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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破译季羡林的两把钥匙

- 求仁得仁，与亲子决裂

- “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打工者”

-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 兼祧多家的野孩子

- 现代版的瑜与亮

- 傅斯年、汤用彤、胡乔木

- 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一瞥1

- 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一瞥2

- “我不是儒家，也不是释家！”

- “我们有哲学，但没有思想。”

- “读书不肯为人忙”

- 分享季羡老的光环

- 季羡林的人生机遇

- 季羡林的贫民底色

- 季羡林的缺憾人生

- 季羡林的免战牌

- 季羡林的招牌形象

-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季羡林？1

-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季羡林？ 2

-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季羡林？ 3

- 多愁而又多欲、自尊而兼自卑

- 弭金冬：舅舅留给我的印象

- 常永德：舅舅的家庭观

- 彭松：儿时的家庭生活

- 季承：成长的记忆 1

- 季承：成长的记忆 2

- 季承：成长的记忆 3

- 季承：成长的记忆 4

- 人，不能真正逃出命运

- 歪打正着，父子在病房相见

- 站远了看

- 晚年生命之最

破译季羡林的两把钥匙

探讨季羡林的内心世界，有两件事，不容回避。

其一：季羡林对他寄身的叔父的那个家，以及由叔父包办的与彭德华的婚姻，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若即若离、敬而远之。且看他在《清华园日记》中的披露：

家庭，理论上应该是很甜蜜，然而我的家庭，不甜蜜也罢，却只是我的负担。物质上，当然了，灵魂上的负担却受不了。（1933.3.3）

济南空气总令人窒息。看着浅薄的嘴脸，窄的街道，也就够人受的了。（1933.6.10）

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厌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1933.6.30)

说实话，家庭实在没有念念的必要与可能，但心里总仿佛要丢什么东西似的，惘惘地，有醉意。（1933.8.9）

家庭对我总是没缘的，我一看到它就讨厌。（1934.4.18）

非走不行了——我希望能永远离开家庭，永远不回来。（1934.4.19）

…想到将来…前途仍然渺茫，而且有那样一个家庭，一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说呢?(1934.5.6)

家庭毕竟同学校不同，一进家庭先受那种沉闷空气的压迫。(1934.6.29)

中国的家庭真要不的。家庭本来是给人以安慰的，但大部分家则正相反，我的家庭也是其中之一。（1934.7.3）

“……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即彭德华，他的妻子）。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 Schmerz（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自序，1932年9月13日晚记)

季羡林的包办婚姻，令人想起鲁迅，鲁迅在痛苦中选择与发妻朱安“分居”，媳妇是母亲娶的，就让她跟母亲过；又令人想起胡适，胡适对江冬秀选择了默认，他的名言是“先结婚后恋爱”，偶有外遇，也是“有贼心，没贼胆”。季羡林呢，恪于对叔父的敬畏和传统礼教，表面上始终勉强维持，但其内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极为痛苦的。

2002年，九十一岁的季羡林回忆当年从清华毕业，回济南省立一中短暂任教，关于家庭和婚姻，又有进一步的披露：

一个人不管闯荡江湖有多少危险和困难，只要他有一个类似避风港样的安身立命之地，他就不会失掉前进的勇气，他就会得到安慰。按一般的情况来说，家庭应该起这个作用。然而我的家庭却不行。虽然同在一个城内，我却搬到学校里来住，只在星期日回家一次。我并不觉得，家庭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

看，毕业后回到了济南，与家人同住在一个城内，几乎就在家门口，却坚持在学校留宿，个中委曲，明眼人一目了然。

其二：季羡林的晚年，是异常孤独的。先是，老祖于1989年去世，接着，女儿婉如于1992年病故，再后来，老伴德华又于1994年12月走了，走向那阴阳相隔、永不回头的彼岸；再加上——这是最主要，也是最为知情者讳莫如深的，笔者也是迟到2006年9月才闹明白——在老伴去世前两天，他与唯一的儿子季承关系闹掰，乃至“各走各路”。如此一来，家里，那名副其实的窝，那栖于斯咏于斯徘徊于斯的陋室，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试看1995年10月，季羡林在《汉城忆燕园》中写道：“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家。我一个人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挨饿。我正像一个蜗牛，家就驮在自己背上，我走到哪里，家也就带到哪里。”老境凄凉，孤立无依，这是人生最大的落寞。此情此状，季羡林在《九十述怀》中，又有穷形的回溯，他说：

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湾。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害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为所欲为，大胆放肆。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这一切我都不但不介意，而且顾而乐之，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

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给我的乌龟。乌龟这玩意儿，现在名声不算太好，但在古代却是长寿的象征。有些人的名字中也使用“龟”字，唐代就有李龟年、陆龟蒙等等。龟们得智商大概低于猫们，他们绝不会从水中爬出来爬上我的肩头。但是，龟们也自有龟之乐，当我想它们喂食时，它们伸出脖子，一口吞下一粒，它们显然是愉快的。可惜我遇不到惠施，没有人同我争辩我何以知道龟之乐。

我的家庭“?员”还没有到此为止，我还是养了五只大甲鱼。甲鱼，在一般老百姓嘴里叫“王八”，是一个十分不光彩的名称，人们讳言之。然而我却堂而皇之养在大瓷缸内，一视同仁，毫无歧视之心。是不是我神经出了毛病？用不着请医生去检查，我神经十分正常。

……

当时不知内情，只一味在“雅”呀“爱”呀上面做文章。现在明白了，恋猫宠猫不过是表象，背后隐藏着形影相吊、茕茕孑立的大孤独大悲凉。季先生晚年常常提到《世说新语》，这是最投他脾胃的书之一，他曾评说：“六朝和稍前的一个时期内，社会动乱，出了许多看来脾气相当古怪的人物，外似放诞，内实怀忧。”（《我最喜爱的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后，季先生一度无疑成了《世说新语》中人，貌似旷达，诙谐，疏放，实则包含了蚀骨椎心的悲酸。

求仁得仁，与亲子决裂

季羡林晚景的悲凉，更集中体现在他1995年的元旦抒怀：《求仁得仁，又何怨！》，这是一篇欲说还休、鲜有人懂的怪文，倘若不是署了季羡林的大名，恐怕在任何报刊都难以发出。文章怪在何处？请看劈头这两句：“是不是自己的神经出了点毛病？最近几年以来，心里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

“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这句话由德隆望重、誉满天下的季羡林口中说出，还不够惊世骇俗吗！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家务纠纷？！季羡林这句话，是由英国作家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引起的，具体说，是由书中某位母亲的一句话引起的：“我是一个被儿子遗弃了的老婆子！”季羡林觉得这位母亲的处境又可怜，又可羡。怜，容易理解；羡，则从何说起呢？文中，季羡林以过来人的身份说法：“人生走到这个地步，也并不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与其舒舒服服、懵懵懂懂活一辈子，倒不如品尝一点不平常的滋味，似苦而实甜。”

季羡林回顾，他读《还乡》，是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当日，母亲去世不久。母亲去世前，有八年，他没有还家。八年啊，八年！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高中毕业，上大学，寒暑假回济南，生女，……如此漫长的过程，如此曲折精彩的变化，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看看。难怪他母亲生前对人抱怨：“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对此，季羡林不能原谅自己。他说：“在我灵魂深处，我对母亲之死抱终天之恨，没有任何仙丹妙药能使它消泯。今生今世，我必须背着这个十字架，我决不会再有什么任何形式的幸福生活。我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又是什么呢？”

是的，这事的确不能原谅。但这只能说明他有一个不幸的早年，不能形成影响终生的悲剧。季羡林对此也予以否认，他接着说：“然而我最近梦寐以求的悲剧性，又决非如此简单，我心目中的悲剧，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这些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恤、慨叹与忧思的悲剧，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悲剧。我期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悲剧呢？我好像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大概期望的是类似能‘净化’（hashasois）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相隔上万里，相距数千年，得到它又谈何容易啊！”

季羡林呢，他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吗？否。他不是那种把头颅掖在腰带里的革命者，从他选择梵文那天起，他就把自身定位在清灯残卷。他身上有“俄狄浦斯情结”吗？有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恋母情结”，这一点，季羡林是愈到老年，体现得愈强烈。但他的“恋母”，带有纯然的抽象，更多的是出于本能，毕竟他六岁就离开母亲，当时没有照片，加之年龄小，接触短，以至于母亲的面影，一片混沌，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尤为伤心的是，不管季羡林如何回忆，他都想不起母亲的笑容。至于说与美狄亚，这位敢爱敢恨的复仇女性，两人更没有可比之处。总而言之，他成不了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

也许人们会联想到他的婚姻。前面说了，季羡林的婚姻是谈不上理想的，终其一生，他一直缺乏琴瑟和谐的夫妻之爱。且慢！写到此处，相信有人会提出质疑：“你说的太过分了吧。夫人去世之后，季老曾写过纪念文章，从内容看，老夫妻俩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一点也没有你说的那种痛苦意味。”是的，你说得对，彭德华过世后，季先生的确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附在《寸草心》的篇尾。季先生的婚姻历程，本书将在第四章《季羡林的缺憾人生》中作专门叙述，这里权且摘引《寸草心》中的有关片段，略作剖析，季羡林说：“在道德方面，她（彭德华）可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实，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我相信这里说的都是真话，同时相信季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对夫人是满怀尊敬。老伴老伴，到了晚年，夫妻俩是名副其实的伴。但是，让我们站开点想一想：倘若彭德华在丈夫的生活中，仅仅是“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是不是还缺少了一些什么？而这三个“绝对”，实质又意味着什么？

好了，关于季夫人彭德华的事，先说到这里。虽然这桩婚姻，对于当事人双方曾经是一杯苦酒，但季羡林“求仁得仁”的时候，她已是黄泉路上客，尘世的悲欢离合，与她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与儿子关系的冲突。季羡林对此并不讳言，他在《求仁得仁，又何怨！》?说：我所瞩意的古希腊悲剧，“却于最近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岂不快哉！这里面当然也有遗弃之类的问题。但并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自己怎么会遗弃别人呢？不说也罢。总之，在我家庭中，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我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条件都已具备。只待东风了。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

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 别人是谁？指的就是他的独子季承。事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个中原因，季先生没有说，肯定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了。笔者猜想，这对老父老子间一定发生了争吵，而且颇为激烈。凡是过来人都会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打工者”

事情的发展，颇为出人意料。世人看到，没有多久，季羡林的悲剧情怀，就被一位外援的介入，一扫而光了。2000年11月5日，季羡林在《我的家》中回顾：“然而，天无绝人之路。隔了不久，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学生，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立刻伸出了爱援之手，使我又萌生了活下去的勇气。其中有一位天天到我家来‘打工’，为我操吃操穿，读信念报，招待来宾，处理杂务，不是亲属，胜似亲属。让我深深感觉到，人间毕竟是温暖的，生活毕竟是‘美丽的’（我讨厌这个词儿，姑一用之）。如果没有这些友爱和帮助，我恐怕早已登上了八宝山，与人世‘拜拜’了。”

这位“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打工者”，就是李玉洁。

李玉洁在季羡林晚年的生活中，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据其自述，她生于1928年，属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大中关园，与季羡林住对门。李玉洁的丈夫杨通方，是季羡林的属下，朝鲜语专家，那年月，因为莫须有的“特嫌”，迭遭整肃，受尽折磨，李玉洁一家的日子，十分凄惨，最难挨时，她一度想投未名湖自杀。而季羡林，作为东语系的行政领导，兼紧密邻居，对杨通方夫妇，从政治到生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屡有照顾，李玉洁对此终生不忘。后来，七十年代末，季羡林组建南亚所，李玉洁参与其中，成为季先生的助手。九十年代中后期，季羡林孤零无靠、艰难度日之际，李玉洁感于前恩，在家人的支持下，毅然挺身而出，自愿担当季先生的义务助理。

李玉洁的介入，是循序渐进的。先是，季羡林在1995年10月自述：“近一年多以来，我陡然变成了‘孤家寡人’。我这个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虽然还并没有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但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属于我孙女一辈的小萧和小张，对我的起居生活，交际杂务，做了无微不至的充满了热情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们晨夕相聚，感情融洽。在这里，我不想再用‘宛如家人父子’一类现成的词句，那不符合我的实际。加紧的词儿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请大家自己去意会吧。除了她俩，还有天天帮我整理书籍的、比萧和张又年轻十多岁的方方和小李。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哪一本。‘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等到不用时，这一本就在眼前。我极以为苦。我曾开玩笑似地说过：‘我简直想自杀！’然而来了救星。玉洁率领着方方和小李，杀入我的书阵中。她运筹帷幄，决胜斗室，指挥若定。伯仲伊吕，大将军八面威风，宛如风卷残云一般，几周之内，把我那些杂乱无章、不听调遣的书们，整治得规规矩矩，有条有理。虽然我对她们摆的书阵还有待于熟悉；可是，现在一走进书房，窗明几净，豁然开朗。我顾而乐之，怡然自得，不复再有‘轻生’之念。我原来想：就让他乱几年吧，等到我的生命划句号的时候，自然就一了百了了，哪里会想到今天这个样子！”

进而，李玉洁包揽了季羡林所有的日常杂务。我们仍来看看季羡林是怎么评述的，在《九十述怀》中，他说道，1995年之后，“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里来‘打工’，处理我的杂务，照顾我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给我读报，读信，因为我眼睛不好。还有就是同不断打电话来或者亲自登门来的自称是我的‘崇拜者’的人们打交道。学校领导因为觉得我年纪已大，不能再招待那么多的来访者，在我门上贴出了通告，想制约一下来访者的袭来，但用处不大，许多客人都视而不见，照样敲门不误。有少数人竟在门外荷塘边上等上几个钟头。除了来访者打电话者外，还有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而来的电视台的导演和记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数量颇大的信件和刊物。有一些年轻的大中学生，把我看成了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或者能预言先知的季铁嘴，向我请求这请求那，向我倾诉对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闷。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来处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时就成了拦驾大使。想尽花样，费尽唇舌，说服那些想来采访，想来拍电视的好心和热心又诚心的朋友们，请他们稍安勿躁。这是极为繁重而困难的工作，我能深切体会。其忙碌困难的情况，我是能理解的。”

李玉洁的介入，从天时地利来说，堪谓恰到好处。季承与父亲僵持，李铮行将退休，李玉洁独揽全局，应该说，她在照顾季先生方面，是呵护备至，很下了一番功夫的。尤其是，季先生2001年底几番住院以来，李玉洁也以院为家，实行全天候服务——她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老伴杨通方一人在家，身体也不好，她常常趁午饭后季先生休息时，回北大照顾老杨，末了又赶回医院——在旁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她居然把它化为现实。

?从1995到2006，李玉洁和季羡林合作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然而，千帆过后，她的这段大放异彩的生活，突然以一种谁也没有料到的方式戛然而止。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弦绷得太紧，容易折。

且说2006年8月初，李玉洁预先得知6日有位“中央领导”要来医院探视，那几天，她一直忙个不停，包括季先生届时着装，病室布置，以及每日常规会客等等；对了，前两次，温总理来看望，季先生穿的是医院的病服，今年，由她出主意，季先生的一位老学生梁志刚执行，特意从市场买来一件枣红短袖上衣，季先生试穿，感觉分外精神。李玉洁考虑的当然远不止这些，种种细节，非当事人，难以想像。5日，也就是季羡林九十五岁华诞前夕，紧张导致神经失控，她是一夜无眠。而到了6日晚上，“大戏”演毕，高潮已过，按说，她应该静下心来，好好休息休息的，然而，她想到尾随总理而来的高层探望，以及社会各界的殷切关心，又是思前虑后，一夜难以入睡。8月7日，李玉洁整天也是一个忙，忙得嗓子都嘶哑了。记得那天笔者与之通话，感觉到她极端疲惫，劝她注意身体，她说：“没事，我啥病没有，就是血压有点高。”8月8日，又是一个亢奋而操劳的白昼。而突然，事先没有任何征兆，8日下午，她正在病房忙忙碌碌，蓦地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栽倒——唉！唉！栽倒了就没有爬起来。

看来，这高血压便是祸根！

院方随即展开抢救。一天过去，两天过去，李玉洁始终处于昏迷状态。这可是不祥之兆，大夫说，这种病，一般五天是极限，如果过了五天还不苏醒，后果就十分糟糕。

季羡林当然关心李玉洁的病情，表面上镇静如恒，依然每天坚持写作，会客。仅从已发表的著作和新闻层面得知，8日当天，完成随笔《九十五岁初度》，10日，会见老家临清的地方官员，询问家乡的发展变化；13日，会见济南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听他们汇报季羡林研究所的装修方案，并为“文庙讲堂”题字，等等。据报道，季羡林会见中一直“精神愉悦，面带微笑”——天，这需要多么巨大的自制力！

几十年的鞍前马后，风霜雨雪，几十年的左呵右护，悉心照拂，老人家岂能无情？11日，也就是李玉洁病倒后的第三天，季羡林写了一张便条，简简单单，就一句，苏东坡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季老原文如此），着继任秘书杨锐拿去李阿姨的病房，念给她听。

杨锐站在昏迷中的李阿姨床前，一时百感交集，悲从中来，边念，边哽咽。17个字，三小节，这里面有多少沧桑流云，多少同事之缘、拥戴之谊、濡沫之情，杨锐能理解吗？杨锐能传达出其中的况味吗？她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反复朗诵，泪水顺着腮帮刷刷直淌。难道这是魔咒？难道这是真言？让杨锐始料不及的是：奇迹！奇迹出现了！——就像新闻中屡见报道的那样，昏迷中的病人对真诚的呼唤作出反应，此时此刻——李阿姨的眼角溢出了泪水！一丝，又一丝。先是左眼，继而右眼。杨锐拭睛再看，真的，绝对真实无误！“李阿姨有反应了！”杨锐大呼起来。大夫、护工闻声而拢，有人当即拿来相机，拍下这非常的一刻；整个病室，立马生机萌发，群情激动。

