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笔杆子》目录（1）

- 《笔杆子》目录（2）

- 《笔杆子》目录（3）

- 陈独秀：一江凉月载孤舟（1）

- 陈独秀：一江凉月载孤舟（2）

- 陈独秀：一江凉月载孤舟（3）

-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1）

-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2）

-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3）

-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4）

-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5）

-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6）

-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1）

-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2）

-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3）

-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4）

-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5）

-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1）

-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2）

-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3）

-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4）

-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1）

-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2）

-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3）

-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4）

-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5）

- 浦江清：此“清”可念成追忆（1）

- 浦江清：此“清”可念成追忆（2）

-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1）

-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2）

-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3）

-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4）

-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5）

-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6）

-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7）

- 熊十力：从枪杆子到笔杆子（1）

- 熊十力：从枪杆子到笔杆子（2）

- 熊十力：从枪杆子到笔杆子（3）

- 熊十力：从枪杆子到笔杆子（4）

- 张爱玲：倾城之恋（1）

- 张爱玲：倾城之恋（2）

- 张爱玲：倾城之恋（3）

- 张爱玲：倾城之恋（4）

- 张爱玲：倾城之恋（5）

- 章太炎：大师小事（1）

- 章太炎：大师小事（2）

- 章太炎：大师小事（3）

《笔杆子》目录（1）

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大厅一片安静，但见陈独秀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两次叛国？”旁听席上哄笑一片。

辜鸿铭

北大有那么多教授，辜鸿铭都看不上眼，独是对请他来北大的蔡元培颇有好感。在课堂上，他公开说：“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章太炎

章来到北大，北大对这位压阵大将（胡适语）极为仰观。蒋梦麟、胡适之、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等都好生招待。人们都请他演讲。他讲时，他的十几号弟子都毕恭毕敬地立在一旁。因他口音重，钱玄同就在一边翻译成国语，另一人就在黑板上书写要点。

梁启超

果然，在婚礼进行之中，梁竟然以严师的姿态，引经据典大加训斥。每说几句，都叫一声“徐志摩”，又叫一声“陆小曼”，然后问他们对他的话有无意见。反反复复，多次下来，大家已经面红耳赤了。梁还在说：“徐志摩，你这个人心情浮躁，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至离婚再娶，以后务求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徐面红耳赤。

王国维：消逝的小辫子

清廷在的时候，他曾将辫子剪去；清廷亡后，他却把辫子留上了，永远留上了。在清华园，他依旧拖着那辫子，看上去很别扭。满校园的人们也都在议论此事，说它碍眼者有之，说他是遗老者有之。他不在乎。

周作人：苦茶、苦药、苦雨斋

其一生，都因为娶了个强悍的东洋妇人，而“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一个文坛悍将，居然如此窝囊。鲁迅骂他“昏”，可他就是“昏”，昏得不仅把这个东洋女人养着，而且把东洋女人的全家也接来供养着。鲁迅把自个儿的钱都贴上去还不够。

熊十力

下午，人问怎么回事，那么大吼大叫的。熊笑道：“是郭沫若从重庆来看我。郭沫若耳聋，不大声说话他听不到，我们骂蒋介石，骂蒋该死骂得高兴！”熊先生接着又说：“郭沫若还给我带来一只老母鸡呢！”

黄侃

黄某人最见不得的是那帮“新青年”们。每次上课，他开口便是骂钱玄同：钱玄同是什么东西，他的讲义不是抄我的呢？钱玄同不敢吱声。他又骂胡适。那时胡适这小青年也来了北大，他原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后来被人一捧，居然暴得了大名，尾巴就翘起来。

刘文典

蒋介石很是光火，就问：你就是刘文典？来者不以为然地说：你就是蒋介石？于是大吵，大闹，没完没了。刘文典还说：你是带兵打仗的，把军队管好就行，大学里是我校长说了算！结果，蒋委员长大怒，大手一挥，刘文典就被送进大牢。

金岳霖

许多年后，梁思成和另一女子结婚，重温二人世界。而金岳霖还是独身一人。一日，他出面请至友知交到著名的北京饭店赴宴，没说任何理由。大家都过去了。弄了半天，大家还闹不清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直到开席的当儿，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丰子恺

有其师便有其徒。在李门弟子中，论才艺之精博、性情之温润、佛缘之深峻，大概都无过于子恺者。说子恺，便不能不说弘一。

《笔杆子》目录（2）

傅斯年

到台湾后，傅斯年接任台湾大学校长。在这里，他依旧我行我素，赏罚分明，决不含糊。对傅斯年的霸气之风，有人颇有意见。有个别另有居心者，乃向蒋介石反映情况。蒋介石一听是台大的情况，连连摆手，说：“别和我说别和我说，那里的事情我管不了。”

罗家伦

某次，罗的老领导——蒋委员长问人：罗家伦这人到底怎么样？有人告诉他：志希是个难得的好校长。蒋纳闷：可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对他有意见？答曰：这是因为志希从来不拿教授职位做人情的缘故。

闻一多

前诗人闻一多，已是学者闻一多。而且，在1943年上，这位学者已不止是学者了。他渐已不是那位“何妨一下楼主人”，而开始变得对政治很感兴趣了。然而，那时的政治已由不得人感兴趣。

潘光旦：忍将身世寄鸥游

历史系教授皮名举爱骂人，且极刻薄。有一次，他骂道：“中国有位著名的优生学家，优来优去，优出7个女儿，一个男孩也没有！”紧跟着他又补上一句：“优的结果，还优断了自己的一条腿！”话传到潘光旦耳中，他只是一笑，毫不介怀。

俞平伯：旧时月色

朱自清自入清华后，就开始广泛拜师学艺，其在诗方面是学傅西园老先生，词方面，则以俞为师。这一点，就连朱本人都不讳言。如果说晚近中国还能有几位可以毫无愧怍地把毕生文字都拿来示人的人物的话，那么，俞平伯或许是一个。

废名：废不得的是此名

抗战爆发后，北平城的名家大腕便走的走，逃的逃。当然也有留下的，比如钱玄同、沈兼士、钱稻荪、张岱年，甚至他的恩师周作人、朋侪俞平伯也留了下来。废名不然。他不甘居日人之下，就走了。这个湖北佬自己解放自己，回老家教书去了。

胡风：山城雄霸望沧海

在回答对日本的看法时，胡风借题发挥，说：“在愚民教育下的国民，虽能被反动政治玩弄于一时，并不能使反动政治最终达到目的。”蒋介石一听，默然。只是略略点了点头。整个谈话至此结束，前后共几分钟。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第一次登台时，他在讲台上竟然紧张得连自己名字都记不起来。为了这第一堂课，他准备了老久，可上讲台后，他足足站了十分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终于说话了，却十来分钟就把整堂课的内容讲完了。这时，离下课尚早，他拿起粉笔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

总其一生而言，梁氏显然足可跻身散文家的第一方阵；但从梁氏的生命履历看来，梁作为散文大家的地位主要得宜于《雅舍小品》及其以后的努力；得宜于他在中年和晚年的努力。如果他天不假年，或者在此前即已搁笔，大概顶多只能成其为一位饶具特色的名家，而难成大家。

浦江清：此“清”可念成追忆

当年的北平曾有著名的“清华双清”。所谓“双请”者，一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一是鼎鼎大名的浦江清，也就是那个常在图书馆过夜的读书人。于今，朱自清依然声名显赫；浦江清却早已门庭寥落。

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在整个延安后期，丁玲的创作一直低迷不振，读者所见的，只是少数特写、纪实报道等非虚构作品。即便是这为数不多的文字，也乏善可陈，想像力、艺术感且不论，基本的文学性都说不上。

《笔杆子》目录（3）

赵树理：旧时人物旧时风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浮夸之风遍绿国中，满天“卫星”让人仰望得脖子发酸。老赵虽然高居京城，但还是经常回山西老家，做的是农业活，住的是农村房，交的是农民朋友，自己又是从农田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他对此怎能不知？

周扬：风景这边独好

在1943年上，周的正式身份是延安大学负责人，兼职之一为中共中央文委主任。若说陈伯达是延安哲学界的权威、范文澜是史学界之殿军的话，那么，周扬则无疑是文艺界之祭酒。周扬乃是知识界“三巨头”中最年轻者。

张岱年：寂寞中关园

对此遭际，张岱年想不通的是：那些平日口口声声尊重他的亲朋、同事甚至学生，为什么此时却把他往死里整呢！当然，如果张先生地下有知的话，他可能更想不通的是：那些曾经口口声声尊重他后来又翻了脸面批他整他的人，何以还能够在他身后以极为深情可目的文笔“痛悼”“敬爱的岱年先生”。

张中行：道骨儒心、执中以行

《青春之歌》让作者变成了一棵大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文革中，大树就把革命旋风给招来了。一帮革命小将（其实也未必都小）为着整一批黑材料而过来了：“说，杨沫是不是反革命！？”先生说：“我是不革命，她才是真革命。”

林庚：燕南深处有布衣

又一个深夜，他接到了电话。还是江青让他去讲诗歌。先生咬了咬牙，横下一条心：对不起，我夫人身体不好，我要留下照顾她。他说。

对方几经邀请，先生仍是咬紧牙关，不松口。——须知，那年头，能够和通天人物攀上关系，搭上线，该是多少人梦寐难求的荣耀呵。纵是堂堂哲学大家的冯友兰，亦以残病之躯，主动请缨从老佛爷出京“考察”，别人又能何如？

萧红：萧萧落红寄海天

作为女性，萧红是不幸的。在现代晚近女作家中，大概很少有甚于她者。对此，她深有自觉：“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曾是人家的媳妇，曾是萧军的爱侣，又是端木的妻。在短短的一生中，他纠葛过的男子并不少，可是，这除了说明她命途的多舛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乔冠华：周公麾下一大将

一篇叫《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的长文在香港《大公报》面世。此文一出，即起轰动。此文虽有始无终，但却揭开了冰山一角。一代名媛，个人生活之开放，至足惊人。婚外偷欢被抓现形之后，章含之却不惊不乍地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

殷海光：那曾经的“极右分子”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

张爱玲：倾城之恋

1943年的张爱玲，在这年纪青青的时候，就怀抱着“出名要趁早”的念想奋力地写着，为着第一本小说集《传奇》而努力，为着第一本散文集《流言》而打拼。1943年的张爱玲，有着自由，有着盛名，更有着漂亮。她正处在一生中最好的年岁上。

汪曾祺

想想吧，堂堂系主任，教了十几年的“大一国文”，从来没人敢逃朱自清的课，今次竟有人犯到他门上来了，怎能不气？这下好了，汪大才子被逮了个正着。几次三番，几次三番，朱先生就批评他。他不敢吭声，心下却对朱“很不喜欢”。

何兆武

此处所说的“译稿”，大概就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略论》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书，当然也可能是康德、黑格尔、边沁、洛克之作。这些书文种包括英、法、德几种，翻译起来殊非易事。在那特殊的年代，为着这些“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何兆武不计得失地一次次跑出版社，足见其执著与“天真”。

张岂之

回忆起这段因缘，先生只说：“当时侯先生问有谁愿意去，很多人都不愿，因为西北太偏僻，我说我愿意，就跟去了。”这一去，就是五十多年。

李泽厚：萧瑟秋风今又是

终于，在1992年初，他还是走了，开始了其飘零天涯的漫长孤旅，最终还是落定于美国。科罗拉多，成为他的驻足地。可是，在好些年内，他似乎每年必回中国，回北京。看来，最让去萦怀不已的，还是这故国家园。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个异数也不免俗。

陈独秀：一江凉月载孤舟（1）

一

那一年，五四运动，有个人和李大钊一起上大街发传单、喊口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此人个头不过一米六出头，但行动却很是利索、果敢。他是个读书人，却并无太多书生气，倒有些江湖气。这次运动的大旗也合该被掌在这人手里。他叫陈独秀，时为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同时，他还是最著名的《新青年》的主编。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代新风首先是由《新青年》所开的，自然也就是其主编陈独秀所开的。

二

那时候，八大胡同是个著名的去处。那时，不少人也都好这一口，有闲暇闲银子了，就去八大胡同泡一泡。这里的常客往往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那京师大学堂。后者后来就成了北京大学。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校风大振，去光顾八大胡同的人顿然少了许多。不过也不是全然没有，毕竟那时尚无法律明令禁止此事。

一日，这里来了个客人。店家见此人身材矮矬，其貌不扬，衣着也随便，也就平常相待了。此人也乐得自在。可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壮年人看上了一位年轻漂亮的主儿，有位青年人也看上了。两相争执，争执不下，于是对骂，于是对打。年轻人火气大，壮年人火气也不小，就大打出手。

这下可好，这一闹，人们都知道了：原来这其貌不扬的壮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就是那风云一时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个堂堂的新派大人物，居然、公然到这种场合，而且闹出这种事体，如何了得！

是的，如何了得！社会上很快就闹开了锅。北大立即开会应对，精于权谋的沈尹默等几经鼓噪，陈文科学长就下岗了。

三

下岗后的陈独秀，同时还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于是他即刻南下，隐姓埋名，蛰居沪上。在这里，他又赢得了两位妙龄女子的芳心，很快进入二人（其实是三人）世界。然而，即便是在这温柔乡里，他还是不忘本行。他从来就不是个安分的人：除了做学问，他还搞革命；除了耍笔杆子，他还玩枪杆子；他反北洋政府，也反南京政府。于是他被北洋政府通缉，也同样被国民党政府不容。到南方后，他仍在劫难逃。

有一阵，外边盛传通缉陈独秀，当局以巨金悬赏其人头。鼎鼎大名的陈独秀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就连他那墨水不多、当工人的妻子潘兰珍也知道政府在四下里通缉陈独秀了。这时，潘兰珍和她的“李老头儿”大吵一架回家去了。后来，陈独秀被捕，成为社会上重大新闻，满大街都在热议，她与娘家人也整日谈论不休。别人说陈某人如何如何，她也跟着说，她放胆地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被杀头！”乃父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她打开一看大惊失色：“陈独秀就是我老公！？”——报纸上那通缉犯的脸，正是她丈夫的脸。

陈独秀又一次进了局子，时人轰动。自此，陈独秀和国民党之间展开了一次次正面的辩论（其中有的辩护词居然被收入了东吴大学、沪江大学等法学教材）。问：被捕十人之中，你认得几人？

答：我以###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为政府侦查，我只能将个人情形奉告。

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

答：这是事实，我不否认，理由有三点。（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所谓“长期抵抗”只是四个字，行动上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这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陈独秀：一江凉月载孤舟（2）

第三次开庭，也是最后一次法庭审讯，旁听者多达二百余人。开庭后，检察官起立说陈独秀等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法庭以危害民国罪判刑。

经过一番审理后，法庭问：“是否尚有抗辩？”

陈独秀大声说：“有！”

大厅一片安静，但听陈独秀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两次叛国。”旁听席上哄笑一片。

接着，名动全国的章士钊大律师也起而为之辩护。章道“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之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云云。关于陈其政治立场，章说陈鼓吹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一个好朋友”，说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的职务，在《汪陈宣言》中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组织托派分裂中共“有功于国民党”等等。章的辩护足足有五十三分钟。陈独秀意难再忍，当庭便说：“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台下哗然。

嗣后，陈独秀被打入大牢。在从上海押往南京的火车上，在全副武装的警察的看押下，在火车的颠簸中，他若无其事地一夜酣睡，直到终点才被叫醒。

四

陈独秀“落户”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监狱不远处就是总统府。

一日，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从上海找到了老虎桥，她要见陈独秀。看守人员莫名其妙：这年纪轻轻的女子，和这年过半百的糟老头之间，能有什么干系？我是他妻子，她说。她和他相去近三十岁。此行，她是特来“陪伺”的。她在近旁找了住处，常来看陈，甚至同宿狱中。年过半百的陈独秀，仍时与娇妻恩爱。一次，他行好事的时候看守就在场。看守大怒：“老实点，你这罪犯，到这里了还来这个！”陈独秀不以为意，说：“我是犯了罪，可我的性欲没犯罪。”他仍我行我素，旁若无人。

与陈独秀共同北伐过、时任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特地来看陈，进行了一次半谈话半审问式的会面。陈独秀神色自若，毫无愧悔。何走后，四近的青年军人纷纷围着他要墨宝，陈欣然握笔，他写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又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局子里，陈独秀一如往昔。因为是此地建狱以来最大的###，这位焦点人物受到了“特殊”待遇。牢房里有两个大书架，满是书籍，经史子集，样样不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有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陈独秀终于研究学问了。有人问他：“你对研究文字学如此沉迷，它究竟有何用处呢？”他笑答：“你不知道，用处可大了。”又说：“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作科学的讨论。”

他已然从最现实最繁复的政治风云中，蜷缩到这最纯粹最不沾人间烟火的“小学”里。一个在政治场里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人，居然还能在这“纯粹”得奢侈的学术领域里另有一番建树，实在是太难了。毕竟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江凉月载孤舟（3）

他开始咬文嚼字，意兴盎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立身于囹圄之中。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著述计划：《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这些计划由于提前出狱而永远定格成了计划。但他在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研究却收获不少，内中《识字初阶》更是不可多得的上品。这是部倾注心血的书，也是部多灾多难的书。

五

自打西安事变的一声惊雷之后，蒋介石的日子就难过了许多，陈独秀的日子却好过起来。抗战来临，南京政府穷于应对，再也顾不过来了。那年八月，在日军的炮火之中，陈独秀安然走出了那蜷缩多年的小局子。狱是出来了，可何去何从，还是颇费思量。他想到了延安，后者当然欢迎，不过有条件。而这条件，是陈所不能接受的。

他没有去延安。蒋介石当然也希望他前来效力。可是蒋手上沾着他两个儿子的血，岂止是“不共戴天”四字能说尽的？其他各方面也都竞相邀聘，向他抛出橄榄枝。是的，就凭他通晓三门外语的硬功夫，到哪里还不能找个饭碗。可是，“沧海何辽阔，龙性岂易驯”！他受不得这样的约束。他哪儿也没去。

六

后来，他沿江北上，入川，在一个叫江津的地方住下。赤贫已久的陈独秀，仅有的财产是一批书稿，几个瓷碗。所幸有朋友接济，日子最初还能勉强熬下去。

此时，他放心不下的还是这部书。在江津，他改定《小学初阶》，并易名为《小学识字教本》，交国民党###出版，以作为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籍。后者所属编译馆决定出版，并预支了一万元稿费。但该书送至###审批时，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求改动。陈独秀却说：“一个字都不能动。”两相僵持，书稿就搁在那儿。预支的稿费却也没有索回，可这稿费，陈独秀压根不敢动用，一直存在银行里。张国焘来看他，胡宗南、戴笠也来看他，给他钱给他物，他一概不要。他依然过着自己的日子，清贫的、寒碜的日子。

