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都去哪儿了：我和老爸30年

大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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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都去哪儿了：我和老爸30年/大萌子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03

CAEBN：7-001-000-60437937-2

分类号：文学—中国现当代随笔—时间—父亲　I2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京）字045号

时间都去哪儿了：我和老爸30年

大萌子　著

出 品 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E座9层

邮政编码：100007

网　　址：www.chineseall.com

首次发布：2014-03-28

更新时间：201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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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 版 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063-7341-8

出版时间：2014

目　录

自序：时间都去哪儿了

1岁

和老爸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人生大事：取名字

初见世面的180天

沙发正传：小小“和事佬”

遭遇血光之灾

刘大台奶奶

酒干倘卖无：爸爸带我接妈妈

爸爸永远的遗憾

自学高考：化身为坦克吧，爸爸

外一篇：姥爷家的大莹子

外二篇：户口的故事

2岁

计委大院

第一次上幼儿园

危险的一百米

我的家庭真可爱

房子啊房子

外一篇：眉眉，眉眉

3岁

几代人的玉渊潭

搬新家：甩龙、甩龙、甩龙

北外时光：藏好了吗

玉娥阿姨

玳娥阿姨

彩云之南：去看四爷爷啦

外一篇：四爷爷

4岁

书里落下来的小雪花

画画儿

一溜儿小跑寻美食

妈妈考上北京第一外国语大学

5-6岁

“天上飞来的副科长”

楼下芳邻高奶奶

匹诺曹和朋友们

随便拿东西的孩子是小偷吗

我的小叶阿姨

“路伴”程刚

萌萌寒假表现怎么样

我爸爸是DIY达人

7-8岁

风沙里的新娘子

爸爸带我去“老莫”餐厅

乱点红楼谱

“巧夺天工”的面包圈

保温饭盒

世界的木赛

笑

出口成章

生病

9-11岁

雨

那些陪我长大的“小朋友”

一束长发的浪漫

“好爷爷”，搬家，转学

奇怪的停电

一天干了三件大事

外一篇：送给没能参加高考的你

12-17岁

妈妈的小屋

爸爸的“创业史”

极度节俭哥

助人不一定为乐

高考，高考

寂寞而温馨的“高四”

18-20岁

“高四”小插曲：图书馆被告白

圆梦：大学第一天

班花，班花

和妈妈在广州过生日

减肥：为20岁的花季而战

21-25岁

姥姥走了

“非典”，爸爸和猫

蠢货，拖延症，差点儿丧命

小米豆相亲了

噢耶！带爸爸妈妈去超市扫货

深夜，为我而留的那盏灯

永别了，我的大帅哥

职场loser

老爸上网了

外一篇：姥姥姥爷的非典型爱情故事

外二篇：一辈子救了三个落水鬼

26-30岁

剩女驾到：找对象的那点儿事

分手还是坚持

纠结的婚礼计划

带着爸爸妈妈去关岛结婚——婚礼篇

带着爸爸妈妈去关岛结婚——旅游篇

外一篇：奶奶的故事

自序：时间都去哪儿了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萌子，有着苏、川、陇、鲁、冀五省热血的北京妞儿，婆婆妈妈的非正统O型狮子。2012年，我在微博上晒父亲节礼物——我和老爸的30年合影，想不到，竟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关心；更想不到，会因此有机会，在今年东、西方双节交会的时刻，带着合体中的宝宝，在爸爸的陪同下登上央视元宵晚会的舞台献唱《时间都去哪儿了》，这真是送给我的宝宝的最珍贵的新年礼物啊。

实际上，这个礼物过于隆重了。央视元宵晚会节目组刚刚找到我的时候，我心里绝对是忐忑大于激动的。我质疑过——“万一大家说，这姐们儿谁啊？嗓子又不好，又不是明星，怎么最近老在电视上晃悠”怎么办？令我感动到泪奔的是，节目组觉得我的顾虑很英明，当即决定找来原唱王铮亮为我进行现场钢琴伴奏+伴唱，并让老爸陪我一起上台。有了这样专业与温情兼备的钛合金搭档，我终于能鼓足勇气，用我单薄而业余的跑调嗓，为天下父母唱出这首我听一回飙一回泪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呢？在台上唱的时候，望着对面老爸满头细软的小白发，他和老妈年轻时红扑扑的笑脸就重叠着出现在我眼前。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蓝天白杨灰瓦房的年代，爸爸和妈妈在种了核桃树、丝瓜和葫芦的小院里，一人拽着被单的一角，把小小的我兜在里面，嘻嘻哈哈地荡秋千玩。我眼前一下子是粉嘟嘟的被单遮住了天，只剩下阳光透过来的点点金斑；一下子又出现爸爸妈妈年轻快乐的脸庞和高大矫健的身影。时间转眼又跑到我的中学时代，不知不觉中英俊/漂亮、无所不能的爸妈变得平庸而琐碎，念念叨叨，柴米油盐……然后时光飞驰，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发现妈妈背影不再高挑修长，而是变得臃肿肥胖；爸爸笑眼依旧，眼角却耷拉下来，白发越来越多，黑发逐渐消失不见了……

在有大把时间和感情可以挥霍的大学时代，我为爸妈的变化而心痛不已，流了不少泪。工作后，日程被上班、游乐、恋爱、结婚占得满满当当的，想法也就少了一些；但爸妈的逐年老去是无法忽略的事实，每次注意到，我依然从心里觉得忧伤。每当我的焦虑和难过被老爸老妈发现时，他们反而都会乐呵呵地安慰我，告诉我：把我成功带大、日子过得和和乐乐就已经是时间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了，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我，他们都非常非常满足。

我和老爸的合影在网上意外走红后，我接到了儒意欣欣图书公司的邀请，来写这本关于父女亲情与成长之路的书。写稿子的一年多里，我不断与爸妈聊天，一路还原那些成长中的点滴片段。作为一个80后的排头兵，我希望读者朋友都能从书里找到自己的影子，看到熟悉的人和事，这也将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留念和回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这可能是琢磨一辈子也得不出答案的话题。只希望在这场爱与时间的旅行中，我能像老爸老妈一样，越走越从容。愿以这本书和所有读者朋友共勉。

2014年3月1日

1岁

和老爸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我和爸爸最早的接触始于1981年夏天。

那是一个大力宣传独生子女政策的年代。大喇叭不断广播“坚决拥护每家一个子女的政策！”“只生一个好！”“独生子女就是好！”……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宣传声中，我出生了，成了一名80年代独生子女的排头兵。

哦，不急，从我出生前半个月开始讲起。

那年妈妈在怀柔一个中学代课，教英语。学生们非常喜欢她讲课，说她的课讲得清晰自然，态度又亲切和蔼。她也非常喜欢那些学生。但有一天她没法再讲了，不是嗓子哑了，也不是她的教学水平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她怀孕九个月，再也挺不下去了，所以只好告别了讲台。

临走的那一天真叫她感动得“泪奔”。当她在两个老师的陪同下到了火车站时，发现全班同学早早就等在站台上了。他们排成一排欢送妈妈，一张张稚嫩的脸上都是恋恋不舍。妈妈顿时视线模糊，耳朵嗡嗡的，好像有交响乐奏着送别曲。火车汽笛一响，随着列车慢慢加速，“怀柔北”的站牌渐渐远去……

我对妈妈的小小惆怅毫不知情，安逸地躲在她的大肚子里，舒舒服服回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老计委大院的家中，来到爸爸身边。

那时，天空碧蓝澄明，盛夏的阳光透过一簇簇打蔫儿的白杨树叶，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交织出斑驳的图案，知了鸣声悠长。爸爸和妈妈一样是老师，只是工作的地点在通县（现通州区）。每天放学后，爸爸——课堂上学识渊博、温文儒雅的赵老师，都会化身为热血赛车手，跃上他的爱车“28寸大凤凰”，如踏上风火轮一般风驰电掣地赶回家，三十多公里的路，不到一小时就搞定了。然后他会兴冲冲地奔进家门，跟爱妻和未来的宝宝相守。

胎儿时期我很乖，从不乱踢乱蹬，只是偶尔翻个身拱一拱。这时妈妈就对爸爸说：“瞧，小家伙又在‘拱大包’了。”爸爸每回都要趴在妈妈肚子上听一听，脸上带着憨憨的笑容，笑容里是满满的喜悦。“哎……乖……宝……”他轻声叫着，那是我跟爸爸最早的交流。

老实娃调皮起来最难防。我那么安静，好像不着急出来，还打算在妈妈的港湾里多停留一段时间，所以家里人，包括姥姥、爸爸都有些放松警惕。结果妈妈提前“破水”了。爸爸带着舅舅，在姥姥的指挥下，快速弄来一辆“豪华大车”——工地运渣土的两轮手推车，稳步小跑着将妈妈推到附近的复兴医院。

妈妈被送进产房，五六个钟头过去了，还没有动静。舅舅已经回去了。复兴医院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上，坐着等待妻子分娩的丈夫们。因为怕影响医护人员和病人行走，他们一个挨一个自上而下地贴着墙坐成一溜斜坡。“咱们这是属黄花鱼的，溜边儿。”其中一位调侃道。护士小姐的白大褂偶尔从这群精疲力竭的准爸爸头顶擦过。体力差点儿的准爸爸已经在打瞌睡了，性子毛躁点儿的则像猴子的屁股——坐不住，隔十几分钟就窜过去向护士打听情况。而我的爸爸，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望着远处产房那边。

产房里，我和护士阿姨正一起折磨着妈妈。在剧烈的阵痛中，戴着大口罩的护士很严肃地问：“姓名？家庭住址？户口所在地？……说呀，到底在哪儿？”“承德。”“啊，外地的，外地的就说外地的。”审讯似的登记让原本已经疼痛难忍的妈妈流下了眼泪，汗水与泪水混成一片。

一切委屈和不愉快都在我出生的一瞬间消失了。伴随着我尖细的哭声，妈妈打量着护士手里那个红色肉团，疲惫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此刻，产房外，护士的大嗓门在爸爸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

“12床——家属过来，女孩儿。”

在楼梯上坐了大半夜的爸爸立刻冲出男人的斜坡，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护士面前，问明详情之后便飞也似的骑上自行车回家报信儿。在家坐立不安的姥姥大松一口气，连声说：“母女平安，母女平安，太好了。”

爸爸的心依然飞在云端，全然没有平息下来——是个女孩儿啊，我的闺女！爸爸心情激动得都麻木了，这是他久久期盼的。从此他的二人小世界添了新成员，变成了三人小世界，多有趣啊！这时爸爸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我的降临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和妈妈会为这个小闺女操多少心、白多少发。

几天后，爸爸终于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小公主，眼前这团皱巴巴、光秃秃、软乎乎的小东西，让他暗自吃惊。那时候传媒影视不普及，即便是成年人，脑海里也缺乏初生婴儿的形象。我是爸爸记事以来见到的第一个新生儿。虽然他以前隐约听说过刚出生的娃娃丑，但也没想到会丑成这样。爸爸心疼地望着我，心里暗自下决心：“闺女这么难看，我一定要加倍地疼爱她，不让她受委屈。”

而我，则眨巴着小小的米豆眼，好奇地望着眼前这个和蔼英俊的巨人。

——妈妈，这个家伙是谁呀？

——宝宝，他是你的爸爸啊！

人生大事：取名字

宝宝的名字，常常是一家人的难题。爸爸妈妈怀着美好的期盼，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给我取了一个又一个名字，然后再由他们自己一一推翻：

一帆——缺乏特别的意义；

斯诺——snow，英文里“雪”的意思，但宝宝是夏末秋初生的啊；

秋朗——太普通了；

海伦——洋派的名字爸爸不喜欢；

兴逸——李白诗云：“谁云秋兴悲，我觉秋兴逸。”按时间，我出生于立秋后；按家谱，我是兴字辈的。这个名字似乎颇为相宜。但爸爸把家谱归于旧意识的范畴，还是否决了。

……

日子一天天过去，爸妈的脑子里，各式各样的名字堆得满坑满谷，他们当初的兴致勃勃已经变成了满眼的星星。这时，大姨来访，抱起我说：“我们的宝宝多可爱呀，就叫萌萌吧。”爸爸居然马上就同意了！从那一刻起，家里就有了一个叫萌萌的我。

爸爸后来说，他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名字跟我很像。至于为什么像，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总之，我一“萌”就“萌”了三十多年，事事都开窍晚，天真幼稚得很，爸爸不止一次哈哈笑着说这个名字起坏了。

“萌”这个字，在我出生前后几年挺流行的，我的学生时代，班里常有两三个甚至四个萌萌。而ABB这种叠字名字，据爸爸说，他们小时候不多见；他上学的时候，广播里一播放出这类叠字名字，就会引起周围同学的哄堂大笑——因为太嫩太嗲了。后来大约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渐渐推行吧，孩子越来越娇贵了，叠字名字才慢慢普及，以至于现在蔚然成风了。

初见世面的180天

妈妈第一次从护士手里接过我时，就说“这一看就是我的孩子”，好像我俩早就相识了。她爱不释手地把羸弱的、哼哼唧唧的我抱在怀里，慢慢地给我喂着奶，我很快就吃饱了，睡着了。

后来妈妈和爸爸讲这件事，爸爸赶忙说：“我也早就和你相识了，我不是早就隔着肚子和小家伙对话了吗？”爸爸喜欢我，喜欢得心痒痒的。他一见到我就高兴，总是坐在妈妈的床前逗我，冲我噘嘴，发出各种声响，引诱我瞪起小豆眼看他。

出生两天后，奶奶打了一辆首汽出租轿车接我们出院回家。那时坐出租车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奶奶是当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老战士，七十来岁，步履矫健，一头漆黑的头发用穿着小小珠子的发网盘得整整齐齐。她在车里仔细端详我，满意地得出了结论：“单眼皮，黑皮肤！”然后扬扬得意地抱着我从出租车里出来，骄傲的样子好像抱了一块大奖牌。

托奶奶的福，我年仅两天就坐过出租车了！不过后来更让妈妈高兴的则是奶奶这次的判断比较失误，我很快就在妈妈奶水的哺育下，长成了一个雪白得发亮的双眼皮小胖子。

妈妈的奶水好得出奇，就像一股从不干涸的清泉，我根本就吃不完，每次都是吃着吃着就睡着了。姥爷从国外一回来，就来看我们了，乐得合不拢嘴，说这孩子出世就“自带口粮”，有福呀。

姥爷，堂堂一家之长，刚正善良的老干部，是计委大院众干部中数得着的帅哥之一。他作为外交官，常年驻外。而我刚一出生就赶上他回国，得以从婴儿时期就在他膝下承欢，我确实有福！姥爷爱我，我也喜欢姥爷，刚一长牙就把他的大脚趾当作馒头啃，啃得老爷子嗷嗷叫。

妈妈带着我在姥姥家坐月子。姥姥家和爸爸家的房子只有一条小路之隔，门对门、窗对窗，走动起来十分方便。姥姥当年是计委大院几乎人人都认识的小儿科大夫，热心、善良是出了名儿的。那时计委大院的孩子们生病，有很多都是姥姥给看的病开的药。直到姥姥退休后，寻医问药的人还络绎不绝。这也是姥姥一生最自豪的事儿。

姥姥身体不好，50多岁就退休了。妈妈带我回来后，姥姥就安排我们睡在他们的大床上。这间屋子东南两面开窗，房间里从早到晚都洒满阳光。我每天都被妈妈、姥姥、朱姥姥包围着、呵护着。

朱姥姥是安徽无为县人，已经50开外了，丰腴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中式上衣窄窄的袖笼，恰到好处的腰身，看起来精明强干。她一生共生育了八个儿女，为了生存，她跑过上海，又到了北京，最后到了姥姥家。她的育儿经验堪称一流，我所有的小衣服、小毛巾、小手绢，还有被褥、尿布都被她打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每次洗澡时，她都用厚厚的手掌托着我，把温温的水淋在我的头上、胸脯上，然后用手拍着我说：“厚胸脯，大个子。”妈妈忙在心里偷偷祈祷：“薄胸脯，苗条个儿。”朱姥姥几十年的育儿经验不是白来的，我长大之后都叫她说准了，妈妈期待的纤细灵巧的小闺女是出现不了啦！

妈妈后来说，很多养我的经验都是从姥姥和朱姥姥那里学到的。姥姥是个名副其实的营养师，妈妈的一日三餐，都由姥姥制订，干稀荤素搭配，定时定量，保证了蛋白质、钙质、维生素、葡萄糖的全面吸收。难怪妈妈的奶水那么充盈。我呢，每天吃了就睡，像发豆芽一样，天天都在长，不到一个月就笑得很灿烂了。

襁褓中的我特别喜欢妈妈，只要醒着，我的眼睛就不离开妈妈，专心地注视着她。妈妈就会和我说话，给我唱歌，妈妈相信我能听懂。“小萌萌，我问你，你的妈妈在哪里？我妈妈在山西，回来给我买橘橘。”妈妈喜欢信口编唱，柔柔地，诉说她的故事。“妈妈回来还走吗？不走了。常在吗？常在家。干什么？和我小米萌玩呀！”妈妈轻轻地拍着我，自问自答，仿佛我知道她多么舍不得离开我。

几个月后，我已经耐不住襁褓的束缚，穿上妈妈和姥姥给我做的小棉衣、小棉裤，开始蹬呀翻呀，还想自己爬。爸爸一回家，就跟我玩耍起来！我会坐在他的胸脯上咯咯笑，站在他的手掌上咯咯笑，抱着他的头咯咯笑，笑声好像永远荡漾在我们这里，直到我饿了才向妈妈扑过去。

美好的聚会就要结束了。

传统的产假是56天，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独生子女家长可以休6个月并享受每月10元总共10年的独生子女补贴。6个月的产假对妈妈和我来说依然太短太短，满6个月后，妈妈要离开我去上班了。

妈妈要离开我了，没有妈妈在身边，我吃什么？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和妈妈没有北京市户口，我不能享受国家配给的牛奶，但我却浑然不知。

妈妈在街道办了临时户口，因为有临时户口的婴儿可以申请每月30瓶牛奶的定量。申请牛奶要到北郊奶牛场去办理批准手续，一次批一个月的。从那一刻起，爸爸妈妈每月轮番往北郊跑，15路公交车转19路，然后沿着乡间土路步行，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他们的脸上从没露出过难色。为孩子吃点儿苦对他们那一辈人似乎是一种享受，只要我一天没有长大，他们就不会停止申请牛奶的脚步。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我们国家的牛奶会丰富到堆满了大小商店的货架，商家要不断地做广告，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如愿地推销出去。真是——回首看，两重天啊！

沙发正传：小小“和事佬”

这个“故事”发生时，我还没长牙呢。

20世纪80年代初，京城兴起了自做沙发热。

为什么自做呢？因为家具店里虽有沙发，却属于高档稀有之物，一般人买不起，基本上是“仅供参观”的样品。那高贵的舒适，可望而不可即，只有羡慕得流哈喇子的份儿。你不信吧？

在动乱已过盛世将兴的年头，人们也敢放开想象力，沾一点儿从前“资产阶级的生活”了。脑子灵活的小贩开始到居民区吆喝：“修沙发做沙发嘞，修沙发做沙发嘞——”

