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保证书

- 从皇帝到公民(1)

- 从皇帝到公民(2)

- 从皇帝到公民(3)

- 从皇帝到公民(4)

- 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

- 新生的喜悦

- 爱新觉罗·溥仪同志（列席）的发言

- 共产党妥善保护爱新觉罗皇族的命令(1)

- 共产党妥善保护爱新觉罗皇族的命令(2)

- 共产党妥善保护爱新觉罗皇族的命令(3)

- 共产党妥善保护爱新觉罗皇族的命令(4)

- 溥仪在莫洛科夫卡和伯力(1)

- 溥仪在莫洛科夫卡和伯力(2)

- 飞往东京：去作证，还是去受审？ (1)

- 飞往东京：去作证，还是去受审？ (2)

- 飞往东京：去作证，还是去受审？ (3)

- 帝证人第一次出庭：出关之谜(1)

- 帝证人第一次出庭：出关之谜(2)

- 帝证人第一次出庭：出关之谜(3)

- 皇帝证人第二次出庭： 猴戏 主角的自白(1)

- 皇帝证人第二次出庭： 猴戏 主角的自白(2)

- 皇帝证人第二次出庭： 猴戏 主角的自白(3)

- 皇帝证人第二次出庭： 猴戏 主角的自白(4)

- 皇帝证人第二次出庭： 猴戏 主角的自白(5)

- 皇帝证人第三次出庭：不钻律师们设下的圈套(1)

- 皇帝证人第三次出庭：不钻律师们设下的圈套(2)

- 皇帝证人第三次出庭：不钻律师们设下的圈套(3)

- 皇帝证人第四次出庭：物证与舌战(1)

- 皇帝证人第四次出庭：物证与舌战(2)

- 皇帝证人第五次出庭：布莱克尼少校的杀手锏(1)

- 皇帝证人第五次出庭：布莱克尼少校的杀手锏(2)

- 皇帝证人第六次出庭：溥仪受人唆使了吗?(1)

- 皇帝证人第六次出庭：溥仪受人唆使了吗?(2)

- 皇帝证人第七次出庭：驳倒了清濑一郎(1)

- 皇帝证人第七次出庭：驳倒了清濑一郎(2)

- 皇帝证人第七次出庭：驳倒了清濑一郎(3)

- 皇帝证人第七次出庭：驳倒了清濑一郎(4)

- 皇帝证人第八次出庭：又击败了马泰斯

- 皇帝证人退庭之后：历史并没有完结(1)

- 皇帝证人退庭之后：历史并没有完结(2)

- 毛泽东郑重提出引渡溥仪(1)

- 毛泽东郑重提出引渡溥仪(2)

- 摆脱死神的纠缠(1)

- 摆脱死神的纠缠(2)

- 摆脱死神的纠缠(3)

- 藏在抚顺(1)

- 藏在抚顺(2)

- 藏在抚顺(3)

- 从抚顺到哈尔滨(1)

- 从抚顺到哈尔滨(2)

保证书

[编者按]

本《保证书》是爱新觉罗?溥仪于1959年12月7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亲笔所写，1页，也是他亲笔署名 爱新觉罗?溥仪 、亲署落款及时间 1959年12月7日 。应该说明的是，此短文成于特赦（1959年12月4日）之后、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8日）之前，内容可谓情真意切，富有时代痕迹，从未发表过。

溥仪原稿全文手迹，将与本文同时发表，敬请对照阅读，以见真实。

溥仪原稿全文

1、永远跟着我的母亲共产党和毛主席走。

2、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为人民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直到脉搏停止。

3、以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指标为自己行动指南和鉴别香花、毒草的准绳，向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言论行为作坚决斗争，并揭发检举。

4、从不断和实际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脱胎换骨的真正新人。

5、永远不忘自己罪恶，争取立功赎罪。

1959年12月7日 爱新觉罗·溥仪

从皇帝到公民(1)

爱新觉罗·溥仪

[编者按]

本文是溥仪亲笔手写的一篇文章，初稿成于1964年下半年，其部分内容曾在同年的《中国建设》英文版上发表，但未见其中文原稿发表。这篇全文约7500字的手稿，真实显示了溥仪当年的思想、认识，以及真正属于他本人的文字表达能力，确属尚未刊发过的珍贵文献。

本文系根据溥仪先生的手稿排印，偶有当年经他人修改文字处或原拟 不用 段落，均已按溥仪手迹恢复原样，仅对个别明显错字予以改正。至于本文尾部提到的参加1965年 首都人民示威 和 我今年是已五十九岁 了等字样，据原稿可明显看出，这都是作者在1965年修改本文时又添加上去的。亦按溥仪手迹保留。

溥仪原稿全文手迹，将与本文同时发表，敬请对照阅读，以见真实。

溥仪原稿全文

1959年12月4日，是我光荣的新生开始，是自己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在那天之前，我起初是宣统皇帝 清朝的最末一代皇帝，三千年封建王朝最末一个君主；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傀儡国家 满洲国 的皇帝，一个战争罪犯。那天，在经过了十年改造之后，我获得了人民政府的特赦，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普通的公民，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永远记得那天的情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特赦战犯大会上，当我意外的听到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宣布特赦的战犯中有我的名字时，在全场紧张注视下，我不禁痛哭失声。我流泪，不仅是出于人们在重获自由时所常有的喜悦心情，而是出于一种要比这深刻得多的感情。

1956年，当我还是一个战犯时，曾经有一个英国记者问我： 作为清朝的最末一个皇帝，遇到这样凄惨的下场，你不觉得悲哀吗？ 如果是在从前，以至于在我最初在战犯管理所的一、两年，我是会抱着感激回答这个 同情 的。但是，几年以来，我逐渐认识了自己前半生的罪恶和丑恶。有了这个认识，战犯管理所对我已不是什么监狱，而是象佛经上说的菩提树，在它的华盖下面，我领略了象那位迦毗太子证菩提果时一样的心情。因此，我对这个英国记者说，在中国历史上，不管那个朝代的末代帝王，都没有我这样的光明前途。只有过去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朝末代皇帝和日本殖民地的伪满洲皇帝时，我所处和环境才真正是悲哀呢！

我看出这个英国记者脸上有一种惊奇和不相信的表情。是的，这也许不是十分容易体会的，如果人们[不]了解我的过去、我的改造过程和我现在的生活的话。

我的前半生罪恶的简历：

我是1906年生的，我的父亲是清朝醇亲王载沣，母亲是瓜尔佳氏。当1908年，我才三岁，慈禧太后就挑选我当了清朝皇帝。慈禧太后为什么挑选三岁孩子当皇帝呢？主要就是[因为]一个孩子是不能掌管国政的，这样便可以使慈禧太后继续 垂帘听政 她个人的专政。但我进宫不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我就登上皇帝宝座了。

我入清宫，受腐朽的王公大臣、师傅、太监们溜嘘捧盛地迎合与包围，过着养尊处优、骄奢淫逸的生活，因而养成我的狂妄自大、迷信和愚昧落后。我相信清史所载的清朝第一代祖先是在长白山天池天女所生的神话，认为清朝历代皇帝都是天女子孙，是奉天承运来统治国家和人民的。认为国家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所私有，全国人民都是皇帝的臣仆。我自幼就受这些封建思想的灌输、教育，所以在年龄稍大的时候，对于辛亥革命，推倒清朝统治，认为是乱民造反。因而，企图复辟清朝，重作皇帝，就成为自己和包围我的左右亲信共同追求的罪恶目的。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没有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措施，而在篡国大盗袁世凯执行之下，优容清朝皇帝名号的存在，每月[年]把人民的血汗四百万元充当我的费用。这样，在中华民国首都竟允许紫禁城内还有关着门的皇帝。

在我12岁（1917年）的时候，军阀张勋率兵入宫，拥护我复辟，这是第二次当皇帝。但是只经过十几天，张勋被段祺瑞打倒了。段祺瑞也是封建军阀，他把复辟的罪名归于张勋一人，仍然优容我居住在紫禁城称 帝 。一直到1924年北京政变时期，冯玉祥将军才废止了对清室的优待条件，把我赶出紫禁城。此后，我移住我的父亲家中。这时，我的左右亲信和帝国主义分子相互勾结，并造谣说冯玉祥将不利于我，因此，我就自动地逃到日本公使馆。从此，和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有了密切关系。

从皇帝到公民(2)

1925年，日本公使把我秘密地送到天津日本租界居住。在天津我住了七年。在表面上日本帝国主义托名保护我，实际上是对我的考察与衡量，是否能够为它所利用。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一贯是存在侵略野心，它总想寻找一个可以受它利用的代理人。例如它曾想利用张作霖，张不受它利用，便被日本阴谋炸死了。日本帝国主义总是想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宰割中国领土，分而治之，以便进一步整个鲸吞中国。它因为我过去当过清朝皇帝，因而总想利用我来为它的侵略政策服务，另一方面，我正醉心于复辟，而自己没有力量，也想利用日本外援来帮助自己重登宝座，再骑在人民头上当皇帝。这样就形成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利用。所以，到了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祖国东北后，便利用我当了伪 满洲国 执政。从此，祖国的东北便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又让我当了伪满皇帝。这是企图欺骗世界人民，为它的殖民地统治作烟幕，好象 满洲国 是个有君主的独立国，实际上操纵我当它的傀儡，发号施令，更便于它对东北的统治。

在我这方面，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一切是为了自己利益、安全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不顾东北人民的任何疾苦灾难，一心一意迎合和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主子的意旨和侵略政策，不惜出卖东北一切领土主权，断送人民利益，签订了许多卖国协定和条约，从而，东北成为日本的军事基地和粮食供应地。因此，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祖国全面侵略战争以及1941年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时，它的一切物质和粮食都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接济。这都是和我出卖东北人民利益，掠夺东北物质和粮食，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行为分不开的。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抗日军队配合苏联红军粉碎日本关东军，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解放了东北。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正挟我逃往通化，企图逃窜日本，后在沈阳为苏联军逮捕到苏联。

我在苏联共住了五年，在苏居住期间，我曾先后三次写信给斯大林大元帅，请求允许我留住苏联。我并不是真[心]愿住苏联，只因为怕回祖国，会受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厉惩办。因此，当1950年苏联政府送我回祖国时，心里充满恐怖。认为一回到祖国，一定立判死罪。我的理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新的统治者对于旧的统治者，都是处死，并其家属，无一幸免。其次，共产党怎么能容许当过皇帝的人存在？更重要的是，我在伪满充当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危害祖国和人民。所以判定共产党是绝不会宽恕我的。

我回国后，一切都出乎我意料之外。相反地，党和人民政府不仅没有办我罪，而且在党的伟大改造罪犯政策下，给我以革命人道主义待遇，生活上给以种种照顾，并给以学习的机会，耐心地教诲，使我一步步地得到改造。人民政府为什么要这样苦心孤诣地来改造我们这些罪犯呢？我曾多次听管理所长讲过： 共产党的使命是改造世界，甚至过去对人民犯了罪的人，也有可能被改造为有益于新社会的人。 共产党人这种伟大抱负，我在听了方素荣的遭遇后，有了深切的体会。

抚顺郊外的平顶山，原来是住着一千多户矿工的小镇。1933年抗日游击队在这里的一次遭遇战中，击毙了十多名日本兵，烧掉了日寇的仓库。第二天，日寇进行血腥报复，把全镇男女老少赶到村外山坡上，用机枪扫射，然后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把全部房屋烧成平地。夜间，一个身受八处创伤的五岁小女孩从死尸堆（包括她的祖父、母亲等等全家几口人）爬了出来。原来当机枪响起的时候，爷爷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这个小孙女，她才没有被打死。后来一个老矿工把她抱了起来，藏在麻袋里她就是现在抚顺露天矿的托儿所所长方素荣。日本战犯们在参观煤矿时，听她讲述了这个血泪交织的故事。听完后，战犯们一个个泪流满面，低头向她请罪。方素荣严肃而沉静地说：我心头的冤仇是永世不忘的。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教导我，最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恩仇，而是我们的革命事业。你们既然已经放下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个人的仇恨。希望你们好好地改造自己，重新作人！

从皇帝到公民(3)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党教育下的中国人民！

有一次，缅甸国会议长肖恢塔先生来我国访问，曾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他说： 这里哪是监狱？简直是一座大学校！ 的确，正如他所讲的，我们在这管理所的概念是：

监狱=医院+学校

说它是医院，这里有医务室的有名大夫和护士，不论日夜，一听说有病人，立即治疗。患者饮食分许多种，来适应患者的需要。大夫为我们还经常检验身体，按季节为我们讲卫生知识。我们的饭食都通过大夫的检查。在这里，许多人治好了宿疾，其中也包括了我的虚弱症、胃病和便血。至于大夫对患者的细心医疗，护士的日夜随时看护，那真是和医院一样。

说它是学校，如果看一下我们的作息时间，这里就更像是一座学校了。例如：

6：00起床（如果夏季，提前半小时），早操和打扫室内卫生；

7：30：早饭；

8：00 12：00政治理论学习；

12：00 1：30午饭及休息（如夏季则增加午睡一小时）；

1：30 5：30劳动（一些轻微的劳动锻炼）；

7：00自由活动（这也是文娱时间，谈天、下棋、唱歌、奏音乐 ）每周看两次电影；

9：30入寝。

从日常生活中令人感到这是一座医院或学校的。

还有这样一种事实：凡是社会上普遍举行的活动，一般说这里也有。比如抚顺市开展消灭砂眼的运动，这里在一个时间内，所有患砂眼的也全治好了。比如侵略朝鲜的美军发动细菌战以后，全国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并且，照所长的话说，由于细菌战，带了一个 好处 中国人从此有了搞卫生运动的经常习惯，我们在这里也就经常[进行]除四害、大扫除活动。又比如我们经常学习的进度和内容，也是和社会上职工的学习是一致的。在十年间，我们和那些职工一样，以自学、互助的方法，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近代历史和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五年计划、宪法草案，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的政策文件和著作等等。同时，我们每天还看报纸，我们有图书室、俱乐部等等。

我们文娱方面，有下棋，打扑克、有自己的演剧、唱歌、奏各种音乐；体育方面，有网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克朗球等等，有时候还举行田径赛和其它各种比赛。还有自己的军乐队、管弦队等等。到了晚间，各室里音乐铿锵，歌声四起，外间人走过墙外，想不到这是监狱！真是和学校、俱乐部一样。当然，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到监外的自由。

我们除了学习政治理论外，为了使我们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思想认识，政府还组织我们在东北各地进行参观，这确是我过去梦想不到的事。组织犯人各地参观更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我们参观了工业、农业、水利建设、商业、都市建设、学校、医院、展览馆、养老院、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工人的福利设施，还晋谒了烈士馆等等。参观中，在今昔对比方面给我们很大教育和启发。亲眼看到：今天祖国真正独立自主了，国家日益繁荣强大了，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精神面貌有了巨大改变，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

从皇帝到公民(4)

看到祖国处处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正发挥他们的无比积极性与创造性，从事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

看到今天祖国的繁荣，人民的幸福生活，不能不回想东北人民在日本、伪满统治时期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所度过的]牛马的生活。正是自己当了伪满皇帝，充当日寇的驯顺走狗，给东北人民带来地狱般的痛苦。正是由于我当日寇帮凶，掠夺东北一切物力、人力、财力，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给全中国人民，给亚洲人民带来了历史空前的大灾难。

面对这一切活生生的事实，怎能不痛恨帝国主义和自己的过去！

怎能不对新中国产生了信赖和赞美！

通过学习，通过参观，通过无数新旧事实的对比，逐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另一方面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几十年的革命奋斗、流血牺牲，才有今天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一切。

同时，也看到了人民是真的在宽恕我，党是在真的改造我，而我也感到前半生的卑鄙可耻，自己罪孽深重。党和政府不但饶我不死，而且，还要把一个新的灵魂给我，把做个光荣公民的希望给我。

这样，我怎么还会害怕和悲观？怎能不更加悔恨？又怎么会不下定决心跟着党和人民政府走？我自己找到自己的道路，懂得了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有了奔头，感到人生原是充满了乐趣的。我对于自己前途认识[的]改变，给我打开了眼界，使我面向生活，进入了自觉改造的阶段。

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

经过十年的改造，我由一个封建、反动的皇帝，变成一个平常的劳动者，由鬼变成了人。旧的溥仪已经死亡，今天是一个新生的溥仪。归根结底，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改造罪犯政策的赐与，也是党的伟大政策的胜利。

想一想我的前半生，比一比我今天的幸福，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张单子。曾经有位外宾告诉我说，西方有人把我的改造说成对我是坏事。我回答他的时候，只随手举了几个我个人的今昔对比的例子，请他看看，如果他替我做主，他会选择哪一种生活。

比方说：我的前半生中，我几乎没有一天感到安全，在故宫里我怕太监害我，在天津日本租界我怕中国人打我，在伪满我怕日本人杀我，而今天，我感到比任何时代都安全。

比方说，我在前半生中，每天二十四小时总有一群人围着，伺候着，监视着，因此我连叠被都不会，连拔草也拔不好，连西红柿是长在地里、还是长在树上都不知道，连逛逛马路都不可能，实际上我是住在故宫、张园（天津）和长春（伪宫）里的第一号囚犯，而今天我享受到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我可以游览祖国各省，我可以逛公园，上商店，看剧，看电影，我可以一个人随便到任何地方走走。这是我前半生五十来年做梦也梦不到的事。

比如说，我在前半生每日不离药缸子。北京、天津、长春全专门有药库。可是总是弱不禁风，吃不下，睡不好，走不动，提不起，上一个山坡就可以心跳得要昏过去。而现在呢？四十来年的胃病已然消失，一百斤的担子能挑得起，一顿饭四、五个大馒头也不在话下，一躺下就睡着。

我的家族，两个时代就有两种不同命运。比方说，根据家谱材料的统计，我祖父的这一支，在清末时儿童死亡率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十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的死亡率算一下，那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算我曾祖父的后代，未成年的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强，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计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亡人口中不足两岁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十个就有四个半夭折，其中大半又是不到两岁就死了的。这还是养尊处优的皇族家庭，如果是一般居民，在那个时代的少年儿童死亡率就更高了。但在解放后，我们这一家的下一代四十多名不但健在，而且面貌全新。除了五名只念过家塾、六名还是幼儿之外，其余二十九个，小学生六、中学生十二、大学生十。还有党员、团员，有红领巾，有自愿军、解放军，有北京市女子摩托冠军，有登山队员，有军医，有护士，有工人，有教员，有技术员。但是也有一个例外，是弟弟溥杰的大女儿，十九岁在日本因恋爱问题自杀了。这是唯一的死亡，这更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里的我们下一代的不同命运。

但最重要的是在我前半生中，我不懂得什么叫羞耻，什么叫人的尊严，什么叫人生的价值。我的老师教给我孔孟之道，只知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只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和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等等为封建帝王服务的学说。所以一直是以开倒车、反人民、阴谋复辟为职业。现在我懂得了什么叫善恶美丑，什么是人生高尚的目的，懂得了怎样正确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也有了最大的人生乐趣。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常常摆出一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面目，说什么在新中国是一切冷酷无情，对待犯人惨无人道。而我的体验恰恰正相反，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是最讲人道，是最懂得人的价值的国家。对待罪犯，党的政策有严肃的一面，对于非严办不可的当然不能容情，同时，党的政策又有宽大的一面，对于凡是必须与可能争取改造的，也必给以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参观过东北一个改造罪犯成就展览会，又见到无数例子。我知道有无数的罪犯在党的宽大政策感召下，洗心革面做了新人，破坏者变成了建设者，鬼变成了人。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下，那些搞什么保护猫狗协会的社会里，狗住旅馆，人住黑洞，猫吃大菜，人饿得上吊，面包工人的孩子上街求乞，煤炭工人的家庭生不起火，妇女儿童被买卖，肤色不同的人可以私刑拷打，白种人可以把黑种人活活用火烧死。那是以 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的社会，是 满街衣罗者，不是养蚕人 的社会。那些 人道主义者 正是那些 侯 或侯门所豢养的 衣罗者 。

我这十年的经历，使我有权力说这样的话：像我这样又是罪人，又是废物，又是被革命赶下皇帝宝座的末代皇帝，又是弱不禁风的病夫的人，换上任何社会，任何朝代，也是活不到今天的，更说不上会有什么人生乐趣和生活技能。今天我可以有这样的自信，宣称自己可以充当一名初级工人，宣称自己可以学会党认为可以交给我的任何工作。当然，我更有这样的自豪，宣称自己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名小卒。我这一切的力量和幸福，正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改造罪犯的政策、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所赋予我的。

新生的喜悦

五年来，我开始过着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新生活。1960年我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工作。现在（从1961年开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1965年，我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我生平第一次拿着选民证，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1960年5月9日，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在首都百万群众的示威行列中，同大家一起高呼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口号；我也参加过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支持古巴人民的斗争，以及1965年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救国斗争，都参加了首都人民的示威游行。

过去，我和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人）只有冷冰冰的、相互欺骗的 君臣 、 主奴 关系，从不存在真正的友谊和爱情。现在，我有了许多同志和朋友。1962年五一节，我和一位名叫李淑贤的护士结婚，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其他成员也都过着充满阳光的朝气勃勃的新生活。我的老叔父今年七十九岁，非常健壮，现在还当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我的二弟溥杰和我在一起工作。我的四弟溥任当小学教员。六个妹妹和妹夫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所有这一切，怎么能不使我感到新生活的无限光明和幸福呢？从年龄说，我今年是已五十九岁了，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似乎还刚刚开始。

1964年8月11日 爱新觉罗·溥仪于北京

爱新觉罗·溥仪同志（列席）的发言

[编者按]

本文是溥仪亲笔手写的一篇文章，共2页，初稿成于1962年3月，后经增补，曾在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第三次会议期间应邀在大会上发言。其增补稿也已由大会办事机构印刷，上面也有溥仪亲笔补改处。此稿除用于大会发言外，虽有记者报道，但其全文从未发表过。

