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1．一个被长期遮蔽了的人（1）

- 1．一个被长期遮蔽了的人（2）

- 1．一个被长期遮蔽了的人（3）

- 2．解放思想第一人（1）

- 2．解放思想第一人（2）

- 2．解放思想第一人（3）

- 2．解放思想第一人（4）

- 2．解放思想第一人（5）

- 2．解放思想第一人（6）

- 2．解放思想第一人（7）

- 3．20世纪PK台上的较量（1）

- 3．20世纪PK台上的较量（2）

- 3．20世纪PK台上的较量（3）

- 1．鸦片传说（1）

- 1．鸦片传说（2）

- 2．真正的鸦片（1）

- 2．真正的鸦片（2）

- 2．真正的鸦片（3）

- 3．不白不黑不痛不痒（1）

- 3．不白不黑不痛不痒（2）

- 4．万马齐喑（1）

- 4．万马齐喑（2）

- 1．他给皇帝画了一幅很丑陋的图

- 2．站在天子脚下他手里攥着三缗钱

- 3．他的父亲“且将艰巨付儿曹”

- 4．他一生中有一半时间与病魔对抗（1）

- 4．他一生中有一半时间与病魔对抗（2）

- 1．不入是非之地，不登势利之场（1）

- 1．不入是非之地，不登势利之场（2）

- 1．不入是非之地，不登势利之场（3）

- 2．立志即金丹（1）

- 2．立志即金丹（2）

- 3．鲜花的美丽并不取决于花瓶的优劣

- 4．性不虚玄，命非外铄（1）

- 4．性不虚玄，命非外铄（2）

- 1．解放思想，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1）

- 1．解放思想，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2）

- 1．解放思想，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3）

- 1．解放思想，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4）

- 2．解放思想，不唯书，敢于突破程朱理学

- 3．经济不外读史

- 4．读书以领风气（1）

- 4．读书以领风气（2）

- 4．读书以领风气（3）

- 1．天人支配权

- 2．交友支配权（1）

- 2．交友支配权（2）

- 2．交友支配权（3）

- 2．交友支配权（4）

- 2．交友支配权（5）

- 2．交友支配权（6）

- 3．分享支配权（1）

- 3．分享支配权（2）

- 3．分享支配权（3）

- 1．只有人才会重视人才（1）

- 1．只有人才会重视人才（2）

- 2．天下没有神奥的相术（1）

- 2．天下没有神奥的相术（2）

- 2．天下没有神奥的相术（3）

- 3．天下没有完美的人才（1）

- 3．天下没有完美的人才（2）

- 4．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1）

- 4．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2）

- 4．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3）

- 5．天下权力系于人才（1）

- 5．天下权力系于人才（2）

- 1．世兵制的天然弊端（1）

- 1．世兵制的天然弊端（2）

- 2．夺情出山，挺身入局（1）

- 2．夺情出山，挺身入局（2）

- 2．夺情出山，挺身入局（3）

- 2．夺情出山，挺身入局（4）

- 2．夺情出山，挺身入局（5）

- 3．变革兵制，组建大团

- 4．改革编制，专一事权（1）

- 4．改革编制，专一事权（2）

- 5．更新观念，书生带兵

- 6．脚踏实地，训练劲旅（1）

- 6．脚踏实地，训练劲旅（2）

- 6．脚踏实地，训练劲旅（3）

- 6．脚踏实地，训练劲旅（4）

- 6．脚踏实地，训练劲旅（5）

- 6．脚踏实地，训练劲旅（6）

-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1）

-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2）

-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3）

-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4）

-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5）

-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1）

-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2）

-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3）

-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4）

-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5）

- 3．权力：高处不胜寒（1）

- 3．权力：高处不胜寒（2）

- 3．权力：高处不胜寒（3）

- 4．题外话：领导为什么喜欢听好话？（1）

- 4．题外话：领导为什么喜欢听好话？（2）

- 5．倾身结纳，英雄援手（1）

- 5．倾身结纳，英雄援手（2）

- 5．倾身结纳，英雄援手（3）

- 5．倾身结纳，英雄援手（4）

- 5．倾身结纳，英雄援手（5）

- 5．倾身结纳，英雄援手（6）

- 1．相识于青萍之末

- 2．相交于患难之中

- 3．相违于私情之间

- 4．真诚愧悔泯恩仇（1）

- 4．真诚愧悔泯恩仇（2）

- 1．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1）

- 1．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2）

- 2．奏折写作的方便法门（1）

- 2．奏折写作的方便法门（2）

- 3．将奏折发挥出最大的功效（1）

- 3．将奏折发挥出最大的功效（2）

- 3．将奏折发挥出最大的功效（3）

- 3．将奏折发挥出最大的功效（4）

- 4．题外话：怎样做足“官样文章”

1．一个被长期遮蔽了的人（1）

1872年农历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同平时一样，在两江总督府内后花园中散步，突然，纪泽感觉到父亲的身子在往下沉，沉得那么突然，纪泽来不及反应过来，父亲已瘫倒在地。

纪泽一声惊呼，闻讯而来的家人七手八脚地把曾国藩抬进卧室，然而，他已经说不出话来。

很快，他就闭上了眼睛，永远地休息去了。

他就这样静静地走完了他短短62年的人生。

他来不及写自传，作总结，写回忆录，甚至来不及写遗嘱，交代后事。

或许在他刚强的意志之下，他根本没有想到，人生就这样到了尽头。在他心里，还有好多的书没有读完，还有好多的事在等着他去做。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和普通的镜子不同之处在于：镜子只能照出人的外表，而历史能照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心灵。1872年，曾国藩病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大星忽陨，着实让举国悲恸。即便是平素在上谕里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帝、后们，也以前所未有的隆重，给予了最大的褒奖：

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彰阿前往致祭，加恩谥予“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着伊子曾纪泽承袭，毋庸带领引见。

死后追封是中国特色，谥“文正”更是莫大光荣，经天纬地谓“文”，辅世长民谓“正”。有清二百六十多年，死后得享谥“文正”的大臣不过8位，其中汉人仅2位。一是杜受田，一是曾国藩。而杜又是帝师。按惯例，谥号当先由内阁票拟，再呈报皇帝批准。但杜受田则是咸丰皇帝直接指名谥号的，严格地说是不合规制，论功绩也不配享此谥号。只有曾国藩一位汉人大臣确是名副其实的。

建专祠非同小可，付史馆传布后世，派穆彰阿往祭，是老师祭学生。即便是深受西方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容闳也直赞不止，说他“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峰，独耸于喜马拉耶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

曾国藩作为传统社会的一介儒生，如何能做到“中兴第一人”，并且仕途上总是步步高升，得以成为后世景仰的善始善终人物。尽管受大意识形态的左右，对于这位物议斐然的尴尬人物，人们仍然乐于追思不绝，以期获得他“居官不败之道”。

究其实，曾国藩并不会做官，这可能对于诸多试图寻找曾国藩做官之道的现代人来说，是一个失望的颠覆。在晚清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社会，会做官的标准应该是八面玲珑，四方通达。李鸿章便是一个会做官的典型，稍后的张之洞也是。

“做官要学曾国藩”，这句话似乎把曾国藩定格成了一个“权术家”。

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曾国藩根本不会做官。

李鸿章说过一句笑话，说是一个人要是连官都不会做了，那这个人也太没用了。李鸿章本人就是“拼命做官”的。

这当然只能算作一句笑话。既然人人都会做官，那么李鸿章还用得着“拼命做官”吗？

显然，做官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人人都会做了。

曾国藩就是一个不会做官的人。

1．一个被长期遮蔽了的人（2）

当然，很多人不会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会说，曾国藩要是不会做官，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年里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做到二品侍郎呢？又怎么可能做到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位列汉人第一呢？

其实，仅仅看他的官做得如何大，官升得如何快，并不等于他就会做官。

曾国藩从翰林院一检讨做到二品侍郎，中间也花了整十年。当然，无论是从当时的情形看，还是就现在的情势看，曾国藩的官也确实是升得比较快的。曾国藩自己也说，湖南能在37岁做到从二品的，满朝还只有两个。原因有二：

首先，他考得比较好。曾国藩虽然中了进士，但只不过是一个词臣，所谓词臣，就是在翰林院、詹事府当差的官员。词臣因无实绩，要提拔自然就很难，所依赖的途径就是考试。道光二十三年，皇帝亲自主持了一次考试，称大考。考完第四天，消息出来，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一，120余人参加大考，他排在第6名，这和当年考进士相比，可以说是实力大增。

因为考得好，曾国藩升迁为从五品，外放四川任乡试正主考。

其次，曾国藩脚踏实地。由从七品一下子跳到从五品，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靠关系，走后门，跑官要官弄来的。况且一般说来，翰林的出路与别的仕途不一样，往往是出任乡试正副主考，或者做学政、会试的同考官。那么，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呢？

归结起来，就是脚踏实地，修身务本，格物致知。这似乎很空洞，但曾国藩不这么看。很多人进了翰林院，就开始不读书了，或者钻进故纸堆里去了。如徐世昌，早年做翰林，一做十五年，十五年间无一次出差的机会。世风浮躁，人心浮躁。那些急功近利之徒一心想着如何暴得横财、捞得高官，哪里还坐得住冷板凳？哪里还有心思去修炼自己？

曾国藩恰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家书中对六弟说：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沗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这段话看起来是在讲大话。然而，纵观历史上，哪一个有所成就的人，早年不曾有过志存高远的时候？刘邦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诸葛孔明的“自比管仲乐毅”，曹操的“老骥伏枥”，都足以说明，只有修身立志，脚踏实地，未雨绸缪，努力准备，一旦机会降临就能很快地抓住机会，捷足先登。曾国藩又说：

“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所谓格物，就是明理，“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在曾国藩眼里，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所谓诚意，就是力行。“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曾国藩一生的成功，不就是建基于早期这种脚踏实地的格致修诚的努力吗？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做官的标准问题，也就是究竟什么是做官？会做官的标准是什么？依照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官场，和现时代的官场一样，所谓做官，就是身登高位，口含天宪，指东呵西，前俯后仰，左右逢源。这样做官，曾国藩显然不会，而且事实上也做得很不成功。他自己坦言：“性素拙直，不善联络地方官，所在龃龉。”

1．一个被长期遮蔽了的人（3）

我们只须看他一生的遭际就可知道。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吃，再简单不过了；住，再简陋不过了；穿，再朴素不过了。他没钱吗？从他手上过的经费何止千百万？他没地位吗？从他手上得以提拔的官员何止千数？有人说，曾国藩的一生活得太苦，活得太累了。他值吗？

用官场的标准来衡量，他确实不值。居高位而忧谗畏讥，享盛名而害怕清议，成事功而处处受掣，他没有一天潇洒过，他没有一天轻松过。所以，时人这样评论道：

故国藩者亦古之伤心人也，总南北师旅十二年，任兼圻十年，及殁，余钱二万缗，更非今之伟人志士、频言利国福民者，所可几其万一矣。

近世论曾国藩者，动訾其杀同种不仁。然当时固鲜知此义。且倡天父天兄之说者，彼实甘附异族而淫暴残酷，至宫童子为男妾，逾数万。国藩儒者，其起任诛伐，是何足异？观其拜爵无喜心，居高位而益危惧，迹其初起，已无杀人猎爵之想矣。

纵观其一生，虽然身处官场，而久居高官，却实实在在是一个不会做官的人，他一生三挫：一挫于长沙官场，二挫于江西官场，三挫于天津教案。初次练兵，就与长沙官场格格不入，最后竟至于与长沙绿营发生了激烈的摩擦，不得不避居衡阳。在湖北，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署理湖北巡抚的地方实职，可是只七天，就被朝廷收回成命。在江西，因为军饷问题与江西地方官特别是和他的部下沈葆祯不和，发生了争执，闹到朝廷，最后朝廷偏向的却并不是他。他迫切需要一个地方实职，因为这对于一个军事统帅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募兵、筹饷都要方便得多。然而，尽管他多次向皇帝上疏，明确提出不任巡抚不能治军，但皇帝依然故我，不为所动，曾国藩有苦难言。直到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朝廷才开恩任命他为署理两江总督。这个时候离太平军的覆没已经为期不远了。当时，圣旨下达，有幕僚对曾国藩说，这一次能够代理两江总督一职，应该感谢肃顺肃大人，建议曾国藩按惯例写信表达谢意。曾国藩考虑了一番，终于没写。

要是会做官，他完全可以迎合官场上的污浊，完全可以唯清议而处事，然而，他没有，他我行我素。

其实说起来，曾国藩这样的人根本就是生不逢时，根本就不应该去做官。即使是生于20世纪，曾国藩依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官”。因为中国的官场，流行的是权术，一个不会权术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官”呢？

然而，曾国藩还在说什么“用人之道，最忌权术”，讲究什么驾驭下属，最重要的是推诚布公，说什么靠智谋和权术笼络他人是不能长久的。这种迂腐之言，现代人都嗤之以鼻，更何况19世纪？

想从曾国藩身上学习什么权术，把权术当成是什么领导艺术，显然是现代人投错了门。

最忌权术的曾国藩深深懂得权术离不开欺骗，权术绝对不是领导艺术。

即使是在他不得志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过密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仗穆彰阿，在咸丰朝倚仗肃顺，在同治朝倚仗恭亲王，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訢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令人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政敌轮换”、“仇人接班”。

可以说，曾国藩是当时的一个真正的“另类”，他本着“自拔流俗、进德修业、陶铸世风”的宗旨，让朝廷感到确实四顾无人，舍了他别无良策，因此，在让曾国藩长达十年之久的“虚悬客寄”，以一在籍侍郎名义统领大军之后，朝廷终于结束了考察期，实授他两江总督。

历史上，会不会做官与会不会做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很多领导眼里，或许还不能让那些会做事的人做官，一来他们对这种会做事的人心怀顾忌，万一让他们进入官场，会不会坏了官场的规矩？二来倘若让这些会做事的人都做了官，那以后让谁来做事呢？

2．解放思想第一人（1）

时势造英雄。曾国藩之所以能以一介不会做官的书生，成为人们心目中居官不败的楷模，也是时势造成的。然而，时势的大变首先引发的往往是局部的冲突和融合。只有少数最敏锐的思想家能迅速了解时势的变化，从微几之处洞察历史的走向，并且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迷雾。正如何贻焜指出：“其（曾国藩）所以成功，虽由时势使然，要亦由于曾公有独到之处，故能转移风气，改造时势。”

一说起那个时代，我们首先会想到林则徐、魏源。

林则徐固然精神可嘉，然林则徐的眼光不敌曾国藩；魏源固然眼界颇高，然魏源只停留在纸上。曾国藩之所以超出时贤，引领风潮，原因之一便在于识见卓越，洞察惊人。

当林则徐大声疾呼“无可御敌之兵，无可充饷之银”时，曾国藩则认为：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苦。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前，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

倘若没有解放思想的勇气，曾国藩断不会说出这等一针见血的话来。

曾国藩慧眼指出当时时局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世风。

曾国藩一生的志愿就是要陶铸世风。

曾国藩一生所做的一切皆围绕着“陶铸世风”四字为中心。

曾国藩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也莫过于“陶铸世风”。

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人才的重要性是无可取代的。要想改变世风，首要的是“得人”：“今日所当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维将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换购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

对世风的忧虑始终贯穿曾国藩的一生。

曾国藩对时局的世风日下，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麻木，无人肯讲真话，无人肯干实事，忧心不已，发出时势已成鱼烂之势的感叹。

广西事变之后，曾国藩连连上疏，《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五疏直上唱朝阳”，无异于在一片万马齐喑之中爆发出一声声巨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官场风气。

琐碎、虚饰、骄矜，这三大流弊在曾国藩看来，其根源不在别处，恰恰在于最高统治者。表面上皇帝崇尚敬慎，实则见小而失大，谨其所不必谨，慎其所不必慎，对于国计民生之大者，反而疏而不问；表面上皇帝崇尚信古，实则食古不化，拘于时弊，专尚虚华，弃古人古圣的精髓，尚浮华不实之作风，以至朝纲不振；表面皇帝胸怀广大，实则骄矜在骨，“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娱神淡远，恭己自怡”，以至文臣疲沓，武将袖手。

官场风气堪忧还表现在官员办事方面。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所谓退缩，就是共同办事的官员互相推诿，不愿多做事。而不愿做事的原因就在于怕承担责任，所以动不动就请旨打报告，把矛盾上交，不肯为朝廷分忧；所谓琐屑，就是斤斤计较，不顾大局、不识大体，眼中只有眼前，从不考虑全局；所谓敷衍，就是只知道应付差使，敷衍了事，办事不肯认真，也不敢认真；所谓颟顸，就是装模作样，不懂装懂，只知粉饰太平，不敢报告忧患，尽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尽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甚至不惜撒谎成性、欺骗成性。这些表现实质上都是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2．解放思想第一人（2）

那么，士风又如何呢？

曾国藩认为，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廷的文人风气就只崇尚浮华。他举了小楷和律诗二个方面为例，说这些文人士子在小楷方面倒是“工益求工”，在试律方面则是“巧益求巧”。

按理说，工益求工，巧益求巧，本是好事啊，为什么曾国藩认为是浮华不良的士风呢？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只在工与巧上做文章，而忽视别的实质内容，这样的风气当然值得警惕和忧虑。没有思想解放，曾国藩眼光不可能如此犀利。

那么，当时的朝廷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风气呢？曾国藩指出，这正是朝廷用人方面的风气所至。士子较为集中的翰林院、詹事府，这两个部门本是文人士子们最好的进身途径，他们中表现最佳的往往可以进上书房和南书房，但是保送进这些地方的人，唯一的标准就是看是不是工于小楷。士子较为集中的六部，他们表现好的往往以进军机处为荣。然而，军机处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唯一的标准是只看小楷工不工，律诗巧不巧。至于内容实不实，办事能力高不高，则完全不管。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曾国藩指出：“二三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煦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与议其后。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

这样一种风气，影响到军队，更是让人震惊。军队腐败成风，官兵骄惰之气日盛，许多官兵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固然有军事体制上的问题，然而“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则已经是风习难改。

在这样一种风气下，即便是人才也难以有出头之日。

要道破“万马齐喑”的现实，本身就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等于吵扰了一个正在酣睡的人。然而，思想和知识界并没有因此而被唤醒，人们也并没有意识到曾国藩的用心所在，他们只当是又出了一个“另类”、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强项令”而已。大清国的子民们，或挣扎于吃饭穿衣这些基本的生活艰苦中，或昏昏然，一人告退，百人附和。曾国藩被遮蔽了，以至于若干年，曾国藩的一个核心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

“老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学风同样反映世风。

儒家学风本来讲求经世致用，知识分子有一种强烈的关心时政、关注国是、针砭时弊、勇于担当、救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的实学精神。即便是被后世攻击谩骂不绝的程朱理学也是讲求“内圣”、“外王”的经世之路。特别是朱熹的理学，本就起于南宋统治岌岌可危之际，是冀由修身而达至改变社会风气以挽救国家的。所以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任一以贯之，六百年间传承不息，并一直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在影响着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为代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清朝统治者由于文化上的自卑心理，在思想上长期实行高压政策，用严酷的文字狱，打击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迫使他们走上闭门治学之途，与国家闭关自守的政策相一致，整天与考据相伴，一度形成被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乾嘉实学。

在这样一种学风下，人们闭门读书，而当社会危机到来之时，竟毫无察觉。直到林则徐出于反侵略战争的需要，睁眼看世界之时，才知道中国与世界不仅久已疏远，而且日益衰弱无力。

2．解放思想第一人（3）

这个时候，那些理学家们却还在平居高谈性命，“叠叠可听”，而一旦事情危急，竟茫然无计可施。

曾国藩在京城时师从儒学大师唐鉴，而唐鉴是湖南人，是湖湘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奉行的是不同于理学修身派的理学经世思想，以修身作为经世的目的。这一思想基础，便成为曾国藩着意于关注世风、陶铸世风的前提。

于是，曾国藩抱定“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收拾人心，以缓和民乱四起的社会矛盾，然后自强自立，腾出手来应对西方。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尚在做京官的曾国藩作《原才》，文中写道：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对风俗的重视和强调，是曾国藩一生贯穿始终之事。曾国藩立志于从空谈走向实行，即希冀由一二人开始。一二人的力量虽然很小，难以撼动强大的世俗力量。然而，由微而著，星星之火尚可燎原。同治八年即1869年，曾国藩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说道：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襢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会交汇旁流。……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动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曾国藩有一个根本观念，那就是：一，人才要靠在位者的影响与培养；二，世之风俗取决于一二人之导向。曾国藩的目标就是想由一二人之倡，而达到千百人附和，以期彬蔚四出，泉涌云兴之效。由是，这“一二人”自然至关重要。这就是曾国藩之所以要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的根本出发点。

士风世风与人才是紧紧相连的。曾国藩正是基于把人才的重要性提升到关乎世风的高度这样一种观念，立志转移士风，陶铸人物，培养一世之人物。面对日益衰败的社会现实，曾国藩自觉地寻求一代人才以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他的这一根本理念又与湘军其他将领不谋而合，如胡林翼也认识到：

“方今天下大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难治，正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

当然，如果仅仅是说说而已，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这样的话谁都会说。曾国藩当然不会止于说说罢了，他把这一观念时时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中，以自己为楷模，培养国脉和士风。

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与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贤之文章。”

2．解放思想第一人（4）

最早指出曾国藩转移风气之功的当数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他说：

曾国藩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行，而不事表露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已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小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时艰者亦在此！

对世风的高度重视，并由此以“陶铸世风，转移风气”为己任，正是曾国藩的意义所在。这是千百年来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也是自孔子以降多少志士仁人为之拼搏的志愿所在。然而，儒门淡泊，很多人只敢想而不敢做。

曾国藩想了，而且做了。曾国藩就是要力图冲决世俗的罗网，以自己的努力，带动一二人之努力，以造就人才为己任，通过人才的陶冶来陶铸世风。以刊布书籍、兴办教育来倡导世风；最关键的当然还是自己不沉于流俗，敢于以一人之力，与当世的不良世风来作斗争。他留下来的思想影响深远，比如和戎自强，诚信外交的思想流播甚广，与今天的中国所实行的独立自主、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的外交指导思想，其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一言以蔽之，这就是“解放思想”。

历史上，“思想解放”一词正是由梁启超最早揭橥于文字的，他在评价谭嗣同时说他敢于“冲决君主的网罗”，“彼辈当时并卢梭之《民约》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依此而言，曾国藩虽然缺乏明确的理想，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亦“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思想解放正是曾国藩成功的秘诀所在，亦是他能影响百年历史的渊奥所在。

1972年夏，梁启超偕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出游北海，期间他讲了一段很长的话，谈到他对学生的期望及如何改造社会风气的豪情，颇有以曾国藩自况之感：

“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甚么坏事不是智识分子才能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铲除。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摩规劝者，才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般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的。……我对于诸同学很抱希望，希望什么？希望同学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人自己的责任。”

2．解放思想第一人（5）

近代中国史上，被大才子梁启超称赞的人极其罕见，然而，偏偏对曾国藩，这位目无余子的大才子却屡屡称颂不已。如他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成就震古烁今，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他甚至说，如果曾国藩在世，今日混乱的局面一定靠他来拯救：

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那么，是什么使得梁启超对曾国藩如此叹服呢？是权术权谋吗？显然不是！而是“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后人称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曾国藩的真正意义在梁启超看来就是自拔于流俗，引领流俗，变革世风。

上述那段话，与梁启超说曾氏“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并说其著作“实揭吾国民之伟大精神”是一致的。

梁启超在这里以曾国藩改造社会风气勉励学生，此后他还在光绪三十一年发表的《德育鉴》也是以曾氏的《原才》一文作总结，可以看出曾氏人格修养的影响及转移社会风气的作为，实际上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梁启超在同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家书中，同样可以资证明：“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最后梁启超还不忘称道曾国藩的转移习俗之功：

“即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至今未斩，今日数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罗诸先辈之感化力，安可诬也！由是言之，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乱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观，抑正惟举世混乱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漩涡中者，其卓立而湔拔之，乃益不可已也。”

宣统二年梁启超发表《谏近事感言》一文，再度盛赞曾国藩转移风气：

“湘乡曾子曰‘风气也者，起于一二人心术之微，而极夫不可禁者也’，可谓知言。此次全台一致烂然开千古未有之名誉，五十八人举皆朝阳鸣凤，固不俟论，然度其动机，亦未始不发于少数最贤者若江侍御，则尽人所能知矣。……是以声气所感，如乡斯应，不期然而然，于暗无天日之京师宦海中，乃能放此大光明，而雷霆所昭苏，且将及于全国，一二人之心力，不可谓不伟也，吾是以知君子之道，在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夫岂必御史台能独为君子哉？”

2．解放思想第一人（6）

读到这里，我们不难明白，曾国藩在梁启超解放思想、变革社会之思想里的意义和价值。

数十年后，梁启超这样感叹道：

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卒，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诚，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如出一辙呀！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像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铲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

除梁启超之外，还有不少人也注意到了曾国藩解放思想的意义在于开陶铸世风之功。1937年，最先为曾国藩作传的何贻焜说：

曾公之为人，以现代之眼光观之，固非常之人，亦无非常之功，然在当时，以一在籍侍郎，卒能削平巨乱，其丰功伟烈，固有非常人之所能企及者。其所以成功，虽由时势使然，要亦由于曾公有独到之处，故能转移风气，改造时势。不然，与曾公处同一时势之下者，不知凡几，胡为类多默默无闻，竟让曾公独擅其美也？

民国学者胡哲敷说：

清之曾国藩氏，殆与人欤！曾氏值咸同之际，社会颓唐，百端倾欹，殆无亚于今日。赖其力行倡导，而风气为之转圜；虽尔时外患未炽，元气未凋，国力尚未丧如今日，要非以彼坚苦卓绝之志，修己治人之方，则当时情势，未可知也。故曾氏之事业是非姑勿论，其坚卓诚信，苦心孤诣，爱民恤才之伟大胸怀，则乎尚矣。

他认为，清咸同时期的社会风气之所以没有完全衰败，主要在于曾国藩转移风气之功。

民国徐凌宵、徐一士兄弟则将曾国藩转移举国风气、陶铸举国人才并举：

昔人有言，明代有一君一相。君谓洪武帝，相谓张居正。吾亦谓清代有一君一相，康熙帝与曾国藩也。康熙帝以守成而兼开创（三藩既平，清之帝业始为完成），励精图治，局度宏远，在位甚久，老而不懈，实为有清一代君主之杰出者。雍正、乾隆二帝，虽亦号为英主，而一则刻薄，一则奢纵。以视康熙，不及远甚。……国藩以勋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名满天下，有“圣相”之称。其才略学养，允足为有清相臣第一。志在转移风俗，陶铸人才，尤为所见者大，非寻常所谓名臣者所能及。……盖注重个人人格之感化，以收转移陶铸之功。其效最彰于治军。湘军之兴，才贤辈起，均受国藩人格之感化也。其督江督直，整饬吏治，亦均以人格感化之道行之。惜乎虽负相名，未居相职，仅于入觐时，至内阁暨翰林院一到大学士之任，仍出绾疆符，以使相终，未尝值军机处以行使相权也。为清廷计，金陵既下，即宜任以首席军机大臣。俾推广其人格感化之范围，以转移举国风气，陶铸举国人才，并出其所蕴蓄者，施诸政本，其收效之宏，更非封疆将帅之比，清廷见不及此，故圣相之相业无闻焉。

2．解放思想第一人（7）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及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忽略做事。这是他之所以“特别”的第三点。

苏同炳更是盛赞曾国藩在国家危亡之际出来转移社会风气，是国家和人民之福：

曾国藩在他所生存的时代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尤其是在道光、咸丰以后，人心日偷，整个国家社会都有分崩离析之危险的时候，竟然能有曾国藩这样一个节行文章俱属卓荦不凡的人出来挽救国家危亡，转移社会风气，实在可说是国家与人民的福分。

王德亮也指出曾国藩开启的洋务运动是为后世开风气：

曾氏之政治理想，不仅为抑满扶汉，且欲捍御更大之外侮。（洋务运动）为新法奠定基础，开风气，造时势，洵难能可贵也。

就学术而言，杨昌济则称赞曾国藩是“能树人能立法”、“能为百年之计”的真人才：

“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之计者，乃是真人才。”

就湘军而言，著名教育家徐特立甚至一反人们对湘军的偏见，指出红军正需要当年的湘军精神：

“人民的军队，就是过去曾文正所带的乡勇。八路军如果用过去湘军的名义来说，还可以说他是今日的乡勇。……曾文正打太平天国的湘军，其基础就是湘勇，那样的‘地方部队’，正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可分可合，个个能战，三个、十人可以独立作战。”

读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曾国藩是个好同志。

然而，一百多年来，在历次曾国藩热中，“转移风气”、“陶铸世风”这一被前人早就揭示出来的意义却始终不见再被人们所提起。如今官场、商场热读的曾国藩，早就成了谋官术、谋权术的代名词。

什么是历史？曾国藩的一生诚然是历史，然而，一百多年来后来者的“曾国藩阅读史”更是历史。

我们今天来重读曾国藩，并非一定要给他平反。相反，我们要做的就是从他身上读到可资现代人借鉴的宝贵经验。曾国藩不可复制，曾国藩也不可能复活，但他的精神、思想仍然值得现代人反思。一句话，阅读曾国藩，目的就是借鉴历史、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最后，我仍然愿意借用七十年前一位学者的话：“自从民族革命的高潮侵入中国以后，一般人对于曾国藩，具有深切的反感。提起他的名字的人，似乎便成为革命的叛徒，其实这种态度是很不对的。”

《清史稿》主篡者赵尔巽称赞曾国藩是“中兴以来，一人而已”。话说得虽然简洁然而却十分到位，这八个字蕴涵的内容可以任由人去想象了。

3．20世纪PK台上的较量（1）

人们常说，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此话不虚。这就是大历史。

然而，20世纪的历史舞台，说起来其实又是一个两个人的PK台。这个PK台上的焦点就是曾国藩。20世纪的两个历史巨人之间的PK，就是围绕着曾国藩这个人来展开的。这是小历史。或者说是历史的幕后。

这两个20世纪历史巨人就是毛泽东、蒋介石，他们的一个很明显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对曾国藩充满了服膺、崇拜。

毛泽东，当之无愧的历史巨人。他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与曾国藩老家湘乡相距不过几十里。毛泽东的祖上有不少人参加过湘军，并且立有战功。在毛氏宗祠的神龛上还摆着一本《曾文正公家书》，可见，毛氏一家对曾国藩的崇拜之情。

毛泽东的外婆家也是在湘乡。他的母亲文七妹就是湘乡人。毛泽东童年时期常住在外祖父家。毛泽东少年时期就是在湘乡东山学堂里度过了他的早年求学生涯。东山学堂就是曾国藩等人创办的。后来，毛泽东多次说起“没有东山学堂，我就不可能走到长沙，如果走不到长沙，我就更不可能走向全国”。从中可见毛泽东对东山学堂和曾国藩等先贤充满了感念之情。

后来，毛泽东来到湖南一师，在这里，他碰上了一个名叫杨昌济的先生。这位老先生是一位大儒，他也是曾国藩的“粉丝”，一些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把湖湘文化的道统这样描述：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

毛泽东现今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本读书笔记，叫《讲堂录》，内中就记载了大量的有关曾国藩的语录，特别是杨昌济先生给毛泽东他们讲课时的提问、考试的题目，内中又有大量的内容涉及曾国藩。

毛泽东曾经也从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华。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

这就难怪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是那么地高。“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除了“独服”二字外，毛泽东在这里用“收拾”二字，表明了他对洪秀全的态度是极近鄙视的。

后来，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并没有改变多少，尽管他晚年又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这依然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褒扬，只不过此时的毛泽东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曾国藩了。

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却要把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抬高到“农民革命”的高度呢？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蒋介石同样算得上是20世纪的一位历史巨人。他是完完全全把曾国藩奉为圣人的。

蒋介石在分析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时说：

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给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蒋介石还要求“我们高级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他认为：

“曾胡之所以成功，除上面所说能忍耐之外，就是在‘拙’与‘和’二字。曾文正公说：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白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相援。又说：‘功不独居，罪不推诿’，而能‘以平恕待人，和衷共济’，这就是‘和’的精神，能‘和’才能协同，能持久，能愈战愈强，转败为胜。‘拙’就是不取巧的意思，亦就是实而不虚，诚而不俘的意思。像曾文正公所说的：‘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苟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赴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胜，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即是此意。”

3．20世纪PK台上的较量（2）

在军事上，蒋介石对曾国藩的治兵思想多有研究和借鉴，举个小小的例子，在第四次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蒋介石运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和曾国藩当年进攻太平天国所在的天京一样。

1924年蒋介石将《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

然而，同样推崇曾国藩，同样学习、借鉴曾国藩，为什么20世纪的这两个历史巨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呢？

这里，笔者不妨对他们进行一番比较。

第一，两人都是农家子弟出身，对民间疾苦都有深切的体会。

第二，两人其实都是一介书生，曾国藩38岁以礼部侍郎身份墨绌出山，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团练、建湘军，从此由一个文人摇身一变而为将帅，开始了漫长的戎马生涯，历10年艰苦而剿灭内乱。毛泽东和曾国藩很相似，也是由一个文人，在多年的历练中，成长为一代杰出的军事领袖，多次挽狂澜于既倒，最后克成大功，打出一个新中国。两人的经历都很相似，曾国藩在江西吃尽了苦头，毛泽东在江西也是多番浮沉。

第三，两人的声望都是靠自己实打实干出来的。曾国藩组建湘军，并奉命出湘作战，只有一个空头侍郎名号，手里无职无权，军饷、兵员、武器弹药全靠自己募集；毛泽东组建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更是白手起家，所赖仅仅只是一个主义一种信仰。两人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制于人。曾国藩当时只是朝廷任命的92个团练大臣之一，而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了；毛泽东也不过是当时许多中央委员之一，在他的上面还有若干饱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钦差大臣”，而最终只有他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第四，两人都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曾国藩自不用说了，毛泽东身上的传统文化色彩早有许多学者论及。二人又都对历史充满了热情，都善于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经验。归结起来，二人又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第五，曾国藩与毛泽东都是对事业绝对忠诚的人，因而，都善于引用一班正人，聚集在曾国藩身边的诸如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等皆是不贪钱、不居官、不要命之辈；围绕在毛泽东周围的诸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亦是有大节、顾大局、讲大义之人。

第六，曾国藩和毛泽东一样都不重权术，甚至都忌权术，他们靠的是自身道德修养来团结人，同时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的爱民思想可以说来源于曾国藩。

曾国藩率湘军在江西作战时，编了一首《爱民歌》，毛泽东在江西时，则借鉴曾国藩的这首《爱民歌》，打造出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们非常熟知的毛泽东一副题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实就来自于曾国藩的“日日向上”。

然而，再比较一下曾国藩与蒋介石，情形就大不一样。蒋介石无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者。毛泽东建国后，之所以把蒋介石的祖坟好好保护起来，就是看到蒋介石的故园情结，而其中更主要的是老蒋的风水崇拜。

蒋介石出身于浙江奉化一个普通盐商家庭，论家境，蒋介石、毛泽东、曾国藩都差不多，但从根子上讲，农耕文化背景和商业文化背景下的子弟，其实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3．20世纪PK台上的较量（3）

有很多人看到，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里，其实看不出两人太多的相似点。因为儿童的天性是相似的，都有反抗或逆反心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真正能看出二人不同的，就是他们的性格，老蒋内向，老毛外向。老曾则介乎二者之间，内向兼有外向。

在成为统帅后，蒋介石似乎“继承”了曾国藩的一些特点。蒋和曾一样，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蒋介石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嬉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

蒋介石“继承”的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由于蒋和孙一样，都属于商人家庭出身，因而，这个党代表的、所依赖的力量就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出身于农家子弟的毛泽东及其党，所代表和依赖的恰恰是社会的底层。而曾国藩身上并没有这种阶层意识或阶级意识。他似乎要兼顾这两者，或者说他可以毫不考虑这方面。

蒋介石和毛泽东、曾国藩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学军事出身的，而毛泽东、曾国藩都不曾学习过军事。因此，按道理，论打仗，毛和曾都不是蒋的对手。然而，蒋偏偏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权术，在军事指挥上恰恰不是后二者的对手。很多人有一个印象，那就是蒋喜欢“瞎指挥”，也就是千里之外的蒋，喜欢代替军长、师长甚至团长、营长来指挥。喜欢一竿子插到底，弄得手下将领不服从不行，一服从就打败仗。最后使得本来很好的战略部署，只要有蒋插手的，其结果都泡汤了。许多国民党的将领在回忆录中都批评过蒋的这种作法。这可能与蒋的多疑、敏感以及商人那种谨小慎微的性格有关。毛和曾，虽然没有进过军事院校，却恰恰很注重军事战略部署，放手让部下去打，自己则往往能决胜千里之外。此外，最关键的是蒋重视威权统治，而毛和曾则似乎要民主得多。威权统治的一个特点就是重权术。举个很小的例子，我们知道，蒋有一手得意之笔，那就是他做黄埔军校校长之时，曾经给部下奖励一把“中正剑”，这其实就是学曾国藩“腰刀赠部下”。这一招很是奏效，很多获得“中正剑”的部将，都终生引以为荣，并发誓“不成功，便成仁”，这些人日后见了蒋，都不称委员长，而叫校长，以显示他们的关系亲近。但后来，这些中的许多人都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为什么呢？归结起来就是蒋介石“错把权术当艺术”了。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更重视曾国藩的“大本大源”。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认为：“天下亦大矣。社会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在他心目中，曾国藩就是这种具有大本大源之人：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树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换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他又把人才分为两种，“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能够看到曾国藩之办事与传教这一根本，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这也是两人在同一历史舞台上PK而导致不同结果的根本原因所在。

1．鸦片传说（1）

说起19世纪的中国史，大凡都可以用“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来概括。这“变局”似乎都与一种叫鸦片的物质有关。而这种物质却恰恰是从一种绿色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它有着最美艳的花、最诱人的香，某种意义上它和任何一种其他绿色食品没有区别。史学界围绕着鸦片这种“绿色食品”有过太多的讨论，似乎一切症结都归结于鸦片。著名学者唐德刚先生特地为发生于1840年的那一场中外战争正名：“我们敢断言：‘鸦片战争中英双方皆为鸦片而战也。’否则它就不叫‘鸦片战争’了。1776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由中国的乌龙茶叶引起的。该战争非为茶叶而战，因此它就不叫‘茶叶战争’了。”关于鸦片的传说浸淫着整个19世纪的历史。

这个名称果真有那么重要吗？我看不见得。一般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因是缘于禁烟，特别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某种意义上，禁烟才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线。然而，即使是叫鸦片战争，为什么却偏偏发生在1840年，而不是此前或者此后？要知道，当时的大清政府，明文禁烟已有百年历史，它好比历史上的反腐败一样，并非19世纪的新鲜事物。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像……”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史学家才言之凿凿地断定，中英之间的这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然而，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事关英国国库收入、国民所得的鸦片战争，只发生在中英之间？这似乎又有理由可以证明，盖英国要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曾为此“忧心忡忡”，并专报美国国务卿及总统，呈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法俄两国加以制止。既然鸦片有如此之利润，美国为何没有看中这一“商机”？

英国为何看中了中国？据史家之说，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而鸦片战后，英政府又“深知独吞中国之不易”。为何战前战后英方的感受却如此大相径庭？

鸦片的传说还和东方的丝绸、瓷器、香料联结起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好比一个童话，至今仍然活在历史教科书中，而“鸦片之路”看上去“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就如同我们现时的电脑信息的兴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话：“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竟然是“赠之以丝绸，报之以鸦片”的最初版本。换成今天的一个时尚的话语，便是贸易逆差。

“整个18世纪中，以英国为例，它对茶叶的需要几乎是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的40万箱，到1800年则又增长50倍，这样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从18世纪60年代的每年300万两，增至18世纪80年代的每年1600万两。”

于是便有了顺理成章的论述：

“贸易的大规模逆差让西方开始紧张。他们加大了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研究和评估，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古国的人要如此克制自己的欲望，有着如此多的与人性相悖的东西。当他们慢慢地深入了解这个国度之后，西方人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评估逐渐降低。与最初传教士以及伏尔泰们对于中国的赞美和歌颂相比，他们了解之后的报告无疑显得具有理性和真实性。大多数报告都表明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只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度，他们一直处于长长的、蒙昧的中世纪；除了官僚和商人阶层之外，大多数人都比较贫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近代化尚未启动。在这样大量而清晰的调研报告面前，西方形成了对于中国的相对比较清晰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它的文明，包括物质生活状态以及对于自然与社会的理解与掌握的状态尚落后于西方。在中国，由于在世界观上的普遍模糊，在主体意识上并没有明确的自由与进步的标准。同时，他们的弱点还在于，缺少一种最隐秘的思想，只是有着一些框框似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更多的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而设立的一些框框。慢慢地，越来越多的西方智者对于中国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这当中也包括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等。正是基于认识和思想上的优势，当时的西方对于他们突破中国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他们形成的一致看法是：古老的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远远不是正在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西方列强在扩张中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寻找一个突破点。就像寻找一个苹果一样，使得东方就范。西方很快找到了一个突破的工具，那就是鸦片。”

1．鸦片传说（2）

这类看似高屋建瓴的论述，实则破绽百出。正如今天美国因为经济衰退而找到了贸易逆差的借口，同时又为贸易逆差找到人民币汇率的借口一样。既然仅贸易逆差就达1600多万两白银，怎么能说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国家？难道这些白花花的银子都是纸糊的不成？如果说中国处于中世纪文明，就成了大英帝国的目标，那么非洲呢？南美洲呢？中国的道德体系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难道有错？西方的宗教难道不是为了内心的安宁？

实质上，仅茶叶一项就可以打败英国的中华帝国，让大英帝国充满了恐惧。中国的可怕正在这里。他们对西方那些代表先进科技的热气球、望远镜之类的“礼物”毫无兴趣，这类被西方人引以为傲的东西在他们那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鄙视，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自尊。

如果把大英帝国的扩张仅仅归结于贸易，简直是贻笑大方。他们要的是征服全世界。他们之所以选择鸦片做突破的工具，原本就不是出于贸易的目的，而是一个谋划深远的阴谋。这和当年他们派遣传教士来华一样，他们看到的是鸦片那销骨摧朽的魔力。这远比他们诉诸武力来得彻底和强大。而武力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鸦片阴谋遭受重创之后的穷途匕见。这又和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在北美被人掀翻以后，恼羞成怒的英国人不顾一切诉诸武力一样，而当他们强大的武力在北美人那里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之后，无计可施，不得不承认现实。

鸦片的传说不攻自破。

然而，不幸的是，大清帝国的子民们没有能抵挡住鸦片的侵略。有人称：“鸦片的出现，可以说是集中暴露了中国人的软肋”，不知道说这种话的人还有多少常识？试想，你让任何一个西方人尝试这样一种“绿色食品”，看谁能抵挡住这种生理上的依赖？只须看看今天的欧美国家吸毒现象之普遍即可见分晓。他们懂得鸦片最初是医疗上作为镇痛的药物在使用，然而，却不懂得这种镇痛物何以大规模地进入中国。

自古希腊人发明鸦片这种药后，鸦片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鸦片在中国的出现早在西汉。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中国人把“阿”音又发成了“鸦”音。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 Sydenham）歌颂道：

“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

“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大约1600年，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吸烟者。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祯皇帝下令禁烟。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直至18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刘鄂写道：“我吃烟的朋友很多，如求他上瘾吃的一个也没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进去了。”然而，阴谋的得逞并不意味着贸易的合法化。事实上，自始至终，鸦片根本就没有进入合法贸易的行列，而是长期以非法走私的形式在偷偷摸摸地进行。只不过，由于其巨大的利润而导致国内许多不法分子也参与其中阴谋其事助纣为虐。

曾经四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这样谴责道：“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战争的议案在投票通过时只获得了5票的多数。

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前20年的1820年，广州总督终于向这一地下交易开刀了。所以当时担任访华使团的负责人马戛尔尼这样预言：

“中国人已从满清人统治强制他们所处的政治麻木状态中醒悟了过来，他们开始感到自己天生的能量复活了。一次轻微的撞击社会在火石上溅出火星并把反抗的烈火燃烧到全国各地。”

2．真正的鸦片（1）

数百年后，人们在分析这段历史时，基本上都把这场名之为鸦片战争的战争归诸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而深究这一宿命的来历，则又归诸于中国没有近代化。似乎只要中国一旦近代化了，一切都迎刃而解。

在近代化了的西方面前，中国似乎不堪一击。

然而，搞笑的是，即使是200年后，中国的士大夫们其实并没有被折服，越来越多的人出游西方，回来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恰恰是“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唯一让他们改变的是，他们相信了地球是圆的，羡慕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

有人用“停滞的帝国”来概括这一时期。

那么帝国为什么在此停滞？从整个中国历史的社会状态来看，清朝的制度方式是承续着明朝的，而明朝又是基本承袭着唐宋，二者虽然有一些明显的差别，但性格上毫无二致。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几千年一贯的性格呢？难道历史总是在中国一成不变？

要探究这里的原因，可以从历史的深处来看。历史总是在深处产生拐点，这拐点就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落后之民族之征服文化先进之民族几成规律。先秦时期的周灭商，就是典型的小邦取代大国，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化。之后是偏处西北边陲的秦统一文化发达的中原；再后来是所谓“五胡乱华”，接着又是金灭宋、元灭宋，最后是人不足百万、兵不过十万的满洲人灭明。无一不是文化落后的民族反而征服了文化先进的中原民族。这种现象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

