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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一个帝王的成长秘史

- 挂职皇帝

- 二把手的“副道”

- 一废太子：栽赃还是告密（1）

- 一废太子：栽赃还是告密（2）

- 伪民主推荐

- 二废太子：结党还是谋逆（1）

- 二废太子：结党还是谋逆（2）

- 帝国党流

- 迷信支配仕途

- 死鹰事件：一个最佳选手的出局（1）

- 死鹰事件：一个最佳选手的出局（2）

- 导师决定成败

- 关键时刻别出差

- 一个政治段子

- 十一月十三：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

- 赌徒出场，骗子登台（1）

- 赌徒出场，骗子登台（2）

- 戒严，紧急戒严

- 谁动了遗诏

- 葬礼的政治玄机

- 泡沫性提拔

- 钉子户（1）

- 钉子户（2）

- 钉子户（3）

- 一个宠臣权力期权化的幻灭

- 雍正出庭（1）

- 雍正出庭（2）

- 铁腕君王——雍正评传

一个帝王的成长秘史

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

在利益和权力的转换器下，人性扭曲为阴鸷的眼神和冰冷的利箭。在缤纷落英中，欲望舞蹈。我不知道该怎么解读三百多年前的这一幕，打开历史典籍，“吃人”二字面目狰狞，令人恐怖。兄弟成仇，父子反目，功臣喋血，阴算阳谋，明枪暗箭，即使矛盾和情节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戏剧，在历史本真面前也会黯然失色。

康雍之际皇位交接的权、血、谋，是一个浓缩了几千年王朝史的标本。

皇权竞争中，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只有成与败，生与死。记得曾看过一部《天涯明月刀》的电视剧，主题曲唱道：“在欢呼声中，竟充满了毒咒；床上的枕与龛，早施布了陷阱”。歌者凄美的声音还无奈地呢喃：烈酒最香，毒花最美，如何去消受？

主题曲之后，真实历史剧正式上演。

挂职皇帝

帝国臣民都知道，胤礽挂职锻炼做皇帝时，只有十六个月大，嘴边还挂着涎水。当时老爸康熙也不过二十二岁，嘴边的绒毛刚刚发育成胡须。

康熙如此年轻就急于考虑身后大事，源于一个半遮半掩的政治目的。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叛；当月，杨起隆打着朱三太子旗号，在北京放火作乱；次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起兵东南；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逆事西北。不到两年，帝国连失八省，江山只余半壁。

数路烽火呈燎原之势，烧得康熙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打算御驾亲征，被群臣劝阻。群臣说，皇上身关天下之重，不宜轻出，一旦被敌人“斩首”，政权就保不住了。当务之急，就是选个后备皇帝，那时再亲赴前线，由储君坐镇北京，能稳定军心民意。即使被人先擒了王，帝国也是只有头的鸟，可以继续飞翔。

有儿子就有香火，有香火就有希望。康熙在杀死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和孙子吴世霖，断了这老贼家族和事业根脉的同时，抓紧开动生育机器，制造子嗣，让叛徒们明白爱新觉罗家后继有人。

谁能成为接班人呢？

康熙选择的余地很小。他当时只有两个儿子，长子胤禔四岁，为惠妃所生，来自纳兰家族；次子胤礽两岁，为皇后所生，来自索尼家族。两人都还是个鼻涕虫。素质分不出优劣，就得看谁的出身好。康熙慈爱的目光，落在了胤礽粉嘟嘟的小脸上。

胤礽根正苗红。他年龄虽比胤禔小，但由于皇太极和顺治正宫皇后不生育，因而是大清帝国三代领导人所生的第一位嫡长子。而且，康熙十二岁时就和皇后结成连理，两人共同度过了青黄岁月，感情十分深厚，对胤礽可谓爱屋及乌。更重要的是，依据汉族王朝惯例选择嫡长子做接班人，可以获得意识形态上的认同。

康熙十四年（1675）十二月十三日，帝国举行立储大典，择胤礽为皇太子。这次立储固然可“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①，但康熙绝对没有想到，由于过于匆忙，竟埋下了一个耗尽半生精力，仍无法清除的政治隐患。

穿着开裆裤的胤礽，正式成为帝国的二把手，开始了挂职皇帝的实习岁月。

能够当上皇帝，要么靠争夺，枪杆子里出政权；要么靠继承，老子退休儿接班。如果提拔得太早，往往会先天不足，后天就要加强学习。康熙培养儿子自然不用砸锅卖铁，而且也没有谁敢乱收费。为把胤礽教育成合格的接班人，他设立了正三品的詹事府，一座相当于副部级的贵族学校，聘请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院士级大儒，担任家教。

今天我们没必要研究太子的课程表，但康熙的教育方针倒是值得学习。他不像今天的家长一样，让儿子参加各种特长班，而是紧紧抓住两条：满汉文化全学，满文为主；文化武艺兼学，不忘骑射。太子年少时，康熙亲自开办百家讲坛，讲授四书五经；待年龄慢慢大了，就领着太子外出考察调研，向实践学习。

和绝大多数事业有成者一样，康熙皇帝做得很潇洒，但作为家长并不轻松。他曾苦笑着炫耀说，“朕于宫中谕教皇太子，谆谆以典学时敏，勤加提命，是习经书，朕务令背诵，复亲加讲解，夙兴夜寐，未尝间辍”，②就差给儿子听课抄笔记了。

胤礽似乎并没有辜负老爸的期望。

少年太子不但是个才子，精通满汉双语，擅长骑射歌赋，而且还是个超男，出落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康熙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三十二年（1693）五月，康熙患了疟疾，正式授权胤礽主持工作。康熙对20岁的挂职皇帝放手使用。他专门告诉大学士们，太子没有从政经验，你们要多提携提携，就算犯点小错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年轻人嘛。③

三十五年（1696）、三十六年（1697），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在出差十个月期间，胤礽代理帝国总裁，举行祭祀，批阅奏章，区处要政，工作做得扎实细致，井井有条。大家都觉得，这个年轻干部不错嘛，有能力，有前途。④

康熙在外开拓市场，胤礽在家主持日常，父子组成的班子高效又和谐，关系亲密无间，迎来了父子合作的政治蜜月。在一封给太子的朱批信札中，康熙愉快地回忆起了父子之间建立的情谊，高度赞扬了合作所取得的成绩，并对这段政治蜜月给予了充分肯定：“汝居京师，办理政务，如泰山之固，故朕在边外，心意舒畅，事无烦扰，多日悠闲，冀此岂意得乎？”⑤

然而，二人世界没有永远的蜜月，甜蜜之后就是三年之痒。而且，第三者瞪着发红的眼珠，早已经不耐烦了。

康熙高兴得太早了。

二把手的“副道”

康熙这番表白纯属于单相思，他没有料到自己所钟情的对象，心理早就起了变化，已经开始出轨了。

胤礽不守“副道”，并不是突发性事件，而是遵循一种渐变的心理曲线。腐蚀胤礽的，是不断膨胀的欲望。若干年以后，他回忆起自己的太子岁月，还耿耿于怀：“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⑥

最初，胤礽政治上还是靠得住的。如果我们事后诸葛亮，可以发现康熙对胤礽的同床异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尽管选择鼻涕虫做二把手，是一种战时应急性政策，但胤礽享受的是元首级待遇。他的服饰和专车，用的是明黄色。饮食和家居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康熙。雍正继位四年后，还惊叹而忌妒地说，东宫里的宝贝，比老爸多好几倍呢。宫里开源节流，连皇上的肉食数额都压缩了百分之二十，康熙却御批胤礽待遇不变。每年元旦、冬至、万寿节时，大臣们朝贺康熙后，要向胤礽行二跪六叩之礼。陪同康熙到地方检查工作时，地方官员朝见康熙后，还要朝见胤礽并敬献礼品。

这种过度地溺爱和放纵，改变了胤礽小心谨慎的心理趋向。帝国的二把手架子慢慢大了，口气粗了，脾气也长了，动不动就欺凌宗室贵胄和大臣，甚至还动手打过郡王和贝勒。在随同康熙到江宁考察时，知府陈鹏年拒绝送礼，亏了曹寅等人的营救，才没有被他陷害死。朝鲜人偷偷地说，这家伙要是上了台，大清就等着完蛋吧。⑦

看到这位挂职干部的拙劣表演，我们只能说他脑子进水了。出于对年轻干部的关心和爱护，就没有人提醒一下他吗？

有一位，就是索额图。可惜的是，索额图的脑子也进了水。这位当年聪明一时的大内统领，因智擒鳌拜被破格提拔为大学士，后改任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是胤礽母亲的亲叔叔，血缘关系成为他紧密团结在太子周围的理由。在胤礽被立为太子前，康熙命索额图制定储君礼仪。我们可以想象，索额图知道未来的皇帝出自自己家族后，肯定高兴得跳起了民族舞蹈。得意很容易忘形，他所制定的礼仪，让胤礽享受的待遇，接近了当今皇上。

明珠对索额图的表现很不满意。大学士明珠是胤禔母亲的亲哥哥。康熙越级提拔胤礽他不敢提反对意见，但愤怒和忌恨却装满了肥硕的肚子。他怎么瞅着皇位怎么眼馋，睡觉时甚至都梦见外甥当了皇上。这位平三藩的功臣，与大学士余国柱、户部尚书佛伦、刑部尚书徐乾学等结成明党，公开和索额图叫板，搞得朝廷乌烟瘴气。二十七年（1688），康熙为维护二把手的权威，果断罢斥了明珠。

康熙的偏袒更助长了索额图的气焰。明珠被罢斥本来是索额图吸取教训的机会。如果说胤礽年轻没有经验，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那么索额图沉浮宦海多年，应该知道二把手的生存哲学。

二把手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限风光在顶峰，其实风险很大，很容易翻船。二把手既要全力辅佐一把手，又要不揽功、不诿过，不能功高盖主；既要在下属面前树立必要的威望，又要防止树大招风，成为众矢之的。索额图没有提醒胤礽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却一味唆使他争权力、抢待遇，出风头，这是索额图的严重失误。五十二年（1713）二月，康熙提起十年前被自己拘禁致死的索额图，仍直咬牙根：“（胤礽）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⑧

面对糖衣炮弹的进攻和溺爱纵容的追捧，胤礽渐渐摆不正位置，把自己当成一把手了。

在官场中，二把手奉行的是这样一种“副手之道”，即到位而不越位，到位而不空位，到位而不无为。一句话，踏踏实实做事，夹起尾巴做人。胤礽刚当二把手时，自然非常感谢康熙的提携之恩，处处赔着小心。后备的帽子戴时间长了，妨碍了个人的发展，这种感激就变成了怨恨。胤礽盘算着康熙早点腾出位置来，康熙则希望胤礽做好参谋和助手。而胤礽占据着太子位置不走，其他皇子就没法进步。二把手在事业成功后，自信心很容易膨胀，产生居功自傲的心理。而一把手对二把手成功前后的表现很敏感，极易产生猜忌和不满，导致双方产生隔阂。再加上双方利益集团互不买账或别有用心者的挑拨，更会加剧矛盾和冲突。

在权力的生物链中，胤礽注定是重要而又易受攻击的一环。

胤礽被欲望冲昏头脑，权势恶性膨胀到了敢挑战一把手权威的地步。在康熙出差期间，他擅自修改和否定老爸的决议，⑨俨然以第二个政治中心自居。

胤礽脑子发热，有的大臣脑子更热。

康熙三十三年（1694），礼部尚书沙穆哈办了一件蠢事。朝廷召开办公会议，讨论奉先殿祭祀礼仪。礼部认为，太子的跪垫应该和皇帝的一样放在殿门内。这不是和我一个级别了吗？康熙表示反对。沙穆哈则认为，不同意?以，将皇帝的原话记录在谕旨里。沙穆哈有自己的算盘。这是你们父子的事，如果太子追究起来，我就拿记录给他看。康熙非常愤怒，这家伙是在讨好太子，给自己找退路，那我现在就给你退路，你就回家种红薯吧。当即将沙穆哈就地免职。

康熙将沙穆哈免职，意在旁敲侧击，表达自己对太子的不满。可惜，胤礽对康熙意图并没有领会。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月，康熙曾和胤礽专门谈了一次话。康熙很真诚地说，我本打算把皇位交给你，然后找个水土好的地方，颐养天年。眼看着你一步步滑下深渊，难托重器，也就断了这个念头。⑩胤礽知道康熙有这个念头后，肯定后悔得肠子都青了。而现在的胤礽，正沉浸在对权力的妄想中无法自拔，他举起刚刚发育成熟的胳膊，不断去摸康熙这只老虎的屁股。

康熙是老爸，更是领导。老爸生气了，发发火也就没事了。领导如果很生气，后果就很严重。

一废太子：栽赃还是告密（1）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初四。塞外，布尔哈苏台。落霞与孤鹰齐飞，秋草共长天一色。皇帝行营，气氛紧张。

康熙盯着跪在地上的胤礽，心中无比的绝望和悲凉。

这是自己的儿子吗？你胤礽刚刚出生，母后就难产而死，我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把你立为太子，成为万众瞩目的接班人。六岁入学时，除请了最好的家教，我忙完了工作，就给你辅导功课，检查作业。经济条件紧张时，我吃的猪肉都削减了，还特批你的待遇不变。我不顾别人说三道四，给你分配了最好的住房和办公设施。你贪污腐化，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欺凌王公大臣，我没有作声。明珠结党生事，为了保护你，我罢了他。我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维护你的权威吗？我今年五十五岁了，土都埋到脖子了，百年之后，江山不就是你的吗？你怎么如此迫不及待，竟然想、竟然敢谋害老爸？胤礽啊胤礽，你这个孽子，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啊。

想起以往的点点滴滴，康熙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长子胤禔、十三子胤祥、十五子胤禑、十六子胤禄、十七子胤礼和王公大臣侍卫，此时大气不敢出一声，只有康熙心碎的声音和痛苦的表情，在空气中弥漫。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三百年，需要说明的是，对当事人心理状态的解读，只是一种基于事实的合理化推测。通过这种心理分析，我们可以走进康熙的内心世界。还可以推测的是，王公大臣紧张的表情后面，隐藏着各自不可告人的心事。

这些人不可能没有心事。

即将上演的历史上有名的康熙废太子事件，源自一个人的导演。这是一出别出心裁的好戏。导演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逻辑推断能力，他借助于胤礽的缺点过失和心理倾向，直击康熙的情感和政治要害，让其彻底丧失了理性思维和正确判断。尽管康熙很快就察觉了其中的猫腻，但此时他却被感性牵着鼻子，成为沉浸在悲剧中无法自拔的主角。

当年五月，康熙帝率部分皇子和大臣巡视塞外。

自顺治入主中原以来，历朝君王都保持了巡塞的惯例。这种巡视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就是加强对蒙古的拉拢和威慑，巩固边防。每次巡塞必带皇子随从，为的是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锻炼体魄。

在现存的五月至八月的所有文档中，没有发现康熙和胤礽矛盾激化的记载。

九月初二，风云突变。冲突源自胤祄生病。

十八子胤祄当时只有七岁，是汉族妃子中康熙最宠爱的密妃王氏所生。八月中旬，胤祄经不住长途颠簸，得了急性腮腺炎。康熙心疼幼子，将他抱在怀里，不分昼夜亲自照料。胤祄病情曾一度好转，欣喜若狂的康熙写信给京城说，自己仿佛获得了新生。九月初二，胤祄病情急转直下，趋于恶化，眼看不能救治，康熙急火攻心，异常痛苦。此时，胤礽的表现让康熙彻底失望。作为康熙的副手、帝国的储君、胤祄的兄长，本来应该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替父皇分忧解难，没料到胤礽表现得非常冷漠，谈笑自若，顾盼自雄，毫无半点怜爱之心。

胤礽丝毫没有吸取十八年前的教训。

二十九年（1690）七月，康熙在亲征噶尔丹途中，染上重疾。康熙非常想念儿子，他让胤礽和三子胤祉前来侍驾，宽慰圣心。令康熙意想不到的是，见到面黄肌瘦的父皇后，胤礽不但没有忧戚之意，而且连安慰的话也不说一句。康熙认为胤礽“绝无忠爱君父之心”，眼不见心不烦，一气之下，将他赶了回去。

康熙主张以孝治天下，是出了名的孝子慈父，感情极其细腻。在出征途中，他曾经因为邮寄包裹破损，专门写信给胤礽，责备他没有仔细验看。他还担心胤礽想念自己，就记下沿途所见所闻寄给他。而胤礽毫不理会父皇的苦心，居然没有回复一封信。对胤礽的做法，康熙感到齿冷：“皇太子为何不给朕回一句话？给皇父写信，又岂有致尔忧劳之理？既然如此，嗣后朕亦不再多写。”

如果说十八年前胤礽不担心父皇的病情，是因为年龄小不懂事，那么十八年后胤礽人到中年，对病入膏肓的弟弟不闻不问，显然有悖人伦。康熙很不高兴，他责备胤礽说，你是亲哥哥，怎么没有一点友爱之心？如果胤礽立即检讨，或者默不作声，都不至于让两人的关系不可收拾。面对父皇的批评，胤礽居然“忿然发怒”。

冲动冒失是政治家的天敌。胤礽的这次冲动，着实让人难以理解。

胤礽“忿然发怒”，可能是因为恃宠生“骄”耍大牌脾气，或者是因为有所依仗胆子壮，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胤礽的不理智表明，他已不把康熙放在眼里。尽管康熙没有当场发作，但绝望的心情肯定溢于言表。此时，康熙对胤礽的容忍，已经达到极限，只差一根?草，胤礽就会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胤禔出场了，他拿起一根稻草，轻轻放了上去。

