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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统一大业（1）

- 一、 统一大业（2）

- 一、 统一大业（3）

- 一、 统一大业（4）

- 一、 统一大业（5）

- 一、 统一大业（6）

- 一、 统一大业（7）

- 一、 统一大业（8）

- 一、 统一大业（9）

- 一、 统一大业（10）

- 一、 统一大业（11）

- 一、 统一大业（12）

- 二、 翦灭异己（1）

- 二、 翦灭异己（2）

- 二、 翦灭异己（3）

- 二、 翦灭异己（4）

- 二、 翦灭异己（5）

- 二、 翦灭异己（6）

- 二、 翦灭异己（7）

- 二、 翦灭异己（8）

- 二、 翦灭异己（9）

- 二、 翦灭异己（10）

- 二、 翦灭异己（11）

- 二、 翦灭异己（12）

- 三、 太祖的困惑（1）

- 三、 太祖的困惑（2）

- 三、 太祖的困惑（3）

- 三、 太祖的困惑（4）

- 三、 太祖的困惑（5）

- 三、 太祖的困惑（6）

- 三、 太祖的困惑（7）

- 三、 太祖的困惑（8）

- 三、 太祖的困惑（9）

- 四、 分封诸王（1）

- 四、 分封诸王（2）

- 四、 分封诸王（3）

- 四、 分封诸王（4）

- 四、 分封诸王（5）

- 四、 分封诸王（6）

- 四、 分封诸王（7）

- 四、 分封诸王（8）

- 四、 分封诸王（9）

- 四、 分封诸王（10）

- 五、 起兵靖难（1）

- 五、 起兵靖难（2）

- 五、 起兵靖难（3）

- 五、 起兵靖难（4）

- 五、 起兵靖难（5）

- 五、 起兵靖难（6）

- 五、 起兵靖难（7）

- 五、 起兵靖难（8）

- 五、 起兵靖难（9）

- 五、 起兵靖难（10）

- 五、 起兵靖难（11）

- 五、 起兵靖难（12）

- 六、 挥兵南伐（1）

- 六、 挥兵南伐（2）

- 六、 挥兵南伐（3）

- 六、 挥兵南伐（4）

- 六、 挥兵南伐（5）

- 六、 挥兵南伐（6）

- 六、 挥兵南伐（7）

- 六、 挥兵南伐（8）

- 六、 挥兵南伐（9）

- 六、 挥兵南伐（10）

- 六、 挥兵南伐（11）

- 六、 挥兵南伐（12）

- 七、 血腥的一幕（1）

- 七、 血腥的一幕（2）

- 七、 血腥的一幕（3）

- 七、 血腥的一幕（4）

- 七、 血腥的一幕（5）

- 七、 血腥的一幕（6）

- 七、 血腥的一幕（7）

- 七、 血腥的一幕（8）

- 七、 血腥的一幕（9）

- 七、 血腥的一幕（10）

- 七、 血腥的一幕（11）

一、 统一大业（1）

一、 统一大业

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

——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经过疾风骤雨的元末农民战争的扫荡，元朝的统治已土崩瓦解。当刘基在龙凤六年（1360）抵达朱元璋设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的军营时，江淮地区已形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刘福通挟持小明王雄踞淮北，陈友谅阴奉徐寿辉陈兵江汉，张士诚坐拥江浙。朱元璋论兵力不如友谅，论财富不抵士诚，但他却能礼贤下士，延聘了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能谋善断的文士，储备了徐达、常遇春等能征惯战的武将。

三月，朱元璋前往新落成的礼贤馆咨询形势，刘基进言：“现在我们面对着两个强敌，张士诚居东，陈友谅居西。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占天下之半。而士诚仅有边海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越淮扬。友谅剽悍轻死，据我上游，野心勃勃。而士诚胸无远图，惴惴自保，不会对应天构成威胁。面对这种形势，我军应该首先攻占陈友谅所在的江汉地区。而失去陈友谅的支持，张士诚则势单力孤。我军再移师攻伐，便一举可定。南方既定，便可乘势北伐中原，成就帝业。”

朱元璋听后，喜出望外。谋定而后动，一场惊心动魄的统一战争就此展开。

（一）世间再无小明王：瓜步沉船之谜

对于朱元璋来说，龙凤九年（1363）是危机四伏的一年，更是从逆境走向崛起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传奇的朱元璋以其传奇的智慧续写了新的传奇。

二月，阴冷的天气尚未消退，张士诚又想出一条对付朱家军的妙计——进攻安丰（今安徽寿县）的小明王。安丰是应天的门户，小明王是红巾军的共主。若朱元璋不出兵相救，张士诚便可趁机占领安丰，活捉小明王，威胁应天；若朱元璋出兵救援，则正中张士诚调虎离山、引蛇出洞之计。西边的陈友谅趁机率大军东下，置朱元璋以腹背受敌的险境，这正是张、陈最希望看到的结局。张士诚不愧是靠投机出身的私盐贩子，下出了一着天衣无缝的妙棋。

几天之后，张士诚命吕珍为前锋突袭安丰，张士信率大军殿后。吕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外围的“宋军”，将安丰城团团围住。此时，负责城内防务的刘福通毫无防备，几天之后，粮草净尽，军民饥困。“城中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小明王见此情景，吓得大哭不止，刘福通只得派人向朱元璋征兵解围。局势正朝着张士诚设计的方向发展。

朱元璋得知安丰被围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一来，安丰是应天的门户，若安丰失守，朱元璋的地盘将直接成为元军主力的攻击范围，唇亡齿寒，这怎能不让他忧心。二来，若吕珍攻破安丰，一定会助长张士诚军队的士气，使其更加嚣张难制。而最为重要的是，自郭子兴死后，朱元璋便直接归属小明王麾下，“反元复宋”的口号为其争取了人心，扩充了军事力量。而一旦小明王被俘，张士诚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心向背，瞬息改变，这对朱元璋以后的发展极为不利。想到这些，朱元璋不寒而栗，迅速点齐大军，前往救援。

一、 统一大业（2）

刘基清醒地判断出张士诚围攻安丰的图谋，坚决阻止朱元璋出兵。他说：草率进军，应天空虚，若陈友谅乘隙发动进攻，就会进退无路。况且救出小明王后，将其如何处置？如果继续让他当皇帝，您就丧失了军事指挥权；如果把他杀掉，您就要承担弑君的罪名，两者均非万全之策。刘基真乃旷世英才，无愧于“小诸葛”的称号，他不仅在军事上料事如神，而且展现出过硬的政治素养。

但是，朱元璋并没有被刘基这番深谋远虑的话所打动，毅然率领徐达、常遇春攻击吕珍。这时，吕珍已攻破安丰，杀死刘福通，生俘小明王。他听说朱元璋率军前来，就联合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左君弼掘壕树栅拒守，以达到拖住朱家军的目的。起初，战事对朱元璋不利，左右军全被吕珍击溃。猛将常遇春见情势紧急，率敢死队奋力冲杀，三战三捷，吕珍败逃。朱元璋占领安丰。

朱元璋救出小明王后，命徐达镇守安丰，自己回归应天。诸将请求在中书省为小明王设置御座，并施以君臣之礼。刘基却极力反对：“牧竖子耳，奉之何为！”朱元璋一时也没了主意。刘基见朱元璋顾虑重重，就偷偷地将其引入密室，叙说“天命”所归。

朱元璋在这方面的天赋极高，一点就透，于是命人摆设銮驾伞扇，将小明王迎住滁州。为掩人耳目，并很好地控制小明王，朱元璋也搞起了形象工程。明地里，他不惜血本，在滁州为小明王建造了豪华宫殿，皇宫中珍宝美食应有尽有。暗地里，他以保护小明王为名，将宫中亲信宦侍全部换成自己人。这样，小明王就被严密监视起来，成为朱元璋的傀儡。

综观安丰之战，朱元璋实现了自己战前所有的目标，俨然成了最大的胜利者。他攻占了安丰，重挫了张士诚的锐气；他将小明王软禁滁州，控制了舆论的导向。

安丰的胜利刺激了朱元璋攻城略地的雄心，他以左君弼帮助吕珍攻打安丰为由，令徐达征讨庐州。但是，庐州城坚壕深，兵强马壮，粮草充足，防守异常稳健。徐达与左君弼大战一个月，庐州城仍然固若金汤。

正当双方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时，西边的陈友谅趁机向朱元璋发动了攻击。陈友谅诡计多端，心狠手辣，是朱元璋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高岱曾说：“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和朱元璋逐鹿中原的，并非一人。而当时能称得上劲敌，为腹心肘腋之害的，只有陈友谅。友谅虽不如项羽勇猛雄略，但出没飘忽，剽迅狡猾，不屈不挠，屡败屡振。”

自龙湾大败之后，陈友谅的地盘被朱元璋蚕食，日见缩小。面对着朱元璋的步步进逼，友谅气愤难耐，建造楼船数百艘，组成水军舰队，准备反击。楼船高数丈，上下三层，小的可装载军士两千人，大的可载三千人。这些水上巨无霸，不但体积庞大，而且设计精妙。每艘楼船配备大橹数十支，都用铁叶包裹。楼船上还配备了陆战骑兵队，船的底层有专门养马的板房，三层皆置走马棚。这在当时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无敌舰队”。

但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陈友谅已领教了朱元璋用兵的厉害。这次，他没有直接进攻应天，而是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取江西，下江浙，再包围应天。四月，陈友谅载家属百官，蔽江东下，兵六十万。六月初五，兵临洪都（今江西南昌）城下。驻守洪都的是朱文正和邓愈，他们带领城中仅有的一万多士兵使用多种火器，奋力苦战两个月，力保城池不失，创造了以少御多的奇迹。

一、 统一大业（3）

正筹划东线战事的朱元璋闻警，吓出了一身冷汗，佩服地对刘基说：“救援安丰实在太冒险了！假使陈友谅乘我出兵之际，从武昌顺流而下，直取应天，‘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说完，朱元璋又轻蔑地冷笑一声，补充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意思是说，陈友谅不进攻应天，却去围攻洪都，真是自取灭亡。

朱元璋与刘基仔细商讨了进军方略后，一面亲率大军赶赴洪都，一面急令徐达、常遇春放弃庐州，回师驰援。兵合一处，共二十万。

陈、朱二人空国而出，剑拔弩张，一场血战已不可避免。

七月，友谅围攻洪都已有八十五日，闻听朱元璋到来，撤围，东出鄱阳湖迎战。第二天，两军在康郎山相遇，友谅列巨舟摆出进攻阵势，元璋将军队分为十一队防御。鄱阳湖上八十万军队旌旗招展，号角齐鸣，蔚为壮观。

两军接战，互有胜负。徐达率军痛击汉军前锋，俞通海也用火炮击毁二十余艘敌舰。而汉军骁将张定边率军直冲元璋舟阵，连斩数员大将，所向披靡。朱元璋慌不择路，舟陷沙中，处境异常危险。张定边见此情景，喜形于色，指挥汉军将士，奋勇向前，朱元璋已无路可逃。就在这危急时刻，常遇春再次显示出扭转乾坤的本领，他张弓发箭，射中定边，俞通海乘汉军慌乱之际救出朱元璋。此战双方互有胜负，打成平局。

傍晚，各自收兵回营。就在急需用人之时，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命徐达分兵回应天。是朱元璋胸有成竹，还是另有他图？众将百思不得其解。

次日，友谅调集所有巨舰发动总攻。元璋军舟小，与之对攻不利，军士畏惧不前。元璋亲自督阵，斩临阵退缩的军士十余人，仍不能稳住阵脚。大将郭兴见陈友谅的楼船都用铁链相连，献计说：“并非战士不用命，只因我方战船太小，无法拒敌。我认为非用火攻不可。”朱元璋听从了郭兴的建议，招募敢死士数百人，在七条快船上装满撒入火药的芦苇，向陈友谅的舰队急驶而去。当逼近敌船时，乘风纵火。一时间，风烈火炽，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汉军大乱，死者过半，友谅的弟弟友仁、友贵及骁将陈普略等均战死。鄱阳湖上重演了一幕赤壁之战。

经此一役，汉军锐气尽失，士气低落。

两天后，双方再战，汉军又败，于是敛舟自守，不敢出战。朱元璋移军扼左蠡，友谅被迫退保潴矶，双方相持三天。

友谅的左、右金吾二将见大势已去，先后投降了朱元璋。友谅被这一背叛行径激怒，为泄私愤，下令将所有俘虏斩尽杀绝。而朱元璋却显示出宽广的胸怀，他不仅为受伤的俘虏医治创伤，还把他们全部放还，甚至为友谅的戚族及阵亡将士祭奠亡灵。这种以仁义对残暴的风度，既赢得了本军将士的尊重，也起到了瓦解敌人军心的作用。

一、 统一大业（4）

八月，汉军军粮耗尽，直趋南湖嘴突围，被早已埋伏好的南湖军击退。汉军遂改突湖口，欲绕道长江下游逃逸。朱元璋率大军围追堵截，誓将陈友谅彻底消灭，以绝后患。追至泾江，双方主力再次遭遇，战斗异常激烈。友谅走出船舱指挥战斗时被流矢击中，当场殒命。汉军溃败，友谅长子善儿也被活捉，张定边夜乘小舟载友谅尸体及其次子陈理逃回武昌。

此时，众将纷纷请战，要求乘胜追击，直取武昌。朱元璋力排众议，命回师应天。如此大好形势，朱元璋为何视而不见呢？高岱在论及此事时说：纵观鄱阳湖一战，在双方酣斗之时，朱元璋急遣徐达回守应天；等友谅败亡之后，又不听从诸将进军武昌的建议，而是即刻班师东下，“盖拳拳以根本为虑”。朱元璋之所以迅速回师，以及先前命徐达回师应天，就是担心张士诚偷袭应天，威胁自己的根据地。

朱元璋的这一担心并非毫无原由。实际上，陈友谅在东下之前，就约张士诚夹击朱元璋。正如刘基分析的那样，张士诚鼠目寸光，狐疑观望，没有出兵响应。陈友谅败亡后，张士诚失去了牵制朱元璋的力量，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处境越来越艰难。

洪都、鄱阳湖之战，从四月开始，到八月结束，苦战四个月，水陆并进，火石兼施，战况之烈，可与赤壁、淝水之战匹敌。自古水战，必得天时地利方可取胜，如周瑜破曹操，因风水之便。而此战却正好相反，陈友谅兵据鄱阳湖，先处上流，拥有地利优势；朱元璋千里赴援，鞍马劳顿，而陈友谅以逸待劳，尽得天时之利。其结果却是朱胜而陈败，究其原因，全在人和。陈友谅虽然兵强势众，但是内部矛盾重重，上下猜疑，人各一心；而且连年用兵，劳而无功，军心失望。正所谓“众乖兵疲”是也。

随着疆土的日益扩大，军队的节节胜利，朱元璋于龙凤十年（1364）正月自立为吴王。这时，小明王宋政权已名存实亡，但元璋仍奉之为正朔，继续使用龙凤年号，军令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形式发布。

这年二月，朱元璋率兵亲征，攻克武昌。此后，又经过一年多的征战，彻底消灭了陈友谅残部。汉水以南、赣州以西、韶州以北、辰州以东的土地，全部归入朱元璋的版图。

陈友谅被消灭之后，张士诚失去了掎角之势。龙凤十二年（1366）八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进攻张士诚。他亲临誓师，告诫诸将“毋肆掳掠，毋妄杀戮，毋发丘垄，毋毁庐舍”。朱元璋担心将领们记不住，就每人发给一张纸条，让他们把戒约写在上面。

接着，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向诸将问计。常遇春主张直捣平江。朱元璋认为这样做会冒很大风险：湖州张天骐、杭州潘原明是张士诚的左膀右臂，平江形势紧迫，两人一定全力救援。如果我军不能迅速攻克平江，就会陷入内外夹击的不利局面。所以应该先攻打湖、杭，使张、潘二人疲于奔命。湖州、杭州既下，平江势单力孤，很快就能攻破。

一、 统一大业（5）

徐达等依计行事，领兵出征。数月之间，连克湖、杭。十一月，徐达率军二十余万，配备襄阳炮、七梢炮（抛石机）及大、小将军铜炮等攻城武器，将张士诚合围在平江。

张士诚困兽犹斗，誓死抵抗。双方军队在平江城下大战六个多月，未分胜负。徐达庆幸没采纳常遇春直攻平江的计划，否则，顿兵于坚城之下，张天骐、潘原明引湖、杭兵夹击，胜负实难预料。

吴元年（1367）六月，张士诚突围，被常遇春击退。此后，张士诚不敢出城，两军展开炮战。城外火石齐发，城内也毫不示弱。熊天瑞教城中人制作抛石机，攻击城外军队，杀伤无数。城中的木石全部用光，就拆祠庙、民居为炮具。

这年九月，平江城内军需耗尽，徐达攻克平江。张士诚被俘，后被朱元璋赐死。

龙凤十二年（1366）冬，朱元璋在进攻张士诚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命廖永忠自滁州迎小明王到应天。船至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廖永忠把船凿沉，将其溺死。

小明王之死，是否出于元璋的授意，《明史》中闪烁其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廖永忠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明确指示，也是看透了他的心思。朱元璋刚刚起兵时，各地豪杰并起。朱元璋不能预料自己能终成大业，就借小明王的名号壮大自己。等到陈友谅已灭，张士诚垂亡，朱元璋亟待建立帝王霸业，若继续使用龙凤年号，对自己的发展不利。小明王已成为朱元璋迈向金銮殿的拦路虎，自然也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价值。

对于小明王君臣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作为，史家历来都有公正评论。《明史&#8226;韩林儿传》赞曰：“元之末季，群雄蜂起。……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

（二）图穷匕首见：元朝麻痹失大都

以吴元年（1367）十月为界，朱元璋对元朝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起兵初期，力量弱小，为集中兵力进攻陈友谅、张士诚，对元朝采取保守的羁縻政策。在消灭陈、张，平定南方的割据势力之后，朱元璋凭借身经百战的无敌之师，向元朝军队发起凌厉的攻势。

龙凤五年（1359），元元帅察罕帖木儿攻克汴梁，平定秦、陇，在太行山屯聚重兵，日夜操练，图谋恢复山东，声威大震。朱元璋派遣王时搭乘方国珍的海船前往大都，探听察罕的军事动向。

此后，察罕于龙凤七年（1361）进兵山东，招降东平田丰、乐安俞宝等人，围攻益都，气势如虹。朱元璋估计敌我实力相去甚远，如果硬打硬拼，非但不能自保，还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避开与元军主力决战的危机，并伺机侦察元军动静，朱元璋与诸将商议说：“察罕帖木儿虽然假借义师的名义图谋恢复山东，却为与孛罗帖木儿争夺兵权，屡次违抗元帝的命令，这难道是忠臣应该做的事情吗？又听说察罕好大喜功，像田丰这种反复无常之人，也以心腹相待，可见其昧于知人。我欲派人前去通好，以便观察元军动静，从长计议。”

一、 统一大业（6）

于是，朱元璋就派汪河向察罕送上重礼和亲笔信，纳款诈降，顺便打探军情。汪河回来后向朱元璋禀报：“虽然察罕攻势猛烈，但益都红巾军奋力据守，一时还不会失陷。”朱元璋听后大喜，他估计察罕在攻下益都之前，没有余力向南方发动进攻，就乘机西攻陈友谅。

察罕看毕朱元璋欲投降的亲笔信后，更是满心欢喜，急命户部尚书张昶带了御酒和任命朱元璋的诏书航海到方国珍处。但朱元璋为了静候北方军事形势的变化，一直没有接见元朝使者。后来，察罕被田丰刺死，他的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继任统帅。王保保为与孛罗帖木儿争权夺势相互攻杀，无暇南顾。

朱元璋为稳住王保保，以便实施自己在南方的发展计划，又派汪河、钱祯向他送上厚礼，表达通好之意。此时的王保保已完全被朱元璋的示弱表现所麻痹。汪河等人到达河南后，王保保命人把他们逮捕，拘押到陕州。龙凤十二年（1366）九月，朱元璋为进一步分散元朝的注意力，派人将俘获的元宗室神保大王和黑汉等九人送还元朝。

吴元年（1367）正月，在南方战事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朱元璋给王保保送去一封软硬兼施的信。其大略曰：古人朝聘往来，不过是为了表达诚意。现在你将汪河等拘禁，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阁下虽然地广人多，“所虑者张思道操刃于潼关，李思齐抗衡于秦、陇，俞宝蓄变于肘腋，王信生衅于近郊”。我多次遣使修好，只是想为阁下尽一点儿愚忠。假若您能派使臣与我通好，并释放汪河等人，我们仍不失前盟，您也可取信于天下。如其不然，我将联合群雄，一同进击。“阁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请您审慎决断，否则悔之晚矣。

朱元璋这番柔中带刚的话使王保保错误地认为，自己真正的敌人绝非千里之外的朱元璋，而是近在咫尺的北方割据势力。合则两利，战则两伤。王保保将汪河等送还应天，两家重新修好。朱元璋又一次以“谦恭”和“忠诚”打动了王保保，这既为自己赢得了充足的准备时间，又成功地将王保保的视线转移到他人身上。此后，元朝军队为争夺地盘在北方自相残杀，战火连绵。元顺帝一怒之下，解除了王保保的统帅权。

在基本平定南方割据势力之后，十月，朱元璋决定北取中原，消灭元朝这一心头大患。他对徐达等人说：“中原已经四分五裂，山东、河南、关、陇分属元朝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之间彼此猜疑，互有嫌隙，兵争不解。这为我们各个击破、灭亡元朝提供了有利的战机。我欲出兵北伐，诸位有何良策？”

常遇春说：“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力有余，应该抽调军队直捣元都。用我百战百胜的军队，进攻元朝长期安逸享乐的士卒，定能长驱直入，攻破大都。都城既克，其余州县也就闻风归降。”

一、 统一大业（7）

朱元璋反驳道：“元朝建都百年，城防坚不可摧。我方孤军深入，困于坚城之下，粮草补给困难。一旦敌军从四面增援，就会使我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依我之见，应当‘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 （《明史&#8226;太祖本纪一） 。这样，天下形势都在我军的掌控之中。元都势孤而援绝，不战可克。攻占大都之后，乘胜西进，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就可席卷而下。”

于是，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军士二十五万，长驱北伐。出征前，朱元璋告谕将士，此次北伐的目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段话在当时包含着三层要义：一是以华夏统一夷狄。二是复兴被蒙古、色目贵族破坏的儒家纲常，用礼义治国，恢复父子君臣夫妇长幼的伦理秩序。三是实现国家的统一，人民生活的安定。为达此目的，朱元璋再三申明纪律：“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如有违犯者，一律军法从事。

吴元年（1367）十一月，徐达进兵淮安，并派人到沂州劝降。元朝守将王宣、王信父子首鼠两端，一边密往莒州、密州征兵；一边诈降，派使者以犒师为名，延缓徐达的进军速度。使者回来后，王宣随即带兵夜劫吴军大营。徐达闻报，率军急攻沂州城。都督冯胜命军士掘开水坝，漫灌城池。王宣无计可施，投降后被处死。徐达挥师北向，势如破竹，益都、东平、东阿、济南、济宁、莱阳相继而下。

洪武元年（1368）二月，转攻河南。徐达引兵上黄河，克永城、归德、许州，兵至陈州。朱元璋书谕守将左君弼：“自元朝失政，天下兵兴，豪杰并起。我曾经与你数次交战，没想到你战败后竟然舍弃亲人，独自投奔异国。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却不能复得。如若你能念及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幡然醒悟，我会尽弃前嫌，与你共创大业。”君弼得书后，犹豫不决。朱元璋将他的母亲送到陈州，君弼感泣，率军投降。汴梁守将李克彝见门户已失，弃城逃跑。徐达随即占领汴梁这一军事重镇。

四月，徐达率大军从虎牢关进至塔儿湾，元将脱目帖木儿领兵五万迎战。他在洛水北面列阵，欲在明军强渡洛水时，发动突袭。脱目帖木儿万万没有想到，他遇到的对手就是以奇袭而威震四海的常遇春。脱目帖木儿还未排出突袭阵形，猛将常遇春就单骑突过洛水，手执弓箭直冲敌阵。脱目帖木儿从未见到如此骁勇的打法，急发二十骑，集中长矛齐刺遇春。遇春一箭射死敌军前锋，大声呼喊着向敌军冲杀过去。脱目帖木儿被惊得张口结舌，还没回过神来，徐达指挥军队随后掩杀过来，俘斩元军无数。脱目帖木儿带领一部分擅长溜号的残兵败将退走陕州。徐达遂进营于河南城北门，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送款军门，河南平定。

一、 统一大业（8）

不久，朱元璋到汴梁慰问前线将士，并召问谋取元都计策。徐达说：“我军自平定齐、鲁，攻取河、洛以来，王保保逡巡于太原，观望不进。现在我军已经占领潼关，张良弼、李思齐失去屏障，仓皇西窜，元朝的援军已绝。臣等欲乘势搏其孤城，必克无疑。”朱元璋展开地图指授方略说：“你的计划很正确。然而北方土地平旷，适合元军骑兵作战，我们不能不防。我军应该选拔猛将做先锋，你督帅水陆大军紧随其后，由秦趋赵，转临清向北，直捣大都。元廷外无援兵，必然惊恐溃散，这样就能不战而克。”徐达遵命。朱元璋由汴梁还应天。

当朱元璋紧锣密鼓地北伐之时，元朝将领间争权夺势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的程度。王保保被解除统帅权后，退兵守平阳关。元顺帝见他势单力孤，就命李思齐等前去围攻，并令关保断其归路。王保保气愤之极，擒杀关保以及元朝政府所置官吏。元顺帝也下诏尽削王保保官爵，令诸军四面讨伐。等到潼关失守，元顺帝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下诏恢复王保保官爵，令其与李思齐分兵抵御。但是，这时的北伐军已急速向大都挺进，挽救不及了。

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各路军马会师临清。徐达指挥马步舟师沿运河北上，在河西务大败元军，进兵至通州城下。众将欲速战速决，指挥郭英劝阻说：“我军远道而来，敌人以逸待劳，攻城对我方不利，应采取奇袭战术。”第二天大雾弥漫，郭英命一千人埋伏在路旁，自率三千精锐骑兵直抵通州城下。元将五十八国公率敢死士一万多人，从两翼杀出。混战多时，郭英佯败，敌军乘胜来追，伏兵四起，将其分割包围，斩首数千级，遂克通州。

元顺帝听到通州失守的消息，极为恐惧，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丞相庆童留守，夜间带领后妃、太子开建德门，由居庸关北走上都。八月初二，徐达进军大都，至齐化门下，将士填平壕沟，攀城而入，一举攻克大都。

此次北伐的顺利进军，首先是由于提出了正确的政治策略。朱元璋在出征前反复告诫将士：此行不是为了略地攻城，而是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因此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其次，制定了周密的军事计划。朱元璋没有听取常遇春直捣元都的建议，而是采用了先取山东、河南，剪除枝叶，再围孤城大都，灭其根本的作战路线。这就将战略主动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进可攻，退可守。最后，在攻守策略的选择和由守转攻时机的把握上，朱元璋也是老成持重。在力量弱小时，采用示弱结盟的方式麻痹敌人；当元军相互争斗之时，乘机北伐。整个战争进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未给敌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朱元璋在这次北伐战争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守如健松，攻如疾风。诚如兵法所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一、 统一大业（9）

（三）强强对决：狭路相逢智者胜

元大都被攻陷之后，元顺帝带领文武百官逃到上都，仍然拥有完整的政府机构。王保保、纳哈出率领的元朝主力部队也几乎毫发无损，元朝的威胁仍在。朱元璋遂令徐达西征，战事从洪武元年（1368）八月开始，到第二年八月结束，明军攻势如潮，元军节节抵御，伺机反攻。双方斗智斗勇，战争进程一波三折。

西征开始后，常遇春率军先后下保定、中山、真定。冯胜、汤和领兵克怀庆，越太行，取泽、潞，战事波澜不惊，极为顺利。两路大军齐头并进，欲合击太原。王保保见汤和军悬师深入，孤立无援，遂派大将韩札儿举兵围攻泽州，并在韩店设下伏兵，准备伏击明朝的援军。明将杨璟、张彬不知是计，前往泽州增援，行至韩店，被伏兵包围。两军激战一昼夜，明军失利，死伤三千余人。

韩店战役的胜利为屡战屡败的元顺帝打了一支强心剂，他命令王保保即刻出兵光复大都。王保保经过缜密筹划，决定趁明军西进、后方空虚的机会，率精锐骑兵十余万，日夜兼程，奔袭大都。若徐达回兵救援，他就故伎重演，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将其歼灭；若不回师来救，他就径取大都，迎元顺帝回朝。王保保自以为胜券在握，无论徐达采取哪种策略，都会掉入他预先设置的陷阱。

当王保保制定这个看似无懈可击的计划时，他或许没有意识到徐达是比他更深不可测的猎手。当徐达得到王保保偷袭大都的报告后，镇定地给诸将分析了战争形势：王保保率军远出，太原必然空虚。北平的孙都督统帅六卫军队，足以抵御元军。我军应当乘其不备，直抵太原，攻克他的老巢，使他进不能战，退无所依，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批亢捣虚”。如果王保保回师救太原，就已经被我军所牵制，进退失利，必被击败。

于是，徐达没有理会王保保，引兵径向太原疾进。这时，王保保率骑兵已进至保安州，闻听此讯，大惊失色。眼见自己精妙的圈套被徐达“围魏救赵” 的战法化解于无形，唾手可得的胜利化成泡影，王保保意识到对手的高明与强大，气急败坏地命后队变前队，马不停蹄地回救太原。

王保保回撤的速度奇快，明军前锋刚到太原附近，元军的一万骑兵已旋风般杀到。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明军骁将傅友德和薛显率骑兵几十人奋死杀入敌阵，将元军击退。

