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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风雅》内容简介

- 《曾经风雅》作者简介

- 《曾经风雅》目录

- 爱说“闲话”的吴祖光（1）

- 爱说“闲话”的吴祖光（2）

- 爱说“闲话”的吴祖光（3）

- 悲情叶公超（1）

- 悲情叶公超（2）

- 悲情叶公超（3）

- 悲情叶公超（4）

- 布衣学者张中行（1）

- 布衣学者张中行（2）

- 布衣学者张中行（3）

- 布衣学者张中行（4）

- 布衣学者张中行（5）

- 布衣学者张中行（6）

- 布衣学者张中行（7）

- 布衣学者张中行（8）

- 布衣学者张中行（9）

- 尘香如故（1）

- 尘香如故（2）

- 尘香如故（3）

- 尘香如故（4）

-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1）

-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2）

-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3）

-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4）

-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5）

-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6）

-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7）

-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8）

-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9）

- 毁誉参半傅斯年（1）

- 毁誉参半傅斯年（2）

- 毁誉参半傅斯年（3）

- 毁誉参半傅斯年（4）

- 毁誉参半傅斯年（5）

- 毁誉参半傅斯年（6）

- 毁誉参半傅斯年（7）

- 毁誉参半傅斯年（8）

-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1）

-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2）

-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3）

-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4）

-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5）

-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6）

-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7）

-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8）

-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9）

-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10）

-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11）

-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12）

-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1）

-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2）

-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3）

-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4）

-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5）

-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6）

-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7）

-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1）

-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2）

-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3）

-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4）

-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5）

《曾经风雅》内容简介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本书钩沉所写的人物，自成一格，自辜鸿铭以下，既有作者结识的文坛前辈，也有被世人淡忘的名人雅士，蒋梦麟、顾维钧、梅贻琦、刘文典、陈寅恪、王世杰、梁漱溟、顾颉刚、吴宓、傅斯年、徐志摩、罗家伦、苏雪林、台静农、叶公超、凌叔华、施哲存、邵洵美、王映霞、柯灵、张中行、钱锺书、萧乾、吴祖光、无名氏、陈从周、林海音，以及赵元任与杨步伟、梅志与胡风、周有光与张允和、吴作人与萧淑芳、袁家骝与吴健雄等五对伉俪……名流雅集，涉笔成趣，亦史亦文亦故事，宜读宜赏宜收藏。

《曾经风雅》作者简介

张昌华，1944年生于南京。当过兵，教过书。80年代初忝列编席，直至退休。曾任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文化随笔集《书香人和》、《走近大家》和《青瓷碎片》。

《曾经风雅》目录

辜鸿铭的东西南北

蒋梦麟二题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还有一个刘文典

陈寅恪：惟大英雄能本色

王世杰二三事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

顾颉刚：恩怨是非知多少

吴宓：是真名士自风流

毁誉参半傅斯年

徐志摩乱点鸳鸯谱

大学校长罗家伦

“化外之民”苏雪林

诗酒台静农

悲情叶公超

画家的凌叔华

施蛰存恩怨录

邵洵美是只“壶”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

俯仰柯灵

布衣学者张中行

走近钱锺书

难忘萧乾

爱说“闲话”的吴祖光

风沙红尘中的无名氏

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生活者林海音

教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与杨步伟

尘香如故——梅志与胡风

一对老幽默——周有光与张允和

蝶恋花——吴作人与萧淑芳

神仙伴侣——袁家骝与吴健雄

爱说“闲话”的吴祖光（1）

壬申春，吴祖光先生曾以他的《吴祖光闲文选》见赠。实在愧对老人，由于终日碌碌穷忙，未及细读。今患恙卧床，闲得无聊，捧诵“闲文”，以闲攻闲，趣味盎然。感受那些令人或捧腹或扼腕或击节或沉思的活泼文字，油然想起先生这辈子的诸多色彩斑斓并带有传奇的故事。于是乎，信笔涂起这篇“闲话”来。

——题记

吴祖光（1917—2003），江苏常州人。生于一书香门第，自幼生活在北平，酷爱戏剧艺术，有《正气歌》、《闯江湖》和《风雪夜归人》等传世。周恩来总理曾赞誉他是“天才剧作家”。现今，他已是个有闲（衔）阶级。衔者，官也。他是全国剧协副主席、多届的全国政协委员，说不出是几品。若论知名度，当比与他等衔者要当胜多筹，自身的新闻性不说，还有他老伴，评剧“皇后”新凤霞那半边天呐。其父吴景洲，20年代官至内务部主管，后为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老人毕生热衷于读书、作诗、写字、绘画和制印，均成就斐然。令他特别醉心的是文物收藏，每逢过年，客厅几把椅子都被京华几家古玩店前来索款的账房先生坐满，把家财、薪俸全部抵上，还不够敷出。他的镇库三宝是：吴道子西旅贡契图、吕纪福禄图和黄不斋山水。1937年“七七”事变，四面荆榛，鬼蜮横行，全家人避难四川。万里蜀途中，躲敌机，避刀兵、匪盗，历经艰险劫难，老先生弃置大量衣物箱笼，但字画古玩随身携带，毫发无损。吴祖光是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的，他觉得这些国宝让国家保存远比私人收藏妥帖、安全。1955年，吴祖光动员老人将连镇库三宝在内的“一级品文物”两百余件悉数捐给了国家，了却了一桩夙愿。三十年后的1985年，《人民政协报》的《二十万件文物回归记》一文，表彰了建国以来海内外华人及外籍友好人士捐赠文物杰出贡献者三十人，吴景洲先生名列第一。文物无价，终有价，吴氏父子的拳拳爱国之心非价可计。

1998年春，我公出进京，顺道拜访吴祖光先生。吴先生开门一见是我，一边忙作姿邀请入内状，一边双眼直视我良久。嘴唇翕动一下又止，像是在问：“你是——？”我明白：他记不起我的名字了，忙自报家门。他随之“哦”了一声，连叫了我两遍名字，又说“对不起”，还用手在脑后轻拍了两下，大发“人老了记性坏”的感慨。

吴祖光已过八十华诞，名副其实的耄耋之年了。但当朋友们与他聊起世事来，他总固执地认为自己“十分幼稚，极不成熟”。他大概是想表明他仍有一颗天真的、不泯的童心。童言无忌吧，想啥说啥，爱说“闲”话。有朋友评他的爱说“闲话”十分有趣：说他像过去村塾里不守规矩的塾童，课堂上老爱插嘴说“闲话”，有时“闲话”还硌得长袍先生腰背疼。先生免不了要用戒尺敲他手心，以示惩罚；而他呢，又老不认错，老不接受教训，所以学到老，说到老，吃亏到老。追往述今，30年代，抗战烽火刚点燃，二十岁的他便创作《正气歌》，遭国民党当局审查，打这会儿便开始说“闲话”的生涯。40年代，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他写了两个反对党国倾向的剧本并在国统区上演。更有趣的是，他还写了篇“闲文”《水里的人民》，嬉笑怒骂蒋夫人——宋美龄乘飞机回上海，遇大雨，道路积水，小汽车不能开，政府备了辆十轮大卡车，上置一沙发，让蒋夫人安坐其中赏雨景。夫人颇开心，吴市长还去慰问。笔锋一转，另一画面是：大雨中积水灌入民宅，没膝，锅碗瓢勺四处漂荡，无人过问……此举结果是，他不得不远离上海到香港去谋生。直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吴祖光立即结束在港尚未完成的电影拍摄工作，满怀喜悦赶来北京投奔新中国。但他并没改变好说“闲”话的积习，他在文联的座谈会上又呼吁“保障创作自由”、“取消戏审”，还发表了《将军失手掉了枪》、《相府门前七品官》等闲文，批评当时一些戏曲演员只红不专，演技不高，年轻的武生在台上耍枪竟两度脱手的现象。文末还评点说：“你有了上台资格才能上台，你上了台，就得对台下的观众负责。”结果，果然不吉。他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发配到北大荒戍边。即使在此之后（尽管有人曾教育过他“你这种人什么话都敢说得出来！言多有失”），印象中他的“闲话”也从没少说过：在周扬主持的老作家座谈会上，在胡耀邦主持的“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在作协四代会上，在“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座谈会”上，以及全国政协的大大小小研讨会上，几乎有会必说，一泻千里，无遮无拦。朋友们称他的“闲”话为“咸”话，有味；为“贤”话，在理。他妻子新凤霞却并不觉得这么潇洒，她是尝够了吴祖光1957年的“闲话”给她带来的灾难的滋味。“文革”中被虐逼成瘫痪的新凤霞，在数十年岁月里一直梦寐不安，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一听说吴祖光又要写什么了或说什么了的时候，就双眉紧锁，苦不堪言地教训他：“你呀！又是闲得难受，没事找事啦，你给我老实点吧！”

爱说“闲话”的吴祖光（2）

天晓得吴祖光何曾“老实”过。“老实”他也就不再是吴祖光了。1957年反右那会儿，机关下午召开他的批斗会，他仍一如既往地陪儿子的小朋友打一场乒乓球再赴鸿门宴。1987年8月的一个上午，某领导同志向他宣读有关劝他退党的文件后，下午仍从容地拿起笔照原订计划，为某出版社的一本有关酒的散文结集《解忧集》写征稿信。他从不因突发的事件而改变自己的计划，不乏大将风度。“祖光是个男子汉！”吴祖光是爱妻如命，他深为他的右派而累及妻的瘫痪而终身不安。在家中他是最听话的先生，惟妻是从。可有时，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忧患，他不得不把家庭置于脑后了。1985年为在四次作代会上的发言，吴祖光与新凤霞在家中竟吵了起来。还是吴祖光朗读《人民日报》上流沙河的新诗《不再怕》，使新凤霞有所松动，同意了。半个小时后，她又反对：“我还是怕，因为你在1957年的发言，弄得家破人亡……”最后达成妥协，要吴祖光保证在会上不点人名，方才作罢。

吴祖光不但爱说“闲话”，还爱管“闲事”。非他闲得难受，而是他实在对某些事看不下去，就像戏剧舞台上的绿林好汉，路见不平，只有拔刀相助为快。典型的是1992年他与“国贸”的那场官司。他读了《红颜一怒为自尊》，发现一个超级市场竟然强行对女顾客搜身，如此侮辱人格，他先激动，后愤怒，挥毫写了《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对国贸这一不文明经商的行为进行了规劝。孰料国贸为转移大众视线，竟把七十五岁高龄的吴祖光告上法庭，说侵害了他们的名誉权。国贸此举引起港、澳、台乃至国外的舆论大哗，几乎一边倒，要义务为吴祖光打官司的律师可以组成一个团。受理此案的法院弄得很被动，违背法律规定的期限，迟迟不作判决。旷日持久，直到1995年方宣判：吴祖光胜诉。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多管“闲事”而招致的这场官司先后缠了吴祖光三年，精神上的折磨不说，皮肉上也吃了大苦。1992年12月14日深夜11点，香港《明报》记者林翠芬第一个把她在港获得的“国贸状告吴祖光”的消息告诉了他。以致吴祖光精神恍惚，心绪不宁，在以金鸡独立式用单腿穿睡裤时摔倒，头跌在桌沿的玻璃上，血流如注。次日，还强作欢颜，坚持为冯骥才的画展捧场，多义气！眉眼间一大块创可贴有伤大雅，最后还是新凤霞出点子，用她弃置的化妆油彩涂抹在青紫的伤口上遮丑，还是让同仁好友作为笑谈。

爱说“闲话”的吴祖光（3）

最逗的是某晚9时，为了应约会见这场官司中受害者一个女孩的母亲，吴祖光从杨宪益的宴请席上请假告退，在家门口的马路上规规矩矩从人行道斑马线过街，还是被一辆小轿车撞伤了脚。肇祸的女士下车，十分热情，先说要带他到医院去看，后又要送他回家。吴祖光让这可人的世风感动得不知说啥才好，大有反欠了对方一笔人情债似的。吴祖光考虑已到了自家门口，当时的脚也不很痛，还能走，家里还有客人在等着；更主要的是，怕让老伴知道了，就此剥夺他单独外出权，便婉谢肇事者。肇事者执意认真问了他的姓名地址，尽管吴祖光劝她们放心地走吧，她们仍坚持说第二天早上一定来看他。吴祖光的客气，成了肇事者的福气。那几位女辈再也没有露过面。伤筋动骨一百天，害得吴祖光到医院治疗两个多月。吴祖光一直瞒着新凤霞说是走路不小心崴了脚。后来还是报纸把这件事捅了出来，有朋友怪他：为什么不记下那汽车的牌号和驾驶员证件号？吴祖光笑着说：“记了又怎样，人家又不是故意的。”多有雅量的绅士，多与人为善的好老头儿。他平日以粗茶淡饭为安，只要多给他一点空间活络筋骨，他准活得更滋润。

说吴祖光“闲”，那真是冤枉了他。这位八十老翁，每天要做多少事：或写文章、练书法，或开名目繁多的杂会，会五颜六色的访客。近年来，他忙于整理出版两百多万字的《吴祖光文集》，撰写二十集电视剧本《新凤霞传奇》，当然还少不了与新凤霞合办书画展。

吴祖光最大的业余爱好，大概是练书法了，有时冲动了，兴之所至，能通宵达旦。他曾赠我“生正逢时”一条幅。据说这是他在1989年某日夜不能寐，一口气挥毫写了十幅中的一幅。1994年，他与妻子合作出了本书画集。他俩一个画画，一个是题字，珠联璧合。四十年前齐白石曾对新凤霞说：“你们是夫妻画，霞光万道，瑞气千条。夫妻画难得，你和祖光——‘霞’、‘光’，就是一幅画。”这说法既贴切又极富诗意。而我看吴祖光这幅画，怎么都像红枫，像劲松……总之是只老盆景。不论岁月的流变，或季节的更替，也不管你将它置于案几或阳台，以至公园的展馆或国宾的大厅，它永远都可作为一只盆景——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悲情叶公超（1）

一

“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台湾史学界人如是说。

叶公超（1904—1981），原名崇智，公超系笔名，生于江西九江书香世家。

叶公超五岁时，家人为他延聘教习，习画写字，修读经史，间学英文。中学时代即留学美、英、法。1925年获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在此他成了著名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后入英国剑桥大学研读文艺心理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

1926年秋，二十三岁的叶公超登上大学的讲台，同时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班上他最器重的两个学生废名（冯文炳）和梁遇春，前者大他四岁，后者小他两岁。

他是属于述而不作的绅士派，著述不甚多，但作为教授、刊物编辑，在扶植新人上尽了心力。《新月》后期的新秀钱锺书、余冠英、季羡林、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一批文学生力军突起，而这些人多出自清华、北大，有不少是他的桃李；作为西洋文学教授，他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令人特别刮目的是，作为评论家的叶公超，当时他便说：“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 他认为：“我们过去老套的艺术批评，全是捧人的。有的批评，非但不能帮助艺术家，反而压制他们的创造力。”他在徐志摩死后，撰文认为徐的散文成就高于他的诗作。尽管叶公超对左翼作家无好感，鲁迅刚故去，他便写了《鲁迅》和《关于非战士的鲁迅》评论鲁迅的历史地位，肯定鲁迅在小说史上的成就，称赞鲁迅的文字功力。“中国大环境未能让鲁迅静下心来，写几部有分量的书，如中国文学史之类，是十分可惜的。”并断言“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与他同等的”，甚而批评他那小圈子里的“哥们”—— 胡适、徐志摩的散文不敌鲁迅。惹得宅心仁厚的胡适十分恼火，斥其“鲁迅生前连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最后的岁月，他写的绝笔《病中琐记》，抒一生中四件印象最深的事。最后一章《评论鲁迅》，说想把当年写鲁迅的发在天津《益世报》上万字长文找来读一读。他始终认为“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悲情叶公超（2）

二

叶公超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年轻气盛，一副绅士派头。大概是年代不同，对他的描述也大有径庭：一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秦贤次）；一说“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线带系紧……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季羡林）。学生中的崇拜者称他是“中国的约翰博士”。他的英文名叫George。他一直教西洋文学，吴晗、钱锺书、王辛笛、季羡林、常风、赵萝蕤和杨振宁等，他都教过。众多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他时，几乎是众口一辞：说上他的课既是享受，又有点“那个”。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时迟达十五分钟之多。调皮的学生们以为他不来上了，喜欢悄悄地与他捉迷藏，从教室两侧的楼梯溜号，制造不上课的机会。他见怪不怪，还常常以自嘲调侃学生：“我上趟上课来得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他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教学原则是熏陶，中国书院传统的身教，把教室当做师生切磋学术的场地。“要来便来，不来不勉强。”因为他的课有魅力，选修他的课的学生特多。

“最初上叶师的课，真是上得满头雾水。他到了课堂，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说起，总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高谈阔论。最精彩处是眨着眼帘，把中外翻译家误译、错译欠通处随手拈来，挖苦不留余地。”（艾山）

他操一口京片子。“他教课以读音正确有名。”（赵捷民）

“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自在的，也许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绝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赵萝蕤）

课堂上，他喜欢信手拿些唐诗、宋词、元曲，叫学生翻译。对音律平仄他素不苛求，讲究意会神通。如死板板的“中英对照”，他便批评“这是从字典上抄来凑的字句”。他擅长启发式，一次他让学生译柳宗元的五绝《江雪》，“寒江雪尚望有鱼乎？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一语点睛。

“叶教授的英文课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杨振宁）

“他讲课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读慢了，他讥讽学生结结巴巴；读快了，他又说快不等于好，结果学生得到的只是批评，没有表扬。”（许渊冲）

有的女生说他很“师尊道严”，上课不敢交头接耳，但多数人说他风趣、随和。一次他出的译题是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无痕，不知心恨谁？”同学们都犯难，一位洋派的同学课堂上直呼叶公超的名字：“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怨情》，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没有交代清楚。美人心中到底恨的是谁？叫我们怎么翻呀？”全场先是肃然，后是哗然。“Wait a minute!”他不是笑，不是不笑，半眨着眼回答说：“我也哪儿知道她的心恨谁？”大家笑得开心时，他却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是知道，也不叫你们翻译了！”逗出的“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

他的幽默随处可见。一次话题说到服饰，他说：“西装袖子的纽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表示由衷地臣服。”他虽然名士派头很足，对学生很随便，在街上有时学生向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反而在马路上大喊“密斯特，密斯特”。

一次钱锺书与许振德结伴于某岁圣诞前夕往谒，谈到平剧时，叶公超眉飞色舞大谈谭鑫培当年如何如何，并清唱《打渔杀家》中“昨夜晚，吃醉酒”一段，字正腔圆，还做招式，一扫师生之别。

他的考试方法很独特，打分很严。“他的评分标准与众不同，多凭平时课堂印象，并不全照试题答案。因此，每逢考试，令人提心吊胆。”（王之珍）

他处理问题的方法也让人捉摸不透。莎士比亚课期末考试，有一个学生平时傲气十足，不好好听，卷子虽答得不错，但叶公超只给他五十八分。那个同学找到他宿舍，请他多加二分。叶公超知其来意，那学生进门后他便给他煮咖啡，和他谈国家大事，说日本鬼子终将侵略华北。滔滔不绝，两个小时没有一秒钟给那学生讨分数的机会。学生无奈，只好怅然而返。叶看他欲走了，嘴上说“不送不送”，但最后一秒钟，他还是追了出去和那个学生握手，主动地说：“你是为那两分而来，我的分数还没送出去，明天给你加上去。但要记住，以后上课时不可嚣张。”果然，那位学生后来乖多了，“再不敢目无师长了”。（于衡）

叶公超上课，平时不涉及时事。但一提到，很有煽动性。在谈到日本侵华，国家存亡时，他便说：“日本蠢动一开始，那它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混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订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下去。”（艾山）

