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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有个曾国藩》 重归自由(1)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重归自由(2)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重归自由(3)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重归自由(4)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重归自由(5)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重归自由(6)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1)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2)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3)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4)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5)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6)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7)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8)

-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1)

-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2)

-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3)

-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4)

-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5)

-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6)

-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7)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铁血湘江(1)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铁血湘江(2)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铁血湘江(3)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铁血湘江(4)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遭遇低谷(1)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遭遇低谷(2)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遭遇低谷(3)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遭遇低谷(4)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遭遇低谷(5)

- 《晚清有个曾国藩》 遭遇低谷(6)

- 《晚清有个曾国藩》 大悟山村(1)

- 《晚清有个曾国藩》 大悟山村(2)

- 《晚清有个曾国藩》 大悟山村(3)

- 《晚清有个曾国藩》 大悟山村(4)

- 《晚清有个曾国藩》 大悟山村(5)

- 《晚清有个曾国藩》 大悟山村(6)

-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1)

-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2)

-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3)

-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4)

-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5)

-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6)

-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7)

《晚清有个曾国藩》 重归自由(1)

1872年3月2日，初春的金陵城天气阴霾。从前一天的半夜天始，天气似乎就变了，先是有点闷热，然后，那种绵密的春雨说来就来了，而且还是携带着雾霭来的。天阴阴地，总像有一层薄雾似的，一点也看不真切，即使是对面之人，也看不清个所以然，只能稍稍地见着一个轮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天气。两江总督府前的街道，平日里人总是熙熙攘攘的，现在，行人也变得很少了，也可能是因为阴冷吧，人们都躲在屋里去挨春寒了。几个在外急匆匆赶路的人，这会知晓淫雨的厉害了，他们的全身都是湿漉漉的，尤其是头发，滴着的水仿佛成晶了。雨是什么时候下的呢？伸出手，却感觉不到雨的存在。真是怪事！雨，可以说是雪的尸体吧，跟前些日子的雪比较起来，雨真是阴鸷无比，或者说难以把握。它们哪里比得上雪呢！雪像天上的精灵，只要它一出现，整个世界仿佛像雀跃舞蹈似的，然后，就是云破日出——但现在，雪死了，雪的游魂却出现了。

曾国藩

上午，一直在两江总督府的曾国藩感到心中还是有点堵塞，连呼吸也变得有点困难了。这一段时间，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不，不是不太好，简直可以说太差了。尤其是这样阴湿的天气，曾国藩甚至不得不张开嘴，像一条上岸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呼吸。

曾国藩是1870年12月12日到达金陵的，在此之前，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从直隶总督的位置调任到两江总督，里面的原委人们都知道，那是因为朝廷对于曾国藩领办“天津教案”一事的不满，加上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朝廷只好让更熟悉两江情况的曾国藩重回金陵，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曾国藩当然也清楚朝廷的想法。虽然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慈禧首肯的，甚至有很多，就是慈禧本人的主意。但对于此事所造成的纷争，朝廷还是习惯找一个替罪羊。这一回的替罪羊，变成了曾国藩。属羊的曾国藩，这回真成了一头任人宰割的羊了。从1870年6月24日曾国藩由保定到天津处理教案，到8月28日曾国藩接到朝廷的圣旨——安排他重归两江总督之位，只有两个月。但就是这短短的两个月，让曾国藩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曾国藩是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灰凉无趣了。

在金陵和两江一带的很多官员，都可以说是曾国藩的老部下。有些，即使不是当年的湘军，对于曾国藩，在骨子里，也是相当尊重的。他们知道大帅在北方过得不开心，所以，自从曾国藩要回金陵的消息传出后，这些老部下就开始张罗修缮两江总督府，想让大帅各方面舒心一点。此次重回金陵，曾国藩可谓是百感交集。对曾国藩来说，他一直喜欢金陵，这座城市气韵鸿蒙，一看，就是虎踞龙盘之地。尤其是乘船从长江上看过来，最能领略这个地方的苍劲和雍容。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由于两江总督府正在修缮，曾国藩暂住在江宁盐巡道衙门。下车伊始，按说曾国藩最应该紧锣密鼓的就是马新贻案了，但令人奇怪的是，曾国藩并没有对马新贻的案件持积极态度，相反，案犯张汶祥押在牢中，曾国藩一直没有抽时间审讯他，有关档案也封存了起来。一直到一个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来到江宁，曾国藩才出面会审这一案件。郑敦谨也是湖南人，不过他是道光十五年的翰林，算起来，比曾国藩还要早几年。郑敦谨在仕途上一直不是太顺，在京堂当上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虽然颇有政绩，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到了同治元年，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不过在查案方面，这个颇有资历的内臣却有着丰富的经验，办案铁面无私，在朝廷很有名气。曾国藩之所以在马新贻案件上表现得磨磨蹭蹭，也许，是他多了一份心眼，毕竟，这是在两江地盘上发生的案子，得由京师的人亲署才行。也许，曾国藩的小心翼翼，正是想避一避自己的嫌疑。

正式介入案情之后，曾国藩印证了当初自己的猜测——这件案子果然扑朔迷离——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卯时，两江总督马新贻光临校场检阅武员操练。马新贻饶有兴致地观看武员们的骑射，三个时辰之后，马新贻自箭道回署，护卫紧紧追随左右。这时，突见一短衣清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总督面前，躬身请安。护卫未及拦问，短衣人已从靴筒中拔出短刀，接连向马新贻猛刺。护卫一下子怔住了，刺客本可以乘乱逃走，但见马新贻奄奄一息，丢下刀束手就擒。马新贻由于伤情太重，次日身亡。刺客自称，他名叫张汶祥，四十六岁，河南汝阳人，曾经是太平军将领李侍贤的随从，之所以要杀马新贻，动机有三点：

《晚清有个曾国藩》 重归自由(2)

一是马新贻在浙江当巡抚时执法不公，导致张汶祥老婆自杀身亡。据张汶祥自己说，他从太平军回到宁波老家后，发现一个叫吴炳燮的人姘居了自己的老婆，也霸占了自己的钱财。人财两空的张汶祥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想请他公正断案，但马新贻置之不理。张汶祥只好到宁波府告状，后来，虽然妻子重归自己，但钱财却分给了吴炳燮。张汶祥气急之下，狠狠地打了老婆一顿，老婆一气之下吞烟自尽。在家破人亡的张汶祥看来，所有的悲剧都是马新贻造成的。

二是张汶祥曾经有一些海盗朋友被马新贻捕杀。这件事也导致了张汶祥决意杀马新贻复仇。

三是马新贻明令禁止张汶祥私自开“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绝了张汶祥的生路，加深了张汶祥对马新贻的愤恨。新仇旧恨累积在一起，使得张汶祥动了杀心。张汶祥化装成一名清兵，完成了对马新贻的刺杀。

自此，似乎案件可以下结论——马新贻是被寻仇遭杀的，马新贻在任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得罪了不少人，因此遭到了袭击。曾国藩和郑敦谨将此事的前因后果以及处理方案向朝廷进行了报告，但朝廷一直拖延着没有表明态度，反而一再要求曾国藩与郑敦谨再细细盘查。因为案件结果迟迟不公布，民间的传闻越来越多，甚至有很多传言把马新贻的死与桃色事件联系起来，说马新贻跟张汶祥曾经是结拜兄弟，因为马新贻强占了张汶祥的妻子，所以导致了情杀。对这一类传说，曾国藩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中国市井文化就是这样，总习惯于把一些寻常之事引向传奇，民间的创造力往往在这些地方得到充分释放。但不久，曾国藩发现传闻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马新贻的死竟然跟湘军联系上了——有一种说法是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慧衡的随从丁炳殴人致死一案，造成督抚不和，从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也就是说，是湘军杀了马新贻。

传言到了如此地步，曾国藩变得忐忑不安了，他很担心传闻背后暗藏某种阴谋，甚至，有某种人在背后操纵……终于，朝廷的批复下来了，认定张汶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有了这样的定论，曾国藩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1871年4月，张汶祥被凌迟处决，以祭奠马新贻。

虚惊一场之后，曾国藩庆幸这一次的麻烦事没有跟湘军联系在一起。但不久，另外一起突发事件，又让曾国藩烦透了心思——1871年6月1日，两个曾经的太平天国叛将、朝廷命官李世忠与陈国瑞在扬州火并，先是大打出手，数人丧命，接着，陈国瑞被李世忠也即李昭寿绑架，差一点死掉。这一官场丑闻闹得沸沸扬扬，让两江总督曾国藩很没面子。提起陈国瑞这个“烂人”，话就长了——这个人真是曾国藩的“老冤家”，他曾三次给曾国藩带来很大麻烦：第一次，是北上剿捻之时，陈国瑞带着手下跟刘铭传的“铭”字营火并，结果让曾国藩劳神费心处理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次，则跟“天津教案”有关，教案发生那一天，哪有陈国瑞什么事呢，偏偏这个家伙路过天津，听到有人闹事，不甘寂寞地赶到案发现场，大肆煽风点火。结果英法方面竭力要求给陈国瑞治罪，曾国藩据理力争，才算保住了陈国瑞。这一次，陈国瑞又是因为与同样无赖的李世忠的宿怨，被李世忠绑架四天，水米未进。

6月28日，在处理完这起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曾国藩向朝廷上了《李世忠陈国瑞寻仇构衅据实参奏折》，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并建议说，这两个人都是心术相近的垃圾，而李世忠尤为阴狠，这次软禁陈国瑞，情同掳人勒赎行径，应照例严办，罪行不赦；但朝廷既已保全于前，这次仍从轻发落。曾国藩建议：将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职，免治其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经查实，即行奏明严惩；对于记名提督前任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则以都司降补，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扬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

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终于有时间开始读书了，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经常重温的书籍有：《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朱子年谱》、《二程全书》、《二程遗书》、《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王船山年谱》等。读书之外，就是作文，曾国藩永远有还不清的文债，在1871年这一年中，曾国藩先后作《赠李眉生》、《丁君墓志铭》、《罗伯宜墓志铭》、《湖南文征序》、《张君树程墓志铭》、《重刻茗柯文编序》、《黎君墓志铭》、《钱君墓表》、《酬王壬秋》、《题俞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仪宋堂文集序》、《书何母陈恭人事》等。一直以来，曾国藩很少有时间安安静静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他一直想为自己的父母和祖父写点文章来祭奠一下。这一年，曾国藩终于忙里?闲完成了《台州墓表》以及《王考星冈公墓表》。当曾国藩写作这些祭文时，仿佛看到自己的祖父和父母的影子。曾国藩又一次感觉到文字的留存和昭示作用，以及它背后的神灵意义。

《晚清有个曾国藩》 重归自由(3)

读书写作之时，曾国藩的心情仍旧好不起来，他的心绪经常像一个不敬业的伙计一样，从读书和作文的间隙处不由自主地溜出来，以至于走了很长时间的神自己总没有觉察到。曾国藩知道这是由于心力不济的缘故。先前的日子里，由于定力充沛，曾国藩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心血全枯，无水可汲，故作文艰窘异常耳。”回到两江之后，曾国藩先后给朝廷连续打了两次辞职报告，在报告中，曾国藩一再阐述自己的力不从心，想告老还乡，回湖南老家休养。每次朝廷的批复都是冷冰冰的：不予同意。这样的批复，让曾国藩非常郁闷，因为它甚至连一个理由，或者一句宽慰的话都不给。曾国藩给在湖南湘乡老家养病的曾国荃写了一封家信，在家信中，曾国藩吐露了他目前的心境：我两次在京，不善应酬，遭到了众多朝廷高官的白眼；加以“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引起广泛的议论，以后大事小事，朝中有人都有意对我吹毛求疵，那是故意与我为敌啊！节外生枝的是，陈国瑞被发配，他的妻子进京告状，也说我办事不公，还欠薪水四千不发等话。我的心情哪里好得起来呢！

曾国藩的确感到悒郁极了。虽然一直以来，曾国藩做事只求过程，不求结果，但在骨子里，那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忧郁仍旧让他心绪不佳。忧郁真是一个怪东西，它仿佛可以暗藏在一切地方，在萧瑟的风中，在冷湿的空气里，在飒飒的落叶之中，在天气的变幻之中……它就像一种气味一样，悄无声息地散发开来，无所在，又无所不在。除了莫名的忧郁，曾国藩还有伤心和无奈，那是一种透心的凉，仿佛从脚，一直沿着脊梁徐徐向上攀升，直到凉遍全身。来到金陵后不久，天气就转凉了，曾国藩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来这个滨江城市是如此之冷，有一种阴寒之气，直往人的骨缝里钻。阳光下金陵的融融景象只是一种伪装，其实骨子里，还是阴冷萧瑟的。待在偌大的官邸里，有时候会让人不由自主打起寒噤。这个时候，曾国藩真有点后悔先前的过于勤劳，年轻时过于透支了体力和心力，这使得他的身体，就像是一炷行将燃尽的蜡烛一样。

江南机器制造局

1871年秋天，重回两江总督任的曾国藩又开始巡视了。曾国藩登舟启行，沿江而下，先后巡视了扬州、清江浦、徐州、丹阳、常州、常熟、苏州、松江等地。一路巡行中，曾国藩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这些地方，在兵燹停息之后，各方面都得到了有效的恢复，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称得上繁荣了。那些地方官谈起当地发展，尽管一个个忧心忡忡、唉声叹气，但毕竟，相比前些年来说，他们懂得了不少东西，有了些思路，也开始做些经世之事了。尤其是到上海之后，曾国藩看到江南制造总局所属的各厂发展迅猛，竟可以生产自己的铁甲战舰，很是高兴。这些，可以说是他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结出的硕果。曾国藩检阅了已建成的“恬吉”、“威靖”、“测海”等各船操演枪炮，又细细地察看了在建的第五号轮船。在上海，曾国藩还知晓，朝廷批准了自己和李鸿章的建议，由他们负责组织在全国招考一些聪慧少年准备赴美。朝廷的这一举动让曾国藩格外开心，此事的实施，说明清廷在很多方面有了进步。看来，同治中兴还是很有效果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如果这一步能走成功，那么，往后的很多事情，就可以大张旗鼓进行了。

在上海，曾国藩度过了自己的六十一岁生日。当部下们轮流向曾国藩敬酒祝寿时，曾国藩算是暂时忘了眼前的一些不快，他像一个真正的老人那样慈祥地开怀大笑起来。曾国藩的笑脸让随从和手下特别开心，毕竟，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帅还是第一次如此开怀呢！

1872年1月2日，曾国藩搬进修缮一新的两江总督府。对于这一处住所，曾国藩感到特别亲切，先前曾国藩入主两江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在此之前，这里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当年攻下金陵之后，曾国藩搬进天王府，还有人向朝廷打报告，说曾国藩之所以住进天王府，是有非分之想。结果朝廷派人问询，曾国藩的回答是，正因为天王府里有“妖气”，自己想住进去，来镇一镇“妖气”。这样的回答，使得一些说闲话的人没了下文。这一次重归故宅，属下们知道曾国藩喜欢竹子，还特意在总督府内开辟竹园，种植了一大片竹子。曾国藩住进了新两江总督府后，一开始，因为事务缠身，倒也过得充实。大部分时候，曾国藩表现得相当平静。

《晚清有个曾国藩》 重归自由(4)

两江总督府

他的确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是啊，晚年栽了如此一个大跟头，对于一直自省自尊的曾国藩来说，心中当然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曾国藩当然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身处末世，无可奈何。这是一个时代的末世，也是一种文化的末世。虽然曾国藩从不公开承认中国传统的没落，但在私里，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曾国藩还是感到相当心虚的。虽然曾国藩给人的感觉是背后永远有庞大的体系和传统支撑，但实际上，在这种从未遇见过的板块撞击面前，他只能算是穷于应付。曾国藩一辈子都在坚毅而自觉地寻找、校正自己在这个传统大厦中的位置，当他终于有一天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大厦中有了一席之地时，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就是，眼前突然横亘出一座新的山峰，不，不仅仅是一座山，而是连绵巍峨的山峰。这样的情景，让曾国藩震惊无比。曾国藩知道自己努力一辈子所攀登的山峰，就如同垂垂老矣的庙堂一样，看似堂皇伟岸，其实，随时都可以坍塌下来。

因为两江总督府太大，住下之后，曾国藩总是觉得身边的一切阴森诡谲。这座离玄武湖不远的豪华花园，最初是在明成祖朱棣手上所建。当年，太平军攻克金陵之后，把这里改造成天王府，洪秀全就一直住在这里。洪秀全在这里住下之后，这里一直闹鬼。想必是这里杀人太多，冤魂积郁，一直没有散尽。曾国藩倒不是一个迷信之人，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见到了太多的死人，也见过太多的冤魂。两江总督府前面不远，有一个教堂，兴建不久，曾国藩有时候会站在总督府的两层楼上，观看着不远处的教堂。此时的曾国藩只有一只眼睛还管用，大前年在直隶时，因为患上了肝病，右眼完全失明。从此之后，世界在曾国藩面前变得影影憧憧的了。奇怪的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反而使曾国藩看世界更有隔岸观火的冷静。现在，曾国藩目不转睛地看着不远处的教堂，那座教堂的门楼上，有一对圆柱支撑的拱顶，巍峨的屋顶直插云霄。初看起来，这样的建筑真是奇怪。紧靠大路，耸立着一株广玉兰，一位孤孤单单的南国之子，气质高贵，树干粗壮，它那圆形的树冠，柔软地伸展到路的上空，微风吹来，便婆娑摇曳。在树下，每天都有进进出出的人群，有外国人，更有很多中国人。那些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地热衷教堂呢？那些信徒们，携老扶幼，就像是赶着一场热热闹闹的庙会。经过教堂的门口，他们有时候会向广玉兰树瞥一眼，甚至会驻足仔细观望。曾国藩在很远处看着他们，仿佛能看到他们的微笑。微笑真是一个好东西，那样的笑，总是让人柔软。一个地方，能让人经常性地微笑，让人变得轻松愉快，总有它存在的理由吧。

1872年春节，曾国藩去拜访吴廷栋。在吴府，两人相谈甚欢。这个安徽六安府霍山籍的儒学大师已经八十岁，移居金陵，也已好几年了。吴廷栋是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房师，也算是曾国藩的师辈，对曾国藩早期帮助很大，当年曾国藩孤身一人居京城的时候，吴廷栋不仅对曾国藩学业有帮助，在生活上，一直嘘寒问暖。曾国藩生病的时候，多亏了颇懂医术的吴廷栋的悉心照顾，才算渡过了难关。在吴府，两个人谈到从官报上看到的倭仁遗疏，不由交口称赞，都以为只有倭仁，才能写就这样的清癯瘦硬的文字。然后，两人又回忆起了陈年往事，想起当年京城老友们的文韬武略，不禁感慨时光飞逝。曾国藩慢慢地变得激动起来，他的瞳仁变得发亮，声音也随之高亢。突然，曾国藩嘴唇颤抖，咽喉里发不出声音，头晕目眩，差点歪倒在地上。随从慌忙将曾国藩搀扶到一边，又示意吴廷栋不要说话。在那一刹那，曾国藩似乎看到了死亡的容颜，从生的渊薮的另一边探出身来，带着茫然的微笑，妩媚地看着世界，冲着他身边的一切微笑：春花、秋叶、时间、腐朽……虽然曾国藩早就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但这一回，他是真正地体验并明白了。原来，死亡竟然如此迷人！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曾国藩才平息下来，他的呼吸重新变得平静。这一次突然的失语，让曾国藩领悟到，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元宵节的前一天，是道光皇帝的忌辰。一大早起来，曾国藩坐在太师椅上，想起道光皇帝对于自己的种种恩眷，止不住潸然泪下。

《晚清有个曾国藩》 重归自由(5)

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告老回老家广东，路过金陵，派人传过音讯，想拜见一下曾国藩。对于这位素来敢于直谏的同年进士，曾国藩一直颇为敬重。此番见苏廷魁告老还乡，曾国藩破例亲自出城迎接。寒气袭人的天气里，两个同病相怜的垂暮老友，回忆起数十年以来经历的种种，不免感怀唏嘘。曾国藩告诉苏廷魁，来两江的这些日子，虽然身体不是太好，但心情畅达多了，他准备再次向朝廷告老还乡，在家看书作文。为了证明自己一直没有耽误学问，曾国藩从座位上站起来，为苏廷魁背诵《四书》以助兴。只是刚背了几句，曾国藩突然手脚痉挛，口吐白沫，倒在地上。随从们慌忙将他送回府中。这一次中风比上次严重得多，曾国藩从此卧床不起。

现在，曾国藩真正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不长久了。通过眼前影影绰绰的一切，曾国藩似乎看到自己的末日，末日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等待他自投罗网。对于死亡，曾国藩并不觉得可怕，一个人，从哪里来，终究还得回到哪里去。至于那个神秘的出处或者归宿，靠人的智力，是无法揣测的。对于死，曾国藩一直不愿意多想，也懒得去想。曾国藩的生死观跟孔子是一样的，孔子在《论语》中所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曾国藩一直也持这样的态度。行动不便的日子里，曾国藩一直坚持写日记，有时候实在写不动了，他就停下来，翻阅以前的笔墨，回忆当时的情景与心绪。时间，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无法捕捉，稍纵即逝，至多，只能让它变成纸上的几行文字，雪泥鸿爪，无从谈起；甚至，连回忆起来，也显得那样吃力。曾国藩无法想象，自己消失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会跟自己一同消失吗？

3月7日，曾国藩坚持起身写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底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责，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二更五点睡。

3月8日，曾国藩在日记中继续写道：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就，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赦！

这一段日记是曾国藩心理真正的反映。的确，由于身体不佳，心绪不好，曾国藩对于生活，着实有点厌倦了。实际上也不是现在，对于曾国藩来说，从悟彻生命的那一天起，对于人生，曾国藩就有着复杂无比的感受了。其中，当然夹杂着厌倦和疲惫。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白驹过隙，匆匆忙忙。生命的偶然在巨大的未知面前，是那样的无力和虚弱。在很多时候，曾国藩只不过是以极度的恭敬心在对待这个巨大的未知。孔子所说的“不成功，便成仁”，这也是一种感悟吧？在曾国藩看来，所谓“仁”，就是核心，就是果核。人的“仁”，也即人最根本的东西，是与天地的核心相同一的。这种本质的东西，就是人的真正由来和归宿。人生一世，真正地找到自己的“仁”，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找到自己，才能算是“求仁”。联想到自己，曾国藩感慨万千：不管怎么样，自己这一辈子，鞠躬尽瘁，克己复礼，这一切，可以算是“求仁”了吧？在《论语》中，弟子问孔子，伯夷、叔齐死前有没有悔意，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这是说“二圣”的，更是说自己的——现在，在曾国藩看来，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是对自己一生的最妥帖的总结。

这时候，曾国藩的身体状况已变得相当糟糕了，人的元气，都是先从脚底下溜走的，这一回，曾国藩真的有切身感受了——他感到自己的脚已不听使唤了，仿佛从小腿肚以下，已不属于自己了；此外，就是舌头变得僵硬，口腔里像有一块坚硬的石头一样，将自己塞得严严实实，都快让人喘不过气来了。好在曾国藩的神志一直都很清醒，他的内心也很平静，所以没有什么失态之举。只是恍惚之间，那些鸟鸣狗吠，听起来已恍如隔世了。自己的身体已成为一间空空无人的老屋，那个一直在里面住的东西已经离开。曾国藩不由为自己的极度敏感而感叹，也许，一个人在最虚弱的时候，自然会生发出数百倍的感受。

《晚清有个曾国藩》 重归自由(6)

3月10日，曾国藩挣扎着起来，披衣来到了书桌前坐下，他拿起笔，很想写点东西，不料手颤抖得非常厉害，毛笔在纸上洇了很大一块；曾国藩想说话，但嘴唇嗫嚅着，已发不出声音。家人把他扶上了床，喝了几口水后，曾国藩稍稍缓过神来了，他不住地向身边的曾纪泽叮嘱：我死之后，丧事遵照古礼，不要请僧人、道士。

3月11日一早，曾国藩仍强行起身，然后，披衣端坐在案前，阅读《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这本书，曾国藩已读过很多遍了，但每次读，曾国藩都有一些新感受。宋儒当中，曾国藩最喜欢的，就是张载了。张载学富五车，涣然自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情怀，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更可贵的是，张载的学说摒弃了很多条条框框，以儒为宗，同时又吸取了佛、道的很多成分，不拘泥某种门派，有着广阔的游弋空间。一个人，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思想，才算得上以天地为师，是一个真正的“通人”。曾国藩看了一会《张子》，又感到手摇心颤。家人忙扶他在榻上躺了一会。当天晚上，金陵的街道上，有很多行人看见一颗大星从上空弧线滑落，不由大惊失色，一时议论纷纷。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也即1872年3月12日这天，天气阴霾，一大早，就飘着绵密的小雨，淅淅沥沥的，仿佛一心想让人断肠似的。曾国藩早早地起床了，他清晰地记得，这一天是他祖父曾玉屏的祭日。上午，曾国藩在家人的搀扶下，躬身拜过设在家中的祖父的牌位。

