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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1）

- 东线潮涌 1

- 东线潮涌 2

- 东线潮涌 3

- 东线潮涌 4

- 东线潮涌 5

- 东线潮涌 6

- 东线潮涌 7

-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1

-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2

-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3

-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4

-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5

-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6

-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7

-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8

-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1

-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2

-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3

-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4

-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5

-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6

-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7

-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8

-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9

- 霹雳行动 1

- 霹雳行动2

- 霹雳行动3

- 霹雳行动 4

- 霹雳行动 5

- 霹雳行动 6

- 霹雳行动 7

- 霹雳行动 8

- 霹雳行动 9

- 铁幕即将落下1

- 铁幕即将落下1

- 铁幕即将落下3

-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1

-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2

-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3

-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4

-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5

-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6

-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7

-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8

-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9

-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8

-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11

- 纵横字谜行动 1

- 纵横字谜行动 2

- 纵横字谜行动 3

- 纵横字谜行动 4

- 纵横字谜行动 5

- 纵横字谜行动 6

序（1）

自序：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百天

约翰·托兰

也许，在人类的历史上，再没有另外的一百天，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最后一百天更为举足轻重，更为影响深远。三个月之内，罗斯福、希特勒，以及墨索里尼先后离世。同样告别这个世界的还有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欧洲胜利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而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存在着极其美好的希望与极其惊人的恐怖。

我试图像叙述一百年前发生的事件那样，记下那些非同寻常的日子，并且试图本着客观的原则，而非从一个与其同时代者的角度，勾画出希特勒、希姆莱，以及戈林之流的形象。

本书的内容基于数百次采访。受访者来自二十一个国家，都曾亲身卷入书中所描述的这些事件。凡有可能之处，这些当事人都是所记述事实的基本来源。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揭露了——有时甚至是谴责了——他们自己。现在应该做的是揭露，而非控诉。

此外，本书还基于数千份第一手的资料来源：包括事后报告，参谋部的日志和专题文章，以及至今史学家们仍未得见的大量绝密信件和私人文献（例如，巴顿的参谋长霍巴特·盖伊中将首次允许我们使用他根据巴顿命令所记的日记）；最后，我还参考了大量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书籍。

本书中的对话片断并非臆造。它们均来自正式文本、速记的记录，或是当事人的回忆。

马克斯·比尔博姆曾经写道：“历史是一部艺术的作品，既无离题之事，亦无遗留问题。”我的希望是，通过本书再现历史，既要让时间的流逝保证对往事的追忆相对平静，又要让那些历史的调味品，“离题之事和遗留问题”，不致全然消失。

东线潮涌 1

第一章 东线潮涌

1945年1月27日清晨，柏林东南仅一百空英里远的萨岗空军第三战俘营里，上万名盟军战俘中弥漫着一股克制的兴奋。尽管寒气彻骨，鹅毛大雪连绵不停，战俘们仍挤在营房外，议论着刚刚得知的最新消息：俄国人已攻至东距萨岗不足二十英里之处，并且仍在继续进军。

两周之前，红军发动了一次重大进攻，这消息第一次通过焦虑不安的看守们传进了战俘营。战俘们情绪高涨，然而，不久，几名暴徒——看守们——暗示说，柏林已传来命令，要使战俘营成为一座堡垒，一座固守到底的孤堡。几天之后，另一传言不胫而走，德国人将以战俘为人质，一旦俄国人试图占据此地，便立即枪决他们。更恐怖的传闻紧随其后：德国人打算把淋浴室改建成毒气室，直接灭绝战俘。

战俘们的士气迅速低落，令人甚为担忧，于是，萨岗战俘营中的盟军高级军官，美军准将阿瑟·瓦纳曼，不得不对战俘营的五个营区发布命令，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谣传，加速做好可能向西部急行军的准备。

一名战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营房看上去就像妇女慈善缝纫小组在举办集会。”男人们盘腿坐在鹿皮鞋子上，有的从大衣下摆裁着手套的形状，有的在设计风雪帽和护面罩，还有的在用裤子改制行军背包。几个雄心勃勃的人甚至在用零散的废木料和床板打造雪橇。

但是，什么都阻止不了谣言的蔓延。1月26日，瓦纳曼在战俘营最大的一间礼堂里召开了会议。他阔步迈上讲台，宣布自己刚刚通过秘密无线电偷听到了BBC的新闻，得知俄国人距此只有二十二英里。战俘们欢呼不已，他举手示意安静，然后继续说道，他们很可能将全体行军横跨德国。“我们能够得以幸存的最佳机会在于，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准备好面对可能到来的一切。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必须对他抱有信心。”

1月27日上午，萨岗的战俘们已经整装待发。撤退时需要的装备大包小裹地堆放在各营房的门前；其他一些用品则摆放在床铺上，随时可以迅速打包。雪越积越高，大家怀着一种奇异的平静感，警惕地等待着。很多人一直在透过高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松树，树枝上压满了厚厚的雪。而松树前面，则是一片茫茫未知的天地。

希特勒曾经占据了几乎整个欧洲和北非的领土。他的军队深入俄国境内，比神圣罗马帝国当年所控制的疆域更为广袤。如今，在将近五年半的战争之后，他的辽阔帝国已被压缩至德国的边界之内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四国联军，已沿从荷兰至瑞士的德国西部边界做好部署，准备发起最后的进攻。而从温暖的亚德里亚海，蜿蜒至冰封的波罗的海，这条曲折的东部前线，也有十几处被突破。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的一半，匈牙利的大部分，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三分之一。至此，这一军事史上最伟大的进攻已经持续了十五天。

1月12日，近三百万俄国军队——相当于诺曼底登陆日军队人数的十二倍还多——在大规模的火炮，以及似乎川流不息的斯大林坦克和T-34坦克的支援下，对从波罗的海到波兰中部长达四百英里的战线上的七十五万装备落后的德军发动了突袭。在最北部，伊万·达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向波罗的海附近的东普鲁士古城柯尼斯堡迅速推进。在他左侧，年轻精悍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率领着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但泽进军，正在接近塔能堡。那里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取得最辉煌胜利的战场。罗科索夫斯基的左侧，是红军将领中声名最盛的G. K. 朱可夫元帅。他麾下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三日内便攻下了华沙，此刻正在包围波森。他的终级目标是柏林。最后，这一伟大进攻的最南翼，是伊万·科涅夫元帅统领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此刻逼近萨岗战俘营的，正是他的一支先锋部队。

四星上将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的北方集团军，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与罗科索夫斯基共同的主要目标。两周之内，他的部队便已陷入困境。其中一支，即第四军，已经开始全线撤退。该军的司令，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不顾希特勒的严令禁止，自作主张，开始向西运动。罗科索夫斯基已深刺该军腹部约二百英里。霍斯巴赫明白，如果不且战且退，他的部队将会全军覆灭。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为那些赶着马车或徒步西去避难的五十万东普鲁士人民开辟一条逃生走廊，是自己的责任。

他的顶头上司莱因哈特对此表示认可。然而，在得知东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在几乎毫无挣扎——甚至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便被放弃时，陆军参谋长、东部前线总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发雷霆。古德里安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维斯杜拉河畔，从小便认定俄国是自己最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是个地道的普鲁士人，早已下定决心?要将他的国家从布尔什维克的手中解救出来。尽管如此，当希特勒召其到帝国总理府，指责霍斯巴赫和莱因哈特叛国之时，他还是坚决地替两人辩解。

“他们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元首说，“他们应该立即被解职，还有他们的幕僚。”

“我愿意拿我的右臂替莱因哈特将军担保，”古德里安答道，至于霍斯巴赫，他接着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叛徒。

希特勒对古德里安的说辞毫不理会。他当即免了莱因哈特的职，取而代之的这位非同寻常。不久之前，这个人对自己陷入围困中的部队说：“当形势变得绝望，你们不知所措之时，就以拳击胸，大喊：‘我是一名国社党党员，我能移山倒海。’”这就是洛塔尔·伦杜立克将军。他是奥地利人，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举止潇洒，喜爱舒适的生活。他聪明敏锐，对希特勒应付自如；而对于他的部队来说，幸运的是，他还很称职。

此前，洛塔尔·伦杜立克右方的中部集团军司令刚刚被希特勒剥夺了指挥权。当时古德里安同样对此事强烈反对，尤其是因为继任者是希特勒的爱将之一斐迪南德·舍尔纳将军。

舍尔纳是位身强体壮、乐观开朗的巴伐利亚人。他正需要这些品质来收拾刚刚接手的残局。他的左翼已被朱可夫摧毁，右翼被科涅夫包围着。他开始巡视前线和后方，更换了指挥官，改组了后勤系统，普遍震动了他所视察过的所有机构。在后方，他抽出文职人员，发给他们武器，这让人们对他怨恨不已。而在前线，士兵和年轻军官们，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一位集团军司令，因此，他赢得了下属的极大尊敬。他威胁道，如有逃兵，就地枪决；他答应，将最好的粮食和服装运到前线；他逢人便像朋友一样，轻拍对方的肩膀，这使那些旧式军官非常反感；他辱骂那些在他看来活该挨骂的将军，却把饼干和糖果发给士兵吃。

舍尔纳忠于希特勒，就像内伊元帅对拿破仑一样始终不渝。在1月27日之前，舍尔纳已经通过他极度非常规的方式，将中部集团军拼凑成了一条摇摇欲坠的战线。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一条战线，它一度顶住了俄国人势如潮涌的可怕进攻。当然，他没能堵住朱可夫在他和伦杜利克之间打开的危险缺口。朱可夫，是德国人最害怕的俄国人。

这是古德里安最为担忧的问题。他对希特勒说，要阻止朱可夫的装甲部队那势不可挡的进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立即组建一支应急集团军，去堵住舍尔纳和伦杜利克之间的缺口。古德里安希望，这支队伍可以由陆军元帅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指挥，这是一位杰出骁勇的长官。希特勒同意组建这样一支新集团军，但他认为，魏克斯已经筋疲力尽。“我怀疑他是否还能胜任这项任务，”他说，并且提议，把这项任务交给帝国元首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拥有至高权力的第二人。

东线潮涌 2

第一章 东线潮涌

1945年1月27日清晨，柏林东南仅一百空英里远的萨岗空军第三战俘营里，上万名盟军战俘中弥漫着一股克制的兴奋。尽管寒气彻骨，鹅毛大雪连绵不停，战俘们仍挤在营房外，议论着刚刚得知的最新消息：俄国人已攻至东距萨岗不足二十英里之处，并且仍在继续进军。

两周之前，红军发动了一次重大进攻，这消息第一次通过焦虑不安的看守们传进了战俘营。战俘们情绪高涨，然而，不久，几名暴徒——看守们——暗示说，柏林已传来命令，要使战俘营成为一座堡垒，一座固守到底的孤堡。几天之后，另一传言不胫而走，德国人将以战俘为人质，一旦俄国人试图占据此地，便立即枪决他们。更恐怖的传闻紧随其后：德国人打算把淋浴室改建成毒气室，直接灭绝战俘。

战俘们的士气迅速低落，令人甚为担忧，于是，萨岗战俘营中的盟军高级军官，美军准将阿瑟·瓦纳曼，不得不对战俘营的五个营区发布命令，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谣传，加速做好可能向西部急行军的准备。

一名战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营房看上去就像妇女慈善缝纫小组在举办集会。”男人们盘腿坐在鹿皮鞋子上，有的从大衣下摆裁着手套的形状，有的在设计风雪帽和护面罩，还有的在用裤子改制行军背包。几个雄心勃勃的人甚至在用零散的废木料和床板打造雪橇。

但是，什么都阻止不了谣言的蔓延。1月26日，瓦纳曼在战俘营最大的一间礼堂里召开了会议。他阔步迈上讲台，宣布自己刚刚通过秘密无线电偷听到了BBC的新闻，得知俄国人距此只有二十二英里。战俘们欢呼不已，他举手示意安静，然后继续说道，他们很可能将全体行军横跨德国。“我们能够得以幸存的最佳机会在于，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准备好面对可能到来的一切。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必须对他抱有信心。”

1月27日上午，萨岗的战俘们已经整装待发。撤退时需要的装备大包小裹地堆放在各营房的门前；其他一些用品则摆放在床铺上，随时可以迅速打包。雪越积越高，大家怀着一种奇异的平静感，警惕地等待着。很多人一直在透过高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松树，树枝上压满了厚厚的雪。而松树前面，则是一片茫茫未知的天地。

希特勒曾经占据了几乎整个欧洲和北非的领土。他的军队深入俄国境内，比神圣罗马帝国当年所控制的疆域更为广袤。如今，在将近五年半的战争之后，他的辽阔帝国已被压缩至德国的边界之内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四国联军，已沿从荷兰至瑞士的德国西部边界做好部署，准备发起最后的进攻。而从温暖的亚德里亚海，蜿蜒至冰封的波罗的海，这条曲折的东部前线，也有十几处被突破。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的一半，匈牙利的大部分，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三分之一。至此，这一军事史上最伟大的进攻已经持续了十五天。

1月12日，近三百万俄国军队——相当于诺曼底登陆日军队人数的十二倍还多——在大规模的火炮，以及似乎川流不息的斯大林坦克和T-34坦克的支援下，对从波罗的海到波兰中部长达四百英里的战线上的七十五万装备落后的德军发动了突袭。在最北部，伊万·达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向波罗的海附近的东普鲁士古城柯尼斯堡迅速推进。在他左侧，年轻精悍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率领着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但泽进军，正在接近塔能堡。那里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取得最辉煌胜利的战场。罗科索夫斯基的左侧，是红军将领中声名最盛的G. K. 朱可夫元帅。他麾下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三日内便攻下了华沙，此刻正在包围波森。他的终级目标是柏林。最后，这一伟大进攻的最南翼，是伊万·科涅夫元帅统领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此刻逼近萨岗战俘营的，正是他的一支先锋部队。

四星上将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的北方集团军，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与罗科索夫斯基共同的主要目标。两周之内，他的部队便已陷入困境。其中一支，即第四军，已经开始全线撤退。该军的司令，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不顾希特勒的严令禁止，自作主张，开始向西运动。罗科索夫斯基已深刺该军腹部约二百英里。霍斯巴赫明白，如果不且战且退，他的部队将会全军覆灭。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为那些赶着马车或徒步西去避难的五十万东普鲁士人民开辟一条逃生走廊，是自己的责任。

他的顶头上司莱因哈特对此表示认可。然而，在得知东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在几乎毫无挣扎——甚至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便被放弃时，陆军参谋长、东部前线总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发雷霆。古德里安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维斯杜拉河畔，从小便认定俄国是自己最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是个地道的普鲁士人，早已下定决心?要将他的国家从布尔什维克的手中解救出来。尽管如此，当希特勒召其到帝国总理府，指责霍斯巴赫和莱因哈特叛国之时，他还是坚决地替两人辩解。

“他们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元首说，“他们应该立即被解职，还有他们的幕僚。”

“我愿意拿我的右臂替莱因哈特将军担保，”古德里安答道，至于霍斯巴赫，他接着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叛徒。

希特勒对古德里安的说辞毫不理会。他当即免了莱因哈特的职，取而代之的这位非同寻常。不久之前，这个人对自己陷入围困中的部队说：“当形势变得绝望，你们不知所措之时，就以拳击胸，大喊：‘我是一名国社党党员，我能移山倒海。’”这就是洛塔尔·伦杜立克将军。他是奥地利人，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举止潇洒，喜爱舒适的生活。他聪明敏锐，对希特勒应付自如；而对于他的部队来说，幸运的是，他还很称职。

此前，洛塔尔·伦杜立克右方的中部集团军司令刚刚被希特勒剥夺了指挥权。当时古德里安同样对此事强烈反对，尤其是因为继任者是希特勒的爱将之一斐迪南德·舍尔纳将军。

舍尔纳是位身强体壮、乐观开朗的巴伐利亚人。他正需要这些品质来收拾刚刚接手的残局。他的左翼已被朱可夫摧毁，右翼被科涅夫包围着。他开始巡视前线和后方，更换了指挥官，改组了后勤系统，普遍震动了他所视察过的所有机构。在后方，他抽出文职人员，发给他们武器，这让人们对他怨恨不已。而在前线，士兵和年轻军官们，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一位集团军司令，因此，他赢得了下属的极大尊敬。他威胁道，如有逃兵，就地枪决；他答应，将最好的粮食和服装运到前线；他逢人便像朋友一样，轻拍对方的肩膀，这使那些旧式军官非常反感；他辱骂那些在他看来活该挨骂的将军，却把饼干和糖果发给士兵吃。

舍尔纳忠于希特勒，就像内伊元帅对拿破仑一样始终不渝。在1月27日之前，舍尔纳已经通过他极度非常规的方式，将中部集团军拼凑成了一条摇摇欲坠的战线。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一条战线，它一度顶住了俄国人势如潮涌的可怕进攻。当然，他没能堵住朱可夫在他和伦杜利克之间打开的危险缺口。朱可夫，是德国人最害怕的俄国人。

这是古德里安最为担忧的问题。他对希特勒说，要阻止朱可夫的装甲部队那势不可挡的进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立即组建一支应急集团军，去堵住舍尔纳和伦杜利克之间的缺口。古德里安希望，这支队伍可以由陆军元帅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指挥，这是一位杰出骁勇的长官。希特勒同意组建这样一支新集团军，但他认为，魏克斯已经筋疲力尽。“我怀疑他是否还能胜任这项任务，”他说，并且提议，把这项任务交给帝国元首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拥有至高权力的第二人。

东线潮涌 3

首批难民的车队到达了柏林郊区，恐慌的巨浪顿时席卷全城。不过，很多市民仍然相信戈培尔的诺言：几件神奇的武器将在最后时刻拯救德国。值得盟军庆幸的是，V-2型火箭直到去年秋天仍未能付诸大规模使用，否则，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说法：盟军在法国的登陆“很可能被取销”。然而眼下，由三十四岁的维尔纳·冯·布劳恩博士领导，在佩内明德火箭实验中心进行开发的V-2型火箭，正在给伦敦、安特卫普和列日带来浩劫。最近，布劳恩重新审查了一艘多级火箭的初步设计，用带翼的V-2型火箭作为上面的一级。这一级位于助推器的顶端，可以将卫星送入轨道，或是攻打纽约——这是当时更为流行的一种说法。

制造这些神奇武器的负责人之一，瓦尔特·多恩伯格准将，此时正在柏林召开一次会议。他刚刚被委以重任，要负责生产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可以万无一失地摧毁任何企图攻击德国的飞机，并且终结盟军的空中优势。在仔细研究了这一领域中进行过的多次实验之后——由无制导防空火箭到从地面或空中发射的遥控导弹，“多恩伯格参谋部”的十名成员得出了结论：他们成功的唯一机会在于，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少数几个项目上。他们一致同意仅保留四艘制导防空火箭：瓦格纳教授的“蝴蝶”；一艘能达到超音速的类似的火箭；克莱默博士的“X-4”，一种由飞机发射的导弹；以及“瀑布”，一艘正在佩内明德开发的由无线电控制的大型火箭。多恩伯格小组达成进一步的一致意见，所有与制造这些武器相关的工厂、技术研究所和研发中心都要迁至德国境内，尽可能地远离战区。比如，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佩内明德，它很可能将在几周之内被朱可夫占领。

隔着几个街区，那些准备去参加下午的元首会议的人，正走进帝国总理府。军人走一个门，党员们走另一个门。古德里安将军和他的副官贝尔恩德·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一位少校——登上十二级台阶，走到沉重的橡木门前。进门之后，两人要绕段路才能走到元首办公室，直通那里的走廊已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他们从贴着纸板的窗前走过，穿过没有任何壁画、地毯和挂毯的几道走廊和几个房间，最后终于来到了候见厅。警卫们手持冲锋枪站在那里。一名党卫队军官礼貌地要求他们交出随身武器，并且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公文包。自从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伯爵在元首会议开始之前，在希特勒的座椅旁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这种检查已经成了常规的。炸弹爆炸时，两名与会者死于非命。但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从那天开始，甚至对总参谋长，东部前线司令古德里安，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

下午四点，候见厅内已坐满了军政两界的要人，其中包括戈林、凯特尔和他那位能干的作战参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几分钟之后，元首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里面十分宽敞，但装潢却很简单。房间的一端，法式窗户上挂着灰色窗帘，地毯遮住了大部分地面。一面墙壁前的正中央位置，放着希特勒的巨大办公桌；桌后是一把铺着软垫的黑色椅子，正对着花园。高级与会人员坐在厚实的皮椅上，他们的副官和地位较低的与会者或是站着，或是坐在直背椅上。房间里总共有二十四个人。

四点二十分，阿道夫·希特勒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进来。他双肩佝偻，左臂垂悬，跟几个人无力地握了握手，然后缓慢地走向他的办公桌。一名副官向前推了一下他的座椅，他重重地坐了下去。那些只是偶尔见过希特勒的人，会认为他那几乎已经废掉的左手是施道芬堡的炸弹的结果，但事实上，在那次爆炸中受到轻伤的是他的右臂，并且早已痊愈。希特勒在1942年患过一次严重的流感，私人医生特奥多尔·莫勒尔为他注射的药剂最终造成了他的左手局部瘫痪。注射之后，流感完全好了，但是左眼却开始不时地流泪。几周之后，左腿开始感觉麻木，不久又转移到左手。希特勒时常对他的私人司机，党卫队中校埃里希·肯普卡说，这只手只是略感不适，最近自己养成了把手插进口袋里的习惯。

那次爆炸之后，希特勒苍老了许多。这并不是因为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因为他痛苦地得知，这一阴谋中竟然卷入了那么多高级将领。尽管已有数十名嫌犯在一次残酷的清洗中被处决，另外还有数十名在等待审判，但希特勒仍然感觉心神不宁，几乎对所有军官都不信任。与此同时，他又过度地嘉奖那些在7月20日表现忠诚的人。比如，他把奥托·雷默少校擢升为上将，并且一再用动人的言辞感谢凯特尔，仅仅是因为他把自己从瓦砾堆中解救了出来。对于军人的怀疑只是让他进一步靠近了所谓的核心集团——即他的秘书、侍者、军事副官，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他像父亲一样，耐心地倾听他们的私人问题，提出建议或是训斥他们。他对他们的衣食安乐关心有加，给予他们尊严?礼遇。“我是帝国首屈一指的民主人士。”他常这样对肯普卡说。

会议开始了。首先，古德里安对东部每况愈下的惨败作了一份非常现实的报告。希特勒打断他，说道，必须在俄国人解放他们之前，采取措施把萨岗的战俘全部撤离。一位副官离场去传达这项命令，古德里安继续报告。与以往不同的是，希特勒仅提出了几条建议。然而，当西部前线的问题提上议程时，他马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当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用夹杂着很多行话的语言，解释为什么库尔特·斯图登特上将应该继续指挥在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H集团军时，希特勒耐心地听着。戈林说，斯图登特的诋毁者不能理解，他讲话时非常慢只是一种个人习惯。“他们认为他是个傻瓜，但是他们不像我这样了解他……如果能把他调回来，我将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可以给他的空降兵带来士气。”然后他模仿斯图登特那慢吞吞的语气说道：“他说，‘元首……告诉……我的！’我了解他，而其他人不了解……有一天，某人问我，他是不是个傻瓜。我说，‘不，他不是傻瓜。他一直这样说话……’”

“他的确做过一些非同寻常的事。”希特勒承认道。

“那么，如果他能回来，我将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一旦危机爆发，你就会勃然大怒，并且立即将他召回。我期待着那一天。”

“我不会。”希特勒冷冷地反驳道。

戈林继续这个话题。“也许以后他讲话会更慢，这很有可能。但是同样，他撤退得也会更慢一些。”

“他让我想起了费尔斯，我的那个来自荷尔斯泰因的新侍者，”希特勒说，“每次我让他去做什么事，他总得过几分钟才明白。他简直像头牛一样沉默寡言，但是的确工作很努力，只是反应慢了些。”

接下来，话题转移到了西线的另一位司令官，党卫队上将保罗·豪赛尔的身上。

“他看上去像只狐狸……”希特勒思忖着说道。

“像鞭子一样敏捷。”古德里安插嘴道。

“扣动扳机迅速。”凯特尔说。

“……有双狡猾的眼睛，”希特勒继续说道，他的思绪并未被打断。“但是，可能刚刚受到的重伤对他会有影响。”（豪赛尔脸上有一块皮肤被弹片刮掉了。）

“不，他的伤并不是很严重。”党卫队准将赫尔曼·菲格莱因说。他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联络官，以前是个马夫，举止十分粗俗，在武装党卫队里一步登天之后，整个人却变得优柔寡断起来。他之所以受到重用，主要是因为他在东部前线的战绩不俗，同时也与他刚刚娶

东线潮涌 4

了格利特·布劳恩分不开。格利特是爱娃的妹妹，而后者则是希特勒多年的情妇。“如果不是对此事非常有把握，帝国元首（希姆莱）是不会建议任命他（豪赛尔）的。否则，他就会受到指责。帝国元首对这种事是很敏感的。”

“难道我们不是都很敏感吗？”希特勒不无幽默地说。

“但是帝国元首总是受到批评。”菲格莱因坚持道。几名年轻军官强忍住没有笑出声来。背地里，他们都叫菲格莱因“土包子”。

“那只是在把什么事情办糟了的时候。”希特勒咕哝道。

菲格莱因没有意识到元首已经开始不耐烦了，继续笨拙地辩护说：“不仅如此，豪赛尔认为，一个六十五岁老兵的最佳归宿，就是在前线英勇地战死。”

“但是我并不希望这样，”希特勒说，“这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哲学。”

“并非完全如此，”古德里安表示反对，“豪赛尔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无论如何，他甘冒一切风险，”菲格莱因继续道，“他在枪林弹雨中勇敢前进……”

“要是我，肯定会躲起来。”希特勒说。然后，像往常一样，他转移了话题，开始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手下只有一位将军不会躲避——因为他的耳朵不太好使。”过了几分钟，又有件事让他回忆起过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和1916年，弹药限额真是让人毛骨悚然。”接着，他又回忆起他当年的军团的炮火，似乎不愿意正视眼前军事上的惨败。“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发动进攻时，我们就可以尽情开炮。我记得5月9日那天，帕赛瓦尔少校的炮兵接连发射了将近五千发炮弹。他们一整天都在全力开火，也就意味着，每门炮打了一百发炮弹。”

约德尔试图将话题转向平静的意大利前线。

“我不知道……”希特勒心不在焉地低声说。很明显，他一直在考虑另外一件事，因为他突然开口说道：“难道你们没有仔细想过，其实英国人对俄国人的胜利并不是那么高兴吗？”

“他们当然不高兴。”约德尔说。他感觉丘吉尔也像他们一样，意识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

“如果事态继续如此发展，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收到一封电报。”戈林插话道，“他们（英国人）可没想到，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在西线奋力抵抗，牵制他们的脚步。而与此同时，俄国人却日益深入德国境内，几乎攻占了大部分领土。”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因为，和古德里安一样，他也认为，当东线濒临崩溃之时，西线却仍在顽强抵抗，实在是荒谬之至。

希特勒对帝国元帅的挖苦语气置若罔闻，热情高涨地谈论起了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怎样故意让一份情报落入了英国人手中。该情报透露，俄国人正将一支由二十万“彻底感染了共产主义”的德国战俘组成的军队派往德国。“这将使他们（英国人）彻夜不眠，心生警惕。”他得出结论道。

“他们向我们宣战，是为了阻止我们赶赴东线，”戈林说，“可不是想让东线推进到大西洋岸边。”

“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事实上，这毫无意义。英国报纸已经刻薄地追问：‘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会议继续进行。大家漫无边际地谈论着。约德尔就南斯拉夫的战事作了报告。希特勒大谈俄国人的一种新型坦克，并且要设计一种新型炮弹去摧毁它。不久，希特勒和戈林突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降低级别、重新服役的退休军官的地位问题上，两人始终意见相左。戈林，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声名远播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最后一任司令，总是像军官一样看待事情；而下士出身的希特勒，思考起问题来则像个士兵。此外，自从遭遇谋杀之后，希特勒对整个军事系统变得更加不信任。“这整个官僚主义的体系，都应该立刻清除干净，”他尖锐地说道，“机构过分臃肿，文职机关的官僚机构与之相比，简直就是蚂蚁与大象。”

戈林没有理会他，继续激动地争论说，军官们应该量才而用，但是要保持他们以前的军衔。

“但我不能按以前的军衔来使用他们。如果因为某人以前是个上校，于是就把一个团交给他，那就很可能意味着谋杀这三千人。他现在也许甚至连一个班都领导不了。”

“要是那样的话，就让他去当警卫。我已经向我的几位将军提供了这个选择……”戈林不肯松口，于是两人开始像小学生一样争吵起来。希特勒再次重复道，军衔与工作应当相称。帝国元帅立即驳道，“只有一个彻底的杂种才会接受降级。如果他不是，肯定宁愿自杀。”

希特勒试图让他冷静下来，许诺说，即使将退休军官作为中士重新征用，也不会降低他们的饷银。但是戈林大叫道：“我会把钱丢到他们的脸上，对他们说：‘你们让我丢尽了脸！’你知道，直到如今，这仍被视为对一名军官最大的侮辱。”

希特勒可没漏掉“直到如今”这几个字。“并非完全如此，”他气冲冲地说道，“这只是你这种人的看法。”

争论无休止地继续着。古德里安在椅子里心神不宁地挪来动去，不耐烦地想要返回他在措森的司令部，去处理办公桌上那堆积如山的来自东部前线的难题。

“今天，我们正处于紧急状态，”希特勒抑扬顿挫地说道，“我必须为一名连队指挥官设身处地地着想。这个连队指挥官是一名中尉，对于领导一个连队游刃有余。而他的上级虽是一名上校，却根本无法领导一个连队，因为他已经远离此行足足二十五年。那么，让这么一个身着上校军装的人去领导一个排，甚至也许不止是一个排，这将导致多么糟糕的后果？该让那名连队指挥官向这个上校行礼致敬吗？”

“这种根本性的改变会颠覆并且摧毁迄今为止存在的一切。”戈林坚持道，“这种想法至今仍令人难以理解。”

“可在世界其他地方，”希特勒回答道，“早就这样做了。”

凯特尔和陆军人事部首脑威廉·布格道夫陆续举出一些相关的事例支持元首。在三百万心怀报复的俄国人正在东部边境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这些论据几近荒诞。与此同时，古德里安继续坐立不安。

最终，希特勒开始逐条列举他的论据。

“首先，我不能让这些人回家。我不能偏心地征用一些已经五六十岁的不适合的人，却遣散那些服役多年的四十多岁的士兵。这不可能。其次，我不能把部队交给那些没有能力带兵的人。”

东线潮涌 5

戈林打断他的话：“第三，而我，不能告诉那些曾经有能力指挥部队的人……他们不能再带兵了……”

争论兜了一个大圈子，又一次从头开始。

“如果他们有能力，”希特勒说，“他们就可以再去带兵。”

“他们曾经有……”

“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将很快再有。他们唯一需要做的，是重新学习。那不算丢脸。毕竟，我不也得学习如何做一个帝国总理吗？我是政党的领袖，是我自己的主人，然而，作为帝国总理，我必须服从帝国总统。有段时间，我甚至做过布伦瑞克的政府官员。”

1932年，布伦瑞克的一位纳粹部长安排希特勒在政府任职，这样，希特勒就可以自动获得德国国籍。不过，希特勒很不愿意回忆此事。

“但那不是服现役。”戈林简短地回道。突然之间，会场出现了一阵令人窘迫的沉默。

“你怎敢这么说！”希特勒怒道，“我为那个地区做了很多工作。”

尽管流言四起，说因为纳粹德国空军的衰落，希特勒对戈林已经毫无信任可言，但此刻他们这样的一场谈话，让人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仍旧非常亲密，并且凸显了一个事实，帝国元帅依然是元首的合法继承人。

此时，一个传令兵走了进来，把一份报告交给了菲格莱因。这名矮胖的将军吸引了希特勒的注意。“萨岗的一万名英美军官和士官将在两小时内被押送走。”他说。接着，他又补充道，已经通知萨岗以东的另外一千五百名战俘，他们可以留在战俘营，等待俄国人的解放。“他们拒绝了，”他激动地说，“他们愿意为我们而战！”

甚至连约德尔这个老顽固都被菲格莱因的激动情绪感染了。“如果我们能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去对付俄国人，”他说，“那真是太棒了！”

但是希特勒仍有所怀疑。“也许是他们中的某个人说了句类似的话，然后被夸大了。我对整件事非常怀疑。”

“非常好，”菲格莱因说，似乎元首方才表现出的不是怀疑而是热情。“如果这事有可能，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两个年轻的军官互相碰了碰胳膊肘。

“但不能仅仅因为某个战俘这样说了一句。”希特勒厌烦地说道。

下午六点五十分，会议结束了。古德里安和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动身返回柏林正南二十英里的措森。将军早已厌烦了。他们喋喋不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却没有就东部前线的危急局势作出任何重要决策。

东部前线集团军司令之一，斐迪南德·舍尔纳刚刚作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并试图和希特勒通电话。他想方设法地堵上了朱可夫渡过奥得河时在自己动荡不安的北翼打开的缺口，然而另一场危机却出现了，这次，是在他的南翼。在那里，科涅夫正向第十七军发动猛烈的进攻。

舍尔纳匆忙视察了告急地段。他深信，如果不立即撤离，整个部队将会全军覆没。然而，撤退就意味着放弃上西里西亚最关键的工业区，那里是除鲁尔区以外，帝国仅存的最大的工业区和产煤区。希特勒已经数次发电报给舍尔纳，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严禁放弃该区域。但是，无论他做何挣扎，这里终将失守。舍尔纳命令第十七军司令撤退。他告诉他的参谋长沃尔夫迪特里希·冯·胥兰德少将，在自己跟希特勒通话时，让他在分机上监听。

“元首，”舍尔纳开门见山地说，“我刚刚下达了命令，要求部队撤离上西里西亚工业区。”

胥兰德草草记下他们的对话，等待着元首勃然大怒，要求撤销命令，但是柏林那头却悄然无声。

“这些部队已鏖战两周，如今已经筋疲力尽了。”舍尔纳继续说道，“如果我们再不让他们撤退，将会失去整个第十七军，而通往巴伐利亚的公路也将四敞大开。我们要撤回奥得河地区，并驻扎在那里。”

话筒那端是长长的沉默，终于，一个疲惫的声音说道：“好的，舍尔纳，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不得不表示同意。”

在萨岗，几名战俘正在阅读一本恳请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战斗的小册子。

东线潮涌 6

英联邦的士兵们！

美利坚合众国的士兵们！

当前，布尔什维克的强大攻势已经越过德国的边境。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要人们相信，征服西方世界的道路已然打开。无疑，对于我们来说，这将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但是对于英国、美国以及西方文明的维系来说，这同样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向你们提出，作为白人向白人提出……我们确信，你们中间大多数人都了解，欧洲的毁灭——不仅仅是德国，而是整个欧洲的毁灭——将意味着你们自己国家的毁灭……

我们认为，我们的战斗已经同样变成你们的战斗……我们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加入来自那些被共产主义者打垮、征服的东欧国家的上万名志愿者的队伍。那些东欧国家曾经必须作出抉择：是屈服于最残暴的亚洲统治，还是将来在欧洲理念中作为国家而存在。当然，那些理念，大部分是你们自己的理想……

请将你们的决定告知领队的军官，那么你们将享有和我国士兵同样的特权，因为我们期望你们能够分担他们的职责。这远远超越了一切国家的界限。今日的世界，正遭遇着东方与西方的战斗。我们要求诸位仔细思量。

是支持西方的文化，还是支持东方亚洲式的野蛮？

现在，作出你们的选择！

萨岗的战俘们的反应，与更东面的那些战俘恰恰一样——也与希特勒的预期恰恰相同。没有人主动请缨。那些细心地把小册子装进行囊的人，只不过是想留做纪念，或是当做厕纸。

当晚，五个营区的大多数战俘都在为行军做着最后的准备。但是在南营里，却有大概五百人正在观看一场生动的演出：他们的小剧场作品《你不能带走它》。演出厅是战俘们自行设计建造的，座席都是加拿大红十字会的木箱。票需要预订，价格是一块煤砖。脚灯和反射镜都是用大个的英国饼干罐做的。舞台两侧的上方甚至还有悬空的窄道，架着可移动的聚光灯。自从2月份的首演之后，南营的战俘们创作了多出音乐杂耍、独幕剧，以及一些百老汇剧目，比如《首页》、《谈情说爱》，还有《客房服务》。当然，剧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由男人们自愿扮演的。

大厅四角燃着的炉火只能稍解演出厅内的严寒，但是人们沉迷于考夫曼和哈尔特的喜剧之中，忘了身体的不适。七点三十分，前门“砰”的一声打开了，C. G.“罗戈”·古德里奇上校，南营里的高级军官，穿着他手工刻制的木头鞋子“梆梆”地从座席间的通道上走到了台前。他身材矮壮，以前是名美国轰炸机驾驶员，后来在非洲上空跳伞时摔坏了脊梁。他刚登上舞台，厅里立刻一片寂然。

“看守们刚才来了，让我们在三十分钟内到前门集合，”他说，“收拾东西，整队！”

战俘们连忙赶回营房。他们换上干净的内衣、袜子以及最好的军装，彼此没有多说话。那些幸运儿们拿出了替换的鞋子。带不走的食物被狼吞虎咽地“干掉”。大家互相帮着穿上外套，背起背包；把毯子捆在肩上。哈罗德·德克尔中校用皮带把营区秘密电台捆在背上；耳机已经缝在帽子里了。其他人正在掘着坚硬的地面，如果冻得太硬，还得生火烘烤，好取出埋在下面的密码本、地图和钱。

各个营区里的战俘分别站成一队。大家互相检查，系紧背包，然后在寒风中站成一圈，双脚无意识地踏着拍子，等待着——自从入伍以来，他们早已习惯等待。寒风刺骨，没有面罩的那些人感到头疼。三十分钟之后——似乎足有几个小时——大概一百名看守紧紧地扯着十多只狂吠的警犬，开始将战俘们赶出南营。当他们列队走过西营和北营时，他们的战俘伙伴们向他们大喊“再见”、“好运”。当这支两千人的长队终于跨出前门，冒着漫天大雪向西走去时，已经是十点过几分了。

接下来出发的是西营。走出大门时，本已行囊沉重的人们又依次接过一个重达十一磅的红十字会的包裹。他们中许多人只留下了像巧克力和沙丁鱼之类的特殊物品。很快，路边的沟渠里就丢满了食物。

东线潮涌 7

中营里的高级军官德尔马·斯皮维上校告诉营里的战俘们，瓦纳曼将军将走在他们队伍的最前方，他希望大家服从德国人的一切命令。“只要万众一心，我们就能安然无恙。”斯皮维说道，并且警告大家不要试图逃跑。

由于已经上路的人们行进缓慢，所以直到将近1月28日凌晨四点，最后一支队伍才走出大门。

此时，走在这条八英里长的队伍最前端的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已经跋涉了整整七个小时。一阵狂风扬起，再加上足有两英尺厚的雪堆，让迈出的每一步都痛苦不堪。尽管如此，阿尔伯特·克拉克上校，这位1942年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驾驶员，还是不愿丢掉他那两本厚重的德国报纸剪贴簿。他开玩笑说，如果谁能帮他搬书，就送谁一箱苏格兰威士忌。威利·兰福德上校信以为真，临时打造了一架雪橇，现在正拉着书在雪上走。包括克拉克在内的其他六个人轮流跟他换班，因为精明的兰福德把雪橇做得很大，上面放着他们全部的背包。

每隔几个小时，队伍就要停下来。人们在路上挤成一团，两腿伸直，就像坐在一个平底雪橇上。每个人都靠在后面人的身上。没人说话，也很少开玩笑。替换用的鞋子、衣服、纪念品——长期细心攒下来的——都丢在了路边，背包被重新整理了一番。一些人用珍藏已久的信件和日记生起了火。

重新上路后，尽管已经扔掉了很多东西，但背包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了。一个人踉跄了几步，倒在地上。两个伙伴怕他会被枪毙，连忙扶起他，扔掉他的背包和毯子，拖着他继续往前走。不过，筋疲力尽的战俘们只是被拉上了车子。因为现在战俘和看守已经差不多了。看守们也都扔掉了背包。有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素来对战俘们很和善，现在，几乎是由两个美国人在抬着他走，而另一个美国人则背着他的枪。

上午十点左右，先头部队在距萨岗十八英里的一个村子停了下来，在三个谷仓里扎了营。落在后面的人们继续赶路，越来越多的人倒在路上，衣服都被大雪和汗水湿透了。通常，一个同伴会留下来替体力不支的人搓手取暖，直至救援车辆赶到。如果车上已经塞满了人，某个身体状况稍好些的就会下车，让出自己的位置。

下午三点，中营的战俘们抵达哈尔堡镇。再不休息，他们就寸步难行了。他们在刺骨的寒冷中等候，一名德国中士去寻找宿营地。最终，一位教士打开了一座可容纳五百人的路德教堂，接着又打开了停尸房、几间地下室和一所小学校。

一千五百人挤进了教堂，占据了从地下室的厕所到阳台的每一英寸空间。他们紧紧地挤在长凳上，谁也动弹不得；而其他人则睡在长凳下面的地板上。很快，这么多人身体的热量就让教堂里热得使人很不舒服。大家开始不断地挤向门口的浴盆，那里面盛着融化的雪水。黑暗中，抢着去厕所的人甚至更多。但是，要穿过这密密麻麻的人群实在太难了，那些病号还没走到门口就吐在了熟睡的伙伴身上。那些痢疾患者等不及了，拼命地挤进人群。没过几个小时，教堂里的气味便变得令人作呕。想睡觉的和推推搡搡要挤出去的争执起来，几乎酿成了一场恐慌。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安静！”是斯皮维上校。他穿着内衣站在讲坛旁，身边是年轻的丹尼尔牧师。

“如果再让我发现谁打架，”骚动终于平息之后，斯皮维说道，“就让他在外面的雪地里站一整夜。告诉你们，被推、被挤、被踩，甚至被吐在身上，要远远好于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现在，我们待在屋子里，而三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户外，冻得要死。”他让大家帮助病号，谦和对待紧挨着的伙伴。“如果你睡不着，就坐起来想想家里。如果你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就闭上该死的嘴。晚安！”

年轻的牧师走上前来，柔声说道：“你们可曾想过，也许此刻是上帝正在考验我们的信仰？”然后他开始祈祷，请求上帝保护那些病号和疲惫的人们。“给予我们必须的力量吧，让我们得以生存，向着自由与解放继续前进！阿门。”

人们平静了下来，大多数人都睡着了。

恰好在朱可夫针对柏林的主攻路线上，有另一队盟军战俘正在前进。八天前，他们离开了位于波兰什科肯的战俘营，此刻正接近德国边境以西二十英里的乌加滕村。这是一支不寻常的队伍：七十九个美国人，两百个意大利人，其中有三十位老将军，他们是在意大利翁贝托国王投降后被俘的。战俘们的领导者是赫尔利·富勒，美国第二十八师的一名团长。他在阿登战役中被俘时，他的一位士官曾说过：“德国佬肯定会为抓到赫尔利而感到后悔的。”从一开始，富勒就实践了这一预言。在东进的第一天，好像是在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他突然命令大家停下来休息，然后率先靠在了雪堆上。不知所措的看守们从富勒的上级们那里了解到，这个四十九岁的得克萨斯人非常难以对付。他对威胁视而不见，看守们不得不让他来领导队伍的前进。在过去的一周里，富勒一直在想方设法破坏这次向西的艰难撤离；他希望被俄国人解救。因此，现在他们才刚刚到达乌加滕，否则早就应该渡过奥得河了。

德国翻译保罗·黑格尔中尉在一所学校里为战俘们找到了宿营地，并且给他们送来了食物。他曾经在纽约学习银行业务，度过了将近五年愉快的时光。因此，他很亲美。“你跟我们合作吧，”富勒对他说，“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再去美国。”

那天晚上，黑格尔在广播里听到戈培尔正在发表一则安抚人心的报道：虽然东部形势严峻，但我们决无理由恐慌；元首的神奇武器即将臻于完美，俄国人将轻而易举被击退。然而，黑格尔刚刚关掉无线电，就清楚地听见了隆隆的炮火声。

次日，即1月29日拂晓，看守队队长马茨上尉听到不远处传来机关枪的哒哒声，他决定，不被俄国人追上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战俘们丢下。他来到学校，把黑格尔喊醒，然后开始用德文写一张纸条。大概七点左右，他把纸条交给富勒。上面写道：“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国军官丢下，因为俄国重型坦克已经突破防线，并且他们也无力再继续行进。”

“等俄国人赶上我们，你这个杂种，我要跟他们借件武器，追上你，把你杀掉。”富勒厉声说道，假装很愤怒，但实际上，他非常高兴终于摆脱了马茨。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名翻译。他走向正在匆忙着装的黑格尔，拿走他的瓦尔特枪和账簿，说道：“你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然后，他让黑格尔穿上一整套美国军官制服，包括美军的内裤和短袜，还分配给他一个军人身份牌编号。“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美国人了——乔治·马尔鲍尔中尉。”马尔鲍尔不久前从队伍中逃跑了。“别担心，”富勒对茫然不安的黑格尔说，“你一直对我们不错。我会让你平安无事的。”

上校召集了美国人，让大家待在学校里，并且警告他们，如果抢劫，将会受到严惩。马茨离开的消息迅速传开，没过几分钟，乌加滕村的村长便来了。他从富勒那儿得到唯一一个任务，负责食物和其他供给。随后来了两个波兰士兵，说有一百八十五名波兰人愿意为他们效力。富勒接纳了他们。几分钟之后，他又收留了十七名法国俘虏，其中一人会讲俄语。他在村公所为这支不断扩大的部队建立了指挥部，并且命令收缴村中全部武器。一经武装之后，他准备抵御任何来乌加滕的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

富勒的队伍中已有三个人此刻正在与德国人作战。一个星期前，多伊尔·亚德利中校和另外两个美国人逃离了西行的队伍。随后，当一支红军装甲部队追上他们时，红军指挥官搂住亚德利的肩膀，轻拍着他的后背喊道：“美国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斯蒂倍克，雪佛兰，棒极了！”他给美国人拿来伏特加、食物和毯子，并且坚持要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作为好盟友与德国人作战。

1月29日，这三名美国人正在乌加滕附近参与一次红军装甲部队的进攻。突然，三架ME-109飞机向装甲部队俯冲下来。美国人本能地跳进了战壕，这让俄国人大笑不止。俄国人若无其事地站在路上，用步枪、机枪，甚至手枪向飞机开火。部队一刻不停地继续前进，把牺牲的战友留在路上，径直开进了克罗依茨村。在那里，俄国步兵们彻底清除了最后一小撮顽抗的敌人。

到了当天晚上，富勒上校和他的参谋人员已经使乌加滕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除了马茨和他手下丢弃的二十六支步枪和两挺机枪外，他们还从村民手里收缴了所有的猎枪、步枪、手枪和匕首。富勒武装了美国人和一百八十五个波兰人，并在村子四周布置了哨兵。他们在村东挖了散兵坑，把那两挺机枪安置在里面。到九点钟为止，他们已经吓走了好几支德国小分队，并抓获了三十六名散兵。

一个小时之后，睡在村长家二楼的富勒、克雷格·坎贝尔中尉和黑格尔被炮火惊醒了。富勒望向窗外，只见十多辆关着灯的坦克正隆隆地开过来。看上去不像德国人的；高高的轮廓应该是美国的“谢尔曼”坦克。三人还没穿好衣服，前门就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有人在门外喊叫。

“他们喊的不是德语。”坎贝尔说。

“我认为是俄语。”富勒说，“把门打开。”

楼梯上已经响起了喀哒喀哒的脚步声。黑格尔连忙喊道：“美国人！美国人！”

门开了，几个俄国人向三人冲来，猛地将冲锋枪顶上他们的胸膛。富勒一直用手指着隔壁房间的门，俄国人终于明白了，过去找到了亚历克斯·贝尔坦，那个会说俄语的法国战俘，把他带了过来。当俄国人头目马雅丘克上尉得知三人是美国军官时，不禁挖苦地笑了。“美国人怎么会在东部前线？而且走到了红军的前头？”说着，他把枪向富勒的胸口顶得更深。

贝尔坦连忙解释了一番。俄国人紧紧拥抱了富勒，并且亲吻了他的脸颊。他说，不管美国人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富勒说，他需要德国弹药和蜡烛；还想摆脱那三十六名俘虏。上尉说，他可以带走他们，接着试图再次亲吻富勒。然后他说，必须立即对德国百姓实行宵禁，于是富勒叫人找来了村长。村长非常愿意合作，说他会立刻让街头公告员公布下去，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两位盟友向村中的广场走去。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俄国的“谢尔曼”坦克聚集在广场上的教堂周围。那三十六名德国俘虏从一个地窖里被放了出来。其中一个伤得很重，躺在一辆手推车上。正当上尉再次拥抱富勒之时，又是一声枪响。富勒连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1

第二章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希特勒预言英美之间将会有日益扩大的裂痕，这并非基于纯粹的愿望。像1944年，英国人希望仅由一支部队进攻德国北部，而美国人则仍然要求发动更广阔的攻势。艾森豪威尔又一次进行折衷：蒙哥马利做主角，领导主攻；而布雷德利则在南部发动第二攻势。和以前一样，这一折衷方案只是让双方都不高兴。

1月31日，马耳他，在联合参谋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比德尔·史密斯宣读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电报，他向大家保证，自己仍然计划让蒙哥马利以“最大的兵力以及完全的决定权”，从北部渡过莱茵河，然后等待布雷德利和德弗斯迫近这一区域。不过他又补充道，只有“当南方的局势允许我在不过度冒险的前提下集结必需的军队时”，才会采取这一计划。

布鲁克感觉很泄气。对他来说，这封电报不过是又一次试图取悦双方。这只会使本已混乱不堪的局面更加混乱。同时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二流玩家”。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因此，我们又一次被困住了。”

如果能知道马歇尔对当天议程的看法，肯定很有趣。不过，他不写日记。事实上，他甚至很少和自己的部下讨论此类问题。一次，他对自己的密友约翰·E. 赫尔少将，作战师里相对年轻的首脑说，他永远也不会写书，因为他无法使自己直言不讳地评论某些人。

马歇尔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是，他本人没能成为欧洲的盟军总司令。丘吉尔本来属意于他，但是罗斯福听取了莱希、金和阿诺德的意见，认为五角大楼更需要他。后来，马歇尔推荐了一位著名的飞行员，他的前任作战参谋弗兰克·M. 安德鲁斯中将。但不久这位将军便在冰岛死于飞机失事。马歇尔的第二选择是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艾氏还是一位相对无名的准将。有些人说，艾森豪威尔只会对马歇尔随声附和。然而，像赫尔那样的亲密伙伴却声言，如果说二者之间是父子关系，那么马歇尔的确从不独裁。关于这一点，私下了解两人频繁往来的书信内容的任何人都可以证实。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部作出决定，而马歇尔几乎每次都予以批准；即使不同意，参谋长也只是进行询问，而从不批评。

尽管在马耳他会议期间，马歇尔看上去如以往任何时候一般沉着冷静，但实际上，他正强捺着因英国人不信任艾森豪威尔而愈燃愈旺的怒火。他们一再要求给艾森豪威尔配个副手，让其指挥一切地面军事行动。马歇尔担心，这将使他们有机可乘。英国人一直声称，这样一个任命，可以给艾森豪威尔更多的时间，使他能够充分履行总司令的职能。马歇尔始终反对这个建议。几天前，他曾对艾森豪威尔说：“只要我还是参谋长，就决不让他们强加给你一个地面总指挥官。”