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叶公超一回到北平，就与常风一道拜访周作人，“代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敦促周作人和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相机南下，以免为日伪所利用”。（韩石山：《常风先生》）

叶公超后来走下教坛走上政坛。“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表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个时代的错误。”（王辛笛）

季羡林在清华的时候，与叶公超接触较多。他的散文《年》得到叶公超的垂青，推荐到《学文》发表的。他对 “难道我能够忘记吗”的恩师的评说，与学兄王辛笛的说法颇有异趣。季羡林认为，在叶公超与俞平伯这两个名士的比较中， “俞是真名士，而叶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真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轰动效应’之嫌”。“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季羡林）

再看叶公超的朋友们对他的评说：

“叶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说得更好，大概是年轻时出去的缘故。” “就是在外国一班大政治家之中，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胡适）

“在当时一般朋友里年纪最小，大家都叫他‘小叶’”，“闻一多先生常戏谑地呼他为‘二毛子’，意思是他精通洋文不懂国故。”（梁实秋）

而他的仍健在的学生，当今北大教授许渊冲对叶先生的英文水平则不以为然： “我和杨振宁上叶先生大一英文时，发现他的中文说得比英文多，英语并不流利，美国音比不上陈福田，英国音比不上钱锺书，中文翻译比不上潘家洵，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这真是“远近高低各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谁也不能否认叶公超是一个“人物”，或曰：叶公超就是叶公超。

悲情叶公超（3）

三

学而优则仕。

“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叶公超暮年回忆时如是说。

1949年他到台湾。先后任“外交部部长”、“驻美大使”和“资政”。

“我一辈子脾气大。”叶公超自己说。

“他一辈子吃亏就吃在脾气上。”上上下下的人都这样说。

陈诚是叶公超的顶头上司，两人互有芥蒂，叶公超对他多有不屑。

国民党拟建“革命实践研究院”，陈诚任主任。饭桌上，叶公超直言：“研究院是做官的‘终南捷径’，受过训的人除了多了一件护身符外，看不出什么效果。” 一句话把陈诚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好打哈哈。

某“立委”在质询会上指责叶公超用人不当，质问：“什么样的人才能当外交官？”叶公超平时很烦这一位，知道他有羊癫疯，回答说：“只要大学毕业，五官端正，不患羊癫疯的都可以当。”说完还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

他做官不喜欢开会。平时会议都让他人去顶，回来汇报。一次蒋介石对屡不赴会的“部长”提出批评。叶公超在台下发牢骚：“两个小时可以办许多事情，却一定要让我来浪费。”又用英语说：“他可以枪毙我！”

在“部长”任上，叶公超对副手说：“我一天只看五个文件，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他最反对人事活动中不正之风，“八行书”（介绍信）飞来飞去，但他却为“使馆”内一位侍从多年的主厨认认真真写过一封推荐信。他的工作方法有时别人不理解。外交官考试，他是典试委员，复审时不复考卷。只给及格者都加一分，不及格者减一分。他的逻辑是这样干脆，拉大距离，便于取舍。

他为蒋廷黻下飞机拎包。

他为顾维钧下飞机接大衣。

一位老部下在追悼他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满嘴牛津口音，衔着烟斗，十足学者派头的英国绅士，在宣传上他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衡量对方的身份，扮演自己的角色。对方是绅士，他比绅士还绅士，假定对方是流氓，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

瓦缸不离井边破，将军难免阵上亡。

196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蒙古入会案。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审度情势认为“不能再坚持否决立场”，故投了弃权票（蒋介石认为应投反对票），即被召回“述职”。叶公超行色匆匆，只带一件雨衣，指望“三日即归”。孰料一去不返。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病逝于台北。

他晚年缠绵病榻，在绝笔《病中琐记》中不胜喟叹：“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

悲情叶公超（4）

四

“提起李白，除了诗忘不掉他的酒；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爱情；叶公超先生，除了他的外交成就与风流丰采，我们忘不掉他的脾气。”叶公超的好友叶明勋这番话耐人寻味。

他的“恃才傲物”偶尔会卖弄词句，摆出一副傲慢“嘘人”姿态，而致非议，因而得罪了不少人。有次报业酒会上某公问叶：“在今日记者群中，你看哪一个是最出色的？”他思索一会说：“以后我若有一天不做官，我倒想做新闻记者。”鄙视在座人中以名记而自许者。叶公超早年与饶孟侃（子离）友情甚笃。一日两人论英国诗人××，叶公超取出那位诗人的集子，要饶读后再讨论。饶疲倦了掩卷入眠。他大怒，拣一本硬壳书投在对方的头上。两人红脸。

当年在暨大与校长郑洪年一言不合，他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他喜欢骂人，但有时被骂的人并不怀恨，甚而感激。一次晚间有电话到府上，手下人说他已休息，有事明天再谈。他顿时跳脚骂开，打电话的人在那边听得清清楚楚：“×××请你注意，我们不可以如此官僚，我明明在家里品茗看闲书，为什么说假话。这样下去我的朋友都给你得罪光了。”他有时谨严，有时天真，天真得可爱。他擅字画。别人向他讨画，他常说：“我的字也不错呀。”写好字自我欣赏，还对旁边的人说：“还不错吧，至少写得很直，没有歪。”说话无遮无拦，一次公然对一位搞宣传的朋友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与宣传对有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也。”他说：“不用权术是最高的权术。”

被逐出政坛以后，他的生活趋于平淡。一度被梁实秋拖到台大讲课，不久作罢。渐次一扫他当日的风流倜傥，晚年更显老态龙钟。赋闲后自云：“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

友人向他求画，他喜画竹，在画上的题字是“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临死前指着家中挂的一幅刘延涛的画《烟波江上一蓑翁》说：“这个老头就是我。”该画上的题字颇能反映他晚年的心境：“自织自耕自在心，江干千种柳成荫。兴来一棹悠悠去，酒热深杯细细斟。”他闲时喜打猎，还讲究“猎品”：“行猎时，不可以射杀雌的、幼的。就像孟子所说的‘数罟不入池’。在充满杀机中，也须存一份忠厚的好生念头。”他偶尔作诗，但其意特别。 1969年人类登月成功，举世欢呼，他却认为月亮给科学污染了。诗曰：“登月人归佳话多，何曾月里见嫦娥。举头望月明如旧，对月无言且放歌。”他一生既不搜集照片，也不记日记。他认为那不是有成就的人应做的事。

他喜欢欣赏音乐。巴黎一女音乐家到台，他出面为其组织音乐会。竟将此姝请到家中放歌，他躺在沙发上悠然若仙。

他对中国针灸兴趣浓。七十岁生日友人为其贺寿，送来贺仪，他全部捐给“中华针灸研究会”，还出版针灸杂志。

叶公超几乎是一生闹穷。他说他是个败家子，“把祖宗留下的遗产卖了许多”。尽管他晚年自己说那只毛公鼎是他捐给国家的，似有自誉之嫌。实则，他因经济拮据，曾将其鼎典给拍卖行。几个国家的外国人屡打毛公鼎主意，为防国宝外流，刘阶平规劝一汉奸商人陈咏仁以赎罪为目的将其赎出，捐给国家了（抗战胜利后，陈氏果因此免于一死）。到了台湾当“外长”，别人向他致贺，他说：“甭提了，赔钱货！”（要应酬要花钱）月不敷出。一边卖祖传，自己画画外卖，以此弥补。1978 年，一个友人到他家造访，他以百般无奈的口吻说：“我这个房子明天就要拍卖了，已经拍卖过一次，无人出价。如果价钱低一点，我儿子说他可以买了送我。”一脸的惘然。当年他为那个写“八行书”的厨师，在国外开了一家餐馆，生意不错，每年都接济他一些，以应酬酢。

病重手术后，他一人住在医院。护士们很同情他。出于自尊，他说：“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了。”其实，那是自欺。

太太袁文熹，贵州人，是位荆钗布裙不饰铅华的物理学家，燕京大学高材生， “校花”。吴宓对她的评价是：“出众超俗之女子：聪慧、理智、坚定、沉静、干练、勇敢，充满自控能力及自信。”她是“诸友亦共誉为近代开明式之贤妻良母”。四十多年，他们聚少离多。只有在外交场合需要非出面不可的时候，她以夫人身份出场，应付场面。他们的家庭生活不正常，本是“有情人”的结合，结合之后却难言和谐、幸福。

叶公超死后，陈香梅不为尊者讳，在纪念文章中说：“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不过，她认为：“英豪有女人赏识并非不道德之事，是可以自豪的……没有女人的男人才该自愧呢。”

叶公超也许类属“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男子。以致死后纪念他的文章中公然涉及“红粉知己”、“红袖添香”的风流韵事，说到“呼之欲出”的份上，引起叶生前的好友怒目相向，兴师问罪。早年的轶事中有这样一则：在某校教书时，“一女侨生常去请益，其人貌平但性柔。公超喜欢meek(柔顺)女子。该女生有一男友，扬言不恭。公超惧，备借手枪一支自卫。一日偕子离（孟侃）外出试枪，途中有犬狺狺，发一枪而犬毙。犬主索赔，不得不补偿”……

叶公超去世时，夫人没有赶回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献了一幅挽联：

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系安危轻叙别；

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布衣学者张中行（1）

三十而立，八十成名

张中行（1909—2006）先生，在吹熄九十七支生日红蜡烛后，驾鹤而去。“都市柴门”随之关闭，“布衣学者”就此息影。

他与季羡林、金克木被誉为“北大三老”，名闻遐迩。

世人称张中行为“布衣学者”，是再地道不过的。他生于河北香河县一农家，祖上三代都是不通文墨的农夫。他六七岁时上学，农忙时便帮家人干点拾棉花之类的农活。师范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1936年北大毕业，一直吃笔墨饭，曾在学校教过书；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编教科书，偷闲写点小文章贴补家用。岁月的年轮，数十年如一日都在煮字疗饥中度过。1956年，他所在的出版社评级，六级以上为高级知识分子，张中行是七级。直到耄耋之年，获赠一顶“特约编审”的桂冠，竟也是“地方粮票”。称其“布衣”，是当之又当。张中行在北大读的是中文，但涉猎国学、哲学、禅学和文学，不仅思考老庄、孔孟，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著述宏富。谓其学者，名副其雅。季羡林评论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启功亦云：“既是哲人又是痴人。”一后辈学人说得更酷：“不读张先生的书，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读了他的书，更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

张中行是一匹老黑马，没有伯乐发现他。八十岁时，适逢天时地利人和，他独自闯了出来，旋被世人公认，且拥有“文学家”、“哲学家”、“杂家”、“教育家”等多项桂冠。曾有好事者问先生最想要的是哪一顶。他说是“思想家”！社会承认与否且不论。事实是自大学时代末期始，张中行便对人生哲学产生浓厚兴趣。他说他的《民贵文辑》最能体现他的思想。民贵，是取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其哲学著作《顺生论》引人关注，被称之“当代中国的《论语》”。启功誉其为“整个一部《春秋繁露》”。

师恩三叠。张中行的名字是启蒙老师刘先生起的。订学名“璇”，字“仲衡”，据《尚书&#8226;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是与天文仪器玑有关的美玉。甚好，但字难认，张中行不得不删繁就简。又不忍师爱，于是巧用“仲”去人旁，用“衡”去“鱼”，遂成“中行”。恰《论语&#8226;子路》篇有“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句，都算名出有典。

母校难忘。张中行毕生感念北大，推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红楼精神。他写对北大怀旧的文字，在同辈学人中当属最多，也最为精彩。大到北大的学术氛围、图书馆、吃、住，小至传道、授业、解惑的国学大师们的身影。红楼的点点滴滴，无不惟妙惟肖地鲜活在他的笔下。他在晚年自述《流年碎影》中深情地写道：“北大之所以为‘大’，是靠有胡适、熊十力、汤用彤、黄节、罗常培、沈兼士、马衡、孟森、钱穆、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等等著作等身的名教授。”又说：“有的人位高，如蒋梦麟，是校长，可是没听说他有什么著作，在学生的眼里，不过是上方派来的一个官而已。”是北大培植了张中行深厚的学养，也是北大精神奠定了他的平民思想。

布衣学者张中行（2）

北大浓厚的学术气氛形成了一股莫名的压力，迫使张中行往书堆里钻，希望日后有所“名堂”。当时北大考古风盛，顾颉刚的《古史辨》影响甚巨，成立禹贡学会。张中行亦参加，并撰文刊发在《禹贡》上。他认为“治学是清高的事业，所以要远离政场”，这一平民意识贯穿了他的一生。期颐之年，有晚学向他讨教人生感悟，他坦言：“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小民适然的生活。”

北大九十华诞，学校请他写以“我与北大”为主旨的文章。他写了篇《怀疑与信仰》。他认为，自己受北大最大的影响，是一种怀疑精神，“因为怀疑而思考，因为思考而进一步怀疑”。他总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让人信。”他欣赏培根的名句：“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他喜欢向人推荐罗素的《怀疑论集》，并说他是罗素的怀疑主义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结合。

“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子路语）张中行前大半生终为孔方兄所累，在《流年碎影》中，除《拮据之苦》外，以《伤哉贫也》为题竟有三篇，都是血泪文字。以致给他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日后“就是有饭吃的时候，也常常做没有饭吃之梦”。

1936年，张中行于北大毕业，时适“而立”之年。然而，张中行，“行也不行”。他非但没有“立”起来，几近倒下。时七七事变，国土沦丧，人心惶惶。他用尽浑身解数也找不到一只饭碗，遑论事业！一日三餐，不时要涮锅以待，为升斗小米，不得不厚颜向人借贷，通常三块两块，少时三角五角。为了活命，不得不“为富人去哄孩子”——搞家教。

1947年，老家闹土改斗争，富农成份的父母吓怕，携家中老少九口拥入张中行门下。这对本就七口之家的布衣张中行来说，是雪上加霜，霜上蒙雪。惟有四处告乞，高筑债台。最后身心交瘁，累倒住院……

1952年，他蒙“三五之厄”（“三反”“五反”运动）。事因天津民营大众书店的友人，创办了一本《语文教学》杂志（国家批准公开发行），特邀张中行当编委，代为组稿并处理刊务，月酬三十元。为贴补生活他自然接受了。可运动一来，他被定为“贪污分子”，被拘押，令其交代。因无“代”可交，上边便以他曾与办刊人谈过中小学课本情况为由，判他“与资本家勾结”，停发了他的工资，每月只发生活费十六元。八口之家，人均二元，难以活命。他没有办法，熬夜爬格子，用笔名发表，得三元五元；再就委屈闺秀出身的妻子为人作佣工和变卖家中可有可无的小物件……

布衣学者张中行（3）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四个女儿都大学毕业够上饭碗，始不为柴米所愁。

“群动各有适，生生劳昏晓。瞢然顺在天，大化淼悠渺。”张中行的这首杂诗可视为他人生观的真实表达。

他讲究“顺生”。“文革”中，与那些命丧九泉、九死一生者来说，他是幸运儿。但上世纪70年代在干校改造的岁月，没能逃“批斗再而三”的劫难。一次是他挑水时水桶脱钩掉到井底，怎么也捞不上来，不得已领了只新桶。排长姜某召开批斗会，上纲上线后确定此事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其二是1970年清明节前后，一天他已上床睡觉，忽听屋外有人喊：“看彗星！看彗星！”百年不遇，出于好奇，张中行也爬起来看了。谁料有人跟踪，密报上去，上面认为这也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姜某启发大家发言批斗要“击中要害”，最后要害定性为“想变天”！这回张中行再也忍不住了，不卑不亢地回敬一句：“我不至于这样无知！”他不服罪，自然又招来一阵“抗拒从严”之类的还击。最后一次是因业余时间大家都在读红宝书，张中行却在纸上写唐诗宋词。头头从他箱中查出《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合订本。又惹招一番批斗、审问：“轻视红宝书，可证无意改造自己，实属罪大恶极。”无以遣忧，在极端苦闷中，他学会了抽烟。

最令张中行伤感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悲剧。不是荣归故里，而是遣返老家改造。

1971年，干校解散。别人欢天喜地返京与家人团聚，他却被强行将户口遣返到老家香河。一呆就是八年。家中老宅早已被征为生产队队部，他只能在昔日拴牲畜的棚户栖身。回乡岁月，蒙乡邻多方关照，但有人仍认为他是敌我矛盾，应照敌人对待。此议虽未被采纳，但仍令他参加生产队劳动。年近七十的张中行或背粪筐手持粪叉，到田埂间小河旁拾粪，或在轧场中央牵着小驴转圈碾物……世情冷暖寸心知。张中行在香河孤苦一身，冬日，室温零下，滴水成冰，水缸冻结，食宿艰难，他想申请回京小住，还须到大队部开路条求放行。然当权者不准，他只好枯对饥寒……有诗为证：

青衿游北序（指北京大学），白首转西厢。

稚幼争窥户，糟糠欲下堂（谓妻未同来）。

榻前多鼠妇（家乡名潮虫子，写实也），天外一牛郎。

默数晨鸡唱，方知夏夜长。

“默数晨鸡唱”，晨鸡终于“一唱天下白”了。

“美人迟暮英雄老”。1979年1月，张中行重新出山，回到出版社重操旧业。

张中行自1951年评级到90年代，悠悠四十年，级别未变，工资未动。月薪一百二十五元五角，退休打折后为九十四元，亦算“今古奇观”之一景。1987年社里聘他为“特约编审”。古稀之年的他，一边为大田（社）耕耘，编选《古代散文选》（下）、《文言选读》和《文学常识》等书稿，同时为生计不得不种点“自留地”。张中行于80年代初始陆续写了“负暄三种”、《顺生论》等。铁树开花，竟然枝繁叶茂。他的“负暄三种”自1986年始，每隔四年出一本。然而这三本畅销于世、获誉甚隆的书，并非由京城中央级出版社承印，却由偏远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岂不令人咀嚼回味？

《顺生论》等面世，一时洛阳纸贵，“暴得大名”。张时已八十，遂有“老旋风”之说。

当今中国晚器大成者，应数张中行也。

布衣学者张中行（4）

其人古朴，其文冲和

张中行是位从燕赵大地高粱稞里走出来的学人，沧桑百年丝毫未改他敦厚、淳朴的本色。在做学问、待人、处事以至生活上，古韵犹存。张中行仪表既不轩昂也不潇洒，甚而也乏学者的那种雍容与儒雅。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凡人。但他行为高逸，虽埋身市井，却“道通天地”，虽厕身陋巷，而“思入风云”。他讲“顺生”，但“不偏不党，不依不傍，不卑更不亢”。他的言行自有准则：“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

君子坦荡荡。张中行尊尚师道。他对前辈的尊崇、仰慕尽显在“负暄三种”字里行间，但先生持论公允，得红楼“自由”精神，“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以“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不视先贤为神，把师辈们凡人的一面也留在纸上，给读者一个完整、鲜活的形象。大多点到即止。只举例，不评说，“留白”给读者思索。

对胡适。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中文系系主任之初，立意整顿，第一板斧是解聘了老教授林公铎。林氏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一直与胡对着干的。胡适一朝有权在手，开刀祭旗的对象是反对自己的人，“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

对梁漱溟。对梁氏的耿直、迂阔，张中行认为：“由感情方面衡量，可敬，由理论方面衡量，可商。有的，说重一些，至少由效果方面看，还近于可笑。”接着张中行自责没有同梁先生协商，责任的一半在自己，另一半便推给梁先生。“因为我深知，对于不同的所见，尤其出于后学，他是不会采纳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关于吾师》中，他说了几句对钱穆先生不够尊重的话，以致钱先生的亲属看到后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尽管如此，张中行仍认为红楼精神是“讲理”，重“证据”，不在其他。对顾颉刚先生的“人格分裂”问题，他也有微词。他曾坦率地表示：“我不愿看到我的老师，为迎合时风而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