然而，便是这样，他还是被贼惦记着。或许是他的盛名和来客的富庶，吊起了贼的胃口，他们笃定洗劫这位老人定有惊人收获。贫家不惧盗，陈独秀因此而丢失了十多件衣服和被褥。他对此毫不惋惜，他痛心的是《小学识字教本》等书稿也因此踪影全无。这对贫病有年的老人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为了偿还预支稿费，他带着病体，凭着记忆重写此书。可这又谈何容易！

长期的地下亡命和监狱生活，无可挽回地蚕食了他的身心健康，肠胃病、高血压和心脏病日趋严重。在江津，疾病也没有放松侵扰，此外还有贫困，还有孤独和种种纷至沓来的骚扰，令陈独秀难以招架。他已年过花甲，他的身体是越来越不好了。这个广场上的领导者、这个法庭上的雄辩手，这个老虎桥的潇洒汉，已经明显衰老了，病弱了。

然而，这孤独、执拗的老人，仍然固执地住在县城之郊，苦苦挣扎。他的居处是两间破房。在这里，除医生十天半月来一次外，几乎门可罗雀。有次朋友朱蕴山到来时，恰好陈胃病发作，痛得冷汗淋漓，在床上打滚。朱环顾四周，一床一桌，几架书，别无其他。刺骨的寒风从破旧的窗户中窜入，冷得人直打颤。

那年入冬以来，他的病情愈加严重，除了胃痛常常不能自持外，血压也一直徘徊在二百上下。翌春，病况愈下，江津名医不时前来义诊，惜疗效不佳。这时，有人告诉说一个治疗高血压的土方：蚕豆花泡水喝。陈试服几天后，仍未见多大效果，却也无损害。一次，他又像往常一样，用水泡制蚕豆花茶水，饮用半小杯后，忽觉一阵腹痛，并伴有腹胀与呕吐。医生马上为其切闻司药。医生这才发现尚未用完的蚕豆花中，有部分已经发了霉，所泡的汁水成黑色，味道也不正。原来是这次蚕豆花采摘时曾遇雨，晾晒了好几天才干，想必是因霉变而产生了毒素。

次日一老友来访，陈兴奋不已，又食四季豆烧肉过量，导致呕吐、发烧、晕眩、昏厥症病，一病不起，终日卧床，从此再未起来。他一切都已力不从心，无奈中，意识到自己已到死亡边缘，他强打精神写了一张便条，喘息着让潘兰珍找人寄往江津，想叫儿子陈松年和好友过来，还想请医师过来。众人赶来时，陈独秀的病况正在急剧恶化。潘兰珍决定亲自去重庆延医。然而医生也自知无力回天，只好赠送了几样药品让带回去。

那日，在日趋衰减的气息里，陈独秀接连三次昏迷，每次都被强心剂从死亡的边沿拉扯过来。一周后，陈独秀约人前来，说：“我的钱都存在农工银行，你将存单收下，如果我好了，再交给我，不然，由你去支配。我没有别的东西，几个瓷碗和衣服都给她（指夫人）……”他所说的存款，就是###为《小学识字教本》一书预付的稿酬，迄今仍未动分文。

又是一天多水米未进，他感觉到体力的衰竭已明显地造成了思维的枯萎。他艰难地示意潘兰珍再靠近些，然后用极其微弱的语气说：“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已没了先时的效验。他周身能动的，只有微微的气息和凌乱的心跳。当老友包惠僧从重庆气喘吁吁地赶来时，他已失去知觉。潘兰珍一只手托着他的头，一只手拉着他的手，轻轻地而又不乏激动地说：“老先生，侬醒醒，包先生来看侬了！”她轻轻地拨开了老先生的眼皮，只见那眼珠滚动了一下，几颗眼泪滚落下来。

眼皮又重重合上，他释然地睡去。在浓重的夜色里，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再没有醒来。

七

抗战胜利后，他的灵柩始归故里。自此，独秀峰的丛林之中，荒草之侧，添了一座不起眼的坟茔。

风雨几十年后，坟已破旧不堪了，蒿草弥漫。几经努力，旧坟新修。修好了，墓碑却不知如何落笔。最后，上面只留下五个字：“陈独秀之墓”。

晚风中，这墓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湮没在荒郊野外，湮没在深山老林之中。多少年了，当年新修的墓，也有些旧了吧？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1）

一

是在重庆吧，客人告别时主人特地请了六位伙计来伺候。伙计们拿了滑竿就眼巴巴地等着客人出来。这时，有一位出来了，是个胖子。伙计们都图轻快，不愿抬此人，就客客气气地谦让着。谦让一番之后，还是有两人不得不上前去把此人抬走。余者等着后来人。后面的人来了，是个更胖的胖子，四人立即心里发怵，于是就推推诿诿不利索。客人这才生气了：“怎么回事？”轿夫不敢吱声，他们不敢说老爷您太“壮”了。他们担心的是滑竿吃不消，便是滑竿吃得消他二位的腰杆子也吃不消。可这话怎么说得出口！无奈，其中两位就上前去了。剩下二位见同伴们为他们消除了“障碍”，心里乐得正欢。这时，第三位客人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是一位又高又大而且更胖的大个子耸在眼前。他们差点拿了滑竿就逃跑……

有人遂哈哈大笑，笑声震动山峦。

其实这个官人模样的大胖子，本就被称作“胖猫”或者叫“老虎”，不认识的人都以为他大腹便便所藏皆是民脂民膏，可熟悉他的人，才知道他大肚子里尽是学问和脾气。

严格说来，他不是个官人，而是位读书人，名叫傅斯年。

二

傅斯年有一个显赫的家世。他的七世祖傅以渐曾是清代开国第一状元，是康熙帝的启蒙老师。而其曾祖则是安徽布政使，是李鸿章、丁宝桢的老师。傅斯年日后的成长，显然不无得益于此家世，但他从来不曾自恃于自己的家世。“英雄不问出处”，傅斯年就是如此。

傅斯年敏而好学，十二岁上遍读十三经，这就初步奠定了其国学基础。后来考入北大预科，以病弱之躯，名列第一。他二十岁升入北大国文系，二十三岁投身文学革命，创办《新潮》杂志，参加五四运动，任总指挥。不久，他考取官费生，游学于英、德等国。在北大时，傅斯年成绩特优，取得几乎所有课程都接近满分的骄人成绩。此外，他在社会活动中也卓富组织能力，处处彰显出异乎寻常的才华。察其言，观其行，俨若翩翩浊世佳公子，一时无有第二人。当时在北大笑傲一时的刘师培、黄侃和陈汉章等人物，都对傅斯年格外青目。黄侃尤对其宝爱有加，寄望极高，时加奖掖，希望对方成为自己衣钵的继承人。

黄侃的算盘打得不赖，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年上，北大来了个蔡元培，而后又来了个胡适。那年胡适才二十七岁，嘴唇上的胡子刚刚有点样子，他年纪比那些先生们差一大截，倒和学生们差不多，于是他格外谨小慎微，处处伏低伏小，看人眼色。可自从那篇《文学革命论》刊布之后，他竟立刻声名大震，红极一时。傅斯年开始还对胡适不上心，后来开始很留意，再后来终于就跟着上了胡适的道，再不吃黄侃那一套了。黄侃颜面尽失，咬牙切齿，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胡适开始给本科生教课。傅就在胡适的那个班上，听胡适讲课。那时北大藏龙卧虎，学生多非凡类，胡适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加倍刻苦用功，一个劲儿地开夜车。后来他还是很不幸地发现自己的学生中仍有三两位的国学功底似乎比他还要强一些。这些人中，有毛子水，有顾颉刚，当然，头一个就是傅斯年。

此言大概不虚。且说当时傅斯年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朱蓬仙的，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老先生的门徒，可是讲起《文心雕龙》来，实在是不敢恭维。于是，在课堂上，他就舛误迭出，学生深以为苦。然而，须知要举发这些错误，得“拿证据来”（胡博士语），学生的笔记终不足为凭。恰有某生，借到了朱大教授的讲义全稿。傅斯年高兴得不行，一夜看完，一下子逮住了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上名上书校长蔡元培，请求补救，书中附列了三十几条错误。蔡元培是内行，一看自然明白，可是他很难相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现的，因为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众人顿时惊慌，害怕蔡元培真要考大家，又害怕傅斯年一个人担负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校长之前，每人分认几条，预备好了，这才进去。校长大人果然口试起来，分担的人就头头是道。考完之后，校长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学生们退出之后，个个大笑起来，一旁的外系同学罗家伦也跟着哈哈大笑。——到了适当的时候，这功课果然就得到了调整。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2）

正是这过人的才气，滋长了傅斯年特别的豪气和脾气。于是在他所在的那一级（一九一九级）北大国文系，他理所当然地被推为老大。而他的小弟，则有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罗庸、杨亮功、郑天挺、邓中夏、郑奠、张煦……几乎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几个还成了名校之长。那是个盛产传奇的年代。而这些人，则是传奇中的传奇。在此后的日子里，傅斯年依然像老大哥一般罩着他的这班小兄弟们。

那些年，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住一屋，大家一起拼命用功。常相往来的罗家伦也和他们一起做事。一不留神，大家就弄起了《新潮》杂志，三下两下的，几个毛头小孩子居然捣鼓得很是那么一回事。一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刊，便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在此期间，他和罗家伦开始了一生的交往。

那一年上，俞平伯毕业了。时人留洋成风，俞家又很有些银子，俞平伯就也想要留学去。家人总是不让，以为孩子尚未长大（那时他年方二十，个子又小，书生气重），所以终不放心。后来，俞平伯就说：“傅斯年也在那边呢！”这样一来，大人才松了一口气：“有他在，就放心了！”于是遂得放行。俞平伯高高兴兴地就去了英伦。

三

那时候的柏林，因为大学水平高，也因为消费水平低，中国人云集于此，甚至英美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前来。比如，朱家骅、陈寅恪、赵元任、毛子水、姚从吾、俞大维、徐志摩、金岳霖、周炳琳、段锡鹏等等。傅斯年和他的密友罗家伦也在其中。真可谓群贤毕至，蔚盛一时。有一次，老校长蔡元培来到了德国，各方人物咸来问候。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同游波茨坦的无愁宫。行经一处房间时，傅斯年沉迷于欣赏伏尔泰的雕像，因此落后了。人们把他找回人群后，蔡元培问罗家伦说傅在看什么呢？罗家伦信口胡诌道：“孟真（傅斯年）对伏尔泰深深鞠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原来是李义山的‘词客有灵应识我，霸主无才应怜君’。”傅斯年气得要上前来揍罗家伦，罗家伦笑着躲到了蔡元培边上，蔡元培也不禁失笑，这一笑，傅斯年骨子里的幽默就恢复过来了，众人哈哈大笑。

饶是如此，留洋的日子还是异常枯燥。学子们每每只好编织各种荤荤素素的“段子”来消磨闲暇时光。傅斯年更多地是潜心苦读，学问大进。这为他日后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回国后的傅斯年，立即不管不顾地大干起来。他先是应朱家骅、戴季陶之邀到了中山大学。广州是革命的大本营，北大是新思潮的发源地，当然就有缘，新派人物常常往那儿跑。在那里，他遇上的鲁迅、顾孟馀、朱家骅、许崇清、何思源、江绍原、陈公博、郁达夫、杨振声、罗常培、顾颉刚、冯友兰等许多人，都是当年北大的人物。那时候的中大啊，差不多就是北大人的天下。

当然，岭南终非久居之地，傅斯年还是一路北上，到了南京，又到了北平，终于在母校扎下了根。那些年，傅斯年一边任史语所所长，一边做北大教授，和蒋梦麟、胡适、周炳琳等人一道，干得风风火火。眼看着就要过气的北大，在他们一拨人的折腾下，又元气复振了。

傅斯年一生显赫，做过北大代校长，做过台大校长，但他尤其在乎的是史语所所长一职。为了让中国学术界能和国际同行一争高下，傅斯年倾其所有殚精竭虑地努力着。史语所乃是他毕生功业之所系，他在此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在北平学术界，他一直以“老板”见称。在史语所期间，他亦力行“拔尖”主义，把各校学生中的“尖子”都竭尽所能地挖到自己麾下。北大、清华和中大的许多英特才子都被他“搜刮”而去。这种挖人台柱之做法，和罗家伦为清华四处挖人的所为一样，几乎就是“不择手段”。因此，许多学校对此又爱又恨又怕。傅斯年不以为忤，而且一如既往。短短几年间，史语就到达了国际瞩目的水准，为中国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3）

傅斯年爱才如命。他对“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极为推崇，为了请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参加史语所的工作，他特地致函罗家伦、杨振声和冯友兰。按规定，教授一般不得兼任校外职务。但清华方面为其诚意所动，终于破例答应了傅的请求。后来抗战期间，傅斯年又相中语言学大师李方桂，三顾茅庐，亲自登门请李来出任组长一职。李断然拒绝。傅斯年不甘心，继续来请。几次三番、三番几次之后，李才答复曰：“对不起，在我看来，第一等人才应该做研究，第二等人才去教书，只有第三等人才才应该去做行政。”傅斯年一听，脸上立即挂不住了，连忙鞠躬道：“对不起，那我是第三等人才了。”他这才转身走了。

正是这爱才如命的所长，为史语所的辉煌创造了必需的条件。可是这个傅斯年却从不“礼贤下士”：对年轻人，他不事优容，而是“恩威并施”。那些才俊们，一俟被“拔尖”而来，则要接受他的清规戒律：三年内不许写文章，无论如何不得随便请假，一有时间就要做研究，老老实实坐冷板凳，“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长大人从来说一不二，容不得有旁的意见，这就开罪了不少人。正是这样，大胖子傅斯年被陶孟和贬为“胖猫”，而年轻人则成了“小耗子”。史语所在四川的时候，年轻人都耐不住性子，趁“猫”不在的时候，聚在一起凑热闹。一次，大家正围着前辈董作宾有说有笑，突然是谁嘘了一声：“胖猫来了。”“小耗子”们立即作鸟兽散。只剩下董作宾一个人在那里尴尬地笑着。傅斯年进来，大喝一声：“各忙各的去！”青年人大气都不敢出。

人们早已知道，这傅斯年原就是个性情中人。他素来有极强的民族情结，因此被目为“义和团学者”。一日，他对罗家伦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罗家伦一愣，脑筋一时转不过来，问：“为什么？”傅斯年答：“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罗家伦闻之愕然。这时，日寇已经在威胁我国的东北了。

孩子降生后，傅斯年逢人就夸说他是如何如何的聪敏。罗家伦打趣他：“犬父竟有虎子。”傅斯年不以为意，倒为之大喜。

“冀察事变”后，日本就在闹华北特殊化。当时许多亲日派人物乐颠颠地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甚至北平市长萧某人也把日本人当爷爷捧着。一次，市长大人招待当地各位教育名流，萧某人居然和颜悦色地为日本招降，至少要求诸位闭口不语，莫谈国事。在场的百十号名流，平时都道貌岸然能言善辩，独独此时都缄默无语，惶惑不安。在一片窒息之中，傅斯年立即挺身而出，当面训斥萧某人。他大声表示无论如何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就算是死，他也要反对。傅斯年跳出来后，场面立即活跃起来。市长大人开始张口结舌了。正是傅斯年这尊冲天“大炮”，为当时阴霾密集的北平上空增添了些许亮色。

五

抗战期间，举国都在苦苦挣扎中，傅斯年亦复如此。但他在极端繁忙的治学之余，仍不能忘情于世，始终对外界事事关心。他的“大炮”之风更是大显神威。

傅斯年老早就对官场作风恨入骨髓。他对王芸生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其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其下属，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4）

果不其然，当此生灵涂炭之际，不少权贵却变本加厉，借机大发横财，蚕食民脂民膏，孔祥熙尤其如此。对此极端恶劣的行径，作为国民参政员的傅斯年痛恨至极。别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傅斯年却忍无可忍。他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有关权贵，要求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为平息此事，特请傅吃饭，说：“孟真，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答曰：“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莫可奈何。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入香港。大批在港名流危在旦夕。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各方全力解救。重庆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十八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当地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飞机返渝时，人们前去迎接。然而，万万料不到的是：机门打开后，看到的只是孔某人的夫人宋蔼龄、二小姐孔令俊等人款款而下，附带的还有仆人若干、洋狗四只，甚至还有某些稀松平常的日用品。独独是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等大批名流，一个都没有。“国宝级教授”陈寅恪和他的一家人也只能在机场徒唤奈何。

此事一经公布，立即群情激昂。傅斯年也暴跳如雷，大呼要“杀孔祥熙以儆天下！”原还靠着裙带关系吃香喝辣的孔祥熙，至此已成众矢之的，再也跑不了了。经过傅斯年等人的不懈努力，孔祥熙终于被从高位上轰下去。

孔走后，接着走马上任的是宋子文。宋好歹是个留美人物，自非平地卧的主儿。他上马之初的某些举措还颇得人心，但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却大失水准，因之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更让人再度寒心。至此，民间更是高呼：“国民党万税！万税！万万税！”傅斯年身在南京，对此更感切肤之痛。一日，友人何廉向傅斯年约稿，说是随便怎样的稿子都行。傅斯年正色道：“好。那么你先回答我，我的稿子你能不能一个字都不改，照着原样发？能的话，我就给你！”何说可以。于是傅斯年交来了稿子。对方见稿后，手不由有些颤抖起来，这、这是怎样的稿子啊……

不日，一篇叫《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大文在《世纪评论》出笼。学界为之轰动，各界因此哗然。文中详细地列举了宋子文种种劣迹，认为他搞乱了工业，搞垮了经济，其贪污腐败行为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文章强调说，如果希望政府不垮台就必须“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文章说得有板有眼、有理有节，让任何人都难以辩驳。此文发表后各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宋子文只好卷铺盖下台。

傅斯年连续炮轰两任行政院长，越发声名大噪。“傅大炮”之威力，让某些人谈之色变，但傅斯年的威望和影响却因之弥高。

六

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的恢复和整顿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对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任用的伪北大教员的录用问题。而这些问题，都要堆到代校长傅斯年的面前。

一九四五年九月，为北京大学复原之事，担任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即派陈雪屏去北平进行筹备。在北上途中，陈雪屏又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接受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傅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5）

十一月中旬，傅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走下飞机后，傅斯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听后十分不满，强调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陈雪屏解释了自己的难处：接受的学生多，北上的教师太少，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录用了伪校一些教授。傅仍然坚持，伪校教职员要一概摒弃，坚决不予录用。这样一来，周作人、容庚等人立即就被开了。对此，傅在给夫人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绝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种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北平的伪教职人员，尤其是在补习班任教的伪教人员，听说“傅大炮”坚决不录用他们，便组成团体，四处活动，还联合起来以罢课为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甚至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某的公开信，为伪教人员辩护。傅斯年毫不妥协。为避免伪教人员的纠缠，他于十二月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员的决心。他反复强调“正是非，辨忠奸”，是负有教育责任的人教育青年一代的价值判断标准，即要让青年们知道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最后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十二月下旬，傅斯年回到重庆后，北平教育界伪教人员又派代表到重庆活动，其中有一位在北大时与傅交谊甚深、研究甲骨文颇有名气的教授专门去拜访傅。傅毫不客气，见面后，二话不说，就指斥说：“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此人无颜以对，只得退出。

