），一切问题随即迎刃而解。那就是后来的BCS波函数！幸而火车很慢，等到火车抵达美国中部伊利诺伊州的阿版纳（Urbana）城，施里弗已经从波函数推出了能隙方程。他到了学校以后，马上就找到了巴丁和库珀，向他们报告他的发现。巴丁深刻地了解当时的所有超导现象。一星期后，他们三位就完成了举世闻名的BCS理论！（1972年诺贝尔物理奖，这也是巴丁第二次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六章 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3)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本来，更加光明的前景正在等待着他。

但是，正当李政道个人以及李政道和杨振宁紧密合作出了成果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由头是由于他们合写的两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这两篇论文是：

《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

（StatisticalTheoryofEquationsofStateandPhaseTransitions）

.凝聚理论（ .TheoryofCondensation）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

.格气和伊辛模型（LatticeGasandIsingModel）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在第一篇论文写完以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合作者姓氏第一个英文字母的顺序来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面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很窘迫。但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觉得杨振宁的要求不合理，不能再那样署名，于是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这样就造成了同一篇论文，却有两种署名次序的奇怪现象。一个署名问题给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合作带来了分裂。在这种情况

下，李政道决定不能再和杨振宁合作写论文了。之后，虽然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合作撰写论文，因而也没有再发生署名的问题。李政道独自进行研究，独立发表论文，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在固体物理学方面，则与劳（F.Low）和潘斯（D.Pines）合作对固体物理的极化子做出了基本性的理论分析。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很有成效，他的才能初露，在美国物理学界崭露头角。他对研究院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也很满意。他和惠小家庭的生活美满和谐。他们非常留恋普林斯顿这个地方。李政道和杨振宁虽然没有合作进行研究，但表面上还维持着正常的关系。两家人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来往。

但是，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心里一直很不愉快。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的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来是想把李政道的名字放在前面，理由是因为李政道毕业之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来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的信任 。于是第一篇论文杨振宁就坚持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前面，虽然按贡献和姓氏的英语字母顺序都应该把李政道放在前面。据李政道说，第一篇论文里有两个定理，主要是他证明的，贡献以他为主。就姓氏说，L在Y之前也是不争的事情。李政道同意把杨振宁的名字放在前面，显然是很勉为其难的。也许当时出于情面，李政道并没有据理力争，心里的惊讶并未被杨振宁觉察。可是从李政道要求改变第二篇论文署名次序的情况来看，李政道对这一问题的介意，杨振宁应该是知道的。

由于排名事件，不管表面如何，实际上在李和杨之间，包括在他们的家庭之间，产生了不合。李政道觉得是他离开普林斯顿的时候了。

当时，李政道在美国物理学界已颇有名气，有几个大学相继向李政道发出了邀请。宾夕法尼亚州和爱荷华州大学聘请他为副教授，哥伦比亚和密歇根州大学聘请他为助理教授。李政道放弃了宾夕法尼亚州和爱荷华州大学较高职位的聘请，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较低职位的聘请。李政道的理由是，哥伦比亚大学学术和管理水平较高，有助于自己的发展。

第六章 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4)

对于职位的高低，他并不在意，因为他有十足的信心很快就能够拿到更高的职位。事实上，就在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后，他就被升为副教授；三年后，他29岁的时候，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是按照英国乔治国王皇家宪章，作为国王学院创建于1754年的。它是纽约州最古老的高级学府，在美国最古老的学府中它排位第五。

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是蜚声世界的物理学系之一。哥伦比亚大学

见江才健著《杨振宁传》，第207页。

1976年丁肇中（S.C.C.Ting）1978年潘扎斯（A.A.Penzias）1979年温伯格（S.Weinbeger）1980年费希（V.L.Fitch）1981年朝露（A.L.Schawlow）1984年卢比亚（C.Rubbia）1988年莱德曼、史瓦兹和斯坦博格（L.M.Lederman，M.Schwartz，J.Steinberger） 1989年拉姆瑟（N.Ramsey）