除了直言指出先生们“小”处之外，张先生还善于“寓教于乐”，在大话逸闻趣事中，捎出某个问题，让读者自己去评品。如钱玄同先生考试向来不批考卷，考卷收齐后，直奔注册科，扔下考卷就回家了。学校刻了个“及格”的木戳，“只要卷面有名，就加盖及格，计入学分”，以导致一些学生逢场作戏。

布衣学者张中行（5）

尽管他有“不宜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的信条，但他顺着历史的脚步，对周作人也敢说点不同的声音。他继《苦雨斋一二》（1986）后，又写了篇《再说苦雨斋》（1990），显然思想解放了许多，说了些“仁者见仁”的话，仍觉太委婉。大概是意犹未尽，在1997年版《流年碎影》中要“直”得多。“不以人废言”，“我就不隐瞒观点，说（旧）诗，意境能迈过古人，散文，意深远而语平实，冲淡至于不见用力，五四以来，也只能说是只此一家。”

仁者爱人。张中行是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凡他受惠于人的，他都将账记在心上。从1937年到1952年，他受三位友人惠助，一心想回报，有的已下世，欲报无门，他只能“长存于心，到盖棺时还不能还或报，就带到地下，永世不忘”。与此相比，他援手别人的“数目不小，我都希望统统忘却”。有趣的是，某次他的一位同事遭窃，很难过。张中行知道后，送他被盗金额的一半，幽默地说：“就当我们两人被偷了。”一位乡下中学生给张中行写信，说很喜欢读他的书，但没钱买。他认为他很诚实，就赠书给他。《禅外说禅》出版后，一位忘年交小友（书摊主）告诉张中行，一中年女性想买，没有钱，想用一本成语词典换。摊主认为是雅事，换了。张中行听了，拜托摊主把词典还她，由他给一本。十几天后，摊主告诉张中行，他告诉了那位女读者，她不接受，而且不再到他的摊子上来了。张中行听后自责，说自己只知她寒素的一面，忽视了她狷介的一面，伤了她的自尊，自觉对不起她。

对于向他索字、要签名、要书的人，他都来者不拒，写的字常常裱好后送人。还乐于帮别人向启功、金克木索墨宝、要签名。金克木一般不给人签名，他就把笔硬塞到他手里，命令他：“签！”但他从不代子女向别人求墨宝，甚而连自己的字也不给子女。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对小保姆却和善、客气。

张中行对人古道热肠，对小动物也怜爱。一次他抱回一流浪猫，回家后又觉这猫有主人，怕主人找不到会急，于是又赶紧出去贴“招领启事”。一度时间，他养了许多流浪猫，家里成了收容所。

对常人如此，尚不足为贵。难能的是对与他有“过节”的人，也能以德报怨，这就非属大德之人而不能为之的。

谦虚是美德。张中行在这方面修养很深。他说人一要有自知之明，二要有知耻之心。在他声名如日中天时，仍说自己作文是“涂涂抹抹”，自己的字是涂鸦，“献丑”。一友人索字，他推脱不过，恭敬不如从命吧，讲好只留作纪念，不可示人的。可后来他发现友人将他的字精裱装框悬于堂室，他便自责“随了大流，现了丑，每念及此，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以及应世之不易”。

张中行的自责，甚而追悔半个世纪前的一件小事。1947年他助巨赞和尚编佛学月刊《世间解》，求俞平伯赐稿。俞先生慨然，以长文《今世为何需要佛法》予之。不久，平伯先生函询稿酬事，张中行觉得很惊讶：一个惯于吟诗“看翠袖，对红裙，旧情假又疑真”的名士，怎虑及稿酬早晚卑微小事，有过于看重阿堵物之嫌。这个疑团他一直堵在心里。平伯先生作古后，他在《新文学史料》中获知俞先生当时生活极端困难，以致许夫人典卖物什度日。张中行晚年“感到不安，或竟惭愧”，特作文以记这件小事，“想略申惭愧之情”以告慰故人。

还有一个令张中行“既悲伤又钦仰”的弱者刘佛谛（刘旌勇），地主家庭出身。刘氏是张中行通县师范同学，高他二级。同乡、同学，又曾同患难，交谊深厚，是他家的常客。他穷，张中行接济过他。“文革”风暴，互断音讯。1967年夏的一天，刘在街头坐等上班的张中行，显然有话要说，又吞吞吐吐，不敢多谈，刘只说他对前景表示担忧，说完催张中行赶快走。就此永别。刘佛谛回去后即喝敌敌畏自杀了。临死前刘写了两封信，其一是给张中行的，但写后又烧了。张中行很伤感，视为终生遗憾，他很想知道老友给他写些什么——“想不到最后为至交留下这么一个谜！”对于这位死于非命的友人，张中行总是难忘。他追忆旧雨文字，通常是一人一篇，惟周作人、刘佛谛是两篇，还在另文中重述。在《流年碎影》书中不见他与名士们的留影，却特意选了一幅与刘的合影的照片。

布衣学者张中行（6）

张中行一介寒士，半生坎坷，晚景见晴。到八十五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自称“都市柴门”。笔者2004年因组《负暄絮语》，与先生有一面之雅。对他的“柴门”有深刻印象。家中没做任何装修，小客厅兼通道里还放着书架，是时下平常人家六七十年代的居住水平，其俭朴的印象给人十分强烈。书房也不甚雅致，书橱里陈着一些古玩，多为石头，“像仓库”。桌上备有文房四宝书稿之类，书卷气倒袭人。他的卧室更为简陋，床上的被子是五六十年代农家常用的大花被，连叠法也是老式的。墙边还糊着报纸。张中行对生活的要求很低。请启功吃饭也是楼下的小馆子，四菜一汤，喝点二锅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有时在外面吃饭，一根豆腐丝掉在桌上，他都要捡起来吃，席毕若有剩菜，他很从容地打包带回去。布衣的他，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搞笑的是有一晚辈送他一瓶“人头马”，让他开洋荤。他听说这酒要值一千八百元，咋舌不已。想喝吧，一两就是一百八十元，不忍心下口；送人吧，又怕背上巴结人之嫌；转卖了吧，又怕人说拿晚辈的人情换钱，让人笑话。思来想去，只好把这“贵客”束之高阁……

狐死首丘。对故乡，张中行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喜听乡音，爱吃故乡玉米粥、豆腐脑。令他尴尬的是因政区划分变动，故乡原先属香河县管辖，现归天津武清的领地了，地震后老宅没了，以致“总有找不着家的感觉”。但香河人终没忘记他，一些人士仍要求他、叮嘱他日后填写籍贯，一定要写香河县。“我不胜感激涕零之至”，表示有机会“必大书香河县，以表至死不渝的忠心”，为此他特作《狐死首丘》以表心迹。

“无癖无可为人。”先生亦有嗜好，爱喝点小酒（最喜北京二锅头）。在干校喝酒，还被批过一次，大概是被人认为借酒浇愁吧。他雅好写字，还篆有多方闲章：“六代之民”，是说他百年人生所历；“炉行者”，意蕴较深，当是说他改造时当过烧炉工，在炉火中“炼”过之意；还有一方叫“半百砚田老农”，那是他喜欢砚耕，亦爱收藏砚台。再爱的就是石头了。先生是雅人，“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雅之生”，寄情于此矣。

文如其人。

张中行为人古朴，尚古风。文亦然。主要著述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顺生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流年碎影》以及语文方面的《文言津逮》，等等。从行文上说，他的文章开头喜欢旁征博引，下笔千言如行云流水，不似今人“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的行文过程就是“思”的过程。看上去或云或雨，不见庐山真面目，只要你循次而入，便渐入佳境，便能在云雨之中观出东西南北来。这是他长于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观照中。看上去“琐话”，他写的尽是“琐事”，但记的都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平淡冲和，清隽优雅，在不动声色之间记人叙事。写北大忆旧中的人物，虽是散文，却像小说一样把人物都写活了，有呼之欲出之神。相较起来，数十年来我们所读的文章，大都剑拔弩张，令人见之生畏、读之生厌；再欣赏张中行的文字，是那样的朴实、清淡，典雅可人，自然便受到读者的吹捧。

启功说张氏的“散文杂文，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云”，令人回味。也有人说张氏散文“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引经据典中，我们可体察到他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斯言诚哉。

周汝昌先生有贴切的评论：“你从他的文笔看得出，像他论砚一样，那是外有柔美，内有刚德。其用笔，看上去没有什么‘花哨’，而实际上绝非平铺板叙，那笔一点儿也不是漫然苟下的。”“读他老的文字，像一颗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余。这里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

布衣学者张中行（7）

三次婚姻，苦甘备尝

张中行生于清末，历经多次社会变革，其婚姻状况自然复杂。他一生有过三次婚姻，苦甘备尝。他根据自己的阅世经历和内省，认为婚姻可分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

且看他的三次婚恋经过和状态吧，为叙写方便，依序而述。

沈氏。这桩婚事是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定的。两人同庚，幼时订的婚。沈氏是典型的旧式女子，缠足，不识字，其貌也在中人之下。但性格好，朴实，温顺，孝敬父母，寡言语，因旧德所约，“向来不表示感情”。“母亲说她好，我也尊重她。”1926年，张中行时年十七岁，读师范二年级时成婚。后来，张中行在北大读书时，与杨沫同居，她也默认了，认命。“可行的路只有一条，保留夫妻之名，兼取在婆家活下去之实。”此后漫长的岁月，张中行在经济上一直予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延续到80年代，她去世了。”

有好事者曾问过张中行，对此事可否有话要说。张中行很坦然：“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等都先有一妻，后来找到如意伴侣。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到一个开化的地方变化会很大。这是我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杨沫（1914—1995）。张中行与杨沫相识也算一种缘分。关系还比较复杂。张中行与长兄的同学于忠是朋友。一天，于忠找到张中行，说他有一个读高中的表妹叫李绍强，她有个同学为了逃婚，决定不上学了，自立，想到小学教书，问张中行有无办法。恰张中行的长兄在香河县小学当校长，答应代为联系，并获成功。而这位逃婚的女中学生名叫杨成业，即杨沫。

缘此，张中行、杨沫两人相识，相互印象都不错；加之两人的婚姻都曾有不幸，思想上产生共鸣，遂于1932年同居。前后相处了两年，其间张中行在天津，杨沫在香河。友人告知张中行，杨沫在香河一度与某“来往过于亲密”，张便将其接到天津，“又过起共朝夕的日子”。“但我们都觉得已经有了隔阂，心都不安”，争吵时有发生，张中行认为“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于是分道扬镳。张中行晚年回忆这段往事，心态相当平和、真实，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推想她也没有忘却。”张中行后来与人谈到与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

布衣学者张中行（8）

杨沫参加了革命，建国前写过《苇塘纪事》。50年代出版《青春之歌》，名噪一时。对书中的“余永泽”的形象，有人指为影射张中行，这对张的处境自然产生影响。张的妻子李芝銮认为是“丑化”。而张却“没有在意”，以自己位卑不值得影射或是因小说教程为强调某种教义所必须使然，竭力排解自己，也宽谅了杨沫。令人感叹、钦佩的是，“文革”中北京文联造反派找张中行，外调杨沫的历史。当然是希望张中行说她的坏话。“四堂会审、威吓、辱骂，让我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报之以冷笑，不背良心，实话实说，不肯就范。来人逼他写文字材料，张中行只写：“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若干年后，杨沫亲眼见到这件材料，心甚感激，给张中行写信鸣谢，说想不到在那时还说她的好话，“对于我的公正表钦佩”。张中行认为这是她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一笑了之。

他们育有一女，徐然。徐然是在他们分手后出生的。直至1974年徐然才知道生父是张中行。1978年徐然第一次给张中行写信，称“张先生”。张中行复信中说：“……你叫我先生，我不知道我可否告诉你真实情况，以前你妈妈也答应过我有机会我可以见你，其实我是你父亲……”因女儿牵线，张中行、杨沫有了交往，均为杨沫主动。杨赠张的若干照片中，还夹有一张当年两人未分手时的合影。布衣张中行羞于掠名人之美，总处在被动的应对状态。

80年代末，有位张中行并不认识的人，写了一篇谈杨沫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杨沫认为是受张中行的主使，即著文申辩，公然指责张“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蒙不白之冤，虽心中不快，仍以君子风度保持沉默。张认为杨所说“负心”，“是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道不同自然难以相为谋。

90年代初，张中行的《禅外说禅》出版，杨沫却又叫女儿来要，张中行给了一本，扉页上还题了“共参考”之类的话。两年后，杨沫出版新著《青蓝园》，回忆她一生中的三个爱人，仍用小说笔法，没有送张。倒是有好心人给张找了一本。张中行读罢不胜感慨，“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这“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有人劝他也写几句以正视听。张中行觉得乏味、无趣，仍然沉默。后只在一篇《惟闻钟磬音》的随笔中，“溜”出一番心声：“如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往脸上搽，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白和香都是加过工的，本色并不如是。”

1995年岁末，杨沫去世。吴祖光曾打电话问张中行参加追悼会否。张说“不”。“告别”一事在张中行看来，或“情牵”，或“敬重”。对于杨沫，他什么也没有。他只能用漠然、沉默以对。

布衣学者张中行（9）

关于他们的恩怨是非，杨沫的儿子（与马健民所生）老鬼有番话值得一读：“母亲对他的指责比较多，包括她写的有关自己一生中的三个丈夫的文章里，对他也有些误解之辞，但他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我母亲的坏话。特别是在‘文革’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下，当时我母亲处境非常不好，他也没有胡说八道。”并说张中行“挺好的，有骨气”。

苦尽甜来。张中行在经历了两次不幸痛苦的婚姻之后，终于遇到了李芝銮（1909—2003）。这是与张中行相濡以沫近一个甲子的女性。他们育有四个女儿，静、文、采、莹，都受过高等教育，各自事业有成，酿就了张氏一门有八个“北大”的佳话。

张中行与李芝銮的相识，是由张的友人李列五介绍的。李芝銮是李列五的外甥女。

李芝銮出身于河北一有功名的世家。其父过世早，她与寡母共同生活，上过私塾，精于刺绣。初次见面，李的“剪发”、“大脚”、“窈窕”、“粉面含羞”，给张中行留下了“体貌清秀而性格温婉，是地道的旧式大家闺秀”的印象。是时，张中行已蒙两次婚姻的创伤，孑然一身，长期漂泊在外，他的心需要一个归属。新人如此“清秀温婉”，他自当欣然“开门纳之”。为迎合乡村风俗，张还亲自到城隍庙找个瞎子“配八字”算命。瞎子说：命太好，前途比官还大，云云。1936年底两人结为秦晋，过起了“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夫唱妇随，大事小事，均由张中行做主。这个穷而陋的家由李芝銮支撑着，“饥寒而无怨”。虽简陋，但安适。

张中行喜欢集砚，40年代，他相中一方价值十二元的砚，又舍不得买。回家说起此事，李芝銮马上劝他买下，最后他是“忍痛买了回来的”。李氏出身大家闺秀，与张中行结缡后，不止包揽一日三餐之琐碎，还要面对时有三餐难继的穷困。特别是在当年八口之家，人均生活费二元的绝境中，为生存，李芝銮居然给人家当保姆和“出头露面卖破烂”。即在无米下锅燃眉之急时，她也不忍变卖丈夫的一本书！2003年李已先他去世，家人怕张中行知道伤心，一直瞒着他。2005年张中行病重住院时还说，等他病好了，写散文挣钱，给妻子治病。

李芝銮大张中行八个月，张中行一直呼她为“姐”。垂暮之年他曾对人说：“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我们虽没有卿卿我我，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泰然处之。”“姐”好在何处？有张中行的诗句佐证，“添衣问老妻”，张中行解释说：“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难怪张中行自豪地说，他是最有资格大写糟糠之妻不下堂的。

一介寒士张中行，就是这样磕磕绊绊地度过了他的百年人生。

尘香如故（1）

——梅志与胡风

通览当代中国文坛冤案种种，案发最早、蒙冤最深、涉众最广、历时最长、吃苦最多、平反最晚者，大概要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了。胡风（1902—1985）是该案的一号人物，其夫人梅志亦随而连坐。她与胡风共度五十一个春秋，却有二十五年是在监禁、流放、伴囚中度过。其鹣鲽之情，感天泣地。

梅志，本名屠 华（1914—2004），常州人。1932年加入“左联”。她是学师范出身的，早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梅志是她的笔名。梅志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上海给人家当家庭教师谋生。由于接济“左联”被捕的同志，暴露了身份，被主人辞退了。1933年夏的一天，梅志去“左联”盟员韩起家联系工作，邂逅了刚从日本回国的谷非（胡风）。胡风也不姓胡，他是从母亲姓的。他本名叫张光人，湖北蕲春人。这以前他在日本留学，为宣传抗日，创办了油印刊物《新兴文化》而被日本人逮捕，驱逐回国的。胡风回到上海，在周扬主持下的“左联”负责宣传工作，梅志又属胡风领导。胡风与梅志志同道合，又朝夕相处，便日久生情。梅志欣然接受了胡风的爱。两人都属虎，胡风整整大梅志一属。婚后翌年，大儿子晓谷出生。其时，胡风的公开身份是《时事类编》的日文译员。自“八&#8226;一三”战事爆发，他们不断流浪，上海、武汉、重庆、桂林、广州乃至香港。处处无家处处家。1939年1月，他们颠沛到重庆，蜗居在小旅馆中，在敌机的轰炸声中生下了女儿晓风。接生的医生连手都来不及洗，就匆匆地跑了。这期间，胡风在上海创办的《七月》周刊只出了三期，战火迫使他撤到武汉续办。后来到重庆，胡风每天到“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上班，忙于会务还兼编刊物，梅志不仅包揽了家务，还腾出手来，帮胡风登记文件，抄写稿件。不久，老舍推荐胡风到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当时学校扬言：教授不入国民党就解聘；入了，月薪可提到一百多元，而且是专职终身制。这时胡风的父母一大家二十余口，都逃难在宜都，经济上要靠胡风接济。在此困境中，有好心的朋友奉劝胡风：“为了吃饭，就入了吧。”胡风是有风骨的。他没有为五斗米而折腰。他被炒了鱿鱼。

苦尽甜来。新中国建立了。开国大典时，胡风有幸立在观礼台上，亲耳聆听毛泽东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为新中国欢欣鼓舞，满怀激情地创作了《小草对太阳这样说》，借以表达他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对未来的希望。1953年，不愉快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文艺界整顿思想，重新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写了篇《学习，为了实践》的心得想发表，交给领导，而上面认为这篇心得有问题，不予刊发。同时《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从头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加了按语，声色俱厉地指出，文艺界存在“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批评胡风、路翎的文章铺天盖地，而胡风、路翎的申辩文章无处发表。只有一种声音，胡风心中很不快活。本来，胡风与周扬以及解放区来的评论家们，在文艺理论问题的论争是学术性的，属认识问题，可以通过讨论明辨是非，而扣上这么个大帽子，胡风消极了，想寓居上海挂个职，写写文章算了。可是，胡风还是奉命进京到《人民文学》当编委。次年，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又挨批，所有与胡风接近的作家的作品无处发表，文网森严。胡风觉得因他而连累了一大批无辜的青年作家，深深自责。在思想无法转弯的情况下，他想写《三十万言书》。当时，梅志不同意，劝他说鸡蛋不能跟石头碰，“掉下来不只是砸脚”。胡风不听，反安慰梅志，说：“这是向党交的一份报告，现在又不是帝王时代，应该相信党，即使错了也不过挨顿批评，思想搞通了，就深刻检讨嘛，不必害怕的。”这个报告，胡风整整写了半年，梅志为他抄了一个多月。胡风把报告交给周扬。周扬立即呈毛泽东主席，并附了他自己的信。这当儿，文艺界正批判“红楼梦问题”。在一个会议上，周扬动员胡风发言。胡风先不肯，后来被怂恿不过，上台毫无顾忌地说了一通，造成大会的混乱。始料不及的是，“战线转移”了，枪打出头鸟。胡风一下子成了被批判的主角，而且逐步升级，越升越高。1955年5月17日，梅志与胡风同时被捕。梅志的罪名是胡风的“同谋”，抄写了《三十万言书》。她被监禁了五年零十个月，直至1961年其母去世，停在太平间，她才被释放。公安部门给的结论是一纸“不予起诉书”，还令梅志缴了一千四百元伙食费。