一、 统一大业（10）

王保保在城西列阵，占据有利地形，徐达也率五万骑兵安营扎寨，与元军对峙。由于主力步兵尚未到达，徐达没有立即发动进攻。王保保已被徐达的用兵战法所震慑，再加上连日劳而无功的长途折返跑，人困马乏，士气低落，也不敢主动出击。两军相持三日，相安无事。

明军指挥郭英经过几天的侦察，发现了敌军的破绽。他向常遇春献计说：“敌人虽然兵多，但阵势不整；军营占地广大，却无防备，如果我军趁夜劫营，定能取胜。”遇春听从了郭英的建议，与徐达密谋说：“我军的主力步兵尚未到达，以现有的骑兵与敌人对攻，必将伤亡惨重。不如派遣精锐骑兵深夜偷袭，敌军必乱，乘乱可擒其主将。”（《明史纪事本末》卷九《略定秦晋》）

恰逢王保保部将豁鼻马派人前来约降，并自告奋勇，愿做内应。徐达大喜，派五十骑埋伏在城东，以举火鸣炮为信号。深夜，郭英率十余骑潜入敌营，举火鸣炮，伏兵冲入。常遇春指挥大军随后冲杀，鼓声震天，元军溃败，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

这时，王保保正端坐军帐中秉烛夜读，仓皇间竟然忘记门在何处，光着一只脚从帐后钻出。王保保不愧是骑术精湛的高手，情急之下，竟跨上一匹光溜溜没上鞍辔的战马，在十八名随从的护卫下，飞奔而去。豁鼻马率领他的将校投降，明军得骑兵四万人，马四万匹。

在攻占山西后，徐达率师先后击败李思齐、张思道。此时，北方的大部分领土都被明军控制。

洪武二年（1369）六月，朱元璋为消除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命令常遇春、李文忠率军九万，进攻开平。常、李二人以其凶悍的突击方式，向元军发动猛攻。首先在锦川击败元将江文清，俘获士马数千。然后，火速进攻全宁，元将也速带兵迎战，被打得落花流水，被迫逃往大兴州。明军紧追不舍，进兵大兴。李文忠预测也速一定会弃城逃跑，就将军队分为八屯，伏其归路。也速果然乘夜逃遁，遭遇埋伏，大败后逃走，丞相脱大赤被俘。

李文忠又率军经新开岭直取开平，可怜的元顺帝屁股还没坐稳，就不得不再次搬家，匆忙逃往应昌。李文忠追击数百里，生俘宗王庆生、平章鼎住等，俘获将士一万余人，车一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至此，蓟北地区被全部荡平，朱元璋遂将元大都改名为北平府。此战彻底断绝了元顺帝重回大都的念头。

常遇春凯旋班师，回至柳河川时，暴病而死。李文忠领兵会合大军并力西征，生擒元朝名将脱列伯，杀张良臣，秦晋平定，西征结束。

朱元璋在总结西征胜利的原因时说：“我军在北伐时，不急攻山、陕，是因为王保保、李思齐、张思道都是百战之师，决不会轻易放下武器。恰恰相反，如果大军西攻，正好促成他们联合起来，全力抗拒。不如乘其不备，直取大都，根本既除，然后西进，李、张势穷援绝，不战而溃。没成想王保保还是与我军兵戎相见，顽抗到底。当时假如不取北平，就和关中军决战，就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局面，我军以一敌二，丧失主动，鹿死谁手就很难预料了。”

一、 统一大业（11）

由此来看，朱元璋北伐时，直趋青州、济南者，是正兵，而西扼潼关者，是疑兵。冯胜占领潼关之后，虽未跃马而入山、陕，却牵制了潼关以西的元军，解除了徐达直捣大都的后顾之忧。大都既下，关中元军群龙无首，力蹙势穷，很快就被明军各个击破。

山、陕既定，徐达于九月奉命南还京师，王保保侦知这一讯息，亲率骑兵突袭兰州。明军守将张温召集诸将商议说：“元军倾巢出动，我军兵少，不能与其硬拼。然而敌人远道奔袭，并不知我军虚实，可乘暮色进击，挫其锐气。如果敌军不退，就固守城池，等待援兵。”（《明史纪事本末》卷九《略定秦晋》）于是整兵出战，元军没想到弹丸孤城，竟敢出城交战，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击退几十里。

张温收兵回营，王保保又进围兰州。张温坚守城池，闭门不战。王保保进围兰州一个多月，大批军士伤亡，攻城却毫无进展。而更令王保保懊恼的是，张温并不是消极防守，而是经常出其不意发动袭击，让元军不得安宁。围攻三个月后，元军已被搅得焦头烂额，而兰州城依然固守如初。王保保这才意识到自己大大低估了张温的作战能力，他原以为手到擒来的“软柿子”，原来是一个“火栗”。

王保保对兰州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进军方略。诸将建议：王保保之所以胆敢侵扰边境，是因为元主还在。如果派军擒获元主，王保保失去依靠，就可不战而降。

朱元璋回应道：“王保保正带兵侵我边境，现在舍弃他而去进攻元主，是忘近趋远，失缓急之宜，不是最好的谋略。我想兵分两路：一路由大将军徐达率领，自潼关出西安，直取定西，消灭王保保；一路由左副将军李文忠指挥，出居庸关，深入沙漠，追击元主，使他们只能自救，不能相互支援。”诸将依计而行。

果然，王保保闻讯后从兰州撤围，退兵至车道岘。四月，徐达出安定，驻扎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对垒，一天数战。王保保派遣奇兵千余人，迂回到东山，夜劫东南大营，明军震动，徐达从声势中判断出是小股部队，率领亲兵，将元军击退。

第二天，徐达整军与王保保决战，各路军马奋勇争先，大败元军。王保保携妻子儿女向北逃去，至黄河边，无船可渡。王保保急中生智，将妻儿放在一根木头上，拼力将他们推到对岸。王保保无愧于蒙古第一名将的称号，游泳与驾船的技术竟然也如此高超。王保保上岸后，仰天长啸，带领妻儿向和林奔去。

五月，李文忠师出野狐岭，随后进兵开平，元平章上都罕投降。李文忠率主力继续北进，半路上捕获元朝骑兵，得知元顺帝已在四月二十八日死去。文忠督促军队日夜兼程向应昌挺进，不久，与元军主力遭遇，一战而克，进围应昌。由于李文忠进攻速度极快，元朝皇室贵族还没来得及逃跑，就做了俘虏，只有太子侥幸逃至和林，与王保保会合。

一、 统一大业（12）

十一月，徐达和李文忠班师，朱元璋出南京，到长江边迎接，这次大规模出征以明军的大获全胜宣告结束。

明军撤退之后，元军又占领了宁夏、甘肃北部地区，并不时派骑兵寇边骚扰。朱元璋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以徐达为首的武将主张挺进沙漠，彻底消灭北元。而朱元璋和刘基却持反对意见。刘基认为，北元仍保持着强大的军力，王保保等元军将领经过数次战火的历练也更加成熟。朱元璋所担心的是蒙古军队远遁沙漠，虚实未知。明军数千里长途跋涉，军士疲惫，而敌军以逸待劳，占据地利优势。双方一旦交战，对明军不利。

朱元璋虽贵为天子，但在众将的软磨硬泡、轮番轰炸之下也改变了初衷。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召集十五万大军出征，命徐达率中路军由雁门关攻击和林，李文忠率东路军从居庸关进攻应昌，冯胜率西路军由金兰关攻甘肃。

三月，中路军抵达山西境内，都督蓝玉为前锋，在野马川轻松击败王保保的轻骑兵。蓝玉乘胜追击，在土剌河与王保保遭遇，经过一场混战，元军溃败，王保保逃遁。连续的胜利使得明军变得心浮气躁，当在岭北发现王保保的主力时，徐达、蓝玉异常兴奋，指挥大军全速追击。这时埋伏在山中的元将贺宗哲率伏兵从侧翼杀出，明军毫无防备，死伤一万余人。

此时，王保保率主力部队折回，与贺宗哲合兵一处，准备一举歼灭徐达的中路大军。徐达这时才清醒地意识到中计了，王保保前两次是诱敌深入的诈败。徐达虽身处险境，却临危不乱。他镇定自若地指挥将士筑起营垒，击退王保保数十次进攻，然后命蓝玉掩护，安全地将部队撤出。偏将军汤和也与元军在断头山相遇，大败而归。

李文忠统率的东路军初战告捷，元军不堪一击，这也使他产生了轻敌情绪。明军进兵至胪朐河，文忠下令：“兵贵神速，千里袭人，难以负重。”于是将辎重物资留在胪朐河，派部将韩政看管，士卒每人携带二十天口粮，日夜兼程。行至土剌河，元太师合剌章蛮子率军渡河，严阵以待。文忠督师力战，鏖战数个回合，敌军稍稍退却。进至阿鲁浑河，敌兵越聚越多，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明军殊死搏击，敌军败走。追至骋海，敌军更多。

李文忠意识到危险的降临，赶紧收兵占据险要位置，将军队保护起来，并且多处布置疑兵，还将缴获的马匹放归田野，看似悠然自得。元军观察了三天，怀疑有伏兵，稍稍撤退，文忠趁机撤离。在返回途中却迷失道路，至桑哥儿麻，缺乏淡水，许多士兵渴死。在这次战役中，东路军损失惨重，明军将领曹良臣、周显、常荣、张耀阵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担任辅攻任务的西路军却取得了辉煌战果。冯胜到达兰州后，派前锋傅友德率骁骑五千直趋西凉，将元将失次罕击败。追至永昌，又大败元朝太尉朵儿只巴，缴获辎重牛马无数。傅友德随后进至扫林山与冯胜军会合，击退元军主力。此后，冯胜、傅友德在北方草原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元军或逃或降，西路军载所获驼马牛羊十余万班师。

此后，徐达、李文忠由于战事不利，相继撤兵。这次进军，不但没有达到肃清北元的目的，而且损兵折将。二十多年后，朱元璋想起这场败仗，仍心有余悸，他说：“我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曾因失败造成士卒重大伤亡。正想养精蓄锐，洞观元军动向，奈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遂命师北伐，疲兵于和林。都因我轻信而无周密的谋略，才损伤数万无辜生命。”

经此一役，明、元双方都大伤元气，在军事上达到均衡状态，明朝的第一代将领们也结束了传奇的军事生涯。可谁也没想到，朱元璋奖赏给他们的不是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而是冷森森的屠刀。

二、 翦灭异己（1）

二、 翦灭异己

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图，仓卒启机，傅会难明之事，株连者四万，失侯者二十，周内深文，亦云惨矣！

—— 《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三《胡蓝之狱》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几乎是所有开国帝王的一贯思维，但他们在消除功臣对皇权的威胁时，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用智取，唐高祖杀一儆百也不失为权谋，至于汉高祖诛戮功臣，已为世人所不齿。但汉高祖对功臣的屠杀，处于可控的范围。“独至明祖（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朱元璋对待功臣如此刻薄寡情，真的仅仅是因为他“雄猜好杀”的天性吗？

（一）挂心事：宽仁的太子、太孙

龙凤元年（1355），朱标生于进攻太平府的军旅之中。朱元璋在战场上得知长子出世的喜讯，兴奋地在当地的一座山上刻石曰：“到此山者，不患无嗣。”据明末清初潘柽章等人考证，朱标的生母应是淑妃李氏，按照传统礼法，朱标不是嫡长子，无权继承朱元璋的事业。朱标后来之所以被立为皇太子，一是因为他天生聪颖乖巧，深得朱元璋的喜爱，二是因马皇后无生育能力，朱元璋偷梁换柱把朱标过继到她的名下。因此，正史中均载朱标的生母是马皇后。

吴元年（1367），朱标被立为世子。朱元璋为增加朱标的阅历，命其到临濠为祖先扫墓，临行时谕曰：商高宗年轻时受过疾苦，周成王也早闻《无逸》之训，正因为他们知道小民的艰辛，所以在位时勤俭节约，成为守成之君的楷模。你生长于富贵，在安逸的生活中长大。现命你到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观闾阎生业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即祖宗所居，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不易”（《明史&#8226;懿文太子传》）。这年冬天，朱元璋到近郊祭祀，令人将朱标领到农人家中，遍观服食器具，体验百姓生活。

洪武元年（1368），朱标被立为太子后，朱元璋为把他培养成精明干练的守成之君，可谓煞费苦心。在军事方面，由于朱标年轻时没有经历军旅的磨砺，不熟悉用兵之道，为使在发生不测事件时朱标能够及时布置军队，化解危机，朱元璋选勋旧将领兼领东宫官，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教太子学习兵法。

在朱标的学业上，朱元璋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朱元璋在宫中特设大本堂，贮藏各种古今图书，广聘宋濂等名儒，让他们轮班为太子讲课，并挑选才俊青年国琦、王璞、张杰等伴读。

在太子的老师中，宋濂对其影响最大。“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明史&#8226;宋濂传》）太子对宋濂也极为尊重，言必称老师。师徒二人情投趣合，日夕研讨儒家的仁义道德等治国之术。在正统儒家思想的哺育下，朱标长大后，温文儒雅，宽厚仁慈，颇具儒者风范。

二、 翦灭异己（2）

洪武十年（1377），朱标二十二岁，朱元璋命其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并亲授处理国事的四字诀：仁、明、勤、断。不过，父子二人在执政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朱元璋一向以严猛治国，而朱标则主张实行“宽通平易之政”，因意趣不合，朱元璋和朱标冲突不断。据《明史&#8226;袁凯传》记载：朱元璋在审决囚犯后，让御史袁凯交给太子覆审，朱标以为杀人太多，就指示袁凯减去一部分。袁凯回禀后，朱元璋面带怒容地问袁凯：“我和太子谁的判决正确？”袁凯两方面都不敢得罪，机智地回答：“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朱元璋“以凯老猾持两端，恶之”。

洪武十三年（1380），宋濂因受胡惟庸案牵连，被逮至京城，朱元璋要将其处死。太子为他求情，朱元璋竟然发怒道：“等你当了皇帝再赦免他吧！”太子不得已，向马皇后求助。马皇后知道此事后，命人摆了一桌素食请太祖进膳。朱元璋觉得很奇怪，就问：“今天为何要吃素？”马皇后正色道：“老百姓家请先生都能相敬始终，何况是天子呢？宋先生多年教导诸皇子，早已告老还乡，未必知道他孙子在京城做的事，现在你却要处死他，我得为他吃素祈福！”朱元璋听后虽然愤怒地掷筷而去，但又觉得皇后说得很有道理，遂改变了主意。这样，在太子和马皇后的合力营救下，宋濂才被免除死罪，流放茂州。

由于朱元璋权利欲极强，又性好雄猜，即使他的亲属也常有生命之虞。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朱元璋命太子巡抚陕西。此次巡视有两重目的：一是考察陕西的山川险固，以便决定是否迁都西安；二是秦王朱樉因犯过失，被诏至南京，太子此行还兼有调查秦王不法的任务。太子巡视归来后，献上陕西地图，但并未拿出秦王不法的证据，反而为秦王说了一大堆好话，朱元璋才让朱樉返回西安。

朱标不仅对自己的亲生兄弟呵护备至，对一起长大的表兄弟也是设法周旋，尽力保护。据《明史&#8226;懿文太子传》记载：太子为人友爱，太祖以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及沐英等为养子，高后也将他们当作亲生儿子对待。太祖有时因事责备朱文正等人，太子就立刻转告马皇后，让其为他们求情，可见太子天性仁慈。

仁慈不等于没有原则，太子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颇有主见。据《明书》记载：洪武七年（1374），孙贵妃去世，朱元璋令太子为她穿丧服，太子以不合礼法拒不执行。父子二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声音越吵越高，朱元璋用剑相威胁，太子誓死不从。群臣担心两人情绪失控，赶紧过来劝架，事态才得以平息。这件事说明朱标虽忠厚仁慈，但并不是没有原则的逆来顺受。

洪武十三年（1380）后，朱元璋开始一批批地诛杀功臣。朱标看不过去，劝谏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阴沉着脸，没有回答。第二天故意把一根棘杖扔到地上，让朱标去拿。朱标看到上面全是刺，面露难色。这时朱元璋教训他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你砍掉，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我杀的都是奸邪之人，内部整顿好了，你才能当好这个家。”而朱标非但不领情，反而反唇相讥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听了大怒，抄起一把椅子就向朱标扔了过去，朱标吓得慌忙逃走。这个记载虽不一定真实，但它却反映出朱元璋父子在治国方法上的矛盾，同时也点出了朱元璋诛杀功臣的真实动机。

二、 翦灭异己（3）

朱标巡视陕西回来后，朱元璋让他审决囚犯，并令吏部尚书詹徽为助手。在审断过程中，朱标想从宽处理，而詹徽却建议从重治罪，朱元璋明确支持詹徽。朱标气愤地争辩说：“立国应以仁为本。”太祖盛怒，厉声说道：“孺子难道想自己当皇帝，来教导我吗？”这顿令太子惊骇不已，不知所措。《名山藏》和《明书》等史书中都认为，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朱标的英年早逝。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朱标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成为皇位继承人。朱允炆宽厚仁慈，一如其父。据《明史&#8226;恭闵帝本纪》载：“初，太祖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由于朱元璋担心朱允炆过于儒雅仁柔，难以驾驭那些如狼似虎的武将，遂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再次大开杀戒。

（二）温柔的一刀：谋灭刘基浙东集团

刘基是浙东青田大族，元朝至顺年间考中进士，曾任高安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方国珍起兵后，行省荐举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刘基主张用武力平定方国珍。国珍恐惧，派人到大都贿赂京中权要，夺去刘基兵权。刘基弃官回青田，组织地方武装，抵御方国珍的军队。

朱元璋占领金华等地后，为确保地方安定，决意将浙东大族收为己用，遂派孙炎将刘基、宋濂等聘请到应天。刘基等地方势力派的加入，不仅减少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东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时曾对他说：“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亲来投奔。这时，浙东之民对我还未深信，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

刘基自投靠朱元璋后，不但为其制定了长远的军事战略规划，而且以其敏锐、准确的判断力，指挥了许多堪称经典的战役。龙凤六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攻陷太平后，率舰队从采石顺流东下，气焰嚣张，应天震动。朱元璋召集将领们商议对策。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退守钟山，这令朱元璋极为失望。这时刘基怒不可遏地厉声说道：“主张投降和逃跑的人，应该一律处死。”朱元璋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赶紧问：“先生有何破敌良策？”刘基回答说：“敌人虽然人多势众，但却极为骄横，如果我们采用诱敌深入的方式，使用伏兵攻击，就能轻而易举地将敌人打败。”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建议，诱骗陈友谅到龙湾，成功将其击溃。

不久，陈友谅卷土重来，攻陷安庆。在刘基的鼓励下，朱元璋决定亲自领兵收复失地。由于城内守军拼死抵抗，朱家军激战一昼夜，仍没有攻克。刘基及时向朱元璋献策说：我军被阻坚城之下，久战不克，容易挫伤士兵锐气。不如从安庆撤围，直趋江州，奇袭陈友谅的老巢，朱元璋遂率大军西上。陈友谅措手不及，携家带口逃奔武昌，江州守军寡不敌众，束手就擒。龙兴守将胡美派他的儿子前来谈判，请求不要遣散他的部曲。朱元璋面露难色。刘基在身后轻踢坐椅，朱元璋恍然大悟，答应了他的请求。胡美投降后，江西各郡县也闻风而降。

二、 翦灭异己（4）

刘基不仅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还精通相术。在鄱阳湖决战时，双方军队又在鄱阳湖上相持三天，刘基请求移师湖口，扼鄱阳湖要冲，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友谅败亡。

像刘基这样一个深谋远虑、料事如神的人，在战争中自是不可或缺的人才，但在和平时期，却是对政权的威胁。朱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自然深有感触。龙湾大捷，奇袭江州，展现了刘基过人的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州，体现出刘基的政治远见；至于那变化莫测的占星术，就更令朱元璋如坠云雾。让这样一个深不可测的人侍立身旁，“看守”朱家的江山社稷，朱元璋怎能放心！

洪武元年（1368）四月，朱元璋巡幸汴梁，御史中丞刘基和左丞相李善长留守应天。刘基认为宋、元因宽纵失天下，现在应该严肃纲纪。中书省都事李彬贪赃枉法，罪当处斩。李善长与李彬私交深厚，请求从轻发落。刘基没有理会李善长，向朱元璋请示后，处死了李彬。行刑时，官府正组织人求雨。朱元璋回来后，心怀嫉恨的李善长弹劾刘基在神坛下杀人属不大敬，一些怨恨刘基的人也趁机诬陷他，朱元璋大怒。刘基请辞，回归故里。朱、刘之间开始出现裂痕。

刘基去官后，他的好友杨宪继任御史中丞。杨宪指示检校凌等轮流向朱元璋密奏李善长的缺点。时间长了，听得次数多了，朱元璋慢慢也对李善长有了看法，对他有所提防。

这年十一月，朱元璋召回刘基，委以重任，并追赠刘基的祖、父为永嘉郡公。李善长并不甘心失败，他纠集一批淮西集团的官员，合力倾陷刘基。三人成虎，朱元璋又渐渐对刘基起了疑心。

朱元璋欲任命杨宪为宰相，当面征求刘基的意见，刘基回答说：“杨宪有宰相的才能，却没有宰相的器量。宰相应该心胸宽广，公平如水，以义理作为权衡事情的标准，不能掺杂私心杂念。但杨宪没有这样宽广的胸怀，选他做宰相是会贻误大事的。”朱元璋知道刘基和杨宪私交甚厚，听完这番话，感到非常奇怪。

朱元璋接着问：“汪广洋如何？”刘基对曰：“此人气量狭小，见识不广。”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呢？”刘基用提醒的口吻回答：“他现在是一头小牛犊，但将来一定会摆脱犁辕的束缚。”

即使再高明的人也有自己的盲区，刘基这一回答显然不合时宜。单从朱元璋提出的这三个宰相人选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资历浅，易于控制。朱元璋看重的并非是他们处理政务的才能，而是能否顺从地执行自己的命令。宰相在朱元璋的眼中只是一种摆设而已，但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不能对朱家王朝构成威胁。刘基显然没有真正领会朱元璋的意图。

二、 翦灭异己（5）

朱元璋这时警惕地看了刘基一眼，试探着问道：“我的相位，只有先生最适合担当了。”刘基或许是自我感觉良好，或许是真心为社稷长远考虑，说出了让朱元璋最忌讳的话：“我知道自己有能力任宰相，但我疾恶如仇，又承担不了繁重剧烈的劳动，恐怕有失皇上的重托。天下何患无才，愿明主悉心访求。现在这些人，确实是没有能胜任的。”（《明史&#8226;刘基传》）刘基的对答且不说有目空一切之嫌，更为重要的是已构成对专制皇权的实质性威胁。刘基选贤相以分君权的传统理念也与朱元璋专权的想法格格不入。自这次谈话之后，刘基逐渐被朱元璋冷落。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被封为公爵，自命有为相之才的刘基仅被封为诚意伯（伯爵），这与刘基打江山时立下的汗马功劳相比，可谓相去甚远。有意思的是刘基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禄二百四十石，同李善长四千石的俸禄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显然是朱元璋因忌惮刘基而压低其官位的有意安排。不久之后，刘基又得到了朱元璋的另一恩赐——告老还乡。失去了刘基的支持，杨宪孤木难支，很快被朱元璋杀掉。

刘基隐居乡下，闭门谢客，终日以饮酒弈棋为乐。虽然他如此韬光养晦，最终还是不得善终。

刘基为官时，曾经建言：瓯、括间有一片空地叫谈洋，南边与福建接壤，是盐盗聚集的地方，请设巡检司驻守。恰逢逃军反叛，地方官隐而不报。刘基让长子刘琏没有经过中书省而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此事。这时胡惟庸掌管中书省，为报前仇，他教唆手下人诬告刘基说：“谈洋这块地方有王气，刘基想在那里建造坟墓，当地民众不愿意，就请立巡检司来驱赶反对他的人。”朱元璋虽然没有加罪刘基，但想到他的占卜术，心里也很不痛快，遂下令削夺了刘基的俸禄。

刘基闻讯十分恐惧，急忙来朝拜见朱元璋，不敢争辩，只是引咎自责，也不敢回乡。不久，刘基染病，朱元璋派胡惟庸挟药探望刘基。刘基饮药后，就觉得有块拳头大的硬块堵住胸口。期间刘基曾向朱元璋陈说病情，朱元璋只是装糊涂。几个月后，病情加剧。朱元璋再次派人探望，得知刘基已病入膏肓，派船将他送回青田。洪武八年（1375），明朝开国元老刘基去世。

胡惟庸案发前，中丞涂节供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了刘基，并指汪广洋也知道此事。朱元璋将汪广洋贬往广南，行至太平，又将其赐死。至于刘基的死因，朱元璋早就心知肚明，他曾说：“胡家结党，刘基吃了胡惟庸下的蛊，一日来对我说：‘皇上，臣的肚内有一块大硬疙瘩，也许治不好了。’我派人送他回去，在家里死了。”为什么偏偏在胡惟庸案发前，朱元璋才揭开刘基被毒死的真相？汪广洋之死是罪该当诛，还是杀人灭口？

这种种的疑问或许只有一个答案，胡惟庸之所以胆大包天毒死刘基，即使不是出于朱元璋的指使，也是得到了他的默许。首先，胡惟庸虽然嫉恨刘基，但并无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深仇大恨。其次，刘基死去时，胡惟庸权势尚未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还没有毒死一朝元老的资本和胆量。再次，刘基这时已归隐山林，不再对其地位权势构成威胁，像胡惟庸这种精明干练之人，不会冒丢掉丞相官位甚至身家性命的风险，做这种毫无回报的买卖。

二、 翦灭异己（6）

（三）谋反：阴谋背后的阴谋

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在和州投奔朱元璋，充任元帅府奏差。历任宁国县知县，吉安通判。后因做事干练，提拔为湖广佥事。当时李善长把持朝政，胡惟庸向其贿赠黄金二百两，被召为太常卿。洪武三年（1370）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罢相。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丞相，主持中书省事。从此以后，胡惟庸弄权贪贿，无所顾忌。内外官员密封奏事，惟庸先拆封审查，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匿藏不报，于是趋炎附势之徒都投奔到他的门下。

我们知道，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尤其在维护其权利方面，更是刻薄寡情。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开国功臣李善长因有独断专行的苗头就被罢相，杨宪也因稍稍擅权就被诛杀。胡惟庸论军功不如善长，论政绩不及杨宪，却敢如此横行不法！

更令人奇怪的是，对胡惟庸任相初期的这些不法行为，朱元璋竟然置若罔闻，没有任何的规劝或惩治，这是极不正常的。联系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这显然不是老谋深算的朱元璋的宽容，而是他的欲擒故纵！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自刘基死后，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一天，他定远老宅的水井中长出竹笋，高出水面数尺，喜好阿谀奉承的人争相献媚说是感应了丞相的祥瑞，又有人传言胡惟庸祖父的坟头上，夜有冲天烛光。于是胡惟庸更加自负，遂产生夺取皇权的邪念。

适逢胡惟庸的佣人在外地犯法，地方官上奏。朱元璋怒将这名佣人处死。胡惟庸赶来谢罪，并谎称自己并不知情。朱元璋又接着追究刘基的死因，胡惟庸恐惧，心里打算：“皇上草菅勋臣，竟然加罪于我！同样是死，宁可先发制人，也不能束手等死。”这时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犯法，朱元璋痛责了他们。两人担心有不测之祸，惟庸乘机暗中利诱他们。此后，又将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李善长的弟弟——太仆寺丞李存义纳为心腹，并让李存义游说李善长支持自己的政变。

为保证政变的成功，胡惟庸还广泛争取外援。他指使指挥林贤下海招集倭寇，约期进兵。又派元臣封绩致书元主，以向元朝称臣为诱饵，请求元朝出兵相助。

就在胡惟庸紧锣密鼓地准备政变的时候，一件意外事情发生了。胡惟庸的儿子在一次乘马出游时，无意中与一辆急驰而来的马车相撞，胡惟庸在没有通知司法机构的情况下，擅自处死了车夫。朱元璋闻报大怒，令胡惟庸的儿子偿命，胡惟庸谋叛的心情更加急迫。这时，日本的使臣私见惟庸，惟庸遂与日本国王相约，令其舟载一千精兵，伪称贡使，会同相府中力士擒杀朱元璋。若政变失败，就抢掠府库中珍宝，泛海去日本。

《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不仅与其他史籍有诸多抵牾，而且疑云重重。

二、 翦灭异己（7）

其一，胡惟庸狂妄欲为帝王，居然是因出现“灵异”怪事，别人趁机阿谀逢迎。身为一国宰相的胡惟庸怎能愚蠢到如此地步？

其二，在记载胡惟庸之子出游一事时，《明史纪事本末》载：“庸子乘马奔入挽辂中，马死，惟庸杀挽辂者。”而《明史》载：“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虽然不管人死还是马死，胡家都是草菅人命。但问题是朱元璋提出“杀人偿命”，是杀胡惟庸还是杀他的儿子偿命，这其中的轻重缓急自然不同。

其三，《明史纪事本末》在记载胡惟庸的政变准备时，把他勾结元朝、通倭诸事描述得有声有色，如身临其境。但《明史&#8226;胡惟庸传》却载曰：“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未完全暴露。“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李）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胡惟庸的罪状就像编故事一样，逐步添枝加叶，罗织得越来越完整。

明代史学家郑晓、王世贞认为这些罪状纯属捕风捉影之词，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也认为：胡惟庸内外勾连，动静肯定不小。朱元璋手下的暗探、特务遍布京城的角角落落，若胡惟庸真有上述谋反行为，朱元璋不可能侦探不到些许蛛丝马迹！胡惟庸通倭“迂谩”不可信。