为这类事情，这位“大炮”先生得罪了多少人啊！甚至连老师胡适也差点要翻脸了。然而，“大炮”绝无悔意。

此前不久，傅斯年和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一行六人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造访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亲自到机场迎接。在陕北的那个小城，大胖子傅斯年终于见到了那个阔别二十多年的毛泽东。鉴于傅无党派的背景和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巨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

临别，毛泽东在给傅斯年的条幅中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炕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毛、傅就此别过，互道珍重。

七

傅斯年早就以“读书”为业，他不可能再是“刘项”。然而，纵有千般不是，他毕竟是傅斯年，其大炮之风不减当年。

无论是治学，还是行政，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校长，还是为人处世，他都显出过人的才学与胆识。在那战乱之年，在领导组织、参政议政的同时，傅斯年还完成了他那著名的《性命古训辩证》一书。这不过是薄薄的一小册。然而，正是这一小册却进一步奠定了作者突出的地位。当年在北大就对傅斯年国学根底不无“惧惮”的胡适，日后对其愈益感佩，长叹曰：“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的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感情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6）

事实亦是如此。“大炮”火气大，好冲动，不惮于跟人打架。五四运动，他是游行学生总指挥，但是第二天，“北大学生###，群言纷乱”，有一人失去理智，傅与之“言语冲突终至动武互殴”，从此不再参加学生会的工作。罗家伦总是取笑他：“你这大胖子怎能和人打架？”他说：“我以体积乘以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那一阵丁文江正在孙传芳麾下效劳，令亲者痛仇者快。胡适欧游到巴黎，傅斯年对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他！”后来在北京，胡介绍他们认识：“这就是你当年要杀的丁文江。”不久他与丁成了好朋友。傅斯年笃信西洋科学，对中医的某些观点极不认同。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反对一项议案，与提案人孔庚当堂辩论，孔辩不过，气急而辱骂傅，傅生了气，说：“你侮辱我，散会之后我和你决斗。”会后，傅在门口拦住了孔庚。拉开架势就要和他干仗。这时，他才发现孔庚年逾七旬，瘦骨伶仃得可怜，他这才顿觉失望，立刻垂了双手，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吧。”

医家自来主张养气为要。动辄生气乃破元气，实乃养生之大忌。暴躁的脾气，以及长期的劳累，消损了“胖猫”的健康。他早早地就为高血压所苦。傅斯年从来只好两口：一是嗜书，二是贪吃。然而，病患渐来，他就渐渐不大能吃了。“胖猫”已经不能吃了，可是他还是在长胖。——这不是个好兆头。

反复延医，赴美疗治，仍然无效。隐患已埋下，唯待时机而已。

八

南京当局败亡之时，中央研究院也分崩离析，各所名存实亡，但基本都留在大陆，只有“胖猫”所长把麾下的那一干人马比较完整地带到了台湾。

到台湾后，傅斯年接任台湾大学校长。在这里，他依旧我行我素，赏罚分明，决不含糊。对傅斯年“大气磅礴，笼罩一切”（罗家伦语）的霸气之风，有人颇有意见，但大都能容忍。有个别另有居心者，乃向蒋介石反映情况。蒋介石一听是台大的情况，连连摆手，说：“别和我说别和我说，那里的事情我管不了。”

一日，台湾方面举行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傅斯年在演讲中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办事也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下来之后，蒋梦麟笑道：“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二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傅斯年笑着就溜走了。

一九五○年冬，那是他抵台之后的第二个冬天。台北的那个冬天居然也格外地阴冷。早已名闻寰宇的傅斯年，却已经穷得不得了，他那穿了多年的西装已经不能再为他抵御严寒了。十二月十八日，傅斯年是再也受不住了。他找到一位朋友，托朋友找人去香港时顺便给他带一件西装的上衣，因为他有两条裤子，可是上身破了。“价钱可一定不能超过一百港币啊！”他特加叮嘱。对方为难了，说：“稍微像样一点的都要一百五十元了。”傅斯年为难了。

次日，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傅斯年和夫人俞大彩女士，在他的小书房生炭盆取暖，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为《大陆杂志》赶写文章，他急于拿到这笔稿费换作一条棉裤。写作间歇，他搁下笔，对夫人说：“稿费到手后，你赶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次日，傅斯年就穿着他那单薄的西装，参加会议，答复关于台湾大学的有关问题。有人对台大的情况不理解，傅斯年就要给出说法。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快，最后，他说：“我对于有才能有智力的穷学生，绝对要扶植他们！”答毕，他走下来，说了声“不好”，就突然倒地，猝然而逝。“大炮”自此无声，海天因之减色。

台大上空晴天霹雳。全校停课一天，降半旗。

遗体大殓时，数千人默默相送。内有于右任、陈诚、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钱穆等等。

台大师生敬献的挽联是：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九

那时候，六千里之外的北大，还不知这许多。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1）

许多年前，清华园中有几位著名的人物，号称“清华三荪”，他们都是著名的单身汉。其中有个哲学家叫金龙荪的，也就是金岳霖。

一

金岳霖自幼就聪明得不得了。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居然在梦中背四书，因此他小小年纪就考进了清华。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中国俗语所谓“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到美国后，他服从家里的意见学了商业科。后来他对此很不满意，写信给五哥说：“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于是他改攻政治学，就到了哥大。他在那儿的同窗多得很，如胡适、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后来都是出了名的。金某人也不是吃素的：仅仅两年，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二十五岁。在美国短期任教后，金岳霖带着自己的美国女友秦丽莲（Lilian Taylor）到欧洲，周游列国，走遍了英、德、法、意等国。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等在巴黎逛大街的时候，忽然听得有一班法国人站在那里激烈地辩论着。几人听得很是过瘾，也就参加辩论起来。不巧，从这以后，这位政治学博士就开始感兴趣于逻辑学，而且以此成就了毕生的名山事业。如此一来，世人所熟知的是作为逻辑学奇才的金某某，而非作为政治学博士的金某某。

回国后，金岳霖在哲学系当系主任。这个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就是他金岳霖。也只有一位学生，就是沈有鼎。沈就成了他的开门大弟子。那时候，他只有三十出头。但逻辑学这门崭新的学科，差不多就是由这个年轻人像模像样地引进中国来的。短短几年间，金岳霖在学术界确立了迄难撼动的地位。

时人说，中国只有三四个分析哲学家，金岳霖是第一个。

那眼界极高的张申府则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二

一九二六年，金岳霖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其实，金本人就是这样的一只“哲学动物”。

某日，金岳霖打电话给杨步伟，以异常沉重而急切的语气说是有要紧的事，请杨进城来帮忙。杨问什么事，金不肯说，只是说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以为是其女友秦丽莲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到金家时，秦来开门，杨步伟还一个劲儿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才知道不是人出了事而是鸡出了事。金养了一只鸡，三天了，一个蛋都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体重达十八磅，并且因此“难产”。鸡下蛋时，下到一半就出不来了，急得金博士团团转。杨步伟不说二话，一掏就出来了。金一见，赞叹不已。事后，为表庆贺，母鸡的主人特地请他们到烤鸭店吃了烤鸭。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2）

养鸡乃是金岳霖的终生爱好。后来，女友弃他而去，他的鸡还陪着他，他就和它们一起过日子。金岳霖饱经欧风美雨，生活极度西化，平素亦西装革履，潇洒异常，但在这点上一点也不洋气。金博士酷爱养大斗鸡。吃饭时，有一只奇大的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素，与鸡平等共餐。偶尔，他带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后来，金岳霖专门养公鸡，不再养母鸡。

无红袖添香，有群鸡做伴，日子倒也怡然自乐。金还喜蟋蟀，斗蛐蛐。他的屋角还摆着一个大箩，箩里有许多小罐罐，罐里全是各种蛐蛐。尽管这样，男佣老王还是经常被他叫去抓蛐蛐。金还说，斗蛐蛐“这游戏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科学。要把蛐蛐养好、斗好，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

曾有一度，金岳霖住进了清华园。他和陈岱荪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代理校事。一日，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给陈写了张纸条递过去：“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看那意思，既然你是为全校大小事情服务的，当然也包括为我金某人的这种事服务一下。

三

一九三一年，金岳霖在徐志摩的引荐下，敲开了总部胡同那扇门，见到了京城“四大美女”之一。这就是张幼仪所谓“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就是徐志摩曾为之如痴如醉的人物——林徽因。

徐志摩介绍他认识了林徽因，不久，他自己就死了。

林徽因极其活跃，这“太太的客厅”也就成为学术文艺界著名的沙龙，真是谈笑多鸿儒，金岳霖也是一个。相识之后，单身汉金岳霖也搬过来，在近旁住下了，与他们住前后院。因为投缘，金岳霖平时就走动得很勤快。有一次，梁思成外出做田野调查，待的时间长了些，一回来，林痛苦地对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极为震惊，连血液都凝固了。他内心颠簸，终夜苦思，一个劲儿地问自己：“徽因到底和谁在一起会比较幸福？”他虽然自知在文学、艺术上都有一定修养，但金岳霖那哲学家的头脑，是自己无论如何都比不了的。次日一早，他眼圈晕黑，决定把选择权交给妻子，乃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将此语传给金听，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面前，金弃权了：“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三人终生为友。金一直跟着梁、林作邻居。

那时，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反话正用。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大为钦服，连连鼓掌。

林徽因英年早逝，金岳霖悲痛万分。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金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几分钟后，才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学生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这才把他送回家。临末，他送给林徽因的挽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3）

许多年后，梁思成和另一女子结婚，重温二人世界，而金岳霖还是独身一人。他对此一声不吭。一日，他出面请挚友知交到著名的北京饭店赴宴，没说任何理由。大家都过去了。弄了半天，大家还闹不清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老金为什么要在今天请大家吃饭。直到开席的当儿，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梁思成过世后，金岳霖和梁的孩子住一起。后者叫他金爸。

许多年后，年近九旬的金博士在医院中苦挨最后的时光。当有人将一张林徽因当年的旧照呈在他眼前时，老人忽然来了精神。他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喉头微微动着，似有千言万语哽在那里，却又一言未发。他紧紧捏着照片，仔细端详。许久，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说：“给我吧！”

相当多的人都变着法儿从老人那儿掏出他和林徽因之间的种种故事。可是，他一直咬紧牙关不松口，不吭声。

最后的最后，他终于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头，沉默了。

四

抗战时，金岳霖也跟着到了昆明，去了联大。那时候，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镜，镜片一只为白一只为黑。黑白相间，很有意思。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绅士）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走路时，他微仰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样子有些怪。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喜欢他。除了哲学，他对小说也来者不拒，不管什么样的小说都看。沈从文请他给国文系的沙龙去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金满口答应，在那边讲了起来，讲了半天，有人就纳闷了：那么小说和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金岳霖说：“没有关系。”

联大侧门旁有条狭窄街巷叫文林街，文林街的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叫金鸡巷的小巷，在这条小巷的一座小楼上，住着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如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因常有相熟的同学和老师过来喝茶聊天，慢慢成了一个小沙龙。金也是这里的常客。这时，他常常四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为的就是和同事的孩子比赛。看谁的石榴和梨大，若是他金岳霖比输了，就得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然后他还会去买！金岳霖常常输，但他乐此不疲。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而且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4）

金岳霖一直强调说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感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沈有鼎的学问好得不行，但就是不肯写文章，总到处听别人讲课。金岳霖的课，他不来。金并不恼。他们还是好朋友。

上面提到的金、沈的这段对话，对金的学生殷海光影响至深。直迄晚年，他仍未能忘却，反而异常感佩地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联大时期，金岳霖仍在继续自己的研究，其实他写得并不多。他最早的一本书是《逻辑》，此书出版后，哲学家贺麟誉之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殷海光更赞誉说：“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有一次，殷和人聊天，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逻辑》，立即拿起此书说：“就拿这本书来说吧！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突然，他把这本书往桌上一扔，说：“你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联大时，金岳霖写了《知识论》，这是他毕生心血完成的力作之一。书成后，金岳霖异常宝爱。有一次他跑警报，特地把书稿也带上，而且席地坐在书稿上。直到天黑，警报才解除，他这才回去。回来一想：坏了，书稿丢了！再回去，书稿就不见了。左找右找，掘地三尺地找，可就是死也找不见了。金岳霖绝望了，他痛不欲生，可是他也不能就此轻生呀！后来，他终于平心静气，咬咬牙，居然又把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重写了出来。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奇迹，在那狼烟四起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书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近四十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此书终获出版。而金已近生命之终点。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冯友兰的评语则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他对金岳霖极为赞赏，说：“我和金先生，互有短长。他的长处在于把简单的东西讲得复杂，我的长处在于把复杂的东西讲得简单。”他认为金才是真正深得魏晋风流的人物。

五

解放后，金岳霖调离清华，调到了北大，又调到了别处。到社会科学院后，因他资历老，成就大，学问也高，组织上就要他担任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研究所不同于大学，他也就不能像以前在学校那样自由了，而应该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于是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5）

打小开始，金岳霖就一直生活在校园里，念书、教书、写书，几十年下来，他成了个十足的书斋人物，对外界的了解很是有限。有一阵，领导建议他不能老是在书斋里，要走出去接触社会，了解生活。金岳霖生活了几十年，可就是弄不明白这社会在哪里，这生活又怎么体验。后来，他苦思冥想总算想出了个办法，就找了三轮车夫，让对方经常带着他到王府井去。这才把北京的“生活”体验了一遍。

一次，去王府井的时候，他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儿。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论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这位逻辑学大家，此时已被阶级论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国籍后，二话没说，就把她赶了出去。

六

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对政治不甚感冒，但也非毫无兴趣。

一九二二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说：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没有正面答复，他稍作沉思，说：“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灯。

若干年后，金岳霖的思想大有转变，他加入了民盟。对早年思想言行大做反省。由于早年对殷海光多有关切，金岳霖此时异常后悔。他对自己某些学生的政治选择开始持批评意见。他说：“殷福生（海光）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逃到台湾？”他还说：“我培养了只会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分子。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而这时，殷海光却在彼岸深切怀念他的恩师金岳霖。殷去世后，殷的学生来拜访金岳霖。金很不以为然地说：“抗战末，一切都乱了，他（殷海光）还去印度抗战。都这时候了，他还能做什么呀？”

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冯友兰因为经历比较复杂，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是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来与政治无涉，经历清白，过关就比较快，不久还被封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帮助冯转变思想和立场。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就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了。”

粉碎“四人帮”后，金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一九八二年，八十七岁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他已衰病得不成样子，甚至上厕所时也需要有人帮助，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素来惜墨如金。学术之外的文章，他几乎不着一字。“抗战”之后，他就基本没有成果问世了。临终前几年，他忽然兴致大发，连写了百来则往事。每则均极短。其中，有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是：“我和毛主席一起吃过四次饭?”还有一篇，《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又有一篇，是《章士钊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文章说：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十三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有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十三岁，但是，在你一岁的时候，我比你大十三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八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十三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金岳霖真是了得：都到那把年纪了，文章还写得如此的金岳霖！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1）

眼镜从来都是近视者观人察物的好帮手，但有色眼镜却一直是我们认识事物真相的迷雾。有时，认识某些人某些事，需要的不仅仅是眼力、胆识，还有时间。“文革”之后，尤其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批“遗珠”浮出水面。曾经不那么为我们所认同甚至所记忆的人物，开始重又回到我们的视界。以惯常的眼光看来，这些人，在政治上似乎多少是有些“那个”的人物。大致说来，不外有两种，一种是民国故人，一种是活人。故人中有名的是朱湘、徐志摩、穆时英；活人中一种是留在大陆者，一是离开大陆者。前者如沈从文、张恨水、施蛰存、钱钟书、萧乾、柯灵、张中行、文怀沙、杨绛、穆旦、戴望舒、汪曾祺，当然还有著名的周作人；后者有的在了海外，如林语堂、张爱玲、陈希滢，有的在了中国港台，如胡适、苏雪林、台静农、曹聚仁、叶公超、胡秋原、张秀亚、无名氏（卜少夫）、谢冰莹，当然，还有著名的梁实秋。如果说“鲁郭茅巴老曹”（以及冰心、赵树理）是一个星光璀璨的明星群，那么，上面所说无疑是另一片星光灿烂的星空。很显然，此中的沈从文、周作人、穆旦和胡适，都分别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和学者中最杰出者之一。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梁实秋。那个曾让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看不透、读不完的雅舍主人。

这一切曾经看来很复杂，于今看来，也许并不尽然。

这位雅舍主人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学于大学，教于大学，读书立身，写书终生，确有其个性。生于大陆而卒于台北者比比皆是，算不得特别，高寿八旬有余（1903—1987）者在那一茬人中也多的是。

可是，他仍自有他独一份的魅力。

总其平生，其笔耕生涯可谓甚长，大致而言，有这样几个阶段，一是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年初，二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三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五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一九七四年，而一九七五年至生命的结束则是他文字生涯的最后阶段。第一阶段以《草儿评论》为其代表，此时的梁氏以评论新锐面世，稍后则是创作发轫时期，尤以所编刊物《青光》为甚，后一阶段则以《雅舍》居冠，第四阶段则是以《槐园梦忆》为巅峰。在生命的最后历程，梁氏全面开花，学术著作有《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文学著作则有《雅舍小品》（三集、四集）和《雅舍散文》（一集、二集）。

以作家而兼译家，以教授而兼学者，以文化人而兼活动家，这是梁实秋的特色。但在民国一代人而言，这也算不得特别。比如鲁迅、周作人、胡适。如周作人对东方学的研究，是有开山之功的，对日文名著的译介，更是饶有殊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乃是中国现代四大文学史名著之一；至于鲁迅，惯写文章的他，其《中国小说史略》号称“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双璧”。而另一“璧”，则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很有意思的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两部学术著作，皆非出自纯粹的学人之手，而是出自文人之笔。至于梁氏的精通多门外语，当然也算不得特别，因为我们知道，文章名家中的辜鸿铭、苏曼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钱钟书、茅盾、巴金、王力、季羡林都是精通多门外语；即便是当代作家中，兼通多门外语者亦不乏其人，比如张承志，不仅通蒙语、日语、英语，还通哈萨克语和满语。在外国，也不乏其人，歌德、普希金、蒙田、梅里美、纳博科夫、尤瑟纳尔等文界巨擘也都兼通多门外语。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2）