杨锐回到季羡林的病房，报告这大好消息，老人自是欣慰无比，一周前，有人送来一只烤鸭，搁在冰箱里，这两天因为李老师生病，无心品尝，今儿心情“阴转晴”，他让护工小王把烤鸭取出来，嚷嚷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日子就在等待和祈愿中流逝。8月18日，清晨，季羡林伏案，写下第二张便条：“天佑善人。天道酬善。……”这条子，自然仍由杨锐拿到李阿姨的病床前念；此时，李玉洁已经恢复清醒了。

8月21日，是李玉洁的七十八岁生日，季羡林写了一首诗，题《贺玉洁病愈》，全诗如下：

玉洁生病 绝顶聪明

先选时节 后定环境

二者完成 病情得控

一转瞬间 又吹东风

从此以后 永远康宁

署名之后，又缀上一句英文：“Happy birthday”（祝生日快乐）。

诗中，季羡林所说“先选时节”，应是指天高气爽的秋季，且在温总理看望之后；所说“后定环境”，应是指发生在301医院——的确，如果不是近水楼台，抢救、治疗及时，李玉洁的这一病，定然凶多吉少。通观全诗，活泼、乐观而又不乏诙谐，看得出，老人的心情极为轻松。

9月4日，我去301医院探视季先生，在病房门外，听得季老对护工小王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李阿姨的病，在一天天好转，痊愈有个过程，不要太急。”看，老人已经在做年轻人的工作。

10月1日，国庆，季羡林又给李玉洁写了一信：“玉洁：祝你节日好！当年我们相对背诵苏东坡‘明月几时有？’那一首词的时候，其中有两句话：‘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当时你也同意这个观点，现在身体力行。”

作为秘书，杨锐问：“将来这些信要不要收进全集？”

季羡林回答：“收。”

兼祧多家的野孩子

老人恋旧，回忆的闸门打开，往事潮水般汹涌。季老谈到他的父亲和叔叔，在老家混不下去，跑到济南城打工。打工卖的是苦力，卖得好，可以混张嘴，仅此而已，想发达，是没门的。奇迹出现了：季老的叔叔交了大运，一次买奖券，关于湖北水灾的，他用的是身上仅剩的五角钱，居然中了头奖，赚得明晃晃的几千两纹银，兄弟俩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老人强调，这奖券是他叔叔掏钱买的，这中奖获得的银子，按说，也都是他叔叔一人的，难得的是叔叔和父亲手足同胞，不分彼此，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人在巅峰状态，无论是财富，还是荣誉，地位，极易露出他的底色。父亲因弟弟中奖起家，犹如天上掉馅饼，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小富翁，他没有持家的经验，不懂得任何经营，相反，他的头脑开始发胀，想像自己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豪侠人物，开始仗“义”疏财，大肆挥霍，忘乎所以。比方说，一次到外村赶集，经人一吆喝：“季大财主来了！”他就忘了自己究竟才有几个钱，竟然宣布，今天在这棚里喝酒吃肉的，一律由兄弟我“买单”。如是乎这般，钱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没有多久，父亲就把一个新兴的家业折腾完，重新沦为穷光蛋。……

……

季老接着说，他六岁离家，初到济南那会儿，基本上是一个野孩子，不懂规矩，没有教养。叔父把他送进一家私塾，塾师是一位白胡子老头，整天板着脸，令人望而生畏。他却无知无畏，塾师教他向孔子牌位行礼，他明里鞠躬，暗里腹诽；塾师让他念《百家姓》，他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地胡诌一通，逗得一帮小伙伴笑痛肚子；闲常，只要塾师一转身，他就立刻做鬼脸，玩花样，搅得课堂一团糟。如是念了一年，塾师实在受不了，就找来叔父，说：“你这位侄少爷没法教，请你另寻高明。”

另寻高明的结果，就是进了一师附小，呆了不到两年，又转到新育小学。

关于新育小学，季先生有过一段回忆，他说：“小学也是每学期考试一次，每年两次，三年共有六次，我的名次总盘旋在甲等三四名和乙等前几名之间。甲等第一名被一个叫李玉和的同学包办。他比我大几岁，是一个拼命读书的学生。我从来也没有争第一名的念头，我对此事极不感兴趣。根据我后来的经验，小学考试的名次对一个学生一生的生命历程没有多少影响。家庭出身和机遇影响更大。我从前看过一幅丰子恺的漫画，标题是‘小学的同学’，画着一付卖吃食的担子，旁边站着两个人，颇能引人深思。但是，我个人有一次经历，比丰老画得深刻多了。有一天晚上，我在济南院前大街雇洋车回佛山街，在黑暗中没有看清车夫是什么人。到了佛山街下车付钱的时候，蓦抬头，看到是我新育小学的同班同学！我又惊讶又尴尬，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如果是漫画家，画上一幅画，一辆人力车，两个人，一人掏钱，一人接钱。相信会比丰老的画更能令人深思。”

在人生的道路上，小学同学的命运，通常是相差最大的。此事不用举例，我想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2008年6月13日，笔者路过济南，特意访问了季老就读过的新育小学，旧址仍在，现改名为山东省实验小学，该校宣传栏内，赫然展示着三位名人的照片：王尽美、季羡林、巩俐。前者是中共一大代表，后者是著名影星。季先生的照片夹在两人中间笑，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是舒展的，若有乐曲在其间回旋。

现代版的瑜与亮

金克木，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是同季先生有得一比的角色：同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同治梵学，同样懂得多种外文，同样长寿（金克木生于1912年8月14日，小季老一岁，逝世于2000年8月5日，享年八十有八），晚年又同以散文知名，甚至金克木的临终遗言：“我是哭着来，笑着走。”也使人和季老2006年的那篇随笔《笑着走》发生联想……那一瞬间，我脑海里又闪过了戴望舒。年轻时，金克木一度痴迷于天文学研究，且有译本《通俗天文学》问世，他尝自谓：“宇宙原是个有限的无穷，人类恰好是现实的虚空。只有那无端的数学法则，才统治了自己又统治了一切。”而戴氏更欣赏他的语言才华，硬是把他从天文学的轨道拉了回来——戴望舒曾有诗赠金克木……

金克木听从了戴望舒的劝告，弃天文而就语言学，对此，他不无后悔，曾在一篇随笔中，怅然叹道：“离地下越来越近，离天上越来越远。”1980年，年近古稀的金克木作《寄所思》二首，献给他往昔的诗友望舒先生……

“金克木先生已经去世，对于他，您能说几句什么？”那天，我问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略嫌迟疑，答：“实在不敢赞一辞，金克木很聪明……”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金先生只有小学学历，却能当上北大教授；二是金先生是教梵文、印地文的，却能在北大礼堂给全校师生大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笔者与金克木先生，并无密切来往，印象中，他的确聪明绝顶。据说他青年时自学过英语、世界语，不懂法语，1939年，他在湖南桃源女子中学教英文，当时湖南大学招聘法文讲师，他为了谋生，就找来几本法文工具书，看了看，然后就去应聘，居然被选中，堂而皇之地走上法语讲堂！据说他八十多岁，开始学电脑，立马就会操作，能打字，还能用“伊妹儿”发稿件。还有一件事，是笔者亲历的，一次，我去拜访金老，听说我是学日文的，他立刻用日语和我交谈。我从未听说过金老懂日文，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会的。贺剑城先生曾对笔者讲，季老在某个场合对人说过：“金克木是神童，我只是中等之才。”这也许是客套话，至少反映了金先生早慧，神思敏捷，非比寻常。在这之前，有人曾提醒我季先生和金先生是半个世纪的同事同行，工作中、学术研究中难免有这种那种碰撞，言下之义，最好在季先生面前回避提及金先生。我还听说，因为季、金二位先生都住在朗润园十三公寓，所以熟悉内情的访客，在同一时间段，去了这家就不再去那家，为的是避嫌。唉，国人活得真累！季先生和金先生即使有碰撞，也多半是学问上的事儿，同事同行又同为大家，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对手？这是现代版的瑜与亮，应该从更积极的角度去看。笔者天性梗直，不信那个邪，当着季老的面，偏偏提起别人视为“犯忌”的话题。这不是将军，这是在掏季老的肺腑之言。在我看来，碰撞又怎么样？在某种程度上，只有相互碰撞才更能理解对方。

傅斯年、汤用彤、胡乔木

我曾问：“您六岁离开官庄，以后大概回过几次老家？”

季先生答：“次数有限，数得出来，我去德国留学之前，三次，我的回忆录里写得明白，三次都是奔丧；留学回来，实际是我六十岁以后，回去过五六次。”

季先生解释：“1973年8月，文革还没有结束，我只是半‘解放’，国家前途，不甚了了，个人的未来，也渺茫得很，我带着老伴德华、儿子季承、孙儿季泓和孙女季清一起回去，在官庄过了六十二岁的生日。那年头不能大张旗鼓，私下悄悄过，谁也没告诉。”

季先生提到儿子季承，口吻随便自然，至少没有使我感到异样。

我接着问：“见到小时候的朋友了吗？”

季先生答：“见到杨狗，那时才知道，他的大名叫杨继发。杨狗和我同岁，有老婆，没孩子。晚景不算好，我帮过他，八十多岁死了，生病躺在床上抽烟，不小心起火烧死的。哑巴小的爸爸也来了，他不会说，居然能听，我问他多大了？他用手比划：八十三。”

季羡林和杨狗，绝对是鲁迅和闰土的现代版。小时候整天在一起玩，一起疯，长大了，一个得叔父资助，进城念书，成了大学问家，一个没人帮忙，继续在泥里滚，土里爬，老实巴交，一字不识。据此，笔者禁不住扼腕长叹：在穷乡僻壤，蓬户瓮牖，埋没了多少未能走出的季羡林！

又问：“您小时候有个老师叫马景恭，教您认识了一些字，我不奇怪您认字，我奇怪的是，隔了这么多年，五六岁时的启蒙老师，您怎么还记得他的名字？”

季先生说：“其他什么都忘了，老师的名字一弹就跳出来，这就叫师恩难忘吧。”

……

我说：“去年我去聊城，参观过傅斯年的纪念馆，馆名是您题的。”

季先生笑笑：“我的字不好的啦，平常不愿意示人。傅家是聊城大族，傅斯年的祖上，叫傅以渐的，是清朝的第一位状元，当过宰相。1946年，我从欧洲回到国内，傅斯年是北大的代校长，我持陈寅恪的推荐信到南京找他，承他拍板，这才进了北大。傅斯年说北大有规矩，从国外留学回来，不管得了什么学位，只能先从副教授做起。后来在北平北大本院，他陪我去见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一路上不断给我做工作，生怕我思想准备不足。其实，我能进北大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敢有奢望。”

季羡林进北大，持的是陈寅恪的推荐信，1995年，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到这段往事，他写道：“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我们不去谈它了。”

季羡林说的这个谜，并不难解，答案就可以从他的这番自述里寻找。季羡林为自己能进北大感到庆幸，他感谢胡适之、汤用彤，尤其是陈寅恪，但是这儿，他遗漏了一个关键角色：傅斯年。中国人是讲究关系的。季羡林归国之前为什么要向陈寅恪求援？一，在清华听过陈寅恪的课，算得是广义上的弟子。二，陈寅恪和季羡林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是柏林大学的同窗，正正宗宗的师叔，不找他，找谁！同理，陈寅恪为什么把季羡林介绍给北大而不是清华？这也是看关系，清华当时的掌门人是梅贻琦，在教育界声望卓著，他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蜚声士林，陈寅恪是清华的教授，向梅贻琦推荐季羡林，是顺理成章，但是陈寅恪没有这么做，转而把季羡林推荐给北大，北大当时的代校长、实际上的掌门人就是傅斯年，陈寅恪如此转手，表明他跟傅斯年的关系更近。陈寅恪跟傅斯年怎么个近法？一，他俩是柏林大学的同学。这一点，季羡林恐怕不知道，他僻居哥廷根，对早他十几二十年的留德前辈，不甚了了。二，陈寅恪和傅斯年还是姻亲，傅斯年再婚，娶的是俞大维的胞妹俞大綵，而俞大维的妻子，正是陈寅恪的胞妹陈新午。如此拐弯抹角，出身寒微的季羡林，是摸不着北的（2008年11月11日，当面跟季老探讨，季老同意我的考证，说他的确不知情）。

1946年5月，季羡林从欧洲回到上海，陈寅恪也从英国回到南京，季羡林赶往南京拜谒陈寅恪，地点就在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俞大维的官邸，双方谈了阔别十多年来的详细情况，陈寅恪要季羡林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拜会傅斯年，特别嘱咐他带上用德文写的论文。陈寅恪的用心，季羡林是不可能完全猜出的，他哪里知道傅斯年不仅懂德文，还在德国修习过梵文，以及东方学呢。

这是站在陈寅恪的角度而言，换在傅斯年的角度呢？四十多年后的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归来作《扫傅斯年先生墓》一文，讲到他与傅斯年最初的接触，季羡林写道：“我同他最重要的一次接触，就是我进北大时，他正是代校长，是他把我引进北大来的。据说——又是据说，他代表胡适之先生接管北大。当时日寇侵略者刚刚投降。北大，正确说是‘伪北大’教员可以说都是为日本服务的。但是每个人情况又各有不同，有少数人认贼作父，觍颜事仇，丧尽了国格和人格。大多数则是不得已而为之。二者应该区别对待。孟真先生说，适之先生为人厚道，经不起别人的恳求与劝说，可能良莠不分，一律留下在北大任教。这个‘坏人’必须他做。他于是大刀阔斧，不留情面，把问题严重的教授一律解聘，他说，这是为适之先生扫清道路，清除垃圾，还北大一片净土，让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怡然、安然地打道回校。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到北大来的。我对孟真先生有知遇之感，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这里说对了，傅斯年六亲不认，把“伪北大”以周作人、钱稻孙、容庚为首的一帮“落水教授”一律扫地出门，当此之际，傅斯年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人才，能信得过，又能独当一面的大才。季羡林呢，既是人才，又是故人推荐，又是他的鲁西大同乡（季羡林的老家清平县离聊城不过百里之遥），又是他的留德后辈，傅斯年要用人，不用季羡林用谁！

关于汤用彤，本书前言有所提及，这里再多说几句。季羡林在副教授任上，只呆了一个礼拜，就破格升为正教授，并且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东语系主任。这事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如此快速的提拔，不符合大学的一般用人逻辑。考察其背景，当然与陈寅恪的推荐有关，与胡适、傅斯年的认可有关，与其博士及“博士后”的成就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汤用彤。汤用彤慧眼识人，根据季羡林的学术经历和成果，断定他是大才、长才，足以担当东方学的领军人物。日后的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

笔者听说，汤用彤此举，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季羡林进入北大之前，东语系已经内定有主任，只是还没公布而已，季羡林的异军突起，打破了旧有格局，伤害了原内定者的利益，造成两人之间的终生不和。

若问：系主任的安排，这是校方的事，何以会发展为当事人之间的终生恩怨呢？如果让柏杨老夫子来评，恐怕要归结为酱缸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了。我们听说西方学者，为了一个观点，在会议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但会一散，两人还是好朋友。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是很稀缺的。汤一介先生曾讲过废名和熊十力的故事，颇具西洋学者风。汤先生是这样写的：“在1949年前中国有两个怪人，一个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熊十力，一个是莫须有先生的化身废名（冯文炳）。大概在1948年夏日，他们两位都住在原沙滩北大校办松公府的后院，门对门。熊十力写《新唯识论》批评了佛教，而废名信仰佛教，两人常常因此辩论。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想，只有‘真人’、有‘真性情’的人才会作出这种有童心的真事来。”（《万象》，2002年9期）汤先生所述，并非亲见，而是闻之于季羡林先生。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季先生出来作证，这个故事，只能算作传闻。

回到原来话题。须臾，季先生又跟我说：“那次去聊城，除了开会，还到处参观。看到临清古塔，明代的建筑，年久失修，损坏严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我找了胡乔木，请他出面找国家文物局，帮助修复。那事后来办成了。”

季羡林很少求人，胡乔木与他有清华同学之谊，建国初期，数次屈尊到北大来看望他，季羡林从不回访，他恪守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官越大，我越不理会。又有一次，胡乔木邀季羡林去敦煌，他心里想去，嘴上却拒绝，他拒绝的不是乔木的情，而是高官出巡、前呼后拥、盛气凌人的气焰。这回呢，从内心讲，他不想找乔木，可是除了乔木，他又找不出第二个熟人能为修复临清古塔出力，事出两难，只有牺牲自己的清高，去函向乔木求援。据马景瑞回忆，季老曾当面向他复述过信的内容：“我这次回故乡临清，当地的党政领导向我提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事宜。我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只好求您帮忙说话了。”（《季老与临清宝塔》）

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一瞥1

曾经跟季先生谈过他的小学、中学、大学同学，谈过多次，零零星星，杂乱无章。这里各取一名代表，也算是聊具一格吧。

小学同学渺乎其茫，季先生谈得最多的，只有李长之。李长之是他在济南一师附小的同班，同过一二年级，两个小毛头，常常扎堆在一块儿玩，关系不近也不远。若干年后，李长之回忆季羡林，描述他打架时的滑稽模样，活现的是一个野性未泯的农村顽童；季羡林呢，在他的笔底，小学时的李长之只是一团模糊的记忆，理不出任何细节。因为转校，季羡林三年级就和长之分手，若不是大学时重聚于清华，彼此早成了陌路。

