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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 第二节

- 第三节

- 第四节

- 第五节

- 第六节

- 第七节

- 第八节

- 第九节

- 第十节

- 第十一节

- 第十二节

- 第十三节

- 第十四节

- 第一节

- 第二节

-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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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 第六节

- 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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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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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节

- 第十三节

- 第十四节

- 第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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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节

- 第十九节

- 第二十节

第一节

(1896～1907)我是1896年12月6日在江苏省泰兴县出生的，作者误记，实为12月4日。那时清王朝还统治着中国，用的旧历，是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这一年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的第三年，清王朝的统治久已摇摇欲坠，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亡国的现象更加迫近了。中俄新约、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中德租借胶济条约、中俄租借旅顺大连湾条约、中法租借广州湾条约等陆续签订，至于台湾全省的割给日本，那是甲午战争的直接结果，还不在其内。瓜分中国的形势已经完成了，但是在我的家乡，对于这个情况还不清楚。

泰兴是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在长江北岸，扬州东南，两千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所以西汉枚乘《七发》说到“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又说“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西汉初年的长江口正在扬州东南，泰兴还位于江中，近年在城东发现大鲨鱼的骨骼，正是绝好的证明。由于江沙淤积，到第十世纪前半期，泰兴县才正式成立。在我出生的时代，据《光绪泰兴县志》，泰兴人口，只有三十万左右，当然是个小县；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万，就不能算小了。

朱姓在什么时代移居泰兴的？据《朱氏宗谱》说，南宋初年左都御史朱宝明看到当时统治者对外屈服，因此跨马渡江，到了泰兴，下马一看，原来是一匹泥马。后来在朱氏宗祠里为这匹马塑像，祭祠的日子还得为马上祭。这件事怕不一定可信。第一，宋代没有左都御史这个官名。其次，即使泰兴是一个滨江的县份，沿江还有不少的沙滩，跨马渡江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泥马渡江，和宋代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太相似了，因此必然掺进了不可靠的成分。在这位宝明公之后又有十一官人、十二朝奉这些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人物，不像历史的记载。此外，这部宗谱的首创者一冯公是明末的人物，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中间经历五百年，他凭什么写下这部宗谱？有一点明确的，是在满洲入关以后，泰兴朱姓曾经搞起一支队伍，对于满洲人的统治，进行抵抗，这在《泰兴县志》和冒襄的《影梅庵忆语》里都留下一些记载。

我的直系亲属，最远的我只记得曾祖父松年公，他住在江滨，因为他的耕地之旁，涨出几百亩沙滩，这一下他的情况大大好转，自己也搬到泰兴县城里来了，这就是苏家巷老宅，传到现在，我的侄儿还住在那里。可是长江是无情的，一场大潮，把松年公的沙田冲去了一大半。沙去了是无法挽回的，可是沙田已经升科，田租是轻易不能豁免的，他得从泰兴县到通州，一步步地去吁请，待到田租问题解决以后，他的沙田由于江水冲击和衙门使用，几乎全部报销了。

松年公只有一个儿子，即我的祖父星海公。因为早年境遇还好，他读了书，考过秀才，前前后后考过十次，始终没有考上。祖父还有一项本领，他是一位乳科的专家。家中相传，祖母是因乳痈致死的，这就使得祖父发愤专攻乳科，终于成为有名的专家。他的这门特长，后来传给我的伯父和父亲，伯父有时还为人家治病，父亲是一向不替人看病的。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只看到一些医书和成药，可能是父亲留下的，也可能是祖父留下的。可是由于伯父特别推重自己的弟弟，所以我相信父亲是一定学有专长的。

父亲石庵公兄弟二人，伯父玉山公也是读书的，考秀才好多次，可是也没有考到手。那时秀才只是一个口头的名称，正式的名称是县学生，通过这个考试，就算是县校的学生，可以受到教谕、训导——县校教师的官衔——的教育了。考试就是作八股，从《四书》里出题目，作破题、承题、起讲，以下便是八比，最后是一个小结。考试出身的称为正途，从县学生进而为举人、进士，这是一条做官的大道。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还有军功出身的一条路；直到清末，又有捐班出身，那更是鱼龙混杂了，都不及考试出身。严复从英国留学回来，重学八股，背着考篮入场；帝国主义分子赫德掌握了中国海关的全权，还要请人教他的孩子作八股，以便入场考试，都是这一回事。八股确实得到非常的重视。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却也十分可笑：那时入场考试，经常夹带舞弊，到今天还留下当时流行的不少书籍，密行细字，印刷的精致，远远超过现代书本，那时是一般人都可以置备的。还有些头童齿豁的老师宿儒，把全部《四书》都做成八股文，上千篇的文章都用小字密抄，编订成册，衬在考生常用的马褂里，这件衣服，有时要卖好几百元，考生买了，穿好入场，临时拆开照抄，同样可以考取。因此八股一途说可贵固然非常可贵，说好笑也就非常可笑。话说回来，我的这位伯父，虽在县考里曾经考到一名备取第一，在州考里却始终没有成功。

祖父和伯父一连遭到挫折以后，父亲当然不会考虑再走这条路了，他也知道自己是迟钝的，更不容选择这条道路。由于三姑母出嫁，最后一点点田地也作为妆奁田过了户，自己又结了婚，孩子也有了，总不能坐以待毙，最后下决心改业。恰好他的再从兄弟瑞二伯、长三伯两位正在经营一爿茶叶店，他就去那里担任售货员，从龙井、武彝、毛尖、雀舌这些货品里找出路，这样又经历了若干年。

第二节

可是这两位再从兄弟并不是什么经营能手，在倒闭的边缘上挣扎了几个反复以后，终于失败了。在这次失败中，父亲失业了，而且由于小小的县城里容不了几爿茶叶店，自己即使积累了些业务知识，竟然找不到第二个就业的机会。大的孩子总算在一家布庄当上艺徒，但是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一家大小五口，吃饭就是一个问题，怎么办呢？父亲的心境正在煎熬之中。

就在这年十月的最后一个深夜里，我出世了，那年父亲、母亲都是四十一岁，大哥二十岁，二哥十二岁，三哥十岁。父亲正为家境的艰苦而困惑，大哥在店里，二哥、三哥都熟睡了。一盏昏暗的油灯投下深沉的阴影，产婆把婴孩收拾干净以后，包扎停匀，扔在方砖上给他第一次锻炼。

泰兴县城苏利巷老宅时间慢吞吞地消失了，曙光反映到这所朝北的小屋里，母亲从分娩的昏沉中苏醒过来，一眼看到躺在方砖上的婴孩，她挣扎着和父亲说：

“兴保爹，把孩子递给我，他在地下躺得太久了。”

兴保是大哥的小名，小地方的夫妇通常是带着孩子的小名相互称呼的。我在地上其实还只有半夜，由于母亲的慈悯，这才重新获得人间的温暖。当时的风俗是这样的，婴孩初生，要在方砖上躺这么一天一夜，据说为了孩子的健康起见，从小就得给他这样的锻炼。现在的办法完全不同了，不过我想这个办法不是没有道理，我能把我的健康情况作为一个具体的证明。

母亲是慈爱的，但是我的出生并没有在她的心坎上得到同情。她在有了三个男孩以后，总是希望有一个女孩，长大以后，能够在她脚前脚后，干一点零碎活儿，可是偏偏第四个还是男孩，实在意味着希望的破灭。因此我只能凭我那天真无知的小动作博取母亲的慈悲。

父亲呢，他老是惦记着一家大小的生活。没有田，没有工作，只凭着典当，或是出卖一些还可让出的房屋，那怎样活下去呢？所以在伯父问起可曾给孩子起名的时候，他只是说：

“大哥，你看一家五口，现在是一家六口了，凭什么活下去，这不是完了吗？孩子就叫做‘完了’罢。”

“唉，”伯父说，“这怎行呢？哪能给孩子一世背上这个名字呢？我看我家两个男孩，你家四个，这个孩子就叫做‘六六’吧。”

由于伯父的规诫，我才不致背上“完了”的名称，而要在一生中挣扎向前，争取自己的前途。

第三节

事实上父亲正在生存的狭路上，带着我们母子挣扎前进。但是在残酷的旧社会里，他又怎样前进呢？工作吗？没有就业机会。投亲靠友吗？他们也在深渊中挣扎；即使偶然有个别幸运的，也难免不因为剥削成风，带着剥削的利刃迎面而来。剩余的一条路只有靠典卖房产度日。我们的住处已经紧缩到三间四架梁的南屋和两间灶披了，他就把剩余的十多间屋子逐间典出，卖绝。这样总算维持了四五年。

在我四岁的那一年，性子温存的二哥由于营养不足，被肺病夺走了生命。祖父留下的医书，一半送给看病的温锦堂医生。这位老先生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却是饱有医疗经验，对于治病的报酬从来没有计较过。旧社会的黑暗里毕竟还有一线的光明，这一点我们是应当看到的。

次年是十九世纪最后的一年，也是中国面临着瓜分的命运，帝国主义者不敢竞行瓜分中国的一年，中国人民终于觉醒了。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有所觉悟，1895年，进京会考的一千三百多人，以康有为为首，上书请求变法，历史上称为公车上书。1898年4月，开始变法，称为戊戌维新。一百天以后，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进行宫廷政变，重新回到原来的老路。帝国主义者——英、法、德、日、美、意、俄、奥——磨刀霍霍而来。这群豺狼们已经瓜分了非洲大陆，现在准备瓜分中国了。统治中国的清统治者虽然没有胆量对付这群豺狼，但是他们决心为虎作伥，把中国献给帝国主义者，舔着刀口上的余血，维持他们那不值一钱的生命。中国人就是这样地心甘情愿地由他们宰割吗？不能！北方的人民醒了，他们竖起“反清灭洋”的大旗，手无寸铁地和洋人搏斗。一个人倒下来，千万个人拥上去，终于把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狂潮顶住了。清政府的跪着求和的无耻行动能挡住他们吗？不能。野兽决不会因为长跪哀求而停止咆哮，唯一能打退他们的是刀枪、是拳头、是热血。庚子的结果是胜利，不是失败，是中国人的觉醒，不仅是四万万两的赔款。诚然，由于清王朝的无耻求和，中国人被残暴的帝国主义者讹诈去大量的赔款，但是赔款只能为帝国主义者准备一个粉身碎骨的泥坑。

经过庚子的大动荡，清王朝看到自己面临着灭亡的命运。他们还想作最后的挣扎，他们想逐步收回落到人民手里的政权，也想逐步消除地方分裂的形势，但是已经太晚了，没有用了。以后不到十年，清王朝彻底崩溃了。

这一年，三哥十四岁了，由于母亲的一位堂房弟弟的介绍，到姜堰的一家布店当学徒。从此家中只剩父亲、母亲和我三口人了，但是生活还是很艰苦。除了自己的住房以外，其余的房屋都保不住了。有三间店房本来出卖给张姓的，父亲因为生活艰苦，准备按照泰兴的风俗，再去张家找价的时候，张家甚至喊齐狗腿子，准备给父亲一顿殴打，总算父亲见机撤退，免去一场侮辱。

泰兴的风俗，一般的店家都愿意由顾客赊欠，来往多了，利息也厚了，可是到了端午、中秋，特别是到了年终结账的时候，这便成为一笔巨款。顾客怎样应付呢？当然加紧设法变卖典当，才能偿还这笔累积的债务。到实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只有设法躲避，但求躲到四更以后，便可大摇大摆地出来，即使遇到了凶狠不过的债主，尽可高举两袖，深深地一揖，口称“恭贺新禧”，债主也只能回答一声“彼此彼此”。父亲是不止一次这样地度过除夕的。

二十世纪的第一年，那时我号称六岁，实足四岁两个月，我开始入学了。其实这还不是学校，当时称为书房。塾师是本家叔叔保三。父亲带我去了，我朝着孔夫子的牌位叩了头，然后向保三叔叩头。父亲和保三叔谈了一会，我便留下朗诵“人之初、性本善”了。我的本性并不太恶，可是却也并不喜欢读这个“性本善”。有时还要写字，就是在红格上描写。对于五六岁的孩子，这要求也未免太高了一些。所好在初学的时候，保三叔指定一位女同学捉着我的小手描写。这位女同学是杨明珠，家在我家对门，大约比我大六七岁，那时私塾里经常是男女同学，并没有什么分界的。

但是我毕竟不很喜欢上学。我想逃，可是只要被母亲看到，她总是拖着我的辫子，那时中国人不分男女，都是有辫子的。这样拖呀拉呀，要拖过半条巷子，待我看清实在没有机会逃学，这就和母亲说清楚，乖乖地到巷子西头上学了。

第四节

父亲每天一早就要出去散步，因此这样的事情都是在父亲外出的时候发生的。偶然父亲不出去了，这就是我的幸运。我因逃学而被母亲拖住辫子的时候，父亲会出来喊一声：“不用拖了，孩子不准备考状元呀。”这时母亲才肯放手，我便跑到父亲的那六平方米的小间里，趴在柜子上看《三国演义》的画像。“不准备考状元”对于我实在是一种教育，是要我在一般人拼命向上爬的时候，停下一步，这对于我的一生是有重大意义的。

大约经过半年以后，我对于上学逐步地习惯了，不再逃学了；字也会写，用不到把笔了。我记不清楚是不是读过《百家姓》、《千字文》；但是记得读过《龙文鞭影》，那里说：“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祷雨，汉祖歌风。”读着这样的句子，确是怪有意思的。

八岁那一年，我开始读《四书》了。保三叔一直要我们读熟、背诵，但是始终不给我们讲解。有时他为一些大学生——年龄大一些的——讲解，我在旁边听讲。大学生回讲不来的时候，我不免要插上三两句，因此在那私塾里引起一些注意。

最苦的是在保三叔出街有事的时候，要我代他维持秩序。这座私塾，虽然不大，学生总有二三十位。除了年龄小的和女生以外，十几岁的总还有七八个。他们见到保三叔一出门，看清楚现在是他们的天下了。口角的、相骂的，这还算是文戏。更多的是武戏，他们使拳弄棒，最后经常以打架而告终。凳子踢翻了，书桌也搞得东倒西歪。这个时候，保三叔回来了，大家来不及整理，只得勉强就位。保三叔一肚皮不高兴，那就要问我这个维持秩序的人是怎样维持的，有时还得狠狠地教育一下。尽管我那时只有八岁，我和父亲说起希望换一个地方读书。

1904年，泰兴果然办起第一所初等小学，那时称为蒙学堂，办在广福寺大殿东首华严境的三进屋子里。现在广福寺全部改造了，成为泰兴县第一招待所，十年前我回去的时候，还看到剩下一所东边的钟鼓楼。蒙学堂招生三班：主持人是王馨堂老师，此外甲、乙、丙三班的教师是金冶卿、李燕贻、张子伟三位老师。开学那天，学生到了，各人拣一个座位坐下。老师们按照事前准备的名单点名。乙班的李老师点到我的时候，丙班的张老师说：“已经在这里了。”我就在丙班上课。那时用的课本是无锡两等小学编印的，老师写在黑板上，孩子们便照抄。第一课是“我生大清国，我为大清民”。几十年以后，我曾和人谈起：“什么人在孩子入学第一天，就要他读这样的课文，真可怪。”

那位无锡人说：“课本是我编写的，主要是为了掩盖清政府的耳目。”我这才知道这原来是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业绩。自从庚子事变以来，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已经肯定了，问题在于是让它带着中国一同灭亡呢，还是由中国抛去清王朝而争取存在。同盟会是决定采取后一条道路的。《老残游记》是一部观点很不正确的小说，但是作者指出“北拳南革”，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一些线索的。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正是同盟会最活跃的十年，连泰兴这个小小的县份，也掌握在同盟会的手里。那时的知县官龙璋就是同盟会员。尽管他是水晶顶子、蓝翎、墨晶眼镜、马蹄袖，一身老官僚的打扮，但是他是一位革命党，同盟会副会长黄兴就曾在他的衙门里留下脚印。龙璋在任上，办学校，派留学生，也着实做了些革命的启蒙事业。我们这些小学生虽然在那里读着“我生大清国，我为大清民”，但是也唱着这样的歌曲：进兮进兮进进进进进，谁谓黄人大梦犹未醒？精神一到何事不可为，化作英魂保障我国民。死兮不退好个壮男儿，为国为家为我众苍生。这是一首进行曲，已经鼓足了人民的斗志。另外一首歌说：“谁为我首，谁始要盟，吾党何日醒！”这就是要追究庚子事变、辛丑条约的责任，要追究个水落石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在一个九岁孩子的头脑里究竟不能十分清楚。

在蒙学堂里还有一个插曲影响到我以后的生活。

四五月里，泰兴有一次迎神赛会。那时人民还是相信神道的：城隍、关公、东岳、药王、都天、禅师这些不伦不类、乱七八糟的神道要搞一次大集会，还有旗伞执事、吹打锣鼓、平台秋千、拜香凳、烧肉香、踹高跷各式各样的玩意儿。这一天蒙学堂的学生一大半都去看会了，稀稀落落的剩得几位老师和三五十个小孩子。

王老师是主要负责人，看看实在不像样子，他说：“这样吧，甲班照旧上课，乙班丙班并在一处上吧。”这样我就到李老师教室去了。

第五节

那时教课的顺序，是抄教材，教师讲授，讲授完毕，孩子们按次排立，由教师逐一问询，对答不上的就排到后边去。以后就照新排的次序就位。一天的功课完毕，每人的座位也就不免有个升降。那天的结果，我是排在第二名。

当天晚上我到家的时候，把情况都向父亲说了。父亲说：“明天到学堂去，就按照今天的位次坐吧。”

第二天我一进学堂，就坐在乙班的第二位。原来的耿平修不同意，就去禀告李老师。

老师问：“昨天你哪儿去了？”

“去看会了。”

“我没有答应你去呵。暂时你还是坐在后边，待今天答问以后重新排定吧。”

从此以后，我坐定在乙班的第二位，第一位是薛汝汉。同班的除了薛、耿以外还有伯父的孩子本君哥，比我大两岁，坐的位置却不很高。

那时我们已开始作文，后来称为缀法、写作或创作，主题却很不一样。因为科举还没有废，我们的习题经常出在常读的《论语》、《孟子》里。文章怎样作，我全然不理解，有人发现只要抄朱注或是什么章旨、节旨之类，老师总是满意的，因此作文课题出过以后，大家就一味抄书，闯过了这道难关。

家里的经济情况，越发困难了，由于袁森记歇业，大哥遭到解雇，困难更严重了。除了自己的住房以外，更没有什么可典可卖的，父亲只有靠当铺生活了。

当铺是旧社会落后地区的一种盘剥人民的营业场所。泰兴城里有三家，乡间有七八家，他们内部组织非常严密，有保卫自己的炮楼、鸟枪，所以实际上是一种武装组织。一般是徽州人开设的，后来也有一些扬镇帮参加，不过经常以徽帮为主，里面经常说徽州话，他们的衣服也和当地人不一样，因此他们是社会里的一个独立组织。可是他们也得雇用一位当地的绅士作为名义上的管事人，简称外管。泰兴的一位退居的翰林公就是这十几家的外管，他的工资是每家银圆一百元，每年年初他到各典所供的财神老爷前面磕一个头，其任务只有在各典出了问题的时候，和知县官去通通声气，给当铺一些好处。因此他的工作称为“磕头饭”。

当铺的内部组织是非常严密的，最上一层称为三大宪：管事、管钱、管楼，而以管事总其成。管钱专管银钱往来，管楼专管堆栈进出。以下是五六位站柜台的，称为头柜、二柜不等，名义上是头柜领班，但是并不一定，因为各人的收入完全是按照所经管的事务提成，所以有时末柜经营得法，他的收入也就超过头柜。除了这些营业员以外，都是学徒。学徒之中资格最老的四位专管开发当票，称为中班。中班所写的字体，像是草书又不一定是草书，是当铺中特有的字体；所用的语言也不一样，例如当进一件皮袍，照例写上“虫蛀”，当进一件农具，照例写上“破损”，这样即使把东西搞坏了，他们会说当票上本来写明；你如说是字迹不清，他们会说这是当铺的字体。万一你要闹到县官那里，那时外管的翰林公便起了作用，县官的私囊原来是指望当铺接济的，何况对于翰林公还要卖一个面子。中班之下是一般的学徒，他们的人数和职务也有规定，主要是跑后楼，爬衣架，因此每人都练得猴子一样的本领，最末的一位专管饲养猫儿，称为拌猫儿鱼的。这样的工作可不能看轻，一则当铺里全靠猫儿灭鼠，二则那批大肚皮的、一口徽腔的朋友们，哪一位不是从拌猫儿鱼起家的？

当铺工作有一定的制度，只要没有特大的纰漏，一进典当，终身生活便有了保障。但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少年进入了那死气沉沉的窟窿，准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毫无生气，成为徽帮或扬镇帮的奴隶，久而久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人老是竖起大拇指，喊一声“我们东家”。我的叔伯兄弟本君就是这样的一位，他在小纪当铺里从拌猫儿鱼饭起，一直搞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总共积蓄了一两万现金。本二哥本来不甚聪明，在当铺里和社会隔绝了三四十年，越发变得半呆半痴。当铺就是这样地剥削人民，同时也摧残雇员。

第六节

由于大哥业务熟练，不久又找到了职业。他到郭恒兴布店去了，但是家里的情况一时没有好转，衣服被帐逐件走进当铺。我家和附近的元庆典几乎成了老宾东。夏天的蚊虫来了，蚊帐还在当铺里，母亲总是抱着我睡，不时地把蚊虫驱去。有时她偶然入睡，还要惊醒，重新为我驱除蚊子。我呢，似乎从小练就了基本功，对于蚊虫的进攻，似乎不很在意。直到现在，由于住处褊窄的关系，夏天经常不挂蚊帐，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便。

在一些细软当出以后，父亲又开始注意到桌椅条台了。他自己搬不动，便央及邻居的蔡老常替他一件件地向元庆典转运。老常叔也是一个苦人，他自己的东西久已搬空，五个儿子被他一个一个地出卖，到现在除了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出卖的了，就帮父亲干这一行转运的工作。母亲房里的衣柜空了，堂屋里的家具也空了。写文章的人形容人家的贫苦时，经常说“一贫如洗”，怎么个“如洗”呢？说不清楚。我却是从小就有体验的。

朱东润之母家庭的情况太坏了，不说顾了上顿，没有下顿，有时一顿也顾不上。母亲经常领我到舅舅家去。大舅舅家久已绝了，还有三位舅舅。母亲和二舅母最好，二舅总是说：“到我家来吧，兄弟三个，一家住十天，问题全解决了。”母亲在二舅家的十天是住满的，有时还要带些粮食回家，在三舅、四舅两家住上三两天就回来了。所以我和二舅家的表兄、表姊最亲，有昂然哥、仁溥哥，还有三位表姊。仁溥哥和我最熟，表姊不免远一些。

不到舅舅家去，在家的半个月就不简单了。有时从校里放午学回家，可是午饭的影子还不知在哪里。这时伯父家的本君哥早已吃饱了，打着饱嗝，把门拖得乒乒乓乓地喊一声：“妈妈，我去上学了。”母亲看到我这瘦怯怯的孩子，给我十文钱压低嗓子说：“孩子，你去搞一些吃的吧。”

我拿九文钱买三块斜角饼，一文钱买酱油，再向酱油店老板尹老伯讨几滴麻油，回到家中冲一碗麻酱油汤，蘸着斜角饼，总算吃个半饱，向母亲说一声：“妈妈，我也上学去。”这一天在蒙学里死保住乙班第二的位置，把本君哥丢得老远。

总要等到四点以后，放学的时候，才看到父亲正在那里等着我呢，我搀着他的大手回家。这一天他刚从元庆典回来，买了米，母亲做好饭，我们开始吃饭，在我是第三顿，在父亲和母亲，多分只是第二顿。

父亲的小房外边，隔着板便是灶间，灶间由于烧草锅的需要，不算太小，大约总有十平方米左右。靠板是一张小方桌，父亲朝外坐，母亲朝里，我坐着高凳打横。父亲座后是一缸天水，缸上老搁着一个笆斗，那里储藏着我们的粮食。从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起，到父亲去世止，笆斗里的白米经常只有三四斤，有时不到半斤，因此笆斗老是有大半截空着，甚至全部空着。我总想笆斗太大了，换一个小些的，不就可以装得满满的吗？

母亲有时也做些针线活。我的小棉袄经常是在立夏后拆开来，洗洗干净，算是夹的，一到秋末重新装棉。不过她常做的是纳鞋底，纳一双可得二三十文钱，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记得一次二姑母要她纳三双鞋底，她很辛苦地劳动，五六天后纳成了，趁我放学以后由我挎着篮子送到姑母家去。我迎着大北风，穿过龙盛桥广场，到达姑母家里，姑母反复看了几看，取出钱来，仔细数一数，给我二十文钱。我回去的路上，挎篮是空的，心里也是空的。

在二舅舅家里可不一样，他是县衙门的一个办事员，生活还过得去。他平时不大在家，可是二舅母非常好，看到母亲和我总是非常亲热。仁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五儿，还有三舅家的希之弟比我小一岁，小名七保，三个人经常在一处玩，旁人看见，有时喊一声“五、六、七”。我们一道玩的时候也很别致：有时把木板架起来，搭成房子；有时挎着满篮的断砖碎瓦，爬到树上将砖瓦扔到下面的茅坑里；还有一次，我们找到一杆大秤，由我和希之弟把一条黄狗扛起，仁溥哥掌秤，可是黄狗不干，跳下来跑得老远，向着我们汪汪地穷叫。

我们的顽皮好像并没有引起二舅舅的不满。相反，在春节后，衙门照例停止办公，称为封印，这时他会带我们到城隍庙去。那里有转糖的、卖花灯的、掷骰子的、赌碗的。二舅舅最爱的是在糖担子面前掷二十四孝。糖担子上有一架玻璃柜子，装满了糖娃娃、糖鱼、糖狮子等等。糖娃娃最讨人喜欢，有一尺多高，胖乎乎的。玩的人交钱后掷八粒骰子，一共掷十二次。按照一、二、三、四、五、六的顺序掷下去。“个么，两个么掷二，个二掷三，没得三掷四，个四、两个四、三个四掷五……”十二次以后如若掷满二十四，糖娃娃是你的；不满二十四，那么交的钱便算完了。二舅舅就是爱这一门，有时居然掷到那座大家心爱的糖娃娃，便由仁溥哥捧回供着，总要过了端午，天气暖了，娃娃快要融化的时候，才舍得分开吃掉。

还有一项打诗韵，这是成年人玩的。一张条子上写一句七言诗，中间空一个字。旁边列着五个字，一个原句有的，其余四个是搭配的，要配得好，和原句相称，甚至更好一些，那时由大家猜，把钱押上去。待到把条子全部揭开来，猜得对的一个赔三个，猜不对的就干没了。这个玩意儿也很吸引人，记得我在三十出外的时候，有一次同仁溥哥同去，拣着一个座位坐下。恰巧这一天的诗句全是用的《明诗别裁》，多分我背得出，因此赢了不少钱。摆诗韵摊子的有些急了，赶忙换诗条，还是一样。我们赢得太多了，最后把钱一推，都还了他，两人扬长而去，因此留下一些好印象。我还作过一首诗：

第七节

射诗行

东风醉射窗间绿，紫暖红酣睡未足，金猊细飘龙脑香，梦魂乍醒楚江曲。城南李二踉跄来，春城小巷相追陪，豪情动宵酒能赌，逸兴凌云诗可猜。六字常易一字难，安排妥帖别辛酸，刳肝抉肾不足计，镂金错玉等闲看。一客高吟忽搔首，一客攒眉仍箝口，摩挲弥明侯喜鼎，斟酌龟蒙袭美酒。字险句僻人不知，袒臂赤手捉蛟螭，有时会心忽相顾，举子欲下未下时。胜固可喜败不耻，笑骂今人真竖子，平生心折李杜韩，后有贤者贾岛耳。回首却怜熹桓中，汉家儒生动上公，三十雕虫不称意，明朝还卧洛阳东。话得说回来，在我十岁那一年，正月中间，三哥从姜堰被解雇回来了。据说是他孩子气太重，因此老板把他解雇。孩子气是有的，这应当是上一年的事，那时他实际刚满十八岁，为什么要断送他的前途呢？穷人家的孩子，总得装死，做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否则就要请你站开，多么稀奇的社会！

泰兴县办有襟江小学，一所高等小学。因为办在东门，学生多半是二十几岁死气沉沉的半老头子，一般人都把这所小学称为东门大学堂。蒙学堂办满一年，那里来招预备班，甲班学生全部升送，连带乙班的前二名也送去了。这一来，我的同班生除了薛汝汉以外，还有金书樵、闻季绳、孙超俊、杨鑫源、周序千、耿?宽、张维翰、戴谐等。金书樵是金冶卿老师的儿子，后来做过吴江师范校长。闻季绳是一个才气横溢的人物，在北洋军阀的时候，做过河北省的县长，及至孙传芳过江，他正在家，因此又做过泰兴县长；下台以后，在家闲居无聊，他又要搞书法了，曾来找我谈篆隶；及至解放据说是自杀了。孙超俊学陆军，戴谐学海军，以后都失去了联系。杨鑫源是一位代书的儿子，同班的时候，好打架，树立了一定的威信，引起耿?宽的不满。耿?宽也是打架能手，尤其他那高耸的额角，在顶牛的时候，起了极大的作用，最后终于把杨鑫源打败；耿?宽后来曾到当铺里拌过猫儿鱼，认识到这是摧毁青春的牢狱，终于自我解放出来。我们成为极好的朋友，直到今天。周序千是周润甫老师的儿子，后来学医，做过后方陆军医院的院长，在抗日战争初期，安排医院迁出以后，自己来不及退却，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获，他宁死不屈，日寇把他系在马腿后面，纵马狂奔，使他遍体鳞伤，终于为敌人所杀，这是一位爱国烈士。张维翰在同班的时候，功课最好，和薛汝汉一样下落不明。我在同班中年龄最小，在斗争中是弱者，只能起一些摇旗呐喊的作用。我能盘腿打坐，是孙超俊教的，到今天还能做到。

襟江小学(时称泰兴大学堂，前身襟江书院)我的参加预备班，还有一些曲折。父亲听说要到学校寄宿，心想孩子名为十岁，其实只有八岁三个月，自己都不知道寒暖，那怎么成呢？二舅舅的大孩子李昂然也在上学，有个照应，这一层也还好办。可是他听到不但不收学费，还由学校供给三餐干饭，就很不愿意，他想我的孩子怎能平白地吃人家的干饭呢？他老是不肯放手，最后还是周老师派他的儿子序千到父亲那里再三动员，他这才同意。

襟江小学虽然只是一所小学，可是因为是官办的，无论知县官怎样开明，总是官气十足。领导就有好几位，最高的是校长，由龙璋兼任，在开学那一天到堂，戴着墨晶眼镜，满口的“学同学同”——学堂。其次是堂长，就是那位到十几家当铺吃磕头饭的翰林公。这一位有时也来，可是我只看到一次，其时一位理发师在那里剃他那肉光光的大脑袋。第三位是提调，堰头的绅士陈雨人，胖乎乎的，并不管什么事。第四位是稽查，本城的俞瑟兮，七十左右了，因为他排到第四，所以也还到场，在四周打一转，算是职守所在，尽心尽力。第五位是监督，大约是实际负责人了，是周润甫老师。周老师是日本留学回来的，除了关心校务以外，还得为日本老师当翻译。平时开饭的时候，他和我们同席，对于学生，尤其是我，也很照应。后来我从四川回来，已经五十开外了，他还是念着我这个学生。

那时由高等小学生里派来三位兼任我们的教师，一位张于琦老师，一位季老师，名字记不清了，一位季述先老师。虽说他们只是高等小学的学生，但年龄久已超过二十岁，而且在钻研业务方面，也各有成就，尤其那位季老师，经常捧着一本日文字典进行翻译，这是很少见的。

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一位日本人铃木老师，他教日文、体育、音乐。铃木老师来此的时候，还带着妻子，他们住在学校河东的一所宿舍，收拾得很干净。我们曾去拜访过，铃木夫妇都很和气，还请我们吃鸡蛋饼，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异国风味。甲午战争至此已经十一年，辛丑条约至此也已经六年，但是那时的青年们总觉得和日本人是同文同种，尽管他们打败了我们，割去台湾，还向我们索要巨额赔款，青年们总觉得这是清王朝不争气。就是我们所听到的那首《天下荣》的歌词，也只说“天下荣，丈夫争战功；天下乐，英雄破敌国。……最可尊，一种爱国心；小日本，与俄战东北……”当时有人总是希望日本出来领导东亚，对于欧美的进攻，作顽强的抵抗。这不是我们的屈辱心理，在普鲁士制止巴登、符腾堡，击败奥地利以后，就是它领导德意志民族，击溃拿破仑第三的。当然，事情不是这样的简单，中国是那样庞大，清政府是那样腐败，不是区区日本三岛领导得了的，但是在甲午战后，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有些人总是向往日本，每年成万成十万的学生到日本留学，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有日本的鸡蛋饼而且有对于日本的殷切属望。日本人应当如何地珍惜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厚望！相反，日本的帝国主义者却挥着沾满血污的屠刀，进攻中国，首先是跟着欧美后面，舔着腥臊的残血，后来是张着充血的凶眼，吞下一颗定时炸弹，终于备尝屈服投降的奇耻大辱。我这一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见证，二十世纪初年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殷切属望，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拒绝中国人民充满友谊的握手，报以残忍的屠刀，我都是亲眼看到而且切齿痛恨的。

襟江小学把它的前身襟江书院的书斋保留下来，作为学生卧室。中间的大楼作为藏书楼，楼下是办公大厅，前面是礼堂，大体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向西拐角是两进自修室，都很宽敞。前面是六座大教室，左右各三室，中间一道风雨走廊。教室也很宽大，桌椅是新式的，尤其是那两块大黑板，用木葫芦悬着，一上一下地推动，竟和七十年后有些大学的情况一模一样。如此说来，似乎不能取信，但是实有其事，不能不信的。

从礼堂向东，拐角是一片大操场，靠河边是观象台，大约一丈多高，四丈多宽，这只是一座空阔的高台，给大家开开眼界，没有什么设备。操场北边是膳堂和厨房，中间隔着一段空地以免尘埃侵入。厨房向左是浴室，这是完全中国式的，有大池、二池、小池，外边还有衣帽间。

第八节

当地人把这所学校称为大学堂，倒并不是什么讽刺，地方本来就大嘛。除了我们这些预备生根本不在话下以外，学生年龄也大，有二十乃至三十多岁的，是不是有四十岁的那就不清楚了。他们的思想有些也很落后。记得有一位姓李的，发下的数学卷子答不上来，就在上边写了两句：“欲攀天上千秋桂，须读人间万卷书”，“千秋桂”很清楚，他想做官；“万卷书”就不那么容易，因为看到万卷书的究竟不多，大约只是一句空话。

家里灶披间山墙外边还有一些空地，种着月季、川芎和藿香。灶前是一棵大石榴树，客厅前有寿星桃，都长得很好，结实累累，可惜春天是吃不到的。三月初，川芎和藿香长势也好。虽然只有三两株，母亲和我把川芎剪回来，切碎，拌着芝麻油和酱油，非常清脆和馨香。藿香的作用更大了，把叶子摘下来，蘸着白面糊，可以煎饼，听到油锅里吱吱的声音，令人垂涎，这是三月中旬的事。

1904年冬初，父亲的精力越发衰颓了。往常喜爱清晨散步，现在很少散步了，经常躺在家里。冬季是一个摧残衰年的季节，父亲更是不出去了，脸上红酣酣的，这可不是健康的表现而是衰竭的预兆，但是母亲和两位哥哥都没觉察，我也没有觉察。父亲没有病而是衰竭，衰竭，衰竭。到第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一切都枯了，萎了，死了。没有医，没有药，没有任何吩咐，父亲就这样地抛下了五十年的岁月而死去了。

这一日我还在校，清晨三哥把我喊回。怎么办呢？大哥在家，一切由大哥做主，赊了一口三三五的棺木，把父亲殡殓了。三三五是棺木的级别。泰兴棺木是有级别的。最好的称为兜底三，就是上、下、左、右都是三段杉木做成的。中等的是三三五，是上边和左右都是三段，下边是五段。下等的称为薄皮材，那就差得远了。

棺木是赊下的，到第七天还得开吊，亲戚送礼，当然也得招待。尽管我家已经精穷，招待是不能没有的，僧人的斋事也是不能没有的。头七以后还有五七，招待、斋事，一切照旧。棺木的钱还欠着。这个钱是不能拖延不还的，否则父亲睡在人家施舍的棺木里，我们拿什么脸面见人呢？大哥的办法是请会。由七家亲友共同出钱，最后由我家分年清还，这叫做至公会，确实具有支援的意义。有时亲友十家，每家出款多寡不同，从十五元到六元，一共是一百零五元。前后十年，请会的在第一年年终代头会支出十五元，以后逐年递减，至总数一百零五元为止，所以经过十年，尽管使用了一百零五元的巨额，实际上用不着支出分文的利息。我们不难看到，在执行这些会的全部过程中，请会的人固然得到极大的支援，参加的会友也没有什么损失。

父亲去世了，经过一段沉痛的日子，一切都回到正常情况。大哥仍回布庄，三哥也找到了工作，我仍然上学。母亲在家依旧纳她的鞋底。一切照旧，可是没有了父亲。我们把刻骨的悲痛，化作永远的悼念。阴雨的早晨，伏在父亲的柜子前面，是谁给我指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呢？放学回家，是谁在校门口接我，搀着我的手呢？是谁提醒我上学不是为的考状元呢？一切都感到空虚，都是那样地没有着落。而今川芎没有了，石榴没有了，寿星桃没有了。为了怀念我的父亲，我在书斋后面种着藿香，每年三四月里总要尝一尝藿香饼的滋味。

夏天到了，昂然哥毕业了。当时在襟江小学，毕业是一种特大的荣誉。送喜报的人把喜报送到二舅舅家里，首先在门外轰隆轰隆地放一阵土炮，这才跑进堂屋磕了头，把喜报贴在门口，上边写着：“捷报——学报，贵府少老爷峻基（昂然哥的学名）蒙泰兴襟江小学校长龙、堂长金考试及格，录取优等第几名。特此叩报。”这是一件喜事，送报人受赏退出以后，亲戚朋友都向二舅舅和舅母道喜，昂然哥也向他的父母道喜。在这一年夏天科举废了，但是科举的一切流毒正在借着学校的制度传播下来。

科举的流毒，经过批判，现在大家都清楚了，但是在前清末年还很不清楚。考取秀才以后便属于另一个阶级，他们算是黉门子弟，不再是小民了，见到县官的时候用不到下跪，即使犯了错误，只要没有人命关系，拼得由县官上报，革去秀才的名义，也就没有什么大罪。父亲不是为了卖房找价，被张姓喊齐狗腿子，准备给他一顿毒打吗？大哥认定这是奇耻大辱，由于他自己和三哥没有希望考秀才了，因此希望我好好上学，准备毕业以后，再给张姓一顿毒打。横竖那时高等小学毕业相当于一个秀才，见官是用不到下跪的。大约那时家中对我都抱着这个希望，我却什么都不懂，本来不认识张家人，觉得父亲既是安然走开，也就没有什么痛恨。哥哥们如若去打，要我顶名，我也会同意，可是既然根本没有什么恨，现在连这位张姓究竟叫什么也忘去了。

科举废止了，从此出路只剩得学校一条。官话虽是如此，其实也不尽然。前清末年，只要舍得花钱，由捐班出身的上去很快，钱出得越多，官做得越大，正同生意买卖一样，货真价实，没有丝毫犹豫。这才为清王朝的加速覆灭准备了条件。

第九节

1905年10月下旬，小小的泰兴县又看到一次大动乱。学校陆续办了一些，但是在群众中没有必要的思想基础。有些农民还很看不惯。捐税多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庙宇毁了，动摇了一些人的信仰；尤其是部分土豪劣绅，干脆把庙宇吞没，作为自家的财产，更激起了人民的义愤。襟江小学堂长金先生的私宅，就是这样从南草巷扩大到苏家巷的。人民的怨恨累积、扩大、炽热，终于爆发了。四乡的农民掮着钉耙、锄头、扁担，从各乡各保，蜂拥进城。他们的目标，是襟江小学。抵抗是没有用的，弹压更加谈不到，他们乒乒乓乓，把这个学校打了一个稀巴烂。教师学生跑了一空，没有受到打击，像我这个十岁的孩子更加不是他们的目标，迅即走到家里。因为不久就是我的生日，母亲拿着一个篾丝小篮和我上街，幸亏烧饼店没有关门，买了半斤面条，在人群汹涌中回家。

三哥听到这件事后，迅即到学堂里把我那小小的铺盖卷起，掮着书箱回家。学堂是捣毁了，一时谈不到复学，我蹲在家里，有时也看看书。除了手抄的课本以外，还有《史论启蒙》和家中原有的孙月峰批点的《柳宗元文选》。五十年以后，我在大学教古典文学的时候，选授他的《封建论》。

在那个小小的书箱里还发现了《四书义》。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家里没有这两本书。是不是在捣毁学堂当中，搞得书籍满地，有人把书塞进我的箱子呢？不管它，好在早一年我已在作文的时候把《四书备旨》抄烂了，现在多两本这样的书，没有什么稀奇。在《三国演义》、《史论启蒙》、《柳宗元文选》以外，再有这部《四书义》也还别致。冬天没有事做，看看也没有什么问题。

父亲的死亡，使家庭成员的思想意识起了一定的变化。母亲从古老的社会过来，是讲究三从四德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殁从子”，当然是指的长子，因此大哥的地位突然提高，远远高过三哥和我，也高过母亲。他有时很专横，他的主张是没有人驳回的。三哥呢，本来有些孩子气，现在变了，他有肩膀，有决心，总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呢，还只有十岁，但已经不是幼子而是幼弟了；幼子是抚爱的对象，幼弟却是教育的对象了。我虽然还不明确，但是具体的情况，不能不给我以进一步的了解。不过我主要还是读书，有时也和仁溥哥、希之弟一同玩。我同本君哥的关系是疏远的。

1906年来到，又是一年了。襟江小学恢复，但是预备班没有了。这时长三伯的儿子步二哥回家，他是考进将备学校的，大约长三伯母不很乐意这条道路，因此把步二哥找回来。他办起一座初等小学，起初在他家里，后来改到茅公祠，称为幼幼小学。

步二哥教过我们，他为我们讲《邹忌讽齐王纳谏》，到今天我的《古文观止》上还留着他的朱笔圈点。及至到茅公祠以后，分为三班，我是甲班，同班的有张汉章、蔡荫溥、杨挹光、杨涣墀、朱元锋等，大约二十多人。张汉章是步二嫂的弟弟，因此这个班的第一名是由他包定的，谁也没有想到和他争执。他比我们大得多，大约十七八岁，有时不高兴上课，还可以到鸦片馆去抽鸦片，这是公开的秘密，也没有人和他理论。蔡荫溥十四岁，很能干，也很用功，他和我争夺第二名达到白热化程度，可是我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他后来学水利，成为水利专家，在北京工作，可惜我到北京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杨挹光中年后，在上海光中染织厂担任人事工作，为资本家服务。元锋是步二哥的儿子，和我同年。

茅公祠是纪念明代的一位御史的。在没有办起幼幼小学以前，一度只是地方上的废庙，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小学停办以后，用作电报局，镇公所，解放以后改为电影院。

甲班的教师汪民甫老师是一位廪生。在科举时代，县学生分为三级：一廪生，近代称为公费生；二增生，近代称为自费生；三附生，近代称为备取生。增生、附生都是秀才。廪生也是秀才，称为廪生，是一种突出的意思。廪生有一定限额，在有人考取举人或出贡以后，照例由增生调补。汪老师本来应当调补了，一位增生通过人事关系争取超前补上，这一下汪老师嚎啕大哭，才能补廪。这件事不知怎么由蔡荫溥传开了，可我是很同情汪老师的。

汪老师有才具，那时上卫生课，连教本也没有，汪老师上课的时候，对着黑板沉思了一下，在黑板上写道：晨钟初动，苍苍凉凉，披衣甫毕，日上三竿。起问可中？中已久矣！……现在看来，字句不一定很合小学生的要求，但是确实经过锻炼，是一种优美的词藻。汪老师还有一首五言诗，是咏校中的木瓜树的。这一类果木很难成长，能到两丈内外，显然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了。汪老师的诗是：茅公古祠宇，老树何苍郁，饱经三秋霜，凛然昭劲节。天寒气未衰，心空血犹热，禁中多少树，纷纷落黄叶。茅御史名大芳，是明代建文皇帝的属官，1402年燕王朱棣夺取南京以后殉难。从现代的历史观点看，在封建王朝内部斗争中，无论怎样地杀身成仁，其实只是为封建王朝尽忠，对于人民没有多大的关系，并不值得歌颂。不过汪老师这首诗却是声调铿锵，令人起敬的。

老师的主要精力，贯注在他为我们讲的《左传》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给我们讲晋侯之弟扬干一篇，在他谈起魏绛有罪不逃刑那一段，真是有声有色，把尊重法治的精神全部传达出来，给我很大的教育，后来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这种精神起了鼓励作用。

到了1907年，清政府也看清自身危在旦夕了，大臣中有头脑的都知道满洲八旗没用了，绿营没用了，湘军、淮军没用了，但是他们还迷信武力，认为有了武力就有保障。武力在哪里呢？他们想起日本、德国、法国都实行征兵制，征了兵，就有武力，就不怕外国人，更不怕革命党。征哪些人呢？他们认定撇开兵油子，从一般人民中征用，就能起保证作用。他们提出要在全国征编三十六镇。现代是师、旅、团，那时称为镇、协、标。江苏省成立第九镇，由徐固卿任镇统。同盟会认识到这一点，指定会员赵声加入，后来做到标统。要练兵，先得征兵，由步二哥的一位同班同学到泰兴来主持。三哥的思想早已起了变化，和步二哥一商议，再和征兵委员一谈，就应征入伍了。临走的前夕，三哥和我谈起他有了办法，首先要肃清口岸的青帮。那时我还小，不知道青帮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必得肃清他们。

第十节

后来，才知道青帮是一种流氓无产者的组织，即使在明清之际，多少有些进步的作用，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之初，已经纯粹成为反动派，或反动派的帮凶。徐宝山、徐宝珍是青帮，黄金荣、蒋介石也是青帮，泰兴的蔡鑫元是青帮，忠义救国军是青帮。在清王朝崩溃前夕，徐宝山这一伙，盘踞在泰兴的口岸和江都的沿江一带，是这里的大害。凡是得罪了他们的，就会有人暗地里把他背到江边，扔下大江。三哥肃清青帮的主张确是有鉴于泰兴的具体情况，但是他的视野，这时还仅仅限于泰兴，没有看到中国，没有看到世界。他对于阶级社会的祸害，更没有认识。人的视野是不断扩大，人的认识也是不断加深的。

大哥名世淦，字丽生；三哥名世潆，因为他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闰四月，所以字闰生。我们这一辈是世字辈，因此我名世溱，在幼幼小学读书的时候，汪老师用“东里子产润色之”这句成语，字为东润。征兵出江的时候，各校学生全部出发，送到城外，给他们全部赠予红旗，在前清的时候，这样的欢送是非常罕见的。

我在幼幼初级小学毕业以后，1907年春天，襟江小学招生，我去应考，这一次录取第一名，实在有些意外。那次的试题非常特别，大意是问孔子在陈蔡的时候，历举门徒十名，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曾参不与其列，为什么后来说唯有曾参把他的一套本领接下来呢？我因为读过一本《四书义》，那里提到曾参那时年龄还小，不在门弟子之列，后来才把儒家那一套理论接过去的。这个问题，全场都没有答上，我凭着那本书居然答上了，所以在同班中得到一些重视，其实是偶然的。

这次同班同学有丁西林、张迭生、梅澹若、李仁溥、蔡荫溥等。丁西林考的第二，后来留学英国，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但是却以独幕剧《一只马蜂》得名，解放以后，做过对外友谊协会的副主任。张迭生也到过英国，回国以后，办过光中染织厂。梅澹若、李仁溥，还有不同班的常健东都在无锡读第三师范，后来在家乡担任小学教师，都很有名。此外还有一位杨叔鼐读过兵工学校，我离开广西第二中学工作的时候，推荐他去接班。

大约在这一年，龙璋已经离开泰兴，金先生也到外省做官去了，因此小学里的五位领导也起了变动。堂长是另一位翰林公沈海邱。这位堂长也不常到校，他白天在家里埋头抽鸦片，把校务交给吴筱山，吴的地位相当于后来一般学校的监学或教务主任。我们这一班分在两个自修室里读书，由学校另派两位高班生来照应一切：一位是周之德，一位是李煦春。煦春在解放以后，做过泰兴的副县长。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我把他当作老师，他把我当作同班，总算是各尽其道了。周之德后来担任过乡长，多少有些鱼肉乡里的恶名。那时我们的国文教师是一位卞老师，据说本来和周之德同班，后来调作新生的老师，可是周之德还只是一个学生呢，妒忌、仇恨都在那里煎熬着。恰好这位卞老师给我改作文的时候，改了一个字，却没有把原字涂去。机会到了，周之德决不放松，他把这个字挂了一钩，改上的和原有的连在一处，句子不通了。他撮弄我去向卞老师请教。除了目瞪口呆以外，卞老师一句话也说不出。这还行吗？由周之德为首，这批大学生一直闹到沈翰林家里，终于把卞老师撤职，把蒙学堂的李燕贻老师调来，一切才得太平。我对于李老师是尊敬的，但是我对于周之德的作风却非常痛恨。

暑假快到了，仁溥哥和我从小是一起玩的，现在同学了，但是依然是小孩。学期考试前夕，我们约好要好好读一下夜书，可是六月中旬的月光特别吸引人。我们想一下，看看月亮，也没有大关系，因此同到操场去。跳远、跳高、赛跑，好玩的事情多得很。纺织娘也在叫唤，去看一下吧。我们听着听着，总想去捉几只玩耍。一只、两只，我们捉了好多。月光还那样皎洁，把我们的影子照在地上。真有意思，我们不是读过吗？“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时光已经不早了，还得读夜书呢？赶忙跑回自修室，大伙已经去睡了，还有一两个没睡的，也正在收拾书包。明天要考试，书是不是还要读？是要读的，但是自修室的灯就要灭了，总得趁没有熄灯以前走回宿舍吧。疲倦啊，可是还有明天。明天怎行？不要紧，在到教室应考以前，不是还有一些时间？总不会来不及看一看吧。这一晚我们表兄弟就是这样读夜书的。第二天早晨，考试之前，收拾笔墨，实在挤不出时间看书了。算了吧，我们本来不一定要考第一。

我们就是这样准备考试的。幸亏老师照顾，考试成绩还不太差。现在回想起来，孩子只是孩子，太高的要求有什么必要呢？

暑假开始了，我又到鞠家巷季鹰哥那里去补习。季鹰哥是一位远房弟兄，和步二哥一样。他是在上海南洋公学中学部读书的，暑假回来，搞了这个补习社，主要还是?他的嫡亲侄子遗生。季鹰哥亲兄弟四人：老大伯雄哥在山西做官，那时还没有孩子；老二早死了，因此遗生算是两房共有的孩子；老三住在乡下，我没见过；老四是季鹰哥。这一支由于出了一个做官的，大家都让他们三分。季鹰哥一边上学，一边还得经管家务，所以特别忙。关于季鹰哥还有一段故事，因为他是个大麻子，所以又称四麻子。一次他去照相，取回相片以后，一看麻疤满面，他发急了，决心要去捣毁照相馆。做官的人家这样做，在当时并不算意外，幸亏他的二嫂出来力阻，照相馆才算免了一场灾祸。

补习社并没有什么学的，不过读三两篇古文，交两篇作文，此外便是读英文了，英文在襟江小学已经读过，并不太难。只记得有一篇说什么一位广西人遇到一位广东人，这位广东人是带着老虎耍杂技的，如此等等。我总觉得好好的中国老百姓，偏是那么“旷洞、旷晒”的，有些别扭。

在秋初的时候，季鹰哥和大哥说开了。他再三指出在泰兴上学没意思，不如到上海去，南洋公学，是如何如何地有名，附属小学又是如何如何地出色。大哥是店员，工资有限，即使三哥便中带一些钱回家，那更是微薄得可怜。我在襟江小学也是一样读书，首先不用缴学费，即使伙食比两年前差一些，每天还有两干一稀，早晨外加四个烧饼，都由学校免费供给。此外，笔墨纸张，再加几本书，总还有限。因此大哥很踌躇。季鹰哥两片厚唇皮一上一下地纠缠着：“丽生哥，你为什么这样烦心呢？到上海去，老六可以进一个好学校，这不是很好吗？至于用费有限得很。我们弟兄，虽远不远，大家帮助些，不成问题的。”

大哥是一向固执的，但经季鹰哥的再三劝导，却不由他不同意。好在还早呢，入学以前还要经过一番考试，是不是考得取，谁都没有数，因此同意先去试一试。第二章上?海?六?年

第十一节

（1907～1913）小猫开始走路的时候，孩子们把它抛到屋上，小猫在瓦面上踉踉跄跄地蹒跚，孩子们拍手欢呼：“小猫练本事。”本事是这样练出来的。当然，它也尽有摔死的可能，但是孩子们是不管的，他们只是拍手欢呼，无论小猫是灵活地觅路下来，或是折胳膊断腿地摔在地上，他们不管。天真的孩子们。

我是秋初从家中出发的。同行的人多着呢，季鹰哥和他的侄儿遗生，步二哥和他的儿子元锋，宇清哥和他的女儿蕙沅，此外还有季鹰哥的妻子翟健九，周明诚和他的弟弟明道。遗生、元锋、明道和我是去考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健九、蕙沅都比我大十岁左右，是去考一所女子学校的。周明诚就是周铭，后来到美国麻省留学，回来后担任过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从泰兴南门出发，经过大生桥，再向西南，直到天星桥，共十八里，这里是长江的一个港口，长江上下的大轮船都在此停泊。那时的长江好像是一条国际河流，除了本国的帆船经常航行以外，各国轮船都可以自由来往，军舰也不例外。客轮是中国的招商局和外国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每天都有轮船上下，称为三公司。此外如日本的日清公司以及其他的野鸡班，船票就便宜多了。

天星桥有接客的栈房，那时还没有旅馆的名称，通常称为某家栈房。我们住的是蒋家栈房，在天星桥西南角上。这一带有好几里，久已坍入长江了。尽管地图上把长江画得整整齐齐的一条线，好像天生如此，一丝不能改移，其实不是的。江流滔滔滚滚，从上游冲过来，每月每日不是偏南就是偏北，没有一天是完全一样的，经过一年总会差个三五里，甚至更多。

天星桥没有码头，没有趸船，只有舢板，轮船到这里打慢车，舢板迎上去靠拢，由大轮抛下缆索系稳以后，把上轮的客家送上去，舢板空出船舱，再把下轮的客家接下来，然后开回码头，到各家栈房憩宿。这是栈房的任务。上水的轮船还有个估计，大约每天天亮以前，由上海开出来，到晚间九十点钟以后靠拢天星桥。下水的轮船就无法估计了，二十四个小时以内，任何时候都可到来，栈房的工作人员便得上下舢板，接送客家。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除了偶然打个盹以外，他们是二十四小时工作制。经过一二十天以后，可以回家，有时能连续睡四五天。不同的工作制度必然养成不同的生活习惯。

我们是下午到达码头的。孩子们沿着江边东眺眺，西看看，只见到长江的浊浪排天塞地从西北直下，砰砰轰轰，浪花冲上去一二丈，然后化作飞雨，哗啦啦地向东南翻过去。这是我们从来没想到，也没看见的。长江是一阵飞跃、一阵轰鸣，竟是无法形容。我们到港口那天没有船，就在栈房里各找一个床铺耽了一下。第二天晚间上了大轮，是怡和洋行的德和轮。轮船上是有头、二、三等舱位的。头等舱由外国人住，二等舱由高级客家住，剩下的只有三等舱，称为统舱，可是统舱也轻易去不得，据说要给铺位钱，事实上在当时这个数字并不大，可是舱里的鸦片气味熏得人无从透息，扒手又多，防不胜防，因此大家只有在楼梯口或舱沿外，坐着打盹，也有人躺在那里。天亮以后，船进吴淞口，沿岸三三两两、零零落落地看到一些房子。那还离市区远着呢。待到离虹口不远的所在，跟船的栈房服务员各人手持招牌纸，连声嚷起来。船离码头还有几丈远，有些服务员持着招牌纸嚷着，跨过舢板跳上轮船。这时真是人声鼎沸。亏得季鹰哥路道熟，接过招牌纸，原来是泰安栈，在英租界三茅阁桥一条弄堂里。服务员点清了行李，替我们喊了东洋车，把我们一直拖到泰安栈。

那时上海市的中心地点是划分为租界的。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延安路以北这一大片是英租界，虽然东、南、北三边有条边线，向西号称以现今的西藏路为界，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向西延伸，直到现在的华山路为止。延安路本来是一条洋泾浜的河身，和河南北两条沿河马路的复合体。后来河填平了，沿河马路也并进来，便成了一条宽阔的马路，称为爱德华路，林森路，最后确定为延安路。三茅阁桥是洋泾浜上的一条桥，大约在现今的江西路口。

到了栈房，分定房间。那时栈房是包饭的，每天的房饭钱并不太贵。我还记得天井里放着二三十只大缸，每天由工人把水挑满，再把明矾倒下搅清。大约栈房里没用上自来水，所以还得使用大批的人工。

离考试还有几天，季鹰哥把大家带到四马路开开眼界，这便是福州路，当时的热闹中心。大约在现今外文书店附近，有一座二层大楼，称为青莲阁。楼下有日本人在那里，坐在地上烤鸡蛋饼。楼上倒也轩敞，可是东西横排着好几大排鸦片铺，不少人在躺着抽鸦片，还有不少青年女人在那里东跑西跑。下了青莲阁，只听得不少的餐厅里胡琴之声四起，夹杂着女人的欢乐而阴森的嘶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是当时却?为世界本来应当是这样的。

在栈房里，步二哥、季鹰哥、宇清哥，有时还把季鹰哥的同学陈观杓由电话里找得来打牌。宇清哥年龄较大，但是却很活跃，他对我们说：“趁现在有空，赶快学呀。”大约那时我们的兴趣不大，所以学打牌的欲望没有唤起。

考试日期到了，报了名，季鹰哥把我喊到一旁。他说：“你这次来考试，要抓机会好好地帮帮遗生的忙，有些答案通知他，最好能替他做一篇作文。”原来我这次到上海来，是专门为遗生做枪手来的。科举时代，考场作弊的情况，到这天还存在。老八股、洋八股，只要精神没有变，做什么都干不出好事的。

我这十二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拒绝吧，那我为什么到上海？答应吧，我的生活以作弊开始，自己并不甘心。但是我没有拒绝的勇气，走着看吧。

第十二节

到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报名的是季鹰哥。入场那一天，学校是按照报名单排座位的，我编在第二排的最后，遗生、元锋、明道都排在第三排的前面。我和遗生声息不能相通，他固然不能要我帮助，我也无法声援。考试结束，第二天公布了录取名单，我被编入二年级，其余的都被刷下了。健九、蕙沅两位考女校的也没有被录取。宇清哥心情安定地说：“我们住泰安栈，本来不很合适。这是三人下水，女不出头呀。”

就在三人下水的情况下，我必得到南洋附小读书了。在大哥固然是心情沉重；在季鹰哥也觉得毫无意义。为了在考场里帮忙，这才找到我，忙没有帮到，却带来一个沉重的包袱。对于大哥也是包袱：在襟江小学不是很好吗？花钱不多，同样也是上学，为什么要出一趟远门呢？我自己虽然对于日后的负担还不理解，但是对于换一个生疏的地方，结识一些摸不清底细的伙伴，也实在有些胆怯。

我在一位同乡家里耽搁几天后，大哥把行李送来了。大哥和我搭着一部独轮车从宝昌路——现在的淮海西路——向西，一路荒凉异常。这里是法租界向西扩展的地段，一时还来不及新建，但是马路已经向前延伸了。越过金神父路——现在的康定路——便是南洋公学。门外一道三五丈长的大桥，迎面是一座门楼，上面“农工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横匾使我理解到原来南洋公学已经换了头衔。进校以后，向前有一段马路，马路南边有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一道小桥，迎着桥坡又有一道门。门里是小学的所在，四周都是小河。原来这座小学只有一道小桥通向公学本部，还要再通过大桥才能和外面的人间来往。小学的规定是私越小桥有禁，私越大桥更有禁，除了星期日准过小桥，三节和放学准过大桥以外，一概不许来往。我到今天还在怀疑这所小学的建筑设计是模仿国外的监狱搞的，不然不会搞得这样周密。

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办学本来是一件新鲜事，因此学校建筑是多种多样的。据武汉大学的刘秉麟和我说起，在通令办学的时候，由北京通令陕西，再由西安通令各县。一位县官老爷根本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办的，连忙找一位幕僚老夫子商议。老夫子原来也不知道，可是犯不着说句老实话来引起县官的轻视，他捧着水烟袋呼噜呼噜地一阵子，才慢吞吞地说：“办学吗，首先总得有座学堂。”县官老爷一想，老夫子果然高明，没有学堂那办什么学呢？但是学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还得请教。老夫子眼睛一闭，计上心来，顺手朝窗外一指，他说：“就是那个样子。”原来陕西的这个县份，虽然比较闭塞，帝国主义分子早已着手经营，在高敞的地方建立了天主教堂，迎门是山墙，上边安上了十字架。县官看到这个榜样，连忙照办，星夜宅成，陕西那个县份的学校，当时都安上十字架，装出一副不中不西、不教不民的架势，就是这个来历。

还有一个例子，这是我在解放初期，在济南亲自看到的。那里的齐鲁大学是由各国教会捐款创办的。因为各国情况不同，教会也是分门别户，可是在这座大学里，对于教室总要维持一个大概相似的情状。至于教授住宅那就完全不同了。除了中国教师住宅，尤其拥挤阴森以外，有意大利式的、西班牙式的、澳大利亚式的、新西兰式的、加拿大式的、美国式的，各式各样，真是各式建筑的展览馆。

二十世纪初期，在中国办学总难免有一些殖民地的遗迹，这并不稀奇，我们本来是从那条道路上来的。到小学入学，第一件事是缴费。收款单子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龙洋贴水”四个字。在中国境内，中国人办的学校不能使用中国货币，否则就要贴补一些费用，真奇怪。

这是一种殖民地习气，也可能是一种剥削心理。但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这是相当普遍的。那时使用的是现大洋，大洋以下又有小洋，有意思的是大洋一元可换十一个小洋角子，再加几个铜元，这个兑换率是经常变动的。不过变动不大。除了小洋角子确实有这样的硬币以外，还有一种不具体的货币，例如大洋一元，可换大洋十角。这个大洋角子实际是没有的，但是计算的时候却有，特别是在有利可图的时候。例如在轮船上买船票，泰兴到上海，统舱定价七角，倘使你给他七个角子，这不行，因为这是小洋，必得贴水。倘使你给他一元大洋，他很坦然地给你三个角子，万一你要他贴水，他眼珠向上，哼一声：“那不是三角吗，还有什么说的！”这个办法特别灵，我还记得我十八岁那年在商务印书馆的时候，账房发工资就是这样办的。我已经被解雇了，连几个铜元还要剥削。

这种殖民地习气，在南洋公学的中学部还要严重。那时除小学外，上面还有专科部、中学部。专科部我没有机会读，中学部是读过两年的。英文固然要读英文课本，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也要读英文课本，特别是那些外国教科书又没有替中国留下什么体面。例如我们?地理，不须注意中国有些什么省，可是美国的那些州，什么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必须记清，一个也不能忘。读历史那就得从埃及、巴比伦读起，还有希腊、罗马、恺撒、夏尔曼，至于什么秦皇、汉武，我们那课本里是没有的。当然，我们有时也读些中国东西。可是教务处发出的功课表，照例是中、英两份。我们从此却学到一些特别的名词。我们读的是《说文解字》，英文功课表叫做爱提摩逻辑；我们读的是《曲礼》，英文功课表又叫做爱摄克斯。诸如此类，乱七八糟，这也难怪，我们的学校，本来是模仿帝国主义国家或是殖民地的方式的。

我们那座小学虽然是有些像模范监狱，不过到底是模范，帝国主义或是殖民地成分不算太多。首先我们也有堂长，一年能看到三两次，他是林康侯，后来堕落成为上海的大汉奸。为什么他当这个挂名堂长，我不理解，也许由于他有一些帮会势力，可以担当风险。实际负责人是沈叔达老师，沈老师是南洋公学师范班毕业的，到日本留过学，大约那时日本学校就是这个样子，沈老师照样搬过来。他抓得很紧，也抓得有些成绩。我们的卧室每间住十八个人，挂帐子、摺被都有一定格式，夜晚睡觉不许赤膊、不许说话。沈老师大约是受过特务训练的，不但窃听，也随时要检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到校以后，除了学膳费以外，还得缴代办费，这样手中真是分文不名。代办费是这样的：学校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夹七带八，一齐都准备好，每天午后，我们开单写明，由庶务顾馨一老师查阅，他同意了，就照单发出，替我们记上一笔账。这是一件非常琐碎的工作，但是办得很好。

除了沈老师以外，还有一位监学陆慧刚老师。沈老师精明，陆老师浑厚。对于我们确实做到照料备至。我还记得在我到校一年以后，得过脚气病，这在当时算是非常严重的。陆老师对我的关心，至今想起来还能给我很好的印象。冬天到了，我穿着夹袍子在寒风中锻炼。陆老师不同意，他非常和缓地坚持着，直到我把棉袍穿上为止。

我们是经常在老师监视之下度日的。箱子可以锁着，但是钥匙交给老师。上自修的时候，老师查衣箱，每件衣服都得好好叠起。睡觉了，老师查书箱，也得按照卷帙、顺序排好。我们时时都被监视着。不过这里也得指出，老师从来没有鼓励互相监察和检举告密这一类行为，因此大家的心情还不太紧张。

从外地来的同学要想带进零食是不容易的，但是本地的同学也不缺少，零食的来路不易截断，因此老师索性规定每日上午十时和下午四时以后开放十分钟，大家可以吃零食。学校备了一百多只小铁桶，每人一只，按时开放。吃过以后，仍由学校锁好。

最麻烦的是看课外读物，禁止是禁止不了的，开放又觉得流弊太大，不易控制。老师便把学生所有的读物全部收起，经过检查，淘汰了一些，也添置了一些。每晚自修完毕以后，全部开放，任人借阅。那时最风行的是林纾译的小说，在这个办法之下，我几乎读完了一大半。

第十三节

在沈、陆两位老师以外，我还记得有汤贻孙、张韵笙、沈云衢三位国文老师，吴采人地理老师，张益三图画老师，吴叔厘数学老师，祝良若英文老师，沈近勇体操老师，此外还有几位老师是后来陆续加入的。总的来说，老师们的工作是严肃认真的。虽然他们只是小学老师，但是各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了不小的积极作用。

我们这一班同学三十多人，到现在我仿佛还听到吴采人老师那清脆的崇明话抑扬顿挫地点名：钱锦来、陈文钰、林仲、盛守璋。可是这许多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只记得钱锦来出身于地主家庭，家里除了厅堂以外，还有专备阅报的阅览室，想来是一定非常宽敞的。郑东启和我关系较深，后来成为亲家。陆鼎、金翔鸾家在邻近的法华镇，两人早已去世了。此外还有两对兄弟：康时敏、康时达；沈学仁、沈学文，大致是叔伯兄弟吧，不一定是亲兄弟。康时达后来我遇见过一次。沈学仁的遭际更特别，他在上海搞过一份漫画杂志，以后到过沈阳开了一家豪华的理发厅，专为贵妇人服务，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也去过，沈学仁就此顺竿爬上，这是东北事变以前的故事。还有陈洪、陈沅，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可是看来却很相像。陈洪做过扬由关监督。陈沅改名陈源，字通伯，又称陈西滢，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和凌叔华女士结婚。我还记得在武汉大学教书的时候，曾去陈家，萧乾先生走了进来。萧先生非常客气，望着陈源夫妇说：“你们两位，将来一定在文学史里留名了。”这话不知道是奉承，还是讽刺，因为陈源和鲁迅的笔战，一定会在文学史里传下，可是不一定于陈源有利。有两位做官的，李熙谋、胡鸿基，解放前做过上海市教育局和卫生局局长。还有两位常州人：沈奎、刘顺孙。顺孙后来学飞行，可惜早死了。同学少年，今天所剩无几。杜甫说：“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杜甫只活到五十九岁，倘使再活二十年，他的惊呼，那可更动人了。

小学一共四班，除了同班的，其余记得的却寥寥无几了。大约我在三年级的时候，蒙古喀喇沁旗派了三位来学习：一位姓汪，一位姓杨，还有一位记不清了。他们是蒙古人，临时改了汉姓，据说在蒙古是三四品的官员，看来只是些平常百姓，没有什么出奇。还有一位小同学，姓陈，瘦小得可怜，据说是邮传部尚书陈璧的孙子。究竟陈璧这个人怎么样，那时也不知道，可是大家老指着孩子骂：“贪官污吏。”最后这孩子自动退学了。

我们有几次远足。一次到曹家渡，在小万柳堂浏览，这是无锡的一位官老爷廉惠卿的别墅。我只记得那里有一座水榭，临着苏州河。躺在藤椅里，看那袅娜的柳枝，披拂在澄蓝的河水上面，那种生活和我们这群打打闹闹的孩子们的生活完全不同。一次到佘山去看天文台，从那个之字形的山路上去，台上的观察员也给我们说了一些关于星象的记载，这就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了不少。

最后的一次是到苏州。我们从上海搭火车到苏州，在范氏义庄住下。以后叫了小船，直开天平山。这里是相传的万笏朝天，每块大石都向天空撑持着。我们开始爬山，穿过一线天，直到山顶。虽然，天平山不是什么高山，在江南一带还是有一点名气的。这几次远足对于我们都是很好的教育。

还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1908年，南洋公学的领导又实行新办法。原来的堂长换人，新来的官衔可大了，他是农工商部侍郎，因为母亲去世，丁忧回籍，遂派来办学。这位是太仓人，姓唐名文治，字蔚芝。唐老师在当时是比较接近新派的。在桐城派古文方面，是有切实成就的，特别在文论方面，有独到的看法。唐老师一到校，就在这方面做了些领导工作。对于小学，他也没有放过。1909年秋天，他提出要在8月里开一次国文大会，大学和中学部合办，小学单独办。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写作文了，一共两道题目，我只记得一篇是《关讥而不征论》。这两道题可以只做一篇，也可以兼做两篇。我写完一篇以后，接下便做第二篇，最后指出在理想的时代，统治者对于人民固然要在国境上，做些检查工作，但不一定是横征暴敛；可是遇到专制的君主，那就不仅是横征暴敛，甚至要把人民的一切都供他们吞噬。这一篇写得很流畅，也很大胆。文章缴上，小学老师们给了好评，连同其他的九本，一并送给唐老师，由他评定名次。唐老师很高兴，给我取了第一名。那次我们是在专科礼堂里颁奖的，我得了奖金四元，随即买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我对于文章的写作，又获得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件事督促我进取向上。

正在我有些糊涂看法的时候，沈老师给我一次教育。他指出在得到表扬的时候，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各人的前途远得很，要看清道路，奋勇前进，不可自满。这一场教育，好比是一盆冷水，淋得我浑身颤抖。但是冷水的后面，是满腔热情，是要我不断提高，不能满足于一些浅薄的成就。我说过，这座小学像一座模范监狱，意思是说老师的眼睛决不放过任何缺点，但是在他们看到某些缺点或是有出现缺点的可能时，他们随时会给你指出来，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帮助。

从整个国家来说，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但是下坡路的尽头也正是上坡路的开始。局面要变了，而且也正在变，正在准备着大变。清政府的最后一位独裁者，历史上称为慈禧皇太后，口头称为西太后，是一位机灵多变、不顾一切的统治者。为了个人的享受，她把海军经费提出来盖造颐和园，以致造成甲午战争的失败。失败以后，为了报复日本人的进攻，为了报复帝国主义者对于戊戌维新的支持，她支持了义和团的运动。及至义和团失败了，她扔掉封建帝王的虚诞，跨着骡车逃出北京城。这一下一切都完了，然而不然，牺牲了几百万人民的生命和四万万白银的赔款，她从西安回来了。从开封开回的专车，车厢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珍宝古董和书画，还有躺着抽鸦片的床铺。她回到北京，依然做她的最高统治者。她接见驻京的各国公使和公使夫人。她不怕鬼子了，而且和他们处得很好，非常好。这就难怪日本新闻记者说，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的夫人能玩西太后于股掌之上了。其实日本人并不理解，事实是西太后玩内田康哉于股掌之上。浅见的新闻记者，能理解这个戴着皇冠的恶鬼吗？1908年10月下旬，她明白自己就得去见上帝了，但是她没有忘却先要看到她切齿痛恨的光绪帝的死亡。这是一位险狠凶横毒辣的统治者。在她临死的时候，她毕竟把行政大权集中到清统治者的手里。她巩固了清统治者的大权，但是她不理解一条真理：一切事物的发展，常常会违反原有的愿望，走到自己的反面。清王朝的崩溃，已经可以计日而待了。

二十世纪初期，上海是中国的中心，除了政治机构以外，经济、文化、工商业的中心都在这里，特别是革命。租界是坏事，然而也是好事，因为多次的革命活动都以上海为中心。同盟会的本部在国外，但是在革命洪流输入中国的时候，香港只能通向广东、广西，可是上海通向长江两岸，更能透过运河通向华北，所以上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香港，何况香港究竟在英国政权统治之下，而上海则由于清统治者和租界当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产生互相牵制、互相推诿的形势，更成了革命的温床。

我在泰兴的时候，还不懂得看报，到了上海，懂得看报了。最初报纸印在单面的有光纸上，老师们还珍贵地保藏起来，不给孩子们看。以后不行了，报纸印在新闻纸上，而且逐步地普遍了，保藏固然不需要，而且也藏不起来了。老师们是开明的，索性把报纸公开阅览。形形色色的派系，有形形式式的报纸。有《申报》、《新闻报》这些商人的报纸，也有《舆论报》、《时事报》、《神州报》这些维新派的报纸，后来又有了《民呼报》这张同盟会的报纸。当时的报纸家数很多，但是对于新闻的来源重视不够，本钱大的在北京和其他几个重要省份和城市还有些新闻通讯员，在其他地方，只能将当地的报纸剪贴应用了。一般都是倚靠邮递信件，偶尔也有电讯，因为本钱大，所以只有很少几个字，没有长篇电讯。至于国外的消息，那就没有了，即使有了，也得不到重视。好多新闻来自路透社，不少是捕风捉影，以后上海方言里对于来历不明的消息，通常称为路透社消息，或者马路新闻。

《民呼报》是上海报业的一个新品种。《申报》、《新闻报》是老牌大报，不和它打笔墨官司的。《舆论报》和《时事报》已经合并了，称为《舆论时事日报》，它们原来标榜维新，就是靠皇帝吃饭的，现在看到一个主张不要皇帝的报纸出来，那还了得，于是哇里哇啦，把《民呼报》骂得一塌糊涂。《民呼报》对付了几下，最后写着：“《舆论时事日报》：你的本钱多，你的势力大，我不和你辩论了。”这是认输的语言，也是胜利的语言，因为读者更加看清《舆论时事日报》的面貌。

我们对于日本人所抱的幻想现在完全破碎了。日本人不是说过同文同种吗？不是说过他们的文化是由中国传去的吗？我们期待他们珍视这个传统，珍视这个同文同种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幻想却由日本人的双手亲自打破。我到上海的第二年，日本人就为了二辰丸事件向中国讹诈，他们把假面具亲手撕下，要我们对他们不再存丝毫的幻想。日本的浪人还在为同盟会输送军械，但是中国的同盟会员看清楚他们的目的是要给中国制造分裂，以便他们分而治之，因之虽然利用他们有利于中国革命的一面，同时也痛恨他们企图分裂中国的一面。

这个同盟会的刊物就曾说到一个故事：一位中国留学生刚到东京，看到商店大减价，这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一种经营方式，店门口横写着“本日大卖出”五个大字。可是这位初次出国的朋友还没有摆脱自右而左书写文字的习惯，惊骇地道：“啊哟！怎能说‘出卖大日本’呢！”《民呼报》据此出了一个上联“本日日本卖日本”，要读者对下联。过了几天，在没有收到答案的情况下，报社自己提出“日本”可对“天皇”。以后又说“卖”可以对“讨”。就这样指出是“皇天天皇讨天皇”。报社这样做，反映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怨恨，而报社不能直捷痛快地提出答案，更反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嚣张，以致中国的报社只能曲折地道出自己的怨恨。但是报社的负责者也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侵略中国，完全是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无论你怎样地讨伐天皇，其实不能损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一根毫毛。

第十四节

无论我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接受什么教育，无论我在小学里怎样努力，以致学校给我一些微薄的荣誉，1910年的夏天，我毕业了，我受学校教育的时期也行将中断了。我凭什么能够上学呢？用费的一大部分是由季鹰哥们支出的。他们不时提醒我：这笔钱是要一个一个地偿还的，他们也指出最初只说是上完小学就行，现在不是已经上完小学了吗？他们还提到，那位在山西做官的伯雄哥说：“老六为什么不给我来信啊！老六不会做吴人达吗？犯不着花钱了。”吴人达也是泰兴人，据说初到山西得到伯雄哥一些帮助，后来为了宦海升沉，和伯雄哥闹翻了。四十年后我也见过吴人达，可算是言大而夸。那时泰兴的一位刘家请客，刘家谈起他们的祖父刘统勋也是一位孝廉公，可是一生不得志，后来郁郁而终，吴人达手挥卫生棒，肯定地说：“没关系。待我做篇文章，刻在集子里，刘大先生就可以不朽了。”这话说完，刘家的后人深深地一揖：“一切都烦吴老伯的清神。”事有不幸，半年之后，吴人达就死了，文章没有做，集子没有刻成，那位刘举人难免终于朽掉。吴人达确实是言大而夸，但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啊？

很清楚，伯雄、季鹰这两位把我送到上海，主要是为遗生做枪手的。位次排得不巧，枪手没有做成，说不给我上学吧，他们没有借口。如今等了又等，经过三年的漫长岁月，银元花去一百出外。还呢，他们看清楚，一个十五岁，其实不足十四岁的孩子，即使割皮剐肉，也熬不出一百多元的油水。算了吧，总算做了折本生意，趁着小学毕业的机会，大家洗手了事。银元是真的，谁能要求人把成十成百的银元泼撒么？话是说清楚了，他们撒手不管。大哥这一点微薄工资，当然无法管，谁管呢？是不是我可以找一个铺子去当学徒呢？完全应当，但是也不成，因为一则没有做好准备，无处可去；二则我年已十五，去也嫌大，加之当时对于到过上海，在高等小学毕业的人，店铺也不欢迎。因此我的退路是截断了。怎么办呢？一个孩子本来拿不定主意，现在更拿不定主意了。

秋天开学了，我在家里闲着。

但是毕竟来了一条路。

唐老师的儿子庆诒给我一封信，要我去上海，他说，办法一定有的。庆诒比我小两岁，本来不认识，这封信当然是老师示意的。

在得到母亲和大哥的同意之后，我到上海了。第一步是到小学部去看沈叔达老师。沈老师当然了解一切情况，他领我越过小桥门，直到专科部唐老师的办公室。那是在当时称为上院的那座建筑物的底层，靠门的一间办公室，设备很简单，一张长长的大餐台，上面蒙着一条白桌布，两旁一式的十张靠背椅子，唐老师经常是整天毕恭毕敬地挺直着身躯坐在那里。沈老师先行一步，打过招呼，这才把我引进，要我长长地作了一个揖。

“唔，”唐老师用那特有的太仓口音说，“唔，你老弟就在中学好好读书吧，学费在我这里。”说完，他把学杂费交给沈老师。经过沈老师的帮助，手续一切完备，我在南洋公学的中学部开始读书。谢谢老师们的关心，我在求学的阶段中又迈进了一步。唐老师居处的朴素，态度的严肃，对于学生的关心，我这一生是学不完的。

那时的南洋公学，中学部和专科部是连在一处的，因此在管理上没有多大区别。从小学进入中学，正同河鱼从江河里进入大海一样，情况完全变了。我们好像是一群没人管理的孩子，一切都由自己负责。学校方面对于学生的供应，好像也没有任何限制。大约那时学校里从官僚机构和殖民地机构承袭来的东西，一时还无法清理。前面所说的用中文、英文两种不同的功课表就是一个显见的例子。

进入中学部，我们除了中文、英文以外，还得重行学习算术，这是用英文教的，此外还得学习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我们还要学爱提摩逻辑和爱摄克斯这种稀奇古怪的学问。

但是在唐老师的手里，毕竟把这座中国人办的但是殖民地化的专门学校逐步地转变过来。时间是漫长的，但是毕竟转变过来了。这件伟大的工作，不仅影响了这个学校，而且影响了其他不少学校。在编纂《新辞海》的过程中，鲍正鹄和我曾联名去信，请求把唐老师这一条收进，可惜没有得到同意。

第一节

唐老师还有一着绝招。每星期日上午，他在大礼堂招集部分学生讲授古代散文。听讲的学生是由老师自己挑选的，从专科部到中学部，每班两名。老师讲授的是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欧阳修《五代史职方考序》、《泷冈阡表》、《秋声赋》之类。老师的讲法很别致，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解释字句，也从来没有说这篇文章好在哪里，为什么要读。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或是低徊宛转地读几遍。然后领着我们共同朗诵。他这才在教室里打转转，听着我们朗诵。有时他会搬过一张凳子，坐在你身边，说道：“老弟，我们一道读啊。”虽然带着太仓腔，但是在抑扬顿挫之中，你会听到句号、分号、逗点、顿点，连带惊叹号、疑问号。后来我在英国，看到他们十七世纪的黑字本，也和我国旧时出版的书籍一样，没有标点，而在善于朗诵的读者口中，同样听到这些符号。这才明白符号只是一种指示，指导我们怎样去诵读，倘使我们不能诵读，那么这些符号的意义是会丧失的。

清王朝的反动，没有因为慈禧皇太后的逝世而缓和。相反，却因为失去一个凶横的舵手而更加暴露了。宣统皇帝是个四岁的孩子，执政的是他的父亲，软弱的摄政王载沣，因此反动的实质更加暴露。本来慈禧皇太后所说的九年预备立宪，大家知道是一句诳语，谁也不能相信，现在因为内阁的组成，连仅存的一丝一毫的希望也没有了。一位总理、两位副总理，十位大臣之中倒有六位亲贵，四位满族，只有三位汉人；实际上是把政权完全集中到皇族手里，是清开国以来所少有的。革命的形势愈高涨，政权的集中愈显著，经过这样的激荡，一般人民更看清了清王朝的崩溃，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阶段。

康有为的保皇派出现的时候，原来是戴着维新面具的，现在这维新的面具已经撕下了，人民不再相信他们了。这时深得人心的是同盟会，他们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怎样平均地权，大家一时还不十分了解，其实在同盟会的缔造者孙中山的心目中，也还只是一些朦胧的概念。可是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在晚清视为唯一的救命稻草的新军中，已经成为普遍的概念。清王朝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不得不推行征兵制，而同盟会为了夺取政权，也不得不打入新军的编制，不少标统、协统是同盟会会员或其同情者。这种情况逐步明显起来。光绪末年号召征兵的呼声，到宣统年间已经转变为防范新军。防范得愈积极，转变也愈彻底。

到1909、1910两年，革命形势愈来愈明显了。镇南关之役，广州之役，是革命的失败，也是革命的成功。没有这些战役，革命是不会深入人心的，而不能深入人心的革命，其结果也必然以失败告终。其他个别的事件如安庆熊成基起义，绍兴秋瑾的被杀，在江浙一带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铁路收归国有，更成为革命的导火线。从上海到杭州、宁波的铁路，本来是由绅商投资的，称为沪杭甬铁路，清王朝把它收归国有，这是不得人心的。从汉口到成都的铁路，也是由绅商投资的，称为川汉铁路，现在也提出要收归国有，这是更不得人心的。成都人更加激动，绅民头顶着德宗景皇帝的神牌，向四川总督请愿，总督下令枪击。成都的动摇，和武汉起义互相呼应，终于形成辛亥革命。所谓绅商，当然只是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发动时期，没有人民的响应是不可能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资产阶级独占革命的果实，这时革命的动力便形成革命的阻力；以前的革命领导者成为革命的目标，这是古今历史不少见的事实，在中国也并不例外。

1911年的秋天，革命的形势已经大体形成了。革命的目标是清王朝，而清王朝也在作相应的准备。他们看到军权已经抓在自己手里，陆军大臣訤昌是留学德国回来的满人；海军大臣载洵和军谘大臣载涛是宣统帝的两位叔父，摄政王的弟弟。军权完全统一了，财权呢？财政大臣载泽也是一位近支王公。所以都是可以放心的。

舆论呢，当然也要考虑。《民呼报》太激烈，可能是革命党的机关报。通过法国驻沪领事馆把它封了。这一着很见效，同盟会不再呼了，他们出了一个《民吁报》，是吁叹，是垂头丧气。清政府还不称心，索性想法把《民吁报》也封了，要你吁也吁不成功。这一着是太急躁了一点，同盟会既不呼，也不吁，他们索性办起了《民立报》，是人民站起来了。这一站起便标志着清政府必然倒下。

清政府的象征是辫子。古代北方民族的象征都是辫子，所以南北朝对立的时候，北方骂南方为岛夷，南方骂北方为索虏。索虏就是拖辫子的奴隶。吴三桂向清王朝投降的时候，首先把辫子拖下来，表示投顺。清王朝进关，建立了政权，可是还没有立即要求汉人剪发。大汉奸孙之獬出来表示忠诚。他说：“皇上是我的父亲，我是皇帝的臣子，哪有父子形状不同的道理！”他毅然地把头发剃了一圈，中间留着一条辫子。从此辫子的权威确定了，支配了十八省人民的命运。据说孙之獬告老还乡之后，家乡“土寇”突发，把孙之獬全家男女老少杀了净光。这个“土寇”是见于历史记载的，可能是一些不甘心于拖辫子命运的老百姓。

到了1911年，辫子的命运已经走了下坡路，可是绝处逢生，这时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辫子固然是要剪的，但是剪了辫子就得改变服装，日本人就是那样做的。呢绒这些东西，国内的生产远远不够，还有绸缎罗绢这些大量的纺织品怎么办呢？卖给外国，外国人要不了这许多；留给自己，辫子已经没有了，用得着绸缎罗绢么？那么以制造绸缎罗绢为生的人靠什么生活呢？还有种桑的、养蚕的、到丝厂劳动的人靠什么生活呢？一大堆现实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不能剪辫子。大清帝国的命运真是悬于一发了。

第二节

但是问题一出现，随即也产生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办法叫做剪发不易服。我是1911年8月上旬剪辫子的，衣服还是一件蓝布长褂。当然在辫子剪除以后，也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服式。有剪发不易服的，必然也有剪发易服的，这叫做大同小异。有的人直截改了西装，这究竟是少数。有些人改了装，竟然是一位在家和尚，不过照样吃荤，猪鱼鸡鸭并不因此而得救。有些人穿的据说是明朝的服装，大领口，不过有小袖管的，有大袖管的。西风一吹，他们还戴上方巾，前方还嵌上一块羊脂玉。我没有做过考证，想来明朝人是这样吧。早年看过《聊斋志异》，上面也有插图，图中人物确是这样的。

形势是这样的，可是那一年的国文大会照旧举行。大约是8月中旬吧。唐老师出了两道题：第一道是《中兴名臣颂》，监场的老师们口头还说着：“大家可以带《诗韵合璧》入场。”据说是为了“触机”。我虽然十七岁了，可是不会做赋颂这些大文章，因此只好做些论说之类，想来那高材生如薛桂轮、廖世承、傅焕文，他们虽然在星期天和我同在那里朗诵韩欧的文章，究竟比我的班次高多了，读过的文章也多，因此我不能和他们相比。可是这一年的《中兴名臣颂》究竟不能搞得有声有色，无论他们做了些什么大事业，武昌起义的炮声爆发了，历史颠倒过来，中兴不是什么中兴，名臣也算不得什么名臣，那还颂个什么呢？

革命是一件不断锻炼的事业，经过一次失败，就是多一次锻炼，反复失败就是反复锻炼，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革命成功。辛亥革命以前，有惠州之役、镇南关之役、广州之役。尤其是广州之役，失败得最惨。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是资产阶级革命最优秀的成员，他们死了，埋了，但是他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终于酝酿成熟，爆发为武昌起义之花。湖广总督瑞贗逃了。新军是革命的动力，但是镇统张彪逃了，那怎么办？他们终于在协统的床下，找到了黎元洪，推他做军政府都督，同时由黄兴担任革命军总司令，宣告独立。不久以后，汉口各国领事馆宣告中立，革命形势初步得到稳定。

这个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也动了。那时清王朝的力量，集中在制造局，革命党人、各校青年和社会中的活动分子包围了制造局，有的跳进去，树起白旗，夺获了制造局，革命又一次得到胜利。上海成立了都督府，由陈其美担任沪军都督。接下来是苏州成立了都督府，由江苏巡抚程德全任都督；镇江成立了都督府，由新军标统林述庆任都督；扬州成立了都督分府，由徐宝山任分府。革命的声势大了，然而革命的成分也变了，老官僚和青帮都成了革命的领导。

三哥是在1907年应征入伍的，1909年以后继续服役，到1911年两次服役已经满期，他遵章退伍，在南京模范监狱担任卫士。这是他的工作，但是他的思想久已变了。同盟会员赵声在第九镇担任标统的时候，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后来赵声虽然因病死了，但是革命的思想久已传播开来。武昌起义以后，两江总督张人骏把南京的防务交给巡防营统领张勋，同时把第九镇徐固卿调往江东门。这就转变了南京的革命形势，革命的种子搁到冷藏库里，一时发不了芽。