皇长子胤禔等待这个机会，用一首流行歌曲说，是等到花儿都谢了。忌妒和怨恨折磨胤禔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他静静潜伏在寂寞的角落里，等待下手的机会。如今胤礽自曝其短，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胤禔盼望胤礽倒台，根本不需要太多理由，取而代之这一条就足够。胤禔心里非常清楚，尽管康熙对胤礽失望至极，但太子是国之根本，绝对不会轻言废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太子阴谋作乱。

康熙会相信胤礽谋逆吗？胤禔脸上浮现出诡异的笑容。

一废太子：栽赃还是告密（2）

胤禔屁颠颠地跑到康熙那里，面色凝重地汇报工作。历史没有记载他具体说的是什么，但却记下了最核心的四个字。就是这四个字，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轨道。

帐殿夜警。

康熙三十六年（1697）九月，曾发生过厨师悖乱案。康熙巡视塞外期间，随驾的御膳房、茶房的三个仆役，竟然上演了一出无间道，将皇帝的衣食住行，随时密报太子。案件查实后，康熙将涉案人员诛杀。四十二年（1703）五月，索额图阴谋作乱，“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康熙先下手为强，下令将其拘禁致死。这两件事都属于阴谋犯上，虽牵涉太子，但康熙很单纯地认为主犯是索额图，与太子关联不是太大，也就没有追究。

此次胤禔密报的帐殿夜警，直接击中了康熙最敏感的部位，引起了他对胤礽的警觉和怀疑。帐殿夜警是什么意思呢？九月初四，康熙亲口对这四个字做出了解释：“（胤礽）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从前索额图助伊僭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拘禁致死。今允礽（即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宏业。”一言以蔽之，就是偷窥康熙行踪，意欲实施谋害。

客观来说，胤礽急于取而代之的心思肯定有，但谋害康熙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使想谋害康熙，出巡期间，负责警卫工作的是胤禔和胤祥，胤礽的势力有限，根本不可能成功。可能性的解释是，胤礽被康熙痛斥后，为自己的冒失担惊受怕，于当晚和第二天晚上，窥探过父皇是否会采取对自己不利的行动。

即使胤礽裂缝窥视，也不至于到谋逆的程度，胤禔此举显然属于告密；如果胤礽没有裂缝窥视，胤禔此举就属于栽赃。历史很快将证明，无论胤禔栽赃还是告密，都有其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在这种小儿科的栽赃或告密面前，英明一世的康熙没有保持冷静的头脑，原因在于：一、胤礽有两次前科；二、胤禔是掌握证据的警卫工作负责人；三、胤祄病入弥留。这一系列因素，是胤禔实施掀翻太子计划的基础，也是康熙不能理智对待胤礽的前提。

九月初四，胤祄病亡。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我能容你，天能容你吗？在丧子之痛打击下，声称忍了胤礽二十年的康熙，来不及回到京城，就宣布了专权、腐败、不孝、谋逆等罪状，将做了三十三年太子的胤礽废黜。

这是一个充满悬疑的九月。

不仅帐殿夜警案迷雾重重，而且还有一件事永远没有真相。自此事件后，十三阿哥胤祥被幽禁，并从此淡出政坛达十四年之久。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历史有点让人意外。十四年后，资历、爵位和功业居于末流的胤祥突然浮出水面，担任议政王大臣，在众兄弟遭迫杀禁斥的情况下，成为唯一一个受雍正终生重用和宠信的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这种反常的现象，让人遐想无限。

废黜太子后，康熙扑倒在地，痛哭失声。站在康熙身边的胤禔暗暗笑了，而且笑的绝对不止他一人。在遥远的京城，似乎有人在对酒当歌。

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正卷向整个大清帝国。

伪民主推荐

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在畅春园召开满汉文武大臣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民主推荐太子人选。

这是一次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却不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原因很简单，康熙提出的等额推荐的人员名单，大大出乎与会人员的意料，而与会人员不理会当今天子的暗示，联名推翻候选人名单，提出了另外一名人选，也让康熙愤怒而惊诧。

康熙提出的唯一一名候选人是胤礽。

需要请读者原谅的是，此时帝国的政坛过于诡秘，地下活动和矛盾冲突多头并进，令人眼花缭乱。为了保证情节的顺畅，不妨碍读者的阅读，这里不得不放弃悬念设置，采用单一角度的叙事方式。关于结党问题和皇子博权等故事，会在下一章详细交代。

康熙提名胤礽看似突兀，仔细分析后就不难理解。

废黜太子在情感上对康熙打击很大。有一次他对大臣说，我梦见太皇太后，她隔远默坐，脸色很难看，不愿意理我；孩子他妈也因为太子被冤，对我有意见。康熙是性情中人，在他看来，废黜太子，既对不起奶奶，也有负于老婆。赫舍里氏难产去世后四年内，日理万机的康熙竟然去京郊拜祭了80次。用情之深，连闲人雅士都感觉汗颜。赫舍里氏去世后，他又册立了两位皇后，这两位皇后都未生育，并在康熙三十六岁前去世。为维护胤礽唯一嫡子的地位，康熙终生再也未立皇后。可以说在胤礽身上，凝结着康熙、孝庄和皇后的全部期望和感情。十月二十三日，康熙因为思念胤礽，病倒在南苑。当天晚上，他匆忙回宫召见胤礽。“召见一次，胸中疏快一次”，经常和胤礽见面，竟成为康熙治病的良药。

胤礽曾委托皇九子胤禟向康熙表明心迹：“皇父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经过康熙查证，胤礽谋逆之事确属子虚乌有。康熙这么快原谅胤礽，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废黜太子不但没有解决所有矛盾，反而让所有问题浮出水面，废掉了一个胤礽，冒出来好几个胤礽。这种身陷政治纠葛无法逃脱的状况，让康熙“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真正体会到孤家寡人的苍凉感。东宫储君职位空置后，对权力的争夺由地下转入地上，由暗斗转入明争，由秘密转入公开，由温吞转入白热。皇子们与康熙的矛盾加剧，相互之间也结党攻击。眼看康熙步入老龄，大臣们纷纷寻找新的靠山。整个朝廷无心正常工作，因为人事问题搅成一锅乱粥。

在人治社会中，官员的选拔和擢升缺乏客观标准。自小所浸淫的四书兼五经、所尊崇的天地君亲师、所信奉的仁义礼智信，无法与卑劣的人性和灰社会的运行规则相结合产生的生态系统抗衡，道德让位利益，律法屈从陋规，拍溜、贿赂、投机、结党、裙带，就成为晋升的必然而最佳的路径。而皇帝端坐在金字塔顶，看似高高在上，俯瞰芸芸众生，洞若观火，其实以天地之辽阔、情况之复杂、利益之纷繁、谋略之高明，即使伟大英明如康熙也无法察掌一切。面对废黜太子而引发的政治危机，康熙只能按照情感的指引，重新捡起胤礽这块碎片，希望通过拼接粘贴，还原成可以“正衣冠、鉴得失”的除污镜鉴。

其实，康熙没必要搞民主推荐，这本不是专制帝王的特长。康熙在家是老爸，于国是君主，谁继承财产，谁来做皇帝，他这个君父完全可以搞一言堂，任何人都插不上嘴。那么他为什么偏偏要民主不要专制呢？

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个好皇帝。

好皇帝是注重名节的。康熙一辈子没干过窝囊事。继位以来，擒鏊拜，平三藩，收台湾，定藏疆，治国以仁，理政以德，侍亲以孝，待人以诚，持节以礼，文治武功不让秦皇汉武，遑论唐宗宋祖。但他发现在胤礽这件事上，他被毁了。太子没有培养好，他成了失败的爸爸；儿党欺骗了他，他成了窝囊的皇帝。这种失败让他痛心疾首，也有苦难言。在太子这件事上他本可以一言九鼎，然而名不正则言不顺。匆匆忙忙废太子，又匆匆忙忙平反昭雪，无异于自打嘴巴。皇帝的手再大，也无法堵天下悠悠之口。

正式提名胤礽之前，在不同场合，康熙多次提起胤礽，一是替胤礽吹风，一是为自己开脱。十一月初八，康熙告诉群臣，胤礽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关于立太子一事，他自己有主意了。初九，新任左都御史劳之辨揣摩圣意提立胤礽。劳之辨拍马屁的手，捅破了遮遮掩掩的窗户纸，让康熙很不高兴，一气之下把他遣回原籍。

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后，康熙召开推荐太子会议。为表示公开、公平、公正，他提前为会议定了调子。康熙说，大家议一议，从除胤禔之外的皇子中，推选一位做太子吧。大臣说，这事关系重大，非人臣所能定，我们不能越权啊。康熙说，没有关系，你们不用担心，无论推荐谁，我都按大家的意思办。在开会之前，康熙问胤礽的老师李光地，胤礽的病怎么医治，才能痊愈啊。康熙的意思是，要多多做工作啊。这位备受宠信的大臣回答说，徐徐调治，天下之福。

李光地没有理解或者误解了康熙的意思。但是，有两个人理解了康熙的意思，也贯彻了民主的理念，只是这种理解与贯彻，更多的是利用旨意，实现自己的政治企图。这两个人就是国舅佟国维和大学士马齐。

已退休的佟国维并没有参加推荐会议。在众位大臣揣摩康熙的心思，上书保举胤礽的时候，佟国维舍命陈奏，请康熙不要再立胤礽。马齐听到即将召开民主推荐会议的风声后，与大学士张玉书一起，到处串联。会议开始后，康熙可能听到了议论，取消了马齐的推荐权利，然后退入内堂，让大臣们充分酝酿。内大臣阿灵阿、散佚大臣鄂伦岱、工部尚书王泓绪、侍郎揆叙，各在自己手心里写了一个数字，暗中传示。

无记名投票结束，内侍梁九功、李玉呈上推荐结果。康熙大吃一惊，皇八子胤禩全票当选为新一届太子。康熙所属意的人选，竟然获得零票。阿灵阿等手里写的，竟然是一个“八”字。胤禩是什么人？不过是闲散宗室。一个多月前，因为胤禩有结党倾向，被削去爵位。康熙当即传下旨意：“立皇太子之事关系甚大，尔等各宜尽心详议。八阿哥未曾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尔等其再思之。”否决了大臣的提议。康熙当场指责李光地：“前召尔入内，曾有陈奏，今日何无一言。”对他不能理解领导的意图，深表失望。

这一推荐结果，气得康熙两天没吃下饭去。

佟国维是康熙的二舅，马齐是“能令汉大臣心服者”的满族大学士，张玉书是内阁大学士，阿灵阿是遏必隆之子兼康熙皇后的亲弟弟，鄂伦岱是康熙大舅佟国纲之子，王泓绪是汉族官员中的翘楚，揆叙是明珠之子。在康熙看来，立谁为太子倒在其次，关键是这些宗室贵胄、满汉权臣的压倒性意见，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事后，康熙非常坦白地说，我听政四十九年，包容之处甚多，只有民主推荐风波，让我睡不着觉，以至忧愤成疾。对于不能接受民主推荐的结果，我们可以从康熙的有关谈话中找出蛛丝马迹。康熙曾批评胤禩，“凡朕所宽宥者及所施恩泽处，俱归于己，人皆称之，朕何为之”。对众位大臣，他也直言不讳地予以批评，认为“立太子事，皆由于尔诸臣，不由于朕”，“倘得立彼，则在尔等掌握中，可以多方巅弄”。一句话，胤禩的风头盖过了康熙，他感觉自己被架空了。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康熙不可能允许威信几超自己的继承人存在，相较之下，他宁愿选择已丧失人心的胤礽作为储君。十一月十六日，康熙释放胤礽，宣布立他为太子。尔后，他大肆追查串联一事，痛斥佟国维，令王鸿绪退休，监禁马齐，罢免参与其事的李荣保及马齐之弟马武。

无论胤禩是否结党，他能以闲散宗室成为赢家，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肯定不是等闲之人。限于叙事的流畅，其波澜壮阔的手腕，这里就不交代，请看下回分解。

帝国史上唯一一次由皇帝主持的民主推荐国家领导人会议，用打击报复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二废太子：结党还是谋逆（1）

安郡王岳乐去世后，几个儿子为争夺王位，打得头破血流。马尔浑奉诏袭爵，景熙只得了个公爵，心里很是憋屈。

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一月，马尔浑因病去世，景熙又来了劲。没想到人家儿子华玘接班，景熙空欢喜了一场。看着马尔浑一家人丁兴旺，景熙一百二十个不舒服，总想找点碴儿，出口恶气。即便是只铁皮的鸡蛋，有景熙这样的苍蝇盯着，也能等到裂缝的时候。马尔浑治丧期间，一些满族官员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犯了禁忌，景熙赶紧跑到康熙那里告了一状。

就是这一状，揭开了二次废太子的序幕。

喝酒的官员里面，有马尔浑的都统迓图。从表面上看，景熙的本意是想整治迓图，借此曝曝马尔浑的家丑。实际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与景熙的身份有关。论资排辈，他是胤禩的妻舅，和胤禩同属正蓝旗。而被告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太子胤礽的朋友。即使是太子的朋友，丧期会饮只能说有损风化，也治不了大罪。

问题出在这些人的职务上。

参加宴会的人员名单，让康熙脖子后直冒凉气。

喝酒的分别是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另外还包括十几名八旗都统、副都统，全都是手握重兵之人。托合齐是太子乳母丈夫凌普的朋友，耿额是索额图的家奴。尤其是托合齐，担任步军统领近十年，负责京城治安和康熙安全。这样一帮子与太子来往密切的人，在都统鄂缮家吃吃喝喝，鬼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景熙告其“结党会饮”，康熙不相信都难。

状告到这个程度，就由生活问题转向政治问题，其意图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为了把罪名做实，景熙还告他们不法。生活作风、经济、政治问题三管齐下，托合齐等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康熙立即下令调查，结果是没有真凭实据，案件暂时搁置。

这是一个政治谎言。

这么多人一起聚餐，别说是找当事人，就是随便找个仆人审一下，也能查个八九不离十。康熙派要员调查取证，竟然“访寻未得其实”，而且此事还不了了之，肯定有人动了手脚。历史上没有记载，谁敢在如此惊天大案上玩猫腻。最合理的解释，动手脚的就是康熙本人。

可以怀疑康熙的政品，但千万不要怀疑康熙的智商。康熙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把戏。作为帝国的一把手兼爱新觉罗氏的家长，他对这种裙带关系了如指掌。四十七年（1708）十月，康熙在指责胤禩被老婆控制时，特意提到马尔浑、景熙等是其妻舅。考虑到上月二十九日，胤禩因“柔奸成性，妄蓄大志”被锁拿，康熙点明胤禩与景熙等的关系，恐怕别有深意。

康熙认为，景熙出面首告托合齐等结党会饮与贪赃不法，肯定是派性作怪，受了胤禩的指使。太子因谋逆被废，又因无实据复立，储君之位很不牢固，难免有人别有用心，背后放冷箭。胤禩图谋太子虽在情理，但托合齐等不法又不能不查。调查结果表明，托合齐等确实喝酒了，也确实拿了千把两银子，但结党谋逆则属诬告。户部尚书沈天生等在包揽湖滩河朔事例时收受红包，分给托合齐2400两、耿额1000两、齐世武3000两。这么点小数目，如果不认真追究，一闭眼也就过去了；如果认真追究，足以将这几个人拉下马。是否予以追究，则取决于政治需要。

这个案子牵涉到胤礽。

康熙在立废太子时，完全受了环境影响，考虑失之周密。第一次立太子是战时的应急之策，第一次废太子是神伤时的仓促之举，第二次立太子则迫于党争的压力。几次折腾下来，动了国家的根本，也伤了康熙的元气，损了皇帝的威严。胤礽是帝国的二把手，大臣有所依附完全正常。如果以此来追究责任，势必酿成政治运动，影响稳定团结。

康熙悄悄将案件压了下来。

要怪就只能怪胤礽不争气。

政治和情感一样，都是非常脆弱的，需要小心经营，认真呵护。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政治关系，也没有恒固久甜的情感关系。当拥有的时候，必须小心呵护，一旦失去，就别想从头再来。即使勉强再走到一起，也会留下敏感而易裂的伤疤，轻轻一碰，就会流血。胤礽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这是一块典型的不可雕琢的烂木头。他在政治的地狱中转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快乐的天堂。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本来可以让他长长记性，只可惜白白混了这么多年。康熙的宽宥纵容，让他产生了一个致命的错觉，这个国家少不了他，太子之位是私有财产，谁也别想染指。

胤礽错了。

康熙复立他为太子，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忘了教训，不独善其身，就很难兼济天下。因串联推荐胤禩被迫退休的王鸿绪说：“京中常有密信来，东宫目下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在籍丁忧的?平州知州范溥则预言：“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阿灵阿推举胤禩失败后，气得寻死觅活，差点上了吊。他和揆叙“合谋买嘱优童下贱，每于官民燕会之所，将二阿哥肆行诬蔑”，到处说坏话，制造不利于胤礽的舆论。

康熙希望胤礽可以重新做人，胤礽却不理会老爸的苦心。重新走上二把手岗位后，他重萌旧态，不仅纠集了一批党羽，成为独立于康熙之外的政治核心，而且大摆二把手派头，饮食服御陈设超过了皇帝。他还经常派家奴到地方上去，搜集美女，索要贡物，得不到满足，就肆行诬告打击。对于胤礽的拙劣表现，康熙一忍再忍，只是担心患生肘腋，“使不得须臾离侧”，不让他单独活动。