那天夜里，布鲁克正准备上床睡觉，比德尔·史密斯突然到访，要和他聊聊天。闲聊了几句之后，布鲁克说，他怀疑，作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是否“足够有力”。这促使史密斯建议两人开诚布公地谈谈——坦率地，非正式地。当然，布鲁克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他开始直言不讳地吐露说，他非常怀疑艾森豪威尔，因为他对战地指挥官们的意愿过分注重。史密斯回答道，艾森豪威尔管理着一批高度个人主义的将军，像蒙蒂、巴顿和布雷德利那样的人，只有软硬兼施才能驾驭。

这丝毫没有引起布鲁克的关注。他说，艾森豪威尔过去经常因为别人的意见而背离自己的目标。他特别擅长协调盟军之间的分歧，然而，他对各方观点的同情，却使他总是被最后一个与之交谈的人过度影响。史密斯尖锐地反驳道，最好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问题提交联合参谋部。布鲁克立刻改口，承认艾森豪威尔具有很多杰出的品质。布鲁克本来不也批准了任命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吗？他说，他所希望的是，史密斯本人能够意识到，将兵力集中在北部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允许布雷德利把针对法兰克福的“第二”进攻变成主攻。

两人放心地分手了。布鲁克确信，作为艾森豪威尔的计划的起草者与执行者，史密斯是同意自己的观点的。史密斯则肯定，布鲁克认为艾森豪威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当总司令。两个人都误解了对方。

当晚早些时候，在总督官邸举行的隆重的正式晚宴上，爱德华·小斯退丁纽斯和丘吉尔谈了话。小斯退丁纽斯现年四十四岁，刚刚接替了患病的科德尔·赫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最年轻的国务卿。不过，与其说谈话，不如更确切地说，他遭受了一场猛烈的口头攻击。丘吉尔用他惯常的尖刻语言说话——会议秘书们必须不停地将其从记录中删掉。丘吉尔责问斯退丁纽斯这个鬼东西公开攻击他最近在意大利问题上的立场，究竟是想干什么。罗斯福的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已经警告过斯退丁纽斯，丘吉尔会在这个问题上“痛击我们所有人”。虽然如此，这位新晋国务卿仍然对首相攻势之猛烈准备不足。斯退丁纽斯有着一头蓬乱的银发，两道浓重的黑眉，让人一见之下印象非常深刻。他曾是美国钢铁公司精干的董事会主席，年薪十万美金。在弗吉尼亚大学上学期间，他曾去主日学校教书，并利用空闲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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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的教众宣读《圣经》。他不吸烟，不喝酒，也不爱好运动——却依然很受欢迎，总是被选为班长。他为人诚恳，做事认真，毫无政治野心。他唯一的渴望就是为国效劳——可以不计报酬。然而，这并不足以使他胜任国务卿的工作。未加准备便涉足复杂的国际事务，这使他难以应付丘吉尔、艾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的职业外交家。

在国务院，他几乎总是听从顾问的意见。有一次，送来一份外发文件要他核定并签字，他唯一的意见是，页边的空白宽窄不合适。不过，虽然某些职业外交家嘲笑他，认为他庸俗呆板，没见识，他却因自己的谦逊与温厚的天性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欢。也许正是这些特质，才让罗斯福选择了他。由于赫尔生病，总统自己做了一段时间的国务卿。比起詹姆斯·贝尔纳斯那种强势者，也许罗斯福更想要一个能够不加争辩地执行自己意愿的人。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罗斯福指示他忠实而精明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随同斯退丁纽斯前往马耳他，并且密切监督他的行动。罗斯福政府的敌人已经公开指责说，斯退丁纽斯只不过是霍普金斯的“傀儡”，并且轻蔑地称他为“白发男孩”。

丘吉尔继续对斯退丁纽斯进行攻击，就好像他本人应该对美国人持续批评英国首相一事负责。首相命令英国驻雅典部队攻打刚刚与纳粹战斗过的共产党游击队，这让美国人有很大意见。丘吉尔说，如果英国没有在希腊驻军，希腊共产党早就已经轻松地夺取了政权。

翌日，2月1日清晨，斯退丁纽斯开始了较为安宁的一天。他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一起，离开英国轻型巡洋舰“H. M. S. 猎户星座”号，到码头上散步，并且准备就雅尔塔会议上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友好的讨论。与他的叔叔不同，艾登举止文雅，性情平和。倒不是说他没有激动的时候。尽管公众以为他是一个温驯、温和，甚至温雅的绅士，事实上，他有时也会勃然大怒。小羊作狮吼，这才最令人惊惶。

上午晚些时候，艾登、斯退丁纽斯和他们的助手在美国人暂住的“天狼星”号上会面，准备重新研究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将采取的立场。艾登认为，美国人过度重视创建世界组织的提议，而对波兰问题有所忽视；除非可以“劝说或迫使苏联适当地对待波兰”，否则“不值得下力气”去创建联合国。

尽管波兰问题起源久远，但当前的危机却可以追溯到1939年8月23日。那一天，令大多数世人都为之惊愕，俄国和德国签署了《莫斯科条约》。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达成协议，两国瓜分波兰，以换取俄国不干涉。9月1日，德国坦克滚滚驶向华沙。两天之后，英国、法国对希特勒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于波兰来说，盟国的参战仅仅意味着道义上的支援。三周之内，德国人和俄国人占领了波兰全境，数十万波兰人被关进纳粹或苏联的集中营。不过，途经罗马尼亚和法国逃至英国的波兰政府，却被西方民主国家承认为合法的流亡政府。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又一次让全世界瞠目结舌：他背信弃义，进攻了苏联。几周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面世。这给抱有各种政治态度的波兰人都带来了新的希望——至少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波兰提供了基础。不久，当俄国对宪章的准则表示认同，许诺“不再扩张，无论是领土还是其他方面”，波兰人的乐观主义似乎有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当战局扭转，红军与德军势均力敌之时，斯大林却坚持说，俄波的边界应东移至分界线——即1919年寇松勋爵在巴黎和会上所建议的那条。这意味着俄国将保留红军在1939年占领的波兰领土的绝大部分。波兰人被激怒了，但是他们的争辩却没能影响丘吉尔。他和斯大林一样，相信战局的戏剧性转变必然会改变政治。罗斯福也有同感。1943年，这两位在德黑兰会议上秘密地答应斯大林，他们会承认寇松线。

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当然不知道这一协定。他前往美国，请求罗斯福亲自做出保证，将支持波兰的权益。两人于1944年6月6日会面，即诺曼底登陆日。罗斯福只字未提寇松线，仅答应波兰将会取得自由和独立。

“斯大林持什么态度？”米科拉伊奇克问道。

“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总统一边点烟一边回答，“在判断俄国人的行动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国际关系方面，苏联政权仅有几年的经验。不过，有一点我很确定：斯大林不是帝国主义者。”他接着说，波兰人必须与斯大林达成谅解。“单凭自己，你们没有任何机会打败俄国。现在让我告诉你，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无意与俄国作战。”罗斯福注意到米科拉伊奇克显然非常担忧，于是补充说：“不过，不用担心，斯大林并不打算剥夺波兰的自由。他不敢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美国政府一直坚定地站在你们背后。波兰在这次战争中不会受到伤害，我会对此负责。”总统力劝米科拉伊奇克尽快会见斯大林，争取达成谅解。“如果事情已经无可避免，”他说，“就应当努力使自己适应它。”

作为强大的农民党的领袖，米科拉伊奇克和大多数波兰人不同，他并不坚持说决不向俄国人作丝毫让步。他同意飞往莫斯科。然而，在途中，他得知斯大林专横地将红军解放的波兰领土，交给了在卢布林新成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气得差点立即返回。该委员会的领导人，不是波兰共产党就是波共同情者。

7月30日，他抵达俄国。简直没有比这更戏剧性的时刻了。科西尤斯科电台刚刚广播了对华沙人民的呼吁，请求他们“积极开展巷战”，协助正在迅速接近的红军。呼吁的最后几句甚是激动人心：“波兰人，解放的时刻即将到来！波兰人，拿起武器吧！决不能错过时机！”当波兰的地下领导人听到这些话语，立刻实行了“风暴行动”。这是一次反对纳粹的全面起义。地下人民军总司令博尔将军（其真实姓名为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下令，战斗将于8月1日正式展开。那一天，约三万五千名装备落后、年龄各异的波兰人攻击了华沙的德国驻军。德国党卫队和警察队伍——包括缓刑期间的罪犯和憎恨波兰人的、变节的俄国俘虏——在党卫队少将埃里希·冯·德姆·巴赫—泽勒维斯基的指挥下，涌进城中，发动了一场极其残忍的运动，企图在镇压起义的同时，将华沙彻底夷为平地。

波兰人坚持战斗，深信近在维斯杜拉河彼岸的红军很快就会解放华沙。然而，几天过去了，俄国人眼看着德国飞机向人民军的阵地俯冲，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射程，却连一次火都没开。

米科拉伊奇克抵达四日之后，终于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勉强答应，如果伦敦的波兰人能够和卢布林的波兰人达成谅解，他可以作出一些让步。于是，米科拉伊奇克与卢布林的波兰人会谈了几次。后者表示同意由米科拉伊奇克担任联合政府总理，但是坚持要让博莱斯瓦夫·贝鲁特，一位公开的共产党人做总统。并且，内阁的十七个席位中，要有十四个由其他共产党人或他们的同情者拥有。在此期间，米科拉伊奇克拼命地尝试为华沙争取军事援助。一次，斯大林对他说，红军受到了德国四个新装甲师的进攻，因此无法跨过维斯杜拉河。但是之后却又说道，无论如何，他听说华沙目前并无任何战事。

在英国和美国，波兰人的困境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舆论。因此，罗斯福不得不批准派遣美国飞机前往华沙的建议。在给人民军空投物资之后，它们将继续飞行，到俄国领土上加油。但是，苏联政府拒绝了这一计划。他们声称，华沙起义“纯属冒险主义行动，苏联政府不能施以援手”。

“如果这确实反映了苏联政府的立场……”W. 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它的拒绝是基于无情的政治因素——而不是基于否认抵抗运动的存在，或是作战行动困难。”尽管遭到了拒绝，罗斯福和丘吉尔仍然继续呼吁为华沙提供援助。然而斯大林立场坚定，发电报给二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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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发动了华沙冒险行动的一小撮意图夺权的犯罪分子的真相，迟早将大白于世。这些异己分子，利用华沙人民的轻信，将实际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暴露于德国的枪炮、坦克和飞机之下。尽管如此，最近不得不应对德国新反扑的苏联军队仍然在竭尽所能地击退希特勒的进攻，并在华沙附近发动大规模的新攻势。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红军将不遗余力地粉碎华沙的德军，并且为波兰人解放该城。对反纳粹的波兰人而言，这将是最好的，真正行之有效的援助。

即使红军真的没有能力解放华沙——这一点极为可疑——斯大林将这场起义说成“冒险主义行动”的拙劣企图仍旧表明，他期望德军彻底摧毁人民军。消灭这些波兰人之后，共产党人控制的卢布林政府要接管战后波兰就容易多了。

1944年10月2日，在六十三天的英勇抵抗之后，博尔将军最终投降了。在这场起义中，约有一万五千名人民军战士阵亡，另有二十万波兰人民与他们一起战死。整个华沙几成废墟。一周之后，丘吉尔抵达莫斯科，试图为苏联在东欧、南欧扩张所引起的新问题，寻求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伦敦的波兰人仍旧在强烈指控斯大林对华沙的背叛，因此，丘吉尔担心他们会扰乱三巨头之间的有效关系。此时，米科拉伊奇克已懊恼地飞回伦敦。丘吉尔发电报给他，坚持要他带一个代表团再来莫斯科，与卢布林的波兰人继续磋商。

尽管非常不情愿，米科拉伊奇克和一队伦敦的波兰人还是在几日后抵达了莫斯科。然而，他们只是受到了又一次打击。在10月14日的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泄露了这个秘密：罗斯福早在德黑兰会议上便已接受了以寇松线作为边界。米科拉伊奇克不愿置信地转向丘吉尔和哈里曼，希望得到他们的否认。然而他们尴尬的沉默足以说明一切。伦敦的波兰人使出他们最擅长的手段——激烈地抗议。而丘吉尔只是同样激烈地回应道，他们的愚顽将会“毁掉欧洲的和平”，并且触发与俄国的战争，将有两千五百万人因此而丧生。“你们在为什么而战？”他吼道，“为了被镇压的权利？”

米科拉伊奇克愤愤不平地要求跳伞到波兰，加入地下工作者的队伍中。“我宁愿为了祖国的独立而战死，也不愿将来当着你们英国大使的面被俄国人绞死！”

虽然一时怒火难抑，米科拉伊奇克很快就意识到，必须作出妥协。回到伦敦之后，他催促流亡政府与莫斯科达成一项新协议。不出所料，他们拒绝背离《大西洋宪章》；同样不出所料，丘吉尔随后对米科拉伊奇克说：“如果一月份你听从了我们的忠告，接受寇松线，如今就不会有卢布林那些讨厌的波兰人！”丘吉尔威胁要对伦敦的波兰人“撒手不管”，因为他们过分顽固。米科拉伊奇克深受刺激，问道：“在联合国的这么多国家里，为什么只有波兰要承受领土的牺牲，而且如此迅速？”

“好吧，那么，”丘吉尔讽刺地答道，“就让卢布林的波兰人继续掌管波兰的事务，因为你并不想从他们手里接管。”伦敦的波兰人控制战后波兰的唯一途径，他说，就是马上就寇松线达成妥协。若能如此，他们便将获得英美两国的支持。“除非今明两天你给我一个答复，否则，我将认为一切都已了结。如果波兰政府不能作出任何决定，那它实际上就并不存在。”

“倘若没有任何适当的保证，我无法说服我的同僚们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米科拉伊奇克回答道。

“我受够了！”丘吉尔嚷道，“你只能在一件事上讨价还价——寇松线。”

“这太强人所难了，”米科拉伊奇克指出，“毕竟，这关系到让五六百万波兰人迁徙到那些波兰的新地区去，同时，还要让七百万德国人从那里搬走。”

“那你回伦敦是干什么来了？”丘吉尔像个狂怒的小男孩一样跺着脚，又发出几个威胁，然后突然问道，“你是否准备明天晚上动身去莫斯科？”

“不，我不能去。”

“后天呢？”

米科拉伊奇克认为，他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取得流亡政府的同意，作出新的妥协。

丘吉尔甩开一切拘束，狂乱地挥动着双臂，大叫道：“如果你持否定态度，那就勇敢地说出来！我将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你。你已经白白浪费了整整两周时间，无休止地争论，却毫无所获。这将导致什么结果？今天，我最后一次告诉你。过了今晚，我将不再和你谈话！”

米科拉伊奇克将这一切报告给他的内阁，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们拒绝仓促作出决定。左右为难的米科拉伊奇克递上了辞呈。

正是在这一争论、怀疑与密谋的背景之下，2月1日早晨，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在“天狼星”号上商讨起了波兰问题。斯退丁纽斯认为，承认共产党人控制的卢布林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波兰政府，会在美国引起极大愤恨。艾登表示赞同：英国人也不能承认卢布林。对他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波兰成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并保证一旦条件允许，便立即进行自由选举”。会谈结束之后，艾登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已就“一切主要问题达成了共识”，他已尽力“向斯退丁纽斯强调，这次轮到他们（美国人）来挑起担子了。我们本应全力支持他们，但是现在需要换手。我们双方都必须竭尽全力”。

当联合参谋部下午开会再次讨论西线战事之时，外交官之间的和谐却被军人之间的新摩擦取而代之了。马歇尔要求举行秘密会议，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开诚布公地讨论。会议秘书们离开房间之后，马歇尔竭力劝说大家接受艾森豪威尔的进攻计划，不要再多加异议。布鲁克断然拒绝了，仅仅同意会“注意一下”。

这次会晤的本意是要为雅尔塔会议做准备，谁知却制造了一场危机。

几个小时以后，斯退丁纽斯和霍普金斯，与丘吉尔和艾登在“猎户星座”号上共进晚餐。丘吉尔表示了对受难人民的关心；凝视世界，他只看到了悲痛与流血。最后他说，战后的和平与稳定，依赖于英美两国的紧密和谐。

这并非他的悲观情绪的唯一实例。三周之前，他曾致电罗斯福：

……强大的同盟国正日益分裂，战争的阴影在我们面前无尽地拉长。在这样一个时刻，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现在，我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束可能会被证明比上次战争的结束更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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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电报发出之后，不仅三巨头，就连其他的西方伙伴都变得更加四分五裂。除非英美两国能在第二天便解决它们的分歧，否则，在雅尔塔获得任何持久性成功的希望都将非常渺茫。

2月2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美国巡洋舰“昆西”号通过了瓦莱塔港口入口处的防潜艇网。这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早晨。航道两侧都是拥挤的人群；他们来这儿是为了看看坐在舰桥上那个身着棕色大衣，头戴粗花呢帽的人。“昆西”号缓缓驶过停泊在那里的“猎户星座”号，温斯顿·丘吉尔——身着海军制服，嘴里叼着雪茄——向其挥手示意。坐在舰桥上的人挥手还礼。当人们转向罗斯福时，突然一片寂静。艾登想：这是这样的一个时刻，所有人仿佛都静止不动，人人都意识到了历史的标记。

突然，寂静被打破了：一队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在头顶呼啸而过，枪炮隆隆致礼，港口停泊的船只上，乐队都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

富兰克林·D. 罗斯福抿嘴一笑，对欢迎的阵势显然很满意。这是他一生中权力巅峰的开始。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和另外两人将拥有一个空前的机会，来创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岁月与痛苦都写在他的脸上。但同样可以看到的，还有他的决心与自信。在华盛顿与罗斯福夫人道别时，他重申了自己对雅尔塔会议的高度希望。“我能够在巩固我与斯大林元帅的私人关系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他对她说。

尽管病痛缠身，他仍决定继续工作，以保证这个世界持久与公正的和平。他与丘吉尔的关系非常值得注意。两人亲如手足，同时也有着兄弟般的复杂情感。1940年，英国处于生死存亡的致命关头，罗斯福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冒险，根据《租借法案》对英国施以援手。然而，在救助了自己的兄长之后，他却一直就殖民主义的不道德问题对其大加指责。英国官方保证“在英联邦范围内实现自治”。罗斯福对此充耳不闻，仍然决定要帮助殖民地人民——包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人民——取得最终的自治。

“我认为你正在试图搞垮大英帝国。”一次丘吉尔私下对他说。的确如此。“殖民体系就意味着战争，”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艾利沃特吐露说，“剥削印度、缅甸、爪哇的资源；掠夺这些国家的所有财富，但是从不回馈他们任何东西，比如教育、像样的生活条件、最低限度的卫生条件——而你们正在做的一切，就是在和平得以实现之前，否定任何以和平为目的的组织体系的价值。”

不过，殖民主义只是他将在雅尔塔面对的问题之一。就在离开美国之前，他召见了伯纳德·巴鲁克，想征询一些意见。“伯尼，昨天晚上，我实在受够了那些人。”他这样说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自己双手颤抖。他表示，希望自己能在克里米亚会议上，为世界和平打下基础。

布鲁克曾率真地描述自己为“显而易见的善于阐明事理的专家”。他早有准备，将一封写有自己建议的信交给了罗斯福：

在《圣经》里，历史上，都不乏这样的使命，无数人们都不遗余力地去帮助自己的同胞。

从没有任何一项使命，像您即将着手进行的这项一样，充满了如此之多的可能性。

您肩负的不仅是世界的希望，您还有机会通过实现和平，使先前的一切尝试都取得成功，并在和平中开花结果……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您的使命必须成功。我会为那些寄希望于您的人们祝福祈祷，我知道，您不会让他们失望。

罗斯福深受感动，他说，他会让他的秘书埃德温·“帕”·沃森少将在每次会议之前为他朗读此信。“我不能带你一起去，伯尼，”他说，“你容易晕船。但是我向你承诺，我不会为和平条约作任何妥协。当我最终签署和约时，你一定会坐在爸爸身边。”

“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巴鲁克劝他，并用胳膊搂住总统的肩膀——这是他第一次被感动得和总统如此亲密。“并且要记住，”他补充说，“不管您坐在哪里，都是正座。”

罗斯福不禁热泪盈眶。他低下头，好掩饰这种异乎寻常的感情的流露，然后默默地坐下了。

2月2日上午十一点刚过，乔治·马歇尔向总统作了报告。在场的还有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马歇尔和金看到总统憔悴枯槁的面容，不禁大吃一惊。罗斯福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担心，饶有兴致地倾听着二人描述与英国参谋长们不愉快的会晤，以及英国人对布雷德利渡过莱茵河问题的强烈反应。

总统要了一张地图，仔细察看一番之后，他说，他对那里的地形很了解，因为他曾在波恩和法兰克福地区骑自行车旅游过。因此，他由衷地赞成艾森豪威尔的计划。马歇尔和金不想让总统太过疲劳，半个小时后就离开了。登上送他们上岸的驳船之后，他们仍然因总统的面容而震惊，不禁惊愕地彼此对看了一眼。不过当着船员的面，他们只是摇了摇头。

正午时分，丘吉尔在艾登和女儿萨拉的陪同下登上了“昆西”号。在接下来的午餐中，虽然病痛尚未痊愈，首相却仍凭他敏捷的思维、机智的言辞主导了谈话。罗斯福提到，丘吉尔一直没在《大西洋宪章》上签字，他却在自己的那份文件上签了首相的名字。他开玩笑地说，希望丘吉尔将来能在文件上签字，以使宪章真实有效。丘吉尔幽默地回答，最近他阅读了《独立宣言》，高兴地发现，宣言的内容都包含在宪章之中。

午饭后，艾登对斯退丁纽斯说，他认为总统比去年秋天在魁北克会议上看上去轻松多了。但是，他却在日记中写道：“……他给人体力日渐不支的印象。”不过，斯退丁纽斯并未因艾登的安慰而感到放心。他仍清楚地记得，在最近一次就职演说中，罗斯福的整个身体和双手都颤抖得厉害。并且，就在刚刚的午宴上，罗斯福还说，在前来马耳他的航行途中，他每晚都要睡十个小时，可还是觉得“没睡醒”。

当天下午，总统和他的女儿受马耳他总督的邀请，在岛上做了一次三十英里的悠闲之旅。总统后来在日记中记录道：“天气宜人。”这一愉快的间歇让罗斯福重新精力充沛。六点钟，他在“昆西”号上的军官起居室初次会见了丘吉尔以及联合参谋部。和往常一样，大部分时间都是丘吉尔在讲话，罗斯福很少发言，只是不时地点点头。当丘吉尔爽快地通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关于西线战略的棘手问题便出人意料地轻松解决了。不过，首相解决一个问题，只是为了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而这正是马歇尔长期以来一直担心的：他建议任命驻意大利盟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指挥一切地面军事行动。美国参谋长们坦率地说不。丘吉尔没被吓住，又建议一旦渡过莱茵河，便由蒙哥马利指挥绝大部分部队。美国参谋长们再次说不。丘吉尔平和地接受了他们的拒绝。会议暂时中止了。

正当马歇尔等待上岸时，罗斯福将其召回。罗斯福说，丘吉尔仍然极其渴望任命亚历山大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马歇尔回答说，他永远不会赞成这一举措。然后罗斯福让他走了。

当天早些时候，在比利时的斯帕，布雷德利向美国第一军、第三军和第九军的司令——中将考特尼·霍奇斯、乔治·巴顿和威廉·辛普森——传达了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当得知蒙哥马利将担任主攻，而辛普森的第九军仍将由他指挥时，他们的反应都在意料之中。

他们三人是老朋友了，有着很多的共同经历。他们的军人生涯的开端都不顺利。在西点军校时，辛普森的毕业成绩是他们班最差的。而巴顿和霍奇斯1905年考试不及格，成了下级生。巴顿最终和辛普森一起在1909年毕了业，但霍奇斯则因数学“有所欠缺”，不得不再次从头开始，作为普通士兵进了正规军。他们都曾在墨西哥追击过潘乔·比利亚，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三人的个性差异很大，但都同样积极进取，非常称职，急于毫不拖延地立刻粉碎德军。

他们听着布雷德利继续解释，不由得越来越沮丧。布雷德利说，霍奇斯和巴顿可以继续向齐格菲防线——即德国人所说的“西部壁垒”——发动有限的进攻，直到蒙哥马利的大规模进攻启动。在那之后，战役就只能随机而动了。

巴顿火了。他说，他和霍奇斯更有可能率先到达莱茵河。此外，他对英国军队的攻势并不持过高的评价，他确信霍奇斯对此也会表示赞同。巴顿认为，这样结束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是种愚蠢且可耻的方式。那些该死的师，哪个都应该发动进攻。如果真能如此，那些德国佬恐怕没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5

关于雅尔塔会议上将要考虑的政治问题，罗斯福一直对艾登和丘吉尔避而不谈，这让两人很是不安。当晚，在“昆西”号上安排了一次小型晚宴，以期补救这种局面。斯退丁纽斯感到，在波兰、联合国，以及德国的处置问题上，“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态度”都已阐明。然而艾登却很悲观。对他而言，所有问题都没有找到答案。他在日记中写道：

……甚至不可能接近问题的实质。后来，当哈里（霍普金斯）进来时，我相当尖锐地对他提及此事。我指出，我们即将召开一次决定性的会议，然而迄今为止，却既没有就我们届时要讨论什么达成一致，也没有决定该如何与虎谋皮，但是老虎却肯定清楚哈里的打算。

艾登认为，总统“心思莫测”。而且他和丘吉尔都为英美两国首脑没能进行真正的磋商而焦虑不安。

晚宴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赶赴卢卡机场，准备乘飞机去与斯大林会晤。首相登上他的四引擎“空中霸王”，上床休息了。而总统则仍旧坐在轮椅上，被人推进一架特殊电梯里，然后直接升进了他那架改装过的C-54飞机。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架飞机。除了不喜欢飞行的单调之外，罗斯福还认为，专门为他造一架私人飞机，是一项没必要的开销。尽管如此，此刻他却轻松而兴奋。前方是新的冒险。不久他被告知，飞机要几个小时后才起飞，于是他也去睡觉了。

夜色清冷，繁星满天，七百名准备飞往雅尔塔的与会者登上了二十架美国“空中霸王”和五架“约克”飞机。黑暗的飞机场上，气氛非常紧张。因为，美国情报部门报告说，希特勒已得知三巨头会议的确切地点。三天前，由亨利·迈尔斯中校进行的试航差点毁于一场灾难。飞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萨基机场着陆后，迈尔斯发现机身上有很多高射炮打出的枪眼。也许是顺风曾把他带到了德国人占领的克里特岛上空，也许是土耳其炮手们误把他当成了德国人。

晚上十一时三十分，卢卡下起了冰冷的细雨，第一架飞机启程前往萨基，全程一千三百七十五英里。其他的飞机拉开均匀的间距，相继起飞。他们的飞行计划要求，先向东飞三个半小时，然后向北转弯九十度，避开克里特岛。总统的座机于凌晨三点三十分出发，丘吉尔的座机紧随其后。没有护航机，灯光全部熄灭，巨大的运输机很快就消失在了细雨蒙蒙的黑暗之中。随着引擎的嗡嗡声逐渐消失，在将近七个小时之内，美国总统的命运将无人知晓；所有飞机都严禁使用无线电通话。

前一半航程平安无事。但是不久，六架P-38战斗机在希腊山区上空与罗斯福的C-54会合，随后，这七架飞机的机翼上都开始结冰。一架P-38的一个发动机失灵了，离开机群，返回了雅典。特工人员十分担心，考虑叫醒总统，让他穿上救生衣。但是，危险过去了。克里米亚时间（比马耳他时间早两小时）刚过正午，飞行员对准萨基机场附近的一个无线电发射台做了个九十度的转弯——这一动作表示自己是朋友。

十二点十分，罗斯福的座机在一条类似砖地的水泥跑道上着陆，然后滑过覆着冰的狭长路面，在离尽头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田野里没有树木，空荡而阴沉。当飞机滑向停机坪时，机上乘客可以看到身着漂亮制服的俄国士兵站在机场周围，手里握着冲锋枪。一个红军精锐团立正站好，一支大型军乐队奏起了威武的乐曲。外交委员维亚切斯拉夫·M. 莫洛托夫、大使哈里曼和斯退丁纽斯登上飞机，欢迎总统，并告诉他斯大林元帅尚未抵达克里米亚。

十二点三十分，首相的“空中霸王”在六架P-38的护送下降落了。丘吉尔走向罗斯福的座机，看着他乘电梯下了飞机，然后由警卫队长迈克尔·赖利搀扶着上了一辆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美国吉普车。仪仗队队长向两位西方首脑致欢迎辞，乐队奏起《星条旗永不落》。吉普车从队伍前面缓缓驶过，丘吉尔在一旁步行，他的嘴里叼着一支八英寸长的雪茄，就好像一门小钢炮。

随后，罗斯福换乘一辆轿车，前往七十五英里外的雅尔塔。一路上没有任何其他车辆，很多武装哨兵身着厚重的长大衣，系着腰带，以一百码的间隔依次站在路边。一些哨兵戴着羊皮帽子，其他人的帽子都是鲜亮的绿色、蓝色，或者红色。总统的豪华轿车经过时，每个哨兵都迅捷地行持枪礼。安娜·伯蒂格拽了拽父亲的袖子。“看！”她惊奇地说，“有那么多女孩！”站在十字路口的是些穿着制服的女孩，每个人都拿着两面旗子，一面红色，一面黄色。如果路上很安全，巡逻的女孩就用黄旗指一下轿车，然后将两面旗都塞进左边腋下，用右臂轻快地行礼。这让美国人印象深刻，也使他们对总统的安全放心多了。

路程的前三分之一是绵延起伏、积雪覆盖的旷野，让人不禁联想起美国的大平原。不过，与美国不同，这里的田野里点缀着很多被击毁的坦克、烧坏的建筑、炸坏的货车，以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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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其他痕迹。车子经过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之后，开始沿一道崎岖的山脊蜿蜒而行。从另一侧下山之后，车队开过了黑海边的许多农庄，然后沿着海岸向南驶去。晚上六点左右，车队穿过雅尔塔，继续南行两英里，最后抵达利瓦吉亚宫，这里将成为罗斯福的大本营。这座宫殿有五十个房间，由克拉斯诺夫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设计，于1911年沙皇尼古拉在位时建造。这座巨大的白色花岗岩建筑物矗立在海拔约一百五十英尺的基石上，临着浩瀚的大海和陡峭的群山。在斯退丁纽斯眼里，这是一幕让人无法呼吸的景色，使他想起了太平洋海岸上的某些地方。

革命成功之后，利瓦吉亚宫改成了工人阶级的结核病疗养院。德国人将其洗劫一空，甚至连墙上的嵌板都拆了下来，只留下了两幅小的油画和成群的蟑螂。在过去的十天里——在大使哈里曼的女儿凯蒂的监督下——俄国人从莫斯科大饭店运来各种家具设备，还调来一大队泥水匠、管道工、锅炉工、电工，以及油漆匠，将毁坏的窗户和墙壁整饬一新，并且修理了供热总站。至于蟑螂，则留给了爱干净的美国人。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条美国海军辅助舰“卡托克廷”号的船员们，彻底消灭了这里的蟑螂。

罗斯福住在一楼的一间套房里，配有私人餐厅；这里原来是沙皇的台球室。马歇尔分到了皇帝的卧室。风趣的金上将则占据了皇后的闺房，而他的同僚们一直不让他忘记这一点。然而，虽然这里非常奢华，对于这二百一十六名美国人来说，却有一个巨大的困难：只有罗斯福拥有私人浴室。俄国女仆们在进入其他的浴室时都不敲门，对吓了一跳的美国男人们的尴尬完全视而不见。

丘吉尔和他的随行人员没有马上离开机场，而是跟随莫洛托夫来到了一个暖洋洋的大圆帐篷。帐篷里有数张自助餐桌，上面摆满了热茶、伏特加、白兰地、香槟、鱼子酱、熏鲟鱼、熏鲑鱼、白煮蛋、黄油、奶酪和面包。

饭后，大家上路了。前往雅尔塔的这段路程，他们比罗斯福多花了一倍的时间。中午，某个精明的参谋准备了三明治，吃过之后，他们又在雅尔塔以北的海滨小城阿卢什塔停了下来，莫洛托夫在那里招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客气的英国人不得不尽力装出饥饿的模样，肚子都快要撑破了。他们从罗斯福的利瓦吉亚宫大本营前驶过，继续前行了六英里，到达了约索波夫大公的宫殿，斯大林将在那里下榻。英国人继续沿着海岸南行了四英里，来到了他们自己的住处，沃隆佐夫宫。虽然这里不如利瓦吉亚宫那么大，却非常舒适豪华。从一侧看上去，它很像一座苏格兰古堡，而从另一侧看上去，又像一座摩尔式宫殿。与之相称地，大门两侧刻着两只雄狮。而在餐厅里，丘吉尔看见了一幅非常眼熟的油画。“我知道我以前见过这个。”他对汤普森司令说。那是赫伯特家族的一幅肖像，他曾经在威尔顿看见过；沃隆佐夫大公的一个姊妹嫁进了赫伯特家族。

和利瓦吉亚宫一样，这里的家具、设备和工作人员全来自莫斯科。当丘吉尔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走进宫里时，他认出了两个曾经在莫斯科国家饭店为他服务过的侍者。他对他们露出微笑，但对方却不予理睬，这让他大惑不解。不过，当只剩下他们三人在场时，两个侍者却双膝跪地，亲吻他的手——然后匆匆起身，一言不发就离开了。

在决定希特勒德国命运的会议即将召开前夕，纳粹自己仍然在审问那些之前试图结束第三帝国却未能成功的人们。人民法庭已经证实有数百名被告参与了“七·二○”阴谋。其中包括前莱比锡市市长卡尔·格德勒，正是他在1943年写了那封致德国将军们的秘密信件：

……认为德国人们的道德力量已经耗尽，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不过是有人蓄意削弱了它。救赎的唯一希望在于，清除秘密与恐怖，恢复正义与正直的政府，从而为伟大的道德复兴铺平道路。我们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德国人民将会像过去一样渴望正义、正直和诚实。同样，像过去一样，少数几个不这样希望的堕落分子，应由国家的合法政权进行约束。

最有用的解决方式是创造条件，即使只有二十四小时也好。在这些条件下，才能说出真理，恢复信心，相信正义和法治终将重获胜利。

2月3日，诉讼进程照常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佛莱斯勒主持。此人精明、能干、言辞锋利。年轻时，他曾是名热情的布尔什维克，因此被希特勒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实践了这一称号。他身兼公诉人与法官二职，对被告嘲笑、攻击、恫吓，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之时，他便扯开嗓子大喊大叫。当他责骂地主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斯门津时，就连法庭尽头都可以听见他刺耳的声音。但是克莱施特丝毫未被激怒，反而骄傲地承认，自己一直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坐在被告席上的其他犯?默默地倾听着，期望自己也能以同样的尊严面对法庭。克莱施特的回答让佛莱斯勒惊慌失措，他突然宣布拒绝受理这一案件，开始审理律师出身的年轻参谋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案。施氏不仅是“七·二○”阴谋的参与者之一，还曾于1943年3月在希特勒的座机里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不过，炸弹没有爆炸。被捕之后，他饱受折磨，但却始终既没有认罪，也没有招出同谋。刽子手们用大棒毒打他，往他的指甲缝里钉进大头针，还把一个满布尖钉的烟囱形状的东西按在他裸露的腿上扎他。

佛莱斯勒挥舞着一个装满施拉布伦多夫的“罪证”的文件夹，对他吼道：“你是个叛徒！”这时，空袭警报响了，审判匆匆中止。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脚镣，集合起来押送进了一个防空洞。佛莱斯勒也进去了。大约两万五千英尺的高空中，美国空军第八军的上千架“空中堡垒”开始投掷炸弹。施拉布伦多夫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重击，确信这就是“世界末日”。而当烟尘散尽之后，他看见原来是一根大梁掉了下来，压在佛莱斯勒和另一个审判员身上。医生被叫来了，但是佛莱斯勒已经死了。施拉布伦多夫看见了无生气的佛莱斯勒仍然紧紧攥着他的“罪证”材料，心头涌上了一股苦涩的胜利感。他对自己说：“上帝的方式如此神奇。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他死了，我活着。”

盖世太保把施拉布伦多夫、克莱施特和另一名被告推搡出了防空洞，押进一辆小汽车，送往盖世太保的监狱。这时刚过正午，但天空却已被烟尘染得一片昏暗。到处都着了火，就连艾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9号的盖世太保大楼——他们的目的地——也在熊熊燃烧。不过防空洞只受到了轻微的损坏。施拉布伦多夫从另一个犯人威廉·卡纳里斯身边走过时，对他喊道：“佛莱斯勒死了！”卡纳里斯是最高统帅部情报处的前处长，一直策划反对希特勒。

这一好消息迅速在犯人中间传遍了——其中包括前陆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上将和军事检察官卡尔·沙克。幸运眷顾了大家，在下一次开庭之前，盟军便将解救他们。

在利瓦吉亚宫，从不相信德国有强有力的地下组织的罗斯福，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平静地准备了一夜。次日清晨，在一个向着海面的阳台上，他会见了自己的军事顾问们，就下午的首次三巨头会议做了最后一次情况汇报。海军上将威廉·莱希说，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允许艾森豪威尔直接与苏联总参谋部沟通。马歇尔指出，像英国人所坚持的那样，事事经过联合参谋部，已经不再可行——那样会浪费过多时间，而眼下俄国人距柏林仅余四十英里。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将要离去时，大使哈里曼和斯退丁纽斯与国务院的三名官员一起来到了阳台上。这三名官员是：弗里曼·“多克”·马修斯、查尔斯·“奇普”·波伦和阿尔杰·希斯。斯退丁纽斯力劝参谋长们留下，听听国务院的外交立场。在马修斯频繁的提示和建议下，斯退丁纽斯列举了他认为三巨头应该考虑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波兰问题、联合国组织的建立、对德国的处置、对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分歧的解决。唯一没有参与讨论的是希斯。

总统同意代表团的看法，认为对卢布林政府应该不予承认，并且要求准备一份关于波兰的文件，以便交给丘吉尔和斯大林。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7

当天上午，斯大林经过乏味的长途旅行，从莫斯科乘火车抵达了这里。下午三点，在赶赴利瓦吉亚宫参加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途中，他在沃隆佐夫宫停下来，对丘吉尔做了礼节性的拜访。斯大林表达了他对战争局势的乐观；德国即将煤尽粮绝，运输系统也已被毁掉。

“如果希特勒向南运动——比如说，撤到德累斯顿，”丘吉尔问道，“您准备怎么做？”

“我们将紧追其后。”斯大林平静地回答。然后，他又补充说，奥得河已不再是障碍。不仅如此，除了古德里安，希特勒已将他最好的将军们弃置不用——“他是个冒险分子。”纳粹将十一个装甲师留在了布达佩斯周围，实在是很愚蠢。难道他们没发现吗？德国已不再是世界强国了，没有能力再到处布兵。“他们会及时明白的，”他冷冷地作出结论，“不过那已经太晚了。”

斯大林告别了丘吉尔，与莫洛托夫、一名翻译一起，乘坐那辆黑色的普斯卡尔德大轿车继续前往利瓦吉亚宫。他们还要去拜访罗斯福。四点十五分，会议计划开始的四十五分钟之前，他们被请进了总统的书房。除了总统之外，能讲一口流利俄语的波伦是唯一在场的美国人。罗斯福首先向斯大林致谢，感谢他尽力为自己提供舒适便利的居住条件。接着，他开玩笑地说道，在航程中，大家打了很多赌：俄国人能否在美国人到达马尼拉之前抵达柏林？斯大林承认，很可能是美国人率先达成目标，因为“目前，奥得河战线正在进行艰苦的战斗”。

罗斯福对斯大林说，在横跨克里米亚的旅途中，他因那里受到的严重破坏而感到非常震惊。这让他对德国人比一年前“更加嗜血成性”。“我希望您能再次为五万德国军官被歼灭而举杯。”他说。斯大林回答说，对于德国人，所有人都比过去更加嗜血成性。和乌克兰比起来，克里米亚受到的破坏简直微不足道。“德国人都是野蛮的畜生。他们似乎对人类的一切创造性成果都怀着刻骨的仇恨。”

简单地讨论了战局之后，罗斯福问斯大林，他和戴高乐十二月份在莫斯科会面时，相处得怎么样。

“我并没发现戴高乐是个很复杂的人。”斯大林回答，“不过我感觉，他在这点上有些不切实际：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没打过几次仗，却要求与挑起作战重担的英美俄享有同样的权利。”

罗斯福不喜欢这位法国首脑，仅仅把他看成甩不掉的麻烦。他咧嘴一笑，透露说，在卡萨布兰卡，戴高乐曾将他自己比做圣女贞德。斯大林颇为欣赏这则趣事，不禁微笑了起来。和丘吉尔在一起时，斯大林总是以礼相待，而对罗斯福，他则更为亲切。事实上，斯大林和罗斯福相处得非常融洽，甚至可以彼此吐露些秘密。罗斯福告诉斯大林，最近谣传，法国并不打算马上吞并德国领土，而是希望将其置于国际控制之下。斯大林摇摇头，将戴高乐在莫斯科告诉他的重复了一遍：莱茵河是法国的天然边界，他希望法国军队常驻该地。

这次交换意见让罗斯福很放心。因此，他宣布，他要讲一些欠慎重的话，一些不会当着丘吉尔的面说的话：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人希望能有二十万法国军队沿法国东部边界驻扎，从而，在英国人集结自己军队的同时，这支队伍可以拖延德国人的任何进攻。“英国人是个独特的民族，拿着蛋糕，既想留着又想吃。”

罗斯福继续透露，在德国占领区的问题上，他和英国人之间遇到很多麻烦。斯大林洗耳恭听。“您认为法国应该拥有占领区吗？”他问总统。

“这主意不坏，”罗斯福答道，继而又补充说，“不过只是出于好心。”

“那将是给他们一个占领区的唯一原因。”斯大林坚定地回答道。一直没出声的莫洛托夫此时以同样的坚定对斯大林的看法表示赞同。他是个沉着、冷静的谈判代表。罗斯福给他起了绰号，叫“石头驴”，因为他可以一直坐在谈判桌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同一项提案。

总统注意到，还差三分钟就到五点了，于是建议大家前往隔壁的会议室。三大国的军事参谋人员已经开始入场；参加此类会议时，他希望看到自己进场的人越少越好。他坐在一个带脚轮的小凳子上，由人推进了那个巨大的房间。那里曾是沙皇尼古拉的宴会厅和舞厅。来到大圆会议桌前，罗斯福用他强健的双臂支撑着坐到一把椅子上。波伦作为他的翻译坐在他身边。

斯大林、丘吉尔、斯退丁纽斯、艾登、莫洛托夫、马歇尔、布鲁克以及其他军政首脑们正在就座，军事摄影记者们一直在为他们拍照。顾问们坐在了各自长官的身后。总共有十个美国人，八个英国人和十个俄国人。大家拥坐在会议桌旁，开始了这次决定性的会议。此刻肩负的工作如此重要，这让大家都激动不已。很多人紧张地咳嗽起来，还有些人则清了清嗓子。

斯大林建议由总统致开幕词，就像德黑兰会议时那样。会议就此开始了。那?从没见过斯大林的美国人十分惊讶，他竟然这么矮——只有五英尺六英寸——而且他讲话的方式竟是如此和蔼可亲。

罗斯福非常自然地感谢了斯大林，然后说道，他所代表的人民渴望和平更甚于一切，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由于大家对彼此的了解比过去更加深入，他放心地建议会谈可以不拘礼仪，以便大家坦率自由地各抒己见。他提议首先讨论军事问题，“特别是所有战线中最为重要的东线的军事问题”。

苏军副参谋长阿列克西·安东诺夫作了一份关于新攻势的发展情况的报告。接下来，马歇尔简要介绍起西线的形势。斯大林突然打断他，说道，在波兰，红军有一百八十个师，而德军仅有八十个。苏联炮兵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四比一。苏联在突破口地段，有九千辆坦克，而在一条相对狭窄的战线上有九千架飞机。最后，斯大林询问盟国希望红军做些什么。

丘吉尔同样毫无拘束地发了言。他表达了英美两国对苏联及其胜利进攻的感谢之情，并且仅仅要求红军继续进攻。

“当前的攻势并非起因于盟国的希望。”斯大林有些恼火地回答道。他特别强调这一事实：在德黑兰会议上，没有任何协定要求苏联必须发动一次冬季攻势。“我之所以提及此事，仅仅是为了强调苏联领导人的精神，他们不单单是在履行他们正式的义务，而且还在进一步实践他们自己认为对盟国应该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应丘吉尔个人的请求，他提前发动了大规模攻势，以分担美国人在阿登战役中承受的压力。至于是否继续进攻，他简要地补充道，如果天气和道路状况许可，红军会继续的。

罗斯福呼吁开诚布公，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他马上说了几句安抚的话。丘吉尔连忙附和，说他完全相信，只要条件允许，红军一定会继续进攻。

除了这个小插曲之外，首次全体会议的整个基调，按斯退丁纽斯在备忘录中的说法，“是极为合作性的”。在晚上六点五十分休会时，所有人的心情都很好。过了一会儿，两个被选派为斯大林警卫的人民内务委员会成员找不到斯大林了。他们急匆匆地在走廊里四下寻找，寂静的恐慌逐渐开始蔓延。这时，斯大林平静地从一间盥洗室里走了出来。

当晚，罗斯福总统在利瓦吉亚宫设正式晚宴，款待他的两位同行、三国外长和几位重要的政治顾问——总共十四人。晚宴是俄国菜和美国菜的大杂烩：鱼子酱、鲟鱼、俄国香槟、美国南方风味的炸鸡、蔬菜和肉馅饼。众人频频举杯。斯退丁纽斯后来饶有兴趣地写道，喝了半杯伏特加之后，斯大林偷偷往杯子里加满了水。观察敏锐的斯退丁纽斯对这次会议记录得巨细无遗。他还写道，元帅喜欢抽美国烟。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 8

莫洛托夫向斯退丁纽斯敬酒，说希望能够在莫斯科见到他。罗斯福开玩笑说：“您认为斯退丁纽斯在莫斯科的表现会和莫洛托夫在纽约时一样吗？”他的言外之意是，“石头驴”在纽约的日子相当放荡。

“他（斯退丁纽斯）可以匿名来莫斯科。”斯大林嘲弄道。

玩笑越开越过分。最后，罗斯福对斯大林说：“我想告诉您一件事。两年来，丘吉尔首相和我互相发了很多电报。我们每次提到您，总是称您‘乔大叔’。”

斯大林的下巴僵在了那里，他生硬地问总统这是什么意思。美国人虽然听不懂他的问话，但他的语气显而易见。译员翻译的间隔，让场面变得更为尴尬。最后，罗斯福说，这是一个表示喜爱的词语，然后，他又要了一杯香槟。

“是不是该回去了？”斯大林问道。

罗斯福叫道：“噢，别走！”

元帅冷冷地说，时间太晚了，他还有些军务要处理。美国战争动员局局长詹姆斯·贝尔纳斯试图打圆场。“不论如何，”他开口说道，“既然您不介意谈论山姆大叔，那么乔大叔这个称呼又有什么不好呢？”

莫洛托夫总是充当调解人。他转过身来笑道：“你们别被骗了。元帅是在和大家开玩笑。这个称呼我们两年前就知道了。全俄国都知道你们叫他‘乔大叔’。”

斯大林究竟是真的恼火了，还是假装恼火？这一点谁都不知道。不过，他答应待到十点半。丘吉尔一向善于处理这种场面。他提议为这次历史性会晤干杯。整个世界都在拭目以待，他说，如果他们能够成功，百年的和平将随之而来。奋力作战的三大国应该维护这一和平。

这次祝酒，再加上可能是祝酒的时机，触动了斯大林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他举起酒杯，郑重地说道，三大国经受了战争的冲击，从德国的统治下解放了很多小国。接着，他又讽刺地补充说，某些被解放的国家似乎认为，三大国是被迫去流血解放它们的。“现在，他们指责诸大国无视于小国的权利。”他准备和英美一起维护这些权利。“但是，我永远不会同意，任何一个大国的任何一项行动要服从于小国的意见。”

这一次，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意见一致——而罗斯福则成了局外人。“如何与小国打交道，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他说，“比如，在美国，有很多波兰人都对波兰的未来极为关注。”

“但是，在你们那里的七百万波兰人中，只有七千人参与选举，”斯大林反驳道，“我曾经查证过。我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碍于礼貌，罗斯福没有说这话错得可笑。而丘吉尔显然是为了岔开话题，提议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众干杯，结果，这只是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民自治权的踊跃的讨论。“尽管我一直被痛斥为反动分子，但在座各位中间，我是唯一一个可以因我国人民的普选权而随时失去职位的代表。”首相说，“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因这种危险性而倍感光荣。”斯大林指责说，丘吉尔似乎有些害怕这些选举。丘吉尔答道：“我不但不害怕，而且还为英国人民有权在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更换政府而感到自豪。”

片刻之后，斯大林承认，他准备与英美合作，保护小国权利。但是又一次声称，他绝不会服从于它们的意见。这次轮到丘吉尔持不同意见了。他说，根本不存在小国命令大国的问题。但世界大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在运用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既要适度，又要尊重小国的权利。“老鹰，”他解释道，“应该允许小鸟唱歌，而且不必在意它们因何而唱。”

现在，他和罗斯福站在同一阵线了——而斯大林成了局外人。不过，这只是一次友好的争论，是在葡萄酒和伏特加的作用下，为将来的辩论而进行的一场演练。实际上，斯大林兴致很不错，一直待到了十一点半。当他和罗斯福一起走出房间时，两人仍是兴高采烈。

不过，艾登却沮丧不已。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可怕的聚会”。罗斯福“含糊其辞，漫不经心，相当没有效率”，而丘吉尔则“过于长篇大论，以致一切无法重新顺利进行”。至于斯大林，他对小国的态度让艾登印象深刻。艾登认为他“即使不算阴险，也够冷酷无情了”。当“宴会终于结束“时，外交大臣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辩论并未真正结束。当艾登和丘吉尔在波伦的陪同下走向轿车时，首相说道，他们应该允许苏联的每个加盟共和国在联合国投票——而这正是美国人所反对的。艾登火了，他极力为美国人的观点辩护。他的嗓门越来越高。丘吉尔尖锐地回答道，一切都依赖于三大国的团结。没有它们的团结，他说，世界将会遭受无法估量的灾难。他愿意为任何维护这一团结的东西投票。

“这样一个安排怎么能吸引小国加入这样一个组织？”艾登问。然后，他说道，他个人相信，“这样做不会得到英国人民的支持”。

丘吉尔转向波伦，想知道美国人对?投票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波伦圆滑地以一个玩笑回答道：“美国人的提议让我想起了南方庄园主的故事。庄园主送了瓶威士忌给一个黑人。第二天，他问那个黑人，觉得威士忌怎么样。‘太棒了。’黑人说。庄园主问他这话什么意思，黑人说：‘如果这是瓶好酒，您就不会给我了。如果这是瓶坏酒，我就不会喝它了。’”

