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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 初次相遇（191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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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相遇（1915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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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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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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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9

序言

对瓦尔特·本雅明有着准确、深刻记忆的人们，现存在世的已经很少很少。他跟很多人有过泛泛的交往；他只向极少数人敞开他的心扉。遗憾的是，那些跟他要好的人们，几乎没有写下什么对他的回忆。在他死去半年之后，我努力劝说他的离异妻子多拉写下她所了解和看到的他的生活以及他的真实自我，整整十五年她对他有过最准确的认识——可惜没有成功。反倒是阿丝雅·拉西斯在她的《职业革命者》(1971年)一书里公开了对他的一些回忆，20年代，尤其是从1924—1930年，她跟他是亲密的朋友。就我所能核实的，那些回忆很不可靠，无论是内容上还是时间顺序上。作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曾经被关在集中营里很多年，因此得不到纸，她回忆的事情有部分出入很大。

我在这里所能提供的是我们的友谊故事和我对我所认识的瓦尔特·本雅明这个人的见证。在有些地方，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和一些笔记、书信中，我也将不得不谈到我自己，这是由这件事的性质决定的，因为这是理解这段友谊所必需的。

撰写回忆录的人，尤其是一个在伙伴去世三十五年后提供这种回忆的人，必须牢记古斯塔夫·亚瑙赫古斯塔夫·亚瑙赫(Gustav Janouch，1903—1968)，捷克诗人，卡夫卡的朋友。——译者跟卡夫卡的谈话向我们明确提出的警告，这篇谈话录的可信度很值得怀疑，饥饿的世界却不加批判地吞了下去，作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卡夫卡享誉全球时才公开(或炮制出？)了这些谈话，对这一推迟做出的解释又无法核实。撰写回忆录的人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像瓦尔特·本雅明这样一个充满争论的人物——他能以什么权利报告、改写和诠释那些并不总有直接证据支持的事实？不错，这里报告的许多内容均源自可以利用或用来核对的日记、其他笔记和众多信件。但也有许多内容，鉴于事情的本质，回忆人只能利用他自己得到过证明的个人信誉和正派，他相信他是正派的。谁否认他的这些素质，这些回忆对于他就等于白说，哪怕它们，或许正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多年的密切交往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像今人爱说的，仅仅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偏见”，众所周知，那些活泼快乐地直接诠释的年轻人根本没有这种偏见。

本雅明的《书信集》(1966年)里公开他写给我的信件，保留了我们来往的重要情况。后文将对其中的许多事进行详细介绍，也叙述了许多仅隐约谈到的内容。在不少地方我也全文或部分复述了相关未公开的他的信件和我写给他的信件。这里引用的信件均来自未公开的部分，仅有很少的、上下文中不可避免的例外。他写给我的信约300封左右，那本集子里只全文或节选了130封。这里新公布的信件中我保留了原信的缀字法和标点，特别是他的极具个性的逗号。

因此，本书对撰写本雅明的传记也会有很大的用处，但在目前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给他写传记的。

在我们八年的私人交往中，当然进行过无数次交谈，有很多内容我记不得了，也有许多由于内容的重要性或特别的伴随现象、判断和说法深烙在我的记忆里。因此，这里呈现的本雅明的形象，无疑是个很个人化的、受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决定影响的形象，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它是真实的。

耶路撒冷，1975年2月

初次相遇（191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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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识本雅明本人之前，我曾在1913年秋天见过他，那是在柏林动物园咖啡店楼上的一座礼堂里，我所属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小组和在同一圈子里从事活动的“青年运动”在那里集会，前者以“年轻犹大”的名义在高级文科中学和柏林的类似机构较高年级的学生中从事宣传，后者深受古斯塔夫·维内肯①领导的“青年论坛”的影响。这些论坛绝大部分也是由犹太人组成，当然是由那些很少或根本没有利用这一事实的犹太人组成，就我所知，这在后来发表的文献中都被巧妙地隐瞒了。与会者有80人左右，他们想谈谈跟犹太人的和德意志遗产的关系。双方各有二三人演讲。维内肯一方的主要演讲者是瓦尔特·本雅明，传言他是他们当中最有天赋的一位。他发表了一通极其晦涩的演说，虽然不是从头开始就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但某种程度上是排斥犹太复国主义的，演说的主要内容和细节我忘了。令我无法忘记的是他演讲的方式。他不看在场的人，全神贯注、完全是出口成章地讲着，眼望礼堂上方的一个角落，整个演讲期间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里。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何反驳他的，我也记不得了。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1875—1964)，德国教育革新家。——译者

聚集在“论坛”里的是那些对“高级学校”特别失望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事实上他们追求的是深刻得多的精神变革。1914年春天，我的同学格奥尔格·施特劳斯格奥尔格·施特劳斯(Georg Strauss，1864—1949)，德国音乐家。——译者曾经想说服我加入这个小组，但白费了力气，他本人后来转到了犹太复国主义。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本雅明在《柏林纪事》里表现出来的对他的学校的深恶痛绝，听到他的同学告诉我，柏林的弗里德利希大帝学校是所杰出的改良学校，就不能不惊讶了。它是一种高级文科中学和普通中学的混合，这所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教法语，四、五年级开始教拉丁语，六年级才开始教希腊语，而且不是从语法教起，而是一上来就从《伊利亚斯》的内容教起。学校校长策尼克尔教授是一位教育改革家。本雅明的同学包括恩斯特·舍恩，阿尔弗雷德·科恩，赫伯特·布卢门塔尔(后来的贝尔莫尔)，弗朗茨·萨克斯，弗里茨·施特劳斯，阿尔弗雷德·施泰因菲尔德和后来的美术家威利·沃尔夫拉特，他们组成一个圈子，定期聚会，阅读和讨论文学。弗里茨·施特劳斯曾经告诉过我，这个小组将本雅明当作他们的领袖，大家都看得出他的精神优势。

“论坛”不仅为激进的教育改革进行思想辩护，也主张一种青年自治文化，古斯塔夫·维内肯当时出版的《青少年文化》是它的经典文献。由格奥尔格·巴比松(格奥尔格·格雷托尔的化名)和西格弗里德·贝恩菲尔德出版的《开端》刊物满怀激情地宣扬这些思想。但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文章出自像化名阿多尔写作的本雅明这样的大学生之手。具有高度历史意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拿《开端》里主张的不要历史的激进观点无可奈何。团结在《开端》周围的这些小组缺少今天的革命青年举行类似活动时拥有的社会政治指数，他们觉得“青春”就能保证一种创造性的崭新开端。

当时我还不知道本雅明在1912年和1913年就进行过很多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头和书信的激烈辩论，其中跟库尔特·图赫勒尔的辩论失落了，跟路德维希·施特劳斯(1913年)的辩论却保存了下来。施特劳斯是弗里茨·海因勒的同学，从他离开格廷根来到弗赖堡的1913年4月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海因勒在本雅明的生活中起了关键作用。施特劳斯和海因勒两人都来自亚琛，都从事创作，在弗赖堡和柏林就读期间都跟“自由大学生联盟”保持着时而密切时而松散的接触。

当我认识本雅明时，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扫除了“青年运动”。我正在上第一学期，读数学和哲学，除此以外还至少同样努力地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文献的原始资料。1915年6月底我听了一回库尔特·希勒的讲座，读过他写的一本书《无聊的智慧》。他可以说是踏着尼采的足迹，猛烈地揭露历史是一种敌视精神和生活的力量，我觉得那正是我根本做不到和缺少的。历史？废话！我们没有历史地生活着；那数千年的琐事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带着跟我们一起诞生的性别生活着！当时我在日记里总结了他的演讲内容。演讲结束时宣布一个礼拜后将在“自由大学生联盟”的办公地点、夏洛滕堡的某个地方，就这场演讲进行讨论。我去了，跟着许多讨论会演讲者发言了，以相当无可奈何的讲话抗议希勒的历史观念，导致希勒的朋友鲁道夫·凯泽博士的不满，他在我停顿时猛地抢过了我的话头。本雅明也在讨论会上发言了，他又以上文描述过的演讲姿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一姿势大概跟他的高度近视有关，它让他无法看清活动的人群。

初次相遇（1915年）-2

初次相遇（1915年）-2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几天后我来到大学图书馆的目录室，发现我坐在了本雅明的对面，他使劲地望着我，好像在努力回忆我是谁似的。后来他走了出去，片刻之后又走回来，问我是不是那个在希勒讨论会上发言的先生。我承认了。好吧，他想跟我聊聊我讲的那些事情，请我告诉他我的地址。7月19日我接到一封邀请信：“非常尊敬的先生，我想请您于本礼拜的礼拜四5点半前来我处。”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将这次邀请提前了一天。

于是我于1915年7月21日首次前去拜访他。格鲁内瓦尔德的那座房子位于德尔布吕克街23号，是在跟雅戈乌街(今天的理查德施特劳斯街)的相交处，那是一座拐角房，是他父母的。他在那里有个很体面的大房间，房间里有很多书，让我感觉是个哲学家的隐庐。他立即题归正传。他对历史进程的本质颇有研究，正在思考历史哲学。因此我讲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请我解释，我向希勒提的问题是指什么。于是我们很快就谈到了我当时特别喜欢的内容，即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我当时加入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四年了，将我领进去的是我对我生活在其中的家庭圈子及其环境的自我欺骗的认识，以及对一些有关犹太历史的作品的阅读，首先是海因里希·格雷茨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1817—1891)，德国犹太史学家。——译者的《犹太史》。我从一开始就对战争持完全拒绝的态度，因此，当时普遍的高涨热情根本没有触及到我，战争爆发时我意外地发现，我跟比我年长几岁的哥哥维尔纳处于同一政治阵营，他当时就已经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但属于党内坚决反战的少数派阵营。我当时阅读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作品，无政府主义引起我最大的好感。内特劳马克斯·内特劳(Max Nettlau，1865—1944)，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和历史学家。——译者关于巴枯宁巴枯宁(Bakunin，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译者的传记和克鲁泡特金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及埃利泽·雷克吕斯埃利泽·雷克吕斯(Elis Reclus，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译者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1915年我又阅读了古斯塔夫·兰道尔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1870—1919)，德国无政府主义主要领导人之一。——译者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加入社会主义的号召》。我试图将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这两种道路结合在我身上，就此向本雅明演讲了一番，他承认这是两条可以走的道路。当然，我当时也跟每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受到了马丁·布伯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1878—1965)，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之一，宗教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晚年移居以色列。——译者的影响，他的《犹太教三讲》(1911年)在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的思想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时隔60年之后，我几乎无法再去体会了。当时，本雅明在我们首次交谈中就表示对布贝尔怀有很大的保留，这些保留引起了我的强烈反响，胜过布贝尔及其重要学生对战争(所谓的战争“经历”)的积极态度引起我的极大怒火。这样，我和本雅明不可避免地很快就谈到了对战争的立场，我告诉他，我同意卡尔·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演讲大师。——译者的立场，自1914年年底他就在国会里投票反对批准战争贷款。当本雅明告诉我，他也完全支持这一立场时，我向他讲述了我个人的故事。1915年2月，我跟一群来自“年轻犹大”小组的志同道合者写了一封反对战争狂热条款的抗议信，寄给《犹太评论报》编辑部，那是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机关报，信中陈述了我们对战争的态度，但在军事审查的统治之下，这一立场当然没有机会得到公开发表。但这封信以抄本形式在一些同学中流传开来，他们指控了我，我因此不得不在毕业前一年离开路易森市的实科中学。事实上，我当时正在靠所谓的“小名册”就读大学，它允许具有毕业班资质的年轻人注册就读四学期。这是为普鲁士贵族和庄园主的年轻儿子们设立的一条规定，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条规定，我被开除之后才偶尔获悉了，它帮助了我读大学。从1915年年初开始，我也跟随我的哥哥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反战者们未经警方允许在新克尔恩的一家饭店里举行的会议，就我所记得的，反对党最重要的领袖们每14天讨论一次国内形势。本雅明听后十分感动，很感兴趣。他也想立即在反对派那里做点什么。我邀请他第二天去我那里，我会将这个小组发表的文章给他阅读。主要有由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著名领袖。——译者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1948)，德国政治家，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译者出版的刊物《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的第一期，也是惟一的一期，我和我哥哥参与了它的非法传播。我们的首次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初次相遇（1915年）-3

初次相遇（1915年）-3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谈话时他从未安静地坐在那里，而是马上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边走边组织句子，然后站到你面前，以慷慨激昂的独特声调讲出他的观点或类似试验性地讲出可能的观点，这是他身上最早引起我注意的特征，事实上这也是他终生的特征。同时，当你跟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喜欢瞪大眼睛凝视着你。当他反驳时，正如上文已经讲过的，经常地，尤其是当他对着一群人讲话时，将目光盯着房间屋顶最远的角落，他看起来特别有魅力。这种目光的凝视跟他平时的活泼手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我讲到了他的外表。本雅明不是那种可以称作英俊的人，但他的特别清爽和高挺的前额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额头相当高，上方长着浓密的深褐色头发，有点鬈曲，几乎无法压下去，后来头发灰白后也是这样，一直保留到老。他的声音悦耳，有乐感，容易记住。他的朗诵很精彩，声调平和，感染力很强。他中等身材，当时和多年之后都很细长，衣着朴素，走路时身体多是略微前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见过他昂着头走路的。他走起路来有种独特的、谨慎和摸索的特点，这恐怕也要归因于他的近视。他不喜欢走快，而我个子高得多，腿很长、步子大而快，一起走路时要适应他的步法可不容易。他经常停下来，继续往下讲。从背后很容易从他的走路姿势认出他来，他走路的这一特点与日俱增。额头下的大眼镜惹人注目，在谈话时他经常将它摘下来，令人难忘地露出他的深褐色眼睛。他的鼻子匀称，当时下半脸还相当柔和，嘴唇丰满性感。他的发育尚未完成，下半脸慢慢跟上半脸形成了反差，严肃、表现力丰富。每当他讲话时，脸上就出现一种奇怪的内向和反省的表情。他始终留着相当浓密的髭须，此外总是刮得光光的。他的身体的肤色特别白皙，脸庞略为发红。漂亮的双手细长、富有表现力。面相的整个印象完全像个犹太人，平静、同是又孤独的样子。现存的他的最好的照片是由热尔曼尼·克鲁尔(1926年)和大约十年之后由吉瑟勒·弗劳恩德拍摄的，两人都来自巴黎。

他的交往形式从一开始就特别礼貌，造成自然的疏远，似乎在要求对方也同样行为。这让我极其为难，因为我天生就不喜欢客套，某种程度上从小就因为我的挑衅性交往方式而臭名昭著。而本雅明完全缺少我跟我的青年朋友交往时经历足够多的那种在柏林很普遍的厚颜无耻和外表粗暴。我可能是惟一在他面前几乎完全彬彬有礼的人。当然跟他的交谈让我得到了补偿。本雅明讲话字斟句酌，但不引人注目，不夸耀，不时地——不是很明显，只是模仿的样子——冒几句柏林方言，而他讲得不是很熟练。他出生和生长在原先的西柏林，那里的柏林方言本身就有点病恹恹的，而我本人来自老柏林，我习惯的当然是弗里德利希运河和集市区的方言和交往形式。这样，每当不在谈论哲学和神学时，我就喜欢用我比他有优势的纯粹的柏林方言，令人吃惊的是他很开心和认真地接受了。而我讲的标准德语要明显地逊他一筹。他的讲话方式慢慢地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吸收了他的一些方式，比如反身动词加重语气的位置。在这段时间里，每当讲到“特别”这个词时——这是表示欣赏的最高词汇——始终是用一种特别的腔调讲出。批评的词条下“真实的谎言”使用的频率很高。他当时从不使用犹太用法，后来才在多拉和我的影响下使用起它们。令我丢脸的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听任说服，在他的一封信(《书信集》Ⅰ，381页)中的一处删去了一个这种用法，用省略号代替了。

我结识本雅明时，他刚刚23岁，而我才17岁半。这样他的“剪影”当然要比我更有学问，虽然我已经在执行一条坚定的路线，而他随着曾经对他很重要的青年运动的瓦解而放弃了他的路线，尚未找到新的路线。我俩的未来都还不明朗。虽然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的社会背景差异很大。他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有时很富有，而我出身于上升中的犹太小资产阶级家庭，从未富有过，但规规矩矩。被同化家庭的儿子们致力于德国自由大学生事业、青年运动和文学野心，这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一个不是出身于正统派家庭的人充满热情地研究《塔木德》《塔木德》(Talmud)，犹太教的基本法典，被视为一部犹太教精神的百科全书。——译者，寻找通向犹太教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道路，即使是在这些年为数不少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当本雅明投身青年运动时，我就开始了这些研究。在我首次拜访他的那个礼拜里，我就跟时为版画家的我的青年朋友埃里希·布劳尔决定出版一种杂志，《蓝白眼镜》(共出版了三期)，它代表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反对战争和陷于战争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圈子。本雅明在我拜访时给了我《开端》的前九期，其中有几期我1914年就在我的一位中学同学那里读到过，我再次仔细地阅读了它们，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本雅明当时的一些文章我也不是很感兴趣。