随着这些文化落后民族入主中原，首先面临的便是一个被同化、吸收被征服民族的先进文化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迟滞了整个中国的发展。同化和吸收不是瞬间的事，被征服者必须等待征服者在文化观念上与之并驾齐驱之后方能有所开展。如清兵入关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征服者仍然无法改变他们的游牧习惯和部落遗风，直到康乾时期，这时已是17、18世纪之交了，所谓的“文治武功”其实只不过是恢复到前朝的鼎盛时期。而这种所谓的盛世背后早已埋下了衰退的祸根。它的最形象表现就是所有的中国男人脑后都拖着一根长长的瓣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深处一再上演的悲剧。更可悲的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悲剧性，反而像如食鸦片一样，津津乐道其文化的威力。

帝国可以停滞，然历史并不因此而停滞。

以征服者自居的满人，为了取得人数上居绝大多数的被征服民族的认同，不得不高举起被征服民族的精神旗帜：程朱理学。这一策略应该是汉人的主意，在汉民族的天下观念里，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要汉民族的文化不亡，亡国只不过是历史是历次朝代更迭之一例。

程朱理学是兴起于宋代的一种新儒学，它最大的特点便是崇尚心性，讲求内圣外王。它先后成为明清时期的官学、居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到20世纪它也被人斥为最空虚最无意义的学问。程朱理学成了束缚中国甚至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总根源。然而，我们梳理程朱理学的渊源，实际上并非如此。

宋明理学是一个严谨的思辨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它由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等人把孔子《春秋》经和《春秋公羊传》所首倡的微言大义尤其是“大一统”，“尊王攘夷”，“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等命题范畴，与孟子的义利观、仁政观，董仲舒的“奉天法古”、“君权神授”、“王道三纲”等思想糅合在一起，并纳入他们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业立德基本路线和天理论、道德论、人格论、人欲观、历史观等思想之中，形成一门熔天道、人道、治道于一炉的思想理论体系及处理家庭与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极大感染力。

2．真正的鸦片（2）

程、朱等理学大师又都是卓越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们到处兴书院、建精舍，广招门徒，授徒讲学，以兴起斯文、传道明道为己任，把他们所建构并身体力行的爱国主义思想理论，言传身教给他们众多的门人后学。后又经历代朝廷官府的提倡、宣扬及门人后学的笃志奉行，广为传布，遂使这套思想理论日益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并代代相传，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要素，为我们这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启迪、熏陶、教化、熔铸出了千千万万忧国忧民、心怀天下、为国捐躯、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

这里且以与朱熹有密切关系者为例：朱熹的后裔后学忠义死节之士甚多。其曾孙朱浚“累官两浙转运使兼工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入建宁，浚与公主入福州，誓与知府王刚中死守。迨刚中以城降，浚与公主俱饮药死”。据韩国《新安朱氏大同谱》记载，朱熹另一曾孙朱潜任浙江乌程令，目睹蒙元步步南侵，而权奸误国，他不甘披发左衽，遂效夫子“居九夷”之义，袖家谱携二男一女，浮海而东，隐于高丽，传播理学。朱熹私淑弟子魏了翁，避奸佞，重名节，“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了翁再入朝，弥远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挠，未尝私谒”。朱熹私淑弟子真德秀心存社稷，敢于直言抗疏，“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朱熹的女婿黄干，知安庆府时，值金人破光山，沿边多警，他毅然组织邑民筑城备战，使安庆“屹然无虞”。在此前，黄并多次上书朝廷及制府，陈抗金御敌之策，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后因见权臣当道，国事日非，遂请辞归隐，修身见于世。黄在任官浙江、江西、汉阳军等地时，均聚徒讲学，以民族大义晓谕生徒，其所传授培育的金华“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以及江西饶鲁、吴澄等人，不仅得朱学之心传，成就卓然，且均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宋亡，他们及其一大批弟子入元不仕，屏居山中读书讲学或以身殉节。

程朱理学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理论，丰富、强化了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激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凝聚了亿万炎黄子孙抱群同心，团结御侮，革旧立新，为振兴中华而斗争。自“尊王攘夷”、“爱君忧国”、“内中国、外夷狄”、“诛乱臣、讨贼子”、“大一统”等大经###和忠、孝、廉、节等道德规范被纳入程朱理学天理论的框架后，这些都被看作天经地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人都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及理想信念，深深烙印在全民族的心灵中，而欺君罔上、卖国求荣、贪生怕死、屈膝投降、分裂国土、陷害忠良等等，则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丑事恶行，应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谢叠山说：“儒者常谈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在我辈人承当，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朱之事皆大言无当也。”

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我国人民的反对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繁荣兴盛的斗争持续不断，使我们民族多难兴邦，故国神州历万劫而不衰。值得注意的是，程朱理学所包容的这种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不仅有力推动了我国元、明、清几代的爱国民族斗争，而且成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强大思想动力，一直影响到当代。

2．真正的鸦片（3）

几百年来，每逢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我国各族人民都能从民族大义出发，自觉地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改革派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和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主张，很大成分也脱胎于朱子所注的《四书五经》及《春秋公羊传》，他们原来也都是孔孟程朱的信徒。

程朱理学所阐扬的大一统思想在推行过程中，逐渐为中华民族内部各兄弟民族所认同，成为民族融合的纽带和催化剂，凝聚了中华一体。据学者统计，我国自西周至两宋，共约2300余年之间，全国真正实现统一的局面，仅西周、秦、汉、西晋、隋、唐六个朝代，约700年左右，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列国相争，汉末三国鼎立，永嘉之乱后南北朝分裂，直到五代相残，宋、辽、西夏、金相侵等，总共占了1600多年（占三分之二时间）。但宋以后，直到清末，尽管出现了元明清三朝的更替和北方两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却始终维系着全国统一、一个政权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事实证明：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阶段，且在相当一段时期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不管有多少时代局限和谬误，也不管它与我们今天现实生活有多大距离，但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经过不断继承发展和更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思想财富，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源泉之一，这是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我们切不可妄自菲薄，自暴自弃。而应弘扬其中的精华，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作借鉴。

那么，清政府何以会把严守夷夏之辩这一春秋大义的程朱理学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呢？这似乎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其实，清所奉行的程朱理学经过了多次改造。一是剥离了夷夏大防这一春秋大义。二是实行严酷的文字狱打击了汉族知识分子实践笃行的实用精神。到了鼎盛时期的乾嘉年间，程朱理学完全蜕变为书斋里的考据之学。程朱等奉行的内圣外王只剩下内敛的内圣一途，这就是后来的儒者一直纠结的问题：内圣为什么开不出外王。

谁会想到，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竟会激起清朝统治者严酷的反弹呢？实际上，这恰恰正是统治者文化上自卑心虚的直接映射。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此时的程朱理学早已完全不是原初的程朱理学了。它已经幻化成了最实际的鸦片。正是这种鸦片在帝国所起到的作用，才会发生大清帝国从表面的巅峰瞬间崩塌下来。

文化鸦片作用于国策上便是大清帝国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大凡文化上自豪的民族，他们的心理和性格则呈现出相对开放，我们只须对照一下大汉和大唐、大明即可一览无余。汉朝的通西域、大唐的取经以及大明的下西洋，无不是这种开放心态的真实反映。而貌似强大的大清帝国则始终不敢与外面的世界发生正面接触，他们连这些大鼻子的洋人从哪里来都不知道。这难道不是文化落后民族征服中华之后的一种灾难性后果吗？

我们来检讨大清入主中原之后所作的贡献吧。毋庸置疑，区区10万清兵入关，对偌大一个国家的管理很明显捉襟见肘，这时他们不得不倚重于汉人。换句话说，大清的管理无疑是建基于明朝的基石之上的。它只不过是明政府灭亡之后的一个看守政府。它看似给中国的疆域增加了不少，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把自己原来的势力范围并入了旧帝国。而经济上，这个新帝国所依凭的其实仍然是前朝的一些优势产业，比如茶叶、丝绸、瓷器等。

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这个新帝国的新贡献。

3．不白不黑不痛不痒（1）

1840年，29岁的汉族知识分子曾国藩刚刚考上进士才一年，到30岁授翰林院检讨，官品是从七品，前后坐了10年的冷板凳，到37岁终于混上从二品大员，从39岁到42岁，也就是到1853年，他先后遍兼礼部、工部、吏部、刑部、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别），这在全国范围来看，也算是为数不多的。

鸦片战争爆发之时，这位还算年轻的新进士自然不会也不敢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但到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鸦片战争的第10年，新进士也已是媳妇熬成婆了，曾国藩即向皇帝上《应诏陈言疏》一道，开始发表他对时局的看法。这道奏折连同此后的其他四道，被时人称为“五疏直上唱朝阳”。

综合这几道奏折，不难看出这位十年媳妇熬成婆之后的官员对时局的担忧。

策略上，大清帝国自遭受到大英帝国的意外打击之后立即表现出惊慌失措。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战和不定。用当时的官方语言就是抚剿不定。

战争在两个完全不同体制的国家之间展开后，就阴差阳错地发生了很多的“误会”。在大清国这一边，儒家强调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一原则仍然得以忠实地执行，战争的起与终乃至一切与战争有关的事宜都得依圣裁，一整套繁琐的仪程再加上当时老式的通讯方式，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败。而当时的英人也并没有真正吃透中国，因此大英国的远征军精心设计的海上封锁实质上遭到了莫名其妙的嘲讽，因为，他们的海上封锁恰恰正是大清国为对付这些远来的夷人的首选办法，原计划从英人的眼光出发，企图通过海上封锁来扼住中国经济的咽喉，不料想一开始，大清朝廷就考虑是否实行海上封锁予以反制。这种偶然的巧合实际上恰恰是阴差阳错的结果，两国互不了解的情势导致了很多的笑话。尤其是在沿海多次多地发生炮战之后，道光皇帝仍然对战争充满了信心。他们对夷人引起战争的原因也几乎一无所知。

就在英人试图通过外交照会的手法来逼迫帝国就范之际，原本主张“剿”的道光皇帝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态度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决定主“抚”以弭衅息兵。不过，他的旨意倒与当时的大臣琦善的转变恰好吻合。有史家认为，皇帝态度的大转变似乎与语言有着重要的关联，似乎是因为英译汉出现的问题而导致的误会。其实，据茅海建先生所说，英国远征军递送给大英国外相巴麦尊的外交照会，其汉译本是英人自己的翻译。

值得说明的是，此时的朝廷，也开始出现了一批由主战走向主和的官吏。主抚之意定下，道光皇帝分派琦善南下广东、伊里布为钦差南下浙江，分别和英军展开和谈，收复失地。然而，很快广东浙江方面传来琦善谈判不利，伊里布以俘虏换失地的计划也不如愿的消息，这时，另一批一直主战的官员，越发不满对攻城略地之逆夷居然采取停止攻剿的办法，一时间议论纷纷，他们以各自的渠道向皇帝发泄他们的不满。这些局面又终于促使道光皇帝决计开战，收复舟山等失地。

数月之内，如此抚剿不定、战和反复，足可见到时局的尴尬。

接下来，就该看看朝廷大臣。战和之间的变化既是策略上的变化，也是观念上的变化。在天朝大国的固有观念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自宋朝以降，在处理夷夏关系中，凡主战的官员不管其品德也不管其战绩如何，都能获得一个爱国忠君的美名；而相应地，凡是主和的官员，却往往会被冠以投降派、卖国的高帽。这是一种高度清晰的道德判断，也正是这样清晰的道德判断，极易掩盖许多不清晰的历史记述。而尤其是在民间，对侵略者是不是应当抵抗，这是无须讨论的；即使是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也不应怕失败而不抵抗。任何人都逃不掉这种道德的批判，任何事情的本来面目也都经不过这种道德批判的审查。

3．不白不黑不痛不痒（2）

那么，如何应对眼前的现实以及如何应对道德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是大清官员在处理一应事务之前首先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于是便出现了诸多滑稽的笑话。伊里布奉旨和占领舟山的英人商谈以俘虏换失地，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送瘟神，把英国人送离他的治域，以便向朝廷交差，竟然打发自己的一个家人前去舟山交涉，而自己则坐在府中写奏折向皇帝大谈他的用兵之道，这种纸上谈兵的做法并没有一条付诸实施了的，而是像一个塾师或者军师在向他人传授兵棋推演之法。像伊里布这样的钦差大臣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精心备战且深谋远虑的官员，另一方面他们明知战既不具备打胜的条件，又不存在申诉陈情的可能，否则必然背上一个抗旨不遵的罪名。于是他们只好在奏折中玩弄文字游戏，利用下情上达来回反复之间的时间空隙，不是在想办法对付洋人，而是首先要绞尽脑汁对付他们的皇帝先，他们期待的是时局的变化。

时局很快就有了变化，道光皇帝在听了无数次主战派官员的陈言后，又改变了他主和的想法，决心以武力收复舟山。便下旨免去了伊里布的钦差之职，改派主战的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而恰恰在这时，伊里布和舟山的英军就以俘虏换失地基本上达成了一致。一心想在收复舟山上挽救帝意的伊里布，不想让唾手之功为裕谦占有，决定先行释放俘虏，以换取英人撤离舟山。因为得到在广东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承诺后，英人撤离了舟山。而伊里布在奏折里却编造出了一道收复舟山的详细情节，把他的一场滑稽丑剧描写成一次精心设计理直气壮的正剧。谁又想到，这道完全是为了迎合帝意的奏折被皇帝看了后，反让皇帝以为当时伊里布如遵旨及时出兵，完全可以消灭这股逆夷，不至于放虎归山，让他们逃到广州，增加了广东军事进展的不利。这使不明就里的皇帝大为光火。于是原本想借收复舟山之功换取皇帝信任的伊里布，反而受到了更严厉的处罚：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8年无过方可开复。

伊里布的心态和遭遇只不过是众多大清高级官员的一个缩影罢了。尤为可悲的是，这种境况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而有所振改，相反，有变本加厉之势。

道光三十年，也就是鸦片战后10年，皇帝命大臣中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以及负有监察献言之责的科道官员，针对朝廷用人、行政等诸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不知道这一道命令是例行公事，还是皇帝久不闻属下王公的声音而发出的指令。命令还要求谏议的大臣以密件形式上报。于是，刚当上某部次长的湘籍大臣曾国藩向皇帝提交了一份题为《应诏陈言疏》的密折。在这道密折里，曾国藩以罕见的口吻说：

……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

这道奏折表面上主要谈的是人才，其实正是关涉官风士风。曾国藩指出的四大通病，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做京官的不肯承担责任，互相推诿，斤斤计较，不顾大局；做地方官的只知应付敷衍，只顾眼前不计长远，装模作样，粉饰太平。可以说朝野内外都是一片颓废之气。以至于“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不过，曾国藩在这里也是略有曲折的，并没有从根本上直陈时弊，而是用了曲笔。我们只须比较一下次年，也就是咸丰元年他给新皇帝上的一道题为《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奏折中的一段话即可明了：

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

两相比照，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前一折里，曾国藩提出了“浮夸”二字，但他是把浮夸之习俗远溯至乾隆、嘉庆二朝；而后一折则明确提出浮华之风正是道光朝时盛行成风。显然，曾国藩的眼里，浮华之风才是大清最大的流弊。只不过前者给皇帝留了面子，而后一道折子则毫不留情地直接批评年轻的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骄傲自满，言行不一?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应去骄矜之气。

历史上任何时代浮华风气所至，必然出现不干事者养尊处优，而干事者反而处处受掣。而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满朝上下没有几人。名望如林则徐者，他亦只发现“无充饷之银，无打仗之兵”这些表面的东西。而曾国藩在许多场合都表现出了对这一风气的深深地担忧。时局，在曾国藩那里，被概括浓缩为八个字：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以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昌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

这是他在写给好友的一封信《复龙翰臣》里谈到的。再找不到比“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八个字来形容当时国家的政局了。

4．万马齐喑（1）

那么，曾国藩眼里那个“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世界能否改变呢？

答案显而易见。但作为朝中大臣，曾国藩试图以传统的方式来改变它。

他的努力应该从道光末年算起。

具体说来，根据大清体制，曾国藩真正参与朝政，是在道光三十年开始的。从保存下来的资料来看，曾国藩在这一年里总共上了四道奏折。而尤为重要的便是上文提到过的《应诏陈言疏》。

初次具有直接向皇帝上奏折的权利，曾国藩在坐了10年冷板凳之后，自然格外重视。

这道奏折写于三月初二日，虽然这一年的年号是用的道光三十年，实际上，道光皇帝旻宁早在这一年的正月十四日就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驾崩，享年67岁。道光去世后，皇四子奕詝继皇帝位，年号咸丰。奕詝继位时刚好20岁。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新皇帝甫一上任，即降旨命文武百官上书陈言，以展示新皇帝欲有所作为。

比新皇帝年长一倍的曾国藩，时身兼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两职。在这道奏疏里，曾国藩并没有谈及自己主管的工作，而是花了3000字的篇幅专谈人事问题。从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来看，曾国藩堪称政治家；从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看，曾国藩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人才问题自古以来是政治家们首重的大事。周文王为了兴周灭商，破常例收纳了年近七十的姜尚；汉刘邦为灭暴秦，破常规重用无资历的韩信为大将；三国时刘备欲鼎足而立三顾茅庐访诸葛；唐太宗图兴大唐信用魏征为相……总之都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不少枭雄豪杰都不惜心力搜罗人才收买人才，后世统治者兴科举亦无不是着意于人才。这些历史镜鉴无须一一罗列。然而，自古以来，能把人才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不多。历史上，对人才的重视，也基本上停留在“伯乐相马”的阶段，真正把造就人才摆在国家大事面前，曾国藩算是第一人。

历史上著名的伯乐相马，说的是识人之术；历史上许多礼贤下士的做法，无不是出于个人利益，或是为实现包举宇内吞吐八荒图霸天下之志，或是为谋个人地位权势而网罗死党，曾国藩首次把造就人才摆在国家的高度，一片公心提出造就人才的三大途径，正是他谋划改变当下那个“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世界的尝试。

认识到人才问题是改变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现状的核心问题，这是曾国藩眼界高于前人与同时代人的显著特征。他的预见力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既是一句不祥的预言，又把人才问题摆上了国家的高度。这一严峻的现实，与事后的应验，足见这个“副部级干部”的惊人洞察力。那么，如何造就人才？曾国藩向新皇帝提出“转移、培养、考察”三法。

所谓转移，其实就是影响。亦即通过领导的表率作用来影响其他人。用现代人才学的观点来看，人才的造就与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特别是世风对人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培养，具体说来又有四条举措。一是教诲，即对下属的行为作出适时的评价，或褒或贬，或奖或罚；二是甄别，即区别良善，去小人而存君子；三是保举，即对优秀人才予以恰当的使用；四是超擢，即为打破常规破格使用人才。

所谓考察，就是识人。怎么识人呢？曾国藩在这一奏折里提出“询事”（问事）与“考言”（言论）二者并重的思想。曾国藩特别重视人才的言论，一个人有没有才，可以从他对某事的看法上得以认识。一般的事是难以识别人才的，“小者循例，大者请旨”，小事有例可循，大事则只能由皇帝定夺，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言为心声，考察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既可观其识见、思想，又可见其条理。而一个人的言论可从他的话语里得知，有的人可能不善言语，可能惧于天威，不敢言语，则可以看他的书面功夫。因此，“少大言而多条理”，也就成了曾国藩甄别人才的一大方法。观其奏折，亦可见其言论思想（“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之心”），故曾国藩自己就特别重视奏折的写作，他写的奏折有“晚清天下第一奏折”之誉。

4．万马齐喑（2）

无论是论情还是论理，这道奏折肯定打动了青年皇帝的心，他在上面批了一段很长的朱批，称道“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他还希望借此能使大小臣工“激发天良”。

受此鼓舞，曾国藩不久又连上几道奏折，其中最为震撼的还算《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这道奏折仍然继续了前一道关于人才培养的问题。其时，广西已经爆发了洪秀全案，曾国藩提出：“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这是他首次对洪秀全案发表看法，并提出了如何对付洪案的谋划。在奏折中，他替新皇帝安排人选问题：姚莹是一个年近七十的人，因其曾立勋名，此人宜加以威望，参赞幕府；严正基位卑不宜办理粮台。对派出的将领，曾国藩提出应分兵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门对付武昌敌军，西路专力南宁、太平四府，东路专办七府一州，钦差大臣应驻横州，这样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应设在梧州，银钱先屯桂林、肇庆。这一布局，其实已经可以看出后来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关于位置人才，曾国藩指出：“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作为一个京官，曾国藩却能识天下地理，亦见其不凡。

但这并非这道奏折的主旨，紧接着曾国藩话锋一转，即照应本题，直陈新皇帝的三大流弊。

这三大流弊是琐碎气、文饰气、骄矜气。琐碎气实际上道出了皇帝并无长远规划，没有从国家大计出发，而是沉湎于细节末枝上，与皇帝应把心思用于对大局的深谋远虑上不相适应，进而把广西洪秀全案处理不当的责任归咎于这位年轻皇帝；所谓文饰气，实际上指责皇帝浮而不实，尚虚文，年纪轻轻的就想出诗文集，比他的祖上乾隆更甚；所谓骄矜气，意指新皇帝喜好媚软圆滑之人，而对那些劲节刚硬的大臣疏而远之，导致广西事变久拖不决，军情紧急，皇帝一手操其权，而使满朝文武不敢分其劳，这些都是皇帝骄矜之过。

实话实说，曾国藩道出的这三大“流弊”无一不切中了要害。古今以来，敢如此大胆放肆直陈皇帝这么多过错的人，“多乎哉不多也”，实为大不敬，由此不能不令皇帝恼羞成怒。青年皇帝不得不写了一大段话来为自己辩解：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这，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母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看得出，青年皇帝对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是咬了牙的，既恨又羞，以至于不得不既想尽办法为自己开脱，又不得不承认骄矜这一条。实际上承认后一条比承认前二条还要有难度。历代帝王都不会甘心承认自己有骄矜之气的，充其量说自己过于自信罢了。承认琐碎，可以表现一代帝王事必亲躬的勤勉之态，尚文饰可以说明一代帝王重礼仪有好美尚古之心，无可非议。而承认自己虚矜岂不大大地挫伤帝王的自尊心吗？其实，年轻皇帝也并非不知，承认虚骄无非只是个人的习性罢了，而要承认自己没有国家大局眼光，做事不踏实，则实实要让人考虑他是否胜任皇帝这一角色了。恰恰在曾国藩看来，这二者正是时局之大者。要改变这个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局面，首先就得从皇帝着手。

然而，曾国藩试图通过上书直谏的传统方式想一举扭转风气的做法，至此彻底失败了。相传咸丰帝读完此折大为震怒，要查办曾国藩。幸有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两人上疏求情，才打消了皇帝的念头。

不过，曾国藩并没有死心。时隔几个月，他又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

大概是汲取了前一道奏折的教训，这一次曾国藩隐去了直接针对皇帝的言词，而一意着眼于民间和官僚作风。但他的主旨并未改变，一开始仍然针对民心世风：

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

接着他陈述了“民间三大疾苦”：银价太贵；盗贼太众；冤狱太多。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一件事。赋税沉重，百姓不堪重负，必然影响到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使得一些人铤而走险，盗贼丛生，反过来既影响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又意味着官府无力处置，冤狱无法得伸。而曾国藩所说的银价太贵，恰恰正是国内白银外流之后国库空虚的直接反映。可想而知，这些问题，岂是曾国藩一道奏折能解决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的这些奏疏并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他乐此不疲的目的，恐怕也并非不知道其中因由，而可能有着更深的用意。用他的老友刘蓉写给他的一句诗来说就是：“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也就是说，这些奏折这些举措的实际意义在于为曾国藩赢得了海内人望。中国自古以来对于直言纳谏的官员就报以民间的尊重和钦仰，所以曾氏的奏折很快就能被广为传抄，受到了士林的重视。储才养望，这可能是曾国藩的真正用意。或者更深究一下，这正是曾国藩为扭转世风所做的一种努力，一种舆论上的努力。而从曾国藩的性格来讲，他这样做，又是偶尔露峥嵘的表现。自此以后，他再也不谈这些宏观上的东西。朝廷又回归万马齐喑的那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局面。

1．他给皇帝画了一幅很丑陋的图

1850年的某日，内廷值日大臣一如往常打开各位朝中大臣给皇帝的奏疏。安静的内殿突然爆发出一声大笑，这笑声把他的同事们都吓了一跳。紧接着，笑声越来越大。同事们用质疑的目光望着他，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份奏疏，笑得全身发颤。众人不解，便先后围拢过去，拿过他手中的奏疏，这一看不打紧，看的人马上发出莫名其妙的大笑。这样，这份奏疏迅速被殿内群臣一一传开来，结果是没有一个不大笑不止的。

是何故使得群臣在向来严肃的大殿内哄然大笑？皇帝不解了，令近臣呈上奏疏。这是一道日讲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文中多了一幅图，图上歪歪扭扭不知画了个啥。但很显然，正是这幅近乎出自幼儿园小孩手笔的画，逗得群臣哈哈大笑。

再看这道日讲疏的作者，竟然是近年风头正健、意气风发、兼数部侍郎的曾国藩曾大人。

此时的曾大人站在一边，眼看着群臣的讥笑，只恨地上不裂开一个洞好钻进去。

20年后，这一幕仍然在他脑海里记忆犹新。

他回忆道：“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

这也成了他刻之于心的一生“四大耻辱”之一。

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天资平平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智商并不高。

他小时候也看不出有多么聪明，也不怎么讨老师喜欢。有一个关于他和他的老师汪觉庵之间的故事，说的就是因为老师叫曾国藩背书，可他背不出，惹得老师发了火，大声训斥道：“你这个蠢货，生成一副赶牛屁股相，将来要是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

这番话应该说来是讲的分量很重的，在湖南乡下，不到一定程度，老师是不会这样恨恨地赌咒而骂的。因为在曾国藩老家，“赶牛屁股”意即是一辈子驱牛犁田没出息的庄嫁汉所做的事。

小曾14岁时开始参加秀才考试，可这一考就考到23岁，才中了秀才。中间有一年，发佾生，学台悬牌，小曾“有幸”成为被学台大人点名批评的一个，说他“文理太浅”。

幸运得很，24岁他中了举人。不过，这个年纪，搁现在，一般年轻人都大学毕业了。

紧接着，小曾参加进士科考，又考了三次，到第三次才考了个第三等（甲）四十二名。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分三个等级，第一等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郎，他们是进士及第；第二等若干，只能是赐进士出身；第三等人数就更多了，只能是赐同进士出身。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的老乡左宗棠恃才傲物，瞧不起他，讥其“于兵事始鲜悟处”，“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天资平平。他说：“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可见，曾国藩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开始就不迷信智力，不自作聪明。

不要高估自己的智商，更不要低估他人的智商。

两者都做到了，就是不自欺，不欺人。

2．站在天子脚下他手里攥着三缗钱

道光十七年的十二月，曾国藩进京会试。但没有路费，只好四处告贷于亲族邻里，终于筹得三十二缗，到达北京城时，手里只剩下三缗钱。

古时一缗钱相当于一贯钱，大约值一两银子。

可见，曾国藩是一个出身寒素的农家子弟。

过去的历史学家都把他称为地主，不知所据何在？

曾国藩的故乡位于双峰县白杨坪（旧属湘乡），这里风景秀丽，民风淳朴。曾氏先祖世代务农，克勤克俭、乐善好施，订立了“男必耕读”家规以传家，这也是湖湘文化的一大传统特色。曾国藩出生于湘乡荷塘二十四都大界白杨坪的“白玉堂”，今属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今天，曾国藩故居槽门上还横书着曾国藩早日写的“芳迈群妍”四个大字。

曾国藩曾孙曾约农于1946年主修的《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记载，曾氏家族是从曾孟学开始于衡阳迁居湘乡，传至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人称竟希公），更加强调耕读传家，曾国藩对这位祖父毕生充满了崇敬之情，“耕读传家”也就成了曾国藩教子的核心内容。

顺便再提一下曾国藩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祖父。曾玉屏年轻时候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轻薄子弟，到35岁才开始洗心革面做一个规矩的农民。他少时不读书，等到悔悟过来方知读书的重要性，因此对子孙要求很严。包括对他们读书的要求，即使是家境再难，曾玉屏宁可节衣缩食，在子孙们读书方面也绝不含糊；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告诫家人，要以种田为本，虽富贵也不能丢了这个根本。后来曾国藩做了翰林，曾玉屏也反复叮嘱家人，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将来的事业还很长，家中的琐碎事不要去打扰他，让他一心一意做官。曾氏迁居湘乡后，也拥有了几亩薄田，但由于家中人口众多，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曾国藩是长子长孙，也就成为祖父、父亲寄予最大希望的一个，希望他能“学而优则仕”，去完成祖父、父亲的科举梦想，因此，早年曾国藩主要是跟从父亲曾麟书读书，由“四书五经”入手，打下登科入仕的基础，尔后也先后师从衡阳汪觉庵、湘乡刘元堂，分别在衡阳唐氏私塾、湘乡涟滨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就读。然而，当他先后三次进京赴考，就面临一个经费问题。当时从湖南湘乡进京，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颇为艰险，曾国藩需要走八十余天才能走到北京。由于家境寒素，曾国藩进京的路费盘缠都是从亲友那里借来的，这在他的日记、家书里有详细的记载。直到道光二十四年，我们从曾国藩的一封家书中得知，曾氏家中欠债尚不少：

“至于家中欠债，则兄实有不尽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接父亲正月四日手谕，中云：‘年事一切，银钱敷用有余。上年所借头息钱，均已完清。家中极为顺遂，故不窘迫。’父亲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所完究系何项？未完尚有何项？兄所知者，仅江孝八外祖百两，朱岚暄五十两而已。其余如耒阳本家之帐，由兄由京寄还，不与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钱五十千，尚不知作何还法，正拟此次禀问祖父。此外账目，兄实不知。”

从信中可知，曾氏家中欠债，家里一直瞒着这位做京官的儿子，曾国藩自己估计欠债约六百两之多，但两个弟弟来信告知家中已欠债上千两。而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34岁，做到了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此外，这封信里还告诉我们，曾氏的近亲大多日子过得很是困苦：

“兰妹、蕙妹家运皆舛……蕙妹再过数年不能自存活。”

岳父“欧阳沧溟先生夙债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

“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然者久之。”

“楚善叔为债主逼迫，抢地无门。”

丹阁叔、宝田表叔“境遇窘迫难堪……则亦可怜也”。

“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妇孤儿，槁饿无策”。

“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贫，见我辄泣。”

可以想见，曾国藩在写上述这些时，心里亦是充满了愁和苦的。

3．他的父亲“且将艰巨付儿曹”

出身寒素，自然也就没有靠山。

曾国藩祖辈世代务农，他的祖父竟希公曾玉屏，字星冈，清太学生，早年辍学，学业未成，“壮而引为深耻”，更谈不上政治上对子孙辈的帮助。但曾玉屏为人公正，办事能力较强，常常在乡间主持公道、调解纠纷，在乡间名望颇高，很有乡党领袖之风，后人据此诬其横行乡里，显然有失公正。

他的父亲曾麟书是个很懦弱的人。和竟希公曾玉屏相比，他更是天分不足，先后16次应童子试都没有考中，直到43岁才考取一个秀才，只比曾国藩早一年考上秀才。

曾麟书深知自己不是科场料子，只能“且将艰巨付儿曹”，在家中办起了私塾，专心督导曾国藩兄弟读书，这样的家庭惟一的依靠就是自己。

4．他一生中有一半时间与病魔对抗（1）

用曾国藩老家的话来说，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药罐子”、病号。一生几乎病不离身。

最折磨他的一种病就是癣疾。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得了一种叫牛皮癣的皮肤病。此病到现在仍然最是顽固难医，因而，也伴随着他一生。虽然他为此吃药不断，然而一旦情绪发生变化，此病即行复发。

后来每当军事不顺，曾国藩身上就奇痒难耐，以至于搔得全身上下出血不止，而痒依旧，痛苦万分，只觉“无生人之乐”。

曾氏日记中“遍身疮癣，且痛且痒”的记载不可胜数。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曾国藩刚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大约半年后，便染上了肺病。在十九世纪，肺病是不治之症，幸而天不灭曾，遇到了一位名医，才死里逃生。在这生病且客居异乡的三个月里，多赖同乡好友欧阳兆熊照料才康复起来。

其次是耳鸣。耳鸣症是曾国藩自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家书中提到“惟常耳鸣，不解何故”开始，此后多次提到的一种病。根据现代中医原理，耳鸣大概源于肝和肾有毛病。

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曾国藩都因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常常耳鸣如雷。

眼疾。眼疾可能不亚于皮肤病之苦。曾国藩在咸丰七年回到老家为父亲丁忧时，便提到两眼模糊，寸大的字都看不清楚，其时他尚不到五十。他自述道：

两目疼痛，疲困异常。每于早饭、中饭后，乏困异常，盖脾为食所困，阳气不能鼓荡运化也。

到同治五年六月，他目光益蒙。从此，夜间竟不复能看书。

到了1870年，他的右眼就完全失明。同治九年二月，令纪泽看其眼睛，右眼黑珠，其色已坏，因以手遮蔽左眼，则右眼已无光，茫无所见。

牙痛。大约是从同治元年开始，曾国藩又得了牙痛。有道是，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在他的日记里，“心火上炎，右牙疼痛不可忍”、“牙痛殊甚”的记载颇为常见。

更恼火的是，牙痛时好时复。同治二年正月，“复又牙疼”；同治五年五月，“牙疼稍愈”，谁知到八月，“牙齿疼痛，浮火上烁”。

此外，曾氏怕热、出汗多。只要“偶一用心，即有齿痛出汗等患”。

“畏热殊甚，汗出如雨。”出汗多，则与肾有关联，往往影响一个人的精力。

此外，其他小病也几乎没有断过，如同治五年十月，曾氏又腰疼；五年十一月，“腰疼心亦疼”。

他自己寻找根源，认为是“用心劳伤，心肾不交，病在本源，非骤感风寒者。”

因为体弱多病，有时数种病交织在一起；有时一种病稍愈，另一种病又上身来。如此交替反复，使得他格外容易疲劳，常常失眠，睡不成寐。更多的时候是“竟夕爬搔，不能成寐。左腿爬破，手上诸疮作疼”，以至他无奈地长叹：“余多年不获美睡”。

可见，睡眠不足，本是一种无形的健康杀手，也是导致曾氏身体衰弱的重要原因。

最后，他大概死于中风。1872年，在两江总督府的后花园里，儿子曾纪泽陪着父亲曾国藩散步，突然就不能行走，瘫了下去，等到家人手忙脚乱地把他抬回屋内，曾国藩已经不能言语，不久就死去了。死时年纪62岁。

有些学者骂曾国藩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殊不知，这是何等诛心之言！

62岁，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寿命！

然而，在这62年里，天资平平、没有靠山、出身寒素、一生多病的曾国藩却做出了常人不敢想的事业。

4．他一生中有一半时间与病魔对抗（2）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曾国藩在这62年里做了些什么吧。

他平定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内乱。从1854年开始，历经10年的磨难，终于把洪秀全领导下极为荒诞的“极乐天堂”从中国的版图上抹去了。

他开创了洋务运动。从创办安庆军械所开始，到筹建中国第一所蒸汽轮机，他引领了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

他组建了第一支新式军队——湘军。把最初的一支民兵组织——团练训练成一支能征善战的雇佣军，开启了后式新军的榜样。湘军中的水师后来成了国家经制之师长江水师，也是北洋水师的前身。

在政治领域，他晚年官居两江总督，正一品；死后被赐为“文正”，大清200多年仅有的八位得谥“文正”的大臣之一，其中尚有2个属于“帝师”。他也被称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时人还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

在外交领域，他是晚清最先奉行诚信外交的官员，本着强烈的爱国心，敢于抵制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在弱国无外交的晚清，他第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忍辱负重，秉着诚信的原则，方能求得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这些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驻外留学生事务所。

在文学领域，他是清朝桐城派的重要领袖，并且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散文流派，人称“湘乡派”。他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百余年来，流风相师，传嬗赓续，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丧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

“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曾国藩，……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新之功。”

在教育领域，他重视书院、学堂的建设，资助了大量的办学经费。曾国藩于1865年3月主持修葺钟山、尊经两书院。钟山书院，位于江苏上元县城（今南京市太平南路白下会堂和白下区职工业余学校一带）。尊经书院位于南京夫子庙，在尊经阁东西两侧。咸丰年间被战火破坏，1867年曾国藩改派“候补道桂嵩庆，暨知府廖纶，参将叶圻”予以重修，于1869年七月完工。后李鸿章又继续扩建。他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尚待大力发掘。

在人才领域，他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学术人才。

他是晚清一代大儒。有人称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人称他是“中国传统论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他还是晚清一代书法大家。

短短的62年间，他留下了一部洋洋三十卷的文集，1000万字。

他的家书、奏折、日记至今仍然被人们奉为经典。

容闳道：

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点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当官要读曾国藩”，在21世纪的今天，这句话所昭示出来的内涵和分量，又岂是一本小书可以道尽的呢？

曾国藩，真正是一个说不完的曾国藩！

1．不入是非之地，不登势利之场（1）

韩非子说过：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从道德角逐，到智谋机巧，再到强力竞争，人类社会愈来愈深入丛林的凶险。韩非子的这番话可谓看透了社会的本相。现代人依然没有从韩非子的叹息中醒悟过来，依然是在强力和智谋机巧中左右逢源。看近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家长们，无不把发展智力、强化筋力当做是替子孙后代谋的重要手段。再看那些自以为智商平平的凡夫俗子，则甘愿沉沦。他们一开始就在现代社会的智力争战中败下阵来。

同样智商平平的曾国藩，为什么能做出一番常人想都不敢想的天下事呢？很多人都想知道，很多人都在探究其中的奥妙。问题是他们大都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走错了路径，摸错了门道。曾国藩的成功战略其实很简单，可以归结为“情商战略”。

解放思想，以情取胜。这是曾国藩成功的大奥秘。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去今不远，同样充满了机巧。梁启超说过：“中国之落后于西方，难道是中国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吗？老实说，什么坏事不是智识分子的才能做出来的？”此话堪称真理。

我们毫不否认智商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然而，智商如果用的地方不对，或者说运用的动机不对，其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更加巨大。原子弹的发明，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使得全人类的头上始终高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从另一个方面讲，智商毕竟主要是靠遗传得来，一个人智力的高低80%以上取决于先天的因素，人类后天的努力固然可以提高智商，但其实很有限的。而情商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而获得的。

曾国藩自己坦承是个“愚人”，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

“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则东，导之西则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

就是说芸芸众生中，那些绝顶聪明的人不常见，愚蠢至极的人也不常见。天下众生，大部分都属于智力中等的人。

不知道那些自诩很聪明的人，那些自认为很愚蠢的人看了有什么感想？可生活中偏偏总是充满了低估别人智商、自以为绝顶聪明的家伙。

既然大多数人在智力方面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为什么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永远平庸？

曾国藩的例子，就充分表明了情商比智商要重要得多。

情商（EQ），是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概念，但什么是真正的情商，很多人又陷入了形而上的迷思。透过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发现，情商包含着四大要素。他们就是心、志、德、性。

是非之地，势利之场，是人生很难避免的两大陷阱。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心有所好。

心在中国传统哲学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宋明儒学就是一门讲求心性的学问。佛教也讲求一个心字，如《华严纶贯》中说：“学道先须细识心，细中之细最难明，个中寻到无觅处，始信凡心即佛心。”

心在情商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地说，就是调适心理压力、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力的能力。

曾国藩戎马一生，大半生处在惊涛骇浪之中，但他除了几次因为打了败仗，因羞愧而自杀之外，大都能做到处变不惊，屡败屡战，最后克成大功，就在于他始终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

1．不入是非之地，不登势利之场（2）

顺便说一句，曾国藩曾经三次自杀。有人据此诬曾国藩性格有懦弱的一面。其实这是完全不懂曾国藩的缘故。晚清的战争中，清军将领自杀者不可胜数，这成了晚清的一大文化现象。自杀并不等于懦弱，相反，晚清将领的自杀，更多的是一种担当，一种自责。不像当前，即便因为贪污腐化导致无可挽回的经济损失甚至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有几个官员会想到主动辞职来表示一种道义上的承担呢？更遑论会以自杀来向人民谢罪！

曾国藩等晚清将领战败自杀有几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谢罪，虽然说胜败是兵家常事，但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导致战争局势恶化，为将者既羞且愧，在他们的道德观里只有以死谢罪；二是保持声名气节，以清廷对待战败将军的处罚来看，丢官是最轻的处理，流放是一般常态，让将军们难以承受的则是遭遇到的侮辱，而以死谢罪恰恰能挽救战败者的声名气节；以太平天国对待战败被俘的清军将领的处理来看，点天灯是最常见的手段。为了避免战败被俘受到羞辱，大多数清军将领宁愿选择自杀。曾国藩三次自杀都是出于上述考虑。

曾国藩在调适心理压力方面有一句经典名言，那就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一般被人看作是曾国藩的坚忍。其实坚忍正是调适心理压力的手段和结果。世上不如意事常###，因此，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愤愤然，为了一点小小委屈而愤愤然，仿佛这个世界充满了对他的不公不平。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为什么倒霉的又是我？等等，都是心态不正常的表现。

心态决定一切，这是现代人熟知的一句话。

要培养高情商，就得学会调适自己的心理压力，端正自己的心态，从而激发起自己的心理活力。

举个例子，我曾经做过一次小小的调研，竟发现有“怀才不遇”感的人大有人在。

我们看历史，发现历史上怀才不遇的人不可胜数，而似乎大多数又都是些有名望的人，如李白先生、杜甫先生等。怀才不遇似乎成了很多人引以为豪的概念。

实际上，怀才不遇恰恰是一种心态不正常、不健康的表现。

怀才有两种：一种是确实有才，一种是自以为有才；不遇也有两种：一种是不遇机会，一种是不遇伯乐（不遇明主）。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都寄希望于“遇”（碰运气），都属于外强中干。我们不能不惋惜那些真正有才却没有得到发挥的平台的人，但我们更痛惜他们对才的正确认识。

有一句话说得好：

怀才其实和怀孕是一样的，时间长了，人家是看得出的。

那么，为什么那些真正有才的人，却始终无法一“遇”呢？

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人的才都不可能是通用的，有才的人并不是干什么都能成功。像李白确实是一个不世出的大才子，要他写诗作词，他成功了，成就了一代诗仙；要他做官，他未必能做出一个好官；更谈不上要他去研究原子弹了。南唐皇帝李煜不就是一个更鲜明的例子吗？能写出“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大才子李煜，却做成了一个著名的亡国之君。

可见，假如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才的本质，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一“遇”的。

因此，不管有真才还是自认为有才，都必须破除“怀才不遇”这个“迷信”。要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努力向内索取，向自己索取，顺应现实，降服自心。而怀才不遇恰恰就是向外索取，将自己的成功寄托于外在的因素。降服自心，不必高举才智的招牌，这才是心灵的良药。反之，抱着怀才不遇的心态，向外索取，只能与烦恼相伴。

1．不入是非之地，不登势利之场（3）

怀才不遇，还可能导致一种最直接的最要命的后果就是“认命”。去问问很多的人，特别是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很多人或者说：我这一辈子做到一个科长或者处长也就到头了；有的说：我再做几年就要退休了，要提拔也没戏了。等等，这其实都是因为长期怀才不遇的心态，所导致的一种消极心理，这种心理就叫“认命”。

曾国藩写过一副对联，就是对这种心态的最好回应：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人生中有很多机会。但机会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它不属于任何人，不管你是多才还是少才。有时候，你明明看见这匹野马就在你前方，但你离它太远了，够不着；有时候，这匹野马就在你身边，但没有足够的能力骑上去、驾驭它。这就是导致“不遇”的根本原因。

曾国藩早年28岁中进士，也是一个目无余子之辈。后来受了刺激，决意改名涤生，与过去一切的恶与罪告别，从此做了一辈子与自己斗争的修炼功夫。这种功夫，古人称“慎独”。

什么是“慎独”？“君子要慎独”，这是儒家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一条人生处世修身哲学，先秦儒家经典里曾多次提到，甚至在《庄子?大宗师》中也有“君子慎独”的话。儒家注疏家认为，独就是“舍体”，就是要舍弃外在的感觉，专注于内心的意志、意念。根据《尔雅》的解释，“慎，诚也。”那么，慎独就是诚其意，就是守身，在男人就是独善其身，在女人就是守身如玉。

诚其意与守身，看似两个不同的概念，实则内涵一致。诚其意，就是要保持内心的诚，与守身一样，也是“外于物”，而“内其心”，向内索取，向己索取。保持内心的诚与独，都是发乎心，达到心安。可见，慎独就是谨慎地对待在无人知晓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的独处行为。

曾国藩在遗嘱四条中的第一条规定就是“慎独则心安”，把“慎独”作为人生四大金针之首度给自己至亲的子孙。

那么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慎独，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我们小时候就屡次听老师教导，同学们，要做到老师在场不在场一个样。老师在场，表现是这样；老师不在场，表现也要这样。这就是诚，这就是守身，这就是慎独。

孔子讲，小人独处，就会生是非心、放肆心；君子独处则反之。慎独也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尺。用现在的话来讲，不慎独，就是一种分裂人格。

很多年轻人，公共场合彬彬有礼，很注意分寸，可一到私人场合或曰私人空间，就肆无忌惮了。恋爱婚姻也一样，刚认识时或在公共场合能相敬如宾，客客气气，可一回到二人世界，所有的坏毛病、毛习惯都释放出来了，形成人前人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双面人格。很多夫妻这么感叹：结婚以前他（她）可不是这样的啊，结婚以后怎么换了一个人呢？这就是不慎独。

曾国藩又是怎么来做到慎独的呢？

一个字，就是“静”。两个字，就是“静坐”。从理论上讲，曾国藩说：“静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地，二曰不入势利之场。”实践上，曾国藩就是这么做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这么写道：“静字功夫最要紧……若不静，省心也不密，见理也不明，总是浮的。”“静”字功夫，是曾国藩从老师唐鉴、倭仁处学到的。为此，他坚持了一辈子，每天坚持静坐半个时辰，战争越激烈的时候，他越注意静坐。通过静坐来省察自己的毛病，尔后还转化为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他一生坚持写了33年日记。曾国藩的静坐功夫，被毛泽东活学活用了。在延安时期，前线战斗很激烈、相持不下之际，周恩来等人就来问：主席，怎么办？主席讲，我要睡一觉。当他一觉醒来，克敌制胜的方案也就出来了。这就是静卧。静卧与静坐，其实一也。