爸爸这个小伙子呢，在服装方面是落后到底的，保证衬衫上没有磨出洞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对于文学政经、家居环境这些，他还是能够紧跟时代潮流的。那些天他正在家里设计沙发结构图，打算自己做，一听窗外的吆喝声，心里顿时一动，赶紧跑出去。问了问价，20元一个！这也太贵了，足足顶半个月工资！但是，如果买了沙发，原本简单生硬的家，将旧貌换新颜，平添三分舒适柔软。想到触手可及的美好转变，爸爸狠了狠心，决定做两个。他美滋滋地想象着妈妈从怀柔回来时，脸上那惊喜的表情。

谁知那小贩是一个傻大胆儿、二把刀。他把旧木板砍吧砍吧，用钉子三锤两凿给钉上，用粗铁丝和麻线绳捆紧了，放上十几个弹簧再垫上棕榈和棉花，包上旧床单，一个歪歪扭扭的大沙发就做成了。唉，我的又傻又豪爽的老爸啊，看着那么一个憨大粗笨的玩意儿笑不得恼不得，只得认了。

爸爸还算走运的，后来人们争先恐后赶潮流，家家都要做沙发，无德小贩变得供不应求了，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经典的段子：据说有一家人找小贩儿做了沙发之后，没享用几天，沙发扶手渐渐变得软塌塌的，打开包着扶手的布一看，哎哟，扶手是大白萝卜做的！唉，您说这都什么事儿啊。回过头来再说爸爸——沙发是在院子里做好的，从门进不去，只得从窗户抬进去。

这两个大家伙放在家里太丑了，幸亏妈妈手巧，做了两个带点儿高贵气质的紫红色沙发套，又做了两个厚垫子，看上去算是有点儿气派了。

两个沙发扶手特别宽，并排放在小屋里，扶手跟扶手紧靠着，像个小茶几。

有一天，妈妈把我放在“小茶几”上，跟爸爸聊天。那时他们年轻气盛，互相还没磨合到心有灵犀的地步，为了一些自认为重要的大事吵了起来，好像就是为“有没有人生大志”一类的事吧。他们那一辈人受的教育都是什么“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吵架嘛，不管内容幼稚与否，反正也都是“大境界”。他们越吵越激烈，后来都气愤得摔门出走。

爸爸出了门往右拐，妈妈往左拐。爸爸拐过去走了不远，忽然想起了我，小家伙还在那个“小茶几”上躺着呢，掉下来可就糟糕了！心里一惊，急忙转身往家狂跑，快到家时，却看见妈妈也正在向这边狂跑。俩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气哼哼地别着脸挤进门，进屋看我躺在沙发扶手上安安静静睡着，不由得同时化气为笑，又同时趴下来亲我的脸蛋儿。

哈，他们夫妻几十载屈指可数的吵架，因为我迅速化解了。我这个“调解员”出手不凡吧。

虽然我那时还不记事，但爸妈的回忆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想起来心里就暖暖的。

而那个“事件”的道具——40元高价买来的豪华沙发，在六七年之后被收破烂儿的收走了。一晃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年走在路上，时常看见路边那些卖报纸的、修自行车的、配钥匙的、收小轿车停车费的，坐在街边又脏又破的“豪华”沙发上，闲着等生意。想起我家老沙发的故事，不由得有点儿好笑，这也算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吧。

遭遇血光之灾

一件我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事情发生了。那是妈妈上班后的第四个月。

妈妈上班去，我怎么办？姥姥有严重的心脏病，无法带孩子，而奶奶正带着堂姐，也没有精力再带我了。当时北京城里老一辈的河北保姆已经很少了，大多都告老还乡了；而新一茬的安徽打工妹还没大规模地过来——“保姆市场”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

有需求，就有解决的路径。一些退休职工和家庭妇女很自然地把看孩子的活儿接过来了。

奶奶为我的事着急，找到他们单位一个退休工人家属——姓曹的奶奶，请她帮忙照顾我。于是我被送到曹奶奶家里。这时，国家的经济开始呈现越来越好的势头，20年纹丝不动的工资也开始松动上涨了。大家手头比从前略微宽裕了一点点，再加上都只有一个独苗苗，对孩子的事舍得花钱，因此付给看孩子的工钱都比较多。爸爸妈妈每月给曹奶奶40元，几乎就是一个人一月的工资了。

日子紧了几十年的曹奶奶突然有了这么多钱，头都大了。见了人就得意地说：“这钱可怎么花呀？菜花，我吃！柿子椒，我吃！猪头肉，我吃！咱舍得花……”

爸爸有时去看我，不知为什么，他总有些不放心，就又偷偷塞给曹奶奶几块钱。这件事妈妈一直都不知道。

曹奶奶还是很喜欢我的，但每天要忙着买昂贵的菜花和柿子椒，还要打牌，也就没有很多工夫管我了，所以经常采取“撒手放羊”的管理方法。我经常坐在过去那种竹子编的婴儿车上，一手举着半截果丹皮，一手握着一个包子，津津有味地自己吃、自己玩。妈妈每次从怀柔一回来，就到曹奶奶家来看我，把我的脏棉衣棉裤抱回家拆洗干净。而我远远地看见妈妈，就会在婴儿车里笑得手舞足蹈，对她挥舞着脏包子，花花的小脸上盛满了笑容。

这天妈妈又像往常一样到曹奶奶家，没有见到我像以往那样坐在婴儿车里向她招手，反而老远就听见我声嘶力竭的哭声。她一下子冲进曹奶奶家，看见一大碗滚烫的稀饭洒满我整条胳膊。一瞬间，我的小臂上鼓起一个巨大的水泡，足有一厘米那么高。曹奶奶老两口完全不知所措，妈妈抱起我就向医院冲去。外科的大夫和护士们都惊呆了，非常严厉地斥责道：“你们这是怎么看的孩子？太过分了，知道后果吗？”一个巨大的针管抽出了大水泡里的水，一层厚厚的药膏敷在我整条胳膊上，然后打上绷带。我的号叫变成抽泣，无力地伏在妈妈的肩上。大夫一再叮咛一定要多加小心，防止感染。抱着被烫伤的我往家走，妈妈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心疼。她说那是一种绞痛，真正被尖刀扎在心上的痛。

妈妈再也没有把我送到曹奶奶家。她请假在家陪了我整整一个月，直到我痊愈。妈妈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她都对我满怀愧疚。那段时间我每天和妈妈在一起，受到精心护理，虽然我还不会说话，但是妈妈和我心灵相通，我有任何一点点不舒服她都知道，很快就帮我整得好好的。姥姥、姥爷更是对我疼爱有加，我常常坐在姥爷的腿上享受院子里温暖的阳光，听他讲一些我完全不懂的故事。

我的笑容更加灿烂了，眼睛在胖胖的小脸蛋上显得很小。小米豆成了爸爸打趣我的名字。此时的我站在爸爸跟前已经到他的膝盖那么高了。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爸爸拉着我的小手照了我一岁时我们的合影。照片洗出来了，妈妈看着还走不太稳的我，一个曾经模糊的念头突然清晰起来。妈妈说，以后每年她都要给我和爸爸照一张相片来记录我的成长，爸爸就是一把尺子。

一岁的照片里，爸爸小心地护着随时会往前扑倒的我，英俊的脸上挂着憨厚爽朗的笑容。那时候，妈妈和爸爸都那么年轻，他们俩开心地笑着，讨论着每年的照片计划，却完全没有想过，多年以后，我也会反过来成为爸爸的尺子。

刘大台奶奶

转眼我过了一岁的生日，胳膊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只在小指上留了一点点疤，退不下去了。妈妈再也不让我去曹奶奶家了，但找人照顾我的问题总得解决啊。

姥姥的一个同事告诉她，计委院最北边，临靠北街的那座楼里，有一个叫刘大台的奶奶。这刘奶奶是河北人，解放后不久到北京的，在这边没什么亲戚，老伴已经去世多年了，现在她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女。老太太70来岁，本来在居委会工作，但居委会主任拔尖要强，见不得“人”，嫌她岁数大，硬让她退下来，断掉了她的生活来源。姥姥的同事介绍说，刘大台奶奶身体还很硬朗，心又特别好，喜欢孩子，很愿意帮人家带小孩儿，挣点儿钱。

爸爸妈妈决定去拜访一下刘奶奶。刘奶奶家之简陋，即使是在那个没富起来的年代，那光秃秃的木桌子、孤零零的破柜子，看起来依然有些心酸。但她把家拾掇得极其干净，简单的物件摆放得齐齐整整的，把上面的东西擦得一尘不染。灰白相间的短发，椭圆的脸盘，使得刘奶奶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她说话非常清楚，只不过那个岁数的老太太，许多都是裹小脚的，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走不快。

爸爸妈妈绝对是刘奶奶心里的贵客。他们是第一对有意请她带宝宝的夫妇。再加上两人文雅和气，长得又喜庆，刘奶奶一看心里待见得不得了，也紧张得不得了，生怕爸妈看不上她。她家在二楼，送爸爸妈妈下楼时，到了楼门口，大概是太激动了，刘奶奶呼吸急促，站也站不稳。她太想带我了，但又担心我爸妈不答应，于是十分努力地背靠在门边上，直直地站着，瞪大眼睛，做出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

那一瞬间，爸爸动了怜老之心，坚决答应了她，让她放心。从此以后，在我幼儿时的记忆里，就多了一个重要的人。

刘奶奶见了我，笑眯眯地上下打量，“嗯，从没见过这么丑的孩子，得让她多吃点儿鸡蛋！”她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我嫌鸡蛋黄太噎，只吃蛋白，她就颠着小脚，前前后后找家什，仔细地把鸡蛋黄磨碎了搅拌在粥里，哄我吃下去。

妈妈当时还没从怀柔调回来，依然是好几天才能回一次家。我平时住在刘奶奶家，只有在周末或者妈妈回城的时候才被爸妈接回去住。刘奶奶白天晚上都把我紧紧带在身边，那个楼门儿里的爷爷奶奶们很快都认识我了，因为那几年楼里小孩子们都“断了档”，他们都喜欢宠着我、逗我玩。

爸爸一下班就跑到刘奶奶家看我。刘奶奶忙不迭地向他夸耀，说我是个聪明娃娃。据说有一次，她抱着我出去串门，关上门后，我就揪着她的衣服，不肯让她走，“啊啊啊”地叫着，肉肉的小胳膊指着门锁摇啊摇。原来她忘了锁门，钥匙还挂在门上。门口几个老奶奶看见了全被逗得呵呵乐。刘奶奶还说我学话学得快，会奶声奶气地给那群老太太讲“故事”，特别可爱。

刘奶奶的耳垂特别厚、特别大。我还记得晚上跟她一起睡，总要摸着她的耳垂才能睡着。

我在刘奶奶家待了快一年，蹿了不少个儿，变得虎头虎脑的，眉眼儿也长开了，能耐也大了，经常在她干净的屋角落、光秃秃的床下跑来钻去，寻找宝藏。有一次我跑到阳台角，在一个小木箱子里找到一个瓶子，就拿了跑到屋里玩。刘奶奶一看，吓坏了，颠着小脚追我，连说：“快放下，那是杀虫子的药，是毒药。”我边在前面跑，边笑嘻嘻地喊着：“我要吃毒药，我要吃毒药。”刘奶奶好容易追上我，从我手里夺走那个瓶子。她想教训我，又不好说什么，只能不停地说：“不听话，不听话，看我告诉你爸爸去！”

爸爸来了，一眼看出了刘奶奶的窘况。他抱起我呵呵乐，然后瞪起眼训我：“不许胡说，不许气刘奶奶。”我夹在两个疼爱我的人中间，十分逍遥自在，不过我是个乖巧老实的娃娃啊，虽然不害怕，但还是听话地认了错：“不气刘奶奶了。”刘奶奶顿时乐得嘴都合不拢，赶紧把我拢过来搂在怀里。

后来我到了上幼儿园小班的年纪，妈妈联系到幼儿园，把我从刘奶奶那里接走了。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车上，回头对她张着手，哭得泪眼麻花：“刘奶奶，我想刘奶奶……”刘奶奶颠着小脚赶出来，倚着楼道门框跟我们告别。暮光中，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我看见她远远地抹着眼泪。

在我3岁那年我家搬出了计委大院，之后要几个星期才回来看姥姥姥爷一次。爸爸妈妈经常骑车带着我，从刘奶奶住的楼前绕一下。每次都能看见刘奶奶在外面的石凳子上坐着，我就兴高采烈地跟她挥着手打招呼，她次次都会笑得眉眼皱成一团。刘奶奶好像永远都会安详地坐在她家楼下的石凳子上，我从来没注意过，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石凳子上只坐着别的人了。四年级的一个周末，我跟妈妈正坐在公交车上，她突然问我：“你还记得刘大台奶奶吗？听说她前一阵去世了。她女儿患了肾炎，也和她前后脚走了……”我半天没说话，只有眼泪一直哗哗地流。

刘奶奶，你和你女儿在世界的那一边过得还好吗？你还记得你的小萌萌吗？我一直都记得，小时候我必须得摸着你的耳垂才能睡着。当年你常坐的石凳子已经不在了，你住的楼也不在了，那些白杨树也没有了，只有你门前的那条街依然在，而且变繁华了许多许多。你也不在了，但每当我看见有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乐呵呵地坐在居民楼的下面晒太阳、聊天，都像是看到了你一样。你知道，那景象让我心里很舒坦，让我觉得，这世界虽然不再有你的影子，却一直有你的气息，那样的温暖、慈祥。

酒干倘卖无：爸爸带我接妈妈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是1983年红极一时的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这首歌真好听，是一首能够吹散我心中阴霾的天籁之曲。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回到那个春雨淅沥沥的下午：爸爸抱着我，踏着计委大院老旧的青石板路，一步步地走到15路车站。雨凉冰冰的，我们的心却热乎乎的，满满都是快乐。爸爸带我去接妈妈了，他说，妈妈要从怀柔回来了……

当时妈妈还在怀柔上班，要四五天才能回来一次。妈妈回家，是我幼年时盛大的节日。现在我知道了，这其实是我和爸爸共同的期待。“小别胜新婚”，爸爸那时候也是很激动的。不过还是小娃娃的我从没注意过，我只知道我好想妈妈回家。当年没有电话，通信不方便，爸爸只能按之前约好的时间，抱着我去车站等妈妈。

那一天，细雨丝打得迎春花嫩黄的细枝一下一下地颤动，我缩在爸爸怀里，和他一起紧紧盯着过来的车子。一辆车过来了，一群人簇拥着下来，我仔细地看着那些身影好看的女人灰色雨衣下的脸庞，里面没有妈妈。第二辆车过来了，下来稀稀拉拉几个人，没有妈妈。第三辆车过来了……我和爸爸的眼神飘向湿漉漉灰蒙蒙的远方，不知道多少辆车过来又开走了，希望渐渐变成了失望……爸爸笑眯眯地抱紧我，告诉我妈妈今天可能不回来了，她要明天回来。

我和爸妈在老房子门口合影。

1976年，妈妈在大同当老师，暑假回京与爸爸相聚，到颐和园划船拍了这张照片。取照片时，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指着照片气愤地说：像什么样儿？这不是流氓样儿吗？以后甭再照这玩意儿，照了我们也不给洗！

花丛中的爸妈笑靥如花，当时的他们聚少离多，正处于苦熬的异地恋中。

我和可爱的表姐大莹子。

和爸爸在一起，既温暖又安全，因此我还能扛住对妈妈的想念。失望中，我软塌塌地趴在爸爸的肩膀上，犯起困来。这时，天突然暗下来，遥远的半空中，发出一串串沉闷的巨响，既好玩又可怕。爸爸说那是在打雷。风吹着大朵大朵的乌云急速从头顶上飞过，车站旁边的小树被吹得摇摇晃晃。细雨丝突然变成了大雨点，哗哗地砸下来。我怀着惊喜与恐惧，紧紧往爸爸的怀里缩。周围没躲雨的地方，爸爸赶紧脱下外衣，盖在我头上。一辆车开过来了，爸爸连忙抱着我跳上去。（管它到哪儿，躲雨要紧，千万不能让女儿挨淋，这是爸爸当时唯一的想法。）

车外，狂风暴雨紧紧追赶而来，响雷一个接一个。雨水从窗外打进车里，座位都溅湿了。爸爸只好站起来一手抱紧我，一手攥着拉手。他温暖的怀抱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我暂时忘记了见不到妈妈的伤心，惬意地听着风雨雷声，打起盹儿来。

迷迷糊糊中，耳边一直流淌着温柔的旋律：“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多好听的声音，代替了妈妈的歌谣声，和爸爸的怀抱一起拥着我进入梦乡。这个旋律，除了好听之外，还给予我另一种感受。年仅2岁的我无法说出这种感受究竟是什么，只是在以后的很多很多年里，一直钟爱这首听不懂的歌。

后来的事情我完完全全不记得了，只知道第二天我们终于接到了妈妈。我扑到她身上，钻到她怀里，久久地蹭来蹭去，幸福无比。

很多年之后，和爸爸聊起那天的事情，他十分诧异，一是诧异我和他一样，都对这段父女俩的小插曲回味无穷；二是诧异2岁的我竟然能记得若干细节……那一天，在爸爸的印象中，公交车里放音乐还是头一次，一开始，他还四处查看，却找不到喇叭藏在什么地方。后来，爸爸开始被音乐本身吸引住了，抱着我，专心地欣赏起歌曲来。汽车开出去了十几站地，雨渐渐变小，到了终点站天坛，雨终于停了。我在他怀里睡得无比安详。爸爸抱着我下了车，又坐上回头车往家赶。

我们“搭错车”，又没搭错车。那一晚妈妈到底也没有回来。但爸爸那次跟我聊天的时候，挺开心地说：“难得有机会和闺女一起看雨景，雨点儿的节奏配上悠扬的音乐，回味无穷。”

对了，这首歌的另一种感受，我后来知道了，其实就是惆怅。那个雷阵雨的下午，我和爸爸等妈妈而不得，一起坐上了驶往远方的车。在被急雨打湿的昏暗车厢里，听苏芮深情地唱着那首充满爱的惆怅的歌曲。惆怅是一种最细腻柔肠的好感情，只不过我总得稍微大一点儿才能明白。

爸爸永远的遗憾

小时候，爸爸声情并茂地给我和大莹子讲他“文革”前学英语的故事。那时他在中学的外语课是俄语，可他特别想学英语，就决定课余自学。“当时想学习啊！找不到书，跑遍全市的书店，终于找到一本《英语启蒙教材》，给我激动的，当宝贝买下来，回去一看，上面都是中文——早上好，旁边对应的发音就是‘古德毛宁’……好，我就认真地拿着它念：‘早上好，古德毛宁；你好，好啊有！’”我和莹莹哈哈大笑，爸爸一本正经地补充道，“就这样的破烂儿，在‘文革’中还是禁书呢，平时要藏在床底下——也算是英语书啊！”我和莹莹乐得鼻子都冒泡了，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