这就急坏了三哥，他想离开南京到武昌去投效，但是长江轮船已经断了，去是无法去的。他在给大哥的信上，也提到此事。虽然当时没有信件检查，但究竟是不稳当的。那时表兄李昂然正在南京模范监狱担任文书，大哥和仁溥哥从泰兴去探望他们。大哥是小城市的店员，仁溥是青年学生，对于革命的意义认识不足，因此这次谈话产生不了什么结果。分别的时候，大哥拉了一下三哥的辫子，知道是真的，感到不至因为剪辫闯祸，三哥交给他一件呢子背心，一双新鞋。这两件东西后来大哥在家用需要的时候都变卖了。

武昌虽然没有去成，但是三哥要革清政府命的决心是没有动摇的。第九镇的下级军官和三哥是有联系的。他们约定在九月十八日的夜中，第九镇由江东门开回南京，将要到达的时候，鸣炮为号，炮声一响，由三哥领导模范监狱的罪犯，破狱暴动，作为内应。从三哥看来，这件事是考虑成熟的，他联络了一些同志，在那里静待。九月十八日到了，这是武昌起义一个月后的时间，只要暴动成功，内外联系，推翻巡防营的防御工事是不难的。

事情正在准备着，三哥联系着监狱里的部分在系人员。一切正在按分按秒地等待。九月十八日深夜，远远地听到一声深沉的炮声，三哥和几个卫士把牢门打开，在系人员一齐冲出，三哥把预备好的夜饭开出，每人发给一杆长枪。“冲呀！冲呀！一齐向外冲呀！”三哥嘶喊着，他们冲倒了门岗，但是就在这一刹那，三哥看到了自己的失败。炮声是一种错觉，新军由于临时的调动并没有从江东门开出。即使如此，三哥和他的那一帮人，倘使是懂得政治，经过锻炼，至少还可以支持一段时间。但是这是从各个方面凑合在一起，没有接受政治教育，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一群人。门岗是冲倒了，但是他们各自投奔自己的小小角落，追求那没有任何保障的安全。三哥终于为了推翻清王朝，在南京小营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这时候，我还在上海。为了防范反动力量反扑，在南洋公学的我们，组织巡逻队，每晚出动在学校的周围，准备予以有力的反击。

第三节

学校是光复了，个别的反动教师，离开了学校。记得有一个教自由画的姓李的，是由东洋车把他拖走的。还有一个倒是有名的学术权威，即校中的教务长辜鸿铭，是用鞭炮把他送出去的。辜鸿铭在外国文学方面有成就。据他说，他学英文不是从二十六个字母，而是由熟读弥尔顿的《失乐园》开始的。离开南洋以后，他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可是他还是拖着一条辫子上课，有时还要赞美中国的旧式婚姻制度，赞美旧中国妇女的小脚，最后终于带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

南京的张人骏是没用的。可是张勋的辫子兵在那里。虽然他们在城里烧杀抢掠，但是他们还有战斗力。徐固卿的军队开近城边，一时不易得手。人民群众反对清王朝的热情不断高涨，终于组成了围攻南京的五路联军。这五路是苏州的程德全、镇江的林述庆、上海的陈其美、扬州的徐宝山，还有杭州的朱瑞。倘使我们从事后观察，陈其美、林述庆不计外，朱瑞后来是向袁世凯靠拢的，徐宝山是青帮，程德全是摇身一变的旧官僚。究竟有几个革命党呢？不很多。九月以后，不少旧官僚都在向革命靠拢，已经公开的便公开靠拢，未经公开的就暗中勾搭。简单说，革命派中间已经潜伏了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分子。五路联军向南京包围，他们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和徐固卿并力攻打南京，终于打破了这座江南名城，张人骏逃了，张勋和他的辫子兵向北撤退。

江南的革命军正逐步得手的时候，湖北的战事发生了突变。戊戌维新的失败虽然有其本身的缺点，但是造成那一次失败的原因，是袁世凯的告密。光绪帝实际上遭到幽禁，西太后掌握政权。在西太后逝世前夕，袁世凯已经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内调为外交大臣，掌握了国家大权的一部分。光绪帝、西太后相继逝世以后，宣统帝即位，载沣为摄政王，他是一位无能的统治者，但是他没有忘去他哥哥的死敌。袁世凯下台了，回到河南项城，还拍了一张照片，据说是准备在洹水上做渔翁了。当然，他对于历史，对于他后来的滔天罪行负有责任，哪能就此汩没呢？辛亥革命的炮声响了，武昌起义的军队成立了军政府，争取到租界当局的中立，拿下了武昌和汉阳，正准备进军北上。清王朝的主子们吓昏了。他们派冯国璋进攻武汉，由陆军大臣訤昌率领。清王朝的统治者对訤昌说：“你这一去，对于战事的看法怎样？”訤昌说：“没有打过仗，把握不大。”冯国璋到了前线，逗留不进。武汉革命军的士气极盛，各地独立的呼声不断高涨，这更使得北京城内的主子们恐慌。头脑清楚些的想起：冯国璋的第一镇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队伍，要是袁世凯能来，还怕冯国璋不卖力吗？有人在计算袁世凯久已下台，离开北京的时候，没有给他什么面子，现在能来吗？经过七嘴八舌的讨论，最后只有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一下面子十足，袁世凯虽然还在推三阻四，冯国璋已经摩拳擦掌了。鄂军自动退出汉口，冯国璋的军队向南迫进，拿下汉阳，武汉三镇只剩下一个武昌。

汉阳陷落的消息，是《新闻报》第一个发出的。上海的群众沸腾了，他们立即进攻《新闻报》馆，把排字房和门市部打得落花流水。《新闻报》馆把电报的原文放大影印，表白自己不是造谣。群众的愤慨是不能遏制的，这更加速了南京的崩溃和各省的起义。长江一带和长江以南，清王朝已经失去了控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和东北的革命火焰都燃烧起来。

但是革命军内部也不是一贯积极的。黎元洪把汉阳失守的责任推给黄兴，通电全国缉拿逃将；南京既下以后，各省代表在那里推戴黄兴为革命军总司令。矛盾发展到难于调和的地步。但是南京究竟是拿下了。这时候孙中山已经从国外赶到。各省代表群集在这个南方重镇，全体一致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用这个办法弥合南京和武汉的罅隙。

临时政府的成立象征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然而也同时暴露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可挽回的软弱性。

第四节

这不是说孙中山个人软弱，而是说整个中国资产阶级软弱。家乡的朱大宝和我家住在同一条巷子，论辈分还比我低一辈，年龄却比我大十岁左右。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他在总统府担任守卫，一天他看到孙中山从门外进来，可是没有佩带符号，他坚持不让进。一位侍从官从旁面招呼：“这是大总统。”他才放行。孙中山只笑了一笑，没有其他表示。孙中山有坚强的自信心，并不软弱。

十一月十三日，临时大总统宣誓就位，改用世界通行的阳历，以是日为1月1日。从这一天起，全国改用阳历，但是阴历还在民间流传着，称为古历、夏历、农历，直到今天，阴历岁首称为春节，在民间还是一个隆重的节日。

临时政府成立了，各省的革命秩序没有安定，军队来不及统一指挥。北伐的呼声虽然高亢，但是盘踞在山东、江苏边界的张勋依然虎视眈眈，成为革命发展的第一方绊脚石。袁世凯是清王朝的内阁总理，他在小站训练的新军，发展成为北洋六镇，是他手中的王牌，他以此对抗南京临时政府，也以此威胁清统治者。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袁世凯作为革命的动力，经过协商，同意在清王朝退位以后，由袁世凯到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计划正在逐步实现。世续、徐世昌进入清宫请求隆裕皇太后——光绪帝的皇后，由宣统帝推尊为皇太后——下诏退位，在订明每年优待清皇室四百万元的条件后，清王朝下诏退位了。剩余的一步是袁世凯前来南京，宣誓就位。南京政府惟恐袁世凯不能及时南下，派汪精卫、蔡元培等前赴北京欢迎袁世凯南来。一边欢迎，一边南来，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就绪。革命的成就是这样地如火炎上，如水就下，轻而易举吗？

历史无情，事情不是这样。

正当汪精卫、蔡元培到了北京，受到隆重欢迎，住进张灯结彩的宾馆以后，当晚还有隆重的招待，他们正在计划怎样欢迎袁大总统南来就职，感情热烈，商讨周密。他们有些倦了，难怪，时间不是已经午夜了吗？还是休息罢，明天可以讨论一切。

下半夜，枪声响了，一响、两响、杂乱的、无休无止的辟辟拍拍，特别是在宾馆的附近。南方的使者是经过一些锻炼的，但是也难免有些紧张，他们从床上起来，胡乱着上衣服，抓紧机会隐蔽。还好，枪声不是针对宾馆的，没有流弹。但是毕竟是在附近啊。那怎么好呢？待天明问一下。可是早春时候，天明太迟了，而且春寒料峭。代表们默然相对。等啊，等啊，东方发白，鸡叫的声音从不知哪家的后院透过来。

好久啊，最后朱启钤来了，他代表袁大总统向南来的代表进行慰问。进门的时候，他双手一拱：“代表们吃惊了，大总统派鄙人来进行慰问。昨天深夜，由于曹锟曹镇统出差，第三镇的一部分哗变了。防范不周，发生事变，大总统很抱歉，务请代表们原谅。”

事情的经过是如此的。北方人心浮动，袁世凯一时不能南下，只可暂留北京，宣誓就职，同时发表黄兴为南京留守，镇守南方。

第五节

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幕，以第三镇兵变，袁世凯不能南来而告终。于是一切的一切，仍回到原先的轨道。资产阶级的革命不是没有准备，也不是没有领导的，但是软弱异常，软弱到几乎没有脊梁的骨架。黄兴任南京留守也没有多久，因为南方军队欠饷已多，他向中央领款无着，只能辞职下台。

从太平天国的失败，经过兴中会、同盟会到南京政府的成立，也就是说从1864年到1912年，前后四十九年，时间太短了，还来不及产生一个有力的资产阶级，也就来不及产生一个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党。革命力量太软弱了，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终于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袁世凯是地主阶级、政治骗子、心中只有个人利益的政治扒手。最初他以候补同知的名义混进吴长庆军中，1894年到朝鲜，他的野心得到初步的发展，此后练兵小站，做直隶按察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外交大臣、内阁总理，一步步地踏着血迹高升，终于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他还要发展。他在每一步前进的时候，都留下新的血迹，终于以中国人民的鲜血，换取了封建帝王的尊号。这一切都是后话。在1912年，我们所看到的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树立了中华民国的招牌而下台。沾满血污的地主阶级政治扒手正挥舞着指挥刀前进。

事物正在向着自己的反面转化。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短短的时期内已经妥协了，不革命了。到北京迎接袁世凯的代表们打电报到南京，提出北京兵变和北方岌岌不安的情况，为了大局安定起见，他们提出总统不必到南京就职。南京当局也感觉到应以大局安定为重，不坚持袁世凯南来宣誓。一切商量妥协，中华民国终于在不损及政治机器的一丝一毫的情况下在北京安顿下来。

血不是白流的，然而血终于是白流的了。三哥的鲜血染红了南京小营的刑场，虽然在1913年得到政府的抚恤金，母亲、大哥和我都很痛苦。母亲因为无人报仇而感到失望，大哥被生活压得麻木了，我感觉到共和制是三哥参加过的遗产，自己有维护这份遗产的责任。

时代停顿了，然而也在转变。内阁成立了，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总理之下有各部总长：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为内务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南来的要人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宋教仁为农林总长。政治是一列火车，正在寻觅一条适应自己的轨道以便前进。可是内阁制是一种外来事物，要适应中国的惯例，还需要漫长的过程。袁世凯和唐绍仪是北洋政治机构的旧人，碰到内阁制这个新鲜事物，就不能适应。尽管唐绍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家，但是究竟喝过洋水，知道责任内阁必须、也只能由内阁总理负起领导责任来。可是这一来总统干什么呢？外国的总统也许有宪法可遵，可是中国的总统不来统率，那由谁来统率呢？这个矛盾就无法解决。总理之下有各部总长：有的是总统领导惯了的，他们能搁下总统而由总理领导吗？还有南来的几位总长呢？早几时还是对立的，在南北议和的时候，唐绍仪代表袁世凯站在这方，他们代表南京站在那方，现在要服从总理领导，事情行得通吗？问题多着呢！

政党的问题也多。同盟会由革命党转变为政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旧官僚和一切与旧官僚有血缘关系的人有一个统一党，统一就是统一于原来的体系，他们总认为同盟会闹分裂，破坏国家的体系是不好的。此外还有自由党，即《阿Q正传》里的“柿油党”，这个党的领导人李怀霜，后来我到英国去的时候，和他同船，他在新加坡带着他同行的花枝招展的小脚女人上岸了，以后没有听说过。既然共和了，因此也有共和党。此外还有许多党。

同盟会刊物《民立报》，在一般人民中威信较高。1912年间，社论作家的名字也很特别：一位徐血儿，以后不知哪里去了；一位邵力子，后来在蒋介石手下做过甘肃省长。比较更有名的是章行严。他到过英国，文笔很健，拥有大量读者。1912年他写的有名的几篇文章是《论萨威棱帖》、《毁党造党论》。毁党造党是说要破除一切拉关系、搞传统的政党，树立政见一致、旗帜鲜明的党。这确实是新鲜的见解，但是一时还行不通。那时报纸发表的社论，首先都是密圈密点，以后觉得密圈还不够，索性每一个字的旁边都用套圈。好在既然每个字都用套圈，在排字工作方面倒是简单明了，可惜是无缘无故要糟蹋不少的版面。科举闱墨的恶习，是轻易死不了的，不料却在民国初元，复活在当时的舆论界。

袁世凯掌握政权，控制行政机构，一边把当时的所谓革命党人用大勋位、勋一位、勋二位的名义供养起来，一边却用种种方法，收买、拉拢、乃至撤除南方掌握军权的人物。这一切都看在一般人士眼里。湖南的一位老名士王运，当然是地主阶级一分子，但是他对于袁世凯是不满的。袁世凯为他设置了国史馆，安排他任国史馆馆长。王运到北京了，谒见了大总?，并且还带了一位身分不明的周妈。他访问当时要人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大红名帖以外，还带上一个小巧玲珑的名片，中间印着欧底赵面的“周氏”二字，这可算是玩世不恭了。运还有一副联语是传诵一时的。上联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下联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这是二十世纪的祢衡了，袁世凯在这一点上，不让曹操，当时也没有黄祖那样的蠢物。

1912年上半年，我在南洋公学中学部读完了二年级，但是学期终了，我的学籍也中断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家住朝北的五间屋，那朝南的六间屋，是伯父家的，里面三间是堂屋，外面靠西两间是厨房，最东一间是门堂。里面三间虽然陈旧，却也古色古香。据说梁柱都是楠木建筑的，都是十五、十六世纪的明代款式。外面三间很平常，可是那门堂却有一些气派。大门外是三层石阶，两扇黑漆大门，再里面是六扇屏门，虽然黑漆全部剥落了，究竟是六扇屏门。一望多少有些与普通家宅不同。这一年，伯母去世了；三位同堂姊姊，一位嫁了，一位死了，还有一位住到李家堂舅舅家去了；两位堂兄，大的死了，小的就是本君哥，到小纪镇一家当铺做学徒了。所以只剩伯父一位单身汉。这年端午左右，一位单干的车床木工在得到伯父同意后，把车床安排到屏门后边。大哥一看就恼了。他和伯父说：

“伯父，这样合适吗？是不是可以招呼一声，让他撤出去？”

第六节

“我已经答应了，能叫他撤出吗？”伯父说。

“为什么不能？能来就能去。”

“地方是我的，我主张就是如此。”

“既然两家共同的走道，那么我也有理由不同意。”

事实上主权是属于伯父的，但是为了维持叔侄关系，就由车工撤出，也未尝不可。可是他们顶牛了。一边要撤，一边定准不撤。大哥一想，自己住在郭恒兴布店，整天工作，没有时间和伯父顶牛，这就下定决心，不去工作了，坐在家中整天顶牛。郭恒兴布店的老板因为大哥是一位得力的店员，也来劝说过，希望他不要因为一件无足计较的小事，放弃自己的工作。但是大哥认为工作事小，顶牛事大，决定不去，不获胜利，决不中止。

大哥这样的干劲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家庭的生活是不能不考虑的。父亲去世以后，家里和元庆当铺的关系久已疏远，可是现在的情形变了。母亲、大嫂、还有执拗不化的大哥。当时的物价很便宜，一升西乡米，便宜的时候，还不到三十钱，但是究竟要用钱买，顶牛的劲再大也无济于事。因此家里和元庆当铺的关系又接近起来。衣服，甚至家具依然是向元庆当铺输出。

暑假开始，我回家了。家中的生活实在是异常艰苦，天气又热。一天，在亲戚家帮工的农民贩卖西瓜，路过我家，担子里只剩得最后一个西瓜，他和大哥说：

“大先生，把西瓜留下吧。”

大哥自己清楚，只说：“不必了，刚吃过。”

“哪有这句话，天气这样热，多吃个西瓜算什么？大门大户的还计较这一点。”

瓜是留下了，门户虽大，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有为了西瓜又送一件衣服给元庆当铺。

大哥还在坚持，车工没有撤退，伯父懒洋洋的好像没有这回事。我继续求学的念头已经没有了，只在那里想怎样退学找一个工作，多少可以给家庭帮一点忙。

退学也不是那样简单。唐老师帮助我的学费，我能扔下就走吗？不扔下那么我能希望再多给一点贴我养家吗？事情总有一条界线，出了格是不行的。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这个情况和唐老师说清楚，最后由于陈通伯的帮助，在上海文明书局当上了校对。

文明书局是一家出版商，出版些教科书、字帖、画册和小说书之类。发行所在河南路，当时称为棋盘街。总店和印刷所在海宁路甘肃路转角，地点也很宽敞。主持人是廉惠卿，这很可能是一条虚衔，因为他从来没有到场。总经理是俞仲还，副经理是丁云轩，总账房是通伯的父亲陈仲英，书局里称为“三大宪”。他们都是无锡人，态度诚恳，办事认真，由于他们是创业人，因此具有创业的精神。初办的时候，他们确实有一些雄心壮志，想把书局办好，可是经过了十年奋斗，到民国元二年间，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夏粹芳，中华书局的陆费伯鸿、陈协恭，那样地精明强干，已经把文明书局抛在后面了。

文明书局的校对工作，我是初校，二校姓胡，三校姓俞，年龄比我大得多，事情比我懂得多，他们对我都当一个年青人看，因此工作上没有什么挑剔，相安无事。饭食住宿都由书局供给，每月工资发出以后，我留一些零用，其余寄回泰兴。这年年底，那位车工感到没趣，自行退出，大哥到一家张明记布店去当店员，家中情况恢复正常，衣服家具又从元庆当铺逐渐追回。只有我的生活起了变化，不再是学生了，可是心境却也坦然。

这年年底，文明书局结账后，仲英世伯给我提升，从新年起我的工资经过调整，手头宽裕了一些。不久，老同学郑东启在他的表兄陈承泽面前提起，是不是可以让我调到商务印书馆。这一位陈先生大概和商务印书馆有来往，因此商妥由我担任《小说月报》的助理，事情又有所发展。

第七节

商务印书馆的总办事处在宝山路，规模之大当然不可与文明书局同日而语了。有印刷厂、编辑部，还有涵芬楼，那里有不少老版本书。那时张元济是编辑部长，像我这样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和他是不会有什么接触的，不过他是随时在那里督察我们。

那时的《小说月报》还没有改组，由一位常州人恽铁樵担任编辑。这一位虽然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但是毕竟还没有接触到任何现实意义的小说。有时也有翻译小说，大致和林纾的翻译差不多。

这位恽先生处事接物的态度是好的，精明也确实精明。一次来了一篇投稿，是短篇创作。用的是孩子的语气，叙述一位私塾教师的教书生活。恽先生看了着实称赞。不久以后，他去信给作者，约他到编辑部面谈，作者如期来了。恽先生后来谈起：

“作者着了一件蓝布大褂，好像是从乡间来的。这篇小说写的那位老塾师，光光的脑袋，大近视眼，把头埋在书里，咿呀咿呀地读着读着，声音越来越小了。孩子们看着看着，后来只看到一个大脑袋，苍蝇还在那里哼哼地徘徊。小说写得很生动。我和作者说：‘稿费就作千字二元计算吧。’”

听着的人也许出于对作者的同情，说道：“那么生动的描写，千字二元太苛刻些，怕作者不会同意吧。”

“哪能不同意？”恽先生说，“不同意底关系？我估可以重写一篇，这故事大估偕可以听到吧。”在得意中他的常州口音不由地都出来了。

当然这位作者也不是不了解情况的。千字三元在当时已经是高价了，就是两元也不算少，作品在人家手里，不同意也没有用。从1913年直到解放，物价不断飞腾，但是除了有特别关系的人以外，千字三元的定价没有变过。

作为小说月报的助理，首先便得试用两月。我是经过这两个月的试用期的。那天账房通知我去结账。试用期满，我得另找出路了。

我去商务印书馆的时候，有一只箱子寄在文明书局，因此我准备先去把箱子取出，重行回家，至于回家以后的打算，还来不及考虑。

到了文明书局，恰巧隔壁房间的吴稚晖因病在家，因此打了招呼。他是陈仲英的表弟，和俞仲还、丁云轩等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早年入过学，考过秀才，发达得早一些，中过举人。1895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的时候，他也参加过。戊戌维新失败以后，当时的青年分成两派，一派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保皇党，一派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到过日本，是参加同盟会的，后来到过法国和英国。这时正在上海，寄寓在文明书局，平时却经常在外边活动。

吴稚晖看到我取箱子，问起我的打算。我说先回泰兴再说。

第八节

他说：“回去未必有什么办法，那何必呢？我办了留英俭学会，在法租界贝勒路租有房子，不妨且到那里住几天再看。”

我想到俭学会也好，因此搬到贝勒路。那时留英俭学会租有两上两下的一所房子，住着办事员吴柳甫、教师马程千。楼下作为办公室和教职员宿舍，楼上客堂间是教室，东厢住有十多位学生，地方却也宽敞。柳甫是稚晖的门房兄弟（即远房兄弟），程千是他的连襟。1927年我在南京见过柳甫一面，程千却没有再见过。第三章国外三年及其后

（1913～1917）革命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事业。没有领导，群众即使有革命要求，也无从实现他们的愿望；没有群众，领导即使具有革命才能，也无从完成他们的事业。1911年的革命，通常称为辛亥革命。1913年的革命，当时称为二次革命，也有人称为癸丑革命，是一次短命的革命，现代的历史家，都很少提起了。

辛亥革命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是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完成的。但是同盟会的领导很不巩固，很不得力，因此辛亥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清政府崩溃了，然而这次革命的成就到此为止，没有能推进一步。孙中山发表了《孙文学说》。我记得一位地主和高利贷剥削者指着这本书嘻嘻一笑道：“孙文还有学说呢！”再联系到刘鹗那本《老残游记》所讥刺的“北拳南革”，那么，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如何地尚未稳定，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可以说1912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亟待巩固的一年，但是同盟会的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的最大敌人，也就是人民的最大敌人袁世凯倒是看到这一点的。他盘踞最高的政治地位，抓紧当时最有组织的军队，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凭借他的政治地位，不但网罗了当时的遗老遗少，而且也吸收了他早先的政敌。梁启超应当说是他的切齿之仇，戊戌维新不是由于袁世凯告密而终于崩溃，梁的一些深交密友不是由于袁世凯告密而终于断头京都的吗？然而梁启超去了。在吴长庆军中的时候，张謇不是曾因为袁世凯的飞扬跋扈而终于联同朱铭盘、张鮞去信和他绝交的吗？然而张謇去了。还有那些清时代的阁部大僚、封疆重臣，在往日和袁世凯是一殿之臣，现在也都去了。袁世凯的势力正在日长夜大地扩张起来。

从另一方面看，也不能说同盟会是在那里睡大觉。就在1912年，他们也吸收了一些小党成立了一个国民党，和仰承袁世凯鼻息的进步党抗衡。但是就在国民党成立之日，他们立即扔掉同盟会的平均地权的招牌。当然，平均地权并不是社会主义，更远远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亨利·乔治的一句空谈，但是从平均地权的思想出发，一边认识到农民需要耕地的迫切性，一边从实践中发现均权的思想性，那还是可以找到一条逐步发展的道路，但是现在也丢掉了。那么同盟会的精神还能保存多少呢？是不是清王朝一经推翻，同盟会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呢？倘若如此，那么还要革什么命呢？所以国民党的成立正象征着同盟会的死亡。

还有由国民党的领导自己导演的一出滑稽戏。黄兴从上海匆匆北上，遍访政府总理和各部总长，在欢迎酒宴之余，奉送每人一张入党申请书。这些达官贵人们在得到袁世凯的同意后，照章填名申请。这一下全部阁僚毫无例外地都成为国民党员。国民党的领导志得意满地号称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完成。直待袁世凯独揽大权以后，他的爪牙就逐一登报声明：由于黄兴力劝，当时勉强具名，其实与国民党并无任何关系。

从这一点看，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是有些认识的。他认为临时参众议院成立，而孙中山、黄兴没有入选，是不可思议的。国民党的个别议员应当辞职，就在这个选区，由孙中山、黄兴参加竞选，当选以后，进入议院实行政党领导。他的见解尽管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轨，但是中国是没有这样一个传统的。在议员固然经历千辛万苦，获得国会一席，没有感到有慷慨让出的必要。在党魁也觉得没有屈尊纡贵，俯就议席的宿愿。因此章士钊的主张，竟成为旷野中的呼号。

更有意思的是，《民立报》尽管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但是当时上海又出现了《民权报》，和《民立报》唱对台戏。尤其那里的社论作者戴天仇更是凶横霸道，目空一切。章士钊是有缺点的，但是戴天仇却引起了读者的反感，对于政党政治并没有好处。后来章士钊起了个笔名叫秋桐，又称孤桐，这还不算特别；戴天仇却称为戴传贤，字孝庵，却温文尔雅得有些出人意外，可是那时他已经走到蒋介石的大营，成为反动派的上客了。

1912年是民国元年，按照历史成规，这时总应当有一些政治清明的现象，但是远远不是如此。旧官僚固然东山再起，依然故我；新官僚也亦步亦趋，毫无逊色。上海又有一批人发起了进德会。这个会也非常稀奇，对于会员的要求分为两级。甲级三项：一、不狎妓；二、不置妾；三、不赌博。乙级则除这三项外，另增五项：一、不饮酒；二、不食肉；三、不吸烟；四、不做官；五、不做议员。其实甲级拒绝的三项是文明国家应当进行法律制裁的事，谈不到什么进德不进德。乙级前三项是生活习惯问题，与进德没有关系；后两项则完全违反了进步国家的要求，假使不做官，不做议员是算进德，那么是不是专由道德败坏的人去做官做议员吗？当时的名人，进步党的严修，国民党的汪精卫都是乙级会员，严修始终不失为洁身自好之士，汪精卫则在抗战的第三年到东京，投靠日本首相近卫文，成为第一号汉奸。人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袁世凯也在不断地变化，由一个投机的无赖变成一个血腥的凶手。他看清楚国民党要人孙中山、黄兴、汪精卫都不是顽强的敌人，最顽强的是宋教仁。宋是湖南人，曾在《民立报》担任社论作者，这时是农林总长。在同盟会吸收小党而成为国民党的过程中，担任组织工作的是他。严格说，他不是革命者，但他却是一个干练的政客，或政治家式的人物。袁世凯有的是钱，有钱就有人。他向死党赵秉钧授意。赵是内政总长，正是干这一行的，就把任务交给秘书洪述祖。洪述祖和上海青帮头子应桂馨联系。行凶杀人，原是应桂馨的本分，他懂得价钱，不但要钱，还要官做。洪述祖和上层联系，在获得批准以后，再通知应桂馨：“毁宋酬勋。”得到这个可靠的保证，应桂馨吩咐手下的武士英。一切布置妥当。一个夜晚，宋教仁从上海回京，正当他在北站走动时，武士英看得真切，砰、砰两声，宋教仁中弹，抢救无效，随即身死。

这是袁世凯对于国民党所开的第一枪。枪声传到上海，传到安徽，传到江西，传到广东，传到全国各地。袁世凯对当时的国民党开火了。从袁世凯、赵秉钧到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这是一伙，后来都没有好下场。

第九节

宋教仁一死，上海大哗，全部警捕出动，武士英被捕，当即转交上海检察厅，进行羁押。武士英由杨千里律师进行辩护。在调查案卷的过程中，上海新闻界大骂，认定杨千里是混蛋律师。其实为凶手辩护，在国外并不是什么怪事，但是在群情激动之中，杨千里竟是无可置辩。不过，事实上他也无须辩护了，因为武士英在押以后，随即身死。数年以后，应桂馨由京津铁路进京，坐的是头等车厢，在举杯自庆，意满心得之余，死在车厢里。赵秉钧已经是内务总长，后来进为内阁总理，在他总以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不久突然身死，当时的两位总长去吊唁的时候，周自齐失声道：“怎么耳朵边……”朱启钤老练得很，在后踢了一脚，因此“有血”两字没有说出。袁世凯是怀恨而死的。惟有洪述祖却腰缠累累，在青岛逍遥作客。也是事有凑巧，恰当他经过上海，踏下汽车的时候，宋教仁的儿子路过看到，立即扭进法院，判处绞刑。这座绞架是由外国进口的，初次执行，行刑的法警没有经验，“格答”一声，人头落地。从袁世凯、赵秉钧，到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这一连串的人物没有一个幸逃法网，这是后话。

宋教仁死时，南方久已分裂。黎元洪在武汉，本来不同情国民党，四川正在进行内战，浙江早和袁世凯联系了，广西的龙济光准备为出价最高的人卖命；还有一些省份在进步党手里，虽然号称进步，却是进一步和袁世凯联系。对于国外，袁世凯正在接洽借款。这批外国人是一批高利贷集团，称为四国财团。有时债主更多些，称为六国财团，这批高利贷者在本国购买公债，通常不过年利百分之三、四。到了中国，有时高至百分之九、十，而且还有个九折付现或八五付现的苛例，就是说，债主只付出八五折的现款，债户除支出百分之九或百分之十的利息以外，还得不折不扣地分期摊还本金，这就是说，利息远远超过百分之十了。不过也有一条：债主总得贴出一些，称为九五回扣，就是说，要给经手人总额百分之五的回扣，使他有利可图。这条毒辣的条件，不但袁世凯，甚至当时的总理、总长，即使是稍负时望的，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现钱难舍。袁世凯的银弹充足了，因此更是跃跃欲试，一定要把反对他的人扫除干净。

对于人民呢，他有两个得力的口号。第一个口号是统一。当时有谁反对统一呢？袁世凯是统一的化身，反对他就是反对统一。第二个口号是乱党。凡是反对统一就是乱党。这就是说凡是反对袁世凯的就是乱党，乱党就应该杀。上海还有一大片租界，在清政府的时候，因为反动政府力所不及，不少革命党就在租界里藏身。现在怎样呢？袁世凯的本领比清政府强多了，他和青帮取得联系，有人偶然出外，就此不见了；也有时并不出外，只要有人叩户，应声开门，也就从此不见了。因此住在租界的人经常不开正门，只从灶间出入。

即使是做了青帮，也得当心些，千万不能大言不惭。扬州的徐宝山就吃了一个真不二价的大亏。他应召进京的时候，曾大言不惭地说：长江八百里，他能拍胸口担保。事实也差不多，从安庆、大通以下，这一带全有他的爪牙，他是无冕之王。可是他没有想到这句话正犯了袁世凯的大忌。他回到扬州，照例玩弄他的古玩。一天清晨，传达室送进了一件邮递的木箱，是上海一家古玩商店寄来的。他等待好久了，照例要自己拆封，钉锤把箱子撬开，才得一半，“碰”的一声，木箱连同徐师长带着他那一心向往的什么古董，一齐化为齑粉。徐宝山死后，他的弟弟徐宝珍悲痛异常，好得袁大总统不忘宝珍一心向往的热忱，依然由他作江苏第二师长，继承宝山的旧任。1913年夏间，袁世凯调兵进攻南京，此时除了冯国璋、张勋两路大军外，就是徐宝珍的第二师。冯、张两人对于宝珍都是特别推重，一路让先。宝珍所部，也不得不十分卖力，奋勇异常，在南京城攻破之时，徐宝山旧部，几乎全部追随宝山保卫长江去了，留下冯国璋、张勋两部分尝胜利的果实了。

宋教仁死后，上海沸腾起来，报纸上隐隐约约，有所指斥。孙、黄两位严电要求缉凶。袁世凯更是责成上海司法当局，不令凶手漏网，这一切都做得有条不紊，同时他对于南方也在着着布置，周密异常。广西有龙济光，随时可沿西江东下，广东问题不大。湖南是有些要警戒的，但是谭延是翰林出身，成不了大事。安徽吧，没问题，张勋、倪嗣冲两支军队，随时可以拿下。麻烦的是上海租界，这是“乱党”出没之处；还有江西，李烈钧这个毛头小伙子，总不能不警戒一下，以免发生意外。他任命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李纯为九江镇守使，这两支得力的军队，卡住上海和江西的脖子。

上海南京路国民党的总部，那时称为交通部，和同孚路黄兴的寓所，都是座上客常满的。孙中山主张发动革命，也有人认为暂时不能发动。主张发动的理由很充分，因为袁世凯着着逼人，再不发动，国民党还有什么地盘可言。主张不发动的人也有理由，他们认为革命全凭的是一股革命的气氛，辛亥革命本来尺寸地盘也没有，由于革命的火焰照遍全国，才造成当日的声势；现在革命的气氛正处于低潮，除了牺牲人民以外，凭什么取得胜利。后面这一派甚至说这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在黄浦滩登上外轮出国的时候，他们只有奉上纸钱两串，哀悼革命的失败。

袁世凯这时是着着逼人，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江西都督李烈钧免职，广东都督胡汉民免职。三位都督罢免以后，国民党的地盘几乎全面崩溃了。李烈钧到上海，在他和孙、黄两位见面以后，第一句话是：江西动不起来。他是党内的霹雳火秦明，他说动不起来，那还有什么办法？但是孙中山是轻易不认输的，他问：“难道林虎也动不起来吗？”林虎是李烈钧的一位团长，是以能征惯战出名的。李烈钧只得答应试试看。

革命派在上海有机关报，反动派在上海的机关报更多。轻薄文人趁此舞文弄墨，嘲笑一番。

拟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

孙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临演说开，三点会员皆北上，两艘兵舰自西来。蓟门令尹谁能识，海上仙翁去不回，得意且同宋女士，陶然共醉白兰杯。这首诗是嘲弄，但是也隐隐透露出对于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蔑视，在1913年上半年，这种思想并不是个别的。

6月间，情势起了一个突然的变化。江西的密电到了，李烈钧、林虎的军队夺取了主动。上海也来了个突然急变，南京路上的交通部来往频数，制造局和龙华的驻军加了双岗，讨袁军的呼啸从《民立报》、《民权报》挟着风狂雨骤的声势来了。

传说纷纷，充满了上海的街道。

第十节

奋勇的青年跳过制造局的围墙，龙华的枪声像冰雹一样冲破了昏沉的天空。有人从龙华来，说是看到苍白的薄皮棺材停在马路旁边，暗红的血液还在一丝一缕地从棺材缝隙里渗出。

是谁指挥这场战斗？

是陈其美。江苏都督府成立以后，久已撤消了陈其美的沪军教督。他被任命为工商总长，不过没有到职。现在由他重新指挥这一场战斗。

由于进步党和接受袁世凯津贴的报纸的反宣传，陈其美是不得人心的。是不是他在生活作风上有一些问题，没有证实，但是作为革命军的一位指挥官，他的形象是不够好的。

夺上海就得守上海，守上海就得守吴淞。从后来的经验看，我们懂得夺上海不一定要先夺吴淞，敌人不是从白茆港、从金山卫都可以登陆吗？历史上也有教训。夺南京的有几次是从挹江门外登陆的？相反，倒是从采石矶过来的，历史上就有好几次。

但是，那时革命党人的眼光却注视到吴淞。吴淞在袁世凯的军队手里，怎么办？先去夺吴淞。这一件事倒是顺手的。可不得不防备北来海军的进攻。谁去？钮永建去。这位矮墩墩、面色苍黑的上海县俞塘人去。钮永建在南菁书院读书时，就自诩为将才，到日本留学以后更加强了自信。他到吴淞，整顿一下炮位，计算了弹药，准备迎头痛击南下的海军总长刘冠雄所率的舰队。

对于制造局和龙华的袭击虽然没有得手，讨袁军的檄文已经发出了。黄兴赶到南京，他是讨袁军总司令，第一步是指挥徐州的江苏第三师冷?向北进军。冷?的对面是张勋，河南、安徽的边界上还有倪嗣冲。冷?不是他们的对手，阵脚没有站稳，已经没有撑得住的锐气。

黄兴是号召革命的勇士，但是长于号召不一定长于作战。敌人的声气正在逐步向南推进，他们说是讨伐乱党，安定国家首先必须统一，要统一首先必须讨伐乱党。

孙中山懂得要进行战争，首先必须制造舆论。《民立报》空论太多了，“萨威棱帖”的口号同“普提萨摩诃”一样佶屈聱牙，实在不得人心。《民权报》呢，骂是会骂的，但是谩骂不是战斗，要有理论，能战斗，才顶得住袁世凯南下的攻势。

这就为《公论报》的出版准备了条件。

《公论报》是一张四开报，每天只出四页，虽有电报和新闻，主要是社论和短评。这家报社是在江西路福州路口以南的一家歇业报馆的原址办的，因此印刷厂和排字房都现成，只待社论作家和编辑进驻，就可以立即刊发。

《公论报》的论坛，在当时的国民党可以说是齐整的，但是由于后来的不断转变，他们的结局完全不同了。

第十一节

社论作家一共四名，是张继、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时间是无情的，经过三十年的考验，有的前进，有的堕落，有的得到全国的推崇，有的成为叛国的汉奸，在重温历史的时候，令人多么沉痛。张继是北方人，中等身材，温笃笃的面庞，三两天到一次，一来就打开电风扇，实际没有写过什么，吴稚晖代他写过一篇，据说在结束前，每人至少总得写一篇。汪精卫年青，三十左右，高个儿，扁脸，白白的，声音不大，精力却很饱满，间或来一下，文章写得不很多。蔡元培高高的，四十出外，声音很轻，但是很笃实，写文章很认真。吴稚晖不到五十，比一般人高些，扁圆脸，留着八字须，一口无锡口音。《金陵春梦》里把他写成矮个儿，说明作者没有和他见过面。四人之中，吴稚晖是总负责者，下午先到，总是最后一个出去。写社论，看校样，和排字房打交道，都由他一个人经手。

我住在留英俭学会，吴稚晖约我参加工作。我不是国民党员，但是我对于参加工作是没有意见的。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三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有责任继承他的事业，维护共和政权。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必然导致专制政体复辟，这是当时每个人，包括他的党羽在内，人人都知道的，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肯说出来罢了。所以参加这个报社的工作，我是欣然同意的。

我的工作是到报社，先把当日上海各报看一遍，考虑一下有什么议论可提，偶然也写一篇；待到大家的文章写好，发排字房排版。通常都是由我初校，由吴稚晖二校。那时的要求不高，二校已经算不错了。吴稚晖经常要在付印后回去，常常吩咐我先走，我总在十点左右仍回贝勒路。

《公论报》还没有出到十天，前线的战事已经垮了。冷?走了，黄兴也走了。吴淞口外的刘冠雄和吴淞炮台的钮永建直接联系。刘冠雄的意见是：军舰是国家的，炮台也是国家的。炮台击沉军舰，是国家的损失；军舰炸毁炮台，也是国家的损失。既然南京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守住吴淞炮台也于人民无益，因此他建议钮永建放弃炮台，安全退出，保全了炮台，也保全了军舰，其实都是保全人民的利益。钮永建一考虑，刘冠雄虽然是袁世凯派来的人，但是几天以来始终没有攻击炮台，所说的话也合情合理。总司令不知道哪里去了，自己犯不着无目的地损坏人民的利益。他接受了刘冠雄的意见，自动退出。于是上海租界里的国民党员大哗，有的不客气地说钮永建叛变投敌了。居正自荐，接替钮永建的任务，去吴淞炮台布置一下。可是刘冠雄已经登陆，去也无济了。

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何海鸣本想在南京再干，现在下台了。北方的军队进入南京，袁世凯的命令下达，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张勋白瞪眼，下令军队大掠三天，地摊上什么都有，一部宋版《陶渊明集》定价两元，一切都混乱了。上海的租界确然歌舞升平，但是南方的领导人已走空了，《大共和日报》又发表了一首五律：孙仙今又逸，黄党不能强，进秩何须伍，修仪莫问唐。陈英宁算士，夏粹已难芳，钮永如重建，河南白有狼。从这首诗，不难看到作者幸灾乐祸的心情。孙中山逸仙、黄兴克强、伍廷芳秩庸、唐绍仪、陈其美英士、钮永建下台了，完了。夏粹芳是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在这短命的二次革命中，据说有人因为索诈未遂，把他暗杀了。剩余的只有白狼，正在河南、陕西一带流窜，终究成不了气候，他和这次短命的革命没有直接关系，不久他失败了，完了。

《公论报》究竟主持的是不是公论，历史已经下了结论，但是《公论报》的社论作家和编辑人员也星散了。那时出国的手续很简单，用不到护照，用不到签证，只要到外国轮船公司，花三二百元可以置票直达欧洲。日本船的三等舱更便宜，九十元就可以到英国。《公论报》虽然结束，凭着《公论报》的结账，买一张伦敦船票是不难的。蔡元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子女、吴稚晖和我都买了日本船票，乘着九千多吨的长崎丸出国。

早两天，文明书局的同人，由廉惠卿领导，在一枝香番菜馆为吴稚晖饯行，连我这十八岁的青年也在内。廉惠卿是无锡人，在清代有户部郎中的头衔，因此担任文明书局的领导，在当时的风气，这原是很自然的。他和吴稚晖是旧交，特别的是这一天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吴芝瑛女士和他的儿子、媳妇和女儿。这位吴芝瑛是吴长庆的女儿，写得一手瘦金体小楷。她是以不怕事出名的：秋瑾被杀，为之收敛的是吴芝瑛；袁世凯专政，一位女青年傅文郁给他去信，要他让位，惹得袁世凯下令通缉，庇护傅文郁的也是吴芝瑛。几年以后，一部《留东外史》出版，据说傅文郁曾请吴芝瑛给她写一副七言联句，后来看到是孙揆均写的，署名仍是吴芝瑛，因此大吵大闹，说我本来是请你写的，为什么却找一个臭男人。这话不知是否失实。孙揆均我也认识，字叔方，和一般前辈无锡人一样，平易近人，做事也很圆通，写的瘦金体，在神韵中更觉劲健。

那时上海妇女都还梳着发髻，上插白兰花，特别馨香。不过白兰花太娇嫩了，摘下以后，很快就要蔫萎。吴芝瑛特地从发髻中把白兰花拿出来，原来每朵花的下边都套着一个比钢笔尖还小的水管，因此插在发髻周围一圈，更显得妖艳。

惠卿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他说：“这就是朱东润。”

“啊哟，”芝瑛说，“看到你的文笔雄健，我们以为你已经很老练了，原来这样年青，真不简单。”

我虽是在上海受教育的，本来是一个乡下孩子，除了鞠躬以外，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时廉家的儿子媳妇和女儿正在另一个角落切切耳语。一席以后，1927年曾在南京看到惠卿一面，那时他是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处长。

临行时，我写信给大哥，说明情况。我虽然出国了，但是对于母亲的生活我有责任。好在我家住屋西边，还有五间，父亲在日，虽经典出，但是产权还在。我说在家庭需要的时候，大哥可以加典或出卖，维持生活，我不过问。这封信发出以后，我仿佛已经减轻了一部分责任。

第十二节

这次大撤退，应当说是聪明的。不但何海鸣的死守南京，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所谓二次革命，根本是没有意义的。从辛亥革命开始，袁世凯始终谋定后动。南方政权的成立，主要倚仗着民气，气可鼓而不可泄，但是1912年以后，每次变动都在那里泄气，及至宣布了上海、九江两地镇守使以后，棋局的胜算完全操在袁世凯手里，三都督的撤职，是棋局的结束而不是开始，袁世凯完全掌握了局势，还有什么可争的？当然，革命者是不会轻易退让的，但是他尽管可以化整为零，从全面对抗转为游击战争，打得胜就打，打不胜就走，这样就可以掌握形势，待到最有利的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最后的胜利。但是国民党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一个能斗争的革命党，始终只有松散的组织形式，谈不上全盘计划。

我们在船上并不寂寞，蔡家的男孩无忌，已经十五六岁了，还有一女一男：威廉、柏林，只有六七岁。蔡元培始终是一本正经，也还和气。我和无忌闲聊的时候较多。特别是三等舱的两位日本服务员，一个我们称为阎王，一个称为小鬼，成为我们闲谈的对象。看来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还要经过一番扎扎实实的斗争，然后才能取得真正的认识，由相互理解进而取得真正的友谊。

长崎丸经过香港、新加坡，已经到达热带了。天是那么热，船上既无大树的嘉荫，又少清流的荡漾，只是赤日经天，浊浪排空，确实有些闷人。再向西就到达槟榔屿，这是一个小岛，那里的华侨不少，最有名的陈家，是当地的殷实华侨，开着轮船公司，诸葛亮、周瑜和不少三国演义的名人都以艨艟巨轮而出现。这位陈家就是汪精卫的岳家，汪妻陈璧君是有名的雌老虎，令人一见悚然。抗战结束后，陈璧君因为是汉奸而被捕，关在苏州监狱。那个监狱里，犯人可以打牌消遣，泰兴南门的一位地摊商人，就曾以和陈璧君打过牌向人夸耀过。

从槟榔屿再向西，船在锡兰停泊，我们上去瞻仰过一座佛教大寺，那里有释迦牟尼像，进去的人都得脱鞋，表示钦敬，这就是《法显游记》所说的狮子国。法显和尚看到商人供佛的晋地白绢扇而流泪，现在想来可能因为法显出外多年，所以油然生了故国之思。我们可只是一过而已。一切宗教难免分出流派，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基督教有新派、旧派，佛教有大乘、小乘，看来道理正是一样，大家都说货真价实，其实不过如此。

锡兰以后，经过印度洋，进入红海，路程更长，停泊的地点相去更远。一天，吴稚晖和我说：“你知道那天廉惠卿为什么请你吃饭啊？”

“啊，那还不是为了请你，把我带上的。”

“不是这样。惠卿夫妇看到你的文章，要我做媒。他们的女儿你是看到的，怎么样？”

我是一个穷学生，家里只有五间破屋，还是兄弟共有的，凭什么谈订婚，因此只有谢谢他们的好意。

1913年的俭学会，有留英的，有留法的。留法的还好办，因为法国工人排外性不强，所以中国学生登岸以后，不久可以找到工作，问题基本上解决。英国工人是不容许外国人参加他们劳动的，所以勤工俭学只是一句空话。没奈何，只有在留英俭学会住下来。俭学会的办事处就在吴稚晖家里，一时还找不到其他的去处。

旅费是凭着《公论报》的余款开支的，吃饭一时也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工作。到哪里找呢？只有仍向中国设法。唯一的办法是译书，书译成了，寄到中国，换成外汇，寄到伦敦，那时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的英文程度本来很有限，到得英国可能有一些长进。翻译的问题是可大可小。严复翻译的时候，有时要踌躇多日才能下笔，但是“拓都”、“公匿”、“”、“版克”之类，高雅尽管高雅，却真可翻破古今字书，找不到意义所在。林纾的翻译就顺理成章了，一些碧眼金发的外国人，说的全是史汉文辞，方姚笔调。尽管林纾对于外文一字不识，可是林译小说，那时是到处风行的。

我的文笔是粗浅的，但是在唐老师的培养下，多少也懂得一些。对于英文，那么不用客气，多少总比林纾高明些，所以比较之下，只是有长有短。在经过一两次失败以后，我的译稿居然也能寄到上海换取外汇。虽然我是署的真名真姓，好在原作多半是一些三流以下的作家，既没有玷辱他们的名姓，而且不久以后，这些译述也迅速烟飞烬灭，一些也不值得惋惜。

英国留学时期，朱东润(左)与同学合影那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这也许是《公论报》给我的一点暗示吧。我译了一本《英国报业述略》，寄到中国，承蒙《申报》馆好意，把稿子收下了，在头版头条的地位，每天登载三五百字，为了吸引读者，还把“英国”二字改作“欧西”，招牌放大了好多。其实这只是一种噱头，不过这是为了帮助国外的穷学生，意思还是厚道的。对于当时上海报界的主持者，我们应当分别看待?不能一概而论。

译书的道路打通了，就学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伦敦的西南学院，地点在伦敦郊区。中国在抗战后期，出现了一些高等学校，当时人给这些学校题了一个别号，称为学店。这样的实事求是，淋漓尽致，正是五千年文明的遗泽。外国人的文明史究竟短得多，没有这个尊称，不过学店照样是有的。

在这个时期还看到一些故事。

第十三节

汪精卫的岳家有的是海轮，他到巴黎作客，后来到伦敦来了，带着岳母、陈璧君和一大群小姨子、外甥女。当然他来时还是平民身份，可是这一大群女人、孩子也就够热闹了。吴稚晖看到，虽然也是欢迎，但是私下里和人说起：“你看汪精卫还有什么前途，他交往的不过是这群人。”

钮永建也到过伦敦，他和吴稚晖都是江阴南菁书院的肄业生。他们自负为一将一相，可惜两人最后都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有他自己夹袋中的人物，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安排。钮永建在伦敦的时候，成天在那里计算每师要多少人，多少枪支，几门大炮，几匹马，每月要多少给养、枪弹，以及其他一切。真正是纸上谈兵。吴淞那一次没有开火的战役，固然不算什么叛变，但是他后来也确实没有什么建树。

还有一位湖南人宁楚禅。这人可也真特别。从中国远远地带着妻子到伦敦，住在一家宿舍里。他既不读书，也不经商，好像是专门为了写游记来的。他经常到一所公园里坐下，招呼一声照相师，这时公园里有的是退休的老店员、老工人，和他们的老伴，连带孙男孙女一大群来一个围观。宁先生也真好，连忙搬动坐具，招呼坐下，照相师格登一声，全部摄下。后来楚禅的《西行游记》出版，第一幅就是《伦敦人士欢迎图》。这位先生回国以后，因为那部《西行游记》出了名，在北京当过教授，置过房产，抗战末期，因为通货膨胀，潦倒而死。

我进了伦敦西南学院这所学店以后，一边听课，一边译书，可是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大战的事情是不断发生的，大战的规模，大约以人类认识为基础。古代的中国本来限于河北的一部分，所以尽管历代把黄帝与蚩尤之战，宣传为古史里的一次大战，其实有限得很。后来有什么垓下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到唐代的河阳之战，邺城之战，规模确实是大了，但是人类的视野久已扩大得多了，总算不得世界大战。不但那几次，就连后来的松山之战，天京之战，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人类认识的规模久已超过这些战役的范围，所以不能称为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战，确确实实是一次世界大战，七大洲、四大洋的人民全部投入这次大战，这真是人类的浩劫。不但这一次，我这一生还经历过第二次，不知道是不是还要经历第三次。古代诗人说过：“哀人生之多艰”，事情的发展是如此的。

为什么会有这次大战？当时的宣传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因为奥匈帝国的太子在塞尔维亚被暗杀了，所以奥匈帝国大兴问罪之师。有的说因为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所以英法为了维持均势，不得不向德意志帝国宣战。其实这都是胡说。老子说过：“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却切切实实地说出了统治者的真心话，他们不是要人民明白，而是要愚弄人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前三五年，各国的参谋本部久已把军事路线弄清楚了，那时谁知道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太子要到塞尔维亚送命呢?除了德意志参谋本部，又有谁知道德国的陆军要冲过比利时王国，抄英法联军的后路呢？愚民政策在平时固然是帝国主义者的传家宝，在战时尤其是他们的护身符。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地从欧洲杀到亚洲，然后蔓延开来，影响到整个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中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因此必然要受到世界大战的影响。

一切事情都不是片面的。对于中国，世界大战有有利的一面。当时的列强，除了日本以外，都忙于战争，因此减轻了对于中国的压迫。特别在工商业方面，中国的新兴工业获得了一定的成长。不过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减轻了西来的政治压迫。这原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个多难的国家，好事有时却变成坏事。

国民党垮了，袁世凯把对着“乱党”的屠刀转向“暴民”，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更多了。但是他不是不要人民，北京的流氓无产者被他的爪牙组织起来，称为“人民请愿团”。几千人的“人民请愿团”，拥进国会，要求修改宪法，逮捕乱党，这一来，残余的国民党议员被逮了，宪法经过修改，袁世凯不再是临时大总统而是大总统了。有人在副总统的选举中投了他的儿子袁克定一票，不过这是一种讽刺，主要还是投了黎元洪的票。是不是袁世凯对于大总统就满意了？当然不是，那时受到津贴的报纸已经很少称他为总统了，一般都称为“元首”。奇怪得很，当时的人民都忽然高雅起来，用起《尚书》的语言。

不但如此，连外国的什么博士对于中国的国体也突然感到兴趣，北京政府的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博士发表了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的高论。1915年，北京发动了筹安会，发起人是杨度，参加的有汉学家刘师培、革命党人孙毓筠、胡瑛、李燮和与提倡民权的严复，这是当时鼎鼎有名的六君子。他们主张“筹一国之治安”，为袁世凯称帝进行鼓吹。

袁世凯究竟还不是胡涂到底，他也注意到舆论，特别是各地的报纸。《申报》、《新闻报》和北京的《顺天时报》都引起他的注意，《顺天时报》是日本人主持的，不但显示了舆论动向，同时也显示了国际动向。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每日照排《顺天时报》，中间插进了若干拥护帝制的语言，送进新华门。袁世凯看到了以后，更加定心了。

但是也有使他不能定心的地方。世界大战一起，欧美各国都忙于战争，远东的均势动摇了。日本获得了为所欲为的机会，也就确实为所欲为，一边表示支持袁世凯，一边却向袁世凯提出五号要求二十一条。这是1915年1月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的。这个要求把中国置于日本统治之下，但是日本也同意拥护袁世凯称帝。经过几次磋商，5月9日，除了第五号的一部分留待日后协商外，袁世凯完全接受。

中国人是不甘心屈服的，不但孙中山不甘心，连同进步党和旧时的老官僚也不甘心。当时号称各派大团结。袁世凯部下的得力干将冯国璋也不同意。袁世凯称帝，把民国五年改称洪宪元年。伦敦的报纸也登了袁世凯的照片，称为“总统皇帝”。

第十四节

敦的中国留学生闹翻了，好多人都准备回国，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驻英公使施肇基派来了一位随员到西南学院调查，准备给我补上官费，我也顾不得了。四月后搭着日本船回国。这时地中海的航线，因为德国潜水艇不时要袭击航轮，因此绕道好望角东行。从伦敦到好望角，航行二十几天，除了天空和水面以外，什么都看不到。有时夜间还要把两脚绑在床上，以免在风涛中颠落舱板。这一次航程是辛苦的，但是经过好望角，看到卓子山、德班这些许多人没有到过的地方，也算是一件幸事。

德班那里的种族歧视是很明显的。白人开的店铺专为白人服务，黑人是轻易不被接待的；偶然出入，也只能通过旁门。当地的人力车特别宽大，有时三个白人水兵坐在上面，趾高气扬，拖着人力车的黑人头上还得装上两只牛角。对于人类的尊严，进行这样严重的嘲弄，这不是黑人的羞耻，而是白人对于自己的侮辱。六十年了，我看到南非还在白人的统治下面，实在不能不为之耽心。

由德班向东开航，经过一二十天，到达新加坡。这时看到报纸，才知道袁世凯死了，中国的形势可以暂时安定下来，心里也稍为舒展。从新加坡、香港，再到上海，仅仅不到十天，总算天涯游子，回到故乡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袁世凯称帝，我抛弃了一切，从伦敦赶回中国。可是到达中国的时候，袁世凯已经死了，那我还做些什么呢？再回英国，那当然谈不上；到达中国，我又无从着脚。一切姑且不管，我还有一个家。第一步，我回泰兴看到母亲，看到大哥和他的妻室子女。母亲显得衰老得多了，六十多岁，生活又很艰苦，衰老是必然的。她看到万里回家的儿子当然是高兴的，对于三年前我的不别而行，她顾不得埋怨，只是为我考虑怎样能在家多住几天。

我一时也想不到怎样去找一个职业，想来还是译书好。那时庆云寺禅堂前有一座要雪堂，东西三间，倒也窗明几净。我和庙里商量借住。在工作中，我越发感觉到辞不达意。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能力不够，但是中国文言文的句子结构和外文的距离实在相去太远，在没能创造流畅通达的语体文以前，要想把外文译好，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1916年，时机是迫近了，但是还没有成熟。

三年以前，章士钊在日本创办了《甲寅杂志》，这是所谓《前老虎报》，以别于他在1919年的《甲寅月刊》，那是《后老虎报》。前者主要攻击袁世凯，确实有些朝气，后者则吹捧段祺瑞，不能不算是暮气了。《甲寅杂志》在一般政论以外，提倡钻研逻辑，很有些启发性。在要雪堂读书时，我很想攻读逻辑，除一般中英文著作以外，还在寺中借抄《因明入正理门论》这一类的书籍。写作时，多少感到有些帮助，但是所得还是很有限。

大哥从张明记布庄出来以后，这时在林仁和布庄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和林家的关系还好，家中正在逐步安定下来，这时，他又出了问题。他从橱里发现祖父的遗嘱，内容指定大门东首两间给长孙兴保。大门东首原先是有两间屋的，祖父去世以后，伯父和父亲分家的时候，因为没有发现遗嘱，这两间屋是分给伯父了。是不是这两间屋还存在呢？久已由原主买回去了，这样的事，在家乡是平常的，不是什么意外。遗嘱是真的，但是房产久已分过，而且原物也不再存在了，还有什么说的。但是大哥不肯放手，伯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我的年龄已经二十开外了，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所幸一本作品已经译好，《申报》馆的陈景韩正在主编一份杂志，经过接洽，他同意接受，因此我便托辞携带稿本赴沪，脱离了这场意外的纠纷。

在上海的时候，我暂住在李剑农那里。剑农是湖南人，我回国时是和他同船的，这时他正在《中华新报》主持社论，因此约我帮忙。我有意找一份工作，因此也就欣然同意了。我主要担任地方新闻的编辑，有时对于国际新闻也插一手。那时的《中华新报》只在一般知识分子中流行，经常是两大张，第一、第四、第五、第八页都是广告，第二页是社论和专电，第三页是长篇通讯和国际新闻，第六页是地方新闻，第七页是本市新闻。这是对于当地人最有吸引力的，因此在报社比较得到重视。第八页有时也登载文艺创作，如小说、笔记等，在当时称为报屁股，是应付青年读者的。

我曾问为什么要把版面分得这样固定呢？不能把关于某一事件的专电、长篇通讯以及各地和本市有关的新闻合并在一处吗？可是大家都认为那样办会打乱版面，不好搞，因此也就各据一面，互不干扰。国际新闻那就更简单了，主要靠路透社，根本谈不上什么驻外记者以及国际电讯等，因为那样太费钱，报社收入基本上只能应付工资、伙食，不能应付那些意外开支。排印路透社消息时，还得看长篇通讯的分量，在一定的地位中，酌量发表。我在《中华新报》那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国际方面的资料，就我那些浅薄的知识，按照需要加以补充说明，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了。

6月的天气非常燥热，报馆的工作已经够忙了，可是这时大局突然紧张起来。原来在徐州的张勋和他的辫子兵到北京了。为什么？早几天，代理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闹翻了，这件事一般报纸早有报导，称为“府院之争”。看来这个责任内阁制是否行得通，很成问题。在欧洲是行得通的，因为有强大的国会，国务总理是由国会推举的，有了国会的支持，总理当然有权主持一切，总统也得让他三分；失去国会的支持，总理立刻下台，用不到总统给他什么面子。在当时的中国，国会有什么权力呢？北京的请愿团一出场，国会议员就得来个卷堂大散，他们连自身还保不住，哪有力量去左右政局呢？既然国会不能表示应有的力量，那时什么总统、什么总理，都得看军队的脸色行事。所以1917年夏天，政权动荡不定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张勋北上，据说是为了调停府院之争，那是报上说的。为什么要他去？他能干出什么？大家不是没有一些估计的。他是清政府的支持者，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他对于黎、段两位，无所偏爱，到京以后，随即宣布清王朝复辟。宣统皇帝又坐龙廷了，立刻任命张勋为议政大臣。黎元洪如何呢？他久已没有了兵权，下台是早有准备的。段祺瑞呢？还有一大群督军支持他，总不至于在张勋的手下讨生活。他到马厂宣布起义，辫子兵是能打几个回合的，但是在北京的不到一万人，不是段祺瑞的敌手。宣统皇帝再从龙廷倒下来，张勋也退到荷兰公使馆请求政治避难。段祺瑞还想再进一着，要求引渡。可是张勋也有一手，他说：“得罢手就罢手，逼急了，我就把以前北洋军阀在徐州开会的情况公布出来，大家都有份，不要怪我姓张的不讲交情。”这一着果然灵。大家撒手不管，段祺瑞大权独揽，他的官衔称为执政，这就是狄格推多了（英语译音，意即独裁者）。但是狄格推多也不容易，因为这些督军们不一定都听话。不久，张勋到天津租界去做寓公。这一次的活剧，虽然靴帽翎顶闹了一阵，但是不到十天，全部烟消火灭。

在《中华新报》馆还遇到一件事。一天我刚走到饭厅，迎面来了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矮墩墩的，衣履不一定整齐。我正在凝神，早有人在那里介绍：“这是双木先生。”

“失敬失敬。”我在招呼着。

第十五节

双木递给我一张名片，中间四个三号字“双木并明”，右边是六个五号字“《中华新报》社长”。

原来那时在上海开报馆，也和泰兴开当铺一样，总要有人作为外管，准备由他出面应付租界当局。好在这位双木先生态度很谦和，要求也不太高，对于报社的一切，他是不过问的。

再过些时，天津的张季鸾来了，这是北方的一位报界老手，他来是为了接办《中华新报》。有人在他面前为我吹嘘。我想大家分手，一个人留着也没意思，因此谢谢大家的好意，暂时仍回到剑农那里。

剑农的住处差不多是湖南会馆，来往的人客着实不少。一天，我在房里看到宁楚禅。他踅进房来，大家问过好。楚禅和我谈起，新从广西来。在那里交了不少朋友，一位中学校长托他到上海找英文教师。他问我道：“有空吗，到那边去看看也好。”

“在这里横竖没多事，去一下也不妨。”我说。

这位宁先生交游真广，他经过梧州，认识了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校长陈柱尊。柱尊新近接事，人手不够，托宁先生到上海的时候，代聘中文、英文教师各一人。和我说定以后，宁先生随即填好聘书送来。我和大哥通信，说明情况，不久就去梧州了。这时我二十二岁，实际还没有满二十一岁。

我自己的知识很不够，英文也懂得很有限，但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养活母亲和帮助大哥，只得前去担任教师。当然，我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我相信我能够抽出时间学习。

我曾经学过一些逻辑，现在全搁下了。这并不可惜，因为我们吃饭以后，碗虽搁下，饭已变为养料，到肠胃去了，不能说饭没有用。倒是我多年希望当新闻记者，从此完全彻底放手了，不无惆怅。但是在那时的中国，新闻界也简陋得可怜，脱离了也不妨说是扔去一个包袱。

惭愧的是我只是一个大孩子，现在要去当教师，实在不相称。解放前的社会是这样的，一切凭自己去和命运战斗，命运把我抛在海里，沉也好，浮也好，她是不管的。我还有两条手臂、两条大腿，就去泅水吧。战斗是战斗，我这一生是从这样的无后方战斗中过来的。第四章广西二年

（1917～1919）这年秋天，我从上海乘轮前往香港，上船以后来了一位翩翩少年，三十左右，随带有人，把行李送进房舱，送客也就去了。所好同在一房，说起情况，才知他也是去广西第二中学的，姓程名演生。他这一去是教中文，总算是同行，他话虽不多，见闻很广，因此一路并不寂寞。到香港以后，随即转船开往梧州。这一类船称为西江船，很宽敞，也很干净，和长江船大不相同。经过一晚到达梧州，挑夫把行李挑往考棚街，我们随后步行，不久就到了梧州中学，原来是梧州的考棚，校址宽大，绿阴满地，令人神爽。

陈校长一见我，哈哈一笑，他说：“想不到你也来了。”

“是郁常兄啊，”我说，“真想不到。”

第十六节

原来这一位也是南洋的同学，比我高几级，那时我们曾在唐老师的班上同时受课，因此并不陌生。他指挥着工友把演生和我安排在校长室对面厅屋里。对房住的是俞少白，北高师毕业，英文教师，也是新来的。

那时学校里的教师班子，经常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校长一换，几乎全部教师都要解聘，留下的寥寥无几。陈柱尊是广西人，南洋公学学生，他的班底是广西北流、容县这个地区的，如冯振、梁玄、陶中、苏容等人，其他便是程演生、张荫熙、俞少白和我。不久，演生因为北京大学的一位同乡约他去预科，辞职赴京，所以留下的外省人并不多。张荫熙是无锡人，也是唐老师班上的同学，在这里教中文，两三个月以后，因为精神失常，辞职还乡。外省人很少了，所好柱尊、冯振，相处还好。

初到的时候，由于宁楚禅的介绍，校长知道我到过英国，固然客气，但是究竟不很放心。一个星期天，振心到我屋里，说：“同学们都欢迎你去谈谈治学情况，已经坐在大教室里等着了，就请去吧。”我想就是要讲，也得给我一个准备的时间，想推迟几天，冯振不容分辩，拉着我就跑，边走边说：“大家希望你用英语讲呢。”

我看清楚这是给我一个突然袭击，推辞不了，只好硬着头皮笑着和他同走。

果然不错，那里坐着一屋子的人，虽然只有三班，学生共是一百出外，加上柱尊那些亲戚同乡，黑压压地坐满了每个角落。我和大家打个招呼，便信口开河地讲了一个半小时，自己也不明白究竟说了什么，当然柱尊、振心——即冯振，那时他们是单名加字为记的，如陈柱字柱尊，冯振字振心，梁玄字又玄，陶中字守中，苏容字容焉之类，振心是柱尊的同乡兼同学，所以最贴心——这几位也半懂不懂地随着大家劈里拍落地鼓了一阵掌，大伙退堂，我总算闯过一个关，饭碗是捧牢了。

我每月的工资是桂币毫洋一百元，所谓桂币是广西的纸币，在1917年和硬货相差无几，所谓毫洋即是上海的所谓小角子。这样的一百元，大约抵上海通行的硬币不足九十元光景；虽然不多，比译书的工资好多了。发放工资还有一个规定，叫做“月中一半，月终一半”。大约这是柱尊的一个法门，好在我是穷惯的，早迟几天，不成问题。

整个时局处于停顿状态。袁世凯称帝时，反对派来一个大团结，称为护国军，重心搁在云南。蔡锷的军队北向袭取四川，这是进步党的武力。东向的军队由李烈钧领导，通过广西直向广东。李烈钧是国民党，但是他的这一支武力，比较庞杂，有李根源的进步党武力，也有他自己的武力；这两支武力是合作的，但是合作之中也有斗争。除了这两支以外，还有广东陈炯明的武力，这是国民党的。陈炯明出生的那一晚，他妈梦见神人投胎，左手握日，右手握月。这个怪梦在陈炯明的一生作怪，陈总是隐隐有手握乾坤的思想，所以尽管他是国民党人，口称拥护孙中山，其实真正盘算手握乾坤的大业。龙济光在袁世凯的时候封过王，有人称他龙王，可是被打垮了，逃到海南岛，不久也就被消灭。整个中国，这时竟是四分五裂，大约甘肃、陕西、湖北、江西、福建这些省份和这些省份以北的地区属北洋军阀和它的同盟军。四川、湖南、广东这三省内部不断发生斗争。云南、贵州属唐继尧，广西属陆荣廷。这是中国当时的一个概况，正和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大同小异，国家已经滑到四分五裂的边缘。广西总还算是安定的，但是陆荣廷久已看到广东的内部斗争，自己坐山观虎斗，准备最后把这个富饶的省份拿到手里。

在梧州中学我只是一个教师，也就安于教师的地位，中国已经搞成这个样子，我向哪里去呢？《诗经》说：“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我向四方看看，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在哪里。这才迫使我走向教师的道路。

我是中学英文教师。学英文的艰苦，主要在于句子构造复杂。这时英语图解法已经有人谈起，但是还比较粗糙，不够缜密。我遇到困难的句子，首先用比较缜密的方法，进行图解：主语是主语，谓语是谓语，先行分开。谓语之后，除了不再补充的以外，有时加补足语，有时加宾语，这里也要有区别，以上是第一线。主语、谓语、补足语、宾语四项之下都可能有形容语，这是第二线。形容语本身可能还有形容语，这是第三、第四线。句子经过这样的分析，那就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我用这个方法教育自己，也教育了学生。

为什么要学外语？我始终认为这不是为外国人服务，而是为中国人服务。所以要通外语，首先便要通本国语。这里的第一个拦路虎便是汉字。清代人常用的《康熙字典》，共有四万多字，我能认识几个呢？说来惭愧，我认识的很有限。我记得以前听到这句话，“先下死工夫”。我认定我是笨，但是我也认定我能下死工夫，肯下死工夫的。在南洋附属小学沈老师对我进行教育以后，我?定自己不是聪明，而是笨，是能下死工夫的。《康熙字典》所收的字太多了，有许多用不到，当时常用商务印书馆的《新字典》，那里常用字共收一两万，我每天挑出二十个，写在纸上，粘在墙壁，务求认识、记熟。不过这里还有冷僻字，有个“”字，注引《山海经》“山多堪之鱼”。从那时到今天，六十年了，除了这部《山海经》外，我没有看到什么地方用过“”字，所以记虽记了，并没有用处。

我初到梧州的那一年，我的中学老师朱叔子先生死了，这件事使我非常伤感。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郑东启兄约我同去看朱老师，请教古诗作法。朱老师很诧异，但是也很热情，教了我们一些古诗，并且要我们做诗，记得诗题一首是《荷珠》，一首是《吊熊成基》。《荷珠》只是一首咏物诗，《吊熊成基》可不简单，在清王朝当权的时候出这样的诗题，悼念一个明文正法的革命党人，叔子先生的政治立场是鲜明的。他死了以后挽联并不难做，可是我自己写不来，只有请求柱尊代写，这是促使我下定决心好好写字的主要原因。

要搞书法从哪里开始呢？我读过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认定必须由篆书入手。我知道篆书是不简单的，要写好必须经过三十年。然后把隶书带起来，又要十年。如此等等，学成一个书法家，总得要六十年。好在我年龄还轻，只要活到八十岁，总有成功的一天。万一活不到八十岁，那只能怪自己没有活够，不能说书法不能成家。

第一节

学篆书从什么地方开始呢？那时一般人都很重视吴昌硕，他临摹的《石鼓文》更得到推重。我搞到石鼓文拓本的影印本，和吴昌硕临摹的石印本，以及他写的对联、立幅之类。我写得越看越不好。1918年夏天回家，看到远房叔叔伯?叔，他是以长于篆隶得名的。我向他请教，他只说：“要学篆书总得先写《说文》部首啊。”可是这是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经过自己的苦心钻研，才知道《说文》部首是要学的，但是这是文字学的途径，不是书法。何绍基论包世臣，认为他不理解横平竖直，我曾把后代书法名家比对一下，从王羲之直到包世臣、何绍基，没有一个是真正横平竖直的，写字总要有个俯仰向背，俯仰向背就不是横平竖直。唯有篆书才真正是横平竖直。1949年朱东润所书“木芙蓉歌”篆书条屏四幅

从这一点入手，回看吴昌硕，几乎每一笔都是倾斜欹侧，完全违反了石鼓和秦汉篆刻的规律，全部以侧媚取态。不但吴昌硕，清末以来直至民国初年的书法家，赵之谦、高邕、天台山农、李瑞清、曾熙，乃至郑孝胥、叶恭绰，没有一个不是以侧媚取态。翁同騄、张謇不是侧媚而是庸俗。

学吴昌硕是走错了路，但改正也还不难，我下定决心从《琅邪刻石》入手。《琅邪》的字不多，我再学习《峄山刻石》、《会稽刻石》。《峄山》、《会稽》是传刻的，但是规模还在，从《琅邪刻石》取神，总还可以得个大概。六十年学习的规划已定，我就决心逐步完成，不去和柱尊商量，也不向伯?叔请教了。

1917年的寒假到了，因为那时交通不便，来往就得半个月，寒假剩不了几天，所以我没有回家。柱尊的家眷本来寄住学校，所以这一年寒假，大家很热闹。从梧州上去，便是戎墟，向下还有羁龙洲。城内有座北山，抱城还有桂水，都是名胜的所在。柱尊、振心都是好事的，特别是柱尊，不但好事而且更加好名，因此来往总得做诗，做好了还要油印送人。一天柱尊把油印的诗稿给我看，说：“你也来一首吧，大家做做热闹些。”这些名胜所在，我也同时去过，要说不做诗似乎也有些煞风景。所好翻阅油印的稿件，大约也还可以将就应付，于是也照样写了几首。《北山》的起句是：“北山诚名胜，卓绝穷苍梧，不以高自异，遂为众所趋。”《羁龙洲》有这样的几句：“龙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乃是南山之北、北山之南宛延曲折之长川。奔流直下三千里，首入东海饮海水，若郁若柳若桂江，纷纷此曹鳞爪耳。”柱尊看到大为高兴，他说：“真没想到我校英文教师还是一位诗人。”这样一来，大家都是诗人了。可是我自己很明白，这算些什么诗，但是竟算诗了。寒假之中，油印成册，称为《寒假倡酬集》。

假期终了，第二学期开始，这时家乡又提出了我的婚姻问题。

回国以后，婚姻问题的提出，到现在是第四次了。第一次在刚回国的时候，是寰球学生会的朱少屏提出的。那时学生的出国回国，是由上海的寰球学生会招呼的。该会总干事朱少屏，非常能干，也很热心，他见了我以后，经过几次谈话，说道：“给你介绍一位女朋友，好不好？”

我想自己还没有固定的工作，谈不上成家，而且母亲年过六十，固然不能外出就养，把她搁在家里，于心也实在不安，因此对于外地的婚姻当然无从考虑。

第二节

关于选择配偶，我始终没有感到有什么问题。五四运动以前，甚至到五四运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家庭妇女的前途始终等同于丈夫的前途。共同生活，意味着共同利害，只要是有一般认识的妇女，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妇女主管的部门，主要是家庭和孩子，除此以外，经常是不大过问的。关心七斤的七斤嫂，《幸福的家庭》的主妇，《肥皂》里的主妇，乃至《伤逝》里的子君，这些人物在鲁迅的笔下，得到永生，但是她们所关心的只是家庭和孩子。这些是1920年至1925年间的人物。甚至那位以英勇斗争出名的景宋女士，鲁迅在1934年给萧军、萧红的信上也说：“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景宋几乎和笔绝交了。”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后期是完全不同了，但是二十世纪的前期，是和后期不同，何况这时还没有到二十年代。

婚后的生活，既然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孩子，因此对于配偶的选择，只要对方不是精神失常的人，一切都可以将就，人生的生活，本来不能独行其是，总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所以对于我，问题不大，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家境穷，因此不能浪费；母亲衰老，因此必须懂得如何应付老人。这还不够，我还有个大哥和他的妻室儿女，大哥的年龄只有四十出外，健康情况正常，但是有工作不想干，现在自动处于没有退休工资的退休状况。怎样应付这样的特殊情况的家庭，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我对于选择配偶，始终不愿提出自己的主见，只希望母亲和大哥作主，选择满意的人物，日后不要把责任推给一个不作主张的我。

由于二舅母的建议，母亲主张和舅家院内的孙姓订婚。孙家的家境很萧条，可是这位姑娘孙霞是勤劳婉顺的，母亲很满意，事情已经逐步进行到订婚的边缘，但是因为是母亲作主的，大哥不同意，这件事母亲看得是有些违反“夫殁从长子”的信条了，只有商请舅母向对方说明情况，作为罢论。

大嫂看到这条路走不通，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她的亲妹妹宁五。母亲是没有意见的，眼看大嫂的主张可以实现了，可是大哥依然不同意，因为这位姑娘很能干，很有主张，坚强结实，不像是一个轻易屈服的人，过门以后，这个畸形的家庭不易安定，所以即使是大嫂提出，依然没有通过。

朱东润(后排左一)与母亲、大哥世淦及两个侄儿最后由于远房兄弟野樵哥的建议，才考虑到和邹家结亲。邹家是从乡间搬到城里的，莲舫的父亲做过布庄店员，久已去世。她的大哥霁澄现任江苏教育厅省视学，三位姐姐，两位已经出嫁，一位死了：都是前母生的。她自己是后母生的，年十八岁，在泰兴县立女子高等小学三年级肄业。这样的家庭和我们的家庭相比，虽然目前略为好一些，但是距离不大。特别是她这一家完全由嫂嫂当家，她的母亲谈不上过问，她自己更谈不上了。在哥哥嫂嫂的手里，一个小姑娘不能多话，身体也不太好，因此更显得退让。从各方面考虑，大哥感到最合适，当然也和母亲说一声。1918年夏天我回家后，母亲和我谈起，并且说：“事情由哥哥和我作主了，你自己可以先看一下。”

在那个时代，婚姻的事情，虽然是由长辈作主，但是事前由本人看一面，征求同意，这种做法已经很普遍了。我因为家庭情况复杂，母亲是慈祥的，但是也有一定看法，不能轻易违反；大哥只是大哥，但是他当家作主的日子久了，不能接受不同意见；大嫂当面不作主张，可是她的主张，都能透过大哥提出。还有一点，家中除了五间老屋以外，没有任何产业，大哥虽然只有四十出外，一房五口都得由我供给，经济方面的倚赖不是使他们软弱，而是使他们僵硬了，因为惟有僵硬才能掩护软弱。这一切造成了复杂的家庭情况。

当时的我有什么意见可提呢？

现代的人当然可说这事情很简单，你在外边自己成家便解决了。

当然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我能把六十余岁的老母亲完全抛弃不顾吗？她这一生，母家在巷子的西首，婆家在巷子的东首，除了送丧上坟以外，她没有走出直径十丈的圈子。她不可能外出，即使外出，也决不肯向一个外地的新妇屈服。还有大哥的一房五口呢，他的僵硬在地方上是有名的。为了掩护自己的软弱，他的僵硬可以搞得更离奇，更无法挽回。所以，为了应付这一个无法安排的局面，我只有说：

“既然母亲和大哥决定了，我没有意见。”

母亲说：“话是如此，看一看是可以的。”

“不必了，”我说，“事情是母亲和大哥决定，只要仔细考虑，日后有了问题，不责怪我就好了，用不到看的。”

坦白一点，我这样做完全是鸵鸟政策，日后的责任还是无从推卸。大哥以为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性格荏弱，在哥哥嫂嫂手里长大的，她自己的母亲只是继母，对于不是亲生的儿子起不了什么作用。经过这样的培养，弟妇进门，翻不出自己的掌心。

这一年夏天，婚约决定，秋后行礼定聘，我已经回到梧州，开学上课了。

第三节

这一年，广东的问题又发生变化。广东比较富庶，因此南方各系的军队都被吸引到这里来。现在不讨袁、不护国、不革命了，主要是争地盘。粤系、桂系、滇系，系与系争，系之内又互相争。陆荣廷的军队虎视眈眈，驻在广西的边界上，伺候机会，终于一下抓住广东的地盘，以陈炳盤为广东督军，莫擎宇为潮汕镇守使，谭浩明为广西督军，这样地安排了手下的三员大将，自己却升任两广巡阅使。官是升了，可是实权却淘空了，因为地盘落到部下，自己不能直接指挥，反而受到部下的牵制。

这个学年里，桂系内部又发生了动乱。战争的原因说起来非常可笑，可能谁也不相信。陈炳盤回到广西，由谭浩明接风，开席饮酒以后，管家上来，恭恭敬敬地送上一盘主菜：一只大烤全狗。本来在当地吃狗肉是一件常事，难得的是全狗。尤其那当中的一部分，算是宝中之宝，是非常珍贵的奇品。全盘送上，异香喷鼻，在坐的每一位尊客都馋涎欲滴，爱不忍释，可是碍着两位督军在座，即使两手发热，都不敢妄动。谭浩明仗着自己是老行伍，而且究竟比陈炳盤大两岁，在自己的衙门里，量他也无可如何，说时迟，那时快，“喀擦”一声，两只牙筷像疾风暴雨一样，那块全狗精华，已经到了他嘴里。

陈炳盤拍案而起，“丢那妈”，一脚把桌子踢翻，大碗小盏、酒杯牙筷翻了个满地。左右的宾客幕僚、护兵衙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已经跳到衙门外，跨在石狮子上，“丢那妈”地大骂一通。谭浩明也醒了，自知理亏，上面还有老将巡阅使呢，又不好使气，只有在那里发呆，直骂副官们还不早去把陈督军劝一劝。副官们一边受着谭督军的训斥，一边又慑于陈督军的虎威，谁敢向前。挨着挨着，直待陈炳盤的一阵火炮已经稀稀落落地缓了下来，这才敢侧身向前，献茶献水，请督军平平气。

骂人骂够了，陈炳盤眼睛没有向这些副官们看一看，从石狮上跳下来，回头对着部下，手一挥，早已前呼后拥地回到自己的公馆。花厅上的残汤剩水也早收拾干净，谭浩明没有好气地回到自己的上房。

次日，天还没亮，陈炳盤乘着东下的兵轮回广州去了。谭浩明也是绿林出身，知道这一去没有文戏唱，是要动武的，也连忙调兵遣将，准备一场厮杀，这便是老桂系内部的一次战役，最后只有大家都缩回广西，仍由杂牌队伍雄占着广东这个财富之区。

近代的历史学家经常把国际间的大战，归纳到客观的主要原因，这原是最正确的。德国和英、法、比的火并决不是因为斐迪南太子在塞尔维亚被刺。但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这批大官大府，其实只是一批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他们为了一块狗肉而兴兵动武，炮火连天，不是一件稀罕的事。两方都有御用报纸，把一切过错推给对方，一切功劳归于自己，这已经成为稀淡平常的事。所苦的只是纸币价值连续下落，祸延平民。这一次，纸币又向下直跌，幸而战事迅速解决，桂币和小洋的比例，仅仅打了个九折。

这一年，梧州中学的教师，除原来人员不动外，又添了何孔褒和许某某。孔褒是我的同班同学，广东人。在上海惯了，广西的每天两顿要闹饥荒，因此常常和我出去吃点心。当地的马糕是我们常吃的。

许某某是浙江人，教国文，文笔相当流丽。后来出版的《民国演义》，有一部分是他作的，生动畅达，令人一见而知。他经常在上海，因此也有些不修边幅，常常要到上排下排走动。那时的梧州，和许多地方一样，总有一些出卖风月的地方，因为这些人经常住在船上，分称上排、中排、下排。柱尊也受过唐老师的教育，对于这类事当然有些不高兴，可是没有发作。当地人也开导他：“你这是为什么？你总应当知道你们梧州中学的经费的来源：一是花捐，二是烟税。要是人人都按照你的章程办事，梧州中学还办得成吗？”后来我到武汉大学，知道那座高等学府，靠的全是禁烟总局的接济——当然，在蒋介石的辞汇里，禁烟就等于卖烟。解放以前，有些学校是靠着在沉痛的苦海里呻吟的苦姊妹和在混浊的黑海里呼吸的苦兄弟支持的。多么令人伤感的事态！

孔褒是指导童子军的，同时也教一班英文。关于童子军的情况我不清楚，关于英文教学的事，他提出直接教学法，对我有很大启发。我从小学英文，是从翻译入手的，虽然到过英国，有切实的体会，还是不很自觉。上课时还是翻译来翻译去，其实从英文译中文，才能理解；从中文译英文，才能说话，这样做不太费力吗？因此对于直接教学法感到兴趣，不过在梧州买不到这样的书籍，孔褒自己也没有经验。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使我日后遵循这条道路进行钻研，对我总有用途，是值得感谢的。

这一年学校的事情不多，教学问题久已顺利地解决了。大哥来信为我考虑到住房的问题。原有的五间屋是大哥大嫂住着，我当然应得另行考虑了。伯父在我们住宅的东首，原有市房八间，共计店屋三间、客座两间、堂屋三间。店屋还好，客座和堂屋久已不成形了。伯父早经典出，现在有意出卖，问我是不是愿意接受。我想伯父原有房屋六间，特别是那三间堂屋是楠木的，质地极好，日后本君哥尽可够住，至于这几间市房呢，在伯父固然是可有可无，在我则只要经过改造，就可住下，日后母亲来往也比较方便，因此就回信同意。

房子既经成交，主要问题是改造。经过考虑，决定把客座和原有的空屋通统拆卸，紧靠我家和伯父的老屋，另造三间。所好房子虽属破旧，由五间改作三间，截长补短，材料将就也还够用。因此1918年初夏，房子基本完成。

这时的问题是结婚的日期。我们因为寒假短，泰兴到梧州的路程日期又长，提议安排在当年暑假。邹家认为日期太匆促了，筹办不及，主张改到寒假。具体问题，只有具体解决，经过野樵哥和邵可哉两位大媒的折冲，最后决定1919年的寒假。

那么寒假日期太短，怎样解决呢？

第四节

野樵哥哈哈一笑道：“这问题还不好解决？邹霁澄是省视学，由他出面，总不会没有办法的。”事实也确是如此，1919年暑假结束以前，我约定到江苏南通师范教书，同时兼任省立第七中学教师。

经过不断磋商，并答应推荐适当人选取代，终于获得柱尊的同意。我和梧州中学的师生告别，在这年暑假回到家乡。我在上海求学的时候，房族中的伯雄、野樵、宇清、季鹰哥们对于我的资助，这时已全部还清，我准备在成家后，把原有房屋交给大哥，自己摆脱一切拖累，奋勇前进。第五章南?通?前?八?年

（1919～1927）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经过一年的善后安排，1919年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是在大战后期参加协约国的，就是说，是在英法一方最吃紧的时期参加的。中国兵力不够，但是人力无穷。在法国作战、生产双方人力紧张的时候，中国工人到了，便可以腾出人力，参加作战，所以，中国对于打垮德国和奥匈的同盟国军力，是有贡献的。北京公园中“公理战胜”的牌坊，可笑尽管可笑，却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公理究竟战胜吗？不见得。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抗议。他们指出：日本在大战中，胁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这是必须废止的。他们也指出：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应当由中国收回，而不是由日本继承。中国代表指出的是公理，但是公理不是没有偏见的，有正义感的公理，也有强盗的公理。巴黎和会是豺狼主持的公理，正义感者主张的公理，在巴黎和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这一次讨论的结果，中国代表没有签字，而豺狼们获得他们的要求，欣然而去。

5月4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三千余人游行示威，他们烧毁了汉奸曹汝霖的住宅，殴打了汉奸章宗祥。24日，上海学生全体罢课。6月11日，曹汝霖等免职令下，这次运动获得了初步胜利，运动告一段落。这是有名的五四运动。运动的最大收获，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从这个口号引申出来的正面要求，当时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德是德模克拉西、赛是赛因斯——民主和科学。1919年，中国人民已认清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但是当时还没有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

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心脏，从这个心脏流出的血液必然要贯彻全身，但是也还有一些差别，从大动脉到血管、小血管，乃至毛细管，血液是同样的，但是压力和流量是不一致的。南京的情况不同于北京，南通的情况更不同于南京，尽管整个面貌是一致的。

南通是江苏的一个县，在当时以地方自治著名。有时只称南通，有时更称为通崇海泰，这就包括了南通、海门、崇明的外沙和泰县等地。这不是国家的行政专区，而是南通的张季直和他的三兄张叔俨所控制的区域。是怎样地控制呢？不是武力控制，因为张家没有军队，而是经济力的控制，因为张氏兄弟已经形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控制了这个广大地区的经济命脉，垦牧、纺织、盐、棉花都在他们操纵之下，地方官吏和武力都要仰承他们的鼻息。通过特殊形式的推举，张叔俨是通崇海泰总商会会长，控制了当地的司法权，甚至平民百姓分家立嗣，有时竟以商会会长的名义出示立案。什么地方自治？简直是地方张治，是那个特殊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

南通教育界完全由张家把持着。医科、纺织科、农科、商科等专科学校都由张氏兄弟分任校长。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也是这样。南通中学初建的时候，南通、崇明、海门、如皋、泰兴都分担了部分经费，当时称为五属中学，后来由江苏省接管，称为省立第七中学，由江苏省教育厅任命校长，但是来的依然是张季直的门徒，所以南通的教育机构，整个地为张季直所控制。他经常的语言是“家庭无共和，军队无共和，学校无共和”。甚至在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已经提出以后，他指出“说英国、法国、俄国、日本是帝国主义还可以，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不可以，因为美国是一个共和制度的国家”。从他的语言里看到当时的无知，但是在运动初期，他还得到某些人士的信任。

南通师范学校校长是张季直自己，实际负责人是总务主任于敬之。此外有教务主任黄吾、总务主任王辛伯，但是他们并没有实权。同样地没有实权但是能和敬之抗衡的是曾任教务主任的教育学教师顾怡生。敬之、怡生都是南通师范第一期毕业生，在旧社会里都可以称为好人，但是由于情绪上有抵触，两人相互牵掣，因此这个学校尽管是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却始终停滞不前，没有取得应得的地位。在这所学校里，泰兴教师原有地理学教师何篑庵、数学教师丁浩然，我到以后，连同何、丁两位称为何番、丁番、朱番。番是生番，南通人一向认为泰兴人固执，都称为番。这原是一种地方偏见。

我住在南通师范学校，每周虽去南通中学四次，但是兼课教师，因此对中学情况不很清楚。那里的校长是缪?之，也是南通师范毕业的。这位校长对己对人都非常严格，有时竟有些不通情理。在他未担任行政工作以前，校中订有《申报》、《时报》，可是他却爱读《时事新报》。接任以后，所订《时事新报》的报费，仍由自己支付。校中原定每晚十时熄灯，作为校长，十时以后还有许多必须处理的工作，他燃的蜡烛，也由自己支付。这些原是律己从严，不是什么错误。但他规定教师因事请假，必须按时补足课时，不能及时补足者，在支付工资时按钟点扣除工资。本来教师请假，在学生久已视为临时放假，相安无事，及至定期补课，学生竟认为是保全工资的行动。有一次一位教师补课时，学生在教桌上安放银圆一枚。从此以后，全校教师竟没有人再行补课。在这些地方，敏之就有些未免太刻板了。