初次相遇（1915年）-4

几天之后，本雅明在一个下午前来拜访我，经过一次长谈我们亲近了许多。我向他讲了我对《开端》的不同意见，他说，他已经离开了这个随着战争的爆发而瓦解了的世界，特别是因为最重要的人、他的朋友海因勒——后来讲到他时本雅明总习惯称他为“我的朋友”——在战争爆发几天之后跟他的女友一起自杀了。我向他讲了我当时参与的两个反对派小组，犹太复国主义的青年犹大和社会民主党最外围的左派。他建议我，如果想发言就去参加青年犹大的一场讨论会。他说，他对犹太文化很感兴趣，虽然他实际上一无所知。但我感觉他在这个圈子里感觉不是很自在，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我当时就已经是一个读书迷，有着可观的藏书，他在里面发现了许多让他很感兴趣的东西。他特别对古斯塔夫·兰道尔的专著《革命》兴趣浓厚，我当时很喜欢它。我送了他一册《国际》第一期，借给他由尤利安·博歇特出版的几册《光芒》，是由当时还合法的社会国际里的“齐默瓦尔德”左派出版的惟一机关报，它执行的是严格的反战政策。我们谈了很久康德，我当时正在师从马克斯·德索尔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本雅明说，他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承认，他只读到了“先验演绎”，他没有读懂。我们谈了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和数学，谈了亨利·庞加莱朱尔·亨利·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1854—1912)，法国数学家。——译者，他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刚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令人吃惊的是——本雅明没有多少数学知识——他也知道个大概，但好像不是很信服。但他告诉我谢林解答了这个问题，这是我毫不知情的。

后来我陪他去菩提树下大街进行一个约会，他告诉我，他如何在1914年年底成功地作为震颤患者被免服兵役的。我将此事写在了日记里，但没有记述详情，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在这些事上从不这么做，哪怕是事关我自己的军队生活和情况的。直到晚些时候他才告诉我，1914年8月初，他在柏林跟许多青年运动的朋友主动报名服兵役，不是因为战争狂热，而是因为入伍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做却可以跟朋友们和志同道合者待在一起，他本人也在《柏林纪事》里对此做了描述。可他当时被拒绝了，海因勒的死后来改变了一切。后来，在1914年9月或10月常规征兵体检时，他像事先练熟的那样，自我介绍是震颤患者，因此被缓征一年。很久之后他向熟人们散布了这件事的一个粉饰得具有传奇色彩的版本，而他当时还如实向我报告了它的真正核心。

那一次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情人格蕾特·拉特，后来会面时他多次将她称做“我老婆”，这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我此前就已经看到过他戴着一枚订婚戒指，这次介绍完后我马上就告辞了，在他生前再也没有见到过格蕾特·拉特。但50年后她在巴黎告诉我，这场订婚很特别，是由一场误会引起的。她从1913年起就跟他是好朋友，1914年7月跟他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里一起待过一段时间。7月底他父亲给他发来一封聪明人一点就透的警告电报，大概是要让他去瑞士。但本雅明误会了这封电报，马上正式通知，他事实上跟格蕾特·拉特订婚了。

十天后我们又相聚了几个小时。当时由恩斯特·若埃尔出版的杂志《突破》第一期已经出版，由于它的反战立场很快就被禁止了，若埃尔被大学开除了学籍，由于这件事很不公正，引起了一些关注。本雅明告诉我，当他本人被选为柏林自由大学生联盟主席时，若埃尔是反对他的反对派领袖之一。若埃尔是一个以社会福利工作为目标的组织的头头，而本雅明认为这个方向是一条错误的出路，正如他的文章《大学生生活》所证明的(部分是以他就任主席时的就职演说为基础的)，他主张一种来自精神的“更新”。本雅明说，若埃尔曾经要求他参与杂志的合作，他以详尽的理由拒绝了，但他没有告诉我是什么理由。杂志里也登有古斯塔夫·兰道尔和库尔特·希勒的文章，它们本质上很不协调，却聚集在这么一种杂志里，我们认为这杂志患有普遍的肺结核病，虽然反战，但没有倾向。本雅明十分精辟地分析了兰道尔的文章，我一定程度上也为它辩护。跟《突破》相反，本雅明对《国际》评价很高，特别是文章严谨的客观性让他深受启发。我们就这样谈到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哲学，思考一部真正包含历史的历史著作应该是什么样的。本雅明承认，在历史里不能制定规则，但坚持它的定义，说历史是“时间里的真实，一个可以认识的真实”。他认为这样才可能科学地证明这种真实。他承认，他至今都没有能够成功，而我却想证明这种行为的不可能性。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说： 好吧，到最后您会承认我是正确的。本雅明对我跟他谈起的卡尔·兰普莱希特用心理学的方法写历史持拒绝的态度，随后又谈到了布伯，本雅明指责他是公式化的心理学历史哲?，我不同意，因为我当时对布伯的哲学评价很高。本雅明一点不喜欢布伯的《丹尼尔》(1913年)，说他在自由大学生联盟时就跟布伯就此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辩论。这本书给我印象很深，更主要的当然是布伯为《庄子的言论和寓言》所写的跋，本雅明没有读过这本了不起的书，我答应借给他。他告诉我，眼下他正在从事对波德莱尔的翻译。在我们边争论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之前，我一直跟他面对面地坐在写字台旁，事实上，在他的相当大的写字台上就堆放着罗沃尔特出版社1909年或1910年在巴黎出版的《恶之花》，一本印刷精美的图书，还有岛屿出版社的多册《荷尔德林选集》——不是由格奥尔格·穆勒出版的诺伯特·封·海林格拉特的选本，他后来只使用这个选集，还有克雷皮乌克斯雅曼的笔相学，这说明了本雅明对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另外还有多本各种尺寸的笔记本，其中一本特别小。

初次相遇（1915年）-5

8月15日，一个礼拜五晚上，他邀请我吃晚饭，将我介绍给他的父母和他的当时十五六岁左右的妹妹多拉。他事先告诉了我，他跟他的家庭关系不是很融洽。他的哥哥格奥尔格是他后来有机会才介绍给我的，格奥尔格后来成了一名十分积极的共产党医生。可除了客套话之外我从没有跟他交谈过什么，他向我朗诵了四首他和格奥尔格此处应该是指后文中的格奥尔格·西美尔。——译者翻译的《恶之花》里的诗。他的朗诵很动听，但不是那种格奥尔格的学生的方式。我将四首诗都当成了格奥尔格的翻译，有两首我肯定他的翻译更好。我告诉了他我正在翻译《雅歌》，当时还是翻译初稿。他认为它要难得多，而他的工作就像游戏。我们谈到了《圣经》，他让我看了由莱奥帕尔德·聪茨编辑的1830年译本，他十分推崇他的风格，说他经常阅读它。我告诉他，我在来他家之前去参加了老犹太教堂里举行的礼拜五晚上的祈祷，那里普遍按照严格的正统派礼拜仪式进行的朗诵方法十分吸引我。我告诉他，我学过希伯来语而且对希伯来语有很深的研究。他问，您每礼拜花多少个小时？我说在十到十五个小时，只有这样才行。我告诉他，我每个礼拜花两个晚上学习《塔木德》，每次二至三个小时，这让他很感兴趣。他想知道是怎么做法的，我努力向他解释，阅读有关《塔木德》的辩论为什么会如此吸引我。当时，我们有一个六到八人的圈子，我们在学习起草离婚协议书，我向他解释这种哈拉卡哈拉卡(Halakha)，犹太教口传法规，泛指犹太教所有律法。——译者的辩论是如何进行的，辩论时经常依据一段有不同诠释的《圣经》诗句，从各方面进行简述。令我诧异的是本雅明说道：“就跟西美尔一样啊。”我当时对格奥尔格·西美尔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 《历史哲学问题》、《货币哲学》等。 ——译者的作品还几乎一无所知，西美尔本人当时已经离开了柏林，但这句话促使我去阅读他的一些文章，但它们远远不及《塔木德》让我喜欢，它们跟它的思维方式确实有些很接近。我向他夸奖我的老师伊萨克·布莱希洛德博士，他是我们教区的一个小小的私人犹太教堂协会的一名拉比，十分虔诚，完全隐居，为人谦逊，是19世纪初德国最后的伟大的塔木德学者之一的曾孙，十分精通《塔木德》的诠释，保持着犹太教的传统。本雅明叹口气说道：“哎呀，如果哲学界有这样的事就好了。”我说：“可您师从李凯尔特学习过呀。”李凯尔特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 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译者当时被视为洞察力最强、成就最大的哲学教师之一。本雅明说，李凯尔特让他失望了，他虽然洞察力真的很强，但没有深度。他后来向我展示了他的藏书珍品，盖斯滕贝格的《乌果利诺》——一部剧本，他向我极力称赞，借给了我一本后来的版本——和克洛卜斯托克的《颂歌》，他优美地为我朗诵了其中的短诗《献给齐德莉》(“齐德莉，你在哭泣，我安心假寐……”)，他认为这是德语里最优美的诗篇之一。我后来买了一本雷克拉姆版的《颂歌》，因为他在这个时刻的朗诵，我至今还将它收藏着。他很喜欢朗诵。我记得，除了波德莱尔还听他朗诵过品达品达(Pindar，公元前518—438)，古希腊诗人。——译者、荷尔德林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lderlin，1770—1843)，德国诗人。——译者和莫里克爱德华·默里克(Eduard Friedrich Mrike，1804—1875)，德国诗人。——译者。后来在瑞士他也在几个晚上朗诵了献给海因勒之死的十四行诗，说他要写五十首这种十四行诗，我听后给他讲了“认识的五十道小门”，据《塔木德》的记载，除了最后一道，其余的都为摩西打开着——奇怪的是本雅明听后很高兴。

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当我们再次谈起恩斯特·若埃尔遭禁的《突破》时，本雅明相当愤怒地让我看库尔特·希勒这位“积极分子”的一张明信片，地址的一面有一句“又及”，我现在都还记忆犹新：“我刚刚听说若埃尔接受了洗礼。您会不会也受过洗礼呢？我发现，洗礼和沉闷的精神是相连的。”本雅明说：“在一张公开的明信片上写这种东西！”我问他，为什么要跟这么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来往。他说，他认识希勒好几年了，在“新激情卡巴莱”(1910年成立的表现主义的胚胎)时就认识了，他认为，他实际上是个很正经的人。顺便说一下，希勒本人对这一看法从没有回报过，他本人特别仇恨本雅明，1944年，当他听说本雅明的死讯时，他在我现在手中的一封写给埃尔温·吕文森的信中大肆发泄了一通。当我们进行这番谈话时，本雅明已经同意让他的《大学生生活》一文刊登在当时处于筹备中的希勒的《目标》文集上。该书后于1916年2月面世，我被书中明显的反战精神所吸引，写了封有点兴奋的信，只奇怪这种要求革命的呼吁是如何能够通过审查的，我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在1916年3月2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对《目标》的看法跟你截然不同，不过我同意我自己和韦弗尔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1890—1945)，奥地利诗人、剧作家、翻译家。——译者的文章，其他的绝不赞同。我希望您在柏林能理解我这么说的原因。”韦弗尔的文章是反对积极分子库尔特·希勒的政治哲学的，具有讽刺意味地冠名为《跟一个政客的交谈》。本雅明后来口头向我解释了他十分反感那里面大多数文章的理性主义，特别是反感希勒、当时为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路德维希·鲁宾内和阿尔弗雷德·沃尔芬斯泰因的文章。我们对海因里希·曼的美文《精神和行动》进行了辩论，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指责它，我们没有争出个所以然来。

初次相遇（1915年）-6

本雅明当时正准备前往巴德阿伦德湖度假十四天，他答应在那里阅读我带给他的布伯的《庄子》。但这次旅行后来才得以成行，在1915年8月8日和22日之间，之前他被其他事情耽搁了。度假回来后，在他去慕尼黑之前我还跟他进行过三次详谈，他想接下来的几学期在那里就读。10月1日他谈了荷尔德林，交给我一封他的《论荷尔德林的两首诗》的打印稿，我后来才明白这是对我莫大信任的表示，包括对《诗人的勇气》和《愚蠢》两首诗的深奥得近乎神秘的分析，是本雅明在1914—1915年的战争的第一个冬天里写的。在格奥尔格学派重新复苏的影响下，在本雅明于1911—1914年期间活动的圈子里，荷尔德林成了最高的诗人形象之一，他的亡友海因勒，一位“十分纯洁的抒情诗人”——这是后来路德维希·施特劳斯给他的定论，本雅明认为海因勒是个类似荷尔德林的形象。死亡将他移进了一个高不可攀的氛围，从本雅明有关他的每种说法中都能看出来。而在他生前，就在海因勒死前不久，这两位朋友之间的关系还极其紧张，这从本雅明的《柏林纪事》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一次有关荷尔德林的交谈中，我头一回听本雅明提到诺伯特·封·黑林格拉特编辑的荷尔德林作品及其论述荷尔德林翻译的品达作品的文章，那篇文章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我当时对这些东西懂得很少。

另一个晚上，我俩开始下棋，我们发现，虽然都没有过多的理论训练，却都很喜欢。随后的几年里我们经常下棋，特别是在瑞士的时候。

我清楚地记得10月20日到21日他重新体检前的那个夜晚。我应他的请求跟他一起待到早晨，先是在选帝侯大街新的西区咖啡店里连续畅谈了数小时，后在德尔布吕克街上他的房间里下棋和打牌(“66至1000”，当时十分流行的66的一种变体)，他喝了相当多的黑咖啡，当时许多人在体检前都这么做。我们从晚上9点一直坐到早晨6点。在西区咖啡店里他还给我讲了他自己的事和他在“青年运动”的日子，这是他平时很少讲的。当时我头一回听到了西蒙·古特曼的名字，他在“新激情卡巴莱”和《开端》的圈子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们分道扬镳之后，本雅明只将他作为一个魔鬼式的人物隐隐暗示过。1914年初，他想发动一种政变，让本雅明和海因勒担任《开端》的编辑，取代巴比松和伯恩费尔德，对青年论坛的分裂和争吵起了决定性作用。本雅明还说道，他的当时尚健在的祖母布鲁妮拉·迈耶尔，父姓范格尔德恩，跟海因里希·海涅的母亲出自同一个家庭。我后来发现，布鲁妮拉这个名字在犹太家庭中很常见，至少自18世纪初以来，就取代犹太女孩名布莱妮或布劳恩勒，在范格尔德恩家族里正式世袭。本雅明当时还有亲戚来自这个莱茵兰的家庭，我相信是在科隆附近的米尔海姆。他也告诉了我，他的母亲是当时享有盛名的数学家阿图尔·舍恩弗利的一个妹妹，他后来成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正教授。但对青年运动的圈子他只是泛泛地谈了谈，没有详细解释他略提到的灾难和紧张。(我拥有一些资料，主要是巴比松的。)他只讲到了这个圈子里盛行一种天才崇拜。

在所描述的那一夜之后，本雅明果然被缓征一年，而我本人作为校外考生正处于面对一个委员会进行毕业考试，不得不预料会被征召入伍。本雅明按计划于10月底前往慕尼黑，格蕾特·拉特也在那里学习。我很久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直到入伍后我在阿勒河畔的凡尔登被医生宣布不适用后不久，我于12月初告诉他我的退役和重新开始学习，他才又给我写信了。但他十分害怕审查机关会拆阅这些信，担心我会发表难以应付的政治言论。“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间不存在Z(审查机关)，”他给我写道，“尽管如此，还是建议审慎(两条下划线！)，请您务必考虑到。”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1

3月初，他告诉我，他将于3月15日回来，我们可以更详尽地探讨，我在信里提出的有关柏拉图的问题，我当时读过他多篇文章，以及我对数学的批判性意见。我对此抱有很多期望。我在日记里写道：“如果对事物进行长时间思考，就可能跟一个有促进作用的、十分尊敬的人存在共性，一直和长久地有种崇高的特征。我跟(我年轻时的朋友)布劳尔不能谈论这种东西，跟其他人也不能： 我不能跟犹太复国主义者谈我的犹太复国主义事情，事实上这对双方都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我不得不去找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数学家本雅明，他理解大多数人都没有反应的别的东西。”他从4月9日至月底待在柏林，这期间我们交谈过多次，但谈话内容我记得的很少。