《明史纪事本末》又载：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胡惟庸自觉一切准备就绪后，诡称井中发现醴泉，邀请朱元璋前去观看。朱元璋的车驾刚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上御道，勒住马缰，因过度紧张，言不达意。朱元璋大怒，命左右一顿痛打。云奇的右臂差点被打折，但仍手指胡惟庸宅地，毫不退缩。朱元璋明白过来，登上城楼，向惟庸府邸眺望，发现大批士兵手持刀枪躲藏在夹壁墙内。遂发羽林军掩捕，将胡惟庸严刑拷问，写出供词，五马分尸。陈宁、涂节被处死，僚属、党羽被杀者一万五千余人，株连极广。

此段描述最为荒诞不经。其一，朱元璋这样智商发达的人岂能相信井喷甜酒这种鬼话。笔者倒觉得这段故事似曾相识，很可能是根据唐朝的“甘露之变”虚构而成。其二，对“云奇告变”一事，著名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史学家谈迁按常理推断说，云奇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任何记载。可见，“云奇告变”纯属无稽之谈。其三，胡惟庸在夹壁墙里埋伏刀兵，朱元璋既不是火眼金睛，又没有红外线望远镜，怎能在城楼上就轻易看得见？

胡惟庸案发后不久，朱元璋下诏，废除中书省，提升六部官员品级。又仿效古代六卿制度，将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并诏告天下：“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多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三《胡蓝之狱》）自此，朱元璋独揽军政大权。

二、 翦灭异己（8）

《明史纪事本末》将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放在“胡惟庸案”中叙述是很有见地的。朱元璋深知文臣对皇权的威胁莫过于相权膨胀，所以在李善长任宰相时，他就很不放心，欲找刘基除掉这一心头之患。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因事责备李善长，刘基劝道：“善长是勋旧功臣，有威望，能调和诸将的矛盾。”朱元璋说：“他多次想害你，没想到你还为他说好话。我想任命你为宰相。”刘基叩头谢恩说：换丞相“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就会立刻倾覆”。刘基一番冠冕堂皇的话，把朱元璋利用自己打击丞相李善长的企图推开了。

此后，朱元璋还是以李善长年老体弱为由，劝他回家休养，右丞相汪广洋也是数起数落。这时的朱元璋已经意识到，仅仅换人是不行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废除宰相制度。放长线，钓大鱼，一个利用胡惟庸做替死鬼，借此消灭延续一千余年的丞相制度的阴谋应运而生。

这一推论还可从明代史籍中找到佐证。据《明通鉴》卷六记载：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设布政使一员”。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可见，朱元璋为准备胡惟庸案足足花费了数年时间。

胡惟庸案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时四方仇怨相告讦（揭发阴私），凡指为胡党，率相收坐重狱。”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十余年。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又以交通胡惟庸、狐疑观望、首鼠两端的大逆不道之罪，将李善长一家七十多人满门抄斩。同时被处死的侯爵官吏还有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等，已故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被追坐者又若干人。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敕谕廷臣说：“朕罢丞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明史&#8226;太祖本纪》）这样，朱元璋就以法令的形式将丞相制度彻底废除。朱元璋借助胡惟庸案既消灭了一大批对继承人有潜在威胁的大臣，又得以用六部分权的体制维护皇权的稳固，一举两得。

（四）大清洗：弦音更在骄狂外

蓝玉是安徽定远人，开国名将常遇春的妻弟。最初从军时隶属常遇春麾下，作战勇敢，战无不胜。因战功卓著，从管军镇抚累进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1371），跟随傅友德伐蜀，率军攻克绵州。十一年（1378），同西平侯沐英征讨西番，杀敌千人，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十四年（1381），以征南左副将军跟从傅友德征云南，在曲靖擒获元朝平章达里麻，因功加禄五百石，并将其女儿册封为蜀王妃。此后，蓝玉两次出兵北征，建立了卓越功勋。

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欲远征辽东，这时占据辽东的是元朝太尉纳哈出，他拥兵二十万，不仅时常骚扰明朝边境，而且与北元势力互通声息，是护卫北元的羽翼。正月，朱元璋派冯胜、傅友德、蓝玉率二十万大军，讨伐纳哈出。出征前，朱元璋照例布置了进攻战略：“纳哈出诡诈，不容易探出他的虚实。你们先进驻通州，派人侦察他的活动。如果他在庆州，就乘其不备派轻骑兵偷袭他的大营。攻克庆州之后，全军直取金山，出其不意，定能将其擒获。”

二、 翦灭异己（9）

二月，冯胜率兵抵达通州，经谍报打探，纳哈出果然在庆州布置重兵把守，冯胜遂派蓝玉为先锋突袭庆州。这时天降大雪，寒风凛冽，冷气刺骨，蓝玉率轻骑兵在茫茫雪原上飞驰突进。奔至庆州时，元军毫无准备。蓝玉轻而易举地全歼敌军，占领庆州。冯胜指挥大军进驻金山，纳哈出被逼无奈，宣布投降。

冯胜令蓝玉前去受降，一场意外就此拉开了序幕。纳哈出带领一百多骑兵抵达蓝玉军营。蓝玉非常高兴，热情地将他迎进大营，并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纳哈出举杯向蓝玉敬酒。蓝玉看到纳哈出衣衫破旧，就把自己心爱的战袍脱下，友好地说：“请穿上这件战袍，我再喝你敬的酒。”没成想，欢快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蓝玉当时真的没有意识到，不同的民族在穿着服饰上有着很大的差异。而在纳哈出看来，换上汉服是汉化、臣服的标志，尤其是在敏感的投降仪式上，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纳哈出拒绝换上汉服，蓝玉也不喝他敬的酒，双方的敬让升级为争执。纳哈出将酒泼在地上，气愤地对他的部下说了一番蒙古话，欲乘马逃脱。常茂大怒，用刀将其砍伤。幸亏耿忠率人及时赶来，控制住即将失控的局势。

纳哈出的十余万军队正在松花江北集结，准备投降，听说主帅受伤，部分军队四散逃奔，剩余的部队欲与明军拼命。冯胜赶紧派元朝降将观童前去安抚，劝降纳哈出部众四万多人。回军途中担任部队掩护任务的明军都督濮英遭遇纳哈出余部埋伏，三千军士阵亡。

班师后，冯胜将惊溃降军的罪责全部推到常茂身上，将其械送至京，交给朱元璋发落。常茂到京城后，向朱元璋详细叙述了招降纳哈出的经过，并把濮英等军士阵亡的责任归咎于冯胜。此时正好有人检举冯胜藏匿良马，向纳哈出的妻子索要珍宝，强娶王子之女等不法行为。朱元璋听后大怒，命收回冯胜的大将军印，由蓝玉代行总兵一职。这样，蓝玉就阴差阳错地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统帅权。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蓝玉迎来了他的成名之战。朱元璋在降伏了辽东的元军后，消除了侧翼的威胁，命蓝玉为大将军，率十五万大军进攻残元。蓝玉从大宁出兵，进至庆州。探马来报，元主已撤至捕鱼儿海。蓝玉听完探马的报告，异常兴奋，他强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命军队星夜兼程，以其特有的凶悍突进战法，一路攻击至百眼井。

二、 翦灭异己（10）

这里离捕鱼儿海仅仅四十里了，却仍没发现元军踪迹。放出的谍报从不同的方向奔回军营，带回的消息都令人失望。元军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十五万大军失去了目标，着急、失望，浮躁的情绪在将领和士兵的心中滋长、蔓延。这时，定远侯王弼突然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怒声说道：“我们统帅十多万军队，深入沙漠，长途奔袭数千里，劳师伤财，而一无所获，怎样向皇上交代？”

蓝玉用赞赏的目光注视着王弼，斩钉截铁地发出了命令：“前进，胆敢动摇军心者，斩。”多年的军事生涯已经使他的直觉变得非常敏锐，他感觉敌人就躲藏在附近。蓝玉停止了急行军，让部队小心翼翼地搜索着前进。

天黑之后，蓝玉率军队进至海南。一个谍报飞奔而至，侦知元主军营就驻扎在海东北八十多里。蓝玉立即命令王弼为前锋，疾驰至敌营附近。元军以为明军缺乏水草，不能深入沙漠腹地，也就没做任何戒备。

在战争中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最危险，因为它让人放松了警惕。

这天又正好刮起大风，风吹沙扬，滚滚黄沙在天空中飞旋、呼啸，白昼被沙幕遮蔽，如同黑夜。

明军就像捕猎的雄狮，悄悄接近敌营，而他们的猎物却丝毫没有察觉。片刻的沉寂之后，明军骑兵挥舞着手中利刃，旋风般冲入敌营。元军猝不及防，许多士兵尚未反应过来，就被乱刀砍杀。两军的对垒，实际上已演化成明军血腥的屠戮。

元主见大势已去，带领太子天保奴等数十骑落荒而逃，太尉蛮子被杀，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太子妃、公主百余人被俘。王公大臣及平章以下官员近三千人，士兵及其亲属七万七千余人被活捉。

捷报传至京师，朱元璋大喜，因为蓝玉终于为他了结了二十年的夙愿，彻底荡平了北元。

志得意满的蓝玉班师回朝，作为武将的鲁莽与骄横尽显无遗。他在回师的路上欺负了元主的妃子，这位妃子性格刚烈，因羞愧和气愤自杀了。这不仅损毁了蓝玉的人格，伤了投降元军的自尊心，也破坏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蓝玉回军至喜峰关，因守关官吏没有及时打开城门，蓝玉就令士兵毁关而入。

二、 翦灭异己（11）

朱元璋听说这两件事后，心凉了半截，遂将蓝玉的封号由“梁国公”改为“凉国公”，栋梁的“梁”与降温的“凉”虽只一字之差，足以表达朱元璋对蓝玉的灰心和失望。

但蓝玉并没有引以为戒，反而更加肆意妄为。他不但在朱元璋举行的宴会上傲慢无理，还在军队中擅自升降将校。朱元璋多次责备，但他仍不思悔改。等西征回来后，朱元璋加封他为太子太傅。蓝玉因不甘居于冯胜、傅友德两公之下，对着众人大嚷：“难道以我的功劳，不该封为太师吗？”此后，因多次奏事被朱元璋否决，蓝玉就更加牢骚满腹。这让朱元璋杀心陡起。

洪武二十六年（1393），也就是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第二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蓝玉被族诛，受案件牵连被诛杀的有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其中所列高官有一公、十三侯、二伯。蓝玉案发后，朝中官员惶惶不安。为消除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这年九月，朱元璋下诏：“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明史&#8226;蓝玉传》）

史学家谈迁在论及蓝玉案时有言：“蓝凉公不是谋反，虎将性格粗暴，不像文臣那样善于察言观色，以至于引起朱元璋的怀疑。胡惟庸通倭似乎有迹可寻，但蓝玉欲借助部校家奴数千人谋反，无异于以卵击石，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做。”

蓝玉被杀之后，傅友德因战功卓著，心中忧惧。王弼与其商量说：“皇上春秋已高，猜忌日甚，不久就会把我们杀尽，怎么办？”朱元璋听说此事后，心生怨恨，欲设法处死傅友德。

据《国榷》、《明书》等史料记载：朱元璋设宴，傅友德一点儿菜都没吃，朱元璋责备他不敬。并且说：“将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友德出。卫士传朱元璋的口谕：“提人头来见。”一会，友德提着他两个儿子的人头回来，朱元璋见状，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傅有德估计不能幸免于难，遂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绝食自尽。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将冯胜赐死。据《明史&#8226;冯胜传》记载：“太祖春秋高，多猜忌。冯胜功劳最多，多次因小事招致太祖的不满。蓝玉被诛杀的当月，太祖将其召还南京。二年以后，赐死。”至此，元勋宿将已被朱元璋消灭殆尽。

二、 翦灭异己（12）

朱元璋听说这两件事后，心凉了半截，遂将蓝玉的封号由“梁国公”改为“凉国公”，栋梁的“梁”与降温的“凉”虽只一字之差，足以表达朱元璋对蓝玉的灰心和失望。

但蓝玉并没有引以为戒，反而更加肆意妄为。他不但在朱元璋举行的宴会上傲慢无理，还在军队中擅自升降将校。朱元璋多次责备，但他仍不思悔改。等西征回来后，朱元璋加封他为太子太傅。蓝玉因不甘居于冯胜、傅友德两公之下，对着众人大嚷：“难道以我的功劳，不该封为太师吗？”此后，因多次奏事被朱元璋否决，蓝玉就更加牢骚满腹。这让朱元璋杀心陡起。

洪武二十六年（1393），也就是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第二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蓝玉被族诛，受案件牵连被诛杀的有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其中所列高官有一公、十三侯、二伯。蓝玉案发后，朝中官员惶惶不安。为消除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这年九月，朱元璋下诏：“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明史&#8226;蓝玉传》）

史学家谈迁在论及蓝玉案时有言：“蓝凉公不是谋反，虎将性格粗暴，不像文臣那样善于察言观色，以至于引起朱元璋的怀疑。胡惟庸通倭似乎有迹可寻，但蓝玉欲借助部校家奴数千人谋反，无异于以卵击石，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做。”

蓝玉被杀之后，傅友德因战功卓著，心中忧惧。王弼与其商量说：“皇上春秋已高，猜忌日甚，不久就会把我们杀尽，怎么办？”朱元璋听说此事后，心生怨恨，欲设法处死傅友德。

据《国榷》、《明书》等史料记载：朱元璋设宴，傅友德一点儿菜都没吃，朱元璋责备他不敬。并且说：“将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友德出。卫士传朱元璋的口谕：“提人头来见。”一会，友德提着他两个儿子的人头回来，朱元璋见状，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傅有德估计不能幸免于难，遂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绝食自尽。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将冯胜赐死。据《明史&#8226;冯胜传》记载：“太祖春秋高，多猜忌。冯胜功劳最多，多次因小事招致太祖的不满。蓝玉被诛杀的当月，太祖将其召还南京。二年以后，赐死。”至此，元勋宿将已被朱元璋消灭殆尽。

三、 太祖的困惑（1）

三、 太祖的困惑

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 《廿二史札记》卷三六《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朱元璋是一代强力的帝王，更是一个可悲的君主，他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以一己之力与历史相对抗。朱元璋在建国之初，颁布了重磅的肃贪法令、科举制度和重农抑商政策。他在位时期，虽雷厉风行，却没有获得实效。究其原因，朱元璋的初衷只是借此维系一家一姓的专制统治，而非真正地为全国全民谋福利。

朱元璋去世之后，他所精心构筑的治国宏图逐渐在肃杀压抑的氛围中产生变异。洪武时期朝臣的唯唯诺诺，俯首听命，一变为嘉万时期群臣与皇帝的冲突对抗；僵化的科举教学一变为自由活泼的书院讲会；模拟复古的文风一变为洒脱奔放的“童心”、“性灵”；被明太祖压制的商人更是招摇过市，甚至冠冕堂皇地登堂入室。这一切的一切都朝着朱元璋设计的方向背道而驰。

（一）杀不尽的贪官：腐败——专制的孪生兄弟

元至正四年（1344），十七岁的朱元璋经历了人生中最悲惨的一幕。这年淮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颗粒不收。元顺帝下诏赈灾，粮食和银两被贪官私分。食不果腹的农民在吃尽了剩余的野草和树皮之后，成群饿死在逃荒的途中，饿殍遍野，瘟疫流行。四月初六，朱元璋的父亲饿死，灾难开始降临朱家，其后，朱元璋眼睁睁看着哥哥、侄子相继离开了人世。二十二日，最疼爱他的母亲也在无奈中撒手人寰。

强忍着悲怆，朱元璋和二哥商议着如何埋葬他们的亲人，可是他们买不起棺材、买不起寿衣，更买不起坟地。他和二哥用草席裹着亲人的尸体，用门板抬着四处寻找墓地。里人刘继祖见他们确实可怜，就给了一块地，让他们把亲人安葬。不久，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朱元璋到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和尚。几个月后，寺中又闹饥荒，朱元璋被迫流浪他乡，过了三年半饥半饱的乞讨生活。“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每当在孤灯只影中回忆起这段悲惨的经历，对贪官污吏刻骨铭心的仇恨便会从他心中升起。

正是对贪官蠹政害民有切肤之痛，朱元璋做皇帝后，大力整肃官纪，欲把朱家王朝建成官员清明廉洁、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洪武元年（1368）正月，刚刚举行过开国典礼，天下府州县官来朝。朱元璋就训诫他们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顿，他们就像初飞的小鸟，不能拔掉稚嫩的翅膀；他们就像新栽的小树，不能摇动根基。现在百姓们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只有廉洁的人才能约束自己，为百姓谋福利，而贪财好利的人，必然会损人利己。有才能的官吏拘泥于自私，善良的官吏蒙昧于贪欲，这都是由于自身不廉洁造成的。你们应当高度警惕！”

三、 太祖的困惑（2）

为防止官吏贪污，朱元璋还制定了空前绝后的肃贪法令：一、凡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六十两银子以上者，一律斩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二、制定凌迟处死、剥皮实草等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据祝允明在《野记》中记载：“国初重法，凌迟处死外，有刷洗，将犯人裸置铁床，浇上沸腾的热水，用铁扫帚扫去皮肉；有枭，用钩子将犯人钩住脊柱悬起，斩首示众；有称竿，用长杆将犯人吊起风干；有抽肠，把犯人挂在长杆的一端，用钩子入肠道钩住犯人的肠子，在长杆的另一端绑上巨石。石落，尸起肠出；有剥皮，剥下赃、酷吏的皮，铺在官员的座位上，让继任的官员‘坐警’。此外，还有挑膝盖，锡蛇游等。”（《野记》卷一）

叶子奇在《草木子余录》中对“剥皮实草”这样记载道：“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据沈德符记载：“太祖开国时，亦有赃官剥皮囊草之令，遭此刑者，即于所治之地，留贮其皮，以示继至之官。闻今郡县库中尚有之。”这说明这种酷刑是确实存在的。

朱元璋虽然铁腕治吏，制定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刑法，但肃贪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贪官仍是前腐后继。自洪武十六年（1383）到洪武十九年（1386）间，中央六部大案频发，尚书、侍郎等高官纷纷落马。

上行下效，地方官的贪污更是触目惊心。据统计，从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各府州县大小官吏往往未及终考就被贬黜或杀头。因杀官太多，有些地方衙门无人办公，朱元璋就让犯罪官吏审问犯人，名曰：戴死罪、徒流罪办事。上面戴着镣铐的审问下面戴着镣铐的，这成为明朝一道特有的风景。

明朝初年，官员的腐败范围之广、速度之快亘古未有。以至于朱元璋自己都不无感叹地说道：“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愈多！”朱元璋也许没有认识到，腐败的根源就在于他制定的专制世袭制度。严刑峻法只能起到对官员的威慑作用，治标不治本。要扫除腐败，就必须改变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度，还政于民。从本质上来看，朱元璋的终极关怀并不是下层的民众，而只是朱家王朝的专制统治。明朝的两大贪污案件——空印案和郭桓案就印证了这一点。

空印案发生于洪武九年（1376）。所谓“空印”就是先盖印、后书文字的官府文书。明朝规定，府州县将本地钱粮、户口等财政账目汇总后，到布政司核对，布政司将本省材料汇总后，再到户部核对。只有所有数字与户部统计的完全相符，户部才给盖章。否则，必须返回重新填造账簿，填完后还要加盖原衙门公章才能生效。这样离京师路途遥远的省份，往返一趟就需花费几个月的时间。部分官员贪图省事，就多带上几份盖好公章的文书，数字不对就重新填写。久而久之，这种变通方法在没有得到朱元璋批示的情况下，被各布政司和户部采用。

三、 太祖的困惑（3）

洪武九年，朱元璋偶然发现了这一约定俗成的秘密，不禁大发雷霆。钱粮数字怎能随便填写？各布政司与户部掌握的数目为什么不符？这“其中必有奸”情。更让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是，这些官员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干了多年徇私舞弊的勾当，自己竟浑然不知，这分明是藐视皇帝的权威。朱元璋岂能做这样的冤大头，他派官员对这件事进行了彻底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快查清楚了，但御史、丞相都害怕被指为同党，眼见一批批无辜官吏被投入大牢，也不敢上书辩解。

恰在此时，朱元璋因星变要求百姓上书陈言，平民郑士利冒死进谏。他在给朱元璋的上书中阐述了五项原由：一、陛下之所以要对使用空印的官吏从重治罪，是担心奸吏用“官方文书”舞弊害民。但是用于核对钱粮的“书策”是盖骑缝印，与一纸一印的“官方文书”不同。因此，即使“书策”被不法之徒窃取，也不能使用。二、钱谷数量，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因谷物在运送途中会有损耗，发运时的数目必然与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不符，路途中到底损耗多少，只有到户部重新计量后才能知道。所以，官吏们习惯用空印“书策”在京城就地填写实际的钱粮数字。三、从省府到京城，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如果等户部审核后，再填策盖印，往返一趟需很长时间。因此，先盖印，再填写书策，只是权宜之计。四、朝廷此前一直没有明确禁止空印的立法，现在杀空印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五、官吏们都是经过数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这么轻易地以“不足罪之罪”而杀之，是很可惜的。

朱元璋览书后大怒，怀疑郑士利背后另有主谋，让御史追查。郑士利回答得大义凛然、坦坦荡荡：“只看我的上书是不是有用就够了。我既然为国家言事，就是死也是应当的。哪里还用得着谁为我主谋呢？”朱元璋最后还是给郑士利定罪，将他罚到江浦劳改去了。

在朱元璋盛怒之下，使用空印的官吏不可能幸免，掌印官一律处死。其他与此案有牵连的人被杖责一百，发配到远方充军。至于空印案到底处死了多少官吏，史籍中的记载相互抵牾，有的记为上万人，有的认为是数百人。当时全国有十三布政使司，一百四十一府，一百九十二州，一千零一十三县，若所有的掌印官全部被杀，应为一千三百五十九人。

不论人数多寡，其中必有很多人被当作贪官冤杀了。例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任山东济宁知府。方克勤为官清廉，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三餐，有两餐以一盘素菜下饭。当地百姓则在他的任期内号称富足。就是这么一位难得的稀世清官，却被朱元璋稀里糊涂地杀掉了。

通观空印案的全部过程不难发现，朱元璋在郑士利向他解释清楚空印案的前因后果后，仍然出此重手，其真正的目的不是整治贪污，而是朱元璋认为空印者私下偷懒，擅自盖印是轻视皇权。朱元璋之所以大开杀戒，就是为了借此维护他的专制地位。

三、 太祖的困惑（4）

空印案的负面影响还不仅仅局限于君主滥用权利上，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郑士利的处罚破坏了民主监督的“言者无罪”原则，堵塞了普通百姓上书言事的渠道。据《御制大诰》记载：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为鼓励民众检举贪官，下令：“从今以后，若要除尽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老有威望的人，或百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年底到京城面奏：本境之内，为民患的有几人，造福人民的有几人。朕一定根据民众的反映，善者旌之，恶者移之。”但郑士利的下场历历在目，没有多少人再敢相信皇帝的鬼话。

洪武十八年（1385），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郭桓案。这年三月，御史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与其他衙门官吏共同舞弊，盗吞官粮。明太祖下令严查，经严刑拷讯，郭桓等除侵吞宝钞金银外，仅贪污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米两千四百余万石，大约与明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相当。后经辗转株连，礼部尚书赵瑁等皆弃市，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供词牵连十二省布政使司官吏，系狱拟罪者数万人，中产以上人家大多破产。

毫无疑问，郭桓等人确实存在着贪污行为，但若说金额巨大到抵得上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牵涉面波及全国部级以下数万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首先，朱元璋对官员贪污非常敏感，尤其对户部的监督尤为严密，几百万粮食没有按期入库，上百万的银两没按时到账，他会毫无察觉？其次，万斯同等人在修《明史&#8226;刑法志》时，为何加上“中产以上皆破产”一句评论。很显然，这是说朱元璋借整肃贪污之名，行打击地方豪强之实。

其实，对郭桓案的后续处理并不顺利。一来朱元璋虽打着维护老百姓利益的金字招牌，但毕竟杀人过滥，以至于民怨沸腾。二来追缴赃物数额庞大，追至七百万石时，中产阶层几近破产，剩余的一千七百万石，百姓已无力负担。更重要的是朱元璋这种毫无量刑依据的处罚方式，破坏了国家的法纪。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阶层群情激昂，对告发、审理此案的御史、判官们交章弹劾。朱元璋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会动摇他的统治基础，赶紧宣布两项决定收拾残局。一是剩余赃款赃物不再追缴；二是将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处以磔刑，平息民愤。

从空印案和郭桓案这两大反贪案的本质来看，朱元璋的真正意图不是反腐败，而只是借此巩固、加强朱家王朝的专制统治。而这种专制制度恰恰是滋生腐败的沃土。封建专制导致腐败，绝对的封建专制导致绝对的腐败，要消灭腐败就必须首先消灭产生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这是朱元璋无法做到的。

（二）科举取士：君垂爵禄与臣效死力

明朝初年，选官的方法大略有四种：学校、科举、荐举和铨选（审查官员的“资历”，以确定级别和职位）。“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

顾炎武将上述四种选官方法归结为三途并用：“国初之制，谓之三途并用。荐举，一途也；进士监生，一途也；吏员，一途也。”进士由科举而来，监生由学校而来，因此，顾炎武是把科举和学校这二途合并为一途。

三、 太祖的困惑（5）

明朝盛行科举，进士的地位最高，“卿相皆由此出”。其次是从学校选拔出来的监生，其地位仅次于进士，地方县级主要官员大多出身监生。在明朝，进士和监生并称正途，而通过荐举、吏员做官的则是杂流。

明朝初年科举制的兴废一波三折。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令开科取士，诏曰：“从汉、唐到宋朝，科举制度虽各不相同，但都崇尚文学，轻视德艺。元朝对儒士的待遇优厚，权豪势要之家，凭借权势，窃取仕禄。那些德才兼备的儒士，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甘心隐居山林。从今年八月开始，特设科举，务必选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的贤才。朕将亲自在朝廷上策试他们，排定等第，任以官职。中外文臣都必须通过科举选拔，不参加科举的人，不得做官。”

于是各省举行乡试：应天解额一百名。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浙江、湖广四十名。福建、江西三十名。广西、广东二十五人。高丽、安南、占城的士子在本国乡试，贡至京师。第二年会试，取中一百二十名。因天下刚刚平定，急需人才，朱元璋下令各省连试三年。

洪武六年（1373）之后，朱元璋逐渐发现了开科取士的弊端。这些被录取的进士大多是青年人，没有处理国家公务的经验，办事能力差。于是朱元璋重新下令诸司荐举贤才，停开科举近十年。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才欲重开科举。十七年（1384）制定科举成式，命礼部颁行各省，从此之后成为永制。

洪武十七年（1384）的颁行科举定式为初九日，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许各减一道。《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十二日，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未能者许减二道，俱三百字以上。（《明会典》卷七七《礼部&#8226;科举》）

第一场的试题旨在阐发经义，代圣人立言，写作时要有所本。因此，在洪武十七年（1384）颁行《科举成式》时，规定了《四书》、《五经》所主传注。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因所选传注对经文的解释相互抵触，并且一部分注说还有失当之处，遂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参订补缺，成《书传会选》一书，命礼部颁行天下，为士子读经科试的根本。

第二、三场考试论、表、诏、法、判、策等，主要为考察士子对古今政事的见识和撰写各种公文的能力。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写策时要紧扣主题，言简意赅：“凡对策，须参详题意，明白对答，如问钱粮即言钱粮，如问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务在典实，不许敷衍繁文。”（《明会典》卷七七《礼部&#8226;科举》）

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乡试，这是省一级的统考，考试在省城举行，由中央指派考官命题，考中的人称“举人”，获得第一名的人叫“解元

三、 太祖的困惑（6）

第二级是会试，这是全国统考，一般三年一次，考试在京城的贡院举行，由中央指派主考官命题，考中的人只是“贡生”，获得第一名的人称“会元”。第三级是殿试，这是由皇帝主持的考试，一般三年一次，考试内容是策问（时务）。皇帝及助考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划分为三甲。一甲三人，称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而所谓的“连中三元”是指乡试、会试和殿试的第一名——解元、会元和状元。

洪武十八年（1385），明朝进行廷试，任命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进士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进士自此开始进入翰林院。朱元璋为增加进士的阅历，培养他们处理政务的能力，命进士到诸司观政，其中那些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衙门观政的进士，称为“庶吉士”，从此开始，优秀的进士便被委任为“庶吉士”。庶吉士的职责是为皇帝讲解经史，草拟诏令，是皇帝的心腹，属于国家的机密核心人员。明朝中期之后，内阁掌控国家实权，非庶吉士不得出任内阁大学士。那些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外廷”衙门观政的仍称进士。

明初的科举制度不仅为明代的官僚队伍输送了大批人才，提高了官员的整体素质，而且为社会下层提供了一条升进之路，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明初的学校和科举制度始终贯穿着“养士”的原则，从最基层的社学起，优待贫寒子弟，如免交学费、供应伙食、发给纸笔等学习用品。进入府州县学之后，生员可免除差役，学习优异者还可得到伙食补助。

据统计，明清时代的进士中，有42.9%出身没有功名的家庭，而明代前期无官户更占到录取总人数的60%以上。这就大大提高了下层民众供应子弟求学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化的下移。

此外，明初的科举制度还促进了北方文化的发展和南北文化的平衡。明初开科取士时，不分南北。洪武三十年（1397），考官刘三吾选取的五十二人都是南方士子。朱元璋认为刘三吾等人取士偏袒南士，随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覆阅，张信录取的也全是南方士子。朱元璋诛杀张信，将刘三吾谪戍边境，亲自阅卷，录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廷试，拔韩克忠为第一，所录取的全是北方士子。此后，南北方录取数额大体相当，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变北方文化落后的状况。