张载

曾纪泽

午后，曾国藩似乎感觉到精神好些，示意要出去走走。儿子曾纪泽搀扶着曾国藩来到总督府西花园，在长廊里散着步。西花园又叫煦园，面积很大，尤其是水景，堪称一绝。水域四周，有东榭西楼隔岸相望，有南舫北阁遥相呼应，花间隐榭，水际安亭，堪称园林中的经典之作。园内还有石舫、鸳鸯亭、夕佳楼、东水榭、桐音馆、印心石屋、诗碑等十余处胜迹。曾国藩在园中蹒跚着，他一边走一边颤颤巍巍地对曾纪泽说：“我这一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情，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父子俩说着话，这时候雨已经停了，两人来到了廊外，不知不觉走进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曾国藩连呼“脚麻”，便歪倒在儿子身上。曾纪泽和随从慌乱地把曾国藩扶到书房的椅子上。曾国藩端正了衣服、帽子，然后静静地坐在那儿，一点声音也没有。三刻钟后，曾国藩气绝身亡。

曾国藩去世的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清廷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恩赐谥号“文正”，照大学士赐恤，同时赏银三千两治丧。入祀昭忠、闲良二祠，并于湖南湘江、江宁金陵建立专祠。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一等侯爵即着子曾纪泽承袭。

曾国藩的师友亦纷纷表示哀悼，挽联、祭文一时堆积如山。由于人数众多，祭奠活动足足持续了百日才告结束！与很多大人物的情况相似，那些挽联、祭文大都不着边际夸大其词，有的纯粹是敷衍了事的客气话。倒是左宗棠、李鸿章和郭嵩焘各自根据自己与曾国藩之间交往的经历所题写的挽联颇为深情：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

师事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震九万里，安内攘外，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宋唐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为我最；

考初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考战绩以水师为最，实主其议，艰难未预负公多。

——郭嵩焘

从某种程度上说，曾国藩的死是一个标志，那个颇有尊严、文雅、自闭、自给、自享、道德至上、鄙视物质、洁身自好的时代，在曾国藩逝去之后，已瞑然消逝。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最美好的季节，也是最糟糕的季节；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是富足的时代，也是贫乏的时代……在此之后中国很长时间风雨飘摇的历史，都适合这样的表达。只是那个湖湘大儒看不到这一切了，他的灵魂正飞翔在空中，那股巨大的悲怆之气慢慢地烟消云散。一个人解脱之后，当然不愿意再回首。这个世界，已不属于他了，只是一个叫做曾国藩的人的所作所为，至今还让人难以忘怀。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1)

1834年11月，一个叫做曾涤生的外省青年背负着上百册图书前往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京城，他的身份是湖南省乡试的举人。在此之前，这个青年先是考取了湘乡县的秀才，入了县学；然后，通过在著名的长沙岳麓书院的学习，参加了湖南省的乡试，获得了举人称号。与所有攀登科举金字塔的布衣书生一样，曾国藩开始全力向最高一层冲刺了。这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顶尖叫顺天会试，一个人，如果能攀上这样的顶尖，就算是鲤鱼跳龙门了。

1811年12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里，最初，曾国藩的名字叫曾子城。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当地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则是一个落寞的文弱书生。一直到四十三岁那一年，乡下的教书先生曾麟书才考取了秀才，仅比他的儿子曾国藩早一年得到这个名分。关于曾国藩的出生，后来曾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传说。传说更像是后人的附会，这样的传说，在很多大人物的家乡都有类似流传，极富民间文化的色彩——据说，曾国藩出生的当天晚上，曾祖父曾竟希正好卧病在床，恍惚之中，曾竟希看见一条飞蟒自空而降，先是在院落里盘旋，然后在院子里蹲伏下来。这一切就像一个梦！曾竟希惊醒之时，曾国藩呱呱坠地——这是曾麟书的第二个孩子，在曾国藩之前，还有一个姐姐。蹊跷之事还有，曾国藩出生当天，曾家屋后的空地上突然长出一根长苍藤，藤缠绕在附近的树上。不久，树死而藤日益繁茂。衰老不堪的曾竟希一口认定这根藤的形状与所梦之巨蟒十分相似，也就是说，曾国藩肯定是飞蟒投胎！这样的民间传说玄之又玄，姑妄听之。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自三十岁开始，一生饱受牛皮癣之苦，常常在发病之时，奇痒难忍，每次睡觉起床，总能见到床榻上留有一层癣皮。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遍寻名医，曾国藩这种奇怪的皮肤病却一直无法治愈。曾国藩成为大人物之后，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他的癣疾跟传说联系起来，想印证曾国藩就是巨蟒投胎——什么是迷信？迷信就是把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从七岁那一年起，曾国藩便在父亲曾麟书执教的私塾里读书。乡野的私塾生活一直是平静穷酸、朴实无华的。虽然一度顽劣非常，这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孩子对于读书做学问，却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并且对于那些佶屈聱牙的八股文章，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一切非高妙的学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耐心比拼的过程。因为扎实和专注，曾国藩的学业比别人更为优秀。平时，曾国藩总是显得格外懂事，他按时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无论是背诵还是作文，曾国藩都持之以恒。乡野中这种平静隐逸的生活，就像冬眠一样，持续了近二十年。二十年之后，曾国藩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进取心的青年书生，并且，在骨子里，一直有着湖南人的执拗和坚韧。在曾国藩成长的过程中，祖父曾玉屏对其影响最大，曾玉屏是一个强悍之人，少年时曾是远近闻名的纨绔子弟，一直到成家之后，方才浪子回头，变得威严而有责任感。在曾国藩的印象里，祖父一直有着威仪的气度，言论雄伟而坚定，性格也相当倔强。相比之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一直文质彬彬，像个文弱的读书人。

二十岁那一年，曾国藩来到了衡阳，跟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必须为功名而拼搏了。曾国藩先后在衡阳唐氏私塾以及湘乡县涟滨书院求学。涟滨书院原名涟溪书院，是湘乡五大书院中最早建立的一个书院，书院建于宋代，明嘉靖末年被废，清乾隆年间复办时，改为涟滨书院，因居于涟水之阳而名。在山清水秀的书院里学习不到一年，曾国藩的学业有了很大长进。一切是出人意料地顺利，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了县试，中了秀才；第二年，曾国藩又来到了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学习，师从书院山长欧阳厚均。欧阳厚均进士出身，曾任郎中、御史等职，四十二岁时因为照顾年高的母亲，回到湖南，主讲岳麓书院二十七年。在岳麓书院期间，曾国藩表现出的聪颖和苦学，深得欧阳山长的喜爱。欧阳山长告诉曾国藩，伟大的朱熹和周濂溪在此留下了良好的学风，作为士人，你们的学习是为了延续儒学的“圣脉”，并且经世致用。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里，曾国藩与几个同学一同登上了岳麓山，山色苍翠，空气清新而甘洌，抬眼望去，三湘大地尽在眼前。山顶之上，曾国藩尽享清新混元之气，仿佛在冥冥中触摸到无穷无尽的远大前程。一个二十多岁的湖南青年就这样蓄势待发。不久，他参加了最捉摸不定的乡试，考取了第三十六名举人。这一年本科乡试的题目有三道：首题是“疑思问，忿思维，见得思义”，次题是“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三题是“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诗题赋得“剪得秋光入卷来”。面对这样的考题，曾国藩心如明镜，洋洋洒洒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荣登举人之后，曾国藩去京之前，祖父曾玉屏把曾国藩叫到身边，问他：

孙子，你读了书长大想做什么？

求做官。

为什么要做官？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2)

当了官，就好养家糊口了。

说得对。

然后，曾玉屏的一席话让曾国藩终生不忘，这个不俗的乡下地主用一种过来人的智慧，语重心长地对曾国藩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但不可以傲，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就更好了。

1834年曾国藩来到天子脚下后，他耳边萦绕的，一直是这一段教导。在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眼中，京城充满神奇和未知。这个颓败却不失气派的帝国政治和文化的中枢，有一碧如洗的蓝天和白云，有崔嵬的红墙以及气象万千的皇家园林，有谈吐文雅见识不凡的官员，以及无数从天南海北汇集的人才俊杰。一切都充满着期待。从跨进京城的第一天开始，曾国藩就在内心立下誓言，一定要竭尽全力跻身此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长沙郡馆，曾国藩住了下来，虽然11月的北京天气异常寒冷，但对于二十四岁的曾国藩来说，内心中却因为有着这样的志向，燃烧起熊熊火焰。

1835年顺天会试的考题很不对曾国藩的胃口，曾国藩云里雾里地阐述了一番观点之后，出考场时神情颓然。当年，因为皇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决定例加恩科一次，这样，就还有第二次机会。曾国藩决定会试后继续留京读书，准备接下来的恩科考试。第二年在北京的恩科考试，曾国藩同样名落孙山。对于踌躇满志的曾国藩来说，两次落第，无疑从头浇了两盆凉水。曾国藩觉得自己就如科举考试长鞭驱使下的一头无助的羔羊一样，而功名则如天边的火烧云一样遥远。此时，在京城住了两年的曾国藩在经济上也已山穷水尽。落第让曾国藩对景仰不已的京城失去了幻想，甚至，还暗暗滋生出怨恨和愤懑。当然，这个湖南青年更多的是他面对高大红墙的不屈。曾国藩的人生就是这样走到了一个隘口。对于此时的曾国藩来说，除了回到湖南，已别无他途。

落第的曾国藩只好带着满腹惆怅踏上了归程。由于心情不好，曾国藩顺着大运河一路游历。到了江苏境内，曾国藩想起老乡易卓梅正在睢宁县当知县，便去拜望。易卓梅见到了曾国藩，非常高兴。曾国藩从易卓梅处借了百两银子后，经清江、扬州，溯长江西上而归。过金陵时，曾国藩在夫子庙看到书肆里有一套《二十三史》，不由为之心动。一数囊中银两，如买书，回家的路费就不够了。曾国藩不由望洋兴叹，几欲离去，却又恋恋不舍。最后，曾国藩将自己所带的四季衣物全典当出去，这才背着重重的一套书回到了湖南老家。由于是借钱，回家后，曾国藩一直不好意思跟父亲说这件事。不久，曾麟书得知原委后，不仅没有责怪儿子，反而很高兴儿子的举动。曾国藩更受激励了，整日待在屋子里，足不出户，晨钟暮鼓，读遍诸子百家。

1837年，正在家读书的曾国藩听说附近的浏阳孔庙祭祀活动准备演奏古乐，这让他非常兴奋。对于周礼，曾国藩从小就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也非常喜爱和关注。于是，曾国藩专程赶赴浏阳，与当地举人贺以南一同到该庙考研古乐的源流。在浏阳，曾国藩听到了真正的古乐，那真是一种天籁之声，它传达的，是天地的浑然正气，以及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沉着和浩然。曾国藩恍然明白音乐的涵义了：德、清、圆、匀、静，人力或可强为；而透、润、奇、古，则属于天定。这样的古乐，就是属于“天定”的范畴——它们已不是简单地发泄日常的悲喜之心，娱人娱己，而是天、地、人精神沟通的一种工具。

郭嵩焘

对于古乐的溯源，让曾国藩内心充满了喜悦，就像洗过一个天然温泉浴一样，浑身上下有说不明白的舒爽。冥冥之中，曾国藩似乎也从古乐中获取了力量，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透彻了。从浏阳回来时经过长沙，曾国藩又通过正在省城应试的老朋友刘蓉的介绍，认识了后来的第一高参郭嵩焘，两人一见如故。当时，曾国藩二十六岁，刘蓉二十一岁，郭嵩焘只有十九岁。三个湖南年轻人意气风发，纵谈古今，指点江山。他们朝夕相处，一同登岳麓山，漫步橘子州，在湘江中流击水，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分手时，三个人疲惫而满足。自此，三人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手足之情。

1838年，对于功名的追求，再次驱使曾国藩离开湖南，千里迢迢赶到京城。这一年顺天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穆鄣阿，一个难得的满族大儒；副考官为朱士彦、吴文熔、廖鸿荃。也正是在这一年，曾国藩与穆鄣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情谊。这一年本科会试的题目是皇帝亲自拟定的：首题“言必信，行必果”，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曾国藩这一回提笔再也不觉得生涩了，他将他心里所想的，旁征博引，予以了表达。很快，结果下来了，曾国藩成绩虽然不算太?，只是以第三十八名中考，殿试又取三甲第四十二名，但毕竟入围了——赐同进士出身。对于自己的成绩，心高气傲的曾国藩有点灰心丧气，“同进士出身”，毕竟还不是真正的进士。接下来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朝考，曾国藩信心不足，在朋友们的力劝之下，只好期期艾艾地参加了。朝考的作文是《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略略思考之后，下笔如神，阐述了人在天地之中应取的态度，颇得精髓地论证了程朱理学的一些观点。这一次曾国藩发挥得异常出色，朝考得一等第三名。更好的事情还在后面——道光皇帝亲自读了曾国藩的作文后，非常喜欢，将曾国藩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检讨。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活。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3)

曾家世世代代，曾国藩第一个被点了翰林，这样的喜讯，让荷叶塘这个小小的山村轰动了。曾国藩回家之后，上门祝贺的人络绎不绝，曾家大摆宴席。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异常冷静，在招待亲朋好友的酒席散了之后，曾玉屏语重心长地嘱咐曾麟书：“我们的家庭素以耕织为本，即使富贵了，也不能忘本。他虽然做了翰林，事业方长，我们家中衣食所用并不需要他关问，以免使他分心。”这一年，这位年轻的湖南进士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以示要做国之藩篱，就是要成为国家的栋梁。

从1840年起，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的文职。在这段时间，曾国藩充分利用京城的便利，读书思考，广交师友。并且，利用朝廷安排的出差机会，游历了很多名山胜水：在长江，曾国藩游览了三峡，当船只直下江陵之时，曾国藩回味古人的咏叹，不由壮怀激越。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使得曾国藩周身通透，也养育了他的浩然之气。由于在京城一开始是单身，1841年夏天，对于生活一直不太讲究的曾国藩暑热难当，病倒在京城果子巷万顺客店。这时候，恰巧郭嵩焘来北京应试，见此情况，便与欧阳兆熊一起，悉心照顾曾国藩。郭嵩焘与欧阳兆熊还请来了吴廷栋为曾国藩治病，使曾国藩转危为安。重病之后不久，曾国藩将家眷以及自己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和曾国华陆续带到身边，开始了平稳的京官生活。每天，曾国藩在处理公务、读书作文的同时，悉心辅导弟弟们读书，让他们励志走科举之路。

那段时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日子。奇怪的是，当时的京城，并没有后来历史中描述得那样惶恐不安。看起来，所有的日子都跟过去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京城的一切，仍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运转。虽然曾国藩陆续听到了一些消息，得知英国兵陷定海，道光命大学士琦善前往广东查办；英吉利攻破沙角炮台，直逼虎门……但那时候，书生气十足的曾国藩并没有感到惊慌失措，与在京的所有官吏一样，曾国藩对于这场事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估计得并不充分，在他们看来，偌大的帝国经历得太多了，一些小小的外夷国家，就像泥淖里的泥鳅一样，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曾国藩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他毕生忠诚和服务的帝国将因此土崩瓦解，而毕生所追求的文化传统也因此动摇。

鸦片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正是曾国藩研究宋明理学如痴如醉之时。1841年8月的一天，曾国藩来到了京城琉璃厂。在琉璃厂，曾国藩无事闲逛书摊。当他看到了一套全本的《朱子全书》时，心念大动。这个时候，三十岁的曾国藩已然有了对天地人之间的疑问，也有了关于人生的初步感悟；那种对于世界的探秘意识也悄悄地潜入他的内心。曾国藩虽然一直熟读四书，对其中很多章节滚瓜烂熟，但那种方式的读书，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于其中的奥义，却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哲学从来就不是学习的，而是通过感悟悄悄地潜入的。这样的说法，适合每一个读书之人。程朱理学在很多方面涉及到对天地人的探寻，有着诸多哲学上的思辨，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感兴趣。他很想了解宋明理学的精髓所在，也想真切探寻一下朱子的思想脉络：一个布衣书生如何释疑解惑，又是如何练就与天齐、与地同，凛凛不可撼的浩然之气呢？——曾国藩赶忙掏出银两，将这套书买了回去。

因为这样的契机，让早期的曾国藩与程朱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国藩从此走上了一条自我观照的道路，生命的轨迹从此也与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真正连接上了。曾国藩花费了大量时间用来阅读、沉思、辩驳，就像一个信徒一样，专心地做他内心的功课。宋明理学的读书和处世方法，让曾国藩豁然开朗。尤其是朱熹学说中关于理的客观性以及后天养气的主张，让曾国藩很是赞同。朱熹说：天下的事物，莫不有理，比如，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夫妇，有夫妇之理；兄弟，有兄弟之理；朋友，有朋友之理；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莫不各有其理……朱子的学说之所以大得曾国藩的赞同，现在看来，似乎与两人有着共同的生长背景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性格，以及学问的道路吻合有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吧。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4)

那一段日子，是曾国藩在北京最有收获，也最感到温暖的一段时间。朱子思想的浩瀚与广大，绝不是那些死板而教条的八股所能比拟的。朱子的学说就像是在黑夜中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将天宇中璀璨的繁星展示在他面前。因为读朱子的文章，曾国藩感到头脑里面有无数活泼的小鱼携带着水泡浮上来，心灵似乎一下子打开了，能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如花一样慢慢含苞欲放。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渴望跟人交流，渴望思想的碰撞，即使是点不着内心的火焰，闪烁的火星，也会让他产生快感。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来到了京城大儒、也是湖南人的唐鉴所住的碾儿胡同，恭恭敬敬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向唐鉴请教一些读书感受。年过花甲的唐鉴，自然是知道这位勤奋好学的后辈的，见曾国藩如此谦恭，很受感动，乐滋滋地收下了这位门徒。唐鉴教导曾国藩说，控制社会秩序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信仰，而是来自于自我道德的约束，每一个内心当中，都有一个神灵，这个神灵，就是与日月同辉的道德；至于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为学，曰义理，曰考据，曰文章；读书，一定要掌握当中的核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修身，是读书之本；修身，最好的办法是记日记，每日三处吾身……这些话，曾国藩都铭记在心。从此之后，曾国藩一直坚持每天写日记，一直写了一辈子。在他一生之中，日记仿佛是他另一个影子，守护着他的生活，也守护着他的思想，让他更清楚地认识外部世界，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理学的修炼使得曾国藩进行了一系列形而上的思考。一个人，只有在经过深入的形而上思考之后，才会显出宏大的气象。这样的现象，真是一个怪事，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接通了冥冥之中的气场一样，然后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此后，曾国藩开始走上了“知行合一”的道路。在曾国藩看来，人的认识，相对容易达到较高层面，但人的行动，却往往离自己的思想很远。这种知与行的分离，让人们很难修得正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自己的行动，只有积跬步，才能致千里。虽然曾国藩此时只不过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但他的志向之高，对自己要求之严格，实属难得。以这样的纲常来要求自己，身心疲惫之程度可想而知。曾国藩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内容主要有：

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骛。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决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决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读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决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如此这般修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于自戕了。传统的道德英雄，就是在这样的漫漫长夜中冶炼出来的。不久，曾国藩又在唐鉴的推荐下，认识了倭仁，倭仁的主张跟唐鉴相似，在日常生活中，倭仁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更高。从倭仁身上，曾国藩找到了与自己共同的东西，也养成了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习惯，并且，以严格为乐趣和追求。当然，曾国藩毕竟只是而立之年，有着丰富的七情六欲，在严格的修身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曾国藩更加自虐般地跟自己过不去——有一天，菜市口杀人，曾国藩不由自主地去看了。晚上，在写日记时，曾国藩严厉地检点了自己。还有一次，他的进士同年讨了漂亮的小老婆，曾国藩看到后，非常羡慕，回到家后看到自己的“黄脸婆”躺在床上生病，曾国藩联想到别人小老婆的如花似玉，禁不住叹了口气——这些，都被曾国藩写进了自己的日记，曾国藩就是这样每天反省着自己的“一闪念”，折磨着自己，而他也从这样的折磨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快乐。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5)

旧时国人在烟馆的情景

曾国藩修身所遇到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戒烟。年轻的时候，曾国藩跟中国所有底层百姓一样，学会了抽烟。多年的抽烟习惯使他的烟瘾很大，经常是烟袋不离手。每次吞云吐雾之后，曾国藩总感口干舌燥、咽部不适、头痛昏沉——于是曾国藩开始了戒烟，也开始了对自己的观察，他把戒烟的整个过程写进了日记——一开始，他感觉到六神无主，整日里恍恍惚惚，甚至连人生也觉得毫无意义。不久，曾国藩实在抵御不住烟的吸引力，开始恢复吸烟，而且，烟瘾比以前还大。旧病重犯让曾国藩觉得羞愧，有一天，曾国藩气急败坏，掂了掂那根相伴多年的烟袋，双手握住两端，使劲往膝上一叩，烟袋叭地一声断为两截。当天晚上，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写道：“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在此之后的数日里，尽管烟瘾发作时如上万只蚂蚁撕咬身体，曾国藩也强忍住，不让烟瘾复发。为了排遣身体和心理的紧张，他不断地找人下棋、聊天。这种痛苦难熬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强烈的感觉变得淡下去了。一个月之后，曾国藩终于成功了。当曾国藩觉得自己的烟瘾恍如隔世时，他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力量的支撑。那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宏大力量。

任何一个成大器之人，都有一段对于灵魂的自觉过程。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深刻的内省和反观中，才能成就自己的大象之气。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最初，曾国藩对于自己内心的修炼以及所谓的“格物致知”在很大程度上认识是幼稚的，但这样的方式，却使曾国藩经常面对自己，使另一个人格无法从自己的视野里逃脱。慢慢地，曾国藩的所有行为都在这样的规矩中了。一段时间的检点和内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也成就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习惯。理学逆向深入的自省方式，让曾国藩领悟了很多东西。

除了戒除自己的不良习气之外，曾国藩还开始尝试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不良想法和动机。这样的方式，也如同佛教中的静坐和参禅。每到傍晚，曾国藩照例都要静坐一会，就像驱赶魔障一样，每天驱赶存在于自己思想中的黑色或者灰色的雾霭。这是一种清教徒似的自省方式。曾国藩就这样变成了一个非严格意义的禁欲主义者，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自虐者。虽然这样的过程痛苦、乏味、机械、生硬，但他一直努力去做了，也坚持了下来。渐渐地，就如同佛教所阐述的“戒”、“定”、“慧”一样，这种理学的自修过程同样也有“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的过程，有一种清明让曾国藩感到澄澈和清爽。

现在，曾国藩开始真正地明白理学的真谛所在了。他觉得这种修身的过程有意义极了，也有意思极了。一个人以如此的方式深入自己，也了解自己、改变自己，然后不断精进，最终达到一种精神和道德的合一。这种方式，也算是一种宗教情感吧，将人的有限智慧引入到无限的空间——宋明理学就是这样具有很多的宗教成分的，只不过，它一直没有确定一个反观的人格化神像，它是将人格化的神像转化为道德律了，以为道德是一种天生的纲常。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学习与修身中，走了一条与宗教信仰类似的道路。

理学对于人格的修炼，使得曾国藩无论是在学问上、人格上，还是在处世方法上，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只会读古书写古诗作古文的书生了。给人的印象是，进入中年之后，曾国藩从一个循规蹈矩的学子变成了一个对于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着强烈自信的人，他知道自己所走的，是一条滋养身心的道路。同时，曾国藩也变得越来越喜欢跟人探讨一切潜藏之“理”，他变得爱较真，爱认死理，并且遵循“理”来行动。曾国藩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抱负。曾国藩在桐城派姚鼐所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条传统的治学内容上，又增加了“经济”。在曾国藩看来，这四种学问缺一不可，而且“经济”更为重要。所谓“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真正学问，就是学要有所用，对于社会，要能派得上用场。这些经世济民的学问，才是真正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曾国藩更清晰地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正内涵，他变得更有责任，精力也更为专一集中，做事也变得更趋完美——在京城的十来年间，曾国藩每年都至少要寄一百五十两白银回家，有时候还不止这个数。他先后将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华带到身边读书，全力尽自己兄长的责任。在弟弟们回家应考期间，他经常写信让他们好好读书，争取功名。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弟弟曾国荃1848年科考一等，补廪膳生。与此同时，曾国藩并没有在职位上无所事事，他开始深入地调查、了解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典?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治民之道与术，清醒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日益窳败的社会现实。可以说，理学的钻研没有使曾国藩变得迂腐缥缈，相反，他变得更加脚踏实地，也变得更加智慧了。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6)