溥仪原稿全文手迹，将与本文同时发表，敬请对照阅读，以见真实。

溥仪原稿全文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同意总理所说的关于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对内、外政策。

我也完全同意陈叔通副主席的报告。

听总理讲解国内形势，使我更进一步深刻体会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深远意义。它是引导我们胜利前进、建设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灯塔。

我们全国人民高举着这三面红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总结经验，埋头苦干，勤劳勇敢，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争取我们新的胜利。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任务，也就是每一个人对祖国大家庭应尽的国家主人翁的神圣责任。

总理讲到总路线的基本点，最终目的就是使我们摆脱过去一穷二白的面貌，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目标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这是全国人民的热烈要求和愿望，是符合我们以及我们子子孙孙永久的利益。同时也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几十年革命斗争所追求的理想。

虽然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虽然我们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我坚决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勤劳勇敢、站起来了的伟大中国人民，是能够战胜困难、是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获得彻底胜利的。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过去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搬倒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在建国十二年多短短岁月里，已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最后一定使祖国摆脱了一穷二白的面貌，把我国建成为一个最繁荣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周总理说： 过去我国人民用 愚公移山 的精神，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现在在我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两座大山，我们要继续发扬 愚公移山 的精神，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两座大山搬掉。 周总理接着说： 我们一定能够把这两座大山搬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成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周总理报告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力量。为了响应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照耀下，我一定追随着各位，追随着我们全国父老、兄弟子妹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实现我们的总路线的伟大目标，一起奋斗前进！

共产党妥善保护爱新觉罗皇族的命令(1)

1945年8月14日，中国大地重光，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的傀儡政权、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和德王的傀儡政权同时坍台。显然，跟溥仪等战争罪犯算总账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不料，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正在进军东北的人民军队下达了 妥善保护 爱新觉罗家族的命令，这显然是溥仪当时完全不能理解的。

对这件事，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公元1908年12月2日。

严寒笼罩着中国，笼罩着北京，笼罩着紫禁城，笼罩着太和殿。

殿前广场上的文武百官正朝着金銮殿内的御座叩拜，坐在御座上的人竟是3岁娃娃，他显然还不能依靠自身的把握坐稳这把龙椅，有位27岁的年轻人这时正单膝侧跪在龙椅的下面，伸出双手扶持着娃娃。

这里正发生着举世皆知的事件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正式而隆重的皇帝登极大典。那娃娃便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而侧跪着扶持他的年轻人就是摄政王载沣。随着这次盛典，宣统纪年开始了。

这时，在位于湖南省湘潭县的秀丽的韶山冲，有位意气风发的15岁的少年，正在油灯下拼命地读书。有一本书叫作《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第一卷开篇写道： 呜呼，中国将亡矣！ 这本专述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的书，在少年沉思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决心走出家乡，去寻找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1910年夏，他进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广泛吸收史地知识，接触的进步书报也愈来愈多了。1911年春，他又前往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研究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会章，熟悉了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个反清战斗口号，还了解了黄花岗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的革命事迹，他开始站到清朝政权的对立面上去，并毅然剪掉脑后那根长辫，还写了一篇反清的文章贴在学校门前的墙壁上。

这个走上反清道路的青年正是毛泽东。

也在这时，还有一个10岁的英俊少年，由于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乖谬和家务繁难，思想渐趋成熟。他摆脱了对菩萨的迷信[周恩来说： 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决定离开位于淮河和大运河交流处那块平原上的出生地 江苏省淮安市，远赴辽东，投奔亲人，以争取读书的机会。他拖着一根长长的发辫来到沈阳，凭借时任奉天府度支司制用课主稿的大伯父周贻赓和时任铁岭县银州镇税员分省补用通判的三伯父周贻谦的供养，先后在银岗书院和东关模范学校就读。虽然他身处清朝地方小吏的家庭环境，却在勤奋的学习中广泛接触了西方新学和许多新知识，他秘密阅读以救亡和反清为主旨的进步书刊，他亲眼见到了中国人在外国租借地内饱受欺侮的场面，开始对飘扬在领事馆门前的外国国旗、耀武扬威的蓝眼睛巡警、不时有钟声传出的尖顶或圆顶教堂，以及清政府的屈辱的官厅，油然而生出反感和一种鄙视之情。

这个已显出卓识远见的少年正是周恩来。

清朝隆裕皇太后和监国摄政王载沣，为溥仪确定了一个好听的年号 宣统，意在宣扬光大列祖列宗的文治武功业绩，使清朝能万世一系统治下去。然而，事实无情，3岁继位的溥仪，还不满6岁就退位了，就在那年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

就在那年，18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入伍，成为辛亥革命新军中的一名士兵。

就在那年，14岁的周恩来在沈阳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曾在一次学校组织的讲演会上发表禁烟救国的演说，提倡新思想和新文化。

退位后的溥仪继续盘踞紫禁城，享受民国政府的 优待条件 ，关起门来当皇帝，与张勋、康有为等人里勾外连，从事反动的复辟活动，直到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嗣后又在天津日租界设立 行在 ，阴谋实现 大清帝国 的中兴 。 九·一八 事变后，他竟然寄希望于日本军阀，卖身而投靠之，堕落为民族罪人，并最终以战犯身分被押上被告席。

共产党妥善保护爱新觉罗皇族的命令(2)

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坚定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在他们的革命目标中，始终包涵着溥仪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

毛泽东在文章中第一次直接提到溥仪，斥其为祸根，呼吁除恶务尽，那是毫不客气的：

奥前皇卡尔避居瑞士，某报通信记者求见，见其侍臣，侍臣说： 皇帝的退位，本非得已，故愿望恢复帝制，惟目下暂时隐居，不问政治。 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再想做皇帝。凡做过官的，没有不再想做官。心理上观念的习惯性，本来如此。西洋人做事，喜欢彻底，历史上处死国王的事实颇多。英人之处死沙尔一世(1648年)，法人之处死路易十六(1793年)，俄人之处死尼哥拉斯第二(1918年)，都以为不这样不足以绝祸根。拿破仑被囚于圣赫利拿，今维廉第二亦拟请他做拿破仑的后身将受协约国的裁判，总算很便宜的。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参见《湘江评论》第二号，1919年7月21日出版]

毛泽东撰写这篇文章的两年之前，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张勋复辟事件[张勋，清末官至江南提督，民国年间历任长江巡阅使，江苏都督和安徽督军等职。1917年6月以调解 府院之争 为名挟兵入京，驱逐民国总统黎元洪，并于7月1日拥戴溥仪登极，12天后失败退位，史称 张勋复辟 ]，而发表该文4年之后，又有康有为为首的密谋甲子复辟的未遂事件[溥仪被逐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养心殿溥仪居处查获康有为的信等密谋复辟的有关文件共21件，因时间都在1924年，统称 甲子复辟文证 。这次酝酿中的复辟活动因溥仪出宫而中止]，再过去两年还有 复号还宫 的反动政治事件[自溥仪被逐出宫后，康有为等封建遗老就提出了恢复溥仪的皇帝尊号并迎请还宫的反动政治要求，到1926年8、9月间以康有为致吴佩孚的一封长信为标志，又掀起 复号还宫 的复辟高潮]，此后5年溥仪终于出关投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小帮凶[溥仪于1931年11月10日潜离天津出关投敌，1932年3月9日就任伪满执政，1934年3月1日 登极 为伪满康德皇帝]，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已经酿成祸患，历史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见。

不久，毛泽东又在《民众的大联合》[载于《湘江评论》第四号，1919年8月4日出版]一文中，对在辛亥革命中被打倒的宣统皇帝以及1915至1916年袁世凯帝制自为而搞出的 洪宪皇帝 [袁世凯(1859 1916)，清末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1915年12月称帝，年号洪宪，至1916年3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消帝制]发出了议论。他写道： 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过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 皇帝 (或曰皇帝也是 天 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他认为，辛亥革命给人民增加了 一层觉悟 ： 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们又打倒了一次洪宪皇帝。虽然仍是少数所干，我们却又觉悟那么威风凛凛的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

如果说这时毛泽东把溥仪作为革命的对象，是因为溥仪代表着反动的封建复辟势力，包括铲除溥仪本人，都是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 九·一八 事变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了，毛泽东仍把溥仪看成人民的敌人，则因为溥仪已经沦为日本军阀的走狗了，这时反对溥仪及其傀儡政权，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环节。

共产党妥善保护爱新觉罗皇族的命令(3)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请于绥远、西北和华北之域，实现国共合作，组成抗日联军， 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这封信里，因为曾言及伪蒙古军政府参谋部部长、伪蒙古军第一军军长李守信和伪蒙古军副司令卓什海对绥远地区的进犯与威胁，从而提到他们的上司 伪蒙古军政府总裁德穆楚克栋鲁普，由此又谈到比这位蒙古王公还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人物溥仪，认为他们同为丑类，同为中华爱国军民的凶恶敌人。毛泽东写道： 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1944年3月3日至4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做了一次报告。这是他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身分，用 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 并延安整风时期的思想方法，对召开于10多年前的那次大会深入研究之后提出的。周恩来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大革命后期，即1927年4月至7月，党一度依靠冯玉祥的武装力量，犯了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冯玉祥原为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的部将，曾任督办。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并将部队改组为国民军。同年11月5日取消清废帝溥仪的皇帝称号，将溥仪逐出皇宫。1926年9月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这些固然都是进步之举，但冯玉祥当时毕竟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是不可依靠的。周恩来说： 冯玉祥在北平驱逐溥仪出了皇宫以后，跑到苏联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共产国际对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农民军队的领袖。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所以对 马日事变 并不重视。在郑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了。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结果，坐镇郑州的冯玉祥，一面应付来自武汉的国共人士，一面前往徐州与南昌的蒋介石见面，遂导致参加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尽管其间冯将军也保护过一些共产党员，特别自 九?一八 事变发生以后，他赞成抗日，长期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但他在国民党清党时期的政治态度是不可取的。周恩来的结论是，不能只看到冯玉祥曾驱逐溥仪出清宫。也不能只看到他访苏得到信任并在1926年回国时带回了斯大林赠送的一套酒具，而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应当坚定地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如叶挺的二十四师以及广大的工农群众武装。

周恩来早年论及处于最反动位置上的溥仪，采取的就是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又过去一年半，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的傀儡政权、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和德王的傀儡政权同时坍台。正是在这个应该跟溥仪等战争罪犯算总帐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却向正在进军东北的人民军队下达了 妥善保护 爱新觉罗家族的命令。

此事外界无闻，是周恩来于1961年6月10日接见溥仪、溥杰及其夫人嵯峨浩一行时亲口说出来的。因为谈到嵯峨浩撰写的回忆录《流浪王妃》，周恩来忆起抗战胜利之际、也是伪满垮台之际的种种史实，面对嵯峨浩及其次女嫮生，他语调亲切地讲出一件令在场者惊愕且感动的事情： 战争结束， 满洲国 崩溃之际，我们曾下达命令，爱新觉罗家族现在东北，找到他们要加以妥善保护。但命令好像没有贯彻到基层，让你们受苦了。在此，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参见嵯峨浩：《流浪王妃》第17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流浪王妃》于1959年由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当年再版九次，并拍成电影。嵯峨浩在这本回忆录中叙述了伪满垮台之际她跟随溥仪和溥杰逃亡通化及以后辗转流徙的痛苦经历。嵯峨浩说，他们是在从大栗子沟转移到临江县城时遇上共产党军队 东北民主联军的，当即受到监视。随后，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们又被分批押往通化市，乘卡车或压道车行进在冰雪山道上，时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在通化，溥仪的 皇后 婉容和嵯峨浩等被隔离在市公安局二楼某房间中，而溥仪的 贵人 李玉琴及其随行人员则被软禁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内，她们当然全都经过了严密的人身检查。1946年2月3日发生了恶梦般的 通化事件 [通化事件系由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晓策划，勾结原关东军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等不甘于失败的日本军人，而发动的以推翻民主政府为目的的武装叛乱，很快被平定]，在枪弹和大炮的轰鸣中，溥仪的老乳娘因失血过多而死去，李玉琴受伤，婉容神志不清，嵯峨浩也吓坏了。嗣后，她们硬顶着零下30度的严寒，在遭到惨重破坏的建筑内又住了一个星期，才迁入居民家中。有一次，看?她们的士兵还曾在半夜闯进来把手枪顶在嵯峨浩的头上说： 不许动，动一动就打死你！ 原来又发生了日本人袭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事件。事件平息后，婉容等爱新觉罗家族人员随部队行动，乘坐带通风孔的货车于1946年4月间回到长春，在已改为部队招待所的原厚德福饭店稍住几日，又随军撤离，被摇摇荡荡的 闷罐 列车运到吉林市。在公安局拘留所冰冷的板铺上，在连续数日疲劳的审讯中，嵯峨浩甚至想到过 就此结束嫮生的性命，然后自杀 ，然而她必须活着，照顾景况更加悲惨的婉容。据说这位皇后因断绝鸦片而犯烟瘾，终日不是发狂似地呼喊 救救我！救救我！ 就是呻吟着翻白眼，在地板上乱滚。 看守和八路军的干部都争着跑进拘留所来看发狂的皇后 [参见嵯峨浩：《流浪王妃》第10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宛如上动物园往里瞧动物，进进出出来去不绝。当国民党军队轰炸并进攻吉林时，已不堪举步的婉容被捆在一把架着长木杆的坐椅上，由6名日本俘虏抬着上了火车。到延吉下火车后，又被弄到一辆马车上游街，一面写有 汉奸伪满洲国皇族一行 字样的大白旗插在车辕子上。随后被收容在延吉法院的监狱里，其时婉容已是垂死之人，得不到鸦片，又不能进食，加之无人照料，而于6月20日孤独地结束了悲剧生涯。嵯峨浩是在婉容死前数日随军撤往佳木斯的，在那里又受到 千方百计地审讯 ，直到弄清她并不曾帮助关东军干坏事，也不曾在宫廷享受奢侈的生活，才解除怀疑而在哈尔滨把她释放了[参见嵯峨浩：《流浪王妃》第107 10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皇族其他人员也陆续被释放了。这以后嵯峨浩利用日侨身分争取携女儿嫮生遣返，不料又陷入国民党的控制之中，先后被囚于锦州、葫芦岛、北京和上海，历尽磨难，最后通过日本军俘虏收容所的联络组，与尚在南京的前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再三恳请，方允释放回到日本。

共产党妥善保护爱新觉罗皇族的命令(4)

这虽然确属嵯峨浩的亲历，但囿于个人闻见，加之环境复杂，就难免与事实有出入。或以偏概全，或但闻其一不知其二。就在前文提到的那次会见中，周恩来直率地谈到自己的看法。他对嵯峨浩说，你写的那本《流浪王妃》，以及据书拍摄的电影，我已经看过了。你的著作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些事实，很好，很勇敢。但有一些涉及八路军的事情不真实。我们已做过调查，当时党中央是有意争取伪满人员的，一些下级官兵还不知道。进到东北以后对你们和日本侵略者未加区分，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走了很多处，那也是很自然的情况。你那本书和电影有些刺激中国人民的东西，暂时还不能在中国出版或放映。

现在，嵯峨浩已经做古。她在人生最后的时日里，遵照周恩来的意见认真修改了自己的著作，不仅重新认识了伪满垮台之际那一段浪迹天涯的生活，还补充了她在60年代初与丈夫在北京团聚的幸福晚年生活。新版《流浪王妃》在日本和中国都出版了。

显然，在伪满垮台之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并决定了对溥仪、对爱新觉罗家族人员、对伪满首要分子等应该采取的政策，而且对进入东北作战的部队下达了 妥善保护 的命令。

为什么要保护一个高踞于人民之上的清朝皇帝?为什么要保护退位以后长期从事复辟活动的反动人物?为什么要保护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民族罪人? 这首先是鉴于复杂的历史情况而提出的。当时，战争尚处于拉锯状态，环境异常艰苦，然而，有了一道保护的命令，便使皇后婉容、 福贵人 李玉琴和 皇御弟 溥杰的夫人嵯峨浩，都得到了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 东北民主联军很好的照顾，何长工司令员还在通化亲切地接见过她们。

也是那次会见，周恩来还联系抚顺战犯管理所而对溥仪和溥杰等人说： 有一段时间把你们藏在抚顺，让大家担心了。这是为了保护你们。坦率地说，老百姓对爱新觉罗家族有多深的仇恨，我们当时也并不完全清楚 [参见嵯蛾浩：《流浪王妃》第17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作为溥仪的 福贵人 ，李玉琴也曾回忆那段流浪生活[参见李玉琴记述、王庆祥整理：《中国最后一个 皇妃 李玉琴自述》，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9年出版]。她谈到何长工司令员在通化亲切接见自己和嵯峨浩的情景，谈到东北民主联军对她的照顾和关怀。象何司令员那级干部显然能知道来自党中央的指示。部队在拉锯式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并没有抛弃溥仪的 皇后 、 贵人 以至 皇御弟夫人 ，这恰恰是尽了 保护 之责。当时的下层官兵，或为穿上军装不久的农民，或为反正的国民党战俘等等，他们对 皇后 一类人，对像嵯峨浩那样的日本人，采取某些过激行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据李玉琴讲，后来部队干部找她谈话，逼她写出与溥仪离婚的违心声明，否则就不许她跟父母团聚。他们的本心也许不错，可这又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呀！ 直到战后几十年，李玉琴也不能忘却当时的情景，每到北京还一定要探望何司令员呢！

再说婉容，她于1946年4月随部队返回长春以后，部队本来是要把她交还亲属抚养的。那时，婉容之父荣源已被押往苏联，她哥哥润良不肯接受，甚至看也不看妹妹一眼。部队也曾商之于李玉琴以及她的母亲，但李家实在无力负担鸦片成瘾的 皇后 。就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得已又带上婉容在战火中转移。与其说她被部队抛弃，莫如说是同胞骨肉、是皇族本身抛弃了她

在伪满反动而丑恶的统治刚刚结束的时候，对溥仪及爱新觉罗家族采取 妥善保护 的措施是必要的，否则势必使他们面对无限怨恨的士兵与百姓。那么，正在逃亡中的皇族们的命运可就惨了。一旦发生问题，显然不利于深入了解内情，而从政治上考虑更属有害无利。

妥善保护 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提法，而是毛泽东在总结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顺理成章的正确政策。

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过后，追究责任往往要抓出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的战犯，他们的罪恶有轻有重，犯罪的条件也千差万别。与其从肉体上通通消灭他们不如改造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把战争隐患转化为致力于和平和社会进步的一份力量。

早在本世纪20年代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给地主、富农一份土地的政策。 到抗日战争时期又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对原来的压迫者剥削者给予生活出路的政策，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革命的主要对象， 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 ，并不是皇帝或哪一个反动分子个人。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发表演说认为，辛亥革命 革 掉了皇帝，然而，代之而起的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与专制皇帝也没有什么分别，就实质而言，清朝、民国都是 一党专政 的 吃人政治 ， 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可见光革掉一个皇帝是没有用处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并于1948年1月18日发出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指出:要 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发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 对于迫使宣统皇帝退位的辛亥革命给予了盖棺论定的总结。他说: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 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妥善保护 所表现的，恰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恰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胸襟。

然而，直到周恩来道破之前，溥仪对于这道保护他及其家属的命令，居然毫无所闻，难怪他长期以来把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1946年末，当收容所所长捷尼索夫奉命劝说溥仪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以争取将来获得赦免的时候，竟被拒绝了。囚居于前苏联期间他一听说引渡就吓得要死。

溥仪在莫洛科夫卡和伯力(1)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远东部队总指挥阿·姆·瓦西里耶夫斯基元帅的部下俘获。由苏军押送，乘飞机经通辽于次日黄昏时刻到达苏联境内的赤塔。跟随溥仪来到这里的有二弟溥杰、三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夫万嘉熙，以及三位族侄：毓嵒、毓嵣和毓嶦，还有随侍李国雄和私人医生黄子正，连溥仪在内一行9人。

入夜以后，苏方用汽车把他们送到赤塔市外，沿着布满防空设施的崎岖山路，仅靠途中岗哨的绿光手电指引，行驶约3小时，终于停靠在一栋房子前面。

溥仪一行被带进一间大房子，一位苏联军官由翻译陪着，态度温和地和大家谈话，问他们累不累?吃过饭没有? 溥仪毫不客气地回答说： 我们都没吃饭呢！快给弄点儿吧。 随后又补充一句： 我吃素。 苏联军官又问别人，不料，统一的回答是： 我们都吃素 。这位军官迷惑不解：有一人吃素也不足奇，怎么会全吃素?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弄那么多素的东西给他们吃? 那位军官哪里晓得：溥仪也不是天生吃素的，愈是悲观的时候愈把寄托放在佛身上，于是便吃斋，肉也一口不动了，但鸡蛋照吃不误。这时连他身边的人也必须随他吃素。眼下又处在困境中，碍着他脸面，谁肯说不吃素呢?