总其一生而言，梁氏显然足可跻身散文家的第一方阵。但从梁氏的生命履历看来，梁作为散文大家的地位主要得益于《雅舍小品》及其以后的努力，得益于他在中年和晚年的努力。如果他天不假年，或者在此前即已搁笔，大概顶多只能称其为一位饶具特色的名家，而难成大家，很难从许地山、徐志摩、师陀、谢冰莹、王统照、叶灵凤、何其芳、丽尼、曹聚仁、缪崇群、曹靖华、许杰、陆蠡、李广田、吴伯萧、萧红、庐隐、章衣萍等特色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流大家，跻身第一方阵。从而与鲁迅、周作人、沈从文、老舍、林语堂、宗白华、钱钟书、郁达夫、朱自清、冰心、俞平伯、张爱玲、孙犁、柯灵、张中行、汪曾祺、余光中等共同跻身于最优秀的文章家之列。而梁的殿军之作《雅舍小品》问世在一九四九年的台岛，于个人言，梁已四十有六；于国事而言，时已易代。因此，说梁是民国散文大家恐怕有些勉强，终不如说其是当代散文名手为佳。和很多人相比，他的高峰显然要来得晚一些。说是晚成之器，恐不为过。相对于胡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等人而言，梁给人“后一茬人”的印象——尽管如此，于今人看来，隔了几十年的时光，隔了海峡的横阻，毕竟还是有些“隔”。

隔者，距离也。距离是迷雾，是障碍，更是诱惑。

但是，梁实秋之为梁实秋，毕竟还是因了《雅舍》。尽管它来得晚了些，但毕竟还是来了，来了就好。对作家来说，作品比什么都重要。

关于梁氏，几乎所有选本中所选者都是《雅舍小品》及其以后的作品，也就是中晚年之作。至于此前三十六年的文字，可供选录者甚少，乏善可陈。

读梁实秋，当然可以读《秋室杂文》，读《清华八年》，读《槐园梦忆》，读《莎士比亚全集》，但首先要读的，还是《雅舍》系列。我读梁氏，即是如此。

梁毕生的工作，举其要者有一是创作，二是译介，三是文论，四是政论，五是教学。五者之中，创作和译介当然最可称道。梁氏以一己之力而完成皇皇《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在世界上亦属壮举。但经梁氏学者气过重的文笔译出的莎著，总还是有几分涩滞，和傅雷、朱生豪、王道乾、王佐良等翻译老手比起来，不免高下可见。所以，就其毕生工作来说，创作恐怕还是最重要的。以散文著名的梁公，当然亦以散文见长。其散文篇幅浩繁，但大致有四类。一是闲适小品，一是哲理杂文，一是怀旧散文，一是热恋情书。

梁公与韩菁清之恋曾一度轰动台岛，影响之大，大概不会下于当年李敖的种种趣事。但我一直以为，在正常状态下，婚恋乃是个人之事，个中冷暖，如鱼饮水，自知而已。恰如以脚穿鞋，合与不合，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别人能知道多少呢？再者，梁氏的哲理杂文亦颇见风骨，为人称道，但因有着周氏兄弟、林语堂和瞿秋白的文字，梁任是怎么着，似乎也被盖着。所以，我感兴趣的倒不是梁氏情书，不是哲理杂文，而是其闲适小品和怀旧散文。

前者以《雅舍小品》一集、二集、三集、四集和《雅舍散文》一集、二集为执印之作，另有《雅舍杂文》和《白猫王子及其他》也可列入其中。

《雅舍小品》是梁氏作为散文家的奠基之作，也是其圆熟之作。作品写自一九四○年上半年，时国难连天，身居后方的梁氏也置身其中。自幼家境优渥的梁氏，此时贫病交加，颇过着一种苦日子，这是别一种生活。其实，繁华和绚烂璀璨可能只是生活的某种极致，而清贫清净清淡可能才是世俗中人生活的本然。原本深受生活款待的士大夫，唯在此时才体会到生活的真味。他在重庆山城，偶得《闲暇》，便要蛰居《雅舍》，怀抱《孩子》，谈《女人》论《男人》，还请了《客》人看《脸谱》，偶谈《幽默》，乃总结出《骂人的艺术》。信笔写来，别是一番风味。其中的殿军之作《雅舍》最能见出作者的名士风度和性情。此文文字颇美，饶有知堂精髓。梁氏饱受众家激赏，几乎所有论及梁氏的文章均要从中引上三两句，似乎舍此难尽梁氏风采。但，很不幸的是，许多文字在传达梁氏文才的同时，也见出了引者文章之凡庸。这一点，恐怕是引者本人亦未曾料及的。但是，对于梁氏美文，观之不足则读之，读之不够则诵之，诵之不够则吟之味之。现在想来最好的办法，还是抄录之：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3）

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粼粼，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蓖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的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

这是文章第一句，句子颇长。按说西文长于逻辑，中文则妙在简练，上述文字则介乎中西之间，亦介乎文白之间。依我之见，我们自上世纪以来最美的文字往往都是文言和白话相兼相杂所酝酿出来的，纯粹的文言和纯粹的白话都难出好文章。公认的最好的文章家，如二周、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人，乃至当代的贾平凹等，有谁个纯用大白话写出好文章呢？所以，文白杂糅的笔法，恐怕是梁氏文风的一大特色。当然，就用典方面来说，则非其所长。这也怨不得人，在旧学根底上有几人能与五四那茬人一比高下呢？

《雅舍》主人接着写到：

这“雅舍”，我初来时仅求其能蔽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是并不能蔽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

文章由一长句铺张而开，信笔写之，从容淡定，却自有风骨。读之，让我想到周作人的《乌篷船》、《喝茶》、《雨天的书》等文，我以为，这都是白话文章中屈指可数的美文。“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是文章圣境。但是，此“平淡”非彼平淡，它不是欲求绚烂而不得因此只能将就出来的平淡，也不是看似平淡而笔有不甘的伪平淡，而是在绚烂的巅峰历经千锤百炼后的真平淡、大平淡。这样的平淡文章，在白话文历史上确实寥寥。我以为，鲁迅的文章是这样，周作人的文章是这样，而《雅舍》，也是这样。——当然，《雅舍》是梁氏毕生文章中巅峰之作之一，他能够在这个水平线的文章也并不是太多。

《雅舍》于平淡中而见老到。可是，之所以能够平淡若此，老到若此，终归不是因了作者的翰墨生涯的历练，而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了生活本身的锤炼。作者出身富家，此后二十余年都在最优良的大学环境中优游，从无生计之虞。可在这抗战中，他亲人离散、生活窘困，苟全性命于乱世，讨生活于陪都。——似乎可以这样说，生活在让梁氏懂得生活本身的同时，也让他懂得了文章。

《雅舍》系列中，还有《退休》、《早起》、《白猫王子》、《学问与趣味》等文颇可圈点，均为美文，恐怕可以列入今之“生活随笔”之中。这些文章在见出作者名士风度的同时，还可见出学者的修养。当然，所谓修养，是“修”而“养”之所出来的，是自然之赋得，不是刻意所求得。这么说来，也是“平淡”之一种了。

梁氏文章的另一胜品是怀旧散文。怀旧之事人人皆可，但怀旧之文却非人人均能。大凡写此等文章，作者一需才情，二需阅历，三需能高寿。大凡能文之人都多少有那么几分才情，这是不消说的。至于阅历，在人年岁渐长之后也会有的，名山大川、名人逸事不经意间都会成为文章的佐料——特别是与重量级的人物有过交往，更是写成怀旧佳作的独门秘笈。然而，寿年却不是人人求而得之的。梁实秋有寿年，也就有了许多的怀旧佳品。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4）

所谓怀旧，一是怀人，二是怀事。旧人旧事，在年头岁末和人之晚境，是别有况味的。这时候，对生活悲欣、世事冷暖和人情恩怨，经得多了，也就看得透了。特别是人臻晚境，世事尝遍，所有风景都看透，细水长流也看得差不多了，写来就很有意思。我一直酷爱梁氏晚年的怀旧散文。我以为，它与台静农的《龙坡杂文》是台岛怀旧文字的两朵奇葩。因着这两位民国旧人的存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依旧有着他独有的分量。不过，我们又发现，两人之中，一个是鲁迅的论敌，一个是鲁迅的密友。所谓世事，多是如此，煞是有趣。

梁作于五十年代的《台北家居》，则是其时台湾文坛的开山力作。至于稍后的《清华八年》，仍然是怀旧上品。

此中有三大长卷，一是《谈徐志摩》，二是《陆小曼的山水长卷》，三是《槐园梦忆——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都是至情至性的大制作。如果就史料价值来说，前者当然是难得的作品，但就作者的性情来说，后者才是扛鼎之作。窃以为，《槐园梦忆》是现代怀人散文中有数的佳作之一。作者与元配夫人恩爱五十多年，风雨无阻，可歌可泣。有妻如此，夫复何求？文章若此，作者何求？当然，具有特殊意味的是，就在写完这篇文章后的两个多月的某一天，他又爱上了另一个比他年轻近三十岁的电影明星。

但是，就文论文，《槐园梦忆》还是好文章，而且是难得的好文章。读这篇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另一篇怀人名作，那就是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也是怀人，也很长，不过和前者比来，还是短了。

如果仅仅怀念亡妻，如果仅仅写这数文，那么梁实秋也就难称其为怀旧文章的大家。梁氏一生交际甚广，又是性情中人，可怀可写的当然也多。除过上边说的，还有冰心，还有老舍，还有沈从文，还有周作人、梁启超、闻一多、余上沅、李长之。除了文人，还有武人，如张自忠。其中，尤得我心的，是关于冰心、老舍和沈从文的文字。他勾画的不是我们所常见的那一面，而是我们外人、后人所不见的另一面。冰心女士在我们后人的记忆中已被定格为一个雍容谦和的仁厚长者，可在梁氏眼中，却不尽然，他初觉她“不是一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后来才“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老舍，说来也该是宅心仁厚的人物，不过在梁氏看来，似乎不过是个“规规矩矩的、和和气气而又窝窝囊囊的北平旗人”。沈从文是够有才气的人物了吧，只是在他眼中，好像“却不健谈，见了人总是低着头羞答答的，说话也细声细气”。我们说不清到底是我们印象中的人物更真实，还是梁氏笔底的人物更真切。也许，很有可能，这种种形象都是真实的，而所有的种种的真实的细节和行止，则构成了一个真实的、鲜活的、立体的明星群体。

在冰心看来，梁实秋是她的“一生知己”。说来，冰心的知己还有夏衍、巴金，还有萧乾。而所有这些人，都是仁者，自然也都长寿。长寿如冰心者，年及百岁，而长寿如巴金者，则年逾百岁了。

写过如此多佳作美文的雅舍主人早已作古了。他的人走了，他的文留下来了。长寿如此，似无遗憾；文章如此，亦可欣慰。

常读梁实秋，是可以长文气长学问的。我曾在许多个日子徜徉在梁实秋的文字世界中。读雅舍文章，确是一桩美事。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在雅舍文章中，似乎总能看到某些人的影子，那恐怕是穷尽梁氏毕生功力也难以摆脱的淡淡的印痕。到底是什么影子呢？我不知道。只是依稀记得张中行先生说过：“现代散文到今日说来，基本上还是两条路子，一条是鲁迅的路子，一条是周作人的路子。前者如‘老吏断狱’，辛辣峻深，后者如‘名士清谈’，平和冲淡。”张中老的话当然未免有失武断，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对执笔为文六十载已深孚大家盛名的长者而言，其话语即使不无“片面”，恐怕也“片面”得不无深刻。至少，雅舍主人文字中的那股名士气是与知堂类似的。

大家之所以为大家，就在于其突破前人，也在于其笼盖后人，在于其发凡起例开宗立派，在于其难以被后人所颠覆、所突破。近百年来的白话文历史上，鲁迅是如此，周作人也是如此。二人都兼得了六朝风骨和晚明文风，还领受了外国文学的泽润，其功力与境界也就可想而知。在鲁迅身后，我们可以依稀地看到许多身影，比如瞿秋白、冯雪峰、胡风、聂绀弩、唐弢、邓拓，甚至当代的柏杨、李敖、龙应台、张承志、张炜、韩少功、孙郁。而知堂的影子，也同样统摄了许多灿烂的人物，比如俞平伯、沈从文、废名、叶灵凤，比如稍后的张中行、黄裳、汪曾祺，甚至现今当红的董桥、止庵、车前子、凸凹等等。梁实秋如果不能走出周的影子，当然也就不能称其为大家。可是，梁氏是否全然融会知堂而了无痕迹呢？似乎也不尽然。也许可以说，大家如梁实秋者也并没有走出民国散文的背影，那是他穷尽毕生功力也难以逾越的高峰。

梁氏虽“但开风气不为师”，但在台湾文学界中毕竟有其辟创之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渐入老境的梁实秋心系文坛，对后学多有奖掖，其中，其激赏最甚者是余光中。其实，真正突破民国文章的格局之第一人，也恰是台岛的余氏。这位五四散文的终结者，同时也是当代散文的开山者。而这，仍与梁实秋有着关联。

有些冒昧的是，读梁实秋，我总是想到两个人，一个是他身前的周作人，一个是他身后的董桥。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1）

一

“革命元勋，国学泰斗”章太炎是个怪人，也是颗福星。他大部分弟子都跟着乃师很沾了一些光。不过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人多少年里一直在走背运，这就是刘文典（叔雅）。他原在陈独秀麾下教书，后来陈独秀走了，北方的军阀来了。世道一变，他就走了。

那时候“北伐”功成，南方气象一新，诸省皆大兴办学之风。安徽也办大学，叫安徽大学。那时省会在安庆，安大也就设在安庆。安徽的大学当然要请安徽人做校长，可是他们不敢请陈独秀，又请不来胡适之，就请来了姚永朴、丁绪贤们，其中就有刘文典。刘做的是文学院筹备主任，代行校长职权。他虽是个读书人，办学却很有一套，相帮着就请来了许多名人，学校就很是有些样子了。唯一让人不放心的是当时###太盛，学生们动辄罢课，当局极为敏感，这让刘文典很是为难。是时，有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某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当晚，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王某因此得救，对刘感恩不已。对于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行径，刘极为愤慨，顶撞道：“大学不是衙门！”这句名言不胫而走。

这时，蒋介石刚在南京坐稳，于是莅临各地视察工作。安庆离南京和武汉都实在不远，又岂能不去“亲自指导”？于是和有关方面打过招呼后，他就兴冲冲地往安庆去了。那时，安庆刚闹过###，影响很不小，安大当然尤其有份。于是蒋介石在安庆时，特地指名要视察安大，可是校方几次都拒绝蒋的“训话”。有人说，这不太好吧。刘文典就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几经折腾，蒋终于如愿。可是，到安大一看：学校冷冷清清，毫无生气，只有几个瘦骨伶仃、土里土气的仆役旁若无人地洒扫着、劳作着。此地竟完全没有预想中的“热烈欢迎”的场面。蒋介石风风火火多少年，何曾受过这样的冷场！更何况是在这么个小地方，这么个小学校！念及此，蒋介石大为光火。顺手招呼个员工，恨恨地说：“来人，把你们校长找来！”

不多时，一位瘦骨伶仃的瘦子过来了。来者一袭长衫，破旧不堪，油迹斑斑。扣子也两扣三不扣的，衣服实在是邋遢潦倒得不成样子。娘希匹，就这鸟样子，也配当校长？素来讲究仪容的蒋介石很是光火，就问：“你就是刘文典？”

来者不以为然地说：“你就是蒋介石？”

对方大怒，训斥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大声反驳起来，于是大吵，大闹，没完没了。这个说你学风不整是学阀，那个说你是新军阀！刘文典还说：“你是带兵打仗的，把军队管好就行，大学里是我校长说了算！”结果，蒋介石大怒，大手一挥，刘文典就被送进大牢。

刘氏入狱，全国呼吁一片，四处声援。刘氏家人急得团团转，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到南京去求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一班人。他们都是刘文典在北大时的老领导，有话好说。蔡元培等立即求情，分别致电蒋介石，好话说了一箩筐。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2）

经过各方艰苦努力，这个瘦子总算是活着出来了，条件是“即日离皖”。刘文典满腹怨气，他就是受不得这口气。直迄后来，他还得意地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他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了牢房，他也不敢动手打我。”

但无论如何，他是在那边呆不下去了，或许只得再度北上。北方好歹有阎锡山，有冯玉祥，有张学良，封疆大吏，割据自雄，国民党鞭长莫及，那儿的空气是要宜人一些的。说来也巧，这时原蒋介石的秘书罗家伦正在清华做校长，立即邀刘文典北上。几经诚邀，刘文典终于北上，落户清华园。他开始老老实实安安分分过日子，做学问。

然而，不管怎么说，经此一役，刘文典确实是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志气，也打出了名气，他开始大大地有名了。从此，刘文典从一个薄有文名的读书人，成了个享有盛名的公众人物。乃师章太炎闻之颇为高兴。（这师徒二人真是大有意思，真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他的老师做过孙中山秘书，他也做过孙中山秘书；他的老师怒斥过袁世凯，他也顶撞过蒋介石；他的老师先是搞政治，而后做学问，他也如此。）章老先生大悦，赠联一副，曰：“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他的同门鲁迅也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这“博士”当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二

刘文典是名人，来了清华还是名人。很多学生都想见识一下这位大名鼎鼎敢于顶撞蒋介石的刘教授。开学了，上课了，课表上排的是刘文典大教授的课。许多人慕名而来，早早地在那儿候着了。门口一阵声响，进来的却是个穿得脏乎乎的半旧长衫的又干又瘦的小老头儿，憔悴得可怕。他和大街上要饭的并无两样，全不像一般清华教授那样的洋气潇洒。那瘦骨伶仃的样子，亦全无壮年人模样。——这小老头儿，就是刘文典吗？这就是顶撞蒋介石的大名人么？他们打退堂鼓，许多慕名者已经预先准备好失望了。等他一开讲，众人才确信原来这果然就是那位和蒋顶撞的刘某人。

此人毕竟是名门之后，家学渊源。留学日本几年下来，他已然通晓英、德、日、梵、波斯等多种文字。刘文典和他早年的老师陈独秀、刘师培一个样，有一肚子好学问，也有一肚子大脾气，而且其貌素来不扬：两颧高耸，双颊深陷，面色黧黑，目光浑浊，嘴上似叼着一支永不熄灭的香烟。当年在北大如此，到了清华，还是如此。

课堂上，他的声音总是尖锐而无力，如饥鼠寒猿。因为体弱，他总是坐着上课，双眼半眯，而后开口。然而，他一开口，就让学生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在他面前，学生们惊异得宛若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除了击掌嗟叹外，已经不敢置一词。正是这瘦骨伶仃的人，成了清华园中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有时候，他彻夜用功，第二日上课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但学生们却因此更加钦佩他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儿子也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后来，一不小心就失去了性命。刘文典大恸。自此颓废不已，沾上了烟土。饶是如此，他仍在吞云吐雾之余继续用功。为了让国人了解日本的狼子野心，也了解日本的文化背景，他彻夜译书。书是一章章弄出来，人却一日日瘦下去。当他翌晨出现在课堂时，已然步履凌乱。“诸位，很抱歉，我已经没力气再说话了。”他歉然道。学生闻之一惊，知道缘由后立即谅解了他，而且当堂鼓起掌来，掌声雷动。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3）

