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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1）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2）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3）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4）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5）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6）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7）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8）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9）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10）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11）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12）

-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13）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2）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3）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4）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5）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6）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7）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8）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9）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0）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1）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2）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3）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4）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5）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6）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7）

-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8）

前 言

曾国藩（1811—1872） 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谥号“文正”。

曾国藩历来是个受争议的人物。他被冠之以“中兴名臣”、“洋务之父”、“理学大师”的称号，但又有人称他为“曾剃头”、“曾屠户”。他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

曾国藩六岁时入塾读书，八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十四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二十七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稽查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一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

中国有句老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修身方面，曾国藩被称为清朝最后一位理学大师，他崇尚程朱理学，把理学运用得从容自如。在治家方面，他充分秉承了祖父星冈公的治家手段，并在星冈公的基础上，对曾家的家风、传统进行了发扬光大，后来，他提出了著名的“曾家八宝饭”。一个人的成功，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外部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曾国藩应该算是时代的宠儿。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年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政府惶恐不安，使清朝大臣战战兢兢，但它却成就了曾国藩，让他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重的色彩。

那时的清朝，已经开始走向没落，清朝的正规军虽然拿着官饷，但却完全没有官军的样子，与清朝入关时凶悍的表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借助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他是书生出身，开辟了书生治军的先河。在与天平天国的斗争中，他虽然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的精神让人敬佩，值得后人仿效。曾国藩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镇压了天平天国运动，在清政府看来，他是功臣，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上，又存在着争议。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他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了湘军凶悍残暴的蛮性。

另外一个存在争议的地方，是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二名神父、另外二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二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认真考量当时的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十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

我们已经说过，曾国藩是个备受人们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在天津教案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并不漂亮，但后面的事情或许可以稍稍弥补一下缺憾。

清政府后期，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鸦片战争用大炮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向中国输入了大量鸦片，使大量白银外流。同时，也让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天朝上国”之外的世界发展得如此之快，看到了彼此间的差距，这些人之中，就有曾国藩。在兴办洋务运动方面，他积极响应，奏请清政府让幼童去外洋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制造技术，以装备自己的队伍。在这一点上，他是有超前意识的。在那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年代，能有这样的思想，尤其是像曾国藩这样位高权重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身为晚清重臣，在清朝官场风风雨雨几十年，始终屹立不倒，除了他的为官哲学让他稳如泰山外，他的处世之道也是不可忽略的。他提倡立志高远；做人唯诚信二字而不立；他始终认为，凡事要亲身入局；言行要谨慎；在日常的处世中，更要藏匿自己的锋芒，避免过于暴露自己。他的这些观点、做法，让他在宦海沉浮的世界里游刃有余，终得善终。

本书作为曾国藩的传记，一方面按照时间的顺序讲述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事迹，另一方面，描述了曾国藩一生的心路历程和成功之道。尤其突出了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和治军思想，从这两大方面辅助那个时代的人和事，揭开曾国藩成为晚清名臣乃至中国封建史上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政治家的根本原因。

作 者

2009年8月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1）

蛮夷之地出人杰

湖南省地处中国中南部，长江中游，地理上属于华中地区，省会为长沙，因鱼和大米产量很大，号称鱼米之乡，因地处洞庭湖以南得名“湖南”，又因湘江贯穿全境而简称“湘”。湖南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有人类活动，古为苗人、越人和楚人的生活地区。西周时期为楚国南部。唐广德二年（764年）首置湖南观察使。至此，中国行政区划上开始出现湖南之名。湖南自古便是蛮荒之地，虽然以勤劳著称的湖南人世代耕耘于斯，但直到唐宋之际仍是朝廷流放犯罪官员的清绝地。大量贬谪官员给了湖湘大地以丰厚的养分，也造就了“先忧而后乐”的岳阳楼精神。三国时期，湖南曾是吴蜀长期争夺之地。吴国周瑜长年驻守岳阳，如今岳阳还留有其妻小乔之墓。蜀国诸葛亮也曾镇守零陵，并在此地物色到他的接班人蒋琬。蒋琬可谓湖湘人物见诸史册中的“破天荒”者。民间更有意思，当年黄忠守长沙，刘备大军到时，黄忠不战而降，然而，人们爱其忠，赞其勇，偏偏创作出一曲经典“关公战长沙”。

长沙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素有“纸糊的长沙铁打的宝庆”一说。长沙北靠洞庭长江，南倚衡岳五岭，东西皆山，实乃一蔽塞之地。故而即便是人文荟萃，也难以扬名立万。到唐代之时始有“破天荒”之说。

宋代文学家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学者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唐代每逢大比之年，凡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均由地方解送赴京应试，当时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

关于破天荒，其实是有一个典故的。“天荒”实为一讥讽之名，其意为原始混沌未开的状态。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长沙人刘蜕中了进士，破了“天荒解”，故称为“破天荒”。时任荆南节度使的魏国公崔铉特地赏给刘蜕七十万贯钱以示奖励，名之为“破天荒钱”，以建状元府第。刘蜕回信答谢，辞而不受：“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这样，“破天荒”就流传至今。

此后，刘蜕以直言进谏不畏权贵名世，在文学成就上以散文卓著，且自成一家。

一直以来，湖南人高中科举的人不多，直至宋代，依然如故。然而，由于当时的宋代实乃半壁江山，文化南移，著名书院岳麓书院在长沙设立，吸引了省外许多著名士人来此讲学，如福建的张栻、朱熹，自此开湖湘学派，一时蔚为大观。在外做官多年的永州人周敦颐也回乡讲学，此人开理学之先声，启迪了宋明时代几大著名学者如朱熹、程颢、程颐二兄弟、陆九渊等人，被尊为“理学鼻祖”。

明末之际，衡阳人王夫之崛起，船山之学盛行。曾国藩早年求学即在衡阳，深为船山学术所折服，后来在军事之余，竟亲自校阅《船山遗书》，刊印成书。

人们不禁要问：此前数百年，为何湖湘人物“罕见史传”？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湖南的地理位置。由于长期以来，湖南与湖北一直是合二为一的。在清代设“湖广总督”，督署设在湖北，湖南士人考试要过洞庭，跨长江，去湖北投考。其间之艰难今人难以复知，多少人就葬身在八百里洞庭湖的疾风巨浪之中。当年曾国藩从湘乡一路步行到北京，就走了八十多天，更何况在此之前道路艰险的时代，赶考之艰难，非比一般。直到清代雍正皇帝听取官员的陈情，在湖南开设分闱，史称“南北分闱”，才解除了湖南士人读书成名之难。由于朝廷中长期缺少湖南人的声音，湖南士人即便中了科举，在那个注重血亲关系的帝国时代，也难以出人头地。但地理位置与湖南相似的江西就不一样。唐宋间，由于朝廷许多重要官员都是江西人，如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所以当时江西人才辈出。“朝中有人好做官”正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诠释。曾国藩在京城立稳脚跟之后，对湖南士人格外关照，无疑是有鉴于这样一个历史教训。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2）

浪子回头金不换

清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公元1808年。湘乡县南一百三十里外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迁来一户人家。新迁来的户人家姓曾，共有十几人，属中等人家，这家人的长者被人称为竟希公，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他慈眉善目，白须飘逸，好像是仙人降临凡间。

曾孟学是曾家在清初最早迁到湖南湘乡的祖先。曾孟学六世孙曾应贞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曾辅臣便是曾国藩的高祖。曾辅臣娶妻蒋氏，二十一岁得独子曾竟希（曾国藩曾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十五岁时故去。白杨坪即成为曾国藩的老家。曾竟希有两个儿子。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族中称其号为星冈公）是他的第二个儿子。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曾玉屏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早卒，三子曾骥云未曾生育。曾麟书生有四女五子。曾国藩为老二，上有一姐，下有四弟三妹，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

曾氏祖籍衡阳，世代都是农民，靠天吃饭，几百年来饥饱自然不会均衡，更别说摆脱贫困的生活了。到了曾竟希的祖父曾元吉时，经过夫妻俩一生的勤俭操劳，家业才日渐发达。曾家不仅在湘乡大界盖起了几处宅院，还在衡阳青定塘湾买了四十亩薄田。在农业社会里，置购房产自然是经济实力的主要体现。曾元吉年老时，将自己辛勤了一辈子所积累的家业，包括大界的宅院和土地，全部分给了子孙。为不拖累后代，曾元吉仅留下衡阳的四十亩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

曾竟希是曾辅臣的独子。曾竟希在父亲去世三十二年后的嘉庆十三年（1808年），自己六十六岁时，率全家十余口人离开与其他五房聚居的老家，搬到了湘乡县南百余里外的偏僻山村白杨坪，成为曾氏家族白杨坪始迁祖。白杨坪也成为绵延五世、曾国藩离家出仕后魂牵梦绕的老家。此后，他多次在诗文中追忆此地：

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莽莽寒山匝四围，眼穿望不到庭闱。

絮漂江浦无人管，草绿湖南有梦归。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随便离开故土的。曾竟希在六十六岁时能下决心离开祖居搬到条件更为艰苦的偏远山村白杨坪，可推知他在原居地的生活不会十分安逸富有。有两种可能：一是他购买了白杨坪便宜的土地；一是他在原居地的生活发生了某种变故或日益艰难，方举家前往山区开荒谋生。

曾竟希次子、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号星冈，少时秉受家训，勤奋好学，但长大后由于家庭稍微宽裕，便沾染上不少坏习气。他有书不读，沉湎于嬉戏游玩，经常骑着马到湘潭街上，与那些纨绔子弟混在一起，常常是太阳升起一丈多高，他还没有起床。因此家族长辈都讥笑他轻浮浅薄，恐怕今后会把家财败掉。曾玉屏听到这些指责与预言，深感不安。

湘潭是湘中著名的都会，南宋以来一直作为县城所在地。它地处湘江中游，舟楫所至，四季通航。早在明代，诗人周圣权在《题万楼》中歌咏湘潭：

岸花明媚接芳洲，三月江风送客愁。台阁初成延胜迹，山川有待识名流。野烟窈窕村中树，帆影参差槛外舟。清绝潇湘春唱和，竞将韵事一齐收。清人张九镒在《昭山》中亦写道：

西风一片写清秋，两浆飞随贴水鸥。摇到湘头望湘尾，昭山断处白云浮。湘潭的秀美山川可以从诗中想见。从湘乡到湘潭不足百里路程，如果跃马扬鞭，就更为方便了。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一个人的名声比他所具有的各种“本事”都重要得多。年长人的讥笑刺中了曾玉屏的心，他真的不希望曾氏家族多少代人的努力毁于自己的手中。于是反躬自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将马卖掉，徒步回到家中。从此以后，每天东方未晓时就起床来到农田，一生如此，再没有懒惰过。这就是曾门家训中的“早”字诀。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自责”后的曾玉屏简直像变了个人。湘乡地处丘陵地带，全县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是凹凸不平的山丘。在这块土地上，除了靠天吃饭外，还必须用勤劳的双手。曾玉屏像“愚公”一样，开始了在山丘上造梯田的尝试。其艰难的过程真可以感动上苍。曾国藩后来回忆说：三十五岁那年，他在高嵋山下盖了一间简陋的小茅屋。那儿的梯田坡陡高峻，田块的面积小得简直和瓦片一样。他开山凿石，拓荒，将十几块小田块连接成一片大田地。他夜晚亲自放水，听虫鸣鸟叫以知节气，观察禾苗上露水的情况，以此为乐。曾玉屏还种了半畦蔬菜，每天早晨亲自除草，傍晚又叫佣工施肥，走进屋内喂猪，出得屋来又养鱼，这样那样的事，从没有停过。