1919年夏天，敏之在校接到家乡来的电报，他的夫人病故了，他只有赶紧把校事料理一下，交给监学史价人代理，自己雇了民船连夜向如皋拼茶出发。第二天下午，距家还远呢，他坐在舱口东张西望，心急如焚。这时从北面来了一条大船，远远听得妇人子女呼天号哭。敏之觉得声音很熟，抬头一看，原来是他的夫人和儿女。他还不相信呢，那妇人喉咙哽咽，带着哭声问道：“是敏之吗？怎么会在这里看到呢？”原来他的夫人也接到电报，说是敏之在南通死了，才从家乡前来治丧的。事情的原委很清楚，他在校太认真，因此有人给他开了这样一个玩笑。所幸中途相遇，还没有搅出更大的麻烦。

通过这次的事故，敏之对于校务心灰意懒，随即向江苏教育厅申请辞职。经过一两次挽留无效以后，教育厅准如所请，由史价人继任校长。中学的国文教师，我记得徐亦轩在音韵训诂方面有一些成绩，蔡尔文也是学有根底的。此外有英文教师濮进，是南洋的同学，比我高一班；有图画教师王个鋎，后来我到上海教书的时候，遇见多次，那时他在上海画院，因为是吴昌硕的学生，有一些声名。我对吴昌硕的书法是不以为然的，但是对于他的画，因为自己不能画，所以没有意见。

第五节

南通师范学校是1903年开办的，地点在城南三元桥，千佛寺废址。东西三大排房屋，左为学生宿舍及膳堂、厨房，右为教室。中间前后五进。第一进为大门、传达室、事务室。第二进为办公室。第三进为礼堂，其上为图画室。第四进为时孙堂，下面住着敬之、吾、怡生、辛伯，上面住着篑庵、浩然和国文教师张梅庵、曹勋阁。第五进为寿松堂，并排五大间，中三间为会客厅和教师饭厅，右边住着国文教师徐九镛、历史教师李小云，左边住着体育教师项翔高、武术教师黄照临。楼上中三间为会议室，左右住着美术教师陈效韩，国文教师李湘侨，教育学教师陈挺生。我住的是寿松堂靠教室的一间过道楼，前面直看到十余里外的狼山，后面是一株银杏树，树上覆盖着数十年的凌霄，再后面是十亩荷花池，池外是一望无际的城河。整个校址轩敞，开阔，雄伟，所差的是夏天的蚊子多到无法应付，白天也得燃着艾绳，才能办事。我到的时候虽然荷花已经渐衰，但是凌霄花正盛开，满树繁华，照耀着盛秋的艳色。寿松堂前的四棵大树，白皮松、罗汉松、杉树、桧树更是干霄卓立，苍翠欲滴，远处的狼山，青岚塞空。我到过不少地方，也住过许多学校，最值得怀念的还是南通师范。

朱东润青年时期所书“做人六要”那时我正在学篆书，主要是走李斯、李阳冰的道路，总觉得只有二李才是真正的大家。对于近代书法家，我推崇钱坫、杨沂孙。我很重视邓石如，不但他的书法值得推重，他的人品也是不同凡俗，可是我总觉得他是由隶入篆，雄强有余，温厚不足，这可能是我的一偏之见，不一定正确。陈效韩是两江师范毕业的，那座学校的校长是李瑞清，别号清道人，是以篆书和北魏名家出名的。效韩说起李瑞清的大篆，在一直一横相交的所在，经常在落笔以后，中间停顿一下，待墨色蟬开，再行接下，这样相交之处墨色成为小围，便得到金文的神似。神似哪能说不是神似，但是这就把书写和浇铸混同起来，我总有些不很同意。

除了自己苦学以外，我还从师范的黄吾、中学的石又新领会一些书写的方法。吾是临摹《西狭颂》和《华山碑》的，因此下笔雄强，厚重，可惜不足四十岁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完成隶书方面的工力。又新是写《书谱》的，很熟练，但是结字太扁，没有考虑到唐人结体是从六朝来的，结体略长，直到宋代以后，结体才开始扁平。不但如此，即如汉隶，初看是略扁了，但是只要我们从计白当黑的原则考虑，那么汉隶的结体，实际还是略长。以汉人遗简考之，是确然可信的。唐宋之间是一条界线，唐以上，结体以长为主；宋以下，结体以扁为主。翁方纲的结体，不论大小，都觉得略长，这正是他的朴茂所在。

但是我的本分工作不是书法而是教书，所以我必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怎样把英文教好，特别是把师范生的英文教好。

我在省立第七中学教书，但是住在南通师范，对于两方情况都有些认识。

当时的规定是中学和师范同样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中学生四年毕业，毕业后可以报考高等学校；师范生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毕业，毕业后当小学教师。这是明文规定。事实上中学生毕业后同样可当小学教师，师范生毕业后也不妨投考高等学校。所不同的是中学生要缴学费、膳食费，师范生完全免费，这一点很重要。由于缴费和不缴费的差别，师范生和中学生基本上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

从大体看，师范生的来源，属于小地主、自耕农和店员等阶层，以自耕农为主，佃农阶层的子女很少能读中等学校的。中学生的来源属于大、中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阶层，以大、中地主为主。总的说来，师范生和中学生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

由于课程的规定，师范生和中学生有很大的区别。即以英文而论，中学四个年级，每周八学时，以每年实际授课四十周计算，共计一千二百八十学时；师范预科生不学英文，本科四个年级，每周三学时，以每年四十周计算，即使不扣去教学实习时间，最多不过四百八十学时。以四百八十学时和一千二百八十学时相比，师范生处于不可克服的劣势。因此师范学校的英文教师有责任帮助在校学生克服这个显然不易排除的困难。不但从升学的方面应当如此考虑，即从日后在小学担任英文教学的任务考虑问题，师范生的英文素养，不在原有学时的范围内设法提高，必然不能胜任。

我在南通中学，只是许多教师之一，而且中学生据有显然的优势，所以我在教学工作上，主要是随同大众，亦步亦趋，问题不大。但是在南通师范，我是唯一的英文教师，我不在教学中努力设法，使学生在毕业时能够基本上克服这个不可克服的劣势，我便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泰兴人对于一位不能完成自己任务的人，常说这样的人的工资，买盐也不咸的。我总是希望吃咸盐的。

我在梧州中学和何孔褒谈到直接教学法以后，曾经在上海市上尽量搜购外文教学的书籍。那时在上海要想购买这样的书籍是不易的，中文的外语教学法一本也没有，外文书要向伊文思书店不断地打听。但是最后总算找到几本，即使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作为启发性的读物，还是够用的。因此我下定决心，要用直接教学法克服当前的困难。

但是，困难还是很大。

第一，自从中国学校开始教授英文以来，一直都是用的翻译教学法，一般人不了解什么是直接教学法，他们不理解自己学习本国语文也是用直接教学法的，因此只觉得这是一种异端，是必须排斥的。

第二，初学的时候，必然有一些无可避免的困难，加以每周三时，照例分作三天，因此多少有些像间日发作的疟疾，简直是昨天学了，今天忘了，没有连续不间断的学习机会。

第三，学校负责人于敬之对于英文教学的认识实在太差，据说他到日本参观，一位日本教师问他可曾读过英文。他说读过的。问他读过什么书的时候，他无法回覆，只说读过一本绿壳子的书。

尽管如此，我也看到还有许多有利条件。

第一，南通师范的英文教师只有我一人，因此我可以大胆放手地去改变教学方法，不受他人牵制。

第二，敬之、怡生都是本校第一期毕业生，和霁澄同班，总要给霁澄一些面子；对于省视学，他们不免要敷衍。

第三，那时周越然的模范英文读本已经陆续出版，虽然这部书的第三册和第二册之间看不到有什么进展，第四册有一些杂乱无章的状态，但是第一、第二册都编得很好，在进行直接教学的时候，有不少的便利。

第六节

我那时还年青，因此敢于创新，在师范一年级授课时采用直接教学法。在最初三两个星期中，由于学生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法，所以不免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人公开喊出“我们不懂”的呼声，但是经过很短一段时期以后，他们懂了，而且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学了不到一两个月，居然能够进行问答，应对如流了。这才建立了师生共同的信念，用直接教学法学英文可以得到效果。

我之所以采取直接教学法，其目的在于缩短教学过程，从英文、中文，再是中文、英文的过程改为从英文到英文，就是说从四步走改到两步走。原来规定的四百八十学时可以起到九百六十学时的作用，那就和中学的一千二百八十小时，相差无几，只要加上一些主观努力，是不难并驾齐驱的。

这样的教法，我是不敢过分自信的，因此把学习直接教学法的过程和运用的结果，用英文写成十篇文章，在商务印书馆的《英文杂志》上发表。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我自己不教英文也已经四十多年，有的朋友还能谈起当年的经过，真是出乎意外的。

我的婚期本来决定在这一年的寒假，所以考试完毕，看卷结算以后，我随即搭轮船回家。到天星桥的晚上，外边正下大雪，一片白皑皑的寒光，令人有些发愁。第二天出发，因为步行不易，到家已经中午了。那天邹家正在发嫁妆，扛的抬的，人数不少。待到打发停当，我在新造的堂屋扫地，一排三间，母亲住在上首，我就派在下首了。扫完以后，母亲把扫帚交给我说：“拿到兀丫房里去吧。”

兀丫是泰兴的方言，是你家的意思，尽管语调没有“你家”那样重，可是意思还是“你家”。那天后来我到浴室洗浴，一路咀嚼母亲的语言。我想出生以来二十四年，中间虽然也曾离开母亲，出外求学和工作，但是没有一天不在母亲的庇荫之下，如今父亲是去世了，唯有母亲是我最亲的人，怎么母亲会说到兀丫、兀丫呢？我噙住眼泪，声音有些嘶哑，但是客观形势终于走上了兀丫、兀丫的道路。

1920年初，朱东润、邹莲舫新婚照我在1919年旧历十二月二十日结婚，妻子是由母亲和大哥选择的，结婚前我从未见过，然而终于结婚了。今天，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在当时不这样做便会破坏大家庭的关系。为了自己的婚姻，使得母亲和大哥都不满意，这在我是不能想象的，但是我更不能想象即使我完全听从母亲和大哥的主张，最后还是不能使母亲和大哥满意。不过，在当时我已经做出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尽量地作出自我牺牲，以求得大家庭的和睦。在1919年是如此，1926年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1919年问题简单，1926年问题更复杂，那时所要求于我的已经不是自我牺牲所能满足的，因此我不得不拒绝了。

由于大哥的提议，我们夫妇另立门户，但是大哥一房五口的生活完全由我负担。实际上因为他不同意母亲和我们住在一处，同时他又添了一个女孩，因此这一份七口的负担，完全由我应付，这一切我都同意了，我请大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仍到布庄工作，这件事他拒绝了。这时他四十三岁，应当是还可以工作的，但是他既然拒绝，我也无法进言。母亲是以大哥的主张为主张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以内，我的情况很孤立。

但是这不是说我和外界隔绝了，因为在这新婚的一月之中，我是被监视的。白天大哥和他的孩子们在母亲房里，和我们夫妇只隔一间堂屋。夜晚堂屋的门关了，大哥就在后窗外监听，直到鸡啼，他才回去睡觉，天色初明，他又到后堂门外边敲门了，所以他是异常辛苦的，直到协议完成，他知道我切实放弃原有一切，而且明白接受全部要求以后，他才放心。现代人称结婚以后的一个月为蜜月，我和莲舫结婚以后的一个月完全不是如此。

1920年春天开学以后，我赶到南通开学。这时由事务主任王辛伯的介绍，在南通城内丁古角周宅赁房居住，当然这只是暂时出外，不是准备常住，因为母亲还在家乡，这个抛弃老母，在外居住的罪名，我是不敢负担的。但是在南通居住的时候，我确实享有蜜月的幸福。

那时我在南通师范、南通中学教课，每周虽有二十四学时，但是除了上课教书，和按时收改练习簿以外，其他工作并不多，和朋友们来往也很有限。因此我和莲舫常时相对无言，以消遣永昼。课外工作，经常也带回家中改订，这件事我自从担任教课以来，没有放松过。任何一本练习簿，我至少要看两遍，以防错误。所教的功课，那时介绍国际音标的字典刚刚到手，一般人还不够熟练，我对于每个生词，无论如何简单，都要查明注出，以免读错。这样的训练，也许不一定正确，因为这只能把我训成一个兢兢业业的人，没有什么大作用，也不可能有什么大作用。

忙是忙一些，但是还有闲暇。我和莲舫到过狼山，山庙那副对联“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写得雄奇飞舞，不知还在吗？山后有座赵绘沈绣之楼，供的是赵子昂绘、余沈寿绣的观音像，当得起“栩栩如生”四字，也许是因为事关迷信，久已抛弃，不过我总希望作为艺术品保留下来。狼山回来的路上还经过曹公祠，供的是曹顶。十六世纪倭寇进犯中国的时候，南通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当时平潮市的一位切面工人曹顶手挥大刀，杀死不少敌人，最后由于马滑失足，壮烈牺牲了。这座曹公祠是为纪念这位爱国勇士而建立的。

平时我们常到的地方是五公园。工作之余，我们散步到北公园，凭着桥栏看那一轮皓月，照耀着潺潺的流水。后来我曾有诗一首：北公园去无多路，颇忆凭栏对语时，月色依然山仍旧，无人更与说相思。这首诗太肤浅，本来不值得留下，但是这件事还是值得回忆的。

前面说过余沈寿的绣像。沈寿是一位南方妇女，嫁给余恪，所以称余沈寿，是近代有名的刺绣专家。南方闺秀本来长于刺绣，到了沈寿更加精妙，曾经绣过一位外国统治者，在世界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因此声誉鹊起。张季直在自己住的濠阳小筑右侧办了一所刺绣传习所，由沈寿主持一切。濠阳小筑和刺绣传习所之间，开了小门以通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了。

第七节

在旧时代，礼教、制度，都是为一般人民而设的，在一般人民之外，另外有一套规律，一些特等人物，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正如大海中的鱼类一样，有浅水鱼层，也有深水鱼层。鱼层和鱼层之间，虽然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是不同层次中，回游着不同的鱼类，一些也不容紊乱的。张季直和沈寿当然是属于深水鱼层的，因此一般人只觉得他们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生活规律，谁也不能用一般规律对于他们生搬硬套。沈寿也有一个别号，叫雪宦。有一年沈寿病了，季直在南通博物苑内拨出一所房子给她养病，就把这所房子称为味雪斋，自题数句：雪何味，不可说，不可说。味雪斋前是一塘池水，水上养着不少的鸳鸯。水边栽着满堤的杨柳，季直题了一首诗：杨枝丝短柳枝长，旋绾旋开亦可伤，要合一池烟水气，长长短短覆鸳鸯。无论人情是怎样地希望花好月圆，毕竟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沈寿终于在一个秋深叶落的时候死了，季直为她在军山附近买好墓地，棺柩入土，四围用水泥沙石封固。墓门题着“世界美术家沈寿之墓”。墓道旁题着“江淮男子张謇为世界美术家沈寿买地若干亩，葬于此地”。

张季直对于自己和沈寿的关系，不但不讳言，而且到处宣扬，惟恐人不知，真是所谓“礼法岂为吾辈而设”。这位余恪，由季直安排在资生铁厂当厂长，讨了两位姨太太，住在南通城内，大门上的春联写着“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佛云不可说不可说”，似乎对于生活的安排不太满意，但是也觉得无可奈何。沈寿死后，他的厂长解职了，这才想到运柩回乡，可是水泥凝固，结成一两丈周围的整块。怎样办呢？只有印成冤状，说张季直如何霸占等等。知道的只作为南通的一件韵事，终于不了了之。我的《南通杂诗》里有一首：绝代容华绝世才，金卮玉暂追配，无端却入披香殿，从此争呼薛夜来。是影射这个故事的。

在文化事业上，南通有图书馆、博物苑，可是对外经常不开放，因此对于市民不起作用。和刺绣传习所齐名的还有伶工学社，这是培养表演人才的场所。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培养出新时代的艺术家，不过比旧社会的科班，究竟进了一步。艺徒们有一定的文化教育，但仍以表演为主。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尽管内部已在发展变化，准备着迎接新的社会变革，但是浮渣弃物还有一定的市场。这所伶工学社就是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的。

现在很少有人谈到什么男演员扮女角的事了，但是那时正是四大名旦的极盛时期。旦角早在十二世纪就在中国舞台上出现了，二十世纪初期，他们最时行。四大名旦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慧生我没有看见过。砚秋在抗战前，曾经便服到过武汉大学，那时我正在休息室看报，有人介绍，我只是招呼一声，没有接谈。小云在六十年代之初在西安见过，那时他正在指导青年人表演古装戏。惟有梅兰芳在南通看到他的表演，以后1961年我在北京参加教材工作会议，沈雁冰招待文教界人士晚宴，我又见他一面，前后时间要算是很长的了。梅兰芳曾到美国表演，获得了名誉学衔，在鲁迅笔下多次以“梅兰芳博士”的名义出现。解放以后，到苏联演出过，热烈鼓掌之后，有人问苏联的一位艺术评论作家，感想如何。这位作家老实地说：“我们对于假嗓子是没有多少兴趣的。”

为了伶工学社的演出，张季直建筑了更俗剧场，1922年，梅兰芳特地到南通演出，由学社的社长欧阳予倩陪同。季直特地在剧场一角，开辟了梅欧阁，作为欢宴场所，即席赋诗，梅兰芳的诗是不是他自己做的，不清楚。欧阳予倩的一联却很清新贴切：早时梅二前欧九，今日后生接庾公。这就把梅欧的先后，和他们对张季直的关系都写出了。予倩在文学方面有一定的体会，和梅兰芳还是有所不同的。

更俗剧场在南通市区之西，地点比较冷僻。南通地方小，观众本来不多，在名角来南通的时候，固然座无虚席，可是遇到风风雨雨的夜晚，就不容易满座了。有一年冬天，寒风峭厉，夜晚雨雪交加，剧场上上下下，观众不过一二十人，可是海报已经出了，不能停演。台上的人越唱越不得劲，观众直嘘气，草草了场，结果是不欢而散。剧场的人说：“观众总是怪我们不卖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好几倍。”地方小，这样的情况不是很罕见的。

南通文教界也有一些罕见人物。中学国文教师中有一位孙伯龙，年龄六十出外了，在文字训诂方面有深刻的造诣，所著《通俗常言疏证》、《南通方言疏证》，确实有本有源，不同凡俗，但是在教学方面问题不少。一次作文课上，他出了一个作文题目“犁星没水生骨说”，学生实在做不下去，班长请求在课后写作，由教务室代收。过了几天，孙先生又来了，教务主任搭讪着说：“老先生出的题目太难了，学生做不出。”好在孙先生很圆通，这一次就大家不追究了。

还有一位李虎臣先生，和孙先生齐名，是张门的一龙一虎。这位李先生长于校勘，有一天他搞到一些发现，兴匆匆地直奔季直内室和他商议，不意迎面而来的却是沈寿，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虎臣拨头就走，奔回图书馆收拾行李，当天回家。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虎臣说：“不得了，今晚季直会派人来杀我。”这位李先生就此心慌意乱地回去。可是季直全不介意，后来东南大学成立，还推荐他去教书。李先生到校之后，那时正为男女能否同学的问题展开争论，李先生大言侃侃地说：“千万办不得。”

有人说：“外国不是久已男女同学了吗？为什么中国办不得？”

“外国是可以的，你看外国女子一头黄毛，绿眼睛，谁还要她？可是中国不同。中国的女学生那可完全不同了，男女同学，还能读书么？”

一般教师和工作人员当然不至于和龙虎两位一样，可是思想上不一定都开展。学校负责人是勤勤恳恳的，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朱东润与邹莲舫青年时期纺织专科的主持人马伯便很有意思。他经常卖弄他和叔俨、季直兄弟的关系。对他们总是称“三大人”、“四大人”。他得意洋洋地说：“今天三大人叫我去，痛骂了一顿。”不然就是“四大人派人叫我，没来得及说出个为什么，就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他说到这样的关系，总感到得意非凡，直待大家实在给他纠缠得吃不消，这才给他一个“马大人”的外号，这在南通教育界倒是非常有名的。

我是在1920年春间和莲舫住在南通的，暑假一到，我们一同赶回，仍到本宅伺候母亲。这一个暑假不是白过的。兄弟关系已经转变为定期付款的关系，在支出方面感到负担甚重，在接受方面也感到不易满足。情况逐步严重，秋天我借着开学的由头回到南通，由莲舫在家支持一切。待到她感到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南通，幸亏原来租的房子还空着，并不感到为难。

聪明的人会随机应变，愚笨的人只会抄老文章。1921年我们又把1920年的经过重新演一遍。这一次确实是准备在泰兴坚持下去。暑假之初，我们雇了一条小船把两年来陆续置办的一些家具全部运回。小船经过盐运河，由南通开过如皋、海安、白米、姜堰，直到泰州。在白米还经过厘卡，好在我们是轻载，没有遇到什么为难，轻易地放过了。

厘卡是在清王朝和太平天国作战的时期，新兴的一种经过税。税务人员在旱路、水路用栅栏截断交通，这叫做卡。车船被卡住的时候，就得按货物价值纳税百分之几，这叫做厘。一般人民经常受到税务人员的留难，不过也有例外。科举时代，泰兴考生到南通去应考，有时竟是带着货物，扬帆而去。如果税务人员稍加留难，他们会高声大呼：“你们竟敢耽误国家抡才大典吗？”税卡只能白白放行，背后不免要骂两声“生番”。泰兴人在这方面是有些经验的，有些南通人称我们为生番，是从这里来的。

到泰州后，我们在十里铺栾家住了三四天，这是莲舫的大姨家，她小时是在这里住惯的，因此趁便探望一下。栾家本来是开木行的，这时中落了，可是派头还是不小，这是旧时大家庭没落必经的过程。

第八节

到泰兴后，我们当然仍回老宅。这年夏天，我又有一次机会伺候母亲。母亲的人生观是不可能转变的。她爱我，但是她仍然是“夫死从长子”。大哥因为多年不去工作，更加没有工作的兴趣，他把自己的负担都压在我身上。有时不免有一些额外支出，还是在我身上设法。他的方法照例是一场吵闹，好在我的朋友常健东、李仁溥都在城里，我只有请他们出场，探索他的意图，这样经过几次来回，他的要求满足了，才算安顿下来。

秋天开学，我又去南通，这一次莲舫决定不再去了。两年以前，她还年青，现在她已经从两年的斗争中，摸出一些规律，因此下定了决心。我对于问题症结所在，不是没有看到，但是在我涉及到问题的边缘时，我不敢想象。大家庭是一个痛苦的渊泉，两方都在发展，必然会有无法应付的一天。可是有母亲呢。我们飘泊在外边吧，大哥会说你遗弃母亲；我们把家搁在泰兴吧，又成为无法解脱的人质。莲舫的主张是且在泰兴住一下再说。

到10月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我告假回家看视，一切依靠岳母照应，母子平安。这一夏天，大哥是应付过去了，没有出什么问题，可是待到孩子满月以后，他的话又来了，不是指摘这一件，就是指摘那一件。莲舫也早已料到，并下定决心的。她看清楚，住在外边，大哥要说我们不知道伺候母亲；住在家里，他又要没事找事，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这就决心在泰兴城里赁房居住，如果母亲能来，一切解决，母亲不来，我们按月除了担负大哥一房的生活费用以外，再把母亲的赡养费送过去。事情的解决，又前进了一步。我安顿好小家以后，仍然回到南通。

南通是一个避风港，在这里不但避免了家庭风波，也在国家的大风波里得到一定的保障。但是南通究竟不是死角，中国正在惊风骇浪之中颠簸飘泊，能在南通安定到底吗？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1925年秋天，我应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之邀，到苏州去接洽。刘北禾校长很热切，希望我能在苏州教书，聘书刚刚谈妥，情况突然发生，据说沪宁铁路就要截断了，我只好仓促回沪，再回南通。原来又一次内战爆发了。1917年，甘肃、陕西、湖北、江西、福建这些省份和这些省份以北的地区是属于北洋军阀和它的同盟军的，但是经过了三五年以后，这个同盟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三大军阀，混战不断，给人民造成极大祸害。1925年，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打起来了。齐燮元是直系，他背后有吴佩孚这个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卢永祥也不弱，他的前哨是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控制了大约如今上海市这个地区，背后有皖系段祺瑞的支持。战事在秋后爆发了。

在军阀混战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战术方面已经接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从阵地战转向沟壕战。黄渡、安亭之间成为齐卢之战的相持地段。他们在这个地区，掘了战壕继续相持。南通属于齐燮元割据的地区，因此一般人对于齐燮元这边的情况比较熟悉一些。战壕很深，很开阔，和西欧战线一样，也有?望哨、防空哨、交通壕等，所不同的是前线指挥部还有鸦片铺，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可以到这里休息和闲聊。

沿线人民真是遭了大劫。那时南通镇守使张仁奎也是齐燮元部下的一员大将，他的队伍不断开往前线，自己却用不到上前。虏获的物资一船一船地由江南开回南通，再由张仁奎主持分配。泰兴的一位团长，仅仅银链子就分得了斗大的一球。

南通师范的一位体育教师，安亭人，这年也在家乡，没有回校。大家都很牵挂他，后来派了代表，带了一些衣物前往慰问。10月后的天气，寒风簌簌地吹来，我们都着棉衣了，可是这位老同事还披着一件破夹袍在墙角里晒太阳。全家家具缺腿少胳臂、东倒西歪地躺在墙角里。

我从苏州回到南通时，曾向于敬之提出辞职，准备到苏州去。敬之一躬到地，他说：“去是千万去不得，如若一定要去，大家都散伙。”人情难却，我也只有写信给刘北禾，说明情况，请他另请高明，大约因为战事的关系，北禾也不便坚持了。可是这一年泰兴老家又发生了一些纠纷。

秋深的时候，大哥从泰兴赶来，这一次提出的问题更难应付了。他说莲舫为什么在外边，母亲没有人伺候，总得想个办法。

“那么母亲不是也可以住去，由她伺候吗？”我说。

“母亲哪能住到外边去呢？她一生没有赁房居住，现在更谈不上。”大哥说。

“赁房居住的人家多的是，大哥看是不是可以劝劝妈妈将就一些，问题不就解决了？”

大哥不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个答覆，却绕了一个大弯，和我谈到应当怎样孝顺老母，应当怎样安慰母心。以后再谈及他也明白兄弟既然出外工作，伺候老母的工作，便应当由弟妇担负起来。如今既然不能担负这份工作，也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怎能把这个关系继续下去？?兄弟的便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

怎样解决？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明白了，大哥所以不辞辛苦，从泰兴赶到南通，目的在于要我离婚。

我的第二个男孩出世以后，这年又添了一个女孩，还不到半岁。我只得说：“要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三个孩子的抚养怎么办呢？”

大哥泰然地说：“孩子由我们共同带啊。”

我明白地看出要是按照大哥的办法，不但我自己对于他这一房负担供养生活的责任，日后我的子女还得继续负担下去；不但我和莲舫的幸福被破坏了，日后我们的子女也有尽不完的义务，还不了的债。但是在南通师范的教师宿舍里无法说清楚，我只有沉默，不作一声。

大哥看清这次是无法达到目的了，不久就回泰兴。他准备把这个计划由母亲向我提出。母亲后来也隐隐约约提到，可是因为只是隐隐约约地提出，我觉得没有必要反抗，同样地更没有必要来接受。

我是软弱的，但是在我已经退到无可再退的边缘，只有作出无言的抵抗。我自己是受过大哥一些帮助的，但是我觉得一经放弃继承权，已无责任可言；以后同意负担大哥一房的生活，更是做了最大的努力，我已经无法退让了。要是为了求得满意，把家庭幸福和子女前途全部贡献出来，是无法考虑的。

在齐燮元和卢永祥的战争中，由于直系的又一位战将孙传芳的部队从福建打过来，在他兵出仙霞关以后，卢永祥看到两边都是敌人，自己部下的一些浙江队伍又被孙传芳拉过去，他无法支持了，只有仓皇出走，当时的名词，叫做下野。孙传芳到了杭州，自称浙闽巡阅使，按兵不动。

齐燮元是胜利了，但是胜利的好景不长，奉天——后来称为辽宁——的张作霖部下又出动了，前方的军队从山东打到南京，再从南京打到上海，齐燮元因为孙传芳按兵不动，自己又已经兵饷两空，只剩得下野的一条路可走，他也完了。

张作霖一向只是北洋军阀的同盟军，他出身于东北的胡子。胡子的来源，一部分只是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农民，但是做了胡子以后，他们固然打地主老财，有些也不免落到打家劫舍鱼肉农民的地步，这原是旧社会的产物。张作霖在清王朝末年，受了招安，做到巡防军统领。以后逐步扩展，终于成为直系以外的另一个系统，称为奉系。这一个系统的军队，最初盘踞东北三省，以后占领热河，势力最强大的时候，霸有河北、山东，夺取江苏，进窥上海。津浦、沪宁两条铁路线的两侧，到处都是一片“妈拉巴子”的呵骂声。当时有一些粗浅的军事知识的人，会看出这样的孤军深入是非常危险的，何况这片呵骂必然会带来无限的恐慌，不尽的民怨。孙传芳抓住这一点，待得齐燮元下台以后，立即全部出击，奉军没有经过鏖战，慌忙从沪宁线退出。到了南京以后，他们看看形势不稳，再由津浦线北撤，直到山东边界为止。这里已经迫近直鲁的根据地，他们不再退走了。孙传芳志得意满，一边安排浙闽后方，一边联系皖赣的地方武力，他埋头巩固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的地盘，做他的五省联军总司令了。

第九节

南通号称地方自治，其实是由于张氏兄弟据着经济实力，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可是遇到枪杆子，这块地方自治的招牌，是经不起几个回合的。1926年的一天，孙传芳到南通拜访张氏兄弟了。地方上的招待，固然是竭诚尽力，张氏兄弟也是长袍马褂，隆重致敬。孙传芳光临，首先要在半个小时以前肃清街道，路灯一霎一霎的发亮，没有一个人敢在街上走动。然后一辆一辆的汽车，比射箭要快好多倍，飞也似地穿过南门外的长桥，直趋张叔俨的城南别业，张氏兄弟早已在那里鞠躬敬待了。

1926年前后，张氏兄弟早已志得意满了，地方上的工厂、学校和一切文化事业、公益事业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早已如愿以偿了，这时要培养的只有张季直的儿子张孝若。孝若可也是聪明伶俐，只因为从小娇生惯养，欠质重一些。张氏兄弟在前清末年久已大名鼎鼎，那时的齐燮元、孙传芳可能还挂着指挥刀、当着不能引人重视的营、连长呢。此时军阀当道，他们只能和这些将爷们联系，为张孝若安排一个出身之路。好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久已成为军阀手中的傀儡，枪杆子最有发言权，张孝若争取江苏省议会议长失败以后，不久即由北京政府特派他为智利公使。不知道这位公子哥儿怎样鬼混的，去了年把回来，已经自命为外交人才了。

大约是这年的冬至前夕吧，篑庵和我以及南通的一位马心斋决心到狼山去看日出。心斋是平潮市人，通师校友，后来在东南大学工科毕业，现在母校继任教务主任工作，为人是谦虚笃实的。我们那天晚上在更俗剧场看戏以后，步行到长桥，已经是半夜了，到一家汤团铺吃点心。这一家打烊了，我们就到另一家，经过三家以后，长桥南大街全部收市，我们这才向南步行，大约是一二点钟的光景。市区离狼山不过十二里，趁着下弦的月色，我们一路谈着走着，进入山门，再沿磴道上去，时间才不过三点多一点。狼山并不太高，到山顶用不了半个钟点，天还早得很呢？要等天明，那还得多久。没办法，折转向下，僧人们已经灯烛辉煌地在那里做早课，正在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呢。我们说：“没法再等，还是回去吧。”虽然是说为了看日出而来，现在没有看到日出，拔脚回去，倒也并不感到扫兴。那时我才满三十岁，篑庵大五六岁，心斋还不到三十。看来三十左右的人，是不容易失望的。

这一年，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了。孙中山在决定三大政策以后，实行联俄联共，广东的面目完全不同了。从1913年失败以后，中山依仗的人除了胡汉民、汪精卫以外，最得力的是陈其美。黄兴去美国的时候，其美就曾给他去信，谈到中山的远见决不是别人所能及，更谈不上别树一帜。中华革命党——那时孙中山在癸丑革命后改组的名称——所以没有分裂，主要还得力于其美。可是现在其美死了，孙中山这才想起他部下的一名干将，日本士官学校学生蒋介石。当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的时候，那时已经是联共政策实行的时期，他要蒋介石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把革命前途完全寄托给这位四十左右的将领。他并且写了一幅对联送他，说是“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这里很清楚地看到孙中山是对他寄托着革命的期望。他是不是能够坚持革命道路，不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呢？历史已经作出有力的回答。

中山死后，广东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准备北伐。黄埔军校是一支革命力量，扩编为第一军，此外一直编到第六军为止。既然决定出兵，总得有一位总司令。由谁担任呢？在这支队伍之中，声望最高的当然是第二军军长谭延了，他是前清翰林，民国初年的湖南都督。他担任都督的时候，蒋介石还只是沪军都督府的一名副官呢。可是革命不是论资排辈的事，蒋介石尽管资望不及他，可是现在是国共合作的时代，黄埔军校校长的身分正体现了国共合作的精神。其结果是蒋介石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他计划着如何派遣军队的事。最后决定留下第五军李福林。那时广西内部也正在闹革命，陆荣廷的部下垮了，代之而起的是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接受了北伐军总部的番号，称为第七军，连同广东的队伍，共是六个军，全部出动北伐。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的一部分老党员因为对于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够理解，尤其是对于联共这一点，他们存有极大的戒心。那时共产党的人数和实力远远不如国民党，但是他们是新生力量，一切新生力量，人数不多，能量却都是很大的，一个可以当百个千个，这些老国民党员是知道这一点的。和他们合作，是不是他们会坐大，以致日后大局落到他们的手里，这也是国民党员所担心的。但是究竟是否和他们合作，决定权不在国民党员手里而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派人到广东去和蒋介石接洽，但是蒋介石不表态，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北伐上。这部分国民党老党员因为是在北京西山开会的，后来称为西山会议派。

北洋军阀本来分为直系、皖系，皖系久已失败了，这时出现的是奉系，直系又分裂为吴佩孚和孙传芳两个集团。除此以外，还有冯玉祥、阎锡山两支军队。阎锡山是老资格了，但是困守在山西，一时还来不及打开局面；冯玉祥在奉直战争时露了一手，把直系的吴佩孚拖垮了，可是在吴佩孚重振旗鼓的时候，他退到长城以外。所以广东北伐军进军，首当其冲的是吴佩孚在湖北的军队。孙传芳把军队调到江西，主要取守势，正和他在浙江的办法一样，准备实行卞庄子刺虎的策略，待到吴佩孚和北伐军两败俱伤的时候，他来收拾长江以南的大局。北伐军进入湖南以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收编了湖南的军队，再进入湖北。在汀泗桥打得很凶，吴佩孚的一些老底丧失殆尽，这时湖北、湖南的败军和广东、广西的一些残渣余孽共同推孙传芳为九省联军总司令。他的地盘面临着再度扩大的命运。可是孙传芳清楚地看到湖南、湖北是个烂摊子，自己没有力量去收拾，至于广东广西，那里剩余的残兵败将，没有任何实力可言，因此他暂时敛手，只想把实力调到江西前线，保住自己的地盘。

1926年年底，我还是回到泰兴。那时我们久已住到东门蔡家了。房东蔡佐卿，是当铺的营业员，对于当铺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他的人生观是几十年的当铺生活培养成的，因此他经常伸起右手大拇指，称一声“东家”。有时他也会谈一些当铺生活，那当然更离不开“东家”了。我那位堂兄本君哥也是这样的人，不过他的话少一些，可是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年冬天并不寂寞。李仁溥、常健东、梅澹若这些朋友经常来往。耿?宽原来也是当铺学徒，但是他对于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终于挣脱这付铜元银币造成的镣铐，回到泰兴，正在设法找个小职员的位置，因此经常到我这里来闲谈。朋友不多，交谈的话题也有限，但是隐隐约约也听到一些有关时局的消息。

就在这年冬天，福建的形势变了，孙传芳的部下周荫人，在福建吃了一个败仗，从福建退到苏北休养。这是1927年开学以后我在南通听到的。孙传芳本人呢，也在江西吃了败仗，部队陆续向后撤退。广东的大军正在胜利前进。一路直迫武汉，一路则分从江西、福建向南京推进。待到蒋介石进入南昌以后，上海的资产阶级代表，以虞洽卿为首，也到达江西。经过他的联系，蒋介石的态度完全明朗化了。从此以后，武汉方面和江西方面分道而驰，但都打着革命的旗号。

我们在南通，只知道长江轮船停航了，南京吃紧，其余什么都不知道。那时由于交通阻塞，没有报，没有消息，更没有广播。孙传芳部下的败兵，正不断北撤。家信也没有来。我很焦急，但是焦急有什么用呢？所以只有横下一条心，还是好好教书。

到3月16日左右，泰兴的消息毕竟来了。是这样的：泰兴县商会打电报到南通县商会说，大兵麇集三万余人，县中粮食银钱搜括一空，坐以待毙，请求救济。这时南通也正自顾不暇，得了电报，自然是爱莫能助。军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孙部白宝山、郑俊彦、宋福田三五万人，在宜兴吃了败仗以后，被革命军撵过常州，眼看回不得南京、镇江了，退到小河、阴沙，正是敌军在前，大江在后，造成了背水阵的局势。据说白宝山出了气力，小胜以后，方行封船，三万余人就是这样一船一船地渡江，这就是泰兴的败兵了。到泰兴后不久，白宝山、郑俊彦又走了，就剩下孙部第十五师师长宋福田，本来是江西的部队。从此孙部和革命军划江而守，支持了两个月。

得到这种消息以后，我只有回去了。但是怎样走呢？江已封了，坐船是谈不到。雇车吧，车子怕被拉夫，也不一定雇得到。不过总得想办法回去。最后决定步行。算来南通到泰兴一百六十多里，分两天走，总可走到。17日清早，我就出校，因为还有六个学生，也要回乡，所以结了伴走，各人把应用衣服打了包袱，背着包袱，提着伞，一同出了校门。

第十节

从南通市到唐家闸，总算坐了十几里路的车。在唐家闸遇到一位同乡，说是他听到泰兴城全给烧了。烧了以后还怎样呢？所以一位学生就不去了，我们一行剩得六人。我想就是泰兴城全给烧成灰，我也要从灰烬里看个究竟。出了唐家闸，车是雇不到了，乡里人不要钱，就是怕拉夫，所以我们还是走。背着包袱，提着伞，六个人一路走，这时候，我想学校上课的办法可以应用到走路上来。我们走五十分钟，坐下，歇十分钟再走。这样走路就变成了很规律的动作，路也走快了，也不觉得疲劳。年青人究竟是年青人，我们一路说着、笑着，甚至唱着，忧愁只搁在各人心上。

在薛家窑吃了中饭以后，我们还是走，一直走到石庄。远远看到孙传芳的军队，我们就绕到镇后去。这时一位学生到家了，我们还剩五人。时间已是下午四五点钟，我想离家还有九十里，不如趁第一天有劲的时候，多走一些。3月里天黑得早，我们摸着黑，七高八低地走到西来岸——泰兴、如皋、靖江三县交界的一个小镇。勉勉强强找到一家宿店，吃了晚饭，洗了脚，这一天的路程走完，我们放了心。店里的人问我们外间的消息，我们有什么好话告诉呢？大家抱着郁塞的心理，可是我们五人还是谈着一路的经过。

睡了一晚甜蜜的觉，第二天一天亮大家起来，总算雇到小车。车上人说只能送八里。好，八里就八里。过了这一段，我们还是走。半路上又和两位分了手，到季家市只剩我和另外两位。季家市住着我的一位亲戚，不过还没有会过面，恐怕初次会面，他要强留，所以我们先到小馆子吃了东西，再去看他。从他那里听到泰兴城还没有给烧去，但是城里究竟怎么样，因为电话打不通，路上又没人走，所以还是不清楚。亲戚是开铺子的，我托他先找两辆小车把两位学生送回家，以后他又派了一辆车子送我进城。临行承他之情，送了我两包点心。

季家市离城五十里，车上人送我四十里以后，到了十里店，不敢再走，就让他回去了。这里是泰兴通黄桥的一条大道，往常每天总有几千人来来往往，再热闹不过的，可是现在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十里店向西这十里路，我竟没有看见一个男人。后来在离城三四里的地方，才看见一位老婆婆，手里拿着铁拐棍，这是我所见的唯一的人类。天上的鸟也是一只没有，什么都是死静静的，村庄、大道和城郭。这是怎样的境界啊！

下午三点钟的光景，太阳在天上照耀着，我背着包袱，提着伞，捧着点心，一步步往前走。好几次想把点心扔掉，可是不忍辜负亲戚的好意，还是带着走。到了郭外，只见一路红旗：“欢迎白军长，欢迎郑军长，欢迎宋师长。”可是到处静悄悄，还没见到一个人。直到城边，才看到宋福田的军队。因为十五师不是孙传芳嫡系军队，所以兵士特别褴褛肮脏。他们的军帽真怪，好像是半截五升米的布袋，顶头还缀个英雄结，歪戴在脑袋上，差不多是戏台上打虎武松的兄弟。兵士有的还有步枪，多数只有手枪或小刀，刀柄上缀着一圈红绿布，真是野蛮人的色彩。他们有一切旧时代兵士们的恶习，酗酒、打架、斗骂和赌博。特别因为他们是败兵，说不上军纪，但是他们也有一切兵士们的好处，他们黄瘦枯槁的脸上，贪馋的眼眶中，还能看到一些朴素的意味，因为他们还是人。他们一共三团，差不多三千人，不过他们向商会要给养的时候，报数一万四千，大半的军队驻在城里，还有小半驻在口岸。

我到达城门时，就遇到一排这么套着半截布袋的灰色兵士。他们要查包袱，当然请查；后来他们又问纸袋里是什么，我就请他们尝尝季家市的点心。也许他们一向只看到人和人的关系永远是斗争，所以见我坦率，倒反而觉得意外，黄瘦的脸上，露出一丝丝笑意，好好地让我走了。托着亲戚的照应，总算两包点心打破了一道难关。进了城，还是一路的红旗，“欢迎，欢迎”，但是看不见一般居民，只看见无数士兵骑着马，背着枪，也有步行的。此外只有卖烧烤肉的摊子，十步一处，二十步一处，把一条东门大街变成了兵士们的临时食堂。

穿过临时食堂，我这步行一百多里的旅客到家了。想着前门好歹是打不开的，绕了路去打后门，打着打着一边还不断地报着自己的名字。好久以后，才听到开堂门，搬家具，拖杂物，拉门闩的声音。我进门以后看着，原来大门和后门都堵塞了。我们差不多是住在一个小小的围子里。泰兴城里就有这么几千个围子，大家都堵塞在围子里，把一切的街道、公署、祠宇、学校，都交给兵士们，让无数红旗挂在大街小巷里去欢迎他们，但是人们轻易不和兵士见面，这样泰兴城里就有两个国都：兵士的国都和居民的国都。每一个围子和另一个围子接界的地方，要是只隔一道墙，就在墙上打个洞，这样万一兵士们闯进一个围子的时候，居民就可以乱窜，窜得他莫名其妙。至于临街门窗，那是都堵塞了。这两个国都里，一边是马蹄声、枪声、刀声、打架声，一切都有；一边是一片寂静，听不到人说话，好像是都死去了一样。就是在兵士的国都里，万分嘈杂之中，也都是一股杀气，什么生气都没有。所以整个的泰兴，就在1927年的春天，直沉到坟墓里去。

到家以后，看见妻子，看见孩子们，看见其他一切的人们。谢谢，总算亲人都健在，但是一时还想不到脱险的法子。莲舫显然是病了，面色黄澄澄的，流露出无穷尽的忧愁、焦虑和烦闷，不时呕吐，已经够使她精神失常了，何况加了这样一种围城的威胁。我这次归来，显然是她没有预想到的，因为我们失去联系已经多时，但是也不是完全出于她的意外，因为她明白要是我知道家乡危急，一定会回来的。总之我的归来，好像给了她一重保障，但是我有什么力量呢？尤其是在这种状态之下。

外边的情形一天天坏下去，军阀部下的兵士们本来是穷人，全无出路以后才披上了老虎皮。再加这一次宋福田的部下，从江西跑安徽，从安徽跑江南，从江南再跑江北，一路受到革命军的威胁，使得他们气都透不上来，茫茫如丧家之犬。可是他们一路发的财真是不少，有的把成串的金戒指当作带，有的手臂上套着好几副金手镯，有的把银元成排地钉在贴肉的背心上，有的钞票多得没法数，就只知道一共有几个卷儿。他们受了伤怕进医院，惟恐医生会把手臂割去，连带金镯也不得回来。他们中间最普遍的娱乐，自然是牌九。“朋友，你的庄，我押两卷票子。”就是这样把日子混过去。输了以后，他们会抢、会偷，不一定到外面去，就是他们自己的伙伴里，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争执。有时我们遥遥地听得他们的中间砰砰两下，就猜到也许兵士们自相残杀了。里面情形如此，外面更可想而知，这样杀，杀，杀，就造成了一种非常恐怖的气氛。

宋福田并不是挺坏的人，他曾经因为河南故居被土匪烧杀而痛哭悔恨，他曾经召集全师在公共体育场垂泪告诫，就是5月他最后离开泰兴的时候，他在开拔的密令里还曾再三叮嘱部下要维持军纪，不要闹乱子，这是在他走了以后，我们搜查军官住所时看见的。所以后来1928年他在山东因为作战不力被孙传芳枪毙的时候，我们真不禁为之慨然。但是事实还是事实，宋福田躺在司令部鸦片榻上，只知道向商会要给养，根本就压服不了团、营长，团、营长压服不了连、排长，连、排长压服不了士兵，成天乱哄哄地就像死了蜂王的蜂窝。

我到家以后，莲舫算是可以睡了，就这样衣不解带地躺在铺上，在多少天目不交睫以后，这是一种休息。我把煤油灯卷低了，坐在阴沉沉的光线中等待着一切。这时地方上什么保障都没有，巡士不敢上街，连打更的更夫，也因为有一个被兵士揍了几下，大家不敢出动。更漏是没有了，只有时辰钟的钟摆“的搭的搭”向两边晃，连长针都懒得向前拖。远远地只听得马嘶，枪拐子响，有时还会“砰”的一声，接着也许是一阵神号鬼哭。有什么法子打破眼前的困苦呢？我还是坐在阴沉沉的光线中期待着一切。

最后，我们期待的风暴毕竟来了。在沉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心中无尽的愤慨和郁怒，慢慢地形成了意志，意志又化为力量，以后毕竟趁着外来的机会，一齐爆发了，这样就给1927年，留下一些痕迹。

宋福田占据泰兴的时候，泰兴民众就在做反对军阀的秘密工作。这一群民众当中，有知识分子，也有非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1927年以后，他们有的做了官，有的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有的堕落了成为地痞和流氓，有的埋没到黜陟不闻、理乱不知的地步，可是在1927年3月底，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一致的努力，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同一的压力。

宋福田的军队在泰兴造成恐怖以后，民众随即组织民团，他们没有现代武器，但是他们有广大的人群，在偏僻的场所，割断电线、拆毁桥梁，到处妨害部队的交通。城里有几架印刷机秘密地加紧工作，天黑以后，不断地向各处播散宣传品，传着人们所期望的革命军的消息。所以宋福田的部下也陷在恐慌之中。恰好这时赖世璜的十四军已经从江阴陆续开到靖江。赖部的北进，据说是出于靖江人的请求，并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但是无论如何，革命的威胁已经过了长江，孙部愈加感到恐慌。所以到3月底，宋福田的军队就从泰兴向黄桥退却，此时孙传芳的大队尚在姜堰，这样他们就结集在姜堰、黄桥、蒋垛一带，再次造成了负隅的局势。

第十一节

宋福田一退，泰兴立刻就起了非常的变化，一个个小围子都打开了，一般人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同时往靖江欢迎革命军的人们也不断地前进，沿着向南的大道，在张家桥，倒石桥，都有激奋的宣传和演讲。夜静时，我们还依稀听到孙部的炮声，但是人们只晓得沿着革命潮流亢进，把这炮声当作中宵的噩梦。4月1日，开来了一营革命军，营长姓夏，瘦瘦的面庞，骑着矮小的马，他的部下是那样的精悍和机警，真的把那些套着半截布袋的朋友压倒了。城南一片，只听到无边的欢唱，夹带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城里满街满巷的都是人，欢迎着革命战士。尤其是妇女们，她们差不多三十几天没有露过面，这时候都出来，随带着无数的孩子们。我想如果说革命军是群众的武力，那么在这一天，这句话确切是实现的了。

革命军进城的时候，是在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等到全部到达以后，天色渐渐暗了。军队才息下来，听得宋福田的部下，一步步地从黄桥开回，已经到了生米镇，去城二十里。夏营长立刻把大部分军队开出东门，几百名革命战士成了散兵线，伏在村庄后面，采取各项措施，尽可能地隐蔽起来，等候前线的敌人。这样宋福田部下的江西人，就和赖世璜部下的江西人，跑了一千多里以后，在江北泰兴县的东门外对垒，他们准备着热的血，要在这里交流，一切都是命运支配着啊。

夏营长的部下，一共不到五百人，和宋部的三千人比较起来，差得很远。不过从军队的素质，从民众的同情看来，革命军的胜算，是毫无问题的。一个个革命战士，散开到乡野的时候，乡间人待他们是如何的热忱啊。他们送烧饼给战士们，惟恐他们挨饿；送麦粥给战士们，惟恐干的烧饼赶不了寒气。他们看到战士们伏在田里和坟后，就连忙回去捧出被褥来，替战士们遮着俯伏的身躯。是的，烧饼、麦粥和被褥算得什么，但是这是乡间人所有的一切，他们自动地送给战士们。他们把革命战士当着亲人一样的关心，子女一样的爱护。第十四军后来不知经过几次改编，历史的洪流不知经过几次冲洗，要是当日的战士还在，他们一定会感觉到在泰兴以外，没有感受到比泰兴更深厚的热情。伟大的一日，在那天的晚间，泰兴民众和革命战士建立了深厚的认同感。

晚上各城门都紧闭了，夏营长带着马在东门城门洞里等候战斗的消息。命令传下来，要民众带灯笼到城墙上去助威。全城壮丁连同老弱，都带着大大小小的灯笼从城内各部分上了城墙。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灯会，也许以后不会看见这样的了。从西城角上已经隐约看见灯火，到北门城楼旁面，就成了一片。几百几十的灯笼簇压着，衔接着，像火龙。龙身蜿蜒着，从东北到东门，再从东门到望江楼，这里是龙的中段，少说些也有近三千的灯笼，炎炎地带着光，左右摆动着。从望江楼向西南，过了南门再向西，这里才是龙尾，还有不少的灯在那里晃。这条大龙掩护着泰兴城的三方面。火龙的下面，有几千人在那里活动。春风料峭的中间，三更以后的时候，人们一些不感觉到寒冷，只是轻轻地交谈着，估计对方军队离城的远近。他们没有武器，但是他们有的是热忱，他们凭仗着手中的灯笼要吓退宋福田的军队。事实是如此的，宋福田的军队没有逼近，革命的战士还伏在郊外等候着。城上的人们也因为夜深了，逐渐逐渐地回去，他们在好多天的紧张以后，要放下心思，吸着胜利的空气，去梦想明日以至从此以后无边无际的欢欣。

我当然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有同样的平凡而实在不同寻常的经过。半夜以后，我安心地睡了。但是这短短的一夜是如何长远而复杂啊！二百年前孟喜好生的游记里说，他如何在傍晚的时候，把马系在仅见的枯株上，自己躺在雪中，如何次日太阳出后，只看见自己躺在市镇当中，马却系在礼拜堂的塔尖上，原来整个的市镇隔夜被三五丈的大雪埋了，等到太阳一出，天气大变，雪都融尽，他却从三五丈的雪堆，直跌到市镇里。这自然是漫谈，可是我却身历其境。不过我是在一夜之中，从市镇上直跌到三五丈的雪堆里。

原来在天明的时候，夏营长说是接到命令要退却了。军队的行动，本来不是民众干预得了的事，而且十四军处在单独冒进的境地，当然感觉到有整理前沿阵地的必要。但是当初为什么要过江，要到泰兴呢？民众对于革命战士的同情，在军阀的眼光里，必然成为罪状，革命军退后，宋福田回来，这必然的罪状，也必然会受到处罚，所以民众就向夏营长苦苦哀求，以至跪求军队留境。一切都是空虚。我七点钟起来，只看到最后部队的退却。军队一走，什么都走了，县知事走了，警佐走了，整个泰兴城就只剩了空荡荡的千把人。东门固然是紧闭了，其余的几门也虚掩着，只有出的，没有进的。

事情出于意外，我真想不起跑到什么地方去，而且全无准?，出去又怎么样？我在大街上南走到北，东走到西地乱晃，看着最后的赶紧出城的人。我还记得曾去找朋友们商议组织维持秩序的临时机关，但是在大家忙着逃命的时候，这都成为书生之见，不入耳之谈。其实泰兴城差不多空了，还有什么秩序要维持？我在大街上乱晃，看见什么事都干不了，也没法干，想着城破以后的扰乱，心里感觉到悠悠然的意味，谈不到愤慨，谈不到懊丧，谈不到恐惧，只是悠悠地等着早晚就要到的灾祸。

这样地过了一天，天黑以后，也还有几百人带着灯笼跑到城墙上去，一种潜意识的力量迫使我们大家在寒风砭骨时，瑟缩着，颤抖着，好像要靠灯光告诉几十里外的宋福田部下：“我们还在这里，你们不要来。”灯笼接连着，也还像条火龙，可是龙鳞已经剥去了一大半，疏疏落落地显得全无精神。这种带灯笼上城的故事，从2日晚延长到5日晚，连着1日共总是五本《空城计》。

可是3日以后渐渐地又变了，宋福田没有来，出城人的盘缠也差不多了，所以一个个又从外面回来，除了坐着小船，吃尽千辛万苦过江的不算，其余的多半回到城里。官来了，绅士来了，连带也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商会本来兼办军事招待的，所以出出进进的人整天不绝，还来了几位革命战士，报告着军队要来的消息。我的心早已悠悠地安静了，这一下又搅起了多少的希望。起初听说是十七军要来了，以后又说第二军，接连又说是三十三军，还有几个记不清的军。

抵御宋福田的军队，只需要一团人，甚至一营人都行，这是我的信念。那么要这许多干什么？军队的番号愈来愈多，军队的踪迹愈走愈远，所以不管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的高兴，我心里却充满了无数疑虑。后来因为听得泰州省防军张中立的军队已经改编为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我想泰州一定是没有危险的，所以和莲舫商议，先送她到泰州亲戚家里去，这样总算有一个脚踏实地的计划，不过我们对于张中立的估计还是靠不住，只有对于泰兴是看准了，才免去4月6日的惊骇。

4月5日那一天，因为全城没有开市，我和莲舫带着孩子，匆匆地出了北门，雇车先往口岸，一路也看到回城的人，他们问我为什么要走，话也说不明白，只有各走各的路。到了口岸，才憩在一家亲戚那里，就听说泰州情形不好。傍晚以后，愈来愈不对，几大船军需品，从泰州来，经过三十几里的水道，开到口岸，再从口岸出江。显然孙部已经打进泰州，军事情形又起了变化。泰州固然去不得，就是口岸也起了莫名的恐慌。大家决定先雇船，把女人和孩子送上去再说，等到风声一紧，再行出江。这一夜就在星光闪烁之下，把女人小孩都送上船，男人还在岸上等着。6日我也上了船，可是船开到哪里去，大家一些决断也没有。老太太们又多，七嘴八舌地没办法。我和莲舫都是作客，自然没处作声，不过这样盲目地出发，实在给与我们一种很大的忧虑。我们认定动摇的生存和必然的死亡差不多，所以船回江口以后，我们带了孩子同几个人仍旧上岸，这样又在动荡中生活了一天。

宋福田的军队6日已经进城，当然带来不少灾祸，到了8日，一部分又派到口岸，人们更加恐慌。最后决定还是乘船到扬中县去。这样在满地都是狰狞地套着半截布袋的朋友中间，我们急急忙忙地跑到高港，上了船。同船约莫二十几位，形形色色都有。出了港口以后，大家才透了一口气。那天东南风又大，船是开不向前，长江的怒涛，一层层地从船篷上打过去，坐船的人要开江南，船却老向西北去。在和风涛挣扎以后，到晚还是被赶到江都、泰兴交界的葫芦洲。多数人问明地址，上岸去找亲友，船家也去了。可是我们人地生疏，去不了，船上只剩了莲舫和我，连带亲戚和孩子，一时的希冀已经破灭，无数的恐怖成为现实，怒潮不断从无边无际的浊浪中涌袭上来，天色越发黑暗了，我们老守在江边的一条船上。

等着，等着，我们一筹莫展。

可是这时从黑暗的密雨中涌出两盏灯来了。

岸上的人问道：“船上有李熙之家李二老太吗？”

“有的，”莲舫的舅母说，“在这里。”

“听说还有城里的亲戚呢。”

“是二姑太的姑娘和姑爷，还带着孩子呢。”舅母说。

“好得很，那就一齐请上岸吧。”

莲舫的一位远房姨母嫁到葫芦洲陈家，丈夫死了，守着一个孩子。可这是一个大家庭，老兄弟没有分家，大老老和三老老都是很随和的。当家的是大老老的儿子钧寿，人很开明，这时带着那位堂兄弟一同来接我们。原来先上岸的那些同船的人谈起来，他们才知道消息，这就来接我们上岸。我们住在葫芦洲，前后大约二十多天。

葫芦洲是江心一座沙洲，有三道桥通到岸上。因为靠近口岸，所以和口岸的联系更密切，亲戚来往也不少。不过地形特殊，钧寿和我说：“这里什么也不要担心，宋福田能到口岸，可是不能到洲上来。我们把三道桥一拆，葫芦洲还不是浮在江中心，谁也捱不上。”

在钧寿的鼓励下，我是真的到了世外桃源。

葫芦洲有的是河豚，这是我出世以来没有尝过的。虽然已经过了清明，河豚已经不是那样娇嫩，可还是很新鲜。洲上人吃河豚，不像城里人那样费事，洗了就煮，熟了就吃，并没有什么问题。不但在这里，在南通、江阴这些靠江的地方都是这样。三十年以后，我听说有个什么官儿，乘汽车到江阴，指名要吃河豚，可是又不敢吃，就让警卫员先尝一下，然后才兢兢业业地吃了一些。真是官儿大了，胆子就小了；苦的是警卫员，不但要保卫官儿的贵命，还得保卫他的肠胃。

清明过后，洲上满地都是梨花，春风吹过，一阵阵浓郁的香味，把人都吹酥了。本来泰兴乡间，多年来都可尝到作物的滋味，樊家堡、徐家桥一带，方圆一二十里之内，每家宅前宅后都栽上了银杏树，那和普通的银杏可不一样。银杏通常高达八九丈，是那么的蓬勃、苍郁，通常总得一二十年以后才能结实。可是经过培养的高不到两三丈，在离地八九尺以上，常会接上七八处枝柯，看上去就是那一大簇，三五年后就结实。一户人家有了这么几棵，一年的开支就不用担心了。直到今天，泰兴的银杏，每年统计几十万石，算是最大的银杏出产地。

葫芦洲栽的银杏树不多，可是梨树却不少。不但屋前屋后，甚至大田里也栽了梨树。每年夏天以后，金梨上市，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在农村户单干的时候，兄弟分家要分梨树，姑娘出嫁，有时也会指定梨树作为陪嫁。这倒是我在城里没有听到的。

钧寿有位远房叔叔，叫陈丽生，原来和城里李挹香是亲家。李挹香和我有些认识，因此就多了一些话题。丽生有时约我到他那里喝翠儿茶。这是当地方言，是新鲜的意思。不过泰兴不栽茶树，清明前后还吃不上当年采摘的新茶。有诗两首：

瀹水煮茗洲人呼为翠儿茶诗以记之

江边一迳是梨花，花底深深处士家，莫怪朝来频叩户，呼君共试翠儿茶。

第十二节

避兵居葫芦洲

江波流天地，万马为崩奔，避兵干艰险，存亡安足论。挂帆前更却，苦奈风尘昏，日暮倾半樯，小泊绿杨树。舟人各有适，觅食声始喧，我独顾妻子，宿此待朝暾。庸知造物厚，端倪不可扪，陈丈静者徒，容色悴而温。钧寿独好我，视我如弟昆，然脂导我行，击鲜谋我飧，不意飘泊际，得此慰魄魄。晨起看桃李，烂漫已满园，金梨垂到地，花碎枝柯繁。有鸟不知名，振翼向天翻，晴沙映修翎，浅绛带水痕。干戈方满眼，偷息偶然存，安得谢尘俗，相携老桃源。不久以后，岳母带着我的第二个孩子从泰州来了。她们是到泰州栾家的，那里是十里铺，离泰州城还有十里，因此在张中立退出、孙传芳进入泰州的时候，她们没有受到什么惊扰。可是栾家靠近大路，军队出出进进，究竟不能安身。后来听说莲舫和我已经到了葫芦洲，因此，就取道口岸，沿江到洲上来了。她和陈二奶奶说远不远，究竟是老姊妹了，她们有谈有说地讲到过去的生活和近来的情况，时间就是这样地消磨了。莲舫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感到安慰。特别是那个七岁的，已经上学了，能认识不少字，得空就爬在书案上看小人书。这孩子叫君达。小的叫君遂，五岁，是婆婆的宠儿，总是爬在婆婆面前，要这要那。

葫芦洲上日子好过，一晃就半个多月。宋福田的军队没有来，事实上他也派不出人来。就是口岸街上也还安静，比清明前的泰兴城好得多。事实上这一次宋福田再到泰兴城，就没有以前那股气焰。是不是乡间的保卫团的势力逐渐扩大了，他不敢过于放肆；还是他有意要作一些长久打算，故意收拾人心，一时还不清楚。原来的县长跑了，他派闻继绳出来担任县长。算来这也是我的一位老同学，不过一向很少来往。他在外边久了，参加过北洋军队，当过县长，早些时候，在兵荒马乱之中，经常在商会来往，有时在方桌上画个地图，指出孙传芳部队出出进进的形势，是有一些阅历的。他当县长时，由杨静山出任商会会长，自从孙部到达以后，商会久已成为军队招待所。现在和闻继绳一配合，他们考虑到按照商店的资本，地主的土地，计成筹款，负担确实是很重，但是比开始时，由兵士们哄哄抢抢，究竟有了一些秩序，因此在宋福田再到泰兴城以后，地方反而安定了一些，这是我没有估计到的。

寄居沙洲固然好，但是总不能老住在这里，我和莲舫计较了一下，先回口岸住几天，待到情况稳定以后，再回泰兴城。事实上我对于母亲的情况，也实在放心不下，虽然有大哥负责，可是我总不能全不过问。

我们和陈家告别，和口岸李家告别，终于又回到泰兴城周围。由于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一时没有进城，权且住在离城三四里的房家庄。我们住下来，只有六七平方米的一小间，外边就是猪圈。人和猪的生活，究竟是不同的，实在有些不习惯。孩子们倒不在乎，小兄弟和房东家的孩子一下就搞熟了，他们在外边跳跳蹦蹦，全不感到陌生。

我一个人先进城，到苏家巷看母亲。母亲在紧急的时候，曾到城北三里庙金叔连家住了几天，现在久已回家了，没有受到惊吓。金家就是伯父家三姊的婆家。三姊在家本来有些麻辣，出嫁以后，反平和了许多。我回国以后去看过，她也曾到隆盛巷蔡家那里看过我们，都是客客气气的，可惜不久以后她去世了。那位金叔连，虽然是乡间人，但是不做乡间人的本分生活，在北门外的一家粮食店当店员，所以在乡间人质朴的方面，多了一些市井气，无形中有了一些距离。

当然，我也到隆盛巷我们那所新居去看过，一切都还好。地方的情形逐步稳定，最后莲舫带着孩子也回来了，岳母也回到鹰扬巷。还有我那小女儿，事前是跟奶妈下乡的，现在奶妈听到我们回来，她也带着孩子来了，这是清於，是我们的第一个女孩。

人总是要生活的，要生活就得摸出一定的规律、一定的秩序。尽管街上有的是套着半截米袋的兵士，可是他们也不能专靠闹闹哄哄活下去。因此必然要找出一种相互适应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没有建立以前，要争吵、要打要骂，甚至要抢，但是他们发现这样吵闹抢掠下去，连自己也不能安安稳稳地生活，于是就要找一个适应的方式。无论是怎样的不协调、不适合，最后总会发现一个比较适应的道路。我在四川看多了，大水暴涨以后，大大小小的石块，方的、三角的、七棱八角的，从上游冲下到一处浅滩沉积起来，经过几千百年冲击相荡以后，棱角终于磨得差不多了，这就成为我们所看到的石堆。在四川每一个交流地点，常有这样方圆几里的石堆，石堆中多少还有一些棱角，究竟不多了。待到流转到长江下游，那已经很圆了，我们叫它做鹅卵石，从七棱八角的碎片转变，成为鹅卵石，这要经过几千百年，然而终于变了。要得相处，便有这个磨棱角的过程，然而终于变了。人生是要经过这个过程的，?带那些戴着半截米袋的朋友在内，他们终于要找出一个相处的道路来。

不过这个过程是长期的，他们来不及完成，终于要调走了。这一走是肯定的。孙传芳的全部向北撤退了，撤到江苏山东的边界。宋福田也去了，不再回来了。这件事是我们在他撤退以后，才完全了解的，时间大约在5月初。

宋福田走了，地方上安定下来。新县长从南京来了，人民还是人民，完粮纳税依旧完粮纳税，只是收粮收税的换了班。我清楚地看到我还得到南通去，那里有我的工作。所以作好安排，和母亲、大哥告别，把家务交给莲舫，搭乘重行开放的长江轮回到南通。

南通师范也曾来过一些军队，所好影响不大，校舍依然如故，学生也陆续回校了。从2月到现在，大约三个多月没有看报，这时才知道大局完全不同了。南京由蒋介石领导了。他的名义是总司令，主持行政的是国民政府委员会。这时的口号不是国共合作了，而是分共。什么是分共？就是说国民党不再和共产党合作而要各行其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从小读《三国演义》就熟悉的词句。既有合作，就有分开，道理原很简单。但是情况要复杂得多，不久以后，不是分共而是清共了。分共是双方同意，分道进行；清共便是有些人不愿分开而要经过清查分别的意思。不过这个情况只是5月后期的认识。

这时学校里已经挂出孙中山的遗像了。遗像上是一条横幅，印的是中山墨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署名孙文。这四个字我看了好多遍，好多遍，终于使我理解到所谓“天下为公”，只是因为没有人有力量搞出一个天下为私。有力量据一校的是一校为私，据一县的是一县为私，乃至据一省、一国的都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搞割据的人明明在那里霸着地盘而揭出来的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意义只说明力所能及的是一切为私，力所不及的是天下为公。是不是这样呢？孙中山已经死了，来不及给我们一个答覆。第六章南?京?八?十?日

第十三节

（1927年6～9月）1927年6月下旬，吴稚晖从南京来信，约我到南京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这是一件出其不意的函件，但是也不是完全出于意外，因为在主办《公论报》的时候，我做过他的助手；在编辑《中华新报》的时候，他是主编，我是地方新闻的编辑。

我和南通师范的负责人于敬之商量，那时因为政局变化，通师的经费来源——通海垦牧公司的股票发生问题，他正要到南京和江苏教育厅商量，因此约定同行。我们由芦泾港搭长江轮上水，第二天中午到达南京。

吴稚晖那时住在铁汤池丁启扬宅，是当时中央政治会议所在地。进门以后，直接到传达室，传达看见名片，递给我一封信，原来吴稚晖已经到徐州去了，留信给我，吩咐直接住到他的房间，待他回宁面谈。好在他就住在里面一座小小的书斋里，称为双兰并蕙之馆，布置得非常精巧。迎面是一所客座，里面是卧室。丁启扬在前清做过盐运使，用清王朝的语言，这是非常有名的肥缺，因此有这座非常阔绰的住宅，有门房、轿厅、大厅、会议室、书房、大大小小的书斋、花园和其他一切，因此在这段时期提供了一座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

我到得这座书斋的时候，迎面是一位年青人，吴稚晖的亲戚，他早已知道我的来意，约我暂在这里住下，待吴稚晖来后，再行安排。我既然来了，当然也就留下。那天晚上和这青年一同便饭，名目虽然只是便饭，其实四大四小，是一桌不菲的席面。饭后青年谈到南京的娱乐，话题落到看戏。最后说到他准备给一位女演员赋两首律诗，问我能不能唱和一下。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大惊小怪，在革命中心，听到作诗去捧女演员，这还不稀奇吗？稀奇的事还多呢，不久以后，有人指给我看在那座接待室里，蒋介石招待过电影女明星；又有人给我说狄秘书和秦淮河歌妓小金凤怎样要好。革命就是这样的革法，我这个中学教师真是开了一番眼界。

当时的大局是蒋介石把军事重心安在南京，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有国民政府委员胡汉民、张静江等，军力以何应钦的第一军、李宗仁的第七军为中心。汪精卫在武汉也有一个军事重心，同样也有国民政府，有国民政府委员谭延、孙科等，军力以唐生智的第九军、陈铭枢的第十一军为重心。这两个政府是对立的。南京已经清共了，武汉暂时还挂着国共合作的招牌，看到蒋介石用清共的名义抓实权，也在那里眼红，暗地里也准备来一手。在这对立的两个政府之北，山西太原的阎锡山、河南郑州的冯玉祥都已经挂出革命的旗号，但是究竟联蒋联汪，还没有表态。此外，江苏、山东边界上的孙传芳，北京的张学良都拥有重兵，都是不革命的，特别是孙传芳，虽然失败了，但他是位健将，还能打好几个回合。

我到达南京之前，蒋介石和冯玉祥在徐州举行徐州会议。那次会议由吴稚晖主持，名义上是商讨军政大局，实际上是拉拢蒋冯合作，对付武汉。冯玉祥的宗旨是宁汉双方都不得罪，顾全大局，对付北方的威胁，实际上是想乘机扩充实力。所以这次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蒋介石还得分散部分兵力镇守九江，以防武汉势力东下。

不久以后，吴稚晖从徐州回来了。见面后，他给我介绍了政治会议的秘书长叶楚伧，秘书处就在丁宅一幢大楼的下面，说也简单，只是一间大屋子，大家在一处工作。秘书三人：狄君武、胡立吴和我，干事有一位杨某，楚伧的亲戚；一位陆云章，我在南洋的同级同学，不过不是同班。此外还有几位文书。

楚伧曾经看到我的作品，因此认为我在工作上不会有什么困难。我是初到，所以安排先读一些会议记录，了解情况，这是比较有意思的。经过这样的锻炼，工作也就逐步上路。政治会议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间的一座桥梁。重要问题的解决、人员的任免，都得经过政治会议。每次会议以前，秘书处就得准备议案。当时是草创时期，工作程序的简单，真是有些不能想象。就从议案来说，每项议案的前后，文件只有一份，这一份在主席手里，与会的人只能凭秘书处的摘由进行议论。当然与会者有十多人，可是这十多人对于事件的结果并不了解。他们进入会场以前，总得到秘书处打听一下。他们的忧喜，常常按照议案的多少而变化。有时案由搞得太长了，他们会向秘书长提意见：“怎么这样长啊！要是二三十件议案，光摘由就要五六页怎么看得完。前清公文的摘由，通常不过十字左右，有时少到四字。看来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还得好好学习。”这一来就忙坏了叶楚伧，他经常向工作人员传达：“要紧缩紧缩，太长了大家看不完。”

可是秘书处的人员也不是没有意见。大家觉得会议成员手中没有文件，只能凭摘由了解情况，要是把摘由搞成十字八字，怎能说明问题呢，工作人员要秘书长顶住，这就给叶楚伧出了难题。

一切都在草创阶段。不要说十字八字，即使把每件议案摘成三五十字，也难搞出一个原委。从当时条件谈，把每件议案的原委，全部复写，分送成员，其实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不然的话，只有主席一人了解情况，那不是包办代替，才是怪事呢。在现代当然更容易，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议案原委可以全部打清，分别送出，临时讨论，才能切实了解情况，不至随声附和，作出错误决定。但这是说的现代，当时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秘书处人员不多，因此工作上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工作本身却有不少问题。最显著的是档案没有分类，因此一件事件提出以后，例如淮水的治理方案吧，那就得询问一下：“这件事以前曾经讨论过吗？”

“不很清楚。是不是在第二十三次会议时讨论过？”

第十四节

“不是二十三次，差得远呢，记得是在第十七次会议讨论的，那一次不是你出席记录的吗？怎么会忘了？”

不要慌，大家且把二十三次和十七次会议的档案检查一下。夏天的天气又热，检卷的人员已经汗流浃背了，没办法，大家多回忆，重行检查，也许靠着中山先生在天之灵，这次居然查到了，然而查不到的情况更多。抓头皮搓手心的机会愈来愈多。这样的情况几乎每天都碰到。积累了无数次的烦恼以后终于有人提出了，是不是可以把多次会议的若干案卷分类编排，开明索引，以便检查。但是也有人主张慎重，不能轻易变动。日子愈久，困难愈大，终于在征求楚伧的同意以后，仍走上分类编排的道路。

每次开会的议案分为三项：报告事项，讨论事项，处理事项。所谓处理事项，指一些有原则可以遵守，由秘书处直接处理的事项，这样的情形不多，但是也可以证明秘书处还是有权处理事务的。一次由国民政府转来一件案子，无锡县长秦毓鎏请求将各典典息月利二分酌量减轻。这是按照政府为人民办事的原则，有权可以处理的案子，但是经过秘书处部分工作人员的考虑，觉得还是安排讨论的为是。其结果是缓议，这就是说无限期延长，也就是说不予处理。从我这个曾经受过典当无数次损害的人看来，作为南京政治会议如此处理，立场是完全站到高利贷者的一面去了，心里的波动是无法遏制的。这就为我日后的自动退出，埋下一粒种子。

政治会议开会经常由狄君武出席记录。我参加记录的只有一次，那次不是正式开会而是一次调解会，有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参加，主要的争端是九?洲沙田。江苏省政府认为沙田原属江苏省政府，有历代案卷可稽。南京市政府承认这一点，但是认为这是属于江苏上元县的公产，现在上元县已经划归南京市，南京是独立单位，不属江苏省，因此九?洲的沙田应当属南京市。江苏省政府并不否认，但是坚持这一原则，南京市是市区，九?洲不是市区，这就应当归江苏省政府管辖了。双方各执一词，这一次调解会以无结果而结束。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南京政府是怎样的政权了。

政治会议的主持人胡汉民我是经常看到的。广东人，中等身材，不到五十岁，态度很和缓，处理工作很勤恳。可能由于当时大权已经落到蒋介石手里，政治会议只是一个影子会议，所以他很少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国民党内，他本来是个保守派，但是这时他只是一个影子，无论怎样保守，他仿佛是一盏黎明以后的油灯，没有什么光彩，更没有什么气焰。

钮永建是以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身分出席的，但他不是政治会议成员，所以很少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和吴稚晖在南菁书院读书的时候，是以一将一相自命的。如今的相才实际上是供养在双兰并蕙之馆作为一尊优异的古董，而将才却捧着厚厚的文书箧往来于南京政府和政治会议之间。他还有两条官衔，一是江苏省政府主席，一是新编第七军军长。作为省主席，当时的实权在兼民政厅厅长叶楚伧手里；作为新七军军长那就更滑稽了，他指挥之下没有师旅团营的干部，只有一匹马，每天清晨他总得乘马来往于南京城和中山陵之间，锻炼身体。

政治会议秘书长叶楚伧，四十多岁，身材中等偏高，有些发胖了，但并不太胖，因为是秘书长，更带上一层谨慎小心的色彩。他的政治理论并不多，却偏好一些古典诗词。倘使给他机会，大约他可以发展成为中晚唐的诗人，爱喝酒，爱读些清脆圆润的诗句。工作中总是想摆平，想搞得妥帖，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方面。坦率地说，在和平时期，他不失为一个无害的循吏；在革命时期，从他身上找不到什么灿烂的火花。作为江苏民政厅长，他还找些知名之士充当县长，如松江县长张师竹，吴江县长沈叔达之流。沈先生是我读南洋附属小学时期的学校负责人，在旧社会是一位自爱的人物，到了南京政府时期担任吴江县长，他感到不胜其苦。后来在武汉，有一次他和我说：“那时吴江县国民党部的小青年经常要来找我，找得我不胜其烦。最后的一次已经很晚了，从睡梦中披着睡衣接见，小青年还是刺刺不休，这时我实在按捺不住，只有大声吆喝：‘奈阿是寻我老头子格开心？现在啥辰光啦，还搞七念三搞勿清！’”第二天他向民政厅辞职，回上海办学。

这样的人并不多。泰兴的孙星盘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县知事，这时也到南京找县长干。他有的是钱，有钱也就有帮他活动的人。钱花了，他等着任命。有时上午并不出去，那就和他的伙伴说一声：“时候到了，我们工作吧。”所谓工作，就是抽鸦片烟。“工作”以后，找上两个人凑数，拉开桌子豁啦啦地打起牌来。这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居然也被任命为县长，不过这很可能是走的一条歪门邪道，叶楚伧未必清楚。

秘书处的三位秘书中，最出色的是法国留学生狄某人，江苏太仓人，吴稚晖和我谈起的时候，就曾说：“这个人听说有些腐化。”腐化是不假的，就是说，他一边在铁汤池闹“革命”，一边在秦淮河搞腐化。但是这个人却有本领，上面推戴着叶楚伧，下面却在秘书处全面摊开，不得罪一个人，不放松一件事。我所看到的人，这是一位道道地地的男性王熙凤。后来我在四川、武汉大学教书的时候，还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那时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了。

另一位秘书是胡立吴，湖南人，日本留学生，老老实实的，他和我是并肩上下的，也同样地让狄某人三分。老胡学过法律，曾经担任过什么法庭庭长，以后的情况不清楚了。

干事陆云章是老同学，太仓人，他家祖传州县班子，所以对于公文程式很熟悉，有时觉得要把秘书工作做好，最好是从北京的司长、科长中物色人才，把他们调到南方工作。所以按照他的理论，革命不但不能打碎原来的政治机器，最好连原来的垃圾螺钉一齐都搬过来。这位一直在秘书处工作，重庆政府时期还担任秘书，可算得是名副其实地与国民党政权相终始了。

在铁汤池，由于蒋介石深居简出，没有看到。看到的重要军事人物是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是第七军军长和参谋长。李宗仁矮矮的，黑短脸庞，十足的南方型。白崇禧却是上中身材，白净脸，两条腿很长，跌跌地直摔。我见到的是龙潭战役以后的白崇禧，那时正是南京政府要人已经作鸟兽散，财政部长没有人干的时候。他们两位打了一个大胜仗，气焰正高，因此眼睛都瞟着半天，一边走，一边由白崇禧朗朗地说：“财政部没人干，好！谁能找到钱由谁干！”这正是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口吻。他们两人是那样地亲昵，想不到六十年代李宗仁由美国回到中国大陆，声称愿为人民政府尽力的时候，白崇禧在台湾却加以驳斥。这也意味着白崇禧在台湾说话时，有些不由自主了。

蔡元培和李石曾有时也到秘书处来。我和蔡元培本来认识，这时他的职务是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是当时特有的一种机构，其下有几座中山大学，广州是第一中山大学，第二不知在什么地方，武汉是第三中山大学，南京的东南大学称为第四中山大学。这样的名称没有维持多久，以后又取消了。蔡元培总是那样安详，但是眉宇之间隐隐有一股英气。李石曾和蔡元培一样，也有五十上下了，是高阳李鸿藻的后人，可算是世家子弟，但是早年在法国，接触了巴黎的气氛，因此在沉静中有些桀骜不驯的意味。这两人和吴稚晖同在法国多年，关系很密切。

除了这些政局要人以外，我在铁汤池还看到罗家伦、陈通伯、徐志摩和杨杏佛。

第十五节

通伯是老同学了，他和徐志摩同来。徐志摩是以新诗作家出名的。五四运动以后，新诗的出现是以旧诗的解放为形式的，因此多少带些小脚改大脚的姿态，总是那么摇摇摆摆、立脚不稳的样子。待到三四年后，发展了，形式多种多样了，然而旧诗的无聊又通过新诗的形式而出现。“听听清泉，听听它滴的是什么调子。”这里玩的是“听它滴调”四个双声字，新在哪里？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是远远落在白居易的诗具六义的主张之后。徐志摩到欧洲去镀过金后，回来生搬硬套，把西洋诗的形式套到中国诗的脑袋上，什么十四行诗，什么“商籁体”，真是泰兴人的俗话“异样骡子学马叫”。十四行还有数可稽。为什么一定要十四行，多一行少一行不行吗？这些规矩有什么意义？“商籁体”更别致，不知道是中文、是外文。作为中文，谁也不懂什么商籁。算是外文，那么“上来”、“伤癞”都一样，为什么要“商籁”呢？一句话，这是文人的病态。徐志摩中等个儿，雪白的脸庞，走起路来，先把左脚沿地面平拖半步，再把右脚拖过来，并齐了，然后再向前拖。这样的走法平时很难看到，可能是一种革新。

还有一位是杨杏佛，这是在双兰并蕙馆看到的，高高的个儿，一脸的大麻子。他是东南大学的教授，但是和东大校长郭秉文、农学院长邹秉文都合不来。这两位秉文先生也真正了不起，据说一位乡村妇女在东大校园外面逗留了一下，一位秉文先生就向江苏督军李纯提出，好好给她收拾一番，真想不到这样地办学还有什么几微的意义。他们和杨杏佛在排课方面开了一次玩笑，要他开一门选修课，森林灭火学，当然这是一门送行课，准备在学生拒绝听课以后，给他饯行的。可是杨杏佛也真有本领，居然讲得天花乱坠，反而提高了威信。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东南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由张静江的侄儿张乃燕任校长，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任农学院长，学校情况变了，杨杏佛也逐步走上政治的道路，最后成为国民党左派，和宋庆龄、蔡元培一道组织人权保障大同盟，由宋任主席、杨任干事长。终于为蒋介石暗杀，这是后话。

这一年7月间，南京城里真是熙熙攘攘，过着太平的岁月，尽管南京政府的政权所及，北不过徐州，西不过九江，但是城里正是六朝金粉的所在，阴沟一样的秦淮河，在散文家朱自清的笔下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般女士们，头发久已剪短了，脂粉还是不能没有的。尤其在政府机关，有了这样的女同事，那时粉香四溢，格里罗嗦的字句变得清真雅正，东倒西歪的书法也变得笔飞墨舞了。男士们更英俊，不问是不是军官，除了个别的畸人以外，一般都是军装，笔挺的武装带斜挂在肩膀上，手里还得带上一根皮鞭，尽管并不骑马，鞭子是少不得的，又像是宝剑，又像是马鞭，威武得出奇。

蒋介石正忙着谈恋爱。对象是宋美龄，宋氏三姊妹中最小的一位。当然蒋介石不是没有老婆，否则哪里会有蒋经国呢？当时谈恋爱，据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总理式，一种是总裁式。总理式是两位，总裁式是四位。总理是怎样的，不谈了。总裁是蒋介石，那时他在国民党内的身分，因为不便上承孙中山的传统，所以撇开总理，称为总裁，以前有过三位夫人了，现在是第四位，但是经过宗教洗礼，不是第四而是惟一，这里更见到宗教的妙用。原来宋家三姊妹的母亲是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士的管家，信了教以后，也经常在妇女中传教，获得教士的信任，这就为她的几位令郎令爱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特别是美国的威斯里学院，成了中国贵妇人的养成所。长女蔼龄是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夫人，次女庆龄是孙中山夫人，三女美龄在这一年是蒋介石追求的对象。美龄的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信仰基督教，参加卫理公会。据说宋家还有一位小妹妹，名幼龄，是准备许给武汉方面高级将领唐生智的，这是谣言。

恋爱成熟，条件商妥，蒋介石还发表了一通宣言，大意是说他的恋爱，是为了加强革命意志，鼓舞革命决心，誓为全国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等等。他在卫理公会的教堂里接受洗礼，最后由卫理公会的教士为他们举行婚礼，蒋介石、宋美龄双双跪在上帝面前默祷，一切按照宗教仪式进行。

宗教是一种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圣典，特别是在遇到蒋介石这样的大独裁者的时候。按照中国传统，宋美龄是他的第四位夫人，这和宋美龄的坚决要求、蒋介石的精神状态是很不相称的。经过基督教教士证婚，那么蒋介石以前的结婚娶妾都是非法的，上帝是不予承认的，所以宋美龄的地位不是第四而是第一，并且是惟一。其他的关系都是非法关系，所有子女也是非法的子女。倘使我们读过英王亨利八世的历史，那会看到每次结婚以前的关系都是非法的关系，那些曾经获得王后荣誉的贵妇人还要以热血洗涤自己诱惑英王的罪行。亨利八世在新教旧教中间的翻滚，不止一次，除了乘机没收教会财产、丰富自己的金库以外，还满足了自己蹂躏女性，渴爱流血的兽欲。宗教的神圣意义是值得我们深刻体会的。

正在蒋介石加强革命意志、鼓舞革命决心的时候，他的军事布置出现了极大疏忽。分共是一句轻松的语言，南京政府已经进一步提出清共，这里就隐藏着杀机。可是武汉方面还是容共，尽管汪精卫日后曾到东京近卫文首相的官邸卖国投降，但是在1927年，他自称是最革命的，甚至提出“真革命的向左”这句高昂的口号。蒋介石看到形势不对，就把大部分军队调到西线，防备武汉军队东下。

孙传芳正在山东、江苏边界上伺候着。孙传芳是军阀，但他机警灵活，一般军阀望尘莫及。他在苏浙边界上按兵不动，坐待齐燮元倒台；及至齐燮元失败，奉天张作霖的军队长驱直入，他又趁着吴佩孚在津浦线右侧出动，不费吹灰之力，把张作霖的部下完全掀翻，占据了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宝座。从此他和奉系结下了不解之仇。当吴佩孚和北伐军在湘鄂边界上拼命作战的时候，他不是不想再玩他在苏浙边界按兵不动的一着，但是这次他失算了，蒋介石从江西、何应钦从福建打过来，经过几度鏖战之后，他不得不退到山东、江苏的边界。这时是四面楚歌了。北面是张作霖，西面是冯玉祥，南面是蒋介石，都和他打过交手，怎么办呢？孙传芳向哪里跑呢？他说：“咱北边人，是吃惯馍馍的。”他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直跑到沈阳，和张作霖办交涉。张作霖也是一个老油子，他不会替孙传芳打冲锋，何况还曾经吃过他的大亏，可是他也清楚，自己究竟也是吃馍馍的，有孙传芳挡前锋，比没有人挡前锋，究竟好得多。这就决定了合作的形势。孙传芳的后路已经站稳，就一心一意养精蓄锐，同时把作战不力的部下宋福田、施从宾枪毙，振作士气，等待蒋介石的机会。

蒋介石的算盘里没有孙传芳这笔账，在他军队西调时，孙传芳的军队打过来，一下就把徐州拿过去。蒋介石没办法，丢下宋美龄，自己赶上前线，一直冲到徐州郊外，眼睁睁地看到徐州火车站，但是军队已经无法前进了。没有办法，他只有把军事交给部下，自己回到南京。我在《金陵杂感》里有两首诗是有所指的：弘光时事太纷纭，马阮犹争拥戴勋，四镇何需勤斥候，安危不系左家军。

壮岁功名付劫灰，八千子弟过江来，他时回首应狂笑，曾指宝刀戏马台。就在这个时候，泰兴的沈毅发动了对泰兴城的进攻。沈毅是泰州人，共产党员，他的根据地是泰兴东北乡的古溪、刁家网子。这一带处于泰兴、泰县、如皋三县交界处，是三不管的。盘剥特别残酷，因此激发了贫下中农的革命要求。终于在沈毅的领导下，一万多人掮着钉耙锄头向泰兴县城进攻。老实讲，这一次的准备是不够的，组织也很涣散，因此没有经过多少战斗，沈毅、刘伯厚、生宝俭，还有其他二人都被逮捕，递押到南京。

沈毅等到了南京，押送特别法庭。这时在京的泰兴人纷纷议论开了。

泰兴同乡在周序千的诊所开会。序千是我在泰兴襟江小学的老同学，后来在陆军军医学校毕业，这时正在南京开业。他的诊所比较宽敞，因此家乡人来往也很多。前面所说的孙星盘就是在这里遇到的，大约因为他“工作”积极，精神振作，县长的任命宣布了，正在打点行李，准备动身。我的寓所在老虎桥公寓，贴邻就是李昂然表兄，他在第一监狱担任科长，相去也不远，因此同来了。到会的还有朱健人，我的远房侄儿，南通师范毕业生，在东南大学农科肄业，毕业后由我介绍给东南大学农学院长蔡无忌，这时是农学院助教。那天到会的还有东南大学法律系学生陈耀东，眼光炯炯，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健将。

这一天虽然不是大会，到会的也有二三十人。由序千主持。他谈到泰兴的情况，和这次五人解京的经过。

陈耀东迫不及待地说：“我们应当有所表示。”

第十六节

“怎么表示呢？”有人就问。

“那还有什么问的？”耀东说，“用同乡会的名义给法庭去信，从重处分。”

我有些沉不住气，就说：“问题在于同乡会是什么性质。总不能不算是联络乡谊吧！既然是联络乡谊，那么只要问他是不是家乡人。共产党来也有乡谊，非共产党人来也有乡谊，联络总得联络。要说给法庭去信，有人去信的尽管去信，是不是要用同乡会的名义，我看还是多考虑一下好一些。昂然哥，你看怎么样？”