刘文典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和很多同侪一样，他最瞧不起的就是新文学，自然也瞧不起白话文作家。他很少说话，但讲起《圆圆曲》、《典论?论文》，如数家珍一般，旁征博引。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时，他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轻视作家的情绪。

他的爱好之一，就是骂人，而且颇为刻薄。当人们问到他对某某作家的看法时，他总是撇撇嘴，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敷衍一阵，最后却总要说一句：“文学创作不等于学术研究的能力！”然而很“不幸”的是，他不是在北大国文系，而是在清华国文系。那时候的清华国文系是最新潮的，内中多的是白话文作家，除了闻一多，还有朱自清，当然更有杨振声、俞平伯。这让刘文典很是恼火。还好有个杨树达，更有个陈寅恪，可以让他刘某人平一平怒气。

到了西南联大，还是财大气粗的清华来当家。联大国文系也就成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当然也仍然是很新派的。自此，白话文的作家是一个接一个地过来了。原有的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不算，还来了陈梦家、李广田，最让他来气的是还来了个沈从文。刘文典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公然讲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他甚至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有一次，警报一响，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刘文典当然也跑，跑不多远，他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他扭头一看，发现那个他素所藐视的“乡下人”（沈从文）跑得比谁都快，立即就恼火了，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就你这么个人，还跑什么跑？”后来沈从文升教授的时候，刘文典还是老大不情愿，说：“我是他的老师，如果他都可以做教授，那我应该做什么！”

三

刘文典长期潜心研究《庄子》。一九三九年上，他推出了十卷本《庄子补正》，轰动了学术界。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地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以陈寅恪当时泰山北斗的地位，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刘文典也自信不已，在不同场合毫不掩饰地宣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某人，其余半个……”其余半个呢？这就不好说了。

除过讲《庄子》，刘文典讲《红楼梦》亦是一绝。有一次，吴宓要讲《红楼梦》，刘文典也就近找了个教室，对着讲《红楼梦》，和他唱对台戏。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4）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下面除了有百十号学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回去后，此人在日记中写道：“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此人就是当年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尔后，吴宓日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要知道，刘文典可是他吴宓的对头呵。

确乎如此。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暗笑不已。

课堂上，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此情此境，此人此事，俨然是魏晋之遗风。魏晋风流，此之谓也。

其实，刘文典性情枯涩，除了读书治学，他只爱好一口云腿（云南火腿），一个云土（云南烟土），人称“二云居士”。清华迁到云南后，当地盛产的云土，实在是让人们饱了口福。怎奈当时教书匠实在是穷，饥不择食。有一次，他实在是穷得不行了，忍不住就私自跑到中越边境的地方给一个生意人做笔杆子，为其母撰墓志。在那里吞云吐雾了四个月之后，他才带着进账的五十两银子回到学校。不承想，他居然被系主任闻一多逮个正着。闻、刘本来就不是一条心的。这可好，回来就让刘某人下岗了。

刘也着实不客气，大闹起来。陈寅恪也帮着说情，无果。刘遂卷了铺盖搬到云南大学去了。“联大”解散时，闻一多遽然下世，他刘文典还活着。别人都回清华、回北大、回南开去了，独他一人还窝在昆明。料不成，这一窝，他往后就要在这里打发余生了。

建国后，在领导的关怀下，刘文典成为云南省仅有的几位一级教授之一，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全国大禁鸦片，可人们却异常宽容地允许了刘文典的这一口爱好。后来，为响应政府号召，老汉终于摔掉了那根大烟枪。他开始改抽“大重九”。此物当时是三千元一包的名牌，一般人自然消受不起，只有他还抽得风风火火。不少学生趁机揩油，一边和他搭讪，一边就摸他一根烟。他瞥见了，只是嘿嘿一笑，不以为意。他依然是那个受人拥戴的刘文典，直到去世。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5）

四

刘文典的故事自此完竣。不过历史在此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全国解放的那年夏天，云南大学文史系特邀“国宝级教授”刘文典演讲。他讲的不再是《庄子》，不再是《红楼梦》，而是鲁迅，题目乃是《关于鲁迅》，这是他首次公开谈鲁迅。

他说当年他和鲁迅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同在北大文科教书，同为《新青年》写稿。最初“虽然常常见面，但是很少往来”。有一次，刘文典刚好经过鲁迅的教室，于是便好奇地走了进去，结果，一听就听了两个小时。于此，他发现鲁迅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佩服他，崇拜他。”当然，这种“佩服”、“崇拜”更多源自对鲁迅学识的赞赏。至于其人格的伟大，他“那时还没有发现”。用他的口头禅说，就是没有做到“十二万分地崇拜”。

此次演讲为时约两小时，听者挤满了教室，欢声不断，笑语连天。刘文典自我感觉极好。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翌日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当地报纸先后发表了二十七篇“###”刘文典的“战斗檄文”。

后来，全国思想改造进入高潮时，有人就当面责问刘文典：“你为什么污辱鲁迅？”刘文典理直气壮地说：“绝无此事。”揭发者说：“二十多年前你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公然用小指比喻鲁迅，是何居心？”刘至此才想起一件当年往事：有次上课时，他偶尔谈及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跟章太炎学《说文解字》，于是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他一举手伸出了小指，仅此而已。没想到当年的一个小动作今朝居然成了把柄。

刘文典遂坦然一笑，说：“用小指比鲁迅确有此事，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小指比老么，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我们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此话一出，揭发者无词置辩。

这已是往事，按下不表。

很赶巧的是，之后的某一年，章门弟子周作人也谈到了他这位同门。周作人在他著名的《知堂回想录》里提到了刘文典，说：

他批评那时的国会议员道：“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是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之间去卖身去罢了。”他的说话刻薄由此可见一斑，可是叔雅的长处并不在此，他实在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而有余力了。

可惜，这时候，刘文典已不在凡间了。

浦江清：此“清”可念成追忆（1）

一大早晨，管理员揉着睡眼，和往常一样打开了图书馆的大门。门开后，书堆中又爬出了那位清瘦的读书人。“什么时候进来的？”对方只淡淡一笑，说：“昨天一早。”如是者三，管理员也开始认得他了。

——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前尘琐事。年深月久，早已被如水的时光所湮没。不过，略谙掌故的人们，没准还记得，当年的北平曾有著名的“清华双清”。所谓“双清”者，一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一是鼎鼎大名的浦江清，也就是那个常在图书馆过夜的读书人。于今，朱自清依然声名显赫，浦江清却早已门庭寥落。便是在他曾生活过的园子，知其大名的人也已不多了。

然而，如果说有谁能真正与老清华文科共始终，有谁能最完整地见证其枯荣沧桑的话，那么，这个人，不是朱自清、闻一多，不是陈寅恪、冯友兰，甚至也不是吴宓、潘光旦，当然更不是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他只能是浦江清。

浦江清少负文才。大学时期，这羸弱的小青年很快以江南人特有的聪慧脱颖而出。他那令人惊羡的国文、外文和诗文，赢得了曲学大师吴梅的垂青，尤其得到了吴宓的宝爱。毕业后，因着吴宓的引荐，他来到了清华国学院，与陈寅恪对门而居，任其助教。

然而，一位年岁轻轻的后生，要胜任一代大师的助教，又谈何容易？在这里，他既要协助陈寅恪教学研究，又要研习东方学，还要辅佐吴宓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更要打理自己的事务。于是，浦江清很是用了一些功。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他先后掌握了法、德、希腊、拉丁、日、梵、满等多门语言，甚至还为陈寅恪编了一部梵文文法。以至于后来他与冯友兰赴欧游学时，一路与西人谈笑自如。这不曾放洋的小讲师那娴熟的英文、法文，令放洋多年的冯大教授也自叹弗如。

那些年，北院九号的那盏灯，总是与十四号的灯光隐然呼应，每每要在凌晨二三点才停歇。这正好就为那些暗夜往返的野兔、野猫和飞禽照亮了道路。

它同时照亮的还有灯的主人那特别的成才之路。他初则从吴宓治西洋文学，继则随陈寅恪习东方学，后又转入王国维所倾力的中国文史研究。几年之后，浦江清功力大进，终于将三巨头的心法集于一身。百年来的中国，在上述各领域都能手如云，但能够一身三任、进退裕如者，则寥若晨星。浦江清便是其一。

浦江清虽用功极勤，下笔有神，但治学却极为谨严，轻易不做学术文章。在十二年内，他的论文只有区区两篇。数量虽少，质量却奇高。其《八仙考》一俟问世，各界均大表钦服。便是对学界大佬朱希祖都很不以为然的张荫麟也宾服不止，特地跑来祝贺。此文开始奠定了浦江清的学界地位。很快，他那“文史并进、博览无涯”的名气，便在学界不胫而走。其实，他不仅国文好、洋文好，而且诗词俱佳、棋牌在行、曲艺精工，甚至数理、天文也无所不通。日后，浦江清久经酝酿，又推出了著名长文《词的讲解》。文章一出，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程千帆等名流均极表激赏，“盛称讲解之精”，以为在俞平伯名作《读词偶得》之上。仅此一文，就奠定了作者继王国维之后又一位词学高手的地位。

那一阵，“清华双清”这两个著名的小个子，与修伟潇洒的“清华三荪”（金龙荪、陈岱荪、叶企荪）相映成趣，各擅胜场。

浦江清：此“清”可念成追忆（2）

却说那时清华教师待遇极高，生活清闲，过的是活脱脱“活神仙”的日子，故极受异性青目。外文系钱稻荪教授是国内仅见的日文泰斗，又是浦江清的老师。钱公对其才华极是上心，不时邀浦赴宴，好茶好酒伺候。是时，钱家有女已长成，浦亦是大龄青年，言外之意不言自明。对此，朋侪极为热心，甚至远在英伦的朱自清也不远万里写信促成好事，说：“钱公之美德，实为大家风范，即此何必他求哉！”吴宓对自家情事可谓“浪漫”得到家了，活生生把一女子逼成了熊希龄老人家的娇妻，可是对弟子的婚事毫不糊涂，恨铁不成钢地说：“择妻还须择丈人，能有这样的泰山，你还遗憾什么！”谁知浦和当年他吴宓一般无二，万事聪敏，单单是在情事上拎不清。气得吴大骂。众人再三催促，浦再四推脱。其实他心里早已另有佳人。这佳人便是燕京的一位才女。可惜浦江清几经追求，终是无果。临末，女子托人捎话说其已有所属，请勿考虑。浦江清听了，足足沉默了半分钟，才用英文说：“请告诉密丝蔡，我对她并无奢望，但愿保持一般友谊，希望能继续下去。”尽管如此，他还是苦苦单恋，直到女子嫁作他人妇。

后来有一次相亲时，女方只小谈了一会儿，就借故告辞了。理由是对方无长寿之相。不承想，没几年，这女士自己却病倒先行了。直到欧游回国后，浦江清才在松江老家结识了一位女子，与之携手。而这时，北国已经烽烟渐起。

抗战胜利，联大解体，浦江清这才回到老家。他敲开门后，女儿立即急匆匆地向母亲汇报：“又来了一个姨夫！”原来他离家多年，女儿早已不识这“陌生人”了。这时的浦江清，已然憔悴瘦削，神采尽失，与先前判若两人。

浦江清身体每况愈下，但南方气候养人，不少名校也争相聘请，他终于决意留在东南。不意此时噩耗传来，闻一多在昆明不幸遇刺。朱自清力单难支，立即催他返校。家人反复挽留，他终于拒绝道：“系里正缺人，我怎能不去呢？”他立即北上，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地。在那熟悉的北院，他的邻居将有朱自清、刘崇鋐、曹靖华，有吕叔湘、杨业治、王瑶，也有王竹溪、华罗庚、余瑞璜和张青莲等。这是个“文曲星”的世界，这是个传奇般的园子。

是时，饱经蹂躏的清华园已经满目疮痍，万物萧森，杂花遍地，野兔横行。秋风徐来，落叶飘零。在金灿灿的落叶中，浦江清带着女儿寂然前行。前边早已有人相迎了。“来，快叫这位朱伯伯！”他说。女儿看到的是一位与父亲一样瘦小的男子。“就是《背影》的作者朱自清朱伯伯吗？”她惊问。“是的，你也知道？”浦江清也吃了一惊。

可惜一年多后，这位《背影》的作者就匆匆离去，只给世界留下了一个长长的背影。这样一来，国文系在短短几年间就屡遭重创，系里大将凋零，先是刘文典、王力离去，再是闻一多、朱自清物故，再是陈寅恪南下，接着是许骏斋去世。系里虽有李广田、余冠英、陈梦家、吴祖缃、王瑶、季镇淮等人，但群龙无首。作为硕果仅存的###，浦江清毅然出面，独撑危局。他还不顾自己病入沉疴，繁忙万端，毅然挑头主编《朱自清全集》——他不曾想到，为闻一多编全集的是朱自清，为朱自清编全集的是他浦江清，而在他身后，为他整理稿子的，将是吕叔湘、吴祖缃和季镇淮。所谓的清华传统，就是这么一步步“传”下来的。

自此，浦江清更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甚至吃饭时，家人热热闹闹的，他却总是心不在焉，眼睛不看饭菜，只是机械地移动着筷子。妻子见状很是不悦，说：“又想心思了！”几经努力，才慢慢把他的心思唤回饭桌来。吃饭时伤脑筋对身体不好，对胃病患者尤是大忌。他当然不是不懂，但他多年来习惯无休止地思考，早已不能自已了。

几十年的刻苦用功，早已把浦江清素来羸弱的躯体渐渐掏空。尤其是抗战时颠沛流离的生活，更是蚕食了他的健康。辛勤的教学，繁巨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学术上的巨大投入，更是他文弱之躯所不能承受之重。病魔顽固地攫住了他。然而他仍然苦苦硬撑，仍在彻夜用功，仍在研究，仍在讲课。他的课已经出神入化：他能从楚辞汉赋讲到魏晋散文，讲到唐诗宋词，讲到元曲杂剧，讲到明清小说，讲到现代文学。他能以一己之力非常清晰地再现一个博大精深浩瀚无涯的文学世界。课堂上，他那温温软软的吴语，让北方来的学子吃不消，南方来的学子却悠然神往。那些能懂他的学子，真是有福了。

这时的浦江清，已将他的研究推到了并世罕见的境界。人们都知他课越讲越漂亮，都知他学问越做越深湛，都知他身体越来越枯瘦，但就是不知几年后他也会和朱自清一样，遽然倒下，匆匆离去……

许多年后，我终于看到了一张暗黄的老照片：在天高云淡的湖畔，那人在云淡风轻地笑着。他的人，正如他的文，他的字，好似一江清水。

——我不由怦然心动：这正是我念想中的浦江清。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1）

如果说中国文坛曾有过乡巴佬的话，那么，他必是头一个。

一九二三年

一个秋日，火车在前门站停住后，一个土得掉渣儿的年轻人出来了。他来自湘西，叫沈岳焕。后来改名了，叫沈从文。

看到这大得怕人的城市，他有几分惶惑，亦有几分欣悦。他很累了，可是心跳得厉害。最后，还是平一平心跳，对这个城市说：北京，我是来征服你的！

在“湖南酉西会馆”勉强安身后，他就折腾起来。他最渴望的是念大学。他报清华无门，就报考了燕京大学的二年制国文班，可他只有高小文凭，面试时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被退了回来。他愤曰：“将来我要教大学！”他又报考北大，还是不行。他不再抱指望了。只好在北大偷听，去琉璃厂的书肆学东西。

那时北大风气极其自由。他就做着北大的偷听生。在那里，他认识了丁玲、胡也频、陈炜谟、蹇先艾等同道。那时北大藏龙卧虎，旁听生、偷听生中就大出人才，更不用说正式生。比他早几年来此偷听的，有张恨水。比他晚两年来此的，有冯雪峰。至于正式生，则有冯至、胡风、废名、梁遇春诸流。还有个想考北大而不得的，叫巴金。前些年从这儿念完书的，有徐志摩、茅盾、朱自清、俞平伯、杨振声。有意思的是，徐志摩从北大毕业走了，他的中学同窗郁达夫却过来教书了。在那前后，在校的老师还有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叶公超、陈源……

那时的北大才真够北大。那时的北京，每个角落都横溢着文化，真是个不坏的地方。

一九二四年

他开始写东西，可是总不能变成铅字。最初所写的东西，他自己亦不忍再看。在穷困潦倒中，他写信给在北大教书的郁达夫诉苦。其实郁也只是个刚出道的青年，郁冒着寒风和大雪来到了他的寓所。他身上衣正单。郁达夫把自己的羊毛大围巾解下，给他围上。尔后请他到西单牌楼四如春吃饭。郁将他介绍给了《北京晨报》的主编，这年十二月，他的铅字开始出现在《北京晨报》。他开始进入周作人、徐志摩、陈源等人的圈子，只是还不识胡适。由于此间的种种误会，他开罪了鲁迅，以后就始终“不好再见面了”。尽管许多年后，鲁迅对国际友人介绍说，他是目今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

两三年下来，他已薄有文名，但要靠笔杆子讨生活是不可能的。京城居，大不易。南方的米便宜些，他遂南下。

一九二九年

前此一年，他还在困境里苦苦挣扎，徐志摩写信给他说：“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他没有走。

这一年，他终于谋到一份差事，在中国公学做讲师。最难的是第一次，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为的是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校门时不致太显寒碜。

第一次登台时，这位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在讲台上竟然紧张得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为了这第一堂课，他准备了良久，可上讲台后，他足足站了十几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终于说话了，可是十来分钟就把整堂课的内容讲完了。这时，离下课尚早，他拿起粉笔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有人把这事反映给校长胡适，胡适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2）

一年后，他给人写信说：“我在此爱上了一个并不体面的学生”，“我总似乎能给这个女人的幸福，是任何人所不能给的，我所牺牲可以说是一切奢侈，但所希望，就只是这年轻聪明女人多懂我一点。”

他已经进入创作丰收期，他对胡适说：“我计算大约再写十二年小说，大约会把小说写好。”他之所苦，不是小说，而是女子。女子美得有些过分，对她觊觎已久的雄性实在太多了。他不过是一分子而已，不算什么。

也许是第一次，这个乡巴佬爱得几欲抓狂，可是对方“并不觉得他是位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又过了一阵，对方对他的印象更是进一步恶化成厌恶。因为她收到一封信，拆开后发现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她毫无反应。了无同情，又遑论爱情。仅仅是因为学校风传他因为爱她不成而要自杀，好友向她建议，快点去找校长说清楚，不然，此人一旦真的自杀，就脱不了干系。女子带着信去找胡适，希望胡能出面制止其疯狂举动，没想到胡居然觉得信写得蛮好，说接触接触也没什么。她继续躲避，他彻底绝望。