在辛勤的耕耘中，曾玉屏对自己的劳动果实十分自得。他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凡是自己亲手耕种收获的粮食、蔬菜，吃起来味道特别鲜美；凡是自己?尽辛苦得到的，享用起来也特别的心安理得。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3）

世德明训育子孙

曾玉屏过着乡居地主兼自耕农的生活，家庭经济条件也逐渐改善，为他的子孙后代的耕读生活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世代务农的祖先，包括始迁湘乡、积聚数千金产业的曾国藩太高祖曾元吉在内，均未发现有关他们社会地位的记载。直到曾国藩为其祖父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才看出以曾玉屏为代表的曾家在地方上的地位。

曾玉屏在地方上属头面人物。勤劳磨练了曾玉屏，曾玉屏也在勤劳中得到了大自然的回报。当曾玉屏把鳞甲一样的小山丘改造成相连的田地时，乡里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一开始是怀疑，后来都竖起了大拇指，佩服他的精干，而村中乡邻有什么难为之事，也都找他来排忧解难。

曾玉屏之所以能具有这样的社会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曾玉屏以筑宗祠置祀产之举成了曾氏宗族组织的领袖。曾玉屏是将曾氏族人组成宗族组织的倡导者。曾氏宗族历来没有祠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曾元吉去世后，他的四十亩田被六房长孙均分来收取地租，后来改为曾家的祀产。

嘉庆年间，在曾元吉之曾孙曾玉屏（曾辅臣之孙、曾竟希之子、曾国藩之祖）的积极主张和活动下，曾氏族长曾尊三、曾以彰召集族人，定议拿出一年应分的四十亩田租，置田十亩作为供曾元吉清明祭祀的公产。翌年，曾氏宗族又将曾元吉留下的青定塘湾的四十亩田也作为祭祀的公产使用。也就是说，六房合置的十亩加上曾元吉身后的这四十亩，共五十亩公产，成为维系曾氏宗族祭祀助学等活动的经济基础。在这里，所谓“族长”只是指族中耆老、长辈，起积极推动乃至决定作用的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特别是曾玉屏强调要“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后世虽贫，礼不可隳，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更显示了他在宗族中的领袖地位。

其次，曾玉屏是当地有经济实力又有威望的人物。曾玉屏在地方能够随时随地修桥补路、恤孤济贫；在宗族能够首倡筑宗祠置祀产，说明他与其父曾元吉迁至白杨坪后经过一段艰苦的开山创业、勤俭积累，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

难得的是，曾玉屏并不是为富不仁之人。他本人早年失学，未能读书博取功名，年既长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遂“引为深耻”，令子孙出就名师读书，且喜好“宾接文士”，与“通材宿儒”密切往来，对“老成端士”乃至一应读书人均“敬礼不怠”。

曾玉屏又重视搞好亲缘、地缘关系，“旧姻穷乏，遇之唯恐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帮财帮物助力。

这些，都提高了他在地方上的威望。以此，曾玉屏凭曾氏宗族领袖、地方权威人士的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的地方精英。换言之，曾国藩家自其祖父时起，即在湖南湘乡白杨坪拥有地方精英之家的社会地位。

曾国藩的祖先保持和传承着农民俭朴、忠厚的传统。

曾玉屏在曾国藩初点翰林步入仕途时，对曾国藩的父曾麟书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曾文正公年谱》的作者写道：“自是以后，公居京城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曾玉屏还一直坚持种菜、拾粪，不丢“勤俭”二字。曾国藩进京离家时，侍祖父于阶前，请求教训。曾玉屏“要言不繁”，只说了一句影响曾国藩一生的大白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曾玉屏此类警句式的大白话还有不少。如“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又如“怕临老打扫脚棍”。说的是做人处事要留有余地。这些话，后来都成为曾国藩为人处事的座右铭。

曾国藩从潜移默化到主动自觉地效法祖父乃至祖先，他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4）

且将艰巨付儿曹

家庭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家庭的传统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好的家庭传统，能够使这个家庭兴盛不衰，人才辈出。大致而言，官宦人家的子弟多骄，多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不肯实干，因而很难有大的作为；商贾人家的子弟多奢，往往沉溺于享乐之中，乃至饱暖思淫欲，也很难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工农家庭的子弟由于社会地位低微，生活范围狭窄，虽多朴实却被限制了眼界；读书人家庭虽知书明理，眼界较宽，却往往缺少吃苦耐劳的品德。比较下来，似乎只有半耕半读或半工半读家庭的子弟，比较有出息。

曾门家教有良好的传统。有记录可查的能上溯七代，到曾国藩的父祖辈，事迹更多起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承继家业，是曾国藩常常挂在嘴边的。

曾麟书，字竹亭，名毓济，是曾星冈的长子。曾玉屏悔恨自己少年不努力读书，不惜代价，培养儿子读好书，高中功名。无奈曾麟书的天资较差，终日苦读，先后参加过十七次考试，耗去大半生精力和光阴，直至四十三岁才补上个县学生员。就在曾麟书荣登秀榜那年，儿子曾国藩也随父应考，得了个备取贡生，第二年便考取了秀才。曾麟书熬上个秀才，就算到顶了，心力皆已瘁尽，而儿子中秀才的第二年便中了举人。自己明知远远赶不上儿子了，于是放弃再考，安心在家当了教书先生。

曾玉屏见到曾国藩比儿子要有出息，也应了死去父亲的“梦麟之兆”（即梦蟒），加倍培养孙子，终于把曾国藩送上了科举之途的顶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

据曾国藩回忆说，他从五岁起就在父亲执教的家塾里读书，直至二十岁那年才离开家乡，到衡阳唐氏家塾去求学，儿时父亲循循诱教的情景，他无时不牢记于脑海。曾麟书还反复告诫其子弟，给他们讲读书是为了光大曾家门第，是为了尽忠报国，是为了做一个明理君子的道理。他认为，读书要有收获，有长进，首先贵在有恒。他说：有志进取亦是圣贤；如果能有志，就能读好书，就能做到代圣贤之言，孝悌之心，仁义之理，皆能透彻。他特别嘱咐曾国藩兄弟，只管专心读书，其他事情一概不要去考虑。他曾分别给应考的曾国藩，曾国荃，曾国华去信，要他们临切揣摩墨卷，一心读书，切莫分心外务，因为心志不专则业不精，心驰于外，则业荒于内。此不可不知所戒也。他甚至要求已在京做官的曾国藩，祖父去世后不必回归，家中一切不必挂牵，嗣后尔写信，只教诸弟读书而已，不必别有议论也。

曾麟书虽然对于家事没有太大的热情，但是对于子弟们在学业上的点滴长进都看在眼里，无论是哪个孩子在学业上有所进步，他都会因势利导，给予鼓励。如曾国荃在其兄曾国华的帮助下，文章大有作为，他便立即写信给长子曾国藩表扬曾国荃。只要曾国藩兄弟专心于学，并且学有长进，他总是为他们多方创条件，从不吝惜钱财。在当时，曾麟书兄弟俩虽继承了父亲曾星冈艰苦创业得来的较为富足的家产，但他要负担五个儿子读书的所需费用，经济上也并不十分充裕。但只要是儿辈读书所需，他都尽力支付。

曾麟书从自己多次应试的实践中认识到，要想光大门第，金榜题名，就得求读《四书》、《五经》，就得讲究制艺字，就得讲究作八股文或时文。他在家书中反复训导曾国藩兄弟，一定要把这一层道理弄明白，铭记在心，否则就是不务正业，读书也就会白费心，徒劳无益。

对于曾麟书的苦心教导，曾国藩兄弟均是谨守不二。尤其是作为长子的曾国藩，在教育子孙读书做人上，总结了祖父和父亲所制定的一整套方法，而且加以继承和发展，在家教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曾麟书在督教曾国藩兄弟读书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了现实可行的经验，就是对受教育者须循循善诱，不重在求速成效，而在于教之有常，学之有心。教之有常，自然有效，学之有心，业必有成。在他的晚年，由于曾国藩兄弟大都取得了功名，从而他表示要把教导孙辈和管理农事的责任继续担当起来，仍然是杜门不出，课孙子，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

中国有句古话：百善孝为先。无疑，曾麟书做到了这一点。他除了呕心沥血“积苦力学”、教子读书外，最大的特点是“孝”。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包括大他7岁的妻子、曾国藩的祖母王氏在内，见了他莫不屏神敛气，毕恭毕敬。曾玉屏对曾国藩之父麟书、叔父骥云兄弟管教严厉，对长子曾麟书责求尤为苛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嘀嘀，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词”。而曾麟书对父亲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蹴腊徐进，愉色如初”。

常言道：久病无孝子。但曾麟书几年如一日，对病倒卧床的父亲服侍得周到细致。

曾玉屏晚年患了中风病，以致瘫痪，卧床不起。到了第二年冬天，病情加重，连话也不能说。需要什么东西时，只能用眼睛示意。即使非常痛苦时，也只能皱皱眉头而已。曾麟书从早到晚服侍其父，很能体会老人的意思。夜间陪在父亲房中服侍他睡觉。曾玉屏本来就不忍心频繁地将照顾他的人唤醒，而其他的仆人又不能尽心称意。所以，夜间照顾曾玉屏的事情就落在了曾麟书身上。

曾玉屏一夜要小解六七次，曾麟书常常在暗夜里聆听父亲的动静，适时将便器送上。寒冬时节，曾玉屏需要大解时，曾麟书即以身躯为父亲遮挡风寒，亲手替父亲洗净弄脏了的内衣内裤，换内衣内裤时，也尽量不将父亲翻动得太厉害。整个晚上，都屏声息气，轻手轻脚。第二天白天，曾麟书的弟弟接替照顾父亲，其侍奉恭敬周到也如同曾麟书一样。久而久之，那些孙子、孙媳妇们，无论内外长幼，都为曾麟书的精神所感动。大家争着为曾老爷洗涤弄脏了的衣物，不以为臭，反以为乐。有时还用竹椅将曾老爷抬到庭院中，大家做些游戏，每个人都使出自己的一套花样尽量使老人家快乐些。曾玉屏病了三年多，这期间，曾麟书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时间越久照顾得越周到，态度越恭敬，而这时的曾麟书，也已是年及花甲的老人了。

曾麟书在晚年曾自撰一联，抒发其志：

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

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5）

百方检饬照后人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生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年长丈夫五岁，逝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随其夫改葬本邑台洲道士峡。江氏为湘乡处士江良济之女，系继配熊氏所生，乳名“怜妹子”。出嫁后因丈夫曾麟书排行老四，故人称麟四嫂，后称江夫人。

江氏容貌秀丽，很少有脂粉习气。少时跟她的母亲即曾国藩的外婆学会了纺花、加麻线，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好习惯。至十多岁时，烧茶煮饭样样都能干，俨然一个男孩子。她没有进过学堂，却认得一些字。由于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经常往返于湘乡与湘潭之间，而道常恬（中沙镇道常村）下瓦屋正是荷叶大界通往湘乡、湘潭的必经之路。曾星冈路过此地时，总要到江家看望一下江良济。有一次，曾星冈带着曾麟书去湘乡，还在江家住过一夜。因此，曾、江两家早有交情。嘉庆十一年（1806年），曾麟书已十六岁了，江家请人做媒，将女儿许配给曾家，十三年（1808年）正式完婚。