李长之祖籍山东利津，生于1910，大季羡林一岁。年少多才，12岁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小学毕业，升入季羡林想都不敢想的济南一中（只有初中）；高中三年，读的是齐鲁大学附中。季羡林呢，初中读的是正谊，高中转入山东大学附中，因为地点在北园，俗称北园高中；1928年，日寇借口“保护侨民”，公然侵入济南，酿成震惊世界的“五·三惨案”，学校停课，季羡林被迫休学一年，转年复学，北园高中撤销，并入省立济南高中，这也是新成立的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季羡林入学时，济南高中和济南一中同处一所院落，嗣后合并，统称济南一中。季羡林曾说，他和李长之是唯一的一个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其中学的同学根据，也即在这个济南一中。不过，中学阶段，两人并未走碰头，1929年，季羡林入省立高中读高三，李长之已经离开济南，到北京大学读预科了。1930年，季羡林考取清华。又一年，李长之预科结业，出乎意料，他没有进北大，却选择了清华。两个老朋友兜了一大圈，终于又走到一起。更令季羡林惊讶的是，李长之在清华，选读的不是他擅长的文科，而是生物！季羡林凭常识判断，李长之是走错了路。据季羡林回忆：“有一次到他屋里去，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图，是他自己画的细胞图之类的东西，上面有教员改正的许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长之认为，细胞不应该这样排列，这样不美。他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加以改变，当然就与大自然有违。这样的人能学自然科学吗?”（《追忆李长之》）是啊，长之应该学文学，甚或是美术！这一点，长之本人也感觉到了，于是两年后，他跳出了生物系，转入哲学系。

哲学是热门，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和政治贴近，也和文艺结缘。李长之拿出手腕，熔哲学和文学于一炉，从1935年写作《鲁迅批判》，到1948年出版《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仅仅十来年，就在美学界、文论界、文艺评论界长啸而出，傲领风骚。那可是真功夫，非时下某些人的狂炒滥秀可比。同一时刻，季羡林大半时间还在德国研究他的梵文，两者的社会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１９４６年5月，季羡林回国，与长之重逢于南京。9月，季羡林北上，任北大副教授，旋即转为正教授，兼东语系主任。这是季羡林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台阶。同年１０月，李长之亦北上，任北师大副教授。刚进北平的那几年，两人都很忙，季羡林忙于他的翻译、比较文学、文献考证，李长之忙于他的意识形态转轨，研读马列主义，接触进步学生。１９４８年，国民党抢运京都学人，季羡林资历浅，不在名单之内，长之呢，在不在名单不知道，却有许多朋友，如梁实秋，竭力劝他南飞台湾，连机票都帮助办好了。长之没走，他满怀热望地迎接新政权。

这是李长之相当活跃的时期。１９４９年２月，他代表北师大教授起草“迎接解放”宣言，尔后又陆续起草了“拥护解放军渡江令”宣言、向新政协的致敬电等。同年４月，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又加入了教授会的干事会、师生员工执委会、合作社筹委会，并当选为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副主席、文学院工会主席。说来有趣，季羡林在北大的诸多职务中，也有一项工会主席。1949年７月，李长之出席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加入中国作协。１９５０年２月，正式向中共提出入党申请。１９５１年，参加政协组织的西南土改工作团，任副团长……至此，李长之的日子是愉快的，比起季羡林，可说是不相上下。

李长之加入执政党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１９５６年，他由黎锦熙、游国恩介绍，走进九三学社。而在同一年，季羡林如愿加入共产党。这是一个分水岭。回过头来看，李长之的命运，早在1935年就埋下了伏笔：他的成名作《鲁迅批判》，正是导致他在新时代身败名裂的祸根。1957年，李长之因言获罪，嗣后成为“右派”。

季羡林在1999年说过：“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他在说这话时，脑海里一定有李长之的影子。可惜李长之已听不到了，他在漫漫泥沼中跋涉了二十年，1978年底，“右派”平反不久，还没有从崩溃中缓过气来，就与世长辞。

季羡林的中学同学，他仍记得的，有王联榜、许衍梁、徐家存、余修、黄离等等。王联榜是高材生，高中语文老师董秋芳有如下评价：“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联榜的一样，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说是全校之冠吧。”王联榜文科好，理科也出色，后来考进北大数学系，成了科普作家。许衍梁和季羡林同岁，不同级，衍梁低一两班，他为人活跃，是一中“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也是短跑、篮球健将。1987年，季羡林在《怀念衍梁》一文中说：“不久余修谢世，去年衍梁也病逝北京……现在我中小学的同伴生存的已经绝无仅有了，”看来，他的中小学同伴都没有活到八十岁，一叹。

现在我要说的，是他的另一位中学同窗——张天麟。张天麟应该也是山东人氏，籍贯不详，生于1907，大季羡林四岁。按说，他俩应该差几个年级，但天麟因为腿疾休了四年学，如此一来，到了初一，正好就与季羡林同班。张天麟年长，脑瓜活络，善于交际，勇于闯荡，初中毕业，季羡林进了山大附中，张天麟呢，不清楚，可能是到南方什么地方参加国民党的革命去了。双方再次在济南见面，大概是在1928年末或1929年初，正值日寇撤离而国民党军队进驻。这时候，他已经当了什么官，在季羡林看来，颇有一些官架子了。

1930年，季羡林进清华攻读德文。张天麟不知怎么一来，也成了北大德文系的学生。两人同读一个专业，而且有一位共同的老师：杨丙辰。杨先生任职北大，在清华是兼课。张天麟发挥他的交际特长，成了杨先生的红人。季羡林清华毕业，回乡教了一年书，1935年赴德留学。他决不会想到，张天麟跟着也去了德国，并于他之前，拿到了博士学位。张天麟博士到手，没有做学问，而是去了国民党政府驻柏林公使馆，大概也是一个什么官。1939年或是1940年，季羡林想回国，到了柏林，住在天麟家里。那次没走成，仍回到哥廷根。隔了不久，天麟偕夫人、孩子到哥廷根去看季羡林，大约住了两个礼拜，共同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

1942年，德国与汪精卫伪政权建交，国民党公使馆不得已而撤至瑞士。天麟全家也都到瑞士。季羡林与当时同住在哥廷根的张维、陆士嘉夫妇商议，无论如何也不跟日伪使馆打交道，遂宣布放弃国籍。当了几年海外孤子，并没遇到什么麻烦。1945年，德、意、日战败，二战结束，季羡林等留德学生准备取道瑞士返国，因为没有签证，进不去，多亏天麟帮忙，才解决了这难题。那时天麟已有少校军衔，大概是一个副武官之类。1946年春天，季羡林动身返乡，天麟一家与之同行，迢迢海路，朝夕与共，这真是三生修得的缘分了。既归，张天麟摇身一变，又成了教育部什么司的“帮办”（副司长）。季羡林对仕途不感兴趣，老老实实到北大当他的教授。

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一瞥2

人算不如天算。没几年，张天麟随李长之之后，也来到了北师大，教书。建国之初，运动频仍，一年一小运，三年一大运，运得人晕头转向。尤其是知识分子，仿佛交了华盖运，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以李长之之紧跟，尚且罹难，张天麟就更不用说了，鉴于他的复杂经历，很快就被恢恢天网罩住；在学问和政治中走钢丝，本来就是火中取栗，张天麟1957年加冕“右派”，自是在政治家们的“阳谋”之中。

季羡林2002年回忆：“虎文（注：张天麟的原名）被划为右派以后，当时批斗过多少次，批斗的情况怎样，我都不清楚，估计他头上的帽子决不止右派一顶。反右后的几次小运动中，他被批斗，自在意料中。斗来斗去，他终于得了病，是一种很奇怪的病：全身抽筋。小小的抽筋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过的，其痛苦的程度，我们每个人也都感受过的。可他是全身抽筋，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只能想象了。据说，痛得厉害时，彻夜嚎叫，声震屋瓦，连三楼的住户都能听到。我曾到北师大去看过他，给他送去了钱。后来他住进北京一所名牌的医院，我也曾去看过他。大夫给他开出一种非常贵重的药。不知哪一位法制观念极强的人打听他是几级教授。回答说是四级，对方说：不能服用。这话是我听说来的，可靠程度我不敢说。总之，虎文转了院，转到了上海去。从此，虎文就一去不复返，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我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至今仍在怀念他。”

张天麟病逝于1984，比起李长之的身后热闹——长之毕竟有“千古事”的文章供人评说——他之死，越发显得冷清、落寞；打开互联网，天麟名下，只有寥寥几页信息，仅有的一篇悼文，就是季羡林写的。呜呼，天麟！季羡林老泪纵横地回顾：“综观虎文的一生，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仍然觉得他是一个爱国的人，一个有是非之辨的人，一个重朋友义气的人，总之，是一个好人。他对学术的向往，始终未变。他想写一本《中国母亲的书》，也终于没有写成，拦路虎就是他对政治过分倾心。”（《忆念张天麟》）

季羡林的大学同班，按进校时的花名册，是十八位，加上二年级插班的姚锦新，共十九。据季先生讲，都很聪明，一个赛一个能干。毕业后各奔西东，进了北大，和季羡林成为同事的，只有一个：王岷源。

王岷源是四川人，他的得名，窃想是与岷山有联系吧。岷源岷源，岷山之源，也是一解。大学期间，王岷源与季羡林过从甚密，这些在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中都有记载。如1932年8月26日记：“昨天同岷源约今日同往图书馆找沈先生托往英国购威廉姆·布莱克《天真之歌》（1794）和《经验之歌》（1789）……今晨往访岷，竟不遇，心中忐忑不安，盖余若决意干某事不达目的心中总是不安的。刚才岷来找我，我们去找了沈先生，大约二月后就可以到了。”8月30日记：“起的很晚，只读了法文。因为听岷源说，吴雨僧先生有找我们帮他办《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意思，我冲动地很想试一试。”9月3日记：“写致梅城姐信，托岷源索要目录信。”“晚访吴宓（同岷源）。”9月4日记：“九点，约岷源访吴先生，在。”9月5日记：“过午本约与岷源同进城，嗣觉天太热，延（迟）不欲，乃止。”“岷借五元（？）”看，前后不过十天，就有五天的日记谈到王岷源，有文学上的事，有生活上的事，居然还涉及到钱财，两人的关系，绝对不同一般。

1934年毕业，季羡林回济南教书，王岷源呢，他考取了外文系的研究生，曾与杨绛一起上过梁宗岱的《法国文学》。1935年，季羡林赴德；王岷源休学，回四川南充教了一年高中，隔年再念，1938年留美，进耶鲁，1942年得英文系硕士学位。与季羡林比较，王岷源一帆风顺，先研究院，后出国，官派，半点不用操心。学位却比季羡林晚了许多，王岷源硕士到手，又在美国待了4年，似乎没有问津博士。1947年初回国，进北大，教授英语，与季羡林成为同事。王岷源结婚迟，任职北大才结识后来的夫人张祥保。张女士也是英文教师，而且有一个显赫的家世，她的叔祖，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关于张元济和王岷源，还有一段插曲。据说，张元济老先生对这位刚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不很放心，特向老友胡适打听其人。恰巧胡适先生和王在美顶熟，很快回信说：“王岷源先生是北大西方语文学系的副教授，现兼任训练印度政府派来北大的十一个学生的华语学习事。近年我在哈佛大学往来，见他寄住在赵元任先生的家中，见他温文勤苦，故去年邀他来北大任教。”

1952年院系调整，王岷源被调到新成立的俄语系讲授俄文。这在北大，是出于通盘考虑，俄语系急需人才，而王岷源恰恰又具备俄文才干；在其个人，却是一条歧路。王岷源在俄语系教了11年，1963年才重回英文专业。

王岷源教的是公共英语，1986年退休。晚年，我能查实的，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为商务馆审校修改《简明英汉辞典》，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审校《大学英语》泛读教材，为《英语世界》聘为顾问，常年为该杂志审校修改部分来稿；协助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将吴宓《文学与人生》一书的英文部分译成汉语；翻译并编辑了《外国散文经典100篇》。

王岷源2000年去世。吴学昭女士著文怀念，她说：“王岷源先生悄悄地走了，谁也没通知。一如他生前默默耕耘，不显不露，不说不争，一切看得淡淡的。”我在网上查了查，的确是这么一回事，王岷源之大去，公开发表纪念文章的，仅吴学昭、周一良、吴小如三位。两个月后有人电告季羡林，他惊讶得说不出话。

“我不是儒家，也不是释家！”

2006年10月2日，我讲了成立研究会的大致打算，季老说：“我明白，做事，总得要一个平台。我么，只是一个符号，你们思路要开阔，印度有个尼赫鲁大学，我1979年访问过，王树英后来也在那儿研修过，尼赫鲁大学并不是专门研究尼赫鲁，它是文理综合性的，各科都有，要是局限于一个人，就搞不大，搞不出名堂。”

我又问：“如果成立季羡林研究会，您看谁当会长合适？”季老笑了，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好了，哪有让我点名季羡林研究会的会长的。”老人家不糊涂。

话题不知怎么转向冰心，我说，当年，文学界一帮人士要为冰心设个散文奖，找她商量，冰心表示支持，并且带头捐了一笔钱。说到这儿，季老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突然插话，说：“我的钱都捐了，我现在没有钱了。”我赶紧安慰老人，说：“放心，一切经费都由我们自筹。”

话题再次改变，我问起收藏的事。季老在《寿作人》一文中说，解放初期，他忽然对藏画发生了兴趣，而且品位极高，齐白石以下的一概不收。他找的第一位中介，是吴作人。吴作人问：画作上如果有受赠者的名字，要不要？他说不在乎。吴作人就一次为他张罗了五幅白石老人的画作，总价人民币三十元。我问季老：“那五幅画的内容，您还记得吗？”

季老回答：“记不得了，都是草虫，吴作人识货，是真品。那时，造假虽然不像今天这般泛滥，卖齐白石假画的也很多了，有些假画，让齐白石本人鉴定，都吃不准，可见造假的水平之高。”

季老趁着兴头，一路说下去：“五十年代初，字画贱，不值钱，卖废纸一样。我和吴作人解放前就认识，（19）51年又一起出访印度、缅甸，我找他，大概就一两次。后来，主要是去琉璃厂，找一个姓刘的，叫刘云普。他专门干这行，北京有许多宅门，大家庭，有钱人家，家道中落了，便把家里的一些东西，包括古董、字画，拿出来变卖。比如赵尔逊、赵尔丰的一个姑奶奶，从她家就倒腾出好多东西。我跟刘云普说，有了好的字画，先给我过目，我不要，再给别人。那时刘云普身边有一份收藏者的名单，记得上面有朱德朱老总，还有一些文化名人。就这样，我从他手里收了不少东西。最值钱的，是一幅宋画，宋朝画院画师的作品。还有陈老莲，明末的，三星图，福禄寿三星，画作很大，房里都展不开。明代的还有沈石田、文征明、唐伯虎，他们三人与仇英一起，并称‘吴门四杰’。沈石田、文征明的是真迹，唐伯虎的把握不大，也许是赝品，他名声太大，作假的因此也多。总共收藏多少？有几百幅吧。死后都准备献给国家，一幅不留。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有些是国宝，留在民间，怕失落了，毁坏了。值多少钱？这很难估，有人跟我说，一个亿、两个亿打不住。”

我看季先生兴致甚好，于是抓紧机会，问了一个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儒释道三家，您受影响最大的是哪一家？”

“我不是儒家，”季先生反应有点激烈，“也不是释家，我的思想，比较接近道家，我是顺其自然，遵循天人合一……”季先生讲到了陶渊明和苏东坡。

“我们有哲学，但没有思想。”

季老说过，陈寅恪和吕德斯，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吕德斯是德国人，是季羡林的太老师，也是陈寅恪的老师，治梵学，其学问，笔者不懂，无从谈起。陈寅恪呢，原来也所知甚少，九十年代初，由于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使他成了文化圈的公众话题。但世人谈论陈寅恪，主要围绕他的精神、风骨，比如他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比如蒋介石请他吃饭、赏花，他如何浑身不自在，归来赋诗“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以及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所说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等等。陈寅恪的傲骨，在昔日的中国，可称惊天地、泣鬼神。笔者问季老：“您从陈寅恪先生那儿，学到的最主要的是什么？”

季老说：“是治学方法，也就是考据。早先在清华，只是旁听过他的课，关于佛经翻译文学。后来到北大后，才认真读他的书。影响最大的，有两本，一是《寒柳堂集》，再就是《金明馆丛稿》。寅恪先生是吕德斯先生的学生，两人的考据方法基本上一致，不说空话，无征不信。具体说，就是从一个很小的口子切入，如剥笋那样，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征，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剥到最后，露出核心，也就是得到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总是小中见大，以一斑窥全豹。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之身入宫，这样的问题，由这样的老先生口中提出，似乎非常不雅。无怪乎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其实呢，寅恪先生是想通过这个问题，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李唐王朝是西北少数民族，在贞节方面，与汉族的观念大不一样。那位学者说陈寅恪不该这么做，看来，他根本不懂历史。”

……

季老又说：“像陈先生那样的学者，眼前是没有的了。抓问题，能从别人不注意的小处作手，扯着扯着，冷不丁的，抓出了一个大问题。”

笔者问：“在您的著作中，最能体现陈寅恪治学方法的，是哪几种？”

季老说：“那很难答。我们讲学问有三种：义理、词章、考据。我不喜欢义理，在我看，我们有哲学，但没有思想。这句话，你懂不懂？”见我嗯嗯点头，老人又说：“我的‘蔗糖考’，就是完整的考据，写了80万字。注意，我写的是蔗糖，欧洲也有糖，是甜萝卜做的，和印度糖的来源不一样。……”“蔗糖考”？这是哪一本书？我一时转不过来。杨锐插话，说：“就是《糖史》。”

“读书不肯为人忙”

2008年元月16日，在301医院，我与季先生谈起罗尔纲、罗尔庄兄弟。季先生说：“罗尔纲我见过，是在一次什么会上，建国后，他长期在南京，然后才到北京来，那可是个好人，正正经经的学者。罗尔庄也有印象，学越南语的，比你年级高。”