丘吉尔若有所思地看着波伦。最后，他说道：“我明白了。”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1

第三章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下午四点，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始了。天气干冷，只有五摄氏度。利瓦吉亚宫大厅的尽头，壁炉里的柴火正熊熊地燃烧着。丘吉尔穿着一身将军制服，脸颊红润，抽着他永远抽不完的雪茄。哈里·霍普金斯，罗斯福最亲密的人，首次在雅尔塔会议上公开露面。他身患血色素沉着症，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体重减少了十二磅。尽管身体不断地阵痛，他却仍然警觉地坐在总统身后。

罗斯福首先发言。他建议大家讨论有关德国的政治问题。对德国战败后的瓜分，是这一问题的主要部分。由苏联、美国和英国代表组成的欧洲协商委员会，已经详尽地研究过这一问题。欧洲协商委员会主张，将战后德国分成三个占领区：东部的三分之一分配给俄国，西北部分给英国，西南部分给美国。英国和俄国都同意了这一计划，但罗斯福却对西南区的交通不便甚为不满，所以还没有签字。

总统发言之后，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道，他希望瓜分德国的问题能够马上解决。让众多与会者惊讶的是，反对草率作出决定的竟是丘吉尔，而非罗斯福。“如果今天就问：‘你们将如何分割德国？’”他说，“我还没有准备好答案。”这需要进行非常彻底的研究。“我还没有确定的想法。我希望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在和我的两个伟大盟友取得一致的前提下解决它。”斯大林坚持要在此时此地作出决定，丘吉尔坚决地回答道：“我认为不可能讨论出一个合适的瓜分方案。只有在和平会议上才能得出最后结果。”

“你们二位说的是一回事。”罗斯福柔声插话道。他像调停人一样，将两个对手劝开，然后补充说，“把德国分成五个或七个州”，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或者少分几个。”丘吉尔嘟哝道。他希望仅仅分成两块。“我看，在德国人投降时，根本没必要告诉他们是否要瓜分德国。”

哈里·霍普金斯匆忙写了张纸条递给罗斯福：

总统先生：

我建议，您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问题。请三国外交部长明天就具体步骤交出一项提案。按照这个步骤，尽快就瓜分德国的问题作出决定。

哈里

罗斯福刚放下这张纸条，斯退丁纽斯又递给他另外一张。纸条上字迹整齐，不过签名却龙飞凤舞，反映出了他的乐观情绪。

总统先生：

我们可以欣然同意，提出由外交部长开一次会。

斯退丁纽斯

“如果全世界都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会有上百种瓜分的方案。”罗斯福说，“因此，我希望把这个问题限制在我们这个范围，明天由三国外交部长为瓜分拿出一个方案。”

“你的意思是，为研究瓜分问题做一个方案，而不是瓜分方案本身？”首相连忙问道。

“没错，为研究瓜分问题。”

如果说丘吉尔的情绪已经平定，斯大林则肯定没有。“我认为首相打算什么都不告诉德国人，实在是冒险；我们应该提前把这个方案告诉他们。”

“元帅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不谋而合，”罗斯福解释说，“他是认为，如果将瓜分方案写进条款，并且告诉德国人，事情就会更容易些。”

“但是你并不想告诉他们，”丘吉尔反驳道，“艾森豪威尔也不想。如果告诉了德国人，他们就会更加猛烈地抵抗。我们不能把这个方案公之于众。”

罗斯福问丘吉尔，是否同意在欧洲协商委员会已经起草好的投降条款里加上“瓜分”的字样。

“好，我同意。”丘吉尔不满地咕哝道。

“剩下的就是法国占领区的问题了。”罗斯福继续说。丘吉尔和斯大林像两只好斗的公鸡般对视着。在戴高乐的坚持和丘吉尔热情的支持下，最近，法国已被接纳为欧洲协商委员会成员。不过，由于斯大林的坚决反对，并没有分给法国占领区。前一天夜里，丘吉尔对艾登说，他会支持任何能够维持三巨头团结的东西。但今天，显然他愿意为了一个好理由——比如，给法国一个占领区——而拿这一团结冒险。

这时，丘吉尔站了起来，表面上是要支持法国，而事实上，他是想阻止俄国的侵略。他确信无疑，一旦希特勒德国战败，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将会被彻底地颠覆。俄国将会试图赤化西欧，它在东南部已经在这样做了。在德国分给法国一个占领区，只会加强反共产主义的力量。“法国人想要一个占领区，我很乐意给他们一个。我会非常高兴地把英国占领区分给他们一部分。”

“我认为，如果有了第四个成员，我们的工作就会复杂化。”斯大林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反驳道。

“这是一个关系到法国将来在欧洲的作用的问题。”丘吉尔继续说道，“我个人认为，法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占领德国的问题上，有着长期的经验。他们做得很好，不会姑息养奸。我们希望看到他们的力量有所增长，好帮助我们压制德国。”他意味深长地看向罗斯福，说道，“我不知道美国能够同我们一起占领德国多久。”

“两年。”罗斯福干脆地回答道，没有意识到如此坦白会引起什么反应。

M. 巴甫洛夫翻译时，坐在总统身后的“道克”·马修斯看见斯大林的眼睛一亮。似乎是为了确定巴甫洛夫没有听错“两年”这个词，斯大林要求总统详细说明一下。总统说道：

“我可以让美国人民和国会为了和平而全力合作，但是不能长期在欧洲驻军。两年就是极限了。”

很明显，斯大林心里狂喜不已。像所有美国人一样，哈里曼非常了解元帅，他真希望总统没有不经思考地把这样一个好处让给斯大林。

“我希望您能根据情况变化再作调整。”丘吉尔低声说。他在努力掩饰着自己的沮丧。“无论如何，我们都会需要法国的帮助。”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2

“法国是我们的盟友，”斯大林说道。他的样子让美国人联想起了一只正在吞吃老鼠的肥猫。“我们已经与它签署了协定。我们希望法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可以表现得宽宏大量。

过了一会儿，罗斯福使丘吉尔更加惊慌失措。他说：“如果法国不加入管理机构，我会同样满意。”就连霍普金斯也不太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法国最近已经成了欧洲协商委员会的成员。于是霍普金斯又开始写纸条。

斯大林则认为，罗斯福是在支持他反对丘吉尔。他兴冲冲地说道：“我同意，法国应该重要而强壮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这场战争中，是法国向敌人敞开了大门……对德国的控制和管理，只能交给那些从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德国的力量。而迄今为止，法国并不属于这一阵营。”

“在战争初期，我们都处于困境之中。”丘吉尔不悦地指出，“但是事实是，法国必须拥有它的一席之地。我们将会需要它的防御来反对德国……在美国人撤离之后，我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下未来。”

斯大林当然明白丘吉尔是什么意思。他重复道，他反对法国加入管理机构。丘吉尔继续就这一点与其争论，此时，哈里·霍普金斯写完了纸条，递给总统。

1. 法国目前已经加入了欧洲协商委员会。这是目前研究德国问题的唯一机构。

2. 答应给法国一个占领区。

3. 推迟作出关于管理委员会的决定。

看完纸条后，罗斯福抬起头说：“我想我们都忽略了，法国已经加入了欧洲协商委员会。”霍普金斯防止了一个严重问题的发生。“我建议，法国可以拥有一个占领区，但是暂时先推迟关于管理机构的讨论。”

“我同意。”出人意料地，斯大林居然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在斯退丁纽斯看来，很明显，元帅不想同罗斯福起冲突。而同样明显的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就所有问题与丘吉尔争论到底。

这时，丘吉尔说道：“我建议，由三国外交部长草拟出所要建立的管理委员会的性质。”艾登侧过身去，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他（艾登）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我收回这个建议。”丘吉尔说。

接下来，是战争赔偿问题。伊万·梅斯基给斯退丁纽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留着一撮尖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言谈举止间显出一派学者风范，还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当他巧妙地提出，苏联要求一百亿美元的赔款时，丘吉尔表示反对如此巨额的赔偿，并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不幸结果。他还提出了萦绕在德国的饥荒恐惧。“如果八千万人民正在忍饥挨饿，我们是否会说：‘这是你们活该！’不然的话，谁去掏钱养活他们呢？”

“不管怎样，他们会有东西吃的。”斯大林说。

罗斯福又一次充当了调停人，采取了一种中立态度。“我们不想夺去那些百姓的生命。我们希望德国人能活下去，但是不能超过苏联的生活水平。我设想的是一个自给自足而不是忍饥挨饿的德国……在重建中，我们应该得到一切可以得到的，但是不能全部拿走。要给德国留下足够的工业和工作，让它不至于饿死。”

几分钟后，会议暂停了。包括波伦在内的几个美国人甚是担心，在战争赔偿的问题上，总统没有明确地支持英国人。尽管罗斯福已经公开地放弃了摩根索计划，但是它的痕迹仍然存在。这一计划要从德国人手里抢夺鲁尔和萨尔工业区，使其“从性质上首先变成农业和畜牧业地区”。对于波伦和其他了解中欧和东欧历史的人来说，将德国突然变成农业国家，就意味着俄国对德国整个国家的几乎毫无疑问的统治。

次日的全体会议一开始，就讨论起了一个深合罗斯福心意的问题——联合国组织。

丘吉尔声称，尽管和平依赖于三大国，但是也应该保证世界上众多小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委屈。“可能看起来好像我们（三国）声称要统治世界……可我们的愿望只是为世界服务，并保护它远离那些对人类发起过进攻的可怕恐怖的重生。因此，我认为我们大国（三国）……应该，按我的话，骄傲地服从于世界人民。”

观察细致入微的斯退丁纽斯注意到，丘吉尔的角质架眼镜不时地顺着鼻梁往下滑；而斯大林重新开始抽着俄国雪茄，一直在纸上胡乱地划来划去。

“这不是一个或三个大国想要当世界霸主的问题。”斯大林反驳道，“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大国想统治世界。也许我错了，”他接下来的话多了一丝挖苦，“也许我看得不够全面。我愿意请求我的朋友丘吉尔先生，请您说出可能想统治世界的那些国家的名字。我确信，丘吉尔先生和英国不打算统治。我确信，美国也没有这种意愿。而苏联，也没有。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国家了——中国！”

“我说的是，在这里开会的三大国，全都自视过高，以至于其他人会认为，他们试图统治世界。”丘吉尔回答说。

斯大?解释说，问题要严重得多：“只要我们三个活着，我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会允许我们的国家卷入侵略行为。但是毕竟，十年以后，我们谁都不会再留在舞台上。新的一代将会出现，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恐怖，并且将会忘记我们所承受过的一切。我们希望维持至少五十年的和平。我有个想法。我认为我们目前应该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它可以给统治世界设下尽可能多的障碍……面对未来，最大的危险是我们自己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3

总统用最棘手的波兰问题岔开了话题。几个月以来，丘吉尔一直对罗斯福施压，想迫使伦敦的波兰人以与俄国合作的名义向斯大林让步。不过，现在却是丘吉尔站出来捍卫波兰。

“大不列颠对波兰没有物质上的兴趣，”他开口说道，“它的兴趣仅仅是一个荣誉问题。因为我们为了反对希特勒的残忍进攻，而对波兰拔剑相助。如果不能保证波兰的自由与独立，那么，任何解决方法都不会使我满意。”他从镜框上方射出了令人敬畏的目光。“我们最诚挚的渴望是，波兰能够成为自己国土和自己灵魂的主人。这和我们的生命同样重要。”他建议三人当场确定一个政府。“像总统说的那样，一个等待自由选举的临时或者过渡的政府，这样我们三人届时便可承认它……如果我们能确定这个，这次会议就为将来的和平与中欧的繁荣完成了巨大的一步。”

斯大林建议休息十分钟。总统的侍从长，也是都会饭店的领班，进来了。跟在他后面是一队身着燕尾服的侍者，手里的银盘子上摆着蛋糕、三明治，以及盛在细长玻璃杯里的滚烫的热茶。让俄国人感到有趣的是，美国人不停地小心翼翼地将玻璃杯在两只手里换来换去，侍者们不得不把银杯托拿来。

会议以斯大林慷慨激昂的讲话重新开始了。他指出，最近三十年以来，德国两次跨越波兰入侵俄国。当然，他没有提及——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有无礼地提醒他——1939年，德国横跨半个波兰进军的同时，恰好他们的盟国，俄国，也穿越了另外半个波兰与之狭路相逢。不过，斯大林却强调，寇松线是由外国人创造的，而不是俄国人，他不能带着少于寇松和克列孟梭以前提供的东西回到莫斯科。

“关于政府问题，”他继续说，“首相说，他希望在这儿创建一个波兰政府。恐怕那是他一时的口误。没有波兰人的参与，我们无法创建波兰政府。他们都说我是个独裁者，”他露出了一丝微笑，接着说道，“但是，没有波兰人在场，就不能建立波兰政府，在这件事上，我有足够的民主精神。”

在这段长篇大论结束之后，看上去筋疲力尽的罗斯福建议说，鉴于已经是晚上八点十五分了，该散会了。但丘吉尔还想说上最后一句。“也许我们错了，但是我认为，卢布林政府甚至连三分之一波兰人都代表不了……我不认为卢布林政府有任何权利去代表波兰民族。”

一则公报向全世界发布了，宣告“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最后阶段，一项联合军事行动已经达成了完全的一致意见”，“关于建立持久和平问题的讨论也已开始”。公报听上去使人安心，但是，曾与俄国人打过密切交道的许多美国人却非常担忧。比如，前驻俄国大使威廉·C. 布利特便深恐罗斯福上当受骗。他想起罗斯福曾在私下里告诉过他，他会给斯大林抵御纳粹所需要的一切，以使其放弃苏联帝国主义，转而信仰民主协作。总统说，斯大林极度需要和平，他会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代价，与西方合作。布利特预测说，斯大林绝不会遵守协定。

“比尔，我不怀疑你所说的事实，”罗斯福回答，“它们确凿无误。我不怀疑你的推理逻辑。我只是有种直觉，斯大林不是那种人。哈里（霍普金斯）说，他不是，除了他国家的安全，他什么也不想要。我认为，如果我把能给他的东西都给他，而不向他索要任何东西作为报答，贵人行为理应高尚——他便不会试图搞吞并，并且将与我一起，为了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工作。”

对此，布利特态度坚决。总统说，他想起了1918年，德国突破了法国和英国的大军。当时，他请求伍德罗·威尔逊派遣美国战士去堵住缺口；如果不去，同盟国就会被击败。“威尔逊看着我说：‘罗斯福，我不想让我们的军队去堵那个缺口。你预测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我的直觉是它不会发生。这是我的职责，不是你的；我将凭直觉行事。’这也是我要对你说的，比尔。这是我的职责，不是你的；我将凭直觉行事。”

罗斯福仍然相信自己曾对布利特说过的话。不过，他也很重视军政专家们提出的非常有用的建议。军事专家们力劝他争取最坚定的可能的承诺，以与红军继续合作。这在接下来西线的总攻中，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恰好在马耳他会议之前，马歇尔会见了艾森豪威尔。盟军总司令强调说，他在德国的最后攻势如果想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俄国人继续在东线大规模进攻。

乔治·马歇尔更为关心太平洋的战争。他早已提醒过罗斯福，除非俄国人参战，否则，需要牺牲至少五十万或者一百万美国人的生命，才能征服日本。他请求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斯大林的明确许诺。作为公众意见的灵敏的阐释者，罗斯福知道，大部分美国公民将会热情地支持这样一个挽救美国人生命的计划。他决定接受马歇尔的建议。

在过去的几周里，罗斯福比以往更为愿意接受国务院的意见。像财?部长亨利·摩根索，以及其他支持对德国采取强硬政策的人的影响正逐渐减弱。而像波伦和马修斯这种更为温和理性的职业外交家开始发挥作用了。总统格外愿意接受艾夫里尔·哈里曼的报告。哈里曼提醒他，尽管斯大林表面上坦白直率，但大多数人都错误地轻信了他就某个问题发表的最初几句言论。“问他三到四个问题，”哈里曼告诫说，“直到你弄清他的真正想法。”他知道，斯大林是个硬汉子，有着非凡的工作能力。尽管他是神学院学生，牧师的儿子，却虔诚地信仰共产主义，并愿意为宣传共产主义付出一切。哈里曼曾经听他不带一丝感情地说道，为了控制农民，他故意让几百万富农挨饿。

哈里曼也指出，与普遍看法相反，私人关系对斯大林很重要。他称赞丘吉尔是名顽强的斗士，但只在战争持续期间信任他。一次，他带着一种矛盾的情绪对哈里曼说：“他是个亡命之徒。”不过，他很敬畏罗斯福，无论总统说什么，他总是细心倾听。他认为总统的新政是一个创造性的概念。

正是在心中揣着这一切的情况下，罗斯福在利瓦吉亚宫里凭自己的直觉做着事。此外，他永远也不会忘记，1944年6月初，东线的德国人是西线的四倍，如果没有红军，就不会有诺曼底登陆。

当晚，在与顾问们讨论了第三次全体会议后，总统决定就波兰问题给斯大林写信。因为，很明显，会议可能因为这一问题而毁掉。在哈里·霍普金斯和国务院的帮助下，他起草了一封信。哈里曼将副本带到沃隆佐夫宫，让丘吉尔和艾登读一下。艾登认为，这封信“路线是正确的，但不够坚决”。他建议做几处修改。丘吉尔和哈里曼都赞成这些改动。晚些时间，罗斯福把这些改动写进了定稿：

亲爱的斯大林元帅：

对于今天下午的会议，我有许多想法。我希望开诚布公地将我心中所思所想都告诉您。

目前，我们都很关注波兰问题，而令我焦虑的是，三大国对于波兰的政治结构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在我看来，您承认一个政府，而我和英国人则承认伦敦的另一个政府，这使我们都处于一个十分困难的境地。我深信，这种状况不应该继续下去。如果真的继续，只能使我们的人民认为在我们之间存在分歧，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我告诉您，在这场战争的生死攸关的阶段，我国人民正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着他们心目中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您应该相信我。实际上，他们是说，如果在我们的军队正合力对付一个共同敌人之时，我们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么将来，我们怎能就更为重大的事件达成默契呢？

我必须让您明白，我们不能承认现在这种组成的卢布林政府。而如果在会议结束时，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有着公开而明显的分歧，世界人民会将其看做我们在此工作的一个可悲的结果……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4

他建议，立即把卢布林政府的贝鲁特和奥索勃卡—莫拉韦斯基，以及米科拉伊奇克和其他伦敦波兰人的代表请到雅尔塔来。

我希望，我不需要向您保证，美国永远不会以任何形式，对损害您利益的任何波兰临时政府提供支持。

毋庸赘言，作为我们在此与波兰人会晤的结果而成立的任何过渡政府，都应该保证尽快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我知道，您渴望看到一个全新的、自由而民主的波兰从战争的波澜中浴血重生，这一点，与您的愿望完全符合。

您最忠诚的

富兰克林·D. 罗斯福

当晚，在雅尔塔的一次舞会上，较低职位的美国官员们不请自来了。他们很快就将民间舞蹈变成了一场吉特巴舞比赛，并且最终以平局结束。没人能说清究竟是谁更擅长将舞伴抡起来——是汗流满面的美国人，还是身强体壮的俄国女孩。

第二天下午，当参加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与会者们围着大圆桌就座时，丘吉尔拉过一把椅子，挤到了罗斯福和斯退丁纽斯中间。“乔大叔要接受敦巴顿橡树园。”他沙哑地低声说道。这意味着，斯大林将同意美国关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进行表决的提案。在前一年秋天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与会各方起草了一个关于世界组织的蓝图。美国代表强调说，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英国、美国、苏联、中国和法国）必须一致投赞成票。美国人还坚持说，该组织的所有成员，无论大国小国，都应有发言机会。

会议开始了。罗斯福首先发言。他建议大家回到波兰问题上。斯大林说，他一个半小时之前才拿到总统信件的译文，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在给贝鲁特和奥索勃卡—莫拉韦斯基打电话，却始终打不通。“与此同时，”他接着说，“莫洛托夫准备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和总统的建议相吻合的草案。等翻译好之后，让我们听一听。在等待期间，我们先来谈谈敦巴顿橡树园吧。”

这一次，罗斯福知道莫洛托夫要说些什么。“我们相信，在敦巴顿橡树园作出的决定，以及总统提出的修改，将保证战后一切大小国的合作。因此，我们认为，那些建议可以接纳。”

总统露出了笑容——直到莫洛托夫补充说，如果同意三个或至少两个苏联邦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苏联将会感到非常满意。罗斯福的脸拉了下来，匆匆写道：“这可不太好。”然后，他把纸条递给了斯退丁纽斯。不过，他仍然称赞苏联人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然后就莫洛托夫刚刚提出的要求开始了冗长而又彬彬有礼的批评。

霍普金斯递给他一张纸条，打断了他的话。

总统先生：

我认为，在麻烦产生之前，您应该设法把这个问题交给外交部长们去解决。

哈里

罗斯福匆匆扫了一眼纸条，然后说道，立即成立新的联合国至关重要。接着，他建议将整个问题交给外交部长们，他们还可以为第一次联合国会议选择一个日期，也许在3月份。

“我对总统的建议并无异议，”丘吉尔说，“但我认为，外交部长们已经承担了很多工作。”他还认为，3月份召开第一次会议实在太早了。那时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而世界局势还未明朗。

斯退丁纽斯塞给罗斯福一张纸条：

史汀生也持同样观点。

但罗斯福对霍普金斯的一张纸条更感兴趣。

……他的话里有话，我们不清楚根由。

也许我们最好等到晚上，看看他究竟在想什么。

罗斯福在下面写道：“都是胡说八道！”然后，他又划掉了“胡说八道”，写上“地方性的政治立场”。

在这期间，一名通信兵将关于波兰问题的草案交给了莫洛托夫。外交部长开始高声朗读了起来。当莫洛托夫读到第三部分时，罗斯福和丘吉尔都皱起了眉头：“据认为，应该从波兰流亡者圈子里选择一些民主领袖加入波兰临时政府。”

“只有一个词我不喜欢，”罗斯福评论说，“‘流亡者’。”

丘吉尔表示同意。然后他像是给斯大林上历史课一样解释道，“流亡者”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它的含义是，一个人被自己的同胞赶出了自己的国家。

罗斯福又用他潦草难辨的字迹给霍普金斯写了张纸条：“他已经说了半个小时。”罗斯福曾在私下里开玩笑地抱怨过“亲爱的老温斯顿”那冗长的演讲。他认为丘吉尔讲得离题万里，并且显然已经惹恼了斯大林。

丘吉尔说，他希望波兰能得到德国东部的一部分领土，以补偿苏联打算从波兰东部拿走的土地。但是，他警告说，波兰人不应该从德国东部得到过多领土。他说：“我不希望让波兰这只鹅因为对德国消化不良而死掉。”然后他又警告说，很多英国人将会对以暴力强迫大约六百万德国人迁徙一事感到震惊不已。

“等我们的军队进去时，”斯大林爽快地回答，“那里就不再有德国人了。德国人都跑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5

光了。”

“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德国的德国人？”丘吉尔继续说道，“我们已经打死了六七百万德国人，到战争结束时，很可能还会再打死一百万人。”

“一百万还是两百万？”斯大林狡猾地打断了他。

“噢，我不打算给出限制。”丘吉尔同样狡猾地反驳，并问道，斯大林是否想在组建波兰临时政府这一部分加上“以及波兰内部”的字样。

斯大林心情不错，回答道：“好，这一点可以接受。”

“那好，”丘吉尔最后说，“我同意总统的建议，把这个问题留到明天解决吧。”

“我觉得这一点也可以接受。”斯大林说。

会议结束后，莱希发表意见说，这是迄今为止最有希望的一次会议。几个美国人则评论着罗斯福的表现。他机敏地处理了另外两位领导人之间频繁出现的争论。

英国人就没有这么说恭维话。他们有些憎恶罗斯福自封的调停人的角色。少数几个人甚至大胆地说，总统对于东欧历史的无知实在吓人。艾登认为，罗斯福过于急迫地“想让斯大林清楚，美国不会和英国‘联合’反对俄国”，而这只会导致“英美关系上的某种混乱，而使苏联从中获利”。在他看来，罗斯福是一位能够清晰地看到近期目标的完美无瑕的政治家，但“他的长期洞察力不是非常可靠”。

这天深夜，丘吉尔给工党首脑，目前的代理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

今天的进展要好得多。俄国人接受了美国人就敦巴顿橡树园机构提出的所有建议。他们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解释，他们才发现自己可以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一计划。他们还把在联合国大会的票数从本来要求的十六票减少到两票……尽管有着很多令人沮丧的预感和征兆，雅尔塔会议至今仍非常不错……

他还提到了罗斯福就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新波兰政府给斯大林写的那封信。如果能够有八个或十个像米科拉伊奇克那样的民主人士加入新政府，那么，立即承认这个政府，对英国来说是有利的。

……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派大使和代表团去波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查明那里发生的事情，以及能否为一次自由、公正、无拘束的选举打下基础。我们希望，在如此艰难的前提下，您可以给我们完全的行动和周旋的自由……

收到这封长长的电报，艾德礼很满意。尽管他和丘吉尔的政治立场完全相反，但英国战时委员会却几乎完全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地在运转着。艾德礼将杰出的个人能力掩藏在苍白的面具之下，看上去就像个身份低微的小职员。他很喜欢神气活现的丘吉尔，对他出色的才能也非常尊重，虽然他认为首相偶尔会“脱离轨道”。“温斯顿，”他曾经说过，“是百分之九十的天才，加百分之十的蠢才。他唯一需要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女秘书，可以时常对他说：‘别做蠢才！’”

他一直记得劳埃德·乔治对丘吉尔所作的评论。“这就是温斯顿，对每一个问题，他都有半打的解决方法，而其中总有一个是对的，但麻烦在于，他不知道哪一个才是。”

2月7日这天，加拿大第一军司令H. D. G. 克里勒中将把战地记者召到了他在荷兰的蒂尔堡战术总部。他秘密地向他们简单介绍了关于“真实”行动的计划。这是蒙哥马利攻向德国心脏地区的第一步。

“真实”行动将于次日早晨从蒙哥马利的北翼开始；战场的范围取决于两条河流。莱茵河流经德国大地一路向北，然后急转向西流入荷兰。在经过内伊梅根时，它的南岸距从比利时流来的默兹河仅有六英里。加拿大的进攻便将从这条六英里的狭窄地带上发动，然后继续进军东南，彻底赶走两河之间的所有德国人。

“行动可能会有所延长，战斗必将艰苦而困难。”克里勒对记者们说，“不过，全军官兵都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可以坚持下去，成功地完成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作战计划在理论上是简单易懂的，但又极其依赖于天气条件和克里勒将不得不征服的特殊地形。下午，他选来指挥第一次攻击的英国第三十集团军司令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驱车来到了内伊梅根附近的一个前沿观察所。去年秋天，在一次企图绕过西部防线北端的失败的空降作战中，很多美国人死在了那里。在东南方向，他看见了一座小山谷，山坡绵延向上约莫一百五十英尺，融入了赖希斯瓦尔德可怕的夜色中。那是密密麻麻的一片国家松树森林，可见度只有几码。霍罗克斯必须正面攻打看上去非常险恶的赖希斯瓦尔德。他将沿森林上方一条铺砌过的公路出击。这条路从内伊梅根向东南方延伸，要经过五英里的低地，然后开始一段三英里的上坡路，通往德国的设防小城克莱韦斯市——亨利八世的第四任妻子克莱韦斯的安妮的故乡。

霍罗克斯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无人察觉的前提下，将二十万战士、坦克、大炮和车辆带到内伊梅根后面的森林?。在过去的三周里，尽管突然的解冻和大雨冲垮了许多条道路，仅仅在入夜之后，三万五千辆军车已经将战士和物资运输到位。

当霍罗克斯仔细观察自己的视野范围之时，并没有发现敌人有什么异常举动。不过，这没有减少他的担忧。森林和内伊梅根的郊区都塞满了军队，如果德国兵扔一颗豌豆，都肯定会打到人。如果遇上大规模的空袭，或是又开始下雨，该怎么办？

克里勒没有告诉记者，一旦德国为了阻止“真实”行动而匆忙从南部调来预备队，蒙哥马利的右翼便将进军刚刚腾空军队的这一地区。这就是“手榴弹”行动，目的在于迫使德国最高统帅部将预备队调回南方。在随后的混乱形势下，霍罗克斯将迅速出击，前往莱茵河。

蒙哥马利选择了美国第九军司令威廉·辛普森来指挥“手榴弹”行动。为了与同名的另一个美国军官区别，人们叫他“大辛普森”，而叫另一位“小辛普森”。此人身材高大，四肢修长，秃头，轮廓鲜明。尽管他看上去很像个残忍的印第安酋长，事实上，可能没有任何其他军队司令官比他更令属下亲近而赞赏。他讲话温和，很少发脾气，通常只要简单地责备一句就能见效。

在内伊梅根以南六十英里处，辛普森正在告诫他的指挥官们，不要把队伍混在一起。他说：“要让你们的战场有条不紊。保持队伍的原样。”然后，他告诉他们，三天后，也就是2月10日，行动便将开始。然而，无论辛普森计划得如何仔细，他的最终胜利将取决于另外一个集团军的一位将军——和一条河。河是鲁尔河，它从阿登山脉流向北方，是辛普森要继续向莱茵河前进所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障碍。将军是考特尼·霍奇斯，他的部队此刻正在试图完整无缺地夺取鲁尔河上的水坝。如果德国人毁掉这些巨大的水坝，数百万吨的水将会淹没鲁尔河两岸，至少在两周内阻止辛普森渡河——或者更糟，使已经渡过鲁尔河的部队孤立无援。

因此，在北部，“真实”行动的结果取决于水：九十英里以南的大坝，以及雨。黄昏时分，天空依然晴朗，寂静降临了内伊梅根地区。九点钟，霍罗克斯听见了飞机沉闷的低吼声——七百六十九架英国重型轰炸机正向赖希斯瓦尔德两侧的克莱韦斯和戈赫飞去。

2月8日的黎明之前，他爬上架在树腰间的一个小平台——他的指挥所，看到一千多门重炮发射出一层地毯似的炸弹，在前线爆炸了。这是一个昏暗阴冷的黎明，让霍罗克斯讨厌的是，开始下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看见大部分战场。即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人来说，战场上的情景仍非常可怕。然后，炮击突然停止了，坦克和“袋鼠”——顶部敞开以装载步兵的坦克——在泥泞中隆隆向前驶去。

九点二十分，一阵掩护炮火开始落在德国前线上。火力不断加强，直到四十分钟后达到了最大强度。在攻击开始的时刻，掩护炮火每四分钟前进一百码，在一道白色保护烟幕的遮掩下，攻击营分成四路向山谷前进。如果敌人看不见他们，霍罗克斯可是能看见。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分散的一队队士兵和坦克向森林接近，只遇到了很小的抵抗。但是，一小时之后，坦克慢了下来，然后似乎静止不动了。他们陷进了泥淖里。

泥淖决不是“真实”行动的最大麻烦。在南部，霍奇斯的第七十八步兵师对鲁尔河水坝的进攻也放慢了速度。霍奇斯给第五集团军司令克拉伦斯·许布纳少将打电话，表示自己对第七十八师的进度很不满意。进攻有七百八十门重炮支持，霍奇斯不明白，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大炮却炸不开直通大坝的一条路。“明天必须把它们拿下。”他说。

许布纳知道，第七十八师已然精疲力竭，需要补充新鲜的力量。“我需要使用第九师。”他告诉霍奇斯。

“明早必须拿下大坝，”霍奇斯重复道，“至于怎么拿下，那是你自己的事。”

许布纳转向刚刚进来的第九师指挥官路易斯·克雷格少将，问他多久可以行动。

“马上。”他回答道。

美国参谋长们更为关注的，则是太平洋的战事。他们与苏联的参谋长们面对面地坐在斯大林的总部——约索波夫宫的一张桌子两侧，试图解决远东的军事问题，尤其是一旦对日本宣战，俄国人将采取什么措施。

在会议进行的同时，罗斯福和斯大林也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研究着同一个问题。在场的还有莫洛托夫、哈里曼，以及两名翻译——巴甫洛夫和波伦。罗斯福支持集中轰炸，这既可以致使日本投降，又避免了真正进攻日本列岛。对此，斯大林回答道：“我希望讨论一下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他解释说，在与哈里曼的一次对话中，他已经列举过了这些条件。

罗斯福觉得，作为报酬，俄国想得到萨哈林岛的南半部以及千岛群岛，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困难。至于在远东给苏联一个不冻港的问题，是从中国人那里租借大连呢，还是把它变成一个自由港？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可以很好地讨价还价，于是便停了下来，没有表态。接着，他开口提出另一个要求——满洲里铁路的使用权。对于罗斯福来说，这是很合理的。他建议租借该铁路，由俄国人来经营，或者由一个中俄联合委员会进行监管。

斯大林心满意足了。“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和莫洛托夫就会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俄国为什么要参与对日战争。”

“我一直没有机会和蒋介石司令谈谈，”罗斯福回答，“和中国人谈话的困难之一是，无论和他们说什么，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向全世界广播。”

斯大林作出了让步，说现在还不必跟中国人谈。然后，他和蔼地说道：“关于不动港的问题，我们也不会非常固执；我不会反对一个国际化的自由港。”

当话题转换到远东地区的托管问题上时，罗斯福承认，朝鲜问题非常棘手。他一副推心置腹的口气，补充说，虽然他个人认为没必要邀请英国人参与托管这个国家，但是，英国人会因此而愤恨的。

“他们肯定会不高兴。”斯大林也变得非常推心置腹，笑着说道，“事实上，首相会杀了我们。”正如罗斯福渴望取悦于斯大林一样，斯大林也想取悦于罗斯福，他出人意料地说：“我认为应该邀请英国人。”

此时，已经将近下午四点。第五次全体会议要开始了。他们起身走向大舞厅。其他与会者已经等在那里，正三五成群地聊着天。阿尔杰·希斯正和艾登谈论饱受争议的联合国表决程序。当天上午，艾登帮助起草了外交部长们有关此问题的一份报告。希斯想知道，在开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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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否先看一眼。艾登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把报告递给了他。希斯读到，美国现在支持斯大林关于额外选票的请求，这让他越来越惊愕，也就明白了艾登为何犹豫。“这是一个错误，”希斯惊叫，“美国没有同意任何一件这样的事。”

“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艾登平静地说。他坐到桌前，没有告诉希斯，罗斯福已经秘密地同意了这个措施。

第五次全体会议开始了。艾登接受了美国人的邀请，将主持4月25日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会议。在讨论了很久都有谁将参加之后，莫洛托夫改变了话题。他说：“我们认为，在扩大当前政府的前提下讨论一下波兰问题是有用的。我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当前的政府在华沙存在着。它现在是波兰人民的领导，有着很大的权力。”

丘吉尔紧咬着牙。“这是本次会议至关重要的一点。”他说。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在雅尔塔会议之后，他们还是承认不同的波兰政府，那么很显然，一些“根本分歧”仍然在他们中间存在。“后果将会极为不幸，并将给我们的会议烙上失败的封印。”此外，据他听到的消息，卢布林政府并没有得到大部分波兰人的支持，如果三巨头抛弃伦敦的波兰人，而全力支持卢布林的波兰人，那么，为盟国作战的十五万波兰人将会视之为一种背叛。他说：“陛下的政府将会在议会受到完全放弃波兰事业的控诉。”并建议举行“自由且无拘束的普选”。“一旦普选完成，陛下的政府将会对其产生的政府致敬，而不考虑伦敦的波兰政府。使我们如此不安的是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

斯大林反驳说，卢布林政府——他称之为华沙政府——实际上非常受人民爱戴。“他们是没有离开波兰的人，他们摆脱了地下状态。”在历史上，他说，波兰人憎恨俄国人，但是，自从红军解放了他们的国家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如今，他们对俄国满怀好意。当看到德国人逃出自己的国家，感觉到自己被解放了，波兰人民就应该欢欣雀跃，这是非常自然的。我的印象是，波兰人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节日。人们很惊讶，甚至是惊骇，伦敦政府的人在这场解放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们看到了临时政府的成员，但是伦敦的波兰人在哪儿呢？”

他承认，当然，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一个政府更好，但是战争妨碍了自由选举的进行。所以，应该首先确立一个临时政府。“就像戴高乐临时政府那样，他也不是选举出来的嘛。”他机敏地指出。“谁更受人民拥护？戴高乐还是贝鲁特？我们认为可以接受与戴高乐打交道并签订条约。那么，为何不能与扩大的波兰临时政府打交道呢？我们对波兰的要求不能比对法国还多……”

“选举什么时候才能举行？”罗斯福问道。

“大概一个月之后。除非前线惨败，德国人战胜我们。”斯大林又开了个拙劣的玩笑，然后笑着说，“我认为这不会发生。”

就连丘吉尔都深受感染，或者是表面如此。“当然，自由选举至少可以平息英国政府的不安。”

“我提议我们暂时休会，明天再谈。”罗斯福建议说。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种和谐融洽的高兴，并提出将这个问题交给三国外交部长去讨论。

“另外两位将以多数票击败我。”莫洛托夫难得地微笑着说。

斯大林的心情一直不错。他问道，为什么没有谈到南斯拉夫，还有，希腊怎么样了？“我不想妄加批评，只是想知道情况怎么样。”说着，他狡黠地看了一眼丘吉尔。两人已在暗中达成协议，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

丘吉尔说，提起希腊，他可以讲上几个小时。“至于南斯拉夫，国王已经被说服，实际上是不得不签署了摄政条约。”他获悉，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首脑将马上离开伦敦，帮助铁托一起组建贝尔格莱德联合政府。“我对在大赦的基础上实现和平抱有希望。不过，他们非常仇恨彼此，以至于不能在南斯拉夫相安无事。”

听到这些，斯大林又露出了微笑。“他们还不习惯互相商讨，只想割断对方的喉咙。”至于希腊，他笨拙地抛了个媚眼，“我只是想知道些信息。我们不打算以任何方式干涉那里。”

这种愉快的气氛一直延续到在约索波夫宫举行的正式晚宴上。席间的祝酒一个接着一个。斯大林宣称，丘吉尔是百年一见的奇人。而首相回赞说，斯大人是一个强国的伟人。是苏联顶住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全部打击，打断了它的脊梁，把暴君赶出了自己的国土。

接下来，斯大林以超出政治意义的热情向罗斯福祝酒。他说，丘吉尔和他本人的决定相对容易作出，但是，尽管罗斯福的国家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入侵威胁，他却加入了反对纳粹主义的战斗，并且成为了“动员全世界反对希特勒的主要人物”。他感激地说，罗斯福的《租借法案》扭转了败局。夜晚继续流逝，斯大林开始打趣地责备他?一名外交官费多尔·古索夫，说他从来不笑。斯退丁纽斯觉得，元帅的玩笑几乎像是在奚落了。

蚊子不断地攻击海军上将莱希的脚踝，几乎和没完没了的祝酒一样使他恼火。他一直喝的是水，所以可以保持警觉。但是他想，整件事情，只是没有理由地浪费时间。他们为什么不回去，不去为了第二天的工作好好休息呢？

丘吉尔又站了起来，再一次意味深长地祝酒。这一次，他非常乐观，斯退丁纽斯想起首相在马耳他的沮丧情绪，不禁大吃一惊。丘吉尔说，现在他们正站在高山之巅，眼前便是广袤的平原。“我的希望是，杰出的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元帅能够成为和平的斗士，在惩处了敌人之后，可以领导我们继续完成反对贫穷、混乱以及压迫的重任。这便是我的希望。我代表英国宣布，我们永远都会竭尽全力。我们会一直支持你们的努力。元帅谈到了未来。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否则，那鲜血的海洋就会变得毫无用处，令人愤慨。我提议，为了胜利和平的万丈光芒而干杯！”

几分钟之后，进行了第四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祝酒，大家一饮而尽。疲倦的莱希喝着水，心想，该是时候了。

次日上午十一点，联合参谋部开会讨论他们的最终军事报告。大家一致同意，为了计划的目的，预期击败德国最早的日子是1945年7月1日，最晚是1945年12月31日。日本投降则定在德国战败的十八个月之后。

中午，丘吉尔加入了他们的会议。十五分钟之后，总统也来了。他因为治疗鼻窦炎而迟到了一会儿。既然军事参谋长们已经达成了完全的一致，西方的政治领袖们就无须再解决任何问题了。接下来进行的，很大程度上是首相和总统间的亲切谈话。将近一个小时之后，罗斯福转向丘吉尔，面带一丝顽皮的微笑，说道：“这次会议不错。温斯顿，除非你回巴黎再做一场演讲，告诉法国人，英国人打算用美国的装备再装备二十五个法国师。”

丘吉尔放声大笑，回答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做这种事。但总统说，他有“一摞文件”可以证明，在魁北克会议之后，丘吉尔确实发表过这种讲话。

“不管我在巴黎说了什么，我都是用法语说的。”丘吉尔回避道，“当我用法语讲话时，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所以，请不要在意。”

下午，在第六次全体会议即将开始之前，三巨头和他们的主要顾问在利瓦吉亚宫的庭院里集合照相。大家回到舞厅时，斯退丁纽斯开始宣读上午外交部长们就联合国的领土托管问题起草的计划。他还没读到一半，丘吉尔便怒气冲冲地喊道，到目前为止，他不同意报告里的任何一个词。“关于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既没有人跟我商量过，我也没听别人谈过！”他喊叫着，激动得角质架眼镜都滑到了鼻尖上。“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意让四五十个国家那摸索的手指伸进大英帝国的生活。只要我做一天首相，就不会放弃一丝一毫英国的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7

遗产！”

最后，丘吉尔终于平静了下来，让斯退丁纽斯可以读完报告。不过他还是很生气。当莫洛托夫建议确定一个波兰政府时，他在椅子里挪来动去，似乎准备再吵一次。罗斯福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说道，他认为在波兰问题上，他们即将达成一项协议，“只剩下了起草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他同样重要的是，对七百万生活在美国的波兰人做出一种姿态，向他们保证，美国将会插手保护波兰自由选举的进行。丘吉尔说，他也必须对众议院作出同样的答复。然后，他烦躁地补充说：“我本人并不那么关心波兰人。”

斯大林立即抓住了这句欠思量的话，自以为是地说：“有很多波兰人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称赞他们是科学家、斗士和音乐家。他甚至竟然说，在伦敦政府和卢布林政府中，都存在“非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分子。丘吉尔马上对用这两个词进行了攻击，在语义问题上与斯大林展开了争论。最后，斯大林说，《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采用了同样的术语。

美国人立刻警觉起来。这一宣言是罗斯福的精心杰作，是由国务院为他准备的。宣言提倡“各国人民有权选择他们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此刻，斯大林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他非常随便地说：“大体上，我认可这一宣言。”

罗斯福不禁兴高采烈。如果斯大林签署了宣言，那么，世界和平与普遍人权将随之到来。“这是应用宣言的第一个例子。”总统热切地说，“宣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根据他们自己的选择创建民主机构。’”接着，他更加激动地引述了宣言第三段的一部分：“……组成能广泛代表全民中的一切民主分子的临时政府，并保证尽早通过自由选举，建立符合人民意志的政府。”

“我们接受第三段。”斯大林说。

罗斯福亲切地看向他，说道：“我希望在波兰的选举是无可争辩的第一次。它应该像恺撒的妻子一样。我不了解她，但是人们说她很纯洁。”

斯大林受到了罗斯福情绪的感染，同样轻率地回答说：“他们都这么说，但事实上，她也有她的罪恶。”这几乎像是两个伙伴在同声歌唱。

第三个人，丘吉尔，被他们忽视了。他可不想坐冷板凳。“我对总统提出的宣言并无异议，”他有几分闷闷不乐地说，“只要大家清楚地了解，其中对《大西洋宪章》的参考对大英帝国并不适用。”不过，片刻之后，他又成了舞台的主角。而他的心情也好了起来，戏剧性地说道：“我想宣布，英国军队已于昨日黎明在内伊梅根发动了攻势。目前，他们已进军约三千码，此刻抵达了齐格菲防线……明天，第二波进攻将紧随其后，美国第九军也将参与战斗。攻势将不中断地继续下去。”

“真实”行动遇到的困难比司令官们最悲观的预想还要大得多。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战场都变成了沼泽，因此，部队前进得非常缓慢；坦克也陷在了泥泞的道路上；当最主要的内伊梅根—克莱韦斯公路被淹之后，发生了严重的交通堵塞。

在南部，辛普森也被水困住了。鲁尔河正在上涨。尽管工兵保证说，这只是由于下雨，而不是鲁尔河水坝决口，但是，除一人之外，所有军团司令都力劝推迟“手榴弹”行动。辛普森告诉他们，他会在四点钟之前作出决定。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由于开始缓慢，“真实”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已很小，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次日早晨的进攻。但是，如果他派突击队渡过鲁尔河，之后却发现身后发了洪水，那会怎么样？刚好四点之前，他得知河水仍在继续上涨，虽然涨得很少。这真的只是雨水，还是大坝流过来的水？他该冒这次有备之险吗？如果鲁尔河水没有涌上两岸，而他却取消了进攻，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很可能就要结束了。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痛苦不已，犹豫不定。四点整，仿佛什么东西在对他说：“推迟进攻。”于是他便这样做了。

克雷格的第九师还没有抵达水坝。德国人正在缓慢撤退，使第九师前进的每一步都代价巨大。直到九点——辛普森作出决定几个小时之后——第三零九团第一营才在黑暗中笨拙地摸索着来到了最大的一个水坝前。这个水坝拦阻了一千万立方米的水。这个营分成两组，一部分人向坝顶前进，其余的则向下前往低处和发电站。

午夜时分，一队工兵顶着敌人的炮火，迅速穿过坝顶，前往一条检查隧道。他们发现溢洪道已经被人炸掉，路堵死了，于是，他们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峭的大坝表面滑了下来，想从隧道底部的出口进去。一切都是徒劳无功。德国人已经毁掉了发电站里的机器，炸掉了水闸。源源不断的水涌入了鲁尔河——正好足够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淹没整个鲁尔峡谷。

很奇怪，设计者非常谨慎地制定了“真实”行动以及辅助的“手榴弹”行动计划，却没有意识到一定会发生眼前发生的一切。克雷格的手下没能在黎明时到达——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这关系并不大。即使他们的确在黎明就到了，德国人只须把他们在傍晚时所做的一切在那时做好就可以了。结果，现在二十万加拿大人、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陷入了这场战争中最为艰难劳顿的一场战役。这一责任应该由很多人来承担——但主要是那些高层人士：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马歇尔和布鲁克。

第二天，2月10日一整天，霍罗克斯的战士们都在继续缓慢而英勇地在洪水和泥潭中向前推进，攻打着顽固的敌人。“手榴弹”行动本应该减轻霍罗克斯的压力，但是，当然，辛普森并没有出击。因此，向北增援的德军使参加“真实”行动的战士们处境更为悲惨。

此时，内伊梅根—克莱韦斯公路的大部分都淹在了水里，不得不用四艘渡船向前线运输紧要的物资。此外，鲁尔河水坝泻下了第一道急流，不仅使鲁尔河泛滥，而且涌入了马斯河。几个小时之后，霍罗克斯便将面对另一场灾难：赖希斯瓦尔德下方的低地也将被淹没。

当天，进展最快的盟国军队被命令停了下来——并不是敌人的原因。布雷德利致电巴顿，询问何时可以转为防御。巴顿气愤地回答说，无论是年龄上，还是战斗经验上，他都是全军资格最老的指挥官。如果强迫他继续防守，他将要求离职。布雷德利的争辩只是让巴顿讽刺地建议说，如果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部能有人偶尔去前线照个面，那还算是个好主意。对巴顿而言，布雷德利的问题在于，他不能勇敢地顶住艾森豪威尔，足够坚定地为自己的信念而战。

不久，布雷德利再次打来电话。这一次，他的话给了巴顿一种奇异的满足感。布雷德利吐露说，蒙蒂“所谓的攻势”，是迄今为止艾森豪威尔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他预测说，攻势不是已经陷入泥潭，就是将很快彻底陷进去。辛普森没能按时发动进攻，按布雷德利的理解，他们现在将重新采取起初巴顿曾主张的方案——只要天气一允许就开始。

这都是一厢情愿。尽管“真实”行动遭遇困难，“手榴弹”行动也被拖延，但是，艾森豪威尔并没打算改变计划。蒙哥马利仍将领导主攻，跨越莱茵河向柏林进军。而霍奇斯和巴顿则负责助攻。

下午，大使哈里曼在俄国指挥部与莫洛托夫见面，对方交给他一份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的英译本。斯大林希望保持外蒙古的现状，并将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的地盘——主要是萨哈林岛的南部、旅顺港和大连港——还给俄国。他还要求控制满洲里铁路和千岛群岛。作为报答，苏联在对日宣战的同时，还将与蒋介石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

哈里曼阅读了草稿，然后说道：“有三处，我相信，总统在接受之前，会希望作出修改。”大连和旅顺港都应该成为自由港，满洲里铁路应该由一个中苏联合委员会管理。“此外，我确信，没有蒋介石总司令的同意，总统不会想处置这两个中国感兴趣的问题。”

一回到利瓦吉亚宫，哈里曼立刻将斯大林的草案拿给罗斯福看，包括他本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总统同意这些修改，并让哈里曼把它交还给莫洛托夫。总统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对美国来说是最好的。参谋长们一致要求罗斯福以某种方式使俄国参与反日战争，主要是攻打驻扎在满洲里的七十万日本关东军。马歇尔的意见是，在征服这支军队之时，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帮助，将会有几十万美国士兵阵亡。几名美国海军情报人员相信，关东军只存在于纸面上，因为大部分士兵都已经转移至其他部队。不过，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尽管它们恰恰是正确的。于是，2月10日这天，罗斯福采取了几乎所有掌握同样情况的人都会采取的行动。

哈里曼离开不久，罗斯福坐在轮椅上来到了舞厅，参加第七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整个雅尔塔会议的成败。等待解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赔偿问题，法国占领区问题，以及波兰问题——它的命运将暗示出东欧其他被解放民族的将来。

四点钟，罗斯福迅速就座，他的背后是熊熊燃烧的炉火。丘吉尔有几分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他向总统致歉，接着降低嗓门，神秘兮兮地说：“我相信，我已经成功地挽回了局势。”然后他便走开了，没有告诉总统，斯大林刚刚非正式地同意了关于波兰选举问题的一个新的措辞。

斯大林进来时，同样向总统表示了歉意。会议开始了，艾登首先发言。这一次，他宣读了一份进展报告。他宣布，外交部长们已经就未来的波兰政府取得了一致意见，所依据的方案如下：

作为红军彻底解放波兰的结果，一种新的形势已经在波兰产生。这要求在一个比波兰西部解放之前可能拥有的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波兰临时政府。因此，目前在波兰执政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重组，其中应该包括波兰国内的以及海外波兰人中间的民主领袖。

这个波兰民主团结临时政府，将保证尽快在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举行自由且无拘束的选举。

罗斯福把他那份副本递给莱希。海军上将边读边皱起了眉头。他把文件交还给总统，说道：“总统先生，这也太有弹性了，俄国人可以把它从雅尔塔一直拉到华盛顿，肯定一点都不会坏。”

“我知道，比尔，”罗斯福低声回答，“我知道。但是，这是目前我能为波兰做的最好的事情。”

