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1）

-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2）

-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3）

-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4）

-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5—1）

-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5—2）

-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6）

-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7）

- 随园食事及其他（1—1）

- 随园食事及其他（1—2）

- 随园食事及其他（2）

- 随园食事及其他（3）

- 随园食事及其他（4）

- 随园食事及其他（5）

- 随园食事及其他（6）

- 随园食事及其他（7—1）

- 随园食事及其他（7—2）

- 随园食事及其他（8—1）

- 随园食事及其他（8—2）

- 书评家的真面目（1—1）

- 书评家的真面目（1—2）

- 书评家的真面目（2）

- 书评家的真面目（3）

- 书评家的真面目（4）

- 书评家的真面目（5）

- 书评家的真面目（6）

- 两个板桥（1）

- 两个板桥（2）

- 两个板桥（3）

- 两个板桥（4—1）

- 两个板桥（4—2）

- 两个板桥（5—1）

- 两个板桥（5—2）

- 两个板桥（6）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1）

公元一六六二年深秋，震惊朝野、朝廷特旨严刑密审的《明史稿》案的主犯庄廷鑨即将开庭问斩的前夜，五十二岁的清代名士李渔，几经周折与间阻，终于携带家小僮仆五十余人，从杭州顺利迁移到了南京，实现了他内心向往多年的一个狂热念头。

此前，他曾好几次带着侍妾去那里拜访朋友或进行商业考察，当然也不忘顺便打听一下房价，对这座金粉繁华、歌舞升平、被后来《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誉为“菜佣酒保都带六朝烟水气”的江南古都，怀有莫可名状的心仪与投契。然而，终因亲友们的劝阻以及经济方面的压力，多年来一直举棋不定。作为全国闻名的畅销书作者兼养生专家，西湖的山水和人文环境固然让他眷恋，但杭州地方当局对打击盗版市场的暧昧态度，对像他这样靠版税过日子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灾难。加上这些年来惨淡经营、好不容易攀交的几位权力部门的官员先后调职，也足以让人心灰意冷了。更要命的是，尽管李渔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但去年初骤然发作的庄氏史案仿佛是一个信号，透露出某种令人不安的迹象和趋势。根据新近得到的一个可靠消息，与他过从甚密的杭州名士陆丽京也已遭逮捕，同时还有更多的朋友和熟人或有辜或无辜地被牵扯在内。虽然从理论上说，金陵同样也非净土，但能有机会躲得远一点，想来总比处于阴影中心每日辗转反侧、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要好一些吧？因此，这一次，他彻底下定了决心。当然，他那时不可能知道，正当他在运河舟中焚香读书、拥醉微吟、优雅得一塌糊涂，包括他的多名好友在内的庄案要犯一百余人，正拖着脚镣手链艰难地走在奉旨星夜押解进京的漫漫长路上。

他原先打算乘坐一条由自己亲自设计、亲自施工督造的大船去南京。这条在图纸上修改了无数遍的私人游艇，从款式上看与张岱笔下多次描写到的夜航船应该区别不大，关键处在于顶篷的设计以及对内部结构的处理。尤其是船舱内部两侧别出心裁的舷窗，“四面皆实，犹虚其中，而为便面之形”。这意思说白了，就是在传统的密封式舱体两边开凿两个扇面形的舷窗，而“便面之外，无他物也，坐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画图，且又时时变幻，一日之中，现出千百万幅佳山佳水”。

当然，在为自己在科技领域里无意中展露的天才洋洋自得的同时，他也看到在实际使用方面它们可能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说，到目前为止，整个设计方案都是建立在风和日丽的气候条件下的，而一旦天气不好，中途下起暴雨来怎么办？碰上冬天，寒风裹挟着雪花往窗内吹时又该怎么办? 最初的改进方案是预设两扇实木制作的推窗，下雨时把它们关上，天晴了再打开。这样，周到是周到了，实用也很实用，但问题却仍然没能得到根本的解决。首先，推窗合上后船舱内光线太暗，势必会影响读书写作的质量。其次，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原先设计中的诗情画意，说得严重点，其后果简直就像是佛头着粪、而绝非煞风景一语所能形容的了。对于尽其一生心力刻苦追求生活美感的李笠翁先生，如果让他容忍这样粗劣的匠气，那还不如干脆把他给杀了。经过不亚于贾岛月下僧门式的推敲与惨淡经营，办法当然最终还是想了出来：将推窗中间也按照舷窗的大小凿空，裱上漂亮的白色绫绢，再绘上几笔仿元人笔意的山水花鸟。这样，窗子无论打开还是关上，都能做到新人耳目，美不胜收。这一点看来是不容置疑的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项创意完全可以申报尤里卡国际发明奖，至少拿到个把国家主管部门的设计大奖或专利证书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包括此前他对晚明文豪陈继儒那只知名度不亚于其文名的“眉公马桶”在工艺上的改进，也曾让有机会来杭州寓所做客的亲友和慕名造访者们大开眼界。说实在的，如此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设计，除了能出自他那心安理得拖着一根清朝长辫、忘怀现实苦痛、专注于生活质量与情趣的脑袋瓜子，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确实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捣鼓得出来？首先，这类技术革命在成本方面无须额外投入就是一大特色；其次，在美学上又能为后代提供一定的价值和信息量；再者，就是它那几近完美、让人不服不行的实用功能。可谓两手都硬，一举三得，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丰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知是因搬家所需费用的巨大，还是当时政治情势的变化，他最终打消了自己的雅兴，这条或许本来会像北宋王室的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循流安逸通济神舟那样的、有望给中国古代造船业带来革命性影响的游艇，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打造出来，仅在想象中漂浮了一会儿……漂浮了一会儿……很快就沉没了。最后，在李渔动身启程前一天的下午，他不得不老老实实去杭州北?门码头雇了一艘客船，才得以顺利到达南京。

客船终于停靠在了脂香粉腻的市河南岸。这一天是旧历康熙元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傍晚。尽管距生灵涂炭、社稷蒙羞的甲申事变不到二十年，但有道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秦淮河沿岸作为国家身体上的一道伤痕，敷上满清当局勤政、爱民、永不加赋的创可贴之后，没过多久就神奇地痊愈了。秦淮河两岸的歌楼妓馆不但早已恢复了当年的规模气象，其繁荣程度和勃勃生机由于受益于逐渐好转的生产力的推动，甚至还大有超越前朝之势。当时天色已经微暗，江枫如火，霜气渐重。奴仆们在秋风暮色里匆匆奔走，吆喝声此起彼伏，船上船下忙碌不停。八辆临时雇用的大车，沿着宽阔的码头一溜儿摆开。由于人手不够，车夫们在得到主人多给的赏钱后，也争先恐后纷纷加入了搬运者的队伍。四下围拢来看热闹的当地居民看来一定是大饱眼福，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正从船舱里搬下来的数不清的大件行李中，除了成箱成柜的图书、古玩、字画、花鸟盆景外，还夹杂着许多稀奇古怪的、叫不出名子来的新奇玩艺：比如一张带有抽屉与隔板的檀木条几，十几只设计成矮柜样式、必须开启面板才能识其庐山真面目的精致便桶，一件件自制的外形别致、机关灵巧的箱笼箧笥，以及无数结构复杂、一生从没见识过的橱柜、床具、灯台和靠榻。显然，他们的好奇心在受到充分的引诱与剌激后，很快开始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一边指指点点，一边相互热烈地议论起来。

家住朱雀桥边的世族子弟王老爹与他的亲家、乌衣巷口的谢大举人作为当地士绅阶层的领袖，一直被认为是见过大世面、有着远较常人敏锐的目光、且见解不凡的人。但这次他们却像是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有些吃不大准了。虽然在经过细心的观察与判断后，两人几乎一致倾向于认为：正在船头满头大汗指挥搬运的这位穿着酱紫色绸袍、身材矮胖、面色和蔼的主人，必定是个大有来头的家伙。但假如你追问一句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一时又没有谁能说得上来。以他们的经验、眼力以及对世事的洞察，这还真是从来没见过的事情。你说他是当官的，听不出丝毫官腔；说是文人，举止却又带着几分世俗气息。从行李家眷上来推断，那就更让人有莫测高深之感了。要说是个会过日子的乡下土财主，又何以拥有这万卷诗书? 要说是个卸职归田的将军或朝中退养的大佬，又怎么会一手拿着沈石田①的山水折扇，另一只手中却拎了一只模样古怪的马桶?

有意思的是，这篇过时新闻要向公众报道的重点，大概也正在于此吧! 在我的印象中，既使谁有耐心把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在一张长长的名单上，要找出这样另类、悖逆时尚的个案，恐怕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说真的，如果有人打算确认他的世俗身份，我无法想象该使用怎样的称呼才能略为准确地加以形容：清代初期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中国戏剧理论的集大成者？作家？诗人？剧团老板兼艺术总监？出版商？发明家？还是园艺师？厨子？颇具经济头脑的墨客？打秋丰的老手？落魄才子？色鬼？酒徒？戏迷？

从后来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位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落魄文人，身世坎坷，才干出众，老谋深算，自得其乐。他在艺术上的天才现在已经随着他车载斗量的小说、剧本和评论的无数次重版、译成外文而名扬天下，受到应有的评价与赞赏，而对于他在生活、家庭、匠心技艺、料理日常事务等方面显示出的杰出才能，一直以来却没多少人知道。而事实上，他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就，如果用“丝毫不亚于前者”这样来形容还属谦虚的，甚至可称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三百五十年前，当这样的形象突然出现在一向热衷仕途红尘、自命清高、信奉君子耻言利古训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长廊中时，在当时的社会将引起怎样的轰动和广泛争议。懂得了这一点，回过头来再看他死后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对他的攻讦与不屑一顾，包括“名教罪人”这样的辱骂，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2）

李渔选择南京作为自己中年以后的定居之所，虽说更多地出自旅游者的一见钟情，以及当时某种复杂的情势所迫，但如果认真寻究起来，感情上多少还是可以找到一点痕迹和渊源的。通过原始文献可以得知，此人祖籍福建，后举家迁至浙江兰溪，出生之地却是在与南京隔江相望的如皋，并在十九岁以前一直跟随以贩卖药材为业的父亲生活在那里。仅仅因为后来父死妻病，衣食维艰的途穷之计，才不得已回到久违的家乡兰溪。但整个青少年时期在江苏的成长记忆，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以后他不幸遭逢战乱、国难、灾荒和瘟疫，所幸喜欢读书、醉心写作的爱好却始终没有放弃。像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人一样，有一段时间里，科举应试作为知识阶层完美人生的惟一选择，也曾耗费了他数年的时光。崇祯八年他初应童子试，即以优越成绩获得浙江提学副史许豸的大加赞赏。此后他曾于崇祯十二年和十五年先后两次参加过浙江乡试。但有意思的是，未能中举这一不幸事实，似乎并没让他感觉到多少沮丧；相反，在心理上自觉对自己和家庭都有了某种交代后，他从此竟然绝意仕进，在县城东郊的伊山买地筑园，开始醉心于一种诗酒散漫、著述自娱的准隐士生活。

几年以后的一六五○年，已经年届四十的李渔，由于日益感觉兰溪小县的人物与格局已不能容纳他逐浙博大起来的心灵，毅然典卖房产田地，带着老婆孩子移家杭州。当时他的生活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卖文刻书，在出版界小试身手，并旗开得胜。二是游走于达官贵人之间，通过恭维和展示才华的方法，接受资助馈赠。事实证明，来自后者的收入还大大超过了前者。从理论和师承上分析，这显然受益于晚明那帮山人墨客为发掘自身价值所作的探索，尽管当时及后世对此褒贬不一，但在几千年来传统文人非仕即隐的人生格局中，从此至少也开辟了一种新的生存方法。而李渔，不过由于自身的非凡才干，再加上少年起就从事商业活动的特殊经历，在这方面玩起来显得更得心应手一些而已。

今天，当国内一些著名作家学者热衷于跟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交朋友、谋取相当数目的赞助与馈赠时，肯定不会想到他们精神上的老师，竟是三百多年前杭州的一位落第秀才。这虽然让人一想起来就不免有些泄气，但事实明明摆在那里，就算心里不服气，也是没法子的事情。说起来，这也是晚明以降文坛颇为流行的一种风气，像当时名满天下的李贽、陈继儒、王百谷，以及稍后的袁随园、王梦楼、郑板桥者流，无不都是这方面技艺娴熟的高手。

杭州十余年的客寓生活，成为一个资本运作高手对自身才华的初次测度，也是在商品经济挤压下扭曲的文化宝剑愤然出鞘后，闪露出的第一道锋利光芒。当时，朝野上下因鼎革所引起的震荡尚未完全平息。历经沧桑、烟水沉沉的西湖仿佛一张巨大的试卷，第一次由一个胆大妄为者胡乱填写了风花雪月以外的内容。那些年间有人发现他时常往返于杭州、金陵、苏州、太仓之间，挟策卖赋，寻诗访友，结交官员、包揽讼事，日子过得倒也相当滋润。当地一位著名的闺阁诗人黄嫒介，曾在不同场合看见李渔身上穿着魏晋名士那样夸张的服饰，性情和蔼，言词谦恭，在政界、商界和文人社交圈内如鱼得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和知名度。而根据《李渔年谱》的编撰者单锦珩先生考证，为他一生赢来广泛声誉的剧本创作，也是在把家搬到杭州的次年，在都市商业文化的熏陶和刺激下才正式开始的。

此后几年，由于当地政府对他的著作的大量被盗版查禁不力，而衙门设在金陵的苏松道兵备使孙丕承，反倒能够雷厉风行，多次主动出示严禁。何况这位孙大人又是他的铁杆崇拜者兼衣食父母。上述这一切再加上对当地日益恶化的文化生存环境的担忧，都迫使李渔必须尽快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新的安排。于是，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细雨蒙蒙的秋天的中午，经过反复多次的权衡盘算后，他终于做出了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把自己的人生舞台再次由杭州迁往南京。

根据现在所能找到的资料和作者诗文里的线索，李渔移家金陵期间先是居住在鹦鹉洲附近的金陵闸一带，后来因为考虑到这地方距城里太远，出门一趟非常不便，住了几年后感觉有点呆不下去，于是就把家搬到了周处读书台后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丘上。这处旧园后来被他修葺一新并命名为“芥子园”，还出过一套至今仍然名气极大、拥有无数忠实读者的权威画谱──《芥子园画谱》。这里有必要提到的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李渔在金陵住下后的第二天，甚至在行李尚未打开、整理，妻女僮仆的住房还没有完全安置停当，庭室门径更顾不上清扫的情况下，便一个人拿了工具跑到楼上书房，丁丁当当的忙乎起来，后来又心急火燎地让家仆去请木匠泥工。等到几天后有?上去，看到墙壁靠南一面多出了两扇古雅别致的梅窗，而且自然是他所喜欢的扇面形的，这才终于真相大白。这样，他行前因阮囊羞涩无法在私人游艇上实现的艺术梦想，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客寓的墙壁上终于得到了实现。

在同时代某些相好朋友眼里，当时年过知天命、以湖上笠翁自号的李渔，是一个愤世而不嫉俗的家伙。一方面，他在号称独善其身的同时未尝不想兼济天下，这从他私下向人透露的芥子园室名的寓意就隐约能传达出几分，“芥子”取自佛典“芥子而知须弥”。另一方面，由于仕途功名上的失意，加上时局动荡，新旧矛盾交替，世态炎凉，家又不得不成了他惟一感到温暖和可以自由施展抱负的地方。

在南京生活的十余年中，也许因为客居无聊，也许出于生性好动，他在杭州老宅里事无巨细、一律喜欢自己亲自动手的老毛病又犯得一塌糊涂。如花径的捷迂、屋檐的短长、女墙的高低、角门位置的朝向等等，无不一一躬身亲问。即以窗棂为例，除前面提到过的扇形借景窗外，他还设计了山水图窗，外推板装花式窗，花卉虫鸟窗等一二十式。有一次，他甚至还费时半月，将一截老梅的枯干通过借景法，精心制作成一扇几可乱真的梅窗。以至当有人问及他的生平杰作时，他竟然会笑眯眯地对人家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件特别得意的事情，一是剧本创作上的不同凡响，另外一件就是对居室环境的美化。他希望别人能将后者看成是他用另一种文字写成的杰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一枝一角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

要使一个向往飞行的人用脚走路那真是太难了，尤其是对于那些自以为拥有轻灵翅膀的人，也许这正是我们要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李渔这一形象的意义和价值。

一生中，一个几乎时刻都在困扰他的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生活得更好? 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更艺术？更小资？此问题对像他这样出身贫寒、偏偏又喜欢衣食住行什么都玩点情调的人，其难度与压力可想而知。而他的全部生活实践，从事后来看，似乎也都是个人意义上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探索和解答。

我们将有幸看到，在以家为主要内容的这部人生大书中，他一直在精雕细镂，惨淡经营。他的智慧、才情、力量和美学观念深深渗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并在每一件用具，每一片砖瓦，甚至一只瓦罐和一只焚香铜炉上都留下自己的思想与手迹。比如斜筑篱笆呀，精植园蔬呀，修剪花径呀，研究茶花的新式栽培法呀，没有任何事物能为他所忽略，也没有任何事物能拒绝他那平中见奇见巧的风格印记。哪怕是大门口的一块普普通通的石阶，其铺筑时的重视程度和匠心独运，也绝不会亚于皇家宫殿内森严的玉墀。是的，家既被他看作是生活和艺术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也俨然成了他个人的上书房和翰林院。比如，每天清晨他总是习惯起得很早，率领奴婢僮仆，用细竹枝扎成的长长的扫把将庭院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这种时候，没准他会产生皇帝在群臣拥簇下早朝这样的幻觉吧？室不扫，何以扫天下? 他似乎很喜欢这句他的浙江老乡陈藩带有自讽色彩的名言。此刻，他一定又一次轻轻念了出来。由于说话时眼睛正朝着远处霞光缠绕的钟山出神，以致我们最终还是无法弄清楚：这是对身边下人的勉励或训诫？还是在精神中跟自己说话?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3）

在金陵安顿下来之后，李渔的心思开始从庭院退入内室。如何使家居生活更舒适、同时也更显示自己的个性? 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躲在书房里，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劲头苦思冥想，并从中获得在政治及交游生涯中难以获得的乐趣。

首先，他想着手解决的是怎样在室内“藏垢纳污”。

“欲治精洁之室，先设藏垢纳污之地。何也？爱精喜洁之士，一物不齐整，即如目中生刺，必先去之而后已。”这里其实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藏垢，即处置家里淘汰、废弃的旧物，而他想出的办法，就是在正室之侧另造一小屋，如现代西式建筑中的贮藏室之类，将败笺弃纸，垢砚秃毫，以及断腿的桌椅，虫蛀的书版等暂时不需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古脑儿扔进里面，等什么时候有空了再去好好整理。

至于纳污之计，即妥善处理一家老少几十口人肚子里的排泄物，难度看来要更大一些。虽说他发明的箱式马子在同时代人的研究中一直处于科技领先地位，但那主要是供妇女同志内急时用的。一个大老爷们三天两头坐在上面，怎么说也有些不雅观吧？再说大便可以如厕，小便一天七八次，每次都要穿堂出室大老远地跑到院子里去，实在是有些不太方便，如逢刮风下雨、冰冻霜滑，那就更成了一件苦差。而且最可恨的是：“夫文人远腕，每至得意疾书之际，机逢一转，则断不可续。常有得句将书，而阻于溺，及溺后觅之，杳不可得。”

当然，事情尽管棘手，又岂能难倒以生活问题专家自居的李笠翁先生? 最后想出来的招数尽管有些古怪，而且有可能为正人君子所不屑，但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也足以称得上是因地制宜，简便实用，可操作性强的发明了，最可称道的是几乎不用花什么成本：“当于书室之傍，穴墙为孔，嵌以小竹，使遗在内而流于外，秽气罔闻，有若未尝溺者，无论阴晴寒暑，可以不出庭户。”说得简单点，就是在书房的墙上凿个小孔，插上一节空竹筒，有需要的时候对准尿出就行了。

对家庭装修中墙壁的艺术化处理，可谓他另一项自鸣得意的发明。按照当时行业的施工标准，一般都以裱糊为主，不是采用糊墙纸的方法处理，就是进行粉刷。而李渔提出的观点在成本上具有很大的优势：采用实贴手段，甚至干脆像几百年后首都机场轰动一时的壁画那样，让画家将作品直接往上面画就行了，非但程序、工价都能减下来，说不定还能重现前人“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州”那样令人神往的意境。书房最宜潇洒，因此千万注意不可使用墙漆，那样做在来宾眼里会使你显得非常俗气。碗柜一定要多设架板，以增大其容积，按形状、大小分别置放，使用起来就会感到很方便。香炉的最佳位置不是在桌子的正中，试试将它确定在当风稍偏一些，可能就有一种别致的风韵产生。而灯烛如果又想节省，同时又不影响到照明效果，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在分隔两个房间的墙壁上开一个小孔，方形、菱形、半圆形什么的都可以，把灯台放在这中间，这样一盏灯往往就能起到两盏灯的作用。

这期间，他还对传统的床帐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使这位多年来一直喜欢效法苏东坡的“无事此长卧，一日胜二日”的慵懒闲散的家伙，不免大受其益。以他一向的审美情趣来看,对花与倚枕，称得上是文人生涯中的两件乐事，不过问题在于，这二美常常不能得兼。比如看花的时候，身体大多或倚或站，或徘徊亭台池榭，心旷神怡之余，腰脚却是着实有些酸痛的。而躺在床上虽然轻松、惬意，看到的却只能是天花板或帐顶。经过反复多次的构想实验，他终于发明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从“床令着花”、“帐使有骨”、“帐宜加锁”、“床要着裙”这些技术要求来看，法度之严密比他写的《声律启蒙》一书恐怕宽松不了多少。至于具体谈到那个稀奇古怪的床上架花之法，估计也只有他那异于常人的脑子才想得出来：“于床帐之内先设挂板，以为坐花之实，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然身眠树下。”这样的享受自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连他自己当时都认为可能已经超出了凡俗和红尘的极限，以至有一天深夜从梦中突然醒来，鼻间幽芬缭绕，身体飘飘欲仙，想着想着不禁有些害怕起来，赶紧把老婆摇醒了对她说：“我辈何人，遽有此福，得无折尽生平之福乎”? 瞧！得意到这个份上，实在让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说。