罗尔纲治太平天国史，季老的思维由此产生跳跃，一跳跳到中国通史。季老说：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就是中国。历来改朝换代，第一件事就是给前朝修史。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组织了一帮人，准备修清史，其中有赵尔巽兄弟，很有名的。解放后，人民大学有清史研究所，戴逸主持。你是学日文的，研究清史，日本比我们起步早。陈寅恪先生在清华教书时，看到好多人去日本研究中国历史，气愤地说：“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他写过一首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添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陈先生一直是我敬重的。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研究清史的，要懂满文。鲁迅在教育部，就看过满文书稿。范文澜，老知识分子出身，到延安去了一趟，再进城，就是红色专家，他写了一本《中国通史简编》，政治性太强，比如对佛教，一味谩骂，不及韩愈的水平。为政治服务，这是大原则，谁都不否认，具体做起来，很难。吴晗，我的清华同学，就搞不好政治与历史的关系。五十年代，一次开什么学术讨论会，我被归在历史组，算研究东方史的。我在会上提出，历史讲究事实，讲究从实际中归纳出理论，不能先把理论摆在前面，拿理论硬套事实。”

此处须加注解：季老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说起来滔滔不绝，我这里记录的只是大概。其中谈到陈寅恪的诗，季老是随口吟出，可见他对寅恪师的熟悉程度，以及记忆的敏锐，人到了这个年龄，记忆还如此好使，的确令人敬佩。至于我，实话实说，陈寅恪的八句诗当场只记下三句，回家后翻书，才查出原文，题目是《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作于1929年5月。季先生念到“读书不肯为人忙”，特意重复了一句，似在玩味，似在思索。是的，这正是陈寅恪之为陈寅恪，短短七个字，风骨毕现，锋芒毕露。

……

分享季羡老的光环

因为写作季先生的传记，跑301医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按说，任何审美对象，见多了也会使感官迟钝，见季先生则不然，每次去，心口总像有小鹿蹦蹦跳，三分喜悦，七分神秘，既见之后，又有老牛反刍式的回味。有读者要问：你面对的不过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翁，满脸皱折，一头霜雪，口不能悬河，足不能健步，你呀你，还激动个什么呢？

文人有文人的衷情，笔者直觉：面对的是一部活生生的世纪史。

季羡老生于1911，那一年出生的婴儿，就神州大地而言，总会有几百万吧，经过漫漫时光的筛选淘汰，如今剩下的，绝对是“多乎哉，不多也”的了，而在这“不多也”的人瑞中，季羡老又属凤毛麟角，长寿之外，更兼学闳才赡，德隆望重。他经历了，见识了近一个世纪的无数事件，在他的记忆之野，你只要随便挖掘几锹，就能引出一泓清泉；当着老人家，哪怕彼此默默无言，脑海里也会有万千意象翻涌。

先生自喻为“四半老人”，他有一方闲章，用的就是这四个字。所谓“四半”，坊间流传着两种说法，一是半聋、半瞎、半瘸、半拐，二是半聋、半哑、半瞎、半瘸，笔者曾当面求证，先生说，是第一种。我说，瘸与拐岂非同义，先生给我比划，说，还是有动作的区别。当然，这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年纪大了，器官老化，在所难免。具体讲，先生左耳重听，但不妨碍交流，你最好坐在他的右侧（由于右侧是床铺，所以一般客人，都习惯坐在左侧），讲话的声音不宜太小，也不宜太大，太小听不真切，太大，他会扭过头来望你，仿佛说：“你扯着嗓子干嘛？”先生眼近半盲，读书读报，全仗他人念，这样一来，有些信息，如林庚先生2006年10月4日仙逝，别人就商量好了，不念给他听——信息经过过滤，这也好，省得在他平静的心湖卷起伤感的波澜；先生腿近半瘸、本拐，那是前几年的事了，如今双腿已不听使唤，只能以轮椅代步，但逢客到，老人一准在书案前坐好，挺胸，昂首，下巴微微内收，那规规矩矩、端端正正的模样，看了令人感动，感动得不忍上前打扰。

季老的姿态历来放得很低，包括这里说的挺胸端坐，也是对客人的一种尊敬。同样是在301医院，笔者拜访过另一位学术大师，他老先生是斜卧在沙发上，一边玩健身球，一边和我聊天的；斜卧，是老人的生理需要，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尊严的体现。无论如何，那姿势，季羡老再过几十年也学不来。

姿态低，更表现在律己严。比如他2005年12月向清华大学捐出15万美元，他就不让媒体报道。笔者也是事后才听人讲的。据说，在301医院，季老对到场的清华校长顾秉林说：“捐赠的事决定很长时间了，赶上‘非典’，又住院，一拖就是一年，今天总算可以兑现了……钱不多，不过来路清楚，都是自己‘爬格子’所得，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母校贡献。”

那还是住院前的事了：四川的青年才俊李里游学到京城，遵孔子“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古训，特意买了10块干腊肉，登门拜访季先生。适逢先生不在，他就留下礼物和书信一封而去 。过了些日子，李里再度造访，在约定的时间，季老早早地站在门口等候。李里见状，纳头便拜。季老连忙上前扶起，一边扶一边说：“别客气，你是孔子荐来的，我焉敢不见？”季老由是和李里结成忘年交，住院以后，仍念念不忘这个远方的弟子。据笔者所知，2005年元旦，季老就给李里寄去一张贺卡，上书“天道酬勤”。

毕竟是九十五岁的人了，耳有点背，眼有点花，反应自然不如以前灵敏，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半哑，也是能成立的。尤其是，对于某些不感兴趣的话题，他会佯作没有听清，乘机装聋作哑。

晚近，季老的头上耀着诸多光环，毋庸置疑，这也是他吸引眼球的魅力资源。但在交谈之际，你常常生出一种错觉，仿佛老先生在与你分享光环，甚或那光环就是你送给他的，他现在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季羡林的人生机遇

季羡林曾经为世人列出一道公式：天资+勤奋+机遇=成功。

季羡林无疑是成功者，拿这个公式相对照，笔者认为，他的天资是聪颖的，他的勤奋是十足的，这都是基本要素，是他大写人生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季羡林的成功，换句话说，季羡林之所以为季羡林，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机遇。

季羡林生于贫穷，贫穷不是罪过，却是成功的障碍，因为按照常规，他无法得到系统的教育，当然就谈不上日后的一系列发展。但是，季羡林是幸运的，六岁那年，转机来了：他在济南城有个叔叔，叔叔家境殷实，膝下无子，如此一来，作为老季家唯一的男孩，季羡林的教育问题，就提上举族的日程，议决的结果，是他离开老家官庄，离开父母，投奔叔叔，从而开启了正规的学堂生涯。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机遇。季羡林在济南接受了完整的小学、中学教育，凭着他的天资和勤奋，在一干学童中脱颖而出。高中毕业，遵照叔父之命，报考济南邮政局，从他的一生看，这是一个歧途，倘若考中，社会徒然多了一个邮务员，却少了一位学术大师。关键时刻，偶然性，也就是命运出来干扰，谢天谢地，他没有考上。这才有了以后的报考北大和清华，并且一鸣惊人，同时为两校录取。

季羡林选择了清华，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将来出国方便。四年转眼而过，毕业，有背景，有金钱的同学，纷纷作逍遥游，向东洋，向西洋；他么，什么也没有，只能回济南，凭关系谋了一个中学教员。那教员也不是好当的，勉强撑了一年，社会险诈，人心叵测，饭碗，随时有被砸的危险。穷途之际，忽然柳暗花明：清华和德国签订交换研究生协议，正在物色赴德留学人选。清华是他的母校，留学德国，首选当然是要懂德文，季羡林呢，他在清华的专修就是德文，而且像他这样从头到尾学了四年的，全班就他一个！这机会，简直是冲着他来的。你说，此事岂非天意！

留学德国，他心心念念，想的就是如何挣个博士学位。对他来说，博士不光代表学问，更是金字招牌，有了它，回国好谋个铁饭碗。但规定的期限只有两年（1935年秋至1937年秋），选修的课程又艰难繁复，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无论如何也拿不下博士学位。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37年夏，因为日寇侵华，济南沦陷，他顿时变得有国难回，有家难归。没奈何，只得在德国继续逗留。这本是坏事，民族的空前的浩劫，却从反面帮助了他——也正因为此，他才有了充裕的读博时间，学位固然如愿以偿，学术更是精益求精；老实说，季羡林能有今天，和他在德国的十年攻读大有关联。

学业有成，不等于饭碗到手，要回国了，季羡林试着走陈寅恪的门路。他认识陈寅恪吗？谈不上，早先只是在清华，旁听过陈先生的课。就这么一点缘分，这一点缘分起了大作用，他选择梵文，就是因陈先生的课而起，他在德国的老师，又是陈先生在柏林大学的同窗，这叫缘上加缘。季羡林这边一封书去，陈寅恪那厢欣然首肯，随即把他推荐给北大。再说北大这方面，掌门人有三位：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这三位都是识才的伯乐，掂得出季羡林的份量；加之傅斯年是陈先生在柏林大学的知己，汤用彤是陈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同窗。种种因素一凑合，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季羡林进入北大，任职副教授，仅一个礼拜，就转为正教授，并且官拜新成立的东语系主任。

这就叫顺。季羡林在东语系任上，又搭上了清华老同学胡乔木。当初在清华，乔木是如何对他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一心要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他哩，胆小，怕事，自私，最终辜负了乔木的热望。但经过几番交道，他也给乔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平解放，建国，乔木旧情重拾，以他的高位，频频向季羡林伸出援助之手。尽管季羡林晚年著文，强调自己如何清高，如何被动从事，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乔木，扮演的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2006年8月6日，季羡林与温家宝总理交谈，说自己的一生“大起大落”。季羡林这里所谓的“大落”，指的是文革中蹲“牛棚”。其实，在一个天翻地覆、鱼龙变化的大时代，任何人的一生，都很难风平浪静。比较起来，季羡林的一生，算得是坦荡顺遂的了；即使文革中蹲“牛棚”，不也让他蹲出了一本畅销华夏的《牛棚杂忆》！这样的负负得正，天下又有几人能及？

季羡林的贫民底色

笔者曾和季羡老共进早餐和午餐，那还是在他住院之前。前者是我去早了，正赶上他忙，还没顾上用早点，得，客来了，那就放下手中活，一起随便吃点东西吧；后者是我去迟了，或是谈话时间拖长了，碰上开饭时间，拉你一起上桌。先生的食谱——你可别报多大奢望，粗茶淡饭，淡到说不出什么印象，拼命回忆，仅依稀记得早餐有小米粥、花生米、腐乳，午餐有馒头、大葱、青菜，此外还有一杯茶。对了，先生特别喜欢吃花生米，在301医院，笔者曾细问过他的饮食，早餐仍保留这种一贯制的小吃。问，您这么大了，又没有装假牙，怎么嚼得动？先生笑笑，说，没问题。

也曾请先生出外吃饭，专门选择了一家上海饭店。先生以他惯有的诙谐，说：“今天既然出来，打定主意就是要让你多破费几文，可是胃不帮忙，我的胃是农民的，只对青菜萝卜豆腐感兴趣。”结果，点的只是一碗面条，外加几碟家常小菜。

先生自1946年留学回国，端上北大的饭碗，就与贫困绝缘。不仅脱贫，而且致富。前几年，杨澜在凤凰卫视对季先生作过一次访谈，其间问到：“你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国内，是什么驱使你这么做的呢？”先生回答：“钱多。”他接着解释：“当时副教授月收入50元，正教授80元，而一石谷才2元钱，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所以我选择了回国。”这说的是四十年代中期的事。那么，五十年代呢？据先生自述，五十年代初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每月100元，总共445元。这收入是相当高的了。当时吃一次“老莫”（莫斯科餐厅），大约1·5元至2元，汤菜俱全，外加黄油面包，还有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也不过六七元一只。

先生的富裕程度，可以从他的业余爱好得到旁证。五十年代初，他开始收藏字画，自订标准：“齐白石以下的不收。”务必记住这个标准，先生要就不玩，一玩就动真格的。齐白石以下，是今人，今人他不入眼，他要的是清代明代元代宋代而上，是古籍，是文物。玩的就是心跳，仗的是什么？是钞票！

不管先生有多少钱，小时候的烙印，总也磨洗不掉。他在官庄是一个穷娃；在济南，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穷少年；四年清华，贫穷依然和他如影随形。先生曾告诉笔者，一日三餐，他总是在最后的时刻去食堂，那时，好菜都被人吃光了，他就买点剩下的孬菜，一个人飞快吃罢了事。查《清华园日记》，季羡林收到了稿费，自我犒劳，通常只是上街买点烤红薯、板栗、荸荠，偶尔奢侈一下，请别人，至多烤鸭一只；而朋友请他（当然是穷朋友），情形有时更惨，譬如，他1933年11月13日的日记说：“过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被人拖走了，拖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肚子里灌满了豆浆，接着又是上体育。满以为晚上可以把过午的损失补回来，于是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又被人拖走了，是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仍灌了一肚子豆浆。”

穷小子当上大学教授，乌鸦脱胎变成凤凰，骨子里，还是一股逼人的寒酸气。和季羡林交往，你绝对看不出半点富贵相。据他的儿子季承说：“爸爸容不得丝毫浪费，房间里亮着电灯，只要没人看书，他就把它关掉，在自来水前洗东西，时间一长，他就要呵斥，所以后来我和姐姐帮他洗衣服、被褥，干脆拿回自己的住处，洗好了下次再带来。”

另一方面却又异常大方：对于那些经济困难者，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求到他，必然出手帮助。这种菩萨心肠，令人油然想起他的专业：佛教研究。先生偏又不信佛，他这么做，是缘于对贫穷的感受，对他人的关爱。李玉洁老师说：“以前在朗润园，这样助人为乐的例子多了，先生有一点，赞助了还不让说，他说这是出于真诚，真诚就不要宣扬，不要报答。”

史学家、剧作家兼报界元老唐振常先生精于美食，著有多种饮食小品，友人谭其骧先生曾分析其独特优势：“从小有吃——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会吃——亲友中有张大千等美食家；懂吃——毕业于燕京大学，有中西学根底；有机会吃——当记者游踪广，见的市面大，吃的机会多。”唐先生闻言大笑，深以为然。与唐先生相比，季先生落败在第一项，这是最为关键的，尽管他后三项毫不逊色，然而，财富、地位能改变他的命运，却改变不了他的底色，由幼及老，他始终是一个“土包子”。

季羡林的缺憾人生

季先生的《学海浮槎》，记录了他中学生活的一个细节，读后，令我眼前一亮：

在学习方面，我现在开始买英文书读。……买英文书，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每次接到丸善书店的回信，我就像过年一般地欢喜。我立即约上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午饭后，立刻出发，沿着胶济铁路，步行走向颇远的商埠，到邮政总局去取书，当然不会忘记带上两三元大洋。走在铁路上的时候如果适逢有火车开过，我们就把一枚铜元放在铁轨上，火车一过，拿来一看，已经轧成了扁的，这个铜元当然就作废了，这完全是损己而不利人的恶作剧。要知道，当时我们才十五六岁，正是顽皮的时候，不足深责的。

少年的天真、活泼、顽皮，在这里表现得充分无遗，假若季羡林能以这种心态度过他的青春岁月，呈现在我们今天面前的，将会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可惜，这只是短暂的返朴归真。须知，这是在济南城，不是在老家官庄，这是寄身于叔父的家，不是依偎在自己父母的膝下，环境变了，季羡林的个性也随之发生改变。怎么变？朝哪一方向变？季羡林晚年总结，他说：从我小时候的作风看，我本是一个外向的人，然而，后来怎么就转成了内向呢？这个问题，过去从未细想，现在回顾在济南那段生活，忽然有所感触，也就顺便给它一个解答。我认为，“三字经”中有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可以作为参考，古人说得对，“习”是能改造“性”的。我六岁离开父母，童心的发展在无形中受到了阻碍。试想，我能躺在一个父母之外的人的怀抱中，撒娇打滚吗？不，不能，这是难以想像的。叔父当然对我好，但他“望子成龙”，要求十分严格。课余除了抓学习，还是抓学习，偶尔有一点示爱，比如给我从乡下带回几只小兔，也让人感到距离，那种只能身感，不能言传的距离。说到婶母，我不能说，她虐待我，那样说不真实；但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在她可能是不经意，在我却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叔父有个女儿，我叫作秋妹的，她和我的待遇明显不一样。比如说，做新衣服，有时就给她做，不给我做。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实事求是地说，拿一个母亲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叔婶，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话又说回来，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有大人的开通，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两件，我也许不放在心上，三件四件五件，经得多了，难免潜移默化，影响到自己的价值取向以至性情。

季羡林的终生遗憾，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整整八年，他没有回家看望一次。八年啊，八年！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生女，高中毕业，上大学，寒暑假回济南……如此漫长的过程，如此曲折精彩的变化，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看看。季羡林事后捶胸顿足，懊悔不迭，可以说，他一辈子浸泡在悔恨里。

终生遗憾的，应该还有婚姻。且慢，季羡林在《寸草心》中，不是对妻子评价很高么？请看他文章开头的叙述：“我因为是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所以十八岁就结了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不在话下。德华长我四岁。对我们家来说，她真正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有时候还要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在这些年，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她只是偶尔对我流露一点，我实在说不清楚。”注意，这里说的是妻子的为人，那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正因为这一点，季羡林对她十分敬重。敬重是一回事，疏离隔膜又是一回事。不信，再请看下列事实：季羡林1929年结婚，次年离家上清华，1934年毕业，回济南教书，1935年赴德，一去就是11个春秋。1946年回国，进北大，按说，他应该把家属接来同住的，那时一没有户口障碍，二没有经济之虞，但是——他没有！直到1962年，德华才迁来北京，算算看，从结婚到再度聚首，夫妻分居竟长达31年！

人生有憾，至少是不完满。朱光潜先生说：“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像的田地。”季先生是大明白人，对一切早已参透，所以他有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不完满才是人生”。

季羡林的免战牌

“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但丁的这句话，一经马克思引用，便成为经典名言，因为它鼓舞了人们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乃至一意孤行。同样是但丁的话，假若马克思没有插这一杠子，而是被张三李四援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就是百分百的右派言论，跟随而来的是撤职、批斗、蹲大牢，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季先生活到耄耋之年，愈活愈明白。明白之一，就是真理并非愈辨（辩）愈明。他曾举过两个辨与辩的例子，一个是《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毫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季先生觉得，惠施还可以答复：“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鱼之乐?”这样辩论下去，一万年也得不到结果。

另一个例子取自《儒林外史》：“丈人说：‘你赊了猪头肉的钱不还，也来问我要，终日吵闹这事，哪里来的晦气!’陈和甫的儿子道：‘老爹，假如这猪头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还钱?’丈人道：‘胡说!我若吃了，我自然还。这都是你吃的!’陈和甫儿子道：‘设或我这钱已经还过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还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该人的钱，怎是我用的钱，怎是我用你的？’陈和甫儿子道：‘万一猪不生这个头，难道他也来问我要钱？’”

季羡林总结：“以上两个辩论的例子，恐怕大家都是知道的。庄子和惠施都是诡辩家。《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要说这两个对哲学辩论有普遍的代表性，那是言过其实。但是，倘若你细读中外哲学家‘辨’和‘辩’的文章，其背后确实潜藏着与上面两个例子类似的东西。这样的‘辨’和‘辩’能使真理愈辨愈明吗？戛戛乎难矣哉!”