素餐过后已是子夜，溥仪等人都很疲劳，倒头便睡得不省人事了。

次日起床时天已大亮，溥仪在院子里散步这才发现，昨晚住过的房子一栋五间，全是原木堆积起来的，没有一砖一瓦。连房后的防空洞、防空壕、发电机房和车库，全都掩盖在松树丛中，房顶也插了一些布满绿叶的小松树，从天上的飞机里是绝然看不出这里是有房子的。直到战争彻底结束，这里才挂出 莫洛科夫卡疗养所 的招牌，实为位于莫洛科夫卡的赤塔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第30号收容所。

收容所的环境十分优雅：弯弯的山路，茂密的松林，小河流水叮咚，鸟儿啾啾鸣叫，让溥仪感觉到真正是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里。他喜欢散步，苏方也不太限制，只在他身后跟个人，任他在山上、山下、河边、树林随便蹓跶。后来连人也不跟了。溥仪很满意，他的活动范围比伪满时期大得多，生活兴趣也比那个时候浓。有一天溥仪忽发奇想，携毓嵒和李国雄奔一个遥远而可见的山头去 探险 ，前行约千华里，从山上隐蔽处突然站出两名苏军岗哨，用手一横，嘴里高喊一声 捏列加！ 是不准再向前走的意思，显然山中有战备工事等军事设施，是保密区域。

收容所的室内设施也不错：餐厅里摆有三张桌子，蒙着紫色桌毯，桌旁是一圈椅子。靠北侧为客厅，沙发茶几俱全。再往西就是宿舍了，溥仪住在设备最全的房间里。这屋进门的小桌上摆个有线广播喇叭，每天按时播放音乐和俄语新闻节目。不知溥仪怎么想的，他总是琢磨用布蒙着的喇叭机心，为什么蒙起来?肯定是不寻常的东西，莫非是苏联人为了监视而安设的观察器吧?他想出了应付的办法：把喇叭口拧过去面向墙壁。一天，苏联军官看见了，颇为奇怪地问溥仪为什么倒放喇叭，是不是不愿意听?溥仪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含糊其辞地说： 广播很好、很好，我愿意听。 那苏联军官遂把喇叭放正，有所不满地用命令口气说： 就这样放，不许再动！ 溥仪口服心不服，疑心更炽，但改变了策略：平时让李国雄监督苏方人员，他们来了就把喇叭放正，一走立即转为 面壁 ，来回拧。

在莫洛科夫卡，溥仪他们几个人都享受与苏联军官疗养者相同的待遇。平常每日四餐：早点有面包和各种点心、咖啡、茶等，面包是精白粉优质面包；午餐至少两道菜、一道汤；下午三四点钟还开一餐，名堂叫 午茶 ，上面包、黄油、咖啡；晚餐常吃西餐，摆出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等。总之主副食都相当丰富，或许会有人忘了俘虏身份，真以为自己也是疗养者。开饭时大家都到餐厅，当然要把被视为 正位 的座位摆好留给溥仪坐，并且独当一面。溥仪坐定，其余三面上的人也可以坐下，这种同桌就餐、平起平坐的情形也是历史上空前的。

溥仪在莫洛科夫卡和伯力(2)

第一次开 午茶 才有趣呢！谁都不了解这午茶为何物，还以为是晚餐提前开了。见每天只有一碗茶、一片面包、一小块黄油和可以加入茶中的方块糖，都觉得不满足，吃完还要，女服务员就不断地添，添一次、添两次 她们很奇怪：茶点还要 点 这么多?中国人原来都是大肚皮！溥仪这帮人想得不一样：怕吃少了难熬到第二天早晨，这两餐间距太长！ 午茶 过后，溥仪躺在那架为他单独准备的大沙发床上 悠哉 过去，，别人都各自回房睡了。大约晚上7时许，女服务员招呼开饭没人响应。问溥仪，他摇摇头说： 不饿 ，再叫别人，都摆手说： 不吃了！ 急得女服务员直嚷：你们怎么全都不吃饭?是要绝食吗? 她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真急了。到第二天开早点时，溥仪那帮人又笑着出现在餐厅，女服务员们才明白过来。

战后的苏联，经济凋蔽、人民困苦，老百姓的主食是在商店里出售的 黑列巴 (面包)，里边杂有草杆之类，十分粗糙。两相比较，溥仪在苏联确实受优待了。

西伯利亚的冬天来得早，9月刚过，莫洛科夫卡人已把厚厚的大衣穿出来了。疗养所也给溥仪他们每人发了一件军用大衣，虽然很保暖，外观不雅，是苏军士兵穿的光板子皮大衣。疗养所管生活的军官冲溥仪耸耸盲膀开玩笑说： 不怎么好看，凑合一下吧，反正这里没有很漂亮的姑娘，不用怕丑。

为了取暖，各屋的 别列达 (俄式火炉的一种)都生火了。也不烧煤，清一色烧山里的松木和桦木，溥仪的侄子、随侍也帮着女服务员劈伴子。有一天，溥仪一反常态也动手帮忙往室内运送木伴子。不料，女服务员赶紧过来阻拦，不让他干。溥仪不听，还操起手锯硬要锯木头。这时；女服务员们把脸也绷起来了，毫不客气地命令道： 捏列加！ 因为苏方对溥仪有特殊政策，把他看得身分高，不让他劳动。女服务员更怕他接触铁锯钢斧，倘闹出 自杀 等意外举动，她们的饭碗可就砸了。

1945年11月初，又紧急转移到位于红河子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5号收容所。对溥仪来说，这是一段沮丧而绝望的日子，但他知道是谁操纵着自己的命运，乃于1945年12月下旬写信给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信中写道： 承蒙贵国政府宽大为怀，拯救了我的生命，使我得以在苏联安全度日，为此谨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 恕我多求：恳请贵国政府允许我在苏联长期居留，我将全心致力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及其它科学的研究

为了达到长期留居苏联的目的，溥仪甚至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当他被拒绝以后，还颇不理解地提出问题: 共产党中难道连一个皇帝也没有吗? 在苏联，不但共产党中没有皇帝，公民中也没有皇帝，末代沙皇一家人差不多30年前就被秘密处决了，对这些溥仪似乎毫无所知，他还嘟囔着说: 这太遗憾了！我就可以成为第一个嘛！

飞往东京：去作证，还是去受审？ (1)

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致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予以充分地彻底地揭露。

爱新觉罗·溥仪

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台上的爱新觉罗·溥仪，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大声发言。他在这个世人嘱目的讲坛上不无愤怒地揭露了日本甲级战犯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行。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时，他已不再是万民之上的皇帝，而是囚徒。然而，他并没有向人民缴械，而是用森严的戒备，把内心世界严密地封锁了起来。

1946年8月，囚居伯力市第45收容所的溥仪，得到苏联当局通知，去日本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溥仪活到40岁，每天都是仆从成群前呼后拥，这次他又提出要带一名 心腹近臣 ，并说已和五妹夫万嘉熙商量好，让他随行。对此，苏联政府没有应允，溥仪悻悻做罢。他一走，立刻在收容所其他囚犯中引起一阵恐慌，因为不知道他到底是去作证人，还是去接受审判；也不知道他这一去，是否还能回来。他们关心溥仪是因为命运相连。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收容所所长拿着一张日本俘虏在收容所内编印的小报，给溥仪的几个亲属看，上面登着溥仪去东京作证的消息。所长还说，20天之后溥仪一定回到这里。当时大家将信将疑，直到溥仪真地回来了，他们才放下心来。溥仪回到收容所时，心情还很兴奋。有一次，他对与自己一起拘留在苏联的侄儿毓嵣说： 这次作证，我和日本战犯的律师辩论起来了，声音越讲越高，几乎是大声在喊，退庭后总是感到挺累的。

伪满14年中，溥仪的公开讲话，包括以他的名义发布的诏书、教令和敕令，无一不和日本人高唱同一曲调。可那显然有许多是言不由衷的，国为关东军赋予他的实权很有限，在许多地方 委屈 了他。那个时候不得不把 气 憋在心里，现在可以放一放了，所以在法庭上讲话的声音就不免高些。

苏联政府虽然不允许溥仪自带随侍，却也给他配备了一名译员，这位苏籍译员曾在我国哈尔滨市居住多年，既懂汉语又通日文，名叫别尔阔夫。行前，苏方还特意为他订制了新装。于是，溥仪穿了这套合体的黑色西装，并在雪白的衬衣脖领下系上一条黑白相间的格纹领带，左胳膊上还挎着一件灰色的高级呢料大衣。就这样，溥仪在伯力地区内务局的一位上校和另外两名苏联军官的 保护 下，在伯力机场登上舷梯。

收音机在浓重的云海中穿行，溥仪的心则在迷茫的疑团中动荡。当他回忆这段难忘的飞行时，曾这样写下当时的心境： 飞到半途中，突然遇到一阵大雨，我从机舱玻璃窗口往下一看，只见山峰接连着山峰，好象是大兴安岭的模样。那时，因为我不懂苏联话，再加上对于苏联的政策尚未能十分信赖，于是我的老毛病 狐疑症又犯了：不是要飞东京吗？怎么飞了这半天还看不到海？特别在收音机上，苏联军官彼此间的谈话，我又听不懂，只好默然坐在一旁，一边在心里打着鼓，一边有意无意地听着。不料在他们的谈话中我突然听到了仅能听懂的 哈尔滨 三个字。于是立即把这仅能听懂的三个字，又结合到我的疑心病上，不由得在心中暗想：难道这是往哈尔滨飞而不是去日本？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说要让我赴日本东京去作证？这样一来可就糟了。这不等于前去送死吗 就在 遐思万里 、疑虑横生的时候，这架飞机也在空中轻快地飞翔着。我胡思乱想尚无丝毫头绪，这架飞机却毫不犹豫地在一个机场上降落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并不是什么哈尔滨，而是离海参崴80里地的一个地方。我 化忧为喜 地下了飞机，进入当地海空军人员俱乐部的军官宿舍。住了几天之后，才开始动身前往海参崴。

飞往东京：去作证，还是去受审？ (2)

从这里到海参崴是乘汽车走的，在这80里区间，汽车依山奔驰、傍海疾行，路转通幽，情趣盎然。刚刚摆脱 死 的疑虑，这时溥仪似乎又有兴致欣赏汽车两旁的优美风光了。那远方巍峨的山岩，与紫禁城御花园中的假山绝不可以同日而语；这近处嶙峋的怪石，也不是满洲 帝宫 西花园中所能见到的奇观。同行的苏联军官主动给溥仪充当解说员，一会儿告诉他这里是规模巨大的一流疗养院，一会儿又告诉他那里是富丽堂皇的文化宫，溥仪大开眼界。

汽车很快就进抵海参崴了，这是一座幽静而美丽的山城。溥仪连作梦也想不到就在他生活的这个天底下，竟还有这样一块美丽的地方：无论是山脚下，还是山腰中都有楼房矗立。山城虽起伏不平，建筑却井然有序。从溥仪所住的那栋6层楼房中远远望去，浩瀚的碧海、洁白的雪浪花尽收眼底，真让人平添醉意。溥仪从小就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可是 天 有多大，他并不真正懂得。这一回，确实是领略了 海阔天高 的实在内涵。

由于天气不好，山城总处于深雾的宠罩之中，飞机无法起飞，溥仪在海参崴一连停留了七八天。苏方对他的待遇很优厚，每天下午自己走到海边去，散散步，宽宽心。后来搭乘一架水上飞机，经5小时飞行，到达日本横滨附近的机场。

溥仪出庭作证所以能为世界各国瞩目并不是偶然的，早在溥仪抵东京前一个多月，有关的消息已经流传开来。国民党中央社在6月24日就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东京战罪法庭于6月24日起再开，将要了解张作霖被杀和溥仪由津赴东北内情，为之将邀请张学良作证。在起诉中，并可能传询去夏被俄人逮捕之溥仪作证。但一般观察，俄人未必允许其赴东京。溥仪在俄被拘之地点，迄今尚难判明。

这位记者没有判明的地点正是伯力第45收容所。当时溥仪忙于在那里写材料，他写过履历，写过由天津到东北的过程，也写过在伪满当皇帝的境遇。苏方要求他写这些材料正是为出庭作证准备的，虽然他本人对此并不很清楚。过了一个月，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又在7月28日从东京发回电稿： 据记者单独获悉，国际战犯法庭检查处美检察官，急欲将伪满皇帝溥仪传至东京，作审判一等战犯之证人，迄今尚未得到，据信在苏军手中。

其实，溥仪此时已在准备从伯力动身了，到8月7日晚间，重庆国际电台又播出一条新的消息，消息说： 东京联军总部宣称，前伪满皇帝溥仪将出席战罪法庭作证，但日期未定。溥仪现在海参崴，在出庭期间将居于此间苏大使馆，由苏看管。 这条消息已经透露了溥仪出庭作证的内幕，关于溥仪出庭的时间、作证的范围、留居东京期间的管理以及作证结束后的归属等问题，均已由苏方和联军总部商妥协定了。这一点，在有关溥仪抵达东京的报道中说得更加清楚。

据8月11日《华声报》载： [中央社东京10日专电]昨晚有苏机一架，自海参崴飞抵此间厚木机场，载来前伪满皇帝溥仪及随行之苏联人员一批，包括苏联检察官办事处之官员及溥仪的译员等，溥仪于最近期内即可出席远东战罪法庭作证。法庭首席检察官季楠，可望于12日与溥仪谈话，溥仪在此期间，可在苏联大使馆被待以宾客之礼，惟在整个作证进程中，仍须由苏方看管，一俟任务完毕，即由苏方带回。 报道这一消息的记者写到这里，突然把笔锋一转，在 皇帝 的身份上作起文章来： 按溥仪于1935年前来日本时，享受奢华之款待，一般认为此次苏联之所以愿使溥仪出庭作证者，盖欲使此一 皇帝 出丑受窘，以间接反映对日皇裕仁及一般皇帝制之亵猥也。

我们估且不论这种评论是否离题太远，皇帝出庭无论如何也是空前之举，加之它在法庭上的言论、举止和风度，都实在是足以轰动世界的。

溥仪自己回忆抵达日本的情形说，他所乘坐的那架苏联飞机，是在下午5时左右抵横滨附近厚木机场的。飞机还没有降落，就见几架美国驱逐机迎面飞来，在它左右盘旋，并尾随之一起降落。溥仪走下舷梯便开始接受身穿美制警服的人详细盘问，而闪光灯也总是围着他明灭，这样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被苏联驻东京使馆武官接走，并住进苏联使馆附近的一所楼房内。

飞往东京：去作证，还是去受审？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联合国战罪委员会的建议，由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盟军统帅、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在东京下令设立的。它的任务是审判破坏和平，包括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和破坏条约的战争的罪行，还有违反战争法规和习俗、违反人道的罪行。根据同盟国在战后签订对日和约时决定，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共11个国家派出法官参加审判。著名法学家梅汝璈ND174先生就是我国派出的法官。在世界历史上，组成国际法庭审判战犯，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在审判期间，共开庭818次，先后有11名法官、88名检察官和90余名辩护律师出席审判，审判记录竟达48412页；又有419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加上采访法庭消息的记者和卫兵，法庭全部人员已超过千人。审判耗资之巨，达每日万元美金以上。审判对象是28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荒木贞夫、平治骐一郎、重光葵、木户幸一、大岛浩、东乡茂德、桥本欣五郎、岛田繁太郎、贺屋兴宣、南次郎、梅津美治郎、烟俊六、小矶国昭、星野直树、铃木贞一、佐滕贤了、冈敬纯、白鸟敏夫、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大川周明。其中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病死，大川周明则患了神经病，实际被判的有二十五人。这些人中有原关东军司令官、原关东军参谋、原宪兵队司令官等，都曾与溥仪共事。从他们在我国东北犯下的罪恶来说，溥仪确是一个有力的见证人。

溥仪从8月10日傍晚抵东京起直到8月16日出庭之前，就呆在苏联使馆附近的那栋楼房中，接受法庭安排的各项程序性工作。这期间，苏联检察长、美国检察长以及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副检察长，先后来到溥仪的住处，对他的证人身份进行查讯。法庭首席检察官季楠也在8月12日与溥仪会面谈了话。

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每天由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创造了这个法庭中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据溥仪自己回忆，他在作证时，首先介绍一遍自己的履历；然后就日本战犯的罪行，对法官提出的问题作出证言；最后回答日本战犯辩护律师所提出的质问。他作证的目的是，证实日本利用他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在我国东北实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真相。

帝证人第一次出庭：出关之谜(1)

当时各国的报道都把8月16日称为东京审判的 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这完全是因为 皇帝 出庭的缘故。

那天，大约在午前11点25分左右，威伯审判长召呼证人到庭，这时法庭执行官维恩米特引导着一位瘦而高的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整个法庭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这位新证人。只见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因为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满头厚厚的头发，其中有一绺垂在宽阔的前额上。此人仪态沉静，举止从容。他正是中国末代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

由于溥仪出庭的消息事先就传开了，人们争着来看，所以这天的法庭便显得极为拥挤：前台为贵宾所保留的座位平常总是稀疏冷落的，今天却已大有人满之患，而坐在第一排的又几乎都是苏联人；记者席上则早已坐满了各种肤色的手持摄影机和记录簿的记者：特别是台阶上边的旁听席，简直是拥挤不堪。过去曾在伪满任官或曾 拜谒 过伪满皇帝的人都来看这场面。其中就有跟随溥仪多年的侍卫长工藤忠。他在后来回忆自己如何来到法庭以及当时的心情时曾这样写道： 从昭和6年(1931年)戏剧性的离开天津起，直到悲剧的战争完了止，在这15年前后的时间内，我一直是当着 侍卫长 的职务，没有离开过 皇帝 的身边。在我这个作为一个日本人而有着最为深厚的关系的人说来，真是无论如何，哪怕是只能看到一眼也好，也是想见一见他的。曾对此作了种种的努力，却白费了劲儿。没有法子，只得拿了一个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到了法庭。当然，同他说话是被严厉禁止的。

就这样，溥仪在众目睽睽之下，由两名法庭宪兵护送走上证人台。普通证人只有一名宪兵护送，大约因为溥仪是皇帝吧，就增加了一名宪兵。当不失当年风度的溥仪刚刚站到证人台上，数十名早已瞄准了他的摄影记者便纷纷按动快门，发出一片爆豆般的响声。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溥仪开始用稍微有点嘎声的北京话，回答季楠检察长的亲自讯问。

现在，我们将根据可靠的历史文献、有关的报道以及溥仪自己的回忆，把这段历史的原貌再现出来。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溥仪在法庭上的表现、各界的反映。当然，应该特别注意研究溥仪当时的思想倾向。

根据季楠检察长的要求，溥仪开始陈述自己的经历，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篇章，自然构成一篇动人的故事。他以低沉的音调款款而谈：

我1906年出生于北京，名叫溥仪。依满洲习惯在名字之前另加爱新觉罗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

由于溥仪发言的时候总是作稍微低头之态，而他的目光则从近视镜的玳瑁镜框旁边窥视他自己随身带来的笔记。对此，曾有一位美国辩护律师提出异议，于是威伯审判长宣布： 不经法庭许可，即使写了备忘录也不许看！ 溥仪立即申辩说： 因为年月日等等记不住，回答这些需要看看备忘录。 之后，他继续陈述经历： 父亲的名字叫戴沣，母亲叫瓜尔佳。

我继位之后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当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与此同时我便退了位。 溥仪这几句话真够 时髦 了，他把孙中山先生称为 伟大的人物 ，用 腐败 一词形容满清政府，说中国革命是 非常进步的运动 ，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特新闻。

溥仪继续说道： 为了继承皇位，我过继给同治和光绪，隆裕皇太后则成了我的母亲。她曾与孙中山先生会见，非常赞同建立民国，曾主张自动把统治权交给革命党。因此，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民国政府对于皇太后非常感谢，允许我保留皇帝称号，留居紫禁城内，每年供给四百万元生活费，宫内一切由内务府管理。1924年冯玉祥和张作霖二位将军相争，战后冯玉祥以武力命令我们和清朝王族即日迁出宫殿。我离开了紫禁城，但没离开北京，寄寓在亲父家里。当时报纸上传出对我行将不利或有危险的消息，我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便把我带到德国医院。

帝证人第一次出庭：出关之谜(2)

当时我才19岁，到什么地方隐蔽呢?庄士敦曾和英国公使马克莱和荷兰公使欧丁卡谈过，由于英国公使馆过于狭小，劝我到日本公使馆去，当时和我同伴的仅有庄士敦和郑孝胥两人。我留在日本公使馆不到半年，便取得段祺瑞临时政府的许可到了天津。从20岁到27岁，我在天津住了7年，后来，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就是 九·一八事变 ，日本以武力占领了东三省。

接下去该讲溥仪如何离开天津进入东北这个关键问题了，是胁迫而往还是自愿前行?这显然也是他必将站在被告席回答的问题。他异常警惕地讲了下面这段话： 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藉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边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以才去的。在天津我和家属住在一起，到旅顺去，同行的人只有郑孝胥父子，家属等直到后来才到达旅顺。

这样，溥仪完全把自己装扮成被绑架的受害者，这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溥仪后来回忆此事的时候，实事求是地承认道： 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的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 九一八 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事实， 九一八 事变后，我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这场长期勾结和豢养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但是，我为了摆脱自己，把这一切都回避了。

当溥仪谈到在旅顺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交锋的时候，季楠检察长发出一系列的讯问要求溥仪回答，下面便是他们问答的情况。

季楠： 板垣上校对你说什么来着? 溥仪： 大概谈了两个半钟头。他说： 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权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

季楠： 这是板垣的独自见解，还是遵照长官的命令？

溥仪： 他是遵照本庄司令官的命令和我说的。

季楠： 他说希望你担任什么工作呢？

溥仪： 他说因为我是满洲人，请我当新国家的元首。还说日本对东三省没有领土野心，成立完全独立的政权。

季楠： 你答应了吗？

溥仪： 我拒绝了！

季楠： 为什么拒绝呢？

溥仪： 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 满洲国 人享同等待遇。

季楠： 在板垣请求之前，日本军队在满洲做什么来着？

溥仪： 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同时在沈阳由日本人协助组织了地方治安维持会。土肥原便是组织地方维持会的主要人物。此后日本军队便对没有逃出去留在沈阳的中国官吏予以压迫。

季楠： 板垣是在什么时候向你提出上述请求的？

溥仪： 我到旅顺是1931年初冬。此后经过约半年功夫，他才请求我当新政权元首的。

季楠： 拒绝了他的请求之后，你还和他会过面吗？

溥仪： 后来会过一次面。

季楠： 拒绝了板垣的请求时，他的态度如何？

溥仪： 表现出非常不满意的样子。

季楠： 你和板垣第一次会面后，又和你的顾问们商谈过吗？

溥仪： 和郑孝胥、万绳栻商谈过。板垣也与他俩见过，听说他对我的顾问讲：那个请求是关东军的既定方针，如果予以拒绝，关东军就采取断然措施！

季楠： 顾问和板垣谈的话，是以后从顾问那里听到的吗？

溥仪： 是的，我的顾问说： 板垣威胁我们，如果不听他的话便有生命危险。 因此他们劝我答应板垣的要求。

季楠： 板垣对顾问的态度怎样？

溥仪： 顾问说，板垣是非常严厉与强迫的。

帝证人第一次出庭：出关之谜(3)

季楠： 你听说主张推出 满洲国 元首的是谁？

溥仪： 听说是关东军司令宫本庄繁。

季楠： 当时你的顾问都有谁?