那段时间内据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天，有一帮文坛哥们在秦淮河边的花船上闹了一阵后到他家里闲聊，他们先后参观了他的墨宝与藏品，看了他亲手设计的笔筒和蕉叶联，品评了他即将推出的新剧的戏本、道具、布景，最后在客厅里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鉴赏墙上的壁画。这是一幅出自当时南京城里丹青名手的巨幅花鸟，艺术上虽说不上有多少出色之处，但是，在他们仰观的过程中，令人惊诧的事情发生了──只见画上的那只鹦鹉突然飞动起来，翅膀扑楞楞地扇动，甚至还货真价实地叫了几声，音色清越响亮，然后又栖在壁画原来的位置上一动不动了。客人中有几位新相识，早已惊得目瞪口呆，而那些熟悉他的朋友虽然大开眼界，但大多还是能够做到安之若泰。因为对他们而言，不用说也知道，这自然又是这位“家不惊人死不休”、被吴梅村称为“前身合是玄真子，一曲沧浪自放歌”的李某人的的杰作。

具体的作法听起来可能有些复杂，但实际操作其实并不太难。“先于所画松枝之上，穴一小小壁孔，后以架鹦鹉者插入其中，务使极固，往来跳跃，不致动摇。松为着色之松，鸟亦有色之鸟，互相映发，有如一笔写成。”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朋友间善意的蒙骗和小小闹剧一般都会增加聚会的快乐，而当客人们“无不色飞神变，而称巧夺天工”时，尽管无法看到李渔自己的表情，但我仍然可以想象他站在一旁容光焕发、拈须微笑的样子。可以肯定，那时候他心里的得意劲儿，比之前不久京师龚芝麓尚书来函盛赞他的剧本新作，恐怕还要有过之而不及吧!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4）

李渔在宁期间，由于经济上有附庸风雅的王公巨贾作后盾，加上新作的版税和刻教科书的收入，以及剧团的营业收入，日子过得真可谓优哉游哉。

他的日常生活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每年春秋两季气候晴好之时，大多以外事活动为主，或乘兴出门、买舟远游，或就近访友、饮酒作乐。其时，吴伟业、钱谦益、王渔洋、余怀、尤侗等海内名家大都居住在南京、扬州、苏州一带，有的在两地都有寓所，他们时不时的混在一起诗酒酬唱，看戏品花，有时喝多了还成群结伙去秦淮河畔的花舫里闹点小乱子什么的，实在是潇洒得让人无话可说。若逢阴雨寒暑时日，他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写作。当时他除了继续从事小说与剧本创作外，还热衷于炮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很不错的畅销书，如《资治新书》、《尺牍新编》、《千古奇闻》等等。其中，《资治新书》的创意和策划让人叹为观止：

向全国数以万计的地方官员发出征稿函，让他们提供各自公堂上的案例及判词，当然随稿奉上的数目不菲的送审费和购书款是不能少的，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出版赞助吧。同时，他又利用自身的知名度，约来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正副总理和各部部长的稿子，后者自然无需交款。想象一下，一个偏远省份的小小七品知县，当被告知自己只须交纳十数两银子，就可以顾盼自雄地厕身于当朝大佬之间，名扬天下，这是怎样的诱惑与喜不自胜啊。后来因为寄送稿件的作者太多，人满为患，甚至还有托朋友拿了钱来走后门、强烈要求加入的，以至最后不得不一次次地扩充篇幅。

撰写对联虽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人遣情寄兴的雅事，但在李渔手下，却又成为他的一项颇为悠然自得的收入。虽然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他还不至于像稍后的郑板桥那样公然开出价目表来，但基本上也是按谢仪——或称润笔——的轻重来决定作品份量的。两者之间的区别也许仅仅在于：银子对前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形式——尺幅大小——上面，对后者的影响却是内容。也就是说，银子给的越多，话就自然说得越好听。这一点可能正是同代或后世作家对他訾议所持的主要理由。

当时，甚至有人还以“性龌龊”、“善逢迎”这样的词句公开对他进行人格辱骂和攻击。好在我们的笠翁先生对此一般均采取不怒不惊的态度。因为以他的观点来看，文人雅客跟达官贵人打交道，“借士大夫以为利”，弄点银子花花，这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因为与此同时，“士大夫亦借以为名”，当官的也通过附庸风雅捞取了自己所需的政治资本，大家各玩各的，互有所图，说白了不过是一件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公平买卖而已，又何必动肝火呢？他不大瞧得起那些食无鱼、出无车、饿着肚子在三家村里风雅的所谓清高之士。但他的回答不是著文反驳，不是当面嘲讽，更不是到官府以诽谤罪起诉人家，要求赔偿巨额精神损失费。(以他的练达以及在官场的声望，要打赢官司只怕易如反掌。)而是依然我行我素，乐此不疲。然后继续吃螃蟹，然后继续纳小妾，然后继续兴致勃勃组织家庭戏班子巡回演出。然后继续用一人之收入恬然养活全家五十余口男女老少。

这里，我们终于要提到他极有创意又广受抨击的家庭戏班子了。这个类似今天夜总会艳舞表演的剧团，虽说就性质而言是个文艺组织，其经营策略和服务对象却完全基于政治和商业利益上的考量。早在杭州客居时期，由于有机会时常与官场中人打交道，他那运算速度比奔腾4处理器还要快上几倍的头脑，就已经捕捉到这样的信息：西湖沿岸歌馆妓院的莺莺燕燕固然令人垂涎，但清袭明制，严禁政府官员嫖娼，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敢公开以身试法、拿自己的官帽开玩笑的。而南京作为两江总督行辕所在地，一方面政府机构人员众多，一方面秦淮河畔的风月场所又素为天下之冠，这种矛盾于是就显得更为突出。

在经过精心谋划和资本运作后，一个由笠翁先生任总导演的、由二十余名年轻貌美的女孩组成的私人剧团终于宣告成立，并立即开始它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暧昧演出。除偶然邀请亲朋好友来家中看看彩排什么的，大多数日子采用的都是送戏上门的方式──演出地点别出心裁地安排在当地或外省权力部门高官的府上。最远的一次甚至到过甘肃的首府兰州。而剧团老板李渔的名片上，除了集投资人、导演兼编剧于一体的特殊身份外，恐怕还得加上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男妈咪的头衔。今天零零碎碎保存在《李渔全集》里的部分演出纪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在当时官场上受追捧的程度。还有什么比能利用合法形式行苟且之事更聪明的点子呢？何况那些演员一个个又都是那么漂亮，那么风情万种，那么听话。如果在观赏过程中看中了谁，只需跟李老板打个招呼，这人就是你的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此创举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色情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飞跃，即使是那些轻蔑和憎恨他的人，也不得不对其经营手段的高明私下里表示由衷的佩服。若干年后，这个剧团虽然随着主人的告老还乡而宣告解散，但此后数百年间各种形式的权色交易，包括京剧的传统堂会和当代的模特公司选美大赛什么的，如果细心辨察，仍然不难看出当年笠翁先生私家剧团的悠远影响。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5—1）

南京是这样一座叫人乐而忘返而又不无尴尬的城市，尤其对李渔而言，这里既是他政治才干和人际才干大显身手的舞台，又代表着他个人商业和财富新的起点。我们知道，李氏文化产业集团的事业虽说早在居杭期间就已暗中运作，但真正做大做强却是在买下介子园前后才正式起步的。然而，尽管这昔日的六朝皇都数不清的酒楼歌榭、山水胜迹、美人、名士、宫殿和权势让人沉迷，但它乖戾的气候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冬天太冷，夏天又热得简直喘不过气来，简直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火炉，甚至比同样处于长江下游的杭州──李渔从前生活过很长时间的地方──还要热上几分。如今，每年春夏之交国内各大厂家的空调大战在这里都打得特别火爆，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当然，如今南京的市民如果有谁熬不过了可以立刻掏出票子，去商场抱一台三菱或者江对岸泰州生产的春兰空调回家。而对于一位三百多年前的居住者来说，除了让丫环打扇和吃井水镇的西瓜外，似乎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对付。

李渔移居此地后的第三年，就碰上了一次百年不遇的酷暑。从前在兰溪伊山避难期间，如果碰上这样的鬼天气，他使出的绝招就是光着身子跳进村里的荷花塘，一整天趴在水中，或吟诗或构思小说情节。这南京可是江南名都，全国闻名的礼仪之邦，自然容不得他这么胡来。再说这城市就是想找个有水的地方也不容易。比如你总不能赤条条跳进秦淮河，把两岸的莺莺燕燕都惊得花容失色吧？于是他只好将这一招藏之勿用，另外再想办法。到了这个炎炎长夏过去将近一半时，一件新的科技型抗暑用品——简单实用的凉杌一一终于又被发明出来了。杌大概就是方凳一类的玩艺吧？具体的制法是：先请木匠做个结实的方柜，镶嵌油灰漆好，上面空着。然后把井水灌进去，再盖上一片薄瓦充作凳面，“其冷如冰，热复换水”。这样既简单又实用的玩艺，也亏了他的天才脑子才想得出来。可惜那时刚坐稳汉人江山的满人正致力于抓政治思想工作，还没来得及考虑跟世界接轨，不然花上几两银子申请个专利，光技术转让费就够他吃上一辈子了。尽管如此，这里仍然有两个技术上的要求必须说明，一是油漆手艺一定要高明，保证方匣不漏水。第二就是覆在上面充作凳面的方瓦必须定制，而且最好是要江西景德镇产的。宜兴产的虽然也可将就，但制冷效果显然就要差一些。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制作凉杌的最佳材料应该是塑料或者玻璃，而不是木材。因为前者不仅密封性强，不存在渗漏问题，另外外形上也更美观。同时，这一伟大发明在理论上，也明显跟现代医学的基本原理相悖。但如同我们不能要求诸葛亮的木马流牛装上两百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或者黄道婆的纺车用马达带动一样，我们也不能以工业社会的技术水准，来衡量三百多年前一个不懂科学为何物的南京荣誉市民的发明。不管别人怎么认为，至少在李渔时代，作为一种所费无多、简单可行的降温方法，走的又是大众化路子，它的科技含量和实用价值都不容小觑。我曾经仔细估算过价格，即便以目前的造价而言，大约百来块钱就能打发。因此，今天南京的工薪阶层中如果有人买不起空调，又具有浓厚的怀旧心理，最主要的是必须身体硬朗、不怕疾病秋后算账，我想他倒是完全不妨依样画葫芦，自己动手，做它一个试上一试的。

出版于一六七一年的《闲情偶寄》，是李渔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他以生活问题专家的身份，详尽讨论了世俗人生可能遭遇到的几乎所有细节，从女人眼部的化妆术到一盆青菜的烹调方法，甚至包括剧本高潮设计、养生秘诀以及性生活时间合理长度的控制。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权威的学术专著，我以为还不如把它看成是一位人情练达者一生的心得和经验之谈。

书名中的“闲”字，在这里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只有放弃对传统知识分子仕途红尘的眷恋，才有可能真正体验蕴含在日常生活肌理中的人生美德和精义。在作者笔下，我们有趣地发现，植物和器皿仿佛都是会说话的。一双鞋子的生命往往大于穿它们的脚。女人真正的美并非五官和身材的出色，而在于布满全身的那种流动的气韵。萝卜吃多了容易打嗝，但对身体极有益处，就像一个人看上去像小人，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君子。另外家里的橱啊柜啊什么的应该时常搬动一下，换换位置；包括夫妻之间，也千万别一天到晚呆在一起，应主动寻找能小别数日的机会，慢慢你就会发现这样做对家庭的和睦稳定有很大好处。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5—2）

这种得自生活体验的真知灼见，也许为文坛的正统人士所不屑，但在普通读者层中，此书因带有生活福音书、大众哲学读本的特征，曾受到狂热的追捧。对他们来说，当时坊间的出版物不是讲神话的自以为高明的经史百家、名家诗文集子，就是讲鬼话的描写千篇一律的色情小说和志异故事，要想找到一本讲人话、深入浅出、且跟他们那个阶层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书籍，可谓难乎其难。此书出版的最初几年，在苏州、松江、杭州、金陵一带的书坊一时间卖疯了，以至必须一次次地加印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

一叠大红拜帖上写着余怀、方文、尤侗、周亮工等名士的名字，此时是公元一六六八年的春天。算来李渔在南京住下一转眼已是第七个年头了。这段时间的生活，可以说是他自己一生中最踌躇满志的时期。年前带了家庭戏班子下基层，大老远地跑到西安、兰州等地去巡回演出，舞台当然按老规矩搭在那些总督巡抚的衙门里。委曲手下几下女明星作点牺牲，那自然是免不了的，得到的回报却超出他事先的预料。非但有大把银两财物的馈赠，更有深知寡人之疾的地方官员投桃报李，奉上乔姬、王姬两位边地风味的美女请他老人家笑纳。昨日爱婿沈因伯又跑来告诉他，正在扩建中的芥子园的附属部分一一包括剧团驻房、书铺和排版工场一一的装修工作一两日内也可完成。为了不辜负自己的好心情，同时也对当地朋友多年来的照应与捧场表示一下谢意，他打算要好好请一次客，在刚搬进去不久的别墅里设家宴款待诸位好友。当然，如果说私底下还有什么目的，那就是想趁这个机会让他们见识一下园子的规模、以及新弄到手的两位小妾的艳采。主意打定之后，当下他就在客厅点上一柱龙涎香，命乔姬磨墨，王姬捧纸，亲自动手写了起来。然后让书僮当下就将请帖分送城里城外的那几位铁哥们，请他们三日后来芥子园新居饮酒听戏。

当天中午他就开始张罗准备。宴单上的主食是一种几天前刚刚研制出来的面条，自然是色香味俱全的新奇玩艺，还起了个得意的名称叫做八珍面。这道美食工艺上的讲究自然非同小可，用农家土鸡、长江里的刀鱼、太湖的白虾这三种主料拆骨去皮剁成碎糜，在日光下晒干，再加上鲜笋、香蕈、芝麻、花椒这四样辅料，也须先捣成碎末，然后一起放入面粉中。据他在文章里自己说，和面用的鲜汁也非等闲之物，因此也算是一种，这样加起来正好凑成八种。这还不算是特别麻烦的，“鸡鱼之肉，务取其精，稍带肥腻者弗用，以面性见油即散，擀不成面，切不成丝故也。鲜汁不用煮肉之汤，而用笋、蕈、虾汁者，亦以忌油故耳。”技术要求高到这种程度，让人只有惊叹的份了。如果说以上流程出自大内御厨或金陵某位名家的手艺，那还勉强说得过去，事实上这完全出自他自己的独特发明，当世恐怕也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说来也真是难为他老人家，要知道这次请的都是堪称老饕的海内名公大儒，又有什么是这些人没吃过的？因此，没有一两招拿得出手的绝活，又何以飨此雅客?

宴请当日，他甚至还亲自下厨操勺做菜，简直有意要跟先贤“君子远庖厨”的古训对着干。冷菜四道，除白鸡、熏鱼外，尚有发菜、鲜笋两味。发菜是去年游秦时带回来的，系甘肃巡抚刘斗的宠赠，一向被视为江南珍品，不要说食客，就是有些厨师这辈子可能也无缘一尝。笋是新近上市的嫩尖，纯用清水白煮，略沾以陈年老抽酱油，其味鲜美无比。为此他还写过一句广告词：“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可以说是他一贯强调的风格。热炒以蔬菜与水产为主，虽说不上什么名贵，但难得的是都能做到精致清淡，平中出奇，显然不是一般俗厨所能拿得出手的。席间，尤以一道以鲥鱼肋为主料的四美羹和一只烂蒸老雄鸭给客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当然，受欢迎程度最高的还数前面提到过的八珍面，把客人们一个个吃得面红耳赤，面面相觑，差点连碗都吞进肚里。等到饭后一干贵客被请到东厢的浮白轩去看他新近完成的力作《慎鸾交》的彩排时，更剌激的场面想不到还在后面。乔王二姬虽系西北籍贯，但经过大名鼎鼎的笠翁先生的调教，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一口清纯的吴侬软语已经糯到了家。更兼音律娴熟，舞姿清丽，望之直如神仙中人。眼前莺莺燕燕，耳边丝竹靡靡，要让客人们做到不意醉神迷，击节叹赏，这个要求显然是过于残酷了。

坐在前排的两淮盐运使、著名古文家周亮工可能是客人中意志最薄弱的人，一出戏只演到将近一半时，他就已经忍不住了，当即发出“乔王二姬，真尤物也，舞态歌容，当世鲜二”之浩叹。不过令他感到困惑和可疑的是，“李生贫士，何以致此异人者也?”这个问题其实也可看作是座中佳宾们共同关心的话题。没有资料表明李渔当时对此问题作了令人满意的回答。我想如果非要他说，想?此公一定会以手捋须，?顾左右，笑眯眯地用一句“山人自有办法”来搪塞过去的。至于这办法的机窍与要义，今天奋勇下海的作家名人早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此作了生动的注释，这里也就用不到我来多饶舌了吧。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6）

在李渔客居南京的最后几年中，生活大体如常，大致可分为携剧团到处作商业性演出与在家享受日常生活乐趣两个主要部分。当时他的年龄已届六十多岁，但依然身体强健，令身边的年轻人十分妒忌。非但无需家人照料，甚至还能维持不亚于年轻小伙子的性生活节奏。这固然得益于多年来对养生学的爱好和研究，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时刻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从年轻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学会把人生看作是蜡烛在风中的燃烧，或一滴水珠在太阳下蒸发的过程，深信只有穷尽一切可能性，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才是人生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现在年纪虽然越来越大了，但这一信念却始终没有任何改变。当然，在内心里，他也承认自己的精力与生活热情已有些不如从前，虽说策划畅销书、打秋风、走后门、搞色情演出这些事还在继续进行着，但相比往日的激情与投入，现在只能说是处于一种勉强维持的状态吧！怎么说呢？也许，让一个仕途厌倦者向往山林并不太难，但让一个在天空行走的人回到地面，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此时是公元一六七三年的残冬，朔风凄紧，江冻岸裂，从昨日黄昏时分起下的那场雪慢慢覆盖了芥子园后面的钟山。南京城里雪深及膝，街道冷清，行人稀少，商铺店家早早上了店板，回家与老婆孩子烤火炉去了。正是在这样的严寒日子，以筹措个人文集《一家言》刻资的名义，李渔再次带了他那群莺莺燕燕们主动出击，到北京山西等地大捞了一把之后，精疲力竭回到了家门。甚至来不及掸去肩头的霜雪，他就迫不及待地躺进书房内那只奇特的暖椅，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旅途的倦意顿时一扫而尽。说起来，这把前后置门、两傍镶板、形状古里古怪的椅子也是他一生中那些巧夺天工的发明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出色的——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如果光从外观上看，这玩艺颇有些像是今天大小公司里豪华的老板椅，但内在功能上的差异何止天壤之别。光凭它那神奇的节能效果，就值得现在全国各地供电部门的领导们好好学习。根据《闲情偶寄》里的原始记录，这把神奇的椅子每天只需消耗很少一点木炭，就能让你一整天都享受如坐春风的感觉。还是让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吧：“此椅之妙．全在安抽替(屉)于脚栅之下……抽替以板为之，底嵌薄砖，四周镶铜。置炭其中，上以灰覆，则火气不烈，而满座皆温。自朝至暮，止用小炭四块。”“只此一物，御尽奇寒”。

当然，此椅之妙应该远不止于此，从形式和结构上来分析，可以说它充分体现了现代家俱一物多用的风格与特征，这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工艺史上无疑具有先锋意义。比如你累了时可以当床睡觉，肚子饿时又可以当餐桌，置炭的抽屉里放一香饼，就是现成的香炉。在桌面上凿孔放砚台，可免因天冷墨汁结冰、动笔写作时必须时时呵冻之苦。而衣服受潮时又可作熏笼用。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有需要，它在关键时刻据说还能顶替轿子的作用：“游山访友，何须另觅肩舆? 只须加以杠柱，覆以衣顶，则冲寒冒雨，体有余温。”接着他又继续强调说，有了这宝贝，古人说的王子猷雪夜访戴的私人游艇，大可当废品卖了，孟浩然踏雪寻诗的那匹毛驴也可宰掉下酒了。话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加上造价低廉，如果能够批量生产投放市场，所获得的收益，想必要比他为赚钱而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杂书强多了。然而遗憾的是，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商品社会。因此，尽管他具有超众的经商头脑，也只能在书房窗下搁着，暴殄天物，而无法让它在南京乃至全国的各大商场里卖疯卖火。一想到这，真叫人不由得感慨系之。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对皓首穷经、谋生计拙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反动，这把椅子以及坐在上面的这个可爱的老头，他的才华、智慧、悖逆时尚的作派、商业头脑、以及对世俗的热爱，现在至少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公众所接受和欣赏了，并且将在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史上留下了应有的位置。

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7）

李渔离开南京的准确日期是公元一七七七年正月的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当时的原因一是因为两个儿子都在浙江读书，平时生活上相互照顾不便；当然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兄弟俩当时都已到了科试的年龄，迫切需要名人父亲前去辅导照料，包括走走门路和打通必要的关节等等。二是作为李渔衣食父母的那些达官当道者有的已调离南京，剩下的似乎也不再像从前那么慷慨了。再者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一一害怕自己将来老死他乡，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担忧与恐惧。总之，在经历了反复的不无沮丧的权衡考虑后，他最终还是决定返回杭州定居，在西湖的水光潋滟、山色空濛间度过自己余下的岁月。经政府特批，李渔接受了毗邻吴山的一块廉价空地作为晚年的居所。此举从表面上看是出于经济窘迫，但从精神角度而言可能还存在另外的解释：这个自号湖上笠翁的人，生平喜好女色，如果不是由艳比西子的西湖来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圆满的句号，还能找到什么别的更好的地方呢？