话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季羡林对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作出两点预测：一、“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规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此说一出，舆论大哗，支持者不乏其人，反对者尤其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季羡林郑重声明：他的上述看法，决非一时兴起，心血来潮，也非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图一时的痛快，为受压迫的东方民族出一口气，而是“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的。”于是，大伙儿就等着看论战——论战犹如打架，最能激发国人的看客心理——谁知老先生一不商榷，二不反驳，而是高挂免战牌，上书三个大字“不争论”。

季先生说：“我是不相信‘真理愈辨（辩）愈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辩论激烈；但是没有哪一家由于辩或辨失败而放弃自己的主张的。我主张大家共同唱一出《三岔口》，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最后观众自己来判断是非。”

季先生此举，使一干摩拳擦掌的反对派失望，也使众多翘首以待的看客失落，甚至包括某些支持者；以笔者的一位朋友为例，他是赞同先生的观点的，先生抛出“不争论”，他不以为然，认为是示人以弱，特地通过笔者向季老请缨，要求为季老的主张辩护。最终由于李老师的阻拦，才偃旗息鼓了事。

“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戴尔·卡内基有一句箴言：“永远不要与人争论。”因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你还是输了。为什么？如果你的胜利使对方的论点被攻击得千疮百孔，证明他一无是处，那又怎么样？你会觉得洋洋自得。但他呢？你会使他自惭，你伤了他的自尊，他会怨恨你。”这是从人性的角度说的。季羡林未必读过此公的著作，他只是从多年的经验教训中悟得：“如果……打笔墨官司，则对方也必起而应战。最初，双方或者还能克制自己，说话讲礼貌，有分寸。但是笔战越久，理性越少，最后甚至互相谩骂，人身攻击。到了这个地步，谁还能不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呢？这样就离开真理越来越远了。”堪谓与卡内基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

季羡林认为：“是否真理，要靠实践，兼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因此，与其把精力消耗在无谓的争论，还不如抽出身来，集中精力，在苍茫的暮色中抓紧赶自己的路。

季羡林的招牌形象

季羡林说：“在衣着方面，我是著名的顽固保守派。我有几套——套数不详——深蓝色卡其布的中山装。虽然衣龄长短不一，但是最年轻的也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虽然同为深蓝，但其间毕竟还有细微差别。可是年深日久，又经过多次洗濯，其差别越来越难辨析。我顺手抓来，穿在身上。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是张冠李戴，我则老眼昏花，不辨雌雄，恬然自得。

“对此我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吃饭是为了自己，而穿衣则是为了别人。道理自明，不用辩证。哪有一个人穿着华丽，珠光宝气，天天坐在菱花镜前，顾影自怜？如果真正有的话，他或她距入疯人院的日期也不会远了。”（《衣着的款式》）

这里讲的穿衣，当然指的是装饰，是高级阶段，形象工程。如果是在初级阶段，用以保暖，护体，则又当别论。然而，也正因为衣服是身体的面孔，俗谓“体面、体面”，所以才必须讲究，“人靠衣裳马靠鞍”、“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嘛。装饰又讲究入时，自民国以来，中国逐年西化，与国际接轨，在各种重要场合，得体的服装，几乎一律是西服。写到这里，顺便插一件小事：2005年5月，央视拍一个关于季老的记录片，笔者出任配角，地点就在我的家里，拍摄前，编导让我把夹克换成西服，我说穿不惯，她说不行，这是台里规定，规矩不能破，结果只好听她的，换成西服出镜。——可见西服在吾国的地位。话又说回来，人家季老先生就是牛，老子就是中山装、黑布鞋，你爱看不看，爱拍不拍。

季先生为什么要逆潮流而动呢？

笔者曾就此向季老发问。季老说：“这是对全盘西化的反感。改革开放，国人强调向西方学习，西方经济发达，是其长处，但它经济发达，与衣着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我们呢，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西装代表高贵，代表身份，一夜之间，都洋装纷纷穿在身了。我就看不惯，打定主意，西装，就让那些根本不懂外国文化为何物的人去穿吧，我还是穿我的中山装。”

季老还为我举了一个新闻的例。他说：“有一幅照片，登在报纸上的，一个农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地里劳动，真是出洋相。劳动就劳动呀，穿那么整齐还怎么干活？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如果是专门为了拍照，那就更让人笑话，好像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你看，连下地劳动都穿得这么好。”

“您说改革开放，这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事，”我提醒季老，“而您似乎在五六十年代，就经常穿中山装了。”

“是的，解放初那阵，是两种格局并存，有时穿中山装，有时穿西装。”季老回答。“我穿西服有年头了，1935年去德国留学，是借钱制做了几套。那时印象中，西方人都穿西装，所以到西方去，要入乡随俗。可是到了欧洲一看，人家穿着都很随便，除了某些庄重的场合，并不都是西装革履。1946年回国，坐英国的船，船上很讲究，进餐厅吃饭，一定要穿礼服。我们没有礼服，就不让进。后来我们穿上中山装，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的礼服。他们没话说，就让我们进了。这事给我很大启发，我们干嘛要放弃自己的传统，什么都跟外国人跑呢。”

“解放后，”季老又说，“我是北大的工会干部，一直当到主席。工会干部穿西服，不伦不类，穿中山装，就显得跟工人靠近。穿着穿着，就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等到全社会都西服化，我就成了守旧落伍分子。”

笔者插话：“网上有篇文章，说五十年代北大教授穿中山装的，就两位，一位是您，另一位是钱学森。”

季老回答：“这不对，第一，五十年代，教授主要还是穿中式服装，包括中山装，第二，钱学森当时不在国内，在美国，1955年回来，也不在北大，在中国科学院。说起钱学森，想起一件事，德国哥廷根有个研究所，是研究飞机制造的，十分保密，我有个熟人（张维的夫人），是该所的博士生，连她都没有进去过。德国战败，美军开了进来，里边就有钱学森，他那时是上校军衔，他的任务，就是接管该研究所。”

“网上很多文章靠不住，”我说，“不管怎么讲，您这守旧，还守出了名堂，现在只要提到您，人们就会想起一套中山装，一双圆口黑布鞋，这已经成了您的招牌形象。”

“也时髦不是，”季老得意地笑了。“世上许多事，都是风水轮流转的。”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季羡林？1

咱不说北大，咱就只说东语系。

在季羡林的光环下，若干年来，笔者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学术会餐，那基本上是东语系的同学、师友的盛宴，会场内，放眼一望，皆是我熟悉的老面孔矣！季羡林是一面不倒的旗帜。一个曹雪芹，一部《红楼梦》，激发了后世多少红尘客。一个季羡林，一代学术宗师，聚拢了门下多少弟子。在物欲横流，卷得人人都手忙脚乱、抬不起头、直不了腰、喘不过气来的今天，能有这样一种无功利的、轻松而兼怀旧的聚会，确实是吾辈之福，是托季老爷子之福。所以，即使在这个意义上，吾辈也祈祷季老爷子长寿，长寿，再长寿。然而，聚会多了，老面孔看足了，看够了——红衰翠减，毕竟不是赏心怡目的风景；一个感慨禁不住油然而生：怎么就只有一个季羡林？季羡林之后谁是大树？唉，总不能一辈子都吃季羡林的饭！

在笔者出席的上述东语系盛宴上，主持者最为自豪的话题，就是在北大所有的系中，东语系出的官员最多。据说这是一位北大的老领导发现的，季羡林在讲话中也引用过，因为，“东方学系的人听了，都很高兴。”这里有数字为证，咱就说外交部门，截至2006年，咱们国家驻外的特命全权大使，出于东语系门下的，就有23位，至于武官、参赞、秘书之属，更是数不胜数，难以统计。这当然是很骄人的业绩。官本位么，现在哪一个学校，哪一个科系，不是以培养出多少大官为荣。他们之中，或许有成就超过叶公超的（注：叶公超曾为季羡林的清华英文教授，后弃教从政，当到民国政府的外交部长），但是，但是——怎么说呢？笔者敢于断定：没有一个能成得了季羡林。

“你这是在强调学问，”有东语系的老人会说，“咱系培养的语言、文学和研究人才，也是人数众多、成果显赫的呀！”人数众多我不否认，有报道说，季羡林执教东语系六十年，弟子超过五千，堪谓桃李满天下，这些人中，跻身于专家、学者行列的，或者为准专家准学者的，肯定是大多数。成果显赫我也不否认，北大图书馆有一个季羡林资料室，室内附带有系友的成就展，我是一一浏览过的。然而——还是然而，正因为浏览过，所以我也就有了发言权：迄今为止，我还没发现哪一位的学术成就，能与季先生相比，更不用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这是颇令人沮丧的。季羡林创建了东语系，六十年来，东语系却没有培养出第二个季羡林。此事与系主任季羡林无关。在季羡林本人，他是巴不得世上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的。那么，责任在弟子了？有其因素，但不全是。问题在于教育体制，教育方向。我们首先来讲是的一面。季羡林1946年创立东语系，三年后扩大，那是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一个新政权的建立，百废俱兴，而当务之急，是外交和外贸，这在胡乔木与季羡林的初次谈话中，已说得明白。这也是十分正常的。涉及招生，强调的是阶级路线，出身要好，觉悟要高，成绩么，只怕是其次的了。即使有那么几个新生，像季羡林当年，小学就奠定古文和英文基础，高中国语和英文出类拔萃，此外还忙里偷闲地学了半年德文……，也算是好苗子吧，一脚踏进东语系，等待他们的，则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排山倒海而来，惊涛拍岸而去，消耗了吸收了一个人的大部分精力。武林秘籍中有吸精大法，政治运动类似。对此，你只能随波逐流，不能有丝毫抵触。否则，轻者，定为“落后分子”，“白专”，毕业分配从次；重者，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劳改。笔者是1964年进北大的，系内系外都有一些留校劳动改造的右派学生，那种非人化，狼狈相，至今记忆犹新。

退一步，就算有那么几个，天资出众，才华过人，大学期间又没有被政治淹没，毕业后，他们能像季羡林当年那样留学海外吗？彼时闭关锁国，谈“外”色变。留学也并非绝对没有，去的都是所谓友好国家，如苏联（我不称前苏联，因为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后苏联），在国外也是政治第一，运动第一。要他们效法季羡林，甘于寂寞，不避冷门，在已经掌握了英文、德文的基础上，更拼命去学习梵文、巴利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乃至吐火罗文，非不愿也，实不可能，绝对地不可能。

就算熬过来了。历史学家翦伯赞有言：“板凳要坐十年冷。”他们也坐了。轮到学成归国，想当年，季羡林是得到陈寅恪的提携——他认识陈寅恪吗？谈不上，早先只是在清华，旁听过陈先生的课，就这么一点缘分，这一点缘分起了大作用，他选择梵文，就是因陈先生的课而起，他在德国的老师，又是陈先生在柏林大学的同窗，这叫缘上加缘。季羡林这边一封书去，陈寅恪那厢欣然色喜，随即把他推荐给北大。再说北大这方面，掌门人有三位：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这三位都是识才的伯乐，掂得出季羡林的份量；加之傅斯?又是季羡林的大同乡，汤用彤又是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的同窗。种种因素一凑合，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季羡林进入北大，任职副教授，仅一个礼拜，就转为正教授，并且官拜新成立的东语系主任。当今之世，你到哪儿去找陈寅恪这样的伯乐？又到哪儿去找胡适、傅斯年、汤用彤这般的校级领导？老实说，仗着你“海归”的身份，博士的头衔，闹个副教授就了不得了，又哪里能不经考察，不经评选，一个礼拜后就加官晋爵，一步登天。

就算天降奇迹，这一切都在你身上发生，当其五十年代，你能既与政治共进，又不为它扭曲吗？遥想当年，陈寅恪在广州，面对铺天盖地的声讨，发觉独独缺少季羡林的发言，其快意又是如何！胡适在大洋彼岸，翻阅旧邦大陆数百万字的檄文，查不到季羡林的片言只语，其欣慰又是如何！进入六十年代，纵使遭遇文革，陷入蹲“牛棚”的厄运，你能依然不坠青云之志，写出一本空前绝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牛棚杂忆》吗？进入八九十年代，你能摈弃物欲的诱惑，和克服生理的衰老，以惊人的毅力，七十岁开始学问大业的途中跑，八十岁进入一生最辉煌的冲刺吗？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季羡林？ 2

这里顺便说几句。季先生写作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糖史》，就是在八十岁以后开始的。写作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分散在古籍中，用网络或其他方式无从查找，他只能采用最原始也最笨拙的方法———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翻检。观先生自述：“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我的学术总结》）试问，你要是到了七老八十，还能拿出季先生的这种“拼命三郎”精神吗？

就算你能。等等，这里还有至关重要的人脉，以及必不可少的机遇。人脉是很微妙的，你可能业绩骄人，天下无双，但你不一定为世人抬举；抬举不到位，就出不来那份名望。北大有多少老教授，老教授有多少人穿中山装，但你就穿不出季羡林那份风光。人脉、名望来源于机遇，而又反过来促进机遇。譬如说，仍拿糖来比方：糖，发明于印度，是棕黑色的，传入中国，俗称红糖、黑糖。据刘献庭《广阳杂记》的记载：“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这个有心人由此悟出，大概泥土中的碱性发生了作用，使糖色变白。白糖就这样被发明了。而后又经商贾之手，倒流回印度。——嘿，你要想成为季羡林，就得不停地把握黑糖变白糖的机遇。

啊，这太难了，概率实在太小了，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看来，吾辈只有死了这条心。

季羡林是往昔的奇迹，不在教育大纲规定之列；在他面前，不管你才华如何出众，志气如何冲天，也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注：前六篇，是交付晚报的稿子，也是删节稿，第七篇，是未经删改的原文。）

北京晚报反应奇快，没几天，这七篇随笔就在副刊头条连续登出来了。而后，国内发行量最大的《读者》，又分期转载了两篇，其他若干省市的报刊，也连载或选载了这一组稿子。这是市场经济的眷顾，是编者、读者的自由选择。然而，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并且通过他身边的人灌入季先生的耳朵，据说力度还挺大。我在此谨向他们致意，他们这样做，一，无非是出于对季先生的爱护，二，也是出于对拙文的关注。不过，我也想和他们做一个君子协定：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直接跟我本人交换意见好不好？或者干脆就在报上公开商榷，千万，千万不要再去惊动风烛残年的季先生，万一老人情绪波动，血压增高，影响饮食和睡眠，那个责任，我可负不起！

顺便插几句，后来，在一次见面中，季老也的确就“机遇”一文中提到的胡乔木，跟我“商榷”。季老认为，胡乔木不是他的“贵人”。当时，我做了解释，这要历史地看，胡乔木如今名声不显，口碑尤其不佳，但在建国之初，人家是毛泽东的大秘书，而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帮过您的忙，比如五十年代初，中国政府向印度派出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抓，若不是胡乔木点名，恐怕不会轮到您。

季老仍然不悦，说：“你知道吗？我帮过乔木一个大忙，当时很多人说他是左王，我写了一篇文章，为他辩护，他家里人很感谢我。”噢，说到这里，我多少能摸着季老的心思，不过，对这事我亦有自己的看法，前提是乔木帮过您的忙，投桃报李，然后您又帮他的忙。但我没讲出来，我说：“关于这件事，我在传记里已有所交代，您明知世人对乔木的看法，不为所动，敢于站出来，说出您心目中的乔木，这是您的本色。同样得过乔木的帮忙，人家杨绛，就是另一副笔调，写得让人看不懂。”又说：“作为您的学生，我也只能写出我心目中的您，我把您当人写，决不造神。”

事后想，我跟季先生较什么真呢？老人家的心情明显遭到破坏，这里面自然有我的一份责任。老人说什么，就让他说好了，听着就是。感情的障碍，决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化解的。何况，我现在面对的不是北大副校长兼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南亚所所长季羡林，院士季羡林，学者季羡林……在我心目中，他只是一个老人，接近一百岁的老人，如此高龄老者，他有资格说任何话……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处在那样?种环境中，受到种种包围、包装，对我文章里的某些提法感到不悦，不是很正常么？！