当本雅明前往慕尼黑，想在那里隐居工作时，他也想找到路德维希·克拉格斯①，他附带地提到过，克拉格斯的笔相学文章深深吸引着他。可是，他不得不发现，克拉格斯离开了。我们得知他两个月前去了瑞士，因为他也完全拒绝当时的战争。本雅明在慕尼黑度过的将近14个月对他随后几年的生活十分关键。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1872—1955），德国哲学家。——译者它导致他在春天跟格蕾特·拉特解除婚约，然后跟多拉·波拉克联系，她住在她(十分富有的)丈夫的位于斯坦贝格湖畔的希斯豪普特的别墅里，这一年她跟她丈夫分手了。多拉出生于维也纳，是著名的英国通和莎士比亚专家列昂·凯尔纳教授的女儿，他是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西奥多·赫茨尔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人，著有《犹太人国家》。——译者的密友和后来的遗嘱执行人，出版了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文献》和日记。因此她是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但后来远远地离开了它，嫁给马克斯·波拉克之后她在柏林参加了青年运动。她在“柏林论坛”里扮演了一个相当的、当然更多是社交的角色。她童年时去英国上过一年学，能讲流利的英语，很有音乐天赋，会弹钢琴，尤其是接受能力很强，能生动地回应和掌握她觉得重要的东西。她讲话维也纳口音很重，生动活泼，善于挑起话头或将话头引到另一个方面。这个小组的一位跟马克斯和多拉·波拉克是邻居的成员告诉我，他和围绕在论坛周围的小组里的另一些人对多拉印象很深，都有点爱她。本雅明这个时期(1914年)的一些公开的信件证明了她的参与和她当时跟本雅明的友好关系。1915年4月，当她已经住在希斯豪普特时，她跟本雅明一道去日内瓦旅行了一趟，去看望本雅明年轻时的朋友和同学赫伯特·布卢门塔尔(后来的贝尔莫尔)，布卢门塔尔跟他俩长期保持着友谊，积极参加过青年运动。布卢门塔尔是英国人，是一位版画家，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去英国深造，战争爆发后移居瑞士，在那里娶了卡拉·塞丽格森，本雅明1913年至1914年跟她交上了朋友。有时他们之间存在过强烈的爱慕。多拉写给布卢门塔尔的信中详细叙述了1914年春天“青年运动”里的紧张情况，表明她当时就认识到本雅明是其最重要的智囊。可她在一封信中写道，1915年5月中旬她跟本雅明分手了，“为了救她的命”。直到1916年初两人才重新交往起来。

当我回忆我们最初的相遇后的共同点时，有些事情是不容易忽视的。我只能泛泛地称之为坚定不移地追随精神目标、拒绝我们周围的环境，它主要是德国犹太人的狭隘的同化，还有对玄学的肯定。我们拥护激进的要求。在大学里我俩都没有名符其实的老师，是自己教育自己，各以各的方式。我记不起我俩有谁后来曾经满怀激情地谈起过一位自己的大学教师的，我们夸奖的也都是些怪人和局外人，比如本雅明那一方的语言学家恩斯特·列维和我这一方的戈特洛布·弗雷格。我们对待哲学讲师不是很严肃，也许太傲慢了。比如说，我对恩斯特·卡希勒尔上的到柏拉图为止的希腊哲学课大失所望，那是我1916—1917年的冬天去听的，本雅明很不喜欢里尔，惹得我也没去听我本想参加的他的关于康德的《导论》的讲座。他讲述流传的有关斯通普夫和里尔这两位正教授的笑话：“斯通普夫和里尔消灭了柏林的哲学。”他在这些年里谈起李凯尔特时没有一丝敬意，虽然他承认李凯尔特相当敏锐，仅仅是由于他的分析我才研究了他的《知识的对象》后来的一个版本。我们没有学究式地追求着我们的目标。有一回我们在瑞士谈到了弗朗茨·封·巴德斯的作品——就我所能记得的，除了柏拉图的作品之外，它们是他那时拥有的惟一一位作家的全部作品，我们试图设想，听众必须具有怎样的水平、什么样的讲座才能带来这一精神的飞翔、达到这一深度。我当时刚阅过巴德斯的《雅各布·伯默的受害人理论讲义》，讲了起来。巴德斯对本雅明的启发大于谢林，他告诉我说，在他的自由大学生时期，除了跟康德的辩论，他只读过谢林的《大学学习方法讲义》。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2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2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1916年4月，我告诉他，我从旧书店买到了威廉·封·洪堡的《语言学文献》的施泰因塔尔版本，我是在试着阅读弗里茨·莫特纳的《语言批评文集》时意外发现这本书的，我们就这样谈起了恩斯特·列维。本雅明很意外，告诉我，他在早前的一学期参加过恩斯特·列维关于洪堡的语言学的练习，对它的介绍给他留下了特别的印象。恩斯特·列维从这些文章选集中——也许就是施泰因塔尔版本，挑出一大段让数量相当多的学生阅读，然后问道：“你们懂了吗？我反正不懂。”他用类似的评价惹怒和吓走了大多数人，这样第二次上课时就只来了很少的人，其中就有本雅明。这时列维说道：“好了，现在我们摆脱那些没有教养的人了，可以开始了。”后来他的课上得生动有趣。本雅明向我讲述了列维在格廷根获取大学执教资格时别具一格的丑闻故事，他符合了其他的一切要求，却因一般纯属是走过场的以“老歌德语言论”为题进行公开“试讲”而传奇性地遭到了拒绝。因为他在那里试图解释老歌德的语言里存在从印度日耳曼语向芬兰乌戈尔语的过渡，列维对此有专门的研究。格廷根大学师生认为这是对歌德的亵渎，列维直到后来才靠一个比较无害的题目在柏林获得了执教资格。本雅明掏出登有那篇任职演讲的小册子借给我(我后来花50芬尼买下了它)，作者在序言中仅以一个十分隐晦的高贵句子影射了格廷根的那桩意外事件。

由于本雅明彬彬有礼，乐于倾听和反驳，跟他交往的麻烦表面看来不是很严重，事实上却很突出。他的周围始终有一个凭直觉就能认出的沉默的禁区，即使没有他，不少的时候将他表露出来的行为也会感染别人。这些行为主要是一种极端的故弄玄虚，这通常涉及到所有跟他个人有关的事情，有时当然也会被亲自和亲密地告诉意外地打破。这里主要有三个麻烦。第一个是要尊重他的孤独，这一条容易遵守，受到自然而然的界限感的支配。我很快就明白了，他重视这一尊重，这是跟他交往的一个先决条件，会增加他的信任。第二条我也容易做到，即他彻底反感谈论日常的政治事件和战争进程。《书信集》出版之后，我在评论中对公开的信件中根本没有谈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常事件表示了惊讶，而这次大战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它被出版人——我是这一时间段的负责人——指责为无法理解的疏忽或是因为审查。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的，在那些年，只有像我这样采取同样的态度或者顾及它的人，才能跟本雅明有较为密切的往来。正如上文中谈到的，我们谈到过我们对战争的原则性态度，但从没有谈过具体的战事。尤其是在1916—1918年期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约定而被私下排除的领域，他在这些年写的信件如实反映了这一事实真相。难的是要遵守第三条，即默默地忽视他的故弄玄虚，这经常需要真正的努力，因为在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甚至多愁善感的人身上，会有些出乎意料的、近乎可笑的特点，只要能够避免讲他不喜欢的朋友和熟人的名字。在提及他的生活情况时经常强烈要求绝对保密，而这只有极小部分才有意义。慢慢地，此时也只是部分地，这一他人也能看出的故弄玄虚消失了，他开始主动讲到一些人，而没有对他们使用化名。这个倾向也符合他试图将他的熟人们彼此分开的情况，对于我这个来自另一种犹太复国主义青年氛围的人来说，有时要比对于跟他一样来自德国犹太人知识分子圈子的人更有效。因此，我们仅偶然地才有共同的熟人，比如诗人路德维希·施特劳斯和哲学家大卫·鲍姆加特。他的其他朋友或熟人我是从1918年开始才慢慢地认识的(有些直到1945年之后)。概括起来我想说，跟他交往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细心，这些特点对于我的脾气来说是很不自然的，只有跟他交往时我才会出现这些特点，令我自己都吃惊。

此外加上天才的直接印象： 常从他的黑暗思维中显露出的光亮，他在谈话中试验的能量和敏锐，那杂以风趣表达的意想不到的严肃，他用它来分析我心中翻滚的那些内容，主要是我的犹太复国主义信仰的迫切性和我的数学哲学专业选择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都是他绝对想不到的。可他是位很好的听众，虽然他也喜欢口若悬河。他总是过分高估对方的实际教育水准。当我讲到什么我不熟悉的东西时，他就睁大眼睛。他提出很好的、大多数令人吃惊的问题。1915年，他怎么也听不够战争爆发时德国的参与，我给他弄到几本小册子，证明奥地利和德国的战争行为，当时在社会民主党左派的领导下这些小册子是非法流传的。本雅明绝对不是个到处写着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不想跟这场战争有任何关系，但不是出于和平主义思想，他根本没有这种思想。后来我们几乎再也没谈过这些事情。他身上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噪音极其敏感，他经常讲到他的“噪音精神病”。这会彻底毁掉他。他有一次给我写道：“其他人到底有没有安静的时候？我很想知道此事。”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3

本雅明在慕尼黑期间我只去拜访过他两次。1916年夏天我听从医生的建议没有住在大学里，而是去海德堡呆了较长时间，我从那里乘车经由慕尼黑前往阿尔戈(部分是漫游的)，在那里一直待到8月底。6月16—18日我跟本雅明一起待在慕尼黑和希斯豪普特，但当时还不认识多拉。他住在英国花园旁一个相当小的房间里，在国王街4号。后来我陪他去希斯豪普特找他的朋友们，但他没有讲他们的名字，在旅店里住了一晚。这期间布伯的杂志《犹太人》第一期问世了，里面的权威性文章我俩都不喜欢，但我觉得第二期真的很好。我们就犹太教进行了长谈，因为本雅明收到一封合作《犹太人》的邀请，想跟我谈谈他的工作。他还给我写信寄到海德堡：“我打算——这只有您知道——就《犹太人》一事给布伯写封公开信。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将此事推迟到跟您谈过之后。”这封信本来从一开始就有论辩的特点，后来实际写成的信中被大大淡化了。交谈时我感觉，他“接触到了犹太教，可能不用多久，他就会自己知道学习希伯来语的必要性。”我向他谈了许多我继续进行的犹太学研究。“他当然不能、也不会——我当时记录道——参加《犹太人》的工作，因为，正如我已经有正确预感 (在5月份去黑彭海姆拜访时，布伯告诉了我对本雅明的邀请)地对布伯所说的，他眼下的立场实际上将文学活动排除在外了。撇开他必须反对事实上已经出版的这本刊物不谈，眼下他不得不谴责创办这种刊物。”即缺少客观性，废话太多。布伯本人和胡戈·贝格曼的文章特别惹他恼火。相反，他认为由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A·D·戈登的一篇长文很精彩，戈登是达加尼亚克乌查克乌查(Kewuzah)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集体居民点的一个较小的团体，齐布兹(Kibbuz)是一个由数量较多的人组成的团体。的一个农民，是齐布兹运动初期的一个中心人物，一个托尔斯泰分子，他试图在实践中实现这一理论，同时又深受传统犹太教的影响，他在1910年至1922年期间所写的文章对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居民点的初建具有很大的影响。

作为我们的谈话结果，本雅明后来于1916年7月初给布伯写了那封重要的信，它发表在《书信集》里(《书信集》Ⅰ，第125页)。

我在奥伯斯多夫的时候，他以他朋友们的名义邀请我去希斯豪普特做客三天，在那里我住在波拉克家的别墅里。人们维持着这一假象： 马克斯·波拉克只是碰巧不得不外出旅行了，事实上这两夫妇是离异了。我被要求对我的作客地点绝对保密。本雅明和我在慕尼黑碰头，他告诉我，由于他随时都在等待重新体检，他将取消一次他此前在信中告诉过我的计划中的旅行。他将于下礼拜去柏林，可能的话，我可以在希斯豪普特一直待到那时候。他已经很长时间不看报了，跟他有关的事情由柏林直接通知他。他上午又在图书室里翻看了杂志，《白色报》、《时代回声》、《新水星报》等等，他注意到虽然这些作者今天不像1914年8月1日那么写了，可事件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跟战争第一天一样，换句话说，这些“激进分子”和《本地广告》、《柏林日报》和《福斯婶婶》之间的差异一点没变。然后我们于礼拜天傍晚冒着滂沱大雨坐车出去，雨势直到我离开前的那天晚上才减弱，这整段时间里我只在外面散步了半小时，其他时间一直待在波拉克家的房子里。途中他告诉我，我就他在《目标》上发表的文章给他写的一封长信让他很高兴。我们谈到他很重视的康德研究的必要性，话头奇怪地一转又跳到了由鲁道夫·施泰因菲尔德的追随者们最近出版的《帝国》杂志，我6月份去拜访他时他将该刊首期借给了我。多篇很深奥的文章给他留下了印象，他说他在这一年认识了马克斯·普尔弗，他俩对巴德斯和笔相学有着共同的爱好。然后我们冒着雨大步走了半小时回家，我在二楼有个布置得很漂亮的房间，而本雅明和在音乐室里等候我们的女主人睡在三楼远远不及这里漂亮的房间里。多拉是个漂亮、妩媚的女人，深黄色头发，个子比本雅明略高。她从一开始就对我很友善，大多数时候她参与交谈，热情奔放，具有明显的移情能力。一句话，她留给我的印象特别好。我很快就理解了这一情形；两人明显地表露出对彼此的爱慕，将我当作一种同谋者对待，虽然一句话未谈到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但本雅明手上的订婚戒指消失不见了。多拉讲了她父母家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环境，也提到她的兄弟姐妹们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有她未参与。当晚我们就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一席长谈，一直谈到深夜一点钟，本雅明朗读了前面提到过的致布伯的信，布伯没有回信，但在1916年年底遇到我时对此说过坏话。另外，布伯后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他出过力，比如在耶路撒冷这件事上，可这两人根本合不来。本雅明说，他在信中详谈了语言和沉默的作用，写完该信后几个礼拜，他在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发现了一处论语言的地方，虽然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书中所说正是他在信中想表达的内容。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4

第二天上午本雅明向我展示了很漂亮的藏书，包括1846年施瓦本版荷尔德林的作品、1808年版博思翻译的品达的作品、福斯翻译的贺拉斯和许多其他书籍，也有很多哲学图书。地板上摆着恩斯特·马赫的《知识和错误》。多拉想卖掉它，因为它毫无价值。当我一个劲地劝说她要卖就卖给我时，她说，如果她丈夫不反对的话(这完全是瞎编的说法)，她会将它作为礼物送给我，她后来也这么做了。本雅明对我的低劣品位深表同情。他当时瞧不起敌视玄学的实用主义，而我觉得威廉·詹姆斯的同名作品很重要，我读过它的德文版本。本雅明朗读了荷尔德林翻译的一首品达的颂歌，又用希腊原文朗诵。随后我自己朗读了我在奥伯斯多夫为布伯的《犹太人》撰写的《犹太人的青年运动》，一篇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青年中缺乏激进主义的言词激烈的政论文。“我认为它很好。”本雅明在停顿了很长时间之后说道。后来两人就对我的很低的稿酬要求大加挞伐。我不可以这么天真。“拥有真理足以有资格获得生活的权利。”本雅明说道。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犹太人》到底付不付稿酬，我也无所谓。《犹太人》第二期里有篇希勒尔·蔡特林的文章得到了本雅明的赞扬，蔡特林是真正来自希伯来语中心的。别的方面他指责这本杂志没有谈到犹太教内容，没有谈《托拉》《托拉》(Tora)，原意为“教义”、“训诲”、“指引”，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五部经书，又称《摩西五经》。详细记载了犹太人关于世界和人类的由来，犹太教各项律法条文，以及古以色列人早期历史情况的传说，是犹太教教义、教规的重要依据。——译者、《塔木德》和《先知书》《先知书》(Propheten)，是《圣经·旧约》的第二部分，分为前、后先知书两部分。——译者，而所有这些都是前提条件。另外，那里刊出的东西，某种程度上都是以犹太复国主义为前提的，想改良和继续发展它，因此我的文章反对流行趋势，要求我们应该以内容为主，就更得他的喜欢了。