不过，明代的学校、科举制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首先，学校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不仅脱离生活实际，而且严禁生员过问政治，这就使选拔出来的官吏缺乏随机应变地处理国家政务的能力。正如宋濂所说：“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銮坡集》卷七《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铭》）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其次，使经学的发展趋向停滞和衰落。以经义试士的方法始于宋代，元代将这一制度完善后全面推行，但宋元对诸经的解释还有相当的宽容度，考生尚有发挥独立见解的余地。但明朝从洪武十七年（1384）颁定科举成式后，对经学的解释出现绝对统一化的趋向，使经学逐渐失去活力。清代学者阎若璩认为，明代经学“不能上追汉唐，下及宋元”的原因之一，就是“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潜邱札记》卷一）。

三、 太祖的困惑（7）

再次，科举制度强制生员盲从古人的注疏，不许发挥自己的主观见解，这就使生员放弃了寻幽探微的求索，致使进步的思想被扼杀。这样培养出来的官员多为循规蹈矩的保守卑琐之士。

最后，儒生们把考试做官作为学习的终极目的，把《四书》、《五经》当作成就功名的敲门砖，这就背离了导民善俗的初衷，败坏了学风和政风。

（三）重农抑商：有形与无形之手的角力

重农抑商主要表现为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时的奖励耕织，到朱元璋鼓励农耕，打击商人和富豪，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元末明初，国家残破，人口锐减。山东、河南因兵连祸结，十村九虚，“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元年（1368），徐达率军进攻汴梁时，途经河北，因兵革连年，道路上长满榛树，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甚至“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人口的减少使得土地荒芜，经济凋敝，国家税收常不足额。洪武三年（1370），济南府知府报告：“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四年（1371）二月，大同卫指挥奏报说：“元季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乱兵杀掠，（大同）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六一）

为了尽快改变这种残破的面貌，增加财政收入，朱元璋采取了减免赋税、兴修水利、移民等多项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

吴元年（1367）五月，朱元璋下令，凡徐、宿、濠、泗、寿、邳、东海、襄阳、安陆等郡县，及今后新附土地、人民，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全部免除三年。（《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朱元璋非常重视修建水利工程。洪武四年（1371），修治广西兴安县灵渠，可灌溉田地一万顷。八年（1375），疏浚陕西泾阳县洪渠堰，灌溉泾阳等地田二百余里。十七年（1384），修筑河南磁州漳河决堤，决荆州岳山壩以通水利，每年可增加官田租税四千三百余石。二十四年（1391），疏浚定海、鄞县的东钱湖，灌溉田地数万顷。这些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既能增加粮食产量，又增强了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

为使田地荒芜地区获得足够的劳动力，朱元璋还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窄乡移到人烟稀少的宽乡。起初的移民主要是为巩固根据地、保障军队的粮食供应。洪武三年（1370）六月，先徙苏州、松江等地无地佃民四千户到濠州，官给种子、牛具，三年不征赋税。后徙江南民十四万户到凤阳。洪武九年（1376），徙山西及真定无产贫民到凤阳屯田。这时移民的方向是朱元璋的老家及附近等地。自洪武二十一年（1388）后，明朝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将山西泽州和潞州无田农民迁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处。

为了明晰新开荒地的产权问题，明政府下令：凡开垦荒田归开垦者所有，原业主返乡后，从附近荒田拨补。现在丁少而原来田多者，不许按原有数目占田。现在丁多而原来田少的，地方政府验明人口后，从附近荒田拨补。（《明会典》卷一七《户部田土》）这条法令明确了产权，解除了开垦者的顾虑。

三、 太祖的困惑（8）

朱元璋还颁布了督促检查制度，确保农业生产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为防止游惰农民不尽力稼穑，朱元璋在农村设置劝农老人，负责督劝、指导基层的农事活动。具体做法是：每村置鼓一面，每到种植、收获等农忙季节，五更擂鼓，村民们闻鼓声到村口集合，由老人负责点名。懒惰不下田耕作者，由老人训诫切责。如果老人劝督不利，农民因穷困而触犯王法，劝农老人一并治罪。农闲时节，老人每月六次手持木铎，向村民宣讲重农务本的道理。

朱元璋还将农业生产状况与评定官员的成绩联系起来。对劝农卓有成效的官吏予以提拔和褒奖，而对不关心农业生产的官吏，贬谪革职。洪武九年（1376），山东日照知县马亮考满，吏部为他写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朱元璋见了，批示道：“农桑是衣食之本，学校乃风化之原，这二者才是守令的本职工作。马亮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忙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马亮被黜降。

朱元璋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关切也是历代帝王无法比拟的。他曾经颁布教民榜文说：“现在天下太平，百姓除粮差以外，再无差遣。应该用心搞好生业，使衣食充足。如法栽种桑、麻、枣、柿、棉花，每年都要养蚕，得到的丝绵，可做衣服，枣、柿在丰年可以卖钞，歉年可做粮食。里老要经常劝督农事，违者治罪。”

洪武三年（1370），天大旱。朱元璋为兑现他登基时“上膺天命，下符民意”的诺言，决定带后妃、子女等到鸡鸣山祈雨。六月，皇帝一家穿着麻衣草鞋从皇城步行十几里到达山川坛。朱元璋登上坛后，袒露上身，盘坐在青石板上，曝晒于烈日之下。他的儿子们也都模仿父亲的做法虔诚地陪侍左右。马皇后带领后妃们，在祈祷现场临时搭砌的灶台上烧制农家饭。麦饭菽豆煮熟后，皇太子先捧给朱元璋品尝，然后一家人坐在烈日下吞咽。这样连续三天，白天袒背曝晒，夜里原地和衣而卧。老天爷真的被朱元璋的诚心感动，下起了大雨，持续了几个月的旱情得以缓解。

朱元璋虽然对农民呵护得无微不至，对商人却是相当的刻薄。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颁旨，规定商人只许穿布，不准穿绸纱。十八年（1385），朱元璋又说：“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糜，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此外，朱元璋对商人参加科举和做官都制定了苛刻的规定。

江浙地区素有经商风气，多富商巨贾。朱元璋对江浙地区的商人采取了迁徙和打击并用的策略，消除他们的财富和权势。吴元年（1367）十月，徙苏州富民到濠州居住。洪武十三年（1380）迁徙的声势更大，苏浙地区四万五千多户被朱元璋以“充实京都”的名义强行迁到南京。

三、 太祖的困惑（9）

洪武十五年（1382）云南平定后，朱元璋又以“充实边疆”为幌子把江浙富户迁往云南烟瘴之地。明代人谢肇淛在《滇略》中对此记载道：“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古人把富人居住的高档小区叫“闾右”，把穷人居住的棚户区叫“闾左”，朱元璋迁徙的“闾右”都是江浙地区的富豪们。

对于江浙一带的富商豪强来说，迁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洪武朝发生了许多大案，朱元璋为打击江浙富商，有意识地把他们与这些大案联系起来。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江浙富户牵连甚广，许多富商不幸成了“胡党”，惨遭灭门。据《寓圃杂记》记载：到洪武朝中后期，三吴地区“豪民巨族，铲削殆尽”，“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影灭，荡然无存”。方孝孺在谈及这段历史时也说：“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原本繁华的江浙地区，一片萧条，“邑里萧然，生计鲜薄”。

朱元璋为什么对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生活情有独钟？我们可以从他常说的一段话中找到答案。他不止一次地告诫官僚们说：“四民之中，农民最为劳苦，春天五更起床，赶牛下地耕种。插下秧苗后，还得除草、施肥，被太阳晒得汗流浃背，劳累得瘦骨伶仃。好容易盼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后，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旱涝蝗灾，就束手无策，或沦为流民，或坐以待毙。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做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只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富强。”

朱元璋这段对农民充满同情的情深意浓的话语，至少有三层含义：首先，朱元璋出身农民，了解他们的疾苦，对农民的关爱，是建立在朴素的“阶级感情”之上的。其次，明朝还是个农业社会，国家的赋税、徭役主要由农民来承担，农民的辛勤劳作，是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最后，小农是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自然灾害和严重的贫富分化都会使他们失去家园，转变为对社会波动具有狂热追求的流民。

由此看来，朱元璋的亲农偏好主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商业活动的天生特性恰恰就是“流动性”，这与朱元璋欲建立一个“静态社会”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从朱元璋的审美角度而言，只有生产粮食和棉花的实实在在的劳动才是有实际意义的劳动，商人们整日游手好闲，依靠投机倒卖农民生产的产品，积聚起大量资产。这些人过着奢靡的生活，是社会的寄生虫，把商人从自己的国度里清除掉，就成为朱元璋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 分封诸王（1）

四、 分封诸王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 《明太祖实录》卷五一

“封藩建国”简称“封建”，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重要特征，也是这一时期战乱频仍的主要原因之一。周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后演化为春秋、战国之乱。汉初分封，以固邦本，吴王刘濞却以“清君侧”为名，联合诸国对抗中央，遂成“七国之乱”。晋初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并给予军事实权，最终酿成“八王之乱”。分封会导致分裂割据甚至叛乱，这已被历史事实反复证明。而明太祖建国之后，以遵古先王之制为由，重建分封制度，从而导致了骨肉相残的“靖难之役”。保世昌后，自有大经，岂在复行古法！

（一）难题：打下江山之后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城的南郊大祭天地，并于郊坛南边正式登极称帝，追赠祖上四代，册封马氏为皇后。同时朱元璋还吸取元朝不早立太子，致使朝廷经常发生宫廷政变的教训，立朱标为皇太子。由于当时明朝的势力仅仅局限于江南，朱元璋还须依靠众将并力北伐，攻取中原，所以并没有立刻做出封藩的安排。

到洪武二年（1369），元都已下，元顺帝亡命大漠，霸业已成。如何巩固打下的江山，使朱家王朝长盛不衰，就成为摆在朱元璋面前的头等大事。朱元璋祖籍滁州，与刘邦同乡，又都是以布衣身份夺得天下的，故在治国策略上，每每效法汉高祖。如之前所述的重视农业、与民休息等措施，都可从中窥到汉代的影子。朱元璋在比较研究了历代的固国方案后，还是觉得汉代的分封方法对控制国家更为有效。

这年三月，定封建诸王之制。洪武三年（1370）四月，朱元璋正式颁诏分封诸王。樉为秦王（西安），㭎为晋王（太原），棣为燕王（北平），橚为吴王（杭州。十一年改封周王，封开封），桢为楚王（武昌），榑为齐王（青州），梓为潭王（长沙），杞为赵王（两岁受封，三岁死），檀为鲁王（兖州），从孙守谦（朱文正子）为靖江王（桂林）。

朱元璋在论及实行分封制的原因时曾说：“惩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从表面上看，朱元璋之所以封王建藩，是吸取了宋、元无强力藩卫而灭亡的教训。

但历史事实证明，宋、元覆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没有实行分封制。这正如《辑览》所评论的那样：“封建不可行于后世，昔人已详论之。若宋、元之亡，本不由于孤立，且宋势积弱，即有屏藩之卫，亦无能为，元则强藩在外拥兵，屡作不靖，转贻内患，皆已事之可征者。明祖欲大封诸子，假此立言，实未为允。”那么，朱元璋分封诸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是为抵御残元势力的威胁。元朝虽被赶出中原，但尚拥有相当的兵力，他们亟图卷土重来，不时骚扰明朝边境，元主甚至还有光复大都，重主中原的意图。明初建都南京，距北方边陲路途遥远，鞭长莫及。加强边防，遏制残元，不使之死灰复燃，是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因此，他书谕统军深入塞北的晋王朱㭎、燕王朱棣：“明于事势，机无少懈，慎固边防。”就整个洪武朝来看，明王朝始终与残元势力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四、 分封诸王（2）

二是明初面临的政治形势比较复杂。朱元璋虽然在名誉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基础上形成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李思齐等人在其原来控制的地区经营多年，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张士诚在江浙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当地世家大族的拥护，对明王朝有很强的离心力。遴选藩王到上述地区镇守，既可防范残余敌对势力的反扑，又有助于加快各地区之间的交流融合，凝聚对明王朝的向心力。

三是皇权与元勋宿将矛盾的加剧。明朝建立后，开国勋臣宿将形成新贵族，他们有的侵夺民产，有的隐占国家的编户及赋役。更令朱元璋不安的是，一些朝臣为争权夺势，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威胁皇权。朱元璋惧怕权臣和宿将交结，与皇权抗衡，窥伺帝位。因此，他对勋臣日益猜疑，亟图、翦除。在朱元璋看来，只有他的子孙才是维护明朝统治最可靠的屏藩，于是他广建宗藩，让封国与郡县相间，使地方政府处于朱家人的严密监视之下。

按照明朝的分封制，亲王年食禄米一万石，设置相傅官署。藩王的嫡长子立为世子，有权继承王位。其余诸子封为郡王，以后各世子孙都有封爵，自六世孙以下都封为奉国中尉。他们出生时要向宗人府请名，结婚前要请婚。他们不能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的行业，只能坐糜俸禄。

藩王在封国之内虽无行政管辖权，“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却拥有很大的军事权。内地藩王所带护卫甲士少的有三千人，多的达到一万九千人。而在北方防御蒙古的几个藩王，统领兵士比内地藩王多出数倍。如在大宁的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明史&#8226;宁王传》）。地方军队只有才得到藩王命令后，才能调动，遇有战事，元勋宿将也要听其节制。藩王的服饰、旗帜和府邸低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藩王都要“伏而拜谒”，以示尊崇。

朱元璋自认为这套制度对外可防御元兵的进攻，对内可监视郡国，大明朝廷从此高枕无忧了。殊不知祸起萧墙，他刚去世，就爆发了朱家王朝的内部纷争。朱元璋的分封制不仅在防范军事政变方面无能为力，甚至起到推波助澜的反向作用。就是在经济问题上也显得鼠目寸光，缺乏长远的考量。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皇室人口繁衍日众，他们的俸禄成了国家的沉重负担。据李国华先生统计，洪武年间（1368—1398）宗室人数仅仅五十八人，永乐年间（1403—1424）增加至一百二十七人，此后朱元璋的后代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达到近两万人，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更高达六万余人。

如此庞大的宗室，需要支出多少俸禄，朱元璋当时或许没有计算过。据统计：嘉靖四十一年，明朝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同年全国宗室岁禄为853万石左右，占当年全国税粮总收入的37%。隆庆以后，宗室人口仍在继续繁衍，宗禄势必随之递增。宗藩的俸禄问题已成为明朝中后期的顽疾。

四、 分封诸王（3）

其实，一些远见卓识的大臣早已洞悉分封制在军事方面对朝廷的危害，只是迫于朱元璋的皇威，很少敢公开发表歧见。著名文士解缙率直敢言，他“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明史&#8226;解缙传》）。而最为大胆直率地揭露分封祸患的，大概就是平遥县训导叶伯巨了。洪武九年（1376），叶伯巨上书言事，直斥朱元璋“分封太侈”：“先王定制，大的封国也不超过三城，大小有差，各有定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干弱枝，遏制乱源。现今吸取宋、元孤立、宗室在危难时不能相救的教训，裂土分封，使诸王都拥有封地，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占据几十座城池，拥兵数万。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朝廷迫不得已，削减他们的封地，剥夺他们的军权。藩王们必定心生怨恨，甚或顺势起兵，使朝廷措手不及。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诸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即使封地广大，权重兵多，也绝不会与朝廷抗衡！’臣以为不是这样。汉、晋之乱就是前车之鉴。景帝是汉高祖的孙子，七国诸王都是景帝的同祖父兄弟子孙，一旦削夺他们的封地，就举兵西向，发动叛乱。晋朝诸王都是晋武帝的亲子孙，易世以后，相互攻伐。由此看来，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然若揭。”

接着叶伯巨向朱元璋提出了削减藩王权利的建议：“当初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的土地，假使文帝听从贾谊的建言，就不会有七国之祸。希望陛下在诸王尚未就藩以前，限制藩国的疆土，减少他们的卫兵。此制一定，有贤能的藩王可入朝为相，其余的世代都为朝廷藩屏，与国同休。这样就可以消除天变，使社稷长治久安。”（《明史&#8226;叶伯巨传》）

朱元璋读罢叶伯巨的上书，气得暴跳如雷，大骂道：“这小子离间我的骨肉，速速将他逮来，我要亲手射死他。”叶伯巨被抓到京师后，丞相乘朱元璋高兴时奏闻，叶伯巨侥幸脱死，后病死于刑部监狱中，也算善终。叶伯巨没有意识到，这时明朝的江山已稳，山河一统，百世可期。朱元璋日夜悬系心头的，不再是如何荡平割据势力，而是如何处置那些身经百战的功臣和谋士。朱元璋大封诸王，是为了确保朱家的江山永固，而叶伯巨的上书正好触及他的痛处。因此，大发雷霆的朱元璋撕去从谏如流的伪装，凶相毕露，一定要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

（二）皇位：诱人的蛋糕

叶伯巨虽然冤死狱中，但他的预言在二十年后却变成了现实。朱元璋分封诸王时，诸子尚幼，自然也无非分之想。随着藩王年龄的增长，先后就藩，做上封地的土皇帝，他们的骄情异志也就渐渐地滋生起来。而对皇位威胁最大的，就是叶伯巨认为分封逾制的藩王——秦王、晋王、燕王和周王。

按照《太宗实录》、《明史》等正史的记载，太子、秦王、晋王、燕王和周王都是马皇后所生。如《奉天靖难记》卷一载：“今上皇帝（朱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王，次晋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其实不然。根据史家的考证，马皇后无生育能力。太子、秦王和晋王是淑妃李氏所生，燕王、周王的生母是碽妃，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四、 分封诸王（4）

这种说法最可信的证据是南京《太常寺志》对孝陵神位的记载：“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太常寺志》现已失传，我们无法亲自验证，不过明代学者何乔远却见到了，他记载道：“臣于南京见《太常寺志》，云帝（明成祖）为碽妃所生，而玉牒则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京）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明末大理寺左丞李清见到何乔远的上述记载，非常吃惊。他就与钱谦益在弘光元年（1645）谒祭孝陵时，借职务之便，打开孝陵寝殿，“入视果然，乃信”。

洪武十一年（1378），秦王、晋王先后就藩。晋王在前往太原的路上因一件小事鞭笞了膳夫。朱元璋闻讯后非常生气，命人训诫晋王曰：“我率领群英削平祸乱，从不因为功高而姑息他们。惟独膳夫徐兴祖，跟随我二十三年，未曾受到任何责罚。你竟敢因一点小事鞭笞他，你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

但是，晋王并没有改邪归正。“在国多行不法之事，有人告晋王有异谋。太祖大怒，想要惩罚他，太子力救得免。”（《明史&#8226;晋王传》）《奉天靖难记》对此事记得颇为详细：“晋王听说太子失去太祖的信任，私下里产生了篡位的想法，僭造乘舆法物，藏于五台山。等到事情渐渐败露，就派人纵火将藏室烧毁。”

晋王的二哥秦王，也因行为多过失，屡次遭受朱元璋的斥责。洪武二十四年（1391），因传言秦王有谋反之心，朱元璋将他召还京师，准备将其废掉。只因皇太子朱标多方劝解，才未被废黜。

与秦、晋二王不同，燕王虽有争夺皇位的远大志向，却深藏不露。他在藩国之内除料理公务外，还四处巡视，了解山川形势，体察民间疾苦。他曾说：“我在藩邸时，多次到农家察访，发现他们吃得都是粗茶淡饭，生活很苦，每次我都亲自向他们嘘寒问暖，百姓无不感悦。……用人之道，必须先得人心，然后才能取得成功。”可见，燕王并没有像秦、晋二王一样骄纵不法，而是处处留心民事，争取民心，为日后大展宏图做准备。

洪武二十年（1387），蓝玉出征纳哈出时，缴获一匹名马。回军北平后，蓝玉为讨燕王欢心，就把这匹名马献给他。燕王不但没有收下马匹，反而用训斥的口吻说道：“你没有把缴获的名马献给朝廷，而是先把它赠给我，这难道是尊重君父的道理吗？”蓝玉没想到燕王小小年纪，竟能说出如此大气的话来。他被说得满面羞愧，甚至还有点无地自容。正因为燕王处处谦恭谨慎，在行为举止上才颇得朱元璋的欢心。

燕王的戏法没有逃过蓝玉的法眼。蓝玉利用驻军北平的机会，仔细打探燕王的活动，发现燕王貌似谦恭的表象下隐藏着鸿鹄之志。蓝玉回京后提醒朱标：“殿下试观陛下平日最喜欢哪个藩王？”太子答道：“无如燕王。”蓝玉接着说：“臣观燕王阴有不臣心，决不会长久地安于藩王的地位。又听会看风水的人说，燕王有天子气。殿下应该早做准备！”太子说：“燕王对我非常恭顺。”蓝玉对曰：“殿下对我有知遇之恩，所以才敢诚心诚意地提醒您，望殿下三思。”朱棣听说此事，对蓝玉心生怨恨，决意寻找时机除掉这只拦路虎。

四、 分封诸王（5）

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得到情报，残元平章乃儿不花正准备率军南侵。于是命大将傅友德等赶赴北平，训练军马，听从燕王节制，出征沙漠。这是燕王第一次被朱元璋委以重任，既高兴又紧张。不过有傅友德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将助阵，他并没有过多担心。朱元璋为保此次出征万无一失，还派王弼辅佐晋王同时出师。这样，燕王和晋王分别由北平和太原出发，合击残元势力。

三月，燕王率众将出古北口，浩浩荡荡地向北挺进。燕王知道此次出征胜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发现敌人的藏身之处，于是对傅友德等众将领说：“北方土地辽阔，人烟稀少，我军长途奔袭，如果没有哨兵准确地侦探到敌军的位置，我们难以取胜。”于是派出数支轻骑兵四处打探。这些暗哨经过细心侦察，发现乃儿不花的大军正屯驻在迤都（今蒙古国益图附近）。

燕王命部队调整好进攻方位，悄无声息地向元军迅速靠拢。这时，天降大雪，茫茫戈壁变成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气温骤降，寒气袭人。许多将士受不住这种魔鬼式行军的折磨，纷纷要求停下来避避风寒，一些士兵还发起了牢骚。燕王见此情形，不但没有责怪，反而喜形于色。在风雪交加中进军，虽然要消耗数倍的体力，但敌人也会因天气的恶劣，丧失警惕，正可出奇制胜。于是，燕王鼓励将士们说：“天降风雪，元军肯定想不到我军会突然袭击他们，现在应该趁机速进。”将士们明白了出其不意地消灭元军的作战意图后，“冒大雪驰进”。由于燕王的军事行动极其隐秘，当明军到达元军大营附近时，乃儿不花竟毫无察觉。

如若在此时发动进攻，元军毫无防备，一触即溃。但燕王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派观童前去劝降。观童与乃儿不花交情深厚，两人相见，触景生情，相拥而泣。就在两人叙说离情别意之际，明军已是大军压营。元朝士兵见到明军如神兵天降，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乃儿不花也惊慌失措，欲跨马逃跑。观童上前劝阻了他，并向他陈说了燕王的劝降之意。

乃儿不花见大势已去，决定投降。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同观童去见燕王。“燕王降辞色待之，赐之酒，慰谕遣还。”乃儿不花喜出望外，率军归降。

这一次大规模出征，兵不血刃就大获全胜，燕王命人向南京报捷，朱元璋听后大喜曰：“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明史纪事本末》卷一○《故元遗兵》）并马上派人送来赏钞一百万锭，赏赐有功将士。

而在西面的战场上，晋王尚未觅到敌人的踪迹。朱元璋曾对晋王寄予厚望，在出征前就赐其钞一百万锭，用于赏赐将士，鼓舞士气。结果他却毫无建树，这令朱元璋非常失望。据《太宗实录》记载：“晋王一向怯懦，出兵后，不敢远行。”这种记载可能包含对燕王的有意溢美，但晋王未建尺寸之功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无能的晋王陪衬下，燕王的战绩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四、 分封诸王（6）

这次胜利是燕王军事才能的初步展露，他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胆识与魄力、冷静与沉稳，均显示出优秀指挥员的潜在素质。在降服乃儿不花的过程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战策略，即使同龄时的朱元璋也难以企及。此次大捷为燕王的政治生涯赢得了良好开端。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皇太子朱标病死，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应由朱标的嫡长子朱雄英继承皇位。但朱雄英在几年前已经死去，他的弟弟朱允炆便成为立储的对象。

朱元璋担心文弱儒雅的朱允炆无法驾驭群臣，有意将皇位传给燕王。于是他和几个亲近大臣密议立储之事。朱元璋说：“太子死了，皇孙弱不更事。治理国家必须得人才行，我想立燕王为皇太子，你们觉得怎样？”翰林学士刘三吾反对说：“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年长，可继承矣。”（《明太宗实录》卷一）刘三吾确实点出了问题的要害，不立年长的秦、晋二王而立燕王，有悖于宗法制度。朱元璋不得已放弃了立燕王的打算，转立朱允炆为皇太孙。

至于朱元璋为何易储未果，高岱有过精辟的论述：“创业之主，其所作所为就是后世的成法。况且继体垂统是一国的大事，祖训有定制，岂能随意更改！如果易储，只能保证一代人的平安；不易储，却能定万代之法。更何况如何处置年长的秦、晋二王，就更让太祖左右为难。”在权衡轻重之后，朱元璋才做出了不易储的决定。

但皇位对燕王来说却是极为诱人的，经历战争洗礼后他变得更加自信，他知道要掌握更大的军事权力，必须先除掉蓝玉、冯胜、傅友德这些强劲的对手，而蓝玉更是燕王的心头之患。

一次，燕王来朝，朱元璋问道：“近来民间对我有何评价？”燕王趁机告了蓝玉等的黑状：“诸公侯纵恣无度，如果不把他们杀掉，将会有尾大不掉的祸患。”这恰好与朱元璋除掉功臣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父子二人的目的不同罢了。

燕王回北平后不久，朱元璋就炮制了蓝玉党案，名将傅友德、冯胜先后被杀。这一批名将的陨落，使朱元璋在军事上更倚重燕王。通过蓝玉案，燕王既获得了他想要的军权，又削掉了朱允炆的臂膀，成为最大受益者。

蓝玉案之后，朱元璋得意地对皇太孙朱允炆说：“现在我把防御外敌的事情都交给了你的叔叔们，有他们为你守卫边疆，你就可以做一个太平皇帝了。”朱允炆听后问道：“外敌入侵，诸王去抵御他们；诸王如果叛乱，谁去抵御他们呢？”朱元璋或许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问题，“默然良久”，没有想出答案，就反问道：“你觉得应当怎样处置呢？”

朱允炆干脆地回答说：“用德怀柔，用礼约束他们，不行就削夺他们的封地，再不行就废掉他们，实在迫不得已就举兵讨伐。”朱元璋听后十分高兴，应允了他的方案。但令朱元璋想不到的是，建文帝即位后，为保住自己的皇位，迫不及待地送给诸王的“德”、“礼”却是“削藩”。

四、 分封诸王（7）

（三）削藩：智取还是强夺

自被确立为继承人后，朱允炆就因叔叔们的桀骜不驯而忧心忡忡。一天，他正独自坐在东角门外发愁，太常卿黄子澄恰巧路过此地，见到皇太孙唉声叹气、愁眉不展，赶紧上前询问原因。朱允炆见是自己的心腹谋士，就把烦心事告诉了他：“诸叔各拥重兵，怎么才能控制他们？”黄子澄轻松地回答道：“诸王兵力有限，只能用来自保。朝廷兵力强大，如果藩王胆敢造反，那就是不自量力，朝廷派大军征讨，一定能将其剿灭无遗。”然后他又列举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朱允炆被黄子澄这番话打动了，转忧为喜，高兴地说：“我有这样好的应对策略，以后就不用整日提心吊胆了。”殊不知，日后正是黄子澄的三次误判，断送了朱允炆的皇位。建文帝和他任用的文臣斯文儒雅，但缺乏谋略与胆气。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镇压造反，同样也会弄出纸上谈兵的悲剧。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驾崩，他在去世前清醒地安排了后事：“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应该继承皇位。内外文武臣僚要同心辅政，使社稷安定。……诸王必须在各自的藩国中处理政事，没有皇帝的命令，不得到京师来。”太祖遗诏清楚地说明，将皇位传给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朱允炆，并不许诸藩王擅自赴京。

燕王接到讣告和遗诏后，怀疑黄子澄等人故意作梗，“矫诏”行事，立刻率军赶赴南京。至长江江边，他见江口有重兵布防，未敢贸然前进。这时建文帝传旨，许燕王单骑进京。燕王担心自投罗网，犹豫不决。谋士道衍和尚劝慰说：“大王因至孝进京吊唁，怎奈有违太祖的遗令，反而是不孝。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等待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即使是长江天险，也可投鞭断流。现在您又何必斤斤计较呢？”燕王深解其意，领兵返国。

建文帝登基之后，一改明太祖重武轻文的作风，重用文臣参与帷幄决策。他任命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将兵部侍郎齐泰提升为兵部尚书，原任太常卿的黄子澄加官翰林学士，这三个书生就此成为帮助建文帝处理国家要务的智囊团。此时意气风发的建文帝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他的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些舞文弄墨的书生是他忠实的信徒，却不是能为他力挽狂澜的舵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户部侍郎卓敬向建文帝密奏，主张裁抑宗藩。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闻知，相互暗通信息，蠢蠢欲动。一天，罢朝之后，建文帝提示黄子澄说：“先生还记得以前在东角门谈过的话么？”子澄肃然答道：“臣不敢忘。”子澄得到建文帝削藩的暗示后，找到兵部尚书齐泰，二人共同商讨削藩计划。

齐泰认为燕王握有重兵，对朝廷的威胁最大，擒贼先擒王，只要制服了燕王，其他藩王也就没有了指望。但黄子澄的意见正好相反，他说：“这样做不行，燕王准备已很充分，我们仓促进军，很难取胜。今要削藩，应该先从周王开始。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兄弟，削了周王就等于翦除了燕王的手足。”齐泰听后觉得有理，两人遂达成一致。第二天，将讨论的结果报告给建文帝。