丘吉尔指出一个事实，方案没有提到波兰边界的位置。此时，霍普金斯递给罗斯福一张纸条：

总统先生：

我认为，您应该向斯大林解释清楚，您支持东部边界的位置，但是应该在公报中包括一个总的声明，说明我们正在考虑主要边界的改变情况。也许应该由外交部长们确定具体的声明。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8

哈里

他所说的公报指的是这次会议结束后三巨头将发布的公报，用以公布他们最终的决定。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涉及边界问题。”罗斯福突然插话说，没有理会霍普金斯的纸条。

“我们必须说点什么。”斯大林强调说。

这一次，丘吉尔和斯大林站在一起反对罗斯福。波兰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包括在公报里，首相说。

罗斯福不同意。“我没有权力在此时此刻签署关于边界问题的协议。这应该由参议院以后来做。如果有必要的话，等首相回去以后，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吧。”

莫洛托夫激动地说：“我认为，如果三位领导人能就东部边界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并将其写进公报，就太好了。”接着，他又低声说，“我们可以说，寇松线大体上代表了在座诸位的意见……我同意，关于西部边界，我们不需要说些什么。”

“我同意，我们必须说点什么。”丘吉尔说。

“没错，但是别那么确切，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外交部长建议说。

“我们应该说，波兰将在西部得到补偿。”

“好极了。”莫洛托夫说。

罗斯福突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并引起了一阵骚动。“我想说，关于法国在德国管理委员会中的地位问题，我改变了主意。我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觉得首相是对的。”他声称，法国应该拥有一个占领区。斯退丁纽斯还没来得及从惊讶中缓过劲来，斯大林接下来的话让他愈发吃惊。“我同意。”这一转变是在幕后安排好的。霍普金斯在私下里劝说罗斯福，让法国拥有一个占领区才算明智。于是，总统秘密地通过哈里曼告诉斯大林，他改变了主意。斯大林立即回答说，他“将支持”总统的观点。

此时，丘吉尔像前一天的罗斯福一样欢欣雀跃。“当然，”他面无表情地说道，“法国会说，它将不在宣言中起任何作用，并且保留对未来的一切权利。”大家都笑了。“我们必须面对这种可能。”说着，丘吉尔顽皮地咧嘴笑了。就连严肃的莫洛托夫也开起了玩笑。“我们必须准备好收到一个粗野的回答。”他说。

当丘吉尔重新回到赔偿问题上时，这种友好情谊就像它的突然开始一样，又突然逝去。他认为，二百亿美元——其中一半给俄国——太荒谬了。不过他说得很客气。“实际上，我们的政府指示说，不要提到具体数字，”他说，“让（莫斯科赔偿）委员会去处理吧。”斯大林等的就是这句话，不过却未动声色。然而，当罗斯福指出，他也担心提到具体的数额会使很多美国人认为赔偿就是纸币和铜板，斯大林看上去真的伤心了。

斯大林生气地对安德烈·葛罗米柯低声说了句什么。安德烈点点头，起身走向霍普金斯。两人谈了几句之后，霍普金斯匆匆地写道：

总统先生：

葛罗米柯刚刚告诉我，元帅认为在赔偿问题上，您并不支持斯退丁纽斯——而是站在英国人的一边——这使他很是烦恼。也许您之后可以私下和他谈谈此事。

哈里

斯大林激动地说：“我想，我们可以非常坦率。”他拔高了声音，语带指责地声称，无论从德国得到什么东西，都无法补偿俄国的巨大损失。“美国人已经同意，至少要拿两千万美元！”他说。他太激动了，以至于没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口误。“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方面要收回前言？”他看向罗斯福，半是轻蔑，半是失望。

罗斯福立即否认；他最不希望的事就是，就一个他心目中相对次要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只有一个词让他感到不安，他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赔偿’仅仅意味着‘钱’。”

“我们可以换个词，”斯大林退让了。自从会议开始以来，他第一次离开了椅子。“三国政府一致同意，德国必须用实物赔偿它在战争过程中给盟国造成的损失。”

如果说罗斯福得到了安抚，丘吉尔却没有。“在（赔偿）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能对两百亿美元或其他任何一个数字表态。”他说。接着，他继续热情而雄辩地争论下去，以至于斯退丁纽斯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听到丘吉尔那些“漂亮的词句”“如溪流般”奔涌而出，总是让人心旷神怡。

他的话对斯大林起了反作用。“如果英国人不希望俄国人拿到赔偿，”他用力地挥着手说，“只要坦白说出来就好。”他重重地坐下来，怒目而视。

丘吉尔当即直言反对他的暗示，结果斯大林又一次跳了起来。罗斯福取得了大家的注意，“我建议将整个问题留给莫斯科的委员会。”

斯大林略微平静了一些，他坐下来，让莫洛托夫发言。“以美国和苏联代表团为一方，英国为另一方，”他平静地说，“双方之间唯一的分歧是总金额的确定。”显然，斯大林放松多了。这一巧妙的措辞让他和罗斯福成了搭档，一起反对丘吉尔。

“无论对错，英国政府认为，即使只是确定一个总金额来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会约束自己。”艾登用一种调和的语气说道。他建议，命令赔偿委员会研究三国外交部长刚刚起草的报告。

斯大林已经完全恢复了冷静。“我建议，首先，三国政府首脑达成协议，德国必须用实物赔偿战争期间造成的损失。”他说，“其次，三国政府首脑达成协议，德国必须赔偿盟国的损失。第三，由莫斯科赔偿委员会负责确定需要支付的数额。”他转向丘吉尔，“我们在委员会上提出我们的数字，你们提出你们的。”

“我同意。”丘吉尔说，“那美国呢？”

“答案很简单，”总统带着莫大的宽慰回答，“罗斯福法官同意了，文件被接受了。”

他们暂时休会，用平常的大玻璃杯喝起了热茶，同样，又给美国人拿来了银杯托。显然，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的短暂失和让元帅很是忧虑，于是，他把哈里曼拉到一边，对他说，在参与对日战争的协定问题上，自己准备向总统让步。“我完全同意使大连成为一个国际控制下的自由港，”他说，“但旅顺港不一样。它将成为俄国的海军基地，因此，俄国要求拥有租借权。”

“您为什么不立刻和总统谈谈这件事呢？”哈里曼建议说。稍后，斯大林和罗斯福平静地进行了谈话，很快达成了完全的一致。当与会者们回来参加全体会议时，普遍感觉到已经避免了预感的分裂，于是放松地开始了一轮妙语连珠。就连丘吉尔也对罗斯福的那句名言表示了异议。“自由源于需要。”他揣测着，这最后一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这需要是因匮乏而产生的，而不是渴望。”

最后，大家回到了正题上，当天最重要的任务是：起草三巨头关于波兰问题的立场的声明，这一声明将出现在最后的公报里。霍普金斯担心罗斯福会让美国承担确定波兰新边界的责任，于是又写了一张纸条。

总统先生：

您给您的合法权力带来了麻烦，参议院会说些什么呢？

哈里

看过纸条之后，罗斯福提议说，声明的措辞应该作一些修改，以免违反美国宪法。

新的草稿很快拟了出来，并被大声宣读：

三国政府首脑认为，波兰东部边界应该依照寇松线划定，但在某些区域应作出有利于波兰的五到八公里的改变。公认波兰应当在北部和西部得到真正增加的领土。他们认为，应该及时征询新的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对这些领土增加面积的意见，而波兰西部边界的最终划定应该于此后等待和平大会去解决。

这时，霍普金斯递给总统最后一张纸条。

总统先生：

我认为，当讨论结束时，我们就成功了。

哈里

当罗斯福看纸条时，莫洛托夫建议，在第二句话后面加上“并且将东普鲁士和奥得河畔的古代边界线还给波兰”。

“这些领土什么时候是属于波兰的？”罗斯福问。

“很久之前。”

罗斯福笑着转向丘吉尔，说道：“也许你也希望把美国收回？”

“噢，吃了美国，我们会消化不良的。如果波兰得到过多的德国领土，结果也是一样。”

“这么改一下，会给波兰人极大的鼓舞。”莫洛托夫争辩道。

“我更喜欢让它保持原样。”丘吉尔表示反对。

“我收回我的建议，”斯大林平静地说道，“我同意让它保持原样。”

这时已经八点了，罗斯福感到很疲倦。他建议大家暂时休会，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再继续。那时他们可以及时地写好联合公报，那么整个大会在中午就能结束。这样，他就可以在三点离开雅尔塔。

丘吉尔皱了皱眉头，说道，他认为不可能这么快便解决全部问题。不仅如此，公报要向全世界广播，不能仓促起草。斯大林表示同意。罗斯福未置可否，向卫队长迈克·赖利点头示意，让他推着轮椅上的自己离开了房间。

他如此匆忙地离去，让很多英国和俄国的代表困惑不安，但是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仔细思考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都要出现在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次正式晚宴上。这次是丘吉尔做东，将在他的沃隆佐夫宫举行。这座风格奇异的半摩尔半苏格兰式别墅已经被俄国士兵们彻底搜查过了——他们甚至连桌子底下都爬了个遍。

当人们享用着餐前的伏特加和鱼子酱之时，莫洛托夫缓步走向斯退丁纽斯，说道：“我们已经商定了日期。难道您不能告诉我们会议将在哪里举行？”他指的是联合国组织的第一次会议。

斯退丁纽斯已经为选址问题烦恼了一段时间。他提出了好几个城市，又都放弃了：纽约、费城、芝加哥、迈阿密。前一天凌晨三点醒来时，他忆起自己梦到了旧金山。那梦境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他几乎都能嗅到太平洋上的新鲜空气。他深信，这就是最完美的地点。于是，早餐后，他来到了罗斯福的卧室，略述了旧金山的优势，不过却只得到了一个不明朗的回应。

斯退丁纽斯离开莫洛托夫，走向坐在移动轮椅里的罗斯福。“莫洛托夫催我决定会议的地点。您准备好说是旧金山了吗？”

“说吧，斯退丁纽斯，就是旧金山。”

斯退丁纽斯回到莫洛托夫身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外交部长向艾登挥手致意。片刻之后，三位外交部长共同举杯，庆祝将在十一周之后召开的旧金山会议。

罗斯福法官同意了 9

在晚宴上，斯大林倾身过去告诉丘吉尔，他对赔偿问题的解决方式并不满意。他不敢告诉苏联人民，由于英国人的反对，他们将不能得到应有的赔偿。斯退丁纽斯猜测，是莫洛托夫和梅斯基私下里让斯大林相信，自己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让步太多了。

丘吉尔反驳说，他非常希望俄国可以得到大笔的赔偿。但是他禁不住想起了上次战争，那时他们提出的数额超过了德国的赔偿能力。

“在公报中提一下，打算让德国赔偿对盟国造成的损失，这将是个好主意。”斯大林坚持说。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表示赞同。丘吉尔向元帅举杯祝酒。“我曾在很多场合举杯祝酒。这一次，我要带着比以往开会时更大的热情来举杯，这不是因为他取得了更大的胜利，而是因为俄国军队的伟大胜利与荣耀，使他比身处我们度过的艰难岁月中时更为和善亲切。我感到，无论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我们有什么分歧，他都是英国的好朋友。我希望看到俄国的未来光明、繁荣和幸福。我将鼎力相助，而且我确信，总统也一定会如此。曾有一段时间，元帅对我们并非如此友善，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些关于他的粗鲁言辞。但是我们共同的危险和共同的忠诚已将这一切一扫而空。战火烧光了往日的误解。我们觉得我们拥有了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我希望他也会继续对我们抱有同感。我祈祷，愿他长寿，能亲眼看到他深爱的俄国不仅在战争中光荣，而且在和平中幸福。”

斯退丁纽斯转向斯大林，非常热情而善感地说道：“如果我们能在战后的岁月里合力工作，苏联的每座房子没有理由不会很快拥有电气和管道设备。”

“我们已经从美国那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斯大林脸上不带一丝笑容地回答。

过了一会儿，罗斯福讲了一个关于三K党的故事。一次，一个南方小镇的商会主席请他吃晚饭。当他问起坐在自己两侧的两个人——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是意大利人——是不是三K党成员时，主人回答说：“噢，是的。不过他们都不错；商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了解他们。”罗斯福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如果你真正了解一个人，就很难拥有任何偏见——种族、宗教信仰，或是其他什么。

“非常正确。”斯大林表示赞同。斯退丁纽斯认为，对全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例子。背景相去甚远的人们却可以找到一个相互理解的共同基础。

讨论转向了英国政治和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丘吉尔要面对的问题。“斯大林元帅的政治任务要容易得多，”首相顽皮地说道，“他只需要应付一个党派。”

“经验证明，”斯大林同样幽默地回答，“一党制对国家元首来说非常有好处。”

气氛一直很轻松，直到罗斯福告诉他们，自己第二天必须离开。

“但是，富兰克林，你不能走。”丘吉尔急切地说道，“一个极大的奖赏离我们仅有咫尺之遥。”

“温斯顿，我已经约好了，明天必须按计划离开。”之前，总统告诉斯退丁纽斯，他不得不找个借口，以免会议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我也认为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和决定会议中这些问题。”斯大林支持说。他走到总统身边，平静地说，他看不出怎么可能在第二天，也就是周日下午三点之前结束所有事情。

罗斯福和蔼地表示同意。“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等到周一再走。”

晚餐之后，罗斯福回到了利瓦吉亚宫他的房间。尽管忙碌的一天让他疲惫不堪，他还是得写两张重要的纸条。詹姆斯·贝尔纳斯和爱德华·费林——两位精明的政治家——警告他说，如果俄国在联合国得到两张额外选票的消息泄露出去，将会在美国国内引起极大的批评。但是反过来，这也将有助于美国得到两张补充选票。

此刻，罗斯福给斯大林写了一张坦率的条子，向他解释这一问题，并且问他是否赞成在联合国给美国两张额外的选票。总统给丘吉尔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信，然后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周日，2月11日早晨，斯大林和罗斯福向丘吉尔和艾登出示了他们就远东问题达成的协定。丘吉尔正打算在文件上签字，艾登却当着斯大林和罗斯福的面，说这是“这次会议的可耻的副产品”。丘吉尔尖锐地回答说，如果他接受了艾登的建议，英国在东方的威望便会受损，然后在协定上签了字。

什么也扫不了罗斯福高昂的兴致，因为他刚刚收到了那两封关于额外选票的信件的回复。丘吉尔回答说：“我谨向您保证，在这个问题上，我会尽全力支持您。”斯大林则写道：“我认为，美国选票的数量应该增加至三张……如果有必要，我准备正式支持这一提议。”

当天中午，在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体会议上，罗斯福的情绪感染着大家。没有再出现任何问题，公报的起草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除了丘吉尔，每个人似乎都很满意。首相开始抱怨，指出在波兰问题上，?己将会在英国遭到激烈的攻击。“他们会说，在边界问题上，以及整件事情上，我们彻底向俄国屈服了。”

“你是认真的吗？”斯大林问，“我不敢相信。”

“伦敦的波兰人会掀起一场可怕的抗议。”

“但其他的波兰人更多。”斯大林反驳道。

“我希望你是对的，”丘吉尔冷冷地说，“我们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不是波兰人数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英国为之拔剑而战的目标。他们会说，你把波兰唯一的立宪政府彻底弄没了。”丘吉尔看上去简直可以说是沮丧，“无论如何，我会竭尽全力去保护它。”

如果说丘吉尔有些忧郁，随后的午宴可并非如此。一切都进展得如此顺利，大家的普遍感觉是松了一口气。罗斯福的心情十分舒畅。他所珍爱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这一关于世界自由与民主的允诺，被接受了。而且，斯大林已经书面同意了在德国投降两到三个月之后，参与对日战争。

哈里曼也很满意。斯大林还同意支持蒋介石，并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满洲里的主权，这是外交上的一个极大胜利。至于波兰，大使相信，斯大林在许诺举行自由选举时是心口一致的。不过，在乐观的背后，还有恼人的怀疑。他记得一句老话：“向俄国人买马，两次才买得到。”他想，现在的问题是要让俄国人遵守诺言。

波伦感觉，这是“一次有必要的会议，并且让美国真正有可能依照苏联遵守已达成协议的程度来评判他们”。有几次，斯大林向罗斯福作了让步，这表明总统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对他的敬畏。波兰，最为敏感的一个问题，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丘吉尔和罗斯福只有三种选择：甩手不管，坚决地站在伦敦波兰人的背后，或者尝试让尽可能多的伦敦波兰人进入新组建的政府。第一种做法首先出局。而任何了解斯大林的人都知道，第二种选择将会被断然拒绝。第三种，尽管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却是西方领导人们唯一现实的选择。

英国人中间已经有了一些议论，说总统糟糕的健康状况成了会议上的一个不利因素。波伦一直陪伴在总统身边，他知道，这话有几分是事实。尤其是在一次长会的最后几分钟，他怀疑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削弱了他的意志。

午宴时，大家传阅了刚刚起草的联合公报的最终副本。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分别研究了自己的那份，没有发现任何漏洞，于是便签了字。这样，除了一些正式手续外，会议就算结束了。

美国人在启程时非常满意。全世界都相信，美国人在雅尔塔得到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甚至比这更多。哈里·霍普金斯心下确信，这正是所有人祈祷并谈论了多年的新时代的黎明。他认为，俄国人证明了他们可以很有理智和远见，因此，这次会议赢得了和平路上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的确，罗斯福和丘吉尔完成了绝大多数西方人祈祷他们完成的事情。这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和达成的大量协定相比，它们显得毫不重要。不幸的是，有些协定注定不会得到遵守。如果在利瓦吉亚会议上有一位公正的观察家，他只能作出如此的结论：至少在纸面上，西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最大的胜利是由罗斯福独自取得的——并且未经一役——关于联合国问题，不情愿的斯大林和心存怀疑的丘吉尔都没有提出异议。

当晚，罗斯福在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美国军舰“卡托克廷”号上进了晚餐。主菜是牛排。在吃了八天的俄国菜之后，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次真正的宴席”。总统疲

霹雳行动 1

在克里米亚会议的公报于2月12日发表后，几乎所有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热情地对其表示赞同。在英国，多份风格迥异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如《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快报》、《每日工人报》等，赞扬三巨头作出的各项决定。《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C. 哈希表达了大多数美国人衷心的反响：

……克里米亚会议与之前的此类会议明显不同，因为它有着作出决策的意愿。从政治角度而言，产生了《大西洋宪章》的那些会议、卡萨布兰卡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魁北克会议，都受着发表宣言的意愿所控制。它们宣布了各种政策、渴望与意图。但是，它们都不是决策性的会议。而雅尔塔会议则显然是被作出有效决策的渴望、意志和决心所控制着。

苏联全国上下也表现出同样的赞赏。《真理报》出版了一期会议专刊。它认为，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各项决议表明“三大国的联盟不仅掌握了历史的昨天，还将拥有伟大的未来”。而《消息报》则声称，这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

公报也让戈培尔非常高兴，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加强对摩根索计划和无条件投降问题的宣传，并且宣称三巨头在雅尔塔作出的瓜分德国并强迫其支付巨额赔款的决定，只证明了德国必须重新拾起斗志坚持下去——或者被消灭。

在法国，对于在德国给其一个占领区并在中央管理机构里给其代表权的决定，人们充满了热情。不过，这种热情却被戴高乐个人的辛酸冲淡了。将军的恼怒可以理解。这不仅是因为他参加会议的要求被当即回绝，而且，直到2月12日美国驻法国大使杰斐逊·卡弗里交给他一份备忘录之前，他对会议的结果还毫不知情。一位在法国的政治官员，R. W. 雷伯发电报给罗斯福说，戴高乐“冷淡地”接待了他。他肯定“希望自己在公报中能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对这份报告，以及戴高乐对两人在阿尔及尔会面一事的拒绝，总统只是耸了耸肩膀。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位将军。“好吧，我只是想和他讨论几个我们的问题，”他对莱希说，“如果他不愿意，对我毫无妨碍。”

至少在表面上，戴高乐对雅尔塔的决议还算有礼有节，但英国和美国的波兰人却已经骂不绝口了。在米科拉伊奇克的接替者托马什·阿尔奇谢夫斯基总理的带领下，他们声称，罗斯福和丘吉尔为了两国的团结，实际上是把波兰当成牺牲品送给了苏联。有一个波兰人已经不满足于仅是进行谴责。这就是曾在夺取卡西诺山一战中扮演英勇角色的波兰第二军团司令，陆军中将W. 安德斯将军。他威胁说要从战场上撤回他的部队，并发无线电报给共和国总统，说自己不能接受：

……这一单方面的决定，因为它把波兰和波兰民族作为战利品让给了布尔什维克。

……凭良心来说，现在我不能要求我的士兵再流一滴血……

有一个波兰人本来应该提出更为激烈的抗议，然而却始终未发一言。这就是驻英国宫廷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伯爵。欧文·奥马利爵士对一万一千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遭到大屠杀一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于不久之前让拉仁斯基看了自己的最终报告。报告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暴行并不是纳粹干的，而是俄国人。欧文爵士还告诉伯爵，英国内阁读过这份报告后，命令将其查禁，然后另外写了一份不会冒犯苏联的报告。不过拉仁斯基已向奥马利发誓保密，作为一个绅士，他认为自己必须加入攻守同盟。

将近正午时分，古德里安将军走进了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一大群人坐在元首的大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在来柏林的途中，古德里安对自己年轻的参谋长瓦尔特·温克将军说：“今天，温克，我们要拿全部身家去冒险，甚至是你我的脑袋。”如果由希姆莱指挥，在奥得河上对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进行的有限反击必将失败，因为他纯属一个外行。“在一个职业士兵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部队在那里艰难地挣扎。”

希姆莱身材中等，一双薄唇毫无血色，五官带着几分东方人的特征。像往常参加此类会议时一样，他看上去不太自在。他不喜欢面对希特勒，这不是个秘密。他甚至曾经告诉沃尔夫将军，元首总让他感觉自己是个没完成家庭作业的小学生。

在希姆莱身上，现实的自己与理想的自己始终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他是一个巴伐利亚人，然而却狂热地钦羡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普鲁士国王，并且一再称赞普鲁士人的节俭与刻苦。他盲目地相信，理想的德国人都是北欧人——高个子、金头发、蓝眼睛——并且很喜欢自己身边的这种人。他羡慕体态的完美和运动的技能，并且常说：“你应该经常运动，这样可以保持青春。”不过，他却终生受着胃痉挛的折磨，而且在滑雪或游泳时，总是显得很可笑。一次，他试图在长跑中赢得一枚铜牌，结果却晕倒了。在德国，除了希特勒，他比任何人都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力——但他却?一个谦逊的或者说谨慎的学究，拥有德国小学教师水平的学识。他无情地攻击基督教，然而，据他最亲密的一位伙伴说，他却依照耶稣会的教规重建了党卫队，并且勤奋地抄写了《依纳爵·罗耀拉提出的训诫和修养准则……》。

和他既敬又怕的那个人一样，他对物质的东西不感兴趣，生活非常简朴。他饮食有度，只喝一点点酒，并且限制自己每天只抽两支雪茄。和希特勒一样，他工作的强度大得可以累死大多数人。他喜欢孩子，并以对待母亲那种尊敬去对待所有的女性。和希特勒一样，他有一个情妇。更确切地说，他至少有两个。十九岁时，他和一个比自己大七岁的妓女弗瑞达·瓦格纳同居。后来，有人发现她被谋杀了。年轻的希姆莱因此被送上法庭，不过又因证据不足而获释。后来，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大七岁的护士，名叫玛格丽特·康采尔佐瓦。他用妻子的钱在慕尼黑附近办了一个养鸡场，不过失败了。他的婚姻也是同样的下场。

夫妇俩有一个女儿，古特伦，但是希姆莱想要个儿子。然而，他对离婚的观点和他所受到的严格的天主教教育是一致的；而希特勒也持同样的态度，这肯定进一步导致了他过上一种双重的生活。他和他的私人女秘书赫德韦格开始了一段长期的暧昧关系。赫德韦格为他生了一儿一女，分别名为赫尔基和娜内塔·多萝西娅。希姆莱是个浪漫主义者，定期给他的情妇写充满感情的长信。信上，他怜爱地叫她“小兔儿”。与此同时，至少在表面上，他对自己的合法妻子还保持着尊敬和爱慕的态度。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他给每个家庭都提供了奢华的生活方式，以致自己债务缠身。

作为严父之子，他在办公室里胡乱贴满了说教性的标语。比如：“一条小路通向自由。它的里程碑是服从、专心、诚实、朴素、廉洁、牺牲精神、秩序、纪律和爱国。”正像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卡尔·盖布哈尔德特曾说过的，“他说话时，对自己所言总是深信不疑，于是大家也都相信他的话。”不过，他的某些信仰非常古怪，以至于他那些忠诚的追随者们发现自己难以接受：冰河时期的天体演化论、磁学、顺势疗法、催眠术、自然优生学、透视术、信仰疗法以

霹雳行动2

空军元帅阿瑟·T. 哈里斯爵士今年五十三岁，身材矮胖健壮，精力充沛。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应征入伍，在罗得西亚步兵团担任司号员。在参加了赴西南非的德国殖民地的历次远征之后，他发誓再也不去行军，于是便加入了皇家空军。如今，他领导着轰炸机大队。当天夜里，他的队伍按计划要发动对德累斯顿的攻击；这是针对德国东部各主要城市的一系列大规模空袭的开始，目的是给德国的士气最后一次重击。“霹雳”行动，这是所有突袭的代号。它只是英国战时内阁计划的区域轰炸行动的又一步。在哈里斯看来，这是结束战争的最佳方式。大家都叫他“轰炸机”哈里斯，他对这个绰号丝毫不以为意。而在几个记者的笔下，他总是被写成“屠夫”哈里斯，对此他也视若无睹。他认为，炸平德国的军工生产基地是他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不得不毁坏城市，杀掉百姓。但是，这些计划并不是他制定的。

哈里斯狂暴易怒，并且总是强势地为地毯式轰炸作辩护，这让某些人很不喜欢他。不过，同样的攻击性却使他深受飞行员们的喜爱，因为在执行轰炸任务时，他总是同样坚决地争取使用最精良的装备和最安全的方法。

“霹雳”行动的背景深远而复杂。诺曼底登陆两个月后，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建议，在德国接近军事崩溃时，对德国东部的人口中心发动一系列大规模空袭；这些袭击也许可以加速全面的投降。联合情报委员会——一个英国情报专家小组——对于“霹雳”行动无动于衷，因为它不太可能“获得任何有价值的胜利”。美国空军领导人则认为，放弃精确轰炸过于鲁莽。此外，美国空军司令H. H.“哈普”·阿诺德将军原则上也反对这种轰炸，而艾森豪威尔的心理作战处甚至称之为“恐怖主义”。

于是，“霹雳”行动便被暂时搁置了。1945年1月12日，苏联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十天之后，轰炸行动的指挥官对波特尔的副手诺曼·博顿利爵士建议说：“如果趁着俄国进攻的势头还没有明显减弱时开始行动，那么，在大家看来，俄国人和我们在计划上似乎是在紧密协作着。”

联合情报委员会受命从这一角度重新评价“霹雳”行动。他们报告说，四天四夜的系列轰炸会导致德国难民的大批转移，这“势必造成巨大的混乱，干扰军队有秩序地向前线运动，并妨碍德国军事和行政机器的运转”，并且“在物质上帮助正在东线这场关键战役中激战的俄国人，同时还将证明，从交通线，或者甚至从除炼油厂、坦克厂之外的任何目标上暂时转移都是正确的。”此外，“向俄国人证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目前的战斗中很愿意帮助他们，这很可能是有政治价值的”。

1月25日，博顿利致电哈里斯，与其讨论最终将“霹雳”行动付诸实施一事。“柏林已是我的盘中餐。”哈里斯回答说。然后，他转达了自己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联络官的请求：行动的其他目标必须是克姆尼茨、莱比锡、德累斯顿。这三个城市不仅是东部难民的主要居住中心，而且是濒临瓦解的东部前线的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丘吉尔碰巧也正在与空军部长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讨论这次空袭。他问，为了“痛击正在撤离布雷斯劳（位于奥得河畔）的德国人”，皇家空军有何计划。事实上，这并非巧合，因为“轰炸机”哈里斯经常拜访首相的乡间别墅，多次和丘吉尔讨论类似“霹雳”的进攻，并且曾经非正式地要求开始行动。

次日，辛克莱把问题转达给了空军参谋部。不过，“霹雳”行动的策划人波特尔却对这一行动没有多少热情。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应该继续以石油为主要目标，其次是喷气式飞机工厂和潜水艇制造厂。一旦解决了这三类目标，他说：“我们将竭尽全力对柏林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并对德累斯顿、莱比锡、克姆尼茨等地也发起进攻。”

读过了这份缺乏热情的表示赞成的报告，又与空军参谋部的其他人商议过之后，辛克莱对整个计划也比较冷淡。“昨晚您问我，是否有计划干扰德国人从布雷斯劳撤离，”他写信给丘吉尔，建议该任务更适合由空军战术部执行。他继续写道，如果天气允许，轰炸机应该继续打击石油目标；如果不允许，便对德国东部的一些城市发动区域进攻。

这份备忘录从丘吉尔那儿得到了一个迅速而又充满挖苦的回复。他显然忘记了自己曾说过的话。

昨晚我并没问你什么干扰德国人从布雷斯劳撤离的计划。相反，我是问你，柏林，无疑还有德国东部的其他大城市，是否现在还不应被看做特别吸引人的目标。很高兴，这个问题“正在研究”。请明天向我报告，你们打算做些什么。

丘吉尔突然对“霹雳”行动产生了兴趣，这也许是由于受到了即将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的鼓舞；也许是他急于向斯大林表明，盟国的战略空军对于当前俄国的进攻来说多么有价值。在阿登战役?后，西方的确需要在会议桌上重振一下军事威望。无论是什么刺激了丘吉尔，他给辛克莱的信中这挖苦的要求立即产生了反响。哈里斯受命即刻袭击柏林、德累斯顿、克姆尼茨等城市。“在那里进行迅猛的闪电战，不仅能给从东线撤退的德军造成混乱，还可以牵制部队从西线向他处运动。”

然而，哈里斯的副手，空军元帅罗伯特·桑德比爵士有着他个人的疑虑。一看到命令，他便想知道为何把德累斯顿包括在内。他认为，它的重要性被高估了。尽管它是一个关键的铁路枢纽，却没有证据可以显示它是工业中心，或者正被用于军队的大规模运动。因此，他要求空军部重新考虑，是否应把德累斯顿也作为目标囊括在内。通常，这样的要求都是通过电话立即给以回复。而这一次，桑德比却被告知，问题要提交上级机关。他等了数日才得到确认，德累斯顿的确将被轰炸。他被告知，事情之所以延误，是因为丘吉尔本人对“霹雳”行动很感兴趣——而当时他正在雅尔塔。

现在，只剩下了天气问题。2月13日早上，终于报告说天气条件转好。九点之前，哈里斯命令五号机组于当晚进攻德累斯顿，之后立即由四个机组联合，进行第二波打击。清晨，美国“空中堡垒”将第三次打击这个城市。然而，到了中午，气象员报告说，天气条件发生了改变。云层开始在整个中欧上空聚集，目标上方的天空直到晚上十点才能放晴。

哈里斯认为，要放弃空袭，理由并不充足。当天下午，第一波的主投弹手空军中校莫里斯·A. 史密斯前往克宁格斯比的54基地情报局领取简令。他接到了一个危险的任务，在目标上方持续低空飞行，指挥轰炸。他将驾驶一架纯木制双擎高速“蚊”式轰炸机。这种飞机飞行高度较高，因此相对安全，不过，它几乎完全没有配备任何装甲板。史密斯曾经指挥过对卡尔斯鲁厄、海尔布隆以及其他一些德国大城市的轰炸，但当时的辅助条件要好得多。如今，甚至连德累斯顿的目标分布图都找不到，他只能拿1943年拍的一张很差劲的航空照片做参考，绘制了一张目标分布图。

史密斯接到命令，要将五号机群的炸弹集中投向铁路和德累斯顿老城区的各个交通中心。这座老城区因其美丽的建筑和古迹而闻名于世。基地司令说，他有一次住在老城区中心广场上的一座旅店里，曾经被人诈骗过。他开玩笑地补充说，他希望这种不义之事能够尽快得到处理。

由于天气的关系，成功要取决于时间的精确选择。首批到达德累斯顿的飞机是先遣的测位机——那是两个中队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晚上十点零四分，他们将投掷绿色曳光弹和绿色信号弹，以确定城市建筑的大体方位。几分钟后，八架“蚊”式轰炸机将紧随其后，在绿色照明弹的引导下，向体育场投掷红色信号弹。这个体育场正好挨着主要的轰炸目标——铁路调车场。最后，在轰炸预定开始的时刻，晚上十点十五分，呼叫名为“餐具架”的主力飞机将到达此处，轰炸红色信号弹勾画出的目标。

就在下午五点三十分之前，八架“蚊”式轰炸机起飞了。机上的驾驶员们心烦意乱，因为他们收到指示说，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德累斯顿以东迫降；反之，如果万不得已，他们必须调头西飞，在敌人的领土上降落，不能让最新研制的电子装备落入他们的盟友——俄国人的手里。

几分钟后，首批共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开始飞离五号机组位于英国中部的机场，晚上六点之前，所有投弹手都已上了天。晚上七点五十七分，主投弹手空军中校史密斯驾着他的“蚊”式轰炸机离开了克宁格斯比。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刮起了强劲的西风，他借此追上了正在迂回前进的其他八架“蚊”式轰炸机。在德国西北部上空一万五千英尺高的地方，九架飞机遇上了八十五节的顺风。晚上九点四十九分，驾驶员们第一次看到了美国制造的电子导航仪“洛兰”屏幕上的光，这将指引他们直接飞向目标。但是史密斯的“洛兰”导航仪没有捕捉到第二次光信号，而需要两次光信号才能确定一个位置。他看了看表。已经九点五十六分了。八分钟后，先遣的测位机就要投掷绿色的曳光弹。大约十点左右，第二道光终于出现了，史密斯的导航仪确定了它们的位置：克姆尼茨以南十五英里。

九架“蚊”式轰炸机全体向西北方急转，等待着四分钟内即将掷出的绿色曳光弹。正当他们下降时，云层开始慢慢地散去——和预测的一模一样。德累斯顿上空覆盖着的屏障似乎正被人故意拉走。

尽管德累斯顿并非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但是，它只经历过两次相对规模较小的空袭。一次是1944年10月7日，当时，三十架美国轰炸机袭击了铁路调车场，炸死四百三十五人。另一次是1945年1月16日，那天，一百三十三架美国“解放者”式飞机袭击了差不多同一个目标，炸死三百七十六人。后来，又响过几次空袭警报，结果都是虚假警告，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已同盟国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如果德国不破坏牛津，那么德累斯顿便不会遭到攻击。毕竟，这个城市的军事价值不大，而城中的诸多博物馆、教堂以及其他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已被公认为世界的建筑宝藏。

谣言四散。传说盟国已空投了很多传单，允诺不会轰炸德累斯顿，因为其将成为战后德国的首都。这显然是假的。但是，这一切骗取了療十三万常住居民暂时的心安。2月13日晚上，尽管东部前线惨败，城中却弥漫着喜庆的气氛。这是斋戒节的星期二，德国人最喜欢的节日。当第一声“布谷鸟”警报在十点左右响起时，很多孩子还穿着狂欢节的盛装，人们还都兴犹未尽。对于全城没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防空洞的现实，几乎没有人担心。

市民们的安全感也感染了来自东部以及柏林和德国西部的几十万难民。铁路候车室里塞满了这些流浪者和他们成堆的行李。公共建筑物摆满了临时的睡铺。难民如潮水泛滥，就连可爱的德累斯顿大花园——和纽约中央公园的大小差不多——都满布着帐篷和匆忙搭起的小屋，以安置将近二十万的难民和奴工。

从东部开来的最后几列火车挤进了火车站，而从前线通往这里的公路上，仍黑压压地塞满了步行或乘马车、汽车、卡车的难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变得越来越臃肿。现在，德累斯顿有大约一百三十万人，其中包括数百名英美战俘。

这座城市的空防非常可怜。令人望而生畏的防空大炮醒目地安放在四周的山冈上，它们只是纸造的赝品。真正的大炮已被征用到了东西两线，只剩下了空空如也的混凝土发射台。

空军的空防也好不到哪里去。设在法国的中央预警通讯系统早已被盟国俘获。当五号机组的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出现在德国境内的警报系统的屏幕上时，已无法判断它们的目标为何。而片刻之后，又有三百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出现在屏幕上，它们将对莱比锡正南的一座炼油厂进行空袭，不过真正的目的却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它们成功了，因为德国人始终不知道哪组飞机才是主攻。也可能两组飞机都是佯攻，因为“轰炸机”哈里斯还有另外四百五十架轰炸机可以支配。

德国第一歼击师驻扎在德累斯顿以北几英里的克洛切。此时，他们准备保卫这座城市。然而，由于不知道该把他们有限的几架歼击机派往何处，他们不得不等待敌人的航线确定。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飞越莱比锡，然后掉头径直飞向德累斯顿，这时，保卫者们终于可以开始行动了。直到晚上九点五十五分，第一歼击师才得到命令，紧急派出夜间歼击中队。当这些飞机起飞时已经太迟了。先遣测位机已经投下了绿色曳光弹。

主投弹手史密斯此时正在接近德累斯顿。他第一次打破了无线电里的沉默。“控制者呼叫信号长，能听到我说话吗？完毕。”

霹雳行动3

领头的“蚊”式轰炸机上，信号长回答说，他听得很清楚。

“你到云层下面了吗？”史密斯问道。

“还没有。”他回答。

主投弹手又问是否能看见先遣的绿色曳光弹。

“是的，我能看见。云层不算太厚。”信号长回答。他很快飞到了目标上空，惊奇地发现竟找不到一盏探照灯，也没有一发高射炮火。他可以看见下方有几座桥梁，正优雅地横跨在德累斯顿中心的易北河上。易北河蜿蜒而流，将新城区和老城区分开。这幅景象让他想起了希罗普郡、赫里福德和勒德洛。

他低低地从铁路调车场上空掠过，只见一辆冒着烟的机车停在一幢大楼附近，他猜那便是老城区的中心车站。他开始从两千英尺的高空向着一座体育场俯冲（附近还有另外两座）。“这里是信号长，发现目标。”他呼叫道。在距地面八百英尺处，弹舱门打开了，一个一千磅重的目标指示弹滚了下去，扯出一道耀眼的红色轨迹。当另一架“蚊”式轰炸机的驾驶员看见信号长飞机旁闪过一道白光时，不禁大喊道：“天啊！信号长中弹了。”其实，那只是信号长照相机上的闪光灯亮了一下。

主投弹手迅速核对了一下自己地图上德累斯顿的三个体育场。“你标错了。”他简洁地说。他又核对了一次地图，然后松了口气，说道：“噢，不对，很好，请继续。”他可以看见一道红光在正确的体育场附近燃了起来。他说：“喂，信号长——目标指示弹在标记点以东约一百码。”

这时已经将近晚上十点零七分，离预定开始的时刻还有八分钟。其他“蚊”式轰炸机开始将指示弹扔向第一批轰炸目标。主投弹手的下一个担心是，后面的轰炸机能否透过薄薄的云层看见标记。他呼叫其中的一架“兰开斯特”。这架飞机已经投下了先遣绿色曳光弹，此刻正在城市上方一万八千英尺的高空中盘旋。

“控制者呼叫三号校正员。请告诉我你是否能看到光。”

“隔着云层，我能看到三个目标指示弹。”

史密斯以为对方说的是“绿色指示弹”，回复道：“干得好。你能看到红色的吗？”

“我只能看到红色的。”对方的回答让他放心了。

直到晚上十点零九分，德累斯顿电台的一个播音员才惊叫道：“注意，注意，注意！即将进行空袭！赶快躲进地下室！”市民们按他说的行动了起来，但是很不情愿，因为大多数人都怀疑这并非真正的空袭。在老城区的火车站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从东部逃来的大部分农民从没听过警报声。他们乱作了一团，到处寻找着响声隆隆的扬声器里一直在强调的藏身之处。

晚上十点十分，主投弹手一遍又一遍地对逼近德累斯顿的轰炸机主力部队说：“控制者呼叫‘餐具架’部队。请按计划轰炸红色目标指示弹发光处。”地面既没有枪炮的闪光，也没有高射炮火袭来。这座城市显然毫无防备。于是，史密斯命令“餐具架”飞得比计划的更低些。

巨大的烈性炸弹很快把老城区撕成了碎片。它们的设计目的就是掀开屋顶，炸碎窗户，以便为燃烧弹做好准备。

“喂，‘餐具架’部队，”主投弹手从城市上方的三千英尺高空中居高临下地说，“炸得好。”

德累斯顿西北十四英里处，十五岁的博多·鲍曼，迈森军官学校的一名学生，看到“圣诞树”——红色曳光弹——落了下来，而成群的轰炸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尾部喷射出火光。在柏林，他曾经历过两次大轰炸，但他觉得这才会是最大的一次。虽然身在迈森，年轻的博多仍可以看见冲天的火焰。附近一座建筑的窗玻璃剧烈地晃动着，整个地平线都是深红色和紫色的。起初，博多还能分辨出每一枚炸弹燃起的火光，但是片刻之后，无数爆炸此起彼伏，一切都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红色。博多脚下的大地在颤动着，他被吓得呆若木鸡。他告诉自己，那座城市的末日到了，没人能活着出来。

另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乔基姆·韦格尔当时正在公寓的屋顶上。他居住的公寓正好和老城区隔着易北河相望。他和另一个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朝四枚烈焰熊熊的燃烧弹扔着沙子，但是，当烈性炸弹开始落到街道上时，男孩们便连忙跑进了地下室，一把摔上了铁门。负责青少年团员的那个人随即又把他们赶了出去：三楼着火了。五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爬到了楼上，开始把地毯、家具——一切可能助燃的东西——扔向窗外。

十四岁的汉斯·科勒当时正在老城区的警察局值班。他是一位中尉的助手。而这位中尉的职责是派遣本城和几个临近城镇的后备消防车去救最大的火灾。他本应躲在警察局的地下室里，等到空袭结束，再驱车前往几英里外的一座山上，后备消防车就停在那里。然而轰炸如此猛烈，他知道，肯定已经燃起了十几处大火。“我们也许可以设法去消防车那里。”他对汉斯说。

两人跑到街上。正在这时，一枚炸弹落进了旁边的一座房?。碎片就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翻腾而起，然后落在他们周围。热浪几乎难以忍受。他们跳上一辆摩托车，向西开去。当他们驶过铁路调车场时，汉斯只看见了几处小火。只有老城区本身遭到了如此剧烈的打击。

他们继续向西，爬上了洛布陶区的一座山冈，然后急速驶过汉斯的家，最终抵达了消防车的停车场。中尉把这些消防车派往老城区的一些特殊建筑，这时，郊区的第一辆车也到了。司机对德累斯顿不太熟悉，汉斯主动要求领他回到大火的中心地带。

晚上十点二十一分，主投弹手看到老城区已被火焰吞噬。他呼叫一架“兰开斯特”，命其通过无线电向英国转发如下消息：

成功袭击了目标。原计划。穿过云层。

几分钟之后，大队轰炸机向西飞去，投下大量金属箔片干扰雷达。随后，他们停止投掷金属箔片，急速降到六千英尺的高度，刚好处于德国雷达系统的水平线之下。

第二波——五百二十九架“兰开斯特”，是第一波规模的两倍多——已经上路了。机组成员刚一得知自己的目的地时，都有些心神不安。这是一次长途飞行，是“兰开斯特”轰炸机飞行的极限。很多人都想知道，如果它对俄国人的前进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们不亲自出击呢？情报军官对不同的人群给予了不同的解释：他们将去攻击德军总部，摧毁德国军需品供应站，打击重要工业区，消灭毒气制造厂。

在飞往目标的途中，气温陡然下降。很多飞机的机身开始结冰；还有一些不得不由人工操控，因为自动驾驶仪失控了。厚厚的云层保护着袭击者们来到克姆尼茨附近，这时，天空突然放晴了。高射炮接连击落了三架“兰开斯特”。此时，第二波的先遣测位机已经可以看到熊熊燃烧的德累斯顿。城市被火光照得通明，凌晨一点二十三分，他们毫无障碍地向目标扔下了照明弹。不过，当他们的主投弹手在五分钟后到达时，浓烟已经遮盖了整个德累斯顿东部，老城区已变成了一团腾空而起的大火。

像在汉堡一样，一场火焰的风暴开始了。几处大火突然连成了一片，空气的温度高达六百度。这时，一种奇特的气象现象发生了。惊人的高温造成一股强劲的冲天气流，将新鲜空气吸入火团中心。随之，这种吸力又造成一股高速的飓风。最终的结果是一座咆哮的地狱。

主投弹手意识到，不可能准确地进行轰炸了。于是，他决定将火力集中于“餐具架”没有覆盖的区域。他通过无线电对主力部队说，“加紧”轰炸左边，然后是右边，最后直接轰炸已经着火的地方。几分钟后，炸弹开始落下。和第一波进攻不同，这次使用了烈性炸弹，火势开始蔓延，救火人员不得不隐藏起来。接着，六十五万枚燃烧弹，包括四磅铝热剂散落在了城市各处。火焰的风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投弹手们恐惧地看着；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清晰的细节。那景象奇异而神秘，所有的街道都被大火所蚀刻，实在令人非常震惊。

从克洛切起飞的十八架德国夜间歼击机出发得太晚了，没能阻止第一波袭击。此刻，他们坐在驾驶舱里，焦急地等待着追逐下一波攻击者的命令。他们听到了正在逼近的“兰开斯特”的轰鸣声，但是命令仍然没有传来。反而，通往机场跑道的路上，灯光开始闪烁。歼击机手们惊恐不已，立即呼叫控制塔，让其在敌机发现他们并且炸毁整个机场之前把灯关掉。然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一架从被困的布雷斯劳飞来的运输机按计划随时都可能降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炸弹如雨点般落向德累斯顿，歼击机手们的不安变成了泄气与愤怒。这是蓄意破坏吗，还是失败主义？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起飞？至少要试着保卫一下德累斯顿！基地司令同样灰心丧气。所有的无线电和电话通讯设备都被破坏了。他到现在都没能联系上柏林的中央当局，取得派出歼击机的许可。

第二波袭击开始时，年轻的博多·鲍曼和军校的另外二百名同学，乘着救护车刚好进入德累斯顿。卡车停下了，男孩们纷纷跑向可以藏身之处。博多跳到一堵石墙的后面。在爆炸的间隙，他可以听到燃烧着的城市那可怕的咆哮声。大地像地震时一样颤动着。

轰炸停止之后，男孩们继续步行向城中心走去，一直走到了着火的建筑物和倒塌的废墟前。他们抵达了易北河上的一座大桥，对岸便是老城区——此刻已成了一座十一平方英里的火炉。即使在河的这一侧，仍能感觉到灼人的热气。男孩们得到命令，在人们窒息而死之前，把他们从地下室拖出来。于是，他们拉起手，排成一列走到桥中间，然后侧过身，小心地缓缓向前移动。突然，领头的人尖叫起来——随后便被狼吞虎咽的火焰吸了进去。他身后的男孩抓住了什么东西，所以没被拉过去。大火像大炮一样轰鸣着，狂风呼啸，灰尘和烟雾在他们周围疯狂地旋转着。

男孩们磕磕绊绊地从桥上退了回来。他们找到根绳子当救生索，再次试图过桥。然而热度实在太强，他们又一次后退了。博多看见消防队员们的尸体倒在街上，衣服还在冒着烟。一团团的黑色烟雾把男孩们挤进了河里。他们用河水浸湿手帕，蒙在了脸上。

在燃烧着的城市的另一端，当第二次空袭警报响起时，汉斯·科勒正向停放消防车的山冈赶回去。他发现了一辆自行车，于是开始奋力地朝目的地蹬了起来。半路上，他看见曳光弹正在下落，于是便停?来，开始用一个箱式照相机拍照。他听见炸弹发出死亡幽灵的哀嚎，连忙跳进一条壕沟。一百码开外，地面被炸开了花。他向上看去，只见路两侧的苹果树神奇地没了影踪。他穿过马路，跑向一座公寓。正当他往地下室奔去时，又一枚炸弹爆炸了。他感觉自己被抛了起来，又摔在地上。尘埃和烟雾让人们透不过气；妇女们在呻吟。有人点亮了一支蜡烛。

霹雳行动 4

一个中年女人冷静地说：“我上去看看怎么样了。”其他人嚷着让她回来，但她却梦游一般慢慢消失在了晃动着的楼梯上。十分钟后，她仍旧不动声色地回来了，说道：“噢，上面太吵了，不过看上去很漂亮。”汉斯纳闷地想，她是不是疯了，还是仅仅想让大家镇静下来。

轰炸机从头顶飞过之后，消防车的引擎响了起来。接着，突然一片沉寂，只剩下大火的噼啪声和墙壁的倒塌声。汉斯退回到街上。他注意到远处传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他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他看向老城区；那里燃着一片大火。他被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向火焰的风暴走了一英里，然后停在了叶尼察卷烟厂门前。卷烟厂的外形像一座清真寺，此刻，它那异国情调的剪影似乎是在周围的火焰中古怪地舞蹈着。

他走近这个地狱的边缘，寻找着消防车：一辆也没有。他能做些什么？人们像幽灵一样向他蹒跚走来：熏黑的脸，烧焦的头发，冒烟的衣服。他们紧紧抓着初生的婴儿、手提箱，甚至壶、锅之类不合时宜的东西。有几个人在低声呻吟，但是大多数人都保持着反常的沉默。他们瞪大双眼，无神地盯着前方，似乎对身边发生的一切毫无感觉。这些鬼魅一般的人让汉斯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于是转身回去寻找他们。在通往洛布陶的山路上，他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家餐馆。里面的人衣衫褴褛地躺在地板上。他满怀希望地仔细查看那一张张黝黑的脸，却一个也没认出来。突然，有人碰了一下他的手臂。他转过身去，看到了他披头散发的母亲。

“什么都没了。”她说。

“爸爸在哪儿？”

“他还在家，想找回点东西。不过别去那儿。太可怕了。”她试图让他安心，“他不会有事的。他们不会再来了。”

她看向天空，开始语无伦次地嘟哝起来。

老城区里，大多数人还挤在地下室内。他们没意识到，氧气很快就要用完了。有些人想趁两次空袭的间隙逃走，却在开阔处被炸弹炸个正着；还有些人想在圆形的金属广告亭里躲一下，却差点被烤死。

萨罗西尼马戏场也着火了。第一次空袭警报响起时，一场盛大的演出正在进行，小丑们骑在毛驴上。而此刻，很多观众仍被困在舞台下面的大地下室里。著名的阿拉伯马戴着五颜六色的饰物，正在房子外面惊恐地转着圈。距此不远处，德累斯顿大花园里的动物从毁坏的笼子里跑了出来，正在疯狂地绕着花园奔跑，不过只有秃鹫逃脱了性命。

大花园里的大量难民同样无依无靠。他们拼命地试图逃离这难以忍受的、令人窒息的灼热，疯狂地推推搡搡，冲进了一个大蓄水池。这些水是用来在空袭时灭火的。他们的确逃过了大火，但却像老鼠一样淹死在了深水之中。