溥仪： 郑孝胥、万绳栻、罗振玉和郑垂四个人。

季楠： 这四个人中间有否在中国国民政府中担任官职的?

溥仪： 没有。

季楠： 你和顾问们商议，对于板垣的要求到底拒绝还是答应的?

听检察长这样一问，溥仪竟理直气壮地摆出一副发表演讲的姿态，并环顾一下高高在上的十一位法官，把双手一摊，从容申述说： 当时，那么多民主国家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我有什么能力单独抗拒他们?

季楠： 你有否抵抗的意志呢?

溥仪： 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既已处在旅顺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可说！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

季楠： 拒绝出任满洲元首便有生命危险，这个话你是直接听到的吗?

溥仪： 是的！板垣和我的顾问都对我说过，而且我已经感到了身边的危险。

季楠： 你具有执掌庞大国家的政治经验吗?

溥仪： 我幼时便把政权让出去了，所以毫无政治经验。

看过《我的前半生》一书的人，一定对《会见板垣》那节文字留有印象。据它记述，当时溥仪与板垣争论的中心，并不在于溥仪是否出任新政权元首，而在于是否允许溥仪登报。溥仪以 不得不正统系 为辞，向板垣要 大清复辟 ，争皇帝来当。可是，当他回答季楠检察长讯问的时候，对此却只字不提。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溥仪在当年就具有这样的觉悟：敢于如实地承认自己是为了当皇帝而到东北来的。这时，季楠检察长用手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题： 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 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 是 。此时此刻当年跃马横枪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怎么样了呢?

有一篇报道这样描述了被告席上板垣的形象：

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以上就是溥仪首次出庭作证的情况。因为他揭发了日本战犯的种种内幕，赢得了举世注目；又因为他过分地推卸责任，从而遭到曾经同事的被告以及与之观点相同者的怨恨。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二十八名被告之一的重光葵在《巢鸭日记》上的记载吧：

八月十六日 星期五 晴

前满洲皇帝溥仪以证人的身份来出庭，这个处于不幸命运的人，在日本投降以后打算到日本来，曾和他的顾问吉冈中将等一起乘机飞到了沈阳，被苏联的飞机给带走，被收容在伯力，而今天从苏联方面来出庭。他穿着洋服，晒得很黑，看着像是很健康的样子。被使用为百分之百的宣传材料。他的证言是回答季楠主席的直接讯问，从他的诞生起，直到他承受了 满洲王位 为止。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于日本方面的胁迫做出来的，清清楚楚地作了这样的证言。真可怜，苏联把他作为俘虏而扼制着他的死命，并且还为了要躲避中国方面的刑罚才作了这样的苦心，大约是认为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到日本方面才是最安全的办法吧！他虽然曾身为 满洲皇帝 ，但丝毫也看不出他就是在新京王宫里住过的人的气质和风度来。他对于所有的事情，都在无一不是由于日本方面的胁迫、哄骗这一点上耍着手腕。

现在来看看池田纯久中将的回忆吧，此人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直到日本投降前两星期才调回国内转任内阁企划局长官。东京法庭设立后他担任梅津大将的特别辩护人，因此亲历了溥仪出庭作证的场面。他回忆道：

西伯利亚扣留中的前满洲国皇帝溥仪氏，出头东京法庭作证，这一新闻不仅在法庭内，即在世界也是一件热闹的话题。服务满洲的期间，屡屡接近皇帝，深受知遇的我，对于他的温容和聪明固已熟知，对于他来日作证，重亲謦咳非常期待。日子到了，昭和21年(1946)8月16日，威伯裁判长招呼证人，皇帝以飒爽之姿，出现法庭，立在证人台上。面对法庭紧张的空气，他毅然的态度，仍不减当年一国元首的充分威严。我在那一瞬间几乎有 陛下行幸 的错觉，当以日本人原有的尊敬，同情的心情，默默地向他致敬，倾听他的陈述。被告中如前任关东军司令官南大将、梅津大将以及曾任关东军参谋长后任总理大臣的东条大将都是旧知，不期而遇，对皇帝的不幸境遇深深的同情，以目示意表示欢迎。他开始陈述，因为他是检察方面的证人之一，他陈述的内容不会对日本有利，这可以预想。不过听他的陈述，殊不能没有意外的 奇想天外 之感。尤其日本人对他所陈述的种种，诸如对日本如何憎恶、嫌忌、反?、骂倒，竟出自和日本 同心 体 者之口，真有些怀疑到自己的听觉或不健全。至于内容的夸张、欺瞒、捏造，所在皆是。我邻坐的某辩护人曾向我打听，说道： 这是不是一个假的溥仪?

这些日本人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得出上面的印象完全不奇怪。他们也曾有种种的评论，那本来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不过他们也曾指出溥仪的欺瞒是因为害怕中国政府要求引渡，实际就是怕被处死，这确是贯穿溥仪这次出庭的一根神经。引渡之说在溥仪出庭之前已见报载，曾有这样一条短讯： 国际战犯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对合众社记者称，中国希望引渡溥仪，苏方并已一度允诺。然目前复予保留，这显然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

这种消息不能不给溥仪带来强烈的刺激。第一次出庭结束后，溥仪回到自己的住处，思前想后，这次出庭有什么教训呢?他总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说透，还应该多说， 自己还是太老实了 ！

皇帝证人第二次出庭： 猴戏 主角的自白(1)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这次作证的时间比第一次还长，目的在于了解溥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傀儡。与上次相同的是，无论贵宾席、记者席还是旁听席，总而言之整个法庭之上座无虚席。站在证人台上的溥仪似乎也比上次神气了，有篇报道描述了他的神态： 证人溥仪答复问题时，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着他的身体而且有时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大为满庭观众所注视。

季楠检察长与溥仪证人的问答，是紧接着前次继续进行的。

季楠： 证人由天律出发去旅顺时除中国人外，还有日本人随从吗?

溥仪： 有日本军部派来的人。

季楠： 你知道日本军队在 九·一八事变 后所做的种种宣传吗?

溥仪： 发生 九·一八事变 ，我是后来在报纸上才知道的。日本方面宣传 万宝山事件 和 中村大尉事件 ，说是权益受到侵害，必须维护。关于 柳条沟事件 他们也说是因为中国侵害了日本在 满洲 的铁路权益而发生的。后来日本向华北进攻仍是如此说法。

季楠： 按照日本的说法，他们是来解放被压迫的 满洲 人民的，这是他们的目的吗?

溥仪： 他们表里不一。宣传与事实是两样的。正像他们宣传说 满洲是独立的国家 ，而看看它10几年的历史完全不是那码事。

季楠： 那你为什么要答应板垣，终于当上满洲国的元首呢?

溥仪： 当时我年岁轻，也没有政治经验，由于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也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怖心。在另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材，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

溥仪的这番表白使整个大厅为之骚动起来，人们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也许有人正在说： 这个皇上真能胡诌！ 然而检察官对此并无兴趣，把问题转向溥仪在伪满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方面去，问答继续进行。

季楠： 你是1932年3月1日出任满洲国执政的，那么，当时实际领导了满洲的是谁呢?

溥仪： 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的全体幕僚，特别是板垣最为有力。

季楠： 你还记得在1932年7月1日，你所颁布的支配 满州 人民的许多敕令吗?

溥仪： 我没有发布过任何命令。

季楠： 你出任执政拥有什么权限这一点，板垣是否和你谈过?

溥仪： 他说 满洲国 是完全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布政令。

季楠： 你看到《日满议定书》并在其上签名之前，是否征求了你的意见呢?

溥仪当年在颁布法令、签定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确实是无能为力的，他因此而对日本人积怨甚深，现在一旦接触这个话题，他就激动不已。坐在证人台上的溥仪把上半身倾向前方，差不多已经站了起来，愤愤地回答说：

形式上是经过批准的，但是， 满洲 在日本军队的完全占领之下，我没有自由。

季楠： 你任执政时见过李顿吗?

溥仪： 1932年曾在长春的宫廷里见过一面。

季楠： 你们讨论了 满洲 问题吗?

溥仪： 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为名监视我。本来我是尊敬李顿先生的，对于 满洲 的许多问题也与他同感，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这实在令人恼恨。我当然应该把 满洲 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

季楠： 李顿能够理解你的处境，即在日本军队的威逼之下而不敢吐露真言吗?

溥仪： 完全理解的。因为不只我自己，其他一切 满洲 人都受到监视，不让说真话。

这时，曾有一位辩护律师发言，表示反对这种 诱导讯问 ，认为这是侵害被告权力的。审判长威伯据以宣布，要变换讯问方式，不希望再听证人关于是否与日军协力的辩解。就此，讯问和回答继续进行。

皇帝证人第二次出庭： 猴戏 主角的自白(2)

季楠： 你在1934年3月1日称帝之前曾和日本重要人物谈过什么吗?

溥仪： 最初，关东军司令官武滕元帅说，将来可改为王政；过了一年，菱刈大将又说将变为帝政。他说日本尊重 满洲 的独立，完全没有领土野心，因此希望改成像日本那样的帝政，使 满洲国 皇帝的地位和日本天皇的地位完全平等。

季楠： 满洲帝国 的组织法，它的形式和内容有关吗?

溥仪： 按照组织法的规定，皇帝是享有特权的。

季楠： 准许行使政府的立法权吗?

溥仪： 有这个规定。

季楠： 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行使立法权呢?

溥仪： 根据组织法是具有立法权的，事实上却没有任何权力。

季楠： 关于维持治安、公共福利和实施法律的敕令，是由你自动发布的，还是被动发布的?

溥仪： 发布是发布，但在事实上我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没有权力，只由他们奏禀一下便行了。

季楠： 你这是说，法律不准许你有权力呢，还是他们不准许?

溥仪是个从小就被培养成权欲十足的人，直到当了囚徒也不曾忘记当年因不得施展皇帝特权而生出的愤恨。他用手掌擂着证人台，发出了震动大厅的哐哐的响声，好一副皇帝派头！

溥仪： 法律是法律，事实是事实！法律不过是空文，关东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却不许我按照自己的意志做。

季楠： 那末，你有任命国军士官的权限吗?

溥仪： 在法律上我是完全有权力的，但在事实上完全没有这份权力。

季楠： 关于军队的组织与训练，也不让你下训令吗?

溥仪： 法律上我是有这份权限的，事实上完全没有。

季楠： 在财政方面也是如此吗?

溥仪： 组织法上规定的皇帝权限有名无实。

季楠： 虽然没有实权，关于这些问题也不和你商量吗?

溥仪： 没有 。接着加上一句： 名义上是由国务院会议通过－－这只是名义而已。

季楠： 开不开立法院的会议呢?

溥仪： 没有！

季楠： 你做皇帝时，是谁制定的国家法律?

溥仪： 表面上 满洲国 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在事实上完全是关东军干的。

季楠： 日本人也被任命为大臣或次长吗?

溥仪： 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也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在此，我愿就 满洲国 的行政试作说明。在关东军司令部里有司令官，一切事情由参谋长通过司令官办理；在参谋部里有个第四课，它是专门管理满洲事情的。就 满洲国 政权而言，由日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课课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 火曜会议 。这个会议以后，各部次长便分别起草与其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队可便决不更动一字。然后就把这种议决案送到国务院去，以取得皇帝或国务总理 批准 的名义。至于小事则由日人次长随便办理了。在 火曜会议 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厉声说道： 这是既定方针！ 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 满洲国 的中国人都怀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在省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季楠： 在皇帝在位期间，这种状况始终继续呢，还是有所变化?

溥仪： 始终如此。

季楠： 你有个人的行动自由吗?

溥仪： 所谓自由一词，10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是猴戏。

至此，上午的讯问终了。当午后一时半再行开庭后，溥仪又从 猴戏 说开了。其实，自从溥仪三岁登极就失去了自由。在北京的年代里，紫禁城的高高的宫墙便是监禁他的栅栏。到长春以后，不但有栅栏，还有武装宪兵－－关东军以及看守－－吉冈安置，使这位万人之上的真龙天子，竟然既无皇帝之尊，又无自由可言，他怎能不为此而愤然呢?

皇帝证人第二次出庭： 猴戏 主角的自白(3)

溥仪： 每年我与 满洲国 军司令官有一、二次会见，这也是与日本的最高顾问和军政部大臣会同举行的。我的训示完全是他们做好了的空文。吉冈中将不许我与 满洲国 军司令官谈话，即使许可也是只限于用纸笔，这已属常事，无须惊奇。我过生日时北平的友人来祝寿，也是不准见面的。更为令人恼恨的事，是吉冈中将叫我写一个亲族的家属表，只许我和他们相会。就是这些人来了，也要一一向宪兵报告姓甚名谁，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回去。人们给我来信则由宫内府的日系官员收去。我想给祖宗扫墓也是被禁的，只能委派别入代理。

至此，季楠检察长转换话题，问题皇后和皇妃的生活，溥仪的脸上顿现悲戚之色，缓缓地说： 我的爱妻被吉冈中将杀害了。 他指的是谭玉龄，人们感到奇怪，整个大厅陷入一片沉寂。

溥仪： 我的妻子当时23岁，我俩非常和睦。她是一位爱国女子，常常对我说，现在不得已，只好忍耐。等到自由的日子到来时，再从日本人手里收回满洲。然而，她竟被日本人毒死了！

溥仪讲到这里，已不是在说，而是吼叫起来。他使劲儿地连续用手掌猛击证人台，人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全神贯注地用眼睛盯住了他，他继续吼叫着，像是要用那声音去撕裂他的仇人

而且我知道这是谁干的，就是吉冈中将！最初，我妻子病了，请了一位中国医生来诊病。后来吉冈介绍了日本医师。她的病固然是重的，但不至于死。日本医师诊察之后，吉冈找医师密谈达3小时之久。那天夜里就由这个日本医师守护治疗。本来须每小时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这一夜中医师仅给注射二三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经死去。那天晚上，奇怪的是吉冈一直在宫中留宿，并不断向宪兵和侍女探问情况，当他听说已经死了，才赶快溜出宫廷。一月之后，吉冈又来劝我娶日本女子为妻，并拿出许多照片给我看。我当面无法拒绝，便回答说，婚姻以感情为基础，所以不问是谁，只要是我所喜爱的，便与她结婚。我的妻了虽然不是皇后，但是她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后来我和一个年幼的中国女子结了婚。若问为啥选择一个女孩子?就是因为她没有受过日本教育，可以由我自己来教育。

溥仪越说越兴奋，干脆不等审判长发出讯问，就自己转换话题，在庄严的法庭之上演说起来。

溥仪： 吉冈说 满洲国 就如同是日本的一个小孩子。梅津美治郎也一直这么说。换句话说，日满是一德一心的，企图把 满州 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所谓一德一心起源于 八絃 ND175一宇 。

这时，溥仪想起1935年访日前夕，关东军为了增强他的日本历史观念，特派历史学家 御前进讲 。现在，正可以把那次进讲的内容派个用场。于是，他把上半身尽量向证人台以外探出，张开两只手臂向空中乱抓，看来他是要用手势配合演说，精彩地说明 八絃 ND175一宇 思想的侵略含义。

溥仪： 八絃ND175一宇这四个字是日本神话中的女神 天照大神，让她的孙子当上日本天皇之后教给他的一个名词。在日本第一代天皇即神武天皇的诏书里，以及最近缔结的日、德、意三国同盟书中，都用这个名词。它的含义是以全世界为一家，并由日本统一之。

这时，有位辩护律师带着愤怒的情绪打断了溥仪的没完没了的演讲： 证人把检察长的讯问搁在一边，一个人唱起独角戏来了！ 季楠检察长对此的看法是和那位辩护律师完全相反的，他说： 证人唱独角戏正可以免除说我是 诱导讯问 的误解，对辩护律师们也是有好处的。 最后，审判长以 证言与事件有关 为辞，驳回了那位辩护律师的抗议。讯问继续进行。

皇帝证人第二次出庭： 猴戏 主角的自白(4)

季楠： 现在谈谈你和你的臣下以及 满洲国 居民的宗教信仰问题吧！

溥仪： 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试验场。日本人不但封锁了我的口和手，也剥夺了我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知道，关东军司令官梅津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密令对我进行宗教压迫的。但是我当时就从心里反对这种神道的侵略。后来，吉冈根据梅津的命令强迫我到日本会见天皇，天皇拿出三种神器 剑、镜和玉给我看，并把其中两种 剑和镜给我了。

这时，一位日本律师站出来争辩说： 证言与讯问相距太远了，而且，起诉书中根本没有提到宗教侵略问题。 季楠检察长表示赞同律师的观点，并提出关于证人访日一事另行讯问。然而溥仪坚持己见，声音更加洪亮。

溥仪： 日本把神道扩展到他们的国家以外，首先是扩展到中国，然后更扩展到亚洲全境，他们就凭藉这种神道的扩展去达到支配别国人民的思想、精神和行动。我们能够找到许多实例证明日本宗教侵略的存在，证明发动并指挥战争的日本人，在进行中国和亚洲侵略战争时，也以神道为手段，藉重宗教的信仰与冲动，去实现侵略的目的。

由于溥仪强调指出了作为一种侵略手段的日本神道的犯罪性，因此获得了审判长的确认，而那位日本律师的抗议被驳回，讯问和答复继续围绕宗教侵略这个话题进行。

季楠： 天皇在什么时候给你剑和镜?

溥仪： 1940年。

季楠： 他交给你镜子时向你说明了它的意义吗?

溥仪： 从日本古代神话来讲，镜子是象征天照大神的。

那位总是提出异议的日本律师鹈泽聪明，是对东方道德颇有研究的学者，听溥仪谈起神社又持异议了。他认为，关于日本神道，学者、政府与政治家的意见都不一致。而且日本政府并不把神社(即神庙)当作宗教。因此他要求溥仪说明到底是根据谁的看法。这一异议被否决了，因为审判长认为它与讯问的宗旨不符。

季楠： 在日本得到的宝物之中，你体会那面镜子的意义如何?

溥仪： 据说，天照大神看这面镜子便如同看他自己。总之，镜子是反映天照大神的，是象征天照大神的。

季楠： 是你自己把宝物带回 满洲国 的吗?

溥仪： 是的。这件事情在我一生之中是最大的耻辱。

季楠： 你回国以后，为了实践神道而修改了法律吗?

溥仪： 修改了组织法第九条，添入了 神道 内容。日本的企图是奴化中国、南洋以及整个世界。对于这样的沦辱，我一万辈子也不能服从。这种对 满洲 的沦辱便是对中国的沦辱，进而就要沦辱整个世界。我到日本把三种神器中的两种带回之后，我的家族都哭了！

季楠： 为什么只赠给你剑和镜，而不赠给你勾玉呢?

溥仪： 不知道。

季楠： 实践神道，是自由的，还是强制的?

溥仪： 完全是强制的。军队、学校，包括我的属下，人民全部都被强制的崇拜神道。而且，依照法律规定，不敬神社者要处十年以下一年以上劳役。

季楠： 日满议定书以及其他条约都称为 满洲国 ，承认它是独立的。但是按你的说法，宗教无自由，皇帝自身也没有宗教自由。

溥仪： 我们确实没有宗教自由。

季楠： 神道是否意在使 满洲 人崇敬皇帝?

溥仪： 完全如此。

季楠： 是为崇敬日本天皇?还是为崇敬 满洲 皇帝?

溥仪： 三种神器是代表天皇的，藉此以便奴化 满洲 。

这时，检察长和审判长都要求溥仪明确回答，而不要说得含混其辞。

溥仪： 所谓崇敬，就是崇敬天照大神的意思，也就是崇拜天皇。

季楠： 在 满洲 制订的有关神道的法令付诸实施了吗?

溥仪： 实行了。是由日本人制定的，也是由日本人强制实行的。

皇帝证人第二次出庭： 猴戏 主角的自白(5)

季楠： 在 满洲 设置了最高祭祀人吗?

溥仪： 最高神祇官就是桥本虎之助中将，也叫奏祭官，桥本兼任参议院副议长，还当过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和关东军参谋长。

在这一天的询问中，只在谈到神道时。溥仪的愤怒才达到极点。过去的几年中，日本强迫他用天照大神代替大清的列祖列宗，这早已让他忍无可忍了。现在终于得到机会，能够和盘托出郁积经年的满腔憎恶，向天下人表白心迹了。溥仪愈讲愈来劲儿，又从神道说到政治和经济方面。他说，日本在议定书中承认 满洲 独立，这完全是骗局！真正独立的国家是不许外国驻扎军队的，日本却以驻扎军队为承认满洲的条件！

季楠： 星野总务长官对满洲的工业以及其他产业所实行的政策，有什么值得谈的吗?

溥仪： 星野总管产业的开发、经济统制以及开拓等等事业，这一套政策对 满洲 的损害极大。 满洲 的一切产业都处于统制之下，由日本实行垄断经营，最大的钢铁业则是为日本军队制造兵器的。

李楠： 在这种政策之下，大公司的情况如何?

溥仪： 有64个特殊公司，资金有几万万。它们成立的目的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为了使中国破产以推进侵略战争。

季楠： 支配银行的是谁?

溥仪： 全部在日本人手里。而在银行里存款最多的则是中国人，特别是劳工。借款却仅限于日本人。

季楠： 经营产业也必须经过许可吗?

溥仪： 由日本人发许可证。中央银行在名义上由 满洲 人当总裁，但他没有实权。

季楠： 在帝制的 满洲 里有所谓专卖机关吗?

溥仪： 有的。这些机关几乎都在日本人手里。

季楠： 什么东西被规定为专卖品?