四、 分封诸王（8）

周王朱橚在洪武十四年（1381）就藩开封，但他在封国之内颇不安分。二十二年（1389），朱橚没有征得朱元璋的同意，擅自弃国去凤阳，拜见了他的岳父冯胜。朱元璋知道后，恐怕周王和冯胜有异谋，一怒之下，想将他改封云南。此后经大臣们百般劝解，朱元璋才改变主意，把他羁押在京师，令周王的世子掌管藩事。两年之后，朱元璋见他有悔过之意，才赦免他的罪行，使其回到开封的封地。

建文初年，因为朱橚是燕王的同母兄弟，建文帝对他又恨又怕。“橚亦时有异谋，长史王翰数谏不纳，佯狂去。”（《明史&#8226;周王传》）由此看来，周王已有造反的迹象。后来，朱橚的次子向朝廷揭发了他的叛乱阴谋。建文帝马上命李景隆以北上巡边的名义，突然包围开封周王府，将其逮系京师。

建文帝为警告诸藩王，还把周王的罪状写成敕书，送给诸王议罪。燕王接到敕书后大吃一惊，没想到第一个被削除的竟是自己的亲弟弟。山雨欲来风满楼，燕王明白建文帝杀鸡给猴看的把戏，但又碍于周王罪状确凿，也无法提出反对意见，只能向建文帝为周王求情：“如果周王的所作所为，形迹暧昧，望陛下念在至亲的分上，保全他的性命；如果形迹显著，就按祖训处置。愿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建文帝“观之戚然”，遂将周王流放云南蒙化，并将周王的几个儿子分别徙往他处。不久，建文帝又将周王及其诸子召回，禁锢于京师。

周王被废，打破了藩王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制，一些受过藩王欺压的人，纷纷向朝廷揭发藩王的不法行为。洪武三十一年（1398）十一月，有人告发代王有贪虐状，方孝孺主张用“德化道之”。建文帝就将代王遣送到蜀国，让贤明的蜀王教育他。

建文元年（1399）二月，下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四月，有人上书揭发岷王的罪状。六月，建文帝削掉岷王的护卫，诛杀引导岷王作恶的指挥宗麟，并将岷王废为庶人。

建文帝以伪造钞币以及擅自杀人为由，降敕切责湘王，并派兵逮捕他。湘王说：“我听说前代的大臣被下吏逮捕时，大都自杀。我身为高皇帝的儿子，在湘称王，岂能为了生存而在仆隶手下受辱。”遂“阖宫自焚”。

齐王就藩青州，“性凶暴，多行不法”。有人告其阴事，被召到京师，废为庶人，与周王拘押在一起。就在削夺齐王的同时，建文帝又将代王幽禁到大同，废为庶人。

建文帝在即位的一年时间里，连削五王，看似雷厉风行，实则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对皇位威胁最大的是燕王，而建文帝削除的仅仅是几个无足轻重的藩王。这种隔靴搔痒的做法，不但不能对燕王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反而因策略不当，错失良机，为燕王起兵赢得了准备时间。这不能不说是黄子澄的一个昏着。

建文帝对藩王这种近似迫害的削藩政策，引起了睦亲派的强烈不满。

御史郁新上书建文帝说：“诸王是太祖的亲生骨肉，孝康皇帝朱标的手足兄弟，陛下的叔父。二帝在天之灵见到自己的儿子、兄弟惨遭屠戮，他们能安心吗？”

四、 分封诸王（9）

郁新把削藩的责任全部归咎到削藩派的身上。他说：“这都是那些不谙政事的小人的偏见，对封藩疑虑太深，最终造成此等祸患。唇亡齿寒，人人自危。周王已废，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齐国的臣下又来告发齐王谋反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朝廷的这种执政方式，必然会把没有邪念的藩王也逼上梁山。”

最后，郁新强烈要求建文帝痛改前非。他说：“那些劝陛下削除藩国的人，是何居心？有句谚语说得好：‘亲者割之不断，疏者续之不坚。’真是至理名言。陛下如果不认真反省，不待十年，悔之晚矣。”

郁新利用自己言官的身份，直斥建文帝的削藩举措，为藩王辩护。他认为只有用亲情感化、笼络诸王，才能维护祖宗社稷的稳定。

与郁新持相同观点的人在朝廷中还大有人在。礼部侍郎董伦“质直敦厚，尝劝（建文）帝睦亲藩”。杨砥也曾劝建文帝“惇睦诸藩，无自剪枝叶”。建文帝均不予理睬。

皇位意味着至尊至贵至荣，利之所在，人必随之。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单靠亲情、礼法根本不能他人杜绝对皇位的觊觎。著名历史学家韦庆远先生在《论封建皇权和皇位继承问题》中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在争夺皇位问题上，这些皇家子孙并不把什么宗法规定认为不可侵犯，也并不讲究什么夫妇父子兄弟叔侄等亲亲之谊。礼教纲常等恍似一层易破的轻纱，并未掩盖住因此一问题而激发的绵亘不断的严重冲突。”

与郁新等人不同，高巍和卓敬则属曲线削藩派，他们主张采用温和的方式，逐渐削弱藩王的势力和影响。

例如高巍就曾上书，向建文帝提出易地封王与睦藩并重的主张。他说：“不削藩，朝廷纪纲不立；削藩，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曾说：‘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现不应该使用晁错强硬的削藩谋略，而效法主父偃柔和的推恩之策。将北方藩王的子弟分封到南方，南方藩王的子弟分封到北方。照此方法分封，藩王的权力不削而自削。我还建议陛下重视联络亲情，逢年过节，派人馈问。对那些贤能的藩王下诏褒奖。骄逸不法之人，初次犯法，先原谅他；再次犯法，赦免他；三次犯法，就祭告太庙，废黜他。”

四、 分封诸王（10）

高巍这一处置藩王的建议，刚柔相济，以柔和的亲情为烟幕将激烈的权力冲突化解于无形。毋庸置疑，在解决藩国问题上，高巍“易地而封”的策略比主父偃的推恩策更有效，但其缺点是远水不解近渴。

相比之下，卓敬欲将燕王徙封南昌的建议正切中问题的要害。他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似太祖。而北平地势优越，兵强马壮，是金、元兴盛之地。现在应该将他徙封南昌，万一发生不测事件，也易于控制。将萌而未动者，是时机；量时而可为者，是趋势。只有用雷霆万钧的力量才能改变趋势，只有明察秋毫才能把握住时机。愿陛下当机立断，采取果断举措消除后患。”

卓敬的建议，既维护了亲亲之谊，又达到了削弱燕王势力的目的，可以说是两全其美而又切实可行的削藩策略。建文帝览奏后，虽也同卓敬商量了一番，但在齐泰、黄子澄等强硬削藩派的干涉下，并未付诸实施，贻误了这次有可能改变时局的良机。

在成功地削除了周王之后，齐泰、黄子澄张开了试图捕杀燕王的罗网。洪武三十一年（1398）十一月，建文帝命心腹大将谢贵为都指挥使，张昺为北平布政使，侦察王府动静，以备图燕。

此时，北平外围的调动也在紧张地进行。建文元年（1399）三月，命都督宋忠调集三万沿边卫兵驻守开平，并以御边为名，将燕王的精锐护卫和凶悍的蒙古骑兵全部调出，转归宋忠麾下，并选派得力将领练兵临清和山海关。这样，燕王就被朝廷的大军层层包围在北平。

内外一切布置停当，建文帝只等时机一到，就收网捕鱼了。但令建文帝没有想到的是，燕王却是一条能撕破渔网的大鲨鱼。

五、 起兵靖难（1）

五、 起兵靖难

建文仁柔类元帝，举事则学景、宣，齐、黄迂谨类王陵，进谋则效晁错。

—— 《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六《燕王起兵》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畏之人也自有可敬之处。这两句话虽然有以成败论英雄的嫌疑，但分别用于评价建文帝和燕王，却是恰如其分。建文帝举全国百万“正义”之师，攻伐燕王在北平的弹丸“叛逆”之地，占有绝对优势，其结果却是燕王胜而建文败。究其原因，众说纷纭，单就胆识与心智等个人才能而论，建文帝与燕王实在是相去甚远。

（一）奉天靖难：神圣外衣下的谎言

就在建文帝张罗着围困北平时，燕王却不失时机地送给他两次措手不及的“惊喜”。第一次发生于建文元年（1399）二月。按照明朝的礼法，新君即位后，各地的藩王都要入朝恭贺。但当时正是朝廷削藩之时，局势异常紧张，朱家子弟人心惶惶，为了自保，躲之犹恐不及，谁还敢来朝觐！

令建文帝惊诧的是，燕王来了！而更令建文帝和削藩派莫名惊诧的是，燕王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了叛逆的举动！

燕王入城之后，自恃叔父之尊，昂首阔步“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燕王这种目无君主的高傲姿态，招致群臣的交章弹劾。监察御史曾凤韶劾燕王有“大不敬”之罪，他认为在宫中可叙叔侄之伦，但在殿上就应行君臣叩拜之礼。户部侍郎卓敬更是忍无可忍，主张以此为口实，即刻将燕王徙往南昌。建文帝阅过卓敬的奏章后，藏于衣袖之中。第二天，对卓敬说道：“燕王是我的骨肉至亲，怎会造反呢？”卓敬大声反驳道：“难道隋文帝和杨广不是父子吗？”建文帝沉默良久，最终不耐烦地拒绝了卓敬的建议。

而反观主张严厉削藩的齐泰、黄子澄之辈，面对燕王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举止，反倒没了脾气。

燕王此次冒险入京朝觐，一来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建文帝的疑虑，并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削藩派无中生有的中伤，打击这些人的锐气。二来可以借机窥探朝廷的虚实和人心的向背，为以后起兵做准备。三来可以为自己起兵赢得更为充足的准备时间。

三月，燕王还国，回来后不久就向朝廷告病。因为他知道，再过两个月就到了太祖小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按照明朝的礼制，藩王必须亲自前去扫墓。燕王这时已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他再去京城，肯定是凶多吉少。

五月，明太祖小祥，燕王以身体有病为由，命大儿子朱高炽代替自己入京致祭。为了消除朝廷的怀疑，他特意让朱高熙、朱高燧陪同朱高炽一同前往。等兄弟三人走后，燕王开始为孩子们的安危担心，却已来不及了。

五、 起兵靖难（2）

兄弟三人进京后，齐泰果然向建文帝密奏，欲把他们全部扣为人质。这时，又是黄子澄出了第二个昏着，“搭救”了他们。他劝阻建文帝说：“不可，这样做会打草惊蛇，如果燕王因此起了疑心，先发制人，我们就危险了，不如将他们遣还。”蛇都被打死、打僵好几条了，打草与不打草有何区别？黄子澄实在可笑。

正当建文帝犹豫不决之时，魏国公徐辉祖上奏说：“高炽三兄弟都是我的外甥，三人有勇有谋。俗语言：‘放虎归山，必来伤人。’三甥之中，朱高熙勇悍无赖，不但不忠于朝廷，而且会背叛他的父亲，日后必为大患。”徐辉祖真是继承了他父亲徐达料事如神的本领，连朱高熙二十年后的叛乱都预料到了。

建文帝狐疑未定，又征求辉祖的弟弟徐增寿和驸马王宁的意见。二人素与燕王友善，尤其是徐增寿与燕王更是莫逆之交，他们竭力为兄弟三人美言。建文帝听信了他们的“建言”，就决定放朱高炽三人回北平。

兄弟三人陆续返回北平后，燕王悬着的心终于落地，高兴地说：“我们父子终又得相聚，真是上天保佑啊！”不久，燕王起兵，朱高熙誓死力战，屡次力挽狂澜。建文帝后悔不及，说：“我真后悔没有听从辉祖的建议！”

燕王不仅在这两次明争中占得先机，就是在暗斗中也不甘示弱。周王被削之后，风声渐紧。道衍遂密劝燕王举兵。燕王犹豫地说：“民心向着建文帝，怎么办？”道衍回答说：“我只知天意，没有研究过民心向背。”

于是，道衍向燕王推荐了相人奇士袁珙及擅长卜筮的金忠。据说袁珙曾相士大夫上百人，“无不奇中”。燕王将他召到宫中，袁珙仔细看后说：“龙行虎步，日角插天，有太平天子相。年过四十，就要登上皇位了。”燕王担心这些话泄露出去，传入朝廷，对自己不利，就先把袁珙打发了回去。

金忠是袁珙的朋友，精通《易经》，在北平城内占卜，多奇中。燕王以生病为名，将金忠召来占卜，燕王得了“铸印乘轩”的卦。金忠于是借题发挥道：“此象贵不可言。”此后，金忠就经常出入王府，以占卜之法劝燕王造反。

正是在这些术士天命论的推动下，燕王才下定了起兵的决心。他暗地里遴选武功高强的将校作为自己的贴身侍卫，并以搜捕逃军为名，招纳异能之士。

燕王府是原来元朝的皇宫，院落开阔深邃。燕王命道衍在后苑中秘密锻造兵器，训练将士。为了掩盖打造兵器时发出的声音，道衍命人修建了宽大的地下室，周围砌上高大的围墙，墙上装饰的瓶状瓦器，在风中发出尖利的哮音。他们还在后苑养了大群的鹅鸭，用鹅鸭的叫声遮掩操练和制造军器的声音。

五、 起兵靖难（3）

纸里包不住火，燕王的行动虽然诡秘，还是很快被建文帝察觉了。徐达的长子徐辉祖是燕王妃的哥哥，因亲戚关系，两家来往密切。徐辉祖从妹妹不经意的话语中探得一些口风。他对朝廷忠心耿耿，立刻将这些燕王的信息秘密报告给了建文帝。因此，徐辉祖也受到建文帝的重用，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与李景隆同掌六军，协谋图燕。

建文元年（1399）正月，燕王派遣长史葛诚进京奏事，建文帝将他引入密室，询问燕王是否有谋反的苗头，葛诚把自己察觉到的异常情况如实相告。建文帝见他很忠诚，就收买他充当内应，监视燕王。回到北平后，燕王发现葛诚神色异常，心里便产生了怀疑。

三月，建文帝派都御史暴昭以采访使的身份巡视北平，回京后，他将打探到的燕王的情况向朝廷秘密做了汇报，并提醒建文帝要早做准备。事过不久，燕王想争取北平按察使陈瑛为己所用，派人送去一些银两，陈瑛竟然收下了，这令燕王非常高兴。没过几天，北平按察司佥事汤宗就向朝廷告发陈瑛收受燕王贿赂，图谋不轨。陈瑛被逮治，谪徙广西。这时，燕王觉得自己的北平城里布满了建文帝的耳目。

墙倒众人推。六月，燕山护卫的一个小小的百户居然向建文帝密奏，告发燕王部下的两个校官招募勇士，冀图兵变。建文帝将二人逮系京师，全部杀掉。这时，建文帝怀疑燕王将要谋反，就向徐增寿征询意见。徐增寿回答说：“燕王与先帝是亲兄弟，富贵已极，怎么会造反呢？”建文帝疑虑未消，降旨严厉地训责了燕王。

建文帝步步进逼，使燕王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起兵，建文帝就要兴师问罪了。而如果贸然起兵，准备又不充分，而且北平城内外都有重兵把守，那些建文帝的将官正虎视眈眈地监视着自己。燕王陷入了两难境地。

大丈夫能屈能伸，为摆脱困境并争取准备时间，燕王决定装疯。以往精明绝伦、思路清晰的燕王，突然变得疯疯癫癫。他在大街上乱跑乱叫，抢夺别人的饭菜，话语颠三倒四，有时甚至躺在地上，整日昏睡不醒。

张昺和谢贵闻讯，以探病为名，到王府来察看真假。此时正是农历六月，酷热难耐，而燕王却围着火炉，冻得哆哆嗦嗦，嘴里不停地叨念着：“真冷啊！真冷啊！”张昺和谢贵见此情景，信以为真，起身告辞。燕王拄着拐杖，勉强支撑着身子送了几步。他们回去后，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建文帝“稍信之”。

但燕王逼真的表演并没有骗过燕府长史葛诚，他秘密警告张昺、谢贵曰：“燕王安然无恙，二公千万不要有丝毫懈怠。”这时正赶上燕王派护卫百户邓庸到朝廷奏事，建文帝听从齐泰的建议，将邓庸逮捕后严加讯问，邓庸将燕王准备谋反的事全盘托出。建文帝这才相信，燕王真要造反了。他即刻传旨，命齐泰发出三道密令：一、派人前往北平逮捕燕王官属。二、命令张昺和谢贵与燕府长史葛诚、指挥卢振相机行事，必要时里应外合袭击燕府。三、密令北平都指挥张信立刻逮捕燕王。

五、 起兵靖难（4）

张信与燕王有旧交，他接到命令后心急如焚，不知如何应对才好。他母亲看他坐卧不宁的样子，就问他有什么心事。张信就把朝廷要逮捕燕王的事说了出来。他母亲听后，立刻制止了他的行动，并警告说：“决不能做这件事。我常听人说，燕王将来一定会取得天下。像他这样的人是害不死的，燕王也不是你所能擒获的。”听了母亲的话，张信更加举棋不定。

这时，朝廷的使臣等不及了，催他快快动手。张信生气地说：“你逼人太甚了吧！”于是张信就到燕王府求见，而燕王闭门谢客。他只好乔装改扮，乘着一辆妇女坐的车进入燕府。张信见到燕王后，到床前叩拜。燕王佯装中风，说不出话来。张信真诚地对燕王说：“殿下不要再装了，如果有什么心事，就请告诉我。”燕王说：“我确实有病，不是假装。”张信正色道：“殿下不愿意把实情告诉我，皇上已下诏捉拿殿下了，如无异心，就跟我去见皇上，如有他意，就不要再隐瞒了。”燕王见张信确实诚心诚意，马上从床上下来施礼道：“是您救了我们一家人啊！”形势已万分危急，燕王决定立刻起兵。

燕王把道衍召来，密商举兵大计。这时，一阵暴风骤雨席卷而过，屋檐上的青瓦坠落，燕王以为是不祥之兆，面色凝重。道衍却满面春风地说是吉兆。燕王听了后道：“和尚胡言乱语，哪里来的吉兆啊？”道衍回答说：“殿下没有听说过吗？‘飞龙在天，从以风雨。’青瓦坠地，这是上天示意，殿下要住黄屋了。”燕王听后，愁云尽散，转忧为喜。

不久，削夺燕王爵位和逮治官属的诏书传到北平。七月，张昺和谢贵率北平七卫军队包围了燕王府，索要朝廷逮治的官员。燕王与张玉、朱能商量说：“北平城里到处是他们的军士，而我们只有八百壮士，敌众我寡，怎么办？”朱能说：“只要先擒杀了张昺、谢贵，其余的人就无能为力了。”燕王说：“是应当智取，现在朝廷派使者逮捕官属，依照名单要人。如果我们让张昺、谢贵进来验明官属正身，他们一定会来，来了就将他们擒获，这只要一个壮士就能办到。”

第二天，燕王病体痊愈，僚属前来祝贺。燕王先将武士埋伏好，再派人请张贵、谢昺到燕王府。

燕王见二人进来，像只病猫一样，扶着拐杖勉强坐直身子，令人设宴行酒，并端上几盘西瓜，说道：“刚有人送来几个新鲜的西瓜，和你们一起尝尝。”燕王亲手拿起一块瓜，尚未送到嘴边，突然怒声说道：“平民百姓的兄弟宗族之间，尚且互相体恤。我身为天子的亲属，生命却旦夕不保。朝廷既然这样对待我，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呢？”余音未了，将西瓜狠狠地摔到地上。埋伏好的武士们听到暗号，一拥而上，将谢贵、张昺擒获，并揪住葛诚、卢振拖到殿下。燕王投杖而起，眼露凶光地厉声说道：“我哪里有什么病，只是迫于奸臣陷害，不得不如此而已。”他命武士们将谢贵、张昺拉出去斩首。

五、 起兵靖难（5）

遂后，燕王传谕北平将士，谢贵、张昺已被处决，让他们各自撤回。这些人大部分是燕王的旧部，见此情景，纷纷离去。燕王命张玉、朱能乘夜夺占北平九门。守护城门的士兵慑于燕王的声威，仓促之间不知如何是好，九座城门不战而下。三天之后，北平“城中大定”。宋忠从开平率兵三万到达居庸关，不敢进兵，后退保怀来。这样，建文帝精心构筑的图燕计划，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

一切安顿停当，燕王废掉建文年号，任命文武官员，建立了一个和朝廷相对抗的割据政权。然后，燕王召集将士，以诛杀齐泰、黄子澄为名，誓师南伐，正式打出了恭奉天命，削除朝中叛臣——“奉天靖难”的旗号。

燕王慷慨激昂地对将士们说：“我是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的嫡子，现被奸臣所害。《祖训》中规定：‘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现在我被奸臣加害，为求生存，实在是迫不得已。我申明大义，欲与朝中奸恶不共戴天，遵奉天命，前往征讨，保护社稷安全。天地神明，昭鉴我心。”将士们听了燕王悲愤交加的陈词，颇受感动，以致有“感动流涕”者。

燕王这段话，除激励将士外，更重要的是要表明兵变的合法性。首先，他是马皇后所生的“嫡子”，有责任和权利维护社稷的安定。其次，他引用了《祖训》中的规定，只要“朝无正臣，内有奸恶”，藩王就可举兵。

实际上这是燕王断章取义、蒙骗军士的把戏。《皇明祖训》的原文是：“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祖训》中说得很明白，藩王出兵要有“天子密诏”，除掉奸恶之后，要收兵而还。但是燕王既无“天子密诏”，又没打算除奸后返回封国。

接着，燕王又上书建文帝，陈说了起兵的三个理由：

首先，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残害了五个藩王，“盖非陛下之心，实奸臣所为也”。这就把削藩的责任全部推到齐泰等人身上。

其次，齐泰等还不满足，又要加害自己，而自己一直“奉法循分”，完全是无辜的。

最后，燕王说道：“譬伐大树，先翦附叶。亲藩既灭，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就危险了。我见《祖训》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俟命。”燕王这次引用的是《祖训》的原文，没敢像对士兵一样采用瞒天过海的伎俩。其实道理很简单，燕王若在上书中篡改祖训，那反而成了燕王的一大罪状。燕王可以蒙骗士兵，但绝对蒙骗不了朝廷。

建文帝阅后，心里非常清楚，燕王这是以诛齐、黄为名，行夺取皇位之实。他一怒之下颁发了诏书，只不过诏书的内容是“削燕王属籍”，即把燕王的名字从皇族玉牒中除掉，而不是要燕王举兵靖难。

至此，建文帝与燕王都撕去了虚情假意的伪装，彻底决裂，长达三年的“靖难之役”正式开始，燕王也即将面对九死一生的考验。

五、 起兵靖难（6）

（二）真定大捷：初试牛刀

燕王占据北平后，又出兵攻占通州、蓟州、遵化和居庸关，建立起后方根据地。燕王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认为建文帝南方的军队在短时间内赶不到北平，这时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

宋忠率领三万军队驻守怀来，正对北平虎视眈眈。燕王说：“宋忠驻兵怀来，一定会来争夺居庸关，我们应该在半路上截击他。”众将都反对说：“敌众我寡，难以与敌军争锋，主动出击，对我军不利，应该充分利用居庸关的险要地势，固守反击。”燕王说：“此次与宋忠作战，不能力取，只能智胜。宋忠的军队刚刚集结完毕，众将各怀鬼胎。而宋忠轻躁寡谋，刚愎自用，乘他立足未稳，突然发动袭击，一定能将他击败。”于是，燕王率领八千精兵，轻装兼程而进。

尚未到达怀来，燕王就得到一个消息，宋忠为激怒北平的将士，就对他们捏造谎言说：“你们在北平的家属，都被燕兵杀光，死尸填满了沟壑，你们应该为死去的亲人报仇。”燕王听到这个报告后，就令原北平将士的家人打着旧日的旗帜为前锋。众将士们远远地看到旧日的旗帜，一边与他们的父老兄弟们互报平安，一边倒戈奔入燕军阵营。

宋忠弄巧成拙，率余部仓皇列阵，还未摆好阵势，燕王就指挥军队渡河，高声呐喊着冲入敌阵。宋忠军队大败，慌忙向城中撤退，燕军尾随着攻入城内。宋忠被燕军俘虏，不屈被杀。宋忠手下将校被俘获的有一百多人，都拒绝投降，也全被燕军杀掉。这次怀来之战，燕军大获全胜，斩首数千级，缴获战马八千余匹，这大大激励了燕军的士气，同时也壮大了燕军的实力。

怀来失陷后，附近诸州县失去了屏障。开平、龙门、上谷、云中的守将大多是燕王的老部下，在得到燕王攻克怀来的消息后，纷纷投降。接着，燕军进攻永平，永平指挥陈旭、赵彝、郭亮等举城投降。郭亮曾跟随燕王北征蒙古，赵彝也是由燕山右卫提拔起来的将领，这些旧将领哗变之后，燕王将原来的嫡系精锐部队重新收归己有，北方的局面大为改观。

数日后，守卫遵化的燕军指挥蒋玉来报，大宁都指挥卜万和他的部将陈亨、刘真率兵十万，出松亭关，屯驻沙河，准备进攻遵化。燕王闻报后，亲自率兵增援。卜万见燕王亲率军队赶到，便退守松亭关，坚守待援。卜万智勇双全，陈亨欲暗地率兵投降燕王，因惧怕卜万，不敢起事。燕王就此分析道：“陈亨对我一向忠诚，已托心于我，只是受卜万挟制，才没来投降。如果能设法除掉卜万，陈亨一定会投降。刘真寡谋，容易对付。我们应该用反间计，让他们产生嫌隙。”

正巧，敌军两个巡逻士兵被活捉，燕王高兴地说：“机会来了。”燕王给卜万写了一封信，对卜万大加赞赏，而对陈亨极力贬低。信封好后缝入其中一个被捕士兵的衣领中，并设宴款待，赏给他一些银两，让他回去后把书信交给卜万。此情此景都故意让另一个被捕士兵看在眼里。然后，燕王命令将两个俘虏一同放回。

五、 起兵靖难（7）

两人返回后，那个没得到赏赐的士兵愤愤不平，向上司揭发了所看到的一切。刘真、陈亨将燕王给卜万的信搜出。陈亨心里明白是燕王使用的反间计，就故意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建议马上将卜万逮捕。刘真中计，将卜万逮治下狱，并报告朝廷，籍没了卜万的家产。这一招反间计为燕王日后攻克大宁埋下了伏笔。

当燕王在北方以秋风扫落叶一般攻城拔寨的时候，南京的建文帝还自以为他那一套备燕的布置很严密，“以北兵为不足忧”。他锐意文治，每天与方孝孺讨论《周官》法度。他们更定律令，提高文职官员品级，极力倡导以文治国，甚至异想天开地恢复早已成为古董的井田制。这种情景与硝烟弥漫的北方战场形成鲜明对照。他把复古改制看成是头等大事，而把对燕王的作战放在次要地位，贻误了战机。

随着前方失败的战报接二连三地传入京师，黄子澄也预感到形势不妙。他向建文帝提议说：“北兵素以强悍闻名，我们如果不及早抵御，恐怕要丢掉河北。”建文帝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召集群臣商讨对策。齐泰主张将燕王反叛的罪状公布于世，出兵征讨。

建文帝采纳了齐泰的意见，颁布诏书，声讨燕王：“社稷不幸，骨肉至亲屡次阴谋叛乱。去年，周庶人橚图谋不轨，供词牵涉燕、齐、湘三王。朕以亲属之故，只将周庶人橚废为平民，其余诸王全部宽宥。今年齐王又与燕、湘二王合谋政变，湘王认罪伏法，自焚而死，齐王被废为平民。朕因燕王年龄最长，不忍治罪。现在他却公然举兵叛乱，危害社稷，得罪天地祖宗，义不容赦。因此，朝廷要出兵征伐，扫除逆贼。”

于是，建文帝任命洪武遗将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李坚为左副将军，宁忠为右副将军，帅军伐燕。又命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平安等率师并进。数路大军号称百万，以期直捣北平。

出征之前，建文帝导演了世界军事上最为滑稽的一幕。迂腐的建文帝害怕承担弑叔的罪名，竟然向将士们发出了这样一道指令：你们在与燕王对垒时，千万不要伤害他，“毋使朕有杀叔父名”。古人云：擒贼先擒王。在你死我活的决斗中，竟然还有不杀敌方主帅的规定，真是千古奇闻。此后的战争进程证明，建文帝导演的这幕滑稽戏对整个靖难之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耿炳文与朱元璋是同乡，曾率军攻占张士诚的军事重镇长兴，并在那里驻守十年之久，“以寡御众，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朱元璋为此将他与徐达等人同列一等功臣，封长兴侯。建文时，“炳文以元功宿将，为朝廷所倚重”（《明史&#8226;耿炳文传》）。

八月十二日，耿炳文率领军队进驻真定，徐凯率十万偏师屯河间，潘忠驻扎到莫州，三军形成掎角之势。杨松率九千精锐部队充当先锋，进抵雄县。雄县距离北平仅咫尺之遥，随时可以发动对燕王的进攻。耿炳文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将几十万大军布置得井井有条，滴水不漏。

五、 起兵靖难（8）

燕王得知耿炳文驻扎真定后，自知敌我兵力悬殊，不敢怠慢，立刻派大将张玉前去窥测敌军的虚实。张玉回报燕王说：“炳文虽然布阵有方，但士兵纪律松散。潘忠、杨松扼我咽喉，应先将他们消灭，以绝后患。”燕王采纳了张玉的建议，亲自率兵来到涿州，驻军娄桑。燕王先让士兵饱餐战饭，做好进击的准备。午后，渡过白沟河，燕王对诸将说：“今天是中秋节，敌军晚间会有庆祝活动，我们就乘其松懈之时攻城，一定能够获胜。”