自古以来，人生也好，官场也罢，自始就离不开名利场和势利场。儒家很看重名利，饱读儒家诗书的曾国藩也不例外。但曾国藩对名利场和势利场又作了区分，他认为势利场是绝不能入的，而名利场则要看自己怎么处置。针对缠绕人生的名利场，曾国藩坚守一条原则，那就是始终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决不利令智昏。如何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不使自己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呢？曾国藩的成功经验不外于“慎独”和“静”字功夫。

不错，即便是一块镜子，也只有静下来才能照见自己，更何况火热而跃动的心呢？

慎独是一种理念，静字则是一种功夫，曾国藩把它们有机地配合起来了。因此，在修炼自己的进程中，曾国藩也就掌握了调适自己心理压力、激活自己心理活力的能力。

2．立志即金丹（1）

志是情商中又一个重要的因素。

很多人讲，立志谁不会？是的，古今中外都知道志的意义，但未必知道立志。

有时候，志等同于欲望。很多人把欲望看成一桩坏事，其实不一定。孟子说过：人生而有欲。一个人没有欲望，他就没有奋斗的动力；一个社会没有欲望，社会就不会前进。有欲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控制自己的欲望。因此，驾驭自己欲望的能力很重要，我称之为“欲望辩证法”。这种驾驭欲望的能力，其实就是立志。

曾国藩有没有欲望？有的，不仅有名利欲，而且有事业欲，更有成功欲。我们来看曾国藩如何处置。

和古人无数名人志士一样，曾国藩有着大欲望。他多次表示了自己的“大欲望”（大志）。他在给儿子纪鸿的书信中，曾经直接地说过：“吾有志学为圣贤。”他还说过：“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沗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围绕着这样一种大欲望而进行的。他担心的不是能否功成名遂，而是德不修、学不讲，不是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饱饥，不是世俗之荣辱贵贱，而是立于天地，成就圣贤。这个志，就叫澄清天下之志，就叫包举宇内，吞吐大荒。

有的人讲，曾国藩立这样的志，何其虚伪也。说这话的人忘记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典故，也漠视了历史上一切成就大功者的史实。刘邦、项羽们“彼可取而代之”、诸葛孔明的“自比管仲乐毅”、曹操的“老骥伏枥”等等，谁能说他们虚伪？

曾国藩所谓的圣贤，有着儒家传统在内。圣人最初的含义就是智者，并非仅仅就是智商高的那种，而是集聪明睿智、高尚道德于一身，有着坚强毅力，安邦定国之能力，且具有神秘性的人。这就是说圣人首先也是人。

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前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则圣人也。”“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独适身之行也。”

可见，“德”是成为圣人的首要条件，其次，圣人不同的常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移风易俗”。而要达到这一点并非难于上青天，是故古人有“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

有的人讲，立志还不容易？其实不然。关键在于你立什么志。曾国藩走向巅峰的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立志就是要用大欲望来摆脱名利心的束缚，不做欲望的奴隶，用大欲望来征服名利心。这个大欲望，才能称为“志”。

其次，立志是一种能力。我们小时候经常是这样的，今天立志要当一个科学家，明天立志要做一个飞行员，后天立志可能就是要做一个教师。这就是立志吗？不是！

之所以说立志是一种能力，就在于你能否有把志坚持到底。立志固然需要勇气，但更需要能力。古人讲：已立立人，已达达人。立者，就是发奋自强站得住；达得，就是办事圆融行得通。

曾国藩对立志的重视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他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我的理解是，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取心逐步衰退的。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年少的时候不立志进取，年龄越大，进取心越衰弱。而人的潜力也是巨大的，不安于现状，有雄心壮志积极进取的人，眼界越阔，志趣越高，事功越大。所以，曾国藩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欲望。

2．立志即金丹（2）

此外，一向有识人善用之称的曾国藩，他心中的人才也与志趣紧密相关。他说：“凡人才的高下，由其志趣所决定。”

“立志即金丹”，这是曾国藩对立志的一个最精到的描述。“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湘军大将之一的胡林翼，也许就是对曾国藩这句名言的最好诠释。

胡林翼，湖南益阳人。其父胡达源曾是当年科举考试的第三名，“探花郎”。而胡林翼又是独子，颇受父母溺爱，因而，年少时的胡林翼嫖赌逍遥，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的代表。曾经有一次在京城吃花酒，被当场抓住，出了洋相。洞房花烛夜，胡公子还伙同朋友到酒店喝得个烂醉。他的父亲一看，这怎么对得起新娘子？怎么对得起亲家？他的亲家是谁？胡林翼的新娘子又是谁？两江总督陶澍，也是湖南人。新娘子就是陶大人的千金。

于是胡达源把儿子胡林翼关起来痛打了一顿。并从此不准他迈出大门。不过陶澍陶大人倒不以为意，他总认为这个女婿不是一般人，反劝胡达源开明一些。胡林翼有了老泰山的庇护，并没有多大改变。

真正使他改变的是岳父陶澍、父亲胡达源去世之后。父亲死后，按理胡林翼要守孝三年。这三年正好闭门思过。也许是因为靠山先后失去，唤醒了胡林翼的忧患意识，于是他顿时醒悟，从此立志。三年一过，胡林翼就换了一个人。为了表示立志的决心，身为翰林的胡林翼花钱买了一个官——贵州知府。特地跑到偏远而又不太平的地方去锻炼自己。胡林翼在贵州艰苦的环境中学会了打仗，带出了一支部队，也学会了吃苦。后来，和曾国藩并力合作，终于成就了中兴名臣之列。

由此可见，曾国藩说得好，“天下事，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立志是一种能力，这也是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怎么体现立志这种能力？关键就看一个字：恒。

恒就是坚持，就是真。“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那么，具体怎么立志？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三者缺一不可。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人若无志，则茫然不知方向，势必碌碌一生无所作为。”

立志从读书开始。这段话，曾国藩详尽地阐述了立志的重要性、立志的方法。作为一个儒家士子，读书是曾国藩成功的先决条件。湘中一带有句俗话，叫做“杀不尽的猪，读不完的书”。一个人想要读尽天下书是不可能的。到现今，可读的书更是不可胜数，倘若不立志，就不知读什么书。只有有了明确的志向，才懂得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选择有用的相关书籍来读。至于立志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坚持一个恒字。

曾国藩立志以恒，有一点足以说明，那就是他用写日记来固定自己的恒心。33年日记，不仅记下了他的心路历程，也是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一部成功心经。

美国第三十任总统柯立芝对“恒”字有着同样精致的论述，他说：

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取代毅力，才干也不可以——怀才不遇者比比皆是，一事无成的天才到处可见；教育也不可以，世界上充斥着学而无用、学非所用的人；只有毅力和决心，才能无往而不胜。

妙哉斯言，看来古今中外，情同此理。

最后，曾国藩还有针对性地说过一句话，或许对相当一部分人有着发人深省的作用：

“师友挟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这句话，曾国藩把立志的方法途径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了。

曾国藩继承孟子“圣人与我同类”的思想，认为“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一个人若是“多以圣贤为高，而自视为卑，故不肯进。”同时，他又认为“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因此，他明确地说：“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为此他又专撰一联：

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

圣贤豪杰皆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

在他看来，人只要立志都能改变自己，包括人的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而求变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曾国藩本人30岁以前好吸土烟，片刻不离，到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曾国藩立志戒烟，竟从此未曾吸烟。他看到儿子曾纪鸿于厚重有欠，便告诫他“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磨砺成圣。甚而至于从西方人的技术那里悟出磨砺的真谛：

“其铜铁、树木等，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亦精曜夺目。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有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余志学有年，而因循悠忽，回思十五年前之志识，今依然故我也，为之悚惕无已。”

可见，曾国藩立志成圣的思想，并不是虚伪之言。曾国藩心目中的圣贤有着同常人一样的秉性，甚至于“忿、欲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生，可谓名言至论。”他自己立志，旨在“风俗移人，凡人才皆随风气而转移，虽贤者不能自拔于风俗之外。”到了晚年，他还在自责，“无能有所树立，但不欲开坏风气，导天下之恶习耳。”

3．鲜花的美丽并不取决于花瓶的优劣

：“不仁者不可与久处约。”

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是不可以和他长久相处的。

儒家讲“道之以德”，德者，得也。德与得是可以互训的。又说：“小胜在智，大胜在德。”德字在智商里是没有位置的，但在情商里的重要性无与伦比。曾国藩为什么能成为立德、立言、立功的三立完人？无他，立志修德而已。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梁启超、蔡锷也崇拜他。甚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氏推崇备至，虔敬地念叨：“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更有趣的是，蒋介石留下了“手钞曾文正嘉言录”的记录，而毛泽东的《讲堂录》中，也一再摘抄曾氏的格言。20世纪上半叶，《曾文正公家书》是许多家庭的教子书。

可见，这不是他们几个人的偏爱，而具有相当的广泛性。1949年以后这部书在大陆销声匿迹三十多年，至80年代又成了书店中的常见书。1911年春蔡锷应聘至滇任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官，选编《曾胡治兵语录》为“精神讲话”教材，该军后来在辛亥革命和###袁世凯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了这本语录。黄埔军校创办伊始，校长蒋氏将之略加补充，又印发全校“人各一编”。国民党老一辈的将领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恐怕很难找到。如果考虑到共产党的不少名将和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都曾在黄埔工作或学习；加上1943年延安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读》，要各级军官学习，其影响的广泛和深刻更不容低估。

天下立功者太多，立言者亦不胜枚举，为何蒋、毛这些历史巨人都格外推崇曾国藩，最关键的就在他立德。

曾国藩信守的德就是孔子所讲的“忠、信、笃、敬”四个字。

曾国藩在给门生李鸿章的信中解释道：“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笃，就是厚道；敬就是谦谨；信就是忠信，不说假话；忠就是忠诚。

德字的四大内涵，其现代意义就是包含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担当精神，忠孝至上的人伦价值，仁爱信恕的人本主义，规模远大的人生理想，淡泊勤俭的立身准则。可以说，曾国藩的“德”代表了儒家传统的正面价值。

事实上，曾国藩立志成圣，也是基于一种道德修养。“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可为衡可矣。”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是这样，“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足见他对自己的德是颇为自诩的。

德字内涵同样包含着现代意义上的职业道德。或者说，职业道德只不过是一个人职业生涯的道德操守。职业道德，利益倏关。

4．性不虚玄，命非外铄（1）

在情商中，性就是指性情、个性、性格。良好的性情、个性、性格是情商高的重要指征。

为什么有的人，人见人爱？有的人孤僻无援？为什么有的人呼风唤雨，有的人资源枯竭？这就看出一个人情商的高低。天时、地利、人和，往往人和更重要。

曾国藩虽谈不上人见人爱，但我们想一想，曾国藩当年出山之时，手里无一兵一卒，兜里无钱无银，职位虽是二品，却只有一个空头侍郎名号，然而，罗泽南、王垚拱手把自己手中的乡勇交给他指挥、当时的湘乡县知县放弃知县不做，跟随曾氏出征，湖南的富豪纷纷捐款把白花花的银子白白地送给他；初战失败，仍然有那么多人愿意跟随他？到后来，李鸿章说：“朝廷乏人，取之公府……知人之鉴，并世无伦。”现在看来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吹捧。同光年间许多督抚出自其麾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的幕府号称晚清天下第一幕府。很多人放弃京城的翰林不做，新科进士不愿意留京，都乐于跑到战争前线的曾氏军中来效劳，甚至学者文人都争相来曾氏幕府。他为什么能赢得如此好的资源？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正如前面讲过的那样，良好的道德品格才能聚集优秀人才，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样是成功的重要基础。黑社会的老大，他身边聚集的当然只能是马仔；精明的商人，他身边聚集的当然无非是逐利之人。

现代人讲求个性，一味标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们忽略了个性是建立在共性的基础之上的。曾国藩并非一个毫无个性的人，相反，在晚清的官场，曾国藩几近一个另类。但曾国藩懂得在自己的个性、性情与他人的个性、性情之间尽可能地寻找最大公约数。

他的核心原则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

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亦如此，为父兄者之于子弟亦如此，为帝王者之于臣工亦如此，皆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同治二年正月廿一日又说：“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首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念吾沗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机乎！”

同治二年八月初十日写道：“细思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俭、谨、信四字，而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钦。”

咸丰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又作一联：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与此相关的还有两幅对联，一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是：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生哪有空闲的光阴。

4．性不虚玄，命非外铄（2）

所谓取人为善，还可指在选人的时候注重一个“善”。基于人性皆善的理念，曾国藩认为“人性皆善，本体也。存心养性，以复其初，工夫也。孟子之言，大抵就本体指点，而示人以致功之方。”

所谓“性”，曾国藩也有自己的解释，“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其者，于天，命也。”具体地说，打个比方，农民种田，用功勤奋的人，自然到了秋天就会有收获，偷工减料的人，到了秋天只会歉收，这就是性。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因此，尽性，就是从个人修身养性处着手，使自己的行为思想合乎天道，顺乎人性。尽性与曾国藩的天命观是紧密相关的，即如上文提到过的那样，努力了，尽到自己应尽之性分，至于结果就要淡泊处之，也就是知天知命。这也就是曾国藩曾经说过的：“性不虚悬，丽乎吾自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则；圣贤之学，惟危惕以惟微。”

一言以蔽之，性就是讲人的禀性。

虽然我国古代关于人性有性善与性恶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但不管那一种，都强调后天的修为。禀性本善，需要后天的修持发扬；禀性本恶，更需要后天的修炼绞正。

志趣决定性分，曾国藩对李续宜说：“吾乡数人均有薄名，尚在中年，正可圣可狂之际。惟当兢兢业业，互相箴规，不特不宜自是，并不宜过于奖许，长友朋自是之心。彼此恒以过相砭，以善相养，千里同心，庶不终为小人之归。”

在情商中，性分的高低自然也决定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

性分的具体内涵又指德性。曾国藩说：“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亦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其二者其几甚微，其儿甚著，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至哉！”德与性紧紧联想在一起，有什么样的德就有什么样的性。因此，这德性就是凝聚人心的无上法宝。

在德性上，曾国藩反对好名争胜，不因他人的议论而改变自己，也不为外界物议所动。他说，在官场，“每有上下交推，众望所归者，转瞬为人所唾弃；亦有群疑众谤，浮议沸腾者，转瞬又风平浪静。”“（惟有）卓然自立之士，历常变红黑而终不改其度。”“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观其他。他行合义，友之如故；他行不义，而后绝之，终不相督责也。所谓道济万物，而不自居，施及后世，而不矜不伐，皆自于此。”这也就是取人为善。

性分也包涵气节。儒家士子好讲气节，但曾国藩认为，讲求气节亦需有度。“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风节守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也就是说，讲气节要防止一个傲字矜字。历史上很多怀负奇才的人，一般都不乐意被别人以常人视之，所以韩信见樊哙而自羞，最终为人所灭；齐桓公九合诸侯，却因葵邱会盟略有矜傲，最终九国相叛；关羽忠勇贯天，却因一念之矜，身败于徐晃、地丧于吕蒙。因此，“能下人”，人皆信之；不自矜，危而得安。自古以来，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立身者，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情商虽然是现代才有的概念，但认识自身的情绪，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自我情感激励，认知他人的情绪以及人际关系的管理等现代情商概念中的这几方面内容，在任何时候都是十分重要的。

情商是一种能力，情商是一种创造，情商又是一种技巧。既然是技巧就有规律可循，就能掌握，就能熟能生巧。只要我们多点勇气，多点机智，多点磨练，多点感情投资，我们也会像“情商高手”一样，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宽松环境，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交际圈，创造一个更好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

智商不高而情商较高的人，学习效率虽然不如高智商者，但是，有时能比高智商者学得更好，成就更大。因为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勤能补拙。

曾国藩正是这样一位情商大师，情商，就是他的一种另类战略。

1．解放思想，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1）

有个笑话，说一位学经济管理专业的大学生毕生后到某企业工作。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老是抱怨自己专业不对口。

有一次，经理忍不住了，微笑着问他：经济管理，经济管理，是不是要让你当经理，才算专业对口？

从书生到将军，从侍郎到大帅，这是典型的专业不对口。

但是，曾国藩从来没有考虑到专业是否对口，他只问自己能力是否对口。

专业对口是现代年轻人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其实，这个概念不能一概而论。确切地说，相对于某些技术型工作而言，专业对口确实有利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然而，对于领导管理艺术而言，不存在专业对口不对口一说。

曾国藩就属于典型的外行领导外行。

他没有进过军事院校深造过，也没有如张良他们那样好的运气，替一个老头捡一只鞋子就免费得了一本“天书”，他家里也没有祖传兵法秘笈。他所学的专业就是“科举”，所看的“教材”和他同时代所有的人都一样，都是“四书五经”，人们把它们叫经学，叫程朱理学。他甚至没有钱进贵族学校，也没有拜过名师，他的那些老师都是乡下里不会说普通话的“民办教师”。

他后来进了京，入了殿，做了官，还做了兵部侍郎，然而，那是因为皇帝看他在礼部太清闲了，让他做点事，就让他到兵部兼职。

总之，让一个没有专业背景，没有带过一天兵的人去做大帅，而他竟然敢说当就当，而且竟然只有他一个人当得最好；让一个没有一天地方官，甚至没有任何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去做封疆大吏、大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而他竟然说做就做了，而且竟然没出问题。这真是个“奇迹”

他到底有什么诀窍？

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就业形势紧张，一股新的读书无用论就会冒上来。

这就让我想起古代的科举考试，也有一样的论调，当时能够考上科举的毕竟比例极少，大多数读书人始终徘徊在科举大门外，于是不少人一边考着科举，一边在大骂科举。

古今对比，我觉得他们对待读书的态度都抱有一种严重的功利性。在现在的人看来，读书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读书就是为了赚大钱，娶美女。

曾国藩读书就呈现出一种不同于时人的思想。他早年学文学，除了应试这个目的之外，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成为一个文章高手。他有这个志，所以他也敢目余无子，在京城考试时，就想和当时最厉害的文章高手们比个高低。

在科举时代，一般来说考上科举后，再读书的人就很少了。现在，一般人也是认为大学毕业，读书时代就结束了，该读书时买不起书，工作后又不想读书，或者找借口说没有时间读书。所以现今的中国人，人均读书买书的册数可能是世界最低的。

曾国藩虽然也是科举出身，然而，他却有着一种比时人更超脱的观念，那就是不专一于科举，能中举固然很好，在他看来，科举出仕的好处主要就是能尽孝道，慰藉高堂；不能中举也不必太在意。他对曾国华说：

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佳，万一不入，则当尽业前务，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卜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温甫以世家之子弟，负过人之姿资，即使不入泮，尚不至于饥饿，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

1．解放思想，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2）

这番话说的真有振聋发聩之感，这不仅是对六弟所说，莫啻于对洪秀全等而说。

曾国藩认为，读书治学有为人为己之分。孔子也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什么叫为己？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文章为了自修而读书。什么叫为人？为人就是为了装门面给人看而读书，或者为了谋饭碗而读书。

曾国藩始终坚信，读书是修身立志、储才养望的关键途径。

他说过：“成大事者，必先读书。”读书是“夺天下人之心，为我所用。”“养成读书好习惯，一辈子不寂寞。”

前人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不就是读书是为了赚大钱、娶美女的古文版，就是读书工具论。读了一辈子书的曾国藩读出了乐趣，读出了金石之声。

“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

读书可以变换骨相。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读书第一要有志。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恒，第三要有识。

没有志，就如一个人没有方向。“杀不尽的猪，读不完的书”，茫茫书海，一个人一生能读几何？可见，没有志是不行的。有了志，读书便有了方向，沿着自己的目标而有选择地读书，所谓书山有路，志就是路。

曾国藩读书到死。哪怕是在战争最激烈，最忙的时候，他仍然读书不辍。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

曾国藩打破传统，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曾国藩虽然很强调德，但他并没有将道德修养置于象牙塔内，而是将它与修业做事联系起来，一方面努力敬德，一方面不断修业。修业就是通过读书、实践不断提升自己的办事能力、处事才干。“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沗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自身。”尤其是到了晚年，曾国藩越来越重视君子的才识。

中国古来就重视分别君子小人，曾国藩对此提出“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可见，无论是德还是才，都需要后天的读书学习、导引和修炼。

读书之法，用曾国藩的话来就是博。“气吞余子无全目，学如富贾在博收”，确立起终生学习的观念，反对“读书在精不在多”的说法。

曾国藩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学业精进，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从读《朱子全书》中活学活用“朱子读书法”。通过书本与宋代大儒朱熹的“相遇”，32岁时的曾国藩于读书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仡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者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摒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

1．解放思想，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3）

曾氏所说的“克己之学”，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猛火煮”，就是博学，时间上集中精力猛读。

不久，他又悟道，读书要恒：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贴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通过读书，亦培养了自己的恒心，这表明曾国藩从读书中参悟到的境界已非一般。由此，曾国藩才有论读书之乐。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曾国藩论读书之乐颇为亲切：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面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这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

晚年，曾国藩还对自己一生的读书情况有一个总结：

念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与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无杜元凯“优柔厌饫”一段之趣，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可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工夫，纵不如孟子、元凯之所以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是自足矣。

这当然是他自谦之辞。实际上曾国藩又说过一段话：

平生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

所谓“窥见其大”，首先是立定规模，博观群书，然后是求精求熟，约取精髓。正是这样，曾国藩从书中读到真学问。当然，这又与曾国藩读书格外重视书中之味、闲适之境、旷远之趣等与事有关的一切。这不仅培养了他穿透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迷雾的能力，也造就了他能从微几之处洞察历史的走向的敏锐。

人必先润身，方能“及物”，这正是曾国藩与一般理学家、词臣们迥异其趣的地方，这样一来，曾国藩的学问才既立规模，又有真知大源。故《清史稿》在评价曾国藩事功之时指出：“国藩事功，本于学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最早打造学习型团队的人。

我们知道，湘军士兵大多是农民，三斤的锄头两斤的把，农民哪认得几个字啊，但曾国藩硬是把读书之风刮进了军营。首先，他大量启用书生带兵，其次，不打仗的时候，让农民出身的湘军士兵读书，胡林翼请来儒者为军中将士讲授《四书》《五经》，颇为类似于今天很多地方主办国学班，给那些腰缠万贯的企业家讲授国学；在现在人看来，湘军营地，一入夜则有刁斗声相伴朗朗书声从19世纪的军营里传出来简直有些让人不可思议。

曾国藩读书不是为了著述，如果说刚进翰林院之时，曾国藩读书的理想不过是做一个词臣，久之，也不过还梦想着“以文章报国”，那么，到后来，读书精进之后，完全一扫上述念头，专注于理学实践。

1．解放思想，终生读书，以读书为乐（4）

曾国藩给自己定下一个日课，内中有十二条，姑且称之为“曾国藩的MBA教程”：

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一会，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准）

读史（二十三史每日点十页，间断则不孝）

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

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欲、节劳、节饮食）

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重视读书，重视读书人，这与他家教中坚持的耕读为本的观念有着密切关系。半耕半读，长期以来是湖湘风气中的一个特色。

曾氏家族出身农家，奉行耕读传家。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还颇为自得地写过一副对联：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有人认为，耕读文化其实是一种立基于小农经济的文化，此话值得商榷。

农耕文化无疑是中国农业文化的一大特色，它虽然起源于小农经济，但却并不就是小农意识的体现，恰恰相反，农耕文化养育了中国文化特别农业文化，固定了以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为特色的中国文化的根本，也是对官本位文化的反动。

曾国藩多次申述耕读的好处。

“大凡做官之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曾氏家族之所以能够摆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代苦二代富，三代吃花酒，四代穿破裤”这样一个怪圈，就在于曾国藩奉行耕读为本，立志于培养一个耕读世家。

2．解放思想，不唯书，敢于突破程朱理学

我们知道，曾国藩一生的前30年基本上也就是读书求官。他读的书和当时代的其他人所读书的完全一样，都是程朱理学，都是“四书五经”，都是科举应试之学问。很多人在问，曾国藩何以能在科举途中得以超脱出来？

程朱理学，在现代人眼里，那是最没有真学问的、老朽不堪的东西。科举应试，也早就被学者们看成是最害人的东西。然而，曾国藩却能一反常态，从这些最没用的书本里读出了真才实学，并且把它们运用发挥并成就了一生骄人的事功。

很少有人思考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这就是曾国藩读书方面的解放思想：不唯书，敢于突破程朱理学。

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曾国藩道学气很浓，甚至把他视为“道学家”，所谓道学家，就是理学家。理学是宋代以二程、朱熹为代表所开创的一代新儒学，他们提出，理是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为学就是要“即物而穷理”，理在宋代的儒学里是居于最高范畴的，后来到明代中后期，以陆九渊、王阳明为首的一派，则以“心”为最高范畴，因称“心学”。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道学传”。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是在南宋。1183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春说及：“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及谓己独能之。”他们攻击得最厉害的对象，却是朱熹。道学词，也是个贬义词。

朱熹其实算不得道学家，后人对朱熹的误解很大。曾国藩也算不得道学家。曾国藩虽然褒扬程朱，反对空谈心性，要立足于经世致用，但他却在很多场合控诉理学和理学家。如他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写道：“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曾国藩后来也罗致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把他们养起来，并不要求他们做事。因此，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道：“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可见，曾国藩明知其人却把他们养起来，实际上也是出于与人为善。

曾国藩的思想解放首先就是从突破程朱理学开始的。比如当时学术界汉宋对立非常严重，而曾国藩力主调和汉宋；再比如大家熟悉的曾国藩一生三变，先是习程朱理学，后转为法家的严刑峻法；再在江西失败后又转为道家哲学。这样他又调和了儒法道，并融这三家于一身。

此外，据曾国藩的后裔聂其杰透露，曾国藩于佛教亦有汲取。聂是曾国藩的外孙，他在《德育古鉴》中说：“昔曾文正公早年读袁了凡立命说，遂有志学圣贤，改号曰涤生（见求阙斋日记省克门）。公撰纪氏嘉言序，深以佛氏因果祸福之说为善，谓其警世之功，与吾儒同。晚年日记，犹言生平愆尤丛集，撰联自警。然则公之学修，始终得力于了凡之学；即因果祸福之说也。故公之为学，务实践而不托空言，以视一般程朱家之争门户意气，而鲜实效可称者，度量之相越何其远也。程朱学者好为高论，动言人不当欣于福而为善，畏于祸而始不为恶，故了凡之说，每为人所讥诋。而不知以欣畏劝人，莫先于孔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非孔子言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文经乎？以文正之贤，犹赖于因果祸福之说以资警策，而谓凡庸之材，不必有所欣畏而自然能为善不为恶乎？”

此说曾国藩之学修完全得力于明朝佛教大居士袁了凡，当有所夸大。然曾国藩能突破程朱理学尤其是汉学宋学之藩篱，融摄百家，当是事实。正如何贻焜在《曾国藩评传》中所说：“曾公处儒家之地位，虽以其说（指佛门教义）为妄；于其警世之功，亦加以赞扬；盖亦颇有折衷之趋向，诚不愧为一综合学派也。”

不信书，信运气。这是曾国藩晚期的心得。

不信书，就是不盲从书中的教条，运气就是自己的悟性。在读书中悟方法，悟明道经世之术。

在京居期间，自涤旧生新以来，一有闲暇，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广西事变发生，曾国藩冷眼旁观朝廷的调派指挥，就能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指派大学士赛尚阿亲自带兵，“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只是因为朝廷再也派不出别的人来。他准确地预见到赛尚阿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一般人只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镇灭洪、杨，都引以为异。而不知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他的弟子黎庶昌这样说：始公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辰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

可知，曾国藩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通过读书获益颇大。

曾国藩还曾经说：近世所学者，不以身心切近为务，恒视一世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弃其所业，以趋于新，如汉学、宋学、词章、经济以及一技一艺之流，皆各有门户，更迭为盛衰，论其原皆圣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誉，校没世之名，则适以自丧其守，而害于世。

此说到现在仍然有现实意义，追逐新潮，弃本求新，以至学问成为一时之时尚。曾国藩本着“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故能超越于时人之上。

3．经济不外读史

曾国藩读书有两条门径可寻，其一是修身不外读经；其二是经济不外读史。

在曾国藩立下澄清天下之志之前，曾国藩只不过想做一个能传诸后世的词臣。对于理学尚不怎么热心，后经唐鉴、倭仁等人的引领，并教之以“朱子读书法”、研几工夫后，方进入理学之堂奥，此后刻苦磨砺，终于成就一代大儒。

程朱理学奉行义理、考据和辞章，而曾国藩另增“经济”一条。

所谓经济，即经世致用之学，一反清代尚空谈的理学风气，和乾嘉以来尚考据的“实学”风气，讲求实事求是的学问。

在向子弟们传授读书心法时，曾国藩指出：经济不外读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

他又说：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曾国藩对史的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他考进士不第，在回乡途中，借钱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开始，由于受到父亲的鼓励，便开始读史。他的日课（MBA教程）中既有“每天读史十页”之语，又有“柔日读经，刚日读史”之说，足见他对史的重视和强调。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兼哲学家休谟说过：历史不仅是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且也打开了通向其他各个部分的门径，为许多学科领域提供了材料。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兼哲学克罗齐也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魏僖也说：经世之务莫备于史。

曾国藩也把读书的重点放在史上，不仅推崇《通典》，尤推崇《资治通鉴》。他对后者还有详细的评述：

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这样的读史心得，即善于借鉴历史，更新观念。他从读史中获得的益处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二十四史一一点读过后，曾国藩对历史人物的考评即有了自己的看法。

他出山帮办团练之时，即有心组建一大团，意即自创新军。他从历史上的戚家军看到了组建湘军的好处，便模仿戚家军来打造湘军。

湘军誓师出征之时，曾国藩特作《讨粤匪檄》，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文化的核心和要害，针对太平军的文化破坏和人伦毁灭作了尖锐的反击和批判，在心理上取得了压制敌人的优劣，鼓舞了民心和士气，赢得了最大限度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

他对中国文化正宗的把握，被毛泽东等称为有“大本大源”。

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他能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迷雾，善于从微几之处洞察历史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关联。

4．读书以领风气（1）

因为喜欢读书的关系，曾国藩也结识了不少当时奇才。如在湖南有“小亮”之称的刘蓉、“今亮”之称的左宗棠、“老亮”罗泽南，还有郭嵩焘、江忠源等。

道光二十五年（1845），安徽才子李鸿章进京赶考，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至交，即命儿子拜曾国藩为师。由此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关系。

科举制下，凡在考试中被录取的考生，很自然地就成了考官的门生，曾国藩先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教习、侍讲学士、会试同考官、殿试读卷大臣，四川乡试正考官、武会试正总裁等职，由此建立起来的师生关系也颇丰。

曾国藩还特别注意从读书人中物色人才。

身为湘军统帅，曾国藩看到绿营将领无人可用，汉人卿相中亦乏妙选，于是，只有启用读书人带兵，纯用书生为营官，率诸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一改营官积弊。大肆网罗读书人、知识分子，不拘一格提拔他们担任湘军各级文武将领，开创了近代史上“士人领山农”的局面。

对各级将领，曾国藩仍然用读书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在忠义血性的前提下，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拣选将才，则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一时间，湘军上下聚焦了大批读书人，曾国藩当年的抱道君子，读书同学，门生学子纷纷聚集其旗下，可谓慰为大观。曾国藩他们还把读书之风带进军营里，不仅自己给士兵们讲课，还要求各将也要以身作则带领士兵读四书五经。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王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

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

这批将领也不只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

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

这就充分道出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4．读书以领风气（2）

当西洋学说冲击中国之时，曾国藩对翻译西洋书籍尤为重视，他希望通过翻译西方有用之书，使自己有生之年能了解西方。他的儿子曾纪泽年已三十，一般而言是过了学英语的年纪，然而，他仍然要求纪泽学英语，故纪泽后来成为史上有名的外交家，他的另一个儿子纪鸿则对西方科技表现出深厚的兴趣，自学英语，卓然而成一代数学家。

曾国藩读书小史

十种书须烂熟于胸：四子书、近思录、曾氏读古文钞、曾氏读诗钞、曾典、皇朝经世文编、易经、诗经、史记、汉书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四家古文、易知录、诗经、乐府解题、绿野仙踪、李崆峒文集、皇明十家文、韩子、龙威秘书、论衡

道光二十一年：读书录（薛文清）、汉书、明史稿、文选、日知录、三国志、后汉书、韩诗、史记、制艺存真集、诗经、斯文精华、朱子全书、陶文毅公全集、洪稚存集、经世文编、赐砚斋丛书、宣和遗事、明史、周易折中、易经、大学衍义、制艺偶钞初编、

道光二十二年：易经、许文正公语录、元遗山集、太白集、乐府解题、黄山谷集、浮邱子、南巡扈从日记

道光二十三年：樊川集、史记、张杨园先生集、近古录、东华录

道光二十四年：楚辞、荆公集、诗经大全、归震川文集

道光二十五年：史记

咸丰八年：明史、宣公奏议、戴氏年谱、孟子、骈体正宗、论语、诗经、司马温公集、文选、方舆纪要、姚姬传集、尚书、古赋识小录、柳子厚文集、诗经说、明史、姚姬传笔记、匡谬正俗、左传、经义述闻

咸丰九年：梅伯言文集、李穆堂文集、瀛寰志略、李临川绂文集、玉篇、诗经述闻、戴东原集、书经述闻、古文辞类篡、书经说、杜牧之集、五代史、史记、唐宋诗醇、陆剑南集、姬传文集、书画谱、姬传先生尺牍、明史、后汉书、左传、尚书、庄子、荀子、文选、汉书、蔡君谟集、文与可集、李太白集、文粹

咸丰十年：书经、书经述闻、经义述闻、文选、类篡、后汉书、古文、朱子文集、汉书、骈体文钞、后汉书、张子衡诗集、陆宣公集、欧阳文忠外制集、通鉴、鸿蒙室文集、经史百家杂钞、诗经、礼记、春秋、魏叔子文集、老子、论语、古文简本、淮南子、古文选、谷梁传、韩文、庄子、荀子、通书、汉学商兑、楚辞、红楼梦、文中子、韩非子

咸丰十一年：陆放翁诗选、唐宋诗醇、易经、古文、法言、杜诗、文选、史记、经传释词、望溪集、文献通考、会典、双梧山馆文钞、书传补商、山海经、管子、读书杂志、孟子、书谱、诗经、日知录、说文、陶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津逮秘书、老子

同治元年：古文、庄子、诗经、文献通考、元遗山诗集、峨眉瓦屋游诗草、道德经注（魏源）、史记、今世说、宋四六话、墨子、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正谊堂丛书、古文简本、泰吉文稿、水经注、范文正公集、古文尚书疏证、书传补商、洪稚存诗话、北江诗话、渔隐丛话、稼轩集、明史、皇朝通考、诗经兴笺、通典、先器识而后文艺论、周易汉读考、尔雅义疏、庄子解、南雷文定、易汉学、今文尚书说、诗疏、诗人徵略、梅伯言诗文集、顾亭林年谱、吴彤云文集、说文、通鉴论、诗说

同治二年：诗经、孙琴西诗集、志类、古韵标准、古文简本、龙壁山房诗草、圣祖庭训、王右军集、庄子、荀子、韩非子、六书音韵表、古文汇钞、三希堂法贴、戴东原集、津逮秘书、周礼、古文、史记、说帖、考工记、周易、阮文达文集、雅训杂记、汉书、通考、说文笺异

4．读书以领风气（3）

同治三年：通考、古文、尚书、戴东原文集、孟子、诗经、书记洞诠、皇朝中外一统舆图、铢寸录、退庵随笔、老学庵笔记、石渠随笔、粤匪纪略、左传、竹云题跋、公羊传、说文义证、八家、五代史、唐书、陆放翁诗集、说文、史记、礼记、太极衍义、姚江学辩、集韵、何子贞诗集、从政遗规

同治四年：说文、好云楼全集、经世文编、齐民要术、小学绀珠、六书音韵表、江忠烈集、贤母录、声类、史记、古文、诗经、书经、韩文、王怀祖先生文集、汉书、大云山房集、王阳明集、望溪文集、梅伯言文集、仪礼图、仪礼、礼书纲目、牛氏家言、钱辛楣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姚惜抱文集、三国志、姚伯山文集、清河县志、左传、考经释疑、圣祖庭训格言、聪训斋语、湖海文传、鲍觉生诗集、仪礼义疏、经传通解、庄子、书经稗疏、国史、司马温公文集、刘文房诗集、国朝古文所见集、佩文韵府、尔雅正义、曾子十篇注释、释言、雅训类记、释训、雅训杂记、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书经篡言、夷坚志、文献通考、水浒传、古文辞类篡、古今将略、经籍考

同治五年：经籍考、尔雅、通艺录、石经、宋论、通鉴论、谷梁传、文献通考、曲阜县志、宗涤楼诗集、方正学集、宗涤甫文集、陶诗、韵鹤轩笔谈、渔隐丛话、亭林文集、池北偶谈、选举考、泰安府志、鲁通父诗文集、群经平议、清修宝鉴、礼记、礼记章句、中庸、戴东原文集、新议论略、红楼梦、玉藻、仪礼、读礼通考、船山文集、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叶韵辨、刘孟涂文集、唐书、汉书、古文四家、学庸臆解、松风阁诗、明史、记过斋丛书、中州文征、鄢陵文献志、诗经稗疏、五礼通考、朱子家礼、吕氏音训、春秋篡列、苏辙集解、文选

同治六年：仪礼、汉书、古文、诗经、李杜诗话、韩文、东都事略、内经、笠泽丛书、仪礼雅训杂记、四书、五礼通考、刘随州集、书经、文选、学礼、龚定庵文集、礼记释文、千家注杜诗、观象授时、通鉴辑览、经说、通鉴、方植之文集、五古诗选、湖海文传、张皋文词选、左传、御选语录、瀛寰志略、圣武记、小学、欧阳公文粹、五古诗选、管子、十八家诗

同治七年：苏诗、刘随州诗集、揅经室集、刘梦得诗集、阮文达年谱、苏东坡年谱、课子随笔、杜公年谱、今体诗抄、周易述闻、经义述闻、古文辞略、韩诗、太白集、江南通志、新乐府、白香山乐府、诗国风原指、春秋三传义求、孟子考义发、外集、潘文恭公年谱、潘功甫诗集、帅子文集、乐府诗集、儒林外史、东州草堂诗草、曝书亭集、李义山年谱、遗山年谱、今文尚书考、国朝先正事略、何子贞诗集、宗庙制度、阅微草堂笔记、文列女传、制艺丛话、吴竹如文集、经说笔记、论语注、王批公羊、左传、古文、湘阴县志、国语、战国策、史记、尔雅义疏、春秋比、春秋说略、永定河志、畿辅通志水利志

温习：左传、古文、杜诗、汉书、朱子文集

翻阅：五礼通考、国朝先正事略、经义述闻、朱子学案、朱子百选

新读：毛诗异义、尚书伏马义、说文声读表、毛诗韵订、建首字读、集韵经存、说文声读考、音学五书、古音标准、六书音韵表、诗声类、古音廿一部

反复阅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改任总督：阅微草堂笔记、孟子、大学、中庸、论语、国朝文录

由津入江：论语、易经、尚书、左传、杜韩七古、礼记、邳州志、游道堂集、莅政摘要、唐人万首绝句选、困学纪闻

同治九年抵江：古文趣味之属、夜温大学、汉官仪、试律丛话、安文集、困学纪闻、孝经、文选、古文词赋类、韵编、经说、王船山杂著、诗经、近思录、阅微草堂笔记

同治十一年：二程全书、理学宗传

1．天人支配权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中的核心观念。

三才者，天地人。看起来，天与人是平等的。然而，中国古代经典中无不表现出人对天的敬畏。所谓“天”，不是指自然，但包括了自然在内。

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不管是人合于天，还是天人合一，都基于“天命”的思考。

“命”、“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深藏在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曾国藩是一个笃信天命的人。他有一套完整的“天人关系”学说。

“凡成功一事，必分一半功于天。”我们讲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有我的一半，在曾国藩看来，他的“军功章”里有自己的一半，另一半属于天。

“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把事功“三七开”，天命的因素居大半，可见，天命在曾国藩心里的分量。

然而，曾国藩笃信天命，却从不认命。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吾兄弟但从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更不必问及矣。”

“小心安命，埋头任事。”

“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已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主者。”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关涉。”

“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与不精，则由我作主。”

我们现今完全可以说，天命是虚妄的。曾国藩高举天命的大旗，事实上也并没认命。

前半句讲天（命），后半句指人。他的笃信天命、敬畏天命，其落脚点却还是在人，在于自己的支配权。我称之为“天人支配权”。

曾国藩认为，上天的意思究竟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竭力去做就是了，成败不复计较，人还是可以自己把握人生的。

天人关系中的支配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才是权力。

曾国藩的笃信天命，其实是给自己树立一个敬畏的标杆。敬天命，则使人小心翼翼，不敢疏忽，不敢张狂。

人是要有所敬畏的，真正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就会失去一切道德的、道义的、法律的制约，就会“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历史上，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其最终的苦果，我们早就尝过了。

这敬畏，包括敬畏师长、敬畏领导、敬畏朋友、敬畏下属，其实都是在天命的范围之内。因为师长、领导、朋友、下属都是天赋予人的存在的条件。

笃信天命的曾国藩，始终是一个积极面对人生的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也坐过十年的冷板凳；后来出任湘军统帅，将近十年的时间内无职无权，一个地方实职等了七八年。但是，他绝不有怀才不遇感，也绝不怨天尤人。“怨天则天必不许，尤人则人必不服。”他的话堪称至理名言。由敬畏天命而引发了曾国藩的自概之道。

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设法先自概之。

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

人不概之天概之，天命的威力是巨大的，无乎不在的。与其让天来概，还不如自概。自概就是天之权拿来作人之权。这就是曾国藩自修之道的心理依据。

否则就是代天主张。

曾国藩的修身之法、做人之道、处世之方都建基于此。

2．交友支配权（1）

说到底，处理人际关系其实就是做人。一个人的立身处世，就在于能自我把握。在儒家思想中，人际关系是天人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如前所述，曾国藩牢牢把握住了天人支配权，又决不代天主张。在人际关系上，他则牢牢把握住了交友支配权。

曾国藩格外重视交友，在京城时他就广交朋友，当时流传一句话：包送灵柩江忠源，包写挽联曾涤生。前文说过，曾国藩出身寒素，即在京城为官，很长时间都不得不靠借贷度日，官场、朋友之间的应酬只能勉强维持，送礼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比较困难的。曾国藩则充分发挥自己能诗善文的特长，替人写挽联，以这种方式来结交朋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至上，而当谁家有了丧事，以一个翰林身份写上一幅挽联，不仅高雅，而且亦是替孝子光大孝道的好事，就好比今天的送花圈是一个道理，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国度里怎么会不受人感激呢？这种替人尽孝的事往往比金钱更能获得人们的好感和钦佩。

交友，是曾国藩求人自辅观念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回复欧阳勋的信中说：“盖仆寡昧之资，不自振厉，恒资辅车以自强，故生平于友谊兢兢焉。”他自认为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的力量求得振作、进步，希望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完善。“虽偏长薄善，苟其有裨于吾，未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谠言争论陈于前者，即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

哪怕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它有益于我，都会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至于那些正言诤语，即使不一定合乎我的心意，也不敢不深深感念他的一番厚意，这样才是对我的关心，和其他泛泛之交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他绝不滥交朋友。相反，他把择友看作是人生第一要义，指出：一生之成败关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高人、奇人、能人、贵人、同人都是他选择的对象，并不一味交高官富人。到道光二十三年，他给弟弟们写信，流露出“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的遗憾。

择友交友，支配权在自己手里。对于像他这样智商平平的人来说，主要靠教育引导，方能成就大器。“古来做好人的，并非生来就好，亦是好师、好友、好榜样，渐渐教劝，渐渐变化，不知不觉便走到顶好的路上去了。做好官的，也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做名将的，也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方易于渐染成器。倘若有坏师、坏友、坏榜样，亦不知不觉便走到顶坏的路上去了。”

附骥名师，绝不附庸权贵。

曾国藩的一生始终奉行了这一信条。

曾国藩中举之后，任翰林院检讨，此时，曾国藩在京中志在寻求师友，相互磨持，以图进取。所以，1841年（道光21年）8月，31岁的曾国藩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同时，也以倭仁为学习榜样，学习其“诚意工夫”。在道光22年（1842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的家书中介绍了向倭仁的诚意工夫：

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尽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卖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

2．交友支配权（2）

为此，曾国藩特地“将艮峰先生日课，钞三页付归，与诸弟看”，希望弟弟们也能够从中有所体味，至于他自身，则更是马上要身体力行：“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后来，曾国藩更是将日记呈交倭仁以作点评，以达到其所期待的“明师益友，重重夹持”之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交友，基本上奉行两大原则：一是出于公心；二是以诚相待。历史上喜欢交友重视交友的名人权贵不可胜数，远的像战国四公子，水浒中的宋江、三国时的曹操、刘备，还有历史上的朋党之争，近的如蒋介石。然而，他们这些人虽然乐得了一个结交天下豪杰之名，但在他们心里，交友的目的不外乎树立朋党，或为自己营造“狡兔之三窟”，或为自己阴谋其事积蓄力量，或为收买人心，拉拢异己。蒋介石的军队里有所谓嫡系、杂牌军之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曾国藩交友，一则为借助朋友的帮助来完善自己，一则为国家的徐图自强而团结力量。交友的根本原则则是“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