事后我又想，乔木是不是季先生的贵人，这个问题本无关紧要，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进言者选错了靶子。他们若真要说动季先生跟我“商榷”，应该拿婚姻问题说事才对。我在《季羡林的缺憾人生》中所写的，远远超出老人身边一些拥趸的忍耐底线。我现在可以重申，那都是基本事实，而且是蜻蜓戏水，点到为止。我这么做，并不是要揭老人的疮疤，出他的洋相，恰恰相反，它只能使老人的形象更立体，更真实，更可亲，更易为人接受，丝毫也无损于他的超常人格和历史地位。

为了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这里不妨再稍稍透露一点：季羡林不是在1962年和夫人团聚了么，情况是这样的：两个孩子，季承和婉如，看到父母长期分居，感情疏远，心内着急，于是以豁出去的心态，瞒过父亲，直接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要求解决老祖和母亲的户口。陆平把信转呈北京市长彭真，彭真阅后批了特事特办，这才有了季府的大团圆。但是，季羡林对子女的“多事”是抵触的，他责令退掉新置的双人弹簧床，仅仅在客厅，给夫人安了一张单人床……

写到这儿，不禁想起梁漱溟在前妻逝世后，写下的一首悼亡诗：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

……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季羡林？ 3

梁漱溟的第一次婚姻是不理想的，夫妻各方面差距太大，所以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十多年，终了还是互不相识。季羡林的情况与此类似，他基本没有世俗意义上的家庭生活——童年缺乏梦幻，成年既缺爱情，又绝舐犊之爱，老年乏有天伦之乐。季羡林唯一投入的是工作和学术，他是“移情别恋”，正是这种忘我的投入，平衡了他的身心，抚慰了他的创伤，给予了他生存的憧憬。他以全部生的意志向孤寂挑战，向凡庸挑战，向命运挑战。大学时期，季羡林沉缅的是荷尔德林的诗歌，“谁走到凌驾于自己痛苦的位置，谁就会走得更高。”荷尔德林如是说。我们看到，季羡林正是从自己的痛苦出发，对于一颗和家庭保持距离的敏感的心，向外部世界敞开自己的全副胸怀，无疑是他的最佳选择。而沟通世界，在季羡林看来，驱遣笔底的文字远比驱遣舌尖的语言更为得心应手。他沉溺于学术研究，寄兴于散文创作，饱满充实，淋漓酣畅，乐此不疲。晚年，当他入住301医院，一想到要从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前沿阵地撤离，就神魂不定，坐卧不宁，老嚷嚷着要回去。直到医院给予特殊照顾，把病房改造成书斋，这才勉强安下心来，继续他几十年一贯制的爬格子生涯。

镜头回放，那一次，季先生并没有和我提婚姻的事，“商榷”仅到胡乔木是否他的“贵人”为止。

亲爱的读者，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介绍、评说一位学术上的偶像，归根结底，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实，促进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自由，学术的繁荣，而不是相反。因此，如果我有机会重写第七篇随笔《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季羡林？》就必须郑重加上一笔：弊病还在于大学的近亲繁殖。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为什么不能近亲繁殖？》一文中说：“我们现在，包括北大，一举大师都是50年代之前的大师，那么这五十年都干什么去了？如果我们的教育搞到这种程度，我们还好意思再为它辩护吗？”又说：“废除近亲繁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意义，不亚于每年增加几百亿的投入。”振聋发聩，我举双手赞成。

就在这组随笔发表的同时，我曾给南方某报的副刊主任写过一信，也算是创作谈吧，其中特别强调：

我有我的复杂思虑，和极端自信的表述风格，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入我的场。我追摹的是大历史中的季羡林，不是某个时段某个角度的季羡林；前者应有血有肉，有喜有悲，后者往往沦为平面而苍白的剪影。季羡林先生虽然活着，却已进入了历史。他是一位历史人物，是超越“国宝”、“大师”之类俗誉的一种令人亲切，令人感奋的文化现象。于他，一切煞费苦心的捧或讳，拔高或包装，都只有暂时的新闻效应，而无恒久的认知价值。

我所构建的，是连通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多愁而又多欲、自尊而兼自卑

一日，广州的王黄儒先生光临舍下，一眼看中的，是与季老有关的图书资料。他蹲下去翻了翻，问：

“这些书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一本？”

“要看从哪一方面说，”我答。

“当然是写作的角度，”黄儒说。

“《清华园日记》，”我从书堆中抽出那一册，2002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隔着书案，递给他。

黄儒说：“这本，我从网上订购过，没有订到，内容介绍是见过的，我想不懂，季老青年时代的日记，跨度只有两年，对你，能有那么重要吗？”

“非常重要，”我说，“内容是一方面，最可贵的，是它的真诚。”

“真诚又怎样？”黄儒表示不解。

“你想呀，”我说，“季先生当年写日记，完全是给自己看的，他绝对不会想到事过七十年，还会发表，因此，他本着情感的驱使，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伪饰，没有造作，读起来，一个敏感的，多愁而又多欲、自尊而兼自卑，最终还是自尊占据上风的三十年代青年，活龙活现，跃然纸上。这就是真。2002年，季老已届九十一岁，跻身泰斗级的大师行列，到了这地步，一般人，出于爱惜羽毛，对于早期的日记，一是秘而不发，二，即使发表，也是涂涂改改，百般修饰。你见过演员化妆吗？我有一次在台北采访大陆去的一位名角，我和她同住在一幢楼，按照约定，来到了她的客房门外，等呀等，等呀等，她楞是不开门，说妆没化好决不见客，幸亏楼道尽头有一咖啡室，我于是进去坐等，你猜我在那儿等了多久？把一本王鼎钧的随笔，从头到尾翻了两遍，她化妆还没结束——许多名人的早年著作，更不用说日记，都经历过这番精心的化妆。季老不，他原先写作时是什么样，现在发表时仍旧是什么样，一字不改。这就是诚。”

“你怎么能断定他一个字没改，说不定这也是一种作秀？”黄儒扬眉。

“这有影印本为证。”我从书堆中又抽出一本，也是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递过。

“即使没有影印本，从内容看，也可以肯定。”我取回铅印本的《清华园日记》，信手一掀，读：“你看这儿：‘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到长之说到几个人又都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还有这里，骂臧克家的……以及这里，骂倒北平文艺界一干人……你知道，2002年，此日记出版时，巴金、臧克家都还活着，如果改动，他首先就会改这里。”

“你再看这里：‘过午看同志成中学赛足球和女子篮球。所谓看女子篮球者实在就是去看大腿。说真的，不然的话，谁还去看呢？’”

“等等，这里有更出格的，”我翻到一页，又念：“‘晚上，有人请客，在合作社喝酒，一直喝到九点，我也喝了几杯。以后又到王红豆屋去闲聊，从运动扯起，一直扯到女人、女人的性器官，以及一切想像之辞，于是皆大欢喜，回屋睡觉。’‘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样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怎么样，这足以证明日记是‘原生态’的，丝毫没作篡改吧。”

黄儒点头：“好家伙，我信，我信。这种事，非圣人莫为。不要说一般人没胆量，就是胡适、吴宓，也做不到，我看过吴宓日记，明显经过删改。”

“从前我读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我说，“读到鲁迅讲住处简陋，没有洗手间，外面草地又多蛇虫出没，夜间小解，只能靠痰盂解决，然后趁夜半无人，从窗口泼下去。深感鲁迅坦率可爱，现在看来，季先生也是这样的人。”

“我还知道一个名家，不要说日记不敢发表，对于早年讲过的话——现在看起来，也就是有点自大而已——拼死抵赖，硬不认账；仿佛他从来没有幼年，一生下来就老成持重，文质彬彬。更有一位，理论大家，曾请我帮助整理文集。这位理论家很苦恼，因为时代变迁，政策换样，过去的文章，倘若不加删节，按现代人的眼光，简直成了罪证；删吧，把过时的观点抹去吧，文章便剩不下几篇，连出单行本也不够，遑论文集。最后，他老先生干脆收回，告诉我：‘不出了，不出。’让我白忙活了多日。”

“你再看这里。”我翻开季老的序言，念：“‘我写日记，有感即发……有时难免有披头散发之感，却有一种真情流贯其中……我爱上了这些粗糙但却自然无雕饰的东西。

“‘我尝想，日记是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以后看起来，不但可以在里面找到以前我的真面目，而且也可以发现我之所以成了现在的我的原因——就因为这点简单的理由，我把以前偶尔冲动而记下的日记保存起来。

“‘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什儿样的思想，什儿样在人前难以说出口的话都可以写进去。我?自己活脱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看到什儿就写什儿，想到什儿就记什儿，一片天真，毫无谎言。’

“这样做，季老也曾反复考虑，尤其是影印本，他说:‘错别字无法改，漏掉的字无法填，这就等于赤条条地走上舞台，对作者是有些不利的’。然而，老人家思之再三，还是决定出版，‘目的是向读者献上一份真诚’。书出版后，有没有副作用呢？我看没有，很多读者都为季老鲜活而无雕饰的文字，以及诚极近圣的精神感动。——什么是大师？这就是大师！”

弭金冬：舅舅留给我的印象

2006年9月，在济南市舜耕山庄，承欧阳中石先生夫妇帮忙，我见到了季先生的外甥女弭金冬。金冬女士子承父业，她现为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副主席，高级画师。金冬说，她是1937年出生的，那时候，舅舅已去德国留学，她清楚记得：1947年夏，十岁的她和十二岁的表哥延宗，以及更小的弟弟，正在院子里玩耍，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穿着风衣的陌生人，又高，又瘦，手里提着一只皮箱。表哥上前问：“先生，您找谁？”那人不回答，面露微笑，伸手摸了摸表哥的脸颊，就进北屋了。紧跟着，北屋传出一片哭声。正奇怪是怎么回事，妈妈从屋里出来，拉过表哥，说：“你爸爸回来了，快叫！”又拉过她，说：“进去，叫舅舅！”这是金冬第一次跟舅舅见面。舅舅是头年从欧洲回来，在北京大学任教，因为战火绵延，交通阻隔，直到这会儿放暑假，才回来探亲。在金冬的眼里，舅舅回家后，总是一个人伏在书桌上写东西，不大和别人说话。那时济南城没有自来水，吃水要自己到泉边打，没有劳力的，像她们家，就买水吃，那些日，每当送水的拉着个大木桶上门，舅舅不管多忙，总要离开书桌，向人家连声道谢，末了，再一直将之送到大门外。

1954年，金冬17岁，到北京报考中央美院附中，住在舅舅家。舅舅有三间房，不算小，每间房摆一张书桌，再加上到处是书，很多很多的书，随便堆着，码着，显得特别凌乱。金冬想帮他收拾，舅舅说：“不要动！每本书我都有数，你一动我就找不着。”舅舅似乎很少睡觉，金冬晚上休息，他桌上灯还亮着，早晨醒来，桌上的灯仍然亮着。金冬问：“舅舅，你一天睡几小时？难道不困吗？”舅舅摸摸她的头，笑道：“谁和你一样，这么能睡！”

舅母留在济南，舅舅一个人，吃食堂。早晨为了写作，食堂也不去，头天备下个大黑面包，就着煮鸡蛋蘸盐吃。舅舅衣着极为随意，穿得像个大农民，表姐婉如给他买了一套的卡中山装，他一穿就是二十多年，直到破旧走形，也不脱下。八十年代，金冬去北京，姥姥派给她一个任务，买块蓝色的卡，再为舅舅做套新衣。都什么年代了，金冬跑遍北京各大商场，也没寻到的卡布，后来回到济南，把她爸爸的一套的卡中山装，转送给舅舅，才使他保持了一贯不变的老形象。

无独有偶，建国后，曾是季羡林清华师长，而后又成为北大同事的陈岱孙老先生也爱上了的卡装，陈岱老是研究经济学的，他比季先生更熟悉行情，晚年，陈岱老让亲戚帮他买蓝的卡，亲戚说：“现在上哪儿去买这东西？”他说：“上前门外瑞蚨祥。”到那儿一看，果然有得卖。

稍后，金冬女士来京，又赠我一本《父女薪传》，是写她和父亲两代人的丹青生涯的，内中关于她姥爷一家，以及舅舅、舅母、表姐、表哥，都有颇为详细的记叙。

金冬也去了301医院，在传达室，“里边的人”通知她“东西留下来，人回去”，她没能见到舅舅。

常永德：舅舅的家庭观

关于季老，永德自有其特殊的视觉。他说：“我是姥姥带大的。姥姥1962年与舅母去北京，舅舅就给我出证明，说这孩子是姥姥带大的，应该享受去北京的探亲假，所以六七十年代，我每年都分两次去北京探望舅舅一家。每次去，总要带点济南土特产，舅舅留下一点，剩余的都送人，事先用纸包了，附上一张条子，注明“小米”若干，“红枣”若干……送也是我去送，记得有臧克家，他家住东城，老远，我来回得花大半天。

“我老娘讲，姥爷脾气很坏，大男子主义，封建，吃饭时，女的不能上桌，饭桌上，谁要是筷子连着搛三次菜，他伸手就把你筷子打下去。舅舅在家时很怕姥爷，他留学回来，当上了北大的教授，寒暑假回济南，每天晚上姥爷上床休息，他都要站在旁边侍候，垂着双手，毕恭毕敬，姥爷不睡，他不走。因此，到舅舅有了孙子，他对孙儿特别宽松，季泓穿着鞋子在床上玩，我看见了，告诉舅舅，舅舅说：‘不管他，让他玩，我可不想让小孩子再受你姥爷式的管教。’这是一面，另一面，舅舅对子女又十分严，老娘讲，我表哥表姐同时大学毕业，还没到单位报到，舅舅就停止生活费，让他们自力更生。季泓（季老的孙子）去美国留学，舅舅也只给了单程机票钱，让他去设法勤工俭学。”

永德在锁厂干活，属于劳动阶级，话也和他的身份一样朴实。临别前，他对笔者说：“舅舅一家，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模范家庭，大家都知书达理，客客气气，现在，为了一丁点家务事，就搞的这么隔绝！我表兄看不到他父亲，我们所有亲戚都很难看到我舅舅。这是不正常的。

就家庭纠纷这事，季先生晚年一直在懊悔。不信，有季先生的文章为证。

其一：《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该文写于1998年10月23日，在他抛出《求仁得仁，又何怨！》三年之后，文章说：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除了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的以外，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家。一提到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漾起一点温暖之意，一丝幸福之感。……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温馨天成、唾手可得呢？不，不，绝不是的。家庭中虽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血缘关系，但是，所有这一些关系，都不能保证温馨气氛必然出现。俗话说，锅碗瓢盆都会相撞。每个人的脾气不一样，爱好不一样，习惯不一样，信念不一样，而且人是活人，喜怒哀乐，时有突变的情况，情绪也有不稳定的时候，特别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更容易表露出来。有时候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会意见相左，处理不得法，也能产生龃龉。天天耳鬓厮磨，谁也不敢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就我个人来看，处理这样清官难断的家务事，说难极难，说不难也颇易。只要能做到“真”“忍”二字，虽不中，不远矣。“真”者，真情也。“忍”者，容忍也。我归纳成了几句顺口溜：相互恩爱，相互诚恳，相互理解，相互容忍，出以真情，不杂私心，家庭和睦，其乐无垠。

有人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把容忍强调到这样的高度。要知道，容忍是中华美德之一。我们的往圣先贤，大都教导我们要容忍。民间谚语中，也有不少容忍的内容，教人忍让。有的说法，看似消极，实有积极意义，比如“忍辱负重”，韩信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唐书》记载，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问他睦族之道。公艺提笔写了一百多个“忍”字递给皇帝。从那以后，姓张的多自命为“百忍家声”。佛家也十分强调忍辱之要义，经中有很多忍辱仙人的故事。常言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家庭中则是“小不忍则乱家庭”。夫妻、父母、子女之间，有时难免有不同的意见，如果一方发点小脾气，你让他（她）一下，风暴便可平息。等到他（她）心态平衡以后，自己会认错的。此时，如果你也不冷静，火冒三丈，轻则动嘴，重则动手，最终可能告到法庭，宣判离婚，岂不大可哀哉！父母兄弟姊妹之间，也有同样的情况。结果，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会弄得分崩离析。这轻则会影响你暂时的情绪，重则影响你的生命前途。难道我这是危言耸听吗？

总之，温馨是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而温馨则是需要培养的。培养之道，不出两端，一真一忍而已。

其二：《做人与处世》，文末注明“1998年11月17日”，距前文写作不到一月。季先生写道：

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处理得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日子久了，难免有点磕磕碰碰。在这时候，头脑清醒的一方应该能够容忍。如果双方都不冷静，必致因小失大，后果不堪设想。唐朝张公艺的“百忍”是历史上有名的例子。

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解之方，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庶几近之。

说得有多好！笔者断定，季先生的家庭观，1998年较之1995年有了很大的改变，此前是“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与其舒舒服服、懵懵懂懂活一辈子，倒不如品尝一点不平常的滋味，似苦而实甜。”（毓方注：这是在气头上写的，时过境迁，这些话早已作废）而在这两篇文章中，季先生反复强调了“忍”。是的，季先生曾经“忍”了几十年，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小不忍则乱家庭”。一般人说到这事，肯定要去追究当事双方的责任。笔者不这样看，因为这是家务，清官难断。在这个问题上，谁是谁非，似乎并不头等重要，此事无非数种可能：一，儿子忤逆不孝，老子忍无可忍；二，老子一时冲动，儿子骑虎难下；三，老子负气，儿子也负气；四，老子事出有因，儿子情有可原；等等。不管哪一种可能，结局都是悲剧，在这件事上，没有赢家。

其实，早在1996年12月，季先生就写了一篇《容忍》，观点大同小异，他一定是郁积于怀，两年后又放笔重新阐述。听话听音，老人生性很倔，早年积压的自卑，中年而后攒下的孤独，妨碍他和家人坐下来作近距离的、推心置腹的沟通。