半夜时，燕军速行至雄县城下，南军将士还沉浸在饮酒赏月的欢快氛围中，燕军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城池包围。驻守雄县的南军都是精锐部队，他们发觉被围后，殊死抵抗，双方从半夜激战到黎明，燕军才将雄县攻克。杨松奋勇力战，血洒沙场。九千南军大部分战死，其余被俘的南军也因拒绝投降，全部被燕军杀掉。

燕王得知杀俘事件后，狠狠地训斥杀俘将领说：“我兴义兵是为了保护百姓，安定社稷，怎么能乱杀人呢？我曾多次告诫你们，不能嗜杀，你们公然违抗命令，这不是求生之道，却是寻死之路。嗜杀正可坚定敌人的决心，因为敌人害怕被杀会以死相拼。而更重要的是，屠杀俘虏是违反道义的，这样做会使我们失去民心。这次我军虽攻克一城，但所得甚少，而所失甚多。”

燕王估计莫州的潘忠尚未得到雄县失守的消息，一定会率兵增援，就对众将说：“我一定要生擒潘忠。”诸将弄不明白，为什么燕王有这样大的把握。

燕王命令谭渊带领一千多士兵渡过月样桥，潜伏水中，等潘忠过桥后，听到炮号就占据桥头，切断潘忠的退路。燕王又命一部分勇士埋伏在路边的草丛中，看到潘忠与燕军接战，就放炮发出信号。

不久，潘忠果然率兵来援，燕王带兵逆击。两军刚一接战，路旁炮声大作，谭渊率领潜伏在水中的士兵夺占桥头。在燕军的前后夹击之下，南军大败，潘忠被俘，士兵战死、淹死无数。

燕王问莫州还有多少兵马。潘忠说：城内还有士兵一万多人，战马九千余匹。现在他们听说我打了败仗，一定会很恐慌，立刻进兵，定能夺取莫州。燕王听后，即刻率一百多精锐骑兵为前锋，直抵莫州城下。城内南军将士见大势已去，全部投降了燕王。雄县、莫州的军队都是南军的精锐部队，一夜之间就被燕军全歼，这大大灭了南军的威风，鼓舞了燕军的士气。而且燕军还缴获了大量马匹辎重，用以补充自己的军队。这就为在真定与耿炳文决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攻下莫州后，燕王召集诸将商讨进攻方向。多数将领认为，虽然我们取得了两次战役的胜利，但敌众我寡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改观，现在应以稳固防守为主。大将张玉却持反对意见。他说：“现在应当径趋真定，敌人虽然人数占据优势，但立足未稳，我军可乘胜一鼓作气，将其击败。”燕王听后高兴地称赞张玉说：“此言正合我意。”燕王遂直取真定。

这时，耿炳文的部将张保前来投降，他告诉燕王：“耿炳文的总兵力是三十万，但到达真定的先头部队只有十三万，一半驻扎在滹沱河以南，一半驻扎在河北。”燕王厚待张保，给了他一匹马，让他重回大营，向耿炳文详细报告雄县、莫州兵败的惨状，并务必告诉耿炳文，燕军马上就要发动对真定的进攻。

五、 起兵靖难（9）

诸将被燕王的做法弄得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问道：“我军由偏僻的小路赶来，就是不想让敌人发觉，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为什么还要让张保回去报告耿炳文，让南军早做准备呢？”

燕王笑着对诸将说：“不然，开始时我们不知道敌人的虚实，因此想乘其不备发动进攻。现在知道敌人一半驻扎河北岸，一半在河的南岸。当敌军知道我军将要发动进攻后，则南岸的敌人必然转移到北岸，并力拒我，我们正好可将他们一举歼灭。让敌人知道雄县、莫州的惨败，目的是打击他们的士气，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先声后实’。如果不先让他们得到我军进攻的消息，就直接强攻，即使能将北岸的军队击溃，南岸的军队也会乘我军疲惫之机，渡河与我军接战，以我疲惫之师抵挡敌军以逸待劳之卒，胜负难以预料。”燕王的分析真可谓入木三分。诸将听后大为折服。

八月二十五日，燕王率三个骑兵先到真定的东门，突入运粮的车队中，擒获两个俘虏。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南岸的大营果然移到了北岸。于是燕王率领一小股精锐骑兵绕到城西，冲垮了南军的两个阵营。

说来也巧，这时耿炳文正好出营送别朝廷的使者，当他发觉燕军攻过来时，扭头就逃。燕王看到这条大鱼，岂肯放过，带兵急追。耿炳文慌忙让部下拉起吊桥。一个燕兵策马赶到，一刀将桥索斩断，吊桥没能拉起。幸赖耿炳文的部下殊死抵抗，燕军人数又少，炳文才侥幸脱身回城。

耿炳文定下神后，亲率大军出城迎战。张玉、朱能等人身先士卒，带兵冲杀。燕王又率奇兵突然出现在南军背后，前后夹击，横穿敌阵，南军溃败。

朱能与三十多名骑兵追击南军至滹沱河边，耿炳文还有数万军队，又列阵迎击朱能。朱能人数虽少，但士气高昂，他奋勇大呼，带领这三十余名士兵杀入敌阵，所向披靡。南军大乱，自相蹂躏，死者不可胜数，弃甲投降者三千余人。

骑士薛禄举槊将驸马李坚挑落马下，活捉回营。宁忠、顾成以及都指挥刘燧都被生擒。顾成是洪武时旧臣，曾充任朱元璋帐前亲兵，“大小数十战，皆有功”，升任指挥佥事。此后守卫贵州十余年，“恩信大布，蛮人帖服”。燕王感念旧情，亲自为顾成松绑，并动情地说：“这是父王在上天显灵，把你送给我啊！”话未说完，已泣不成声，顾成亦泣。燕王派人将顾成与驸马李坚护送北平，辅佐世子留守。

炳文军大溃，仓皇入城，数万军士蜂拥而入，在城门口挤成一团，许多士兵被踩死。耿炳文入城之后，就闭门坚守，不再出城迎敌。真定是南军的伐燕基地，城内粮草充足，而且耿炳文富有守城经验。燕王命军队攻城，连攻三天，没能攻下，便决定撤兵。

燕王在向诸将解释退兵的原因时说；“攻城是下策，徒耗时日，挫我军锐气。”燕军遂解围而去，退回北平。

真定大捷可谓战果辉煌，据《奉天靖难记》记载：斩首三万余级，尸填满城壕，溺死滹沱河者无算，获马两万余匹，俘降者数万。这里的数字可能有所夸张，但据可靠资料分析，南军损失应在三万人以上。

五、 起兵靖难（10）

（三）一箭三雕：胜利险中求

真定战败的消息传入朝中，建文帝怒对黄子澄说：“老将竟然这样不堪一击，怎么办？”

子澄安慰建文帝道：“胜败是兵家常事，陛下不要太忧愁。调集全国五十万大军，从四面围攻北平，燕王寡不敌众，必定会兵败被擒。”

建文帝接着问道：“谁能担此大任呢？”

黄子澄胸有成竹地说：“李景隆可以胜任，如果早用李景隆，北平现在应该被攻克了。”

事实证明这是黄子澄的第三个昏着。李景隆虽然是明初名将李文忠之子，生得眉清目秀，举止雍容大度，但他从来没有真正带兵打过仗，而且妄自尊大，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将都认为他不是将才，所以“诸宿将多怏怏不为用”。而更为重要的是，李景隆与燕王自幼在一起长大，关系非同寻常。在以后的整个靖难之役中，李景隆至少有三次关键时刻暗中帮助燕王的嫌疑。

建文帝这时年仅二十二岁，缺乏识人的经验和才能，也觉得李景隆亲近可靠，遂转忧为喜，盛赞黄子澄说：“你的建议很正确，希望你始终如一地为我分忧，等事平之后，我会重重报答先生。”

齐泰认为李景隆无实战经验，不足担此大任，“极言不可”。但建文帝一意孤行，最终还是决定用李景隆代替耿炳文为最高统帅。用人不当会招致惨重的失败，历史经验已无数次证明这一道理，不幸的建文帝又做了一次堪称完美的诠释。

在隆重的拜将出征仪式之后，李景隆收集耿炳文溃败的将卒，并调动各路军马五十万，进兵至河间。

李景隆是燕王的小伙伴，燕王自然对他的才能、性格了如指掌。燕王听说李景隆拜将的事情后，不屑地喊着他的小名说：“李九江只不过是个纨绔子弟罢了！骄横却缺乏谋略，色厉内荏，未曾习兵见阵，就胆敢统帅五十万军队，这无异于将士兵往火坑中送啊！汉高祖知人善任，最多能指挥十万军队。区区九江的才能，就能指挥五十万大军？赵括四十万大军被坑杀的惨剧不久就要重演了。”

接着侦探兵又报告了李景隆军中的情况，燕王听后，轻蔑地笑着说：“兵法有五败，景隆皆蹈之。”（《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六《燕王起兵》）

李景隆的军事才能、实战经验与燕王相比，一个是蹒跚学步的小雏，一个却是展翅翱翔的雄鹰，整个战局在燕王的精心谋划下，逐渐由被动变主动，而李景隆率领的南军却一步步走向了失败的深渊。

九月初一，镇守辽东的江阴侯吴高与杨文领兵围攻永平。如若永平失守，燕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燕王缜密地分析了形势后，果断地做出了驰援永平的决定。他说：“我驻守在北平，李景隆逡巡不敢进兵。现在我亲自带队增援永平，李景隆知道我离开北平后，必定要来攻城。然后我军回师，与城内军队前后夹击，南军必败。”

五、 起兵靖难（11）

一些将领担心地说：“我军出兵之后，留守北平的兵力少，一旦南军攻城，恐对北平守军不利。”针对将领们的忧虑，燕王解释道：“城中留守的部队，战虽不足，守则有余。而且世子知人善任，又有道衍、顾成等人的协助，足以御敌。如果全军都在城中防守，等于向敌人示弱，南军就别无他虑，专心攻城。这不是善策。兵出在外，奇变随用，内外互应，一定能将敌军歼灭。我军出击，并不仅是为解永平之围，而是要将李景隆引到坚城之下，消耗其兵力，挫其锐气。吴高怯懦，只要我去救援永平，他必定撤兵逃走。这样我军既可解永平之围，又能打败李景隆，一举两得。”

诸将心悦诚服，决定随燕王驰援永平。临行时，燕王告诫世子说：“景隆来，坚守城池，不要出战。”

燕王以朱能为先锋，火速赶至永平城下，吴高没敢交战，就慌忙带军撤向山海关。朱能率领轻骑兵随后追击，斩首数千级，俘获数千人。燕王说：“吴高虽然怯懦，但行事诡秘，杨文勇而无谋，除掉吴高，杨文就不足为虑了。”于是，燕王派人给二人送去一封信，盛赞吴高，而极力贬低杨文。建文帝听说后，怀疑吴高私通燕王，就将他削职谪徙广西，独留杨文镇守辽东。此后，耿瓛多次上书朝廷，请求进攻永平，借以动摇北平军心，都被建文帝拒绝。

燕王接着与诸将商议攻取大宁。大宁是北方军事重镇，由宁王朱权镇守，朱元璋诸子中，“燕王善战，宁王善谋”。洪武年间，燕王奉命巡边，到达大宁，与宁王相处甚欢。大宁行都司领营州各卫，其兵士都是西北精锐，其中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卫，大多是投降的蒙古骑兵，骁勇善战。

燕王起兵之后，想方设法地收降大宁。而朝廷却怀疑宁王勾结燕王，削去了他的三个护卫。燕王闻知，曾高兴地说：“真乃天助我也，日后我必定能取大宁。”

这时，燕王想暗地里带军直扑大宁。一些将领又提出了不同意见：“要攻大宁就要先夺取松亭关，关上由刘真和陈亨把守，关隘险要，仓促间难以攻下。而李景隆人多势盛，不如先回师援救北平，以后再夺取大宁。”

燕王解释说：“我军可从刘家口绕过松亭关径趋大宁，数日可达。大宁将士齐聚松亭关，他们的家属都在大宁城内，守城的都是老弱残兵。以我精锐之师，不日就可攻下。城破之后，悉心安抚好他们的家人，松亭关将士就会不战而溃。北平深沟高垒，纵有百万军队，也难以攻克。我正想让李景隆顿兵于坚城之下，消磨他的锐气，然后我军再还兵击之，就像摧毁枯木一样，易如反掌。”

燕军偃旗息鼓，悄无声息地从后山绕过松亭关，攻克大宁西门，擒获都指挥房宽，并将关在监狱中的卜万杀死。刘真、陈亨引军回师援救，而早已为燕王收买的陈亨带军队偷袭了刘真大营。刘真毫无防备，单骑携带着敕印逃往辽东，后由海路回到京师。陈亨率领全部将士归降了燕王。

攻破大宁之后，燕军驻扎在城外，燕王单骑入城见到宁王，执手大哭，恳请宁王说：“北平即将被攻破，若没有弟弟为我求情，我必死无疑。”宁王为他起草了谢罪的表文，请求朝廷赦免燕王。燕王在宁王府住了几天，相处十分融洽，燕王的亲近将官也得以进入城内，燕王密令他们暗地收买朵颜等三卫的将校。三卫将领皆大欢喜，遂定约起事。

五、 起兵靖难（12）

燕王告辞回北平，宁王到郊外饯行，伏兵四起，将宁王抓获。朵颜等三卫的士兵一呼百应，归顺了燕王。宁王无奈地被燕王胁迫着入关，前往北平。

燕军收降大宁诸卫军士后，势力大增。朵颜等三卫的蒙古骑兵，后来成为燕军攻城拔寨的主力。“自是冲锋陷阵多三卫兵。成祖取天下，自克大宁始。”（《明史&#8226;陈亨传》）

李景隆探知燕王进攻大宁后，率师渡过卢沟桥，在北平九门外筑起高垒。李景隆率军猛攻丽正门，城门险些被攻破。燕王妃徐氏不愧是将门虎女，亲自上前线作战，率城中妇女用瓦砾投击敌人。李景隆军令不严，在守军的英勇反击下，南军撤退，北平转危为安。

李景隆又攻顺城门，燕府仪宾李让与燕将梁明奋力据守。

南军大将瞿能奋勇争先，与他的两个儿子率领一千多精锐骑兵，杀入彰义门，锐不可当。后因孤军深入，兵力不继，便勒兵等待。这时如果李景隆督军赶上，北平已是危在旦夕。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奇迹发生了。李景隆担心被瞿能抢了功劳，令瞿能停止进攻，“候大军至，俱进”。瞿能只是李景隆的部将，立了功也要记在李景隆的名下，《明史》上的记载难以自圆其说。李景隆是军事上的白痴，还是暗助燕王，着实令人怀疑。

时值寒冬，滴水成冰，北平守军连夜汲水浇在城墙上。“天寒冰结，明日不得登。”建文帝攻破北平的梦想，也在冰雕玉砌的绚丽景色中化为泡影。

燕王回师至会州，检阅将士，设立五军，命都指挥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李彬将右军，徐忠将前军，房宽将后军，每军各置左右副将，并将大宁归附的军士分隶各军。

按照明廷的规定，诸王不得对部下擅自升赏。燕王在会州设立五军，升赏将领，是对朝廷的公然蔑视。这也进一步表明，燕王起兵的目的决非自救性质的“靖难”，而是要夺取皇位。

十一月，李景隆移师至郑村坝，命都督陈晖为前锋，渡河向东截击燕军。燕王率军击败陈晖的军队后，出奇兵左右夹击南军，朵颜等三卫将士更是大显神威，连破南军七营，直逼李景隆大营。张玉等列阵向前，与南军混杀在一起，李景隆渐渐不支，连夜逃走。

第二天，进攻北平九个城门的南军仍在各自修建的堡垒中固守，燕军次第攻破四处堡垒。这时李景隆南逃的消息传来，南军斗志全无。北平城内守军在得知燕王回师救援的消息后，也出城发动进攻。在燕军内外夹击下，南军全线崩溃。

十一月初九，燕王率凯旋之师回归北平，诸将被燕王的用兵谋略所折服，纷纷颂扬他“睿算神谋”、料事如神。燕王回应道：“这只不过是侥幸罢了。卿等所言都是万全之策，我之所以未采纳你们的意见，是因为有机可乘。这种用兵方法只能偶尔使用，你们应照常献计献策。”这虽然是鼓励将士的安慰之语，但也说明北平保卫战带有很大的冒险性。

六、 挥兵南伐（1）

六、 挥 兵 南 伐

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

—— 《明史》卷七《成祖本纪三》

在靖难之役初期，建文帝举天下而制一隅，虽占有绝对优势，但经过真定和郑村坝之战后，其战略上的错误已暴露无遗。燕王势单力孤，利于战而不利于守，利于合而不利于分。而建文帝不但弃守为攻，而且孤注一掷，将兵力集中到一处，妄图毕其功于一役。真定之战，耿炳文集兵三十万；郑村坝一役，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这种避利趋害的策略和急功近利的心态最终招致了失败。

两次大战后，齐泰、黄子澄辈并没有及时总结失败的教训，调整战略部署，而是抱着再赌一把的幻想，组织了六十万大军，与燕王在白沟河决战。结果是再一次重蹈了前两次的覆辙，使南军精锐再遭重创。

（一）鏖战白沟河：一战扭乾坤

李景隆失败的消息传入朝廷，黄子澄为逃避责任，隐匿不报。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建文帝或许是听到了一些传闻，突然问黄子澄：“近来外面传言前方战局不利，果真如此吗？”黄子澄赶紧遮掩道：“听说我军打了几次胜仗，因天气酷寒，士卒无法忍受，现在暂时撤到德州休整，等待来春再进兵。”子澄又派人秘密通知李景隆，隐瞒败绩，不要上奏。

由于他们联手欺骗建文帝，致使李景隆非但没被治罪，而且被加封为太子太师，兼赐玺书、金币、貂裘。一场世人皆知的大败仗，惟独皇帝被蒙在鼓里。可见建文帝决非明察秋毫、用人唯贤的英明之主。

燕王回到北平后，第二次致书建文帝，并以诛杀齐泰、黄子澄为名，传檄天下。由于燕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兵力日盛，疆土日广，燕王的底气更足，语气也更加强硬。他在奏书末尾威胁建文帝说：“假设你听从我的忠告，速去身边奸邪之人，下宽容之诏，保全宗亲，则社稷永安。否则，我就要率领数十万大军，讨伐齐泰、黄子澄这群逆贼，以报不共戴天之仇。不报此仇，就不是孝子，就是忘记了大本大恩。”

或许是迫于燕王的压力，亦或许是为消除燕王借以起兵的口实，建文帝“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以取悦燕王。齐、黄二人名义上虽已罢退，实际上“筹画治兵如故”。

且不说这种雕虫小技不能瞒过燕王。就是建文帝真的免去齐、黄的职务，甚或把他们处死，又于事何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燕王梦寐以求的并不是那两颗人头，而是皇位。尽管他口口声声为社稷着想，尽管他编出了千百种起兵的理由，尽管他时常装出无辜受害者的可怜相，以赢得士兵的同情，这种种的表演只不过是为夺取皇位争取舆论的手段而已。建文帝这样做不仅达不到让燕王息兵的目的，反而向燕王示弱，令伐燕将士寒心。

李景隆抱着赌博的心态，在德州调集各处兵马，准备明年春暖花开之时，再大举北伐。远在北平的燕王看透了李景隆的心思，他对诸将说：“李九江在德州集结军队，图谋明年春天进攻北平，我想引诱他在这寒冬季节出兵北方，消耗南军的战斗力。现在我们就率军进攻大同，大同告急，景隆势必前来增援。南方的士兵不耐严寒，若疲于奔命，冻馁逃散的士兵一定很多。善战者就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诸将都认为这是一个好策略。燕王遂率军出紫荆关，克广昌，拔蔚州，虎视大同。

六、 挥兵南伐（2）

李景隆果然中计，率师援救大同。燕王见到引诱南军出兵的计划已经达到，没有从正面回师迎击南军，而是由居庸关回师北平，听任李景隆的部队在冰天雪地中四处奔波。建文二年（1400）二月初，北国的天气寒冷难耐，李景隆的军队“冻馁死者甚众，堕指者十之二三。委弃铠仗于道，不可胜纪”（《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六《燕王起兵》）。南军在北方冰封的旷野里，徒然做了一次饥寒交迫的梦幻北游后，无功而返。

二月，在建文帝授意之下，李景隆致书燕王，请求息兵。书中主要阐述了三层含义。一是齐泰、黄子澄已被免官，燕王“清君侧”的目的已经达到。二是周王是因不遵太祖成训，“狂作枉为”，所以才被“大义灭亲”。三是希望燕王要切实遵守祖训，罢兵以保全骨肉。

燕王在回信中，对李景隆的观点逐条加以批驳：

首先，周王不是谋反，而是被奸臣陷害。自己起兵，也是被奸臣逼上梁山。

其次，针对“周王不遵成训”的话，燕王批驳道：“今奸臣篡改太祖制定的制度法令，将‘北平’改为‘燕北’，是遵守成训吗？只知道别人的罪状，却不设身处地地反省自己，这是欺骗上天，也是自欺欺人。”

再次，燕王认为对齐泰、黄子澄的处分还远远不够，应当将他们凌迟处死，诛灭九族，更何况这只是朝廷掩人耳目的把戏。他说：“如果按照太祖的公法处置，必使其首足异处，灭其九族。现在朝廷名义上将他们流放，实则不出千里，就将他们召回，变成幕中的宾客。这种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的做法实在可笑。”

燕王在信的末尾厌烦地说道：“因你有来信，我不得不答，以后再不用调弄笔舌，浪费笔墨。”燕王的意思非常明白——废话少说，战场上见！

四月初一，李景隆在德州誓师，合兵六十万，兵分两路，大举北伐。李景隆率主力部队由德州，过河间，前锋直抵白沟河。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进兵真定，巩固伐燕基地后，再经保定，前往白沟河，与主力会师。李景隆计划两路大军在白沟河会齐之后，合势并进，一举荡平北平。

四月初二，燕王在北平召集诸将商讨破敌策略，初五率军南下，初七到达武清。经侦探得知，南军的前锋已抵达白沟河，郭英、吴杰的部队已越过保定，正向白沟河进发。燕军遂进驻固安，燕王在这里对丘福等众将领说：“李九江等人都是庸碌无为之辈，只是仰仗人多而已。人多易乱，击前则后不知，击左则右不应，政令不统一，步调不一致。他们的兵器粮饷，正好作为我们的物资供应。”。

大战在即，建文帝担心李景隆轻敌冒进，特派遣魏国公徐辉祖统帅京军三万，星夜兼程赶赴前线，增援李景隆。

这时李景隆正在白沟河上列好阵势，等待燕军的到来。他另派平安为前锋，率一万精骑兵在半路袭击燕军。平安是一员猛将，曾跟随燕王出塞，因此知道燕王的用兵特点。

六、 挥兵南伐（3）

两军交锋，平安挺矛率众向燕军冲杀过去。都督瞿能也是一员虎将，他带领两个儿子，奋勇向前，所向披靡，“杀伤燕军甚众”。燕军被这突如其来的狂攻打得不知所措，纷纷向后退却。

燕军中有一个叫狗儿的宦官，骁勇善战，率领千户华聚在河北岸誓死抵抗。百户谷允冲入南军阵营，斩首七级。在这些将领的拼命抵挡下，燕军才稳住了阵脚。燕王趁此机会亲自率领精锐骑兵向南军冲杀，砍杀南军数千人。

天渐渐黑下来，两军仍酣战不已，直到夜深，双方才各自收兵。南军在燕军回营的路上，预先埋设了“揣马蹄”与“一窝蜂”等火器。“揣马蹄”是类似于火蒺藜的火器，主要用于伏击战马。而“一窝蜂”则是一种多发型火箭，一般将三十二枝装有火药筒的火箭放在一个六角形的长桶中，使用时只需将引线点燃，桶内的火箭就会齐发，射程可达百步。

燕王为躲避火器，与三个贴身侍卫殿后，在茫茫夜色中迷失了道路。燕王跳下马来，俯视河水的流向，才辨认出军营的方向，遂从上游仓促渡河。燕王回营后，提升谷允为指挥，秣马厉兵，准备明天的决战。

黎明，燕军主力全部渡至白沟河南岸，瞿能与他的儿子们带兵直捣房宽的大营，平安则从侧翼包抄，燕军被杀数百人，房宽被打得溃不成军。张玉见到这种阵势，也面露惧色。燕王鼓励他说：“胜负是兵家常事，南军虽众，不过日中，保证带领诸君击破他们。”随即指挥数千精骑兵杀入南军左掖，朱高熙带领张玉齐头并进，两军混战在一起。

燕王先率领七个骑兵，在敌营中纵横驰骋百余趟，杀伤甚众。正在酣战之时，燕王看到身后尘土飞扬，意识到是敌军来抄袭后路，立刻率劲骑回击。而南军有两万多人，飞矢如注，接连射死了燕王的三匹坐骑，因有建文帝不准杀燕王的命令，燕王才幸免被箭射中。

燕王奋力厮杀，将随身所带的箭都射光了，便提着宝剑左右冲杀，几个回合之后，剑锋折断，无法再参加战斗，便拍马向堤岸上退去。瞿能父子紧追不舍，燕王的战马马失前蹄，摔倒在河堤上，差点儿被瞿能活捉。燕王迅速从地上爬起，奔到河堤上，假装用马鞭招呼后继部队。南军害怕有埋伏，没敢上堤，又怕放箭伤着燕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部下救走。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中，南军将士也是奋死力战。南军大将平安善使刀枪，所向无敌。燕将陈亨、徐忠两人合力进攻平安。平安毫无惧色，先将陈亨砍成重伤，又后将徐忠的两个手指砍伤，但尚未断掉。徐忠毅然将两指砍去，撕块衣布裹上伤口，继续迎战。在徐忠的感召之下，燕军殊死肉搏，平安最终未将燕阵冲乱。

六、 挥兵南伐（4）

朱高熙见事态紧急，率领数千精骑与燕王会合。燕王急切地问道：“张玉等诸将正与敌军激战，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高熙答道：“我听说父亲这边形势紧急，才赶过来救援。”燕王知道高熙不是战败而来，也就放下心来。燕王嘱托高熙说：“我已经非常疲惫了，你赶快上前迎敌。”双方再次接战，混杀在一起。燕王休息片刻，率领一支精骑兵绕到南军背后，突然发动攻击，这才使“贼势少动”。

将近中午，瞿能再次领军向燕王发动进攻，他大呼灭燕，指挥南军斩杀燕军骑兵一百多人。俞通渊、滕聚也领兵随后跟上掩杀，燕军形势一度不利。就在这危急时刻，狂风骤起，将南军的帅旗刮倒，失去指挥的南军阵营顿时一片混乱。燕王抓住上天赐予的良机，与高熙会合一处，力斩瞿能父子。平安与朱能接阵，也被朱能击溃。南军于是全线败退，奔走之声如雷。

燕军乘胜追击，顺风纵火，焚烧敌营，连绵数十里的南军营地顿时化为火海，南军横尸百余里，李景隆单骑逃往德州。

经过白沟河大战，燕王消灭了南军的大部分精锐部队，扭转了军事上的不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进攻。其后战事虽有所反复，但都不足以改变整个战争的走向。

（二）兵败山东：济南、东昌成天堑

燕军马不停蹄向德州方向追击，战场转入山东境内。这里是传统儒学的发祥地，对于燕王的叛逆行为具有天生的抵制和排斥性。

五月初七，燕军尚未抵达德州城下，已成惊弓之鸟的李景隆慌忙逃往济南。五月初九，燕军兵不血刃便占领德州，“籍吏民，收府库，获粮百余万”（《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六《燕王起兵》）。李景隆又为燕王当了一次搬运工，圆满地完成了白沟河大战之前燕王交给他的光荣任务。这些粮饷对燕军真是极大的帮助。李景隆在逃跑时，难道是连放把火的时间都没有呢？还是故意将粮饷留给燕王？这正是李景隆私通燕王的第二个疑问。

燕军继续南下追击，前哨兵抵达距济南不足百里的济阳县，抓获该县教谕王省。王省不但毫无惧色，还从容地引经据典，为燕军宣讲起忠君的道理，“从容引譬，词义慷慨”。燕兵被他说得理屈词穷，又见他是个书生，就放了他。

王省回去后，坐在为诸生讲授纲常伦理的明伦堂上，大力击鼓将诸生聚合起来，然后庄重地对他的学生们说：“你们知道此堂叫什么名字吗？燕王谋反，现在还有君臣之义吗？”说完，王省放声痛哭，他的学生们也跟着哭起来。王省整好衣冠，以头触柱而死。王省的忠义之举很快在当地传播开来，不少人被王省的气节所感动，自觉地投身到抗击燕军的斗争中来。

五月十三日，燕王留陈旭驻守德州，亲率大军快速向济南倍道而进。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不给李景隆喘息的机会。

六、 挥兵南伐（5）

经过三天的急行军，燕军到达济南郊外。李景隆这时还有十多万军队，人数并不比燕军少。但李景隆没料到燕军竟然追得这么快，只得仓促布阵迎敌。燕王见此情景，心中窃喜，对部将说：“迅雷之下，其势不及掩耳。……彼布阵若定，则难猝破。”遂率骑兵向敌阵冲击。南军新败，士气低落，在燕军排山倒海似的攻击下节节溃退。在这次战斗中，燕军再次大获全胜。李景隆落荒逃去，大将盛庸率残兵且战且退入济南城内。

守卫济南的是山东参政铁铉，他原来负责李景隆军队的后勤补给。景隆军败退时，沿途州县望风瓦解，铁铉与参军高巍酌酒为盟，收集溃散的士兵，与他们“感奋涕泣”，誓与济南城共存亡。这样，这些看似一盘散沙的残兵败将，被高尚的爱国情怀与不屈的信念凝合在一起，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构建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