溥仪： 专卖事业须通过专卖总局后方可经营，这个总局也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关于专卖事项均由政府发布命令，日本官吏便依据命令行事。鸦片即包含在专卖品中。

以上就是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的情况，时间比第一次还长些。当审判长宣布退庭时，溥仪觉得自己像是刚打了一场胜仗，吐出了心中的闷气，真感到痛快淋漓。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一整天的作证中，溥仪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 胜利者 ，他也曾受到审判长的严厉斥责，那就是当他现出怕死之态的时候。当时在中国报纸上曾刊登这样一条消息，题目为《自称怕死请求宽恕》： 【中央社东京十九日专电】溥仪今晨在国际法庭再三请原谅其因受生命威胁故接受 满洲国 皇帝之苦衷。庭长威伯予以严峻之驳斥谓：怕死不能原谅。吾人未见任何国家有因生命威胁而恕宥其人之卖国罪。今日整个上午，吾人只闻溥仪请恕宥其与日人通诸之罪，但认为吾人已听够其言语。按开庭之初，溥仪又重申其呼吁，谓：当李顿调查团抵东北时，渠因惧个人之生命危险，故未向李顿调查团有所透露。

皇帝证人第三次出庭：不钻律师们设下的圈套(1)

8月20日，溥仪第三次出庭作证，根据当时的报道，溥仪在作证中 详述日人统治东北十四年中奴役中国人民之情形 ，重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当季楠检察长讯问有关经济统制法的问题时，溥仪首先谈到专卖问题。他说，最主要的专卖品是鸦片，但棉布及其他物品也属于统制品。一经实行这种经济统制，一切物质便入于日本人之手，矿业也由日本独占， 满洲人 的势力遂被驱逐；其次，溥仪又谈到在经济统制下东北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他说，棉布统制法实施的结果， 满洲人 到了冬天便买不到棉布，冻死的或患病死的很多。对中国人，只配给最粗糙的米吃，而食用大米则是违法的，一旦被发现就将受到惩罚。溥仪又谈到连货币也由日本垄断。他说， 满洲国 的货币完全在日本铸造、印刷，货币的规制均由总务厅的日本官吏决定。溥仪最后说， 满洲国 的经济统制法，是由关东军草拟，后经总务厅长官草拟的。

当季楠检察长讯问有关压迫和掠夺人民的问题时，溥仪谈到伪满的 储蓄法 。他说，那是强制学校、事业机关以及其他一切机关团体实行储蓄。连最贫穷的劳工也必须把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入日本银行。到日本投降时，存款总数已达满币六百亿元之巨，其中大部是贫穷劳工的强迫储蓄，平均每人约150元。溥仪又谈到移民问题。他说，日本有个庞大的移民计划，在20年内向满洲移民600万人。为了鼓励日本人向我国东北移殖，用很少的钱或干脆不给钱，强行征购东北农民的肥沃农田，以安置日本移民，而将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驱赶到荒凉不毛之地去出卖劳动力。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移民每年渗入东北达8万人以上。

溥仪还谈到劳工问题。他说，东北的中国人民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的，都要在劳工服役法之下为日本服劳役。对于这些劳工也不管治病医伤，每日仅给很少的食物而已。他们称之为 勤劳奉仕 ，伪满颁布了勤劳奉仕公法，协和会为此特别卖劲儿。就这样，日本利用中国东北的人力与资源，妄图把东北建成他在亚洲大陆的一个军火仓库。溥仪又谈到 满洲 居民中间存在的等级制度。他说，日本人是上等，朝鲜人其次，而中国人处在最下位。一切配给都按这个阶级办理。最下等的中国人连旅行与迁移也受到限制，从18岁到50岁的居民都须备有 国民证 。

当季楠检察长讯问有关鸦片问题时，溥仪说，日本在表面上禁止吸食鸦片，但在另一方面则奖励罂粟的栽植，这种计划是以关东军为中心而由总务长官负责实施的。罂粟的栽植量年年增加，栽植地域广达热河、奉天、吉林各省。以至为了栽植罂粟所用经费，列入特别会计项下竟达20亿元。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麻醉中国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则是要以其高额利润支助侵略战争的经费。

接着，李楠检察长为了了解溥仪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问他拥有卫兵的数目。溥仪说：

我之前往旅顺，进入 满洲 ，是具有将来与中国携手，收复失地的目的的。到了 满洲 我才知想逐步扩大卫兵的人数，最初只有七八个人，后来增至200人，由200人又增到300人左右。我给他们开支并秘密施以军事教育，以期将来与中国军队携手。不久，这些不属于军政部的护军便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并不断地找碴儿。有一天，在长春公园里日本人和我的护军冲突起来了。日本方面竟行使警察权拘留我的护军，并对他们施以鞭打和水刑。

季楠检察长又问到日本在中国东北备战的情形，溥仪说： 因为他们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我不可能直接看到或听到。不过我曾看到施设铁路的地图，在 满洲 东部和北部的边境上新筑了许多铁路，这显然是用以准备对苏军事的行动的。我认为苏联方面绝对没有侵略 满洲 的意思。证明这是事实的实例，便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汗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中，苏联战胜了。如果苏联具有侵略意志的话，把事件扩大便对苏联有利，可是苏联并没有这样做，事件解决即了，这正是苏联没有侵略企图的证据。 由于溥仪在证言中以公正的立场提到苏联因而曾遭到当时一些右派报纸的攻击，说什么溥仪又为 新主子 说话了。

皇帝证人第三次出庭：不钻律师们设下的圈套(2)

季楠检察长的直接讯问在8月20日上午结束，从这天下午起，由被告律师针对证言对证人进行质问。在与律师打交道的几天之中，可以说溥仪是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一个上来质问的是日本律师团的首席，亦即前两天曾多次对讯问提出异议的鹈泽聪明博士。这位博士身材瘦小，满头白发，总是绕着圈儿提出问题，有意让你摸不透。

鹈泽： 证人在1909年继承皇帝之位后，是在北京天坛行过祭天告祖之礼吗?

溥仪： 那无须问，因我当时年幼是由父亲代祭的。

鹈泽： 证人在1934年在 满洲 称帝登极，也曾在长春南郊举行了同样的告天之礼吗?

博士的没头没脑的讯问引起季楠检察长的抗议，认为这已超出了讯问的范围。但是威伯审判长说，既然是针对证人是否是真正帝王，当然可以问。

鹈泽： 证人在辛亥退位后考虑再行实现康熙乾隆二世的王道政治否?

溥仪： 由伟大的人物办卓越的政治，这希望是自然的。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

鹈泽显然是在玩弄圈套，想引诱溥仪说出他早有复辟为君的念头。溥仪对此也已心领神会，想方设法绕开博士的圈套，用含混其辞的回答敷衍搪塞。审判长威伯不耐烦地插言道： 离题太远了(双方问答都离题太远( 整个法庭一片哄笑。可这仍没有打断博士的质问。

鹈泽： 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是否想把清初的王道政治，在现代的条件下加以重现呢?

溥仪： 这不止他们吧，人们都愿意出现好政治。

威伯审判长终于下令不许这样绕来绕去地问答了，他断然说： 离题太远了，对法庭没有价值。 鹈泽博士还不服气，辩解说： 年老的我，以为在这个法庭里谈一谈东洋文化的立场也是可以的，所以才敢于质问。 但是，他毕竟不能再问下去了，他设想的圈套还没有摆好，就不得不收了回去。

接着上场的是被告梅津美治郎的律师布莱克尼少校，他是一位美籍军人，把军人风度带到法庭上来了。当年的东京报界评价说，他的历时3天的质问是 令人恐怖的冲锋肉搏式的 。

起初，布莱克尼想从历史上证明溥仪是自愿登上 满洲 皇位的，围绕这一点，溥仪和律师在你问我答之中捉起迷藏来了。

布莱： 证人退位后仍保留着皇帝尊号吗?

溥仪： 依照清朝退位时的约定，是承认每年支给我400万元年薪，并占有紫禁城一部分的，可是未能按照这个约定施行。

布莱： 证人在历史上曾有过一次复辟举动吗?

溥仪： 那是我12岁的时候张勋搞的。

布莱： 后来中国违反了退位条件，在1924年冯玉祥政变以后便停止了皇帝待遇，不再支给年薪，证人对此不满吗?

溥仪： 我虽对这种武力政变不大满意，但我也很想离开宫中。我当时的心境可以由庄士敦所著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说明。

布莱： 1924年 满洲 不是土匪横行吗?

溥仪：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所以治安紊乱，匪贼横行，这是常见的事，而且别的国家也有这种情形发生。

布莱： 那时 满洲 治安混乱，外国不是为了保护本国权益而必须出兵吗?

溥仪： 对我来说这只是报纸的知识。当时的日本是在 满洲 从事侵略行为的，而且还嗾使便衣队从事不法行为。

布莱： 那时不是俄国侵略北满吗?

溥仪： 不知道！

布莱： 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之下能算是善政吗?

溥仪： 张学良统治时期的满洲是中国领土，与 满洲国 情形根本不同。但如果你说张学良统治下的状况不够理想，那我也可以承认不够理想。

皇帝证人第三次出庭：不钻律师们设下的圈套(3)

布莱： 是不是可以说：当时满洲如果没有个善良的统治者出现，也是可以统治好的?

溥仪： 不知道！

这时，季楠检察长表示抗议说： 律师的讯问超越范围了。 布莱克尼分辩说： 我是试图考察证人的知识和记忆力的可靠性。 这一辩说获得了审判长威伯的接受。然而，布莱克尼已经看出，无论他怎样兜圈子，溥仪也是不上套的，索性转动舌锋，直截了当地质问溥仪是否有复辟的想法。

布莱： 证人自己是否有过要在满洲施行善政的理想?

溥仪： 唔 ?请再说一遍，没听明白。

布莱： (又重复说一次)。

溥仪： 这种事情嘛，我，连想也没想过。

布莱： 证人对 满洲 的情况一向是如何了解的?

溥仪： 那很难说，可能有各种方式。

布莱： 比较经常的呢?看不看报纸呢?

溥仪： 报是人人看的。

布莱： 按当时报纸上的满洲消息，治安情况如何呢?

溥仪： 隔了那么多年，我怎么能记得?

布莱： 那么，你看过李顿报告书吗?

溥仪： 记不清了。

布莱： 300年前，你的祖先不是想到中国建立王朝的吗?

溥仪： 那是因为明朝已处于混乱中，吴三桂邀请满族入关的。

布莱： 证人没想到过自己的复辟的可能性吗?

溥仪： 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想的是要以人民的幸福列为第一位。

布莱： 1931年以前，没有向任何人提到过希望复辟的话吗?

溥仪：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只是爱中国，我并没想成为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也许在口头上议论过，也未可知，但是我决没有显明的行动。

布莱： 究竟说了还是没说?

溥仪： 忘了。

布莱： 是有说与没说的两种可能吗?

溥仪： 记不起的事我说不出来。

布莱： 在旅顺与板垣会面是在哪一天?

溥仪： 不记得。

布莱： 由旅顺去长春是哪一天呢?

溥仪： 时日我完全不记得了。到了 满洲 之后，我讨厌使用康德的年号，所以对于年月日的记忆特别淡然。

溥仪用 不记得 三字，不置可否地去对付律师，布莱克尼少校由焦急而激怒，却又毫无办法。当年的报纸上曾刊登了溥仪 受律师盘诘突失记忆 的新闻，其文如下：

〔中央社东京二十日电〕傀儡皇帝溥仪本日下午在为廿七名日本主要战罪嫌疑犯辩护之诸律师严厉盘诘之下，突然失却记忆，溥仪在答复十至十五个问题时，仅称 吾不能记忆 ，溥仪以此不加可否之答复回答关系傀儡皇帝生命史上重要阶段之诸问题，渠甚至不能记忆渠离开天津赴旅顺港之月份，并志记渠登傀儡皇帝之时日，激怒之被告辩护律师慎重一再覆述同一问题，惟恒得 吾不能记忆 之回覆，于再度盘诘中，被激怒之律师，要求法庭协助令证人答复问题，律师四度询渠 尔是否谓尔未曾如是 ，溥仪四度答曰： 吾不能记忆曾说何语 。始则被告律师企图打断溥仪之证言，而迫渠承认一九二 年中之事态。溥仪答曰，渠但闻日本便衣军在中国各处肇事，渠拒绝答复辩护人所询中国彼时情况良否一问题，但曰： 良与不良仅系比较而来。

皇帝证人第四次出庭：物证与舌战(1)

8月21日，溥仪第四次出庭作证。这次出庭，在溥仪和他的对手中间形成短兵相接式的恶斗，把前次已经掀起的轩然大波推向高潮。

开始，布莱克尼律师就以连续不断的讯问发起攻击。由于反复出现类同的问题，引起威伯审判长的怀疑，遂问道： 律师是想证明什么呢? 布莱克尼坦率地公开声言：他要使溥仪丧失证人资格。在他看来，证人已经成为 满洲 君主，只是说这并非出于本心，一切行为都是被迫的。如果能够证明溥仪的行为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的自由的意志，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他是一个说话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十分自信的布莱克尼少校竟在法庭之上公然说出了他的这一想法，这时，季楠检察长发言，提醒律师注意讯问时采取的方式。他说： 这位证人对于法庭里的讯问没有经验，所以务请把质问的内容整理一番，以期不致使他陷于答复困难。 于是，围绕着溥仪是依据自由意志成为 满洲 皇帝，还是被强制不得不当 满洲 皇帝这个问题，展开了论战。

论战一开始，人们已经明白：上次出庭中布莱克尼所发出的那些如张勋复辟、民国背弃 优待条件 等似乎不关痛痒的讯问，原来都是为今天的短兵相接服务的，都是伏笔。由那里开始，布莱律师很快便把问题追到溥仪为了当皇帝，曾委派郑考胥找板垣办交涉的事上。

布莱： 在会见板垣之前，为了商量让证人当执政或皇帝，曾派郑考胥和罗振玉去找板垣吗?

溥仪： 根本没有这回事！连执政都是后来决定的，更谈不到皇帝的问题。

布莱： 当时罗振玉是什么身份?

溥仪： 私人朋友，没什么身份。

布莱： 他作为你的代理人，是否有关于政治和复辟问题的发言权呢?

溥仪： 他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负责。

布莱： 板垣有没有和你说过，他是听了罗振玉说你要复辟，才找到你的?

溥仪： 不记得了。也许是罗振玉说过，但他不能代表我。

布莱： 证人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就任 满洲 执政的?

溥仪： 在接受板垣的要求到了长春以后，我考虑了新的手段。假如表面上不虚与委蛇，对日本人表示好意，便不被日本人信用。不为日本人信任便不能训练亲兵，培养人材，以备将来收复失地。我是冒险这样干的。计划奏效时，我是爱国者；失败时，我便身败名裂。

布莱： 证人还记得在长春宫殿接见记者伍德海的谈话吧?证人那时谈到就任 满洲 执政的原因时是这样说的： 就个人的理由来讲，我是为了对于民国政府的违约做个亲身的证据而来到了满洲；就政治的理由来讲，我是为了企图改善民国的恶政而来到了满洲。 这是事实吧?

溥仪清楚记得：这是事实。伍德海是由庄士敦介绍与他相识的英国记者，溥仪在天津时就多次接见过他。而且，溥仪谈过的这些话，早已被伍德海写进一本书中，而那本题名为《在中国的记者生活》的书，1934年就在伦敦出版了。可这一切，溥仪全不认帐。

溥仪： 伍德海的事，我全不记得了。即使说了那也是假的。因为我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不对日本作出种种欺骗，那是什么事也干不了的！

布莱： 证人还记得在长春与李顿会面时的谈话吗?那时怎么不为 满洲 人民而对李顿讲实话呢?

溥仪： 我已忘记向李顿讲了些什么，不过，当时所讲全属不确。那是板垣逼迫我那样说的，实在遗憾。如果我要说了实话，今天也就不可能来此作证了。

布莱： 那么，你是珍惜你的生命而不说话呀?

布莱克尼律师的高频率进攻，使溥仪愈来愈失去了招架之功，当时的报道曾描绘了他的那种狼狈相： 溥仪口嚼指甲，以手抚脸，承认渠曾欺骗1932年之李顿调查团。当渠形似不能了解其字意义，而要求重述一次时。渠之一双近视眼辄于其眼镜后转动不已 正当溥仪尴尬难煞的节骨眼上，季楠检察长发言说： 证人是否英雄，并不是审理的目的。这个问题应另找机会由其他法庭处理。 这便救了溥仪的驾。

皇帝证人第四次出庭：物证与舌战(2)

当天下午，律师向法庭交出溥仪亲笔写给南次郎的黄绢信。布莱克尼满以为拿出这铁的物证一定会使溥仪无所抵赖而低头认输了。那么，让我们根据当时记者们的现场采写，来恢复那段历史情景吧。

布莱克尼律师宣布说将要交出信件，当时的溥仪 以极紧张之面容立于法庭中 。黄绢信很快便通过法庭传到溥仪手中，让他辨认， 溥仪慎重研究该文件数分钟之久 ，此时法庭的空气，紧张达到了极点，溥仪本人则感到连 神经也快要拉断了 。

突然，只见溥仪像弹簧似的从证人台的椅子上站起来，一下子把黄绢信扔到地上，面向法官大声嚷道： 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 布莱克尼律师一听，顿时现出慌乱之状，忙问： 上面的宣统御玺也是假的吗? 溥仪斩钉截铁地说： 完全是假的！ 由是，局面对溥仪来说，立时从被动转为主动。季楠检察官显然也很兴备，立即提出：应把这封信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由被告方面负伪造罪责。威伯审判长表示可以受理这一要求。当时报界曾以《律师多事》为正题， 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 为副题，把上面那个精彩的历史场景迅速报道出来。其中一篇这样写道： 今天午后，东京战犯法庭中，又展开最惊人之一幕，盖被告律师所提出之原诋毁溥仪之文件，反变为27名战犯之罪证也。被告律师提出一函，并称此函乃溥仪所写，内要求日人协助其恢复皇座 溥仪愤怒填胸高呼 此乃伪造之函件 时，首席检察官季楠即利用此点，要求将此函件作为日本战犯之罪证。二被告律师猛烈反对将被告所提之文件作为检察官之证据，然审判长威伯压制其抗议。

然而，布莱克尼律师并不甘心败北，他继续追问溥仪，企图找到－－那怕是一丁点儿破绽，以便重整旗鼓，反扑过来。

布莱： 那么，信上是谁的笔迹呢?

溥仪： 不知道！

布莱： 是不是副署人郑孝胥写的?

溥仪： 不像。我看就连他的签字也是假的。

布莱： 证人的印鉴在我自己手里。盖在这封黄绢信上面的是大印鉴，我不知道。再说在天津时期我是个平民，从来没盖用过皇帝玉玺。

布莱： 你在天津曾使用皇帝专用的黄色纸写信吗?

溥仪： 我一向只用国产的普通信纸。

溥仪步步设防，终于使布莱克尼律师不能得到一句他认为完满的答复。对被告及其律师们说来，溥仪似乎是赢得了一次胜利，然而它毕竟是建立在隐瞒了若干情节的基础上，溥仪的心是并不踏实的。有位细心的记者曾观察到这样的场面，他写道： 溥仪在今午之作证中，忽呈不知所措之态，达数小时之久，日本各被告战犯都在旁观望聆听而呈欢喜之色 倘从思想改造的角度看，这无论如何不能称作溥仪的胜利。

皇帝证人第五次出庭：布莱克尼少校的杀手锏(1)

8月22日，溥仪第五次出庭作证。继续由布莱克尼律师提出质问。不甘心失败的布莱克尼经过一夜的考虑，感到只有在法庭上揭露溥仪证言的不可靠性才有希望转败为胜，他决定先从溥仪目前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入手。

开庭后，布莱克尼就讯问溥仪当日本投降后由长春、奉天辗转而去伯力的经过。请看当天的报道：

【中央社东京二十二日合众电】溥仪今天第五次出席远东战罪法庭作证时，否认被告律师指其目前为苏联之俘虏，因此其作证可能歪曲真理，一若昔日在日人手中时作证。溥仪承认渠在战争结束时，被苏空军所执。迁居伯力后，向在苏武装看守之下，但渠坚持渠之言完全真确。溥仪述及渠被苏联看守之情形称： 吾等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人员所执后，被押至西伯利亚之伯力拘禁时期毫无自由可言，甚至无自由可去附近之河边散步。 溥仪家室中亦有多人被拘禁。被告律师询其 汝出外时，是否亦在武装人员看守之下? 溥仪答称： 是余来东京时，在交武装看守之下。

讯问到此，布莱律师突然把话锋一转，向溥仪抛出了他的杀手锏，当时的现场记者们则说是 又投出了一个冒险的质问 。

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

对溥仪来说，这确是打中要害、刺疼心窝的问题，是他明明知道而不敢去想的问题。虽说不敢想，可连作梦也梦见哪！为了逃避那终将到来的审判，他曾在不久前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长期留居苏联。现在，布莱克尼少校竟然在严肃的法庭之上，以愤恨的口气，提出了这个足以使他精神崩溃的问题

不过，没等溥仪启齿回答，季楠检察长早已表示了反对这样提出问题的态度。威伯审判长也表态说： 这是让证人宣布自己是罪人的问题，请律师撤回！

布莱克尼似乎已经看出他所提出的问题在溥仪心中造成打击，尽管审判长表示反对，他仍是换换口气和角度又提了出来：

证人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是和日本通谋的，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有通敌、利敌行为的人吗?