值得一提的是，从1846年夏秋之交，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那一年开始，曾国藩由“一宗宋儒”转向了“汉宋兼采”。对于汉学，也不像先前那样排斥了，对于宋学，也有了客观的评价。这当中的重要契机是曾国藩的患病。因为身患肺病，曾国藩暂时摆脱了繁忙的公务，住在京城南部的报国寺中养病。在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的手边书是段玉裁作注的《说文解字》。当时，适逢精于考据的汉学家刘传莹也住在此。刘传莹虽为汉学家，但思想较为开通。曾国藩与刘传莹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双方都受益不少。曾国藩请刘传莹将自己所住的地方题词命名为：“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也将每天写的日记命名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那一段时间应该是曾国藩系统地盘整自己思想的重要阶段。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报国寺恰巧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的栖居之所，这个古老的寺院异常幽静，老树寒鸦，古柏夕阳，潜伏着一股冲淡之气。在这个地方休养生息，曾国藩能明显地感受到身体之中有一种东西悄然长成，感觉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通了顾亭林的气场，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个人伟大的心跳。那段时间里，曾国藩还写了很多文章，内容囊括了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对道德的逻辑分析，对现实问题的杂录，对玄学、史学和文艺理论的看法，对一些哲学问题的困惑等等，文章思路之清晰，文字之精确雅致，让很多京城大儒暗生钦佩之心。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盘整，可以说，曾国藩的思想和学问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曾国藩就这样慢慢养就了自己的浩然之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觉悟后的气韵暗合宇宙的律动和气场，它表现为拥有一种洁净而呈现出的从容、宁静、智慧与无畏。这些品质看似独立、互不相干，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个立体的不同侧面，只不过表现得不一致罢了。现在，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了。由于学问的深刻，以及人格的归于大我，可以说，曾国藩已能很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了。在很多时候，他表现为不贪婪，不妄想，做事沉稳，工于心计；同时，他善于沉默，自我隐藏，放低自己的姿态，极端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的意志已得到了锻炼，面部表情松弛自然、收放自如。在更多的时候，在那上面，看不出什么内容，没有愤怒、气恼或者激动，更像是谦逊、诚恳、平静，以及彬彬有礼。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人格已然圆满了，内心坚定而深厚，自省而虚心。这是与外部世界最和谐的沟通。

在这个湖南人身上，那种独特的东西油然诞生了。因为性格魅力，也因为唐鉴等大儒的垂青，一时间，京城一些喜欢理学或者习惯从风吹草动中嗅出政治气候的人们都竞相结交曾国藩。曾国藩与京城一批卓越人士有了很密切的来往。曾国藩结交的，有当时名震天下的一些大儒，除了唐鉴和倭仁之外，还有刘传莹、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王茂荫、梅曾亮等等。就这样，理学的研习给曾国藩带来的不仅仅是内心的丰厚，提高了他的个人声望，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旺盛的人脉。正因如此，曾国藩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下子青云直上——1840年，曾国藩授翰院检，1847年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后遍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从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算起，一直到1848年，十年中，曾国藩的仕途一帆风顺，连升七级，竟然从七品一直升至正二品。

曾国藩成了在京湖南人的骄傲，当时湖南人来京考试或者出差，都会主动拜见声名显赫的曾国藩。也因此，曾国藩与湖南同乡中的翘楚来往密切，情同手足——在他们当中，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这些人，都是后来湘军的骨干力量——曾国藩最初与这些书生们在一起结交之时，根本没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喋血沙场的战友呢。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曾国藩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一方面，他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耐心地等待官位的升迁；另外一方面，曾国藩在文章的写作和学问的精进上全力进取。那时候曾国藩的全部目标就是，在学问、人格以及官位上追求完美。这样的目标，实际上也是每一个传统文人的终极目标。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曾国藩才预感到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暴风雨，也预感到这件事将与自己的人生发生关联。也许，这突如其来的狂飙是一个机遇吧？乱世就像一个遭受到强烈撞击的大水池，沉滓泛起，原先的秩序变得错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还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如东汉的班固一样投笔从戎，也从未想到，自己的后半生，会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度过。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7)

道光

1850年夏天，广西局势变得动荡不安。金田起义之前，在南部的广西，各势力纷纭骚乱，它们占山为王，开始分庭抗礼。这种情况下，朝廷将广西提督闵正凤革职，调向荣为广西提督，又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火速赶赴广西平乱。林则徐在半道上突遭恶疾，在潮州不幸去世。朝廷只好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让他们率领人马赶往广西。结果，这两人一败涂地。道光皇帝又气又急之下，突染重症，不治而亡。第四子奕继位，也就是咸丰皇帝。道光驾崩之时，曾国藩正好任礼部侍郎，熟知礼仪古乐的曾国藩一手主持了道光皇帝的葬礼，将整个葬礼办得庄重肃穆、井然有序。看到年轻的奕明眸皓齿、举止端庄，很像是一个颇有作为的明君，曾国藩很是欣慰。道光的葬礼结束之后，礼部堂官各加二级，曾国藩也奉旨兼任兵部左侍郎。咸丰即位之后，曾国藩不失时机上了一个奏折，对于朝廷的用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国藩提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恳请新皇帝上任后，广开言路，多听一听民间的声音。对于曾国藩的此项奏折，新任皇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奏折上批示，采纳了曾国藩的意见，下令广泛征言，希望诸大臣对于朝廷积极进言；有很好建议的，还要给予重赏。

咸丰

1851年1月，广西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一次起义，比之前的任何一股“流寇”规模都要大，而且，提出的口号，以及信奉的宗教，看起来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咸丰皇帝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忙召集大臣开会，商讨良策。曾国藩上了一个奏折，推荐江忠源等人赴广西清剿。咸丰听从了曾国藩的意见，把江忠源等人派往广西战场。1851年5月，曾国藩见朝廷办事效率极低，咸丰上任后不思进取碌碌无为，激愤之下，又上了一道自认为极其大胆的奏疏：《敬呈皇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本人。曾国藩在同期的家书当中阐明了此疏的用意，上书是为了杜绝皇上的“骄矜”之气，扭转朝臣的“唯阿之风”。此疏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层内容：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比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这些小事；而对于一些大事，皇上却不闻不问。比如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极不合理，姚莹威望颇高，却只是“泛泛差遣委用”，而严正基地位低贱，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这些，都是疏于大计的明证。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明确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广开言路，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折，有建设意见的将给予奖励，但结果呢，“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是对于那些稍事奖许者，也只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比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都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的表现。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之初，曾经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皇上失信于臣工的具体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独由皇上一人运筹，实为不妥。

奏疏到了结尾处，曾国藩几乎要给咸丰皇帝以警告了，曾国藩告诫咸丰皇帝，如果不听忠言，一直骄矜处世的话，那么，皇帝就将会觉得直言者面目可憎，奸佞之臣和蔼可亲，当今社会那些毛病将继续蔓延，没有尽头。

这样的奏疏，话语的确说得太狠了一点，也可能是曾国藩想仿效古代的谏臣吧，故意把事态说得严重一些。年轻的咸丰皇帝没有看完，就把曾国藩的奏疏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并且，召来军机大臣，想问罪这个迂腐的老夫子。大臣们苦苦求情，曾国藩才免予获罪。余怒未消的咸丰皇帝自此之后，一直对曾国藩耿耿于怀。在此之后，曾国藩的恩师多隆阿被罢免，咸丰对曾国藩更是心存芥蒂。也许是性格和气场的不尽相同吧，在内心深处，这个一生好诗词、美酒，尤爱女色、房中术和春药的乱世皇帝，对谨小慎微的汉族臣子曾国藩，一直不太感兴趣，他从未将这个湖南乡下人当作自己的爱臣。

《晚清有个曾国藩》 青云直上(8)

不过年轻的咸丰皇帝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算是开明——冷静下来之后，咸丰还故作姿态地颁布上谕，对于曾国藩奏折一事作了说明。在上谕中，咸丰辩白说，虽然曾国藩的奏疏显得迂腐欠通，但毕竟用意是好的，对于下面的建议，朝廷只能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对于一些沽名钓誉的谏言，只能用“毋庸议”来表达——显然，咸丰是想以如此方式打一个圆场。对于曾国藩，咸丰甚至还给予了某种褒扬，又让他兼署刑部侍郎。这样，年纪并不太大的曾国藩，陆续担当并且同时兼任过礼部、吏部、兵部、工部、刑部等六部侍郎。这样的经历，在京城的汉族官员中，可谓屈指可数，也足见曾国藩的能力和声望。不久，曾国藩又被咸丰任命为四川乡试的主考官。曾国藩在四川悠闲地待了几个月，不仅得到了很多实惠，同时游历了西南之地的很多地方，领略到在京城从未享受过的风光。

那一年夏天，长江流域暴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水灾，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朝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及时调整政策，长江沿岸的横征暴敛依旧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熟悉民间疾苦的曾国藩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在曾国藩看来，南方暴乱之所以此起彼伏，主要原因就是那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导致官逼民反。现在，长江沿岸同样潜伏危机，这些地方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着。在奏折中，曾国藩详细地列举了很多严峻问题，看得出，曾国藩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清楚的了解：

一是银价之高，钱粮难交。苏州、松州、镇江、太平田赋钱粮之多，为天下之首。每一亩田地，产米一石五六至二石不等，如果除掉佃户分得和抗欠的数目，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收获，满打满算只有八斗。而规定征收的粮食却在二斗左右，兑换成漕斛，再加上帮费，又要除去二斗。每亩共收八斗，交税已用去六斗，土地所有者就只能获得两斗了。虽然如此使上交的六斗米都以实物形式去交纳，老百姓还会觉得很方便。无奈征收实物的少，征收折银的多。即使是有时漕粮征收实物，而帮费还必须折成银两，地丁也要交纳银两。老百姓用辛勤耕作所得到的米去卖钱，可是米价太贱，百姓还是埋怨；拿钱去换银，则银价太高，百姓埋怨……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不能安全。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自古以来都是盗贼密集的地方。北到丰县、沛郡、萧县、砀郡，西至南阳、汝州、光州、固原，这都是天下的中原地区，一旦盗贼一哄而聚，祸患则难以预测。近期听说偷盗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奸淫，绑架勒索，老百姓不得已告到官府。官府准备去捕捉，事先贴出告示，等到了那里，地保便谎称盗贼已逃跑。官吏便焚烧附近的民房，以显示自己的威风，然后扬长而去；差役则腐化讹诈当事人的财物，满载而归，而盗贼实际上并未逃走。有时谎称盗贼已死，杀死其他囚犯以抵此案，而盗贼其实并没有死。案件不能了结，赃物不能追回，而当事人家就已破产了。忍气吞声，无力再告。即使再告，就算侥幸能够发兵会捕，而兵役平常都和盗贼串通一气，临时得些好处，盗贼放走，一点也没有痕迹；有的反借盗贼的名义恐吓村里的老实人，勒索大量财产，如果不给，就说他是盗贼的同伙，烧掉他的房屋，将他戴上枷锁；又有的责难那人的同族或邻里，命他们绑着盗贼来献，直至押送到县上，又向他们索取收押和转送的费用。因此，凡是盗贼所在的地方，不只是当事人焦头烂额，即使是最疏远的亲戚、最远的乡邻，也都是重者倾家荡产，轻者受到牵连，这种现象到处都是……

三是冤狱太多，正气难以伸张。自从我代理刑部以后，看到京控、上告的案件，奏请皇上然后结案的有数十起，直接发公文结案的数百起，其中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经过审理，得以水落石出。其他的各个案件，大部分都判原告诬告罪，被告反倒一点没事。这些案件给原告定的罪，根据例文，大约有这么几条：或者说申诉不属实，打一百杖；或者说越级进京上告重事不属实，发配到边远军队中；或者说以进言为借口，挟制官府，发配到附近军队中；或者说涉嫌诬告本地主管官员，发配到有瘴气的地方军队中。最终又不重判，便说怀疑是诬告，或者说申诉的人是有原因的，于是，就有了赎罪的方法，有了降低罪的等级的方法，使原告不曲不直，进退两难，不能再去翻案；而被告则巧妙解脱，绝对不被加以罪名。下属百姓告发官长，这种刁滑风气确实不能助长。至于告发奸诈的官吏舞弊，告发败坏的差役贪赃，却说每个案件都是诬告，哪个会相信呢？即使百姓上告百姓，而说原告都是错的，被告都是对的，哪个又会相信呢？上有圣明的君主，一定逃不过君主的明察。我考查原定条文中的记载，百姓上京告状，有的提取该省审案材料来京城核对审讯，有的交给督抚审讯处理，有的派钦差大臣前去处理。近来却全部交给督抚审理，督抚又交给首府，从不亲自提审；首府又为在一起做官的人掩饰，不问事情的轻重，一概折磨恐吓，一定要让原告自认是诬告才肯罢休。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趋势，各省都是如此。一家长期诉讼，十家因之破产；一人蒙受冤屈，百人饱尝痛苦。往往有很小的案件，却几年不能结案，颠倒黑白，使人老死狱中，听后令人发指。我所说的民间疾苦，这又是其中之一。

这三个方面都是目前最紧要的事务，其中盗贼太多、冤狱太多两项，请皇上反复告诫外省，严厉责令督抚，一定要想出改变的办法。至于银价太高一条，可以采用平价的办法。

曾国藩的这一封奏疏引起了咸丰的重视，咸丰批示让吏部等细细研究，形成意见来解决这些事情。此时的咸丰对于曾国藩已算得上了解了，在他看来，这个喜欢上书的曾国藩有学问，有能力，也很有用，但却是一个认死理、可敬不可亲的人。也许，对待这样的人，不可不用，但又不可重用。在宫廷长大的皇帝，自小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很多权谋之术，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物，也有相应的办法和策略。在年轻的咸丰看来，对付这样一个汉臣，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1853年，这一年，命运显然不愿意再赐给四十二岁的曾国藩平稳安逸的日子了，她狠狠地推了曾国藩一把，把他从散发着霉味的官府推向了战争风云的前台。曾国藩不得不站起身来，正正衣冠，抖擞精神，清清嗓子，挂上胡须，认认真真地一唱三叹他的从军行了。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1)

历史的进程中，每到重大拐点之时，总会有一些奇异之人破土而出。这种人表面上看起来动机纯净，拥有理想主义信念，实际上，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造就更多的灾难。恰巧是这种信念纯真、虔诚笃信、狂妄热忱的人，这种自诩要改变世界、怀有最高尚目标的人，促成了连自己也深恶痛绝的杀戮和灾难。鸦片战争之后，这个应运而生的奇异之人就是洪秀全。这是一个很难用常理来解释的人。现在，留存下来的所有关于洪秀全的描绘，都显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他就像一个巨大的谜语一样，等待着人们去破译。首先，这个人是狂热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因为他，将会呈现一道崭新的、永不消逝的旭日红霞。其次，这个人是执著的，他盲目而狂热地崇拜着一知半解的基督教义，犹如崇拜一个神灵。最初，他把那本《劝世良言》背诵得滚瓜烂熟，以他几近天真的幼稚和执著进行煽动性的演讲，以鼓舞那些深受剥削和压迫的下层的劳动者，为他们创造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底层的劳动者，本能地感受到他那灼热的、富有同情的博爱精神，也相信他美好的承诺。苦难深重之中，那些底层的人们将所有的幻想都集中在他身上，赌博似的将所有的希望、人格、灵魂都抵押给他。他也慢慢地变成了神灵，变成了法力无边的救世主。但很快，一切都在慢慢失控，人们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炽热，而他自己也渐渐地丧失了理智，将自己送入狂暴的祭坛。

现在看来，当年洪秀全仅仅利用浅显的基督教义，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滔天狂飙，除了复杂的社会与历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应该有文化传统和大众心理方面的深层次缘由。复杂的社会原因，当然是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的，长达数百年的封建残酷统治让底层的大众走投无路，人们希望能够揭竿而起，过上“均贫富”的好日子；至于大众心理，当然跟中国文化的传统有关，在很长时间里，这个文明古国的基层民众一直有着偶像崇拜的习惯和要求。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列强的入侵，让这个古老国度失去了信心和自尊，人们更愿意去相信外来神的神通广大。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的横空出世，正好满足了大众新一轮崇拜的要求……历史当然是纷纭复杂的，复杂的一切组成了洪秀全应运而生的机缘，也造就了时代的宿命以及人的宿命。

曾国藩的卷入同样具有某种偶然性。1853年初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时，曾国藩正在湖南老家守孝。在此之前，曾国藩受命前往江西充任乡试正主考官。1852年8月，当曾国藩行至安徽太湖境内小池驿时，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国藩顿感五雷轰顶，泪如雨下。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是一个拥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农村女子，勤劳淑德，极富自我牺牲精神。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晚年卧病在床，很长时间，就是母亲日夜守护，毫无怨言。得知母亲去世后，曾国藩一边急急忙忙向朝廷请假，一边改道由水路经江西火速赶往湖南湘乡老家。行至武汉时，曾国藩从湖北巡抚常大淳处得知长沙被太平军围困，无法通过。曾国藩心急如焚，连忙从岳州改行旱路，经湘阴、宁乡，历经磨难。当曾国藩行抵白杨坪的荷叶塘时，已是1852年的10月6日了，这一天，距他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已近两个月。跪在母亲的灵前，回想起母亲的慈爱和勤劳，曾国藩克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大哭了一场。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守孝生活。

地方团练

1853年1月12日，正在白杨坪的曾国藩收到咸丰皇帝的寄谕，要求他协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刚刚把母亲的棺柩厝置于居室，还没来得及举行葬礼。接到咸丰的圣旨，曾国藩想了很多，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在守孝期间出来从军，怕招人耻笑——按帝国官制，官员在父母亡故后都要在家丁忧三年。曾国藩还担心的是，自己一介书生，从没有带过兵，哪能打胜仗呢？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于地方政府的办事能力和作风也感到信心不足，如果招兵买马，那些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地方政府，能积极支持自己吗？曾国藩前思后想，还是决定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一封信，想推脱此事。信写好后还没有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武汉失守，不久前刚刚见过面的湖北巡抚常大淳被杀。曾国藩非常震惊，局势的危急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耿直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了，即使不成功，但只要成仁，又何妨？正在曾国藩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老友郭嵩焘专程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到达白杨坪时，已是深夜了。稍稍吃了点东西之后，两人秉烛而谈，郭嵩焘力劝曾国藩起事，郭嵩焘认为此时如果曾国藩不振臂一呼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道统将难以传承。郭嵩焘的凿凿言辞，让曾国藩打消了顾虑。曾国藩决意投身于战争的尘烟之中了。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2)

曾国藩纪念馆一角

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投身于这一场战争，绝对可以看作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在中华帝国长长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朝代，是以这样的方式力挽庙堂于既倒的。更多的时候，民间的力量往往选择朝廷的对立面，卷起狂飙和巨浪，加速一个朝代的毁灭。但这一次，由曾国藩出面组织的民间力量却站在了朝廷一边，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道统一边，像圩堤抵御洪水一样抵御着外来宗教对于本土文化的侵蚀。太平天国在民间知识层的顿然失势，让这个政权一下子头重脚轻，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

卷入这场战争，同样可以看作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对于曾国藩来说，回乡练勇，也是对他个人的挑战和超越。以科举入仕的曾国藩虽然一度在京城风光，但往下的前程，已属于既定：一是如京城蝇营狗苟的官僚一样，亦步亦趋，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转上一圈，缓慢地获得升迁，耗尽自己的生命；或者，像那些穷酸的翰林阁老，一辈子皓首穷经，终老于灰蒙蒙的故纸堆中，变成一条僵死的蛀虫。虽然一直酷爱读书，但对于那种僵死的生活方式，曾国藩并不热衷，曾国藩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他更愿意去做一个治世之能臣。主意拿定之后，曾国藩一边处理善后之事，一边频繁与外界联系，想获得更多信息。各方反馈来的消息，让曾国藩对于形势也有了一个准确的判断。曾国藩考虑的是，如何在浓云密布的战争风云之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很多年后，当曾国藩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命运的不可捉摸，作为一介毕生钟情于学问和操守的书生，就那样突如其来地陷入了戎马生活中不能自拔。这样的结果，明显地带有宿命的意味。曾国藩曾自嘲说当年从军主要是自己想“赌口气”，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实际情况确是如此，熟读《论语》的曾国藩当然懂得《论语》上那一句著名的话：“夫道失求诸野。”在曾国藩看来，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是自己的责任。曾国藩就是想以自己的行动，达到挑战自我的目的。虽然曾国藩一直看起来循规蹈矩，但这个湖南佬却天生执拗刚强，很认死“理”。在他看来，数千年的道德和文化，代表着“天理”。现在太平天国随意否定这种道德，就是要与“天理”挑战，代表着“魔”与“妖”。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示弱，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这个时候，自己不挺身而出，又待何时呢？——这样的想法和命运，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的，也是所有“湖湘集团”的想法和命运。

从曾国藩出山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一个长达十多年的对手——小自己一岁的洪秀全。洪秀全与其说是曾国藩正面的对手、战争的对手，还不如说是曾国藩文化的对手、人格的对手。可以说，在曾国藩顺利地进入科举之前，这个破落地主的后代与洪秀全的家境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只不过，科举上的成败让他们的命运南辕北辙——曾国藩顺利中第，而洪秀全名落孙山。自此，二人走上了一种迥然不同的道路：曾国藩成为了既成道统的捍卫者，而洪秀全则全力破坏这个道统。洪秀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选择和制造的精神和文化工具的支离破碎不堪一击所造成的。与洪秀全所倚仗的那些精神旗帜与文化盾牌相比，曾国藩所固守的精神力更强大，更长久，也更牢固。毕竟，这样的旗帜与盾牌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垂垂老矣，但至少，那种以生吞活剥方式所形成的力量，还不足以对它形成致命的打击。

1853年1月23日，潇潇的冬雪之中，曾国藩离开了白杨坪。父亲曾麟书把曾国藩和曾国葆一直送到村口。看着父亲的鬓角这段时间又添白发，曾国藩不由心生愧疚。此行一去，究竟会怎么样，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躬身骑在马上，曾国藩感到很不习惯，毕竟，曾国藩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更多时候，他还是愿意坐在轿子中，放下布帘，稳当当地思索一些问题。骑马会让他紧张而焦躁，思维也缺乏连贯性。25日，曾国藩赶到长沙，经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安排，将原来长沙绿州学院改为钦差大臣的官邸，然后，在门口挂个“钦命兵部右侍郎督办湖南军务”的大招牌，就开始招兵买马了。从第一天起，曾国藩就以自己设计和构思的方式启动，那就是，明里曾国藩是招募团练，其实在内地里，曾国藩还是想建一支真正的军队。这个时候，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朝军队闻风丧胆的八旗劲旅，在清军入关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慢慢地养尊处优，早就没有了战斗力。到了康乾年间，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战斗力还是以绿营为主。由于早期制定的政策不准“扰民”，清朝一直没有兵役制度，采取的是“募兵制”，即只要当兵，就会发饷给钱。这样，当?的大都是些无业游民和社会上的懒汉混混等，再加上军队缺乏正规的军训，战斗力可想而知。鸦片战争爆发后，庞大的帝国军队更是名存实亡。曾国藩心里明白，八旗军、绿营兵等正规武装力量根本无法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小股的团练武装也无济于事，自己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和训练一支组织严密，有着顽强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的地方部队，才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3)

一些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曾国藩的麾下：在他们当中，有偏远山区的淳朴山民；有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的手艺人；有屡试不第落魄的文人；有失去土地的农民；也有浑水摸鱼的亡命之徒……曾国藩的原则是，只要这些人有忠义有血性，就可以到这里来端上自己的饭碗。曾国藩深知底层民众的状态，他对湘军薪饷标准的制定，对于普通民众也是有很大诱惑的：在湘军中，一个普通士兵的薪饷一般为绿营军最高级别士兵的两倍左右，至于高级官员，由于希望减少贪污和维持斗志，就更不吝惜奖赏了。曾国藩知道，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只有军饷高，将士才肯卖命。在这支鱼龙混杂的部队中，最初，曾国藩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这支部队中的所有高官，都由那些德行很好的读书人担纲；只有下级军官，才是那些打仗不要命的武夫。在曾国藩眼中，一支部队的忠贞、才华和理想，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则可以通过战斗和训练得到。在湘军当中，整个骨架，是他的一帮兄弟和朋友，在他们当中，有曾家弟兄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还有他的“铁哥们”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这些人，堪称“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比如胡林翼，才冠湖湘，经天纬地，后来成为仅次于曾国藩的湘军二号人物；罗泽南同样也是一个湖湘大儒，对于程朱理学，罗泽南有着极深的研究，性格上也极有宋儒坚忍刻厉的作风，他的弟子遍及湖南境内，其中最有名的，有王、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刘典，包括曾国荃、曾国葆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湘军的著名将领。曾国藩起事时，江忠源和罗泽南手头已有现成的兵勇，并且，曾经赴广西打仗。

