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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时间只是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许多情景依旧历历在眼前，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作者作为周恩来的专职保健医生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年多一点时间，而这十年恰恰是 “史无前例”的年代……通过回忆录的形式展现了总理的点点滴滴。周恩来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彪炳千古。他不仅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同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张佐良，男，l932年生于上海。1947年参加新四军。l952年转业到上海补习文化。1953年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1958年大学本科毕业。到河北省中医学院“西学中”班学习中医。1962年初，到北京医院从事内科临床医疗工作。1964年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服务。1965年至1976年，任周恩来总理专职保健医师。1993年1月，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证书。曾担任中央警卫局保健处处长，内科主任医师，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为总理的保健医生，作者以回忆录的形式将这些点点滴滴的琐事粗粗地写出来，让世人更多、更具体地了解十年动乱期间的周恩来和一直佩戴在他左胸前那枚小小的、长方形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为什么闪闪发光，人民为什么至今仍然深切地缅怀着他老人家。

来到周恩来身边(1)

邓小平视察水陆两用坦克厂有惊无险；得知抓了坦克车驾驶员，邓小平让“马上放人”；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的王力险些坠入万丈深渊

1965年深秋，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领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和铁道部长吕正操以及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等人视察云、贵、川三线建设进展情况，卫生部保健局派我随行。所谓三线建设就是国家为了战备而将重要的军工企业与重工业安排在云贵川三省。保健局交代我的任务主要是照顾好邓小平。

出发前，邓小平夫人卓琳同志引我见了邓小平，在为他作了简单的体格检查后，小平同志跟我交代说：“我这里没有多少事，不需要医生，但你可用我的名义跟出去，要把富春同志照顾好就是了。”

“好的。”我简单地回答。

那一次李富春夫人蔡畅大姐没有去，李富春身边随员比较少，一路上我多半随李富春一起活动。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战争时期的赫赫功绩早被人们广为传颂。

邓小平青年时期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蔡和森等人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留法期间，李富春、蔡畅把他当作“小弟弟”一般来照应，所以邓小平同李富春、蔡畅间的革命情谊之深非同一般，他，因此对我有这样的交代。

有人说，邓小平办事举重若轻，管大事，不经意小事，我不完全赞同。后来，我在同他的接触中碰到过几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令我印象颇为深刻。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三线工作之前个把月，我按规矩，为了熟悉他的健康情况，多接触他，让他了解我，对我这个保健医生建立信心。因此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家去一两次。主要是卓琳同志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待我，但他亦常看到我。按理说，他是能认识我的。可是，有一天上午，我拎着出诊包进了中南海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三号院邓小平家，他正专注地抱着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小孩子在院子里散步。

“卓琳，送文件的来了！”当他看见我拎着一只黑色出诊包便大声喊道。邓小平一向耳背，故他说话的嗓音比较大，咳嗽清嗓子的声音也很响。看来，他一时未认出我，把我当成办公厅机要局送文件的同志了。

“喔，什么送文件的来了，是张大夫，请进来坐。”卓琳招呼着我。

来到周恩来身边(2)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被打倒，不久他被“遣送”南昌。在时隔七年后的1973年4月，那时他刚被“解放”，没有带随员，他只是同夫人卓琳一起看望因患癌症而作了手术正在玉泉山休养的周恩来。大家都高兴地到门口去迎接他们。

“你是张大夫，总理还好吧？”他跟我握手时这么说。

这一回，表明他是认识我的，尽管是件小事，况且时间隔了七八年之久。

我在保健工作中接触过多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当然时间短，知道得不多也不深。但从表面看，唯有邓小平、董必武和陈云等首长，家庭中三世同堂、儿孙绕膝、共享天伦。尤其是邓小平喜欢孩子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他带着第三代到飞机场迎接外宾，参加植树节等重大活动使广大观众都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了。他，与一般的老爷爷含饴弄孙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伟人、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但他也同普通老百姓一样有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去三线视察那会儿，李富春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薄一波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邓小平带着主管国家工业和经济的重要负责人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可见此行的重要意义，此举简直可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媲美。当时的邓小平刚进入花甲之年，他精力充沛，同老战友相处在一起情绪特别高，常听到他侃侃而谈与朗朗笑声。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部队里就听到过许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神奇故事。上级指派我跟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工作，我感到十分荣幸。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犹如他当年带着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一样，他任总前委书记，但他必须要有刘伯承司令员等几位能征惯战的将帅配合默契，方能度过重重难关，克敌制胜。

想当年，三线建设工程规模空前，在国家工业底子薄，经济尚不富裕，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举措。其时，咬着牙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去创造奇迹！当时，我看到的攀枝花（即渡口市）钢铁联合重工业基地正待开发当中。邓小平此行，带着中央主管工业、经济建设和铁路运输的主要负责人同行，无疑要去完成一次大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可惜的是他尚未等到战局的结果如何，“文革”###便开始了。

来到周恩来身边(3)

此次随邓小平去三线视察工作发生了一件虽说有惊无险却亦令人心悸的“意外事故”。

邓小平是四川人，他一到成都自然就是到了家乡，西南大区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和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等人都热情接待并随同总书记视察工作。

一天上午，根据日程安排，大家去参观水陆两用坦克车制造厂。原先安排在嘉陵江边观看水陆两用坦克车开到江里去表演，只因天公不作美，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得不将坦克表演临时改在室内进行。水陆两用坦克成了“一用”，暂且只好当作普通坦克车表演了。大家未能看坦克车开进江里去的精彩表演，多少感到有点煞风景。

厂方负责人带领大家进了一间大厂房。真不愧是坦克工厂，厂房之大使我生平第一次开了眼界。除了厂房中央划出了一块空地停着一辆预备表演的坦克车外，里边停满了坦克车。参观人员被安排在这辆表演坦克的四周。

首长站在前边，随员在后。我站在邓小平右侧，同他相隔开七八个人。我的右边是铁道部办公厅主任，我们背靠停放在身后冷冰冰、硬邦邦的钢铁家伙——水陆两用坦克车。我们没有退路。

技术人员向首长们介绍了坦克的性能和同军事上先进国家坦克的比较情况后，便开始进行坦克车原地转动表演。一位负责现场指挥的同志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站在坦克正前方，驾驶员在坦克车内通过一个外“八”字形的视窗按照指挥员的命令进行操作。那辆表演坦克启动时马达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参观者被震得耳膜轻微疼痛，听不到旁边人们的说话声。

坦克车先作顺时针方向慢速转动一圈，中间灵活地表演了几次煞车，一切都很顺利；但它刚一停稳又突然启动进行逆时针方向高速转动，还没有令参观者反应过来，已有好几个人被掠倒在地。我摔倒在地，手里提着的出诊包被甩出数米远。紧挨我右边站着的铁道部办公厅主任也倒在我身旁。他用右手护着左胳膊，只见鲜血从他手指缝里滴下来，他的外衣已染红了。我急忙从地上站起来去检查他的伤口。他的左胳膊受了重伤：身上的军大衣、呢中山装、毛线衣、衬衫及棉毛衫等五层衣服被撕成一个大洞，伤口又大又深，骨头也露了出来，鲜血直往外流。

这位主任挺坚强，他只是用好胳膊托住受伤的左臂，紧皱着眉头低声地哼哼着。有人把出诊包给我递了过来，我取出急救包替他包扎好伤口，接待部门用汽车送他去医院。

首长们都已安全地离开了现场。我正欲拎起出诊包返回潘家坪住地时，突然感到自己右手腕剧烈疼痛，无法拎起出诊包。仔细一瞧，发现右手腕关节已肿了起来。在场的人也用汽车把我送到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门诊，经X光拍片检查发现桡骨下端裂了一条小缝，幸好并无错位。医生用中药敷贴局部并以石膏托固定右臂。我这点小伤同那位主任相比算不了什么，虽说有点痛还是可以忍受。但我不知道自己受伤后还能否继续随首长们一起活动。

“张大夫，疼得怎么样？我们这里事情不多，你可以回北京去治疗，养伤要紧，不要勉强。”回到潘家坪后，卓琳见到我便关切地说。

“……”

我听后默不作声，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表示好。

我受了一点伤，到底应该说“没有关系，可以留下来”，还是说“我回北京去吧，另找一位医生来接班”？这毕竟不是战争环境轻伤不下火线。

“当然，你愿意留下来继续随我们一起活动，我们是欢迎的。”她见我未表示态度，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又接着补充了一句。

后来，邓小平办公室的人真诚地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留下来随团活动。

第二天中午，我听到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地方上，在我们离开后就把那个坦克车驾驶员抓了起来。

“马上放人，不许处分他！这件事情同驾驶员根本就没有关系。”邓小平向他的随员这样交代，并要他们赶快去办。

来到周恩来身边(4)

邓小平得知地方上抓了坦克驾驶员，他在仔细了解情况后有些生气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那个坦克车驾驶员坐在车里完全是听外面指挥员的命令动作。这个驾驶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为什么要抓他？要说有责任的话，还是安排这个活动的领导要负责，组织工作没有搞好嘛。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不要再去追究什么责任，重要的是应该吸取教训，这么搞法不好！

我听他们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内心非常感动，觉得邓小平真了不起，我既为那个驾驶员庆幸，感激邓小平，也为我们党有这样英明的领导人而欣慰。

若是碰上哪一个官僚主义的大官、昏官，这个驾驶员可就要倒霉了，即使不被枪毙也得叫你在大狱里呆上几年，起码得审查你的动机、政治背景或幕后指使者以及祖宗三代的历史。

“文革”中，邓小平作为我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我跟家人和挚友曾多次悄悄地讲过上面这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一个大人物能如此体谅与宽容基层干部，关怀平民百姓实是难能可贵。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决不是坏人，说他有错误我不敢反对，但要打倒他，我觉得太过分了。

邓小平率同李富春、薄一波、吕正操等人到三线视察把基础重工业的选址与布局敲定下来。这个中央视察组庞大的车队首尾相接排成一字长蛇阵，开道车与最末尾的后卫车拉开好远的一段距离。

我们由成都出发，经重庆、长江上游川南港口重镇宜宾市，直往贵州省府贵阳小住。然后去参观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遵义会议会址。地方党政负责同志请长征时期任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与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审定参加遵义会议的人数、与会者所坐的位置等问题，邓小平和李富春给予了明确而满意的答复。

嗣后，再继续往西进发直到西昌（今天的卫星工业城）南边的会理住了几天。会理地处四川云南交界处，属亚热带气候，到了那里人们都换穿夏季服装。会理招待所濒临“琼海”边上。说是“海”其实是个大湖泊。据说，很久以前西昌地区突然发生剧烈地壳变化，使这儿一座城市从地平线上消失，陷入深达百米的“海底”，随即形成了美丽的湖光山色这一自然景观，后人称之为“琼海”。

“琼海”的湖面宽阔，湖水清澈，水面平静如镜，蓝天白云及山岭树木倒映水中，映照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遥望四周云霭萦绕、林木叠翠的群山包围着这幽静的“琼海”，实乃人间仙境。我们从天寒地冻的北国来到这“琼海”之滨，腊月天气的“海水”水温仍在摄氏18度左右，我们中勇敢的同行者跃入水中畅游一番，真是痛快，亦算是不虚此行。

翌日上午，我们从会理出发驱车赶往视察三线建设的最后一站春城昆明。云南省委安排邓小平同志等一行住进昆明饭店。

那一次，我有机会跟随邓小平视察三线工程之行，一路上山高路险，不少地段公路修筑在海拔两千米以上，仍属半山腰。公路路面很窄，常常一侧是陡坡，另一边为万丈悬崖。公路急弯甚多，但没有设护栏。当时尚没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因是泥土路，故路面状况不甚平坦。几十辆汽车快速行驶途中，我盼前顾后看不到车队首尾。汽车长龙时而盘旋而上几乎接近“山顶”；由上往下看去，只见那一辆辆小轿车简直就像“甲壳虫”，车队顺着山坡蜿蜒而下直至谷底；抬头朝上看去，只见车队过处尘埃滚滚好似在云里雾里缓行。

为了要赶路，整个车队速度还是比较快，我们随着公路时常忽左忽右地急拐弯，幸好司机驾车技术均属一流，否则性命交关。即便如此，乘车人中有好几位因急弯太多导致晕车，脸色蜡黄，额头出虚汗并有呕吐。

高原公路上白天万里无云，烈日当空，空气中湿度很低。尽管有些地段的路面用人工撒了点水，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车队过处依旧是尘土飞扬，不得不使汽车之间拉开较长的距离，使后面的车辆少吃尘土，亦减少撞车的危险。到了夜间，高原气候寒冷，路面会结冰。后来在“文革”中那个大红大紫的王力，就在那次旅途中翻了车，险些丢了命，幸好汽车卡在两棵大树间，算他命大，没有坠入万丈深渊中。

来到周恩来身边(5)

此次我看到了长征时红军不畏艰险，同敌人无数次浴血奋战、作出重大牺牲渡过天险而取得最后胜利的那几条著名江河：毛泽东长征诗词“金沙水拍云崖暖”之句中的“金沙江”；毛泽东等人率部两次突破的“乌江天险”；1935年红军在四川中西部强渡的“大渡河”等。人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云、贵、川三省确是多山地区，虽不像大西北的黄土高原那样，处处荒山秃岭，一看便知是一副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大西南也不是林木繁茂的花果山。四川略为富裕一些，历史上属于“粮仓”；而贵阳的干部告诉我，当地老百姓十分形象地说解放前的贵州地区是：“路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腰无三分银。”在我去那里的时候差不多还是那种状况，没有什么改观。据说，改革开放后的现在，那里仍属需要脱贫致富的“老少边”地区。

尽管我有幸领略了一些大自然的山河之美，但更使我钦佩的是经历过后世永远传颂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一代革命家，这次随同首长视察三线，也领略了他们当初通过云、贵、川贫穷落后地区以及爬雪山过草地是什么样的滋味。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上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考验。1973年他恢复工作后只用了近两年时间“治理整顿”，便使我国已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有了好转。

周恩来胸怀坦荡，目光远大。他力举邓小平接替他的工作，深知“小平肚里百万兵”，邓公具有雄才大略，堪当重任。

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周恩来的追悼会上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为他的老战友周恩来宣读悼词。这也是邓小平再度遭受劫难而靠边站的开始。在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见他露面、不闻他的音信。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尽管当时上面对邓小平复出工作仍有非议，少数人且有阻难。但党内外、干部、群众、全国上下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很高，因为邓小平在“文革”中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他的名字早就家喻户晓。“文革”后期，邓小平初次出山，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力挽狂澜的勇气，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令人十分钦佩。老百姓昵称他“邓大人”决不是偶然的。群众同情他、信赖他，希望邓小平能再次出来工作、主持大局，中国才会有希望。

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就是人民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抗争的明确态度。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人，深怕自己挨整全家遭殃，更重要的是自己没有胆量公开对邓小平这样的人物评头论足。但是，我在同相信不会出卖自己的家人和挚友面前悄悄地议论邓小平的伟人气质，常举出邓小平在重庆为水陆两用坦克车驾驶员解脱的故事，和他1973年复出工作后的功绩告诉大家。

60年代，我国政府出于战备考虑，将军工产业分布在内地大山沟里或山洞里，那些地方多半是交通与通讯困难、生活不便的地方，如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工业重镇渡口市就有钢铁、煤炭与机械工业。参观途中，我们见到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上海抽调去的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那时党的威信高，人们的觉悟也很高，我有意同几个上海人交谈：“你们到这个山沟里来工作生活上有什么不习惯吗？”他（她）们朴实诚恳地笑答道：“有点不习惯，但这点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相信今后会慢慢好起来的。”解放后，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和帮助内地建设，不少工厂、企业、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内迁，大批知识分子和工人随之而去，他们在那里真正安家落户，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急诊的对象竟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外伤？跳楼？他以死向林彪一伙示威1965年12月上旬，我随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到达昆明，拟稍事休息数日后返回北京。一天半夜光景，值班人员接到紧急电话通知，要邓小平第二天赶到上海出席紧急会议。

来到周恩来身边(6)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忙着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邓小平、李富春等同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到了上海同住锦江饭店南楼，随员们将各自的首长安排好之后已到了午饭时间。在餐厅里，我们见到先期到达的政治局委员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坐定后正在谈笑间，有人向我们宣布了随首长来此参加会议的全体工作人员应遵守的几条纪律：不准外出，不准同外面的人打电话，相互间不准议论，首长的文件自己保管……

按照上级指示，我们都老老实实呆在锦江饭店自己房间里待命。每天只有在就餐时间大家在餐厅碰面时才嘻嘻哈哈说笑一阵。

会议持续了个把星期，气氛相当紧张，首长们个个脸上不带笑容，一向少言寡语严肃的邓小平说话更少了。工作人员互相见面时，平常会说几句玩笑话的那种轻松一下的劲儿亦消失不见。待至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了一个文艺晚会。礼堂布置典雅、灯火辉煌，我有幸在近距离内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领导人的风采。

到锦江饭店出席晚会的宾客们，服装与修饰大方得体。文艺界的女演员风姿绰约，她们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位唱评弹的女演员，她们修长的身材，穿着素雅的旗袍，怀中抱着琵琶，弹唱以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和《七律两首·送瘟神》谱曲的弹词。那词好，曲美，唱腔美，情感丰富、悠扬悦耳的歌声不停地回荡空中，真是一次最好的精神享受。

演出中间安排了舞会，大家争着同领导人跳舞。一曲终了之后，周恩来已被许多人包围着，大家争相同他握手，他们就像许久未见面的老朋友那样毫无拘束地坐在他身旁欢快地交谈。每当舞曲响起，都争着同周恩来跳舞，常常一支舞曲中间会有几个舞伴轮换着跟周恩来伴舞。

“我提议，请剑英给大家唱一曲评弹，好不好啊？！”忽然间，周恩来站起身来拍了几下巴掌叫大家静一静，并大声地这样说。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心里好生纳闷，叶帅是带兵打仗出身，况且他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怎么会唱江浙地区特有的评弹呢？

“好吧，总理叫我唱我只好服从命令，我唱一首弹词开篇。”叶剑英听了周恩来的提议，加之场内的热烈掌声，就痛痛快快站了起来。

大家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位不愧是多才多艺的老帅居然能用标准浓重的苏州腔来演唱。叶帅的嗓音好，底气足，曲调准确。他字正腔圆、委婉动听地唱了一曲，全场听众喜出望外，再次热烈地鼓掌祝贺叶帅唱得好极了。这也使我开了眼界，饱了耳福。

以后我才知道，邓小平接到电话通知赶往上海，是出席毛泽东在上海亲自主持的中央会议。

林彪、叶群、吴法宪和李作鹏等人在会上向罗瑞卿发起攻击。他们无限上纲、无情批判、恶语相伤，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整垮罗瑞卿、夺取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个极为重要的军队领导职位。

有关公安部长罗瑞卿遭迫害之事，乃发端于林彪让他的老婆叶群持林的亲笔信赴杭州秘密诬告罗瑞卿。

1965年10月，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山明水秀的汪庄别墅。

“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叶群来到杭州见到了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时，她这样说。

“好。我交给主席。”张耀祠接过叶群给他的信件放进了自己衣袋里，叶群便告辞走了。

“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叶群只走开了一会儿，又返回来告诉张耀祠。

“好。你当面交。”张耀祠心中不悦，马上将信交还给她。

这时，张耀祠觉得叶群这个人变化无常，疑及她心中“肯定有鬼”。当张耀祠面见毛泽东时将叶群的情形报告了一番。毛主席听后“哦”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可是，第二天早上5点多，护士长通知张耀祠，要张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叶群在接到电话后很快赶到了汪庄。

来到周恩来身边(7)

“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张耀祠见到叶群便这般提醒她。叶群到了毛主席那里谈话时间竟长达近五个小时。张耀祠出于关心毛泽东休息与健康，他先后进去三次提醒毛主席休息，自然也是催促叶群该早一点离开。他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也未见效。可见林彪信件内容之多，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不然，毛泽东不会有耐心听她絮絮叨叨地讲了那么久。

当谈话结束，叶群得意洋洋地走了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由此发生了改变。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七十多人。政治上已经失势的刘少奇主持了会议。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会议的主要内容仍是按4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精神办的。

会议按照林彪和康生等人的指控，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文革”中简称彭、罗、陆、杨）等人的“反党错误”，毫无根据地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和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部长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活动”。这次会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5月16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那份著名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此《通知》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指导方针。《五一六通知》在组织人事安排上也作了明确规定，提出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康生当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批判彭、罗、陆、杨等人的“反党罪行”。他说这次会议的决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他在会上宣扬了“天才论”、“政变经”，鼓吹“有权就有一切”的谬论，还别有用心地神化毛泽东为“天才”，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人所共知的事实证明，搞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正是林彪自己。

1966年初夏的一天近中午时刻，我刚好离开总值班室准备回家去吃午饭，走在北京医院院子里，碰见了我们的老护士长王如。她正急匆匆地往宿舍方向一路小跑过来找我，她一见到我的背影就喊道：“张大夫，等一等，别走了，我正找你呢！”我听出是她的声音，便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去等着她。

“有急诊，您赶快出诊去！出诊包给您准备好了，急救车马上就开过来。”她快步走到我跟前，这样说。

“去哪儿出诊？什么病？内科还是外科？”我急切而轻声地问她。

“我也不知道。我刚接到电话通知，要我们马上出诊去抢救一个重病人。”看来她确是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同护士长奔向总值班室，看见救护车已停在门口，二话没说便上了车。

“是公安部罗部长。”上了车，护士长悄声地告诉我。

可我仍然弄不明白。堂堂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有急病，用不着对我都这样神秘兮兮的，有必要如此保密吗？我到罗部长家里一看不就清楚了。

再说，一会儿抬着病人上救护车，瞒不过司机的眼睛呀；到了北京医院，病人躺在担架上叫人抬着通过走廊，进入电梯，再去病房……这能保得了密吗？！

正当我在思索与稍带点埋怨情绪之时，急救车开进了罗瑞卿家院子里，在他家那座不算高的二层小楼前停了下来。

我从车上走下来，第一眼就看到楼门前台阶下的水泥地上有一摊鲜血！我的妈呀！真的把我吓了一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用问，从现场情况一看便知，“病人”是外伤！跳楼？公安部长跳楼？！不可思议！

来到周恩来身边(8)

罗瑞卿居住的院子大门外站着哨兵，院子里边静悄悄的，看不到有人走动，车子进门后，大门就关闭了。

我被人引进了罗瑞卿的卧室。房间的窗帘拉上，室内开着电灯，光线稍感昏暗。罗瑞卿仰卧在床，眉宇紧蹙，神色忧郁。

“你为什么不跟主席讲清楚啊？你不该做这样的傻事呀！”罗大将的夫人坐在床头，一边流泪，一边责怪和不安地嘟囔着。

“……”