客船估计还是停靠在我们前面看到过的秦淮码头，不过时间已是风风雨雨的十六年后。江边乍放的红梅与他早早谢顶的白发相映成趣，凛冽寒风吹动他手中刚写就的《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这是他一生在弄钱方面最后的一个大动作，而打秋风的对象是北京国务院的高官龚芝麓。据信中自述，为了支付搬家费用以及在杭州安置新居的庞大开支，他先后卖掉了在南京的别墅、书板、古玩、字画，甚至妻妾头上的钗簪以及女儿的一对心爱的玉镯。当然还有陕西巡抚贾胶侯前几年送他的那件珍贵的狐裘大衣，以及公司新推出的《芥子园画谱》的部分经销权。即使这样，在资金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小的缺口。至于那条移家南京前就一直停泊在图纸上的私人游艇，也只好让它继续无休止地停泊在那里。尽管后来北京方面的反应似乎不如想象中那么热情，答应馈送的数目也不太大，但在船主老王父子眼里看来，至少雇用他客船的这老头一点也不像是有心事的人。不但整天乐哈哈的没个主人相，而且还有点老不正经。身边围了这么多花枝招展的侍妾不说，一路上饮黄酒、读《离骚》，与僮仆闲扯打趣，甚至还起劲地学唱有色情隐喻的民歌，让人真是大开眼界。

从返乡后的情况来看，李渔的生活与从前相比似乎有了较大的改变，除回杭后的当年秋天仍然使出当初的手段，突然杀到湖州打过一次秋风外，其余时间大都呆在家中，精心整治他位于杭州吴山铁治岭的新居层园，一改当年热衷红尘纷扰、满世界乱跑的形象。据今人单锦珩所撰《李渔年谱》，李老头到湖州的准确日期是旧历康熙十九年（1677）的八月十三日，虽然打的是重阳踏青访友的牌子，但主要目的还是因为那里的富饶。这从他依次谒访的对象就可看得出来：湖州知府、乌程知县与湖州盐运使李万资。后者虽官小职微，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大大有名的肥缺。以一代天骄李笠翁之精明，这样做自然是“此中有真意”的。事实上，对这一点他自己倒并不忌讳。在客湖期间写给好友萧山大儒毛稚黄的信中，就曾坦率承认这次旅游的目的是“饥驱至苕川，幸地主稍贤，能以佳茗醇醪药我，不至遄死。”不过话还是说回来，这位清代著名的弄钱老手虽将主要精力用于与地方官员周旋，山水古迹什么的还是去看了一些的。至少在他半月后回杭的行囊里，不只塞满价值逾千的财物，还有游道场山和岘山所写的三首七律的手稿。考虑到当时他的年龄已有六十七岁，这样的成绩也不算太辜负湖州山水。甚至当三年后的那场疾病突然夺走他生命时，家里人发现直到最后几天，他仍然在坚持写作。所幸那时，他的著作已全部由自己亲手修订完毕。

还有什么比一个人坚持按自己的愿望生活、度过整个人生更完美、更有意义的事情呢？

在一生的几乎所有阶段，李渔都把“世间第一乐地，无过家庭”的观点，作为自己处世思想的核心，加以细心的呵护与固守。而他在南京十数年的客居生涯，可以说正是对此所作的实践和生动注释。

在这篇文字临近结束时，他搭乘的航船刚过了嘉兴的杉青闸，于黎明时分渐渐行进到桐乡境内。杭州犹如一个旧日之梦现在已经遥遥在望，由于晨雾刚散，河面此刻显得相当的开阔，一派“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的博大的唐诗意境。刚刚升起的南方冬日在岸边的农舍、桑林和干草垛上仿佛一匹金黄的缎子微微晃动。这是近几天来难得一见的好天气，李渔这时也已经由舱内慢慢来到了船头，望着头顶的天空和扑人眼帘的故乡山水，脸上浮现出我们熟悉的那种宁静、世俗的笑容。而我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他，情动于中，感慨万千。

“锚最好的位置是在自己手上”——我终于说出了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想说的这句话。

随园食事及其他（1—1）

上篇

建筑风格颇具几分欧化的小仓山房坐落在南京清凉山麓。采用大面积的五彩玻璃作主要采光材料，这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极为罕见。作为大名鼎鼎的随园的主体结构，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后期为战乱与兵火所毁，它的建筑历史迄今应该已有二百五十余年。七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观看夏季中朝篮球友谊赛的兴高采烈的市民，当然不会想到他们的木屐与劣质塑料凉鞋下面曾是一个时代文学乃至政治的中心。同样，假如你是一名外省旅客，同一时期到南京出差，沿着广州路往上海路方向走，你会在路旁某幢旧宅的墙上看到一块标有“随园”二字的铁皮牌子，但这仅仅作为街道的命名，并不表示有珍秘的遗迹可供凭吊与游赏。而路南边位于百步坡至永庆寺一带，当年曾是随园南山的著名景点天风阁与柏亭，现在除了粗暴地写在永庆寺大门额顶的“明亮油漆合作社”七个大字，书法依稀尚有几分随园味道（这一点很有意思）外，你同样什么也别想看到。但如果你刚巧是古典文学爱好者，又一向对此间主人心怀仰慕，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工作也许就是：将上述地名及位置在纸上一一标明，再加上宁海路与红土桥，然后用线条细心把它们连接起来，就意味着你对这座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别墅的规模与轮廓，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随园主人一生的飞黄腾达及不凡遭遇一向是个令后人感兴趣的话题。即使放在现在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下来看，也完全可以说是个奇迹。一个杭州潦倒书生的儿子，九岁时还不知道诗是什么玩意，更遑论文学的功能与价值。凭着邻人拿来作抵押品借两星银子的一套《古诗选》，仅仅用了十年不到的时间，也不知吃了什么药，毫不客气地就把自己弄成了这一行中的大腕。“眼前三两级，足下万千家”，从他学诗当年与同学游吴山写下的这些句子来看，其吐属已相当不凡，十五岁那年初学律诗，“也堪斩马谈方略，还是骑牛读汉书”，“新丝买得刚三月，旧雨吹来似六朝”，如果有人愿意开个玩笑，把它们放入陆游或陈后山的诗集里，相信也不会有多少人看得出来。加上这人的天赋和幸运还不仅仅只表现在创作上，二十三岁顺天乡试中举，二十四岁秋季一举考中进士，年纪轻轻就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尽管那时没有电视报纸等媒体的宣传，这名头却早已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何况他的文章同样也是写得那么出色。“临川李穆堂侍郎以文章名，先生袖所作请业，侍郎极爱《李德裕论》一篇，大书卷首云：洗尽《唐鉴》中腐语，得此痛快淋漓之作，真‘不觉前贤畏后生’矣。”如果说这李先生是前辈，对青年朋友少不了要勉励几句，那么当年与古文名家胡天游在广西的相遇，后者“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他日为唐之文章者，吾子也”的那番评价，可以完全看作是圈子内同仁的肯定了。等到几年后外放实缺，在南京周边县城溧水、江浦、沐阳、江宁走马灯似的轮换着做知县时，已隐然是一派文坛大师的规模和气象了。包括后来的买地隐居以及所谓闭门著述，更是将他的人气指数一举推向了高潮。文学史上奉他为乾隆江左三大家，谈论清诗理论绕不过他创下的性灵派，研究笔记小说的也往往会举出他的《子不语》来和《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比较。何况这里说的还都只是文学上的事，至于他在其他方面的能耐，那更是不用提了。

随园食事及其他（1—2）

然而，尽管在今天的图书馆或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随园以及它的主人袁枚早已不是完全陌生的名字，但有关他形象的准确定位却依旧是个难题。当然，对大多数推崇他《随园诗话》、《随园尺牍》以及杰出散文《祭妹文》、《黄生借书说》等的读者来说，首先这应当是个有着简洁、生动文风的作家，但这并不影响历代的风流才子对他鉴赏女人眼力以及不菲艳福的真心钦佩，同性恋者与仕途厌倦者也引他为知音，知识经济时代的知本家则将他看成是他们这一行的弄钱好手。此外，像旅行家，财会人员，室内装璜工程师，时尚产品消费者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人士，估计在他那儿也都能找到精神上理论上的有力支持。当然，如果要说到饮食与美味，那话题肯定就更多了。尤其是南方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中产阶级家庭，以及烹饪界那些食古不化的怀旧主义者，他们对他一生的不俗口福和独到的美食心得推崇备至。这个活着一点不肯亏待自己的人，当年他是那样喜爱精美的膳食，以至专门为此撰写了一部两百来页的书稿。这本取名《随园食单》的专著记录了他一生饮馔上的体验与心得，其品位之高雅，见闻之博洽，兴趣之广泛，当世几无出其右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它于公元一七九二年刊行问世，这以前的那些讨论饮食的著述如《山家清供》《三风十愆记》《饮馔正要》《食宪鸿秘》《饮馔服食笺》等，都要立刻退避三舍──仿佛在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桌子上端上一盆秘制鱼唇、或武大郎的炊饼挑子边设摊卖现蒸蟹粉小笼──尽管作者的本意尚远不止于此。

袁枚购置随园作为自己的人生舞台时年仅三十三岁，当时他在隶属南京的江宁县担任知县，正好是在他一生中的一个得力人物──时任两江总督的满洲人尹继善的荫庇之下。由于才能和政声，加上与上司非同寻常的师生关系，从而使得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任期未满一年即被推荐出任高邮州知州。但这一破格擢升在报请吏部核准时遇到了麻烦，非但普遍被认为一下子提得太快、不符合组织上的干部原则，还差点对此进行了通报批评。当然，说仅仅因为吃不到那里名闻天下的野禽与咸鸭蛋，事业上略受点挫折，放着好端端的官就不想做下去了，怎么说也有些夸张。但保留下来的原始资料无情地显示，他买下这处曹雪芹家祖产的具体日期，与吏部的批文到达尹继善的总督府，确实只有一两月的时间差。因此，在找不到其他理由和可能性的情况下，比较接近真相的解释，只能是他内心深处时刻纠缠着冲突着的那种官场礼仪与个人性情之间的扞格和矛盾。加上对个人才华中文学与山林属性的深刻自我了解。怎么说呢？比如这县太爷换成你来做、老百姓把你当父母来爱戴，而你却整天只想着写诗喝酒，对山水的投契重于农桑，或者对碑帖的兴趣远胜吏牍，总有些不像话吧？但反过来，严格按所谓好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天到晚勤政爱民、听讼审案，还要时不时地下乡催租收税什么的，想来也是真够烦的。总之，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这位在仕途上本来应该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人的身份，突然一下子就从一个堂堂七品正职，变成了荷冠道衣、优游林下的山人隐士。由于买的是前人的废园，加上处地略偏，当时虽然只用了大约三百两银子，但扩充它重建它的花费又何止十倍！如果你对这方面的细节有兴趣，不妨读一读他后来为此撰写的情文并茂的系列散文《随园六记》，就可发现这简直是个缜密而宏伟的人文规划下的产物。其中既有对中国历代园林精华的广采博取，又借鉴了从意大利传教士那里获取的文艺复兴后期西方建筑的某些样式，更有对自己家乡杭州的著名景物如西湖、断桥、南北峰、苏堤白堤等的移植与复制。如此的洋洋大观，规模气派，再加上园内书仓里庋藏的三十万卷图书，以及“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鹄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这样广告式的自我宣传（参见《随园遗嘱》里的有关自述），自然使它自建成之日起，很快就被目为清代园林艺术的惊世之作，无论达官贵人或平头百姓都以有机会一游为幸。好在这里的主人偏偏又是个喜欢热闹、满脑子开放思想的家伙，于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当时瓢饮簟食、皓首穷经的江南作家群中。“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一直弄到“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为止。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隐士，而是一位迪斯尼乐园，或中华锦绣风情园的业务经理。至于这么多的银子投下去，这钱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随园食事及其他（2）

随园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周边不设围墙，这无论在当初或今天都称得上是惊世骇俗。想想看，好几万身家的财产，全家男女老少奴仆僮婢数百人口的性命，就这么大大咧咧的如同现在城市里的广场或街心公园那样坦露着，甚至连夜不闭户也谈不上，因为根本就无户可闭。将安全的基础全都寄托在小偷可能有的怜悯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蒙贼哀怜而已”。山势逶迤、修筑困难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有人把这归结于主人的开明作风，但我总觉得事情可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他在创作上以“性情”二字号令天下，痛诋考据，反对格律，批判复古等偏激观点，也不能被简单认为是普通的文学思想之争。虽说这观点并非由他首创，不过拾了两百年前袁中郎、江进之他们的余唾，但相比当年公安派那些人一脸书生相，齿尖舌利，争了一辈子只得到个标新立异的虚名，他的玩法可高明多了，可以说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都知道，要在江湖上打天下，成为一代宗师，第一步就先得有自己的门派和一两手看家本事，另外还得有理论，如少林派的易筋经，武当的太极阴阳理论什么的。袁的成功在于他什么都懂，而且都有自己独到的招数。年轻时很早就打出性灵派的旗号，争取到一大批基层作者和文学青年的支持，再以一部理论集《随园诗话》将抢到的地盘加以巩固。更厉害的是，本来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到他手里居然就能变成物质，成为赚钱扒分的绝佳工具。恭维前辈、奖掖后进、收女弟子、编诗话、替人出书写序、和企业家打交道、说某高官的老母亲有天赋诗才，只要他生平愿意沾一沾手的事情，几乎找不出一样是白干的。是啊，谁让他是清代文坛赫赫有名的流派宗主、说话做事管用呢！可以比较负责任地说，性灵派这三个字为他一生带来的收益，应该不低于他全部家产的一半。而现在他居然就将它们这样大大咧咧摊在公众的眼睛鼻子底下，说没有更深的机心和用意在里面，恐怕谁都不敢相信。当然，以他的老谋深算，治安方面也肯定是在绝对有把握的情况下，才敢这样肆行无忌的，凭他跟当地一把手尹继善的交情，以及将市长县长当下人使唤的骄矝，谁敢去惹他啊！随园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没有出过一桩刑事案件，就是很好的说明。

一个在文坛上如项羽那样打算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家伙，这是我自十七岁读《小仓山房全集》以来所一直固有的印象。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这个人，生来就是习惯把自己看成孟子说的“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也”或杜甫“会当绝淩顶，一览众山小”的那一类人。尽管外表谦恭，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内心的自负与狂妄，文学史上找不出几个人来比。从文章里偶尔露出的峥嵘来看，像苏东坡和陆放翁那样的都不放在眼里，至于本朝的同行或前辈，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一代宗师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这就是他广为人非议的对清初两个最有才华的作家方苞和王渔洋的评价。在文学的国度里，他也许一直是隐隐以君王自许的吧？我总爱这样询问自己，而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因此占地数万平方米的随园在他个人的心目中，说不定就是颐和园或承德山庄的一个同义词罢了。包括这里据统计每年总数超过十万人的游客，春秋佳日从城内及四下郊县涌上山来那种热闹场面，扶老携幼、喜气洋洋、流连忘返，与其说这一切出于主人的好客与平易近人，不如理解成精神上的某种与民同乐更恰当一些吧！而如果用围墙圈起来，真的弄成像陶渊明的东篱严子陵桐君山上的钓台那样，那就完全与他当初辞职退下来的本意有悖了。我们不妨可以想象，在那些风和日丽的正午或黄昏，当他站在园中主楼冬暖夏凉室宽大明亮、四周饰有西洋玻璃的阳台上，在十二名侍妾和三十多位年貌如花的女弟子的簇拥下，手持天目山中出产的籐杖，眼戴外国进口的金质眼镜，手抚刚染过的齐达胸前的整整齐齐的长须，慈和，宽仁，居高临下地观赏下面这国泰民安的景象，这时候，想必他在内心，很有可能将自己错认是长安曲江春日的唐明皇或开封城里元宵赏灯的道君皇帝什么的。如果谁对这样的假设感到惊讶，或心存疑惑，那么园中主要景点柳谷正中高悬的那副对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至少可以为我们透露出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何况这对联还出自他的自撰。

随园食事及其他（3）

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随园在袁枚一生名山事业上起到的作用，可以比之于刘备的荆州、谢安的东山、毛泽东的遵义，或者他今天的杭州老乡黄巧灵的宋城景区，是那种典型的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发展速度上直线上升的杰出个案。虽说当时有不少人天真地从风雅、高尚、气节等精神角度来理解，包括我个人在内，最初的时候主观上也很想为他开脱，但很多资料还是表明，筑园退隐只是他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种策略与手段。这以后他对政治的兴趣非但没有半点减少，反而更为积极与热衷。这方面既有《小仓山房尺牍》中大量的与当时朝中权要的往来书信为证，也有他与江南官场位居要津者称兄道弟，长年厮混应酬的实际生活状况可供援引。至于那些下层官员把这里看成是为升职走门路、通关系的最佳平台和捷径，那就更不用说了。不管袁枚本人是否承认，他在随园这一个人生活舞台上扮演的，实际上一直是明代的陈眉公，王百谷那样的山中宰相角色。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乾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最初阶段的经营，这地方的基础建设和精神建设都已显得相当完善，并以它独特的魅力，开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大批的地方赴任官员无不来此讨教做官的诀窍，顺便进献一点儿礼物。而当朝大员外放路过南京也时常对这里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因为这样做既可满足自己附庸风雅的虚荣心，博取礼贤下士的美名，同时也指望能通过此间主人令人羡慕的庞大的社会政治关系网络，为自己今后的仕途前程与舆情打下更牢固的基础。即便彼此从一开始就知道是在相互利用，但和一个名闻天下的诗人打打交道，毕竟有利无害。要知道当时的政治空气中尽管也会时不时的刮上几次沙尘暴什么的，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学术繁荣、文化昌盛的清明时代。连皇帝一生都写了四万多首诗，你想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

他们一般都在距此一里外的红土桥下来，这一礼节在许多书里都有着详尽的记载。把随从、车马、眷属、仪仗等都留在下面，只带上书僮和礼品，轻车简从，步行上山，以示对主人的仰慕与敬重，这在当时几乎已成为一个惯例。尽管不可能有什么官府的明文规定，却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这样被沿袭了下来。说得夸张一点，这似乎又有几分百官上朝在午门外下马的架式了。其中一个人物甚至还是烧鸦片的大大有名的两广总督林则徐。林对随园的匆匆造访据考证已在袁枚死后多年，加上当时这里也早已显露出败像，但我们的总督大人却仍然坚持要循依旧例、并且任凭随从与袁氏后人怎么劝阻也不改初衷。这种隆重礼待与规格，肯定是当初担任七品江宁知县时期的袁枚所难以想象的。从这样的细节与角度，这也说明他对自己人生形象的重新设计与塑造是如何的成功！

当然，偶尔的例外也是有的。倨傲而矜持一一多半藏在谦卑的外表之下一一的子才先生与当时围绕在他身边、跟着他一起混的那帮人──同学、朋友、妻妾、兄弟春圃太守、女弟子、文坛帮闲、娈童歌妓──由于随园文化集团公司（一个玩笑）开办以后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在他们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的视线里，这里的山水林石、亭阁楼馆在某种程度上，也许真的被认为有几分混同于承德的避暑山庄了。哪怕不是在想象中或喝酒喝多了的时候。因此，当长达五十年的山庄外事接待工作中，偶然碰到过有一个五品学士因不懂这里的规矩，坐着轿子冒冒失失就这么一直抬到了山上，引起主人的不悦甚至差点当场开销，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除老袁本人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及此事不说，一个后代崇拜者在他编的那本跟后来李宗吾的《厚黑学》差不多可以媲美的《随园轶事》里，甚至还专门以《某学士》为题列了一个条目。里面公然宣称：“仕隐两不同途，先生退居小仓山，久已将官场习气，一概扫除，是以达官过访，亦必于十里外屏去驺从。某官排道上山，为先生所憎恶”。虽说这后人的马屁功夫实在不怎么样，这么大的官架子摆在那里，居然又有脸说“久已将官场习气，一概扫除“，但从这一事件可以得知，袁当时的权势与骄矜之气已发展到了何等的程度。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不妨再举出一个例子来，也许同样能帮助我们加深对上述这一点的印象。这事还是发生在他刚辞职不久的时候。某一天──据袁自述──他从与江宁县同属南京府管辖的上元县衙门干事回来，半路上看见一个因赌钱被衙役押解着去县堂的年轻理发匠，因小伙子长得很帅，“嫣然少年，饶有姿媚”。一下子把这方面的爱好可以做郑桥板老师的袁吸引住了，当场以自己头发长了要理的借口，让上元县知县李竹溪立刻派人把这小帅哥送到他的随园里来。后来人到了以后，亲热之际贴身一看，才发觉这人脸上有麻子不说，长得也不是经得起细看的那种，至少比他喜欢的刘荔裳、金凤、桂官等差了不止一个等级。一下子变得大失所望、兴趣全无，只好又让上元县马上派人来将此人领回。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记录在《小仓山房尺牍》卷二《令上元县李竹溪释枷犯》的前后两通书札里。以一个退职县官的身份，可以将一个现职县官随心所欲地驱役差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的政治事实确实让人触目惊心。

随园食事及其他（4）

多年以前当袁枚断然做出辞官这一决定，包括他上司好友在内有很多人都感到不大好理解。连他一次次地在信里解释原因、为自己声辩时所说的“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耳，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这样的话，自然也被人看成是矫情、不过他明朝的本家袁中郎辞职时那些理由的翻版，当初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所谓淡出官场只是以退为进、玩个把戏、以满足自己更大的胃口而已，现在事情过去已经多年，回过头来看看，即使再苛刻的人，相信也会同意他当时讲的应该全是真话吧？事实上像袁这样既自重身份，脑子又能转得比电脑快的人，怎样不断地根据时势变化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对他来说可能是比诗艺更值得关心的事情，这一点我甚至可以担保。田野麦穗叶尖的露珠和它底下的汗水，在诗人眼里从来就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而让一个文学的皇帝同时又是官场上的风尘俗吏，确实是件相当难堪、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在你对这个世界感觉不如意时，可以通过纸和笔自己另外创造一个出来。这个道理应该并不艰深，虽然真正懂的人还是很少，而袁枚不过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位罢了。如果谁愿意空下来时读一读现存《小仓山房尺牍》里那些指点江山、结交天下的信件，以及字里行间不经意流露出的疆臣议政、内阁办公的那种口气，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这里二十年前杭州三家村秀才的儿子，这个十年前南京普普通通的七品知县官，这个现在有资格跟朝廷重臣、文坛领袖、商界巨贾称兄道弟、光每年收受礼金财物折合的数额、就要超过他当官时年俸入好几十倍的人，他完全有足够的资本和理由为自己当初的英明决策得意非凡。