“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侍友朋，苦心以护诸将。”这三心就是曾国藩出于公心的明证。诚字，在曾国藩交友处事中唯一奉行的信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伪者亦趋于诚矣。”曾国藩就是希望通过以诚相待，来转变世风。如他在日记中所记：

咸丰十年九月廿四日：当今之世，富贵固无可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辅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仁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风俗移人，凡人才皆随风气而转移，虽贤者不能自拔于风尚之外。……余老，无能有所树立，但不欲开坏风气，导天下以恶习耳。

曾氏交友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总是别人先来拜他，他从不先拜别人。他自己说：

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畬。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怕招“标榜以盗虚名”之讥。

“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别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声，是大损也。”

当然，要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首要的原则还是要自立自强。

一个道德不好的人，他不大可能结交好人，更不可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曾国藩结识的重要师友一览表

姓名 籍贯 官职或学术地位 对曾国藩的影响

唐鉴 湖南善化

(今长沙县) 理学大师，嘉庆十四年进士，官布政使、太常寺卿 曾国藩师从其习义理之学

2．交友支配权（3）

倭仁 蒙古正红旗 理学大师，道光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曾国藩师从其习读书修身之道

何绍基 湖南道州

（今道县） 道光十五年举人，学者、书法家 受其影响，并与之探讨书法

刘传莹 湖北汉阳 学者，藏书家，道光十九年举人，授国子监学正 从其习得训诂。后据所藏书辑刻有《孟子要略》，由曾国藩校刻行世

欧阳厚均 湖南安仁 清代进士，岳麓书院山长 对曾国藩在学识、文章方法及目标上影响深远

吴廷栋 安徽霍山 道光五年拔贡，官至刑部侍郎 曾国藩常拿日记与之交流心得

欧阳兆熊 湖南湘潭 工古诗文 曾护理病重曾国藩

邵懿辰 浙江仁和

（今杭州） 清代经学家，道光举人。曾任刑部员外郎 曾国藩在京师曾与之讨论学术

何桂珍 云南师宗

（今昆明） 宋学大师。曾作过道光帝师 曾国藩为官京师时，常与之讨论宋学

窦垿 云南师宗 嘉庆八年进士，以岳阳楼长联名闻天下 曾国藩与之讨论理学

冯卓怀 湖南长沙 道光十九年举人 经常与其交流心得体会

吴嘉宾 江西南丰 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 习得其读书经验

李棠阶 河南沁阳 理学大师，道光二年进士，后入军机 为官京师期间与之讨论理学

穆彰阿 满洲镶蓝旗 嘉庆十年进士，官职文华殿大学士 曾国藩早年仕途的顺利，就是由他开启导引而成

陶澍 湖南安化 嘉庆七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 其经世思想对曾国藩产生了重大影响

贺长龄 湖南善化 曾任云贵总督 经唐鉴引荐，曾国藩拜其为师

郭嵩焘 湖南湘阴人 道光进士，官至巡抚，晚清第一位驻外公使 参赞湘军军务，系曾国藩至交

刘蓉 湖南湘乡

（今涟源） 桐城派古文家，官至巡抚 曾国藩的至交

江忠源 湖南新宁 道光十七年举人，湘军初期主帅 其“楚勇”对曾国藩设立湘军水师有一定影响

罗泽南 湖南湘乡

（今双峰） 湘军创始人之一，加布政使衔 其所创之“湘勇”为湘军之基础

胡林翼 湖南益阳 道光十六年进士，湘军首领，晚清中兴名臣之一 后人把其用兵之法与曾国藩用兵之道编成《曾胡兵法》

良好的人际关系，靠的是修炼以自立。

曾国藩是人不是神，可以说，青年时期的曾国藩与普通的士子完全没有两样。他常常和人通宵打牌，爱好抽烟，喜好交游，甚至也有放浪的时候。具体说来，他身上的毛病主要表现在：

（1）目无余子，自命不凡：愤青曾国藩

作为一个年轻的士子，曾国藩早年一直都是目无余子，自命不凡，为人处世也比较固执，是个典型的“愤青”。他自言：“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对官场的迎逢、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屑为伍，也因此饱受排挤与舆论的讥讽。

年青时，曾国藩自恃诗文功夫好，在人前逞强斗很，只听到朋友说其好话，一言不合，便与好友发生龃龉，甚至一段时间不通往来，这也是曾国藩在京城时的毛病。

（2）轻浮好色，心贪嬉游：情色曾国藩

在京城里，曾国藩结交好友，交往密切，然而，言语“多笑谈”，以至连自己都觉得太放浪了。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一位朋友新纳一小妾，年方十四，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与一帮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所谓“浑话”。曾国藩得知朋友新纳美姬，心中羡慕不已。为此他还特地跑到这位朋友家，先聊了点学问上的事，随后便把话题转移，称赞朋友艳福不浅，并提出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不想，曾国藩竟“欲强见之”，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美妾叫出来。

2．交友支配权（4）

曾国藩见了，当面朋友的面说了些挑逗的话，至于什么话，已不可知，但总之很令人难堪。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从曾国藩所记“大不敬”来看，估计应有出格的举动。

陈岱云是他在京城时的同年好友，两人关系非同一般，那些“狎亵”之举，“谐戏”之语，在至友面前表现出来，也是他真性的流露，在回家的路上，曾氏还在思考琢磨。

有一次，曾国藩到雨三的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聊天。他在日记中记载：“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处出来，已是很晚，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何子贞家中，三更而归。日记中曾氏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

古代诗文中常见的嬉游、狎亵二词竟然出现在被后人视为理学名儒的口中，这些词一般是出入歌馆妓院的不正当行为的用语，曾国藩的日记中有几次这样的记载，从他的父亲给他的信中，嘱咐他要“节欲、节劳、节饮食”的“保身三要”来看，早年的曾国藩应有这方面的不检点之处，知子莫若父嘛。而且，节欲、节劳、节饮食正好说明曾国藩经常四出征逐、酒欢宴席而养成的不良习惯，否则千里之外的老父怎么要再三提到？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夫人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感觉“大开眼界”，他的禀性又得以激发出来，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是日，目屡邪视”，感觉“耻心丧尽”，回到家后，仍然惶然不适。而这时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

“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竹如来，久谈。久不克治，对此良友，但觉厚颜”。大白天两口子调情倒也不怎么出格，但也说明了他沉溺于情欲之中，而且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即将升为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应邀到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到汤的两个美姬，又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

好色的曾国藩，嫖妓经历是肯定有的。有他自己留下的两副对联为证。

一是写给妓女大姑的，还是藏头联：

大抵浮生若梦

姑从此处销魂

二是写给妓女春燕的，名字也藏在上下联中：

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也；

谁能遣此，怅梁空泥落，何时重见燕归来。

“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醒悟过后的曾国藩无比感慨。这恐怕也是许多现代年轻人的心声。

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他以后位及人臣，只是因战事激烈，而自身痒不堪言，才纳一妾之外，再没有纳妾之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严守夜不出门的戒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士大夫之处，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可贵之处。

（3）多言好动，不能安坐：虚伪曾国藩

道光十九年正月，曾国藩刚刚八岁的满妹病死的时候，他还没有起床。满妹生病期间，曾国藩自己并没有尽手足之情，全是澄侯曾国潢在为之调汤药，在床头扶持照料。他母亲积年多病，也不见他如何关心过。那么，这些时间曾国藩都在做些什么？

从他的日记流水账来看，不外乎“请人吃酒”，“在外吃酒”，在外打牌，总之是四出应酬。

2．交友支配权（5）

好动是曾国藩的天性，31岁之前的曾国藩几乎总是难改这一毛病。

1831年，曾国藩改号涤生。他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但改号多年，“不学如故”。

做了翰林之后，曾国藩仍然“往来征逐，不能安坐”。几乎没有哪天不出门的，哪怕外面刮风下雨，自己无事，都要出门。有一次，他竟然应人之邀，“欣然而往”，到菜市口观看怎么斩一大臣。

平时交友，言语之间，心有骄气，总不虚心。

因为心浮，不能读书的情况经常发生。

后来，意识到自己的处世方法带来的问题后，醒悟过来，“自从丁书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土，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从讥取戾”。

因此，31岁之前的曾国藩，与之后的曾国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之所以能修炼变化自我，基本上得益于师友挟持、自以为非，我们在前面讲过，“师友挟持，虽懦夫亦有立志”，是曾国藩的一大心得。然而，最关键的还是他能接受好友的指摘，并且立志改过。如好友邵蕙西当面批评他过。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曾国藩如实地写道：

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邵蕙西所批评的有三桩：一是怠慢，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对他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曾国藩听了好友的批评，不但不生气，而且欣然接受：“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类似的情况还有陈岱云。

陈岱云与他彼此相劝以善。“岱云言余第一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醒悟之后的曾国藩时时注意检点自己：

“凡喜誉毁恶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以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漫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

“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明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

2．交友支配权（6）

“竹如说理，实有体验，言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自问亦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然每日自旦至夜，瑟僴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总有放松的意思。”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时能拔此根株？”

“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辨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

“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虚，天下之至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

“亦欲引予共学，而予志不坚，过不改，有腼面目，真可愧也。”

“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馀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树堂于昨初一重立功课，新换一个人，何我遂甘堕落耶？从此谨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

“夜，树堂来，又雨三、岱云、少平三同年来，留树堂久坐，畅谈，四更方归。树堂谓予有周旋语，相待不诚。诚伪最不可掩，则何益矣！予闻之，毛骨悚然。”

可以说，整个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的日记里所记载的全是自己如何反省、如何改过自立之语。上述种种剖析灵魂的事迹心语，生动形象地刻划了曾国藩自立自新的心路历程。

由上也可以看到，尽管曾国藩一意要自立，要与过去的缺点告别，然而，要改过要自立是何其艰难，其改过自立的过程何其曲折。

不过，曾国藩刻苦自立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到了道光二十三年，上述多言、不诚的毛病得到了有效的遏止，在这一年的日记里，我们很少看到他再为上述毛病而忧心。

针对自己的不良习惯，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后来都做到了。

新的一年里，曾国藩致力于纠正忿、欲两大毛病。

正月初二日：“本日会客时，有一语极失俭，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触即发耳。”

正月初三日：“饭后，语及小故，予大发忿不可遏，有忘身及亲之忿。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树堂昨夜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馀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如此。”

正月初四日：“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

正月十一日：“竹如以一‘耐’字教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静，以渐几于能贞也。此一字足以医心病矣。”

正月廿二日：“因下人小不如意致忿，何其一无所养至此！可耻之至。”

正月廿七日：“同见海秋两姬人，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

试看，一月之内，曾国藩自检忿欲之行事达6次之多。然而，自省自立的精神与意识一天都没有放弃，终于成就他自立出一种好品德。如此从灵魂深处的检点和剖析，实为难能可贵。后世有人以为曾国藩在日记中这么写这么说，是有意识而为之，目的是日后留下一个好名声。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他怎么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代杰出人物？

晚年时，身为江督的曾国藩还特意撰联：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并将它悬于两江总督衙门，寄望地同僚下属，如师兄弟一般，直言攻短，互勉互励，修行立名。

曾国藩的这种自立自强精神说到底又是一种自以为非的精神。

为人与处世是分不开的，只有努力自修，方可以良好的道德品行凝聚朋友，增加信任，自立于世，做一番事业。做人，绝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说清了的。但有一个原则，做人总是从做事中出来，没有听说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人不做事。通过自己的修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自达，能够关怀社会，服务社会，这就是达人。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这是儒家讲究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孔子与其弟子子贡有过一番对话。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反问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能近取譬”，就能将心比心。孔子把它当作立人达人的方法。也就是推己及人。自己要求得通达，也要让他人也求得通达。自己的通达甚至要以?人的通达为基础。曾国藩自立自达的目标是要做一个圣贤，当然，圣贤也就是能关怀社会的达人。他“达人”的指导思想就是与人为善，陶铸世风。

自立自达也好，立人达人也罢，都是做人的工作。

人是社会的人，人是网络的人。做人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处理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天人关系的内容之一。曾国藩的人际关系原则有三条：

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侍友朋；苦心以护诸将。

这“赤心”、“小心”、“苦心”的“三心”法归结起来，就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又可化为另外“敬”、“谨”、“亲”三个字：对师长辈，重一个敬字；对同辈同乡，重一个谨字；对同年，重一个亲字。

3．分享支配权（1）

第一个故事：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上尉忽然发现一架敌机向阵地俯冲下来。照常理，发现敌机俯冲时要毫不犹豫地卧倒。可上尉并没有立刻卧倒，他发现离他四五米远处有一个小战士还站在哪儿。他顾不上多想，一个鱼跃飞身将小战士紧紧地压在了身下。此时一声巨响，飞溅起来的泥土纷纷落在他们的身上。上尉拍拍身上的尘土，回头一看，顿时惊呆了：刚才自己所处的那个位置被炸成了一个大坑。

第二个故事：古时候，有两个兄弟各自带着一只行李箱出远门。一路上，重重的行李箱将兄弟俩都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只好左手累了换右手，右手累了又换左手。忽然，大哥停了下来，在路边买了一根扁担，将两个行李箱一左一右挂在扁担上。他挑起两个箱子上路，反倒觉得轻松了很多。

把这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也许有些牵强，但他们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故事中的小战士和弟弟是幸运的，但更加幸运的是故事中的上尉和大哥，因为他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在我们人生的大道上，肯定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我们是不是都知道，在前进的道路上，搬开别人脚下的绊脚石，有时恰恰是为自己铺路？

世上有三种人，一种人只占有不分享，一种人既占有又分享，一种人不占有只分享。第一种人不说他，是典型的吝啬鬼；第二种人，好，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咱们交换一下，我们一人就有了两个思想。分享是一种快乐，得到的是别人，感恩的是自己；分享是一种幸福，享受的是别人，领悟的是自己；分享是一种机会，给别人一个机会，自己也得到一个机会。第三种人最好，只分享不占有是最大的哲学，其实分享本身就意味着占有，分享的人越多，你得到的人心也就越多，一个人外出好玩，还是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外出好玩？我想连小朋友都明白这个道理。成功的途径很多，但通往巅峰的成功，将不再是你赢过多少人，而在乎你帮过多少人。一个人最需要什么？我想，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重视，答案无缝是快乐。

分享的权力也在自己手里。这才是真正的权力，也是最大的权力。我们看曾国藩是怎么通过分享取得人和的。

分享包括分享权力，分享财富，分享快乐，分享成功。

要知道，权力、财富、名利、功劳并不天生属于你的，是偶然的机缘加上你的努力，权力、名利、功劳和财富才被你拥有。懂得权力、财富的真谛的人，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分权而权不减，让功而功不少，让名而名不去。

曾国藩对待金钱的态度众所周知，那就是不要钱。

做官以不要钱为本；不妄取军中分毫；不多寄银钱回家，让子孙一无可恃。这些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对下属，对他人，于银钱方面量力而行。有钱的时候，尽行满足下属的需求；窘迫的时候，宁愿自己节用缩食，也要先满足下属。

对待权力，曾国藩更懂得分享。他并非不懂得权力的好处，没有权的时候，他曾经向皇帝公开要权；有了大权，他明白权力绝不永远属于自己，相反，一旦掌握大权，倒给自己增加无形的巨大压力：手中有权而不能纾国难，解民困的时候，他寢食难安；手中有权而自己德不相称，才不足用，他一样寢食难安。

3．分享支配权（2）

局面不大，没有打开的时候，他于权力实行一个“专”字，为求团结统一，不允许部下自立门户；一旦局面打开，逐步做大做强的时候，于权力他实行一个“分”字，鼓励部下自立门户。

李鸿章、左宗棠都是实例。李的淮军是曾氏许可招募，又是他尽力玉成，从湘军中分拨了一批骨干力量充实其间，后来，李鸿章在上海立足已稳，反过来给了曾国藩莫大的帮助，军饷上不用说了，新式武器弹药也不少供，更重要的是替曾国藩稳住了长江下游东南大势，使得曾氏可以专心经营上游。

左宗棠原不过是湖南巡抚手中一高参，后来在曾国藩军中帮办军务，亦只是一幕僚。然而，到后面，左宗棠自领一军，在短时间内便官居巡抚、封疆大吏，在东南、在西北立下赫赫战功，若没有曾国藩分权予之，没有曾国藩的鼎力支持保举，他的成功又谈何容易？

让李鸿章助攻金陵，则更充分表现了曾国藩分享成功的理念。

请不请李鸿章助攻金陵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让不让李鸿章分享天下第一功的问题。

同治二年十二月曾老九围攻天京已有很多时日，此时李鸿章在上海得心应手，特别是攻克苏州后，曾氏兄弟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兄弟俩围绕着要不要叫李来助攻反复商量。

显然，老九并不愿意到手的肥肉让李鸿章来插上一手，但曾国藩却认为不必占天下美名、全功，故曾国藩反复地劝说老九：

四月十六日：如奉旨饬少荃中丞来会攻金陵，弟亦不必多心，但求了毕兹役。独克固佳，会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

四月二十日：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可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

四月二十四日：克复常州之寄谕已到，无饬少荃会剿金陵之文。少荃亦于十一月奏明回苏，攻围老巢之重任，始终弟一人肩之。

五月十二日：少荃于吾兄弟处实有相亲相卫之意，吾意欲奏请少荃亲带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接弟此次复信，余即一面出奏，一面函咨少荃，请其迅速西来。如苏军齐到成功，则弟受其劳，而少荃享其名。则即可以同膺懋赏，又可以暗培厚福。盖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则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如苏军虽到，而城贼仍坚持不下如故，则谤可稍分，而责亦稍轻。

五月十三日：谕旨问少荃能亲赴金陵会剿否，余拟即日奏请饬派少荃亲来会剿。速克则共乐其功，缓克则稍分其谤。沅弟外症虽好，而肝病已深，断不宜再久郁郁矣。

五月十四日：本日接奉寄谕，亦令少荃亲剿金陵，而弟信又言广贼尚发来米一斤四两，可知时候未至云云。余遂决计请少荃来金陵，同心办贼。今日先咨弟处，明日即咨少荃，并专案复奏也。……少荃亦有信来，愿派季泉带炸炮来助。吾意季泉来，不如少荃亲来，盖深知老弟之心，不畏少荃占弟之名，而颇畏季泉之勇不受约束也。

五月十五日：不请少荃来会剿，恐贼城相持太久，饷绌太甚，弟以郁而病深。请少荃来会剿，则二年之劳苦在弟，一旦之声名在人，又恐弟以激而病深。故辗转踌躇，百思不决。此次将咨与函送弟处自决。

3．分享支配权（3）

五月十六日：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润公克鄂省，迪庵克九江，沅甫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泉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少荃将到之时，余亦必赶到金陵会剿，一看热闹也。

五月十七日：余十五日与少泉之一咨一信，惟愿弟之速送，又惟恐弟之径送，反复无定，为弟所笑，亦必为弟所亮也。今日命纪泽赴金陵省视老弟，余于六月初间亦必往，兄弟鬯叙。届时少荃若到，余即在彼，不遽回皖。如少荃不到，余即坐轮船速归。

经过如此反复之后，老九终于同意李鸿章来会剿。

然而，李鸿章对此心知肚明。他回复曾国藩道：尚须教练枪炮各队，且须攻破湖州再来金陵。他对老九太了解了，不愿意此时来凑热闹。故曾国藩说：“若深知弟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

老九也不负阿兄一片好心，终于在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克金陵。

同治六年，曾国藩说了一番心里话：

少荃宫保于吾兄弟之事极力扶助，虽于弟劾顺斋不甚谓然，然但虑此后做官之不利，非谓做人之有损也。弟于渠兄弟务须推诚相待，同心协力，以求有济。……大约淮湘两军，曾李两家必须联为一气，然后贼匪可渐平，外侮不能侵。

曾国藩对李鸿章越发称赞有加：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甚伟。……以后上海铁厂仍请李相主持。

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还懂得分享快乐。

发现下属有进步、有成功，身体好，他禁不住打心里的高兴，并且把这种高兴写信给别人，希望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快乐。

在曾国藩看来，孝悌也是一种分享之道。年轻时，他悠游放浪，不懂得事亲行孝；立志自新以后，开始事亲至孝，带头垂范。

曾国藩说孝悌一门大学问，尽一分孝便是一分学，尽十分孝便是十分学。上而父母无一时不安乐，下而兄弟妻子蔼然有恩，秩序有成。

歌德说：能与他人分享痛苦的，是人；能与他人分享快乐的，是神。

懂得分享的人绝对不是一个贪婪的人。因为他明白贪来贪去一场空的道理。

分享最大的敌人是贪婪。托尔斯泰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想得到一块土地，地主对他说，你从这里往前跑，跑一段就插个旗，只要能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插上旗的地都归你。结果那人就拼命地跑，跑到太阳落山才回来，跑得筋疲力尽，一停下来就倒了下去再也没起来，地主给他挖了个坑，埋了他，说，一个人能要多大的地？就这么大。

人心不足蛇吞象，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欲望是把双刃剑。

分享支配的另一个理念，就是求阙。道德求全，功业求全，名利求阙。曾国藩以求阙名斋，便是此意。

花未全开月未圆。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凡利之所在，当与他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他人共享之。

曾国藩一百多年前的这三句原话，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

总之，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这是天人支配权的要义；只有认识他人，才能调控自己的命运，这是交友支配权的要义；只有理解人己关系的真奥，才能活出快乐活出意义，永远不会堕入生命的低谷。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上述三大支配权，正是实现顺利沟通、有效沟通的基础；也是人际关系的管理艺术。

1．只有人才会重视人才（1）

古代战争向来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说，那时人们打仗主要拼的是为将者的军事智慧和武艺功力，两军对垒，双方各出一将，单挑，失败的一方人心立即作鸟兽散，斗志全无，兵溃如蚁。所以又有擒贼先擒王之说。

其实，领导又何尝不是这样？领导的作用就如同将帅，只不过，现代的将帅或领导无须单枪匹马出来拼力气了。领导拼的是艺术、智慧。但是，任何一位领导都不可能做独行侠，唱独角戏，人海战术虽然不管用了，但求人自辅依然是领导干部首要具备的核心理念。

《天下无贼》中扮演老贼的葛优悠悠地说出：“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其时，观众无不被其一本正经的模样及这句话中包含的现实哲理所折服。

人才难得，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之人很多，可大多数人也只不过说说而已。而说到底，领导最大的艺术就是选人、用人，一个组织、单位领导暗弱、无能，人心不附，迟早是衰败之象。因此，领导和管理者们越来越重视向历史学习，借鉴历史人物的领导艺术，曾国藩就成为众望所归的一个。

当官要学曾国藩，这句不是出自文件中的口号，源自于曾国藩领导艺术的两个被人熟知的方面，即识人有术、用人有方。善识人，会用人，这被视为领导者必备的优秀素质，也被看作是领导的一种境界。

不错，然究其实，曾国藩领导艺术最高的境界却不在此，而在于他的培养和造就人才。

曾国藩的幕府号称晚清天下第一幕府。其人才之盛，无人能比；其知人之明，也无人异议。

我认为，这与曾国藩自身有着紧密的联系。曾氏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30多岁就位居二品，在别人看来这是官场一帆风顺。其实不然。他从28岁中进士，到38岁官居二品，中间整整花了10年，也坐了差不多十年的冷板凳，他深知自己成才之难与苦。

因而，他的人才思想也格外切合实际。归纳起来，就是得人治事并重的指导思想，变化人才的育才观念，不拘一格的选才标准。

其中，为政之道，得人治事并重是曾国藩求人自辅的指导思想。他在给九弟的信中这么告诫：“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在日记中也写道：“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是治事的前提，也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因此，在后来容闳请求派幼童出国留学时，曾国藩立即赞成，并约李鸿章一同上奏朝廷，促成我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并成立了专门负责此事的机关。可见，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始终一贯，目的也是为了治事。

不拘一格的选才观。和“天下无现成的人才”一样，天下也无完美的人才。自古以来，求全责备是导致天下无人才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认为，任何时候都不会找不到人才，关键是如何看待人才。特别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方今兵革不息，岂无奇材崛起？无人礼之，则弃于草泽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这个道理就和伯乐与千里马的道理一样。所以他又说：“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当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1．只有人才会重视人才（2）

这就是为什么湘军会卓然而成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罕见景观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也为曾国藩赢得识人善用的美名。与历史上其他事实相比，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深谙独木不支的道理，也深通人性中予与给的关系。

现代人，虽然高喊“人才难得”，但真正到了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的关键时刻，口号终归只是口号。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人才才会懂得重视人才，以及如何重视人才。“他若是共小生，厮觑定，隔墙儿酬和到天明，方信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西厢记》）惺惺相惜，古人这个成语早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湘军将领担任地方督抚一览表

类别 姓名 籍贯 开始担任总督、巡抚的年份

总

督 曾国藩 湖南双峰 1860年两江总督

曾国荃 湖南双峰 1865年山西巡抚，1881年陕甘总督

李鸿章 安徽合肥 1862年江苏巡抚，1865年两江总督

左宗棠 湖南湘阴 1861年浙江巡抚，1863年闽浙总督

刘坤一 湖南新宁 1865年江西巡抚，1875年两广总督

刘长佑 湖南新宁 1860年广西巡抚，1862年两广总督

杨岳斌 湖南吉首 1864年陕甘总督

刘秉璋 安徽庐江 1875年江西巡抚，1886年四川总督

骆秉章 广东花县 1850年湖南巡抚，1860年四川总督

沈葆桢 福建侯官 1861年江西巡抚，1875年两江总督

岑毓英 广西西林 1868年云南巡抚，1873年署云贵总督

丁宝桢 贵州平远 1867年山东巡抚，1876年四川总督

刘岳昭 湖南涟源 1866年云南巡抚，1868年云贵总督

杨昌浚 湖南湘乡 1869年署浙江巡抚，1883年闽浙总督

何璟 广东中山 1870年福建巡抚，1876年闽浙总督

张树声 安徽合肥 1872年署两江总督

巡

抚 李续宜 湖南涟源 1861年安徽巡抚

李续宾 湖南涟源 1858年授巡抚衔

胡林翼 湖南益阳 1855年湖北巡抚

李孟群 河南光州 1858年署安徽巡抚

江忠源 湖南新宁 1853年授安徽巡抚

刘蓉 湖南涟源 1863年陕西巡抚

刘典 湖南宁乡 1868年署陕西巡抚

唐训方 湖南常宁 1862年署安徽巡抚

蒋益澧 湖南湘乡 1866年广东巡抚

郭嵩焘 湖南湘阴 1863年广东巡抚

严树森 四川新繁 1860年河南巡抚

丁日昌 广东丰顺 1868年江西巡抚

田兴恕 湖南凤凰 1861年署贵州巡抚

罗遵殿 安徽宿松 1859年授福建巡抚

潘鼎新 安徽庐江 1876年署云南巡抚

陈士杰 湖南桂阳 1881年浙江巡抚

张曜 北京大兴 1885年广西巡抚

刘铭传 安徽肥县 1885年台湾巡抚

刘锦棠 湖南湘乡 1884年新疆巡抚

饶应祺 湖北恩施 1895年署新疆巡抚

许振禕 江西奉新 1895年广东巡抚

李兴锐 湖南浏阳 1900年安徽巡抚

2．天下没有神奥的相术（1）

“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

世人都说曾国藩用人有方，殊不知，“方”从何来？正是从知人处来。

所谓知人，就是了解人，包括其特长、学识、性格、兴趣、品行操守等方面在内。

人才不是万能的。有的人适合做设计，有的人则适合做行政，曾国藩就是打破了人才万能的观念，提出“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就是做领导的首要职责不外乎知人晓事二端。

我们常常抱怨某些领导任人唯亲，或认为他们私心自用，实则不尽然。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领导缺乏知人晓事的能力，或者没有把心思用在知人晓事这些要务上。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心态使得他们不知道去了解自己的下属，或者不知道怎么去了解。他们压根儿不知道在他的身边其实还有很多合适的人才，他们的眼光只停留在身边那些亲近的人身上，遇事就在这几个亲近身上考虑，就导致给人以用人唯亲的印象。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天下何其大也，天下的人才自然不可能尽知。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我的脑海里压根儿没有某某人的印象，甚至连他的姓甚名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任用他？有的人初次见面，对他的品德、才能一无所知，怎么可能就凭第一印象赋予大任？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提出“知人”作为用人的原则与前提，并且努力锻炼自己知人的能力。

曾国藩以知人著称。有一次，李鸿章带三个人去见曾国藩，请他给三人安排职务分派工作。不巧，曾国藩有饭后千步走的散步习惯，他们到的时候曾国藩正好不在。于是，他们就在只好在门外等候。

不久，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上前禀报来意，请老师当面考察三人的能力。

谁知，曾国藩摇摇头说，没有这个必要了。我现在就分派工作。面向门庭、站立左边的那个为人忠厚、办事小心，让人放心，让他去负责后勤军需部；中间那个有些阳奉阴违、心口不一，难以信任，不宜重任；右边那位颇有将才的气质，将来定可独挡一面，需要着力磨砺。

李鸿章大吃一惊，他向知老师识人有术，但没料到老师会如此之神。

曾国藩见弟子不信，只好进一步解释说，刚才我从他们三个人身边走过时，我注意到左边那个一直低着头不敢仰视，应是一个老实、谨慎之人，中间那个，看似恭恭敬敬，却喜欢左顾右盼，似有心机，心机太重的人不可重用；右边那位始终挺拔站立，目视前方，不卑不亢，神情专注，是大将之才。

这右边那位被曾国藩看来有大将之才的，便正是后来担任淮军大将，并曾出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

为了知人，曾国藩确实训练出了一套颇有成效的相人之术。

他常讲怎么看人。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八日：“细参相人之法，神完气足，眉耸鼻正，足重腰长，处处相称，此四语者，贵相也，贤才相也。若四句相反则不足取矣。”

又如，他说：“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富贵有相，似乎是唯心论，曾国藩信命，但从不信富贵是天生。曾国藩的这套相人法，其实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中多以“厚”、“重”为讲究。如《周易》讲“厚德载物”，孔子讲“宽厚待人”，世人评男子是不是“处事稳重”、“老成持重”，都是把“厚”、“重”当作是男人做大事的前提和表现。

2．天下没有神奥的相术（2）

曾国藩统军十数年，与当时的皇亲、摄政王奕却无一私下联系。据说就缘于他曾见过这位亲王的一张相片。看了他的相片，曾国藩徐徐地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举目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又说“这是一个翩翩美少年，举目略嫌轻佻了些，看来难以负重任；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这也是国家的不幸。”

一张相片竟能看出国家的不幸，曾国藩别无神仙术，他只是觉得奕亲王“轻佻”，不厚重。

为什么说端庄厚重是贵相？其实是有因缘的。端庄厚重的人，表明他懂得敬畏，一个有敬畏感的人就不至于放肆无忌，思虑就会深远，处事不至于鲁莽，说话就会谨慎，交际不至于随便。自己有敬畏感的人，往往别人也会敬畏他。得罪的人越少，自然也就远离祸端。端庄厚重不是装出来的，是修身修炼出来的工夫。因此，曾国藩多次申令儿子力戒轻佻，多多修炼举止。

谦容含卑是同样的道理。谦虚能容，表明他谨慎、大度，能容纳他人的优点和缺点，不会随便指摘他人。含卑就是低调做人、低调处世，放低自己的身价、姿态，不张扬，不张狂。处卑而望高，登高必自卑，这样的人自然懂得脚踏实地的道理。

所谓事有归着，就是办事沉稳有着落。言下之意也是脚踏实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抓落实。件件事都做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既是克勤小物，又是持之以恒。经商做生意，很多人都希望一夜间暴富，不懂得薄利多销，日积月累；居家过日子，很多人都不懂得节约，喜欢大手大脚，最后导致生活没有着落；谋身干事业，很多人力图一鸣惊人，一件事没做完，就放下去干别的事，却不懂得事业起于积微，功名需要寸累。

所谓心存济物，就是要懂得关心“外物”，包括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天下。有一颗慈善之心，懂得帮助他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这样的人即便物质上不富有，精神上也是大富大贵者。有施有舍，不表明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富矿吗？

再如曾氏的各言：“斜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主意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

这套相人术其实依然源出传统文化。喜欢看京剧的人都知道，京剧最讲究脸谱。其实在京剧之前，中国的文化艺术就表现出一种显著的脸谱化。比如文艺作品中描写某个正面人物形象往往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描写某个反面人物则往往是“贼眉鼠目”、“油头粉面”，如此等等。

古人常说：“胸中不正，则眸子眉焉。”意思就是内心不正的人，能从眼睛中反映出来，而眼睛不明亮（古人称耳聪目明，其实明就是聪，聪者明也），则内心难测。不是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么？眼睛最容易泄露一个人的内心秘密。画家画人物，总是眼睛画好后，人物的个性就显现出来了，人物也就活了。俗称“点睛之笔”就是这个意思。

鼻是五官中最主要的器官之一。古代相术对鼻子很重视，因为其上涉及印堂，其下涉及人中。会相术的人往往说，鼻梁高的人权柄也高，削刀鼻往往表示为人苛刻。甚至还有“男人看鼻，女人看嘴”的说法。至于什么样的鼻属于正，什么样的鼻属于斜，前人在相术中有多种说法。一般来说，鼻子丰润耸直，端方整齐的人，容易获得人的好感，却是事实。

2．天下没有神奥的相术（3）

嘴唇，也是五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人有“看唇识女人”的说法。嘴唇在我们的印象中一般有厚薄之分。嘴唇厚的人给人的感觉要憨厚一些，老实一些；嘴唇薄的人给人的印象是要机巧一些，能言善辩一些。而前者给人的感觉要真诚一些，后者给人的感觉是要虚伪一些。所谓刀子嘴，意思是把嘴唇磨得像刀子一样快，伶牙俐齿，容易伤人。是故，曾国藩一直主张谨言，也喜欢任用那些说话少的人，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器宇，一般的解释就是胸怀、度量，也指气概。器宇与功名又有什么关系呢？从人的审美偏好来看，一般人对那些仪表、气质与众不同的人自然多一分喜爱感。就如同现代人喜欢帅哥、喜欢扮酷一样。古人虽然常讲“人不可貌相”，但事实上常常以貌取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人的器宇，包括他的胸怀、度量、气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修为。修为高的人，其功名前途自然要好得多。

事业看精神。这一点很好理解，一个人精力充沛，做事就有气度，而且能耐劳苦，能抗挫折。人生不可能一辈子一帆风顺，很多时候逆境比顺境多，如果遇到困难挫折，就萎靡不振，于事业于人生都不利。曾国藩之所以反复强调“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强调早起，其目的就是迫使自己强打精神。

主意看脚跟，则是曾国藩的发明。一个人有没有主见，跟他的脚跟有什么关系呢？此处所说的看脚跟，实际是指一个人走路的姿势，看他是不是脚跟落地。从常识来看，一个人急匆匆地走路，显然是有什么急事，反之，一般脚跟落地，不说悠闲，也是沉稳。民间也有“男人看脚，女人看头”之说，一个男人是不是沉稳有主见，从他那双大脚步伐就可以看出来。

至于说话与条理的关系，则是很明显的了。一个人说话办事是否有条理，表示他思路是否清晰有条理。思维的条理性表示其思维缜密，而且事先有计划，有预见。有条理的思维会使人变得深刻。说话如此，写文章亦是如此，办事更是如此。

由上可知，曾国藩的观人术并非如一般人迷信的《麻衣相法》，而恰恰来自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运用。也就是说，曾国藩的“知人”，不是从麻衣相法中来，而是自己读书修来的。

《清史稿》载：“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此话说得很神，实际上曾国藩虽然不苟言笑，但却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来客之所以害怕他，除了他的“威重”外，恐怕更深层的原因就在于素知曾国藩知人有术，时时刻刻都在考察人才，担心自己不能被曾国藩看中罢。

事实确实如此，在他接见属下之后，常常把对该人的印象都记在日记里。诸如：

萧浮泗，八都人。三年，救援江西，在罗营。口拙讷，神不外散。

刘湘南，甲午生。八都人。睛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园有童心，腰挺拔，面英发可爱。

熊登武，廿五岁。八都人，青三之侄。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準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略似礼园。

胡松江，年二十九岁，目清明，无雄气。

王春发，口方鼻正，眼有清光，色丰美，有些出息。

毛钱陛，鼻梁正，中有断纹。目小，睛无神光。口小。不可恃。

唐顺利，三十八岁，常宁人。目小有精光，眉粗，笨人。

陈青云，兄弟四人，居三。眼圆而动，不甚可靠。

喻科癸：平江亲兵百长。年二十四岁。满面堆笑，可爱。矮而精明。

莫有升：长沙人，年二十九岁。南勇，刘培元营内哨官。眼圆人滑。

刘长春：湘乡城内人。咸丰五年在后营刘峙衡处当亲兵。……聪明而滑。面貌俗。

胡玉元：……六年至瑞州，温甫（曾国华）保以蓝翎把总，……漂亮，微滑。

李楚盛：湘乡十二都人。……目有精光数道。田业为生，耕作四十担。朴实可用。面有骨格。

周惠堂：东晚坪人。……充水营口官。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

李祖祥：年卅二岁。……沅（甫，曾国荃）保千总守备。目定鼻定，坚实可恃。

傅裕昆：年卅九岁。……六年正月入罗营，二月受伤，九月入沅营。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

陶日升：宁乡人，……鼻小，腰挺，伶俐有情，亦虑其滑。

萧赏谦：……武人而有儒雅气，身段稳称，鼻正眉疏，似有用之才。中哨哨长。

张恒彩：……目精光而动，小有聪明，不甚可靠。右哨长。

哈必发：塔军门之亲兵，……鼻削，目有清光，似吃洋烟。滑。

李廷銮：……目动面歪，心术不正，打仗或可。

刘烈：……咸丰七年，来江西投效，现带潮勇廿八人。目深，天廷高，面有正色。

李祥和：常汉人，……眼有光而浮，心尚明白，亦虑其滑。

他在日记还总结出一个十二字相法：“夜思相人之法，定十二字，六美六恶，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遯。”

可见，曾国藩看人的本事来自于他平时的细心观察，与一般的相术有着根本的差异。他“相人”主要侧重于心术即德行，不似旧相术侧重于吉凶。正是“人心之各不同，各如其面焉”。对此，时人亦有同样的看法。如薛福成说：“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佘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葛虚存则说：“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

咸丰九年四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道：

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的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好一个“观人当行事上勘察”！

同治三年，方宗诚应邀进入曾国藩幕府，他曾问及“何以知塔、罗、李、彭、杨、鲍诸公能成大功？”

曾国藩坦然回答：“此皆幸而遇者。当时与诸人共事，不过识其忠勇勤仆，各任以事，幸任仰天威，稍能成就，人遂皆谓事能知人，实则知人甚难，予未敢自信也。”

可见，天下本就没有神奥难学的相人术。

3．天下没有完美的人才（1）

相人不难，难就难在用人。曾国藩自己也说：“惟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

为什么用人最难？关键原因就是人的个性差异，用曾国藩的话来讲，就是“天下无完美的人才”。正因为这样，用人则要有一定的标准或原则。

古来关于人才的衡量标准无非二条，一是德，一是才。但是到底是德主才辅还是才主德辅，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最佳的标准当然就是德才兼备。然而，世上两全之事往往难得。有德者不一定有才，有才的不一定有德。在做这道选择题时，曾国藩选择了德。

“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为人才之本，才是人才的效应。二者不可兼得，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他认为德是关键，德好比水之源，才是水之波，德好比树之根，才是树之叶。有德无才近于愚人，有才缺德则近似小人。在愚人和小人之间，曾国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愚人”。这符合他强烈反对心窍（眼）多的思想。

身为理学宗师的曾国藩，对小人的痛恨也源于他世风的担忧。

曾国藩一反传统理学家空言内圣外王，热衷于从思想动机中来考察鉴别君子与小人，提出：

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意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为君子，卯刻偏私暗暧即为小人。

想想易中天先生在电视里大讲真君子与伪君子，真小人与伪小人，他要是读一读曾国藩对君子与小人的认识，或许就不至于费尽心机为曹操辩诬了。

事实上，要辨别有德无德，相对比较容易，而要确定有才无才则要难得多。

什么是才？古今中外，对才的看法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人或曰才就是一个人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有能力并非等于有才，比如某人可以举起三百斤的重物，这种举重的能力一流也，但不能说他有举重的才华（或才气）。

正是基于上述考量，曾国藩进一步把人才的标准具体化。

什么是人才？他认为：“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又说：“尤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这人，日久自有大效。”

事实上，正如他所说“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一样，世上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才标本。

他在《才用》中阐述道：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耙。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这就是说，明明一个贤才，但如果用的不是地方，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废人、庸才。牛是最合适耕田的，但如果偏要他去捉老鼠，再聪明的牛也做不到。

可见，是不是人才，关键在于使用。人才不是万能的。

出于对人才的认识，曾国藩明白，只有让贤德的人当道，占据势位，可以使民众形成讲义的风气，长久下来，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大为好转。“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一个有才干的贤德者，如果他能转移十个人，必然也各能转移十个人。这是成几何级数增长的。

3．天下没有完美的人才（2）

在对待人才的标准上，湘军其他领导人如胡林翼、左宗棠又是出奇的一致。

胡林翼亦认为人才并不缺乏，关键是不知道求人。他对属下那些有一技之长、一行之善的人，毫不吝啬地给予表扬与举荐，倘若知悉有才志者隐居某地，他还会想方设法招揽。他对人说：“苟有一节之可取，一行之足称者，乞手函示我。”后来开府湖北时，还专门在武昌城设立储才馆宝善堂，用以安置招揽而来的人才。

胡林翼认为人才首要的是节操，也就是德。“大抵圣贤不可必得，必以志气节操为主。……有气节，则本根已植也，长短高下，均无不宜也。”左宗棠也认为人才首要的是“心术”，他说：“人不可无才，然心术究是制事根本。心术不正，而才具觉优，则所谓才者亦只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已，于实事何益？”

在德主才辅的人才标准基础上，曾国藩对人才又进行具体的分析。

（1）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语言是管理天下的工具。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曾氏不乐与之尽言。

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摆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像，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体察一番。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须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口到者。

楚军水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

（2）有治民之才，要不怕死，不急于名利，能吃苦

（3）好谈人短的人，其修养一定很差

（4）勇于做事的人，心中一定都有大欲望

（5）瞩意光大门庭的人

（6）人才有三大特点：恒、勤、志

（7）人才的高下，取决于志趣的高低

（8）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

（9）概天下无瑕之才，无隙之交。大过改之，微瑕涵之，则可。

（10）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

因为有知人之能，所以曾国藩“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而适宜也”。

对于如何用人，曾国藩并没有特殊的本事。他的做法是：“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也即人们常说的“量才使用”。防止“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

他的量才使用，又可概括为“广收、慎用”二大原则。

曾国藩以求才若渴著称于世，源于他对人才的重视。对于人才的态度，曾国藩的原则是广收。不以出身、资历来衡量人才：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苟细。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尽在收聚、使用之列。

他说过：“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必须群策群力。”又说：“大厦非一木所支，庞业以众智而成。苟其群贤毕集，肝胆共明，虽金石可穿。”“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论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曾国藩终其一生都在为广求人才而尽心尽力。

曾国藩的学识、知人的本事，无疑也给他平添了一种人格魅力。可以说是为了网罗人才，曾国藩想尽了办法，借用亲友、同僚的推荐，借助自己的考察，使天下英才俱归其门下，真正做到了“天下归心”。

而他对人才的尊重，更让曾国藩倍受人才的信赖，他的弟子薛福成回忆道：

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教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别后则驰书告。

曾国藩每到一地，总不忘广揽人才。在安徽作战期间，他要求幕僚李翰章说：“仆已缄托各处荐人，如有来者，祈阁下优加礼貌，先给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

这样一种重视人才、为人才排忧解难的态度，只能让如今的领导干部自叹弗如。

曾国藩的努力收到了明显的实效，手下汇集了大量的人才，遍及江苏、安徽等九个省，既有科举出身的进士，也有出身寒素的平民；既有做京官的翰林，也有被革职查办的“犯官”；既有门生故交，又有识拔于陌路之士；既有自己物色而来，更有他人推荐而来，还有自己慕名前来者；既有军事、吏治、饷事、文事方面的人才，又有洋务、科技人才，更有一些饱读经书的理学先生。这些人来到曾氏幕府后，只要有才就能用得上，只要能来就能留得住。

容闳后来说：“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

慎用人才，不仅是对事业的负责态度，其实也是对人才的爱惜。

有了人才，不懂得使用，等于没有。只有自己是人才，才懂得如何使用人才。

曾国藩在使用人才时讲“慎用”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尽可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二是不随便使用人才。

有了人才后，曾国藩并不急于使用他们，而是从人才的整体出发，就相论人，就神论人，从静中把握人才的本质，从动中察看人才的归宿。这样方可放心使用。

用人必须扬长避短，任何人才都不是全才。对于大多数人才，曾国藩始终坚持“勿以小瑕而弃大才”，用其所长，察其不逮。

此外，曾国藩格外注意人才之间的相互吸引。他说：“得一而可得其余。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得其余。”

4．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1）

这句话被100多年前一位出自专制体系中的官僚口中说出来，着实让人颇为震惊，因为直到今天，这句话尚不为所有的领导和管理者们所认识到。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曾国藩的这句话完全是自己的切身体会，不刊之论。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其实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两重深意。

第一重意思是对领导们说的，很多领导干部动不动就抱怨“无人可用”，殊不知，在他的身边也许就站着一位奇才，或者，只要稍加磨炼即可成为奇才的苗子。

老天爷不可能会你白白送上一位现成的、立等可用的人才，殊不知，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倘有，唾手可得而来的人才，你也不会好好珍惜。因此，即便是有上等的人才在世，他也会像姜太公、诸葛亮那样高卧，待价而沽，等着你三顾茅庐。这中间还要看你有没有那样的造化和机缘。因为，这样的人才既可为你所用，又可以为他所用，任何一个人得之都可以成大事，所以，要得到这样现成的人才，恐怕比你自己培养出一个人才来所花费的代价还要高得多。更何况，这样现成的人才太少，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必指望。