片刻的沉默。

“你不要再说了，说什么都没有用！”罗瑞卿神情严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便缄默不语。

我见到这种情形，自知不便再多问什么“病情”。

从医学角度看，这样的病人容易造成脊柱损伤，若是脊柱骨折，易致脊髓损伤而使下肢瘫痪。所以，对这样的病人按理是不许可抱着或是背着移动他的身体，那样容易使脊柱弯曲导致脊髓损伤引起截瘫和大小便失禁等严重后果。且说，病人本应当睡硬板床，可他已经躺卧在软床上。但试想，谁家会有这种知识呢？

事已至此，我只得为罗部长作检查，并请护士长立刻打电话请外科、骨科及心脏内科专家一起来为病人作全面细致的检查，尽快将他安全地移送到医院去抢救。

我为罗瑞卿测量了血压、脉搏，做了心电图，用手电筒看了一下眼睛的瞳孔，都没有发现特殊情况，但未敢翻动他的身体。

北京医院的专家很快赶来现场，他们听取了我的简要病情报告，为罗大将作了必要的检查，并给他注射了一针止痛剂后，他们指挥着叫人平稳地将病人托扶上担架，抬上了急救车，由我们护送到北京医院。

尽管是中午时刻，医院领导非常重视。他们接到通知后，准备好了病房，放射科医生被叫来待命，并将北京著名的骨科专家都请到了医院。

我们按照专家们事先商量的意见，急救车直接开到医院放射科门口，将病人抬进去作X光摄片检查，摄片结束后，便送他进了手术室。

麻醉科医生立刻为罗瑞卿进行麻醉。专家们检查病人各受伤部位时，放射科主任将X光片送到手术室，大家根据病情与X光片结果确定了手术方案。

罗瑞卿在遭受林彪严重打击和残酷迫害后又无处申辩的情况下，终于出此下策，以死抗命！向林彪示威！

他在家中跳楼造成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及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使这位驰骋疆场的著名将领日后落下了终身残疾。

当时，尽管周恩来对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一再嘱咐要对外保密，千方百计保护他，也无济于事。

在那疯狂的年月，凡林彪与“四人帮”直接插手的事情，医院是没有能力保护罗瑞卿的，也绝对保不了密。

所以，造反派很快便打听到罗瑞卿的“下落”。他们惨无人道地将罗瑞卿放在箩筐里抬到各处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游斗和羞辱。这一幕幕惨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心颤。

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战功赫赫的罗大将竟如此遭际，这不仅是他个人受冤受屈受辱，亦是国家受难、人民不幸。

令人惋惜的是，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瑞卿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他去德国治疗伤残时，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实令人痛心疾首。

这是文人间的笔墨官司吗？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在上海小住数日后，即飞返北京。

我出差回京后，补了几天假，在家休息。每天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发现重要版面上不断刊登以黑体字作标题，关于“海瑞”的大块文章，用的都是些刺人的大字眼，我只看标题未在意内容。我不搞历史，缺乏历史知识，对历史也无多大兴趣。我想一定是文人们在打笔墨官司，故未经意。可我的同事中有一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老保健”（老资格的保健医生），他见着我便说了话：“张大夫，你注意到最近报纸上的文章了吗？”

来到周恩来身边(9)

“什么文章？”我不解其意，反问道。

“哎，不就是‘海瑞罢官’嘛。”他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

“‘海瑞罢官？’‘海瑞’是什么人？文章里讲些什么东西？”

“你不是刚从上海回来吗？难道什么都没有听说？”

“……”

他见我木然不知，便转身走开了。

我在好心的“老保健”启发提醒之下，才回家去仔细地翻阅报纸上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

史学界的文章大手笔多，文章长、专业名词多，既难懂也不容易记住，对我这个可称之为“历史盲”的人来说，读来感到枯燥乏味，实在读不下去。

我看报纸的习惯是偏爱国际新闻，什么美国啦，苏联呀，因为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嘛，当然要注意。这也可能同那时报纸上的文章可读性已经开始大为减少有关。所以，类似于我这样的人不大会去注意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其人，更不晓得他写的什么文章，这并不奇怪。

后来才知道，姚文元于1965年11月，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首都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大报都迟至12月中旬方才转载姚的文章。

说实在的，当时按本人的工薪尚舍不得订阅这类大报，我家只有一份《北京晚报》。我手头看的那份《北京日报》也是借邻居家的。在同事指点迷津之下，我去图书馆翻阅大报纸。

那时的大众传播媒体尚不发达，电视机不普及，故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好长时间并未引起公众注意。像我这样也算是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仍旧政治意识淡薄，显得比较迟钝。

我在“老保健”提示下，用心去翻看大报纸上刊登的姚文元文章。但横看竖看，就是看不出姚文元的文章有何深刻意义，更看不出这篇文章有何重要背景。我不知道中国有几个人能从姚的文章中能看出点“苗头”来？

此后不久，姚文元的文章一炮打响，名声大噪，引起轰动！使本来是史学界专家学者间的学术争论问题慢慢演变为针对某些人的尖锐批判了，不是我辈所理解的那种文人间的笔墨官司。自然，姚文元亦随之大红大紫起来，爬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央新闻部门的高位、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再后来便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别以为在红墙里工作的人什么都会知道。

回顾自己，个人经历极为简单与普通，不过年幼时丧失父母，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15岁参加新四军，历经五年硝烟弥漫的战争生活；全国解放后便转业到地方补习文化，后来上大学，再去中医学院进修，一共读了九年书；完成学业后，我一心只想当一名称职的内科医生。

在大学念书期间，一心崇拜的是那些专业理论水平高、临床经验丰富、学问博大精深的著名教授，而且更敬重书卷气重的专家学者。他们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指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受人敬重、名望较高的医生。

我在政治上一直比较幼稚，上级命我去西花厅工作时虽然已是三十三岁的人了，依旧同“三门”干部差不了多少，属于阅历浅、涉世未深、不谙世事的人。无论对人或对事还是那么幼稚可笑！

让我去周总理身边工作，心中实在没有底。我禁不住常自问：我能行吗？但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应有组织观念，领导上的信任不能辜负。

来到周恩来身边(10)

是年12月，我去西花厅正式报到工作时，已经朦朦胧胧的意识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决不是件简单轻松的事情。在这样高层政治圈内工作与生活可能会遇上一些重要的事情，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牢记“三不”，即除了本职工作外，对其他事情尽可能不看、不听与不问。保健工作要绝对仔细谨慎，按我们老部长说的“多请示、多汇报、勤观察、少用药”的精神办事。

周恩来爱上了海棠花盛开的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陈毅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自天安门广场往西经过新华门继续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六部口），由此向北转弯沿中南海红墙一直到达近府右街北口处，见到那个有国徽的西北门往里向左手一拐便是西花厅。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因年代久远，青砖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红陈旧，雕梁画栋亦已褪色斑驳，已不见那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

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进门不远处可见一座小假山屏挡路人视线，茂密而细长的修竹环绕着它。院内自南向北的一条弯曲长廊隔在汽车道西侧，长廊中段设一凉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尽头处筑一小巧的水榭，池子里没有放水，也就没有鱼虫水草和莲藕，常年涸着。如今西花厅院内的房屋、亭子、长廊、水榭等建筑物看来已相当陈旧，但整个院子绿化得很好，树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齐，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略有一点花草芳香，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

西花厅前院有一个漂亮气派的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恩来接待与宴请外国宾客的地方。平台下边有一椭圆形花坛，四周栽种低矮的常青树环绕，中央栽着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花坛亦是交通标志，是来往汽车的环形岛，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来这里散步赏花。

西花厅的海棠花向为中南海及熟悉总理家的人士所称誉。每年初夏时节，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来无数彩蝶纷飞、蜜蜂嗡嗡地叫着忙个不停，在此优美而宁静的环境里，蕴含着盎然生机。

后院的面积不大，是周恩来办公与居住区。一片绿地上满院海棠树，有几棵梨树、桃树和白皮松。周恩来办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红色的廊柱绿色的窗框，下面的窗户镶着大块玻璃，上面是纱窗再加玻璃窗。每当天空晴朗、风和日丽与温度适宜的时候，打开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拉开白色的窗幔使阳光直射进来，室内光线充足，顿时亮堂起来。

周恩来办公室西隔壁有一个稍大些的房间称作“活动室”。室内有一张乒乓球桌子，北侧与西墙根处立着书橱，里边藏书主要是属于文、史、哲类的图书。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将“活动室”习惯地称之为“乒乓球房”，或干脆就叫“球房”。打乒乓是周恩来在办公间隙唯一喜爱的活动腿脚的方式。常有警卫、秘书、医生陪他打球。周总理右臂肘关节伤残屈曲，活动不方便。我陪他打乒乓球时，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挥拍抽杀，就像董必武说的，是打“卫生球”。

西厢房为工作人员办公处，东厢房为临时“客房”，来客作短暂住宿用。我在西花厅十年只见过周恩来的亲侄女在这里短期住过几次外，未见过别人来住过。

办公室往东是客厅，现在时髦的说法可称之为“多功能厅”。这儿是周恩来、邓颖超用餐、休息的地方，也是两位房主人在此会客，与亲属团聚所在地。邓颖超在此看电视。

由客厅往里（朝东）便是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邓大姐卧室隔壁是周恩来的卧室，周恩来卧室的东墙外是一条内走廊。这里有书架，存放一些旧书刊与文史资料类图书。当初设计这条内走廊的人，谅必考虑冬季保温，夏季隔热以及隔音作用。

周恩来卧室内家具陈设极其简单。因为他一进卧室就上床，身后用枕头垫着斜靠在床头继续办公。他睡的是一张普通木床，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爱的棕绷床垫。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绍兴，生长于江苏淮安，依然保留某些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关。

来到周恩来身边(11)

各房间和卫生间都由内走廊连接出入。走廊出口处是夜间警卫值班室，周恩来进卧室休息后，通向周恩来卧室走廊的门就锁上了，钥匙由警卫员保管。

周恩来若是夜间找人，只要按枕头边的电铃按钮，警卫人员会立刻跑到他的身边。厨师、医生及护士值班的房间建在走廊外的一排配房里，每个房间都装有电铃供随时呼叫之用。

周恩来居住在西花厅，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与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邓颖超初次约见并送我一本她写的书《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医院总值班室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说是邓颖超大姐约见我。我虽然经常出入中南海工作，但去西花厅这还是第一次。

不过，我热心的同事在向我交班时，对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健康情况及西花厅工作的要求都说得十分详细，为的是让我尽快熟悉和适应西花厅的工作环境。他这样做，既出于自己的责任心，也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应该说，我对他是十分感激的。

周恩来对工作极其认真细致，他办事情既严格又严厉，他批评任何人时都不讲情面，这在“海里”工作的人们都是知道的。

来到周恩来身边(12)

再说，周恩来视时间如生命，对他来说，的确是“寸金难买寸光阴”。他没有时间，绝对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诸如健康检查或去医院看病这类事情上。

此外，人们只要一提起周恩来的工作，都会说他没有白天黑夜。他常加班加点地工作，连续“熬夜”好几天。可以说，这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恐怕很难有能够超过他的人。

邓颖超大姐曾讲过一个小小的“故事”：以前中央考虑请刘伯承给恩来当参谋长，刘帅知道后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外请人吧。周恩来听说后并未介意，仅是一笑置之。

所以，保健医生要跟上周恩来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你必须掌握好“火候”，即尽可能在他工作的“空隙”（实际上很难说有什么“空隙”），或者说是不太“忙”，情绪比较轻松，起码少影响他的工作情况下，设法得到周恩来对保健工作的“配合”与“默契”。这可算是保健医生工作的“技巧”，相当重要。在这方面，邓颖超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好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言，我只能说是在照料周恩来的医疗保健工作上尽了一点心出了一点力。

中南海里要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挑选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有关部门考虑政治标准第一是应该的。这不仅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或者西方国家也都这样做。因此干部部门对被遴选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自己所以被选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红出生红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领导人身边服务过以及有人推荐等因素以外，我学习过三年中医大概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中医。邓颖超十分敬重她的母亲，她也很相信中医，常请著名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她本人看中医、吃中药常年不辍。邓颖超约见我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由北京医院赶到西花厅时，周恩来还没有起床。总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将我引进客厅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厅西墙边竖放着一面很大的穿衣镜。我站在那儿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扶正了眼镜，仔细看看自己衣着等有何不妥。

这时，我心里正在想邓颖超大姐约我来之前，肯定已看过我的档案材料，她还会从各方面了解我的情况。她现在叫我来，谅必是要亲自见见我这个人，通过与我交谈对我有更多的了解。这毕竟是要为周恩来物色一个成天跟随在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她也想“选”得准一点。只等了片刻工夫，邓颖超从她的办公室向客厅缓缓走来。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并轻轻搀扶着她坐到小沙发上。

邓颖超正在病中，她的身体显得瘦削而虚弱，面部气色稍有点苍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

“你是张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见见你，因为身体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这两天天气太热，你是骑自行车来的吧？”

“是的。”我答道。

来到周恩来身边(13)

她见我有点拘谨的样子就说，“你在这里不必拘束。”她指着茶杯又说，“先喝点茶，咱们慢慢聊。”

大姐说话声音轻微，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话音带着一口好听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说话一面从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邓大姐的和蔼可亲消除了我来西花厅之前的紧张心理。

她在简短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成员及个人经历后关切地说：“你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吃了不少苦，15岁参加革命队伍又是个红小鬼。你现在大学毕业，当上了大夫，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药，是个药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

稍停后，邓颖超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她正患着胆道疾病、轻度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和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种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身体瘦弱。说话间，我见她不时用手帕擦汗，并有一点气急。

“今天说话时间太长了，请大姐先休息吧，别累着了。”我建议道。

“有点累，但还好。你随我到房间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会儿。”我待她说完便扶她进卧室躺下。

邓颖超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朴素实用。房间中央头南脚北地放着一张双人床，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侧放一部手摇电话，左侧放闹钟及手电筒等物；靠南墙玻璃窗处安放桌面铺绿呢的大办公桌；一对扶手小沙发置于东墙边，沙发中间设一只茶几，两个玻璃书橱靠墙而立；朝脚跟的墙上面挂着她母亲一张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邓颖超一躺下便面对母亲慈爱亲切的笑容，可见她对母亲孝心至深。此外，房间里再没有任何装饰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侧床旁。

“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紧张，也不要拘束，可以随便一些。以后我们会常见面，我向来尊重大夫，我把你们大夫当同志和朋友。我的身体不大好，经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帮助。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她又接着说了起来。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你到我这儿来工作，你的任务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说道。

少息，她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服务员等情况。

“我们这儿人不多，就我跟总理两个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属给你添麻烦。大家对总理就称呼‘总理’，这是他的职务；对我，他们都叫我‘大姐’；这样称呼很随便，很自然，千万不要叫我们‘首长’。总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觉得身体好，不在乎，又不听别人劝。他是个急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圈子，以后，你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些的。”她说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里摆弄着。

“还有，他问你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懂的就说不懂，只要老老实实，他是不会怪你的。今后，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明白，或难办的事情，可以来问我，我会帮助你的。那些警卫同志也会帮助你的，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讲完这几句话，即侧过身去拿起手表看了看说，“哎呀！快11点了。好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以后我会跟你联系，我会尽快找一个机会让你跟总理见见面。”邓颖超伸手按电铃叫服务员进房间来帮助她起床。

“谢谢大姐对我的关心，向我介绍了这么多情况，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有信心做好工作，请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体。您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一定随叫随到。”看来谈话到此结束，我站起身来说。

“等一下，还有件小事情。”她边说边向办公桌走去，从桌上拿起一本《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为书名的红色封面简装书。说：“这本书，你拿去看看，我对待疾病的态度都写在这里面了。”

我打开扉页，只见用钢笔写的娟秀字迹跃然纸上：“佐良同志惠存！邓颖超1965年8月20日”。我小心地将书放进书包，激动地说：“谢谢您，大姐。”

来到周恩来身边(14)

“回去向你家里人问好。”邓大姐伸过手来同我告辞时说。

“谢谢，谢谢。”我用双手轻轻地握着大姐瘦骨嶙峋的手连声道谢告辞回家。

此后，我有幸在西花厅整整工作了二十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切教诲及言传身教的熏陶之下，使我在怎样做一个光明磊落、正直的共产党人，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态度问题上获益匪浅，终身受益。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这在我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之前尚没有后来那样深刻的认识。

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

解放初期就在西花厅工作的老同志把周恩来的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正如邓颖超所说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忙着干工作，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这里所谓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时刻，甚至到下午一两点钟，偶尔会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厅的服务人员一清早便将卫生间打扫干净，一切生活用品都备齐；白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换气，夜间则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使室内既保持空气清新亦使室温相对恒定。

有人向我介绍，周恩来很注意自身的修饰和仪表。他穿的中山装及衬衫都熨烫得平平整整线条笔挺；皮鞋擦得锃亮锃亮的。他花白的头发向来梳理得很整齐，隔一天刮一次胡子，若有外事活动则每天刮一次。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服装穿戴必须整洁，不可邋遢。这些看来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实质上同周恩来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同他以后的自身修养洁身自好有关。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其外表形象亦不能说是他个人的“小事情”，因为他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与人民的素质。

有一次，周恩来在卫生间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比较脏，他就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你没有皮鞋油啊？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一擦！”这件事很快在工作人员中间传开了，后来，大家都注意服装整洁、皮鞋干净、及时理发和刮胡子。

周总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习惯与工作安排是，“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便看手表。他偶尔按电铃叫人进去询问有何急事需要处理。要是时间许可，他也觉得困乏而没有睡够便接着睡。不然，他便按枕头边的电铃呼叫值班警卫人员。他们听到铃声，便进周恩来卧室随他一起到洗手间。

周恩来进卫生间后，有时坐在抽水马桶上就按电铃（电铃按钮在马桶旁的小条几上），把值班秘书叫进来，向他报告电话记录、待批阅的紧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时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来熟悉的老部下）到卫生间来汇报工作，交谈的时间是几分钟，也可长达几十分钟。所以，日子一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叫做“第二办公室”。

来到周恩来身边(15)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医院值班人员通知我马上去西花厅。我骑上自行车急急忙忙赶到了西花厅。

自从1964年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卫生部在医疗保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后不久，我调到了医院总值班室工作。

那时候，由于取消了专职保健医护人员，每一个医生或护士要兼管多位医疗对象。我一个人就兼顾了六、七位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况且我正准备随邓小平去云、贵、川三省视察三线建设工程。所以直到12月“上海会议”结束返京后方去“总理办公室”报到。

1965年8月那一次邓颖超约见我，主要是她在看过我的个人档案材料后，再想看看我本人，彼此认识一下，通过谈话可以对我有更多的了解，亦便于她向周恩来作介绍。果然，在邓大姐约见后不几天，周恩来便在“第二办公室”接见了我。

“不要急，总理还没有起床，我们估计他快要打铃了，叫你提前到这儿来等着，怕你来不及。这是邓大姐交代的。”值班室的人向我解释道。

若在近中午时刻，周恩来卧室电铃响的时间比较长，便是他“清晨”起床，召唤管理他生活值班人员的信号。

不一会儿，值班室的电铃“吱……吱吱……”响了起来。

他们进去照料总理起床洗漱和更衣。我走进客厅，对着大穿衣镜擦去了额头的汗水，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整整衣裤，看看没有什么不妥，便想去叩邓颖超办公室的门。

“你来得正好，总理刚起床，到卫生间去了。我跟他说好了，让他见你一面，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等秘书出来，我会叫你一起去见他。”邓颖超来到客厅笑盈盈地对我说。

来到周恩来身边(16)

周恩来的工作太忙，生活节奏快，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决不能迈着四方步慢悠悠地走路，他们听到电铃声都是跑步到总理身边。今天，邓颖超见缝插针安排我来见周恩来真是不容易。

片刻工夫，就有人来到客厅引我去“第二办公室”。大姐在卫生间门口见到我，她轻轻地叩了一下门即推门进去，我跟在她的后面。

“这一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张佐良大夫。”她向周恩来介绍说。

这时，周恩来刚做完晨间操，身上穿着白底蓝条睡衣在洗漱。

以前，我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与人民大会堂等地方见过周恩来，都没有靠近过他。但伫立在总理面前同他说话还是头一次。我时刻牢记上级领导的嘱咐：“保健医生在中央领导人面前要做到不卑不亢与落落大方。”此刻，我内心虽感到有点紧张，但尽力克制住，保持镇静和注意言谈举止。但我可以想象自己当时那副“尊容”：一定是融兴奋、激动、紧张、不自然于一脸。

我看见年近古稀的周恩来面部气色很好，皮肤白皙略微红润，细看有一些“老年斑”。他头发斑白，两鬓染霜，额头和眼角处皱纹较浅，眼袋不明显，两颊的络腮胡子刮得发青，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精神矍铄。

“哦，张大夫，听说你是个孤儿，你家乡在什么地方？”他面带笑容同我握了一下手，右手拿毛巾继续擦脸，并用人们熟悉的苏北口音问道。

“我出生在上海，故乡在浙江硖石，幼年时由大人领着去过几次，现在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八一三’战争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儿，在上海流浪。后来被人领养到了苏北，1947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经过补习文化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我怕耽误他的时间，将事先准备好的“腹稿”简要急促地向他作了自我介绍。

“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学，当了大夫。”他停顿了一下，接着问，“你有几个孩子？”

“一男一女共两个。”

来到周恩来身边（17）

“好么，你来了，我这里也没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体不大好，你多照顾她就行了，好，就这样吧。”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马上告退出来随邓大姐到客厅。

“今天，他总算见了你一面，又跟你说了几句话，看样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你也见到了吧，他实在太忙了，时间不够用。我跟他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有时，甚至一两天都见不上面。说起来，别人还不会相信呢。”我们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定后，邓颖超说。邓颖超苦费心机安排在“第二办公室”让周恩来见我一面，目的是看他对我的印象如何，是否适合到他身边工作，这毕竟是为周恩来挑选保健医生，应得到他的认可。虽说我被周恩来初次召见是在卫生间，时间只有几分钟，说话三言两语，却使我同他老人家之间有了长达十年的缘分，直到这位人民的总理告别人间。

假如“老资格”的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的话，我可将卧室称之为“第三办公室”。周恩来起床后便到“第二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来是在卧室的床上结束一天工作的。