江氏家族尤其是曾国藩的外祖父江良济对曾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江良济本是湘乡处士芋，号云峰。江氏迁到湘乡后的历史充满了传奇色彩。本来，江良济的祖父积蓄颇多，在当地是个有名的富人。江良济的父亲江宏辉本是国学生，颇有豪侠气概，加之家业丰厚，因此远村近邻都很敬重江氏一家。比起曾家来，显然要富裕得多。江宏辉的几个儿子靠着上两代人的积蓄，各分得一份不小的家业，“撑持门户，异官而居”。而江良济一心读书，立志考取功名，无奈与功名无缘，虽多次参加考试，但都名落孙山。经受多次科场失败的打击，江良济决心“弃场屋为族之领袖”，于是“轻财好义，家遂中落”。

江良济有着山里人铁一样的性格，“虽然贫困不遏，其志未少损”。将女儿许给曾家后，他对女婿曾麟书寄予厚望。他曾对女婿说：“吾人为学，苟能不以外物移其志，不以世不录用向迂其业，但优游渐渍，自能得乎？古人深造之义，吾知汝固能力学者，汝后嗣昌大有成，足以重为吾道之光，勉乎哉！当及她戚之也。”就是说，一个家族、一个人的发达不是猝然可成的，而要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像跑接力赛一样，不能停下来。这就是“深造之义”。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许多优秀品德。

她生长于寒微之家，入曾家后勤俭简朴，贤良淑惠；她的娘家人朴实无华，对曾国藩兄弟的影响不可低估。她与曾麟书结婚四十多年中，先后生有九个子女，除两个女儿夭折外，全家十多口人的衣食都由她一人操持。这么个大家庭，吃穿等事筹划极不容易，但她把这些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丈夫曾麟书不时为家中人口众多忧郁烦闷，江氏常以宽广的胸怀温方劝慰。这贤德性格都是她的娘家就已经形成了的。她的家境相对于曾麟书家来说要贫寒一些，其上有父母，前有两个哥哥，后有一个弟弟，这使得她在娘家就养成了一种勤劳俭朴的习惯，她将这种思想作风直接带到曾家，给予曾国藩兄弟以极大的影响。曾麟书十分敬佩岳丈，常携妻儿造访江家。曾国藩十岁时，还曾到外祖父门下读书（江良济在家设馆课徒，招收了几百门生）。江良济家旁有一口水井，据说有一次，曾国藩跟外祖母去提水，与表弟相挤，掉进了井里，幸被江良济救了出来。江良济晚年信佛，认为这是江家与曾家的祖德相报，并从外孙掉进井里险些“浸死”二字的谐音预言：外孙将来一定会成为“进士”。后来曾国藩果真成了进士。

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考中举人，曾麟书又携妻儿拜望已经八十五岁的岳丈。曾麟书让儿子曾国藩将他中举的试文拿给外公看，江良济细细阅读，大加赞扬，对女婿说：吾过去就知汝后代力学有大成，足以为吾道之光，这无非是其发轫耳。

中举才仅仅是个开始。这既是肯定，又是鼓励和更高的期望。江良济的话给曾麟书、曾国藩父子留下了一生都无法忘怀的印象。

后来，曾麟书为岳丈刻写墓碑时，还满怀敬意地叙述这些事，并说：“享年已八十五矣，其志之不衰如此。”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6）

充满神话降凡尘

曾玉屏生有三子。曾麟书排行老大，老二早年夭折，老三曾骥云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希望就寄托在曾麟书身上。已育有一女的长媳再次怀孕后，一向不信占卜的曾玉屏，迫不及待地请算命先生卜筮男女，不料卜了个女孩。他急得焚香告祖、求神许愿，只求生个男婴。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当时湖南地方俗称的行政区名，相当于乡、镇。白杨坪，一株苍老巨大的白果树覆盖着一处不大的院落。

清晨，一位须发皆白的古稀老人迟疑地推开房门，抬起头不解地看着天空。漫天雾气，喷薄欲出的朝日把她的微曦透入层层晨雾，秋木瑟瑟，红叶满地。老人习惯地拿起扫帚，慢慢地打扫落叶。猛抬头，看见一条巨蛇从房子上蜿蜒进入院落。老人不禁一惊，定神一看，原来是房后白果树旁的那株老藤，攀缘着白果树，将藤身盘过正房，进入了院落。一刹之间，老人想起醒前做的一梦：

云遮雾罩，阴霾满天。雾气之中，一条巨大的蟒蛇在空中盘旋，呼地一下降至院子上空，盘旋一周，慢慢将巨大的蛇头探入房门。大蟒双目闪光，浑身黝黑，嘴里吐出血红的信子，嘶嘶有声。老人吓得猛然醒来，却是一场惊梦，浑身冷汗，再无睡意。于是，披衣下床，听了听，金鸡唱晓。心里七上八下，打开房门，犹觉似梦非梦。适才藤影一晃，梦境与现实油然相连，更是心惊肉跳。

正在左右狐疑，西厢房里传出“哇——哇——”的婴儿哭声。随之，呀的一声，房门开处，老伴颤悠悠地走过来说：“孙子媳妇生了，是个胖崽！”

老人慌忙随老伴进入西屋。红烛光下，孙媳妇抱着初生的婴儿。婴儿头脸正大，双目似睡似醒，肤色光亮晶莹，在昏黄烛光里，犹似梦中的蟒身之光。老人浑身打个寒战：“这事怪了，此子莫非巨蟒转世！”

于是，老人把刚才的梦境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得心里直发虚，不知是福是祸。

原来，这位古稀老人是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此种梦兆生贵子之事，史不绝书，真假难辨。而彼时彼刻，毋宁说是曾氏家族对这一男孩无限希冀的幻化。这一男孩正是曾国藩。

老人见子孙们个个狐疑不定，便欢天喜地地说：“当年郭子仪出生时，他的爷爷也梦见大蟒临门，郭子仪还不是成了唐朝兵马大元帅，成了大富大贵的名臣名将。今天蟒蛇进入我曾家门，崽伢子正好降生，这不分明是又一个郭子仪降生吗！我们曾家的发达，要应在此子身上了！”

老头子如醉如痴，曾家子孙又是极孝顺的，老爷子既然说是蟒蛇转世、郭子仪再生，自然无人敢提反对意见。加上此子出世，曾家四世同堂，当年曾祖竟希公七十岁、祖父玉屏三十七岁、父亲麟书二十一岁，祖孙都还少壮。于是，全家欢天喜地，杀鸡炖米，热烈庆祝四世长孙的降生，盼望他为曾家耀祖光宗。

大家借着初升的秋阳，看着盘环在大白果树上的那株古藤，躯盘枝曲，仿佛真是一条左右蠕动的怪蟒。

此后，巨蟒降生曾家的传说纷纷扬扬，流传在那古老神秘的高嵋山麓，流传于湘乡、衡阳偏僻的山村中。

转世之说，在古老封建的国家里，太一般了！帝王们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也就是金龙转世，受命于天。皇后、皇妃自然都说自己是凤凰转世了。文臣呢？都说是文曲星、太白星下界；武将就说是武曲星、白虎星下凡。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是一百零八个星宿下界。连平常百姓，男的说是牛郎星、女的则是织女星、是七仙女。“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是人都是星，都是转世来的。这个虚幻的理论自然也适合曾国藩，一点也不奇怪。

曾国藩四岁那年，七十四岁的曾竟希没有看到吉梦成真便离开了人世。而他留下的梦却给曾国藩的一生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有说，曾家后宅有株古树被一苍藤所缠已经枯槁，曾国藩出生后，树滋藤荣，又活了过来，垂荫竟致一亩。特别是苍藤形状矫若屈蟠，鳞片层层，与曾竟希梦中所见十分相像。其后，曾国藩得志顺遂时，此藤便枝繁叶茂；失意困厄时，此藤便枯槁凋零，这是由于曾国藩乃巨蟒投胎，与此灵藤相应。连曾国藩后半生所患的百医不治的牛皮癣，也被看作是巨蟒“鳞体”的根据。

曾国藩自幼即知这个蟒蛇的故事，但他只当作故事听，并没有把故事同自己连在一起；但他又朦胧觉得自己似乎不凡，将来能做大官，这多是从家里人和乡里人对他另眼相看的目光中悟得出来。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7）

关于曾国藩是蟒蛇转世的传说，从别的故事中还可以得到印证。有一年，他入塾读书。整天埋在“子曰”、“诗云”里，非常烦闷。正月十六到了，乡下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母亲带他去外婆家。一大早舅舅就划船来接，如小鸟放出笼，他高兴极了！于是同母亲、妹妹上了小船，小船慢悠悠地在江上划行。天气好极了！初春的阳光照耀着湘东群山，竹树苍翠，山岩青黄斑驳。曾国藩时而看着远去的山峦，数着峰顶；时而伏在船边，数着游鱼。水草青青，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突然，母亲一声尖叫：“蛇！”小船随着母亲的叫声一个歪斜，专注着江水的曾国藩“扑通”一声掉进江水里。母亲和舅舅大惊失色，急得要跳水救人，却见孩子抱着一根木头稳稳地浮在水上。舅舅把船轻轻划过去，伸过船桨把曾国藩拉到船上。母亲睁大眼睛说：“刚才明明是一条大蟒蛇游过来的，怎么会是一个木棒！”

这件事传开，又成了曾国藩“巨蟒转世”的根据。

曾国藩长了一身的蛇皮癣也成为他是“蟒蛇转世”的根据。曾国藩的满身蛇皮癣疥，被人说成是蟒蛇的鳞片，初时尚无多大痛痒，三十五岁之后，癣疥一天天严重，奇痒无比。曾国藩或坐或卧，皆不断抓挠，煞像个猢狲。曾国藩终生有个围棋癖，他一边下棋，一边抓背挠腿，只见皮屑飞扬，一局下来，周围地上、棋盘桌案上到处是皮屑，像下了阵小雪。

再者，曾国藩最爱吃鸡，却又莫名其妙地最怕鸡毛。当时的紧急公文，信封口处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曾国藩见了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要别人代为取掉鸡毛，才敢拆读。一次，他到上海阅兵，登上阅兵台，猛见台上有一把鸡毛掸子。他看了吓得直往后退，差一点摔下台去。急令人拿走掸子，他才胆颤心惊地入座。旧时有云：“焚鸡毛，修蛇巨虺（huǐ）闻气即死，蛟蜃之类，亦畏此气。”曾国藩怕鸡毛，也被人理解为他是蟒蛇所变。

老人梦蟒和后园古藤二者可以联系，古藤盘环如蟒，老人终日与古藤相伴，在古藤下休憩，古藤高大，覆盖了住房，梦到巨蟒入室，实则是古藤在老人脑里的影像。

有了“巨蟒转世”的流言之后，接下来的事更容易因循附会。癣疥之疾在旧中国很普遍，既难治好，又易传染，曾国藩的一身癣疥正好与“巨蟒转世”相附会，蛇皮癣便成了蟒鳞片。

怕鸡毛并非莫名其妙，有皮肤病的人见到毛皮、毛发，包括鸡鸭毛、兽毛等就害怕，科学称皮肤过敏症，也是一种恐怖病，犹如恐水症、广场恐惧症、高空恐惧症一样。实际上，蟒蛇类动物恰恰不惧鸡毛，蛇以鸟、鼠为主要食物，见了就会吞下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江水上看见蟒蛇是曾母看走了眼，把一根水中的木头看成是蟒蛇，是因为曾母脑中充满了儿子是“蟒蛇转世”的神话，故容易误视。