第二重意思就是对普通人而言的。世界上人才绝对比普通人少得多，我们普通人中绝大多数因为天资平凡而普通，一般也不会把自己当做人才看（自以为是的例外）。

确实如此，人才不是天生的，即使是天才，也尚需要后天的引导；更何况，在曾国藩看来，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则东，导之西则西；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

他们不知道，自己虽然不是现成的人才，但自己完全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导”和“习”培养磨砺成人才的。

领导干部一旦明白求人自辅的道理，就首先得培养和造就一批人才。

变化、造就人才，应是领导艺术的核心工作。

曾国藩完全是白手起家，初次出山时，要人没人，要权没权，没钱没钱，唯一拥有的只有他多年的人生磨砺。这是他的自我磨砺使他深深地懂得“变化人才”的重要性。

咸丰九年九月初六日，曾国藩在日记写道：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

他说：“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这是曾国藩在《劝诫浅语十六条》中写到的。他从自身的切身体会中了解到，没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多干，多思，勤读书，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益，才干必源源生长。这是培养人才的唯一方法。而关键的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以培育人才为己任，而不是不懂自责反而责人。因此他也曾提醒属下：“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

做领导者，四顾无人才之时，首先得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的眼界太高之故？或者，人才之缺乏，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德与才尚不足以影响和感染人才？

曾国藩时时都在提醒自己注意变化人才。他甚至还从西洋武器之精良联想到变化人才的可行性。同样是铁，为什么在西洋人的精工制作下，却能做到那么精良？发挥出那么大的效用？就在于陶冶的方式与精熟度不同。既然铁都能变化，那么人才之变化又有何难哉？

4．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2）

确立了“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观，曾国藩把湘军当作了一座陶铸人才的大熔炉。

后世把曾国藩看成教育家，就是因为他不仅培养出了封爵开府的兄弟、培养出了外交家的儿子、数学家的儿子，而且打破了富贵之家五世而斩的定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湖南、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精英人才。这里面有能打硬仗的将领，有开展洋务的实业家，有名震四方的封疆大吏，更有早期中国的一批科学家。

因此，时人就有评价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的无一不是湘乡的政术、学术也。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给曾国藩摆功，而是想揭示曾国藩所作所为的根本精神。我们通观历史，在曾国藩之前，也有为数不少的地位显赫、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他们何曾有过曾国藩这样的业绩？不需否认，他们中也有人培养过不少人，但无非是为他们自己树党立私，结门生之恩，谋少数人的利，根本不是为了国家。

第一个把人才培养摆到国家这个高度、摆到扭转社会世风这个高度的是曾国藩。

这是基于曾国藩把公事当成自己的事的理念：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

这是基于曾国藩忠心爱国为民的精神。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打破了传统政治中重权术的惯性。

曾国藩说：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这是第一个系统论述人才培养的古代官员。我认为这是最可宝贵的。

曾国藩变化人才的育才观缘于他心目中“天下无现成之人才”观念：

我们今天强调领导干部要关爱下属。关爱下属的方式有好几种：

一种是给予物质生活的照顾。曾国藩看到绿营兵的毫无战斗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太低，以至于养自己都养不活，迫使他们想方设法搞创收，胡作非为，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搞训练呢？于是他给湘军士兵的工资大幅度提高，有的是绿营的两三倍。

一种是给予精神上的安慰，曾国藩腰刀赠部下就是这样，这一手后来被蒋介石学过去了，蒋打了一种中正剑，发给黄埔军校的学生以资奖励。

一种是给予他们职位上的提升，打了胜仗，就论功行赏，向朝廷保举他们做官。

再一种是鼓励他们内部创业，甚至允许他们独立门户。如果说湘军是一个总公司的话，那么，李鸿章、左宗棠、曾老九他们就是在以董事长曾国藩领导下的各个分公司。给部下以独立发展的空间，通过让他们在实战中锻炼和发展自己、提升自己。

我们想一想，哪一种关爱的方式效果最好呢？哪一种方式最受下属拥护呢？

不言而喻，所以心气那么高的李鸿章，在曾国藩死后，一直对曾国藩推崇有加，言必称老师，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都归诸于老师一言指示之功。客观上也宣传了老师，提升了曾国藩的声誉。

我们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也有这个意识，但是，他们又担心，自己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下属，到后来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说句实话，曾国藩就不怕李鸿章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也怕。

但是，愈是因为怕，领导干部愈要在培养人才方面下大力气，一方面要慎重，不要一边腐败一边提拔，另一方面也要以无私的态度敢于培养。只要抱着对国家有利的出发点而不是为了私人，只要自己给下属做出了一个好榜样，同时对下属严格要求，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宽在名利，严在礼义；只要你是用真心动真情地去培养你的下属，我相信人都是有感情的，你的真心诚意是会感动天地的，真正的白眼狼不多，只会越来越少。曾国藩说：人待人，无价之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4．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3）

对下属最大的关爱，就是把自己的下属培养成为人才。这样，下属感恩、他的父母、妻子家人都会感恩。

正是基于曾国藩敢于打破传统的樊篱，以开放的心态在人才方面解放思想，于是便有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一个熟读四书五经的旧式知识分子，却充满了对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与《海国图志》一脉相承，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又一大纲。写成以后，冯氏首先想到的就是寄给曾国藩，并请他为之作序：“敢乞赐之弁言，旗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我矣。”而曾氏除早已托李鸿章等人致意，希冀招其入幕外，好些政务乃至军事问题都虚心求教。

李鸿章后来充满深情地回忆道：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点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吾从师多矣，毋若此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诚服，受化于无形焉。

这就是曾国藩不私人才的大境界。曾国藩一生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不少人的功绩并不在曾国藩之下。

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得益于曾国藩鼓励自己的下属独立谋求发展空间。在古代官场，人才（被提携者）与提携者之间的关系就情同师生甚至父子。因此，尊重、服从提携者是被提携者的一条基本做人准则，但这样一来，往往又限制了人才的发展，因为他无法独立独自寻求发展究竟。如何处理这个关系，也是一个老大难。因而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关系发展到后来，要么萧规曹随，一荣俱荣；要么反目为仇，兵刃相见。曾国藩则有着不一般的襟怀，他鼓励属下人才谋求独立发展。如他让李鸿章独立建淮军，让左宗棠自建楚军，就是最为典型的。他致信李鸿章说：“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就表达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期许，一扫人才为己私用的传统观念和做法。

对不在身边的幕僚，他则采用通信、批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指导，既有指点劝诫，又有鞭策鼓励。这在其批牍、书札中随处可见。

带兵在外的李榕，后来回忆道：今既受统领重任，务祈绌己之聪明，贬己之智术……处处出于至诚，则人皆感悦，而告之以善矣。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

远在江西的李瀚章，也时常得到曾国藩的问寒问暖，体贴入微。所以，这些虽然远离曾国藩身边的人也都能真正体会到曾氏“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

因为心中有培育人才的大境界，曾国藩不仅赢得了幕僚的敬重与爱戴，纷纷尊之为师，而且吸引了大量士人的投效，归之者如流水。

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诨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他们有的身居要津，有的独任封疆，一时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其中大学士一人，军机大臣一人，大学士入值军机者一人。他们就像曾国藩播下的“种子”，在其身后纷纷开花结果，致使清朝晚期的用人、行政、国防、外交无不打上曾国藩的思想政治烙印，一时形成风气，影响到整个政局。这种湘、淮军系统，尤其是曾国藩幕僚出身的官员到处主持要政的情况，曾国藩在世时已经出现，而到了光绪年间就变得更为明显。仅就掌握地方最大实权的各地总督而言，当时除河、漕二督外，主持军、政者只有八员。光绪元年至十年全国先后担任是职者共有18人，其中湘淮系官员12人，曾为曾国藩幕僚者即有6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光绪三至四年则情况尤为突出，不仅八名总督全属湘淮系官员，且曾为曾国藩幕僚者竟有5名，占总数的将三分之二。

5．天下权力系于人才（1）

历史上，做独夫独裁者看上去权力颇大，令人畏惧。

其实，再大的权力，也不过容于他一手盈握之中，再大的手，也不过一巴掌而已。人们害怕的并不是他手中的权力，而是他的残暴。而且，再强大的独裁者，事实上他也不可能不分权于人，即便是暂时的。那些得到他暂时权力的人，出于对长久权力的追索，总会想方设法赢得他的欢心，或者千方百计欺骗他，反过来势必加剧他的败亡。

权力的大小其实并不取决于权力的拥有者，相反，权力的大小取决于他拥有的人才。人才越多，权力越大。曾国藩正是因为培养了大批的有用之才，才使得朝廷投鼠忌器，即便对湘军一万个不放心，对曾氏这个匹夫一万个不放心，生怕“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朝廷始终都不敢对曾国藩施以兔死狗烹的老伎俩。

也正是因为他拥有的人才多，才导致有“鼎之轻重，似可问焉”的局面形成。

这就是曾国藩为政之道的妙诀，也是他全身保官的要诀。

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曾国藩一人解放思想，以造就人才为乐，胡林翼等湘军将帅都乐于效仿曾氏，整个湘军系统的高级将领几乎个个都得以全身全誉。

更值得一提的是，以曾、胡为首的湘军高级将帅，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都希望通过变化人才，陶铸世风。

这集中表现在兴办教育上。从咸丰末年起，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统帅开始大批恢复重建战争中被毁的书院，致力于兴办义学，培养人才。

1861年（咸丰十一年），克安庆后，修葺安庆敬敷书院；

1865年（同治四年），上表振兴文教，修建书院学宫；

1869年，江宁府学建成，作学记。

同样，胡林翼于益阳建箴言书院，胡死后，曾、李续宜资助建成；

左宗棠建尊经书院、泾干书院、味经书院、文明书院等30余所，义学320余所；

罗泽南修复石鼓书院，建湾洲义学；

骆秉章建有求忠书院、李元度则建爽溪书院、应宝时则建上海龙门书院，聘请刘熙载主讲。

军人办学，这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

此外，恢复科举考试也是一项重要举措。1864年克天京后，立即着手恢复江南乡试，修建江南贡院，将停废十年之久的科举考试。

连左宗棠都一改前志。左宗棠一向认为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但在担任陕甘总督后不得不意识到科举考试的重要性，从此强调“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

在近代中国，好些学习西方的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例如：《几何原本》明末翻译出版了其中的前六卷。19世纪60年代，李善兰完成前人未竟事业，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译出后九卷，令中国人得睹全帙。曾国藩极力支持，承担了出版费用。派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他都是主要决策人，而这些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有人感叹道，曾国藩的幕府就是一所育人的学校。

幕府中重要的15人全是书生出身，7人做到总督，3人官获巡抚，5人为道台、布政使等。

统领13人中，书生出身8人，官至总督者4人，罗泽南、王錱、李续宾过早战死只做了道员和布政使。

分统43人中，书生出身26人，官至总督者2人全是书生，官至巡抚6人中有5人是出身。营官98人中，书生出身39人，帮办10人，9人是书生出身。

5．天下权力系于人才（2）

奖掖人才，也是曾国藩培育人才的重要方法。他知道“人才往往有大欲存焉”，于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曾国藩也注重择优封典。

传统意义上对人才的奖掖无非二途，一是升官，一是发财，然而，曾国藩对人才的要求与众不同，他要求真正的人才要不爱钱，不爱权，不要命。他曾把保举人才比喻为对禾稼的灌溉，位愈高权愈重，曾国藩保举人才愈是谨慎。所以受他保举的人大多数是只是一个虚衔，而没有实职。

不是曾国藩有意为难部下，相反，他是有意识地纠正官场滥用保举以至于贿赂公行的恶习。他何尝不明白“人才以奖借而出”？

当时，真正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首推容闳。在天京之行失望后，他逐渐寄希望于曾氏。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他在中国的事业，就是在曾氏支持下开始的。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都曾是他幕中人物。郭嵩焘是其挚友；而薛福成则是一介书生，是在他直接培育下脱颖而出的。

湘军其他代表人物如胡林翼“自开府湖北以来，即以移风易俗为己任”，罗泽南则以“敦我天伦，植我天纪，序我天秩，复我天常”要求自己。他们先后还设立忠义局，褒扬忠义，慰忠魂而维风化。

很多湘军阵亡将领，在其出征地、作战地、阵亡地都各有专祠，湘军统帅亲自为昭忠祠题词作记，予以表彰，如曾国藩在较著名的“湖口楚军水师昭忠祠”、“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湘乡昭忠祠”、“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作记，目的就是要“于表彰忠孝之中，隐示维持名教之道”，“以劝臣节而正人心”、“维风教而励人心”。

曾国藩基于普通大众的现实情况，一心以培育人才、引领流俗为己任：“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其始瞳焉无所知识，未几而嗜欲，逐众好。渐长渐贯，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

这一愿望获得了众多同志好友的同情和声援，诸如胡林翼、刘蓉等人也大倡“正风俗以厚人心，实为救弊之亟务；而兴教化以端士习，则又救时之要图也。”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家书中称：“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

这表明，曾国藩的努力收到了理想的成效，特别是对于开湖湘风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刘体仁在《异辞录》中云：“湘军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不仅从湘军中走出来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有三十多人，司道以下官员更多，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更无法胜数。中兴将帅，什九湖湘。一时湖湘人才蔚为大观，引为当世奇观。更重要的是，培育出湖南人的团队集体观念。

植耕于农耕社会的中国，向来被西方人称为一盘散沙，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人亦即乌合之众。湖南自不例外。然而，自湘军兴，这一局面为之改观，湖南人团结意识，集体观念明显形成。湖南人的显著事功、卓尔德行，又激发起湖南人的自豪感与积极进德修业的榜样作用。

曾国藩曾说过一番颇有远见的话，他在家书中对子弟说：

“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后世即推为天下罕见之人矣。”冀此鼓舞家人及湖湘子弟努力奋进。

曾国藩的期愿并没有落空，不仅他的两个儿子出类拔萃，而且湖湘子弟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去世而沉沦，在左宗棠等其他湖湘士人的率领下，“湖湘子弟遍天山”的局面进一步光大。

数十年后，在湖湘大地，华兴会、新民学会、南学会、农民协会等一个个锐意进取的先进团体先后成立，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见证。

湖南人经商办实业，建学堂办教育，出洋去留学的现象同样在全国走在前列。诸如时务学堂，一时成为维新的基地；《湘报》、《湘学报》等传媒发达，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平台。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省级宪法也在湖南诞生。湖南人的革命精神与创新意识得以总爆发，连素以保守派著名的首领王先谦，既是岳麓书院的山长，同时又是两湖轮船公司的大股东。所以，人们把曾国藩看作是开湖湘风气的关键人物，并非溢美。

1．世兵制的天然弊端（1）

作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在时人后人的眼里无疑都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官做得不大，时间也不长，一生主要以讲学为主，曾主持著名的杭州诂经精舍达31年之久，著述丰富，多达五百余卷，是清代一位杰出的学者。

一直到老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曾国藩对他在殿试卷中“花去春仍在”诗句的评价：

“此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相近，他日所至，未可量也。”

俞樾后来将自己读书之所名为“春在堂”，还想让曾国藩为他书此三字。曾国藩死后，俞樾在挽曾国藩的联中还这么写道：

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

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

他曾经将曾国藩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曾国藩要胜过诸葛亮：

诸葛孔明治国之才，管仲、子产之流亚，乃得荆州形胜之地而不能用，终为吴有，徘徊散关斜谷之间，为司马宣王所拒，逡巡而坐困。岂天之弃汉乎？抑将略果非所长乎？公当咸丰初，以侍郎家居。时粤贼为封狐雄虺，荐食东南，爰奋于墨絰之中，躬秉鈇钺，稄威首途，楼船万艘，千里相望。既克武汉，顺流而东，隆冲以攻，渠幨以守，批亢捣虚，多垒云彻。曾不数年间，向之飑飑纷纷，争为雄长者，咸禽僵而兽毙。金陵为贼增巢蹙穴之所，一举而空之……是公之英武过于武侯也。

俞樾认为，并不是天要弃汉，而实实是诸葛亮的军事谋略并非他的长处，占有了荆州这样的形势险要之地却不能够充分加以利用，这与曾国藩在江西时曾舍弃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保住武昌是大为不同；失去了荆州（包括现在的武昌一带），诸葛亮只好借助四川盆地，数次攀援蜀道之难，结果被司马懿挡在斜谷，徘徊不能进。三国之间之所以鼎立那么久，并非诸葛用兵有方，实乃三国都没有足够的实力消灭对方，因此等到司马氏条件成熟之时，成都竟然被一支偏师轻而易举攻破，其速度之快，也就不足为怪了。

向以务实著称的学术大师俞樾并非对曾国藩溢美，他所说曾国藩“隆冲以攻，渠幨以守，批亢捣虚，多垒云彻”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民间时期的蔡锷大将军也有着同样的看法。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影响了几代人，同时代的将领都以曾国藩为楷模，其后黄兴、蔡锷等对曾国藩的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海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也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诸多做法，民国时期军事家蒋方震在《国防论》中也盛赞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蒋介石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并要求国民党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

然而，饶有意思的是只要是曾国藩现场指挥的战争，湘军总以失败告终。这是为什么？能说曾国藩是军事家吗？

倘若说他不是军事家，那么，曾国藩作为一介文人，却平定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造反运动，其功足可与古今中外的名将名相相媲美。这又是为什么？

在我看来，与其说曾国藩是一个军事家，不如说他是一代杰出的军事思想家来得更切实际。

大清以偏居东北，从“人不满100万，兵不足30万”的一支少数民族，入关成为中原之主，军事上较为顺利，八旗铁蹄横扫南北，所向披靡。然而，要统治人数远远超过自己数倍、文化远远先进得多的汉人，谈何容易？

1．世兵制的天然弊端（2）

文化上的自卑，使得清帝国不得不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军事上的统治，使得清帝国不得不从严防范汉人。可以说，260年的大清帝国，基本上没有国防军的概念，八旗和后来的绿营主要散布全国各地，用来防备汉人造反。

大清朝的强盛，依赖于中华固有文化的强大惯性，以及传统的经济支柱。其次，在军事上，大清朝也拥有无可否认的兵力优势。据学者统计，当时大清有八旗兵20万，绿营兵60万，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常备军。比照英国的兵力，14万正规军加上6万国民军，总共才20万。在鸦片战争初期，英国远征军海陆合并才7000人，到战争结束时，也不过2万人。再加上，大清的军队是以逸待劳，即便是在冷兵器不敌热兵器的情况下，英国远征军叩关而入，也不可能抵挡大清军队的人海战术。但是，最终结果却是恰恰相反，以逸待劳反而变成了疲于奔命。

这里的原因，就有曾国藩所强烈要求变革的军队编制与体制问题。

“绿营中的营，没有固定的编制，而是根据驻守地区是否重要、执行任务繁简程度而决定，人数从200至1000余名不等，长官亦分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四级，官秩从正三品降至正五品不等。例如，守卫海防重地吴淞口的吴淞营，因地位十分重要，共有兵弁1100余名，长官为参将，直隶于苏淞镇总兵。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营以下的建制及其分散驻防。据《宝山县志》，吴淞营营以下分哨，哨以下分汛。吴淞营除200名兵弁驻守吴淞口西炮台外，共余800余名分布在县城及35处汛地。防守范围包括宝山县大部及嘉定县的一部分。每一汛地，驻兵数名、十数名、数十名不等。”

“就近代军事原则而言，兵力分散意味着战斗力的削弱。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旦发生战争，要将这些分散的小部队集中起来，又是何等不易。在实际操作中，全部集中是完全不可能的。”

北方的八旗本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主要驻扎于北京及其附近地区，拱卫京师，兵力占了八旗的一半。其他兵力则分散于全国，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监视各行省，担负着维持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秩序的责任。这等于承担了警察的职责。是为了方便各地随时可以找到一支可资利用的部队，及时镇压民众造反。也就是说清军的基本职责是以防民为主，内卫为主的性质。

因此，战争一旦发生，各地守军平时的职责与任务并不能暂缓，相反，局势紧张更有必要监视民众，防止他们乘机生事。于是，发生战争的交战地区的兵力就主要靠从各地抽调兵力，组成临时的部队。茅海建先生说：“抽调是鸦片战争中清军集结的唯一方法”。

1851年，广西发生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起事。为了弹压，清政府就调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率云南提督张必禄前往起事地点。然而，林则徐刚走到半路，就病死了。张必禄则走到了广西，但很快也步了林则徐的后尘。于是，清廷改调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漕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加总督衔，赶赴广西。但这两个人有矛盾，事有不顺，咸丰马上改派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率向荣为北路、乌兰泰为南路的两支部队赶赴广西，但向、乌二人意见也不统一。尽管这样，当时势力尚不大的造反派很快就被这支清军从四面八方团团围困在永安，只待瓮中捉鳖。但由于向荣听信部下一句什么“穷寇莫堵”的建议，当时就网开一面，洪秀全等人就从这个地方突围而出，从此便由广西进入湖南，再湖北、江西、安徽直到江苏南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一路流窜，一路裹挟，势如破竹，竟然定都于南京，改名“天京”。一个小“天堂”从此搅扰大半个中国，成了清廷首要的心腹大患。

清军之所以不堪一击，一般都认定是清军八旗、绿营的腐败无能。其实，导致清军没有战斗力的关键原因还有清军的兵役制度。

清朝的兵役制度被许多学者称为世兵制，茅海建先生称是一种“变形的募兵制”。就是说早期的八旗是一种相当于唐朝府兵制的兵民合一的制度，入关后，逐渐演化为从各旗各佐领中抽选固定数量的男丁当兵。绿营也一样。但与百姓不同，兵丁当兵后家庭可免征钱粮赋税。所以，清朝的士兵一旦加入军队后，就成了一种终身的职业，没有固定明确的退役制度，有的年纪很大了仍然在当兵。而士兵的家眷也随军住在营中，士兵并不是集中居住的，倒恰似今天的警察，平时就和警察一样上下班，吃饭也都在家里。

另外，清军士兵的收入不高，特别是到了晚清财政困境之后，士兵收入的低下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但要维持家庭的生计尚需另外想办法，寻找第二职业，如替人帮工、租种田地、作点小本生意，也就成了当时的普遍现象，当这些第二职业与正常的上班时间发生冲突时，他们也往往找人临时顶替上班操演。但有些士兵则另行寻找门路，敲诈勒索收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样一来，清军哪有时间和心思进行平时的训练呢？就其实质而言，大清军队已经与百姓无异，所不同的是，他们有着比百姓更多的特权。腐败最先从这里开始。最后发展到败不相救，胜反相忌。

2．夺情出山，挺身入局（1）

1852年，咸丰二年八月，咸丰皇帝在太平天国势力越来越大，前线清军节节失利的沮丧中，先后在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任命了49位团练大臣，将阻击太平军，拯救国家危亡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官员绅士身上。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是前刑部尚书江西陈孚恩；十一月，任命的第二个团练大臣就是曾国藩。1860年又先后任命43个团练大臣。一共92个。

然而，将近100名团练大臣中，最终的结果却只有曾国藩一人成功了。这其中的奥秘何在？

曾国藩接到清廷要求他做团练大臣的时候，正在湘乡老家丁忧。此前的曾国藩本来一直在做京官，怎么突然想他让他出任团练大臣呢？

1852年的曾国藩，本来遇到了一个很遂心的机遇，兼遍吏部、礼部、工部、兵部侍郎的曾国藩，又兼刑部左侍郎，此时身为正二品侍郎的曾国藩，于这年七月下旬，又得了一个外放江西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好差使，这个差使即便按照正常渠道，曾国藩也能得到一笔外快。

9月8日，曾国藩刚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就遇上了从湘乡老家赶来报丧的家人，得知他母亲去世的噩耗，于是他不得不放弃做主考官的差使，按惯例踏上回乡奔丧的路途。10月6日，回到家乡。

初抵家乡，他就发现家乡人人皆习武艺这样一种以前没有过的现象，于是，在给儿子纪泽的家书中谈到了他的感受：

“土匪决无可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

然而，仅仅过了月余，曾国藩就接到了时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从长沙派专人送来的书信，道是长沙情势危急，企盼这个享有盛誉、丁忧在家的侍郎出山，以解长沙之急。

然而，曾国藩委婉而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邀请。

曾国藩不愿出山的原因，在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作了如下解释：

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谙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絰。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絰，显干大戾。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

这封给好友的信，应该道出了曾国藩不愿出山的实情。曾国藩的顾虑有三：一是他虽然做过兵部侍郎，但对于行军打仗确实陌生，对于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曾国藩自然不敢轻易入局；其二，对于筹饷劝捐一事，则限于自己的资源，其故交好友多寒素之家，而有些家底的人又都是闻名而不曾见面之人，涉及到银钱的大事，曾国藩哪有把握能筹到钱？其三，自己实实在在有孝在身，出山就是夺情。

从这封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夺情这条顾虑，倒并不是最主要的。但到了后来，这一条顾虑反倒成了曾国藩不愿意出山的最主要的理由了。究其实，曾国藩的内心深处还是顾虑前二条，只不过这只能和心腹好友说，不足与外人道也。这不能说曾国藩虚伪，而恰恰表明他务实。

2．夺情出山，挺身入局（2）

刚刚推掉巡抚大人的好意，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就接到了由巡抚张亮基转来的朝廷关于他“帮办团练”的寄谕。同样是基于上述考虑，曾国藩随即草拟奏折《恳请在家终制折》，一意在家守制。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能遵守儒家祖制，在家为母亲尽孝。儒家祖制，政府官员父母去世，要辞去公职，退居家乡，守丧三年。这三年中，原有的官职品级不再保留，待服丧期满，中央政府再视情起用。一心想建立一番功业，成圣成贤的曾国藩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厉害。虽然儒家也讲“经”和“权”，也就是说，国家在特殊时期尤其是用人之际，皇帝可根据实际情况下旨要求政府官员缩减守制的时间，先回到政府中任职，这叫做“移孝作忠”，也称“夺情”。前者守制是“经”，后者夺情是“权”。在经与权的取舍中，很多政府官员自然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但是也有被夺情者，却遭受过舆论的非议甚至攻击，比如大明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一例。张居正被夺情后，首先遭到了来自同僚的强烈反弹，但被皇帝严辞驳斥，然而，对张居正的抨击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变本加厉，以至引发出一场政治危机。

或许是殷鉴不远，一年前的曾国藩还专门写信给他的老乡江忠源，一个很有气节之士，其时他也因母丧丁忧在家，但他却率领自己训练的楚勇前往广西阻击太平军。曾氏在信中说：“虽军旅墨絰，自古所有，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所以，曾国藩先是拒绝了来自地方官员的邀请，继而又拒绝了来自最高当局的夺情谕旨，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正当曾国藩要派人将奏折上奏朝廷之时，好友郭嵩焘前来湘乡曾府吊唁。

不过，郭嵩焘显然是打着吊唁的幌子而来。

事实上，此时的湖南，希望曾任过五部侍郎的曾国藩出山来维持湖南局面的呼声很高，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邀，已从隐居的山中来到长沙。郭与张、左均有交情，此时前来曾府自然是带着目的来的。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比曾国藩小七岁。道光十五年，郭嵩焘中秀才后，经好友刘蓉引荐，在岳麓书院结识曾国藩，自此成为莫逆之交。然而，郭嵩焘科举不顺，考进士四度落第。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郭嵩焘第四次进京参加科考的时候，曾国藩恰好是同考官，52岁的魏源、23的李鸿章亦在考生之列。然而，郭、李均未被录取。可见，当时的科举风气还是相当不错的。第五次参加科考，郭嵩焘终于中为贡士，不久殿试，获赐进士及第。与曾国藩的弟子晚清重臣李鸿章是“同年”，不久做了翰林。

那么，郭嵩焘不是在京做翰林吗？怎么到了湖南？

原来，郭嵩焘做了翰林院庶吉士之后，根据大清的体制，庶吉士留馆三年，即另行考试，成绩优异者任翰林院编修，其他人就分发到各部或各州县任职，称“散馆”。考试后郭嵩焘没能继续留在翰林院，只能离京，先是去苏州、再到金陵，从金陵到武昌，在道光二十八年过年之际回到湖南湘阴老家。回家不久赶上两湖地区发生特大洪灾，就帮助叔叔在湘阴救灾，尔后又赶到长沙帮助当时的候补知府夏廷樾救灾。

也就在这年的阴历七月十六日，郭嵩焘的母亲病死于老家。半年之后，父亲郭春坊也病逝了。郭嵩焘就在家守制。不久在广西就发生了大事。

2．夺情出山，挺身入局（3）

郭嵩焘半年之内连丧双亲，目睹耳闻天灾事变，不禁悲从中来，意冷心灰，“遂不复以仕宦为意”，过去强烈的功名之心开始消淡。

咸丰二年春，太平军在广西吃了大亏，窜入湖南，于九月十一日围攻长沙，湖南巡抚张亮基在时任贵州知府胡林翼的推荐下，请左宗棠出山。左宗棠此时本隐居于湘北，不愿出山，经江忠源、郭嵩焘多方努力，终于来到长沙做了张亮基的师爷。

此次，郭嵩焘专程从湘阴赶来，名为吊孝，实则是为劝曾国藩遵旨出山，建立一番功业。

说他名为吊孝，显然是因为他来得太晚。曾国藩母亲早在九月十三日下葬。葬礼仪式非常隆重，备极哀荣。出殡有六十四人抬棺木，三次宴请宾客多达五百五十余席，此外还有不少的“流水席”，按照湘乡八人一席的规矩，计人数多达五千余人。这样的场面，在湘乡有史以来恐怕是罕见的。

郭嵩焘并没有出席这个场面。因为曾国藩有意压制了场面。“一切皆从俭约”，“不用海菜，县城各官一概不请。神主即请父亲大人自点。”连县城的官员都没有惊动，更遑论省城及外地了。即便是好友如郭嵩焘等都自然不知道。

郭嵩焘如何说动主意已定的曾国藩出山？我们只能从郭嵩焘自己的记载中得知了。对于这件事，郭在《玉池老人自叙》中曾颇为得意地说：“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亦一奇也。”内中多有“您素有澄清天下的大志，现在机会来了，千万不可错过。况且戴孝从戎，古已有之”之语。唐浩明先生在长篇小说《曾国藩?血祭》有着更细致的描述，大致合乎当时的实际：

又是几年没见面了，曾国藩与郭嵩焘两位至交老友相见后分外亲热。郭嵩焘以晚辈身份，向停厝在腰里新屋的江氏老太太灵柩跪拜行礼，又拜谒老太爷曾麟书，并与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一一见面。

郭嵩焘对曾国藩说：“我来荷叶塘，一来向伯母大人致哀，二来向仁兄恭贺。”

曾国藩惊道：“我有何事可恭贺？”

嵩焘笑道：“听说仁兄即将赴省垣高就，总办全省团练事务，三湘士人，识与不识，莫不欣欣然，咸谓湖南之事可为，期望仁兄慨然展郭、李之大才，一施素日澄清天下之抱负，抚境安民，拨乱反正。此等大好事，嵩焘能不恭贺？”

曾国藩听了这几句话，心中兴奋，脸上却毫无表情，说：“筠仙谬听传闻。张中丞虽来信相邀，皇上近日也有谕旨，但国藩身已不祥，何能担此重任？张中丞那里早有信婉谢，皇上谕旨，我亦不能接受。”

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两封信函来递给郭嵩焘。郭嵩焘看时，一封是转录兵部火票递来的上谕，一封是曾国藩刚誊正的奏折。折子的第一句写着：“臣恳请在籍终制，不能受命，仰祈圣鉴事。”郭嵩焘不再看下去，扔在一边，叹息道：“哎！可惜张中丞、左季高、江岷樵都看错了人。我郭嵩焘这二十年来自认与你最相知，看来也靠不住。‘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原来只是文人的诗句，并不是志士的心愿。”

然而，郭嵩焘的激将法并没有奏效。

郭嵩焘正色道：“谁要激你？我只是为你可惜。你辜负了桑梓的厚望，更可惜的是，你使恭王、肃学士、镜海先生得了个不知人的恶名。”

曾国藩心里一惊，镜海先生向皇上密荐事，已从他的来信中得知，至于恭王、肃顺的保荐，却一点也不知。

2．夺情出山，挺身入局（4）

“筠仙，此话怎讲？”

“你看看这封信吧！”

郭嵩焘从袖口里掏出周寿昌给左宗棠的那封信来。曾国藩忙一手接过，细细地看着。

周寿昌的信中讲，自唐鉴密荐后，皇上一直在考虑起用曾国藩，但未最后拿定主意。为此事，皇上分别召见恭王奕和内阁学士肃顺。二人都竭力主张起用汉人来平洪杨。恭王说曾国藩是先帝破格超擢的年轻有为人才，是林则徐、陶澍一类的人物，要皇上实心依畀，予以重用。肃顺更明确提出，当前两湖###，请饬曾国藩在原籍主办团练，效嘉庆爷平川楚白莲教的成法，给曾国藩方便行事的权利。如此，则洪杨可早日剪灭，国家可早得平安。皇上欣然接受，并夸恭王、肃顺见识卓越，老成谋国。

曾国藩看完信，心情异常激动。自从陈敷来过以后，曾府表面上虽仍处大丧之中，内里则充满着融融喜气。国荃请了附近十多个风水先生去看那块凹地，无人不称赞这是块绝好的地，因而更加相信陈敷的话。加之又来了上谕，兄弟们都鼓励大哥晋省办团练。国华说：“李贺说得好：‘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五等之爵从来靠沙场猎取，几曾见过以文章封侯的？”

国荃说：“嘉庆年间，杨遇春不过是额勒登保手下一员武将，后竟拜陕甘总督，封一等侯。道光年间，马济胜一勇之夫而封二等男爵。靠的是什么，还不靠平叛的军功？”

弟弟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曾国藩考虑得更深。陈敷的预言给他带来激动，增加了出山的信心。不过，预言终归是预言，并不就是现实，现实却有重重困难。现在，从周寿昌的信上，曾国藩却看到了希望。他与恭王、肃顺都有过多次接触。恭王才思敏捷，器识闳达，是皇族中最有头脑的人物。肃顺是郑亲王乌兰泰尔的第六子，明练刚决，敢作敢为，不但是满族中数一数二的拔尖角色，也是阖朝文武中少有人比得上的干才。上半年在京城时，曾国藩就知道皇上将会重用肃顺，依靠他来整饬朝纲，力矫弊端。肃顺的入阁拜相，只是明后两年的事了。有恭王、肃顺的信任，有皇上爽快地接受，还怕朝中无奥援吗？这个最大的顾虑一消除，曾国藩真的动心了。但他并不明白地表示出来，只是以一种遗憾的神情对郭嵩焘说：“这么大的事情，荇农居然不直接给我来信，他是还在记我的仇啊！”

……

“涤生，你看看，如果你坚不受命，恭王和肃学士会怎么想呢？”

曾国藩低头不语，良久，轻轻地说：“筠仙，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从未跟张中丞、潘藩台他们打过交道，不知道彼此好不好相处。你也知道，湖南的情形是积重难返。我这人性子急，今后与湖南官场亦难相得。”

此时，曾国藩已经开始有所松软。

“涤生，你莫跟我兜圈子了，什么热孝在身，什么湖南吏治腐败，都不是你不出山的主要原因，我知道你的顾虑在哪里。”

“在哪里？”

“今世知你者莫过于我。”郭嵩焘狡黠地望了曾国藩一眼，“你是担心长毛不好对付，怕万一不能成功，半世英名毁于一旦。”

“哈哈哈！”曾国藩大笑起来，既不首肯，也不否定。

“涤生，我跟你打个赌：莫看眼前长毛势大，嵩焘料死他们不能成事。”郭嵩焘伸出一只手来，放到曾国藩面前，做出一个击掌的样子。国藩仍坐着不动，不露声色地问：“何以见得？”

2．夺情出山，挺身入局（5）

郭嵩焘将他这些天来，苦苦思索而得出的认识搬了出来：“长毛起事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其所依靠者拜上帝会，所崇拜者天父天兄；信耶稣异教，迷《新约》邪书；所过之处，毁孔圣牌位，焚士子学宫，与我中华数千年文明为敌，已激起天怒人怨。凡我孔孟之徒、斯文之辈，莫不切齿痛恨。就连乡村愚民、贩夫走卒，亦不能容其砸菩萨神灵、关帝岳王像之暴行。涤生，你出山之后，打起捍卫名教的旗帜，必定得天下民心。天下人都归顺你的勤王之师，长毛还能长久吗？”

郭嵩焘这番痛快陈词，使曾国藩心智大开：洪杨以民族大义争人心，我则以卫道争人心！郭嵩焘见曾国藩眼中已射出兴奋的光芒，知这几句话已完全打动了他，于是益发高谈阔论：“涤生兄，你说吏治腐败，国事日非，不是办事之时。仁兄熟知本朝掌故，难道忘记了当年圣祖爷平三藩之乱的壮举吗？三藩作乱时，圣祖爷亲政不久。朝臣有的说，国家根基尚未大固，吴三桂等人势力很大，不如用抚保险。圣祖爷不为所动，坚决削藩。结果不但平息了三藩之乱，且借平乱之威刷新社稷，开创康乾盛世，使我大清江山固若金汤。沧海横流，更能显现出英雄的本色。仁兄一向仰慕武乡侯、邺侯。武乡受聘，正奸臣窃命；邺侯出山，当天下乱极。今日国势，如同汉末唐衰之时，焉知不再出武乡、邺侯？”

曾国藩三角眼中的光芒越来越亮，连声叫道：“好！贤弟说得好极了！”

“涤生兄，你素抱澄清天下之志，今日正可一展鸿抱。古人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又云：‘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常顺时而动，智者必因机以发。’今时机已到，气运已来，上自皇上亲王，下至士民友朋，莫不瞩目于你。你若践运不抚，临机不发，不但辜负了自己的平生志向，也使皇上心冷、友朋失望。涤生兄，你还犹豫什么呢？”

见曾国藩被动，郭开始为其谋划。

嵩焘高兴地说：“仁兄出山办团练，军饷是第一大事。前向长毛围城，藩库已空，料张中丞一时不易筹措，嵩焘即刻回湘阴，劝募二十万饷银，助兄一臂之力。”

曾国藩拊嵩焘背，满怀深情地说：“难得贤弟一腔热血。若朝野文武都像贤弟这样忠于皇上，忧国忧民，哪来今日的洪杨作乱！就看在贤弟分上，也不由国藩不出。只是……”曾国藩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他想到自己一贯打着终制不出的旗号，现在收起这个旗号，也得有个转圜，“国藩今日乃戴孝之身，老母并未安葬妥帖，怎忍离家出山，且亦将招致士林指责！”

见曾国藩仍然顾虑重重，郭嵩焘满怀的热情再次受到打击。

郭嵩焘心里冷笑不止，说：“大丈夫办事，岂可过于拘泥！况且墨绖从戎，古有明训。为保桑梓而出，为保孔孟之道而出，正大光明，何况又有皇上煌煌明谕，仁兄不必多虑，若你尚有不便之处，可由伯父出面，催促出山，家事付与诸弟。这样，上奉君命，下秉父训，名正言顺，谁敢再有烦言？且我听老九说，前几天有一江右山人，为伯母寻了一个极绝极妙之佳城，将保祐贵府大富大贵，又断定仁兄此番出山，乃步郭汾阳、裴相国之足迹，日后必定封侯拜相。看来事非偶然，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备。仁兄万勿再固小节而失大义，徒留千古遗恨！”

晚间，郭嵩焘又和曾国藩父亲做了一番长谈，将曾老爷子说服，反过来劝儿子移孝作忠，墨絰出山。

本来已被郭嵩焘说动了的心，再加上父亲的支持，曾国藩放下包袱，毅然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在母亲坟前焚香祷告，亲手烧毁那道《恳请在家终制折》，带着最小的弟弟曾国葆离开湘乡老家，四天后到达长沙，将行辕设在巡抚衙门的旁边，正式就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

3．变革兵制，组建大团

军事制度的变革，是近代中国军事变革最重要最深刻的内容，这项变革的发端就源于曾国藩创建的湘军。

前面说过，清军八旗、绿营实行的是世兵制，父子相承，世代为兵。这样一种体制，也导致军队素质低下，训练不足。可怜的军饷，又迫使他们把训练的时间用来做第二职业谋取外快，骚扰百姓。

对于绿营的情状，曾国藩颇为愤然：

“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敬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

不仅绿营，八旗亦是如此：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曾国藩这样描述：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

曾国藩履新长沙的第二天，即上奏要求在长沙设立一个大团，将各县乡勇招募至长沙，扎实训练。朝廷立准。曾国藩即行在罗泽南的一千湘乡团勇的基础上，仿戚继光戚家军的做法编练。

曾国藩组建大团的思想，其实就是另创湘军的开始。

然而，要自创一支新式军队，谈何容易？募兵、训练、筹饷，个个都是关口。

曾国藩虽然受命的是帮办团练大臣，但他却明确地将“团”与“练”区分开来：

“团练二字宜分开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以尽之矣。练则制械选丁，请师造旗，为费较多。”

湘军的基础力量就是湘乡罗泽南及其弟子王錱的练勇。到1853年7月，开始形成中、左、右、辰四个营以及周凤山、曾国葆、储玫躬等各一营，兵力四千人左右。其中辰营是满人塔齐布率领。

招募兵勇是湘军草创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曾国藩在招募士兵方面做了重大改革。

曾国藩将绿营的世兵制改为募兵制，兵为将有。兵牟亲选，主要招募山乡朴实无华的农民。从此确立了湘军“将必亲选，兵由将招，兵归将有”的新体制。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这是承袭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

后世很多学者都指湘军是一支私人武装，根本上只看到湘军的组织建制，而没有看到湘军的实质。曾国藩从来没有想过要创办一支私人武装，他多次指出自己所办的武装团练是官方的。

“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咸丰二年十月，粤贼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武壮公錱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

至于郭嵩焘所言：“长沙围解，诏曾文正公帮办团练，所谓以乡人副巡抚者即指此也。曾文正公具奏团练不足，惟当练治一军讨贼，是湘军之起，正在初办团练时，更无所谓萌芽也。”这是说曾国藩并没有遵从谕旨办团练。团练是地方民兵武装，实质上不属于国家。曾国藩不遵旨办团练的原因在于他看到这种组织是无法战胜太平军的。因而，他要“办一大团”的意思就是要建立一支正规的军队，不同于绿营或八旗的军队。

所以在招兵原则上，曾国藩就舍弃了陈旧的世代为兵制，改变了不问其出处、素质、有无战斗力的模式。出身于山区农家的曾国藩，看到了“山乡之民多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城市近水之人。”

所以，后来不管湘军打到哪里都要补充兵源，他们宁可回乡招募，决不在当地招兵。兵源主要集中在湘乡和宝庆一带。湘乡一县，先后从军的有二十余万人之多。

清朝兵制还有一个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机制，曾国藩一开始就打破招兵、练兵、调兵的互相制衡机制，确立了由将领自招的募兵体系，将招兵、练兵、调兵合为一体，形成“兵勇之视十人长，十人长之视哨官，哨官之视营官，营官之视统领，统领之视帅”这样一个高度统一的垂直领导体制。“一军之内，上之于下，皆指臂相连，无所隔阂。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

这样的变革有利于形成“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军风。

4．改革编制，专一事权（1）

绿营编制，分标、协、营、汛四种基层组织，兵数多寡不一，指挥系统不明，没有统一的级别和人数。号令不一，遇有战事，临时抽兵调将组成部队。

这也是清兵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改革编制，以营为湘军基层单位，每营级别划一，人数固定，一营四哨，一哨八队，500人，每营用长夫180人负责辎重运输。目的是要减轻士兵负担，保持战斗力。

营以上设分统，分统以上为统领，统领受大帅指挥，从而建立起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部署。这是一种谁招募就服从谁，各营独立，彼此不相统属的新机制，每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确立了军队的绝对忠诚，这一思想就是后来毛泽东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渊源。

统帅部建立指挥机构营务处，后勤保障机构粮台；辅以后方基地，如船厂、子药局、捐局、船炮管理支应、兵员招募训练。

在改革编制的同时，实行事权专一。

绿营职能多重，杂役繁重。曾国藩认识到这种局面的弊端，明确部队职能，湘军的任务就是作战，免除任何杂役。

筹饷是能否自创一军的重要条件。

晚清之时，自所谓康乾盛世以来，表面上的繁荣实际上抵不住骨子里的堕落。不仅整个国家机器问题多多，就是国库亦十分空虚，加上鸦片战争的爆发，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赔偿，导致国家更加无力支撑军队。所以湘军的军费主要来自自行募集，但朝廷给政策，有明确批复。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学者们都误以为湘军是一支私人军队。

我们可以把湘军看作是一支雇佣军，但这支雇佣军绝不是为了曾国藩的利益，不要以为它只听曾国藩指挥，就认为它是为曾国藩卖命的。曾国藩只不过是代表国家，获得了中央政府授权而招募，这支军队的根本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平乱。认为它是私人军队的观点无疑是偏狭之见。

曾国藩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募饷的困难，不愿意出山的最大顾虑之一就是自己的亲友大都没有富余的经济条件。

因此，在郭嵩焘劝其出山之际，曾国藩就提出要郭嵩焘一起出山，其目的就是寄希望于郭的经济才能。郭之祖父是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多财而不吝，“然诺一语，千金不惜”。县令某公借了重金，人死在任上，其家人愿用两位漂亮的丫环抵债，郭嵩焘的祖父却烧掉借据，一笑置之。他还爱好诗文，闲暇时以吟咏为乐。应该说，这种豪迈家风和诗书气息对郭嵩焘的影响很大，因此他并不像一般读书人那样轻视“商贾末业”。