周总理每天深夜或凌晨离开办公室去卧室时总抱着一大摞文件。邓颖超把这一摞文件戏称为“他每天总抱着金娃娃”去睡觉。

周恩来洗漱完毕进卧室躺到床上，继续看着“金娃娃”，批阅文件，常常在疲惫不堪时打瞌睡。手里拿着的红铅笔在文件上圈、点、画，到后来则画出一道道弯弯曲曲不规则的线条。有时，我站在旁边劝他休息。他很少答应，只是叫人拿热毛巾擦一把脸，拿点花生米或者苏打饼干给他“充饥”，我看出，其实他是想借此驱除“瞌睡虫”。有时，等人家取来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头睡着了，握在手里的铅笔已掉在了地上。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

四个红细胞的警示；专家诊断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我到西花厅工作的第二年起，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年代。周恩来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肩扛着行将倾倒的大厦。

长年的超负荷工作与抵挡明枪暗箭，终于把他整垮、累倒了。

1972年5月12日，在为周恩来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在显微镜高倍视野下发现了4个红细胞。啊！4个红细胞，竟然有4个！我的心里为之一怔。一般认为，男性尿常规检查发现4个红细胞虽是多了点，但亦不一定有何特殊意义。不过，问题是发生在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人身上，即使是小问题也就成了大问题。因此，绝不能粗心大意，抱任何侥幸心理。我必须顺着这4个红细胞紧紧地追查下去，弄个水落石出。

在那“特殊”的年月，人民把期望都寄托在周恩来身上，谁都明白，周恩来不能病倒、周恩来不能垮下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岂容马虎。这一小小的信号是否提示他体内确有隐患，心里没有底。

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不敢声张，怕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跟着紧张与惊慌，更重要的是以免惊动邓大姐。

于是，我避开了他人，急忙给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打了一个电话，向他通报总理在尿常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吴阶平听后，不无忧虑地说：“张大夫，你想办法再多复查几次小便常规，建议你们请病理科专家作尿细胞学检查。”

同时，我将周总理的尿常规化验发现4个红细胞，跟吴阶平通电话以及吴院长的建议等情况，向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作了口头汇报，请他尽快将情况及时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以便汪主任掌握适当时机报告毛泽东。

吴阶平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若是对待一个普通病人就好办了，只要叫他每天留小便标本，随时去医院复查便是了。但是，这疾病发生在周恩来身上，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你想要他复查小便，他会刨根问底，向你提出许多个“为什么？”你若没有把握向他解释清楚，令他听了觉得有道理，那你准会碰钉子。周恩来一天到晚，党、政、军各方面的大事，内政外交工作排得满满的，真叫日理万机，绝不可，也不该轻易去打扰他。

那么，怎样才能说服总理接受小便复查呢？这件事使我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真叫伤透了脑筋。过了两三天，我看了一些有关的医学文献，又向泌尿科专家讨教了相关知识，头脑稍微冷静了一点，最终归纳出“说服”周恩来有可能接受小便检查的五点理由：(1)老年人血管硬化，管壁通透性增加，可能使红细胞渗透出血管壁；(2)泌尿系统结石，长期摩擦出血；(3)膀胱内炎症，引起粘膜充血；(4)肾脏血管畸形；(5)膀胱内长肿瘤。

尿常规复查与专家会诊势在必行，但不知道这五条“解释”

周恩来是否能听得进去，我考虑只好先去讨教邓颖超，必须事先让她理解请她指教。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解释”。

“你是好意，下了不少功夫，但不能太急；他正忙的时候不要去跟他说，说了也听不进去，得找机会。你的说法，我听了没有什么意见。”邓大姐的首肯亦很重要，得到她的支持，起码给了我勇气。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2)

一天下午，我从秘书那里得知总理不外出开会，在家办公。

我耐心地等到了周恩来去洗手间的时机，紧随其后，待他一切都办利索了，到洗脸池旁洗手的工夫，我凑过去抓紧机会发表“演说”：“总理，我向您报告一下这次检查身体的结果。”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道。

我将这次体格检查的其他各个项目都属正常的事先说完以后，再以平和的语气说道：“这次小便化验，发现有几个红血球……”

“有多少红血球？有问题吗？”他未待我把话说完，就接着问。

“有4个红血球。”我边说边注视着他的神情变化，故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因为周恩来曾因我说话太快批评过我。

周恩来懂得不少医学知识，他曾亲自过问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央几位患有恶性肿瘤的重要领导人的医疗问题，如陶铸、陈毅、彭德怀、谢富治等人。对于他们的病情以及后果，他是一清二楚的。

“小便里有几个红血球，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故意提高了嗓门说。

下篇“总理，不是发现几个红血球觉得大惊小怪，应该把尿中发现红血球的原因搞清楚。”我继续解释道。

周恩来平素认为我这个人“好辩”，凡事总想多解释几句。其实，我哪里敢同总理“辩”呀。我心里想的只是要把问题解释清楚就是了。但有时也引起误解，他对我的“解释”认为是“好辩”，或以为我故意顶撞他，这就变“争辩”为“强辩”了；自然，我亦担心他不要把“强辩”再升级为“狡辩”。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并不介意我对他的“好辩”或“强辩”，更没有认为我有意顶撞他。关键问题是周恩来的性格是不喜欢别人一味地对他阿谀奉承，看他的脸色行事，那样的话，他便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了。我这个人是直性子，说话、做事快人快语，决不善观气色、见风使舵，而是讲老实话。

这时，周恩来洗完了手，朝卫生间门口走去，我心想，这一回把事情办糟了。但见他走得比平时慢，好像愿意继续听我说下去的样子。我便接着说：“我们已请几位专家讨论过了，大家认为有五种可能性：第一、血管硬化；第二、泌尿系统结石；第三、泌尿系统感染……”

“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出来。我看，你们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长肿瘤吧？嗯？”周恩来有点不耐烦了，打断了我的话。其实，他这样说倒是一矢中的，切中要害，把问题点破了。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3)

看来，问题已经说开了，我也就大着胆子试探着继续往下解释：“总理，在各种肿瘤中，膀胱癌的恶性程度是最低的，只要治疗得早，大多数可以根治。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膀胱癌的预后情况是这样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根治；另外三分之一病人则会反复发作反复地治疗；其余三分之一病人的后果是……”

“最后那三分之一的病人就是死亡，对吗？”从表面看来，周恩来似乎心不在焉，没有仔细听我“宣讲”什么学术论文似的。其实，他听得很仔细，他未等我讲完，便直截了当地说。

我想，他大概认为一个人只要患了癌症，治愈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况且，在“文革”期间，他曾亲自过问的多位患恶性肿瘤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久拖不治痛苦地离开了人间。若是按照医生的意见，把我周恩来弄进医院里去七查八查的折腾，且不说是否能把毛病查出来，即使查出来也是恶性肿瘤，从根本上说，亦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身体则可能彻底搞垮了。那样，自己吃了苦头还不算，又会误了许多工作，所以他才那样心不在焉。

“是的。”到了这个时候，我只好如实汇报了。

“那么，你说了这么多话，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此时，总理倒是认真起来了。

“专家们希望，要反复多做几次小便化验，方能作出最后诊断。”我明确地向他报告了专家的意见及建议。

这一次，周恩来几乎是笑着说：“原来是要化验小便，你不早说，这有什么难啊，什么时候化验？现在就要查吗？”

“是的，如果有小便，最好马上留下标本送北京医院检查。”

我抓住机会不放。

他转身向抽水马桶走去。我拿起原已准备好的玻璃尿壶请总理留下了少许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尿化验报告单出来了。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细胞”！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三天时间，红细胞数量竟增加了一倍。更糟糕、更令人揪心的事--那要命的“癌细胞”还是出现了！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这九个无法更改的大字，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我们几个值班室里接触到这张化验报告单的人，不论是医生、护士或是其他工作人员，一瞬间，都像是被哪一个妖道使了什么“魔法”一样，大家一动不动无言地愣在那儿，目光都紧盯在这张化验单上，希望自己的眼睛的确是“看错”了。总之，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令人惊悸的事实。但是，此时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满含热泪，有人忍不住抽泣起来，有人忽然间离开值班室奔向自己的房间去大哭一场。

我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尚有许多事急等着我去处理。首先必须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是否先组织专家会诊，具体列出专家名单，同时，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等。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4)

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极为负责，他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来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在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岁月里，“老爷卫生部”已被整垮了，一些高级保健医疗单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们没有真正的上级业务领导部门指导工作。专家队伍中，大多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国的特务”或者是“牛鬼蛇神”等帽子而不能工作了。许多专家已被下放劳动、参加医疗队，一时间，几乎找不到几个专家为中央领导人看病。

这时候，幸有“北京第二医学院”吴阶平院长尚没有被打倒，一直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信任，真可算是“硕果仅存”了。吴阶平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治学严谨，没有一点大专家的架子。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医生都很敬重他，认为他对工作热情负责，乐于助人，且从不借故推托。自然，我们在工作中不仅会遇到业务问题，也会碰上一些同业务不搭界却较难办的事情；我们常常向他求教，他也总是中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我们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结论，打电话通报了吴阶平。

“佐良，你还是多请几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吧，大家在一起再多商量一下，集思广益，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吴院长如是说。

吴阶平提出请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人，一起集中到中南海会诊。

专家们会诊时提出，即刻派专家携带细胞病理学检查的涂片标本等资料，赶赴天津、上海两地，请那里的专家“背对背”会诊(即不告诉病人姓名)。当即决定，由中南海门诊部派一名医生随吴德诚教授一同前去。他们到天津，请虞颂庭，在上海，请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老前辈熊汝成教授等人会诊。

至5月18日，我们将京、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的意见汇总，跟北京病理学专家在看法上没有异议。

最后，为慎重计，我们很快将京津沪三地会诊过的专家都请到北京来，进行了多次讨论，大家对于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疗意见完全一致。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5)

这时，我们同吴阶平等一起商量将周恩来的病情，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叙述了目前病人没有任何症状、应争取尽早治疗的好处，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和疾病发展的不良后果等。

自从说服周恩来接受反复化验小便以来，他很认真，每次去卫生间解小便，都注意叫人帮他留取尿标本作化验。与平时不同的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询问小便化验的结果如何。我认为，这并不是周恩来的疏忽大意，亦不是他对自己的病情不在意。谅必，他已经敏锐地从保健医生及专家的言谈举止中察觉到问题的某些症结。比如，按惯例，保健医生应当主动向他汇报每次化验尿的结果。现在，小便化验已经做了好几次，结果早已出来了，但医生及专家们同他见了面，没有人主动跟他提及此事，似乎有意在回避他。

作为中国共产党元老级政治家的周恩来，他知道正确地对待这件事，不愿难为医生。医疗组成员的心情是极为矛盾的，既不希望周恩来向医生直接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可又希望他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在此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作进一步检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早期膀胱癌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无丝毫痛苦或不适而影响到他的工作及生活，是次要原因。

第一次突然尿血1973年1月13日，正值隆冬季节，农历三九寒天滴水成冰。寒冷刺骨的西北风呼呼地刮了好几天，把天空“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片云彩。这天大清早6点多钟，周恩来批阅完大量文件离开了办公室。按他的老习惯，仍然怀抱着一大摞文件放到卧室床头边。然后，他去卫生间洗漱。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使整个抽水马桶里的水都变成红色，把照顾他生活的当班警卫老张吓坏了。

此时，我在内院东厢房里刚洗漱完毕，吃了安眠药躺到床上。忽然，房间里平时只响几下的电铃呼叫声，此时“吱、吱、吱吱……”持续不停地响了起来，紧接着，我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来到我的房门外，随后是一阵“咚咚，咚咚”的敲门声。我只说了声：“请进！”老张已推门进来了。

只见老张神色紧张，气喘吁吁，手里举着玻璃尿壶。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他高声嚷道：“张大夫，你瞧，这下子可糟了，小便全红了！怎么办？你快去吧，总理正在卫生间里等着你呢！”

我急忙穿衣起床，拉开了窗帘，室内亮堂了，看到老张举着尿壶的手在抖动，玻璃尿壶中有大约二百多毫升的鲜红色血尿在晃动。

“总理怎么样？他说了什么吗？”我一面穿衣服，一面急切地问道。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6)

“你快去卫生间吧，他在等你哩！”他说完话，便独自走了。

我赶紧追出房间去，紧跟在他后边一路小跑来到总理身边，他正穿着睡衣，平静地躺在大沙发上等着我。

我见了总理，简单地问道：“我看到了血尿，您排尿时有没有特殊的感觉，身上有无不舒服？”

“没有特别的感觉。”他说。

这时，我看出来，他还是有点紧张。他说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非常严肃的样子，眼睛不看我，而是盯着天花板。他违反“常规”地没有问我为什么会有血尿--这样一个通常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问题。

我见周恩来不再说话，我也不愿再引出别的什么叫我难以应答的话题。我觉得此时此刻说什么话均是多余的，没有任何意义，倒不如请他早些上床睡觉。于是，我向他建议道：“您先服一点安眠药睡觉，我马上请吴阶平院长和卞大夫来，一起商量诊断及治疗问题。”

“好么。”周恩来只说了两个字。当我要离开时，他从沙发上起身，说：“我要解小便。”

我立即扶他到抽水马桶边，并拿着玻璃尿壶去接尿，玻璃尿壶里大约有几十毫升鲜红色血尿，不，那是鲜血。泌尿科临床医生称此为“全程血尿”，即整个排尿过程中排出来的都是血尿。另一些病人，他们排尿开始时排出的是颜色正常的小便，到排尿行将结束时排出的尿呈“鲜红色”，专家们称之为“终末血尿”。

看来，对于“膀胱癌”这三个字，再也无法跟周恩来捉迷藏下去了。周恩来患早期膀胱癌，只要不及时治疗，血尿是迟早会出现的，这本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是，今天早晨突然出现了血尿，我又亲自用玻璃尿壶接下了他排出的鲜红色尿液，预料已成为事实。此时，我的心里相当紧张，尤其在见到周恩来那种难以名状的无言，又似有点苦涩的神情，我感到很难过。

周恩来解完小便回卧室去睡觉。见他未向我提什么问题，亦没有话要对我交代，我即吩咐护士给他加服止血药、镇静药和防止发作心绞痛的药物；若他在睡眠中醒来有何不适，或是起床解小便，都要叫醒我去观察病情。

因为是清晨，估计吴阶平院长尚未离家到单位去，我向护士交代完事情，马上出来给吴院长挂通了电话，将清晨发生血尿等一切情形，简短地向他叙述了一遍，并商定派汽车接他到西花厅来。吴院长听后很焦急，希望立刻亲自来看望周恩来。

吴阶平院长是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不仅熟悉我们的保健工作，并且对党中央许多领导人都很熟悉，我们同他讨论任何问题可以直截了当，不必有何忌讳。

吴阶平、卞志强和我，对周恩来的病情都是清楚的，可能预见到的各种病情变化及其可采取的相应措施都有预案；有关情况，我们也曾在1972年5月向党中央作过口头与书面报告。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问题是，根据今天早晨周恩来发生血尿的情况，立即提出请求，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汇报，同时写一份书面报告呈中央各有关领导同志，希望周总理能尽早住院治疗。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7)

清晨，邓颖超起床后，待她从盥洗室里出来，我们立刻向她报告总理的病情变化；向她说明，一旦出现血尿，就再也无法对总理隐瞒病情了。我们告诉邓大姐：已经将情况与当前的应急措施通报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方面是让她了解真实情况，同时也为听取她的意见，想得到她的理解与支持。

“这几天，总理实在太累了，应该让他多睡几个好觉。”邓颖超听完了我们的汇报后，镇静而又不无忧虑地说。她没有表示其他不同的意见，我们随即告退出来。

我们一方面等待上级对医疗组所写报告的批示，同时通过有关渠道打听和吁请中央尽快批复医疗组的“病情报告”。

吴阶平提议，由卞志强报请党中央批准，邀请全国最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泌尿科主任熊汝成教授、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泌尿外科虞颂庭教授、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教授、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心脏内科专家有刚从上海调来北京阜外医院的陶寿淇、协和医院心内科方圻教授；我国麻醉医学权威、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商德延教授，以及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教授；普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等十余人到北京集中，共同会诊，讨论诊疗方案。我们尽力采用内科保守疗法维持，居然又勉强地拖了一段时间。

一直拖到了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才有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当时出于保密考虑，故没有让他住医院，而是安排他住在玉泉山进行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这次膀胱镜检查发现肿瘤比预先设想的情况要好，肿瘤只有0.5公分直径，呈绒毛状，很表浅，因而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只在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

但是，已经75岁高龄、身患癌症而且持续尿血的周恩来，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两个多月后才去玉泉山治病。可他治疗后只休息了近两周左右时间，便返回西花厅不停地忙碌起来了。

自然，周恩来也确有他的难处。原先，周恩来几乎每天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同广大人民及海内外朋友见面。此时，忽然间，周恩来“失踪”近两周音讯全无，有谁知道他去了玉泉山治病呢？尤其在那样的年月势必引起海内外舆论界议论纷纷。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猜测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外交部与联络部以及对外友协等外事部门向中央提出请总理接见外国贵宾的报告不断地传到周恩来值班室。周恩来在玉泉山呆不下去了。

4月上旬，周恩来借日本相扑队来华访问，在东郊体育场进行首场表演的机会，从玉泉山下来直接驱车到体育场接见、观看表演与对外亮相--周恩来没有倒，让人民高兴，请朋友们放心。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8)

周恩来对于这一次治疗十分满意，在5月份，他于百忙中抽时间愉快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晚宴--“烤鸭席”款待专家、医生及护士。席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起来举杯祝酒，向大家表示感谢。

但是，在给周恩来治病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往往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工作忙、离不开是常有的事；但周恩来挨整，是我们谁也想不到的事。

因此，按照医疗组制订的治疗方案，在这次电灼术以后，膀胱粘膜表面肉眼所见肿瘤确实都被烧掉了。但是，为了巩固疗效、防止复发，待电灼伤表面痊愈之后，应当定期进行膀胱内化学药物灌注治疗。原定每星期灌注两次，后来却因种种缘故，使化疗未能按预定方案进行。专家们着急也没有用，周恩来和邓大姐也都清楚，整个化疗只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政治局开会对周恩来进行“帮助”，工作人员不满，私下议论：“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

要说“文化大革命”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拼命工作、苦撑危局，他已经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

1972年6月份，原先，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总之，无论是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使得周恩来一年到头、日夜忙碌不堪；忽然间，他却整日闷在办公室里写起“文章”来了。他一不接见外宾、二不出席任何会议，连西花厅的大门都不迈出一步，他趴在桌子上整整写了十来天。当然，其时我并不知道总理在写什么。

周恩来由于长时间坐着办公，两腿下垂活动少，故肿得很厉害，从足踝部起一直肿到膝盖以上部位。因日夜埋头写作，睡眠不足，上下眼睑和整个面部都虚肿了。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着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

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扣好每一个钮扣，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写“文章”的日子里，成天穿着那件淡蓝色条子的毛巾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大家心里都很难过，不知道总理为什么心情如此沉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周恩来的事，我们不知道就只能是不知道，有谁敢去打听个究竟。当然，我们即便是知道了些什么，肯定亦帮不了他的忙。

8月的北京正是酷暑难当，一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中组部、中联部、中宣部、中调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开会，由他给大家讲建国前的“党内六次路线斗争史”。

那次会议允许中央负责同志的随员旁听，我亦有机会听了总理的讲话。我对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不太熟悉，加之，会议中间我要去为总理做事，周恩来讲话时间比较长，讲了好几个小时，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开场白的大意。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9)

“今天，我请大家到这里来，是想跟你们讲讲我们党内在历史上几次重要的路线斗争。有‘左倾’错误，也有‘右倾’错误。这个问题，不久前，我在京西宾馆已经讲过一次了”。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他不断地作自我检讨与自责。

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不少老革命，他们熟悉党的历史。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会议中，对周恩来的检讨、自责甚至自贬过多感到不甚理解，心里也不好受，因而会议开得较沉闷。我在那个会场里只不过是个小字辈，更理解不了周恩来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作准备，召集这样规模的会议来专讲“党内路线斗争”，且主要是自我检讨，……心中不甚了了。

其实，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处境不太好，比较孤立，周恩来一直是想方设法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及领导地位。现在，周恩来为什么要面对党中央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对那一段历史独自承担起责任呢？我迄今也难理解他老人家当时的心情，为什么要那样做，难道他有压力？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对于周恩来处理对外事务等问题上表示出极为不满的意见，同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云云。

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在11月底12月初召开会议批评对周恩来的所谓“错误”。

毛泽东一言九鼎，此话一出，江青一伙立刻感到这千载难逢整周恩来的良机不可失，他们狠狠地整了周恩来十多天。

会议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出入会场，专为会议服务的人员都经过挑选和特殊的交代。但正如俗话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保密再严格，总有少数知情者、周恩来的同情者与江青一伙的反对者。

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

“这哪里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她刚从东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嘘唏声，一会儿便抽泣起来了。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跑过去把服务间通向外边过道的大门关上，又回过来劝她：“我们都是为首长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有做好本职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想以此劝她不要哭。

下篇“张大夫，我实在看不下去呀！”

“我理解你，快擦干眼泪，一会儿你还要进去工作呢。”

我担心她的哭声一不小心被外边的人听到了，对她和我都不利，说不定还会连累更多……真不敢往下想。

人总有良知，大多知道好歹。一个人从幼童时代刚刚能看懂电影那时起，就常会向大人提问：“这个是好人吗？那个是坏人吗？……”他们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学习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0)

我在工作间里为总理用开水加温中药汤剂，请服务员送进去。我好容易把那个抽泣的给劝住了，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丫头。她便是前面提到过的，被江青诬指投毒害她的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忙着为人民操劳。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红葡萄酒庆贺干杯呢！我真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她轻点声。她又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我不怕坐牢……”我的确服了她了。这广西妹子真的吃了豹子胆。自然，就像后来她也跟我说过，她不是不害怕，是豁出去了。她恨江青，敬佩周总理，出自内心地感激总理对她的关怀。周恩来在最危难的时候保护过她，可以说是救了她的命。

江青患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常常出虚汗，一天到晚不知要换多少次内衣。护士身上背的大背包里塞满了汗衫与毛巾等物，因更换过勤，一时干不了，她就到工作间来用电熨斗为江青熨烫内衣，所以我才见到了这心地善良的姑娘。

她们都同我一样，是一些为领导人服务的普通工作人员。她们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是正义之声，引起我的共鸣。可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里，你有理，能同谁去理论呀。我们只能做好分内之事，不要再给总理添麻烦了。

在批判周恩来那些严厉的日子里，人说“世态炎凉”，此话一点不假，我有切身感受。原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每次开会的时间与地点由他确定后通知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总提前几分钟到达会议地点，有的领导人也提早赶来向总理请示问题或汇报工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总理经常留下个别人谈话。在他情绪好的时候，他还会抽时间在大会堂东大厅里小憩，或同服务员聊聊家常，打一会儿乒乓球；有时还在那里吃完夜宵才回西花厅办公。