二废太子：结党还是谋逆（2）

然而，康熙的这种隐忍，不但让胤礽变本加厉，而且让朝臣无从适应。在大臣们看来，如果不跟着太子，将来就要遭殃；如果不跟着皇帝，立马就会招来祸害。康熙对这种状况看得很清楚：“至于臣庶不安之处，朕无不知。今众人有两处总是一死之言。”

康熙坐不住了。

五十年（1711）十月二十日，康熙任命隆科多为步军统领，以患病为由革职托合齐。二十七日，康熙在畅春园逐个指责耿额、齐世武、鄂缮等，你们都是我提拔的，受恩五十年，现在却跟在太子屁股后面，打算干什么？发了一阵火后，将所有参与喝酒的人羁押候审。另外，将托合齐交宗人府。五十一年（1712）四月二十日，康熙将户部贪污案抖搂出来，判耿额、齐世武绞监候，秋后处决；判托合齐凌迟处死。还没有等到凌迟，托合齐病死。康熙连死人也不放过，命将其剁尸扬灰，不准收葬。还有材料说，齐世武是被铁钉钉在墙上，呼号数日才闭眼。

放在历朝历代帝王中看，康熙都算是个仁慈之主。鳌拜和索额图专权擅行，康熙只是将他们拘禁而已。在处置托合齐等人时，康熙手段之狠辣，为本朝处置大臣所仅见。我们今天查遍历史典籍，除了发现耿额、齐世武、托合齐依附太子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有叛逆行为。退一万步讲，即使他们会饮结党，存心谋逆，康熙也绝不会让腹患滋长近两年。所以，托合齐等人谋逆，极有可能子虚乌有。

康熙为什么会以如此残忍的手法对待大臣呢？这里只有一种解释：康熙对胤礽彻底失望，他已经动了再废太子之心。

四年之内三次废立同一人，在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记录。康熙是一个事业型的帝王，他绝对不可能将江山托付给胤礽这样的人。再废太子的想法，肯定深深灼伤了康熙的尊严。为了合理合法合情地废储，罪名必须扎实，不能留下遗患。因此，他重提会饮结党案，并重查贪赃枉法案，以莫须有的谋逆罪名和轻微的经济问题，严厉处治耿额、齐世武、托合齐，完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想做实胤礽的罪名，使再废之举有充分的理由。同时，他也打定主意不再册立储君，为维护政局稳定，杀鸡骇猴，打击皇子和权臣结党之风。

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准备后，五十一年（1712）九月三十日，康熙在畅春园宣布将胤礽拘禁。十月初一，亲笔写了朱谕，坦陈了拘禁理由：“（胤礽）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朕久隐忍，不即发露者，因向有望其悛改之言耳。今观其行事，即每日教训亦断非能改者。”正式宣布废黜太子，并明确表示，今后不再册立太子。

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连续六天没睡好觉，天天抹眼泪。此次废太子，康熙说自己“毫不介意，谈笑处之”。康熙可以掩抑自己内心的痛苦，却无法掩抑皇子们内心的疯狂。

欲望的魔鬼一旦放出来，就不会主动钻回良知的瓶子。

帝国党流

中国有句老话叫“多子多福”，这话用在康熙身上简直就是灾难。

康熙皇帝当得好，身体更好，不但吃嘛嘛香，而且生育能力超强。康熙生了35个儿子，排序的有24个，除去夭折4个，出嗣1个，未满十六岁的5个，临终前可考虑继承皇位的有14个。在专制体制下，由于组织内部个体力量的弱小，往往容易产生以私人利益或政治企图为基础的集聚性势力。这种势力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纽带结成联盟，整合并攫取更多支配资源的公权，形成竞争性的牟利集团。儿子这么多，位置只有一个，都要做皇帝，都想最大限度地分利，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怎么办？团结就是力量，只有结党。

14个候选人中，十四子胤禵以上者12人最有竞争力，他们是长子胤禔，次子胤礽，三子胤祉，四子胤禛，五子胤祺，七子胤祐，八子胤禩，九子胤禟，十子胤，十二子胤祹，十三子胤祥，十四子胤禵。

在这12人中，没有明显结党意图的是胤祉、胤祺、胤祐和胤祹。其余8人分为两派五党，两派分别是拥护太子派和反对太子派，五党按实力排序，分别是皇太子党、皇八子党、皇长子党、皇四子党和皇十四子党。五党有关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皇太子党

党魁：胤礽。

导师：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

主要成员：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以及索额图家族等，以满族势力为主，没有皇子和汉族权臣参加成员。该党为第一大党。

主要手段：依靠衍生权力，结党打击异己。

主要优势：一、康熙唯一嫡子，备受宠信；二、长期担任储君，附者众多。

主要劣势：一、党魁个人素质低劣，贪婪骄奢，群众基础差；二、集团作为唯一执政党，易受其他党派联合攻击。

康熙点评：是非莫辨，大失人心。

皇八子党

党魁：胤禩。

导师：胤禩（兼）。

主要成员：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国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大学士张玉书、内大臣阿灵阿、散佚大臣鄂伦岱、工部尚书王泓绪、侍郎揆叙等，除这些人之外，还曾获得皇十四子胤禵的支持。该党为第二大党。

主要手段：广结人缘。

主要优势：一、党魁个人素质优良，“聪明强干，廉洁自矢，才具优裕，能办大事”（雍正评价）；二、党魁“固结人心”的手段十分高明，是诸皇子中群众基础最好的。

主要劣势：一、党魁出身微贱；二、集团结党意识强烈。

康熙点评：“乃若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

皇长子党

党魁：胤禔。

导师：大学士明珠。

主要成员：大学士余国柱、户部尚书佛伦、刑部尚书徐乾学等。明珠被罢斥后，成员作鸟兽散。后期，胤禔改投皇八子党门下。该党为第三大党。

主要手段：利用迷信，打击政敌。

主要优势：党魁作为皇长子，曾深受康熙器重，长期担任要职，有较强实践能力。

主要劣势：党魁出身比较低微，性格暴躁，不善与人相处。

康熙点评：气质暴戾。

皇四子党

党魁：胤禛。

导师：四川布政使戴铎，此人为皇子党诸导师中，最有远见卓识者。

主要成员：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四川总督年羹尧、侍卫傅鼐等。虽无明显证据证实，但从后来受重用看，皇十三子胤祥是该党秘密成员。该党为第四大党。

主要手段：一、韬光养晦，戒急用忍，暗中结党；二、随机应变，见风使舵，投人所好。

主要优势：并无突出竞争优势。只是因为党魁诚孝父皇，友爱兄弟，勤慎敬业，没有特别明显的政敌。

主要劣势：一、党魁出身低贱；二、群众基础一般。

康熙点评：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

皇十四子党

党魁：胤禵。

导师：无。

主要成员：无重要成员，早期曾加入皇八子党，与胤禩、胤禟、胤友善。该党可以看做是无党派。

主要手段：礼贤下士。

主要优势：一、党魁很受康?溺爱；二、党魁有军事才能，掌重兵；三、党魁“才德双全，我兄弟皆不如”（胤禟语）。

主要劣势：一、党魁个人素质虽然优秀，但势力比较单薄；二、党魁性情虽然率直，但喜怒形于色。

康熙点评：确系良将，有带兵才能。

康熙后期的帝国政坛上，这五个利益集团形成一股党流，开始了逐鹿问鼎博权之旅。康熙曾经痛心地说，老爸这么大年纪了，工作又忙，你们这些小祖宗，发发慈悲，就别生事了。然而，正如专家所说，他们争的不是房子、银子、珠宝和土地，而是皇位。巨大的诱惑，使这种争夺由表及里，由隐到显，由缓到急，由温到烈，势不能止。党派之间，你我渗透，相互攻击，一时间暗战的狼烟四起，整个帝国陷入迷乱之中。

既然争斗不能避免，就只有拿出亮剑精神了。然而，最有优势的不一定能成正果，领跑的未必能最先达到终点，优势与劣势，死局与活局，往往就在一线之间。

“中原得鹿不由人”。多少年以后，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发现，成功与失败的相互切换，充满了学问和诡秘。

迷信支配仕途

胤禔秘密会晤了巴汉格隆。

皇长子和藏教喇嘛零距离接触，并非商谈民族或宗教事宜，而是为了扭转一场豪赌的运气。胤禔是帝国一颗政治新星，受组织上培养教育多年，组织又对他非常信任，经常委以军政要务。因此，当这件蠢事被“狗仔队”曝光后，立即震动了整个政坛。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初四，赌局在塞外上演，胤禔感觉自己一手好牌。

胤禔十九岁即担任征讨噶尔丹副总指挥，二十七岁累功获封直郡王，因军国政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深受康熙倚赖和宠信。然而，在胤禔的心里，潜伏着一股说不出的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痛在胤禔的神经里疯长蔓延，折磨了他整整三十三年。同为龙子龙孙，他胤礽凭什么就又红又专，我却成了靠边站的黑五类，他胤礽凭什么大口吃肉，我却只能喝点剩汤？胤禔盼望有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哪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赌博。

胤禔知道，从实质上来讲，赌博的对手不是胤礽而是康熙。自己押的是个人命运，对手的赌注则是胤礽，只有让对手输掉胤礽，自己才能赢得晋升的机会。但这个对手太可怕了。自己与父皇相比，简直是王大妈见了王麻子，不知要相差多少点。鲁莽出手，只能是自取其祸。胤禔所能做的，只有等待，耐心地等待。

赌博一开始，胤禔就靠出“老千”，轻松地赢了一局。

胤禔赢得虽然投机，但却不取巧。这些年来，随着君权和储权的此消彼长，康熙和胤礽彼此猜忌，相互提防，陷入了没有硝烟的拉锯战。九月初二，因为胤祄病危，两人发生了正面冲突，康熙责备胤礽没有情义，胤礽则愤怒地予以反驳，内部矛盾升级为阶级斗争。九月初四，胤祄病丧，康熙极度悲痛。胤禔果断出手。他充分利用对手感情失控的心理盲点，制造了帐殿夜警事件，将胤礽拉下了马。

然而，第二局还没开始，胤禔的判断也出现了失误。

胤礽被废黜后交由胤禔羁押。胤禔分析后认为，这是父皇对自己信任的表现。胤禔还乐观地估计，胤礽是康熙唯一嫡子，太子之位空置后，论资排辈，讲功述绩，自己是最佳人选。

当天，他迫不及待地鼓动随驾大臣，提名自己做新任皇太子。令胤禔难以接受的是，康熙根本没考虑过他。康熙公开答复说，朕命直郡王善护朕躬，并没有立他为皇太子之意。胤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胤禔被康熙这么一评价，心完全就不是心了，像被万箭穿过一样，血淋淋的都是伤口。

失去先机的胤禔，决定打出最后一副牌。底牌很快摊在了权力的赌桌上，清一色的一条龙。胤禔认为，有这副至尊宝，自己赢定了。

在胤禔看来，如果父皇知道了事情真相，胤礽就有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必须斩草除根，让康熙和胤礽无法翻本。另外，他还清楚地意识到，在众多皇子中，有资格和自己竞争的只有胤禩。很受康熙尊敬的兄长福全，曾向康熙推荐胤禩，说他有才有德，心性好，不矜夸。胤礽倒台，胤禩有可能压倒自己，成为最大的黑马。

胤禔手中的这副牌，必须一举压住胤礽和胤禩，才能彻底击溃康熙，让他立储的天平，倾斜到自己身上来。

胤禔再次出手。他对康熙说：“允（胤）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禩后必大贵。今欲诛允（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胤禔所说的这句话，包含两个重要信息：第一，诛杀胤礽；第二，揭发胤禩。

第一个信息很明显。胤礽大逆不道，意图谋害父皇，按罪依律当诛，如果父皇不愿承担杀子罪名，我可以出面做掉他。第二个信息就需要解释了。在所有的历史典籍中，都认为这是胤禔在无望的情况下，倒向了竞争对手胤禩。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康熙曾经和传教士徐日升聊天，胤禔看见徐日升满脸大胡子，居然不顾皇长子的身份，开玩笑说要给他剃掉。多亏康熙在一旁打圆场，才没让这个老外过多尴尬。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胤禔为人粗鲁随便。但如果据此认为胤禔毫无政治头脑，那就大错特错了。胤禔自小生活在宫廷，谙于官场伎俩，政治经验丰富。胤禔如果真心推荐胤禩，绝不会谈及张明德相面一事。

在官场中，因为政治死亡率很高，轮流交替率很快，命运不确定性很大，政治人物往往缺乏安全感，思想上虚无空洞，以至身心疲惫，不得不借助于风水和迷信，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而古人求富贵之命，则是当做染指权力的一种工具，目的在于制造舆论，以收人心。

胤禩为了获得储君之位，曾经找江湖术士张明德算命。张明德说，胤禩“丰神清逸，仁谊敦厚，福寿绵长，诚贵相也”。他还说，太子暴戾，只要有机会我就杀掉他。如果说算命无可厚非，但涉及皇位继承和阴谋篡夺，则就属于大逆不道了。

阳奉而阴违，表举而内压，虚扬而实抑，这种表里不如一的生存和斗争手法，是千百年来官场人士所奉行的政治信条。胤禔以推荐胤禩的形式，言及其算命一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揭发胤禩勾结江湖术士，将他推上谋逆的审判台。

胤禔企图一箭双雕，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射出去的这支箭，调头贯穿自己的身体后，又飞向了胤禩。

胤禔射出这支箭的时候，忽视了一个重要环节。

康熙在心神慌乱时废黜太子，根本原因在于胤礽为人不遵人伦，帐殿夜警又有谋逆的嫌疑，严重伤害了康熙的感情。胤禔心急火燎地提议请杀废太子，无疑将自己置于大逆不道之境，和胤礽混同为一路货色。胤禔手足相残的卑劣念头，引起了康熙的逆反和警觉。康熙冷静下来后忽然发现，自己钻进了胤禔设计的圈套。他斥责胤禔是“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并秘密安排人将其监视起来，提防他狗急跳墙。

十月十五日，胤禔身后的黄雀——皇三子胤祉跳了出来。

洋溢在胤祉脸上的文化气息，掩盖了他对权力的极度渴望。胤祉是以一副温文尔雅的学者形象，出现在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上的。诚郡王胤祉性格稳重平和，文化素养高居众皇子之首，曾多次主持历法文学、律吕算术编纂等大型文化工程，很受康熙和朝臣的推崇。胤礽的垮台让胤祉看到了一线曙光。此时帝国的夺储格局是，前太子胤礽被羁押，胤禩因算命事件接受调查，胤禔四处活动。依照目前的格局，只要搞掉胤禔，无论立长立德还是立才，胤祉都是不二人选。

胤祉也有一副属于自己的好牌。

当日，他向康熙检举揭发了胤禔和巴汉格隆不法行为。胤祉是一个天文历法的大玩家，对江湖巫术了如指掌。胤禔和巴汉格隆的会晤，引起了这位超级“狗仔队”的兴趣。经过秘密调查，他发现胤禔指使巴汉格隆以巫术诅咒太子。这个发现令胤祉惊喜不已。如果巫术能够镇压太子，自己再出面揭发胤禔，就会成为得利的渔翁。

根据胤祉提供的线索，康熙掘出了埋在地下的十余处神符。胤禔的欲望诅咒，最终诅咒了自己。康熙下令革去胤禔的王爵，将其圈禁起来。反太子的一员干将，成为竞争储位最早的出局者。不久，算命事件也被查实，张明德被凌迟处死，胤禩因不择手段谋取储位，被革去贝勒，贬为闲散宗室。

胤祉并没有成为最后的渔翁。

被废掉的胤礽，有惊无险地在牢笼里转了一圈，又重新被立为太子，成为此次赌博的赢家。

死鹰事件：一个最佳选手的出局（1）

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二十三日，胤禩为讨好父皇，给前往热河巡猎的康熙送了两只鹰。

就是这两只鹰，彻底断送了胤禩的前程。

十一月的塞外，空旷而料峭。“久在樊笼中，复返得自然。”远离公私琐事的喧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情在大地上自由驰骋，康熙骤然年轻了许多，感觉自己如同一只孤鹰，雄劲的翅膀划破天际，只留下点点的碎云。

冬狩的季节，怎能没有满人最喜欢的海东青呢？“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数海东青。”康熙对雄鹰的赞美，未尝没有孤芳自赏的蕴意。还是胤禩体贴啊，在康熙意兴勃然的时候，送来了两只鹰。

当太监呈上来时，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康熙的笑容也凝固了：胤禩所送来的，竟然是奄奄一息的将死之鹰。

两只将死之鹰是否为胤禩所送，康熙为什么一口咬定是胤禩所为，时至今日，仍如同一团巨大的迷雾，笼罩在康熙后期的帝国政坛上。

在众多皇子中，胤禩能力、作风和威信出类拔萃，是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胤禩身上有三大突出优点：第一，具有领导潜质。胤禩有口碑，“朴实”，“极正气”，不仅很受朝臣的拥护，连胤禟、胤锇、胤禵等皇子，“俱奉胤禩如师”；第二，能力非常突出。胤禩做事果敢，沟通协调能力强，“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第三，善于团结他人。胤禩为人低调，平易近人，和胤礽“屡失人心”不一样，他反其道而行之，“屡结人心”，党羽众多。