曾家藏书楼

曾国藩和湘军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19世纪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支真正由读书人领导的军队，是在乱世中一群书生“投笔从戎”所组建的人马。这群读书人挺身而出的最大使命，就是为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太平天国对于孔孟的态度，让他们为之激愤，也正如此，让他们立下了“上马杀贼，下马读书”的誓言；至于效忠朝廷等，倒成了次要的目的。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帮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看来，太平天国所提倡的“拜上帝教”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妖魔化的体现，是直接违背“天理”的，而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在这样的生死抉择中承担自己的使命。正因如此，这支颇有湖南士林风气的儒生在后来艰苦卓绝的生死绝杀中，屡遭挫折而不馁，表现出了与叛道者誓不共存的殉道精神。

秋天到来的时候，曾国藩的湘军队伍已发展到十营六千人。现在，这已不是一支五花八门的杂牌民兵了，而是一支军队，并且，是曾国藩赋予理想和追求的一支部队。曾国藩在为这支湘军设计建制时，脑子里闪现的是明朝名将戚继光的容颜。的确，在数百年历史当中，戚家军是最具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它不仅有严明的纪律，而且，还有很多军事上的创举，在军事思想上也比较先进。曾国藩细细地研究了戚家军的组成方式、纪律以及作战策略等，以戚家军的模式对湘军进行整编，改革军制——以营为基本战斗单位，拟定营规、饷章等等。这支部队一个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是：它只隶属和服从曾国藩一人，只有曾国藩，才是这支军队真正的国王。

当然，让这个“国王”念念不忘的还是儒学的“仁”和“理”，从一开始，曾国藩就赋予了这支部队很多卫道的特质。这也决定了湘军后来的特点——这支部队有很多看起来很奇怪的做法：不仅仅以军纪营规约束士兵，还用讲学的方法来教化士兵；不单单是贯彻军事思想，还一点一滴地教士兵如何做人。每天早晨，曾国藩都会早早地巡营，认真观察军士们操练，有时候，他还要把将士们聚集在一起，耐心地讲解时局和道理。在曾国藩看来，这些做人的道理比军事本领更为重要，必须“老僧常谈”，要天天讲，月月讲。曾国藩还把理学中的“仁”、“诚”、“礼”等道德原则引入治军之中。“仁”就是要官长用仁爱之心来调节与士兵的关系，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出力；“诚”就是把忠君诚心的政治品质作为选将的要义；“礼”则是湘军中要有上下尊卑的关系以及严明的纪律。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部队的“国王”曾国藩以他自己独创的方式，亲自为这支部队创作了很多琅琅上口的歌谣，以此作为对这支由书生、农民以及社会闲散人员所组成的临时军队的教化——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4)

比如说《莫逃走》：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却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只怕你们太胆小，一闻谣言便慌了。

一人仓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

男子纵然逃得脱，妇女难免受煎熬。

壮丁纵然逃得脱，老幼难免哭号啕。

文契纵然带着走，钱财不能带分毫。

衣服纵然带着走，猪牛难带一根毛。

走出门来无屋住，躲在山中北风号。

夜无被铺床板凳，日后锅甑切菜刀。

受尽辛苦破尽财，其实贼匪并未来。

只因谣言自惊慌，惹起土匪吵一场。

茶陵道州遭土匪，皆因惊慌先徙走。

其余各县逃走人，多因谣言吓断魂。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大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为了使湘军们训练得法，作战有素，曾国藩写下了《操武艺》：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

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

木板只要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

石头灰罐破得阵，叉钯锚子一齐进。

靶子也立一块板，板上先凿四个眼。

眼内安个小木球，戳在锚子尖上留。

只要枝枝戳得准，保守地方总安稳。

火器虽然是个宝，鸟铳却要铸得好。

火药也要办得真，不然炸裂反伤人。

铳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

惟有一种竹将军，装得火药大半斤。

三股麻绳紧紧缠，一炮响动半边天。

件件武艺皆无损，石头锚子更要紧。

石头不花一文钱，锚子耍出一道圈。

若是两个习得久，打尽天下无敌手。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

白日无闲不能学，夜里学习也快乐。

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5)

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

曾国藩认为，道德层面的凝聚力对湘军建设尤为关键，于是在湘军中推广这一首《要齐心》歌谣：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

一人不敌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

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来我向东。

富者但愿自己好，贫者却愿大家穷。

富者狠心不怜贫，不肯周济半毫分。

贫者居心更难说，但愿世界遭抢劫。

各怀私心说长短，彼此有事不相管。

纵然亲戚与本家，也是丢开不管他。

这等风俗实不好，城隍土地都烦恼。

万一邻境土匪来，不分好歹一笔扫。

富者钱米被人抢，贫者饭碗也难保。

我们如今定主意，大家齐心共努力。

一家有事闻锣声，家家向前作救兵。

你救我来我救你，各种人情各还礼。

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

纵然平日打官方，此时也要和一场。

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

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一双手。

贫家饥寒实可怜，富家量力略周旋。

邻境土匪不怕他，恶龙难斗地头蛇。

个个齐心的伙伴，关帝庙前立誓愿。

若有一人心不诚，举头三尺有神明。

纪律严明，是打胜仗的保证，在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曾国藩反复告诫属下切勿扰民：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解散歌。

如今贼多有缘故，大半都是掳进去。

掳了良民当长毛，个个心中都想逃。

官兵若杀胁从人，可怜冤枉无处伸。

良民一朝被贼掳，吃尽千辛并万苦。

初掳进去就挑担，板子打得皮肉烂。

又要煮饭又搬柴，上无衣服下无鞋。

看看头发一寸长，就要逼他上战场。

初上战场眼哭肿，又羞又恨又懵懂。

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后又怕长毛斩。

一年两载发更长，从此不敢回家乡。

一封家信无处寄，背地落泪想爷娘。

被掳太久家太贫，儿子饿死妻嫁人。

半夜偷逃想回家，层层贼卡有盘查。

又怕官军盘得紧，跪求饶命也不准。

又怕团勇来讹钱，抢去衣服并盘缠。

种种苦情说不完，说起阎王也心酸。

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是胁从皆免死。

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

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

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6)

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

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

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

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

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

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

贼要聚来我要做，贼要掳来我要放。

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

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账。

不许县官问陈案，不许仇人告旧状。

一家骨肉再团圆，九重皇恩真浩荡。

一言普告州和县，再告兵勇与团练。

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

曾国藩的湘军就是这样“不伦不类”。这支人员结构复杂的军队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投入了这场战争，与另外一支同样也堪称“不伦不类”的太平军，进行生死殊杀。

当然，湘军的创办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地方上，湘军还没有成形，各式各样的阻挠就已经出现了——那些平庸的巡抚、布政司和按察司们，他们一直试图掣肘曾国藩，在他们的阻挠下，曾国藩的每一次行动，都显得艰涩而困难。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既胆小怕死，又怯懦怕事，但他们都有一副忠于职守、老实忠厚的面具。对于他们来说，再也没有比在唯唯诺诺的面具下遮掩妒贤嫉能的实质而感到更有乐趣了。这些人掌握粮食和供给，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断给曾国藩出难题。曾国藩在长沙招兵买马时，那些打仗怕死的绿营兵甚至闯进了曾国藩的大营，差一点跟曾国藩的兵勇打了起来。为了顾全大局，曾国藩只好将自己的湘军移至衡阳，避免跟绿营直接接触，全力训练自己的部队。

曾国藩故居

创办之初，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清朝的军事补给制度。清朝在夺得政权后，各方面都沿用明朝制度，明朝体制的很多短处，清朝仍旧没有改变，相反还变本加厉。清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不是来自中央财政，而是来源于地方政府的零碎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户部却等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送到各个军事单位。在供给上，各级政府各自为政，有的就干脆采取拖延的方式。这种军事供给方式，给部队的统筹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曾国藩的湘军在供给上面临的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湘军还不算是朝廷的正规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最费精力的一件事就是，不得不硬着头皮与各式各样的大小官吏打交道，软硬兼施，才能得到不足额的供给。

各种困难的遭遇让曾国藩对于清朝的现实状况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对于这种制度的本质，曾国藩看得比先前清楚得多。曾国藩豁然明白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千百年一直奉行的是文官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那种知识的优越感以及在这种制度下享受的便利，使得中国的精英以及社会普遍意识对于军事将领和士兵，一直心存鄙视。从制度上来说，朝廷军队的军饷和给养都是由地方发放的，这使得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些手握地方大权的文官们异常依赖。很多时候，这些掌权的文官政府密切监视军队的动向，施展他们高深的学识，安插亲信，组织派系，甚至引发军队的内讧，从而将武装力量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千百年来，没有人真正地把军队当回事，真正地把军队当作国家的武装力量来经营，或者在权力和制度上给予它们保护。这种政权本身，已习惯于对军队进行打压，这样的打压，完全不是由于个人的喜好，而是一种整体的存在状态。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对于武装势力在骨子里也是排斥的，在民间，一直以来，人们崇尚的只是传奇，而不是英雄。那些曾经的英雄，在最受民间欢迎的话本和说唱中，慢慢演变为纯粹的传奇，变成脱离实际的传说。至于真正的英雄是怎么回事，人们并不真正地感兴趣。由于缺乏真正的英雄意识以及荣誉感，一直以来，只是那些卑劣和懦弱的人在参加战斗，在执掌这部分力量。这些当兵的人既不是出于爱国的热情，也不是为了效忠皇帝和追求荣誉，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计。这种现实和传统的存在，让军士们并没有一种荣耀感，也让军队失去分量，从而造就偌大一个帝国的羸弱，让一个国家失去坚强的支柱，只剩下徒有其表的光鲜面目。

《晚清有个曾国藩》 乱世从军(7)

对于事物本质的探究和洞察，使得曾国藩的处事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上形势越来越急迫，到了衡阳之后，一直主张“温良恭俭让”的曾国藩舍弃了打仗最为忌讳的“妇人之仁”，他开始变得冷酷，变得焦躁，变得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这个后来被称为“曾剃头”的书生行事残酷而暴烈，他开始疯狂镇压当时一切不稳定因素，对于周边地方的一些小叛乱，也大开杀戒。同时，曾国藩带领自己的部下不顾一切地征收粮食，掠夺那些危险的大户，对军饷展开近乎疯狂地攫取。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是对上峰命令的不服从甚至抗拒。在曾国藩看来，一切都是火烧眉毛，这支部队在没有完全训练成形之前，拒绝一切战斗。曾国藩在衡阳的那段时间，正是太平军西征军沿着长江沿岸攻城掠寨之时，那些八旗和绿营部队闻风丧胆，大小城市一个又一个被攻占，平日里享惯了洪福的官宦老爷们不断地遭受灭顶之灾。对于清廷来说，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曾国藩手中的这一支部队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纷纷请求曾国藩早日出战，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来自各方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来，曾国藩坚决地不予理睬，他一直按兵不动，全力在衡阳练兵。后来，连京城的咸丰皇帝也坐不住了，下旨令湘军参战，并且在上谕中批评曾国藩平时自以为了不起，关键时候，得做出点样子来。曾国藩仍旧不予理会。这当中，曾国藩甚至冷酷地拒绝了朝廷让他火速调兵赴皖解救江忠源的任务。江忠源是曾国藩的莫逆之交，也算是他的弟子。创办湘军初期，江忠源即跟随曾国藩左右。不久，江忠源被朝廷调到危险的战争前沿，任安徽巡抚。由于孤军深入，江忠源被太平军团团包围在庐州。1853年底，朝廷命刚刚组建的湘军火速北上解围。曾国藩拒绝了。在曾国藩看来，这支刚刚组建的湘军火候完全不到，况且，湘军所购买的火炮、火枪等武器未到，此时轻易冒进，无异于集体送死——1854年1月，孤立无援的庐州城破，江忠源跳水自杀，年仅四十二岁。

理解曾国藩此举的只有他的恩师吴文熔，吴文熔曾是曾国藩的座师，时任湖广总督，湖北战斗激烈之时，吴文熔督师黄州，太平军攻城非常猛烈，很多人劝吴文熔赶快向曾国藩求救。深知曾国藩性格的吴文熔只好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吴文熔更担心的是弟子的迫于形势、仓促行事：

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因吾故，率尔东下。东南一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

曾国藩接到来信之后，深为感动，也深为忧郁，但他坚持不发兵，全身心地投入到部队尤其是湘军水师的训练之中。很快，消息传来，黄州失守，吴文熔战死。

在那段时间里，一方面，曾国藩全力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部队训练成一支铁血之师；另一方面，他奏请截取了存放在长沙的、由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四万两饷银，以犒劳自己的军队。鉴于太平军在长江有一支庞大的水师，并控制着武汉到金陵的长江水域，曾国藩听取了郭嵩焘的意见，在建陆营的同时，全力建立一支水师军队。在衡阳，曾国藩设立船厂，日夜兴工赶造战船，并派人赴广东向洋人购买枪炮；不久，又在湘潭设立分厂，加快造船速度。到了1854年2月，衡阳船厂建成，曾国藩很快制造出快蟹四十只、长龙五十只、大舢板一百五十只、拖船五只、铁甲指挥船一只；然后，又购买了民船数百艘，将它们改为兵船或辎重船，配备西洋大炮和新式火炮。曾国藩的座船“苍龙号”更是建造得非常坚固，里外都用铁甲包裹，船头配八千斤西洋重炮三门，船尾置六千斤西洋快炮三门；两舷各有快炮五门，还配备火箭炮一门，新式步枪两百支。可以说，湘军的水师装备，在当时已算相当先进了。就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水师终于组建完毕，总兵力为五千人，分为十个营。

现在，时机成熟了，曾国藩开始带着自己的三湘子弟兵从湘南向北挺进。很多年后，人们在研究湖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贡献时，发现了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曾国藩之前，这一块土地上很少产生惊天动地的事，也从未为天下先；但从曾国藩开始，这一块看起来一直温柔敦厚的地方，仿佛脱胎换骨，不仅敢为人先，而且英才辈出，层出不穷……这块土地开始爆发它的能量了，它就像一座火山一样，开始喷发，炽热的岩浆流得到处都是。这时候，曾国藩肯定会想起孟子的那句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对于曾国藩，甚至对于湖南，似乎都是这样的情景。也可能就是从那时起，上天开始垂青这个地方，也开始垂青这个地方的人，于是让这个地方在饱受兵燹与摧残之后，来了个集体大爆发，这样的爆发，一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这是一种宿命呢，还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暗示？

《晚清有个曾国藩》 铁血湘江(1)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书生出身的曾国藩在骨子里其实是不太适合用兵的，“兵不厌诈”，两军对垒，要求用兵者一定要奇谲、狡猾，极富心机，不按常理出牌。但曾国藩呢，他只是一个有着巨大坚韧力、脾气倔强的读书人。虽然曾国藩有着丰富的学养，也有关于天地人的巨大感悟，但这样的智慧，更多的是人生哲学范畴的，在本性上，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具有创造力且诡计多端的人。这样的人格特征，决定了在战争开始阶段的艰难——在战争之初，这个书生既缺乏用兵者所具有的大胆和亡命，也缺乏那种举重若轻、爱拼能赢的心理承受能力。

曾国藩手迹

1854年2月，曾国藩终于率领着他的湘军出山了。在衡阳一座宗祠的广场上，曾国藩抖擞精神，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声嘶力竭地宣读他的“出师表”。对于一万多水陆湘军来说，从军数月，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被誉为“湖湘最有学问的人”的面容，他们好奇地踮起脚尖，远远地眺望着这个神秘的人物。人们明白，天下真的危在旦夕了，要不，这么多面色苍白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个个拿起刀剑呢？那个中等个子的小老头跟他们说着同样的方言，他的声音有点嘶哑，尽管言语激越，富有激情，同时也杀气腾腾、声嘶力竭。尤其是曾国藩的面容，更显阴森可怕。曾国藩的演讲极富煽动性，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像干柴一样被曾国藩点燃了，也打动了，他们挥舞着手里的长矛和大刀，山呼海啸，像巨浪一样汹涌起伏。

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当然是极注重名分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行军打仗，一定要“师出有名”。这篇《讨粤匪檄》是曾国藩亲手写就的，也是经过湘军中诸多大儒润色过的。檄文的结构严谨紧凑，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的人，煽动他们联合起来攻陷太平军；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护卫理学观念打动知识分子；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作为桐城派的嫡传弟子，曾国藩最看重的是文章的气韵和义理，这些，都在这篇檄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曾国藩很得意的是，这篇檄文堪比当年陈琳为袁绍讨伐曹操所写的檄文以及唐朝骆宾王的《讨武檄文》。虽然文章中没有“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等赫赫警句，但“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等句子，也称得上恢宏大气、铿锵有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篇阕强有力、惊天动地的檄文，比任何有关的描写更鲜明更刺眼地把曾国藩一向隐遁于昏暗之中的性格彰显了出来，曾国藩内心激荡的浑圆之气喷薄欲出：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犹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父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于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晚清有个曾国藩》 铁血湘江(2)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文章宣读后，曾国藩又命令手下人大量誊抄，四处张贴。显然，他对于这篇檄文还是很满意的。然后，潇潇雨雪之中，曾国藩带着他的一万七千名子弟兵，浩浩荡荡地由水陆两路北上了。骑在战马上的曾国藩壮怀激越，熟读历史的他深深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一拯救数千年道统的使命甚至具有某种神性的意味。一切，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

现在，这个书生变了。他不再穿过去书生时的青衫，也不穿宽敞累赘的官服，很多时候，曾国藩穿着铠甲，甚至在腰上，也佩有长长的宝剑。令人印象至深的是曾国藩的形象——宽大的前额上横亘着几道很深的皱纹，脸庞瘦削，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隐藏着长挑挑的三角眼，他的嘴巴永远是紧闭的，坚毅而刚强；周身散发着阴鸷的气质，凶狠而坚定。平时，他的眼皮沉重，目光昏瞑，嗓音喑哑，看起来像是个疲惫不堪、久病初愈的病人，一旦睁开，只见精光四溢，就像千年琥珀的寒光一样，透彻人的心魂。当然，曾国藩的内心也变得跟长相一样阴森恐怖。他就像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刀一样，锋利而冰冷。谁见到这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人仿佛不会流淌鲜红的热血，而是如冰河一样寒冷。

尽管出师时意气风发，但真正打起仗来，远不是想象的那样壮怀激越。真正的战斗更像是与魔鬼纠缠在一起，那种阴暗与低沉、惨烈与暴戾、磨砺和自虐，都是难以想象的。由于经验匮乏，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带着一群莽撞的农夫，就像盲人瞎马一样，匆忙地上阵了。这个时候，太平天国部队的主攻目标集中在湖南，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首先在岳阳战役中失利，曾国藩如丧家之犬一样，逃至长沙。太平军乘胜攻占岳州、湘阴、宁乡、湘潭，形成对长沙的夹攻之势。湘军商议后决定，集中主力攻湘潭，打破包围，收复湖南。主力部队出发后，曾国藩突发奇想，决定率领水师进攻附近的靖港，试图以多胜少，驱除眼前威胁，也体会一下亲临战场的快意。

战斗打响了，两军对垒之时，毫无经验的曾国藩就如同一个笨拙的骑士一样，根本无法驾驭自己的马匹——当时，曾国藩拥有水师五营，陆师八千人，大小战船四十余艘，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一开始，太平军就从岸上用炮火猛烈轰击，又出动两百多艘船只，对行动不便的湘军大船发起攻击，一副完全不要命的打法。从未打过仗的湘军水勇哪里领教过如此拼命的打法呢，一时纷纷溃退。紧张万分的曾国藩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兵败如山倒。情急之下，曾国藩亲自持剑督战，当溃败的湘军如洪水一样漫堤而来时，曾国藩手执宝剑，在自己站立的地方竖立一面大旗，大声呵叱：过此旗者斩！但如此溃败的形势，他哪能阻挡得了呢？曾国藩觉得精神都崩溃了，他就像个夜游人一样，恍惚无助，无所适从。情急之下，曾国藩自己都想撒开腿逃跑，逃到一个阴暗角落，去大口大口喘气。这个平日称得上冷静无比的人，在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同样会脸色苍白、疲惫不堪、思想混乱、语无伦次。后来，仓皇逃跑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太失颜面，一羞之下，“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想一死了之。部下们手忙脚乱地把曾国藩救了上来……在死亡面前，人永远有恐惧的本能，而一个人的内心，从来就不是从理论的意义上所能练就的。曾国藩万念俱灰之时，一个好消息传来——陆路的湘军塔齐布部以少胜多，充分利用武器装备较为先进的优势，率军攻占了湘潭，全歼了镇守湘潭的太平军。这一场胜利给?国藩带来极大的安慰，也让曾国藩明白，真正的战斗是怎么回事。湘潭战役的胜利，让这支民间力量有了自信，培养了这支队伍坚韧和果断的气质；这一场战役的胜利，同样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之后的首次大规模失利。

《晚清有个曾国藩》 铁血湘江(3)

湘潭之战后，曾国藩一方面在长沙整军，补充人员和粮草，修缮战船；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修整一番后，湘军恢复了元气。曾国藩也在这段时间确立了湘军下一步的军事重点，那就是，继续率军北上，将战场锁定在长江沿线。在曾国藩看来，长江是一条龙，湖北是龙头，安徽是龙身，江苏是龙尾，至于金陵，则是龙心；要擒缚太平天国这条苍龙，就必须先打龙头，后摘龙尾，然后直刺龙心。战略思想明确之后，曾国藩率领着部队出湘了，矛头直指江西和湖北。曾国藩兵分三路，以岳州为进攻重点：派江忠淑、林源恩率楚勇及湘勇的一部为东路，由平江向通城、崇阳进攻，切断岳州守军后路，并阻止湖北太平军支援；以胡林翼为西路，专攻太平天国西征军所克之常德、龙阳、沅陵等地；中路主力由塔齐布率领，进攻岳州，同时又由褚汝航、彭玉麟、杨载福、夏銮等率湘军水师两千余人，由水路配合塔齐布进攻岳州。在太平天国西征军由常德退入岳州后，曾国藩又令西路周凤山增援岳州，罗泽南率湘勇一千人，魁联率一千人随援岳州。至此，在岳州城下，共聚集了湘军水陆部队两万多人。

战争远比曾国藩想象得艰苦和惨烈，双方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拉锯状况。岳州之战自1854年6月17日塔齐布攻新墙开始，至8月25日太平军放弃岳州败退武汉结束，历时两个多月。双方反复争夺，大战数次，小战无数。鏖战的详细过程是这样的——6月17日，塔齐布向新墙进攻，太平天国西征军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因湘军攻势太猛，新墙失陷，岳州门户大开。到了7月中旬，湘军水师赶到，水陆并进，太平天国西征军招架不住，

湘军水师出巡图

湘军进入岳州。8月，太平军反攻岳州，西征军将领韦俊、石镇仑、陈玉成等先后率水营大军增援，在岳州，击毙了湘军水师统领道员褚汝航以及岳州总兵陈辉龙。湘军同样还以颜色，在城陵矶战役中，击毙了太平军的猛将曾天养……双方像两块海绵一样，争相吸摄对方的水分。在这样的对垒之中，曾国藩和湘军执拗而挺拔的气质起到作用了，倔强的曾国藩就像一个坚强无比的拳击手一样，有着非凡的抗击打能力。尽管他一次次倒下，被击打得鼻青眼肿、遍体鳞伤，但他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向对手发起一轮又一轮还击。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湘军奄奄一息的躯体，直到对手轰然倒下。

清陆军战阵图

战局很快像喷溅出的血迹一样，向四周扩散开来。湘军开始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了。在朝廷正规军绿营和八旗一败涂地的情况下，这支民兵性质的武装力量迅速成为长江一带抗击太平军最重要的力量，成为主要战场的主力军。湖南人坚韧的性格，太平军得以充分领略。很快，曾国藩的湘军随着战势的推进，走出了湖南，北上到了长江流域。在取得岳阳战役的胜利后，曾国藩又接连攻下鄱阳湖和洞庭湖附近的重镇；然后，主力继续北上，聚集在武汉附近，部署进攻武汉三镇。曾国藩根据武汉的特点，制订相应的策略：让水师清理江面，割断武汉三镇之间太平军的联系，并且，由水师协助陆营，用炮火攻击沿岸太平军营垒；在陆地，数万湘军集中起来，全力进攻武昌；汉阳则由魁玉等湖北兵勇围攻。在经历一系列的战役之后，曾国藩指挥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在他看来，军事调度就如同对弈一样，只要心中有韬略，同样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晚清有个曾国藩》 铁血湘江(4)