从某种角度来说，“巨蟒转世”无论是真是假都是有必要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一般人眼里，高官显宦都不是凡人。曾国藩官做得大，地位十分显赫，这就需要通过典故来将其神话。拥护他的人要神化他，南方多蛇，神话蛇精，容易以蛇精比附；北方多虎，多以虎比附。附会者本可以说是龙转世，但龙是天子的专利，他们自不敢说是龙转世，那是犯皇帝的大忌。反对他的人也容易接受他是“巨蟒转世”之神话，巨蟒大蛇凶恶无状，曾国藩及其湘军杀人如麻，恰似恶蟒，甚于毒蛇，以巨蟒比附，恰如其分。而太平天国的起义也是以宗教面目出现，他们宣称自己是天帝、基督、天兵天将下凡，宣布自己是天主救世，要斩杀人间的妖精。清政府是“清妖”，皇帝是妖头，大臣们都是妖精，那么曾国藩是“蛇妖转世”，正好是他们斩杀的对象，自己承认了岂不更好！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8）

兄弟之谊似海深

对几个弟弟，曾国藩恪尽兄长之责，认为这是在尽孝道，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一分，自己的“孝”就有了一分；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十分，自己的“孝”就有了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自己则为大不孝了。

曾国藩将进修德业视为教弟的根本。一次，曾国藩接到家里的来信，得知四弟、六弟没有上学，怅然之余，教导弟弟们：“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又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做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是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其实，世间人往往都存在这样一种状态，大道理都明白，就是不去做。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是如此，这些道理都明白，也知道哥哥说的这些都是为自己好，但实际行动起来总是那么无法让哥哥满意。如国潢懒散，国荃浮躁，国华受不得挫折，国葆缺乏自制。对此，曾国藩谆谆教导诸弟一要“立志有恒”，一要“专心致志”。他说：“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以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奋发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场、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又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庹（tuǒ）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9）

曾国藩关心弟弟们的学业，无论是选择学校还是老师，他都一一参与意见，支持弟弟们赴省城读书，并负担他们的学费。曾国藩在信中对父亲说：“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家事日烦，必不能在家塾照管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讲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束脩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志向。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既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肄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二十两至金竺虔家。”

可以说，曾国藩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哥哥。他先后让几个弟弟到京城自己身边读书。除身体力行，教弟读书外，又为他们捐监，创造科考的条件。他做这些的根本，还是希望诸弟通过读书，明晓事理，修身齐家。他常与诸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要求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看不透这层道理，即便金榜题名高官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这其中，除了善劝，少不得严责。曾国藩严格要求诸弟讲孝悌、习勤苦、守朴拙、戒骄奢。他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唯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对诸弟既严如父又慈如母，思弟念弟爱弟之情时时溢于言表。他曾说：

“我生平于伦常中，唯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自忆连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总之，尽心竭力而已。”

曾国藩鼓励并重视诸弟对自己的批评，多次说：“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有家人做官，则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10）

勤俭治家传后代

作为晚清朝廷寄予厚望的重臣，曾国藩统领湘军，辅佐国政，发扬湖湘文化，有着多方面的成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之誉。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指导，虽然日理万机，但一有时间，就会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曾国藩十分清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虽然后来官越做越大，但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自己常说：“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他在京城时，见到的世家子弟都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因此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来北京居住。他让他们住在老家，门外也不能挂“相府”、“侯府”的匾。

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他对女儿的要求也同样严格。在家书中他告诫几个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他自己的生活也相当简朴。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子时，从来不把它吐掉，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子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

据曾国藩的后代回忆，曾国藩的原配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生活俭朴，甚至有些贫窘。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无所不为。

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家人的另一条要求是“勤”。他敦促家人坚持每日工作，并多次为全家人都拟定了严格的工作计划：“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11）

难能可贵的是，处于清末社会的曾国藩有很多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比如他就明明白白地对子女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他对他的学生李鸿章解释自己的苦心：“儿女有出息，给钱有何用？儿女没出息，给钱又有何用？”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是“穷养儿，富养女”，曾国藩对儿子的要求相当严格，对几个女儿甚至媳妇也一点不含糊；不但每日要求她们做女红，而且每日每人该完成多少，都有详细的规定，还教导她们读书识字。在他的教导下，曾家的女性中出国留学者有之，取得博士学位者有之，在很多领域做出了贡献，和曾家的男人们相比毫不逊色。

1875年，幸运的满女曾纪芬嫁入了湖南衡山的聂家。她带去的嫁妆里面，有一份十分特殊的“功课单”，这是她父亲曾国藩为家里的每个女眷规定每日应该完成的工作，内容是：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粗工）。

曾纪芬出生在北京，是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女儿，湖南人称之为“满女”。曾国藩非常喜欢这个满女。曾纪芬十二岁时，曾国藩给她看像，然后很满意地对夫人说：“满女是阿弥陀佛相”。曾国藩看得很准，曾纪芬果然在几个兄弟姐妹中最为长寿多福，最后成为夫家聂氏家族的精神领袖。

虽然贵为一等侯爵的女儿，但在父亲严格的家教下，曾纪芬从来没有享受过贵族小姐的奢侈富贵。有一次全家去南京的时候，曾纪芬穿了一件蓝呢夹袄，配了一条缀青花边的黄绸裤，这条黄绸裤还是她去世的嫂嫂贺夫人留下来的。结果她父亲看见之后，马上教训她太奢侈。曾纪芬连忙换了一条绿色的裤子。这条绿裤也是贺夫人留下来，曾纪芬的三姐穿过后再给她的。

曾国藩对家人都十分严厉，只有对曾纪芬不一样。曾纪芬小时候头上生了虱子，只能把头发剪得很短，直到十一岁，才开始留长发。当时女孩子流行的发式是梳一个抓髻。梳法是先用铁丝做成一个架子，再把头发绕在架子上面。曾纪芬觉得很好看，也想照着梳一个。但是她把铁架子做得太大了，小小的脑袋上顶着个大抓髻，看上去十分滑稽。曾国藩看见了就打趣她说：“赶快叫木匠来，把门框改大一些！”

疼爱归疼爱，曾国藩对满女的督教和其他子女一样严格。曾纪芬十七岁的时候，曾国藩当时正好担任两江总督，政务繁忙，但仍旧亲自为她制定每天的“功课单”，还规定必须按期检查功课成果。

曾纪芬嫁入聂家的时候，聂家老太爷不过算是个知县，跟炙手可热的曾家完全不能相比。聂家对这个新媳妇自然是不敢怠慢。但曾纪芬完全没有千金小姐的作派，还把勤奋、俭朴的家风带到了聂家。

跟父亲一样，曾纪芬也十分关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即使儿女后来已经长大，有了各自的成就，曾纪芬仍然随时耳提面命，从不疏忽。她说：“教导儿女要在不求小就而求大成，当从大处着想，不可娇爱过甚。尤在父母志趣高明，切实提携，使子女力争上进，才能使子女他日成为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她的儿子聂云台后来经营工商业，开办银行，开发矿产，从事纺织，生意做得很大，聂家也成为上海的大财团之一。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12）

虽然贵为巡抚夫人，工商巨擘的太夫人，曾纪芬的房间里仍置有一台手摇式纺机和一台缝纫机。只要能够自己做的事情，她决不会让别人来做。她每日起居有时，饮食有节，饭后走一千步，每天睡前用温水洗脚，即使是数九寒冬，也把双脚露出被外。她自号“崇德老人”，到了晚年仍然头脑清晰，思维缜密。聂家的议事堂（最高的家庭议事会议）就以她的号为名，重要的家事都要与这位老太太商量定夺。

曾纪芬一直到临死时，每年都会恭恭敬敬地摹写曾国藩的“伎求诗”数遍，反复领会父亲的德行恩泽。曾国藩的子女多不长寿，只有这“阿弥陀佛”相的满女长寿而且多子多福，活到九十岁。她有十一个子女，其中有九个为亲生，子子孙孙四世同堂，达到一百多人。

曾家的顶梁柱郭筠。郭筠是曾国藩的二儿媳，曾纪鸿的妻子。她的父亲郭沛霖是曾国藩的同科进士，跟曾国藩关系很好。郭筠从小就很受郭沛霖的喜爱。她人很聪明，求知欲望很强，不仅会诗能文，还爱看杂志报纸，关心政治时事。跟曾纪鸿结婚后，夫妻俩人一直跟随曾国藩居住南京和保定，所以在学业和为人方面，郭筠也得到了曾国藩的很多指教。曾国藩并不认为曾家的媳妇应当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相夫教子上，而是多方鼓励郭筠继续读书求知。他还亲自抽出时间指导郭筠学习《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典籍。

事实证明了曾国藩的远见。在曾国藩去世后，管理这一大家子的重担就落到了郭筠的肩上。她事必躬亲，勤俭持家，把家里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郭筠仍坚持读书作诗，夫妇两人常常在屋内清茶一杯，诗文唱和，颇得真趣。1881年曾纪鸿病逝，郭筠带着子女回到湖南原籍，住在富厚堂，承担起督教儿女的重任。此时自己仍然没有放弃读书作诗，还把自己的书斋取名“艺芳馆”。1974年，郭筠的诗作经长孙女曾宝荪在台湾整理出版，名为《艺芳馆诗存》。

曾纪鸿去世的时候，郭筠还不满三十五岁。她身体也不好，常常生病，独自抚养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纪最大的只有十五岁，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郭氏是一个相当有办法的人，家中有人犯错，她从不高声斥责，而是唤到自己房中，轻声教训，举上很多例子，反复说明，直到犯错的人自己悔过。因此儿孙们对她都很敬重。

她还得风气之先，把孙子孙女们纷纷送到英美留学。长子曾广钧的女儿曾宝荪、四子曾广诠的儿子曾约农、五子曾广钟的儿子曾昭权，后来都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学者和教育家。她也很有政治见识，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曾广钧参与变法，郭氏得知慈禧太后准备发动政变的消息后，立即安排曾广钧先行出京，并派人到湖广会馆，把有关新派人物的名单取回烧掉，使不少人免遭株连之害。

作为我国第一个留学英国并取得西方学位的女子，曾宝荪十分感谢思想开明的祖母。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祖母，我们孙辈的教育便会毫无成就。”曾宝荪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她特别感谢祖母为她所做的三件事：一是没有要求她缠足，她是曾家女子中第一个不缠足的；二是没有在童年将她许配人家；三是准许她出国留学。她说：“这三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能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牵绊”。

在曾宝荪的回忆中，祖母郭氏是一个相当有主见的人。“我祖母是一个最公平的老人，她带了她每个儿子的最长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归她教养。”“我祖母的教育也很特别，她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孙子们去考秀才，但她要我们学外国文学。”

为怀念祖母，曾宝荪决定“不结婚，不嫁人，全心奉献给教育”。她说：“我如果结婚，顶多能教养十个子女；从事教育工作，我可以有几千个孩子”。她自己集资在长沙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为纪念祖母，女校的名字就随她的书斋取名为“艺芳女校”。曾宝荪亲自执教，在校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威信。她的独身主义不仅影响艺芳女校许多学生终身不嫁，毕业从教，而且她的弟弟曾约农、妹妹曾宝菡、曾昭燏也受影响终身未婚。曾宝菡后来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著名的骨科专家，曾昭燏则是后来的南京博物院院长。

第1章 谈古论今说家事（13）

曾宝荪在任艺芳女校校长的同时，还先后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等职位，在湖南教育界有相当威信。1938年冬，她曾应邀出席英国伊顿学校的演讲，题目为《中国抗战必胜》，是东方女性在这里演讲的第一人。蒋介石因为崇拜曾国藩，就想把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威望的曾宝荪、曾约农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但曾宝荪一心致力于教育，对政治并不热心，还明白表示“无意于傍虎乞食”，且托病没有参与任何实际工作。

曾氏家族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曾宪植。1957年9月，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参加中国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代表前迎候他的一位妇联领导人，就走上前去，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故意结巴地大声说：“这不是那个阿……阿……阿曾吗？”这位妇联领导人大步迎上前，也用同样的湖南乡音大声回答：“报告主席，我正是那个阿……阿……阿曾嘞！”毛泽东握着阿曾的手，笑着问道：“阿曾嘞，你们的这支娘子军怕是打不过曾文正公的那支湘军吧？”“打得过！打得过！要定是打得过！”阿曾回答得相当自信。