儿子如此优秀，老爸原本应该为之骄傲。然而，看着胤禩活跃的身影，康熙感到一阵寒意掠过心头。

四十七年（1708）九月三十日，相面事件案发，胤禩勾结张明德，意图刺杀胤礽。康熙以“柔性成奸，妄蓄大志”，将胤禩贬为闲散宗室，胤禟、胤禵出面保奏“八阿哥无此心”，尤其是胤禵言辞激烈，气得康熙亲自拔出刀子，差点废了自己的儿子。十一月十四日，康熙主持召开民主测验会，推选新一届太子候选人，被削掉爵位的胤禩，居然压倒胤礽全票当选，气得康熙几天没吃好饭。五十一年（1712）九月三十日，第二次废太子事件爆发。胤禩跑到康熙那里探听口风，如果大臣推荐我怎么办，要不就干脆装病吧。康熙对他的行为给予了严厉指责：“以贝勒存此越分之想，探试朕躬，妄行陈奏，岂非大奸大邪乎？”此后，大臣们

连上奏折，推荐胤禩继任储君，都被康熙拒绝。

这三个看似没有关联的简单线条，勾勒出了一幅让康熙心惊肉跳的清晰图像：一个以胤禩为核心，以胤禟、胤、胤禵为羽翼，以佟国维、马齐、张玉书、阿灵阿、鄂伦岱、王泓绪、揆叙等为爪牙的势力集团，渐渐露出了冰山一角，占据了帝国的政治舞台。就是这个势力集团，破坏了帝国的储君政策，将做了三十三年太子的胤礽搞下台，让康熙的颜面无存不说，还将朝政拖入污浊的泥淖。更加严重的是，胤禩过于强烈的结党意识，严重威胁了康熙的地位和安全。

客观评价来说，胤禩结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时的体制下，结党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没有集团势力的支持，根本没有机会参与竞争。按道理讲，康熙如果遵从民意，在废黜胤礽后，应当择胤禩为太子。

死鹰事件：一个最佳选手的出局（2）

以胤禩的人品和能力，完全可以胜此大任。

然而，胤禩越有能力，康熙越是担心。

四十七年（1708）九月初九，废黜太子的第四天，康熙任命胤禩署理内务府总管事，让他审查前任总管——太子乳母的丈夫凌普。胤禩没有深入调查，就草草结案。康熙很不高兴，认为胤禩收买人心，“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泽处，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旦对一个人有了偏见，是很难改变固有的印象的。在康熙的眼中，胤禩所具备的优秀素质，都切换成对自己不利的潜在因素，其“党羽甚恶，阴险已极，朕亦深畏之”。

康熙弃胤禩而不用，毫无疑问，加剧了两人的矛盾冲突。胤禩虽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篡逆意图，但其政治动机却十分明显，康熙“年老已迈，岁月无多”，只要自己不断积蓄力量，保持目前的权力态势，一旦康熙去世，“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也”。

在此背景下，爆发了死鹰事件。

十一月十八日，康熙率领胤禛、胤禩等五位皇子前往热河巡猎。半道上，胤禩因生母去世两周年忌日，离开康熙前往陵寝拜祭。二十三日，胤禩为表达自己的歉意，让太监给康熙送去两只狩猎用的鹰。康熙看到两只快要死的鹰时，认为胤禩暗示自己体弱多病，不久于人世，气得犯了心脏病。大怒之下，历数胤禩的种种罪行，宣布断绝两人的父子关系。

这是一个具有明显人为栽赃迹象的构陷事件。以胤禩的政治智慧，绝不会故意送上将死之鹰，自毁前程。

那么，究竟是谁陷害了胤禩呢？

最大的可能就是胤禛。

第一，胤禔、胤礽集团已经垮台，胤禵集团尚未形成，他们都没有能量制造事端；第二，胤禛集团已粗具规模，而且胤禛本人就在康熙身边；第三，胤禛私党隆科多担任步兵统领，负责此次巡猎的安检工作。

日益膨胀的胤禩集团树大招风，不但成为康熙的眼中钉，也成为以胤禛集团为代表的敌对势力的肉中刺。而且，胤禩的拉拢工作，居然做到了年羹尧那里，而这位四川巡抚，恰恰是胤禛的大舅子。胤禩集团疯狂的扩张势头，不能不引起胤禛的忧惧。此时，胤禔、胤礽已经失去做太子的资格，胤禩的风头一时无两。只有扳倒胤禩，胤禛才有出头的机会。在此情况下，胤禛和隆科多密谋，买通太监做了手脚，将两只鹰弄个半死，然后献给康熙，导演了死鹰事件。

胤禩得到消息后，于二十七日奏折诉冤，康熙根本不理他这一套。

在康熙看来，胤禩已有“兴兵构难，逼朕逊位”之心，严重威胁了自己的安危。死鹰事件是谁导演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死鹰是以胤禩的名义送出的，这是打击和处置胤禩的最好机会和借口。五十四年（1715）正月二十九日，康熙停发胤禩及下属的俸银俸米。此后，两人的父子关系如薄纸一张，以至胤禩得了重病，康熙都懒得过问。

胤禩的经历如同一个寓言，它再次以历史经验的方式告诫世人，在人治体制下，领导的个人认可是检验人才的唯一标准，一个人再优秀、再有本事，如果领导不欣赏、不重视、不培养，即使得到群众的公认，也只能是虽壮怀激烈，却郁郁不得志。

康熙朝最优秀的皇帝候选人，就这样沦落到喝西北风的地步。

导师决定成败

从现在起，主人公胤禛才正式登上舞台。主角千呼万唤才出来，是因为权力的舞台上群星闪耀，盖过了胤禛的光芒。

清世宗雍正胤禛本来是一个庸人，只适合跑跑龙套。

用现在的话说，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的胤禛，是一个“三不突出”官员：学习不突出，能力不突出，政绩不突出。别的皇子六岁上学，他七岁才拖拖拉拉进了学校。胤礽、胤祉琴棋书画门门精通，胤祥、胤禵文韬武略样样在行，胤禛的学习成绩却很差，很多科目甚至倒数第几。

胤禔十九岁担任征讨噶尔丹的副总指挥，胤礽二十岁开始主持帝国全面工作，箭法和康熙不相上下的胤祉，成年以后就主持国家大型文化工程。而胤禛在康熙去世前，除了主持过祭祀工作，几乎从来没有独当一面，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打打下手。即使比起学习成绩同样不优秀的胤禩，胤禛的能力也差一大截，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也承认。在人际关系方面，胤禛曲低和寡，更是无法和从者如云的胤禔、胤礽、胤祉、胤禩、胤禟、胤、胤禵等人相比。

三十七年（1698），康熙第一次给儿子们封爵，连年龄仅长胤禛一岁的胤祉都封为郡王，胤禛却和二十岁的胤祺、十九岁的胤祐、十八岁的胤禩一个级别，只弄了个贝勒。若干年以后，胤禛回忆说，自己“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这一说辞，固然是在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恐怕也是当年庸碌无能的真实写照。

由于胤禛“三不突出”，年过三十了，还只给康熙留下“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喜怒不定”和“性格急躁”。

以他的政治和工作表现，做梦也不敢梦见天上掉馅饼。

在早期的政治活动中，胤禛奉行“两不两亲”原则，即不结党、不结怨，亲皇父、亲兄弟。后人评价他这是为谋取皇位而实施的韬光养晦之策，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在太子被废黜以前，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胤礽继承大统的现实。不结党是假，没有朋党的支持，根本无法生存。不结怨、亲皇父、亲兄弟则是真，夹着尾巴做人，是夹缝中求生存的策略。

胤礽第一次倒台时发生的一件事，颇能说明胤禛的为人。

太子被废后不久，康熙表扬胤禛说，“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面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获得老爸的褒奖本应该高兴，谁知胤禛吓得脸都绿了，连忙辩解说，自己没有保过废太子，“皇父褒奖之旨，臣不敢仰承”。在废太子事件中，胤禛基于自己替补无望，采取维护前太子地位的策略，一是对康熙健康表示关切，二是为胤礽仗义执言，三是同夺嫡最力者胤禩保持联系。胤禛骑墙式政治表演，无非是为了多方讨好，如今被康熙亮了底牌，很容易招致嫉恨。

不过，无心插柳柳成荫。胤禛低调做人，却避免了黑暗伤害，成就了良好的声名，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又恰恰是后来居上的关键。

胤禛的事业出现转机，是因为一个小人物的出现。正是这个人，改变了胤禛的人生航向。

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称为胤禛的导师。

这个人就是戴铎。

戴铎曾在福建任知府，后晋升道员，康熙末年任四川布政使。正是他的出现，将胤禛这块石头，点成了金子。

五十一年（1712）九月，康熙第二次废掉胤礽，宣布从此不再立储。这一消息的发布，深深刺激了胤禛的神经。这意味着，从此以后，每个皇子只要表现得好，都有参与竞争的机会。戴铎什么时候成为胤禛的门人，已经不可考，但至少是在二废太子以前。因为戴铎于五十二年（1713）给胤禛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的亲密程度看，两人已是无话不谈的死党。

今天，我们无论怎么评价这封信对于胤禛的意义都不为过，可以称它为伟大纲领，或者是指导手册，或者是政功秘籍，甚至可以生动地说，是播种机，是宣传队，在胤禛的心里撒下了成功的种子，指导和鼓励胤禛如何拿下皇位。远比今天忽悠人的水煮、麻辣或宝典之类的图书，要管用得多。可以这么说，自从有了这封信，更恰当地说是自从有了戴铎这个人，胤禛的事业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一封今天看来都很有指导意义的信。考虑到文字浅显易懂，知识产权也已过期，特解读如下，供有心人参考。

戴铎首先分析了胤禛的处境，“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皇帝聪明了，兄弟们多了，人际关系就难搞，为什么呢？戴铎说，“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处众多之手足业，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高低不就，众口难调，相处起来就麻烦。?么，有什么好的办法呢？戴铎列出了十六字方针，应当“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尤其是胤禛兄弟众多，更应当和他们搞好团结，以防出师未捷身先死，“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

戴铎特别要求胤禛，要和康熙身边的人打成一片，因为“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联络感情并不全靠请客送礼，有时几句好话，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励数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也。” 戴铎还建议胤禛要洁身自好，不要整天打探和传播小道消息：“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闻也。”

戴铎还请胤禛高度重视亲信的培植工作。他引用古语“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告诫胤禛要舍得花钱，政治和金钱是孪生兄弟，“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许之为利乎”。在戴铎看来，胤禛要想夺取天下，必须提拔一些自己的人，让他们成为打江山的班底，“恳求主子加意作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虽未必人人得效，而获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

大海航行靠舵手，事业成功需导师。任何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有洞见时局的高人来指点迷津，才能事半功倍，不至于迷失方向。刘邦能击败项羽，靠的是萧何；朱元璋能获得天下，靠的是李善长。反观胤禛能成就帝业，戴铎的指导功不可没。当时的权力格局，很像元朝末年，群雄蜂起，列强逐鹿。朱元璋依靠“广积粮，深筑墙，缓称王”的策略，避免当出头鸟，却最终成为出头鸟。

在争储斗争风起云涌之时，胤禛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懒问沉浮事，间娱花柳朝”，一副闲庭信步的样子。他还出版了一部《悦心集》，大唱恬淡和出世思想，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闲人”。胤禛早期碌碌无为，此时在戴铎的指点下，大行韬光养晦之道，一脉相承，不着痕迹，避免了步胤禔、胤礽、胤禩后尘。

在众多皇子中，胤禛最不具有优势，他的党羽也最少，实力也最小，但确实如同戴铎所说的，“虽未必人人得效，而获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依靠戴铎的点拨，外依年羹尧，内赖隆科多，起步最晚，却笑到了最后。

关键时刻别出差

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二月起，胤禵到西北出了一趟长差，想借此机会捞点政治资本，功劳虽然立了不少，没想到却丢了大好前程。

胤禵本名胤祯，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排行十四，和胤禛同出一母。由于禛、祯同音，胤禛继位后为避嫌，改为允禵，很多文献资料干脆把他称为胤禵。胤禵自小“聪明绝世”，军事才能尤其显著，深受康熙疼爱，在一些兄弟眼中，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

首脑胤禩混得灰头土脸后，胤禵从皇八子集团中脱颖而出，集团成员把他当做优良资产剥离出来，企图通过盘活存量，在皇位之争中实现寡头垄断。

为获得胜利，胤禵广泛联络士人。李光地是理学名儒，也是康熙宠臣，在建储问题上，曾屡受垂询。为和他拉上关系，胤禵拼命讨好其门人陈万策，不顾皇胄身份，“待以高座，呼以先生”，以至“十四爷虚贤下士”的段子，在社会上流传。

胤禵年纪轻，资历浅，说话没有分量，没多少人注意，因此，迫切需要一次机会，全面展示自己文治武功。

机会说来就来了。

五十七年春天，在准噶尔起事的策旺阿拉布坦叛军攻下了拉萨，杀死拉萨汗，击败侍卫色楞统帅之军。帝国向来依赖西藏喇嘛教，作为操控蒙古的精神工具。西藏沦陷，意味着西北和北部边疆从此洞开。为解除这一巨大隐患，康熙高度重视用兵工作。三月，越级将贝子胤禵提拔为抚远大将军王，十二月，亲自在太和殿主持了隆重的誓师大会，依照皇帝的规格，励其西征。随同出征的，有康熙的三个孙子弘曙、弘治、弘禧，还有部分皇室贵胄。

德胜门外。旌旗招展。

胤禵看着前来送行的诸王和二品以上大臣，高兴得不得了。三个月前，西安将军额伦特阵亡。消息传来，朝廷震惊。在帝国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大家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畏难情绪。康熙叹息说，要是我还年轻，就这几个破毛贼，何至于此啊，一副英雄暮年的样子。想起了善于用兵的胤禵，康熙就派他挂帅。胤禵很兴奋，表示十分愿意领兵出征。在他和幕僚们看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出人头地的时机，此行将使他成为众皇子中，唯一一位单独统军作战和坐镇一方的人。康熙在立储问题上，由伯乐相马改为伯乐赛马，是骡子是马，那得拉出来遛遛。在胤禵想象的眼里，自己这匹骡子，虽然刚刚站在起跑线上，但凭借出征西部这个望远镜，似乎已经看到了终点。

胤禵怀揣梦想，踏上了西征之路。他没有想到，自己一生的荣辱成败，与准噶尔——一个荒凉的地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离开京城前，胤禵专门和胤禟见了一面。

胤禵千叮咛万嘱咐，老哥，父皇年龄大了，早一天晚一天的，你千万别忘了，要经常给我信啊。胤禟拍着胸脯说，放心好了，你好好干，早立大功，太子就是你的。到了西北后，胤禵又特地算了一卦。卦师张恺忽悠他说，“元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还告诉他，王爷三十九岁就大福大贵了。三十二岁的胤禵听了，高兴得直蹦。

胤禵驻军西北后，屡次请战。

据专家考证，五十九年（1720）正月初五，在康熙决定出兵的同一天，胤禵奏折请战，表示出了父子二人军事战略的高度一致。胤禵请战，固然是为了保家卫国，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把出征准噶尔，当做加重继位砝码的最佳机会。在胤禵的指挥下，当年夏天就收复拉萨，达赖六世举行了坐床仪式。西藏的光复，防止了国家和民族的分裂，胤禵之功威，一时如日中天。

胤禵成了政治红人。

胤禵出征期间，各省的贡品和美味佳肴，康熙都亲自检验包装，给儿子送上一份。他还特地叮嘱胤禵，缺什么东西，只管向老爸要。出征第二年，康熙破天荒地为胤禵的一女二子，亲自操办了婚礼。六十年（1721）十一月，胤禵回京述职，康熙命诚亲王胤祉、雍亲王胤禛亲自迎接。宗室成员阿布兰违反规定，跪迎胤禵，康熙给予默许。不但如此，康熙还写了一首诗，歌颂普天同庆的盛况。胤祉、胤禛等读了“去年藏里凯歌回，丹陛今朝宴赏陪”，心里一定酸溜溜的。因为四年后，胤禛在一道上谕里，还指责胤禵“妄自尊大，种种不法，我朝大将军如此行事者，从未之闻也”，忌妒之情，埋于胸间多年，难以消散。

立储的天平，慢慢倾向了胤禵。

清朝末年，曾经流传一个段子，说几位军机大臣分配工作，都不愿意干苦差事。有位老兄内急，提着衣襟往厕所里跑。回来坐定后，同僚们说，我们大家议了议，一致推荐你去干。这位老兄的脸当时就绿了，然而众意难违，已成事实，只得接受。

六十一年（1722）正月，康熙决定议和，结束西线战事。同准噶尔打?七年多仗，国库亏空得差不多了，而且康熙的身体每况愈下，立储迫在眉睫。同叛军开战，成为他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四月，在京休假述职的胤禵回到前线，主持议和工作。十月，叛军使臣抵达京城。此次奔赴前线，本来是胤禵签订和平契约，然后以功成名就之身，就任新一任太子的最佳契机。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十一月，康熙病了，而且一病不起。

边城西宁距离京城几千里。当时交通不便，全靠驿站沟通消息，跑一趟要一个月。胤禵坐镇边陲四年，立下功劳无数。然而，这趟差出得时间太久，距离太遥远，真正天高皇帝远了。

康熙由患病到离世，不过七天时间。等胤禵接到赶回京城，尘埃早已落定。

关键时刻的一次长差，竟然葬送了胤禵的帝王大业。

一个政治段子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十至十二日，胤禛每天三次派人给父皇请安。这位雍亲王忽然变得这么殷勤，并不是要表明自己有多孝顺。