在同乡中间，昂然哥在南京的时间最长，四十出外，人很正派，说话也有一定威信。他说：“表弟，你这句话是敲鼓敲到点子上了。”

这一次的同乡会，就此结束。陈耀东的满腹经纶，没有得到舒展的余地。这五位被捕者，因为证据不足，一律释放。事后我在泰兴遇到刘伯厚，他瓮声瓮气地说：“我是什么共产党，把我捉起，还要送南京，真是胡闹。”实际上他和沈毅都是的。沈毅后来在黄桥一带起义，终于献出自己的生命。刘伯厚是张家桥高等小学教师，和我也有一面之交，后来做到地委委员，在革命奔波中，积劳病死。惟有生宝俭可能是误会了，他在南通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做过小学教师，其他就不清楚了。

家乡经过一番波动，南京方面虽然因为失去徐州，内部有些紧张，但是消息还没有扩散，大局也还安定，因此我请了短假，回家去看一下。

母亲安好，大哥一房安好。我那个赁居蔡宅的小家庭也还安好，莲舫不是生病而是怀孕，现在很清楚了。

我的朋友何篑庵不在南通师范教书而回到了家乡，担任县教育局局长了。为了教育经费的事，他要和新县长丁则人商讨。那时旧县长还在县衙门，因此丁则人住在五洲旅馆，篑庵要我同去看他，把事情理出一些头绪以后，篑庵准备向江苏教育厅请示。他问我哪天走，我说没有多事，随时可走，因此我们约好第二天下午先到天星桥准备过江。

这一天是阴历七月上旬，晚饭以后，我们叫好小船趁着月色渡江，准备拐过阴沙，直开小河，上岸后到奔牛搭火车。趁着月光皎洁，我们横过万顷波涛的大江，听风水相击的波声，这是多么富有诗意啊。想来唐宋时代，采石捞月的李白、赤壁横江的苏轼也不过如此。计算得很不错，可惜篑庵和我都不是诗人，船到中流以后，竟是“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从这一年上去，三四年以前，篑庵和我，还有平潮市的马心斋，那时正担任南通师范教务主任，三人约好在冬至前夕，到狼山顶上去看日出，可是一路上山，到得山顶，只有三四点钟，由于寒气逼人，不能枯守，只得怅然回校。大约要做一位欣赏大自然之美的人，还得有一定的特别修养，我们是够不上的。

在奔牛搭上了三等车，虽然挤些，倒也热闹。篑庵和我谈起，前任教育局长，为了私事来往靖江一趟，竟报销了六十元，短短的数十里，前后不过两天，竟是这样的虚报，不胜叹息。到了南京，先到老虎桥公寓休息一下，我和篑庵说：“我们同去看一看你的旅馆吧。”

篑庵眼光扫了一下我的房间，小床一张，地板还算完整，高兴地说：“不用了，就借这里打个地铺也行。”

“那未免太简渎了吧。”我说。

“谈不到，回到泰兴也可以少报销一些。”

这样篑庵在南京耽搁了三两天就回泰兴。

我每天照样到铁汤池上班。天热了要洗浴，好在昂然哥住在附近，就到他那里借个浴盆回来，洗过澡再送去。这件事后来在朋友中传为笑谈。桂仙樵和我开玩笑道：“要是你掮着浴盆在马路上走过，被吴稚晖看见，那才笑话呢。”

“也不一定，”我说，“那次从铁汤池搬到寓所，还不是他提着皮箱送到门口的。”事实上那时还是草创时期，有一些人竟是那样行所无事的。

大局确是紧张得很。孙传芳的军队夺得徐州以后竟从淮阴、蚌埠全面铺开，向南推进。他手下的李宝璋是有名的独臂将军，本来只是一个光杆司令，孙传芳把南通镇守使张仁奎撤换了，要李宝璋把这支队伍带到上海，不到两个月的工夫，竟把那支拖鞋搭袜、松松垮垮的军队搞得壁垒一新，精神焕发。他带兵是有一套门路的。孙传芳北撤，他随同退出江苏。现在他又南下了，自告奋勇，包打扬州，进攻镇江，截断沪宁铁路。这一仗打得很得手，攻下扬州以后，他撇开镇江，直取龙潭，隆隆的炮声，在南京的东边轰通通、轰通通地震天响。天空发出回声，竟似四方八面的炮声一齐轰通通、轰通通地长鸣不息。同时城里的喇叭声也在哇打打、哇打打地尖叫。炮声、喇叭声、人声、鸡犬声把南京城搅得天翻地覆。

第一军开出去了，但是挡不住李宝璋的攻势，败下阵来。眼看沪宁线要中断，恰好李宗仁从上海来，看到情况危急，来不及和总部联系，立刻把第七军开出去。李宝璋接着厮杀，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正在不辨胜负、难解难分的时候，交通线起了决定的作用。李宗仁的军队是由铁路运来的，来了一列车又是一列车，李宝璋的军队是由过江小轮运来的，来了一船，要等老大一段时期才能从江潮澎湃中运来第二船。在优势兵力压迫下，李宝璋的阵脚动了。这一动不打紧，大批大批的军队从后边压下来，士官们扬起指挥刀，指挥刀不起作用；拔出手枪，手枪也不起作用。广西军队杀得性起，在炮弹掩护下，一直撵向江边。李宝璋部被撵到江边，要转身还击已经拉不成阵线；要向前逃命，前面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江。没奈何，大家横着一条心，朝长江里哗啦啦地直撺，可能也有水性好的，居然随波冲到瓜洲，但是大多数，绝大多数葬身江心，为军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是有名的龙潭战役。经过这次战役，第一军的威风顿时下降，一切战报都异口同声，称七、一两军大捷。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总还沾到胜利的边缘，但是牢牢地压在第七军的下边。在政治会议秘书处发出这样的通告以后，狄君武长叹一声说：“政治会议是什么？是军官们的小老婆。”

第一节

龙潭战役紧急时，蒋总司令到上海去了，张静江委员、胡汉民委员去了，吴稚晖、蔡元培委员、李石曾委员也到上海去了。南京城里街头巷尾都贴着大幅标语：“欢迎蒋总司令回京”，“欢迎五委员回京”。但是蒋总司令和五位委员已经去沪，无法看到，因此大标语也起不了作用。政治会议秘书处并没有解散，整天大家都坐在那里，其实无公可办。白天是轰隆隆、轰隆隆、哇打打、哇打打；夜晚还是轰隆隆、轰隆隆、哇打打、哇打打。

我曾经奉命到上海去欢迎吴稚晖回京，到华龙路志丰里十号，只见大门紧闭，不是人力打得开的。门上七歪八倒地写着两行小字：“吴稚晖，你老是不开门，只要蒋总司令一到，你就开门了。”显然这是弄堂里的小孩写的，但也是写实派作品。既然我不是什么总司令，想来门是不会为我而开了，因此我就连夜回南京。

在南京实在无事可做。有时我和陆云章到太平街逛旧书铺。虽然我那套练字的工具没有带到南京，可是对于书法的兴趣并没有忘去。临摹《琅笽》、《峄山》，有些倦了，后来也曾临摹过《开母刻石》、《少室刻石》，多少懂得一些汉篆的意味，现在更在旧书铺里搞到一张《国山碑》，是孙吴时期的石刻，结体略方，用笔略圆，虽然继承了汉篆的传统，但是大气磅礴，自具一格，想不到在偏安一隅的小朝廷里，具有这么大的气魄，真要另眼相待了。

在铁汤池也有一些另眼相待的事，蒋介石走了，手下的将爷们并没有走。那些肩挂武装带，手提马鞭的朋友们还在，他们本来是伺候大官的，大官走了，闲得没有事做，就把丁启扬家收藏的古玩、图书，一车一车地装出，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古玩铺和旧书铺。狄君武气愤地说：“什么副官，简直是副贼。”贼还分个正副，这说法倒也别致。不过他们也有他们的作用，没有经过他们的手，多少无价之宝不要永锢山陵、神杯羽化吗？

在老虎桥住腻了，我住到八府塘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处长廉惠卿，科长刘北禾，都算认识，关系却谈不上。通伯的父亲陈仲英在那里当会计，异常热情，为我安排了房间，住了个把星期。

李宗仁打了胜仗以后，接到命令到九江去。这是蒋介石的安排：孙部已经由长江北岸，向淮上退却，因此要李宗仁到九江去挡头阵，挫一下武汉政府的锐气。事实上武汉也已经不革命了，同样也由容共走上了分共、清共的道路。不革命是一条滑脚石，一滑就走上反革命的路线。既然武汉和南京走了同一条路线，因此李宗仁一到九江就发出一道通电，是不是反对武汉政府呢？不是的，他通电要求宁汉合作。蒋介石一看形势不对，那就正如鲁迅所说：“忽然又下野，那摩阿弥陀了。”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出国，谭延、孙科都从武汉东下，直到南京。这两位我都看到，谭延是高高的胖子，在旧官僚的神态中流露了一些干练的气息。孙科矮得很，也很胖，是一副洋行买办的相貌，傻气中带着狡猾。他们到南京后，和蔡元培等一道，组织了特别委员会，准备以此抵消蒋介石的政权。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出山还是入山路，下台竟作上台人。

我在泰兴租的是蔡佐卿的房子，他的长子在南京分办的一家会济典担任中级店员，因此我又住到他那里。大约在个把星期之后，我接到篑庵的一封信，他已到南通师范，约我回校。我借住会济典，除了莲舫以外，是没有第二人知道的，这说明事前已经征得莲舫同意，因此我决心脱离政治会议秘书处，仍回南通，在离职手续办妥以后，我乘火车赴沪，那时长江轮船还没有通航，因此搭乘小轮先到海门宋季港，从那里再搭汽车赴南通。

我不是参加政治生活的材料，更不适合参加南京的政治生活。去的时候，我不认识南京政府的面目，及至有了一些认识以后，还是濡延月日，直到9月上半月才脱离这个政治的泥坑，但是就在脱离的时候，我对于南京政府的反动本质还是认识不清。我只看到这是一批没有脊骨的政治贩子，在情况有利的时候，他们到南京称王称霸；一听到风声不利，随即向上海租界一钻，无影无踪，把千万人民丢在火线上不闻不问。

为了资产阶级革命，三哥在南京牺牲了；为了不和这些不革命的人合作，我脱离了南京。临行的时候，有诗一首：

出都五十韵

丁卯仲秋节，慷慨辞新都。晓星挂树杪，光芒烛天衢。是时寒威动，瑟缩侵衣裾。御者忽长叹，欲行还踟蹰。顾惟入都日，将帅气已粗。列兵窥长河，扬声袭津沽。传闻关陇儿，誓死为前驱。高坐棰天下，意气自卷舒。大官坐广厦，小吏供爬锄。酒食罗长筵，优孟饰清娱。巍巍擘窠字，榜列在通途。苍生蒙乐利，实惟邦国图。其民杂疑信，颇复怜其愚。岂有爱民吏，而忍相欺诬。六月酷暑退，七月清秋徂。马驰北极阁，花发玄武湖。美人截鬓发，壮士饰剑跗。悠悠秦淮水，缓缓台城舆。桓桓英武姿，?盈倾城姝。鸡鸣天色白，痛醉起更呼。庸知武昌西，鼙鼓动舢舻。送兵十余万，势欲相窥觎。此曹能死斗，万一或疏虞。遂撤北鄙兵，卫此神皋区。北鄙窥我衅，一战下青徐。陈安不斗死，明彻空见俘。仓皇收残甲，卷旌日夜趋。再战再不克，金鼓震江隅。千秋朱雀航，战士荷残殳。骚屑石头城，霸气已荒芜。开我西北门，迎我故人车。故人颜色好，见我色华腴。苦言释小嫌，冰炭同一垆。贸首成刎刭，利害相乘除。少小负奇节，耻为章句儒。三十不见知，日月忽居诸。开轩邀白日，吟啸更读书。所悲寰宇内，斯民已凋枯。徒恃胼胝勤，不得息斯须。斗米五千钱，朝夕迭悲呼。我无尺寸柄，莫救涸辙鱼。空挥千斛泪，感叹成唏嘘。仓卒奉府檄，盛夏不宁居。苟能效丹忱，岂敢惜微躯。束装赴南纪，载笔侍中枢。国运值艰屯，中流得一壶。庶几闻谠论，縕唾成玑珠。不谓忽反覆，世道载隆污。空抱九州愿，终归一敝庐。勇退安足贵，揽涕望三吴。为了工作需要，我在南京的时候，由吴稚晖、钮永建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取得证书。在退出南京的时候，塞在箱子底下，后来在荣巷检点行装的时候，扔在转角楼对面的屋脊上，由它风吹雨打，作为我这八十日生活的见证。第七章南?通?后?二?年

（1927～1929）我在南通的后二年，是旧时代的结束，是新时代的孕育和诞生。

旧时支配南通的张季直在1926年死了，他的哥哥叔俨虽然一直活到抗战结束，但是他支配地方的势力，是依附于季直的，季直死了，他的支配势力也结束了。

南通师范的于敬之曾经兼任南通第七中学校长，到1927年不兼了，他能够集中力量主持南通师范了，但是时代变了，情况变了，他发现工作很吃力，不易应付，和从前完全两样了。

南通第七中学也在变，接办的人是穆济波。这时的校长也不简单。当校长已经不是单干的事，要由一群人在省教育厅活动，这一群人当中，主要都是同班同学，外加亲戚朋友，群策群力，和清朝末年的县官一样，有带肚子师爷和带肚子长班，到任以后，便得尽先使用这批人。我和穆济波没有任何关系，兼课教师，在他看来，固然是无足重轻；在我看来，从南京到南通，工资打了个倒四折，我的前途，和兼课不兼课，关系不大，因此工作也集中到南通师范。

可是南通师范已经不叫南通师范了。南京政府规定，没有独立师范学校的体制，只能在高中部门办师范科。因此南通师范改办完全中学，有初中部、高中部；高中只办师范班。大体上和从前差不多，只是初中部不算是师范生，因此也不能享受师范生的待遇。校名用创办人的官名，称为张謇中学。

我到南通以后不久，接到狄君武的来信，大意是说南京政府局面一新，政治会议正常工作，希望我回南京。八十天的遭遇，证实我是不适合这项工作的，因此我没有向学校提出此事。蔡元培经特别委员会任命，出任司法部长，据说也曾给我安排司法部秘书和科长的位置，后来也搁浅了，这是武汉大学皮宗石给我说的。秘书也好，科长也好，好官不愁没人做，和我是无关的。

把南京工作扔下，赶到南通去当一名中学教师，在泰兴传为奇谈。家乡人知道我在南京还有一些人缘，总觉得有官不做，到地方上当教师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甚至怀疑我是不是有些精神失常。城中小学校长邵渐逵和我是旧交了，他自己就曾不只一次托人代理校长，到不同的衙门里担任庶务、会计这类工作。他谈到我的情况时不禁叹息说：“要朱东润做官，纱帽满天飞，他也不会干的。”不过我对于他很理解，工资有限，不得不走上“为贫而仕”的道路，可是我是中学教师，工资比渐逵多多了，虽然我的负担并不轻，但是幸亏莲舫持家有方，每年总还做到略有赢余，所以用不到去做官，不过我对于“为贫而仕”的人，从来不敢轻视，只得说一句老话“我当哀鸿一例看”了。

篑庵为了泰兴教育经费的事，曾经到过南京，回县以后，孙传芳部来了，只得委屈一下，在教育局当了几天“看守局长”，待到大局一定，他不再看守了，仍回到南通。可是泰兴方面并不放过，县督学栾增锴到南通邀请他回泰。

“你看怎么办？”篑庵对我说。

第二节

“我看这件事主要在于回去以后，事情办得好就回去，办不好就不回去。既然受到委屈，那还回去干什么？”我说着，同时也看着增锴。

“好吧。那么增锴你先回去，说一声我是不回去了。”篑庵说。

篑庵的为人，我是清楚的。他能够认真办事，但是受不得委屈。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各式各样。有的人确实很差劲，这样的人我遇到不少，但是不甘心受委屈的人究竟也有，篑庵就是这样的。

同乡丁皓琰先生出身很苦。他父亲做过泥水工人，但是由于刻苦，多少积了一些钱，买了田，成为自耕农，可是也有少量的田，因为自己人力不够，出租给人家，还是勤勤恳恳地过了一生。皓琰本人，在学校里确实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除了自己的本分工作以外，什么事件也不过问。是不是因为他在乡间的生活给他的局限，那就很难说了。

除了这两位同乡以外，还有一位李书城，泰兴李家河人。从日本学医回国以后，在南通医科专门学校担任主任，也在师范兼任卫生课教师。他不常来，和教师们的关系不够密切。

那时国文教师徐九镛走了，这倒是一位放荡不羁的先生，现在回到江阴去当教育局长。代他的是一位方仲，和于敬之、张梅庵都来自骑岸镇。方先生已经靠五十了，很朴素诚恳，不失为旧时代的好人。

总的说来，南通师范的教师班子，还是不容易的。大家做好本分的工作，对于学校分配的任务，都能好好地完成。也许个人和个人之间，多少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能和衷共济，尽量争取把学校的工作做好。

由于时局不定，学校工作终于不容易做好。

五四运动以后，南通第七中学校长缪敏之认为学校无法搞好，走了。他走是对的，因为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他那套规行矩步的办法是无法带动学生共同前进的。他走了以后，七八年之内，换过三四位校长，但是学校依然没有办好。

五四运动以后，南通师范的负责人于敬之始终没有去。他的不去也不一定不对，但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他那套规行矩步的办法也无法带动学生共同前进。在这七八年间，他辛辛苦苦，也得到教师们的共同协助，应当是有一些办法了，然而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时代在不断地动荡，学生的反应比教师快，学生的前进比教师快得多，不能领导他们前进的，必然为他们所抛弃。是不是还有办法共同前进呢？有的，然而也没有。为什么说有的？学生的前进，不能说没有偏差，因为是青年人，经验少，有时不免过火一点。但是只要教师们能带同他们共同前进，他们还是能接受领导的。问题在于教师不敢带同他们共同前进。在孙传芳时代，南通镇守使李宝璋是得力干将，但是他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在南通的时候，他还有一些克制，到了上海以后，只要遇到要求进步的青年人，他的大刀队是一些也不留情面的。公共租界不便由他杀人，他就在北火车站搞一个临时刑场，行刑令下，大刀扬起，喀嚓一声，血肉模糊，给上海市民一个鲜血淋漓的教训。

李宝璋失败了，孙传芳失败了，蒋介石上台。他是不是革命的？不一定，在短短的几个月之间，他把浩然巾一翻，原来他是不革命的，也就是反革命的。既然是反革命的，他自有一套反革命作风：搜查，捉人，杀头。杀头当然是很可怕的。但是青年们没有经验，越是艰险越向前。这也影响了教师们。

一天下午，我和篑庵散步，从师范学校前面的三元桥直走到段家坝。篑庵谈到学生的思想情况，他说：

“这些时学生们的思想动态，你看怎么样？”

我说：“看来一时不会安静下来。”

“其实呢，也不能说他们不对。南京走的路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越来越远了。”

“当然了，”篑庵说，“我看学生中间，一部分人的认识还是对的，可是我们不能和他们相比，我们还有家，还有妻室子女，不能不考虑。”

第三节

这一个“全躯保妻子”的念头在我们二人中间是共同的，也正由于这个念头把我们牢牢紧缚在现状之上，尽管对于现状不满，但是我们还是为这个现状服务。这个思想是普遍的，而统治者也就利用这一条无形的绳索把我们牢牢缚在他的战车上。

这时是1927年初冬，那时母亲住在大哥那里，除了这一大家子之外，还有我的小家庭，莲舫和她的四个孩子：君达、君遂、清於、秀若。清於是由乳母带大的，有了秀若之后，我们觉得负担有些重，只有由莲舫自己哺育。这孩子也有些特别，是第四个了，但是聪明伶俐，很小就讨人喜欢。

学校方面的发展是越发令人担心了。无论情况怎样紧张，要想把青年人关在学校里，每天的活动只限在教室、自修室、饭堂和宿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问学校领导和教师们是不是能够给他们帮助和指导，他们决定要走出这个圈子。他们出去办夜校，这还离校不远，有的竟是离校很远，骑自行车去，三五十里不等。回来以后，他们在宿舍里睡一上午，第二天是不是再去，那要看情况。必要的时候，照样再是三五十里。他们不感觉疲劳，甚至即使感到疲劳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去。为了革命的需要，什么疲劳不疲劳，这是不能阻挡他们的。

这种情况，是不是校内都知道？知道是知道的，但是没有人愿意做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问题在于于敬之，他是斋务主任，也就是规章制度中的训育主任，同时是学校的负责人，总不能不问吧。但是他的处理方法也很特别，既不阻挡，也不领导，而是要这个学生把长头发剪去，留个光头。这可就滑稽了，光头还不是照样革命吗？有时他把一个学生喊去，向他指出：问题是有的，处分暂时谈不到，要他好好地考虑一番。这样办他称为沥血，血是慢慢地流，但是并不给予什么处分。

沥血这个名词是骇人的，其实没有什么，只不过是暂不执行。暂不执行也就等于不予执行。不予执行有什么可怕呢？至于剃光头是不那么舒服的，但是不到一个月，头发照旧会长出来，也就不成为一种处分。

敬之为什么这样干呢？他知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学生的行动是有指导的，而南京政府的行动，又恰恰给与这种指导力量以一种鼓舞，尽管他们的背景是不同的，很不一样的，其结果是完全一致的：造成社会的大动荡。时代要变了，新时代，要出现了。这时正是分娩以前的阵痛，无论什么势力是不能挽回的。

敬之认识到这一点，心斋却没有认识。一次为了处分学生的事件，事后心斋在寿松堂里说：“师范学校的饭就这样好吃，我们舍不得拿出一些办法来吗？”于敬之听到这句话，更促起他的内疚。

敬之是心斋的老师，在这个学校读书，也有一个前辈后辈的关系，可是从职务上看，一个是斋务主任，一个是教务主任，对他的话不能不给以一定的考虑。何况心斋主张要拿出办法来，这是不能否定的。

1928年的暑假到了，我回到家乡，仍住在隆盛巷蔡宅里。这所房子的建筑很特别。卧室、堂屋是和一般房屋的结构相同的。堂屋的前面是一口井，有短墙挡住；左边一间，分成两半，前半作为书房，后半作为女仆的卧室。书房的前面是厨房，山墙离书房不到一尺，光线就全被挡住了。好在一则我只有寒暑假在家，二则即使我在家里，我并不要求窗明几净，因此也就勉强住下了。家乡的朋友们常来，特别是耿?宽，他住得很近，又有闲工夫，所以来的次数很多，经常要我写些条幅、尺页之类，给我一些锻炼。

一个下午，心斋同篑庵来了，这实在是出我意外。

大家经过一些寒暄之后，我问起是怎么一回事。

篑庵说：“心斋是先到黄桥，在我那里住了一天，这才同来的。”

“我到黄桥，约何先生一同来看朱先生的。”

谈话落到正题上，原来暑假之初，师范学校——就是张謇中学——开了一次校董会，于敬之提出辞职，校董会同意，改由马心斋担任校长，敬之担任校董会秘书。

“校长的工作，看来是推辞不了的，我提出要请何先生担任训育主任，所以先到黄桥商量一下。”

“学校的情况在那里，”篑庵说，“大家都明白，困难是有的，而且是相当艰巨。推辞是谈不到推辞，但是不能不由大家来共同担负。训育的工作我不推辞，但是不能不请东润兄给我支持，所以我约心斋兄到城来一同商量。”

这一天我们从下午一直谈到晚饭以后。在星光照耀之下，我送他们到旅馆去。第二天又谈了一些，约定秋初提前到校。

第四节

敬之这一次的退让，是极其诚恳的，他改任校董会秘书以后，自己搬到一个小房间，表明自己不直接过问校务了，但是对于学校他是尽力支持的。只要是在校董会秘书职权范围以内的事，他决不推辞；甚至只要不是影响心斋威信的事，他也乐于协助。在敬之当权的时候，还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的所在；可是在他解职之后，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敬意。

心斋担起校长职务以后，首先把学校的办公厅搬到迎门第二进的平房内，这一来凡是校中出入的人，都得由办公厅前经过。本来进门以后，向右转是学生宿舍和饭厅，向左转是教室，现在把右转的门堵塞了，大家都由一个方向出入。

篑庵一向是住在第四进楼上的，现在搬到第二进平房的一个小间内，白天在办公厅，夜晚一呼可到。王辛伯是担任事务主任的，现在工作照旧，人也住到事务室。总之在这一次的布置中，看得清楚的是学校负责人全部身临前线，大家都担起责任来。

我还是教师，不担任什么职务，可是我讲清楚是支持篑庵的，因此以教师的身分支持他。作为训育主任，篑庵每天三顿都到饭厅吃饭，我本来无须去，但是也经常去。在旧社会的学校里，饭厅是一所战场。学生的伙食费，自己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但是厨房不一定没有问题，即使没有问题，每日的饭菜也不一定能使学生满意，所以问题就在这里经常发生。何况厨房向财务科领经费要经过不少手续，每次手续能保证没有问题吗？而最后的结论，一般都在饭厅表现出来。

1928年度开学以后，一切都太平过去了。11月初，狼山一带的红叶红得特别可爱。这是很自然的。泰兴也有乌梅，可是老岸田，一般是不够肥美的，农村的肥料供应大田还很勉强，顾不上田埂上的乌梅了。狼山一带不是这样的，这里有不少是新涨的圩田，肥料足，一到秋天，乌梅都红得发紫，满山发出招人怜爱的气息。我同篑庵去玩了大半天，兴致盎然，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回学校。

这一秋天学校的秩序原是很好的，可是那天一到学校，就有人告知我们，中午饭厅发生问题，楼上楼下打碎的饭碗成了堆。

篑庵和我一商量，这事情不好办。是谁带头打的？也许在别的学校，这问题很容易解决：学生中本来布置了耳目，几个人一报告，除了他们中间自相倾轧，挟嫌载诬以外不难找出带头的人。线索有了，然后顺藤摸瓜，就找到问题的症结。但是布置耳目，这是一种反教育的行为，我们还不至于如此。可是不知道是谁带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也就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不愿意布置，就使我们处在黑暗当中，事前既不能预防，事后也无从弥补。当时这件事使我们手足无措。我离开南通师范以后若干年，经历过若干学校，也担任过具体的行政工作，我始终没有做过布置耳目的事。一切盯梢、侦察、窃听、告密，以及利诱、威吓的事，都和我无关。我不是不懂得做，而是不屑去做。失败是人所难免的，但是不但胜利要胜利得光明磊落，失败也要失败得光明磊落。

这一天饭碗打碎得成了堆，追究是我们力所不及，无法追究的。篑庵和我商量以后，征取心斋的同意，贴出了布告，大意是说这天我们到狼山去了，因此没有到饭厅，以致发生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终于引起事故，一切责任由我们负担，所有打碎的饭碗，由我们负责赔偿。

那天晚间，学生代表来了。他们说，由于厨房饭菜不好，久已准备给他们处分，可是老师们在这里，没有机会。今天老师上狼山去了，恰巧这天饭菜又不够好，以致造成这次事故。现在看清事件的性质，我们有责任，赔偿的事情由同学全体负责。

在双方引咎的情况下，我们把道理说清楚，最后由学校在经费中设法处理。

师生关系是圆满的，但是政治形势的激变，左倾势力的鼓动，终于使我们感到力不胜任。

大约在饭厅事件一个月以后，当地的部队荷枪实弹地来了。好在办公厅正对着大门，他们一径走到办公厅说明来意。由于张季直去世不久，他在地方上的声望还在，因此军人还有些顾忌，说话还很从容，没有造次。到这时才觉得暑假中对于办公地点的安排，左右过道的布置都起了作用。来人是无法到校乱窜，给大家一个措手不及的。

正在心斋、篑庵和来人商谈的时候，部分教师和我都到教室、自修室先行检查，把一些激动人心的文件掩饰一下。这时心斋、篑庵和来人到了。总在我们检查过一两排房子以后，他们才到。如此一排又一排，我们总是先行一步，待到全部教室、自修室检查完毕，没有发现什么，他们感到心灰意懒：尽管心斋还准备和他们同到寝室去，他们开口告辞了。

这次搜查，就这样地烟消云散了。我们紧张的心情虽然暂时松弛，但是我们重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每个教室里激昂慷慨的文件依然是满满的。这就很清楚，这次事件是三步走：第一次是教师们尽量掩饰，第二次是搜查人员完全扑空，第三次是重行布置。是不是左倾势力抬头，故意布置，以期导致严重后果呢？很难确定，但是这个第三步使我们感到非常紧张。

当时的我们，心斋、篑庵、我和一般的教师都认为学校是求学的场所，学生们来的目的是求学，党派之事，是国家的大事，不是说学生们可以不过问，而是说他们不妨在学成以后过问。但学校不能脱离社会，不是真空，国家大事谁能说可以不管呢！但是在二十年代，我们的水平只有这么高，只觉得我们应当把我们所有的一点知识，尽管少得可怜，好好地交给年青人，让他们接受，至于日后到社会上怎样应付，我们就管不到了。

我们对于青年人，只觉得应当尽量爱护，加以培养，但是学校不是真空，不能脱离社会，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更没有看到，把学生安排在真空里，不但对于国家不利，对于社会不利，同样地对于学生也不利，没有经风雨见世面的他们日后在生活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重重困难，无法应付，更谈不上推动社会前进，保证国家发展了。

从那一次的搜查，我们忧心忡忡地感到社会的不安定，必然引起学校的不安定。学生们要求改变现实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要求改变现实，很可能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三哥为了要求改变现实而送命，我为了要求改变现实而失学，对此我是有亲身体会的。现在，是我的学生要求改变现实了。我不应当阻止他们的要求，但是倘使他们为了要求改变现实而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我能说没有责任吗？我又怎样担负起这个责任呢？

从搜查的那一天起，这个问题在那里日夜啃啮我的心。

第五节

怎么办呢？

我没有权利去领导学生共同改变现实，我没有力量去单独改变现实，我认为我只有决心脱离现实。

我把我的决心和莲舫谈清楚，最后认定惟一的办法是到寒假的时候向学校辞职，由学校另行派人接替。

当时的计划是这样的。结婚以前的一点储蓄，因为买屋和结婚都花完了。结婚以后，到这时是九年，九年之中，母亲和大哥的开支算一份，小家庭的开支算一份，自己在校的开支算一份，虽然没有什么浪费，但是积蓄很有限，大约在二千元左右。这是手中的一点老底。

辞职以后，估计未必有另行就职的机会。第一，我于1927年离开南京，这件事实决定我以后没有回到南京的理由。第二，当时的中等学校，一般都是由一群人共同活动，任命了一位校长，经常有若干带肚子教师同时到校，因此我不可能改就他校工作。第三，倘使在泰兴担任小学教师，每月工资二十元，供给母亲和大哥还不够，自己生活无着。因此我们的计划是开一爿零售小店，好在我还有所房子，后面三间住家，前面三间市房，有现成的店面，稍为收拾一下，总还可以应付。店员两人，由莲舫和我担任，用不到雇佣外人。估计只要顺手的话，大约总可以将就生活下去。

这一年寒假，我把在南通师范的书籍铺盖衣服杂件一齐带回，安心度过春节。

到家以后，我发信给南通，请求准予辞职。

没有几天，心斋来信，坚决要我回南通，并且指出在必要的时候，共同进退。同时回乡过节的篑庵，也从黄桥来信，支持心斋的主张，约定节后大家返校，共同进退。

半年以前，我们约好共同努力，支持学校，务必把学校撑住一个时期；现在他们两位还在坚持，我一定要退出，似乎不近情理，但是我已经看清时局，一时没有稳定的可能，因此在复信中同意暂时回校，同时仍请物色替身，以便我个人退出。

春节以后，除铺盖外，我只带了一只旅行箱回到南通师范。

这一次到南通，行李很轻松，心理也很轻松。虽然我对于日常的工作，由于十一二年已经养成的习惯，按部就班，不敢有一毫疏忽，但是心里总觉得我已经准备随时撤退，只要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学校，我决不留恋，决不含糊。

奇怪的是这一年春天，学校竟是异常安定。大局方面，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江西的共产党，自1927年南昌起义以后，正在赣南一带巩固阵地，因此蒋介石放开手来扩张势力。他在重行登台以后，把自己的部队编为第一集团军，以下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还有一个孙传芳呢，他的军队虽然退到山东边界上，但是还有十万枝枪，他要求改编。蒋介石倒不计较孙传芳对人民欠下的血债，更不计较他曾因为搜到一本印有孙中山照片的书籍而枪决人的罪状，可是他要考虑孙传芳日后可能起的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只能给他编一个军。这和孙传芳要求的第五集团军相差太远了。结果是孙传芳下野，部队解散。从蒋介石看来，革命和反革命，只是一个利害关系，没有什么原则差别。

1929年春天，正酝酿着一场第一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的战斗。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在武汉，他们称为桂系，军队是精练的，能打硬仗，但是后方广西地瘠民贫，供应不上大批的人力和武装；蒋介石占据着江浙的财赋之区，正在假借中央的名义，除了第一集团军以外，又在新编中央军。在蒋介石固然是卧榻之旁不能容他人酣睡，在李宗仁呢，也觉得拖得愈久，会给蒋介石以一个坐大的机会。在双方一致认为必须一战的时候，战争终于爆发了。冯玉祥把军队调到武胜关，他不表态，但是准备着坐收渔人之利。回想一年以前，蒋介石和冯、阎、李三位全副武装同到北京西山向孙中山的灵柩进谒的时候，竟是形同隔世了。鲁迅的那首“南京民谣”：大家来谒陵，强盗装正经，静穆十分钟，各自念拳经。是说的孙中山遗体到南京奉安以后，1931年谒陵的情况。其实1928年的情况更是如此。

战争是战争，学校还是学校。在学校以内，一切还是正常进行。

1929年4月下旬的一天，篑庵把一封电报交给我。我一看，是武汉来的，大意是要我去武汉大学，担任英文特约讲师，具名的是陈通伯。因为有“函详”的字样，所以一时还不着急。

“心斋和我本来打算迟一些再给你，可是现在我们也不准备担搁了，看来还是由你自己考虑吧。”

武汉的来信一两天内也到了。原来通伯和他在北京的一批同事已经离开北京到武汉大学了。大学一年级和预科都需要英文讲师，希望我即日前往。由于战争关系，他对我的通信地址已经不太清楚了，还是问了郑东启兄才知道的。

对于南通师范，心斋、篑庵和我是下过决心要办好，但是我们的办法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是办不通的。也许在安定的时代，我们还可以有一些贡献，但?现在是战争的时代，不仅是蒋介石和其他军阀混战的时代，而且是革命和反革命搏斗的时代。这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应付得了的。十年以前，缪敏之因为应付不了时代而离开南通中学，心斋、篑庵和我的能力不一定比得过缪敏之，缪敏之久已下台了，无论我们三人怎样无私合作，但是时代比十年前完全不同了，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我们是不肯；但是站在革命的一边我们又不敢。我们总想找一个安全的场所，既不挫伤青年要革命的锐气，同时又不坐视青年冒革命的风险。有这样的场所吗？这正是当时学衡派所说的“乌托之邦”了。因此无论我们下过什么决心，结果是必然失败的。类似于此，但是不一定完全同样的失败，我以后还要遇到，而且不止一次遇到，但是要求这样同心合作的伙伴是不容易的了。

我在1929年4月离开南通师范，心斋和篑庵在暑假中也离开学校。

心斋是学工科的，离校以后到上海一家建筑公司担任设计绘图的工作，不久就去世了，我和他一别以后没有见过。

篑庵是学地理的，1927年后有人推荐他到大学担任地理讲师，但是由于大学希望看到他的讲稿，他觉得既然古代有人不当“呈身御史”，他也不愿当“呈身讲师”，因此没有去。1929年后他到江阴，担任南菁中学教师。后来回到南通中学担任教师，我见过他两次。他在三十年代暑假中去世，那时泰兴城区和黄桥中间交通阻塞，因此没有见面，是一个很大的憾事。

我们离校以后，校事仍由于敬之接办，在左支右绌、万分为难的时刻，他还是支撑着直到抗战为止。抗战中，日本反动军阀的恶势力到达南通，把这座中国首先创办的师范学校烧毁了，敬之从各方捐款，居然在原址重新盖起三层楼的校舍。想起三元桥侧募化建塔的灵源和尚，不能不承认他就是现代的灵源和尚，尽管他们之间立场不同，思想不同，毅力却是一样的。

和敬之主张不同，动辄掣肘，以致南通师范上了轨道，不能大步前进的顾怡生也是一位洁身自好的教师。日本的反动军人到了，学校烧了，但是怡生到南通海门中间的瓯脱地区，仍旧把南通师范办起来，为解放区培养小学教师，他是有贡献的。解放以后，他还是参加这所学校，那时的校长是张梅庵，也是南通师范的旧人。

泰兴的丁皓琰是地主，解放以后，他的田产受到合法的处理，但是南通师范的校友，并没有因此完全抹杀他对学校的贡献，最后由南通教育局为他安排了数学顾问的位置，让他仍在南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离开南通将近五十年了，其间我到过不少学校，但是我永远怀念着南通师范，怀念着我所住过的场所，怀念着那里共事的人。第八章武汉大学前八年

第六节

（1929～1937）由于南通师范的不安定和家庭生活的压迫，我不得不应武汉大学之聘，可是我倘使事前知道武汉大学的实际情况，我就不会冒昧前往。

4月下旬，我搭长江轮船的上水船去了。一向我从泰兴到上海，或从上海回家，都是短程，一夜工夫还不过分辛苦；及至来往南通、泰兴之间，那时大达公司的轮船久已通行，一张房舱票，可以保证得到休息。可是从南通搭上水船到汉口去，一上大轮，就有统舱的茶房把你和行李送到统舱，你不去也不行。统舱大约总有二三百张铺位，一张铺位有时住一位旅客，但也有两三位旅客的，二三百张铺位，通共约四百旅客，喧嚣混乱，已经使人受不了了。这还不要紧，最苦的是旅客之中总有五分之一是抽鸦片的，抽水烟和纸烟的更不必说。空气的烦热、闷灼、焦臭，是不可想象的。后来蒋介石在武汉安排了九省禁烟督办，那就更加令人不可向迩，因为在他的字典里，禁烟就是卖烟，是一种筹款的办法。

我去武汉的时候，正值李宗仁失败，桂系军队向南撤退。蒋介石的部队乘着兵舰，鼓轮而上；冯玉祥的部队也乘着火车，鸣笛而下。这一次的车船竞赛中，倒是兵轮战胜的，因为兵轮可以多轮齐上，火车只是单轨运转，情况和那次李宝璋部队同第七军的竞赛完全不同了。从此也可以看出在军事行动中，后勤工作往往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次蒋介石和冯玉祥所争的是湖北的地盘。蒋介石的大将刘峙，冯玉祥的大将刘骥，都指定要湖北的地盘。满街满巷，轮渡上、车厢上都塞满传单。这张说刘峙如何如何服膺中山先生遗教，爱护人民；那张说刘骥如何如何地是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努力工作。人民看到传单，当然无法作出判断，表示意见。最后还是由车船竞赛决定胜负，刘峙占有湖北，刘骥向武胜关撤退。

那时的武汉大学在武昌城内、阅马厂东首，武昌高等师范的故址。武昌城被蛇山截断，分为南北二部。从轮渡码头前进，穿过蛇山，不远就到阅马厂，已经可以看到武汉大学了。我找到陈通伯，在他的寓处看到他的夫人凌叔华。当天在他家里作客，第二天回到学校，搬进教师宿舍。

教师宿舍住的都是单身汉，分为两处。一处是西园，我的老同学谭戒甫住在那里，还有中文系其他教师。我住东楼，这可是一处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东楼原来另有大门直通宾阳门大街，门柱上有“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字样，因为门已堵塞，字也有些磨灭了，但还是看得出的。回想1911年武汉宣布独立，这里曾经办过重要的交涉，可是后来这里面住着武汉大学教师，情况完全不同了。

武汉大学成立虽然不久，但是东楼已经经过几度沧桑。大学究竟是大学，和中等学校截然不同的。中等学校有如小小的家庭，总还有个小小的安排。办过大学的当然要说这是小家子气。大学就不是这样了。整天闹闹哄哄，好比是没有蜂王的蜂窝。就如东楼，本来指定作为单身教师宿舍，但是学生搬进去了，他们是东楼的主人，想要住进的教师，首先要征求他们的同意。经过一段时期以后，这个情况变了，东楼确定是教师宿舍了。一位中文系的老师进去看了一看，一个大房间，不足三十平方米，可以读书会客；里面还有一个套间，十五六平方米，可以住宿。这位老师喜不自胜，就冒昧地搬进了，没料到生物系教授兼总务主任的张老师久已看中了。这位张教授我也见过，温和谦虚，真是一位忠厚有道的君子；可是他的外甥，事务科的左科员并不温和，他带木工来了，乒乒乓乓一阵，把全部窗子卸去。这一晚中文系教师冻得好苦，但是不识相，还要坚持下去。又一夜的风雨，把铺盖书籍搞得个稀巴烂，差一点没让积水渗下去，使楼下的教师如鱼得水。眼看是不济了，天晴以后，他才仓皇退出。张教授搬进来了，不过不久他的家眷来到，他也搬走了。

我到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开办一年多了，一切逐步地走上轨道，东楼是没有学生了，可是房间还是很紧张，主要是由于有的人有了卧室还要会客室、读书室，这样一来，别人就连卧室也很紧张了。我住的地方是楼下，房间大大的，却是土洋结合，一半是地板，一半是水泥板。房间里还有一个过道，原来是通向前面的，现在截断，成为结构上的一条盲肠，既不通风，也不透光，白天蚊子成堆。我没有办法，捉了二三十个蜘蛛扔进去，让它们结网捕蚊，来一个以虫治虫。

我这间房的旁边还有一间，上半年空着，下半年住进了工学院的助教罗宣誉，也是泰兴人，所以我们经常往来。他那房间更特别，同样铺了地板，但是里面一半却高上去三尺，有阶梯升降，因此称为不平居，罗先生称为不平居士。

楼下住的有游国恩，江西临川人，北京大学毕业；周子，汉阳人，前清进士，这两位都是中文系教师。此外有任戆忱，湖南湘阴人，英国留学生，回国后担任过湖南大?校长，现在是经济系教师。这一位很特别，因为学的是经济学，回国以后教的是经济史，那时还没有人写中国经济史，决心自己写一本，这原是很需要的。要写书首先得摘资料，好在他生活简单，家里也有田租收入，不但用不着寄钱回家，多少还可带出几文，因此大量买书。武昌有旧书可买，湖南更是古籍汇聚的地方，买了书就得甄别版本的好坏。任先生在数年之中就成为宋版书收藏家，整部收，零本也收，甚至三元一页的断简残篇也收。他的中国经济史大约是没有完成，但是他的版本目录之学却成了专门，后来我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课时，得了他不少的帮助，确实是一位益友。

楼上住的最特别的是徐志摩的外甥孙先生。徐志摩有他的商籁体，是有名的诗哲。外甥不离舅家门，孙先生也是诗人了，他有一篇《宝马歌》，咿哟呵啊的印了《武汉日报》整整一版，我因为事情多，没有读过。这位孙先生非常特别。那时武昌最有名的是三不：道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我们平时都给电灯搞苦了，要开新课，不能不读书，遇到这样的电灯，实在也只能对付着搞下去。可是孙先生有办法，二百二十伏的电压，他去买了一百十瓦的灯泡。晚饭一吃，出去散步，回来把电灯一换，他的房间里照耀得和白昼一样，别人房里立刻乌漆墨炭，连鬼也几乎可以出现。有时索性格卜一声，保险丝炸断，这一晚就大家休息。孙先生这样的作风，也有好处。后来我到复旦大学时，他也在这里教书。

还有一位地理教师是浙江东阳人，东南大学毕业。

第七节

他到校以

与武汉大学同事合影后工作非常积极，天不亮就起来，查看气象记录，因此在学校负责人的眼光里，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府上是有名的东阳火腿出产地，寒假回校后，总得吩咐校工挑上二三十只火腿，向权要家里分送。火腿总是能博人喜爱的，最后由学校申请批准，保送英国留学，恰巧那时工学院长石瑛外放浙江建设厅长，再补上一份浙江官费，他就拿着双料官费到伦敦找到寓所，由私人教师从哥德貌林（英语“早安”的音译）学起。

时昭瀛、陈登恪这两位是由文学院长闻一多介绍来的。时教授是湖北国会议员时功玖的儿子，在美国留过学，能说能写，人是干练极了。他自己看清楚他和武大校长王世杰是棋逢敌手，武汉大学不是他的容身之所，后来到加拿大去当了总领事，以后就不知道了。陈登恪更是家世显赫，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赫赫有名的维新派，同光派诗人的领袖，哥哥有好几位，大哥衡恪是文学家、书画家，五哥寅恪是学术界的先进，在清华研究院和梁启超、王国维齐名。登恪在法国留学，回国以后写了一部《留西外史》，虽然不过十万字左右的中篇，当时也有一些声名。他在武大开法文课，从字母教起，并不费力，可是这就养成他那信口开河的习气，有时他会到你房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漫谈，搅得东西南北莫名其妙，上午谈，下午谈，晚饭以后再谈，甚至熄灯以后（那时武大是十时熄灯的）燃着蜡烛还要谈。后来我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每周要写五六千字的讲义，查对资料不在其内，实在有苦难言，但是人情难处，只有勉力奉陪。有时只能待他去后，对烛写稿，三四点钟方能就枕，稍事休息，第二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值得记载的还有一位沈从文，青年作家，那时大约二十四五岁，小兵出身，但在写作上有些成就，武大请他担任写作教师。在写作技巧上，他是有锻炼的，但是上课的情况非常特别。第一天上课时，红涨了脸，话也说不出，只有在黑板上写上“请待我十分钟”。学生知道他是一位作家，也就照办了。十分钟时间过去了，可是沈从文还没有心定，因此又写“请再待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开讲了，但是始终对着黑板说话，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不久以后他离开武大，到过山东大学，抗战的时候，在西南联大教书，是有些声望的。

东楼住的教师有二三十位，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公共食堂。有的人在学生食堂包饭，至时送来，但是更多的人是三个一组，五位一群，雇了厨师，各自办起食堂。三餐之前，真是炊烟四起，各奔前程。1929年上半年我是在学生食堂包饭的，下半年和数学系教授叶静远等一处搞了一个厨房，厨工名罗中山，人很老实，名字特别响亮。

武汉大学是1928年开办的，由湖北建设厅长刘树杞担任校长，原是挂名差使，后来刘树杞调任福建建设厅长，武汉大学的班底就形成了。这个班底一般教师称它为“中执委”，是以北京大学部分教授为基础，吸收了清华大学一些人士联合组成的。校长王世杰、教务长王星拱，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共四院，院长是闻一多、皮宗石、王星拱、石瑛。各院之中又有重心人物，为文学院的陈通伯，法学院的周鲠生、任戆忱、杨端六，工学院的赵师梅等。法学院是武大的重心，而法学院的皮、周、任、杨都是湖南人，更成为重心的重心，因此武大开办时的湖南教授特别引人注目，时人称为湘军。

文学院开办时有三系：中文系、英文系、历史系。闻一多的主张是把中文系办成一个现代化的中文系。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眼光的。

但是当时的中文系只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中文系。说来也很稀奇，尽管一个大学里各系都向前看，惟有中文系是向后看，并且认为各系不妨向前，惟有中文系必须向后，这是中国的国粹，轻易碰不得的。

东南大学李虎臣教授的妙论，前面已经说过了。四川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版本目录方面，不能不说有所成就，但是上课时一定要学生手执墨盒毛笔，偶然发现有人居然带着钢笔走进教室，他可能要叫闹一个小时，最后气咻咻地下课。

三十年代前期，任教于武汉大学在武汉大学初办时的中文系，最孚众望的是王教授。每星期到校两次，并且叮嘱闻一多要把课时排在下午，因为……说时他把右手大拇指含在嘴里，中间三指拳着，小拇指对外一伸。原来上午他得在家抽鸦片。那时还没有系主任，某教授正在动脑筋，联络中文系有影响的学生，一边把自己的亲妹妹许给他，并且允诺以五十亩良田作为嫁妆。后来因为系主任没有到手，某教授悔婚，学生便画了一张钟馗嫁妹图贴到西院此教授的宿舍。

大学不是没有落后的一面，但是不能由中文系永远落后。无奈中文系好像是注定要落后的，特别因为中文系不读数理，不读外文，因此轻轻松松。对不愿费神的高中毕业生特别具有吸引力。闻一多坚持文学院要办哲学教育系，这就把不愿费心的学生吸去了一半，同时要中文系学生读外文，接受现代知识。他极力主张要开设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那时北京虽有人开课，市面上只出了一本陈钟凡的作品，虽然不够深入，却算是开山的著作，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一门课更特别，称为英文国学论著，专门选读一些英文写作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学、考古、艺术这一类的作品。坦白讲，英文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重要著作，开课的意图是期望学生通过学习这些作品，多少看到西方学者治学的方法。

武汉大学约我前去的时候，主要是要我在预科教英文的。那时学校开办虽然不足一年，预科的英文教师已经被学生轰去四五位。闻一多和陈通伯共同考虑，非得找一位有经验的英文教师，才能过关，这才想起了找我。我因为一则南通师范无法应付，久已准备脱离，二则对于武大的轰走教师，全不清楚，所以也就冒昧前往了。倘使南通师范能够安定下来，我是不会去武汉大学的，因为我认为大学教师的光荣称号，应当属于渊博学者，与我无关。即使南通师范不够安定，倘使我知道武汉大学预科教师已经有四五位被学生轰走，我也不会去武汉大学的，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超过那四五位教师，自己也不愿意作为第六位而进行尝试。但是我在南通师范既然不愿呆下去，又不了解武汉大学具体情况，所以我这次进入高等学校，实际上只是一种盲目尝试。

在轰走五位教师以后，学生也有些厌倦了，因此我在武大预科讲坛上居然站稳了。这完全不是由于我的能力，而是由于学生不愿意对教师继续进行打击。一经站定，一多随即向我提出新的任务。他希望我在秋季开学以后，担任大学一年级英文教学，同时准备英文国学论著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两门课。

中国语言里有骑虎难下这句非常生动形象的成语，因为骑虎的人一经骑上只有继续向前，下来就有被虎吃掉的危险。当时的我就是如此。我指出英文国学论著这一门课还可以应付，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得好好准备资料，下半年是来不及的。一多说那没关系，因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安排在中文系四年级，本来可以迟一年的，因此我在准备功课中就有一个先后缓急。

闻一多在国外是学艺术的，也搞一些外国文学，回国以后，他开始搞中国文学，后来搞《诗经》、《楚辞》，搞《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都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这样的文学研究者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倘使他能在武大多做几年工作，势必对于这个学校有不少贡献，但是，1929年秋后，他就离开学校了，这实在是很大的损失。时昭瀛、陈登恪都和一多关系较深，他们因为王世杰、陈通伯没有竭力支援一多而深为不快，特别对于陈通伯继任文学院长，更表现出由衷的不满。事实上，一多虽然是湖北人，担任了文学院长的职务，但是究竟不是所谓武大核心成员，所以他提出辞职，王世杰没有出面挽留，这就造成他不能不去的局面。离开武大以后，他到过山东大学，到过清华大学。抗战时期他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因为反对蒋介石，被蒋介石暗杀，为国家民主献出了最后一滴血。

一多对于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中外合作，语文分家的主张。这就是说中文系和外文系不应当分成两个系，而应当合为一个文学系。同时中文系不应当把文学和语言、修辞、声韵、训诂合在一处，而应当把那些另外成立一个语言学系，包括汉语和外语。这是一个大胆而富于建设性的建议。文学只是文学，无论是“选学余孽”、“桐城谬种”，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都不能独占文学的讲坛，至于语言、音韵这类学问，是和文学分门别户，另成一家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一多的看法其实是有理由的，但是当时没有得到重视。他在武汉大学文学院长任内，也没有正式提出，他的挚友时昭瀛、陈登恪和他虽有深切的友谊，但是没有学术上的支持，结果他的主张只成为旷野中的呼号。我对他是同情的，但是我在武汉大学，虽然接触到个别“中执委”的人物，却和整个的集团没有联系，也不愿意联系，所以提不出支持一多的语言。解放以后，中国文学系分为文学专业、语言专业，语文确实是分家了，但是中文、外文的门户还没有打破。无论在中文系怎样提倡要学外文，二十年来还是没有取得成果。

在学术界，正和在其他各界一样，有埋头苦干的实行家，同样也有招摇撞骗的流浪汉。在武汉大学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罗教授就是一个。五四运动发生于北京大学，当时有好多苦干的人，一般人连名字都没有人知道，但是罗教授在这次运动中，却获得了政治资本。1927年夏天，他在南京混了一段时期，当时谁也没有把他当作什么，可是也没有否定他在五四运动中有一定的贡献。不久他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校长，清华有清华的传统，多少有些排他性。一年以后，他来到武汉大学，武大的“中执委”们本来都是北大的旧人，因此他来的时候，还是声势喧赫的。临到以后，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为什么到武汉大学”。大意是说尽管有人诧异大学校长为什么要到他校教书，这在外国是常有的，例如美国某校长某人曾到某校开课等等。其实这些话恰恰是“拉着虎皮当大旗”，只能博识者一笑。大学校长不是官，即使是官，也不能证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能在大学教课只说明他的学术成就，既不必夸耀，也未必显得他纡尊降贵。至于引证外国的某甲某乙，只能证实他的心虚。

罗教授来了，担任历史系教授，由陈通伯主持欢迎会。到会的还有张修，大一英文教师，和我一样。他和我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是外文系代表，罗先生是中文系代表，经常在一起开会的，今天他来，气焰不同了，和他招呼不好，不招呼又不好。”我说：“这样吧，我和通伯提一提，要他和罗先生说。”

通伯对罗教授说：“你还有一位同学在这里。”

第八节

这时张修站起准备和罗教授握手，罗教授只是唔唔一声走远了。同学什么呢？地位不同就别谈吧。这一下午张修真是气苦得十分。

罗教授上课也确实与众不同。往常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一班是一班，说不定也还有三两个迟到的，甚至临时不到的。罗教授上课就完全不同了。历史系的学生全部到齐，一眼不眨地等着。那时窗台上、门框边，甚至过道里也是各院各系的学生，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这位五四运动的英雄，清华大学的旧校长，当代有名的学者。

北京大学的老传统，地位愈高的学者到堂愈迟，有的人甚至迟到二十分钟还不止。这个传统虽然武大的“中执委”们因为是办新校，故意勤勤恳恳，没有搬过来，罗教授却是不会忘去的。他由通伯伴着，踢踢达达地来了。首先是介绍，以后是鼓掌。掌声的热烈，震得玻璃窗也在格伦格伦地颤动。

“要读世界史，首先要懂得多种外文，你们的英文想必是很好的了。”

学生们瞪着眼睛，实在不敢自信。

“你们的法文怎样，能读书吗？”

法文是读过的，有陈登恪教授，还有袁昌英教授呢，但是书读得不多。学生们不做声。

“那么是不是读过德文？意大利文？”

学生们对着大学者直晃脑袋。

“不懂德文、意大利文，怎样能读好世界史呢？要读世界史，必须对于各国的语文多读，多学习，以后对近代世界史才能加深理解。”

罗教授的这一番语重心长的指导，不但教室里的学生心底佩服，连那窗台上、门框边的学生也在暗暗地喝彩。

自此以后，罗教授上课时的规矩更严肃了。学生不能迟到，不能交谈，不能咳嗽。有人违犯了这些规律，罗教授那金子一样的指导性语言便停下来，以待犯规者的反省。

但是逐步逐步地那金子一样的语言变色了。也许是合金、是铜，是比铜还要差。窗台上的学生不来了，门框边的学生不来了，甚至教室内的学生也不一定来了。是怎样一回事啊？短短的一年还没有到，罗教授到南京去了。政治工作太需要人啊，不能由他埋没在蛇山的南麓。又经历了若干年，罗教授依然到学术界来了，那时他是中央大学的校长。中央大学的师生给他题了一首五言绝诗：“一声猪狗熊，两眼势利钱，三绝吹拍骗，四维礼义廉。”这四句委实有些过分，在蒋介石政权的时候，对人是不能要求太高的。

1929年的秋天，还来了两位教师。一位是李雁晴，瑞安人，中文系教授。这一位自学出身，长于目录、校勘这套学问。对于我的帮助很大。我为了准备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稿，首先要搞资料。因此不断地向任戆忱、李雁晴这两位请教。任先生主要是搞版本的，李先生却更注重实用，因此对于我的帮助更大。雁晴说：“只要是必需的，无论书价多贵，就得买下。要是版本没有特别价值，那么铅印本、石印本都不妨收进。”我的余款有限，所以就跟着雁晴走，应当认为这是一位益友。那时武汉大学教师常在武昌旧书店走动的有四位：第一是任戆忱；第二是李雁晴；第三是陈登恪，买得虽不多，但非精品不买；第四是我。

新来的还有戴凝之，泰兴的镇江人。泰兴本来是一个小地方，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一批镇江人来了。穷人是不会过江的，富人过江以后便要进行经营，建设他们的金融王国。这批人有的搞盐栈，有的买田，有的开当铺、搞钱庄、放利债。总之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来。他们一般不和泰兴人通婚，也不说泰兴的方言，这样就把泰兴搞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也不一定把泰兴人当成自己的同乡。不过凝之还好，尽管他也属于新来的阶层，和我却没有什么隔阂，许多方面对我有不少照应。他在英国学成本会计，到了武大，加入了经济系，和杨端六、刘秉麟等关系较好。

由于戴凝之来校，连同叶静远、罗宣誉和我，总共有四个人是来自泰兴、泰州的，见面时都称为老乡。外地人尽管与二泰地区无关，都带姓称呼一声老乡。

我的家眷本来是赁居泰兴后隆盛巷蔡家的。房主蔡佐卿看到我在这两年中，到过南京，又到武汉，工资比在南通时高了两三倍。他认为这是走运了，因此和他的老婆共同摸索走运的原因。经过不断推考和研究，最后他们夫妇认为搞清楚了：我们所住的堂屋，正对着他家的一口井，井水汩汩地不断渗出，有时还有一些潺潺的水声。这是财源。有了这个源，朱家就开始走运了，做官、当大学教师，高工资，一切都靠着这一口井。当然有一道短墙拦住，但是短墙哪能拦住财气呢？蔡先生还抽空领我去看那潺潺的流水。不错，水是在不断地流着，但是这和我有什么相干呢？还是蔡婆好，她开门见山地说：“朱先生，事情是明摆着，没有这口井，你哪能到武汉大学去呢？我看就这样吧，你们愿意住呢，房租加一倍，六元改作十二元；你们不愿意呢，那也听便。”

6月里要我?搬家，当然谈不到，但是不搬也住不下去。

莲舫不知在什么时候来的，插了一句道：“十二元一月也好，总还是希望你们两位多照应些。”

第九节

人是在环境中培养成功的，没想到莲舫竟然那么果断。事情也不奇怪，结婚十年，她已经从一个少女成为家庭主妇，孩子已经有了三四个，哪能没有一些见识。看到和一位见钱眼开的人无理可讲，因此立刻接受了他的建议。我是不会驳回她的主张的，因此这一年的秋冬，我们照数交钱，我不知道莲舫内心有什么打算。

1929年秋天，我去武汉，直到年底方始回来。原来莲舫早已安排好了，我们典了城南越街附近何家两进一厢的房子。厅屋三大间，堂屋也是三大间，外加一个套间。我们自己住一个房间，套间留给孩子，还有一间留给母亲。厢屋六间，南三间作为书房和北边隔断，中间作为走道，北边两间作为厨房。这房子可是宽畅，比我们以前所住的要宽多了。不是蔡佐卿的敦促，也许我们还想不到要搬。可惜的是母亲还是不能来，我们只有把那一间空着，暂时由孩子住。

我到家以后，不久就搬家了。从隆盛巷到越街，路并不远，所以一下午就完全搬讫。清於才四岁呢，玩了一回有些倦了，拉着我的手说：“爹，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还是回家吧。”

“傻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家，用不到回去了。”我说。

泰兴人的规矩，房客搬出以后，房屋要空出三天，房东才能进去。但是蔡先生等不及了，我们一走，他就带同蔡婆立刻住进去，以防冷落了这个房间的喜气。井水照样流，滔滔汩汩地没有一刻空着，蔡先生由于是当铺的店员，财气是有一些的，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大的喜讯。

1930年春天，武汉大学正在寻觅新校址，以备发展壮大。最后确定在宾阳门外洪山以东的一大片山地。山名罗家山，有前山后山，中间相距大约二三百丈。由山湾向东是郭郑湖，中间最狭的处所不到三十丈，来往行人可以乘船渡湖，最阔的处所大约三四里，这是说的东西的距离，南北之间那就要十里八里不等。那天我们在山坳里走了大半天，最后直到正南方向，卓刀泉古寺，在山僧那里饮茶休息。进得山门，迎面一块匾额，“卓刀古迹”四个字，写得非常挺秀，大约是出于名家手笔。本来书法家对于横匾最难安排，入手三字笔划简单，最后一字非常复杂，要写得那么停匀，使人少者不觉其枯，多者不厌其繁，实在非大手笔莫办。可惜没有署名，不知是哪一位的作品。安庆城的“枞阳门”三字，包世1986年，朱东润于复旦大学一舍六号书房臣曾经叹其卓绝，我对“卓刀古迹”四字抱有同样感想。四十余年了，时代变了，卓刀泉的古庙早该没有了，但是我很怀念这四个字的书法成就。

武汉大学的新址决定以后，地名也改过了。郭郑湖称为东湖，因为是在校址以东，这还可以说出理由。罗家山的称为珞珈山，大约和商籁体的雅号，出于同一个思想体系。为什么称珞珈呢？称“落伽”不是还有些依傍吗？但是改定名称的先生们一心忘不了金呀，玉呀，所以搅出这个不明不白的称呼。看来珞珈这两个字还得继续下去。

我在南通的时候，虽然和莲舫分居两地，但两个月总得回去一次，现在更远了，思想上的牵挂更深刻、更痛苦，作诗一首：

同?游?珞?珈?山

江关萧瑟思如麻，游屐相携愧珞珈，若使无情能对酒，但教有梦不还家。重湖恰涨鱼儿水，一树新封桐子花，滞客未归春欲老，云山满目锁烟霞。这首诗也许太坦率了，还有更坦率的：

古?意?二?十?首

一别隔邱山，万里阻门楣，行装未及卸，便自数归期。天边长作客，家亦在天边，两边相怅望，中心剧可怜。乘兴忽看山，湖光满山阿，一水盈盈语，谁人流眼波。出亦不欣欣，入亦不欣欣，谁能别离此，对案忽念君。出门路万千，寂寞无俦侣，夜灯解近人，知我愁情绪。愁思无聊赖，强自和人住，春江日夜流，不解将愁去。殷忧割人肠，腹中寸寸裂，常恐不见君，未忍便决绝。忧来如回环，宛转时相见，归去便解忧，系汝作手钏。迢迢隔清晖，常恐成鄙贱，不是恋酒卮，卮中见人面。深心蕴素面，颊晕两唇丹，莫谓不相信，剖取与君看。明月出东海，悬知先见君，大宇隔素魄，迢递见清芬。新栽五竿竹，夜夜萦魂梦，念我翠袖人，牢愁讵能送。宿雾滞不飞，暮作千阶雨，却恐梦魂归，不知处。忆昔在南州，仓卒步视汝，今来隔江汉，魂梦路如许。江波万白马，长鬣高腾骧，一夜三千里，送我置汝旁。夜中促我起，道是小儿啼，被衣出门视，月白乌夜栖。西风送我行，长逝入深闺，闺中何所见，但见锁双眉。相望不相见，泪湿寒衾透，常恐更负汝，莫系双红豆。积惨铄肌骨，忧患日夜生，丈夫值乱世，所志非功名。期我一丘壑，相与忘名姓，不饥亦不寒，晤对成啸咏。痛苦是相期而来的。4月2日从家信里得到消息，我的表兄李仁溥去世了。仁溥哥和我是自小在一处的。我在英国的时候，他在无锡师范读书；我在广西的时候，他在涟水教学，是有一段较长的时期各在一方，但是那时大家都不在泰兴。及至我到南通，他已回到故乡，因此我回家的时候，朋友们是经常见面的，尤其是仁溥哥，我们谈得更多，共同点也特别多。最经常的话题是书法。在这方面，仁溥哥比我聪明多了，学颜就像颜，学柳就像柳。我可不同了，我在临摹方面能力差，常常仁溥哥三五月学成的事情，我学了一年半载还没有找到门路。家乡近代的书法家可以特别提出的是陈潮（字东之），和我的族伯父朱铭盘（字曼君）。东之先生长于篆书，大力纵横；曼君伯父长于行楷，才华四溢。对此我们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但是求学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仁溥哥是由行楷入手的，因此他的成就也早。我自己认定是笨，我一定要从篆书入手。到了三十五岁前后，仁溥哥已经由行楷进入分书，我也由秦篆而入汉隶，这就是说我们已找到一条共同道路了。后来我在仁溥哥的祭文中说：“惟子于书，真行挺秀，我拙不能，竭蹶篆籀，溯之沿之，乃会于中，握手相视，两汉西东。”这是切实的叙述。我们那时都作诗，不过同样有很大的差别。仁溥的诗，偏重才华，一望而知；我的诗就沾滞得多了，所以祭文中说：“惟子于诗，兴会飘逸，方车异轨，子文我质；我书满笥，期子共读，子则往矣，搔首仰屋。”

三个月以前，那时还在寒假中，因为我的房子比较宽大，朋友们常来，春节那一天，健东、澹若、?宽都来了，仁溥哥那时的腹水病已经不轻，也高高兴兴地来了。

我和他说：“看来情况不太轻，是不是找周雪渔商量一下？”

仁溥说：“没关系，不看也会好的。”

就这样一迁延，到灯节更严重了，这才决定到江阴去就医，由澹若护送。城中小学教师田匪石备酒饯行，那次我也预会，心情很沉重。仁溥哥还是高高兴兴地过了这一晚。第二天澹若和他同去江阴，不久开学了，我回武汉大学。平生最亲的表兄弟从此永诀。回想1927年4月初，泰兴成为空城，宋福田正在准备进攻，我还在城内东西乱逛的时候，仁溥哥带着一脸的忧色和我说：“你怎么到今天还没走！”祭文中又说：“惟子于我，谊笃交亲，辅仁规过，绝常异伦。围城视余，气噤色墨，朋友赤心，惟吾仲默。”现在赤心朋友真不多了，在四十余年以后的今天，想到这一位早年的表兄，三十六年的朋友，实在不禁黯然。是不是我还会回到泰兴，我不知道，即使我回去，外祖母的，舅父舅母的，表兄表嫂的住宅一定还在那里，但是宅中的居人，一个也不相识。我这个虽未化鹤，居然来归的丁令威，只有更加悲怆而已。

仁溥哥的死亡，使我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在等我。仁溥哥之死，我没有回泰兴，只吩咐君达去祭奠。君达这一年十一岁，但是在城中小学是有名的高才生。这孩子平时很安详，但是安详之中也很倔强。他不欺负别人，也不接受别人的欺负；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大孩子，他能奋不顾身地和他拼，拼到他承认不再欺负为止。我在南通师范教书时，曾和莲舫计算过，凭我的工资，除了各方面的负担和自己的用途，最多只能供给一个大学生的用度，当然也只能由君达去了。城中小学校长邵渐逵对他也是另眼相看的。仁溥哥去世以后，不久君达传染上了脑膜炎。接连几天高热不退，人不断地向后弯弓。这可惊坏了莲舫。她总是抱着孩子不放，但是没有办法。请西医，西医说是要进行脊椎注射，可是他没有针，借来的又是锈的，孩子受到很大的痛苦，却没有一些疗效。眼看这条路走不通了，再请常来看病的中医孙霞仙。霞仙是一位负责的医士，但是这时尽管着急，还是没有办法。

三十年代前期的邹莲舫脑膜炎正在广泛流行，《申报》上载有恽铁樵的医方。铁樵是商务印书馆的旧人，这时正在开办中医函授学校，享有盛名。他认定脑膜炎是热症，必须用大剂凉药，才能把病势压下去。耿?宽把医方抄好，送到莲舫手里。

他说：“只有这一条路了，四嫂，你看是不是试一下。”

莲舫自己拿不定主意，吩咐请孙先生商量。

孙先生捧着这张药方，手里直哆嗦。病情是大热，高热到四十度，孩子面赤、腰向后弯，确实是很危急，但是服了凉药，会不会病情恶化，以致不可收拾呢？他拿不定主意，只是说：“大凉药怕不能用。”他极力主张慎重，只能开一些退热的中药。

那时泰州塘湾有一位纪大夫，是有名的小儿科中医，莲舫连忙派车子去接，并且说清不问纪大夫在什么地方，务必要接得来。

莲舫把储蓄的一千元拿出来，她说：“谁把孩子的病治好，这钱就是他的。”

情况实在危急了，孙先生不敢开方子，?宽兄送来的医方还搁着，西医的锈针又不管事，纪大夫还不知从塘湾又到哪里去了。莲舫的眼泪、岳母的眼泪淌得眼睛睁不开了。最后有人介绍一位张先生来看病。张先生一搭脉，他很镇静地说：“有办法，不用着急。”

张先生的方子开好，孩子已经非常疲顿了，服下这剂药以后，孩子死了。待到纪大夫从姜堰赶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

在孩子危急的时候，莲舫打电报到武昌。从武昌到家是下水船，比上水船要快，但是到高港后，再赶到家，也得要三天。我到家门口，看到五岁的秀若，问道：“大哥的病怎么样？”

秀若说：“大哥死了。”

进门以后才知道君达死后，棺柩寄顿在庆云寺，莲舫正在那里呢。

第十节

我赶到庆云寺。钟鼓楼下面，正寄顿着孩子的棺柩。莲舫看见我到了，眼泪像雨水一样地直泻，号啕大哭。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直泻下来。我们都觉得前途完了，没有了。十一年以来，我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君达身上。其他还有四个孩子，但是总觉得女孩子要脆弱些，经不起风雨；君遂是男孩子，可是比君达差多了。我们考虑到自己，考虑到这个小小的家庭，总觉得是一个特大的打击。

那天下午，我到苏家巷去。君达在校，是一个有名的顽强而又努力的学生，有时也到奶奶和伯伯家去，因此母亲和大哥都很关切。

我只有安慰母亲说：“孩子去是去了。这是逆事，妈妈不必苦恼。”

大哥说：“那位张先生是泰兴城里有名的火星菩萨。大剂的热药，不知害过了多少性命。”

这位张先生后来我也看到。在我问到为什么要用大剂的热药，他很沉着地说：“书上都是这样说的。不相信尽管拿书看。”

我没有看过这些医书，但是从这位张先生我却认识了自古相传的一条真理：“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那大舅，莲舫的哥哥霁澄更加出奇。他和我说：“君达的情况我知道的。那时戴凝之的老四也搞上了脑膜炎，戴家专人到镇江找着脑膜炎专家来泰，进行治疗，效果很好。情况我都清楚，可是病不荐医，我没有和莲舫说。”

我结婚的时候，霁澄到美国去考察教育，回来的时候，到过南通。那天去访我们，恰值我正上课，事后才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不够理想的，经过这次言论，我对他的看法更差。以后我们的关系更疏远了，直到抗战以后，那时他的事业在各方面都失败了，他的气焰也差不多都消除了，我们才逐步地接近起来。

城中小学的校长邵渐逵总结了这两个月来的损失，他说：“今年城中小学失去了一位好教师，也失去了一个好学生。”

一个星期以后，我安慰了莲舫，还是回到武大。

那时正在开工建设新校舍。图样是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当时国内有名的大学，清华大学在颐和园，漂亮是漂亮，可是这是宫殿和庭园的复合体，不够雄伟。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都是旧式房屋，反映不出时代的新貌。武大的蓝图确确实实是雄壮、伟大。除了前山安排了十八栋小洋房，作为“中执委”们颐养的所在，学校的重心安排在珞珈后山。中间的大平川，经过整理，作为体育场。面南的高坡上安排着四座四层建筑物作为宿舍。宿舍之间是一道直上山顶的石阶，共有三道，每道四层。从阶道上去，是广阔的山顶，安排了三座大楼，东是文学院，西是法学院，中间是图书馆。图书馆中间是大厅，作为阅览室，这座阅览室可真伟大，下边是几百人的座位，上边是穹顶，中间没有一根庭柱，更显得宽敞雄伟。从这三座大楼向前看，是水泥的广场，靠南端，正当三道石阶的顶端是三座厅屋，可以作会议室和报纸阅览室。三座大楼是正屋。斜坡向左是理学院，建筑得更玲珑，有阶梯教室，也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可惜的是设计得太巧、太漂亮了，因此必须花费很多钱，而实际可以利用的面积却不够大。斜坡向右是饭厅和厨房。第一期建筑里没有安排工学院，只在湖滨建筑一座小型的工场，暂时在那里安排教室。

这幅蓝图是大家都看到的，特别吸引人的是那宿舍和三座大楼，远看竟是八九层的大型建筑。最后决定由汉口几家建筑公司公开投标。得标的是六合公司。

六合公司是中国人办的，他们经过审查，觉得别的问题不大，只有图书馆的大厅太大了，又没有一根柱子，惟恐负担不起那个大型的穹顶。

“这是德国建筑工程师设计的，安排柱子就怕破坏结构的形象。”武大的“中执委”对于中国人的建筑公司并不十分相信。

“要是不安排柱子，那时穹顶万一掉下来由谁负责？六合公司没有负担这个责任的气魄。”六合公司的经理说。

德国工程师的设计，他们是重视的，但是“中执委”们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三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是建立在校舍建筑上的。北大、清华，乃至浙大，这些学校的声誉是建筑在学术成就上的，武大呢？除了这座新校舍，还有什么可以提出来，这是关系到学校前途和“中执委”们自己前途的。经过郑重考虑，他们决定还是安全第一，终于采用了六合公司的建议，在图书馆的穹顶下，加了四根巨大的水泥柱子。

还有那前山的十八栋呢，这是“中执委”们的菟裘，他们在学术上、事业上、声望上有了宏伟的成就，总不能和一般人一样，住在简陋的蜗居棚里吧。好在这些小洋房花钱不多，设计不难，在校舍落成以前，早在前山建筑好了，到1931年的夏天，权贵们带同他们的妻室儿女，箱笼瓶罐，乘着学校的汽车陆续搬进。

1931年的夏天又添了一位老乡，丁燮和，燮林的弟弟，工学院教授。家乡人更多了。燮林和“中执委”们的关系特别密?，因此也住到十八栋。戴铭巽、罗树声、叶静远还住在单身宿舍。宿舍本来是四栋四层，按千字文分列斋号。教师们住在天、地、玄、黄这四个斋号里。我住在黄字斋。这里还有历史系陈祖源，苏州人，化学系许熙生，宜兴人。我们常在一处闲聊，许熙生眼看着新校舍和十八栋，叹了一口气：“快乐环境啊。”

我们也得公道一些。“中执委”们的伟大前途，虽然局限于建筑起来的画栋雕梁方面，究竟还没有忘去所谓的学术成就，这就是要办刊物。《文哲季刊》、《理工季刊》、《法学季刊》就是这样陆续出笼的。主编的是“中执委”，执笔的就是教师。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写，不过主编们点名的也很少不给写，好在名为季刊，其实每年出一本的也有，出到两本就算很不错了。每期印五六百册，大约赠送和卖出的不到一百册，其余搁在仓库里，好在房子多，还有地下室，不愁没有去处。季刊有了，这就无形地为学校的学术地位撑了腰，至于季刊的不足之处，不能说是没有，但是正如古人说过的“茂林多枯枝”，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

自1929年以来，各系都有了三四年级，一位院长已经忙不过来，因此各系都设置了系主任。文学院共四位系主任：中文系刘赜，外文系方重，教育系高翰，历史系李剑农，但是大权都抓在院长手里。历史系的李剑农是老朋友了，外加是湖南人，总是大局为重，但是在知己朋友面前，有时说起：“给人当系主任，要人负责，可是一些权也没有，教人怎样办！”刘、方、高三位都没有意见。校务会议的时候，各系负责人都要出席，发言的除“中执委”外，人数不多。

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英文国学论著以外，又开大一写作课，因此确定是中文系教授了，同系的还有周子、游国恩、刘永济、刘豢龙、徐天闵、张西堂、钱南扬和老同学谭戒甫。子不久去世，国恩、豢龙、西堂、南扬先后他去。刘赜是黄侃的学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虽然没有新的成就，但是多少也传了黄侃的一些门径。由他当系主任，这里正见到通伯究竟在学术上是外行，和闻一多语文分家的主张完全不同了。我曾问过戒甫，刘赜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戎甫说：“刘赜吗，那是我们湖南人说的‘昧子’啊。”看来通伯把刘赜提出来，主要是因为他听话，不多提主张。

那时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新课，一般学术界没有什么论文发表，因此我陆续把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论文写出发表，主要是借此求得一个请教的机会。今天看来，这些论文，和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都用文言写出来，多少有些脱离时代。其实三十年代左右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真是陈旧得可怕。游国恩、周子还在那里步韵和韵，这是私人活动、无关大局，刘先生在中文系教师会议上昌言“白话算什么文学！”不能不算是奇谈怪论，我所以用文言写论文和讲稿，只是告诉他们一声：“‘之乎也者’并没有什么奥妙，大家一样地写出来。”在这里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唐老师。不过我除散文以外，同样写过诗词，写过骈文，所以，“桐城谬种”这个雅号，对我并不适用。

搬到新校舍以后，那位胡博士来了。这时他还没有把那“只谈问题，不提主义”的理论提出来，平时总在表现他的历史癖。博士一来，震动了全校，“中执委”们忙得屁滚尿流，又是演讲，又是座谈，热闹非凡。这个声势，比罗教授更加喧赫。学校为他安排的是中国史六讲，地点在大饭厅，时间是晚饭后七时开讲。这个安排是为了全校学生，文法理工各学院的师生们都有机会听到博士的崇论宏议。我还记得第三讲的标题是“老英雄裹创思再战”，主要是讲的南北宋。只要看看题目，就可以理解到博士把中国历史局限于赵姓王朝的兴废，而对于当时国内各民族的生存发展，并没有大致的概念。我年龄虽不大，饭厅也不远，可是把一晚的工作时间，消耗在博士的长篇宏论方面，实在并不值得，因此不再奉陪。

但是“中执委”们并不放手。在珞珈前山北麓的招待所又安排了一次文学院教师座谈会。设计并不错，在松林之下，三人一堆，五人一丛地坐着，陈通伯陪着博士走来。通伯在前面吆喝着：“今天的座谈，不拘形式，在这里大家随便谈呀。”我因为英文国学论著的问题，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和他见过一面。后来陈登恪告诉我，那里的一切开销全是由宋子文承担的，所以那一天尽管到场，终于是无话可说。

第十一节

1931年9月18日，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在沈阳爆发了一场进攻中国的战争。东北大军阀张作霖由关外进入关内，在他极盛的时代，把持了半个中国，及至蒋介石进入南京，冯玉祥、阎锡山都揭出了革命的旗号，他一看情势不利，赶紧由京奉铁路退出山海关。他和日本反动军国主义者本来是有勾结有斗争的。勾结的一面，是他依靠日本反动军国主义者的枪炮和银元；斗争的一面是他还不能把东北三省连同热河全部奉献，只能零敲碎打，搞一点卖一点。事实上这也并不稀奇，由他看来，勾结就是出卖，斗争就是零售。这是完全符合他的逻辑的。可是从日本军国主义者看，这样的卖手实在不痛快，不麻利，牵丝扳藤，麻烦太甚。因此趁着张作霖出关，还没有到沈阳的当口，在皇姑屯埋伏下爆炸物品。铁轮一到，震天轰地，把这一位大元帅送到九霄云外，终于粉身碎骨，零落在祖国的大地。

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四金刚腾云，各显神通。张作霖一死，并没有什么整个计划端出来。这就为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安排了一个适当的课题。和蒋介石妥协吧，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出关？和日本人妥协吧，那么是谁把父亲炸死的呢？当时的张学良是一个未经改造的张学良，一时拿不定主意，但是在最后的一刹那，民族感和正义感终于占了上风，他决定和关内合作，蒋介石也立即发表了他的东北司令长官，同时宣布了他的副总司令的官衔，副总司令当然是一条空衔，蒋介石不会把自己获得的大权和张学良共享的，但是在当时是一种荣誉。

多年以来的苦心孤诣，皇姑屯的集束爆炸，从日本反动军国主义者看来，不是为张学良挣取官衔的，何况还有那震动世界的田中奏折呢？“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本庄繁大将在沈阳准备就绪以后，炮声一响，随即占领了沈阳，转瞬之间占领了吉林，占领了长春。齐齐哈尔还多少抵抗了一下，不久也被占领了。东北三省全部由日本人占领，这个反动军国主义者的国家终于吞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张学良在北京，这时他还没有经过改造，在舞女的怀抱里，在吗啡的沉醉里，他对于人民寄托给他的东北三省，有时也还记得，但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却不是那么清楚。他清醒的时候，打电报向南京政府，也就是向蒋总司令请示。蒋总司令的指示是东北三省军政各方，不得抵抗。那时不是还有国际联盟吗？中日两国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中国千万不能抵抗，日后国际联盟进行调查，是非曲直自有定论，日本必然要把东北三省全部奉还。蒋介石严厉告诫，倘使有人妄行挑衅，轻启事端，惟有由该司令长官全部负责。这是当时有名的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几于成为张学良的别名，其实他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指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指示呢？蒋介石残酷凶横，是暴君，但并不胡涂，那么他为什么不抵抗呢？第一，东北三省本来是倘来之物，得来固不费力，失去自然也不痛心。第二，他还要保存实力应付冯玉祥，他不能为了东北，把中原丢给冯玉祥。第三，还有赣南呢，那时虽然实力还不够壮大，但是他和共产党是较量过的，他懂得明天决不是今天的继续，而是今天的壮大。他能放心吗？赣南的共产党发表通电，要求放弃成见，共赴国难，出兵东北，收回失地。蒋介石只是置之不理，正和他的不理日本一样。

9月间武汉大学开学了。历史系来了一位雷海宗，三十出外，北方人，四方脸，中等偏高的个儿，但是却少有地沉静。我们谈到东北的丧失，日本的侵略，张学良的不抵抗，蒋介石的无耻指示，和国际联盟的不可轻信。雷海宗轻易不发一言，最后只沉重地说：“将来的东北，不是蒋介石的，也不是日本人的，而是共产党的。”雷海宗的话说得很沉着，很自信，但是他的聪明正是他的自误，他不理解将来的东北是共产党的，但是依然是中国的，是中国人民的。时间是无情的，也是最正确的。

武大学生的反应非常激昂，但是那时还早，还没有成熟。有的女生募捐绒线，在捐启中指出她们要凭十指的殷勤，温暖前方的将士。心是热的，但是她们的反应，还没有赶上时代。

上海方面的反应，比武汉热烈多了，究竟这里是先进地区。但是也有一些反应使人哭笑不得。当时有四位姓马的卖画的画师，他们组织了四马援马团，决定大力卖画，以卖画所得，支援黑龙江对日作战的马占山，这个号召没有什么不好，那时的马占山原是应当支援的。怎样支援呢？他们要买一口棺木，送到前线，以备马占山之需，这种想法固然过分了一些，但还不失为对于抗日将士的同情。可是他们的送法却非常稀奇了。既不交铁路托运，也不由海轮托运，一定要由四位画师共同抬起，按站北上。那时日本反动军阀，正占领着东北和东北的全部交通工具，这口棺木即使真正买了，当然无法送达，大约不知丢到哪里的山沟去腐烂，证明画师的爱国热情。

清华大学的一位讲师决心亲自到南京，面请蒋介石出兵抗日。他携同妻子和兄弟束装南下，一边绝食，一边从北京、天津、济南、徐州、蚌埠、浦口，沿路打电报到上海各报，说是某某讲师绝食到南京请愿了。当时的各家报纸立即登载，全国的心弦都紧张起来。蒋介石不能不见，可是他不但懂得应付三教九流的办法，而且绰绰有余。正当这位讲师和他的夫人、兄弟长跪请愿的时候，他说：“你们先到中山陵，拜见总理遗像之后，吃过饭再来。”后来我在武汉大学见到这位教授。

国际联盟吗？蒋介石指望它能出来说句公道话，叫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已经吞下的东北三省七十几万平方公里土地和这三省的七千万人民全部吐出来交还中国，这是梦呓，看来蒋介石未必相信，可是他得做出一个相信国联，依赖国联的样子。这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在日内瓦湖滨酒醉饭饱之余，首先派几位职员到中国来观察一下，其实是来摸底。

一位摸底的绅士到过武汉，武汉大学热烈欢迎，由校长陪同到礼堂——第二期建筑没有开始以前，饭厅就是礼堂——然后鼓掌介绍欢迎。绅士说：“中国的情况，东北的情况，国际联盟是完全了解的，也一定会妥帖处理的，一定、一定。”这时又是鼓掌，热烈的鼓掌。绅士语重心长地又说：“这里是高等学府，是理智支配感情的场所。要理智、理智，第三个还是理智。”这时候大家一怔，不知道理智是什么。七十几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七千多万人民，都被人家占有了，吞下去了，还要怎样理智！绅士很沉着，声音不高却很扎实，每一个字都像尖刀一样扎进听众的耳朵。“诸位没看到决斗场上的武士吗？个儿不高，但是很健壮，光了背脊，挺立在广场上，两只眼睛是两股利刃，向广场四周的观众瞪着，要是谁动一动，他就呼的一声，直扑过来，连人都可以吃下去。”绅士说到这里，把眼睛向礼堂四围扫了一扫，一股阴森森的气息，使得听众的每一根汗毛都肃立起来。他语重心长地又说：“这就是日本。日本军队发动战争，把中国的东北三省吞下去。这是事实，诸位清楚，国际联盟也清楚，但是千万不能再刺激它，它正在广场的中心，向大家瞪着，万一刺激了它，猛扑过来，把中国吞下去，那时国联，和它现在一样，对于中国抱有极大的同情，也就……”说到这里，绅士有些哽咽了：“……无法处理了。”绅士的言论，确确实实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听众都愣住了，但是谁知道他不是在那里表演呢？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本来就是表演技术的养成所，这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日本不断进攻，南京政府不断求援。最后国际联盟派遣了以英国贵族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了。英国是日本的同盟国，英国的贵族更是有名的表演班，李顿来了以后，在中国各处走了一遍，从长春到沈阳，从北京到南京，住的是华丽的饭店，吃的是丰富的酒席。中间也到过武汉大学，忙坏了这个学校的“中执委”，连带一般教师也得搭拉着脑袋跟在后面巡回。贵族的风度确实与众不同，他们话不多，询问得不多，在“中执委”们的殷勤招待下，只是斜着身躯“唔……唔……”几声。他们不表态，不置可否，一切由中国人开口。他们不作记录，说了也就和没有说一样。如此如此，他们兴尽而去以后，调查报告也做了，确确实实也说过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应当把中国的东北三省退还给中国。但是不还又怎么样，总不会看到以李顿贵族为首，出兵东北吧。

群情实在安定不下来，南京政府也看到不能继续坐视了。是出兵东北吧？当然不是，蒋介石的武器和兵力不是用来对付日本的。他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不安内怎能攘外呢？必须用飞机、大炮、机关枪、卡宾枪把“内”切切实实安下来，然后才能攘外。外是不能不攘，也一定要攘，但是首先总得安内。至于什么学校在那里嚷出兵东北，那好办，由国府主席林森安抚一下也好。当时的南京政府虽然实际上只是蒋介石一人，但是已经有国民政府和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之类的衙门，其实都是空的，是蒋介石安排的一些冷庙，不过冷庙的偶像有时也有用处，正和我小时所见的迎神赛会一样，为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林主席来了，在文学院开会，武大学生贴出了大幅标语：“欢迎出兵抗日的林主席”，“欢迎林主席出兵东北”，“安内必先攘外”，“不要忘去水深火热中的东北同胞”。林森和武大的“中执委”们开会以后，看到这些标语，虽然他的个儿不高，踮起脚跟，伸长两臂，把这些标语撕了个干干净净，有些委实够不到的地方，好在侍从武官还有高个儿，也献出了他们的力量。这一下却把南京政府的意图来了个彻底的大暴露。

武大表面上又安定下来了。还是正常上课，正常搞学报。

第十二节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我写过八九篇论文，这时我想到中国文学主要是从《诗》三百篇和《楚辞》发源的，因此我想把这两部书扎扎实实读一下。

那时这两部书都有人开课，因此我只能自己苦读，不便去向人家请教。我读《诗》三百篇的方法也有些和人不同之处。例如《关雎》一篇吧，我要把齐、鲁、韩三家诗的看法，《毛传》的看法、《郑笺》的看法，以及后代陈启源、陈奂、马瑞辰、龚橙这些人的看法一一读过来，没有把《关雎》这首诗的看法搞清楚以前，决不读第二篇。

教中国文学史的苏雪林教授听到以后，骇然地说：“这样的读法，要到哪一年才把这三百篇读完啊。”

谢谢苏教授，我还是按照我的办法进行。我有的是时间，可以不断地读书；我有的是工资，可以尽量买书。

那时的寒暑假是长，连带学期初的缴费、注册，学期末的考试、结算这些无须授课的时间在内，暑假大约近三个月，寒假大约近一个月。因此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到上海一次，因为那时上海究竟是书籍的集中地，武汉买不到的书，上海都有机会找到。北京当然更好，但是我没有去过那里，也没有住处，路费又贵，所以直到1951年才去，那是解放以后的事了。

1932年1月，我到上海买书。一切手续办妥、准备上船以前，我到福建路买雨衣，那时霹霹拍拍，轰轰隆隆地一阵枪炮声来了，原来淞沪战争开始了。十九路军开到上海以后，和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立着，南京的蒋介石惟恐十九路军指挥官蔡廷锴要闯乱子，特地派遣张治中的第五军驻扎在十九路军的后面进行牵制。蔡廷锴有些心灰意懒，在公共租界一家大旅舍开了房间，正在打牌。可是副官们接二连三地报告，日本军队进逼，竟是荷枪实弹，就要动手了。蔡廷锴把牌一推，喊着：“打就打吧。”他带同随从，疾风暴雨似地开车赶到现场，淞沪战争开始了。第五军是来监视十九路军的，但是第五军也是中国人，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豢养的奴才，他们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战争从闸北直延到吴淞。