读着禁书“古德毛宁”试图打通英语世界的爸爸，终于迎来了新时代。

1977年冬天，取消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消息的公布是突如其来的，人们感到了一种久违的清新气息，好像听到了远处隆隆作响的春雷声。可惜的是，从消息公布到正式考试只有两个月的复习时间。而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囊括了当年的应届高中生及“文革”中被耽误了整整十年的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570万人——史上最宏大的规模——参加了高考，爸爸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爸爸那时在通县的一所技术学校教语文，同时担任学校的团委书记。爸爸讲课不喜欢照本宣科，而是惯于用生动的语言讲述课本上的知识。当时人们生活闭塞，教师群体素质和后来的有差距，热爱学习的爸爸，绝对属于知识广博、语言幽默的好老师。他的课堂气氛总是很热烈，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文革”刚过，百废待兴，学校也是一样，有很多事情都要大家一起动手。爸爸课余时间带领他的学生们搞基本建设，修操场、垒院墙，算是个孩子王。哪里有爸爸，哪里就有笑声，哪里的气氛就活跃。他的工作有多忙也就可想而知了。高考越来越近，爸爸的同事趁机请长假回家复习，爸爸却脱不了身，因为他身兼数职。他一边要上自己的课，一边做团委的工作，一边帮其他老师代课，一边复习高考的功课，忙得他恨不能化身为美猴王让自己分身七十二变。

高考终于来临了。漫长的十年，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也造成各行各业人才的缺失和断档。但570万人参加考试，哪有那么多大学来容纳这些求知若渴的青年啊！只有30万名额留给那些有机会跨入高等教育殿堂的幸运儿。爸爸这匆匆一战，成绩还是不错的，由于常年自学，他的基本功比较扎实，考分看上去十拿九稳。

由于事起仓促，整个高考程序很不完善，疏漏混乱在所难免。先是划了一条最低录取分数线，而过了这条分数线的人数却大大超过了当时高校的最大容量。于是有关方面决定在通过分数线的五个人中录取两人。这规定可“好”了，五个人里录取两人，又没有什么硬件标准，高校这一方想要谁就要谁，那谁不挑自己看着顺眼的？各大学本能地愿意招收应届的小高中生而不要那些快三十岁的大龄青年，大批高分高龄考生纷纷被刷掉了。看到比自己分数要低得多的考生陆续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大龄考生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于是北京市教育局又紧急定出了第二条分数线，规定只要高于此分，大学必须录取。这第二条分数线比第一条高了许多，绝大多数人只能望分兴叹。爸爸的分数比它只低2分，就是这2分，爸爸与日思夜想的大学失之交臂了。

高考失利后，爸爸回家左思考右分析，决定放弃第二年的高考，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有时，人算真的不如天算，改革开放发展的迅猛程度竟多次超出人们的预期，这一回爸爸的思想没跟上趟。第二年，国家为了弥补广大知青被耽误的青春，也为了深度挖掘人才，再一次放宽了考生年龄限制，扩大了招生额度，并规定要合理划定分数线，过分数线者一视同仁。这一年，爸爸的同龄人大批大批地考上了大学，把爸爸勾得心痒难耐，决定再次投入复习。哪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79年高考开始限制考生的年龄了。它宣告，一个史上罕见的特殊时代终于结束了，从此高考步入了常规轨道。

爸爸的大学梦也随之结束。他只好通过另外的形式去实现，也寄希望于他的宝贝女儿在遥远的未来能圆了这个梦。我怎么能辜负他的期望呢？

自学高考：化身为坦克吧，爸爸

这两年的高考，只有一小部分上山下乡的知青能幸运地跨入高等教育的殿堂。为了鼓励一度丧失上学机会的青年们自学成才，同时也为了满足各行各业对人才的强烈需求，1981年国家首次推行自学高考制度。

自学高考制度一公布，爸爸就毫不犹豫地跨入了这个队列。他太渴望学习了，就像鱼儿渴望海洋。那时他白天工作，晚上看书做笔记，周末泡图书馆查资料。他一分一秒地计算自己的时间，如饥似渴，夜以继日。

当时电视剧《霍元甲》风靡全国，每到电视开播，街上人都空了，全回家看电视去了，爸爸却没看过，他无怨无悔地放弃了很多。面对文化的宝库他孜孜以求，接受着无数新鲜知识的洗礼，特别着迷，特别执着。姥爷为女婿如此气定神闲的学习精神感叹，常说：“这个只有我们千千（爸爸的小名）能做到！”语气中透着欣赏和赞扬。

爸爸自学高考的第一门功课是哲学。考试的那天，妈妈抱着我在院子里等爸爸，希望他能如愿拿到他的第一个文凭。爸爸终于回来了，远远地，他脸上挂着笑容，向我们跑来，好像知道妈妈想问的话，把我接过去抱在怀里，亲着我说：“不错，没有难题。”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爸爸没有停止他求学的步伐。政治经济学、中文、英语、古代史、近代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在爸爸的手里一页一页翻过，章章都有笔记、小结。那一摞一摞的笔记见证了爸爸的努力，那根本就不是应付考试，而是对知识的崇拜，对学问的追求，那么热切，那么真诚。按妈妈的话说，爸爸就是一辆坦克，什么困难、难题都能轧过去。

当年的自学高考，其难度不是正常的高考可以相比的。没有老师辅导，没有考前提纲，没有圈定范围，一张张生僻的卷子，一道道刁钻的问题，堪称鬼门关。相比那些在校的天之骄子们的优越和轻松，更显出了自学高考生的不容易。

有一年考古代汉语，爸爸仅因3分之差没有通过。他后来说，考试那天，卷子发下来不久，考场上就开始有人窃窃私语，因为考题太偏了，满篇像是另一种陌生的语言。

“这是什么题，这么偏？”“这不是故意刁难吗？犄角旮旯里的东西都搬到这儿来了，真没见过……”刚刚过去20分钟，就陆陆续续有人退场了，40分钟后教室里剩下不多几个人了。爸爸沉思着，笔下开始答着他对问题的理解，他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考试结束后，小操场上应考的学生们沸腾了，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的愤怒，有的疑惑。他们议论着、争辩着，说考卷的难度远远超过了研究生考试。有的考生提议去有关部门抗议。爸爸赞同他们的想法，但不打算采取他们的做法。因为一方面可能是校方没有经验，尺度没有把握好；另一方面，自己的知识还是不够过硬。所以他没有怨言，而是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他更广泛地阅读、更认真地领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爸爸以高分通过了古代文学考试。

从我出生后不久开始，爸爸以四年的勤学苦读夺得了自学高考第一批中文学士学位，又再接再厉在第十个年头取得了新闻学（法学学士）学位。没有耽误任何工作，这场漫长的硬仗，打得真是不容易。我为爸爸骄傲！

其实爸爸选择的自学高考，和正规大学是有着天差地别的。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自学高考没有同学圈子，在社会中形不成人脉；此外，漫漫求学路上缺乏名师指点和同窗的切磋交流，思路不易展开。爸爸这些自学者只能以原有的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一点点苦读。爸爸十年努力换取的双学位，如果仅从实利角度来看，是一笔事倍功半的亏本买卖。我中学的时候，爸爸在工作上遭遇变故，那一纸文凭也没能挽救他的命运，似乎是一张中看不中用的废纸。爸爸也常拿此自嘲。

不过我清楚，爸爸心里从没后悔过。其实像爸爸这样把理想和荣誉看得比天大的上一辈人，只有内心对自己的选择真正充满自信的时候，才不惮以轻描淡写的口气自嘲：“瞧瞧，十几年苦读换不来等值利益，亏了，唉……”——在追求知识的大满足面前，人脉、利益只算是小遗憾。因为分量轻，所以随意。爸爸心底真正的愿望，已经在十几年挑灯夜战的时候、在显示勇士般拼搏精神的时候、在一点一滴获得扎实深厚的文化功底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实现了。

青春也许会被耽误，寻找知识的路途也许会历经险阻，但追求梦想这件事，一辈子也不应该放弃——这句话，从我蹒跚学步的幼童时代开始，爸爸就一直在对我说，并用他无言的行动在坚持。

外一篇：姥爷家的大莹子

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独生子女的排头兵，爸妈膝下的独苗苗，不过我不是孤单单一个人成长的，因为我还有表姐呢。

表姐是大姨的孩子，叫莹莹。姥姥姥爷不是叫我大萌子嘛，那她当然就是大莹子啦。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已经喜欢上她了。大莹子比我大两岁多，长手长脚，力气大又爱笑，一抬胳膊就能够到万奶奶（姥姥家后来请的阿姨）藏在柜头的果酱，还能把我抱在胸前转圈圈。我们在一起总有玩不完的游戏：把姥爷的凳子翻过来，用布条儿拴着拖着走，边走边叫“救人哪！救人哪！”或者在姥姥的床上跳来跳去；还会在楼道里从一节台阶上直接跳下来。“这就叫轻功，多练一段日子，以后我们就能从三层楼上跳下来了。”大莹子认真地告诉我。我仰着脑袋热切地望着她，既崇拜又自豪。嘿，我的姐姐，最棒的大莹子！

每回去姥爷家，我一进家门就找她，跑遍各个屋子，寻遍每个角落，还会打开柜子查看。如果在这些地方没有找到她，我就一下子蔫了，觉得阳光暗淡，世界缺少爱。有时候我怎么也找不到她，已经放弃了，她却突然从厨房外面蹦蹦跳跳冲进来，张开双臂大喊着我的名字。我顿时又心花怒放，觉得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

爽朗又高大的大莹子，其实是个敏感怕寂寞的小孩子。大姨和大姨父工作忙，长期把她放在幼儿园里上全托。我2岁多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带我去她的幼儿园玩，正巧碰见她也在操场上。我乐得要死，她却眼眶红红的，闷声不讲话。真奇怪，为什么呢？见到她我那么高兴，爸爸也一直对她笑眯眯的，她为什么要难过呢？问她也不说。

她一直不开心，我们要走了，她却又跟在我们后面。爸爸看见了，又带我返回去陪她玩了一会儿。后来太阳快下山了，爸爸还是带着我离开了。走出很远，我回头，看见她正呆呆地立在大门口，对着我们的方向掉眼泪，她的影子怎么那么长啊，把她衬得小小的。

外二篇：户口的故事

户口问题，有多少朋友曾与之狭路相逢？它在我襁褓时期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差点儿抢了我的牛奶。直到3岁我才有了正式的北京户口，要不然还真不能说自己是“北京妞儿”呢。一位哲人曾说：“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户口就是身份啊，至少在某个时期是这样。它不仅仅是一份籍贯的标志，还是居住的许可证，还是你能有多少吃穿用的领取卡。没有它你寸步难行，甚至无法生存。

在漫长的岁月里，从“身份”到“契约”的进程起起伏伏，直到今天离修成正果还有相当的距离。至少在北京，户口依然身价“高贵”，购车、购房、找好工作、孩子上学，哪一样不得要它？

几十年前的那场知识青年运动是和户口捆绑在一起的。知青下乡户口也随之转下去，“身份”就变了。这和今天的“城市化”是完全逆着来的。后来知青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回城，户口始终是一个拦路虎。其间发生了许许多多关于户口的“故事”，为了它，人们耗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感慨的事啊！

爸爸的户口转到北京历经九曲十八弯，妈妈的户口的回京路也充满了艰辛和困难。在他俩的爱情和早期的婚姻生活里，都投射着户口或浓或淡的阴影。

让我们来看看他俩这段时期的故事。

爸爸妈妈从小都是计委大院的孩子，十几年中，两家在大院里各栋楼间来来去去搬了好几次家，却并无交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终于成了对门好邻居。两家都在一楼，不仅门对门，而且阳台对阳台、窗户对窗户、花园对花园。爸爸后来总笑谈，他和妈妈是真正意义上的“门当户对”。

唯一不同的是，爸爸当时已经费尽周折回城了，而妈妈却因为没户口指标，依然留在山西大同工作。当然在婚姻这个终身大事面前，户口问题也不得不退居次位了。于是在亲戚的引荐下，两位剩男剩女以“跟邻居认识认识”的理由相了一次含蓄的亲。

在初次会谈中，爸爸这个憨小子大谈文学艺术等宏大话题，其文学青年本质暴露无遗。他还热烈地表示妈妈的牙很好看。妈妈腼腆反驳道：“我的牙是歪的。”爸爸连忙咧开嘴向佳人展示：“我最里面的牙也是歪的。”相亲结束，身着淡绿毛衣的妈妈那一抹倩影已经深深印在了爸爸的脑海里，可惜妈妈没来电。

不久后妈妈探亲结束回大同了，爸爸的情书随之飞到。妈妈回信委婉地表示：担心两地分居等实际问题，觉得自己配不上爸爸。

再委婉也不行啊，这无非是变相的托词嘛。爸爸痴心遭拒，被打击得失魂落魄，他伤心地给佳人修书一封：“请把我之前的信都烧掉吧，随我的心一同烧掉吧！……”

妈妈没有烧掉他的信。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冒着痴气的文字，突然在她那颗一向宁静而务实的心里激起一波涟漪。三个月后，爸爸突然接到妈妈的信。信中有一张照片，是妈妈在长城倚着城垛手拿一枝鲜花，风吹动她的秀发……爸爸心花怒放，冲到院子里翻起了跟头。

爸爸妈妈的异地恋开始了。那时年轻人第一目标多半是高调的，无非是立志改革开放、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等，但爱情依然是分外甜蜜而珍贵的。妈妈在山西工作，两人见短离长，如同那时千千万万的恋人和“两口子”，他们在分别、等待、见面、再分别的循环往复中，抓紧每一个时机，享受每一次来之不易的相聚。接站、送站、坐火车是他们永不磨灭的记忆。

爸爸暗自下决心，争取让妈妈调回北京！爸爸带动全家想了好多办法，找了好多人，跑了好多路子，但是一晃两年过去了，希望依然渺茫无踪。户口，果真是难于上青天啊。

爱情的激励，让责任变得更加任重而道远。爸爸一直留意着关于户口的动向。终于他得知了一个靠谱的法子——对调。所谓对调，就是那些自己单身一人在北京工作并拥有北京户口的外省人士，与户口在外地的北京人对换户口。当然，这通常需要后者去求前者。

获此妙方之后，爸爸便拉着大姨父油印了好几百张小广告，趁着夜黑风高到处张贴，以期加快与潜在客户的双向交流。若我们穿越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月坛街道，仔细查看那些电线杆，或许能在各种老中医、家传治疗×病的小告示之间，找到爸爸的户口对调广告呢。

爸爸的“破坏市容”行为也是无奈之举，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各种七七八八的曲折关系，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对调对象——某位修地铁的复员军人，暂时称他为L叔叔吧。L叔叔当时独自住在密云。妈妈要是和他对调，还不能直接调回城里，需先把户口落在远郊县，以后经过一番曲曲折折，再择机调进城里。

经过几次接触，爸爸发觉L叔叔确实心系家乡和妻儿，对于对调一事颇为心动。爸爸决定事不宜迟，立刻发起突击。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带足了“弹药”，直扑L叔叔家。“弹药”嘛，包括精致的筒装茶、红星牌奶粉，还有大前门烟、大白兔奶糖什么的，据说当时都属于“重型武器”，其威力不逊色于现在的“东风4”导弹。

突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那天晚上，爸爸和L叔叔谈笑甚欢，主宾其乐融融。为了扩大战果，他又当场庄严许诺，将提供更多的“弹药”！……天色渐暮，爸爸急于尽快向妈妈汇报喜讯，谢绝了L叔叔的盛情挽留，匆匆赶往回家的路。

那天晚上只有10点整的时候有一列开往城里的火车会在密云站停靠。L叔叔住的村离车站至少10公里。当时已经不早了，爸爸顶着月光，怀着急迫与喜悦交织的心情，飞快地向火车站狂奔而去，村庄、树林逐渐被他甩在了身后，猎猎的风擦过他的发梢、脸颊和衣服。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两千多年前，那个冲往雅典、向市民报告马拉松战役胜利喜讯的希腊勇士……

黑夜中，他听见远处响起嘹亮的汽笛声，紧接着就看见一列灯火通明的列车，宛如一条火龙从山后绕过来。就要赶不上火车了，快、快，再跑快一点儿！爸爸拼命迈动双腿，进行最后的冲刺。火车和爸爸，同时向车站靠近，靠近。终于，列车像一座光明的小城，声势浩大地在站台里停稳了。与此同时，英勇的爸爸也终于冲到了，在催促旅客上车的铃声中，他一跃跳上了列车……

在爸爸当天夜里给妈妈写的报喜信里，他画了一个小人儿，在月亮的注视下，大汗淋漓地追赶着火车，“亲亲，不要忘了我的赤胆忠心啊！”

终于如愿以偿了，妈妈的工作调到了怀柔北站，户口“暂放”河北省承德市。爸爸妈妈乐疯了，据说行李从大同运回来那天，他们俩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胡同里东溜西窜、你追我赶，最后迷路了。

好爸爸，户口值千金，情意永无价！

2岁

计委大院

我出生并度过3岁前时光的计委大院，是1953年修建的。当时正处于中苏“蜜月期”，国家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成立了国家计委。这个新机构是建在北京郊外一大片荒凉的乱葬岗上的。

听说，一开始，大院内外都很荒凉，野草丛生，院四周还拦着铁丝网。哨兵站岗的小岗楼如同一座小塔般矗立在这片荒郊野外，打眼儿望去煞是威武。从城里坐上铃儿叮当响的古老版公交车，由阜成门的门洞儿出来，两边都是农田，车子颠簸好一阵才能到大院这里。到了爸爸妈妈上学读书的年纪，这里已经渐渐热闹繁华起来，商店、邮局、学校、理发店、洗澡堂应有尽有，充溢着生活化的气息。那时候铁丝网早就撤了，但院里院外还有一些乡野味道。大大小小五彩斑斓的蝴蝶、大眼睛的蜻蜓、绿油油的蚱蜢、多脚蜈蚣、好玩的天牛儿、挥着大砍刀的螳螂、方头方脑的蝈蝈、小巧的蜜蜂、细腰的大黄蜂、肥胖的牛蜂，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怪虫虫，随处可见，应有尽有。夏天一场急雨过后，青石板路面上有细细的泉水横流，两边的泥土发出芳香的气味，许多蚯蚓钻来钻去。男孩子冲到水洼里蹚水、嬉戏；女孩子们便蹲在路边，嘻嘻哈哈地抓蚯蚓，好让家里的鸡饱食一顿饕餮大餐。我小时候，计委大院一直保留着这少许的原野气息。

“文革”之前，计委大院这边还有点儿近郊区的意味。听说爸爸妈妈上中学时，有些城里的同学到这里来玩，进入大院后忍不住惊呼“北京怎么有这样一个地方啊？”——而让他们如此诧异的，绝对不是“百草园”浓浓的乡野味儿，而是只有三层高的楼房。因为那时整个北京城，不管是城里还是城外，基本都是平房一统天下；特别是城里，一座座平房围成的四合院、一条条的胡同，构成了名扬海外的京味儿精髓。那时候楼房很罕见，对于那些城里来的同学来说，几十座小灰楼构成的大院，其震撼力……大约仅比肯塔基乡村的老美第一次跑进故宫时的心理波动要稍微小一点儿吧。

鸟瞰这些灰色的楼房，有的楼是一直条线，有的呈L状，有的呈凹形。它们三三两两围成半开放的十几个小院，好像小孩子摆积木摆出来的。这种结构的院落在北京非常独特。

楼房的内部结构和今天常见的公寓式楼房不太一样，它的天花板要高得多，房梁上有条状的花纹，窗棂和门框都是厚实的木头，所有的房间和外部结构一样，都是方头方脑的，墙壁特别厚，透出一种古朴的旧时风貌，据说这叫“莫斯科风格”。屋子的地板下有宽宽的暖气管通道。妈妈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每天夜里家里人都会听见细弱的猫叫声，找来找去，掀开厚厚的暖气管通道盖子，发现里面竟然有一窝刚出生的小黑猫。妈妈对那堆紧紧挤在一起的小黑肉球和一对对绿莹莹的圆眼睛始终记忆深刻，“又可爱又有点儿麻得慌。”太姥姥受不了这堆小家伙，把它们全部丢到门口，第二天被哀怨的猫妈带走了。偏题了，先不提它们，就说这地下通道被猫妈选中当猫窝，可见多宽敞了。房子冬暖夏凉，但蚊子也多，呼呼地从通道盖儿的缝儿往家里飞。因此每当夏日来临，每张床必会架起雪白的蚊帐，看起来就如同一座座屋中小屋，很欢乐，很童话。