尘香如故（2）

梅志出狱后尚不知胡风是死是活。托亲友四处打听，始知胡风被关在秦城监狱。1965年3月，梅志第一次探监，在狱警的监督下，胡风、梅志隔桌相对谈了半个小时。胡风的衣衫破烂，面容苍老，神情冷漠得有点麻木。梅志欲哭无泪。梅志告诉胡风，女儿没考上大学，到农场当工人了。胡风说：“好，这样好。让晓山也去当工人。”梅志劝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胡风反问：“噢，你说我怎样好好改造？就关在这里?”梅志建议他好好检查一下文艺思想，胡风脸一沉：“关于这方面问题，你最好别问！”梅志怕胡风一火，会说出什么话来又闯祸，赶快改变话题了。胡风说他在狱中没有纸笔，但他默写了一些诗，有写给梅志和子女的，并背诵写给梅志的《长情赞》给她听。梅志一听就流泪了。第一首刚背完，就被狱警打断：“别背了，快说吧！”胡风自觉是受了侮辱，受了委屈又不能发火，向梅志摆摆手，立身要走。梅志忙把带来的食品给他，又拿了张《简易太极拳图》，要他练拳保养身体。胡风的兴趣不在此，向狱警要了纸笔，开了一长串书单子。梅志第二次去探监时，给他带了一大捆他指定要的日文版马恩全集，并捎去一封女儿写的信。晓风在信中劝他好好改造，向溥仪学习，争取“特赦”。胡风看到这一句，恼火了，大发脾气：“什么话，要我向溥仪学习！要我向这个专靠残酷剥削人民过着腐朽没落生活的封建皇帝学习？我能像他一样全部否定自己?”梅志不忍心向他解释、申辩。第三次是在公安部一女干事的建议下，由梅志陪同做胡风的思想工作。在去监狱的汽车上，那位干事对梅志说：“我们已经等很长时间了，他应该觉悟了。不认罪是不行的。”又说，“如果他认罪，可以宽大，不认就只有公之于法了。”见到胡风后，梅志就劝他：“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唔?”没想到胡风听了把眼睛瞪圆了，狠狠地逼视梅志。梅志几乎是跪下来恳求他：“你也该为我们一家想想，就认罪吧！”梅志还没敢说晓风两次考大学未取，都是政审过不了关，怕刺激他。胡风却朝梅志冷冷一笑：“你以为我没认罪吗？只要我能承认的，我都承认了。”梅志劝他要提高到原则高度来检查。胡风不接话，忽然温和起来，慰梅志：“你不要怕，没你的事，是我连累了你。你是一个听话的妻子，我对你是有罪的……”一番话，把梅志说哭了。胡风又劝梅志别难过，说他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得了。胡风说可能要公审。监狱方面要他找辩护人，他拒绝了。劝降不成，败兴而回。

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判决书下达后，监狱当局要他写“感想”。胡风写了很多，最后概括为“心安理不得”。文末还引了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以表心迹。这一年年底，胡风被“宽大”监外执行，回到家中。出狱后，有关方面安排他在北京参观。在参观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后，他又写了许多感言，一片赤诚，向革命烈士忏悔。在过了与家离别十年后的第一个春节后，胡风又奉命到四川。为了照顾胡风的生活，梅志决定伴囚，与他同去四川。

尘香如故（3）

夫妻本是同林鸟。梅志与胡风结婚后，家中的大小事都由梅志包揽。1961年，梅志因老母去世，得以出狱。当时家中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最小的才八岁。靠过去的积蓄生活。梅志不得不像街道妇女一样，向居委会领一些镶花边的活来做，一个月能挣十五元钱贴补家用，由于心神不定，手常被针刺破、流血。平时省吃俭用，探监时总要买些好吃的、补品带给胡风。后来在四川的监中，为了省点钱，梅志自己买了推剪，给胡风理发。四川大山中，夏天的蚊子特别多，蚊帐又破，蚊子老钻到帐子里搅得胡风无法安睡。梅志就坐在帐子里，亮电筒捉蚊子。刚到四川，水土不服，梅志常闹肚子，呕心，手一下水就烂。而她那时被分配在苗溪劳改茶场医院，专干洗血绷带之类的活，双手成了烂桃，仍坚持做针线活。有段时间，胡风夫妇被圈住在山上一个七平米的小棚子里，棚子前有块荒地，他们夫妇就自己开荒种地。梅志拿镢头刨地，让胡风在后面捡捡石子什么的。场部每月供应他们二十斤粮票，一张肉票。梅志养了几只鸡，凡是荤菜，梅志都尽胡风吃。胡风那时身体很差，患严重的贫血和痔疮。大便解不出来就吃泻药，一天要跑七八趟厕所，经常拉在裤子里。身体虚到走路都打晃晃。在大监时梅志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还不忘时时开导他，怕他再寻短见。关押期间，胡风被提审几百次。他先拒不认罪，一会儿又认了。瞎编乱说一气，又推翻。过些时候又深度“自责”，自认是“囚犯”、“罪人”、“该死”。梅志劝他说：“我们两人在一起，我不把你当犯人，你别怕。”梅志怎么劝也不行。胡风一天到晚生活在极度恐惧中。一会儿哗哗地写几张纸条，急急地埋在土里，一会儿又刨出来，说：“来了，来了！”有时突然大叫：“关门！”而门明明是关好的。梅志煮荷包蛋给他吃，加了点蜂蜜。胡风不肯吃，说别人知道要开斗争会的，要加刑的。一个夏天的夜里，胡风推醒梦中的梅志，神秘地说：“你不要怕，空中有人在和我说话，他说他是中央派来的专案组。”梅志说他这是幻觉，什么都没有。胡风火了，猛推梅志一把说：“你干扰了我们的谈话，去你的！”梅志见胡风的身心被摧残到这种地步哭了。胡风也哭了。胡风直说“我不行了”，梅志也心如死灰，真想一了百了。第二天一早，胡风一早起来，又急呼呼地整理手提包。梅志莫名其妙，问他做什么去。胡风说中央派直升飞机来接他了。梅志问他怎么晓得的，胡风又说是空中传话告诉他的……隔些时候，胡风不吃饭了，却到厨房拿了一只碗，用它接自己的尿。说空中传话告诉他，他的尿能治百病。胡风自己当场喝了一半，留下一半强迫梅志喝。梅志不肯，他大骂梅志不知好歹，把剩尿倒在热水瓶里，说带到北京去送朋友。梅志没办法，只好找狱警，干事训了胡风一顿，他才乖乖地把尿倒了。唐山大地震，他在报上看到了，病情加重。半夜里，举着菜刀喝问梅志：“你把我的诗放到哪里去了，里面有老农采的药方，赶快送到北京去救毛主席。”梅志忙把椅子上的诗稿给胡风，怕出意外，想按警铃向狱警报告。胡风一见，怕了，跪下来向梅志求情。胡风的精神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与常人一样。一年冬天，梅志病倒了，咳喘不止，吃药也不见效。胡风一早便起床生炉子，把屋子烘暖了才准梅志起床。梅志很感动，说了些谢谢他的话，万金难买一笑的胡风也笑了：“让我也为你做点事嘛。”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梅志那时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大墙里的生活没有底，梅志想想感到很烦闷，就在纸上写山字。山山山山，一个字比一个字大，再倒过来，山山山山，一个字比一个字小。忽然诗兴大发：“山山山山／山山山山／重重叠叠的山／大山小山压在你的肩上／你躲着／双腿还在颤动／别屈膝／别倒下……” 胡风看了，评说梅志这类诗写得不好，说她只能写儿童诗。样子又全像正常人。周总理去世，胡风写了篇《向总理伏罪》，稿纸上还有泪痕，交给狱方领导。1977年底，胡风写了四百四十四页稿纸、长达二十万字的劳改心得《收获》，他说：“这是写给党的，我就得坦白地交代。”监狱政委嫌长，没时间看，胡风又花十天时间缩写成两万字。

尘香如故（4）

1979年1月，胡风、梅志走出高墙获得了自由。是年初冬，胡风因小便闭塞、尿血，连续做了两次手术，摘除前列腺时，终因失血过多，导致脑神经混乱病复发，医生断为心因性精神病。

1980年3月，胡风、梅志回到了北京。医疗、生活都改善了。晓山添了个儿子，让胡风起名字。胡风说，叫张本吧，意思是做人要本本分分。

1980年9月，党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因此案而受牵连的人都得到改正。接着胡风被任命为文化部艺术研究所顾问、政协全国常委，梅志被安排在中国作协当驻会作家。1985年6月8日，胡风逝世。没有遗言。最后在悼词中，他终于得到了他生前不敢想而本应属于他的公正评价。1986年1月5日开的追悼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参加者有七八百人。胡风的骨灰盒上刻有屈原《离骚》中一句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胡风死了，梅志成了孤叶一片，不免黯然。“怀君怀信仰，永惜不枯心。”这是胡风在狱中默写赠梅志《长情赞》一诗中的两句。梅志回报的是毕生的心血。在胡风去世的十年里，七十高龄的梅志抱病撰写《胡风传》、《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凡一百余万字。梅志绝不止是怀念，而是帮胡风说清楚了“一辈子也说不清楚”的问题，还胡风以清白。

有人喻“家庭是一棵树”，那么夫妇俩当是这株树上比邻萌发的两片叶子，相互映衬、辉照。李辉先生曾写《文坛悲歌》，喻胡风是“风雨中的雕像”，那么梅志当之无愧的是这雕像基座上的一坨泥。

梅志，以梅为志，“暗香浮动”是梅的品格。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1）

大浪淘沙。

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百年出了“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和顾维钧。他的理由是前两位在邦交上多少有点“说一不二”，而后者均为奉旨行事，为君作嫁，只能屈就为“半个”；但唐氏又认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1919)上面对列强霸道，不卑不亢，直面群雄叫板说“不”，拒签对德和约，赢得世人敬仰，值得称颂，“细察全部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我国外交人员，真正出了大锋头，也只此一次”。在此后二十年，顾维钧在国际论坛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不畏强暴，为国争光，创造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迹，书写了“弱国也有外交”的神话。鉴此，笔者窃以为他那个半个也不“半”了。

顾维钧（1888—1985），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成回国后，入国家决策中枢，初为袁世凯秘书，五年内七任总长，六长外交部，一长财政部，两任揆阁，其中一任摄政内阁，1927年居然做了五个月零三天的摄阁总理。他是位三朝元老的不倒翁，百年不见；七十六岁竟当选国际法庭副庭长，稀世珍闻；为后人留下一部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回忆录，英文原稿一万余页，汉译本十三巨册，空前绝后。

回首纵观，顾维钧百年人生，娶的四位夫人，都出自名门望族、权贵显要，其趣味，其传奇，令人拍案称绝。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2）

张润娥，强扭的瓜

自古名士多风流。

严格地说，顾维钧一生拥有四位女性，或曰有四次婚史。惟第一次与张润娥（航丽）的结缡是有名无实。

20世纪初，上海滩有句名言“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子”（张骧云）。张润娥是张聋子的侄孙女。张家是名中医世家。张润娥是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其父的医术也很高明，常出入顾府。张大夫为顾家小少爷顾维钧诊病时，觉得这个小家伙聪颖过人，十分欣赏，便萌联姻之意。时顾维钧之父顾溶执上海财政，权高望重。“门楣求其称，婿妇惟其贤”是旧时联姻之道。经媒人一撮合，双方父母一拍板，十二岁的顾维钧就与十岁的张润娥订了亲。

1904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赴美留学，四年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三年级时接到父亲来信。信云：念及顾维钧的兄妹均已成家，五个儿女之中惟他一人尚独身，自感父责还没尽竟。希望他不日学成之后，回国与张小姐完婚，了却父母最后一桩心愿。顾维钧接信后，很觉茫然。他早把幼时订婚的事忘在脑后，遂以完成学业事大为由，婉拒父意。父子经过数通信函往还，非但不能沟通反而结怨。顾维钧与大哥顾敬初最贴心。家里让大哥出面调停顾维钧与父亲的僵局。大哥写信详述张小姐人品贤淑又聪明漂亮，是位好伴侣。饱读诗书的顾维钧理解为父的舐犊之情，不想再拂家人的美意，改变策略以守为攻。明确提出，女方必须解放小足和学习英文。大哥复函时说对方不再缠足并正学习英语；但语焉不详，惟强调张小姐美貌。已受西方文明熏陶的顾维钧，对这桩陈旧婚事早已没有兴趣，希望一拖了之。但长兄却频频追逼，并说他已去过张府，见过才貌双全的张小姐，又说父亲为了他的拒婚很失面子，十分伤心。云云。顾维钧于百般无奈中作了让步，同意假期回国探望双亲，但声明不结婚。父亲表示谅解且“决不强迫”。

是年夏，顾维钧回到家中，不料父母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母亲好言劝慰，顾维钧寸步不让，气得父亲拂袖而去，闭门不见家人，以拒食示威。大哥不得不一面破窗而入慰藉父亲，一面再度劝诫顾维钧，批评他太摩登、太新思想，并晓以父言：“他从未想到他曾竭尽全力养育儿子，并给他以优良教育，但结果儿子毫不理解他的心意。这怎么不令他大失所望，生趣全灭！……”父母情之拳拳，长兄言之殷殷，顾维钧心软了。他忧心父亲绝食万一不测，自己将无颜处世。为博父母欢心，保全他们的面子，他表示“愿意在形式上结婚”。父母闻言大喜，心想什么“形式”，一旦生米煮成熟饭，岂能返饭为米？父亲当日进食，并令家人准备婚礼。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3）

吉日，虽是旧式婚礼，不乏洋排场，骑警、提灯队、鼓乐队，列队穿街过巷，鼓乐喧天。一顶花轿将新娘抬到顾府，家人才把看客中的新郎捉住，穿上长袍马褂，戴礼帽系红花迎亲。

有趣的是，婚礼大堂上，拜过天地后新人要互拜。新郎、新娘双方早都有人耳语警示，互拜时不要急于向对方跪拜；因迷信说法，先拜的一方将来要受到对方的控制。结果，司仪呼磕头时，双方对峙而立，谁也不肯先行。僵持许久，最后彼此同时相互磕头，打个“平手”作罢。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洞房花烛夜新郎于闹酒的混乱中失踪，伴郎好不容易在新郎的母亲房中把他抓到。母亲怕事情弄僵，袒护儿子在自己房中过了两夜。此举引起大哗，父亲大为不快。由于母亲的恳求，顾维钧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中，但不肯上床。张润娥大感惊异，真心相请。顾婉辞，说大床是为她而设。张润娥说如果你喜欢独眠，我可睡沙发……就此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晚年顾维钧回忆时，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忍耐和天真、纯朴。

顾维钧要回美国了。父亲令他携妻子同行。顾维钧不悦，申辩无果。父亲告诫他，张润娥是张家独女，要对她负责。顾维钧无第二条路可走，只得携张润娥赴美。

顾维钧对她是负责的，把她当作亲妹妹。到美国后，顾维钧通过朋友把张润娥寄居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老夫妇家，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而他独自回纽约上学去了。

强扭的瓜终究不甜。

1909年秋，顾维钧终于提出令双方棘手又痛心的问题：协议离婚。顾维钧向她坦言长此以往的利弊。张润娥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一般只听不说。但还是申言：“我们既是正式结过婚还有什么可说的？”顾维钧告之：“如果双方同意，婚约便可解除。”顾维钧将相关法律文书寄给张润娥。过了些时候张润娥考虑散局已定，复函表示要与其面商。谈判时，顾维钧表示，她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读书，费用由他负担；也可以返国与他的父母共同生活，或者回娘家，其陪嫁及顾宅房间物品，她可自由掌管、支配。随后，顾维钧草拟一离婚合约，征求张润娥意见。数月后，他们再次晤面。张润娥说她看不出合约有什么要改的；但表示如果顾维钧要她签，她便签。顾维钧毕竟是个法律大家，他说为避免外界的无稽之谈和非议，为避免双方父母的不快，证明这不是他逼她所为，他希望她亲手誊抄四份副本交给双方父母，各持一份。张润娥十分宽容和豁达，顺从照办。

1911年，他们签了离婚协议，“以极友好的态度彼此分手”。

——知识的悬殊，境界的不同，是幸福的婚姻的最大礁石。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4）

唐宝玥，红颜薄命

“当爱神拍你的肩膀时，就连平日不知诗歌为何物的人，也会突然间成为诗人。”何况顾维钧本就是一位比诗人还诗人的智者呢！

顾维钧与第二位夫人唐宝的连理，其月老便是他后来的老岳丈唐绍仪。

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向美国政府部分退还庚子赔款一事致谢，同时还肩负磋商东三省借款和谋求中、美、德三国联盟问题。唐绍仪返国前夕，发函邀请四十位在美留学的学生代表作为他的客人访问华盛顿。此举一为鼓励莘莘学子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二是物色杰出人才，日后好引荐他们回国服务。时顾维钧已崭露头角，任全美《中国学生月刊》主编，能言擅写，自然在邀请之列。在唐绍仪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顾维钧又自然地为代表们公推为代表发言。他的演说言简意赅，才华横溢，“不仅受到我所代表的人们的欢迎，而且受到唐和他的同僚的赏识”。会后唐绍仪私下接见了顾维钧，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欣赏并予以鼓励。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窃国就任大总统。唐绍仪本与袁世凯是拜把兄弟，私交甚笃，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顾维钧由唐的推荐，被袁世凯邀任为总统府秘书兼内阁秘书。顾维钧受宠若惊。

唐绍仪有心将顾收为东床快婿，便千方百计提供方便，创造女儿唐宝与顾维钧接触的机会。他亲自安排了一次内阁青年同事的野炊会，让顾维钧与女儿同时参加。唐宝，外文名May（梅），端庄大方、性情温柔，会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顾维钧与唐宝彼此相识后，男才女貌，互生好感。不久，唐绍仪与袁世凯政见不一，分道扬镳，唐辞职去天津，顾维钧步其后尘也辞职同往津门，客居英国饭店。唐绍仪以各种名义，常邀顾维钧到家中做客。顾维钧心有灵犀，铭感唐绍仪的知遇之恩，同时，唐宝的端庄大方、温柔贤淑，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唐宝先为父亲对顾维钧的赞不绝口而生发钦慕，相处一段时日，深深为顾维钧的人品、风度的魅力而倾倒。两人的关系犹隔一层窗纸，只是尽在不言中罢了。

顾维钧自1914年初受命回国后，因公务一直没有时间回上海探望父母。他想返沪探亲时，“恰好”唐宝也向父母提出到沪上看望姑母。两人自然结伴，唐绍仪顺水推舟，嘱顾维钧顺便多照料女儿。到了上海，两人朝朝暮暮，频频相约，很快就坠入爱河。顾家父母已谅解儿子离婚的苦衷，现在儿子又追上内阁总理的千金，真是求之不得。一对才子佳人的结合，便水到渠成了。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5）