他写信与人说：“近半年为女人作出许多无用处行为，目下烦乱得很。”女子最怕的是接到他的来信。她在日记中说：“又接到没有署名的S-先生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一次，女子又收到沈的来信：“字有平时的九倍大！例外地称呼我‘兆和小姐’！”但她却对自己的日记说：“顽固的我说不爱他便不爱他了，但他究竟是个好心人，我永远为他祝福着的。”

她仍未动心。他想逃。

校长大人告他：“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年太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这时候，该校的学生很有些日后成为人物，如罗尔纲、何其芳、陈沂。还有个吴春晗，后来叫吴晗，大紫大红的人物。他也是张兆和的积极追求者。日后，他们都将与这位小讲师发生联系。

一九三○年

他到了武汉，依旧是教课。胡适、陈西滢鼓励他多读书，尤其要学好英文。他自己也决心学英文和日文。他有了两位英语老师，但是学了一个月，他发现“我连二十六个字母也背不清”。

他在这里做助教，地位最低的教员。他很不满，写信给大哥说：“我还是要坚持创作，我的文章是谁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还可以望它价值提起来。”“将来是希望一本书拿五千版税的。”

一九三一年

他到北平了。这个乡下人还在写。他计划“从三十岁起始到五十岁止，我将用下述各种名字，作为我各个作品的题名：黄河、长江、长城、上海、北京、父亲、母亲、我、它、故乡、朋友”。事实当然跟这计划不一样。

他已经是个人物。当年将他拒之门外的燕京大学已经以礼相待。该校学生萧乾，成了他的小老弟。他差不多已征服这个城市，这是他多年前的诺言。

尔后，他去青岛。

在青岛时，他的同事有杨振声、许地山、王统照、闻一多、梁实秋、老舍、萧涤非、游国恩等。还有个图书馆职员，偶尔也旁听，她叫蓝苹，日后叫江青。他算是她的老师。此地的年轻人，还有黄敬、陈梦家、臧克家、吴伯萧……太多了，数不清了。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3）

在青岛，他教书，写作，并且苦恼。他向朋友诉苦：“三年来因为一个女子，把我变到懒惰不可救药，什么事都做不好，什么事都不想做。人家要我等十年，一句话，我就预备等十年。有什么办法，一个乡下人看这样事是永远看不清楚的！或者是我的错了，或者是她的错了，只是这日子明是一种可笑的错误，但乡下人的我，明知是错误，也仍然把日子打发走了。”然而，用不了十年了。就在这一九三二年，那位女子大学毕业了。因为有了胡适的说项，因为有了种种的铺垫和酝酿。这个乡下人南下千里寻某人。在上海，初识的巴金给了他一个建议。他就买了许多精装本的俄文英译小说，作为礼物，送给女子。他到了苏州女子家，女子接受了其中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父与子》。

他与女子的父亲谈得颇投缘（也许有胡适的功劳）。女子亦不再反感他——或许是没有更可心的选择，何况他已经如此地有名了呢。他回到青岛。

尔后，他询问张家对这桩婚事的意见。张父的意见是：“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于是二位女子同去邮局，发电报报喜。二姊允和写的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三妹兆和的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邮局发的是允和的电报，正文只有一字：“允。”所谓一字千金，这就是了。后来，这个乡下人成为城里人的女婿后，说：“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他的造化。（可许多年后，他内心深处却萌生了某种隐隐的遗憾：自己结婚太早，为家庭所累，以致没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文学抱负。而她，好像也不曾用心地对他说过那个“爱”字。然而他们有婚姻。）

他结婚了。仪式非常简单，婚房也如此，只有梁思成夫妇送的一床锦缎百子图罩单。一切都安妥下来，也该这乡下人有好日子了。就在这前后短短几年间，他完成了《八骏图》、《从文自传》、《月下小景》、《阿黑小史》、《凤子》，尤其是《边城》。有了这部书，这个乡下人就足以成为沈从文了。

《边城》发表时，因为母亲病危，他回到湘西。一路风尘水气，小住四日后，就被迫离开。此行，他最大的收获是《湘行散记》。

一九三五年

这一年，文坛上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这套书与他无关。与他有关的是出版了《八骏图》，他的小说集。十二年后，他在书后题识，曰：“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可是在宣传中过日子的朋友可不要这个的。”

一九三八年

抗战中，这乡下人南下，到昆明。在昆明，他开始写他最重要的作品，那就是《长河》。而后几年，他还写有《水云》、《烛虚》、《昆明冬景》、《绿魇》等，都是难得的上品。有一次，学生问这乡下人写作的经验，他说：“最要紧的，就是趁着二十来岁有写的冲动时尽可能多写。”几十年后，又有人问他小说怎么就写得这样好？他答曰：“一辈子都写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那才奇怪了。”

一九四一年

他完成了抒情诗《看虹》，这是他文学生涯中最后一首新诗。他还写完了《看虹录》，出版了《烛虚》，后又发表了《看虹摘星录》。他有些文章发在《战国策》上。在有人看来，他就和“战国派”有瓜葛，名誉“因此大受损害” （施蛰存）。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4）

他则告诉施蛰存：“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一九四二年

他基本完成了《长河》。

现代中国，真正像样的长篇，最多只有三五部，这便是其一。有了这部书，他完全可以结结实实地走进湘西，或者，走向世界。

计划中的《长河》是四卷，但他只完成第一卷，显然，这是部未完成的作品。恰如作者本人，亦是未完成的作家。可惜。

他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对《长河》喜欢得不得了。他说：“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革。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他又说：“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应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这是一部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

是的，太短。

一九四八年

这一年上，郭沫若推出宏文，对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重磅出击。沈从文成为“粉红色文人”，他是“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他的日子开始比较难过。便是像胡风、萧军那样的左翼，当年在鲁迅身边的，日子也有点不太好。

这个乡巴佬给人写信说：“就时代发展看工作，我已成为过时人，与现实不甚配合得来也。我工作自视还停滞在学习阶段上，要再摸十年八年，才望有点结果。可是时代变化大而快，要求作家又太多太切。我因为性格内向，埋头努力易，活动应变难，所以近年在此教书用笔实有和全面发展脱节之势。一个湘西乡巴佬的长处和弱点，由此可以充分见出。”他对大哥说：“既不想做官，也不拟教书，所以很希望一个人能回来住住。”当然，只是希望而已。

他又曾说：在时代巨变中，自己因“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乏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或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需要用‘信’字起步，或不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的必然结果”。

十二月，国民政府青年部次长陈雪屏到北平抢运名流学者，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陈是他联大时候的上司，但他拒绝了。

此时，他重又遇到了退稿。大气候的大变化，无所不及。他写得明显少了，而且不是那样的好了。所写多数是时论，几乎没有小说。——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作家，他已死去。如果他的文艺才华还有所残存的话，那也只存在于他的私人书信中。而这时，他四十岁出头，正当年。他还有半辈子路要走。他怎么个走法？

一九四九年

年初，在北大校园，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被抄成大字报。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

他精神极度紧张，神思恍惚。在梁思成的邀请下，他来到了清华园静养，但为时甚短。

此后，恶况加剧。三月，他两度努力自尽：第一次，先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其长子拔掉电源，将其蹬开。第二次，他反锁屋门，用剃刀把颈割破，两腕脉管也割破，喝了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他已浑身是血。抢救过来后，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5）

四月，他出院后，北大已没有他的课。在郑振铎的介绍下，他到了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吴晗曾来探望他，以期安慰，可是效果不佳。当年吴是他的学生，可现在已非当年。

另有学生来探望，他送给对方五本书，其中在一书的题字为：“与瑞蕻重逢，恍如梦中，赠此书，可作永远纪念。”在《边城》后题写：“什么都不写，一定活的合理得多。”尔后，他写信给丁玲说自己“因为心已破碎，即努力黏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但最后他又决绝地表示“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怎么惋惜”。写信给远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说：“你应速回，排除一切杂念速回，参加这一历史未有之值得献身的工作。”“我当重新思考和整顿不足惜之足迹，以谋崭新出路。”

他的作品一度被焚毁。与此同时，在台湾，这个乡巴佬亦被视为“反动文人”。在那里，他的作品，不是禁书，而是根本就没有。

一九五三年

这个乡巴佬参加第二次文代会。他是以工艺美术界（不是文学界）代表参加的。文化部部长茅盾介绍他和中央领导见面。领导问过他的年纪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

胡乔木来信，表示愿意为其重返文学创作岗位作出安排。沈从文踌躇不决，久未回信。倒是两个月后，向他的老乡周扬求助说：“老朋友为公为私，多以为我还是值得写小说。”但他已无法再写：“因为到执笔时间，即想起焚书事，引起工作挫败感。”作为一个小说能手，他是无论如何不行了，在这个时候。

一九五六年

他事实上早已搁笔，但很难忘情于书。时在湘参观的他，写信给妻子说：“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

他已经和文学基本无关了。如果说有，那就是：私人书信是时代罕见的可读的散文。然而其读者只有一二人。至于作者，已成为一个文学标本，早已风干。

一九五七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其选集。这个乡巴佬托乃兄搜集以前出的旧集子。他在信中感叹道：“我实在是个过了时的人。目下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员，或四十岁以上的大学教授，还略略知道沈从文是个什么人，做过些什么东西，至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完全不知道了……因为我写的都是大家一时用不着的，等到大家需要时，我可能已不存在了。”

这个乡巴佬，一直想写，可一直写不成。一直写不成，还是想着要写，而且关注着别人的写作。一九六○年七月开文代会，他在给大哥的信中，说：“我因十年来并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叫作家近于虚有其名。现在的作家写作用不到三几年，或只靠三五篇文章，即可成为全国知名人物。而三十年前自己写字时，一面和业务作战，一面还得和生活作战，作品完成后也并不能得到应有的出路和社会重视。”“总之，新陈代谢是受另外一种新的规律所支配。”后来，他又说：“一生只想写短篇小说，竟中途而止，未能充分使用生命到上面去”，好容易“慢慢掌握了写作中不能缺少的文字运用能力，这十年因工作改变，却几乎完全失去了”。“乡下生长真永远不免受乡巴佬性格限制，本来应在新的时代做更多事情，可是一耽搁，体力却来不及做了。”——此话不虚，他是真的老了。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6）

一九六一年

这个乡巴佬离自己当年的梦想越来越远了，可他不甘心。住院期间，他还在读《战争与和平》等书，他说：“近在这里看了些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别的作品，似乎都还可从我手下产生。所缺少的是充分自由支配的时间而已，没有时间什么理想都不可能成为现实。”

他告诉张兆和，看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那些公认的经典之作，他产生的自信是：即照这种方法写，可以写得出相等或者还稍好些的作品。然而，“难的是有一个写作环境”。

他写信告诉汪曾祺：“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又乐意终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种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正常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工作，永远是不可能持久众生的。”说得多好！——毕竟是沈从文。沈从文后来没能做到这点。可他的学生汪曾祺做到了：二十年后，他东山再起，红极一时；那时，乃师还在，他看到了这一切。

他还告诉汪曾祺：他“无意和‘语言艺术大师’老舍争地位（那是无可望的天才工作）”，他只是想“呆头呆脑来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然而，沈从文不是契诃夫。他只写到半路，就已经未能前行了，又遑论竞逐于托尔斯泰。

他一直有创作的愿望和情结，可是他再没能继续创作。他所思尽是文学，但所为，离文学太遥远。

一九七三年

解放军某部，有一位姓肖的副主任。肖副主任带领政治部几位干事参观历史博物馆，因为有历史系毕业的科班背景，他就充当了义务讲解员。讲解时，后边跟着一位身材瘦削的老者。肖副主任想，这位普通的听众也在听自己讲解，大概是被自己的学识渊博镇住了吧。他讲完，在一边休息时，那位老先生走近说，解放军同志，你的学问很好，讲得也很精彩，只是有一两处地方有问题，朝代不对。然后一一道来。肖副主任脑袋直冒汗：这岂止是小差错，简直是失之千里。他诚恳地感谢后，请教老先生的大名，对方答曰：“鄙人沈从文……”

那些年，他曾无休止地检查、挨斗，扫女厕所。他七十多岁了，心脏病、高血压，随时有危险，还到乡下劳动，看鸭子，看菜园。乡巴佬重新做起了乡巴佬的活儿。一次，他指着住处附近火葬场那高高耸立的烟囱，说：“这是我们每个人最后的归宿。”一九八五年，有数人访问这个乡巴佬。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的事，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不想，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抱着她的肩膀，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像个饱受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涕泪俱下满头满脸地哭。所有人都惊呆了！

一九七八年

都这时候、这年纪了，他还在工作。

他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那一年，通知他去办理调任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手足无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一九七九年

雨过天晴阴霾尽。第四次文代会后，他开始吃香了，长期被冷落的门庭重新热闹起来，各式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各地报刊开始出现重新评价的文章。有人调侃：“沈先生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他波澜不惊。对所有的恭维，他总是轻轻地摆手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7）

作家最痛苦的不是得不到外人的热捧，而是：自己在最能干的年岁上，突然就不行了，再也不行了。——而这时，后一茬的作家已经崛起，他们干得正欢。

他联大时的学生钟开莱归国讲学，对他突然袭击，到他住处拜访。这才发现原来他“住得很挤，卧室兼工作室，对他确实是莫大的不便”。之后，美籍学人孙康宜来访。美国学者金介甫开始与他通信——此前的一九七七年，金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文化与社会》为论文，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中国现代作家为题获得此等学位的，在该校素所罕见。

次年，他越发走红了。在著名的《花城》上，推出了“沈从文专辑“，刊出的他的《拟咏怀诗》、《一个传奇的本事——附记》以及自订的《从文习作简目》。另有朱光潜、黄永玉、黄苗子和金介甫等人的文章和书信。金介甫亲自来华访问。年底，他应邀访美，耶鲁、哥大、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斯坦福等名校，讲学二十三次。这是这个曾土得掉渣儿的乡巴佬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在这为期三个月的访问中，这个乡下人会遍了无数的文化名流，而他自己也成为国际名流，一场波及世界的“沈从文热”渐渐升温。

直到把他推上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位置。

一九八七年

一月，台湾《联合文学》推出了“沈从文专号”，内中有他的十余篇作品——可惜，都是旧作。还有朱光潜、汪曾祺、凌宇、梁实秋、金介甫等国内外学者关于他的生平、传记和评论的文章，也是十余篇。这个当年宣布他为“反动文人”的地方，已经开始热情拥抱他。三月，该刊又刊出台湾学者对上述专号的反应文章。其中，有人说：他和鲁迅一样，是“能真正进入世界性作家行列的中国现代作家”。在内地，在港台，他的作品被出版、被会议研讨，他的各类传记蜂拥而至。

他早已告别文学，文学界却反过来追捧着他。一次，他的孩子将经过誊抄整理的《抽象的抒情》给他过目。他看后，说：“这才写得好呐。”他忘了，那是他自己许多年前的练笔。

一九八八年

作为一个足足四十年没有正经创作的作家，他忽然享有了世界性声誉。作为一个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创作家，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桂冠真的近在咫尺，指日可待。可是，他已经等不了了，他去了。

这个真正的乡巴佬，是真的去了。行前，家人问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他已无言。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他在读过他的作品后，大为吃惊：“三十年代的中国就有这样的作家!?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认识自己的天才，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一九九二年

他九十岁。

这个乡巴佬终于魂归故里。

他的骨灰被运回湘西，安葬于凤凰。

墓碑正面是：“照我思所，能理解我；照我思所，可认识人。”背面是：“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每句的最后一字，缀在一起，是“从、文、让、人”。写得真好，对得起这乡巴佬。

二○○八年

他已长眠二十年。

有人在念想他。

熊十力：从枪杆子到笔杆子（1）

一

五四时，梁漱溟在北大讲佛学。讲佛学的在全国有许多许多名家，梁漱溟算一家。南方还有马一浮、太虚、杨文会等等，南京还有个欧阳竟无，也是大家。可这些大家都是不屑于来课堂讲学的。他们的口号是：“古闻来学，不闻往教。”百十号北大学子当然不可能不远千里到南方“来学”。

蔡元培就想：请大师不成，那就请大师的弟子来也成，于是就和梁漱溟说了。梁漱溟到了南京，没把欧阳大师请来，请来的是他的弟子也是梁的老熟人——熊十力。熊十力跟黄侃一样，也曾游学东洋，也是先扛枪杆子再耍笔杆子。不同的是，黄侃在十五岁就中了秀才，他熊十力到三十五岁才开始正经念书。

熊十力天分极高。蜜月期间，他抽空就念完了二十四史，而且一页页翻得极快。这样子念书还念个啥？夫人不信，以为他连大意也没看清楚，就考他。没想到，随便说了一件事，刚提了个头儿，熊十力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有条有理、有眉有眼，而且还能指明典出何书，在第几卷。夫人这才信服：这个当了多年大兵的丈夫居然也是个读书种子！她当然不知，此夫君自幼即与众不同，小小年纪就曾口出狂言，说：“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果然，自问学后，熊十力学问精进，不多久，就已大有盛名。

那时候辛亥革命早已成功，五四运动也已过去。他当年的战友们早已功成名就，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阳世的，差不多都做了大官大府。可是熊十力却一门心思在南京研习佛学，跟着欧阳大师坐冷板凳。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可在生活中他却穷得叮当响，穷得只剩下一条长裤。白天，他穿着裤子，晚上，他把裤子洗了，当晚晾干。翌日一早，接着穿。后来到四川办书院的时候，他还是穷得只有一条裤子。有时第二日裤子未干，他就在外面套一件长衫。有人来时，他就一袭长衫来待客，因而被称为“空空道人”。熊十力不以为意，毫不介怀。不论是名流政要，还是淑媛后学来拜访他，他都以此“空空道人”形象予以接见，容色如恒。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他一贯的风范。晚年时，有一次王元化来访，恰好他在沐浴。王大窘。熊毫无拘谨，说进来进来，于是赤身坐在澡盆里，一边洗澡，一边与客人讨论学问。

二

却说那年熊十力便到了北大。到了北大后就见到梁漱溟，也见到了黄侃。有意思的是，他来这没几年，黄侃就下南京去了。这两个湖北佬，就这么阴差阳错，一个由南到北，一个由北到南，于是相处的时间就不长。不过，二人都管不了这许多。

一到北大，熊十力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的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

熊十力在这里讲佛学。讲佛学的当然还有别人，他喜欢和人辩论，于是就常和人吵架，动口也动手。有一次，他和梁漱溟因为学问上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就争执起来，吵将起来。这个湖北佬伶牙俐齿，梁漱溟是北方人，木讷寡言，当然就吵不过。吵得没话说了，梁漱溟扭头就走。熊十力还不解气：“想走？！”说着，一下扑过去，往梁背上就捣了三拳，还大骂：“笨蛋！笨蛋！”骂声绕梁半日不去。