老城区边上的中心车站在第一波空袭中只受到了轻微的损坏。之后，车站官员们立即组织市民乘火车撤离，儿童优先。然而，一列火车都还没开出车站，第二波空袭的照明弹便落了下来。随后是一连串的燃烧弹，炸穿了车站的玻璃屋顶，整栋建筑都陷入了火焰之中。救援人员设法进入了炽热的建筑里。只见数百人沿着车站的围墙跌坐下去，似乎睡着了一样，事实上，他们是一氧化碳中毒了。救援人员发现火车上的孩子们挤成一团，他们也都死了。在数千人躲进去避难的地下室里，地上堆满了尸体。

在车站的正北方向，安娜玛丽·弗里贝尔头上裹着一条浸湿的毛巾，从灌满烟雾的地下室里爬了出来。她的丈夫是一名士兵，正在与俄国人作战。她用潮湿的破布裹住自己一岁宝宝的脸，然后将他放进婴儿车，推到街道上。她的母亲跟在后面。一大堆碎石挡住了她们的路，安娜玛丽用毯子裹住宝宝，抱着他磕磕绊绊地穿过了土石堆。宝宝一声未出，轰炸时他甚至都没有抽泣。燃烧着的碎片如雨般落在她们的头上，烧着了宝宝的毯子。这位母亲用手把火打灭了。

其他人也想从困境中逃出去。少数人带着自己的财物，但大多数只希望保住性命。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奔走。突然，她被一股气流吸去，像树叶落向小径一样被卷进了火海。

安娜玛丽和她的母亲脸上淌着汗水，终于到达了老城区的边缘。她们开始攀登向西延伸的山冈。突然，安娜玛丽意识到自己冷得不行了，于是带头走进了一座工棚。在门口，她转过身来看向燃烧的城市，简直就像一座着火的湖泊；那幅景象美丽而又可怕。其他人也走进了工棚。没人知道该干些什么。安娜玛丽感到一阵头晕眼花，浑身麻木；她有点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凌晨四点四十分，美国第八空军机组得到了命令，他们的两个主攻目标是：德累斯顿和克姆尼茨。空军第一师被派往德累斯顿：四百五十架“空中堡垒”将袭击位于易北河北岸的铁道编组场和新城区火车站。领航员被告知，首先飞往托尔高城，然后沿易北河而上，只飞五十英里便是下一个大城市：德累斯顿。清晨六点四十分，机组人员登上飞机，但是又传来命令要求他们等待。直到八点，第一架“空中堡垒”才起飞。

在须德海上空，二百八十八架“P-51野马”式飞机与轰炸机会合。这些歼击机的一半要留下来与轰炸机一起飞行，以防备德国空军的袭击。另外一半将飞往德累斯顿，伺机扫射目标。飞临德国上空时，投弹手们想知道，是否可能凭目力投弹。上面的云层不算太厚，但是下面几乎全是云。正因为这些云，整个第二百九十八轰炸小组都迷失了方向，中午时分，它们准备轰炸德累斯顿东南七十五空英里的布拉格。

因此，只有三百一十六架“空中堡垒”飞往德累斯顿。而其中将近一半，整个第四百五十七轰炸小组，都微微地偏离了航线，因此没击中轰炸目标。它们在空中盘旋着，试图再炸一轮。空军参谋军士乔·斯基埃拉是一名机枪手，也受过投弹训练。他抬头看去，只见一架B-17正飞翔在上方四百英尺处。他们的新航线让他们正好位于另一个机组的下方。上面那架飞机的炸弹舱敞开着，斯基埃拉看见一串五百磅的炸弹摇摇晃晃的，正准备投下来。

第四百五十七小组又转了一圈，然后是第三圈，但仍然没能在下面的云层中找到空隙。他们灰色的尾流形成了一个碗状，斯基埃拉觉得，那好像是有人画了一个巨大的脏兮兮的光环。转到第四圈时，投弹手们终于在下面的云层中找到了一个缝隙，准备投弹了。

下面，头两次轰炸在老城区引起的大火仍在猛烈地燃烧着。一团团云朵般的黄褐色烟雾向着南方的布拉格飘去，撒下了几英里的布片和纸屑的灰烬。这是一个圣灰星期三。

人们头上裹着潮湿的枕套，沿着易北河两岸蹒跚而行。曾亲眼目睹自己的上司被大火吞噬的博多·鲍曼，正和一群年轻人一起，试图帮助那些手足无措的幸存者。一个精神失常的男人跳进了河里。男孩们把他拉了上来，他却再一次跳了进去。在离马林布鲁克不远的地方，博多来到了几排带刺铁丝网跟前。无数人体的残骸散布在河岸附近——手臂、大腿、躯干，显然是被气浪吹过了铁丝网。真是一幅令人作呕的景象。

中午，博多和几个朋友走进了一座燃烧着的房子，想找些食物。他们在楼上找到了一瓶白兰地，正当大家喝着酒时，火焰重新燃了起来，切断了他们的退路。男孩们从二楼放下一根绳索，开始向下攀爬。这时，第一批美国炸弹落了下来。在城市的这个角落没有空袭警报，博多看见一群五十多岁的长者正坐在院子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他们的行李摆在周围，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专注地凝视着前方。然而，当男孩们走过时，他们伸出了求助的手。其中一人哭喊道：“带我一起走吧！”

呼啸而来的炸弹碎片迫使博多蹲到一根水泥柱后面。他的一只手还抓着白兰地酒瓶，心里纳闷自己是怎么拿着它爬下绳索的。一枚炸弹在附近炸开了，一座楼房危险地向他倾倒过来，他连忙爬进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地下室。

寻找目标的“野马”式飞机向正沿着易北河畔逃窜的这群人俯冲了下来。年轻人认出了它们的轮廓，大声叫喊着四散而去，攀爬着寻找掩身之处。但那些长者们却仍然在空地上奔跑，很多人都被机枪子弹射倒了。其他的“野马”式飞机则向卡车、大车，以及正在主要公路上向城外涌去的大批难民猛扑过去。

美国人离开之后，安娜玛丽·弗里贝尔和她的母亲决定离德累斯顿越远越好。她们和一个朋友一起，把几件行李装上马车，把宝宝和另一个小孩子放在顶上，和几十万人一起向南逃去。一望无际的队伍缓慢而平静地向前移动着。

霹雳行动 5

汉斯和他的父亲也推着一辆手推车，上面装着从公寓里抢救出来的全部家当。突然，汉斯停住了脚步，说自己其实应该去和消防队一起工作。父亲同意了。

回老城区的路上，汉斯经过了一家燃烧着的肉铺，店里的架子上烤着几百根香肠。他抓过一长串，继续赶路。他从一个正在擦洗人行道的纳粹分子身边走过。人行道上用油漆潦草地涂着“谢谢你，亲爱的元首！”在格雷林卷烟厂外面，他看见几个士兵朝两个人开了枪。那两个人正在用麻袋装香烟。奇怪的是，那些烟竟然没有被烧掉，反而铺在街道上，像一层一英尺厚的大雪。他经过一座很大的公寓房。某位有先见之明的房客立了个牌子：“我们还活着，救我们出去。”救援人员正在设法闯入地下室，但那里仍然非常热。

最后，他来到了老城区。从前那些仿佛属于童话故事里的东西，如今成了一堆焦糊的废墟，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著名的歌剧院——瓦格纳的《汤豪舍》便是在这里首演的——只剩下了炽热的外壳；而茨温格宫，世界上最漂亮的巴洛克建筑的典范之一，成了冒着烟的残骸。只有圆形屋顶隐藏在烟雾中的圣十字教堂奇迹般地似乎丝毫未损。

在倒塌了一半的警察局里，有人派汉斯骑自行车去送信。回来时，一个警察指责他游手好闲，耽误了救援工作。他大哭起来，骂了警察一顿，然后跑了出去。他发现林德劳广场上堆满了赤裸的尸体，他们的衣服不是被烧光了就是被吹走了。在一个公共厕所的入口旁，他看见一个裸体女人躺在一件毛皮大衣上；几码开外，是两个年轻男孩的尸体，同样赤裸着，紧抱着彼此。在赛德尼察尔广场附近，几百人掉进了一个不深的池塘——全死了。

一个女人拖着一个用白床单裹着的东西踉跄着走向汉斯。他看见里面是一个男人烧焦的残骸，可能是她的丈夫。当她走过去时，一条腿和两只胳膊掉了出来。她大笑了起来。汉斯狂奔而去，但仍旧能够听到她的笑声。

他看见其他人也在搬运着挚爱之人的尸体，发狂地寻找着可以埋葬他们的地方。最后，他终于来到了大花园。几棵最高的树都已被连根拔起；其他的要么被炸裂，要么像火柴棍一样被拦腰截断。草地上布满了尸身。很多人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但是他们全都死了。当救援人员把他们抬起来时，他们的四肢就像风车一样四处晃动。倒毙在人群中的还有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动物。一只豹子挂在一棵小树顶上，下方挂着两个裸体女人。汉斯头昏眼花，突然觉得非常疲劳，于是开始向自己已成废墟的家走回去。在他身后，是一千六百英亩被彻底毁灭的土地——几乎是整个战争期间伦敦所遭受的破坏的三倍。

由于德累斯顿和外界的联系中断，这一可怕事件的细节直到当天晚些时候才传到柏林。最初的官方报告声称，至少有十万人或者更多在相继的两次空袭中丧生。德国最为古老、最受尊崇的城市之一被彻底地毁灭了。起初，戈培尔拒绝相信这一报告。继而，他抑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直到开口批评赫尔曼·戈林时，他才终于能说话了。

“如果我有权力，我将审判这个胆小的、一无是处的帝国元帅！”他喊叫道，“他应该被送交人民法庭。这个寄生虫软弱无能，只关心自己的安乐，他犯下了多少重罪！为什么元首没有听取我之前的警告呢？”

英国人在晚上六点的新闻广播里第一次听到了德累斯顿的消息。广播宣称，这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承诺的大规模袭击之一。“我们的飞行员报告说，因为高射炮很少，所以他们能够小心地、径直地从目标上空飞过，而无须担心敌人的防御，”广播员说，“该城中心集中地燃起了可怕的大火。”

在克里米亚会议的公报于2月12日发表后，几乎所有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热情地对其表示赞同。在英国，多份风格迥异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如《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快报》、《每日工人报》等，赞扬三巨头作出的各项决定。《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

2月14日清晨，戈培尔和他的新闻官鲁道夫·泽姆勒驱车前往老朋友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去那里见希姆莱。这个静居之所位于柏林以北七十五英里的霍恩利琴，如今已成了希姆莱非正式的司令部。他喜欢这里宁静的环境以及独处的乐趣。在病历本上，希姆莱治疗的是扁桃体炎，而实际上，让他烦扰的却是他的神经——他仍旧因昨天局面火爆的元首会议而激动不已。在会上，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差点因为他打起来。

几天前，在戈培尔家进晚餐时，戈培尔悄悄告诉泽姆勒，他打算就一项牵强的计划去寻求希姆莱的支持。这项计划就是重组内阁，由他自己做帝国总理，而希姆莱做武装部队的首脑。正在这时，一个男高音在收音机里唱起了莱哈尔的“亲爱的，不要去摘星星”。戈培尔夫人不禁大笑起来。戈培尔暴躁地说：“把那东西关掉。”

泽姆勒未能获准出席与希姆莱的会见。当两人沉默地返回柏林时，新闻官猜测谈话不太顺利。

中午时分，希姆莱接见了另一个来访者——温克将军，古德里安刚刚硬塞给他的参谋长。现在，维斯杜拉河集团军事实上的指挥官温克将军急于返回前线，因为针对朱可夫右翼的有限进攻就要开始了。但是希姆莱说，他们应该先吃午餐。“然后我们可以聊一下总体形势。”

“吃完饭后，”直言不讳的温克说，“我不能留下来聊天。我要去奥得河的彼岸——我属于那里。”

希姆莱明白，他在柏林的政敌正在散播关于他的笑话，说他的指挥部和前线相距过远。于是，他恼火地说：“你是否在暗示我是个胆小鬼？”

“我什么都没有暗示，帝国元首。我只是想去一个我能身先士卒的地方。”他解释道，他要在奥得河东岸发动一场战役，以赢得时间加强奥得河以西的防御，并且给难民一个逃走的机会。

温克所面临的问题在军事手册上没有先例。维斯杜拉河集团军实际是在两条单独的前线上作战：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保卫柏林的一百五十英里长的奥得河战线；第二条，是保护波美拉尼亚的战线——这条战线不堪一击，曲折迂回。西起奥得河，然后蜿蜒向东，直达维斯杜拉河。再往东去，则是一些小块的德国抵抗地区，有的大些，有的小些，一直延伸到拉脱维亚的库尔兰，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但泽。几支从东普鲁士来的难民队伍正设法逃往这个前途未卜的避难之地。然而，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也正在开赴但泽，并且已经截断了难民进入但泽的道路。如今，难民们唯一的希望是，跨过淡水湾维斯杜拉潟湖上的冰层，前往涅赫伦格。涅赫伦格是一个狭长的地区，将潟湖与波罗的海分开了。一旦抵达此处，难民们就可以继续西行，踏上陆地，前往但泽。

一场意外的解冻融化了淡水湾的冰层，这条唯一安全的路线每隔五十码便做了一个标记。前一天晚上，车夫们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数百辆大车都翻倒了。在南岸等待的人群吓得要死，一步也不敢前进。然而，俄国炮火的轰鸣声越来越响，这更加恐怖。因此，大雾刚一消散，几千人便冒险踏上了冰层，向五英里外的涅赫伦格走去。上午十点左右，打头的人群看见了前方的沙丘，于是便开始喊叫：“到涅赫伦格了！到涅赫伦格了！”他们疯狂地向前走去，但却举步维艰，因为冰层在升起的太阳底下融化得非常快。突然，四面八方都落下了俄国人的炮弹，一阵恐慌顿时爆发了。难民们不顾路标，仓皇向岸边跑去。很多人安全地到达了，但是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掉到了纸一样薄的冰层下面。

温克针对朱可夫右翼的有限反攻包括两次出击：第一次在奥得河以东约五十英里处，第二次是再往东五十英里处。第十一军向南挺进至乌加滕，然后继续前进几英里，直抵奥得河与瓦尔塔河的交汇处。大约一天后，根据第一次出击的进展情况，第三装甲军将发起主攻，迫使朱可夫撤退，或者至少延迟他对柏林的进攻。

当年轻而冲动的第十一军司令、党卫队中将弗莱克斯·斯坦纳接到命令时，不禁目瞪口呆：仅靠五万士兵和三百辆坦克，根本不可能一鼓作气地向南攻至瓦尔塔河。他决定，向西南方向做更有限的进攻也许更好。这样可以使他较少地暴露于必然随之而来的朱可夫的反攻面前，而且他也可以为保卫波美拉尼亚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他越过温克，直接打电话给古德里安。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

最后，斯坦纳喊道：“要么接受我的计划，要么撤我的职！”

“随你的便。”古德里安答道，然后重重地把电话挂上了。

2月16日早晨，斯坦纳离开了他设在火车车厢里的总部，搬到南面一座可以俯瞰施塔加德的别墅里。这里位于乌加滕西北方向四十英里处，正是进攻的出发点。黄昏时分，施塔加德周围的所有道路都挤满了一队队的战车。大炮、卡车和坦克都已各就各位，准备在黎明发起进攻。斯坦纳给大家朗读了维斯杜拉河集团军的傀儡司令发来的一份紧急公告。帝国元首希姆莱写道：“前进！在泥泞中前进！在大雪中前进！白天前进！黑夜前进！为解放德国的土地而前进！”为了掩饰自己的悲观，斯坦纳让大家举起标语：“这里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前线！”并且亲自鼓励了师里的每一位指挥官。

“今年，我们将重新踏上第聂伯河。”他对比利时志愿师的指挥官莱昂·德格勒尔上校说，并且亲切地拍了拍上校的背。他补充说，他们从北侧的出击将与从南侧发起的另一次进攻会合，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起初，德格勒尔想道，多么大胆！多么戏剧化的策略啊！随后，在最后时刻的准备工作中，他注意到斯坦纳的参谋人员全都表情严肃。当年拿破仑在蒙米赖发起最后攻击时肯定也是这种气氛。

德格勒尔是比利时雷克斯党的领袖。他今年三十八岁，热情满怀，是其他一百万非德裔志愿军的楷模。这些志愿兵相信，整个欧洲的未来如今正危如累卵。在比利时，敌人叫他法西斯分子、纳粹分子，但他自认为两者皆非。雷克斯主义对他而言，是对当代腐败的一种回击，是政治革新和政治公正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不负责任和不安定的一场战役。

1941年希特勒入侵俄国时，德格勒尔对他的同伴说，像比利时和法国这种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应该志愿?入希特勒的部队，并且积极参加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战斗的兄弟情谊，才能产生一个正义的新欧洲。他的狂热越烧越旺：他主张，非德国人只有加入这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神圣战斗，才能获得在新欧洲的话语权。否则，德国人将会变得过于强大。随后，尽管可以获得更高级别，他却作为普通士兵入了伍。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只有当希特勒往我胸前挂十字勋章时，我才会见他。到那时，我将有权与他平等对话。我会问他：‘你是打算要一个联合的欧洲呢，还是只想要一个大德国？’”

在前线战斗的四年中，德格勒尔受过七次伤。当他终于赢得骑士十字勋章时，他真的询问了元首关于联合欧洲的问题。希特勒耐心倾听了冲动的德格勒尔的问题，并预言说，下一代欧洲青年人将会互相了解，亲如兄弟。俄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住满了欧洲的青年人。他们将在那里试验性地和睦相处。

德格勒尔经常在谈话中把话题扯远，而希特勒却始终宽容地倾听。一天，他充满爱意地说道：“如果我有一个儿子，希望他能像你一样。”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以至于有一天德格勒尔竟然说：“我经常听到人们叫你疯子。”希特勒只是笑了笑。“如果和其他人一样，现在我就会坐在咖啡馆里喝啤酒了。”

霹雳行动 6

2月16日黎明，德格勒尔率领他的部下徒步进入战场。在夺下了作为目标的山脊之后，他爬了上去，来到一个机关枪掩体里，观察斯坦纳的坦克负责的主攻。当“虎”式、“豹”式坦克滚滚穿过雪地之时，他发现它们当年的锐气已经丧失殆尽了：坦克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树林前进着。他看见几辆德国坦克在到达树林之前就着了火，但其他的却消失在了树丛之中。几分钟后，它们从另一侧驶了出来，追击着前面的红军战士。这时，德国步兵开始进入树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如果他们斗志昂扬地前进，阵地便能得到巩固。然而，他们却犹豫不前，沮丧的德格勒尔只想踢他们几脚。

夜幕降临时，斯坦纳只前进了八英里。尽管朱可夫的第六十八军正在后退，但是他们撤退得非常缓慢，并且秩序井然。午夜之后不久，德格勒尔奉命回第十一军总部报到。当他驱车赶往斯坦纳在山上的别墅时，施塔加德已因苏联的轰炸而着了火。他站在一个花园里，俯视着熊熊燃烧的城市，那些朴实的中世纪路德教堂的塔楼阴郁地挺立在那里，在火红的背景中映衬出了清晰的轮廓。可怜的施塔加德，他想道。这些东方朴素的新教塔楼，与比利时马利纳市圣罗博教堂灰色的天主教大塔楼，以及布鲁日市的钟楼堪称姐妹之作。他感到这里的悲剧也是自己的悲剧，不禁放声大哭了起来。

次日，即2月17日，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几架“斯图卡”式轰炸机一轮又一轮地轰炸着投入战斗的俄国坦克群。几百辆坦克着火了，但还有几百辆正在破雪前进。斯坦纳仍在顽强地向前移动。傍晚，他在朱可夫的侧翼打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俄国人不得不调回了两个前往柏林的装甲师，以阻止斯坦纳继续前进。

深夜时分，温克奉命立即前往柏林，向希特勒简要报告他的进展。筋疲力尽的温克离开帝国总理府时，天已破晓。温克急于回去督战，第三装甲师将于两个半小时后开始行动。他告诉司机赫曼·多恩把车开往什切青。他已有三个晚上没睡了。当多恩把大宝马停在路边时，他正在打瞌睡。“将军，”多恩说，“我困得不行了。”

“我们必须回前线。”温克说着接过了方向盘。他们沿着黑暗的山路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疾驰着。温克把一根没点着的烟放进嘴里，咀嚼着烟草以保持清醒。然而，一个小时之后，他睡着了。他们撞上了一座铁路桥的桥墩。多恩和睡在后座上的一位少校被甩出了车外，滚到了铁轨的路堤上，但温克却被卡在方向盘后面，不省人事。悬在桥上的汽车突然着起了大火。后座上几挺上了子弹的自动冲锋枪开始爆炸。枪声惊醒了昏迷的多恩。尽管身受重伤，他还是奋力爬上了路堤，打碎窗玻璃，把温克拉了出来。这时，温克的衣服已经燃起了火苗。多恩扯掉了上司的大衣，推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好把火灭掉。

当温克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手术台上。他的颅骨骨折，五根肋骨断裂，还有多处挫伤。没有了温克，德军绝望的反攻便毫无成功的可能了。

本应从南部嵌入朱可夫左翼的另半边钳子，甚至根本就没有动起来。负责这一半进攻的德国人竭尽全力地避免了进攻俄国人。红军的一支部队最近占领了德累斯顿以东八十空英里的本兹劳城。入城的队伍五彩缤纷，充满了异国情调。在溅满油渍的“斯大林”式和T-34坦克顶上，满身油腻的坦克手坐在色彩浓重的毯子上面，边喝边唱。后面跟着一队重炮，炮手们跨在绣花的垫子上，演奏着德国的口琴和手风琴。再后面是挂着水晶灯的老式四轮马车，里面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年轻军官。他们头戴大礼帽，手拿雨伞，带着醉汉的威严用小型望远镜观望着步兵部队。另一辆四轮马车卷起了顶篷，里面的士兵一边大笑一边痛饮。

俄国上尉米哈伊尔·科里阿科夫是一名身材矮胖的空军随军记者。因为到一个乡村天主教堂去参加安魂弥撒，他被降级进了步兵部队。此刻，他正失望地看着眼前这幅狂热混乱的场景。维持秩序的监督哨对经过的醉汉们视而不见，而乘坐美国吉普快速驶过的官员们显然也无暇关注这一切。他只看见一个高级军官，一名上校，试图阻止这种流动的放荡行为——而其本人也已经喝醉了。

在本兹劳，科里阿科夫参观了一个小广场，想对库图佐夫将军的墓碑致敬。这位俄国英雄是在追击拿破仑的途中牺牲在这里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德文的颂词：

库图佐夫—斯摩棱斯克亲王率领得胜的俄国军队追至此处。他从压迫中解放了欧洲，并从奴隶制中解放了欧洲人民。在这里，死亡结束了他光荣的日子。关于他的记忆将会永存。

他悲伤地想着，俄国人的变化多大啊！他想起了最近和一个波兰铁匠的对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战争呢？”波兰人问道，“六年来，战争从德国开始，一直打到了这里，然后打到俄国，打到了俄国的心脏，直到伏尔加河。然后又打回去，又打到这里。现在，又要打到德国的心脏了，打到柏林和德累斯顿。为什么？俄国的一半土地都已被焚毁；德国现在又燃起了大火，并将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得精光。”

科里阿科夫认为，答案很简单：德国人焚烧了俄国，以令人不敢置信的残暴杀戮了几百万妇女、儿童和老人。现在俄国人正在响应伊里亚·爱伦堡的号召：“以两只眼还一只眼”，“以一池血还一滴血”，加倍地报复德国人。

就连斯大林也已经对这种残暴行为感到不安了。他声称：“希特勒们来了又走，但德国人民要继续生存。”2月9日的《红星报》社论反映了他的疑虑：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句老话。但是不能依其字面意义行事。虽然德国人在我们的国家奸淫劫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做出同样的事情。过去和将来都不能这样。我们的战士不会允许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因为可怜我们的敌人，而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尊严——他们明白，每一次破坏军纪，都只会削弱获胜的红军……

这一告诫既切实可行又合乎道德。

霹雳行动 7

车站地区清理完之后，博多和他的小队被派往大花园，处理那里的一万多具尸体。徒手收拾那些尸体，实在是一项恶心的工作。最让博多厌恶的是烤焦的人肉味，它和烟雾、腐烂的味道混在一起，令人不禁作呕。

当天早些时候，汉斯·科勒和他的父亲一起回到了德累斯顿。正当他们准备踏上通往老城区的一座桥时，一个人说：“别过去。他们要让所有人都参加人民冲锋队。”

“现在你该往西走了，一直走到美国战线那里。”赫尔·科勒对儿子说，“然后一直等到一切都结束。”

他们拥抱在了一起，然后，年轻人冒着寒冷的细雨开始西行。他身上没钱，也没有吃的。

戈培尔可以利用德累斯顿大屠杀挑起瑞士、瑞典和其他中立国家的义愤之情。但是，这次轰炸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宣传的机会。2月18日，在与部里的官员们开会之时，戈培尔慷慨激昂地宣称：“既然敌人的飞行员在两个小时内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平民，那么，《日内瓦公约》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由于这一公约，德国不能因敌人机组成员的“恐怖主义战术”而对其进行报复。但是，他争辩道，如果公约无效了，他们就可以以“屠杀平民罪”处决全部英美空军战俘，从而防止德累斯顿事件的重演。

他的大多数听众表示反对，尤其是鲁道夫·泽姆勒。他告诫大家要注意“这样一个行动会使我们承受的巨大风险，以及落入敌手的自己人可能遭到的报复”。戈培尔对他们的警告置若罔闻。他让自己的新闻官去了解一下，有多少盟国飞行员落在德国的手中，又有多少德国飞行员在盟国的手中。泽姆勒再次表示反对，但是戈培尔的副官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于是他闭上了嘴。

当晚，戈培尔将这一问题提交元首。元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决定稍迟再作出最后决定。幸运的是，里宾特洛甫和其他人劝阻了他。

其他的德国人极力争取的是和平而非复仇。2月18日，四个欧洲国家的报纸上出现了关于谈判的报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报道纯属虚假消息，而瑞典和瑞士的报道则是近日柏林一次会议的成果。会上，希特勒沉默不语，给党卫队将军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的印象是，他希望他们与西方谈和。

党卫队和外交部都试图独力完成这件事情，这并不算奇怪。还在慕尼黑时，希特勒就挑动他的下属彼此竞争，以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多年来，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一直是竞争对手，他们有着同一种身体上的怪癖：只要元首责备一句，他们就要闹胃病。目前，他们竞争的重点是实现和谈。竞争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两个部门之间几乎要开始打仗。

与争取和平的行动交织在一起的，是两人为拯救集中营的战俘而进行的谈判。希姆莱特别的努力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一种勒索。因为很显然，几百万条生命可以成为和平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本钱。有两个人鼓励他去拯救战俘。一个是他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尔斯滕医生。克尔斯滕是波罗的海人，1898年出生于爱沙尼亚。他没有医学学位，外貌和善，长着一副肉乎乎的嘴唇，身材矮小肥胖，行动笨拙。然而，他非常擅长“推拿疗法”，因此欧洲有钱有势的名人都想找他。二战开始前夕，希姆莱患了严重的胃病——很可能因为他自己内心的战斗而更为恶化了。于是，克尔斯滕被召来给帝国元首治病。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希姆莱完全依赖于他。克尔斯滕早已开始施展他的影响，让集中营里的很多战俘都免于一死。有一次，希姆莱说：“克尔斯滕每次给我按摩，都会向我讨取一条生命。”

另一个人是希姆莱的间谍头子，党卫队准将瓦尔特·施伦堡。他赞同克尔斯滕所做的一切，并且正在设法说服希姆莱，对政治犯和战俘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便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他并非妖魔鬼怪。尽管施伦堡的职位居于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希姆莱的副手，党卫队将军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之下，但是他处事灵活，如今可以直接和希姆莱打交道。施伦堡时年三十三岁，是在教会学校受的教育。他身材矮小，相貌英俊，有点过于讲究。他早就笃信，希特勒正在将德国带向彻底的毁灭，因此一直不知疲倦地督促希姆莱去探索谋取和平的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所有的谈判都必须在希特勒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卡尔登勃鲁纳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分子，他不喜欢也不信任施伦堡，这一点也是个障碍。卡尔登勃鲁纳不断地敦促希姆莱，不要过度卷入可能会让希特勒不高兴或者产生更坏结果的计划。这些警告因卡尔登勃鲁纳那令人敬畏的外表而显得更有分量。卡尔登勃鲁纳身材魁梧，足有六英尺七英寸高。他的前额宽大而平坦，一双褐色的小眼睛目光非常锐利。他的下巴又细又长，一道马刀留下的伤痕横在他苍白的脸颊上，划过他宽厚的肩膀以及类人猿一般晃晃荡荡的胳膊。卡尔登勃鲁纳于1903年出生在希特勒的出生地附近，家里是生产农具的。他的父亲打破传统，做了一名律师，而儿子也步其后尘。二十九岁那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纳粹党，通过在自己工作中的刻苦努力和坚持不懈，他给该党带来了合法的逻辑与平庸的成就。

他的上司希姆莱起初反对屠杀犹太人，后来又对克尔斯滕承认，“灭绝种族不是德国人的特征。”帝国元首厌恶暴力——虽然他曾下令枪决了一个搞同性恋的侄子——当他第一次亲眼目睹处决人的经过时，他恶心地吐了。仅仅是因为他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近乎迷信，

霹雳行动 8

再加上他对元首深深的畏惧，他才留了下来，冷酷地看着最后一个受害者倒下去。在对国防军军官的一次演讲中，他曾在笔记上用他细长的字体写道：“处决所有潜在的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这很残酷，然而非常必要……我们必须冷酷无情，对上帝负责。”

这个偶尔可笑，但始终痛苦的男人天生神经质。他最终接受了将暴力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刽子手。1943年，他对一群党卫队将军说：

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可以非常坦白地提及这一点——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公开谈论它……我是说消灭犹太人，灭绝犹太种族……你们中的大多数都应该知道，当一百具、五百具，或者是一千具尸体肩并肩地躺在那里，这意味着什么。要坚持到底，同时（除了那些由于人类的软弱所引起的例外），还要继续做个正派的家伙，这就是使我们如此冷酷的原因。我们历史上这光荣的一页从未被载入史册，也永远都不会。

一年之后，他在波森坦率地对军官们谈起了灭绝犹太人所面临的困难：

我们被迫作出无情的决定，一定要使这个种族在地球上消失。组织这项工作是我们迄今为止最为困难的任务。然而，我们必须去解决它，并且将其进行到底。而且，先生们，我希望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领袖们和他们的部下不会因此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受到任何损害。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在龙潭和虎穴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路。他们要么成为无情的暴徒，从今以后再不能珍惜人生；要么变得心肠软弱，遭受神经崩溃的痛苦……这就是此刻关于犹太问题我想说的全部。现在你们全都知道了，最好保守这个秘密。也许以后，很久很久以后，我们可以考虑是否可以将这些多告诉德国人民一点。但是我认为最好不要！我们在场的这些人已经担起了责任，行动上和思想上的责任，我认为我们最好将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话虽如此，但希姆莱本人还是被自己被迫犯下的残忍罪行而折磨着。他对克尔斯滕说：“必须踏着死尸才能创造新生活，这是一个大祸根。美国人不也无情地灭绝了印第安人吗？然而，我们必须创造新生活，我们必须净化这片土地，否则它永远都不会结出果实。这将是我必须挑起的重担。”

事实上，大屠杀的担子越来越重，他的胃痉挛也越发严重了。这让他更加容易受唯一能为他减轻病痛之人——克尔斯滕——的影响。如今，在施伦堡的帮助下，克尔斯滕正在利用这一权力引诱希姆莱拯救那些还未被他杀害的犹太人。希姆莱是一个天生的追随者，如今却被迫自作主张；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忠实的弟子，如今却被唆使背叛他的领袖；他是一个纯粹的胆小鬼，如今却在别人的鼓励下满口豪言壮语。而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考虑这一行动可能会产生的可怕后果，并且在纤弱迷人的施伦堡和身材魁梧的卡尔登勃鲁纳之间犹豫不决，一直处于一种优柔寡断的状态之中。最近，施伦堡在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说服了希姆莱秘密会见瑞士前总统尚—马里·姆希。姆希许诺，每释放一个犹太人，他便会付一笔瑞士法郎作为奖金，并且尝试着去减弱自由世界对德国的愤慨。希姆莱欣然同意每隔两周便遣送一千二百名犹太俘虏去瑞士。

彼得·克莱斯特博士，里宾特洛甫的下属之一，也开始了和世界犹太人大会之间的试验性谈判。他已经会见过这个组织的重要代表之一，吉勒尔·施托希。在斯德哥尔摩酒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施托希提议，双方应协商从不同的集中营共释放约四千三百名犹太人。

拿人命讨价还价，这让克莱斯特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他说，即使是半开化的中欧也不会出面做这种买卖。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为战争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以使德国不致彻底灭亡。

“这不是一笔商业上的交易，”施托希说，“这仅仅是一笔救人的买卖。”

“我不能也不想卷入这笔‘买卖’，因为对我而言，这只代表着可憎和肮脏。”克莱斯特回答说，“并且，这种个别的操作也不可能解决整个犹太问题。”他主张，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他说，在与反犹太主义的第三帝国的战斗中，罗斯福受到了像摩根索那样有影响的犹太商人的鼓励。这一点以及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只会强化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作为其结果，整个犹太民族和全部欧洲人都将被灭绝，而将大陆留给布尔什维克。“如果保留犹太民族可以换取保留欧洲，”克莱斯特继续说道，“那么，倒真是值得我冒生命危险去做的一笔‘买卖’。”

“你应该和伊瓦尔·奥尔森谈谈，”施托希插话说，“他是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是罗斯福总统派驻西北欧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私人顾问。他和总统有直接的联系。”

几天之后，施托希显然非常兴奋地告诉克莱斯特，据奥尔森说，罗斯福总统愿意用“政治手段”来赎取集中营里一百五十万犹太人的性命。这正是克莱斯特所希望的——为战争采取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他得意地向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福克·贝尔纳多特伯爵重复了施托希的话，但伯爵只流露出一副怀疑的神情。接下来，克莱斯特又把这件事告诉了维纳·贝斯特，丹麦政府里的纳粹代表。贝斯特和克莱斯特一样，都属于党卫队。和贝尔纳多特不同，他对此深有感触，因此建议克莱斯特直接与希姆莱的助手卡尔登勃鲁纳讨论这个敏感的问题。

克莱斯特认识卡尔登勃鲁纳。回到柏林之后，他通知卡尔登勃鲁纳，施托希答应“为战争采取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以换取一百五十万犹太人。卡尔登勃鲁纳知道施托希和犹太人世界大会之间的联系，开始来回踱步。突然，他停了下了，用浓重的奥地利口音说道：“你们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些什么！我必须立即将这件事报告帝国元首。我不知道他对于这件事，对于你们，会做出什么决定。”克莱斯特被软禁在了自己家中，以防他和里宾特洛甫谈话。“在事情澄清之前，不许迈出你的花园大门。”卡尔登勃鲁纳警告他。

几天后，卡尔登勃鲁纳派人请来了克莱斯特，并且和蔼可亲地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帝国元首肯定愿意抓住瑞典人提供的机会。”然后他又补充说，“我们手里有的不是一百五十万犹太人，而是两百五十万。”这让克莱斯特十分意外。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意外：要由克莱斯特本人前往斯德哥尔摩去启动谈判。同时，为了表明良好的信用，他将带大约两千名犹太人去瑞典。

克莱斯特刚到家，便又被召回了警察总部。但是这一次，卡尔登勃鲁纳怒视着他说：“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没你的事了。别问我为什么。你本来就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将来也不会有关系。这件事和你再也无关了。就这样吧！”卡尔登勃鲁纳没费心去解释为什么有此突变：施伦堡刚刚与希姆莱谈过，要派克尔斯滕医生去处理这笔交易。为什么要和里宾特洛甫分享荣誉呢？

克尔斯滕前往瑞典，开始与瑞典外交大臣克里斯蒂安·冈特协商释放集中营里的斯堪的纳维亚战俘。希姆莱告诉他，如果第一步进展良好，克尔斯滕可以直接和施托希谈判。同冈特的会谈非常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贝尔纳多特可以前往柏林，和希姆莱本人一起做最后的安排。

里宾特洛甫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直到瑞典驻柏林大使无知地给希姆莱发来正式信函，要求同意正式接见贝尔纳多特——当然，信函必须经过外交部的检查，这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对手已经背着他在瑞典进行了谈判。

希姆莱害怕里宾特洛甫会告诉希特勒。他非常恐慌地打电话给卡尔登勃鲁纳，恳求他立即告诉元首贝尔纳多特要来柏林访问，看看他的反应。为了更加保险，希姆莱还打电话给党卫军军长，爱娃·布劳恩的妹夫菲格莱因，要他就同一件事“摸摸”希特勒的底。

次日，即2月17日，菲格莱因打来电话，说元首只简单地评论道：“在全面战争中，仅靠这种冒失行为终将一事无成。”

希姆莱十分困惑，不敢继续下去。然而，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唯一机会。恐惧占了上风。他决定不与贝尔纳多特扯上关系。当施伦堡打电话说伯爵刚刚从瑞典到达时，希姆莱说，他“忙于”维斯杜拉河集团军的反攻，没时间见任何人。但是施伦堡再次指出了这样一次会见将带给帝国元首巨大的个人利益。希姆莱很少能抵挡住施伦堡的劝说，这次也不例外。他同意接见伯爵，但坚持要采取一个预防措施：施伦堡应以某种方式劝说里宾特洛甫先会见贝尔纳多特，这将可以阻止外交部长在希特勒面前搬弄是非。

霹雳行动 9

克莱斯特认识卡尔登勃鲁纳。回到柏林之后，他通知卡尔登勃鲁纳，施托希答应“为战争采取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以换取一百五十万犹太人。卡尔登勃鲁纳知道施托希和犹太人世界大会之间的联系，开始来回踱步。突然，他停了下了，用浓重的奥地利口音说道：“你们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些什么！我必须立即将这件事报告帝国元首。我不知道他对于这件事，对于你们，会做出什么决定。”克莱斯特被软禁在了自己家中，以防他和里宾特洛甫谈话。“在事情澄清之前，不许迈出你的花园大门。”卡尔登勃鲁纳警告他。

几天后，卡尔登勃鲁纳派人请来了克莱斯特，并且和蔼可亲地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帝国元首肯定愿意抓住瑞典人提供的机会。”然后他又补充说，“我们手里有的不是一百五十万犹太人，而是两百五十万。”这让克莱斯特十分意外。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意外：要由克莱斯特本人前往斯德哥尔摩去启动谈判。同时，为了表明良好的信用，他将带大约两千名犹太人去瑞典。

克莱斯特刚到家，便又被召回了警察总部。但是这一次，卡尔登勃鲁纳怒视着他说：“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没你的事了。别问我为什么。你本来就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将来也不会有关系。这件事和你再也无关了。就这样吧！”卡尔登勃鲁纳没费心去解释为什么有此突变：施伦堡刚刚与希姆莱谈过，要派克尔斯滕医生去处理这笔交易。为什么要和里宾特洛甫分享荣誉呢？

克尔斯滕前往瑞典，开始与瑞典外交大臣克里斯蒂安·冈特协商释放集中营里的斯堪的纳维亚战俘。希姆莱告诉他，如果第一步进展良好，克尔斯滕可以直接和施托希谈判。同冈特的会谈非常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贝尔纳多特可以前往柏林，和希姆莱本人一起做最后的安排。

里宾特洛甫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直到瑞典驻柏林大使无知地给希姆莱发来正式信函，要求同意正式接见贝尔纳多特——当然，信函必须经过外交部的检查，这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对手已经背着他在瑞典进行了谈判。

希姆莱害怕里宾特洛甫会告诉希特勒。他非常恐慌地打电话给卡尔登勃鲁纳，恳求他立即告诉元首贝尔纳多特要来柏林访问，看看他的反应。为了更加保险，希姆莱还打电话给党卫军军长，爱娃·布劳恩的妹夫菲格莱因，要他就同一件事“摸摸”希特勒的底。

次日，即2月17日，菲格莱因打来电话，说元首只简单地评论道：“在全面战争中，仅靠这种冒失行为终将一事无成。”

希姆莱十分困惑，不敢继续下去。然而，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唯一机会。恐惧占了上风。他决定不与贝尔纳多特扯上关系。当施伦堡打电话说伯爵刚刚从瑞典到达时，希姆莱说，他“忙于”维斯杜拉河集团军的反攻，没时间见任何人。但是施伦堡再次指出了这样一次会见将带给帝国元首巨大的个人利益。希姆莱很少能抵挡住施伦堡的劝说，这次也不例外。他同意接见伯爵，但坚持要采取一个预防措施：施伦堡应以某种方式劝说里宾特洛甫先会见贝尔纳多特，这将可以阻止外交部长在希特勒面前搬弄是非。仇恨自己的祖国。他们的玩伴会向他们吐口水，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德国人。”

伯爵指出，知道他们能够安然无恙，他们的父亲会感到安慰的。

“毫无疑问，他们的父亲宁愿看到他们在简陋的茅屋里长大，也不愿意他们在一个像瑞典这样敌视德国的国家的城堡里苟且偷生。”希姆莱反驳说，不过表示愿意尽力而为。贝尔纳多特已经将他逼到了极限，他的语气变了。“你也许会认为这过于情绪化，甚至有些荒谬，但是我曾宣誓效忠于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士兵，一名德国人，我不能违背誓言。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有违元首的计划和意愿的事。”就在片刻之前，他刚刚同意作出一些可能会惹恼希特勒的让步，但是此刻，他却开始详尽地重述希特勒关于“布尔什维克威胁”的论调，并且预言，如果东线彻底失败，欧洲便会完蛋。

“但是，在战争的某个阶段，德国曾经和俄国结过盟，”伯爵说，“这和您刚才所说的怎么能一致呢？”

“我就知道你会说起这个。”希姆莱答道。他承认，那是一个错误。他开始怀旧地谈论起自己在德国南部度过的青年时期。当时，他的父亲是一个巴伐利亚亲王的家庭教师。接着，他又谈到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过军士长，并在国家社会党诞生初期便加入了其中。“那是一段光荣的岁月！”他说，“我们这些党员始终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但是我们从不害怕。阿道夫·希特勒带领着我们，将我们凝聚在一起。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年华！因此，我可以为我所认为的德国复兴而战。”

贝尔纳多特礼貌地问起了犹太人所受的待遇。“您难道不承认，像别的种族一样，犹太人中也有很多正?人？”他说，“我有很多犹太朋友。”

“你说得对，”希姆莱答道，“但是在你们瑞典，没有犹太人问题，因此，你不能理解德国人的观点。”

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议结束时，希姆莱答应在贝尔纳多特返回瑞典前，对他提出的所有要求给以确定的答复。贝尔纳多特向希姆莱赠送了礼物。因为希姆莱对斯堪的纳维亚民间艺术非常感兴趣，所以，礼物是一件17世纪的关于食人妖之鼓的作品。

希姆莱说，他“深受感动”，并问施伦堡，是否为伯爵选了个好司机。施伦堡说，他选的是最好的司机。帝国元首微笑起来。“好。不然瑞典报纸会用大字标题报道：战争罪犯希姆莱谋杀贝尔纳多特伯爵。”

在柏林，施伦堡向卡尔登勃鲁纳简要汇报了会晤的情况。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指责他“对帝国元首施加了不正当的影响”。盖世太保的头子海因里希·米勒尔少将嘟哝说：“那些自以为是政治家的绅士们想让希姆莱接受自己的某一想法时，总是办这种事。”米勒尔说，这种独特的想法，是“纯粹的乌托邦”。

贝尔纳多特回到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外交部长似乎比之前更渴望帮助伯爵。不过，他那专横的脾气只是让贝尔纳多特心中不快，于是便尽快彬彬有礼地告辞了。

里宾特洛甫随即召来了克莱斯特博士，并让他坐到了壁炉旁贝尔纳多特刚刚坐过的那把扶手椅上。“贝尔纳多特到底是什么人？”他问，“谁在背后支持他？除了拯救斯堪的纳维亚人之外，他究竟要干什么？”

克莱斯特发现扶手椅的衬里中夹着一个装满了文件的皮包。当他拿起来时，一本护照掉了出来。

“那是什么？”里宾特洛甫问。

“您上一个来访者的皮包。”克莱斯特把它递给里宾特洛甫，以为他肯定会检查里面的文件。但是里宾特洛甫只是把皮包装进了一个光面的大信封里。“请把这个还给贝尔纳多特，”他说，“我相信他会发现自己把它丢了。”

克莱斯特很受感动。这似乎是“在一场全面战争恶化的过程中唯一的骑士精神的表现”。

就在希姆莱进行这些他希望能够带来对德国有利的和平的谈判时，他的集团军正在土崩瓦解。斯坦纳被迫把自己的部队全部撤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而第三装甲军发起的主攻——没有温克在场监督作战——毫无进展。东线的彻底溃败已迫在眉睫，以至于不仅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其他的德国要人也都开始认为，德国唯一的希望取决于外交手段——或者无条件投降。

铁幕即将落下1

第六章 “铁幕即将落下”

2月14日，艾森豪威尔在他位于比利时宗霍芬的战术总部会见了蒙哥马利。对于富有争议性的指挥问题，艾森豪威尔仍然非常担心。他抱怨“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们总是指责他过于偏向英国人，而首相（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则指责他过于偏向美国人”。蒙蒂对于形势怎么想？和往常一样，这位陆军元帅的观点非常明确：如果允许辛普森的美国第九军帮助他发动主攻，那么，蒙哥马利便会认为当前的安排是令人满意的。他在日记中记道：

我对当前的指挥形势很满意，这让艾克感到高兴。毫无疑问，他到达宗霍芬时正在为某些事情担心，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也表现了出来。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担心什么。但是，很显然，当我说我对当前的指挥形势非常满意时，他立刻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之后便笑容满面地开车走了。

他还写信给布鲁克，表达了他的喜悦：“艾克同意我的一切行动。”并且答应在余下的战斗里由他指挥辛普森。“一切都很好。我真的相信我们终于遇上了顺风，可以成功返回港口。我们曾经遭遇过一些风暴，但是现在雨过天晴了。”

九天之后，因水坝被德国人破坏而泛滥成灾的鲁尔河，终于下降到了一定水位，可以开始进行“手榴弹”行动，一次将有三十万三千二百四十三人参加的超大规模行动了。2月23日凌晨两点四十五分，辛普森的第九军开始了重炮弹幕射击。四十分钟后，射击停止了，第一批战士——四个步兵师——开始乘突击艇穿越依旧水流泛滥的鲁尔河。起初，他们并没有遇到多少敌人的反抗，但是汹涌的河水淹没了许多突击艇，妨碍了架桥。

在北面，蒙哥马利完成了一件一周前还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事——在混乱状态中重建秩序。因“手榴弹”行动的推迟而暂时乱了阵脚的“真实”行动恢复了最初的势头，此刻正缓慢而稳定地穿过茂密的森林，在洪水淹没的平原上向前推进。霍罗克斯的第三十集团军一路攻破了数座设防的村镇，在经历了一场这次大战中最为激烈的肉搏战之后，拿下了它的两个主要目标：克莱韦斯和戈赫。

戈赫的攻克让蒙哥马利松了口气，因为戈赫被看做齐格菲防线最后一个坚固的堡垒。然而，下一座城市证明了是另一个“戈赫”，还有下一个，再下一个。似乎永无突破之日。十一个德国师挤在鲁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上，打算死守阵地，战斗到底。但是，显而易见，英国人和加拿大人苦战而来的胜利使辛普森的道路大为平坦了。夜幕降临之时，美国人已经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安全地过了河，只付出了九十二条生命的代价。翌日，德国的飞机大炮企图阻止辛普森的工兵施工，但是七座能通过坦克的40型大桥和十二座轻型桥已经在鲁尔河上建了起来。

次日，即2月25日早晨，第三十步兵师艰难地通过了汉巴赫森林。现在，辛普森面前除了开阔平坦的科隆平原外，再也没有其他障碍了。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柏油公路网正是坦克手的天堂。第二和第五装甲师的作战大队冲过步兵挖下的掩体坑，扑向莱茵河。《时代周刊》记者西德尼·奥尔森看着第二装甲师的先头部队从一架“派柏”式飞机上走下来；他看到大批美国坦克像黑压压的甲壳虫一样急速穿过绿油油的卷心菜地；随后，当“雷电”式飞机突然向德国的战略要点俯冲而下时，不计其数的卡车载着步兵滚滚向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扫尾工作。在奥尔森笔下，这是“最为壮观的战争景象之一，是军事机器在纯粹战斗行为的至高时刻，完美而一致的运转”。

尽管德国对“真实”行动的反应迟钝，但是，随着辛普森渡过鲁尔河，盟国的目标已完全暴露了。上了年纪的西线指挥官、德国陆军元帅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终于意识到了，除非自己尽快撤退，否则，盟军以“真实”行动为砧，以“手榴弹”行动为锤，必将把他的两支军队砸得稀烂。这两次对其北翼发起的进攻让他损失如此惨重，他感觉，南部令人难以捉摸的乔治·巴顿更具威胁。2月25日，他向希特勒请求新的指示。他声称，除非全面撤回莱茵河南岸，否则整个西线便将彻底瓦解。

这一绝望的呼吁无人理睬。于是，龙德施泰特再次请命，要求在鲁尔河和默兹河的交汇处适度后退。这一次，柏林予以了草率的否定。随后，在2月27日，龙德施泰特收到了一封希特勒亲自签署的电报。电报通知他，压根就别想考虑全面撤回莱茵河南岸。

几天后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奚落了一番龙德施泰特执意撤退的要求。“我希望他尽全力地长期稳定住齐格菲防线。首先，我们应该打消他撤退的念头。因为，此时此刻，敌人手里的整个英国第六军（他是想说英国第二军）和全部美国军队都空闲了下来，他们一定会将其全部投至这里。这些人毫无远见。撤退只会意味着将灾难从此处移至彼处。一旦我从这里撤走，敌?的全部军队便都空了出来。他不敢向我保证，敌人一定会留在这里，而不开赴其他地方。”听起来，他好像是偷听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制定的计划。盟军决定在南部牵制敌人，同时在北部发起主攻。

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被某些怀疑所困扰着。他建议派两名观察员前往西线。“我们应该有两名军官在那里——哪怕他们只有一条腿或一条胳膊——他们应该非常出色，可以让我们对形势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他说他不信任官方的报告，“它们只会干扰我们的视线。报告上面解释了一切，但过后我们就会发现，什么都没发生。”

至于东线，希特勒敦促希姆莱，无论如何也要建立一条战线，哪怕需要征召妇女入伍。“现在有这么多想开枪射击的妇女志愿入伍，我真的认为应当立刻接纳她们。”使用妇女的想法让古德里安这样的军人非常反感。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至少，她们更加勇敢，”希特勒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把她们放在第二道防线，男人们起码不会逃跑。面前就是莱茵河，他们也不能跑到敌人那边。这就是妙处所在。从这里，他们只能去后方。”

霍奇斯和巴顿都已向前推进了很大幅度，不过目前都被艾森豪威尔牵制住了：要等蒙哥马利到达莱茵河，霍奇斯才能攻打科隆，巴顿才能占领科布伦茨。苦恼的巴顿对布雷德利说，历史将谴责美国最高统帅部软弱无能。他一再要求布雷德利让他“突袭科布伦茨”，并且最终得到答复说，只要时机出现，他就可以行动。2月27日，机会来了。暂时借给巴顿的第十装甲师推进到了距古城特里尔不足六英里之处。特里尔位于摩泽尔河畔，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一旦德国人被逐出该城，就只能一路退回莱茵河。