袁枚开辟的道路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可以说怎么形容都不过分。虽然在他以前早已有人在前赴后继地尝试着这么玩，但他却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没有人比他玩得更好。即使纯粹从市场经济和政治学的角度进行观察，也不能不承认，他为自己设计的一切是那样的完美无缺，令人叹为观止。仅仅只用了几年时间，随园雅致的上山小道仿佛就已成为一根神奇的政治魔杖，点击并展示出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官场复杂而污秽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此为中心逐渐形成的那张庞大、复杂的人事网络──并且还在继续不断地补充和扩大之中──通过同年、座师、老乡、同僚、学生、弟子等各种社会人情关系。当然，把风度翩翩的诗人袁枚比做蜘蛛，显然有失恭敬，但事实上他是这张网的主要设计者与操作者。其中既囊括了像树斋相国，阿广庭公相，豫亲王，乾隆私生子福康安这样显赫的皇亲国戚与当朝元老，也有各据要职的地方政要与文坛名公。这些人天南海北牵扯到一起的理由虽说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那就是各有所图，各取所需。是的，他们需要他，而他也许更需要他们──出于彼此间的虚荣和公开或隐匿的利益。更有意思的是，作为某种恰到好处的藉口和障眼物，一个文学的美丽光环始终在头顶堂而皇之照耀他们。

随园五十年退隐生活以及在文坛的地位，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文人一生中所能达到的顶峰。说真的，我想象不出在他的同时代作家或前辈文人中，还有谁能像他那样拥有如此显赫的权势和豪华奢侈的生活。他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茶，餐桌上照例摆着爱吃的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身穿陕甘总督奇丽川送的那件猞猁皮袍，且不忘时常在上面洒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香水），怀中揣着大金表，手里玩着古玉履，到处载美同游，两天染一次胡须。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几套杯盏。家中不仅有当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西洋镜子。其中由浙江巡抚张松国所送的最大的一面据说纵横有七尺之长。我想象他每天站在镜子前揽须微笑、恬然自得的那种神情。但他在这镜子里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想必一定是自己传奇故事般的一生，以一个成功人士特有的踌躇满志中又不无迷惘的那种目光，自负？倨傲？骄矝？或许还要加上几分虚妄？就像小仓山房雨后青翠欲滴的山色倒映在镜面上──明净中的晦涩。

随园食事及其他（5）

下篇

下面我们终于要谈到他的饮食问题了，不仅因为这是文章题中的原有之旨，同时这一话题在袁的一生中所占的比例，远远要超出一般人所可能有的想象，这一点从随园当初建造时结构上的别具一格就能很容易地看出。迄今为止我们虽然用相当篇幅讨论了它的价值、历史、政治寓意、主人的生平以及建筑上鲜明的美学特征，但纯粹从个人兴趣上来说，这里树木花草的名贵和亭台楼阁的恢宏固然有它足可夸耀的特色，但真正令我感到有意思并为之悠然神往的，却是设在此园东角那由一百余亩稻田菜园和养殖场所组成的庞大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以及长年供养在园中，各司其职的三十多名农夫和勤杂工。其中既包括像工程部主管龙武台，餐厅厨师长王小余，财务总管兼投资顾问汪芝圃，方甫参，女厨师兼园艺研究所主任阿招等中层干部，也有大量各司其职，默默无闻，为整座庄园的正常运转所配备的专职技术人员。我回忆自己当初读到这些珍贵的原始纪录时的感觉，也许，只有财大气粗和啼笑皆非这两个成语，还能稍微表达出一点我的真实感觉。“园之东西，各有田地山池”，“树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鱼，鸡凫之豢养，尤为得法。美酿之储藏，可称名贵。形形式式，比购诸市上而更佳。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办。”我们知道，中国的隐士文化一向讲究的就是对世俗的遗弃，渴了喝山泉，饿了吃松果，这也就是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老话的由来。无法想象严子陵的钓钩上按上香喷喷的鱼饵，一天钓它几十斤清蒸或红烧。同样，也无法想象林和靖馋时会把他的白鹤杀了下酒。但我们的随园先生不但会，而且还能拿出比金陵城里最大酒楼的掌勺师傅都过硬的厨艺，这就是他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当然，在罗浮宋梅、大理茶花间种上包心菜和南京大罗卜，在珍禽异鸟的嘤嘤鸣声中杂以猪羊的哞哞乱叫，想来实在也是令人不禁莞尔的事情，

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且还不止一人。一个公众概念中的隐士，一般说来总是和明月松风、鹤衣荷冠这些形象联系在一起。如果他扬言能听懂蟋蟀的秘密话语、或者说已经掌握了菊花的多种烹调方法，那估计还有人会相信。而这个人现在居然宣称他家里的荷包鹿尾和烤羊排的味道是全国最好的，这是怎样狂妄且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但不幸的是，这碰巧又偏偏真的是事实。一位与随园恩怨甚深的人物──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曾详细记录了他个人先后几次上随园作客时的所见所闻。一次是某年秋天，他在那里吃到了现摘下来、用北宋汴京李和的正宗手法炒的桂花栗子，滋味确实胜过夫子庙里那些老字号多多。还有一次陪自己身份显赫的母亲上山去看望袁新娶的一位小妾，这自然是令主人感觉很有面子的事情，作为表达感激和答谢之情的是一桌丰盛整洁、色香俱臻上佳的家宴，手艺出众那是不消说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前后也只张罗了一两个钟点。可见《随园轶事》里所说“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办”这些话，倒也不是胡乱吹的。还有一个叫陶西圃的杭州老乡在那里不仅吃到新鲜的爆羊肚，还有正宗奎元馆制法的虾仁爆鳝，也都是现杀现炒，当场置办。诚然，这种物资供应上的丰富与完善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与我们印象中饮风餐露的隐士显然大异其趣，另外，从文化的意义上来探讨，它的内涵恐怕也已远远超出传统园林的范畴，显得更像是一座地主阶级的庄园或钟鸣鼎食人家的豪华城堡。

这里要说到那个在十年的时间内一靠喝稀粥发恨写小说的曹雪芹了，本来，《红楼梦》餐桌上富贵奢靡的气象，与天天要找米下锅的作者本人生活经验之间的扦格，一直是令研究者头痛的话题。虽说天赋高的艺术家可以通过想象进入未知世界，但每天面对一盘苜蓿的三家村学究尽管有可能知道豆芽火丝这道佳肴的名头，但你要让他说说这豆芽怎么截，中间如何须用特制的锥子小心镂空，然后怎样将火腿丝切成细条镶嵌在里面，恐怕就道不出个所以然来了。因此，后来终于有人披露，这部书里大观园的规模及包括饮食在内的部分生活细节，原来是以随园为原型和想象基础创造的。尽管此说出自袁的好友明义自己之口，甚至明义还告诉人家这话是袁自己亲口对他说的，但自视甚高的红学界两百年来对此一直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考虑到位于清凉山五台山脉的随园最初就是曹的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时置下的产业，后因贪污遭查抄后家道中落，才不得已转售继任隋某，最后辗转落入袁枚之手。加上曹中年有一段时间因生计维艰，在两江总督尹继善署中担任过幕僚，而袁与尹的亲密关系又为当时朝野所共知，三天两头要去问候请安，说两人见过面有过交情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更有意思的是，艳名广播的随园十二侍妃与书中金陵十二钗的描写，不仅说的都是南京莺莺燕燕的事，而且数目上也正好相等。具体落实到饮食业上，也尽有相当程度的可比之处。如宝玉在病床上喝的莲羹汤所用的模具，在《随园食事》里就有着类似的描写，而第七十五回里贾母吃的那盘风腌果子狸，其制法简直就像出自随园名厨杨二之手。在当天的菜单上我还发现有一碗豆腐，与袁枚平日家居所嗜食的作法与用料上也大致相等。

随园食事及其他（6）

两千年前当西汉的广陵王刘濞发明出豆腐一味，根本不会想到对后世中国饮食文化的那种革命性影响。不仅老百姓喜欢，王公巨族爱吃，连下江南的皇帝也为在杭州民家偶尔尝到的一盘“金镶白玉板，红嘴绿鹦哥”留恋忘返，和尚道士们更把它当作餐桌上的主肴。《随园食单·杂素菜单》一上来就是十三种豆腐的烹制秘法，就是很有权威性的说明。但豆腐为袁枚所喜爱当然与他自中年起就不定期地患牙周炎有很大关系。对此他的个人解释是写作辛苦以至虚火上升，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与性生活过于频繁有关。与他选择性对象的首要标准肤色白净基本相一致，在烹调豆腐时，也尽可能以保持本色为第一要义。从烹饪的角度而言，食单上所载庆元豆腐制法应该是其中最简单的了，“将豆豉一茶杯，水泡烂，入豆腐同炒起锅”就行了，而最神秘的恐怕要数扬州盐商的海鲜豆腐。试想现在是公元十八世纪中叶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淮扬巨贾程立万座落邗江南岸的豪宅内灯烛辉煌，笙歌四起，一次别开生面的宴饮刚刚进入到高潮。邀请的客人多为名重天下的文坛诸公如金农、厉鹗、蒋士诠、杭世骏等，其中自然少不了小仓山房主人袁枚。席间一盘貌似平常的油煎豆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后来在文章里不无深情地回忆，这盘豆腐“精绝无双，其腐两面黄干，无丝毫卤汁，微有蛼螯鲜味，然盘中并无蛼螯及其他杂物也”。他打算次日向主人细细讨教一番，但当夜传来三妹素文病亡的消息使他不得不匆匆赶回南京，以至于“不及向程求方，程逾年亡，至今悔之”。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嵇中散临刑前所感叹的“广陵散从此绝矣”的悲凉味道。但袁枚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像嵇康那样的纯粹艺术家，他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对政治的驾轻就熟，他以文人之身而与官场一直维持的良好关系，理财的本领，物质生活的欲望，以及对个人知名度的重视与自觉维护等等，既传统又先锋，既搞笑又另类。在实现个人生活理想的同时，也为几千年灰暗、单调的传统文化长廊提供了新的色彩和新的肖像，并且在中国作家中可以说至今无人能及。虽说近百年来欲步其后尘者多如过江之鲫，比如郭沫若，比如余秋雨，但想玩得像他那样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恐怕还有不少距离吧！

豆芽也是袁枚食物中较为偏爱的品种，当然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其外形楚楚可怜，色泽白嫩，他一般用它来与切得极细的燕窝丝同炒，“以柔配柔，以白配白故也”，而且袁家餐桌上的菜时不时会吃出点政治的味道，那也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以极贱而配极贵，人多嗤之，不知惟巢由正可配尧舜耳”。另外一只爱吃的家常菜鱼翅炒罗卜丝制作工艺同样相当繁复，罗卜丝须在鸡汤里出水两次，以去其味，而鱼翅纯取上半根，下面一截弃之不用，烹饪上以“令食者不能辨其为罗卜丝、为鱼翅”为最高境界。这两道菜在色泽与形象方面虽说颇多类同，但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艺术上的故伎重演，而应该从袁氏一生美学思想的核心──重性情，去雕饰──的高度上来加以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艺术原则的指导下，他肉喜白煮，鱼爱清蒸，甲鱼用汤煨，鲜虾以酒炝。即使鹿筋、鹿尾这样膻腥之物，他也令厨工想方设法或用鸡汤煨，或用菜叶包而蒸之。“不杂他物，便成白色，用盘盛之……加花椒细末”。

顺便了解一下他对点心的态度也很有意思。中年以后的袁枚爱吃面食，这大概也出于他对白色食物难以释怀的美学趣味。但南京面制品一向粗砺，自然难入以美食家自命的袁某的法眼，这样就给那些想居高临下地示惠或千方百计巴结他的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他笔下的那些什么刘方伯月饼、卢运司糕、陶方伯十景点心、扬州洪府粽子云云，在作为食单来看的同时也是不妨作为政治秘图来研究的。其中好像杨中丞的西洋饼最为袁所喜食，按书中所列制法与作料来看，恐是今天食品超市里卖的蝴蝶酥一类。在他南京的朋友圈子里还有一个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萧美人的故事。萧系扬州仪征一容貌出众的半老徐娘，在该地南门外驿道边开一点心铺，“善制点心，凡馒头、糕、饺之类，小巧可爱，洁白如雪。”由于吃上了瘾，袁一次遣人过江竟一下子定购了三千件，后来还不免多多少少吃出了些桃色新闻。同样，五十岁前后有一段时间他三天两头往苏州跑，原因也正因为一个老朋友唐静涵的老婆王氏做得一手好菜。“每闻先生至，必手自烹饪，后王氏亡，先生挽以联云：‘落叶添薪，心伤元相贫时妇；为谁截发，肠断陶家座上宾’，盖记实也”。啊，佳人已逝，美食不在，这样的残酷现实尽管令人心伤，好在《随园食单》里还保留着王氏最为拿手的绝活炒鲟鱼片的具体作法，使这一阕厨房里的国风雅歌尚有依稀余音可闻。

从饮食一道探讨一个人的文学思想，这样的角度虽然不无标新立异之嫌，但终归还是值得一试，至少随园主人当年自己也曾是这么干的。在食单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止一次拿文学创作上的道理来与烹饪的技艺比较，兴致勃勃讨论两者艺术上那些可以共参的部分。同时，只要我们阅读上稍微细心一些，也可发现在《随园诗话》、《小仓山房尺牍》等著作中，也同样夹杂着大段大段有关食物的描写。正如较他早些的作家李渔喜欢借用戏剧来阐述人生见解一样，饮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一直成为袁枚表述自己艺术思想得心应手的工具。比如他不喜欢黄庭坚的诗，就说这个人写的东西像水果中的百合，蔬菜里的刀豆，吃上去没什么味道。比如他说大家都承认唐诗好，但现在的唐诗选里找不到当年那些正儿八经的试帖诗，什么道理，就因为这玩意落套，是人人都会写的大路货。他进一步强调：诗歌是这样，饮食上的道理也同样如此。一次他应某位大款之邀欣然赴宴，发现主人虽张罗出四十余种山珍海鲜款待客人，烹调手段却令人不敢恭维，差不多也就没动筷子。以至于“归家以后，仍煮粥吃”。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跟写作者贪求作品数量不注意质量犯的是同一性质的毛病。而在强调食物的精致与厨师技术水平之间的辩证关系时他又指出：“审问慎思明辨，为学之方也；随时拨点，教学相长，作师之道也，于是味何独不然”？

随园食事及其他（7—1）

与食事紧连着的一件事是性事，这可是中国的道德老师孔子和孟子当初所排列的生活秩序。身为儒林表率的随园先生自然不敢有违先贤的雅训，并有志于将这一光荣传统发扬光大、推陈出新。自少年读书期间与同学张顾鉴──诗人张船山的父亲──发生同志关系，到青年时期娶的二三十个大小老婆，到中年盛名时收进的一大帮女弟子，到六十七岁那年出游天台还和一个叫金凤的小男孩产生恋情，玩了出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游戏。这还没有加上那些到处留情或在娱乐场所找的职业性对象。他一生艳遇的数目如果真要仔细统计一的话，虽比不上唐明皇后宫佳丽三千人，但比起前朝高手如仇十洲唐伯虎那些家伙来，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同时，从精神文明方面的要求来看，比较一下彼此在境界、品位、质量上差别、以及对女性的尊重和呵护，更是不知要高出前者多少。

我对袁在性问题上的好感首先在于他的坦诚。说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像他那样轻松、自然地谈论性以及与性有关的话题，至少在他同时代的文人圈子里没有。他对性的开放态度在后代研究他的人眼里一般被认为是男权主义对女性的轻贱与狎弄，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尤其是对那些通读过他全集，并对他的爱情态度有一个粗略轮廓的读者。即使我们略去他主张女性知书达礼、接受教育，主张男女自由接触，反对缠足，反对以是否处女判断一个女性贞洁与否，赞同妇女改嫁这些封建社会中难得的文明思想不说，在他一生足以让人眼红的爱情生活中，我们很难找到利用权势或金钱达到强行占有对方身体的范例。包括上述那个上元县理发师的故事，实际上也不过通过关系制造见面相识的目的，不存在人到了后就会摆出霸王硬上弓的架式的可能。看来袁在爱情舞台上的形象，确实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形象要干净得多。同时，用张生崔莺莺，或者他的同时代文人──《浮生六记》里的寒士沈复与芸娘的夫唱妇随来要求他也显然过于苛刻。作为财富和地位的一种衍生物，性的要求一向与个人经济实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说那姓沈的后来在广东才有了几个钱，不是就守不住他原来的生活格局、天天泡在珠江的花船上鬼混了吗？

其次是他的随缘和人情味，以及务实的作风。在他偎红依翠的一生里，几乎所有跟他有过一段缘分的异性或同性，都对他的体贴、呵护、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有着一致的好评。她们中有的是富门闺秀，有的是小户人家的女儿，有的是娱乐界的新秀或天王巨星，有的甚至是朋友家的侍妾、作为两人过命交情的某种信物和见证慨然相赠的。文化上、爱情态度上的差异不可谓不大，但一旦落入了这个人手里，就这么死心塌地跟定了他。天生有女人缘肯定是一个方面，另外他的长相对他一生在脂粉堆里混也带来不少帮助。要知道中国古代的风流才子虽然在书里都被说成貎如宋玉潘安，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什么的，实际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拥有一张可以跟赵本山、严顺开媲美的脸。个头也根本谈不上俊朗挺拔、如玉树临风，而是一个个都像排队等着要和武大郎攀亲家。只要是看过《清代学者相传》的读者，相信都不会对这一结论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袁的中等身材以及不俗的容貌在这方面所占的便宜，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还有他天生的那张利嘴，在家里天天涂蜜糖，把女人哄得团团转，到了外面涂的又全是辣椒粉，不仅令不喜欢他的人忌讳，对他的对头来说更是一件所向披靡的武器。尤其是他天生什么事情都能自创新调、强辞夺理，于无佛处说佛的那种本领。有人曾向他请教人可不可以好色，暗隐讥诮之意，他的回答是：“惜玉怜香而不动心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还有一次一个朋友既承认自己好色，但又声称从不去娱乐场所混，以显示自身正派，他当下很严肃地对那人说：你既言好色，又不找妓女，那你搞的一定都是人家的老婆和女儿了。把那人说得灰溜溜一句话答不上来。（“妓以色娱人者也，子好色而不好妓，岂人家闺阁子，将恣其所好耶？”蒋敦复《随园轶事》）

从更深的背景上来看，乾隆嘉庆两朝国家的强盛和富裕，也为它的人民纵情声色、享受物质水平提高以后带来的文化生活上的崭新气象提供了条件和保障。这一点与现在的社会状态比较相象。看看秦淮河边那些装修得花团锦簇、通宵达旦营业的歌馆妓楼、以及大把往里面掷银子的巨贾富商，名人雅客，就对这一点有深刻的印象。这还没算上扬州那些钱多得没处去，只好烧着玩或扔在长江里打水漂的暴富的盐商。当然贫苦的人也不是没有，就拿与袁同为那个时代的著名文人的黄景仁、洪亮吉这些人来说，一生大多时候都还在为吃饭问题绞尽脑汁。这里既有彼此人生与艺术原则认识上的差异，也有对自己生活道路怎样安排和设计的问题。总的?说文人的日子显然要比以前好过得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以至像袁枚那样的人能够在情爱生活中如鱼得水，呼风唤雨，基本上做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应该并不是十分让人意外。因为他的富有，也因为他在当时的国家拥有的如同现在的歌坛天王、影界巨星那样的知名度。生活把他推到一个中心，时代的强光打在他略有几颗白色麻子的儒雅、机敏的脸上。就算他本人安分守居、不主动出击，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在那个在皇帝的带动下，全国人民都以能写几句诗为荣的时代，那些伤春的少女、那些达官内眷、大家闺秀，那些风月场上的女魁首和演艺界的男同志，如何为他的惊世才华和明星光环所吸引。我们还可以想象，即使那时缺乏现代化的通信工具，没有伊妹儿和邮政快件，没有快递包裹，但那些锦书、泪帕、香囊，以及那些以诗文的形式出现的发自内心的崇拜，如何固执地全国各地寄出，如同春潮涌动，差点要淹没了整座小仓山房。

随园食事及其他（7—2）

袁枚不是清代历史上第一位将生活质量看得比功名更加重要的作家，但他确实是这方面做得最好、最为成功的作家。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敏感问题是他的生活来源。（哦！我们终于要谈到钱了）很多人──包括他的敌人甚至朋友── 对这一点一向以来也深怀兴趣，并习惯以今天纪检官员的敏锐眼光对他的收入问题抱有持久的怀疑和警惕。也许在他们看来，袁偶尔于两江总督府中尝尝菜包鹿尾，在随园宴客时上一道醉西施舌或鸡汁石斑鱼作为压轴节目，那也算不上什么，但以一退职知县的闲身，终其一生都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里逍遥自在，让人眼热乃至忌恨，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点在他死后表现得更为突出。然而袁生前对自己的经济来源事实上并无半点隐情与讳言，《随园诗话》的编辑与刊行在我看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成功的例子。该书洋洋两大卷六十余万字，事先虽说已由财大气粗的毕秋帆、孙稆田二人出资赞助全部出版费用，但由于这事被严格控制着不为外人所知，作者方面私下里却规定必须另有孝敬，也就是前几年出版界有人热衷的收录作品交编审费那种玩法。“求入选者，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收费虽然不是很高，但考虑到诗话里总共选录评点了几千人的诗作，积少成多，加在一起应该也是很可观的数目。加上这部带有畅销书性质的名家新著出版后由全国各大书坊出售，本身也还有一笔很大的收入。另外妥善保存在随园诗城木架上一一标明序号的书板，也作好了视市场销售情况、随时准备印刷第二版的打算。一切仿佛都带着显著而娴熟的商业化操作的痕迹。这曾是李渔对文坛的贡献，但袁看来将它做得更好也更完善。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出版事业自他们二人开始――加上作为先驱者的冯梦龙等人――才逐渐摆脱了光赔不赚、以及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之类的浪漫空想，慢慢步入市场化的商品经济的良好循环。