这个“阿曾”就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宪植，叶剑英元帅的夫人，后来的中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曾宪植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期间由于被人出卖，被关入监狱。但无论日方如何威逼利诱，她总是不透露一丝信息。

有一天，日本人找来一个“中国通”提审曾宪植，问她是不是共产党人。机敏的曾宪植反而用湖南话反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有一个曾国藩，并说她就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玄孙女。“中国通”疑信参半，曾宪植又滔滔不绝地把曾氏家族给“中国通”介绍了个遍。结果请来审讯犯人的“中国通”冲着这位大清帝国名门之后，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第二天，曾宪植就被日本人恭恭敬敬地请出了牢房。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

老祖宗说：家和万事兴。此言不虚。和睦的家庭是团结的，友爱的。做什么事情都是一股劲；不和睦的家庭是涣散的，支离破碎的，这样的家庭做什么事情都是一盘散沙，根本就没有什么家族观念。曾国藩对此深有感触，因此，他在治家时格外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曾家祖传“八宝饭”

曾家是中国旧家庭的典型。曾国藩既承继了他祖父、母亲的坚强刚毅的性格，又将他父亲拙诚、忠孝的品格发扬光大。曾家的崛起堪称是个典型。他们认为，耕是吃饭的本事，读是人世取功名的根本，世代不忘耕读之本。曾家的家规至少到曾玉屏时已具雏形。他创立的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其中有的是普遍见之于中国农村家庭的祖训。如“男子耕读，女必纺织”。男耕女织是旧时代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读书是发展的阶梯，进可求取功名，退可凭借男耕女织维持生计。有的则是曾玉屏独特的创意，如，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祀、敦亲睦邻。

曾国藩为人处世、秉性风格与他的家庭根基和教育有着直接关系。

对祖父曾玉屏创立的家规，曾国藩归结为八个字，后人戏称为“八宝饭”：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书：就是读书。旧时代的中国家庭，不管境况如何，都一定有一个祭奉祖宗的神龛，设于堂屋的正中。神龛两侧，大多张贴这样一幅对联：

把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

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

农业社会的真实反映就是耕读文化。按照儒家“天下之本在家”的解释，一个人的一切作为都始于家庭。而保持家庭兴旺的根本就是耕读。耕，代表生产基业；读，代表基本教育。在过去的家庭中，除极少数的例外，每个人总要读三年五年的书，即一般女子也至少要读一二年，俗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曾国藩的诗作中，也多以“耕”、“薪”之句，如早年诗作：“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是耕读生活的写照。

蔬：就是蔬菜。曾星冈说：凡蔬菜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这并不是为了安慰家人所说的冠冕堂皇的话，而是一个社会现实。在重农抑商的农业社会里，商品交换关系非常落后，更何况曾国藩的家处于山区，交通并不便利。因此自给自足十分重要。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除盐以外，可谓无所求于他人。

鱼：鸢飞入天，鱼跃于渊，天机活泼，是兴旺气象。曾国藩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足见养鱼不仅供应口福，而且可以增加生气，生气勃勃，则家道兴旺。

猪：生猪至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更可想几百年前的农村了。早在清前期，即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而每年腊冬之月，宰牲祭祖，阖家相聚，享受劳动的果实，自有一番田园乐趣。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与太阳同起落。提倡早起，就是奖励勤劳，增加生气，颇合养生之道。俗话说：天道酬勤，而勤字之本是早。在农业社会里，本来没有严格的时间概念，但早起却是勤劳的象征。

扫：实际是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在几乎没有医疗条件的早年农村，人的生命几乎是依赖于自然的。为了减少疾病，讲究清洁干净就很重要。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这一工作大多由妇女为之。妇女早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工作。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例外。年终的时候，屋前屋后，还要来一次大清扫，以示万象更始，一个新的年轮开始。

第2章 家和万事兴（2）

考：就是祭祀。曾国藩曾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修诚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这其中，就有祭祀祖先的传统，对祖先的敬祀既是习惯，又是潜意识的一种心理行为。因为追念远祖，自然不敢为非作歹，民德自然归于淳厚，这与孝顺父母是一样的道理。

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曾星冈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庭也不能独善其家。人与人的关系息息相关，假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这一家庭便成怨府，迟早是要毁败的。曾星冈一面操持家庭，一面善待亲戚邻里，这是一个居家的法宝。他还常教育子孙：“济人须济急时无”，“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他对周围一些“孤嫠衰疾无告者”，总是尽自已力量之所为，“随时图之，不无小补”。曾国藩曾说：“祖父平时积德累仁，救难救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于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这虽有歌颂之嫌，但一个人威信的建立往往是由近及远的。

这八件事，家里无论老幼必须做到。同时要求家庭成员禁绝疏远六种人：算命的、看风水的、巫道、巫医、和尚、闲客。后来，曾国藩继承家教衣钵，为之编成顺口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曾氏的家庭教育、“八字家诀”，尤其是祖父曾玉屏的家教家规对曾国藩影响甚大。他终生没有忘怀祖父的遗训，时刻用祖父的家诀教育子孙，要求属下。直到自己的兄弟成了地方大吏，仍旧要求曾氏子弟媳侄勤俭持家，不许脱离生产劳动。他虽然有穿不尽的官服朝靴，但日常穿戴仍要求女儿、媳妇为他做衣、做鞋，以此要求子女、考查自家女儿和媳妇的女红。曾国藩点了翰林，全家欢庆。而祖父却向家庭成员宣布：我家虽出了翰林，但仍要以耕田、种菜为生，不能靠做官吃饭。到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时（曾国荃也成了浙江巡抚），给家里去信，说曾氏“极盛”之时，更不能忘祖宗家法，牢记不能靠做官吃饭的家教，不能丢“八字家诀”，要在“作田上用功夫”。

曾国藩在日记、家书中时常记述祖父组织的“耕织家庭”，认为那时家里虽贫苦些，但却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喜悦，充满了家庭成员间的友谊和敬爱。他说：这个家庭给他的是礼义廉耻，给他的是勤俭质朴，给他的是孝悌尊友，给他的是忠君爱国。

除“八宝”外，曾玉屏还给后人留下了“三不信”，即不信医药、僧巫、地仙。自古楚地多巫祝。在农村信巫术之风很盛，这些“把戏”大多是愚弄没有知识的人，混一口饭吃。但这个“职业”坑害了无数人家。因此，走南闯北的曾玉屏告诫家人不可信医药、僧巫和地仙。这里的“医药”主要指没有医术专治怪病的“游医”。僧巫即是巫婆、道士和尚之类。在曾玉屏看来，这些人“不劳而获”，不应受到礼遇与尊重。地仙即是风水先生之类。

曾氏数代都克勤克俭，因而对后代影响很大。不但曾国藩一生受此薰染，而且还常以此教育后辈。他说：“吾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一文，尚余九十九文，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尤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

第2章 家和万事兴（3）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为元吉公修置祠堂，寄信京师，命曾国藩记其原委。作为六世孙的曾国藩，对于祖上的元吉公“行事不尽悉”，只好把从祖父那里听来的“传闻”记述下来。在铭文中有这样几行字，确实道出了渐积渐累方才有成的道理：

昔日龟业，源远流长。服畴食德，寝炽而昌；蓰茏（xǐlóng）郁积，有耀其光；千秋宰树，终焉允臧。

几年之后，过继给曾骥云的曾国华生有一子，对叔父喜得长孙，曾国藩说，“叔父近年于占公祠造屋办祭，极勤极敬，今年又造新屋，刚值落成之际，得此大喜，又足见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留下的家法并不多。大概是属于身教多于言传的一类。但正如我们以后还要述及的，每当曾国藩在面临大的抉择时，曾麟书都能及时督导，不但使曾国藩兄弟们受益良多，而且连左宗棠等人对曾国藩之父都敬佩不已。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咸丰帝的上谕中也几次提及曾麟书，并称赞曾氏“一门忠义”。

晚年的曾麟书命长子曾国藩书写的一句联语，颇能代表他的希望和寄托：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麟书在曾氏家族史上，堪称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把良好家风传承下来，他把自己乃至曾氏家族的抱负交付给了下一代。这是另一种传承。曾国藩兄弟们能接好这个传承吗？

总之，正是湖南湘乡秀美的山水，曾家勤俭而严正的教育，加之封建的国度，偏僻的山村，传统而落后的文化习俗，造就了曾国藩复杂的性格，造就了这个清朝的“中兴第一名臣”和屠杀农民起义的“曾屠户”，一个令世代评说、争议不休的历史人物。

第2章 家和万事兴（4）

家庭和睦是根本

老祖宗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强调家庭和睦的重要，是有其极深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为了镇压天平天国，他们兄弟四个都从了军，而且九弟曾国荃还为破天京立了头功。试想，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里，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吗？他写道：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之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家庭和睦非常重要，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和”？曾国藩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涡，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残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裔，独待者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占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

在这段话中，曾国藩认为欲“和”则必“孝”、“友”，并且将“孝”、“友”这两个原则细化到日常的做事中。关于“孝”，曾国藩还讲到：凡子之孝父母，必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族犊之，远近服之，然后父母愈爱之，此孝之大者也。

能像曾国藩所说的这样去做的，家庭关系必然和睦，这是处理家庭事务的根本原则。当然，时代不同，“孝”、“友”的具体内容必然有异，然而从整合的角度去看，要做到“和”，要达到“万事兴”的目的，必然要处理各种家庭关系，而“孝”、“友”必是首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有了“孝”、“友”，但无更具体的治家之法，家仍不能兴。曾国藩在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致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前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进周旋，贺喜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弟以为然否？

曾星冈，也就是曾国藩的祖父，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对曾国藩治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连妻子王氏也难逃他的责斥。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的脾性虽然暴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子孙们的严厉却有助于他们的成长。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

第2章 家和万事兴（5）

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儒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曾国藩对于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从以上可看出曾国藩对齐家的重视程度，其重要性在于齐家是修齐治平中不可缺少之一环，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大后方。

孝而不愚德之本

每个人都有两面或多面，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有杰出的一面，狞厉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个凡人，也有普通的一面，狭隘的一面。他有超过一般人的反省气质，只要他有错，认识到了错，他就会反省自己，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曾国藩身上宝贵的品质。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为了一点小事，在家里与弟弟发生了争执。这事对曾国藩的震动很大，以至过了好久，他还表示深深的悔憾。即使身在外地，远隔千里，每当想起此事，曾国藩就郁郁寡欢，心里十分难受。并且，他以此事教诫儿子纪泽，希望他能体谅自己这番苦心。

这番心意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自己以前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希望纪泽引以为戒；二是我有对不起弟弟的地方，你做儿子的应该代替父亲去弥补；三是你做下辈的在叔祖父和各位叔父面前应多尽一些敬爱之心。

如果一个人能够常存休戚一体、利害相关的想法，而不存有彼此歧视的念头，那么老一辈的人必定会很器重你、喜爱你，兄弟姐妹必定会以你为学习的榜样。这样，大家越处关系越密切，越处相互越尊重，其情切切，其乐融融。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如果曾氏家族和乡亲们都说纪泽的度量比他父亲的度量还要大，那么曾国藩应当会感到非常欣喜。俗话说，望子成龙，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不仅教导儿子尽孝行道，而且也敢于以自己的失误去教导儿子，更是显得难能可贵。

《孝经》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又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意思是说，人的德行，没有比孝道更重要的。