比较起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在战场之外，作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却因为不断遇到麻烦而深陷烦恼。庞大而腐朽的制度无法在战争中快速运转，一直像一个昏聩的老人一样，无法行动敏捷，这一点，让曾国藩头痛不已。这时，湘军已经因其优于八旗、绿营的战斗力争得了合法地位，曾国藩也以汉族团练大臣的身份取得了带兵的权力，但这些都是非常时期的既成事实。曾国藩一直没有抚督的实职，带兵还是“名不正言不顺”。这样的尴尬局面，使得曾国藩在与地方各级官员的协调中，不得不耗费更多的精力；甚至，还在很多关键时刻遭受说不清道不明的抵触和对抗。这些，是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事情，如果地方的关系不能理顺，接下来的局面会非常困难。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朝廷并不信任自己，自己在朝廷的眼中，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替死鬼”。那些掌握朝廷大权的满族贵族是最忌讳汉臣掌握实权和兵权的。当年，朝廷让江忠源担任安徽巡抚，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就是不肯将地方官的大印交给曾国藩，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人，都是排在曾国藩之后的湘军人物。他们受命之时，手上并没有像曾国藩那样拥有数万军队。一个人，如果手上控制着数万军队，又掌握着地方大权，在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看来，肯定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让曾国藩哭笑不得的事还有：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出衡阳，席卷两湖，接连获胜进逼武昌之时，那个喜欢风花雪月的咸丰皇帝竟发出了这样一道上谕：“塔齐布、曾国藩奏水陆官员大获胜仗一折，办理甚合机宜。塔齐布着交部从优议叙，曾国藩着赏给三品顶戴，仍着统领水陆官员，直捣武汉……”接到圣旨，曾国藩无比尴尬，数年前在京城之时，曾国藩就是显赫一时的“二品侍郎”，而此时，却赏给他“三品顶戴”，这样的错误，真像是咸丰皇帝在跟他私底下开玩笑！好在曾国藩一直“忍辱负重”，更多的时候，他考虑的倒并不是自己的前程，而是全力拯救危亡的“道统”。因此，对于如此“幽默”，曾国藩也懒得去计较。更多时间里，曾国藩的湘军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辆一样，只是依靠惯性在运行，车轮下的摩擦力不谓不大，但这辆车已全力冲刺，尘埃飞扬中，明显地已刹不住了。

1854年10月，曾国藩的湘军第一次攻下武昌，攻城行动可谓摧枯拉朽，湘军只用了短短的四天时间，伤亡只有两百多人。相比之下，太平军损失船舰两千余艘，丧师数千。这次战役在帝国一片溃败的战局当中，无疑一抹亮色。对战局几近绝望的咸丰皇帝获悉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一开始，咸丰皇帝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反复问询之后，仍是半信半疑。直至曾国藩的奏折呈到，白纸黑字之下，咸丰方才确信胜利。咸丰这一回的圣旨有点“靠谱”了：下令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同时让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圣旨送出不久，旁边有大臣冷冷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好似一般的平民，一介平民，能够一呼百应，恐怕不是国家的福音吧！咸丰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心里一惊，赶忙追补一道圣旨：撤除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的任命，让曾国藩改任兵部侍郎——显然，咸丰还是不信任曾国藩，不信任这个手握重兵的汉族书生。

完全可以想象曾国藩收到这两件上谕时的心情。不过此时的曾国藩在经历了诸多的失望之后，对于朝廷的指令，已抱有平常心了。收到第一封上谕时，曾国藩并没有过多的欣喜，他照例公事公办回了一折，谦虚地表示自己并不想代理巡抚之职，不敢接受巡抚之印，想暂时交湖北总督保管。咸丰在收到曾国藩的折子后，态度严厉，反而怪罪曾国藩在落款时不署巡抚之名，有违旨之意。这样的强词夺理，让曾国藩心中十分不快。好在曾国藩已没有心情郁闷了，战局已呈危机状态，湘军在攻下武昌之后，太平天国立即调整了战略部署，调集燕王秦日纲和翼王石达开部，大军沿长江一线，开始了第二次猛烈的西征。

1854年10月底，曾国藩率领湘军从武汉出发，这一回，曾国藩打算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围攻湖北与江西交界处的田家镇。瑟瑟秋风中，曾国藩首攻黄州，再占鄂城，然后兵分三路东下，一路扫清沿途的太平军据点。到了长江边上的半壁山一带，湘军重新聚集，全力进攻太平军重兵屯集的田家镇。田家镇之役异常惨烈，后来，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描述：即使是战争结束后，江边上仍有浮尸不断。经过几次拉锯战，湘军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终于攻克了田家镇，击毙太平军一万多人，烧毁战船四千余艘，缴获五百余艘。当然，湘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曾国藩听到自己军队的伤亡数字时，一时禁不住，在大帐之中失声痛哭！战争，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哪有什么绝对的胜利呢？无非是彼此之间的互相消耗罢了。让曾国藩更?有想到的是，田家镇战役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从此之后，在两年多时间里，湘军陷入了一个低谷，曾国藩与胜利渐行渐远，以致很难有相逢的机会了。

1854年12月的一天，曾国藩照例早早地起床。自带领湘军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天，曾国藩总是在起床后带领一两个亲兵巡查营垒，检阅士兵训练；吃早饭时，曾国藩把当天要布置任务的将领和幕僚叫在一起，边吃饭边交代当天的工作；早饭后，曾国藩往往用一上午的时间批阅各地送来的文件，处理相关事务。稍有空闲，曾国藩总是捧起一本书，边读边思考。读书，在曾国藩看来，不仅仅是学习，更重要的，还能克服骄惰、奢靡以及浮躁的性情，让自己随时随地都能沉静下来。曾国藩不是一个只知高谈阔论的道德家，相反，他一直注重身体力行，“立德”的前提，是要“立功”；要做到“内圣”，必须推行“外王”；对于一个人来说，致力于心性修养，是为了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或者说，只有内部准备好了，才可以“外用”，内部，是外部的基础——这些，都是不能分开的。曾国藩毕生努力去做的，就是“内外兼修”，以冶炼内心的宏大，去迎接外部的挑战。

这一天，曾国藩在巡营后没有回大帐，而是招呼了几个幕僚去了长江边上。已是深秋，大地上一片肃杀萧瑟，在长江边，更是一片苍茫荒凉。几乎所有的树都没了叶子，像一个符号似的，不甘寂寞地站在那里。一个幕僚告诉曾国藩，只有到了深秋，才能辨别出树的真正颜色，不像春天，所有的树都是绿的。曾国藩饶有兴致地听着幕僚的解释，频频点头。万物都是有“理”的，也难怪当年的朱熹面对一根竹子呕心沥血，他是在苦思冥想竹中暗藏之理……的确，树的颜色在秋天里现出了原形：槭树是橘黄的，桦树是金黄的，橡树是青铜色的，槐树则是黑色的……跟树一样，人，只有到了中年之后，才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东西，也会看出与万物的相通……登临江边的山坡之上，曾国藩极目远眺。长江在他的视野里，如一望无际的大洋，根本无法看出水流自哪个方向。一切都在流逝，灵魂稳定不动地注视时间的流动，而时间本身，则是由欢乐、忧伤以及死亡组成的。大江东去，淘尽了多少历史和人物呢？

曾国藩陷入了战争间歇期的沉思。这一天很奇怪，从一大早起，天边就一直有大片大片的火烧云，血红血红的。一直快到中午了，也丝毫没有退下的意思。对于天文地理颇知一二的曾国藩知道，这片火烧云来得不寻常，它肯定是一种预兆，预示着更残酷的激战。曾国藩知道，战争就是暴风骤雨，更大的惨烈肯定会接踵而至。

《晚清有个曾国藩》 遭遇低谷(1)

一个团队往往是有性格的，某种程度上，领导人的性格决定了团队的风格，尤其是初创时期的领导人。曾国藩与湘军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很多年后，人们在总结湘军的战斗历程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并不是一支天才的部队，它甚至没打过什么堪称经典的战役，它只是拼尽全力慢慢消耗对方，同时，一点一滴地壮大自己。从总体上说，曾国藩的用兵非常谨慎，他从不盲目出击，也很少用奇兵，每一场胜仗都不算完美漂亮。在湘军与太平军所进行的前期和中期的几乎所有战斗中，很少有那种压倒性优势的胜利。可以说，每一场战斗的胜负，都在毫厘之中。双方的争斗，完全是一种拼人数众寡、拼死亡数字的过程。这样，即使是胜利的一方，也是奄奄一息，九死一生。

曾国藩让人钦佩的一点就是：在与太平天国军队长时间的对峙中，从未犯下低级错误，很少头脑发热，急不可耐，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这一点，与其说是曾国藩会打仗，倒不如说是他具备战争的素质——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曾国藩总是像一条蛇一样，变得更警觉，更缄默，也更冷峻，虽然他有时候表现得十分焦躁，但他总是全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力使自己像冰一样冷静，像竹子一样坚韧。这样的性格，使得他与他的军队始终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特质；在这样的对手面前，敌人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之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

田家镇大捷之后，曾国藩及湘军跌入了战争的谷底。这个时候，太平军在翼王石达开的统率下，进行了第二次西征。曾国藩从田家镇继续挥师东进，踌躇满志地迎战。两军的主力聚集在长江江西段一带，都摆出了决战的架势。曾国藩全力进攻九江未果，只好掉转方向，把主攻目标对准湖口，想凭借水师的优势，拿下湖口，再攻九江。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遭受到了最为惨烈的鄱阳湖之败——1855年1月，湘军轻快水师中计陷入鄱阳湖，湖口的太平军见势勇敢杀出，拦腰攻击湘军水师，将它们一分为二——这样，就成了“内江水师”和“外江水师”两部分。然后，太平军水师先火攻湘军之外江水师于湖口江面，大胜，湘军外江水师被迫移至九江水面。2月，太平军水师再次乘夜火攻湘军停泊在鄱阳湖的内江水师，焚烧了湘军大、小战船百余只。正在鄱阳湖的曾国藩情急之下，只得改乘小船仓皇逃命，文卷册牍全部丢失。这一场战斗，是曾国藩自湘军建立之后，遭受的最惨烈、损失也最重的一次。曾国藩慌不择路逃至罗泽南的陆营后，越想越觉得羞愧难当，情急之下，曾国藩掉转马头，想冲至敌营一死了之。在场的罗泽南和刘蓉等一班人死死地拽住马的缰绳，曾国藩才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从春天到夏天的那段时间里，太平军的进攻连连得手，湘军连战连败，形势急转直下：1855年4月，太平军秦日纲、陈玉成部攻下了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情急之下，自杀身亡；8月，湘军悍将塔齐布久攻九江不下，忧愤而死；紧接着，胡林翼又在汉阳附近遭遇败绩……那段日子里，曾国藩困守在鄱阳湖边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即使传来的，也是一些不好的消息。此时，曾国藩的处境已极为危险，连家书和奏折都很难送出去。曾国藩不得不在家书中频繁地使用暗语，甚至，用蜡丸将家书密封起来，派人化装送出。即使如此，曾国藩的信差还是有好几次被太平军俘获，遭到杀身之祸。每天，曾国藩所看到的，都是鄱阳湖中单调的情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一只又一只野鸭钻入水中，或者，几只大胆的麻雀在残缺的芦苇当中飞来飞去，间或草丛中有一些动静，仔细看去，原来是水蛇在苔藓上静悄悄地滑行，然后游离于枯树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到处都是风声鹤唳，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仿佛随时都可以杀声震天、刀光剑影……曾国藩后来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写道：“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湖湘大儒王湘绮撰写《湘军志》，阅读当时文件时，朦胧之中好像见到曾国藩的窘状：“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那正是曾国藩当时的真实写照。

到了1856年，对于湘军来说，战局进一步恶化，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形势发展到最高峰，控制了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3月，湘军周凤山部在江西樟树镇大败，南部大门洞开，曾国藩不得不离开湖口，亲赴南昌收集溃勇，调集水陆各军全力防守省城。4月，更恶劣的消息不断传来：先是太平军大破朝廷绿营江北大营；然后，一则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让曾国藩捶胸顿足——湘军将领罗泽南在武昌身亡！罗泽南算是曾国藩的嫡传弟子了，本来，罗泽南一直在湖北战场，曾国藩江西战败之时，给罗泽南写了一信，让他火速调兵来江西救援。罗泽南收到曾国藩的信后，立即救援江西，走到一半时，因武昌被围，湖北形势急迫，罗泽南又不得不掉转方向回湖北解救。武昌被太平军攻下之后，罗泽南火急火燎，决定不顾一切将武昌城夺回。攻城之时，武昌大雾弥漫，城内太平军敢死队一下子涌出，对攻城部队一顿乱砍乱杀，湘军不明形势，乱作一团。罗泽南左额中弹，三天之后不治而亡。听到罗泽南的死讯，曾国藩泪流满面，这是一个名将啊！德高望重，智勇双全。在湘军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罗泽南与彭玉麟了，这两个人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学，都堪称三湘翘楚。罗泽南还曾是曾国荃的老师。虽然罗泽南一直不太愿意离开湖南作战，但因敬重曾国藩，还是跟曾国藩出了湖南。从湘军组建开始，罗泽南几乎就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即使是在曾国藩“屡败屡战”之际，罗泽南也是无坚不摧，屡战屡克：“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罗泽南率师北渡”、“罗泽南克通城县”、“泽南破贼于贵溪”……只要罗泽南出马，总能转危为安……现在，武昌攻下了，罗泽南却身亡前线，曾国藩不由号啕大哭。

《晚清有个曾国藩》 遭遇低谷(2)

由于长时间在军事上没有起色，曾国藩和湘军遭遇了组建之后的低谷。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创建湘军，又用了很多乡绅读书人带兵打仗，无论怎么说，都被当时一些官员视为越轨行为。屡屡受挫的情况下，明枪暗箭不断向他袭来。当然，让曾国藩感到最伤脑筋的，还是来自于朝中的压力——那些遗老遗少们不断向咸丰上奏折说他的坏话，说他如此一个迂腐的书生，哪里懂得打仗呢？只是以打仗之名，沽名钓誉，甚至心怀不轨。

在江西，由于战事的不顺利，湘军在给养上也遭遇到很大麻烦。最初，曾国藩筹饷的基本办法是留下比中央财会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资源，也就是说，曾国藩会同地方大员制定一些新的收入政策，来保证军饷的发放，主要措施包括：一是设置一些不受户部直接控制的新的地方岁入项目，将这些所得截留；二是他的部属一旦就任抚督之后，便将岁入权集中在自己手中，避开户部的干预，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湘军的供给；三是卖官鬻爵——在湘军兴办之初，湖南巡抚骆秉章为了支持曾国藩，把这一项权力交给了曾国藩，这样，出售官衔所得成为早期湘军主要经费来源之一。随着湘军人数的增加，到了后来，这三项措施用到了极致，也无法保证军队的供给，湘军欠饷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欠饷，军士们士气低落，开小差的，甚至图谋不轨的都有。内部军心不稳，让曾国藩尤为担心。由于曾国藩没有地方大权，他所带的湘军在江西又属外来军队，所以，很多当地官吏都视曾国藩的湘军为额外负担，用得着时，供给还算及时，用不着时，供给就变得拖拖拉拉。打了胜仗没有奖励，如果战败，则备受讥笑，供给更是无从谈起。曾国藩虽然挂了一个兵部侍郎和团练大臣的头衔，但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官一直存有戒心，经常阳奉阴违，硬磨软抗。有时甚至还为曾国藩设计陷阱，让他自己往下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叠加在一起，千头万绪，让曾国藩困顿无比。虽然曾国藩的意志一如既往地坚定，但每每遇到这样的麻烦，也感到束手无策，忍不住长吁短叹，甚至会激起愤怒。

最让曾国藩愤怒的是“彭寿颐事件”和“毕金科事件”了——说起来，话就长了——曾国藩初入江西时，巡抚是湖南人陈启迈，并且，跟曾国藩一样，陈启迈也曾为翰林院官，按说，对于曾国藩，陈启迈应该格外关照。但陈启迈却经常跟曾国藩过不去，动不动就以不给饷要挟。曾国藩为了大局一直忍气吞声。比如，陈启迈不经曾国藩同意，擅自调动湘军，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朝令夕改；制造摩擦，羁押湘军营官副将周凤山于长江县，刑辱参将李成谋于芷江县……这些，曾国藩都忍了。孰料陈启迈越做越过分，有一次，万载县有一个叫彭寿颐的举人，在乡下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很有成效，打过几次小胜仗。曾国藩很赏识此人，想把这支民间力量纳入湘军。陈启迈听说后，故意以一个“莫须有”的名义，将彭寿颐押进大牢，严刑拷打。曾国藩实在气极了，他很快收集了陈启迈许多罪名，向朝廷参了一本。罪证确凿之下，朝廷将陈启迈革职查办。不料，新上任的巡抚文俊仍跟曾国藩过不去——事后看来，地方大员跟曾国藩的冲突，主要是利益上的冲突，巡抚是一个省的当家者，不当家，哪知收支的艰难呢！一个当家的跟一个要钱的人产生矛盾，也是最正常不过了——湘军有一支驻守江西樟树一带，领军的叫毕金科，文俊很长时间不给这支湘军供给。眼看毕金科部弹尽粮绝，快支撑不下去了。文俊让人传话，如果毕金科部能拿下景德镇的话，马上就给他们发饷。在这种情况下，毕金科和他的部属只好以死相拼。在数万守城的太平军面前，毕金科带领一千多人攻城，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毕金科部全军覆没，毕金科本人也战死。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恨得咬牙切齿，这明显就是借刀杀人啊！数年之后，曾国藩攻克景德镇，特地在毕金科丧命的地方立下石碑一块，亲自撰写碑文，文中，对于毕金科遭受陷阱一事，仍旧忿忿不平。

在江西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就是以如此的坚韧，全力地“挺”了下来。一般来说，个性在中等温度下显得暧昧，它藏在可测之镜的下方，只有在紧急时刻，才真正立体地显露峥嵘；而军事上的比拼，跟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在最关键的节骨眼上，往往浓缩成为个人性格的比拼——在那段时间，一种决不放弃的精神支撑着曾国藩和湘军。在这样的对峙中，曾国藩将自己的操守和习性发挥到了极致，一种强大的张力支撑着他，让他如磐石一样顽强，直至转机的到来。

《晚清有个曾国藩》 遭遇低谷(3)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艰难的这一段时间，曾国藩还亲自作了一首《水师得胜歌》，这种带有浓郁文人气的做法，可以看作是曾国藩对全体将士的鞭策，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激励：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

第三军器要整齐，船板莫沾半点泥。

……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

……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

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

……

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平时上岸打百板，临阵上岸就要斩。

八条句句值千金，你们牢牢记在心。

我待将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

你们随我也久长，人人晓得我心肠。

愿尔将官莫懈怠，愿尔兵勇莫学坏。

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胜先算败。

各人努力各谨慎，自然万事都平顺。

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

写完《水师得胜歌》之后，曾国藩又想起了自己的陆军，觉得同样也应该给他们写一首歌。当此之时，曾国藩想到军纪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极为关键，于是把严明纪律的做法写进了歌曲：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

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晚清有个曾国藩》 遭遇低谷(4)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期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1856年6月以后，岌岌可危的曾国藩迎来了转机，太平军又一次失去了良机——由于清军绿营的江南大营围攻金陵甚急，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命石达开领军东援解围，太平军的主力从江西撤回了江苏。湘军的危急局面得到了缓和，曾国藩又有了喘息的机会。这个时候，湖南又一次显示了它的后方基地的作用，在湖南巡抚骆秉璋和左宗棠的指挥下，刘长佑、肖启江统率五千湘军前来增援江西；不久，曾国华又从湖北率一支人马绕道湖南进入江西境内；曾国荃又从老家招募了一支湘军前来支持……身处绝境的曾国藩发自肺腑地感叹：天助我也！这样，曾国藩结束了自己被包围的局面，在江西，与太平军的战斗重新陷入胶着状态。

1856年9月，一个探子几乎狂奔进湘军南昌大营，带来的消息让曾国藩瞠目结舌：金陵内讧！韦昌辉杀掉了杨秀清——先是东王杨秀清逼宫，假托天父下凡降身，要求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洪秀全一气之下，秘密指令北王韦昌辉迅速从江西前线回到金陵，杀掉了东王杨秀清，并且大规模屠杀东王部属！太平军陷入内乱！

一向冷静无比的曾国藩这一回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变得欣喜若狂，像一个濒临死亡的落水者，攀上了一根漂过来的树枝；又像一条本来已经上岸的鱼一样，一个翻身，又潜回了水中。曾国藩用颤抖的声音一个劲地刨根问底，一直问到探子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为止。中军大帐一片沸腾，所有湘军将士都幸灾乐祸兴奋无比，然后，都以一种鄙夷的口气谈论着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也让命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对于这个政权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湘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也增添了胜利的信心。不久，接二连三的消息陆续传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湖北前线赶回金陵，阻止韦昌辉的进一步屠杀；韦昌辉与石达开发生了争斗，石达开缒城出走；韦昌辉杀了石达开全家，进一步威逼天王洪秀全；石达开在皖南起兵讨韦，天王又杀了韦昌辉，太平天国另一员大将秦日纲死在纷乱之中；事件平息后，石达开又奉诏回金陵辅政，天王继续不理朝政，天王的兄长安王、福王对石达开猜疑特甚，翼王石达开再一次缒城逃往安庆……

陈玉成

太平天国在经历一番内乱后，大伤元气。更让太平天国感受到打击的，是他们对于洪秀全的个人崇拜遭遇到了沮丧，人们开始怀疑洪秀全的神话了。这个新成立的“政教合一”的组织不得不收敛起锋利的进攻态势，开始坚壁清野固守城池了。战事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已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几个月后，形势逆转直下，在苏南战场，清军江南大营死灰复燃，1857年，清军张国梁部攻克镇江，威逼金陵。在江西，石达开回金陵之后，曾国藩开始全面反攻，江西太平军力量几乎全部瓦解，仅存湖口、九江等地，成为孤立的据点。在湖北方面，太平军武昌城的守将韦俊是韦昌辉的亲弟弟，兄长被杀，韦俊斗志完全丧失，弃城而逃后投诚了湘军。胡林翼重新占领了武昌，武昌的失守让战局立即得到改变。1856年底，湘军水陆两路再次顺江东下，连陷黄州、蕲州、大冶、兴国等；1857年1月，又攻下黄梅。在湖北，太平天国丢失了大量地盘，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紧接着，李续宾统率湘、楚军一万多人，直抵九江城下。很快，九江城被攻陷，太平军一万多人阵亡。

《晚清有个曾国藩》 遭遇低谷(5)

李秀成

1857年，洪秀全从香港招回了洪仁　，又让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等青年将领挑起了大梁。李秀成、陈玉成等执掌军权之后，混乱的局面得到控制。双方的军事形势又呈对峙平稳局面。这段时间，双方就像互相搏击的野兽一样，一边舔着自己的伤口，一边绞尽脑汁寻找对方的破绽，谋划着给对手致命一击。曾国藩就像一条阴险无比的眼镜蛇一样，全力对自己的部队进行整编改进，补充了大量先进的枪支弹药。曾国藩一直是一个战略高手，虽然就具体战术的制定和执行而言，不是曾国藩的强项，但曾国藩有高屋建瓴的视野，能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智慧，从大势上看到敌人的薄弱之处。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的本质还是“流寇”，对于这样的对手，一定要避其锋芒，消耗它的锐气。如果湘军能得到有效的坚持，太平天国肯定会不战自乱，因为它的实力和倚仗的信仰，无法支撑它去打持久战。也因如此，曾国藩在整个战略思想上，更接近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更热衷于拼消耗，拼实力，拼时间。自此以后，湘军一直贯彻着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不轻易打浪仗，一旦扎下营寨之后，先把自己的防守立于不败之地，把营寨布置得固若金汤。曾国藩甚至对湘军营盘围墙建设都作了硬性要求，要求营盘的围墙一般要有八尺高、三尺厚，墙外面必须有一道深沟，深沟八尺宽、六尺深，墙外两道，墙内两道等等。这样的营寨扎在哪里，就是一道坚硬的堡垒。应该说，曾国藩的战略思想对于太平天国的打击是致命的，一支离开了本土，在组织路线和指导思想上一直支离破碎的军队，是很难保证长久的。

战争就这样在僵持中陷入了死局。这种死局对每一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满耳金戈铁马过后，那种单调和乏味一直缠绕着双方，连鸟鸣猿啼听起来也让人心惊肉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总是一成不变的练兵，一成不变的讲话，然后，端坐于大帐之中，看远处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一成不变的树木和森林，近处则是一个个神色紧张的老面孔，迷茫委顿，眼神暗淡，连走路，一个个似乎都变得绵软起来。那些当年生龙活虎、豪气冲天的年轻人，现在都双颊瘦削，在战壕中像幽灵一样游荡。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啊，直接的厮杀是少的，更多的时候，就是等待，等待战斗，等待胜利，也等待死亡……久而久之，似乎每一个人都感到厌倦了，不知道这样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为什么要打这一场战争……在曾国藩看来，这一支部队已越来越少精神抖擞、纪律严明了。这样的局面，离曾国藩所预计的相差很远。