写作序言及碑、传、墓志之类，在袁枚一生所挣下的万贯家产中也占到了相当的比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名度，以及传神的文笔。“五十年中，卖文润笔，竟有一篇墓志，而赠银巨万者”。（《随园轶事》）这样惊人的稿费收入自然远胜在朝廷做官了，但我怀疑多半出自后人的附会与夸张。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是每篇一百两到数百两不等。这里必要提到的两个人物是董怡亭观察与鲍肯园参议，作为袁生平笔墨业务上的两位最大客户，为一篇墓志铭和一篇传记曾分别付给他一千两银子作为酬金，让袁喜出望外、进而深铭感佩，甚至临终前还不忘将两人名字写入遗嘱里，大大颂扬了一番。可见上述巨万云云，显然出于商业策略上的自我炒作。就像今天请歌星出台开演唱会动辄一二十万，而且还要求是税后的，自抬身价，私下里一般最多半数即可成交。不过传闻中从前一个姓安的淮扬盐商附庸风雅，出巨资重刻孙过庭《书谱》，托人向袁索跋。袁仅以“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时年七十有七”几个字予以打发，就毫不留情地一下宰了他两千两银子，这事倒有些可能。对有钱的呆佬下手不妨可以重一些，这似乎符合袁平时的一贯作风。

就像世界银行的金融寡头们千方百计四处寻找项目投资，如何加速手中资金的运作与流动，也成为袁吟风弄月之余必须时常考虑的一个问题。他的选择对象是前面提到过的文坛好友兼淮上巨商程鱼门。通过对全集的细心阅读，我发现自袁退隐之日起，一笔数目为五千两银子的巨款就以月利二分的高息放在程扬州的盐行。还有一部分在恩师尹继善的两江总督府的帐上，不过利息可能要低一些。剩下的这些由亲戚兼财务专家汪芝圃主持，或投资实业，或短期放贷。我们不难想象这样良性的、有着政治与人情关系双重保险的金融运作产生的效益。程那里的钱后来最后虽因主人整天耽于吟风弄月、不善理财以致出了意外，但由于时间长达十几年，袁历年取回的利息早已超过本金数倍。因此，在几年后程客死陕西，归还无望，孤儿寡母哭到南京求助的压力与事态面前，袁谋定在先，胸有成竹，当即以壮士断腕的豪情，果断而机敏地进行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炒作。比如效法古人毅然焚去借券（反正已是白纸一张），比如倡议为遗孀申请政府资助，比如带头呼吁募捐、说动陕西巡抚毕沅拿出三千两银子、这笔钱足够全家人过上一辈子了。成功和一帆风顺看来总是和他在一起。这些义举在文坛与政界果然达到了预定中让人仰怀高义、闻风心折的良好效果，何况这样他自己就再也用不到拿出一个子儿来。

随园食事及其他（8—1）

也许正是因为一生名山事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与完美，认为袁是政治投机者和道德沦丧的批评仍然不少，至少在他死后很多人都这样公开痛诋，但生前却大多连恭维都来到及。尤其让人难以信任的是这些人的身份──王述庵、孙星衍，还有吴嵩梁和郑板桥等等──均为袁的生平交好甚至还有执弟子礼者。其中王昶曾经多次给袁写肉麻的信，称他的人品“岿然为东南人士所仰止”，说他的文章“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英豪”。死后却大骂他“往来江湖，从者如市，大丘道广，无论貲郎蠢夫，互相酬唱。又取英俊少年著录为弟子，矝新门捷，芜杂纤佻。”郑板桥，这个在扬州初次相见时就当面吹捧，说自己几年前在山东误听人传说袁死了，痛哭了好几天，差点都不想活了的家伙，对同性恋的共同嗜好曾是他们友情的基础，现在也冷嘲热讽，还把以前主动赠袁的那首诗，删得只剩下“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两句。更有意思的是当年的一名入室弟子，在他死后甚至连原来引以为荣的“随园门下”的用印，也加上了两个字，改刻为“悔作随园门下”。昔日的崇拜者与追随者说这样混账的话显然出于内心积压已久的自悲与忌恨。是的，也许袁活着的时候对他们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拥戴他意味着可能一生都将淹没在他持久的光芒中，但反对他攻击他同样也被证明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这里有一件事或许值得一提，那是乾隆三十四年与外号刘驼子的刘镛那场持续近半年的冲突。当代电视剧里总爱把这人形容为清官，其实大大不然，《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虽是袁的对头，但说起这姓刘的来，也认为他是个典型的伪君子，“和珅秉政，刘亦委身门下，和珅事败，又从而排挤之，真小人之尤也。”《啸亭杂录》卷五也说此人“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君子。”事件起于当年刘因和珅事受了点牵连，被外放到江宁府担任太守一职，也就是南京市的市长，当起老袁的父母官来了。虽说两人系同年进士，但一向以道德人士自居的刘，感觉有必要给他这位据说生活作风很有问题的老同学一点颜色看看，名义上是整肃风纪、扫黄打非，私下里的目的当然为了抬高自己的威望和声誉。他采用的策略是避免与袁直接见面，不断往外放风，一会儿说“将访而按之”（王昶《湖海诗传》），一会儿又说“欲以法诛袁枚”（章学诚《论文辨伪篇》）。但他在当时显然犯下了轻估对方能量的错误。袁非但没有如他预料地那样或束手就缚，或前来求饶，而是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写下一批诗作，以请人索和的名义，遍寄官场朋友和文艺界知名人士，以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上下都知道这件事了。虽然诗里他也没说这刘驼子怎么可恶，但看看这些精心设计的诗题：《例有所避，将迁滁州，留别随园四首》《有误传予避人归杭州者，赋诗晓之》《香亭信来闻予为逐客，戏寄一首》，产生的效果甚至比他期望的还要好，不断有人来写信来问，包括他那些在北京当大官的朋友，在小仓山住得好好的，为何突然要离开了？还有人直接到南京看望、安慰，弄得纷纷扬扬。此事虽说最后以刘先表示妥协、拿出钱来请他代写一篇《江南恩科谢表》而告终结，但袁一直耿耿于怀，不肯就这么放过他。此后在《送刘石庵观察之江右》《寄水轩》《与树斋尚书》等诗文里，还在不断提及此事，冷嘲热讽，可见这位老谋深算、计出不穷，从小就被相士说成前生天河老猿转世的家伙，是如何厉害了。

何况袁枚政治手腕和处世艺术的高超还只是他才华的一个方面。舒铁云《乾嘉诗坛点将录》里将他排名第二、封为及时雨宋公明，蒋子潇《游艺录》称他“独倡性灵之说，江南江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如果这些评价出自生前，以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那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这两人一个小他一辈，另一个小他两辈，都是自己所处时代里素以文风纯正、持论公允著称的诗人兼评论家，也算得上是盖棺之论了。事实上袁的文学成就一向有目共睹，比财富和社会关系更有力地支持着他的知名度。他精湛的诗艺，他的性灵学说，渊博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小说，艺术笔记，涉笔成趣的书信体散文，再加上可以作随笔读的食单、诗话，以及那部仿佛外国作家随想录一类的《牍外余言》，无不展示着他作为一名杰出作家所拥有的强大实力。洋洋四百余万字的《小仓山房全集》作为清代文学具有独特魅力的一座山峰，至今让人仰之弥高。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县城的书店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著作在被大量出售，评点它们的当代名人有钱钟书、台静农、郭沫若、毛泽东。

随园食事及其他（8—2）

袁一生的最后十年（1787─1797）大都是以一位旅行者的身份兴致勃勃度过的。这个一生不信佛，不问道，讨厌吃药，不喜欢谈论养生之术的人，何以会有那么高的寿限，至今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就拿他为人诟病的贪恋女色这件事来说，尽管这方面无论质量和数目都要远远超过他的前辈西门大官人，而他的年纪却比西门庆多活了一半都不止。前述《批本随园诗话》作者、福建总督伍拉纳的儿子描述自己第一次见他时的情景是：“时年六十余，康健如少壮，面麻而长，微须已半白，身高五尺余。”而浙江台州一个船老大眼中袁七十多岁时的形象是：“步履轻健，如五十许人。”（蒋敦复《随园轶事》）对此，袁自己的解释“胸次悠然，不害于天和之故”尽管有些玄虚，但从现代科学的原理上来说，良好的心境确实可以延长人的生命，如果他当初在官场上由知县一步一步爬上去，即使像他的同学奇丽川那样一直做到巡抚总督，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身体条件。另外，一生中不吸水烟，酒也只是略略沾唇而已，这些习惯为他的健康也提供了保障和正面的作用。

想象中，一个八十岁高龄的老头，道貌岸然、长髯飘飘，坐在四人抬的暖轿里，在一大帮年轻貌美的男女弟子的陪同之下，登武夷，下广州，二到杭州，三上天台，该是怎样惊世骇俗、让人眼界大开的情景！缙云开旅馆的虞姓兄弟见夜间有位老者带了众人来投宿，开始也不在意，等后来知道是他时，喜极欲狂，“手烛照拜，唶且骇曰：吾辈都读太史文，以为国初人，当百数十岁，今神采若斯，是古人复生矣！岂容遽去？”硬是将他请到自己庄园下榻，次日还让人抬了上仙都峰去玩了一趟，才肯放行。而在扬州接受宴请的席间，有位盐商肚子里墨水少，行酒令时说“三月桃花朵朵红”，因规定须古诗，眼看着要出丑，他在旁边插了句：你也知道刘、阮遇仙的事啊？这句诗是天台摩崖石刻上的，非但替人家立刻解了围，事后还得到两千银子的红包。是啊，既然名高望重的袁先生这么说，谁敢不相信啊！说来也是，那时正是他的道德文章和知名度都达到一生巅峰的时期，到处是盛况空前的欢迎、礼待、宴请、馈赠。从者如云，前呼后拥。如果谁对这一点缺乏印象，只要回忆一下前些年港台歌星来大陆演出时的狂欢场面──并从中减去闪光灯与摄像机镜头一一就可以了。或者读一读他的好友诗人赵翼写的那篇有名的戏谑性妙文──其中有几句正是对他出游的生动调侃：“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

其间他还干过一件别出心裁的大事那就是作诗自挽。这个一生都在标新立异、不肯有一事一语落他人巢臼的人，看来临近死期还打算折磨他同时代人的才华和自信心。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一位著名相士曾预言包括七十六岁死亡在内的他后半生的人生大事。由于其他诸事都说很准，先后被一一验证，他于当年年初便作好了辞谢人世的准备，并毅然写诗为自己送行。可以想象这种知天达命精神对社会感官的刺激与冲击力。整个国家上下沸腾了，一千多首和诗从天南海北寄向小仓山房，敬佩与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但事实上他神奇地活了下来。四年以后的一七九五年，他刚好满八十岁，由于自觉不支，又写下自寿诗十首，交代生前死后诸事，准备上路，但死神再次与他开了个善意的玩笑。然后这样又过了两年，他于扬州舟中偶染风寒，腹泻不止。在小仓山房冬日宁静中略带几分清寒的光线里，他披着皮袍，倚着病榻，用仿佛平时给朋友写信那种平静语调给两个儿子阿通、阿迟写遗嘱，中谓“用淡红纸小字写讣，不可用素纸，其余平行用小古简最雅，用大纸便市井气”。“恐尸硬不便着靴，有极华刺诱朱履一双，白绫袜一付可用”。“但题一碣云‘清故诗人袁随园先生之墓’，千秋万世必有知我者”。书毕摘下眼镜，脸呈笑意。这次，他是真的去了。

书评家的真面目（1—1）

当集作家、书商、玩世不恭者、学生运动领袖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五十岁的死囚、得知自已被处决的日期就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他好不容易买通了狱卒，极力说服他同意将一封自己写下的遗书偷送出狱，并再三保证内中绝无任何忤法之事。而后者出于怜悯与同情——或许还要加上那么一点儿崇仰——踌躇再三后终于接受了下来。于是这封秘密封讫、显得干系甚大的神秘信件于次日中午——按照事先约定——被安全递交到了囚犯家人手中。不过中途应该有个小小的插曲：承担传递风险的狱卒显然因为害怕或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此之前已忍不住将信私拆，并与一个关系不错的上司同观，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金美清《豁意轩录闻》）差不多两小时后，遗书的作者顶着那个时代一场未遂政治骚乱的策划者与组织者的罪名，连同他的所谓十七名同党，加上无为教案、通海案、奏销案等其他犯上作乱大案的钦点主犯，被立即绑缚刑场斩决。据同时略晚的清代作家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记载，此人临终前的作派也大异常人，简直就是今天红色经典影片中李玉和、许云峰那样高大完美、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形象：“临终前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的发生年月距今应该并不十分久远，大概也就三百多年前吧！背景和地点在号称“酒保菜佣俱带六朝烟水气”的文化故都南京三山街北向的一块开阔坡地上。自当天中午时分起，那里就被数万名前来观看的士子百姓密密围成一个不同寻常的舞台。那种摩肩接踵、伸脖子踮脚的热闹场面，相信读者在鲁迅的著名小说《药》的经典描写中，大约早已得到过深刻印象。那天下午烈日当头，暑热难忍。尽管看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的儒生与知名文士，但仍然很少有人注意到四周的夏日景象与舞台中央斧钺森严的凛凛寒气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说来也真是的，这毕竟是自入关后一向奉行怀柔政策的清廷，第一次打算以刀斧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发生在此前半年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那场学生运动——苏州哭庙案的一干人犯，将在他们的家人、朋友、亲戚和同情者的目光中，以犯上作乱的罪名被公然处以极刑。发布此次死刑执行命令的甚至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刚登基不过数月的少年皇帝康熙。从现今仍然得以保存的当时在场目击者的书面记录来看，整个执行过程应该说是相当地简洁、利索，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一顿饭的功夫。“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即披甲（士兵）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

接下来的事情是家属认尸收尸，相比钢刀一挥将头从脖子上砍下来，现在要把它们一一装上去，技术上的难度无疑是大多了，同时整个过程也很复杂。首先要在当时血肉模糊、一百余颗人头犹如西瓜乱滚的刑场仔细辨认出自己亲人的首级，就远非一件易事，而且还需将它们准确地连接在相应的尸身上。何况前面也已经说了，这次被斩首的除哭庙案的十八名书生外，尚有其他要案大案的大批人犯，七横八竖、血肉模糊地叠在一起，谁弄得清啊！向刽子手行贿以求得指点，于是就成了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手段。说起来，这也是那时的司法工作者捞外快的一个惯例，彼此心照不宣，皆大欢喜。几天以后，当这乱糟糟的一切好不容易料理停当，巡抚衙门催解八名首犯家属的令牌早已火速递至。由于清代一人犯法，全家同坐是写在国家宪法里的煌煌大律，罪犯家属无一能逃脱得了被流放的命运。除怀中婴儿可依例幸免外，其他的人当天下午即被押解上路。“至五、六、七岁皆手杻，其长大者皆械系，哀号痛哭，声闻数里，行道之人无不寒心，泣下数行，而唾骂（巡）抚之惨刻者……驱出阊关，远涉宁古塔。”我们故事中主角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自然也不例外。在冰天雪地、寒冷不堪的东北辽阳，他们大约一直生活到二十年后，才在某些有政治背景的朋友的奔走与救赎下，才得以侥幸还乡。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就是这样，飘忽、无助、身不由己。“关河历尽霜花白，岁月移来鬓影苍”，作为犯属亲家的吴江诗人沈永令这两句诗尽管艺术上多少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对他们一生的不幸与坎坷遭际作了凝练的概括。

书评家的真面目（1—2）

关于金圣叹——前述遗书作者在刑场上的出众表现，一向有各种精彩纷呈的版本，有兴趣的读者尽可在孟心史与周作人论述此人的专文里找到详尽的搜集。不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临终前的谈笑自若与慷慨赴死。我怀疑瞿秋白当年在江西狱中所发出的“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呀！世界第一”那一声感叹，很有可能就是从他遗书中得到的灵感。而且让人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位当时政府眼里的所谓政治动乱分子，在一生的几乎所有时间内，却一直是位遵纪守法、相当本份的职业作家兼书商。尽管不幸生于异族入侵、朝代更替的尴尬年代，又身处满街都是爱国志士的三吴中枢苏州，但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却一直显得相当的暧昧，至少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对新政府要么公开归顺、邀功争宠，要么始终怀有公开的或秘密的敌意。我们既无法在复社党员光荣的花名册上找到他的名字，更不可能从革命历史博物馆或当地郡志里弄到什么证据，足以证明他确实像陈子龙、顾炎武那样直接参加过与清廷的抗争。如果有谁正好于顺治初年去他位于苏州憩桥巷一带的家中拜访，相信他的街坊和朋友会很乐于向你描绘他们眼中金的形象。首先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乐善好施者和类似评弹艺人那样言谈诙谐、行止夸张的潦倒书生，然后是星象家、诗人、孝子、预言大师、文艺批评工作者、酒鬼、作家、佛教徒、慈父，以及满脑子弄钱妙法、善于炮制畅销书的坊间书贾。甚至这些概括尚不足于表现他生活和政治面目的全部，对于某些有着激进民族主义观点的研究者来说，还有一件更让他们感到痛苦并沮丧的事情，那就是现在仍然完好保留在金个人文集里的那篇让人眼界大开的《感春八首》诗前的自序。尽管很多人出于各种各种动机，多年来对此装作没看到似的，倒也不见得有人敢公然否认它的存在。这篇序言的全文是这样的：“顺治庚子八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日，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我们忍辱负重的前朝遗民生平的唯一知已，竟然是作为异族最高统治者的当今皇上，这确实听起来让人感到非常吃惊，甚至有些不大敢相信。因此作者乍闻之余“感而泪下”“北向叩首敬赋”云云，想来也就应该很容易得到我们的宽容与理解。

最早接收到这篇序文所发出的强烈政治信号的是民国初年的邓之诚。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古怪感觉是“以工于抨击肆无忌惮之人，忽又感激圣恩，令人发笑。”沪上学者金性尧先生对此文的真实性也曾有过怀疑，好在他很快就从清初名僧木陈的《北游集》里找来了佐证。根据这位生平不打诳语的苏州大和尚的回忆，当年他在北京与顺治刚一见面，后者就向他打听金圣叹其人，并认为金“批评《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其中“才高而见僻”五字，即使以今天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称得上是对金一生名山事业的定论与酷评。这样一来，那些原本指望将金作为一位地下党员式的作家来研究的论者，面临的尴尬与麻烦是不难想象的。由于这些史料所具的真实的力量，以至他们今后在试图论述作者生平与思想的任何时刻，都不得不像步入雷区的士兵那样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在我所接触到的有关金的各类传记中，也许只有同时代作家廖燕的笔触稍稍切入了金仿佛重钥深锁的复杂内心。在他为金撰写的《金圣叹先生传》里，金一脸莫测高深的诙诡笑容，在红尘十丈的世俗生活里安居乐业，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在酒杯与通俗小说背后——“倜傥高奇，俯视一切”。

书评家的真面目（2）

少年时代的金圣叹出身贫寒，也没有名师指点，属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一类既无家庭背景也缺少贵人相扶、仅靠自己脑子聪明应付过来的书生。由于生平没有画像传世，我们很难想象这位风尘异人小时候是怎样顽皮的一副模样。不过性情狷介，桀骜不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这从他十岁入塾读四书五经时无精打采，上课不是打瞌睡就是在桌子底下玩游戏，或者散学后给同学讲段子这些存世纪录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通俗文学仿佛与生俱来的那种投契与热爱。根据可靠记载，他接触《妙法莲华经》《水浒传》等书时的年龄仅只有十一岁。也正是在那一年稍后，他初次应童子试，其表现就已经像他心仪的那些梁山好汉一样胆大包天、放诞不经。“以俚辞入诗文，或于卷后作小诗，讥刺考官”。（王应奎《柳南随笔》）得到的惩罚当然是一次次地落榜。记录在采蘅子《虫鸣漫录》里的一个故事，也许可以让那些喜欢探究事物根源的读者，领略到金自少年起就具有的那种非常人所能及的语言天才。一次县府的教谕和训导——教育局长和副局长——因讨厌金平日的所作所为，故意绕弯子骂人，出了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试题来难难他，让他好好吃点苦头。而金装作什么也不懂，一笑之下欣然命笔：“禽兽不可以教谕，即教谕亦禽兽也。禽兽不可以训导，即训导亦禽兽也。”辞意间的转圜与张力天衣无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将他的两位考官骂了个狗血喷头。以至：“学博见之，亦无奈何。金恃才傲物，所作多类此。”

以上说的都是前朝旧事。在朱明帝国的晚期，金迫于生计，曾在同邑乡绅戴宜甫府中短暂充任过家庭教师。那段时间他的处世面目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放言无忌的儇薄少年，一下子竟成为像《聊斋志异》里的崂山道士那样谈神说鬼、道行无边的资深法师。连钱牧斋在《初学集》卷四十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里，也言之凿凿地说他是慈月宫陈夫人后身。“是时人瑞年仅二十一，不识由愤世嫉俗遁而语怪耶，抑姑以钓名耶？二者或兼而有之，不然谦益望重，未必能得其文也。”邓之诚当年在他所著的《清诗纪事初编》里，为勘破此谜看来也没少动了脑筋。吴中名僧戒昱在戴家作客时，甚至还亲眼看到过金披发闭目，口吐白沫，用一枝乩笔在沙盘上乱划，声称天台无叶泐法师神灵附身的滑稽场面。对此周作人的评价“少年狡狯”虽大致切中要害，但更深沉的原因，恐怕是内心深处无可排遣的怀才不遇之感所直接导致的行为乖张。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典型的玩世不恭。确实如此，相比于其时大部分江南才子都在秦淮河的妓馆花舫里醉生梦死，金的装神弄鬼总的说来，不过是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更荒诞也更刺激的表现形式罢了。