那晚我上了大达轮船，但是因为吴淞一带情况不明，船没有开出。第二天船上的来客更多了，更拥挤了，我住的是房舱，但是过道里都是人，动都很难动一下。大达码头上的纸灰铺了寸把厚，原来宝山路的东方图书馆被反动的日本军队烧毁了，铺天盖地都是纸灰。这次战争把反动的日本军队打慌了，他们换了四次指挥官，拖了一个多月，最后由浏河登陆，抄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后路，战事急转直下，不是进行全面抗战，就得停止战争。蒋介石走了后面一条路，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但是这时已经与东北情况不同，中国人敢于打，能打，即使在胜利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敌人必须付出最大的代价。花岗岩脑袋的反动日本军人却下定决心，准备战争到底，夺取全中国；而花岗岩脑袋的蒋介石更下定决心，准备支付最大的力量，先行安内。在江西境内，从对于共产党的第一次围剿一直进行到第五次围剿。他下的赌注更大、更厉害，心眼更死。

蒋介石把总司令部安排到庐山，直接指挥，他的秘书长杨永泰当然也在那里协助着一切。这位秘书长是进步党政学系的一员，心眼细，考虑周到。他能够把蒋介石每天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睡觉，接见些什么人，会谈多久，谈些什么，搞得一清二楚。他成为蒋介石的一刻离不开的助手，因此也成为蒋介石死党中其他成员的眼中钉。

将近春节的一天，蒋介石侍卫的一个连长呈请给假一月，回籍结婚，呈文由杨永泰送进。蒋介石随手批道：“立即枪毙。”

这位连长原以为事属平常，想不到获得枪毙的批示，他哭丧着脸，请求秘书长恳情，他不敢说回去结婚了，只要不枪毙，坐禁闭都行。那时蒋介石的部下，大大小小的军官，倒有三分之一是他的同乡，大家都为他即将来临的遭遇而同情，有的甚至有些愤慨。杨永泰看到情形不稳，主动地承担责任，向蒋介石进言。

“在战争紧张的当中，侍卫连长请假回家，确实是不应当的，但是现在是用人之际，总座是不是可以把处分减轻一些，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唔，”蒋介石说，“请假回家，只要如期归队，处分不处分关系不大。”

杨永泰把他的批示，请蒋介石看。

“是看错文件了。”蒋介石说。

他随即把“立即枪毙”的批示改为“照准，并给予一千元”。

一天乌云立即消散，这位侍卫连长高高兴兴地领着一千元回乡了，杨永泰总算做了一件好事，但是谁知道在蒋介石昏天黑地的批示中，委屈了多少人呢？不久以后，这位秘书长被任命为湖北省长，不过还没有到任便被蒋介石手下的一个特务头子暗杀了。

在国家大局暂时胶着的当中，武汉大学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虽然苏雪林教授认为按照我的规划无法把《诗》三百篇读完，但是笨人有笨办法，终于给我读完了。最后我写成了四篇论文，先后在武大《文哲季刊》发表：

一、《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二、《诗大小雅说臆》

三、《古诗说摭遗》

四、《诗心论发凡》

第十三节

我在《诗心论发凡》中说：“知（诗）三百五篇之诗心，而后可以与论中国之诗心，知中国之诗心，而后可与论中国之文学。《诗》三百五篇不必尽以美刺言诗也，齐鲁毛韩之说作而《诗》三百五篇遂若尽，以美刺言诗者，于是而中国之诗歌，泰半为伤时感事之作；《诗》三百五篇不必以正变言诗也，《毛序》、《郑笺》之说作，而变风变雅之说兴，于是论者往往求礼义政教之得失于吟咏情性之中。此言诗者之一厄也。”最后我说：吾尝讽诵《诗》三百五篇而觉有不能已于言者，《诗》三百五篇之中，忧生叹世之作，不绝于目，然犹未尽至于怨，尽至于怒也。何则，其人大抵皆统治阶级之流亚，生活纵不尽裕，尚未濒绝境，故《权舆》虽有“不承”之欢，而兴嗟犹在“每食”之后。假令全国人士泰半皆有一饱无时之感，而其人又向无素养，既不能如《衡门》之作者，泌水疗饥，怡然自乐，又不甘如《苕之华》之作者，鲜可以饱，自咎其生，则其郁结之忧思，浸假而为怨毒，浸假而为愤怒，又浸假而由思想及于行动，如水时至，如火燎原，将何以善其后？观今日之诗坛，趋势已如此矣，善后之说，此吾之所欲闻也。在这里，我指出《诗》三百篇的作者，生活还没有到绝境，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民生活已经面临绝境，应当考虑怎样善后，这是当时面临的课题，我提出了这个警告，但是荒漠中的呼号，是不会得到反应的。

在《古诗说摭遗》里，我指出古代儒家言诗三百，墨家也言诗三百，则此三百篇之诗，通行于春秋间可知。我又指出《论语》说：“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就是说在他未反鲁之前，《雅》、《颂》之不得其所者已多，而在他既没以后，《雅》、《颂》是否仍能得所，也未敢必。我又指出《左传》宣十二年楚子称《诗》，谓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如何，其三章如何，其六章如何，这就是说以楚子之说考之，《大武》一篇，至少当有七章，今其诗分载《武》、《赉》、《桓》诸篇，此又古代传本篇次不同之证。

《诗大小雅说臆》指出“《大小雅》为周诗，与《周南》、《召南》等十五国并列，《风》、《雅》之别，以地论，不以朝廷、风土、体制、腔调论，其间界划，显然可见，不必更为惝恍无稽之说也。或曰，今谓《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影印件《大小雅》为周诗，则所谓《王风》者何指？曰《大小雅》为西周诗，《王风》为东周诗，东周都于王城，地以城名，诗以地名也”。我又指出“持《小雅》与《大雅》比，则《小雅》多言人事，而《大雅》多言祖宗，以《鹿鸣之什》与《文王之什》相比可知。即同一言征伐，《小雅》所言者为将士行役之事，而《大雅》所言者为命将出征之事，《六月》、《采芑》与《江汉》、《常武》之所以不同者在此。要之《大雅》为岐周之诗，《小雅》为一般周人之诗，对岐周言，亦不妨谓为京周之诗”。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指出，“《大小雅》既为西周之诗，然则，何以不称《大小周》而称《大小雅》？应之曰：《大小雅》者，大小夏也，犹言大夏、小夏之诗云尔。《管子·荣辱篇》：‘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雅、夏互通，因此大夏不妨称《大雅》，小夏也就不妨称为《小雅》。”

最重要的一篇是《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我从《国风》百六十篇所言的名物章句，确知其为统治阶级之诗，凡八十篇，皆有明证。更以类推之法言之，自《螽斯》、《桃夭》以降，共二十篇，皆可自统治阶级之诗而推定。其他可推而不及推、不待推者尚多。我的结论是《国风》百六十篇，可以断言其中一半以上为统治阶级之诗。

同时我还举出主张《国风》出于民间的六种不同言论，加以驳斥。最后我说：“大抵民间文学之立足点，在将来而不在过去，与其争不可必信之传说，何如作前途无限之展望？吾人果能溯已往以衡将来，则知今后之民间文学，其发展乃正无穷。何则？凡一种阶级能为文学上之表现者，其人必有相当之素养，与最低限度之余裕，而其中必有格格欲吐，务求一倾而快之情感，然后始能见之于文学。自文体解放以后，劳苦大众已与文字歌曲有长足之接近，而其人又以社会组织之变更，自乡村流入都会，自田间流入工厂，接近知识之机会已多，其生事虽未必较优，然正以此不可终日之生活，更增进其格格欲吐，务求一倾而快之情感，凡此种种文学上必需之条件已略备，一旦其生活略有余裕，无论其于文字方面，歌曲方面，定有必然之表现。”这是预言。

在这四篇文章中，特别是第一篇，我花费了两年的业余时间。对于写作，我是不吝惜精力的。最后我把这四篇集中了，加了一篇七八千字的绪言，成为《读诗四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出版?第一部著作，也是支出最大精力的著作。

陈通伯看到以后说：“这本书老先生不要看，因为其中所说的都是新看法；青年人也不要看，因为用文言文写的，他们不习惯。”他的估计是正确的，特别因为出版的时期是1940年10月，那时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更没有人理会这本平凡的作品。

1935年深秋是我的第四十个生日，莲舫和九岁的秀若从泰兴来了。临行的时候，她打了电报给我，至时我到汉口接她。同行的还有汉口中华书局一位店员的妻子和孩子，因此并不寂寞。那时武大在前山右侧建了二区和三区的家属宿舍，戴凝之在三区租有一所宿舍，临时让出，连他的厨工，也由我们雇用。这一个月时间中，我除了按时上课以外，什么事都不做，偶然也和莲舫带孩子到汉口游览或作些必要的应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有时两人各占一张藤椅，几乎是一无所事。我们就这样坐着看着，话也不多说一句。孩子伏在桌上，用她那方方正正的字体，写道：父亲朱东润

母亲邹莲舫

女儿朱秀若

厨工李伯勋我们结婚十数年了，孩子已有六七个，但是像这样的安静舒适、无忧无虑的年月，以前不曾有过，以后也不多。这也是我们之间的蜜月。谁想到蜜月的来临，在结婚以后的若干年呢。我那首小诗“安得一邱壑，相与忘名姓，不饿亦不寒，晤对成啸咏”，还说得不够完整，沉浸在蜜月中的时光里，啸咏也是一种劳累，最理想的生活是兀坐相对，一无所事，这是一种幸福，是用生命追求的幸福。

但也不是完全一无所事。我们是沙洲飘泊的旅客，四周的惊涛骇浪正在汹涌澎湃。二万五千里长征完成了，中国的前途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变革。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向河北和察哈尔进逼，汉奸殷汝耕制造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了冀东反共自治政府。南京政府不是完全没有准备，英国经济专家李兹罗斯来华以后，正在向南京政府提出不换纸币的政策，为对日抗战作好经济准备。同时南方九省也在准备公路联运。1935年深秋正是多事的时期。

我在报上看到李兹罗斯的建议时，和莲舫说：“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对日全面抗战，看来是必然的了。”

凝之是经济系教授，对于即将发生的事很敏感。一天他和我说：“老乡，情况很清楚了，不换纸币的政策一经执行，物价必然暴涨，总得有个准备。我是久已准备盖房子的，你也可以早作打算。我那所房子是包给栾金魁建筑的。合同、图样、施工计划都是现成的，可以供你参考。”

凝之的好意，提出不只一次，他那座房子就在泰兴公园后面，五开间堂屋，高大、轩敞，堂屋前面一方天井，六丈见方，也很开阔，其他附属的房屋更不必说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栾金魁包工，建筑完工，几乎可以计日而待，和泰兴一般土木工的拖延时日，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得好好地考虑。

时间是快的，莲舫来了一个月，她很惦记家中孩子们。他们也来信催促妈妈和妹妹回去，终于包定三北公司轮船的房舱，由我送她们回去。三北公司的船和三公司——招商局、太古和怡和两家洋行——有所不同，舱位很宽，很干净，一日三餐的丰富自不必说，外加一顿点心，但是船票票价只有三公司的三分之二。太古、怡和本来是剥削中国人的，原不奇怪，奇怪的是招商局，大约是因为官办企业，机构龙钟人员庞杂，贪污腐化，一切都转嫁到乘客的头上。

下水船很快，过南京以后，刮起七八级大风，眼看高港不能靠岸，我们就在镇江下了划子，我抱住秀若，莲舫照管行李，在镇江江边的旅店里住了一夜，次日回泰兴。到家的时候，所幸一切都好，大小平安。君遂、清於、惠如都好，小女儿瑞允刚刚两岁，因为长日立在站桶里，腿都肿了，莲舫看到以后，十分怜惜。还有那四岁的男孩君道，这是一个顽强的孩子，因为妈妈去武昌的时候，没有让他知道，所以老是埋怨，一句话没有说，莲舫只有好好安抚一番。大家安定下来，我也匆匆地到母亲和岳母那里告别，不再担搁，就赶快回武汉去了。

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向中国进逼，国民党也在那里提出“精诚团结”的口号，对象当然是指国民党的党内。从人民看到的，也居然做到了，汪精卫从国外回来，担任了行政院长。国民党有的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民是理论上的，五权是政治上的，其实大权集中在行政院，可是行政院实际上还得受蒋介石领导。蒋介石的地位提高了，不是总司令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委员长其实是凌驾一切的，不过汪精卫回国的时候不太清楚，所以表面上尽管团结，精神上不太精诚。

汪精卫回国，对武汉大学确实起了一定影响。那时武大的新校舍基本上已经落成，校舍的图片在国内各地陆续发表，各种学术刊物，不论内容精粗，也在国内获得一定声誉。这就为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长创造了条件。那时的交通部长顾孟余，在汪系当中算是有些时望的人物，为了照顾武大的发展，指定平汉铁路局按月拨款四千元，作为武大代为检查器材的费用，武大用特定存款的名义专案保存，不需申报教育部。

第十四节

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长以后，由教务长王星拱继任校长，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武大的空架子，因此受到深刻的打击。王世杰担任校长的时候，是以湖南来的教授作为班底的。王世杰是湖北人，但是他的目光是对外的，个人的发展以武大为基础，并不以武大为目标，因此和这批湖南出生的教授们没有矛盾，他们无形之中，成为所谓湘军的领导成员。王星拱担任校长以后，由皮宗石继任教务长，满认为可以相安无事了。但是事情的演变常常不是可以预见的。王星拱出任校长以后，安排查谦担任理学院长。连同石瑛离校以后，新任的工学院长，他已经掌握了四个院中的两个，这是所谓淮军。湘军、淮军的对立，使武汉大学长期在原地踏步不前。

不过，即使是在王世杰领导之下，武汉大学是不是可以不断发展，还是成问题的。第一，理学院和工学院的进取形势不够；第二，法学院是湘军的大本营，大部分“中执委”是法学院的，但是他们保守心理太重，进取力量相对受到削弱。第三，文学院的陈通伯虽然是江苏人，和湖南人的关系极深，实际上正成为湘军的一员，但是湖南出身的教授，在文学院不占势力，李剑农是湖南人，一则本身是一位好好先生，对于通伯的支持不够有力；二则李剑农是搞经济史的，在历史系不是一门主课，有力也无从发挥。加之通伯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前途，认识不足，关心不够，自己又爱好玩弄权术，而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系主任“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因此文学院的形势已经十分不安，但是这位文学院长，自己并不清楚。

湘军、淮军的不能相安，一般教师是有些了解的，但是在没有爆发以前，湘军内部的分裂，突出地表现出来。1935年年底，这些湖南教授内部摊牌了。教务长皮宗石坚决主张和王星拱把问题搞清楚，周鲠生认为最好以大局为重。在这内部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皮宗石辞职，任戆忱、李剑农同时离校。王星拱任命周鲠生为教务长、杨端六为法学院长。通伯和鲠生站在一边，在李剑农离职后，改由方欣安担任历史系主任。事实上湘军、淮军的矛盾没有解决，湘军的力量进一步削弱，文学院的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的系主任和方欣安对立。这一切虽没有表面化，内部的斗争已经把这所大学的发展前途搞垮了。一座新兴的大学由于内部斗争终于变得生气索然。

中日双方的情势仍按照“九一八”以来的道路发展。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图谋由冀东独立发展为并吞冀察绥。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策划压迫江西共产党，而共产党内的“左”倾分子，执行了错误路线，其结果是放弃江西的共产党基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的起因是在江西境内的失败，而长征的结果是共产主义的胜利。一切的因果起伏，在当时固然不易看到，但由事后而看事前，则成败得失，没有一处不是有脉络可寻的。

长征期间，甚至在共产党到达陕北地区以后，蒋介石是心安理得的，但是他还有顾忌，顾忌到人民要求对日抗战。由黄埔军校校长而总司令，而委员长，而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的太上皇，官是愈做愈大，地位是愈来愈高了，但是反动的日本军阀却要做太上皇的太上皇。同意吧，实在有些不甘；反对吧，又有些不敢。还有要求抗战的人民呢！杀是杀不尽的，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出兵抗日，又实在有些不敢。最可恨的是桂系，这是在蒋介石手中杀退的败将，但是李宗仁、白崇禧并没有打垮，他们挂着抗日的旗号向湖南进军了。蒋介石当然决不示弱，派陈诚带领大军向湖南进发。可是，大将之下还有小将，小将之下还有士兵，士兵们不愿意在这个大敌当前、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岌岌不保的时候，再发动内战。陈诚、白崇禧双方约定停战，这一次的战祸幸免了。陈诚退兵的时候，路过珞珈山，看到巍峨的建筑，捐出五千元，武汉大学在前山的阳坡上添建了一座半山亭，作为这次和平停战的纪念。

蒋介石还是拿不定主意。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不能不保存实力，但是他也不敢再提出不抵抗的主张。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骗。《武汉日报》是官方的刊物。他用《武汉日报》的名义，请一些当地作家吃饭。武大的袁昌英、凌叔华、苏雪林、吴其昌，还有我都在汉口得到很好的款待。

“诸位都是文学界的名流，承蒙不弃，大家叙叙，感谢得很。”《武汉日报》的主编说。

他继续说：“人民要求抗战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正确的。中央也完全接受人民的要求，完全接受。可是诸位当然也知道，要抗战必须有所准备，有所准备。”

大家也异口同声地说：“必须有所准备。”

这位主编看到大家没有不同的意见，他欣然了。还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现在的首都，就是说，现在的南京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家答不上来，?则没有听说过迁都的消息，二则即使经过八级以上的大地震，南京总还是南京，不会搬家。因此大眼瞪小眼，大家对主编表示了请教的愿望。

主编一边让大家用菜，一边眨巴着眼睛，朝天花板眨了几眼，然后压低嗓门，对大家说：“听到过吗？不过事情要保密，绝对保密。中央机构在南京以南三十里的群山之中。战争一发动，这里是作战的心脏，从这里指挥全国各地：东方、北方和南方。日本是有长期作战的准备的，我们也必须作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要从南京的群山里指挥全国各个地区的作战。还有……”说到这里，主编眨着眼，声音更沉实了。

大家听到这个“还有”，也就沉着地问了一声：“还有？”

主编说：“还有……”他把筷子在碗边轻轻地敲了一下。

大家很严肃地倾听着这“还有……”。

主编说：“还有苏嘉线呢，从苏州以北，福山、常熟，经过苏州郊外，通过吴江、嘉兴，直到海宁，是一条线，这是中国的兴登堡战线、马其诺防线，全部都是战壕挖通了，战壕的上边是水泥钢板，两边是水泥钢板，日本人要想打进来，休想。”

有人在问：“为什么不守上海呢？”

“这都是上次淞沪停战协定留下的难题，上次何部长和日本人梅津搞下的协定是淞沪地区双方不得驻兵。兵都不驻，那能搞什么对外防线呢？可是有了这条水泥钢板的防线，日本人还能打进来吗？不相信？让他们试试看。”

说到这里，主编感到很有保障：苏嘉线就是铜墙铁壁，不相信？让他们试试看。

主编的神色很沉着，也很肃然。大家也都感动，觉得抗战前途有了保证。

最后主编吩咐说：“今天请诸位来叙叙，主要是让大家了解情况，不过这都是军事绝密的事件，千万不可外传。”

大家也说：“是绝密事件，不可外传。”

“但是，”主编说，“也希望诸位名流写文章，把政府决心抗日、准备抗日的情况，就这么……”他把两手画了一个大圆圈，“写文章让群众了解政府的决心。文章一到，我们一定尽先发表，尽先发表。”

问题讲清楚了，大家谢谢主人的招待，告别出门，有的要在汉口办些什么，有的赶到轮渡码头，匆匆回校。

第十五节

袁昌英的丈夫杨端六是南京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主要是管统计的，不过长时期在武大，担任法学院长。大家和他谈起南京城南三十里的中央机构和苏嘉防线，杨端六满脸的疙瘩红得出奇，他说：“没听过什么特别的中央机构。苏嘉线的布置有这一个说法，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

戴凝之是杨端六的助手，也到过南京。由于他不是什么官，说话更没有拘束。他说：“什么三十里不三十里，谁知道。要说苏嘉线的水泥钢板，老蒋自己常去看的地方，有这一段水泥钢板，也说不定。老蒋不去的地方，那里木板是会有的，涂上一层水泥就是水泥板了，难道老蒋自己去掂一掂分量！苏嘉线就是有，看来士兵也不会去蹲着送死，何况并不一定有。”

抗战时期，在南翔、安亭失守以后，前线大崩溃，并没有听到死守苏嘉线的消息。后来听到本来打算死守苏嘉线的，士兵们退到这里的时候，由于保管防空壕钥匙的负责人不在场，一时无从找起，于是放弃苏嘉线，向后撤退。这是小道消息，当时又称路透社消息，究竟怎样，实在无线查考了。

1936年夏天我在泰兴，经亲戚介绍，买下了城南文明桥北堍的一方地，大约不足六亩，作为日后建筑住宅的所在。莲舫和我考虑，要是只建五间堂屋，带一排厢屋，也就够住了。戴家的房屋本来是由栾金魁包工的，经凝之介绍，我们也找金魁接洽。金魁主张既建堂屋，不能不建厅屋。要是一时来不及，可以先把地工做好，留下磉棵，日后随时可以续建。我们夫妇一计算，总觉得地方比较偏僻，没有邻居，不很放心。最后决定厅屋堂屋同时建筑，自己居住；西厢另建十间，平时出赁，有了邻居，究竟有一层保障。同时我们还估计到泰兴的发展势在必然，我们那座宅基，北邻泰兴中学、泰兴公园，将来城市发展，修筑马路，在定线的时候，我们也准备放弃西厢屋。因此同时修建东厢屋四间，作为厨房。后边的这个估计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从建筑房屋到今天四十年了，城内除了把穿城四条大街，东西南北改筑马路外，其余没有显著的变动。我的估计经常是朝发展的方面看，没有考虑到发展以外还有不发展的一面。我这种错误估计太多了，以致经常处于不能适应的地位。

这一年秋天以后，大家都感到心头不安。北方的情况更紧急了，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压迫更甚了。张学良出国就医以后，精神焕发，不断向南京政府请求抗战，收复失地。西北军的杨虎城也在热烈请求抗日。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恰好陕北的共产党也提出精诚团结，共同抗日。蒋介石的办法又来了，他的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陕西，会同陕西的西北军，把矛头指向陕北。他的如意算盘是东北、西北两军打胜了最好，可以消灭共产党；打败了也好，可以消灭东北、西北军。但是不幸的是东北军和西北军都认为大敌当前，只能争取团结，不能自相残杀。他们开到边区的南缘，把自己的主张直接向南京提出。

蒋介石看到情况不对，随即率同幕僚，在警卫营的保卫下开向西安，他估计只有坐镇西安，掌握情况，才能使张学良、杨虎城两军，开向前方，这一次不仅是一石二鸟，而是一石三鸟。正在他布置周密，对于前途有充分信心的时候，他带同警卫营开向临潼。临潼的飞霜殿、华清池正在那里赶紧打扫，准备接待这位党国要人。他的幕僚邵元冲是听到一些情况的，也和蒋介石提到过，但是蒋介石认为是书生之见，看不到国家的大局——其实是说看不到蒋某的威严，有蒋某在这里，谁敢！

但是张学良竟敢了，杨虎城也敢了。杨虎城一向在西北以大胆泼辣出名的。张学良呢，不再是在北京城里跳舞的张少帅，而是如他自己所说，把脑袋提在手里，敢说敢干的大将。二话没说，他们星夜把军队开向临潼，警卫营要抵抗也来不及，蒋介石光杆一个，仓皇失措地朝外逃，他想只要逃出临潼，依然可以号召部下，重整大局。但是，来不及了。在他逃上骊山，正盘伏在山石背后的时候，他被俘了。全国解放以后，在骊山建筑了一座捉蒋亭，为这位大独裁者留下了不朽的纪念。

蒋介石被俘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提议把他枪毙，以解决当前问题。也有人考虑最好先和陕北商量一下，那里人才多，目光远，也许有更周密的办法。南京方面听到蒋介石被俘，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国防部长何应钦主张派飞机轰炸西安，不怕张、杨不把蒋介石交出。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打算，能交出蒋介石最好，不交出还有南京政府，东南总有一个独立的局面。但是还有宋子文、宋美龄这兄妹俩呢，他们怕在轰炸中，不是连蒋介石也炸死，就是加紧刺激张、杨两位，蒋介石也难免死在枪弹之下。

问题的焦点留给陕北解决。周恩来乘飞机到达西安，传达陕北的主张。他们认为现在是大敌当前，不是计较?派或个人恩怨的时候。把蒋介石杀了，全国势必分裂，更利于日本反动军阀的各个击破。把蒋介石留下，只要他承认不再压迫异己，全国一致，共同对外，有利于抗日大局。张、杨两位自认是胆力有余，机智不足，完全接受了陕北的主张。他们向蒋介石提出了条件，蒋介石完全承认，不但保证积极准备，同时也保证释放全国政治犯。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乘飞机回到南京。蒋介石一下飞机，随即把张学良扣留，以后蒋介石到哪里，张学良也扣留在哪里，直到全国解放，蒋介石逃到台湾，也没有忘却把张学良带去。据说张学良去了以后，进行明史研究。张学良是不断发展的，可惜在他去南京的一刹那，没有考虑蒋介石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1936年除夕，武大的教师们在前山阳坡的半山亭晚餐，又是一年了，我们正在送走旧年迎接新年的时候，门外汽车响，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就是蒋介石部下的大将陈诚。陈诚也是去西安的幕僚之一，对当时的情形知道很多，他的来到，大家都感到很意外。洗盏更酌之际，他叙述了当时情况，当然他对于蒋介石要加上若干不必要的描绘，至于骊山山腰捉蒋的一幕，他是不会提到的。他特殊着力的是蒋介石解往西安后和张学良、杨虎城初次见面的情况，那样地有声有色，责以大义——其实这只是文学作品中常常运用的一幕虚构。

次年春节以后，莲舫和我共同计划，要在这一年的暑假前开始动工造房，一切监工照料的事情，主要由我负责，但是事前的筹划和购料，由莲舫负责。在不足二十年内，她由一个寻常的女青年发展成为一个勇于负责、长于负责的家庭主妇，这是多大的进展。这样的情况，不仅是莲舫一人而是中国家庭中千千万万常见的现象，但是在文字记载中这样的叙述就不多，有时还认为家庭妇女只是“三绺梳发、两截穿衣”的形象，这是莫大的错误。

春天到了，我到武大去教课，过着黄字斋的书斋生活。莲舫和栾金魁订了合同，主要是包工不包料。料由我们自己洽购，工由金魁负责。木工、泥水工全是由泰州来的，这就为这所房子的如期完成创造了条件。事前我也看到一些例证。二姑母家里在堂屋东首接出一间，包给泰兴的工人。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呢？在别处有工作就做工作，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来干一下，因此小小的一间屋就拖了大半年。对于我这是一种教育，因此我不愿轻言建筑。后来戴凝之创造新例，把泰州的木工、泥水工包了来，工价比泰兴的工人多三分之一，但是他们都在这里干，干完了就走，工作就完成得快了。

我们自己购买木料，由莲舫的舅舅李熙之介绍，到三江营去洽购。莲舫自己去了，以后大排大排地从大江过来，直泊在工地的河下。5月间开工，那天是由周润甫老师帮同照料的。周老师教过我，也教过莲舫，这两个学生成家立业，他感到特别愉快，因此来了。好在老师自己新盖一座宅子，因此经验丰富，照料也特别周到。

6月底，我回家，地已经都开好了，正在打桩，这是所谓梅花桩。柱子下面特别要用碎砖碎瓦夯实。碎砖碎瓦哪里来呢？我们央了一位亲戚收买。碎砖瓦堆得小山一样。有时砖瓦到了城外，我还得去点料装运，由大船装过水关，通过文明桥直到工地。自己忙，莲舫也忙。忙不过来的时候，君遂已经十五岁了，也来忙，甚至十二岁的清於偶然也来工地帮忙。家里还有十一岁的秀若，就照料着八岁的惠如、六岁的君道和四岁的瑞允。秀若还小呢，可是招呼小妹、小弟也还有她的一套办法。我在百忙之中和惠如说：“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秀若也得到工地去，小弟、小妹就得由你招呼了。”惠如这胖娃娃说：“招呼小弟、小妹我搞不了，我也不需他们的招呼。”这只赢得我的一笑，谁能把招呼孩子的事交给胖娃娃呢？

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饭是一口一口吃的，墙脚是一尺一尺掘的，梅花桩是一个一个灌浆的，梁柱檩条是一根一根整理的。工棚里的三十余位木工、泥水工都在坚持着工作。但是首先还得树立工棚，安排厨灶，工作只能逐步进展。栾金魁是领队，泥木工师傅是官长，徒工是士兵，但是总后方是莲舫。伙食是由工房自炊的，但是隔三五日总得送给他们十斤八斤肉。天热了，有时送一担，有时送两担西瓜。这样地坚持工作，从6月底直至8月。

8月6日一场大风雨，九级十级的台风把工棚周围的竹笆都吹倒了，师傅和徒工们还得首先下木桩，把竹笆重行扶起。就在这一天，南京政府的要人和重要将领正在庐山举行最高国防会议。

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向中国进逼，人民的抗日呼声已经高入云霄，忍让已经到了无可再忍的地步。这次会议由蒋介石自己主持。

蒋介石宣布开会后一言不发。

国防部长何应钦是主要发言人。手上是一张发言稿，何应钦说：“中国的陆军最近正在整编，经过整编的若干师，未经整编的若干师，未经整编的数字远远超过已经整编的。海军是不是能够防卫？海口还有问题，当然谈不上出海作战。空军的飞机总共二百几十架，还有一些因为缺乏零件不能起飞。这是国防方面的具体情况。一切还得坚持抗战的主张，不断准备。就目前的情况讲，还没有作战的条件。”

何应钦不是长于演讲的人，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最大的努力，摆脱了期期艾艾的障碍。

?　“财政的情况怎样呢？”蒋介石问。

财政部长说：“财政方面一向是存在问题的。由于军费庞大，久已入不敷出，全仗发行公债以资弥补。战争一经发动，公债猛跌，交易所还得停拍，发行新公债更加没有指望。”

“是不是可以对外借款呢？”蒋介石问。

“在战争情况下，没有参战的国家必然严守中立，外债是没有指望的。不但如此，即使在实行不换纸币的政策下，发行纸币也必须严格控制，以防币值暴跌，全国沦入经济恐慌的漩涡。”

“大家看怎么样？”

这时全场都在发言，但是主要还是说要忍耐，要继续准备。

喀嗒一声，白崇禧起立，拉着李宗仁的臂膊，他说：“走吧。我们来是为了主张抗战，参加抗战，现在既然在会场上主张不抗战，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走，且回广西。”

李宗仁起立了，会场的空气紧张到令人窒息的地步。

蒋介石站起来，他一边宣布休会，一边拉着李宗仁、白崇禧到会场左侧的休息室去。他们去了，会场上大家松了一口气，由严肃、紧张转变为轻松，甚至活跃。交通部长吴鼎昌笔头很健，顺手取一张纸片，写下“战必败，和必乱”六个大字。这是会场群众的心底话。他们是高级军政人员嘛，不能不考虑国家的安危，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他们都认定情况已经到了这一步。主张求和但不敢冒投降的唾骂，主张作战又不敢担亡国的风险，然而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国要人。

正在这一群军国要人嘁嘁喳喳的时候，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自休息室来了，宣布复会。

第十六节

有人还准备提出自己的意见，蒋介石沉着地摇手说：“不讲了，现在已经决定全面抗战。”从此，真的是“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举国一心，全面抗战”。

这一切是王世杰以教育部长的资格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以后传达给武大的“中执委”们的。

是不是当真举国一心，全面抗战呢？不一定。还有胡适博士呢！他看清楚必须由他来效犬马之劳，他恰好正在庐山避暑，因此组织了低调俱乐部。他认为主张抗战是唱高调，高调是用不得的，他主张低调，对日妥协。蒋介石怕这样干，会暴露他存心屈服的一面，便派人吩咐胡适暂时休息，因此全面抗战成为举国一致的主张。

8月13日，上海的战争发动了，同时由财政部下令，全国银行停止提款，必要时每月提款不得超过二十分之一。

全面抗战一经决定，这消息很快传到泰兴。

问题提到莲舫和我的面前，是继续建筑还是立即停工。

要是立即停工，这问题很简单。由于国家形势急变，停工必然获得泥木工人的同意。但是木料、砖瓦、石块都已经准备了，钱已经花费了一大半，倘使停工，已经进行的工作必然是全部作废，材料也必然全部散失。

我们的决定是继续进行，问题的症结正是在停止提款的情况下如何应付工地的需要。

父亲在典出住宅西首的五间房屋时，曾经决定建筑三架梁的灶披间两间，和泥木工一商量，泥木工说只要三十元就绰绰有余了。父亲估计一下，三十元还可以应付，于是动工了，其结果只应付了一半，其余的就得把衣服和母亲的首饰送到元庆典，靠高利贷解决问题。泰兴人经常称泥木工为半料匠，其故在此。他们之所以成为半料匠，大半由于在估计的时候，有许多没有看到的问题，但是也不免存在由当家人上台以后，不愁他不设法结工的思想。

父亲这次痛苦的经验，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是由于母亲不断的提起，我是有深刻认识的。所以对于1937年的建筑，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8月13日以后，提款虽然受到限制，但是物资的开支已经付出，工资的应付，即使有些困难，在和莲舫共同考虑以后，我们决心挺过去。

战争是在上海西郊进行的。罗店、大场、南翔、黄渡，两军在这些地区胶着了。蒋介石把他经过整编的军队开上前线。中国军队的士气是高昂的，他们准备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大排大排的军队，气势轩昂地开向前敌。敌人的机枪大炮在掩体后面鬼鬼祟祟地窥伺着。一阵排炮和机枪扫射以后，英雄们血肉狼藉地躺下了，为祖国献出最后的一滴血，而鬼魅们还在那里窥伺着，准备吮吞第二次的血祭。这是一场英雄和豺狼的斗争，豺狼胜利了。经过数十日的浴血抗战，一船一船新到的豺狼，在金山卫登陆，抄了英雄们的后路，苏嘉前线崩溃，中国军队向西撤退。

工地上的屋架已经树立，木工中的好手全部上架，正梁吊上的那天，正是敌人袭击江阴炮台的时候。那时莲舫和我的心理矛盾达到了极点。经过四十年的努力，为自己的小窝衔泥衔草，而凶恶的豺狼正在咀嚼小窝寄托的大树。

战争在进行，前线在撑持，我们这个小窝在添砖添瓦。莲舫和孩子们都在千辛万苦中挣扎。武汉大学开学的日期已经逼近了。我的生命是属于我的工作的。敌人还没有逼近，我没有徘徊的余地。我告辞了母亲，别了莲舫，仍回到武大。

这一年秋天，武大是开课的，但是大家经常讨论的是前线的战争。蒋介石的一些老底，整编后的陆军在南翔、大场这一带牺牲了一大批，苏州、镇江都出现了动摇的情况。还能支持吗？能支持多久？北京放弃了，派到北方去的那位大将刘峙，是蒋介石部下的一名福将，但是福将是享惯了福的，并不能为人民造福，他的溃退是有名的：“一夜六百里”，连豺狼们都感到茫然，他们也用人的语言喊道：“不要跑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呀。”山东是冯玉祥旧部韩复榘的地盘。在蒋介石和冯玉祥火并的那时，韩复榘倒戈，蒋介石由他占领山东的地盘，冯玉祥打又打不成，跑又跑不了，只有登上泰山读书写字，他倚仗着和蒋介石是拜过把的，老把弟总不能枪毙我吧，在泰山上倒也心绪泰然。蒋介石看到他在韩复榘的监视之下，也不再使他过分难堪。对日宣战需要精诚团结，于是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战区并不远，就在山东河北的边界，过了黄河就是。冯玉祥兴匆匆地下了泰山，准备指挥韩复榘的部下作战。虽然在内战当中，不妨各行其是，但现在是对敌作战了，总得按照指令办事吧。韩复榘在济南接待司令长官下山，安排行辕，然后进见，接风，饯行，款送，就是不肯发兵。冯玉祥过了黄河，无兵、无械、无钱、无粮，连一架电话机也没有。眼见得司令长官是一根光杆，冯玉祥跑了。

还有那四川的刘湘呢，自从袁世凯称帝以后，四川省始终没有安?过。最初是蔡锷入川，蔡锷因病出国了，留下了一位云南大将罗佩金，四川的刘存厚和他火并，从此四川便由四川的军阀掌握。但是四川的大小军阀不断地产生，不断地火并，不断地嬗代。蒋介石在南京树立国民政府的时候，也无法对付他们。曾经有人想起，索性把四川分为四省，安排四位大将，各霸一方，好在四川省地方大，人口也多，分了以后，还是养得起这些军阀的，不过由于大头目不肯分，南京政府也在南征北讨，不遑顾及，只有由这些土生土长的军阀宰割他们的乡亲。民国二十年以后，四川军阀预征钱粮已经到民国七十几年。四川人没办法，只有苦笑一下道：“民国万年，现在还早呢！”预征不够，便勒令老百姓种鸦片，在黑道人口中，“川土”是一种大路货的代称。可是抗战了，不容在抗战的后方，存在一个自行其是的独立王国。事实上，蒋介石还有他的长远打算，趁着对日抗战，把四川的大头目陆续调出。杨森已经调出了，现在把最大的头目刘湘也调出。刘湘也是有名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四川打四川人，他是权威，可是出省作战，尤其是和日本反动军国主义者作战，他没有把握，所以一到汉口，尽管有些部下开出了，他自己却病了，躺在汉口一家医院的病床上。

武汉大学是开学上课了，但是学生的心不在教室里，教师的心也不在教室里。战争，惟有战争占据了人们的心。三三两两的青年在步行中唱出：“我们的家乡在松花江上。”也有人唱：“我们是勇敢的少先队。”他们并没有到前线，但是他们的心却不在后方。

这时，下江来的人不断地涌进。

唐老师从无锡来了。老师久已离开上海南洋公学，他在无锡办了一所国学专门学校。我的同学冯振心就在那里教课，现在陪着老师来了，他的目的是把老师接到广西北流，且避兵火之难。

李昂然表兄原调汉口担任一些工作，现在计划把表嫂也接到汉口。他派一位叔伯兄弟文藻去接。文藻到南京时，南京已经混乱了。可是这位表嫂是当代的宋伯姬，她说，是昂然来接，她随时可走；要不是昂然，她是决不离开南京的。文藻劝说了两天，毫无办法，只得自己走路，可是从镇江回泰兴的小轮已经封船了，因此只得到汉口来。据他说，那时奔牛、镇江到南京的铁路轨道上真是人山人海，失散的孩子也是无数。人们到了绝境的时候，有时是先顾到子女，但是也有连小儿小女也顾不了的。南京失陷以后，野兽们在城内进行杀人比赛，从左肩劈下，掠过心脏，由右胁砍出，总共屠戮了中国人三十万。表嫂幸免于难，但是人已经半痴了，抗战胜利以后不久就死了。

苏州、常州、镇江都陷落了。抗战的大局没有变化，但是南京的形势已经危急，林森带着大小官员乘兵轮先到武汉，在武汉稍作逗留，直开重庆。政府到了四川，但是蒋介石还在南京。

蒋介石召集重要将领在南京开会。会场上蒋介石慷慨发言，他声称抗战大计始终不变，但是南京形势危急，自己有责任，决定坚决抗战，死守南京，只要自己存在一天，决不容许敌人占领南京。

将领们都感到形势的严重，空气非常紧张，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

唐生智将军喀嗒一声，双脚立正，挺直腰杆，昂着头，眼光向左右两边扫射，神色凛然地说：“报告，委员长身系国家之重，要为全国的安全、民族的前途着想，似乎不必以万钧之身担当一城的得失。”

这一番言论完全出于蒋介石的意外。自从1927年在南京建立政府以来，蒋介石的耳朵里没有听到这样的言论，他的眼光掠过对面的这位将军，神色肃然，他沉着地问道：“那怎样办呢？难道就这样放弃吗？”

唐生智义形于色，断然道：“不能，决不把首都放弃给敌人。倘使委员长不以生智为不才，生智愿意坚守南京，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更长的时间不敢保证，至少……”说到这里，他捶了一下会议桌：“可以保证六个月。”

这一切都出于蒋介石的意料，他说：“孟潇兄你的身体不太好，六个月的长期坚持，是不是太劳累了？”

第一节

唐生智慨然地道：“委员长的关心实在令人感奋，但是生智近年以来是学佛的，人学了佛，置生死于度外，个人的健康情况是不值得计较的。”

经过这次会议，蒋介石把防守南京的重任交给唐生智，自己坐了兵轮，带领幕僚，直达武汉，在湖北省长公署驻扎。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经过南翔、黄渡的大战，损失太大，还得重新整理，准备继续作战。

南京城周围四十里，群山环抱，是自古以来的战场，唐生智死守六个月的发言，不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但是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详细钻研过中国的战史。从下关打过来，没有立足之点；从龙潭打过来，孙传芳、李宝璋的覆车之鉴，记忆犹新；可是从采石矶打过来，这一条完颜亮的老路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那时的虞允文全靠水军的冲杀，现在日本的军舰纵横满江，中国的几条破船早已撤往武汉，没有招架的余地。只有这一着，可以扼南京的咽喉。反动的日本军阀，兜了半个圈子，从采石矶打过来，唐生智眼看敌人来势太猛，自己兵力有限，死守三天以后，终于放弃南京。

从反动的日本军阀看，这是一次极大的胜利。冈村宁次正在准备入城式，夸耀自己的威力。带兵的将领们按照各人的品级，分别先后，鼓吹进城。他们从容不迫地在那里坐等蒋介石屈服。

但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地大物博，南京一个城区的得失，不能置其死命。谁也不能否认，日本军阀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大战役是有研究的，但是对于整个的中国历史，他们知道的还很浅薄，很不够。坐在南京城里等待中国屈服的思想，是守株待兔，是愚昧。但是冈村宁次还不能理解。

蒋介石退到武汉，是客观形势的结果。到达武汉以后，怎样收集军队，重新布置，继续抗战，取得胜利，他还没有成熟的计划。数年以来培养的精锐，在江南作战中已经所余无几了，继续抗战是形势所迫，拿什么作战呢？他没有把握。长江南岸山岭重叠，港汊分歧，日本敌人要进军是有困难的，可是长江以北淮海大平原，特别是在秋末冬初，水干泉涸的时期，敌人简直可以长驱直入，那时进拊汉口之北，拿什么来抵御呢？没有，确实没有。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才看到自己平时的疏忽，也看到兵源的枯竭。

湖北省长公署对于蒋介石的烦躁是清楚的。蒋介石动不动就骂人，捶桌子。茶送上去，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咣啷一声，茶碗打得粉碎。有时凳子踢翻了，连桌子也搞得东倒西歪。怎么办？他感到没有出路。

但是冈村宁次却帮了蒋介石一个大忙，一个不可再得的大忙。正当这些腐朽的军阀进行丑恶的表演时，蒋介石逐步集中了从各方调来的军队，正当这些豺狼比赛杀人的时候，中国人抗战到底不计成败的决心坚定了，南京的陷落，指出了中国人抗战必胜的道路。

自从蒋介石来到武汉以后，武大就不能正常进行课堂教学了。理学院最积极，那时是日夜地叮叮咚，叮叮咚。仪器要装箱了。图书馆的书籍不久也是日夜地叮叮咚，叮叮咚，装箱了。待到仪器书籍已经装箱，那怎么进行教学呢？学校对于教师还是照顾，各人可以出钱，由学校代备木箱。这一来更清楚了。天、地、玄、黄四个斋号的教师们也是日夜地叮叮咚、叮叮咚了。课是无从上了，学校怎么办呢？是迁校？还是解散？大家都不清楚。那时教育部长是王世杰，传出的消息，是由校长王星拱带同一二百人进入四川，其余师生员工就地疏散。这个消息大家不很清楚，但是每一个人都在估计，除了“中执委”以外，能够进入四川的，为数无几。

但是这也不一定，学校负责人当然很清楚，自己是不会就地疏散的，至于其余的人，那他不知道。一切都在不安定之中。

家乡的消息已经隔断了，三个多月接不到一封信，母亲、妻、还有一大群孩子。还有那座正在建筑中的房屋，完成了吗？还是没有完成？倘使没有完成，是不是从此竟是无法完成？一切的问题都在煎熬着我。

还有那早先由清华南下，绝食请愿的教授呢？一天我看到他那挺瘦的身材来了，讲道：“南京已经陷落，我们有责任，必须保存中国的文明。”

“完全正确，”我说，“我们有责任保存中国文明。问题在于怎样保存？”

教授说：“要保存中国文明，我们就得苦心孤诣，到帕米尔高原去，哺育中国的文化。”

我说：“到帕米尔高原，那不太远了一些吗？”

“现在只有两条路。要努力抗战，就得奔赴淮北平原和敌人拼命；要保存文明，只有到帕米尔高原，哺育中国的文化。”

“确实只有这两条路，但是从准北平原到帕米尔高原，中间还有广大地区，两三亿人口，我们扔下了，全不过问，这样行吗？”

不再讨论了，我想和教授见面的日子长呢，不在乎在这短短的对谈里求得共同的认识。

我自己的问题是很清楚的。我在大学教书，我是属于国家的，但是我还有家庭，在国家没有作出决定以前，我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家。所以这一年寒假开始的时候，我买了粤汉路的车票直开广州。至于是不是能回到泰兴，到了上海，总可以得到一点消息。

在战争中，火车的拥挤是完全可以估计的，但是拥挤到不能下脚，那是非有亲身经验，不能体会的。从武昌开出，火车已经很挤了，经过一天一夜，才到长沙郊外。可惜那次没有好好地看长沙一下，因为不到一年，长沙就焦土抗战了，虽然新长沙更新更宽展，但是旧长沙已经不可复见了。从长沙到耒阳，又是一天一夜，那时由于人的本能需要，已经很难支持。还好，到了这里，大家下车，车站外的小贩把饭菜递进来，白饭一碗，香肠半截，咸菜一撮，这已经是如享天厨，如进大羹了。过岭的时候，敌人飞机来了，火车刚出山洞，连忙缩回。如此等等，经过五天，到达广州。连忙换船，不久到达香港。

香港是世外桃源了，耽搁了一两天，上了太古船，直放上海。风浪很大。结识了几位常州人。他们和我本来是同车，现在又是同船，加之江南江北，总还算同乡。一位常州人，姓张，他听到我是泰兴人以后，他说：

“泰兴，不错不错，是好地方。”

我连忙说：“地方小，近年来景况也大不比从前了。”

“是好地方。我在那里公安局的时候，知道得很清楚。”

第二节

原来这位张先生曾任泰兴公安局长，在那次泰兴县政府和公安局占据照壁墙的地势，进行作战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这一场特有的遭遇战。我不禁向他问起：

“泰兴好在哪里呢？”

“好就好在地方富庶。泰兴东门外一家姓朱的，老太婆是抽鸦片的，我去查烟的时候，从墙头上爬过去，昏暗中冲进房门，老太婆厥过去了。不要紧，急救的常识我是有的，赶忙进行人工呼吸，老太婆一口气透过来了，这一下我们就开始搜查。”

“要是搜查不到烟土，那怎么办呢？”我问。

张局长把袖管一捋，说道：“那还怕什么？我这里现成就有。”

原来他们进行搜查的时候，自己带了鸦片进去，那就不愁查不到了。

抗战前夕，江苏省的民政厅长是缪斌，无锡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论理应当是很不错的了，可是他的老太爷是道士，所以有一次无锡县长秦毓鎏就曾问他：“现在老太爷的经忏生活想必是很不错的了。”其实老太爷尽管念经拜忏，儿子依然不妨把民政厅长做好，不过那种请神弄鬼的本领难得在厅长衙门里使上。缪斌担任民政厅长的时候，最有名的是县长一、二、三，公安局长四、五、六，这位张局长既然是过来人，而且直言不讳地把他在公安局局长任上的政绩一提出，我就把这件事向他请教了。

“有的，”他说，“是这样一件事，不过每年四期，每个季度就得缴款，否则只有听候撤职的处分。”

“那么为什么公安局长的数字比县长要大呢？”

“一、二、三是四位数，四、五、六是三位数。了解到这一点就会知道县长的缺分，花钱比公安局要多得多。”他们都是分期缴款，一年要缴四次，将本求利，一切都摊到人民头上。回想到十年以前，张师竹和，沈叔逵老师出任县长的时候，真是如同隔世，国民党的堕落，直到这样的地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人民的生活也就可以想见了。

这位缪厅长后来还发展。汪精卫向日本投降，在南京搞伪组织的时候，缪斌扶摇直上，一直做到立法院长。官更大了，钱更多了，人民更痛苦了，终于在抗战胜利以后枪毙，以他的一死给这罪恶的一生做了总结。

船到上海以后，我在同乡那里打听，才知道江阴陷落，靖江陷落，六圩港也沦陷，水路久已不通了，但是还有一条路，从新生港上岸，可以直达泰兴，中间用不到穿过沦陷地区。长江大轮是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些野鸡公司的小轮，往来上海、新生港之间。关于我这一家，据说已经离开越街，搬到新宅了。

三个多月不通音信，这一次到家，真是出于意外。合家大小都搬来了，照例空着一间，留待母亲的来临，母亲未来以前，由孩子们住着。

新宅实际上还没有完工，在11月中，当地就有人准备硬行住进，这消息由我的朋友梅澹若透过来。莲舫看到事不宜迟，立即召集泥木工人，叫他们搬家，每人一元，连夜赶运，不到天明，全家大小已经住到新宅，待到准备硬来的人到了，他们看出情势已定，只有嗒然而去，另想办法了。

我这次到家以后，有这样的一首诗：乱山烽火照征途，岭海归来万里逋，忽喜重生对故剑，漫擎双泪数群雏。无人坐使悲横术，有子还须字破胡，多少伤心无限泪，敢云吾亦爱吾庐。这首诗是记实，我想第三句的“忽喜”，第四句的“数”，都是从实境中得来的，没有经过这样的生活，也许是不能体会的。第九章泰?兴?一?年

（1938）泰兴是一座不设防的小城，在战争时期应当是免于轰炸的。但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共同认识，在人和野兽之间是没有的。从野兽的逻辑看，愈是没有自卫能力的愈能引起它的馋涎。虎豹之间的搏斗不多，但是虎羊之间就不同了。羊是没有自卫能力的、不设防的，但是这并没有引起虎的哀怜，相反，更加引起它的贪馋。在虎的猛扑下，羊连鸣冤叫屈都来不及就化为虎的食品了。

1937年冬初，莲舫和孩子们搬到新宅以后，泥木工人正在进行最后的工作，敌人的飞机来了，三架、五架在泰兴城上空盘旋。我们原有一个地下室，孩子们都去了，莲舫还在?望着，泥木工人下了河边，看清楚炸弹扔下来，就要掉到屋头上，大家出了一身冷汗，可是由于飞机向西飞去，炸弹直堕到西鞠家巷，把季鹰哥家的大门全部炸毁。越街北首，也中了一弹，一位磨豆腐的工人被炸死了。是谁把他炸死的？是疯狂的失去了人性的野兽。

经过这次事故，泥木工人都感到泰兴危险，他们一商议，决定全部撤退。算清工资以后，他们回泰州去了。新宅大体已经完成，工作就此结束了。我到家的时候，厢屋里住着一位严先生，南通人，泰兴县政府科员，因此我们对于外界的情况，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新宅敌人还在六十里以外，他们虽然已经占领靖江县，但是主要把它作为江阴炮台的桥头堡，是保障江阴的。偶然也有散兵走到靖江郊外，目的不一定是作战。除了偶然有飞机进袭泰兴县城以外，一般是相安无事的。

第三节

在这一段间歇里，我们在宅前宅后种了二三百棵树。堂前是香橼、丁香；厅前是紫薇、桂花、紫藤、芭蕉、寿星桃；花台上是牡丹、芍药。宅前是一排悬铃木，宅后是一排梧桐，宅西是大路，宅东是合欢、桂花、梅花、石榴。沿河二十多丈是三排杨柳，一方竹园，东北角还有三两棵榉树，这是早先有的，现在更显得孤拔挺秀。

厅前的天井特别宽大，西厢屋南首三间是书斋，和厅屋隔了一道花墙，中间一座圆门，门上题“师友琅笽”四字，是我自己写的，用的杜牧诗句“师友琅笽邴曼容”，因此这座书斋称为师友琅笽馆，指出我平生向往的意义。我已多年不回泰兴，听说这道花墙已经拆了。一切事物都必须经过生成毁灭的程序，我长期在外，子女也都不在泰兴，毁灭由它毁灭吧，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

厅前铺有不足两丈的砌石，前面还有东西三丈、南北不足二丈的空地。按照旧式建筑，这是建筑对厅的地方，可是必须朝北，建筑完成以后，也很不适宜于居住，我们把这里空出准备栽一方草地。栽草地困难很多，泰兴没有现成的草皮可买，必须自己栽培。栽草皮不困难，难在杂草太多。好在儿女多，我自己带头，一呼成群，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这方草地居然完成，给旧式的厅屋带来一些别致。

“师友琅笽”额宅后梧桐树以外是一方菜圃，种了韭菜、苋菜、青菜。种韭菜是失败了，青菜可是一年要种几个季度的。苋菜长势很好。泰兴人和上海人不同，上海人爱吃嫩的，苋菜长高以后就不吃，泰兴人是随苋菜长上去，只要没有开花，就摘嫩头吃。

菜圃后边还有一块低地，大约三分左右吧。我们在这里种芋。芋需要不断灌水，因为靠近河边，条件特别有利。潮水是每天要来的。潮水来的时候，我们把田埂上的缺口打开，待到落潮的时候，再把缺口堵塞，所以圩田里的水是常常灌满的，芋的收成也不坏。

种植离不开田地，但是田地的情况各处不同。倘使不承认情况不同，一定要生搬硬套，问题就多了，有时竟是无法解决。

我在四川的时候，遇到一位四川朋友，他说：“你们种田，最好和四川人一样，装起水车，在激流冲过的时候，戽斗把水灌进，待到升高以后，自动灌到田里，不很好吗？”

“好是好的，”我说，“但是首先的条件，必须水流按照同一的方向，才能好好运转。”

“不错，”他说，“你们那里水流的方向是怎样的？”

我说：“这要看潮水。潮来的时候，水流的方向是自南而北，去的时候，水流的方向是自北而南。你看水车应该怎样装呢？”

这位四川朋友始终不相信有什么朝暮方向不同的水流。

还有一次我和西南联合大学法学系的一位学生朱正闲谈。那是1938年岁暮经过香港的时候，那时我们正在香港太平山上游览。

“你们那里有什么山？”他问。

“我们家乡没有山。”我说。

这位温州人勃然大怒，他说：“你真在那里骗小孩了，哪有没有山的地方呢？”

我是年长一些，但是并没有骗他，只是说：“真是没有啊。”

他忽然灵机一动，说道：“我们那里一天三餐全是靠山上打柴烧锅的。要是没有山，你们怎样生火烧锅？”

“没有山上的柴火，我们还是有麦萁、豆萁、稻萁的。”

这一来我想问题是可以解决了，但是不然，他总认为一定有山。我说：“就拿上海说吧，你我都看到的，哪有什么山？”

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他说：“不是有宝山吗？没有山，哪里有石子铺路？”

看样子我是没有办法说服他了，只有不再做声。以后听到有人要读法律系，我总劝他把眼界放开阔些。

从春天到夏天，武汉大学没有消息来，我不是准备不去，而是要看一下道路的情况怎样。

夏天到了，泰兴城内的一家南货店恒泰和要派店员到上海进货。从南京政府决定实行不换纸币政策以来，我在这家南货店投资一千元，作为缓急的准备，因此有了一些联系，现在听说他们要派人去上海，我约定同走一趟。这次在轮船上却出了一件奇事。

从新港到上海，票价四角，花钱并不多，可是上船以后，各人找定铺位，把行李安排妥当，这时，船上的服务员来了，他说：“有人出四元钱一张铺位，请大家让一让。”

这是野鸡班的轮船，挂的不知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旗号，其实都是上海的流氓搞的，乘客都清楚，正准备挪移，新来的旅客到了，它们掂动着大肚皮，哞呀哞呀地摇摇摆摆搬动着四只脚，原来是一群猪。

这些猪倒是有涵养的，它们慢条斯理地一个一个地登上铺位，我们只有在一旁的舱角里瞪眼。这时我认真地受到一次教训：人和畜生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两只脚的动物，有时确实要给四只脚的让位。

抗战已经将近一年了，到内地求学的尽有，但是不能去的更多。青年们总感觉到失学的痛苦。泰兴已经办了县立初中，但是容纳不了许多失学青年。那时武大工学院助教罗宣誉这位不平居士也在家。他是东南大学毕业的，本人能力强，同学多，声气也通畅。他和上海的沪光中学接洽以后，就在城内办起了沪光中学分校，条件是学生一人，另缴沪校学费一元，作为正式学生，照样可以升学。

宣誉把人事安排以后，和我接洽，要我教高一英文。

我说：“可以的，待遇不必考虑，但是我是武大的，一旦武大通知返校，我是不能不去的。”

这个条件说清楚了，我在沪光分校开课，宣誉按月送来工资二十元。这个消息给大哥知道以后，他随即提出条件，要我给他六百元。这样一来，我在泰兴教书，便同捐官一样，除了工资全部报销以外，还得送出一份厚礼，事情便有些困难了。

靖江陷落，泰兴被炸以后，泰兴四乡的游击队都起来了。其中最有名的是蔡鑫元领导的一个小队，他们的根据地在蔡家巷，离城不远。一天进驻江阴的敌军一个班蹬着自行车来了，看他们已经进入火线圈以后，蔡鑫元一声令下，叭叭几声，敌军立即转向逃走，可是班长和两个小兵没走得了。蔡鑫元和他们进行肉搏，敌兵被捕获了，敌班长还在挣扎，此人身长力大，和蔡鑫元肉搏时，把蔡按在地下，情况危急，亏得游击队员从旁开枪，敌军三人全部报销。消息传到城里，全城欣喜若狂。可是不久以后，传来敌人决定进袭的消息。

抗战初期居泰兴时全家合影。左起：三女惠如，幼女瑞允，长女清於，次子君遂，朱东润，邹莲舫，三子君道，次女秀若怎么办呢？泰兴城里没有军队，乡间游击队是有的，究竟多少，谁也没有数，他们之间没有联系，谁也管不了谁，其结果是住户暂行疏散。我们先把孩子送到三里庙金家，莲舫和我在家守着。

惊惶统治着全城，敌人并没有来。问题是敌人就在六十里外，随时可以进攻，城内全无防守计划。敌人随时可来，因此随时是一种威胁。敌人不来，又不能不担心会失业。我们有自己的小家庭，还有母亲，还有大哥和他那随时随地可以提出的要求。

9月间我们又添了一个孩子，这是君迈。这时我们共有七个孩子，三个男的，四个女的。在敌人威胁不是那么紧张的时候，孩子们，尤其是女孩们，都是高高兴兴的。房子大，园子更大，孩子们的自由世界特别宽广。第二个女孩秀若更是出出进进，一脸的喜悦，使人在烦闷的空气中感到一种安慰，一种生气。

君迈出世将近两月以后，一个下午，我正在书房里读书，窗外的菊花发出一种新鲜的气息，莲舫抱着婴儿在那里逗他的时候，一封电报来了，是由上海郑东启兄转来的。那时内地的电线久已断了，电报是用无线电传到上海的。大意是说武汉大学已迁四川乐山，正式上课，大家都在后方为这即将来临的大时代而努力，希望我在1939年1月15日赶到。

沪光分校的问题不大，我本来说清楚随时可以离去的。可是我怎样去四川呢？从上海到香港，经过海防进入云南，然后由滇渝公路入川，路是有一条的，走也不难，问题在于怎样离开泰兴。一位家庭妇女，带着七个子女，敌人就在邻县，随时可来，随时可以造成极大的恐怖。我怎样去得？

但是不去又怎么样？不去就是失业，失业以后又到哪里就业？沪光分校的工资是一个负号，每月二十元能养活几个人，何况大哥还有庞大的要求？不仅如此，还有那“为即将来临的大时代而努力”呢？我对于国家没有责任吗？这一切问题都在那里啮啃我的心。

莲舫很坚定。虽然她这次生产以后还不到两个月，但是健康恢复得很快，态度很坚决。她肯定地说：“去四川，家庭的一切有我呢。”

第四节

我说：“战事还在撑持中，是不是拖个八九年，还不知道，我们必须估计这是一次长期的抗战。经过十年八年的战争，我们是不是还能见面，没有数。”

“不是这样，”莲舫说，“我见的战争次数多了，多则两年，少则一年之内就要结束。国民党能坚持下去吗？我看不见得。”

我也和朋友们商议，?宽、健东都感到很难下决定。梅澹若平时很少坚决的主张，这次却很肯定。他说：“要去四川的人多着，没有工作的也要去，何况那里有现成的工作，与其在泰兴苦撑，不如去四川工作。”

“这样吧，我先到上海去，拍电报到武大，他们找到人替最好，否则就直接去四川。”

莲舫同意这个办法，因此我决定动身了。我到母亲那里去，把事情说清以后，就考虑到结伴同行的事。

凝之的大哥为正准备到上海，因此决定同去，时间是1938年12月2日。

为也是南洋附小出身的，比我小几岁，所以没有同学。那时张迭生在上海办光中染织厂，约为去当人事科长，因此他高高兴兴地去了。到了上海，同寓在汉口路一家旅馆。我去打电报，为去光中厂接洽，好在厂本部就在北京路，相距不远。

电报打了，那时要等待覆电，总得三五天，因此我的心境反而平静，顺路走到七重天，就是现在的上海医药公司的所在地。七重天久已停办了，我那老同学陈柱尊在这里搞一个书法展览。柱尊这个人才气是有的，就是有些不修边幅，目空一切。四壁展出的多半是用毛公鼎、盂鼎、散氏盘、石鼓的笔法写的屏、联、堂、条，看得实在不耐烦，我自己在家里，有时因为亲友的要求，他们动辄就是四条篆书屏幅，实在干不了的时候，我也替他们这样写过，真是满目龙蛇，不晓得是什么，看到柱尊的作品，只有下定决心，从此不再为人写这一类的东西。那时柱尊住在法租界，因此约定日期过访。

回到旅馆，不久为也回来了，进门以后，气咻咻地在藤椅上一躺。他说：“不干了，我还得留几根骨头回去见老祖宗呢？”

为他对于新事物，常常有对立情绪，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他有一定的民族感情，对于日本人的侵略，他是痛恨的，不可调和的。迭生就不同了，他是对于本人的利益，一些不肯放松，但是民族感情却很淡薄，淡薄到只要不触犯他的利益，日本人也好，其他国家的人也好，于他有利，都可以合作，都可以联系；在阶级感情和民族感情不可调和的时候，他是顾不到什么民族感情的。光中染织厂的发展、壮大，是经过他的一番努力的，他也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提出他是怎样“提倡国货”等等，其实这是给人看的假象。他大量收进日本棉织品，经过漂染，作为国货卖出。一爿小小的光中厂，就办成大厂，以后厂房扩大，就有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他的事业每进一步，日本的棉纺织品的推销也就扩展一步。及至全面抗战，日本人进入中国以后，他索性把光中染织厂和敌人彻底合作。那时光中的工厂都在外白渡桥以北，外白渡桥是由敌军岗哨看守的，出入都用敌军发的通行证，上海人称为派司。

为到光中厂本部的时候，事务科和他说起：“为兄，早日到差吧。派司都给你办好了。就在这里。”

不知他们怎样把照片搞到手的，为看到派司，看到自己的照片，看到旁边的五个血红的字样：“帮人雇用人。”他无法忍耐了，碍着家人的关系，不好当面发作，只是说：“待我考虑一下吧。”

他回到旅馆，和我谈及，我当然同意他的主张。他准备在我的事情决定以后，再行回去。在这三五天内，我们经常去听王少堂的儿子说书，说的是刘备初顾茅庐，说过三五天，还没有进门，真是有声有色，不但能引起听众的兴趣，而且没有一个字的赘言漫语，这是民间艺人给我们的一种享受。

我去看过郑东启兄，又去看陈柱尊。

在和柱尊便饭的时候，他问起我这次到上海的事情。

“四川是好地方，”柱尊说，“我也想去，就恨没有机会。否则去看看青城、峨眉，也真是不虚此生了。”

“好得很，”我说，“现在武大要我去，可是家累太重，实在走不开。你能去那就好极了，由我推荐。”当时我确实很热切。

柱尊说：“且慢，待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吧。”

事实上这时柱尊正在恋爱，有女朋友拖后腿，青城、峨眉的吸引力是不够的。从此以后，我们没有见过面。

还有一位泰兴人陈耀东，前面说过的。他在中央大学毕业以后，到过法国，胡吹他和克罗孟梭见过面，作为他的敲门砖。现在和中央大学接洽。准备坐飞机去香港，然后再到重庆。他坐飞机，和我并不同路。

武大的覆电来了，催促早日到校。这一着并不是意外，我除了早日动身回到我的岗位以外，不可能再作其他考虑。母亲原在大哥那里，除了按月致送赡养费用以外，只能由大哥负责。至于我的小家，大小七个孩子，完全依靠莲舫。莲舫以为战争可以在一两年内解决，我的估计是十年，也可能不止十年。第十章武汉大学后四年

（1939～1942）1938年12月23日我离开上海，这个万恶的渊薮，虽然还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但是日本反动军阀已经笼罩着这个地区，汉奸政权自称大道政府，悬挂着一幅太极旗。黄浦江里的大小船只，除了个别例外，悬的不是膏药旗就是太极旗，看了以后真是伤心惨目。

和为分别后，船上遇到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朱正，中途经过汕头，这里新近遭到敌人的轰炸，登岸以后，只看到一片瓦砾。船泊香港时，遥望着广州这个中国革命的摇篮，这时已经陷落了，无论那里的余汉谋怎样吹嘘这里有的是马其诺防线、兴登堡战阵，但是毕竟经不起日本反动军阀的一击，余将军早已不知哪里去了。

那时从香港买票到海防，手续很简单，因此不久以后，我就到达越南的海口，从此再乘火车，到达河内。在河内曾到玉山寺去游览，壁上贴着东法都护的揭示，大约是法国汉学家门徒的手笔，他们称越南为东法，总督为都护，确实是有些古色古香，我们轻易看不到的。从河内乘火车，经过河口进入云南。河口的一条界河，宽不过二三十丈，过了河又回到祖国。路程不长，时间也很短，过了界河，仿佛重行回到人间。祖国祖国，在多难的时期，经过沦陷区和外国，我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昆明是四时皆春的好地方，我到的那一天，恰恰是1938年的除夕。和朱正分别以后，我吃过晚饭，在堆栈休息一下。堆栈是云南人对于旅馆的称呼，大约是因为来往客商在此堆货的原故。休息以后到汽车站买票，打算买2日或3日的票，车站工作人员说久已卖完了，1日的还有，我就买了元旦的汽车票，直放贵阳，因此没有能看到昆明市容，辜负了这个有名的胜地。

从昆明到贵阳，中间要经过平彝、安顺，第三天下午才到贵阳，同行的有中央大学学生三人，我们很自然地结成伴侣。昆明还有些春意，到个旧已经下雪，贵阳更是雨雪纷纷了。堆栈里更简单，除了床架以外，被褥油火，一概自备，所好这几位学生有些旅途经验，否则真不易应付。贵阳这时是交通要道，汽车票更紧张，最后只有买了票，乘装汽油的车子直开重庆。路过娄山关的时候，汽车在山路上左盘右绕，因为经过雨雪，路滑难行，司机控制不灵，几乎滑到山谷里，差一点报销，幸亏路边一块大石拦路，这才重行回上了轨道。经过遵义、松坎，我们到达海棠溪的时候已经天黑。匆匆过了江，在大梁子找到旅馆，这天是1939年1月8日。

打听一下，从重庆到乐山，有汽车直达，2月、3月的票还可设法，要买1月份的票那可万难了。那时我还年青，倒也不过分着急。听说王世杰调任参政院秘书长，便中看他一下，他消息灵通，对于前方的情形并不隔膜，因此谈得很畅。他问起：

“你知道吴稚老的地址吗？”

我说：“不知道。”

他为我开了地址，所好相去不远，一下就找到，是一家旧式的房子，小三间，还有一个地下室。

坐谈以后，不久警报响了。他领我到地下室，坐在一段木料上面。

我谈了一下沦陷区的情况，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感到很茫然。

吴稚晖说：“日本的问题很简单，早晚要结束的，倒是国共合作的前途不能乐观。”

这样的提法真使我大吃一惊，联想到路经贵州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人发动游击队，更觉得这方面确实有问题。

第五节

一切事态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由于我一向对于政治关心不够，所以都不清楚。我总以为抗战是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是超过一切的大事。为了抗战的要求，为了共同努力于大后方的事业，我离开家乡，离开老母、妻子和小儿小女，只身独行，走到七千里以外。现在说是中日的问题很简单，那我这样的奔走，又是为的什么？

那时正是汪精卫从重庆出走以后，我想汪既然是国民党副总裁，据说要和蒋介石合作抗日，这时出走为的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吴说：

“那还不是由于陈果夫、陈立夫这两弟兄的排挤，汪精卫看到无法和蒋介石这位总裁合作，这才走的。”

汪精卫和蒋介石合不来，这原不是意外。孙中山在日，左右两位高参，胡汉民和汪精卫就合不来，所以孙中山一死，他们就分了家。汪精卫和胡汉民合作不来，也就注定和蒋介石合作不来。现在分手，由滇越路出走，这件事我在昆明就听说过，不过没有想到他会走到东京，干出卖国投敌的勾当。

汪精卫走了，只要国共双方精诚合作，那时一个人出走，倒也无关大局。但是为什么国共合作的前途未可乐观呢？

各种问题搅乱我的心绪。

乐山的汽车票既然难买，我也就不着急；在重庆街上乱逛。我信步走去，抬头一看，是民航公司。进门问起，原来从重庆到乐山，水上飞机已经通航。我问了一声，11日开航，票价一百二十元。我身边恰恰剩有一百多元，随即买了乐山的飞机票。

11、　12两日，连日大雾，13日开航抵达乐山的时候，是下午一点钟。

我知道戴凝之住在果腹商店，随即去找他。七千里以外遇到这位老同事，大家都很高兴。凝之招待我吃过晚饭，随后和我谈起：果腹这地方太偏僻，不方便，要找一个合适的所在。凝之这人本来有些古怪的，我拗不过他，随即由他领到城中心的安居旅馆住下。许熙生、陈祖源都在那里，陈祖源全家都来了，熙生只是单身。

我在安居旅馆包了长期的房间，伙食就包在玉堂街的一家饭店，每月十二元，中晚两顿，价钱不算贵。

第二天到学校报到，那时武汉大学就办在文庙里，中间的大殿是图书馆，两庑是教室。校长室、教务长室及其他办公室在后面。各院办公室在钟鼓楼，好在那时助教不多，勉强可以安排。

在武汉的时候，湘军、淮军的斗争在暗地进行，进入四川，一切都表面化了。淮军的领袖是校长王抚五，湘军的领袖是教务长周鲠生，他们都是从北京大学来的，但是到了现在，老兵新传，各有各的天下了。在北京的时候，大家都维持着绅士架子。绅士，是英语的汉义译，和中国古代笏垂绅的原意没有多大关系。在北京他们大多住在东吉祥胡同，所以有人称他们为“吉祥君子”。君子们把绅士的英语音译为“金德孟”，既然是“金德”，而且又“孟”，当然总有些望之俨然的。可是也有人把它译为“尖头鳗”，那就不够高雅了，“尖头”已经不可，何况还是“鳗”呢？

但是到了乐山，金德的光辉已经黯然失色。绅士们的头，不期然而然地尖起来了，而且大有鳗气！

那时淮军的地盘主要在鼓楼街、半壁街，湘军的地盘在玉堂街、丁东街。当然这是指的将士们的所在，主帅是深居简出的。凝之兄替我考虑的住处在府街安居旅馆，可算是既不偏东，又不偏西，既不太左，又不太右的地方。他确实是煞费苦心的。

当时大学师资队伍中，校长是一级，教务长、院长是二级，系主任是三级，教授、讲师是四级。助教是由系主任指挥的，不成为单独的一级。王抚五的策略是尽量拉拢系主任，周鲠生的策略是巩固院长级，但是经常处于劣势，特别是在文学院这方面。陈通伯由于平时把持文学院，得罪了中文、外文、教育这三系的主任刘、方、高三位。高翰这位福建人比较策略些，尽管对通伯很不满，但是没有表面化，刘、方两位就把浩然巾揭开了。在武汉的时候还不显眼，现在就完全不同，教授、讲师们平时的怨气经过系主任的挑拨，一齐向陈通伯扑来。

就在这时，中文系来了两位教授，一位是叶圣陶，一位是高晋生，都是陈通伯推荐的。高晋生来了，刘主任知道他的教师和自己是同学，因此攻击得不那么露骨。叶圣陶可苦了，不是什么大学毕业，和刘主任的祖师爷章太炎、黄季刚都没有关系，而且曾经写过几本白话小说，这就成为他的罪状。刘先生不是有句名言吗？白话不算是文学，因此圣陶的作品便成为他的包袱。

刘主任的得意门生朱某某留系当助教，这时正派上用场。圣陶上课的时候，朱随班听课。在大学里，这本是常事，圣陶也没有注意。事实上，这样的事，什么人也不会注意的，可是助教是奉了系主任之命来的，他总得做出一些成绩。在中国大学里，教师们对于自己的语言，一向是注意不够的，圣陶的苏州腔，也不免有些期期艾艾，这一切都被助教逐字逐句录下来，每周向系主任汇报。每周每月，积少成多，刘主任手中的材料已经够了，他把材料上串下连，终于造成了圣陶不通的罪名。刘先生还好，那位王校长的贵同乡、中文系教授徐先生更是如获至宝，到处为圣陶的不通，进行义务宣传。

一天，中央研究院的徐中舒路过乐山。他是搞文史的，刘赜请他吃饭，同席的人不多，是刘先生、徐先生两位。他们又把圣陶取笑一番。

徐中舒说：“不说了，叶先生还有几本著作，究竟是有一番成绩的。”

把著作算作成绩，两位刘先生和徐先生都有些不安了，还是刘主任开口：“那也不一定。有些人的著作只是没有出版，其实还是有的。要是把白话小说也当作成绩，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徐先生，你看怎么样？”

徐中舒本来是局外人，犯不上搅进武大的漩涡，但是也不能不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他说：“话是不错的，不过我怕三二十年以后，大家知道有叶圣陶，可是有些人的名字谁也不知道。”

正在中文系几位教授搞内部斗争的时候，通伯提出邀我回校，王校长不便拒绝，深刻地加上必须在1月15日以前到校的限制。偏偏我这个七千里以外的懵懂汉，不知其中奥妙，居然来了；而且在汽车票如此难买的时候，居然搭水上飞机到了。王校长如法炮制的闭门羹，无法端出，实在是出于他的意外。事后工学院的丁教授问我是哪一天到的，我说是13日。

丁教授“唔唔”的两声，又问：“是不是星期五？”

我说：“是呀。”

第六节

丁教授摇着头又“唔唔”的两声。这第二次的“唔唔”使我很犯疑了。不错，我也吃过面包，大约我吃的是粗制滥造的面包，远远不如丁教授吃的精致，所以对于面包的精致奥妙，完全不能理解，可是从事后看，丁教授的摇头唔唔，确实有先见之明。懵懂人是应当吃亏的，懵懂人不吃，那些亏有谁吃？岂不是暴殄天物？

1939年四川的物价很便宜，因此学校的工资是按六折发的，即使如此，大家总感到生活很安定。重庆的官方报纸，把功劳挂在重庆政府的名下，甚至提出别的国家，在战争中，特别是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国家，一般都飞腾物价，惟有中国，不但不飞腾而且还在下跌，可见国民政府领导有方，财政措施基础巩固。

当时物价便宜是事实，但是和重庆政府、和财政部没有关系。抗战以前，纸币只流行在长江中下游，及至战事爆发，南京政府搬到重庆，纸币在大面积的西南地区全部摊开，广泛流行，所以一时的现象不是纸币价值低落而是坚挺，甚至有时因为便于携带的关系，不但不比硬通货跌价而是比硬通货吃香。表面的现象常常有深刻的原因，倘若我们把这一层忽略了，就不但会搞错因果关系，甚至还会为日后的大量膨胀铺好平坦的道路。既往的覆辙，正好为日后车辆的运行提出炯鉴。

物价低落，为当时的生活提出若干便利条件。1939年春初，在岷江和大渡河两岸，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甚至数万人在那里淘金。每人淘到的很有限，但是这有限的金沙，只要能够换到一两斤米，总是有人在那里淘、淘、淘。这个现象到1940年便没有了，因为每天淘到的金沙已经换不到这些米，米是有人囤积了。

战争在继续，国民党的大官们也在拼命地做囤积的生意，乐山是出白蜡的地方，尽管是在抗战，但是发国难财的军政大员并没有忘去发财的机会。山西的阎锡山就曾派人到乐山来调查，后来听说每年只有一两百万元的出入，因此没有进行收购。上海储蓄银行看上了木材囤积的生意，派人经营，从乐山的瞻峨门直到苏稽，一路都是上海银行的木材。一切都为日后的币值暴跌准备了条件。

人民的生活依然是苦的。无论物价怎样低落，没有饭吃，没有工作的人还是很多。我在饭店包饭，吃饭的时候，店门外面照例立着三五个乞丐，他们不是不想进来，由于服务员的吆喝，只在外边立着，饥火的煎熬使他们难于立待，但是除了立待，他们不能跨进店门一步。及至我碗筷放下，他们像箭一样地奔进来，把残羹剩肴一倾而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是什么社会制度使他们如此呢？

你说他们是无业游民吧，但是有业的又如何呢？乐山是岷江沿途的一个码头，每天来往的船只是数不清的。下水船没有问题；上水船便全靠人力牵挽。看来每个码头都有千百人专门做这项牵挽工作。一只大船便得有五六十人或是更多人牵挽。中间一根大缆直径大约有两三寸，这是必须由彪形大汉负责的，此外每个人都带上丈二、八尺的小缆，只要向大缆上一扣，就可以向前牵拽，事后照样计算工资。他们不是直立着前进，而是把手放下，两手两脚同时在沙滩上爬行。脚上有草鞋或麻鞋，对于爬行是有训练的。手是比不上了，但是每只手中都带有三五寸长的小木棍，在沙滩上一节一节的插着，移动起来，并不弱于两脚；人的行进的姿势，就和四足动物差不多了。缆有缆头，他有时坐在大缆上面，手执一两丈长的长鞭，豁喇喇一声，宛然是北方赶大车的老把式，所不同的是他赶的是人，不是骡马。这群牵缆人之中，有壮年，也有老年，最惨痛的是还有五六岁的孩子。我看到这群孩子，在别的孩子还嘻嘻哈哈蝴蝶一样地在幼儿园跟着阿姨们唱歌跳舞的时候，已经来到天府之国的水边，过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我的眼泪是不多的，但是在乐山城外、岷江江边不断地流下来。人类的艰难是天给造成的，还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我不禁要提出质问。

在我们家乡，旧时代男女有分工，下田是男人的工作，女人照例是不下田的。乐山这地方的男女分工特别。在绣花厂工作的是男人，男人把一切轻活、干净活都做了，劳动妇女便做背柴火的粗活。抗战时期，乐山四围有的是山，山上都有杉木，有时直径五六寸的小树，也砍下来，锯断劈开，作为柴火。乐山城里就有十多家木行，每家都有长期使用的搬运工，供应住户的需要。这些搬运工都是妇女。在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中，既要担负生男育女、烧茶煮饭的责任，还要赶早带晚，做这类劳累痛苦的工作，这就把妇女们折磨得骨瘦如柴，面色青绿。我还记得住在乐山嘉乐门外的时候，有一天放警报，敌机要来了，我看到邻居一位木工的妻子，抱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斜对着太阳，她和我说：“朱老师，警报来了。”

我说：“是警报，你为什么不赶快掩护起来？”

“不用了，”这位妇女说，“你看我和孩子还有几天活的？上次送柴火给你们摔了一跤，真抱歉。”

劳动妇女由于营养不足而摔跤，这是社会问题，是我们应当为此感到社会问题的严重，那还有什么道歉的。不久以后，她死了，孩子也死了。这位木工为她钉了棺木，连孩子也埋进，不久木工也搬走了。

在乐山一般居民生活紧张的时候，武汉大学搬来了。当地居民称之为“中央人”。这批中央人的工资虽然打了六折，但是生活远远高过一般人民。中央人找房子，租金五十元。他们问：“怎么这样贵的？”

“一年五十元，那还贵么？”本地人说。

“我还当是每月五十元呢？是太便宜了。”

这一下房租就开始涨了。

由于内部斗争的需要，武汉大学这批中央人不断地大规模请客，联络声势。他们到菜馆里要最豪华的酒席。

“每席什么价钱？”

菜馆掌柜口气放大一些：“是十二元。”

“是十二元一席吗？太便宜了。好好的掌握一下，要十六元的。”

菜馆连忙涨价，物价又提高了。

乐山人对于这批中央人实在感到不顺眼，他们内部的消息是：这批中央人，武汉大学的教授，男的月薪一千元，女的月薪八百元。职员呢，工资多少没有提到，可是不问是哪一个部门的，到了外边，一概称为校长。校长一共有几十位。乐山人还说：“自从武汉大学到了乐山，上海银行也来了。本来么，大家的钱多了，没法使，这就由中央开了银行，为他们找方便。”至于上海银行只是资本家的营生，当地人是很少过问的。

这样的情形其实也难怪，既不是当地人无知，也不是外来人奢侈。事实上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生活准则，一向是相安无事的，现在把外来人搞来了，生活准则不同了，大家都感到不习惯。还有，当地的生产和当地的消耗，经过长期的互相调协，久已适应了，现在突然来了不少外来人，生产和消耗，来不及适应，物价势必出现不可预测的波动，外地人有时还要责怪本地商人刁难，但是本地居户只感到外来人的压迫。中国历史上多次的主客之争，有不少可以从这里透出一些消息。从第二、第三世纪以来，四川多次提出了流民问题，很可能症结就在这里。

我到乐山的时候，武大的文学院还是由通伯作主，他和我谈起，新生的语文成绩太差，需要另开补习班，每班五十人，作为两班。这是一件苦差使，当然由我顶一班，还有一班由圣陶担负，这就为我和圣陶的关系打下了基础。

不知道是不是灵机一动，心血来潮，通伯要为中文系开六朝文这一课，时间是一年以后，工作派在我的名下。我这个人一向是笨干的，想起自己对于六朝文下的工夫不够，特别对骈文，知道得太少。我很清楚在这个内部不够团结的时候，要把工作推出去，白白添了文学院长和中文系主任的纠纷，所以也就承担下来了，我有的是精力和时间，推诿也没意思，因此就承担下来了。

我想六朝文的重点在于赋，特别是大赋，把这一关打通了，问题可以解决一大半。庾子山的《哀江南赋》是赋家的绝唱，必须有他的胸襟和他的处境，才能达到他的地步，这不是我所能希冀的。潘安仁的《西征赋》，叙述入关的经过，这一条路还平坦，因此决定把我这一次从家乡到乐山的经过，用赋的形式加以叙述，一则是给自己一种锻炼，同时也可以更亲切地理解作赋的方式。我的《后西征赋》就是这样写成的。

第七节

这篇赋长约五千字，在古赋中也可算是长篇了。写好以后，只给很少几位看到。那时武大图书馆职员马文珍先生看到了，颇为欣赏，就给上海的一家杂志社寄去，居然刊出。大家知道，上海的杂志对于辞赋不可能很内行，因此笔划凌乱，标点讹误，都是意中之事。这里录出重庆和航空的两部分。美哉城乎！巴子于斯建国，李斯之所经营；右大江而左涪万，故奇险而崇闳；真武缙云之高标，佛图阳关之峥嵘；太平储奇之旁达，都邮苍坪之精英。别有地称曾崖，寺名上清，建崇号于国府，卜一战于横庚。昔寇气之逼南都也，乃率众而西迁，譬黄鹄之高举，览天地之方圆；心游乎八表，机发乎九天，将远?而高掌，故一览而得全。驱庸蜀羌?之众，用微庐彭濮之贤；方谋新而舍旧，物有爱而必捐。夫临危则侧席求才，图治则发愤自励，彼往哲之成规，非所望于当世，若乃金张许史之擅权，音凤恭显之得势，丰亨豫大之专佞，心腹肾肠之便嬖，持论则宇宙未宏，挟隙则秋毫匪细，临大江而长叹，吾属其将安侪？

亦有椎埋发邱之雄，吹箫屠狗之丑，报睚眦于偶语，伺消息于杯酒，以杀戮为耕作，或叹息于畎亩，鋢掩目而捕爵，咸结舌而箝口，譬九四之自王，聚二五而成偶，黄雀之捕螳螂，祸于何而不有？赴邦家之急难，扬祖宗之威灵，光国则责在匹士，苟免则邦有常经，然而用君之意，齐之以刑，衣不蔽覭之壮，年及中男之丁；若无罪而就死地，宣王为之涕零，生何恩而杀何辜，李华所不忍听！

若夫燕喜之俦，鸿渐之族，退食自公，天锡百禄，蒙茸狐裘，厌饫梁肉；论事则自具肺肠，御冬则我有旨畜；人嚣嚣而难知，理翳翳而愈伏，天道之不敢言，孰剥极而能复？别有院号参政，职在风义，过天阍而叩关，谒纳言而投刺，方欲陈民生之多艰，邦家之憔悴，不无献纳之言，宁有出位之思？彼方褒如充耳，我则愧而入地，始知夏虫之不能语冰，肉食之未可与议。在叙述重庆的这一部分，我把当时的政权和人民所受的痛苦都写到了。拉壮丁已经成为普遍的艰难，但是壮丁其实并不壮，当时称为瘦丁。“报睚眦于偶语，伺消息于杯酒”，这在1939年还刚刚开始，以后特务横行，祸变更烈，写这篇赋时，还没有到那样的地步，但是国家政治，完全利用这批地痞、流氓，盯梢、告密，实在不成其为国家。参政院自有它的地位，当时虽然不是民意机构，但是总算是表达民意的渠道。从我和王世杰的谈话中，我对参政院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借着表达民意的招牌，实际窒息民意的场合。

关于飞行的叙述，古代有过，但是不够具体，李汝珍的《镜花缘》讲到一些，当然还是虚构，鲁迅提出奇肱国飞车运粮的故事，但是主要在于讽刺那时北京的一批自封的学者，都和这篇赋里所说的不一样。我说的是重庆到乐山的水上飞机，当然那时我不可能看到什么图104、三叉戟、波音式，我只能就我所看到的留下一些踪迹。于是翱翔徘徊，从容天半；驾飞机而西行，望万象之弥漫；初敛翼而低昂，忽奋迅而泮涣；摩埃于九霄，摘星斗于天汉；山蜂拥而群飞，川倒流而相乱；过泸叙而一窥，曾不知其畔岸。峰回路转，云树纠，岁暮而沙渚尽寒，水落而乱州竞出，其上则有离堆之天险，三江之，巨岷演衍而逶迤，沫吞吐而横溢，凌云左峙而幽深，二峨右抱而；回吾轸于西州，挹征尘而若失。从这一段里，可以看清这一次的飞行是由重庆向上，倘使是由乐山下航，叙述当然是完全不同。

马先生把这篇文章寄到上海发表，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但是既经发表，也就无可奈何。最初我还担心要是给重庆政府的人看到，官司有得吃的，经过几个月以后，才发现这种担心完全多余。不能说重庆政府的人都看不懂，但是他们正忙于内部火并，升官发财，对于这一类骈四俪六，抑扬掩露的文字，他们是不耐烦理会的。

为了准备开六朝文这一课，我是费了一些气力的，但是一年以后，武汉大学的情势变了，六朝文不开了，我的准备工作，只留下《后西征赋》这个痕迹。刘先生作为中文系主任，掌握着排课的大权，他要我开《史记》这一课。好吧，《史记》就《史记》。在编写讲义以前，我写出了《史记考索》这一本书。

1939年，我和陈通伯同游峨眉山。峨眉山在峨眉县，是乐山县的邻县，相去不远。那时的交通工具是滑竿。这是两根毛竹扎《史记考索》(外二种)封面好的担架，中间一个竹篼，垫上棉被，躺上去倒也舒服。那时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滑竿，抬滑竿的人，少说也在十万以上，他们都是单身汉，没有家，可是走到任何一县都有相识的女人，生命就是这样的消耗了，待到老了，病了，生活也就结束了。他们为旧社会劳动，也终于为旧社会所抛弃。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的消耗，而澌灭。

从乐山出发，不久就到苏稽，再下一站就是峨眉县，县城不大，比乐山差多了。在这里停了一晚，第二天上山。峨眉山号称高六十里，大约这是就往来的道路计算在内，其实海拔只有三千公尺，高虽是高，可是远远不到六十里。上山要走三天，下山快些也要走两天，主要是为了游客可以到寺庙里休息。寺庙现在当然是没有了，但是那时却尽多，主要是为旅游服务的。僧人是有的，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招待来宾，有时甚至可以上锅炒菜，提供方便。

我们上山的时候，在牛心石、洗象池各休息了一晚。洗象池的僧人说起一件故事。一位游客看到来往的猴子很多，捕获了一只。这一下不得了，满山的猴子都来了，大殿上、休息室里、房间里都是猴子。它们把窗棂摇撼得震天响。游客看看情况不对，央请僧人出来调解，把小猴子放了，同时挑来两担包谷，分给大众。猴子们看到小猴回来，各自捡了一些包谷，这才欢欢喜喜地散去。