孝是德行的根本。在这里，孝有两层意思，一是晚辈对长辈永远只能百依百顺，儿子对父亲只能言听计从；即使当长辈犯了错误，晚辈也要对他的错误毕恭毕敬。另外一层意思是，如果长辈在晚辈面前犯了错误，晚辈应该规劝他，这才是孝。前者是愚孝，后者才是真孝。曾国藩之所以向儿子抖落自己的错误，显然是希望儿子引以为戒，切勿重蹈覆辙。《孝经》云：“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就是说，假如父亲做了不义的事，儿子就应当规劝他，这时候还随顺父亲的意思，又哪里算得上孝子呢？

第2章 家和万事兴（6）

兄弟之间互谦让

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发生矛盾，就算是手足兄弟之间，也不例外。龙生九子，子子不同。每个人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弟不必贤达于兄，兄也不必敏于弟。兄弟之间产生一点矛盾、隔阂也是难免的事。要想让家庭和睦，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谈话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曾国藩提了很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他在兄弟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他还给曾国藩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细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既然是人，就会有缺点，有错误，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最大的毛病或许还不是曾国荃说的那一条，而是喜欢教训人，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好为人师。这一点是曾国藩自己也承认的。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兄弟子女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

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给他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了不平之气；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荃也说得在理呢？

曾国藩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并不因为自己是兄长，是大官，就以势压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只要对方说得入情入理，就没有不能接受的道理。曾国藩这样做，无损于他做兄长的尊严，反而使曾国荃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在尊严和亲切之外，更有一种大度。

正是因为曾国藩有这样的胸怀与气度，曾氏家族才能老有所尊，幼有所爱，兄弟和睦，邻里相亲。

曾国藩做人有一条原则：兄弟之间应该互谦互让，互帮互助，彼此发展，共同进步。

他认为：作为人子，如果使父母觉得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比不上自己，这便是不孝；如果使亲戚称赞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不如自己，这便是不悌。

第2章 家和万事兴（7）

季四弟曾来信责备曾国藩，曾国藩读信后心中大震，不禁为之惊出一身冷汗。

曾国藩以为，兄弟之间都应德才兼备，不应彼高此低，就像陈氏的难兄难弟一样。

东汉时期，河南许昌有一个名叫陈寔（shí）的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陈元方，一个叫陈季方，兄弟两人都很有德才。一天，陈元方的儿子陈长文和陈季方的儿子陈孝先，在一起争论谁的父亲功德更高，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仍然相持不下。最后，他们决定请爷爷做评判。陈寔对自己两个儿子都很满意，听了孙子的问话后，笑着答道：“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此后，这对兄弟的故事被人传为佳话。

曾国藩表示，从今以后，愿我们兄弟五人，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彼此相互谅解。哥哥以弟弟得坏名声为忧，弟弟以哥哥得好名声为快。哥哥不能使弟弟得好名声，这便是哥哥的罪过；弟弟不能使哥哥得好名声，这便是弟弟的罪过。

兄弟之间应该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有的兄弟，只能有福同享，不能有难同当。还不说有难，只要有一点点麻烦，就想方设法避开，生怕自己卷入其中。这样的兄弟不是真正的兄弟。

有一年，曾国藩所部军饷极少，这是很多年都没有的现象，加之流言外侮纷至沓来。曾国藩恐惧异常，似乎大祸即将临头。在这种紧急关头，他对弟弟说：就算是兄弟同心协力，抵御外侮，还担心墙倒众人推，事情办不好呢，哪里敢在心里生一点点芥蒂？哪里敢因弟弟语气稍直而心怀不满？外人的千万指责我都能承受，难道就不能容忍胞弟的一句过头话吗？请老弟千万放心，千万保重。

此时的兄弟实在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只能互相鼓励、互相劝诫、互相维护。

曾国藩就是这样，和弟弟一起渡过了难关。

曾国藩曾说，在兄弟之间，即使有一句欺诈的话，最终也不会隐瞒多久。这话似乎有些绝对，但思来却不无道理。因为有些话是可以隐瞒很久的，甚至可以隐瞒一辈子。但不能保证每一句假话都可以隐瞒。一旦你的某句假话被人识破，那么你将来即使所说的全是真话，也会被人怀疑。所以曾国藩说，索性有话直说，一语道破，虽然眼下嫌太直，难以承受，但将来肯定能被谅解，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下面是曾国藩的一席话：

“在几个弟弟中，国藩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刻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国藩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做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做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

而今国藩我侍奉高堂父母，每年仅寄回为数不多的银两，以供双亲大人吃喝零用。对同族中贫穷的亲戚，我每年也酌情分送少许，以表达我区区心意。因为即使我多给家里寄钱，父母所衣所食也不能因此更为丰厚；与其独肥一家，使同族亲戚因此而怨恨我以及我的父母，哪里比得上分给一些亲戚，使他们对我父母感恩戴德，并且更加钦佩和尊敬呢？

第2章 家和万事兴（8）

如果将来在地方上做官，俸禄会比较丰厚，国藩我发誓：除了俸禄以外，一分钱也不多拿。如果俸禄越来越多，就周济更多的穷寒亲戚，决不为子女的衣食积蓄贪求。”

曾国藩如此坦诚，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作为兄长的一种责任，更是为人的第一要务。

“无信不立”的先哲教诲，曾国藩总是刻骨铭心。成大事者，犹以信、诚为其立业之本，曾国藩于此深信不疑。他在致诸弟的书信中，反复告诫的就是“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且言“只要能够谨守”，“不管世道是治是乱，总不会失掉上等人家的地位”。

曾国藩的这种告诫，其中的暗示对家道兴盛、位高权重的人来说似乎有更多的警醒意味：诚信可以立业，保业尤须诚信。一个人在他卑微的时候保有诚信并不难，最难的是当他功成名就之时犹不失诚信。而这一点，却常常是富贵人家所不易做到的。曾国藩说：“地位高了，并不一定是福气，恐怕徒然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张本。”在他看来，“树大招风”，“楼高易倒”，以诚待人，或可消弭怨隙，化解不测之灾。

立德、立功、立言，向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曾国藩以自己多年的体悟，时时劝勉兄弟们立德在先，在修身上多下工夫，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书说：

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我也深以为然。但只是小试失利，就发牢骚，我暗笑他志向太小而心中忧虑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所忧虑的，是因为自己不如舜皇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德行没有修整，学问没有大成而忧虑……

曾国藩作为兄长，他对兄弟的爱是多方面的，爱之以德，对德的苛求，这是曾国藩的突出之处。他自知出身贫贱，得志之时切不可忘乎所以，更应在品德修养上齐头并进。宦海生涯，曾国藩看透了无德之人为人诟骂的本质，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无愧天地，无愧于心的崇高境界。

曾国荃攻下天京后，起居奢华，言语傲慢，行为放纵。曾国藩写书直言相告，劝其顿去恃功享乐之心，重修德业反省之课。

他的严词责备是不加掩饰的，甚至是尖刻的。他始终认为：今天进一分德，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剩一文钱。只有德和业都增进，那才算真正的成功，而成功亦不足恃……

曾国藩在兄弟们的眼里是令人敬畏的。他代父教弟，不苟言笑，不怒自威，更以德行服人。一次，曾国藩和友人小珊因一件小事发生争执，虽过在小珊，曾国藩事后仍内疚不已。兄弟几人劝曾国藩勿以为怀，曾国藩却道：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我德有缺损，可想可见。他不顾兄弟们劝阻，坚欲登门谢罪……

在曾国藩遗世的家书中，他写给诸弟的教诫充斥其间，俯拾即是。在信中，曾国藩反复叮嘱的亲近良友、莫负朋友、周济贫民、爱惜物力、勤俭为主、戒骄去奢等等，无不是一个“德”字。这是曾国藩兄弟的福分，以“德”育人从来是圣贤所推崇的最高育人之道，更何况这些书信有的竟写自两军对阵的战场上！

兄弟亲情，爱到极处，往往是口不择言，令人难以接受。曾国藩的兄弟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受。由于曾国藩的名望所在，兄弟们很少向他表达这种真实想法。

曾国藩对此有很深的忧虑，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日给诸弟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讲道：“骨肉之情越真挚，盼望的心情就越殷切，责备的言词就越尖锐……所以不能不发出怨言骂你们，感情达到极点了。然而，为兄长的虽说‘糊涂’，也不能不责备你们，不是责备你们的情感，是责备你们的不检点，这有什么耿耿于怀呢？”

虽说如此，曾国藩仍是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地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一语破的，曾国藩的兄弟之情，源自他已将自己的一切和兄弟们完全融为一体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谁也无法分开。

第2章 家和万事兴（9）

诗书文章露雄心

古人常以诗词歌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从世代耕读之家走出来的曾国藩，也以诗文表达了他的志向。

在京城时的曾国藩，虽然主要立志于学问品行，但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甘心做一个文臣，而是寄望于驰骋疆场，报效国家。在感春诗中，他写道：“征兵七千赴羌陇，威棱肃厉不可当。”又说：“横斩蛟鳄血流川，天子之宝无伦比。”还说：“一朝荷戈西出塞，辜负白铁悔因循。”他还经常以李广、卫青、马援等名将自况，感叹时不我用。

当然，他的志向又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杀贼自是书生事”，要以书生从军，征战杀敌，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勋臣。他要达到的境界是：既能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的治国平天下的“圣贤豪杰”。

当时，清朝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却已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之后，他振臂一呼，挺身赴战，最终完成了凤愿。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心理准备，他是很难有这股冲劲儿、狠劲儿的。

所以说，“丈夫自谋要深远”！男儿立世，没有大志，没有远见，是无法立得住的。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作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地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作几首。”

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0）

少年得志中进士

每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庸俗，但很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却因为更多的原因是缺乏去改变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而曾国藩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庸俗、颓废的一面，并且因为自己所处这样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远大志向。

曾国藩六岁时，祖父曾玉屏便为他请了个姓陈的先生教他识字。第二年，父亲曾麟书在自己家里设了一个私塾，取名“利见斋”，有十几个儿童入学读书，曾国藩也就随父读书了。

曾麟书因为自己天分不高，求取功名没有希望，于是便把满腔热血都灌注在儿子身上。他在读书方面也没有高招，只是在儿子身上用苦功夫。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指导，就连吃饭、走路、睡觉都嘟嘟囔囔，爷俩相互提示，背诵诗书、议论文义。

在父亲的苦心教导下，曾国藩也苦下功夫，他的天资很高，记性也好，到九岁时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读到十四岁时，在当地的读书人中已很有才名。那年，父亲的好友衡阳廪生（资历高的老秀才）欧阳凝祉（字沧溟）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到了曾国藩所做的诗文后大加赞赏。欧阳氏是衡阳、湘乡有名的学者，尤其诗文作得好，功名虽不高，但平日自负得很，值得他称赞的实在不多。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才学，欧阳凝祉当场出题考问曾国藩。曾国藩对答如流，据题赋诗，使欧阳凝祉大为惊奇，认为这孩子将来一定大有前程。当即与曾麟书议婚，成就了曾、欧阳两家的儿女亲事，欧阳之女便是后来曾国藩的结发原配。

曾国藩十六岁时，父亲让他参加长沙府举行的童生府试，他考取了第七名。是年为道光六年（1826年）。曾麟书看到儿子小小年纪竟有如此的才华，再看看自己，连考多年秀才未中，如果让儿子跟着自己读书，怕误了他的学业，不如给孩子另请名师。于是，曾麟书跟父亲商量找个教书先生。听说衡阳唐氏家塾有个汪觉庵老先生，八股文教得极好，可以送去就学。于是，曾国藩在十九岁时赴衡阳读书。天资聪颖的曾国藩在衡阳只读了一年书就学完了该校的课程，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就读。