在周恩来挨批期间，却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待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会场去。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还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吧？！

我们，作为周恩来的随员的处境，也就今非昔比，可想而知了。

过去，只要首长们在一起开会，秘书、警卫、医生及护士等相互见了面，大老远的就热情地喊着打招呼、开玩笑、拍肩膀等。一到吃饭时间，大家吆喝着一起冲向食堂，都往一张桌子上凑，吃饭时有说有笑。现如今，只有我们“周家”的人自己聚在一起，默不作声地吃完饭便走开。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互相目光接触而觉得尴尬。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我觉得，他们不一定都是些势利小人，主要是怕沾边。那年月，真有点吃不准，今天是首长，说不定明天可能被打倒，甚至去了“秦城”。即使是随员，也可能“沾点光”。所以，大家互不理睬，少惹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1)

一天夜间，我和警卫科长老张随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回到西花厅，老张神色不安地跟我说：

“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我认为老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并非杞人忧天。当时，谁也说不准形势发展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我听后只好默然不语。我的心里也很担忧，可知道担忧是无用的。我只能抱着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心态等着瞧。

在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很少，其他会议也不多。他的心情自然不会好，成天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吃饭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使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

平常西花厅的纪律很严，保密观念强，没有“小广播”，没有小道消息。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大家察言观色，总能摸到点“气象”变化的信息。这种沉闷的气氛也影响到工作人员的情绪，一个个心事重重，相互见面打招呼时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几句。秘书与服务人员因不跟随总理外出，他们了解得更少，我们也不敢对他们议论。有谁会想到，这堂堂“总理府”里，人们日子过得竟是这般凄凉。

“文革”期间整中央高级领导干部时常用的撒手锏便是给你扣上一顶“路线斗争”的帽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十多天里，江青提出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诬陷周恩来是“迫不及待”(要夺毛主席的权)……犹如当年搞“二月逆流”的手法那样去激怒毛泽东。总之，江青一伙耍尽各种卑劣的手段企图整垮周恩来。

毛泽东不断听取会议进展情况汇报。当他得知会上情况后立即出面干预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至此，毛泽东对会议下了结论，这出“戏”只好收场。

挨整的日子，正是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时候。此时最关心总理健康的是叶剑英元帅。他只要见到了我们总会主动询问：“这两天小便的情况怎么样？胃口好不好，晚上睡眠还可以吗……”有时候，叶帅把我拉到较为僻静的地方这样深情地探问。

政治局会议散会后，叶帅常在离开大会堂时找到我，他不说什么话，只是用力握一下我的手，或者轻轻地拍一下肩膀便走开了。

这种时候，尽管叶老帅没有同我说一句话，但我仍很激动，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这是老帅出自内心的对周恩来的真情啊。因为在周恩来挨整的日子里，叶帅也“沾了光”--批评他“军委不议军！”他在会议上也没有少挨批。

还有纪登奎同志，他也常主动关心总理的健康状况，见面时会悄悄地问一句：“怎么样？还好吧？你们辛苦了。”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2)

这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周恩来的病情格外关心。在那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下，能主动表示对总理健康情况的关心，就很不简单了。一般的人，起码也得同你保持距离。

另外，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在周恩来挨整时，明显地表露出对总理的同情，对江青等人的愤恨以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在周恩来逝世后，遗体安放在水晶棺里，从北京医院送到了八宝山公墓，当火化工人要将总理的遗体送进火化炉的时候，也就是这些曾经为周恩来长期服务过的大会堂工作人员、医生及护士……他们真像“疯”了似的，扑到水晶棺前哭得死去活来，护着棺盖不让火化工人接近水晶棺。其情景可撼日月。

春天本是大自然生机勃发、阳光灿烂、万紫千红的好时光。

可是，1974年的春天，对于周恩来说来仍是春寒料峭，日子非常严峻。年前，江青一伙整周恩来未能得手，他们如何能罢休？此时，他们又发起了“春季攻势”。

“一&#8226;二五”大会“四人帮”

向周恩来发难；江青要罢田维新的官；她当众指责叶剑英农历新春伊始，江青一伙以批判林彪为借口，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一个恶名昭著的“批林批孔”大会，后来人们称之为“一&#8226;二五”万人大会。此会名为“批林批孔”实是“批周公”。当时，中央与国务院各系统的批林大会本该由周恩来召开并主持会议。可是蓄谋已久的江青一伙对周恩来搞了一个突然袭击。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在周恩来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他们设下了圈套，通知周恩来去首都体育馆参加会议。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一到会场，首先作自我检讨说：

“军队的同志(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

问题上先走了一步，春桥同志昨天在京西宾馆已主持召开了大会。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走晚了一步……”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江青、张春桥及其追随者立即篡夺了会议主持权。他们大声吼叫：“我们就是要搞斗争哲学”，“我们就是要斗、斗、斗……”他们嘴巴紧贴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吼着、扩音器音量开得又大，发出阵阵刺耳的尖叫声，令人耳膜胀痛。他们在一片狂叫声中不乏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我同其他领导人的随员坐在主席台背后休息室里，听到扩音器里传来疯狂的喊叫声，令我毛骨悚然。

我的妈呀！这林彪摔死只有两年多，中央与国务院各部委刚刚撤销“军管会”，恢复与建立部长及部党组领导体制，全国形势才出现一点稳定的苗头，难道“文化大革命”这出悲剧还要越演越烈？

江青不时地站起来传达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姚文元也少不了插上几句应声虫似的话。会场上，那一男一女两个响当当的造反派依仗着江青等作后台，以为尚方宝剑在手，仗势欺人、目空一切。他们在训人时，气势汹汹，大喊大叫，在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的情况下，竟然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等几个领导人。他们张狂至极，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形势咄咄逼人，充满了火药味。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3)

继“一&#8226;二五”大会之后，江青、张春桥之流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波澜达到了高潮。农历初五那天(1月2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等军队宣传系统的负责人开会。到会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叶剑英、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等人。大会堂东大厅里临时设置的主席台约高出地面十来公分，领导人坐东面西向着群众。

这天晚上来参加会议的人大多亲身经历了“一&#8226;二五”大会，已有了经验。他们进入会场落座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注视主席台上的动静，交头接耳，猜测今天晚上的会议又有什么新花样。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神情严肃，只说了几句开场白。

江青早已等不及了，跳出来发言：“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批林批孔’在全国各地开展不平衡……”江青发言的中心意思是，中央决定要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驻记者当联络员。她着重指出：联络员可以参加地方党、政、军的党委会议；有权使用地方上的保密电话机同“中央”直接联系；地方党、政和军队领导机关应给予方便与协助，不得进行干预或阻拦，要直接掌握各地的情况。江青的讲话已经表明了“中央”对地方各级领导层的不信任态度。

江青讲话时，张春桥时有插话，康生和姚文元作补充或是注解，但意思也是大同小异。这使出席会议的人都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顿生忧虑及不安。会场上寂静无声。

这时，江青忽然又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总政的田维新来了吗？”

“到！我在这里。”田维新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位高个子的标准军人。他坐在人群中间，听到江青呼叫他的名字，立即站起来在原地立正，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

“田维新！我问你，《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

“……”田维新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如果事先未作准备，恐怕能答得上来的人不多。

“田维新！我问你呢，怎么不回答？！”

下篇“好像是184……”

“你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军队高级干部，连《共产党宣言》

都说不清楚！”江青怒斥田维新。

“我，我没有准备……学习得不够……”

“什么学习不够？你还跟我犟嘴？”

田维新并不是犟嘴，他说的是老实话。江青不讲道理，他只好保持沉默。

“来人哪，把他的领章帽徽通通给我摘下来！”江青朝门外大声吆喝道。

立刻进来几个军人，走到田维新跟前动手摘下了作为革命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与帽徽。田维新昂着头一动不动地直立着，一副“视死如归”的革命军人英雄气概，对此未作任何表示。

看来，今天的事情是江青成心要整人，她事先作了安排，会场门外的解放军战士能招之即来就是证明。

此时，会场里的人被江青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大家瞪大了眼睛，以恐惧、同情和愤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我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仅仅因回答不了《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这么一个问题，以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军队一名高级干部采取如此过火举动吗？是否太出格了？！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4)

事情尚未结束，江青的威风还要继续耍下去。她像“法官”审“犯人”，接着转向第二个目标，又大声吆喝起来：“《解放军报》的华楠来了没有？”

“到！”华楠从人群中站起来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华楠中等个头，是《解放军报》主编。

“你跟我说说，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华楠一时也答不上来，愣了一下，急得额头上直冒汗，他似乎说了个“1871年……月……”但未答出几月几号。

大家都为华楠捏着一把汗，为他着急担心，怕他遭到与田维新同样的厄运。但看来，江青的威风也耍得差不多了，再继续这样搞下去亦没有多大意思了。所以她没有更多地为难华楠，江青自己收篷作罢。

不久之后，田维新与华楠都被“靠边站”、罢了官！有人说华楠和田维新一定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江青，或是他们代人受过，江青故意找茬进行报复，制造冤案。

在那年月，令人不解的是江青在军队里并没有任何职务，她也不同坐在主席台上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商量一下，竟然擅自向军人下达命令整军队高级干部，是谁给了她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要不，怎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疯狂的年代呢？

在这同一次会议上，江青还有一件“张狂”的事情。她在整完田维新与华楠后，会议休息了几分钟，除了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短暂离开座位以外，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敢离开会场一步，连去洗手间的人也不多。

“剑英啊，听说你有个儿子在空军，他是怎么参的军呀？是不是走了后门啊？”在宣布继续开会后，江青一坐上主席台就气势汹汹地冲着叶剑英责问道。

江青本想借题发挥，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机会一再制造事端企图扩大打击面来整治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但叶帅当时沉住了气未予理睬；事后，他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此事。毛泽东对此表示：参军走前门的也有坏人，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他不让干扰“批林批孔”大方向，故有关“走后门”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周恩来病情恶化，血尿加重，输血89次，张春桥叫医生篡改病理报告单，阻拦周总理及时住院治疗，王洪文干扰治疗若从1966年往后推迟七年，到了1973年；这一年，对于周恩来，毫不夸张地说，真是一个“黑色的一九七三年！”

1月13日因膀胱癌突然出现血尿，病情持续恶化两个多月，到了3月10日才得以进行最必要的治疗。

1973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在国际俱乐部请一位朋友吃完晚饭后便赶往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去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在进会议室之前急着去洗手间，我跟进去观察小便情况，又发现鲜红色全程血尿，这提示周恩来身上的恶性肿瘤再次复发了，不用说，他对此心里亦是明白的。总理没有说什么，我也只得默默无言地走到会场外面去等候着。

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变得较为复杂，原有的冠心病加重，膀胱癌复发、血尿日益明显，按理应考虑住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及休养，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政坛上常常是风云突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来的日子愈加不好过了。所以，总理的治病问题只得暂时搁置下来，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方作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这次治疗的效果极不理想，病症很快又复发了。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5)

1974年初夏，正是西花厅海棠花盛开的时节。周恩来患的癌症恶化了，病情越来越严重。医疗组通过各种途径进口了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千方百计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各种内科保守疗法，对抑制癌瘤的发展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由于肿瘤发展快、迅速增长、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使膀胱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致使排尿发生严重困难。

起初，堵塞在膀胱内的较小血凝块，解小便时只需稍用力便可以排出去；但稍大一些的血凝块不容易随尿流排出去，以致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我见到他用晃动身体、扭动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等办法想把堵在尿道口内的凝血块移动开，或是挤出来。周恩来痛苦异常。

我真恨不得自己能代替总理生这样的病，替他来承受痛苦。

当一些小的血凝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之后，总理往往会长长地嘘出一口气，他的额头已经微微地沁出了些许汗珠。此时，周恩来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精疲力竭地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战斗”，因为小便并没有排出来多少。

专家、医生、护士和警卫人员都心急如焚，但就是插不上手，帮不了忙，不能为病人及时解除痛苦。专家组的医生们看到自己的病人、敬爱的领袖周恩来总理受这么大的罪，一个个都难过极了。周恩来每次解小便，不仅痛苦，且有发作心绞痛、心肌梗塞以及严重心律紊乱等生命危险。

这样的时刻，周恩来在忍受着巨大的病痛，专家们也在忍受着心灵上的煎熬。大家痛感人类的科学太落后、自己身为医生的无能，觉得惭愧之至，简直无地自容！

到了5月上旬，更加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送到北京医院的尿标本病理化验结果出来了，报告单上写着：“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说明肿瘤长大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或许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信号。

医疗组感到情况实在太严重了，总是这样拖着不解决问题也不是一个办法。大家心里已是愤愤然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央领导人接见我们，直接听取医疗组的口头汇报。

一天傍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我们的党中央领导人有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等人。医疗组长吴阶平向他们报告了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新的发展，提到排尿时的痛苦情形、发作心脏病的危险和尿病理学检查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等。这种种迹象表明，癌肿有扩散转移的可能，请求中央下决心批准总理及早住进医院采取手术治疗，避免发生意外情况。

下篇我认为，吴阶平已充分承担了责任，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要求提得明确。从感情上说，吴院长尽了心；作为医生，他尽了应尽的责任。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6)

几位领导人听完了吴阶平的汇报，他们神情严肃，相互间也不交换意见，谁也不先开口发言表态。

冷场了一会儿，张春桥呷了一口茶，他用右手食指向烟灰缸里轻轻地弹掉一点香烟灰，抬头看了一下东大厅房顶上那些熟悉的图案，用眼睛扫视了我们一遍，他语气平缓、慢条斯理地说：“你们都知道，总理是党、政、军，内政与外交工作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从现在起，到5月30号，有好几批外宾要来，最后一个外宾，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们都要求总理接见。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所以，起码要到5月底以后，才能考虑怎么办的问题。你们不要急，急也没有用。我看那份病理化验报告单上写的结论，暂时不要告诉总理，以免分散他的精力，增加他思想负担。如果，你们担心总理会坚持要看化验报告单，你们可以先改一下结论嘛。”

我听了张春桥这一番话，差点儿气晕了。张春桥丝毫没有为周恩来的健康与治病着想并设法去解决问题，他说了一大堆空话，还要我们篡改病理报告单，岂非唆使我们违法，将来承担历史责任。

我们三人(吴阶平、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和我)彼此以眼神会意着，沉默了片刻。当时我认为，吴阶平的汇报已经把话讲透了。他作为医疗组长，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考虑到他的身份，又不宜讲得太多，怕“言多必失”，若是说话豁了边，上头怪罪下来，谁也担待不起。假如别人说话过了头，还可以由吴院长出面来转圜。

我极不赞成张春桥关于修改病理报告单结论的意见，这决不是小事情。因为那是专家们的科学记录，上面写着周恩来×年×月×日尿病理学检查发现：“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的结论，这白纸黑字，谁想要任意改动，势必要承担历史的罪责。

我坐在张春桥对面，心里拿定主意。在“大人物”面前我似乎有点忘乎所以地“放起炮来”：“春桥同志，我不大理解，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需要接见许多外宾，只要总理健康状况许可，本是他的工作职责。现在的问题是，总理的病情严重，他患的是癌症、冠心病、大量尿血，尿排不出来，每次解小便时不仅是痛苦，而且非常危险，很可能发生意外情况，危及生命。我真的不明白，总理迟早要住医院治病的，如果他现在就病倒了、正在医院抢救，党中央总会派人接替他的工作。可是，如今用总理的健康和生命安危作代价，去接待外国贵宾的做法，这样的代价是否太高了点？”

我一边说着话一边注视着张春桥脸上的神情变化。他大概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保健医生，好大的胆子，居然顶撞我张某人，真是胆大妄为！张春桥一脸的不高兴，眼看着他的雷霆之怒即将发作，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眼下，我不能顾忌太多。“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既不后悔也不害怕。

“春桥同志，我觉得那张病理报告单还是不要改动的好，至于跟总理怎么说，我们回去会商量妥当的……”言不尽意，不吐不快；我抢在他发作之前，赶紧补充道。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7)

我说话时，看到张春桥脸上神色变化的瞬间，脑子里忽然冒出来我初次看见张春桥的情形。记得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概是那天上午10时许，群众大会结束后，各路游行队伍经长安街由东往西行进，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大概毛泽东感到有点累了，他进入城楼大殿内，在面向大殿正门里边的大沙发上靠着吸烟与小憩。

通常，在这种时候，除了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跟前谈工作，或是德高望重的朱德坐到两侧沙发上休息外，不仅我们工作人员，即便是领导干部亦很少从主席面前走来走去的晃悠。

就在这时，一个大约五十岁左右，中等个头，满头乌发，长方形脸盘，眉毛浓密的人，引起我格外的注意。他戴着棕色玳瑁边眼镜，穿着剪裁合体、熨烫得笔挺的深灰色中山装，看上去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双眼直视前方，不顾盼左右，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给人一种小人得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感觉。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有人告诉我，他就是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刚刚调来北京的“大笔杆子”、“中央文革小组”大红大紫的实力派人物张春桥。

这时，张春桥走到大殿中央大门口，正好挡住毛泽东的视线。他站在那里，用手抬了一下眼镜架，双臂交叉在胸前，目光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上参加集会的、载歌载舞的百万群众和通过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他们或手执彩旗或捧着鲜花，向城楼上狂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张春桥好像也在大模大样地接受群众的欢呼。

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张春桥，已今非昔比，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位权势很大的人物。他平素颐指气使，动辄训人，不可一世。今天，我这个小大夫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同他较真儿。我那时虽已过不惑之年，但做起事来仍有点愣头愣脑的不计后果。因为一心只想着给周总理及早住医院治病，才斗胆向首长“进言”。心想，要是真的冒犯了张春桥，到时候叶老帅和汪东兴总会帮我说几句公道话。

张春桥平常少有笑容，这时板着的面孔拉得更长了。我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便见他呼吸急促，不停地吸烟，眼镜玻璃片后面的那对黑珠子瞪得溜圆，向外凸起。他终于发怒了，涨红着脸，用右手在茶几上使劲地一拍，站了起来，此刻失去了平常看来有点做作的“绅士”风度，这个在沪上呆久了的山东人，以略带一点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斥责道：“张医生，你不理解？你……怎么这样说话？啊？”

见他发这么大的脾气，我低着头，没有马上同他争辩。稍停片刻，待他消消气，我还是要将心里话说完。再说，让我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就得代表周恩来医疗组发言。我看了看叶帅和汪东兴，他们两位的脸上比较平静，我又“斗胆冲天”地发言了：“春桥同志，我是个医生，领导上把我派在总理身边做保健工作，我日夜随侍在侧，眼见着总理每次排尿时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实在着急，看不下去，心里有一种负疚感。因此，只希望中央尽早下决心让总理住院治疗。早治疗就痛苦少、危险小、康复快。总理也可以早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这件事主要是个时机的问题，我想您肯定是理解的。”

张春桥的怒气尚未完全消掉，他像是一下子被噎住了，只是狠狠地朝我干瞪眼，半晌没有吱声。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8)

会议沉默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是叶剑英还是汪东兴说：“你们不要急，你们的心情能理解，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吧，今天就这样吧。”大家才站起来握手告辞。

这件事，使我后怕了好长时间，周恩来故世后，我坚决要求调离中南海，得到了邓颖超大姐的理解和叶帅的帮助。此后，虽然我在解放军总医院挂名，实际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进修。三〇一医院的领导和同仁们对我多方面的关照，迄今我依旧铭记在心。当然，那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四人帮”会这么快垮台。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在玉泉山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及电灼术，那时肿瘤较小，治疗效果显著，血尿很快消失。但治疗后只间隔七个月，即同年10月便复发了。第一次肿瘤复发，可能由于术后休息不够、化疗未能按预定方案进行，加之诸多不愉快的心境等因素，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进行第二次膀胱镜检查与电灼术治疗。

第二次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术后不久，肿瘤再次复发了，并伴以大量血尿。自4月份起，病情日趋严重，膀胱内每天的出血量从几十毫升至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的体质渐渐虚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轻微苍白，走路、洗漱等活动都会使呼吸与脉搏加快。但是，周恩来的工作仍未能停下来。医疗组成员都很着急，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和我，把总理的血尿标本装在透明的玻璃瓶内直接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现场，让党中央领导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亲眼目睹血尿的严重情况。呼吁党中央尽早批准总理住进医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和休养。有时，也请吴阶平院长陪同我们一起到京西宾馆、钓鱼台等处见中央领导人。

我们到张春桥那儿，他面无表情，看似严肃，实际上是冷冰冰，讲几句“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忙，我有机会也劝劝”等空话打发我们；那位王洪文副主席的态度好像随和一点，但也不过是哼哼哈哈，支吾其词应付着，不解决任何问题。

唯有到了叶剑英那里，就像回到了家，见到了亲人。在他面前，我们无话不说。他对总理感情至深，询问总理的病情最仔细，待我们非常亲切和热情。他不仅了解、理解、体谅和关心我们，还帮助我们出主意，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凡接触叶帅多的几位专家，都有这种感觉。

周恩来的病在一天天地加重，血尿量增多，经医疗组讨论，认为不能坐等上面的批示，决定在周恩来住院前，先在西花厅家里输血。根据小便中失血量的多少、血液化验中血红蛋白丢失的情况预定每星期输血两次，每次输血200毫升。如有必要，可以临时决定增加输一次血，也是200毫升。

1974年4月，周恩来在西花厅生平第一次接受输血，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故，共输血89次之多，但没有发生一次哪怕是极轻微的输血反应。这样长时间、大量输血而没有发生任何反应，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一个奇迹。这个工作，多亏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的亲临指导，也是中南海门诊部的同人们不辞辛劳、长期坚持、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之结果。

江青、王洪文一伙干扰周恩来治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74年4月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正躺在卧室床上接受输血治疗。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吴蔚然、两个护士和我共四个人。输血大约进行了四十多分钟，输液瓶里还剩下不到1／4的血量，周恩来亦已入睡，发出轻微的鼾声。这时，忽然听到房门下边地毯上有淅淅沙沙的声音，大家注目一看，见是从门外塞进来一张纸条，我过去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王副主席的廖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总理到大会堂去参加政治局会议。”纸条的落款是总理的秘书纪东。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9)

纪东办事历来细心，他知道总理在输血。他写此纸条乃奉命照办，事出无奈。我同吴蔚然商量，所剩血液不多了，总理睡得正香，不忍心去叫醒他，待输完血再叫他。周恩来重病之事，上面是知道的。吴蔚然同意我的意见，我拿起一张便签，用铅笔写道：“小纪，总理睡着了，大概再过二十多分钟，输血就结束了。请你报告一下邓大姐，如果她同意，你给廖秘书打一个电话，请他报告洪文同志。”张佐良签名。