从洗象池向上，直到山顶，这时是下午二点。靠近山顶，已经没有大树，都是六七尺的小树，看来到了三千公尺左右，是不会长成大树的。峨眉山顶三件奇观：（一）佛光，（二）佛灯，（三）雪山；这三件我们当天都看到了。据说苏雪林上山的时候，待了一个星期，因为阴雨，什么都没有看到。

佛光最引人注意，但是要看到佛光，有两个条件：（一）上午必须小雨，雨后水蒸气腾上，成为山谷间的云雾。没雨不行，但雨太大也不行。（二）下午必须放晴。阳光把人影倒射到云雾里，那时你看到自己的影子放得特别大，四边罩上几道不同色彩的光圈。这就是佛光。峨眉山有三个顶峰，相去各二三里，称为金顶、千佛顶、万佛顶。我们在三处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一下午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是佛灯。夜晚的灯光，忽明忽昧，忽聚忽散，忽多忽少。这个我们也都看到。其实这是远山的灯火，因为山峰和山峰中间，隔着浓淡聚散的阵云，云动荡不定，也就形成灯火的动荡不定。看来非常神奇，其实一点神奇也没有。

最后是雪山。白天是看不到的，必须在下半夜起来，趁着夜色已散，晨光未动的时候，可以看到遥远的瓦屋山、二郎山，雪色皑皑，矗立在半空里。不但这两座山，四望都是雪山，远近高低完全不同。天色可是冷得很，在盛夏的清晨也必须着了棉衣，最好把棉被也披在身上。

山顶空气稀薄，寒威逼人，因此饭烧不熟，房间里还得经常燃着炭火，所以第二天的上午我们就下山了。中间路过一个山洞，进去看了一看，大约有两三里深，高的所在约莫有三四丈，洞的尽头还有三四个小洞，高约三四尺，已经堵塞。很可能还有很长一段，但是看不到了。

出洞看见猴子，大约三四十只，不多。正在那里跳跳蹦蹦，看到人并不畏惧。在我们给予食品的时候，照例是老的在前，小的在后。这不是什么猴子的礼节，而是老的凶悍有力，所以小猴只能远远让开，必待老的吃饱，它们才敢按次挤进。

第八节

从山顶下来，到了牛心石，通伯因为武大的形势已经输定了，湘军败退，只保住法学院，所以他就无心下来。我是一个无关大局的人，觉得下来也好，因此分手。我步行到峨眉县，当天下午，看到空中有三五十架飞机。飞机去后，峨眉县城发出警报，这才知道是敌机。峨眉县没有被炸，可是在我刚到苏稽，已经听说乐山被炸了。

这一次炸得真惨，乐山县城的中心几乎全部炸完了，武大还好，总算幸免，教师们没有伤亡，学生宿舍被炸，学生死了几位，其中一位是泰兴人李其昌，经济系学生，死于龙神祠学生宿舍。事后我为他权厝于护国寺，改葬于城北桐梓林，并为他作了墓志铭，写好刻石。

安居旅馆也被炸了，虽然损失不大，但是已经不能住了。陈祖源带同家眷住到城外十多里的乡村。我因为学校大局已定，用不到再顾虑，因此住到半壁街陈通伯那里。生活比较安定些，用不到每天再去饭馆。

乐山城里的损失可大了，整条整条的大街被炸毁了，火还在燃烧。由于城内没有河水，也很少水井，平时都得沿着岷江、大渡河爬上爬下几十级才能搞到一挑水，这时更来不及了，只能由它燃烧。满城焦枯的臭味长达半个多月。有人炸死了，有人烧死了，也有人跳到厨房里的水池里，本来是想暂延性命的，可是房子烧了，水池的水也沸滚了，人就被沸水煮死了。

叶圣陶住在商务印书馆的堆栈里，是栈房的最后一进，堂屋有后门，本来可以进出的，可是由于新添地板，门被堵死了，看看前面已经着火，逃是逃不出了。总算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学体育的孩子，拼命把后门掇开，全家沿着墙根逃出，还得不时仰望着天空，唯恐日寇的飞贼，进行无情扫射。

经过乐山的一场轰炸，武大秋季开学的日期更推迟了。由于校长和各系系主任直接联系，文学院长的职权完全架空了，通伯没有工作可干，自己要开的课本来是教熟了的，乐得出去看看。他约我同去，因此再次出游。四川的名胜，本来是“峨眉天下雄，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壮，三峡天下奇”。我们这次准备去看青城山。从乐山县出发，首先要到成都，那时汽车票还好买，所以到成都没有困难。

成都是个好地方，位于盆地中心，地势平坦，不像重庆、乐山那样，出门就是高高低低的。1939年夏天，物价非常便宜。吴抄手的鸡汤抄手，四毛钱一碗。我们到一家饭铺吃中饭，一碗红烧肉，一大碗牛肉汤，出门的时候，只付出八毛五分。游玩的地方城内有少城公园，城外有丞相祠堂、惠陵、草堂寺、青羊宫和万里桥。环城的锦江，更是粼粼碧水，使人想起两千年以来的史迹。

从成都到青城，首先要经过灌县，我们在灌县招待所，正准备第二天上山，可是次日上午，消息到了，说是蒋介石要游青城，山路拦断，不能上去。没奈何，我们就去看离堆，看都江堰。离堆是自然现象，岷江到这里分为内江外江，尽管风景秀丽，但是还看不到人力的伟大。都江堰可真是了不起，每年把内江堵塞，先修外江；外江修好，再修内江。这就保证了水流畅通，灌溉顺利。成都平原几十县的农作物全靠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二千数百年以前，我们就有这样伟大的创造发明，这是何等的光荣；二千数百年以来，我们能把前人的劳动成果继续不断地发扬光大，这也是值得自豪的。

在招待所的第二天，我们得到通知，蒋介石不来了，山路畅通，我们随即准备进山。一路看到民夫二百多名，驮着大澡盆、洗面架、铁床、梳妆台、衣橱、红木桌椅、沙发和其他等等，从青城山一路下来，我们这才感到要人的显赫，仅仅到青城山一趟，就要浪费这样大的人力，何况这还是抗战时期。重庆的大员们不是成天嚷着节约救国吗？他们原来是这样节约的，那就无怪这个国家越救越难救了。

我们进入青城山上清宫，门外石壁“天下第五洞天”，每字都在一丈以外，雄伟非凡。进入山门，在客座休息，当晚就看神灯，大约和峨眉山佛灯差不多，但是不如峨眉的生动。第二天看试剑石，据说是张道陵开山的时候，妖魔和他比赛，被张道陵砍了一剑，妖魔借土遁走了。试剑石确实很壮丽，三五丈高的石壁，中间劈开，罅地不过数寸，这当然是原来的自然现象，与张道陵毫无关系。

临行的时候，老道把我们送到门外，非常恭敬。

我看到“天下第五洞天”这几个大字，向老道请教道：“青城这样的名胜，算是第五，请教第一到第四是哪些地方，日后也可以去瞻仰。”

“啊”，老道说，“小道在这座荒山，应酬太多，对于那些名山，可也荒疏了。”

我真懊悔，不应当轻易发问，引起老道的不安。

第九节

从成都回乐山，我们包了一条大船，饱览岷江山色。一路下行，在眉州的地界息宿，我们上岸饱看了中岩的胜迹，三苏祠供的是苏洵和他的儿子轼、辙两位，地方却是荒僻得很，再下就是青溪县，李白的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青溪就是这个青溪，三峡指这里犁头、背峨、平羌，三峡和夔州以下的巫峡、西陵峡、瞿塘峡无关，否则过了三峡，那时回看重庆，还在半空，只能向上，哪能向下呢？

回到乐山，我们仍到半壁街住着。

在这里等待我的是不断的噩耗。

莲舫和大哥都来信，说母亲去世了。我从泰兴出发的时候，母亲的健康是不够好的，但是总以为老年人经过各式各样的煎熬，衰年有病，是常有的现象，但是想不到我出门以后，母亲就去世了，这是不可挽回的痛苦。在大哥对我的压迫中，母亲总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给我回护，全面回护是不可能的。我每次回到苏家巷老宅时，我和母亲见面有人监视，因此母子见面，有时竟是相对无言，这是何等痛苦，但是我相信母亲对于最小的孩子，总是偏爱的，何况我的二哥、三哥久已去世呢。

大哥的心境很难理解。他是兄弟四人中最长的一位，父亲去世后，他首先自动地取得家长的身分，这是他和三哥矛盾的根源，及至我自国外回家，他那年四十岁，立即自动离职，不再工作了，把母亲和他这一房的生活，完全作为我的负担。他的责任，他的儿子的就业，他向本君哥买屋，这一切都自动地安排在我的头上。不仅如此，他总是指出我对于他的亏待，及至我托常健东或其他朋友向他探问，然后才能得到一个头绪。因此从我回国以后到这时的二十余年中，生活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但是我不能专门追求痛苦，我只能以加倍的工作，求得痛苦的忘却。

母亲去世，大哥对我提出的要求是立即回泰，料理丧事。这样的要求，在平时是对的，但是这时是战时，从泰兴来四川已经千辛万苦，可是经过中间一段时期，交通更阻塞了，怎样回去？回去以后又怎样再来？何况这时的泰兴已经起了非常的变化。

敌人的桥头堡原在靖江，他们不时也派小队到泰兴，这主要是窥测情况，问题不大。自从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组织以后，情况不同了，敌人要把势力向北深入，第一步必须进入泰兴。泰兴的游击队蔡鑫元这时起了最大的作用。游击队和伪军是对立的，但是个别的游击队和伪军之间是没有一道万里长城的。胡传魁和蔡鑫元是一对孪生弟兄。蔡鑫元投敌以后，敌人来了。莲舫听到消息，首先把孩子们送到乡间，厢屋里的严先生一家也去了。莲舫把大门堵塞，独自守在家里，她从灶屋的窗子里看到敌人从城墙上爬进来了。城里没有抵抗，但是敌人的进攻还是慎重的，他们从东南涉水直逼到大门口。

大门敲打不开，他们便捶打灶屋朝南的偏门。正在偏门岌岌欲倒的时候，莲舫把门开了，自己躲在门后。她数了一数，一共五十七名。敌人进入正屋以后，她逃到大路西边的杨家，杨家的人已经散了，她贴在墙上，看见敌人正从屋后出来，就重新数一下，“一、二、……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七名敌人退出以后，她飞快跑回来，把门窗重新关好，度过了一重艰险。女人女人！女人不是荏弱的，不是哭哭啼啼，而是身心坚定，能应付艰危，安定局势的。我总感觉我对于妇女的估计是始终不够的。一年以前坚定地劝我入川的是莲舫，一年以后，坚定地应付险恶环境的还是莲舫。

泰兴已经沦陷，莲舫和我不是没有作过最坏的打算，因此不问时局和家庭的变化，我是坚定不回泰兴的。

由于母亲去世，大哥向莲舫提出，要在三年之内，每月贴出上供费二十元。给母亲上供，这是家乡的风俗，但是并没有必须在大哥家上供的规定。莲舫看到不如数给钱，问题不会解决，因此二话不说，如数承担。大哥看到在泰兴没有油水可榨，好在地区虽然沦陷，邮件还是辗转可通，因此向我提出一篇账目，要我立即答覆。

这篇账目确实是煞费苦心的，大哥不是说要我贴他若干的费用，而是用长长的三十二行的信纸，提出我欠他的数字，某项某项，欠钱若干，总共是三千余元。事实上我虽然恭任大学教师，月薪六折支付，还要应付自己的生活，无法考虑从来没有欠下的账目，因此只能不作答覆。七年以后，抗战结束，次年还家的时候，兄弟见面，大哥没有提到这件账目的问题。大约那时他的孩子已经工作，生活可以应付，无须再行处理这些没有根据的账目了。

武汉大学的内部斗争也逐步明朗了。法学院方面，由于这里是湘军的老营，一时还没有动。学生方面对于“中执委”的分裂，都了然了，但是校长王星拱还要辟谣，他说他和教务长周鲠生是团结的，没有意见的，并且当着学生代表的面演了一出亲爱团结的喜剧，两人一再拉手，表示不可分裂的友谊。学生们经过这几年的锻炼，看了这一出喜剧，很明白这是怎样的一回事。抗战期间，朱东润(左一)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与同事合影文学院的垮台，已经是肯定了。陈通伯最多只能保住一个历史系，其余的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由于系主任和校长王星拱直接联系，院长的职权便完全搁起来。我是中文系教师，刘主任、刘先生、徐先生是系主任的一帮，叶圣陶、高晋生是通伯的一帮，苏雪林这位女教师，从她的师友关系看，应当说是通伯的一帮，但是她是安徽人，所以刘主任看在淮军的分上，没有给她难堪。问题在于我，我和淮军、湘军本来都相熟，和通伯是同学，但是在珞珈山的时候，由于淮军炙手可热，我和通伯远了一些，反而和无所属的陈祖源、许熙生等比较接近，那时刘主任也故意拉拢我，免得和通伯生疏了。所以初到乐山，我总以为双方都是熟人，有意进行调停，但是由于王星拱准备搞清一色的淮军，刘、方这两位系主任都坚定起来，更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我只有按照形势要求，退出这场无意识的争吵。

但是刘主任已经把我安排在通伯一边，中文系的形势，除了苏雪林以外成为三对三的情况。然而力量是不均衡的，有王星拱撑腰，刘主任又拉进来两位教授，一位姓黄，一位姓徐，都算是刘主任的支柱。还有一位从中大来的助教李某某，作为讲师请来。人手全了，开始进行排挤。对叶圣陶是给他排了三班大学一年级国文。

圣陶是和平的，但是也感到三班国文有些吃不消，他向刘主任提出了。他说：“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三班国文呢？”

刘主任在珞珈山的时候谦虚、谨慎，现在觉得这完全是不必要的了。他把眼睛睁大，高声说：“这哪能比呀？人家是专家。”

这一场气恼，圣陶只有憋在肚皮里。

对付高晋生，是在学生那里散布说晋生“都是在那里考证什么古字和什么相通，世上那有这样的通法！”

对我的办法又有所不同。我在珞珈山开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经五年多了，现在他主张把这门课改为选修，这样就可以鼓励学生不选，造成空白。在武汉，学生没有必要完全服从系主任的吩咐；到了乐山便不同了，毕业生的工作，完全依靠系主任的推荐，所以系主任无形中主宰着一切。

我的答覆是要么不开，要开就得依旧是必修。最后由于徐教授的建议，改开《史记》。虽然有必要好好学习起来，刘主任的策略除了督促我更好地准备新课以外，没有达到排挤的目的。

但是这一年秋天却出了一件事，终于扯破了表面的和平共处。

那时大一学生入学半个学期以后要经过一次甄别考试。刘主任出了下面一个题目：

试将下列作品译为恒言：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姑佩兹韦兮考古齐同。乱曰：韦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乐有终兮；庶寡其过，追古风兮。这位主任先生总算是博学的，不知怎样给他找到柳宗元这篇《佩韦赋》，这已经不简单了，特别是他那个“恒言”，可真使我们莫名其妙。

中文系教师都去监场的，可是在学生问我们什么是“恒言”，是文言，还是白话？我们都回答不上来。坦白讲，这一次出了我们的洋相。

不久以后，学校通知我们到校看卷。我到文庙后，正在那里琢磨横匾上的“贤关”二字，尽管每笔都写得很好，但是整个看来，非常的不相称。我想到前人所说的计白当黑这一句，大约因为“关”字写得散开一些，没有把四围的一圈地位留下来，结果是觉得“关”字太大，和“贤”字拉不平，这就造成姿态的不平衡。

正在这时候，圣陶、晋生都来了，三个人一道走，才进得正门，警报响了，我们随即退出。那时圣陶新搬到竹公溪对河，我们都去了。刚好筛过茶，圣陶怫然道：“什么恒言！这个卷子我们不看了。”

不看就不看，总得给学校去个信，大意是说“恒言二字，不解所指，未便参加阅卷”。这封信是由圣陶大嫂誊清的。圣陶随即署名，接下来是晋生，最后由我签名。

圣陶笑着对我说：“你客气，把名字签得最后，王星拱接信的时候，会和刘先生估计，认为是你发动的。”

这样的估计是入情入理的，但是三个人共同签字，每人都准备负全责，说是我发动也不妨事的。

第十节

那时我已从半壁街搬出来，住在圣陶的对河，水浅的时候，踏着河床乱石就可以过去的。

竹公溪是乐山城北的一条小溪，从绵竹铺下来，汇合了江公堰的堰水，再向东南流，到张公堰的口外，倾入岷江。这是长江支流中的支流，河口有六七丈宽，上面很窄，有时只有一两丈光景。冬季水涸的时候，只有尺把深，水清见底，但是到了夏天，白崖一带的山水冲来，可以涨到两丈以外，两旁的低田，有时浸到水里，于是浩浩荡荡，成为一片巨浸，水也混浊到发红，这是山溪的本色，不过在平时总还是静静地流过，只有夜深以后，或许在一两里内，你会听到张公桥下面的水声。

圣陶住在竹公溪右边，我住在左边，是当地陈姓的别院，由经济系的钟兆租下来，分给历史系的陶音、法律系的李浩培和我同住。经济系的一位讲师彭迪先也在这里包伙，因此平时是很热闹的。

我住的那一间特别暗淡，下午以后，光线就很不够了，可是工作很多，不免要坚持下去。记得一次大雨以后，墙壁上破了一块，这种情况，在我们家乡不多，在四川也许因为经常雨泽滂沱，倒是常有的。这一堵破壁有时迎来了阳光，反而有利于工作。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物或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一切的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我们的看法便得要灵活一些。

助教朱某某到西北大学去了，中文系出了助教一缺，那时本系毕业生周大璞，河南固始人，正在乐山盘桓，没有工作。这是一位老实人，我把情况和通伯提出，那时他的文学院长职务还没有解除，因此向校方提出，刘主任没有异议，这一来系内解除了朱某某的搬弄，没有添出新的枝节，确是一件好事。在以后的岁月中，周大璞对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却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叶圣陶是在1938年来校的，那年因为他在9月份到校，所以这一个年度，校中只给了十一个月工资。现在他准备离校了，和校中结算，提出这个月的工资问题。王星拱在覆信中说是9月份到校，只能由九月起支薪，并且郑重地说起：“不能以公帑为馈物也。”语气着实严重。圣陶非常气愤，一边放弃要求，一边提出质问，大意是说一般教师都是8月份学年度开始领薪，9月份开课，为什么对他有这样不同的待遇。他把信稿给我看过，我提出补充二句：“不独不望先生以公帑为馈物，并望先生之不以公帑为馈物也。”圣陶看了大为高兴，随即补上，这就清脆地给王星拱以一个教训。

事实上，在解放前的机关里，以公帑为馈物，是常见的事。在腐败的官僚机构中，固然是毫不足怪，在这些自命的“金德孟”中，也随时如此。某先生出国，已经在武汉大学领取一份官费，浙江建设厅再给一份官费，这是“以公帑为馈物”。某某到西北大学，由助教而给与讲师的聘书；某先生来武汉大学，由讲师冒称副教授，随即由王星拱发给教授聘书，这也是“以公帑为馈物”。还有那号称清廉的顾某某，在交通部长任内，指定平汉铁路局按月拨款四千元给武汉大学作为材料检验费，武大当即作为专款保存。其后顾某某下台，以两袖清风为理由，向武大提取五万元。什么“不以公帑为馈物”，什么“金德孟”，我在武汉大学都亲身领教过的。

不久以后，圣陶辞职了，由四川教育厅长郭有守安排了语文视察员的名义前去成都。晋生也辞职了，去三台东北大学中文系担任教学工作。他们两位去了以后，也给我安排了外语视察员和东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工作。对于朋友们的好意我是感激的，但是我一时不想离开。

1939年来武大的时候，我是准备好好地工作的，不料遇到的不是工作而是斗争。斗争就斗争吧。这虽然不是我的要求，但是我也无法拒绝。斗争要有一个斗争的架势。泰兴人有句话：“打死不离战场。”才交手三五回合，就赶紧退却，给人看脚板底，当然这与外国商标的“金德孟”无关，但是这种国货的君子之风，也实在窝囊得令人发笑。斗争就是要扎硬寨，打死仗，固然在必要的时候，不妨作一定的退却，但是退却是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而不是逃跑，更谈不上把战场交给共同作战的朋友，而自己跑到太平的角落里自鸣清高。真想不到我把妻室和七个子女留在沦陷区，走到七千里外的武大中文系独力作战，对付这高高在上的“金德孟”王星拱校长，和刘系主任。命运是注定了，没有必要退却时，我是不会退却的。

但是我还有个家呢，那里有我的妻室和我的七个子女。在南通的时候，我在每学期的中间都要回去一次。在武汉的时候，因为路程太远，谈不上在学期中间回去，但是每学期最长不过十八九星期，我在书架上贴着一幅登楼图，上楼九级，中间停顿一下，下楼还是九级。虽然对于工作，对于读书，不容许有任何放松，但是我在每周每周的进行中，总要看一看登楼图，九周一过，已经上楼，?过九周，就是温暖的家庭，亲爱的人了。一周一周的过去，我是如何的盼望。但是现在不同了，虽然邮件还能辗转到达，很少失落，但是有时二十天来一次，有时三个月来一次，望穿双眸，依然是“断肠人在天涯”。

是不是可以回去呢？可以的，从乐山到成都，从成都到西安，以后经过洛阳、开封、商丘、十字河，还是可以乘津浦路火车的。但是也许有人可以，我不能。因为我那位老同学，在梧州省立第二中学同事，我这次入川时还在上海见面的陈柱尊已经由南京伪中央大学的文学院长进为校长了。他对于我是了解的。那时由十字河向东，只要一上火车，敌伪的特务没有不了解的，万一我到下关车站，不愁陈柱尊不会来找我，那时我能接受他的聘书，到伪中央大学去教书吗？父母生我的时候，不是准备我去当汉奸的；三哥在南京为革命杀头的时候，不是为我这小弟弟作出这个榜样的；即使我的大哥，无论他对于兄弟曾经进行好的和不好的种种不同的处理时，也没有给我这样的范例。无论如何，只要敌人和汉奸在南京和泰兴，我是不会回家的。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更远的时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也一定能坚持下去。

但是我不能不怀念我这个家庭。平时做诗，这时也做诗；平时不填词，这时偶然也填几阕。这里录存几阕：浣溪纱

小字红笺望更赊，谁怜飘泊又天涯，薄寒轻袂一些些。还是赢来河满字，可曾闰得海棠花，朝来山馆雨风斜。

阮郎归

十年万事海茫茫，天涯神久伤，萧条两鬓欲成霜，秋来漏更长。数落叶，倚回廊，月明正绕墙，引杯那得不思量，风光最断肠。

减?字?木?兰?花

归心渐懒，憔悴情怀天不管，无限凄凉，紫陌春风日夜长。小园依旧，独对寒香镫影瘦，最是江声，流尽年华白发生。

踏莎行

短睡瞢腾，轻寒倚侧，归心欲度春无力，别时容易说明年，可怜一路邯郸直。水阁重临，山楼小立，飞鸿尽处望难极，斜阳颇奈又黄昏，梦魂不到华胥国。

清平乐

倩怜密爱，往事分明在，一寸芳心愁欲碎，记得那人眉黛。柳梢小蒂春融，梅花浅蕊香红，莫遣夜阑镫永，轻寒湿透帘栊。在这时期中，西南联大的罗常培来了，他为西南师范学院约人。贵阳师范学院约我去当系主任。谭戒甫也从西北大学来信，谈起他自己要南来，希望我去接他的系主任职务。但是武大中文系的情况未定，我想在这里多耽搁几天，见识见识。

1940年秋天，那位专家徐教授好久还没有专课，恰好重庆教育部的新章，大学中文系可开传记研究这一课。传记研究是什么东西呢，可恨那位南关祭酒许慎先生在那本万宝全书《说文解字》里没有明白交代，这可苦了我们这位《说文》专家。翻翻别的书吧，可是刘主任是不读那些歪门邪道的。但是刘主任毕竟是有才学的，想起传记必然是什么古文之类，于是搬动这位专家徐教授开传记研究这一课，而且为了慎重起见，在传记研究下面注明本年度开韩柳文。这就是说这一年是韩柳，以后是欧苏，是王曾，总而言之，都是传记，由徐教授以专家身分包下来。

有什么办法呢？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是无奇不有的，而专读《说文解字》的刘主任居然想到古文八家，作为传记研究来开课，已经很不容易了。《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二回说：“瞿太太广有才情，于是拿别条来比拟。”这原是兴国州的故事，好在那里离刘主任的家乡广济不远，流风余韵，宛然犹在，这也算是“拿来比拟”吧！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事故，我对于传记文学却感到一种爱好，从那时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这里。不但是业余，有时竟把传记文学作为正业。我的遗憾是我读的外国传记著作不多，没有能够充分吸收他们的写作经验；同时我的写作能力也很差，没有能够写出较高水平的作品。

在这次决定以前，我曾经对于《诗经》、对于《史记》、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下过一些工夫，现在看来这方面的成就很有限，因此都放弃了，把全部精力转移到传记文学研究方面。中国的二十四史里是有不少的列传，但是那是史传，每一篇传的写作无论怎样高明，都是为说明这部史书服务的，不是独立的传记。文学作家所作的传记不少，但都是短篇作品，即使长到宋人所作的行状，也不过几万字，写了人物，但是没有交代时代背景，脱离了时代的人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无论韩柳欧苏王曾和近代的任何作家，所作的传、行状、墓志铭，其实际只是速写，不是传记。

《译尼古尔逊英国传叙之发展第六讲》手稿这就迫使我不能不沉下心来仔细研读西方作家的作品，从罗马的勃路泰哲到英国的斯塔雷奇、法国的莫洛亚。莫洛亚的一本传记文学理论，是我所见的唯一的理论书，但是武大图书馆只能借出一个月，而不断学习是完全必要的。我没有打字机，因此我连读带译，在一个月内，把这部理论掌握了。经过刻苦钻研，我才认识到在西洋文学里，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字乃至一二百万字的传记，除了他的一生以外，还得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交出，烘托出这样的人物。在读书方面，我决心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

读了外国的作品，不能不知道中国的作品。我早年曾经浏览过二十四史的史传，对文?的作品，多少也有些认识。我连道家的什么内传、外传，佛家的《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也不敢放过，最后写成了《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这本书，主要叙述中国古代的作品。

自己对于这部叙述很不满意，因为对于汉魏六朝的叙述太简略了。事实上没有足够的材料，叙述也就必然地简略。这样我就开始了辑佚的工作。我从《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文选注》以及类似的畸零琐碎的著作里搜求古代传记的残篇断简。有时只是几个字、十几个字；有时多至几万字。我利用这些材料和道家、佛家的材料写成一部《八代传记文学叙论》。记得1941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吾庐里抄集的时候，空袭警报来了，是夏天，身上着的白衣服不宜于跑警报，只好伏在窗下。凶恶的敌人在附近轰炸以后，扬长而去。我从窗下爬起来，依旧抄录《惠远传》，作为这部作品的附录。

《传记文学与真实的人》手稿外国的作品和古代的作品是读过一些了，但是这不能作为我在传记文学方面的成就。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古代的中国人也不是现代的中国人。作为现代的中国人，必须自己能写出一部有阅读价值的中国人的传记。写谁呢？最好是写现代人，但是有困难。首先，时代距离太近，是非没有定论。这还不要紧，我写的东西，主要由我自己负责，有定论固好，没有定论也不妨，即使我的结论错了，把这部作品扔到垃圾堆里，也不过是举手之劳。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料不够。公开的材料不够详细，私家的撰述也不尽可靠。国外的大人物常有保存来往信札和当年报刊的习惯，中国的大人物对于这样的习惯还有待于养成。即使有了一些材料，家属又视同祖传奇珍，轻易不能外传，更谈不到容许无名少姓的人参加这份工作。所以，要搞传记，依然不能不从古人中着手。这是一种缺陷，但是这种缺陷，不经过较长的时期是不可能克服的。

但是写古人，也有很大问题。古人是过去了，过去的史实，倘使和现代完全没有关系，那么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而一切没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时代不需要的。所以这里的难关是既没有叙述现代人物的条件，同时又必须具有现实意义。

不仅如此，即使我们考虑到历史人物，而这个人物的生活，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倘使这是一般读者熟见习闻的，那么即使我们辛勤叙述，意义也不大。为什么？因为你的作品没有特定价值，所以也就不能具有存在的理由。

在没有动手以前，问题一大堆，这些都必须加以考虑，然后才能进行工作。

第十一节

经过仔细考虑以后，我决定写《张居正传》。我想到的写法是从来没有的，而且准备写二十万字，所涉的方面多、范围大；依据古代既有《法显传》，又有《法显大传》的范例，定名为《张居正大传》。“大传”的名称，有些人看了很不习惯，但是没有办法，只能由它去了。一切事物的出现，都要经过由不习惯而习惯的过程，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故事有一定认识的话，我们会看到从开国以来，到世宗后期，这个朝代已经是无可救药，危在旦夕了。内部是统治阶级腐朽没落，人民起义的呼声载道；外部是鞑靼破关入侵，首都北京不断地遭到包围。在这种情况之下，出路在哪里？要么是推翻当时的王朝，要么是刷新政治。推翻王朝当然是直接的，但是并不能彻底，因为在农民的阶级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以前，旧王朝覆没了，新王朝还会走那个王朝的老路，统治阶级的人物换了，但是统治阶级并没有得到改造。何况鞑靼大军正在居庸关外，他们的思想意识久已沉浸在《元秘史》的叙述里，梦想中原是他们的世袭领地，朱元璋是一个叛变的“蛮大人”，只要包围北京，把这个首都拿下来，小小的中原依然可以由他们蹂躏，那时把中原改为牧场也好，把刘、王、张、李、赵五姓全部杀尽也好。由新兴阶级出来改造旧中国，这一条路是彻底的，可是没有新兴阶级的出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新兴阶级是幻想，是不可能产生的。

《张居正大传》封面那么只有刷新政治这一条路是走得通的，但是要谈刷新政治，便得和残暴昏庸的皇帝斗，和贪污腐朽的官僚机构斗，和鱼肉乡里的刁生劣监斗。这是唯一的道路，也是艰苦的道路。张居正走的是这一条道路。从我们今天看，这是很不彻底的，很难持久的，但是当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这短短的十年之间，皇帝只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即使他具有残暴和昏庸这明代君主的两种特性，还不可能暴露出来；对付贪污腐朽的官僚，张居正有他的考成法；至于刁生劣监，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问题，但是张居正一则严格控制学校生员人数，肃清他们的来源，二则拆毁书院，禁止讲学，断绝他们结党荧惑的基地。当然他的工作不细致、不彻底，但是他的成就是不能否定的。明王朝久已是岌岌可危，亡在旦夕了，经过他的整顿，明王朝的统治，居然延续了七十年，这是带有偏见的历史家也不能否定的。

但是我手中掌握的资料还很不够。抗战时期的大学图书馆，本来书籍就不多，何况高拱的《高忠襄集》馆中没有，谈迁的《国榷》还没有出版。不过我从任戆忱那里得到教训，要待材料收集完毕，再行撰述，那么不但撰述完成遥遥无期，就连撰述的开始，也无从估计了。

我住在竹公溪的吾庐，平时除了上课以外，难得到校，因此难得过问学校的情况，不过也不是全无所知。

由于教师的居住问题一时不易解决，武大王星拱校长决定建筑一些教师宿舍，不过他却明定了一个条件，理工学院的教师宿舍，由学校负责，文法学院教师的宿舍，一概自理。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条件。大约因为他自己原来是理学院教授，所以有此规定，否则不可能提出这样荒谬的主张。

文学院长陈通伯辞职了，王星拱看到刘、方这两位系主任反对陈通伯的活动太露骨了，决定由教育系主任高先生担任。高先生兴匆匆地到差了，看到我的时候，他说：“一切照旧，一切照旧，朱先生可以安心工作。”他的好话我领情了，但是事情出乎他的意外，方主任的夫人是位说得出做得出的干将，她扬言道：“反对陈通伯是中文、外文两系的功劳，高某只不过是在旁边凑凑热闹，现在文学院长给了他，那不行。”这一位大嫂能说能行，高先生是聪明的，好在他的路道多，不久就辞职了。

我从泰兴来，到这时1942年，时间已经不短了。刘主任在珞珈山时和我还是有些来往的，没想到入川以后，他反对陈通伯，把我也带上了。带上就带上吧，经过二年半时间，他的本领我都领教过了，特别是他那拿手的两套：“恒言”和传记文学这两件，他的功夫可算是十足了。正是吴季札所说的“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因此我感觉对于武大，没有更多的留恋。同时自己对于传记文学也发生了更大的兴趣，留在武大，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正在此时，我接到中央大学的聘书。本来由于重庆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教授满了十年，可以提出研究课题，申请休假。我的研究传记文学的课题，是久经通过的，恰好接到中央大学的聘书，我便向王星拱校长提出。王星拱和我说：“朱先生的研究课题是在武大提的，现在去中央大学，部中另有规定，朱先生是知道的。”

“知道的，”我说，“到中央大学去了，不会在武大领取工资的。”

我从南通师范去武大时，当月也没有领取工资。这原是做人的立身之道。第十一章中央大学前四年

（1942～1946）1939年1月11日，我到达乐山武汉大学，1942年8月，离开乐山，乘船前往重庆，同船的有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李海晨、物理系教授王恒守，他们曾到峨眉游览，这次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去了。

我在临去的时候有这样的两首诗：

有感

万里西来几断肠，一生人海两茫茫，自甘蠖屈同秦赘，不道凤衰啁楚狂。披发只今多拓落，褰衣何处太荒唐，风和帆饱樯乌动，剩与嘉州伴夕阳。

旧馆

旧馆荒残长绿苔，断云剩雨满林隈，清愁凄切谁雕管，小饮朦胧谩玉杯。颊晕忆曾烘画暖，妆新只许斗花开，可怜携手同游地，蜡烛无情泪作堆。《旧馆》这一首确实是有些哀感了，但是这样的哀感是完全出于意内的。我这一生很少掉换工作岗位，在武汉大学前后十三年，确实是很长的了。这十三年对于我是一种教育，一种培养。武汉大学的同事们对我帮助最大的有三位：第一位是闻一多，第二位是老同学陈通伯，第三位是刘赜。由于他们的帮助，我从一个寻常的中学教师成为多方面发展的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应当特别感谢刘赜，要是没有他的压力，我对于那部《说文解字》可能只是一览而过，不求甚解，但是正因为要理解他的专长，我对这部书，不能不有所体会。关于传记文学提起我注意的是刘赜，促成我努力工作、把传记文学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还是他。

十三年的辛勤终于结束了，我的航路正指向重庆，要在中央大学找一个临时的栖身之所。

1938年我离开泰兴的时候，莲舫和我对于抗战的前途是有不同看法的。她认定在一两年之内抗战就会结束，我认为抗战会长期抗下去，十年八年都说不定。莲舫的估计很可能实现，但是幸而没有实现，中国才从血泊中重行站起来，终于经过一次坚决的斗争，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

蒋介石在武汉的时候，看到南京丧失，他暴怒、狂躁，甚至拍桌子、打板凳，这是事实，但是这是一手，他还有另一手。他正在寻求机会和反动的日本军阀谈判。这一次谈判如若成功了，那么就不是何应钦所订的“何梅协定”，把淞沪作为双方都不驻兵的地区；更不是胡适所说的把北京作为文化城，双方都远远退出，而是把中国的心脏所在，甚至更大的地区都送给日本豺狼了。但是豺狼并不满足，无论希特勒派来的大使陶德曼如何斡旋，反动的日本军阀宣称不以蒋介石为和谈对手。这才迫使蒋介石走上继续抗战的道路。历史不会同样重演，但是历史会部分重演。《大金吊伐录》恰恰给我们上了这样的一课。金人攻陷开封以后，他们号称不以赵姓为和谈对手，于是张邦昌出来了，而赵家的九大王赵构却跑出去，一边逃跑一边抵抗，同时一边乞怜。这一次历史重演了，汪精卫做了张邦昌，蒋介石却做了昏德公、重昏侯和九大王，一身而三任焉。历史是重演了，然而不是同样重演的。

蒋介石在武昌，不是没有做过一些工作的。他枪毙了破坏抗战的韩复榘，吓死了借病避战的刘湘。这两位大将的死亡，对于当时的将领是产生影响的。台儿庄的胜利，替中国争回一些面子。但是问题还是有的。南京放弃了，广州放弃了，从保定退却，一直跑过了黄河，敌人还在数百里以外，长沙已经是一片焦土了，这应该由谁负责？然而蒋介石不问了。是不是来一个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贬三等，降称右将军呢？没有，蒋介石没有读过《斩马谡》，也不会表演。从1938年到1942年，战争是在继续着，但是在不断地失败中。黄河以北、津浦线以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的大城市都丧失了，但是抗战还在继续，现在所争的不是大城市而是在各县各乡，准备积小胜为大胜，终于扼死这头军国主义豺狼。

1939年，由于法币在西南大面积摊开，币值不但没有低落，反而略有回升。这是一个假象。1940年以后，情形开始不妙了。最初的传说是：刘湘老婆因为刘湘之死，大量囤积粮食，准备拖垮经济大局，为刘湘报仇。这是一种传说，无论刘湘生前怎样拼命搜括，但是要凭封建剥削，拖垮现代的经济结构，这是不可能的。主要还是庞大的军队开支，不是这萎缩的地区所能胜任的。何况还有蒋介石的令亲宋子文、孔祥熙这两位经济专家，他们盘踞着财政部，不愁不把中国的膏血完全吸尽。那时四大银行都有无限制的纸币发行权，蒋介石的中央银行、宋子文的中国银行、孔祥熙的交通银行、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农民银行，他们都在日夜赶印纸币，面额也在不断扩大，一元、五元、十元，进而是五十元、一百元，抗战结束以后更加是天文数字，不可胜计了。四大家族不断用纸币吸收物资，物价也就不断飞腾。1940年如此，以后更是飞速前进。

1940年，重庆的参政院开会，蒋介石出席，参政员都到会了。

张申府提出通货膨胀的问题。

蒋介石说：“是有些膨胀，但还不是恶性膨胀。”

张申府说：“是呀，即使是通货膨胀，还没有恶到满街都是钞票，人人可捡，或是天空掉下钞票打破脑袋的地步。”

蒋介石说：“抗战时期，总得大家埋头苦干呀。”

张申府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仰头乐干，一向都是埋头苦干的，但是苦总要有一个一定的限制。”

就是这样的在嬉皮笑脸中，把这个通货膨胀问题讨论了。

苦的是孔祥熙，他长期当财政部长，当时一般舆论都认定他贪污。据说，当时财政部的小官僚坚决否认这句话。这是很自然的。他担任财政部长不只一次，就职的那个月，普遍发双薪，作为开门见喜，临去的那个月，又是普遍的发了双薪，作为临别纪念。他的印刷机正在日夜不休地为他制造财富，至于封建社会的落后方式，直接贪污，孔祥熙才真没有想到呢。

由于通货飞速膨胀，大学教师的生活完全改样了。最初是教授们惟恐房价太低，后来他们的住屋越过越紧缩了。有的索性跑到对河，捡着无主的山边田角搭起草房来住。虽然还不够滚地龙那样的普罗（Poor的音译），然而这批布尔乔亚只能是“茅茨不翦”了。

在乐山还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一次中央银行招考练习生，银行职员对着一个一个的报考者进行口试的时候，忽然瞧到三位中年知识分子，把履历表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央大学的三位教授。职员不胜诧异地问道：“三位先生来是干什么的？”

三位教授齐声道：“是来报考的。”

“啊呀，教授先生来报考练习生，太意外了，究竟为的啥子？”

第十二节

“那还不是为的银行里的衣服费、烤火费、鞋袜费，甚至跑警报还有警报费。银行练习生的待遇比大学教授待遇强多了。”

这个消息，后来我到中央大学曾经仔细问过，据说并不确实。不过银行练习生的待遇比大学教授强得多，这是事实，因此乐山还流行着这样的一首神童诗：天子重银行，待遇特别强，万般皆上品，饿死读书郎。其实这也靠不住。银行的待遇特别强是确实的，但是挨饿的人可多了。凌叔华到过重庆，回乐山时买了汽车票，看到一位少将由于买不起车票，只能在车尘滚滚中垂头步行。重庆还有一位科员，夫妇在跑警报时，带着自裹的粽子。回来后，因为没有吃完，搁在门口出卖，居然利市三倍，全部售完。后来这位科员官也不做了，索性夫妇合作，在门口搞了一个熟食小铺。

一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米贴的，总算照顾知识分子，连着家属，每人津贴白米二斗。我到重庆时，重庆大学的朱森教授，因为在中央大学兼课，两校都领了米贴，这件事给教育部知道了，给他一顿狠狠的批评。不久朱森死了。在追悼会上，教育部长陈立夫也得到批评，认作是为了二斗白米，逼死一位教授。

我这次到中央大学是由于该校农学院教授朱健人和外文系教授徐仲年向国文系主任伍叔傥推荐。徐仲年和通伯是表兄弟，这次是由通伯的弟弟次仲促成的；健人和我一家，因此我到重庆的时候，先到沙坪坝找到了健人。那时他父亲迂生也在重庆，是族长兄，见面时很关切，对我有不少帮助。

那时中央大学分为两部，一年级新生全在柏溪，二年级以上的除医学院借住成都华西大学以外，全部在沙坪坝。沙坪坝虽然在重庆郊外，但是交通便利，来往杂沓，人手特别混乱，历史系的缪凤林称之为“水陆码头”，倒是千真万确的。茅盾的《腐蚀》就以沙坪坝为背景。柏溪在嘉陵江上游，三十里的路程，除了木船和滑竿以外，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因此来往人少，也比较安静。我因为两边有课，但是柏溪课多，所以常住柏溪，每周去沙坪坝一次。

抗战以前，中央大学在高等院校中的地位是一般性的。抗战初期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联立，声誉远出各校之上。可是到了1942年，中国对外的出路只剩了一条滇缅路，而后来英国人又封锁了滇缅路，昆明的情况反而更加危急。知识分子集中到重庆，中央大学的地位，不期然而然地高起来，组织庞大，人员也特别复杂；共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七个学院，四十多个系，还附带一个牙科学校。学校的组织，上层是校长和教务、训导、总务三长，院长是空的，实权完全在四十几位系主任手里，每位系主任都握有进退教师的大权，因此这个学校成为四十几个土司的联合衙门。

当时的文学院有中文系，系主任汪辟疆；师范学院有国文系，系主任伍叔傥。中文系人才较多，重心是汪辟疆和胡教授两人，他们都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的旧人，汪的名士习气较重，胡开通一些，但是对人较忮刻，因此情绪对立，中文系也不易进展。师范学院是新办的，国文系只有伍叔傥、罗雨亭两人，伍是国民党健将朱家骅的连襟，本人是一个党混子，自己认为懂得政治，罗雨亭是罗家伦介绍的，因此伍叔傥疑心他是派来监视自己行动的，同时又认为他的文采不足，多少有些轻视，不过因为系内只此两人，不愿再把矛盾激化。

1942年春初，在校务会议上，汪辟疆的名士脾气又发了，他说：“大一国文这个课，实在没有意思。中文系管不了，我也不想管。”

伍叔傥一眼看清这是上门的买卖，随即说道：“既然中文系不管大一国文，这个责任，我们国文系是责无旁贷的了。”

这一年秋天国文系本身添办了四年级，共有四个班级，外加各院各系的大一国文，一共几十个班级，每位教师担任三班课，共计增添教师一二十人，师范学院国文系的教师添了不少，突然成为大系，声名远出中文系之上。在这里可以看到党混子的手腕切切实实地远在斗方名士之上。

从此以后，国文系的教师超过中文系了。在沙坪坝的先后有孙鹰若、徐英、杨晦、乔大壮；在柏溪的除我以外有罗雨亭、孙雨廷、卫仲蕃、魏兴南、魏建猷、王仲荦、吴组缃、管雄、陈行素这一批人。伍叔傥是一位有名的斗将，他在学校中能够独立作战，并不要求教师们助威；教师们也乐得有这样的系主任，明知他不过是一位党混子，只要他对于教师们不加妨害，由他自己混去。

国文系的学生是不是知道他是党混子？知道的，但是抗战中的学生，大多数是只身在外，无依无靠，没有考取的只望考取，一经考取，可以不费分文吃到三顿饱饭，只要毕业以后，系主任代他找到工作，那时即使系主任是文盲，也不愁无人崇拜。人们已经到了生存的边缘地带时，是没有选择的。

伍叔傥每学期总有两三次从沙坪坝赶到柏溪。他看到国文系学生总要殷勤接待，嘘寒问暖，有时问他们爱读些什么书，有什么作品。学生有的把自己的作品给主任看，伍叔傥总是说在柏溪一时也不能细阅，要带到沙坪坝仔细看，看看他们日后适宜于怎样的工作。这些作品后来我在沙坪坝伍叔傥的房里看到，久已尘封累载，估计始终没有经过什么人的阅读。

伍叔傥的一手绝招是他的《后汉书》。他看到学生的时候，总是要他们读《后汉书》。他把这部作品吹得神乎其神，好像读了《后汉书》以后，什么都能解决。我是读过《史记》的，因此也就把《后汉书》仔细读了一下。读过以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样。范晔作书的时候，关于后汉的各种不同史书还存在，这些他都可以参考。他并没有发现新材料，甚至在引用前人作品的时候，有时还不免有些脱误。但是这都无损于《后汉书》的价值。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在后汉时代，除了光武、明帝、章帝这几位君主以外，有些皇帝是昏君，有些是孩子，有些自己不能执政，由着太后、外戚或是宦官执政，这个朝代的存在，主要不是由于君主的英明，而是由于“仁人君子”的努力。这些人有些是大臣，固然可以提供他们的才能；有些只是小官，甚至连小官也不是，同样也可以主持清议，维持国家的存在。假如联系了作者范晔的时代，我们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他的政治主张。一系列东晋皇帝不是庸才就是白痴，这些人是没有希望的，而代替东晋的刘裕，出身于流氓无产阶级，他从出卖他的上级刘牢之开始，以后北伐南燕、后秦，确实打了几个胜仗，但是胜利是建筑在人民的血泊之上的。为了赶回建业，争夺帝位，他可以抛弃整个关中和自己的十万部下。帝位到手了，传给儿子了，但是他的那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行为，也传给他的子孙，每个继承者总得把自己的兄弟一个一个地杀尽灭绝，而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再由他们重演这血腥的屠杀。皇家帝室既然是一批血腥的屠户和犬豕，那么谁来维持这个苦难的社会呢？范晔这就想起自己所属的大地主阶级，他称这些人为“志士仁人”。他在《陈蕃传》里说：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俗。而驱驰险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范晔当然有他的局限，他所希望的只是他出身的那个大地主阶级，他相信只有这个阶级的人出来，才能撑起这个国家。这部《后汉书》就是他的阶级意识的表现。后来他在政治上有一系列的活动，而这时的最大的屠户终于把他杀了，其实杀人的没有错，被杀的也没有错，这只是斗争的表现形式。

我把《后汉书》仔细读过，才明白伍叔傥的盛称《后汉书》的文采，并没有理解这部书，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买椟还珠。他所看到的是装潢美丽的外壳，但他并没有理解这部作品的精神面貌，他也不可能理解。这一切我都没有说破，只是把我自己的见解，写了一部《后汉书考索》，这部书已经探讨到作者的思想意识，比《史记考索》进了一步。

伍叔傥对于我们的要求，只是把课教好。我的课是一年级的大一国文、《毛诗》和三年级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本来要我开文学史，我看到这会挤去罗雨亭的课程，因此没有同意。雨亭是开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问我为什么开文学批评史呢？我说：要是不开，那就很少可开的课了。一般地讲，我和国文系的教师相处得很好。

那时的中央大学，由于院系繁多，组织庞大，因此到处出现了无人过问、无人负责的现象。可能这是由于我们的老传统，大家都有些不亲细务，因此乱七八糟，贪污蒙蔽也就习以为常了。即如我们吃的米，一直是由沙坪坝发来的。从沙坪坝上船，逆水行舟，三十里的路程要分作两天走，当夜在磁器口上游住夜。住夜的时候，就会有人挑去十石八石。一船的米少去十石八石不是件小事，但是不要紧，嘉陵江里有的是江水，如法泡制，第二天下午船到柏溪，大斛小斗，一量还是这些，并没有什么欠缺，可是米是烫手的，日久了还要粘结成块。我们吃的米，是沙子、石子、谷子、瘪子、稗子，有名的五子俱全，但是无人过问。

有趣的是有一次校长顾孟余换了，那时柏溪的教师食堂里，一夜之间来一个大动乱。第二天大家看到标语：“我们的顾校长劳苦功高。”“我们为顾校长而欢呼。”最妙的还有一张是发动教师的：“教授们啊，你们拿了这么多的工资，为什么不起来挽留顾校长啊！”这一张最滑稽。我是接了顾孟余的聘书的，但是我来是为国家教书，不是替顾孟余捧场的，因此只有置之不理。看来一般教师也都置之不理。大约这些标语是顾孟余在柏溪安排的亲信干的，但是并不顶用。

在重庆政府里，顾孟余一向是作为汪精卫的嫡系存在的，汪精卫投敌了，他并没有投敌，于是就在罗家伦出国担任驻印大使以后，由他担任中大校长。这几年来，他总算没有失业。但是这几年来，他的能力，由于惰性作用也就所存无几了。他的下台，正是一种物理现象，可是由于他的下台，问题来了：谁来当中大校长？

蒋介石看到这一点，由于种种原因，在抗战后期中央大学的地位提高了，学生多，教师多，四十几个系把中大推到高教界的前列。他想抓到了中央大学就抓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抗战以前的蔡元培不是那样吗？抓到北京大学，就抓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己是抓到中国的军队了，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把握。因此顾孟余下台的时候，他有些犹豫。

教育部长陈立夫看到这种情况，就说：“中央大学的情况很复杂，为了把这个学校好好整顿一下，立夫顾不得劳累，是不是可以由立夫兼任，让主席可以把旺盛的精力主持国家大事，应付更重大的需要。”

这时林森久已死了，蒋介石正赤膊上阵，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因此陈立夫有这一番话。听到陈立夫自告奋勇，蒋介石手按在桌子上说：“且慢，大家好好考虑一下。”

陈立夫是聪明的，他不再坚持了。最后的决定是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分兼任中央大学校长，日常事务，另设教育长，由朱经农主持。

朱经农是学教育的，教育学主要是搞中、小学的，对于怎样主持一个大学校，鼓舞大家在学术方面的努力，其实并不内行，不过在蒋介石校长的领导下，大学本来与鼓舞学术无关，最大的要求，只是如何应付现实，以免出现意外局面。就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何况蒋介石对于大学生的要求，只是满脑子的洒扫应对，而这套洒扫应对的工夫，不要说抗战中的大学生对此不感兴趣，朱经农教育长也是满肚皮的嘀咕。

一天，朱经农教育长接到电话，说是校长要来视察学校了。仲秋天气，炎威还没有消除，教育长带着教务、训导、总务三位首长，光着脑袋，远远地在松林坡下面伺候。听着听着，远远地来了一阵喇叭的嘶嚎，知道校长的汽车要到了，大家屏着气，目不转睛地伺候着。一部先行的汽车停下以后，过了令人窒息的几分钟，校长的汽车到了。教育长光着脑袋带着三位首长，弯腰低头走上去，然后仰起挂着笑容的面孔，郑重地说：

“校长辛苦了，欢迎欢迎。”

第十三节

蒋介石知道这是学校，究竟和衙门不一样，因此也还和气，只是说：“没啥，没啥。”他把手一扬：“请吧！”

朱经农和手下三位首长领路，后面簇拥着一批副官、侍卫之类，一路走上松林坡，不料斜刺里冲上一位学生，脚上一双草鞋，拍哒拍哒地打着石子路。

蒋介石看到这双草鞋，实在不成体统，气得脸色发青，但是很懂得容忍，没有发作。只是对着这学生说：“干什么穿草鞋，这是什么样子？”

青年人想不到草鞋犯了讳，正要发作。朱经农一付调解的架势，说：“这是校长。”

不说犹可，一说到校长，青年人的话来了：“校长，请你替我计算一下。我从家乡，千里迢迢地投到重庆，无亲无友，虽说考上了中央大学，按月领到贷金，要缴饭费、买书、买笔墨纸张，算一下，钱已经用完了，谈不上买皮鞋，布鞋也不想了，个把月不剪发，买了这双草鞋，还要靠它爬上爬下。松林坡的碎石又多，我正愁草鞋破了，没钱重买一双。校长，请你替我算一下，以后怎么办？”

蒋介石的脸色更难看了，没有答话，教育长出来打圆场，他说：“这问题提出也好，校长会考虑的。”

朱经农领路，蒋介石上了松林坡，正在向右转，不料又冲出一位青年，上身罩着一件汗背心，短裤，赤脚、草鞋。满脸都是汗，背心和短裤都湿透了，还在往外沁。蒋校长满肚皮不舒服，吆喝着：“站住站住。”

这位青年头也不回，一径走了。蒋校长气得直哆嗦。

朱教育长连忙说：“这是教师。”

蒋校长说：“啊，这是教师！教师怎么搞成这样子！”

教务长开口说：“他们是在那里打球，这一位打完了去休息的。”

蒋介石向前一看，果然还有一些人在打篮球，这才平了气，只和朱经农说：“不看了，今天我还有事，再见吧！”

朱经农巴不得这一声，一下心定了，还没有出什么大事。他和教务长们把蒋校长送下山坡，看他上了汽车，这才抹一下满脸的汗：今天过了一关。

一个星期以后，我在柏溪接到教育长办公室的通知：“径启者：顷接电谕，定于某日下午二时，召集全体师生员工，在校本部大礼堂，由校长训话，务祈准时出席为荷！”下边还盖着教育长办公室的公章。

我教了二十多年的书，还没有听过校长对教师训话的事，这倒是新闻。要是以政府主席的身分训话，当官的不听也得去听，可是校长训教师，那只能由爱听的人去了。好在各人自由行动，并不排队，落得在柏溪听结果。

那天晚上，只听得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回来。一位女生尖声尖气地嚷着：“今天校长可把大家骂苦了，说是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骂就由他骂吧，最后的结果他自己会好好地回味。

第二年的暑假到了，要举行毕业仪式。朱经农恭恭敬敬地给蒋介石一封呈文，请求莅校参加，发给毕业证书。

在大学里，这是一个盛典。在蒋介石，这也是一个机会。从他手里接过毕业证书的学生，这才是真正的及门弟子，日后酌量重用，当然感恩戴德。

那一次没有通知柏溪分校，因此没有人去参加这个盛会。

校本部参加这个典礼的人倒不少，学校负责人都到齐了。

经过一番仪式之后，蒋介石长衫马褂，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准备发毕业证书了。

教务长呈上一叠毕业证书，朱教育长捡着第一张按着姓名直嚷。

蒋校长正在准备哈腰发给证件。

全场寂然，没有一个人起立，也没有一个人做声。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蒋介石的发青的脸对着迎面的挂钟，挂钟也对着蒋介石，悠悠然地踢哒踢哒。

一位懂事的青年站起来道：“某人因事没有到场，是不是可以由我代领？”

朱教育长看到蒋校长的脸色松了一下，连忙说：“可以可以。”

蒋介石把毕业证书交给这位学生，他准备好的那一番训诫高论只得留给第二位了。可是第二位依然没有到场，还是由另一位代领。

这个情况重演了四五遍，太乏味了。蒋介石挺一挺身，说：“走吧。”

朱教育长连忙吩咐教务长留下，代发毕业证书，一边向蒋介石说：“会议厅里四百多位教师还在那里候着，欢迎校长训话，准备着茶点，是不是可以请校长到会议厅？”

蒋介石正下不了台，一想到会议厅和教师们见见面，也好，因此略微点一下头。

朱教育长高高兴兴地在前引路，想到会议室这四百份茶点，是由重庆西菜馆精心准备的，只要教师们客气一些，今天这一场没趣，是可以挽回的。他领着蒋介石傍着山路向前，得力的工作人员早已一溜烟地跑向会议室。

重庆的天气，下午比较烦热，好在蒋校长带兵久了，倒也不太为难。教育长的嘴巴又甜，训导长也能凑趣，信步走来，不知不觉地已到了会议厅。

厅门打开，迎面?的约莫四五十位，都是精练爽利，间或也有三两个头童齿豁，原来都是临时拉来的职员。蒋介石朝里面一看，半个教师也没有，有的是排得整整齐齐的条桌，盖着雪白的台布，四百份点心，还有牛奶咖啡送来一阵阵的香味。

朱教育长这时才大惊失色，训导长和总务长也慌了手脚。蒋介石血红的眼珠瞪着侍从武官：“干什么，还不赶快叫汽车开上来！”

一阵喇叭声送走了蒋校长，朱经农和那两位首长瞪大了眼睛直叹气，职员们正在估计如何分配这四百份精制的茶点。

第十四节

蒋介石的工作多呢，干不干校长，他是不会失业的，朱经农倒需要重新安排，一边调教育次长顾毓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大的这些干部又有一番调动。

这是蒋介石出任大学校长的经过。他对于蔡元培始终有些不平，蔡元培也始终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没有和蒋介石合作。

以前我没有到过中大，但在中大还是有个别熟人的。健人和我是一家，不必多提。沙坪坝注册组的史价人，是南通中学的校长，这时也在中大，有些老迈了，不过还在坚持工作。柏溪分校的注册组还有一位刘斌，是武汉大学的老同事，别后重逢，有时也谈谈珞珈山情况。

最难得的是张士一先生。我在南洋公学附中读书时，张先生以助教的身分教过我，到柏溪以后，听说他住在附近，连忙去拜访。张老师头发已经雪白了，但是精神非常充沛，看到这三十多年以前的学生，也还记得，高兴得很。那时张老师在沙坪坝任课，因为图安静，所以住到柏溪。有时也谈到沙坪坝外文系同事，大半是他的学生，不过不够亲近，不免也有一些牢骚。这也难怪，各校有各校的风气，并不稀奇。

此外还见到宗白华和顾颉刚，他们都是五四运动以后出名的，现在也在中大开课。宗白华勤学得很，他住的地方离柏溪很远，来的时候，背着一麻袋书交还图书馆，去的时候，又背着一麻袋书回去。确实是一个勤学而又遵守图书馆规定，自己读书而又不妨碍别人读书的好榜样。

顾颉刚本来也是能读书的，但是现在却有些热心政治了，特别是热心在重庆政府做官。这就无形地给自己抹黑。那时重庆正闹着献九鼎，教育部的官儿们想起顾颉刚以前做过大禹是一条虫的考证，尽管后来曾经自己纠正这个假定，但是官儿们不肯放过玩弄他的机会，指名要他做一篇《九鼎颂》，顾颉刚没法，只有照做，还得努力恭维大禹一番，这才满足了官儿们的偏好。

那时成都的一位商人囤积了一大批白报纸，做了囤积又怕损名，于是就开了一爿中西书店，要出一套中国古代作品小丛书。他们要顾颉刚主持，这位先生要出名，可是又没工夫搞，这就邀我和他合作。他的人头熟，由他出面组稿，我的杂务少，由我在家审稿。事情拖了一年多，最后还是商人的眼光敏锐，他们看清楚出版的利息，远远不如囤积，因此这批小丛书没有出到几本就结束了。

到了中大以后，我开始发现中大的风气究竟和武大完全不同。当然这只是指两校的一些头面人物，和群众的关系不大。不但这个大学和那个大学的群众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甚至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群众基本上也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头面人物。武大的头面人物是一批自命的金德孟，中大的头面人物好像是不一样。打架、拍桌子，这是武的，造谣言、盯梢，这是文的，总之是赤膊上阵。中大甚至有人顶着“四凶”的头衔出门，这样的坦率，有时就坦率得特别可爱。

历史系的缪教授就当真了不起，到过陕西一次，回来就到处卖弄怎样在西安讲学。有人问他是不是给胡宗南的军官们讲，他眼睛一瞪，挥着蒲扇一样的大手，说：“我是给高级将官讲，至于一般军官们那是够不上听讲的。”缪教授也爱读书，把图书馆的书借出，堆满了三间屋，由他慢慢地读，这一世读不完还有来世。文学院中文系胡教授名声更大，他是赫赫有名的学衡派领袖，虽然鲁迅给他加上了“学且不知，衡于何有”的碑铭，但是他毕竟是“东南”的人望。国文系的丁山教授来了，要开龟甲文的课，这个消息给胡教授知道了，他立刻用文学研究室的名义把图书馆全部有关龟甲文的书借个精光；丁山只有对着图书馆的空书架白瞪眼。

社会学系主任孙教授调任师范学院院长，院长是比系主任升了一级，可是没有实权，实权都在系主任的手里，他带着一肚皮牢骚去当院长了。可是数理系的一位主任调任理学院长的时候，坦然地再三叮咛新任的系主任说：“记清了，在我不当院长的时候，这个主任，我还是要当的。”大家把浩然巾扯开，这样的生活也有特别的风趣。

这都是些头面人物的行径，等而下之的就更不等闲了。体育系的一位蔡先生，名字没有人提起，一般都称为老英雄。老英雄的课不多，又用不着看什么书，一天到晚牵着一头山羊东逛到西，西逛到东。他正在计算着这头山羊长大以后，体重如何，能为他挣多少钱，可是一个不注意，老山羊没有了。老英雄这一惊大大的出乎意外，一笔即将到手的巨款，凭空伸出一只手抢走了。这个时候，他所想到的不是单杠双杠、长跑短跑，而是即将到手却被攫去的巨款。怎么得了，老英雄汗如雨下，没有办法。且慢，他坐下来，慢慢地回想一下。最后，他想到总务组的老吴，匆匆地跨进办公室，一把拖住了老吴：

“老吴，山羊没有了，怎么办？”

“啊哟，老英雄的办法多着呢!找我有什么用？”老吴嬉皮笑脸地说。

“不是这样，人家急都急死了，你还要开心。凭着你老吴还愁没办法？我们老弟兄总得帮个大忙。”

这位事务员是肯帮忙的。他的眼睛眨了几眨，最后说：“老英雄，不要着急，急坏了白白丢去英雄的声名，有什么用？一切且看今晚。”

这一晚老吴派工友找到附近的一位老韩。就在电灯的阴影下，他拍着桌子问道：“是你把山羊偷去了，现在给我交出来。”

“啥子山羊，”老韩说，“我不知道。”

“管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要把山羊交出来。不交出来，你自己想想看。”

“想有啥用处？就是不知道山羊哪里去了。”老韩说。

“也好，你不肯说，是吧？不交山羊，我得在你身上找出来。”

老吴的眼睛珠一霎，三三两两的打手出来了，木棍竹片都有，穷汉身上吃了三五十下。

但是他委实没有偷老英雄的山羊，打是打不出山羊来的。他没偷也就无从赔起，要赔也不知道怎样的赔法。饭都没有吃，净是吃地瓜，拿什么赔？他有老婆孩子，可是怕拖累，也没有人敢来。事务组在冷僻的角落里，人打坏了，谁也没听见。这一晚老吴确实是个活阎王，竟把老韩活活打死了。

老吴不是没有担心，第二天他跑了。沙坪坝和柏溪是一家，调沙坪坝同样是工作，老韩死了，老英雄重新买了一只小羊，我到柏溪的时候，他依然拖着山羊东逛西逛，只不过山羊小了一些。

老韩死了，但是地方上并没发生大问题，因为柏溪是黄九老爷的天下，只要黄九老爷不做声，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位黄九老爷倒不是本地人，是从北方来的，可是他的来头大，是袍哥当中的老辈分了。那时还是四十年代初期，人们口头上一般都说到三位一体，一次一位当地人谈到黄九老爷，这位先生大拇指一举，说：“啊哟，人家是袍、土、革，三位一体。”原来这黄九老爷是袍哥、土匪，再沾上国民党，是这样的三位一体。中央大学到四川以后，正想在柏溪建立分校，黄九就把自己的一个山头连同庄房让出，这就是分校的办公室。你想在办公室打死人，黄九老爷说什么呢？

黄九从北方来的时候，一条光棍汉，现在田有了，地有了，还有果园。他有老婆、小老婆，有账房、勤务、打手。从柏溪到磁器口，他有木船，来来往往的人都得坐这条船，就是说，他给你便利，你也得给他交通税。在这十里之内，他的话就是法律，现在勾结上中央大学，这就无形之中，给了他一种法律的保障。在这附近，打死人不偿命的事，还不只一次。那时的法律，不是保障被打的，而是保证打人的权利。

中央大学是一种点缀，是点缀这个腐朽的社会。而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正在为这个即将埋葬的社会做一些美容工作。由于中大比武大更接近这个没落的中央，因此它的反映也就更具实感，更穷形尽致。本质上是一样，表现手法是有差别的。

老吴是一个范例，但不是唯一的范例。后来在柏溪还看到一位事务员因为侵吞燃料费而夤夜逃跑；又看到一位事务主任和事务员因为分赃不匀，互相扯皮，其结果是双方撤退，搞得分校主任连带辞职。这位主任倒是江苏的一位有名的师范学校校长，在江苏的时候，这些校长在南京争经费，号称督军团，没想到最后到柏溪却栽了一个筋斗。

国文系在柏溪还是有些成绩的。罗雨亭的努力是有名的，吴组缃写作能力特别强，他曾经做过冯玉祥的秘书，故事也多，冯玉祥的那本《我的生活》，其实是组缃写的。王仲荦年青，但是对于唐六礼很花了一些工夫。魏建猷是搞历史的，做过顾颉刚的私人秘书。管雄是黄季刚的再传弟子，和伍叔傥同乡。

伍叔傥极端自信，同时又相信自己的耳目。他了解到柏溪国文系的教师们对他不构成威胁时，因此也就放手，大家工作就更自在一些。我在教书中，没有什么困难，教本系一年级国文时尤其感到很自在。发作文卷子的时候，经常注明时间，约学生到宿舍里和他们畅谈，把作品的优点和缺点和他们谈了，这样好的可以写得更好，差的也可以写得好起来。有许多话可以面谈，但是以不批出为妥，因为一经批出，同学们都看到，好的不免心满意足，差的就要垂头丧气，对于各方都没有好处。

大约是1943年，那时盛传王世杰要担任中大校长了，伍叔傥一见我就说：“朱先生来得正好，听说王世杰要来了，我想还是你担任系主任的好。”

“你不是搞得很好吗？大家都处得很好，为什么谈到这事呢？”我说。

第十五节

好是好的，但是我和王世杰搞不来，他从东门进，我从西门出，所以我这主任是搞不下去的。你在武大多年了，和王世杰总有一些关系，还是你来好。”

事实上，柏溪的国文系新生全部是我教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些已经到沙坪坝，看到也还熟悉。本系教师一大半在柏溪，问题不大，因此我也无法推出，不过这一次是虚声。不久以后，却有一个实在的推荐。武大内部形势又变了，这一次是在王世杰的推动下，王星拱调任中山大学校长，由周鲠先出任武大校长。在武大，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王星拱辛辛苦苦培植起来的淮军，现在垮了，还得由湘军掌握武大的大权。中山大学在广东的声誉当然在武大以上，但是王星拱这一去，一切都凌空，还得重新布置，是不是搞得出一个局面，没有把握。王星拱路过重庆的时候，对于伍叔傥这样的政客兼教授，是不能不来往的。

伍叔傥问我：“我推荐你到中山大学担任系主任，行吗？”

当时我在中大已经有了一些地位，心想一则去了以后，伍叔傥可以安心，二则一去便可以为国文系的学生开辟一条出路，这正是伍叔傥日夜企望的事，因此就答应了，不过我也明知王星拱口头必然接受，事实上是另外一件事。

一切都如我所预料，我所没有料到的，是王星拱到了中山大学以后，不久就去世了。平心讲，王星拱在武大的一切，一大半是由一些人搞对立的结果，以致武大初上轨道，随即形成内部斗争，学校受了最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惋惜的。

1943年冬天，中大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曲折。文学院有中文系，师范学院有国文系，这两系的分别在哪里谁也说不上来，说也感到别扭。因此，秋天以后，两系合并的呼声喊出来了。合并就合并吧，教书总得要教师，因此大家倒也笃定。问题是由谁当系主任呢？汪辟疆资格老，人缘也不错，但是伍叔傥有政治背景，国文系实力强。问题存在好久了，决定还是没有。最后还是汪辟疆的名士风度决定一切。他不干，伍叔傥担任了系主任，国文系取消，全部教师都作为中文系教师。

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实质上并没有解决。原来的中文系主任本来有两派，汪辟疆的一派是倒了，胡先生的一派还在，人数少，但是很精练，斗争能力强。还有一件，他们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的嫡系。这一着在汪辟疆担任系主任的时候，没有作用，因为汪也是这一系的，可是汪辟疆一去，胡先生顶着这块招牌，号召南高、东大的全部校友，作为支援，进行一次派系的决斗。

事实上，当时的中央大学教师，除了一些杂牌队伍以外，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来的，这是当权派，但是人数究竟不多；一派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来的，这是基层派，人数庞大，而且因为一向受到压抑，团结紧，报复性特别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胡先生的资格特别老，他是两江师范、南京高等师范的前身毕业的。

不过伍叔傥并没有畏惧，他能斗，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又是朱家骅的连襟，这些都是他的斗争资本。但是他最后却失败在战略上。他拉拢了一些学生，他的本钱完全靠他为学生介绍工作的能力，失败也就在这方面。学生毕业了，有了工作，得为自己的工作努力，为自己的前途斗争，对于母校，对于母校的系主任，他们管不到，何况伍叔傥在学术方面，并没有任何成就呢。

至于原来国文系的教师，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为私人斗争的。伍叔傥一向没有把我们作为他的斗士，因此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安排自己的工作，这是伍叔傥的一件好处，但是在斗争中很不得力，最后在伍叔傥失败以后，落得一个各找出路，卷堂大散。这一切都是后话。

我除了教课以外，主要精力还是安排在传记文学方面。我的那部《读诗四论》是1940年出版的，那时币值不断贬低，出版商的原则是把稿费的结算尽量推迟，所以我到中大以后，虽然也和出版商联系，待到那天从邮政局领回稿费的时候，到合作社买了两双线袜。重庆政府的行政院有一个出版委员会，曾经给作家们一封信，问及稿费的情况，要大家提供办法，以便保护作家的利益。当然这是装模作样，没有一些诚意的。我的答覆是：“最好作家不再撰述，以免耗损自己的精力，有烦出版商。”

话虽如此，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批评述论》、《史记考索》、《张居正大传》正在由开明书店陆续出版。开明究竟开明一些，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把精力集中在商务方面。

张居正是一位实行家，他夺取政权，主要是为了掌握政权，使垂尽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他整顿内政，抵抗外侮，打击了一些贪官污吏、刁生劣监，在某些方面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安定了这个垂危的国家。我认为这本书对于当时是有一定程度的贡献的。

《张居正大传》脱稿之后?我考虑到怎样把人的思想从固有的框框中解放出来。从宋代起，人的思想束缚在客观唯心派的框框之中。人们想象的不是自己所见的是非，而是孔子孟子所见的是非，特别是所谓圣经贤传的是非。一个问题来了，人们考虑的不是怎样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而是孔子孟子怎样认识这问题、解决这问题的。这就是说不是以自己所见的是非而是以孔子孟子、圣经贤传所见的是非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这就造成了宋、明的一再亡国，元、清的一再压迫。这个根子完全是由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所播种、所培植的。

这就使我联想到明代的王守仁。王守仁出来了，反对朱熹的那一套客观唯心主义。他提倡良知良能，提倡良心，认为只要不去昧没自己的良心，良心自然会告诉他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要的是良心所见的是非，而不是孔子孟子、圣经贤传所见的是非。日本明治时代的维新，主要是得力于阳明学说。其实明代末年认为洪水猛兽的李贽的《童心说》，也是从王守仁的良心派生的。这就使我考虑到要写《王守仁大传》。

但是正和我写《张居正大传》一样，我手中掌握的资料还很不够，连这部《王文成公全书》，我还得向缪教授转借。承他的大力协助，从借满三间房屋的资料中捡出来借给我，并且讲清只能借看一月，期满之后，必须缴还。就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我进行校集材料，编排整理，终于写出我那部《王守仁大传》。

王守仁是主观唯心的，但是在反对客观唯心论方面，不能说没有一定成就，这样的理论为他的事业创造了条件。宸濠之变，从本质上讲，和燕王棣之变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是燕王棣成功了，巩固了中央政权，而宸濠以失败而告终，他的叛乱，只是搞地方割据，破坏统一，制造分裂，因而平宸濠之变就是巩固中央集权，是值得推崇的。广西的瑶、僮之变，是搞民族分裂，破坏统一，因而也是错误的。平瑶、僮之变同样也是巩固中央，是值得推崇的。这就是说，在十六世纪，王守仁的学术，以及由此学术而形成的他的事业，是这样的。

历史是历史，不是现代，地主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只是明代地主阶级的主观唯心论，这样的理论是和现代不适应的。要是在今天，再把地主阶级的人物及其理论重行拿出来，这是极大的错误。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把过去的时代强加给现在。这部《王守仁大传》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完成的，那时的出版家，即使如开明书店那样的开明，也没有承担出版这部著作的经济力量。有人曾为正中书局向我征求这部作品，我因为知道正中书局的后台是陈立夫，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所以没有同意。

1944年的春天，我们为通货的不断膨胀而感到生活艰苦。柏溪中大分校的教职员除了单独生活者以外，参加教职员伙食堂的，大约有十桌人。1942年我初到的时候，每月还经常吃到十斤肉，到这时只剩得不足二斤了。物价不断上涨，工资不断低落，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一些米贴。由沙坪坝运来的米更坏了，不但五子俱全，而且五子很多了。这些米卖给当地的富裕农民。买的人并不讨厌质量太低，他们说：“这种米我们自己并不想吃，是买去喂猪的。”这个结论是生物系的一个教师告诉我的。他很生气，我好像也无所谓，因为我在新港船上曾经看到要求旅客给猪让座，在那批轮船流氓的眼光里，人比猪还不如，现在总算是平等吧，那也就不生气了。

中国抗战的形势是不妙的，但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局却逐步好转了。在湛江陷落以后，中国对外的通道只剩了一条滇缅公路。一切物资武器都靠这一条路。英国政府对于我们是同情的，所以路虽只剩一条，希望并没有断绝。可是反动日本军阀是看到这一点的，他们对于英帝国主义的认识比我们高明得多。大英帝国主义是文明的，高超的，富有同情心，而且能够支援被压迫的国家的。不错，但是这是假象。我们正在以这个帝国主义的假象安慰自己的时候，反动的日本军阀便要他们自己剥开画皮，让我们认识认识这个文明高超的国家究竟是什么东西。反动的日本军阀向大英帝国主义提出抗议，要他们立即封锁滇缅线。那时的中国人是多么紧张。北方的八路军早已理解到这一点，他们的供应完全取给于反动的日本军阀，只要反动的日本军阀存在一天，他们这一边便不愁没有供应。没有枪炮，从敌人手里夺取枪炮，没有给养，从敌人手里夺取给养。这一点是重庆政府所不能理解的。所以滇缅路一经截断，不但反动的日本军阀坐待我们的死亡，就是我们的战友，也准备拍手称快，和日本的反动军阀共进鸡尾酒，庆祝胜利。我想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大英帝国的邱吉尔首相和中国的蒋介石大元帅在开罗会议以后的玉照，实在不胜慨然。我看到的真正陆稿荐、张小泉和老牌金德孟，眼下这种情形只能给我一些凭吊的感想。

反动的日本军阀并不以封锁滇缅线为满足，他们轰炸香港，轰炸新加坡，再进一步轰炸缅甸，英国无力抵抗，还亏得这个被他们出卖的中国军队，出国支援，多少打了几次胜仗。记得那时成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张英雄射日图的漫画，这位英雄一边跨马逃跑，一边还用唐吉诃德的姿态对准太阳射了一箭。

但是1944年上半年确实是一个苦撑待变的时代。苦的是人民，重庆的大人物并不苦，他们正在巴西购?咖啡园、甘蔗园，准备下半世的及时行乐，享受人世的幸福，也准备坐到耶和华的椅子旁边，共进糖果。有时报上还发表在日本飞贼轰炸的时候，大元帅的轿车在上清寺帮同疏散人民的美德。真是活见鬼，大元帅不去发动飞机进行阻击，即使从早到晚这部轿车不停运转，能疏散几许人民呢！报刊歌颂总也有个歌颂的道理，总不能像地府小鬼在阎王放屁的时候，高喊一声“恭维大王，宏宣宝屁”吧。

战争确实是很艰苦的。教师们只感到生活的艰苦，人民的艰苦可多啦。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这是一件，人民还有一层拉壮丁的苦难，这是重庆政府的管辖区域特有的。我初到乐山时所看到的乞丐没有了，爬在地下背上水船的也不多了。他们是作为壮丁拉去了，或是得到一些代价替人当壮丁去了。我在《后西征赋》所说的“衣不蔽覭之壮，年及中男之丁”的情形更普遍了。押送壮丁的下级军官不把人当人，因此也不把自己当人。这些不能算人的两脚动物，有时押送二三百壮丁的行程，到重庆时只剩不到一百人，有些是得钱卖放了，有些是中途脱逃了，也有一些竟是生死莫卜了。因此，到1944年的春天，人力也感到非常紧张。

当时的一般估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胜利有望了，问题是重庆政府是不是能够支持到那一天。所以这是一场长距离赛跑，是世界大战先结局呢，还是重庆政府先结局？我们的估计是如若重庆政府不把全力应付战争而还是在那里蝇营狗苟，鸡争鹅斗，那么这场赛跑结局的时候，很可能是重庆政府先到达终点。

这个估计，在重庆的知识分子中很普遍，但是我没有告诉莲舫。尽管那时的邮件还能七曲八折地找到一条到达的道路，不过并不稳定，一个月到的也有，三个月到的也有。信件是通的，写得也很详细。虽然我从来没有做过出通信集赚取稿费的幻梦，但是每次总是七八页，每页三四百字，对于自己的生活写了不少，可是对于抗战的前途，我是不应当说，也是不敢说的。一位家庭妇女带着七个孩子在沦陷区苦撑，我没有权利再使她丧失信心了。

现在家信来了，清於从泰兴出发，准备在到达重庆以后升学。

第十六节

这是一个倔强的女孩子，在泰兴读完高级中学以后，恰好邵渐逵的女儿瑞珠要到重庆猫儿石探望她的丈夫，顺便在那里找一个工作。和她们结伴同行的还有冯鸿翔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小狗子，此外还有带路的人。从泰兴出来的时候，路费不多，卖去了一些家具，才能上路。那时渐逵在马甸办小学，因此就在马甸停了一晚，莲舫一直送到这里，第二天才回城。这所学校也不简单，白天是小学，受伪政权领导；夜晚是师范学校，受新四军领导。因此马甸这个地区，虽然离城不到二十里，情形很复杂。好在渐逵人头熟，各方面都吃得开，泰兴城里的伪政权，在蔡鑫元的指使下，一方面巩固自己的势力，尽量抓钱抓兵，但是也抱定过得去的宗旨，只要能过得去，他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过分深究。

由于蒋介石的叛变革命，1941年新四军在安徽遭到伏击，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从阴沙、小河过江的余部，一经登上了长江的北岸，立即得到很大的发展。泰兴是一个人平均不足一亩地的穷地区，地主和高利贷主的剥削特别严重，蔓延的柴草遍地皆是，只等待火种的播散，因此新四军到达后，立即取得了有利的形势，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在皖南的时候。

地方的政权掌握在伪军手里，但是伪军的武力，仅仅足以把自己封锁在县城和附近的几个据点，确实一些说，伪军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日本兵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他们把自己封锁在城东北的佘将军庙，这是据点中的据点，孤立中的孤立。他们有武器，有给养，但是他们实际上怕群众，也怕伪军。他们知道，只要伪军把枪口掉转，他们就没有存身的余地。

泰兴城外广大地区，接受蒋介石命令的队伍中有姚绪东县长，也有张公任旅长，姚绪东是接受韩德勤省长命令的，张公任就不那么听话了。新四军从江边向姜堰、海安开拔的时候，张公任让开一条路，因此对于革命有一些贡献。地方武装之中的朱骥，比张公任更进步，是接受革命指挥的，他和张公任有联系，同时也有斗争。经过抗战的艰苦，泰兴人得到锻炼，一切都在变化之中。邵渐逵的办学，日夜不同，正是这个特殊环境之中的特殊表现。

马甸分别以后，莲舫回城，清於和冯鸿翔、邵瑞珠五六人由南京到达蚌埠，这一路还不难。以后由蚌埠经过十字河再向商丘，虽然也有汽车，但是每晚息宿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安定了。一路有伪军、有敌人，所好有熟人带路，他是沿途都有联系的，在敌人和伪军盘查时都有暗号。宿店不供应伙食，一切都得到街头去买，所好清於还是一个孩子，有时带小狗子出去，倒也没有太多的盘问。

进入商丘，这里已经脱离伪区了。火车是拥挤一些，也不太整齐，总算是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虽然车行不太顺利，居然到达西安。从西安开往重庆，有直达汽车，买到车票以后，路上即使有一些煎熬，总算是到达重庆了。我是在接到清於来信以后，从柏溪进城接她的，其时瑞珠已经去猫儿石，冯鸿翔不久也到水利工程处去报到了。水利工程处的负责人是郑权伯，我在泰兴的同班同学，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少。

清於到来，使我对于家乡的情况理解更多了。特别是对于家庭。家庭的很多情况是信上没有提到的，因此更感到亲切。莲舫知道我在重庆也不宽裕，而由重庆托人兑汇到泰兴，按照当时伪政权的规定，是两元算一元，兑率方面，已经打了对折，而且由于邮路不便，有时经过耽误，更要受到不必要的煎熬。好在恒泰和已经倒了，分到一些脚货，零星出售，也可以贴补家用。

苏家巷东首的六间屋已经抵出了，可以维持一些时候，新宅西首的十间厢屋出租给一位常先生，原来说明每间房租一元，在出租的时候，可以买到二十斤米，但是物价正在飞腾上涨，最后一元钱只能买到一盒火柴。莲舫和常先生商议是否可以改约，常先生坚持不同意，结果只能由他出宅，另行招租，按每间每月米租一斗。租房用米价折算，这倒是由莲舫开始的。这位常先生解放后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人也不错，就是太精明了一些。

厅屋也出租了，房客郭明复，如皋人，这时是蔡鑫元的参谋长。当然他的住进是由于蔡鑫元的指定，我们并没有主张，这位郭参谋长也特别，虽然也是动刀动枪，有时还和老婆耍脾气，可是他和重庆政府有联系，这一点谁也不清楚，直到蔡鑫元垮台前夕，他才离开泰兴，到南京去工作。及至蒋介石失败了，他又跟踪到台湾，经历过十多年，担任过炮兵师长。

在这七八年之中，莲舫生过一次严重的瘟病，她准备万一不起的时候，把灶屋偏门改作棺材，就近埋葬。这事她在信中没有提过，主要是为了不要扰乱在外人的心境。由此可见，相去数千里，相隔七八年，各种艰难困苦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

清於来的时候，还带着一罐蟹油，大约五百克光景。这是莲舫对我的一份深情?意；孩子从泰兴到重庆，一路捧在手里。以后我们在柏溪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经常熬了又熬，直吃了一两个月。

孩子来了，安排也并不难，我的房间小，不足十平方米光景，因此决定白天在我房里补习功课，晚间借住在女生管理员傅教官那里。她在泰兴读的高中，是戴为办的。为是地主家庭出身，大少爷作风是严重的，但是正如他在上海拒绝担任光明染织厂的人事科长所表现的那样，他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所以回到泰兴不久，就办起了一所高级中学，那时沪光中学已经搬到乡间去了，城里不少初中毕业生升学无门，这所高级中学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为自己开课，也请了一些城里优秀的中学教师，所以这所高中虽然只挂着泰兴高中补习班的招牌，也得到江苏教育厅的承认。我和为虽然是先后同学，关系并不密切，在上海共处七八天，才有深切的了解。我到四川以后，许多事，都承他的照应。

冯鸿翔本来也是那所补习班的教师，对于清於的功课比较了解，在重庆见面时和我谈了，不过我对于她的升学并不担心，因为我一向认为人的天资和成绩关系不大，只要有刻苦钻研的决心，什么拦路的障碍都可以克服。所以我们虽然住在那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倒也悠闲自得。

但是我们确也穷得紧张万分。1938年来四川的时候，路经上海，花了大洋五角，买了一只热水瓶。这水瓶倒也经用，从乐山到柏溪，一路还是用它，可是一天不知怎样瓶胆炸破了，这可是一件天大的灾难。买一只吧，重庆市上尽有，每只大洋五千元；我看过多次，总是下不了决心去买。但是每晚读书、做工作、写作，总不能不喝一口热水吧？怎么办？

从乐山来的时候，我的工资是每月三百二十五元，落地升一级，是三百五十元，以后每年晋级，现是四百元了，但是币值很有限，我们的生活，主要依靠米贴。不久以后，重庆政府对于米贴也有了限制，不问一家人口多少，一概以六口为限。这个规定我们也拥护，不是这样，要是像杨森将军，子女可以编成一个排，人民要有多大的负担。凭了我的工资和最高限制的米贴，尽管我用钱谨慎，我的银行存款不超过六千元，总不能全部支出购置一个热水瓶吧。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凭着我的一双笨手，居然找到开水。那时柏溪分校有一部发电机，自己负责每晚的照明，可是电灯也实在暗淡。青年教师的脑子特别灵，有一位助教，索性房里装上三盏，读书有灯，躺在木制沙发里有灯，睡在床上也有灯，一律换上低电压电灯泡，照得如同白昼。这原是他的自由，学校不管，旁人只有呆着。我买了一只小油灯，这一来是电灯与油灯共照，老法与新法媲美，倒也别有风致。

热水瓶没有了，我用竹枝搭了一个小竹架，搁在油灯上面，竹架上安一把小茶壶。不要说油灯的火力小，有时居然把茶壶里的水烧开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喝上一口热茶，读书和工作浑身是劲。这才认识到老法与新法，有时确实是可以共荣共存、并行不悖的。

清於到来以后不久，抗战情况发生突变。河南的汤恩伯将军，是蒋介石的得意人物，在河南支持了好几年，虽然给河南的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水、旱、蝗、汤，是并传不朽的四大害，到了这时突然垮了。反动的日本军阀打通了从北京到广西这一条路。套着抓脑壳小帽，留着仁丹胡子，戴着黑框眼镜的两脚狼从北京，从武汉，从广州开向广西。这事在重庆引起了一阵特大震动。我根据我所有的一点粗浅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总觉得贵州的地形比广西要高得多，中国历史上从贵州打进广西的例子尽有，但是从广西打进贵州的例子没有读过。因此感到日本军队不可能从广西打进来，心里比较踏实。

然而这是妄想。反动的日本军阀从广西扑过来了，他们打过柳州，打过金城江，打过独山，情势非常险恶。谭戒甫本来在城固西北大学的，后来调到贵阳师范学院，现在也到重庆了，总算设法安插下来了，仍在一所高等学校教书，但是贵阳确实很紧张。本来国民党动辄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我脑子笨，大约属于不知不觉的一类，最多只能算是后知后觉，重庆的那些先知先觉的女士们、先生们早已在那里打算了。大人物准备把机关搬到兰州，到那里去苦撑待变。小人物也有一条路，叫做参加青年军，一参加青年军就可以乘大型运输机飞到国外，打不打仗是另一回事，且把自己的那个七斤半保稳了。

中央大学这个庞大的机构，不考虑是否搬往兰州，当然教师们也谈不上参加青年军。怎么办？

第一节

国文系第一届毕业生郑文毕业以后，在中文系当助教，是资中人。他主张在必要的时候，先去资中。他和我说：“去资中吧，到那里我吃什么，保证你们也吃什么。”

我的工作还待做，自己不想去，问清於：“你是不是且到资中去避一避？”

清於很坚决地说：“父亲在哪我在哪，父亲到哪我到哪，一个人是不去的。”

还有我那位同乡呢，他是当事务员的，他也来约我同走。

我说：“走也不好，可是我的储蓄一共只有六千元，走也走不远。”

陈先生说道：“不会吧，教授手上只有六千元，才够买得一袋面粉。”

我把银行存单给他看，他无精打采地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必胜，这是无疑的，但是究竟我们能不能待到胜利出现，这还是个疑问。反动的日本军阀也看到这一点。他们加快速度奔向终点，要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前拿下中国。这是一场生死搏斗的赛跑。国家的生命，人民大众的生命，清於和我的生命都将取决于这场赛跑。

我无言地瞪着清於，我想这个十八岁的孩子千辛万苦地从泰兴来到重庆，想不到是来四川送死。好吧，让我们父女两个在距家七千里的荒山里同死吧，在死的那一分钟也还有个伴侣。

那时的天空真紧张。黑夜、清晨、白昼、黄昏都有大批大批的载重运输机从重庆往南飞。大批大批的军队调上前线。

独山失守以后，反动的日本军阀的前哨已经开向贵阳。贵阳城守是严密的，但是贵阳郊外已经有人放火，为日本反动军阀卖命，先在这个腹心重镇进行扰乱。

军队由后方调上前线，但是调上前线是不是撑得住？军队是不少，但是不少的军队到底能打多久？独山也有军队，独山完了；柳州、金城江军队更多，柳州、金城江早完了。河南的军队几十万，经不起几个回合，全部完了。现在大批的两脚狼从独山开向贵阳，那些大型载重运输机载来的新兵，是不是能够撑一下？没把握。

但是反动的日本军阀的前哨兵终于从都匀向独山的道路上撤退了。

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据谭戒甫从贵州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没有经过核实，是不是确实如此，不敢保证。

反动的日本军阀军队从广西开过来，大批大批地败兵在前边跑。正在停下来喘口气，准备烧饭的时候，日本兵又来了，没办法，只好饿着肚子跑。第三次才停下来支起锅子生火的当儿，日本兵又来了。这时正在都匀的路上。

一位中国士兵吼起来：“老子三顿饭没有吃，和你拼了吧！”

他架起机关枪，劈劈啪啪一阵打，谁知道这些日本的前哨也一样是爷娘生的，经不起这阵机关枪的扫射，他们向后退了。这一退打破了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迷信，原来武士道也是怕死的。中国军队往前赶，终于把日本军队打到独山，在黔桂边界上重行恢复相持的形势。