经过学习，随着年龄增长，曾国藩渐知自己过去各方面的幼稚，许多想法也不对，必须从新做起，奋勉不懈，才能真正有长进。为此，在涟滨书院读书期间，特为自己取“涤生”为名号，即有洗涤过去，从新做人之意。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二十三岁，父亲于前一年考取了秀才，也让曾国藩参加秀才考试。于是一举成功，中了秀才。这一年，家人为他与订婚已九年的欧阳小姐成亲，二十三岁中了秀才才结婚，这在当时是突出的晚婚了，也见得曾家对曾国藩的读书和功名要求极严格，没有功名不成亲。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1）

考上秀才后，曾国藩于1834年到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清代岳麓书院，是湖南的最高学府，藏书宏富，名人辈出。岳麓书院在湖南全省范围内招生，其山长（相当于校长）、主讲是名声很高的欧阳厚钧，他是嘉庆四年的进士，曾任郎中、御史等官，以母老告归主讲该书院。他为书院主讲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前后教出当时知名的学生三千余人，因有“弟子三千”之称。在校学生须按月课试，月课分为官课、馆课两种。官课由学政、长沙知府等高级地方官出题，有时甚至巡抚亲自出题。由此可见，岳麓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官府对岳麓书院也相当重视。据曾国藩的年谱说，当时曾国藩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

曾国藩在该校系统地学习了儒家著述，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不满一年时，于1834年秋天参加了省城乡试，得中举人。两年连中两级，成了“举人老爷”，这对曾家来说，已是破天荒了。全家喜庆尚未结束，曾国藩便打起行装，前往北京，准备参加来年的进士会试。

第二年，曾国藩就到北京参加会试，但是没有成功。可巧，道光十六年（1836年）适逢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试、会试的恩科考试一次。曾国藩为了节省路费，减少舟车劳顿，决定在北京等一年。于是，曾国藩写信回家说，湖南至北京，千里迢迢，往返一次太困难，路费也太多，不如留住北京，等着来年的恩科会试。家里回信勉励他不要灰心，也别太节省了，多多保重，好好准备。于是他住在北京的“长沙会馆”，那里住着不少湖南的举子，花销不大。

在北京等候考试的这一年里，曾国藩除准备功课之外，还目睹了京华文物名胜，大开了眼界，不再是蛰居湖南山乡的寒门儒生了。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喜欢上了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的文章，从此终生不变。年谱说他“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艾词自此始”。曾国藩的文章写得好，不仅文词华丽，对仗工整，而且有雄奇之气，读来有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虽然他后来爱好桐城派文章，但作文的基础恐怕至少此时就奠定了。再一年，1836年的恩科考试，曾国藩又名落孙山。一个乡下小财主的儿子，在京师读了一年书，此时已是囊空如洗，只好打道回府。就在回家的路上，他到了金陵这个日后与他的政治、军事生涯有重大关系的城市。

在金陵，他在书肆里见到《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但是没有钱，就向一位在江苏任曹的同乡借，又卖掉了自己的衣服，终于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二十三史》。回到家里，父亲问明原因，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他说：“你借钱典衣买书，这不是坏事，我只望你细心研读，能把此书认真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曾国藩牢记此语。自此清晨起床，一直读书到夜半，整整一年足不出户。曾国藩研究历史的兴趣就是在那时培养起来的。

又过了一年，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又是举子们进京会试的年头。曾国藩要上京城参加考试，可是家里却拿不出足够的路费，只好向同族和亲戚家借贷。曾国藩携钱三十二缗上路，到了京师，只剩三缗。曾国藩年谱的作者感叹写道：“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

三月春榜发布，曾国藩取得礼部会试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又连续进行殿试、朝考，成绩越来越好。殿试取得三甲第四十二名，朝考取得一等第三名。朝见皇帝之后，钦点了翰林，授翰林院庶吉士。红翰林，是科举试途中的巅峰了，中央的极品大员、地方的封疆大吏，绝大多数是从翰林里选拔的。

曾国藩成功了！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2）

点翰林那年，曾国藩虚岁才二十八。一般的幸运翰林，由秀才、举人、进士，一阶一阶地爬，熬到这一阶少说也得四五十岁，而多数士子根本摸不上翰林的边，有的中个举人就已是两鬓苍苍。就说曾国藩的父亲吧：数十年考上个秀才，已是四十多岁了。相比之下，曾国藩确实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了。

在曾国藩生活的那个时代，像他那样贫寒的出身，又降生在一个偏远闭塞的山村里，要爬到社会的顶层，要施展自己的抱负，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考科举。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考中进士后做官，然后博得个封妻荫子。然而，这条路实在是太难了，每年中进士的读书人只有几百个，这对于有四万万人口，有成百上千读书人的大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因此，真正能通过这条路爬上去的人很少很少，它的可能性是千分之零点几，甚至还达不到这样的比例。后来成为曾国藩死对头的洪秀全，生于1814年，比曾国藩小三岁，当曾国藩在科举的路上奋斗的时候，洪秀全也在这条路上艰难奋斗。洪秀全十三岁就开始考科举，与曾国藩头一次考科举恰好是同一个年龄，而后却屡战屡败，最后连秀才都没有考上。愤世嫉俗的洪秀全终于走上了扯旗反清的路。但是，曾国藩是幸运的，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终于成了曾家第一个进士！

在明清时代，翰林院是储备人才的总机关。翰林平时要为皇帝皇子讲书解书，充任经筵讲官、春坊庶子，因此他们必须成为最有知识、最会读书、最会做学问的人。翰林还大多担任纂校殿阁秘书，这更是直接与书打交道的活，他们需要编纂大型的类书、丛书、政书，上自皇帝御览，下至士子阅读，其质量高低，更是对翰林的一种实际而全面、重要而普遍的学识与能力的考验。所以，自明清以来，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更是非翰林不任。清代自康、雍以来，名臣大儒大多从翰林而起。

曾国藩入了翰林院，自知前途无限，更有锐意进取之意，决心要做一个藩屏国家的忠臣。此时，他已摆脱了科举的桎梏，转而认为读书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志大人之学。为此，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条座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耕耘，只问收获。

曾国藩常常在诗歌中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其中《感春六首》最能表现他的雄心：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从金钟。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曾国藩立志要成为圣贤之人，要成为藩屏国家的忠臣，因此，他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是严格地按照此志去努力发奋的。而且，一辈子矢志不渝。因此，他能取得极高的地位，就理所当然了。

曾国藩少年立志，决心要做圣贤，因此一生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到晚年时他已位极人臣，身名俱泰，仍然矢志不渝，初衷不改。其立志之坚定，持志之高远，足以垂范后世。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3）

千金难买真知己

曾国藩一生因学问而结识的朋友很多，如同属于湘乡理学派的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另就是罗泽南。罗泽南既是曾国藩好友，也可以说是他的引路人，他虽只比曾国藩年长四岁，但学问很好，写过好几部书，如《西铭讲义》、《太极衍义》，尤其以研究周敦颐和朱熹著称。

不过，被曾国藩视作一生挚友的却是另外两人，一个是郭生郭嵩焘，另一个则是刘子刘蓉。如果郭嵩焘可看作是曾国藩这只人生航船的强劲桨手，刘蓉则无疑就是思想启蒙者了。

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

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

这是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时写给郭嵩焘的诗。“刘子”指的是刘蓉，“郭生”就是郭嵩焘。这首诗里生动地表达了曾国藩对刘蓉和郭嵩焘的深厚情谊。没有朋友的人生肯定是非常孤独惨淡的，然而人生交朋友也有多种。有仅靠金钱或利益维持的朋友，这种朋友最不可靠，当金钱散尽或其中的一方已无利用价值时，朋友也就做到头了，甚至可能反目相向，落井下石；有同生死，共患难，决不会因地位、社会的变故而改变相交初衷的朋友，这种朋友会使你的精神、人格、志向得到升华，即便你的事业没有成功，但你的精神会是富有的。就像曾国藩在1860年5月日记中所写的：“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曾国藩是幸运的，在他还没有从他那偏僻的山乡真正走出来的时候，就交上了两个好朋友，两个后一种类型的好朋友。他与两位好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鼓励，而刘蓉、郭嵩焘两人在曾国藩日后的事业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刘蓉，字孟容，号霞轩，湘乡乐善里人，与曾国藩是同乡。生于1816年，比曾国藩小五岁。其少年自负，才华横溢，因不贪功名，不事科举，三十多岁了连秀才都不是。一次，县令朱孙诒偶然看到他的文章，惊叹其才华，便让其父亲督促他往县城赴县试，结果中了头名，遂补为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一番交谈，顿觉相见恨晚。曾国藩与刘蓉的结交不是偶然的，除了性情投合、都对学问已有相当的基础外，刘蓉做学问的路子与曾国藩非常相近：都是攻程朱理学，同时又讲经世致用，又都富有才华。刘蓉的才华可能世人不知，但是曾国藩知道，所以曾国藩曾戏称刘蓉为“卧龙”。他们在一起，便通宵达旦地长谈，即便是天各一方时，也不断通信。通信的内容除切磋学问外，凡古今政治因革损益得失利病与风俗及人才之盛衰，都在讨论之列。后来又经刘蓉介绍，与郭嵩焘相识，于是，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三人互换庚帖，拜为兄弟。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清儒不像宋、明人那样聚徒讲学，又不像欧、美人有学会、学校为讲学讨论的场所，清代学者赖以交换心得的，是谈论学问的函札。曾国藩和刘蓉的通信，正是这种函札。刘蓉考科举不够顺利，当曾国藩在京城成了天子近臣后，刘蓉还是布衣一个，但他们的友谊丝毫不减。1843年6月29日，曾国藩在京城接到刘蓉来信，次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轩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这种通信即使是曾国藩统带十万精兵作战，闲暇无几时也不曾中断。

曾国藩曾集苏东坡诗句为联赠刘蓉：

“此外知心更谁是？

与君到处合相亲！”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4）

1853年，曾国藩接到皇帝旨意让他督办团练事宜，他马上想到了刘蓉和郭嵩焘，决定请他们来帮助自己完成此事。当时曾国藩写给刘蓉的信是这样说的：“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老（郭嵩焘）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蓉、筠独得晏然乎？”这意思是说，你来吧，我不想听你讲理学，也不要跟你筹划军政大事，只要每天能见上老弟你一面，我就宽心了。当然，这只是托辞，刘蓉实在是不可多得的高参。

结果，刘蓉和郭嵩焘先后都来到曾国藩军中。两人与曾国藩约定：“服劳不辞，唯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刘蓉专为曾国藩起草奏章等文件，郭嵩焘则为曾国藩管财政。但是曾国藩认为，刘蓉的“识力过人”，也就是见识高人一等，但“为统领则恐其不耐劳”，因此，曾国藩一直没有让刘蓉直接带兵。

1855年9月，刘蓉只有二十四岁的弟弟刘蕃到军中看望刘蓉，也参加了对太平军的战斗。11月30日，在进攻湖北蒲圻时重伤而死。刘蓉因此悲痛万分，遂离开军队回到家里。

刘蓉在家中闲居几年之后又再度出山并迅速升迁，这一切都源于曾国藩的爱将左宗棠。原来，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门下，到1860年，左宗棠因事离开骆秉章幕府，行前力荐刘蓉可以接替他。刘蓉初时不愿出山，但次年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刘蓉还是随着到了四川。因为辅佐骆秉章镇压两个造反者蓝大顺、李永和以及击败入川的石达开军有功，刘蓉迅速升迁为四川布政使，1863年又升为陕西巡抚，升迁的速度据说是湘军出征以来最快的。