从那时起到一六四一年成为著名畅销书作家的近二十年间，在金的个人档案里是个可疑的空白。唯一知道的事实是这期间他早已结婚生子，并以化名正儿八经考中了一名庠生——相当于今天拿了国家工资读书的大学生。新出版的《苏州史纪》一书搜集了不少金成年后的传闻轶事，这些文字为我们提供的金的形象尽管多少有些虚妄，但对那些愿意想象并领略他的风采，尤其是对他犀利的词锋感兴趣的人仍然不无裨益。就像他喜欢的《水浒传》里的重要人物公孙胜一样，在后人的记叙中金被赋予神灵般的智慧与道行。因为他“醉则须眉戟张如猬毛，或掷铁灯檠于地”的豪侠，也因为他在当有人向他请教人生意义时回答“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时的机智。有好几次我禁不住要将金的生活态度与当初唱彻吴地风月场所的艳情小曲《挂枝儿》相比——尽管有些不敬，但形式上内容上确实都非常相似。比如入乡随俗，比如不拘形役。“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辨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纳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这就是徐而庵在《才子必读书叙》中为我们描绘的金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像。用毛泽东时代的话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放下知识分子臭架子，善于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沿着《讲话》所开辟的光辉文艺道路奋勇前进的作家。如果不是生于三百多年前的明末乱世，相信至少在北京沙滩时代的中国作家协会大楼里应该有他一个不错的位子。

至于很多书中所乐于述及的金的酗酒，估计也是在那段婚后慵懒与政治失意的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如在前面提到的曾为才子书作序的朋友徐而庵印象中，我们的批评家似乎一直“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处。又好酒，日辄为酒人邀去。”杭州的一个才子赵声伯偶然到苏州访旧，也刚好遇上他与一帮哥儿们正在轰饮聚谈。“彻三四夜?不醉，诙谐曼谑，座客从之，略无厌倦。偶有倦睡者，辄以新言醒之。不事生产，不修巾幅，仙仙然有出尘之致。”在没有迪吧与摇头丸的年代，这样的自我放逐看来也是忘怀心灵苦痛唯一的选择。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仍然只是金世俗面目的一部分。有关他清醒时的样子以及夜晚的生活，由于鲜有这方面的记载，因此一向也就为人忽略不记。事实上，从他几年后不间断地将精彩纷呈的大部头著作推向市场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在其余时间内，他基本维持的还是传统的灯火寒窗的生活——读书与著述。在唱经堂冬夜温暖的炭炉边，或仲春绿阴深锁的书房的窗下，在与庄子、屈原、司马迁、杜少陵、施耐庵、王实甫等精神偶像的心灵交流中，他神游千古，笔如涌泉，喜笑怒骂，挥洒自如，那些让读者见一本喜欢一本的大著，变戏法似的被炮制出来——这样的想象与假设，应该不算是一点根据也没有吧！何况将精神面目隐藏在世俗行为背面，原本就是我们这位金先生的拿手好戏。想想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比如《笑傲江湖》里令孤冲假冒的那个福建泉州参将吴天德，相信对我们准确认识他有莫大帮助。当然，在一般人眼里，这个家伙好酒贪杯，言谈怪诞，浑浑噩噩，高深莫测——确实让人很难断定他到底是一个酒鬼呢还是绝顶武林高手。

书评家的真面目（3）

当公元一六四一年金在评点本《水浒》里突然以著名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并迅速走红，很快令所有熟悉他或不熟悉他的朋友又都大吃了一惊。几年后批本《西厢》的问世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穷愁落魄的酒徒，现在一下成了腰囊颇丰且为传媒注目的人物，其间的革命性变化除了愤时嫉雅的艺术精神和对商业的熟练操弄，也寓示着这位天生语言大师的锋利辨舌，已逐渐厌于对人世的嘲弄，开始将他开玩笑的对象锁定为书中的古人。他一上来就拿《水浒》《西厢》开刀，一望而知是打定主意要跟一向深恶痛绝的、以礼义为基础的中国正统文化对着干了。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怀才不遇、积怨满腹的底层人物，这样的激进姿态也不是不好理解。令人惊惧的思想锋芒加全新的艺术形式，这就是金私下里为自己准备、且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秘密武器。通过对文本的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处心积虑发动的这场革命的目标，几乎覆盖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各个层面。其中既有美学原则关照下对原著的腰斩与增删，也有将总批、读法、序言、眉批与夹批混合使用、滚动操作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独门手法。在某些章回与段落，他甚至经常在叙述到了高潮部分时，让笔触突然中断，转而扯起与此毫不相干的个人日常生活与市井轶闻——一种典型的欲擒故纵与好整以暇，从而令对作者隐私一向感兴趣的那部分读者着迷。市场对此反应强烈应该已在意料之中——特别是在南方城市。大众阅读阶层多少年来一直期待这样又精彩过瘾又能启人心智的文学读物出现。但即使是那些钦佩他推崇他的人，对其中明显隐含着的商业意图显然未能察觉。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轻而易举获得的荣誉，认为金的作品不登大雅之堂、有伤风化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至少当时掌握话语权力的某些成名人物是这么看的。在一个仍然习惯以诗歌成就作为衡量文学才赋惟一标准的时代，金的另类做法遭到来自主流文化的抵制与冷遇，应该不难理解。他们既妒忌他的成功，又为他愤世嫉俗的大胆作风深感恼火。尤为可恶的是这位言谈放诞、举止粗鲁的市民的儿子竟然一点也不在乎他们的评价。他关心的似乎只是自己新书的销售程度，以及读者的反应。在苏州、松江、南京、太仓等地的坊间，他前呼后拥、装疯卖傻，任由书贾老板们将他包装成风头正健的畅销书明星，并以来者不拒的态度坦然接受由此而来的知名度与滚滚钱财。

有关归庄与金圣叹的那场争吵从一开始就表现得令人扫兴，犹如几个世纪后作家王朔对他一个同行金庸的攻讦——简直就像是以沙袋作为攻击对手那样的拳击赛。金就是那只沉默的沙袋。《柳南随笔》的作者王应奎在记录当时的情状时使用的笔法十分耐人寻味。“初批《水浒传》行世，昆山归元恭庄见之曰‘此倡乱之书也’。继而又批《西厢记》行世，元恭见之又曰‘此诲淫之书也’。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在用相当含蓄的方法表明了自己倾向的同时，又介绍了金的著作在当时几近洛阳纸贵的那种受欢迎程度。先后加入对金作品攻讦的还有尤侗、陆文衡等人。从对来自主流文学的蔑视始终置若罔闻不加辩驳这种奇怪现象来看，作者的内心相当沉着。也许在金看来，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其余一切完全可以不计。在这一点上中间隔着三个世纪的两位金先生的胸襟气度多少有些相似。次年《才子必读古文》的选评出版，再次将金的人气指数推向了高潮。有人看见他在吴地的各种文学集会上频频出现，尖脸秃额、目光如电，生活中的形象与作品里的形象天然合拍。身穿一件襟上袖边到处都是斑斑酒痕的肮脏长衫，怀里揣着鼓囊囊的银包和大叠文稿，妙语如珠，到处受人追捧，以至有好几次被没见过他的人当成某个仗着祖上万贯家产过日子、满身铜臭的乡下土财主。对此金的态度是非但毫不介意，私下里甚至还视作是自己一直期待出现的某种戏剧性效果。

评点本《水浒》《西厢》的问世奠定了金在中国通俗文学批评界的地位，这方面的里程碑意义恐怕至今无人能及。尽管此前已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热门小说提供的启示，金却是这帮人中干得最出色的。在他为自己制定的总题《六大才子书》的系列写作计划中，尚有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等历代名著有待完成。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艺术的宏丽和思想上的离经叛道。鲁迅先生当年为讥讽考据派所需，曾将金对前人著作的出色阐述解释为“只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这样的批评或许有失公允。在我看来，金圣叹等人代表的是十七世纪手工业萌芽时期典型的市民精神——朴素、粗犷和朝气。这与袁中郎、王百谷辈的矫情与风雅简直就是两回事情。事实上他自己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里也曾反复强调：“文章最妙，是手写此处，目注彼处”“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是天下万世锦绣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这两段话既作为金艺术上的夫子自道，也对一向令人困惑的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切中綮要，腠理自现的澄清。而在包括诗歌在内的其他文学样式上，我们将有幸看到金的成就同样引人注目。看来生动的口语与白描手法非但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影响他的艺术魄力，反而赋予他作品一种粗犷、野性的力量。被辑录在《唱经堂诗选》里的那些作品先后得到沈德潜、袁枚等诗坛大家的推崇，就是很好的例子。周作人当年在不同场合也多次提到，对金《西厢》卷首的大文，托名施耐庵的《水浒传序》，以及唐诗制义里的那些谈诗的短札，他一向是作为最好的散文来看待的。以下这个例子也许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他当时在文坛所受重视的程度。金生前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唱经堂唐诗评》一书，而从顺治年间初版的《而庵说唐诗》一书卷首星岩居士梁纬的跋来看，崇拜他的同时代文人确实不少。“余于清人诗话中得金圣叹、徐而庵两先生，其细论唐诗透彻骨髓，则则皆中今人之病，真为紧要之话。”考虑到此人本身名气不小，这样的评价也算得上荣幸之至。据周作人先生后来考证，“星岩本名梁川孟纬，妻名红兰，皆以诗名。”

书评家的真面目（4）

入清以后金圣叹作为大众文化代表的固有形象，有一段时间里曾经又黯淡了下去，甚至一度还有些难以辨认，我认为这主要出于他主观上试图保持低调的自我设计。包括其批评的对象，也一反往昔的激进与锋芒毕露，开始将兴趣集中在像才子古文、唐诗、时文精选这样的时尚读物上。出版界的鼓动与重金诱惑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真正的问题也许在于新的政治格局下处世面目的无所适从和试图重新确认。“佳瓷既损，必无完理，反复多看，徒乱人意。因宣付厨人作杂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饭后无事，翻倒敝箧，则见新旧逋欠文契不下数十百通，其人或有或亡，总之无有还理，背人取火，拉杂烧静。”虽然不能肯定他眼中的新旧逋欠文契与碎损佳瓷，是否影射覆灭中的前朝故国，但纪录在《人生三十三快事》里的这些沉痛惊警之论，说没有一点“微言大义”的意思在里头，也是不可能的。同时那段时间里他突然热衷于写诗也并非完全事出无因。考虑到当时我们这位前朝遗民的复杂心情极需寄寓与承载，一向以含蓄蕴藉见长的诗歌形式理所当然也就成了最佳选择。

一个知识分子在结束暴政的异族统治面前所持的立场应该是什么？不管别人怎么样，在合作与对抗这一常见的毫无新意的格局中，金为自己选择的方式是既不合作也不对抗——一种纯粹的中立态度。这可以从他《咏陶渊明抚孤松图》的“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和《咏柳》中的“陶令门前白酒瓢，亚夫营里血腥刀。春风不管人间事，一例千条与万条”看得出来。与他持同样政治观点的当初似乎还有冒辟疆、余淡心、李渔等江南名士。所幸的是，那时的政府尚不至于像后世的某些朝代那般苛刻。个人的生活习惯与隐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唯一的要求是脑后的辫子——作为某种政治符号和底线。有关他顺治年间的生活情况一向少见记载，除了偶尔发现他去太湖东山孙女婿家的贯华堂读书度假外，大多时间想必都在唱经堂中著述自娱。因为对他来说，写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过从“夏月早起，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子弟背诵书，烂熟如瓶中泻水，不亦快哉”，“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这样的寄兴文字中，好像还是可以知道一些他那时日常生活的片断与情趣。

金圣叹兼有艺术家的天赋与商人的精明，但他显然对仕途功名一向缺少常人所热衷的那种浓厚兴趣。已被学术界考定为出自金伪撰的那篇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前的施耐庵自序，很好地描述了他甲申前后的思想轨迹——提倡闲适人生和嘲笑功名利禄。连他取材于《论语》故事的个人笔名圣叹二字，据金的一位资深研究者张国光先生分析，其本意也不外乎“以孔子赞叹的不愿作官的曾点自比”。当然那时除了金以外，出于各种个人因素厌恶科举、梦想通过其他途径取得人生成功的人，也并不是没有，但像金那样能将艺术与商业加以如此巧妙包装的作家确实非常少见。无论评点杜诗还是编辑学生考试类用书，他都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迅速赢得市场。在明末清初愈来愈看重金钱和物质享乐的文学界，不少人将他的成功视作经典个案，并作为自己膜拜与模仿的对象。比如稍后的张竹坡与李渔。邯郸学步为《姑妄言》写回评的林钝翁。还有乾嘉年间以脂砚斋为首的那一批致力小说评论的落魄文人。至于清代地下政治组织天地会取金批《水浒》序言中“以天地作父母”一语的喻意命名，流谬颇广的《古文观止》无论篇目及评语均照抄金的《才子必读古文》，则可以从另外角度看出金的一生于后世的魅力与深远影响。

廖柴舟的《金圣叹先生传》作于十七世纪后期，迄今为止仍然是搜集金的身世资料最详尽的著作。这位虔诚的广东人一生的很多时间被用于寻访金的遗迹，包括收辑著作残稿，遍访亲友，到金的故居苏州憩桥巷周围实地踏勘。他有一种荒谬的个人见解，那就是金之所以有那样超众的才华与见地，全部秘密在于有某种神灵附身。艺术之神通过金的肉身发言与布道，这就是廖试图为我们描绘的荒诞情景。在文中他甚至还给金的死因抹上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其中的一个真假难辨的细节是：“其解杜诗时，自云有人从梦中语云‘诸诗皆可说，惟不可说《古诗十九首》’，先生以为戒。后以醉谈《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几，遂罹惨祸。”这与尤侗在《艮斋杂记》内所胡说的什么金解读律诗时、“分两截腰斩，是身首异处之兆”简直同样荒唐。据邓之诚先生考证，“（尤）侗之诋 为争才子名”。而廖燕是将金视作精神偶像，以至被越缦堂主人李慈铭讥为“瓣香所在，自居何等”的人。在试图探讨金的意外被杀一事的根源时，两人却表现得异口同声，这的确是非常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唯一的解释是金的笔力与才情已经超出了同时代人的理解与想象。如果不是几年后哭庙案的意外牵连，他也许会象唱经堂窗前那几十株迅速拔高的芭蕉那样，用不可抗逆的浓阴与勃勃生机覆盖他所处的文坛。

将金圣叹与冯梦龙、凌濛初等其他畅销书炮制者区分开来，是因为金字里行间那种很难为商业气息漫漶的思想光芒。他也不像吴梅村、余怀等人那样，企图通过饮酒品剧、伎乐歌吹这样的世俗享乐忘怀自己的遗民身份。他是喧哗中的沉默者，又是酒鬼堆里最清醒的家伙。无论小说回目前大段大段的议论或诗中的某个用词，都是他人生见解的酣畅表达。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明代的李贽——另一位风尘高人。从两人对《水浒》与《史记》的评价中，确也可以看出只有艺术大师之间才具有的独特眼光和相象之处。

另一位艺术大师李渔同样对金惺惺相惜，尽管这一点多年来罕有人知。在谈到金本《西厢》对戏剧界的贡献时，李曾经这样评价：“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之填词为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闲情偶记》卷三）在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作祟的前提下，这样谦卑的恭词，竟然出自一向狂负简傲的李笠翁之口，其中的意义确乎非同寻常。晚清的梁启超甚至以历数生平恨事的方式表达他对金的仰慕并详述其理由：“余于圣叹有三恨矣，一恨圣叹不生于今日，俾得读西哲诸书，得见近时世界之现状，则不知圣叹又作何等感想。二恨圣叹未曾自作一小说，倘有之，必能与《水浒》《西厢记》相埒。三恨《红楼梦》《茶花女》二书出现太迟，未能得圣叹先生之批评。”按照这样的推崇备至来看，如果金果真遂梁所愿生于同代，而戌戊变法又能侥幸获得成功，我丝毫也不怀疑这样一种推测，那就是梁肯定会力荐金出任新政府首任文化部长。

让金圣叹来评点小仲马的《茶花女》会是怎样一番新鲜模样？这样让人忍俊不禁的奇想，也亏梁启超的政治脑袋想得出来。不过说起来，金与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倒还有几分相象之处，除了生前同样未能有足够时间来完成手头的著作，在一生的文学生涯中同样也始终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想想当今的通俗文学作家如金庸、古龙等无故受到的非议，就不难对金在当时文坛的处境有深切的感受。这也正是为什么一六六○年当他偶尔得闻顺治的一番知音之论，要禁不住感从中来，泪流满面。尽管如此，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我们仍然很难想象一个一边对政府冷嘲热讽一边感恩涕零，写下颂词八章的人，该是怎样一副古怪的面目？

书评家的真面目（5）

也许正因为金政治形象的一向诡谲与不易把握，我对他一年后在哭庙案中突然以政治极端分子的面目出现一事，始终抱有深刻的怀疑。在某些论者笔下，他甚至被说成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与组织者。同时，由于他名闻天下的文名，作为导火线的那张揭告吴县知县贪赃的疏状，也被理所当然被认为出自他的手笔。对此新出版的《苏州史纪》虽然也倾向于认为金并非此案关键人物、仅仅因为在审理过程中与主事者的同学关系才被牵连，但对金的知名度和社会名流身份，在当时意欲扩大战果、邀功请赏的主办官员眼里的价值。仍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个人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再加上他一向为地方当局所恶的恃才傲世、言谈放任、无视名教礼义等所谓恶习，才有可能对金何以在最后被作为哭庙案首犯处死，家产籍没入官，妻儿流徙辽阳这些惨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既然我们已在讨论金的死因，那就不妨一起来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背景与过程吧！对于不明此案真相的那部分读者，这样的精彩回放对帮助他认识中国和历史乃至现实，想必一定有所裨益。首先要进入我们视野的两个关键人物是任维初与朱国治，当时他们的身份分别是苏州吴县知县和江苏巡抚。顺治末年江浙一带由于连年灾歉，加上张煌言、郑成功等前明余部在沿海诸郡的抵抗活动，使国家的税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士民缙绅阶层拖欠应缴税粮的情况十分普遍。素有酷吏之名的朱某与任某手里因有朝廷的加急诏令，自然将催讨工作开展得格外如火如荼。但这时被突然曝光的任假公济私、监守自盗一事很快成为当地最令人震惊的新闻，并引起普遍的愤怒。在吴县百姓大多釜炊告绝，儿女啼饥的悲惨状况下，他们的父母官任维初竟有三千余石粮米通过亲信吴行之在苏州的米铺里秘密出售，这是怎样叫人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一场以罢免任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于是初显雏形，主事者为苏州府学的一大批热血学生。他们私下集会，制定纲领，反复计划。而几天后顺治的突然崩驾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表演舞台。

公元一六六一年二月四日上午，市东郊一向清静的文庙内素幡垂地，哀恸惊天，作为苏、松两郡皇帝灵位的主祭之所，当地自巡抚以下大小军政要员及各界名流，按规定须连续三天在这里哭哭啼啼守灵。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学生代表突然冲进来鸣冤呈揭，要求立即以贪污罪惩治吴县知县任维初。与此同时，他们说动苏州儒学教授（市教育局长）程邑打开树有孔子塑像的文成殿，以传统的对圣人木主哭诉的方式鸣钟击鼓，声泪俱下，阐明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并在短短时间内很快争取到市民学生一千余人的参与。纯粹从政治手腕与组织才能上来看，这些人的策略相当高明，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选择任的上司兼后台江苏巡抚朱国治作为诉求对象，显然是他们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向一个更大的贪官举报一个小的贪官，何况两人的关系又相当暧昧，你想会有什么结果？在经过短时间的利弊权衡后，朱当即下令以惊动先帝灵位的罪名将为首学生十余人收押在狱，其中甚至还有被指控贪赃的任维初本人——作为某种策略和对民情的抚慰。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金圣叹已出现在被捕者的名单上，或者说他具体卷入了这次流产的学潮。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是：当时金的真实面目并非台上的演员，而只是一名热心的看客。以同情者的身份挤在人群中关注事件的发展，应该符合我们熟悉的金中年以后的政治性格。

从二月四日事发到四月二十六日金被突然逮捕这八十余天，不妨视作哭庙案的第二幕。主要演员为江苏巡抚朱国治。事实上这整场戏似乎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尽情表演。一方面，他连夜火速给北京打报告，诬称学生“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摇动人心倡乱，若不显示大法，窃恐诸邑效尤”，同时还暗示此事与当时令朝廷震怒的金坛叛逆、镇江失事等案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另一方面，在主审官苏松道台王纪明明已取到任出售赃粮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连夜使人于道（台）处取供改之，即发一牌于任维初，高抬岁月，其略云‘兵饷甚急，多征粮以备不虞。’盖欲己与任立于无过之地也。”（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这样一来，贪污的恶官仿佛川剧变脸般一下成了朝廷的功臣，爱国的学生转瞬间却沦为煽动暴乱的罪犯。等到案情看来已顺利地朝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朱于是开始加紧了对漏网学生的搜捕。这时的一个特殊人物是苏州府学教授程邑，在他所谓被迫提供的那份名单上，丁观澜、金圣叹的名字赫然在目。

程某在哭庙一案中究竟担任了何等角色——这个问题可以说困扰我已有多年。从他自学潮初起之际就给省里写信揭发任维初，以示呼应，并为之四处奔走这些事实来看，显然应该?这场运动的支持者，至少是同情者。这一点也正是他令朱衔恨的主要理由。好在因为与朱的上司——江浙总督朗廷佐的师生关系，才在后者的庇护下得免报复与株连。但紧接着发生的向官方提供闹事学生名单一事峰回路转，从而使任何打算确认此人在事变中真实立场的努力，再次变得非常困难。对此，我个人的推测是他与金之间可能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个人恩怨。考虑到金平素嘲弄礼仪，鄙夷名教，考试中多次胡作非为等放肆行为——对作为当地最高教育长官的程多有得罪——这样的分析应该也在情理之中。但不管怎么样，在朱喜出望外获取名单的第二天下午，金即在苏州憩桥巷的家中遭到逮捕。一则传闻说他即使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仍然谈笑风生。当时他正在厕所里出恭，执行缉捕命令的公差在厅堂守候。也许“恭”“公”的刚巧谐音给了金灵感并使他忍俊不禁，以至一出来就迫不急待笑指着公差对他的朋友们说：“此谓之公人。”还有一则传闻相比之下也许更为可靠一些，那就是他临终前所写的那两句诗——是赠给前去探狱的一个朋友矍斋主人的。其时他被收押在南京总督衙门的死牢里已有三月之久。由于自知死期已近，诗中不禁对自己生平的未竟著作满怀担忧与怅恨：“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总算唐诗评点工作的完成让人稍感欣慰，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这些书怎么办呀！）我丝毫也不怀疑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因为对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让他在自己的精神生命与物质生命之间进行选择，无论就其价值与重要性而言，前者都显然是较后者更值得关心的东西。