不多几分钟，房门下边又塞进来一张纸条，同吴蔚然一起看，见是邓大姐的笔迹：“王副主席处的电话已经打过了，还是要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邓颖超签名。

我与吴蔚然面面相觑，觉得连邓大姐都不便阻挡，尽管我们心里对此不高兴，可也不得不照办。

我不情愿地让护士叫醒周恩来。他以为是输血结束了。我只得向总理说明了情由。

“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这个血，我不输了，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周恩来不悦地说。

大家赶忙取下针头，局部贴上棉花与胶布，帮助周恩来起床更衣后，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

事后我们打听到，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特别重要的议题非周恩来出席不可。可见江青之流明知周恩来身患绝症仍带病坚持工作，因大量血尿而在家里输血，他们就是故意进行干扰破坏，使周恩来不得安宁。这是一种非常残忍、毫无人道的迫害行为，是对周恩来肉体及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下篇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三五医院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三五医院。那时，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复发，血尿不止。血尿多时便形成凝血块堵塞尿道内口，使得排尿时痛苦异常，甚至在沙发上翻滚。我们真担心这种情况会引发心脏病而危及生命。

住院期间，由京、津、沪三地著名的内科、泌尿外科、麻醉科专家、中医专家和有经验的临床护士等组成医疗小组，吴阶平教授为医疗组组长。医疗组受毛泽东的嘱托，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精心地制定每一项诊疗措施。人力和各种仪器设备是充足的、先进的，达到当时的国际一流水平。

全体医护人员分组日夜轮班，守护在周恩来身边。因为人人都敬重周恩来，大家都恪尽职守，渴望周恩来的生命能够延续。

1975年9月下旬，专家们确诊周恩来的肿瘤已经广泛转移，病情恶化已经到了晚期，在报请党中央批准后，进行一次重大的手术，目的只是减轻痛苦。

位于中南海大院内西北角上的西花厅，是一座旧王府式的两进四合院。整个院落尤其显得庄严、朴素、幽静和美丽，那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在此居住的地方。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20)

1974年5月，周恩来因长期超负荷地工作、沉重的心理压力，致使癌症久治不愈、病情恶化。5月31日，周恩来还硬撑着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拉扎克。他在西花厅睡了最后一个好觉。

6月1日近中午时刻起床，早餐毕，周恩来到办公室里整理了一会儿文件，向秘书交代了一些工作后，穿着中山装，披上那件深藏青色大衣，在邓颖超、身边人员、医生及护士的陪伴下走到院子里。

此时，为周恩来开车多年的司机杨金明师傅，早已将那擦得乌黑锃亮的总理座车停在了办公室外的院子里。周恩来临走时，站在汽车旁，用目光将整个院子细细地看了又看；嗣后，面对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地工作过的地方伫立良久，目光注视着居住了长达26年之久的办公室，凝神不语；业已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不得不离开他非常钟爱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为民操劳的办公室--西花厅，住进医院接受外科手术治疗。

以往，周恩来虽然曾经因出国访问、陪同外宾去外地参观，或是到下面视察工作等原因而多次暂时离开过西花厅，但他决没有想到，这一次，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离开西花厅，是他跟这所院落的永别。

三五医院自建院以来，住进来的第一位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自打住进医院以后，再也没有出得了院。

这所医院，位于北海公园西岸的养蜂夹道，是一幢青砖与钢筋水泥混合结构的四层楼建筑物。除了冬季外，它在绿阴相掩之下，并不太引人注目。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以后，全民备战的气氛很浓，在那“山、散、洞”口号的年月里，专为毛泽东主席修建了这一所战备医院。但是，毛主席一直没有到这所医院去住过。

大楼的第一层是专为党中央领导人设置的，房屋的墙体结构厚实坚固，房间宽敞明亮。第一层共有两套病房，中间与通往电影厅的内走廊相隔，周恩来住的是西侧那一套。自西往东数起，第一间是储藏室，依次为洗手间、会客厅、办公室与卧室，卧室往里的最后一间，便是宽大的洗手间。后来，为了使总理叫医生方便，这个供来客使用的洗手间，就成为我的值班室。我用一块单人床的木板盖在洗澡盆上，作床铺用。

房间里的照明是采用槽灯。这种槽灯是安装在房顶四周的暗灯，你看不见灯的装置，它是发光极强的碘钨灯管，用好几道开关控制光线的强弱。槽灯的优点是光线既亮又柔和，亦不刺激眼睛。假如在初冬时节尚未供暖的情况下，感到室内温度不够，可将槽灯全部打开，只需几分钟时间便可使室温升上来。周恩来是怕热的体质，一般在夏秋季节的夜晚，我们只为他开几个槽灯就足够了。另外，采用壁灯、落地灯、床头灯作为辅助光线。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21

卧室与办公室之间以木制格栅，并用丝绒帘子拉上分隔。病室内的陈设简单、明快和实用。卧室内的病床与东墙垂直放置；睡觉时，脚顶东墙头朝西。床头立有屏风用以遮风挡视线。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边放一只痰盂；床脚两侧各放一把软椅子，卧室里还有几把软椅供每天来看望总理的邓颖超或向总理汇报和解释病情的专家，以及临时来访的客人使用。卧室西南角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医疗用品。在卧室门约两米处，放着一台先进的心脏监护器(那时还没有无线遥控心脏监测仪)，一部双层、放满急救药品、注射器，以及各种敷料和器械的医用手推车，就摆在屏风后面。

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洗手间就在卧室里边，只隔一道门，十分方便。里边有普通的浴池、瓷质盥洗池、抽水马桶、小便池和一张躺沙发。另有一只没膝的铁皮水桶，因总理的心脏功能不好，双下肢浮肿，故每天晚上临睡前给他用温水泡脚以活血通络、驱寒保暖与消除浮肿之用。

卧室外的办公室，有一张宽大的办公桌靠窗安放着，桌面铺有绿呢台布，总理不喜欢使用玻璃台板。桌子左侧有一只普通沙发，还有一只是我国著名劳动模范、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倪志福，特意为重病中的周总理亲自精心制作的钢制活动摇椅。后来，这种钢制摇椅推广给几位老元帅与其他高龄的中央领导人使用。

周恩来住进医院后，叶剑英亲自来过问各种大小事情。他向管理部门明确交代：总理这一次住院治病，你们要有一个“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你们要照顾好专家、医生、护士及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要让他们住好、吃好、休息好，要搞一点娱乐活动，如给他们放一些电影片子看看，调节一下生活，不要搞得太紧张，专家们的身体累垮了，对总理治病不利。

叶帅还专为专家及医护人员等的伙食标准作了具体规定。

平时，专家每人每天的标准是一元两角，其他人一律八角。在周恩来做手术的前两天及后三天，专家与其他人员，一律每人每天一元八角；每天要给专家吃水果等。叶帅对大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按照叶老帅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周恩来休息好，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保持病室安静。病房上面的二层楼空着，专家及医护人员都住到三层以上。这样，对他们的生活也方便，比如总理休息后照样可以使用抽水马桶或者洗澡盆等，这样不至于因水管子发出噪声而影响总理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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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周恩来每次手术前，都要听取医疗组的情况汇报，他还亲自到设在医院地下室的食堂去看望、慰问和感谢厨师与生活管理人员，向他们拱手致谢和嘱托说：“你们的任务，是照顾好专家们的伙食，保证他们的健康，这就是照顾好总理了，前线同后方的目标只有一个，都是为了给总理治病。”

那个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被列为奢侈品之类。我们只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作为公用。晚上看节目时，电视机前要摆放好几排座位，大家主动给老专家以“优待”，请他们前排入座。大约过了几个月，上面又拨给我们一台彩色电视机，把它放在专家居住的楼层公用。

在当时情况下，叶剑英不仅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他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由他亲自出面过问与周恩来医疗组有关的事情，他起的作用是绝对重要的。我们不能忘记，那时候的“四人帮”还在台上猖狂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做了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的效果比较满意，手术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便消失，总理的精神与体力的康复亦很快，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为之高兴，自不待言。

叶剑英向医疗组表示慰问和感谢；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皆大欢喜。

但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对此并不太乐观，大家心里仍感到不踏实。因为，自从1973年3月10日，在玉泉山作第一次膀胱癌电灼术以来14个月中，已经复发了3次，可算是频繁发作了。尽管在严密监测和断续地进行化疗的情况下，每次复发都来势较猛--大量尿血，致使身体十分虚弱。特别是1974年3月12日电灼术后，不到一个月，肿瘤复发，血尿更加厉害。

周恩来医疗组的专家们深深体会到，给总理治病，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工作。因为，无论如何大家都难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不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不能痛痛快快地接受医生的建议，立即住进医院去治病?周恩来的工作精神及他的精力，尤其是夜间工作的本事，确实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西花厅的灯光“长夜不灭”，是为世人所熟知的。

周恩来抱病赴长沙，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四人帮”的“组阁”梦彻底破灭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做完第一次膀胱癌手术后的康复情况比较顺利。其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在酝酿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即将召开“四届人大”。“四人帮”正围绕着组阁人选问题想找借口打击得到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革命家支持的邓小平。那时，邓小平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四人帮”妄想着只要把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都整垮了，他们就可以掌握“组阁”的人事安排权。为此，“四人帮”乘周恩来住院养病期间，策划于密室，忙得不亦乐乎。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23)

恰在此时，江青得到一个有关“风庆”轮问题的消息，她觉得抓到了打击邓小平等人的好机会。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问题制造事端，向邓小平发难。

所谓“风庆”轮事件，那是几年前经周恩来批准，从国外购进了几条轮船，用以扩充和增强我国的海运事业。“四人帮”则将此事无端地上纲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买办资产阶级思想”，还批判所谓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修正主义”和“卖国主义”，并扣了一大堆帽子。

“四人帮”威逼邓小平，要他必须对“风庆”轮事件表态：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事情已经十分明显，批判的矛头是直指周恩来的。邓小平已是忍无可忍了，他以严厉的口气回击江青道：

“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邓小平讲完话，便拂袖而起，愤愤地离开了会场。

这还了得，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谁敢于当面顶撞这一位“旗手”啊?邓小平真是捅了马蜂窝。

“四人帮”推举王洪文立刻飞赴长沙求见毛泽东，来个恶人先告状，状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并说邓小平在北京“大闹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医院养病期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频繁出入医院，他们在商量“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王洪文以为，他向毛泽东进行了这一番煽动性的“汇报”，定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和支持。岂料毛泽东听完他的情况汇报，大为恼火，十分严厉地批评了王洪文，指出对邓小平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提，不要背后搞，应多跟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总跟江青搞在一起。

毛泽东虽然在外地养病，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仍在掌握之中。有关“风庆”轮问题，他早已知道。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小事情，况且李先念他们正在解决当中，不值得如此小题大做。

后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指出：“不要多出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

至嘱。”

毛泽东训斥“江青有野心，想做党的主席”。

毛主席明确提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由总理与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至此，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的大局，由毛泽东一锤定音。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三〇五医院，周恩来得悉，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并传达给叶剑英及李先念等人。他们一致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支持邓小平的工作。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24)

“四人帮”在“组阁”问题上，算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有捞到任何好处，相反还挨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邓小平没有被整垮，反而更加职高权重了。这使他们怀恨在心，为日后变本加厉整邓小平埋下了伏笔。

1974年11月下旬，叶剑英元帅用保密电话了解周恩来的病情后，以十分严肃的语气问道：“张大夫，总理能不能外出几天?”

我听了叶帅这突如其来的话，一时有点发愣，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心想，周恩来刚做过膀胱癌电灼术后没有几天，仍有血尿，身体还虚弱，正在康复当中。他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齐等，怎么能随便外出呢?再说，总理目前的健康状况，叶帅是清楚的。他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肯定有他迫不得已的苦衷。叶老帅在电话中正等待我的回答，我不能沉默不语。

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您知道，总理正在康复当中，身体比较虚弱，若能再过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一些再外出，我们的把握就大多了。”我略微思索后回答道。

他老人家听了我的话似乎放心了一些。他关切地说：“还有一些时间，你作好外出的准备工作，挑选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

现在，不要跟任何人讲，要保密。”

我觉得此事责任重大，不让我跟任何人讲，心里有点不踏实，起码要先跟邓大姐通个气吧。我很快将叶帅交代的任务报告了邓大姐，并提出了医疗班子的人选和准备工作的设想。

“你就按叶帅的意见办，医护人员就这么定，不必再同其他人说了；作好准备工作，等待通知。”邓颖超听了我的汇报后吩咐说。

从邓颖超的口气中可以判定，她是心中有数的。

周恩来住在三五医院期间，叶剑英几乎每天亲自打电话了解病情，即使他出差远在海南岛，也不例外。有一次，深夜11点钟左右，有人喊我接电话，当我拿起话筒，总机接线员告诉我：

“是叶帅打来的电话。”

“叶帅，我是张大夫，您好!”我知道，叶剑英与周恩来是同龄人，我以感激的心情向他问候：“这么晚了，您还没有睡啊?”

“张大夫，我现在在海南岛。总理的情况怎么样?”他老人家仍以浓重的广东梅县客家人的乡音，向我了解总理的病情。

我们每天都要对叶帅报告周恩来的病情，他每次问得很细致。这次叶帅来电话的当儿，正好周恩来那儿也要找我说事，故只能向叶帅简要地汇报了几句，好在他对总理的病情都了解。

叶帅一听是周恩来要找我，就说：“好吧，就这样，你去吧。”

便将电话挂断了。我当时想，叶帅远在海南岛，这么晚了，他老人家还没有睡觉，心里总牵肠挂肚地惦着总理的病情。这老一代革命家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至深至诚，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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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一天晚上，叶剑英来电话问：“今天总理的情况怎么样?”

“没有新情况，还算稳定。”我只是简单地回答叶帅。

叶剑英又详细地询问了总理日常的饮食起居等情形后，用相当慎重的语气向我交代说：“下个礼拜，你们要陪总理去长沙，见主席。”

他讲完后，叮嘱再三：“要严守机密，千方百计护理好总理，绝对不能出意外事情，要安全返回北京。关于出发的时间，你们等待通知吧。”

这次，周恩来抱病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商谈向“四届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门组班子的名单等重要问题。周总理赴湖南前，他们已议论过多次，觉得周恩来最了解毛泽东，由他亲自去一趟长沙，向毛主席当面陈明情况，可能有利于解决“组阁”等重大问题。

12月23日，由警卫科长、警卫员、协和医院的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泌尿外科主任吴德诚教授、保健医师张佐良及护士许逢生等人随同周恩来，由西郊机场乘专机直飞长沙。

我们在近中午时抵达长沙市，住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2号楼。

周恩来午饭后小憩不到一个小时，便在床上按电铃叫人，值班警卫员、护士、医生等人进入总理卧室，刚开亮电灯，他就问：

“洪文同志来了吗?”

“还没有到。”有人回答道。

大家劝总理再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养养神。他不肯，坚持要起床。我们只好帮他更换衣服，到客厅休息。

专家们闻声急忙赶到周恩来卧室外等候。他们主要担心膀胱癌出血，也怕过于劳累诱发心脏病或其他不舒服。我们都牢记叶帅再三交代的，要总理安全返回北京的重托。这使大家都感到肩膀上的分量很重。所以，不敢稍有懈怠，一听到有点动静，马上主动地赶来了。

周恩来在客厅里沙发上坐等了一会儿，似乎有点焦急。他不时地站起来，到走廊里漫步，有时到大门口去张望。大约在下午5点钟，周恩来刚回到客厅坐下一小会儿，有人来通报说，王洪文到了。

王洪文进入门厅，一见到周恩来，在握手时就连忙解释：“昨晚上有点事，睡晚了……”

周恩来未等他再往下解释，便用不太高兴的口气说：“你这么晚才来，主席已经起床了，在等我们呢，我们走吧!”

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的院子不大，坐汽车一忽儿便到了毛泽东住地1号楼大门口。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已在那里迎候着，他们引周恩来与王洪文去见毛泽东。

在1号楼的门厅里，我见到了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他是随王洪文一起来长沙的。廖是上海人，二十几岁。此人甚健谈，喜交际，据说是王洪文在上海打天下时的小兄弟。

周恩来外出，一向轻装简从。此次来长沙面见毛泽东，和毛泽东同住一个院子里，两座楼之间的距离很近。假如他的健康状况许可，那么到毛泽东那里去开会，肯定是步行往返，决不会坐汽车的。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26)

这次，周恩来只有一辆座车，每次去1号楼，只有一名警卫和一个医生随同前去。保健医生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每次都跟着，随周恩来到长沙的其他人员都在2号楼待命。

有一天晚上，我和警卫科长随同周恩来到了1号楼，总理便进主席房间去谈工作了。不知何故，那一天，王洪文没有去。我们在门厅里等候，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同志，走过来与我们坐到同一张大沙发上。

“你们要记住，从现在起，不管谁到你们那里去，都不许跟别人讲，一定要保密。”

全国解放前，警卫科长曾当过张耀祠的警卫员，他们之间是老首长与老部下的关系，故耀祠对我们的叮咛，无疑是一番好意。可见，这“谨言慎行”四个字，恐怕是党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起码素质。

我常随周恩来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见到王洪文的机会自然很多，也早就认识王的秘书廖祖康，我同他也算得上是个“老乡”。但我就是恪守上面提到的“谨言慎行”的原则，不主动与他闲扯。这或许是受西花厅“周家作风”的熏陶吧。因此，我对张耀祠的嘱咐，听起来很自然，理当遵守。这不仅有利于保守党的机密，对本人亦可少添麻烦。

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在2号楼住地休息。因事情办得顺利，故昨天夜里睡眠还不错。通常，上午是毛泽东睡觉时间，不会叫周恩来过去。由于秘书没有随周恩来来湖南，所以他手上没有需要批阅的文件，想了解一点情况亦不方便。有人向周恩来提议玩扑克牌，他平常忙于工作，哪里有时间玩扑克牌。他不会玩什么花样，只会打“百分”。我也不善于此道，好在有人陪他玩，我在一旁观战。

大家只玩了几圈牌，便有人送来了《参考消息》清样。周恩来让我念给他听。

“12月×日，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出现在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一条法新社的消息这样报导。

“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在湖南长沙橘子洲头……”这是另一家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报导。

“王洪文副主席频频地在长沙临近出现，说明中共主席毛泽东就在湖南长沙。”一位外国记者敏锐地评论道。

周恩来听了这些消息，将手上的扑克牌朝桌子上一甩!“他怎么到处乱跑，这样不是暴露了主席活动的地方了吗?”周恩来十分生气地说。

因为这些消息都是前一两天的事，所以周恩来吩咐身边的人打电话问一下王洪文走了没有。

大家一见这种情形，知道周恩来已无心继续玩扑克牌了，便各自回房间去了。

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这天下午，周恩来从毛泽东那儿谈完工作，准备坐汽车要返回2号楼。

“停一下，叫平化同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上车来，我有事跟他说。”汽车刚要启动，他对司机说。

警卫员下车去叫张平化。这是辆双排座汽车，我立即下车给省委书记腾出座位来，自己步行回到了2号楼。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27)

那几天，我成天跟着周恩来转，总处在一种莫名的紧张心理状态，没有理会这一天是礼拜几，也不晓得今天是几号。待我回到了2号楼，有人告诉我：“方才总理在汽车上向张平化交代，今天晚上在2号楼庆祝主席生日，晚饭吃面条，菜要搞得简单些。

参加的人不要多，摆两桌就可以了。总理指定地方上的负责同志，有张平化、李振军(湖南省委书记之一)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我这才醒悟过来，这一天，原来是12月26日。

晚饭时，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等陪同周恩来坐主桌。专家和其他随员们另开一桌。那天，未见王洪文来赴宴。

宴席上，周恩来的兴致很高，他几次站起来举杯为毛泽东主席健康干杯!只因他重病在身，不胜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着，他先是以水代酒，后来叫他的随员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席间，听张平化书记介绍说，毛泽东在湖南休养期间，身体恢复得很好，这几天情绪特别好。毛泽东看了工作人员为他燃放烟火与爆竹，看得很高兴。当我们听完张书记的介绍，得知毛泽东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大家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为此，大家纷纷起立，频频举杯，觥筹交错，敬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确认为毛主席的健康长寿，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

由于周恩来事先有交代，晚饭的菜虽说不很丰富，但是，湖南名酒“白沙液”的供应很充足。席间气氛异常热烈、轻松、无拘无束，大家开怀畅饮。有四五个人喝得过了点量，但未闹出什么笑话来。

北京来长沙的客人，对于湖南醇香扑鼻、口感不错、喝起来蛮上口的“白沙液”酒并不熟悉，谁知道它的后劲还是挺厉害，有人喝了“白沙液”，又喝“茅台”酒，这两种高浓度白酒合起来的作用，使一些久经“酒精”考验的人也被“撂倒”。

周恩来患病以来，未曾有过这样好的情绪。看来，周恩来这次长沙之行，同毛泽东谈得比较顺利，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毛泽东支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蓉园2号楼，为毛泽东生日设寿筵庆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举动。

长沙蓉园2号楼的房间本不算少，能让随员们住的房间距离周恩来的主房间较远，而主房间旁边的“标准间”太少。尽管总理随员不多，但从工作考虑，除了警卫人员外，医疗组的专家与护士都必须紧挨着总理的房间为好，便于随时呼叫。只因“标准间”不够用，我在靠近周恩来卧室外的走廊里临时支起一张行军床，用屏风挡起来，就算是敝人的卧室了。

26日午夜时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那边来的电话，请他过去谈工作。我与警卫一起陪同他坐车去1号楼。到了1号楼，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了四个小时的长谈。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按照医疗方案规定，白天，周恩来应该每四小时服一次药。

此刻，已到了后半夜，一天的药已经服完了。如今他重病缠身，深夜坚持工作，我考虑加服第五次药。可是，我哪敢冒昧去打扰两位领袖的谈话。

大约到了凌晨3点钟，我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不能光怕“打扰”，想起离开北京前，叶帅的“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意外”和“要安全返回北京”的嘱托，我几次请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了解谈话是否快要结束了，若将要结束，就不再进去送药了。但得到的回音都是“不知道”，因为谁也不敢冒失地闯进去张望，更不要说打听了。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28)

最后，我只能把给周恩来服药的小药瓶，请毛泽东处的工作人员送进去，给他服用，这才稍微放心了一点。

其实，这也是我常用来提醒周恩来休息、进餐、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的办法，这是一种信号，以期得到他的默契与配合。这个做法，常常是成功的。