如此体贴周到的原因，说起来有点令人心寒，他派出去的三拨人，其实都是打听消息的探子。

十月二十一日，康熙给自己放了个小假，驾临南苑皇家猎场，一边打猎一边散心。此时，六十九岁的康熙身体羸弱，已是风烛残年。料峭的北风轻轻刮过，枯树一下子就倒了。十一月初七，康熙身体不舒服，赶回畅春园休养。当天，发布官方消息，皇帝“偶感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临时停止办公。

一场小小的感冒，凭借皇家高干病房的特级护理，本以为吃点药就好了，没料到却要了康熙的命。

十三日，康熙的病情突然加剧，戌时（晚上7—9点），这颗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奏出时代最强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关于康熙的死因，有多个段子，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段子，就是“人参汤”版。

这个政治段子在坊间越传越烈，搞得胤禛多年睡不好觉，以至八年以后，他不得不亲自出来辟谣。这个版本的说法是这样的，“圣祖皇帝（指康熙）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指胤禛，即雍正）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驾了崩，皇上就登了位”。

段子的流传是一种娱乐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借助于民间口头的宣泄性叙述，在嬉笑怒骂间表达个人和群体的解构性意识。由于这种意识带有明显的个人爱憎和利益取向，往往在玩弄嘴皮子的时候，舞文弄法，夹带私货，充当出气阀门的同时，对社会主流舆论构成腐蚀。“不知如何”四个字看似虚指，与“进人参汤”的行为联系起来，就构成了“毒害篡政”的实指。

胤禛感觉自己比窦娥还冤。

也难怪胤禛为自己辩护。很多史书都认为，康熙不可能喝人参汤，因为他懂药理。五十一年（1712），他在曹寅的折子上批示说，南方庸医，喜欢用补药，需要小心。五十七年（1718），他又说，南方人可以服参，北方人不适合，否则无益有损。总结起来一句话，康熙不太可能是胤禛害死的，至少没有喝过人参汤。

康熙有心脏病史。

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害怕得感冒。呼吸道感染或由此而引起的肺炎，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引起并发症，导致猝死。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康熙的感冒，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总之，康熙死亡的最大可能，就是寿终正寝。不过话又说回来，并没有过硬的历史证据，可以让胤禛彻底摆脱谋命的嫌疑。

但是，没有谋命，不代表没有谋政。

十一月十三：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

胤禛对让自己值班，憋了一肚子意见。

初九，康熙考虑到自己生病，就让胤禛去南郊主持祭天大祀。此次父皇龙体欠安，胤禛预感不妙。关键时候让他去值班，胤禛心里很不情愿。然而，祭天是国家大事，不可能想不去就不去；心里那点小九九，又不能明着算出来。胤禛只有违心前往。

然而，胤禛身在曹营心在汉。

他知道时间和机会对一个搞政治的人意味着什么。如果父皇猝然驾崩，自己又不在身边，很可能到嘴的肥肉，立刻就飞到别人的肚子里。此时，胤禛全部神经如同一只觅食的老鹰，早就瞪大了犀利的双眼，盘旋在畅春园的上空。

初十至十二日，每天早中晚三次，胤禛派侍卫、太监去畅春园请安。请安安排得如此密集和频繁，绝对不只是表达自己的孝心。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和隆科多接头，随时掌握康熙的病情和动态。

康熙在静养斋戒期间，一律不接见王公大臣。宗室延信后来对胤禵说，八旗大臣相约去请安，圣旨让他们不要去了。连八旗大臣都见不到康熙，胤禛派去的侍卫、太监怎么可能接近龙颜？显然，有负责治安保卫工作的隆科多，在里面接应。

十三日，畅春园，病榻上。

还好，宫廷画家为我们留下了康熙晚年的画像。画像上，端坐着一个枯瘦如柴的小老头，丝毫看不出当年叱咤风云的雄姿，也不是大腹便便的冒尖户形象。现在，这个小老头躺在病床上，生命的烛光摇曳在帷帐里，已经暗淡得看不清颜色。

康熙的脑海里上演着一出皮影戏，他看不清皮影的动作，只是隐约感觉有数不清的线在拉扯着自己，变化出一些光怪陆离的形象，最后，那些线忽然断了，皮影跌了下去，只留下一片令人窒息的空白。在权力的舞台上，他不知道谁是线，谁是皮影，而谁又是扯线的人。而他所能感觉到的，就是撕心裂肺的痛。

康熙不可能不痛。

为了帝国至高无上的位置，兄弟相残，父子反目，主仆争斗，臣僚失和。风声雨声吵闹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操心。跌落在纷乱如麻的权力交接的旋涡中，他已失却了君临天下的快感。

子不类父啊。康熙曾多次念叨过，老子一辈子英雄，却生出了一大堆狗熊，没几个像样的好鸟。胤礽恃宠生“骄”，擅权越位；胤禔心存忌妒，谋权夺位。一句话，两个人都坏在了性格上。胤禩性格宽柔，各方面素质最好，然而权力欲望太盛，结党谋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三个儿子相继跌落尘埃，让康熙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正是因为自己急于立储，让二把手成了出头的椽子。为了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保护自己权力遗产的继承人，他决定不再公开择立太子，而是在撒手人寰之前，再公布最后的幸运名单。

躺在病榻上，胤祉、胤禛、胤禵肯定如同幻灯片，在康熙的脑海里一一闪过。

胤祉品学兼优但失之软弱，百无一用是书生，他的肩膀扛不起这副担子。胤禛秉性孝诚但气量狭窄，胤禵聪颖能干但锋芒太露，这两个人无疑是最佳人选。谁会继承这笔遗产呢？康熙想起了胤禵，这是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派胤禵带兵出征，固然有锻炼他实际工作经验的能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让他远离是非旋涡，避免重蹈胤礽的覆辙。

“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在康熙物色自己的最佳继承人，点燃指引帝国迈向新的征途的灯塔时，胤禛也试图从漫长的黑夜中，寻找到可以停泊自己的港湾。

在胤禛的心目中，胤祉不过是一个书呆子，根本无法和自己竞争。而最可怕的对手，则是自己的手足兄弟胤禵。去年，胤禵西征凯旋。他从父皇和王公大臣的眼光中，读到了自己的落寞。半年前，胤禵回到前线主持议和，议和一旦成功，卸任大将军王的十四弟，将毫无争议地成为东宫太子。眼下，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是，胤禵远在边塞，与京城相距几千里，对父皇的健康状况并不知情，而父皇病入弥留，根本不可能等到胤禵回京。

胤禛最担心的是康熙公布遗嘱，一旦法定继承人是胤禵，他将无力回天。因此，必须保证让遗嘱无效，自己的手脚才能有效。康熙如果有遗诏，就是当时的最高宪法，宪法怎么可能无效呢？

黑暗中，胤禛的眼睛忽然亮了。

他想到了隆科多。

赌徒出场，骗子登台（1）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时间表：

丑时（凌晨1—3点），康熙病势加重，诏命胤禛来畅春园；寅时（凌晨3—5点），诏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胤祹、胤祥和隆科多，宣布胤禛继位；巳时（上午9—11点），胤禛赶到畅春园，在随后的时间里，胤禛三次给康熙问安，康熙还能说话，只是“告以病势日臻之故”，避而不谈继位之事；戌时（晚上7—9点），康熙驾崩。

这个时间表不是虚构的，而是根据《清圣祖实录》整理出来的，可以说，是来源于铁证如山的官方文件。

然而，这个时间表并不可信，甚至可以说漏洞百出。第一点，西直门畅春园距离南郊祭所不过二十公里，从诏令发出到胤禛见驾，竟然用了8个小时，时间如此缓慢，除非送信人和胤禛爬着去的。第二点，从胤禛见驾到康熙驾崩，中间隔了10个小时，胤禛三次给康熙请安，不但康熙没有向他宣布遗嘱，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胤祹没有传达圣旨，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胤祥和隆科多两位死党也没有透露半点消息。

如此违反常理和逻辑，只能说明一点，《清圣祖实录》说谎。

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上，不要相信官方文件的记载，因为在秉笔直书的背后，往往因为关乎利益和名誉，夹带了很多虚伪的构想。《清圣祖实录》是雍正初年编修的，名义上是马齐领衔，实际由隆科多操作，雍正最后审核把关。乾隆在位六十年，《清高宗实录》编辑了两千多卷，雍正在位十余年，《清世宗实录》也有一百五十余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文治武功，大事迭出，成就斐然，《清圣祖实录》却只编辑了三百卷。这种巨大的反差，只能说明胤禛继位后，删改了很多于人有利、于己有害的史料。

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那只有问一个人，赌徒隆科多。

隆科多，步军统领和理藩院尚书，累世为皇亲国戚，康熙的表哥兼大舅哥。步军统领“掌九门之管钥，统率八旗步军，京营马步兵”，达两万多人，整个京城以及畅春园，控制在他的手里。隆科多曾经依附胤禩，胤禩集团垮台后，他因有结党嫌疑，受到康熙的训斥。隆科多见风转舵，迅速同胤禩划清界限，与靠拢过来的胤禛结为盟友。在康熙生病的这段时间里，他将皇帝的饮食起居，迅速提供给胤禛。

历史将隆科多推到了赌桌前。

十三日晚，康熙在病床上静养，皇子和王公大臣在病房外守候，隆科多作为步军统领，负责照料康熙，来往传递消息。到了戌时（晚上7—9点），康熙因并发症，猝然驾崩。康熙在驾崩前，存在三种可能：一、传位给胤禵；二、传位给胤禛；三、因为死神来得过于突然，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无论是哪种可能，有两件事是确凿无疑的，第一，康熙没有留下过书面遗诏；第二，解释权掌握在隆科多手里。既然没有书面遗嘱，隆科多通知哪位皇子，哪位皇子就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

此时，胤禔、胤礽被囚禁，胤祉孤立无援，胤禵远在塞外，而且，隆科多和他们交往都不深，不可能将皇位安在他们头上。他曾经与胤禩有一段政治恋爱，因为康熙棒打鸳鸯，最后两人分手，促成了和胤禛的结合。胤禩集团党羽很多，有些地位、权势甚至在他之上。官场最忌讳水性杨花，如果再次投靠胤禩，不可能获得首屈一指的位置。而胤禛集团人员较少，如果扶持他上台，自己就会成为白帝受孤的诸葛第二。

权衡再三，隆科多将宝押在了胤禛身上。

《清圣祖实录》里记载，寅时（凌晨3—5点），康熙诏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胤祹、胤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是一个带有深深加工痕迹的政治谎言，因为根本不存在8人同领皇诏这一事实。

康熙临终前，只有隆科多在跟前。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胤禛在《上谕内阁》中不小心走漏了机密：“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隆科多）方宣旨于朕。”

七十年以后，乾隆不相信官方文件的记载。乾隆六十年（1795），他谈到前朝皇权交接时认为：“圣祖大渐，授位皇考，其时系内大臣隆科多宣传顾命。”

连乾隆也否认了老爸的谎言。

人事变动的政治与技术含量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当天夜里，胤禛就赶回了皇宫。

临走前，他命隆科多严密封锁康熙驾崩的消息，防止引起政治哗变，然后令淳郡王胤祐留守畅春园，贝子胤祹安排乾清宫灵堂，阿哥胤禄和世子弘升负责宫禁，阿哥胤祥护卫着銮舆，像皇帝日常出行般回城。胤禛本人则在隆科多保护下，提前到达隆宗门，跪接灵柩。风云未定之际，胤祉、胤禩、胤禟、胤锇等人一个没用，全部随銮舆而行，在胤祥和隆科多掌控之中。

胤禛的“老油条”手法，让所有政敌大吃一惊，这个平常不显山不露水的“窝囊废”，哪里是个生瓜蛋子？！

十四日，胤禛脸还没来得及洗，就公布了人事调整信息。

康熙尸骨未寒，胤禛尚未即位，就立即着手对组织人事工作进行调整，有其深刻的政治用意。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新领导上台以后，人事调整是必抓必行的第一要务。培植感恩戴德的亲信，排除心怀二志的异己，是树立个人权威、保证政令畅通、维护权力稳定的关键步骤。握不好人，就掌不住权，历来是政治规则中最浅显而又核心的道理。其中所蕴涵的政治技巧，非用心者不能体会。胤禛的人事调整主要有两条，一条涉及组阁，任命胤禩、胤祥、马齐、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意在排解内忧；一条涉及军事，诏令胤禵将权力交平郡王纳尔素回京奔丧，重在切除外患。

胤禵是康熙最属意的太子人选，在帝国的政坛上风头一时无两。此时，他坐镇西部边陲，拥精兵十余万。一旦外连蒙藏，内结重臣，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为了将胤禵控制在自己手里，胤禛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击提拔平郡王纳尔素，代理大将军职务，压制住西路军中的异己分子。同时，为确保万无一失，派公爵延信奔赴兰州，与陕甘总督年羹尧共同管理西部军务、粮饷及地方事务，扼住西路军东进的喉咙。胤禛调胤禵的理由很简单，让他回京尽人臣孝子之礼。胤禵如果回来，就落在自己的视线内；如果不回来，就属于大逆不道了。而且年羹尧遏制在东，戴铎虎视于南，急切之间，胤禵很难有所作为。胤禛此招似乎受戴铎的启发。戴铎曾汇报说，一旦胤禛成大事，胤禵有反心，四川可以出兵。此举既解除了胤禵的兵权，又成全了人子的孝名，在胤禵是有苦难言，在臣僚则无可指摘，可谓一箭三雕。

赌徒出场，骗子登台（2）

胤禵和胤禩是最大的政敌。

如果说对胤禵采取调离虎山不难理解的话，那么提拔胤禩则有些令人出乎意料。其实，这正是胤禛政治手腕的高明之处。

胤禩是在野党的灵魂人物，提拔他做总理事务大臣，无非是为了分化胤禩集团势力，同时，将其纳入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通过任命胤禩，可以向胤禩集团灌输自己的正统意识，明确君臣之礼和尊卑之别，这才是终极目的。

胤祥是执政党的铁杆粉丝，也是众多皇子中唯一一个支持胤禛的人。把一个普通的阿哥提拔为总理事务大臣，固然是为了论功行赏，最大的目的恐怕还是想在皇室中培植同盟，起到沟通宗胄的纽带作用。

马齐曾是胤禩的党羽，当年为了选举胤禩做太子，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而他本人虽出身满族，却在汉臣中很有声望。把这位武英殿大学士擢入内阁，有安抚胤禩党羽，表明胤禛用人不咎既往的考虑；同时，也有通过他，拉拢满汉士人的想法。

隆科多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既然他将宝押在了胤禛身上，理所当然要享受一下分红的待遇。而且，隆科多执掌理藩院和步军统领衙门，关乎邦交舆论和军界力量，有了这位赌徒的支持，可确保安全不出问题。

在即位后的四十三天内，胤禛共进行了十次以提拔为主的人事安排。

十一月十四日，除宣布了辅政班子外，封胤禩、胤祥为亲王，胤礽之子弘皙为郡王，令户部尚书孙渣济暂理工部工作，两江总督查弼纳暂理礼部工作，一等侍卫拉锡暂理理藩院工作。十五日，令胤禄代理内务府总管。十七日，令兵部尚书白潢协理内阁大学士工作，广东巡抚杨宗仁为湖广总督，安徽布政使年羹尧为广东巡抚。十八日，仓场侍郎张伯行办理户部右侍郎工作，内务府总管李英贵为仓场侍郎。二十三日，令隆科多袭一等公。二十五日，令护军统领衮泰代理步军统领。二十九日，令盛京工部侍郎觉罗苏库为礼部尚书，户部左侍郎敦拜为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励廷仪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十日，令富宁安为武英殿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十二月初三，封贝子胤祹为郡王。二十一日，令吏部右侍郎张廷玉为礼部尚书。

对班子的人事安排只是权宜之计，提拔亲信才是长远之策。权力的大盘度过震荡期，自然要重新洗牌。若干年以后，胤禛并不隐瞒自己的实用主义，谈及当时的政治意图，他说：“及朕即位，以阿其那（胤禩）实为匪党倡首之人，伊若感恩改过自新，则群邪无所比匿，党羽自然解散。是以格外优礼，晋封王爵，推心任用。”

胤禛够坦白的，只是这是胜利者的坦白，即使把肠子翻出来，也无伤大局了。

戒严，紧急戒严

隆科多向胤禛汇报说，圣祖驾崩那天，我先回京城，在西直门大街碰到了值班的胤礼，我说了您即位的事儿，他神情忽然就变了，慌里慌张，像是发疯了，没有迎接您的銮驾，就一个人跑回家，不知干什么去了。

发疯的不止胤礼一个人。

胤禛成为最大的黑马，许多人都无法接受。多年以后，胤禛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心有余悸。他说，圣祖逝世时，我正在那里伤心，胤禟忽然坐在我面前，拿眼睛非常无礼地瞅着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鬼点子，要不是我一再退让，非得干一架不可。胤禛还看到了胤禩的敌意，他描述说，老爸驾鹤西游，胤禩这个没良心的非但不难受，还跑到畅春园的院子里，倚在廊柱上一副思考状，不知在打什么算盘，分派给他的工作，不落实就罢了，根本就不答理人，由此可以看出，他怨恨到何等地步。