在场的日本战犯被告们，由于律师提出的问题而感到开心。采访现场的记者描述道： 被告东条英机与大岛治二人均面含笑容，被告板垣征西郎则略呈微笑，其仁丹式胡须亦随之翘动。

然而，季楠检察长依法再度提出异议。布莱律师对此极表不满地向审判长申辩道： 证人之证言是否可信，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打听打听证人现在处于如何地位，以分析其证言是否因受威胁或默许之故，而失其真实性，这显然是很必要的嘛！ 威伯审判长环顾左右，和几位审判员简单磋商几句，便对布莱律师说： 庭上大多数人都反对你这种讯问方式，不过，问一问是否由于威胁或约定才作的证言也好。 溥仪应声答道： 完全没有受到威胁，我只是说我所知道的呀！ 律师没有获得他想得到的东西，于是变换方式，仍以探索证人陈述的可靠性为目标继续讯问。

布莱： 植田任关东军司令官驻满是在什么期间?

溥仪： 想不起来。

布莱： 梅津任关东军司令官驻满是在什么期间?

溥仪： 想不起来。

溥仪为了防止在他的证言体系上出现漏洞，愈来愈多地采用 不知道 或 想不起来 对付讯问。其时，还闹出一个笑话。记者报道说： 今午之作证，并无甚大结果。溥仪仍不能记忆各事之日期，当被告律师向溥仪称 汝可参考各事，恢复汝之记忆 时，溥仪乃手指律师大笑曰： 阁下可查日满年鉴以恢复汝之记忆。 也有的记者以《一问三不知溥仪装疯卖傻》为题报道这种场面，那些花花绿绿的记者显然各有自己的立场，用词也大不相同。

接着，溥仪以证人身份向审判长提出，希望能允许他在证言的时候翻看笔记本。审判长威伯答复道： 可以看看事件发生时所作的笔记。 溥仪马上说： 这个笔记确是在 满洲 时作的。 可是，布莱律师表示不信任，并追问道： 这个笔记是不是季楠检察长直接讯问时用过的那本呢?我听说那个证人在最近的两三天前才作的。 季楠检察长则以 证人对于日期的记忆不正确 的插话表示出与律师相左的倾向。很明显，在溥仪要求阅看笔记的问题上，检察长倾向允许，而律师意在反对。审判长威伯所作的结论是： 笔记应由审判长查一查，以期明确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做的。 由于溥仪没有随身带来那个笔记本，这个问题就暂时搁下。

这时，检察长季楠以挑战的姿态再度提出那封黄绢信的问题，掀起一场新的论战。

皇帝证人第五次出庭：布莱克尼少校的杀手锏(2)

季楠： 检察方面认为，那封伪造的黄绢信正是由律师团自行宣布的被告的罪证。检察团方面要把这个赝品作为被告共同谋议的证据而提出。

布莱： 若是正式提出作为证据，必须证明它的真实性。

威伯： 真实与否可以证明。法庭破例允许有关的被告提出作证。

审判长这样一宣布，首先提出作证的便是南次郎的辩护律师冈本，他解释这封信的原委说，这封信是由溥仪的家庭教师远山猛雄经手，在东京亲手交给南次郎的。1934年郑孝胥到日本时也看过此件，认为确是皇帝亲笔并签署了名字，这是有据可凭的。接着，布莱律师又提出，不应把这一函件作为与所有被告都有关的证据。

季楠： 关于这一点，溥仪在昨天已经予以否定。律师先生应将该信上交法庭，这封信将被证明是伪造的，且为成立傀儡国家的一系列阴谋之一。

布莱： 不过，这封信上标明了写信日期为1931年10月11日，是溥仪在天津时写的

尽管在这番论战时，溥仪没有插嘴，可是 心中有事 ，表情上不能不有所流露，正如现场记者们所看到的，溥仪在证人台上 身体不时颤动，且常以右手食指擦鼻 ，竟是一副可怜相。

就在这个时候，威伯审判长表态了。他说： 先将该函交审判所予以保管，检察方面若不经过审判所的许可，是不能作为证据而提出的。而且，一个证人与一个被告的通信，能否适用于一切被告也有问题。这个事情无妨作为今后的一个问题暂时保留。 请读者注意：审判长这样讲，也绝不意味着被告律师的 反扑 的获胜，这从下文中就可以明白了。

布莱克尼律师在结束他长达3天的质问之前，最后又提到了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的一本著作，传说本书序文是溥仪写的。

布莱： 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所表现的溥仪的生活与见解，是否与实际相符呢?

溥仪： 不能说完全与此同感。

布莱： 序文是谁写的?

溥仪： 该书序文，那是老早的事了，全记不得了。

威伯： 证人可以看书，把英、汉两种文本仔细对照一下。

溥仪： 这好像是郑孝胥写的，我不记的。

威伯： 那就把该书序文登记为证据文件。

随后，威伯审判长就宣布了法庭审判团作出的两项决定：一是决定把证人致南次郎的黄绢信采用为证据，而且作为对一切有关被告 不仅是南次郎个人，而提出的证据。二是对于《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被认为是证人手写的部分，可以提出讯问。

皇帝证人第六次出庭：溥仪受人唆使了吗?(1)

8月23日，溥仪第六次出庭作证。这一天，由被告律师克莱曼进行质问。报道说，这次出庭使溥仪 重获他人之极大信任 。

克莱曼律师的质问是针对溥仪在8月19日回答季楠检察长直接讯问时曾谈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汗事件的情形而开始的，律师对此表示异议，但溥仪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复述上次谈话的内容说，苏联对我国东北并没有侵略的图谋。在张鼓峰及诺门汗两次事件中，苏联虽然获得胜利，但是并没有继续向前推进，这就是苏联没有侵略企图的明证。

克莱曼为了打破溥仪的证词，先是采用旁敲侧击的方法，企图找到根据证明那是受人唆使替人宣传，于是问道：

这种情形是证人拘留于苏联期间听到的吗?

不是！在 满洲 时我便知道了。

溥仪的答复堵住了克莱曼想钻的窟窿，他立即转到攻击的正面，抬出《李顿报告书》来，质问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前苏联对满有无侵略企图。他还谈到了所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上尉事件等等。他没有料到这反而被溥仪抓过来当了口实。

溥仪从容答道： 这样的小事件，一切都在短期间内便解决了。但是，日本却把这些事件做为侵略中国的口实，这是世界周知的实情。惟其因为这样的侵略是犯战争罪的，我才做为证人也被唤到这里。我不是自愿来到法庭的，不过我自然想说一说日本长期压迫 满洲 与中国的事情，恰巧有国际军事审判法庭的设置，因此在这个机会之下，我想述说的希望便特别多了。

溥仪使用比较的方法，从相同的历史事件中同时引出苏联没有侵略意图和日本怀抱扩张野心的两个结论，使现场记者用这样的醒目标题《以苏联比日本，溥仪措词精警》报道出去。但法庭上的被告律师却非常不满，于是在溥仪和克莱曼之间又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克莱曼： 证人在法庭上提出这种事例有何裨益?

溥仪： 我并没有获得任何诺言，我非常愿意在此提出作证。我这是在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机构。

克莱曼： 证人是否曾受到别人的警告呢?倘若你拒绝这样作证，则势将对你发生某种影响。

溥仪：(先是哈哈地放声大笑) 这话实在可笑，我当然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在此作证的。

往下，又提到了上次出庭曾经提过的那个溥仪的笔记本，由于有人认为它关系到证人陈述的可靠性，所以又发生了争论。事情是由克莱曼律师的讯问引起的。

克莱曼： 在过去的8个月期间，关于你在这个法庭里所说的证言，对谁谈过吗?

溥仪： 在苏联时，曾讯问过我访日的情况。我曾让同伴臧式毅(前伪满参议府议长)记录我们的谈话。其中一部分笔记让我带到东京来了。此外还有在 满洲 时作的笔记，不过这份笔记还在伯力放着。

威伯： 证人现在应该交出上次已经提到的那个笔记。

溥仪： 上次谈时我是记错了，实在对不起。实际情况是，用铅笔写的那本笔记仍放在伯力，并没有带来。

威伯： 你不是说因为那个笔记模糊了，在东京你又重写来着吗?

情况是这样的：在8月22日的法庭上，溥仪要求证言的时候翻看笔记，威伯审判长表示可以看证人在发生事件时所写的笔记，为此须事先经过检查。溥仪说，事件发生当时他用铅笔作了记录，后来逐渐模糊，又用钢笔改写了。因此才引出威伯的这一问话。据记者报道，当时溥仪 态度昂奋、双颊胀红 。

溥仪： 的确抄写了三份，在 满洲 用铅笔写的那份放在伯力了，未曾带来。

威伯： 那我们再问也是没有用啊！

季楠： 如果是要调查证人笔记上的年月日依据公文和刊物便可以明白，其内容就像美国的《独立宣言》一样，是为一般所周知的事情，那是不会捏造的。

威伯： 昨天证人在法庭上所说的话是无由注销的。用钢笔抄还是铅笔写的问题与美国独立宣言有什么关系！

季楠： 这是茶碗里的波澜，无聊的争论。只要把证人带来的笔记全部予以调查便可以判明事实。

审判长与检察长的辩论自然成为法庭上一段相当精彩的花边新闻。不过，检察长最后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已被审判长威伯采纳，要求溥仪提出他带来的笔记。溥仪从衣袋中拿出一册小型的黑皮笔记交给中国代表梅汝璈ND174先生。下面就是在溥仪交出笔记本以后，围绕是否提出这个笔记本作证的问题，法庭上的全部对话：

梅汝璈ND174法官： 检察方面把这个笔记提出作证可以吗?

皇帝证人第六次出庭：溥仪受人唆使了吗?(2)

季楠检察长： 那自然是很好的。不过，现在证人拿来的这份笔记并不是全部笔记，铅笔写的那一份仍放在苏联国内。

威伯审判长： 我们所关心的还是用铅笔写的那册原始记录的笔记。

罗干律师： 这册笔记不是事件发生时作的，因此我们反对提出它来作证。

赖文律师： 证人故弄玄虚。

威伯审判长： 在质问中不许弹劾证人，律师应当撤回方才所下的断语。

赖文律师： 冒昧失言，愿意收回并致歉意。

那册小型的黑色笔记毕竟不是原始记录，当然不宜以为凭据。因而，季楠检查长也不再坚持提出作证。审判长遂表示同意被告律师的异议，否决了把那册黑色笔记提出作证的问题。

皇帝证人第七次出庭：驳倒了清濑一郎(1)

8月26日。溥仪第七次出庭作证。这次出庭主要是回答被告，东条英机的律师清濑一郎博士的质问。这位博士随身带来几份历史文件，看来是准备经过质问以后就把它们作为证据 自然是减轻被告罪行的证据了。

清濑博士首先提出的文件，便是从日本政府档案中抄来的溥仪致本庄繁的一封信，企图证明溥仪与日本是通谋合作的关系，而并非仅仅是被动的。该信全文如下：

径启者：此次满洲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国军队及人民均受到重大之损害。本执政深怀感谢，且确认此后敝国之安全发展，必赖贵国之援助、指导，为此，对于下列各项，特求贵国之允可。

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际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权及新路之修筑，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挑选贵国知名卓识的国民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增减之。

五、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列各项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

此致

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大同元年三月十日 溥仪(印)

清濑拿出这封信的抄件后，溥仪当即承认了这个事实。但他只是冷冷地说： 把那些条件加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早已处在日本势力的控制之下了。落款是我签了名，然而那不过是日本方面作的。

接着，清濑博士又提出有关溥仪在1935年访日的两个文件。一个是溥仪访日归来，在长春发布的《回銮训民诏书》。这个伪满 国民 能默诵的诏书中有这样几句： 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为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 清濑据此而讯问溥仪的本意，溥仪哈哈地发出笑声，说道： 那是遵照关东军和吉冈中将的意思作的。

清濑博士拿出的有关溥仪访日的另一个文件是一本题名为《扈从访日恭纪》的书，那是由溥仪访日期间担任翻译的林出贤次郎 谨述 的。此人当年的职务是驻满日本大使馆书记官、兼 满洲国 宫内府行走。书内大量记载溥仪的媚日活动。清濑特别举出溥仪所写的两首诗来。第一首是四言诗，据林出 谨述 ，那是在1935年4月4日，溥仪所乘的 御召舰比睿号 于晨六时行至日本九州以西的海面上，当时溥仪身穿海军礼服，站在军舰展望台上，观看由70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的阵容表演，礼炮轰轰、威风凛凛。于是溥仪来了兴致，挥动 宸翰 ，写出一首 御制诗 ，其云：海平似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第二首是七言诗，4月5日，溥仪的 御召舰 已在海上航行了4天，天气由阴雨渐次放晴，林出形容那天是 阳光照射，波光如锦 ， 惟西北风尚烈，波浪激荡，跃过舰首 。这时，溥仪的晕船反应也刚刚平静下去，遂又写出 御制诗 一篇，其云：

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

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清濑以为这总可以称作溥仪的 自由意志 了，便质问道： 诗应是从内心流露出来的，难道这也不是你本心的写照吗? 他没有料到，溥仪仍是一口便把它否定了。溥仪说： 这不过是社交上的应酬，当时日本在我国东北的地位已经巩固，我不过赋诗数首，让他们决乐快乐而已。所谓本心等等，那是笑话。 溥仪此言也是实情。就拿他写 海平似镜 来说吧，据林出描述当时是景色是这样的：

是日朝来，低气压由冲绳岛西方向东北前进，因此波涛渐次奔腾，而雨势亦逐见增大，视线致成为狭小。是日若系晴天，在与联合舰队会合前，将有飞机百余架在海面上空摆列飞翔，欢迎御召舰。兹因天雨未能成为事实。午后一时许，波浪愈大，比睿军舰亦颇觉摇动。至其他警卫之驱逐舰，则颠侧愈烈，甚至不能作炊。比睿方面虽不若是之甚，但舰首受波浪冲击，激荡之声甚厉。

皇帝证人第七次出庭：驳倒了清濑一郎(2)

请问哪里来的 海平似镜 ?这不分明是为应酬而胡诌吗！大概是因为清濑博士冤屈了溥仪的 本心 吧，溥仪不无气愤地接着说道： 律师尽管说我在 满州国 的行为是自动的，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 这句话显然是 过杠 了，审判长威伯责备溥仪说： 证人应该只陈述事实，附加些多余的话就不好了。

在这之后，清濑博士又提出两件人命案，要求溥仪拿出确凿证据。一件是溥仪的祥贵妃谭玉龄被害问题；另一件是兴安北省第一任省长凌升的被害问题。清濑质问溥仪说： 证人在接受检察长的直接讯问时说你的夫人被毒死了，这是用毒药害死的，还是说因注射葡萄糖不足致死的? 溥仪在八月十九日回答讯问时谈到了谭玉龄之死，起初他说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具体谈到死亡过程时又说是没有按时注射葡萄糖。清濑显然是抓住溥仪谈话中的这一漏洞而提出质问的。清濑强调地问道： 我是问一问究竟是用毒药毒死的不是? 威伯审判长不赞成这种质问方式，插话说道： 这不是用 是 或 否 所能回答的问题。 于是他直接向证人讯问题： 你是不是说下毒药了?

溥仪： 我不是医师，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用毒药。我是根据周围的情势那样推断的。

威伯： 你已经将全部事情都说明了吗?

溥仪： 全部都毫不隐瞒地说明了。

之后，审判长威伯转问清濑： 那么，你觉得他说明的充分不? 清濑对此没有回答。因为溥仪已讲清楚：他是根据推断作出的结论。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溥仪写道：

我到了长春以后，和婉容之间的感情已达到完全破裂的地步，于是便托我在北京的亲戚介绍了谭玉龄。结婚以后我们二人之间的感情尚不错。几年之后她患了重病，经中医诊治的结果认为是患伤寒，但屡次服药总未见效。后来又让日本医生给她治疗，据日本医生说她是患粒粒结核症，不料第二天她就死了。但我总疑心她是被日本人给害死的。因为当日本大夫乍一来看病时，还对她相当热心，还有护士给她输了血，医生也频繁地给她注射。可是当吉冈安直闻知此事亲自赶来之后，便把这个大夫找去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大夫回来后便不像以前那样热心诊治了，也不那样频频给她注射了。同时，吉冈安直还特意搬进伪宫内府来住，并命宫内日本宪兵不断给担任看护病人的日本护士打电话。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过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便死去了。尽管我对她的被谋害并没有什么充分证据，根据当时的主观判断，我总认为她的死可能是日本人下的毒手。

跟随溥仪多年深受信任，同时对溥仪也一向忠诚的他的侍卫长工藤忠，亲耳听到溥仪的证言后，对谭玉龄之死发表了如下的看法。从他的回忆中可以知道，毒杀之说虽无实据却在当年就已风传，也并非溥仪临时杜撰于法庭之上的。工藤忠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东京裁判厅内，皇帝曾清楚地作结论说： 杀害贵妃的就是吉冈中将！ 不过，我认为，这是不是由于误解而来的呢?这位第二个皇后 贵妃，出身于好家庭的人，皇帝也很宠爱她。这个 妃子 曾因得了病，受着汉医的医治。但是，吉冈就说： 汉医不中用！ 于是叫来军医诊治，但已经过迟，第二天就死去了。是由于得了急性脑膜炎。尤其是当贵妃不乐意的时候也不管，仍是强行注射，并投药给她吃，也许这就是皇帝坚决认为她是被毒死的缘故吧！糟糕的事情是在贵妃死后的几个月内，军部方面就把一名候补的贵妃带来了，连宫内府大臣都不知道。于是，就有了一种传闻说：那是个日本的女子，要在贵妃被杀死之后来作后继者的。这就使 毒杀 的说法更加有力了起来。

皇帝证人第七次出庭：驳倒了清濑一郎(3)

关于伪满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之死也曾引起法庭的辩论，但不为一般报道所注意。倒是有位中央社的记者在他的采访文章中提到几句： 日本被告律师今日复向法庭提及残酷之 满洲国 史上另一神秘命案，盖溥仪前称日人曾谋害一不友善之省长，然渠除含混之证据外，亦不能有更进一步之证明。东条之辩护律师清濑一郎谓：该省长是经合法审判并定罪后而处决者，溥仪反驳称，甚多人民俱系因日人之暴行而致死者，然 满洲国 之审判仅为消除关东军敌人之形式而已。

凌升是蒙古贵族，清末蒙古都统贵福的儿子，张作霖统治东北的时候曾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署的顾问。溥仪出任伪满执政前，他曾代表蒙古王公赴旅顺请愿 劝驾 ，因此也被列为 建国元勋 的。但突然在1936年4月上旬被关东军逮捕，并于4月12日被解送至满洲国政府 付军法会军议 。同时被抓的还有兴安北省第一警备军参谋长福龄、兴安北省警务厅长春德、兴安北省省长秘书官华林泰、兴安警备军骑兵上尉沙德图和海拉尔警察署巡官倭兴泰等5人。并宣布他们的 罪状 是：勾结苏联和外蒙，向他们通报日、满军情，图谋蒙古独立。4月14日宣布褫夺凌升的 建国功劳章 、 大典纪念章 和 皇帝访日纪念章 ，同时褫夺了其他人的勋章。4月19日 经军政部高等军法会审判决 ，凌升等6人全部处以死刑。4月24日在长春南岭用残酷的斩首之刑将他们处决。

就在演出这幕惨剧前不久，溥仪刚把四妹许给凌升之子，从而结为亲家，所以当时他对这个案子是关心的。据他所说是因为凌升在一次省长会议上发牢骚，抱怨关东军言行不一，说他在旅顺曾亲耳听板垣说过，日本将承认 满洲国 为独立国，事实上却事事横加干预。他在兴安北省也是有职无权，一切由日本人作主。这下子惹怒了关东军。虽属 皇亲国戚 也不宽贷，只在行刑后由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出面，通知溥仪这是 杀一儆百 ，让他立即解除四妹的婚约就算了事。溥仪当时就感到：这不仅是杀了凌升，也是给了他当头一棒。因而总是难以忘怀，这次在东京法庭又提到了凌升之死。

清濑博士最后拿出的一份历史文件乃是伪满皇帝于1941年12月8日发布的《时局诏书》： 你记得你在1941年12月8日说，为了支持日本作战， 满洲 将尽一切力量援助吗?

溥仪： (满洲国)皇帝的工作就是日本的傀儡工作。 显然，溥仪已经懒于一一回答这类具体问题了，然而清濑还是追问不停，当年颁布《时局诏书》的真实情景又浮现于溥仪的脑海之中。他后来回忆这段史实时说：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又在东太平洋沿岸点起侵略魔火。吉冈安直来见我，说裕仁现已发出诏书对英美宣战，并拿出《时局诏书》的草稿给我看，让我于当日晚间在伪宫内府召开 御前会议 ，决定这篇 诏书 的发表，还希望我能在开会时亲自宣读，表示一下伪满洲国竭尽全力支援日本 圣战 的决心，尔后，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形式地把 诏书 稿拿来，让我 正式 阅过，于是这个 御前会议 就在伪宫中的勤民楼开始了。当然由我扮演会议 主角 ，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大藏以及各部大臣，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副议长桥本虎之助以及各参议都出席会议。首先由我说明原委大意并表示伪满当竭尽全力支援 亲邦圣战 的决心，然后我就一字一句地像背台词似地宣读诏书，其中最卑鄙无耻的 警句 是： 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 。此外还有 死生存亡，断弗分携 等奴才滥调，充分表现了我的卖国嘴脸。

在连续多日的法庭讯问中，这类问题实在已经屡见不鲜，无须重问再答。审判长威伯让清濑博士转换题目质问，这时冈本敏律师站了出来，他拿出一本书，那是庄士敦所著的《紫禁城的黄昏》。冈本敏从这书中找到溥仪手迹和印鉴的影印件，他要求以此为据对溥仪致南次郎的黄绢信进行鉴定，以确定它的真伪。

冈本敏先把书翻到第448页，那页上印有溥仪题了字的一个扇面。请法庭据以核对证人的笔迹。

皇帝证人第七次出庭：驳倒了清濑一郎(4)

威伯： 他的笔迹已不是现在的争论点。

冈本敏： 证人否认给南陆相写信，所以核对笔迹是必要的。

溥仪： 那个扇面我还记得，写的唐诗，是我的亲笔。

由于溥仪已经承认，法庭决定受理冈本敏的提议，把扇面字迹作为核对的依据。之后，冈本又把书翻到序言部分。

冈本敏： 序文上的印鉴是证人自己的吗?