济南城三面环山，只有北面是开阔的平原，面对着黄河敞开，防御条件还算不错。济南城墙修建于洪武四年（1371），砖石结构，上部用青灰色的砖垒建，下部由大块石条砌成。

燕王身经百战，李景隆六十万大军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区区一座济南城，岂能挡住去路？心高气傲、不可一世的燕王命令军队对济南城连续发动强攻，志在必得。铁铉和盛庸激发士兵的抗战热情，全力捍御，滴水不漏。建文帝听说铁铉和盛庸将燕王阻击在济南，顿时转忧为喜，加封铁铉为山东布政使，召李景隆还朝，命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右都督陈晖为副将军。

李景隆惨败的消息传入南京，满朝震惊。黄子澄这才意识到推荐李景隆是自己的重大失误，悔恨莫及。他请求建文帝将李景隆明正典刑：“景隆出师观望，怀二心，不亟诛，何以谢宗社，励将士！”而建文帝这次却没接受黄子澄的正确建议，对李景隆赦而不诛。黄子澄捶打着胸口痛苦地喊道：“大事去矣，荐景隆误国，万死不足赎罪！”（《明史&#8226;黄子澄传》）

吏部左侍郎练子宁历数李景隆的罪状，请求将其处死。建文帝不听。子宁愤激地叩头大声呼喊着说：“坏陛下大业的人，就是此贼。臣掌管吏部，不能为朝廷除掉这个卖国奸贼，死有余罪。现在陛下赦免了李景隆，就不要再赦免我。”（《明史&#8226;练子宁传》）遂大哭求死，建文帝拂袖而去。

宗人府经历宋征、御史叶希贤也都请求务必诛杀李景隆。建文帝固执己见，一概不纳。李景隆失律丧师，按照刑律，死有余辜。只因他是皇帝的至亲，建文帝就徇私枉法，将他赦免。这种宽纵的处理方式，违反了赏罚分明的原则，对于严肃军纪极为不利。南军在作战中投降人数众多，与此不无关系。《李氏朝鲜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朝鲜国王问大臣们：“燕王以刑杀而立，建文因宽仁而亡，这是什么原因呢？”大臣回答道：“徒知宽仁，纪纲不立，故也。”建文帝的失败与不能整肃军纪有极大关系。

盛庸自被任命为大将军后，整顿军纪，激发士兵忠义，与燕王在济南城下、黄河岸边进行了殊死的较量。燕军久攻不下，燕王忧心如焚，命人将书信射入城中，劝说铁铉、盛庸投降。这时，王省的弟子高贤宁在济南协助铁铉拒守，他为延缓燕王的进攻，便写了一篇《周公辅成王论》，射到城外，请燕王息兵。但燕王不为所动，仍攻城不已。从五月到八月，夏去秋来，燕王使出浑身解数，仍未将济南城攻克。

六、 挥兵南伐（6）

燕王仔细观察了济南的地形后，想出了一条破城的妙计。他命士兵截断从山上流下来的涧水，蓄水灌城。见此情景，城内军民大惊，而燕王则在城外幸灾乐祸，拍手称快。

眼看着济南城将要失守，铁铉却镇定自若地说：“不必恐慌，我有一条妙计，不仅能化解眼前的危局，还可一举将燕王擒获。”铁铉集合众将商讨了他的计划，先让部分士兵诈降，出城去迎接燕王，再招募部分勇士将一块大铁板悬置在城楼上，等燕王入城，放下铁板，拉起吊桥，将燕王活捉。

商定计策之后，铁铉令守卫女墙的士卒昼夜啼哭，然后撤掉守城武器，派出居民跪地请求燕王说：“奸臣不忠，使大王风餐露宿，为社稷分忧。我们都是太祖的臣民，愿意投降。然而，济南的居民不习兵革，见大军压境，都害怕被包围起来杀掉。若大王真心收降我们，请退兵十里，单骑入城，济南军民箪食壶浆迎接大王。”燕王大喜。

燕王换上一匹骏马，撤掉伞盖，在几个精骑兵的保护下，高傲地向济南城徐徐前进。而静谧的济南城里，正悄悄地埋设着陷阱，等着这只珍贵猎物的到来。

这时的燕王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在逐渐迫近。一是因为燕军在济南城下苦战数月，求胜心切。二是济南城面临被燕军攻克的灾难，这时的投降正在情理之中。三是济南是战略要地，南北交通的咽喉。占领济南后，即使不能攻占南京，也可据中原自守，割据一方。济南城对燕王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要不他也不会在此连攻数月。铁铉也正是分析到了这几点，才设计出这一精妙的圈套。现在就等请燕王入瓮了。

燕王经过吊桥，径直来到城下，城门缓缓打开。守卫女墙的士兵偷偷登上城墙，隐藏在墙壁间。燕王即将进入城门时，守门人齐呼“千岁”，城上的士兵听到行动的暗号，按下机关，大铁板从天而降，重重地砸在燕王胯下的马头上。燕王大惊，换上一匹马，冲过吊桥飞奔而去。

因为城上的士兵活捉燕王的心情太急迫，所以把闸板放早了一点儿，若稍迟一步，明朝的历史就会改写。实在是太可惜了！铁铉、盛庸禁不住扼腕叹息。

玩鹰的却被鹰啄伤了眼睛，燕王自带兵以来，还没有吃过这种暗亏，燕王并不纯洁的心被铁铉无情地伤害了。

我堂堂的燕王岂能被铁铉这种无名小辈玩弄于股掌之间，真是气煞我也！燕王传令重新集结军队，再次向济南发动进攻。铁铉为激怒燕王，打击燕军的士气，令守城士兵大声叫骂。

燕王被气得暴跳如雷，令人抬来看家武器——火炮，对城上进行猛烈轰击。燕王的这一着，又让守城的士兵傻眼了，他们眼睁睁看着一颗颗大铁球拖着长长的火光飞过来，却无计可施，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铁铉这时心里明白，现在能制伏燕王的，只有明太祖他老人家了。他命人写了许多明太祖的神主牌位，悬挂在城墙上。这一招还真够灵验，燕军见此，再也不敢向城上开炮了。铁铉极为高兴，踱上城楼，向燕王示威。意思很明显，是想告诉燕王：有胆量就打呀，反正是你老爹的牌位！

正在燕王为攻不下济南发愁的时候，在北平的道衍和尚致书燕王说：“师老矣，请班师。”（《明史&#8226;姚广孝传》）燕王遂解围北还。铁铉和盛庸乘势追击，收复了德州。建文帝闻讯后自然非常高兴，升铁铉为兵部尚书，赐金币。封盛庸为历城侯，总掌北伐事宜。

六、 挥兵南伐（7）

十月，不甘心失败的燕王以奇袭的方式展开冬季攻势。他以远征辽东为名，吸引南军的视线，偃旗卷甲，由小路突然偷袭沧州，擒守将徐凯，斩杀南兵一万余人。十二月，燕王领兵南下，克临清，掠大名，占汶上。盛庸、铁铉率兵尾随在燕军后面，安营于东昌。

不久，燕军回师向东昌的南军发动进攻。盛庸、铁铉探知燕军将至，杀猪宰牛犒劳将士，激励部下。盛庸与燕军接仗多次，已熟悉了燕王的用兵策略。燕王奸诈，与人作战时，或是抄袭后路，或是从左掖攻击。因此，盛庸就在左掖布置精锐部队，背城而阵，断绝了燕王抄袭后路的想法。为对付燕军骑兵的冲击，他还准备了充足的火器和强弩。为了增加杀伤力，他又在箭头上泡上毒药。

燕军已接连打了几次胜仗，士气高昂，见到南军就呐喊着向前冲去。南军毒箭齐发，燕军伤亡惨重。这时平安带兵赶来，对燕军形成夹击之势。盛庸也一改守势，麾兵大战。燕王故伎重演，率兵冲击南军左掖。这正中盛庸下怀，南军精锐遂将燕王重重包围。

朱能见形势危机，率领蒙古骑兵从南军东北角杀入，保护着燕王冲出敌阵。张玉不知道燕王已被救出，率兵突入南军阵地，被乱刃砍死。盛庸指挥军队乘胜追击，击杀燕军无数。“是役也，燕王数危甚，诸将奉帝诏，莫敢加刃。燕王亦知之，故挺身出，辄短兵接战。王骑射尤精，追者每为所杀。至是奔北，独以一骑殿后，追者数百人，不敢追。”

东昌大战是燕王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是役也，燕精锐丧失几尽，（盛）庸军声大振。”（《明史&#8226;盛庸传》）这次战役不仅彻底打破了燕军取道山东南下的梦想，而且以前夺占的城池，又重新被南军收复。而最让燕王痛心的是，大将张玉在东昌战死。他痛哭流涕地对部下说：“胜败是兵家常事，不值得忧虑。艰难之际，失此良辅，真令人悲恨交加！”

（三）迂回河北：数战奠胜基

燕军从东昌败退回北平后，燕王欲稍做休整，再出兵南伐。道衍和尚却极力反对，他认为消极防守无异于坐以待毙，只有主动出击，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燕王听从了道衍的意见，决定招募勇士，以图进取。

在出师之前，燕王为激发士气，亲自撰文，祭奠了张玉等阵亡将士，他将自己的战袍脱下后烧掉，“以衣亡者”。阵亡将士的家属被燕王感动得哭了起来，纷纷表示愿意继续跟随燕王作战，为死者报仇。

建文三年（1401）二月二十六日，燕军誓师南征，燕王吸取东昌大战失败的教训，与将士们约法三章：“勿轻敌，勿退却，违者杀无赦。”

三十日，燕军进至保定，燕王与诸将商议进攻策略。丘福等进言说：“定州府刚刚设立不久，城池尚未修好，乘机攻击，定能取胜。”燕王说：“我军多骑兵，野战易，攻城难。现在盛庸聚德州，吴杰、平安驻真定，互为犄角。一旦我军攻城不克，顿师城下，南军必然会师夹攻。坚城在前，强敌在后，胜负难料。”

六、 挥兵南伐（8）

燕王继续说：“真定与德州相距二三百里，我军进至二城之间，敌人必出城迎战，先败其一军，另一军自然胆破。”将领们觉得这样做很冒险，如果德州与真定的南军合势夹攻，燕军将腹背受敌。燕王回答说：“百里之外，势不相及。两军相薄，胜负在呼吸之间，即使百步之内尚不能相救，更何况是二三百里呢！”于是，燕军遂向德州与真定的中间地带进发。

三月十二日，燕军与南军在夹河遭遇。燕王亲自率三个骑兵窥测敌阵，发现南军的阵形异常坚固，阵旁整齐地排列着火车（火柜攻敌车）、大铳、强弩。燕王掠阵而过，盛庸派骑兵来追，燕王用箭将他们射退，并令骑步兵一万余人进攻南军的左掖。南军都用盾牌掩护住自己，矢刃不能入。燕王对此早有准备，他预先制造了一些长枪，约六七尺长，前端横贯铁钉，钉子的末端有倒钩，命勇士赴阵前向南军投掷，直接穿透南军的盾牌。南军一时拔不出来，而且因为枪长，一人取枪，还会搅动旁边的士兵。燕军趁其军阵骚动的一刹那发动急攻，南军弃盾逃走。

这时，燕将谭渊望见南军阵地尘土四起，遂率部逆击南军。南军将领庄得率众死战，杀死谭渊。朱能、张辅领军并进，燕王亲率骑兵绕到南军背后攻击，纵贯敌阵，与从正面冲来的朱能、张辅会合。

南军的火器本来占有优势，但由于燕军进攻速度太快，来不及发射，就败下阵来。都指挥庄得陷入燕军阵中战死，骁将楚智被活捉，不屈被杀。

两军一直鏖战到天黑，才各自收兵回营。这天晚上，燕王带领十多名骑兵在南军营地附近露天野宿，天明时才发现四面都是南军。左右随从请求赶快离开这一是非之地，燕王从容地说：“不要惊慌。”等到日出之后，燕王一行突然跨上战马，鸣角穿营而过。南军诸将被眼前的场景惊得目瞪口呆，尚未反应过来，燕王已扬长而去。

燕王回归本营后，准备整军再战。大将谭渊战死使他很悲伤，这也使他认识到，一些将领并未理解他的作战意图。因而他再次向众将指授作战方略其核心是以摧垮南军的精锐为目的，不必逆战，免得困兽犹斗，造成我军不必要的伤亡。“今日敌来，你们与他们对阵，我率精骑兵穿梭于阵间，发现敌人有可乘之机，就入阵打击敌人。两阵势均力敌，勇者胜。”

二十三日，两军再次接战。南军在西南，燕军在东北，燕王临阵督战，并亲率骑兵往来冲锋。从辰时一直酣战到过午，两军互有杀伤，屡退屡进。正当两军相持不下，处于胶着状态时，幸运之神再次光临燕王一边。一阵狂风从东北方向刮来，尘埃蔽日，沙砾击面，天昏地暗，人咫尺之间不能相见。燕军利用处于上风头的优势，乘风大呼，从左右两翼横击南军，钲鼓之声惊天动地。南军大败，践踏溺水而死的不可数计。盛庸率残部逃回德州。

南军东昌大胜后，朝廷赏赐丰厚。盛庸为了鼓励将士，让他们带着赏赐的金银器皿和锦绣衣袍，放言攻下北平后，与诸将士设宴痛饮。不料夹河大败，这些赏赐之物反而落入燕军将士的手中。真是骄兵必败啊！

败报传入京师，建文帝垂头丧气，下诏将齐泰、黄子澄流放，并令有司籍没他们的家产，以此向燕王谢罪。齐、黄名义上是被放逐，实则出外募兵。

六、 挥兵南伐（9）

闰三月，吴杰被燕王从真定城中诱出，列方阵于滹沱河畔。燕王见后大喜，对诸将说：“方阵四面受敌，怎能取胜？我用精兵攻其一处，只要一处败，其余不战自溃。”燕王派出少量兵力牵制其他三面，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猛攻东北隅，敌军稍却。燕王又亲率骁骑，沿滹沱河绕到敌阵后面，突入阵中，大呼奋击。南军矢下如雨，燕军死伤甚众。许多箭射在燕王的大旗上，如刺猬身上长满了的密刺。

平安在阵中建起数丈高的望楼，来观察燕军的动向。燕王率精骑冲过去，将到楼下，平安慌忙从楼上跳下逃走，南军的指挥系统顿时混乱起来。这时恰巧又刮起了一阵大风，“发屋拔树”，燕军乘势进攻，南军再次溃败。燕王指挥燕军四面围攻，斩首六万余级，吴杰、平安逃入真定城中。

燕王派人将那面扎满箭镞的旗帜护送回北平，交给世子，要他好好珍藏，让后世子孙知道今天征战之艰难。七十二岁的老将顾成见到这面旗帜，激动得老泪纵横，对朱高炽说：“臣自少从军，多历战阵，今老矣，未尝见若此也。”就是顾成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将也从未见过如此激烈的战斗。

此后，燕王以罢兵为诱饵两次上书朝廷，建文帝遂生撤兵之意。他对方孝孺说：“燕王是孝康皇帝的亲兄弟，我的叔父，如果杀了他，我怎么去见祖宗神灵呢？”方孝孺听后又急又气，劝道：“陛下果真要罢兵吗？兵散之后，很难聚集，燕军如果长驱直入，进犯南京，用什么来抵御呢？希望陛下不要被他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建文帝这才打消了罢兵的念头。

方孝孺的门生林嘉猷曾在燕邸供事，知道高熙、高燧与世子高炽不合，而且宦官黄俨阴险奸诈，党附高熙和高燧。就将此事告诉方孝孺，而此时高燧与世子协守北平，高熙随燕王征战，时时暗中陷害世子。

这时，南军在河北的战事毫无进展，前往德州的饷道又被燕军切断，南军一再失利，建文帝非常忧虑。方孝孺对建文帝说：“现在拟一封书信给世子朱高炽，让他们父子间生疑，燕王必然北归。这样，南军的粮道自然就打通了。饷道通则兵气振，兵气振则可以图进取。”建文帝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立刻命方孝孺写了一封信，派锦衣卫千户张安送给世子，让他赶快归顺朝廷，继承燕王王位。

朱高炽得信后，不启封，便将书信和张安一同送往燕王军前。早在张安刚到北平时，宦官黄俨就派人驰报燕王，说世子已和朝廷密谋，马上要谋反了。燕王将信将疑，就问高熙，高熙回答说：“高炽与建文帝本来就很亲善。”话音未落，世子派的信使就来到军前，将信和张安都交给了燕王。燕王读信后，倒吸一口凉气，敌人的反间计真厉害啊，自己差点儿就误杀了世子。

为解除南军对北平的威胁，燕王于八月北渡滹沱河，进攻驻扎在西水寨的南军大将房昭。连续围攻将近一个月，仍未攻下。房昭的军队中有很多南方将士。时值秋末冬初，天气渐寒，而寨内御寒衣物短缺。围寨的燕军为了瓦解敌人，在月明之夜四面唱起吴歌，南军将士听到家乡的歌声，禁不住潸然泪下，有些甚至下山投降。

十月初一，真定南军前来救援，燕王从定州回师，与围寨的军队合击南军。这时，房昭也率寨内守军参战，而这正是燕王求之不得的。燕王密令部分勇士卷旗登山，潜出敌阵之后，张旗呐喊。南军惊溃，被斩杀万余人。燕军遂破西水寨，还师北平。

六、 挥兵南伐（10）

（四）长途奔袭：浴火重生

燕军与南军经过两年多的交战，双方各自的优势和缺点都已暴露无遗。燕军长于野战，而弱于攻城；南军长于防守，而弱于进攻。双方一攻一守，基本上达到了攻守平衡。

燕王虽然屡战多胜，千里奔突，几乎无人能御。但攻占的城邑往往守不住，旋得旋失。到建文三年（1401）底，燕王控制的地盘也仅有北平、永平和保定三郡。

而南军在经历了最初的挫折后，也针对性地改变了策略，把主要兵力集中于德州、真定等战略要地，据城固守。此外，南军还在一些险要的隘口设置军寨，坚壁清野，阻挡燕军南下。这些策略的施行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效果，这使北平时刻面临着威胁，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建文三年（1401）底，一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燕军长于野战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打破了南北的均势。这群人就是建文帝皇宫里的宦官。由于建文帝对宦官要求很严，而燕王对宦官则较为宽厚，因此不少宦官纷纷从皇宫里跑出来归附燕王。这些人了解宫中内情，告诉燕王南军重兵在外，南京空虚，现在应火速直捣南京。燕王听到这个消息后与道衍和尚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燕王认为要夺得政权，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连年用兵，广土众民，待四方宾服之后，再议根本大计。这种方式较为稳妥，但连年累月，劳师动众。二是夺取京师这一根本重地，再以京师号令全国。经过商议，他们决定采取第二种方式。道衍认为现在应当“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明史&#8226;姚广孝传》）。燕王也慨然说道：“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明史&#8226;成祖本纪》）遂决定长途奔袭，直捣南京。

建文三年（1401）十二月，燕王留世子守北平，自己亲率大军南下，由李远率轻骑为前哨。这次燕王接受了以前在山东连遭失败的教训，不再取道德州、济南一线，而是从河南与山东交界处南下。

建文四年（1402）正月初一，李远率八百轻骑到达藁城。盛庸派部将葛进为先锋领马步兵一万多人截击燕军。两支先头部队在滹沱河厚厚的冰面上遭遇。葛进见李远人马少，令士兵下马退回岸边，把马匹系在树林间，用步兵迎战。李远佯装败退，引诱南军来追，然后分兵绕到南军背后，将树林里的马匹全部放跑。这一计谋得逞后，李远督众奋击。南军退回，准备乘马与燕军再战，但树林里的马已空无一匹。李远带马队赶来，南军惊慌失措，纷纷溃逃，被杀或溺水而死的有数千人，葛进单骑逃走。燕王以岁首首战告捷，亲自致书嘉奖：“将军以轻骑八百，破敌数万，出奇应变，虽古名将不过也。”（《明史&#8226;李远传》）燕王还颁布命令，将这次参战的将士皆升一级。

正月十二日，燕军由馆陶渡过彰水。这时燕王看到一个病卒躺在路边痛苦地呻吟，燕王停下来，命侍从将病卒扶上自己备乘的马匹。侍从不高兴地说：“殿下的从马怎能让病卒来乘呢？”燕王动情地说：“人命与马哪一个更重要，人病了不能行军，不用马驮着他，就等于把他抛弃给敌人。我岂能贵马而贱人呢！而且他为我效尽了全力，我如果不关心他，岂不违背了父母之道！”将士们知道此事后，都深受感动。正因为燕王体恤部下，燕军将士才临阵舍生忘死，常常以少胜多。

六、 挥兵南伐（11）

燕王在南下的过程中，很好地贯彻了战前制定的战术，不打消耗战，快速向南京进击。三月初九，燕师主力绕过徐州，到达涡河。这时，准备在河北、山东以逸待劳的平安、铁铉、盛庸等南军将领，也领会了燕军攻击京城的意图。他们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狼狈地尾随燕军疲命追击。当燕军哨骑侦探到平安大军即将追到的消息后，燕王反而大喜。因为燕军主力南下后，北平空虚，燕王最担心平安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法，进攻北平。燕王听说平安追来，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于是燕王命高熙守营，自己亲率两万精骑到淝河伏击平安。为轻装前进，燕王命令每人只带三天的食粮。但连等数日，士兵的粮食吃光了，战马的刍草都用完了，平安的南军仍杳无踪影。诸将都坚请回军，燕王耐心地劝道：“我度其必来，须少待之。”（《明太宗实录》卷八）第二天清晨，平安果真率领南军风风火火地跑步进入燕军的伏击圈。燕王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引兵远来，锐意求战的平安怎么也没想到燕王会在这里恭候自己，全军毫无防备，被轻易击溃。燕王本想生擒平安，但平安改换服装，率数骑逃去，退守宿州。

四月十四日，燕王率军进驻小河（今江苏睢宁一带）北岸，平安的军队隔河而阵，两军拉开决战的架势。燕军首先渡河发动进攻，南军毫不示弱，列阵十余里，张左右翼迎击燕军。经过激烈的拼杀，燕王不仅被平安重重包围，而且差一点被平安刺伤，燕王的马也被南军射死。危急时刻，蒙古骑兵王骐跃马入阵，奋力冲杀，燕王才侥幸逃脱。

燕王见明斗不行，又想起了自己的杀手锏——偷袭。燕军半夜偷偷渡河，绕到南军后方，于黎明时分对南军发动突袭。南军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恰在这时，徐辉祖率援军赶到，对燕军迎头痛击。燕王见大事不好，急令军队后撤。徐辉祖乘势大败燕军，并斩杀燕军骁将李斌。燕将见到这种阵势，被吓得肝胆俱裂。

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这次偷袭，燕军非但没有将南军击败，反而损兵折将，这令燕军将士懊恼不已。而更糟糕的是，这时的南方已进入夏季，阴雨霏霏，天气湿热。燕军多北方人，对这种气候很不适应，军中疾病流行。在这双重不利因素的打击下，燕军士气降到了冰点，诸将纷纷劝燕王回军，一场信任危机就此爆发了。

经过连年的征战，燕军将士已进入身心疲劳期。此次南征的目标虽说是直捣京城，但到底有多大胜算，就是燕王心中也无十分的把握。更何况燕军是孤军深入敌后，前有重兵阻击，后有大军堵截。能否取得胜利？何时才能胜利？都还是未知数。新败之后，对未来前途的迷茫导致了将士们忧虑加深，思想压力陡增。燕王明白现在已到了必须做出决断的关键时刻，弄不好燕军就会土崩瓦解。

燕王不得不再次耐心地做起思想工作，以激励大家必胜的信心。他说：“两敌相持，贵进忌退，几年以来，南军连吃败仗，已是闻风丧胆。现在他们粮食匮乏，士卒饥寒交迫，官兵离心离德。我军一旦退却，不仅灭我士气，遭到敌人的追击，而且整个战略计划都被打乱，出师四个多月的战果也将付诸东流。”

六、 挥兵南伐（12）

前进不一定是一条死路，但后退却是死路一条，你们看着选择吧。燕王自以为讲得非常清楚，就命令众将愿意前进的站到右边，主张后退的站在左边。事实证明他错了，站在右边的只有朱能、郑亨，其余绝大多数将领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左边。更可笑的是王忠，他左右为难，拿不定注意，站在中间东张西望。燕王看到这种情况，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声色俱厉地说道：“凡是想撤退的，就听其自便吧。”将领们这下被吓呆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敢动。

朱能猜出了大家的心思，上前一步，信心十足地对众将说：“当年汉高祖刘邦十战九败，最终还是统一了天下。我们自从跟随殿下举兵以来，打了无数胜仗，难道一次小小的挫折就能改变我们起兵的初衷吗？而且敌军疲累已极，粮草即将耗尽，坐困在此地。我军胜利在望，怎么能够有退却的念头呢？”

正是这个年轻将领挺身而出，才化解了这场危机。经过这场冲突，诸将终于明白了，他们这群被称为反贼的人，其最后的归宿只有一条，不上天堂，就下地狱，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也许我们打不过敌人，但敌人有时会自己打败自己，这就是机遇，也是坚持者所得到的最好的奖赏。不久之后，建文帝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从而为燕军打开了通往天堂的道路。

听说燕军内部闹起矛盾，将要北撤，建文帝就以保护京师为名，将刚刚获胜的徐辉祖调了回去。这样何福、平安一军就陷入了孤立。因粮饷不继，何福一面下令南军退往灵璧坚守，一面请平安前去押运粮草。

几天之后，燕军哨骑侦知平安的运粮车队返回。燕王大喜，遂令朱高熙率精兵埋伏在树林间，相机而动，自己亲率骑兵从两翼包抄。平安对燕王的袭击早有防备，令军队放箭阻击，矢下如雨，杀燕兵千余人。燕王遂指挥步兵纵向攻击，将南军断为两截，使其首尾不得相顾，南军阵脚大乱。这时，何福率援军赶到，与平安合兵一处，夹击燕军。燕军拼力抵抗，大战一上午，被杀数千人，只得向后退却。高熙见南军已经疲惫，率生力军从林间杀出。燕王也回师攻击，南军大败，被杀万余人，粮饷全被燕军缴获。

何福和平安率余部逃入城中，闭门固守。这时城中粮食已经耗尽，军心涣散，何福将平安召来合议，决定明天早晨突围。为使全体官兵步调一致，他们还制定了暗号：三声炮响。

第二天，天还未亮，燕军饱餐战饭之后，燕王亲率诸将开始攻击灵璧的南军大营。为激励将士，燕王命士兵连放三炮。

南军尚未收拾好行装，突然听到三声炮响，误以为是突围的暗号，他们一边骂何福不提前打声招呼，就随便更改计划，一边争相朝城门涌去。城门狭窄，南军乱作一团。燕军顺势追杀，不仅全歼南军，而且俘获平安、陈晖等大将三十七人。何福乘上一匹快马，仓皇逃去。

灵璧之战使南军精锐丧失殆尽，建文帝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水流湍急的长江天险和坚固的南京城墙上。

七、 血腥的一幕（1）

七、 血腥的一幕

高皇英武在上，其养育者率多直节，不事委蛇。而文皇刑威劫人，其搜捕者易于抵触，难于感化。虽人心之不附，亦相激而使然也。

—— 《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壬午殉难》

灵璧之战后，燕军步步进逼，南军节节抵御。方孝孺扼守长江天险、保卫南京的战略计划，由于南军将领的投降，而最终化为泡影。李贽在总结建文帝失败的原因时说：“以全盛之天下，金汤之世界，付与讲究《周礼》、精熟《大学衍义》之大学士，不四年而遂败。可畏哉，书也！”（《续藏书》卷七）由此观之，书生误国绝非虚言。

但令建文帝欣慰的是，他虽然失掉了江山，却没有失掉人心。他的臣子们，在方孝孺的带领之下，宁愿肝脑涂地，也不愿背叛他们的忠诚和信仰。李贽对此评论说：“故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风之，连茹拔之，而建文复以春温煦之耳。”（《续藏书》卷五）这些建文遗臣之所以能肝胆相照，就在于建文帝四年清明政治所给予大家的感动。这么多人的慷慨赴死，恰恰证明建文政权更具法律或道德的合法性。而成祖高举的屠刀，则更彰显出他失道寡助的窘境。

（一）长江、金川门之变：天堑变通途

燕军取得灵璧之战胜利后，南方已进入盛夏季节，酷热难耐。这对于不适应炎热气候的北方军队来说，如何选择一条安全的捷径迅速攻占南京，已成为当务之急。

燕王为此召开了军事会议。一些将领主张西取凤阳，直接切断南军的援军，然后南下滁州、和州，另派偏师西捣庐州、安庆，夺取长江天险。毫无疑问，这是南下京城最便捷的道路，但燕王不同意这条进攻路线。他认为凤阳处于要冲位置，防守坚固，驻守凤阳的南军都督孙岳“列寨淮西，水陆有备”。

另一些将领则主张先取淮安，作为南下基地，然后由高邮下扬州、仪真。燕王也觉得这条道路既便利又稳妥，于是写信给驻守淮安的驸马梅殷，以南下进香为名，借道淮安。

梅殷是建文帝的亲信，他看出燕王没怀好心，就借朱元璋之口，将燕王臭骂一顿，并在回书末尾写道：“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燕王大怒，遣使复书威胁梅殷说：“我出兵是为了铲除朝中奸臣，天命有归，非人力所能阻挡。”梅殷看后，更是怒火万丈，将来使的耳朵、鼻子全部割掉，对他说：“留着你的嘴巴，为殿下讲讲君臣大义。”燕王被梅殷毫不客气地羞辱一番，非常沮丧，打消了借道淮安的想法。从此，二人结怨，这也成为后来扑朔迷离的梅殷案的导火线。

燕王不得已，于是冒着被梅殷抄袭后路的风险，决定破釜沉舟，直驱扬州。五月十七日，燕王派吴玉到扬州招降。御史王彬本想抵抗，却被指挥王礼出卖，扬州不战而降。

扬州的失陷沉重地打击了南军的士气，高邮、通州、泰州皆不战而降。不久燕军攻克仪真，控制了扬州以东的长江北岸地区，随时准备渡江南下。燕军船只往来江上，旌旗蔽日，锣鼓震天。