兄弟们的这种反常表现，让胤禛感到心惊肉跳。

可以想象的是，胤禛肯定和隆科多等人，不止一次讨论过自己的安全问题。胤禛心里非常清楚，自己虽然已经成为皇帝，但权威不足以服众，兄弟们都有各自的集团，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会孤注一掷。胤祥和隆科多虽然控制了卫戍部队，但无法从根本上确保高枕无忧。权力的斗争绝不只是搞阴谋诡计，稍不留意就会有杀身之祸。历代的宫廷政变不说，单是在本朝，自己不就曾目睹了胤禔请杀胤礽，胤禩勾结江湖人行刺太子吗？

胤禛决定戒严，实施紧急戒严。

他应当在心里有过这样的感叹，隆科多是自己所抓的最好的一张牌。他哪里是自己的舅舅，分明是再造的父母。如果没有隆科多，肥肉即使分到自己名下，也只不过是过一下手而已，最后落到谁的嘴里，都是很难说的事情。十四日到十九日，隆科多关闭京城九门，实施戒严，诸王没有旨意，不得进宫。一句话，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别胡乱串联。

大清历史上唯一一次权力交接班期间的戒严，就这样发生了。

后世很多史家认为，胤禛实施戒严的目的，是密不发丧，封锁消息。其实，从期间胤禛所做的人事调整来看，这是一种误解。所谓旁观者清，朝鲜人的见解可以作为戒严的注释，他们认为，“彼国不豫建太子，似必有五公子争立之事”，“康熙既殁之后，祸乱之作，十居八九”。也就是说，胤禛的戒严令，根本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发生政变。

戒严期间，胤禛并没有闲着。十四日到十九日，他一边妥善安排康熙后事，一边精心进行人事调整。此外，他还干了一件事。

就是这件事，让胤禛再也抹不去谋位的嫌疑。

谁动了遗诏

十一月十六日，胤禛公布了康熙的遗诏，没料到引起了御史们的弹劾。

弹劾的原因很简单，胤禛只宣读了遗诏的满文本。御史汤保等人说，按惯例，遗诏有满汉两个文本，现在只有满文的，那汉文的呢？他们不敢批评胤禛玩猫腻，就指责宣读遗诏的鸿胪寺负责人，说他玩忽职守。胤禛赶紧谕告内阁，替鸿胪寺辩解，但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

他不可能说出花来。

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康熙遗诏。

胤禛公布的康熙遗诏，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满汉两个文本。它似乎以铁证如山的形式告诉世人，康熙晚年选中的继承人就是胤禛。不过，历史也遗憾地告诉我们，这份遗诏是假的。

十三日深夜，隆科多口传遗诏，由胤禛继承帝业。由于康熙驾崩得过于突然，所以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证明胤禛就是法定继承人。可以推测的是，如果康熙立过遗诏，十四日、十五日两天，胤禛完全可以拿出来宣读，以正视听，根本没有必要拖延到十六日。他想当然地认为，要想让大家承认地位之合法性，必须拿出康熙遗诏，而康熙没有立过遗诏，怎么办？

造假！

可以肯定地说，隆科多作为唯一见证人，只要他一口咬定继承人就是胤禛，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胤禛即位合法性争论，也就会烟消云散，无须制造什么物证。然而，胤禛太不自信了，也太谨慎了，他急于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急于封住所有人的嘴巴。

过于谨慎的人往往注重细节，而忽视了对总体的把握。百密总有一疏，炮制出来的康熙遗诏还是出了问题。

十六日，胤禛迫不及待地就拿出了康熙遗诏。由于汉文版还没有制造出来，所以只宣读了满文版。御史们受到反对派的唆使，极力要求鸿胪寺公布汉文版，胤禛一下子就傻了眼。他连忙发布上谕，胡乱辩护了一通后，令人赶紧造假。

二十日，胤禛公布了汉文版康熙遗诏，王公大臣们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汉文版遗诏居然错误连篇。

在这篇2211个字的遗诏里，有一个错字，四处涂抹。“承”字写成了“成”；“人民乐业”涂抹后，四字占两字空当；“盖由天下事繁”中的“事繁”二字，“惟诸葛亮能如此耳”中的“亮能”二字，“现今俱各安全”中的“安全”二字，涂抹后，二字占一字空当。

汉文版遗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前大半部分是抄袭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旨，主要从宏观上讲皇位传承等问题，后半部分系临时创作的，主要讲将皇位传给胤禛等问题。满汉两个文本的遗诏，落款日期都是康熙驾崩的当天，即十一月十三日。大多数后世史家认为，这个遗诏是胤禛搞的，出现如此多的错误，显然系临时下笔，仓促而成之故。

不过，窃以为，这种错误是胤禛故意为之。

三国时期，曹操为挑拨马超与韩遂的关系，给韩遂写了一封信，故意涂抹和改动了一些地方。当马超从韩遂手里拿到信后，发现破绽百出，以为是韩遂涂改了要害，掩饰自己和曹操的往来，大怒之下，起了内讧，被曹操攻破。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三国演义》，翻看一下根据此段故事编写而成的“曹操抹书间韩遂”。

胤禛涂改自己编造的康熙遗诏，目的是想让王公大臣们认定，由于皇帝不久于人世，时间紧迫，秉笔之人匆忙间出了差错，二十日公布的汉文版遗诏，就是十三日当天的原版。我们之所以认定是胤禛故意涂改，原因有三条：一、满文版遗诏工整无误，没有半点差错，汉文版则错讹百出，不符合逻辑；二、传统中国奉行文件治国，向来以文件代替制度，皇帝圣旨容不得半点差错，执笔之人绝不敢大意；三、官僚政府奉行文牍主义，皇宫大内文字高手极多，七天之内炮制的一道遗诏，不可能有如此多的错误。

当时，市井坊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即康熙留下了“传位十四子”的遗诏，被胤禛改为“传位于四子”。这个段子很有影响，却不值一驳。第一，按当时的行文习惯，应该是“传位于皇十四子”，如果将“十”改成“于”，就是“传位于皇于四子”；第二，“于”的繁体字是“於”，很难将“十”改成“於”；第三，清朝时，重要文档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汉文易改，满文难更。因此，如果以此来说明胤禛改诏，是毫无道理的。

不过，有一件事透露了胤禛对舆论的担心。十一月二十七日，胤禛害怕于己不利的文字材料满天飞，谕令内外文武大臣，将从前所收康熙朱批谕旨，全部密封上缴，如果谁敢抄写留存，严惩不贷。为了掩饰其真实意图，他还同时表示，以后自己的亲批密旨，也不能抄写留存。

试图钳制舆论的人，往往为舆论所钳制。胤禛本来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没料?越描越黑，谋权夺位的帽子永远摘不掉了。

这也是历史值得玩味之所在。

葬礼的政治玄机

雍正元年（1723）三月中旬，胤禩给胤禛出了一个主意。幸亏胤禛多了个心眼儿，才没在康熙的葬礼问题上栽跟头。

当月，胤禛多次召集王公大臣，讨论将康熙梓宫迁往遵化景陵有关事宜。胤禩没当成皇帝，心情一直不爽，总想给胤禛上点眼药。他偷偷地汇报说，用两万名夫役移送梓宫，完全是形式主义嘛，如果减掉一半的话，能省下不少钱粮，咱们不是一直提倡勤俭治国吗？

胤禛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看着胤禩走出去的背影，他越琢磨越不对劲。这小子哪里是为了节俭，分明是想让我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胤禛暗暗咬了咬牙，其心可诛，其心可诛啊！

在康熙的葬礼问题上，这么多天来，胤禛一直不敢掉以轻心。

中国传统社会一切问题的核心，是泛道德化、泛政治化、泛人情化，即以道德代替律法，以政治统率社会，以私情取代公益，由此造成了社会发展的迟滞和僵化。在这种文化和体制下，中国人最注重面子工程和表面形式，对逝者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对其本人的尊重，更关系到对既定政策和现行体制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接班人对逝者的肯定，也是对自己的肯定。因此，葬礼更要讲政治。

胤禛深深明白这一点。

大清帝国素来标榜以孝治天下，孝道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如果在葬礼上出了差错，不只是个人的品行受到玷污，甚至可能影响自己即位的合法性，进而动摇统治的稳固。他知道，不止胤禩一个人要看自己的笑话，很多人都坐等政治攻击的机会。

十一月十四日，胤禛在乾清宫为康熙入殓。他命令王公大臣和王妃公主，瞻仰康熙遗容以示继承遗志。为表明自己是孝子乖儿，他如同乡村里的婆娘，一把鼻涕一把泪，极尽顿足捶胸之能事。他还表示，父皇梓宫停放乾清宫期间，自己不居殿内，不走正门，朝后不安坐饮茶。二十日，胤禛正式登基，改下一年为雍正元年。本章为了叙述的方便，有些称呼没有采取避讳，从下章开始，要学会对皇帝的尊重了，按惯例称呼皇帝年号，而他兄弟名字中的胤，则应全部改成允。

二十八日，在讨论给康熙定庙号、谥号时，胤禛打破祖制“提拔”康熙，“旧典本应称宗，但经云：祖有功而宗有德。……朕意宜祖号，方副丰功”，给父皇定庙号为“圣祖”。作出决定后，他割破中指，用鲜血圈画“圣祖”二字，以示崇敬诚孝。可能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有些做作，特地向王公大臣解释说，“朕非于此自慰尽孝，亦非博尽孝之名也”，大家看看，父皇驾崩后，天降缟雪，哀鸦环飞，老天爷都难受，我岂能哭两下算事？！

十二月初三，梓宫移入景山寿皇殿。在举行奉移礼时，焚烧了两万纸锭、六万纸钱、五万五色钱锭。胤禛一天三次祭奠父皇，整整坚持了一个月之久。为了表示自己的哀思，他“斋居素服，三年如一日”，可以说，破了历朝皇帝守孝的纪录。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7960名杠夫，分成60班抬着康熙的梓宫，迁往300里外的遵化景陵。胤禛提出，由他亲自护送灵车。同时，他再次打破旧有习俗，一改满族火葬的传统，使康熙成为清朝第一个实行土葬的帝王。

康熙梓宫入驻景陵后，胤禛长长吐了口气。

这三个月来，他实在是太累了，不但承受了肉体折磨，精神也高度紧张。葬礼无小事，还好没有纰漏。他如此重视葬礼，尽管有传统文化和旧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里面隐藏了一个不可告人的政治玄机。这段时间是胤禛继承皇位的过渡期，如果谁挑战新皇帝的权威，无疑也是对老皇帝的不孝。同时，这也是新老交替的调整期，三个月足够他完成政治、军事、人事等方面的一切准备。也就是说，精心筹备葬礼，是稳固政权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胤禛的表演精准而到位。他靠着谨小慎微，顺利蹚过了过渡期和调整期。

胤禛后来说：“（如此重视葬礼）并非勉强从事，沽取孝名，以为观美，止求朕心之安耳。礼尽则朕心自安。”

胤禛所说何其虚伪耳。

须知以“沽名”的形式获得“实名”，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诡秘之处。

泡沫性提拔

允禩升了官后，亲戚们都来祝贺。他老婆乌雅氏发牢骚说，有什么好高兴的，说不定哪天脑袋就不见了。乌雅氏虽然经常河东狮吼，但贵为岳乐王之后，政治上绝不是个糊涂虫。

她舌头之所以这么长，肯定是脖子后感到了凉风。

雍正当了皇帝，允禩板块一路涨停。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允禩晋升为第一总理事务大臣，获封亲王爵位。十二月十一日，赐号和硕廉亲王。同月，兼职理藩院和上驷院。两个月后，又改兼工部。

允禩政情看好，旗下各股也不断飚红。允禩儿子弘旺封贝勒，地位之尊，在诸皇侄中仅次于弘皙；被康熙削为贱民的母舅噶达浑，不但恢复了旗民资格，还得赏世袭佐领世职；死党苏努由贝子晋升贝勒，其子勒什亨提拔为领侍卫内大臣；死党佛格原为闲散宗室，擢任刑部尚书；允禩主管内务府时的下属佟吉图，本来赋闲在家，也外放山东布政使。

允禩不是个傻瓜。

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下，无论功臣还是政敌，都因对权力的分享或攻击，构成对独裁的侵蚀。两者虽然属于不同的阵营，却有可能拥有同一种结局，就是成为被清理的对象。允禩心里非常清楚，雍正力挺自己，其实是一种“老鼠仓”行为，里面充满了结构性泡沫，一旦雍正觉得时机差不多，对权力的市场进行调整，自己就面临崩盘。

“目下施恩，皆不可信。”允禩毫无办法，他只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何时抛售，根本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他所能做的，就是静静等待那一天。他很清醒地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伏诛之意？”

允禩想得并没错。

在雍正看来，允禩虽然是反对党领袖，却如同柳宗元笔下的“黔之驴”，看似“庞然大物”，其实经过康熙的打击，已经不堪一提。他当前要做的主要工作，不是整治允禩集团，而是在站稳脚跟的同时，对付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允禵。为防止两个集团联手，他采取了分化拉拢和垂直打击的策略。对允禩集团，他采取的是分化拉拢，通过提拔重用，离间允禩与允禵以及允禩党羽的关系；对允禵集团，他采取的是垂直打击，通过发遣拘禁，消除允禵势力的威胁。

雍正从来就没有相信和重用过政敌。为了怕允禩重施故技谋害自己，他除了去过一次东陵，待在京城哪里也不敢去，甚至连祭祀、巡边这样的大事，都不敢亲往。雍正四年（1726）十月初二，他坦白了自己的心事：“（允禩等人）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心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允禩一日不除，他就一天寝食难安。

二年（1724）春天，帝国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自我表扬说：“（经过这件事）谁不诵朕之福，畏朕之威也。”基于政治形势的好转，他开始盯上了允禩。四月，他谕令王公大臣，要据实揭发允禩的行为；五月，因苏努、勒什亨父子老跟在允禩屁股后面，将他们贬为庶民。七月，颁布《谕制朋党论》，吹响了总攻的号角。

《谕制朋党论》名为反对欧阳修“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观点，实际借此指摘朝廷内结党之风。在发布该论的同时，他亲自作出书面说明，说我即位后，明确要求大家以朋党为戒，都过去一年多了，还是不见效果。如今朝廷分为两三个党派，后面跟着一大帮小弟，一些无知之徒不是加入这个组织，就是入了那个帮派。我还没当皇帝前，一直独立修身，不结党，不拉拢，不结怨。当年如果我也加入朋党，今天哪好意思批评你们？

号角尾音还没落下，发生了年羹尧、隆科多案件，因而对允禩的打击，雷声大，雨点小，以敲打提醒为主，没有付诸行动。年羹尧、隆科多案件处理完毕后，对允禩的处理重新提上日程。四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布上谕，指责允禩在康熙朝时，“希冀非望，欲沽忠孝之名，期人耳目，而其奸险不法，事事伤圣祖仁皇帝慈怀，以致忿怒郁结”；在本朝则不顾及自己的宽容，“总以未遂大志，时怀怨恨，诡诈百出，欲以摇惑众心，扰乱国政”。煌煌数千言的上谕，表面上数落允禩对不起父皇，实际上指责他藐视新君。否则，以允禩之“奸险不法”，还能当上总理事务大臣，获授亲王爵位，他雍正岂不应承担失察之罪？！

当天，雍正将允禩逐出宗室，革去长舌妇乌雅氏福晋名号，替两人办理强制离婚手续。二月，将允禩降为民王，勒令所在旗实施审查，不久又将其羁押。三月，雍正仍不解恨，给允禩改名阿其那（满语，狗之意）。五月，宣布允禩罪状，斩死党鄂伦岱和阿尔松阿。九月，允禩死于禁所。

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允禩死党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被提拔为刑部尚书。人事调动令下达后，阿尔松阿寻死觅活，就是不想去，他怀疑皇帝用这个职位杀他。三年后，阿尔松阿的担心变为现实。

一场对政敌的泡沫性提拔，最终以权力股的黑色崩溃画上了感叹号。

钉子户（1）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十七日，允禵从西北前线回京奔丧。他行文垂询奏事处，该先拜见新皇帝，还是先拜祭老皇帝。他还行文责问礼部，自己应该享受什么待遇。

允禵不是不懂礼数的人，之所以连出两道难题，无非是想给雍正点难堪。文件呈送到大内，雍正气得一蹦，如果先让你见我，岂不显得我不孝？他让允禵直接去灵堂。

在寿皇殿，兄弟俩爆发了正面冲突。

祭拜父皇时，允禵第一次见到了雍正。出于礼节，他只是远远地磕了个头，不但不祝贺，连句话都懒得说。雍正主动表示亲热，允禵只给了个冷屁股。领侍卫内大臣拉锡看不过去，拉允禵给雍正行礼问安。眼看到手的鸭子成了别人的盘中餐，内心的愤恨像火一样，烧得允禵失去了理智。他当着雍正的面大发雷霆，我是皇帝亲弟，拉锡是什么东西，居然拉拉扯扯。如果我有不是，就给我处分；如果我没有不是，就杀了拉锡，以正国体。明着是在为难拉锡，实际是打雍正的脸。

允禵是康熙属意的继承人，群众呼声很高，被雍正视为最大的政敌。允禵如此冒失，恰好给雍正以口实。康熙梓宫送至遵化后，雍正令允禵看守景陵，将其圈禁于京城之外，后又同儿子被囚禁在景山。