熊十力：从枪杆子到笔杆子（2）

梁漱溟二话没说，走了。隔日，两人见面，又谈笑起来，好得跟什么似的。后来梁漱溟走了，熊十力再难得有一个吵架的对手。也巧，这时候有一个湖北佬又来了，他是废名。他也写小说，也讲佛学。有一次，废名来看他，初时还是和声细语地谈话，可一会儿就不对劲儿了。人们在外边就听着里面有人大喊大叫。其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用最粗的脏话压倒另一个细弱的声音。人们过去一看，原来是两人扭打在一起，都掐着对方的脖子。废名虽然小十好几岁，但是人太细瘦。对手行伍出身，身强体壮，果然把他弄得够呛。人们这才把他们分开来了。掰开之后，二人还是对骂着。熊十力一口一个他妈的，骂着。“你这王八蛋，我才代表佛教呢！”他说。废名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可是第二天人们又听到屋里有人在高声谈笑。原来两个湖北佬又在有滋有味地谈论佛学了。两个人一旦进到学问中，宛如孩童一样，这在北大被传为笑谈。那些年，这两个湖北佬总是如此：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来，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

在北大，熊十力偶尔还要去教点课。他的课很特别：一旦说至重要关头，他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肩上重重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而对方却被打得东倒西歪。因此，人们来听课时，总找一个远离老师的座位，以免被熊老人家当堂“棒喝”。

当然，更多的时候，熊十力孤身一人，潜心向学，对外界的种种物事不闻不问。为了图清净，他特地在沙滩近旁租了一个院子，闭门读书，写作。夫人记挂他，要来看他，同住几日，熊十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熊十力积十年之力终于完成了皇皇巨著《新唯识论》，建立了自己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此书轰动国际，西人遂宾服他为中国当世最杰出的哲人之一。但国内对此却反响不一：佛学界对此震怒无已，认为他离经叛道；而学界则为之震撼，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对此书推崇备至。蔡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更在序言中将熊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但熊对学术界人士却并不客气，甚至声称“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胡扯”。此情此景，恰似他那副对联中所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想当年，熊十力对佛学大师一度极其钦仰，他几次表示希望见见马一浮，对方都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个字回绝。这样一来，他反而更想与马见面。等他的著作《新唯识论》完成后，他又以此致函马一浮，并附上自己的书。此后数星期音讯全无，熊大为生气和失望。有一天，突然有客来访，出门一看：来访者身着长衫，个子不高，天圆额广，长须拂胸，可他并不认识。来访者自报姓名：“马一浮。”熊大喜过望之余，又埋怨说：“我的信寄了这么久，你为什么不回信?”马一浮说：“你如果只一封信，我就可以马上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的著作读完之后才能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熊十力：从枪杆子到笔杆子（3）

三

熊十力已经威名远扬了。即便是在重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也时有人惦记着他。一日，陈铭枢来看他，于是同游大山，穿过了重山莽林，终于来到了一个开阔的所在。于此，仰望是湛蓝无垠的苍穹，四处是苍茫的大地，地面的经络却清晰可见。近前往下一看，却是奔腾不已的嘉陵江，状如白练，烟雾缭绕。熊十力沉醉于此地风光，不禁忘我起来。良久，他才回过神来，这才发现陈铭枢却一个劲看着他。熊十力很是纳闷：“这么好的风景，怎么不看？”陈笑道：“先生您就是最好的风景！”熊哈哈大笑。

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位英挺峻拔的副官来拜访，说是戎马多年了，而今思来想去，还是想好好做一点学问。熊十力当年也是行伍出身，见到此人，便约略记起当年的自己，因而不由平添感慨。于是收其为徒，为对方列了个书单。又一次，熊问对方的读书心得。对方说这书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书也不无舛误，这不行那不对的，说得很是带劲儿。熊十力大吼一声：“笨蛋！你读书总是盯着别人的短处，长处一点都学不来，还能有长进吗？”来者醍醐灌顶，遂学问大进。日后，他成为闻名世界的“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就是徐复观。

某日，弟子们正在准备饭食，忽然听得熊十力在那边咆哮着：“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另一个男子的声音在那边低着嗓门说着，可还是压不住熊十力的声音。一会儿，那边就悄没声息了。午饭时，家人问起这事，熊十力曰：“就是徐复观，我过去的一个学生，从重庆来看我，他现在是蒋介石侍从室的官了，带着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说是蒋介石送给我的。我一听就生了气，把他赶走了。”

没多久，又是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人们再次听到熊大声叫喊，以及高声的哈哈大笑！下午，有人问怎么回事，那么大吼大叫的。熊笑道：“是郭沫若从重庆来看我。郭沫若耳聋，不大声说话他听不到，我们骂蒋介石，骂蒋该死骂得高兴！”熊先生接着又说：“郭沫若还给我带来一只老母鸡呢！”

当时，熊十力穷得叮当响。他和梁漱溟合办的勉仁书院、勉仁中学的经费都拮据得很，教职员工待遇很低，仅可糊口。他的弟子一家子两个教员还加一份图书管理员的收入才二百来元。在物价飞涨之下，这点收入仅能哄饱肚皮，一个月也不敢买一次肉。可是为了照顾熊，弟子仍勒紧裤腰带，每三天赶集给他买二斤羊肉，隔些时买一只鸡。熊虽然研究佛学，但不信佛。他不仅喜欢吃肉，且食量还不小。更难办的是，他不爱吃主食，专吃菜，二斤羊肉或一只鸡常被他一顿就消灭了。

熊十力总是自己钱财自己管，从不让妻子插手，只给妻子一点小零钱。但他却糊涂得厉害，连数都不会算。当年他和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和十几个青年学生同住。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发文、出书的稿费维持十几个人的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跟梁先生一起吃素，可是熊爱吃肉。有个学生管理伙食，每天都要特地给他买肉。一天，熊问人家：“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旧制一斤合十六两）熊一听是半斤，大骂：“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答曰：“八两。”他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哈哈大笑道：“这还差不多！”

熊十力：从枪杆子到笔杆子（4）

四

建国后，熊十力很是过了一阵好日子。那一年，广州乍一解放，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三月，熊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在政府的安排下，熊十力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在这里，他继续着自己的著述生涯，而且满腔热情地参政议政。

一次他的学生来看他。学生刚进门，他就喊：“渊庭，快救救我！快给我去买安眠药，免得受辱！”学生急忙问出了什么事，熊说：“早上来了两个统战部的人，问我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什么意见，我说共产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很好嘛！但是他们一再地说，是想了解我看到的存在的问题。我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视苏联如祖，视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我说到这儿，那两人露出不悦之色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说领导叫我跟他到部里去，也是不高兴的样子。我心想我闯祸了，正换衣服准备跟人家走，又匆匆进来两个人对我说：‘你不要去了。’并且叫先来的那个人一起走了。这还不是出了大事！我怕受辱，不如早死，你快给我买一瓶安眠药，我求你了！”对方听完后笑说：“没事！”熊惊问：“怎么能没事？”答曰：“您那些话太伤人！所以领导一听就派人来叫您去，人家是生气！但是他们可能想到是他们派人来征求您的意见的，如果您到统战部还那样讲，该怎么办呢？怎么下台呢？学习苏联是毛主席定的国策，能听您的么？他们又急忙派人来阻止您到统战部是对的，是高招，此事就不了了之了。您以后说话可要先想一想。”又说：“您等三两天，如果有事，我给您买安眠药。现在就死是白死！”熊觉得此言有理，神情逐渐放松，跟着哈哈一笑。后来果然没事。过了些日子，董必武、林伯渠约熊谈话。熊与董、林一块儿搞过革命，彼此相熟，此番自然又得二老之助。

这时，熊十力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读书和写作。有一次，他的书完成了，却出版无门。他就向中央领导反映。几经折腾，终获出版，却只印了二百册，他很是不满。有人劝慰道：能出就成了，多几本少几本就无所谓啦！熊十力一听，怒目圆睁：“怎么？我的书怎么是无所谓呢？！”后来，正是这些著作，后来在批“封、资、修”的时候，被当成靶子批判，他本人也被树成了“反面教员”的典型。

这时，他唯一的女弟子也舍他而去，跟着齐白石学绘画去了。这样一来，熊倒与齐白石搭上了线。熊书法不佳，字亦如其人，粗放草率，似童稚涂鸦。于是乎，他的信札、著作不拘纸张，常常写在已用纸的背面。他的信也大多信笔而成，潦草不堪。一般人对此都不敢恭维，可齐白石不然。有一次，齐看到之后，极是喜欢，连声夸赞。熊竟高兴得合不拢嘴，像个孩子似的。

只是，外界的气候已经越来越不好了。年华老去的熊十力，已经感觉到秋的凉意了。“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旷古绝后的人间浩劫。

然而，在狂飙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他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岌岌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紧的日子里，熊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此间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仪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

“文革”初期，熊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抄家和批斗。对此###局面，他很愤懑，拒绝领取全国政协每月发的工资。当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斗了，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肃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走到大街上，走到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抑或仰天长啸：“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亦无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一代哲人，湮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一九六八年春，上海造反派又批斗他，竟命令八十三岁的熊老人家与名演员言慧珠并排跪在高台上，接受群众批斗。这对自尊心极强的熊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更令他愤懑的是，有一晚辈人居然向他强行索走了他赖以维生的九百元存折。熊气愤已极，当日起就绝食，进水不进食。肺炎遂趁机而至，将其扑倒。

是年五月二十三日，熊十力心力衰竭，在上海病逝。

五

噩耗极速北上。五月二十四日，梁漱溟日记有载：“×××来，通知熊十力老兄在沪病故（似是昨日事）。”当是时，梁亦被作为“黑五类”而受到反复糟蹋。前不久，梁被群众大会批判，先是坐喷气式飞机（大弯腰站着），再是被押着游街。是日，梁日记曰：“甚苦，晚上腰背疼痛难入睡。”所幸，梁毕竟不是熊。熊刚硬率直，宁折不屈；而梁能伸能屈。因此，他比熊活得更长，而且长得多。

张爱玲：倾城之恋（1）

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天，上海。

那扇尘封多时的大门被敲开了。一位身长体宽而言语寡淡的女子，把一信封交到一位长者手中，说了三两句客套话，就告辞了。长者打开信封，看到的是几行娟秀的字迹：《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初时，长者不以为异。身为文坛老手，他早已经多涉广，心如止水，古井无波，有什么能让他在心海中凭空掀起波澜呢?他只是有意无意地看将起来。

这一看，不打紧，他立即触电似地挺直了身板：“了不得、不得了！一颗新星诞生了。”

果然，这二炉《沉香屑》一经问世，就在鱼龙混杂的沪上文坛引起强烈地震。上至名流政要，下至仆役走卒，凡识字者，几乎都知道了“张爱玲”三字。新作即出，议论如潮，是者誉之为杰作，非者贬之为下作，然而无论是者非者，都少不了要读这女子的文字。有的人对张大骂不止，然而，看了骂，骂完了，还是要接着看，终是放不下。那些文字竟如磁石吸铁般磁着读者。

自五月之后，在两年的时间内，这位张姓女子几乎月月有佳作问世，篇篇震动文坛。有奇人必有奇文，这位奇人的奇文，几乎是只见结果，无有过程，宛若高手出招，一出手就攀上了灿烂的顶峰，就像十年前的曹禺一样，一开笔就直奔云霄，直指七寸。许多人终生孜求而难以企及的境界，她一下子就达到了，而且似乎毫不费力。《茉莉香片》、《倾城之恋》、《封锁》、《金锁记》、《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一篇篇小说以古典的文笔杂以现代的内涵冲击文坛，令人为之神往，为之眩晕。

这只是其中的一手。她还另有两手：她左手写小说，右手写散文，第三只手绘画。小说世界中的她冷漠薄情，散文世界中的她却理趣盎然：《到底是上海人》、《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论写作》、《童言无忌》、《私语》、《自己的文章》、《等》、《中国人的宗教》……连同此前《我的天才梦》，还有大量自建风格的绘画作品，一起构成了张氏笔底绮丽多姿的别一个世界。独属于张氏的世界。

公元一九四三年，在上海知识界，是“张爱玲年”。

那位长者，以《紫罗兰》这样的充满脂粉气的刊物推出了张爱玲这样的不世天才，于刊物是有些“高攀”，而于张氏实在是近乎“下嫁”了。自然，张氏一经成名，《紫罗兰》就留不住她了。上海滩上有名的《万象》、《天地》、《古今》、《杂志》等就成了张氏经常露面的舞台。很自然地，这位小女子就走入了郑振铎、###吾、柯灵等名流的圈子，跻身于一线人物之列。同时，她不经意间晤见了一位与她几乎同龄、却仍藉藉无名的小青年。盛名之下的她，自不会对此多所在意。但她想不到的是，在几十年后，当自己早已盛名不再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却声名大振，而她，亦将因彼而再度红遍上海，驰名国际。此人，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夏志清。

一九四三年的张爱玲，在这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怀抱着“出名要趁早”的念想奋力地写着，为着第一本小说集《传奇》而努力，为着第一本散文集《流言》而打拼。一九四三年的张爱玲，有着自由，有着盛名，更有着漂亮。她正处在一生中最好的年岁上。

张爱玲：倾城之恋（2）

她的履历并不复杂，她的心思却很不简单。她应该感谢一九四三年。是这一年的上海成就了她。一九四三年是中国文坛的丰年，一个乡巴佬的《长河》和三个年轻人的《倾城之恋》、《财主底儿女们》和《围城》都在此前后问世。在此前后问世的还有《寒夜》和《四世同堂》。那是个窘迫的年代，也是个丰产的年代。其中，《倾城之恋》和《财主底儿女们》的作者，作为当时最杰出的文坛新星冉冉升起，令人炫目。可惜的是，这些新星，以及那些“老星”，也就是那些年最好的小说能手们，都写不了多久了。而她，离开这十里洋场的城市后，创作亦将日渐枯竭。

在这大时代里，满世界的人都在忙着追求奇拔人生中飞扬的一面，唯此小女子苟安于庸常人生中安稳的一面。“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虱子。”她说。其言一若其人，淡漠、灰颓，于淡漠中见灰颓，于灰颓中含苍凉。生命在她，更多的是苍凉一挥的须臾，“如果说我最爱用的字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然的威胁。”她又说。

红遍沪上的张氏自然有着极高的眼界，在她看来，把她和冰心、丁玲相比并不是她的荣幸，唯有和苏青并论才合她意。苏姓女子的名言“饮食男，女人之欲大焉”，很得张氏欣赏。她们是闺中密友，可以彼此掏心的那种。

然而，闺中密友毕竟不是女子生活的全部，她终要面对自己现实生活中的那一束“玫瑰”。——至于是“红玫瑰”还是“白玫瑰”，也由不得她了。

那个冬日的午后，一个有着江南小生模样的白面书生踏着温软的阳光来到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口的公寓前。得得得，很温绵的声音。他敲开了张氏的家门。初时，张氏是不以为意的。没想到，这位男子在敲开她家门的同时，也敲开了她的心门。

这个男子，姓胡，名兰成。

此人和著名硬汉马寅初同出自浙江嵊县，却有着柔若无骨的性情。彼时，他正在汪精卫手下讨生活，以笔政为主业，以猎艳为副业。

令此风月老手吃惊的是，房子的主人居然有着很高的个子和很宽的肩膀。走在这位个头与自己相仿的女子面前，此君不禁自言自语了一句：“你个子这么高，怎么可以呢！”然而世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在完成了《倾城之恋》后，这位女子立即开始了自己的“倾城之恋”……

总之，是在不久之后，二人即已出双入对。恋爱中的女子，早已把一贯的冷漠抛之云外，唯把所有温爱都一股脑儿塞给对方。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深深地烙在胡氏心坎，令这久擅风月的老猎人也不禁春心再漾。有一次，胡氏使尽所有的奇辞艳句来夸赞这女子，对方只轻轻回了一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胡氏哑然。再有一次，女子送给他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位冷艳艳的、然而却喜盈盈的女子，翻过来，照片背后是一行拙气的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至此，二人关系似大局已定。这个素来冷漠寡淡的、素来只仰头看天而不低头看地的女子，今番终是动了真情。她很快成了一个已婚多次的男子的“玫瑰”。午后天气晴美，二人同去散步。女子穿一袭桃红单旗袍，男子说好看，女子便说：“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灯下，胡氏抚着女子滑腻清凉的脸，说：“你的脸盘饱满，像是十五的满月，又像是平原面貌，山河浩荡。”女子答道：“像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她说《水浒》之中写女子之美，乃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客”。他一听，呆住了。不多久，胡兰成一俟离婚，就和张氏结了婚。在婚约上，胡氏写道：“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张爱玲：倾城之恋（3）

女子所求的，不外是现世的安稳。然而，她没想到，这男子、这世道，早已不容她安稳了。

公元一九四三年，十里洋场，上海滩上，这位张姓小女子，正在过着最入世最俗气最物质的小日子，她正为名、为利、为钱，努力着，忧愁着，欢喜着，爱恋着。在市井的俗气中，她在沪上文坛的尖峰上演绎着自己的“倾城之恋”。

而在这沪滨的繁华遍地之外，万千国人在铁与血、生和死之间抗争着、挣扎着。然而，对这一切，她都并不关心，甚至压根不曾措意。

那些年，有一部小说叫《色戒》。故事是：一位女子，出任爱国杀手，色诱汉奸高官。自己人一面利用她，一面视她为不洁。而高官则与之纠结不已。在最关键的时刻，她选择了高官。那些年，还有过一部书叫《山河岁月》，作者曾是一位汉奸高官。纸醉金迷的上海，胭脂遍地的江南，是太盛产故事了，一切纠结终将结束。

终有一日，《色戒》的作者告给《山河岁月》的作者：“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的了。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今生今世，他们不再相见。

某年某月某日，一篇文章面世了：

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金锁记》里开头的一段。我现在正是带着满头的白发，回看那逝去的光阴，飞扬的尘土，掩映的云月。

……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三十年风驰电掣般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这是篇上好的文字。它的作者是一位老者，他叫柯灵。

1984年的《读书》和《收获》同时发表了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从此，这个小女子在大陆消失三十余年之后终于浮出水面。一个作家，在自己淡出江湖几十年之后，能有这种辉煌，是一种福气；而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见证这种辉煌，更是一种喜气。在上世纪的中国，能够享受、而且配得上享受这份荣耀的人，真的不多。她配。