这时，我独自到院子里去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冬日长沙的深夜，室外温度也很低，加之潮湿阴冷，这种感觉比之北方的干冷更难受。到了凌晨4点钟样子，东方微露鱼白，晨星稀疏，在室外呆的时间长了，更感到身上冷飕飕的，便回到1号楼门厅内。

我刚开门掀起帘子，见到周恩来正同毛泽东的秘书在说话，我又退了出来，回到汽车上坐等。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仍不见周恩来出来，我同警卫员商量，决定都下车，到门厅外等候，必要时，走进去提醒他回住地休息，即使挨他的呵斥，也要进去“冒险”催促一声。否则，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尽责。

主意已定，我们就下车走近门厅，听到周恩来跟他们说：“康生这个人，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刚才主席也说了……”我们赶紧主动离开门厅，免得人家说是“偷听机密”。后来，他们又说了些什么，便不得而知了。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听到周恩来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这常常也是他给我们随员的“联络信号”。他用这样的办法提示身边的人，他的谈话结束，准备走了。这时，门帘拉开了，周恩来同他们握手告辞：“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照顾好主席。”

1975年，周恩来向外宾透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吴阶平：“要如实告诉总理。”邓小平：“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4年12月以前，我们已经发现周恩来患有结肠癌。可是，他受党中央多位高级领导人的重托，必须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历史赋予他的重要使命。医疗组遵照叶帅的指示，不得不将肠癌的治疗推迟了下来。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顺利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29)

经过精心的准备，于1975年3月26日，为周恩来做了结肠癌手术。全国著名外科专家协和医院的曾宪九、上海第二医学院董方中、解放军总医院陆维善主任、北京医院吴蔚然、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主任潘铨；麻醉科专家商德延与谢荣；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虞颂庭、熊汝成、吴德诚及于惠元；心脏内科专家陶寿淇、黄宛、方圻和陈在嘉；肿瘤病学专家谷铣之及李冰，还有手术室护士长等人，都先后进了手术室。

这样一个庞大的医疗队伍，由吴阶平院长统一指挥。为了避免手术室内人员过多，保持手术室内干净、减少病菌感染的机会，事先，由吴阶平协调、安排妥当，按工作需要，请专家轮流进手术室。

手术中，发现右侧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切开肠腔后，见到结肠肝曲以下部位，分别有3厘米、1.5厘米及0.5厘米三个向肠腔内凸起的癌瘤，大的那个呈菜花样。

专家们当即确定整个手术分两步进行；先作右半结肠切除，腹腔内未发现肿瘤转移，完成肠道手术后，便作膀胱癌电灼术。

手术后的头一周，普外科、心内科、泌尿外科和麻醉科各有一位专家24小时轮流值班，与我们保健医护人员共同严密观察、记录病案，直至病情稳定，体温、脉搏、血压以及常规血液化验和生化检验项目都恢复正常；精神和体力康复顺利，才逐渐减少值班专家的人员与次数。但他们仍昼夜自动到病房来观察病情。手术后的初期阶段加强了护理工作，护士也分为三个小组，昼夜轮值。

无论怎么说，周恩来毕竟是77岁高龄的老人了。身患癌症又拖延时日过久，在经受了这次重大的手术治疗后，身体是明显地虚弱了。

1975年8月，天气实在是太热，三天两头下雷阵雨。空气中的湿度相当高，令人感到闷热不适。虽说医院里有中央空调设备，室内凉爽舒服，但人总不能成天呆在房子里生活，不到户外去活动，不见阳光，不呼吸新鲜空气。浑身上下的皮肤倒是挺凉快，但汗毛孔总闭着，这样的滋味也不好受，搞不好，会得“空调病”。

这个时候，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治疗在继续，病情却不见好转。

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组，按惯例为周恩来作临床检查--就是我们常说的医生查房。当吴阶平院长在周恩来的下腹部触摸时，他那正在检查的右手，突然动作稍有迟疑，双眉紧皱，脸上神色有些紧张，并且在该处反复触摸多次。

这一举动，来得如此突然，大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是，他们毕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彼此用眼神扫视了一下，便都心领神会地感到吴院长的神态，意味着周恩来身上的恶性肿瘤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少许，吴阶平恢复了他平常那庄严的学者风度，以和缓的语气同身旁的专家说：“你们查吧。”他自己便站到一旁去了。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30)

“请总理休息，我们去讨论一下，再来向您报告。”几位专家轮流检查完毕后，吴阶平诚恳而委婉地跟周恩来说。

凭周恩来的丰富阅历、观察事物所特有的敏锐性与洞察力，对吴阶平及专家们的瞬间细微的信息传递，他已有所悟。但他以镇定自若的处事方式，不露声色地微微点了一下头表示赞同。我们便告辞，离开了房间。

吴阶平走到客厅，我把客厅通向卧室的房门轻轻地关上了。

大家在沙发上落座，吴院长主持医疗组讨论会。此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用手绢擦着溢出眼眶的泪水。“我看情况不妙，刚才，我摸到的下腹部肿块，大约有鸡蛋大小，比较硬，肿块似乎比较固定，向左右推不动。这都表明，膀胱内可能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已扩散到膀胱周围的骨盆腔内，很可能在远处已有了转移病灶。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我们只好面对现实。”吴阶平首先发言说道。

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吴阶平发言后，专家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有人眼泪扑簌簌地往下落，不停地用手帕擦泪水；有的是眼圈红红的噙着泪水讲话。大家的看法与结论都是一致的，毋需多言，就统一了意见。

其实，这件事情说突然，也不突然；说意外亦不意外。专家们对周恩来病情发展的前景，作过多次讨论，吴阶平不止一次地向邓颖超及中央领导人汇报过。他曾说，到目前为止，国际国内治疗膀胱癌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就是我一开始对周恩来说过的那三种可能。为什么，周恩来却偏偏在这最后的三分之一比例中，似乎命运总跟好人作对。

同年3月26日，作结肠癌手术切除前，已经发现膀胱癌再度复发。那时，吴阶平曾不无忧虑地说：“自从1973年3月10日作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以来，总理的膀胱癌复发是相当频繁的，恐怕前途不容乐观。”

专家们的这一预断，竟然不幸而言中了！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依然坚持接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会见中，他向外宾坦诚地透露了自己的健康情况：“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一次情况变化的严重性，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我认为，对总理，要实事求是地告诉他。我相信总理意志坚强，毅力惊人，他的知识渊博，对事物非常敏锐。他经管过陶铸、陈毅、谢富治和王进喜等几位癌症病人。他了解的情况比较多，又很具体，你想瞒着他，是办不到的。我们让总理了解自己的病情，对今后要进行的许多检查与治疗，能得到他的理解和配合，对治疗有利。当然，我们也不必把情况说得太具体，增加他不必要的思想负担。”

吴阶平在归纳了大家讨论的意见后这样说。

专家们都同意吴阶平的意见。

医疗组的专家们同周恩来一年多的相处，都知道他办事认真、细致、又是急性子。专家们讨论的时间不太长，更不可能向上级请示后，再向总理汇报。

其实，这时候的周恩来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等待专家来向他报告会诊结论。吴阶平看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便站起身来决断地说：“就这样吧，我该去向总理报告了。”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31)

我们随着吴院长一起走到周恩来病榻旁，吴阶平向总理简短地报告道：“总理，我把刚才大家检查的情况及讨论意见向您报告。大家认为，这一次，情况有变化，膀胱里边究竟怎么样，还需要作进一步检查才能知道。”

周恩来神情严肃、耐心地听着吴阶平字斟句酌的讲话，注意着吴阶平的神色和措辞。他亦在认真地思索，中间没有插话。吴院长讲完后，周恩来不像往日那样提出一大串有时叫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他没有说话，是在沉思。而我们彼此之间都相视无言。

房间里一片沉默，各自的心里都在思考着，使得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令人感到窒息般的难受。吴阶平带头走出了病室，因为大家的心情都不好，相互间没有说话，便分头去做各人的事情。

几天以后，北京医院病理科送来了尿病理细胞学检验报告单，上面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

我即刻将报告单送到吴阶平房间，他接过单子一看，脸色马上阴沉下来，神情抑郁地说：“怎么又出了鳞状细胞癌，膀胱肿瘤中，鳞状细胞癌的预后是最不好的。”

吴阶平将此情况，马上通报了其他专家。大家听后，都感到非常棘手，拿不出有效的治疗措施为总理减轻病痛，心情更加沉重。

周恩来住院初期，邓颖超每天在西花厅吃完晚饭后，大约8点左右到医院来看望她的老伴。到了后期，邓大姐每天在医院里进晚餐。我们有时借此机会去看望她，或向她说一些事情。晚餐后，她去看周恩来。假如她没有重要的事情同周恩来讲，或者他正在睡觉，她便找医护人员了解病情。

这一天，周恩来尿病理检查结果的极其严重性，不仅在医护人员，并且在值班工作人员间传开了。大家对此都感到忧虑、紧张与不安，都没有睡午觉。自然，吴阶平也没有休息。他肩膀上的压力更大。他已经把专家们召集在一起，请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和我一起参加向邓颖超大姐的汇报会。

到了下午，邓颖超一到医院，吴阶平向她作了较详细的汇报，还向她解释了可能出现的各种预后情形。

邓颖超对周恩来医疗组的专家们都非常熟悉。如吴阶平、吴蔚然，天津的虞颂庭教授等，不只都为她看过病，是她的健康顾问，更是她的老朋友。她对这些专家是绝对信任和尊重的。再说，周恩来医疗组的设立及成员都是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邓颖超对周恩来所患膀胱癌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三年多来听医生介绍过许多次，有一定的了解和思想准备。但是，今天，她听了吴阶平的情况介绍后，依然感到有点“突然”，她在心理上似乎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她只是面无表情的默默忍受着，不置一言。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32)

1975年9月20日膀胱癌手术前，医疗组请求中央领导人接见，直接听取汇报。一天晚上，我们接到通知，要医疗组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召见。经过商量，确定医疗组若干成员参加接见。那天，由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主持接见周恩来医疗组成员，党中央部分领导人出席听取汇报。

吴阶平向中央领导人报告了周恩来所患膀胱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已成为恶性程度很高的“鳞癌”，不可能再进行手术切除治疗，经医疗组研究，确定只作内科保守治疗。

邓小平听完了吴阶平的汇报，心情沉重地说：“好嘛，看来只能这个样子了。你们要尽量做到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就是了。”

邓小平的讲话真是简明扼要，一字千金。

邓小平说完后，身体稍微向前欠了一下，面向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以征询意见的口吻说道：“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

大家沉默了片刻，没有人表示不同的意见。

邓小平宣布散会，领导人跟医疗组成员握手告辞。

周恩来最后的重托：“小平同志，你比我强得多!”

1975年9月20日，邓小平、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和汪东兴等党中央领导人到了三五医院，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之后，到客厅休息等候，以便随时知道手术进展情况，了解手术结果。

如果发生意外情形，他们可以随时作出决定，代表毛泽东主席下决心。

中央领导人在休息室等候，专家已进了手术室，穿上手术衣、戴上手术帽子和口罩。各科专家分别站到自己的工作位置或仪器旁。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静候周恩来尽快进入手术室。

这个时候，周恩来正坐在卧室旁的卫生间里伏案写东西，门虚掩着，护士在门外等候。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过了三十多分钟，仍不见他到手术室去。在门外走廊里等候的人们开始焦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大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中央领导也有人问道：“怎么还不进手术室啊?”

在手术室里的专家们也着急，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吴阶平从手术室来到走廊里，问：“怎么还没有完事?还要等多久能进手术室?”

“……”

谁也回答不了吴院长的问题。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33)

站在走廊里的邓颖超，早已看出大家着急的样子。她当然理解大家的心情。她未说什么话，便向周恩来的卫生间走去。

“总理还趴在桌上写呢。”不一会儿，邓颖超回到走廊里跟我们说。

“佐良，你是大夫，你进去一下，催催他，告诉他，时间不早了，领导同志和专家们都在外面等着呢。”邓颖超看了我一眼，轻轻地跟我说道。

此时，已近下午两点多钟。虽说我跟大家一样急，但我心里想，您老大姐进去没有能够劝动他离开卫生间到手术室去，现在叫我进去催，这会有用吗?周恩来可不讲情面。搞不好，我不但是请他不出来，很可能把我克一顿。但此刻，老大姐已经发了话，我不好不听。再说，走廊里许多只眼睛在盯着我呢。出于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一趟，见机行事吧。

我一边往里走，一边心里在琢磨着面对周恩来时的“对策”。

当我走到卫生间门口时，值班护士站起身来，微笑着跟我努努嘴，向我示意：你来了，看你有没有本事请总理放下手中笔，离开卫生间。她肯定在想，邓大姐来了都没能请得动，你能行?她正等着看我的洋相呢。

我到了卫生间门口，轻轻地将门开得大一点，见到周恩来仍在埋头写东西，我用身体在门框上蹭了一下，想故意弄出点声音来，希望他能听到响声，抬起头来看见我。我会乘机说：“现在两点多钟了。”意思是该去手术室了。

可是，我白费心机。他老人家根本就没有抬头，继续写他的东西。只见一张通常的办公用纸上，他又写了大约三分之一。我离他较远，当然不知道他在写什么。见他如此认真地写着，我哪敢斗胆去打扰他。只得“退却”出来，回到走廊上。

“你跟他说了?大伙儿都等着他进手术室呢。”邓大姐问。人们都以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向大家“坦白”一遍。告诉大姐，我没有敢催总理。她亦理解，并没有责怪我。她向中央领导同志说明情况去了。

我做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已有多年，得到吴阶平院长的教益甚多。他对我是了解的，他也了解周恩来。可以说，“我办事，他放心。”大家没有多说，只好继续等候。

大约又过了二十分钟，周恩来房间的电铃声响了，说明他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呼叫我们进去接送他到手术室去。

警卫、医护人员急忙赶到卫生间门口，邓大姐也进来了。只见周恩来将一个密封好的牛皮纸大信封交给邓颖超。

周恩来，已经病得不成样子了。他身上的毒瘤每时每刻都在消耗掉他体内的营养物质、噬啮掉他的肌肤。此时看来，尽管他的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但见他已经明显地消瘦了，面部不再丰腴红润。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理发，看到的只是白发多黑发少，头发更加稀疏了；胡子拉碴的样子，若是几个月没有同他见过面的熟人，一旦看见他，会吓一跳。

下篇周恩来临进手术室之前，医生已经给他使用了“麻醉前药品”，主要是镇静剂与止痛剂。这些药物本会引起无力和困倦。但周恩来却仍能坚持伏案写了近一个小时，亲自将密封好的函件交给邓颖超转呈毛泽东，可见这件事情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其重要意义非同一般。这就是前面交代过的关于所谓“伍豪事件”的材料。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34)

我们听到电铃声，立即将平车推到周恩来床边，大家扶他躺到平车上，给他盖上薄被子。我在周恩来头侧，便于听他说话--我想此时，周恩来要说的话必定跟治病有关。比如，他临时提出什么问题或要求，我可以解释或转达。我向前推车，警卫员在脚侧拉车。我们缓缓地将平车推向走廊。

这时，吴阶平和几位专家、医生及护士到走廊里来迎接总理进手术室。其他人员站在走廊两侧，以紧张、激动、担心及不安的心情，目送周恩来走向手术室，祝他平安。这时，中央领导人也从会客室来到平车旁看望总理，请他放心，祝他手术顺利。

当平车行进到距离手术室门口大约几米远处，周恩来忽然微微地向右边侧过头去，以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在哪儿?请他过来一下。”

“小平同志，总理请您过来。”我即高声向后面传话。

邓小平的听力向来不大好，经后面人转告，他急走几步，来到周恩来平车右侧。周恩来一见到邓小平，立刻从被子里哆哆嗦嗦伸出手来，用他仅有的气力握住邓小平的手。“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显然，周恩来的这句话并不是只讲给邓小平听的，更主要的是说给王洪文、张春桥之流听的。

这一句话，是年届八旬高龄的周恩来在得知自己的病情非常严重，到了药石不医、来日无多的最后阶段，生命的历程已是不会很长了的时刻，作此非凡之举。像他那样具有丰富阅历、智慧、地位和事业心极重的领袖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每一次进手术室前，无论是作检查或是手术治疗，他都会理智地考虑到能否过得了这一关，再顺利地从手术室里出来。这也是绝对正常的心理状态。

所以，他在这次进手术室之前，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为他在青年时代立下的“为中华之崛起”的宏愿，经过深思熟虑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不顾一切地再一次向党中央表明自己坚定地支持邓小平的决心，以及他对邓小平的深情、厚望与重托。这当然亦是周恩来最后的嘱托。

邓小平听罢周恩来的话，面部神情严肃而带激动，他紧紧地握了一下周恩来的手，未说什么话。

邓小平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也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平常少言寡语，外表不露声色，其实他成竹在胸，人说“小平肚里百万兵”嘛。他静静地站在一旁，向周恩来挥手致意，含泪目送周恩来进了手术室，祝他一路平安!

专家们都担心周恩来不要在临进手术室前，因过分激动，而发生节外生枝的事，故催促他快些进手术室。我们推着平车，加快速度朝手术室方向去。当平车往手术室门里拐弯时，我向右侧过头去，见到邓小平眼里含着泪水站在那里，嘴巴在微微翕动着，我没有听清他在说些什么，大概是向周恩来祝福吧。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35)

周恩来在临进手术室之前，以如此激动的情绪说了这几句铿锵有力的话，显然是他在思想上早已准备好了的，是专门说给张春桥他们听的。因为，那时的“四人帮”正在全国上下大造声势，企图掀起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其目的就是要打倒邓小平。

重病中的周恩来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恶性肿瘤病人的死亡率很高，至今仍未见有多大改观，但膀胱癌的恶性程度并不很高。从全身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来看，膀胱癌的发病率也不高。据有关医学统计资料表明，其发病率与全身其他恶性肿瘤相比，还不到2％。可是，就这个区区不足2％比例的膀胱癌，偏偏摊在周恩来的身上。前面说到膀胱癌的恶性程度并不高，那是指最常见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周恩来开头患的也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可到了1975年8月，它却“恶变”为“膀胱鳞状细胞癌”，这是膀胱癌中恶性程度最厉害的一种!又偏偏落在周总理身上，这究竟是为什么?谁亦说不清道不明，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972年5月，在为周恩来总理作常规体格检查时，发现并确诊他患膀胱癌。于1973年3月10日在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后，他先后经受了大小手术共13次!

这就是说，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进三〇五医院后，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为止，他住院19个月期间，平均不到两个月就要经受一次手术治疗。

1975年秋天，膀胱癌有了新的发展，即由原来的“移行上皮细胞癌”“恶变”为“鳞状细胞癌”之后，因肿瘤的恶性程度高，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并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

至此，专家们便一致认为：周恩来的癌病已经到了晚期，属于“不治之症”，乃是回天乏术，已成定局。

从此，周恩来的病情每况愈下，1975年10月下旬后，周恩来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偶尔在病床上喝一点汤汁及茶水；大小便已开始在床上解决；进食靠鼻饲；11月下旬起，身体已十分虚弱，他连躺在床上大小便，自己也没有力气，要依靠别人将他身体托起来把便盆塞进身体下面去才行；后来，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由鼻饲管通过“蠕动泵”输入胃肠道的营养物质不能往下运转，引起腹部胀满不适，只得改为每天静脉输入抗菌素治疗药物外，同时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热量需要。但是，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使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大便量与次数明显增加，进而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脏和肾脏功能衰竭，使本已十分复杂的治疗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了。

由于全身免疫系统功能已面临崩溃，抵抗力极度下降，癌细胞在体内更加肆虐。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总理的五脏六腑、骨骼与肌肉，由此引起全身各处难以忍受的疼痛；镇静药物和止痛药品几乎都已失去了作用；致使他的身体愈来愈消瘦，原先丰腴的面颊塌陷了下去、颧骨高高的凸起，满脸胡碴，更显出虚弱憔悴的病容。那双令敌人望而丧胆、使同志倍感亲切的眼睛不再炯炯有神。他的体力非常差，呼吸与脉搏也很弱；说话声音轻微，生命处在垂危之中。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36)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受痛苦、被折磨、强忍煎熬；医生们的心里也感到酸楚，很不是滋味儿。

尽管如此，周恩来始终头脑清楚、思维敏捷，他依旧关注国家大事。他对“四人帮”掀起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狂潮更是痛惜、痛心，却又无奈。这亦增加了他心灵上的伤痛。

但是，没有几天，又一件意想不到却又在预料之中，即属于那些垂危病人中常常能见到的病情变化发生了--“麻痹性肠梗阻”。这对危重病人及医生来说，都是个很挠头的事情。

1976年1月5日，尽管周恩来不进饮食已有两个多月，并且连水也不喝，要是口渴了，便用少许茶水含在嘴里漱漱口。他的胃肠道早已空虚，但肠道内仍有自身分泌的液体，留下的少许残渣、细菌发酵和肠菌群失调等，加之全身抵抗力极度低下，几乎到了“油干灯草尽”的地步。体内恶性肿瘤细胞和各类致病菌在迅速地生长繁殖过程中，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而产生毒素。这些复杂而有害的物质造成肠道发生麻痹，即肠管不会蠕动，肠道内的“残渣余孽”不能排泄出去，肠腔内存有大量气体使肚子明显地鼓了起来，本已处在高热状态的周恩来又增加了“肠麻痹”，真是雪上加霜，使得他腹部胀满及疼痛难耐。

下篇专家们想尽了各种各样办法，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各种通大便方法，能采用的都试过了，但均不见效。为此，我们曾请当时天津著名的外科胃肠道疾病专家到北京来。他到三五医院呆了几天，使用了他觉得是“拿手”的办法，同样无效--医生们用听诊器在鼓胀的肚子上听腹腔内肠道的蠕动声，其结果，竟然是“寂静一片”，听不到一个肠蠕动音!至此，专家们已无良策。

京、津、沪三地专家商讨的一致意见是，作最后一次努力，即做“结肠造瘘术”，就是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这是周恩来病故前三天经受的最后一次手术，在他的腹部又增加了一个口子，肚子上共有五个“洞”!

正如1971年隆冬季节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到日坛医院去看望身患结肠癌，且已到了晚期的陈毅时，我所见到陈老总身上的情形同现在的周总理竟然如此相似。

我清晰地记得，那时陈老总依然幽默而风趣地说道：“你们看，我在这里大会餐哩！”那时，跟随周总理与叶帅去的随员们，见到此种情形，无不痛心、掩面流泪。

我站在总理床边，眼睛凝视着他，心中禁不住想起陈老总生前说过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可眼下恶人当道，好人遭殃的局面何时了?!