对于自己的经济才能，郭嵩焘毫不隐晦。晚年在“自叙”中，郭嵩焘曾不无自豪地说：“湖南筹饷，一皆发端自鄙人。”其间李鸿章也多次延请郭嵩焘赴沪，其实也是看中他的筹饷能力兼洋务才能。

曾国藩为了改变绿营忙于生计，无暇训练的弊端，一开始就实行厚饷官兵，一般是绿营的3倍，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家人，解除官兵的后顾之忧，训练时，每日口粮加一钱，征战每日加一钱五分，重伤给付养伤银30两，阵亡给付60两。

湘军不是团练，曾国藩一开始就想把湘军办成官勇，就可以享受到国家经费，但事实上很难做到，国家更多的时候只能给政策，湘军仍然必须自筹粮饷，自办后勤。

这么多的军饷，还不包括打仗需要的武器、辎重物资，光靠富商士绅捐献是远远不够的。于是郭嵩焘便建议曾国藩开征厘金，即对商人开征商业营业税。开征厘金虽不是郭嵩焘的发明，但在彼时民穷财困的时期要开征厘金，其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中间郭嵩焘功莫大焉。他曾自告奋勇地负责起湖南厘金总局。

4．改革编制，专一事权（2）

后来，湘军离开湖南入江西作战，军饷问题日益捉襟见肘，曾国藩采纳刑部侍郎黄赞易的建议，除在江西抽征厘金外，还奏请浙盐三万引，以净赚十万两，但是欲买浙盐来赚钱，先需成本十万两，曾国藩就请郭嵩焘前往浙江，其任务就是张罗本钱，玉成此事。故郭嵩焘日后笑称自己是“化缘和尚”。

在军饷之外，曾国藩还变革了后勤制度。设立专门的粮台，下设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是湘军的后勤总机关。这个后勤总机关对于湘军纵横东南，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曾国藩还实行湘军集中屯驻，改变过去绿营分散布防，建立帐篷制度，防止官兵扰民。

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大致就自曾国藩始。

在军事变革方面上，值得一提的还有曾国藩创建新式海军。

1853年9月，因得罪长沙官场，曾国藩为避免内耗，决定移驻衡阳。衡阳位于湘江中游，目睹太平军占尽江河之利的曾国藩，想到了水师，于是便上奏朝廷，他在《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中说：

“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奕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问者。……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

与此同时，郭嵩焘也已经上奏建议朝廷重视水师。

得到朝廷谕旨同意后，曾国藩开始筹备湘军水师，在衡阳、湘潭设厂造船，配备洋炮，招募勇丁，组建水师。次年军成，10个营5000人，大小船只400余艘。于是，湘军水陆联合作战的局面形成。

1854年2月，曾国藩结束衡阳湘军训练，正式出省作战，年多时间，曾国藩拥有陆师13营，水师10营，约一万七千余人。号称二万，水陆并进。

湖南士人杨度后来在《湖南少年歌》中追记当时的场面：

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

1864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被攻破后，曾国藩改湘军水师为长江水师。

水师在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中发挥出来的巨大作用，让曾国藩看到了抵御西方军队的战争中，外海水师的重要性，把它视作“极为当务之急”。

1867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设立北洋、中洋、南洋三支水师，曾国藩十分赞同，主张山东、直隶水师建于天津，江苏浙江水师建于吴淞，广东福建水师建于南澳，各支水师分别装备轮船10艘，艇船20艘，往来洋面，有事时首尾相应，联成一气，共御外侮。

建立外海水师时，曾国藩要求略仿西洋之法，酌改营制。规定水师将牟应常住船上，改变旧式水师将牟常住衙署之习；取消旧式水师战兵、马兵、守兵之分，依照国外设立舵工、水手；水师专以管船为主，无船之兵，皆须裁撤；无论有警无警，穷年累月，练习不懈。

5．更新观念，书生带兵

自创一军，将军人选亦不可忽视。行军之道，择将为先。

书生带兵，是为人熟知的曾国藩军事思想的一大特色。

有籍可考的179名湘军营官中，书生出身者104人，16位统领以上的高级军官中，书生11人。分统43人，书生出身的也占到了26人，这些人有廪生出身的刘坤一、文童出身的刘岳昭做到总督，举人出身的唐训方、文童出身的江忠义、蒋益澧、拔贡出身的陈士杰、监生出身的吴坤修做到巡抚。据罗尔纲《湘军兵制》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可以说古今罕见。这就形成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文人武人化”、书生立武功的典范。

文人（书生）武人化，是历代文人投笔从戎、建立功勋的一大梦想，史不罕书。在曾国藩湘乡老家，就有过一个典型：三国时蜀国的蒋琬，诸葛亮临死前指定的接班人。

蒋琬的家离曾国藩老家相去不远，从长沙或双峰县城，到曾国藩故居，蒋琬老家井字镇（原来叫蒋市镇）就是必经之地，二者是邻居。

蒋琬就是典型的书生，在诸葛亮督零陵时，被其识中，后随刘备入川，因才识屡被诸葛亮委以大任。诸葛亮数次北伐，皆是由蒋琬坐镇丞相府，既代掌丞相府事，又负责保障诸葛亮出师的后勤供应。诸葛亮死后，很多资历深的老臣都以为继任者非己莫属，然而，这位被时人后人视为神的蜀国丞相，却将后事托付给了蒋琬。足见生性多疑、为人谨慎的诸葛亮对他的任务。

蒋琬亦不负重托，行丞相事后，掌管蜀国兵权，以其过人都能，稳定了蜀国，保障了蜀国的实力。由于死得过早，虽未能实现诸葛亮的遗志，但却被后人称为“书生拜大将，不战亦有功”。

曾国藩自然不会不知道这段历史。曾国藩起用书生带兵，多多少少受其影响。

在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将领人才中，有三大明显的特点，即地缘（乡缘）、血缘、学缘（师生、同学）关系。

地缘。中国人的老乡观念由来已久，宋代的江西临川，之所以才人辈出，与同是临川人的王安石等人在朝掌权有莫大关系。曾国藩建湘军后，国内湘人同时而为督抚者多达十五人。后来李鸿章执掌大权，出现了“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挂”的谚语。曾国藩出身于湖南湘乡，他对地缘的重视并非缘于私人目的或省界观念。固然由于相近的地缘关系，情感之间容易沟通，乡土之间容易认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幅员之大，而一个人的眼界是有限的。曾国藩初办团练，本旨就是湖南一省，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出省作战，故湘军中的地缘因素十分明显，而究其实却是自然形成的。事实上，湘军“集团”中，除湘籍将领外，其他诸省的将领亦不乏其人。

血缘。血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稳固的一种关系。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战争这样一个生与死考验的场合，任何亲密的关系都可能敌不过血脉相连的父子、兄弟等血缘情深。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中，老九曾国荃、老季曾国葆、老六曾国璜都先后跟随乃兄驰骋沙场。

学缘。学缘包括了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师生、同学等学业同源的人际关系。门生故吏、同窗好友，虽不同于地缘和血缘，但由于受业一致、志趣相投，容易形成共同的观念。曾国藩理学宗师，与他同游者，以及后来先后加盟湘军的将领、幕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学缘。比如郭嵩焘、刘蓉、胡林翼、罗泽南等人，他们对待理学的态度，对于人才的看法以及用人的态度，对待战争的认识，都有着出奇的一致。这种学缘不同于蒋介石依靠结拜兄弟、依凭他在做黄埔军校校长时所结下的所谓“天子门生”，所以同是出于黄埔一期的宋希濂，也是曾国藩的老乡，他指出：“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同乡。”这种学缘也不同于民国军阀冯玉祥，冯玉祥虽然标榜自己用人“一秉大公，亲乡可不必问也”，但实际上是“一定要亲自孵出的鸡娃，才会下蛋”。曾国藩讲究学缘，却并不以此为标准，故步自封。武将像塔齐布、鲍超等人，文官如赵烈文、容闳等人，曾国藩一样给予事权、军权。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讲求血缘、地缘和学缘，其目的恐怕也是出于团队观念。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各自为战，无须团体，故而农耕者从来没有团队集体观念”，湘军正出于农耕之民，所以打造团队观念，正是曾国藩“三缘意识”的归依。

再则，三缘的榜样示范意义当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重要因素。

曾国藩选择将领的标准有四：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他还说：“将领之道必须身先士卒……又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羡号令雷之象。”

可见，“忠义血性”是曾国藩选取将领的一个关键前提，三缘也是建立在这个前提基础之上的。

6．脚踏实地，训练劲旅（1）

绿营之不可用，曾国藩看在眼里；绿营之不可救，曾国藩痛在心里。他说：“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

他深知要自创一支新军，训练至关重要。因而，面对太平军的嚣张势力，面对朝廷上下给予的厚望，曾国藩并不急于立功，匆促出师。

相反，出师前，曾国藩曾对咸丰皇帝有过两次抗旨不遵：

第一次是在1853年10月29日，太平军逼近武昌，武昌兵力薄弱，咸丰令曾国藩派兵救援。11月3日、5日两次命曾国藩亲自带兵前往救援，但由于湘军刚开赴衡阳，阵容不整，训练不足，曾国藩消极待命，迟迟不肯出兵。

第二次是在1853年12月12日，咸丰帝以六百里加急谕令，催促曾国藩迅速带兵救援安徽，曾国藩以“船炮未齐，不能草率成行覆奏”，气得咸丰帝大骂他不知好歹、自以为是，并恨恨地说：既然你想自担重任，朕成全你，不过“言即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一看把皇帝惹火了，只得急忙解释。

不打无准备之仗，是曾国藩信守的信念。

为此，他先后在长沙、衡阳加紧练军。

曾国藩的练军思想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教育，开毛泽东注重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之先河；一是练技艺和阵法。

曾国藩把训练二字细分开来，精神教育就是曾国藩所说的训，练技艺和阵法就是练。

众所周知，曾国藩率领的湘军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兵力对比上，不及太平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曾国藩所要打的这一仗在道义上处于正义地位，因此，从心理上战胜敌人，是曾国藩军事战略的核心。

曾国藩准确地认识到，太平军虽然标榜打的是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但事实上，这只是造反派祭起的法宝之一。所谓“民族战争”，就连洪秀全本人都不相信他自己说：“如今自康熙时已过二百年，反清尚可，复明何谈！”

然而，不挑起矛盾，何以师出有名？何以安定那些跟从他出生入死的广西“老兄弟”？洪秀全在他的“杰作”《奉天讨胡檄布四方喻》中，正式指称清朝统治者为胡为妖。

鉴于此，1854年2月，曾国藩发布亲自撰写的《讨粤匪檄》，将战争定位为卫道之战，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名教）之战，驳斥了洪秀全所谓的民族战争。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百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6．脚踏实地，训练劲旅（2）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斯又鬼神所并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因传檄远近，咸使闻知。

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

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此檄一出，即获得了广大士人的支持。所以后来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欲动其心者，倡学攻心，以礼治人，当具有大本大源。

可笑当时与后世不少自谓饱读诗书者，尽皆指责曾国藩不行忠君勤王之义，却把一场民族战争“歪曲”成卫道战争。他们哪知道曾国藩高举卫道大旗，其实质正是要先行攻心之战，以争取民心、鼓舞士气，从精神上、心理上打击敌人。

曾国藩不仅不理会当时清议对此檄文的议论，反而要求湘军将领人人能背诵，并亲自讲解檄文内容，一时在官兵中深入人心。读书人纷纷脱掉长衫，率领黑脚杆聚集在湘军的旗帜下，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一篇檄文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对湘军的精神训练，突出仁与礼。这里的礼也包括了军礼。《清史稿》说：

（曾国藩）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元敬所纪者。论者谓曾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

讲军礼的军队才可称为仁义之师。因此，曾国藩训练军队，重心就在军事纪律，培育兵勇“无众寡，无小大，无欺慢，泰而不骄”的品质，强调爱民。他仿湖南民歌《莲花闹》编成《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6．脚踏实地，训练劲旅（3）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我让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语，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啼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爱民歌》明确了三大纪律：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走帐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房。

这三大纪律，第一是驻营纪律，下设10大注意事项；第二是行军纪律，下列7大注意事项；在这里，曾国藩尤其强调了“不准拉夫”。第三是出营纪律，下列2大注意事项。

三大纪律的宗旨就是“行军以不扰民为主”，他认为，不扰民是军队立命八本之一。

曾国藩身体力行，每天亲自给官兵上课讲解爱民歌，每天只教其中一句两句，令士兵先识字再识义，一段时间后，官兵人人会背，人人会默写。是故，湘军几乎没有发生过兵变将叛事件。

这《爱民歌》与后世的《国际歌》、军歌有着同样的功效。

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制定“三大纪律八项纪律”作为红军的军歌：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持要除掉。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

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毛泽东的爱民思想即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两首歌词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具体到湘军的军训，曾国藩又明确“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一曰训家规”。“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

6．脚踏实地，训练劲旅（4）

湘军营规有七条：

一、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

二、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三、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四、日斜时演晚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

五、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六、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二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约每月四五次。

七、每夜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转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者，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以上营规，看似简单，用意深远。日常操练，加强威严，上下节制，临阵指挥得心应手。这也是他克勤小物，脚踏实地的表现。

训家规，则是把湘军士兵视同自己的子弟兵。具体方法与营规同。

他说：“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

又说：“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

确立“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是湘军战斗力的源泉。他说：

“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在他的日记里亦有强调：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牟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则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侮慢，奉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

可见，训家规目的是要确立“忠信为行军之本”。包括：

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

第二教之以信，信是处理协调同级关系的准则，信以施于同列，要求将帅之间、兵勇之间相互信赖、遵守信用、彼此团结，同舟共济。

诚也是忠信，“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第三教之以朴。朴在于人的本质，“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质。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其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

朴的另一意思是拙，拙就是少心窍，不圆滑取巧。因此，曾国藩以为军营中宜多用朴实少心窍的人，则风气易于醇正。

曾国藩对“以忠诚为天下倡”的治军理念还作过具体阐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骄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事实上，爱兵与爱民是一体两面。兵本源于民，兵民鱼水情，“官不爱民，余所痛恨”。

曾国藩在众多场合都反复申述爱民的道理：

“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

6．脚踏实地，训练劲旅（5）

“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要求树立良好的军队风气。

“国家养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醇，真意荡然。”

这样做的目的归根到底就在收拾人心。古来治军作战的名将，无不重视民心向背，向以陶铸世风自命的曾国藩自然更加身体力行。他担心的正是“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牟漫无纪律之态。”正是因为绿营和乡勇给老百姓带来的骚扰和侵犯，使得太平军在流窜过程中反而得以壮大，曾国藩尤为注意整肃军队，严定扰民之禁，以改变军民关系。他在劝诫营官四条中规定“禁骚扰以安民”：

“若恶乎贼首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并主张“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对扰民者严加惩治。曾国藩认识到：

“凡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违。”

“凡设官所以不养民，用兵所以不卫民，是民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也。近日州县多与带兵官不睦，州县虽未必皆贤，然带兵者既欲爱民，不得不兼爱州县。若苛派州县供应柴草夫马，则州县摊派各乡村，而百姓受害矣；百姓被兵勇欺压，诉于州县，州县转诉于军营。若带兵者轻视州县而不为民伸冤，则百姓又受害矣。本部堂统兵十年，深知爱民之道须先顾惜州县。”当军队与地方发生矛盾时，曾氏首先责之军队，严厉约束将官，并指出：

要求士兵爱民，首先得要求统帅爱兵。曾国藩规定湘军只日行三十里，一是为“先求立于不败之地”，二是体恤士气艰辛。

李鸿章说：“楚军营规，无论调拨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节养其体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

在曾国藩的垂范下，罗泽南、王錱、李续宾等湘军将领也都重视士兵的礼义教化。

《续湘军志》载：泽南之为将，日登将台，与官兵讲宋五子之学。

王錱坚持“将兵者练固不可废，而训尤不可缓”，向官兵讲述儒家伦理纲常观念，“务令听者激发天良，鼓舞感格而不自己。”

将修养之道用于军事战争，衍化为制敌方略，正是理学经世的活用。专用以静制动之法，胡、左、罗、李续宜都是如此。

有了这样的精神训练，对于形成良好的军队纪律和风气，培养湘军士兵号令严明和朴诚品格，提高湘军战斗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湘军上下“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短短几年间成为一支令太平军闻湘色变的劲旅。

这也就是曾国藩说的“练者其名，训者其实”。

练也有两桩，一是练技艺，一是练阵法。

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

6．脚踏实地，训练劲旅（6）

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

1863年，刘长佑依湘军营制改造绿营，以500人为一营，5营为一军，共建七个军。1866年，又参照湘军营制饷章，制定练军营规15章150余条，初步形成练军制度。

湘军的成效有目共睹，《清史稿》说曾国藩初募湘军之时，“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因而，湘军所到之处完全不同于绿营、其他乡勇团练与太平军，“岸上百姓焚香于辫顶，跪岸上欢迎，呼各勇为青天大人”。

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

这一思想无疑深受曾国藩的启发。

湘军与太平军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太平军中读书识字者极少，这主要缘于洪秀全对文化的仇视，对知识分子的蔑视。而湘军不仅重用书生带兵、儒者为将，而且重视对士兵的教育。

变革军事教育，是曾国藩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可分为两个时期。

早期在训练湘军，与太平军周旋之时，曾国藩即将读书之风带进军营。训练、作战之余，教湘军士兵识字，让他们读“四书五经”，曾国藩不仅自己亲自教，还要求那些出身于儒门的将领们教士兵们读书。以至于形成军营里书声琅琅的奇特现象。

要知道，曾国藩招募而来的这些湘军士兵主要来自于湘乡、邵阳等湖南山区的农民，“三斤的锄头两斤的把”，这些山野村夫大字不识，如何能让他们坐下来读书？

曾国藩做到了。他自述道：

“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与顽石点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形成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的局面。”

这些山野农夫不一定懂得书中的大道理，但是，这样一种氛围培养了湘军士兵崇礼尚礼的风气，多多少少习染了儒家所强调的道德观念，这样形成的一种学习型组织，虽然不一定名副其实，但却起到了加强凝聚力的作用。“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有过这样精彩的描写：

……

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谁肯孤生匹夫还，誓将共死沙场穴。

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

……

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令。

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

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

……

《湘军志》也载：

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弟子，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

后期即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曾国藩率先创办新式军事学堂，接着又对外派遣军事留学生。1868年，曾氏视察上海江南制造局，容闳向他提出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所兵工技术学校，培养了一批人才。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1）

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曾国藩一生经历过三个皇帝，分别是道光、咸丰、同治。

道光朝，三十七岁的曾国藩就位居二品，确实是湖南历史上少有的现象。

然而，到了咸丰朝，在奉旨出山阻击太平军长达十余年时间里，有八年的时间，朝廷对曾国藩表现得异常吝啬，长期使之虚悬客寄，不授予地方实职。直到咸丰十年，咸丰帝死之前不久才授予其两江总督，职位仅仅回复到37岁时。

而同治朝，曾国藩兄弟接连拜爵开府，达至巅峰。

这里就有一个疑惑，咸丰帝为什么对一个为他出生入死的大臣如此对待呢？

我们来看这么几个事件：

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帝催调曾氏出援安徽，朱批道：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段话出自一个皇帝之口，应是曾国藩始料未及的。话讲得很重，也不好听，近乎耳提面命，软硬兼施。

为什么会这样？

事情始于曾国藩奉旨在长沙帮办团练。1853年，曾国藩虽然在罗泽南的湘勇基础上组建起一个大团，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团练，是按照曾国藩设想的另创新军的意图组建的。曾国藩于1月30日抵长沙，后因与长沙官场发生矛盾甚至升级，不得不于是年9月移居衡州。短短的几个月是不可能训练出一支作战力强大的军队的。

然而，皇帝似乎并不明白这一些。因为湖北、安徽、江西等省重镇接连被太平军攻克，似乎也容不得朝廷作过细的考虑，于是接连谕旨曾国藩亲自率军出省作战。

曾国藩自然不敢领旨，故而迟迟没有行动。他先是借口船只匮乏，继而借口湖北之太平军全数下窜，武昌解严，可缓出师。十一月，因安徽情形紧急，上谕命曾氏自洞庭湖入长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收复安庆等城。曾国藩因湘军训练不足，不敢贸然草草出师，于是上奏借故船炮未齐，请求稍缓。

然而，从皇帝的朱批看来，“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似乎曾国藩口气颇大。那么，曾国藩是什么原因给皇帝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

事出有因。原来曾国藩在奏折中提出各省分防，不如数省合防的建议。

这一建议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曾国藩要权的想法。既然朝廷接二连三命曾氏出省作战，又命其“统筹全局”，却不见皇帝给其一个名正言顺的关防，显然在曾氏看来名不正言不顺，但又不便直言，故而有此语。

未有功，先要权。这也就是皇帝之所以对曾国藩不满的一个原因。

第二件事发生在咸丰四年。

1854年初，曾氏亲率湘军出师，连克得胜，进逼武昌。皇帝十分高兴，颁下上谕：

塔齐布、曾国藩奏水陆官员大获胜仗一折，办理甚合机宜。塔齐布着交部从优议叙，曾国藩着赏给三品顶戴，仍着统领水陆官军，直捣武汉，与杨霈所统官军会合，迅扫妖氛。

事实上，早在曾国藩回乡丁忧时，就已是二品侍郎。

曾国藩上奏谢恩：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2）

臣丁忧在籍，墨絰从戎，常负疚于神明，不敢仰邀议叙，乃荷温纶宠锡，惭悚交增。嗣后湖南一军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概不敢受。

不久，湘军收复武昌，皇帝一时兴奋，着赏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

曾国藩按例请辞。然而，才七天，皇帝收回成命的谕旨又到：

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霈兼署。

朱批的解释是：

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

署抚怎么会空有其名呢？皇帝莫非拿人开涮不成，也实实有欺人之意。

这背后的奥妙就是因为大学士祁隽藻给皇帝说了一句阴阳话，他说：

曾国藩一个在籍侍郎，不过一匹夫耳。匹夫登高，而应者云集，这恐非朝廷之福啊。

咸丰帝自然不是傻瓜，经祁大学士一方点拨，旋即收回成命。据说咸丰听了此话，不由得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

由于湘军的底子是团练，相当于民兵组织。虽然曾国藩奏请组建大团，意即正规军，然朝廷哪里拿得出银子发饷、购买装备。湘军的经费只能靠自理。

这就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想法，却又派不出银子，一方面曾国藩也一开始就把湘军称为“官军”，使之与团练区别开来，而银子却又靠自己筹集。

湘军就这么尴尬着过来了。

由于经费没有保障，湘军士兵吃了上顿得愁下顿，倘若有实授地方实职的话，曾国藩即可名正言顺地在自己的辖地筹集银子，这样，经费也不至于那么紧张。

第三件事是在咸丰七年。

咸丰五、六年间，曾国藩进入江西，却接连遭遇困境，在这里他遇到了石达开这样一位劲敌，导致爱将塔齐布忧郁而死，江西大部落入太平军手里，一段时间，曾国藩只能靠江湖隐语来传递情报。

江西的局面打不开，也引来了江西官场和士绅的不满，并由此因为饷金问题而得罪江西官场。曾国藩愁困无解。在与江西厘金问题的争执上，朝廷又出乎意外地倾向于江西。

咸丰七年，曾国藩父亲病逝。

与其坐困江西，不如退而求进。于是，曾国藩一边上奏回籍守制，一边自行离开江西回湘。

曾国藩之所以毅然抛下湘军，主要缘于在江西的军事进展不顺，而军事进展不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与江西官场相处不好，因为与曾经的部下沈葆桢争厘饷，朝廷偏向江西；同时因为弹劾江西巡抚陈启迈，又进一步得罪整个江西官场。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以退求进。这一年的十二月，曾国藩给九弟写了一封信，道出了抛下湘军的实情：一是无地方实权，“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在江西时，江西很多绅士为湘军劝捐了###十万的军饷，而他却不能在军事上尽快扭转局面；二是江西官场已经和他处于敌对状态；三是江西绅士不敢和他接近，一旦接近就会招致江西官场的报复。

朝廷接到曾国藩回乡守制的报告后，准许其请假三个月，假满即赴江西。

待三个月假满后，深受既无名义又有实权之苦的曾国藩，假满仍然不肯出山。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3）

臣处一军，概系募勇，虽能奏保官阶，不能挑补实缺。将领之在军中，权位不足以相辖，大小不足以相维。臣居兵部堂官之位，而势权反不如提镇。此其一端也。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均需经地方官之手，臣职在军旅，与督抚势分主客，难以呼应灵通。此又一端也。臣办团之始，仿照通例，刻木制关防，文曰“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四年八月，剿贼出境，湖南巡抚咨送木印一颗，文曰“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寄谕，援鄂援皖，筹备炮船，肃清江面，外间皆未明奉谕旨，时有讥议。关防更换既多，往往疑为伪造。如李成谋已保至参将，周凤山已保至副将，出臣印札，以示地方官而不见信，反被诘责。甚至捐生领臣处实收，每为州县所猜疑。号令所出，难以取信，此又一端也。三者其端甚微，关系甚大。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贻误大局。目下江西军势，无意外之虞，无所容其规避，若果贼氛逼迫，当专折驰奏，请赴军营，不敢避难。若犹是平安之状，则由将军福兴、巡抚耆龄两臣会办。事权较专，提挈较捷。臣在籍守制，多数月，尽数月之心；多一年，尽一年之心。

这是一道诉苦折，曾国藩道出了无权的苦衷和复出的三大困难：居兵部堂官之位，权力反不如一个下级军官提镇；筹饷抽厘，必须经地方官之手，自己无权办理；关防屡变，名义混乱，被人猜疑，难以号令。言下之意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请朝廷明旨授权。实际上就是要求只须答应给其一巡抚或总督职位，复出就不成问题。

但是咸丰皇帝看到曾国藩公然伸手要官，勃然大怒，干脆准了他在家守制的请求。下诏道：

着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督率。此外各路军营，设有需才之处，经朕特旨派出，该侍郎不得再行渎请，致辜委任。

这等于把他晾在了一边。曾国藩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

第四件事是在咸丰八年。

而就在曾国藩守丧读书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江西战事日有起色。湘军在第二号人物胡林翼坐镇湖北统筹下，取得了一连串的大胜。后世有学者据此认为，有曾国藩在时，战争反而胶着不顺，曾国藩一离开，反而战事要顺利得多。殊不知，战争的发展是很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倘若没有曾国藩在江西时的苦苦支撑，怎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逆转呢？原被分开的湘军水师随着湖口的重新夺得而合为一处，紧接着，自安徽铜陵以上，千里长江水面全部肃清，湘军水师发挥出当初曾国藩创建时所希望达到的巨大威力。

胡林翼在此时为了凝聚人心、鼓舞湘军士气，大力举荐湘军大将。于是又有不少学者猜测，此时居丧在家的曾国藩非常郁闷，是担心照这样下去，湘军要不了多久，就会攻克江宁，建下的不世之功就不复属曾国藩所有。这纯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恰恰是在湘军节节取胜之际，备受胡林翼赏识的湘军大将李续宾，专门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提出请胡林翼向朝廷说情，要求让曾国藩复出。由涤帅主持前方战事，由胡公在后方支撑大局。

此情此景，我们还怀疑李续宾是出于私情吗？论私情，曾国藩固然待李续宾不薄，可胡林翼给李续宾带来的实惠只怕更多，此时的胡林翼是以湖北巡抚的实职坐镇武昌，而且因为曾胡的私交甚厚，湘军将领也大都听他吩咐。可见，李续宾要胡林翼向朝廷求情请曾国藩出山，完全是站在大局、公心的立场，否则向来以会做人著称的李续宾怎么会向胡林翼提出这样的要求，他难道不怕胡林翼下不了台吗？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4）

顺便说一下这个李续宾。

李续宾（1818～1858），字迪庵，湖南湘乡人。早年跟从罗泽南读书，是罗的得意门生。但他没有功名，却于咸丰七年，晋升浙江布政使，离他从军不到五年，故曾国藩在信中曾说“此亦军兴以来一仅见之事”。曾国藩曾思考过李续宾成功的原因。认为其诀窍有二，一是用兵得一暇字诀，一是处世得一浑字诀。

以李续宾这样的处世态度的人来说出让曾国藩复出指挥湘军的话来，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858年，年仅41岁的李续宾在三河之战中阵亡后，胡林翼闻讯哀叹道：“此番长城顿失。……以百战之余，覆于一旦，是（使）全军皆寒，此数万人，将动色相戒，不可复战。”又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丧，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曾国藩则“哀恸填膺，减食数日。”咸丰帝闻之也“不觉陨涕”。

正当湘军水陆二师在江西战场上顺风顺水之际，咸丰八年二月，从江西撤退出来的石达开部转入浙江，连克多处城池，浙江局面为之一变，迅速引起了人们对浙江这个粮饷重地的忧虑。朝廷派总兵周天受援浙，但其无法统帅湘军；接着派和春以钦差大臣、江宁将军的身份前往浙江，但此时和春生病不能成行。于是朝廷又一次四顾无人。就在这时，御史李鹤年上书，请求朝廷速命曾国藩复出，统帅旧部驰援浙江。

与此同时，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等人商议后也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请求让曾国藩复出，理由与李鹤年一样：

现在援江各军将领，均前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赴浙，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

奏折中还明说答应每月由湖南湖北二省各筹饷银二万两予以支应。

这二道奏折迅速被咸丰皇帝采纳，上谕说：

东南大局攸关，必须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曾国藩开缺回籍，计将服阕……前谕耆龄饬令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驰援浙江，该员等系曾国藩旧部，所带勇丁，待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曾国藩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

至此，朝廷仍然舍不得授予曾国藩地方实职，只是让其办理军务，关防是“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

曾国藩无奈只好将就出山。赋闲在家一年之久的曾氏，实实不愿意看到自己亲自组建的湘军落到别人手里。

第五件事是咸丰八年。

1858年石达开进入四川，为了让曾国藩拥有一个地方实职，胡林翼极力鼓动官文奏荐曾国藩为四川总督：“不知为蜀主乎，抑为蜀客乎？涤公辛苦过人，抑郁七年，若竟得蜀，亦原可施展。”

官文依言直言为曾氏请川督一职，然而，朝廷接到官文的奏折，依然不为所动，令其入川，却对川督一职依然舍不得。

此时的曾国藩感怀颇深，他在日记中写道：“思身无际，甚多抑郁不适于怀者，一由偏浅，一由所处之极不得位也。”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曾国藩在咸丰朝处境如此不顺？

我们不妨以胡林翼和曾国藩来做一下对比。论资历与级别，曾国藩与胡林翼差距较大。然而，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胡林翼的升迁之快令人刮目。

1854年，也就是刚加入湘军不久，胡即升任四川按察使，旋改湖北按察使；1855年升布政使，两个月后升湖北巡抚。而曾国藩仍然原地踏步，级别甚至一度从正二品降为三品，而且始终只是一个空头名号，没有地方实职。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5）

有人说，朝中重臣多是满人，对汉人历来有防范之心。那么，胡林翼就不是汉人吗？防范曾国藩这个汉人合情合理的话，那么不防范胡林翼就怎么也说不过去。

这其中奥妙，估计与胡林翼的世家关系这一背景有关。在京城，胡林翼既有父亲胡达源的故交，亦有岳父前任江督陶澍的旧友。而曾国藩在京的关系除了师生之谊外，别无他人。朝廷出于匹夫登高，应者云集的顾忌，不授予曾国藩实权，为什么对他此时的部属却没有这个顾忌呢？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曾国藩的身世，朝中无人说话。

曾国藩长时间的虚悬客寄，使他已看出是朝中没有人支持自己。相反，若不是朝中有人从中阻梗，他怎么可能反复申述的地方实职朝廷偏偏吝给呢？

曾国藩于1857年丢下江西那个烂摊子，以父丧为名跑回湘乡，廷旨仅准假三月，随即迭次催促，命其重返江西前线，而所给之职，仍是“署理兵部侍郎”。曾国藩于是只好公开要权，于六月六日连上二摺，一是开兵部侍郎之缺，二要“位任巡抚”，否则便坚不出山。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顾江西军事的困境，仍然不肯答应他的请求，令人颇为不解。难道朝廷真的就怕曾国藩一人？此时的胡林翼手下亦有重兵。咸丰五、六年间，在曾国藩的指挥下，罗泽南、李续宾等湘军主要将领都在援师湖北，不久杨岳斌所率水师亦被派往胡林翼身边。在曾国藩委军奔丧期间，胡林翼成为湘军实际上的领袖，难道朝廷就不怕胡林翼？而且，在曾国藩退居幕后的这一年多里，湘军在江西的局面反而有了很大的改观。

后来，胡林翼借口浙江危急，奏请起用曾国藩督师赴援，朝廷仍然不许，而命胡林翼亲往浙江，这更令人不解。究竟是何原因使得朝廷对曾国藩如此忌惮？难道朝廷能够预知曾国藩一定会成功？

胡林翼托词整顿槽粮，没有从命，为曾国藩的再出留下伏笔。咸丰八年五月，胡林冀巧妙设计东征之策，援浙一路，显然非曾国藩莫属，朝廷只好再次起用曾国藩办理浙江军务。

然而，复出后的曾国藩仍然只是一兵部侍郎虚衔，曾国藩也只是朝廷眼中的“消防队”大队长，时而援浙，时而救闽，时而赴川。反正哪里“着火”，朝廷就派他去哪里。

明眼人此时都能看到胡林翼于湘军的作用。胡林翼也在竭力策划为曾国藩谋一地方督抚。他们借朝廷以“消防队”视之的情形，先是谋安徽、继而谋四川。咸丰九年五月，胡林翼借石达开逼近四川之机，给湖广总督官文写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密信，列举了8大理由，诱说官文密荐曾国藩取代新任川督黄宗汉。信中，胡林翼不惜肉麻地吹捧官文之“心术德量”可比陶澎、林则徐，又以陶澎密保林则徐相比拟，最后直接要求官文在密摺中须“精心结撰”，“尤以必得总督为要”。可是朝廷看了官文的官摺，仍然不肯授予曾国藩川督之职，只是令其率军入川。

这样一个结果更不利于曾国藩。胡林翼又随即怂恿官文具奏，再上留曾图皖之计，曾国藩这才免于入川作战。

咸丰十年夏，杭州、常州、苏州相继落入太平军手中，朝廷四顾无人，只得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逾月实授，又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带兵七年，艰苦备尝，终于熬出了头。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1）

和获江督之前曾国藩苦苦谋权不同，获江督之后的曾国藩，办事顺手，功勋颇著，权力也越来越大。

咸丰死后，同治即位，在两宫太后的垂帘听政下，曾国藩的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不仅曾氏的要求基本予以满足，连他对部下的保举，也基本上是照单全办，而且还让他节制四省，东南半壁江山尽在曾氏掌握。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皇帝就不再害怕而防范曾国藩这个汉人了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换了一个皇帝的缘故吗？

显然不尽是。曾国藩遭遇的变化，其实正是朝中政治角斗的反映。

这里有一个人物，本书中一直没有提到，他就是穆彰阿。

穆彰阿（1782～1856），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嘉庆十年（1805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历任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尔后深受道光帝的信任，由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两署漕运总督，继授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等职。1828年授军机大臣，蝉联十年，十年后又升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担任军机大臣凡二十余年。1836年由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

《清史稿》载，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有人则说他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

1838年，曾国藩参加进士考试，穆彰阿即为总裁，曾国藩即成为穆的门生；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穆彰阿为总考官。自此，曾国藩与穆彰阿的关系开始亲近。曾国藩也因此得以依人而起。

然而，1850年，道光帝驾崩，咸丰即位，帝师杜受田等乘时而起，穆党应声而倒。

杜受田（1788～1852），字芝农，清滨州旧城里人。咸丰皇帝之师。家世显赫，久有“书香官宦门第，进士多人之家”，“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之称。

道光三年杜受田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后为山西学政。道光十五年特召进京，直上书房，作道光第四子奕詝老师。后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实录馆总裁。咸丰即位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调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道光一共有九个儿子，长子奕纬，因为读书时不满师傅，曾威言恫吓说，等我做了皇帝，就要把老师杀掉。道光得知后，气得一脚把他踢伤，最后因伤重而死。第二子、第三子奕纲、奕继早夭。第四子奕詝即咸丰，师傅杜受田。第五子奕誴，过继给敦格亲王为嗣。第六子奕，师傅为卓秉恬。其他几子都年幼。因此，在可供选择的继承人中就只有四子奕詝和第六子奕。

两个儿子都各有特点，两兄弟关系也还不错，因为咸丰的母亲早死，为奕訢之母养大，并视为亲生儿子对待。

道光帝拿不定主意立谁为太子，曾先后几次试他们的才干。

一次是命各位皇子到南苑打猎，奕訢颇有武艺，所获猎物最多，咸丰却一箭未发。道光问其缘故，咸丰答道：“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一技之长与诸兄弟争高低。”春天正是鸟兽万物孕育的时候，不忍伤生，也不愿望用这样的方式与弟弟们竞争高下。道光一听，非常高兴，这真是帝王者应有的仁厚风度啊！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2）

这其实就是杜受田传授给咸丰的“藏拙示仁”法。

一次是在道光重病之际，传召兄弟二人入对问策。二人先去请教师傅。奕訢的师傅卓秉恬才华出众，他告诉奕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告诉咸丰：“若陈条时政，论智力、口才根本比不上六爷，只有一策：皇上若自言病老，将不久于人世，你只管俯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二人分别依计而行。道光帝最终被老四所感动，对身边的大臣说：“皇四子仁孝，可当大任。”

这则是杜受田传授的“藏拙示孝”之计。果然，道光二十六年，老四奕詝最终被秘密立储，道光三十年，奕詝登基做了皇帝，年号“咸丰”。

咸丰即位后，感激老师的拥戴之恩，任命杜受田为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遇事言听计从，奉若生父。1852年杜受田死，咸丰亲自带领两班大臣前往祭奠，并追赠杜受田为太师大学士，谥号“文正”。杜受田是清朝二百多年第一个被谥为“文正”的汉人，且没有经过内阁的票拟，由皇帝直接旨定。

杜受田与穆彰阿面和心不和，咸丰即位后不久，穆彰阿即被借故予以革职永不叙用，谕旨中指责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其心阴险，实不可问！”圣旨下达后，据说“天下称快”。

作为跟“穆党”有师生关系的曾国藩此时已离开京城，故而似未受到牵连和影响。

但杜受田死后，体仁阁大学士祁隽藻获得咸丰的信任，用人之策皇帝多有问及。而祁大学士显然是与杜受田站在一起的。故而才有“匹夫登高”一说提醒年轻的皇帝。

祁隽藻，号春浦，四朝老臣，三代帝师，属于曾国藩的师长辈，在京时曾国藩与之有过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所以，在曾国藩因上疏得罪皇帝之时，是祁大学士等人出面求情使之免于处分。

终咸丰一朝，曾国藩既远离京师，音讯难通，过去在京城里建立起来的关系，随着时势的变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朝中的权力斗争，曾国藩自然心知肚明。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曾国藩不能也不敢贸然结交，弄不好，只会做替罪羊，被人利用。

因此，历时七年多，曾国藩一直虚悬客寄，不能一展所愿。

曾国藩自己分析，认为是“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又说：

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只能解释人心不附，却不能解释帝心不乐。至于他自己以京官身份在军中统筹，别人理应对他更加客气。如官文对待那些进京路过湖北的大小官员，都是极力巴结，重礼相送。官文尚且不敢小看京京，为何别人却敢于藐视自己这个京官？这句话其实道尽了曾国藩在朝中的尴尬处境。

曾国藩后来被授予督抚实职，与文庆、肃顺等主张重用汉人的权臣的大力支持关系很大。

“是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藻公、彭文敬公尚懵焉不察，惟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坐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3）

一方面是肃顺等人深知满人不可用，四顾无人；另一方面也与肃顺等人想结好拥有重兵的曾国藩以自重有着莫大的关系。曾国藩未尝不心知肚明，然而他绝不会主动送上门去被人利用。曾国藩奉行的附骥名师而不附庸权贵的信条发挥了作用。

当肃顺等人有意识结好曾国藩时，曾国藩对他们反而相当谨慎。据说，看到江督的谕旨后，曾国藩的幕僚便对他说，这一次任命当与肃大人的帮助有着莫大的关系，按惯例，理应致信表示感谢。

是啊，别人想找机会联络权贵尚不可得，但深深明白朝中有人好做官的曾国藩，却反其道而行之，最终未给肃顺致信。

后来当肃顺被处决并抄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这也是曾氏在同治朝处境好转的一个原因。

身在江南前线，曾国藩不可能不对朝廷大事表示关注，而且反应格外敏感，朝廷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的未来。

因此，咸丰驾崩，一个星期后，曾国藩即从友人的信中获知此消息。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了。对此中玄机，胡林翼隐隐担心，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发，湘军江南前线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奕訢和慈禧太后联合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一份奏折。他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发现：“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其余都语焉不详。曾国藩看后，为之悚然！

更为奇怪的是，谕旨并没有对事情的原委作出任何解释。相反，有关曾国藩自己新的职务任命则赫然在上：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原来日思夜想而不得的权力，如今来得却是锦上添花，似乎太盛太过了。曾国藩并没有因骤来的大权而高兴，相反，他此时只想着如何减少部分权力。

“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历史上兼大位大权大名者并不多，而且也往往不得善终。历史的教训时时警示着他。

权力这个东西就是这么怪，想当初费尽心机得不到，而如今设法避之也不能。权力就像一道紧箍咒一样，它始终操之于他人手里。

因此，避权、避名就成为曾国藩此后不得不着重考虑的问题。如曾国华战死后，老九想奏请在省城为他建立专祠，曾国藩马上劝止：“凡好名当好有实之名，无实则被人讥议，求荣反辱。”

同治二年，曾国藩即决定“于两席（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中辞退一席”，此外，“花未全开月未圆”这样的话语开始经常出现在曾氏的笔下，且曾氏还将自己应得的一品荫生这个名额让给曾老九的长子纪瑞，并不给自己的儿子，一来表示对老九的感谢，二来还是“求阙”。同时着意打压家中的富贵气，一方面不准家人讲排场，一方面劝诫九弟权越重越要注意收敛和退抑。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4）

果然如曾氏所料，虽然权力越来越大，但朝廷对曾国藩的态度却相应地冷起来。

要知道，此时的皇帝名为同治，实则掌握在西太后手里。

这个女人不寻常。第一个例子，同治三年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问题，但欲导致曾、沈不和不亲，分而治之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更微妙的是，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曾氏热心支持了，江西争厘的先例一开，其他各省协饷也纷纷停解。

第二个例子，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遵旨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能率先报功。不料，奏折遭到批驳。朝廷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要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帮助老九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到几句赞扬，岂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时，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统帅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想想同治元年，朝廷为了让曾老九早日出湘作战而对他的着意笼络，再想想战后对老九的故意苛求，朝廷的用心已然明了。

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不是摆明了告诉人们，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再想想，打下天下第一功的是曾老九，反过来，朝廷在论功行赏时，对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的封赏一点都不亚于曾老九。然而，对老九的责备却不曾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追查洪秀全的所谓金库，完全是道听途说，无凭无据。曾国藩巧妙应对，朝廷亦无可奈何。然而，审计十年间湘军的各项军费开支，却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于是从军机处发出的一道谕旨即摆在曾国藩面前。

这一下就在湘军将士中间炸开了锅。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不给利权，由我募捐抽厘，七拼八揍，任由自生自灭，好不容易勉强应付开支。如今时间拉得这么长，这一笔烂账，请问如何报销？

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位湘军骨干，随即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清君侧”。此议幸被曾国藩压下，紧接着朝廷似乎也明白了此事极为不妥，下旨免予审计。

在曾国藩与朝廷来往的文件里，这些事都被平平淡淡地记过，谁知道隐藏在文字里的风波又有多大。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5）

这些事情的出现更加增强了曾国藩求退的想法。

第一，在各种奏疏中，曾国藩以极尽谦恭顺从的语句，努力打消朝廷的顾虑；并反复规劝老九制怒制忿，尤其是不要公开自己的情绪。

第二，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之事即行解决。

这一未雨绸缪的做法，既解决了战后一件头等大事，也去除了压在曾氏兄弟心上一块巨石，搬下这块巨石也等于去掉压在朝廷头上的重压。

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一万五千万人，这样的速度，这样的姿态，怎么不让朝廷放心。

第三，天京攻破，红旗报捷，曾国藩将湖广总督官文列于奏疏之首，做了一个天大的人情。

第四，曾国荃确有急功好利的毛病，因此也导致他“老饕之名满天下”，朝廷从对他优抚变为对他最不放心，于是要他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抚。

曾国藩很清楚朝廷的用意，于是只好委屈老九，以病情严重为由（事实也如此），奏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

又不出所料，曾国藩1864年9月27日上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大概是觉得这样做有点过意不去，朝廷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安慰。

不想，曾老九却不似其兄，他没有官场的历练，针对朝廷这样对待他这位天下第一功臣，难以慰怀。就在曾国藩移驻江宁当天，当着满堂宾客，老九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既惧又窘。出于对老九的关爱，也是为了抚慰老九的不平，在老九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致贺之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传，当老九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不由得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11月2日曾老九带着满腹委屉和怨愤返回湖南。

第五，吃一堑长一智，有过上述教训之后，曾国藩一再嘱咐老九不要轻易出山，时局再紧张，都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三年。很多朋友也多奉劝他暂缓出山。同时，素知九弟好打不平，曾国藩特意叮嘱他千万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

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老九情绪有了很大变化。因此，当朝廷诏他出任山西巡抚时，他坚辞不受。稍后又诏他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正奉命北上剿捻的曾国藩认为这一任命于己有利，力促老九出山任事：否则，会被他人疑为装腔作势，摆功臣架子。在这种情况下，老九才再度出山。

第六，接下来的剿捻十分不顺，惹来人们的质疑和议论很多。是曾国藩军事上无能吗？其实不然，后来，李鸿章代替他主持剿捻大计，仍然采用的是曾氏的部署。这表明，是人们太过求速了。