而大院的尽东面，是现在热闹非凡的三里河东街，当年则是一条铁路，每隔两三小时就会有一列客车或货车经过。车子少，噪声小，其他的声音就会听得特别清楚。从爸爸妈妈小时候到我小时候，每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火车嘹亮寂寞的汽笛声、西单电报大楼大钟悠长的响声，都会清晰地传遍整个大院。

1983年8月，盛夏的熏风逐渐多了一丝凉爽，我2岁的生日到了。一年里，我在爸爸妈妈、刘奶奶的精心照顾之下，蹿了一大截个子，已经能跑能跳了。妈妈用我最心爱的玩具——一个撑鞋用的“气鼓”，把我逗到了院子里的照相机前，“咔嚓”一声，我和爸爸2岁时的合影留在了妈妈的镜头里。

老计委院的同学们，还记得嫦娥奔月的石像和玉兰花吗？还记得院子东侧的那条铁路吗？现在计委已经变成了发改委，大院灰色的三层老楼已变为座座耸入云霄的现代味儿的大高楼，旧貌彻底换新颜。那条铁路也早已消失。大院南边那条不宽的大街已经成了贯通东西的笔直大街，可以从玉渊潭直接通到西单。街两边楼宇林立，人流如织，车流如潮。如今电报大楼的钟声已被湮没在车水马龙的噪声里。而那午夜的汽笛声，则伴随着睡梦，成了遥远的记忆，永远不会再有了。

第一次上幼儿园

作为双职工家庭的小朋友，上幼儿园是接触外界最常规的第一步。我的父母和表姐堂姐们，小时候上的都是计委大院的幼儿园，唯独我因为没有户口，上不了。爸爸妈妈生怕我脱离同龄的孩子，性格会受影响，费了好大劲，为我联系到了东城区的一家幼儿园。于是，2岁生日没过多久，我就被爸爸妈妈送到了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

据说当时爸爸望着幼儿园操场上光秃秃的假山、寥寥的几件游乐设施，想到随后的几年我就要在这里度过了，心里非常难过。因为这里的硬件条件比计委幼儿园差了好多，而且计委幼儿园就在家门口，一步的距离，他却没有能力把自己心爱的小闺女送进去。

不过我显然要比爸爸更难过一百倍、一千倍。在散发着陌生气息的大房子里，我哭着追赶屋外的爸爸妈妈，隔着一扇扇的大玻璃窗，从房间西头追到东头。他们在外面一边走，一边还笑着跟我打招呼，很快就走出我的视线范围，消失了。我就这样被抛弃了。我怎么也不明白，说什么都不懂，他们为什么就不要我了？我哭哇，哭哇，心都灰暗了，却没注意到爸爸眼中的不舍和妈妈眼角的泪花。

幼儿园的床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一连几夜，我都是撅着屁股跪在床上睡的，不肯躺下来。几天以后，爸爸妈妈来接我，我别过脸去，不肯看他俩。他们在我身边张着双臂，像老母鸡呼唤小鸡一样地呼唤我：“萌萌，萌萌，来啊，来爸爸这里，来妈妈这里！”终于，我扭头看着别处，用奇怪的姿势侧着身子，满腹委屈地挪到他们的“翅膀”下面，哭哭啼啼地抽泣起来。

听小班的奶奶说，我连着几天都是跪在床上趴在自己的膝盖上睡的，妈妈流泪了。但这一次她和爸爸的心都前所未有的硬，流泪之后，到了第二个星期，我又被送进了幼儿园。

我的悲痛、愤怒和彷徨没持续多久，随着对新环境迅速的熟悉，它们就像跳进草丛的小蚂蚱一样，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和小朋友们挤在一起玩过家家，品尝各自的鼻屎牛儿……其实小朋友们长得不像外星人那么丑，阿姨们也并不像格格巫那么凶，他们大多数时间都挺亲切和蔼的。

每个星期六的上午坐在教室里等待爸爸和妈妈的身影出现，这依然是我最幸福的时光；但是在幼儿园的日子也不再难熬了，而是另有一番趣味。

爸爸妈妈带我去北海。

爸爸负责拍照，妈妈扶我坐在玉渊潭公园里的十二生肖石像上。

1978年，爸爸妈妈在桂林旅游，“旅游”这个词在当时非常时尚，属于“小小众”行为。这一年，人们的衣着仍十分保守，桂林大街上只有妈妈一个人穿裙子，特别扎眼，爸爸说他当时看到妈妈的感觉是“夺目耀眼”。

幼年的眉眉和襁褓中的我。

危险的一百米

今天城里的学校，每到快放学时都会挤满了前来“接驾”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再加上一辆比一辆高级的小轿车，每每把校门口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俨然是小皇帝、小公主批量生产的时代来临。我同事的女儿，直到初三还每天都需要妈妈去接。但据说这也是迫不得已，现在的孩子，直到高中都有人贩子盯着。如今80后的独生子们也开始当爸爸妈妈了，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三个家庭才只有一个宝贝，万一有个闪失，谁受得了？没办法，为了孩子的安全，不防一万只防万一，家长只能天天接送。

和现在的孩子们相比，我们这代人上幼儿园、上学的经历，似乎可以用“惊心动魄险况迭出”来描述也不为过。

记得那时，每个星期一，妈妈带我搭他们单位的班车上幼儿园。我的幼儿园，是隐藏在小区楼群中间的，而班车只能停在小区外的大街边上。每次从班车上下来，我都会摇摇摆摆地穿过一个黑乎乎的高高的楼门洞，再连跑带颠地往前走七八十米，然后拐一个90度的直角，这时能看见幼儿园绿色的大门向我招手，但革命还没成功哪，我还要沿着种满连翘和冬青树的小街，再往前跑上小一百米，才能来到幼儿园大门前。而在班车上，妈妈的视线只能看到拐角那里。

班车送员工上班是有“点儿”的，如果妈妈能把我送到拐角，再看着我进到幼儿园，那样最好，但时间就来不及了。所以往往是妈妈送我下车，看着我走到拐角就返身上车了。那时我还不到3岁，妈妈每次都要不停地叮嘱我，要我过了拐角就快快跑，不然会遇到坏人。妈妈那么认真，使得我每次离开她跑向幼儿园的大门之前都又紧张又激动，就好像在进行一场冒险，后面随时会有坏人追上来一样。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几年里，每次妈妈的心都一路紧紧揪着，一进办公室就会马上给幼儿园打电话，确认我已经平安地进教室了，她才会放下心来。

其实还真不是妈妈胆子大，她也非常无奈，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了。那时候，北京市里没有那么多的公共汽车线路，也没有出租车可以选择；如果妈妈下班车送我去幼儿园，她就无法准时上班了。而爸爸教书的学校在通县，和妈妈的单位、我的幼儿园在相反的方向，坐火车还要一个多小时呢。我小时候，爸爸常年都是早上5点起床上班，就更不可能送我上幼儿园了。因此妈妈才会贸然使用这个“莽撞”的方法，让我在2岁多就开始独自一人走一条一百来米的路去上幼儿园。

我小时候，吃的东西都很简单，穿的、用的更是远远不如现在的华丽丰富。听说当时社会风气并不算好，还带有一些“文革”遗风，最典型的，比如说，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恶劣啦，乘公交车乱挤乱抢啦，环境“脏、乱、差”啦等；相比而言，现在的文明程度真的提高了不少。不过，那时也有一点儿好处：世界上最丑陋的罪行——拐卖儿童还没有兴起来。今天回想起那危险的一百米，只能说，一来我当时运气不错，没遇到坏人；二来当时“拐人”还属于新型犯罪方式，大多数坏人还没想到用这一方法赚钱哪。

直到今天，妈妈偶尔提及这件事，都会按着胸脯说：“真是后怕啊，我真是个傻大胆，万一当时萌萌被坏人拐走了，那对我们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悲剧了。”

从拐角到幼儿园，在妈妈心里，这是多么漫长的一百米啊！

我的家庭真可爱

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详。

姐妹兄弟都和气，父亲母亲都健康。

虽然没有好花园，月季凤仙常飘香。

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

这首恋家的歌，从爸爸小时候一直唱到我长大，依然是那么亲切。那熟悉的旋律，依然能轻易勾起我对儿时的回忆。

小时候我的家和“美丽”可能有点儿差距，但它温暖、亲切、舒适。

我们和伯伯一家人同住在一套两居室里，一直住到我3岁。爸爸妈妈带着我住其中一间房。我们的房间有12平方米，被双人床、写字台、椅子、衣柜、带玻璃门的橱柜和两个憨头憨脑的大沙发挤得满满当当的。每当我像一粒胖胖的花生米，快乐地滚倒在巨大的双人床上，巡视着我的领地时，那些紧紧拥在四周的老家具，都让我非常有安全感。

爸爸妈妈的床虽然巨大无比，但如果他俩和我一起睡，就不够地儿了。所以如果我们三人都在家，那我和妈妈就睡在床上，爸爸会神奇地变出一张矮矮的行军床来。行军床的一头塞进写字台下面，另一头刚好和家里的空地儿一样大，正合适。爸爸说窗底下的写字台正好能挡风，睡在写字台下面的行军床上，可以少盖被子，一举两得。

每到晚上，我在大床上，腻在妈妈被窝里，俯视着爸爸变戏法：先是窄窄、秃秃的行军床出现了，然后床上从头到脚铺了一层褥子，又铺了一层被子，再加上大枕头……硬邦邦的行军床立刻变得软乎乎的，还打着褶，真好玩哟！我可高兴啦，总要念着别人不懂的歌谣逗爸爸：“爸爸，起嗒嗒，起嗒嗒……”然后抬起小短腿噌噌地往床边跑，惊得爸爸赶紧放下书，冲到近处，张开手臂准备接我。但我每次到床边快掉下去的时候，就会滴溜溜地退回来，然后对着爸爸嘻嘻地乐，逗得爸爸和我身后的妈妈也哈哈大笑。每天都这样玩上一阵子，然后爸爸就会把我抱过去说“快睡了，明天玩儿”。

早上，爸爸把赖床的我抱下来，抱到离床有10厘米远的椅子上，然后故作神秘地喊着：“早饭来啦，好吃的来啦，看这是什么好东西？是煮鸡蛋啊！”一边把稀粥、馒头、煮鸡蛋一样样端到写字台上。我把小胖手搭到桌子上，探着头等他帮我剥好鸡蛋。有时候我接不稳，热乎乎的蛋掉到铺在下面的报纸上，蛋白上就会印上一身黑乎乎的字。我十分惊奇。爸爸就乐呵呵地告诉我：“那是铅，不能吃，得洗。”

因为家里太窄，妈妈经常抱我到对门的姥姥家洗澡。有时候洗完澡，她和爸爸就把我放在毛巾被中间，然后一人抓住毛巾被的一头，一兜！我就被他们兜在“吊床”中间，拎回家去啦。我还记得密闭的毛巾被里香喷喷的，阳光透过粉色的被子，在我眼前照射出深深浅浅的金色斑点，“吊床”摇啊摇啊，我在里面咯咯笑，真快乐。

狭小的空间会有一种特别的温馨。直到今天，我还能模糊地回忆起我们那个小小的房间，依然觉得特别亲切。爸爸后来聊天时也提过，那间小屋曾激起爸爸许多温暖的诗情，他有时会构思他的长篇叙事诗……嗬，可爱的家庭，它何止没有大厅堂，可能小得连过道都是时有时无的；但它有妈妈的被窝和大衣柜、爸爸的写字台和行军床，有满满的爱意，有世界上最珍贵的亲情。

房子啊房子

前几年，电视剧《蜗居》好火，其实房子的事情30年来一直是个非常触动神经的话题。在我小时候，人们刚刚从清贫的岁月中走出来，强烈渴望生活能富裕些、居住空间能大些。

每个人都希望能有房子住，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办不到的。房屋都是公有的，分配靠单位，执行的是福利性分房制度。分给谁是按级别、按资历，有的单位还要按性别，分给男职工，不分给女职工。不过极少数情况下，单位也会有人性化分配的时候，但概率微乎其微，因为住房困难的人太多了。

当时爸爸在离市区好几十公里的通县工作，单位没有房子；而妈妈那儿，哪条分房政策都不沾。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家却非常幸运，恰恰沾了人性化分配的光。这就要说到田伯伯了。

田伯伯，当时在妈妈的单位里是个技术干部，同时负责工会工作，有时到职工家坐坐，了解了解职工的家庭情况。

那时妈妈刚调回北京不久，我大约2岁。我们一家和眉眉姐姐、伯伯一家三口加上我的一个燕子表姐住在一起。

眉眉一家三口住的屋子是8平方米，我们一家三口住的屋子是12平方米，燕子姐姐住在客厅里，全家人吃饭、接待亲朋好友都在这儿。小小的一套房子，每天人流密集，尤其是洗手间的利用率惊人，早上四个上班的、一个上学的，加上两个小孩，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有一天，田伯伯顺路来访，看到了我家的尴尬：爸爸晚上睡觉的行军床还没来得及收起来，房间里没有能站脚的地方。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一个衣柜和两个沙发把屋子占得满满的。爸爸睡觉的行军床一半伸到写字台下面，另一半占据了屋里仅有的一点点空间。田伯伯只好在门旁站了一会儿，随便聊了几句便告辞了。

田伯伯是个热心人，从此记住了我们的困难。可能是老天眷顾，不久以后，他了解到单位有一套房子借给别的部委却要不回来。那年头，想把这套房子要回来谈何容易。手续极其繁杂不说，想找到对方部委管事的人都不容易，人家根本就回避不见。管房的干部的脸色就更不用说了，要多牛有多牛，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所以妈妈的单位没有哪个部门的人愿意去碰这块烫手的山芋，只当根本没有这件事儿。

田伯伯去了，他想试一试，看能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给自己的职工解决点儿问题。他跑了该部的所有部门，叙述缘由，说明情况，强调困难，据理力争，蹲走廊，堵办公室，见到管事的软磨硬泡，终于有了结果。他们同意了，把他们的一套位于西三环的周转房的指标让了出来。

这套房子不是按正规渠道来的，没有占妈妈单位的分房指标，自然就有了灵活性。田伯伯力主把房子分给我家，因为他见到过我家拥挤的“场面”。虽然妈妈的级别、资历和性别都不符合要求，但当时并没有反对意见。于是在我3岁那年，我们结束了原来沙丁鱼罐头般的生活，在大姨大姨父和大莹子的陪伴下坐着大卡车，欢天喜地地搬到了新家。

后来妈妈的单位也曾让其他职工家庭跟我们合住，为了迎接新“邻居”，我们不得不把家具都集中到了十来平方米的大屋，腾出两小间。但陆续分来的两个家庭，到家里来转了转，摇摇头就再也不来了，因为太小了。折腾来折腾去，只有我们始终留守在这里，因为我们没有别处可去，是不折不扣的“刚需”。几年之后，我们成了这小套居室真正的住户，到现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住了将近30年。按目前的房价，我们还没有能力购买更大的房子，我和老公还有未来的宝宝大概还会长期住在这里。田伯伯可真是我们一家的贵人啊。

今天我把我们家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心里还是觉得很难受。热心善良的田伯伯，因为这件事到底承受了多少压力只有他自己清楚。我心里除了感激，也真诚地希望——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愿所有人都能住上趁心如意的房子！

外一篇：眉眉，眉眉

我的堂姐叫眉眉，是伯伯的孩子，小时候我们两家人住在一起。

眉眉比我大六岁，在我出生之前，她就是伯伯、姑姑、爸爸、妈妈唯一的孩子。我是个“吃货”，而她跟我正相反，从小不爱吃东西。在她一两岁的时候，姑姑每次为了哄她吃饭，都要拿一架飞机模型在她头顶眼前晃来晃去：“你看，大飞机——”然后眉眉昂起头咧开嘴去看飞机，姑姑急忙抓紧时机，舀起满满一勺饭“吭哧”一下塞进她嘴里！眉眉不满地嚼着饭跑开了，然后姑姑为喂下一勺饭开始动脑筋……

那时候，四个大人还年轻，本身也有点儿像孩子，眉眉更像是他们心爱的玩具。听说有一次，2岁多的她正坐在自己的小尿盆上，手托着脸，可能在认真地思索人生哲理吧。而那些天她最爱唱一首儿童歌曲“狐狸狐狸，你没出息……”所以伯伯和爸爸就跟她开玩笑，他们四“恶人”偷偷从背后包抄过来，将她团团围住，开始边跳边唱：“狐狸狐狸，你没出息！自己不努力，还偷人家的东西……”眉眉瞪着圆溜溜的眼睛，望着这些像小山一样庞大的坏家伙，然后，“呜——哇！”一声哭了。

在我出生的时候，不爱吃饭的“小狐狸”眉眉已经是大姑娘了，很漂亮，长着很大很大的杏仁眼、忽闪忽闪的长睫毛和小小的鸭蛋脸。眉眉姐姐是奶奶的心头肉。听妈妈说，我还不会说完整句子的时候，在百货商店里看见招贴画，就指着里面的大眼睛女孩说：“眉眉姐姐！奶奶的眉眉姐姐！”

当时她已经上小学了，我不常看见她。大概在我快3岁的时候吧，有天下午，我起床之后，发现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溜达到伯伯他们的屋前，好奇地往里望。这时眉眉放学回来了，看见我在她的屋门口，就像大人那样招呼我进屋，从柜上取下她的娃娃给我玩。那是一个美丽的塑料娃娃，长得跟眉眉非常像：瀑布一样的棕色头发，杏仁大眼，嘴很小，穿着一层层繁复的衣服。我端着这个贵重的娃娃，有点儿不知所措起来。我讷讷地问：“这个娃娃是你吗？”眉眉友善地回答：“不是，她是阿里山的姑娘。”

眉眉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美的女孩子。她是我姐姐，所有的孩子都羡慕我。虽然我有一点点怕她，但她是我的骄傲。

爸爸和眉眉姐姐关系很好，后来，爸妈带我搬出去单住了，爸爸晚上想起他的小眉眉，还曾黯然落泪。

再后来，眉眉姐姐去外国上学了，我们好多年不曾见到她。直到1992年，我小升初的那个暑假，她放假回来，变得高挑妩媚，烫着大长卷发，穿着明黄色的小吊带，露着肩膀，在计委大院里掀起了一阵大波动。

她看见我在她窗沿底下探头探脑地晃悠，忙把我叫进屋。她盘腿坐在床上像小山一样的衣物中间，叼着烟，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我她胖了没有。我期期艾艾地说：“比以前丰满了一点点。”眉眉姐姐做出苦恼的样子，慢悠悠地用悦耳的声音说：“哎呀，果然是要减肥了。”

下午上课的时候，同桌女生用炫耀的口气对我说：“我今天看见眉眉姐姐了！你知道她吗？我的邻居哦！”我很欢乐地回答：“哦哦，眉眉是我堂姐啊！我中午去找她玩了。”结果同桌羡慕嫉妒恨了，一个下午都没理我，哈哈。