1857年3月6日，正在江西瑞州城外湘军大营的曾国藩接到了弟弟曾国潢的家信，告知父亲曾麟书突然去世。噩耗如晴天霹雳一样在曾国藩头顶炸响。父亲的死太过突然了，不到一年前，曾国藩被围江西，一直在白杨坪关注战局的父亲心急如焚，专门派曾国华赶到湖北武昌，请求胡林翼派兵救援。然后，曾国华和曾国荃分别率领部队赶到了江西。这些，其实都是由父亲在暗地里指挥。曾麟书平日里温文尔雅，几乎对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积极支持。也正因此，除了曾国潢外，曾国藩将三个弟弟都带到战场。对于父亲的病情，曾国藩起先并没有在意。父亲身体一直不错，只是前一段时间来信，告知身体不好，病卧在床，不过没太大的事，让曾国藩放心在前线打仗。没想到只几个月的工夫，父亲说走就走了。曾国藩心如刀绞。在他看来，自己毕生所努力的，就是想为曾家增光，为父母长脸面。现在，父亲没了，自己千辛万苦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如果再一味地忍辱负重，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糟透了。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哀伤的情绪：

大叶迟未发，冷风吹我衣。

天地气一浊，回头万事非。

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

年年绊物累，俯仰邻垢讥。

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

一个人的心境冥暗至此，哪里还会有什么精神呢？曾国藩想的是，人生应该知天达命，磊落潇洒，像黄鹄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而现在，整日生活在忧谗避毁当中，跟坐监狱有什么两样呢？前思后想一番后，心灰意懒的曾国藩决定离开江西。父亲的死，正好给曾国藩一个借口，一方面，曾国藩不想落得个不孝的名声；另一方面，对这种无休止的屠杀，曾国藩已从心底里感到了厌倦。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个请假的奏折，不等朝廷回复，就封存了大印，准备带曾国华离开湘军大营。有人提醒他，应该等批准后才能离开，他毕竟是湘军主帅，又是非常时期。曾国藩铁青着脸摇了摇头，他真的是有点烦那个摇摇欲坠的朝廷了，这个朝廷懦弱无比、忠奸不分、自私自利。对于这样一个不信任自己的朝廷，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曾国藩一直是有着出世之心的，正是有着出世之心，他才表现得格外入世。曾国藩想的是，不如就这样干净利落地回到自己的山村之中，做一个世外桃源的员外，夏日赏荷，秋日观山，冬日品茗；至于春天，干脆如孔子一样，“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二三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不也很惬意吗？

《晚清有个曾国藩》 遭遇低谷(6)

3月21日，曾国藩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乡之路。走在江西至湖南的崎岖山路上，曾国藩仍是愁云不展，他甚至都懒得跟弟弟们说话。这时候春天已经来了，路边的树枝已吐出了新芽，一簇簇野樱桃花在山野怒放，像一团团火焰在燃烧。现在还是早春，再过一段时间，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也会开放，那时的山野，会更加缤纷多彩。八天后，曾国藩终于回到湖南湘乡白杨坪。他先是在父亲的灵前大哭一场。对于父亲曾麟书，曾国藩一直感恩戴德，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秀才，善良，重诺言，守信用，同时又极重孝道。曾国藩一直记得父亲握着一卷书在屋前的竹林里摇头晃脑大声诵读的模样——父亲一只手拢在胸前，另一只手背在身后，诵到得意处，那只手就移到胸前，轻轻地捻动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对于曾家来说，父亲起到的，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像长长生物链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曾国藩向随从以及随同的地方官交代，一定要从简。曾国藩耿耿于怀的是当年祖父曾玉屏的死，当时曾国藩还在京城，一切均交于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等操办，这几个兄弟没考虑那么多，在小小的乡村，一下子竟摆了五百多席，连村里的祠堂里也被宴席占满了。这样的大操大办，很让曾国藩生气，为了此事，迟归的曾国藩狠狠地骂了曾国荃几兄弟一通。曾国藩告诫父亲的丧事一定要从简，再也不能这样惊扰乡民了。

尽管曾国藩一再要求从简，但丧事还是办得很隆重——来的人太多了，不仅仅是毗邻乡镇的熟人，连一些外地的亲戚朋友也赶来了。丧事办完了，人潮慢慢退了下去，山村也变得平静起来。朝廷听说曾国藩没有获准就回老家奔丧，非常恼怒，本想治曾国藩的罪，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曾国藩求情，事情才算得到通融解决——朝廷给了曾国藩三个月的假期，令其回籍治丧，发给安家费四百两白银，假满之后仍回江西办理军务，至于擅自离开部队一事，免予追究。曾国藩接到上谕之后，啼笑皆非。由于沉浸在悲伤之中，对于朝廷的责备，曾国藩也无暇理会，更何况，他已经不打算回江西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慢慢地，曾国藩从悲伤中缓过神来。故乡的一切重新让他感到亲切，昔日的紧张和忧郁也像结痂了的伤口一样，慢慢地回归正常。

三个月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曾国藩心中仍有情绪，也心灰意懒。曾国藩真的想退隐山村了，他向朝廷打报告，奏请按照惯例，在家守三年之孝。咸丰皇帝当然不同意他的请求，命他仍遵前旨，假满后即返回江西军营，继续督办军务。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满肚子不高兴，越想越觉得郁闷，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豁出去了。当天晚上，曾国藩挑灯夜战，撰写了一封奏折，题为《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篇长长的奏折中，曾国藩诉说了自创建湘军以来受到的种种委曲，尤其是将近年来在江西督办军务的三点难处，详详细细地向朝廷作了报告：

一是没有军权。因他所率领的湘军属于临时募集的官勇，不是国家经制之兵，所以虽能征善战，但有功人员却不能像绿营弁兵那样补授实缺；自己虽然是兵部侍郎，却无法对自己的部下进行奖励和提拔，即使是补授小缺，也须向巡抚、总兵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励士气。二是没有政权，自己以兵部侍郎之职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又无财权，又无赏罚黜陟之权，所以遇事掣肘，处处碰壁，兵饷没有保障，动辄受到断饷的要挟。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职衔，只是以团练大臣募勇成军，虽奉有出省之战之谕，但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因而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和排挤。

最后，曾国藩强调说，“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从奏折中，明显可以看出，这一回，曾国藩明摆着是要向咸丰提条件——与其这样左右掣肘，还真的不如不干了。

奏折送出之后，曾国藩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想想都有点后怕，他不知道自己的牢骚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在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经常百无聊赖地在书房里用耆草占卜吉凶，每一次，他总是对自己占出的结果进行否定，最后，一切还是不了了之。黄昏的时候，曾国藩时常一个人走到僻静的地方，安坐下来，呆呆地凝视着北方。山的那一边，就是自己曾经作战的地方；在云的那一边，就该是京城了吧？一个自己待了十二年却根本不知深浅的地方。那个地方有红墙黄瓦，高高的楼阁，一群面色苍白的人，就那样草率地掌握着所有人的命运。

雨季来临的时候，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的上谕：既在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咸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嘱咐他安心在家守孝。曾国藩听完圣旨之后，心中五味俱全，他知道咸丰对于他的要求动怒了。曾国?不由苦笑，他和他应该是彼此明白的——自己在想什么，这个懦弱而风流的皇帝在想什么，他和他，即使是相隔千里，都是心领神会的。

《晚清有个曾国藩》 大悟山村(1)

如果对曾国藩的一生有个整体回顾的话，那么，应该说，曾国藩离开江西战场回到家乡为父守孝的一年多，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其中的意义，绝不亚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当年，王阳明就是在贵州修文县一个叫龙场的小山村中，悟出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也悟出了自己人生行走的方式。同样，更具宗教意味的是释迦牟尼，在内心走投无路的情形下，菩提树下“顿悟”，顿感大光明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同样也有“顿悟”过程。当曾国藩再次从白杨坪出山之时，一个新的曾国藩诞生了——由于悟出了人生进取和虚无的双重意义，这个人已超然于世界之上，在精神上进入自由王国了。从此之后的曾国藩悲悯、达观、清醒，富有超然的洞察力，以及无时不在的苍凉感。

父亲的丧事办完之后，曾国藩开始消受老家白杨坪的田园生活了。每天，曾国藩总是早早起床，然后，就在自己所住的白玉堂附近散步。山村的早晨是宁静安详的，空气里总有雾霭，缥缥缈缈的，像丝绸一样滑来滑去；白杨坪的风景也好：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会热烈开放，山色如泼了颜色一样，红一块，黄一块，绿一块的；夏天，到处都是荷叶飘香，荷花绽放……鸟是任何季节都有的，它们的啁啾无所不在，尤其是春天里，白杨坪一带，到处莺歌燕舞，叫得最欢的，就是布谷、黄雀以及鹧鸪了。因为有鸟鸣相伴，人也会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有时候，兴致上来，曾国藩还会带着纪泽、纪鸿等，攀登对面的高嵋山。从山上俯瞰白杨坪，会觉得整个白杨坪就像一块巨大的未被世人染指的美玉一样，伏在山水的深处。那条溪水和那座团山，犹如蛟龙在宝盆中嬉戏。曾国藩清楚地记得二十四岁那一年，自己赴京赶考，曾写了一首诗：

高嵋山下是侬家，年年岁岁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在曾国藩的生涯中，这首诗，是对白杨坪最初的感慨。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这种安静而无聊的日子，曾国藩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毕竟，经过那么多年理学的熏陶，曾国藩定力非凡。况且，他本来就不算是一个热衷于权力和利益的人。像众多富有情调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曾国藩喜欢的是恬静的田园生活，耕耘，读书，无事时享受自然风光，也享受天伦之乐。在荷叶塘家中的厅堂上，还挂着当年曾国藩应父亲之邀撰写的一副对联：

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本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会儿曹。

这样的对联，是曾国藩本性的写照。对于生活本身，曾国藩本来就没有什么要求，对于荣华富贵，也没有什么兴趣。他的生活简单而苛刻，甚至，都有点苦行僧的成分了。曾国藩每餐几乎只吃一个菜，即使是多上几个菜，他也只拣靠自己最近的那盘吃，至于其他菜，基本不动筷子。对于生活，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不能一味迎合，相反，还应该有意识地控制和压抑，应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提升。这一点，程朱理学和佛教有着相同点，它们走的都是“戒、定、慧”之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方能修成正果。

日子过得很快，很快，湖南的雨季到了，原本清新明朗的小山村，一下子变得阴郁、空荡、冷湿，天空也愈发变得灰暗。雨一直下个不停，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像开了头却忘了结尾似的。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突然变得莫名忧郁起来。一个重要的征兆就是，每天晚上上床之后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休息不好神经衰弱，曾国藩的脾气变得很大，开始变得莫名焦躁，看不进书，也不想练字，有时候，曾国藩会莫名其妙地因为一些小事呵斥弟弟们，甚至，竟没有风度地责怪弟媳。家里人都被曾国藩搞得神情紧张，唯恐这位长兄会突然不高兴发脾气。每次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都会觉得很内疚，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自己提前进入老年了？或者，是内心深处因为愿望没有满足而感到失落吗？

战争让曾国藩充满了失望。这种失望，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对战争的胜负或者结果，而就是对战争本身。湘军出道以来，把各地的战场都算上，几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苍山洱海，残阳如血，其残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象。曾国藩把战争比作“血肉磨坊”，它的残酷让曾国藩触目惊心。尤其是对人性在战争中的扭曲和丑陋，曾国藩更感绝望。在和平环境里，人性，至少还有边缘和底线吧，轻易之间，是不突破底线的；但在战争中，人性之中的凶残与丑陋几乎无法控制。平日里曾国藩孜孜追求的清明和理性，在战争的环境中，更是无从谈起。人，还应该是动物吧，要不在身上，怎么会残留那么多兽性呢！在战争中，兽性就如洪水一样，以一种不可扭转的势头铺天盖地。如此的凶残和暴戾，想起来，就让曾国藩心惊肉跳。

《晚清有个曾国藩》 大悟山村(2)

战争让曾国藩失望，也使其充满痛苦。痛苦在于，曾国藩不得不改变自己；而自己，又不满意，甚至厌恶这种改变。多年来理学的熏陶，已让曾国藩习惯于用荣辱感以及道德的是非标准来判断问题，对待任何事情，都力求在道德范围之内，争取做到中庸完美。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甚至算得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保守的道德主义者。但战争让曾国藩的经世之心遭遇了阻力，在更多的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屈从战斗本身，以胜败来约束自己的行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全力争胜，在这样的根本面前，曾国藩不得不让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扭曲，不得不让道德和荣誉妥协，不得不向那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场妥协。对于腐朽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先前一直是很厌恶的，但现在，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周旋其中，乞求那些道德败坏的大大小小官员的支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要赢得战争的胜利，自己的手下尽量地少牺牲，他必须得委屈自己。曾国藩困惑的根本在于，即使是这场战争胜利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自己牺牲一切拼命来维系这样的道统，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

让曾国藩感到失望的还有自己的部下。一开始，曾国藩对于自己组建的湘军，还抱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他看来，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应该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民如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具有理想和道德情怀的武装力量。在这支军队中，各级军事将领应该不为名不为利，以天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曾国藩一开始就让那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担任湘军的各级指挥者，想以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来塑造军队之魂。但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曾国藩越来越不能容忍这支军队的暴戾和残忍了。那些众多的湘军将官们，分明与衙门的胥吏和差役一样，同属毫无道德廉耻之人。惨烈的战争让人异化，甚至，连原先那些熟读经史子集的读书人都未能幸免。曾国藩甚至认为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伟大而有德行的将领都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历史学家的理想化，是文人们的妙笔生花，是市井之徒的一厢情愿。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习惯于将现实生活戏剧化，将历史事实传奇化，让人们在传奇和戏剧中，寻找各自的安慰。这一点，曾国藩现在感触颇深。有时候曾国藩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原先那些道德君子们，只有让他们看到建议擢升军阶的奏折，或者给他们郑重其事的承诺时，他们才肯去卖命。在很多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降低品行标准，对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以维持湘军的战斗力。这种妥协，对于崇尚道德理想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相当痛苦的。曾国藩有时想，也许，人性都是如此吧，特别是跟死亡相邻得如此之近时，人们都会丢弃掉所有的虚伪，露出赤裸裸的真面目——战争和暴力就这样使曾国藩感到困惑。这样的困惑，也许不是曾国藩个人的困惑，而是经历过战争的所有人的共同困惑吧。

由于心情不好，曾国藩不久就病倒了，并且，一病不起，发起了高烧，半夜里不停地说胡话。曾国藩在湘潭的老友欧阳兆熊得知曾国藩的情况后，特意推荐名医曹镜初来到白杨坪，为曾国藩看病。面目和善的曹镜初在望闻问切一番之后，认为曾国藩思郁过度，思伤肾，愤伤肝，以致身体紊乱，急火攻心；同时，形而下者谓之体，形而上者谓之心，病灶自下而上蔓延，由腹、肾、骨，而至脑部、神经，这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病，也是心理之病了。于是，曹镜初给曾国藩开了一剂药方，让曾国藩早晚煎服。看病之余，熟读诗书的曹镜初还跟曾国藩谈天说地，曹镜初对曾国藩说：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治心病。阁下还是多读一点黄老之作，这样，也许对于身心都有利啊！

病榻之上的曾国藩如醍醐灌顶：是啊，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人生一世，譬如朝露，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为何要拘泥于一些小事耿耿于怀呢？仿佛是在那一刹那间突然开悟，曾国藩的心病一除，身体就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现在，曾国藩可以正确地对待很多事情了。他的心境如同眼前的白杨坪一样，变得清明而自然。曾国藩开始对他这些年的戎马生涯进行反思，一切还是因为自己太急躁了吧，性急成不了大事。那个腐朽衰败的政权，岂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只能因势利导，顺着它的水流，做一点事情。千万不能跟它对抗，如果对抗，将会什么事也办不成，甚至将自己也牺牲掉了。当然，对于朝廷的不信任，曾国藩还是有怨气的。曾国藩知道咸丰对自己不信任，或许，在咸丰眼里，自己只是一个又迂又倔的乡下佬罢了。既然皇帝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信任，自己也无法改变，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既然无力改变外界，就只好改变自己了。

在老家休养生息这一段时间，曾国藩仍跟部属们保持密切联系。曾国藩频繁地给他们写信，提醒和告诫部?，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人，小心翼翼地打仗，要不怕困难，坚定信心。那些部下和学生也写信向他汇报前方的进展，也汇报一些内心的困惑，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让他出谋划策。曾国藩知道这些部下是忠诚的，这也让他感到欣慰。曾国藩也了解有一些人对自己大肆诋毁，其中对他诋毁最多的，是他的同乡左宗棠。这个恃才自傲的家伙，可能性格上与他不相融吧，针对他不告而辞回乡之事，左宗棠到处说他虚伪，说他是虚伪无比的假道学，回家丁忧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评价，曾国藩听后只能苦笑。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总是痛苦的，也是压抑的，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但在曾国藩看来，这样的虚伪又是有意义的。

《晚清有个曾国藩》 大悟山村(3)

在白杨坪的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的手边书有《读礼通考》、《五礼通考》，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等。对于曾国藩来说，对于道德的追求，更多的在于截取力量，而不是获取道德本身。道德是“天理”范畴的东西，一旦连接上，就如同雪山下的河流一样，永远也不会干涸。除此之外，曾国藩在这段时间重点研读的一本书，就是《易》了。孔子说五十岁之前不可读《易》，这一年，曾国藩正好接近这个年龄。随着阅历的增加以及内心的丰厚，曾国藩更能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神秘性，也觉察到这本上古典籍深藏不露的巨大玄机，而他一直幻想有朝一日能真正诠释其背后的谜底。曾国藩经常读《易》到深夜，有时候想得太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脊椎骨都火辣辣地生疼。山村的夜晚寂静无比，静夜中漆黑一片，似乎也向他昭示某种神秘。有时候曾国藩走出户外遥望头顶上的星空，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这个世界如此井然有序，在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控制力。人，是如此渺小，不仅仅自己，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甚至眼前这个世界，都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人又是如此伟大，因为只有人，才能觉察到这个世界的奥秘，觉察到某种天理的存在。人只能是顺生啊，顺应天理，顺应自然。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以一个人的区区能量，又何必去兴风作浪呢？

在白杨坪的日子里，曾国藩还喜欢一个人待在竹园之中，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那样听着风吹竹叶的沙沙声。曾国藩这一辈子最喜欢的植物，就是竹子了。他喜欢竹子翠绿的颜色，也喜欢竹子的虚心、挺拔和坚韧。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总要在自己的屋前空地上种上这种南方的植物。在京城的那些年，因为北方没有竹子，曾国藩总是感到不太习惯，有时会产生莫名的失落。苏轼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一回，曾国藩算是明白其中的真正意思了。在白杨坪的竹林之中，曾国藩有时会双腿盘起，坐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各式各样的昆虫飞来飞去，疏影淡月，清风拂面。如果刚刚下过雨，在竹园中，还可以看到竹叶尖上，有水滴长久而迟疑地挂着，最终慢慢落下……一切，都是“天理”在运行。这个时候，曾国藩会觉得只有老子的智慧才是这个世界的至理，也只有《易》才觉察到这个世界一些道理之外的空白。《易》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真是说得好啊！天地都不那么完美，更何况人呢！这些话让曾国藩茅塞顿开。在《道德经》的扉页，曾国藩信手写下了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这大约能表明他对于老子思想的认识吧。人的生命看起来似乎坚强无比，但他们的死，又显得那么柔弱；而自然界的草木呢，看起来柔弱无比，但它们同样也是生命，一岁一枯荣。众生平等，有生有死，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也是说的如此吧。佛学和理学，在骨子里面，仿佛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那一段时间，因为读《易》颇有心得，曾国藩撰写了不少对联，以明心志，比如：“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情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等等。从这些古代智者的书中，曾国藩分明感到有一种旷达幽远之气迂回，仿佛随时可以喷发出来。一个人内心的拓展，的确是需要积蓄力量的。

除了读书写信之外，闲暇之余，曾国藩还提笔信手写一些札记。乱世之中，察人，可能算是最重要的学问吧。人生一世，必然要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学会判别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领兵打仗，为官一任，识人，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方面，曾国藩是有不少心得的。在白杨坪时，曾国藩把自己察人的经验，作了一些整理。在曾国藩看来，如果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理的话，那么，人的相貌和气质，同样也应该有一个“理”，因此，完全可以从人的相貌和气质中，去捉摸和总结一些规律。曾国藩想起那一年在京城第一次见到江忠源的时候，当玉树临风、神采飞扬的江忠源出现在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个人日后必名立于天下，但有可能因节烈而死。”没想到，这句完全凭直觉所说的半玩笑的话，却一语成谶。当时为什么自己就脱口这样判断呢？似乎一点来由都没有，真是奇怪得很。想起江忠源的死，曾国藩就觉得伤心，至今，他都能记得江忠源早年写给他的诗：“久客思乡井，常恐归无时。仆夫已趣装，又作别离悲。别离随处有，感君入心脾……”江忠源在九泉之下，应该会宽恕自己吧——自己按兵不动哪里是不想援救呢，实在是无可奈何！

后来，有人把曾国藩在白杨坪以及后来所写的有关察人笔记，加上很多附会，整理成《冰鉴》一书。这本书当然离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很远了。不过曾国藩有一双犀利的识人之眼倒是事实。很多时候，曾国藩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断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质以及他的心性。曾国藩在他的一生中，几乎从未判断失手。也因此，无论是朋友、学生，还是将领和合作伙伴，曾国藩都能做到知人善任。

《晚清有个曾国藩》 大悟山村(4)

刘铭传

——李鸿章组建淮军之初，一帮人马来到安庆。有一天，曾国藩没有带随从，独自一人悄然来到淮军将领的驻地，看到有的在喝酒猜拳，有的靠着桌子看书，有的放声高歌，有的静坐发呆……只有南窗边上有一个人，露出肚皮盘腿坐在那里，左手执书，右手拿着酒杯，每朗读一篇，则饮酒一盏，然后长啸绕座，继续读手中之书，大有旁若无人之势。曾国藩看他手中的书，原来是司马迁的《史记》。认真观察一番后，曾国藩回到营地，召见了李鸿章，告诉他说，这些人都可以立大功，任大事，但在这些人当中，成就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在南窗露肚皮边喝酒边读《史记》的那个人。曾国藩看中的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台湾巡抚刘铭传。

在总结自己的识人感受时，曾国藩把经验归纳为：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宇，事业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

现在看来，《冰鉴》可以说是一部很有趣的书。虽然这本书假托曾国藩之名，但在书中，的确有很多曾国藩的看法。在曾国藩看来，人的姿容以“整”为贵，这个“整”并非整齐划一，而是整个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均衡、匀称，能够构成一个相对完美的整体。就身材而言，人的个子可以矮，但不要矮得像一头蹲着的猪；个子可以高，但不能像一棵孤单的茅草那样耸立着。从体形上来看，体态可以胖，但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一样臃肿；体态瘦也无妨，但又不能瘦得如同一只寒鸦那样单薄。再从身体各部位来看，背部要浑圆而厚实，腹部要突出而平坦，手心要温润柔软，手掌则要形如弩弓。脚背要丰厚饱满，脚心则不能太平，以自然弯曲到能藏一鸡蛋为佳——这也是所谓的“整”。如果一个人能相对“整”的话，那么，即使是五短身材，也会地位高贵；相反，如果一个人整体上不协调，即使是两脚长得过分长，也往往命运不佳。除此之外，《冰鉴》的判断还有：一个人走起路来，如同背了重物，那么此人一定有高官之运；走路若像老鼠般步子细碎急促，两眼又左顾右盼闪烁不定者，必是贪财好利之徒。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况，屡试不爽。还有其他的格局：如果两手长于上身，上身比下身长，再有着一副上佳之骨，那么一定会有公侯之封；皮肤细腻柔润，就好像绫罗布满全身，胸部骨骼隐而不现，文秀别致，再有一副奇佳的神态的话，日后不是拜相就是入鼎甲之列……

看头部的骨相，主要是看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果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主要集中在他的面孔上。要考察一个人是奸邪还是忠直，应先看他在处于动静两种状态下的表现。眼睛处于静态时，目光安详沉稳而又有光，真情深蕴，宛如两颗晶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动态时，眼中精光闪烁，敏锐犀利，就如春木抽出的新芽。双眼处于静态时，目光清明沉稳，旁若无人。处于动态时，目光暗藏杀机，锋芒外露，宛如瞄准目标，待弦而发，一发中的。以上两种神情，澄明清澈，属于纯正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有如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有如流动之水，虽然澄清却游移不定。以上两种目光，一是善于伪饰的神情，一是奸心内萌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总是像惊鹿一样惶惶不安。以上两种目光，一则是有智有能而不循正道的神情，一则是深谋图巧又怕别人窥见他的内心的神情，具有这两种神情的多是瑕疵之辈。可是这种奸邪神情往往混杂在清纯的神情之中，这是观察神态时必须加以辨别的……