书评家的真面目（6）

在少年皇帝康熙登基的初期，有一种令历史学家值得深思的现象。那时正常运转中的国家机器突然出现一种心律紊乱般的恐慌。苏州与湖州由于被确诊为是作为主要发病区的左心室与右心室，很快受到包括斧钺刀剑在内的各种医疗器械的强行干预。“奏销案”“哭庙案”“庄氏史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相继发生，刚尝到几年太平盛世甜头的江南士子，转瞬间又吓得如同惊弓之鸟。连吴梅村、冒辟疆、余淡心这样的文坛领袖此后也都主动淡出了公众视线，那些一般的诗人作家更是要么醇酒美人消磨、要么钻进故纸堆里不敢出来。看来，没有比江山的稳固更值得统治者关心和重视的事情了——历史学家其实早就已经这样告诉过我们。在风尘仆仆的古运河两岸，一批批身系囚械被押解进京的缙绅名士就是最生动的说明。衙门开始收缴违禁书籍，各省的文教官员奉命即时检查各类自费出版的文稿。集会结社宣布被取消。我们熟悉的苏州观前街前铺面气派的那些大小书局自然也不例外。尽管在不到一年以前，这里尚以全国最繁华的图书产销中心著称——此时却门可罗雀。

金圣叹在此期间的不幸遭遇之所以许多年来一直让人同情与惋惜，是因为自始至终笼罩在他身上的那种悲剧色彩——作为一场未遂民主运动的无辜的牺牲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事发当天他不在现场，或像余怀、李渔那样生平拥有多位政界朋友，那么事情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至少保证他能有机会将评点进行到底并带给读书界更多的惊喜。我甚至还设想过他被捕后设法绕过朱，将自己的冤情直接向名声不错的江浙总督郎廷佐申述，或作为某种权宜之计，请人到程邑处说情、为自己平日的所谓放肆言行表示悔意，设法求得对方的宽恕——哪怕只有一点可能也該去试试。但现存纪录除了提到他初次提审时因在大堂上非常奇怪地哭着喊叫顺治的名字，以至被当场掴了三十记耳光外，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曾试图为自己的罪名辩驳与开脱。也许在金这样深谙佛理的人看来，人世的事情原本就如浮云过眼一样亦真亦幻。“为汲清泉淘钵器，恰逢青鸟吃小虫”，事实上在数年前所作、后来为周作人誉扬不止的《今春》一诗中，他对人生的谵妄与虚无，早就已经作过精彩的描绘并感慨良多。因此，以一种纯粹以身饲虎式的大慈大悲，受命定中的一切，可以帮助我们对他入狱后令人困惑的沉默作出精神上的某种解释。

生活在一个由“博学鸿词”（一种破格选拔人才的制度）与“文字狱”交替组成的时代里的复杂感受是很难向后人描述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依然散发出理想的魅力，而作为运转机制的文官集团，却大多由庸才与贪官组成。知识阶层被允许享有包括同性恋、雏妓、经商、做官、学术研究、声色犬马在内的全部自由。一旦他们的目光试图从四书五经、程朱理学间抬起来，对循环中的现实秩序哪怕提出些微质疑，等待他们的很快就将是另外一种命运。而金圣叹作为这方面一个不幸被选中的代表，将对所有意图不守安分的那部份人，起到良好的警示与恐吓的作用——这就是他何以被强派为哭庙案主犯处决背后的真正含意。我们以下还将不无凄然地看到，即使在狱中，金的待遇也并不像后来的文明社会中那样，因他的知名度和政治犯身份奢望有所改善。虽然据说精神看上去还不错，但那些年青闹事学生“时当盛夏，流汗积项成膏，腐肉满于铁索，其苦有不忍言者”这样的刑罚与虐待，想必他同样也不可能幸免。但那又怎么样呢？金当然不会对这样的小事在意。谁会相信一个不关心自己生命的人会关心自己的身体呢？

据可靠记载，金圣叹临终前将事情变局的希望仍然寄托在帝王身上。他刑场豪言壮语的另一个版本是“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免耳，不然，死矣。”（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一）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喊叫顺治名字这一细节也可看出，即使到了生命最后一刻，对作为自己读者兼知音的皇帝本人，金仍满充满了感遇之情。一个朝廷的拥戴者竟然被朝廷作为它的判逆者处死，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大的笑话和讽刺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戏剧性效果，几天以后，当他在前面提到过的南京三山街的临时刑场被斩首，他的妻子默默地将他的头捧在手上，他的儿子、两个女儿哭叫着在人堆搜寻着他的尸身。在素有火炉之称的这座南方城市夏日灼热的阳光下，他的头颅仿佛一个盛放冰火两种极端物质的精美的容器，又像是为现实光线所勾勒的一团浓重、复杂的阴影。我们看见上面的须眉与皮肤，半白的鬓发、满脸的血污、与脖子连接部分切割后所形成的犹如灿烂花朵般的横截面、眼中的安祥之光，仿佛还在口吐珠玉的微笑的嘴唇。我们甚至还看见隐现在他头颅内部的思想的锋芒和智慧的莲座。当然，对由上述这一切所构成的他一生中的真正面目，尽管观察了很久——非常遗憾——最终我们似乎还是没有能够看清。

两个板桥（1）

多年以来，郑板桥郑燮愤激而自矜的形象，除了凸现在他生前手订的那部全集里，也凸现在他那些以竹兰梅自喻的线条夸张的书画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生以民间疾苦代言人自命的艺术作派，更使他在两个世纪后的那些崇扬阶级斗争的文学史编撰者眼里，获得了广泛的青睐。而且，作为一名出身贫寒，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小县作家，又身处经学大师、天才诗人辈出的雍乾王朝，要在当时宛如现在的彩票市场、证券交易所那样闹哄哄的文坛崭露头角，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好在他也懂得如何扬长避短并利用自己的卑微身份造势，更有意思的是他仿佛川剧名角似的能同时以清官、狎客、画廊老板、风月闲人等多种面目出现，并始终在它的中间隐匿自己真实的暧昧的面庞。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初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太平盛世，郑却依然乐此不疲地在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所谓关心民瘼的诗词，诸如《孤儿行》《逃荒行》之类。而事后，他瘦小、佝偻的身影可能立刻就会出现在扬州盐商的豪宴或妓院脂香粉腻的床上。他的成功在于他发出的这些声音虽然矫情而突兀，且不无政治功利，但在当时的文学大合唱中却因过于刺耳从而显得不同凡响，并穿越书页与时光最终抵达我们的耳边。由于中国的文艺批评向有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恶习，于是他被目为那个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躺在文学史上接受后人的敬仰。只要我们的批评家将作家分门归类的惰性思维有一天不改变，这种敬仰看来还得继续沿袭下去。

在那个由南方士子统治文坛的时代，郑生于江苏兴化的事实显然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先天的缺憾。他的身世也非常简单，五十岁以前一直以苦读与卖画打发日子，其间除去过两次北京和一次杭州，主要生活舞台局限于他的家乡扬州一带。既无名师传授，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才气与天赋，因此终其一生被排斥在主流文化的核心圈子以外，得不到他自以为应该得到的重视与推举，倒也不能说是怎么委曲了他。如果我们有兴趣查一查他的朋友名单，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是些和他一样靠自学成才，疏狂放诞，后来终于混出几分名堂来的文艺青年。四十四岁中进士应该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这得益于他对时文和制艺（考试大纲）的钻研，以及通宵达旦、下死功夫复习的本领。这种本领即使今天我们在贫困地区发狠考大学的农村穷孩子身上仍然不难见到。这以后他在山东的范县与潍县做了大约十二年的县太爷，然后又回到扬州卖画，并于十年后在那里去世。他的简历中至少有两处地方因语焉不详以至不免令人微有疑惑：一是他乾隆元年的赐进士出身到乾隆七年实授山东范县知县，中间当了六年多的空头进士，甚至连个混饭的都中闲职也没有，这在清代的职官制度上并不多见。二是有关他一七六五年逝世的记载年谱里可以详细到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但于死因却过于珍吝笔墨以至没留下半点记载。

与他的同时代作家相比，郑显然是一个复杂、矫饰、颇有城府，并且因爱说大话、言行相悖，因而总让人有些不大放心的家伙。长期以来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声誉，不仅因为他的才华，还在于有关他作为一个时代叛逆者形象的种种轶事传闻。从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热衷于自我标榜道德情操的同时，身影却在扬州世俗的灯红酒绿间醉生梦死。而这个一到知县任上就将怜才爱士挂在嘴边的人，一旦心情不好时遇有读书人有事上谒，居然会作出“命皂卒脱其帽，足蹋之，或捽头黔面驱之出”（法坤宏《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野蛮行为。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关于他六十一岁那年的被罢官，竟然也可以有“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叶衍兰《清代学者像传》）与“以进士选范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呵斥”（蒋宝龄《墨林今话》）两种内容与性质都完全不同的版本。至于他平日好骂名流而又附庸名流，抨击权贵而又阿谀权贵诸种事实，更在不可枚举之列。这样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形象与性情都截然相反的两个板桥：一个清高、内省、磊落坦荡，为民请命；一个世故、轻浮、追名逐利，工于心机。有时，当我面对他全集扉页上那张满脸皱纹，下巴有一撮山羊胡子，目光闪烁的尖脸，心中难免会产生这样难以释怀的困惑与尴尬：到底哪一个才是我所认识的郑板桥呢？

两个板桥（2）

兴化是清代属高邮州管辖的一个颇具几分水乡情调的小县。公元一六九三年，当心高气傲的郑板桥出生在城东鹦鹉桥与杏花楼一带的汪头时，父亲郑之本的现实身份只是当地的一名三家村塾师，家里穷得丁当响不说，甚至连炊釜也常常告罄。郑三岁时母亲汪氏的病故对这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由于郑发迹后对早年的回忆侧重于叹穷叫苦而少具体描述，我们无法知道那些年代他们一家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仅从诗中偶露鳞爪的一些零言片语，依稀得知童年的郑由一个名叫费乳娘的邻居女人带大，并在父亲的私塾里完成了最初的学业。教他学习填词的老师是县里的一名老秀才陆种言先生。还有两件生活方面的大事是尿床和爱吃黄桥烧饼。在他三十岁父亲逝世前后，甚至他本人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私塾教师。多年以后当他在山东做官，回忆自己当初的苜蓿生活，曾有“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名子弟结冤仇。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这样深沉的感叹。

三十岁以后郑板桥到了扬州——出于愤怒和贫困生活的两重压迫，其情景完全相当于今天中国内地自觉怀才不遇的大学生到深圳打工。十八世纪前期的扬州由于盛产“瘦马”、盐商、文化经纪人、寺庙与风月，加上又是权势熏天的两淮都转运使衙门的所在地，（中央政府管理江南盐政的最高行政机构）其繁华富奢之程度非常人所能想象。一大批落拓不羁、风流自命的才子、诗人、画家、骨董贩子、风水鉴赏师什么的于是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聚集在那里不亦乐乎地打秋风、吃白食、索赠请托，鬻画卖字。根据《扬州画苑录》的作者汪鋆后来统计，当时扬州城里光有点名气的画家就有五百余人，他们中的皎皎者有李鱓、汪士慎、高翔、金农、黄慎等，加上稍后也欣然加入这一行的郑板桥、李方膺与罗两峰。由于作品风格以及生平事迹的某种相似性，“扬州八怪”云云也就成了后人对这些商品经济中游刃有余的风云人物的一个特殊称谓。很多论者习惯从纯粹艺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这在我看来未免过于天真。要知道当时的需方市场主要由权宦、贪官、娱乐业老板、暴富的盐商、附庸风雅的巨贾豪绅等所形成，艺术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只是一种体面的装饰。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机敏人物喜欢胸佩一枚据云出自郑手笔的“难得糊涂”的徽章招摇过市一样，当年把持扬州政纲的这些恶俗势力的代表，也非常希望能有高雅的书画来点缀他们糜烂、穷奢极侈的生活。他们的首选对象无疑就是象征清高人格力量的竹、梅、兰一类的风雅之作，而且构图愈怪、线条愈奇则出价越高。在商品经济中，市场需求总是代表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八怪”中除当过宫廷画师的李鱓会画几笔仕女，罗聘、黄慎偶尔也画些鬼神外，其余几乎大都以铁棒磨成针的功夫在所谓“岁寒三友”身上耗尽了自己的一生，其情景颇似浙南、广东沿海地区那些几十家开在一起，生产同一产品的家庭作坊。诚然，同行间的竞争与相互启发，也是促进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得到最大发挥的一个良性动力。

尽管青年郑板桥一向神往前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豪迈风采，但事实上他当初去扬州时腰间揣的却只是两个又冷又硬的黄桥烧饼，而且四顾茫然，唯一的投靠对象是一个在一所破庙里当和尚的族父。我怀疑他当初于书画一道不过稍会涂抹几笔而已，至少在他现存的题识文字中找不到一款是乾隆以前的。仅仅出于父殁子亡、生计无依的现实悲剧，其次是风闻淮上巨贾出手豪绰，对落魄才子动辄以大把银子相赠，加上自己崇敬的同乡艺术家李复堂听说在那里也混得不错。这种种理由已足够让一个绝境中的年青人慨然前往，并且有理由在旅途中对未来充满奇妙的想象。但扬州很快让这个自以为是的淘金者尝到了理想破灭的苦涩。金钱在任何时代都是寒冷的。商品的首要条件是交换。让势利、精明的扬州盐商对一个既无名气又无作品的小县秀才青眼另加，怎么说也不现实。郑的机灵与练达在这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得益于多年来底层生活的磨练。他当即赶往北京找到早几年已在那里充当皇帝私人画师的李鱓，并以同乡和崇拜者的身份，好不容易弄到了李的几封荐书。重回扬州难免让郑产生今非昔比、躇踌自得的感觉，他下榻于城中金农住过的天宁寺里，并很快与汪勤斋、黄瘿瓢等著名画家交上了朋友。虽说当时他已以生意人的特有嗅觉预测到书画一行在这座新兴商业城市里的广阔前景，但由于一时还拿不出手，只好一边苦读制艺为会试做准备，一边坚持不懈地以他自我感觉良好的诗词干谒豪门与公卿。数年以后，当意外的成功从天而降，整个扬州都将为自己当初对这个容貌丑陋的外地小伙子的轻视而感到羞愧。也不知他使用了什么法儿，竟使得一个程姓徽商慷慨出手，?下子就捧出千金相赠。相比于他晚年名气最大时一幅扇面或斗方的润资也仅须碎银五钱，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应该不难想象。正是这笔可观的馈赠使郑的人生迅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他开始移居镇江焦山别峰庵中静心复习迎考，并于次年侥幸中了进士。同时，他带有编年体式的自编全集里的内容，也相映成趣地从昔日的嗟贫叹穷，讥时讽世，逐渐转入对风月以及声色犬马的关注与描述。扬州对郑板桥一生的名山事业事实上起到了某种催生剂和加速器的作用。即使我们略去程羽宸的一千两银子不计，他的艺术和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那里清丽的山水与文化的力量。这就使得他后来在山东潍县任上对淮扬商贾不遗余力的抨击，令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在那篇后来被从全集中偷偷删去的《与江宾谷、江禹九书》中，他突然以道德捍卫者的标准形象出现，感慨“凡米盐舩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吾扬之士，奔走蹀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此前在写给堂弟郑墨的信中，自觉已成为政界人物的郑同样愤激于“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这样在他看来简直是人心不古、衣冠蒙羞的文坛状况。（《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仅仅数年以后，突然被罢官的郑荷笔彷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已只好又回到扬州重操旧业，成为那里听气候于商人，写字作画，满街名士中的光荣的一员。

两个板桥（3）

公元一七三七至一七四二年间郑板桥匆忙的身影像一架短途客机在江南的几座大城市里不停地飞来飞去。那时他的现实身份已是“赐进士出身”，却令人沮丧地什么职务也没有。他当然希望立刻弄到实授。设计中的方略仍然是通过对江浙官场位居要津者的献诗——恭维加自我推荐——这样毫无新意的公式。他诗集里的一大批谄媚之作即集中写于此时，诸如《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谢大中丞尹年伯赠帛》《读昌黎上宰相书因呈执政》《送都转运卢公四首》之类。几年以后当他在维县县署中为诗歌界的恶俗痛心疾首，认为“近世诗家题目，满纸人名……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时，显然已经忘了当初他自己也是这方面的一个顶尖高手。好在他的健忘症使他一生中对自己的言行不一始终都能保持从容的态度与恬然的心境，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可能还要提到。这里有一个特殊人物必须进入我们的视线，那就是郑板桥诗中谦恭有加的都转运使卢公——即乾隆初年扬州政界商界的领袖人物——两淮都转运使卢见曾。这个被袁枚戏称为卢矮子的家伙，本身就是一位名气很大的诗人，加上又身处财富与权势的中心，其对四方穷愁潦倒文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由于清廷的盐政像今天的烟草一样采用严格的专卖制度，官督商销，从沿海产区运往内地，其中的利润最高竟有百分之五百之巨。而都转运使大人就是掌握盐引（食盐专卖证），权势熏天，想让谁发财就让谁发财的那个人。商人们手携珠宝与美妓整天围绕着他的情景，如同一群饿犬围绕着一块肥肉，而朝中大佬因为每年都指望他丰厚的“炭敬”和“冰敬”，与他的关系自然也就非同寻常。以至这个职位在后世的经济学家眼里，被视为官僚资本、商业资本黑箱运作的一个典范。打秋风的文人墨客在考虑对象时往往也视此为首选，何况慨然以一代宗师自命的卢矮子以及稍后的曾宾谷风雅的生性，使他们对有求者基本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以这个从三品官职年俸银一百三十两的区区收入，要支持这样体面豪奢的生活显然非常困难。受贿以及巧立名目侵吞公款，于是也就成了当时情况下可供选择的主要手段。可怜的卢矮子后来终因江南盐政案的全面爆发而伏诛。继任者曾宾谷的下场自然也同样倒霉。“曾为盐政时，有孝廉某谒之，冀五百金不得，某恚，授以诗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乐老臣心’，上句谓其谄和坤得进，下句谓其日事荒宴。言官以上诗上闻，曾遂得罪永废。”（《清诗纪事》第十四册）此事后来被龚自珍写入他那著名的《咏史》一诗，其中除郁达夫先生所激赏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外，尚有“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贫狎客操全算，团扇才子踞上游”云云，俨然一副扬州政治、商业、文化的众生相。确实如此，如果你想要了解清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人生中的真实嘴脸，应该找不到比扬州更好也更深刻的舞台。

郑板桥上诗一事发生在卢刚到扬州上任后不久，在这满纸谀词的四首律诗中，为了求得卢的力荐，竟然将他比作是王昌龄、李白和杜甫，同时又毫不客气地吹捧了一通卢的父亲以及家世的清德，然后才婉转地提到自己“惟余引对又空还”的不幸现状。最后又突然笔走边锋，以退为进，自称“吹嘘更不劳前辈，从此江南一顽梗”，其精义完全符合司空图论诗所要求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巴结其他权贵人物时，郑使用的大致也是这种高明手段。但他的未能如愿以偿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寻常诗才还不足以引起这些南方政界权要的重视，二是卢当时适逢朝廷突然检查财务，惊恐不安，以至无暇他顾。在经过将近两年的漫长等待与失望后，郑只好又跑到北京去另找门路。神通广大的李复堂为他引见了乾隆的叔父慎郡王允禧，其间，也不知郑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以至迅速讨得了这位小他近二十岁的王爷的欢心，仅半年不到，一顶山东范县知县的乌纱帽旋即到手。可以想见这个堂堂七品正职对多年来一直担任乡村教师兼流浪画家，尝尽穷愁滋味的郑的重要意义。在当年由郑亲自手写刀刻，承揽全部出版活计，并为之撰写跋文的慎郡王的两册诗集《随猎诗草》与《花间堂诗草》中，显然出于感恩戴德的理由，郑一口气拉来五位唐代大师加一位宋代名将——杜甫、韩愈、王维、杜牧与韦应物，还有岳飞——来形容这位年仅二十余岁的诗歌爱好者的艺术成就。（“英伟俊拔之气，似杜牧之。春融澹泊之致，似韦□□。□□清远之态，似王摩诘。沉□□□□□，似杜少陵、韩退之。”“紫琼道人深得读书三昧，便有一种不可羁勒之处。试读其诗，如岳鹏举将兵，随方布阵，缘地结营，不必武侯八阵图矣。”郑燮《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跋》，原文有脱字。）就算我们不去过多指责这种所谓评论骨子里的谄媚与不?责任，甚至相信他当初写作态度的真诚——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报答自己的恩人。但我们又如何理解此前此后他对别人巴结豪门、挟权贵自重的鄙夷和愤怒呢？我有一个痛苦的发现那就是，当我们对擅长搞政治的那位郑板桥的了解越深，我们和传统印象中的那位搞艺术的郑板桥的距离也就越远。任何推崇他的人都乐于举出他的清正与骨气作为立论依据，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他像画在纸上的那些自我标榜清高的梅兰竹之类一样，根本经不住现实风雨的淫浸与吹打。郑板桥对今天的文学史家的意义显然在于他用文字为自己塑造的那个高大、空洞的自我形象。如果打一个比方，他善于让我们看到水面的亭亭荷花，深藏起下面满身污泥的藕节——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两个板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郑板桥一生被迫充当的只是它们之间的调解者与仲裁者的角色。