眉眉姐姐带回很多的录像，全家十几口子人满满当当地拥在奶奶的大屋里，围着电视观赏她的美国生活。其中拍到她自己的屋子，我们都吃惊地看到：她床前贴着一张放大成海报的黑白照片，里面是爸爸抱着四五岁的她。“因为叔叔最帅！特别帅！我小时候最喜欢叔叔了，他一直是我的偶像。”眉眉一字一句地对大家解释。我扭过头，看见爸爸的眼角有点儿湿。

不久后眉眉回到美国，考了个不错的大学，追求者甚多，顺利毕业又轻松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然后，眉眉平凡的生活就此告一段落了。

在工作最顺利的时候，眉眉忽然迷上了西藏，便回国了，背着画架和佛经一个人去了西藏。在那个没通铁路的年代，她在青藏高原层峦的山谷中放弃大巴车打算独步去拉萨；她跋涉了将近一天，陆续扔掉了所有的行李，最后晕倒在青稞地里。所幸她被善良的藏民救起，送到县里的医院打了六天点滴，捡回一条命。

此后她更加深沉，彻底地爱上了西藏，前前后后在那里生活了七年多，在希望小学任教、做联合国志愿者……她热衷登山，迷恋藏文化，在拉萨开过画廊和咖啡厅，认认真真拜师学过唐卡。她曾用半年的时间给奶奶画了一幅金碧辉煌的唐卡，里面包含许多复杂神秘的含义。她有很多浪漫冒险的故事，好几次，她驾驶着5000元买来的旧吉普车从北京一路开到拉萨。有一次她和好友开车在青藏高原上奔驰，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在方圆几十里不见人影的寂寂荒原上，在静谧无声的星空下，他们点燃了一簇焰火……那是一种怎样苍凉壮美的景象和心境啊。

好多年后，我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初夏的那个周末：那么多的人挤在一起，带着对陌生世界的好奇，与一丝隐隐的渴望，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一个女高中生在异国他乡平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情景，今天很难再复制了。我早就不记得录像里其他任何的情节，除了墙上那张放大的黑白照片：帅气年轻的爸爸，搂着大圆眼睛的小小的眉眉，两个人都笑得那么开心。这个在我出生之前，爸爸深爱过的小姑娘，长大后特立独行的传奇女孩儿，是我堂姐。

3岁

几代人的玉渊潭

“到不了的是远方，回不去的是故乡。”我的故乡当然是北京，可是北京这么大，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里，乡愁将何所依呢？那必然是一个与我的童年和青春有关的小而具体的地方，具体到一花一草一树，宅门、篱笆、小路……就如史铁生的地坛，老舍的胡同和四合院，英子的城南，甚至是“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北海公园。

而我童年的记忆中，老计委大院、三里河的那些街道和商店都已经被连根拔起、彻底消失了，只有玉渊潭公园还带有些许旧时的模样，能够承载我对“故乡”与童年的思念。

玉渊潭有着我们家三代人的回忆。我小时候，这里还充满了野趣，小路两旁柳堤环抱，芳草连天，碧绿的河水里漂荡着纤长的水草，宽阔的湖面水天一色，不断有禽鸟飞过。现在，虽然人工修饰的痕迹越来越明显，但它的水与树依然能使人回到儿时的心境。

在我出生前一年的冬天，曾有四只白天鹅在瑞雪之后翩然飞落玉渊潭公园，在湖面驻留了好几天，让北京市民惊喜不已。正当人们纷纷赶去观赏可爱的奇景时，一声枪响粉碎了一切美好。两个来公园打鸟的男青年用气枪击穿了其中一只天鹅洁白的长颈，天鹅当场死去，剩下三只连夜哀鸣后飞去。打鸟的男青年后来被判了刑，据说他当时是想为新婚的老婆打点儿野味，不过没人同情他。三十多年过去，街头巷尾的议论早已消失在岁月里，但天鹅却一去不复返了。

失去天鹅的玉渊潭公园依然是鸟雀的乐园。人们接受了教训，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猎鸟事件。夏天喜鹊、布谷、斑鸠、黄莺在林间飞舞；冬天群鸦歇落在冰面；春天绿头鸭和鸳鸯在绿波中嬉戏。听爸爸妈妈说，早先湖里有小乌龟，还有许多鱼虾，他们小时候常常去钓鱼，用小纱网捉虾米。还有许多小蝌蚪，看它们渐渐长出四条腿，非常有趣。到了夏天，到处是高高低低的青蛙在鸣唱，真是“听取蛙声一片”。

我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到玉渊潭玩儿已经见不到小蝌蚪了，也没见过那些美丽的绿青蛙。但“儿童乐园”里的12个动物雕塑却使我欢乐无比。雕塑并不高，大约也就一米，色彩鲜艳，栩栩如生。我一会儿骑在牛背上，一会儿爬到马身上，尤其高兴的是骑在鸡上，扶着它红红的大冠子等着妈妈给我照一张。因为我知道我是属鸡的。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十二属相里没有小乌龟和猫咪呢？

说起小乌龟，我就忘不了和爸爸一起到玉渊潭放生的事。那时候我们和伯伯住在一起，我的堂姐眉眉姐姐养了一只虎虎有生气的小公猫，名叫“大虎”。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小乌龟，大虎对它十分感兴趣，虽然小乌龟有“缩头功”，大虎拿它没办法，但把它拨来拨去的，好像踢足球一样，看着也是险象环生，终是不安全。没辙了，爸爸只好决定将小乌龟放生，省得它每天躲在沙发底下沾满灰尘，看上去怪可怜的。

那天，爸爸拉着我的小手带上小乌龟到玉渊潭去。到了东湖水边，他恋恋不舍地将小乌龟浸到水里。干了好多天的小乌龟得到水的滋润慢慢伸出头，开始长长地呼气，吹得水面嘶嘶响。“快游走吧，快快快，小乌龟。”爸爸说，他担心如果小乌龟不走，等我们离开后会有人把它捡走。我也跟着说：“快走，快走。”可是小乌龟不往湖里去，只沿着水边往前爬，爬出差不多十米远，跑来两个大哥哥，大声叫：“嘿，这儿有只小乌龟！”他们上去就要捉。我“哇”的一声就哭了，爸爸赶紧跑过去，说：“是我们的，别动。”他把小乌龟拿回来，我们就陪它玩，不让它爬远。我心里特别难过。等了好长时间，看看周围远处都没人了，爸爸说：“咱们送它走吧，咱们送它到芦苇里好吗？”我点点头。

我们走到东湖的最西边，那时那里还有不少的芦苇，爸爸到了那儿，转了转胳膊，然后握住小乌龟使劲往远处一甩，把它丢到芦苇丛里去了。我又哭了，爸爸安慰我说，它会找到家的，也没有人能捉到它了。

对于周边的人来说，玉渊潭的一大特别功能似乎就是游泳。游泳曾经是那个时代激发人们向上情绪的一项重要活动。许多人都是在这里学会游泳的。全盛时期，东湖、西湖、八一湖和昆玉河都可以游，没什么人管。妈妈、大姨她们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姥爷便带着她们到玉渊潭游泳。那是很欢乐也很辛苦的事。说欢乐呢，那是当然，浪里撒欢儿，体会鱼之乐嘛；说辛苦呢，因为都是徒步去的，绝不坐车，也别指望自行车驮着，再累也得走，说是“锻炼革命意志”。对于只有七八岁的妈妈和大姨确实有点儿辛苦。那时候的长辈们多半都是那样教育晚辈的，整个社会氛围就是那样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了，机关也没什么事做了，游泳更加风靡一时，人人都要学伟人横渡长江。北京这里无江可渡，妈妈、大姨她们便跟着姥爷，带着7岁的舅舅，全家人横渡玉渊潭后湖，也算是满足了“到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宏伟愿望。

爸爸小学五年级时在游泳池学会了游泳，之后就跃跃欲试，想要游长泳，来一个“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玉渊潭湖西面的那条河叫昆玉河。有一次爸爸在昆玉河游泳，忽然被水草缠住了，几次挣扎都没用，有些心慌。他心里念着“镇定，一定要镇定，千万别乱扑腾”，然后用手慢慢退去水草，慢慢伸直腿，发现脚竟然沾地了，就猛地站起来。原来，这里的水才没过小腿肚！

我第一次下水“游泳”就是在这里。当时我才3岁，现在只记得两个场景：一是在岸边几个大人拉起床单，我们轮流钻进去换泳衣，周围好多人都像我们一样拉着床单换衣服；二是大人们在水里聊天嬉戏的时候，我从救生圈里漏下去了，平生第一次看见一片浓郁的翠绿，一串串细密的水泡像飞翔般往上冒，之前的声音瞬间消失，耳边只有“咕嘟咕嘟”的声音。我还没回过神呢，就被爸爸捞上来了，但那神秘的水下世界却一直印在我脑海里。

有一次爸爸带我去东湖游泳，他把我放到救生圈里，我穿着碧绿的儿童泳衣。那天天气不算热，人很少，东湖的水碧绿碧绿的，像一块翡翠。爸爸在水里扶着我的救生圈对我说：“咱们像不像两只青蛙？一只大青蛙，一只小青蛙。”我笑得鼻子冒泡，哇哈哈哈哈。

凡公园都是爱情的滋养地，玉渊潭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简陋狭小的蜗室里已经茁然壮大的大龄青年们无处释放彼此的秋波，只好上街“轧马路”。在南方黄浦江边则出现了著名的“情人墙”，而玉渊潭则给了彼此有意的年轻人以极大的恩惠：河边的青草斜坡，湖畔光滑的叠石，松林里的长椅，给许多人留下了温馨的记忆……不要说年轻人，就连我奶奶，当有人介绍她和她的后老伴（我的郝爷爷）见面时，两位“革命老人”初次交谈的地点也是玉渊潭。

不过，玉渊潭现在最具特色的是它的“父母相亲大会”吧。公园东部有个“留春园”，那里有开阔的草坪和敞亮的长廊。有时那里会聚集许多人，多半都是老年人。他们三五一伙儿交头接耳，互相询问，有的拿着相片，有的提着手提袋，袋子里面装着“资料”。还有的人拿着纸板，上面写着年龄、性别、职业……

原来，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婚姻介绍所”，是老年替身版的“非诚勿扰”。他们的子女们往往并不着急，可他们却急得不行，常常是瞒着子女跑来“淘宝”。他们手中的资料有的真是亮丽光鲜，什么“英国留学归来”“博士”“某外企部门主管”都有。

在我遇到牛子之前，爸妈也曾到那儿窥探虚实。听他们说，立刻有人围过来问：“男的？女的？”写到这儿，我耳边不由响起“非诚勿扰”的音乐，还有男嘉宾从升降梯走出来时，观众那欢乐的起哄声“噢——噢——”但爸妈说，他们还是不打算参与，因为他们相信我的缘分、运气。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好男孩正在寻找我。

现在，爸妈仍常常去玉渊潭健走，这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有时周末我也陪着他们去。我们边走边聊，也常常回忆过去的许多事。每当我们走到离松林不远的那几棵大雪松下时，妈妈的步子就会慢下来，眼睛里涌出丝丝哀伤。我的心也就有些紧紧的，我知道——姥爷去世的前几天，妈妈和大姨推着坐着轮椅的姥爷到玉渊潭，在那几棵大雪松下照了相。相片还没洗出来，姥爷就走了……

玉渊潭有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故事，它是一本收藏我们几代人的故事的大书。

3岁生日照片，也是在玉渊潭照的。照片里我比2岁时长高了好多，一头软毛，被太阳晒得皱着眉头低着头傻笑。身后爸爸年轻英俊，笑容灿烂，完全看不出来正担负着什么压力和烦恼。真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

搬新家：甩龙、甩龙、甩龙

卡车在我和莹莹的欢笑中飞奔，一路上景色越来越陌生，卡车颠簸的幅度也越来越大。“咣当！咣当！”开心的旅程结束了，我们来到了新家——三环路边上的一座六层的孤楼前。那之后我好一大段童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爸爸后来告诉我，刚搬来的那些天，他和妈妈被噪声吓坏了。那时的西南三环路刚通车不久，北京市的建设正热气腾腾，到处都是工地。三环路上净跑些载重卡车，像怪兽的吼叫，震得两个小屋的四扇窗子“哗啦啦啦——”响个不停。而窗根儿底下，一台推土机不知疲倦地日夜轰鸣。那时的建材都比较简陋，根本没有双层隔音玻璃，巨大的噪声充斥着整个世界，让人无处可藏。

而屋子里，纱窗门与门框之间露着大缝儿，蚊子组成庞大的亲友团，呼呼地往家里钻，赶着给我们庆祝乔迁之喜。那时市场上还没有电热驱蚊片之类的新式驱蚊药，只能点老式的那种深绿色或紫红色螺旋形的蚊烟，整个屋子烟雾缭绕，把人熏得肺疼——这肯定是消失的风景了。

爸爸讲的这些，我统统都没有印象，大概它们当时压根儿就不在我的关注范围内。我只记得热闹完之后，大姨和大姨父带着莹莹走了，爸爸妈妈忙着收拾简陋的家具，安置那些桌椅、床铺、瓶瓶罐罐什么的。我就在最小的那间空屋里，一个人捡起地上包装家具用的塑料泡沫条，学着城乡人民喜迎新春时舞狮甩龙的样子，把它们甩来甩去，嘴里喊着：“甩龙、甩龙、甩龙……”

爸爸过来看见我，呵呵地笑了，抱起我，又放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当时我快乐的样子刺痛了他的心，让他难受得偷偷掉眼泪。在爸爸看来，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条件简陋的家里傻乐呵，没有小朋友，真是非常可怜。

爸爸，新家真好玩！屋子那么大，我要“嗒、嗒、嗒”跑上十几步才能从东边阳台这头跑到西边小屋那头。空空的大床板，我和莹莹站在上面怎么跳也跳不够。最神奇的是，我一叫唤，屋子那头就会响起一个女孩的声音，她是在学我，我说什么，她说什么；我叫的声音大，她叫的声音也大！你告诉我和莹莹，这叫“回声”，是一种科学现象，我们要是对回声说“你好”，回声也会回答我们“你好”。我和莹莹都玩疯啦！

爸爸你怎么不说话？我给你和妈妈表演甩龙好吗？爸爸你看，妈妈你瞧——

甩龙、甩龙、甩——龙——

北外时光：藏好了吗

我们的新家在三环路边上，在旧的城区地图上还属于苏州街那片儿。“苏州街”，听起来非常秀气，但我们新搬去的那几年，它其实是一片巨大的工地。沿街几里地，举目望去全是修建中的楼房，统统笼罩在绿纱网里，乌压压的一片，机器日夜轰响。对于从小就在计委大院长大的爸爸妈妈来说，这里真是有些荒凉。他们常告诉我：我们新家这里是近郊区，如果去计委大院看望姥姥姥爷和奶奶，那叫作进城。

但不管怎么说，家里变得非常宽敞了。我们的新家有一间“特别大”的大屋和两间正对着三环路的小屋，阳台、厕所、厨房一应俱全，总共有五十多平方米呢。当时人们的家具少，初步安置好了之后，屋子里依然有微弱的回声。新生活要开始了——望着明亮简朴的新家和跳上跳下的我，爸爸妈妈的心里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最让他们高兴的是，新家和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北外”）仅一墙之隔。只要我不在幼儿园上全托，每天傍晚吃过晚饭爸爸妈妈就带我去北外散步，那是我们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

北外的围墙和人行道之间是一段绿化带，里面种着苍翠葱茏的小松树、小柏树，边上是一尺多高的矮篱笆。我特别爱让爸爸拉着我的一只手，然后晃晃悠悠地在上面走，说是可以练习平衡——我心里还惦记着莹莹教我的轻功呢，总以为平衡是“轻功大法”的基本功。

其实这不算什么，我最最喜欢的还是让爸爸妈妈一人拽着我一只手，然后我脚一缩，悬起身子来打秋千；爸爸妈妈就拽着我往前跑，一边跑我一边“咯咯咯”笑个不停，直到他们俩喘不上气来，停下把我放回地上。每次我都意犹未尽，于是爸爸就把我扛在脖子上再跑一段路……

后来听爸爸和妈妈说，那时候他们俩其实累得要命，尤其是爸爸。每次两人都相对苦笑，心里同时哀叹着：“这小狗东西，什么时候长大啊！什么时候能让我们轻松一点儿啊……”

但我完全没有听到爸爸妈妈的心声，而是乐此不疲地缠着他们，一直把这个游戏玩儿到上小学之前。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他们受累了呢。

那时候北外的校园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简单的铁皮校园大门、老旧的教学楼、曲曲弯弯的土路；路边的空地和球场里，到处长满郁郁葱葱半人高的野草，一奔跑就会惊起成群成群的野鸟……但完全没有变化的，是充盈着校园的朝气，小路上大学生三三两两散步，足球场里男生奔跑着踢球……我最喜欢在这里和爸爸妈妈玩儿捉迷藏了，每回刚一进校门，就拐到最近的小花园里，捂上眼睛让爸爸妈妈藏起来，数完数，我便扯开小嗓门喊：“藏好了吗？”不远处响起爸爸妈妈的声音：“藏好啦！”我就放下手，全神贯注地找起他们来。当然爸妈不会让我找多久的，很快就会被我“发现”。我越发感到乐趣无穷，每回都要一次次玩，一遍遍让他们藏起来，也不嫌烦——“藏好了吗？”“藏好了吗？”尖细的声音飘响在校园里，惹得路过的大学生纷纷驻足看热闹。

有一次，几个大学生可能觉得我有意思，就围过来逗我，问我：“小妹妹，你怎么那么白啊？你妈妈是不是也特别白？”我看见来了新的哥哥姐姐，马上把捉迷藏的事抛到脑后，认真地为他们讲解：“我妈妈是黄脸，我爸爸是黑脸，我是粉白脸！”大学生们乐坏了，爸爸妈妈就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跟那些学生打过招呼，带我继续散步。

童年时代，爸爸妈妈带着我无数次地徜徉在北外的校园里。时光过得真快，转眼29个年头过去了，当年闹着要捉迷藏的小鬼头如今成了三十多岁的大萌子。那些逗我玩儿的大哥哥大姐姐大概早就天各一方了吧？爸爸妈妈再也不复青春俊秀的容颜，岁月的风霜悄悄地一点点爬上了他们的眼角眉梢、额头发根，只有善良快乐的眼睛永远没变。就像北外虽然早就脱去了野趣的外衣，但青春、蓬勃的气息一直在这里飞扬。

玉娥阿姨

搬到新家还没几天，我的幼儿园就因为要翻建而暂时停办了。没办法，爸爸妈妈只好托人找了一个女孩照顾我，她就是我的第一个小阿姨，是安徽无为人，19岁，名字特别好听，叫玉娥。不过我对玉娥阿姨的回忆，并不像她的名字那么美好。

说她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北京“阿姨”的历史吧。

我小时候，“保姆”这个词儿还是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的，一般只会在《格林童话》之类的外国故事书里出现，生活中我们并不使用它。我们有另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职业——阿姨。年纪大的是老阿姨，年轻的就是小阿姨。

听爸爸说，五六十年代，北京的阿姨大多来自河北。因为两个地方离得近，年景不好的时候，家里困难的河北大妈啊媳妇啊会进京来讨生活。爸爸少年时代家里的马大娘就是河北的，做得一手好面食，擀出的面条厚薄长宽一水儿齐，烙出的葱花饼酥得掉渣儿、浓香四溢。马大娘回老家之后，爸爸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葱花饼了。