曾国藩写过很多关于相人之术的文章，但从总体上来说，识人之术只能说是曾国藩的闲情逸致。这些识人术与曾国藩喜欢《易经》的方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抱有很多“玩”的心态。正如古人所说的：“闲来倚窗读易经，不知春去几多回。”读《易》，是不需要太认真的，也不能太刻板，一认真，一刻板，往往就过了。这个世界，充满着太多谜团，让人无法破译，涉足此地，如果抱着轻松游戏的方式和态度，倒是一种快乐；如果过分认真，无疑陷入泥淖。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这一套察人的方法，当然带有很多唯心成分，很多联系牵强附会。但就那个时代而言，人们只能以这种经验总结的方式，对于未知世界进行揣测。曾国藩所采用的，还是农业文明中判断事物的方式，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方式，明显地是有很多弱点的。

无论怎么说，现在看来，曾国藩回老家白杨坪的那一段时间，应该算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拐点。当曾国藩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退下来，置身于这个小山村时，那些平时羁绊自己的念头和思想便如尘埃一样纷纷落下，一种清风明月般的洁净出现了。曾国藩对于人生的目的，对于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关系、处事的原则等等，都有了新的认识。他的整体状态，就像受到某种力量的感召一样，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呈现出一片光明境界。从此之后，曾国藩清晰地知道他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自己有什么优点，弱点又在哪里。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罢了……一个人，一旦抛弃自己的私欲，抛弃个人的利益和情感，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时，仿佛就有一束光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眼前会变得风轻云淡；他的处事，也会变得游刃有余起来。

《晚清有个曾国藩》 大悟山村(5)

后来，曾国藩对于这一段经历有过一段深刻的自省。曾国藩曾经在家信当中谈道：我以前总是自负得很，以为自己本领很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每看见的，总是人家的不是。后来，才知道自己实际上还有很多不足。有了这样的自知之明之后，曾国藩变得谦恭了，也变得圆滑了。以前，曾国藩对官场之风是很厌恶的，很容易和别人发生矛盾，致使自己腹背受敌。重新出山之后，曾国藩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对于乌烟瘴气的官场，也能主动适应了。他的好友胡林翼看出了他的变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胡林翼不无调侃地说他重新出山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看后微微一笑——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要想有所作为的话，就必须适应自己身处的现实环境，适应那种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官场文化。

曾国藩在湘乡白杨坪在籍守制期间，外面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湘军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出走而元气大伤，相反，在二号人物胡林翼坐镇湖北的指挥下，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一举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胡林翼大力举荐、任用湘军大将李续宾、鲍超等，声望直线上升。不过，在湘军中，曾国藩的政治、军事以及精神地位是无法取代的，那些平日里曾国藩积极灌输的“忠”、“信”、“义”的传统道德观，仍像幽灵一样游走在这支队伍中。即使在胡林翼威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备受胡林翼赏识的李续宾，还专门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请胡林翼向朝廷说情，让曾国藩复出。李续宾在信中说：环顾国内大局，只有湘军可以依赖，要实现克复金陵、平定东南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请曾国藩再度出山，由“涤帅”主持前方战事，由“胡公”在后方支撑大局，现在大家都在想念“涤帅”，有的还说出一些不利于胡大人的话。这些，都不利于湘军目前的局面，希望胡大人全力向朝廷建言，让朝廷敦促“涤帅”出山——李续宾的这一封信，代表了绝大多数湘军将领的想法，言之凿凿，坦坦荡荡。聪明的胡林翼从这封信看出湘军还是“唯涤公马首是瞻”，明白曾国藩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胡林翼一直等待时机，准备向朝廷进谏。

这段时间里，太平天国分裂的事态进一步恶化。石达开在逃出南京之后，先是在安庆待了五十多天，惊魂未定，不知所措。然后，石达开拿定主意，准备东进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另外开辟地盘，与金陵争雄。从1867年9月底开始，石达开率精兵万余人从安庆出发，突入江西，经景德镇进入赣南抚州、吉安，又经鹰潭、上饶攻入衢州。一路上各路太平军纷纷加盟，石达开的人马一下子增至十万之众。清廷感到非常震惊，

太平军抄本

火速命胡林翼征调李续宾部增援浙江。出牌的机会终于到了，胡林翼不失时机地向朝廷上了一折，借口皖、鄂军情紧张，拒绝抽调李续宾赴援浙江，逼迫朝廷重新起用曾国藩。朝廷见事态紧急，赶忙召和春赴浙江，和春借口生病，也不赴任。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上了一个奏折，请求朝廷重新起用曾国藩，说只有曾国藩才能对付得了石达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无奈只好降旨，命令曾国藩由原籍迅速返回湘军大营，火速带兵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就这样，曾国藩在白杨坪接到让他重新出山的上谕。

1858年7月，曾国藩再次出山。这段时间沉潜老庄，运其深思，已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内心暗暗生成，现在，该是这种东西开花结果的时候了。经过铜梁山时，曾国藩感慨万千。回乡后，为了方便行人往来，曾国藩曾亲自出资在此修建了一条青石板山路，同时，在峰顶修建了一座两湘亭（这里是湘乡、湘潭两县交界处），并亲自为“两湘亭”题写了对联：“稍停息，到此已登峰造极；息重担，远眺则放眼开怀。”现在，亭子上的对联墨迹似乎未干，自己却又要出征了。站在两湘亭中，极目远眺，曾国藩不由仰天长啸，很长一段时间淤积于胸的浊气，随着一声长啸，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此次再度出山，何去何从，一切都像眼前空蒙的景色一样，云蒸霞蔚中，既无法判断，也无法估量了。

出山之后的曾国藩变得更加迅猛，很快，曾国藩又在长沙一带招募了一支一万五千多人的人马。然后，曾国藩赶到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会商追击石达开事宜。又率部队顺流而下，进入江西境内，图谋从赣南绕道进入浙江，全力追击石达开部。

《晚清有个曾国藩》 大悟山村(6)

太平军士兵服装

重新出山之后，一个新的曾国藩出现了。当年那个稍显刚愎而呆板的曾国藩不见了，现在的曾国藩，是阅尽千帆，始终能保持坚韧之心的曾国藩，是一个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的政治家。当曾国藩重新落座时，就像一个棋手大睡三天，重新端坐在旧日的棋局前。如果说原来的曾国藩是一只刺猬的话，那么，重新出山的曾国藩就更像是一只狐狸，或者说，他变得同时具有刺猬和狐狸的品质——既坚韧有力，又狡猾无比。曾国藩一改往日稳重迟缓的风格，落子飞快，一方面他仍能顽强地将对手拖入泥淖，另一方面，他又能跳将出来，谋划着在适当的时机，竭尽全力丢出自己的胜负手。值得一提的是，在内心的窗口豁然打开之后，那种相关联的幽默感也在曾国藩身上充分体现了。原先紧张而阴鸷的曾国藩开始气定神闲、举重若轻了，他频繁地跟部下谈笑风生，经常说一些笑话，把部属们逗得前仰后合，而他却一直端坐着，捻着胡须，悠然地看着他们，就像看着一群淘气的孩子。曾国藩很少开那种凝重无比的会议，他经常是利用吃饭时间，把将领召集过来，让厨师烧几个好菜，然后，又上一汤好茶，轻轻松松地，就把很多问题解决了。当曾国藩以一种轻松而幽默的方式来对待眼前一切时，他突然发现，战局就如同游戏一样，已变得一目了然。

当然，此刻的曾国藩在骨子里仍是一如既往的忧郁。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在离开这支部队十五个月之后，曾国藩突然发现，这支湘军的变化是那么大，几乎已不是当年的那支湘军了。湘军的军纪变得更糟糕，当年自己为这支部队所制订的很多规章和约束，早就被他们置之脑后。每当湘军夺取一个城镇，随之而来的，即使不是滥杀，也总是在掠夺。枯燥的战争夺走了士兵们最后的一点人性，当年那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此刻已变为名副其实的职业刽子手。这样的变化不仅仅是指那些普通的士兵，甚至，那些饱读诗书的湘军将领，也变得焦躁而冷酷。他们不仅仅对士兵疏于教诲，有的，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士兵的荼毒给予支持。而且，士兵的成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原先曾国藩倡导到偏避山区招兵买马的初衷，早已被他们颠覆，为了省心省力，那些将领们只是在城区附近随意招兵买马。这样，湘军的组成人员鱼龙混杂，社会上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地痞流氓小混混，全都充斥到湘军当中。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无奈。曾国藩刚回湘军遇到的一件事就是：曾国荃的一支部队在江西吉安附近打了胜仗之后，随意屠杀和掠夺，当地的百姓叫苦连天。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将这支两千多人的部队全部解散回老家。曾国藩才不要这样的部队呢，如此失去人性的部队，又有什么益处呢？曾国藩感到困惑的一件事就是，如果很长时间陷入战争泥淖的话，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们会不会因此丧失人性？

曾国藩出山之时，清军正取得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在此之前，湘军李续宾部攻克九江，太平军林启容部一万五千人战死。九江的争夺，是长江沿岸的关键，经历这一场胜利后，湘军大受鼓舞，上上下下普遍轻敌。1858年11月，正当曾国藩全力追击石达开部的时候，噩耗传来，刚刚在九江取得大捷的湘军李续宾部六千多人，被太平天国李秀成、陈玉成联手在庐州三河镇全歼，李续宾和他的亲家，也即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战死。

曾国藩五雷轰顶。李续宾是曾国藩非常欣赏的儒将，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曾国华是曾国藩的三弟，虽然自小起过继给叔父，但一直跟曾国藩、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在一起长大。在曾家，曾国藩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上曾家兄弟姐妹共有八人。曾国藩兄弟五人感情是很深的，二弟曾国潢字澄侯，在族中兄弟中排行居四，称为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小时候过继给了曾麟书的三弟曾骥云，在族中大排行居六，称老六；四弟曾国荃字沅甫，在族中大排行居九，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曾贞幹，字事恒，称季弟。这几个弟弟分别小曾国藩九岁、十一岁、十三岁、十七岁。“长兄为父”，曾国藩在他们面前，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曾国华读书不太用功，科举不顺，但对于兄长，却一直很敬重。当年曾国藩在江西被围困时，正是曾国华奉父亲曾麟书之命，孤身一人到湖北胡林翼处搬了五千救兵，冒着大雨，连续攻下咸宁、蒲圻、崇阳、通城四县，之后又攻克新昌、上高等地，直达瑞州城外，帮助曾国藩缓解了危机。其时正是盛夏，一路行军打仗，曾国华透支了心力和体力，到了瑞州之后，一病不起。稍好之后，曾国华赶到南昌，兄弟相见，悲喜交加。在曾国藩看来，曾国华性情粗躁，缺乏心机，很容易犯错让对手抓住破绽，不太适合打仗，所以曾国藩多次劝阻他回?家。这一回，果真验证了曾国藩的判断。

让曾国藩感到更伤心的是，探子向他报告说：三河战斗结束后，尸横遍野，堆积如山，一开始，连曾国华的尸体都找不到。很多天后，才在如山般的尸体中，找到一具无头尸，只是从衣甲打扮上看，估计是曾国华。谁也不知道那些太平军是如何处置曾国华首级的。曾国藩伤心欲绝，这么多年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曾国藩得到了很多，但他失去的，要比得到的远远多得多。曾国藩整整流了一天一夜的眼泪，悲恸之中，曾国藩提笔写下了一首《哀词》，最后几句是：

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

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曾国藩还为曾国华的葬礼题写了一副挽联：

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

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

鹧鸪声中，曾国藩在大帐中为曾国华招幡还魂。夜幕降临之后，曾国藩圆睁着一双猩红的眼睛，在黑暗中苦苦地酝酿复仇计划。

在总结自己的识人感受时，曾国藩把经验归纳为：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宇，事业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

现在看来，《冰鉴》可以说是一部很有趣的书。虽然这本书假托曾国藩之名，但在书中，的确有很多曾国藩的看法。在曾国藩看来，人的姿容以“整”为贵，这个“整”并非整齐划一，而是整个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均衡、匀称，能够构成一个相对完美的整体。就身材而言，人的个子可以矮，但不要矮得像一头蹲着的猪；个子可以高，但不能像一棵孤单的茅草那样耸立着。从体形上来看，体态可以胖，但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一样臃肿；体态瘦也无妨，但又不能瘦得如同一只寒鸦那样单薄。再从身体各部位来看，背部要浑圆而厚实，腹部要突出而平坦，手心要温润柔软，手掌则要形如弩弓。脚背要丰厚饱满，脚心则不能太平，以自然弯曲到能藏一鸡蛋为佳——这也是所谓的“整”。如果一个人能相对“整”的话，那么，即使是五短身材，也会地位高贵；相反，如果一个人整体上不协调，即使是两脚长得过分长，也往往命运不佳。除此之外，《冰鉴》的判断还有：一个人走起路来，如同背了重物，那么此人一定有高官之运；走路若像老鼠般步子细碎急促，两眼又左顾右盼闪烁不定者，必是贪财好利之徒。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况，屡试不爽。还有其他的格局：如果两手长于上身，上身比下身长，再有着一副上佳之骨，那么一定会有公侯之封；皮肤细腻柔润，就好像绫罗布满全身，胸部骨骼隐而不现，文秀别致，再有一副奇佳的神态的话，日后不是拜相就是入鼎甲之列……

看头部的骨相，主要是看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果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主要集中在他的面孔上。要考察一个人是奸邪还是忠直，应先看他在处于动静两种状态下的表现。眼睛处于静态时，目光安详沉稳而又有光，真情深蕴，宛如两颗晶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动态时，眼中精光闪烁，敏锐犀利，就如春木抽出的新芽。双眼处于静态时，目光清明沉稳，旁若无人。处于动态时，目光暗藏杀机，锋芒外露，宛如瞄准目标，待弦而发，一发中的。以上两种神情，澄明清澈，属于纯正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有如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有如流动之水，虽然澄清却游移不定。以上两种目光，一是善于伪饰的神情，一是奸心内萌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总是像惊鹿一样惶惶不安。以上两种目光，一则是有智有能而不循正道的神情，一则是深谋图巧又怕别人窥见他的内心的神情，具有这两种神情的多是瑕疵之辈。可是这种奸邪神情往往混杂在清纯的神情之中，这是观察神态时必须加以辨别的……

曾国藩写过很多关于相人之术的文章，但从总体上来说，识人之术只能说是曾国藩的闲情逸致。这些识人术与曾国藩喜欢《易经》的方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抱有很多“玩”的心态。正如古人所说的：“闲来倚窗读易经，不知春去几多回。”读《易》，是不需要太认真的，也不能太刻板，一认真，一刻板，往往就过了。这个世界，充满着太多谜团，让人无法破译，涉足此地，如果抱着轻松游戏的方式和态度，倒是一种快乐；如果过分认真，无疑陷入泥淖。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这一套察人的方法，当然带有很多唯心成分，很多联系牵强附会。但就那个时代而言，人们只能以这种经验总结的方式，对于未知世界进行揣测。曾国藩所采用的，还是农业文明中判断事物的方式，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方式，明显地是有很多弱点的。

无论怎么说，现在看来，曾国藩回老家白杨坪的那一段时间，应该算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拐点。当曾国藩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退下来，置身于这个小山村时，那些平时羁绊自己的念头和思想便如尘埃一样纷纷落下，一种清风明月般的洁净出现了。曾国藩对于人生的目的，对于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关系、处事的原则等等，都有了新的认识。他的整体状态，就像受到某种力量的感召一样，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呈现出一片光明境界。从此之后，曾国藩清晰地知道他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自己有什么优点，弱点又在哪里。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罢了……一个人，一旦抛弃自己的私欲，抛弃个人的利益和情感，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时，仿佛就有一束光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眼前会变得风轻云淡；他的处事，也会变得游刃有余起来。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1)

1861年，曾国藩满五十岁，从1854年出山作战开始，屈指一数，与太平军的战争已经到了第七年。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曾国藩发现，自己改变得太多了。有时候，曾国藩照镜子，就像看见陌生人一样。这个人已不是一个气宇轩昂的读书人了，他开始变得衰老，变得臃肿，变得皮肤松弛，牙齿松动，行动迟缓。这些，只是外部的变化。在内部，有一些东西已然冷若冰霜，变得更加冷酷和坚韧了。当然，有一种惊人的洞察力出现了——曾国藩往往一瞥之中，就能断定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这是一种惊人的能力，也是一种特别的智慧。曾国藩已变成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拥有足够的耐心和坚韧，去等待别人的失误，等待别人力衰势竭，而一旦对手稍稍有点走神，或者一时控制不住，露出一些破绽，曾国藩便会像潜伏的眼镜蛇一样，一跃而起，死死地咬住对方的死穴。

现在，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了。这个一直不好色、不赌博、不酗酒、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运动，只喜欢读书和下棋的传统书生，将自己的全部心力都用于军事的筹划和搏击之中。战争就是智力和暴力的对垒，曾国藩就像一头重新出山的狼一样，一方面变得更加凶猛，另外一方面变得更加阴险狡猾。他疯狂地撕咬着别人，同时进行的，还有自己与自己的战争。

战争一如既往地惨烈。这样的惨烈，在更多的时候，对人心也是越来越大的考验。曾国藩致书曾国荃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曾国藩已放弃了原来的带兵理想。现在，他只想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惜代价，也不惜妥协。战局转入中盘之后，像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的儒将兼“道德完人”已陆续丧生，营一级的将领中，读书人已越来越少了，曾国藩不得不开始放弃他一开始只起用读书人为将的初衷，开始大规模地启用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猛将。他太需要胜利了，至于军纪以及战争过程中的屠杀和掠夺，曾国藩已顾不得了。新提拔上来的大部分将领只能勉强认识几个字，但他们打仗勇敢不怕死，能攻城拔寨。曾国藩起用鲍超和朱洪章就是一个信号——鲍超曾是湖南黑社会组织“哥老会”的头目，他大字不识，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打起仗来剽悍无比；朱洪章也是如此，几乎没读什么书，行伍出身，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到了1859年之后，湘军与太平军进入了全面交锋阶段。1859年冬，江南大营的清军对金陵的包围趋紧，进攻猛烈，金陵险象环生。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风驰电掣地从浦口赶回金陵。这个烧炭工出身、身经百战的将领向洪秀全建议集中兵力全力歼灭江南大营，以消除金陵的心腹之患。商议的结果，是照搬了当年“围魏救赵”的方式——李秀成先虚张声势全力进攻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文人出身，不擅布兵，下令兵士死守。各路救援的清军畏葸避战，进展缓慢，到达杭州附近后，见太平军势大，谎称道路不通，远遁躲避。李秀成一举攻下了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战死。听闻杭州被攻占，咸丰忧愤至极，下诏催促江南大营的和春、张国梁派兵去救。在这种情况下，江南大营慌了神，连忙调集主力赶赴浙江。李秀成知晓江南大营兵马调动的消息后，立即从杭州杀了一个“回马枪”，与陈玉成联手，兵分五路，直扑金陵城下。具体安排是：陈玉成自全椒南下渡江，经江宁镇杀向板桥；李秀成从溧阳、句容直杀向淳化镇、紫金山；李世贤自常州、金坊杀向金陵北门；杨辅清自高淳杀往秣陵关、雨花台；刘官芳自溧阳趋往高桥门。

1860年5月5日，李秀成、陈玉成的十万兵马突然出现在清军江南大营前，只有数万人的江南大营溃不成军，太平军一上午就歼灭清军一万余人。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张国梁等败逃江苏丹阳。李秀成紧追不舍，指挥太平军全力攻克丹阳，击毙江南大营帮办张国梁。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往上海；和春继续败逃到苏州城郊之后，又惊又怕，自缢身亡。李秀成一直追到上海城下。6月2日，李秀成又会合李世贤军攻占苏州，清江苏巡抚徐有壬战死。这一次太平军大获全胜，不仅顺利地解除了金陵之围，而且使东南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清军经营了很多年的局面一下子逆转。

太平军攻打江南大营之时，曾国藩的湘军大营正驻扎在安徽宿松县，全力准备安庆战役。所部万余，分布在潜山、太湖、宿松一带；李续宜近一万人，也驻扎在桐城西南，掩护包围安庆的曾国荃部。小小的皖西，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兵马，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喧马嘶，鸡犬不宁。江南大营被攻破的消息传来之时，曾国藩正和部下们在宿松罗家祠堂悼念战死的浙江巡抚罗遵殿。罗遵殿是安徽宿松人，也是胡林翼的好友，前一年，他先从湖北藩司的位置上调任福建巡抚，数月后，又调任浙江巡抚。没想到此番调动，竟遭此噩运。罗遵殿的灵堂一派肃杀气象，高高悬挂的挽联由曾国藩亲笔题写：“孤军断外援，差同许远城中事；万马迎忠骨，新自岳王坟畔来。”现在，江南大营二次被破的消息，无疑雪上加霜，在曾国藩看来，这样的错误完全不应该犯下，绿营是朝廷的正规军，无论是装备还是筹饷上，都远远超过湘军，更何况朝廷对于绿营一直很重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这样的失败，明显是因为指挥失误、官兵怕死造成的。江南大营一破，太平军必定会重新集结人马，将主攻目标对准南京上游。这意味着湘军的压力会继续增大，湘军弟兄们会因此加倍牺牲。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2)

吊唁之后，曾国藩会同胡林翼等湘军高级将领在宿松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非凡意义的会议。曾国藩和众将领在分析了军事形势之后，坚信战争的最终胜利一定属于湘军。而且，绿营一败，朝廷肯定会重用汉臣，形势将会有根本性的转机。在此之前，湘军在长江中游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后，虽然受到朝廷的重用，但湘军毕竟是“体制外的军队”，始终没有纳入最可依赖的圈子。曾国藩知道朝廷的真实想法，那就是：让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鏖战拼消耗，而让绿营在金陵地区集结，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胜利果实则由绿营来摘取。但朝廷没有料到的是，民兵部队湘军越打越强，逐渐占了优势；正规军绿营却屡战屡败，不堪一击。江南、江北大营连续被攻破，特别是这一次江南大营惨败，朝廷肯定会调整有关政策——半月以后，湘军大营收到消息，对于江南大营被破事件，咸丰非常愤怒，下旨将逃到上海的何桂清革职逮问；军机大臣彭蕴章革职。听到这样的消息，曾国藩稍感愉快一些，何桂清一直跟曾国藩不和，彭蕴章更是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这些人不在台上，对曾国藩当然是好事。

1860年6月李秀成攻克苏州，形势对于清廷变得越来越不利，朝廷不得不打曾国藩和湘军这张牌了——一个好消息传来——6月8日，朝廷着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令统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复东南。8月上旬，朝廷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又将杨岳斌、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拨归曾国藩节制调遣。

接到上谕的那一刻，曾国藩长吁一口气，终于感到扬眉吐气了。曾国藩得到的，不仅仅只是官位，更重要的，还是承认。从一开始组建湘军起，曾国藩就一直在不信任甚至打压中度过。或许朝廷清楚地知道，曾国藩之所以挺身而出，只是为了维护汉民族数千年的文化道统，对于满族的朝廷，并不是油然于心。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朝廷此番决定，对湘军各方的情形有利，尤其是那些抗战的兄弟们，会因此有些名分，对于今后的前程，也会有利一些。身处两江总督的位置，曾国藩担心的一点是，太平军在苏南一带势头正旺，力量倍增，此时让他督办江南军务，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家信当中，曾国藩流露出自己的情绪：担当此重任，深感害怕，最担心的是跟前任一样，遭受失败，让自己的家人蒙羞。这样的事，真不知是祸还是福，只有自己辛勤地做事吧，以报效朝廷。

有一个小插曲，足以说明曾国藩的做人准则——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幕僚提醒说，在任命过程中，新上任的军机大臣肃顺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因为肃顺的举荐，咸丰才下决心让曾国藩担当两江总督的。建议曾国藩给肃顺写一封感谢信，这样对曾国藩以后的升迁也有好处。曾国藩考虑一番后，没有写这封信，他觉得自己担任两江总督是朝廷的任命，不是哪一个人的原因，如果硬要归功某一个人的话，就把是非搞颠倒了。曾国藩只是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以谢龙恩。等到咸丰去世，慈禧联合慈安以及咸丰的两个弟弟发动宫廷政变，杀掉肃顺之后，在肃顺家找到一个密封的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命官给肃顺的效忠信，几乎所有人的都有，唯独没有曾国藩的。这一下，也让慈禧对曾国藩有了一个很好的认识，确认曾国藩是忠于朝廷的大臣，也敢用曾国藩了。一次阴差阳错的经历，足以说明曾国藩的处事原则和处事方法。