为了缓和舆论对自己的指责，曾国藩再次决定自动解除兵权。

然而，此时去权又是一大关节。因为此时，他并不是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来奉旨剿捻的，如果要自动解除兵权的话，是免掉自己剿捻之责呢还是连政务也一并免掉呢？如果只免前一责，显然是摞担子；如果是二者皆免，则会让朝廷怀疑他别有用心。因为而曾氏的本意不过是想解除兵权，让朝廷放心，那么解除兵权后，曾氏何去何从？回江督之位？曾氏绝对不会自己提出来。回乡做平民？朝廷如何放心？进京？自己害怕做京官的苦处。如何做到不让朝廷怀疑他摞担子，又不怀疑他另有图谋，这是曾国藩必须考虑到的。

因此，虽然朝廷下旨让他回江督任上，他打定主意退职的曾国藩不愿回任。曾氏采取的方针是绝不轻言去就。因此，他拟了一个自认为最佳的折中办法，一边自动解除兵柄，将兵权移交给李鸿章；一边奏请留在大营做散员（相当于“巡视员”一类非邻导职务），继续效力。

接下来的事表明曾氏的做法是明智的。一来朝廷需要快速解决近在京畿的祸患，二来将曾氏这样一个要员留在营中，那么新来的大臣如何指挥？于是，朝廷坚持要他回江督，曾国藩只好不得已回江督之任。

曾国藩如此用破机心，恐怕是他当初要权时所想不到的吧。

权力就是这样一种着实让人着迷，同时又着实让人害怕的东西。无权定难办事，权大易遭不测。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体察着这一权力的定义，把权力当成事业的舞台，而不是把它当护身的宝符。因而，他一生也实践着这样一句信条：

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困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3．权力：高处不胜寒（1）

高处不胜寒之“寒”在哪里？

在曾国藩看来，这个“寒”主要来自世俗文法和官场恶习以及自身缺憾。

就世俗文法言，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关于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一般人都受古代兵法的影响和熏陶，讲求“兵贵神速”。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其声势之大，速度之快，遗害之深，都让举国震惊，大家都不曾想到这样一支叛军竟然能持续十余年之久，民众受苦极深，朝廷日夜不安，都寄希望于曾国藩，以求速战速决，快速平定内乱，还朝廷以安静，还民众以生机，这都在情在理。

然而，作为局外人自然不知局中人之苦。面对人数众多，力量数倍于湘军之敌，曾国藩有自己的苦衷，同时他对战局也有着较常人清醒的认识，那就是短期内断无易平之理。加上他的性格行事谨慎，因而，曾国藩抱定了稳打稳扎、不轻率出战的信念，他的一个著名的战术就是围城打援，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为衡，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夺取战争的主动权为要。

因此，曾国藩与朝野清议在观念上就形成鲜明的对比，时间一长，耗费巨大，很多官员都苦于备战备饷，对曾国藩颇有微言，朝廷也常常给予巨大压力。可以说曾国藩无时不处于焦虑状态。

如朝中著名的主战派代表尹杏农就曾两次写信给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

这种世俗清议表面对曾国藩没有多大影响，但其实，这种舆论一旦形成风气，就会对他构成直接的威胁，朝廷迫于舆论的压力往往就会选择将其作为“替罪羊”。

此之谓“寒”。

就官场恶习而言，主要就是人心难测。曾国藩所深恶痛绝的“文臣取巧，武臣退缩”就是当时官场最大的恶习。如果说它最大的问题是危害家国安全，其次则是破坏人心。这种人为了自保，或者为了利益，什么样的损人利己之事都是可以做出来的，像曾国藩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往往就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此之谓“寒”。

再次，居高位者，权最大，位最高，责最重，理应为国除忧，为民解难。然而，往往因为德薄才疏，有负君恩民望，这样一来，朝野中那些正直之士势必也会把矛头对准自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类似的，很多人一做高官，就忘了修德进业，举手投足之间极容易导致伤人害理之事，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权位所在，一言之是非，即他人之荣辱予夺系焉。”特别是对自己身边的人或与己有关的人，更容易造成伤害。比如，曾国藩刚开始对保举部属实行不妄不滥的原则，但由此导致人心不附；后受人启发，对有功之人尽心保举，然而，有些被保举之人要么反被人参劾，要么不以为恩反以为仇。不保不行，保也不行，真是两难！此之谓“寒”。

曾国藩多次强调他居高官之“寒”：

吾辈所最宜畏惧敬慎者，第一则以方寸为严师，其次则左右近习之人，又其次乃畏清议。

明白了高处不胜寒的“寒”之所在及其根源，就懂得了做高官之道。这就是曾国藩之所以能居官不败的一个重要经验。

如何来避开这些令人畏惧的寒心之事，保持居官不败？

首要的经验还是保持一颗敬畏谨慎的心。此即曾国藩所说的以方寸为严师。方寸就是指心。临事方寸不乱，有敬有畏，就不至于骄纵放诞。不放纵自己的心，就不得罪、不伤害他人之心。曾国藩反复劝教诸弟，要有战略头脑，天下事当从大处着眼。做高官就更不例外了。

3．权力：高处不胜寒（2）

对此，曾国藩有不少具体的归纳和阐发，这里概要如下：

（1）天道有三恶：天道恶巧，天道恶盈，天道恶贰。

巧者，乖巧也，小聪明也，小权术也，见风使舵，八面玲珑，四方讨好；盈，满也，名利权位样样都想得到，趾高气扬，目无余子；贰者，三心二意也，不诚实不坦荡不光明。

曾国藩把这“三恶”上升到天道的高度，实际上就是保持对天道的敬畏。他讲的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实则又包含了高官之道，只不过借老天爷（“天道”）的名义说出来而已。从不投机取巧，脚踏实地，是做人做官的基本原则；做人做官不能自满，不必追求完满，真正的境界就是他所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最为受用；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半途而废，都是属于不忠诚的表现，做人做官要去猜疑，讲诚信。于上，讲“君臣之知，积诚以相感”；于友，讲“朋友之交，积渐以相孚”；于人，讲“上下之和，积义以相助”；于亲，讲“兄弟之爱，积善以相劝”。

（2）凉薄有三端：幸灾乐祸，居卑思尊，遇事激扬。

“闻人有恶德败行，听之娓娓不倦，妒功而忌名，幸灾而乐祸，此凉德之一端也；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子受命于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谋置其身于高明之地，譬诸金跃冶而以镆邪干将自命，此凉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浊，口不藏否者，圣哲之用心也，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士轻薄之习、优伶风切之态也，而吾辈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别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此凉德之三端也。”

这三端更切近实际。这世间，妒功忌名、幸灾乐祸之人大有人在。曾国藩多年的宦海生涯使他明白，这种行为只会凉了周围人的心，一个失去热情的人怎么可能在你遇到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施以援手？居卑思尊的人，就属于越位，不知安分守己，总觉得自己比他人高明，妄自尊大，又怎么可以服人？至于那些喜好品评人物、口无遮拦的人，常常会令人下不了台，这种人于人并无帮助，于已反而损德丧名。做高官者尤其要去除这三端。

（3）要职有三忌：功高震主，才大压主，权大欺主。

做高官的，功高是好事，才大是好事，权大也是好事。但如果以功震主，以才压主，以权欺主，就离他的末日不远了。

这一震、压、欺，并非是因功、因才、因权而起，实则是因自己的言行而致。

居高官，切切地防止自己“震”、“压”、“欺”上司。因此，持盈保泰，推美让功，尽可能减少自己对功之恃，对才之恃，对权之恃。让功，则不恃功；推美，则不恃才；忌盈，则不恃权。让自己一无所恃，这样方能居高官而不败。

曾国藩的做法就是善于守拙。官是做不完的。“不以贵凌物，不以威加人。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多厌。”梁启超说：曾氏并非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氏只是在不做上下功夫。

（4）为人有四知：知命，知礼，知言，知仁。

这“四知”，不止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日记里。前面“三知”出自于《论语》最后一章，他觉得还要加一条：知仁。

知命，就是懂得命运，也就是要识时务，懂得天时，面对现实，要了解、顺应客观规律而不应与之违背，明确人生的道义与职责；经常称量自己，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3．权力：高处不胜寒（3）

知礼，就是懂得礼法，维护社会秩序，然后才能立足于社会；

知言，就是要懂得分辨他人的言论，通过言语去认识和了解他人；

知仁，曾国藩解释道：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诸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

这四知，同样既是做人的道理，又是高官之道。曾国藩始终把做官建立在做人的基础之上，做官切莫忘了做人。那些拼命做官的人，往往太把自己做“官”看待了。所以一旦官帽除身，则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所措。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高官退休后，常常一夜间发须全白，就是不懂得做官先做人。拼命做官的李鸿章，论才学、论事功均不在曾国藩之下，然而，他的贡献与成就及名声却远不及曾国藩。他就只能始终站在曾国藩的阴影之下。

（5）居官有四败：曰昏隋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居家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

昏惰任下就是是非不明，放纵手下；傲狠妄为，就是性情傲慢，随意妄为；贪鄙无忌就是贪得无厌，卑鄙无忌，反复多诈就是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我们检点历史，不难发现，无数从高官显赫中跌落的人物，基本上不脱这“四败”。

曾国藩指出：“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而我们现在的管理观念恰恰认为，管理就是管人理事，有的甚至就认为是管人管事。其实人是管不住的，事也是管不住的，曾国藩强调的是知人晓事。

我们也常说要“管好身边人”，不放纵手下。特别是领导身边的秘书、亲信。这些人其实也是管不住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选择他们的时候就先“知人”，其次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他们，用自己的人格来感染他们。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秘书。这也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为什么讲“三畏”之中第二畏就是“左右近习之人”。这种人常处身边，知道你的行事习惯、长处短处，甚至核心机密，总之是他知道你比你知道他的要多得多，一不小心就会从你最亲近的人变为最危险的人。

做官不能不得罪人，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刺头”时。很多领导干部在这方面头脑简单，认为我只要依法处理，其奈我何？实则大错特错。曾国藩在“谴罚有罪”时，特别注意“亦须切当事理，乃服人心”。因为处理有罪者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让他改过从新。有些人虽然对你的依法处理没有话说，自甘认罚，但他并不认为你这样做是对他好，关键原因就是在处理时方法过于简单。

曾国藩认为防止昏惰的办法就是“多闻阙疑”。遇事勤问，遇疑勤思，可保居官无虞。

（6）首要之地，六大守则：首要之地是指冲、繁、要、简。冲，要害部门；繁，公务繁忙部门；要：重要之处；简：边缘地方。六大守则分别是第一平争，第二因势，第三善习，第四从俗，第五便民，第六救弊。

做官者都知道，首要之地易出成绩。但易出成绩的同时也易出问题。现代好些官员，被查处的时候，所罗列的问题往往都是在他政绩斐然的时候。曾国藩以六大守则告诫：

不争，就是处下，放低自己的位置，不要自以为身居要职，可以扬眉吐气，可以荣耀终生。不争，包括不与上级争，不指责上级；不与同僚争，学会与其分享；不与下属争，特别是涉及到银钱和功劳，不争！

因势：因势的反面是逆势。众所周知，逆势所付出的比因势要大得多，还不一定出成绩。在官场上，因势首先是要肯定前任成绩，借前任之势行自己之举。

善习，从俗，便民，救弊都好理解，只不过做起来却不容易。西周建国后，周武王分封功臣，将功劳最大的弟弟周公封到鲁国（后来这里出了一个大圣人孔子），将功劳最大的大臣姜尚分到齐国。齐鲁两国都是在今山东半岛，紧邻在一起。周公没有到鲁国去，而是留在首都辅佐朝政，打发他的儿子去做国君。周公之子觉得当地人文明落后，不守礼节，于是按照周公所制定的礼来治理鲁国，鲁国表面上很安详；而姜太公做了齐国的国君之后，即采用这四大守则，使齐国很快成为强国，把鲁国压得长期抬不起头。即便孔子在世也未能改变鲁国的弱小地位。

4．题外话：领导为什么喜欢听好话？（1）

领导喜欢听好话，这几乎成了人们的一个共识。

领导喜欢听好话，这也几乎成了人们对领导的一种不满。

然而，我要说，这是一种偏见。

首先，这句话的逻辑本身有问题，似乎是说，只有领导喜欢听好话，其他人就不喜欢听好话。

其次，这句话的潜在意义是说，领导不应该喜欢听好话。

再次，人们很少去思考，领导为什么喜欢听好话？

那么，我首先要问：领导为什么就不能喜欢听好话呢？就只许一般人喜欢听好话？这是什么逻辑？

因此，我们应当肯定，领导也有权喜欢听好话，这句话应该没有问题。

另外，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大众也一样喜欢听好话，是不是？没有哪一个只喜欢听坏话的。

那么，领导喜欢听好话，这也就很正常，因为领导也是人，只不过他的身份不一样而已。

当然，这句话还有一个话外音就是，领导特别喜欢听好话；领导只喜欢听好话。

前者，领导特别喜欢听好话，其实很好理解，因为领导在行政工作中位置比较显著，留给大众的印象也就比较鲜明和突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反复强化、叠加而造成的一个假象。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领导“特别喜欢听好话”特别到一听到好话就跳起来的。

后者，应该承认，有些领导只喜欢听好话，听不得坏话。这其实是给人惯的。任何一个领导都不可能天生就只喜欢听好话听不得坏话的。所以，这个我们暂时不论。

领导喜欢听好话，第一个原因是建立在领导也是人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个原因则是建立在：任何人都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同、肯定、欣赏、赞美这一人性基础上的。领导也是社会中的人，但由于他承担的工作性质不同，因而，所受到的压力也不同。而他释放压力的方式也不同于普通人，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同时，看上去领导的交际面相当广，但很大程度上这种交际是在弥补与本单位员工交际的不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领导其实是相对孤立的。一个单位，当官的毕竟只是少数，一把手更加，他是唯一。

出于身份角色的限定，领导的情感也受到限定。不要攻击身份这个词，一个人生下来就在寻找他的身份。身份是一个人得以确定他存在的依据，也是确立他就是他，而不是别人的根据。所以我们现代人需要一个身份证。

领导这一身份，是依靠员工的认同而得以确立的。即便他不是员工选出来的，是由上级领导任命的，但那只是确立他的职务，而不是身份。他领导身份的确立却是靠员工的认同。倘若员工不认同他是本单位的领导，那么，他就领导不下去。古代的帝王也是如此，帝王的资格虽然是世袭的，但其身份靠的是百姓的拥戴，否则他就随时面临着倒台。

要获得员工或百姓的认同，领导就只有去做一些合乎员工或百姓期待的工作。这些工作可能是由领导和员工协商讨论达成的一致目标，也可能是由领导提出，员工觉得不错，可以一试的工作。

然而，领导，再民主的领导，都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否都合乎员工的期待。或许工作中出现了偏差，或许工作中损害了员工的利益。总之，他需要员工的认同和肯定。

而且，往往是，一个越有事业心的领导，就越需要员工的认同和肯定，当然最好是能获得员工的欣赏与赞美。

那么，反过来，倘若员工不认同，第一个有挫折感的便是领导。

4．题外话：领导为什么喜欢听好话？（2）

挫折感伴随着危机感，因为这时，他如果不获员工的支持，虽然只要他获得上级领导的肯定、支持，他还可以换一个地方继续做领导，他的职务虽然没有变，但他的身份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不再是这一单位的领导，也不是这些员工的领导了。那么结果只会滋生他的失败感。别看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做领导的人表面上很风光，但这一失败感会始终伴随着他，在他心里产生阴影。只是别人看不到而已。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来讲，没有一个领导故意与他的员工对着干的，故意去做员工不愿意看到的事。有些领导可能缺德，或贪或奢，但那只能算是他的道德品质有问题。只要他不越出法律许可的范围，于本单位的工作可以说关系不大。

因此，一般而言，一个能够经常获得员工认同、肯定，甚至欣赏和赞美的领导，他会有一种成就感和荣耀感。正是这种感觉会鼓舞他继续这样做，甚至做得更好。

这个道理和我们普通人的心理是一样的。

这就是领导为什么“特别”渴望听到好话的深层原因。

曾国藩说：君臣之知，在积诚以相感。

作为一个屡受皇帝打压的大臣，能够说出这句话确不容易。

什么叫“积诚以相感”？就是君臣之间要做到相知以诚，至诚能通天，能通天即能相互感应，相互感动，相互感染。

这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一个心得。

做臣子的，只有以诚去打动皇上，才会获得皇上对他的诚信回报；同样，做皇上的只有以诚来对待臣下，才会获得臣下对他的忠诚回报。

这是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相处的基本原则。

按照这个原则，既然我们理解了“领导喜欢听好话”这个客观现实，那么我们不妨在工作中多给领导一点鼓励、欣赏和赞美，当然这要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领导做了一件好事，我们给一点掌声何妨？给一个真诚的笑脸何妨？

有很多人有一个偏颇的观念，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在拍领导的马屁呢？

拍一拍马屁，如果马跑得更快些，为什么不可以呢？

反过来，倘若一个领导觉得他这样做，员工也认为不对；那样做，员工也不领情。他首先会觉得没有面子和荣誉感，时间稍长，会有一种挫折感，挫折感会累积成失败感。这世上有两种心态是最危险的，一是踌躇满志，一是万念俱灰。

失败感一旦累积成万念俱灰，领导会丧失努力的冲动。

反过来，他会觉得自己的员工是一群刁民，难以侍候。他会产生一种消极怠工的心理，我这样做你说不行，那样做你也说不对，我都不知道怎么做才让你们称心了，干脆你们自己去做吧。然而，按照规定，领导不点头的事，任何人都是做不成的。因此，吃亏的反倒是员工。领导想，反正我什么事也不做，任期一满，我照样换个地方做官，我个人的利益没受丁点损失。其奈我何？

有的领导甚至还会产生报复心理。你们让我不好过，我也不让你们好过。这样，损失的还是员工的利益。明代有一个皇帝，不就是这样吗？因为和大臣们达不成一致，干脆不上朝，官位出缺，也不给任命新的官员。即使亡国，也是大家吃亏。

有这样心态的领导不在少数。我看到很多单位领导和员工的关系紧张，大多离不开这样一个背景。

至此，我们愈发感觉到曾国藩“君臣相知，积诚相感”的重要性。从心理上亲近领导，从情感上支持领导赞美领导，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到那时，即便领导犯了错，他更愿意听取来自朋友友好的批评，而不愿意接受一个“政敌”的攻击。

5．倾身结纳，英雄援手（1）

胡林翼（1812～1858），字润芝，湖南益阳人。其祖胡显昭，县学生员；父亲胡达源，曾高中榜眼，官居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时任川东道后任两江总督的湖南名儒陶澍回益阳，将时刚八岁的胡林翼招为自己的东床女婿。胡林翼后入京先后师从贺长龄等名师、京官。而曾国藩只能追随身为落第书生的父亲，父子二人曾一同到省城长沙应童子试，“父子徒步雍笔以干有司”，却又双双落第。1836年胡林翼顺利地考中进士，同年入翰林。两年后，从亲戚那里借来三十二缗作盘缠进京再次应试的曾国藩，以第三等的成绩侥幸点中进士，此时的胡林翼亦做了编修。

不同的身世，导致二人不同的经历、性格、作风、识见。曾国藩与胡林翼何时结识，曾的日记、家书以及后人所作的年谱中均无记载。但二人同为湖南举子，也曾同时参加过礼部会试，此时二人应该相识；再则，后来二人同在翰林院，更应该能够结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以二人的身世，曾国藩不大可能与胡林翼相交甚厚。曾国藩从中进士后开始写日记，内中记载了大量与之有交情的朋友，惟独很少涉及胡林翼。只是在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有“胡送余《陶文毅公集》二部”之语。

这一年正是胡林翼之父胡达源去世的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夜胡达源去世，曾国藩在第二天早晨即得消息，于六月初二前往吊唁，十六、十七日为作诔词。七月十四日，曾国藩亲访胡林翼，问其扶枢归葬事宜，胡林翼则以《陶文毅公集》为赠。八月初三，胡林翼扶枢出京，曾国藩与众乡人送别于东珠市口。

胡林翼回乡守制，在家长达五年，1846年服满再出，即捐贵州知府，此时的曾国藩则已擢升礼部侍郎。二人处境已大为不同。

很显然，出身寒素的穷书生，对胡林翼这样的富家公子只是从乡情的关系结缘，曾国藩不大可能与之深交。

然而，天缘凑泊，几年以后，立志修炼的胡林翼在贵州那种恶劣的环境中训练出自己的军事才能，并带出了一支军队。1854年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胡林翼驰援湖北，参加对太平军作战。然而，当胡林翼日夜兼程率领六百黔勇赶到湖北金口时，吴文镕已于黄州兵败自杀。胡即改投湖北按察使唐树义，谁知唐树义也因兵败自毙。胡林翼一时处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恰巧此时丁忧在家的前侍郎曾国藩已奉命在湖南训练湘军。胡林翼就传书曾国藩，尽诉自己在黔遭遇，以及目前饷械双空的窘迫，正愁无人可用的曾国藩立即答应了胡林翼的请求，通过湖南巡抚骆秉章，向胡所部解送饷械，同时札胡林翼留驻岳阳，同时上奏朝廷，要求将胡林翼留在湖南，称赞他“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从此，胡林翼即成为湘军中的中流砥柱。也开创了曾胡携手，揭开了晚清中兴的一页。

这段经历，时隔100多年想来，仍然感人至深。

然而，不幸的是，曾国藩获授两江总督只有一年零两个来月，胡林翼即病逝于武昌，终年51岁。似乎胡林翼在曾国藩的人生际遇中，是专为这个两江总督而安排的。

两个原本身世境遇截然不同、性格迥异的泛泛之交，到后来成为“共事最合心的人”，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别的什么所致？

5．倾身结纳，英雄援手（2）

有两句话，用在他们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就是：

青梅煮酒，实为两虎相斗

倾身结纳，志在英雄援手

曾胡之间的关系，就是倾身结纳，英雄援手。这给我们如何处理两种不同性格、处世作风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很多人都意识到曾、胡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性格及如何处理公私的态度上。一般都多言胡林翼的战略思想、全局观念要胜过曾国藩。试看下面几个例子：

第一，关于左宗棠入不入蜀。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字季高。1832年中举，然此后不复前进。他是湖南有名的大才子，自己也向以“今亮”自诩。前面提到过，将胡林翼招为东床的封疆大吏陶澍曾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订婚，因辈分不合，也受到曾国藩的讥讽。同样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更是十分器重，两人曾在长沙作过彻夜长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见面，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

然而少有大志，才华丰俊的左宗棠，却因科举不顺，激发起他强烈的自尊心，本打算长期隐居。1851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左宗棠被邀入巡抚张亮基之幕府，自此开始了他新的人生。然而，其为人强硬，不好拘束，大有惯常才子习有的恃才傲物特性。对曾国藩，左宗棠向来瞧不起，曾国藩亦敬而远之。

后来，同样是因为瞧不起时任湖南永州镇总兵的樊燮，左宗棠故意使坏，激起樊总兵的愤怒，向朝廷状告湖南的这一“劣幕”，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幸而有胡林翼、郭嵩焘等人极力从中疏通，左宗棠才逃过一劫。于是进入曾国藩幕府。

咸丰十年，四川危急，上谕垂询曾、胡，问左宗棠能否入川督军。曾国藩便一再致书胡、左，直白地表示“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在吴仅为襄办，入蜀则为督办”，然而，有学者据此认为曾国藩此言“实有退避三舍与拒诸千里的双重意味”，不知所凭何在？

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自始就主张“季公入蜀，必能照楚”；“左季公事，若待渠信来再定，则复奏太迟；若迳行先奏，则当请其入蜀。盖以事势言之，则入蜀大有益于鄂。鄂好即可涉及于吴；吴好不能分润于蜀。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以奏对言之，谕旨所询，独当一面者，断无对曰否之理。既对曰可矣，则当令其速了蜀之小事，而后再谋吴之长局。是忠于为国谋，忠于为鄂谋，忠于为季谋，三者皆宜入蜀，但不忠于谋鄙人耳。”“来吴则自谋私忠，入蜀则三谋公忠，二者俱可，侍无意必也。”

赞左之才须独当一面，明显是为左宗棠入蜀张本，而且摆明了讲入蜀的好处，于公于私，一由左氏自己决断，怎么就变成了故意为难左氏？

事实上，左宗棠因素与萧启江不和，入蜀难收速效，故而不愿入蜀。胡林翼但看曾国藩所言“不忠于谋鄙人”一语，故而有“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且依丈则季公之功可成，分任皖南，分谋淮扬，不出仁人之疆域。临事决疑定策，必大忠于主人”等语回复曾国藩。

5．倾身结纳，英雄援手（3）

其实，曾国藩讲“不忠于谋鄙人”，是针对入蜀而言。因为当前左宗棠是在曾国藩幕中襄办军务，而且此时平吴的情势远比入蜀要难得多，曾氏正嫌力单，左氏正在训练新军，有左在此，对于平吴大有裨益，如左氏离去，对曾氏平吴显然不利，故而说入蜀不忠于谋鄙人。尽管如此，考虑到左氏之才堪大用，不忍留他而耽误其前程，曾国藩仍然主张其入蜀。在这一件事，曾胡并没有歧见。事实上，在胡林翼死后，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四月，奏请将左之襄办升为帮办，以期事权渐属，储为大用，十二月又专摺密请授左氏为浙江巡抚。对待左宗棠这个经常在给胡林翼信中表达对曾国藩不屑的人而言，曾国藩能做到这样，有几人可比？

第二，平吴之策略分歧。

两个不同身世和性格的人，共事的时候不可能绝对一致。在平吴一事上，胡林翼遵照朝廷“兼程前进、收复失地”的旨意，提议分兵奇袭，一出杭州，一出淮扬。曾国藩却不敢以区区万人径赴太平军密集之地，因此，不管朝廷如何督责，胡林翼如何激将，也不管吴中官绅如何吁救，他总是以不变应万变:牢守鄂、赣后方，先清皖南，次及皖北，次及吴越，以上游规取下游。

现在看来，胡林翼所做的更多的是考虑如何遵守朝廷的旨意，他想要的是如何奏效，给朝廷一个满意的答复。而曾国藩对朝廷的旨意并不特别在意，当朝廷的旨意与自己的长远规划相背时，曾国藩采取的是拖延或者不理不睬，这大约也与他长年与朝廷的关系尴尬有关。这样的前例早就有过，在曾国藩尚在湖南训练湘军时，朝廷就下数道严旨要求曾国藩迅速出省援救，但曾国藩以军队训练未成拒绝出省作战。朝廷关注的是收复失地，曾国藩关注的不在一城一池的争夺，首先是全军，其次是要站得住，他更关注可能付出的代价。一言以蔽之，曾国藩更注重长远，而不在眼前的利益。

要说全局观念，胡林翼关注的全局是从空间上来讲的，他眼中的全局是全国；曾国藩关注的全局是从时间上来讲的，他眼中的全局是能否最终消灭太平军。

这里的差别就与二人的身世遭际关系密切。胡林翼前程顺利，其忠勇奋发的劲头是老曾不能比的；曾国藩长期屈沉，对朝廷从内心里多有怨望，也多有恐惧，故而事事小心，老成沉稳。总体上来讲，曾国藩对朝廷不似胡林翼那样一味顺从，多了几分君臣斗法的味道在。

第三，太湖战役的分歧。

显示出二人对待集团利益与民族大义的差别的，便是太湖战役之争与勤王举措之异。

太湖战役是曾胡谋定平吴方略即安庆之战中的一部分。

咸丰九年冬，在历次战役中屡立战功而步步高升的多隆阿以新任都护接替荆州将军都兴阿之防区，配合湘军作战。向来以骄横著称的多隆阿要求接统湖北境内之湘军鲍超、唐训方、蒋凝学等部，依据是都兴阿将军离营前曾奏请将自己所统之部概归多隆阿统帅。但鲍超、唐训方等人本就不服多隆阿。故而多隆阿请邓嶰虚赴曾国藩处告状，声言胡林冀多有掣肘，不肯放权，并举出上一年李续宾、曾国华三河惨败，就是与多部意见不和的结果，要曾国藩说服胡林翼拨军与之，助攻安徽太湖县。

多隆阿的这一举动并没有获得曾国藩的好感和支持，且不说三河惨败，搭上自己亲弟弟和爱将两条性命，单就胡林翼平时格外看重多隆阿，而如今多隆阿反过来吿其状这一条，曾国藩就不屑理睬。于是曾国藩十一月十一日致书胡林翼，在介绍上述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侍以其词气骄亢，颇怀隐虑。又闻鲍镇不服多之为人，深恐归其节制，鄙怀尤用不怿。盖鲍之意既虞公伸多而抑鲍，多之意又疑公与侍皆右楚而左旗也。此时稍有举动，必致决裂，侍只得用老僧不闻不见之法（不赴荆桥、百牌，亦不助攻太湖），或扎黄梅，或扎宿松，敝处全军决不分开，消彼一切猜心。”

5．倾身结纳，英雄援手（4）

这看似简单的一件小事，内中涉及的关系却非常复杂。

多隆阿本是旗人，胡林翼倚重他的目的和曾国藩倚重塔齐布类似，目的当然也是为湘军全局着想。故而胡林翼常常“伸多而抑鲍”，偏向多隆阿，而压抑鲍超，因为鲍超虽系蜀人，却对湘军忠心耿耿，属于自己人。论战功，鲍超不输多隆阿，然而，长迁却远不及多隆阿。因此，鲍超不仅不服多隆阿，也颇有埋怨。而正当这个关键时节，鲍超母亲病重，派专人以最快的速度来告知鲍超，要鲍超回川看看。此时的鲍超归心似箭，在曾国藩的极力挽留下才勉强没有成行。如果还要让他归多隆阿指挥，鲍超肯定会选择离开战场回籍。

而这个时候，多隆阿担心曾、胡因为都是湘军体系中人，会偏向湘军将领，即他所谓的“右楚而左旗”。所以，两方面都有疑虑。以曾国藩的为人，自然是偏向鲍超，而瞧不起多隆阿的。因此，曾国藩于三天后又致信胡林翼道:“多公善战而颇难处，侍待以疏淡，不急求与之亲，将来或可相安。”

这样，多隆阿与鲍超的矛盾，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胡林翼与曾国藩身上。

但是，此时，鲍超和多隆阿都归胡林翼调派，曾国藩无法收到“六辔如琴”之效，多、鲍的矛盾只能由胡林翼就近做工作，既不能拂戾多隆阿，又不能逼走鲍超。胡林翼于是设宴做东，为二人调解，以期用情理来做通两人的工作。他指出，鲍超贵战贱谋，而多隆阿临阵机智过人，而且多是旗人，易为朝廷信用。要胡林翼的努力下暂时做通了二人的工作，将诸军悉归多隆阿调遣。

对此，曾国藩大失所望且大为骇怪。胡林翼只好这么解释：“事权不一，兵家所忌……多礼堂之为人，意忌情深，伎心尤强，然临阵机智过人，且是天子之使，以副都统奉旨总统前敌，再四以权分势均为言，不可不专犊委任，将鲍、唐总归其节制调遣。否则太湖今年之兵事，必有决裂不可收拾之状。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当为其忍、为其难。非如此则事必不济。如因此而鲍请退，则留其兵与多……此天下安危之计，林翼非仅屈己以伸人也。”

这样，曾国藩也无话可说，从大局计，只要使二人能够合作，委屈鲍超，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故而，在合围太湖中，曾国藩对鲍超一军格外关注。多次致信胡林翼，要求以全军为上。

事实上，鲍超在此次作战中处境非常危险，“孤悬东路，四面受敌”。首先，按照多、胡的作战意图，一面迎击陈玉成援军，一面合围太湖。曾国藩以为并非上策，反复劝谕胡林翼，谓陈玉成非易击者，城非易围者，不如先求保全鲍、蒋、唐三军，明年兵力略厚，再求出击。但经胡林林翼同意，多隆阿分兵四出，令鲍移防，独当前敌。这就改变了曾、胡二人商量的计策，并且是突然改变，未知会曾国藩。曾国藩夜半闻讯，当即作书询问胡林翼，何以临敌移营。对胡林翼“骤易号令”的做法，曾国藩非常吃惊：

他在信中写道：

又自九月以来，侍承认第一路，屡奏、屡函、面商，均无异说，即昨定扎宿松，之纯当面深以为然，即公前两次惠书亦以为然；今忽有此一大变更，侍颇为骇异。…且恐公精益求精，二、三日内另有变计也。

“精益求精”四字说得有趣，看到这四个字，胡林翼也不得不表示“可一而不可再”。

5．倾身结纳，英雄援手（5）

果然，到十二月十五日，突然又命鲍超、唐训方围攻太湖，又一次改变了两人商量的“临敌勿移新营”之初衷。

估计胡林翼也难以说服多隆阿，尽管曾国藩多次强调要求将鲍超所部由孤悬东路，移扎到太湖的西边，并表示自己重在全军，多隆阿的石牌精选营和马队易于自全，而鲍超一军不易自全，军无后继，古来一大忌，大抵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失。果然鲍超所部即受到陈玉成围攻，伤亡惨重。不得不紧急求救。

至此，曾国藩不得不答应胡林翼的多次请求，派兵六千增援，但同时声明，只可助守，不可进击，否则，决不再派后续队伍，徒耗精锐。但是，敌我双方皆已投入大量兵力，大战不可避免，曾国藩只得再派护军三千增援。

幸运的是，咸丰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多隆阿指挥诸军与陈玉成激战一天，大获全胜，相继收复太湖、潜山。

太湖之战的分歧，正如曾国藩所说的，是“以弛围不弛围为最要”。也就是说主要在于军事策略上的分歧。都说胡林翼的军事才干胜于曾国藩，但从此次战役来看，胡林翼所虑应不及曾国藩之深远与稳重。在几次关键时节，若不是胡林翼听从曾国藩的意见，改变原来的部署，其胜败不可知也。

两人军事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到二人的关系。一方面曾国藩多以请胡林翼决断为辞，自己不遥制；另一方面，胡林翼对曾国藩的意见也历来是慎重考虑。两人始终是互相尊重，倾心携手。比如当胡林翼得知曾国藩的卫队都被派出增援了，担心曾身边空虚，急令曾贞干移营宿松，护卫其兄。而曾国藩知道胡林翼身边护卫也不多，也多次强调不能再派出护卫。两人都在为对方安危着想。

第四，北上勤王的差异

勤王之事，起于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在天津吃了僧王僧格林沁一次小亏之后，以此为借口藉机进犯，僧王不敌，联军一路进击北京，咸丰帝吓得逃往热河，出逃前飞诏命曾国藩，指名要鲍超率湘军万名，“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国君之急”，交胜保统带。

此时正当皖南战事吃紧之际，湘军正在全力攻打安庆，太平军西征势头很猛，鲍超又是湘军主力，正对抗太平军的精锐陈玉成部。一旦抽调北上，江南战局不堪设想。然而，违旨不北上勤王，显然是不行的，也不合曾国藩本意。但联军已兵临城下，鲍军入卫，而万名精锐却白白落入胜保之手，况且鲍超所部也不是胜保可以指挥得了的，于事无补。

处于两难之际的曾国藩从朝廷留恭亲王奕在京主持和议的安排上窥探出朝廷的本意在议和，只要议和成功，鲍超即无需北上。更主要的是，在他心里，北援不能以破坏江南整个战局为代价。这时，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建议。于是迟延十日之后，他这才复奏朝廷，谓鲍超不足以率师勤王，请旨于曾、胡二人中任择一人督军入卫：

臣自恨军威不振，甫接皖南防务，旬日之间，徽、宁尽失。又闻夷氛内犯，凭陵郊甸。东望吴越，莫分圣主累岁之忧；北望滦阳，惊闻君父非常之变。且愧且愤，涕零如雨。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并非以为臣等两人能陷阵冲锋，杀敌致果，只是以臣等受恩最深，任事己久，目前可以指挥湘军官兵，途中可以强索齐粮饷，呼应较为灵便，集事较为容易。鲍超虽号为骁勇之将，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肯听其指挥，邻省未必肯给予粮饷接济。若强行让其率兵北上，必致迟滞无功。

5．倾身结纳，英雄援手（6）

奏疏在路途往返之际，已历月余，此时城下之盟已订，北上之事即不了了之。

与此相反，胡林翼于九月初五日接到命荆州将军都兴阿率部人卫之旨，当日便致书都兴阿，嘱其掉头改赴京都，称“能早到一日，可早纤圣主一日之优”，并保证供应军饷，专人负责，此外还主动提出鲍军亦可归其统辖。这便与曾国藩的按兵不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曾国藩关心的是分兵北征，南方战局受损，胡林翼则认为，“此事不容计较利害”，“惟大义之所趋”，因而批评曾国藩“不能以吴楚安危为念”。朝廷并没有调曾入京，也决不会调曾北上，对此曾、胡都十分清楚。但是曾国藩一方面以请旨入卫作缓兵之计，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向胡林翼、左宗棠甚至向曾国荃表白，作出勤王姿态。对于曾国藩以此种办法应付朝廷，胡林翼大为不满，忍不住给自己原先的幕僚阎敬铭、严树森等人写信流露出指责，称“涤帅一议附上。涤帅必不北援，此议亦南宋人之议论多而成功少也。实则涤帅必不入卫，何劳拟议！”

从这里又可看出，胡林翼考虑的是顺从朝廷，不管朝廷的决策对不对、有用无用，以解决眼下朝廷的燃眉之急为先，不顾其他；而曾国藩考虑的更加深远，考虑问题首先看有效无效，权衡轻重利弊，再谋举动。要说忠诚，谁能说胡林翼和曾国藩哪一个更忠？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替朝廷从长远大局考虑吗？

应该说，曾国藩这一招“按兵请旨”之计，表面上是与皇帝虚与委蛇，实则决策有方。

朝廷调鲍超北上，显然是既看到了东南战局的要紧处，却又只顾自家性命安危；既已有决心和议，又何必劳师动众北上勤王？矛盾之处重重。而曾国藩请求朝廷在胡、曾二人中简派一人北上，表面上是表示对北上的重视，对皇帝的忠诚，实则又是以拖延时间来对付朝廷的荒谬主张。按兵请旨，可收数效之功：一可为安庆战事赢得最为宝贵的缓冲时间，正如他在家书中说“不必多兵，但吾与润帅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问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职著”，至于北援“有济无济，听之可也”，确实是这样，倘若和议成功，北援既非必要，又大损东南战局；倘若和议不成，仅靠曾、胡及其湘军，仍然是难以取胜，更何况东南还有一个虎视的太平军。清廷是绝无能力两面作战，同时开辟对内对外两个战场的。二是一往一返，至少需一月，这一月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是曾国藩早已预料到的。无非是表示对朝廷的态度而已。

至此，我们也可以发觉，胡林翼为何深得朝廷信用、短时间里权利兼收，而曾国藩却长时间客寄虚悬了。个中奥妙尽在一个人的骨子里。

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还如是胡林翼与官文的关系。官文是满洲旗人，虽然才具平庸，然而，却颇受朝廷的重用，官文在吴文镕死后担任湖广总督长达十余年。胡林翼也于第二年代理湖北巡抚，两人关系“往往以征兵调饷互有违言”，胡林翼对官文“假手幕友家丁”的做法非常反感，常恨其贪腐无能，诸事掣肘。为此，胡林翼打算向朝廷参他一本。

但在与幕僚阎敬铭商量时，阎立即劝阻。胡林翼认为正值湘军筹饷举步艰难之际，官文反而花钱如泥沙，而身为总督，动辄乖谬，这样的人不去只恐误国家大事。阎则反认为，参掉一个官文，并不见得局面会改观。因为有清一代历朝都不让汉人掌兵权。尤其是湖北这样一个居天下要冲，劲兵良将会聚之地，朝廷怎么可能不让满洲亲信掌握呢？而历来督抚之间的争斗，不管能不能胜，即便能胜，谁又能保证继任者会比官文好呢？官文的好处恰恰在于“胸无成见，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隶旗籍，为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请。今彼于军事，饷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听，其失抵在私费奢豪耳，然诚于天下大事有济，即岁捐十万金以供给之，未为失计”，这样共事的人，正求之而不得呢？去掉他不是可惜吗？

胡林翼一听，豁然开朗，就决定设用权术结交官文。于是胡林翼一反此前对官文的反感，转而投其所好，每月都以办公经费的名义送官文数千两银子供他奢靡享乐。当胡林翼接到官文为其爱妾举行的生日宴会邀请时，其他湖北官员多半不乐于拍这等马屁，借口不去，胡林翼却欣然赴会，给官文一个意外惊喜。胡林翼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认了官文爱妾做干妹，让母亲收下她作干女儿。从此结好官文。

此后，官文对胡林翼言听计从，凡事都可以由官文出面上奏朝廷，而朝廷无不批准，湖北军政实际上落入胡林翼之手，“凡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

原先，曾国藩对胡林翼这种曲意迎逢的做法也颇为不屑、反感，当他看到胡林翼的做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后，也深受启发，改变了对官文的态度。以后凡有军功，均首署官文大名，官文坐享其成，官场得意，径被转入满洲正白旗。

与?林翼不同的是，曾国藩与官文始终保持着距离，类似胡林翼那样曲身待之，曾国藩是做不来的。

同样，胡林翼待下，也是豁得出来的。彭玉麟、杨岳斌都是湘军水师的得力大将，然而，这两人却互不相容，关系发展到有你没有，有我没你的地步。一段时间，二人被派到胡林翼身边，胡林翼得知他们的关系不和，就想办法要来劝和。于是，“乃致书杨公、彭公，请其会商要事。杨公先至，欢谈，而彭公至，杨公即欲出，文忠强止之，彭公见杨公在座，亦欲出，文忠又强止之，两人相对无语。文忠乃命设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请曰：天下糜烂至此，实赖公等协力支撑，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兴之业耶？因泣下沾襟。于是彭、杨二公皆相呼谓曰：吾辈负宫保矣！如再有参差，上无以对皇上，下无以对宫保。遂和好如初。

尽管曾国藩有爱才之美誉，然而像胡林翼向部属下跪这样的做法，在曾国藩是绝对做不出来的。这就是两人的差异。

但曾国藩懂得英雄援手，借助他人的力量，而达到事业的成功，这又恰恰是曾氏的过人之处。

1．相识于青萍之末

1853年1月，刚刚奉命赶赴长沙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的曾国藩，有一天收到一封信。曾国藩打开一看，只见洋洋洒洒数千言，多涉兵略战守机宜，对于从未领过兵打过仗的曾国藩来说，这真是一篇好文章。欣喜之余，他才留心去看写这书信的作者，只见上面署的是“罗江布衣”。显然这是一个假名。

这个罗江布衣到底是何方高手？

出于对这个罗江布衣的才识的赏识，曾国藩决定要找到这个人。

通过一番细细打探，曾国藩终于得知这个罗江布衣原是湖南平江人李元度。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4岁丧父，家境贫寒，18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其才学早为时人所称颂。

关于李元度的才学，还有一段故事。相传有一天黄昏，李元度散步时遇到了一位江夏来的刘秀才问路。李见其人语言唐突，以白眼待之。刘秀才马上和颜悦色地转而先问李之姓氏，李元度脱口而出道：

“骑青牛，过函谷，著道德五千言，老子姓李。”

不料，刘秀才也不认输，迅速答道：“斩白蛇，入咸阳，兴汉家四百载，高祖是刘。”

李元度大惊，忙上前行礼：“足下何方人氏？”

刘秀才答曰：“江夏”。

李元度又问：“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先生居江夏，是第一，是第二？”

刘秀才沉吟片刻，答道：“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弟本儒人，不在前，不在后。”

这个故事在当时即广为人知。所以，曾国藩要打听这样一个人也并非难事。

好不容易联系到上书人李元度，希望他前来长沙参与军务。奇怪的是，这个上书人李元度却似乎并不愿意。他上书的目的似乎仅仅只是在这个侍郎大人面前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学而已。他借口回平江老家安顿好家人后再来军中。可是，一晃到了10月，李元度路经长沙，却并没有前来拜访曾国藩。

1854年1月，湖北田家镇被太平军攻占，湖南局势相应发生急剧变化，江西、安徽的几座重要城市也相继失守，朝廷屡饬曾国藩率湘军救援，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再度给李元度写信，情真意切地希望他前来相助。

此时的李元度早到了郴州。

好在李元度收到曾国藩的信，也告知自己将于10月经过衡州。

曾国藩也立即复信，恳请他“即日束装来衡，筹商一切”，即使“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我至言，无任翘企”。

被曾国藩的真诚相邀打动，李元度收到信后，于一个月后即带所部兵勇从郴州赶到衡阳，自此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幕僚。两人可谓相识于青萍之末。

2．相交于患难之中

在曾国藩众多的幕僚中，李元度与他的相交堪称患难之交。

1854年4月，曾国藩轻信人言，出兵靖港，惨受惨败，羞愧交加，投水自杀，被李元度和另一随从章寿麟救起。

获救后，曾国藩上奏朝廷，自请降罪。

不久，朝廷降旨：“着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仍赶紧督勇剿贼，带罪自效。”

革职事小，然而，对曾国藩至关重要的“专折上奏”的权力也随之被剥夺了。

这对于曾国藩来说显然十分不利。李元度对曾国藩说，这意味着曾国藩与皇帝的直接沟通渠道就断绝了。万一朝野对曾氏和湘军说三道四，曾国藩连说话解释的权力都没有。

这时李元度早已替他草拟了一份奏疏，向朝廷索要这个“专折上奏”权。

然而，此时此刻向朝廷要权，弄不好会招致更大的麻烦，故而曾国藩举棋不定，不敢决断。

李元度反复劝说曾国藩下定决心上折，并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曾国藩感其诚，就以李元度的折稿为底本，反复斟酌修改后，以密折形式呈上。出乎意料的是，朝廷竟然允准，这样，曾国藩的专折上奏权得以保留。