在整个会面期间我们对犹太教谈了很多，我们之间头一回出现了要不要去巴勒斯坦的问题。本雅明批评“农业犹太复国主义”，我为它辩护。他说，犹太复国主义必须去除三样东西：“农业观点、种族思想和布伯的血统和经历论点。”我同意他说的去巴勒斯坦不可以只做农业工人或农民，而是也要能从事别的职业。我当时在考虑，后来又考虑了整整七年，想过当教师。针对本雅明对布伯的批评，我夸奖阿哈德·哈卡姆的文章——他还从没有听说过哈卡姆——和他的几篇论述犹太教本质的文章，那是我1916年底借来的一本德文选集。但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布伯，他对布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本雅明在告别时对我说，如果我遇到布伯，我应该以我们的名义递给他一只泪袋，本雅明这么说不无道理。布伯本人留给他的印象是个一直处于出神状态、生活在完全远离自身的地方的人，一个“双重的自我”。这在发表于《时代回声》上的一篇《同时代人》的文章里表现得最为深刻。本雅明对布伯当时(尤其是从1910年到1917年)在文章里大肆宣扬的“经历崇拜”否认得特别激烈。他讽刺说，按照布伯的意思，首先得问问每一个犹太人：“您有过犹太教经历吗？”本雅明想让我在文章里坚决拒绝经历和“经历式的”布伯观点。我在这件事上受本雅明影响很深，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真的这么做了。相反，我告诉他阿哈德·哈卡姆的事情，特别是他在犹太教中对公正的作用的概括，对他很有启发。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公正定义为“将世界变成最高的善的意志”。我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对布伯进行了辩论，本雅明说布伯代表一种女性的思维，他这么讲更多是表示拒绝，跟古斯塔夫·兰道尔正好相反，兰道尔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么讲过布伯，但那是在赞美。我们也谈了犹太复国是否是一个隐喻，我当时还表示赞同，因为只有上帝不是隐喻，本雅明否定了。因为，当我们在一次谈话中谈到《圣经》里的先知们时，他声称，如果你承认《圣经》的权威性，就不可以隐喻地利用先知们。最后我们一起阅读柏拉图的《盛宴》里的苏格拉底演说，本雅明讲了希腊的神灵队伍奇怪地翻倍了，有许多古老的希腊神灵似乎可以直接转换成一种思想的特点，如月亮等。本雅明当时就苏格拉底写过几页，他从中朗诵了一部分，我后来将它们抄写了下来。他在文中主张苏格拉底是“柏拉图反对神话的论据和墙壁”。

次日我们谈到了黑格尔，我记得这是他跟我首次谈到黑格尔。他显然只草草地读过他的几段，当时不是很崇拜黑格尔。一年之后他还给我写道：“我到目前为止读过的黑格尔的作品让我很反感。”他的“心灵的面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说“文章乃心灵的面貌”。——译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暴力人?面貌，一个暴力的玄学者的面貌，是所有玄学者中最差的一种： 但还是玄学者。”(《书信集》Ⅰ，171页)。但是，当我在这次谈话中谈了几句思辨的自然哲学时，他还是为他辩护，那种自然哲学深深伤害了我的数学心灵，虽然它们给我的玄学心灵留下了深刻印象。本雅明一点不受影响，反倒觉得黑格尔和谢林的勇气值得钦佩，恰恰是在他们研究的演绎和荒谬的风险里(他后来向我盛赞属于这个方面的J·W·里特尔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的遗作选段》)。他拿起波拉克的藏书里的《精神现象学》，直接朗读了几句，其中有：“神经系统是动作中的有机体的直接休息。”我笑了，本雅明一本正经地盯着我，说他并不觉得这句话很无聊。没有任何准备，不清楚这些概念在黑格尔的作品中所处的上下文，他即兴对这句话进行了一次较长的热情洋溢的诠释和辩护。我忘记了它的基本内容，但本雅明为黑格尔辩护的手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也想到了一个行为的定义和黑格尔引用的一句利希滕贝格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德国作家、文艺评论家，著有《格言集》等。——译者的格言，说是将一个人跟他的行为区分开来是没有意义的。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5

我们在一次讨论中谈到，黑格尔是不是想将世界用演绎法推论到数学、哲学和神话。本雅明只肯将神话当作“世界”。他说，他自己还不清楚哲学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世界的意义”不需要先被找到，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神话之中了。神话就是一切；其余的一切，包括数学和哲学只是一种掩饰，一种形成于它自身内部的表象。我回答说，除了神话还有数学，直到计算世界之伟大的微分方程式被发现，更有可能是证明了不可能有这种方程式。那时候就表明神话是正确的；哲学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有宗教突破神话的这个世界。我争辩，数学可能是神话的一部分。神话里充满哲学，自从他的荷尔德林论文以来本雅明就对此研究了许多年，实际上直到他的生命结束都在研究，他的这一重要转变在这里头一回表现了出来，还影响了我们的许多次谈话。本雅明在谈到这些时已经讲到司法和公正的区别了，说司法是一种只能在神话世界里建立的秩序。四年之后他在其《暴力批判》里更详尽地介绍了这一思想。在这段时间里，本雅明一定更深地接触到了巴赫奥芬的文章，也读过民俗学家卡尔·特奥多尔·普罗伊斯论泛灵论和史前泛灵论的文章，这让我们谈到了幽灵及其在史前泛灵论时代的作用。同时本雅明讲了很多怪梦，梦里面幽灵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空空的大房子的内容，房子里，尤其是在窗前，有幽灵在跳舞似的飘过。

我后来对这些谈话进行过深入的批判探讨，我当时记录道，“如果我真的想跟本雅明走，就必须进行庞大的修正。我的犹太复国主义植根于我的心灵深处，是他不可能随便用某种东西动摇得了的。”我也记道：“‘某种程度上’这个词是一种正在形成的观点的印戳，我还从没有听到过谁像本雅明这样经常使用这个词的。”

这一切当然是跟他对历史哲学的兴趣密不可分的。他说了一句难懂的话，说岁月的排列可以计数，但不可以编号，我们紧跟着就此谈了整整一下午。谈到了过程、数字、序列和方向的意义。虽然时间肯定是一种过程，它也有一个方向。我说，我们怎么能知道时间不是像某些曲线一样的呢，它们虽然在一点上有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没有哪一点上有一个切线，这就是说，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方向。我们讨论年份是否跟数学一样可以交换，就像它们可以编号一样。我还保留了这次谈话的部分记录。我在日记里写道：“本雅明的精神绕着圈子，还将围绕他从各个方面接近的神话现象转很久。在历史的角度，他从浪漫主义谈起；在诗歌的角度，他从荷尔德林谈起；在宗教的角度，他从犹太教谈起；还从司法的角度。如果我有一天会有我的哲学——他对我说道——某种程度上那将是一种犹太教哲学。”

本雅明刚收到多拉的一份礼物，是带有古斯塔夫·多雷古斯塔夫·多雷(Gustav Dor，1832—1883)，法国著名版画家、雕刻家和插图画家。出版过90多种插图书，包括《拉伯雷作品》、巴尔扎克的《短篇诙谐小说集》、《圣经》和但丁的《地狱篇》等。——译者的伟大的和想象力丰富的绘图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Honor de Balzac，1799—1850)，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驴皮记》、《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邦斯舅舅》、《贝姨》等。——译者《都兰趣话》的精美版本，我翻看了一个晚上。他的房间里也有一本很漂亮的福楼拜福楼拜(Gustav Flaubert， 1821—1880)，法国作家。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译者的《布法与白居谢》的法文版。本雅明夸奖《别致意见目录》，声称福楼拜是根本无法翻译的。

在我做客期间我们下了多回的棋。本雅明下棋慢得要命，让人绝望。由于我下得比他快，可以说总是轮到他走棋。我输了多拉和他一起跟我下的一局。

这里也许应该提一下，本雅明当时就很喜欢阅读犯罪小说，尤其是在斯图加特收集的已出版的经典的美国和法国小说的译本，如莫里斯·格林、艾米丽·加博里奥(《勒科先生》)，他在慕尼黑时阅读了毛里斯·勒布朗描写绅士盗贼阿尔塞纳·鲁平的小说集。后来他读了很多瑞典作家黑勒的作品，30年代再加上乔治·西默农的图书，他有时在信中向我推荐它们，当然强调必须读法文原版，才能尊重它们。奇怪的是，他好像从没说起过普鲁斯特，也可能是因为他感觉他和赫塞尔翻译的水平相当，或许也是因为我的法语水平不足以进行这种阅读。在相当认真地罗列他读过的图书目录中，我发现有很多犯罪小说，他当时就告诉过我这一目录，它也保留在他的遗物里(从1915年起的)。

我毫不怀疑，我们的关系从熟人向朋友的突破和转变是在1916年夏天，而且跟多拉有很大的关系，他跟她讲到了我。我原先是邀请他来奥伯斯多夫我那里的。多拉后来告诉我，反过来邀请我去希斯豪普特相聚，是她的倡议?这是跟他平时的习惯大相径庭的。他谈到的我对犹太教的热情首先唤醒了她的兴趣。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6

本雅明在慕尼黑一直待到1916年12月20日左右，他在那里夏季学期就开始师从研究古代美洲的学者瓦尔特·雷曼，学习墨西哥文化和玛雅人和阿兹特肯人的宗教，这跟他对神话的兴趣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只有少数几人，首先几乎没有大学生去听的讲座上，西班牙传教士贝纳德·萨阿贡的人物和作品对本雅明很重要，玛雅人和阿兹特肯人的传统得以保存多是他的功劳。在那里，本雅明于11月中旬和12月之间匆匆结识了里尔克勒内·玛丽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著名作品有《祈祷书》、《杜伊诺哀歌》等。——译者。他惊奇地讲起里尔克的礼貌，他的中国式礼貌已经让我很难想象了。后来我在柏林他的写字台上看到了莫利诺的阿兹特肯语—西班牙语大词典，那是他买来学习阿兹特肯语的，但他从没有付诸过行动。后来，当我1919年去慕尼黑时，本雅明讲述的雷曼课堂上的气氛也催使我去听了他的课。我在他那里阅读了玛雅人的神灵颂歌，有一些我至今还能用原始语言背出来。

1916年11月10日弗朗茨·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代表作有《诉讼》、《城堡》等。作品均采用象征、隐喻、夸张等手法，情节生动，故事怪诞，给人以梦幻、神秘、奇特的感觉。——译者在慕尼黑朗读他的小说《在流放地》，本雅明本来可以碰到他的，可惜他错过了，我时常猜测这两个人的相遇会具有怎样的意义。

我们在希斯豪普特交谈时，本雅明谈起，他认为他的未来是做一名哲学讲师。我当时记录了我对谈话的印象：“如果本雅明有一天真正读起哲学史的话，不会有人理解他，但是，当真的是提问而不是贴标签的话，他的讲座会非同寻常的。”——这是针对卡西勒的课而言的。我在这段时间里给本雅明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讨论数学和语言的关系，就此向他提了大量的问题。他给我回复的长信写到一半就中断了，后来被修改成了他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类的语言》——他口头上称之为第一部分，跟着还将有第二部分，回到柏林后他于1916年12月将它的副件给了我。因为他又被邀请去参加体检复查，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回来了。12月23日晚上我跟他一起坐了很久，他给我讲到玄学书《西德尔诞生记》(1912年)的作者埃里希·古特金德(1877—1965年)，他是几个月前认识他的。古特金德来自完全同化的家庭，十分狂热，但受过很高的教育，当时开始热衷犹太教，本雅明跟他讲过我，代他邀请我去拜访他。本雅明对我说：“您正是这个人所缺少的东西。”我说，那我想要他一起去。这样，接下来的某一天我们就在一家咖啡店里进行了一次三人之间的交谈，又谈到了犹太教。本雅明很长时间都很喜欢古特金德，20年代初跟他和他的妻子往来密切。我后来也常去柏林的诺瓦弗郊区他们的家里看望古特金德夫妇，1917年给他们上了一个时期的希伯来语课。(他后来差不多信正统派了。)

在他体检的那天晚上和那一夜的大部分时间，我又是跟本雅明一同度过的。我们跟他的家人坐在一起，我后来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那里摆着一棵很大的圣诞树，这是许多自由的犹太人家庭里常见的。我打儿时起就熟悉了，向本雅明抱怨，我认为这是我们出生环境的明显的没有品位。他做出了解释，我听出来，当我向他抨击此事时，我父亲也是拿同样的解释打发我的。本雅明说，他的祖父母将圣诞节作为“德国的民族节日”来庆祝了。他那一次给我讲了他在慕尼黑的学习，他在哲学讲师那里写了两篇很长的学期论文，其中一篇是跟随现象学家莫里茨·盖格尔莫里茨·盖格尔(Moritz Geiger，1880—1937)，德国美学家和哲学家。先后著有《审美享受的现象学》、《美学导论》和《现象学美学》等。《艺术的意味》一书被称作是 “最全面、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他的最后一部美学著作”。——译者写的，我后来于1919—1920年听过他讲“数学哲学”。本雅明希望体检之后能回到那里去。12月28日他被诊断为“可用于战地工作”，这虽然不意味着使用武器，但让他很激动。我是第二天听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但不能立即赶去他身边，因为我去了哈勒我哥哥维尔纳那里，他在那里当兵。回来后我得知这期间多拉从希斯豪普特来了，本雅明已经于1917年1月8日收到一份入伍服役通知书，我和古特金德夫妇写信提出去陪他。后来多拉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经于1月16日收到了另一封这种命令。1月12日他将一页折了三折的信纸装在一个极小的信封里寄给我，那好像是一封精心策划偷送出去的囚犯的秘密通信似的，信中写道：“我感谢您和古特金德夫妻的友好建议。我还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但在礼拜二就又接到一封入伍命令。可惜我的神经质痉挛如此厉害，让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十分遗憾根本无法接待客人。因此我不得不衷心感激地拒绝您的好意，我会跟您保持联络的。又，我请求原谅这个信封！”我跟多拉碰头，她把最大的秘密透露给我，她通过催眠——他对此十分敏感，在他身上唤起了类似坐骨神经痛的症状，让医生能够为他向军事当局出示一封证明。后来有个医生委员会来到德尔布吕克街进行检查，他确实被免除兵役好几个月。整个一月份，除了多拉他谁也不见，我从二月份起才又看到他。他在柏林一直待到4月17日，我多次去探望他。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7

这段时间里他阅读了萨姆森·拉斐尔·希尔施萨姆森·拉斐尔·希尔施(Samson Raphael Hirsch，1808—1888)，德国重要的犹太教思想家、独立正统派或新正统派创始人。——译者的《有关犹太教的十九封信札》，一本德语的犹太正统派理论的基础理论书，犹太复国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摩西·赫斯摩西·赫斯(Moses Hess，1812—1875)，德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政治家、记者、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他在1862年出版了《罗马和耶路撒冷》一书，影响深远。——译者的《罗马和耶路撒冷》以及阿哈德·哈卡姆的多篇随笔。我当时不是赫泽尔作品的大崇拜者，因此给了他这些让我深受感动的文章。我们也就同一性问题进行了长久的辩论，他于1916年就此写出了书面论点《书信集》(《书信集》Ⅰ，139页，注释第3条)中我的说明不精确，必须纠正。。这一席席的交谈不允许我像他建议的那样成为他的中国围棋搭档，而他显然开始跟多拉下起来，多拉是个很臭的棋手，一输就容易发火，他声称这是现有最古老的著名游戏。他当时也告诉我说他的藏书分成“第一”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只包括他认为最重要的作品。我记得那里没有一本席勒的书，但有尤利乌斯·彼得森在岛屿出版社出版的《席勒谈话集》，本雅明认为它“非比寻常”，“是找到通往席勒通道的惟一途径”。只有在那里才能得知席勒事实上是一个最有名望的人。对于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来说，通往席勒的道路事实上几乎走不通。早在伯尔尼时本雅明就习惯向多拉和我诵读浪漫派小说家嘲讽和抨击席勒的言论，他在准备毕业论文时将它们作为精华从他为准备论文通读的文章中摘取了出来。就这样我也知道了本雅明满怀激情、无比快意地朗读卡洛琳·施莱格尔的信，信中描写了耶拿浪漫派小说家圈子里朗诵席勒的《钟》时，在场的人全都笑出了眼泪。

他跟他拥有的东西——图书、艺术品或经常出自农民之手的手工艺产品——的内在关系是很明显的。在我认识他的所有时间里，包括我最后一次去巴黎拜访他，他都喜欢展示这些东西，让客人拿在手里，端详它们，像一个钢琴师一样迷恋。那几个月里他的写字台上的一块绘有三头基督的巴伐利亚蓝色瓷砖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告诉我，它的神秘风格让他着迷。后来还有许多小雕像和绘画，大多是复制品。当时在他的工作室里悬挂着一幅格吕内瓦尔德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ias Gruenewald，约1455—1528)，德国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译者的科尔玛祭坛画，后来还一直挂了很长时间，1913年，身为大学生的他专门为了这些祭坛画坐车去了科尔玛。他习惯说那些画的“呆板”征服了他，那些年的记载里经常出现他跟这些绘画的关系。20年代他能从哲学的角度观察他儿子的玩具。因此他也从莫斯科带回了一把银匕首，以半讥讽的口吻将它跟恐怖联系在一起。在巴黎，他的墙上悬挂着一幅他在哥本哈根买来的一位文身者的大画像，他很是为它骄傲，认为它跟儿童绘画和原始艺术是处于同一层次的。