应该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的转折点，也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和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所造就的强大保守联盟，才使得这个腐朽的王朝苟延到二十世纪。同时传来的好消息是：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请求，在全国推广厘金制度。这一件事，让曾国藩非常高兴。这样，湘军的军事供给就有了很大的保障，最起码，会比以前的状况改善很多。晚清的厘金制度，是1853年帮办江北大营的刑部侍郎雷以创议的，其办法是，在盐、土药、洋药以及百货中征收百分之一的厘金，用于地方库银，这一部分，主要作为地方政府承担的军饷。1856年，曾国藩曾与湖南巡抚骆秉章达成协议：湖南的大部分厘金被指定作湘军经费之用。曾国藩重新出山之后，曾经力争为整个江西的厘金另外开辟一个不受省布政使控制的特别官署，这样，便绕开正式的财政机构，将这一部分钱财直接用于湘军的供给上。但这个渠道一直通行不畅。现在，朝廷正式同意了这一项措施，这意味着从此之后，湘军军费有了重要保证。曾国藩如释重负，自己这么多年牵扯精力最多的，就是湘军的供给。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3)

1860年7月3日，滂沱大雨中，曾国藩按照朝廷的旨意，从宿松开往皖南。28日，到达徽州祁门县。祁门是安徽最南部的一个县，跟江西景德镇交界，是南京和南昌之间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也是湘军和太平军的重要粮道。曾国藩把自己的大营设在县城敦仁里弄堂的洪家大院里，这座大屋建于清代中期，原为一洪姓大茶商的私宅，坐北朝南，由承恩堂、养心斋、承泽堂、思补斋四部分组成，房房相连，屋屋相通，是驻扎军队的理想之地。曾国藩在洪家大屋巡视了一番后，决定将行辕设置在后花厅之中。然后吩咐笔墨伺候，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让人贴在柱子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原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

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往往都会亲自撰写楹联。在楹联中，往往能看出那一段时间曾国藩在想些什么，努力避免什么。祁门洪家大屋的楹联显示，到祁门时，曾国藩的心情不错。

曾国荃

在祁门的那段时间，曾国藩主要是部署防务，查视营垒，巡视岭防，督战徽城。白天繁忙的军务停歇下来之后，每天晚上，曾国藩就要一个人在堂前凝神屏息端坐一会，这样，就可以让白天的喧嚣和烦躁如尘埃般慢慢落下，内心的涟漪也如微风掠过后的湖面一样，重新归于平静。曾国藩喜欢在这样的静谧中，汲取神秘的力量。然后，曾国藩会继续抖擞精神，处理大量的来往公文。有时候，在公文处理的闲暇，曾国藩会认认真真地写一些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就像候鸟一样，顺着蛛网般的驿道飞向四面八方，当它们飞回来的时候，又带来了各地的消息。写信，是曾国藩多年养成的习惯了，既是曾国藩的安慰，也是他情绪的通风口。当曾国藩提笔写信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大臣，不是一个杀人机器，一个暴徒；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兄长，一个朋友。曾国藩写信对象最多的，就是几个兄弟，还有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在曾国藩看来，自己的几个兄弟，国潢生性疏阔，国荃豪爽任侠，至于曾国华和曾贞幹（国葆），曾国藩一直担心他们“气太清”，气太清，就容易单薄，所以每次曾国藩都要嘱咐他们多读书，只有深厚的思想和扎实的学问，才能弥补气质的轻薄。当然，曾氏兄弟在通信当中，有很多家长里短的私事。在曾国藩看来，家事与国事，同样重要，疏忽不得。咸丰九年底，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安排他回老家全权主持兄弟之间的分家。曾国荃回了老家荷叶塘一趟，把兄长的意思向大家转达了。这次分家，几个兄弟互相谦让，姿态都非常高。在宿松驻扎的曾国藩收到了妻子从老家来的信，告知他分家的情况：

内有分家分关一纸稿。大分金、玉二号，系先考与叔父离轩所分。小分福、禄、寿、喜四号，系余与澄、沅、季洪兄弟四人分，配合停匀，公私咸得欢心，沅弟之所经营也。

兄弟几个中，曾国藩最偏爱的，就是九弟曾国荃了，花费心血也最多。曾国藩最担心国荃的急躁脾气，几乎每次给曾国荃写信，都要告诫他不要冒进，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于大他十三岁的家兄，曾国荃当然非常尊敬，曾国荃统领“吉”字营时，曾在军营中手书一联，挂于帐中：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曾国藩还写过一首《忆弟诗》送给曾国荃，这诗曾在湘军中广为流传：

无端绕室思茫茫，明月当天万瓦霜。

可恨良宵空兀坐，遥怜诸弟在何方？

纷纷书帙谁能展，艳艳灯花有底忙？

出户独吟聊妄想，孤云断处是家乡。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4)

每一次写信，曾国藩总是不厌其烦，细致无比。读曾国藩的信函，可以感觉到的是，无论什么时候，曾国藩的气脉都非常顺畅，仿佛这些信函不是写自剑拔弩张的军中大帐，而是置身于恬静安宁的乡野古舍。当然，在家书中，曾国藩也流露出他的迷茫和痛苦，告知家人一些棘手的事情，比如他身患癣疮所遭遇的折磨——这种皮肤病自曾国藩三十岁时感染后，一直没能见好，曾国藩整天感到瘙痒，尤其是到了夜晚，更是奇痒难耐，无法入睡。曾国藩每到一地，就遍寻名医，但几乎所有中医对这种奇怪的皮肤病都束手无策。在信中，曾国藩经常向他的亲人们叙述自己患病的痛苦和无奈，排遣郁闷，也寻找慰藉。曾国藩就是这样心无旁骛地写着家信。家信对于曾国藩来说，就像是每天必需的修身功课，让曾国藩在肃杀冰冷的战争岁月里，感受到来自老家的温暖，也让他冶炼安详凝重的静气。

进军皖南，是朝廷的旨意，刚刚就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自然不好违背。因为江南大营溃败，金陵附近清军势力不再，朝廷想让曾国藩领军东援，继续给金陵施压。曾国藩也知道孤军深入的危险，移师祁门，在很大程度上，曾国藩只想做一个姿势给朝廷看。此次屯兵祁门，也是跟胡林翼商量过的。之所以把大营选择在祁门，主要出于多重考虑，一是湘军的钱粮供给大都来自江西，驻军祁门，可以保证江西的安全，确保饷源的供给；二是根据事态发展的情况，可以随时从皖南东进浙江，攻克杭州、湖州，在南部，对金陵形成包围；三是可以兼顾安庆那边的战局，如果时机不成熟，就掉头回安庆城下。在曾国藩心目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迅速进驻浙江，杀到金陵城下，而是步步为营，把长江沿岸的各个城市，逐一收复，稳扎稳打，然后由西向东推进，直逼金陵城下。在曾国藩看来，安庆的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太平天国长江沿岸的一个桥头堡，如果这个桥头堡占领了，大势就会逆转，胜利的天平也就会倾斜。曾国藩率领人马到达祁门之后，太平天国立即有了激烈反应，调集了李世贤部和李秀成部，全力堵截湘军的进攻路线。这样，一直以来富庶宁静的皖南，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那段时间里，大大小小发生在皖南的战役，竟达百余次之多。由此可见战争的频繁和惨烈。

徽州的战斗差一点让曾国藩身败名裂。这个时候，曾国藩的主力部队一部分在安庆城下，一部分在江西境内，战线拉得过长。一万多人进入徽州后，一下子掉入太平军的包围圈中——当时，在皖南的东北面，由太平军李秀成据守；在南面，则是太平军李世贤部；在西北，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的大军一直在长江沿岸，总兵力在五万左右。置身这样的局面，无疑岌岌可危。湘军在徽州的崇山峻岭中一再受阻，通向浙江的道路无法打开。这当中，最严酷的战争是徽州府的失陷。1860年10月，太平军两路夹击，一路从北到南，从宁国方向杀向祁门；另一路则由南至北，从景德镇方向杀来。从宁国方向杀来的太平军连续攻克旌德、绩溪，兵临徽州府城下。曾国藩下令徽州府的将领李元度坚守不出，李元度违背命令，轻易出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徽州府失守，李元度无脸见曾国藩，南下逃走。曾国藩勃然大怒，要将李元度军法治罪，李鸿章等一帮幕僚苦苦相劝。为此，曾国藩还跟李鸿章翻了脸，致使李鸿章后来出走南昌。

危机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侵犯天津、北京，击败僧格林沁的军队。咸丰只好带着皇妃、皇太子及亲信大臣肃顺、载垣、端华等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十万火急中，咸丰降旨，要曾国藩速派鲍超率精兵数千拱卫京师。接到诏书，曾国藩和胡林翼一下子慌了神，此时此刻的曾国藩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正指望鲍超军从江西赶往皖南救援，如果鲍超军此时转赴京城，皖南的战局将彻底崩溃。如果不派部队进京，曾国藩又会背上一个“抗旨”罪名，同样也承担不起。情急之下，曾国藩赶忙召集幕僚商议，李鸿章的一个建议解了燃眉之急，那就是采取“拖”的方式——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国藩和胡林翼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一招，明显的是给朝廷出难题，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这样，朝廷当然不同意，还会下诏来调人。这样，信在路上一来一往，就会占用很长时间——也就达到了争取时间、调集人马的作用。这一招果然有效——不久，京城的事态得到了有效缓解，曾国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与八国联军已议和，鲍超军不用北上。

一个危机躲过去了，另一个危险接踵而至。1860年12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部由羊栈岭进山，攻克黟县，距祁门湘军大营仅有六十里。此时此刻，祁门已是一座空城，除了大营内的一些亲兵之外，其他湘军全距祁门很远，曾国藩想调集部队回援已不可能。曾国藩长叹一声，准备原地等死。那天晚上，曾国藩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将亲兵全打发到内室之外，一个人在灯下安静地写自己的遗嘱，让人连夜送往湖南老家。天亮之时，一个好消息传来，湘军鲍超部和张运兰部昼夜行军，赶到祁门附近，全力抵挡李秀成部的进攻。由于李秀成不知道曾国藩的大本营在祁门，没有全力进军祁门，部队退出了羊栈岭，绕道进了浙江。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5)

虽然皖南的形势得到了缓解，危机并没有解除。不久，太平军又先后兵分两路进军祁门，这一次，是太平天国主将陈玉成亲自率领人马。形势变得异常紧急：在北面，太平军攻到了仅离祁门二十里的地方；在南面，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克景德镇，皖南镇总兵陈大富战死；在东面，李秀成部也从浙江境内掉转方向，再次向徽州发起攻击。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包围之中。1861年4月，曾国藩由祁门赴休宁，调集徽州境内的各军进攻徽州府，以期打开通往浙江之路，徽州府的太平军乘夜出城偷袭，湘军大败溃散，太平军乘胜追击，将曾国藩围困在休宁。高度危机之时，曾国藩只好坐在大帐之中，再次给儿子纪泽、纪鸿写信。从这封信中，我们看不到慌乱，却能感受到事态的危急；还可以管窥曾国藩的真实思想——很明显，这已算是一封遗书了：

接到你们二月二十三日来信，知道家中兄弟五房都很平安，心中很安慰。我在初三日到达安徽休宁县，就听到景德镇失守的消息。初四日所写的家书，托你们九叔曾国荃寄回湖南老家，已经讲到此地的局势十分危急，恐怕难以支持下去。但还想到可以强攻徽州，如果得手，还是一条生路。初五日强攻徽州，强中营和湘前营在西门受到一次挫败；十二日再攻，未能引诱敌人出城一战；当夜二更天，敌人偷偷出城打劫营寨村庄，强中营和湘前营大败。……目前的局势更加紧急，四面都被阻塞，外面的接济已断绝。经过这次大败，军心受到很大的震动。我所盼望的是左宗棠的军队可以打败景德镇和乐平的敌人，鲍超的军队能从江西湖口迅速来救援，事情或许可能有转机，不然的话，这里就不堪设想了。

我自从投入军事以来，即抱着一种临危受命的志向。丁巳和戊午那两年在家养病，常常怕自己突然在家中去世，违背我的初志，失信于天下人。后来起复再出山打仗，意志尤其坚定。这次即使遇到什么不测之祸，我也毫无牵恋的了。回想我自己，从小贫穷无知，现在能官至一品大员，年龄也已过五十，在外面也稍有点名声，又手握兵权，占据了高位，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只是我对古文和诗歌，都花了不少精力，苦苦地加以探索，但是没有好好地创作，在这方面施展才华，打开一条大路。我对古文的研究尤其有根源和依据，如果现在突然死了，那么我的一些心得，就永远无人领会了。我的书法用功较浅，但近年也深入了一些。这三方面一无所成，心中不免耿耿于怀。

至于行军打仗，本来不是我的专长。因为打仗要用奇兵，而我的性格太平易；打仗要欺骗对方，而我的性格太直，这怎么能对付兵势滔天的敌人？以前虽然有些胜利的捷报，那也是侥幸，并不是我应得的战果。你们兄弟长大之后，切切不可涉足于军队之间，这种事难以见功业，而且容易造下大孽，尤其会留给后代人非难的口实。我长久地在行军中生活，每天如同坐在针毡上一样。稍可安慰的是我没有辜负我最初的愿望，没有辜负我的学问，没有一刻忘掉仁政爱民的心愿。近来我的阅历更多，深深体会到带领军队的痛苦。你们都要一心一意地读书，将来不能从军，也不必出去做官。

我教育子弟有“不离八本”和“三致祥”的格言。这“八本”是：读古书要以字句解释为本，作诗文要以讲究声调为本，侍养父母要以得到他们的欢心为本，修养身心要以少恼怒为本，立身处世要以不乱讲话为本，治家要以不迟起床为本，做官要以不要钱为本，行军打仗要以不骚扰百姓为本。“三致祥”是：孝顺能带来吉祥，勤奋能带来吉祥，宽恕能带来吉祥。我的父亲竹亭公教育别人，专门讲一个孝字，所以他在少壮时期敬爱父母，晚年热爱儿女，都出于心中一片至诚，所以我为他写的墓志铭，就只说这一件事。我的祖父星冈公教训别人，则有八个字，还有“三不信”。八个字是:“考”（不忘祭祖先）、“宝”（与亲属邻里和睦相处）、“早”（早起）、“扫”（打扫庭院）、“书”（读书）、“蔬”（种蔬菜）、“鱼”（养鱼）、“猪”（养猪）。“三不信”是一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二不信土地庙神仙鬼怪，三不信医药。处在这个乱世之中，钱越少，就越能免除祸患；家中用度越俭省，就越能养福延年。你们兄弟将来奉养母亲生活，除了一个“劳”字和一个“俭”字外，没有其他安身立命的办法。我在此军事极其危急之时，将这两个字叮嘱你们一遍，此外也就没有什么遗训给你们了，你们可以将这点意思禀告给几位叔叔和母亲，不要忘掉。

遗书送出之后，曾国藩还与刚刚赶来为自己出谋划策的老友欧阳兆熊开玩笑：“死在一堆如何？”欧阳兆熊大笑着应允了。也算是曾国藩命不该绝，第二天，由南面包抄而来的太平军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与左宗棠大战后溃败，无奈何只好撤兵浙江。徽州府的太平军听到这个消息后，信心顿失，也将人马北移，撤出了徽州。危机再次解除，曾国藩的心重新落回胸腔。此次绝处逢生，明显地暴露了太平军的命门，那就是，太平军的各路人马全是各自为战，缺乏配合和协作，关键时候，往往难以形成合力。这是典型的游寇习气。对于这样的对手，曾国藩的信心更足了。在此之后，湘军进行了大规模反扑，陆续收回徽州府所在地歙县以及黟县等地。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曾国藩胸中变得成熟，那就是利用围攻安庆的机会，大量歼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先从英王陈玉成下手。曾国藩开始将目光死死地盯在长江沿岸，精心设计一个巨大的陷阱，诱骗对手不顾一切地往里跳。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6)

1861年5月5日，曾国藩留张运兰守祁门，将湘军大本营从祁门转移到长江边的东流。如果说曾国藩将大本营设在祁门是由于首鼠两端拿不定主意的话，那么，搬迁到安庆城对岸的东流，则表明铁心图谋安庆之役了。到了东流后不久，夏天到来了，白天的长江边上像个火炉一样，热浪灼人；但一到夜晚，习习江风中，又变得异常凉爽。置身长江边上，每到夜色降临，曾国藩就把自己关在大帐里，踱着步，像一头将要出击的孤狼一样，周密地思索战争的步骤。对于安庆战役，曾国藩总体上是这样考虑的：一是一定要攻下安庆，拿下金陵的桥头堡；二是围城打援，先围而不攻，一方面减少损失，另外一方面重点打击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援兵。在曾国藩看来，二十来岁的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虽然打仗勇猛，但在谋略上远远不够。曾国藩想把陈玉成部队先拿下，给在三河之战中毙命的李续宾和曾国华报仇。

实际上从1860年秋天开始，湘军就已经将安庆城团团围住。围城的主力，正是曾国荃的“吉”字营。“吉”字营在安庆城的北、东、西三面挖了很多长壕深沟，又堆筑几个高高的土城，筑成牢固的防御工事，切断了城内太平军与外界的联系。安庆的守军共有两万余人，都是陈玉成的部下。自185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西征攻下安庆后，考虑到安庆地理位置的重要，太平军一直派重兵守护。到了1860年，太平军已驻守八年之久。驻守期间，太平军将城墙筑高了五尺，又添筑子城一道，子城南自镇海门西起，先西北后东北绕一大圈后，止于北城墙。除此之外，太平军还另建了一座“耳”城，全力保卫安庆。这样，城内的太平军与城外的湘军形成了对峙局面，双方都构筑了铁桶般的防守阵势。

从1861年5月开始，曾国藩将他的全部精力用在安庆战役上。他的三角眼鹰隼一样死死地盯住安庆，没有什么能让他转移注意力。战争进行到中盘之时，这个一开始不会打仗的人，对于军事的驾驭和调度已明显熟稔了，甚至有了几分诸葛孔明的神韵，对于战局的控制和调度，已变得游刃有余。这时候，湘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方针，那就是，对待太平天国这样的对手，不能轻易打浪仗，要集中优势兵力，给对手以致命打击。

布置战术之余，曾国藩安详地在大营之中开始了自己的菜农生涯。每天下午，他都要一身短打，扛着锄头进入自己的菜园，锄草、松土、浇肥。在给老家的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对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感到怡然自得：

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芸草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引水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一家园土有限，断无横沟，而直沟则不可少。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

当曾国藩如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津津有味地摸索种菜之经验和方法的时候，那段时间，在安庆附近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湘军，他们正按照曾国藩的部署，张开了口袋阵，等着陈玉成带领太平军钻进来。对于曾国藩的围城打援之计，太平天国同样制定了针对性的措施：安排李秀成从长江南面、陈玉成从长江北边同时进军，夹攻武昌。武昌是湘军的大后方，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老巢，湖广总督所在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如果太平军围攻武昌，必定会让曾国藩分兵，这样，安庆之围也就迎刃而解了。

陈玉成不愧为太平军的急先锋。很快，陈玉成带领数万大军进驻安庆桐城附近，虚晃一枪后，转道皖西，连下英山、蕲水，攻占黄州，逼近武汉。陈玉成的西进，是曾国藩和胡林翼最为忌惮的，此刻湖北境内兵力空虚，几乎不堪一击。没有想到的是，陈玉成在黄州驻扎时，恰巧英国长江水师提督何伯巡视到了武汉江边，见陈玉成大兵屯集，便让参赞巴夏礼告诫陈玉成，如果陈玉成进攻武汉的话，英国商业利益将会受损，他们不会袖手旁观。这等于警告陈玉成不能进攻武汉。在这种情况下，陈玉成只好放弃对武汉的进攻，转向进攻鄂北的襄樊一带。这样的军事调动根本不足以吸引曾国藩西援。曾国藩和胡林翼得悉后大松了一口气，重新布置人马进攻安庆。一直到几个月后，陈玉成才掉转人马，回到安庆集贤关附近，开始在外围直接进攻围城的曾国荃部。

《晚清有个曾国藩》 脱胎换骨(7)

在长江以南，李秀成由浙江进入江西中部之后，迂回辗转，沿赣江北上，攻下吉安、瑞州。湘军九江守将吴坤修急忙派人向曾国藩告急，请求火速派兵救援。这时候曾国藩手中的机动部队只有鲍超一军。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让鲍超军驻扎在九江与安庆之间的地方，伺机而动。关键时刻，李秀成优柔寡断的老毛病又犯了。曾国藩看透了李秀成的心思，料定他肯定会投鼠忌器，不敢进攻九江。素来小心谨慎的曾国藩一反常态，大胆地将鲍超军调至安庆城下增援。安庆的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陈玉成见鲍超援军将至，料定自己独力难解重围，只好留下刘仓琳等精锐一万二千人分守安庆城外的集贤关、菱湖等营垒，自己带五千人去接应来援被阻的洪仁　、林绍璋、黄文金、杨辅清等部。陈玉成的离去，更给湘军可乘之机。曾国藩下令各部全力围歼刘仓琳，同时分割陈玉成等人的救援。陈玉成在与洪仁　等会师后，无法突破湘军多隆阿的挂车河防线。这样，刘仓琳部太平军主力一万二千人全部被歼。这一结果，使得安庆攻防战基本定局。陈玉成率各路援军因为无法突破挂车河，只好绕道湖北境内驰援安庆。太平军大队人马从西部长途跋涉，好不容易到达安庆城下时，早已人困马乏，成了强弩之末。虽然陈玉成带领太平军全力发动进攻，想解安庆之围，但湘军兵强马壮，又早有准备，陈玉成几次进攻均告失利，手下大将程学启部还投降了湘军。这是一次全面交锋的战斗，湘军在太平军的内外夹击下，两边行动，一部分全力攻取安庆，另一部分全力抵御陈玉成在外围的救援。

那段时间，整个战局陷入了胶着状态。旌旗蔽日，尸横遍野。在战争面前，时间仿佛停滞，生命就像泡沫一样脆弱而短暂。在东流大营，前方的消息像走马灯似的传来，曾国藩心急如焚，食不下咽，整夜都无法合眼。曾国藩的皮肤病也因为内心的火急火燎，瘙痒得更厉害了。可以说，曾国藩每时每刻都面临精神崩溃的危险。这一场徒死的对抗完全是力拼消耗，在安庆，守城的太平军渐至弹尽粮绝；在城外，攻城的湘军也开始面临饥饿，他们供给的粮路同样被外围的太平军切断。时间一如既往地漫长阴晦，食物储备变得越来越少了，到军士手中的食物如同垃圾，能调动大家情绪的酒也没有了。白天在阵地周围遮天蔽日的，是如阴霾一样的乌鸦，它们喑哑地鸣叫，如同鬼魂一样在阵地上游荡。更让人觉得讨厌的，是战壕里出现了成群成群的老鼠，像集体发了疯似的，向所剩无几的食物发动攻击；夜晚之时，它们甚至把在沟壕里睡得像死猪一样的湘军军士的耳朵或者鼻子咬掉。湘军军士们不仅仅要跟太平军打仗，还要跟这些“强盗”作战，把它们赶到角落里，目的不仅仅是消灭它们，而且为了将其当作美食享用……阵地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掉了，然后，吃捆绑帐篷的牛皮带，吃一切有绿色的植物……

1861年8月底，湘军由城外马山直抵北城门城墙根的地道终于挖通了，湘军用炸药将城墙下的地道塞得满满的。1861年9月5日，曾国荃下令点火，随着炸药“轰”的一声巨响，安庆北城墙被炸出一个豁口，太平军叛将程学启部率先呐喊着攻了进去。安庆的太平天国守军自叶芸来以下一万六千多人已饿得奄奄一息，失去了抵抗力，眼睁睁地看着湘军的大刀向自己头上砍来。此刻的陈玉成站在不远处的山头上，亲眼目睹了安庆城的失陷，长啸哀号，泪如雨下。然后，命令部队掉转方向，撤回庐州。在东流的曾国藩第一时间接到了战报，欣喜若狂。安庆战役是一个转折点，在抢占了这个战略高地之后，曾国藩清晰地知道，胜利已唾手可得了。

1861年9月25日，曾国藩渡江后进入了安庆。昔日的太平天国英王府被修缮了一番，恭候他的到来。进入这座文化古城，曾国藩感慨万千，这座昔日人气十足的市民城市，在经历了这场浩劫之后，一如阴曹地府似的阴森，大街小巷的每一个人都戾形鹤立。在湘军攻下这座城市之时，这里已经开始吃人肉了，人肉价五十文一两，割新死者肉也要四十文一两。城破之时，太平军的锅里，皆煮人手足，有的碗中还有人的手指。听着这样的消息，曾国藩脸色都变了。

战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比。曾国藩的所见所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他视线没有到达的广袤地区，平民百姓更是无比悲惨：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一些随身携带财宝的富人同他们为数不多的仆人在大路上被趁火打劫后勒死；一些断垣残壁在冒烟，瓦砾下压着无法确认的一家老小；一些被抓走的弱女子，或受蹂躏，或因为寒冷或遭遗弃而死去，有的无奈之下生下施暴者的孽种；不舍田地和家畜而被杀害的百姓的骸骨在大雨之中泛白，与死去的牲畜的骸骨混杂在一起……对这一切司空见惯之后，人们又开始修葺和重建，麻木又变得热情。人生和世界，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