戏剧性的是，顾维钧与唐宝的喜日原定为6月2日，顾府正在紧张地筹备喜事，唐绍仪突然通知他们的婚礼改期。原来，唐绍仪自正室亡故后，终未续弦。是年经伍廷芳搭桥，与上海某洋行买办家的小姐联姻，日子也适巧定在这一天，且地点也选在公共租界体育场公园（今虹口公园）。父女两人同日办婚事，实在令人尴尬。顾维钧欣然从命，另行择日。

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后来也将字易为少川，创造了一个翁婿同名的趣话。由此可见，顾维钧对唐绍仪的知遇、奖掖和擢拔的感激之情。

红颜薄命。1915年，二十七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唐宝同往。顾维钧活跃于美国朝野人士之中，唐宝照顾小家庭一子一女，作为外交官夫人，为襄助丈夫的事业不遗余力，出席各种交际活动。某日，美国有两大盛会同日举行，一在华府，一在费城，顾维钧分身无术，便令夫人择一地代表自己出席。唐宝怜爱丈夫，主动要奔赴路遥的费城，周旋于外交场上，不辱使命。不幸的是，归途中染上西班牙流感。唐宝本已身心俱惫，回到华盛顿后，又一次强行赴会酬应，就此一病不起。那时医学还不怎么发达，两天后她便撒手人寰，留下一双稚男童女。顾维钧突然遭此打击，有种有缘无福宿命的悲哀。但巴黎和会召开在即，他从悲恸中振奋精神从容赴会，在会上以他的睿智与口才为国争光，赢得大名，登上了他的人生峰巅。

“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顾唐之姻，缘已尽，然情未了。顾维钧不惜重金，厚殓唐宝，将她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厝在老家嘉定顾氏宗祠内，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层椁。据说1924年至1925年期间，清明时节还揭去外椁，让乡人瞻唐氏遗容。后，军阀开战，散兵破棺劫去棺内珠宝，遗骸改为土葬。入土时，顾维钧亲率一双儿女回国参加葬礼。1949年前，顾维钧在大陆的日子，经常假公余之暇，到唐氏墓前祭扫。

——婚姻是一种缘，亦如一张兑奖券，究竟能收获多少则是无法预卜的。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6）

黄蕙兰，两股道上的车

顾维钧丧妻时正值盛年（三十有二），膝下尚有一双儿女。孩子需要母爱，他何尝不想娶个贤妻，然外交官的太太是可遇不可求的。

命运与爱情永远都与勇者亲善；顾维钧是位勇于并善于抓住机遇的天才。

某日，顾维钧造访当年圣约翰大学的同窗简崇涵时，一眼瞥见主家钢琴上陈着一帧漂亮女孩的玉照，她那份天生丽质令顾维钧怦然心动。一问方知是友人家的小姨黄蕙兰，芳龄十九。顾维钧当即向主人表示对黄小姐的爱慕，并请求襄助玉成。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是华人企业界赫赫有名的“糖业大王”，富可敌国。黄蕙兰三岁时戴的金项链上嵌的钻石竟有八十克拉！当时她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荷兰语、马来语，精英语、法语；音乐、舞蹈、书法样样精通，骑马、开车、交际样样出色，是位浑身充满灵气的女孩。她样子摩登，但举止文明，有东方女性贤淑的美德。（一说她生性浪漫，有西方女性的风流）她骄娇，不屑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公子哥们。当她与顾维钧比肩坐在宴席之初，她也没拿他当回事，暗将顾的长相、发式和穿着，与她在伦敦、巴黎结交的男友们比较，相去甚远。最先对他简直有点漠视，但交谈一深入，不得不刮目相看，顿为顾维钧的口才、智慧所折服，更为他对她的关爱、体贴而动情了：“宴会还没有结束，我已觉得有些陶醉了。我们在一起友好而不感拘束。”紧接着，顾维钧一鼓作气，连续不断差人给黄蕙兰送糖果、鲜花，有时自己一天内数次登门。请听音乐会、看歌剧，散步、喝咖啡，各种邀请接二连三。当黄蕙兰坐在法国政府专为顾维钧提供的轿车里在马路上兜风时，坐在只有外交官才能享用的国事包厢里欣赏音乐时，她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光。她不能免俗，她慕荣华更羡权贵。她明白，钱不等于权，这些都是父亲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顾维钧又适时地向黄蕙兰描述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法国的爱丽舍宫和美国白宫进行外事活动的隆重和典雅。当然更不忘炫耀外交官夫人的风光：

“我到那些地方进行国事活动时，我的妻子是和我一起受到邀请的。”

“可是你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是啊，而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娶我？”

“是的，我希望如此，我盼望你也愿意。”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7）

面对顾维钧一个寡人带两个小孩的现实，黄蕙兰感到不知所措。她请教母亲，母亲希望女儿能打入欧洲上流社会出人头地，态度鲜明地支持她。认为一顾做大官，有名气，可光耀门楣；二顾肖猪，蕙兰肖虎，两人命造相合，琴瑟和谐，可白头偕老。可其父亲黄仲涵坚决反对，理由是顾穷；已婚两次，还有两个小孩。坚决反对，坚决到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

“愿做鸳鸯不羡仙”，他们终结秦晋。1920年10月21日，他们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了婚礼。娘家陪嫁之阔绰让人掉眼珠子：枕头上钉的是金扣绊，每朵花中镶一粒钻石；镶金餐具六六三十六套；顾维钧书案上的名片架也是金的，錾雕着“顾”字；母亲送给他们一辆高级的劳斯莱斯牌轿车……婚礼上高朋满座，场面之盛大与热烈，令黄蕙兰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洞房设在豪华旅馆内。礼毕，当她精心打扮一番，想给新郎一个意外的惊喜时，她傻了——她走进新房的起居室，正在办公的顾维钧连头几乎都没抬，向身边四位秘书口述备忘录。因为翌日国联大会要召开，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顾维钧必须出席。顾维钧偕同夫人与工作人员连夜乘火车赶往日内瓦。黄蕙兰做梦没想到她的新婚之夜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8）

夫贵妻荣。

黄蕙兰成了外交官夫人后，倩影长伴夫君频频出现在外交场合，她伶牙俐齿，周旋于王公伯爵左右，游刃有余。因为她年轻貌美，气质典雅，又谙熟欧洲风俗和各国语言（她的法语，连顾维钧都自叹弗如），在外交舞台上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顾维钧晚年回忆说：“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地招待他们。”全用她自己的钱。黄蕙兰不仅成为顾维钧得力的助手，还成为一道亮丽的中国风景。黄蕙兰为树立中国人的形象，凭借父亲的财力，不仅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还“改造”顾维钧，从他的发型、穿着入手，以至教他跳舞、骑马；斥巨资把破旧的中国驻巴黎使馆修葺一新。她说：“法国，以及别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是中国的橱窗。”此言不虚。一次，当来使馆访问的中国官员称颂顾维钧的外交业绩时，宋美龄指着黄蕙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曾与顾维钧夫妇有着深谊的外交官袁道丰也坦言：“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当中，最出色的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黄蕙兰终于圆了她少女时代就做的跻身于欧洲上流社会贵夫人的梦。难能可贵的是，黄蕙兰不仅能阳春白雪，也能下里巴人。她还热心投入华人的慈善事业。二战期间在伦敦，她加入当地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工作，被派入遭敌狂轰滥炸的贫民区，每日工作八小时，坚持了四个月之久。

然而，黄蕙兰毕竟是黄蕙兰，毕竟是富甲东南亚糖业大王的娇女。面对黄蕙兰一身的珠光宝气，顾维钧很有苛词：“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什么也不戴。”而黄蕙兰不以为然：“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

黄蕙兰一意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养狗、饲鱼、赌博、收藏古玩，游戏人生。在顾维钧回京任职期间，她用父亲赞助的二十五万巨资，一举买下当年吴三桂宠妾陈圆圆故居（北京铁狮子胡同内。当年孙中山应邀北上以此为行辕），风光至极。家佣二十余名。她喜欢养狗，多达四十余只。晚年寓居美国曼哈顿，坐享父亲给她的一笔五十万美金的遗产。一次歹徒入室，她被封嘴捆绑，性命岌岌可危时，仍说：“请不要伤害我的狗！”

在情感方面，顾维钧对她的支持当不忘怀。但顾是位敬业的强人，对妻子的关怀自然便少了一份，黄蕙兰怨言日多：“顾维钧很有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生厌。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他们常常被邀去参加宴会，黄蕙兰很想得到顾维钧的欣赏，“但是当我打扮整齐，等待他的赞许时，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 于是，她下了判词：“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珠联璧不合，有缘乏趣。道不谋，难以合卒也。

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六年（1920—1956），其数恰与当年陪嫁的三十六套镶金餐具等同。这位象牙塔里的千金终于与顾维钧平静地分手。

——婚姻是一部书，第一章是诗篇，其余则是平淡的散文。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9）

严幼韵，黄昏的拐杖

爱情犹如出麻疹，年纪愈大出得愈重。

顾维钧经历了三次婚姻的洗礼，备尝酸甜苦辣，在已入老境之年的七十二岁时与小他二十岁的严幼韵女士结合了。这是一段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老伴、老伴，伴老也。他们携手在夕阳的余晖里，相濡以沫，更多的是严幼韵照顾顾维钧，她是他黄昏的拐杖。顾维钧把爱的方舟泊在严幼韵温馨的港湾，永不启航了。

严幼韵，浙江宁波人。上海著名绸缎庄“老九章”老板之后裔，复旦大学毕业，是位时尚的新女性。她有一绰号叫“爱的花”，缘逢汽车牌号。大学时代的严幼韵便学开汽车，其时髦可想而知。那时拥有汽车的人实在如凤毛麟角，她的车牌号为84，英文为Eighty Four，中文译为“爱的花”。严幼韵的前夫杨冠笙，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早年在清华大学执教，后入外交界，曾任驻菲律宾总领事，1942年日军占领马尼拉时遇害。早在30年代，因丈夫关系，严幼韵便与顾维钧熟识。丈夫去世后严幼韵便到纽约，1959年前后供职于联合国。那时，顾维钧正出任驻美“大使”。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两人便有交往，相互心仪。其时顾维钧与前妻黄蕙兰的关系正处在“冷冻”状态，散局已定。华盛顿、纽约近在咫尺，顾、严的过从益发频繁起来，恋情渐渐地发展到心心相印了。

1956年顾维钧辞去驻美“大使”职务，几乎同时与黄蕙兰离异。他决心“采菊东篱下”，归隐田园安度晚年了。后突然受命（台湾当局），要他参加海牙国际法庭竞选，复东山再起，并当上国际法庭副庭长。1959年秋顾维钧与严幼韵正式结婚，定居海牙。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牌完站起来，幽默地问：我是赢了，还是输了？倒在床上，便入梦境了。”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无疾而终。前一日，还诚邀牌友在家“雀战”，次日中午洗澡时跌了一跤，便遽归道山。顾维钧去世后，哥伦比亚大学设立“顾维钧奖学金”；严幼韵在国内为他定做了一套中式寿衣，将顾维钧的一百五十五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十万美元，以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以慰夫君。

——男人最珍贵的财产是有一位温情的善解人意的妻子。

毁誉参半傅斯年（1）

他是“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副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翻领ＡＢＣ衬衫，不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

——这就是傅斯年。

是时，朋友们叫他傅胖子，取其形。抗战期间在重庆，他与李济、裘善元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裘善元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不愿抬，大家推让。第二个走出来的是李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来的四个人又互相推委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扛起滑竿拔腿就跑，弄得主人很狼狈。

后来，他“参政”了，持续向“皇亲国戚”宋子文、孔祥熙们宣战，世人誉他傅大炮，则撷其神。褒乎，贬乎？傅斯年不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褒贬避趋之？

有人说，他与胡适一样，是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复杂人物；也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家伙。而傅斯年也姑妄言之：“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他也真胆大妄为：竟在一份关于蒋介石与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案）说情的绝密函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悲夫！傅斯年对蒋介石忠贞不贰，最终上了他那条船，飘零到孤岛上，他赉志以殁，站着死在台湾大学校长席上。如今他木墓高拱已半个世纪，对大陆读者言及傅大炮，或把众人轰哑，许会闹出“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惊诧。但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谁能说他不是个“人物”？

毁誉参半傅斯年（2）

一

傅斯年（1896—1950），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知名度颇高的学者、社会活动家。不过，自40年代末，他便成为大陆文化界不受欢迎的人物。究其根，他是国民党政治官僚的“帮忙文人”，既深且久，让人无法欢迎！“学林霸才”的傅斯年，似不足称道，惟视民族为重、惟国家为最的傅斯年，倒令人不能不刮目。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家世颇显赫，祖上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任状元，荣登清宰辅位，故聊城的傅宅被称为“相府”。其父傅旭安系光绪二十年的举人，英年早逝。时傅斯年九岁，祖父傅淦蓄意栽培。傅淦先生执意把传统的伦理观念、文人气节和做人道理授之。傅斯年之弟傅斯岩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气，从未灌输不洁不正的思想。”

说来有趣，傅斯年给儿子命名为“仁轨”。连罗家伦闻之，也不知典出何处，问傅。傅斯年笑话他：“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聊见他的民族精神之根深蒂固了。在学术上，傅斯年对罗振玉是尊重的，可是后来每言及罗振玉，他总加上“老贼”两个字，咬牙切齿之恨，全因罗振玉后来帮溥仪弄出了“满洲国”。非但如此，他也羞于向人炫耀做过清朝宰相的祖先傅以渐。

“时危始识不世才。”

“九一八”事变，北平学者集会，谴责日军侵华罪行，傅斯年即席讲演，首倡 “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众人纷纷各抒己见。当时，日本为寻找侵华的借口，利用御用文人写文章，杜撰“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版图之所有。为驳此谬说，傅斯年主持并邀史学界同人，挑灯夜战撰写《东北史纲》，一面驳斥日人指鹿为马的胡说，以正视听；一面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激发国人爱国的激情。同时，他又委人将《史纲》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递交给“国联”，使得国

联做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的结论。

次年，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了《中日亲善？？！！》和《中华民国是整个的》等分析评论时局的文章，极力主张抗战，反对妥协。他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同时指出赢得胜利的力量在民众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是，他的某些见解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对时局的分析，不谋而合。

毁誉参半傅斯年（3）

战火蔓延到平津外围，有人害怕，发起建立北平文化城运动，想把北平变成 “中立区”，以避战乱。傅斯年揭竿反对，认为此举“有损于国民人格”，以致在他读到胡适的《保卫华北的重要》一文后，大动肝火，认为这是胡适在附和政府的妥协政策，宣称要退出《独立评论》，与胡适断交。这或许就是他扬言敢骂胡适的理由。后由丁文江调停才作罢。在民族社稷的大事上傅斯年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冰炭不容，哪怕是师长！他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胡适也感慨：说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诤友和保护人”。嗣后，日人网罗我民族败类，阴谋实行“华北五省自治”，主操北平政务的萧振瀛在教育界人士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说“在日人面前要保持沉默”之类。傅斯年听罢，愤然作色，拍案而起，对这种公然为敌张目、有损民族人格的言论痛加驳斥。会后，教育界人士发表联合声明，表明抗日立场。傅斯年撰文疾呼：“我们只有在国家统一的环境中才能谋生存，一旦分裂，则成为他人的‘俎上鱼肉’。”指出华北“自治”的结果，只能是 “外治”，只能是“亡国”。

抗战开始了。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大”的方案是傅斯年提出的。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傅斯年高兴得成了疯子，在大街上一手拎酒瓶喝酒，一手拿拐杖，把帽子挑在拐杖上乱舞……

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复员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 即在此列。××曾跑到重庆拜访傅斯年，傅见面就大骂：“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快滚，不要见我！”次日《新民报》以此大做文章，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声震屋瓦》。

曾在“伪北大”任过职的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向傅施加压力，组织请愿并以

罢课相挟。傅斯年毫不示弱：“就是杀了我也要说上面的话！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他以赤子之心维护了北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并毫不手软地对“伪北大”校长鲍鉴清提出控告。上循天理，下合人心。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1945年6月2日，傅斯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联合黄炎培、章伯钧等七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提出访问延安。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复电，对其以国家利益为怀的精神表示钦佩，并欢迎。7月1日，傅斯年一行六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到机场迎接。傅斯年与毛泽东是二十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傅在他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列举全国六大“最有价值”刊物中，就有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泽东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宝，毛遵嘱慨允，条幅上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

孟真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还附一亲笔信：“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旅安　毛泽东上　七月五日。”

此物均藏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中。

在民族气节、国家操守上，孟真最较真，黑白分明，寸土不让。

一位西哲说：“真正的爱国是不分党派的。”另一位西哲说：“爱国主义是歹徒最后的庇护所。”傅斯年非党非派非歹徒，“一身忧国家之难”的傅斯年有权立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

毁誉参半傅斯年（4）

二

“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罗家伦评论傅斯年如是说。

不平则鸣。傅斯年淋漓的元气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气和人生的生机。他毕生嫉恶如仇。早在北大读书时，授《文心雕龙》的朱蓬仙教授，是章太炎的弟子，授此课非其所长，在讲坛上常说错话，“解惑”越解越惑，有“滥竽”之嫌。学生们很不满意，想向校方反映，但课堂笔记又不足为据，一张姓同学，从朱教授处借得他的讲义，转给傅斯年，傅斯年通读了一夜，捉列出三十余处让人贻笑大方的错误。他发动全班同学签名，上书蔡元培。蔡校长不相信这些错误是学生发现的，他担心教授间的相互攻诘，于是，突然宣布要召集签名的同学。同学们慌了，怕校方发现这事是傅斯年一人干的，责任太大，各人分头准备若干条，才应付过去。那位不称职的先生终于被炮轰出局。

傅斯年的好友、同学朱家骅和罗家伦等都先后入政界，操持一方权柄。傅也有多次机遇，国民党政权也屡屡示意欲委以重任，澹泊明志的傅斯年不为心动。当胡适顾盼垂青某个官位时，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义正词严提醒他不要做有损自己 “名节”的事，并揭露蒋介石的虚伪，拉名人做官是“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缘于对国家、民族之忧，傅斯年对政治感兴趣，且卷入颇深。他不喜欢从政，但愿参政。他的逻辑是：“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同时，他另有考虑：“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一个迂腐的酸儒也。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旧色。”

国民党的参政会始于1938年。自1938年7月到1947年6月，国民党参政会共举行四届十三次会议。傅斯年连续四届被推选为参政员，并多次担任“驻会委员”。1945年蒋介石打算在北方知名人士中补选一名国府委员，他钦点傅斯年。陈布雷知傅的秉性，说他不会干。蒋仍作礼贤下士状，亲自召见傅，面提此事，傅力辞不允。事后，傅斯年致长信于蒋，再表绝不从政的志向。信云：“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同时双管齐下，又写信给陈布雷，请他向蒋进言，别再拉他当官。