傍晚，巴顿打电话给布雷德利，说自己已经看到了特里尔，请求允许他继续前进。尽管当晚第十装甲师将奉命作为后备返回最高统帅部。布雷德利答道，继续前进，这是说，在艾森豪威尔亲自命令他返回师部之前，可以继续前进。接着，他轻声笑了起来，说他会离电话远远的。巴顿心想，他和布雷德利骗了艾森豪威尔一次。不过，布雷德利所谓的违抗命令只是伪装。他和艾森豪威尔已经私下决定让巴顿偷偷挺进至莱茵河。这是一个秘密的协定，就连布雷德利自己的参谋部也对其一无所知。

于是，第十装甲师继续向特里尔挺进。2月28日午夜刚过，杰克·J. 理查逊中校的特遣队平静地进入了该城东南郊，他们一弹未发就俘虏了一个用四门反坦克大炮守卫着一个铁路交叉点的连队。一个俘虏透露说，他的工作是将美国人到达的消息告知负责破坏摩泽尔河上两座桥梁的那个小组。理查逊决心尽可能完整无损地夺取这两座桥，于是便派出一半部下赶往北面的桥梁。然而，他们还没到，桥便被炸掉了。另一半兵力则赶往南面的皇帝桥，该桥建于罗马时代。

理查逊亲自率部前往皇帝桥。在满月的照耀下，他看见自己的士兵被摩泽尔河对岸的轻武器牵制住了。他抓过自己五十毫米口径的机枪，扫射着桥梁的尽头，而后命令步兵排和五辆坦克过桥。六个醉醺醺的德国士兵试图将另一端的通道炸掉，但是，他们还没引燃炸药，美国人就扑了过去。

拂晓时分，在第九十四师几支小队的增援下，第十装甲师的两支作战大队横扫了全城，围捕着茫然而困乏的德国士兵。如今，特里尔和它的桥梁都掌握在巴顿的手中，他既可以溯摩泽尔河而上，直抵科布伦茨和莱茵河，也可以转向东南，进攻萨尔工业区。无论他选择哪条路线，谁又能阻挡他呢？正在这时，有人给巴顿送来了一封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发来的电报，命令他绕开特里尔，因为要占领该城需要四个师的兵力。巴顿机智地回复道：我已经用两个师拿下了特里尔。你们希望我做什么？把它还回去？

铁幕即将落下1

同一天，即3月1日，辛普森的第二十九师中的步兵占领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这是迄今为止攻克的最大的德国城市，距莱茵河只有十二英里。在辛普森看来，“手榴弹”行动是一场“每一脚都踢得完美无缺的足球比赛”。

艾森豪威尔视察了第九军的司令部。他说，他最感兴趣的是辛普森有何计划在莱茵河上夺桥。这一地区有八座桥梁，只要大胆而迅速地追击，至少可以夺取一座。辛普森说，他计划在第二天出击，夺取诺伊斯·杜塞尔多夫的三座大桥中的一座。他们坐着一辆敞篷吉普冒雨赶赴前线，去检阅刚刚夺取了门兴—格拉德巴赫的那个团。艾森豪威尔说道：“我想向你们透露，过几天，你们将可以见到丘吉尔首相。你们有什么车？”

辛普森只有一辆普利茅斯，显然，后方总有人“挪用”配给他的车子。

“我来处理这件事。”艾森豪威尔说，“还有一件事。丘吉尔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一定要准备充足。”

战士们认出了坐在吉普车前座上的艾森豪威尔，狂喊道：“那是艾克！”两位将军踏着泥泞登上了山坡。大约三千六百名步兵聚集在那里。辛普森介绍了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动人地向大家讲了五分钟的话。但是，当他转身离去时，他的脚滑了一下，重重地坐在了泥水中。战士们一阵哄笑。艾森豪威尔费力地站了起来，微微一笑，像拳击手那样敬了个礼。战士们又是一阵轰响——不过这一次是欢呼。

当天，艾森豪威尔还拜会了蒙哥马利。他暗示说，他对布鲁克施计使亚历山大成为其指挥地面军事行动的副手一事完全清楚。另外，蒙蒂对此主意有何看法呢？蒙哥马利回答，战争的结束已然在望，而亚历山大的任命只会激起某些美国人的不满。“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要再有进一步的摩擦了。我们马上就要赢得对德战争的胜利。让亚历山大留在意大利。让特德作为盟军副总司令支撑到最后吧。”

蒙哥马利还有另外一位重要的来访者。首相为了亲自分享第二十一集团军的伟大胜利，动身来到了欧洲大陆。3月3日上午，丘吉尔、布鲁克和蒙哥马利分乘两辆劳斯莱斯前往马斯特里赫特探望辛普森。几人在数名记者的陪同下上了车，启程前往战区。辛普森想知道，丘吉尔是否想先去看看战士们的住处。

“齐格菲防线有多远？”首相问。当他得知防线距此只有半小时的路程时，便说等等再去看望战士们。

按照蒙哥马利的建议，辛普森坐在了丘吉尔旁边。不久，一辆吉普车追了上来，一名通信兵递给首相一个小盒子。丘吉尔打开盒子，取出一副假牙，十分自然地塞进了嘴里，然后开始向辛普森讲起战争初期的一些故事。这让辛普森深感荣幸。首相说，1940年德国入侵时，他曾飞到巴黎，向法国人建议与英国结成永久性的联盟，但法国领导人拒绝了这一建议。提起敦刻尔克，他说：“我认为，能撤回五万名士兵，我们很幸运。”

当他们靠近一座横跨在小溪上的桥梁时，辛普森说：“丘吉尔先生，我们前面的桥下就是荷兰和德国之间的国境线。”

“停车，”丘吉尔说，“我们下车。”他穿过桥梁，爬下河岸，向一排“龙牙”走去。那是德国的坦克防卫系统。他等在那里，直到蒙哥马利、布鲁克、辛普森和其他几名将军来到他身边。桥上，一群通讯记者和摄影记者正期待地看着他们。

“先生们，”丘吉尔声音洪亮地说道，“我想请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让我们一起向德国的齐格菲防线撒尿。”他向正将镜头对准他们的摄影记者们晃着一根手指，大声喊道：“这是与这场伟大战争有联系的行动之一，但是，不准拍照。”

布鲁克站在首相身边，“当丘吉尔在关键时刻向下看去时，脸上洋溢起孩子般惬意的笑容”，这让他印象尤其深刻。

在飞往西线之前，面对激烈的争议，丘吉尔曾要求下议院通过克里米亚会议上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关系到世界的整个未来。”他说。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发生某些可怕的分裂，那么，人类的命运将会真的黯淡无光。

“联结三大国的纽带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已经得到加强。美国已经深入地、建设性地卷入了欧洲的生活以及对其的拯救。我们三国已既实际又庄重地同时签署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保证。”

下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雅尔塔会议上的决议，只有二十五票反对。

次日，即3月1日，罗斯福和他的夫人、女儿安娜以及女婿离开白宫，前往国会大厦。他想仿效丘吉尔，赢得两院对雅尔塔决议的赞同。

罗斯福夫人注意到，丈夫从雅尔塔回来后，有了显著的变化。她发现他中午开始需要休息，越来越不愿意见人。只有向她谈起雅尔塔时，旧日的热情才重回罗斯福身上。“看看克

铁幕即将落下3

里米亚会议的公报吧，”他说，“它指明了道路！从雅尔塔到莫斯科，到旧金山和墨西哥城，到伦敦、华盛顿和巴黎。别忘了它还提到柏林！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而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全球性的和平！”

曾和总统一起准备雅尔塔会议上的讲稿的萨姆·罗森曼觉得，总统已经倦怠了。“一切都已消耗殆尽。”他做了十二年总统，如今，这一工作压垮性的效果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劳工部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看着总统走进演讲厅时，简直喜出望外。他神情愉悦，目光炯炯，肤色又变得很好。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罗斯福简直是个奇迹。他累了，然而只要让他稍作休息，到海边度个假，就能恢复精力。

罗斯福总是在众议院的讲坛上向国会发表演说。此刻，一张安放了麦克风的桌子摆在距第一排座位仅仅一码远的地方。罗斯福走了进来。副总统哈里·S.杜鲁门和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跟在后面。罗斯福第一次没有站着讲话。“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以及各位国会议员们，”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坐着讲话。不过，我知道你们很清楚，这样我就不用拖着双腿下端那十磅重的钢铁站着，对我来说就轻松得多。况且，我刚刚结束了一次一万四千英里的旅行。”

这是罗斯福第一次提到他的病痛，正在收听广播的很多美国人都大吃了一惊。大多数人从不知道他们的总统是个瘸子。珀金斯女士想，他这番话说得那么轻松随意，亲切和蔼，而且毫不自怨自艾，因此，大家都没有觉得不安。他接下来的演讲也让她印象深刻。演讲回答了那些她应该会有但却没有说出来的顾虑。然而，与她相反，杜鲁门却没有看出罗斯福那独有的风格与手势。而罗森曼不仅对罗斯福那结结巴巴、有气无力的姿态心生沮丧，还觉得他某些即席的表述几近荒唐，肯定是刚刚蹦进脑袋里的。

总统大略描述了雅尔塔会议的两个主要目的：“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损失打败德国”，以及“继续为一项国际协定奠定基础。该协定将在战后带来秩序与安全，确保世界各国的持久和平”。他谈到了新的联合国组织，以及预定于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的首次会议。

“这一次，我们没有错误地等到战争结束再来建立和平机构，”他说，“这一次，正像我们通过共同的战斗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一样，我们还要共同工作，以防止战争再次发生。”

如果说这次演讲缺少罗斯福平素的口才，但它还是震动了国会。几乎每一个与会者都被总统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意志深深打动了。最后，他赢得了一片诚挚的、充满深情的欢呼。

“我会尽快去温泉疗养院休息一下。”过了一会儿，他疲惫地对杜鲁门说，“如果能在那儿待上两三个星期，我就可以恢复健康。”

就在丘吉尔和罗斯福向他们的人民阐述克里米亚会议的成就之时，三大国自我夸耀的团结在罗马尼亚出现了一道裂缝。美国在布加勒斯特的政治代表报告说：“一些极端的共党分子开始加大要求，歪曲事实，并且指责政府所采取的对人民有利的立场。”警察驱散了反拉德斯库联合内阁的群众示威，当地共产党报纸将此事称做“血腥屠杀”，并要求立即解散政府。

罗马尼亚管理委员会的英美成员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这场危机，但是委员会的苏联主席却予以拒绝。为了表示抗议，哈里曼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正式信函，宣称依照雅尔塔会议的协定，在罗马尼亚发生的政治事件应该按照《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解决。对此，斯大林的回复是，派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前往布加列斯特。在雅尔塔时，维辛斯基总是露出一副亲切的笑容，至少在表面上很吸引人。而来到布加勒斯特，他却选择危言恫吓，命令罗马尼亚国王立即解散拉德斯库政府——而且只给他两小时零五分钟去物色一位新总理，并公开宣布这一任命。外交大臣维索阿努抗议说，国王必须遵守宪法原则。维辛斯基叫道：“闭嘴！”然后砰的一声关上门走掉了。

第二天，差不多是在罗斯福向国会发表讲话的同时，国王任命斯蒂尔比亲王代替拉德斯库。然而，共产党人却拒绝加入这个政府。于是，维辛斯基命令国王重新作出选择——任命皮特勒·格罗萨，他和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在匈牙利的一个无名村庄，一位军人却进行了一场更为友好的外交。这就是托尔布欣元帅，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司令。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给他发了好几封电报，要求与其会晤，讨论一些军事问题：他们的两支部队正在迅速地靠近，亚历山大希望阻止它们正面冲突。托尔布欣显然是在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行动。起初，他对这些电报不加理睬，但是，在亚历山大礼貌的再三坚持下，他最终邀请其和几位英美专家到乌克兰第三方面军驻匈牙利总部会面。这些盟国人员乘坐一架苏联C-47飞机飞至位于匈牙利边境的一个秘密空军基地，然后，又乘车在路况糟糕的乡间公路上走了一个半小时。查尔斯·W. 塞耶中校，美国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一名职业外交官，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向陪同的俄国将军询问他们现在的位置。将军说，他也不知道是南斯拉夫还是匈牙利。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座鲜花与果树簇拥着的大村落。

“这里，”将军说，“就是托尔布欣元帅的总部。”

塞耶数了一下，大概有一百间小农舍。路上除了几个哨兵，没有其他行人车辆；也没有电话线，或者任何本应在集团军总部见到的设备。他们被带到了托尔布欣的指挥所所在的农舍。等了一会儿，元帅便大步走了进来。在塞耶看来，他似乎是从《战争与和平》中活生生地走出来的。托尔布欣块头很大，圆脸盘，头发稀稀落落。亚历山大的情报处处长，英国师长特伦斯·奥雷也认为，他像个典型的革命前的皇家军官——性格豪爽，让人印象深刻。

托尔布欣隐藏起自己因被迫与亚历山大会晤所致的一切烦扰，相当热情地问候了客人们。他首先建议简单吃顿早餐，然后带领客人们来到膳厅，大家开始享用摆好的腌鲱鱼、火腿、沙丁鱼、奶酪和伏特加酒。塞耶注意到，有人用一个特殊的酒瓶给苏联元帅斟酒。托尔布欣发现他在观察自己，快活地以窥探的罪名罚了他三杯伏特加。过了一会儿，又罚了他四杯，因为他又在观察另一名俄国人使用同一个酒瓶。

饭后，军事专家们开始开会。塞耶和菲茨罗伊·马克莱恩准将——由丘吉尔派至南斯拉夫那位——在村中闲逛着。这是他们见过的最新奇的军事基地。看上去，似乎托尔布欣和他的参谋人员，带着一群漂亮的当地女兵，几个小时前才到达这里。这让塞耶想起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宠臣波将金为取悦他的情妇而建造的那些假村庄。

亚历山大觉得，这次正式会晤非常友好，但是却没有成效。他为盟国战斗机的飞行员无意中炸死了一名红军集团军司令而表示歉意。他说，如果托尔布欣可以通知他前线的位置，就可以防止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故。托尔布欣答道，死去的集团军司令是他最好的一位朋友。接着又一脸顺从地补充说，“没必要再谈论是否告诉你我们前线的位置。莫斯科方面说不行。”

当晚的宴会十分丰盛，巨大的鳟鱼、烤火鸡、整只的乳猪、伏特加、香甜的克里米亚香槟酒，还有来自高加索的甘醇的白兰地。最后，隆重地呈上了一个冰淇淋蛋糕，上面装饰着富有寓意的小雕像和象征爱国的符号。大家推杯换盏，气氛越来越轻松。巨大的餐桌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位红军的四星上将问麦克莱恩，他是在哪儿学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这位英国准将说，莫斯科大审判期间，他在苏联待过几年。俄国人友好的面孔上突然布满了阴云。“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那肯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年代。”他说，然后便转向了另一侧的邻座。

宴会结束后，一位苏联中将陪同亚历山大来到他的住处，塞耶作为翻译随行。当他们走进亚历山大下榻的那间村舍时，一位身穿制服的迷人的金发女郎正睡在一张长椅上。

“我可以问一下这是谁吗？”亚历山大礼貌地问道。

俄国将军结结巴巴地说他不知道，这话让人很难相信。“事实上，”他又飞快地补充道，“她平时就住在这间村舍里。可能是出于本能又回来了。”

“就像一只回家的信鸽？”亚历山大反问道。

他们叫醒了那个女孩，然后把她打发走了。塞耶在他和亚历山大参谋部的一个美国人莱曼·兰尼兹尔少将合用的住处也发现了一个女孩。

“该死，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兰尼兹尔问道，“这个女兵是干嘛的？”

塞耶解释说，表面上看来，她似乎是个勤务兵。“她会住在外面的房间里，不用担心。”

在那个房间里，她已经在长椅上为塞耶铺好了床位。她像对待一个孩子似的帮他掖好被子，给他拿来一杯热牛奶，然后裹上大衣躺在地板上。早上五点，她用一块又湿又凉的破布给塞耶擦脸，把他惊醒了。给他刮完脸之后，她说：“张开嘴吧，我给您刷牙。”

大家和托尔布欣共进早餐时，又是从头到尾的伏特加。第二天在贝尔格莱德醒来时，大部分盟国成员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莫斯科事先计划好的。

在布加勒斯特，自从维辛斯基让罗马尼亚国王组建以苏联选择的格罗萨为首的新政府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但是，国王的大臣们仍在犹豫。最后，在3月5日，维辛斯基的耐心耗尽了。他命令国王在当天宣布成立格罗萨政府。他叫嚷道，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苏联认为是一种敌对行为。七点钟，新内阁——包括十三名格罗萨的支持者，以及四名其他党派的代表——宣誓就职。

和他在危机之初所做过的一样，哈里曼提出了抗议。然而，他只是被平淡地告知，旧政府是法西斯政府。苏联人摆出唯一真正的民主捍卫者的姿态，宣称“与民主原则水火不容的拉德斯库的恐怖主义政策已被新政府的成立排除了”。

而历史总是极尽嘲讽之能事：约瑟夫·戈培尔博士最近写了一篇题为《2000年》的文章，警告西方注意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可是，谁会相信一个敌人呢？尤其是当他随意地把事实与虚构混为一谈的时候。

……在雅尔塔会议上，帝国的三位军事领袖为了实现其灭绝德国?民的计划，决定将德国占领到2000年……

这三位人物多么没有头脑！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两位。因为第三位，斯大林，比他的两个搭档要远为深思熟虑。

如果德国人投降，苏联将占领……德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整个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在这一大片领土前方，包括苏联，铁幕将要落下……欧洲的其余部分将陷入政治混乱之中，而这正是布尔什维主义到来之前的准备时期……

如果说戈培尔没有什么别的成绩，至少他所发明的“铁幕”一词足以使西方人久久思索——并最终将其当成自己的话说出来。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1

第七章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自拿破仑以来，还没有一个入侵者能够渡过莱茵河，盟军一直认为它是抵达德国腹地之前的最后一个巨大障碍。在长达几个月的计划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认真考虑过完整无损地夺取莱茵河上一座桥的可能性。那实在太异想天开了。

在3月2日之前，这似乎仍是异想天开。3月2日，辛普森的第九军团接近了莱茵河。他的第八十三师得知，前方十五英里处还有一座完好的桥梁，可以通到杜塞尔多夫。于是，他迅速地组织了一支特遣队，并将其坦克伪装成德军装甲车的模样。夜幕降临之后，会讲德语的美国兵爬上装甲车，步兵们则不显眼地走在后面，队伍出发了。这些美国人坦然自若地穿过了敌人的防线，没有受到任何盘问。接着，他们又前进了十英里，中途甚至还迎面遇上了一队向相反方向行军的德国步兵。

黎明时分，特遣队已经可以看见大桥了。然而，正在这时，一支路过的德国军队中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士兵认出了特遣队战士们身上的美军制服，并且，当美国士兵盘问他时，他拒绝停下。美国人迅速地消灭了这支德国部队，但是警报器已经大声地响了起来。当第一辆美军坦克沉重地开上桥面时，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之，莱茵河里升起了四根巨大的水柱。当水柱和大桥的残骸终于落下去时，桥梁的大部分已经无影无踪了。

同样，在3月3日，辛普森的第二装甲师更是差一点就攻下了杜塞尔多夫以北十五英里处的一座莱茵河上的桥梁。如果能夺下这座桥，不仅能加速蒙哥马利针对柏林的进攻，还能让元首懊恼异常——因为这座桥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第二装甲师B战斗部队的西德尼·海因兹上校向第十七装甲工兵营的乔治·扬布拉德上尉大概介绍了作战计划：霍金斯特遣队的一个步兵连将冲过位于乌尔丁根的阿道夫·希特勒桥，制服桥那头的守军；与此同时，扬布拉德的工兵着手把桥上的引爆装置拆掉。这是一场赌博，成功的机会不大，但是，海因兹觉得必须采取这一行动。

正午前后，霍金斯特遣队的第一分队——彼得·科斯托中尉和他的装甲排——赶到了莱茵河。在科斯托的面前是巨大的阿道夫·希特勒三孔大桥，长达一千六百四十英尺。炮弹有节奏地在桥的两边陆续爆炸：十五个半小时以来，美国第九十二装甲炮兵营一直成功地制止着敌军炸桥的企图。科斯托跳下装甲车。河西岸战壕里的德国兵还没来得及开枪，他已经跑上了大桥，开始过河。每迈出一步，他的心情就愈加激动。他是第一个跨过莱茵河的入侵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是，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返回左岸，告诉霍金斯，这座桥还是完整无损的。

的确，大桥依旧屹立在那里，但是德国人仍然决心要顶住美国人，直到把桥炸毁为止。霍金斯的前四辆坦克还没开到桥头就被炸坏了。暂停了片刻之后，他又派出了两个营的步兵。步兵打到了桥头，但却被一阵密集的火力堵在了那里。更多的坦克在继续前进，但却被另一个东西拦住了：在通往大桥的马路中间，有一个十三英尺宽的大弹坑。

天刚一黑下来，第四十一步兵团的米勒中尉就匍匐前进，打算去观察桥上的情况。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布满了乌云。米勒绕过路上那个大坑，开始过桥。像科斯托一样，他一直来到了河的东岸，在那里，通往大桥的柏油路正在燃烧。突然，子弹从邻近的一座房子里射了出来，他连忙退回了西岸。他告诉霍奇斯，在弹坑被填平之前，只有步兵能够过桥。这时，突然传来了一声爆炸声。两分钟后，又是一声巨响，桥后面的夜空被火光照得一片通明。这是霍金斯所听过的最为巨大的爆炸声。他猜是德国人把桥炸了。可是，天太黑了，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命令三个士兵前去查看大桥，看看是否还能通过。

扬布拉德上尉决定不再等待步兵的掩护。他和工兵们一起朝大桥走去。他留下三个人殿后，然后带领其余的人走进了浓浓的夜色。一片漆黑之中，只有美军和德军的炮弹不时地发出爆炸的闪光。有几发炮弹打到了桥上，但是工兵们匍匐前进，有条不紊地剪断每一根导线，并检查了所有危险的地方：桥墩、连接点以及吊梁。从河的东岸，他们也看到了通向桥头的柏油公路正在燃烧。然后，像科斯托一样，他们也回来了。大桥完整无损——不可思议之事还有成为现实的一线希望。

就在霍金斯重新组织部队准备在拂晓发起进攻的时候，德国人匍匐前进来到桥上。他们发疯似的忙碌着，用新的导线替换了被剪断了的旧导线。天刚亮，就听见一声可怕的巨响——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行将出击的美国士兵害怕地站在那里，大桥的东半部摇晃着，然后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巨响，塌进了河里。

在仍然耸立在莱茵河上的所有桥梁中，盟军最想不到得到的自然是最无军事价值的一座。在制订突袭莱茵河的作战计划的漫长过程中，他们从未将位于杜塞尔多夫以南五十五英里的雷马根的鲁登道夫铁路桥当做一个渡河点。从西面通向雷马根的所有公路路况都很差，而一旦从这里渡过莱茵河，进攻者便会迎头遇上一堵六百英尺高的玄武岩峭壁。在其前方，大约十二英里的地段都是林木茂盛的山区，只有一些无法使用的公路蜿蜒其间。只要守军决心抵抗，装甲部队就无法前进。不过，占领莱茵河上的任何一座桥，都将是一大战绩。因此，3月4日，霍奇斯将军同第三军团的指挥官约翰·米利金少将讨论了这种可能性。然而，这一机会非常渺茫。在乌尔丁根幸免于难的德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警觉了。

霍奇斯的对手，古斯塔夫·冯·粲根将军对这种危险已不止是担心。他的第十五军成功地守卫着雷马根以西一段长约二十五英里的齐格菲防线。但是，在他的北面，第五装甲军却正在向莱茵河败退，在两军之间留出了一个六十英里长的缺口。为此，粲根屡做噩梦，梦见霍奇斯的部队从他的背后突破防线，攻占了鲁登道夫大桥。他将这一潜在的危险汇报给了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并请求允许自己把所统辖的三个师从齐格菲防线撤回来，堵上缺口。莫德尔性情暴躁，但却有着杰出的才干，是希特勒狂热的信徒。他决心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坚守每一寸土地，直到最后一刻。

“你怎么能证明这样大规模地重新布军是有道理的呢？”他挖苦地问道。

“如果美国人不利用这个缺口把他们的坦克派往莱茵河的话，他们就太愚蠢了。我认为他们会像水流下山一样利用这个山谷的。”

“真是胡说八道。”莫德尔打断了他。霍奇斯可能会从雷马根的北部发起进攻，因为只有傻子才会试图从一个右岸峭壁耸立的地方渡过莱茵河。“您的任何一支部队都不许从齐格菲防线撤下来。”他继续说道。不过，他应该是看到了粲根的论证之中的一些有益之处，因为，片刻之后他又说道：“当然，我也不反对从齐格菲防线上抽调少许兵力。”

粲根受到了鼓舞，他建议再派一些部队回鲁登道夫大桥，以加强那里众所周知的薄弱的防卫力量。

“您别考虑这么远。”莫德尔简短地回答说，并且禁止他往雷马根派去一兵一卒。

粲根顺从地回到了自己的指挥所。这时，他得知，霍奇斯的一支先头部队已经攻下了科隆，而另一支正在向他右侧那个六十英里长的缺口快速挺进。粲根决定拿自己的前程甚至可能是生命冒险，拒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他命令他的右翼，奥托·希茨菲尔德将军的第六十七军转回东北方向，边打边向雷马根以北十五英里处的波恩撤退，并在那里与第五装甲军会合。这将关上通往雷马根的大门。

令人惊讶的是，莫德尔并没有因此对粲根大发雷霆，他甚至答应让第五装甲军的一个战斗群从波恩发动一次突袭，以便同希茨菲尔德的部队会合。一个星期以来，粲根第一次感到轻松了一些。即使希茨菲尔德的行动不能阻止霍奇斯的前进，至少可以把他的进度延迟几天。这样，第二道防线的指挥官瓦尔特·博奇准将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迅速加强雷马根薄弱的防御力量。

关于鲁登道夫大桥，博奇和粲根同样焦虑。他甚至已经逼迫莫德尔答应了给他增援，以加强雷马根的防守力量。可是，增援部队还没到，他就被莫德尔调走了。现在，鲁登道夫大桥守军的直接指挥权掌握在冯·博特默尔将军的手里。对他来说，要保卫的是贝多芬的出生地波恩，雷马根则没那么重要，甚至可以不去那里。博特默尔派出了一位联络官代表自己。这个联络官对当地很不熟悉，漫不经心地径直走向了离雷马根最近的美国部队。

那是约翰·伦纳德准将指挥的第九装甲师。莫德尔错误地以为，他已经在阿登战役中把它消灭了。现在，第九装甲师是霍奇斯发动的攻势的先头部队，这一攻势的目的是同从南而来的巴顿将军的一个纵队会师，以形成一个钳形包围圈，聚歼约二十五万名德国兵——包括粲根的第十五军全军。伦纳德的部队将席卷雷马根，然后沿着莱茵河西岸向南推进约三十英里，直到在科布伦茨附近与巴顿的先头部队会师为止。

3月6日中午，正如粲根所担忧的那样，伦纳德的师已经刺进了两支德军之间那个六十英里长的缺口。A战斗部队居右，而在左侧，也就是北面，是威廉·霍格准将率领的B战斗部队。下午四点钟，在迅猛地推进了十英里之后，霍格的部队开进了距雷马根及其重要的铁路桥十二英里远的梅肯海姆。霍格平素言简意赅，非常沉着。上一周，因为敌人的抵抗有所减弱，他便趁机无情地驱赶士兵们前进。“假如敌方地盘上有什么东西挡了你们的路，你们就应该干掉它。”他告诉手下各部队的指挥官们，“步兵营应该交互跃进。如果有可能，就绕过城市走……尽量取得坦克的帮助。要是没有反坦克炮，就用坦克来清除路面。随着事态的进展，我会另外给你们一些目标。”他想，现在该是利用每个缺口的时候了。

霍格从未试图博得部下的好感，但却广受爱戴与尊重。和他的两个兄弟以及两个儿子一样，他毕业于西点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伦纳德和霍奇斯在同一个师里服役。从那时开始，他便战功累累：他负责过阿尔坎公路的先锋阶段，指挥过向奥马哈海滩运送给养的战斗；阿登战役期间，他率领他的战斗部队在圣维特立下了卓越功勋。另外的一些人能力远不如他——却也没有他那样率直——军衔早就比他高了。

霍格派人找来了作战官本·科思伦少校，让他在雷马根以北十五英里处找一条通往波恩的合适路线；安排右侧的A战斗部队占领雷马根，然后调头向南。可是，到了六点钟，霍格又对科思伦说，计划已经改变，要等待新的命令。科思伦——《诺克思维尔日报》的前任本地新闻主编兼公关经理——上一周几乎没有合过眼，他筋疲力尽，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伦纳德接到他的顶头上司，第三军团的米利金给他打来的电话。他们讨论了伦纳德第二天的任务。米利金几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你看到远处的小黑条了吗？那就是雷马根的大桥。要是你碰巧能把桥攻下来，你的大名将流芳百世。”说完，米利金挂上了电话，并马上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攻占一座桥梁本是常规的军事步骤，但他并不真的认为会有那样的机会。

大桥守军的指挥官威利·布拉特格上尉也在通电话，试图可以加强薄弱的守卫力量。在名义上，他有一支一千多人的部队：五百名人民冲锋队队员，一百八十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一百二十名苏联志愿兵，约二百二十名防空兵和火箭部队，以及他自己连队的三十六人。

布拉特格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本来是名教师，1924年失业后被迫投笔从戎。他明白，在紧急情况下，他只能依靠他自己的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都是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人民冲锋队的人里边，只剩下六人没有逃跑；防空部队里的许多人早已神秘地失踪了，而他们的任务是操控埃佩莱·雷伊顶上的大炮。埃佩莱·雷伊是一座非常陡峭的悬崖，位于距大桥东端约一百码的地方。布拉特格曾经试图在位于雷马根一侧、通向大桥的高速公路入口处用树木设置简易障碍，但是，被惹恼的城中百姓援引了一条古老的法令，该法令禁止砍伐哪怕一棵德国的珍贵树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布拉特格的上司们拒绝出面干预。

此刻，布拉特格在电话里告诉莫德尔总部装备处的迈中尉，他们已经完成了四天内在两道铁轨中的一道上横铺木板的任务，鲁登道夫大桥终于可以通过东行的车辆了。接着，他急切地要求派来增援部队，因为美国人如此之近，他可以清晰地听见美国坦克的开炮声。

“美国人不是去雷马根的，”迈中尉附和着莫德尔的话，“他们是去波恩的。”他对布拉特格听到的枪炮声满不在乎：那肯定是来自一小股保护大部队侧翼的美军。

“我可是个老兵了。”布拉特格回答说。他曾经在波兰、法国、苏联和罗马尼亚打过仗。他说：“这不是小股武装，而是大部队。”

布拉特格失望地挂上了电话，然后便走了出去。他在浓雾中摸索着朝大桥西端走去。在那里，他遇上了卡尔·弗里森哈恩上尉。弗里森哈恩是个身材瘦弱、头发灰白的中年人。他率领着一百二十名工兵，任务是在最后时刻把大桥炸毁。此刻，他正向南眺望着自己的家乡科布伦茨，那里的天空被大火映成了暗红色。显然，弗里森哈恩正在担心自己的家人，心情不佳。他指责布拉特格把保安连的三十六人几乎全都派到雷马根正西的维多利亚贝格山去了。为什么不让他们在这儿守卫大桥？布拉特格恼火了——他把人布置在山上，是为了一旦美军靠近，便可以警告弗里森哈恩和他的工兵，好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把大桥炸毁。这两个上尉都是矮个子，大约有五英尺五英寸；他们对彼此怒目而视，仿佛是两只好斗的公鸡。弗里森哈恩很是不满，但只能耸了耸肩膀，走开了。

希茨菲尔德没能堵上那个六十英里长的缺口，伦纳德的师通过它狂泻而入。他刚刚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保卫鲁登道夫大桥。和粲根一样，他也认识到了这座桥的重要性。他叫来了自己的副手汉斯·舍勒少校。他认为舍勒既能干又谨慎，在所有还能调用的人里边，他是处理眼下这种危急局势的最佳人选。他让舍勒指挥大桥附近的全部部队，并且负责炸桥的最后准备工作。“根据事态发展，”他补充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你本人可以下令将大桥炸毁。”

舍勒得意洋洋。“准备汽车！”他对自己的勤务兵喊道，“这至少值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凌晨两点三十分，伦纳德的作战官约翰·“平凯”·格罗登上校来到了霍格的指挥所。他带来了给B战斗部队的新命令：部队要在当天早上七点分两路向雷马根和雷马根以南三英里的辛齐格挺进。格罗登还说，关于鲁登道夫大桥，除了向桥上发射定时引信炮弹以外，别无其他特别的指示。这种炮弹在击中大桥之前就会爆炸，既阻止了德国人过桥，又不会给大桥本身造成严重破坏。

3月7日拂晓，细雨绵绵。清扫队在迅速地清除梅肯海姆城里街道上的废墟，以便让霍格的装甲部队出城。将军已经召集了他手下的指挥官们，简单介绍了情况：B战斗部队将分成两个特遣队。伦纳德·恩格曼中校率领他的第十四坦克营和第二十七装甲步兵营径直向东开往雷马根，拿下该城。另一支特遣队是威廉·R. 普林斯中校的第五十二装甲步兵营，他们的任务则困难得多。普林斯要从雷马根的南面发起进攻，占领辛齐格城，从而在莱茵河的一条支流阿尔河上建立一个桥头堡。

普林斯的特遣队按时出发了，但恩格曼的特遣队却被城东的碎石拦住了，直到八点二十分才动身。在前面开路的是第二十七装甲步兵营A连的一个排，其后是一个M-26重型坦克分队。M-26是一种新型的“潘兴”式坦克，配备有九十毫米口径的大炮。

在后方的梅肯海姆，霍格正在用照明放大镜研究一张地图。这时，伦纳德将军走了进来，问道：“比尔，事情怎么样了？”

霍格抬起头，他那双蓝眼睛总是半睁半闭着。“约翰，河上的这座桥怎么办？”说着，他在鲁登道夫桥周围画了一个圈。

“这座桥怎么了？”

“您的情报部门无法告诉我这座桥还在不在。假设我发现它还没有被炸毁，是不是要夺取它？”

“该死，是的！”伦纳德毫不犹豫地回答，“冲过大桥。”他看见科思伦扣上手枪，朝门口走去，连忙问道：“真见鬼，你要去哪儿？“

“如果想让恩格曼过桥的话，最好有个人去告诉他。”科思伦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回答，“我认为不该用电话告诉他，我们离德国佬太近了。”

伦纳德咧嘴笑了。和所有人一样，他感觉夺取大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好，去吧！也许你会让你的名字登上报纸。”

“将军，我可不愿意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科思伦说，“我只希望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赶紧回家。”

上午十点三十分，与炮兵联络的飞行员哈罗德·拉森中尉驾驶着一架轻型飞机，穿过云雾向莱茵河方向飞去。他的任务是为霍格的两支特遣部队寻找可以通行的公路和桥梁，并为炮兵部队确定目标的位置。突然，莱茵河戏剧性地映入了他的眼帘，一座大桥在薄雾中隐隐出现了。他毫不理会可能袭来的高射炮火，继续飞向一座城镇，以便更近地进行观察。这座城镇就是雷马根。拉森把飞机降得更低，想看清大桥是否还在通车。大桥完整无损！他转了个弯，飞回基地报告去了。

天亮之后，德军车队开始通过大桥，队伍中的每一辆车都经过了布拉特格的检查。他筋疲力尽，情绪很差，当看到几队士兵临近中午才拖着反坦克炮缓慢地走向桥头时，他简直怒不可遏。他们是来接防的。埃佩莱·雷伊的炮队已被派往科布伦茨阻挡巴顿的进攻。布拉特格第一次意识到，在那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峭壁上，差不多已经没有高射炮群了。他抬头看向对岸那座陡直的山头。“赶紧！”他向那些汗流满面的士兵喊道，“美国人就要来了！”然后，他返回了自己的指挥所，距大桥西端几百码远的一座修道院。此时天色阴郁，布拉特格的心头涌上了一种特别消沉的情绪。

这时，一位身材高大、面带倦容的军官走了进来。他对布拉特格说，他是舍勒少校，雷马根的新任战斗指挥官。布拉特格猜想他肯定带来了承诺的援军，便问援军在哪里。舍勒说，他根本不明白上尉在讲什么。因此，布拉特格又怀疑他是间谍，并查看了他的身份证件。舍勒担心的首要问题是炸毁大桥的最后准备工作。大约六十包独立的炸药已经被安放在大桥的各个关键部位，将近中午的时候，两名工兵开始把这些炸药包连接到一根主导火索上，导火索通往河对岸一条隧道中的引爆器。

与此同时，恩格曼特遣队穿过了距雷马根三英里的小村比尔雷施多夫。然后，这支部队立即转向东边，进入了俯瞰莱茵河那块高地上的树林里。走在队伍前面的A连一排的副排长卡迈恩·萨比亚觉得树林里静得蹊跷，为了谨慎起见，便端起机枪往林子里扫了一梭子。萨比亚来自布鲁克林，今年二十五岁。他身材矮胖结实，长着一脸络腮胡子。队伍停了下来，萨比亚和A连的另外九个人从他们的半履带式装甲车里爬了出来，小小翼翼地向前走去。萨比亚走到大路上。下午一点左右，他到达了一个向右急转弯的路口。他向下望去，突然，蜿蜒曲折的莱茵河与壮丽的雷马根城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他大声叫道：“上帝，看这个！”然后，他静默无言地站在了那里。终于，他开口向离他最近的一个人问道：“你知道这条该死的河叫什么吧？”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2

约瑟夫·德·里西奥上士迅速跑上前来，想看看是什么拦住了大家。和萨比亚一样，他也矮胖结实，长着一脸络腮胡子，而且他同样也是二十五岁，不过，他来自布朗克斯。当他看见莱茵河的时候，简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同样因那壮观的美景而深受震动。战争在那一刹那停止了。可是，就在这时，透过右边的烟雾，他看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一座有车辆正在通行的桥梁。德·里西奥本能地认为这是一个圈套。他素来对什么都不在乎，打起仗来就好像根本不会被德国人打死似的。比如，为了引出对方的狙击手，他的拿手好戏是在脖子上系一条鲜艳的黄围巾，大步冲向开阔地带。可是对于那座桥，他一点儿边都不想沾。他知道，一旦他们上了桥，这该死的东西就会被炸得飞上天。

由于这一发现，该连的指挥官卡尔·蒂默曼少尉和排长埃米特·伯罗斯都匆匆地来到公路的拐弯处。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因眼前这幅景象而目瞪口呆。透过双筒望远镜，他们仔细地观察着那座桥，可以清晰地看到奶牛、马匹、士兵和车辆正在上面通过。

伯罗斯叫来了他的迫击炮班。“准备好，把敌人的后撤阵地炸掉。”然而，蒂默曼认为，这是坦克和炮兵的工作。现在不能犯判断上的错误——这是他负责指挥的第一天。他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神情严肃。他的大多数部下都很喜欢他，但也有些人认为他过于严格。而且，在营部会议上，他曾因直言不讳而惹恼过多位上司。

特遣队指挥官恩格曼上校乘着他的吉普车飞速来到队伍前边。他也站在那里观察了一分钟。他个头不大，身体结实，行动敏捷。运气来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运气，不过，他以前总是有运气的——还在明尼苏达大学上学的时候，他花了五十美分买了张彩票，结果竟中了奖。他望着桥上缓缓而过的车流，告诉他的炮兵前沿观测员，让支援的炮兵调整好炮位。

与此同时，普林斯的特遣队正火速赶赴东南。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每到一个村子，德国平民都摇着白旗欢迎他们。在莱茵河以西几英里的地方，他们突然转向南面，迅速渡过阿尔河，进入了辛齐格城。这一行动大大出人意料，躲藏在水泥掩体里的德国守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三百多个德国兵都当了俘虏。弗雷德·德·兰戈中尉开始讯问当地的居民，其中一人告诉他，鲁登道夫大桥将于当天下午四点被炸毁。德·兰戈派一名信使返回霍格设在比尔雷斯多夫的新总部。同时，他还试着通过无线电同恩格曼特遣队直接联系。当这一尝试失败之后，德·兰戈便率领他的排向大桥开始进发，希望自己可以及时赶到那里，拆除炸药的导火索。

恩格曼命令A连步行进入雷马根，命令C连过几分钟再乘坐半履带式装甲车尾随其后。然后，他告诉第十四装甲营的约翰·格林鲍尔中尉，一个干瘦的南加利福尼亚律师，“约翰，我要你向雷马根全速突进。用坦克护卫大桥，不管什么人企图炸桥，都要把他们干掉。”

下午一点五十分，蒂默曼下令，除了A连的一个排以外的全体人员，由伯罗斯中尉的那个排打头，沿着曲折的公路朝雷马根进发。留下的那个排则由干劲十足的德·里西奥中尉率领，抄近路由葡萄地里的一条险峻小路直接下山。他们来到了著名的圣阿波利那里斯教堂附近。该教堂始建于罗马时代，当时只是一个小礼拜堂，后于13、17和19世纪分别扩建，现在已有四座塔楼。部队从大教堂后面穿过，来到了莱茵河左岸的波恩—雷马根高速路上。在这里，德·里西奥发现了一个废弃的德国路障。他留下一个机枪分队占领阵地，自己则率领其他人大胆地向河边走去。到了河边，他转向右侧，朝着雷马根城和城那边的大桥走去。这时，从几座偏僻的房子里射出了几发轻武器子弹，他们立刻加快了步伐。但是当战士们走到那些房子前面时，里边却已经空了。

一个士兵跑向里西奥。“福斯特中士刚刚抓住了一个德国将军！”他兴奋地喊道。德·里西奥跟着他走进了一座房子，房子里，福斯特和他的全班人正围着一个穿制服的德国人和两个妇女。

“你觉得怎么样，乔？”福斯特问道。

德·里西奥大笑起来。“放他走吧。”他说，“你抓到的是一个铁路列车长。”

德·里西奥沿着河岸穿过雷马根。又走了半英里之后，他看到了很像城堡炮楼的两个东西——那是鲁登道夫大桥的西端。

弗里森哈恩上尉和四名志愿工兵一看到德·里西奥，便躲到了贝歇尔家具厂的后面。他们正蹲在桥西路口的一个炸药包的周围，准备用它在公路上炸出一个大得足以阻止任何美军车辆前进的坑。一队正在撤退的炮兵按计划随时都可能来到这里。弗里森哈恩要等到迫不得已的最后时刻再把桥炸毁。

当A连的主力接近大桥时，响起了一阵轻武器射击的噼啪声，而格林鲍尔的坦克射出的炮弹也开始落到德国工兵的附近。弗里森哈恩还在犹豫不决，但是，当他听到一声哨响，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3

并且看见家具厂里的美国士兵的钢盔在闪闪发光时，便立即高声叫了起来：“引爆炸药！”一个工兵猛拉了一下导火索，几人连忙隐蔽了起来。六分钟以后，即下午两点三十五分，炸药包轰的一声爆炸了。烟雾消散之后，弗里森哈恩满意地看到，在通向大桥的公路上炸出了一个三十英尺宽的大坑。他向手下发了个信号，然后便开始穿过大桥往回跑。一颗“潘兴”式炮弹在离他几码远的地方爆炸了。震荡使他失去了知觉。十五分钟之后，他醒了过来，起身摇摇晃晃地向河的东岸走去。

在他身后，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正匍匐爬上大桥。他们是维多利亚贝格监视哨的队长格哈德·罗特中士和一个军士。只有他们两人得以穿过了美军的防线。他们绕过公路上那个三十英尺宽的大坑。罗特的腿已经负伤三处，刚走到桥上就倒下了。他奋力向桥的那头爬去，与此同时，子弹纷纷打在他周围的桥面上。只剩下一千零六十九英尺了，然而，对岸却仿佛是天涯海角。

科思伦已经将情况汇报给了霍格将军。霍格驱车来到俯瞰莱茵河的拐弯处。当他看见大桥仍旧耸立在那里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突然，他想起了早些时候伦纳德对他说的关于完整无缺地夺下它的那番话。两人谁都没有真的相信这可以做到。也许并不能做到。德国人可能只是要等到恩格曼的全部人马都上了桥以后，再把桥炸毁。

“占领这座桥！”他向恩格曼喊道。一时间，仿佛所有人的动作都变得过慢。“开上来几辆坦克，停在桥的两边，然后就向对岸开炮。等你们的火力占了上风，就让步兵通过。”站在山顶的那些人从未见过霍格如此激动。他平时总是十分冷静，可是现在，他对所有他认为是在不可原谅地贻误战机的事情都大发雷霆。他不耐烦地质问恩格曼，为什么还没有攻下雷马根。恩格曼解释说，刚刚两个步兵连和格林鲍尔中尉的坦克都被派下了山。霍格不想要这些解释，他要的是雷马根，而且要马上得到。突然，他一脸若有所思的神情。“要是能夺下一座桥就好了。”他喃喃自语道。

“是，长官！”恩格曼说。他立刻电令他的部下加快步伐。

下午三点十五分，霍格的无线电报务员递给他一封电报。德·兰戈提醒他，大桥可能会在四十五分钟后被炸掉。

“快一点！”霍格将军向恩格曼喊道，“他们要在下午四点钟炸掉大桥。往桥周围施放些白磷和烟雾，但不要击中大桥。我不想让德国佬看见我们在干什么。用坦克和机枪掩护你们自己前进，把你们的工兵派上去剪断导火索！”

恩格曼回答说，他已经派人去施放烟雾了。他的话不时地被大量的白磷在河面上爆炸的声音所打断。但是，白磷落到了距桥东端以北半英里远的埃佩尔市，甚至落到了埃佩莱·雷伊山顶上。除了大桥上，似乎到处都是烟雾弥漫。霍格透过他的双筒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大桥。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是什么阻止了进攻？他告诉逍遥自在的装甲步兵营指挥官默里·迪弗斯少校，赶紧下山，带领自己的部队穿过大桥。然后，他又转向恩格曼，“我要你尽快到大桥去。”

“我会尽一切努力赶到那儿！”恩格曼回答，接着，他跳上了自己的吉普车。进入雷马根近郊以后，他发电报给格林鲍尔：“去大桥！”

“我已经到了。”

“好！开火掩护大桥，叫德国佬什么都干不成。”恩格曼命令说。然后，他派了一名信使前往第九装甲工兵营的休·莫特中尉处。几分钟后，两人在大桥附近的一家旅店后面碰了头。“莫特，”上校说，“你到桥上去，把所有的爆炸物都拆掉，把所有的导火索都剪断。告诉我，你多久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我好把坦克派过去。”当年轻的莫特看到弗里森哈恩炸出的那个三十英尺宽的大坑时，他意识到，几个小时之内，一辆坦克也无法通过。他叫来了手下的两名中士，三人准备跟随第一支步兵突击队冲上桥。

此时，迪弗斯少校已经到了，正在准备突袭。他在家具厂附近找到了蒂默曼中尉，对他说：“你认为你的连队可以通过大桥吗？”

蒂默曼向上望去。步枪和机枪的炮火正从对岸的两个桥头堡射过来，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好，我们可以试试看，长官。”

“前进！”

蒂默曼再次看向大桥。德国防空部队从埃佩莱·雷伊山顶上射来的炮弹在大桥的顶部炸开了。在烟雾中，大桥似乎在来回摆动，就快塌下来了。“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他问。

迪弗斯没有回答。蒂默曼溜进了一个弹坑，他的排长们正在那里等他。“有命令，我们要过桥，”他镇定地说道，“A连打头阵。行军的次序是：第一排、第三排、第二排。”

萨比亚很喜欢这个大个子中尉，他说：“这是个圈套。一旦我们走到桥中间，他们就会把它炸掉。”

德·里西奥不大喜欢蒂默曼，也不大喜?他的命令，不过却缄口不言。

蒂默曼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口说道：“命令就是命令。既然让我们去，好吧，我们去。”他爬出了弹坑。

山顶上，霍格刚刚收到第三兵团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撤销了之前给他的任务。巴顿的部队几乎就要打到莱茵河了，因此，上级命令霍格立即率部南下，向科布伦茨挺进，以期同巴顿会师。

这真是一记重击。面前摆着这场战争中天赐的一个良机，而他却不能攫取——假如他听令从事的话。他拿起双筒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大桥。迪弗斯的步兵还未发起冲击。要停止整个行动为时尚且不晚。霍格犹豫了，但只犹豫了片刻。对一个战士来说，这是一个困难却又明显的抉择。如果成功，他就会成为英雄；假使失败，他很可能会失去指挥权，甚至葬送他的军事生涯。

他决定尝试夺桥——管它该死的后果如何！

在河的那一边，弗里森哈恩上尉仍旧头昏眼花，磕磕绊绊地向从悬崖脚下开始的那条铁路隧道走去。在隧道入口处，他见到了布拉特格，便喘着粗气说道：“美国佬在贝歇尔家具厂！”

“炸桥！”布拉特格激动地劝说他。

弗里森哈恩迟疑不决。一个小时之前，他曾恳求舍勒让他去炸桥。可是舍勒严厉地提醒他，希特勒最近下达了命令：任何过早炸毁莱茵河上某座桥梁的人，都将被送往军事法庭受审。“应该等舍勒少校下令。”弗里森哈恩为难地答道。

罗德中士也刚刚从桥上爬过来，有人扶着他走进了隧道。他证实，美军正在桥的另一端集结。布拉特格不耐烦地告诉弗里森哈恩，他要掌控这里的行动。说完，他便往舍勒的指挥所走去。指挥所设在隧道的另一头，离这儿有四分之一英里远。他在黑暗中沿着铁路向前摸索着。饱受惊吓的城中百姓聚集在隧道里，让他的步伐变得更慢。最后，他终于来到了隧道后面的出口，这里距埃佩尔城仅有几百码远。“我们应该把桥炸掉！”他冲着舍勒大声喊道，并且告诉他，美国人已经到了家具厂。

然而，舍勒仍然谨记希特勒的命令。他踌躇着。

“假如您不下令，”布拉特格性急地说，“那么，我就要下令了！”

少校长叹一口气，说道：“好吧，炸桥。”

布拉特格艰难地向隧道的另一端走去。刚一看见弗里森哈恩，他便大声嚷道：“炸桥！”

弗里森哈恩稍作迟疑，然后便转身叫身边的人卧倒在地，把嘴张大，以保护他们的鼓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4

膜。接着，他跪到引爆装置旁，这个装置联结着安放在桥体各处的六十多个炸药包。他抓起一把老式钟摆似的钥匙，在引爆装置里拧了一圈。布拉特格振作起精神，等待着爆炸。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弗里森哈恩疯狂地拧动着钥匙。还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意识到，引爆装置的中心线路被破坏了，可能是被美军的炮弹炸断的。他命令一个特别小组赶往桥上，然而，他们刚走到隧道出口处，就被一辆美军坦克的扫射逼得退了回来。弗里森哈恩问手下的军士，谁自愿出去，用手引燃应急炸药包。这包炸药重三百公斤，就在河右岸的两个桥头堡那边。过了很长时间，众人都沉默不语；然后，一个名叫福斯特的中士说他愿意去试试。下午三点三十五分，他迎着一串可怕的机枪扫射爬出隧道，向前猛冲过去，企图把八十码开外的应急炸药的导火索点着。