七、 血腥的一幕（2）

这时，南京城内一片恐慌，建文帝更是坐立不安，他万万没有想到，为保皇位永固的削藩却使自己落到皇位不保的地步。齐泰、黄子澄已到东南募兵，他的近臣只剩下方孝孺一人，于是他赶紧将还在筹划复古改制的方孝孺召来商议对策。

一向不慌不忙的方孝孺一改往日的从容文雅，焦虑地说：“形势危急，我们应当用计策拖延时日，以等待东南的援军。”然后他向建文帝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派大臣出外募兵，号令天下军民到京师勤王；二是调集兵力加强长江南岸的防守，抵抗不熟悉水战的燕军；三是派庆成郡主与燕王议和，许割地划江而治。

燕王深知庆成郡主的来意，两人见面后，燕王大哭，郡主也跟着哭起来。燕王向郡主解释了不得已起兵的原因，郡主也把割地求和的来意向燕王说明。燕王义正词严地拒绝了郡主的请求。他说父皇封给自己的土地还保不住，割地有什么用？自己起兵就是为了除奸臣，安社稷，而不是为了抢夺土地。只要除掉奸臣，自己就回归北平，而没有其他奢望。然后，燕王进一步揭露这种求和的用意说：“这是奸臣想延缓我军的进攻，以等待远方救兵的阴谋，我岂能被他们欺骗！”

郡主听了燕王的话，默然无语。临别时，燕王要郡主转告诸弟妹，依赖祖宗神灵的保佑，我们团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言外之意，就是自己攻入京城的时间已经指日可待了。

庆成郡主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实际上，这一缓兵之计也只是方孝孺的一厢情愿，即使派出最高明的说客，实现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燕王用兵素来狡诈，哪里会上方孝孺的当。燕王四年的谋反之路，出生入死，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磨难，终于在今天看到胜利的曙光，想用割地来打动他，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建文帝知道了谈判的结果后非常害怕，又向方孝孺问计，孝孺只得委婉地安慰他道：“长江天险可据，江北的船只已被全部烧尽，没有船只，燕军还能插翅飞过来吗？况且天气酷热，燕军中瘟疫流行，用不了几天，燕军就会退兵的。”

燕王在拒绝了建文帝的求和后，加快了进攻的步伐。他将军队集中于浦子口，准备从此渡江。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竟然受到了老对手的顽强阻击。

这个人就是盛庸，他率领南军将士奋不顾身地做了强力反击，并把燕军结结实实地痛打一顿。南军的英勇抵抗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燕军长途跋涉，疲病交加，军队的战斗力已接近发挥到极限，士兵们的厌战情绪极其强烈，他们都希望回军休整。燕王望着长江宽阔的江面，湍急的水流，以及对面那高耸的南京城城墙，也动摇了，因为水战和攻城都是燕军的弱项。

燕王已无奈地准备议和北还了，士兵们也开始打点回军的行装。而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却改写了历史，这个人就是当年被黄子澄从南京放走的朱高熙，他率领大批蒙古骑兵赶来助战。

七、 血腥的一幕（3）

燕王见此情景，激动地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拍着高熙的脊背勉励说：“努力吧，世子身体不好，如果夺得天下，就进封你为继承人。”高熙率军力战，最终击败了盛庸的南军。燕王一句许诺，改变了战局，却也为日后高熙的反叛埋下了隐患。

经无数失败的打击，朝廷方面已是上下离心，士无固志。这时，建文帝派总掌江上舟师的陈瑄支援前线，陈瑄没去增援盛庸，反倒投降了燕王。兵部侍郎陈植在江上督师，部将金都督欲投降，陈植将他训斥了一通，并用君臣大义教育他。金都督非但不听，还纠集党羽，出其不意地将陈植杀掉，率众投降了燕王。南军将士的叛降给了南军致命的一击，致使长江防线顷刻崩溃。

南军将士纷纷在此时倒戈，也并不奇怪。一来对于燕王与建文帝叔侄争夺皇位的这场战争，除了利益攸关的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处于观望状态，正所谓“四方人心多所观望，惟视金陵成败为向背”。其中的是非曲直，他们并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谁做皇帝，谁做皇帝就服从谁。现在，南军将士们看到建文帝大势已去，自然也就择木而栖，投靠燕王一方。此外，建文帝的重文抑武政策，也是导致许多武将投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月初三，燕王整军渡江。这天晴空万里，微风轻拂。长江上波澜不惊，燕师战船相接，旌旗招展，戈甲耀日，大军渡江如履平地。对岸盛庸的军队被这气势恢弘的渡江场景吓得心惊胆战。燕军逐渐逼近南岸，前锋部队高声呐喊着直冲南军大营，南军溃败。燕军追奔数十里，盛庸单骑逃走。

渡江之后，燕王吸取了济南失败的教训，没有贸然攻打坚固的南京城，而是因时制宜，先攻取了镇江。燕王知道，南京城高池深，城里二十万守卫部队如要顽抗，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攻克。倘若南军在镇江集结兵力，截断饷道和归路，将燕军困在长江以南，就会使自己处于极为不利的险境，甚至上演功败垂成的惨剧。攻克镇江之后，建立起巩固的后方基地，他就可以放心地进攻南京了。

六月初八，燕军浩浩荡荡由镇江西进，抵达龙潭。燕王遥望南京城外的钟山，禁不住怆然泪下。将领们正因为打了胜仗而兴奋不已，不知道燕王为何伤心落泪，赶紧过来追问原由。燕王回答说：“我往日渡江之后，就可入京见到父皇。自从被奸臣加害之后，已好多年没有渡过长江了。现在我已站在江边，可我的父皇已不在人世了。瞻望钟山，仰怀陵寝，禁不住悲从中来。”

自从燕军突破长江天险后，建文帝甚为忧虑，他徘徊殿廷间，坐立不安，召方孝孺上殿询问计策。方孝孺从朝臣中揪出李景隆，请求建文帝将其处死，邹公瑾等十八个朝臣更是怒不可遏，一起向李景隆发难。平日庄严肃穆的殿廷上，立刻上演了一出全武行，群臣一拥而上，差点儿将李景隆打死。但是“仁慈”的建文帝还是否决了群臣诛杀李景隆的请求，从而也葬送了最后翻盘的机会。

七、 血腥的一幕（4）

随后，方孝孺提出了自己的三条破敌计划：一、收缩防线，将城外百姓迁入城内，城外积木房屋全部烧毁，使燕军既无安身之处，又找不到攻城器械。二、派李景隆带领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与燕王讲和，以拖延时间，等待援兵。三、分派诸王分守城门。南京城内粮草充足，足以固守。等援兵到来之后，内外夹击，决一死战。万一失利，就退往四川，收集兵马，东山再起。

方孝孺的建议并非全无实现的可能。首先是南京城防坚固。当时的南京城共有十三座城门，其中聚宝等三座城门各有四道城墙，每两道之间的空间称为“瓮城”，用于战时的防守。聚宝门是所有城门中最坚固的一个，修有二十七个“藏军洞”，每洞可容纳兵士一百人以上，共可藏兵达三千人以上。每座城门都有内外两道门，外面一道是从城头上放下来的“千斤闸”，具有坚固的防御作用；里面一道则是外包铁皮的两扇木质大门。城墙填层上部，采用桐油、石灰拌和的灰浆封顶夯实，厚约两米，沿墙体两侧直至墙根用灰浆砌筑五到十层城砖，可称得上铜墙铁壁。

其次，朝廷方面还占据着半壁河山，如果上下一心，局面并非不可收拾。无奈大厦将倾，人心离散，即使再好的计划，也难以挽回败局。

燕王再次拒绝了建文帝的和谈要求，于六月十二日发动了对南京的总攻。燕王担心四方或有勤王的军队，先命刘保、华聚为先锋官，到朝阳门试探虚实。刘保到达朝阳门后，没有发现敌情，遂派人回报燕王。燕王大喜，命军队整装前进，屯兵金川门。

这时，守卫金川门的是李景隆和谷王朱穗。当年燕王起兵靖难时，谷王穗不愿意归附燕王，从宣府逃回京师报信。建文帝认为这样的人忠诚可靠，就把这座最重要的城门交给他把守。建文帝或许没想到，当时谷王前来投靠他，不是对朝廷有多忠诚，而是估计燕王的力量太小，战不过朝廷。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见风使舵的谷王岂能再受你的指使。当燕王军队到达金川门之后，谷王与李景隆双双撕下伪装，立即打开城门，迎接燕军入城。

此时，建文帝在皇城中做了他一生中最勇敢决绝的事，亲手处死了勾结燕王的徐增寿。自燕王起兵之后，徐增寿就不断将“京师虚实输于燕”，当燕王逼近京师时，他更加紧了投降活动。建文帝命人“召增寿至”，亲自诘问有无勾结燕王之事，徐增寿拒绝回答。建文帝大怒，亲自持剑“斩之殿庑下”。此后，建文帝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为明成祖百寻不得其解的疑案。

（二）诛十族：儒士的绝唱

燕王占领皇宫后，向宫人内侍追问建文帝的去向，他们都把烧焦的马皇后指为建文帝的尸体。燕王看到火堆里的尸体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就演起猫哭老鼠的把戏，哭着说：“小子无知，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随后，燕王接受礼部侍郎王景的建议，顺水推舟，用天子的礼仪安葬了“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

七、 血腥的一幕（5）

燕王之所以这样做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全国百姓的心目中，建文帝才是正统合法的真命天子，如果他还活着，皇位就是他的。燕王想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就必须给全国造成建文帝已死的印象。至于尸体的真假对于燕王来说并不重要，而一具被烧焦的尸体正可遮人耳目。

按照燕王自己的说法，他起兵的目的是为铲除皇帝身边的奸臣，而不是为了夺取皇位。建文帝自焚而死，属于自杀，与燕王无关。燕王以天子之礼安葬建文帝，天下臣民不但对燕王无可指责，反而会觉得他是大恩大义之人。这样，燕王既推卸了逼死建文帝的责任，又为自己做皇帝扫清了道路。

为保守其中的秘密，使玄机不被泄露，燕王清宫三日。建文帝的宫人、女官和内官大多被处死，只有得罪过建文帝的人才侥幸活命。

国不可一日无君，诸王及文武大臣恭请燕王即位，燕王心中自然非常高兴，但他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就又假惺惺地将起兵靖难的理由絮叨一遍，并谦称自己才力菲薄，“力辞不就”。于是骗人的戏法连续上演了四天，大臣们有的叩头固请，有的上书劝进。燕王觉得火候已到，再不收场，反而不好下台，便准备登极称帝。

这时的燕王已高兴得忘乎所以，即刻起身带领大臣们前往皇宫登极称帝，不料却被杨荣拦住了去路。杨荣问道：“殿下是先拜谒皇陵呢？还是先继承皇位呢？”燕王这才从沉醉中清醒过来，立刻掉头前往孝陵拜谒。

称帝与拜谒孝陵的先后，似乎只是细节上的不同，其实却隐含着重大的政治文章。拜谒父皇的孝陵再即位，表明自己是继承明太祖的皇位，而不是建文帝的皇位。这对通过三年战争夺得皇位的燕王来说，至少可以增加一些合法继承人的色彩。杨荣也因出了一个好点子，被委以重任，后来成为明成祖最亲近的大臣之一。看来，拍马屁也得拍在点子上，杨荣拍马屁的水平堪称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燕王拜谒完孝陵之后，登辇入城，继承皇位，是为明成祖。他取天下永远康乐之意，建元“永乐”，以明年为永乐元年。

成祖称帝后，欲拟即位诏，群臣力荐方孝孺。成祖也知道方孝孺名满天下，而且道衍早在燕军南下时，就对燕王说过：“方孝孺素有学行，殿下攻破京城后，他一定不会投降，请您不要杀了他。如果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有了道衍的嘱托，成祖自然对方孝孺格外重视。

这时，成祖听了群臣的建议，也觉得方孝孺是建文帝的近臣，用他写即位诏，更能安抚人心。于是，成祖就将他召来。谁知道方孝孺软硬不吃，最终使事态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进而演化为空前的历史惨剧。

方孝孺进殿，当众号哭，声彻殿廷。成祖一时颇受感动，从殿上走下来安抚道：“先生不要自己难为自己，我只不过是效法周公辅成王而已。”

七、 血腥的一幕（6）

方孝孺抓住成祖话语中的破绽，反问道：“成王在哪里？”成祖推脱责任道：“他自己想不开，自焚死了。”方孝孺紧追不舍地问道：“成王的儿子不是还活着吗？”成祖巧妙地回答道：“治理国家需要年长的君主。”方孝孺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游戏规则，反问道：“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呢？”成祖被方孝孺问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不耐烦地说道：“这是我们的家事。”

成祖边说边示意左右将笔札交给方孝孺，说道：“朕的即位诏，非先生撰写不可。”方孝孺夺过笔札，愤怒地写道：“燕贼弑君篡位。”这几个字正刺中成祖的痛处，他大声威胁道：“你不怕灭你的九族吗？”方孝孺轻蔑地看着成祖，反唇相讥道：“诛十族又如何？”（《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壬午殉难》）

明成祖顿时大怒，恨其嘴硬，立命左右用刀从方孝孺的嘴角割至两耳，投入狱中。

暴君再一次展现出其残暴的想象力，一项新的纪录就这样奇迹般地诞生了。不过，这次观众见到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血淋淋的人头和痛苦的哀嚎。燕王命人大捕其宗族，每逮系一人，都押到方孝孺面前，让他看看，但方孝孺连头都不回。此时，明成祖也下了狠心，除要诛杀方孝孺的九族，其门生朋友也遭遇飞来的横祸，被列为一族，凑足十族。专制制度的残暴性几乎发挥到极致。

当差役奉诏前去逮捕方孝孺的妻子郑氏时，郑氏和诸子自杀而死。方孝孺的两个女儿尚未婚嫁，被逮系至京时，二人联袂投河而死。

方孝孺的弟弟方孝友受牵连被杀，孝孺看着他慷慨就刑，泪流满面。方孝孺最后受戮，被磔杀于聚宝门外。他就刑时气宇轩昂，留下《绝命词》一首：

天降离乱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方孝孺以一介儒士，面对专制君主的屠刀视死如归，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也正因如此，方孝孺的高风亮节才受到后人的顶礼膜拜。明初曾任刑部尚书的魏泽在途经方孝孺故居时写道：

笋舆冲雨过侯城，抚景令人感慨生。

黄鸟向人空百啭，清猿堕泪只三声。

山中自可全高节，天下难居是盛名。

却忆令威千载后，重归华表不胜情。

这首清新高雅而略带悲凉的小诗，真实地抒发了后人对方孝孺的崇敬与哀悼。

七、 血腥的一幕（7）

就实际情形而论，成祖起初并无杀害方孝孺之意。方孝孺在所有殉难文臣中，是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存活下去的。他只要凭借自己的名声稍稍迁就成祖，委曲求全草拟一份诏书，就能登上飞黄腾达的阶梯。但方孝孺却毅然放弃了这一选项，选择了抗争与死亡。方孝孺之所以蹈死而不顾，是因为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信念在支持着他。这种信念是什么呢？一是普世济民的仁道，二是维护伦理秩序的正义精神。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难得一见的清官，父亲爱民亲民的言行，为其仁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示范作用。其后，方孝孺师从宋濂，学习治国之术，“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明史&#8226;方孝孺传》）。怀抱如此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建文帝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方孝孺对“仁义治国”的渴望与对建文帝知遇之恩的感戴，使其真心视建文帝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捆在一起。建文帝已成为方孝孺的精神偶像，儒家治国理念的价值符号。由此观之，方孝孺的死决不能被视为一种个人的行为，它是明前期士人追求的儒家政治理想昙花一现后破灭的标志，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

此外，如果仅从为建文帝殉节的角度来考虑，方孝孺确实带有“愚忠”的成分。但毫无疑问，嫡长子继承制是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一条根本法则。方孝孺之所以被称为忠义之士，就是因为他维护了这条“天理”。

替成祖出谋划策的道衍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道衍所谓的读书种子断绝，就是指读书人对忠义操守的放弃。李贽说：“一杀孝孺，则后来读书者遂无种也。无种则忠义人材岂复更生？”就人格魅力来讲，方孝孺属于忠正之士中的佼佼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国家的正气所在。因此，成祖所斫伤的绝不仅是受难者的肉体，还有他们坚守的人格精神，这也正是靖难之役留给明王朝的最大损失。

（三）卫道士：挺拔的秀竹

明成祖以“靖难”为借口起兵谋反，最终夺得皇位。他怀着“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明史&#8226;陈瑛传》）的阴暗心理，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对建文遗臣及其家属大肆诛戮，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而建文遗臣则视成祖为叛逆，为维护神圣的纲常秩序，纷纷以血肉之躯与明成祖誓死抗争，抗节不屈和自杀殉难者比比皆是。从而在明初政治史上抒写了一部气吞山河、荡气回肠的悲壮史诗。

成祖起兵时为了避免树敌过多，所谓“除奸恶”主要是指齐泰、黄子澄二人。但当成祖攻入南京后，将打击面扩大到建文的六部大臣，其中被列为奸恶的左班文臣有二十九名。而且成祖公开发出赏格，允许军民人等捉拿未降服的建文朝官吏。绑缚奸臣的人，为首者升官三级，随从人员升二级；绑缚官吏的人，主使人升官二级，随从人员升官一级。

榜文一下，原来高高在上的父母官，竟成了百姓、士兵的摇钱树，很多人因擒获在逃官吏而获得封赏。有的人则借机公报私仇，劫掠财物，社会治安陷于混乱。成祖发现苗头不对，立刻收回成命，但趁火打劫的仍屡见不鲜。

七、 血腥的一幕（8）

成祖对捉获的官吏分别首从，对“首恶”严惩不贷，从犯只要悔罪降服，即予宽宥。在惩治首恶时，其残忍程度亘古未闻。

黄子澄被成祖列为首恶中的第一人。

黄子澄在洪武十八年（1385）的会试中考中第一，被选拔为懿文太子的伴读，后累官至太常寺卿。建文帝即位后，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

起初，建文帝对黄子澄言听计从，令密谋削藩。当燕王大举南进时，黄子澄名义上被罢免，实则是出外募兵。黄子澄微服私访，由太湖到苏州，准备与苏州知府姚善一起航海到国外乞兵，以图后举。姚善不同意他的建议，他便自己南下。后在太仓暴露身份，被武士汤华抓获，送到京师。

成祖亲自审问，黄子澄抗辩不屈，口称“殿下”，而拒称“陛下”。左右侍从令其改口，黄子澄却大义凛然地说道：“我原以为殿下起兵，只是为了‘周公辅成王’，今天才知道殿下谋反是为了抢夺皇位。富贵荣华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无足轻重！殿下向来悖谬，不遵从祖训，你的子孙以后若群起效尤，也就不足为怪了。”

成祖大怒，命将他的宗族、妻族外亲全部逮来，“哀号震天”。成祖用威胁的口气命黄子澄将自己的罪行写到纸上。子澄奋笔写道：“本为先帝文臣，奉旨筹划削藩，因举措失当，才使国家遭此大难。后人应引以为戒。”

成祖看后，命人将他的双手砍去。成祖觉得仍不解恨，又命将他的双足剁掉。这时的黄子澄虽手足全无，仍破口大骂。成祖更加恼怒，下令将其磔杀。子澄宗族无论老幼一律处死，姻亲都被谪戍边疆。只有他的一个儿子改名为田经，迁居湖广咸宁，才幸免于难。

另一个被成祖列为“首恶”的是太祖遗臣齐泰。齐泰原名齐德。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历任礼、兵二部主事。有一年，谨身殿遭雷击，太祖自知杀生太多，罪孽深重，不免心中发虚。他为平息上天的怒气，就选择历官九年而无过错的人，与他一同到郊庙祭祀。

在洪武时期，任职三年而无过错的官吏就是千顷一苗，任职九年而无过错，那更是稀世珍品。不过，齐德就是当时稀世珍品之一。祭祀完毕后，朱元璋取国泰民安之意，亲自将齐德改名齐泰。

由于受到朱元璋的眷顾，齐泰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被提拔为兵部左侍郎。因他是文臣，朱元璋有些放心不下，就找了个机会，询问边将的姓名。齐泰从容对答，如数家珍，无一遗漏。朱元璋又问各地的军事图籍，齐泰从衣袖中拿出一本手册，各地形势勾画得简明扼要，记录的作战要点如教科书一样详细周密。朱元璋“大奇之”。

建文帝即位之后，命齐泰与黄子澄同参国政，不久被提拔为兵部尚书，为其处理削藩事宜。

当燕军日逼，接近京城时，齐泰被建文帝派出募兵。京城失陷后，成祖悬赏捉拿齐泰，风声渐紧。齐泰担心被人发现，就把墨汁拿出来，将自己的白马染成黑色。齐泰骑着马狂奔一段路程后，汗出墨脱，染成的黑马变成了黑白相间的马，被人认出，在广德（今属安徽）被抓，送往京师。

七、 血腥的一幕（9）

齐泰不屈被杀，全家被“族诛”，从兄弟齐敬宗死难，叔父齐时永、齐阳彦等被谪戍。齐泰的儿子年仅六岁，免死，配给功臣家为奴，直到仁宗时才被赦还。

铁铉，河南邓州（今南阳）人，太祖赐字“鼎石”。成祖即位后，燕将用计将其擒获，十月间送到京城。成祖对这个数次打败自己的老对手非常敬重，欲亲自招降他，为己所用。但没想到的是铁铉比方孝孺更加“顽固不化”。

铁铉被带到殿上之后，连正面都没看成祖一眼，就反背着成祖坐在殿堂中央，谩骂不止。成祖让他回过头来正面与自己讲话。铁铉害怕看一眼成祖这个乱臣逆子，就玷污了自己的眼睛，始终没有回头。成祖命“碎分其体”，磔杀于市。长子福安被谪戍广西河池。次子康安，起初发往匠铺为奴，后被戮死。其妻女被发往教坊司，充做女乐，实为官妓。

除以上诸烈士之外，还有许多建文遗臣惨烈地死去，难以尽述。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对建文帝如此赤胆忠心，宁愿粉身碎骨，也不愿归附明成祖呢？除建文帝重视文治，对文臣有知遇之恩等原因外，更重要的因素还有两点：

一是宋末元初忠义气节的感召。

按照明朝的正统观念，建文帝就是明太祖的合法继承人，忠于建文帝就是忠于国家，忠于道义。

刘基的次子刘璟赋闲在家，成祖为测试他对自己的看法，特召他进京。刘璟以身患疾病为由拒绝赴京。后来成祖强行将他召到京师，而刘璟见了成祖不是称陛下，而是称殿下。尤其令成祖恼火的是，刘璟居然当面讥讽他说：“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明史&#8226;刘璟传》）成祖大怒，将他打入大牢。刘璟后来在狱中自杀。

刘璟的话代表了一大批士人的态度，他们斥成祖为叛逆，誓死不与之合作。曾凤韶在建文时任监察御史，成祖称帝后，令其官复原职，他拒绝赴任。成祖又召他为侍郎，他知道无法推辞，遂自杀。他用血写成的绝命词是：“予生庐陵忠节之邦，素负刚鲠之肠……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明史&#8226;曾凤韶传》）

二是受到仁义治国理念的驱使。

明初，朱元璋认为元朝失于柔仁，主张以严猛治国。大狱迭兴，酷刑令人触目惊心。朱元璋的恐怖政治遭到刘基、宋濂、王祎等人的普遍反对。宋濂曾劝说朱元璋以仁义治国，而朱元璋容不得这种宽仁之说，就借宋濂生病之机，将其赶回金华的老家。王祎也认为成就兴国大业应“惟德是辅”。刘基更是明言：“使我任其职，则宽政可复。”但在明太祖的强力压制下，他们的仁政理想就像是浓密阴云中稍纵即逝的闪电，偶一闪烁，就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

而建文当政后，实行以仁义治国的方针，废除了朱元璋的严苛法令，这正如李贽在《续藏书》中所说：“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时时招贤纳士，而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盖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建文帝从而获得了绝大多数文臣的忠心拥戴。成祖靖难兵起，多次指责建文帝“悉更祖法”。在这些文臣的眼里，明成祖与建文帝的皇位争夺已演化为暴政与仁政之争。成祖夺得皇位后，他们将成祖视为颠覆仁政的叛逆，宁死不降，最终导致了惨案的发生。

七、 血腥的一幕（10）

（四）瓜蔓抄：屠刀——成仁的试金石

对于已降服的建文朝旧臣，成祖也是放心不下，逐步采用幽禁、暗杀、瓜蔓抄等方法加以铲除。

驸马梅殷练达老成。太祖辞世之前，见诸王强盛，特意将梅殷叫到床前，密命其辅佐皇太孙，并命其镇守军事重镇淮安。成祖即位时，梅殷“尚拥兵淮上”。成祖强迫宁国公主写血书招抚梅殷。梅殷见到血书后，失声痛哭，向公主派来的使者追问建文帝的下落。使者一语双关地说：“去矣。”梅殷会意地说道：“君亡与亡，君存与存，我姑且忍辱负重，等待复仇的机会。”

梅殷回京，成祖亲自迎接，慰劳道：“驸马劳苦。”梅殷答道：“劳而无功，愧对太祖的重托。”成祖看出梅殷不甘心归附，默然良久，衔恨顿生。梅殷更是愤愤不平，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成祖对梅殷放心不下，偷偷派内官潜入梅殷的府第窥探。梅殷知道后更加愤怒。

永乐二年（1404），陈瑛揣摩出成祖的心意，弹劾梅殷招纳亡命之徒，蓄养番人，图谋不轨，还和女秀才刘氏朋比为奸，诅咒成祖。

第二年十月，梅殷早晨上朝时，谭深、赵曦派人将其挤到桥下溺死，诬称梅殷投水自杀。宁国公主抓住成祖的衣服大哭，让他解释清楚驸马的死因。成祖就将责任推到谭深和赵曦身上，欲从重治罪。二人不服，大声抗辩说：“这是皇上的授意，怎么能杀我们呢？”成祖听后大怒，命力士将他们的牙齿打掉，拖到殿外，斩首示众。

为使这出把戏演得更加逼真，成祖还假惺惺地遣官为梅殷治丧，并将梅殷的两个儿子封官。

成祖对于驸马尚且如此，对其他人更是心狠手辣。而为害最甚者莫过于“瓜蔓抄”。

“瓜蔓抄”始于御史大夫景清。建文初年，景清任北平参议时，做事干练，颇得燕王赏识。不久，景清被建文帝召回南京，提升为御史大夫。

成祖称帝后，景清因与成祖是旧交，仍任原官。一天早朝，景清穿着绯色的衣服，怀藏利刃上殿。此前，有人借红色异星犯帝座为名，提醒成祖提高警惕。成祖本来就怀疑景清有贰心，等上朝后，惟独景清穿着绯衣，目露杀气。遂命侍从对景清搜身，果然搜出一把利刃。

成祖责问景清，他奋起大呼道：“欲为故主报仇耳！”说完大骂成祖为反贼。成祖命人将他的牙齿打掉。景清仍然不依不饶，含一口鲜血向成祖喷去，成祖躲闪不及，龙袍上被喷上点点血迹。成祖龙颜大怒，立命将景清械系长安门，用铁刷子将景清身上的肉一块块刷掉。景清的肉被刷光，骨头被砸碎，成祖仍不解恨，遂“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明史&#8226;景清传》）。

七、 血腥的一幕（11）

青州教谕刘固因母老乞归，景清致书挽留，并邀请他回京任职。只因这封景清的邀请函，刘固也受到牵连，他和母亲袁氏、弟弟刘国、儿子刘超同日受刑于聚宝门外，真是祸从天降啊！刘超臂力过人，临刑时仰天长啸，捆绑的绳索全被挣断。他愤怒地夺过刽子手的屠刀，连杀十余人，后因寡不敌众，被磔杀。

方孝孺被诛十族，株连之人，或与其有血缘关系，或是门生故谊，尚有边际可寻。而瓜蔓抄将与案件本身毫无关联的人也牵连进去，几乎漫无边际。

这种风气一开，恶官酷吏察言观色，纷纷以穷治建文遗党为名，邀功请赏，无辜百姓苦不堪言。大礼寺少卿胡闰是饶州（今属江西）人，因不屈从成祖，他和长子均被杀害，次子被发配边疆，四岁的幼女为奴。胡闰的宗族乡亲有的被杀，有的被抄没家产，“所籍者数百家，号冤声彻天”。“瓜蔓抄”之后，胡闰的故乡一片凄风苦雨。“所居之地，在府城西隅硕铺坊，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光怪。尝有一猿，独哀鸣彻晓。东西皆污地，黄茅白苇，稍夜，人不敢行。”（《明朝小史》卷四《孤猿夜泣》）

瓜蔓抄并非只涉及少数不屈从成祖的朝中大臣，而是牵动全国各地，株连面极广，以至于民心摇动，惶惶不可终日。永乐时著名内阁学士胡广因母亲去世，回江西吉水奔丧，还朝后成祖问道：“百姓安否？”胡广回答：“安，但郡县穷治建文时奸党，株及支亲，为民厉。”（《明史&#8226;胡广传》）可见，瓜蔓抄已成为全国民众的公害。

明成祖屠戮建文遗臣的手段之残酷，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他的毫无原则与界限的杀戮，使无数无辜之人冤死在他的屠刀之下。谷应泰对此谴责道：“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壬午殉难》）成祖的暴行可谓罄竹难书。

仁宗即位后，于洪熙元年（1425）发布法令，赦免建文党案中的幸存者，胡闰的女儿被赦还乡，生活贫困，乡里人争相赠送钱谷，说：“此忠臣女也。”（《明史&#8226;胡闰传》）道义就像是扎根于民间的青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