季先生晚年力倡和谐，视和谐为幸福人生的极致，为中国文化的精髓，焉知这里不正包含他切身的辛酸！

世人唯知争相给大师致敬，送上种种不虞之誉，又有谁认真想过大师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

彭松：儿时的家庭生活

彭松生于1916年，小季羡林五岁，他说：“在现在活着的人中，我是见季羡林最早的，大概是四五岁。我六岁上学，常到他的屋里玩，那时季羡林住北屋东头，靠窗搁一书桌，挨里放一床，他给我讲故事，讲《鲁滨孙漂流记》，是本英文书，有插图，他一段一段讲。北屋西头放粮食，他就在那儿练铁砂掌。院里有棵槐树，季羡林在那里练武，脚倒勾在树枝上，头朝下。季羡林跟我的四哥（顺鸿）要好，常带我出去玩，嫌我人小走的慢，就一边一个架住我，双脚悬空，拖着往前跑。”

彭松说：“季羡林小时候，喜欢逛山水沟。所谓山水沟，就是从千佛山上流下的水，在山脚冲出一条深沟，不下雨的日子，小商小贩就聚集在那里，形成一个破烂市。小孩子逛市场，图热闹，顶多买个小图章、小零碎什么的。我八岁丧母，因此跟四哥和季羡林的感情，贴得很紧。”

关于彭松，季羡林说：“将近八十年前，我同彭松是青梅竹马，住前后院。我长他五岁，现在看起来是个小数，在孩提时期，却无疑是个大数。惺惺惜惺惺，我有时会下意识地钟爱他。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暖在心头。”

季羡林与彭松的三姐德华结婚，是彭松压的轿。彭松说：“1935年，季羡林出国，姐姐给他的信，都由我代笔。我1937年离开济南，去南京闯荡，学军事，学音乐，学舞蹈，1948年，在北京翠花胡同，再次见到姐夫季羡林。他那院子很阴森，后院还放了很多棺材。因为同住北京，我们一年总要见几次面，尤其三姐德华搬过来，来往就更多了。”

彭松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所写的书，都与舞蹈艺术有关。笔者尔后读到他的一篇论文：《舞蹈审美漫话》，那真是大手笔，拿古人的文艺观点和舞蹈相印证，文采焕发，逸兴遄飞（该文荣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特别奖）。彭松的夫人叶宁，是国画大师叶浅予的侄女，著名舞蹈艺术家戴爱莲的高足，舞蹈理论家、教育家，她著的《舞论集》，序一，也是季羡林的手笔。季羡林对于为叶宁作序，是极其认真地，认真到“舍命陪君子”的地步，纵观全序，可用八个字概括：热情洋溢，华美大气。然而，自2002年春节之后，彭松和叶宁再也没有见过季羡林。谈话中，叶宁对笔者说：“我想去看季羡林，他快一百了，我都九十，再不见，这辈子就没机会了。”彭松说：“我们一直申请，要见季羡林，他们总是推托，不让见。我们看报上，季羡林并不是不见人，他可以见这个，见那个，就是不让他见亲戚，这是什么人的居心！我跟季羡林有八十多年的交情，还是至亲，季羡林不会不见我，一定是有人在障碍！”说罢，两位老人拭睛欲泣。

障碍是肯定的，缘由呢，却难以说清。蓦然记起，2006年10月中旬，我去见季老，曾有意把话题引到他的家庭，然而，我刚刚说了“不久前见了您的内弟彭松先生，还有他的夫人叶宁”，季先生身边的某位人士立马打断：“哪有这个亲戚！”我一愣，说：“不会错，叶宁是大画家叶浅予的侄女。”那位人士口气凌厉，不容置辩：“别瞎说，没有这个亲戚！”我彻底懵了。难道季羡林的内弟彭松还是假冒？回头看季老，他老人家低头伏案，一声不吭。

季承：成长的记忆 1

2006年9月15日，下午两点，在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高等科学计算中心，几经联络，笔者终于与季承见了面。

季承生于1935年，这年已七十有一。第一面的直觉：他和季先生长得很像；没办法，这是血缘，斩也斩不断的。

笔者找了他多年，终于找到，核心问题，估计也是读者最为关心的，就是他父子间的矛盾。季承倒是爽快，有问必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和盘托出。——读者看到这里，自然会急不可耐地发问：究竟是什么矛盾？你可快说呀！对不起，我没有义务重复。因为季承所说，皆家庭私事，而且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谁家的碗不碰锅，谁家的瓢不碰勺，这一对老父老子，为具体家务发生争执，在气头上，双方都说了几句狠话。事后只要有人从中调解，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你不想调解，也千万别搀合，时间自然会化解一切。但是事情没有按规律发展，矛盾反而愈扩愈大，这就造成隐患，首先是对季老不利，一个人，不管名望多高，成就多大，如果没有了家，就失去了避风港，就失去了根，就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其次是对家庭不利，季老晚年力倡和谐，自己家里却不和谐，岂不成了极大的反讽！

初见季承，以为他和老父隔绝这么多年，必定有一肚皮牢骚，孰料聊起往事，他犹如置身局外，神情淡定，情绪控制得很好。季承告诉我，因为知道我是东语系出身，和季老有师生之谊，所以愿意跟我讲讲心里话。他承认当初矛盾激化之际，双方态度都不好，但季老是他的父亲，是上人，作为儿子，他首先得检讨自己。又说爸爸在学术领域是大拿，但官场艺术，尤其是生活艺术，实在不敢恭维。说到爸爸住院之后，他未能在侧侍候，尽人子之责，深感遗憾。对于在医院照顾他爸爸的有关人员，一律表示感谢，等等。季承的这番话，通情达理，完善得近乎外交辞令，我想一定是时间在起作用，经过了这么多年岁月的沉淀，火气已消，纵然不是心如古井，也已是波澜不惊。

此外，笔者还向季承询问了他的家族历史，以及济南老家的种种细节，季承都给予了详尽回答；事后，又给我寄来了书面材料。

季承：成长的记忆 2

季承提供的书面材料（在此选两则）摘要如下：

母亲彭德华

和叔祖母一起撑持家庭的，是我的母亲。她负责全家的劳务。母亲就像一头典型的黄牛，晨夕劳作，耕耘不休。早先，家里还有一位姓刘的女佣帮忙，她的门牙长得大，我们就叫她刘大牙。后来雇不起人了，所有杂务，比如做饭、制衣、做鞋、洗衣等等，都落到母亲一人头上。除此而外，还得伺候公婆，抚养儿女，可以想像，她是多么辛苦。母亲天资有限，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憨厚，身强体壮，干起活来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母亲也懂得教育子女，她的方法，不是让我们读四书五经，而是给我们讲一些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其中，关于孝敬父母的老故事，不外什么二十四孝等等，对我一生的影响最大。我非常同情那些需要孝敬的老人，也非常赞赏那些能孝敬老人的人，记得小时候，我每晚睡觉前一边听母亲讲故事，一边流着眼泪，童稚的心里便种下了努力尽孝的种子。母亲读过几天书，识得一些字，那都是很简单的，她不能辅导我们的功课，所以我和姐姐的学习，基本上靠自律。那时姐姐跟二姑（即季淑林，我们叫她二爹）一起住，我则和母亲睡在一起。因为我下面没有弟弟妹妹，所以我很晚才离开母亲独立，这就造成我的恋母情结。我上学早，四岁就读书，每天下学回来，总要扑在母亲的怀里吃几口“咂咂”才去玩。

孤儿寡母遭人欺。父亲远行德国，母亲空房独守，自然会招来麻烦，我的一位旁系舅舅就对母亲起过邪念，他经常跑到我家来，用言语调戏。我母亲正言厉色，叔祖母也侧面防护，使他无法得逞。1994年，母亲去世后，父亲作文说：“……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这三个“绝对”，恰如其分，毫无夸大。

父亲在欧洲的十一个年头里，母亲遭受的最大痛苦，不是繁重的家务，而是精神和舆论的压力。想想看，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的丈夫年复一年地居外不归，空穴来风，各种议论就会蜂拥而至。其中，最有杀伤力的，莫过于说父亲在国外另有了女人，他将来一定会带回一个洋婆子。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全家与父亲的通讯中断了八年之久，八年内，舆论日益升级，甚至有说父亲死在国外，永远不会回来的。母亲长期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她满腹苦闷，无人可诉，孩子小，不懂事，亲戚中也没人能替她排烦解忧。她只有埋头伺候公婆，照顾儿女，料理家务，以此来冲淡自己的思念和担忧。

有一年，母亲患了妇科病，据说是子宫癌，每到经期就大出血，剧烈疼痛。她在床上翻滚不停，要我用手甚至用脚压迫她的肚子，可是这样做并无效果，她只得强忍着。我十分心疼，可也一筹莫展，只能流着泪，站在床前看她在痛苦中挣扎。那时人们对于癌症的了解很少，家里也没有条件让她进西医院，为母亲治病的重担，只能由叔祖母挑。这样的大病，不是叔祖母一个郎中的能力所及的，治不好，她的招牌就要砸了，她在家里也会失去号召力。叔祖母救人心切，她精心选用各种中草药，反复尝试，时刻观察，叔祖母的医术，加上她的爱心，再加上母亲的坚韧，后来，病居然被治好了，这真是妙手回春。从此，叔祖母在家里家外威信大增。

季承：成长的记忆 3

姐姐和我的童年

父亲是1935年8月去德国留学的。那时，姐姐两岁，我三个月。我们两个完全是在没有父爱的环境里长大。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父亲，也不知道谁是我们的父亲，更受不到父亲的关爱。亲友中有好事的常问我们：“你有爸吗？”“你爸哪里去了？”“你爸是什么模样？”我们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时间长了，我们意识到，这是挑衅，就再也不予以理睬。可是心里在痛：为什么人家都有父亲，而我们没有？我们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他在哪里？问母亲，母亲说，你爸去德国念书去了，很远很远。可是，为什么念书要去德国，德国到底又在哪里，很远是多远？小脑瓜里都无法理解。后来父亲寄来了照片，我才看到了他的模样。多么陌生的一个人呀！他身穿西服，脚蹬皮鞋，打着领带，留着洋头。那时，在尚未十分开化的济南，这些都是很新奇的。我骄傲吗？我自豪吗？说不上，我只是感到距离，遥不可及的距离。记得有一次，母亲悄悄对我说：“你爸出过水痘，脸上有几个痘瘢，人家开玩笑，叫他季大麻子。”这也是母亲一生对父亲的唯一贬辞。现在想起来，是母亲觉得她比父亲长得漂亮──她也就只有这一点可以在心底里暗暗地与父亲比较。其实，父亲回来后我才知道，父亲应该说是很英俊的，痘瘢并不显形，怎么看也是一表人才。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久没有父亲的消息，母亲非常不安。一天，母亲背着叔祖母从街上请了一位算命先生，要他算一算父亲是活着还是没了，如果活着，又什么时候能够回来。那个算命先生，装神弄鬼，大变其戏法。他把一张纸塞到信封里，三变两变，就变出一个纸人来。他说这就是季羡林，说明他还还活着，没有死。至于他在干什么，要用千里眼法才能知道。他的这种千里眼法要由小孩来看，因为只有小孩心诚，心诚则灵嘛。于是他把手捂在我的眼睛上，念念有辞，不断地问我看到了什么，看到爸爸了没有。起初，我眼前一片漆黑，没过多久，眼前似乎有了父亲的影子。于是我便回答说：“我看到爸爸了。”算命先生又问：“他在干什么？”我说：“他坐在草地上。”于是在场的母亲和二姑都感到极大的安慰和满足。为此母亲竟付给算命先生两块大洋。至今我的脑子里还有那两块银圆的影子。我很惊讶，母亲哪里会有银圆，怎么舍得花那么多的钱来算卦？说看到了父亲，其实我看到的父亲就是挂在墙上的照片上的那个父亲，照片上父亲正是坐在草地上的。年幼的孩子，在算命先生的导演和引诱下，充当了为算命先生骗钱的工具，这使我后悔莫及，终生不再相信并痛恨这类把戏。当然，话说回来，花两块大洋让母亲和姑姑得到一点安慰，也值得。

在父亲不在的岁月里，我和姐姐，主要是我，浑浑噩噩地成长。姐姐喜欢读书，也比我聪明，肯用功，学习成绩比我好得多。我记得她似乎总是在看书或在屋子里玩，这有点像父亲，而我则经常和姨舅家的一大帮孩子玩耍。玩武的就打架，玩文的就过家家、搞假结婚，男女小孩配成对，全套仪式走过，最后进洞房。进了洞房以后要作甚么，我们都不知道，只是以皆大欢喜了之。我特别喜欢四姨的一个女儿，总要和她配对，总要玩到进洞房。我对女孩很好奇，发现她们在游戏中很温柔，很陶醉。我还喜欢养花种草，抓蝈蝈，斗蟋蟀，猫狗鸡兔鸟虫全都喜欢养。我曾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捉蝈蝈，在千佛山下的玉米地里，和玉米秸上机警的蝈蝈周旋，我总能把它们捉住。蟋蟀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也总能让它进入我的掌中。我还喜欢养蚕。从蚕子孵化到长大成蛹、变蛾、交配、产子，生命的这种奇特的循环使我深深折服。姐姐主要的游戏，是在抽屉里玩过家家，她用布头、硬纸片、火柴盒等材料做成小人、家具等，把它们布置成两个或多个家庭，她一个人在那里支配着所有的小人，你来我往，煞有介事地走亲戚、过日子。她读课外的书，也比我早。诸如《红楼梦》、《家》、《春》、《秋》等都是她起头，我才跟着读的。出于男孩的天性，我喜欢读《济公传》、《水浒传》、《七侠五义》等，这些，她一般都不感兴趣（笔者按：世事轮回，这里分明看得出当年季羡林和秋妹的影子）。

至于学习，我也并不是没有能力。我四岁就上小学，成绩也不差。对于学外语，我是有能力的，可就是不乐意学日语。我们都反对日本人占领中国，教日语的是位女老师，她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不跟她发声，急得她直哭，我们则暗暗高兴。可就是这样，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也都能用日语演话剧了。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叔祖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忽然要教我学古文。在此以前，他一直十分消沉，对孩子们的教育不闻不问。日本人入侵，国家沦亡，他虽然尚能糊口，可是为日本人工作，他良心不安，哪里还有教育孩子的心情。加上一些朋友，在旁边吹风：“学习有什么用？瞎子点灯，白搭一只蜡！”现在，他忽然要教我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再说，为什么不教姐姐？叔祖父取出一本线装的《孟子》，让我从头念起。“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叔祖父把我叫到他的床前，边吸大烟边给我讲“利”和“仁义”的意义。究竟讲了些什么，当时我听不懂，现在更无从记忆。只记得，他讲的时候，精神气十足，颇为振奋，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原来叔祖父还有这样的一面！可是他给我上课，总共没有几次，稍后就再也不见他叫我去听讲了。自然地，我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玩耍去了。后来那本《孟子》又被收回去，放到书架，束之高阁。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系统地读过古文。所以，直到现在，我能背诵的古文也就只有《孟子》开始的这一段，想起来十分懊悔。

此外，还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几乎夭折。事情是这样的：刘妈煮大麦粥，我觉得非常好吃，于是美美地饱餐一顿，结果得了严重的“积食症”，一连多天，上吐下泻，不能制止。眼看着气息奄奄，命若游丝。家人已经绝望，据说都给我准备了小棺材。这可怎么好，老季家的独根（我父亲）就留下这么一棵独苗，叔祖父给我取名“延宗”，就是为了让我延续老季家的香火，如果我就此一命呜呼，岂不一切都付之东流！关键时刻，还是亏了叔祖母，她抓药护理，全力以赴，过了一些日子，我竟然一天天好起来。经过这番教训，叔祖母对我的饮食严格控制，肉类绝对不许进嘴，水果也在禁止之列。我病刚好，胃口开始恢复，饥饿感极强，更忍不住美食的诱惑，想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肉弄不到手，院子里的无花果长得正诱人，又大又红，便偷着摘了几个。哪知道刚送到嘴边，叔祖母忽然从我身后出现，一把就将果子夺走。我急得和她抢起来，叔祖母一手抓住我，另一只手把果子越过屋顶扔到院外。我伤心之极，大哭一场。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感到悔恨，越来越感激叔祖母，她果断的举动包含着多么巨大的爱呀！

又有一次，我在院子里练飞檐走壁，不小心右臂肩膀处脱臼，右胳膊完全失去控制，不能动弹，只能吊在那里。叔祖母发现我总用左手拿东西，右手不能抬，怀疑是脱臼。于是，她领我到一家剃头铺子，只见那师傅揉揉捏捏，忽地一推，我的肩和臂就合上了。脱臼治好了，我的右臂却受了伤，发育不良，终生受害。飞檐走壁没有练成，我总觉得遗憾，但造成脱臼的那个招数至今记忆犹新。当然，如果没有叔祖母，我的一只胳膊恐怕难以保全，有那一招又有何用？

季承：成长的记忆 4

若干日后，季承又寄来了一份书面材料，是关于他们家在建国后的部分生活片段。季承附言说，他正在写《我们这一家》，已经完成五六万字云云。我溜了一眼，立刻掂出它的份量。这是原汁原味的史料，不仅从未披露，而且由于季承的特殊身份，特殊视角，有些材料，稍加整理，就能成为经典篇章。譬如，在季承的眼中，父亲有很多农民的习性，这是他生长的环境决定的，有些地方，过于节俭，简直不近人情：