在这三个月里我跟本雅明见面的次数不像平常情况下那么频繁，因为从2月初起我自己就有了严重的家庭纠纷，它们导致我从1917年3月1日起离开父亲的房子有半年，被一位俄国犹太朋友安置在乌朗街上一座几乎只有俄罗斯犹太人居住的膳宿公寓里，靠教人希伯来语和从依地语和希伯来语翻译一本较厚的书来挣钱维持生计。这期间本雅明和多拉告诉我他们要结婚，邀请我——就我所记得的，作为惟一的非亲戚去参加4月16日的结婚仪式之后在德尔布吕克街上举办的家庭庆祝，在那次庆祝会上我也认识了多拉的父母。我当时已经是保罗·舍尔巴特保罗·舍尔巴特(Paul Scheerbart，1863—1915)，德国科幻作家。——译者作品的大崇拜者和收藏者了，在他们结婚时，我将最喜欢的图书他的乌托邦小说《莱沙本迪奥》，送给了他们，故事发生在帕拉斯号小行星上，书中有阿尔弗雷德·库宾的绘图，描写了一个“重要的”人类特征被彻底改变了的世界。本雅明就这样开始了接触谢尔巴特，三年后他就他的书撰写了那篇可惜业已失落的长文《真实的政客》。

在他婚前的几个月里，我花了一些时间想将部分让我很伤心的语言论文译成希伯来语，文中也吸收了我们在希斯豪普特的谈话内容。本雅明非要我把写的头几页读给他和多拉听，他半开玩笑地说是想从它的句调中听出“原始语言”。当时他也开始对弗朗茨·封·巴德斯和弗朗茨·约瑟夫·莫利托产生了兴趣，前者是他在慕尼黑通过马克斯·普尔弗接触到的，后者是谢林和巴德斯的一个学生，他是德语里惟一重要的哲学作者，穷四十五年之力潜心研究犹太教神秘教义犹太教神秘教义(Kabbala），意为“传授之教义”，自12世纪下半叶在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地?展形成的犹太教神秘主义教派。——译者，于1827年至1857年之间匿名出版了四册，作为他计划中的介绍喀巴拉教派的作品的前奏，使用的书名很有意义： 《论历史哲学或传统》。虽然这部玄学作品根本没有理由想引起基督学的变化——作者属于德国基督教的自由派，这本书仍然值得重视。我于1915年初开始阅读它，谈话中多次谈及，我也告诉他，这部作品有三册还可以从出版人那里买到。这是我们就犹太教神秘教义进行的最早的交谈，我当时还根本不懂它的原始资料研究，但已经隐隐觉得被这个世界吸引住了。在他婚礼前不久本雅明订购了巴德斯的作品和莫利托的书，可它们直到婚礼过后才寄到。此时他和多拉已经离开柏林，去了达豪的一家专门治疗坐骨神经痛的疗养院。在那里，本雅明在多拉的帮助下最终成功地得到了一封医生证明，可以出国去瑞士了。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8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8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1917年6月中旬我被征召加入步兵前往阿伦施泰因，我竭尽全力逃避军队，不去参加我完全持拒绝态度的一场战争。我们在五月份和六月份又通过多封信，部分是在我入伍之前，部分是在我参军之后。我也给他寄去了我当时开始翻译的《雅歌》的新译文。我告诉他我在军队里的情形。本雅明写给我的信中有两封收在他的书信选集里，我在此再补充几封。一封是他出国去瑞士前不久写的，另一封是他到达苏黎世几天之后写的。

6月30日他从达豪给我写信，当然写的不全是实情：

亲爱的肖勒姆先生：

您期望在这封信中讨论您的新译文，只可惜我不能及时交付，因为房间里笼罩着收拾行李引起的不安，现在终于得对最近一段时间彻底拖垮我的麻痹和疼痛采取一些关键性措施了。医生坚持要我去瑞士疗养一个月，尽管目前有种种困难，我们昨天收到了护照。当证明是必须要的时候，人们——估计特别是对病人——是关怀备至和客气友好的；我这回才理解了严格的边防完全是必要的。

这里盛传着九月份会出现和平的谣言。我想请您帮个忙。维尔纳·克拉夫特先生，汉诺威附近的伊尔滕后备战地医院(这是完整的地址)的护士对我的语言论文很感兴趣。我自己的那份是可能会获准带往国外的少数手稿之一，这就是说，我只送批了很少的几篇，因为只能带少量的，但愿送审的会得到批准。请您将您那里的该文的副件寄给克拉夫特先生，借给他。

下一封信中将谈到《雅歌》，如果不出现麻烦，我希望能从瑞士给您写信。我在那里的首站应该是苏黎世，因此我不能一下子走完全程。地址： 萨伏埃酒店，收到本信后请您将回信暂寄到那里。内有同一性论点的那一册我随信寄出，请您暂时好生保管它。

我和我妻子衷心地问候您。我们盼望您，想念您。行前我无法再给古特金德夫妇写信，因此请您向他们转达我们最诚挚的问候。

您的瓦尔特·本雅明

(接下来是附言： )

今天早晨我收到了您从阿伦施泰因寄出的信。语言老师古特金德先生的情况这么糟糕，让我很难过，在他这种情况下还能为他做的事很少了，只能希望忘记情形的严重和万分伤心的事情，想念他。这方面您是应该放心的。过几天您会收到一张30马克的邮汇，如果您有他的地址的话，请您将这笔钱寄给他。如果他在痛苦中需要一笔特殊的支出的话，请您让他找我们。

您身体怎么样？刊有同一性论点的那一册我给您寄去阿伦施泰因，如果您在那里不能保管它的话，请将它寄给维尔纳·克拉夫特先生(挂号)。我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您能否将这篇语言论文寄给他。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寄去。今天我无法向您汇报我的学习情况，但希望不久就可以这么做。

我和我妻子再次最诚挚地问候您。

我也收到寄自慕尼黑的一道指示，要求将敏感消息发往瑞士时使用一个暗号，随附有维尔纳·克拉夫特对一封内容看不懂、看似针对他，又显然是指我的信表示奇怪的附函。 多拉写道：

亲爱的克拉夫特先生：

我刚刚读完您热情推荐的《三十年战争史》。我觉得它很好，马上就给您写写它。胡赫的犯罪小说我也熟悉，但我认为格林的“老式”犯罪小说更好，您因为它们含有“粗鲁的”暗号文字而大加指责。如果您以为这种东西属于新发明的话，那您可就大错特错了，这种东西在蒙特·克里斯托的作品里就出现了，在中世纪有着完整的体系；比如根据一个密码用数学代替单词，或用字母代替单词，用数字代替字母。近来我甚至读到，有些体系是如此巧妙，它们看上去根本不像暗号文字，在第三者看来完全是无害的；比如每三个单词有意义，其他的只不过是填充物，但排列得是那样合理，使得总体看起来也有意义。但我和我丈夫认为最天才的是建立在密码数字的转换基础之上的。比如，先是42345，这是指先是第4个，然后是第2个，然后是第3个，然后是第4个，然后是第5个，然后又是第4个；然后又是另一个数字，如4684等。新的密码数字当然总是不引人注目的，您根本不知道人们是多么地乐此不疲呢。比如斯达尔夫人就给她的外省朋友这么写过信。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9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9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我丈夫问候您，他不久会更详细地写信。他请您保存这些信，尤其是那些特别重要的信；他还将专门请您这么做。(他以后也许会换成另一种表达形式。)这一节实际上是写给克拉夫特的，他当时给他写了较长的、可惜遗失了的谈论文学的信。

他明天再写上《船长》的出版年代。

衷心的问候

多拉·瓦尔特

这封信是我跟维尔纳·克拉夫特的友谊的开始，我还从野战医院里给他写信，告诉他本雅明的语言论文的意义。

大约一个礼拜之后本雅明和多拉去了瑞士，他们跟赫伯特·布卢门塔尔和卡拉·塞利格森在苏黎世相聚，而在9月9日和10日发生了最后的决裂。原因既在于多拉和卡拉之间的紧张关系，首先也在于本雅明对布卢门塔尔在精神领域提出的绝对领导权，要布卢门塔尔将来服从于它。布卢门塔尔拒绝了，青年时代的一段多年交谊就此结束了。这里显露出的本雅明身上的暴君特征，据他的青年运动年代的一些熟人讲，在那些年里爆发的不在少数，它跟他平时的文明行为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我自己只经历过二三回，而且是以很温和的形式。这里面一定也掺杂着本雅明的一个愿望： 尽可能减少跟对于他来说是消亡了的青年运动时期的朋友们的联系。存在于他本质里的激进主义，显得跟他交往中的礼貌和耐心是如此的矛盾，也不畏惧肆无忌惮的和令人忧虑的决裂。就在他的生日和所提事件后不久，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到阿伦施泰因，信中写道：

亲爱的肖勒姆先生：

您一直向我们汇报您的情况，对此我们十分感激，请您继续这么做下去。但愿您的一切顺心如意。真心感谢您对我生日是25岁生日。的祝愿。我妻子送了我大量精美的书，我的藏书为之骄傲： 格吕菲乌斯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1616—1664)，德国诗人、剧作家。——译者的一个老版本，伦敦理查德出版社的一本卡图尔·蒂布尔·普罗佩茨的书，那是我妻子在德国时买到的，还有很多优秀的法语图书： 巴尔扎克，福楼拜，魏尔兰保罗·魏尔兰(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象征派代表诗人。——译者，纪德安德烈·纪德(Andr Gide，1869—1951)，法国作家，曾获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然后还有许多能装饰我的生日宴席的东西。

至少您拿在手里的那本哲学笔记，您得考虑到所有其他的记录至少要比同一性论点早一年，大多数要早3至4年。那里面有些天真的东西，如边上的K代表“艺术”，R代表“宗教”的公式化。我觉得重要的还有，可能需要另一种形式和解释，是我当时解释原罪这个概念的札记。关于Schechinnah希伯来语音译，“上帝的精神”的意思。——译者(原文如此)我眼下给您写不了什么；巴德斯的作品和我的绝大部分藏书还在德国，差不多只有“第一藏书”全部在我身边，这些新的礼物将让它变得更漂亮……

您听到有病的语言老师什么消息了吗？您偶尔见到他吗？那就告诉他《船长》的出版年份是1526年，他收到我谈论里卡达·胡赫里卡达·胡赫(Richarda Huch，1864—1947)，德国女作家。——译者的信之后问过我。也许他可以给我写封回信。至于您的家庭情况，从如此遥远的地方恐怕无法提出建议……

我们不久就将离开这里前往恩加丁。在收到新的地址之前，请将信寄到这里，尽快写，经常写。我们经常想念您，最真诚地祝福您。7月31日他从圣莫利茨给我写来信，当时我已经到了野战医院的“精神病站”，我被送到那里观察我的“精神状况”，试图成功地证明我不适合服兵役。我谨慎地说明了我的处境，请他代我向一位我认识的志同道合的瑞士医生查尔斯·迈耶尔博士求助，设法从他那里搞到一份鉴定。我将他的名字写成了一位从前给我治疗过的医生的名字。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10

亲爱的肖勒姆先生：

我们好久没有您的消息了，您也没有听到我们的消息。我们于一个礼拜前来到这里，这里风景优美，天气很好。现在气候似乎变差了，我窗前的湖泊——一座美丽的阿尔卑斯山湖泊——像暴风雨前一样呈现出刺眼的绿色。我们在我的疼痛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散步，疗养。生日时我收到了雷吉斯翻译的拉伯雷拉伯雷(Rabelais，约1494—1553)，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代表作有《巨人传》。——译者的作品，在读法文版之前我先熟悉一下。我妻子昨天给迈耶尔先生写了信……虽然我在这里暂时不能工作，我至少在思考，您不久就会听到一些。在此期间我们希望您一切都好，请您尽快给我们写信，我和我妻子每天早晨都在最真诚地祝福您。

又及： 令尊的情况如何了？

8月18日，我还待在阿伦施泰因的野战医院里，读着他的笔记，经常给他写信，其中也有一封对他的有关原罪的笔记的抗议。他和多拉写道：亲爱的肖勒姆先生：

一些外在的原因让我无法更早地动笔，但如果我真有什么新鲜事可说的话，它们也无法阻止我的。因此本信的直接起因就是收到您7月31日及随后的两张明信片，尽管我们从中得知了有关您的健康的悲伤消息，它的内容还是让我和我妻子高兴。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完全是休养，是为了重新恢复我们的力量。秋天之前我不会真正地开始我的工作；我希望到那时为止能收到最重要的图书，我注册哪所大学也尚未确定。我在此地从事一些阅读。我开始读卡尔德隆的戏剧。我阅读莫里斯·德盖兰和兰波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主要诗作有： 《醉舟》、《灵光篇》等。——译者。另外我现在还在进行美学思考：我试图对绘画和雕刻的差别寻根究底，结果会很重要，另外在这种情况下同一性问题又重新出现了。天气可惜十分多变，阴天时很冷。但我们有过几回美妙的出游；特别是我们一直来到了瑞士跟意大利的边境贝格尔的阿尔卑斯山南部山谷里，呼吸到了无比美妙的空气，看到了清澈无云的蓝天。在恩加丁山顶开有最美丽的花朵，它们在这高处散发出一种美妙柔和的芳香。

我很遗憾，我不能同意您对我的有关原罪的札记的批评，因为我记不清楚了，那是我五年前写的；它们部分不符合我今天的观点，这是肯定的。

我们可能还会在这里再待些时候，然后我先回伯尔尼和苏黎世，我们将在哪里过冬天，届时再作决定。

由于我妻子还要跟着写，我就在此打住，祝您未来一切顺利，也祝家事繁荣。请您尽快写信告诉我您的情况和您的想法。

您的瓦尔特·本雅明

(下面是多拉的笔迹)

亲爱的肖勒姆先生：

我也向您致以最美好的问候，祝您身体健康。您大概也听说了语言老师古特金德先生的情况；我们无法形容地为他高兴，与他同乐。如果您给他写信，请问候他。我们没有收到寄来的对数。《船长》一书的出版年份是1526年。迈耶尔先生极其感人地回答了我们；一个有着荣誉思想的男人。随时为您效劳的多拉·本雅明。

他想穷根究底地思考绘画和版画的差异，这句话显然还完全建立在玄学思索的胚胎之上，它们然后于1935年以成熟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变化形式写在了他的名作《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

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虽然诊断为“早发性痴呆”，我作为“暂时不适合服役”被送回柏林，“一直休假到退役”，获准重穿便服。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本雅明，他十分高兴，回信时直呼我的名字，要求我去伯尔尼找他们。双方这段从军经历大大促进了我们的友谊，这从1917年9月至1918年4月期间本雅明写给我的信件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从1916年夏天到1918年5月的这段时间就成了一段友谊渐进的时间，它在我到达瑞士之后没有减弱地达到了高潮。他的已公开的信件相当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当时忙碌的事情。当时，由于受到审查的限制不得不控制信件的长度，本雅明对微型文字的爱好就此得到了充分发挥。在他反复考虑并推翻了其他可能性，尤其是考巴塞尔的卡尔·若埃尔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决定去考伯尔尼的那位相当呆板、因此让他感觉舒服的理查德·赫贝茨的博士学位。这期间我在耶拿攻读数学和哲学，孜孜不倦，思考了很多事情，我在信件中不仅详细报告所有这些内容，也就此拿许多问题轰炸他。我们也为各自喜欢的书籍相互做了很多宣传。本雅明不仅给我写到这些书，而且还多次寄给我书单，让我通过我父亲的公司(公司下面也有一家出版社)，便宜地购买这些书。比如说我促使他阅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曾荣获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 《黛依丝》、《天使的叛变》。——译者的几本我对它们评价很高的书，后来其中的《黛依丝》和《天使的叛变》留给他很深的印象。我主要感谢他让我结识了米诺纳米诺纳(Mynona，真名Salomo Friedlaender，1871—1946)，德国讽刺文学作家。——译者的荒诞作品——一种在希特勒上台后变得不可能、今天几乎再也接触不到的文学形式，尤其是《警察之妻漂亮的罗莎》，这一体裁中一部无法超越的作品，我当时笑得几乎从椅子上跌倒，我今天也只有极其冷漠时才能重新读它。本雅明思考这些故事的哲学背影，最后对米诺纳以他的俗名扎洛莫·弗里德伦德尔发表的代表作《创造性的冷淡》给以很高的评价。弗里德伦德尔是一个正统的康德分子、严肃的逻辑学家和理论上的伦理学家，实际上他是个标准的玩世不恭者的原型或者是戴着他的面具。他自从新激情主义者时代就跟本雅明认识，本雅明经常会相当肯定地谈到他，是本雅明主要是开心地旁观的表现主义圈子里最有风格的人物之一。类似的还有现已销声匿迹、我是通过本雅明推荐才接触到的新闻记者路易丝·列维的《人葱克扎多克和春天一样新鲜的玛士撒拉》，一部没有噱头的“长篇侦探小说”，一部隐藏怀疑的玄学。本雅明对阿尔弗雷德·库宾阿尔弗雷德·库宾(Alfred Kubin，1877—1959)，奥地利版画家、小说家。代表作长篇小说《另一边》。——译者的《另一边》的高度评价完全不同，这是一部十分神秘的、由作者自己绘图的长篇小说，关于这部书有一回他几乎耳语一样对我说：“我在梦中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在耶拿时他也请我为他购买发表在巴伐利亚科学院论文集里的由威廉·顾路柏威廉·顾路柏，又译顾威廉(Wilhelm Grube，1855—1908)，德国早期著名的学术汉学家。曾经翻译过《封神演义》，撰写过《中国文学史》。——译者写的《中国皮影戏》，最不知名但最伟大的汉学成就之一，本雅明对它惊叹不已，奇怪的是却好像从没写过什么。我有时候心里想，本雅明会不会是通过这本奇妙的书结识布莱希特的，这些戏剧跟他的艺术观非常接近，包括从侍者的独白到深深植根于佛教的玄学戏剧。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11