弗里林哈恩急不可耐地跑出了隧道，想看看外面进展如何。一颗炮弹爆炸了，他连忙跳进一个弹坑里。他向上看去，沮丧地发现福斯特正往回跑。应急炸药包准是又出了什么毛病。正当他在诅咒又一次失败时——他忘了导火索燃尽需要时间——传来了一声巨响，桥架飞上了天。谢天谢地，大桥被炸掉了！

霍格只听到了一声轻微的爆炸声，但是，当他看见桥身飞向空中的时候，便断定桥的骨架已被摧毁了。他极为失望。不过，当他意识到不需要再去作出艰难的选择时，心头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可是，烟雾渐渐消散之后，他惊讶地发觉大桥竟仍然完好。他跳进他的吉普车，驱车下山，通知恩格曼立即命令全队过河。

蒂默曼也看到了桥梁被炸上天的情景，他叫喊着：“真是倒了大霉！我们过不去了，桥刚刚被炸了！”

德·里西奥则想道：“现在，我们可以休息五天了。”

这时，有人惊呼起来：“大桥还在！”

蒂默曼向他的三个排长示意。“好，我们立即通过大桥。”他语气平常地说，“走！”

他向大桥出发了，但其他的人还在犹豫。迪弗斯少校总是妙语连珠，他快活地向一排喊道：“来吧，小伙子们，我们过河。我在河对岸等你们，晚上我们有鸡吃了。”

听了他的话，大家不三不四地议论了几句，但是没有一个人动弹。“前进，”迪弗斯不再开玩笑，大声喊道，“动起来！”

安东尼·萨曼尔中士转向一排代理排长迈克·钦查尔中士。“走吧，迈克，咱们散着步就能过桥了。”钦查尔小心翼翼地上了桥。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等兵阿尔特·梅西。然后是莫特中尉，他曾奉命清除炸药，剪断了所有的导线。走在第四个的是大萨曼尔。

钦查尔转过身来喊道：“好了，我们向前冲吧！”然后开始加速向前跑去。其他人虽然还在担心大桥随时都会断裂，但也都匆匆跟在他的后边。“梅西，”钦查尔叫道，“我们俩交互跃进，一直跑到那个炸开的坑为止。”他用手指着前方三分之二的地方，在那里，福斯特引爆的炸药在桥面上炸出了一个坑。

“我不想去。不过，好吧，我去。”梅西说道。子弹开始在他们的身边呼啸。后边不远处，蒂默曼中尉在鼓励后面的战士，要他们再快一点。“动起来！动起来！”他不断地喊着。在河岸上，威廉·T. 吉布尔牧师正用他那八毫米口径的摄影机拍摄着突击大桥的场面。

此刻，莫特的两个中士跟上了他。三位工兵开始着手切断所有能看见的导线。直到桥的中间，他们才发现四包炸药，每包约重二十五磅，和桥面底下的I字形大梁连在一起。他们切断了所有的连接导线，然后继续向前。钦查尔带着他的人沿着大桥左侧前进，德军在离隧道约一百码的两个石砌的桥头堡上布置了机枪，子弹飞溅在他们面前。钦查尔在左侧桥头堡附近停了下来。德·里西奥追上他，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阻拦了他们前进。

“狙击手。”钦查尔说。

“天啊！为什么让两名狙击手把整营的前进给挡住了？咱们得赶紧从这座该死的桥上下去。如果它没了，我们就都没了。”生性好斗的德·里西奥命令他的第二班跑步前进。由于仍然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便顺着桥的左侧向前跑去。这时，他听到有人大声喊道：“谁在守卫右边的桥头堡？”他跑到大桥右侧，向一座巨大的拱顶冲了过去，然后开始将挡住桥头堡入口的几包稻草推开。

萨比亚跟在他的后边。通过大桥这段路程似乎永无休止——好像是在跑步机上一样。他忍不住不时地看向桥下八十英尺处那激流滚滚的莱茵河。他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游泳选手，因此，他盘算着，万一落水的话，他那沉重的背包要花多久才能把他拖向河底。他看见一颗子弹击中了拱顶，连忙喊道：“乔，你中弹了！”

德·里西奥感觉了一下。一点儿都不疼。“你疯了！”

“我看见那颗子弹刚好从你身上穿了过去。”萨比亚坚持道。然后，他向另一座桥头堡飞奔而去。此时，德·里西奥只剩下孤身一人，他冲进右边的桥头堡，发现五个德国兵正挤在一挺卡了壳的机枪旁。他端起他的M-1型冲锋枪朝墙上打了两枪，用德语高声喊道：“举起手来！”

那几个德国兵吓呆了，转过身来，举起了双手。德·里西奥弯下腰，用一只手把机枪的三脚支架合拢，然后把机枪从窗口扔了出去，这样，他的同伴就可以知道这挺机枪已经不起作用了。接着，他操着很不地道的德语问那几个俘虏：“上面还有人吗？”

“没有了。”

“上去看看。”他用枪抵着五个俘虏爬上面前的旋转楼梯。到了顶上，他们遇到了两个人——一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士兵呆在了那里，可那位似乎喝醉了的军官却歪歪斜斜地向角落里一跃，那儿放着引爆器。德·里西奥朝他的脚下开了一枪，然后，把他和其他人一起推下了楼梯。

外面，亚历克斯·德拉比克——一个高瘦腼腆，有着忧郁眼神的俄亥俄人——正在寻找他的排长德·里西奥。排长似乎已经去铁路隧道了。他向排里的其他人喊道：“德·里西奥肯定是一个人冲到那边去了。我们走！”

“前进！”萨比亚说道。他刚才在左边的桥头堡里协助钦查尔、萨曼尔和梅西拿下了德军的一个机枪团。此刻，他跟着德拉比克向前冲去。几秒钟后，德·里西奥押着他的七名俘虏从桥头堡里出来了。他示意俘虏们回到大桥上美军那一侧，然后自己便跟在萨比亚的后面奔跑起来。

德拉比克跑得太快了，以至于把钢盔都跑掉了，可是他并没有停步，他是第一个穿过大桥的美国人。紧紧跟在他后面的是马文·詹森，来自明尼苏达的一个粉刷匠。他一边跑，一边不停地喊：“他妈的，你觉得咱们能跑到那头吗？”紧随其后的是萨曼尔、德·里西奥、钦查尔和萨比亚。

蒂默曼是第一个越过大桥的美国军官。他指向大约一百码开外的铁路隧道入口。“侦察地形，不要开火。”他告诉萨比亚，“带上乔和其他两个人。”

性格使然，德·里西奥早已决定到隧道里去看看。萨比亚警告他要在铁轨的枕木上走，免得发出声响“惹来麻烦”。几个人跟在他身后，他们偷偷爬进了漆黑的隧道，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他们越过了所有的路障，没有遇到一点抵抗。他们小心谨慎地沿着铁轨突兀的转弯向前摸索，绕过了一列货车车厢。这时候，他们听到前面有人在低声交谈。德·里西奥端起机枪朝隧道顶上扫了一梭子，子弹撞上去又弹跳开来。两名德国士兵举着双手走了过来。美国人押着他们走出隧道，然后挥手示意他们向大桥走去。

当布拉特格获悉美国人正在过桥时，便匆匆向隧道后方的舍勒那里走去。他告诉舍勒，他需要工兵进行反击。舍勒表示同意。上尉动身往回走，一路召集着士兵。在隧道靠近大桥的那头，一位中士追了上来，告诉他说，舍勒和另外两名军官不见了。布拉特格认为，既然舍勒已经走了，那么自己就应当负责指挥。他试图把部下带到一块俯瞰大桥的高地上，这样就能重新组织部队准备一次反击。然而，最先过了桥的美国兵的炮火将所有人都赶了回去。隧道里的老百姓们惊恐万状。他们乞求布拉特格停止战斗，甚至试图解除工兵们的武装。布拉特格把剩下的军官召集到一起——弗里森哈恩和三名中尉。

“舍勒少校和另外两位军官离开我们了，”他做作地说，“我不知道原因。我们现在无法再继续战斗了。”他提醒他们，希特勒最近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是谁，哪怕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只要他愿意继续战斗，就可以指挥其他人。”他问，“你们当中有哪一位愿意继续打下去？假如有的话，他就是这儿的指挥官了。”

没人答话。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5

他开始对士兵们讲同样的一番话。这时，一群百姓举着一面白旗涌了过来。布拉特格转向士兵们，说道：“我命令停止战斗。我要求你们毁掉武器，并且最后一批离开隧道。”

在距隧道出口几百码的地方，萨比亚率领他的排朝埃佩尔的小火车站走去。一列从北边驶来的火车正徐徐开进车站。萨比亚示意他的手下潜伏在壕沟里，自己则全神贯注地观察那些中年德国兵。他们背着长枪，笨手笨脚地下了车。一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中尉粗暴地让他们排成整齐的行列。萨比亚想，这简直是麦克·塞内特的一出喜剧。德国兵刚排好队，壕沟里的美国大兵便一跃而起，用德语喊道：“举起手来！”这些上了年纪的德国士兵没有一个试图反抗——连那位衣着考究的中尉也没有。

A连的其他人正在尝试攀登几乎是垂直而下的光滑的埃佩莱·雷伊峭壁。德国的防空炮火非常凶猛，杀伤力很大，以致这座峭壁的名字被改成了“高射炮”山。攻克这座山头比过桥要困难得多。

与此同时，C连已经包围了“高射炮”山，并开始向隧道后部前进。一名德国兵拿着一支反坦克火箭筒，独自一人守卫在那里。美国士兵大声命令他走过来，他顺从了；几分钟之后，布拉特格和他的大约二百名部下就被围了起来。

当霍格将军从雷马根返回的时候，师里的工兵西尔·Y. 科克尔中校正在霍格设在比尔雷施多夫的指挥所里等他。得知霍格的困境后，科克尔自告奋勇要驱车回师部去解释为什么霍格没有服从最新的命令。科克尔走后不久，师长本人开着车来了。伦纳德师长还没下车，霍格就迎上前去告诉他：“我们把桥拿下来了。”

“你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干？”伦纳德回答说。不过，霍格知道他是在开玩笑。“现在，我们抓住了公牛的尾巴，给自己找了一大堆麻烦。”接着，伦纳德神情严肃地说：“不过，让我们继续推进吧，把它留给兵团去解决。”

霍格把先前第三兵团命令他继续向南运动的电报递给伦纳德。“这就是我接到的新命令。我该怎么做？”他问，“我的一部分部队已经过了河。”

“你已经违抗了命令。”伦纳德说，然后又苦笑着补充道，“不过，你做得非常对，我会支持你。”

霍格早就知道伦纳德会这样说的，不过他还是松了一大口气。

“好好守住已经攻下的地方，我会给你派去我能派出的全部部队，”伦纳德果断地继续说道，“我们这个师将负责保住大桥。”

突然，伦纳德想到，德国人是否在桥上藏了定时炸弹？“如果他们要炸桥，那怎么办？”他问。如果在三十六小时之内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河右岸的一切都要完蛋。

霍格认为很值得冒这个险。“我们只有一支特遣队在对岸，”他说，“再说，战争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伦纳德叹了口气。这也许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然而，他还是决定值得冒这个险。“违抗命令是件不好的事情，”他说，“但是我支持你，比尔。我认为你是对的。”

伦纳德的参谋长哈里·约翰逊上校刚刚从科克尔中校那儿听说了有关大桥的消息。他打电话给第三兵团，找到了米利金的参谋长詹姆斯·菲利普斯上校，把大桥的情况告诉了他。菲利普斯的反应是一阵大笑。约翰逊试图证明自己并非在开玩笑。“我身边有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的中校，他刚从霍格的总部来到我这儿，他在那里亲自同霍格本人讲过话。”

菲利普斯立刻严肃了起来。他说米利金在外视察，几个小时以内回不来。约翰逊拒绝被对方回避；应该允许霍格守住大桥。“这很可能是战争的转折点！”他说道。

“好吧。”菲利普斯最终让了步，“死死地守住大桥。”不过，经过约翰逊“热情而又巧妙的说服工作”之后，他同意让霍格率手下的所有部队过河。

既然菲利普斯负责第三兵团，他本人的行动就要得到第一军批准。然而，霍奇斯将军也在外视察，而他的作战官又不能擅自作出决定，批准扩大雷马根的桥头堡。这是第一次没有及时批准已经做完的事情，也是第一次没有充分利用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霍格、伦纳德和菲利普斯很可能受到了叱责，因为他们无视明确的命令，而让一整支特遣队渡过了莱茵河，虽然这一主动行动符合所有真正的战士的心愿。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6

工兵莫特和他的两名中士已经仔细地检查过了大桥。他们受到了一个德国狙击手的骚扰。这个狙击手藏在河上游两百码处一条半沉的驳船上。后来，一辆美军坦克的数发炮弹击中了该船的船腰。下午四点半刚过，莫特向恩格曼报告说，桥上的所有爆炸物都已被清除，其中包括一包带有熔断保险帽的重约五六百磅的炸药。一队战士已经在着手填平通往桥头那条公路上的大坑。“两个小时以后，大桥就可以通车了。”莫特道。

“您是指坦克吗？”恩格曼问道。

“是的，两个小时以后，坦克就可以通过。”

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得到肯定的保证，恩格曼发了封电报给霍格：大桥完好。已将步兵派往对岸。正在修桥，以通行坦克。您计划如何？请尽快电告。

几分钟后，他又发出了另一封电报：已在对岸部署。谁将保护我们的后方？您计划如何？希望尽快知道。

霍格复电：我们将全力支援你们。请在对岸修筑防御工事。

作为直接指挥雷马根地区的德国将军，希茨菲尔德丝毫不知道大桥失守的消息；他的上司粲根也不知道，虽然他曾预言过此事；甚至连粲根的上司莫德尔也不知道这件事。莫德尔的总部正在向莱茵河东转移。他的作战官冈特·赖希海尔姆今年只有三十一岁，也许是德国武装部队里最年轻的一位上校。赖希海尔姆已经率领一支先头卫队抵达了河东。这时，他偶然从龙德施泰特手下的一位军官那里听到了大桥失守的消息，而这位军官又是从科布伦茨附近的一位防空部队军官那里知道的。由于无法判定莫德尔或他的参谋长的确切位置，赖希海尔姆便决定由自己主持行动。他立即着手寻找一个靠近大桥的人，但是他能找到的最近一人却是通讯部队的指挥官普劳恩将军。当赖希海尔姆要他立刻向雷马根发动进攻时，他抗议说，他只是一名管理人员。“我不是合适的人选，”他语气十分肯定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最后，赖希海尔姆找到了驻守波恩的第二装甲师指挥官温德·冯·维斯特海姆将军，并叫他集结所有的部队。“把它们全带上，由您指挥，负责发起攻击。”

维斯特海姆很乐意接受这项任务，可他手头没有燃料，无法使他的四千名士兵、二十五辆坦克和十八门大炮向桥头堡挺进。

于是，赖希海尔姆打电话给波恩以北二十英里处的本斯贝格城堡里的约希姆·冯·科茨菲莱希将军，让他全盘指挥整个进攻桥头堡的行动。直到这时，科茨菲莱希还一直只是负责后卫防线，防线上配备的是些零散的人民冲锋队队伍和仍在受训的后备军。不久以前，他语带讽刺地对莫德尔说：“把武器发给这些人，等于是间接发给了美国。”这简直是一幕轻喜剧。现在，有人提醒科茨菲莱希，让他借调前线的两个装甲师：第十一装甲师和勒尔装甲师。科茨菲莱希和他的作战官鲁道夫·舒尔茨上校冒着大雨，向着南面的桥头堡出发了。要把前线的部队调往雷马根，需要花上一些时间。他们需要的是一支配备好燃料、整装待发的部队。

在与波恩隔着莱茵河相望的一个村子里，他们意外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街道上驻扎着一个装备充沛的装甲步兵营：十六辆载有额外汽油和弹药的坦克。这个营的指挥官埃韦斯中校说，这支部队属于第一零六“将军会馆”装甲旅，本来准备开往波恩，但是他们主动请缨，要去把美国人赶进莱茵河。科茨菲莱希徒劳地拨了一个小时电话，想请求更改埃韦斯营的任务。最后，在绝望之中，他终于找到了陆军元帅莫德尔。“如果埃韦斯和他那些富有作战经验的战士们今晚赶不走美国人，”他说，“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德国的大门将继续向美国人敞开着。”

让科茨菲莱希吃惊的是，莫德尔回答说，他对这一形势了如指掌，甚至已经同希特勒讨论过了。元首并不认为雷马根那么重要，他命令第一零六装甲旅继续向波恩进发。一向非常冷静的科茨菲莱希发起了脾气。“元帅，”他大声喊道，“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这个命令将对战争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埃韦尔不情愿地率部向波恩前进，与此同时，科茨菲莱希和舒尔茨继续向南进发。在距埃佩尔五英里的地方，一位身材高大但精神萎靡的炮兵少校向他们蹒跚走来，是舍勒。他声音沙哑地说，他必须去给莫德尔打电话，并把他在桥上的经历告诉了他们。舒尔茨觉得，舍勒完全像一个“死里逃生、惊魂未定”的人。

舍勒报告说，已经抵达莱茵河右岸的美国步兵力量还很薄弱，如果马上发起反击，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他请求科茨菲莱希立即采取行动。哪怕只耽误几个小时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可是，赖希海尔姆早就下令发动进攻的这支部队——第十一装甲师——还在寻找燃料，再过一天，它也难以准备就绪。

天黑以后很久，莫德尔的指挥部才终于打电话给粲根，命令他不要管雷马根发生的事，继续守住莱茵河以西的所有阵地。粲根怀疑，是否“大家都疯了”。但是，他违抗命令已成习惯，当即命令所有可以调用的部队以及一部分炮兵向莱茵河右岸转移。

自从“七·二○”暗杀事件以来，没有任何事情像美军攻占雷马根大桥一事一样使希特勒心烦意乱——尽管他对莫德尔谈及此事时一副轻视的口气。对他来说，这是另一次背叛；他决定要惩罚那些负责人。这件事情也为他摆脱年迈的冯·龙德施泰特提供了一个借口，不过，龙德施泰特似乎也只希望告老引退。希特勒打电话给他在意大利的指挥官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命令他立即回柏林报到。凯塞林询问缘由，却只被告知快点动身。

希特勒还给奥托·斯科尔兹内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他越来越依赖这个人。当这位大腹便便的奥地利人赶到帝国总理府报到时，希特勒已经上床休息了。约德尔告诉他，希特勒希望他派他的蛙人特别行动队去摧毁鲁登道夫大桥。斯科尔兹内表现得毫无热情。这在他的军人生涯中，还是第一次。他说，莱茵河河水的温度已经接近零度。而且，因为美国人正在向上游扩大他们的桥头堡，他觉得成功的希望甚微。他答应把最优秀的手下从维也纳派去雷马根，但是，他又指出，到底冒不冒这个险，将由蛙人们研究情况后自己作出决定。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7

当霍奇斯在黄昏时分回到斯帕的时候，第一军不再举棋不定了，终于批准了霍格通过大桥的要求。在整个西线进行广泛突破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只要率领手下的十个师进入桥头堡便可以成此一举。他立即命令参谋部让他手头所有的部队通过大桥。然后，他往布雷德利在那慕尔城堡的总部打了个电话。他像平时一样镇静地说道：“布雷德，我们攻下了一座桥梁。”

“一座桥梁？你是说你们在莱茵河上攻下了一座完整无损的桥梁？”

“在他们炸掉它之前，伦纳德把雷马根的那座桥夺下来了。”

“真是好样儿的！考特尼，这将使德国四敞大开。你是否正在让部下过桥？”

“我打算让手下所有的部队都过去。”

“这很好。”

“我让工兵在河上搭两座辅助的浮桥，可以联结桥头堡。”霍奇斯说。接着他又补充道，他马上就派出第七十八和第九步兵师。然后，他问，能否可以让第九十九师也过桥。

“把你能派出的所有部队都派去，考特尼，并且一定要牢牢地守住桥头堡。”布雷德利一边研究墙上的大图板，一边回答，“那些德国家伙可能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集结足够的力量反击你们。”

自从阿登战役之后，使西线的各个不同总部最为激动不已的就是攻占雷马根大桥的消息了。不过，当晚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布雷德利还没有给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然而，巧合的是，他餐桌上的客人正是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官哈罗德·“平克”·布尔少将。布尔也是布雷德利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布尔为人谦逊，不过工作能力很强；他是一个美国新英格兰人，身材矮小，一头浅红棕色的头发，举止温文尔雅。刚好在晚饭前，他到了那慕尔，打算和布雷德利讨论艾森豪威尔的一项计划。该计划要把布雷德利的四个师调给雅各布·德弗斯将军，以支持第六集团军即将对萨尔河发动的进攻。此外，他还想亲自来看看布雷德利需要什么帮助，来把他当前的攻势继续下去，特别是，需要什么样的后勤支援来支持巴顿进行可能的突破。

布尔刚走进城堡，布雷德利的一个参谋就兴奋地问他：“您听说这个好消息了吗？”接着便把夺取大桥的事告诉了他。布尔深知这一行动会带来很多好处，于是对之大为赞赏；但又想到，此事会对两周之后蒙哥马利向莱茵河发起的主攻产生影响。晚宴时，他脑子里只想着大桥和由此而生的问题。但是，使他吃惊的是，布雷德利竟只字不提夺桥的事情。布尔想知道，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什么决定。

晚宴后，两人来到了布雷德利的办公室，雷马根大桥的话题第一次被提了出来。布尔说道，夺取这座桥梁是“重大和英勇”的一次壮举，但鉴于对岸的地形极差，这座桥必然不是己方的第一选择。“从雷马根出发，那你们哪儿也去不成。”他说，“再者，这也不符合整个作战计划。”

“作战计划，天啊！”布雷德利叫了起来，“一座桥就是一座桥，不管从什么地方过河，只要渡过莱茵河就好。”

“我只是说，雷马根不是我们所寻找的理想的过河位置。”

“可是我没有要求您放弃您的作战计划，”布雷德利不耐烦地说，“就让我们动用四个或五个师去继续过河吧；也许您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牵制。或者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加强我们在鲁尔河南面的钳形包围圈。无论如何，这总算也是过河。我们已经过了莱茵河。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桥头堡，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去利用它吧。”

“不过，布雷德利，等你们过了桥，”布尔固执已见地说，“然后要去哪儿呢？”

布雷德利领他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幅图板前，向他展示了地形草图上的一条路线。待霍奇斯占领了大桥到波恩—法兰克福高速公路之间那十英里的地带后，他就可以掉头向东南方五十五英里的法兰克福挺进，然后挥师向东。布尔查看了地图，用手指在上面轻轻地弹了弹，开玩笑地说：“我敢打赌，你们刚刚才定下这条路线。”

“六个月以前。”布雷德利回答。他并不认为布尔是在开玩笑。

布尔一再指出，要改变总的作战计划将会很难。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8

“改变——天啊，平克！”布雷德利无礼地说，“我们并不试图改变什么东西。只是，既然已经在这座桥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我想好好利用它。”

布尔对这位老朋友的尖锐语调感到很吃惊。不管怎样，作为一位作战官，他觉得，指出刚刚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麻烦——“以及很多明显的好处”——没有什么错。为什么布雷德利坚持要求他允许派四个师过桥呢？这件事情只有艾克本人才能决定。突然，布尔心头豁然开朗，布雷德利还没把夺取大桥的消息告诉艾森豪威尔——可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将近两个小时！“你可以跟我聊上一整夜，布雷德利，可结果不会有任何区别，”他说，“我不能允许你抽调四或五个师过桥。”

当艾森豪威尔在兰斯的寓所中坐下来吃晚饭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他的客人们是：他的海军副官哈里·布彻上尉、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以及美国空降部队的一些指挥官——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詹姆斯·加文将军和马修·李奇微将军，他们已准备好在莱茵河上进行一次空投，以支持蒙哥马利即将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第一道菜快要吃完时，艾森豪威尔被叫去接电话。当听到布雷德利报告有关雷马根的事情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禁叫了起来：“你们在邻近地区有多少力量可以过河？”

“我有四个以上的师。不过，我打电话给您，是为了确定如果我让这些部队过河，将不至于妨碍您的作战计划。”

布雷德利本不需要担心的。“是这样，布雷德利，我们一直在等困在科隆附近的那几个师，而现在，它们自由了。你去吧，马上派至少五个师过河，带上一切必需品，以保证我们的占领。”艾森豪威尔兴高采烈。他将永远记得，“这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美好时刻”。

“我正想这么干，”布雷德利愉快地回答，“但是大家怀疑这样做是否与您的计划有冲突，因此，我想跟您确定一下。”

餐桌旁的所有人都急切地听着艾森豪威尔在电话里说的这段话：“让那些制定作战计划的人见鬼去吧！当然，干吧，布雷德利！我将给你我们手里的一切，以便守住那座桥头堡。即使地形并不太理想，我们也要好好地利用它。”

李奇微凑向布彻，说道：“布彻，难道您不能让我们也参加这场演出吗？它听起来不错！”

艾森豪威尔回到餐桌旁，心情特别高兴。“霍奇斯攻占了雷马根的一座桥梁，并且已经派部队过了桥。”布彻说，空降部队的将领们想参加这个行动。艾森豪威尔回答说，这次他们没有运气参加了，不过，在其他地方，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干呢。

在“高射炮”山上，细雨连绵不断。当第二十七装甲步兵团的三个步兵连艰难地在悬崖那打滑的岩面上攀登之时，工兵们正疯狂地用木板堵塞桥上的大窟窿，并把通往大桥的西侧公路上那个大坑填好，坦克手们紧张地等待着，其中少数几人希望大桥可以在修复以前被炸掉。

此时，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开来。卡车、坦克、自动牵引炮车和其他车辆堵住了大桥的入口，而每一分钟，都有更多的车辆驶来。距此不远处，恩格曼上校在他那个酒窑里的指挥所中对他手下的军官们说，即使大桥修好了，他也不知道能否禁得住坦克的重量。“不过，”他说，“我们应该试试。”他解释说，为了帮助驾驶员在夜间行驶，工兵们将在桥上拉一根白色绳索。抵达大桥另一端之后，坦克车队会盘旋前进，等待黎明发起攻击。

指挥坦克车队夜间过桥的乔治·索马斯上尉转向身边的C. 温泽·米勒中尉。米勒曾在华盛顿从事房地产行业，他的坦克排将走在车队的最前面。索马斯对他说：“我想，今天晚上最好有一辆坦克在你前边行驶。”米勒一直习惯开第一辆坦克。他没说话，他还是计划打头阵。恩格曼不知怎地感觉到了他的想法，开口说道：“米勒，这是命令！你必须让一辆坦克走在你前面。我不想在碰上第一个麻烦时就把我的一名军官给报销了。”

米勒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指挥第二辆坦克的威廉·古德森中士。古德森为人随和，做事从容谨慎，因此被昵称为“快手”。米勒说：“快手，我要给你下一道我从未下过的最强硬的命令。今天晚上，我要和你换一下位置。”古德森什么也没说，可心里却讥讽地想，为什么选我来享此殊荣？

坦克手们登上“潘兴”式坦克，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缓慢逝去。最终，午夜时分，索马斯得到通知，大桥已经修好，于是便示意他的部下围在一排大型反坦克装甲车周围。当古德森的坦克“哐当哐当”开上大桥时，突然传来了一声让人神经紧张的不祥的嘎吱声。古德森通过对讲系统听到了米勒警惕的声音，“别担心……慢一点。别离我太远。”走到一半的时候，在一片漆黑之中，米勒看不见前面的坦克了。“你在哪儿？”他问道。

“你?注意到刚才的那下碰撞吗？”古德森反问道，“刚才你撞到我的坦克了。”

米勒想起了那句俗话：“伸手不见五指。”他举起了自己的手，果然看不见它。他把身子探出坦克，寻找那条白色绳索，但同样没看到。

在坦克车队过桥的过程中，没听到一声枪炮的射击。但是，坦克刚一开下大桥，驶上著名的景色优美的莱茵河畔公路，便遭到了机关枪的连连射击。坦克车队继续往北，朝着埃佩尔的方向行驶；米勒一直在寻找本应前来迎接他的步兵向导。他被德国人围住了，有些德国兵用德语向他喊着：“伙计！”但是其他的人却继续射击。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9

米勒通过无线电向后方报告：“敌人在向我们射击。许多人愿意投降。派步兵来接收俘虏。”

恩格曼回答说：“原地不动，直到你身子底下的最后一辆坦克被击中。”

米勒遇到的麻烦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得不到新的坦克车队的支援。反坦克装甲车以更为轻快的步伐尾随在“潘兴”式坦克后面，可是当其中的第一辆驶至草草修复的那个被福斯特炸开的大坑前时，它右边的履带滑进了大坑尚未用木板盖上的部分。此刻，这辆巨大的战车正摇摇欲坠地悬在莱茵河上，车身的一部分堵住了大桥。

师里的工兵科克尔中校来到这辆T/D反坦克装甲车跟前，想让人把它从那个窟窿推到大约七十五英尺下方的河里去。随后，他意识到，大桥的基座可能会把反坦克装甲车拦住，弄不好，道路会被堵塞好几天。

他钻到T/D反坦克装甲车底下，不安地想着身下莱茵河那冰冷的水流。接着，他摸索起了大桥的水平横梁，想找几根可以把枕木铺在上面的。那样，就可以把反坦克装甲车从窟窿里拖出来了。很快，他就找到了一根合适的，但是，由于四周一片漆黑，他无法选定另一根。逝去的每一秒钟都“似乎是永恒”。他一边绝望地寻找着，一边不由自主地想着即将到来的黎明。如果到那时还不能恢复通车的话，桥头堡就要完蛋了。

就在这时，一群步兵开始恐慌地跑向西岸，从辛勤工作着的工兵身边跑了过去。原来有谣言从“高射炮”山上传开，说所有的部队都将立即撤回。由于这一谣言是从一位军官那儿传出来的，所以很有分量。当迪弗斯的参谋部获知这件事情时，悬崖上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撤往了雷马根。

凌晨四点三十分，霍奇斯派出的首批后援步兵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过桥去增援那个小小的桥头堡。率领第一队的刘易斯·梅内斯中校被告知：“过桥没问题。除了士气低落，那里没有任何障碍。”梅内斯希望这是指德军的士气低落。他率领自己的营——大约七百人——走上大桥，想知道究竟该如何过桥，是以密集的队形快速通过，还是把人员拉开距离？不过，在吱嘎作响的桥上走了几步之后，选择便很明显了。“尽快过桥！”他高声命令道。

科克尔——混身都是烂泥，但却得意洋洋——终于找到了第二根合适的横梁。半小时之后，枕木钉好了，那辆反坦克装甲车被安全地拖出了大坑。很快，坑被完全盖上，坦克、卡车和其他车辆开始再次滚滚向东驶去。

当第七十八师的步兵们开始列队过桥时，黎明已经到来了。很多人不安而又着迷地看着下面回旋着的那浑浊的河水。正在这时，他们遇到了一百多名德国工兵。这些工兵是奉指挥官赫伯特·施特罗贝尔少校的命令来炸桥的。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尽管几名德国兵已经带着一吨半炸药踏上了大桥，但是他们都成了俘虏。

上午八点，霍格和科思伦乘吉普车穿过了大桥，后面跟着通讯兵的半履带式装甲车。在德·里西奥夺下的桥头堡附近，将军注意到了一顶美国钢盔。他叫司机把车停下，把钢盔捡了起来。这是德拉比克的。德军的迫击炮弹在四面八方落了下来，霍格可以听见美军和德军的机枪正在附近喀哒作响。他继续开进了埃佩尔，并在市长官邸的地下室里设起了指挥所。

半小时之后，已经在大桥南边用他的五辆坦克设下了一道路障的索马斯上尉决定，该沿河而上了。五辆“潘兴”式坦克沿着莱茵河公路向南前进了数英里。在林茨的近郊，他们遇到了吉布尔上尉，就是那位曾把第一批队伍过桥的情景拍摄下来的牧师。当天清晨，吉布尔在那条铁路隧道的入口处筑起了一个战地祭坛。后来，他认为自己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便乘吉普车沿河而上，来到了林茨。当地官员欣然地把这座城市交给了他。他们说，林茨已被宣布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因为这里有一所大医院，而且城里只有一些德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然而，索马斯仍持怀疑态度，就地设置了一道路障。果然，几分钟之后，他们便受到了来自林茨的反坦克火箭筒和轻武器的射击。

林茨是施特罗贝尔少校的总部。他曾大胆地试图派人炸桥，可是没能成功。现在，他夹在两位意见截然不同的将军中间：一位要援救，另一位则要进攻。莫德尔的工兵官理查德·维尔茨少将指示他，在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部队被美军困住之前，将其撤过莱茵河。而北线第十二战区的指挥官库特·冯·贝格少将则命他投入所有兵力，向美军桥头堡发动反攻。

施特罗贝尔听从了后者的命令。他集合手下的全体工兵，包括那些架桥兵，准备发起攻击。维尔茨发觉了此事，生气地让那些架桥兵去干该干的事。而当贝格发现架桥兵还在架桥时，不禁暴跳如雷。两人的争论再次开始。结果——所有类似争论的必然结果——德军只对雷马根的桥头堡进行了几次零星的攻击。到当天下午，已有八千多名美国大兵渡过了莱茵河。

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蒙哥马利，巧妙地询问这位陆军元帅，是否应该扩大桥头堡。“干得好极了。”蒙哥马利回答，“这将构成一个让敌人不快的威胁，并且将毫无疑问地牵制住敌人的一些部队，使其远离北部战事。”他挂上电话，继续研究关于全体过河的有条不紊的计划。

虽然盟国记者已经听到了有关攻占大桥的传闻，而且已有数人赶到了雷马根，但是，直到夜幕降临之时，他们才拿到了官方的通报。次日早上，美国各家报纸以大字标题发布了这条新闻。自从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人从未如此兴奋，如此自豪过。

《纽约时报》引用了美联社的一条电讯，其中写道：

美军迅速而惊人地渡过了莱茵河，这是自拿破仑远征军在上个世纪初叶跨过莱茵河之后一次无与伦比的战绩。

美联社的哈尔·博伊尔也许最好地表达出了美军将士们的心中所想：

除了阿拉曼的坦克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恐怕没有其他任何一次坦克战能比夺取雷马根大桥的英勇行动更为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一行动首次使美国军队得以在雷马根渡过莱茵河。

立下这一战功的是美国第九装甲师。

毫不夸张地说，美军坦克、步兵和工兵在相对无防御的一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了莱茵河，而他们都明确地知道，安放有炸药的大桥随时都可能在他们的脚下爆炸。他们的这一行动使五千名美国人免遭死亡，一万名美国人免于负伤。

3月8日，十架德国飞机轰炸了鲁登道夫大桥，但是，在真正造成损失之前，迅速布防的美军防空部队便把它们赶跑了。然而，德军的炮弹无法阻挡，尽管“高射炮”山保住了大桥本身，但是，在莱茵河西岸发生的爆炸却炸死了一些美国人，还危险地震动了本来就已不太坚固的桥梁结构。

桥头堡的迅速扩大已导致了一些组织方面的问题。霍格的战斗指挥参谋和通讯兵的装备不足以应付这一局势，于是，霍奇斯派出一位少将来取代他。午夜即将来临之际，第九步兵师的路易斯·克雷格将军开始过桥。尽管他看不到，事实上，他路过了这样一块牌子：

不湿脚就过莱茵河

这全靠第九师。

和前一天晚上一样，天黑得要命。克雷格不得不趴在一辆吉普车的引擎盖上，用手摸索着找路，然后高声向司机发出指示。他希望，不要有任何东西迎面过来。

桥上这令人紧张的一小段行程让克雷格相信，应该只准许向东岸行驶的车辆过桥。但是，第二天下午，就连这种单向的行驶也中断了。一颗德军炮弹击中了一辆刚刚开上西侧通道的军火卡车。尽管如此，克雷格还是继续朝前面的各个方向扩大着他的桥头堡，而德国人——仍旧是一支难以对付的部队——则继续缓慢而稳定地向后撤退。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8

米勒通过无线电向后方报告：“敌人在向我们射击。许多人愿意投降。派步兵来接收俘虏。”

恩格曼回答说：“原地不动，直到你身子底下的最后一辆坦克被击中。”

米勒遇到的麻烦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得不到新的坦克车队的支援。反坦克装甲车以更为轻快的步伐尾随在“潘兴”式坦克后面，可是当其中的第一辆驶至草草修复的那个被福斯特炸开的大坑前时，它右边的履带滑进了大坑尚未用木板盖上的部分。此刻，这辆巨大的战车正摇摇欲坠地悬在莱茵河上，车身的一部分堵住了大桥。

师里的工兵科克尔中校来到这辆T/D反坦克装甲车跟前，想让人把它从那个窟窿推到大约七十五英尺下方的河里去。随后，他意识到，大桥的基座可能会把反坦克装甲车拦住，弄不好，道路会被堵塞好几天。

他钻到T/D反坦克装甲车底下，不安地想着身下莱茵河那冰冷的水流。接着，他摸索起了大桥的水平横梁，想找几根可以把枕木铺在上面的。那样，就可以把反坦克装甲车从窟窿里拖出来了。很快，他就找到了一根合适的，但是，由于四周一片漆黑，他无法选定另一根。逝去的每一秒钟都“似乎是永恒”。他一边绝望地寻找着，一边不由自主地想着即将到来的黎明。如果到那时还不能恢复通车的话，桥头堡就要完蛋了。

就在这时，一群步兵开始恐慌地跑向西岸，从辛勤工作着的工兵身边跑了过去。原来有谣言从“高射炮”山上传开，说所有的部队都将立即撤回。由于这一谣言是从一位军官那儿传出来的，所以很有分量。当迪弗斯的参谋部获知这件事情时，悬崖上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撤往了雷马根。

凌晨四点三十分，霍奇斯派出的首批后援步兵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过桥去增援那个小小的桥头堡。率领第一队的刘易斯·梅内斯中校被告知：“过桥没问题。除了士气低落，那里没有任何障碍。”梅内斯希望这是指德军的士气低落。他率领自己的营——大约七百人——走上大桥，想知道究竟该如何过桥，是以密集的队形快速通过，还是把人员拉开距离？不过，在吱嘎作响的桥上走了几步之后，选择便很明显了。“尽快过桥！”他高声命令道。

科克尔——混身都是烂泥，但却得意洋洋——终于找到了第二根合适的横梁。半小时之后，枕木钉好了，那辆反坦克装甲车被安全地拖出了大坑。很快，坑被完全盖上，坦克、卡车和其他车辆开始再次滚滚向东驶去。

当第七十八师的步兵们开始列队过桥时，黎明已经到来了。很多人不安而又着迷地看着下面回旋着的那浑浊的河水。正在这时，他们遇到了一百多名德国工兵。这些工兵是奉指挥官赫伯特·施特罗贝尔少校的命令来炸桥的。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尽管几名德国兵已经带着一吨半炸药踏上了大桥，但是他们都成了俘虏。

上午八点，霍格和科思伦乘吉普车穿过了大桥，后面跟着通讯兵的半履带式装甲车。在德·里西奥夺下的桥头堡附近，将军注意到了一顶美国钢盔。他叫司机把车停下，把钢盔捡了起来。这是德拉比克的。德军的迫击炮弹在四面八方落了下来，霍格可以听见美军和德军的机枪正在附近喀哒作响。他继续开进了埃佩尔，并在市长官邸的地下室里设起了指挥所。

半小时之后，已经在大桥南边用他的五辆坦克设下了一道路障的索马斯上尉决定，该沿河而上了。五辆“潘兴”式坦克沿着莱茵河公路向南前进了数英里。在林茨的近郊，他们遇到了吉布尔上尉，就是那位曾把第一批队伍过桥的情景拍摄下来的牧师。当天清晨，吉布尔在那条铁路隧道的入口处筑起了一个战地祭坛。后来，他认为自己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便乘吉普车沿河而上，来到了林茨。当地官员欣然地把这座城市交给了他。他们说，林茨已被宣布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因为这里有一所大医院，而且城里只有一些德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然而，索马斯仍持怀疑态度，就地设置了一道路障。果然，几分钟之后，他们便受到了来自林茨的反坦克火箭筒和轻武器的射击。

林茨是施特罗贝尔少校的总部。他曾大胆地试图派人炸桥，可是没能成功。现在，他夹在两位意见截然不同的将军中间：一位要援救，另一位则要进攻。莫德尔的工兵官理查德·维尔茨少将指示他，在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部队被美军困住之前，将其撤过莱茵河。而北线第十二战区的指挥官库特·冯·贝格少将则命他投入所有兵力，向美军桥头堡发动反攻。

施特罗贝尔听从了后者的命令。他集合手下的全体工兵，包括那些架桥兵，准备发起攻击。维尔茨发觉了此事，生气地让那些架桥兵去干该干的事。而当贝格发现架桥兵还在架桥时，不禁暴跳如雷。两人的争论再次开始。结果——所有类似争论的必然结果——德军只对雷马根的桥头堡进行了几次零星的攻?。到当天下午，已有八千多名美国大兵渡过了莱茵河。

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蒙哥马利，巧妙地询问这位陆军元帅，是否应该扩大桥头堡。“干得好极了。”蒙哥马利回答，“这将构成一个让敌人不快的威胁，并且将毫无疑问地牵制住敌人的一些部队，使其远离北部战事。”他挂上电话，继续研究关于全体过河的有条不紊的计划。

虽然盟国记者已经听到了有关攻占大桥的传闻，而且已有数人赶到了雷马根，但是，直到夜幕降临之时，他们才拿到了官方的通报。次日早上，美国各家报纸以大字标题发布了这条新闻。自从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人从未如此兴奋，如此自豪过。

《纽约时报》引用了美联社的一条电讯，其中写道：

美军迅速而惊人地渡过了莱茵河，这是自拿破仑远征军在上个世纪初叶跨过莱茵河之后一次无与伦比的战绩。

美联社的哈尔·博伊尔也许最好地表达出了美军将士们的心中所想：

除了阿拉曼的坦克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恐怕没有其他任何一次坦克战能比夺取雷马根大桥的英勇行动更为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一行动首次使美国军队得以在雷马根渡过莱茵河。

立下这一战功的是美国第九装甲师。

毫不夸张地说，美军坦克、步兵和工兵在相对无防御的一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了莱茵河，而他们都明确地知道，安放有炸药的大桥随时都可能在他们的脚下爆炸。他们的这一行动使五千名美国人免遭死亡，一万名美国人免于负伤。

3月8日，十架德国飞机轰炸了鲁登道夫大桥，但是，在真正造成损失之前，迅速布防的美军防空部队便把它们赶跑了。然而，德军的炮弹无法阻挡，尽管“高射炮”山保住了大桥本身，但是，在莱茵河西岸发生的爆炸却炸死了一些美国人，还危险地震动了本来就已不太坚固的桥梁结构。

桥头堡的迅速扩大已导致了一些组织方面的问题。霍格的战斗指挥参谋和通讯兵的装备不足以应付这一局势，于是，霍奇斯派出一位少将来取代他。午夜即将来临之际，第九步兵师的路易斯·克雷格将军开始过桥。尽管他看不到，事实上，他路过了这样一块牌子：

不湿脚就过莱茵河

这全靠第九师。

和前一天晚上一样，天黑得要命。克雷格不得不趴在一辆吉普车的引擎盖上，用手摸索着找路，然后高声向司机发出指示。他希望，不要有任何东西迎面过来。

桥上这令人紧张的一小段行程让克雷格相信，应该只准许向东岸行驶的车辆过桥。但是，第二天下午，就连这种单向的行驶也中断了。一颗德军炮弹击中了一辆刚刚开上西侧通道的军火卡车。尽管如此，克雷格还是继续朝前面的各个方向扩大着他的桥头堡，而德国人——仍旧是一支难以对付的部队——则继续缓慢而稳定地向后撤退。

如果它在我面前炸毁，该怎么办呢 11

就在这时，一群步兵开始恐慌地跑向西岸，从辛勤工作着的工兵身边跑了过去。原来有谣言从“高射炮”山上传开，说所有的部队都将立即撤回。由于这一谣言是从一位军官那儿传出来的，所以很有分量。当迪弗斯的参谋部获知这件事情时，悬崖上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撤往了雷马根。

凌晨四点三十分，霍奇斯派出的首批后援步兵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过桥去增援那个小小的桥头堡。率领第一队的刘易斯·梅内斯中校被告知：“过桥没问题。除了士气低落，那里没有任何障碍。”梅内斯希望这是指德军的士气低落。他率领自己的营——大约七百人——走上大桥，想知道究竟该如何过桥，是以密集的队形快速通过，还是把人员拉开距离？不过，在吱嘎作响的桥上走了几步之后，选择便很明显了。“尽快过桥！”他高声命令道。

科克尔——混身都是烂泥，但却得意洋洋——终于找到了第二根合适的横梁。半小时之后，枕木钉好了，那辆反坦克装甲车被安全地拖出了大坑。很快，坑被完全盖上，坦克、卡车和其他车辆开始再次滚滚向东驶去。

当第七十八师的步兵们开始列队过桥时，黎明已经到来了。很多人不安而又着迷地看着下面回旋着的那浑浊的河水。正在这时，他们遇到了一百多名德国工兵。这些工兵是奉指挥官赫伯特·施特罗贝尔少校的命令来炸桥的。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尽管几名德国兵已经带着一吨半炸药踏上了大桥，但是他们都成了俘虏。

上午八点，霍格和科思伦乘吉普车穿过了大桥，后面跟着通讯兵的半履带式装甲车。在德·里西奥夺下的桥头堡附近，将军注意到了一顶美国钢盔。他叫司机把车停下，把钢盔捡了起来。这是德拉比克的。德军的迫击炮弹在四面八方落了下来，霍格可以听见美军和德军的机枪正在附近喀哒作响。他继续开进了埃佩尔，并在市长官邸的地下室里设起了指挥所。

半小时之后，已经在大桥南边用他的五辆坦克设下了一道路障的索马斯上尉决定，该沿河而上了。五辆“潘兴”式坦克沿着莱茵河公路向南前进了数英里。在林茨的近郊，他们遇到了吉布尔上尉，就是那位曾把第一批队伍过桥的情景拍摄下来的牧师。当天清晨，吉布尔在那条铁路隧道的入口处筑起了一个战地祭坛。后来，他认为自己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便乘吉普车沿河而上，来到了林茨。当地官员欣然地把这座城市交给了他。他们说，林茨已被宣布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因为这里有一所大医院，而且城里只有一些德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然而，索马斯仍持怀疑态度，就地设置了一道路障。果然，几分钟之后，他们便受到了来自林茨的反坦克火箭筒和轻武器的射击。

林茨是施特罗贝尔少校的总部。他曾大胆地试图派人炸桥，可是没能成功。现在，他夹在两位意见截然不同的将军中间：一位要援救，另一位则要进攻。莫德尔的工兵官理查德·维尔茨少将指示他，在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部队被美军困住之前，将其撤过莱茵河。而北线第十二战区的指挥官库特·冯·贝格少将则命他投入所有兵力，向美军桥头堡发动反攻。

施特罗贝尔听从了后者的命令。他集合手下的全体工兵，包括那些架桥兵，准备发起攻击。维尔茨发觉了此事，生气地让那些架桥兵去干该干的事。而当贝格发现架桥兵还在架桥时，不禁暴跳如雷。两人的争论再次开始。结果——所有类似争论的必然结果——德军只对雷马根的桥头堡进行了几次零星的攻击。到当天下午，已有八千多名美国大兵渡过了莱茵河。

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蒙哥马利，巧妙地询问这位陆军元帅，是否应该扩大桥头堡。“干得好极了。”蒙哥马利回答，“这将构成一个让敌人不快的威胁，并且将毫无疑问地牵制住敌人的一些部队，使其远离北部战事。”他挂上电话，继续研究关于全体过河的有条不紊的计划。

虽然盟国记者已经听到了有关攻占大桥的传闻，而且已有数人赶到了雷马根，但是，直到夜幕降临之时，他们才拿到了官方的通报。次日早上，美国各家报纸以大字标题发布了这条新闻。自从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人从未如此兴奋，如此自豪过。

《纽约时报》引用了美联社的一条电讯，其中写道：

美军迅速而惊人地渡过了莱茵河，这是自拿破仑远征军在上个世纪初叶跨过莱茵河之后一次无与伦比的战绩。

美联社的哈尔·博伊尔也许最好地表达出了美军将士们的心中所想：

除了阿拉曼的坦克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恐怕没有其他任何一次坦克战能比夺取雷马根大桥的英勇行动更为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一行动首次使美国军队得以在雷马根渡过莱茵河。

立下这一战功的是美国第九装甲师。

毫不夸张地说，美军坦克、步兵和工兵在相对无防御的一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了莱茵河，而他们都明确地知道，安放有炸药的大桥随时都可能在他们的脚下爆炸。他们的这一行动使五千名美国人免遭死亡，一万名美国人免于负伤。

3月8日，十架德国飞机轰炸了鲁登道夫大桥，但是，在真正造成损失之前，迅速布防的美军防空部队便把它们赶跑了。然而，德军的炮弹无法阻挡，尽管“高射炮”山保住了大桥本身，但是，在莱茵河西岸发生的爆炸却炸死了一些美国人，还危险地震动了本来就已不太坚固的桥梁结构。

桥头堡的迅速扩大已导致了一些组织方面的问题。霍格的战斗指挥参谋和通讯兵的装备不足以应付这一局势，于是，霍奇斯派出一位少将来取代他。午夜即将来临之际，第九步兵师的路易斯·克雷格将军开始过桥。尽管他看不到，事实上，他路过了这样一块牌子：

不湿脚就过莱茵河

这全靠第九师。

和前一天晚上一样，天黑得要命。克雷格不得不趴在一辆吉普车的引擎盖上，用手摸索着找路，然后高声向司机发出指示。他希望，不要有任何东西迎面过来。

桥上这令人紧张的一小段行程让克雷格相信，应该只准许向东岸行驶的车辆过桥。但是，第二天下午，就连这种单向的行驶也中断了。一颗德军炮弹击中了一辆刚刚开上西侧通道的军火卡车。尽管如此，克雷格还是继续朝前面的各个方向扩大着他的桥头堡，而德国人——仍旧是一支难以对付的部队——则继续缓慢而稳定地向后撤退。

纵横字谜行动 1

第八章 “纵横字谜行动”

回到意大利之后，卡尔·沃尔夫发现他的一位参谋军官、党卫队上校欧根·多尔曼上校和他一样，对未来也表示忧虑。多尔曼英俊潇洒，老练世故，尖酸刻薄。对朋友，他机智聪敏；对敌人，他凶狠恶毒。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因此，在意大利，他有很多社会上和知识界的关系。沃尔夫还多次同德国驻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府大使鲁道夫·拉恩讨论过这一忧虑。两年前，当拉恩还是德国驻突尼斯全权代表时，曾经帮助挽救该国的犹太居民于灭绝的边缘。