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老一辈的河北阿姨基本都告老还乡了。说起来，这群朴实的小脚老太太骨子里是比较传统的，不愿意在异乡做阿姨；不管和雇主关系多好，她们也不会带家人乡亲过来接班。因此随着这批老阿姨退休，北京的阿姨群体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现象。焦头烂额的双职工们，只能想办法找父母或者周围没工作的邻居帮忙看孩子。此时，安徽阿姨声势浩大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其实安徽阿姨这个群体，在北京由来已久，这话要从1941年说起。那时新四军第七师司令部在无为县成立，开辟了著名的皖江抗日根据地，他们与当地老百姓鱼水情深。到了1945年，部队为迎接新的形势撤出了皖江地区。有些首长家庭就带着在当地找的阿姨一起撤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她们也随着首长家庭来到北京。改革开放以前，北京的安徽阿姨人数不多，与河北阿姨相比，只是涓涓细流。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整个阿姨市场出现断档，安徽的老阿姨注意到了这个机会，很快便把自己的家人、乡亲带出来了。新来的安徽妹子岁数小、不怕苦、人数多，迅速填补了空缺，成为北京阿姨市场的主力军。在我小时候，“安徽小阿姨”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些大姐姐，基本都是从无为县出来的。

20世纪90年代再往后，全国各地农村的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去大城市闯荡。聪慧机敏的四川阿姨、倔强善良的湖南阿姨、开朗活泼的东北阿姨，都陆续占领了一方天地。然后家政服务中心渐渐普及起来，成为这个市场的主体，新的一页书慢慢翻了过来……吃苦耐劳的安徽无为妹子融在打工大潮中，不再一枝独秀。

现在接着讲玉娥阿姨的故事。先说好，她是个例哦。

玉娥是一个怪阿姨，当爸爸妈妈在家时，尤其是爸爸在的时候，她总是和蔼可亲、一副对我很满意的样子，吃饭还抢着给我夹菜；不过，只要爸爸妈妈一上班，她的好情绪就到头了。我记得，她特别喜欢坐在大屋那个有靠背的椅子上审讯我：散步时走得比她慢那是笨蛋；随手扯了一片灌木的叶子那是浑蛋；早上跟爸爸妈妈亲脸蛋告别那是咬耳朵说她坏话；把掉在地上的苹果拿给她吃那是想毒死她；睡午觉闻胳膊那是神经病……在玉娥阿姨眼里，我有数不完的罪状。她口才不错，每天训斥我都要一上午，只有吃午饭时才安静一会儿。

我很怕她，也许她个子不算高，但对于幼儿园小朋友来说，也算是半截铁塔啦。不知道是不是平时被呵护过度了，3岁的我对人心还不懂，还以为玉娥阿姨都是为我好呢。虽然那段日子可怕透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跟家长说；我还以为所有的情况，爸爸妈妈都是知道的呢。

不过跟玉娥阿姨在一起的日子，也有温馨有趣的回忆，虽然不多。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天，下午吃完午饭，我们俩去阳台上取柿子，没想到天太冷，门把手被冻上，我们进不去了。当年，家家户户的阳台都没有安装封闭玻璃窗，就是一个室外的小台子，一碗水放在阳台上半小时就能结冰。我和玉娥都穿着在屋里的薄衣服，在寒霜里冻得跟枯叶子似的哆嗦。当时那是为数不多的一次，她一直对我很和气，还把我搂在怀里踱来踱去，我们一直不停地聊天，试图忘记寒冷。

十分幸运，那天就跟有心灵感应似的，爸爸回家特别早。当亲切的身影和熟悉的雷锋帽出现在阳台下的小路上，我和玉娥顿时激动得大喊大叫起来。爸爸抬头，对着我们喊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只知道他放下自行车大步跑进楼道，片刻之后悦耳的开锁声响起，紧接着爸爸关切的眼神、温暖的笑脸就出现在阳台门的玻璃后面——阳台门被爸爸一把拧开，一大一小两个难友高呼着冲进屋里，一边找厚衣服披上，一边跳来跳去。我惬意地坐在爸爸怀里，听玉娥一边喝热水一边讲经过，是我对这件事最后的印象。

玉娥阿姨还有个姐姐，这位姐姐曾经来家里找过她一趟，我记得她站在玉娥阿姨旁边，显得无比漂亮，像仙女一样，但也是个怪阿姨。她皱着眉环顾一下我们家，然后眼睛就一直往上翻着。爸爸给她倒了一杯水，她眼睛转向别处，沉着脸用手背把水轻轻推开了。她跟玉娥阿姨单独在屋里说了几句话，就不打招呼匆匆走了。据说这位仙女是在某大院里给部长做阿姨的。怪不得，想一想大观园里宝二爷的晴雯眼睛里装得下谁呀。

不久后寒冬过去，好吃的柿子没有了，但是天气变得温暖可爱，楼下的工地上开满了淡紫色的二月兰。一天，爸爸突然悄悄把我叫到最小的那间屋子，关上门问我：“玉娥阿姨打过你吗？”

我点点头说：“打过。”

爸爸露出认真的神色，又问我：“打哪儿了？”

“打屁股。”

“哦。”爸爸稍稍松了口气，又问，“为什么打你？”

“玉娥阿姨说我不听话。”

“怎么不听话了？”

“我走路走得慢，像笨驴……”

“这是她说的？”

我点点头。爸爸不再问什么了，把我搂过去，轻轻抚摸我的头发。

第二天，爸爸妈妈告诉我玉娥阿姨要走了，让我一起去送送她。玉娥阿姨看起来挺高兴的，她提着几个小包，爸爸帮她提着一个大大的包。到了汽车站，玉娥阿姨突然到我身边弯下腰对我说：“萌萌，阿姨要走了，再见啊。”

汽车来了，玉娥阿姨上了车，爸爸帮着把那个大包袱塞上车。我们一起向玉娥阿姨挥手告别。

后来我才知道，是邻居高奶奶看见她在楼道里打骂我，告诉了爸爸，才有爸爸和我的那场对话。那天晚上，爸爸妈妈说了玉娥阿姨，刚开始她不服气，说是为了我好。后来她哭了，说早就不想在这儿干了，城里有几家人比我们有钱得多，都想请她去呢。爸爸妈妈也没挽留她，但嘱咐她到谁家都要勤恳踏实，要有爱心才行。他们送了她许多东西，去车站时爸爸提着的那个大包袱，就是包那些东西的。

其实如今回想起来，玉娥的心情也能理解，十八九岁的花季少女，本来怀着满心憧憬来到大城市淘金，没想到却被闷在一户小居民楼里，每天照顾小屁孩儿；而自己的亲姐姐同样是当阿姨却那样春风得意。中国人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亲人之间尤其如此，心浮气躁的玉娥难免意难平。而今天的社会，机会越来越多，选择空间也越来越大，80、90后的玉娥们，大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去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再也不用带着大材小用的愤懑欺负小朋友了，幸甚至哉。

在我的记忆里，玉娥是个非常丑的阿姨，铜铃大的三白眼，鼻孔一张一合的。但是据爸爸说，绝对是我记错了，她其实是个挺漂亮的女孩子，只可惜缺少一点儿爱心。

玳娥阿姨

玉娥之后，爸爸妈妈又给我找了一个新的阿姨，跟玉娥是老乡，连名字都差不多，叫玳娥。玳娥又白又瘦，鸭蛋脸，细细的眉眼，可好看了。我从来没见过脾气那么温柔的姐姐，再加上与之前的玉娥做对比，所以更是特别喜欢玳娥。我每天都像牛皮糖一样黏着她，午休的时候还喜欢闻着她的胳膊睡，痒得她咯咯笑。玳娥有个小爱好，她喜欢带她的老乡来家里玩儿，有时候家里一下子就来一大群哥哥姐姐，哇哇咋咋的很热闹。那些哥哥姐姐会给我带小橘子和花生，偶尔还有金币巧克力。其中有一个哥哥，我觉得他长得一般，而且总是很骄傲的样子，但不知道为什么，玳娥阿姨就是对他最好。她总给这个哥哥洗衣服，洗很多很多，晾在我家的阳台上。有一次，玳娥的表妹笑嘻嘻地偷偷告诉我：这人是玳娥姐姐的“男朋友”。

有一天，爸爸回家比较早，正好碰见那个哥哥和玳娥的表妹在家里，就跟他们聊了一会儿。那个哥哥说，玳娥阿姨在我家的工作就是伺候人，没意思，将来也出不了头儿；他有朋友一个月能挣好几万呢，还有哪个老乡在卖珠宝，卖出一件能吃好几个月……爸爸笑着没说什么。那天晚上，我听见爸爸小声跟妈妈说，估计玳娥待不长了。我很难过，跑过去不依不饶地使劲追问，爸爸和妈妈一开始都笑眯眯地说没什么，后来爸爸才说，玳娥阿姨可能有了更好的去处，我们应该为她高兴才对。果然不久之后，她就告辞了，我有点儿伤心。幸好这时候，我的幼儿园翻修好了，于是我和班里的小朋友们又回到了课堂。

玳娥阿姨的男朋友是建筑工人，有一次爸爸和妈妈聊到他，爸爸把话题扯得又玄又远，他说，“农民工进城的浪潮已经开始了，他们对经济建设的贡献很大，正是因为有他们，那一个个的工程才能快速建好——平地起高楼，大桥通四方。我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这跟他们可分不开呢。”不过爸爸又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化进程也不会一蹴而就；有许多事还需要磨合，有些习惯需要改变，有些制度需要建立……”我听得云里雾里，完全不知道他和妈妈在唱哪出戏——我哪里知道，他和妈妈对于当时阳台上晾满了这位哥哥的衣服这件事，还是有点儿生气的。

不管怎么说，心爱的玳娥阿姨离开我了。后来在上小学之前，我一直都在幼儿园上全托，家里再也没找过新阿姨。

彩云之南：去看四爷爷啦

一天散步的时候，爸爸突然告诉我，我们要坐着火车去看四爷爷四奶奶了，他们在遥远的昆明。虽然我没听懂，但觉得好高兴，于是兴奋地蹿起来，围着爸爸妈妈跳来跳去。

回家后，爸爸把我带进书房，拿出中国地图，指着大金鸡的腿肚子那里说：“这里就是昆明，它在云南省。”爸爸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传说很久以前，有个皇帝看见风中有朵极漂亮的彩云，就派他的属下去追。彩云飘啊飘，属下追啊追，一直追到遥远的南方，终于彩云停下来了。属下抬起头，惊讶地发现天空飘满了五彩缤纷、美得不可思议的云霞……后来，皇帝给这个地方起名“云南”，就是彩云之南的意思。

不久之后，怀着巨大的憧憬，我跟着爸爸妈妈坐上了电视里经常看到的长长的、看不到头的绿皮火车，经过三天三夜好玩的旅程，见识了祖国从北到南一路的风景，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昆明。我依依不舍地和火车上刚打得火热的小伙伴告别，四爷爷、平姑姑、姑父正在车站等着我们呢，全新的生活开始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接触新鲜的事物：形状像花朵一样红艳艳的树叶，还有树林里更红更艳的大蘑菇；雨后如长桥一般弯弯的大彩虹；风一吹就会掉下来砸屁股的木瓜；放在小竹篮子里搁在街边卖的“青头菌”；弯弯曲曲的盘山路；狂野的面包车；还有石林里细细长长的巨大石柱，听说是美女阿诗玛变成的。在石林，我和妈妈穿上了白族的衣服，牵着大狼狗照相；在四爷爷家，我吃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云南火腿月饼。当然第二天、第三天，我又不断吃到了世界上其他最好吃的东西，比如，羊奶加蜂蜜做的奶卷，奶酪加火腿做的“乳饼”……

四爷爷一家有六口人：四爷爷、四奶奶、平姑姑、姑父、波波哥哥和薇薇姐姐。他们住在两层的小楼里，家里有数不清的屋子。我在几个屋子里钻来钻去玩捉迷藏，被姑姑隔着玻璃看到了，斯文秀气的姑姑对我温柔地笑起来……几天以后，我趁大家不注意，跑到二楼探险，结果发现了一间没见过的屋子，溜进去，看到里面有一张小小的硬床，床头有个书柜，一排又一排的书籍中间，摆了一个深绿色的圆形的铁皮盒子。凭经验和直觉，我知道这里面很可能有好吃的。果然，打开一看，哇！各式各样的糖果！奶油的、水果的、见过的和没见过的……我吃啊吃啊，不知道吃了多久，一直到四爷爷进来，原来这里是他的起居室。满头银发的四爷爷看见我正捧着见底的盒子，便慈祥地呵呵笑起来，我赶紧滴溜溜地跑下楼去了，嘴里甜丝丝的，还意犹未尽哪。

那段时间，四爷爷一家人总陪我们去各个地方游玩。不出去玩的日子，全家九口人会出门散步。我脑子里总有一个画面：全家人沿着滇池长长的岸悠闲地走着，顺湖水漂过一片片洁白的莲花瓣儿，金色的夕阳把一切全都笼罩在一层层朦胧的光晕里，像梦境一样。

不知道在昆明待了多久，反正大家都说我长高了，美好的做客时间似乎像火车一样长得看不到头。正在我渐渐把四爷爷这里当成家的时候，爸爸妈妈开始收拾回家的行李了。吃了最后一顿丰盛的大餐，我们告别了像家人一样亲切善良的四爷爷一家，告别了像童话一样的昆明，又坐上了火车。四爷爷特意给我准备了一个很大的盒子，说里面是我4岁的生日蛋糕。他笑着让我将来上学以后要好好读书，将来去昆明上云南大学。

颠簸的火车上，爸爸和妈妈打开了四爷爷给我准备的蛋糕盒子，在我和同车厢小朋友们热烈的欢叫声中，生日蛋糕以最快的速度被瓜分一空。我们在大人脚边又笑又跑，大口大口地吃着蛋糕，吃得上气不接下气，满嘴奶油。

妈妈一边收拾蛋糕盒子，一边不停地叮嘱我们不要摔倒，不要捡掉到地上的蛋糕……爸爸就一直笑眯眯地坐在旁边。我想起来，他之前说过的，昆明本来也是他的家，那么对于爸爸来说，回北京同时也算是离开家出远门了吧。哈哈，真好玩，原来爸爸不管去中国最南边的昆明，还是去北方的北京，都同时既是出远门，又是回家。

窗外的景色一掠而过，五颜六色的花叶子树、郁郁葱葱的榕树、一望无际的长江大桥、绿格子般的水田、宽阔的黄河、大片大片的玉米地，都在唰唰地远去……昆明、银头发的四爷爷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1985年夏天，从昆明开往北京的火车上，爸爸沉默地微笑着，看着我欢笑、大叫、跑来跑去……4岁的光阴，一瞬间就到来了。

外一篇：四爷爷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乍听起来，这话挺有道理的，不过仔细琢磨一下，我觉得“性格影响命运”应该更准确点儿。因为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因素有很多，绝不仅仅是性格。比如，过去的西方谚语常说的“含着银勺子出生”——用现在的流行语演绎是“投胎是个技术活儿”——就充分说明了在当今社会人们心中，家庭背景大过一切。但不可否认，性格对命运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性格又是什么决定的呢？我想最主要的，一个是遗传，再一个就是经历吧。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为什么是现在这么一个性格，而俄罗斯民族又是那样一个性格，日本、韩国又分别有不同的明显的个性，这一直是我极感兴趣的问题。以后若有闲暇，我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但眼下我想要探明的是，对我影响最深远的人，我的爸爸妈妈，特别是爸爸——为什么有那样的个性？

他好学而谦逊，热心但不免幼稚，正派又常显草率，有头脑却最易轻信。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不成功的人（我不这样看哦）。

回首他的经历，影响他个性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伯伯，也就是他哥哥；一个是四爷爷，他的养父。伯伯敏锐的是非判断能力和犀利的批判精神从小就对他影响深远；而四爷爷则是持久地“润物细无声”地磨砺了他的性格。

4岁生日前夕，我随爸爸妈妈到昆明去，第一次见到了四爷爷。在我那旧照片一样微微泛黄的记忆里，四爷爷银发飘飘、粉脸庞，脸上常带着笑容，说话慢悠悠的，好像永远不着急的样子。他那双和蔼而充满智慧的眼睛，竟然有着海一样宁静的深蓝色瞳仁（是我小时候的错觉，其实他的瞳仁有一点儿浅灰色），真是太像童话里的圣诞老人了。用我长大以后想到的词来形容，就是“鹤发童颜，道骨仙风”。

“四爷爷”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

100多年前，像那个时代许多家庭一样，奶奶有一个很能生育的母亲。她老人家一努劲儿，就生了十个孩子，而且是花插着的，五男五女。四爷爷排老七，奶奶排老九。但四爷爷在男孩子里排老四，所以奶奶叫他四哥，我当然就喊他“四爷爷”了。

四爷爷是奶奶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人、指路人。他本人的故事，完全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他几乎在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1928年曾组织和领导了震惊全川的“七四”农民武装暴动，那时他才22岁。后来他又多年在中共四川地下省委机关工作，长期担任四川省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时，他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实际上是整个西南地区的第二大法官。这在一般世俗人眼里，简直就是顺风顺水前程似锦啊。

可是这时，令后人不解的事发生了：他郑重地向组织上要求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去，到农业战线去，到基层去。说白了，就是放弃高官厚禄到艰苦的地方去。

爸爸说，老一代革命者中有不少这种人，他们是思想境界极高的人，但也是极单纯的人。这种单纯，在后人看来有些脱离“实际”了。因为革命胜利后，社会和人心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慢慢发生变化，老革命们所开创的事业，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是不同的：战争时期整体利益绝对第一，个人服从整体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和平时期，个人利益的需求慢慢显示出来了，人们在大的目标之下开始有了适度的个人利益的竞争。在干部队伍里也是一样，只不过这种竞争和变化，是在高调的掩盖下，缓缓地展开着。“级别”“地位”这些东西，既是对一个人工作能力的要求，也是对他品质的评断、资历的认可、业绩的肯定。

当初国家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时，给干部定了24级标准。四爷爷在西南高等法院负责向中央申报评定级别事宜。法院的第一把手定为五级，而作为第二把手的四爷爷却硬将自己定为11级，他的这种自谦自抑和淡然，让同事和上下级都觉得不妥，认为与他的资历和才干根本不相符，但他依然坚持如此上报，并且终于获得了批准。

如果照我的想法，自动让贤似乎应当有一个思想前提，就是你认为让贤的对象确实比你强，比你能力优秀、人格高尚。但现实操作中往往不是这么回事。比如四爷爷，他清正廉洁、高尚无私，但你说他谦虚自抑是为了什么，为了让贤？恐怕不完全是——在四爷爷看来，名与利已不只是粪土，简直是魔鬼，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在我们的国家，曾经有一批“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却厌恶功名利禄的早期革命者，四爷爷就是这个群体里一个典型的代表。

躲避功名与逃避责任完全是两码事。四爷爷虽然不肯往上“爬”，但对自己的工作可是充满了热忱的干劲。到了西南农科所，他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农业科研事业，很快就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和高超的领导水平。可惜在那个时代，一个人是很难逃脱命运的捉弄的，四爷爷这种骨子里单纯正直的人更不例外。在狂热的“大跃进”中，他出于“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全民大炼钢铁那种盲目破坏生态、损害财物的行为略微抵制了一下，结果就遭到了暴风雨般的批判，之后就是降级、处分、贬调云南。