带 者，其工作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完成的。

如果把这个名单的物理意义写出来，他的内容就是：

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劳伦斯的工作导致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普朗克的黑体辐射公式导致量子概念的产生，产生了量子力学。所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核能、原子物理、分子束、激光、x射线技术、半导体、超导体、超级计算机等，都是因为有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才成为可能。对人类，对理解大自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在这些重大的发展中的许多方面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李政道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如鱼得水，很快就显示出他的物理才华，令人刮目相看。1953年，李政道推出了被物理学界称为“李模型”的研究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理论物理的一个重要进展是通过费曼（R.Feyman196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史温格（J.Schwinger）的努力，加上戴孙（F.Dyson）和威克（G.C.Wick）的系统分析，在量子电动力学中找到了重整化的方式。但是，微扰展开的可靠性问题仍然存在着许多没有解答的问题。微扰展开可能会发散。所以，要寻求一种既能重整化，又是可解的模型。

李政道提出的模型就是场论中少有的可解的模型。在该模型下，重整化可以严格地推导出来，由此可以验证，在微扰论中，重整化不一定正确。“李模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证明了重整化结果落在了量子场论原来的框架之外。李政道的这项研究成果，对后来物理学中的场论和重整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李政道的这篇论文在1954年9月1日发表，同年，12月14日，量子力学的创立者之一的泡利（W.Pauli）（195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

亲爱的李：

我认真地研究你的文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按天计时到按周计时，从按周计时到按月计时，我的李模型文档不断增厚。这证明了你的模型的重要。以我观察问题的方式来看，重要性主要来源于第1331页的脚注4。而对我来说，文章的其他部分，起码在一级近似下，与这个小脚注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你永远的

泡利

（AsalwaysYoursW.pauli）

1971年6月，量子力学的创建者海森堡（W.Heisenberg）（1932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庆祝他70大寿的盛会上，又强调了“李模型”的重要性。

由于李政道的出色的工作，1954年他就成为哥大的副教授，1956年又升聘为正教授。从此李政道就在这所有名的大学里勤奋耕耘，在创造了他物理生涯中的光辉业绩 为哥伦比亚大学增添了一名诺贝尔奖得主的同时，在物理学许多个领域里久领风骚。1958年李政道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科学博士，1959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Member，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讲座教授，1964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Member，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1964-198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4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

第六章 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5)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一点距离。他内心里定了一个原则，除非是自己已经在做的研究，杨振宁知道后主动提出参加，经他考虑也觉得可行，其余的他就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了，因为此前的排名问题使他很不愉快。所以，从1953年到1955年他们没有合作过。杨振宁在这一期间先是到西雅图访问，后来又去日本，他虽然已经觉察到李政道的有意疏远，也明了李政道为什么不愿和他合作，可是，他们仍保持着一般的交往和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彻底破裂。

对于他离开普林斯顿以及他与杨振宁的合作在实际上已经终止这一事实，李政道感到不无遗憾。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他又和杨振宁恢复了合作。正如中国俗语所说，这真是阴差阳错。殊不知，这一次的再合作，后果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NationalLaboratory）工作了一年。该实验室位于长岛东部，距离纽约比较近。在那里，杨振宁和米尔斯（R.L.Mills）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在这篇论文里他们提出了后来成为十分重要因而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有严重的怀疑。虽然，李政道和杨振宁在那时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劳的文章（M.Gell-MannandF.E.Low，Phys.Rev.95，1302（1954））求解耦合常数的方法用到量子色动力学（也包括Yang-Mills方程），可以解释夸克禁闭。也因此，这三位共同获得2004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但有趣的是，盖尔曼和劳的重整函数关系式的解，事实上是1953年由李政道做出的。在盖尔曼和劳的论文里，有一组相当复杂的重整函数关系。他们已经花费了很长时间，却无法解出来。那时，1953年夏天，他们二人和李政道都在伊利诺伊大学工作，而且办公室互为邻居。一天午饭后，他们来到李政道的办公室，说他们有一套函数关系，已经花费了很长时间，没能解出来，希望李政道给以帮助。李政道说，很不凑巧，他很快就要离开办公室回家，因为下午家里有聚会，为他一岁的孩子中清过生日，他要去取蛋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拒绝。李政道请他们把公式写在黑板上，听候结果。盖尔曼和劳走后，已经是下午二点。二点半一定要去取蛋糕。李政道赶紧看了一下黑板上的那些方程式。因为解函数关系没有系统的方法，只能靠试验。李政道于是就试着去解。结果，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李政道就把那些方程解了出来！李政道立刻就去盖尔曼和劳的办公室，在他们的黑板上把解写了下来。就是李政道的这组解，20年后引导到夸克紧闭的解，显示了杨-米尔斯方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