当然，陈毅的这种“善恶报应”之说，并没有错。1976年10月6日，中国共产党终于将猖狂地迫害干部与群众长达十年之久的、万恶的“四人帮”一举粉碎了!陈老总的话得到了应验；九泉之下的周总理和陈老总们的英灵得到了安慰。伟大的祖国，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尽管这是后话。

周恩来因患癌症所经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加之，当时政坛风云突变对他的冲击与伤害，使他心灵上深受折磨，更不是我辈能用语言能说得明白的。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37)

时间还在1975年夏季，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带病坚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会见中外宾客。医疗组和陪同周恩来在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想找机会同总理合影留念，可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泰国贵宾，由李先念和乔冠华陪同。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谋划”好了，由乔冠华出面请求周总理同大家合影留念。

事情说妥以后，大家按新华社派来专为中央领导人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的安排，将人们分成两排站好了队，李先念和乔冠华站在前排中间，他们两人当中留给周恩来一个空位置。周总理在值班护士的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当摄影师正要举起相机拍照时，突然间，一个叫人听了心颤的声音响起来了：

“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是十分平缓的。但是，在场听到这句话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平素很少听到他跟别人有过开玩笑的话。此时此刻，人们对他的这一句话颇费猜测，似乎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将要来临。

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早已将自己的生死问题置之度外。人们常说，言为心声。他，今天当众说出了令人如此震惊的话，恐怕是他将长久地压抑在心底的愤怒与痛苦，超过了物理学上所说的“弹性限度”，已经到了极点，他已是忍无可忍了。故而，他也要在这些常年跟随他的普通工作人员、老部下与老同志面前“宣泄”

一下，把蓄积在身体里过多的能量释放出来。不过，这不仅仅是“宣泄”，而是愤怒的声讨与抗争!

周恩来同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苦苦地鏖战了十个年头。他所经历的一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像刘少奇等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后车之辙。因此，他的话肯定是有所指的，对待自己身后之事难以预料。诚然，对于那些无耻之徒、政治流氓来说，只要他们需要，党的历史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窜来改去的。不过，历史毕竟要还它的本来面貌。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老革命家周恩来，对此是坚信不疑的，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容不得别有用心的人肆意篡改。

难解之谜：已是病危中的康生竟怀疑周恩来；他临死前又找周恩来密告张春桥、江青……1972年初，康生作体格检查发现患了癌症，上面指示马上成立医疗组，在钓鱼台8号楼康生家里为他治疗。中央指定医疗组有事向张春桥与纪登奎请示汇报。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38)

康生患病后，精神面貌渐渐地萎靡，身体日益衰弱。康生平素性情孤僻、古怪，生性多疑，说话阴阳怪气，医护人员很难同他接近与相处。医疗组的工作常常遇到麻烦而不好处理，他们常把问题捅到周恩来处，请总理指示或出面解决。周恩来便约请张春桥和纪登奎一起接见医疗组听取情况汇报。不过，周恩来单独接见医疗组全体人员的次数要更多一些。

周恩来到8号楼看望病重的康生，吩咐医生护士尽力做好工作，安慰和鼓励他们，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难题表示理解，并尽量给予具体的指示。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他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由于康生多疑，对医疗组人员不完全信任，因此常常要通过周恩来做医生们的工作，或是更换人员。

有一次，医疗组忽然电话报告周恩来：康生拒绝一切治疗措施，大发脾气!周恩来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钓鱼台，同康生耐着性子讲道理，说服他接受治疗。这次，康生总算给周恩来面子吃了一次药。可是，周恩来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药。所以，后来康生在治疗中输液与服药，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搞得医疗组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康生居然怀疑到周恩来的头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经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满及恼怒。

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医生向他报告：“总理要来看望您。”

“总理怎么又来了?他为什么常要来看我啊?他想干什么……”康生听后大发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医护人员听了害怕的问题。康生在发火时，表现出坐卧不安的样子。

康生的医生悄悄地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向周恩来如实报告，由周总理判断裁夺。

待我随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便找机会将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他以后少去那里，有事可让纪登奎同志先处理。周恩来听后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后，周恩来去康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

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输液治疗。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办”的通知：“康老马上要到医院去看望总理，请你们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不可思议。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还有精力来看望周总理?

而且，此时的周恩来也处在重病阶段，身体非常虚弱，基本卧床。可是，值班同志没有权利犹豫，只好立即向周恩来如实报告。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39)

数九寒天，更深夜静，刺骨的西北风正刮得呼呼地响，室外气温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凝结成几条弯弯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细水流。不多一会儿，医院大门口的警卫人员报告说，康生的汽车到了。我们按事先的安排，将病房西侧的车廊大门打开，让康生的汽车开进房子里，便于保温，避免着凉。

那天夜里，康生是乘救护车来的。当车开进车廊，工作人员即关闭大门后才打开车门。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灯光下，看见他的气色很不好，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地向上凝视着。大家一起将平车推到救护车旁边，康生处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帮助把担架抬到平车上；护士高举着输液瓶，有人负责照料其他管子，好几个人细心而平稳地推着平车送康生进周恩来的客厅。

平车推到客厅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护士帮助康生将头侧向右边，他看到了由护士搀扶着站在那里的周恩来。

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

下篇周恩来在靠近康生担架右侧坐下，我们把电铃按钮放在总理手边。他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把门关上，房间里只留下他们两人单独谈话。

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病房值班室的电铃响了，大家知道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医生护士推门进去，搀扶周总理站起来同康生告辞。这是康生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谈话。就在他们这次谈话后大约两三周，康生便离开了人间。

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到解放军三五医院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

康生整人整了一辈子，可说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阴险狡诈之徒。无论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康生行将就木之际，为什么要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老底抖落出来，且恰恰反映给政治对手周恩来?这是一个迄今难解之谜。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40)

沉寂一时的“两校”又热闹起来了；关注辽宁营口大地震；周恩来突然昏厥惊动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重新复出工作后，由于他的智慧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全国的工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形势喜人，而一时名声显赫，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因在毛泽东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便打蔫儿了。他只得暂时“离开”江青远一点，打道回府、避避风头，回到自己打天下的老家--“大上海”去韬光养晦，但他可决不是去作“寓公”的。自此，近半年左右，在首都的大众传播媒体上几乎不见王洪文露面。

但是，“四人帮”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要继续兴风作浪。果然，到了1975年的夏季之后，全国政坛风波再起，先是提出了一个什么“评水浒”，说宋江是“投降派”，后来又喊出什么“评法反儒”问题；时隔不久，紧接着提出了要害问题：“批判右倾翻案风”!

就这一下子，清华、北大，那时称之为“两校”，但写文章的笔名叫“梁效”的大院里，再一次率先将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张贴了出来，整个校园又沸腾了，“两校”在运动的排行榜上又将获得“第一”。他们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看来，一场新的劫难又要来临。

正是盛夏季节酷暑难当的8月间，我看见周恩来手上捧着“评水浒”之类的“文件”。起先，我也纳闷。《水浒传》这部书我看过多遍，不过，我是把它当作饭后茶余消闲解闷的书来看的，并没有思考过。我脑子里缺少的就是文学细胞，因此，梁山上浩浩荡荡的108个英雄好汉对我也没有什么思想影响。这是怎么回事?《水浒传》居然上了红头文件，一向因工作繁忙，连电影都不看的总理，他也关心起《水浒传》来了?不明白，搞不懂“评水浒”

之举有何含义，故一时间未加理会。

但是，自那时起，到三五医院来的党中央领导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个别来的，有几个人一起来的。他们每次谈话的时间也比往日“探望”病人的时间要长多了。我们医疗组的成员所知道的只是总理要会客，有时知道总理见什么人，有时连见什么人亦不知道，只要说是客人到，我们就马上回避，末了，只了解总理会客几小时几十分，目的是掌握时间，必要时可以提醒总理不要太劳累，仅此而已。首长当中，我不回避的是叶老帅和先念同志。

从见到的中央领导人神情上可以感觉到首长们的情绪严肃、低沉与不安，可见当时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但是，如前面所提到的，自打8月份发现周恩来身上的膀胱癌已恶变为“鳞癌”起，总理的病情发展之快犹如大江决堤一般，真是一天一个样。

进入12月以来，医疗组的专家们感到周总理的病情已到了最后关头，恐怕是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医疗组向党中央书面报告了周恩来已处于垂危时刻，实际上等于发出了“病危通知”，说明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情况而抢救不过来。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41)

同时，我们也向邓颖超作了详细的汇报和解释，好让她有一个心理准备。

大约在中旬以后，终于进入弥留状态，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并且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相反，昏睡的时间则越来越长。

医疗组加强了专家值班，心内科、泌尿外科、普外科和麻醉科等各科专家亲自参加值班工作，24小时不离开；不仅心电图监测，连输液、输抗菌素等各项具体治疗措施都是专家亲临指导，或是由他们操作。我们制订了在紧急状况下实施的方案：保证医疗组与各部门人员步调一致、行动迅速而准确有效地进行。

更进一步明确日常工作的分工与协调配合。其时，在医院的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警卫、服务员、司机和厨师等每一个人面部神情严肃，说话悄声细语、做事来去匆匆，大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但是，将一生奉献给人民事业的周恩来，他几十年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已使他视国家大事重于生命，即使在弥留之际也不例外。

在一天深夜10点多钟光景，外面的西北风刮得呼呼直叫，院子里稀疏的几棵大树只剩下光秃秃的干支在抖动；病室内静悄悄。值班护士在仔细观察输液瓶中的液体量以控制速度，使液水均匀地滴进静脉血管里；心脏病专家注视着心电图监测仪荧光屏上不停地上下跳动着的亮点所画成的曲线；其他专家在值班室(客厅兼用)翻阅病历资料；周恩来刚从昏睡中醒来，他即吩咐我给邓小平办公室打电话，想了解营口地区抗震救灾的情况。

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当我从国务院值班室同志处了解到情况后便立即向总理报告。总理听后，好像稍微安静了一些。

12月2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昏睡了过去，一时呼叫不醒，值班医生立刻把所有专家及医护人员叫到病房来。经专家检查发现，总理的气管里和喉咙口被黏稠的痰液堵住了，阻碍了呼吸，使氧气进不到肺里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导致大脑缺氧。医生用橡皮管接通吸引器将黏痰吸出来，并给予大量加压吸氧，总理很快又被从死神手里夺了过来。他重又苏醒了。

当周恩来发生昏厥后，值班同志立刻用电话将情况通报了党中央，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闻讯后都急匆匆地赶到医院来，待他们到达时，周恩来已经苏醒过来了。这一次，像军队进行了一次夜间紧急集合那种“拉练”似的演练，对医疗组与病室工作人员是一次考核。虽说有惊无险地度过来了，但也足以说明病危中周恩来的生命已到了何等脆弱的地步，随时都可能发生抢救不过来的情况。

对于像周恩来这样一代伟人来说，这种时候，他在精神上的痛心、痛惜和痛苦甚于肉体上的病痛。这种肉体与心灵交织在一起的伤痛已经使得他不是什么度日如年，而是分分秒秒地在忍受着煎熬。周恩来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痛苦与折磨，恐怕是到了极限。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42)

周恩来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仍担心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有可能落入“四人帮”之手而毁于一旦。此刻，他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忧心如焚；他也知道自己回天乏术，难救苍生。但他不甘心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油干灯草尽，让死神轻易地来到，夺去他生命最后的宝贵时刻。

周恩来一生对人民事业耿耿忠心，他的生与死都同人民息息相关。

一个为国家民族奋斗了六十多年的政治风云人物周恩来，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除了叶帅每天的电话问候，小平、先念同志有事来谈，以及邓颖超在身边以外，能来的不敢来，甚至自己的亲侄子们也不能来探望他们的伯伯。为何当时对周恩来住院期间的会客制度规定得那样严格，有点不合常理，这同保密制度好像并无关系，我至今也不理解。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周恩来一息尚存，他像一座巍巍大山，是“四人帮”妄图阴谋篡权难以逾越的屏障，这也给党内健康的政治力量存有一线希望。

为周恩来办事必须有始有终，不要以为他从昏厥中醒来时讲过的话，他会记不清、或是忘掉了，不可存此侥幸心理。万一他问起你“电话”打过了没有?你怎么办?总不能撒谎吧?

12月20日早晨，值班人员按照周恩来的吩咐派汽车接来了调查部长罗青长。他刚进病房，周恩来又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得在病房旁边的小客厅里等候。一直等到近中午时分，周恩来方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青长到病床跟前坐下，周恩来同他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在台的一些老朋友情况。两个人似乎没有谈多少事情，周恩来再次昏睡了过去。谈话只得中止，医生马上进病房来检查和抢救，罗青长在病室外焦急不安地等候着，他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已是十分严重，他不能让总理因他来此谈工作而过于劳累再度发生昏厥。罗青长未向周总理告辞，便悄然离开了医院。后来，罗青长每当谈起这件事情，便心里感到难过而落泪。他觉得很遗憾，没有能聆听到周总理对台工作的重要指示，罗青长是周恩来生前与之谈论工作的最后一位部长。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诗词。周恩来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当他知道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诗，他让身边人员赶快将《人民日报》找来。这天下午，大家仍然按习惯，在周恩来清醒时，若见到他精神还可以，便提醒他：是否要读《人民日报》主要版面的重要新闻。他就让读毛主席的“鸟儿问答”这首诗。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43)

元旦后的头两天，周恩来的精神似乎好一点。例如，他让工作人员多次读毛主席诗词，偶尔亦议论一两句话。病情已经如此危重的人，这种现象的出现，反而使一些同志担心起来，认为这是不是人家常说的那种“回光返照”，这决不是“好兆头”。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心脏停止了跳动，整个病房一片哭声1975年隆冬季节，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解放军三五医院住了一年半，毕竟癌症问题是个全世界都没有攻克的难题，尽管由来自全国各地最好的医学专家为他精心治疗，但他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且渐渐地发展到了晚期，那颗伟人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着。

那是一个天低云暗、朔风呼啸、白雪飞舞、冰冻地裂的寒冬。

深夜里，大多数北京人已进入梦乡。外面呼呼地刮着刺骨的西北风，病室里暖融融、静悄悄。

此时，夜间的病室里只开着几盏床头灯，光线微弱，值班的专家在心电图监测仪旁注视着荧光屏上心脏跳动时的电波变化。几位护士守护在周恩来的病床旁。她们测脉搏、量血压，精心地观察输液瓶里输进病人血管里的各种液体：葡萄糖盐水、血浆白蛋白、新鲜血液和各种抗菌素的输入速度与剂量，还有全身上下纵横交错着的许多管子的输入和排出的情况。

自12月2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发生昏厥，经医生及时抢救，生命虽然暂时维持下来，但这正说明他的精神与体力已经消耗殆尽。这时，身高173公分的周恩来，他的体重只有几十斤。他躺在病床上，盖着被子，胸部起伏活动微弱，离他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这巨人的身躯。当你走近床边，才见到他瘦骨嶙峋、脸色苍白、满脸胡茬，他的眼睛亦失去了昔日那炯炯有神的光彩。

他仰卧病床，目光凝视着房顶，轻轻地嘘气，或是长长地叹息，很少言语。他即便说话，声音也很低微。不过，他偶尔跟身边的人说上一两句话，吐字仍然非常清楚。这表明他大脑的思维功能依旧完好无损。对周围事物的了解、理解、分析与判断能力仍是健全的。

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整整十个年头，且不说他身体健康、工作忙碌时没有时间同工作人员闲聊，即便在1974年6月1日作完第一次手术后，康复比较顺利，在医院里继续休养，精神和体力恢复得也还可以，手术后开头的几天里，他还不能下床活动，体力尚未恢复，他便要我每天给他读《参考资料》及国际问题等内部“资料”。

我总觉得周恩来紧张严肃的时候多，轻松潇洒的时间太少，平常极少说笑话。我们想出一点“主意”设法让总理“学会”怎样养病。于是乎，有人提出看电影、听京剧录音带，有的说打扑克……看来，他对这一些都没有多大兴趣，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工作”!

不过，在那一段时间里，包括他尚未住院，还在西花厅输血的时候，他对由蔡瑶铣和岳美缇两位录制的岳飞词《满江红》与辛弃疾的《永遇乐&#8226;京口北固亭怀古》，这两首曲子他每次可以听多遍，每一遍都听得很入神。那岳飞词中的“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辛弃疾词里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44)

我前面说过，自己大脑里缺乏文学艺术细胞，不要说不懂古诗词，连古典小说也读得不多。当时，周恩来在听这两首词的时候，我只觉得好听，尚听不懂她们唱的全部内容，也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我见到总理住在西花厅时，他枕头边常放着一本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的、绿色封面的《宋词选》，我在那本书上找到了那首岳飞的《满江红》，后来又请教了别人搞清楚了辛弃疾那首词。虽说都是往事，现在回想起来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心境。

总理曾同我讲过，他在青少年时代读过许多中国古典小说，但我想，他一定没有时间看“苏联头号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著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我想让他放松一下，事先做了准备，找到了书，自己先翻阅了一下，熟悉里边的基本内容后，我向总理建议，我给他读这本书。他接受了我的提议。书是从头开始读的，当读到有些段落时，他偶尔也议论一两句。本来，我觉得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今后可以继续读下去，读完了《赫鲁晓夫回忆录》

还可以读别的什么书。只可惜，因故中止了读书。

在此之前，我隔日值一次班，此后就每天顶在班上，为的是便于随时应召。那时，医疗组决定，为使周恩来避免呼吸道反复感染，保持病室清洁，便于消毒灭菌，故把铺在房间里长约20多米的红地毯卷了起来，把它平放在病室南墙根的暖气旁。因为工作是日以继夜地连轴转，有时，我实在太困乏了，便躺在这个大地毯卷上打一个盹。

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邓颖超很关心专家及医护人员的生活，她吩咐管理部门，每天给我们吃水果，鲜红脆甜的苹果、肉嫩汁多的大鸭梨、还有见了叫人流口水的哈密瓜等。我看到这些人见人爱的瓜果，只好垂涎欲滴，望果兴叹了。因为我一吃水果，特别是吃了梨，就会发作胃肠病。我确实感到精神压力大，身体也吃不消，快要顶不下去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怀着深切的依恋之情，告别了伟大的祖国、勤劳的人民、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和相依相伴的夫人邓颖超，以及生他养他的这一方热土。

一颗伟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周恩来于1972年5月18日明确诊断膀胱癌以来，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长达1323天这最后的人生历程。在他最后三个月的生命历程中，承受了晚期肿瘤病人所有的惨痛煎熬。毒瘤扩散到全身各处，如蚕食般地时刻吞噬着他的内脏和肌肤，由此引起的痛苦，远远超过敌人使用最厉害的酷刑。世上的一切刑罚只是使人忍受短暂的皮肉之痛，癌症带给病人的却是长期的、持续的、惨烈的肉体痛苦和忍受心理上的压力及折磨。

按常理，人，不该有太大的区别，毕竟都是五脏俱全的血肉之躯。但周恩来的确与众不同。他不仅是伟人，而且是真正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铁人”、英雄。若是一般病人，即使外科医生极为小心，动手很轻，也会忍不住换药时因刀剪等手术器械触碰创口时鲜血直流引起的剧烈疼痛，而大喊大叫了。这种时候，即便病人喊叫，外科医生也是同情、理解和体谅的。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45)

但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偶尔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几下，额头沁出豆粒大的汗珠，或是极其轻微的哼两声，就这样，他还要说几句安慰医生的话，叫专家们不必介意，他怕自己的哼哼声使专家下不了手换药!在场的人(亦有非医护人员)看到这种情景，无不含泪伤心，同情和钦佩，真是了不起！

12月27日深夜发生一次昏厥以后，医疗组人员及所有工作人员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重申各科专家、医生、护士与值班警卫人员的分工，保证所有医疗仪器和设备完好可用，绝不许发生故障。病人一旦进入抢救状态，请全体专家和医护人员立即到达病房。警卫人员负责将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办公厅，并立即通报邓大姐，请她赶到现场来。服务人员马上清理病床周围一切障碍物，如屏风、床头柜、桌子和椅子等。值班人员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回答中央领导人的询问，听取他们的指示。

当日历翻到1月8日，这同平常一样的日子。早晨7点40多分钟，医疗组的常驻专家及大多数成员已来到会议室参加每天早晨8点钟的早会，听取夜间值班医护人员交班情况介绍、专家们的医疗意见、需要注意事项等。这天早会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开了二十来分钟便结束会议。夜间值班人员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

我和几位专家进入总理病室，到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我即到周恩来床边，他依然宁静地仰卧在床上，只见他的口角在微微地翕动，口唇有轻微紫绀，数了一下呼吸，为每分钟三十多次；又测了脉搏，一分钟九十多次，脉搏细弱但仍旧规律；我立刻拿血压表测量血压，为90／50毫米汞柱左右。我当即将情况报告就在旁边的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麻醉科专家商德延。

这时，陶寿淇教授正在跟护士交代向输液装置的小壶里加新的药品。商德延主任吩咐，马上请谢荣教授到病房来。接着，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都集合到了病房里。

抢救周恩来总理生命的紧张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医疗组长吴阶平，是现场的总指挥。

谢荣教授一到病房，听我们简要地叙述了几句，看见周恩来的情况，立即提出要给他作气管内插管。谢教授要我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心想，此刻周总理已经耗尽了最后的精神与体力，正处在生命垂危时刻，哪里还有气力表示同意或是反对。

不过，我心里是这么想，专家的话不能不听。我按谢荣的要求去做。“总理，您的气管里被粘稠痰堵住了，阻碍呼吸，使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荣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里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稠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我俯身弯腰嘴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略微提高了嗓音向他报告。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46)

此时，我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手，弯着身子，低着头贴近他的脸，企盼着他的回答。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地盼望着他的反应。我顾不上去看别人脸部表情是什么样子，但我心里总觉得周恩来已没有精力回答了。

可是，我错了。

周恩来真是奇人，没有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

周恩来真的被我喊醒过来了。他不但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当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兴奋与激动，能够插管子有利于抢救。但我也深感惭愧，自己跟随周总理十年，而对周总理仍然不怎么了解。

谢荣教授动作迅速、准确地将管子插了进去，立即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吸出的痰液并不多。谢教授果断地改用了一根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出了一些痰后，他就用手不停地使劲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吸氧，同死神争夺周恩来的生命。

周恩来仍处在“沉睡”之中。他闭着眼睛和嘴唇，脸色苍白而有点发乌，呼吸渐渐变浅，脉搏细弱无力。医生们在他身上进行的各种抢救措施都没有丝毫反应。

陶寿淇主任在病床左侧，不停地测量血压，注意心电图变化；同时，陶教授跟黄宛、方圻和陈在嘉等人商量用药问题。按理说，专家们对周恩来的生命抢救已竭尽全力。

抢救过程中，我的手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臂，按着他的脉搏，脉搏愈来愈细，慢慢地摸不到了；手臂皮肤亦慢慢地凉了下来，胳膊上的汗亦少了，脸色忽然变乌，呼吸已经停止，此时只见心电图示波仪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心跳不规律，波幅变小，渐渐地画成了一条直线，画成了一条直线，终于停止了跳动……突然间，有人使劲地喊着：“总理!总理啊!……总理!”