两个板桥（4—1）

山东是郑板桥继扬州以外的主要生活舞台，公元一七四二年春天当他以一个功成名就者的身份坐上范县正堂的太师椅，手里有了一点闲钱后，迫不及待所干的一件事就是出版自己的诗集。要此之前他已娶了个名唤饶氏的小家碧玉当小老婆。“南人得志刻稿，北人得志讨小”曾作为那个时代满身酸气的知识分子人生得意后的主要功课，遗憾的是一向以愤世嫉俗著称的郑，非但未能跳出这一传统窠臼，反而变本加厉、以一身而两兼之。（语见瞿兑之《养和室随笔》）但我可以保证他的娶妾仅仅出于宗嗣方面的考虑，并无多少风月与色情的因素在内。他严重的同性恋倾向使他对女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与回避。我们很快可以看到，一年多以后饶氏侥幸得子，马上就被无情地遣送回郑的兴化老家居住（其子于五年后死去），而他去世的原配徐氏生前就在那里、携带两个女儿守了多年的活寡。有些论者总喜欢喋喋不休地根据郑的自吹肯定他的亲民思想，但他对待自己家人这样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足够的怀疑。我们还可以看到，几年后他的二女儿出嫁，尽管那时郑已囊中颇丰，但为了证明自己的风雅与清贫，他仅送了她一幅墨兰作为嫁妆。而根据《板桥润格》，当时他尺寸最大的画作市场价格也不过只值白银六两。

那么对于郑诗中口口声声自我标榜的关心民瘼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这在当时既被他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又作为打击别人的有效武器。政治考量在我看来是观察这些作品的一个相当有效的角度。作为一生都以矫揉造作为能事、仿佛演员不停变换角色的人，郑初任县令时给自己的形象定位是闲适与太平。“拾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日高犹卧，夜户长开。讼庭花落，扫积成堆”，这就是他上任初年所作的《有年》与《止足》中的名句。尽管这仍然拾人牙慧，因为《清稗类钞》引前人笔记中就有“政平人和，讼庭花落，厥为雅吏”这样的说法。（典出清初袁箨庵事，见顾公燮《丹午笔记》）但问题是他的生活偶像兼恩师李复堂在距这里不远处的滕县由于风雅过度，最终惹出了大祸，甚至还以渎职罪吃了几年官司。完全出于矫枉过正的目的，郑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重新选择的角色是勤政爱民。当时适逢黄河发大水，刚调任潍县不久的郑急于建立功绩，不经请示 就启动国家粮食储备赈济邻县灾民。好在他当时的上司同样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家伙，这事也就糊里糊涂过去了。几年后黄河继续发大水，郑非但故伎重演，甚至强令“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尽封积粟之家，令其平粜。”（法坤宏《国朝耆献类征》）平日坐堂听讼只要一方是平民，不管有钱的那一方怎样含冤受屈，也一定会非输掉官司不可。后来甚至发展到我们前面所说的“监生以事上谒，辄庭见，拍案大骂，驮钱奴有何陈乞，此岂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脱其帽，足蹋之，或捽头黔面驱之出”这样可怕的程度。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据称有贤政之名的县令，而是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或五十年代初某些极左的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他的农民出身所发自本能的对中产阶级的憎恶，至此终于发展到了顶点。因此，由于士绅阶层的愤怒以及新任上司的不满所直接导致他的被免职，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连上引《国朝耆献类征》一书作者法坤宏为他所作的小传中，也说他“臧否人物，无所顾忌……而嵌崎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不能否认郑板桥的偏激政令所带给当地老百姓的实惠与好处，我甚至打算相信有些传记里津津乐道的“潍人戴德，为立祠”这样的美誉。（《咸丰兴化县志》卷八）问题是他作为一个代表政府形象的地方长官行事如此造作，在政治上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他个人的人生中也是失败的。至于说他离任时因将宦俸都捐给了地方，以至皮夹子掏不出一分钱，行李箱里也只有几本书而已，对这种矫情的说法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任期间他除了刻稿讨小，支付长年累月的狎嫖费用外，还在家乡兴化置田买宅，后因新屋式样不理想，又在城东鹦鹉桥一带买地另造，光地价就花了五十两白银。考虑到清代七品官职每年几十两银子的俸入，这样的开销也已经不算太小。然而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他在致堂弟郑墨的家书中又在大骂他同时代的文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个好结果。”好在我们现在对两个板桥的不同嘴脸多少已有了一点认识，因此面对这样的尴尬事实，过于吃惊或过于感慨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需要做的也许仅仅是：在接受一个人的整体形象以前了解这一点，并认识到人生的复杂与多义——不管他是一位公认的历史名人或身边的某个现实人物。

现在我们可以来说说他的全集了，因为这也可看作是他山东十年为宦收获的一部分。我对这本书的整体印象仿佛一个光怪陆离的跳蚤市场、或者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城的某些杂七杂八的时装模特展览。世俗者的自鸣清高可能是它的一个主要基调，而愤世与随俗，穷酸和摆阔，炫耀风月以及关心民生既矛盾又刺眼地混杂在一起，仿佛黄金与瓦砾被置放在同一货柜上出售。当然这中间还要加上一点半通不通的学问和几分机心或匠心。在作品中不停地批评他的同行，同时自己又不停地继续这么干，显然是这部作品思想性方面的一大特色。他是那样热衷于说话、以至他的抒情主体在形成对批评对象的威胁以前，彼此之间往往自己先吵了起来。家书十六通在我看来就像读雷锋日记，或听一个领导在讲台滔滔不绝作报告，不允许有任何驳诘——因为经不起驳诘，因此唯一的听众也就只能是他的堂弟。道情十首与咏史部分就意境而言也是乏善可陈。前者不过将李鱓叔祖壶庵道人李沂的诗拿来略作改动，就归入了自己名下，而后者如闻盲师说鼓词——仅仅对事件作某种故作高深的复述，同样毫无新意可言。如《绍兴》中的“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两句，就算我们不论其立意上对文徵明《满江红》的拙劣仿袭，就文字与语感而言，较前作“千载休言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之蕴藉惊警，相去又何止千里！

两个板桥（4—2）

对前人或同代名流作品进行明显超出常规界限的模仿，这是我接着要谈到的郑诗中的另一令人不安的现象。而且因为数量不是一首两首，理应引起我们的职业批评家足够的重视。他的题画诗作为他诗艺与思想特色的综合体现，一向为后代的推崇者所嘉许。但只要我们的阅读工作稍微细致一些，就会发现他的题竹诗“且应一景相看待，恍如湘山立楚娥”中有金农题竹诗“清瘦两竿如削玉，首阳山下立夷齐”的影子，题兰诗“如何烂贱从人卖，十字街头论担挑”也像是金农题兰诗“苦被春风勾引出，和葱和蒜卖街头”的另外一个版本。难怪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里要说他：“……以步青藤，而描画不成，丑怪百出。其论诗曰：宋以后无诗，近之金寿门，非唐人所及也。其狂愚率类此”。由此看来，倒也不是完全事出无因。同样，我们也发现蒋心余赠他的“板桥作字如写兰，板桥写兰如作字”一诗，才到手就被他现炒现卖，成了自己的又一首题画诗“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中的名句。而《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中的“窗外梅花当点心”一句，更是将南宋诗人的“细嚼梅花当点心”略作改动就拿来用上。诗学天赋的匮乏可能是这里的一个主要问题，另外阅读视野上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郑主张一生只读四书、六经、韩文、杜诗，余无足观）也局限了他的想象力和知识结构。生在远非法制社会的清王朝在今天看来还是郑的一大幸事，因为这不仅使他成功地避免了多起著作权诉讼的麻烦，同时也用不到像刘心武先生那样在公众面前丢乖露丑，面对来自媒体与读者的诘责，机关算尽，不得已编撰出“梦中得句”这样的现实神话来。

当然据此断言郑不会写诗同样也是不公平的，他成名前的艳情之作——多半是长短句，某些作品的题跋，以及为大众所熟悉的那几首题画名篇，加上我个人喜爱的他的早期作品《扬州》四首，《维坊竹枝词》和《燕京杂诗》，还多少有点意思。但问题是一个江苏省的二流诗人，由于笔下稍涉民间痛痒，以至身价百倍，在今天读者中的知名度甚至盖过了领袖当时诗坛的江左三大家以及黄仲则、厉樊榭等同代杰出诗人，除了我们的文学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已坠落为政治批评，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所幸这种现象现在正在慢慢扭转过来，至少前不久出版的复旦大学版的《中国文学史》，在对郑的评价中我们听到了“作者立意于劝世，所以重叙述而未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作为诗歌仍不免有缺憾……缺少特异的感受和别出一格的创造”这样久违的声音。

两个板桥（5—1）

郑板桥卸任山东后并没有如当初与李复堂约定的那样立刻返回扬州相聚，他那暮色中已显得相当苍老的身影令人意外地出现在近千里外杭州西湖的净寺里。这当然又是金钱的力量——拿了定金为杭州太守吴作哲作画。他甚至还去了浙江另一名城湖州，而且作为地主兼中介者的乌程知县孙升，说起来还是他的一个昔日对头。但面对银子与免费招待的诱惑，郑最终还是说服自己，不妨又“难得糊涂”了一回。“其供给甚盛，姑且游诸名山以自适”，在客居期间寄回兴化老家的信札里，他这样兴冲冲告诉他的堂弟，并随信先捎回了三十两银子——作为这趟典型的“秋风之行”最重要的收获。我发现他在信中还充分展示了他的会计才能，如果那时也能考级的话，一个中级职称估计是少不了他的。“吴太守……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郑分司……请七八次，游湖两次，送银十六两。”当然这封信函连同此行为孙某作的两首祝寿诗（诗中将自己与孙比作苏东坡和苏的朋友贾耘老），以及前面提到的为慎郡王诗集撰的肉麻跋文这样的文字，在他亲手编定的全集里你是读不到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在诗集的自序里要恶狠狠地警告“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若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的全部精义所在。（《后刻诗序》）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两个板桥的龃龉与冲突中，他之所以总是毫无原则地倾向于其中的风雅者，不仅因为艺术审美方面的某种功利与盲视，他一贯张扬的道德姿态也总使他显得相当被动，无可奈何之余，只能被迫作出这样的选择——事情就是如此的简单！

郑板桥重返扬州的准确时间是公元一七五三年的夏天，那时他已六十一岁，先后居住在城北的汪氏文园和枝上村里，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社会底层人物，他对自己当时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不菲声誉已显得如此满足，以至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后刻诗序》与《刘柳州册子》里，他以将军暮年回忆从前的光荣与战绩那样的姿态，为自己一生中颇足自雄的种种韵事开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包括京师名妓招哥红牙檀拍唱他写的道情，新安有个姓曹的举人曾用藏墨二十三锭换他一册词集，还有个叫吴其相的盐贩子，没什么文化，长得也丑，但能背他的《四时行乐歌》，加上结交朝中贵人慎郡王，乾隆东巡时短暂充任过侍奉书画的小吏，等等等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文中以夸张的笔墨对自己才华与知名度的吹嘘，又是“自铸伟词”，又是“索诗文者，必曰板桥”，又是“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板桥自叙》）他甚至用“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为自己一生的艺术成就作盖棺之论。而在另一些也许需要保持低调才对他更有利的场合，他居然又会谦卑得让人吃惊：“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屡欲烧去”。（《后刻诗序》）在各种不同的功利背景下总是能从容地以各种不同的功利形象出现，这是迄今为止我对郑板桥作品的最深印象。仿佛他既能作为一幕传奇剧中主角的现实原型，又喜欢动不动就自己跳上台去亲自参加演出。相同的面容与服饰，不同的精神和心灵，以至观众有时真的弄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郑板桥。

可能正是因为他的精彩表演——主要是道具与独白的引人入胜，认为郑的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臻上乘的评价仍然不少。尤其是在他晚年标价卖画、纵情声色的扬州一带，有一个习惯性的美誉叫“郑虔三绝”，（唐时郑州荥阳人郑虔能诗，擅书画，尤工山水。因其诗、书、画并妙，相传玄宗曾以此誉之）不仅出诸他的朋友之口，连郑自己也时常这样津津乐道。但如果谁要据此较起真来，在我看来至少犯了一个常识方面的错误。因为三绝云云，在当时仅作为顾客与同行对某位书画家带有恭维性质的称呼，就像今天的文坛上喜欢动辄就将大师、著名作家的大帽子随便送人一样。只要对当初聚集在扬州的那帮家伙的生平行状稍微有一点了解，就知道八怪中的那几个人当年几乎人人都有幸得到过这一称号。甚至还包括文艺爱好者慎郡王——郑在为他的诗集题跋时，也曾慷慨地以这一桂冠相赠。（“主人有三绝，曰画，曰诗，曰字。世人皆谓诗高于画，燮独谓画高于诗，诗高于字。”郑燮《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跋》）我怀疑这样做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一种刻意的商业炒作——提高彼此间的知名度——让大伙儿的作品都能卖出好价钱。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远离这座混杂着脂粉、铜臭与盐卤味儿的商业城市的声音——局外人的评价——也许就显得相当有必要。“板桥深于时文，工画，诗非所长。”“板桥时文新奇，画并不佳，惟好男风，是其劣迹”。批评者的身份分别是作为专业人士的袁枚和作为非专业人士的福建总督伍拉纳的儿子—— 一个贵族身份的文学青年，《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其中袁还戏称郑自我感觉良好的“六分半书”为野狐禅并详述其理由，认为“孙寿本无颜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为龋齿笑，坠马妆，以蛊惑梁冀、秦宫耳。若西施、王嫱，天然国色，明璫玉佩，岂屑为此矫揉造作，效小家子态哉！”（蒋敦复《随园轶事》）

两个板桥（5—2）

我们终于要开始说到袁枚了，那就让我们来好好谈一谈他们之间的恩怨吧！作为郑板桥一生最钦佩也最忌恨的人物，袁的富有、才貌、文坛盛名、政治上的呼风唤雨以及生活的豪阔，多年来一直令郑眼红心热。虽说两人同为平民出身，年龄上袁又小郑二十多岁，但彼此在名气、地位和经济上的差距，又何止是一两个档次？加上在人生态度与文学见解上，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比如郑一生时常挟杜自重，将三吏、三别、《哀王孙》《秋兴》八首诸篇等置于嘴边不离须臾，而袁却坦陈不喜欢杜甫的诗，并引明人林贞恒的观点来说明自己不喜欢的理由，认为“时非天宝，官非拾遗，徒托悲哀激越之音，可谓无痛而呻矣。”但纯粹的艺术之争何以会上升为对品行与人格的攻讦？这个问题看来还是应该由郑——即作为道德老师的郑——来作出回答。台静农先生当年偶然从《批本随园诗话》得到郑板桥、赵翼作文攻击袁枚的线索，深感兴趣，后来他在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里好不容易找到了赵的《戏控袁简斋太史于巴拙堂太守》一文，而始终以郑文无处觅迹为憾事。（台静农《随园故事抄》，见《龙坡杂文》）他当然不会想到郑当时所作的其实系诗非文，而且匿去标题——这就是今天仍然列于全集里的那两首《偶然作》。“弟颂其师客谈说，居然拔帜登词场”，“奈何纤小夫，雕饰金翠稠。口读子虚赋，身著貂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灿高楼。偶然一命笔，币帛千金收……浪膺才子称，何与民瘼求。”刻薄的笔调，阴暗的心理，难以抑止的愤怒与怨气，仿佛有意要为钱钟书先生讨论袁与他同时代人关系时所断言的“子才……盛名之下，占尽韵事，宜同时诸生，由羡生妒，由妒转恨矣”提供一个绝妙的注脚。（《谈艺录》）然而叫人啼笑皆非的是，乾隆二十三年当两人在扬州卢矮子的官署里意外相遇，戏剧性的一幕立刻开始上演了。当时卢涉嫌贪污一案经上下打点及亲家纪晓岚力保后，已脱去干系，风风火火赶回扬州继续当他的两淮转运使兼诗坛领袖。当年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些风雅人物——自然包括郑板桥在内——脸不改色心不跳地又来投奔门下。是年卢发起的一个叫做红桥修禊的征诗大会，和韵者竟有七千余人之多。也正是在这次盛会的席间，当郑见卢对袁异乎寻常的礼敬，另一个板桥——作为生活隐型人的板桥一一立刻就粉墨登场了。据袁后来回忆，当时郑满脸肃穆，声音哽咽，说自己几年前在山东风闻袁去世的消息，禁不住悲从中来，以足蹋地，大哭了一场。言下之意当然是为中国诗坛所遭受的巨大损失痛不欲生。郑板桥那天还对他说：“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几人”，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的意味。可以想见，当时年近古稀的郑对袁说这些话时后者心里的感动。于是彼此赠诗，互有恭维。袁枚写的那首就是现在编入《小仓山房诗集》中的《投郑板桥明府》，郑板桥的却在重订时删去了其中谀词，仅存“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两句。当然，郑并非头一次干这样的事情。当年他上诗卢雅雨求官，后因不遂其欲，加上卢矮子又谪戍塞外，于是其中“龙标格韵青莲笔”一句在后来结集出版时，也就理所当然要降格为“清词颇似王摩诘”了。

其间他们还着重交流了同性恋方面的心得与经验，作为生平仅次于艺术的一项狂热爱好，郑一生可怜的俸入与卖画所得的几个钱几乎全花在了这上面。从乾隆甲戌杭州湖州之行近百两银子的收入，捎回去不到三分之一，可见他于此道开销之大。由于明清一代文人士大夫视狎童纳宠为雅癖，使我们很难得地见到郑自己对此倒也并不讳言。除了自称“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还不无伤感地坦陈“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他“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相较于袁的风流俊朗，蕴藉雅致，投怀送抱者不乏其人，郑在这上头不免又输了一筹。好在这对当天两人的酒后谈兴倒也并无多大影响。郑甚至还色迷迷地对袁说，假如他有机会参与政府立法，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改大清律例中的笞臀为笞背，使袁听后不觉抚掌称快，引为知音。事后，袁还几次兴冲冲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蒋敦复《随园轶事》）

两个板桥（6）

郑板桥的晚年形象一如从前那样带有川剧艺术的某种韵味，是一个重叠着知名画师、色鬼、食客、道德楷模、时尚批评家等各种身份的复合体。由于他对产品宣传包装工作一贯的重视，加上朋友间的互相捧抬，当时他的知名度在他生活的城市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甚至某些轶事传闻就性质而言已带有一定的神话倾向。包括他作品“达官贵人不卖，生活够了不卖，老子不喜欢不卖”的所谓三项基本原则，以及一位当地巨贾如何为求得他一幅墨兰，不惜乔装贩夫牧竖，以他生平喜食的狗肉以进，才终于弄到了手云云。但这些商业炒作带来的的负面效应是：通过各种人情关系前来求字索画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且大多都是开口白要或以微薄礼品权充润资。这个可怜的打秋风的老手，现在总算要被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但郑的练达与精明使他有足够的方法应付一切，于是，一张惊世骇俗的告示很快出现在他所居住的枝下村四凤楼的大门上——“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不能赔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一一这就是那张仿明人戴易的《板桥润格》出笼的动机与背景。至于非要将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视为艺林美谈，则完全出自后代不识世味酸辛者的附会与误读。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内，郑板桥差不多完成了他一生作品的主要部分，也即艺术相对成熟的部分。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扬州颇似一个濒临落幕的倾圮舞台。当时李方膺、高凤翰、李复堂、金农等已先后谢世。汪士慎年轻时瞎了一只眼睛、现在连另一只也瞎了，和他的小脚老婆在天宁寺的出租房里朝不保夕。罗两峰去北京开画展，趁热打铁在那里暂时呆了下来。黄慎回老家福建住了一阵，终因在大城市里热闹惯了，呆不住，干脆把老婆孩子也接了过来，不再像以前这样自由自在。这使郑有相当时间将精力集中于他的绘事。除了偶尔还去小玲珑山馆、竹西亭喝喝茶，或应邀去卢矮子的衙门里饮酒斗诗什么的，他一生最后几年的光阴全部消磨在纸墨笔砚之间。推动他艺术的主要力量是孤寂与沧桑，以及对人生虚无的认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些纸窗萧疏、梅花凄冷的冬晚，或杏花酥雨的初春的薄暮，当他于墨冻手倦之余稍事休息，凝视镜子里的白发苍颜，对自己颇具几分传奇色彩的一生蓦然回首，这一瞬间他将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两个影像，既模糊又清晰，既陌生又亲切，道德和世俗，真实与虚无，它们开始渐渐重叠在一起，时而又迅速分离。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对如此残酷的景象，他甚至无法确定它们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当他绝望地将手伸向冰冷的镜面，一滴泪水从干瘦的苍老的眼角渗出，他没有立刻擦去是因为内心希望它们能够痛快地流下来。他迷惘了吗？是的，他迷惘了，他像打满补丁的风帆渴求找到宁静的港口；他疲倦了吗？是的，他疲倦了，他像卸妆的演员希望回到原先平凡的生活。

公元一七六五年是郑板桥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除了依旧全神贯注地在纸上泼墨，尽情宣泄内心的忧懑与孤独，向镜子中的那个真实的自己努力靠拢，没有其他任何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当时的生活情景。但根据年初杭州好友丁敬的突然去世、及卢矮子再度因侵吞公款事发入狱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不难想象他内心所遭受到的震惊与打击。他去信兴化家中确认堂弟郑墨之子为自己的继子兼遗产受赠人，可以看作是开始打算为自己的世俗人生预先安排后事了。而作为精神上的有所交待，是作于当年五月三日的一幅别具寓意的墨竹，这也是他一生创作所留下的临终绝笔，在上面，他认认真真题了一首诗：“两枝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梢。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郑终于敢于正视自己面目复杂、暧昧的一生并有所憾疚，但毕竟已有些为时过晚，因为他的肉体即将如同他笔下的那些怪异线条被凝固在历史的这张大纸上。说得形象一点，像用生命完成的并不完美的画作。所以当他忏悔的声音从两百三十年前的扬州传来，我们听到的仿佛是一个严重的支气管炎患者临出院前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咳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