这样，他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处级干部。与他隔了一辈的我无法猜测他当时内心的真切感受，但从他事后的表现来看，似乎是处之泰然。

爸爸小时候曾过继给他，成为养子，与他前前后后一起生活了十年。

为什么要过继给他呢？这又要稍微扯远一点儿了。

当年奶奶和我的亲爷爷都是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他们先后进了著名的鲁迅艺术学院。奶奶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排演，她参加了演出，这也成为她终生难忘的回忆。奶奶和爷爷在那里结了婚。

新中国成立了，进了城，爷爷其他方面历史自有评价，但在婚姻方面属于“革命意志衰退”那类的，和奶奶离了婚。他受到了新中国刚颁布的《婚姻法》的严厉惩处。

奶奶一个人带着幼小的伯伯和爸爸，又要紧张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生活相当不易。她那时在北京市一个区的房管所当所长，“管房子”。那时候人的工作热情和干劲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有一次下大雨，奶奶连夜带人挨家挨户抢修房子、帮小贩抢捞那些被雨水冲走的物品，结果病倒了。四爷爷来北京开会，见到奶奶卧病在床的困苦情况，就建议把一个孩子放到他那儿抚养，以减轻奶奶的负担。当时稍微大几岁的伯伯已经有点儿懂事了，而爸爸还是个不知离别愁滋味的小娃娃，于是爸爸就成了四爷爷的养子。

在爸爸的印象中，在云南昆明生活的那段岁月里从来没见四爷爷有过什么消极情绪，他总是那么积极乐观地工作。不过，家庭的简陋是显而易见的。爸爸回忆说，家里只有两小间屋子，一间10平方米左右，一间六七平方米，星期天大家都回来，六七个人挤在一起就相当局促了。家里连个闹钟都没有，那时多数老百姓都过着那样的生活。所以，四爷爷一家就是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吧。其实，即使按四爷爷被降的级别，他也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待遇，只不过他是绝不肯的。

骨子里，四爷爷对爸爸是很疼爱的，他让爸爸在少年时期充分享受了父爱，从而培养了爸爸健全的人格。他尽可能让爸爸的生活过得宽松，认为爸爸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一定不能在这个阶段发生问题，为此，每个月给爸爸生活费20元钱。

20元，在那个年代是个什么概念？

那时许多工人工资只有三四十元，一些老工人也就拿六七十元，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们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收入。而爸爸作为一个中学生就有那么多钱，每个月刨去伙食费还能剩下十一二元，所以他可以买许多书，甚至有一次花了15元买了一副“天价”的羽毛球拍子，后来他打羽毛球打得很漂亮，得益于那时他就有这样的“奢侈品”。四爷爷自己虽然朴素，却让爸爸尽可能地享受着富家公子的优渥生活。爸爸大方豪爽的性格，很可能就跟这点儿物质基础有关吧。

爸爸和四爷爷感情很深。四爷爷在生活上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更关心他思想的成长。每个星期六他从学校回来，四爷爷都要与他谈心。四爷爷博学多才又关心时事，爸爸从他那里得到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后来他回忆四爷爷时，常常说着说着眼里就涌出泪来。

我那次见到四爷爷时已经是“文革”结束了，云南省委为离休老干部修建了很好的别墅小楼。当时省里有老红军资格的只有四人，四爷爷和四奶奶就是其中的两位。这也是让爸爸很欣慰、很自豪的一件事。

写到这儿，爸爸性格的由来似乎也有了些端倪。但环境早已今非昔比，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社会变化复杂万端，原有的思想习惯若不能与时俱进很自然就会被淘汰。

爸爸常常自嘲他学老一辈没学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过有一点他做得很好，那就是虽然他事业不成功，但“父亲”这一职责却做得很出色。当爸爸下海失败失去工作以后，他第一个念头就是绝不能让我缺少父爱。他心里很清楚，为了让我在人生最关键的岁月里自然健康地成长，必须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而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不能光凭妈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有思想境界的人，是一个可以患难与共的人，就能保证家庭稳固。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自己还必须有所“动作”，要放低身架，不能再每天不切实际地“胸怀大志”，只做自己想做的“大事”；要适应新的情况，从小事做起，改造和修炼自己。慢慢地，他的性格变了，越来越能容人了，不急躁了，学会了做各种家务，以平衡妈妈那边巨大的负担。他节俭，坚决去掉所有坏毛病，不抽烟，不喝酒，成了一个标准的好男人。虽然挣不着大钱，但努力创造着家庭和睦的氛围……终于，我顺利安全地度过了少女时代，走进了青年时代。

有一句赞颂长辈培养晚辈的话，叫作“扶上马送一程”。爸爸妈妈送我“这一程”一直送到了安全的康庄大道。

四岁，和爸爸一起度过“读书时间”。

和妈妈在昆明石林，爸爸拍的。狗狗个子太大了，还伸着粉色舌头。听说脾气很温柔，不过我还是被吓得表情都僵了。

在北外的新家，对妈妈送我的小豹子爱不释手。

和爸爸、大莹子、大姨夫在玉渊潭。第一次游泳，还从救生圈的圆洞里漏下来，掉进了水里。

4岁

书里落下来的小雪花

“我有一个好爸爸，打起屁股啪——啪——啪……打是亲来骂是爱，我有一个好爸爸……”小时候看七色光栏目播放的电视剧《好爸爸坏爸爸》，我很同情里面那个小哥哥，在我看来，他爸爸虽然很善良，但太爱打他啦！瞪起眼睛来又很吓人，小哥哥简直就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是我爸爸好，总是笑眯眯的，也不会打我。咦，等会儿让我想想……不对，我也挨过揍！想起来了，那是在我4岁的时候——

事情要从爸爸的书说起。

从我记事起，每个晚上爸爸都会在写字台前看书。批阅学生作文、复习自学考试资料、读各种书籍、在厚厚的书本上画满圈圈线线……昏黄的台灯光下，爸爸披着军大衣坐在写字台前的背影，夜夜伴着我入睡。小时候，“书”这个字，就是和爸爸连在一起的。那些书里到底有什么呢？一定是有非常有趣的东西，所以爸爸这么爱看它们。

而大家庭聚会时，身为一家之长的姥爷也经常当众表扬爸爸，大声对我说：“你爸爸有出息、有知识，他特别爱看书，你将来可要学习你爸爸。”——连姥爷都夸爸爸了，看来书不仅神秘有趣，更是有出息、有知识的象征。

就这样，我很早就对书表现出朦胧的兴趣。不过接下来并没有发展出一个热爱知识的小神童，我也只是偶尔会好奇地跑到爸爸的写字台前，翻一翻他那些书，然后就继续玩儿自己的了。

后来在幼儿园里，老师经常在我们睡觉之前，给大家读故事书。一天，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小兄弟俩，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做游戏，他们翻出家里的信纸来，撕成小碎末，站在桌子上撒下来，白花花的就像下雪一样，真好玩儿啊……故事后来的情景，我根本没注意到，只记住了关键——把纸撕成小片片，就可以下雪了。听起来确实挺有意思的，我的心痒痒起来，很快就想到：爸爸有那么多书呢，家里的纸源太充足啦。等到周末被接回家之后，我就开始行动啦。趁爸爸不注意，我一口气撕坏了他的好几本书，连封皮带书页都撕下来，还弄成小碎片片到处撒。这样迅猛的杀伤力，让爸爸目瞪口呆。

爸爸搞不明白，平时并不是特别爱搞恶作剧的小米豆，为何突然淘气得冒烟儿啦？但他知道，书，是身外之物中最应该爱惜的东西；自己的女儿，一定要对书怀有敬意；撕书这个毛病，必须改！看着爱书的残骸和正心满意足玩耍的我，经过一番痛苦的心理挣扎，老爸终于决定了，为了女儿的未来，他得当坏人。

爸爸狠下心，把我提溜到跟前儿，平时和蔼的脸板得长长的，严厉地训斥起我来，还一边举起大手，做出要打我的样子。他的手挥舞了半天之后，轻轻落下，打了我两下手板。

看着我受到惊吓的样子，爸爸心疼坏了。“凶在脸上，疼在心里啊！”20多年后，爸爸给我讲这段往事时，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不过，不知道是否因为之前对书已经产生兴趣的萌芽了，在撕书和“挨打”事件发生之后，我的爱书之情倒真的被激发出来了——我整天抱着爸爸的“大砖头”，装模作样地翻阅，连坐在小尿盆上都不撒手。似乎这样一来，我就像爸爸一样，有出息、有知识了。可惜那些密密的、小小的黑字我一个也不认识，书拿倒了也全然不知，逗得爸爸妈妈哈哈笑。

我们后来偶尔会提起那回“挨打”事件，妈妈总笑言：“一次挨打就那么管用，看来还是打少了，要不闺女现在没准儿还能稍微能干一点儿。”爸爸就听不得这个，每次都赶紧摆着手说：“那可不行，我可舍不得打闺女。”就好像谁真的正准备打我似的。哈哈哈，爸爸多可爱啊！

我有一个好爸爸，

做起饭来铛铛铛，

洗起衣服嚓嚓嚓，

高兴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爸爸，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

画画儿

从记事时起，我就对画画儿有兴趣。每看完一个动画片，每听完一个故事，甚至看见木头桌子上的一条花纹、天花板上一块脱落的墙皮，我脑子里都会很快涌现出像肥皂泡一样的一堆堆有趣情景，需要我尽快把它们画出来。不过兴趣不等于天赋，我画起画儿来，也像肥皂泡往外冒一样，乱糟糟的，除了我自己谁也看不懂。

爸爸妈妈觉得这很正常啊，小孩子不就是这样嘛。那几年他们真的非常忙，工作、解决户口、找房子、找幼儿园、请小阿姨、参加自考……像陀螺一样团团转着，在他们看来，我粉粉胖胖、爱玩爱笑的，就挺好。

而我自己，在那一次老师组织大家画画儿之前，从来没意识到自己画得很差。

那天下午，老师给每人发了一张纸，说是随便画什么都行。我可开心了，在前面的小朋友传纸的时候，完整的故事已经涌进我的脑海：一个恩爱的三口之家在小木屋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有一天，来了一个大坏蛋，抓走了美丽的妈妈，她身上长长的彩带在空中飘扬。神勇的爸爸把女儿藏在一个大筐里，腾云驾雾追上坏蛋，一棒打走，带回妻子……

纸发到我手里，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支笔，也没注意是什么颜色，开始“噌噌噌”画起来。一笔下去，偌大的圆脑袋占了半张纸；几笔下去，画纸就满了……激动劲儿下去了，我环顾四周，发现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唰唰唰”的下笔声，小朋友们都还没画完呢。接着我发现，每个人好像都在来回换着不同颜色的笔。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画：橘黄色的爸爸，橘黄色的妈妈，橘黄色的房子，橘黄色的坏蛋，橘黄色的祥云和彩带。咳，好像，不是很漂亮……

我无聊地探过头去看旁边的同学王星的作品，王星已经画了一只精美的熊猫，还正在聚精会神地画长颈鹿。我想帮她做点儿什么，好不容易发现她的熊猫是独眼的，就拿起黑色的画笔，在它的脸蛋上加了一只眼睛。王星急了，嗔怪起来：“哎呀你真傻！这是侧脸，只能有一只眼睛的！被你弄坏了！”我呆住了，灰溜溜地缩在椅子上不敢动。王星叹了一口气，把我画的眼睛和熊猫原来的眼睛连成一个椭圆形的眼眶，然后又加上眼珠，教训我说：“你看，这样就行了嘛。知道了吗？以后不可以再瞎画啦。”我又崇拜又羞愧，赶紧点点头。

终于，所有小朋友都画完了。老师把大家的画全都挂到墙上，我发现其他同学画的都非常好看。有小花、小草、小树，还有漂亮的小人儿。其中王星的“动物园”最精彩，有好多小动物，五颜六色的，有意思极了。老师笑弯了眼睛，夸了又夸。而我的画呢……挂在满墙的杰作之间，就像一堆剥得碎碎的橘子皮随手抛在废纸上，无比刺眼，是世界上最难看的一幅。第一次，我从心底觉得沮丧起来。我好像从来没去考虑过，自己比所有小朋友画得都差。

那时候，我在班里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大傻子。因为我好像什么都做不好，剪纸、拼积木、吹口琴、跳舞……样样儿吊车尾。其实我算算术和讲故事都很厉害的，还不怕打针，但我对这个外号没什么意见，别的孩子叫，我就应着，所以就叫开了。

——大傻子！大傻子赵萌萌！

——哎，干吗呀？

大傻子赵萌萌，从来没在意过自己是万年倒数第一，为什么只有这次，没画好小人儿，会这么难过呢？当你喜欢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去重视它、希望自己能表现好——这个道理，当时我并不明白。

老师开始带着大家给每一幅画打分。我特别幸运，不知道为什么，平时经常批评我的女老师，那天对我的画似乎很中意。轮到给我的画儿打分的时候，全班一片起哄的嘘声，淘气包小可还大喊：“大鸭蛋！给她大鸭蛋！”我像接受审判的犯人一样，悲壮地坐在小椅子上，等着可怕的分数降临。没想到老师却做了个“安静”的手势，等大家停下来之后，大声说：“这幅画有那么差吗？我怎么不觉得。有哪个同学喜欢它？举起手来！”王星犹豫了一下，举了手，老师也把手举起来，用悠闲的口气对小可说：“你少嘲笑人家，看看，赵萌萌的画儿有两个人喜欢呢。”然后，在画儿的右下角打了一个大大的4分。哇——天空忽然变得明亮了，好高兴。

那个周末爸爸妈妈来接我的时候，老师拉住他们，交头接耳地低声聊了一会儿。我知道他们在讨论我，因为他们一边说，一边不时笑着向我看一眼。我很好奇，回家的时候问爸爸妈妈，他们只说老师夸我表现不错。我就相信了，但心里隐约有点儿怀疑，我总觉得他们聊天的内容也许跟我昨天的画儿有关系。

当天下午，爸爸出了一趟门。等他回来的时候，笑眯眯地递给我一本又大又漂亮的书。透过薄薄的淡绿的草纸，能看到书皮上印着好多小娃娃、小动物——爸爸去给我买新书了！我以为是图画故事，高高兴兴地接过来，打开一看，咦，原来不是故事书，而是一册很大很大的拓画本——本子里的图画，从简单慢慢变得难起来：第一页是很多直的、弯的线条；第二页是蜗牛；后来渐渐出现了奔跑中的孩子……最后一页上面画着一只大老虎和一头大狮子，是写实型的，看起来真威风。不过我这会儿却不像刚接到礼物那么高兴了——我觉得这些画太难了，尤其是最后一页的老虎，那么多的线条，那么复杂，我怎么可能描画得出来啊。我抱着大大的本子，傻笑着不说话。不知道爸爸看出我的想法没有，反正他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跟我说：“哎，咱们从今天开始，慢慢地练习，你会越画越好的，等一整本都描下来了，你就不觉得那个老虎难啦。”

后来只要是周末我住在家里，爸爸真的每天下午都会陪着我在那两个拓画本上，细细地描啊、画啊。我觉得描拓画本不如自己胡乱地画小人儿好玩儿，但是有爸爸陪我，我们有说有笑地画画儿，就比一个人画小人儿更开心啦。渐渐地，本子上那些蜗牛、山茶花、孩子都变得简单起来，即使不照着本子描，我也能自己画了。终于有一天，大老虎和大狮子真的被我画出来啦！我和爸爸都高兴坏了，爸爸捧着画儿给妈妈炫耀，妈妈说可以把那幅画取出来挂在墙上，但是我舍不得把它从本子上撕下来，所以最后就算了。

从那以后，除了算算术和讲故事，我画画儿也变得不错了。“大傻子”这个外号倒是没有因此而改变，不过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只要能画出漂亮的画儿来就可以啦。谢谢老师，谢谢妈妈，谢谢爸爸——悄悄告诉你们，等我将来长大了，要当一个画家！

一溜儿小跑寻美食

小学的时候看漫画《圣斗士》，里面提到佛祖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的第一句话当然没有这么强悍，不过据说也很有志气，我说的是——“要吃好东西！”

从小到大，我都很好地坚持着这人生最初的理想，雷打不动。刚刚搬到苏州街的时候，家附近都是工地，比较荒凉，随后的一两年里，周围渐渐有了几家小商铺、副食店，于是我的觅食之路开始了。

之前不是说过吗，我们家有吃完晚饭去散步的习惯，一般都是去外语学院。但有一天，出了门之后我立刻就朝北外相反的方向跑去，爸爸妈妈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奇地跟着我，一路走到200米之外的地方，只见我轻车熟路地钻进一家非常小的店铺里，他们连忙跟了进去。进了店门，发现那是一家点心铺，而我的脸和身子已经紧紧地贴在了玻璃橱窗上。见爸爸妈妈进来了，我急忙仰起脸，渴望地说：“香蕉蛋糕，这里有香蕉蛋糕……”他们走过去一看，原来柜台里摆了一种长条形的金色蛋糕，形状有点儿像香蕉。爸爸妈妈乐坏了，原来前一阵他们骑车带我去姥姥家，经过这里时进去买了两块点心，没想到这个地方就被我牢牢记住了，真是个馋猫啊。但他们不想让我养成爱吃零食不吃饭的习惯，所以任我左磨右磨，也不肯给我买，只买了两块不怎么漂亮的枣泥饼，让我很扫兴。不过我的斗志是很旺盛的，每天散步，一逮到机会我就会一路小跑钻到那家点心铺里，像蜥蜴一样手脚并用地贴在香蕉蛋糕的玻璃橱窗外面。在我不懈的努力之下，爸爸妈妈也给我买过一两次——原来，那个蛋糕里面是细腻的豆沙馅儿，特别甜，可好吃了。可惜他们每次买得特别少，吃了之后意犹未尽，根本不过瘾。好多年以后，那家店早就没有了，我还怀念那里的香蕉蛋糕呢。

那时候外语学院的东门外有一家挺大的店，但我们散步走不了那么远，所以如果去外院的话，最可能觅到的零食就是校门口的爷爷奶奶们卖的冰棍儿了。那些爷爷和奶奶，每人推一辆刷成白色的小车子，车上盖着厚厚的棉被，里面就藏着各种好吃的冰棍儿和雪糕。其中我最爱的是一种新出现的雪糕，叫“雪人”，外表就是一个戴着帽子的小人儿，由奶油和巧克力两种口味组合而成，夏天吃到嘴里凉丝丝的，特别香甜。不过爸爸不是每次都同意给我买，如果前一天买过了，之后的一两天里，他就会笑着让我挑别的，我就会买一根巧克力冰棍儿或者红豆冰棍儿。我买冰棍儿认人，每次都去同一个爷爷那里买，他一看见我，就会呵呵地笑起来；但是有一天，爸爸本来已经同意给我买雪人了，但那个爷爷却只剩下红果冰棍儿，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去了另一个奶奶那儿买。那个爷爷说没事儿，但我总觉得他显得很落寞。

再后来，马路对面开了一串儿小商铺，副食铺、点心铺、水果铺全都连在一起，很隆重。妈妈还带我和莹莹去买了两大包糖豆——还附送项链哪。没多久，商铺门口出现了很多小摊儿，爸爸每次回家，都给我带一包从摊儿上买的炒花生，用报纸包着，可香了；或者带一个烤红薯，金灿灿的直流蜜汁，我总是吃得满嘴都是。