傅斯年有个雅号“傅大炮”，他一生放炮不计其数，简直有百发百中之奇。其威力最大、影响最深远、最令人拍手称快的是炮轰孔祥熙与宋子文了。

毁誉参半傅斯年（5）

不端人碗，不站在人屋檐下，就能保持自己独立人格，保持对政府的批评权。面对国难当头、政局腐败的现状，傅斯年第一个把炮口对准孔祥熙。他要在太岁头上动土。

孔祥熙与蒋介石关系渊深，居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达十年之久，劣迹昭著，世人敢怒不敢言。傅斯年从孔氏的人品、才干、政务诸方面列举多条劣迹，上书蒋介石，强言抗战爆发，民族危难之时，用人要“尽职奉公”、“其直如矢”，要求罢免贪污腐败分子孔祥熙。信发出，如泥牛入海。傅斯年十分气愤，利用参政会舞台，多次质询孔，并督请政府“整刷政风”。1938年7月12日，傅又写信呈蒋，从才能、用人，从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发国难财等六个方面，全方位地抨击孔。言据凿凿。可蒋介石仍不动声色，这更激怒傅大炮。他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准备在参政会上公开揭露、弹劾孔祥熙。这时在美的胡适闻之，写信劝阻，傅斯年不听，决意“除恶务尽”，抓住六起贪赃大案中影响最大、手段最卑劣的美金公债案（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同意借给中国五亿美元。孔祥熙决定从中拿出一亿作为美金储蓄准备券。后因觉有利可图，其手下央行国库局局长吕咸以巧妙方法为孔氏鲸吞了大量美金一案）。

中央银行国库局正直人士，揭露孔祥熙、吕咸一伙营私舞弊的内幕，并将有关“炮弹”提供给傅斯年。傅拟成提案，交大会秘书处。时大会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担心事态扩大，怕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弄得左右不是，劝他歇手为安。傅斯年不以为然。陈布雷获知，向蒋介石进言，说明孔趁火打劫，实在太浑，傅要揭露的事怕也拦不下来。蒋介石也感到棘手，一面尽力偏遮，一面以避免造成国际影响为由，制止傅在参政会上提出此案，建议可改成书面检举交蒋处理。蒋托陈布雷说情。陈布雷深知傅斯年不会罢手，遂建议蒋再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抗战的支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为由，请傅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此招果然灵验。一提国事为重，傅斯年答应退让一步，决定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公之于众。

1944年9月7日，张群向参政会作完施政报告后，傅立身发难。他责问：国家法律规定政府官员不能经商，但孔祥熙为什么却办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黄金债券过去很少有人买，后来为何买不到？央行应该国家化、机关化，为何成了孔氏山西同乡的“私人结合”？裕华银行低价买进黄金，高价卖出，美国借给的黄金怎能供私人发财之用？孔氏在开秘密会议时当场给大家发黄金债券，是不是行贿？傅大炮“炮口”一开，地动山摇，朝野大哗（傅斯年发言结束时，特别作郑重声明，他讲的这些话不但在会场内负责，即使到场外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公堂）。蒋介石也慌了手脚，马上派人取走质询书原稿。会后，亲自宴请傅斯年。

毁誉参半傅斯年（6）

席间，蒋问傅：“你信任我吗？”

傅答：“我绝对信任。”

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一听，十分激动：“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蒋介石看中的也不是他傅斯年的人品和学问，而是他所发挥的政治作用。一种点缀而已。

时已骑在驴上的蒋介石，不得不派财政部部长俞鸿钧调查。众人拍手称快，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郑烈致函傅斯年，请他提供证据，信云：“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此事若得公助，巨憝就擒，国法获申，为公为私，当泥首雷门以谢也。”

灯下黑。令人扼腕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对孔案公开查处，不过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终罢免了孔祥熙。

一炮轰走了大瘟神，国人兴奋，傅大炮遂名震天下。

令傅斯年失望的是，虎前走，狼后来。蒋介石安排他的妻舅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院长。这种任人惟亲之举，本就为人不齿。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他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牺牲中产阶级利益，他与孔祥熙等借外汇市场开放之机，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企业进口许可证，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越演越烈，致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乃至国民经济陷入一片混乱，最后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民党统治区的“黄金风潮”。

傅斯年忍无可忍，在《世纪评论》（1947 年2月15日）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再次宣战。文中，他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分析得力透纸背。开首第一段便写道：

“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文末他又写道：“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傅斯年挥戈痛打落水狗，紧接着他又发表《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对当局的黑暗腐败、对官僚资本集团的营私舞弊进行猛烈抨击。

文章面世后，各报纷纷转载，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这一炮又把宋子文轰成过街老鼠，灰溜溜地辞职。

傅斯年不仅把炮口对准国内贪官污吏，就是有定评的世界级的大文豪，他也敢批评。他的绝笔文字《我对萧伯纳的看法》就是与众人唱反调，调侃萧伯纳“江郎才尽”，他化萧氏“神奇”为“腐朽”，对萧氏的评论苛言锋词令人咋舌：

“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

他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

他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

他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

他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

不平则鸣，实话实说，这是傅斯年的作风；

毁誉由人，荣枯随化，这是傅斯年的风格。

毁誉参半傅斯年（7）

三

关于傅斯年的才干，几乎是交口称誉。

蒋梦麟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罗家伦说：“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

胡适说：“孟真有绝顶的天才。”

称傅斯年的才干“百里挑一”绝不为过。他五岁进私塾，十一岁读完十三经。乡邻皆知他是出口成章、下笔成行的神童。读小学堂时，家境不好，有些同学常送他烧饼请他代写作文，以至先生跟他开玩笑：“傅老大（据兄弟排行称），你是不是又拿文章换人家烧饼吃了。”他年甫十二，远离故土，负笈津门。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预科乙部（经史），与顾颉刚、沈雁冰、俞平伯、毛子水同窗。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成为刘申叔、黄侃等国学大师们物色的“衣钵传人”。

孰料，傅斯年在胡适的引导下，毅然弃下“国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1918年傅斯年与罗家伦创办《新潮》杂志，担纲主编，请胡适作顾问。宗旨是批评精神、科学主义和革命的文词。校长蔡元培支持，月拨两千元作经费。 1919年元旦创刊，“发刊旨趣书”由傅斯年执笔，宣称今日的北京大学，已经“脱弃旧型入于轨道”，不再是培养“一般社会服务之人”，而是以“培植学业”发展学问为目的……创刊号出版后反响十分强烈，重印三次，印数达一万五千册之巨。有评论说，这个追步《新青年》的《新潮》，“表现得甚为突出，编写皆佳”，超过北大教授编的《新青年》。

《新潮》问世四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这期间，傅斯年在《新青年》和《新潮》上发表的文章达五十篇之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和语言等门类，大肆鼓吹伦理革命、文学革命，抨击封建礼教，宣扬个性解放。他自然地成为北大新文化运动中的学生领袖。５月３日晚上7点，傅斯年与“新潮社”社员参加北大千人集会。５月４日，他主持被推举的二十名学生代表会议，商讨策划游行路线，下午2时半，示威开始，他扛着大旗走在前面，在东交民巷受到外国警察的阻拦，学生们认为在国土让洋人管着这是耻辱，遂奔向赵家楼找曹汝霖 “算账”……傅斯年劝大家不要太激动，但局势已无法控制，学生们擎着大旗，去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了。傅斯年一直主张用和平请愿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不主张暴力行动。遗憾的是傅斯年与“五四”运动，最后一个句号没有画圆满。根据傅乐成的《傅斯年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说，５月５日，傅斯年与一陕西籍学生发生口角，两人拳脚相加，傅斯年眼镜被打掉了，一气之下，他宣称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情。

是年6月，傅斯年毕业了，参加官费出国考试。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主考官不想录取，因为他是言论激进的《新潮》主编、“五四”游行的总指挥。后经任人惟贤的教育厅陈雪南科长据理力争，才被录取为山东省官费留学生。他先在伦敦大学学习实验心理学，后在柏林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六年后，落叶归根，报效祖国。

傅斯年一生颇自负，天马行空，因对蒋忠贞不贰而获谤议，本属理所当然。不过，对他于社会之贡献似也已成共识：他树立史料学派大旗，其《性命古训辨证》可为传世之作；创办中研院史语所，惨淡经营二十年，成绩卓著；出任北大代理校长，重建战后北大和执掌台湾大学。

傅斯年的天才，绝非只在学术研究上，在办事的魄力与果断上更为突出。他笑话自己学问不如胡适，但在办事上不敢“恭维”胡适，说他太“性善”。傅斯年有自知之明，他的炮筒子脾气往往得罪人，他说：“叫我事不过二可以，叫我不迁怒，我实在做不到。”他为史语所的创办、发展倾注大量心血，把赵元任、陈寅恪等一流专家聚在麾下，二十年内，因战乱，所址由平、沪、宁、滇、川、台，搬迁八九次，心血耗尽。

在用人上，他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惟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研究所，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研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 “你昨日已晒够了。”他注意在小节上培养部属的节操，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告诫。他严于律己，南京夏天燠热，他人胖，烟瘾又大，在阅读北宋刊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精心保护。他对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亲自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有人说他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有个半真半假的笑话，在南京?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说他上午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他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闻机而坐，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向三楼把患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进洞。在台大当校长，他常去光顾夜市馄饨摊子；蹲在马路边上研究地摊上象棋残局；给小书店写招牌。他给台湾大陆书店写条幅：“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谐趣百出。日常生活与布衣无二。

毁誉参半傅斯年（8）

早年在北大读书时，他立志以从教终其一生，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948年11月，傅斯年在坚辞未果的情况下，接任台大校长职务，台大本是台北帝国大学前身，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家属子女大量拥入，要在台大就读，致使人员关系复杂，经费短缺，一堆烂摊子。但傅斯年精心筹划，锐意革新，使学校很快走上正轨。他将“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立为校训。当时，岛上反蒋情绪高涨，学潮不断。有人在报上发文章指控台大“优容共产党”，说某某把院系变成亲共势力温床。傅斯年不怕，针锋相对在报上批驳，说“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学校不兼警察任务”，反对肆意在师生中搜捕共产党。追述1945年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在会见警备司令关麟征时，他当面斥责说：“以前我们是朋友，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是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能沉默吗？”当然，事后在处理凶手问题上，他又说：“秉承蒋主席公允无偏的意旨办理。”站在蒋介石的立场面对学潮，哪有不偏的？结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是站着死的。

1950年12月20日，在蒋梦麟主持农复会会议上，“参政员”郭国基质询台湾大学，关于“教育部”从大陆运台保存在台大的器材处理和放宽招生尺度问题。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侃侃答完后，又大谈办学方针理想，言毕，突然昏倒，不再醒来。傅斯年逝世后，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向记者宣布，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有位记者错把“弃世”听成“气死”，消息传出去，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要求郭国基说明事情的经过，郭逃之夭夭，学生紧追不放，引来百名警察，后经多方劝说，风波才平息。

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有五千余人参加。蒋介石亲临致祭。

傅斯年一生廉洁，两袖清风；廉不言贫，勤不言苦。

1943年在重庆，他的血压已很高，为了贴补家用，他不得不挑灯夜战写稿子。 1949年到台接任校长，立即辞掉“立委”，坚持靠薪俸生活。在他去世前几天，他还托刘瑞恒先生，嘱有人去港替他带一件西装上装（他有两条裤子，上装破了），价位不超过一百港币。刘说稍为像样一点的都得一百五十元港币，他都表示为难，遑论其他了。

为纪念校长傅斯年，台大在实验植物园内建造一罗马式纪念亭，墓前立有无字碑。并将此园命名为“傅园”。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1）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1893—1988）先生逝世后，为联系出版《梁漱溟自传》（梁培宽编）、《梁漱溟传》（梁培恕著）事宜，笔者与他的两位哲嗣一度过从甚密，多次叩访。梁氏兄弟一住北大，一住社科院，令我吃惊的是两家的陈设十分简朴，甚而可以说是简陋。大概是遵先父“三不”的家训（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而奔赴所致。寓所没做装修，且家无长物，上世纪80年代巷陌人家的家居水平。惟培宽先生八平见方的小客厅内梁漱溟那幅头戴瓜皮帽的遗像十分醒目：孤峰独秀的鼻翼、微翘紧抿的嘴角、深邃不屑的目光，真能逼出你皮袄下的“小”来。

笔者好奇，梁漱溟这尊严峻冷面“佛”的背后，究竟怎样一副悲天悯人的心怀，他还有无另一副面孔？我搜罗浏览了梁漱溟先生生平的相关著述，“自传”、 “传”、“评传”、“纪念集”之类的著述、回忆文字十二本，融以与培宽、培恕的多次交流，梳理扒抉一番，试图用琐屑的细节拼出梁漱溟“凡人”的背影。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2）

国 事

梁漱溟先生是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闻于世垂于史的，至于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身份当为次。他毕生的爱国言行世人皆知，毋须详细介绍。但为理解其形象的完整性，就他人生之旅中为“国事”所发惊世骇俗的言行或精彩绝伦的名句若干片段节录于此：

“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

1946年5月11日、16日，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全国震惊！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番话。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悍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政协决议”被撕毁。周恩来毅然由南京移居上海为抗议。9月30日，周分别致函马歇尔、蒋介石，严正警告。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地奔走其间。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回宁继续和谈。梁乘11日夜车返宁。翌日晨抵宁，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解放区张家口的消息。大愕。面对记者的采访，梁漱溟惊叹地说了这句话。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趣话。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11 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始料不及，这篇发言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3年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批林批孔。江青在某次大会上捎带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协学习批判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有人警告：“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长篇即席讲演，但不直言表态拥护。在众口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梁的大规模批判。1974 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征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时，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石破天惊，四座哑然，旋群情激奋。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3）

家 事

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元人后裔，宦游北方。自曾祖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居北京。

父梁济（巨川，1858—1918），二十七岁中举，四十岁时才踏上仕途，曾做过教谕、内阁中书，至民政部主事。官不大，口碑较隆。“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时有赶驴车者见之，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6 《清史&#8226;忠义&#8226;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在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梁济于六十岁生日前夕，家里人准备为他祝寿大扫除，他借故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谁知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11月10日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7因遗书中出现“殉清而死”四字令人费解，有人称他“梁疯子”。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早在民国元年，梁济首次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着手写遗书，稽延六年。见民国后社会道德继续沦丧，甚而变本加厉，故“尸谏”。此为一说。据培恕告诉笔者，其祖父写遗书时，连朋友的生日也未忘记，将准备好的贺仪留在桌子上。他是理智的。而梁漱溟将其父自杀原因归于精神耗弱所致。梁济在遗书中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父亲从小对他实施“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完全的启发式。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不斥责，让他去看。梁漱溟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询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4）

梁漱溟到该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其父不使其读，而令其学习《地球韵言》。青年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其父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深得其父精髓，十七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民国以后，父子对时政见解的分歧日益增大，但父亲只表示自己的主见而已，对儿子参加革命活动并不加干涉。梁漱溟年轻时因考虑人生问题不得其解，多次想自杀，而自他父亲自杀后，他倒看重自己的生命，坚信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不会死。

梁漱溟一生前后相隔约十年娶过两位夫人。“在父亲的生活里，家庭生活始终不重要，无论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配偶都不重要。我料想，如果他回顾一生，会对她们俩人觉得歉然。”次子梁培恕如是说。

其元配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型，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两子。由于文化差异，两人感情平淡。1935年黄因难产去世，客观上使梁漱溟“以有爽利的身子，容我全副精力服务于社会”。本不拟续娶，将两个儿子先后寄养于多位亲戚家。十年后因缘际会，与小他六岁的陈树 结婚。陈北师大毕业，但个性强烈，脾气暴躁，甚而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丈夫尴尬。两人一直在龃龉中过日子。陈晚年患歇斯底里症，1979年逝世。比较起来，梁更怀念发妻，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回顾以往，倍增愧然。

对先父梁济的“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十分推崇，并将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复施予儿子们。他十分尊重、理解、宽容儿子的个性发展。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次子培恕“患病”（意指思想、情绪、意向多变、浮躁），他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漱溟为社会大事东奔西走，居无定所。培宽、培恕先后寄于多位亲戚家，十三岁的培宽便为弟弟买布做衣服。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从现留存的父子数十通函札资料看，梁漱溟还是不时关怀、培养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的，不乏儿女情长——大到注意身体健康，用钱不要太苛刻自己以致冻馁，小到纠正信中的错别字。“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1943年2 月28日）培宽告诉笔者，有一年他的地理考了五十九分，要补考。父亲看到补考通知单随手退还给了他，一句话也没有批评。因为他相信儿子会知道怎么做的。培宽记忆中一生父亲只打过他一次，那是他十岁时，在邹平父亲的办公室里乱翻东西玩。父亲打了他一下手心，也只是象征性的。梁漱溟谆谆告诫、提醒子女“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5）

梁漱溟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而奔赴的大事”当作家训，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得到了传承。培宽、培恕一生素不喜出头露面，不喜张扬，为人低调。大概正因为如此，两人在历次运动中没有遭到更多的磨难。培宽于1953年初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他们父子之间也是有分歧的。

1977年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梁漱溟看过后，认为其中毛泽东所说的话，有些似当年不曾在会上听到过，推想这可能是在别的场合讲的，现在将它们编写在一篇文字里了。但梁漱溟还是给中央统战部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由于我狂妄冒犯主席，无可原谅”，“今日只有敬领训斥，好好学习”。对此，梁培宽、梁培恕很不以为然。培恕试图劝阻，无效。培宽时在北大，不知；知道后信已寄出。儿子们认为：根本无须表态，故信无须写。“如果一定要表态，应该承认有冒犯之处的同时，应将过去一再表明并无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意申述清楚，不可忽略不提。”培宽对笔者说：“父亲只是一味地检讨自己，而对对方却一字不提。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不计前嫌’是大可斟酌的。人家看成政治斗争，而父亲却一心讲道德修养，而只讲自己的修养不足，一味的‘反求诸己’这种以德报怨，有点亏待了自己。”

他们兄弟二人知道敬重父亲的最佳选择是对他精神的传承。梁漱溟去世后，兄弟两人已先后退休，全身心投入整理父亲的遗著，为其父编辑出版八卷本六百多万字的“全集”，以及“自传”、“传”，出版纪念集、书法集等，接待国内外梁漱溟的研究者。目的是通过整理编辑先父的著作，加深对他的了解，把父亲的思想完整地交给社会，供世人研究。他们只继承父亲的遗志，不继承家产。他们将整理出版父亲著作的数万元稿费，只留下买一台电脑（供继续编选著述用）的几千元钱，其余以梁漱溟的名义全部捐给当年梁氏在桂林所办的勉仁中学，即现在的勉仁职业学校。笔者曾代为转赠过一笔稿费。我曾问培恕先生为什么，是不是承老先生不谋衣食、不谋家室的遗训，他笑着说：“不为什么，我们只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孙子梁钦东向祖父求字，八十八岁的梁漱溟录诸葛亮《诫子书》，令其研读自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梁氏家风：还斯文于先人也。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6）

趣 事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二十岁时他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当时的《民国报》总编辑是孙炳文先生，一次兴致所至为梁题写一扇面，不知出于何意，将上款题为“漱溟”。“正中我意”，梁觉得此名很别致，自此始将梁焕鼎正式易为梁漱溟，沿用终生。

梁漱溟上有一兄长，下有两个妹妹。父亲特喜欢他。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中思维，不喜运动。体质较弱，且有少年斫丧身体之不良习惯（手淫），后觉影响健康，痛加改之。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六岁时自己不会穿裤子，因背带裤，不会打扣。常晚起。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一直为家里人的笑谈。“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立志培养自己“自学、自进、自强”的精神。

十四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当时他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要好。廖少年老成，勉励大家自学。相互间依年龄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个人谈到兴头上，奔赴酒楼上喝酒吃蟹，以示庆贺。廖福申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警示策勉。于是廖给大家起名：王同学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姚同学擅体育，起名为“暴”；他自己很勤奋，却自谦名为“惰”；而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觉得很中肯、贴切。梁漱溟当时确实很“傲”，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草率失败。一位王姓的国文先生对他此举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偏偏赏识，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褒之。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特别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他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装订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学友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回忆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另一个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入京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7）