三人相信，如果德国的抵抗力量突然减弱，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便会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他们将和西边的法国共产党人以及东面的铁托一起，形成一条宽广的布尔什维主义地带，一直延伸到欧洲南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安排德国部队有序地投降，这样，西方才能赶在游击队之前占领意大利北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多尔曼在一次宴会上随意地说道，他对“这场该死的战争感到厌烦”；而且非常糟糕的是，没能与盟国联系上。这种不谨慎的言辞本来是会使计划失败的，但是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吉多·齐默尔，一位党卫队中级军官听到了多尔曼的话。幸运的是，他也感觉到战争已经打输了，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希望制止无谓的死亡和破坏。齐默尔推断说，假如多尔曼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沃尔夫肯定也是这种想法。

齐默尔认为，他刚好认识那个他们认为可以充当中间人的人：路易吉·帕尔里利男爵。美国纳什—凯尔文纳特公司——一个冰箱厂家——的前任代表。同时，爵士还是一位米兰工业家的女婿。齐默尔听说过一些传言，说帕尔里利曾秘密帮助一些意大利的犹太人离开该国。他请来了男爵，把多尔曼的话告诉了他。和沃尔夫一样，帕尔里利也担心共产党人会控制意大利北部，而他本人在那里有许多固定资产。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听着，齐默尔解释说，只有沃尔夫才能使这一计划最终成功，因为作为党卫队和警察的头子，镇压这样的密谋活动是他的工作。

在帕尔里利听来，这些都很有道理，他答应帮他们的忙。2月21日，他乘火车到瑞士的苏黎世去联系他的老朋友马克斯·胡斯曼博士，楚格尔贝格一所著名的男子学校的校长。胡斯曼很同情他们，但是并不认为盟国会参与任何与俄国敌对的谈判。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一个朋友马克斯·魏贝尔少校打了电话。魏贝尔是一位四十四岁的职业军官，曾就读于巴塞尔和法兰克福的大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同样意识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共产主义威胁。热那亚是瑞士人的首选港口，如果它被共产党控制了，他祖国的经济将遭受影响。魏贝尔知道，如果他参与密谋，并且被人发现，那么，他的职业生涯便将被葬送。但是，一项有沃尔夫参加的计划激起了他的兴趣，他答应合作——当然，不是官方的，因为这意味着违反瑞士的中立地位。

胡斯曼找不出一个比魏贝尔更理想的人选来促进他的计划了。魏贝尔是瑞士军队中的高层情报军官，他可以安排任何德国的谈判者秘密来到瑞士。他还认识艾伦·W. 杜勒斯，一个神秘人物，人们通常认为他是罗斯福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1942年，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使用了“美国陆军部特别助理”这一含糊其辞的头衔。但是，瑞士的新闻界却不顾他的否认，坚持称他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事实上，他既不是自己所宣称的人物，也不是自己所否认的人物。他是威廉·J. 多诺万少将的美国战略服务处在德国地区、东南欧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代表。杜勒斯是一位长老会神父的儿子，一位美国部长的孙子，还是另一位部长的侄子。他曾在他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事务所里从事法律行业十五年。杜勒斯身材肥胖，态度随和，非常友善。他常穿一身粗花呢衣服，嘴里总是叼着烟斗。他看上去就像一位教授，是靠捐赠得到了一把交椅。可是，他极其热衷于收集政治情报，而且尤其喜欢偷偷从饭馆后门溜进溜出，或者是在晚宴上神秘消失。

在胡斯曼打电话的第二天，即2月22日，魏贝尔邀请杜勒斯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罗·冯·S. 格韦尔尼茨共进晚餐，并告诉他们，他有两位朋友，非常希望同他们讨论一件双方都将很感兴趣的事情。“如果你们愿意，我将在晚饭后把他们介绍给两位。”他说道。当然，杜勒斯不能马上亲自出场，他建议由他的助理先去见见这“两位朋友”。

格韦尔尼茨举止文雅，相貌英俊，身上有着一种神秘色彩。他的父亲格哈德·冯·舒尔泽·格韦尔尼茨教授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一位大学教授，一位作家。在纳粹上台之前，他还曾是德国议会的议员，曾参与起草《魏玛宪法》。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政界的朋友一起，为美—英—德联盟的形成而努力着。他认为，这一联盟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对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回答，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民主制的最终信念。

小格韦尔尼茨在法兰克福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24年，他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从事国际银行业务，并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希特勒上台后，他将他父亲的信念付诸实践了。他认为，在德国反纳粹分子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他的一项特殊使命。一些反纳粹分子领袖已经结识了他，并对他寄予信任。而他也感觉，如果能够说服杜勒斯相信这些人的诚意，那么，在推翻希特勒政权或以某种方式早日结束战争这一问题上，将迈出很大的一步。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办事处时，请求格韦尔尼茨为他工作。渐渐地，两人之间发展出了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

帕尔里利向格韦尔尼茨介绍了意大利的局势。格韦尔尼茨礼貌地听着，但心中充满怀疑——这太离奇了——不过他说，如果帕尔里利还有具体的提议，他将再同他会晤一次。帕尔里利问，是否格韦尔尼茨本人或他的一位同事愿意直接同齐默尔或者多尔曼谈谈。

“可以安排一下。”格韦尔尼茨回答。会面结束了。

帕尔里利返回了意大利。沃尔夫本人第一次获悉了同杜勒斯的接触。他决定放弃通过教皇或英国人进行谈判的努力，派多尔曼去了瑞士。3月3日，魏贝尔少校秘密把多尔曼和齐默尔带过基亚索边境，在那里，帕尔里利和胡斯曼博士会见了他们。让两人惊讶的是，多尔曼的表现是与他们平起平坐，而非身处一个哀求者的地位。在卢加诺的比安希饭店，他宣称，他期待与盟国谈判出一个“公正的和平”，以挫败共产党在意大利北部的野心。胡斯曼博士回答说，德国没本钱讨价还价，在战争结束之前幻想西方国家能够切断同苏联的联系，纯属愚蠢行为。

多尔曼认为这是讨厌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说教，但是却侧耳倾听，未加评论。这时，胡斯曼说，德国唯一的希望是无条件投降。多尔曼刷的涨红了脸，跳了起来。“您的意思是叛国吗？”他叫道。很明显，对他来说，假如措辞正确的话，投降并不是叛国。他说，德国完全有本钱讨价还价，没有必要接受无条件投降。德国在意大利还有一支完整的军队未被击败，足足有一百万人。

纵横字谜行动 2

“好好考虑一下，”胡斯曼说，“你们的局势已毫无希望可言。和你的朋友们谈谈。”

多尔曼不想通过一个中间人继续讨论下去，他希望杜勒斯的代表可以尽快到来。但是，当这个人——是保罗·布卢姆，而不是格韦尔尼茨——终于到来时，他也说只能是无条件投降。他又补充说，那些帮助结束敌对局面的善意的德国人将受到敬重。说着，他递给多尔曼一张纸，上面写着两位被监禁的意大利抵抗运动非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费卢西奥·帕里和乌斯米阿尼少校。这整件事情让多尔曼想起了“小学生们聚会上玩的罚物游戏”，但是，他仍然毫无表情地问道：“这两个人怎么了？”

帕尔里利解释说，如果能释放这两个人，并将其秘密地从意大利带到瑞士的话，杜勒斯将认为这是友好的象征。简直太荒谬了：人们立刻就会认出帕里的。尽管心怀疑虑，多尔曼还是说，他将尽力而为。第二次会见就这样以友好的握手而结束了。

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并没有使沃尔夫像多尔曼那样强烈地感觉受到了侮辱；至少，谈判已经开始了，也许，在今后的协商中，会有体面一些的建议。释放两名重要的政治犯是另一回事。这是一次有勇无谋的冒险，可能会威胁到全盘的计划。不过，沃尔夫还是决定，这是打动杜勒斯的唯一办法。多尔曼建议他去瑞士：如果他作为党卫队驻意大利最高指挥官出现在那里，对美国人来说将很有分量。沃尔夫说他得考虑一下。这将极其危险，因为他在瑞士非常有名。

第二天，沃尔夫驱车前往凯塞林的总部。他几乎将凯塞林当成自己的兄长，并希望这段友谊可以使他能够得到投降所需要的最终认可。他告诉这位陆军元帅，他已经在瑞士同美国人进行了接触，不过，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名字。另外，他还暗示元帅，可以安排通过谈判缔结和平。凯塞林表现得非常谨慎，不过给沃尔夫的印象是，如果能够安排一个体面的和平，他会支持的。

次日，帕尔里利在加尔达湖畔会见了沃尔夫。他以杜勒斯的名义，邀请沃尔夫参加将于3月8日在苏黎世召开的一次会议。沃尔夫接受了邀请。

这是一个多事的3月8日。雷马根大桥被攻占了，于是凯塞林被召回了柏林。他被解除了在意大利的职务，并被派往西线。当天早些时候，沃尔夫和多尔曼，以及帕里和乌斯米阿尼——那两名意大利游击队员——被魏贝尔的一个手下秘密地带到了瑞士，继而坐火车到了苏黎世。在那里，两位犯人被安置在了远郊的伊尔斯兰德医院的一个秘密房间里。无论是帕里还是乌斯米阿尼，此时都还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被人从意大利的监狱里放了出来。

当天晚上，魏贝尔把杜勒斯和格韦尔尼茨带到了医院。直到前一天晚上，帕里还在党卫队的手中，心中确信自己就要被处决了。当他看到老朋友杜勒斯时，不禁泪如雨下。这是一幕感人的场景。而对于杜勒斯来说，它意味着更多——这是诚意的保证。他说，他现在想见见沃尔夫。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胡斯曼陪着沃尔夫将军来到了湖畔的一所老式建筑里。在那里，杜勒斯租了一个套间，专为秘密会议使用。

格韦尔尼茨率先走向沃尔夫，想使他在同杜勒斯会见之前放松下来。“将军，我听说过很多关于您的事情，”他开口说道。沃尔夫看向他，他连忙说道：“我所听到的，都是赞扬您的话。”恰好，梅希蒂尔德·波德维尔希伯爵夫人前不久曾告诉过格韦尔尼茨，一位颇有影响的纳粹分子——格韦尔尼茨确定就是沃尔夫——帮助她营救了罗马诺·瓜尔蒂尼，使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将军，我知道您救过瓜尔蒂尼的命，他是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哲学家。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一位可爱的夫人，她告诉了我很多关于您的事。”沃尔夫微笑了起来。

杜勒斯被介绍给了德国人，胡斯曼首先开了口。“沃尔夫将军，”他说，“我们在火车上谈了很久，您还不清楚吗？对德国来说，战争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沃尔夫已经下定了决心，哪怕要以个人受到侮辱为代价，也要争取到和平，因此，他说：“是的。”

“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予以考虑，通过我们的讨论，这点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胡斯曼又问。

“是的。”沃尔夫顺从地回答道。

“如果您仍然试图代表希姆莱讲话，”教授接着说，“那么，咱们的会谈只能再持续几秒钟，因为杜勒斯先生不得不退场。是不是，杜勒斯先生？”杜勒斯抽了一口烟斗，点了点头。

沃尔夫说，他认为，继续战争是对德国人民的犯罪。作为一个善良的德国人，为了结束战争，他愿意冒一切风险。这些话里带着一种诚意，格韦尔尼茨第一次认为这次会见可能会产生某种结果。

沃尔夫说，他在意大利指挥后卫部队，也统率党卫队和警察部队。“为了结束敌对状态，我愿意将我自己以及我统辖的所有部队都交由你们支配。”他继续说道，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取得武装部队的同意。他告诉他们，凯塞林曾经表示过同情。他指出，一旦这位陆军元帅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便将影响其他战线上的指挥官们作出让步。

几个月之前，格韦尔尼茨曾经告诉过杜勒斯，许多德国将军正准备反对希特勒。而他自己则正在为一项计划工作，准备劝诱五位被俘的德国将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暴动。随着沃尔夫谈话的继续，格韦尔尼茨的疑虑打消了。他因这个人的诚意而信服了。沃尔夫没有为他自己要求任何东西，而他的论述也很合情合理。杜勒斯同样信服了。他感觉，沃尔夫不是希特勒或希姆莱的亲信，同他谈判，将很容易达到驻意大利德军彻底投降的结果。

沃尔夫准备拿出进一步的证据来表明他的诚意。他宣称，他将控制在意大利进行的无谓的破坏，并且他已经主动地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将乌菲兹宫和皮蒂宫里著名的绘画作品，以及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无价的钱币藏品都抢救了出来。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他向他们保证，它们绝对不会被运往德国。

“这上面差不多有一半画作。”他说。美国人敬畏地研究着一张清单，上面列着三百幅画作，包括波提切利、提香和其他大师们的作品。

杜勒斯下定了决心。他说，倘若将军不与盟国其他人进行接触的话，他将同沃尔夫合作。沃尔夫表示同意。他许诺将尽力保护战俘的生命，并阻止破坏工厂、电站和艺术珍品。

在这一互相许诺和表达良好意愿的基调上，持续了一个小时的会议结束了。魏贝尔把德国人送回边界。在戈特哈德快车上，他们讨论了新帝国内阁的可能成员：总统？除了凯塞林，别无他人。外交部长？冯·牛赖特曾经出色地做过一任，为什么今天不行呢？财政部长？当然是老狐狸沙赫特爸爸了。内政部长呢？有人建议由沃尔夫将军担任。他的脸因窘迫而微微地红了，接着，他拒绝了。那看起来很可能像是他与盟国合作的赏赐。

但是，刚一过了国境，他便再次回到了现实之中。他得知，凯塞林刚刚被希特勒本人召回柏林。将要接替凯塞林在意大利职务的人是谁呢？沃尔夫能不能对他施加影响呢？

还有一封卡尔登勃鲁纳发来的不祥的电报：沃尔夫必须立即前往奥意边境另一侧的因斯布鲁克报到。沃尔夫深信，希姆莱的助手已经以某种方式得知了他同杜勒斯谈判的事情。因此，如果他去了因斯布鲁克，只能被投进监狱，或者更糟糕，被暗杀。他决定对这一邀请不予理睬。

杜勒斯向多诺万将军汇报了他同沃尔夫的会谈情况。他接到指示，继续谈判，并给该活动取代号为“纵横字谜行动”。3月15日，亚历山大参谋部的两位少将从那不勒斯驱车前往瑞士边境。他们曾在匈牙利受到过托尔布欣的招待。这便是美国人莱曼·兰尼兹尔和英国人特伦斯·艾雷，陆军元帅的情报头子。他们伪装成两名美国士兵，但却身着便服。他们的任务是去会见沃尔夫，并为投降做确切的安排。

在瑞士海关，兰尼兹尔令人满意地回答了种种提问，不过艾雷却对美国知之甚少。幸运的是，这并没有什么差别。魏贝尔已经指示边境守卫，无论这两位化名的将军说些什么，都要允许他们入境。

和杜勒斯一起在伯尔尼待了两天之后，他们被带到了卢塞恩；在那里，魏贝尔告诉他们，他刚刚收到来自意大利的令人担忧的消息：凯塞林的职务已由海因里希·冯·菲廷霍夫将军接替。然而，沃尔夫已经按计划动身前来会见这两位盟国将军。

格韦尔尼茨驱车将将军们送到阿斯科纳。那是马焦雷湖畔靠近洛迦诺的一个村子。他把两人作为客人安顿在自己家，一座风景优美的古老农庄。第二天，即3月19日午饭时，格韦尔尼茨告诉他们，沃尔夫已经和多尔曼以及其他两人一起到了，就住在湖边的一幢房子里。

党卫队将军同杜勒斯、兰尼兹尔、艾雷和格韦尔尼茨的会谈于当天下午三点开始了。湖边的小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出席。格韦尔尼茨充当翻译，有时候也插上几句，以使谈判顺利进行。杜勒斯说，他很高兴地看到一位德国领袖在谈判时不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沃尔夫对这番话表示赞赏。但是他现实地预测道，驻意大利的德国指挥官的更换将威胁整个行动。也许凯塞林便是因为谈判的风声走漏而被解除了职务，甚至有可能他们所有人一回到意大利就会被捕。沃尔夫夫人已经被卡尔登勃鲁纳下令禁闭在了她自己家。不过，沃尔夫还是答应尽全力促成投降。他急于尽快见到凯塞林，以说服他在西线做类似的安排。沃尔夫想，最好坦率地要求凯塞林批准在意大利的投降。那样，凯塞林就可以秘密地建议菲廷霍夫支持沃尔夫。

纵横字谜行动 3

格韦尔尼茨把沃尔夫拉到阳台上，问他意大利的集中营里关押了多少政治犯。沃尔夫觉得，应该有数千名不同国籍的政治犯。“已经有命令要杀死他们。”他说道。

“您会服从这些命令吗？”

沃尔夫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最后，在格韦尔尼茨面前停了下来。“不！”他说。

“您能不能向我保证这一点？”

沃尔夫抓住格韦尔尼茨的手。“能！您可以相信我。”

同一天，有关和平谈判的无稽流言传遍了西线。中午时分，布雷德利打来电话，命令第一军的指挥官立即飞往卢森堡，会见他和巴顿。因此，在霍奇斯的总部，人们开始对流言有点相信了。

霍奇斯发现，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军事会议。布雷德利首先宣布，他刚刚从艾森豪威尔那里获得许可，可以在雷马根用上九个师的兵力。霍奇斯终于可以扩大他的桥头堡，并准备向北面和东北发动攻势。

巴顿正准备向霍奇斯表示祝贺，布雷德利又补充说，进攻要等到3月23日才能开始——这是蒙哥马利计划大规模渡过莱茵河的日子。接着，布雷德利告诉巴顿，他“认为第三军最好不要在科布伦茨附近试图渡过莱茵河”，而应在美因兹—沃姆茨地区过河。换句话说，尽管现在巴顿的部队就待在科布伦茨，可是他们却不能立即从那儿过河，而必须在十英里以外的美因兹过河。

巴顿郁郁地飞回自己的总部。他深信，如果蒙哥马利率先渡过莱茵河，那么，盟军的大多数食品和物资储备都将运往北方，而他的第三军就只能被迫处于守势。他只有四天的时间抢在英国人前面过河；可是，即使条件正常，想占领和清空美因兹地区，这些时间也是不够的。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让他的手下超越自己。

在兰斯，“比德尔”·史密斯刚刚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他“必须稍微休息一下，不然他的神经就要崩溃了”。于是，总司令便去了戛纳作短期休假。和往常一样，他谨慎地让一些普通乘客也上了他的飞机。

“纵横字谜行动”刚刚开始，大使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莫洛托夫。而从一开始，这位外交部长就坚持要求派一位苏联军官陪同兰尼兹尔和艾雷去瑞士。但是，哈里曼忠告国务院，苏联人肯定不会允许盟国的军官在东方参加同样性质的行动。西方的默许只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示，并将致使苏联今后提出更不合理的要求。联合参谋部表示赞成。因此，于3月19日在阿斯科纳举行的历史性会见中没有苏联军官出席。

两天以后，丘吉尔命艾登把阿斯科纳会谈的结果告诉苏联人。苏联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几个小时后，莫洛托夫交给克拉克·克尔一封回信，其中的措辞是外交官们很少使用的。毫无疑问，他是因苏联在意大利北部的政治目标受到了如此严重的威胁而气愤。莫洛托夫指责盟国“背着苏联”同德国人勾结，而“苏联正背负着反德战争的大部分重荷”，并且声称，这整件事情“并不是一次误会，而是一件比误会更糟的事情”。

哈里曼收到了一封同样充斥着侮辱言辞的信，他把信转给了华盛顿。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敦促罗斯福对苏联人采取更为坚决的立场。哈里曼希望，苏联人这封恶毒的信能够最终促使总统行动起来。他在电报中指出，这封挑衅的信件证明了，自从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领导人已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策略。

我相信，莫洛托夫信中的傲慢言辞公开表明了苏联对美国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之前对这种态度只是怀疑而已。我曾有预感，这种态度迟早会造成一种我们不能容忍的局势。

因此，我建议，当前，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坚持我们以往所采取的合情合理和宽宏大量的立场，并用坚决而友好的措辞回复苏联政府。

私底下，哈里曼无法理解为什么斯大林“会同意雅尔塔协议，假如他当时就打算这么快便推翻这些协议的话”。他认为，“元帅本来打算遵守诺言，但却因若干理由而改变了主意”。首先，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些成员曾经指责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作了太多的让步；其次，斯大林越来越怀疑所有事情和所有人。当美国飞行员秘密地把一些苏联公民带出苏联时，他便声称这是美国官方的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斯大林在雅尔塔时真的相信，苏联红军将会被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人民当做解放者来欢迎。然而现在，很明显，卢布林的波兰人并不会通过自由选举把波兰拱手交给斯大林；而在巴尔干国家，苏联人已经被看成是征服者，而非解放者。

不管究竟是什么原因，斯大林已经决定无视他在雅尔塔许下的诺言。对他来说，这实在太简单了。曾经有一次，他就另一个协议问题坦率地对哈里曼说过，他没有食言，只不过是改变了观点。

另一个因素肯定也对斯大林的突然变卦起到了鼓励作用：罗斯福在雅尔塔透露说，美国将尽快从欧洲撤出它的军队。这也许是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因为，有了这个保证，斯大林便可以轻视美国人后来提出的抗议——包括总统本人的要求——而他的确这样做了。

第九章 两河之间

到了3月22日，希特勒庞大的德意志帝国已被压缩到了两条河流之间：奥得河和莱茵河。在东西两线，他的敌人们正蓄势待攻，他们确信这些攻势最终将取得胜利。蒙哥马利对莱茵河的袭击，即“掠夺行动”，计划将于第二天开始。和美国人往日的冒险不同，这一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筹划。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每支部队都非常确切地知道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当陆军元帅在1月底初次草拟出这一计划时，他指派迈尔斯·登普西中将的英国第二军负责在威塞尔的北面进攻和强渡莱茵河。这个城市战略性地位于杜塞尔多夫以北约二十英里处。辛普森的美国第九军的三分之一，即第十九兵团，也将投入这次行动，不过只起次要作用。它将配合主攻，在威塞尔以南几英里处的莱茵贝格渡河，并在莱茵河上架起全部战术桥梁。

当辛普森接到这一指示时，顿时“大吃一惊”；他的部队总比架桥兵能多干一些事。不仅如此，他们将归登普西指挥，而不是他本人。他向蒙哥马利提出抗议，最终，蒙哥马利同意仍由他本人指挥第十九兵团。3月4日，即夺取雷马根大桥的三天前，这支部队出人意料地突破了德军防线，提前打到了莱茵河边。部队司令雷蒙德·麦克莱少将打电话向辛普森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他发现了“一个理想的渡过莱茵河的地方”，就在杜塞尔多夫的北边，被树林很好地遮掩着。如果辛普森是在布雷德利的指挥下，而不是蒙哥马利，那么他就会挥师渡河，然后再告知集团军司令部。但是，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希望他逐级请示，因此，他又去找蒙哥马利，要求准许他即兴渡过莱茵河。他指出，德国人因为他们的迅速推进而昏了头，还没来得及在东岸建起防线。

蒙哥马利看都没看辛普森准备的地图，开口便说：“您只能在那里动用一个师以下的兵力。没有余地再去干其他任何事情了。我想坚持我的作战计划。”只有严格执行这一计划，他说，他才能很好地稳住自己，从而让德国人乱了阵脚。

巴顿和其他很多美国军官都认为，辛普森碰了壁，这样，英国人就能独占首先发动强大攻势渡河的荣誉。然而，辛普森的心里比谁都难受。他觉得，蒙哥马利是名职业的军人，他不会仅仅受民族威望的驱使而作出任何决定。蒙蒂仅仅是希望打一场令人满意的仗，不在最后一刻节外生枝或发生什么变化，以免妨碍主体计划。

然而，蒙哥马利在决定保证“掠夺行动”的成功之后，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想法：把两个师空投到莱茵河对岸去。这一行动被命名为“大学生代表队行动”，其任务是“在威塞尔地区破坏敌人在莱茵河上的防御工事……”这将是盟国军队第一次在白天进行空降行动，将于第一批步兵在晚上过河几个小时后开始。

马修·李奇微少将选择了英国第六空降师和美国第十七空降师去完成这一任务，这两个空降师都属于他的第十八空降兵团。英国空降部队成员都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不过，这些美国人虽然作为步兵参加过阿登战役，却还是第一次空降作战。3月22日，这两支士气高涨的空降部队被“与世隔绝”了：英国人在英国的东英吉利附近，美国人在巴黎附近。部队所在的区域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特别卫兵在飞机场上巡逻着。假如关于空降地点的消息被泄漏出去，那么，“大学代表队行动”将以灾难而告终。

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德国人肯定还是获悉了即将进行的空降。评论员冈特·韦伯在柏林广播说：“我们应该想到，盟国空军将要进行一些大规模的空降，以在莱茵河以东建立桥头堡。我们正严阵以待。”

纵横字谜行动 4

乔治·S. 巴顿也制订了他自己的抢渡莱茵河的计划。他没有采用传统的从正面攻打莱茵河的方式，而是利用坦克和装甲步兵像骑兵一样深刺进去。这样不仅十分壮观，而且布下了一个大袋子，可以抓住许多俘虏，并挽救很多美国士兵的生命。同时，他们还比预想的日子提前打到了莱茵河。

自从得到了布雷德利在美因兹附近过河的许可之后，过去的三天里，巴顿从这个总部飞到另一个总部，像个疯子一样——乞求，奉承，要求，威胁。他要的是速度，更快的速度。他知道，蒙哥马利将于3月23日晚上渡过莱茵河，而他希望自己能在美因兹地区第一个渡过莱茵河。同时，他还深信，突然而迅速地渡过莱茵河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并将有利于自己今后在德国腹地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3月20日，他飞到了曼顿·S. 埃迪少将坐落在西默尔附近的第十二兵团总部。他激动地踱着步子，说道：“曼特，我希望你明天在奥本海姆过河！”奥本海姆是位于美因兹以南约十五英里处的一座城镇。

“只需要再给我们一天的时间。”埃迪回答道。

“不行！”巴顿叫了起来，用力地挥动着手臂。

身高体胖的埃迪好斗地抬起了头，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暴躁的巴顿刚一走出去，埃迪便打电话给第五师的S. 勒鲁瓦·“雷德”·欧文少将。他说：“你们必须过河了，雷德。乔治一直在走来走去，不断对我们大喊大叫。”

在接下来的三十六个小时里，欧文无情地催促着他的部下；终于，他们在3月22日天黑之前到达了莱茵河畔的奥本海姆。晚上十点，他们开始悄悄地乘坐突击船过河。第一批部队到达对岸时，惊慌的德国人甚至都没来得及组成一道防线；到了天亮时，欧文已有六个营过了河。没有炮火准备，没有空军轰炸，也没有空投部队，巴顿自拿破仑以来，第一个率部乘船渡过了莱茵河——而且只有二十八人伤亡。

胜利的消息立即送往了第三军总部，但是，巴顿的代理参谋长保罗·哈金斯上校却建议说，到23日傍晚，蒙哥马利宣布他已经过河之前，再把这个消息告诉布雷德利。巴顿最喜欢听这种建议。

保卫德国另一侧的河流，奥得河，也被攻破了。朱可夫在距柏林仅五十英里处建立了三个桥头堡，但是，曼施泰因出人意料地发动了攻势，迫使苏联人在向德国首都开始最后进攻之前重组了队伍。

自从温克出了车祸以后，古德里安就再没有收到希姆莱的任何一份报告，而希姆莱的任务正是顶住朱可夫。3月中旬，灰心丧气的东线总司令驱车来到了维斯杜拉河集团军总部。希姆莱的参谋长、党卫队准将海因茨·拉麦丁在总部的门口碰到了古德里安，他说：“您难道不能给我们换一位司令吗？”

“这完全是党卫队的事情。”古德里安回答。接着，他问帝国元首在哪里。

“他得了流感，现在正在霍亨里亨让格布哈特医生治疗。”

在附近的疗养院里，古德里安找到了希姆莱。从外表上看，他的身体还不错。古德里安力劝他辞去维斯杜拉河集团军司令的职务。他提醒帝国元首，他还是党卫队总队长、德国警察的头子、内务部长和后备军总司令。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所有这些岗位上的工作呢？

这个主意吸引了希姆莱，不过，他还是有所保留。“我不能自己去找元首说这件事。他不会喜欢我提这样的建议。”

“那么，您是否授权我去替您说？”古德里安立刻问道。

希姆莱赞成地点了点头。当天晚上，古德里安向元首建议，找人代替劳累过度的帝国元首。希特勒肯定也意识到需要换人了，因为他问应该由谁来接管维斯杜拉河集团军。

古德里安推荐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第一装甲军司令，目前他正支撑着舍尔纳的右翼。

“我不同意。”希特勒说，然后，他提出了其他一些人的名字。

“他对付苏联人经验很丰富，”古德里安强调说，“他们从未战胜过他。”这一点打动了希特勒；3月20日，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海因里希总部收到了一封电报，海因里希被任命为维斯杜拉河集团军司令。

第二天，古德里安遇到了正在总理府花园散步的希姆莱和希特勒。古德里安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和希姆莱单独谈谈；希特勒善解人意地走开了。

“战争再也打不赢了，”古德里安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个最快的解决办法，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屠杀和狂轰滥炸。除了里宾特洛甫，您是唯一一个在中立国家有关系的人。外交部长不愿请求希特勒进行谈判，因此，您应该和我一起去找希特勒，敦促他安排停战。”

有那么一阵子，希姆莱无法答话。“我亲爱的将军，”他终于开了口，“现在还为时太早。”

“我不明白。现在不是最后一分钟了，而是已经过了一分钟。要是我们再不谈判的话，便将永远无法这样做了。难道您没意识到我们的局面有多危急吗？”但是希姆莱拒绝参与谈判；他更喜欢以他自己的秘密方式进行会谈。

晚上的会议之后，希特勒要求古德里安留下来。“我明白，您的心脏病恶化了。”他说。古德里安对东线末日的预言让他越来越讨厌。他希望找一个非失败主义者接替古德里安的工作。“您应该立刻休息四个星期。”

古德里安知道希特勒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时刻，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因为我没有副手。”接替温克工作的汉斯·克莱勃将军最近在盟军对措森总部的一次轰炸中负了伤。“我会试着尽快物色一个人，”他说，尽管他并没有这个打算。“到那时，我就去休假。”

一个副官打断了他们。战时生产部长施佩尔想和元首私下谈谈。“我现在不能见他——三天以内都不行。”希特勒激动地说。然后，他又转向古德里安，“这些天来，每当有人要求同我单独会面时，都是因为他有些令人不快的消息要告诉我。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些总是给我增加痛苦的安慰者。他（施佩尔）的备忘录总是以这样的话开头：‘战争已经打输了！’而他现在想跟我说的还是这个。我总是把他的备忘录放在保险箱里，从来不看。

纵横字谜行动 5

尽管朱可夫已在奥得河以西建立了三个桥头堡——一个在法兰克福的南边，一个在屈斯特林的北面，还有一个在这两座城市中间——德国人还是在东岸有两个据点，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这两个地区将成为朱可夫向柏林发起总攻时的明显目标，因为高速公路从这两个城市一直通到首都。

守卫屈斯特林桥头堡的是党卫队高级军官海因茨·赖因内法特，一位对军事战术了解甚少的警方官员。不过，法兰克福的指挥官埃内斯特·比勒尔虽然只是个上校，却是一位坚定能干的军官。他把他出生的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1944年底，比勒尔的腿在东线战场上受了伤，被送进了法兰克福的一所医院。当苏联人在1月底向奥得河方向冲来时，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医院，率领一支由恢复期病人、掉队士兵、人民冲锋队队员以及三千名炮兵学员组成的临时队伍，去阻止苏联人的进攻。

2月初的一天，比勒尔正在同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喝茶，这时，有人叫他去接电话。回来后，他说：“要把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变成一座堡垒，让我来干。”

五个星期之后，他有了三万名手下。其中的一半安置在河东的山头上，另一半则留在奥得河西岸继续进行训练。比勒尔的炮兵是七拼八凑来的：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大炮、法国的75式，还有德国迫击炮。当大本营给他派来二十五辆装甲车作为增援时，他把它们全埋在战备地点，只露出炮塔。他唯一可以移动的武器是二十二辆装甲车，是非常精巧地用车辆残骸重新装配起来的。尽管比勒尔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他的心中仍充满了疑团。“在这个缺口里，我究竟有什么真正的作用呢？”戈培尔博士最近来前线视察时，他问道：

“我们需要这座跨在奥得河上的桥头堡，因为我们计划把苏联人一路赶到波森去。”比勒尔看上去并不相信。“我们在考虑同西方议和，”戈培尔解释说，“那样，英国人和美国人便将帮助我们去打苏联人。或者至少，他们会让我们把部队从西线拉到东线。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发起进攻，夺回波森。”戈培尔急切地凝视着他。“您肯定明白为什么要守住这个缺口了！这是通向未来的桥头堡。”

比勒尔安心了。他从一个部队来到另一个部队，对他的手下说：“如果你们后退的话，俄国人将抢占你们的祖国——你们的妻子和儿女！我们必须守住这里！”

被选来代替希姆莱的人身材矮小，已届中年。戈特哈德·海因里希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但是他母亲那一系的男人们自12世纪以来便都是军人。他办事有方，效率很高，值得信任。他正是接管这条混乱前线最适合的人。两年多以来，他的第四军在莫斯科地区打得非常出色，但是，由于他固执地坚持让盖世太保停止干预他的指挥，所以迟迟没有获得将军的头衔。不过，在最近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抗击苏联人的防御战之后，他终于得到了提拔，并被授予带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3月22日，他前来向古德里安报到。古德里安是他信赖的一位老朋友。措森的街道仍因一次空袭而混乱不堪。古德里安首先热情地问候了他，然后说道：“我亲自把你叫到了这里。要是希姆莱的话，那是绝不可能的。他从不执行我的命令，他从不递交恰当的报告。我告诉过希特勒，他毫无能力，他从未让哪怕是一个排的人渡过河。”

海因里希要求了解全局的情况。古德里安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形势非常艰巨。也许唯一的解决办法可以在西线找到。”

海因里希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把这个话题从脑子里赶走了，开始询问古德里安有关战术方面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他还要守卫库尔兰？古德里安激动起来。他细述了希特勒如何“疯狂”地坚决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库尔兰。“我一再地被召回柏林！”他高声叫道，并且一一列举了希特勒作为最高统帅所犯下的诸多错误。

海因里希越听越不耐烦。最后，他终于插嘴说：“奥得河沿线的情况怎么样？”

古德里安概述了那里的部署情况：希姆莱在奥得河沿岸有两个军在保卫柏林——左面是曼特菲尔；右面，在法兰克福和屈斯特林后方，是特奥多尔·布赛将军的第九军。“具体细节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带着几分歉意说，并且将其归咎于希姆莱。对别人提出的直截了当的问题，希姆莱总是给予泛泛的回答，这已成了他的特点。“但是我知道，明天将在屈斯特林的南边发动一次总反攻。”古德里安继续说道。奥得河上苏军的三座桥头堡中，最危险的是位于法兰克福和屈斯特林之间的那个。它有将近二十五公里宽，五公里纵深，驻有一大批苏联炮兵。德国空军反复对其进行轰炸，但是收效甚微，因为苏军的防空火力很强。

朱可夫准备从这个桥头堡出发，发动一次对柏林的进攻，古德里安继续说道，而希特勒则想粉碎这次进攻。元首的计划是派五?师渡过奥得河，进入比勒尔的桥头堡，然后向屈斯特林挺进；被切断和后方的联系之后，苏军在奥得河对岸的桥头堡便将萎缩并灭亡。

海因里希大吃一惊。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军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门外汉的战术。首先，法兰克福只有一座桥。五个师的部队怎样才能及时渡过去发动一次进攻呢？

“工兵正在建一座浮桥。”古德里安解释说。不过，很显然，他也反对这整个作战计划。

“但是，这两座桥都将处在俄国人的炮火范围之内！”海因里希惊呼道，“这个计划太差劲了！”

将军指出了这个方案的缺点，古德里安对其心知肚明。“您说得对。”他怯懦地承认了。布赛也不同意这个计划，他建议应直接进攻俄国人的桥头堡。但是，希特勒不喜欢布赛的建议，他派克莱勃斯将军到前线去看看，从奥得河对岸发动一次进攻是否可行。克莱勃斯报告说，可以试一试。于是，大家决定试试看。“现在我得去见阿道夫了。”古德里安讽刺地说。他建议海因里希跟他一起去向元首报告。

然而，海因里希却说，他属于集团军。“我必须及时得知所发生的情况，但是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我的报告只是例行公事，而我却将为此浪费半天的时间。”

古德里安叹了口气。帝国总理府一定会非常喜欢海因里希的实用主义态度。“我会告诉希特勒，您正在了解情况。”他说道。

海因里希驱车前往普伦茨劳附近的维斯杜拉河集团军总部。这里位于柏林东北方向约一百英里处。当他走进希姆莱的指挥所时，天几乎已经黑下来了。这是一座木制的独层建筑。半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这里等着见帝国元首。最终，他要求马上被接见。于是，他被带进了一个简单但很有品味的大房间。在对着门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希特勒半身像。希姆莱就坐在底下的一张大办公桌前。这是两人初次会面。希姆莱礼貌地站了起来，这时，海因里希说：“我来接替您的维斯杜拉河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希姆莱伸出一只手，海因里希握了握。那手就像婴儿的手一般柔软。

“我来告诉您，为了推迟苏联人的进攻，我们进行了哪些重大战役。”帝国元首开口说道，“我已经告诉一个速记员来作记录，地图也会有人送来的。”他叫来了埃贝哈德·金策尔将军和汉斯·格尔克·埃斯曼上校，前者是事实上的参谋长，后者则是事实上的作战参谋。

希姆莱开始叙述他所取得的成绩。但是，由于他过分纠结于细节问题，以至于失去了理性的思维。金策尔尴尬地站了起来。“我得去隔壁处理一项重要的工作。”说着他便走了。然后，埃斯曼也告辞了。希姆莱胡乱地唠叨了四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把它递给了海因里希。电话那端传来布赛将军的声音：“苏联人取得了一次突破，在屈斯特林以南扩大了他们的桥头堡。”

海因里希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希姆莱。希姆莱耸了耸肩膀说：“您是集团军的新司令。请下达恰当的命令吧。”

“您有什么想法？”海因里希问布赛。

“我会尽快准备反攻，重新巩固屈斯特林周围的力量。”

“好的，一有机会我就会去见您，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前线的局势。”

海因里希挂上了电话，这时，希姆莱说道：“我想告诉您一些私人的事情。”接着，他用一种搞阴谋似的语调说道：“过来，坐在我的身边，坐在这张沙发上。”他的语气让海因里希觉得非常奇怪。接下来，希姆莱透露了他同西方尝试性的接触。

海因里希立刻就明白了最近古德里安对他讲过的那番隐晦的话。于是，他说道：“不错，但是有什么合适的途径吗？我们又怎样找到这些途径呢？”

“通过一个中立国。”希姆莱神秘兮兮地答道。他紧张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要海因里希发誓保密。

次日上午，海因里希视察了他的集团军北面的一半。这些部队由曼特菲尔的第三装甲军保护。在曼特菲尔的防线与奥得河之间，有一片沼泽地。看来，苏联人最不可能把主攻目标放在这里。接着，海因里希驱车向南边的法兰克福驶去。他穿过了第九军防守的前沿阵地。这里由布赛指挥。他曾任曼施泰因的参谋长，可靠能干，在压力下非常冷静——很快便会需要这些品质，因为，朱可夫一定会从这里开刀，海因里希心想。夜幕降临之时，海因里希不仅将朱可夫可能进攻的地区限定在了法兰克福以西的一段二十五英里长的区域，还设计了一次防御。他将在与奥得河并行的一条小山脊上建立他的主要防线。这条山脊位于河西约十英里处，再往前，一直到柏林，都没有任何理想的天然屏障。

海因里希发布了他的第一道命令：他将此前从波美拉尼亚逃亡至此的全部师团——包括第二十五装甲师、第十党卫队装甲师、元首近卫师和第九空降师——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和屈斯特林后面的关键地区。他的第二道命令富于想象力，同部队的调动毫无关系：他命令逐渐放出奥特马豪湖里的水。奥特马豪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位于东南方向约二百英里处，湖水流向奥得河。放出湖水以后，将淹没奥得河和小山脊之间十英里的狭长地带，水深可达两英尺。

希特勒确信目前的防线可以挡住苏联人的大规模攻势，但是，他的一些同僚却缺少他的乐观，并且已着手准备在阿尔卑斯山里建立“?尔卑斯山要塞”，一个“民族堡垒”，国家社会主义将在那里进行最后的防御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主意最早是美国人想出来的。1944年秋天，杜勒斯在瑞士的办事处听到谣传，德国人正在阿尔卑斯山区奥地利的

纵横字谜行动 6

一侧修建一个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这个言之凿凿的谣传被送到了华盛顿，顿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恐惧，于是，不知怎的，它又被泄漏给了媒体。戈培尔立即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宣传价值，在很短的时间内，欧洲媒体上便写满了对阿尔卑斯山里那强大要塞的猜想。

和盟国的恐惧相反，迄今为止，一个真正的防御体系也没有建起来，甚至也没有人正式负责这一行动。不过，有几位杰出的德国人正在非正式地拟订一些计划。其中最起劲的一个就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卡尔登勃鲁纳。通过希姆莱，他变得越来越有权势。3月中旬，卡尔登勃鲁纳将威廉·霍特尔召到了他设在奥地利的阿尔特·奥泽的新总部。霍特尔原本是个历史学家，一度曾参加过“柏恩哈特行动”——一次大规模伪造英国钞票的行动。卡尔登勃鲁纳知道霍特尔常去瑞士，便问他是否认为盟国真的害怕在“阿尔卑斯山要塞”进行决战。当霍特尔作出肯定的回答时，卡尔登勃鲁纳说，可以把这种恐惧用作讨价还价的本钱，要求西方“暗中或明确地允许”，德国人在同西方停战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同苏联人打仗。光有恐惧还不够，霍特尔回答道，盟国总有一天会发现，“阿尔卑斯山要塞”并不存在。卡尔登勃鲁纳笑了起来。他按响了电铃，叫人去找迈因德勒博士，奥地利最大的兵工厂施泰尔·韦克的厂长。

“我保证，在5月1日之前，设在山里的地下车间可以生产出少量的军火。”迈因德勒说道。卡尔登勃鲁纳提到了其他一些合作的实业家的名字，并且透露说，“柏恩哈特行动”正在奥地利进行，可以出钱资助“阿尔卑斯山要塞”。萨克森豪森的一百六十位专家连同他们的造假设备最近已经转移到了雷德尔—齐普夫，这里靠近元首称之为“家”的城市——奥地利的林茨。

只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假如德国被一分为二的话，必须获得元首的许可，继续在南方进行战争。为得到这一授权，3月23日，卡尔登勃鲁纳动身前往柏林。他期待——事实上，他希望，希特勒会非常担心迫在眉睫的军事失败，从而最终支持像“阿尔卑斯山要塞”这样一个绝望的计划。

当卡尔登勃鲁纳走进元首办公室的时候，希特勒正弯着腰，观察一个林茨城的大模型。当他看见走进来的是一个奥地利人时，他的两眼顿时放出了光彩。他宣布，他将彻底重建林茨城，使它变成中欧的一个大都会。对于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在林茨城长大的卡尔登勃鲁纳有何感想呢？

卡尔登勃鲁纳含糊地作了回答，然后惊愕地听着希特勒继续情不自禁地谈论着新林茨城。突然，希特勒抬起头来，微笑着说道：“我非常确切地知道您要来跟我说什么，卡尔登勃鲁纳。但是，请相信我，如果我没有把握在您的帮助下重建林茨城，把它建成这个模型的样子的话，那么，我今天就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您必须充满信心。我还是有办法把这场战争最终引向胜利的。”

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卡尔登勃鲁纳带着新的希望走出了元首的办公室。在五分钟之内，希特勒使他相信，胜利还是可能的。

巴顿想把自己已经渡过莱茵河的消息保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天，即3月23日早上，他的参谋长“哈普”·盖伊将军接到了第七军打来的电话。有传言说巴顿已经渡过了莱茵河，是真的吗？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盖伊回答。接着，他催巴顿马上告诉布雷德利，第三军已经有七个营过了河。

布雷德利刚刚在那慕尔城堡的餐厅里喝完第二杯咖啡，这时，他被喊去接电话。

“布雷德，”巴顿用一种阴谋般的激动语气说，“您可谁也别告诉，我已经过河了！”

“天，我真不敢相信！您是说过了莱茵河？”

“当然。昨天晚上，我让一个师偷偷过了河。不过，那儿的德国佬很少，所以，他们还不知道。因此，您别对外宣布。我们要保守秘密，看看情况再说。”

布雷德利高兴极了，他告诉巴顿，第三军可以放十个师的兵力在这个新建的桥头堡。他还说，他要给霍奇斯拨十个师，用于加强雷马根的桥头堡；霍奇斯从一开始就这么要求。

蒙哥马利专心致志地细心准备着他自己的攻势；“掠夺行动”计划于当天深夜开始。每一件事情都必然将按恰当的节奏顺利进行，突击部队已经准备好在适当的时刻投入战斗。蒙哥马利甚至连自己的告全军将士书也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敌人可能认为，躲在这条大河做成的天然屏障后面，便将安然无恙。我们都承认，这的确是一道巨大的屏障；但是，我们要向敌人指出，置身其后并不安全。盟国这个强大的战争机器由陆军和空军的联合力量组成，它将用某种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一旦过了莱茵河，我们便将冲向德国北部的大平原，使敌人才离龙潭又入虎穴。我们的行动越是迅猛有力，战争就结束得越快?而这正是我们所渴望的一切。让我们继续这项任务，尽早结束德国战争吧。

渡过莱茵河，然后，让我们出发。祝你们上岸之后，多抓俘虏。

愿上帝在我们最后的努力中把胜利赋予我们，就像从自诺曼底登陆以来，在我们全部的战役中他所做的那样。

下午三点，丘吉尔和布鲁克从米德尔塞克斯的诺索尔特机场起飞了。大约两个小时以后，他们降落在了德国边境的文洛。首相不顾蒙哥马利和布鲁克的反对，执意要观看“掠夺行动”开始时的场景。布鲁克写信告诉陆军元帅，丘吉尔决心要来，而且，“现在他还说，要登上一辆坦克！”蒙哥马利回复道：“至于首相，如果他决意要来参加莱茵河战役的话，我认为只有唯一一条行动路线：那就是要求他和我一起待在指挥所里。那样我就能照顾他，并注意让他只去不给别人找麻烦的地方。我已经给他写了一封信，让辛普森带给你。它肯定会使这个老头儿满意的！”

和丘吉尔一起来的只有他的副官C. R. 汤姆森海军中校、他的随身男仆，以及布鲁克。他们乘车走了一会儿就到了蒙哥马利的总部，在这里，大家一起喝了茶。陆军元帅身着一件旧套衫和一条灯芯绒裤子。他向首相描述了他的作战计划：在轰炸之后，英国第二军的两支部队和美国第九军的一支部队将抢渡莱茵河。第二天早晨，两个空降师将在韦塞尔附近、莱茵河以西几英里的地方降落。

几天来，为了掩护抢渡的准备工作，他们在一段长达七十英里的河面上施放了烟雾。如今，战士们都因此而很不舒服。很多人都说，他们宁愿被德国人看见。不过，由于这些防范措施，集结起来的大批部队、大量突击船只、“水牛”式坦克（一种两栖运兵坦克）、建桥物资和大炮才得以安全秘密地就位。

丘吉尔可以听到远处传来了第一波掩护炮火的射击声。声音来自北边，霍罗克斯指挥的英国第三十兵团将从那里率先过河。就在九点之前，霍罗克斯登上了设在一块俯瞰莱茵河的高地上的观察所。这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夜晚。尽管在烟雾弥漫的黑暗之中，除了炮弹爆炸时的闪光什么也看不清，霍罗克斯还是辨认出了打头阵的“水牛”式坦克。这些坦克装满了第一五三和第一五四步兵旅的战士，正沿着导向缆绳标出的路线，笨重地向河岸开过去。很快它们便将突进至莱茵河。在南面，他可以听到第十二兵团阵地上传来的炮击声，苏格兰突击队员们将从那里渡河去韦塞尔。

接着，炮兵们从第二军的整个地段上开始轰炸，非常壮观地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在文洛，蒙哥马利这个懂得睡眠价值的老兵在晚饭后便告退了，回到他的拖车里睡觉去了；但布鲁克和丘吉尔却兴奋地在月光下来回踱步，议论着眼下重要的局势。他们回忆起了当年的斗争，又想起了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初露锋芒的开罗战役。丘吉尔不得不信服布鲁克的知人善用。后来，回到驻地之后，布鲁克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这是他（丘吉尔）情绪最好的一天，并且以非常罕见的方式赞赏了我为他所做的事情。

后来，我们来到拖车里查看他刚刚收到的邮件。其中有一封莫洛托夫发来的电报，涉及苏联人对沃尔夫企图在伯尔尼举行和谈的态度，以及他们对我们抛开他们，在西线单独讲和的恐惧，这让丘吉尔十分不安。他口述了一封回电，让他的秘书去拍发，继而又把秘书叫了回来，重新考虑了一下，又开始写另外一封，最后，他非常明智地把这件事推迟到明天再办，以便可以仔细地考虑考虑。

现在，我准备上床了。很难想象，在距离这里不到十五英里远的地方，数百人正在莱茵河畔投入殊死的战斗，而与此同时，另外数百人正紧张地去迎接他们一生中最大的考验。想着这一切，很难安安稳稳地躺下入睡。

第一突击旅已经准备好朝着韦塞尔方向渡河。在河岸上，记者理查德·麦克米兰正在同一位年轻的秃顶上校谈话。“我想知道现在德国佬在对岸干什么呢。”他一边说，一边往脸上涂蓝色的油脂，还用大杯子喝着茶。

晚上十点，头戴绿色贝雷帽而不是头盔的突击队员们乘坐庞大的“水牛”式坦克开始过河。头顶上，炮弹的尖声呼啸震耳欲聋。几分钟后，清空的“水牛”式坦克又回来载另一批人员。“对岸的战斗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激烈。”驾驶员们告诉麦克米兰。

晚上十点三十分，英国皇家空军的二百零一架轰炸机向韦塞尔投下了超过一千吨的烈性炸药。正在它们掉头向英国飞回去的时候，突击队开始向已被炸成废墟的城市会聚。

往南几英里，阿尔彭附近，辛普森和艾森豪威尔登上一座教堂的钟楼，观看第九军的掩护炮火射击。3月24日凌晨一点，四万名美国炮兵开始从位于莱茵河以西平坦原野上的炮台快速射击。整整一个小时，两千多门大炮摧毁了德军阵地上的目标。突然，持续不断的轰鸣声停了下来，第三十师的第一梯队——并肩前进的三个营——搭乘配有舷外发动机的突击船只，开始抢渡莱茵河。再往南一点，在他们的右翼，第七十九师已经到了莱茵河西岸，准备在一小时之后出发。没有一个突击队队员戴防毒面具；辛普森决定冒一次有备之险，因为他认为，防毒面具只能增加被淹死的危险。

艾森豪威尔说，他想看看渡河的场面。于是，辛普森陪他来到了河边。这两位将军在那里碰上了第三十师的一队步兵，显然全都士气高昂，正在向船只走去。这时，艾森豪威尔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士兵看上去有些沮丧。“你感觉怎么样？”他问道。

“将军，我特别紧张。两个月以前，我负了伤，昨天刚从医院里回来。我的感觉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