溥仪： 我的印鉴很多，郑孝胥等人可以随便使用，所以已经记不清楚了。

威伯： 证人必须答复讯问，印鉴是不是证人的?

溥仪： 序文和签名不是我的亲笔。

当年《华声报》曾以《溥仪手笔真假难分战犯法庭束手无策》为题，报道了关于笔迹鉴定的这场争论。根据这篇报道，最后由审判长威伯宣布将聘请字迹鉴定专家协助解决。实际鉴定是8月29日下午在溥仪所住的麻布寓所内进行的，担任技术鉴定的是日本警视厅的高村技师，参加鉴定的有中国方面的两名检察官以及被告律师冈本敏和罗干。然而鉴定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没有因此而戳穿 黄绢信 的真相。

皇帝证人第八次出庭：又击败了马泰斯

8月27日，溥仪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庭作证。在这一天的法庭上，争论的中心仍在于溥仪是自愿成为伪满皇帝还是强制当上 满洲元首 的?结果表明：任何一位被告律师企图改变溥仪一贯坚持的立场和态度都是无能为力的。《华声报》在《威伯表示溥仪讯问将终结》的标题下，报道了这次法庭辩论的结果：

【中央社东京二十七日专电】远东国际战罪法庭长威伯今晨表示，或将终结一周来对溥仪之疲劳讯问，今晨被告律师再度对溥仪所称渠为 并非出于自愿之皇帝 提出质讯，庭长威伯即发言，加以阻止谓： 此种讯问永远不能于吾人有助，证人所提出之立场表示其一切均受日人控制，故任何讯问均不能使其放弃该立场。 被告律师又问： 在3个时期中 即居于平津时期、作傀儡皇帝时期及日本投降后之时期， 汝认为何时期最受压迫? 溥仪极力答称： 余在东北时最受压迫 。

这天中，具体担任质问的被告律师名叫马泰斯，他还是抓住关键的天津阶段和旅顺阶段而展开质问的。

马泰斯： 在1931年，你认识日本的天津总领事桑岛吗?

溥仪： 认识。

马泰斯： 关于复辟问题你和桑岛谈过吗?

溥仪： 没有。

马泰斯： 1931年你和桑岛会面时，桑岛曾对你说日本天皇欢迎你复辟，你曾问桑岛，有关日本援助的程度以及逃出天津的具体方法等等，这不是事实吗?

溥仪： 这完全是日本的捏造，毫无这个事实。

马泰斯： 当时你说复辟时机未成熟，是不是?

溥仪： 我没说过！

马泰斯： 你在旅顺期问先后与板垣会谈三次，第一次为1932年1月末，第二次为1932年2月22日，第三次是特别应你的请求在1932年2月29日会面的，是这样吧?

溥仪： 我和板垣只谈两次，所谓第三次会谈是不存在的。

由于不能从溥仪口中得到任何把柄，被告律师们愤怒异常。有位美籍人士摩尔站了出来，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 我以30年来与东方人交往的经验，深知东方人在受到压力的时候总是躲避供词。 他发言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显然是余怒未息。整个法庭一下子从争论中沉寂下来，变得鸦雀无声。打破这沉寂的是审判长威伯，他严命摩尔站起，指出这是严重的抨击事件，要求他立即撤回自己的言论。摩尔像只泄了气儿的皮球，当庭表示歉意，并声明方才的言论作废。

8天的法庭作证结束了，经11位法官磋商，让溥仪暂留东京等待通知。于是，这位举世瞩目的证人在苏联宪兵保护下退庭。许多想见见溥仪的人早就来到法庭门口守候了，多年随侍在侧的工藤忠更是毕恭毕敬。现在就让我们从他的回忆中看看当时的场面吧：

在8月27日下午皇帝最后出庭的那一天，我先绕到大门口等待着皇帝。于是，皇帝就在苏联的青年军官的前后押护之下，走了出来。他也一眼瞥到了正向他鞠着躬的我。在皇帝的眼睛里，比他的嘴还能有力地流露出来，彷佛是在说： 工藤啊！你能平安无事，太好了！ 看皇帝不像是怎样健康的样子：在前额上有一绺头发蓬乱着，脸色很憔悴。不由得使我 万感填胸 ，简直没能把头抬了起来。

皇帝证人退庭之后：历史并没有完结(1)

溥仪退庭后，关于他是否自愿出任伪满皇帝的争论并未因而终止。各方面的证据也不断地向法庭提出。

就在溥仪退庭的次日，即8月28日，法庭公布了一批日本外务省的机密文件。据报道，其中有日驻天津总领事与日外务省之间在溥仪离津前夕的往来电报。报道说，从这些电报的内容中 可见土肥原乃为拐诱溥仪及制造1931年底天津暴动事件之主谋者 。其中还有日驻营口总领事致外务省的报告，专谈溥仪离津的情况。

报告说： 土肥原大佐已领导溥仪自天津逃出 。还讲了如下过程：溥仪被秘密载入汽车内，偷出租界后即被带至码头，在携有二挺机枪的武装人员四人保护下登艇，开抵大沽，又改乘 淡路丸 号日本船。这些文件似可证明溥仪确系被强制送到 满洲 的。然而也是这批电报中，还有证明溥仪是自愿前往 满洲 的内容。报道说，日驻津总领事给日外务省的电报里有一件内称 溥仪为潜逃之时机尚未成熟 ，另一件内称 溥仪得到恢复帝位及将受日皇室欢迎之消息后，表示极愿复位。

一年以后仍有人愿意充当为人证。据中央社报道，1947年9月10日下午，曾从1934年起的一段时间内担任日本陆相的被告荒木贞夫供述说，溥仪第一次访日期间和他会面的时候，曾令随身翻译人员避开，用 笔谈 的方式直接向他表示，希望能恢复清朝局面，仍当整个中国的皇帝。同一天中还宣读了英国记者伍德海的书面证言，这件事情在一年前被告律师质问溥仪的时候曾提及，当时被溥仪一口否定了。中央社记者以《溥仪乃自愿为傀儡国际法庭中一明证》为题，报道了宣读伍德海证言的情形：

【中央社东京十日电】在华担任记者多年之伍德海今晨于送致此间国际军事法庭之证词中称，傀儡皇帝溥仪并非被迫为君主 并非被日人自天津绑架至东北者。按在宣读伍氏供词之前，检察官及辩护律师对于是否容纳此一证言曾展开半小时之激辩。伍德海之证言系以其1942年9月在长春访问溥仪时之谈话为根据。伍氏称，溥仪对于 满洲国皇帝 之职位甚感愉快。渠并告伍氏称渠因两项动机而出任 满洲国皇帝 之职，此两项动机为：(一)自满清企图将主权交付人民后，中国即发生内战及骚扰；(二)国民党对于渠极 不敬 ，取消其俸禄且充公其私人财产。伍德海并称，溥仪当时谓渠命定从事改进其祖先发源省份之一切情况。

在国际军事法庭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被告律师们煞费苦心地搜集证据，以图证明溥仪是自动登上伪满政治舞台的，从而减轻日本战犯的罪行。当时，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关于溥仪出关的那段历史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了。溥仪成为 康德皇帝 ，这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豢养和阴谋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封建复辟势力要把愿望变为行动的结果。这不但为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所证明，在溥仪先生后半生的著作、文章和谈话中，也完全得到了印证。当年的溥仪要复辟、要称帝、要统治整个中国，这完全属实。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屠杀和掠夺中国人民的罄竹难书的罪行难道能够因而减轻吗?

溥仪在法庭上，对一些情节闪烁其辞，现在看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根贯穿溥仪这次出庭的神经一直被人拨弄着，所谓的 引渡之说 从溥仪出庭之前到他退庭之后始终就没断过线。在这种情况下，让他怎样设想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呢?

请看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是在1946年8月29日发出的，当时溥仪虽已结束出庭作证，但尚未离开东京。报道的标题是《我交涉引渡溥仪》，全文如下：

【本报南京二十七日急电】伪满洲皇帝于东京作证后是否解归我国，抑仍由苏押回?司法行政部谢部长今告本报记者，已训令派驻东京国际法庭检察官向哲濬，就近交涉引渡。按溥仪原由苏方应允引渡未实现者。

溥仪返回伯力以后，引渡之说仍是不绝于耳。曾有位住在纽约的远东问题专家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在西方的一家报纸上撰述专论。他认为，苏联拒绝将溥仪引渡给中国政府，是准备将来把溥仪送回东北，利用他成立倾向于苏联的 缓冲国 ，就像日本利用溥仪一样。他说，按溥仪一生的奇异的命运来说，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这位评论家还在他的文章中声称：应把溥仪交还中国。因为他是中国的逊君，是中国公民。由于他联合日本反叛本国，所以应以汉奸和战犯罪受审。

皇帝证人退庭之后：历史并没有完结(2)

当然，这中间也有替溥仪说情的。可以举一个例子：1947年11月26日，即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正式开会的第二天，《中央日报》刊出立法委员李晋芳的文章，题目为《历代对于胜朝及僭伪傀儡处置之分析研究》，这篇长达一万二千字的长文还有一个副题：《为引渡溥仪作》。报纸的编者在其声明中公开说，发表这篇文章是为 供国大参考 的。所以，当天报纸给每位代表发了一份，在会场上引起了相互间的讯问与研讨。作者在该文的末章中请求政府赦免溥仪的为此提出三条理由：第一，不要摆出一付惩治溥仪的姿态，而迫其进一步投入苏联怀抱，为苏所利用；第二，溥仪是前代逊王，又是满族的代表人物，应从民族团结的意义上给予宽贷；第三，溥仪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倘对溥仪治以汉奸之罪，则无异替日本战犯开脱罪责。

不管怎样，溥仪的心是惴惴不安的。他怕听到 引渡 一词，怕落到国民党手里，更怕落到共产党手里。在他的耳际，常常响起布莱尼克律师向他提出过的那足以使他精神崩溃的问题： 最终你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审判！

溥仪惧怕那尚未到来的审判，因为审判的后面将是处汉奸以极刑。为躲避这一切，他给斯大林写信，要求留居苏联，等待时机转赴欧美，当寓公了此一生。为此，他千方百计地保存了一批珠宝，以备日后的消费。

大家知道，溥仪力图躲避的审判，到底是没有避开。他终于被引渡了，被审判了，而且是落到了他最惧怕不过的共产党手里。然而，随之而来的却不是 处以极刑 ！共产党没有杀他，只是给予他一个改造的机会，十年以后他竟以公民的身份回到了北京。这个现已为整个世界所知的事实，却是溥仪自己当年万料所不能及的。

毛泽东郑重提出引渡溥仪(1)

自从毛泽东和周恩来向进军东北的部队下达对溥仪和爱新觉罗家族实行妥善保护的命令以来，匆匆5年过去。从1945年8月到1950年7月，溥仪在前苏联的赤塔和伯力被拘留了5年。他宁肯作为囚徒永远呆在这里，也绝不愿意被引渡回国而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惩处。

溥仪被苏军俘获并囚居赤塔和伯力不久，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就向苏方提出了引渡溥仪的要求。1945年9月下旬，溥仪第一次给斯大林写信，要求永远留居苏联，这封信是由溥杰起草的。两个月以后，溥仪在伯力郊外的红河子收容所，趁着向苏方贡献珍宝的机会再次提出留居苏联的要求。溥仪致斯大林的信曾在报纸上刊出，苏方藉以拒绝了中方引渡的要求。

曾有位住在纽约的远东问题专家，于1947年9月在西方一家报纸上撰述专论，认为苏联拒绝引渡溥仪，是准备将来把他送回东北，用于成立倾向于苏联的 缓冲国 ，就像日本利用溥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当然不愿意失去对溥仪的控制，以 避免美国人和中国人利用溥仪来搞反对苏联的挑拨离间活动 。这是臆造。苏联所以拒绝引渡，是因为当时 还是蒋介石的中国 ，而不是 毛泽东的中国 ，这是伯力收容所苏联军官别尔面阔夫于溥仪归国前向他透露的[参见溥杰、万嘉熙、毓嶦：《溥仪在伯力收容所》第4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而溥仪当时对此毫不理解。所以，当收容所所长捷尼索夫在1946年年末劝说溥仪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以争取将来获得赦免的时候，竟被溥仪拒绝了。他那时还不相信共产党势必取代国民党，更不相信有一天自己的命运会操在毛泽东的手中。

1947年夏天，溥仪第三次上书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甚至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要求允许他长期留居苏联，没有得到答复。

斯大林没有置之不理，特派一位内务部官员找溥仪谈话，了解他的思想动向，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他那几封信的部分内容，并藉以拒绝了中国国民党政府先后于1946年3月、8月、11月、1947年9月和1948年3月多次要求交还溥仪、 以便对他绳之以法 的照会。其间，1946年8月，当溥仪为了给审判日本战犯作证，而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露面的时候，中国报纸上也曾发出 引渡溥仪 、 审判汉奸 的强烈呼声。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电令派驻东京国际法庭检察官向哲浚，就近交涉引渡溥仪的问题。此事经《中央日报》报道[参见《中央日报》，1946年8月29日]以后，引渡之说又不绝于耳。但最终还是遭到苏联政府的拒绝，作证完毕，遂即把溥仪押回伯力。

斯大林没有实行引渡，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局正在全面内战中动荡，鹿死谁手尚待观察，斯大林还不打算跟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对话。而溥仪曾是中国的清朝宣统皇帝，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宣布退位后，却住在紫禁城里，当了十余年虽无其实却有其名的 关门皇帝 ，最后他还成为 满州帝国 的康德皇帝。因此，他是战犯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对于他的处理，没有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参预，斯大林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所以他不给溥仪复信，心惊肉跳的溥仪总算好好地活过来了。

至1950年春天溥仪最后一次提出留居苏联的要求，却被明确地回绝了。这显然是因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溥仪即将被引渡回国的事态已经明朗。

决定溥仪命运的一天终于在伪满倒台五年后降临。溥仪在囚居地装模作样学习联共党史的5年，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广袤的山河大地上扭转乾坤的5年。当蒋家王朝被驱逐出大陆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把溥仪和他的难兄难弟们接运回国。这当然不是要把他们重新送上皇帝的宝座和大臣的交椅，而是要把他们作为战犯加以审判和改造。

1950年8月1日上午，和煦的阳光洒满兴凯湖和绥芬河，一列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长鸣一声开进绥芬河火车站，缓缓地停下了。两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迅即登车，他们是奉命前来接收伪满战犯的，首先要单独会见前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毛泽东郑重提出引渡溥仪(2)

战犯车厢中的溥仪愁肠百结，心神不宁。他刚刚结束在苏联的5年囚居生活，被引渡返归国门。因为深知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在经历14年亡国浩劫之后对自己怀有多么深刻仇恨，自视引渡之日便是行刑之期，他怕死，蓄意避开此日久矣。

斯大林曾亲派苏联内务部的一位官员找溥仪谈话，以解除其对回国的种种疑虑[参见金源：《奇迹写千秋》，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1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然而，溥仪完全不信，他满腹狐疑，半疯半醒地回到绥芬河，并被苏联军官阿斯尼斯大尉引到刚刚登上列车的两位解放军军官面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国内大局已定，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等人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先后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两国贸易协定问题、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外蒙古独立问题等进行多次会谈，并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间，毛泽东坚决反对以1945年8月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与苏联政府签订的条约为基础，同时也反对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当年所搞的牺牲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毛泽东说过，他们对中国的新疆和东北感兴趣，曾提出 不许第三国人进入 这两个地区，要把他们作为独立的势力范围。毛泽东说 我是顶了他们的 。

据抚顺战犯管理所建所时最早出任副所长的曲初同志回忆，1950年5月，国家司法部史良部长找他谈话，交代任务，还说明了囚居苏联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即将引渡的内情。

当毛泽东和斯大林决定把 制止日本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这一条款写进条约的时候，已经充分讨论了如下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只有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立即给予了外交承认，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

毛泽东指示中方代表郑重提出了引渡溥仪等日伪战犯的要求，理由是掷地有声的：为了尊重我国的国家主权，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我国的合法权利，增进中苏两国的联盟和友谊，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声望，有必要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俘虏、关押的，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全部移交我国，由我们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处理，藉以迫使某些西方国 家最终承认我国政府。面对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和强大的新中国政府，面对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毛泽东的态度，斯大林同意了。

这千余名战犯中间，包括中苏双方都特别提到的爱新觉罗·溥仪。而对这位前皇帝来说，宣布引渡犹如爆响了一颗恐惧的炸弹。

史良部长又说，是周总理委托司法部负责筹备接收战犯的准备工作的，连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组建方案以及所址的确定，都是周总理根据国内外形势亲自审处的[参见曲初：《周总理、史良部长重视改造日、伪战犯工作》，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1950年3月1日，毛泽东于归国途中在长春参观了溥仪住过14年的伪满皇宫。约5个月后的7月21日凌晨，押运969名日本战犯的专列到达抚顺，10天后，溥仪为首的60多名伪满战犯也被送进中国国境，回到他们所熟悉的东北。

一直悬在头顶的引渡终成事实，南向中国的囚徒专列火车启动了。溥仪无论如何不敢设想自己的结局。在列车的难挨的颠簸之中，他满腹狐疑，半疯半醒地回到中苏边境绥芬河，并被苏联军官阿斯尼斯大尉引到刚刚登上列车的两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面前。

摆脱死神的纠缠(1)

解放军军官和和气气地握住溥仪的手，笑容可掬地说： 你现在回到了祖国，我们是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的。 溥仪一怔，他不明白眼前的两位军官何以如此温情?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新中国的军人，难怪呀！

长期以来，溥仪把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1946年末，当收容所所长捷尼索夫奉命劝说溥仪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以争取将来获得赦免的时候，竟被拒绝了。溥仪压根不相信共产党将在国内取代国民党，更不相信自己的命运会操在毛泽东的手中。然而，把他 吓得要死 的 引渡 已在实施中。

在用大张白纸糊严了车窗的押运列车上，溥仪似已神经错乱，面颊上的肉和筋猛烈地抽搐着，毫无顾忌地在车厢中来回乱踱，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叨念什么，以至别人经过他的座位时都赶紧低头，唯恐看见他那种怪模怪样。

接收藤田茂（1889-1982年，捕前系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于1957年提前释放）等969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60余名伪满战犯的工作，是周恩来亲自部署的。据当时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政治保卫处执行科科长的董玉峰同志回忆，他就是奉命前往中苏边界接收日、伪战犯时负责押解的带队干部，还有一位参与接收的干部，即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同志，他代表国家签字接收。临行，东北公安部汪金祥部长亲自交代任务，并强调说明：周总理要求我们必须做到 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他们当即研究了执行总理指示的具体方案[参见董玉峰：《到中苏边界接收日、伪战犯前后》，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50 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又据毓嶦回忆，登车的两位干部系黑龙江省公安厅郭厅长和牡丹江军分区李政委(见《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第32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恐不确]，那登车单独会见溥仪的一幕场景显然也是方案中必有的安排。

然而，那时溥仪对 周总理 丝毫也不了解，所以这三个字并不能消除他的疑虑。接收以后，共产党还能让他继续活下去吗?这个问号就像一片阴云，沉重地压住了他的心头。无论负责押解的公安人员怎样解释，让他放心，溥仪全都不信。他认为这些公安人员不可能知道政府的政策，他们仅仅考虑押解途中的责任，为了防止意外，才说些好听的话骗人。据目睹者说，溥仪当时已近疯狂，神经完全错乱，右颊上的肉和筋猛烈地抽搐着，毫无顾忌地在车厢中来回乱踱，嘴里还嘟嘟嚷囔地叨念什么，以至别人经过他的座位时都赶紧低头，唯恐摄入怪模怪样。

列车行驶到长春车站时，溥仪更加神魂颠倒，坐卧不宁，还自言自语： 这里是我当满洲国皇帝的地方，大概开会的人已经到齐了吧，马上要对我公开审判了。 据当时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政治保卫处处长的王鉴同志回忆，他最早接到董玉峰同志自押解战犯途中打来的电话，详细汇报了溥仪等人一路上的表现及思想动向。王鉴则立即报告给东北公安部汪金祥部长，汪部长又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由是而得悉，总理周恩来亦由是而得悉。溥仪的一段思想波动就这样迅即传及国家的最高政府机关，周恩来的明确指示俄尔便电达沈阳：由东北战犯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亲自出面，做好溥仪等人的思想稳定工作。[参见王鉴：《溥仪回国后第 课》，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58 5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引述该文的内容不赘另注。]

这里提到的东北战犯管理领导小组，也称东北战犯管理委员会，当时成立不久，由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兼主任，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以及司法部长和卫生部长等都是领导小组成员。

周恩来的指示下达后，高岗、汪金祥等当即听取了有关溥仪和其他伪满大臣的思想情况汇报，决定在押解列车到达沈阳时找他们谈一次话，目的是防止发生逃跑、自杀等不测事件，同时，宣传党的政策，消除他们的疑虑。

摆脱死神的纠缠(2)

8月4日早晨，押运伪满战犯的专列暂停在沈阳南站货场临时停车处，王鉴亲领一辆东北公安部机关的大型通勤客车，按预拟名单，把溥仪和十几名伪满大臣接到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81号，此即东北公安部的办公楼。王鉴回忆这帮人下车上楼的情景很有意思：

首先下车的是溥仪，随后是伪满八大部的10多名大臣，其中有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军事部大臣邢士廉等。下车后，溥仪领先上楼，仍然显示着他的 皇帝 尊严。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尾随其后。再后，众大臣排成两行，君臣之分，明显可见。

这一下一上自然表现出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溥仪等人来到二楼会议室时，这里早已进行了精心布置：一方面让室内窗前和门后的警卫人员身着便服，使气氛平和；另一方面在室内放了一张长条桌，铺上白台布，上置水果、糖块、烟卷和茶水等，形成轻松环境，丝毫没有审问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避免引起溥仪等人的紧张和恐惧，以便进行工作。