梁漱溟一生笃信佛学，孜孜思索，探求中国问题、人生问题。正是穷于思索和苦闷，他试图从佛学中找答案。就苦、乐而言，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因此，他就注意观察一些社会现象，如坐轿子与抬轿子的，走路的和坐车的。不再以为坐轿子的就乐，走路的就苦。他悟出：“坐轿子的正为某个难题（欲望）发愁，步行的却悠然自得，并未感到苦。”因此觉得对人生苦乐探求与佛学合拍，他就拼命看佛家书。以至十八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十九岁开始茹素至终生，决意为僧长达九年。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副联语，勉人并自勉。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宴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万一‘中头赏’”何以对天下人！“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志不可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草地上露宿。

但有时他也“怕”的，怕的不是天，而是人。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每人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不留蛛丝马迹。究其原因，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面冷，似不苟言笑，但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无法结束，让大家扫兴也不好，梁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借剧中人台词并做起身告辞状，说“告辞了——” （拖长声），他就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文革”中，他以十分幽默而带有不屑的意味向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8

晚年，因年岁已高，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不得不亲题“告示”，但不像他人拒人千里，而是有礼、有节，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 “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一九八六年三月，梁漱溟敬白。”有心人从字纸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个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诚如赵朴初对梁的评说：“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烟不酒。酒偶尔为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他还认为养生还应包括精神上的自我修养。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8）

友 事

“情贵淡，气贵和。惟淡惟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勉仁斋”，是梁漱溟的斋名。

由此两端，可见梁漱溟的品格与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名流和贤达，甚而是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 “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

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得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 “中国的甘地”。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亲笔书函甚而挺身交涉，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劳；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 “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让座，客人告辞，送至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九十一高龄。发言者大多坐在主席台上讲话，他发言十五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谢绝。敬人者恒敬之。

梁漱溟晚年回忆一生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部字典”的往事。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一声令下，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一场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劝阻了。”求情当然没有用，“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因为那书是跟随梁漱溟多年的席潮杰的遗孀徐昌玉，为表惜别之情将席生前用的辞书送给他做纪念的，在梁漱溟的心中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金钱，梁漱溟看得淡而又淡。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9）

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终觉“感愧与并”。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三百元工资，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济助一些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维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40年代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梁漱溟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一百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二百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又把自己一百元工资的一半贴给萨空了。

写梁漱溟的友人，政坛首当要提的是毛泽东，学界要写的是冯友兰，还有那个军阀韩复榘。

“我和毛泽东本是老朋友，相互间比较熟悉，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杠，他批评我不对，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谏饰非……”

梁漱溟那场“要雅量”酿成“廷争面折”的悲哀往事，世人皆知，毋须复述。梁说他与毛是老朋友，倒真非攀龙附凤。梁漱溟的堂兄梁焕奎生于湖南湘潭，早年供职于湖南省学务处，与毛的岳父杨怀中交情不浅。梁焕奎曾保荐杨怀中留日，又同渡日本。而梁漱溟的另一族兄梁焕均又是杨怀中的学生。1918年后，梁焕奎就住在北京梁漱溟的家中。时杨怀中到北大任教，与梁焕奎过从较密，绝非泛泛之交。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住在杨怀中家里。1917年梁漱溟已拥北大教席，与杨怀中是同事、忘年交。梁漱溟常叩访杨怀中讨教哲学问题，寓寄杨家的毛泽东常为其开门，点头相识，却不互通姓名。毛泽东后由杨推荐在北大图书馆当月薪八块大洋的管理员。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发起的“驱张（敬尧）运动”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不久杨怀中病故，家境窘迫，友人解囊相助，梁漱溟便是其中一员。而承办杨怀中丧事的就是毛泽东……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10）

再以后，梁漱溟1938年访问延安，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竟通宵达旦，所以毛泽东后来公开宣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毛、梁同庚。梁长毛两个月。

即令在“廷争面折”之后，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 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生日寿礼。九十四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地寂寞。”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至于周恩来，梁漱溟“不计前嫌”，不介意当年说他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什么的。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一直认为周“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并设身处地地想，周在那个会上只能与毛保持一致。

梁漱溟长冯友兰两岁。

他们本有“师生之谊”。据冯自述：1918年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时，梁曾授其印度哲学课。1921年梁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美留学的冯得知此书出版“心中惊喜，渴欲一读”。读后致梁一通三千字的长函，谈感想（实际上是书评），并直率地提出“不能赞同之点”。梁漱溟将此信收藏了六十年，聊见他们的诤友情深。后冯也成为卓有建树的学者，两人交往不断。1971年岁末，梁回忆感慨五十多年前北大哲学系故旧多已凋谢，致冯信云：“难得吾二人还在北京，相距尺咫，岂不可一谈耶？”冯请梁到他家中做客，相见甚欢。饭后握别时冯还颂《论语》：“发奋忘食，乐已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抒情怀。转至1973 年，冯发表“批孔”文章，梁不以为然。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显示一种诤友精神。1985年，冯九十华诞设家宴，冯女宗璞禀父之意电话请梁光临。梁断言拒绝。但即复信说明拒宴理由：“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磊落大方。冯接信并无愠色，倒觉这种直言，是很难得的。遂命女宗璞寄《三松堂自序》，并信云：“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并期冀“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梁接到信后，随即阅读，不顾腰病卧床，仍用三四天时间，坚持将书读完。梁见老友在书中意识到“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真想说的”，如果这样， “就不会犯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了。冯的自我剖析，使梁改变了对冯的态度，谅解了，“由拒不赴宴，变为表示‘甚愿把握面谈’”。遂复函拟往冯寓。冯执意甚诚，由女宗璞陪同于1985年12月24日趋赴梁府相聚。这是梁、冯最后一次晤面，“始终未提批林批孔的事”，又未就“谄媚江青”之事“发表任何意见”。会见时，梁宽容地听了晚辈宗璞一番“童言无忌”的插话。宗璞慨叹“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梁最后以己著《人心与人生》相赠，亲题“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梁漱溟晚年在与他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及冯友兰等旧雨，特别关心冯的眼疾，淡淡中透出怀旧的情结。冯友兰并不因梁当年的直言批评而心存芥蒂，而是以友情为重，在梁去世后，撰文悼念，颂扬梁“敢于犯颜直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11）

冯友兰送的挽联是：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

从上述梁、冯二人的“不快”始，到“为玉帛”止，可知双方都是有理、有礼、有节、有度的，不像有些媒体的夸大其词。

最初《梁漱溟问答录》面世，影响甚大。或因这种问答的形式，让人误以为 “答”是一丝不苟的“实录”，也或因执笔者对问题的描述有失误、措辞不当，有意或无意地拉大了梁、冯两人间的距离。冯友兰之女宗璞立即写了《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以正视听。“问答录”的作者并没提出异议。十二年后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又写《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坦言“问答录” 确有“失误与缺陷”。无法倾听三方声音的读者，不免产生困惑。鉴此笔者饶舌一番，力求客观地复述一下事情的始末。

梁漱溟与军阀韩复榘的交情不薄。

韩原是冯玉祥的旧部，当过冯的“司书生”。因韩念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又善战，深得冯玉祥的重用。冯治军甚严，韩某次不服军令，冯当众训斥，令其滚，并罚跪于会场外墙根下。散会后，冯怒气未消，又给他一耳光，才说：“起来吧！”韩复榘一气之下带领部属开往山东。恰冯玉祥正与蒋介石混战，蒋介石乘机立即任命韩为山东省主席，统治山东八年。

梁、韩相识早在1922年，梁漱溟应冯玉祥之邀，在北京南苑给冯的官佐讲儒家哲学，当时韩复榘是营长官衔，由这次听讲学认识了梁漱溟。后韩任河南省、山东省政府主席，恰梁在此两地搞乡村建设试验重逢。韩为梁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诸多方便。

韩复榘后来在抗战之初不战而逃。蒋介石为杀一儆百或剪除异己杀了韩复榘。梁漱溟谈对韩的印象时，称他读过孔孟的书，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

此外，梁漱溟对梁启超向为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的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的弊端。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四十年的交谊。

梁漱溟就是这样的一个“怪人”。他的这种处友方式，他的迂阔与率直在同辈学人中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12）

身后事

仁者寿。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九十有五。在近百年人生舞台上，他饰过主角，演过配角，跑过龙套。辉煌也罢，暗淡也罢，与世人一样，都是历史中匆匆过客。所幸者他以长寿之资，在朋辈友人中最后一个把笑声留给观众。

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对于死，他早参悟已透。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他于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儿孙昼夜轮流陪床伺候左右。5月他还接受一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他的遗言。5月11日他把长子培宽呼之床侧，示意有话要说。培宽备好纸笔。他说： “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只坦然地说：“火化。”

梁去世后，例行的追悼会是要开的。中央统战部为梁漱溟起草一份《生平》。关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写道：“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家属认可。可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为：“受到批评。”“第二稿和第一稿的区别在于，第一稿隐含梁漱溟不曾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意和因此而受到不恰的批评之意。但后来这两点意见被去掉，即恢复当年的提法。”本来统战部以尽快送印刷厂打印为由不让家属看修改稿。经家属再三要求，才让过目。家属在电话中向拟稿人表示反对：“如不改为第一稿中的表述，家属将不出席次日（7月7日）的遗体告别式。”统战部不得已，约请梁氏兄弟去面谈。梁氏兄弟表示，文字如何表述，以事实为准。当年明明是“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白纸黑字写的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现在为何将“批判”改为“批评”，令人费解。对方无言以对，只反复重复劝其“希望以大局为重”、“明日家属务必出席遗体告别式”一类的话。家属据理以争，不肯让步。家属不在乎评价如何，只要合乎事实就行。梁漱溟生前概不接受说他反对总路线，子女们就不能替他接受。商谈从大会议室改到小会议室，由中午拖到开晚饭。相持不下。统战部请来民建的孙起孟先生、民盟的叶笃义先生从中转圜。两位先生感到此事棘手，觉得家属持之有理。一说：“原来第一稿不是挺好吗？”一用“晓以大义”劝说。又陷入僵局。双方的心理底线是：干脆将这一段不写入“生平”。但双方谁也不肯先表态。最后由孙起孟提出。家属也通情，即作附和。统战部的同志不敢表态，说待请示。云暂且休会，吃饭，准备晚饭后再谈。出门时适遇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同志外出归来。阎明复听完双方意见后表态：梁漱溟先生生平的稿子，本来不是统战部所能写的，他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又说：“那就不写这一段吧。”因此，1988年7月8日，新华社播发，刊在《人民日报》的“生平”中留下了1953年那段“空白”，文章的标题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

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

百年沧桑，救国救民；

千秋功罪，后人评说。

横批“中国的脊梁”。

这副挽联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草拟的。培宽本人正忙于父亲身后事不知情。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大概怕在灵堂上闹起来影响不好，工作人员只好作罢。

据《人民日报》载，前往吊唁出席遗体告别仪式的有李先念、阎明复、刘澜涛、习仲勋等四百余人。赵紫阳、万里、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送了花圈。

《人民日报》刊发“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的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

梁漱溟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后应山东邹平（梁1931年在此创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要求，家属同意将部分骨灰葬于邹平，并建碑林。墓碑由赵朴初题写。后费孝通、启功、吴祖光等文化名人相继为梁漱溟邹平墓地碑林题词。继之，梁漱溟的桑梓广西桂林提出同样要求，家属应允，又将梁漱溟存于八宝山的另一部分骨灰迁葬至桂林穿山公园。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1）

爱家爱国，儒雅谦冲

“他的确是蔡孑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如是说。

“他”是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

世人知道梅贻琦的已不多了，也难怪，1949年6月梅贻琦代表国民党政府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会议后，如泥牛入海。他先在美国管理“清华基金”， 1955年赴台，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至 1962年病殁台北。

“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周恩来的这句话，可视为共产党对梅贻琦的政治定位。

梅贻琦，字月涵（1889—1962），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生于天津，远祖梅殷是朱元璋的驸马，受命驻防天津，从此成为津门望族。诗书传家，梅贻琦的父亲梅臣中过秀才。清末，家道中落。梅贻琦1904年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保定高等学堂。次年，以第六名优秀成绩被录取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放洋，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4年毕业后回国，不久应清华邀约回母校执教。此后，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一位西哲说：“教育的出发点就是爱。”

梅贻琦爱家。

梅贻琦有姐弟多人，儿时每人都有一个奶妈。可是等到幺弟贻宝出世时，家已日暮途穷，奶妈都辞了。十岁的梅贻琦当了婴儿贻宝的“奶妈”，每日必做的功课是喂弟弟奶糕，照料弟弟。放洋期间，梅贻琦从牙缝中抠出十元五元，不时寄回家中济穷，助弟弟们上学。回国后他供职清华，说媒提亲者踏破门槛，面对三个弟弟读中学，特别是见到二弟贻瑞因无钱中断学业，他很难过，为赡养父母，为帮助弟弟们上学，他决计不考虑自己的婚姻。直到三十岁时才与韩咏华结婚。弟弟们上中学、大学的费用全部由他一人负担。即使婚后，他还把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赡养父母，助弟弟们上学，自己的小家仅留三分之一。梅贻琦逝世后，幺弟梅贻宝（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十一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2）

梅贻琦爱国。

早在1927年，他对清华留美预备部毕业班作临别赠言时，意味深长地说：“赠别的话，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后只要劝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1931 年，他在出任清华校长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当然，他的认为是“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次年，在纪念“九&#8226;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沉痛地说，那是“国难追悼会”，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极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块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即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梅贻琦向以讷于言而敏于行称著，更以言必行、行必果而名世。由于他身居清华校长的特殊位置，对学生运动是十分敏感的。40年代末清华中共地下党干部白祖诚回忆说：“……在那两年中，以梅贻琦校长和诸士荃训导长等主持的校务当局，始终基本上没有干涉、限制过学运和学生的活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清华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陶瀛孙回忆说：“梅贻琦比较明智，捐十元大洋做活动经费。（指中共地下党活动）”3 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曾积极提倡师生为抗战工作而努力”。在清华校友通讯上，他发表过两篇《抗战期中的清华》，在报告校务的字里行间充满爱国激情。1938年春，国民党政府发动训练机械化部队，梅贻琦倡导机械系二、三、四年级学生参加交辎学校受训，毕业后分赴各地工作。1939年，抗战部队急需电讯人才，他就在电机系专设电讯专修科，为抗战服务。1943年盟军来华征集译员，随军上前线，那是很危险的。梅率先垂范，支持正在二年级（本不属应征对象）就读的儿子梅祖彦弃笔从戎参加远征军，二女儿梅祖彤也参加了战地医疗队。

受梅贻琦的影响、熏陶，儿子梅祖彦在部队服务三年后，赴美留学。1949年毕业于梅贻琦的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并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彦毅然回到大陆，为新中国服务。此举是得到梅贻琦的默许而成行的，他为儿子“回到清华母校任教感到快慰”。梅贻琦故去后，夫人韩咏华于1977年落叶归根，回到大陆安度晚年。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安排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梅贻琦儒雅、谦和。他虽出身工科，但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四书五经、史地和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人称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对人和颜悦色。如遇工作中问题，他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疾言厉色。

1940年9月，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为他举行公祝会，纪念他为清华服务二十五周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块“育材兴邦”匾额，他的美国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授他名誉工程博士学位。面对朋友、同仁道贺，他在答辞中说：“方才听了几位先生以个人为题目，说了不少夸奖的话，自己不敢说他们的话是错的，因为无论哪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有他的短处，只是诸位不肯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所以对于这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称扬的话语；就是吴士脱工业大学赠给个人的名誉学位，也是因为他们敬重清华，所以对于这个学校的校长，做一种奖励的表示。” 4他在“教育部”任内，一所新大厦落成，僚属请梅贻琦立碑纪念，并举行仪式。可梅贻琦只在签呈上画了个图，标明尺寸，指示只要求在新厦墙上加一碑石记上兴工、竣工日期即可，其他都不要。晚年有人要为他设立“梅月涵奖学金”，他执意不肯。这些，都显示他的人格魅力。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3）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华校长，可称得上受命于危难之时。自罗家伦于1930年离职（当属被逐）后，清华长时期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连续空缺了十一个月，不断易人，反复被逐。国民党政府只好令在任“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出山。梅贻琦感到荣幸、快慰，但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虽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中肯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称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在治校方面，梅贻琦倡导“吾从众”的民主作风。他以京剧中的“王帽”自喻，把主戏让别人唱，并说：“那是自己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与有荣焉’而已。”大家都说他是个只知有事，不知有“我”的人。他博采众议，无为而治，但又择善固执。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是相悖的，但他一意坚持惟实，不惟上。他还强调对学生的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八年的西南联大主要校务工作是由梅贻琦负责的（另有南开的张伯苓和北大的蒋梦麟）。从《梅贻琦日记》（1941—1946）中，可以看到在国难当头、校务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下，梅贻琦呕心沥血，才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 的局面。

1940年9月，梅贻琦的美国母校邀请他参加校庆，并颁他荣誉博士学位，他丢不下艰难竭蹶中的联大，没有前往。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为渡危艰，当时清华的教师组织“清华服务社”，通过为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以改善教职员生活。梅贻琦将该社所获的利润，让西南联大全体同人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的酬薪，深得大家的拥戴。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4）

1948年时局发生变化，是年底梅贻琦与一些名教授被当局接到南京。次日（12 月22日）国民政府要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部长，梅坚辞。据当时一起同行的张起钧教授回忆，梅贻琦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地表示：他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这“表现了学人的风格，树立了师德的典范”，“不愧是个‘人物’。”

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在他离平前夕，设立了一个“校产保护小组”，把一批账目和物资转移到城里。对“清华基金”，他更视为命根子。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这笔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因他不愿用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因此，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他到台后，把这笔款子用于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和新竹“清华大学”。

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在他病桌旁始终有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在梅贻琦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动容。

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人、朋友。闻一多被害，令他悲愤欲绝。“日间

披阅两校公事颇忙。夕五点余潘太太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可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其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人安全……”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5）

梅贻琦为防止类似惨案发生，旋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善后，一面向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

潘光旦是清华的教务长，梅贻琦的老同事、老朋友。1936年2月29日，警察局到清华大搜捕，逮捕数十位无辜的同学。学生们误认为是潘光旦向当局提供的名单，围攻潘。潘是残疾人，一只腿，双拐被丢在地，只能用一只腿保持身体平衡。梅贻琦觉得他是一校之长，不能让朋友代己受过。他挺身说：“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他对情绪激动的同学们说：“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出了事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抱歉地给了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是不大准确的……你们还要逞强逞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吴晗教授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梅贻琦一面拒绝，一面悄悄地通知吴晗离去。

梅贻琦爱生如子。他说：“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完全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忱。他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后，梅贻琦派卡车把同学接回。对当局逮捕、开除学生，他总想方设法予以保护。或通知可能要遭逮捕的学生立即离校；一次为掩护郭德远同学脱险，甚至同意把他藏在自己的汽车里偷运出去（未实施）。有学生被逮捕，他总费尽周折去保释。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要闹学潮时，又怕影响梅校长的地位，总要先贴出拥戴梅校长的大标语。对梅贻琦与警察局周旋呵护学生的行迹，学生们模仿梅校长的口吻，编了一首顺口溜：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传闻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见得。

尽管他自己很节俭，但对穷困、病难的学生，梅贻琦总是慷慨解囊，予以济助。学生林公侠在香港中风，贫病交加，梅贻琦闻讯，从美国汇一笔“数目巨大” 款子，帮他渡过了难关，并勉励他：“好好养病，保留此身，将来为国家出力。”

梅贻琦在1941年曾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是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梅贻琦以他的智慧、务实精神和果断的态度，在那非常的岁月，保存了清华的元气，实现了他的理想。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6）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梅贻琦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除了他的“勤政”之外，“廉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俭德的口碑极隆。