我当时给本雅明就我所猜测的“真正的数学原理”写过很多。多拉11月12日的一封信就与此有关，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他们希望我去他们那里。

亲爱的肖勒姆先生：

我早就想给您写信，向您介绍我们情况的外在一面；可我现在才能提起笔来。(瓦尔特去听一堂关于波德莱尔的课了；我偷用他的台灯，让自己惬意一点。)内在方面，尤其是我们俩正在考虑的那个著名曲线的点的坐标，那是真实的数学原理所要介绍的，瓦尔特已经分别向您做了忠实的描述。我只能向您保证，所说曲线离得很近地从伯尔尼附近经过，在晴天时经常能短暂地望见它；这样，就更有必要通过合适的(即男人的眼睛)来帮助可怜的瓦尔特了。换成德语说就是： 您尽可能早点过来吧，不然您就会招致失望的后世的永远仇恨。生活状况，尤其是昂贵程度(大概是惟一能真正阻止您的原因)远不像您可能会想的那么糟糕。买1米而得到64厘米，这相当于1.5到2个马克的购买能力。您也不可以忘记，我们家虽然日子过得很俭朴，对您却是一个减轻负担和节约的源泉。

我们情况很好。我们惟一缺少的就是联系(在此建议将本信从头再读一遍)。但我们有一位很可爱的熟人，音乐家。另外我们期待图书。瓦尔特已经开始了他的正常工作；我的还得耐心等一等(长篇犯罪小说)。到目前为止无法享受剧院，音乐会很美。到此打住。您就尽快来吧；我们住得离火车站很近，如果您及时写信通知，我们甚至会去接您！

多多真诚的问候！

您的多拉·本雅明

耶拿的哲学让我相当恼火。我看不起奥伊肯，他看起来庄重得不真实，讲起话来也是。在听了他的一堂课之后我没有再去。相反布鲁诺·鲍赫布鲁诺·鲍赫(Bruno Bauch，1877—1942)，新康德主义者，耶拿的哲学教授，曾任《康德研究》杂志编辑，后创建德国哲学学会(DPG)。——译者是必选课，说到康德，也是我的爱好。因为在这半年里我阅读了许多有关康德的作品。鲍赫有关他的专题论著刚刚出版，书中他预告了他背离赫尔曼·柯亨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1841—1918)，犹太人，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译者，这一背离很快就激烈地表现出来了。康德的《导引》深深打动了我，我记得，我将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写成了一封长信寄给本雅明。另外，在鲍赫的私人讲座上还阅读了《判断力批判》的一部分，特别是《哲学论》的导引，它长期影响着我。后来在这一学期里了解了由一位夫人发起的在《康德研究》里对柯亨的辩论，它宣告了部分新康德分子的民族主义的、轻微但完全能看出来的反犹转向。反过来我被两位迥然不同的老师吸引住了。一位是保罗·林克，一位非正统的胡塞尔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现象学奠基人，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伽尔达默和德里达的出发点都是对胡塞尔哲学的反思。——译者的学生，它促使我研究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本雅明只在他的慕尼黑年代对它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另一位是戈特洛布·弗雷格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译者，当时除了巴赫曼和路易斯·库蒂拉路易斯·库蒂拉(Louis Couturat， 1868—1914)，法国数学家、哲学家，以利用符号逻辑研究数学的基础及对莱布尼兹的研究著名。——译者的(《数学的哲学原理》)之类的文章之外，还在读他的《算术基础》。我当时对数学逻辑兴趣浓厚，自从我在一家柏林旧书店里发现了施罗德的《逻辑代数讲义》之后。这和类似的寻找一种纯粹思维语言的尝试对我很有启发。在鲍赫的主课上我们阅读洛采赫尔曼·洛采(Hermann Lotze，1817—1881)，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价值哲学创始人。——译者的逻辑学，它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撰写了我的学期论文，反驳洛采和鲍赫，为数学逻辑辩护，鲍赫保持了沉默。我感觉明白了一种完全剔除了玄学概念语言的语言哲学的因素及其界限。我将此事告诉了本雅明，他让我将这篇论文寄给他。我当时在数学和玄学象征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要比本雅明强烈得多，他的数学天才很小，他当时迷恋玄学的语言概念，而且还持续了很长时间。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12

本雅明友谊渐进(1916—1917年)-12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弗雷格差不多跟奥伊肯一样老，也跟他一样长着白胡子，他让我喜欢的是那毫不浮华的举止，它跟奥伊肯的举止有天壤之别。但在耶拿也没有谁认真对待弗雷格。

1917年11月本雅明寄给我他夏天写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wski，1821—1881)，俄国作家，代表作有《罪与罚》、《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白痴》中塑造了一个具有所谓自我牺牲精神而被认为白痴的人物，同时描绘了被蹂躏妇女的悲剧遭遇。——译者的《白痴》的笔记副本，就像我的回信打动了他一样，这个笔记也打动了我。我给他写道，我从他对小说的理解和梅希金这个人物背后看到了他的亡友的形象。在我的20岁生日那天我收到他的一封短信，信里写道：“自从我收到您的信以来我经常心花怒放。我像是过节似的，我必须在给您的信中进行这番表白。因为告诉您的一切完全只告诉了您一人，这是必须告诉您的，而且我们会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书信集》Ⅰ，157页)这些字句和我在一部较长的日记中的记载证明了我们交往中一个感情强烈的要素，它以一种过高的方式向我们表现了出来。可能也是由于他的彻底隐居和他所说的基本内容，我感觉他的形象有种先知的特征，这体现在我当时写给我的犹太复国主义朋友圈中的同龄人的书信和我的一些记述里。1918年3月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将1912—1918年这六年里的他和我进行了比较，我认为他的中心是“学习”，不是指德语这个词，而是犹太语用法上的专门意义。我同时给他寄去了新译《圣经》里的《哀歌》，这是我在写作《论悲诉和哀歌》论文的同时翻译的。在我生日那天，瓦尔特和多拉寄来了两张还是在达豪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十分严肃，她看起来很漂亮。在耶拿时，这两张照片摆放在我的写字台上，我跟他们进行虚构的对话。12月7日多拉给我写信道，本雅明1917年11月还在写他的论文《未来哲学纲要》，回忆10月22日写给我的一封(已发表)信中的想法。原先是准备将多拉手抄的该论文的副本在12月5日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我到伯尔尼后本雅明亲手将它给了我。多拉写道：“我好多天从早到晚抄写瓦尔特的一篇文章，要在这一天给您一个快乐；可现在这位暴君不允许我将它寄出去，因为还将有后续。”可这个后续直到1918年3月才诞生。

我也想起一个奇怪的巧合。本雅明很早就向我讲过一回来自格奥尔格·海姆格奥尔格·海姆(Georg Heym，1887—1912)，德国早期表现主义代表诗人之一。——译者圈子里的数学家罗伯特·延奇，他也在表现主义者的杂志上写诗，本雅明向我形容延奇是他感觉到的惟一的完美的花花公子，后来我于1916年去参加了延奇的大学执教资格考试，想看看一个完美的花花公子是什么样的，但他穿着军官制服的形象增加了我的难度。1918年4月初，我在耶拿人民之家的阅览室里从《柏林日报》上读到了赫尔曼·柯亨和延奇的死亡仆告，延奇阵亡了。第二天我收到本雅明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询问我有没有听到他很关心的延奇的什么消息。

1918年1月14日我在魏玛的一次重新体检中被诊断为“长期不适用于战争，无法再控制”而最终被开除出了陆军。这给我提供了条件，认真考虑我那时极难做到的出国去瑞士。决定直到4月中旬才做出，这期间本雅明的一封信寄达了，告诉我他生了个儿子斯特凡。我在贺信中写了些有点狂热的东西：“你们的婚姻是在我眼前发生的最美妙的奇迹。”

我当时也跟克拉夫特成了很好的朋友，本雅明还让他将他未能带去瑞士的资料寄给我保管，这些资料只是短期保存在我这里。我读过遗失的那些笔记中的一些，其中有记载他1913年圣灵降临节同库尔特·图希勒去巴黎旅行的一篇日记，以及对1914年春天自由大学生联盟一场活动的详细记录，我觉得它充分反映了这个圈子里的气氛。

4月初林克建议我写一篇论数学逻辑的哲学基础的论文，申请做他的博士生，当时可以在六个学期之后成为哲学博士。可一个个计划都失败了，直到4月底我才靠一位县医生的证明拿到了去瑞士的护照。

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1

1918年5月4日晚上我到达伯尔尼。本雅明前来接我，我们在他当时的住房里又坐了几个小时，那房子在哈勒街上，离火车站不远。一个经常聚会，共同学习，又有干扰、矜持和冲突的漫长阶段就此开始了。我们的关系不可能像过去一年中直线发展的那样，在重新开始的私人交往中继续田园诗般的明朗。本雅明2月23日从洛迦诺写给我的信里有一段谈到我们十分真诚的关系的话，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暂时能够说一种“预先稳定的和谐，我们的生活安置在其中，依据这个基本事实进行调整”。我很快就认识到不是如此，年轻人的异想天开开始报复了。但我们信件中的平静口吻让人有理由产生这种误解，那打动我的激情跟视其理想在政治宣传中的我哥哥维尔纳的冲突，还有本雅明方面的生存麻烦，这些在我们的信中统统都没有谈到。

我来到伯尔尼几个礼拜之后，我们的关系首次出现了麻烦，这种麻烦一年之内经常发生。各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对这段时间寄托了太高的期望。我期待他的是某种先知性的东西，一个不仅精神上、道德上也绝对突出的形象。事实很快表明，在我的入伍经历和随后我们之间的通信之后，瓦尔特和多拉对我的希望很高，希望我理解他的世界，而我无法不加批判地，我几乎可以说是，不分是非黑白地满足它们。更主要的是，这些紧张的原因不像后来被本雅明称作“激烈争吵”回忆有关他在一场思想斗争中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谈话和书信，而在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同。这体现在生活方式的实际问题和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态度(金钱问题、跟父母的态度和与人交往等)。多次出现失控的场面，没有多拉好心的斡旋很容易灾难性地结束。我陷进的冲突是一种道德上的冲突。本雅明的思想对我有一种光芒四射的道德灵光，只要我能理解地置身于它们，它们就有一种独特的道德，它是跟他们一目了然地处于其思维遁点的宗教氛围的关系分不开的。相反，在本雅明跟日常生活的关系中却存在一种极其反道德的因素，我无法习惯，虽然他因为看不起资产阶级而为之辩护。多拉和他在这种事情上的一些思考引起了我的抗议，因此多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有时十分突然，争吵中我俩发生冲突，因为我们做出了不同的道德决定。他周围有某种纯粹和绝对的东西，一种对宗教的献身，像一位犹太教经师，他漂泊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寻找他的“经书”。当我在密切交往中不得不认识到它的极限时，这对我是一种危机。他的生活没有他的思想所体现的那种高度纯洁。我太年轻，我经常告诫自己，说到底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无法摆脱外界形势的纠缠，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因为我们在那些年的迷惘中试图为我们保留一个它们钻不进的领域，可这无济于事。我渐渐明白，本雅明和多拉虽然承认在宗教领域内上帝的启示是最高级的，可我认为接受十诫为道德世界的绝对价值同样重要，但这不适用于他们： 凡涉及他们跟他们的生活环境的具体关系时，他们就辩证地分析它们。这首先表现在我们就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父母从经济上充分利用到什么地步的问题进行的一次长谈中。本雅明对资产阶级世界的立场是一种激怒我的肆无忌惮，具有虚无主义的特点。他只承认他在他周围建立起的生活范围和宗教世界里存在道德标准。他俩都指责我天真，说我听任我的姿态的控制。我被一种“恼人的健康”所伤害，不是我拥有这种健康，而是这种健康控制我。本雅明解释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自己的义务，而不必遵守我们所摒弃的社会规则。我对责任感的理解，比如对待我们的父母的要求，遭到完全的拒绝。让我很吃惊的是，他讲话中经常有很浓的尼采成分。尽管如此，很奇怪，这些争执虽然有时非常激烈，经常结束于本雅明的特别诚恳。有一回在这么一场暴风雨之后，它结束时双方都惊呆了，本雅明陪我往外走，他紧紧攥住我的手很久，深情地凝望着我。这是一种在热烈交锋中走得太远的感觉吗？这是那种不想失去这段时间在精神和空间上离他最近的多拉之外的惟一一个人的愿望吗？

在这里我想说，本雅明实际上绝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这是跟他的根深蒂固的弥赛亚犹太期望中的复国救主。——译者信仰分不开的。肯定，他对资产阶级社会抱以不小的玩世不恭，可这甚至都让他难过。在这个范围之外他根本不这样。凡涉及重要对象的地方，在宗教、哲学和文化里，在本雅明身上根本谈不上玩世不恭。他的无政府主义跟玩世不恭毫无关系，在我们交往最密切的那几年里，他所认为的“精神秩序”是一种完全排斥这种东西的概念。但在他身上还是不缺对那些将玩世不恭和严肃智慧结合在一起的极其可信的观点的钦佩。这一点我首先是从三个例子上在他身上观察到了： 他对福楼拜的《布法与白居谢》的欣赏，在这里更多是跟他对资产阶级虚伪的蔑视分不开?，特别是他对马诺纳，也许还有对费迪南德·哈德科普夫费迪南德·哈德科普夫(Ferdinand Hardekopf，1876—1954)，德国新闻记者、作家、诗人和翻译家。——译者的欣赏。他欣赏米诺纳我很容易理解，但对哈德科普夫我缺少必要的感受能力。

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2

当瓦尔特和多拉之间天气晴好时——在到达后不久，我就等在隔壁房间里，不情愿地成了喧哗场面的目击证人——他们彼此交往时就极其温柔，当着我的面也毫不掩饰地温情脉脉。有许多我不理解的来自私密语言的词汇，亲昵词之类的。突然受到喜欢的是厄库尔(Ekul)这个词，跟厌恶(Ekel)相反，它是最褒义地使用的。在多拉的嘴里瓦尔特叫做“亲爱的厄库尔”，而我在1918年夏天一直发展到了“心地善良的厄库尔”。多拉这段时间胸脯丰满，有点胖，充满激情，容易发怒，歇斯底里，但也和蔼可亲、妩媚迷人。在跟他们进行许多谈话中很少谈及色情或性欲的事情。在瑞士这几年这很引人注目，因为多拉根本不回避这种话题，多次将话头引到这方面，而本雅明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顽强地捍卫那个奇怪的论点，在别人面前也一样： 没有不幸的爱情，这个观点遭到了他自己的生平的坚决驳斥。

至少从1915年到1927年的这些年里，精神领域对本雅明具有绝对不容怀疑的中心意义。其中心是“Lehre德语单词，学说、理论、教义的意思。——译者”这个概念，他认为它虽然包括哲学范围，但完全是先验的。在他的早期文字里，他一再地回到这个概念上，他按照希伯来语《妥拉》的原意将它理解为“传授”(Unterweisung)，不光是传授人类在世界上的真正状况和道路，也传授事物的因果关系及其对神灵的接受。它跟他的越来越浓的玄学色彩对传统的理解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许多谈话要多于从他的文字记载所能看出的，都围绕着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对于他来说，宗教不只是神学，就如汉娜·阿伦特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890—1975)，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代表作有《人类的状况》、《极权主义的起源》等。——译者所限指的他晚年的那几年，代表了最高的秩序。(“秩序”或“精神秩序”这个词在这些年是被他使用得最多的新创词汇，在阐述他自己的思维时多由它代替“范畴”。)在这些年的谈话中，他不怕直言不讳地谈论上帝。由于我俩都相信上帝，我们从没有讨论过他的“存在”。从他最早的哲学笔记起，青年运动高潮时的书信，直到他所计划的申请大学执教资格的首篇语言哲学论文的笔记， 在他眼里上帝是真正的。我知道一封写给卡拉·塞利格森的谈论此事的信，写于1914年6月，尚未公开。在所提到的笔记中，上帝也是一种象征理论无法企及的中心，它本应让他脱离一切具体的东西，但也脱离所有象征的东西的。在瑞士时他大多数时候是将哲学当作精神秩序的教义来谈，他当时写下的定义一直延伸到宗教里：“哲学是绝对的经验，在系统象征的关系里降低为语言。”因而是“Lehre”的一部分。虽然他跟神学领域保持着深厚和生动的联系，他后来离开了直接的宗教说法，这并不矛盾。