经过这一次之后，曾国藩对李元度更加信任，两人同吃、同住，几乎无话不谈。李元度也很快在曾国藩的保举下开始了仕宦生涯，做了知县并加内阁中书衔。

1854年6月，曾国藩开始东征讨贼，半年时间里先后收复岳阳、武昌、田家镇、黄梅等重镇。随即进入江西，率水师在鄱阳湖与太平军展开了一场激战。然而是役，湘军水师不幸被太平军分割为外江和内湖两块，曾国藩的座船也落入太平军手中。

遭受惨败后的曾国藩再次投水自尽，也再一次被李元度等部下救起，并把他护送至罗泽南军中。

此后，曾国藩一度受困江西达一年之久。很多幕僚见局势不妙，纷纷离去。有一段时间，曾国藩身边只剩下了李元度等少数几个亲信幕僚，情形悲苦之至。

为了扭转江西战局，李元度奉命回平江募集一军，以解江西之困。

咸丰七年，曾国藩抛下湘军将领，回乡奔丧。在此期间，李元度在浙江巡抚王有龄的保举下，升为浙江温处道员。

在乡闲居的曾国藩得知这一消息，十分不悦。静思之际，曾国藩固然以为李元度是改换门庭，但他意识到自己有愧于李，是自己保举不力所致。因此，他在给九弟的信中表示：“使次青去乡从军者，皆因不才而出也。若得东路大定，次青归来，握手痛谈，此心庶几少释耳。弟在吉，宜以书常致次青。余前有信求润公保之。闻润公近解万金至贵溪，奏派次青防浙一路，张皇而提挈之，次青于是乎增辉矣。”

与此同时，他也写信给李元度，坦陈心迹：

江西军务，刻不去怀，所以奏请终制者，实以夺情两次，乃有百世莫改之愆，至所自愧感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皆有亟不忘者。前年困守江西，贼氛环逼，雪琴之芒鞋徒步，千里赴援，足下之力支东路，隐然巨镇。鄙人自读礼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足下与雪琴二人。

等到曾国藩再度复出，获署两江总督之后，又奏请改调李元度为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这样，李元度又重回湘军。

3．相违于私情之间

1860年9月，太平军李世贤部攻打宁国、徽州。

徽州是皖南名城，守城者是副都御史张芾。但张芾对军事很陌生，面对汹涌而至的太平军惊恐无状，连连向曾国藩求救。而身为徽宁池太广道员的李元度，主动请缨，因徽州是其辖地，理应出面救援。

李元度作为文人，带兵多年，却胜少败多，曾国藩对他身上的书生气放心不下。但鉴于李元度立功心切，曾国藩也有心成全，于是临行前与之约法五章：

第一戒浮，不用好说大话而无打仗经验的文人；第二戒自负，切莫自视过高，师心自用；第三戒滥，保举要有节制；第四戒反复，不要意气用事，朝令夕改；第五戒引用私人。

李元度接受五戒之后率其新募平江勇于8月14日抵达徽州，25日就被李世贤部攻下，李元度弃城逃跑。

消息传来，曾国藩十分后悔，明知李元度不是独当一面的将才，却让其担当重任。徽州失守，导致安徽局势十分危急，太平军乘胜直奔曾国藩所在的祁门老营。

刚开始，曾国藩还十分担心李元度的安危生死，但徽州城破十天后，曾国藩收到了李元度的信，知道他没有死。这反而使曾国藩对李元度弃城而逃的行为十分气愤，认为他“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按照常规，这种行为必然会受到惩处。

于是，曾国藩亲拟奏折，“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

当时，祁门老营中的不少幕僚都替李元度说情，这中间还发生一段插曲。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见劝说不了曾国藩，表示宁愿离开祁门，也拒绝拟稿。

后世学者也都认为曾国藩在参劾李元度一事上做得太过分了。其实，人们不知道，像李元度这样弃城逃跑并非小事，按大清律例，守城主将应当与城池共存亡。与徽州同时失守的宁国，守将周天受死守宁国七十余天，援尽粮绝，城破之后以身殉国。而李元度仅仅只守了一昼夜。这样鲜明的对比反差，怎能让人心服？即使曾国藩不参他，又怎么可能保证湘军之外其他官员不参劾他？与其让别人来参劾，不如自己主动参劾，否则到时曾国藩就被动了。弄得不好，曾国藩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曾国藩一纸奏折，让李元度丢职归乡。

1861年，浙江巡抚王有龄奏请李元度在湖南组建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名曰“安越军”，由平江、通城东援浙江。李元度一路追击太平军李秀成部到江西瑞州，得以官复原职，加布政使衔；随后率军入浙，配合左宗棠将李世贤所部击溃，得以补授浙江按察使。

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看到上谕后，当即上了一道奏折，参劾李元度三条罪状：一是冒禀邀功；二是徽州丢失后，不候讯结，自行回籍，又不侯批禀，擅自赴浙；三是赴浙途中，节节逗留，有负浙省期望。请旨革去其职，交左宗棠差遣。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已今非昔比，他说一句，朝廷就批一句。这样，李元度再次丢官。

从这里可以分明看出，曾国藩之所以一参再参，关键原因恐怕还在于李元度再次改换门庭。

如果说徽州失守，身为统帅的曾国藩不能不参的话；那么，这一次，曾国藩又遇到了一个不能不参。

站在曾国藩的角度来看，李元度和他关系非同一般，在第二度丁忧期间，曾国藩已然后悔没能用力保举李元度，故采取了多种措施补救。一是写信向李致歉；二是嘱九弟多多联络李；三是拜托胡林翼大力保举；四是与李约为亲家。总之，主要目的还是想把他团结在湘军内部。

那么，徽州失守后，李元度自应向曾国藩表示一个意思，认错也好，道歉也好，或者回到湘军大营也好，曾国藩都不至于不通人情。令曾氏恼火的是，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另树一帜，既不主动向曾国藩示歉，反而另标“安越军”旗帜，再次投入到自己的政敌身边去了。

仍有很多人怪曾国藩做得太绝。其实我倒以为是李元度处事不当。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李元度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分量太重，使得他从心底里不愿意李元度弃之而去。然而，书生意气的李元度哪里懂得曾国藩的内心？再则，曾国藩这样做，还有借惩治李元度来告诫其他人，防止别人效仿李元度。

曾国藩之所以请旨要将李元度交左宗棠差遣，这里大有深意，实则还是想把他拉回到身边，以免他被王有龄所用。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再一次上了一首《密陈参劾陈由立、郑魅士、李元度三将之由片》。曾老九看到阿兄的这道密片后，立即写信表示不同意将李与陈、郑并列而参。

顺便说一下，陈由立是离开鲍超投奔河南巡抚去了，郑魅士是离开福济去了江南大营。可见，曾氏将他们三人并列，就是基于同一个原由，都算是改换门庭。

所以曾氏在密片中以春秋末期季文子不纳莒仆，石祁子不保猛获为例，指出“叛于本国”之人，“断难忠于他邦”。曾氏是因一个“忠”字而参。

而在给别人的书信中，曾氏更将李元度的做法视为“以中行待老友，以智伯待怨仇”，是典型的恩将仇报。

曾氏的这种做法首先遭到了老九的反对，因为李元度和陈、郑二人确实不能同日而语。曾、李不仅都是湘人，又是老友，更兼是患难之交。另外，此时一心想拉拢李元度的王有龄也已死去。读了老九的信，曾氏也意识到自己的作法不妥，心内颇生悔意，觉得大负李元度，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惟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次青非常之才，带勇虽非所长，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其在兄处，尤为肝胆照人，始终可感。兄在外数年，独惭无以对渠。……但得次青生还与兄相见，则同甘苦患难诸人中，尚不至留莫大之愧歉耳。”“余未能超保次青，使之沉沦下位，至今以为大愧大恨之这事。”字时行间里流露出来的都是真诚的愧悔。

因此，曾氏一生只觉得对不起李元度一个人，他叫两个弟弟为他设法挽回。

4．真诚愧悔泯恩仇（1）

曾国藩何尝不知道李元度是在他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来患难与共，“情愈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说。前后态度之所以悬若霄壤，究其原因则主要由私情而起。

私情引起的愧恨，自然也只好以私情来设法挽回。

这就是与李元度约成婚姻，“以申永好”。

但是，早在1858年，李元度的两个儿子都已定聘，而曾老九与李元度的儿女年龄相差过于悬殊，一直到曾国藩去世数年之后，曾纪泽的抚子即纪鸿的四子曾广铨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秦晋之好，算是圆了曾国藩生前的梦。

不过，李元度虽然屡遭老友曾国藩的弹劾，心有怨望，然而在曾国藩在世之时，因为看到了曾国藩真诚的悔歉，所有恩怨早就一笑泯之。事实上，曾国藩去逝前几年两人长期通信联系，互致关怀。

1866年，贵州苗民事变，李元度再度官复原职，两年间因功授云南按察使，不久又被川督参劾，于是，李元度干脆称病开缺回籍，以平常的心态潜心学问，“奉亲著书，极孝友文章之乐”。

李元度所著《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写成后，李写信并将书稿寄给曾国藩，向他索序。此书受到曾国藩的高度推崇，预料“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

曾国藩病逝后，李元度写了十二首诗以寄悼念，诗中对曾国藩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好个“前期我负公”，表明李元度后来对自己的做法有了清醒的认识与反省，并表达了歉意。

好个“一例是春风”，则将彼此的嫌隙轻轻吹去。

这首诗，对我们认识曾、李关系无疑有着重要的帮助。

我们完全可以从下述事实中可以分析出李元度的“前期我负公”：

一是报喜不报忧：“足下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足下”即指李元度，曾国藩在信中当面与他说，断不会有假。

二是能说不能做：“足下条理精细，而处事恒黯于大较；不解何故。”

“仁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幾之意。”

三是冒禀军功：“前此屡接函禀，言湖口贼不过千馀，他处探报亦然。近日尊处胜仗禀报前后共杀贼二千有馀；而湖城之坚如故，贼船之悍如故。”“

“自抚（州）来者皆言城内之贼不过二千馀人，老长毛不过数百；前后书牍所报杀毙受伤之贼，殆以万计，而贼焰转张。颇不可解。”

明明总共才一千多敌人，却冒出杀了二千多；明明不过二千多敌人，却被说成杀死杀伤以万计，这样谎报军功，曾氏焉能不惊？

四是冒用“贱衔”：“掘坟告示切弗再贴，尤不可用贱衔。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笑，君子弗为也”。当日，江西民众乐于“从贼”，群相呼应。李元度不在安民、治军上想办法，却提出一个挖祖坟的创意，希冀借此惩罚“从贼”的绅民，他并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国藩的钦差大臣名义。曾国藩认为此种“辱及先人”之举大为不妥，必为“有识所笑”，故加以劝阻。

五是不遵军规：曾国藩所治湘军，有三“宜”之法，屡教于各统领，分别是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他认为：“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而李元度治下的平江勇却迥然有别，曾国藩指出：

4．真诚愧悔泯恩仇（2）

“麾下平江勇与恒态微有不同者。他处营官、哨官，各有赏罚生杀之权，其所部士卒，当危险之际，有爱而从之，有畏而从之。尊处大权不在哨官、不在营官，而独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责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责；欲革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革。营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惮；欲罚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复知有营官、哨官。甄录之时，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

李元度在曾国藩身边历时最长，不可能不知道曾国藩治军之法，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甚至违背曾国藩选拔将官不限地域而立足于基层的做法，只用平江人做将官，实行地域歧视，导致临险则乱，也破坏了湘军的规矩。

六是不听军令：当李世贤围城之时，曾国藩曾指示李元度：“贼若围城，坚守六日，霆营援兵必到”。坚守六天对于任何一支湘军来说，要求都不算很高，况且徽州地理形势也并非不可守。曾国藩事后总结李元度失败的教训时就指出：“必待战（败）之后，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贼已来扑，士气已馁，军械已失，岂复能坚守哉！”李元度倘能严守曾氏教戒与军令，立定脚跟，不浪战以求胜，不侥幸以邀功，面对李世贤的挑战，只要经受其“诱惑”不出战，即可完成守城任务，不至于弄到整个战局不可收拾的地步。

七是怙过饰非，毫无悔意。徽州城破的第二天，在逃亡途中，李元度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并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相反他首先想到的是推卸责任，强词夺理，他哪里想到曾国藩此时正在替他的安危担心。更有甚者，李元度把逃亡当作游荡，逍遥了大半个月，他才满不在乎的回到祁门大营，而在面见曾国藩时，他依旧不做自我批评，一味避责。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表示出一丝悔意。

如此种种，足见曾国藩对李元度的不满，并非全是曾国藩的原因，归根到底完全是李元度自己“前期我负公”的写照。

胡林翼对李元度的评价相对来说更为客观，他对人说：“（李元度）爱才如命，疾恶如仇；而所疾固多恶人，所爱未必才士也”。“李次青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笔墨亦敏捷清挺无俗尘，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所恨多恶人，所爱非才士；可为参谋，不可治兵，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李元度的弊病所在。

在历经宦海浮沉之后，特别是当曾国藩改变态度之后，李元度仍然不免于他人的弹劾，彼时彼刻他或许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根本问题，于是，才有“前期我负公”的反省。当然，有人会说，“前期我负公”的后半句应是“后期公负我”，但李元度是断断不敢说出这后半句的。不是说他没胆量，也不是说他宽容，而是他不能无视于事实。倒是“雷霆雨露皆春风”一句，真切地道出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死后终于明白了曾国藩三次参劾他的真正用意。

1．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1）

古代文人对文章看得颇重，他们眼中的文章与我们现在把一切文字的东西称为文章不同，诗词曲赋是独立于文章之外的，故考科举，很长时间是诗赋、策论各考各的，不相混淆。策论就是文章。策论主要就是培养考察考生未来的行政能力的。

如果把策论用在给皇帝写报告，那就可以称作奏折。

同治二年三月，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仍办金陵军务。曾老九此时有了单衔上奏的权力，故阿兄曾国藩首先给这个毫无官场经验的老弟提点的就是要重视奏折的写作，他说：“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工夫。”

奏折为什么是作臣子的最要紧之事呢？曾国藩没有详说。

其实我们更早就听曹丕说过：“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巧之盛事”，他所说的文章就主要指奏折一类。曹丕论文不仅是以才子的身份，更是以帝王的身份，站在国家政务的高度来论的。

古代受交通条件的限制，皇帝不可能随时微服私访来考察大臣，大臣也不可能随时随地晋见皇帝，进一次京师是很难的，有的人在外做官，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未能进京。因此，奏折就成了那个时候大臣与皇帝沟通的唯一渠道，大臣将自己所要经管以及所发生的政经大事只有通过奏折来向皇帝禀报，皇帝则通过对奏折的批复传达旨意，大臣再按照皇帝在奏折中的批复来办理执行。既然是唯一渠道，做大臣的能不高度重视吗？

相应的，皇帝日理万机，他想知道自己手下的大臣哪一些能干，有经天纬地之才；哪一些庸庸碌碌，纯粹是在混日子，也主要是从大臣的奏折中来考察来分析，奏折成了皇帝考察大臣行政能力、忠诚程度的主要渠道。因此，朝廷、皇帝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看奏折，以处理奏折的多寡来判断某个皇帝是否勤于政事。大臣也无不把写给皇帝的奏折看作是展示自己才华和领导能力的机会，因此，李密的一道《陈情表》，谁看了都会感动流涕，也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万世孝亲的美名；诸葛亮一道《出师表》，谁看了都会感慨唏嘘，由此也形成了诸葛万世忠诚的历史形象。

能写好奏折的人，往往也具备了办事之才。如曾国藩能从奏折的草拟中发现李鸿章不同于常人的才干；从李元度给他洋洋洒洒的文章中发现他卓越的谋略；胡林翼翰林出身做到湖北巡抚时，还要跟别人比试比试写奏折的高低；左宗棠经邦济世的才干主要还是靠在骆秉章的幕中练就的。

总之，古来大臣反映社情民意、建言献策，靠的是奏折；展示自己才干，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重视和赏识，靠的是奏折；汇报办事进程、处理结果，请示下一步工作，靠的是奏折；检讨批评监督同僚，同时申述他人对自己的批评指摘，靠的是奏折；提出自己的创意，抒发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嘉许朝廷或他人的功绩，批评朝政、劝谏皇帝，靠的都是奏折。

曾国藩告诉九弟，目下好奏章多出于浙江、上海和湖南。就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有高手在，此时的闽浙总督是左宗棠、江苏巡抚是李鸿章、湖南有郭嵩焘，至于两江总督署内更是天下人才渊薮，四大高手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这曾门四弟子都是当时乃至后世所推重的才子。

曾国藩对奏折的重视程度也是罕见的。早在京城时做官时，他就因连上五疏而在士林中声誉大著，奠定了他的海内人望。而在上疏前后还多次与好友刘蓉等人通信，商谈上疏事宜，至为慎重认真。

1．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2）

清代大臣给皇帝的奏折有两种，一种是例行公事的报告，如财政收入开支情况、军营管理训练等，这种报告称题本，先送通政使司，由使司报往内阁，内阁处理后再有选择地呈报皇帝，所以在前期，清廷内阁权力很大，大学士颇受人看重；后来有了军机处，军机处本是在西藏事件中替皇帝处理内廷工作而设立的，为了加强皇权，留下不辙，竟将内阁架空，权力就转移到军机大臣身上，内阁大学士仅有空名，不必到职；例行公事之外的公私大事，则直接向皇帝汇报，这类报告统称奏折。

奏折有时称“疏”，即“陈言而条析疏通，奏书之属也”。还有奏议、奏疏、弹章、奏、片等称呼。我们从清人奏折中多发现有片、密片，片就是清代奏章的附件。因为折是可以折叠起来的，片作为附件，无须折叠。

雍正后期，尤其是在乾隆时期，因奏折成了国家的正式官方文书，就逐渐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清制规定：中央各部院的堂官及科道言官，地方上的文职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将军、都统、提督有权直接向皇帝上奏。除此之外，只有负有特殊使命，相当于皇帝的特使一类人物，在临时授予他单衔上奏的权力后，才可以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

如果既不够级别又不合乎规制之内的人遇有事非要向皇帝直接联系，那么他只有请上述合乎规制的人代写代呈奏折了。因此，我们看到，湘军水师大将彭玉麟受曾国藩保荐升官后，而彭玉麟尽管不愿意要官，但也只得请曾国藩代为上奏谢恩，并上奏请辞官职。

奏折从内容上看有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四类，康熙帝常令其亲信官员及部分督抚大员密奏见闻，以便互相监视和探听民情，遂有密折文书的出现。由于一般奏折须先送内阁阅览票拟后再进呈皇帝裁夺，既费时又易泄密，不利于皇权的加强，密折则一扫此弊，具奏人可派遣专人或通过驿站直接送入内宫，由皇帝亲自拆阅并用朱笔批示，然后再交来人或通过驿站发回原奏人遵行，中间不必经过任何机构或个人转手。既速且密，有利于皇帝个人的专制独裁。

清朝对奏折的传送也非常重视，首先它要由发折官员派侍从武弁专差护送至京，限定时间送达，遇有紧要公文，则需特快专递了，这时便有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八百里等不同等级的区分，如曾国藩打下南京后，便是用八百里驰奏的形式向朝廷报捷。

官员在向朝廷呈报奏折出发前，就有一个仪式叫拜折，就是在衙门大堂内设香案，将一只用黄缎包裹着的小木箱供于香案，衙门内外戒备森严，僚属们则按品级排列庭中，然后主衔上奏官员穿戴庄严走到庭院中间，面对香案，门外放礼炮三响，鼓乐齐鸣，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捧起木箱，恭敬地交给站立一旁的折差武弁。折差接住，将木箱双手捧过头顶，疾步下堂，走出辕门，此时再鸣炮三响，以示恭送。

而其实此时的木箱中完全是空的，奏折要等仪式结束，衙门内外清静下来，才从衙门后门交给专差带走。

不管这纯是一种礼节仪式，还是出于安全考虑，都足以见出“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违者就会受到处分。

而在京城，朝廷专门设立有办理奏折收发处理的机构，叫奏事处。奏事处有内外之分，内奏事处由太监担当。每天半夜十二点钟，各部院派人将奏折送到东华门外。等东华门打开，这些人随外奏事官员进入，来到景运门内的九卿朝房，将奏折连同本衙门名片一起交给外奏事官（他们由御前侍卫大臣管理，都是从军机处、内务府及各部院的中级官员调充，相当于一个联合办事处）。外奏事官将奏折记录在案，等乾清门打开，由外奏事官将奏折捧进去，交给内奏事官。

这时乾清门外的石栏杆上放着一只白纱灯笼，当这只灯笼从栏杆移到石阶上时，则意味着皇帝对今天奏折的处理意见即将下达。于是各衙门送折者都聚之于门外，叫候旨。不久，内奏事官捧着奏折出来，高呼“接事”。他叫到某衙门的名，该衙门的人就走上前去。内奏事官一边递奏折，一边还要简要传达皇帝的批复，比如“依议”，或者“知道了”，或者“另有旨”。有时是上百道奏折，内奏事官竟然不会搞错。

这是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一书中记载的场面。

皇帝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故称“朱批”。雍正朝以后，奏折经朱批后，在发还具奏人遵行之前，照例要由军机处抄录一份，以供有关衙门传抄执行和存案备查，称为录副奏折。对奏折非常重视的曾国藩也参考了这一方法，将自己所有的奏折文书甚至包括日记书信都叫人录抄一份，集中送到湖南老家保存起来。

2．奏折写作的方便法门（1）

古代的奏折名称很多，时下虽然不再有奏折之名，取而代之以请示、报告等形式，名虽不同，其实无异。

奏折并不难写，难的是写得到位。

唐浩明先生说：“文章少年事，观弈老来心。作文需要从年少时做起。少年无身份地位，没有包袱，不怕遭人讥评，不怕出丑。今日一篇，明日一篇，在大家的哂笑中，慢慢地就把文章写好了。”

曾国藩教老九着意于奏折，首先便是教他如何看奏折。

看人家写的奏折是学习写奏折的方便法门。那么，如何看呢？

曾国藩指点老九凡奏折要看两次，“视如学生之文”，第一次看它办事的主意，文章的整体结构；第二次看它的造句下字之稳妥工夫。“一日看一二摺，不过月余，即可周知时贤之底蕴。然后参看古人奏稿，自有进益。”

这个方法出自于一个奏折高手之口，其实又都是学习写作任何文章都可以资借鉴的方法。

二是教他奏折内容，哪些内容该写，哪些内容不该写。

文贵出新。很多人以为，公文不就是陈词套话嘛，哪有那么多创新？其实，这是最大的误解。

曾氏认为，奏折的内容完全可以求新。他说：

“凡督抚以多奏新事，不袭故常为露面。人之所资，须自挣而勿待人予。成大事者须善用时机，借梯而上。”

所奏之事没有新事，但在行文时可以通过陈述自己新的观点而求新。否则，还不如不奏。是故，曾国藩劝诫老九，有了专奏权后，不必急于上奏。

“奏事不必限定一月一次，有所陈则多奏，无所陈则少奏。遇有陈言之时，将军情顺便”。他还告诉老九，自己是半月奏事一次，左宗棠则是一月一次。

考虑到老九资历尚浅，故曾国藩还教他小事不奏，遇有“平日零星报仗及请恤请奖，弟均不必出奏，咨至余处转奏即可也。”这是以免给朝廷留下一种不论大事小事都喜欢上奏的印象，也是一种退让谦恭的姿态。

奏折不患不详明，但患不简洁，俗话说，言多必失。说话如此，更何况白纸黑字的奏折，言多很容易给人以柄。

同治二年七月，预见到金陵迟早克复，曾国藩预先告知老九上奏的事宜。“由弟就近先奏大概情形，折尾声明详细战状，咨由官、曾会奏云云。”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为老弟获得第一个报捷者也即打下金陵第一功的位置，使功不至于落入他人之手。所谓“就近先奏”纯是托辞。曾氏为他奏事考虑如此周详，足见曾氏的汇报艺术之高明。他是把奏折汇报当成领导艺术的重要内容来对待的。

无形之功不宜形诸奏稿。同治二年五月，曾老九攻克各石城，俾二浦速下，扬州、天、六之贼皆回南岸，曾氏认为这里老九的功最大。但是又提醒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片牍，此是谦字之真工夫。所谓君子之所不可及，在人之所不见也。”

可见，奏折艺术讲谦，并不一定体现在语言的谦恭上，更体现在具体的事情上。

三是教他从心理上高度重视奏折，奏折必须亲自经手，“摺片不肯假手于人”。

在长沙初办团练时，有一次，王錱假报战功，被曾国藩察知。但由于当时的奏折由湖南巡抚骆秉章主衔上奏，曾氏不过同署，所以草拟奏折的工作由骆之幕僚左宗棠完成，左宗棠则把王錱谎报的战功也写进奏折里去了，等到送给曾国藩看时，奏折已经发出，曾氏无法挽回。这件事虽然没出问题，但曾国藩由此感受颇深，万一朝廷察觉有谎报战功之举，受处分是其次，曾氏的名声必然受到重挫。况且曾国藩向来反感那些谎报军功的人，此类事情断不允许发生在自己身上。事隔十多年后，曾国藩还曾重提此事，劝告老九写奏折时不可一味依赖幕僚，自己必须亲力亲为，严格把关。

2．奏折写作的方便法门（2）

咸丰五、六年间，曾氏感叹“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获江督之位后，湘军局面为之开阔，曾国藩手下幕僚多聚集有文章高手，但草拟之事仍然不可以放心交办，他时常感叹要找到好的奏折起草的人才最为难得，除了需要有渊博的学识之外，还要求有一定的从政经验，熟悉公文程式。有的人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遇有称心的草奏人才，本可放心交办，但“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到同治四、五年间，曾国藩精力日衰，目光逾退，仍旧“沿此旧习”。由于眼疾，特别是从直隶回江督任后，眼蒙厉害，看文件写字“深以为苦”，奏折不得不令人代作，有时甚至到了“除家书外，他处无一亲笔”。但即便如此，称心幕僚甚至左宗棠等人拟来的奏折，曾氏都必须亲自过目修改，然后才能发出。遇“其最要者，犹不假人”。这就是从心理上高度重视奏折，不能视之为小事一桩。

胡林翼在世之时，两人达成默契，凡有奏折上呈朝廷，必先相互通气，协商，然后再分别上奏，防止对同一件事，两人的叙述不同，看法不同，导致朝廷不必要的猜忌。这一做法不仅收到了增进信任，英雄联手之效，而且加强湘军将领的内部团结。

后来，左宗棠部下察知天京克复后，幼天王并没有死，而是趁乱逃出城去，立即将此事上奏朝廷。虽然同时也抄了一份给曾国藩，但当曾氏知悉之后，为时已晚。因为曾国藩此前已上奏朝廷，说幼天王已死。

由于左宗棠事先并没有与曾氏商量或者告知，这样一来，就给朝廷一个严重的口实，认为曾国藩是在谎报军情和战功，这在当时属于欺君之罪，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因为左宗棠没有像胡林翼那样，遇事事先通气，导致给人以湘军内部不和的印象，同时也给曾氏兄弟及湘军将领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曾国藩对此非常气愤，这也是他疏远左宗棠的根本原因。

若不是曾国藩后来妥为圆说，朝廷才没有深究，但朝廷对老九的态度明显表现出不满。

所以，当老九位居督抚之后，曾国藩反复叮嘱他，遇事上奏前一定要与阿兄商量。除了他对老九的性格不放心外，更主要的是，一方面兄弟必须同心，互相通气，一旦有事，有个照料；一方面可以替老九出出主意，盘算最佳对策。

同治二年发生李泰国事，朝廷征求各位督抚的意见。曾国荃欲上疏陈述以“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由拒绝接收李泰国的船队。上奏前，将自己的想法告知阿兄。曾国藩收到他的信后，就告诉他这样的陈奏不妥。并教他不妨直接陈述实情：

“苦战十年，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灰将士忠义之心，短中华臣民之气。”

同时，曾国藩还教之汇报的艺术，不能以为朝廷可欺，汇报一定要讲究一个“诚”字。他说：“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欺蒙宣宗。逮文宗朝已不能欺，今则更不宜欺矣。”要以实情剀切入告。

曾国藩目睹道光末年各地督抚假冒军功，瞒报军情，谎报战况的歪风，导致时局不可收拾的局面，又亲历咸丰一朝自己的种种遭遇，以及领略到同治时两宫太后的精明，多次提醒老九不能无视历史教训与现实。

此外，曾国藩有时还问及帮老九办理奏折的人选问题。在攻打南京最关键的时候，曾国藩甚至把自己最得力的心腹幕僚、办奏折的高手赵烈文派往老九的身边，以供参谋。

3．将奏折发挥出最大的功效（1）

古代官场也好，现代政坛也罢，写奏折、汇报和处理文件历来是从政为官者的重要日常业务。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汇报的艺术。官场凶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凶险最大的根源就来自于汇报，即如何与上司达到有效沟通，让领导信服，让同僚折服，让部下钦服。

奏折是用文字来与上司沟通，取得上司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获得上司的意图，表达自己的愿望。那么语言文字功夫当然是首要的功夫了。

如何将奏折发挥出它最大的功效，曾国藩教给了我们不少的经验。

一是重视奏折的语言文字功夫。

语言文字功夫是奏折写作的重要方面。有一个流传甚广、常常被人记起的故事便是“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据说，有一次湘军一位营官呈给曾国藩一份军情报告，报告中谈到一段时间来战争打得非常苦，是“屡战屡败”，曾国藩读到这里，提笔将“战”和“败”两个字打了个倒勾。后来，曾国藩据此作奏折，便用了“屡败屡战”四个字。

这样一来，虽然只不过是“战”“败”的顺序变换了一下，但读起来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这不能说是曾国藩的心术，而是曾国藩的奏折艺术。说“屡战屡败”固然是实事求是，但说“屡败屡战”又何尝不是实事求是？

这就是曾国藩重视的圆融通达功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辞，此皆圆融通达功夫。”也正是曾国藩为官的高明之处。

奏折语言讲究一个诚字。前面已有提及。具体到写奏折艺术，曾国藩还讲过一条妙语：“以悲情打动皇上，以屈己举荐部下”。

虽然曾国藩率湘军出生入死，但朝廷皇上他们并不明白湘军所付出的辛劳，局外人总是觉得事情办起来很容易，局中人的艰辛一般都是高层决策者容易忽略的问题。而办大事，大战争，不取得皇上的同情、支持是不可能顺利的，写奏折本来就是一门“打动皇上”的艺术，而打动皇上最佳的办法就是述悲情。

举荐部下既是对部下奋不顾身的奖赏和感谢，同时也是从政为官者必需的手段。但每一次举荐不可能个个都那么如意，怎么样使得自己的举荐能让皇上不打折扣地同意呢？曾国藩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屈己。在奏折中曾国藩常常将功劳归诸被举荐的部下，让皇上看了这样的人不举荐说不过去了。

因此，有一段时间，曾国藩举荐的部下都基本上能获得朝廷的许可。

二是讲求奏折的表功艺术。

奏折很多时候是要表功的，否则皇帝怎么可能知道你做了多少事，立了多少功。

将功劳隐于叙事之中，这是曾国藩奏折的一大艺术，也是一种最高的艺术境界。

唐浩明先生说，曾国藩平生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就是打下南京后上奏的《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匪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

从一个在籍侍郎到如今两江总督，曾国藩不仅经历了种种波折和痛苦，付出了血肉的代价，也最终克成大功，所以这一天既是多年盼望的，又是令人激动的。到这一天，也就是表功的时候到了。

但是，如何表功，却同样是一件头等大事。

后人说曾国藩做官是成功的，其实主要就是看到往往在关键时刻，曾国藩能做到高人一筹。

克复南京，不可能不为这立下“天下第一功”的湘军将士们摆功。这道奏折最高明的也就在这里，“正是在客观的叙述和理智的分析中，时时处处、字里行间全是在为湘军为吉字营评功摆好”。而且让人看不到痕迹。

3．将奏折发挥出最大的功效（2）

如突出曾老九的前线指挥的首功形象，曾国藩只用了一句话：曾国荃悬不赀之赏，严退后之诛“，此前尽是其他将领的功劳，最后这一句话，高明之处就在做一总领形象地突出了老九的总指挥形象。

如突出胜利之艰险，曾国藩也用词不多，如“（敌人）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死者甚众”、“三日之间毙贼十余万人”、“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

如此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道奏折是曾国藩从政以来最长的奏折的原因所在了，因为他用了将近2000多字的篇幅来叙事。叙事的目的表面上是讲述战争的经过，其实就是表功。

这道表功折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将此次战役进行了升华，即通过与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作对比，突出了此役是有清二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内战，因而它的胜利也自然是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样一来，就等于把这次胜利载入了史册。

同时，曾氏绝不会忘了朝廷、忘了皇帝，替他们歌功颂德。既然是这么重大的胜利，仅靠湘军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它历时那么久，波及幅员那么广，动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那么多。那么，朝廷、皇帝的功劳何在？

故曾国藩写道：然卒能次第荡平，刬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

首先将功劳算在咸丰头上，既歌颂了皇帝的盛德，又以示不忘旧恩，并非一味捧扬现在之主；表面对现在的当政者只是简单几句话“悉循旧章而加之”，结论却意义非凡：“蔚成中兴之业”，试想这是何等重大的功劳？这样的表扬文章读起来，谁会质疑它是在讨好？

总之，这结果是一种皆大欢喜的结果，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老谋深算和卓越的从政为官智慧。

三是懂得奏折的应对妙用。

将不愿意做的事说得百分百地想做，把不成理由的理由说得十分充分，滴水不漏，将敷衍的态度说得恳切诚挚，这就是奏折的应对艺术。一个经典的案例便是曾国藩处理北上勤王的矛盾时的一道奏折。

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皇帝出逃，并令鲍超率军进京勤王，此时此刻曾国藩一万分不愿意分兵北上，但不奉旨勤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曾国藩接受李鸿章的建议，实行“按兵待旨”之计，即假装鲍超一军北上不足以勤王，只有从胡、曾二人中简派一人北上，方可奏效，于是上奏请示批准，实际上是借以拖延时间。

曾国藩这么写道：

窃计自徽州到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想不出###两月之内。鲍超若于十一月抵京，殊恐缓不济急。若逆夷凶顽，犹豫相持，果至十月之久，则楚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诏？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

明明十分不情愿北上，却短短数语写出了自己迫切希望北上的心情：要么因为时间关系，鲍超北上不济，要么不能仅派鲍超，我等人岂能坐视？表现出一个奋勇争先的劲头来。

3．将奏折发挥出最大的功效（3）

一个不愿意做的事成了自己争着想做的事了。既然争着做，也得表现出一种谦恭的姿态，于是曾氏接着写道：

非敢谓臣与胡林翼二人遂能陷阵冲锋，杀敌致果也，特以受恩最深，任事已久，集事较速。鲍超虽号骁雄之将，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从，邻饷尤难应手。纵使即日饬令起程，而弁勇怀观望之心，途次无主持之人，必致展转濡滞。

也就是说，我争着做的目的不是说我有多厉害，而是因为我“受恩最深，任事已久，集事较速”，也就是说我是责无旁贷，论恩情论道义，因为我是主事的人，只有我去才能主持。

这样，即便自己将来不凑功，别人也无话可说。

最后，曾氏又分析北上之后江南的战局：

惟臣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胡林翼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

要么退守江西，要么退守湖北，这恐怕都不是朝廷所愿意看到的。在朝廷看来，对待外夷再不济也可以谈判，打发一笔银子可以了事；对待内贼，可不就是银子可以解决的事，人家要的是皇帝的性命，看中的是皇帝的宝座。设想皇帝看了这道奏折，即便是谈判未成，也断不敢再诏曾、胡进京了。

四是迎合圣意，获益无穷。什么是该汇报的，什么是不该汇报的，这不仅是写奏折时首先要明了的，而且也是从政为官者必须掌握的艺术。

曾国藩明确有三种情况不汇报。一是谣传之事不上报；二是未定之事不上报；三是计划之事不上报。这“三不报”在现在看来似乎不一定全妥，但在专制时代，倘若前面所报与后面所报不相吻合，就难逃欺君之嫌。所以曾国藩格外慎重。

奏折汇报的时候，要关注上司的喜好，尽可能地迎合上司的心意。

曾国藩向来注意不乱参人。他在长沙时做的一件参折就是参掉了长沙的协副将清德。

本来，当时与曾国藩作对的罪首并不是清德，清德是满人，职务又不是最高；而是湖南提督鲍起豹，此人骄横蛮野，是汉人，当时的提督与将军是平级的，都属于从一品，因此，曾国藩有心参掉他恐怕也无能为力。于是他选择了懒惰糊涂的清德开刀。清德是长沙协副将，地位低于提督、总兵。参掉他较为容易，又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但由于清德是满人，曾国藩并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奏折艺术又发挥出了作用。

他先是虚晃一枪，并不直接指出清德的问题，而是列举出皇帝最关注最痛恨的种种恶习和做法：

“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先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推原其故，总由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把这种现象说成是“久在圣明洞察之中”先满足一下皇帝的虚荣心。

从常理来看，哪一个皇帝、领导会放任这等恶习不管？于是接下来曾国藩就讲自己为了改变这些恶习，“惩前毖后，今年以来，諄饬各营将弁认真操练，三、八则臣等亲往校阅，余日则将弁自行操阅。”

做大臣的这样做法显然深得圣意，皇帝巴不得多些这种人。实际上，曾国藩又自我表功了一番。因此，从情感上，皇帝已被他抓住。

接下来就可以顺便将应参之人提出来了：“惟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等等，指出他正是造成上述种种恶习的罪魁祸首之一。奏折的最后，曾国藩还抒了一下情：

3．将奏折发挥出最大的功效（4）

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致酿今日之大变。

又一次点中了皇帝的痛处！紧紧抓住皇帝最担心、最害怕的问题。

皇帝看了，焉能不生气，焉能听任这种人存在？这里顺便说一句，为什么说清德不遵训饬呢？原来清代武将品级虽高，但地位较文官低，曾国藩虽然只是在籍二品侍郎，却有统筹湖南武官之权。再说，这道奏折是以湖南巡抚骆秉章为首衔上奏的。

同样，后来，曾老九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官文合不来，就一本奏折参了官文。老九也学会了阿兄的奏折艺术，在奏折里紧紧抓住皇帝、太后最为担心也最为忌讳的结党问题大做文章，列举出官文种种结党营私的恶习。结果顺利把他参下，还获得了不少舆论的支持。

五是大事婉争。同治三年三月，当曾国藩在江宁前线战争处于最胶着的时候，军饷问题上却碰上一个十分不顺的事。当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向朝廷上奏要求截留江西厘金。

曾国藩得知此事，反应非常强烈。原因有四：

第一，沈葆桢本是经曾国藩专折保举、起复的，曾氏对他十分器重，于他有恩在先；

第二，沈葆桢此前已有过两次与曾国藩争夺厘金之事发生，曾氏都未曾计较。此次沈葆桢在奏折中竟称曾国藩提用江西厘金是“隔省代谋”，这既不合实际，又让曾国藩想起了多年的虚悬客寄之苦；

第三，沈葆桢所辖江西本就是曾国藩江督所辖地盘，曾国藩取之厘金名正言顺，况且曾是沈之上司，一个巡抚竟敢和顶头上司作对，这将曾氏置于何地？

第四，最关键的还是此时的金陵攻坚战急需饷银，沈葆桢此举无异于从背后插上一刀，一旦饷穷即会引发兵变，不仅战争前景难料，还有性命之虞。

针对这件事，曾国藩马上作出反应，以出乎寻常的严厉口气，向朝廷上了一道三千字的奏折，义正辞严地批评沈的做法：

厘金之起，始于咸丰三年雷以倡办于扬州，专为发逆兵事而设，初非国家经制之款。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三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何况厘金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不得因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

这已经不再是发牢骚了，而不啻于在皇帝面前当面质问。江西本就是我两江总督治下，怎么成了隔省代谋了呢？曾氏当然理直气壮。

但是，争的结果是朝廷将江西厘金一人一半平分，因为沈葆桢不仅毫无畏惧，而且不惜以辞职相挟，故而朝廷不仅没有追究沈葆桢的不妥做法，反而着意为他留了面子；同时作为补偿，曾国藩另外获得五十万两上海款项。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心有不甘，钱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此风一开，其他各省都纷纷效尤。更主要的还有曾国藩对朝廷看似公道实则公道不明的做法非常不满。因为令曾国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部下竟然敢公然与之作对？

这恐只能作一个谜，留给历史学家去做考证了。

著名学者、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把曾国藩奏折称为“晚清天下第一奏折”，诚不虚也，也着实概括出了曾国藩奏折的价值。曾氏奏折确实是凝结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官宦经验和从政智慧，而晚清多事之秋，曾氏的奏折又为后人提供了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唐先生从曾氏存世的二千多道奏折中选出最为精粹的四十七篇来加以精心评点，形诸于世，对于后世从政为官者学习借鉴曾氏奏折汇报的艺术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4．题外话：怎样做足“官样文章”

样本模范：

窃臣接准兵部火票递到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浙江巡抚着曾国荃补授。”钦此。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又恭读寄谕：“浙省系左宗棠兼辖，既兼署巡抚，尤责无旁贷。曾国荃着仍统前敌之军驻扎雨花台，一意相机进取，以图金陵，毋庸以浙事为念”等因。钦此。

仰见皇上破格录用，委曲培成之至意。惟是受恩愈重，报称愈难。现在发、捻纷乘，苗练复叛，军情反复，世变环生，只贻宵旰之忧，曾乏补苴之术，每与臣弟国荃寓书儆惕，惭悚交并。本年二月臣至雨花台大营，与臣弟共处八日，慨兵事之方殷，感主恩之极渥，中夜奋兴，互相诫勉。

以大局论之，沿江三千里名城要隘，皆为我有。加以浙东列郡，苏、松各属，次第克复，凡山川筋脉之地，米粮百产之源，该逆一无可恃，未尝不托圣朝之威福，冀功绪之可成。而一念夫拓地日广，顿兵坚城，戍守之卒太多，游击之军太少，师老饷竭，士气渐疲，群盗如毛，饥饿四窜，窃号之寇未灭，流贼之患或兴，则又为之蹙额欷歔。愧臣兄弟谬当重任，深恐上辜君恩，下负民望，遂陷于大戾而不自知。忧灼之余，每思避位让贤，稍分责任，又不敢数数陈奏上渎宸聪。

上年正月间，臣密陈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臣家。诚以功名之际，终之始难，消长之机，盈则必缺，曾蒙寄谕嘉许，俯鉴愚忱。臣弟国荃旋擢藩司，已叨非分。今又特沛恩纶，授以开府之荣，专其治军之责。闻命而后，已阅兼旬，臣与臣弟两次函商，欲固辞，则颇涉矫情，思立异于当世；欲受事，则不自量力，?##菁ビ诜嚼础Ｔ偎某斐峡种尉扌В愀惭爸粒蝗缟侔灿拮局郑焱汲叽缰ΑＮ┯杏蹩姨於魇栈爻擅┳汲嫉芤钥狈拘Яπ屑洌氤妓媸笔斐镎绞兀嗷。蛘咭郧诓棺荆钥种赂＃缚思岢牵宄罄啵源鸶吆窈璐扔谕蛞弧３沙嫉芄踝ㄕ哿こ峦猓形⒊几屑は鲁溃砗仙烧圻敌惶於鳎蚧侍蟆⒒噬鲜ゼ＝髯唷?/p>

咸丰十一年，老九克复安庆有功，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同治元年补按察使，一月后补江苏布政使，次年3月补浙江巡抚，期间并无新功。因此，曾国藩建议九弟向朝廷辞谢。

那么，老九拉起队伍，亲冒矢石，所为还不是为了加官进爵？阿兄为何却要辞谢呢？

原因很简单，曾氏担心的是怕引起别人嫉妒不满。辞谢其实是以退为进，堵天下悠悠之口。事实上，在上奏之前，曾国藩即发现了老九辞官也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老九表示力辞的理由是矛盾的，开始讲才不胜任，要改任武职，然而老九只是廪生优贡出身，哪有改武职之理？后来又说改京卿，那么以巡抚兼头品顶戴，要改就要改侍郎，没有改三品卿之理。所以曾国藩讲他“过谦则近于伪，过让则近于矫”。事实上，这个时候，曾国荃给其兄的信中已用上了浙江巡抚的新衔。曾国藩见到弟弟的新衔，立即明白了，对他讲“今业已换称新衔，一切公文体制为之一变，而又具疏辞官，已恬其不出于至诚矣。欺方寸乎？欺朝廷乎？”于是有了上面这道奏折。

因此，曾国藩代九弟拟折，请辞曾老九浙江巡抚一职，但他并非一味辞谢而已，而是在辞谢的同时表明态度：徐图尺寸之功。

这显然是一篇“官样文章”，因为辞官的目的只是做做样子，表明姿态，谋求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但我们从奏折中的内容来看，所奏事实既合乎实情，又充满思辨色彩：“欲固辞，则颇涉矫情，思立异于当世；欲受事，则不自量力，?##菁ビ诜嚼础！薄肮γ剩罩寄眩ぶ虮厝薄！?/p>

简简单单几句官样话，竟然道出了一个盈虚消长之哲理。

果然，此奏非常有效，朝廷首先在批复中肯定老九此前的功劳，同时不准开缺。对于这样一篇官样文章，朝廷的批复也充满官样气息，说：“论功行赏，国家自有权衡。”意思是朝廷的封赏自有朝廷的道理，作臣子的不应质疑。这显得朝廷无功赐封反而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还说：“现军事方亟，时局孔艰，凡在臣工，正宜黾勉效忠，共期宏济。”这倒是实情，相信曾氏兄弟读到这里，应该心满意足，朝野也不敢再有非议。

人们把说得动听而实际不是这么一回事；完全因敷衍应付而做的文字，都称官样文章。不要以为官样文章就是虚伪，言不由衷。其实，很多时候，官样文章有时是为了配合大局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