雍正初年，大清帝国政坛上有四位著名的钉子户，他们分别是允禩、允禵、允禟、允。

允禩势力最大，急切之间拔不掉，所以雍正采取了拉拢安抚策略；允禵最具威胁，直接影响皇帝即位的合法性，雍正必须先拔之而后快；允禟、允锇虽然只是帮闲，但跟在允禩、允禵屁股后面同自己唱反调，拔掉这两个人，对打击允禩、允禵有清淤活血之功效。

允禵虽然失去了活动自由，但在羁押期间还被提拔为郡王，享受着虚拟的高级待遇。他和雍正一母同胞，处理起来必须考虑政治和舆论影响。允禟、允锇就没有这么幸运，为了镇住一大帮子猴，雍正把他们俩当成了鸡。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四日，雍正派人调允禵回京的当天，以前线无人为由，将允禟发配西宁，交年羹尧监视。在西北期间，允禟差人踏看牧地，宗人府以“抗违军法，肆行边地”，无限上纲上线，革去其贝子爵位。

雍正四年（1726）四月，允禟被押解回京，不久定了二十八条大罪，送往保定，谕令直隶总督李囚禁。李在总督府内拨出三间小房，四周用砖密封，用一个转桶传送饮食。

李偷偷向雍正报告说，允禟在囚禁室内，“铁锁在身，手足拘挛，墙高房小，高暑气酷，昨日已报中热晕死。因伊家人用冷水喷渍，逾时始生，大约难以久存”。

八月二十七日，允禟腹痛而死。据说是李奉了“便宜行事”密旨，将其毒死。

允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

雍正元年（1723），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拜祭康熙，不料患病而死。雍正命允去喀尔喀（今位于蒙古共和国）送还灵龛。允不愿离开京城，先称无力准备马匹行李，走到张家口后又以养病为由，停了下来。

雍正见允不听指挥，就命允禩议处。允禩知道雍正为难自己，就说可以给允发文催行。雍正说他不想去，何必强人所难，命允禩再议。允禩没有办法，请求革去允王爵。不久，允被押回京城，交宗人府永远圈禁。

允禵、允禟、允同是雍正的手足兄弟，一个囚于遵化，一个发配到西宁，一个拘禁于京城，三个政敌同一个结局。对不对，站好队；亲不亲，派系分。在官场中，决定关系亲疏远近的，不是血缘而是利益。如果利益冲突，纵然是亲生兄弟，也会掐得你死我活。如果站在一条船上，裤子都能一起穿。

这个故事告诉世人，关键时候，千万不能站错队，更不要说对着干，否则就会成为钉子户。

不过，一旦被欲望迷了心窍，要想分清路线派系，谈何容易。

年羹尧皇上也要表忠心

雍正二年（1724），皇帝给一个人写了一封表忠心的信，用词之缠绵，语气之肉麻，誓言之真挚，颇似恋爱初期的痴男怨女。

信中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尔等此用心爱我处，朕皆体会到，每向怡（指允祥）、舅（指隆科多），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叙……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收信人是年羹尧。

年羹尧，镶黄旗汉军人，进士出身，康熙年间历任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兼巡抚、川陕总督，父年遐龄曾任工部侍郎、湖广巡抚。雍正即位后，年羹尧成为疆臣中最受重用的人，进步速度如同乘坐火?，让人目不暇接。元年(1723)二月，朝廷授二等哈达哈哈番世职；三月初五，加太保衔，封三等公；十四日，授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五月，谕命节制西北军事。二年秋，封一等公。一年多时间里，年羹尧由一名普通总督，成为坐镇边陲的西北王。

雍正如此赏识年羹尧，原因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就是当时无人可信而用之。

钉子户（2）

康熙末年，皇子结党谋储，群臣择木而栖。雍正集团实力最小，成员最少，能独当一面者，只有川陕总督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年羹尧系雍正藩邸旧人，其妹先为雍正侧福晋，后晋升贵妃。雍正上台后，为维护政局和权力的稳固，迫切需要一批“分猷佐治”的大臣，建立起私人政权班底，大臣皆无法倚信，集亲戚、属僚、能吏、疆臣于一身的年羹尧，自然成为核心骨干力量。

雍正元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屁股没有坐热，就有人分庭抗礼，处理不好，不但招致宗族中异己分子的攻击，甚至会危及帝国的政权安全。为彻底解决内忧外患，雍正派年羹尧接替贝子延信，任抚远大将军西进平叛。而年羹尧也不负帝望，于二年秋平定叛乱，对树立雍正的威信，立下了汗马功劳。雍正认为有十来个年羹尧，就可保治国无忧，大喜之下，连拍年羹尧的马屁，将他称作自己的恩人。

雍正身边没有几个亲信，精神上感到很孤寂，因此遇到重大决策，总是虚心征求年羹尧的意见。山西巡抚诺岷提出耗羡归公，雍正觉得不错，而朝臣们提出反对意见，他拿不定主意，就写信咨询年羹尧：“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一次选拔考试时，翰林院按惯例定了名次，雍正不放心，给年羹尧写信征求建议，要求他“不可令都中人知发来你看之处”。在用人方面，年羹尧更相当于地下组织部长，在其辖区内，拥有督抚提镇任免权；而辖区外的人事调动，也常参与意见。

雍正对年羹尧的宠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年羹尧生病了，老婆身体不舒服了，父亲生活怎么样了，雍正都牵挂在心。为了显示自己的关爱，雍正甚至动用特快专递，给远在西安的年羹尧送荔枝。二年十月，年羹尧回京汇报工作，雍正命礼部商议接待规格，侍郎三泰提出的方案不够妥帖，被降了一级。

在雍正宠爱的目光下，年羹尧慢慢学会了撒娇。娇撒多了，就容易出事。

二年秋天，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回京述职。雍正非常高兴，连说：“览奏朕实欣悦之至，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何快如之。十一月欢喜相见。”按照一般人的逻辑，年羹尧此次凯旋入京，肯定是加官授爵。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本应收获喜悦时候，他却收获了一身冷汗。

十一月十五日，雍正对王公大臣发牢骚说，我又不是三岁小孩，需要年羹尧的指点；难道年羹尧强为陈奏，我就得按他的意见办吗？年羹尧当个大将军或总督还行，他怎么可能有天子的聪明才智？事情的起因是，当时京城里流传，朝廷大举犒赏部队，是应了年羹尧的请求；处置政敌阿灵阿，也是听了年羹尧的意见。

京城里之所以流传这些谣言，是因为有人要整治年羹尧。

要怪就怪年羹尧不检点。

十一月年羹尧进京。为了感谢这位平叛的恩人，雍正提高了接待规格，让王公大臣出城迎接，并规定王公以下官员跪迎。如果说雍正因为兴奋过度昏了头，年羹尧却不应该脑袋瓜子发热。在任何时候，领导的抬举都是礼节性的，就像和群众的握手，只是轻轻一碰，并没有实质内容，如果因此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了肮脏的屁股，只会令人生厌。雍正定制的接待规格，是用于迎接亲王以上贵族或友邦元首的。年羹尧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总督衔大将军，说破天一品官而已。朝廷内一品大员多如牛毛，就说六部九卿的负责人，哪个资格比他差？如果年羹尧诚惶诚恐，谦虚一下，说几句不敢当，还几个礼，大家皆大欢喜，也就罢了。问题是年羹尧确实把自己当根葱，雍正第一他第二，认为自己是帝国的大救星。文武官员跪在地上，他稳稳当当地坐在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贵族下马问候，他也只是严肃地点点头，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过分了！太过分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愤怒和忌妒肯定如同秋天草原上的烈火，在王公大臣的心里迅速蔓延，一发而不可收。

王公大臣们早就受够这厮的鸟气了。

在官场上有种类型的人，有了点权，就开始贪；有了点功，就开始傲。大凡这种人，往往聪而不慧，能而无谋，典型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给件破衣就出汗。

年羹尧就是这样的人。

一年多来，年羹尧依靠雍正的宠信，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山西巡抚蒋泂曾说，年羹尧“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至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形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镇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简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排挤异己，遍树私人”。不要说有点小功在年羹尧的举荐下，就可以成为巡抚提镇布按封疆大吏，甚至他老年家的仆人都能坐镇一方。家仆魏之耀，在年羹尧的提拔下，当了副将；奴才桑成鼎，在年羹尧的关心下，成了直隶道员。胡乱?人的背后，必然隐藏着经济问题。赵之垣曾被年羹尧参奏罢官，因为送去了十万两银子的珠宝，转眼坐上了八抬大轿。一时间，“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相奔走于其门”。在年羹尧的经营下，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以川陕甘官员为羽翼，以其他地区部分官员为帮衬的年氏集团。

年羹尧任用私人，贪污受贿，垄断了别人的财路和仕途，已经破坏了官场的潜规则。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他目无同僚，妄自尊大，拿别人的自尊心不当回事。他和将军、督抚们本属同级，但所发函件竟用令谕。在西北军中，蒙古诸王和额附、郡王，见了他要下跪；回到京城，直隶总督李维钧要跪迎。年羹尧一人得了道，鸡犬全部升天。家教沈某回江苏探家，巡抚以下官员郊迎；魏之耀到京城，游击、守备跪道。

如果说年羹尧得罪的是一般人，人家顶多背后吐几口唾沫，在肚子里骂几句娘，腹诽一下也就算了，问题是年羹尧牛过头了。

在总理事务大臣班子成员中，年羹尧作为雍正的嫡系亲信，和允禩、马齐这帮反对派搞不好关系，还有情可原，问题是他和允祥、隆科多也闹矛盾。在雍正初年的政坛上，允祥、隆科多和年羹尧一个抓总，一个保安，一个靖边，三个人作为雍正的柱石，稳定住了雍正脆弱的皇权。年羹尧仗着自己是壅王府老人，看不起隆科多，对雍正说他是“极平常之人”，没什么本事。年羹尧还看不起其他雍正亲信，屡次中伤河南巡抚田文镜、山西巡抚诺岷、吏部右侍郎李等，把同事们得罪个精光。

钉子户（3）

怡亲王允祥是雍正的铁杆兄弟，在总理事务大臣班子中，虽位列廉亲王允禩之后，实际上实权掌握在他的手里。对于这样一个实力派人物，年羹尧不但不倾心巴结，还肆意恶语中伤。雍正二年十一月，他向李维钧说：“怡亲王宅第外观宏广，而内草率不堪，矫情伪意，其志可见。”李维钧正因为违心下跪，憋了一肚子窝囊气，连忙给允祥汇报了。允祥一辈子对雍正俯首帖耳，正是因为知其猜忌心重，他听了李维钧的小报告，对年羹尧的愤恨可想而知。

一个人的群众基础如果这么差，离倒霉就不太远了。

在一般人看来，此时年羹尧刚刚立了大功，声望如日中天，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根本搬不动他。然而，这种想法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即功高震主，权重受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任何一个功臣都无法绕过的死弯。雍正和年羹尧关系看似牢不可破，其实就隔了一层窗户纸，轻轻一捅就破了。

帝王用人讲究的是重愚轻智，重忠轻才，重德轻能，他们不在乎臣子搞不搞腐败，道德是否败坏，而最关心的则是忠不忠心、听不听话。历来经济和作风问题，只是一个权臣挨整的表面借口，路线和忠心问题才是垮台的根本理由。否则，萧何就不会为了让刘邦放心而百般自渎，和珅垄断了大清的财脉却能终乾隆朝而不倒。雍正确实不在乎年羹尧的贪污腐败。二年二月，年羹尧上书向雍正索要财物：“臣伏睹珐琅翎管制作精致……（请）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雍正回复说：“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赤裸裸的索要，反倒显得可爱些。

经济和作风问题不管用，倒年派们就用政治问题捅破窗户纸。

年羹尧在西宁军前，曾经两次圣旨颁到，他不按规定摆设香案跪听。皇帝派往西北的贴身侍卫，他不但不好好接待，还拿来充当下人。更有甚者，年羹尧吃饭不叫吃饭，称“用膳”；请客不叫请客，叫“排宴”；下属答谢不叫答谢，叫“谢恩”，完全一副帝王的派头。如果说天高皇帝远，雍正也就忍受了，问题是在天子的眼皮底下，他居然也愣充大瓣儿蒜。在觐见壅正时，年羹尧站无站相，坐无坐相，“箕坐无人臣礼”。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最讲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之礼，年羹尧滥用朝廷名器，越过了君臣的警戒线，让雍正落下了个受人支配的傀儡名声，这是反对派环伺的雍正所无法容忍的。连自己的亲信都不尊重自己，何况他人乎？雍正慈爱的目光渐渐凌厉起来。

十一月十五日，雍正发了一通牢骚，目的是敲打一下年羹尧。此时，他已经动了除掉年羹尧的心思。两天前，即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李维钧的奏折上说，这两天年羹尧请示了几件事，我怀疑他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你和他走动比较多，纯粹因为工作关系，所以不要担心，但要注意保持距离，别引火烧身。十二月十三日，他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奏折上说，年羹尧如不防微杜渐，将来必定难以保全，要和他疏远。

年羹尧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前线。

雍正认为，除掉年羹尧的时机并不成熟。第一，年羹尧刚立战功，轻开杀戮之端，会给人新君不容功臣的恶名；第二，西北之乱刚刚平定，是否有反复很难推知，有赖于年羹尧坐镇；第三，此时皇权还没完全稳固，允禩等人跃跃欲试，他不能自乱阵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年羹尧是他亲自树立的样板。雍正之所以如此宠幸年羹尧，其实动机很简单，他上台以后亲信很少，迫切需要树立一个典型，让王公大臣们明白，跟着自己干才有前途。轻易除掉年羹尧，无异于自打嘴巴，也冷了不明真相之人的心。因此，他必须搜集好十足的证据才能动手。另外，年羹尧旗下笼络了一大帮子亲信，搞不好会引起骚乱。因此，也必须做好瓦解分化工作。雍正三年三月初一，他在凉州代理总兵宋可进的奏折上，居然以皇帝之尊，搬弄是非：“年羹尧颇不喜尔，尔需加意防范，勿露破绽，被伊之债。”雍正此举，无非是要臣僚们同年羹尧划清界限，关键时成为倒年的主要力量。

雍正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本人也同年羹尧划清了界限。雍正三年(1724)正月，年羹尧参奏四川巡抚蔡珽逼死知府蒋兴仁，刑部查有实据，依律拟斩。雍正公开替蔡珽翻案，他说：“朕思蔡珽所犯，系年羹尧参奏。今若将蔡珽罪之于法，人心以为朕听年羹尧之言而杀蔡珽矣。朝廷之威福，臣下得尔操之，有此理乎？”不但没有惩罚蔡珽，反而提拔为左都御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起典型的政治案，目的是敲山震虎。

雍正三年二月，精神高度紧张的年羹尧又犯了一个错，正式拉开了雍正打击年羹尧的序幕。当时，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祥兆。年羹尧上表祝贺，没料到拍马屁拍到马蹄上去了，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雍正以为年羹尧讽刺他，根本不听年?解释，上纲上线说：“夫君子事朕必诚必敬，陈奏本章，纵系他人代笔，而年羹尧岂有不经目之理？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随即调撤川陕官员甘肃巡抚胡期恒、四川代理提督纳秦等人，清理年羹尧的羽翼，并于四月份解除年羹尧大将军职务，调浙江任杭州将军。

在处理年羹尧问题上，雍正流出了残忍而游戏的心态。他明明知道年羹尧不至于反叛，“朕之不妨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但却拿“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的谣言，戏弄年羹尧，说“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朕亦难挽”。年羹尧失势后，反对派们开始落井下石。曾经下跪的李维钧，接连上了三道奏折，弹劾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雍正将群臣的奏折一一发给年羹尧，让他看了后回奏。

蔡珽是年羹尧的死对头。雍正贬年羹尧一次，就提拔蔡珽一次，让他们两个人互掐。四月，年羹尧贬为杭州将军，蔡珽由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汉军统领；七月，年羹尧贬为闲置章京，蔡珽提拔为兵部尚书；八月，蔡珽代理直隶总督，年羹尧九月下狱；十月，蔡珽晋升为经筵讲官、议政大臣，年羹尧十一月押到京城。十二月，议政大臣罗列年羹尧九十二条大罪，雍正勒令其自裁，长子年富斩立决；父年遐龄、兄年希尧革职，宗族中为官者皆罢；其余十五岁以上儿子发配，子孙长到十五岁者，全部流配，永不赦免，由蔡珽负责监督处理过程和结果。年羹尧自缢而死后，这位反年斗士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雍正的嘉奖，赏赐的物件则是年在北京的一套房子、二百二十五口奴婢和部分金银、首饰、器皿。

接到自裁令后，年羹尧迟迟下不了手，幻想着雍正能够原谅他。十一日，年羹尧终于盼来了上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给这位昔日亲信最后的上谕中，雍正大谈佛家轮回之道：“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纵观年羹尧的兴亡之路，可以发现他实际上进入了这样一个怪圈：领导要想保证自己的权力意志畅通无阻，势必要培养有忠心、会办事、懂钻营的亲信。时间长了，亲信势必自然不自然地依托衍生权力形成私人集团，而私人集团势必损害他人的利益而引起攻击，最终势必影响领导的权威导致猜忌产生，成为除之而后快的功狗。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雍正在年羹尧一份奏折上的批示，可以说是对亲信怪圈理论的最好注解。他提醒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如何做到独善其身呢？雍正在奏折中开了三道药方。他写道：“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置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

根据雍正的说法，似乎亲信的悲局可以化解。果真如此吗？

其实在这个怪圈中，大大小小的年羹尧们根本无从选择，也无法自拔。恃宠生“骄”并不是致命的主因，韬光养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即使谨慎小心如徐达、刘伯温辈，也脱离不了被戕害的命运。这是体制和文化的悲剧，非个人力量所能左右。