川陕公路的交通是不便的，宝鸡到天水的铁路通车了，但是慢得像一条带病的黄牛，在大转弯的地方，有时乘客还可以下车散步，舒展舒展麻痹的筋骨。何况日本人还正在向后转呢！重庆撤退到兰州的机构，决定不再撤了，有的正在回来。青年军也不吃香了，缅甸的丛林究竟不如嘉陵江畔的青山绿水。重庆政府的官儿们还在原来的衙门里闲聊，一切恢复到抗战末期的正常情况。

1944年的暑假过了，大学准备办理招生考试，清於的复习工作有了一些眉目，准备投考了。

那时的大学招生考试真不简单，这才道道地地是一个锻炼人的场合。

大学还没有实行统一招生制度。考生便得准备一所一所大学考过来，究竟要考几所学校，自己没有数，大规矩是考到录取为止，或是考到每所大学都考完，终于不取为止。要投考的第一道难关是报名，这也看各校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有的学校院系不多，名气不大，事情还好办。像中央大学这样的学校就不简单了，每年招生二三千，投考的在一万以上，因此，报名就是一件大事。清於那次报名，尽管我是本校教师，竟是无法应付，最后还靠几位同乡帮忙，总算把名报上了。除了中大医学院以外，还在上海医学院、江苏医学院这两所内迁的学校报了名。

报名结束，我同清於回到柏溪分校静待考期来临，生活虽然不怎样富裕，大体还算得安定。

一般的考生就苦了。带有帐子的，在校园里随便找块空地挂起来，过着吉卜赛人的生活，静待考期到来。没有帐子的也有办法。附近的茶馆特别多，泡一壶茶便可以在竹躺椅上躺一夜。伙食也不难，附近有面店，有大饼，花些钱，一样可以充饥。如此三日两，两日三，把每个考生折磨得面黄肌瘦，腰驼背弯，这才东倒西歪地走进考场。在重庆的时期，中央大学的考场里，折磨死三两个学生，并不是少有的事。

青年人为什么甘心受这样的折磨呢？因为当时的蒋管区，包括重庆和其他地区，很少有就业机会。工人中失业的比就业的还要多，商店不景气，光是裁人。机关里虽然也嚷着裁人，但裁的是没有私人关系的，有私人关系的照样进，但是这些面黄肌瘦的学生有什么门路呢？剩下的一条路是考大学，考取了不问好坏总可以吃四年饭，即使是五子俱全吧，总比没饭吃好得多，何况多少不等还有贷金，贴补贴补鞋袜，也是好的。是不是考大学一定要中学毕业证书呢？是要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认识一位中学校长，或是认识一位和中学校长有关系的人，这种证书也不是那么困难。四年毕业以后，只要系主任有神通，工作总有办法，最不济做一名中学教师还是有资格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战中，大学还是那样兴时。

但是那时投考大学的学生，是要经过一些折磨的。除了特定的系科以外，每位考生都要考五门课，只要一门课的成绩是零，那么无论其他四门课成绩如何，这位考生的录取希望就算没有了。这就是说，阅卷的时候，任何一位阅卷教师对于这位考生的运命，都毫无例外地起了法定性的作用，他在一刹那间所作出的决定没有进行上诉的余地。

我在武大的时候，就看到类似情况。乐山地区比较偏僻，敌机轰炸的机会不多，但不是没有，胆小的教师住得很远。一位历史系教授住在辜李坝，离城十多里，但是他胆子小，无论如何，必须在一天之内把三四千份试卷看完。这位教授能吃苦，不怕疲劳，啃着干粮进行阅卷，每小时要看三百份卷子。差不多十二秒钟要看一本，谁能担保他不犯错误呢！

中大的中文系和国文系对立时，两系共同看卷，伍叔傥看到中文系的一位助教，把一叠三五十份试卷连续批着一分、零分的时候，他看着看着，没有提出意见的余地，同时也不愿分担这个埋没人才的责任，便约齐了国文系的教师全部退出，不再参加这份阅卷劳动。

其实国文系的教师也好不了多少。一次我在史价人那里坐着。他问我：“你们系里有一位姓某的教师吧？”

“有的。”我说。价人是一位老实人，六十多岁了，精力还饱满，他说：“就是这一位，手中拿着大笔头，在入学试卷上老是批着一分、零分。”说到这里他的脸涨得通红，嚷着：“他是什么了不起，我要到教育部去告他，凭什么打这么些零分。”

价人是注册组的老职员，是有权利进入阅卷场所的，他说的话不会假，不过这类义愤填膺的言辞说过以后很容易平息下来，没有人到教育部去控诉，某先生看卷子的事一直继续到离开中央大学为止。

对于阅卷者的恐惧心情，从考卷的附件中也表现出来。

第二节

一位女生在卷子的后面画着一个俯伏在地上的女生形象，嘴巴里透着一口气，上面写着：“老师，你可怜可怜这个女孩子吧。”还有一份更露骨了，在卷子里附上一张面额不小的现钞。

这不是谣言而是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考生们是以怎样紧张的心情应付这些无情的考试的。

清於应付了三场考试。第一次是上海医学院，由于心理紧张，忽视了一道无关紧要的试题，考了一个备取。第二次是中大，因为还没有发榜，抽便先去考江苏医学院，这是第三次。她心情很安定。上午考过以后，吃过饭还伏在案上打盹，下午再考。这次是正取了，她回到柏溪等候中大揭晓。

中大的揭晓却很别致，考取了，但不是取的医学院而是取的牙科学校。是怎么回事呢？我很不理解，就向张士一老师请教。

张老师很气愤，他说：“哪有这样的事。要是成绩不行，不取是可以的，既然录取了，就得按考生的志愿分配。你老和顾毓校长面谈，他总得和我商量，会有办法的。”

事实正是如此，张老师这时候任教务长，顾毓的工作，主要依靠张老师支持，办法一定会找到的。

我去找顾毓，把事情说清楚。

“但是已经取在牙科学校，事情是挽回不了的。”顾毓说。

“取在那个学校是中大的事，可是清於填的志愿是中大医学院，既然录取，是不是应当照顾到投考志愿？”我说。

“这样吧，让我和教务长共同考虑，两天以后给你答覆。”

两天以后我去了，顾校长提出的办法是在医学院试读，第二学期开学以后补行入学考试，考试及格作为正式生，随班升级；不及格就取消试读资格。在这个条件之下，再经过一次入学考试，一切问题都解决。

那时大学教学法完全是填鸭式的，特别是医学院，第一年在柏溪，每周上课四十八小时，上课下课，整天没有分秒的间隙。学生在对付不了的时候，索性不上课，教师也没有办法。

一天，清於来和我说：“一年级的英文实在上不下去，教师整个钟头读着‘a red house’，还得用四川腔调翻成中文慢声慢气地说‘一——座——红——颜——色——的——房——子’。听课的只剩两人了。”

我说：“唔，只剩两人，可是你千万走不得。你是教师的子女，这位英文教师认识你的。你不给他留面子，他和学校一说，就没意思了。”

“可是听不下去呀！”

“听不下去不要紧，你每天八小时课，也实在累，趁这堂英文课，打个瞌睡，长长精神，多么好！”

学期将近结束时，我问清於英文书读到哪里。

她摇摇头，完全不知道。

显然她在执行我的计划，把这座红颜色的房子作为休息室。可是她还担心学期考试怎样办。

我说：“不要紧的。现在只剩你和另外一位同学给他绷场面，要是再给你不及格，他总不会一个人唱独脚戏吧？”

果然不错，学期考试结束后，清於的英文成绩居然也是优秀。

这样的事情多着呢。我的前任，一位国文系教师讲授《毛诗》，一篇《秦风·无衣》，全篇不过六十字，这位教师居然讲了一学期，他把书本高高地捧起，正在口角流沫，大声朗诵的时候，学生一个一个地跑了，最后只剩这位教师带着书本一齐走出教室。

我的房间虽然不到十平方米，但是也得安置一张床、一张书桌。清於到了，我用方凳把箱子垫高，又是一张简易桌。父女二人各得一张。

清於还是一个孩子呢，有时把我的书桌占了，我提出意见。

清於说：“书桌，一定是你的吗？只要你问它一声，它承认了，我就让给你。”

可是书桌没有学会说话，这一次清於胜利了。

冬天的时候天冷，我有时会把两脚盘起，打个坐。可是伸脚的时候，鞋子没有了。

我问清於：“鞋子哪里去了，你看见吗？”

“看见的，我知道在哪里，可是你得拿钱来赎。”

那时我用的是怀表，表没有了，那是件大事。因为我和格立弗一样，怀表是我的神明，每做一件事都得和它商量一下。

我问清於：“怀表哪里去了，你看见吗？”

“看见的，我知道在哪里，可是你也得拿钱来赎。”

赎表赎鞋的事，每星期总会有的，要赎花钱也不多，只是父女一同下山，在小店里买回一包花生米，这样消磨一些剩余时间。

医学院一年级的功课也实在重。一本昆虫学记下了三百多种昆虫，要交代汉文名、英文名和拉丁文名。人体的若干骨骼，特别是每个脊椎骨，每根肋骨都得交代汉文名、英文名和拉丁文名。孩子苦读到深夜，也记不了这许多，忽然灵机一动，要我陪她记忆。母亲不在身边了，一切要求都会向父亲提出。我只有也去啃这个昆虫和那个昆虫，这根骨节和那根骨节的三种雅号了，特别是拉丁文的大号实在难记。当时我曾想起，要是医学?教一些拉丁文，少谈红颜色的房子，也许有用得多。到今天清於对于昆虫和骨骼的雅号想来还记得。我只记得一位草履虫，至于它的另外两种雅号，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雅号都统统忘记了。这位昆虫学教师陈义教授，我记得很清楚，矮矮的个子，扁扁的脸，笃实、诚恳，确实是一位做学术工作的人。听说他因为老是讲蚯蚓，曾经有人要他吃过蚯蚓。事后他和人说：“蚯蚓的味道我尝过，是甜的。”

医学院的教师有些人实在不好讲。据说一年级学生住柏溪，每班一百人。二年级住成都华西坝，那里只有五十张床位，因此不管好坏，至少要削去五十名，这才是道道地地的削足适履。一位化学教授甚至说：“考试就得出偏题难题，不削去五十名，医学院长要说我不负责任。”

为了搞解剖，学生得自己买解剖刀、解剖剪刀和鲫鱼、兔子。为了刀和剪刀，我和清於跑过沙坪坝；为了鲫鱼，我们跑过李家场，远是不远，不过七八里，鲫鱼买到一条，连头带尾不足六寸。最麻烦的是兔子。买到一只，新鲜活跳的，清於寻来青草，就养在我房里，她的同学也有两只，为了让兔子有伴，三只兔子都圈在我床下。倘是有人愿意，不妨也在床下养三只，那时他就会知道做父亲的对于子女要负多大的责任。

正当我和清於在这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内挣扎的时候，世界大局变了。

第三节

十年以来，反动的日本军阀夺取了我国的东北四省，建立了伪满洲政权、以后建立了华北的伪政权、南京伪政权，攫夺了南洋群岛、中南半岛，最后炸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这一切都是它的赫赫战果。日本吞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不够，还要吞第二、第三、第七、八、九个。现在终于爆裂了。东北的鸠山死了，华北的龟田死了，萨摩亚的日本妇女被迫着顶着自己的婴儿投海了，大批大批的队伍在太行山集体自杀了，神风队的飞行武士一去不复返了。一亿人民，在军阀和大资产阶级的威胁下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本政府向中国投降的消息。四位校警手持火枪在草坪上对着天空拍、拍、拍开了三排枪。报纸的号外正从重庆散到这里。东北沦亡十多年了，从长江上来也八九年了，总算熬到底了，熬出了头，中国胜利了。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胜利呢？当时的中国报纸称为“惨胜”。胜利是胜利了，但是毕竟只是惨胜。

历史上有不少惨胜的教训。殷纣王百战百胜，但是最后落得一个头悬太白之旗。项羽胜利了，分封十八王，自号霸王，是王中之王，最后落得个身败乌江，五侯分尸。拿破仑打了一世胜仗，最后从莫斯科撤退，经过两次流放，死于圣赫勒那岛。近代的大不列颠，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胜利了，最后成为西欧联盟的第三个国家。胜利是可喜的，但是胜利的现实多半是惨胜，仅次于彻底失败而已。

中日战争的结果是一次痛苦的胜利。中国从一个衰弱的国家沦为帝国主义者的一条无关痛痒的尾巴。蒋大总统、大元帅无论多大，只是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的应声虫。军队是有的，还有犀利的武器，这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主要是留着杀中国人的，不是用来对外的。蒋大元帅据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最高指挥官，但是最高指挥官还得随时接受上级赫尔利、马歇尔的指示。

不谈世界大事，就谈复员这件事也就够重庆政府苦思焦虑的。抗战八九年了，从轮船来的，火车来的，木船来的，骑马来的，跨滑竿来的，走来的，这一切都集中在重庆及其周围地区，少说也有上百万人。这些人都要回去，回武汉，回南京，回上海，回苏、杭、闽、广，交通工具在哪里？不说工厂和机关，单是这一百万人要运输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就是这个起码的问题，也就够当时的重庆政府苦思焦虑了。

但是当时重庆政府苦思焦虑的还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怎样发财，让谁发财？因为从重庆回上海，早一天早发财，迟一天迟发财，再迟不发财。于是个人和个人争，机关和机关争，机关里的个人又和机关里的个人争。这便成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事实如此，这是从人生经验中得到的教训。

汪精卫在南京的时候，他定的兑换率是重庆法币二元合南京伪币一元。在汉奸区域里，汉奸的身价是高一倍的，这也并不稀奇。现在日本投降了，汉奸完蛋了，南京伪币当然要跟汉奸一齐倒台。怎样倒法？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加上一百倍。这是说，重庆法币一元合南京伪币二百元。乍一看，确实是大快人心。例如说我在重庆危急时，手中有储蓄六千元，可买面粉一袋又十分之二。现在可换南京伪币一百二十万元。如若南京的面粉也是五千元一袋，那就可买二百四十袋，可以吃好多年了。

不过汪精卫是聪明的，他死了以后，周佛海也聪明，他们早已把南京政府的伪币搞得一塌糊涂了。泰兴蔡鑫元部下的汉奸部队称为十九师，十九师的发饷，南京是不管的，他们发下法币铜模正反各一套，蔡鑫元爱印多少就印多少。这是说伪币的发行权已经下放到每个汉奸小头目，因此南京伪币的价值逐日暴跌。二百四十袋的面粉只是一场恶梦。不过，从重庆到下江，早一天好一天，这是铁的事实。

重庆各机关都派人坐飞机先到上海，主持接收工作。这张飞机票就是发财票，接收大员又称劫收大员。解放以后，在某大学的贪污展览会上，我曾看到一位劫收大员的金条豁朗朗的一大堆，不知道有多少，金黄灿烂，真是大半世眼睛里从未看过的。谢谢这位大员的努力，我的眼界开了许许多多。倘使金条不是为了掠夺人民财富而仅是为了开人眼界而存在，金条是值得歌颂的，劫收大员也是值得歌颂的。

在重庆各机关各学校为了争取劫收大员而斗争的时候，学校总还是要办的。清於的医学院一年级读完了，9月后去成都华西坝读二年级，我在嘉陵江边目送她的木船上驶，老远老远，不过我很清楚，最多不过一年以后，我们是会见面的。

在柏溪的人大家都很焦急。虽然时间已经迟了，劫收大员的工作早已结束，没有什么人在怀念这项优异的差使，可是焦急还是焦急的。

最有意思的是中文系的孙副教授。他眼光远，手脚快。他想能得早日回去，好多东西是带不回的，因此，把暂时用不到的破棉袄、烂被絮一道卖了，一身以外无长物，只待顺风下水船。10月了，11月了，船票还是没有轮上。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他还有老婆，有老丈母，只有省吃俭用，再把棉袄被絮逐一买回来，但是更破了，更烂了，而且价值更高了。

我是没有办法早回去的，只在那里坐等，中央大学不会留在重庆，中文系教师更不会单独留下，所以我并不着急。但是我的家乡亲友们，特别是那些平时往来不多的亲友们着急了。他们好心好意地对莲舫说：“东润哪天回来？还没有回来吗？听说在四川娶了人，孩子都不止一个了。”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事是有的，谭先生一到乐山就娶了人，中大分校的教务主任蔡先生也娶了人。不过莲舫对我的信任，正和我对莲舫的信任一样。要是我在四川生了病，她得了信就会来；倘使娶了人，那她来的时候，日本造的机关枪也拦不住的。听到这些亲友的忠告时，她只是淡淡地说：“不要紧的，前不久清於还在重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等了十个月，到1946年6月里终于接到通知。这次是部分中文系和其他系的学生复员，带队的是我，还配备两位助手，一位是文书杨先生，一位是庶务方先生，都是中文系教师。

船期决定以后，我们先搬到沙坪坝准备上船。中央大学是有不少当权的精明朋友的，他们看定了南京地方经过几次兵燹，家具是一定非常缺乏的，好在重庆的木料多，家具也不贵，因此准备携带大宗家具上船。船的吨位有限，规定每人只准带行李二十公斤，超重的一概不得上船。经过八年抗战，不说破棉袄烂被絮，书总有一些吧，除了个别人以外，谁能没有百八十本书呢？怎样抛弃呢？幸亏系办公室出来解围，二十公斤以外的物件，一律作为系有财产交运。在这个赤膊上阵的环境里，就有一些事出意外的办法。

上船以后分配舱位的责任，完全落在带队的身上。说干就得干，没有推却的权利。方先生虽然和我不熟，也是顶着困难上。学生不分系别，一概都住大舱。教师便不同了，有家眷的给与房舱两个铺位，其余都住统舱；没有家眷的一概住统舱。统舱铺位也有分别，上层的要爬上爬下，是麻烦一些，下层的方便多了。我是单身，手脚也还便捷，因此住上层，看来应当没有问题了。

中文系的徐教授已经在房舱里有了两个铺位，统舱里有一个上铺。他总觉得孩子们爬上爬下麻烦，要求我调一个铺位。

我说：“爬上爬下是麻烦，可我也是住上铺，调也调不出什么好铺位来。”

杨先生也帮着说，我提到工作中的困难。

“是呀，”杨先生说，“要是没有办好，我们就提意见，总得帮助你办好。”

第四节

“那么由大家帮同办理，不是更好些吗？”我说。

“不是的。大家只是提意见，由你办。办不好就再提，直到办好为止。”

杨先生的意见真多，就是自己不干。他是文书，可是始终在房舱里提意见。看来他的学习是有成就的，就是不干。是不是他在学习方面还有一些局限性，我不清楚，我也没有和他说。我总觉得自己干得了，不想拖累别人，不过我对于方先生给我的帮助是十分感激的。

那时船上人数是固定的，每人每天的伙食费都由中大按人数交给华强轮船。学生经过多年锻炼，不再是“木瓜”了。他们计算一下，总觉得华强船上的伙房剥削太厉害，侵吞达到一半以上。

那时从重庆开出的轮船，照例夜晚停航，早晨七八点钟开行，因此夜晚比较安静，天又热，我老早地睡了。

大约八点钟以后，一位中文系学生来了。

“朱先生，船上怕要出事了。同学们对于伙房意见很大，现在正要开会。”

我想开会也好，总不能要他们不开会，因此我对这位学生说：“好吧，同学们要开会就开会，要是有什么紧急事情不妨喊我。”

半个钟头以后，这位同学又来了，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同学们开会，把船上的买办都找来了。大司务没找到，正在找呢，大家准备把他抛下江。”

情况紧急得很，看来学生们的意见也提得差不多了。再拖延下去，出些意外问题也说不定。我想现在是时候了，决定自己就去。杨先生、徐先生的意见多，可是嘴巴能干，肩膀有限，因此不去麻烦他们，有意见以后再提吧。至于方先生，他也累，让他多休息些也是应该的。

学生开会的地点在船艄甲板上，经常称为烟篷，地方宽敞，又透风，西陵峡的月色正从江面上透过来。

我到甲板上的时候，除了几个人正在耳语以外，一般都不做声。我一眼看到买办——这是船上的管理员，那时依着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习惯，经常是这样称呼的——就靠着他坐下。

我说：“大司务呢？”

买办说：“没有来。这里派人去找他。”

但是大司务没有来。我说：“请派人再去找一下，靠着我坐，没问题。”

大司务终于来了，战战兢兢地靠着我坐。

我说：“大伙对伙食是有意见的，我也有。但是我看还是把问题摊开来，大家洗洗手。”我对着买办说：“你看怎么样？”

买办说：“把问题摊开来，大家搞清楚，是一个办法。”

我说：“中大师生和家属搭伙的一共三百十五人，每人每日由学校担负二十元，是六千三百元。是不是这样？”

“是的。”买办说。

“伙房用的水是不费钱的。柴火、司务们的工资、米和油盐酱醋，还有大司务的利润……”

大司务两手一伸，他说：“我是不要利润的。”

我说：“伙房的家私你要交出一定成本的。还有，你有老婆孩子，总不能吃西北风吧，因此利润是应得的。我们的同学在这里，大伙一计算，按天数扣除。六千三百元把这些应当扣除的去掉，其余的交给同学，由他们推举采购员，每天清早上岸买副食品，那时多买多吃，少买少吃。大家看一下，这办法是不是用得？”

同学们同意了，买办和大司务同意了。大家合算以后，从万县起，每天清早，由同学们上岸买菜。每天吃的有鸡有鸭，有鱼有肉。最后结算时每人还分了十只油炮蛋，作为伙食尾子。

从这一次的经验看，问题是存在的；青年人眼光敏锐，急于解决问题，要是不及时解决，那时大家一发急，便要崩溃，说不定大司务要吃眼前亏。解决了，大家都有好处。当然，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即如船上的买办，大伙有了决心的时候，他出面做好人，也在那里责备大司务，其实大司务日常所得的好处，一大半要孝敬买办，不然他也保不牢这位置。现在既然全部拿出来，大家不去挑剔买办，我也乐得推麻胡。

华强船下水开得快，不久快到夔门了。买办前来找我，再三叮咛，千万不能乱动，江水是无情的，只要大家一动，船身一侧，那时一切都完了。我把这话传给学生，要大家注意，不要乱动。

但是夔门景象的吸引力太大了。远在元谋人以前，四川盆地像里海、咸海一样，是一片内陆大海，由于地壳震动，从万山之中，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夔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座石门，砰?翻滚的波涛从这里像脱弦的神箭一样，直射出去。要不看，能不看吗？老杜说：“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这时的篙师，是船上掌舵的船长，一眼不眨地直视着前面的漩涡；歌笑者是中大的青年人，他们指这指那，一些心事也没有，两句杜诗指怀着不同的心情的人物。我也舍不得夔门，但是我更舍不得这些蹦蹦跳跳的青年。我只有横身拦住上下的斜梯，谁也不能乱动。事后买办告诉我，那天船长的热汗湿透了一层一层的衬衣，但是我没有?我衬衣湿透的事告诉买办。

过了沙市，到达武汉。为了上下货物，华强轮停了一整天，我顺便去武汉大学看看老朋友和寄在武汉的三只大木箱。

暑假中，来的人都散了，有些人还在乐山，没有来，我只看到工学院教授赵师梅，这时是训导长，在人手不全的时候，他在武汉担当了一些更重要的工作。

赵师梅是一个天真而诚恳的朋友，他一看见我，非常高兴，只是说：留下吧，不要去中大，十三年的老同事了，在武大不是更好吗？朋友多，人头熟，去中大干什么？

这样的热情，这样的语言，加之我知道赵师梅是一个热情而天真的人物，我能说什么呢？但是想到刘主任对我的排挤，我能留下吗？

第五节

周校长不在场，他到南京去了，在场的是他的夫人，别号大公夫人。抗战以前，周先生是有名的幕后人物，别号西园寺公座，这位夫人当然是大公夫人。先生倒还平和，可是这位夫人是一位将种，满脸威严，不要说先生，就是一般教师，看到以后没有不毛发悚然的。

周先生是长沙的一位劳动人民的儿子，从小聪明，那时还在辛亥革命以前，一位巡防军黄统领就非常赏识他，竟把女儿许给周先生，这就是大公夫人了。武昌起义以后，接下便是长沙起义，黄统领的地位本来不低，终于以一死报答了爱新觉罗的深恩厚泽。可是周先生早已获得了留英的官费，终于一步步地成为武汉大学的校长。

武大的这些夫人们一向有名，她们对于武汉大学那种重视女权的风气，程度不同地都做出了贡献。最有名的是四位，至于王世杰和淮军领导人王星拱、湘军领导人皮宗石的夫人们都不在其列，因为她们都是夫唱妇随，落后于时代了。

这四位夫人我都认识，却不一定都很熟悉。

一位是陈通伯夫人凌叔华，写得一手瘦金体的寸楷，她写一些随笔和小说之类，这完全是五四时代培养出来的女性。

第二位是杨端六教授的夫人袁昌英教授，这也是一位作家，同样是五四运动中培养起来的，因此也常有那个时代许多有名女性的特点。人是热情诚恳的，她的特点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参加了国大代表的竞选运动。

以上两位和周夫人应当说是属于湘军系统。不过湘军、淮军经常都指男人，对夫人们是不能适用的。第三位是方夫人叶女士。这一位圆圆脸，要是不知道她的姓名简直会认为她是陈璧君的妹妹。

第四位便是这位大公夫人了。

这四位夫人确实对于武汉大学做出了贡献。一般人都说武汉大学特别尊重女权，这四位都有一定的功劳。中文系的一位讲师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是一位苦学生，全靠一位嫠妇接济，腕上的金钏化为新时代的束。这位先生毕业了，那时还在五四以后不久，《古史辨》上的几篇文章，赢得了讲师的聘书。不久以后讲师病了，住医院，结识了一位护士，这才看清楚那位嫠妇是衰老了，头发白了，皮肤也松弛了。人生的前途是这样注定的吧！他要努力，为自己争取新鲜而光明的前途。最后决定在武汉结婚，为了郑重起见，恭而敬之的请王星拱校长到场证婚。

这件事给这些夫人们知道了。那时恰好这位讲师的朋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罗北辰在武汉，她们便托辞要搞人寿保险，请这位讲师来和罗经理接洽一下。讲师高高兴兴地舞动着拐棍来了。一进了方家客厅，叶女士拖过一把藤椅把门封住，几位夫人，还有她们的伙伴们把这位讲师骂得个狗血喷头。讲师说也说不清，逃又逃不了，连忙和凌叔华说：“陈太太，你是搞文学的，对于家庭的复杂，人生的苦难，是深有体会的。我这一点内心的困惑，在你的作品里是有所理解的，你是体谅我的了。”

凌叔华是在高楼深院长大的，这时顾不得了，连忙说：“呸，谁会体谅你，你是蹂躏女性的恶棍，今天大家教训教训你，真是活该。”

经过这次教训，讲师解聘了；不过同时他也离婚了，回到北京，找到新聘书，也找到新伴侣，戴金钏的旧交扔下了，连打针的新友也顾不上。北京有的是活泼的姑娘，文章已经做到第三篇了。

我到珞珈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看十多年的工作地点，和我寄顿那里的三箱书，现在都看到了，而且也看到一些以前认识的旧人，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因此我离开武大，回到船上，两天以后，到达南京。

南京的中央大学以前没有去过。现在看到学校的布置：农学院、医学院，都分配在三牌楼，文学院和其他各院在丁家桥。丁家桥的分配也复杂，部分教师的宿舍在文昌桥，我是指定在文昌桥的，因为除了随身所带的旅行箱外，其他没有到达，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先回泰兴一次。

那天到家的时候是在下午，天气很热，我从凤凰天迤东，一路向前，莲舫正坐在靠门的方桌旁边，是她看见我的。孩子们都来了，君遂、秀若、惠如，还有瑞允。都长高了，比八年前高多了。最小的君迈，我离家的时候还不到两个月呢，现在九岁了，躲在桌子下边，还是瑞允把他拖了出来。清於呢，她是从成都复员的，早十天先到家，可是恰值二次解放，屋上枪弹飞过的声音像冰雹一样，所以早两天又走了。她住在丁家桥校内，我们没有看到。

正在这时猛不防屋后梧桐树上跳下一个孩子，很茁壮，十四五岁，个儿不太高，原来是君道。

君道说：“父亲到家，是我第一个看到的。”这孩子最爱动，不是爬树，就是泅水。初中的课还能对付，可是功课一完，他就去活动，老是让莲舫牵肠挂肚的，不过问题不大，莲舫对他总有些偏爱。

四个女儿，清於已经去南京了，剩下三个，恰好高中、初中、小学各有一个毕业的。秀若最活泼，什么事都有一个计较；惠如是笨一点，但是家务事挺能干。剩下的是瑞允，这是一个最小的女儿，可是下面又有一个君迈，她算不得最小的孩子，因此支配她的人多，怜惜她的人少，有些怯生。

君遂呢，是最大的男孩子，因此莲舫和我对他的要求总觉是太高了。要求高是一件好事，可以促人上进，但是要求太高便不容易满足，其结果不是促成上进而是形成一种压力，会使一个孩子在无形之中，对于自己丧失了一定的信心。

孩子们都看到了，那时我们的住宅应当说是在一个比较完整的时期。厢屋里虽然住了一位常家——不是原来的常先生——可是只有母女二人，母亲是一位老孀妇，爱伺候花花草草的，所以收拾得非常整洁，令人有一些尘外之想，女儿也大了，因为伺候一位衰年的母亲，所以没有订婚，年龄大了，家务搞得很安静。

我们住的是五间厅屋，五间堂屋。东边还有灶屋，一切都是有条有理。我到的时候恰在大伏天里，因为厅屋和堂屋全部打开，空气对流，特别感到凉爽。中国的旧式住宅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后来住的人家多了，东一割，西一割，空气不能畅通，人又嘈杂，这样的住宅便完全不适用了。

1945年敌人投降之后，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泰兴县城曾经三次解放。第一次是在1945年反动日本军阀向中国投降的前后，第二次在1946年，第三次在1949年春初，那一次我恰恰在泰兴。

泰兴的蔡鑫元伪军盘踞在城的时候，说也奇怪，一支游击队的领导竟会急速堕落，终于成了伪军。但是这样的人不只一个，《沙家浜》的胡传魁正是这样的人物。蔡鑫元逐步成为司令、师长；他的手下旅长、团长、参谋长都是全的。此外还有清客，有篾片，这些是文官。文官的作用特别大，他们能为他找女人，办学校，搜字画，抢古董。这样就给蔡鑫元修饰打扮，完全不是一个蔡家巷农民的样子了。

8月15日，敌军对中国投降了，日本军队从泰兴乡间收回，龟缩在佘将军庙的军营里，泰兴城的守城工作，完全交由蔡鑫元自己负责。蔡鑫元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的准备是把他横取滥夺的金条、首饰全部熔化，装在不大的箱子里，由新夫人陆舜卿带出，送到上海，顺便就住在上海，待蔡鑫元退到上海的时候，共享晚年清福。泰兴虽然不大富庶，但是翻箱倒笼，最后还是能够供养这位师长和师长太太的。不幸的是师长没有来得及退到上海，师长太太看看一个妇道人家掌握着偌大的家业，究竟撑不下去，最后只得改嫁，在港澳一带奔波，做了一段时期的华侨，最后还回到泰兴，经过改造，参加劳动，结束了这一段纸醉金迷的汉奸生活。

蔡鑫元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到泰兴城里，吩咐他们上城死守，他自己却在公馆里把几张八仙桌拼起，严严地盖上三层棉被，以防流弹。他在八仙桌下安排了鸦片铺，呼哧呼哧地抽个不停，长足了精神，同时却吩咐大厨房成担的酸汤面挑到城上慰劳守城的伪军。伪军虽然挂着伪字头衔，人是真的，他们也知道酸汤面填不了空肚皮。可能他们不知道，鸦片烟是什么好东西，想来蔡鑫元总不会一个人躲在桌下吃坏东西的。他们的心境是乱的，蔡鑫元的这一番布置更把他们的心思一条条地撕碎。

人民的军队在郊外，人数不多，枪支也少，子弹更不充足，但是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夜晚了，萤火虫正在城外的草丛里一霎一霎地照亮着浑浊的泥水，妈妈们的声音喊起来了。

“乖乖，下来吧。下了城墙，打开城门，跟妈妈回去吧！你当和平军，是为了躲公粮的，不是为蔡鑫元拼命的。强盗们在那里抽鸦片，吃什么酸汤面？跟妈妈回去。妈妈给你摊一锅薄烧饼。炒烧饼也有。乖乖，下来吧。”

大批的妈妈们，这个喊完，那个再喊。东边喊完，西边再喊。

第六节

蔡鑫元的军队动摇了，薄烧饼、炒烧饼究竟比酸汤面好呢。他们下来了，不伪了，城门打开，大批大批的人民军进城了，蔡公馆的铁门挡不住人民群众的压力。蔡鑫元要逃也来不及了。人民把蔡鑫元的手脚捆住，一边把他拥上包车，一边有人在后面敲着大锣。锣声响处，蔡鑫元在包车上按着命令直嚷：

“大家看呀，蔡鑫元今天现原身了。”

他这一次直嚷也真不简单，泰兴城的四条大街，从东门到西门，从南门到北门，都给他嚷遍了，在全城都认识了他的原形以后，他终于在一粒枪弹之下，结束了一生。

地方行政由张孝箴、敬夫两兄弟主持，财政由刘伯厚主持。在伯厚出来的时候，背后有一位驮着一张板凳，板凳上是一块木板，是抗战货币的版型，随地可印，称为抗币。数字太大的时候，由伯厚随时签名计数，称为抗条。抗币、抗条都作为通货而存在，但是币值却在不断的变化。

在伪军肃清以后，由伯厚嫂出面，主持群众联欢会，地点在公共体育场，正在分碗筛茶，分散花生的时候，有人和伯厚嫂耳语几句，伯厚嫂说：知道了。她一面张罗，一面收拾，终于结束了联欢，场上的人也纷纷退出。原来蒋介石的部下已经进城，泰兴城第一次的解放工作至此结束。在三天的当中，泰兴城换了三次的旗帜，但是除了歼灭了一些汉奸以外，没有流血。

第二次的解放在1946年的夏天，这一次确实经过狠狠的血战。流弹四射，我们家的檐沟到处洞穿，几乎和筛子一样。守城的是蒋介石部刘光宇的一团人，攻城的是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刘光宇是湖南人，后来在长沙起义中得到表扬，但是在1946年死心塌地为蒋介石效忠。他的司令部在庆云寺，在新四军破城之后，他把军队集中到庆云寺，在新四军从四面八方逼过来以后，终于依着山门作最后决战。庆云寺是一座大寺，左边是一条支沟，前边是杂树丛生的开阔地带，右边是红袍街，后边是寺脚堰，深虽不深，却有六七丈开阔，因此主要是由前面进攻。

庆云寺的前边和右边是战壕，但是新四军的进攻不是战壕挡得住的。喇叭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刘光宇不是蔡鑫元，他是能和新四军打几个回合的。右边住户太多了，攻势展不开，因此火力集中在前面。山门口，鲜血溅满一地。革命的战士们和反革命军队的血流满了一地。但是刘光宇的部下还在死拼，还在一寸一寸地挣扎。刘光宇打电话给他的上级杨旅长，杨旅长在宣家堡，也在死拼，派不出军队支援，要他坚持，坚持就是胜利。看看到中午了，伙房的军士，从寺脚堰的南岸下去取水，恰恰给对河架在周家屋上的机枪手看准，一梭子打过去，伙房的军士死了。再去一个，再死。直到第七个才算把水挑上来，洗菜，淘米，做饭。饭熟了，正在准备分发到战地上，但是军士已经不多了。新四军越打越猛，他们准备彻底扫荡刘光宇的部下。刘光宇看看自己的部下，剩不到一二百人，但是新四军从南面，从西面，从东面而来的越来越多，打是打不赢了。他准备集中残部，唱歌集体自杀，来一个轰轰烈烈地战死。

正在刘部开始集中的时候，乌都都，乌都都，新四军军中响起了集中退却的军号。蜂拥而前的军队突然排成整整齐齐的队伍，转过身，背着长枪，全部一个不遗地退却了。这完全出乎刘光宇的意料之外。

经过二十几小时的苦战，刘光宇眼睁睁地看到新四军的撤退。要追，他自己很明白，凭着他的百把个断胳臂、折大腿的兵士是办不到的了。这一松气，有的索性躺在地下，连吃饭的精力都不够了。刘光宇带过多年的队伍，这样的打法倒没见过。没奈何，他只有把躺着的兵士喊起来，大家吃饭，饭后再重新安排。

这一次是新四军军史中有名的北撤，为了追求更大的胜利，他们扔下了即将到手的泰兴城，北上了。刘光宇得到这个机会，重新整顿他的军队，准备下一次战争。我到家的那天，正是二次解放以后的第三天，城里的堡垒依然存在。由于刘部已经调出，庆云寺剩得一片荒凉，战壕里也有些残余的经卷，这倒是和尚们在清朝末年从北京请回的佛经大字本，每页六行，全部是蝴蝶装，是值得捡起作为纪念的，因为无人主持，也就无从申请，只有由它躺在战壕里饱受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了。

地方暂时安定了，我和大哥及亲友们见过面以后，接下来便准备孩子们的事了。君道、瑞允、君迈还小，留在泰兴读书。君遂要找工作，秀若、惠如要升学。此外还有霁澄的长孙承德、莲舫的远房兄弟应璜、达泉表兄的孩子恒业都要到南京去。我的任务是带他们到南京，特别对于升学的孩子要考虑一系列连带的问题，所以虽然经过了八九年的阔别，在家不到四五天，就带着一群人到南京去了。第十二章六?年?流?转

（1946～1952）从1946年秋直到1952年秋，六年之中，我一直在流转，换了六个学校，中央大学、无锡国?专修学校、无锡第二中学、江南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古诗说：“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辛苦是辛苦了，但是大局不断流转，我自己的不断流转，反映了时代面貌，一点也不稀奇了。六年之中，大约也可分为两期，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是一个时期，那时全国正在大混乱之中；全国解放之初，是又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稳定下来。

1946年秋天回到南京以后，应璜、恒业都各自去了，我同君遂、秀若、惠如、承德都住到中央大学文昌桥宿舍。清於在丁家桥，相去不远，有时也来看看我们。宿舍很大，有东、南、北三排大楼，西边是食堂。我们住的是楼下三间，还没有隔开，因此特别轩敞，就是朝西，有时不免有些西晒，那是管不得了。宿舍很大，各系的人都有，中文系有孙雨廷、杨晦、乔大壮，因为房子大，人杂，来往倒不多。

到了宿舍，住定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忙孩子们升学的事。经过不少周折，最后确定下来，惠如考上江宁师范，承德考上市立师范，这算是高中程度的学校。秀若考上市立师范的特科，这算是高中毕业戴上一顶帽子，学校老师们说是高等学校，其实和一般师范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君遂没有着落，他是到南京找工作的，那时我的老同学郑权伯、蔡荫甫都在南京，总想找一处托足。不幸的是正值蒋政权裁员时期，因此更难得到栖身之所。裁员本来是个骗局，大官照样可以添人，小官也不妨哀求，苦的是权伯、荫甫都是中官，既不能添人，也不便哀求，因此竟是无能为力。

1947年，朱东润在其子朱君道的泰兴中学毕业纪念册上题词南京方面，多少有些头绪，开学还早，因此我单身回到泰兴，度过一段时期。大哥没有问题了，孩子们有了工作，因此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转入正常。霁澄一向和我谈不来，主要是由于经济方面有距离，经过八年抗战，他的境况逐步萧条，因此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朋友们，?宽在南京有一份工作，也见过，渐逵、健东都看到，惟有澹若却病着，到了这年冬天就不起了。

离家八九年了，上次在家三五天，太局促了，所以这一次饱饱地看了家庭的情况。瑞允小学毕业以后，考上初中，在她考完回来的时候，我看她很自在，大约是考取有望了，但是我很担心，因为一切顺利对于十二三岁的孩子反而有害。家务工作结束后，我和莲舫多半是相对无言，沉浸在两人的相互关心里，但是没有语言的唆。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语言最能传达心灵的关切，但是在心灵互相关切的时候，语言反而是一种赘疣，没有语言更觉得关切的亲密无间。

回到南京，惠如已经住到学校去了，秀若、承德因为南京师范没有宿舍，还住在文昌桥，君遂还在打听工作。我有时去看?宽，大家谈谈家乡的情况。

这时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来了，他和伍叔傥同学，托叔傥推荐一位中文系主任。伍叔傥照例把我推荐出去。我自己估计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实在非我所长，但是对于中文系的前途，不是没有一些理想的，何况山东大学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还是事有可为的。复员的时候，谭戒甫从湖南大学来信，说是他调文学院长，希望我去接替他的中文系主任。当时我知道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六十以上的四人，七十以上的二人。湖南本来以革新、保守各走极端出名，人到六十、七十以上，大约是保守的居多，要我去担当系主任，看来我是干不了的，因此没有同意。现在情况不同了，何况是伍叔傥的推荐，看来只有准备出一次远门。

赵太侔和我说起，王先生也同去。不久以后，山东大学的聘书来了。我约李雁晴、徐中玉同去，同时又约了中大中文系的一位毕业生作为助教。王先生是上次从乐山同船到重庆的，他说，赵太侔约他去当教务长，我想这样也好，工作方面有一些照应。

事情都商量定了，我有一些安排，行期也定了，可是一天晚上我突然发高烧，眼看三两天内是走不得了。那时王先生住在丁家桥，我派孩子送信，说明我的健康情况，一时无法动身。过些时，王先生的回信来了，大意是说赵校长的知遇之感，不可辜负，希望我仍如期前往。

可能我的看法不很正确，而且做人的标准也很落后，因此我感到非常激动。我觉得到山东大学去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不是做官，因此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感。至于王先生，他既然是教务长，听到我发高烧，他应当来看我，不是写一张不冷不热的便条可以交账的。和这样的教务长共事，系主任是无法搞的。因此我把聘书、路费一齐退还山东大学，决定不去了。赵太侔倒还好，把系主任的聘书寄回来，作为纪念。以后山东大学还给我保留了这个名义，不过我始终没有去。1947年夏天，太侔和我在南京见过面，他说王先生并没有当什么教务长，原来这是自己封的，没有什么根据。大学之大，无所不有。我真是少见多怪了。

秀若考学校时，曾经投考无锡教育学院。那时冯振心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担任校务主任，我托他照料。虽然没有考取，但是振心的照料是异常周到的。事后他来了一封信，希望我去无锡兼课，又说这所学校是唐蔚芝老师办的，应当共同维持，不能让它中途停顿。道理是正确的，作为学生，我受老师知遇比振心更早，当然谈不到推却，但是能不能兼课，必须征求伍叔傥的同意。

伍叔傥很坦率地说：“大学?授按原则是不能兼课的，但是现在工资是固定的，物价却在不断上涨，要不兼课也办不到。我自己是在外地兼课的，只要不在南京，我一切不过问。”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接受了振心的提议，每两星期去无锡一次，虽然忙一些，问题不大，好在这时的大学教授，为生活所迫，都已经不像教授了。每星期除教课以外，没有研究任务，一般人也不搞，所考虑的只是在物价飞涨中维持自己一家一种艰苦的存在。

从南京到无锡，每天火车是准点的，票价也便宜，因为一般物价尽管不断飞腾，但是车、船、邮电要涨价必须由局到部，逐步申请，手续很不简单，因此显然远远落在一般物价之后。我从南京到无锡，一般都是坐二等车——现在称为软席——主要是借坐车的三小时，作为备课之用。

但是君遂在南京找职业的希望有如泡影。一天他和我说：“父亲，妹妹们上学的事已经就绪了，我的事情依然落空，是不是我也能到无锡国专上学？”

第七节

我看到这孩子已经认识到读书的必要，但是我还想考验他的志愿是不是坚定，因此我说：“可以的。那是一座私立学校，补考也不难，但是首先你得经我考试一下。考及格了，我去买火车票，明天我们一同去无锡。”

“怎样考法呢？”

“拿一张一千二百字的稿纸来，给我抄《大公报》社论。要注意，不能错一字，不能多一字，也不能少一字。”

君遂欣然地说：“这不难。”

他捡了稿纸，埋头抄写。

我在检点第二天带去无锡的杂物。蓦然间回头一看，君遂正在那里挖补呢。我连忙说：“这不行。挖补是不容许的。”

君遂茫然地说：“那怎办呢？我不去无锡了。”

我说：“也好。去不去是你自己的事，我不勉强你。”

僵持了不足半小时，我还在检点杂物，君遂闷着。

君遂这时又问起：“我能不能重写？”

“当然可以，”我说，“第二张写错了，还可以写第三张、第四张。总之要一张只字不错的抄本。”

君遂的第二张错了，重写第三张，这一次通过了。

我随即给钱，让他买了两张车票，第二天同到无锡。给振心说清楚，通过考试，正式入学。父子二人同处一室。我本来是约定每两周去无锡一次的，因为君遂去了，我不放心，改为每周一次。这样就成为每周三天在宁，三天在锡。准备功课的时间多半在车厢里。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1921年办起来的，那时唐蔚芝老师的目力已经十分衰退了，因此交卸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职务，在无锡学宫左侧办起了这个学校。唐老师对于八家古文，继承了张裕钊、吴汝纶的传统，是有独到成就的，办学以后吸收了当时的一些名士，因此无锡国专确有一些声誉，但是主要的任务还是落在南洋公学的学生，如陈柱尊、冯振心身上，后来也吸收了一些国专的校友。抗战时期，这个学校一度内迁到广西，直到抗战结束为止，彼时唐老师已经先回上海了。

抗战结束，唐老师准备把无锡国专恢复起来，首先在上海办了上海分校，以后又恢复了无锡本校。这样一来，这个学校便有了锡校和沪校两部分。四十年代后期正是派系活动亢进异常的时期，沪校因为是直接秉承唐老师的，准备随时并吞锡校。上海派来的王蘧常经过振心的介绍，和我打过招呼。好在从国专两校的关系看来，我是外人，因此乐得不管闲事，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泾渭的，这次王蘧常来锡接管的使命，究竟没有完成。

但是无锡本部也不是没有派系之争的。冯振心、欧阳先生、梁某和会计陈某是一系，这是桂系。总务主任蒋石渠、蒋庭荣、蒋子敬是一系，这是常州系。就是学生中也显然看到广西和常州两帮，一切都以封建地区关系联系在一处。我是应振心的邀请而来的，因此在常州系的眼中，仿佛我也成为桂系了。

还有第三者，这是泰兴的丁书堂，他和蒋石渠一样，是国专第一批毕业生，现任图书馆主任。因为国专的泰兴学生不少，又吸收了若干苏北学生，所以稳稳地成为第三势力。丁书堂的计划是把我捧出来，在广西派、常州派之外，成立一个派系。因此我对他是亲而远之，亲他那乡音无改的一面，远他那合纵连横的一面。

事实上，我对于什么是国学就不感兴趣。文学是文学，哲学是哲学，民俗学是民俗学，语言学是语言学，既然没有日本学、朝鲜学、英吉利学、法兰西学，哪来什么中国的国学呢？我是教过“国学论著”的，现在又在“国学专修学校”教书，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在旧社会里还是为的吃饭，并不等于说我承认有所谓“国学”。那么我为什么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呢？最初是因为我托冯振心招呼秀若投考，我不能拒绝，现在是因为照应君遂读书，我不能脱离，当时我的想法是君遂毕业以后，立即离开国专，不去为这个不能满意的“国学”浪费自己的岁月。

在谈国专内部派系斗争的时候，也许可以把1948年初的一幕提前说一下吧。冯振心感到蒋石渠压迫太过。他和我说：“东润兄，我身体不好，是油干灯尽的时候了，我想把校务主任放下来，是不是可以请你帮帮忙？”

振心是以教务主任兼任校务主任的，因此我说：“这个学校我看事情不复杂，是不是你自己努力一下？接的人不容易，哪里去找教务主任呢？”

“教务主任由欧阳先生担负就是了。”振心说。

这一来我看清楚振心的计划是把实权抓在桂系手里，由我担任校务主任，去当常州系蒋石渠的第一炮。这又是何苦呢？

可是无锡国专还在那里发展。无论内部怎样人手不齐，斗争不息，学生还是源源而来。这个学校也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店，有三年制的，五年制的，这是专门学校；也有两年制的，是附属的文书科。有春季始业的，也有秋季始业的，可算是来者不拒。开课以选修为主，所以各班人数不齐，程度不齐，经常有二三百学生，单凭他们所交的学费应付一切开支。

学生从哪里来？为什么有这许多人注意到所谓国学？其实是为了躲避兵役。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可以从此安定了吧？然而不是的。中国的大屠杀正在开始。抗战后期，大量的美式配备和美军人员，没日没夜地从国外输入，但是都没有动，这些不是为了抗日战争，而是为了反共战争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关系，当时有两句有名的语言，称为“停停打打停停打，打打停停打打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当然是“谈谈打打谈谈打，打打谈谈打打谈”了。

这样的关系，从抗战后期一直拖到抗战胜利以后，和谈是外壳，备战是内容。共产党方面，是发动全民战争。国民党虽然没有这个号召能力，地主还乡团是有的，而且也确实有相当的战斗力，但是地主永远是少数，因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反动军阀投降以后，反而毫无顾忌地大拉壮丁。拉的方法也是愈出愈奇，有时竟是深更半夜伏在沟坎里等候，偶然有麻木无知的人走过，他们从沟坎里跳出来，三个服侍一个，这个壮丁到手了，嘴巴里塞上一块手帕，送到上级机关交差。有时等候了大半夜，竟没有行人经过，那也不妨，他们在四更天的时候冲到村庄敲门，只要有一个男人开门，保证也会把他送到招兵机关，去给蒋介石卖命。

事情的发展到了一经天黑，村上的男人都躲到高粱田里过夜。夏天的中夜露水下来倒也凉滋滋的。朦胧一憩，天大亮了，大家见面相庆，又过了恐慌的一夜。为了躲避拉夫，不知有多少人经历了这样的辛苦。

但是也有一条出路，只要能证明你是大专学校学生，拉夫的人照例是不能拉的，那时国立大学的录取是要经过千艰百难的，可是私立学校却可以大开方便之门。所以无锡国专这样的学校，无论它的成就如何，始终不愁没有学生。每学期缴了六百斤大米的学费，这一学期就算进了保险柜，用不到去替蒋介石卖命了。

国专这座学校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路，可是每周我在无锡的日期只有三天，其余就要到南京去。文昌桥宿舍里还有秀若和承德，星期天惠如是要来的，有时清於也来，不过医学院功课重，来的次数不多。

一个星期三下午，我刚从下关匆匆赶到宿舍，孩子还没有回家，蒋介石的一位尉级军官到了，他一进门，一只脚踏着板凳，掏出一支纸烟，划火柴燃上了，给我一顿埋怨：

“我找你好多次了，都没碰到，怎么搞的？总算今天给找到了。”

我对于这位不速之客感到非常茫然，只好说：“我去无锡三天，今天刚刚回来。对不起得很。有什么贵干？”

军官喷了一口烟，把手一扬，他说：“不谈这些。替我写一篇文章。”

第八节

我苦苦告哀地说：“我三天在南京，三天在无锡，两边教书，还要备课，坐在车厢里都在忙，哪有时间写？”

“不管这些，文章总得要写的。”

军官的脸色很深沉，看来这次的差使是逃不了的，我也清楚光棍不吃眼前亏，和这批朋友是没有理讲的。我说：“那么写什么呢？”

军官也很茫然，但是他还得保持他的尊严：“你写就是了，不管写什么。”

看来是无法商量，商量也没有用处。那时我的那本《张居正大传》刚出版，在社会上也有一些好评，因此，我说：“就写一篇《我为什么写张居正大传》行吗？”

“可以，后天来取件。”

这样我就打发了这位不速之客，看来他也只是奉命而来，他进门来那一股虎势正是他受到客观形势逼迫的结果。

在无锡的时候，我也遇到一位不速之客，不过这次是件高兴的事。夜晚十点钟，我正在和君遂讨论当天的功课，莲舫来了，还带来君迈。君迈只有九岁，又没有出过门，因此非常狼狈，只有想法让他休息一下。好在我同君遂前后房，不难安排。休息一天，我们游览了无锡的名胜，以后又同往南京。这一次在南京，因为孩子多，做妈妈的，总得一个一个地看过来，所以住的时候多些，君迈比在无锡活泼多了。待到莲舫回去的时候，他总是不想走。也难怪，泰兴地方太小，因此一到都市，总会把他吸引住了。这一年之中，我在无锡、南京的路上，跑的次数多，对于中大的情况，有些模糊了。在中大，有时还要跑。那时有部分学生在三牌楼，我也得去上课。从三牌楼到丁家桥有学校的交通车，这是准备上课教师坐的，抬头一看，全部坐满了学生，我想挤进去也没有意思，因此还是走，生活正在给人以吃苦耐劳的锻炼。

教师们是在受着锻炼，其实在纸币崩溃、物价飞腾的时候，受锻炼的人正多着。还有一些人简直是我们想不到的。

文昌桥的西边，住着一位蒋政权的高级军官，是国防部作战局局长，陆军中将。按规定，他有两位勤务员，一位在家打杂，还有一位在外兜卖茶叶蛋，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谁能相信一位陆军中将竟是这样的生活，但这是事实，他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可能孩子们还买过中将府上的茶叶蛋呢。

这时候，各方面正在大闹派性。国民党在号召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其实正如批评家说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千奇百怪，是当时蒋政权的一个特征。

我在无锡国专，因为地方小，人少，情形了解得比较全面。中大方面就不同了。中大校长又换人了。这时来的是吴有训。吴有训是学理科的，人不坏，当时所以考虑到他，主要因为他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的校友，曾经长期在北方工作。当时中大教授，主要分为两派：南高、东大、中大一派，北大、清华一派。吴有训一来，期望他能把各派教授团结起来，但是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团结，必须有争取团结的崇高理想。国民党党内不知道分成多少派，多少系，除了为狗食盆不断争吵打架以外，有什么理想？蒋政权办不到的事情，吴有训凭什么办得到？这是一点。在重庆的时候，尽管号称中央大学，清华、北大这个系统和南高、东大、中大这个系统，但是大家都不是地里生、地里长的。清华、北大派靠了蒋政权，人数虽不够多，南高、东大、中大派总还要让他们一些。一边靠政权，一边靠人数，总还算是势均力敌。现在到了南京，情况转变了，但是蒋政权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南京是南高、东大、中大的摇篮。只要接触到南京的土地，这一派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不但北大、清华派立即相形见绌，而且吴有训也完全失去了任何调和的能力。他在这个土地的气氛中，忘却自己的任务，也无法执行任务。

从中文系的方面看，情况也逐步显出对于伍叔傥不利。

中文系教师原来是来自两个不同的系，旧中文系和国文系。旧中文系人数较少，力量不足，但是自从汪辟疆交卸了主任以后，团结在胡教授周围，人数少一些，但是更精炼，更坚决，抱做一团，成为风吹不倒，雨打不散的一个坚强堡垒。到南京以后，加上了殷教授、龚教授两位，那就成为战斗集体。殷教授是笑面虎，赢得各方面的好感，时时准备奋身扑击。龚教授更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从中国到日本，从流氓到浪人，没有他不能徘徊的余地，没有他不能接触的人物。胡教授得到他们的支持，在中央大学到了南京以后，完全取得了猛虎在山的形势。

国文系教师，除了个别的本校毕业生以外，是来自各方各系的。远在重庆的时候，伍叔傥对于教师的布置，是尽量使每个人来自不同的系统，所以教师和系主任尽管有业务上的联系，但是教师和教师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就是说，只有纵的联系，没有横的联系。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安排，但是蒋介石领导的时候，类似的安排便逐步地开展了。所以伍叔傥在系务工作中，尽管国文系的旧人没有给他麻烦，可是在他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很少有人给他支持。到了南京以后，各人有自己的努力方向，也很少过问伍叔傥的斗争，他事前是理解这一点的。在旧国文系，他不是完全没有依靠，他依靠的是抗战以前和抗战初期的中大毕业生，他们时不时传给他一些消息，也产生了一定作用。问题在于这些人既是伍叔傥的学生，也是胡教授的学生。特别在伍叔傥倒台的前后，他们把对于伍叔傥的殷勤，转为对于胡教授的殷勤，这时真做到轩豁毕露的境地。伍叔傥的培养到这时已经是果实累累，而这个果实，正在那里由着伍叔傥自己咀嚼。

从立场看，伍叔傥是一个国民党后期产生的人物，不负责任，问题很多，是应当批判的。胡教授是学衡派，在学识方面有一些成就，在政治方面，也没有问题，可是他左右的人问题就多了，且不能不给他一些影响。

1946年开学以后的一年，伍叔傥的工作，主要是摧毁自己的信誉。校务会议是应当由他出席的，他经常不参加，学生的作业他经常不看，甚至1947年招生的语文试题他也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对于摧毁自己，他做得愈多，吴有训的埋怨愈深，胡教授和他手下的努力也愈积极，最后的结果是解除伍叔傥的职务，由胡教授继任。

这个结果完全是意料之中的。旧国文系的教师从重庆以来相处五年，虽然对于伍叔傥的下台，并不感到意外，但是相处五年究竟不能没有一些惜别的感情，因此，大家置酒话别，在旧社会这原是人之常情。伍叔傥的那几位得意门生，在树倒猢狲散的时候，看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连忙走到胡教授那里告密，不但参加话别的人有了记录，而且每个人说话的神态都被作了缜密的汇报。

没有作过大学教师的人，对这项工作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幻想。我是在这一群人当中经历过一番的，他们虽然形形色色，其实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正反映着他们所处的社会。他们不可能特别坏，也不可能特别好。总之这个社会各式各样的人物，从最好的以至最坏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我们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那就什么也不觉得意外了。

胡教授得到这个报告以后，立即对于参加话别的教师，除了告密者以外，全部解聘。这一年中大解聘的教师一共一十二名，在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都有惊人的记载。

这次解聘，因为我在无锡还有一个立足之点，问题不大，但是也不是全无问题。秀若在市立师范特科毕业了，在挹江门外四所村小学教书，君道初中毕业后，考取中央大学附中高中一年级，都需要照顾，但这时我照顾不了了。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和法商学院约我在南京教书，但是不能把每周工作集中在三天以内，我无法到无锡照顾君遂，因此没有接受。赵太侔也在南京，还是约我去山东大学，我因同样的理由，没有前去。对于子女，虽然我应该同样重视，但是我总觉得主要还是应当注意到最大的孩子，大的可以做个好的榜样，这个看法不是绝对的，但是不能不作这样的努力。

我收拾行李，准备去无锡了，临去的时候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去看吴有训校长，见面时很客气。

吴有训说：“我没想到朱先生还来看我哟。”

我说：“离开南京以前，我想还是看一下吴校长好。”

这样我们闲聊了一些，随后我说：“我1942年到中央大学，到今年整整五年了。中央大学学生是四年毕业的，四年之中，万一实行退学处分，学校总得给个退学的理由。我在这五年之中做了一定的工作，今年给我解聘的处分，当然这是吴校长职权以内的事，我在一两天内，也一定离校。希望吴校长给我一个解聘的理由。”

我的访问完全出于吴有训的预计以外，而我的要求，更不是他能想到的。事实上，当时的中文系教师人数虽在三十左右，但是我是一位比较负责任的教师，这是了解中文系情况的人共同知道的，因此这一问完全出于吴有训的意外，他无法加以解答。一般人都知道，教师的去留完全由系主任作出决定，校长是无法左右的，但是聘书是由校长署名的，他也无法推卸责任。

吴有训感到很为难，他沉吟了半晌，最后说：“理由是说不出的，但是事情由我完全负责。”

我和吴有训的见面，说得坦白一些，是要他理解到作为大学校长，他负有一定的责任；他理解到这一点，我完全满意。因此我再寒暄几句，告别而去。这一年深秋，他到美国去了，回国以后，他没有再到中央大学，大约他的所谓负责就指这一点。

还有一件事，就是和乔大壮教授的谈话，我们都住在文昌桥东楼，我住底层，他住二楼，平时很少见面。见面的时候，他深深地一鞠躬，我也深深地一鞠躬，很客气，但是也很漠然。这位乔先生写一笔很好的董字，能画，能做诗，尤其能填词，词以南宋的白石、梦窗为宗，不但讲究平仄，而且讲究到平上去入，阴阳开合，确实有些独到的工夫。可是见面的时候，总是那么深深地一鞠躬，很客气但是也很漠然。

我已经准备离开中大了，一天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深深地一鞠躬以后，大壮和我说：“到二楼坐一下，谈谈，好不好？”

我说：“好得很。”

第九节

大壮和我慢慢走到二楼，单开间一个小房，壁上挂有三五十支大大小小的笔，一看便知道是一位书画家的住所，陈设简单朴素，但是井井有条。

他取来两只玻璃杯，注满葡萄酒。待到倾过一杯以后，乔大壮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们同事了两三年，见面的次数虽然不多，总还在八九次以上。倘使把我们以前的交谈加在一处，再乘三倍，大约只抵这一晚谈话的一半。

我们谈到中文系应当怎样办，谈到中大的中文系，也谈到伍叔傥的为人。好在我不久就离校，他是知道的，因此说话间用不到什么顾忌。那一晚我们一直谈到十一点钟以后。临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深深地一鞠躬。第三天他送来一副对联，我到现在还珍藏着。

胡教授解聘了十二位教师，但是还留着伍叔傥，叔傥对人说：“为了有人可以留在系中，我带头留着。”话虽如此，他这样地带头，也只留了一年，1948年还是被解聘了。乔大壮在南京政界朋友不少，胡教授留了他，乔大壮退还聘书，胡教授还到文昌桥宿舍来挽留，不过这只是客套，双方都明白的。1948年4月后，我在无锡接到乔大壮从台北寄来的一封信，他说他应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寿裳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许寿裳被蒋介石派去的特务刺死以后，他代理系主任，但是对于事务工作很不熟习，希望我去台湾接替他的工作。我的覆信指出愿意在他主持下担任一份教学工作，至于系主任的工作，还是由他主持为是。这是我们中间唯一的一次通讯。那年暑假，他从台北回到苏州的寓所，不久以后，因为思想纠纷，在苏州郊外投水而死。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有这样成就的人，最终以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去无锡的时候，留在南京的是清於、秀若、惠如三个女孩和君道。临行之前，我和君道同到四所村小学，看了一下秀若上课的情况。秀若读书的成绩是一般性的，但是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却是态度安详，有条不紊，课堂秩序也很好。那年国庆，她到无锡来了，我很高兴。我问她为什么这时到无锡来，她说：

“四所村小学的校长岳德昭要在国庆期间在学校开什么国民党员大会，我不耐烦，所以到无锡来看看。”

那时的国民党是连小学也不放过的，岳德昭大约是趁这个时候做一些宣传鼓动的工作。秀若趁这几天到无锡，恰是时候，因此我同君遂、秀若在惠山、锡山那一带欣赏灿烂的秋容。对于秀若，莲舫有些偏爱，我也有一些，我总觉得对女孩子应当多疼惜一些，特别是秀若，读书方面虽然受到挫折，但是头脑清楚，懂得怎样做好工作。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做好工作，只要能够做好工作，即使书本知识少一点，问题是不大的。

我的计划是让秀若在外边工作三两年，取得一些经验，然后回到泰兴。新宅虽然不太宽敞，但是把大厅和厢房连在一处，尽可以办起一所女子初级中学。最初的时候，也许要由我担负办学的名义，以后就可以逐步转移，由秀若主持学校，我在中文、外文方面教课，这一来我们就可以在私立学校的名义下，争取一条生活道路，究竟比在公立学校怄气强多了。这个计划我和莲舫谈过，取得她的同意，我们确定了我们的航向。

但是我自1929年以来，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是在搞学术工作的。为了学术工作，我可以千辛万苦，走到四川；我可以和亲人隔离，动辄十年八年，现在可以不管了吧，当然不可以。一个人认定自己工作的大方向以后，正如前人所说的应当“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现在当然不能把这个终身事业放弃了，但是留在中央大学或是无锡国专，就能把学术工作搞好吗？当然办不到。武汉大学还是有一些书的，即使内迁以后，到了乐山，还有书可读，那时已经有人开始把持公用书籍，但是由于武大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努力，把持书籍的风气终于及时中断，没有发展到大家无书可读的地步。中央大学的这个风气已经很严重了，沙坪坝的图书馆几于无人问津，柏溪还好一些，不过也还不够。至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那就很可怜了，小小的一间屋，能有几架书呢？何况其中一大半是些宋元理学、桐城文集，派不出多大用场。唐老师办学的时候，失明已经有年了，柱尊、振心等在这方面未及做出什么成绩。所以留在学校里，无论是中大或国专，实际上已经谈不到学术工作。

在莲舫的支持下，我在武昌买了一些必要的书籍。抗战以前每年暑假和寒假，我至少要到上海一次，买一些必要的书籍，一大半留在泰兴，一小半带在身边。这是抗战初期我留在武汉的三大箱书籍的由来。恰巧戴凝之在复员以后，托人把书带到无锡，加上家中原有的书籍，看来不会比在中央大学能接触到的书差多少，所以只要存心读书，还不至于无书可读。在学术工作方面，我还是有些把握的。当然，要在泰兴搞这项工作，可谈的人是不多的，但是在外边我能找谁呢？中大是有?些人才的，胡教授也不能不算一个，但是中大在重庆的时候，沙坪坝只是一个水陆码头，回到南京中大是一座演武厅，教师、学生时不时要耍一出全武行。无锡国专呢？除了振心以外，教书的人尽有，读书的人就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能说泰兴没有搞学术工作的机会吗？

生活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依靠莲舫的掌握，我们总是够吃的，而且每年多少有一些赢余能应付意外的需要。莲舫是辛苦的，她照料一切。宅前宅后的树枝，河坎下的芦苇，是我们的燃料。河边下着鱼焐子，天冷以后，鱼都躲到那里，因此一冬我们有新鲜鱼可吃。沿岸是虾笼，晚间放下，清早有虾可吃。特别是菜圃里的菜，一年到头，我们用不到向外间购买，偶尔还可以接济亲友，让大家尝到刚出土的芋艿，成筐的蚕豆。菜圃向北，是我们的高田，种的是高粱、小麦，有时还可以种荞麦，因为肥料多，豆饼切碎了下去，每年都获得高产，到收获的时候，大家都高高兴兴，庆祝这个季节的胜利。

1947年的寒假，是一个愉快的寒假，但是不是没有阴影的。春节以后，孩子们去南京的时候，我发现秀若有些气喘，因此劝她暂时休息几天，一边请医生诊断。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伤寒，主张多休息，一边进行治疗。几天以后，我得去无锡了，秀若要我们在房里晚餐，她欣然地说：“大家在一处多热闹。”

第二天我去无锡了，我在不断地担心，但是由于自己缺乏医学常识，无从提出主张，只是每天每天地挂念。莲舫常来信，总是说孩子瘦了，瘦是必然的事，哪有生病的人会胖起来的呢？最后得到的来信，说是医生的诊断是肠穿孔。恰好清於在南京也得到信息，她把药物和进行注射的血浆从南京送到无锡。第二天清晨我乘船过江，待我赶到家中的时候，秀若已经在胡言谵语，气息奄奄了。医生在那里，邻居储珀生、我的朋友耿?宽也在，但是孩子的情况显然令人束手无策。

夜深了，莲舫在天井里焚香默祷。那一晚月亮很暗淡，微微有一些风。

“人事已尽，只有靠天保佑了。”我想。

风吹过来，香棒棒一齐燃起，看来这是一个吉兆，然而病榻上的孩子依然没有好转。

第二天天明以后，我们最爱的孩子终于停止了呼吸。

这和君达的死同样是沉重的打击，但是君达死的时候只有十一岁，是一个好孩子，可是还在萌芽时期。秀若二十二岁了，懂事，而且前途无限，现在死了，这是一个沉重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堂屋前面的两株大树，东边是香橼，西边是丁香，这时都盛开着，一串一串的雪白茂密的花，更增加了惨淡的气氛。

莲舫的伤心是无可慰藉的，但是我们只能在痛苦之中互相慰藉，一天一天地过去。

秀若埋在蔡家巷君达的墓地的旁边，葬事完毕以后，我还得赶回无锡，因为那里我还有工作。我不但担任了国专的教课，同时也在无锡市第二中学兼任了一班高中二年级的语文。

这次兼课是国专的一位同事介绍的，可能是因为二中缺人，也可能因为看到我的经济太困难了，所以调剂一下。不过我心里有把握，在中学兼课是不妨的，我本来没有看轻中学教师的工作，但是工作以一学期为限，因为我还要为自己保留一些时间，进行一些必要的学习。

多年没有教中学了，这样的经验很不易得，同时因为即使我曾教过十二年的中等学校，那是教外文，和中国语文是不同的。

我到那里，好像是一个难得见到的稀有动物，学生们特别感兴趣。尽管我在教课中，尽量地言归正传，可是我不能禁止他们发问啊。中国的古诗的来源是怎样的？汉魏诗和唐诗有什么不同？怎样是古诗？怎样是律诗？有哪些作家？为什么唐诗和宋诗又不同？我们应当怎样学？要怎样努力？是不是也要读外国诗？外国诗有些什么成就？要怎样学？怎样学好？诸如此类的问题，每次课后都要问，问就问吧，我的学识水平很有限，我只能就我知道的答覆一些，但是我很清楚谁要是来接这一门课，一定不会感到是一份轻松愉快的工作。

那时我在南京的孩子，还有清於、惠如、君道。

清於来了一封信，说是惠如又病了，情况和秀若一样。据中大医学院的医生说，要注射十瓶链霉素，当时这样的药物，还得从国外进口，每两黄金可购十瓶。

说实话，我对于链霉素的作用是不那么相信的，一两黄金的来路也真不容易，但是我很明白，要是吝惜这两黄金，不但惠如的生命要冒一次危险，同时也会挫折清於的感情。已经损失了一个孩子，我不能再损失一个孩子。

虽然物价是以黄金计算的，但是市场买卖不能以黄金进行交换，因此我在无锡把一两黄金换成当时蒋管区的法币。无锡那时还只有万元面额的纸币，一两黄金究竟要换多少万，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装满了整整一个大皮包。我抱着大皮包，乘火车，一到南京，立即赶到西药铺。

西药铺的生意很清淡，三位店员都没事干，正在闲聊，看到我来了，分头点票子，果然一点不错，恰恰是十瓶链霉素的代价。店员一边把药交给我，一边却说：“你先生这次来，倘是带的五万一张的票子，要轻松多了，我们也省好多手续。”

“是呀，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就是无锡这地方太小了，不比南京，那里只有成束的小面额票子，五万的还没见过呢。”

事情交代清楚，我赶到中大医学院，把链霉素交给清於，说清即回无锡，抽便去看了伍叔傥。

虽然旧日同事多被拆散了，伍叔傥还在中大中文系，做一天是一天。那时他已盖好一所小洋房，很精致也很舒适。伍叔傥在沙坪坝是出名的工资到手，转眼就空的人物，哪里来钱盖洋房呢？原来他是向银行借的，那时的物价早晚不同，一个月起码要翻三个筋斗。所以向银行借款，无论利息多高，到期如数归还的时候，就和白送给你差不多。问题在于向银行借款，必须有极高的政治地位，极灵活的政治手腕。

伍叔傥的这座楼也题了一个别号，称为暮远楼。本来替房子题别号，这是古今中外常有的。陆放翁的书斋叫做龟巢，邵二云的书斋号称面水层轩，我自己的书斋称为师友琅邪馆，各有各的思想基础。伍叔傥的这座暮远楼，运用“日暮途远”的字句，形容他们这些人的没落意识，是再确切没有了。

我到时，伍叔傥恰恰在家。他热情招待，问我为什么到南京。

“为孩子买药的，想不到链霉素是这样的贵重。”

第十节

“什么价值？”

“十瓶就是黄金一两。”我说。

“哪有这样的道理！倒要问一问卫生局。我替你去买。”伍说。

“不用费心了，动官动府的也是麻烦。”

“我们也会去找个官儿对付他们的。”

我看到伍叔傥的样子做得逼真，但是我也知道他决不会去做的，因此谢谢他的好意，经过一番寒暄，我们分手了。以后没有看到他，只知道第二年他也被解聘了。解放初期，听说到过上海，以后就不清楚了。

我没有在南京耽搁，随即回到无锡。惠如在中大医学院，病情没有好转，以后送到泰兴。清於那时在中大医学院，只是实习生，总觉得医师的话没有错的。惠如的前途是很渺茫了，没料到最后在泰兴的一个学徒出身的医师手里居然好转，这里主要在于惠如的坚强的求生意志和莲舫的精心调理。

物价飞涨，生活煎熬，1948年上半年真是不容易度过。无锡的商店并没有关门，但是每个人都感到苦难的压迫。有时下午四五点钟，店门还开着，只要听到火车汽笛一响，立即打烊，把门板关得严严的。火车一到，上海来客像发疯一样，朝街市里面狂奔，只要有一家商店没有来得及关门，他们就迈进来，东张西望。

“先生，你要买什么？”店员们神情不安地问着。

“唔？都要都要。”上海来的顾客说。

他们的钞票，五万面额的，十万面额的，多到数不清，会把店里的存底统统买去，有的甚至连模特儿身上的衣服也剥个精光。

一切都在洗劫之中，生活就是痛苦。可是南京正在表演一出选举总统的喜剧。怎能不表演呢？制订宪法为的什么？竞选国民大会代表为的什么？那时竞选国大代表经常和棺材联系在一处。有的地方选举是公开的，你爱投哪一位当代表都可以，选举完毕，当场把选票柜封好，送到县政府，第二天公开计数。封是封好了，早一晚在县政府把柜底拆开，将选票全部换过。这一套办法称为“倒棺材”。南京有一位竞选人往选举场抬进一具棺材，声称如不当选，立即自杀，棺材就是证明。这件事当时拍成照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外国新闻记者还用传真电影把照片寄回去，作为中国人热心选举的证明。

国民大会代表全部决定了，在南京开会，进行选举大总统和副总统。大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但是要经过选举的手续，还得配上司法院长居正，作为竞选人。选举的结果是蒋介石当选。

副总统的竞选可热闹了。当时竞选人有三位。第一位孙科，是蒋介石指定的，又是孙中山的儿子。第二位李宗仁，桂系领导人。第三位程潜，广东出兵北伐时的第六军军长，蒋介石部下的高级将领大半是程潜的湖南同乡。在第一轮选举中，三位候选人都不能获得过半数，蒋介石有的是枪炮，孙科有的是黄金、美钞；但是李、程两位也都有，一齐亮出了法宝，南京城里的菜馆，真热闹，除了半夜以后勉强能交睫以外，成日成夜地忙着。

枪炮是能起作用的，蒋介石对李宗仁，并不吝惜子弹，有时也确能解决问题，但是把枪炮拖进选举场的事究竟是不多的，蒋介石还没有决心开创这个先例。对付程潜，那就是困难了，支持他的人都是蒋介石的得力将领，蒋介石总不能要他们把枪炮对准自己人啊。南京城里的菜馆，即使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工作，都不能解决问题。

多一次选举，多一次胶着。三位候选人的问题始终不能解决。

最后还是由程潜出面解围，他看到自己的选票不足三分之一，当选的希望本来就不多，在向同乡的高级将领们面致谢忱以后，正式声明退出竞选。

竞选者剩下两位，蒋介石因为孙科的选票虽然不足二分之一，却一直领先，看到程潜退出竞选，胜利在望，特别高兴。不料孙科的声誉实在太糟了，甚至在蒋介石严令禁止囤积以后，他还囤积着四百万斤大米，不问多寡，有钱就要。这样的副总统，实在上不得台盘，于是大家一致公举李宗仁。

孙科落选了，他倒还看得开，可是蒋介石却气坏了。多年以前，当李宗仁落在他手里的时候，他本来预备结束李宗仁的生命，不料留到今朝，作为执政的伙伴，这一气险些把他气个半死。李宗仁多年以来久已学乖了，他想总得设法赢取蒋介石的好感。总统就职日期已经不远了，他派人专程到上海西装铺订置大元帅和副元帅的军装，先期把大元帅的军装奉上蒋介石。总算好，全部赏收了。不料到总统就职那一天，李宗仁全副武装，披着副元帅的军服伺候着，蒋介石却是长袍马褂，一步一步地登上高台。那一天他们两位这一出哑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8年秋天，我在江南大学兼课，教的是文学概论。那时钱穆是江南大学文学院长，李雁晴是中文系主任。

江南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在太湖边上的后塘湾，小矶山的对岸。当时很有名，主要是因为肯出高工资，吸收上海一带各大学的优师资。事实上那时的大学久已不像大学，教授也不像教授，为学术而工作的没有了，主要是为工资而工作。我也是这样的一员。这里只是列举事实，没有一些贬低的成分。

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以面粉厂起家的，以后又办纱厂。他们遭到绑票以后，家族四出申请，提到办私立大学。好心的人为他们奔走，肉票赎出，大学居然办起，有声有色，荣家的声望顿时突上，由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主持校务。

我到江南大学那一年荣一心已经死了，由荣毅仁任江南大学主任委员，申新纱厂的一位高级职员沈位任副主任委员。这座大学有三个院：文学院长钱穆、工学院长顾心一、农学院长郭孝纯。文学院有两个系：中文系主任李雁晴；外文系主任张云鹤，是以复旦大学教授身份兼任的。这个院和那个院，这个系和那个系，这位教授和那位教授之间都有一些摩擦。在解放以前的蒋管区，这是毫不为奇的。

1948年寒假到了，我匆促地回到泰兴，那时正是三次解放的前夕，家里到处都是蒋介石的队伍，据说是一位许午言师长的部下，这位师长始终住在镇江，没有见过，他的队伍可真散漫，满地的传单，满地的便溺。他们经常去乡间布防，战事倒不多，一到村上把农村的东西都作为战利品带上来了，肉也有鸡也有，乡间土布也有，甚至连乡间人的二轮车、水烟袋也缴上来了。这个师的人民服务队住在我们的厅屋里，一天到晚抄抄写写的不知搞些什么。堂屋、灶屋都有士兵住着，厢屋里住着连长，堂屋里的士兵们搞到猪大肠，倒了满杯的酒，请房东参加他们的宴会，我只有忍着猪大肠的臊气，和他们喝酒。

连长是四川人，瘦瘦的，很精灵，可是和一般四川人不同，高高的个儿，有时走到我书房里直叹气。

“真背时，”他说，“军校的同班同学当营长的，不知多少，当团长的也有，可是我到今天还是连长。”

我一边安慰他，一边说：“事情也说不定。今天是连长，过了十天八天，当上营长也是有的。”

连长把长腿一伸，他说：“是呀，什么事都说不定。房东先生，你看仗还要打多少次？”

“那怎能有个数？就是打来打去，还不都是苦兄弟遭殃，有什么打头呢？”

“都是苦兄弟遭殃。”连长似乎很有感触，他苦着脸，把长腿一收缩，挺起身来，到厢屋里去了。

约摸到了阴历十二月半以后，一个早晨，士兵们蹦蹦跳跳地高兴起来，他们准备出东门去和新四军作战了。看他们那快活样子，大约认为新四军是来摆样子的，没有什么真仗好打，这次出了东门，准有些外快，因此每个士兵都露出了准备发财的脸色。我和莲舫说：“我看他们八成要失望的。”

莲舫没说什么，看来是同意的。

喇叭的声音哇打打、哇打打地一直在号哭着，不久也停止了。

下午三四点钟光景，一个兵士回来了，没有了枪，军装也是披一片挂一片的。进得房屋，首先便去找同伴们的包袱，拣值钱的塞进自己的口袋，以后直到天黑，又来了三五个，一直没有到全。

早些时候，厅上的人民服务队还沉得住气，天一黑，有些沉不住气了，走到堂屋问莲舫说：“前面的两扇门哪里去了？”

“不是你们的副师长拿去做铺板吗？”莲舫说。

“拿回来。”

“是副师长拿去的，我们能拿回吗？”

“不管是谁，我们都拿得回。在哪里？”

“在对面茅家堂屋里。”

人民服务队果然有一套，大门拿回来，可是上来上去都对不上门枢。他愤愤地对莲舫说：“怎么搞的？对不上号呀？”

“你心慌，上反了。”

第十一节

人民服务队把门反过来，果然一对就上。他搭讪着说：“我们有的是盒子炮，什么人都不怕。副师长、新四军算个什么。”

这一夜新四军没有攻城，许午言的部队陆陆续续回来了，天明以后一点数，一个不少，就是枪支没有了，衣服也是披一片挂一片的，大伙都在那里唉声叹气。原来昨天一出城走了个把钟头，一个新四军也没看到，可是农民背着钉钯锄头来了。他们没办法，缴了枪。人数太多了，打什么？有些还乡团，夹在士兵当中，他们还要打，大伙就骂：“打什么？老子都不打了，你们算个什么，也在这里耍威风！滚吧，老子们不干了。”

许午言手下耍笔杆的倒凶得很：巴掌大的宣传品写的是“许家军，天下强，打得敌人叫爹娘”。许家军三个字一点也不错，天下强那就不见得，至于叫爹娘的确实有，不是敌人而是许家军本身。他们最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新四军，只看到东门外一带的农村妇女，用大棒打许家军的屁股。

许家军回到泰兴城，三个一堆，五个一簇。说是军士，他们没有武器，说是老百姓，他们身上都有一身破破烂烂肮肮脏脏的老虎皮。新四军没有来，没有人管他们，他们在泰兴城里直晃。军官们，据说还是有的，但是也披着一身破虎皮，枪把子也没有。

蒋管区的后勤工作，有美国人撑腰，倒是有一招的，不过一星期，大量的新军服和武器从镇江发下来。许家军又是一支队伍了。长腿连长吃饱了泰兴的蹄膀和鳜鱼，依然挂着盒子炮，但是精神没有了，只是唉声叹气。就是这批许家军，虽然穿得也还整齐，但是每个人仿佛是破了胆的皮球，一些神气也没有了。

春节不远了，泰兴的老百姓还在照例做扁团，蒸馒头，只看到一排排的许家军垂头丧气地走了，泰兴城第三次解放了。

厢屋南首住的杨家说：“昨天许家军先走了，半夜还来敲门，不晓得是好是坏，没有开，他们叽叽咕咕地走了。”

我们又逃脱了一次大难。

1949年的春季开学又到了。那时君遂、清於在无锡和南京，惠如在家养病，我带着君道从泰兴赶到口岸。蒋介石的军队退出了泰兴城，却盘踞在口岸的高港一带。说也奇怪，虽然新四军占领泰兴城的形势已经形成了，但是只在城的周围驻扎，并不急于进城。高港那里，蒋介石称为桥头堡。旅客要穿过桥头堡，搭上小轮，到镇江上岸。

这种桥头堡倒是值得考察的。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之初，南宋和金人对立的时候，那时两国以淮水为界，宋人的战略是“守江必先守淮”，这是完全正确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对立的时候，攻守的形势完全反过来，太平天国取攻势，清王朝取守势，在太平天国发动进攻的过程中，雷以诚死守盐运河的万福桥，扼杀了人民的攻势。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蒋介石淮海战役大败以后，谈不到守淮了，而由于士气不振，也谈不到守盐运河，那就守江了。可是江也得有人守，这就出现了这个新战术，称为桥头堡。从武汉到长江口，三千多里水道，驻扎着二十只左右的军舰，大的二千多吨，小的几百吨，大半是十九世纪后期的破船，这是守江的海军。北岸上呢，就是这些桥头堡。

那时长江上没有桥，堡是什么东西呢？我和君道一同领教过。原来在高港码头北边一二里的地方挖了三五尺不到的浅沟，大约有七八条。从这条沟到那条沟，中间有路，沿沟有七八尺高的竹笆，当路的地方都有竹门，有三两个兵把守着。这便是堡了。所谓桥头堡，就是如此。凭着竹笆和破船，要抵挡百万以上的解放大军，蒋介石的头脑也就昏愦得骇人。不久以后，他下野了。蒋介石的下野与众不同。从1927年以后，直到1949年，他下野了三四次，但是不久他就自动上台。他的下野，实际上是集中精力，考虑出路的别名。但是李宗仁真糊涂，以为蒋介石下野了，自己就自动上台，进行二次和谈，准备重开一个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人民政权不许可的，也是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不许可的，总之是利令智昏，蒋介石固然昏愦，李宗仁也不够聪明。

我同君道到了镇江，他去南京读书，我自己却到无锡。这时冯振心病了，不久就带同家眷，仍回广西。无锡国专由严伯乔和蒋石渠这两位主持。严伯乔也是国专第一期毕业生，做过国民党教育部的什么官，蒋石渠自己让一步，主要是希望严伯乔在南京想到一些办法。他们都不明白，国专唯一的生路，是靠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子弟，进学校就是逃避拉壮丁。现在蒋介石政权完了，拉壮丁完了，国专也走上完了的道路。即使国专还有真能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为学术开辟前途的人物，也必然会因为时代的激变而感到手足无措，何况国专并不是这些人物安身立命的所在呢！

3月以后，长江北岸完全解放了，竹笆被人民烧了，沟沟坎坎填平了，长江水面上的二十几条破烂兵舰开走了，李宗仁的和谈特使也带着满脸灰尘回来了。和谈结束，公立学校瓦解，中央大学的学生正在组织起来，准备卫校运动，以免蒋介石的部下又来一次迁校。

国专也在变动中挣扎，4月里，无锡解放了，大家准备迎接这个新的时代。不管时代是怎样的动荡，君遂这孩子毕竟读完了专科学校。我的子女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少，但都没有像君遂这次毕业给莲舫和我的喜悦大。我为他写了四条屏幅，写的是《木芙蓉歌》，篆书，可惜是写在蜡笺纸上，不能经久。同时我为他同班毕业的同学，每人都写了一幅立轴，或篆或隶。我总感到一个人能够好好读完高等学校的课程，不但需要自己努力，还需要同学的帮助。

这一年暑假前，君遂结婚了，娶的是秦允明，无锡人，国专同班同学，也是这一年毕业。子女的婚姻，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秋天以后，我脱离了无锡国专，在江南大学开课，人也住到荣巷。那时江南大学的校本部在后山湾，教师宿舍分在荣巷和梅园两处，无形之中把教师分成两派。我这个新来的人分配在荣巷。

文学院院长钱穆在解放以前跑了，两位系主任也解聘了，因此文学院是涣散的。理学院长顾心一是无锡人，和荣家的关系不够密切，农学院长郭孝纯虽然是广东人，和荣家关系好，但是在校的威信差一些。荣毅仁虽然担负着主任委员的名义，工作却交给沈位。

解放军进入无锡以后，建立了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行政区，和以扬州为中心的苏北行政区并立，江苏省一时还没有合并。苏南行政区以管文蔚为首，下设文教处，处长刘季平，副处长陶白。那时上海解放虽然迟到5月，但是特别市的形势已经确定，所以苏南文教处的管辖范围不大，刘季平、陶白的眼光也就集中到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的成立是荣一心的主动，荣一心气魄大、事业心强，而且江南大学实际上费钱不多，名誉极好，因此更配合了荣一心的胃口。荣一心死了以后，由荣毅仁主持。从1949年的秋天到1950年的夏天这整整一年中，学校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之中。这个情况在1949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到次年春间便更加显著了。江南大学的办法是紧缩教师的工资，有时发三成，有时发二成。沈位担负着副主任委员的名义，执行着校长的工作，每周自上海来三天。

1950年劳动节，苏南文教处刘季平处长来校作报告，那时是解放之初，一般报告通常是五小时到六小时。刘季平也是精力饱满，始终不懈，看到听众有些厌倦的时候，不免还要批评。

报告完毕，刘季平处长慷慨地提出江南大学经费短绌，这是一时的现象，要大家对于学校的前途提高信心，特别是老教师，更要感到责任重大，要加强努力，为国家培养新人才。他同时还提出：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由江南文教处捐赠江南大学二千折实单位，和全校师生共同维持学校。

折实单位是解放之初为了应付蒋政权遗下的经济烂摊子而提出的一种计算方法，大约相当于一斤米、一尺龙头细布等等五种日用物品的价值。数字虽然不大，但是已经使一般人民的生活获得初步稳定，是应付通货膨胀后遗症的一种措施，在中国现代经济史里有着光辉的一页。

苏南文教处干部吴鹗这时担任江南大学物理系助教，是文教处的联络员，邀请江南大学教师五人赴文教处商谈具体办法。五人之中有电机系教授毕仲翰，化学系副教授杨晟，也有我。我们去的时候，由刘季平处长、陶白副处长接待。他们的态度，非常诚恳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于江南大学的前途，既寄以极大的希望，同时也抱有高度的热情。

两位处长对于我们极其亲切和蔼。他们希望我们帮助党，帮助国家，把江南大学办好。

“从哪里入手呢？”我们问。

第十二节

“当然从对于旧江南大学进行检讨入手。”刘季平处长说。

我们回到江南大学，那时正是众望喁喁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到应当按照江南文教处的指示，提出检讨。

问题在于由谁提出对于江南大学进行检讨的要求。

教师们在荣巷、梅园两处分头讨论，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一致公推我担任这项工作。

这是一项荣誉而又艰巨的工作，为什么落到一个新来的、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我的头上呢？

事情拆穿了也很简单。这项工作是荣誉的，因此两派都不愿意落在对方头上，同时又是艰巨的，因此也不愿意落在自己人头上。因此这个工作不期然而然地落到我的头上了。成功了，我是一个孤立的人，不可能垄断任何好处；失败了，我本来是一个新来的，谁也不感觉心痛。

这一切都看在我的眼中，但是既然两派公推，我推卸不了，因此索性承担这项工作，只要求教授会给我一个书面提纲，由我准备。

在检讨会那一天，苏南文教处的两位处长来了，沈位来了，全体师生来了；教授会主席宣布开会，接下来由我提出江南大学的问题，要求学校当局负责检讨。

我没有刘季平处长那样的才具，也没有占据五六小时的欲望，因此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内把问题全部提出。我说过后，也有学生继续发言。

最后由沈位检讨。他说：“我是一个病人，浑身是病，诸位都是最好的医师，给我指出各项症状，我一定要好好考虑，好好治疗，决不辜负诸位医师的诊断。”

经过这次大会，江南大学起了一次突变。

教授会改组，由农学院的蒋涤旧、理学院的张泽尧和我担任理事。三位理事互推，蒋涤旧为主席，我为文书，张为干事。

学生会成立了，职工会也成立了，最后经过教授会的同意，成立了师生员工联席会议，由我担任联席会议主席。正是程咬金到瓦岗寨，我成了江南大学的造反头头，但基础是异常薄弱的。我没有教师的支持，也没有学生和员工的支持。