她也配得上有这样的朋友。她把太多的情给了那个柔若无骨的男子，所以她对旁人的情已不多。情不多，朋友自然不多。柯灵是一个。那一年，他正在主编《万象》。那是个商业性杂志，如果没有力作的支持，是容易垮掉的。于是他苦苦寻求作家支持。苦苦渴求之中，那篇《沉香屑——第一炉香》进入了他的视野。可是他并不识作者。发表此文的《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是他的老友，但问起这事来总归不便。大概是七月的时候，她却意外地出现了。丝碎花旗袍，高高的个子，出现在《万象》主编的面前。她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里面是小说，内附插图。“会面和谈话很短，但很愉快……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差不多是这时候，她已经一跃登顶，红遍沪上，粲然无限。这个小女子，已经以锐不可当之势独步文坛。然而须知沦陷区的沪上文坛也是鱼龙混杂，清浊莫辨。这小女子对政治又实在是外行。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刊也为她卖力地鼓掌。柯灵对她“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同在沪上的郑振铎、夏丏尊、王统照等宿将亦托柯灵建议她不要到处发表作品，若有文章，可交开明书店保存，付给稿费，等海晏河清之日再行刊发。以她的才华，绝对不愁不见知于世。柯灵找到了她。她不以为然，“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在回信中，她说，她要“趁热打铁”。于是便有了《传奇》。《传奇》是她第一本书。这部《传奇》四天内就被抢购一空，其畅销程度震惊文坛，这乃是传奇。她本身亦是传奇。从此，这个传奇也不再出现于《万象》。

张爱玲：倾城之恋（4）

她只是她自己。她自顾自地走着她的路，做她想做的，写她想写的。然而，二人情谊未绝。后来《倾城之恋》要改编成舞台剧本，她仍征询他的意见。他不客气，直言不讳。她亦不在意。剧本上演时，奔走的还是他。她和剧团主持人周剑云的会面，也是他安排的。整个舞台的演员阵容，盛极一时。事后，他收到了她的礼物：一段宝蓝绸袍料。

后来，他两度入狱，都活着出来，而且是完整地。这是她的功劳，当然和那姓胡的男子有关。回到家，他看到的是她的留言——那是她曾来慰问的表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岁，这份友谊弥足珍贵。一九五○年，在沪上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她出席了，他亦出席了。于是会面。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而后，她走了。她走的前夕，遇上夏衍。这个在《上海的屋檐下》待过的前辈当然晓得她，而且欣赏她。他劝她不要走。可是她走了，这一走就没有再回来。

她人没有回来，她的黄金生涯也没有再回来。离开了滋养她的上海，她就再不是那个张爱玲了。“才华最爱出卖人！”对有才者言，“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这是傅雷说的。傅雷就是在《万象》上批评她的那个人。他是“爱之深，责之切”。可是她不待见他。她不愿相见。她的回应是《自己的文章》：“我发现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然而“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是因为它像绿葱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话已说到这份上，就不好再说了。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红颜太甚已是危险，何况又才多。自然，她的晚年不会太好。

她在美国。她是在香港念过书的，英文是好的。可在那个国度，仅仅通英文又如何？操着同样一种语言的人之间，相去何止千山万里？她进不了那个真正的国度。这里毕竟不是上海了。“阿拉是上海人”，上海人在美国，那又如何？

她又有了二人生活。另一半是赖雅（Ferdinand Rayher）。当年英武一时的赖雅已英雄末路：不仅老，而且穷，而且病。那是看不到希望的时日。老来多愁多病身，更苦了妻子。原不是要结婚的人，后来居然怀上了他的孩子，居然就结起婚来。婚后不久，男子身体日渐败坏，倒要女子为了温饱而奔波起来。

一九六○年，她成为美国公民。一九六一年，她有台北之行（在那里遇有她的仰慕者，而后者日后亦大都成名）。而后谋生于香港。那是她曾生活过的地方。回来的护照上有她的照片。这张照片告诉她：这个尚未年老的女子，业已红颜老去，丰润渐无。四十出头重返香港的她，和当年三十来岁由沪抵港的那个女子，已全然不是一个人。短短十年，就足以彻底改变一个人，又何需沧海桑田！一个曾经信誓旦旦做“天才梦“的奇女子，竟已落得此般地步，这谁说得清楚？

当年的她，似乎拥有的太多了。于是后来生活一直在对她做减法，把她的拥有一件件地剥去：年轻漂亮没有了，华服美食没有了，辉煌事业没有了，家庭生活没有了，蓝颜知己没有了，甚至健康也没有了。她的牙、她的眼、她的皮肤，甚至她的心脏，都已日渐颓坏。一个人所能失去的，她都失去得差不多了。这时，她所拥有的，仅是一条性命，一般温饱，三二好友。当年“飞扬”一时的她，不仅已然“安稳”，甚至有几分“落寞”了。铅华洗尽而见素朴，素朴至极而近乎寒碜。中晚年的她，只有勉强的温饱和稀寥的朋友。

张爱玲：倾城之恋（5）

幸好还有朋友。朋友仍不多，但有个夏志清。当年她在沪上无意间邂逅的藉藉无名的小青年，此时业已成为声誉崇隆的学界红人。那些和她同时代的华人，在彼邦大都日子越过越滋润，比如杨联陞、陈世骧、夏志清，比如唐德刚、黄仁宇、周策纵、余英时。只有她是每况愈下。可当年她是怎样的少年得志呵！好在还有夏志清。

在那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给她无以复加的地位。随着《中国现代小说史》走红，她也再度走红。当她已经不太能写的时候，她走红。在美国，在台湾，甚至在大陆，有太多的人开始关注她，谈她的身世，她的作品。一个过气的作家，再谈作品已无意义。有意义的是、而且主要是：怎样挣一口饭吃？一九六六年，她写信告给夏说：“对于我工作的事实在费心，我确是感激得说不出话来，也就只好不说了。”其实，她可说的也已不多了。多年之后，她又给夏写信说：“物价涨，但是我跟你们的情形不同，又等于从来没有过固定收入，习惯拿到点钱就留着过日子，也不怎么省，就是不会撑场面……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又说：“从去年十一月起断断续续病到现在，感冒从来没有像这样连发，好的时候要赶工作，信没写成，倒收到你的信，很惭愧。”一九七五年的信中，她说：“我这一向一直在忙着写个长篇小说《小团圆》，写了一半。”可翌年又说：“我自己写三封信就是一天的工作，怎么会怪人写信不勤，而且实在能想象你忙的情形。”别人想不忙都不行，她想忙也没得忙，于是只好写信。

她写信的时间越多，就越见出她生活的单薄。在写信之外，她的生活所余不太多。要了解她那些日子的生活，只要看她给夏志清的信就已明白一半了。

当然她还在写，比如《同学少年都不贱》，比如其他。但毕竟和往年不一样。她已到了一个只适合写点回忆录的年岁，或者说已不太能做别的事（比如写小说）的年岁。事实也是如此。这许多年中，她绝大部分文字都是漫谈与回首，质平平，量亦不多。

一九九二年，她开始写遗嘱。这时候，她就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早在出版《红楼梦魇》的时候，她就公开说自己“去日苦多”。她感叹：“长长的是磨难，短短的是人生。”她在苦苦撑着编写那部《对照记》。一九九三年，她完成《对照记》，次年出版，获《中国时报》“特别成就奖”。她以“忆《西风》”为题，发表获奖感言。往事不堪回首，可是要忆《西风》，又不能不回首。——《西风》是在五十五年前发表过她的《我的天才梦》。那时她才十九岁。“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十九岁就把文章写到了这份上，真的很难说她不是天才。

她，曾经天才梦圆，后来天才梦醒。天才老矣。第二年，她就走了。

《忆〈西风〉》大概是她最后一篇文章。同年五月，她给夏志清写了信，那是给夏的最后一封信。她说：“一直这些时想给你写信没写，实在内疚得厉害。还是去年之前看到这张卡片，觉得它能代表我最喜欢的一切。想至少寄张贺年卡片给你，顺便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样莫名其妙，不趁目前此间出版界的中国女作家热，振作一下，倒反而关起门来连信也不看。”“信写到这里又搁下了，因为换医生刚暂告一段落，正趁机做点不能再耽搁的事，倒又感冒——又要重新来过！吃了补剂好久没发，但是任何药物一习惯了就渐渐失灵。”时代是真的不一样了：青年的她，三天两头出小说；中年的她，写三封信就是一天的工作；而近晚年的她，写一封信就是三天的工作。她已经不能再写下去了，甚至不能再活下去了。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一阵急促的电话声骤然响起。房东的女儿通知那位男士：“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她已连续几天没出现了。朋友说不可能，于是立即赶到住处去看她。她躺着，身下只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手和腿自然平放着。面容安详，只是出奇的瘦。朋友这才确信她真的走了。

正好是九月。如果是在故国的话，那应该是快中秋了。

章太炎：大师小事（1）

西元一九三○年上，德国普鲁士学院（这是当时西方最著名的三大汉学重镇之一）拟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通讯院士。条件是对方必须足以代表中国学界的最高水准。柏林大学著名汉学家佛朗克找到了中国留学生蒋复璁，问有没有合适人选，蒋立即回答：有，章太炎。

辛亥年上，蔡元培欧游归来，在上海拜谒章太炎。章问：“鹤卿（蔡元培的字），你游学多年，所学究竟如何？”蔡元培说：“可以骗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蔡元培威名远扬，怎会如此？章太炎半信半疑，于是问他吠檀多哲学。蔡元培果然无以对答。事后，章太炎对门人说：“蔡元培连印度吠檀多哲学都不懂，真的是骗人。”可是不久，南京政府成立后，章太炎在报纸上发表宣言说：“蔡元培学问功业党内无两，应当给予重任，才能孚其人望。”“革命元勋、国学泰斗”说的话，当然管用得很。不久，蔡元培果然成为民国第一任###长。

民国二年，因蔡元培介绍，已届中年的章太炎认识了一位丰艳的才女，他毫无犹豫地就向对方求婚。女子很是犹豫，因为男方实在是有点“那个”：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四十五岁。三是一穷二白。不过女子转念一想，对方学问倒很是不错，没准日后还可以藉此讨教学问。女子于是点头了，自此成为章夫人。婚后，女子才发现，男子不仅又老又丑又穷，而且脾气坏得很，其前妻就曾屡屡受到他的虐待。看来，这位女子也有好戏看了。

有次，孙中山派人送章太炎回家，出了孙门，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章太炎二话不说，即坐到车上，挥手令车夫快跑。等那个陪送者给自己找到车的时候，章太炎的车早已跑得不见了踪影。一会儿，车夫便问往哪里去？章太炎说：“家里。”“你家在哪里？”“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这样一来，凡经过所有的里弄时，车夫都要问：“是不是这个？”章太炎都说不是。再问，还不是。于是接着跑，车子就一直在马路上兜圈子。章太炎自己摸不着门了，见人就问：“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人皆以为是疯子。

陪送者不见了章太炎之后，打电话到章家，家里也没有。这可把人急坏了，派了好些人，满大街地找。一阵好找之后，才发现迎面过来一辆车，车上坐着个章太炎。他在车上安然自若地坐着。从此，人们再不敢让章太炎一个人回家。

章太炎无书不读，深通医道，常给人开药方。一日，有人来看他。他说：“你生病了。”说着，就顺手给人开了一道方子。对方回去后，就预备去药店。有人问：“谁开的方子？”答曰：“章太炎。”对方立即笑道：“别人开的方子我信，他的方子我倒不敢信了。”

章太炎还颇谙养生之术，但他自己从不讲究饮食。夫人见他如此，总是反反复复告诫他说多吃某某蔬菜水果有益健康。章太炎每次听到，都好像闻所未闻，把夫人的话复述一遍：“哦，某某有益健康，某某有益健康。”宛若孩童似的。可是，过后他又忘了。

吃饭时，他目无饭桌，总是吃眼前的一两道菜。有时遇上不喜欢的菜，他一口气大吃几碗白饭，然后一声不吭地离去。家里人念他辛苦，为了照顾他，特将口味好的菜放在他眼前，他也不闻不问。有一次，家里人把一盘鸡肉放在他近前。他也不吭声，埋头吃饭，一个人把整整一盘肉都消灭干净，而后起身就走。后来他鼻子不好了，只好用口呼吸。吃饭时，他嘴巴一边吃，一边吸气，常常不小心把饭屑吸入气管，于是对着饭桌就打起喷嚏来。喷嚏一来，饭花四溅，而章太炎容色自若，视若无事。

章太炎：大师小事（2）

章太炎从不讲究仪容。如果不是夫人督促，他的衣服总脏得怕人。他最怕的是洗脸，更怕的是洗澡。他也怕洗手，手指甲留得很长，内中黑痕斑斑。见客人时，他也如此。

章太炎有一高徒叫黄侃。黄侃极其好色，寿年只有四十九周岁，却结婚九次。很多女子，仰慕他的才学，仍勇于献身。时人称之：“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黄一度犯有重婚罪，可章太炎不以为意。黄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章太炎正在编写《章氏丛书》续稿。黄为了先睹为快，经常索要初稿帮忙誊清，顺便也把成果作为自己的讲义向学生讲授。学生们遂以为章太炎的文章大都是黄帮忙编写的。章太炎仍不以为意。黄侃才高，但述而不作。章太炎总是催他写东西，他仍不写，说五十岁之后再写不迟。黄侃四十九岁那年，章太炎给他写对联祝寿五十（虚）岁，说：“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意在希望黄及时著书。可是不多久，黄侃就英年早殁。有人说章太炎的对联，是“绝命”、“绝书”的谶语——黄侃不到五十周岁就“绝”了。章太炎大恸，亲自为之写《墓志》，说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又感慨道：“轻著书，固然不对；不著书，也未必是。”神色怆然，久无言语。

章太炎早年投身革命，浪迹东洋，后又任孙中山秘书。革命功成，他急流勇退。北伐后，日已老迈的章太炎，很少远行了。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却不顾老迈之躯，冒着炮火，一路北游过来。一到北平，他就派人到清华找他的弟子刘文典。刘赶忙进城晋谒。章太炎很高兴，摸摸他的头，说：“叔雅，你真好！”随后就大骂起来，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骂他是卖国贼。一日，张学良过来见他，章太炎立即大骂。骂声疾呼，声音把屋瓦都震得瑟瑟发抖。此后，他派人给刘文典送来一副对子：“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上联是告诫刘文典要戒掉大烟，下联乃是夸他刘文典有种，敢当面骂蒋介石。

章来到北大，北大对这位“压阵大将”（胡适语）极为仰观。蒋梦麟、胡适之、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等对他都好生招待。人们请他演讲，他讲时，他的十几号弟子都毕恭毕敬地立在一旁。因他口音重，钱玄同和刘半农就在一旁伺候，一个做翻译，一个写黑板。

回到南方后，章太炎几乎就不出远门了。有一少年久慕其名，硬要拜章太炎为师。师母说：“你来这里做学生，向来都知道做学生的规矩，有许多杂务，都需要你处理的。”学生很懂事，悦服之。从此每天七点，他就要开始一日的“功课”：先是扫地、倒痰盂，擦水烟筒等等，当然还要洗夜壶。章太炎用的是锡夜壶，又臭又重又难洗，用了许久也不换。一次，有人为了求字，特地给他送了一个瓷质夜壶。章太炎接过来，左右端详，仔细把玩，反复抚摸，终于脸上皱纹舒展开来。

晚年章太炎脾气更大，不易相处。可还是有几个后生逮住机会就去拜会他老人家。老人家那天心情颇好，居然接见了。后生们变着法儿诱使他对当世名人们品头论足。谈到康有为、梁启超时，章太炎很不以为然，说：“康、梁。康，这不必谈。梁，后来变了节。他佛学倒不坏，但究竟改节的……”后生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哈哈，”他大笑起来，“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还有人问起当世红人辜鸿铭。章太炎摆摆手，说：“（辜）汤生，英文，他好，国学他根本不……”

章太炎：大师小事（3）

章太炎早年醉心革命，晚年痴迷于书。他家里满是书。卧室里，除了床之外，也全是书。有次他半夜睡醒，忽然想及某书某事，即起床在书架上翻阅起来。他就这样站着看书，一站直到天明。第二日一大早，仆役带着满身寒气开门洒扫，这才发现章太炎手持书卷，赤身裸体，呆若木鸡。仆役大惊：“老爷！你没有穿衣服呢！”这一个冬夜下来，章太炎又开始伤风感冒起来。身体稍好，章太炎就给孙子讲书，讲《诗经》、讲《论语》等等。那是他五十年前看过的书，却依然记忆清晰。

章太炎从来不正眼看钱。没钱了，他就卖字，那是他唯一的收入。及至晚年，他更是不知钱为何物，更不晓得钞票何用。让仆役买一包烟时，他掏出五块钱。儿子要做大衣了，他也掏出五块钱。有一次，他在苏州要盖房子了，人家让他掏钱。他掏出来，还是五块钱。他只认得五元。

章太炎晚年寓居上海，有次来到苏州，有人劝他在苏州住下，并在当地买一所房子。章太炎就跟着去了。房子蛰居于陋巷，只有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他过去一看，异常满意，说：“还有楼！”看见树，又说：“还有树！”于是不再看，就和人家谈价钱。人家看他这样满意，就向他要了一万五千元，这在当时是非常离谱的高价了。对方很是捏了一把汗。不料章太炎居然不还价，付出一万七的价钱成交。等到夫人过来看时，一切手续都已办妥，房子竟不能住人。最后，房子卖不出手，也租不出，反要另外花了钱雇人专门看守着。

某日，有人特地来到苏州市中心，找到了他的锦帆路的洋房。洋房门口是两块木牌，一边是“章氏国学讲习会”，一边是“制言半月刊社”。进得会客厅，客人见里面陈设简单，却异常清雅。忽然，一个老人从里面缓步而出。看那人，脑袋奇大，一袭大袍，两眼半眯瞧着来者。来者心里打退堂鼓：这就是用笔杆子推翻清廷、又对中山陵大发牢骚说“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不虚言；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的“章疯子”么？这时，老人一开口，果然就是。

在得知来者是薛福成的族人之后，老人立即睁大了眼，说：“好学问……”顺着就把薛的著作名目背了一遍。又说：“你这样的年纪，胆子可不小哩！”于是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继而，他说：“我是同情青年人的，你反封建……”突然又提高声音说：“但是你知革命以后，竟比封建时代更糟吗？”接着，他大骂起来，骂这骂那，骂得大汗淋漓，骂得唾沫四溅，好似当年在北京当面大骂袁世凯的那般情状。

来客这才明白了，难怪苏州流行这句话：“小疯子骂大疯子，大疯子骂遍所有的达官贵人。”可是，没有再骂多久，这大疯子就不再骂了。他再也不能骂了。

紧接着就是抗战。抗战时期，有位客人重访章氏故居。其时章已谢世多年。应声开门的是当年的仆役。老仆业已年迈，满头华发，在那黯淡森然的年月中，愈显苍老。客人进去一看：章太炎的灵牌前，有一只烟钵，钵内正燃着一根香烟。

——香烟是章太炎毕生的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