有过官场经历的人大都能品味“宦海浮沉”的真正意义，官场的荣辱升沉，实在令人难以预测，文人进入官场更是犹如入云里雾里，不甚明了。曾国藩自办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以来，可以说历经磨难、吃尽苦头，而他的好友刘蓉比他运气还要坏得多。就在刘蓉在陕西整饬吏治、重整军备、革除弊政，准备振兴陕西时，却连遭朝中官员的弹劾。刘蓉不得不上疏自辩。当时太平天国已灭，大敌已去，朝廷也意图排斥湘军集团。曾国藩虽对刘蓉的处境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几经曲折，刘蓉终被革职。好在刘蓉功名心并不迫切，被革之后，便返回家乡，以讲学授徒为业。19世纪70年代中期，左宗棠奉命收复已被阿古柏侵略集团霸占了十余年的新疆，左宗棠深知刘蓉的才干，又因为刘蓉做过陕西巡抚，熟悉西北情况，便邀请刘蓉出山相助。此时刘蓉做官之心已淡，没有随左宗棠同行，但他致书左宗棠，献平西北六策：

一、剿贼不难，所雒者筹饷筹粮。筹饷筹粮尚易，尤难者运粮。非宽筹辅饷，运有办法，切勿进兵。

二、军糈无资，当缓新疆西征之师，先肃清陇境。辟地屯田，储糗粮，练马队，然后振旅出关。

三、办甘贼，当以陕为根本。资粮转输，皆须借力于陕，非得同心膂、共忧乐之人为陕抚，持心定志，不足与济艰难。

四、捻贼入陕，号四五万，然能战者不过六七千人。每战辄以马队万骑四面包裹，懦卒怯将，慑而望风靡。其实但能严阵坚持，屹立不动，则亦不敢进逼吾阵。俟其锐气之惰，奋起突击，必无不胜。

五、办甘回，当先清陇东，次捣河狄。两地既定，其余可传檄而定，专事剿，则力固不逮；不痛剿而议抚，则叛服无常，亦何能济。

六、关陇将才吏才，无可用者。然地瘠势艰，虽杰出者视为畏途，须广罗艰贞坚苦、仗义相从之侣，以资寰助。此六者其大端也。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5）

我们看这六条，简直就是一篇诸葛亮的《隆中对》，充分显示了刘蓉的才能，怪不得曾国藩年轻时戏称刘蓉为“卧龙”。后来左宗棠平定西北回民造反，驱逐阿古柏侵略势力，正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的，在近代国弱民穷的情况下，为国家保住了新疆这块土地。

曾国藩的另一个知己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小同乡，他是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比曾国藩小七岁。郭嵩焘与曾国藩是一生的挚友，儿女亲家。他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走的是与曾国藩一样的读书做官的道路。按照湖南著名学者钟叔河先生的说法，郭嵩焘颇有一种叛逆性格，思想活跃，倔强自负，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钜之才也”。这是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对郭嵩焘的评价。

郭嵩焘是曾国藩初创湘军时极为关键的人物。郭嵩焘的命运也不比他的两位好友好多少。

1859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郭嵩焘奉命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到天津办理海防，受到僧格林沁的弹劾被降三级。后来，李鸿章率淮军到上虞，任江苏巡抚，保荐郭嵩焘任苏松粮道。不久升任广东巡抚，但又与原也是至交的左宗棠发生矛盾，被左宗棠弹劾降职。

1857年，郭嵩焘出使英国并担任中国驻英使臣。他见到西方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也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且现时西方的政治、学术都比中国优越，因此，他主张不但要学习欧洲人的先进技术、造船造炮，甚至还有他们的政治。他还把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寄回国内刻印，广为发行，以便开拓人们的眼界，了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然而反响却大大地不妙。当时的中国，还以天朝上国自居，朝廷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虽然也有一些进步人士了解一些世界的变化，但并未被朝廷重用。郭嵩焘的这些见解，不为保守的中国士大夫和官场的保守官僚所容。士大夫骂他是“汉奸”，是“鬼子”，作联语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守旧士绅甚至要掘他的祖坟。

民国年间，思想家、学者梁启超写道：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回班才算完事。

他的境遇就好比屈原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钟叔河先生说他是“孤独的先驱者”。先驱者会受到后人的赞赏，但在他的生时，那滋味却实在不好受，整个官场，只有李鸿章还算能够理解他，但也帮不上多少忙。他卸任回国以后，湖南的士绅几乎没有人理他。而郭嵩焘则越发用起他那湖南人的蛮劲，坚持自己的见解，决不放弃。并说“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曾国藩几经磨难之后，总算认清廷在他死后封了个“文正”。郭嵩焘虽然比曾国藩长寿，但死时清廷不给谥号。直到郭嵩焘死后快十年，闹义和团的时候，还要把郭嵩焘当作“二毛子”，戮他的尸首。

郭嵩焘是孤独的先驱者，因为当时的社会原因，他的思想不能被理解，他的行为不能被接受，但是这些思想、行为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6）

恩师挚友炼人生

曾国藩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做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所以，他在二十四岁以前从未踏出过湖南，除了到过长沙、衡阳等地，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在湖南家乡的同辈人中，除郭嵩焘、刘蓉等几人外，也没有结识更多对他以后人生道路有重要影响的人。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唯汪觉庵师及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然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唯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认为自己的成长史中，在家乡并无太多益处，从家乡的友朋中获取的益处似乎不多。他说：

我少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作诗、古文和书法。曾国藩的这番话，以及写给弟弟的信，自然是他站在京师翰林的高度，学有初成后所说的。由于整日与名儒硕学在一起，他当然感到昔日的时光多是在无益中度过，因而也就有了今是而昨非的意味。不过，话说过来，如果曾国藩仍然隅于湖南，后来的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便成为获取信息，相互扶助的重要手段。由于曾国藩到了京城，结交了一批新的师友，开阔了眼界，也认识到取得功名仅是人生之一端，而人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可以做。尤其是晚清时代已不同以往，大清江山更青睐那些对国家有用的人。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觉得六弟今年考中当然好，万一考不中，就应该把以前的东西彻底放弃，一心一意地学习前辈们的文章。年纪已过了二十，不算小了。如果还似摸墙走路一般，为考试卜题忙碌，等到将来时间付出了而学业仍不是精通，一定会悔恨失策的，不能不早做打算啊。我以前确实也没看到这一点，幸亏早早得到了功名，而没受到损害。假如到现在还未考中，那么几十年都为了考取功名奔忙，仍然一无所得，怎能不羞愧呢？这里误了多少人的一生啊！国华是世家子弟，具备天资又聪明过人，即使考不中，也不会到挨饿的地步，又何必为科举耽误了一生呢！

曾国藩通过在外学习、与友人交往，提高了自己的眼界，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他对自己过去的否定与不满，还有就是劝弟弟放弃科举一途。一个人能看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能够改正以前不对的地方，这是非常难得的。对于曾国藩来说，这是人生的一次可贵的升华。他从良师益友那里看到了个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要做“圣贤英雄”，要“志大人之学”，才能走出狭小的个人天地，走向广阔的天空。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7）

他在写给家里诸弟的书信中，颇感欣慰地介绍所结交的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诗书、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人，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但都是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他还颇为自得地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余不欲先去拜别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曾国藩在北京的主要交际圈，就是他在家书中所提到的这十几个人，他们都属于当时北京的名流学者。由于曾国藩出身翰林，必须有“国学”的基本功，因此他初入京师，自然也和这些人打交道。其中，有的成为生平好友，有的成为日后事业发展的引路人，还有的人对于他文学（主要是古文诗词等）上有很多帮助。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曾国藩讨教今文经学的主要人物。他少年时就有著作传世。曾国藩到北京后，他任职军机章京。由于他才思敏捷，下笔成章，所以当时的许多大型活动，尤其是皇帝颁发的诏谕，多由他草拟。在繁忙的军机之余，他与文章大家唐鉴、梅柏言等人“以文章道义相往来”。由于曾国藩师事唐鉴，因而对邵懿辰也格外敬重。

对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刘传莹和何绍基。

刘传莹是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身边有古文字学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他阅读后便向刘传莹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是湖南道州人。他精通书法，擅长吟咏。对文字学、经史也颇有研究。曾国藩与他交往中，感到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在理学方面，曾国藩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

吴廷栋，号竹如，是安徽霍山人，“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曾国藩与他的交往颇多，时间也颇长。曾国藩到了北京后，他的视野比原来更加开阔，他感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压力，于是对有用的人“强与之附”。即采取主动办法与之接近、亲近，对于无补于学、无益于仕途等可多可少之人“渐次疏远”。而他相交契合的就是吴廷栋。他给家人的信中说：

吴竹如最近来得比较多，一来就坐下做终日的倾谈。所讲的都是一些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听他说有个叫窦兰泉的，其见识十分精当平实。窦兰泉也熟知我，只是彼此之间至今未曾见面交往。竹如一定要我搬进城去居住，因为城里的唐鉴先生可以当我们的老师，再加之倭仁先生、窦兰泉也可以作为朋友，经常来往。师与友从两边夹持着我。我想，自己即使是懦夫也会变得坚强起来。子思与朱子曾经认为学习之事就好像炖肉一样，首先必须用猛火来煮，然后再用小火来慢慢煨。我反省自己，生平的工夫全都没有用猛火煮过，虽然也有一点小小的见识，但那都只是靠自己的领悟能力得来的。我偶然也用过一点功，但不过是略有所得。这就好比没有煮开过的汤，突然用小火慢熬，那结果是越煮越不熟。因此，我急于要搬进城去，希望自己能屏除一切，从事修身养性的克己之学。倭、唐两先生也劝我赶快搬。然而城外的朋友，我也有些希望经常见面的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人。

翰林学问，文章经世让曾国藩感到无比的振奋。应该说，曾国藩是幸运的，他身边有那么多“指针”为他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城内城外都舍不得，曾国藩只恨自己不会分身术，多分几个自己。曾国藩语言诙谐，尤其擅长比喻。他引用古人的话说，“与周瑜周公瑾交往，好像喝很甘醇甜美的酒一样舒服。”他觉得与邵蕙西两人的交往就有这种味道。两人一见面便长谈不愿分手。对子序的为人，曾国藩当时还不能做出结论，但对他的见识远大而且精辟十分佩服。他常常教诫曾国藩说：“用功好比掘井一样，与其掘了好几井而没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着一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为止。”曾国藩认为这句话正道中了自己的毛病。

第2章 家和万事兴（18）

他在信中不无自豪地告诉家人：我等来到京城后，才开始有志学习写诗写古文并习字之法。但最初也没有良友，近年来得到一、两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谓治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知道范仲淹、韩琦等贤臣可以通过学习做到，才知道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水平通过学习也可以达到。程颐、朱熹也可以通过学习达到。

在一般人眼里，那些成功人士，学者名流都是高不可攀的。在曾国藩进入北京之前也是如此，他认为，那些名流雅士都是高山仰止，是可望而不可及、不能及的。然而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后，他通过朋友们的开导，认识到“圣贤豪杰皆可为也”。他要为自己立一个标杆，引领自己向着目标前行。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后，曾国藩重返南京时，还专程看望昔日交往甚密而今日仅存的朋友吴廷栋。那是6月的一天，曾国藩亲自带酒到吴廷栋家作客。当时的吴廷栋也已八十岁了，他在南京租屋而居已经五年了，宅子所处偏僻，腿上有病不能行走，所以每天坐在那里校勘书籍，孜孜不倦，曾国藩每日必拜访一两次，谈论时事，品评政治。

学习要温故而知新，交朋友也是这样，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曾国藩在广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老朋友，尤其是他的湘籍朋友。这不但扩大了他在家乡的影响，而且对他日后出山也是一种人才的“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