他在《就职演说》中第一个便谈经济问题。“力图撙节与经济”是他用公家钱奉行的原则。他长清华后“删繁就简”，尽量减少办事机构，裁减冗杂人员，多次表示：“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各事更应力求节省，期以最廉之代价，求得最高之效率。”

最可贵的是身教。梅贻琦一到任，住进清华园甲所（校长宅），便放弃传统的校长特权：家里用工的薪金、电话费，以及学校免费提供的两吨煤，全部自付。他认为：“虽是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西南联大岁月，他与普通教授一样租用的是民房，窄小，两把硬椅子放在阶台上算是客厅。学校配给他一部小车，当物价飞涨时，他毅然封存了汽车，辞退了司机，安步当车。外出应酬，则以人力车代步。那时，他是知名大学校长，官场应酬多，对某些奢华的宴请之感慨，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座中有何本初县长及吕专员、黄参谋主任。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尔。”（1941年6月 11日）“晚，×××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饮食之余，不觉内愧。”（1941年10月13日）在现存的清华档案袋中，还存有梅贻琦当年用废纸头起草的公函、报告提纲等原稿。

1943年当他获知老母去世后十分悲痛。原定当天下午由他主持联大常委会，同人建议暂不开，他仍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1943年 3月4日）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盖当兹乱离之世，人多救生之不暇，何暇哀死者，故近亲至友之外，皆不必通知。……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耳。”

西南联大有时为职工谋一点福利，由他主持制定的校规却明令“没有三位常委的份”（其时，蒋梦麟、张伯苓另有兼职）。“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我们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都不让领取补助金。”他们家的生活极为艰苦，“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点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为了补贴家用，夫人韩咏华与教授夫人们一道绣围巾，做帽子上街去卖。后来与潘光旦、袁复礼夫人组成“互助组”，自制一种上海点心，取名 “定胜糕”（抗战一定胜利），由韩咏华跑到很远的冠生园食品店寄售，来回要一个半小时。夫人又舍不得穿袜子，光着脚穿皮鞋，把脚都磨破了。

夫人韩咏华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与名流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在一起。活动时大家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梅家，家里没有钱，夫人就上街摆个小地摊，把子女们小时候的衣服、毛线编结物去卖，卖了十元钱来待客……校长夫人摆地摊被世人认了出来，一时成为美谈。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7）

固穷守节。 1951年，梅贻琦主持“清华纽约办事处”，只有一间办公室，只聘一位半时助理，自己给自己定薪每月三百元。后台湾当局有令，要他把薪水改为一千五百元。梅贻琦不肯：“以前的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原住一通常公寓，为了给公家省钱“搬进一个很不像样的住处”，“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

1955年，梅贻琦到台，却把夫人留在美国。他在台挣的台币，根本无法照顾夫人生活。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在衣帽厂做工，到首饰店站柜台，去医院做护理照料盲童，从六十二岁一直干到六十六岁。生活拮据，有时靠在洛杉矶的大女儿梅祖彬，业余帮研究生打论文稿赚五块十块贴补家用。 11而某年，梅贻琦回台北参加一次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会议给他一笔津贴，他却将钱全部为“清华驻美办事处”买了一大批书。真是君子忧道不忧贫。

梅贻琦做人外圆内方。

圆，对人谦冲、诚笃、公正。他有浓厚的民主作风，有对事不对人的雅量。叶公超评价他：慢、稳、刚。该刚的时候，他则刚。他与秘书有约定，凡是求情的信件，不必呈阅，不必答复，“专档收藏了事”。抗战前的清华总务长，是梅贻琦的好友。他是位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一次，那位总务长要求梅贻琦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认为行政人员与教授，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他不同意，结果那位总务长拂袖而去。梅终不为友情所动。这是他择善固执，“刚” 的一面。

有一则趣事。据清华毕业生孔令仁的回忆：西南联大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云南省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都想转到附中，同时报考了这所学校。龙国璧没有考上。联大创立时，龙云曾给予许多支持，这次他的女儿没被录取，十分生气，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到梅贻琦处疏通。但秘书长踌躇不动，龙云生气地问他：“你还站着干什么？”秘书长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这才不气了，对梅更加敬佩有加。

梅贻琦生病住院，台湾当局不予开支各项费用。“其间医药丧葬，都承若干若干知不详说不尽的先生们、朋友们关怀维护。”（梅贻宝）人们之所以如此厚爱他，不止是他潇洒的“两袖清风”，还有那铮铮的“一身正气”。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梅贻琦曾亲自为清华校刊题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梅贻琦，以毕生的实践，躬行了清华的校训，弘扬了清华精神。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1）

夫贵妻荣。

“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对我的生活感兴趣。”王映霞在其“自传”里如是说。诚然，是郁达夫的盛名，使她结识了鲁迅、郭沫若、徐志摩、茅盾等一大批文坛翘楚；也正因他们夫妇之间的风风雨雨，使她成为世人感兴趣的话题或曰谈资。余生晚也，对此不便不想更无资置喙，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自有历史去评说。因翰墨故，一度时间笔者与王映霞有所过从，对其后半生和晚景的生存状况略知一二，现诉诸文字，献给海内外一切关注王映霞的读者。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2）

人生到处知何似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王映霞(1908—2000)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锁。“锁”，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学名金宝琴，生于杭州。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润物，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后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是时，班主任老师是位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带进校园。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始知创造社有个郁达夫，在拜读其《沉沦》时，她对文中的大胆描写，觉得颇“有些难为情”。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不几年后的一个偶然，在世伯孙百刚先生（他与郁达夫是留日时的同窗）的寓所邂逅郁达夫。落花有意随流水，近代文坛上从而演绎出一阕“风雨茅庐”的趣话。相识之初，王映霞在“犹豫、困惑、烦恼、兴奋”中举棋不定，后终于敌不住“欲撰西泠才女传”的郁达夫的苦心孤诣的追求，于1928年结秦晋之好。历十二年风雨雷电的磨合，未能善终，王映霞卒与“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离异。这对才子佳人，从萍水相逢到不欢而散，倒真戏剧性地印证了郁达夫婚前所言“我且留此一粒苦种，聊作他年的回忆”。此言，对王映霞又何尝不是？所不同者，郁达夫此后风雨飘萍遭厄运，王映霞觅到了归宿罢了。

“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斯言诚哉。王映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分手后，由香港转道至重庆。经亲朋故旧介绍，曾先后在保育院当过保育员、军委会特检处做过秘书，后到外交部文书科当过科员。旋由前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牵线搭桥，与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的经理钟贤道结成连理。

钟、王于1942年在雾都结婚，婚礼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婚前，钟贤道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钟贤道是努力实践他的诺言的。他让王映霞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专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厨房，洗手作羹汤”。他们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利。1948年他们定居上海。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前夕，达官显贵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定的机票，留了下来。解放后，钟贤道任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副处长，月入几百元，生活富裕，后虽然多次减薪，生活仍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后查实为冤案，平反恢复名誉继续工作。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盖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只口头参加，没有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在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前后仅二十天。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为了给王映霞“压惊”，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她休养，又带她到苏、锡、常各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在王映霞身上用钱，钟贤道慷慨潇洒，而对自己却相当刻薄。他不吃烟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70年代，他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五毛钱的便宜货。王映霞曾对笔者说过：“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56年，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王映霞曾与周恩来有一面之雅，那是1938年在武昌，郁达夫和她曾请周恩来、邓颖超吃过饭。王映霞便给周恩来写了封长信，表达了想参加工作的愿望。数月后，她便接到通知，参加市里的师资培训班。次年，五十岁的王映霞当上了小学教师。她与钟贤道抚育的两个儿女，已逐渐长大成人。“文革”之前，他们已经是北大、复旦的学子。

“文革”岁月，钟贤道、王映霞自无法幸免灾难的浩劫，被抄家、隔离、批斗。王映霞在学校一边受审查，一边当油漆工，漆门窗和乒乓球台，当清洁工打扫厕所和为串联的红卫兵洗被子。当时，社会上被审查的对象自杀成风。儿子嘉陵和女儿嘉利，生怕父母想不开，常常回家或写信恳求父母千万别自寻短见。他们终于挺了过来。“文革”后期，儿女分别先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尔后再分配到农村工作，她也告老退休。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3）

为霞尚满天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王映霞的晚年生活本不绚烂，退休之后更趋于平淡。起初，她的健康状况尚好，除患轻度白内障和心脏病外，并无大病，日常生活全自行料理。她长期一人独居上海，不愿与儿女们共同生活。

三四十年代王映霞便活跃在上海滩，见过大人物，应酬过大场面，但她却没有交际场上人的嗜好。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牌，也不跳舞，连茶也属可有可无，暮年更是如此，唯一有兴趣的是看看报纸翻翻书。

80年代初，在老朋友的劝说、鼓励下，她为报刊匡正一些关于郁达夫往事的误记，兼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和庐隐等交往的文字。

时来运转。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成了文史馆里最年轻的“小妹妹”。在友人的帮助下，她搜罗了郁达夫书信四十九通，结集成册，出版了极富史料价值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又于暮齿之年，据自身的经历写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在大陆、台湾出版。另编就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

令王映霞特别兴奋的是，1990年，八十三岁的她作了一次台湾之行。那是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及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以王映霞为“杰出大陆人士”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的。在台北三个月，她拜访了暌违四十年的老友陈立夫先生、胡健中先生，参观了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饱览了秀色可餐的阳明公园。

时值1995年，王映霞身体日衰，生活不能自理，独居发生困难。儿女们邀她前往同住，她又不肯，便请雇工料理，只在寒冬或酷暑到深圳、杭州儿女家享天伦之乐。笔者即在此期间经友人介绍认识她的。

王映霞的家住上海复兴中路一条弄堂里，门口是幼儿园。是年夏，我第一次登门拜访碰上铁将军把门。邻居老大妈说王老师（他们以此称呼她）骨折住院了，医院就在附近。老大妈让她的孙子给我带路，并捧着个西瓜去。看来，王映霞的人缘不错。在骨科病房我见到了王映霞。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凭直觉我一眼在众多病员中认出她。她时年已近九十，但其气质、风韵犹存，给人一种繁华落尽，美人迟暮的感觉。她因腿伤，正在作牵引，靠在床上，在与一位老先生聊天。我送上名片，作一番自我介绍后，她说她骨折住院两个月了，身体不好，头晕，出书的事等她出院后再联系。她让那位陪她闲聊的老先生找纸笔，写她的地址及电话给我。老先生在床头柜中动作稍微慢了一点，一时没找到，见我站在那儿等着，王映霞脸色不高兴，催他“快一点”。我以为那是个钟点工，后来朋友告诉我：他姓韩，八十岁了，祖籍河北，曾在浙江工作过，特地从台湾赶来照料王映霞生活的。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4）

两个月后，王映霞出院了，我应约到沪住了三天，每天一次到她府上谈书稿、聊天。她的寓所仅十来平米，老房子，有地板。室内的陈设陈旧、简陋。老式立柜、桌椅。没有电视机，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是一台冰箱，冰箱上有花瓶，瓶中有花。但室内十分清爽、整洁。寒暄后，我说她的住房小了点。她说：“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我脸红，心想倒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那位韩老先生和我不都是慕名而来的吗？这时的王映霞耳朵有点背，我与她谈话，声音放得较大，她也听不清，有时不得不辅用笔谈，她看字也要用放大镜对着，但思维一点不糊涂。在谈编她与郁达夫散文合集时，她要我拟书名。我思索了一会儿，信手写了三个题目《爱的罗曼》、《往事如烟》和《岁月留痕》。她用放大镜看了半天后笑了，指着第一个说：“这个似乎不大好，像旧社会‘礼拜六’派文章的题目。”我惊诧她的记忆与思维。问她用后一个怎么样。她说，他人都早死了，烟飞灰灭，就用它吧。我请她为本书题签。第二天我去取，一看，横的竖的写了好几张，都很漂亮，展示了她的书法功底，我挑了一幅笔墨饱满凝重的。在商量选用的照片时，她指着一张50年代她与儿子们的合影说：“这张最好不要用。”恕我不恭，我从编辑角度考虑，成书时还是把它用上了。间或，我问她的生活和子女情况。她说她不要子女们的钱，她有退休金加文史馆给的车马费，够花了。我向她请教养生之道。她说她喜欢散步，饭后百步走。真正寂寞了，早些年遇上好天气，她喜欢拜访老朋友：陈从周、郑逸梅、施蛰存、陆晶清。她说这样一来可以叙旧抒心，二来可以练练筋骨养生。她说她喜欢清静，喜欢闭目养神、枯坐，一坐一两个小时。我问她：你闭目养神时脑子里不想东西吗?她说：想什么?一片空白。一会儿又说，有时也想一点。我想往事如烟，烟消云散，但如烟的往事也会牵萦魂魄的。她肯定会想钟贤道，要不，一次在一家布店里见到一种白底红圆点的布，马上想到钟贤道眼镜片上的闪光点和孙子衣服上的纽扣，于是一下子买好多这种布做床单、窗帘。她也会想郁达夫。他们毕竟相爱过，她也爱他。那年在南洋与郁达夫分手前几天，还亲手为他赶做几套新衣裤，把家用的余钱全留给郁达夫。所谓不想，大概是不愿想、或想了不愿说吧?

那天告辞前，我提出要与她合个影。她很高兴，一手抱着鲜花，一手不忘把床里边的大花头巾拽过来，披在肩上。

在我编辑她的《岁月留痕》和《王映霞自传》书稿两年内，我与她电话、信函不断，有段时间，几乎周周有信。她对我的称呼花样繁多、有趣：先生、老弟、小弟；落款是：老王、王老、映霞。她的字写得相当漂亮、工整、有力度，富男士风格。她每每来信，你得必须立即作复，否则她就大为不悦：“信来回要十五天?

真急煞人。”“小老弟，你是不是把深圳的老朋友忘掉了？”或带命令式的：“复我。” 有趣的是一次我出差，复信晚了一周，她十分恼火，在一张别致的深圳电视台用笺上写道：“我用这样漂亮的信纸给你写信，你不觉得脸红吗?”我无奈，赶忙找了一张比她的信纸“更漂亮的”印花的宣纸复信，说明理由赔不是，她的气才消掉，尔后又向我道歉并赠我一幅她的书法作品。真有点老小孩味道。最令我尴尬的是，大约在1996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早晨6点钟左右她打电话向我拜年，弄得我无地自容。我想说两句“不好意思”的话，她不让我说。她说她希望我代她在南京找一家养老院，她要到南京来养老。吓得我只敢“嗯嗯”个不停，既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后来她没有再问我这件事，我自然更不敢问她了。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5）

报得三春晖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王映霞一生育子女较多。中国人传统认为多子多福，王映霞不以为然，曾说： “养那么多儿子有什么用。”当然，这也许是句气话。后半生她与儿子关系最紧密的数钟嘉陵了。嘉陵常接老人去住，他的居住生活条件也较好。1996年，王映霞在深圳致笔者信中屡屡提及“此间生活与上海不可同日而语”，“儿子请个保姆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天已入夏，我这里有空调，不开，我不喜欢这个东西”，“给你看看我的这些照片，都是儿子为我拍的”。洋溢着幸福感。远在美国的郁飞，经常打电话问候老人，寄钱寄物；郁荀父子也曾来看望。

钟嘉利是老巴子（最小的），她唯一的女儿，1968年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当教师。她是母亲晚年的一根拐杖，步移寸随。暮年的王映霞访台，就是她陪伴的。她早就想与母亲一道生活，陪她度过晚年。70年代末，钟嘉利还在浙西乡下教书，她想调回上海工作，也好照顾母亲。王映霞竟然拒绝：“你来干什么，我要在上海过清清静静的晚年，你只须在乡下住住就可以了。”嘉利觉得母亲的想法太奇特，人老了是需要子女照顾的。

由于书稿出版了，我与王映霞也疏于音问（她也不能提笔了，打电话也听不见）。有一年４月我与《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相约，专程到杭州去看望王映霞。此前，我给钟嘉利打电话询问老人近况。她说，母亲昨天刚出院。第三天上午，我们便赶到杭州。钟嘉利的爱人吴荣权是浙大教授，儿子在浙大读书，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好，一大一小（只能放张床）两个卧室和一个“三合一”的厅——客厅、饭厅加王映霞的卧室。钟嘉利很能干，把十八平米的厅一分为二，中间用活动布幔隔开，饭桌与沙发挤在一角，墙上挂着名人字画，十分雅致。厅内整洁，简直一尘不染。王映霞的床靠窗子一边，正对面的站柜，是从上海老家搬来的那只老掉牙的旧物，王映霞是恋旧的。侧面窗台上放着五六盆花草，鸟笼里还养着一对鹦鹉，大自然的景观浓缩在窗内。嘉利说，这好让母亲看看绿色，听听鸟叫打发寂寞。女儿是娘贴心的小袄啊！我们去时，只见王映霞昏睡着，崭新、洁净的花被子，身着白色镶花边的毛衣，双手伸在被外，脸色显得有点苍白，那纤纤十指虽布满皱纹仍显得秀气雅洁，特别是满头白发，给人一种难言的沧桑感。她仍不乏是个冷美人。一脸憔悴的钟嘉利告诉我们，母亲再次脑昏迷时，是打120报警的，住了二十天医院，她用四张方凳为床陪老人过了二十个日日夜夜。没有办法，请保姆总不如自己贴心，家里也住不下。她只有向学校请长假，专侍老母了。我们询问王映霞的近况，她说，老人现在病情稳定了，只是昏睡，头脑不大清楚，语言也有障碍。钟嘉利说：“这次是母亲没有办法，才肯来我们这儿的。她老人家脾气大，个性强。这些年，深圳、杭州、上海折腾个不停。她先住深圳蛮好，不几天吵着要回上海，嘉陵哥哥把她护送回来。上海的房子又破又旧，没有卫生间，在上海住了一晚，我又雇车把她接回杭州。在这儿住了两周，她又打电话给嘉陵要回深圳，嘉陵只好再接回去。到了年底，她的情绪烦躁，又吵着回杭州……”钟嘉利叹了口气，又笑着说：“没办法，老人家爱折腾。我们做儿女的只能顺着她。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我们不敢答话。”嘉利爱人吴教授笑着说，自己就躲到房间里去不出来。“妈妈不糊涂时，大家都高兴，我们用轮椅推她到西湖边上去玩，游人见了都说：‘这么漂亮的老太太。’”李泓冰指着钟嘉利身上泛白的红毛衣说：“你还没有老太太穿得漂亮呢。”钟嘉利说：“别人家的女儿穿旧的衣服妈妈拣过来穿。我们家，是妈妈穿腻了，指着我说：‘我不要了，你穿吧。’”我们都笑了。我们谈了大约两个小时，王映霞醒了。我走上前去，把送她的花篮放在她床边的椅子上，问：“王老，您还认识我吗？”她目光黯然，毫无反应。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递到她眼前，她接过纸片端看一会：“呵，有点印象。”又挥挥手用杭州话轻轻地说：“请——坐。”

时近中午，钟嘉利盛情留饭。吃饭时，嘉利备好松软的汉堡和烂饭（和汤），一口一口地喂母亲。老人爱吃鱼，嘉利小心翼翼地剔去刺喂她。王映霞还是吐出一根细刺，捏在手指上晃了晃，哼哼两声，嘉利赶忙接过来。喂毕，嘉利刚端饭碗，老人又哼了。嘉利赶忙扔下碗筷，拉起布幔，从柜中掏出一条纸裤。接着倒纸篓、打水、上卫生间。嘉利刚扒完饭，正收拾碗筷，老人又哼了起来……

寸草心也是可以报答三春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