这时，高岗刚刚听完有关溥仪等人的简要情况介绍，由汪金祥陪同来到会议室。他们在长条桌一侧的沙发上落座后，让溥仪等人依次自我介绍，还叫他们坐下。高岗向他们询问了被俘后的一般情况，指出他们犯有叛国投敌的罪行，希望能认罪服法，争取人民的宽恕。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既严肃又恳切。尽管如此，溥仪在这次会见谈话过程中神经仍是高度紧张的。据当时一直处在溥仪身旁的毓嵣回忆[毓嵣即爱新觉罗?毓嵣，溥仪的族侄。其回忆内容见本书作者1981年采访毓嵣的记录]，早在王鉴登上专列宣读名单时，溥仪就以为是到了拉出去枪毙的时候，他突然扑通一下跪在毓嵣面前，说起不着边际的疯话来，被大家拉拉扯扯地扶起。换乘通勤大客车以后，溥仪又攥住毓嵣的手念叨说： 完了！完了！我带你去见太祖高皇帝，我带你去见老祖宗 进入会议室，溥仪竟视台桌和茶点为 催命宴 ，伸手抓起一只苹果就往嘴里填。当有人向溥仪介绍就在身旁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时，他啃着苹果，不予理睬。高岗让大家谈谈在苏联五年生活的感想，溥仪嚼着苹果口气生硬地说： 我有什么想法你们都知道，又何必问我！ 更可笑的是，他旁若无人似地从桌上抓起水果、糖块、香烟等往毓嵣的衣袋里塞，塞满后也不顾高岗正在讲话，着魔一般站起来大喊： 别说了，快走吧！ 摆出慷慨赴死的架式，要求赶快行刑。在座的人都忍不住笑了，高岗也笑了，且悠然不迫地跟溥仪聊起天来。高岗向溥仪询问伪满时的宫中生活，以及吉冈安直（1895-1949年，曾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和 满洲国 帝室御用挂）其人其事等，还告诉溥仪说，他的叔父载涛（1887-1970年，曾任清末专司训练近卫军大臣和军咨大臣，在新中国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应邀出席了一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他的族侄宪东（清朝肃亲王善耆之子）现在解放军中服务。又指着刚进屋的张绍纪（1920年生，近年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主任、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等职）说： 你们看小张，都参加工作了，很好嘛！ 张绍纪是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跟溥仪等同时囚居苏联，仅提前数日归国，他的出现以及他对伪满各大臣家属情况的介绍，终于使溥仪和在座的伪大臣们放松了情绪。

最后，高岗向溥仪等人宣布说： 政府给你们找一个学习的地方，沈阳没有合适之处，所以还要送到抚顺去，大家不要胡思乱想，到那里休息一下，安心学习吧！

这时，溥仪已经没有思想顾虑了。他面带笑容地要了几只苹果装在衣袋里离去。回到用大张白纸糊严了车窗的押运列车上，溥仪向同犯们讲述了受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接见以及茶话会的情景，车厢里顿时春风洋溢。不一刻，汽笛一声长鸣就进站了。

摆脱死神的纠缠(3)

王鉴回忆会见谈话结束时的一幕场景，则与一小时前 下车上楼 情趣各异了： 谈话结束时，不知何故，他们竟君臣不分，三三两两地离开了会议室。溥仪留在最后，看他那样子是想要几个苹果，当允许他拿了苹果，他才面带笑容离开。

正如王鉴所评论的，这次会见谈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溥仪等人开始时那种惊恐万状的心情。返回专列以后，溥仪在火车开往抚顺的途中，向列车上的伪满战犯转述了会见谈话的实况，对稳定所有伪满战犯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原伪满第二军管区少将参谋长肖玉琛当时正在列车上，后来他曾回忆溥仪转述会见谈话的前后情况，还讲到在场伪满战犯的心情，从而留下一段真实场景：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小车回来了，溥仪等人奇迹般地回到车厢，容光焕发，满面春风。 我代表我们11个人，传达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指示 溥仪以被俘以来从未有过的愉快心情，讲述了他们晋见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经过： 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桌上摆满了西瓜、香蕉、各类高级烟和糖果。我们列坐在桌子两侧。不久，政府高岗主席来到客厅，我们都站起来。高主席示意我们坐下。他微笑着对我们说： 你们一路劳累了，尝尝多年没有吃到的祖国水果和香烟吧。 我们一面品尝着水果和芳香的大中华香烟，一面恭听高主席的讲话： 你们都是中国人，但背叛过祖国，当然有罪。党中央决定对你们宽大处理，不会杀你们。你们到抚顺以后，要好好学习，努力改造自己，争取重新做人。不久的将来，你们可以和家人通信，免得他们挂念。 高主席讲话之后，我代表大家表示，一定遵照政府主席的指示去做。 大家听了溥仪的介绍，心情感到无比宽慰。 [参见肖玉琛口述、周笑秋整理：《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第115 11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周恩来的要求完全实现了。

藏在抚顺(1)

这是沈阳东邻的抚顺城。

继原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日军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等969名日本战犯，于1950年7月21日到达抚顺并被收入战犯管理所关押之后，原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等60余名伪满战犯，也于1950年8月4日押抵抚顺。

日本和伪满战犯到达后，由当地部队武装押送，先后进入位于市区诨河北岸宁远街一处设有了望楼的高墙大院之内，这就是东北战犯管理所。

1936年，日本关东军最早在此兴建监狱，设有走廊相通的监舍7栋，以及绞人场和停尸房各一处。起初仅关押日本和朝鲜犯人，继而监禁中国的反满抗日爱国志士，称为 抚顺监狱 。国民党时期改称 抚顺模范监狱 ，用于关押和镇压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把这里作为该部直属监狱。

把溥仪等重要战犯放在与外界隔绝的抚顺，让他们安心学习，固然为了改造他们，但人们长期忽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就有的另一层考虑：保护他们。如果说五年前的保护政策，是鉴于伪满垮台的历史条件，为了保存溥仪及其家族的生命；那么这时的保护政策，则是根据国际国内新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军的飞机和大炮正向鸭绿江逼近，而在国内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一场急风暴雨似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孕育成熟。当此严重时刻，溥仪一类人物岂可不有所回避?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会见溥仪和溥杰时，当面谈到 有一段时间把你们藏在抚顺 ，这一个 藏 字说得何等准确又何等形象！

藏在抚顺 ，这也是周恩来亲自作出的决定。当年，中央司法部史良部长（1900-1985年，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主席）布置工作时曾谈到周恩来决定的依据：关内各地基本上是新解放区，东南沿海各岛和西藏等地还没有解放，新解放区内的土匪还没有肃清；而且，不但蒋介石时刻在妄想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又在朝鲜半岛蠢蠢欲动。鉴于东北地区基本上是老解放区，又靠近苏联，一旦有事可以随时转移。所以中央决定，在临近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沈阳东部仅几十华里的抚顺，利用东北司法部直属第三监狱(抚顺城监狱) 的基础，成立东北战犯管理所。[参见曲初：《周总理、史良部长重视改造日伪战犯工作》，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如果说是毛泽东提出了改造战犯的战略思想，那末，周恩来就是实施改造战犯的奠基人。所址及组建方案确定以后，周恩来又亲自决定了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体制。该所筹建初期，周恩来委托中央司法部负责。不久，史良部长提出建议，认为教育改造日、伪战犯是一项特殊的、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应由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主管，司法部协助、配合。史良还提出，由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牵头，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司法部部长高崇民（1891-1971年，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卫生部部长王斌等参加，组成东北战犯管理领导小组，周恩来采纳了这项建议。继尔，东北战犯管理领导小组从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东北公安三师抽调力量，为战犯管理所配备了所长、副所长、管教科长、总务科长以及医务、看守、警卫和后勤人员等。战犯管理所的业务领导归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其经费开支和物资供给则由东北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参见张实：《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前期工作回顾》，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39 4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至此，溥仪等战犯有了 藏 身之地。

关于管理所的管教工作，周恩来在1950年7月，即引渡的头一批战犯刚刚押抵抚顺的时候，就明确指示；对在押战犯要外紧内松，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要管严教好，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周总理强调说，战犯也是人，既然是人，就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对日本战犯，总理还特别指示，一定要尊重日本民族的生活习惯。总之，对战犯应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和改造。

藏在抚顺(2)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战犯管理所对溥仪尤为注意，因为他的思想负担最重，听到监号铁门一响就神经紧张。然而，有些人偏偏把他看得很神秘，都想一睹 圣容 。有些来战犯管理所视察的领导人出于关心和好奇，也一定要看看溥仪。对此，管教人员总是想出巧妙方式，比如把溥仪单独调出来，让他在别人也看得着的地方跟他谈话，或让他随便做点儿什么事情，既让领导人士满意，又使溥仪本人不易觉察。

刚来到抚顺的溥仪内心活动很复杂：一方面，将被处死的恐怖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 一连几夜心惊肉跳，草木皆兵 ，换岗的声音，同伴的梦话，都让他想入非非，既害怕政府惩治，又担心怀有历史仇恨的东北籍看守员擅自下手报仇[参见溥仪：《我的改造 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未刊]；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放下皇帝的架子，被同伴视为 独特生活丑习 ，实例太多：

他继续保持着深居简出的帝王习俗，不愿与 微臣贱民 接触。平日，他除了跟他最亲近的学生毓嵒谈几句话，很少和别人交谈。就是跟他的岳父荣源、弟弟溥杰、妹夫万嘉熙也保持一定的距离。

溥仪过惯了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的剥削阶级生活，懒得出奇。我们睡觉以前，总是要用洗过脸的水洗洗脚，而溥仪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懒得洗一次脚。大家都说他脚臭，他才同意让毓嵒替他洗洗脚。

我们每天起床后，都由两个值日的倒便桶。溥仪害怕粪便洒到自己身上，总是把便桶拎得高高的。由于便桶失去平衡，粪便经常洒到别人身上。所以有些人宁愿一个人倒粪便，也不愿意跟他一块抬便桶。在生活会上大家批评他损人利己。

[以上三段引文出自肖玉琛口述、周笑秋整理：《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第118 11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洗澡的时候，他每次都要抢先第一个下池子里，如有另外一人下池子里洗，他就出池子穿衣服。池子里若先有人洗，他就干脆不下池子，有时宁愿用洗脸盆接点温水擦擦身子了事。当我说他还没放下 皇帝 架子时，他还不服气地说： 我从来没有用过别人洗过的水，所以，我宁肯不洗，也从不用别人洗过的水来洗

溥仪每天出入房门时，总是等别人在前把门打开，他才跟着进出屋。当他自己出入门时，又总是用手帕和纸垫着门拉手，然后才开门进出屋。他所以要这般地不嫌麻烦，就是因为他与众不同，高人一等。一次，溥仪检查思想时曾说： 我从来没自己开过门，现在别人用手开门，我就不愿再用手碰门。因为大伙都用手摸门拉手，那就太脏了，所以，我要用纸和手帕垫着开门 。

[参见李福生：《改造伪满皇帝溥仪琐记》，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6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对于这样一位前皇帝究竟应该怎样改造?溥仪的一举一动连同监战犯都看不惯，别说出身赤贫、身经战火的看守人员了。就在这时，管理所内发生了日本战犯绝食事件。

据曲初回忆[参见曲初：《周总理、史良部长重视改造日、伪战犯工作》，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23 2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刚来到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还有佩戴司令官肩章的，一个个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令管教人员很反感。更让人气愤的是，当高粱米饭和白菜豆腐汤摆在他们面前时，原级别较高的日本战犯竟敢拒绝进食。连我们的警卫战士也同样吃这种大锅饭呀，难道他们杀人有功，还得特殊照顾吗?等到下顿开饭时，那些人照旧摆着碗筷一口不动。这件事触动了当时担任副所长的曲初同志，他回忆说：

于是，我心里犯了嘀咕，这群家伙老是不吃饭，一旦出了问题我要负责任。我便拿起电话请示东北公安部。不知东北公安部怎么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了周总理。时间不长，东北公安部传来了周总理的明确答复，要求我们对在押的日、伪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按国际惯例处理，并明确规定：要依据战犯原来的级别，参照我军的供给制标准，按将官、校官和校官以下三个级别，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周总理还要求，对在押的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外紧内松，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注重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藏在抚顺(3)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管理所明确规定了日、伪战犯的生活标准：日本将军以上，伪满皇帝、大臣、省长以上吃小灶；日本校官以上，伪满县团以上吃中灶；其余为大灶。此外还有两项照顾：照顾日本民族以大米为主食的生活习惯，大、中灶粗粮部分也都供应大米；照顾溥仪，除按小灶标准供应外，还随时为他做些适合口味的饭菜。饮食之外，在服装、监舍、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参见张实：《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前期工作回顾》，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43 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又据黄国城回忆[见上书第211页]，对战犯每人每天的供给标准如下：大灶主食细粮1斤，粗粮5两，豆油2钱，菜金4200元(东北币，下同)，相当于当时中等人家的生活水平；中灶主食全部细粮1斤半，豆油5钱，菜金10400元；小灶主食全部细粮1斤半，豆油7钱，菜金15400元；要求必须按标准花掉，不许节余。

起初，管理所的一般干部、战士对此很不理解：为什么还让那些大战犯吃那么好?为什么对一个汉奸皇帝还要特别照顾？ 这是周总理的指示 ，一些思想不通的人仅凭这句话，不再说什么，却仍不甚理解。不久又发生一件事，那是溥仪到抚顺20多天以后，管理所考虑有利于他的改造，把溥仪与其家族成员分开关押了。然而，溥仪生活不能自理，摆脱不了别人的伺候，遂以生活不习惯为由多次要求仍与家人同住。管理所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溥仪的具体情况，同意了溥仪的要求，允许他和家人同住，洗衣服、补袜子等事亦允许别人代劳，这又是明显的照顾。过了一段时间再把他们分开，鼓励溥仪自己洗衬衣、补袜子、钉扣子、系鞋带，每有微小进步，都给予及时表扬，可见照顾的目的还在于教育和改造。[参见李福生：《改造伪满皇帝溥仪琐记》，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6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管理所干部贯彻有关国际公约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尊重战犯人格，对其不侮辱、不虐待，尽量不给他们带来刺激和干扰。如规定只许外围警卫带枪，内部看守人员不带枪，采用 外紧内松 的管理方法。连刊有国内镇压反革命消息的报纸也暂时扣下不发，以免引起惊恐。对待溥仪尤为注意，因为他的思想负担最重，每听到监号铁门响，神经就非常紧张。人们偏偏又把他看作神秘人物，都想找机会 一睹圣容 ，为此管理所还规定禁止外界参观。不过，有些领导同志出于关心和好奇，提出一定要看看溥仪的模样。遇到难以拒绝的场合，管理人员总是想出巧妙的方式，既让领导同志满意，又使溥仪本人不易察觉。 [参见张实：《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前期工作回顾》，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从1950年2、3月间确定所址，到同年7、8月间引渡战犯，时间虽然才过去半年，国内外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至9月中旬，美国纠集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半个月后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这不仅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建设，还直接威胁着临近中朝边界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安全，而在国内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已开始。

正是这个时候，深为国人憎恨的溥仪等日、伪战犯，岂可暴露人前而不有所回避?所以，周恩来从1961年会见溥仪和溥杰时，当面谈到 有一段时间把你们藏在抚顺 ，这一个 藏 字，恰切而又形象地道出了保护的真意。

从抚顺到哈尔滨(1)

转眼到了1950年的深秋时节。

一件中央密电发给了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又迅速转到东北公安部长汪金祥手中。展读内容，十万火急！

文电系周恩来署名，拍发日期为1950年10月16日，命东北战犯管理领导小组 立即将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向北满地区转移，越快越好。

汪金祥部长当天就向抚顺战犯管理所下达了向哈尔滨转移关押战犯的命令。同时，还向抚顺战犯管理所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在转移关押战犯中和关押教育改造期间，必须做到形式上缓和、实际上严格， 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参见金源：《奇迹写千秋》，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获悉密电内容后，东北战犯管理所的干部战士立即行动，联系专列、采购棉衣、疏散家属、组织押送，把战犯分成两批，于10月18日和19日先后登程。

当铁路沿线的人们，再度看见用大张白纸糊严了车窗的专列奔驰在我国东北中长铁路线上的时候，人们或许能想到车内绝非一般旅客，但他们不会想到身着统一服装的人们中间还有一位当了战犯的 皇帝 。

抚顺战犯管理所北迁哈尔滨的决定是周恩来做出的，当时担任管理所日语翻译后来升任所长的金源曾谈及此事的来龙去脉，这也就是管理所北迁哈尔滨的背景。

1950年10月20日押运战犯的专列缓缓驶进哈尔滨车站，停在普通旅客注意不到的位置上。至此，安全、圆满完成了转移任务，再次实现了周恩来重申过的 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的要求。而且，跟上次从绥芬河向抚顺转移时一样，保密工作非常之好，火车窗户再度用大张白纸糊严，一路之上没泄露半点风声， 要把战犯藏起来 的精神这时没有变。到哈后战犯们被分别关押：日本战犯中大部分关押在哈尔滨道里监狱，小部分关押在呼兰县城公安局看守所，而溥仪和伪满大臣被关押在位于道外七道街的哈尔滨市公安局看守所。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到达朝鲜前线，美式飞机的轮番轰炸和隆隆炮声，在鸭绿江对岸没日没夜地震响。周恩来决定转移日伪战犯，正是出于保护，要把他们 藏匿 在相对安全的北满地区。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政治形势更加严峻，而战犯管理所迁哈后环境骤变，又平添了许多困难。尽管如此，管理所的同志牢记周恩来的指示，对溥仪的照顾不变。从抚顺到哈尔滨，溥仪一直享用小灶，此外还有种种特殊照顾，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不受外界干扰。按当时行政建制东北地区划为九省，有一次九省主席在哈尔滨开会，提出要看看溥仪这位神秘人物，为了不刺激溥仪，管理所孙明斋所长精心安排了会见方式，既让各位省长都看了一眼，又没有干扰溥仪的日常生活规律。还有一回，某位领导要见溥仪，孙明斋不便推辞，就命管理所总务科长张实找溥仪谈话。

这一阶段的伙食怎么样啊?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张实从本职业务出发找到话题。

伙食好，对我的照顾太多了。胃口也不错，别人都说我能吃。 溥仪真诚地答复说。

环境卫生、日常作息等方面都谈谈。

环境当然好，只是个人卫生不甚讲究。说了您甭笑话，我身上痒痒，可能长虱子啦。

据我们所知，你常常不按规定洗换衬衣，今后还要自觉增强生活自理的能力。

是！

这样不但让某位领导从旁多看了几眼，也帮助溥仪解决了个人卫生的问题。

体验到特殊照顾的溥仪，萌生了感恩之情。他主动向管理所领导提出，希望把供应给他的细粮、鱼肉改成粗粮、大众菜，省下精品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吃。尽管溥仪态度诚恳，情真意切，管理所还是不同意降低他的生活待遇标准。1951年初，溥仪又主动交出身边秘藏的祖传国宝 乾隆田黄石三连环玉玺。溥仪交出这件宝物的理由仍是 支援抗美援朝 ，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起变化了。[参见张实：《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前期工作回顾》，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44 4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对那方价值连城的玉玺，管理所领导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决定出具收条，暂代保管。

从抚顺到哈尔滨(2)

在三年多时间里，虽然几经往返迁移， 运动 的规模很大，但外界却几乎无人知晓在抚顺、在哈尔滨关押着当年率部侵华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日军中将师团长等日本头面人物，关押着伪满的汉奸皇帝以及大臣们。这当然是因为管理所的同志认真贯彻了周恩来讲的一个 藏 字，把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之好，这是 藏匿 的成功。自1950年至1954年担任管理所生活管理员的高震同志回忆说，他外出联系工作从不亮出 战犯管理所 的招牌：

记得我外出联系工作为了保密，在抚顺时用 抚顺监狱 的名义，北迁哈尔滨时启用 松江省公安厅六处 的印章和介绍信。因有些部门不明内情，我去联系特供食品都要主管厅长的批示，才给予调拨。如1953年在哈尔滨市发生水灾后，找到松江省粮食厅批调 富强粉 和 砂子面粉 时，跑了三趟，均因不便公开真情而未办成。后经上级同意，松江省公安厅才批准动用 东北战犯管理所 印鉴和介绍信，直接面见厅长才办妥。这批精白面粉是预备做精粉面包，供战犯在回迁抚顺的路上食用的。

[参见高震：《回忆战犯改造中的后勤工作》，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22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溥仪等人就这样一直被 藏 到回迁抚顺以后。

战犯的亲属们，不断通过种种渠道探问信息，结果都一样：无可奉告。当年的清室驻津办事处留守官溥修（溥仪的族兄，在新中国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59年去世），因为受命管理溥仪在天津的房屋财产，曾找到载涛打听溥仪的去处，被拒绝了。其实载涛毫不知情，他虽然参加了新中国的政治活动，但懂得打听这种消息会惹麻烦，故绝不与闻。那时仍在溥修家中为溥仪守节的李玉琴，也曾千方百计打听丈夫的下落，她找过全国妇联，先后给宋庆龄、周恩来和毛泽东写过信，后来又曾在中央人民政府门前守候，要求面见领导同志 这一切均告无效，得不到一丝相关信息[参见李玉琴记述、王庆祥整理：《中国最后一个 皇妃 李玉琴自述》第315 316页，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9年版]。与此同时，溥杰的妻女也在寻找她们的亲人，一封封信件从日本寄往北京和瑞士的红十字会，全都像泥牛入了海[参见嵯峨浩：《流浪王妃》第127 128页]。

现在清楚了，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有意识地把溥仪等战犯深藏了几年，避开国际间的战争，也避开国内的政治运动对他们的冲击，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首先保存其生命，再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的唯一途径和最佳选择。否则，即使政府不对溥仪一类人物处以任何刑罚，引渡后就把他们放到社会上去，难道能够活下来吗?溥仪归国途中神经错乱的表演，其实也是一种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