在我来瑞士之前，除了施蒂弗特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奥地利小说家。——译者和法朗士，他已经通读了哈纳克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德国教会史家和神学家，自由主义新教神学的主要代表，基督教思想史上最推崇以历史批判法为主的“科学神学”、并将它运用得最淋漓尽致的神学家之一。——译者的厚厚三册《教义史》，它们没有持续有利地影响到他对基督教神学的想法，特别是导致他坚决反感天主教，至少像跟我的许多谈话一样影响了他倾向于犹太世界，尽管这个世界也是很抽象的。

在我到达几天之后，两人带我去观看在一座小会堂里举行的布索尼布索尼(Busoni，1866—1924)，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译者音乐会，他演奏了德彪西德彪西(Debussy，1862—1918)，法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在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印象主义”的音乐风格，对欧美各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者的作品。那是一场伯尔尼概念上的“社交”活动，是我惟一一次在这种场合看到他们，两人穿着都很高档，冲着各个方向鞠躬。多拉的父亲将他推荐给了他的好友萨缪尔·辛格，伯尔尼中古高地德语的正教授，他们不时地跟几名教授被邀请去那里。在我正式注册之前，夏季学期刚开始，我就跟本雅明一起去听一些讲座。我们听赫伯茨的《批判现实主义引论》，本雅明称它的实际内容是不切实际。这门课，还有保罗·哈伯林上的一门课和哈利·梅恩的小说学课都很枯燥，本雅明认为梅恩的课是“用错误掩盖俗气”。但是，由于他想获得哲学、心理学和文学史的博士学位需要这两门课，而且也必须参加讲座，他请我至少陪他去听课。出于无聊我们经常玩根据字母表的一个字母来排著名男性的游戏。本雅明当然在哈伯林的课上阅读弗洛伊德，他当时对他的性欲学说写了一篇翔实的论文，对它持拒绝态度。因为这门课他也?了施雷贝尔的《一个精神病人的回忆录》，它也比弗洛伊德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更让他喜欢。他也让我阅读施雷贝尔的书，他的叙述令人难忘、浅显易懂。本雅明从书中的一个主要段落为我们的游戏取名“草草造就的男性”。施雷贝尔在它的妄想狂巅峰时，有一段时间曾经相信这个世界被敌视他的“光芒”破坏了，这是对精神病院里显然存在医生、病人和员工的驳斥的回答。在赫伯茨的课上我们读亚里士多德的玄学。本雅明是无可争议的爱好者，就像他所说的，摘取了“科目桂冠”。赫伯茨讲话用的是一个哲学吹鼓手的口吻，对本雅明十分尊重，就像对待一位年轻同事一样。他毫不妒忌地欣赏本雅明的才华，这可是跟他自己当时还相当市侩的思维反差很大的，表明他的品格极其高贵，他后来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多次证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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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3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有些礼拜我们天天在一起，有些礼拜至少相聚三次。鉴于城里的住房情况，我到后不久本雅明和多拉就建议我搬到一个叫穆利的小村庄住，它位于从基尔兴费尔德桥前往图恩的途中，走路要走半小时左右，他们准备在那里租座房子。于是我们在城外一直住到八月初；我的房间跟他们的只相距两分钟，因此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多。我到后一礼拜他就提议一起研究一本哲学著作。由于他当时特别热衷于康德，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取得一致，选中了马尔堡学派的基础作品、柯亨的《康德的经验理论》，后来我们花了许多小时对它进行分析讨论。由于我们就像本雅明在我们首次交谈时就说过的，要创办“我们自己的研究院”，因为在大学里能学到的东西太少了，就半认真半玩笑地成立了“穆利大学”及其“机构”，一座图书室和一座研究院。关于这所大学的课程表、学院章程和新进图书的虚构目录，本雅明有过妙趣横生的谈话，我们的狂妄和对高等教育活动的嘲讽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排放阀。本雅明以校长的名义签字，多次书面和口头地向我汇报我们的幻想大学的最新进展，而我被称作“宗教哲学院的校役”，有时也叫做教工。

头几天我相当勤奋和热烈，我到后两天他们设宴为我接风洗尘，席间本雅明告诉我，他考试通过后准备学习希伯来语。谈话内容主要是犹太教、哲学和文学；朗读诗歌，游戏，也单独跟多拉交谈，还有她给我讲她的和我认识他们之前的本雅明的生活。多拉经常很早上床睡觉，然后我们就单独继续往下谈。5月10日他在告别时交给我他于1913—1914年写作的未完成的《青年玄学》的手稿，我将它抄了下来。

一开始我们就谈了很多他的《未来哲学纲要》。他这里谈到所指的经验概念的范围，认为它包括人类跟世界的精神和心理的联系，延伸到认识尚未进入的领域。当我将话头一转，说照此说来，占卜的方法就可以合法地包括进经验的概念了，他以一种极端的说法回答道：“一种不能包括和解释无聊预言的哲学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这种预言也许跟犹太教里一样是无耻的，但必须能从事物的联系中认识它。事实上他后来的有关神秘经验的笔记也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虽然更隐晦。从这些角度来看——绝不是一种所谓的毒瘾，他根本没有这种瘾，这是最近才捏造于他的——他一度对吸毒体验很感兴趣就可以得到解释了。还在瑞士时他就这么说过，后来，在讨论上文所说的将人类经验扩展到幻觉的论文时，我在他的桌上看到了波德莱尔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代表作为《恶之花》。——译者的《人造乐园》，它还部分包括着某种用幻象这样的词无法覆盖的东西。关于康德，他说他“解释了卑劣的经验”。

柯亨的作品令我们大失所望，这个论点作用不小。柯亨在柏林工作时我俩还分别去听过他的课和个别讲座，对柯亨其人满怀尊敬和敬畏，阅读时怀着很大的期望，准备进行批判性分析。可柯亨的演绎和诠释让我们感觉很成问题，我们很严格地逐一驳倒它们。我还保存有我在几次这种时辰之后写下的对康德在“先验美学”里的三段论法的批判，证明其不可靠的记录。本雅明表明了对理性主义者立场的看法，柯亨是个理性主义者。“在理性主义者看来，不仅文章具有绝对的威严，如《圣经》(本雅明认为荷尔德林也是)能进行多层次的诠释，而且一切物体都会被理性主义者绝对化，可以被强奸性地评论，如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在康德批判中本雅明也发现了现象学家们依据休谟戴维·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其思想对西方的近、现代理论产生过很大影响。他的怀疑论促使康德开创了德国哲学革命。——译者进行的辩护。本雅明丝毫不理解我们阅读时有时遇到的理性主义实证论，因为他寻找“绝对经验”。我们对柯亨的康德诠释的抱怨最终变得如此严厉，我们在八月份暑假开始后就没有再继续读下去，七月里我们还每天阅读两小时的。本雅明埋怨他的解释的“先验性紊乱”。“这样我马上就会变成基督教徒了。”我们对这本康德著作和我刚读到一半的柯亨自己的《纯粹认识的逻辑》的差别十分吃惊，虽然两部作品似乎有着密切的联系。本雅明认为书中的一些句子是“最小的厚书的不良杰作”，他称这本书是“一个哲学的马蜂窝”。

这段时间里他对晚年的尼采谈得也很多。我来前不久他刚读过C·伯努利的《尼采和奥弗贝克》，他称之为最精彩的科学的报告文学，它显然启发他对尼采做出了一些思考。他认为尼采是19世纪惟一也看到历史经验的人，那个时候的人们只“体验”自然，就连布克哈德也回避历史伦理。他的伦理不是历史的伦理，而是历史观的伦理，是人文主义的伦理。他的关于哲学的看法当时有明显的体系化倾向。我到后不久就记道：“他扬帆全速驶进体系。”有时候他干脆将体系(System)和学说(Lehre)等同。他对神话世界的研究一如既往地属于这个范围，还有跟他对巴赫奥芬的研究分不开的他对宇宙学和人类史前世界的猜测。我经常告诉他我对犹太教的想法和它跟神话的斗争，过去的八个月里我就此想了很多，尤其是在六月中旬和八月中旬我们经常谈论这些话题。我们当时的相互影响可能特别强烈。他给我读了一篇有关梦和预见的较长的笔记，他在其中也试图讲清统治神话前的幽灵世界的法则。他区分成幽灵的和魔鬼的两个历史时代，它们先于上帝启示的时代——我建议最好是称之为弥赛亚时代。神话的真正内容是跟其时代已经结束的幽灵论战的巨大革命。早在那时候他就在考虑，感觉是一种对平面造型的阅读，是古代人对他周围的世界，特别是天空的接受。这里有他多年后在他的《相似性学说》笔记中发表的观点的胚胎。他声称，星相图是天空的平面造型，是阅读、文字的开始，这种文字跟神话年代的形成是相契合的。对于神话世界而言，星相图就是后来的《圣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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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4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同时，就像梦的世界本身一样，梦和醒之间的状态的丰富多彩也让他着迷。他曾经向我解释过一回他以为发现了的释梦方法，可是，当我重新阅读我所做的记录时，我没有听懂。就我所知，虽然他后来对释梦至少隐隐地克制着，他还经常向我讲起梦，爱讲释梦的话题。我记不得他反驳过我对弗洛伊德的《释梦》的大失所望，几年后还在信中跟他谈过该书。在穆利他谈到1916年春天在希斯豪普特做的一场梦，是在他最喜欢的阿姨弗里德丽克·约瑟芬去世前三天，她自尽了。那个梦让他很不安，他白白地花了数小时之久寻找它的意义。“我躺在一张床上，里面还有一个人和我的阿姨，可他们不干涉。过路的人们从一扇窗户往里张望。”他后来才明白，这是她的死亡的象征性预告。我不确定他有没有讲过，从窗户看的人中有一个是她的阿姨本人，这对他的解释富有启发性。另一回，在一次开玩笑的关于受福楼拜启发计划写作的《废话百科全书》的热烈倾谈之后，他说他昨夜做梦了：“有二十个人，他们必须按照规定的话题，每两人一组，设想一个跟话题相对应的情境。服装变魔术似地按意图变出来。谁先干完他的活儿，就命令他的同伴。谁将这个话题表现得最好，谁就得奖。”他本来是应该凭“拒绝”话题得奖的。他是一个穿着蓝色服装的又矮又胖的中国人，他的纠缠不休的合作伙伴想向他要什么东西，从他的背上往上爬。可另一对也做得同样的好，于是奖给了另一个话题“妒忌”。“我是女人，伸展四肢躺在地上，那个男人拥抱我，我从下向上妒忌地望着他，远远地伸出舌头。”

本雅明也拿我们这一代的哲学风格跟康德的哲学风格进行比较，他一反流行的看法，认为康德的风格高雅，并引克莱斯特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戏剧家、小说家。——译者为据。当然，我预料他会引用康德的小文章或《判断力的批判》中的章节为证，可他给我朗读了康德写给科泽加滕的一封信，紧接着又提高声调、慢吞吞地朗读了收在《康德通信集》中的塞缪尔·科伦布希写给康德的两封信，科伦布希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抗议“纯粹理智界限内的宗教”(“对不起，康德不指望上帝干什么好事”)。说完他良久无语，只是瞪大眼睛盯着我，好像他是想告诉我，这篇文章可以跟《圣经》里的文章相提并论似的。然后他从歌德泽尔特的通信中朗读了三封，其中有歌德谈他儿子死亡的那封。这些信，特别是科伦布希的话，连续几年都在他的谈话中出现，属于引发他创作《德意志人》文集的信件。我们连续就歌德交谈过很多，它们更像是独白，最多是被提问打断了本雅明的独白，因为我当时读过的歌德作品很少。也谈了歌德的“建立在掩饰基础上的自传式生活”。当他说到他从自己的经历在歌德的婚姻里看到了他的真相时，他不由自主地谈到他的初次订婚，跟格蕾特·拉特的订婚。他认为这两种关系中有种相似性，我再也记不起它们的理由了。他对歌德毫无成见的看法早在瑞士时期对耶稣会会士鲍姆加特纳亚历山大·鲍姆加特纳(Alexander Baumgartner，1841—1910)，瑞士文学史家，著有《歌德的生平和作品》。——译者撰写的三册歌德传记的半讽刺性的高度评价中就体现出来了。他对这个因仇恨而敏锐的小册子的“揭露”赞不绝口，“一名真正的耶稣会会士谈论歌德——值得读读”。或者“如果要我在鲍姆加特纳和贡多尔夫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1880—1931)，德国作家，格奥尔格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歌德》(1916年)一书。——译者之间做选择的话，这将很容易”。鲍姆加特纳的分析他当然根本无所谓；他感兴趣的是这本书的侦探式的和审讯官式的特点，书中将歌德作为一个将被引渡的犯人来描写。我当时深受让·保尔让·保尔(Jean Paul，1763—1825)，德国作家。——译者的影响，本雅明说他是惟一能在德国坚持下来而没有遭受指责的伟大作家，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氛围内。反过来却指责了席勒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德国剧作家、诗人，青年时为狂飙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代表作有： 《强盗》、《阴谋与爱情》等。——译者，没有“比席勒的历史清白更大的欺骗了”。席勒跟荷尔德林相比的失败就跟这些情况和席勒的“魔鬼样的品德”有关。另一回本雅明朗读伦茨雅各布·米夏埃尔·赖因霍尔德·伦茨(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1751—1792)，德国作家。代表作有： 《家庭教师》和《士兵们》。——译者献给康德的一首诗：“一场真正的欢呼： 它经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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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最初的几个礼拜里还进行过许多长时间的交谈，有时一直畅谈到半夜，还阅读路德维希·施特劳斯以抄本形式寄给本雅明和我的一部新伦理学草稿，我们对它进行了逐条批判。他经常朗读自己的诗作，尤其是读弗里茨·海因勒、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德国文艺评论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译者和柏拉图的，他说他感觉自己跟柏拉图很接近。我们跟海涅没有关系，希特勒上台前我们这一代的不少犹太人都是这样的，我记不得何时跟他谈过海涅的诗。本雅明在准备他的有关早期浪漫派艺术批评概念的毕业论文时读过海涅的《浪漫派》，对此持轻视的态度。当我1916年首次听说卡尔·克劳斯卡尔·克劳斯(Karl Klaus，1874—1936)，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德语作家和语言大师之一。——译者后，我读了他的《海涅和影响》，本雅明还没有读过。他当时在研究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的散文作品，它从一开始就将他吸引住了，这也体现在他的写作中，在研究施莱格尔的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费希特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译者。他将费希特、克尔恺郭尔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基督教思想家，存在主义的先驱。——译者和弗洛伊德算作“苏格拉底的人”。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在1936年1月给我们共同的朋友基蒂·施泰因斯奈德尔写道，在费希特身上“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变成了傀儡，纳粹的骷髅蛾后来从中钻了出来”。

本雅明在交谈中常发表对格奥尔格和围绕在格奥尔格周围的“圈子”(对后者持有很大的保留或敌意)的看法，但他却很少谈论里尔克的创作，这跟他在青年运动时期对里尔克的高度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当时的一些朋友也向我讲过他对里尔克的高度评价(而我当时还一无所知)。1918年5月我们进行了一次详谈，他试图丝毫不带敌意地定义他的创作范围。我记不起详细内容了，只记得一点。我的朋友埃里希·布劳尔，他早一学期在弗赖堡大学开始上大学，写信告诉我传统考古学家恩斯特·布肖尔的一堂讲座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布肖尔在那里讲到了收藏在那不勒斯博物馆里的远古的阿波罗断臂像，讲座结束时引用了里尔克的同名诗歌，迸出了泪水——这在一场考古学讲座上可不多见。我将这件事讲给本雅明听了，他说，那首诗确实很出色。几年后他给我寄来了他回复弗朗茨·布赖在《文学世界》上发表的寄给死去的里尔克的恶意悼词的副件，不知何故他当时没有将它发表，那篇悼词曾经惹得本雅明火冒三丈。这表明他对里尔克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仍说《新诗集》里的那首十四行诗是令人难忘的诗篇之一。当我在一封信中写到三篇文章(《圣经》中大卫对约纳坦的悲叹、里尔克和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埃尔泽·拉斯克许勒(Else LaskerSchueler，1869—1945)，德国女诗人、小说家。——译者描写同一题材的两首诗)里的悲歌时，他回信说里尔克的那首诗很差劲。在一次有关悲歌的谈话中——因为学习希伯来语，我当时在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他告诉我，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里有首优美的悲歌。我找来这本书，这里的悲歌是《约伯记》第三十节，虽是引用的，但未注明出处！虽然本雅明后来极其严厉地批评里尔克是“青年风格的全部弱点”的宗师，但他从没做过那种后来大受欢迎的“社会批判的”蠢事，在一首关于圣弗朗茨的诗里嘲笑里尔克的一首名诗是对贫穷的故作风雅和反动的赞美。