这个师生员工联席会议存在了一个多月，7月初，突然由于部分教授的要求，教授会召开临时会议。在那一天，好多向来不出席会议的人都来了，各式各样的人，三山五岳的人都来了。我到会场看出了问题，立即通知毕仲翰、诸祖耿等人，希望他们和朋友们不必出席，给教授会一个不足法定人数，散会大吉的结果。但是他们昂然地来了，法定人数已满，准时开会，没有经过多大的讨论，以一面倒的形势作出了退出师生员工联席会议的决定。

这批奉命出席的人当然是奉命以拆散联席会议为职责的。各有各的使命，在斗争中是毫不足怪的。问题在于毕仲翰、诸祖耿两位。毕是以主张正义出名的，事实上他也确实主张正义，但是主张正义不等于不要策略，既然不顾策略的要求，和一些主张斗争的人来了，就完全有责任领导斗争，避免失败，争取胜利。但是毕仲翰来了，又不能仗义执言，领导斗争，具体的结果是为反对派凑足法定人数，绞死了师生员工联席会议。对此，毕仲翰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在斗争初期，诸祖耿是以足智多谋，为毕仲翰出谋划策出名的，他出席可能是不懂策略，也可能是别有意图，但是结果是同归于尽。

教授会的临时召开，苏南文教处事前是知道的，江南大学的斗争是他们发动的，斗争发动后，一切要求进步的教师和愿意接受文教处领导的教师都不能不期待他们的指示，但是在这次斗争中，他们放弃领导。及至教授会临时会议散会的时候，我在最后出场，一眼看到文教处的干部孙东。

孙东热切地问我：“结果怎样？”

我说：“结果是失败了，教授会的议决是退出师生员工联席会议。”

“还有办法补救吗？”孙东问。

“补救的办法已经不是教授会做得到的了。”我说。

在学生会和员工会议还没有得到领导，显示自己力量的时候，教授会是大学里唯一的有斗争力的力量。因此如何抓紧教授会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我是没有斗争经验的，但是我对于斗争的重要性不是完全没有认识。在这个环境中，我终于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境地，我是有责任的，特别由于我对于斗争伙伴的认识不足，失败是必然的。对于江大事件的领导，苏南文教处是不是有责任，这是他们应当考虑的。我现在执笔的时候，苏南文教处久已并入江苏教育厅了，是不是保有纪录，我不了解。

7月是教师聘书满期的月份，大家对于日后的工作，不能没有挂念。毕仲翰是参加校务会议的，他说：“下学年教师的名单已经全部送到苏南文教处，虽然没有批出来，问题是不会有的，大家可以安心。”

教师们都在等待，毕仲翰的说法，虽然没有完全确定，但是最后必须通过文教处，这是共同的认识。

7月30日，主任委员自上海回到无锡，31日他到苏南文教处，和刘季平处长讨论江南大学的解决办法。

刘季平处长立即接见，陶白副处长也出席。

主任委员说：“目前江南大学已经成为僵局，解决的办法有三条路可走。”

刘处长问：“哪三条呢？”

主任委员说：“第一条路是立即停办。”

刘处长说：“把一所好好的大学停办，是政策不许可的。请问第二条。”

主任委员说：“第二条路是由苏南文教处接办。”

刘季平处长沉吟了一下，他估计到解放初期的经济情况，负担不了一所大学的开支，因此说：“那么第三条呢？”

主任委员说：“既然江南文教处不准备接办，那么就完全交由我办。”

苏南文教处接受了他的要求，和早已准备好的方案。他担任董事长，沈位担任江南大学主任委员，毕仲翰担任副主任委员，解聘顾心一、诸祖耿、杨晟、吴锷和其他十几名教师，其中当然有我。

在这一个关节上，毕仲翰比伍叔傥高出一筹，他决定退出江南大学，同时也把副主任委员的聘书退回。主任委员立即补上了朱燮元教授。

1962年我在苏州师范学院讲学，师院请我吃饭，和我说起：“你和朱燮元教授同过事，是不是要见一见。”

“他工作忙，不必烦扰他吧。”我说。

次年我在合肥讲学，住在稻香村，恰好朱燮元教授也在那里开会，知道我在那里，临行的时候，他特地来看了我，我只有和他寒暄，并且一直送他出门上车，挥手告别。

江南大学把教授名单送到苏南文教处。那年文教处因为工作方面的缘故，暑假中改驻苏州。

江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到苏州去，这一次据说刘季平有任务，陶白也有任务，不接见了，由一位程科长代见。

程科长一见如故，非常谦虚地代两位处长道了歉。他说：“两位处长实在忙，工作太重了，分不开身，只能由兄弟代见。”

“刘处长和陶副处长的工作重，实在不应当惊动他们两位。我们能向程科长请教，已经非常好了。”

“诸位到苏州来，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们说，“听说江南大学最近又有教授名单送到文教处，是不是已经批准了？”

程科长非常爽快，他说：“是的，江南大学是有一份名单送来的，我们没有批准，也没有不批准。”

这是一个非常明朗的答覆，但是究竟准呢还是不准，我们心里没有底。

程科长虽然是江南人，但是亢爽异常，他说：“诸位的工作问题，政府是有具体指示的，一切都由我们包下来。”

我们高高兴兴地由苏州回到无锡，仍然住在荣巷江南大学宿舍。

第十三节

新学年开始了，接到聘书的教师夹着皮包到后山湾上课去了。我们领着半薪住在荣巷宿舍。

不久以后，苏南文教处搬回无锡了。待到传闻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他们再从城内搬到蠡园附近办公。

这批解聘教授又去文教处了。接见的换了人，文教处的工作实在忙，处长没有空，副处长没有空，现在科长也没有空。不要紧，科长以下还有科员，科员之外还有干部。好在我们也不拘，谁接见就和谁谈。文教处这几位的语调也逐步地松动了，他们要我们体谅文教处的为难，苏南行政区管辖范围只有江苏省的一半，上海已经分出了，南京也不一定不分出，能管到几处地方，几处高等学校呢？困难得很，总要大家体谅。

我们十分体谅。

那时大约半个月总要去一次，有时他们也会通个信来约期会见。

有一次去的时候，接见的是一位科员，姓朱，他说：“当干部有什么好处？一年就是两套衣服，还要忙这忙那，为人民服务，还顾得上自己吗？”最后他和我说：“解放军有一座进修学校，需要语文教师，你愿意去吗？”

时代变了，一切都有统一领导，苏南文教处是领导文教工作的，他们提得出的，我当然接受得了。因此我决定去一下。

这一座进修学校倒不远，在无锡市区附近。负责的军官，三十出头一点，见到我，留下吃中饭，热情得很，青菜以外，还临时炒个蛋。

他说：“朱教授能来，好极了。我们这里只有两班，一班是扫盲班，一班是为小学三四年级程度的战士开的，工作不重。朱教授平时研究些什么？”

这一点却使我为难了，我不能说假话，特别在解放以后更不应当说假话。那时我虽然读过一些传记文学作品，还没有一定的成就，因此我只能说：“我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军官说：“高明得很，我们以后再行联系吧。”

在我辞别的时候，军官把我送到门外，举手敬礼，我也很客气地鞠躬还礼。

在江南大学领取半薪三个月以后，由于文教处的安排，继续领薪三个月，这不是半薪了，而是四分之一。看情况，大约可能还要领取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由于莲舫的安排，家庭生活还可以维持。君遂结婚以后，独立生活。惠如病好以后，勉强可以兼课，每月工资不足二百斤米，自给以外，还可以津贴家用。清於已经读到医学院六年级了，就要分科，她来信问我：“由于教师的指导，自己的志愿，想专攻病理科，是不是同意？”我的答覆是：“一般人学医，主要考虑到日后的待遇问题。六年毕业，希望待遇好一些，这原是人情之常。病理科可不同，不和病人直接接触，除了固定工资以外，没有任何收入。不过我们这个家庭本来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要读病理我完全同意。”话虽如此，不久以后她就毕业，对于家庭总会有些帮助的。

10月以后，我到后山湾领取工资，回来的时候，乘着江南大学的交通船，数学系教师金教授看到我，连忙把凳子掇过去，面向着河水。我还记得上学期的后期，金教授上课，因为受到学生奚落，回到房间生气的时候，我们还对他深表同情，没想到现在竟是“相君之背”了。不过我知道，学校里的屠维岳正在找机会向吴荪甫打报告，那么金教授的态度倒是应当体谅的。

荣巷的教师虽然不过二三十位，也有一个食堂。本来我是在食堂包饭的，现在一想，何必使金教授以及其他教授为难，不招呼又不好，招呼更不好。屠维岳在此，还是由他们各保前途为妙。因此我决定退伙，自己做饭。

惭愧得很，活了五十多年，小时在父母庇护之下，大了又有炊事员服务，自己竟不知道怎样自炊。不过我的要求不高，勉强也有个对付的办法。第一次水少了，饭太硬；第二次水多一些，饭又太烂。到第三次以后，就可以做到不硬不烂的地步。当然，每次买米的时候，由于米的性质不同，难免还需要一些调整，不过问题不大。至于吃的菜肴，更好应付。第一天是红烧肉；第二天买一斤青菜，青菜脍肉；第三天再买一斤面条，汤汤水水，来一个杂脍面。好在我不要求什么变化，三天一轮回，完全可以应付。

我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但是对于中国文学的两部经典著作，研讨很不够。《诗经》还算写过一本《读诗四论》，勉强应付。《楚辞》呢，我是有一些看法的，不一定正确，但是应当提出自己的看法，向学术界请教。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一则没有时间搞，二则我的意见和一般看法相去太远，提出来可能会引起无谓的纠纷。因此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写。现在好了，住着江南大学的宿舍，窗明几净，不受任何干扰，更没有开课的麻烦。文教处不免要去一下，十朝半月也说不定，不过也没有多少需要费劲的。因此决定把《楚辞》的问题，好好考虑一下，提出自己的看法。

为了《公羊传》的问题，我在国?的时候，写过一篇《公羊传探故》，大意是说《公羊传》的写定，已经在战国时代的后期，主要是要求统一，统一了就可以应付南蛮北狄的侵略，统一了就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这个看法，在春秋时代不会有的，因为那个时候，这样的意见还不可能成熟。

现在考虑《楚辞》，首先必须知道《楚辞》写定的时代，然后才能理解《楚辞》的思想意识。我一共写了四篇文章：

一、《楚歌及楚辞》

二、《离骚的作者》

三、《淮南王安及其作品》

四、《离骚以外的屈赋》。

据高诱《淮南子叙》和荀悦《汉纪》的说法，《离骚》是淮南王刘安作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同样也认为这是刘安的作品。尽管多数人都认定《楚辞》是屈原和宋玉、景招这些人作的，但是我相信高诱、荀悦的主张，我相信王念孙的考证。

《离骚》所述的人物，除了丰隆、宓妃这些幻想的人物之外，其余历史的或传说的人物，都是中原民族的人物，我们看不到任何楚国的先主先公，以及名公巨卿。传说中的屈原，正如《史记·屈原传》所言，是一个出使齐国，因此也必然接触到中原文化的人物，他的历举中原人物，原在意内，但是完全抹杀楚人物，不能不说是意外。《离骚》所述的地名，除了幻想的昆仑、阆风、不周、赤水等以外，只有江、沅、湘、九嶷，这都的的确确是南方的地名。假如我们再看一下篇中所述的江离、壁芷、木兰、宿莽、申椒、菌桂、留夷、揭车，我们会知道这些的的确确是南方的草木。所以倘使我们打破一切的依傍和传说，我们会看到《离骚》的作者一定是一位认识中原文化而不甚了解楚文化，但是对于南方情事相当熟悉的人物，这是一个结论，不过在打破一切的依傍和传说的时候，我们还得十分审慎。

据《汉书·淮南王安传》和《汉纪》、《离骚赋》（汉书作“傅”，讹作“传”）为刘安作，事在孝武帝时；据《淮南子叙》，事在孝文帝时。按孝文十六年，淮南王安年十六岁，受封；孝文后七年，文帝崩，淮南王安二十三岁。此七年中，《史记》、《汉书》皆无淮南王安入朝的记载，《淮南子叙》之言不可信，不独《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一语，与情事不相合。武帝建元二年十月，淮南王安入朝，见《史记》：“是年十月，太尉田羛罢。”是时在太初改历以前，每年以十月为岁首，太尉田羛迎淮南王至灞上，见《史记·武安侯传》及《汉书》；若在十月以后，田羛已罢太尉，无须出迎，所以淮南王安入朝之时为武帝建元二年（前１３９）十月，其作《离骚赋》亦当在是月，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月份。

《离骚》是《楚辞》里最重要的一篇作品，也是我国文学史中最重要作品之一，我们有必要了解作者的身分和这篇作品的创作年月。１９５０年秋天，我的时间主要花在这里，到１９５１年１月写定。

１９５１年１月，君遂的孩子邦华出世，是第三代的第一个。这时我还住在荣巷，准备随时接受苏南文教处的安排。

天气已经很冷，正在大风雪的前夕，莲舫突然自泰兴来了。

她和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泰然地说：“这是服从组织安排啊。”

“服从安排，说起来倒好听，安排了什么？春节到了，回家去过春节，过了节再听安排也不迟。”

说来可笑，我在江南大学荣巷宿舍听候半年了，再等也没意思，因此和莲舫一同回去。风雪来了，不久苏南文教处又来了通知，约我谈话，但是雨雪载途，无法前往，只能先去一信，约定过了春节再去。这一次春节，惠如、君道、瑞允、君迈都在。君遂在无锡，清於在南京。瑞允读南京幼儿师范，和君道一同回家。

春节以后，北京来信，约我参加文学出版社工作，我想这样也好，对于北京多一些亲切的体会。我到无锡，依然先到文教处。

这次接见的还是那位秋天见到的程科长。

我先说明了春节前后，因为交通不便，所以没有到文教处接洽。

程科长很蔼然地说：“没关系，原来只是节前布置，了解具体情况。”

我随即向他请示，北京文学出版社约我去京工作，是不是可以同意？

这一问有些出乎程科长的意外，他很客气地说：“朱教授，江苏本来是人才输出的地区，要到北京，好得很，好得很，我们完全同意。”

为了江南大学的问题，从１９５０年劳动节起，前后九个月，我和苏南文教处打了九个月的交道，到现在，我才对于当前的情况，有了一些粗浅的体会，但是还很粗浅，很不深入。这当然是由于我学习不够，不能理解“当前”和“以往”的关系。“当前”是对于“以往”的革命，必须把“以往”的一切完全革去，才能开辟“将来”，但是“当前”又是对于“以往”的继续，仍然有不少“以往”的东西要继承下来，关系是切不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怎样切断？怎样继承？是不是在切断之中还有一些必须继承，或是无须继承而仍然不免有些继承?这些问题多呢，解放以后到今天二十七年了，有些人是解决了，但是对于学习不够的我，是没有解决的。

从上海到北京，由于长江大桥的建成和铁路运输的调整，现在只需要二十四小时了，那时还要三十八九小时。到了北京以后，我住在一位同乡那里，随即到中央宣传部去接洽。文学出版社也很欢迎，但是由于他们还在创办阶段，宿舍没有，伙房没有，图书更没有，一切都处于白手起家的情况中。

经过一度接洽，我去看叶圣陶。圣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实际上担任了署长的任务。在他那里的时候，恰巧邮局转来一封家信，附上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事情有些两难了：留在北京，文学出版社正处于白手起家的过程，工作不易开展；径往济南，又觉来信在后。我请圣陶代我出个主意。

“当然还是到济南为是。”圣陶说。

“那么文学出版社呢？”我问。

圣陶说：“文学出版社的事，出版总署做得一半主，问题不大。”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摆脱了文学出版社，没有在北京逗留，径往济南。

第十四节

齐鲁大学校址在济南，本来是一座教会大学。解放以前，我是不会去的，现在已经中国人民政府接管，所以就去了。学校共分三院：医学院、理学院、文学院。这个学校以医学院为主，理学院的工作一大半是医预科，文学院只是不甚重要的一部分。我接的是文学院的聘书，院长张先生是以历史系主任兼任的，因此把我留在历史系，无论中文系主任田同济怎样要我在中文系开课，张先生概不同意，因此我在工作中总感觉到左支右绌。

济南是一座山明水秀的都市，这时解放仅仅一年多，到处留着旧时代的残痕。城墙还留着，但是因为曾经战事，弹痕累累，正在拆卸中。大明湖到处是残枝落叶，三春天气给人一副萧瑟的印象。千佛山不太高，上下也很方便，可是房屋太破烂了，断砖零瓦，完全是战后风光。只有趵突泉还是那么活跃，那么清澈。城里大街小巷，到处泉声淙淙，使人感到清新明快。

齐鲁大学是以医学院为主的，文史书籍，实在少得可怜。不但中文书少，外文书也不多。不但齐鲁大学如此，后来我到沪江大学，所见亦复如此。我的结论是“洋人不读洋书”。这些教会大学的教授们，到中国来，一口外国话是不错的，比中国人熟练得多，这是他们的特长，除此以外，优点就不多了。齐鲁大学原来是由各国捐建的，因此每个国家都要保留一定的教授名额，每所外国教授宿舍都反映着各国的风格，外国教授宿舍区，成了各国建筑的样品展览馆。至于中国教授的宿舍，那就不同了，完全是上海式的弄堂。在这样的学校里，要培养一个健全的中国人才，是不易想象的。解放以后，一切都在改造中，齐鲁大学也正在经历着一定的转变。

这个大学的校长，我只见过一面。据说是学物理的，他的专业成就我不曾领教过，但是对于掌握这座大学确有专长。校长对于各系教师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某人和某人的关系如何，某人某日拜访某人，谈些什么，到过什么地方，有些什么联络，无一不在校长的掌握之中。校长无疑是一个专门人才，不过以这样的人才，不去为国家担当更重要的工作，而把他的岁月消磨于文网之中，实在是一种委屈。

张院长也是人才，可惜的是在院内闹斗争，一院只有历史和中文两个系，他就和中文系的田主任不团结，因此文学院的工作，也就无法开展。中文系从上海请去了三位教授，教授们的见解和主张也很有意味。一次学生们交的作文卷中用了一个“韭”字，教授们总觉得非加一个草头不可，菜字蔬字都有草头，“韭”字不加草头，怎见得是菜蔬的一种呢？诸如此类问题也还不少。

在和圣陶的通信中，圣陶问我最近有些什么著作，我说有是有的，是关于《楚辞》的四篇文章，不过论点的争执太多，不宜发表。圣陶说给他看一下也不妨。我这就把文章寄去，不料他和当年马文珍的办法一样，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交给北京《光明日报》，在3月、4月、5月连续发表了。这一次的结果和当年发表《后西征赋》不同，责任当然是我的。《后西征赋》虽然对于抗战初期的情况有所指摘，但是文章比较隐晦，蒋介石和他的那一帮人，不很理解，因此没有受到贬斥。这一次是大大不同。

从5月到6月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自己上阵，并组织了杨树达、沈知方两位先生同时出马，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这一次形势很危急，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最好是闪开一着，让这三位扑一个空。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郭院长可以号召大批人马出阵，我始终是一个人。

第二，郭院长和他的战友们可以全力作战；我的主要工作是教书，要备课，要应付学生，不能专心应战。

第三，郭院长有科学院作为后方，必要时还有北京图书馆的大宗资料，可组织支援；我除了这个残缺不全的齐鲁大学图书馆以外，找不到后勤的力量。

考虑到这三点以后，我只有闪开，不予应战。在科学院长和寻常教授的论争之中，教授的不予应战，是一件平凡的事，而在万一应战之后，失败不是我的耻辱，倘使胜利了，看到对方理屈辞穷，反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1962年，郭院长在《光明日报》发表《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很推崇杜甫，他说：“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但是1971年在他发表《李白与杜甫》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了，李白比杜甫高明得多：“李白不拿身分，能以平等态度待人”；“杜甫的庸俗更远远在陶渊明之上”。双子星座看来毕竟不是双子星座。从1962年到1971年，短短的九年之中，郭院长的认识有了特大的进步，真不简单，而被他骂倒的如傅庚生、萧涤非、冯至教授等也和我一样，采取了不应战的态度，这证明我在1951年的不应战是客观形势使知识分子采取了必须采取的态度，不是我的聪明，同样也不是我的怯弱。

不过我还写了两篇文章：

一、《“帝高阳之苗裔兮”疏证》

二、《〈史记·贾谊传〉疏证》

《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论者以为是《离骚》出于屈原之铁证，与《史记·楚世家》首句“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之语相合。但是假如认为这是《离骚》不出于淮南王安之反证，那么我们便得认清刘氏是不是一定不出于颛顼。《史记·高祖本纪》首句“高朱东润在何天行著《楚辞作于汉代考》上批注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是一句最朴素的记载，司马迁没有说明刘氏出于某帝某王，这是最合理的处理史料的方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这是说的刘氏得氏，远在夏代孔甲的时候。《左传》文公十三年“士会自秦还晋，秦人归其帑，其存者为刘氏”，这是说的刘氏得氏，一直迟到春秋的后期。刘氏得氏先后的矛盾，即从《左传》作者而论，其实是一个无从统一的课题，但是都上溯到颛顼，因此从“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句，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

《史记·贾生传》的作者不一定是司马迁。最主要的问题是贾谊曾否为长沙王太傅。假如他没有做过，那么他曾否作《吊屈原赋》便成为问题。文帝三年长沙靖王吴著即位，这是第五世长沙王，是一位异姓王。从高祖六年齐悼惠王就位至七国之乱为止，这时期中，异姓王朝的丞相及一般官吏由本国自行任命，同姓王朝的一般官吏，由本国自行任命，惟有丞相由中央王朝任命。《史记·贾生传》所载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事，恰恰在这阶段中，从原则讲，当时的中央王朝对于异姓王朝的任何官员，是没有任命权的，所以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经过1951年的一次论争，我的这两篇文章不准备发表，但是这不是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的《楚辞探故》先后六篇，和郭沫若院长等的五篇都保存着，可能对于后人有一些用处，即使这十一篇文章都被忘却了，后人也会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1951年6月初，徐中玉从上海来信，约我担任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在齐鲁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实在不是我的本愿，因此接受了沪江大学的聘书。临行的时候，校长一再挽留，其实齐鲁大学合并到山东大学已成定局，他的挽留与否，已经不成问题。

我在山东的时候，清於参加抗美援朝。我们的家庭，三哥为了辛亥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最值得纪念的。我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教师，现在看到子女参加抗美援朝，实在是值得庆幸的。她这一次在济南换车，约好在车站见面。我到车站去了，不意为车站人员所误，因此没有见到。

秋天以后，我到上海沪江大学工作，感到有不少便利。第一，这是南方，生活习惯，没有什么不便。第二，这是中文系，和齐鲁大学很不相同。第三，徐中玉是熟人，系主任朱维之，人也平和，可以共事。不过这所大学和齐鲁大学一样，原来也是教会大学。新近接管的学校不免还有些残余的教会作风，不像一所正式的中国大学。图书馆的中国书实在少得可怜，在我向他们借阅的时候，图书馆员甚至说出沪江大学的中文书籍向不出借的话来，我听了实在感到非常意外，我想即使在外国，图书馆的中文书，也还不至于受到这样的歧视。

这时是在解放之初，因此学校里还受到派系的统治。主要的当然是教会派了，以理学院长和总务长这两位为首，校务主任也是属于这一派的。他们都是教徒，过去当然是接受洋人统治的。

中文系主任朱维之是一个老好人，但似乎太老好了，拿不出多大主张。不过他对于同系的人没有任何猜忌，任何排挤，在我所遇到的中文系主任中，应当说是最好共事的。但是在他手里，中文系很难有所发展，这不仅是他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也是他的天性所决定了的。

徐中玉是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他是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李雁晴曾经给他介绍过，我在重庆时，他和我通过几次信，后来赵太侔约我到山东大学主持中文系的时候，我曾约雁晴和他同去。我虽没有去成，雁晴和中玉都去了，现在中玉约我到沪江，还是由于那时的关系。在沪江大学，中玉代表了一种新生的力量，但是正如一切宗教史所告诉我们的一样，新生力量一旦出现，保守力量立即团结成为坚强的集体，新生力量则往往四分五裂，不能取代保守力量，却以各个新生力量的互相戛击而存在。中玉就是这样存在的。在学校里他是图书馆长，在系里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他的决定朱东润写给施蛰存的篆联都通过维之而得到实现。

中文系的施蛰存，年龄虽然只有四十开外，但是在文坛久已有名，他因提倡《庄子》、《文选》而受到鲁迅的痛击。他在拥蒋反蒋之间以提倡第三种人为努力方向。

还有一位是余上沅，他是学戏剧的，对于戏剧演出舞台导演有比较成熟的认识，担任过戏剧学校的校长。他的整个生活都是戏剧化的。

沪江大学中文系一共有六位教授，除上述诸位和我以外，还有一位是章靳以。这是一位小说作家，原在复旦大学，解放以后调任沪江大学教务长兼中文系教授，他在系内，地位更加突出，但是因为业务上的成就，和地位不能适应，反而有些束手束脚。沪江大学的旧人，对于外来的新人是不够融洽的；而外来诸人中?最突出的如章靳以、徐中玉和副主任委员蔡尚思三人，相互之间又不能融洽相处，因此这个学校正在面临转变的命运。

我到沪江大学两三个月以后，莲舫带同惠如从泰兴来看我了，我们在上海盘桓几天，没有什么可记的。可记的是那年她办的缝纫组。莲舫是一位干才，但是处于家庭妇女的地位，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1951年春天，口岸的陈道谨、张达泉来了，她们也是家庭妇女，计划在泰兴城里办一个缝纫组，但是没有一个领导人，打不开局面。她们找李煦春，李是我在靖江小学的领班生，和我关系很好，这时担任副县长，正管着教育事业。煦春提出莲舫，认为她是本城人，有办法。恰巧莲舫自己也想做事，为社会贡献一些力量，三方凑合，因此办成了缝纫组，招收一些没有工作的青年妇女。除语文、算术这些基本知识以外，分为两班，一班授裁剪，一班授缝纫。没有地址，她们租了房子，兼供食宿；没有缝纫机，由莲舫给她们垫钱代购，学生每人一架，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即以工作所得，自行购领。当然这三位主导思想不同，陈、张两位是想借此作为自己的职业，莲舫是想以缝纫组为基础，日后发展为女子职业学校。从今天看，莲舫的想法是太天真了，但是在解放初期国家还没有办技术学校或职业培训班之类，那么办理这个缝纫组，以待日后国家的接管，这样的想法是可取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这个缝纫组第一班毕业的时候，照样举行毕业典礼，发给证书，仪式还很隆重，毕业生有些在城内服装公司，有些回乡，每人都找到适当的工作，一切都在正常发展。

开始举办第二期教学，并筹备第三期招生的时候，出现了阻力。阻力来自本城成衣工人，他们认为缝纫组成立以后，势必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找到陈、张两位女教师，陈、张把责任推给莲舫，成衣工人认定莲舫参加缝纫班的工作，完全是由于陈、张的鼓动，因此把责任搁在她们身上。莲舫认为经过解放，每人做一套人民装，泰兴人口一百万，即使不算妇女，男子便得做五十万套人民装。不要说一个缝纫组的成立不会影响成衣工人的生活，即使十个缝纫组成立，也影响不了。何况缝纫组的发展前途，做衣服只是一件事，还有其他各项工作，以及外地的定制工作。日子长了，工作多了，决不会影响成衣工人。但是这些长远的看法，莲舫和我都明白，陈道谨、张达泉还不明白。

成衣工人把问题提到李副县长面前，煦春因为事关工人生计，主张立即停办。他和陈道谨、张达泉说通了，又和莲舫说，并且说明缝纫组停办以后，由他负责给莲舫在泰兴中学安排一个职员的位置。莲舫看清楚问题所在，她对煦春说：“当初在李副县长吩咐以后，主办缝纫组，本来不是为个人的生活。现在既然李副县长主张停办，个人的生活不劳副县长费心了。”

缝纫组停办了，莲舫得了空，因此能到上海来。

第十五节

在莲舫主持工作的过程中，我是极力支持的。因为她能力比我强，我没有提过什么意见；在她需要我帮助时，无论是怎样的琐碎，我决不吝惜自己的力量。现在这一场打算结束了，我们只当是一场幻梦，去了就算了，也不因此而惋惜。

莲舫去了以后，我在沪江大学的工作一切照旧，寒假中我照例回到泰兴度过春节。

1952年开始了，我赶紧回到上海。

一切工作都为了院系调整。在院系调整以前，第一步是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完全是必要的。教师们是从旧社会来的，思想面貌都是旧社会的。和新社会不适应，不经过改造怎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呢？要改造思想，第一是转变立场。但是在1952年我还没有这样的认识。

在那年之初，院系调整的蓝图久已制成，但是还没有宣布，所宣布的是思想改造。第一步是树立典型，先在复旦大学进行工作。

典型确定了，一共三位，复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经济系教授夏炎德和数学系教授李锐夫。夏、李二人所言平平，刘大杰的报告精彩极了。大杰在复旦授中国文学史，所作《中国文学发展史》颇有名，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名人，在抗战以前提倡公安派文学得名。

这一年，刘大杰走遍了上海各个高等学校，叙述了他自己思想改造的经过。特别是他谈到上海赌窟中的生活，如何进行轮盘赌博，如何有各式各样的招待，烟酒和招待女郎。听他的报告，好比读到《楚辞》里的《招魂》和《大招》。我们所想到的是抗战期中有的人士生活的腐化、堕落、无耻和没有出路。中国经过抗战八年的痛苦，又经了内战的痛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象征着凤凰涅?，从毁灭中得到新生。

这三位教授的报告是启发性的，以后就是沪江大学教师们进行改造。当时成立了思想改造指挥部，以沪江大学的余日宣为总指挥，复旦大学的党委副书记王零为副总指挥，当然，一切领导工作都由副总指挥负责。指挥是一种军事体制，思想改造原来有一些作战的意义。

此后便是分组进行了。上课教学是由教师主持的，思想改造是由学生主持的。当时认为学生年青，受社会熏染不多，因此由学生主持思想改造比较合适。经过解放二十多年以来的事实教育，大家看到这样的假定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学生和教师同样来自旧社会，同样受到旧社会的熏染。

教师的学习是分系进行的。中文系教授六人，助教二人，成为一组，另有学生一二人参加。在这个组织中，因为学生是轮流来的，实际上不可能成为正式的主持者，领导权落在助教刘某某身上。

这位助教新毕业，二十出外，说话流畅，确实是一位干才。

在交代主导思想中，每个人都得深思冥想，追想哪一种思想是主导思想，有时想了好多，经过大家讨论，觉得还不是主导的，于是再进一步深思冥想，所得的是不是主导的，还有待于大家的帮助。这一番工作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是不会知道的。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里的斯特朗博士踽踽独行，追求英语每个词的词根，其苦未必有加于此。每个人都做了斯特朗博士，每个人都在穷搜自己的思想根源。

为了更好地找出思想根源，首先必得交代自己的罪过，这在当时称为“丢掉包袱，轻装前进。”

在我们这一组，应当说是余先生的问题最多了。政治问题、私生活问题、作风问题一切都纠缠在一处。余先生是机灵的，把这些问题全部交代了，而且由于他在戏剧表演方面有过具体实践，他搞得那么有声有色，生动活泼，他经过三天把问题交代清楚以后，居然成为学习的榜样，成为小组中的狮子，成为交代之王。从领导到成员，没有一个人不感到目瞪口呆，认为这样的交代是不可多得的。

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章教务长的办法又不同，他带着小本本，到小组每个成员那里，请求对他提出意见。

待到你把意见提了，他还是苦苦请求，直到你把肚肠角落的意见都提得干干净净，没得再说了，然后他把每个成员的意见集中起来，归纳消化，组织成为自己的交代。小组学习时，他这番交代，能使每个人都感到满足，感到更无意见可提，轻松爽利地通过了。徐中玉在中文系是一员名将了，维之、上沅、蛰存和我本来是东西南北，毫不相关的人物，他不是系主任，但是他能把大家团结在一处，不能不算是一个能人。总的印象是章靳以的交代，没有意见可提；徐中玉的交代，大家意见很多。中玉最后只能垂头丧气，慨叹一声：“我太老实了，吃了别人的大亏。”

交代问题时，问题愈多愈好，鸡毛蒜皮的问题，政治方面的问题，只要交代，一概不予追究，但是必须交代，不交代是不行的。我的苦恼是没有什么可交代。贪污吧，我没有经手公款；腐化吧，倘使我稍有问题，我相信即使远在四川，莲舫也会不顾一切赶到四川的；至于反党叛国吧，我不是共产党员，谈不到反党，我远在四川，也没有叛国的可能。困难呀！真是困难，我只有穷搜。最后找到了，解放初期，我在泰兴时，耿?宽因为经营米店，向我借了二百万元（旧币）资本，后来按照一分四厘的利率，连本带利还了我。这算是违犯了解放初期私人不能贷款的规定，作为贪污交代了，并且订明赔偿日期，讲在下月发放工资时照扣。

问题交代了，心里感到轻松。这时中文系学生的头头来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一个人年龄愈大，问题愈多，希望我把问题交代出来，由大家帮助解决。我看到“年龄愈大问题愈多”的提法，感到非常激动，觉得这是一个机械的提法。我想今年固然不小了，明年还要大，年龄愈来愈大，问题必然愈来愈多，那还要改造什么？后面这几句，我是说出来了。我说的时候，经济系教授丁先生和施蛰存都在座。丁先生在经济系小组会上也提到。他并没有造谣。

问题张扬开了，中玉问我，我把情况告诉他。后来我在小组上也提到。中玉据实向王零反映。这一次王零却谨慎，调阅经济系小组纪录，发现丁先生虽然多事，话却没有传错。问题解决了，我对于某些人却不能不存有戒心。大学教授也是社会的成员，不能单独成为一个阶级，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物，不能不反映到大学中来，这只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点也不稀奇。

交代问题以后，我还在苦心搜索我的指导思想，但是总抓不住要点。我和斯特朗博士一样，都在苦苦地向下面追求，其实这是很大的错误。经过指挥部成员的个别帮助，原来是超政治、超阶级。在各个小组交代问题，互相追问，有的造谣生事，有的垂头丧气，有的踏着人头前进的过程中，指挥部其实久已做好分门别类的工作。小组的讨论、纪录、攻击、反驳，一切的一切，只是为指挥部提供核实订正的资料。平心而论，无论对沪江大学思想改造指挥部最后的评价如何，我认为大体上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没有发生打架的事，自杀的事。这倒不是领导沪江大学思想改造者的特长，而是他们已在复旦大学进行过工作，取得经验的缘故。领导革命是一份艰苦的工作，没有经验是不行的，但是全凭经验也不行，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没有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无法获得共产主义社会的经验，只能逐步前进，逐步探索，从一个点出发，然后全面铺开，善于取得经验，推广经验，这里需要大量细微工作。要稳妥，要细致，尤其要有坚强的领导。

沪江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这还是很初步的，要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深化，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思想改造的第一阶段告了结束，大家都考虑到了院系调整、分配工作的问题。复旦大学是华东重点学校，一般的估计是要求高，斗争剧烈，因此都不希望调进复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许杰和中玉熟识，他常来沪江，大家都还认识，他提出要求，希望中文系全部调往华东师大。我觉得调华东师大也好，不可能的话，调到扬州师范学院也可以，因为扬州离泰兴九十里，长途汽车两小时可以直达。但是一切都由华东局领导考虑，谁也不能提出主观要求，因此大家都在等着。这一年各校开学很迟，一时也无从着急。

从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政权成立以来，到１９５２年秋季已经三年了，政局逐步稳定。１９５１年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息每月百分之一点八，如不要求保本保值，那还可以增加一半，就是说年息高达百分之三十二点四，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在蒋政权那样一个通货飞涨的烂摊子上，不大量吸收存款，就无法维持币值。这一着非常有效，到１９５２年以后，存款利率已经降到百分之十，物价大体保持稳定。

在国家税收方面，那时火车、轮船票价一律附加百分之三，称为保险费，其实是一种交通税。这个规定到１９５２年以后，也逐步取消了。

由于一般人对于政治的兴趣不断提高，各党各派也开始活跃了。各党各派的成立，有一些是在抗战后期的，例如中国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成立更早。抗战结束的时候，逐步形成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立。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战友，民社党和青年党则完全蜕化为国民党的附庸。青年党的头子曾琦参加国民党的政府，作为国府委员，他那“一入朝堂双泪垂”的诗句，成为文坛嗤笑的话柄，只有民主同盟作为党外的战友坚定地跟共产党走。

解放以后，民社党和青年党都完了，国民党左派作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而存在，其他有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台湾民主同盟，这许多党派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存在的。当然，在解放之初，这里面是有一些人希望借此作为政治资本，争取个人地位的。

一天，中玉和我说：“民主同盟沪江支部提出请你参加民盟，已经取得共产党同意了，你自己的看法怎样？”

整个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要像以前那样置身于政治之外是不可能的，要参加共产党，那是最理想的了，但是自己的政治认识太差，条件不够。一般的民主党派吧，实在有一些是鱼龙混杂，也不愿意参加。民主同盟在抗战后期对于国家和革命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当前的领导人也有不足之处，在川汉铁路的问题上，张澜有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罗隆基在西南联大时期名声很不好，因此我很?豫，把这些问题都和中玉谈了。

中玉说：“现在一切都由共产党领导，个人的问题不大。”

于是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补习学校，自己没有什么政治抱负，也不想争取什么政治前途。

第十六节

１９５２年８月间，君遂添了两个女孩，是孪生，大家都很高兴，取名邦蔚、邦薇。莲舫从泰兴送去了乳母，免得允明过于辛苦。这时在家的子女是惠如、君迈，瑞允在南京读幼儿师范，君道在哈尔滨读工业大学。君道考取之初读化工科，中间攻读矿冶，不久又由矿冶转入建筑，都是响应学校的号召。清於在朝鲜前线。

时代在激变，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我在沪江大学，这时大家都很清楚这所大学就要停办了，但是沪江停办以后，我们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第十三章复?旦?大?学（一）

（１９５２～１９５７）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下旬，沪江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分配方案发表了：章靳以调上海作家协会，维之调北京，后改天津南开大学，中玉、蛰存调华东师范大学。余上沅和我调复旦大学。两位助教：盛某某调科学院，刘某某调复旦大学。在分配方案发表之初，维之因为工作没有确定，不免有些懊丧，中玉、蛰存是如心所愿；上沅和我因为复旦已经形成华东重点大学，有些担心，但是事情既经确定，当然也就随遇而安了。

复旦大学的成立是二十世纪的初年，那时复旦大学的部分师生，对于该校领导中的法国传教士有所不满，因此脱离出来，所以这座大学的前身，是有一段反对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政策的光荣历史的，但是这事久已过去了。民国成立以后直至抗战初期，复旦只是上海若干私立大学之一，不特别落后，但也不特别先进，在反对军阀和蒋介石的统治中曾经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抗战开始，复旦大学内迁。从这时期开始，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和其他私立大学的托庇公共租界，有所不同。复旦大学的地位提高了，但是一经入川，不久就受到国民党ＣＣ派的控制，在四川只能维持生存而已，虽然也是国立大学，但是在国立大学之中，并没有做出特殊成绩。

解放以后，情况完全两样了。在政治方面，北京是全国的中心；在经济方面，上海依然是重点。人民政府的措施，使得复旦大学逐步取得重点学校的地位。上海的各大学有所分工，而每个领域，都突飞猛进，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都是。复旦大学是作为综合性大学的重点而存在的。

所谓综合性大学，相当于以前文学院、理学院的复合体。复旦大学有文科七系、理科四系；从学生人数看，理科的人数远过于文科。文科七系之中，在顺序上，一般都自中文系开始，所以中文系无形之中占据了文科的首要地位。当然，在学术上，中文系的成就，在文科方面，并不突出。

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无疑加强了各重点大学，使他们取得领导地位。当时考虑的重点，无疑是从师资力量方面入手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师资在抗战以前人数不多。入川以后，一边培养本系的高材生，一边吸收校外的力量。复员以后，又连续吸收暨南大学、同济大学的师资，人数已经扩大了，但是还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经过院系调整，中文系吸收了大同大学、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震旦大学和沪江大学的师资。从政治要求看，当时的教授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从学术成就看，尽管一般教师没有特殊成就，但是华东方面，已经很少有能和复旦中文系比拟的。当然这很不够，还有许多空白，还有许多缺点，但是这是进步中的缺点，不够的可以提高，实在不行的甚至可以调做别项工作。

但是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大家都是从旧社会来的。从旧社会来的人必然会带来旧社会的各式各样的病态，不经过改造便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１９５２年的十个月，大家都经过了思想改造，复旦大学原来的教师，思想改造也许要早些，但是早得也很有限。五六十岁的人了，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假使我们认为在十个月中可以改造过来，那就太天真了。

谁来改造我们?有的人是准备就绪，跃跃欲试了。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多少人认为青年人可以担负改造的工作，但是青年不是永远年青的，二十开外的人转瞬就是三十四十了，青年的精力衰退了，依然是问题重重，那时不是还要改造吗?许多担负改造工作的人不是自己也有问题吗?这是后来发现的，在未发现以前，他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人能改造好别人吗?

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之中，派系观点特别严重。旧社会的中文系是派系斗争的场所，这是无可怀疑的。一经进入新社会，即使社会制度完全变了，在大学工作的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一张工作证可以保障人的一生衣食，不需要聘书了，不需要每年每学期为聘书而担心了。但是一切都有惰性，聘书没有了，不等于为聘书而产生的担心就没有了。我在武汉大学后期，聘书是照发的，但是系主任的挤压、刁难，使我时时感到非及时离职不可。所以尽管大家都有了工作证，不等于每个人都可以安心工作。还有核心小组，还有这派那派。你不属于核心小组么?不属于这派那派吗?很好，你自己努力吧，看看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时代的难关。

所以最好的系主任，应当在系内打破一切派系，使大家安心工作，了解到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为人民服务，就可以做人民所需要的人。工作证是给我们的一个工作目标、一个奋斗目标，不是给我们开的吃饭门票。

就是这样还不够。中国文学、中国语言的探讨，说句老实话，还没有闯出一条科学的道路。旧时代的文人，做和韵诗，甚至做对联，做诗钟，有些大学教授认为这是他们的绝技，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谈。在语言探讨方面，只知道方块字，有的还有不少错误，不理解汉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更不理解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关系。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方面能做出什么成绩呢?

新中国的中国文学系就负有这样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成就之间，有多大距离?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期待着怎样的领导、系主任，领导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奋斗，洗刷自己身上原有的污泥浊水，认清自己的努力方向，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在中国文学、中国语言学方面做出一定努力，在华东带一个头；在全国，和兄弟学校的中文系共同前进，以期不辜负我们的时代和使命。

我是带着这样的愿望来到复旦大学的。

但是现实和理想总有一定距离的。理想可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实不能不受到这种限制。要打破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不凭主观努力，但是主观努力谈何容易。一个人或极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必须带动大家共同努力。可是这更不容易，何况还有不少势力、惰性势力引导大家走回头路呢?

复旦大学中文系最初是有派别的，有所谓公馆派和文摘派。公馆派是指一些常在校长公馆走动的，文摘派是指在《文摘》这家刊物活动的，这是抗战前后的事了，但是这个传统不能不传下来。公馆是永远存在的，学校总有一定的负责人，在这位负责人周围经常活动的人，不能不带有公馆派的嫌疑。《文摘》久已停刊了，然而文摘派的人还在。不过１９５２年我到复旦的时候，这种两派对立的形式是没有了。除了极少数以外，新来复旦的教授都想独善其身，不参与任何派系活动。

我到复旦以后，主要是站在不介入的立场。是不是有小圈子，有核心组织，我不清楚，我也不打听，我只想做好工作，不参加任何斗争。有时不免有些人要来，谈上大半天，我最初也还唯唯诺诺，时间长了，我感觉唯诺也是一种负担，于是只有洗耳恭听。

解放以后，每人都有一定的工作岗位，永远不愁失业，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良传统，但是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经常发生一种工作不工作都一样的思想，同样地领工资，那就索性不工作。社会主义的制度反而保障了部分人的怠工，游手好闲，故作高论，说长道短。这实在是不幸。

在１９５２年以后的数年中主要问题在于学习苏联。

那时斯大林还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没有当权。当时人谈到苏联，经常跷起大拇指，尊称一声“老大哥”。现在的工业展览馆，当时正在开始建筑，落成以后，称为“中苏友好大厦”，正门是中国人和苏联人热烈拥抱的铜像，铜像上边的题字是“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时代变了，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的邪道，因此两国的关系也就变了。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以后，到了复旦，我们首先就要讨论课程设置的问题。虽然那时的中文系只有一、二年级，但是要讨论整个布局。第一道难关是设置几个专业、几个专门化的问题。什么叫专业，什么叫专门化，我们不懂，以前没有接触过，怎么能懂?经过多方解释，勉强懂了，那么就算是一个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两个专门化，中国文学专门化和中国语言专门化。至于课程呢，大家讨论总数多少学时，每星期多少学时，方案定了。但是还得讨论，这确是筑室道谋了，但是不能怪，一切都在变革之中，谁也拿不出一定的主张来。只有讨论，经过讨论然后试行，试行以后再总结经验，重行讨论，重行规定，变革之中，这个过程是不能免的。

为了学习苏联，推进新的计划，这时就要学习俄语。学习俄语几乎成了风气，学英语久已不时髦了。当时我们的大敌是美帝国主义，虽然朝鲜战事不久就结束了，但是中美关系很紧张，学英语当然不好，只有学俄语。学校为教师开办俄语学习班，我也参加，但是没有学好。俄语的学习资料，供应不上，系里的工作也重，实在应付不了，挤不出时间，其结果是把俄语挤掉了。系里学好的人也不多。

当时为了学习苏联，还搞出一套六节一贯制。原来学校安排课程，一般是上午四节，下午四节，下午四节经常是一、二两节上课，三、四两节安排政治学习和体育活动。从上午到下午第二节总共六节，当中可能也有空白，这样的情况本来是在所难免的。现在的办法是把六节全部排到上午，把下午空出来作为政治学习和体育活动的时间，主要是为了政治学习。政治学习的时间得到保证了，问题在于上午的六节课怎样排法。原先从八时上课，五十分钟以后，休息十分钟再上第二课。现在变了，上午七时上课，每节上课四十五分钟，休息五分钟，再上第二课。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经验，全面推广，第一年就完全实行了。教务处还有说明：旧时上课要点名，点名有什么用处?取消了，抓抓紧，四十五分钟，完全可以抵过原来的五十分钟。点名的用处是不大，同时也可以免去点名时可能发生的麻烦。这个办法推广开了。

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大学不比中学，学生可以永远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每上一课，几乎就要换一个教室，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有时相去三二百公尺，而且人总是人，从七时到十二时不能没有喘息的时间。因此在这课间五分钟宝贵的时间里，只看到学生列着长队拼命奔跑。跑呀跑呀，刚刚跑到教室，书包还没有打开，教师已经在开讲了。怎么办，只有拼命赶，抄笔记，耳朵听了，有时手又不听使唤，记不下来。

还有呢。七时上课，六时多一些就得吃早饭，两碗稀汤薄粥，不到十时，久已化作乌有。买点心，不但要花钱，而且没地方，也没时间去买，头脑昏昏地，只听得教师在那里断断续续地讲。讲什么?不知道，肚皮里一阵阵痉挛，头昏眼花，怎么办?看看教师，倒是挺精神的。没什么稀奇，谁知道他什么时间起身?而且他最多只讲两小时，吃得又好，不比大食堂。

但是苏联是推行六时一贯制的。

学生实在受不了，也想问问教务处，教务处的先生们，早晨喝的牛奶，吃的干点，他们根本不知道大食堂的两碗薄粥。他们只知道苏联的经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你说什么?

我的孩子君道是哈工大的学生，暑假回家路过上海。

我问：“哈工大是执行六时一贯制的吗?”

“是的。”君道说。

我对哈工大的教学情况不理解，也没有问，只问：“你们早晨吃什么?”

君道多少有些感到问题太平凡了，但是既然父亲问了，只好老实说：“吃干饭。”

第十七节

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六时一贯制的基础是一顿干饭，不是两碗稀饭，但是教务处的先生们，所根据的指示，只是苏联经验，这里没有提到干饭、稀饭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也难怪。我心里所想到的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本是什么?是吃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和教务处谈，因为教务处处长是轻易接触不到的，至于教务处的职员，即使我告诉他们，他们被我说服，也轻易不能向处长提，提了也不听。苏联经验里没有下级可以向上级提意见这一条。

这一条可诅咒的苏联经验推行了将近二年，实在搞不下去了，才改为上午五节，下午一节，这算是改了，还没有改全。推行一年，实在行不去了，仍旧回到上午四节课的办法。但是还留一个小尾巴，本来每节上课五十分钟，学苏联改为四十五分钟，不点名。这算是纪念也实在是值得纪念的。

在授课方面，当然更要学习苏联。那时中文系主任是郭绍虞，但是郭先生主张虽多，却不轻易假手于人，平时不大过问，过问的是刘大杰。这位刘先生有才干，为郭先生做了很多事，但既不是代理主任，也不是副主任。倘使用一个历史上有过的名词，我想也许可以称为都点检。刘先生再三吩咐我们，说是按照苏联经验，上课的时候，凡是没有成为定论的见地，一概不能提出。既然是学习苏联了，当然按照苏联经验办事，一切都有老本本，说得直率一点，这也是本本主义。解放以前，我们东奔走，西奔走，为了糊口，教授不像教授；解放以后，想不到又来一个本本主义，我们东抄抄，西抄抄，为了糊口，教授也不很像教授。

我到复旦以后，第一学期分配的两门课程，一门是为外国文学系开的中国文学史，还有一门是配合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史的作品选读。一次授《诗经·采薇》。这一课不难，好在有本本可据，第一是《毛传》、《郑笺》，第二是朱熹的《诗集传》，这都是公认的本本。至于什么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当然不敢问津。我已经由于读到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追求《离骚传》的问题吃过大亏，现在更加有都点检可证，不能把未经公认的见地搬进教室。

不料我按照本本讲过《采薇》以后，一位学生蓦地站起来发问。

他说：“按照讲授，‘一月三捷’是打了三次胜仗，但是上文说‘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下文又说‘岂不日戒?狁孔棘’，‘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一点胜利的气氛也没有，那怎能说是打了三次胜仗呢?”

这位学生瘦瘦的个子，戴了深度近视眼镜，说话的时候，多少带些口吃，但是还不算口吃。说完以后，他好像是完成了项任务似的，安详地坐下去了。

问题提出来了，也提得很好，全班同学没想到会提出这样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大家一考虑，实在没有胜利的气氛。一双双眼睛都瞪起来向着讲坛上的我。

老实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得使我理解到复旦大学中文学生中还有追求真相，几句空言搪塞蒙混不过去的人。在这里授课也就不枉了。

我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以前《毛传》说：“一月之中，三月胜功，谓侵也、伐也、胜也。”这是很肯定地说是三次胜利。朱熹对于这样的胜利，觉得不十分可靠，因此说得宛转一些，说是“庶乎一月之间，三战而三捷尔”。这样一来从肯定的语气说成是假定的语气，比《毛传》灵活一些，但是和全篇的气氛还是不能合拍。这都是公认的看法。我自己也有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没有正式提出来，当然不能算是定论。既然问到这里，我不妨提出来，作为参考意见。这里“一月三捷”的“捷”字，据我看，只是一个假借字，本字应当是“肔”。《说文》：“肔，居之速也。”用现代话讲，是搬家搬得很急。“一月三捷”实际是“一月三肔”，也就是说一月之内，接连换了三次据点。在周宣王和狁的战争里，一月之内接连换了三次据点，连同上下文的那种气氛看，这三次据点的转移，很可能是由于战事不利，迅速向后退却的原故。那么为什么自古以来的注家都说成三次胜利呢?一则作品用了假借字，很容易把人引入迷途；二则周宣王已成为“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的偶像，那就不能不说成三次胜利，只有朱熹用着假定的语气，说得比较灵活一些，但是也不过灵活一些而已。

最后我还郑重地指出这是我的看法，不能作为定论，只是因为提出疑问，所以作为参考，希望大家好好地考虑。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章培恒，后来我在系内担负行政工作的时候，曾经对他加以着重推荐，至今仍是中文系一位得力的教师。

在教学方面，苏联经验固然造成一定危害，但是在考试方面的危害，那就要更加十倍显著。解放以前，大学里也有考试，除了中大医学院坚持一门不及格就要留级以外，一般都要两门或三门不及格，才给留级的处分。考试?常都要指定范围，试题也有选择的余地，经常是五题答三题，或四题答三题。所以一般地讲，及格升级是一件寻常的事。那时经常是“前门高，后门低，中间一路笑嘻嘻”。前门是高的，因为投考的人多，容量有限，所以不得不高；但是没有录取的学生东家不要西家要，照样可以升学。

解放以后，情形不同了，有了统一招生的制度，学生可以不必东跑西跑，这是一个优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一次不取，没有第二次，只可等待第二年了。入学以后，由于学习苏联期终考试，便是一道难关。经常有二十道复习题，这二十道题概括了全学期的课程，涓滴不遗。临考时候，逐一面试。我还记得到复旦以后的第一次期终考试：五十人的大教室，教师坐在角落里，四边空空如也，一位学生进来，按照二十张题签抽取一条，那就得滔滔地把答案背出来。行了吗?没有。教师还可以追问，经常是问两条，名为是在试题的范围以内，那就要看教师的认识了。考试完毕，共同商量评分。这是极民主的了，但是学生事前得到指示，不得争论分数。事实上争论也没有用，因为决定权在教师手里。经过一场考试，尽管时在严冬，学生常常搞得汗流浃背，走出教室，不管是三分五分——那时百分制废除了，用的是苏联搬来的五分制，——学生总是如释重负。

这是说的一班大学生，１９５６年以后，实行副博士研究生制度，这也是从老大哥那里抄来的，虽然第一班没有来得及毕业，在１９５８年已经作为助教使用，但是以后继续举行，副博士这条官衔却取消了。我手上举行过一次，按照规定，敬谨举行。那一次的严肃情况，我想不会比封建时代秋天大审差多少。事前要做毕业论文，这并不稀奇，大学生毕业要缴论文，何况研究生。出奇的是答辩。那时的规定是考试委员三人，其中一人是指导教师，一人是本系教授，一人是校外专家。三位委员，每人一张公案，都是上座，旁边一座是研究生，下面是本系听众，教师不一定都来，同学是一大群，多半是吸取经验，以供日后参考。时间到了，考试委员就座，研究生就座，情况真紧张。每一位委员都有追问的责任，这种责任也就是他的权利，问呀问呀，问得研究生满面通红。特别是校外专家，提不出问题，还算什么专家?于是也就必然地要问呀问呀。我学习很不够，因为是指导教师，所以也就滥竽充数，是一位考试委员，在其他两位委员发问，得到明确答覆以后，就匆匆地发了几个问题，匆匆地进行总结，不仅这两位研究生如释重负，我也同样地如释重负。下午二时开始进行，看看太阳已经逐步西下。研究生的学识如何，由于我的地位，不便夸许，但是他们的健康情况，居然经得起如此的折磨，也就可以推重了。

不仅如此，除了考试以外，平时也要查问。苏联是如此的，学苏联就得按照苏联的规矩办事。在每次上课之初都得就上次讲授所得对学生查问一下。据说这是为了巩固学习，完全是必要的。这个办法，我在中等学校教课时，是经常用的；后来到大学教书，总觉得一则自己要争取时间，把自己学到的一点浅薄的知识，向学生交代出来，二则也觉得大学生读书是对自己负责的事，教师用不到过分追求。当然这是由于我的躲懒，我的不负责任；但是我总觉得古人所说的“优而游之，使自求之”，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柳宗元在《桐叶封弟辨》中说“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是有他的见地的。但是在学苏联的指导原则上，这样做是不行了。我只有按照规定，在上课之初，用十分钟时间，向学生提问，要求解答。进行过一段时期，觉得是符合要求了。不料一次上课，一位学生站起来说：“这样做法不行。”我觉得这是完全按规定办事，没有什么不行的，但是不能这样说，要虚心吸取群众的意见。

我问：“怎样还是不行啊?”

学生说：“老师的作法是先提名，后提问。提到名的人是有所警惕了，没有提到名的人便放松了警惕。应当是先提问，让每个人都警惕一下，然后再提名，那就可以收到鼓励大众的实效了。”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每次上课，如临战场，问题一发，人人警戒。但是我总是粗心，有时顺口一滑，先提名后提问的老毛病发作了，只得自怨自艾，决心下次不犯错误，但是犯错误的机会实在太多，学生们也认为不可救药，这个先提问后提名的高论也就不再提出了。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经常受到缠足穿耳的痛苦，而对于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怀着一片好心，执行缠足穿耳的任务的也常常是妇女。这件事实是值得考虑的。

不仅要折磨学生、研究生，教师对于教师，也不放松。１９５７年我担任系主任以后，也常遇到这类问题。但是我懒，像父亲躲债一样，总是向后推。那时已有副系主任了，还不止一位，负责规章制度的副系主任和我说了，这一次很严重，脸色从焦急中透露一丝笑容：

“助教同志和新任讲师已经由我考试过了。”

“好、好，”我说，“是应当考试的，费心得很。”

这位的脸绷紧了：“但是一般讲师和新任副教授的考试工作要请主任今天执行一下。”

我使出从前逃学的办法，说：“好、好，能不能推迟一下?”

副主任郑重地说：“都已经通知了，就在上午。”

没有办法再推，我只有慷慨执行了，因此说?“好吧，就考试吧。”

试场安排在会议室里，讲师们和新任副教授们都坐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不清楚是笔试还是口试，当然我也不清楚。

没办法，我只有从容就位了，但是和副主任谈过以后，我心里已经有一个谱了。我说：“同志们：按规定，助教同志、讲师同志和新任副教授同志这学期都得经过一次考试。考什么呢?我想诸位各有专长，精心研讨，很难用同一的问题进行测验。我想能不能各人把这一学期学习的经过和研讨的心得叙述一下，作为考试?倘使诸位同意的话，就从我开始，请求诸位指教。”

这个考试方法完全出于副系主任的意外，但是因为没有明文规定考试方式，也就不可能违反考试方式。这样我总算完成了一项任务，也解除了一般讲师和新任副教授一种威胁。这项考试后来又取消了，直待“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对老教师举行了一次考试。那是后话。

１９５４年，举行了一次科学报告会，各系都有，中文系也有。刘大杰那时担任文学教研组主任，提出要我作报告。作为教授，这是推辞不得的，我讲的是《水浒人名考》。《水浒》这部小说是盛行于明代，以后通过李贽和清代金人瑞的评价，《水浒》的读者更广泛了。解放以后，聂绀弩到兴化，探访施耐庵的故乡，还看到墓碑。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施耐庵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并不是墓碑所能解决的。我看到的家谱虽不多，但是谁能相信家谱完全是可信的?泰山上的石碑，写得明明白白：“孔子小天下处。”是在这里吗?这些姑且不问，我这篇报告，完全根据历史记载，讨论《水浒》的英雄。我提出一些问题：

为什么叙述农民起义的《水浒》，撇开了应当叙述而且资料尽可供叙述的史斌、张荣，而叙述和宋江或梁山泊没有联系的民族斗争英雄，这是一个无从解答的问题。我们只能说，从宋江受招安，到梁山好汉的姓名绰号固定下来，中间经过的时间太长了，整个创作过程经过几个世纪，因此书中的脚色有的会走失了，而本来与故事无关的脚色又会闯进来。即在南宋亡国以后这一段不长的时期，我们还看到李横走失，和公孙胜、林冲闯进；那么从招安以后到南宋亡国以前的一百五十三年之中，可能走失了不少农民起义的勇士，而闯进了不少民族斗争的英雄。

为什么有些人会从《水浒》叙述中走失而另一部分人会闯进《水浒》叙述呢?这就决定于《水游》叙述的性质以及《水浒》叙述所存在的时代。《水浒》叙述不是革命理论，不是革命同志在地下工作中政治学习的文件，而是“说话人”在广大群众中，甚至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的“说话”，这里可能有郑重的讲谈，但是不可避免地多少带些文娱的意味，因此不可能过分强调农民暴动的意义，而且在统治者的直接监视之下，甚至革命也不宜过分暴露。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南宋是受异民族残暴压迫的时代。皇帝随时准备向异民族投降，出卖国家，官吏之中除了少数例外，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名位和生活享受，什么力量能够维持这一百五十三年的偏安局面，什么力量能够抵抗敌人向南推进的压力，又是什么力量能够在敌人内部发动对敌人的进攻?无疑的，这是人民的力量。在对敌作战中，我们必须表扬每一个斗争的勇士，鼓励他作出更进一步的努力，同样地也给一般人民以良好的模范，发动广大的潜在的力量。咸淳年间（１２６５～１２７４）王六大夫说《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我们虽然看不到王六大夫的话本，但是可以想象到《复华篇》和《中兴名将传》的内容，这些叙述是基于时代的要求，同样地也完成了时代对于这些叙述的要求。

《水浒》的叙述不能脱离时代而孤立，《水浒》的“说话人”也会受到时代的感染。同样，倘使他不能叙述时代斗争的英雄，很可能丧失广大听众，从而影响他的生活，这就注定了这些民族斗争中的英雄会采取不同姿态，闯进《水浒》的叙述。

在这次报告里，我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中兴小史》、《挥麈录》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报告幸而没有得到什么呵责；而在报告以后，又没有正式发表，因此侥幸避免了无谓的风波。

是什么东西在后面支持我冒许多不必要的风险，作许多不合时宜的结论呢?有时我想到王充“疾虚妄”的精神。王充在《论衡·自纪篇》说：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二千年以前王充能做到的，二千年以后我们不应当学习吗?但是即使学到王充，王充又得到了什么?虚妄可疾，但是虚妄是不断存在的，有人甚至会说“谎言说了一万遍便成为真理”，那又怎样理解呢?杜甫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倾向太阳的人，无可奈何地是倾向太阳的。

１９５７年，我又在复旦大学的科学报告会上，作过一次有关宋话本研究的报告。为了把科学报告的工作连在一处，我想把这篇报告的结论附在这里。

我们从具体的宋话本看，在反映时代和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方面，我们能说话本落在南宋后期一般的诗、词、古文后面吗?话本的形式当然和诗、词、古文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以诗的形式来要求词，不能以词的形式来要求古文，那么即使话本的形式和诗、词、古文不同，我们只能就话本特有的形式来衡量话本，我们要看它是不是能够畅达话本的内容，在话本的说唱中是不是能够诉说听众的情感，同时给与听众以教育。在那个时代里，诗人、词人一般地还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创作，他们不习惯于走到群众中去，把自己的作品，提供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因此从效果看，比之诗、词、古文，话本获得一定的优势，这是话本的作用所决定的。

从话本的发展看，在南宋后期，即使话本的出现，比较地还不算长，但是已经很丰富了。在话本的创作上，已经到了分出派别的时候。我们看到比较朴素的叙述，例如《金虏海陵王荒淫》；我们看到雄直壮阔的作品，例如《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同样地也看到细致深刻的作品，例如《杨思温燕山遇故人》。话本作者的分出派别，正看到话本的创作，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

在对于宋话本作出估价的时候，我们的缺憾是对于话本作家的认识不够。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梁录》都给我们一些记载，但是这些记载只是作者的姓名，我们知道有这些作家，有这些作品，但是我们不能知道哪一位有哪些作品。研究宋话本所遇的困难，比研究宋、元杂剧所遇的困难更多更大，而且轻易不能克服的。单从这一点讲，也就必然要影响对于宋话本的认识。

是不是因为作者无可考就可以从而否定或降低作品的价值呢?《诗》三百篇的作者，我们能够指出几人呢?《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作者是谁，这是无人能够解答的问题，更不必谈《陇上歌》和《木兰诗》了。古乐府的作者无可考，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或降低古乐府的价值，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因为宋话本的作者无可考，就从而否定或降低宋话本的价值。在宋话本的价值得到更好的认识以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必然会得到提高。

《水浒人名考》、《宋话本研究》都没有出版，也没有写成文章在报刊发表，一则我自己的研究结果还没有成熟，二则有鉴于上次《楚辞探故》的发表，使我受到无情打击，因此也不愿意发表了。我始终感到前人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实在太模糊了，很少深入，很少追问，只是师师相传。古典不是因为古老而得到人的崇敬，只是不断地蒙上了历史的灰尘，使人愈来愈难摸索本来的真相，这实在是负责研究工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倘使负责领导研究工作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反而尽力于扼杀研究事业，我只有为之长叹，?不安而已。使我终于?不安者是谁呢?

但是我还是发表了一本作品，这是我的《左传选》。

第十八节

１９５４年５月，上海中华书局准备出一套古典文学参考用书，由郭绍虞、刘大杰主持。５月８日在上海吃饭，到场者十多人。那天就席之前，大杰要我担任《史记选》，并且说明作为研究任务。作为任务也好，不作任务也好，我并不想推辞。饭后开单列名，顾颉刚说：“我担任《史记选》。”

颉刚一向是搞历史的，他自告奋勇也好，我乐得退后一步。

大杰对我说：“那么请朱先生担任《左传选》，好不好?”

大杰是一个八面玲珑，长于应付的人，说得很轻松，很自然，使人感到不能推辞，因此我同意了。在三四个月以后交稿。至于颉刚的那本《史记选》，到今天二十二年了，“物换星移几度秋”，大概他在承担任务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做。苏州山清水秀，培养了风度蕴藉的姿态，不像长江北岸的那样地局促褊侧，小廉曲谨。

关于《左传》我提出两个问题：

一、《左传》的性质及书名，

二、《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的“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是说这本书的原名是《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作品是和《鲁春秋》并行的历史记载。但是却没有肯定这只是《鲁春秋》的解释。

清姚鼐《左传补注序》指出“余考其书于魏氏事迹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这个主张，有人还不能同意，但是从三个方面看来，我们不妨认为这是战国初期魏人的作品：

（一）《左传》关于魏事的叙述特多，有夸张，有歌颂。

（二）《左传》所引对于祸福的预言，几乎无一不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都是从后傅合，这是正确的。哀公九年作者称“赵氏其世有乱乎”。赵氏大乱七次，至前３４７年始定。

（三）《左传》所记秦事，自前６２７年崤之战以后，即逐渐减少，甚至对于穆公遂霸西戎的如何获得霸权，也没有应备的记录。因此《左传》成书在魏开始强大，赵内乱未定，和秦与东方诸国隔绝的时期，我们可以假定为公元前四世纪初期。

《左传》成书的年代确定了，我们可以从此认清《左传》的思想价值。《左传》作者显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本身也是儒家，因此在《左传》里看到不少孔子的主张。当然，作者只是初期的儒家，他的见地还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和后来孟子是有所不同的。……综合《左传》作者在记载中透露出来的思想，我们可以说，这里有进步的思想，也有保守落后的思想，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进步的思想是主要的。

最后我提出《左传》在由《左氏春秋》转手为《春秋左氏传》的时候，插入了解经的语句，这是不是刘歆一人的工作，姑且不管，但是有时因为插入经解，以致上下语气不连贯，这是明显的事实，有的选本索性把经解删去，文义更觉流畅。《左传选》这本书对于解经的语句，另用仿宋字排印，一面保存本来的面目，同时也表示有所区别。

《左传选》只花费了我三四个月的时间，在当时却是一本畅销书，《光明日报》有一篇很好的介绍。但是后来也有人指出这个选本的叙言还是一家之说，很不全面。这个批评很正确，我接受。问题在于我这个人就很不全面。怎样才能全面呢?《镜花缘》的君子国里的人是很全面的，可惜又有浩然巾遮住了半个脸。

这本书的前言虽然无法确切指出这是吴起的作品，但是从作者所处的魏国、所生的时期和所有的思想看，很可能是吴起，这和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青铜器时代》这本书所作的宏论是符合的，尽管由于我没有掌握应有的资料，不能那样地指名道姓，因此《左传选》没有得到谴责。

我初到复旦中文系的时候，只是一位寻常的教师。不久以后，中文系的教师分组了。郭绍虞主任提出由刘大杰、余上沅、张世禄三位分任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中国语言三组的组长。刘大杰没有问题，可是外间对于余上沅、张世禄两位意见很大。上沅是一个机灵的人，立即申请卸职，郭绍虞指定古代和现代合并为文学组，由刘大杰任组长。这件工作由大杰担任是胜任愉快的。

但是不久以后，大杰发现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部分工作特别重，自己又是忙人，他提出文学组分为两个小组，由我和贾植芳分任小组长，这是我参加教学行政工作的初步。古典文学组刘大杰、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赵宋庆这几位虽然对于小组工作的帮助不多，但是问题不大，工作可以说是正常地进行。

１９５４年后，大学也办工会，各系都要成立部门工会。一天正在开会筹备部门工会的时候，大杰一眼看见我到了，连忙和我说：“现在各系要成立部门工会，我想推荐你当工会主席。”

我说：“我对工会工作是个外行，还是另请高明吧。”

大杰说：?不是这样说的，说外行大家都是外行，谁是内行呢?系里对你都很好，要是你不干，麻烦就多了。”

大杰确实是都点检，事情说清了，开会的时候，由他代绍虞发言，大家一致通过。成立部门工会，由我担任部门工会主席，另推秘书和干事各一人。

部门工会的事不多，主要是由于教授们对工会认识不足，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些承上启下的工作，打不开什么局面。但是在调解人事纠纷方面，却做了不少工作，如语言组的人事纠纷，某教授的家庭纠纷之类，消耗了不少精力。

刘大杰和我在人事问题上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在教学问题上，思想距离却很大。他主教中国文学史，他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得到一般教师的称许，但不是没有问题。例如论及唐代文学，他分出唐代的诗歌、唐代的散文等项，在叙述李白、杜甫时，问题还不大，叙到韩愈，问题就来了，诗歌里有他，散文里也有他。这还是唐代，一到宋代，问题更复杂。一个苏轼，诗歌里有，散文里还有，词里继续有，一个人要分三次出场，每次都得交代他的时代、出身和特色。这样的文学史编写方法，我称为分类合编。分类合编的缺点是重叠反复，费时费力。我主张按时推进，在每一段时代里叙述某个作家，把他的诗、词、散文、骈文一齐交代清楚。这样的做法可以省事省力，避免重复。但是这样的教法，以前没有，这样的写法，以前也没有。我在教宋元文学史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办法做的，也得到一些合理的反应。

文学教研组开会的时候，我把这个办法提出来，因为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所以没有通过。当然我和刘大杰是有争论的，但是这是为的教学，不是为的意气，所以并没有影响私人的关系。一次失败，第二年再提出，再失败。文学史的写定，其实只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但是已经取得了公众的认可，一时不能打破，我有些灰心了。偶然和中文系党支部副书记蔡传廉谈起，传廉是我教过的学生，他支持我并且鼓励我：“二次失败没关系，还可以再提。”

很好，我决心再提。这次准备更充分了。我把中国文学史的段落割清，并且每章列出标题，提出按时推进的要求，避免重复，避免烦冗。在讨论中，经过一定的修改，竟然通过了，作为以后进行教学时的纲领。这一次刘大杰也在座，在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中，大家没有伤了和气。

古典文学组的成员还有王欣夫、蒋天枢两位，这两位是主张乾嘉学派的。王先生是苏州人，在目录学方面有特长。所见的版本书比较多，也能指出其中的长短。天枢对于古书的研读虽然不免有些固执，但是他所固执的往往有独到之处，这样的固执有时也的确可取。所以这两位在系里是不可没有的力量。倘使得到很好的配合，对于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是有贡献的。

古典组的赵景深先生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的。他出生在二十世纪初年，这时仅仅五十出外，已经有过很多的经历，曾经翻译过外国诗歌，遭到鲁迅的指责，不过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受到鲁迅指责的人很多，经过指责而改进，依然不失为学者。赵先生的特长是古典戏剧，手中掌握的这类的旧籍，大小不等，大约在一万册左右，所以在这方面是有特长的。

还有一位赵宋庆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一期毕业生，现在是副教授。这位赵先生的博学是全系所没有的。真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医卜星相，中外古今，无所不知，然而是一屋的古钱，散漫满地，没有找到一根串索，因此不能成为行列。这位先生的生活作风也是够特别的。剪发是每年一次。一件夹袍，从８月上身，直到第二年的５月，又没有罩衫，因此油光水滑，几于可以照人，不过是灰黑色的，照来也不十分清楚。他的床铺也特别，把床架扔了，一副床板，用四块砖垫着，这样他便于抽书阅读，随读随扔，书籍夹满了烟灰，读起来也是一片茫然。不过这位赵先生胸中是泾渭分明的，处人处事，一些也不苟且，对人厚道，轻易不下褒贬，也轻易不和人接近。赵先生上课可特别了，声音很低很轻，在第三四排的学生已经很难听到一些脉络，坐在后面的学生，只能睁大眼睛看看他那向不浣濯的道袍了。一般人有时称他为茅山道士。

除了以上几位以外，还有二刘，彦青和季高。一位是泰州人，一位和赵宋庆一样是镇江人。二刘是从大同大学调来的，不久以后，彦青调复旦附中，现在退休了。季高调交大附中，再调复旦，以后又调安徽大学，再回复旦大学。

现代组的鲍正鹄是真正精明强干的。他读过无锡国专、戏剧学校和复旦大学，是在陈子展当系主任的时候毕业的。奇怪的是鲍正鹄衣冠楚楚，偏偏能和不修边幅的赵宋庆接近。

语言组教授有吴文祺、张世禄、乐嗣炳、郑权中。吴、张两位是浙派，都是十分精明的人，在古代音韵方面，都有一定成就。郑权中是老资格了，他的工力偏在训诂方面，对于《尔雅》、《方言》比较熟悉。

中文系还有两位女教授，一位是方令孺，桐城人，一位是胡文淑，安庆人。方家是桐城大族，方令孺是安庆陈翰林的媳妇，本人又出过国，喝过洋水，气魄也就大一些。方教授是五四运动时期成长的，那时成名的女作家文字流畅、意境清远是共同的，方教授也属于这一派。在复旦的资格是老的。胡文淑家是安庆著名的大酱园庄，产品推销到新加坡、菲律宾一带，有国际声望。胡副教授的为人处事，气魄是阔大的，写作的能力也不弱。

在讲师、助教之中，不少的人正在培养之中，他们也逐步地显出自己的才能。我在以后还会提到。

第十九节

大约是在１９５５年前后，民主党派有一次交心运动，交心就是把心交给共产党，表示全心全意竭诚合作，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接受领导，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这次交心运动中，从外滩排起，列了长队，一直到延安东路共产党市委会。交心的过程，经常是由两个人领队，抬着一张大纸板，中间写一个十分巨大的心字，有的是画个心脏，也还十分得体，有的把心脏涂得鲜红，这符合实际，但是有的却画得更精彩了，一道一道的花纹，一种一种的颜色，把心画得光怪陆离，似心非心，这就未免过分重视形式，反而不像是忠诚老实的心了。

此后又有反胡风运动。胡风是个作家，他的文字诘屈聱牙。解放之初，我也曾经读过他的论文学作品的文章，感到无法看懂，也只能搁置了。

莲舫在１９５２年来过复旦，１９５３、　１９５４年都来过。１９５５年以后，我们决定在复旦安家了，住在第四宿舍，最初是Ａ区６号，以后是Ｄ区３６号楼下。

１９５４年夏间，我到过南京，那时清於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我去是为了检查身体。那年长江下游大水，医院里到处都是水，院子里搭上了跳板。

检查以后，我回到泰兴，从天星桥进城，一路都得踹水，南门新宅初建的时候，我看到右邻茅家墙上旧时大水留下的水渍，因此吸取了教训，把地基垫得比那道水渍高上五寸。因此新宅本身幸而免去了水淹，但是门外的道路和宅北的田地完全变成了水网。乍一看，新宅竟似一叶扁舟浮荡在湖泊之上。

泰兴是一个滨江的小县，倘使仅仅是长江发生大水，其实还不至于发生水灾，因为靠江近，上游的水来了，很快就会沿着江溜，冲入大海。可是倘使江水大至的时候，恰恰遇到大潮，问题就严重了，因为潮势顶住，江水没有去路，势必造成水灾。就是这样，只要淮水不从大运河和盐运河灌下来，水灾还不至于十分严重。１９５４年的大水，是三方并涨，江水下来了，高潮把江水顶住，已经没有办法了，而高邮、兴化、盐城、泰县的水又不断南下，这时泰兴城就成为湖底了。

这一年泰兴的大水，固然是天灾，但是有一半是出于人为。由于确保兴化、海安一带的粮仓，这才堵塞高邮东流的堤坝，让大水向南横流入江，泰县、泰兴大水横流，这是水灾主要的原因。这一点泰兴人是认识到的，但是也认识到确保粮仓的重要意义，两泰区域的人民，没有一句怨言。

水退以后，路出现了，路边的低田里，尺把长的大鱼几于俯拾即是，这也是从来没有的。这一年，莲舫还是在上海、泰兴之间常川往来，直到１９５５年这才定居上海。邦薇四岁，也一同来了。君迈在泰兴读高级中学，一时还没有来。在我们决定迁出的时候，把宅后的三亩地和南门大街的六间房屋全部献给地方。我们已经迁

朱东润将房屋赠献家乡的《赠与书》、《公证书》及泰兴县人民政府接受函

出了。新宅的二十五间房屋，除了保留堂屋五间，灶屋三间，安置书籍家具以外，其余的由泰兴粮食公司承租。粮食公司迁出以后，转租泰兴报社，及至报社停业，由地方干部住进。

在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５７年之间，三个女儿的婚事都有了定局。惠如和苏北地方法院的学习法官泰县汪彝鼎订婚，在１９５４年之前，仪式都还隆重。订婚以后，她到扬州梅花岭小学教书，以后转到南京，那时彝鼎任南京地方法院法官，因此在南京结婚了。长女清於在朝鲜战争中，评为三等功臣，事后仍回南京军区总医院任职。她和总院外科医师安徽含山人金崇厚订婚以后，不久也结婚了。幼女瑞允尚小，在南京幼儿师范毕业以后，在南京上新河幼儿园任教，不久也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杨春元订婚，订婚的仪式在复旦大学宿舍，虽然很简单，但是很亲切。

20世纪50年代朱东润夫妇与子女合影１９５６年春节之前，因为清於临产，莲舫到南京去照应，这一次又是孪生女婴，取名邦荃、邦萱。和邦蔚、邦薇，我家到这时已经有四个孙女了，都是女婴，特别得到莲舫的宠爱，我也喜欢她们。

此时我家从四舍迁到二舍２７号，房间宽大一些，宅前还有一方空地，可以种花木。那时二舍住家不多，比较安静，右邻崔明奇先生，数学系教授，这位先生特别爱栽花木，每遇一家迁来的新户，照例奉送花木两株，几年一过，把第二宿舍搞成了一所别致的花园。三四月间，看花的人络绎不绝。崔先生去世以后，二舍住户更多，但是花木却少了。

１９５５年暑假前后，郭绍虞病了，到太湖疗养院休养，学校指定刘大杰代理系主任职务。大杰一见我，就说：“郭先生去了，系里的事大家共同担负，希望多多帮助。”我和大杰的关系虽然不深，但是相信他是一位可以共事的人，头脑清楚，能接受不同意见，因此也乐于共事。

一天我在课后到办公室，大杰一见把?拉到他的房间里，他说：“朱先生，你看怎样办?”

三年级学生洪某某一篇讨论《诗经》的论文，送给指导教师蒋天枢，蒋先生看到文章很不中意，因此提起朱笔，把一篇文章涂抹得全无是处。洪某某不服，把涂抹过的论文和蒋天枢的批语一齐送到办公室，请求解决。

大杰问我怎么办?

我说：“这事不难，但是不能由教研组讨论，一讨论就僵了。乾嘉学派是推崇《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的，你、我和陈子展是相信三家诗的。把相信三家诗的论文交乾嘉学派，大笔涂抹原在意中。不过你我都在教课，和天枢常见面，我看不如让洪某某重新誊过，送给陈子展评阅。子展不开课，指导一篇论文，不会拒绝。这样做，洪某某的问题解决了，子展和天枢平素不见面，也不会发生问题。你看怎样?”

刘大杰接受这个意见，这个满手荆棘的问题没有损害一个人。

那时每年除夕，学校举行聚餐。１９５５年岁暮，聚集在第三宿舍的大饭厅，各归各系，郭绍虞也到了，正在谈着在无锡疗养的经过，同人也为他的健康恢复而高兴。这时各单位的负责人开始祝酒，校长、党委书记、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教务处、总务处，都在祝酒，眼看要轮到中文系了。刘大杰拼命推郭绍虞登台祝酒，大家总觉得绍虞初回，立即要他离座祝酒，未免有些过急，但是大杰还是拼命推，绍虞也就不再客气了，直接登台致祝辞。

１９５６年６月初，莲舫因为暑假已经不远，惦念君迈，带着邦薇回去了。她去的时候，约好学期结束，同在泰兴见面。经过考试，买好船票，我准备回家了，上午十时刘大杰到二舍来了，约我同到郭家吃中饭。

“啊呀，船票买好了，下午就要上船，郭先生家的中饭，请代为谢谢吧。”我说。

大杰问：“什么时候开船?”

我说：“这倒是在夜间，不过早些上船好一些。”

“那更不用着急了，我们去吧，和郭先生谈谈。”

这样大杰和我同到郭家，绍虞住在一舍１５号，相去不远，几分钟内就到。那天的午餐很不错，郭先生苏州人，一切都很精致，餐具就不同，一式的江西细瓷，捧到手里就是一件艺术品，和泰兴人的粗疏犷野完全两样。品过阳羡细茶以后，然后用酒，三人浅斟细酌。

绍虞说：“刘先生就要在这几天去北京开会了。”

“是吧?”我说。

“就是要去，”大杰说，“教育部要开会讨论大学课程设置的事。讨论的事多呢，可能要两个月。正为着这件事和郭先生商议。”

“是呀，系里的事多，刘先生又不能不去。我们正在讨论文学教研组应当怎样安排。”

大杰接着说：“我和郭先生考虑，请朱先生暂行代理文学教研组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多则三个月。中间隔着一个暑假，其实不过一个多月。”

绍虞说：“一个多月，尤其是开学之初，事情并不多。”

他们两位一再指出名为两三个月，其实只有一个月多一点，何况开学工作，已经有了布置。

我说：“话虽如此，可是船票已买，下午就得上船。请你们两位另行考虑吧。”

大杰说：“上船还是上船。教研组的事不多，郭先生和我先行布置着。”

当天下午，我上了船。第二天到达，好在莲舫先行到家，整理就绪，安心过了一个暑假。秋后我们带同邦薇仍回复旦第二宿舍。

刘大杰久已去北京了，学校正在准备开学，由陈望道校长召集各系主任和教研组主任开会讨论秋天开学布置，我是以中文系文学教研组主任的名义被召的。我已经上了虎背，要下也无从下了。会上，陈校长宣布了秋天的开学方案。散会的时候，说明由各系主任当晚召集教研组主任商定汇报。

那时中文系语言教研组主任已经改由吴文祺担任了。我和吴文祺在下午七时同到郭家，好在我们住得很近，我在二舍，吴文祺就在一舍，用不到几步就到了。

郭绍虞把中文系开学方案拟好了，正要我们共同商量。

第二十节

我发现这个方案和学校的方案不同。学校方案指明各教研组所设课程由教研组主任负责安排，郭先生的方案是由系主任负责安排。我和吴文祺一商量，只能把这一点向郭先生提出。

绍虞没想到我们会把这一点向他提出，他很圆通，当即说：“那么完全按照学校的规定改过。”

大杰脱身了，方案改定了，但是整个系的工作依然和前些时一样，一点没有改进，学生依然在系办公室的楼上下，东跑到西，西跑到东，找不到一位系负责人。我的论断是抓得紧做得松。

一位中年教师慨然地说：“这样下去，中文系的学生，不闹成全体游行，喊叫大民主，那才有鬼呢。”

刘大杰从北京回来以后，因为肠癌，动过手术，躺在华山医院里。这个代理三个月的期限，再不能提出了。得空的时候，我还到华山医院进行探视，但是没有谈到，也不应当谈到文学教研组的工作。第十四章复?旦?大?学（二）

（1957～1966）1957年2月8日上午，中文系助理杜月村来了，他说中文系学生有信到系，请求方令孺教授停开文学专题讨论。方令孺清新的短文我是看到的，但是她授课的方式有些别致。进了教室以后，她经常把这天要讨论的课题写在黑板上，掇着一张杌子坐着，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位完了，再是一位，如此者一位……一位……直到下堂，方教授不作总结，不提出本人的论断，只在黑板上写出下次讨论的题目。真是无为而治。方教授下堂了，直待下次上课。学生震慑于教授的令誉，不敢提意见，只得请求停开。我代理文学教研组工作，只能和杜月村说：“考虑考虑。”

这时还在五九、六九中间，天黑得早，晚饭以后，天气更加寒冷了，莲舫因为血压偏高，八时以后先睡，邦薇也睡了，我还在读书。窗外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起，一片一片地更密，雪片慢慢地把门外的小径遮没了，寒气透进窗棂，气温在下降，可是我还在读书。

不久，门外小径传来一阵沉重而清脆的脚步声，门响了。我开门一看，连忙道：

“啊哟，是郭先生，还有老杜、老蔡，快进来，房间里暖和一些。”

来人是系主任郭绍虞，助理杜月村，还有中文系党支部代理书记蔡传廉，——沪江大学学生，并入复旦后毕业的。

系领导和系党干部雪夜来访，意味着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故，我很有些悬虑。

经过一番踌躇，杜月村说：“郭先生决定了，方先生的课暂停，由郭先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

我说：“好得很，由郭先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再好没有了。”

室内寂然，空气显得很严肃。

郭绍虞发言，他说：“自己向学校申请，解除中国文学系主任职务，并且请求由朱先生接手，学校已经同意了。这个……这个由朱先生接手最好。”

我没有接话，看着杜月村和蔡传廉。

杜月村说：“中国文学系主任的工作看来严肃，实际并不繁重，事情由老蔡和我共同负责，朱先生指导指导就可以了。”

事情说得很轻松，我看着蔡传廉。

蔡传廉是我在沪江大学教的学生，到复旦又教过，他和月村一样，是诚恳的，他们都是党员，说话是要向党负责的。

蔡说：“是这样的，有好多事老杜和我是可以负责的。”

在党所主持的大学里，工作的原则是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事后我虽然知道确实有人讨价还价，而且依然得到党的重视，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使二十年后的今日，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2月8日的雪夜，我只是说：“我是部门工会主席，代理中国文学教研组主任，有了两副担子，实在太重，经不起再压上系主任的担子了。”

杜月村和蔡传廉说：“是重了些，可以考虑解除教研组主任的职务，由同志们分担。”

我们谈着谈着，夜深了，雪更深了，他们终于告别，踏着满地琼瑶，离开了第二宿舍。

第二宿舍的结构，主要是一间正房，前半书斋，后半卧室，因此我们三人的谈话，莲舫听到了一些。她是很敏感的，总觉得不应当担任系主任的工作，担任以后，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一点我是理解的，但是对党不能讨价还价的道理，她是不能理解的，和她说也无济于事，好在我们一向是互相尊重，尽力互助，不相牵制的，因此问题不大。

2月14日陈望道校长来，约定由我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2月20日由校方正式具文：郭绍虞呈请辞职，准予辞职，由朱东润任中国文学系主任。

郭绍虞这次辞职是被动的，系的情况已经到了要求“大民主”的边缘，不能再维持了。按照中文系教师的情况讲，刘大杰是最适宜于担任系主任的。解放前他担任过暨南大学文学院长，有行政经验，也有行政才能，在学识方面，他胜任有余，但是现在他病了，患了肠癌，剪去了二尺肠子，生命还没有保证，当然谈不上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除了大杰，其次是吴文祺，“文化大革命”以后，文祺曾经透露陈望道请他担任系主任，他辞去了。14日陈望道来的时候，我说：“何不请吴文祺？”陈说：“郭绍虞因病辞职，吴文祺也有病。一个有病的去了，换上一个有病的，有什么意思呢？”这样一来，中文系的担子当然是落到我的肩上了。

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经过四五年的时间，系的工作是越来越重了，但是思想改造已经五年了，五年的时间意味着思想的逐步改进，但是同时也不可能不意味着旧病复发。郑权中教授说我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我哪里能以诸葛亮自比呢！但是郑权中的言论完全指出我内心的痛苦。

是不是我能够期待老教师当中对我有任何支援呢？不能，这件事我是完全清楚的。老教师是旧社会过来的，经过院系调整，思想改造，那些呼朋引类，吃喝玩乐的教授们没有了，各霸山头，形成割据局面的教授们即使还有，也不多了；但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教授们则比比皆是，好好先生到处皆有，他们决不希望败事，但是他们也决不愿多事。

20世纪60年代初朱东润与复旦大学师生合影可以指望副教授和讲师、助教有一些帮助。但是数量也不多，鲍正鹄正在埃及讲学，杜月村、胡裕树有一定能力，也能给我支持，但是年资尚轻，力量不大，所以我既然同意挑起中文系的担子，就必须认定主要由我挑起，然后再期待有人来支持。

那时我自信有这份力量。从1929年到这时，我在大学二十八年，担任中文系教授二十五年，虽然没有担任过中文系主任，但是贵阳师范学院、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都和我接洽过，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聘书还在我箧中。旧时代的大学中文系，我可以作为教授而存在，但是我没有担任系主任，因为教授是教师，是宾师，系主任是职员，是属员，这里有一定区别。新时代不同了，我应当尽我力所能及，贡献我的力量，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用不到计较宾师、属员的区别。

我认为我的经验、我的能力都能够胜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因此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是这个任务的艰巨性我是理解的。旧时代的中文系几乎是一个低能系。稍为有些才具的，外交、数理成绩较优的都到理科和外文系去了，闻一多在武汉大学添办哲学、教育系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减轻一部分压力。新时代也没有好多少。一次我坐在复旦大学校车里，一位数学系助教和陈建功说：“某某先生的女儿考试老是不及格，怎么办？”

陈建功说：“像她这样的糊涂脑袋只配读中文系，本来不应当到数学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