年羹尧之死，发人幽思。

一个宠臣权力期权化的幻灭

步军统领隆科多心情很愉快，上班时步伐都轻快了很多。风险投资获得了如此丰厚的回报，他没有理由不开心。

如果看看隆科多的履历，我们会发现这个人除了显赫的家底，其实没有什么突出的能力。但朝里无人莫做官，有高贵的基因，对一个从政的人足够了。隆科多本姓佟，曾祖佟养正是汉人，其子佟图赖之女是康熙的亲妈，佟图赖之孙女是康熙的皇后，所以，隆科多是康熙的表兄弟兼小舅子。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任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统领。在任期间，政绩平庸。后部下违法犯事，康熙指责他“不实心办事”，将其革职。康熙五十年（1711），因托合齐和太子结党被罢，隆科多得授步军统领，主管京城的治安联防，后兼任理藩院尚书，负责处理民族问题和统战业务。

隆科多是一个有赌博倾向的人。

康熙末年，皇子们和王公大臣拉帮结伙，图谋帝位。眼看康熙风烛残年，隆科多不想一棵树上吊死，打算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到处寻找优良资产，企图借壳上市，实现存量增值。他曾经依附允禩，遭到康熙训斥后见风使舵，迅速同其划清界限，转眼偷偷和胤禛搞到了一起。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因并发症猝然驾崩，隆科多权衡再三，将宝押在了胤禛身上。他以唯一的见证人身份，一手将胤禛托到了皇位上，然后统帅京畿卫戍部队，维持了皇权的平稳过渡，成为胤禛继承大统的第一功臣。

雍正继位后，隆科多成了新政权的红人。十一月十四日，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二十二日，封一等公爵；十二月，出任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元年（1723）三月，授保和殿大学士，加太保衔；二年（1724），任《圣祖实录》《大清会典》《明史》总裁。另外，还获赏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等恩物，要知道，这是皇帝最亲信的人才能享受的待遇。在朝廷颁布的圣旨和皇帝的私人批示中，雍正开口称舅舅，闭口称舅舅，给予隆科多超乎寻常的倚重。一次政治投机，让隆科多由一名普通的步军统领，成长为位列公卿的肱骨之臣，被雍正誉为“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

隆科多的政治投机，借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一种权力期权化运作。所谓权力期权化，是指借助于权力对资源的占有和垄断，对不具备交易资格的主体予以扶植，以期在未来获利的行为。权力期权化并不涉及立即变现的、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其成本低廉，收益灵活，是一种比较隐蔽的权力寻租。这种期权化投机，其收益既取决于市场的变现能力，更取决于受益主体的兑现意愿，所以收益往往不确定，风险也比较大。

隆科多的期权化投机，很快就遇到了崩盘的危险。

对雍正来说，隆科多是肱骨之臣，也是危险分子。一方面，正是靠着隆科多的推举和赞襄，雍正才实现了自己的帝王梦；另一方面，由于隆科多是唯一宣旨人，使得他的继位不明不白。更重要的是，隆科多掌握着康雍皇权交接的玄机，足以成为诟病甚至威胁雍正的把柄。对这样一位人物，雍正是又感激又忌惮，心情非常复杂。如果说即位之初，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两人尚能欢度政治蜜月。随着屁股在皇位上越坐越稳，隆科多就成为雍正的眼中钉，怎么瞅怎么不舒服。

隆科多成为总理事务大臣后，用现在的话说，慢慢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他居功自傲，专断垄政，不但不把王公大臣放在眼里，还把持了吏部选人用人权，触犯了天子的威柄。隆科多在宫中行走多年，深知宦海风云多变，往往朝不保夕。为防止意外发生，将财产分散到亲戚家储藏。此举被人密报雍正后，留下了不守臣道的罪名。如果说隆科多行为不检点，雍正还能够勉强忍受，最令雍正无法忍受的是，隆科多居然议论起了皇权交接玄机。隆科多以诸葛亮自居，说什么“白帝城授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此语虽没明言雍正皇位来路不正，但却给人无限遐想。而且，他自封托孤重臣，无疑犯了政治忌讳。

说了这句话，隆科多还想活得有滋有味，简直是痴心妄想。

雍正二年（1724），在雍正的暗示下，隆科多辞去步军统领一职；三年（1725）五月，指责隆科多弄权纳贿；六月，撤销隆科多次子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和銮仪卫使等职。解除隆科多父子所负责的安全警卫工作后，雍正放心大胆地加快了处理力度。七月，在讨论对年羹尧的处理时，隆科多兔死狐悲，提议保留其三等公爵位，被以包庇罪革太保衔；四年（1726）正月，因家人敲诈揆叙钱财，被革去吏部尚书；九月，查嗣庭文字狱案发。由于查为隆科多举荐，受到牵连。

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发生的一件参奏事件，彻底将隆科多拖入了政治泥潭。当月，宗人府弹劾辅国公阿布兰，擅自将玉牒交给隆科多保管。阿布兰是允禵的亲信，玉牒是不得私看的皇家宗谱，雍正认为两人交结有叛逆之心，于是?住机会大做文章，彻底整垮隆科多。六月，隆科多被从中俄边境捕回。

十月，在雍正的授意下，王公大臣定了隆科多四十一条大罪。本来按罪当诛，雍正网开一面，将其终身监禁在畅春园。畅春园是隆科多发迹的地方，也是隆科多受难的地方。人生的终点回到了起点，历史以极其诙谐的笔调，调侃了政治投机者的命运。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一个宠臣的权力期权化的梦想，终至破灭。

在同俄国人谈判的时候，隆科多义正词严，寸土不让，有效地维护了大清帝国的主权。逮捕令下达时，隆科多正坐在谈判桌前，大臣建议谈判结束后再行处理。雍正根本就等不及，认为没有张屠夫，也能吃不带毛的猪。《布连斯奇条约》签订后，中国失去了很多主权性利益。俄国代表萨瓦认为，隆科多被召回，是取得谈判胜利的重要原因。

在国家大义和个人恩怨面前，即使尊贵如一国元首的雍正，也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雍正出庭（1）

七年（1729）九月，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皇帝以书面形式为自己辩护的事件。当月，雍正亲自编辑颁布《大义觉迷录》，面对全国人民给自己辩诬。

雍正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站在了道德审判的法庭上，而且还是被告。

岳钟琪六年（1728）十月十七日，雍正接到了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奏折，看完之后，眼泪哗哗地，他批示说：“朕览逆书，惊讶坠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

雍正不可能不感到震惊失色。

在岳钟琪奏折的附件里，这位君临天下的帝王，大清帝国的皇上，黎民百姓的君父，居然被定了十项大罪，而且桩桩直刺雍正死穴，件件都能让他永不翻身。

事情起源于一个月前的曾静投书案。

九月，岳钟琪在西安接到了化名张倬的张熙呈送的一份材料。岳钟琪打开一看，腿肚子都抽了筋。在这份名为《知新录》的材料里，列举了当今皇帝的十大罪状，分别是谋父：用人参汤毒死康熙；逼母：仁寿皇太后被迫自杀；弑兄：怀疑前太子死于非命；屠弟：将允禩、允禟幽禁而死；淫色：霸占了前太子的嫔妃；诛忠：迫害年羹尧、隆科多；酗酒：经常在圆明园饮酒作乐；贪财：榨取民脂民膏；除此之外，还嗜好杀人，任用邪佞。

材料据此认为，雍正是一个无道昏君，“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为拯救黎民于水火，希望岳钟琪起事。

看完材料，岳钟琪差点背过气去，这种事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

“馅饼”掉到岳钟琪头上，是因为社会上流传的政治段子。

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个秀才，家境很困难，靠做家教为生。永兴地区经常闹灾荒，地主老财又敲诈盘剥，曾静读了几本圣贤书，对社会就很不满。有一次和安仁县生员何立忠、永兴县医生陈象侯侃大山，他们大谈朝廷高层的政治隐私，说着说着感觉雍正不是个好饼。当时，浙江吕留良时事评论流到湖南，曾静对其“华夷之别”和“井田封建论”，深以为然。他认为满洲鞑子入侵，破坏了汉文化传统，是民不聊生的原因所在。如果驱除鞑虏，恢复井田，才能人人有饭吃。

岳钟琪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中，因战功被封为三等公，接替年羹尧任川陕总督。因为他是当时唯一一个汉人总督，引起了不少人的忌妒和非议。舆论普遍认为，岳钟琪是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因此，上层社会把他看做异己分子，下层民众把他看作忠义化身。岳钟琪本人惴惴不安，曾上书请辞。雍正对他则信任有加，鼓励他面对流言，应更加努力工作，造福社稷苍生。社会上还流传说，岳钟琪和朝廷不对付，曾三次上书，劝皇帝修德行仁，为百姓请命。而皇帝让他进京，准备削夺兵权，他拒不奉诏。

曾静天真地认为，岳钟琪作为先贤后代，肯定能承担起为生民立命的责任。他让学生张熙带着材料和书信，前往西安策反岳钟琪。张熙入陕后，很快发现所谓上书纯属流言。他本来打算一走了之，后来琢磨这么大老远，腿都走肿了，不能白跑，于是在总督府拦轿呈书。

书生的算盘拨弄错了。

岳钟琪只是一个政棍，一个端了大清帝国这么多年饭碗，正因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而苦恼的官迷。对于这样一个经过千辛万苦爬到今天地位的封疆大吏来说，汉人的荣辱、百姓的疾苦、祖先的陈谷子烂芝麻，关他什么事。岳钟琪立即严刑拷打张熙，追问是谁指使。为表示自己的清白，他找来陕西布政使硕色听审，希望这个满洲人打小报告时，千万别走了样。没想到，张熙一身硬骨头，就是不招供。岳钟琪急了眼，赶紧把张熙弄到家里，好吃好喝好招待。他赌咒发誓，说自己早就想造反了，可惜没有人来辅佐，说着说着，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了。百无一用是书生。张熙哪见过这个？当时就说了实话。

雍正看到岳钟琪的奏折，也发了誓。

雍正说，你岳钟琪很忠心，我是信得过的。我每天早晨、下午上香，给老天爷磕头，祝愿你“多福多寿多男子”。为了表示自己的信任，雍正还发誓说，“少有口心相异处，天祖必戕之”，似乎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对年羹尧起誓的。他命令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共审曾静一干人等，后因牵涉人太多，地域又广泛，把曾静等人弄到了京城。曾静哪见过这场面，当时就把何立忠、陈象侯招了出来。曾静还说，自己的世界观有问题，是因为看了吕留良的书。两个侃爷说，他们是听茶陵州堪舆陈帝西说的。陈帝西则说，他是在去衡州的路上，听四个说官话、穿马褂的旗人说的。经过一番调查，嫌疑目标锁定在流配南疆的犯人身上。雍正命令沿途各省认真查究，一定要搞清楚是谁在背后泼脏水。

顺着曾静这根藤?摸来摸去，雍正大吃一惊，传播政治段子的祸瓜，居然是允禩集团。

雍正即位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极力打击政敌。五年（1727）春夏之交，允禩集团成员太监吴守义、霍成、马守柱以及耿精忠之孙耿桑格、耿六格流配广西，途经湖南衡阳时，沿途称冤，逢人讪谤，“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在这些人的传播下，雍正成为十恶不赦的昏君。

雍正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都当了六年皇帝了，在民间的话语环境中，声名居然落得如此不堪。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谣言流传如此之广，竟没有一个官员上报。如果任由谣言传播，玷污了自己的名誉事小，危及自己的地位事就大了。吕留良、曾静之流的出现，充分说明在江湖之远流通着一个蔑胁庙堂之高的文化市场。

雍正出庭（2）

经过认真思考，雍正决定利用曾静案，替自己辩诬。

任何一个朝代，政治高压可以借助于暴力机器取得暂时的舆论一律，但诛人身易，灭人心难。一旦出现突破口，反对思想会出现毁灭性反弹。雍正认为，既然出现了于己不利的流言，压制是没有作用的，应该正视问题的存在，必须用自己的两手，对付敌人的两手。他思考的结论是，应该变坏事为好事，用官方宣传，应对民间传播。

雍正七年九月，他下令将反驳流言的上谕和曾静的口供与忏悔的《归仁录》，编辑成《大义觉迷录》，刊行全国各州府县学，以参考消息的方式供士子们学习。在《归仁录》中，曾静说雍正至孝纯仁，得位正统，勤政爱民。雍正还规定，如果士子不知该书，一经发现，从重治罪。十月，雍正释放了曾静、张熙。之所以没有处罚他们，理由是“朕治天下不以自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冠冕堂皇的虚伪言辞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三年后雍正将吕留良父子戮尸枭首，祸及门人、朋友和官员数百，或流放，或杀头，或拿问，成就了一个遗臭历史的著名文字狱。

曾静投书案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众生的不同嘴脸。比如总督岳钟琪通过啼哭骗供的骗子相，皇帝雍正通过发誓安抚岳钟琪的权欺术，书生曾静毫无骨气的窝囊知识分子形象。雍正没有杀曾静的真实原因，固然是因其思想认识比较深刻，价值观改造比较彻底，更重要的是想任命他为宣传大使，让其现身说法。他令刑部侍郎杭奕禄带着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刑部尚书带着张熙到陕西，组成报告团，开办辅导讲座，宣传《大义觉迷录》。

客观地说，雍正的正面宣传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将这些“罪状”普及到了民间。老百姓都有猎奇心理，他们即使相信雍正的辩解，但政治高层的隐私更会成为谈资，何况普通大众根本就不相信官方的报道，在这个意义上，雍正只会越描越黑。因此，到了乾隆初年，《大义觉迷录》就成为禁书。

关于雍正的十大罪状，有些确有其事，有些则是污蔑陷害。比如弑兄一说就不足信，允禔、允礽是康熙关进禁所的，允祉当时还是亲王。但无论可信与否，雍正都摆脱不了以残忍手段对待手足的嫌疑，允禩、允禟都是离奇死亡，允、允禵则都被圈禁。雍正曾说，人君不能有妇孺之心，“若但务敦睦九族之虚名，而不计宗社苍生之大患，岂不本末混淆，轻重倒置耶？”“建文优柔寡断，不知大义，不识极变，意欲保全骨肉而酿成永乐之祸，率至国危身丧，为祖宗之罪人。”“人君不幸遇此事，……勿存小不忍之见，顾己身之誉以贻祸患于无穷。”

无论雍正所说的是否属于自我辩解的强盗理论，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任何人面对政治与道德、权力和阴谋，都是难以取舍的，尤其是有志于成大事者。

铁腕君王——雍正评传

有清一代12位皇帝中，雍正是最难盖棺论定的。这不仅是因为他谜一般的即位和死亡，更在于这个薄情寡恩、生性多疑的君主，以其铁腕统治厉行改革，把所谓的康雍乾农业盛世，推向了顶峰。

康熙皇帝驾崩前，宫廷内的派系斗争风起云涌。毫无竞争优势的雍正韬光养晦，恭谦蓄势，暗中勾结隆科多、年羹尧，于1722年不清不白地脱颖而出。雍正中年（45岁）才得继大统，在争夺皇位的腥风血雨中，他看透了一切又怀疑一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经历，培养出了一个狐疑无情、刚毅果决的狠角色。

雍正即位后，第一要务就是巩固权力。他以各种残忍的手段，分化诸皇子集团，打杀当年的竞争对手。为了避免子孙们步自己的后尘，他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1725年，他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然后削夺舅舅隆科多的权力，后把其圈禁致死。1729年，以曾静案为契机，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打击异己。同年，以西北用兵为借口，始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另外，他还建立密折奏事制度，令“阁臣不得与闻”。这两项制度的建立，使皇权专制走向极端。

康熙晚年，标榜宽仁治国，致使吏治腐败。雍正一登基就连续颁布11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为有效治理腐败，雍正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以此减少官员的贪污暴敛。雍正澄清吏治雷厉风行，仅1723年就革职抄家各级官吏数十人，以至于“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

雍正的社会改革大刀阔斧。1723年，他下令消除山西、陕西乐籍等各类贱籍，严厉打击残存的蓄奴制度。所谓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他们世代相传，不能读书入仕。后来北京乐户、广东疍户、绍兴堕民、宁国世仆、常熟丐户等相继开豁为良，编入正户。雍正以前，国家对土地和人丁分开征税。1724年，雍正推行“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限制绅衿特权。

1726年，雍正根据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制度。此前，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土司予以治理。废除土司制度后，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辖，促进了上述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1727年，雍正同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就领土和通商问题，做出了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约定。

尽管后世对雍正颇多争议，但他的一生是勤政的一生，历史上不会有对政事如此自觉的帝王。雍正在位期间，倡导“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不玩乐，整天勤于政事。他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从不假手他人。在位13年，共批阅奏折41600余件。他在58岁时轰然而逝，与积劳成疾关系很大。

就这样一个铁腕改革家，依然跳不出历史的局限，执行的商业经济政策依然承袭的是康熙路线。他认为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大业，工商业的发展必须依赖农业。在执政期内，他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反对发展手工业，打击工商业，重本抑末成为最基本的经济政策。

尽管雍正曾经使国库存银达六千万余两，较康熙统治时期为多，但此时农业的边际收入已趋于零无。繁荣发展的幻想背后，是经济基础的极端脆弱。这样的一个帝国，注定如同没有多少根须的大树，经不住多少风吹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