我们还觉得，父亲过分节俭，有不少怪毛病。我们帮助整理家务，他竟然不许姐姐用自来水拖地、刷厕所；不同意我们买洗衣机、电冰箱、抽油烟机等家用电器；不让给他换洗衣服、床单，说衣服穿不坏，反而被洗坏了，其实他是舍不得用水。自来水不让用，我们就从门前的湖里打水。姐姐干脆把大件的衣物拿回家去洗。父亲特别不让打扫他的房间，窗户总关着，不给房间透气，我们于是就趁他出外时，把窗户和门打开，透透空气，猜到他差不多快回来了，再把窗户和门关上。父亲还有储藏东西的习惯，别人送的茶叶食品，总是收到自己的屋里长期存着。偶尔拿出来请大家品尝，不是生了虫子，就是变了质。父亲爱书如命，六亲不认，他的书，我们从来不敢借阅，偶尔翻看，也会遭到白眼。父亲节电成癖，一家人在屋里谈天，他进去就把电灯和电视关掉，意思是你们谈话就谈话，不要浪费电。

哈哈！这是一代大师的绝妙画像！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的最真实的季羡林。过去只是有所感，但支离破碎，不成系统，经季承这一勾勒，便栩栩如生，活龙活现。看到这儿，我油然想起康德、卡文迪许、齐白石，真的，有些细节，他们之间很像，编都编不出来。唉，忘了是谁说的了：“天才是社会的福音，家庭的灾难。”（大意）这真是智者之言。季承啊季承，我在心里对他说，你要是能超越家务纠纷，站到更高的位置，感觉就会截然不一样。你知道我为什么看到这里会拊掌大笑？因为在我看来，你面对的不是一位世俗的怪人，而是一位超然物外的大师。大师总是与现实有很大距离，行事总是有很多怪癖，他们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常常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这里，我也要向季承推荐一篇季先生的随笔：《谈孝》。写作日期是1999年5月，比《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晚个一年。

……

你看，老人家的话说得多辩证，既站在父亲的立场考虑，又站在子女的角度设想，谁能说，这不是特意写给季承看的！

鉴于季先生的特殊处境，我恍若觉得，这篇文章，其实是老人扔出的一个漂流瓶，他渴望它在茫茫人海里漂呀漂，最终能漂到他儿子的脚边。

人，不能真正逃出命运

然而，没有想到，绝对没有想到，2008年10月30日，风波骤起，它来得那么急促，那么尖锐而诡谲。干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我的消息算是灵敏的，先是，大约半月前，耳闻301医院发生变故，季先生以蔡德贵换掉杨锐，因为忙着去外地开会，没顾上细打听，一个礼拜后回来，消息全无，就把这事忘了。到了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突然爆料：《谁盗卖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藏品？》这是第一道闪电，由此揭开了季羡林风波的序幕。

这是一出大戏，想象不出的传奇，精彩。导火索在于：季先生的藏品是否被倒卖？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事情本身，对季先生并没有多么重要，但是深层次的东西，远比这丰富、复杂万分。

这就叫“牵一发动全身”。

读者当会看到，事情的发展有它必然的逻辑，你读完前七章，就会对季先生的“生态”有个全面的了解，这样再看藏品风波，才不会感到突兀和迷茫。季先生的晚年，和他的童年、青年、中年遥相呼应，互为因果。

有时想想，一切都仿佛命中注定。

季先生不信命，但命运并没有放过他。

季先生相信“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比照他的一生，也真是惊人地应验。

事情发生后，某些人七猜八猜，以为是谁谁谁搞的阴谋，在笔者看来，这只是季老爷子的命硬，他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前行，任何人都无法左右。

歪打正着，父子在病房相见

季羡林风波中最重要的一件新闻，就是11月7日上午，季承进入301医院，与父亲相见。读者应该记得，从1995年起，这一对老父老子已经十三年没有见面。

据在场人员透露，季先生与儿子相见时，有如下的对话

季承跪在老父面前说：“爸爸，我给您请罪来了。”

老人家说：“你何罪之有啊，这些年，何尝不是天天想念呀。”

“我现在还是给李政道先生做助手，他和你一样是个工作狂。”

“好，当懒人，没出息。”

“以前也想来看你，就是进不来，以后就好了。”

“父子团聚是人之常情，不希望我们团聚的人是不正常的。”

“十三年来，我每天都走到这里，可就是进不来！”㈠

“为什么这么多障碍？我了解一点，但不懂。”

“十三年了，儿子想父亲呀！”

“我对年的概念没有，但我知道时间很长，太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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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㈠：季老住进301医院，是2002年秋天以后的事，不能笼统地说成十三年。

唐师曾作为目击者，在该日博客发表了《分别十三年，季羡林父子团聚》一文，并配发了照片，照片中，九十七岁的季羡林与七十三岁的儿子季承相见，这对白发父子久别重逢，喜极而泣。

唐师曾在博客中说，当季承为季羡林带来儿媳亲手烹制的山东传统食品“懒龙”，还有“十香菜”时，季老十分高兴。而季羡林的学生蔡德贵、季老首任秘书李铮的儿子李小军，为季羡林做了《口授实录》。

毓方按:这是字画风波引出的最出人意料，也最符合天理人情的结局，可谓歪打正着。回过头来看，倘若不是这场风波，在水一重山一重的障碍下，季先生恐怕很难与儿子见面，他的家庭悲剧还不知要拖到何时。因此，我回顾整个过程，觉得简直就是上帝的安排。

数学大师庞开莱说：“机遇是对社会无知程度的一种度量。”这是数学家的语言，一般人很难理解，但是，如果结合季承的例子考虑，你就会恍然，他的意外现身，岂不正是利用了社会的无知所造成的巨大空隙。

呜乎，季承出生不久，就遇上爸爸去德国留学，其后有十二年，没有见到父亲，晚年与父亲相隔，又是十三年，前后相加，长达二十五年。我的天，人生有几个二十五年！这是季承的悲剧，也是季羡林的悲剧！

站远了看

老人喜欢回忆，季羡林晚年动辄回忆这，回忆那，他在这么做的时候，心情是坦然的，自如的。譬如，他怀念陈寅恪，陈师生逢乱世，时乖命蹇，一生困顿，长才未展，1995年，季羡林回忆道：

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才。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４０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这里说得很清楚，在众人批判陈寅恪的时候，季羡林没有落井下石，所以他晚年回忆，用不着像周一良那样写《向陈先生请罪》的检讨。

季羡林回忆胡适，1999年，他作《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其中说道：

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适之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岿然不动。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有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蓝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对于围剿批判胡适，季羡林的态度如何呢？现在我们得知的是，他一直保持沉默。沉默就是表态，凡是打那时期过来的人，都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笔者曾经写过：“记得在什么书上看到一则资料：某次批胡座谈，与胡适有牵连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表态。沈尹默起而揭发，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博士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他边写边抄，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沈的姿态，现在流为美谈。季羡林呢，他连这个‘姿态’也不摆，干脆一言不发。要知道，解放后季羡林无时不在追求进步，但他宁愿牺牲进步也不出卖良心！（在他同辈的学人中，他是始终坚持良心的）对于批判，他有自己的底线：不违心，不出卖，不跟风。”李敖站在台湾的角度，批评季羡林“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而我们站在大陆的角度看，季羡林哪里是弱呢？

季羡林回忆吴宓、朱光潜、吴组缃、李长之、张天麟、胡乔木、冯友兰、老舍、沈从文、汤用彤、傅斯年、梁实秋、冯至，等等等等，感情是真挚的，笔调是从容的。他赞扬吴宓的特立独行，朱光潜的恬淡镇定，李长之的才华横溢，老舍的平易近人，梁实秋的真诚和蔼，傅斯年的金刚怒目与菩萨低眉，汤用彤的博大深厚与奖掖后进……而又哀叹他们的种种不遇与扭曲……谚语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这话对季羡林而言，是适用的。但季羡林之所以笑得最好，不仅仅因为寿长，周作人比鲁迅活得久，你能说他比鲁迅笑得美吗？！不能。季羡林怀念诸位师长与同辈，有他特有的幽默和从容。朱学勤评价胡适，说：“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这番话用到季羡林身上，也是恰如其分。

季羡林在怀念汤用彤时，笔下遗漏了一点，就是汤先生在批胡适时的表现。这一点很重要，我愿意把它提供出来。

其一，见宗璞的《霞落燕园》：“……最先离去的是汤用彤先生。我们是紧邻。l954年的一天，他和我的父亲同往《人民日报》社开会批判胡适先生，回来车到家门，他忽然说这是到了哪里，找不到自己的家。那便是中风先兆了。约十年后逝世。”

其二，见马嘶的《未名湖性灵》：“……汤用彤副校长在城里参加一个批判胡适的会议归来，在他居住的燕南园下了车，竟迷迷糊糊找不到自己的家了。自此，他就患了脑血栓，一病不起。汤用彤和胡适是老搭档和挚友，长期在北大共事。汤用彤恰在批判胡适时患了不治之症，是巧合耶？是必然耶？这便给人留下了永久的悬念。”

季羡林白首回顾往事，完全是超脱的，恬然的，他行得正，坐得稳，经过了那么多火海刀山，还是“全须全尾”，毫发无损，这在二十世纪的文化老人中，是不多见的。季羡林入住301医院以后，病室里悬挂得时间最长的一副寿联，横披是：“福寿康宁”。季羡林多次说过，“福寿福寿”，长寿要以多福作前提，倘若只有寿而没有福，那就不完满。“长生久视”，活得长，自然见识就多。季羡林曾撰《周作人论》，他说：“在一般人的思想中，长寿是一件好事。这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也是正确的。但对极少数的人来说，长寿不但不是好事，而是天大的坏事。比如，如果周作人在‘五四’运动中或者其后不久就死掉的话，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成为一个新文化的斗士。然而他偏偏长寿了，长寿到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大汉奸卖国贼。对周作人来说，长寿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灾难吗？再比如汪精卫。如果他那“引刀成一快”的愿望得以实现的话，他将成为同岳飞等并列的民族英雄，流芳千古。然而他偏偏又长寿了，长寿到成为比周作人更令人憎恨的狗屎堆，遗臭万年。对汪精卫来说，长寿也成了一场灾难。这种想法，古代人也有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王莽就是死得太晚了。他因长寿而露了马脚，成为千古巨奸。”

晚年生命之最

最雷人的一句口头语：“他还活着吗？”久住301医院，与许多老朋友，老老朋友失去联系，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臧克家，如林庚，如石景宜，就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岁月如流，时不我待，因是之故，近年，每当周围的人提起一个老熟人的名字，季羡林总要习惯地作出上述反问。

最老的朋友：你以为是臧克家？巴金？非也。此处最老，不是指年龄最大，而是指交往时间最长。以是观之，应该为彭松。彭松2008年九十三岁，他11月9日去看季羡林，谈起儿时住一个大院，青梅竹马的往事，恍若就在昨天——而那昨天，已是将近九十年前。

最赤裸的自供：“我现在一闭眼就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夏天里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滚在黄土地里，然后跳入浑浊的小河里去冲洗。再滚，再冲；再冲。再滚。

‘难道这就是我吗?’

‘不错，这就是你!’”（《在病中》）

最幽默的失落：“我做过一次生意。我住在南关佛山街，走到西头，过马路就是正觉寺街。街东头有一个地方，叫新桥。这里有一所炒卖五香花生米的小铺子。铺子虽小，名气却极大。这里的五香花生米（济南俗称长果仁）又咸又香，远近驰名。我经常到这里来买。我上一师附小，一出佛山街就是新桥，可以称为顺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我忽发奇想，用自己从早点费中积攒起来的一些小制钱（中间有四方孔的铜币）买了半斤五香长果仁，再用纸分包成若干包，带到学校里向小同学兜售，他们都震于新桥花生米的大名，纷纷抢购，结果我赚了一些小制钱，尝到做买卖的甜头，偷偷向我家的阿姨王妈报告。这样大概做了几次。我可真没有想到，自己在七八岁时竟显露出来了做生意的‘天才’。可惜我以后‘误’入‘歧途’，‘天才’没有得到发展。否则，如果我投笔从贾，说不定我早已成为一个大款，挥金如土，不像现在这样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斤斤计算了。我是一个被埋没了的‘天才’。”（《回忆一师附小》）

最欣慰的愧悔：“有一次作文，我不知从什么书里抄了一段话：‘空气受热而上升，他处空气来补其缺，遂流动而成风。’句子通顺，受到了老师的赞扬。可我一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愧悔有加。在今天，这也可能算是文坛的腐败现象吧。可我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文坛，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完全为了好玩儿。但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才愧悔，从那以后，一生中再没有剽窃过别人的文字。”（《回忆新育小学》）

最执著的迷信：“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迷信，只迷信缘分二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病房杂忆》）

“我决不迷信，但是我相信缘分，因为它确实存在，不相信是不行的。”（《石榴花》）

最警醒的观察：“我有一个公式：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翘尾巴的高度与人类前途的危险性成正比。尾巴翘得越高，危险性越大。”（《范曾〈庄子显灵记〉序》）

最精辟的新解：“中华文化光辉灿烂，方面很广。目前谈中国文化者侈谈弘扬者多，而具体指出哪一方面应首先弘扬者尚未之见。我个人的意见，首先应该弘扬的是中华精神的精髓‘和为贵’。历史上许多哲学家的学说，比如什么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等，体现的都是‘和为贵’精神。连人工修建的长城，体现的也是这种精神。一个侵略者决不会修筑长城的。这是我对修筑长城意义的新解，自谓已得其神髓，决无可疑。”（《〈中国少林寺〉序》）

最具法眼的忠告：“清华有两位大家，一位是大物理学家李政道，也是北大的教授；一位是大画家吴冠中，刚在中国美术馆搞了一个科学与艺术展，还出了一本书。展览会和书我都看了，说的是艺术和科学的相通之处。《光明日报》登过一个书评，评《物理学与艺术》，讲的是同一个问题。开座谈会时，北大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参加了。我看了一下他们讨论的结果。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绝不像以前讲的那样泾渭分明。从一部科学史可以看到，科学越来越深化，越来越分化。最早的时候，只有哲学，后来分出物理、化学，再后来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等边沿学科越来越多。到了21世纪，我想边沿学科还要增加，增加的同时文科和理科的互相渗透能不能达到?我想真要创新，应该从这地方创起。”（《季羡林在首届北京大学文科论坛上的讲话》）

最令弟子获益的教诲：王树英打算写作一本关于印度的书，国内缺少参考资料，他向季先生诉苦，季先生说：“如果有现成的，还要你干什么？”王树英听罢，刹那如醍醐灌顶，精神大振。

最喜爱的书：司马迁的《史记》、《世说新语》、陶渊明的诗、李白的诗、杜甫的诗、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苏轼的诗文词、纳兰性德的词、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我最喜爱的书》）

?最敢于拍胸脯的壮语：“大约在十几二十年前，我曾讲过一个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我发现，在这个地球村中，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的在东方，有的在西方，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影响的程度也深浅不一。而这个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规律地变动着。拿最近几百年的世界史来看，就可以看出下面的规律：17、18世纪，它是在欧洲大陆法、德等国，19世纪在英国，20世纪在美国，21世纪按规律应该在中国。所以我说：21世纪将是中国人民的世纪。这决不是无知妄言，也不出于狭隘的爱国主义，而是规律使然。可在当时，颇有一些什么什么之士嗤之以鼻。我并不在乎，是嗤之以鼻，还是嗤之以屁股，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干。”（《一个预言的实现》）

最另类的声音：“怪论这个名词，人所共知。其所以称之为怪者，一般人都不这样说，而你偏偏这样说，遂成异议可怪之论了。

“我却要提倡怪论。

“……国家到了承平时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这时候倒是需要一些怪论。如果仍然禁止人们发出怪论，则所谓一个声音者往往是统治者制造出来的，是虚假的。……

“怪论有什么用处呢?

“某一个怪论至少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视角。任何问题都会是极其复杂的，必须从各个视角对它加以研究，加以分析，然后才能求得解决的办法。如果事前不加以足够的调查研究而突然做出决定，其后果实在令人担忧。”（《论怪论》）

最短而又最长的告白：“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哪一个正人君子，给自己的小人敌人脸上抹黑，造作流言蜚语，把他们‘搞臭’，以取得自己的胜利。这些卑鄙的勾当是小人的专利，是小人的特长。小人如此为之，此正人君子之所以不为也。

“拿这一点极其简单朴素的真理当一面镜子，照一照文化大革命，可以发现，无论是发动者，还是操纵者、追随者，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使用的都是这一套卑鄙的手段。这一套卑劣的东西，影响决不能低估。文革结束后，曾清算过一次；但是，投鼠忌器，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至今余毒未尽，影响了整个社会。” （《无题》）

最惊世骇俗的高见：“根据我的观察，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像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了我的嘴。”（《坏人》）

最无奈的祈祷：一，“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些，让我的心黑一点儿，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儿，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儿。”

（《我写我》）

二，“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最奢侈的愿望：回家。2002年秋天，季羡林因皮肤病住进301医院，一个多月后出院，恍如大赦，写了一篇随笔《回家》，发表在《参考消息》，该文2007年收入《病榻杂记》，在闹闹烘烘的季羡林热中，鲜见有人提及——但这，恰恰是解读季羡林晚年心境的一把钥匙。

后来，如所周知，仍然是因为“癣疥之疾”，季羡林又有了二进宫、三进宫，再后来，就是以院为家，出不来了。

季羡林依然无限向往他的家。笔者每次去医院探望老先生，几乎都要听到他念叨：“我要回家。”

2008年10月底，媒体爆出“季羡林字画风波”，在一片吵吵嚷嚷中，我再一次听到了季先生的肺腑之言：“我不要住医院，我要回家。”

最惊人的预言：“我现在一方面脑筋里仍然会不时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出戏快煞戏了。’这丝毫也不含糊；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一出戏的高潮还没有到，恐怕在煞戏前的那一刹那才是真正的高潮，这一点也绝不含糊。”（《新年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