“……”

周恩来没有一丝反应。

自此，周恩来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但是，抢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即使在心电图上已呈现出一条直线以后，又持续抢救了十多分钟。

至此，吴阶平看了一下手表，他同旁边几位专家交换了意见之后，向大家宣告：“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全身上下的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等都撤掉，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都覆盖起来。”

这就是1976年1月8日上午，时针指在9点57分!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告别了人间。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47)

还没有等吴阶平说完话，大家长久地压抑在心头的悲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哭喊声一片，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声震屋宇，其情真切可撼日月。

十里长街送总理；骨灰洒向祖国山河，千山万岭呼唤：周总理，您在哪里?

医疗组的抢救工作停止了，人们用一条新的白床单将周恩来的遗体覆盖了起来。

专家、医生、护士与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上去，为党中央领导人到医院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第一个来到病房的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终身相依相伴的邓颖超大姐。她还在走廊里，我们已听到了她的悲泣声，有人嚷道：“邓大姐来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房门口，只见她由工作人员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进病室来。她身上穿着大衣，帽子拿在手里，她顾不及梳理散挂在眼睛边那灰白色的头发，唏嘘不停，满面泪痕，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

邓颖超走进病房看到眼前的一切全都变了样：这一年零七个月来她所熟悉的挡在周恩来床头的屏风、病床两侧的床头柜等物都被撤走了；心电图监测仪、输液架与输液瓶不见了，其他抢救用的医疗仪器都被放到了墙角边；她的亲人恩来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他，被白床单覆盖了全身；原先都围在恩来病床旁的专家、医护人员，此时，他们都站在离开病床的地方，房间里一片抽泣声，大家用尊敬、关心和同情的目光看着她。一位护士走过去揭起白床单，周恩来穿着蓝白相间病号衣服的上半身露了出来，稀疏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着，脸上擦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地闭着眼睛“睡着”了。大姐意识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同她生死与共的恩来了，他们就这样永别了。

这时，邓颖超再也无法克制自己长久以来压抑在心底的悲痛与无奈，她，本可以大哭一场、大喊大叫地宣泄出来。但是，邓大姐没有这样做。大姐的一生也毕竟经历过无数风浪，她意识到必须，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她不能因悲伤过度而病倒，还有许多事情正等待着她去做。周恩来的身后事需要她来料理，特别是他们间相约要进行火化而不保留骨灰的大事必须由她请示党中央，在得到批准后方能了却恩来的心愿。

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48)

她蹒跚地扑向周恩来床头，用哆嗦着的双手抚摸周恩来已经冰凉的面颊，顿时号啕起来，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嘶哑着嗓子哭喊着：“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啊……”

屋子里的人们见到体弱瘦小的邓颖超如此悲痛，于是悲声大恸再次达到高潮。邓大姐弯下身子，低头吻着周恩来的额头，不停地抽泣着。大家担心她老人家心脏病发作，有几位护士主动搀扶并劝老大姐离开病室到隔壁房间休息以节省体力，因为出于礼节，待中央领导人陆续到医院来向周恩来遗体志哀与告别时，她必须亲自守候在旁。

江青倒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走进病房，正唏嘘着的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只见她走到离周恩来床头大约一米远处，就站住了。这时江青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她没有看一眼周恩来的遗容，更没有向周恩来遗体鞠躬与志哀；自然，在她脸上没有泪痕，更见不到丝毫悲伤的神情，她连最起码的礼节都没有，大家对此感到意外、不解和不悦。她只是转动着身子大声喊着：“小超，小超……”

有人搀扶着邓颖超走来，江青拥抱了她，对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

随后，老帅们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人陆续到来。他们一个个神情悲痛，眼中含着热泪，向周恩来遗体脱帽行鞠躬礼并注目志哀。这同江青对周恩来的大不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医院的遗体告别仪式极为简单，很快便结束了。

后来，在北京医院正式举行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时，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仪式的情景，广大观众看到余秋里、江华与谭震林等许多老同志进门一见到周恩来遗容就痛哭不止，若身边没有人搀扶几乎会跌倒。人民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哀，更没有泪痕，她竟然连帽子都没有脱!她有意当众怠慢周恩来的无礼行为暴露在全国百姓面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群众禁不住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把帽子脱下来!脱帽!脱帽……”

那时，电视机尚没有今天这样普及，多半是机关及单位里集体收看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大家将见到的情景愤恨地奔走相告，很快传遍了首都和全国。

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江青的行为激起了百姓们严重的不满与愤怒。这也可说是后来爆发“四五”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江青公开同十亿中国人民为敌，点燃了自焚的火焰。

当天中午11时许，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周恩来的遗体被抬上救护车，由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熊汝成、虞颂庭、于惠元、吴德诚；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黄宛、方圻、陈在嘉；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警卫、保健医生、护士等坐在车上护送；司机老杨师傅驾车，警卫车辆、行车路线、沿途军人和警察的部署都是按照周总理生前的规格进行；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在中央没有宣布周恩来逝世消息之前，尽管上面强调保密，出动的车辆不多，人们亦很守纪律，但周恩来逝世这样的大事情是人民关心的焦点，而且已经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想要完全不走漏风声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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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周恩来住院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期间内，医疗组、警卫与服务人员忙于工作，成天围着周恩来转，经常出入于各单位及部门之间办事，我们虽然并未在意，别人早就注意到我们了。特别是周恩来病危以来，我们外出办事难免心里紧张，来去行色匆匆，让人家看出了苗头。所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到社会上去了。

有人听到噩耗一时愣住了，反应不过来，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北京医院一位老同事见到我就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是真的吗?”

因为中央还没有宣布消息，我稍微迟疑了一下，他调转头去边走边哭，后来，终于忍不住而哭出声来。有人听到此消息当即号啕起来，甚至因悲哀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而去医院抢救。

在当时的形势下，老百姓的心里只觉得这个世界上不能没有总理，周总理走了，我们怎么办?人们都这么想是极为自然的。

周恩来没有儿女，没有财产，一身布衣，两袖清风。他是平民“宰相”，能“为民作主”，他是清官，是好官，是中国共产党崇高形象的代表，是中华优秀文化集大成者，是他所处的时代百姓的希望，如此周恩来去世，老百姓能不如同失去亲生父母一般吗?

1月9日晚上，警卫同志为周恩来挑选了平时他喜欢穿的那套旧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内衣和鞋袜等物，征得邓大姐同意后送到了北京医院。此时，北京饭店高级理发师朱殿华带了他的徒弟小卜到医院为周恩来理发和刮脸。周恩来与邓颖超青年时代的好友、著名牙科专家韩文信的儿子、北京医院副院长、也是牙科专家的韩宗琦在医院主理周总理身后之事。

我们站在一旁，朱师傅在总理生前多次建议，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他还托人捎来口信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周恩来不忍让朱师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样而伤心流泪，始终不同意朱师傅到三五医院为他理发。

那天，朱殿华和徒弟来到北京医院，第一次见到重病后的周恩来，他们一进门热泪就夺眶而出，不停地抽泣着。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周总理竟然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脸颊凹陷，头发稀疏蓬乱，满脸胡茬，苍白的脸上满是褐色的老年斑点，朱师傅曾为之服务了几十载，敬重的、风度翩翩的周总理几乎使他一时认不出来，俗话说：已脱了形!

此时的朱殿华师傅，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他绝不会忘记在那疯狂的年代，北京饭店同样是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日子，造反派批判他，叫他靠边站、剥夺他理发权，更不让他为中央领导人服务。

一次，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理发，上面指定一个不熟悉周恩来的人为总理理发。这位理发师费了好大的劲儿就是刮不了周恩来的胡子。结果，这个理发师自己搞得满头大汗，手也发抖了，硬是完不成任务，只好就此罢休。周恩来批评了造反派，找饭店领导人耐心地谈了话。

“朱师傅是一个理发师，他的技术好，年轻人(指造反派)还没掌握熟练的技术，为什么要夺朱师傅的权啊?”

就这样，没有多久，朱殿华被解放了，恢复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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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朱殿华跟徒弟说：以前，我给总理刮胡子要抹好几次肥皂沫，热毛巾闷几遍，使胡子软和了才能刮下来。现在不能用热毛巾了，不然，皮肤的颜色会发紫，化妆时去不掉，不好看。这不仅说明朱师傅有着丰富的实际经验，更说明他对周总理有着深深的缅怀之情。

深夜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周恩来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那只有几十平方米，条件极其简陋的太平间里。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记者们纷纷赶到医院来拍摄镜头，直至后半夜才结束。

1976年1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周恩来的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老百姓在当晚电视新闻节目中看到张春桥走向守灵的邓颖超，同她拥抱，邓颖超还拉着张春桥的手说话(说话声音未播出)。第二天，有不少看到这一镜头的熟人，向我表示不理解。尽管我每天住在西花厅陪伴邓大姐，但在出现上述镜头时刻，我并不在现场；因此我同他们一样不理解。很想问问老大姐，但考虑到治丧期间，邓大姐的悲哀和劳累，又不忍去打扰她。

到了5月，邓颖超的心情比较平静，为了向大家表示感谢，她请在京的医疗组专家、医护人员及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饭店吃西餐。席间，她一再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大家由衷地祝她健康长寿。

见到大姐的心情好些了，我便在一次闲聊中，向她提起在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的那个引人注目的电视镜头问题。

“那天，我毫无思想准备，张春桥走到我跟前伸出胳膊跟我拥抱。此人来这一手，可能是一种姿态吧?当时，我很难拒绝他这样做。”邓大姐若有所思，亦觉为难地说。

“大姐，你跟张春桥说了些什么话?这个镜头还蛮长的。”我又问了这么一句。

“还不是去年12月，总理在医院里跟他说的，要他和王洪文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嘛。”

我听了大姐的话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邓大姐遇到张春桥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她也只好应付了之。由此可见，在大众传媒发达的当今世界，大人物的一举一动是多么令人注目啊。张春桥这种人跟周恩来、邓小平与邓大姐相比，他是属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人。

治丧委员会规定1月10日和11日两天，在北京医院太平间进行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面不断发出限制遗体告别仪式的时间、压缩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等通知。这导致群众极大的不满与愤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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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单位领导对上头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亦不赞成，却也无可奈何，因为无法向群众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他们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应付上头的态度。老百姓也不是傻瓜，早就心里有数。许多国家机关与北京市等单位便自发组织群众前来北京医院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东单大华路、台基厂头条、东交民巷及北京医院西门外等地，将北京医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那时，“四人帮”

仍在台上张狂，限制群众参加悼念周恩来活动的人数。他们低估了百姓的觉悟和对周总理的感情，只想到了限制白天的人数，满以为晚上不会有人来参加悼念活动了。他们更不会想到许多机关干部带头在夜间进行有组织的悼念活动。他们自己做了蠢事，让平民百姓钻了空子，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白天黑夜连续进行悼念活动，群众的这种逆反心理，导致出现了同他们愿望相反的情况，使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好几倍!此乃“四人帮”始料未及的。

更为令人恼火的事情是，上面一再提出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甚至不准佩戴黑纱。

人民对周恩来的热爱是很深很深的，“四人帮”兴风作浪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他们这不许、那不准的，这无疑是给悲痛及愤恨的人民群众火上加油。上头这些生硬的规定真是触犯了众怒，迫使老百姓自发地走出家门到大街上去，到天安门广场去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后来有一个单位将“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的心声制成一个巨大的横幅树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1976年1月，北京真是一个天寒地冻、肃杀萧条的严冬，天气冷，老百姓的心就更冷了。11日下午5时许，由少数治丧委员会成员、邓颖超、医疗组、警卫人员、周恩来的亲属等再次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后，随即起灵移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灵车开出医院大门时碰到大批围观群众，他们很快自动散到马路两旁，让长长的灵车队顺利通过。车队从王府井大街南口往西缓缓而行。只见自东西长安街直到八宝山，沿途挤满了人群，男女老少长时间站在刺骨的西北风中流着眼泪迎候着。

周恩来的灵车四周挂着黄黑两色的挽幛，上面佩着大白花，显得肃穆、庄重，当灵车来到人群跟前时，就像一个无声的命令，人们一个个脱帽向灵车致敬，止不住的泪水纷纷落下来。他们的衣襟沾湿了泪水也顾不得去擦一下，更多的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压抑的感情，顿时号啕起来。他们捶胸顿足，哭得死去活来，有人当场晕厥过去，有谁看到如此惨烈的情景而不为之动容呢?坐在灵车里的人们更加悲恸不已。

灵车队到了八宝山公墓大门口，那里早已聚集了许多群众，他们要求再看一眼总理，也有人提出保留周总理遗体不要火化，于是哭喊声又起，经过一再做工作后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但一直到半夜12点多钟，人群依然聚集在那里没有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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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放在玻璃棺内的周恩来遗体被移送到公墓火化炉前的房间暂停。邓颖超站在玻璃棺头侧，双手扶着棺盖，泪流满面，她低头仔细地端详着周恩来的遗容，唏嘘不止。

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几位治丧委员会成员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人们大声哀号不止，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告诉大家：预定火化的时间已到，请大家让开，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的火焰。经他们这样一说，整个屋子又像开了锅，人们一下子拥到玻璃棺前将它密密匝匝地围住，大声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您不能走呀!

他们把嗓子都哭哑了。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犹如生离死别、痛彻心肺，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大家用手使劲地摁住棺盖不许殡葬人员过来，惟恐把总理夺走。

我心里同他们一样悲痛，眼泪模糊了视线，但更担心邓大姐悲伤过度而病倒，此刻，我只是站在一旁用目光注视，无法、无言去劝慰她。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可是，诀别亲人最悲痛的一幕终究要结束。邓颖超在护士搀扶下带头挥泪离开玻璃棺，让八宝山的工作人员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仍在悲哀哭泣着的人群见此情形，亦只好渐渐散开，殡葬人员迅速揭去玻璃棺棺盖将车子推到火化炉前，周恩来的遗体被送进了火化炉中，炉门关上了，无情的烈火吞没了巨人的身躯，痛别的人们无奈地退到了屋子外面，大门立刻关上了。

我们按照邓颖超事先的嘱咐：总理的骨灰要纯、要干净。有人引导警卫、护士和我都到火化炉后面的房间去等候，这个房间里有几位部长、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部分医疗组成员及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守候在炉旁。大家的眼泪早已哭干，嗓子哭哑了，现在只是默默地等待着。我们通过火化炉铁门上的小孔看到了遗体火化时的情形。大约经过四十多分钟，殡仪馆工作人员将一大堆冒着青烟、滚烫的白骨轻轻地放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上。

这一下，我们真的永远见不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了!

我们几个受命于邓大姐的人立刻洗干净双手，用酒精消毒后戴上医用橡皮手套，将炙手的遗骨捻成粉末，我们的手在颤抖，泪在心里流，但邓大姐的嘱托必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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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拣出了假牙托、皮鞋钉、腰带金属襻和中山装金属领扣等周恩来的身外之物，把纯净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装进白色绸布袋子里，再将袋子放进骨灰盒。可是我们，不，连火葬场的人也没有想到竟然一个标准的骨灰盒盛不下周恩来的遗骨，殡仪馆的人又取来一个骨灰瓶，我们才将余下的骨灰仔细地、全部装了进去。

过了午夜12点钟，载着周恩来骨灰的灵车队自西向东驶向劳动人民文化宫，骨灰盒就安放在灵堂里。在那严冬的深夜，寒冷的西北风穿透厚厚的棉衣刺痛人们的肌肤。可是一路上见到马路两侧仍然站满了人群，特别是那些老人和孩子们长时间守候在那里目送灵车队慢慢远去。在车队前面开主车的老杨师傅十分理解老百姓的心。他主动减速压住了阵，使整个车队缓缓前行，好让群众多看一眼总理的车队。

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时至今日，回忆起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空前悲壮场面，令人永世难忘!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遵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建设的方方面面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文化大革命”与“四人帮”……或其他什么都已成为历史。我坚信，历史上的这一幕决不会再重演。

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病中曾向医疗组多次交代：癌症问题是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我死后，你们要作彻底的解剖检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为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在疾病晚期而表现出悲观丧气的情绪，而恰恰是在治疗见效，膀胱癌相对稳定的时候。他说话时的神态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他神情安详、坦荡自若，甚至发出朗朗笑声。看得出来，他对科学发展与祖国的未来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早在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周恩来带头响应。1958年，总理专门派人到重庆把抗战时期安葬在那里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坟墓平掉，进行深埋，地面上重又种上了庄稼。60年代后，周恩来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人死后不仅要火化，而且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到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这样一来，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作一点贡献。”

这就是周恩来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最崇高的思想境界。

他和邓颖超都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成为子孙后代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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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实行土葬。我们只要跨出家门到城郊或乡间区，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旅游风景区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坟茔占去了许多可耕地。这是一种愚昧无知、令人心痛的不良社会风气。我们的先哲周恩来早已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他自觉地不保留骨灰，破除旧习俗，树立新风尚，是对丧葬制度所作出的一次启迪后人的革命性举措。

1月15日下午3时，党中央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散会后，邓颖超在台湾厅严肃地对亲属讲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为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与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生命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几十年前共同约定的。我们国家在对待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伯伯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但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作肥料，仍为人民服务。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一行动，伯伯的遗愿实现了，伯伯的心愿，我已经了却。

追悼会已经结束了，小轿车一辆接着一辆从大会堂开出来，由长安街向东西各自疾驶而去。参加追悼会的人渐渐地散尽，仍不见人们熟悉的那辆黑色红旗轿车驶出来。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两侧拥满了人群。他们渴望着再看一眼总理，向他致以最后的敬礼，再送他一程，目送他乘鹤归去，直到他永远安息的地方。

等啊等啊，就是不见那辆黑色轿车开出来，人们开始着急了，都在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敬爱的周总理，您到底在哪里?但他们依然静静地引颈期盼着……此时此刻，有谁会想到在人民大会堂里，邓颖超亲自将周恩来的骨灰分装成三袋，交给了周恩来生前党支部成员。他们乘坐周总理的座车护送骨灰悄悄地向东郊迅速驶去。

邓颖超亦乘车相送去机场。他们手捧着总理的骨灰登上一架农用小飞机，按照事先的约定，飞机升空后，他们应听从驾驶员的命令，分别在北京上空、天津海河与黄河入海口等处，将骨灰全部撒干净。邓颖超久久地站在寒冷的黑夜里，目送那一架小飞机渐渐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才乘车返回西花厅。

这一壮举是在默默无声中进行的。曾经有人问起，总理的骨灰真的都撒完了吗?难道没有留下一点儿吗?总理的骨灰究竟撒在了什么地方……给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尽的遐想。

我们根据周恩来一生的谦逊美德和他的彻底革命精神，答案便不难找到了。有人说得好：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须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千百年后，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在追寻历史人物对中国的贡献时，不可能忽略了周恩来。他们会说，周恩来没有后裔，没有留下坟墓，甚至也没有留下很多著作；但是，他留下的财富是使中华民族代代相传，世世享用不尽的!

后记

后记

1998年，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回忆录《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日子过得真快，光阴荏苒，转眼间不觉已过去了十年，我已是七十六岁的老年人了。

记得那年从年初开始，从北京到上海以至于全国各地人民都沉浸在深深的缅怀之中。报刊、杂志刊登纪念、追思文章，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晚摘要播出《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电视台播放领导人、周恩来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采访实录，各机关，团体的报告会纪念会广泛宣传周恩来这位历史巨人的人格魅力。因为周恩来是人类的楷模，民族的灵魂。有关他的故事世代相传，常说常新，永远也讲不完。周恩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周恩来就在我们身边！

我的回忆录出版后，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陪同签名售书并到机关学校等单位作报告，遇到不少感人的事情，真是难以忘怀。

二月份的上海阴雨绵绵天气十分寒冷，一日下午预定两点钟在静安寺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们于一点半到那里看见已有几十人排队。我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只管签名，忽然听到一个男子高声说：“张老，您跟着周总理他老人家十来年，跟他握过很多次手，我能握一下您的手吗？”我马上站起来，一看是位四十来岁的工人师傅，他正站在我面前，并立正向我举手行礼。我同他热烈握手，并向他表示了感谢。过了一会儿，听到人群中有人喊：“张佐良，张佐良……你还认识我吗？”我赶紧站起来一看是位女同志，花白头发戴着眼镜，到跟前仔细辨认方知道她叫赵秀华，是我于1952年在上海卫生干部学校补习文化时的老师。她激动地含着眼泪说：“你为周总理服务，我们大家都感谢你。”说完，我们握了一下手，她便拿着签好名的书走了。后来，又有一位六七十岁的大妈带着孙子冒着寒风前来，她说孙子要拿压岁钱买一本《周恩来的最后十年》送给他父亲做生日礼物。这一件件看似小事情，确实令人感动不已，这也充分说明周恩来的确深入人心。

我的回忆录写的都是有关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的起居作息和一日三餐等日常生活，但要结合到那个特殊年代，便会产生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有助于没有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来理解那段历史。

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时，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人民日报》以《相知相识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为题发表长篇文章说：

“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自192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1976年病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恩来同志一直是核心领导成员。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恩来同志一个人。

……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是共和国的大管家……。在中南海里，他是睡得最晚的领导人之一。西花厅的灯光经常要到深夜，凌晨，真可谓日理万机，呕心沥血。

……当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导致全国性灾难时，周恩来权衡轻重，相忍为党，置个人的毁誉得失于度外，利用手中还保持的权力，相机挽回损失。寓刚于柔，融韧于忍，柔在外，刚藏内，勇于所当勇，退于所当退，这正是恩来同志大智大勇的品质修养。”

江泽民在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大会上讲话时把周恩来的精神高度概括为：“1.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认准方向和目标，坚忍不拔。他坚持实事求是，要求大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2.就是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他总是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3.就是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结合。”

联系到那个动乱岁月，再结合杨尚昆和江泽民的文章及讲话就容易理解周恩来的艰难历史处境，什么叫“相忍为党”和伟人的人格魅力。

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本书此次再版，书名改了一下，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陈莉莉同志将初版时读者的一些意见及反映的问题，细心地收集起来，有助我补充及校正，在此向广大读者深表谢意。

张佐良

2007年7月

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张佐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