文学上的表现主义是在战争前的那几年诞生于一个本雅明本人接触很多的圈子里，作为一个流派，本雅明跟它的关系向来不好。但他对某些阶段的康定斯基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俄国抽象派艺术家。——译者、马尔克弗朗茨·马尔克(Franz Marc，1880—1916)，德国画家。作品有： 《蓝马》等。——译者、夏加尔夏加尔(Chagall，1887—1985)，俄国超现实主义画家。——译者和保罗·克勒保罗·克勒(Paul Klee，1879—1940)，瑞士画家。——译者的表现主义绘画深表欣赏。还在耶拿时我就为他买到了康定斯基的《艺术宗教论》，显然，它吸引他的正是包含其中的理论的玄学部分。可他对这种口号根本没有什么感觉，很少遵守什么流派，而只遵守特殊现象。卡西米尔·埃德施米特卡西米尔·埃德施米特(Kasimir Edschmid，1890—1966)，德国小说家、诗人。——译者这个名字，当时众口交誉，被赞为表现主义作品的伟人之一，在他眼里只是一个高档的无足轻重的象征，跟他爱使用的弗里达·尚茨这个名字属于嘲讽的同一层次。当然，他认为格奥尔格·海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流利地向我背诵《永恒的日子》里的诗?，这在他可是某种很不寻常的事情。这样，弗里茨·海因勒的诗作对他一定还含有伟大的因素，使他被区别于大多数表现主义，这个谜至今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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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他也开始收藏儿童图书，1918年7月，他在一封发表过的写给恩斯特·舍恩的信中描述过，它是通过多拉对这方面的激情才形成的。多拉也酷爱传说和童话图书，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过生日时互赠绘图儿童图书，尤其是寻找精装本，这个习惯两人至少保持到1923年。比如他向我展示过吕瑟的东西，满脸的兴奋，发现的快乐跟艺术家的成就交织在一起。他喜欢在多拉和我面前就这类图书做小小的报告，特别是夸奖文中出现的意想不到的联想。1918年6月，我们在伯尔尼一个旧书商那里发现了贝尔图赫——来自魏玛圈子——的儿童画册第一册，他后来又买到了他的好几本，这形成他的可爱爱好的一个特别的焦点。当时，虽然我们没有意识到，在他对一页页进行评论时，就已经燃起了他对寓意的敏锐感觉。这些图书里联想丰富的图画就像后来的丢勒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uerer，1471—1528)，文艺复兴时德国最伟大的画家和版画家之一。——译者的《忧郁症Ⅰ》和16、17世纪的寓言图书一样吸引住了他。

他对联想的幻想世界的爱好，也跟他随他儿子斯特凡的幼年苏醒过来的深入参与和迷恋儿童世界是分不开的，从他对精神病人文学的浓厚兴趣也可以看出来。早在伯尔尼时他就有几本这种来源的作品，它们吸引他的主要是艺术作品的结构因素，今天我们会说，是他们的世界系统的结构因素，和经常分不开的幻想排名表上不再像孩子们身上是流动的、而是硬化得极其严重的分配。而他的兴趣不在病态心理方面，而在于玄学内容。我经常听到他谈论这些，从没有跟精神分析的技术联系到一起过，他曾经研究过弗洛伊德及其最早的学生们的一些文章，他至少应该是知道这种技术的。上文提到过的他跟绘画的关系——它也延伸到了詹姆斯·恩索尔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1860—1949)，比利时画家，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译者身上，早在被超现实主义者们发现他之前——恐怕也属于这里。他喜欢参观画展，他的很强的艺术理解力更多是在画展上培养出来的，而不是从复制品中。还在巴黎时他就赞不绝口地带我去制作魔术的小陈列室，也去杜莎夫人蜡像馆，那里出乎意料的组合同样唤起了他的美学联想的兴奋。

我们几乎从没谈到过我所感兴趣的美学原理，我只记得两个例外： 他终生相信阿洛伊斯·里格尔阿洛伊斯·里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主要代表，现代西方艺术史的奠基人之一。——译者的《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作品的意义和他对让·保罗的《美学预备学校》的偏爱，他在研究浪漫派时阅读过它们。我特别记得让·保罗的一句话，本雅明喜欢将它作为诙谐的忧虑来引用。他讲早期浪漫主义者是“一个现已半没落的流派，而这个流派最重要的作品却从短期的不朽中幸存了下来，特别是施莱格尔的。”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不少时间是在古老的伯尔尼散步，但大多数时间是在他的大工作室里，他渐渐将他的大部分藏书搜集到了那里。有时我们也进行规模较大的漫游，如1918年5月底从图恩前往因特拉肯的一次夜游。我们默默地走着，当我们开始讲话时，本雅明很快就停下来，因为他在谈话时很喜欢这样。然后又继续前行，谈些或多或少无关紧要的事情，沉默，又重新谈到“本质”。当时我首次注意到本雅明身上才开始形成、后来发展得越来越明显的沮丧特征，他的多愁善感的本性。(我从没发现他有过躁狂症。)同时我开始发觉多拉行为中的歇斯底里因素，它们有时候在最不起眼的原因下就会突然爆发。这种十分紧张的经历常让我无比震惊，不知所措。我感觉自己像个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情的人。

在双方的失望和上文讲过的冲突的背后，也有我们对相互的期望的深深痛苦和失望。它有时以婴儿斯特凡和我交流的信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斯特凡的信是多拉代写的，瓦尔特并非不知情，或许他还帮着写了。6月20日在我到达后六个礼拜，斯特凡给我来信，信中谈到一封就我所知我根本没写过的信： 亲爱的格哈德叔叔：

我在此寄给你一张这期间比较好的我的照片。我非常感谢你的信，有很多话要说，因此我写信给你。如果我去看你，你又会对我滔滔不绝，让我插不上话。好吧，首先我必须对你说，你应该是知道的： 我不再回忆。因为如果我能回忆，我肯定不会在这里，这里好讨厌，被你造成了这许多坏天气，我早就会去了我所来的地方。因此我也无法阅读你的信的结尾。另一封是我母亲给我读的。另外，我的父母很奇怪，这以后再谈。

昨天在城里时我想起点东西。等我长大了，我要去你身边学习。你现在就必须开始考虑了，最好现在就写一本小书，统统记下来。

现在我?要给你讲一些我父母的事情，先不讲我母亲，因为她毕竟是我母亲。但关于我父亲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你写的东西不对，亲爱的格哈德叔叔，我相信，实际上你对我爸爸了解很少，也只有很少的人对他有些了解。当我还在天国时你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当时我们大家都想你知道，可你也许根本不知道。我想很少有这样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那就必须好好地对他，其他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你一直还在想，亲爱的格哈德叔叔一个人得做好多事。也许当我是一个男子汉时我也这么想，现在我更多的是像我妈妈一样地想，这并不是说想得少；我觉得做许多事情和对一切十分激动远远不及这一点重要，不管天气是冷是热。

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7

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7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但我不想冒失，因为你什么都比我清楚： 这也是全部的不幸。

斯特凡多多地问候你。我开始回答道：

亲爱的斯特凡：

我谢谢你的照片。可是，当你上次来我这里，我给你讲猫和三个四分之一犹太人的故事时，你为什么没有将它给我呢？你看，你父亲是个滑稽的人。斯特凡！向他学习批判。他说，摄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学过这句话——他声称，这不适合一个正派的人，但你已经多次告诉过他你的意见，是不是？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你不想听他的。不过乖，他并不是那么认真的，会反驳你——他很聪明——自我辩护说，你还是个孩子。可这不是真的。你不是在天国比他多呆了25年吗？你不是在那里学习《妥拉》比他早了25年吗？(真的，斯特凡，我得坦率地对你说： 你又统统忘光了。)可怎么办呢，在天上时妥拉就抱怨爱你的母亲多拉胜过爱她。可我们有希望教会他的，对不对？

亲爱的斯特凡，你现在可不能以为，因为我有了你的照片，你就不必来看望我。照片的事可不是这样的，正如我们在《塔木德》里学到的。你知道，正是那一次，当你父亲和你母亲在天国吵架时，他不想再学妥拉，想在一个角落里坐在米歇尔的身旁，说他进了基督的天国，这事早就让他腻烦了，基督的爱要比多拉的持久。(当然他事后否认了！)一张照片，一面神秘的镜子，如果我给它讲故事，你就什么也听不到。

亲爱的斯特凡： 我们俩知道情况。让我们就继续这么做，装着我们还什么也不懂一样。我俩是家庭中最小的，必须一起反抗只会压迫我们的年长者。他们吸空我们，斯特凡！我们不会同意。您还记得那回在日耳曼人奈肯尼乌那里，他后来在生活中总是什么都倒过来阅读，因此炮制出这种废话，说他在天国如何对着父亲喊叫，甚至在基督的天国也造成这种基督之子不想跟父亲有何关系的印象。这太过分了……(在此我中断了计划的信，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致斯特凡》，这首诗我没了。)

当时我写了不少这样的诗，其中也有一首是给本雅明的生日的，附在我送他的两本书里。我给他讲过很多阿格农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1888—1970)，以色列小说家，1966年成为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译者的作品，我是在本雅明结婚前的那几个月里在柏林认识他的。但是，只要阿格农的作品一直没有译成德语，就很难让一个不懂希伯来语的人理解这个杰出的人和他的作品。1918年春天《犹太人》刊物发表了马克斯·施特劳斯对《妥拉写作者的故事》的精彩翻译，在柏林我曾经听到阿格农朗读希伯来语手稿，那次经历让我终生难忘，我至今还认为这几页是希伯来语文学的一个巅峰。我在六月的一个礼拜五晚上给瓦尔特和多拉朗读了这篇译文。他很受感动，我们就此谈了很长时间，他认为前四分之三是他所听过的最伟大的作品，但对虚构的结果提出了强烈的异议。阿格农不可以用虚构来做结尾的，因为虚构再也超不过前面的真实。“如果这个故事的结尾也十分完美，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要有《圣经》了，我们也就不需要《圣经》了。”我将阿格农的故事专门请人装订好了送给他。原先我计划送给他《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95论》的，那是我之前的几个礼拜亲自写的，但我最后不满意，就没有送给他。但我为他带来了替穆利大学的学生写的《哲学基础》的第一稿，“根据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修改过的第二稿版本”，我在1927年的一次私人出版时题献给他了。本雅明不仅是个伟大的玄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藏书家。他那几年谈到装订、纸张和文字时的兴奋样子经常让我厌烦，比如说在这种生日庆典的时候。虽然我今天很难回想当时的印象——我认为其中有一种颓废。我当时写道：“在那种意义上虽然(本雅明的)生命是如此伟大，但是我身边惟一的玄学生命身上却有着程度可怕的颓废因素。有一种难以确定界限的生活方式，它超过了颓废，可惜瓦尔特肯定是这样。我否认，这样注重图书的装订和纸张是玄学的合法的认识。瓦尔特也有许多不合法的认识，要改变他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只能设法在个人接触中不让这个领域进入我的地盘。”不久前我还写道：“最近这段时间我跟瓦尔特又相处得很好，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找到了那个地方，从那里我可以在我的内心深处默默地反对他。这样一切都好；说到底，那种表现只不过是这么一种情况： 他看到了一个不适合他看的我的状态范围。他自己暴露这些事情也不是反对我，我们的共同处恰恰在于，每人都一言不发地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沉默。”

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8

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8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收藏本书 字号 -+

他过完生日不久我就收到了阿格农的第一本书《但愿斜坡变平原》的德文译本，我后来将它借给了本雅明，让他去因特拉肯的伯尼根休假时阅读。他写道：“我读完了阿格农，只能说我很喜欢这本书。我觉得它无可指摘，十分优美。您必须允许我对它讲点好话，或者我最多将它再读一遍。”从那时起，他对阿格农的兴趣就没有中断过。我后来从阿格农的手稿中翻译了部分短篇故事在《犹太人》上发表，让他特别兴奋。他也很关心阿格农的生活和我跟他有关的一切。本雅明对犹太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更别说东部犹太人的现实和文学了。因此他有一回借着我当时读过的特奥多尔·莱辛特奥多尔·莱辛(Theodor Lessing，1872—1933)，德国康德学派哲学家。——译者的《行为哲学》的由头在一张明信片上问我，一个犹太人怎么可能叫莱辛的。他对犹太历史的细节一点不了解，在穆利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的谈话经常涉及到犹太神学和犹太伦理的基本概念，但几乎没有谈到过具体内容和情况。这些谈话主要以辩论启示、救赎、公正、司法、敬神与和解为主，在他的许多笔记和作品中都有记载，虽然变了样。

有一回我们三人一起长谈十诫和《妥拉》戒规的意义，多拉问可不可以打破那些戒规。我朗读了将公正作为“延期行为”来诠释的笔记，得到了本雅明的热烈反应。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宗教态度却又不接受正统派犹太教中最大的群体，自视为惟一真正的犹太教。——译者的生活方式，这一步我经常在考虑，一直拒绝它，越来越坚决。我解释说，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认为这跟将一个错得厉害、早期氛围的《妥拉》具体化有关，它体现在由此产生的念头的荒谬上，它们在这种错误的关系中也是必要的。这个说法有点不对头，秩序相互碰撞。我必须维持远古的悬疑，直到后来我的历史观才发生变化，这个问题不复存在了，因为我对可以谈论启示意义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当时喀巴拉教派在其中还几乎不起作用，虽然我开始时不时地对此做些思考。

之前我们在六月里就我写的“公开信”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是对西格弗利德·伯恩费尔德邀请本雅明参与合办由他在维也纳出版的犹太复国主义月刊《耶路巴力《耶路巴力》（Jerrubbaal），意为“让巴力与他争论”，以色列第五个士师，参见圣经《士师记》——译者。》的回应和跟犹太青年运动的“告别”，犹太青年运动缺少激进主义，这一点让我很生气。伯恩费尔德是本雅明在《开端》时代和激进的教学改革时代的老熟人，后来改信了犹太复国主义。一开始我们考虑在这么一封信上一起署名，但本雅明放弃了这个主意。我们对我后来独自写下也发表了的那篇文章讨论了很久。本雅明说：“这种事情取决于他那玄学的幽默诙谐的话，将听众争取到他那一边。”可我的信做不到这样，我在信中大声要求沉默。“在沉默的计划里沉默本身不可以出现，写这种东西是为了解脱自己，但不将它付印。”他同意我的意图，但要避免亵渎。

本雅明客居瑞士(1918—1919年)-9

7月22日又跟多拉吵了一架，那之后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要将这事“追本溯源”。不久后我又收到了斯特凡的一封信。

亲爱的格哈德叔叔：

在这么久之后你想不到还会收到我的信，因此我给你写信。我现在情况很好，妈妈的时间也多了点。为你十分优美的诗道谢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它太美了。可等我长大了，我或许也会写一首来答谢你。

我们经历了很激动人心的事情，我和妈妈庆祝爸爸的生日。听说你也送来了闻所未闻的礼物，但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每当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时，他们永远不让我参加的，因此我不能告诉你多少。

然后有天晚上，我早就睡了，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争吵。我先是想，又是一场雷阵雨，可不是，只不过是有人又嚎又叫，使得墙壁都在发抖。你会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敢问妈妈，因为她从此一直忧虑；即使我说起你的时候，她大多数时候也是态度生硬。

我的藏书里也少了一本我很喜欢的书，我根本想不起来会是谁拿了它。现在祝你生活愉快，我已经很想念山了。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呢？

尽快再来接我去学习吧。致以最美丽的问候。

斯特凡

我相信，这里谈到的那本书是贝克福德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1759—1844)，英国作家。——译者的《瓦塞克》，一篇小说，据说是一个很有钱的英国人在1782年22岁时花二三天时间用法语写成的，然后沉默了几十年。本雅明很看好这本书，他有它的德译本。

当瓦尔特和多拉在伯尼根时，我去了阿德尔博登，在那里我跟埃里希·布劳尔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他残疾又特别敏感。我将这种情况和我的问题写信告诉了瓦尔特和多拉。随后我收到一封几天之后被本雅明称作“远远超出斯特凡年龄的清醒和理智的信”，当然是多拉的笔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