随着我一点点长大，我的新家周围变得越来越繁华了。看来我的寻找美食之旅，还有很多的惊喜可以挖掘呢。

妈妈考上北京第一外国语大学

窗外一墙之隔的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永远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我们在那里散步时，无论是在操场上，还是在林间小路上，都经常会遇到手捧着书本认真阅读的大学生。每次爸爸妈妈都会特别留意，用赞赏的口气轻轻对我说：“萌萌，你看呀，大哥哥大姐姐在学习呢。”有的傍晚，我们踩着夕阳从紧靠着教学楼的小花园里穿过，晚风从杨柳间吹过，带来一阵阵读书声，那是大学生们在上课。清朗的读书声和着微风蝉鸣，谱成一曲悠扬的旋律，每每让细心聆听的妈妈喜上眉梢，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大声朗诵起来。

从我记事起，爸爸每晚都伏在写字台前钻研书本、批改作业，所以在我的记忆里，“热爱学习”这个词属于爸爸。其实妈妈也向往学习，她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赶上“文革”，被分到山西插队，中断了学业，却并没放弃英语；白天干活儿，晚上就在宿舍昏暗的灯下读她偷偷带去的英语书，煤油都熏黑了她的鼻孔。几年后，只有初中文化的妈妈在厂办中学里教起英语，结果可受学生欢迎了。后来妈妈历经波折，户口问题、结婚生女、工作调动、房子风波……在爸爸的支持下，她迎难而上，把困难一个个解决了，却为此暂缓了学习的脚步。北外象牙塔里的读书声，重新燃起了妈妈心底对学习的渴望。好时代会不会给妈妈带来更多的运气呢？很快，机会来了。

我们搬到苏州街两年后，也就是1986年，国家第一次开办业余函授大学，向全社会招生。北外向妈妈伸出橄榄枝，他们那年要向北京市招收30名学员。妈妈太兴奋了，没有犹豫，马上报名。

这时候，我才4岁半。一开始，爸爸强烈反对，觉得我太小了，无论如何也需要妈妈更多的照顾。但后来，爸爸被妈妈义无反顾的决心打动了，开始全力支持她。

爸爸帮妈妈准备复习材料。语文、政治、地理、历史都是老爸的强项，因此，他成了老妈最强有力的学习辅导员。当时我在幼儿园上全托，妈妈刚刚调到联合国驻华代表处不久，工作非常辛苦，每天下班后，她就抱起爸爸给她整理的材料，骑车赶到紫竹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用头顶着树干，如同开动的马达一样开始专心致志地背书。考试的日子很快来临了，全城统考的日子定在周末，考整整两天；每天考试，爸爸都陪妈妈一直走到教室门口。

爸爸的金牌辅导，加上妈妈的一流理解力和记忆力，构成了强大的钛白金组合。考试成绩下来了，1000多名考生，妈妈考了第五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从此，妈妈开始走上告别初中文化程度的艰苦学习历程——但也是一个快乐的历程。而爸爸，则在之后的两年里，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全力照顾我的重任。

5-6岁

“天上飞来的副科长”

爸爸当了一个芝麻官儿，还是个副的。

“文革”中断了干部升迁，不同年龄的人都拥堵在上升的入口。教学、知识、能力都颇为卓越的爸爸，被提为副科长，这也能在全校引起轩然大波。其实爸爸那时都36岁了，还是因为爸爸拿到了自学考试的本科文凭（全北京第一批），一直欣赏他的校领导才有了提拔的“借口”。只不过，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已经等得很苦。

一些人苦熬苦等了许多年，就想当个官儿，看到爸爸这么受重视，妒忌得要命。一时间，“天上飞来的副科长”这一说法在全校不胫而走。而爸爸，虽然能干，却根本不懂潜规则，在他心里，事业和当官儿根本就是分开的，前者是正道，后者就不是个事儿。或许他太理想化了吧，总之在当官儿这个问题上，爸爸属于“无心败给有心人”的那一类。

爸爸特别记得学校建立“计算机室”的“风波”。据他说，那时候计算机神秘得很，大多数单位都没配备。这么“时髦”的事，学校“竟然”让爸爸负责，那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人可算抓住机会了，百般挑刺，什么“计算机室”要隔音密封防尘啊，什么爸爸是外行领导内行啊……现在想来，都笑死人。就几台内存2G的286电脑，还以为是特级国宝呢，要不要戴口罩、手套，穿消毒拖鞋？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外行，他就是从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的就是那些专业，只是教过一阵子基础课罢了。

仅仅几年后，各大机关干部年轻化的浪潮汹涌而来，恢复高考后的一批批大学生也毕业了、成熟了。各单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处长多得要用簸箕论堆儿撮。

如果家里没有老爸老妈聊这些事，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大概很难理解时机的重要性。人生的机会有时候就在那么几年里短暂出现，等过了这村儿，您就别找这店喽。

前几天和牛子去爸妈那儿蹭饭，瞄了几眼电视里放的《温州一家人》，看到里面走街串巷摆摊卖鞋的，都是“销售科长”，想起爸爸说的当年当副科长的经历，又不禁哑然失笑。

楼下芳邻高奶奶

我们搬到苏州街的新家之后，楼下的邻居是宋爷爷和高奶奶。因为一点儿有趣的机缘，我家和他们熟识了。事情是这样的——

爸爸爱干净，特别重视公共环境，用当时的话说是“五讲四美”的好青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洁癖+有公益心。搬过来之后，他每个周末都会换上雪白的跨栏背心和深蓝色的工人服，提起水桶，拿着抹布、扫帚和簸箕，去扫楼道、擦楼梯扶手。我和妈妈有时候也会跟过去帮忙。

有一天，爸爸扫到二楼，却发现楼下那对老夫妇正在门外相互埋怨，一脸着急的样子。爸爸急忙过去打招呼，问他俩怎么了。两人一看来了个小伙子，忙拉着爸爸倾诉起来。原来这对爷爷奶奶搬过来也没多久，从年轻时起一直住四合院，最近搬到楼房里来，生活上非常不适应。他们几十年来出门从不带钥匙，就在刚才，两人又没带钥匙就下楼遛弯儿，没想到一回来，发现楼道里的穿堂风已经把门锁给撞上了，进不了家啦，难怪老两口急得团团转呢。爸爸安慰了他们，查看了一下四周的环境。接着，爸爸从楼梯拐角处距地面一人高的小窗钻出去，沿着二楼外沿的公共露台走到老两口家的窗户外面，再想办法打开窗，进到屋里，然后把他俩放了进去。老两口高兴坏了，不断地向爸爸道谢，爸爸也很愉快，跟他们道别后，心满意足地出去接着扫起楼道来。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历史又小规模重演了一次。爸爸打扫楼道时，第二次遇到这对爷爷奶奶被关在了家外面，依然是因为风撞上门。这次爸爸简单地问了他们几句，就按上次的方法轻车熟路地帮他们进屋开了锁（那时人与人，民风淳朴。这事要搁在现在，爸爸的行为说不定要吃官司呢——怎敢私入他人住宅）。从此以后，我们两家逐渐熟稔起来。

我们住的楼，是某部（现在已经改成某协会了）的周转楼，所以邻居们大多是这个部的职工。爸爸和妈妈很快知道，老爷爷姓宋，将近70岁了，之前是这个部的副局级干部，曾当过军代表；而那位奶奶姓高，50多岁，一直是厂子里的积极职工，老两口当时刚退休，老房已经拆了，为了等待新房，暂时搬到这里住。

高奶奶是位热心肠的漂亮奶奶，人很正派，邻里之间谁有困难她都风风火火地过去帮忙，绝对有优秀居委会干部的风范。正是她看见玉娥在楼道里打我，赶紧告诉了爸爸妈妈，才把我救离苦海。她的优点，还不只是热心正直，没过多久，爸爸意外地发现，虽然宋爷爷是个典型的“大老粗”——憨厚、实在、对动脑子毫无兴趣，但高奶奶却颇有文学素养，而且信息储存量很大，什么文学意识流、朦胧诗、第三次浪潮，她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后来爸爸才知道，其实高奶奶没受过正规教育，但她特别喜欢学习，人又聪明，和爸爸聊的那些知识，都是她从电视、报纸上看来的。我的文学青年爸爸，向来倾慕聪慧风雅的美女，他和老牌文学爱好者高奶奶越聊越投缘。爸爸跟高奶奶的儿子同岁，温文尔雅，开朗热心，还时常给老两口帮个忙；高奶奶跟他格外聊得来，她非常欣赏爸爸。这一老一少相见恨晚，成了忘年交。“有事找正谦”成了高奶奶闻名全楼的口头禅。

在我的记忆里，高奶奶肤色白白的，长着端正的小长脸，特别和气，一见到我就眉开眼笑的，还老给我塞吃的，我们像亲戚一样频繁地走动串门。有一次，她兴高采烈地跑进我家，不由分说放下一大袋大白兔奶糖。昂贵的礼物让爸爸妈妈又惊喜又不好意思，但高奶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别人送的，叫爸爸妈妈一定要收下。

她的孙子小鹏比我小半岁，我经常跑去找他玩儿。小鹏的爸爸，也就是宋叔叔，长得很强壮、很帅，是个像石头一样沉默的叔叔，却有着让孩子很容易信任的气质。小鹏有满满一盒彩色粉笔，我们时常趴在打磨得亮晶晶的浅灰色水泥地上画画儿。我爱画马丁叔叔，而小鹏最爱画楼房。他经常指着自己歪歪扭扭的大作说，他们家很快就会搬走了，会搬到高高的新楼里去。他指着窗外大片罩着绿纱网的施工楼说：“比它们都要高！”

理想总是比现实丰满，即使那并不是贪心的理想。因为现实中的天灾人祸防不胜防，我们总是很难预测出未来有什么灾难发生——当时我和小鹏不会懂这些。

一两个月之后，不幸发生在了宋叔叔身上。宋叔叔是个工人，那天他正在车间工作，不知为何工厂里一辆天车钩子上的挂件没挂好，竟然掉了下来，当场砸中了他。人救过来了，但被砸断了腿。这条腿也带走了宋叔叔心里的那股子精气神儿，从此以后，强壮的宋叔叔变得郁郁寡欢，再没振作起来。

玲珑心肝儿的高奶奶，原本敏感要强，此时眼看着心爱的儿子变成了残疾人，又颓废了，一颗慈母心十分痛苦，却束手无策。祸不单行，宋爷爷和高奶奶的新房子不知道为什么也不顺利，原本以为在周转房里顶多住半年就会分到新房，结果新房遥遥无期，一辈子住惯了宽敞四合院的高奶奶，只得跟一大家子人年复一年地在拥挤的房子里住下去。抑郁的气氛下，高奶奶忍不住不停地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她的女儿早年去外省插队，始终无法调回城里，对不起闺女啊……大儿子残废了没关系，但他为什么就不能振作起来呢……

一件件的烦心事，让原本充满希望的小家，陷入了长久的焦虑与失望之中。高奶奶当时虽然表面上强撑着，其实心已经被沮丧填得满满的。据爸爸后来猜测，她应该就是患了现在所说的抑郁症，可惜那时候人们对这种病症毫无认知，也没办法化解。爸爸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只能聊天时尽量开导她，做出信心十足的样子，向她保证这些事很快就会过去。

爸爸的安慰解决不了问题，终于有一天，高奶奶病倒了。之后她一直拒绝治疗——不肯吃药，不肯住院。一天天熬着，直到生命之火熄灭。她去世的时候还不到60岁。

宋叔叔他们在家里办了个小型的追悼会，请爸爸去，爸爸进门，看见昔日里最欣赏他的老友正在黑白照片里微笑着，安静又慈祥，顿时难以控制地流下眼泪。“有事找正谦”，喜欢这样说的高奶奶，已经不在了。

宋爷爷在高奶奶去世后变得暴躁而古怪，还曾经因为楼上装修太吵砸过我们家的门，发现是误会后才讷讷地道着歉离开。不到半年，他也走了。

之后宋叔叔夫妻俩就带着小鹏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而他们住的那套房子因为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接连去世了两个人，也空置了好几年都没人愿意住。

我们搬家后的第一家好朋友，就这样黯然离去了。不知道现在宋叔叔和小鹏他们怎么样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应该生活得很好吧。我有时候想起宋爷爷和高奶奶来，总会觉得有点儿意难平。其实高奶奶活到今天的话也不过八十多岁而已。如果当年他们的房子顺利地分下来，她会不会至今健在呢？她和爸爸会不会偶尔通个电话，交流一下对《百家讲坛》的看法呢？可惜这些都只能是美好的想象了。

匹诺曹和朋友们

上小学啦！班里有五十多个同学，每个人都是新面孔，这让我觉得非常新鲜。我今天跟这个同学说两句，明天和那个同学逗一逗……两三个星期后才渐渐把大家都认全。

我开始和一部分同学先熟悉起来，环顾了一下，似乎都是男生。其实是因为女孩子们都太能干了，她们总是在玩儿丢沙包、跳房子、编花篮，还有最最厉害的一种——跳皮筋。这些游戏实在太难了，我统统不会，只好每天跟着几个男生傻玩瞎跑，也很有意思。

当时班里有个功课好又伶俐的女生，叫刘晓红，她挺喜欢我的，曾经主动教我跳“编花篮”，拖着我在操场上跳了半天。我没怎么跟女生玩儿过，手脚又不协调，再加上她的好朋友、我们的班长一直在旁边不冷不热地泼冷水：“行啦，别教她啦，赵萌萌可学不会。”使得我从开始心里就打了退堂鼓，好几次差点儿失去平衡，紧张得双手都是硬邦邦的。可是跟着刘晓红跳了三四圈之后，居然学会了！班长后来在刘晓红的请求下也跟我跳了两圈。“刘老师”朝我努努嘴：“不错啊，这不是也跳得挺好嘛。”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也能学会这些精细的女孩子游戏，可开心了。

可惜不到半个学期刘晓红就转走了，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坚持带我跳“编花篮”的聪明又温暖的女孩子。从此以后我就继续整天跟着男生打打闹闹，拍洋画儿、翻栅栏。

爸爸也认识刘晓红，因为有一回中午他送我上学，她曾经主动过来跟他打招呼：“叔叔好，我是赵萌萌的同学刘晓红，我们都很喜欢她。”这给爸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听说她转学了，爸爸遗憾得不得了，他是真心希望我和刘晓红能成为好朋友。

当时班里还有两个女生，分别叫小悦和婷婷，她俩也老喜欢找我玩儿。我就天天和她们厮混，上课聊天儿、传小条儿、一起看小人儿书。小悦的小人儿书还被老师没收过。她俩都会跳皮筋、丢沙包什么的，但我不耐烦学，她俩很迁就我，也不玩儿了，下课就和我坐在单杠上聊天儿，让我感动极了，觉得她们真不愧是我的好朋友。那一阵不知道为什么，妈妈总说我是《木偶奇遇记》里那个最容易被诱惑的小幼稚、小傻傻匹诺曹，小狐狸、小灰狼一勾搭，我就跑去跟他们玩儿了。我听明白了妈妈在说小悦和婷婷不好，非常生气，还哭了鼻子，爸爸就过来劝妈妈不要说了，然后把我抱到腿上逗我笑。不久之后小悦撺掇我和婷婷跟她一起逃学，我劝不住她，便很快跟她淡下来。后来我的女生朋友越来越多，而小悦和婷婷分别在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时候“蹲”了班，跟我也就疏远了。

很久以后妈妈告诉我，当时爸爸去学校接我的时候，老师跟爸爸说：“赵萌萌真奇怪，挺好的孩子，非要和差生玩儿。”但这些话，爸爸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他和妈妈争论后达成了共识：人家差生也是别人家里的小苗苗，不能剥夺孩子交朋友的机会，那不公平。即使他们不喜欢我的差生朋友，心里也不情愿我跟对方玩儿，但只要那个孩子没有越过底线的恶习，爸爸妈妈会尽量给我选择朋友的自由。

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爸妈跟我聊天时经常见缝插针地说上几句：“不能逃学啊，上课的时候别老和婷婷传小条儿，你把人家功课也耽误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们是担心我会被自己的“坏朋友”牵着鼻子走。我不免有种暖暖的又酸溜溜的内疚：当一个匹诺曹的家长，可真不容易啊。

随便拿东西的孩子是小偷吗

来讲一件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最最最最丢脸的事。这个故事以前我从来没跟任何朋友讲过，事实上即使是今天，要叙述它，依然让我觉得难以启齿。

这件事发生在一年级时的教师节。

一天放学后，妈妈跟我说：“明天是教师节，给老师亲手做一张贺卡吧。”我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高兴地翻出爸爸给我买的电光纸，裁了很大的一张，折成两折，画了画儿，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写祝福和签名，用一个晚上做了一张自认为很漂亮的贺卡。

第二天到班里后，发现老师还没来，但桌子上已经堆满了大家送给老师的礼物，大多数是自己做的贺卡和纸折的玩具，也有一些精美的挂历。其中还有一个纸折的钱包，看起来又复杂又漂亮。我把我的贺卡放在桌子上，在那个钱包的衬托下，它显得非常简陋。

过了一会儿郑老师来了，看见桌子上的礼物，笑得很开心，说：“老师就喜欢你们亲手做的，送挂历的同学，老师觉得你们的礼物不够好，没有诚意，下次也要自己做啊！要不老师可就生气了。”她还特意拿起那个小钱包，赞叹了一番，夸送它的同学心灵手巧。

我看着老师手里的小钱包，越看越觉得羡慕喜欢，心里痒痒的，很想拿过来玩一会儿，结果那节课都没上好。好容易挨到下课，看见老师走出去了，我赶紧跑到讲台上把钱包拿下来，翻来覆去地看，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方法才能叠出这么精致的小东西。真可爱啊！我怎么都舍不得把它放回去，正好下堂课是体育课，我就带着它跟同学一起跑到操场上去了，结果握了一整节课。

原本是打算下课立刻把钱包放回教室去的，但等到了课间，我又着急跟同学玩，“如果把钱包还到教室里，再跑回操场，就要上课了，我等会儿再搁回去也没事啊。”我想着，撒丫子冲进玩游戏的队伍里，把还钱包的事抛到了脑后……

再下一节课还是体育课，然后等再到课间，我还是不愿意放弃美好的操场追跑打闹时光。正巧，我看见郑老师从教学楼里走出来，干脆就跑过去把钱包直接还给她了。郑老师接过我递来的小钱包，很惊讶地问：“你从哪儿拿的啊？”我犹豫了一下，说：“捡的。”郑老师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就走了。我便又兴高采烈地找同学玩儿去了。

那天爸爸来接我放学，我正要跳上爸爸的二八大凤凰，却见郑老师匆匆往校门口这儿赶过来，于是使劲地朝她招手，一边大声说：“郑老师再见！”郑老师笑着跟我和爸爸打过招呼，随即把爸爸拉到一边，单独说了一会儿话，两人表情始终都很和蔼、客气，一直频频相互微笑点头，然后爸爸就带我回家了。

吃完晚饭之后，爸爸示意小叶阿姨先去别的屋里，然后把我叫到跟前，单刀直入地问：“听说你今天拿了别的同学送给郑老师的钱包，是吗？”

我一下子愣住了，下意识回嘴说：“就是玩了一会儿，已经还回去了。”

“虽然还回去了，但你拿的时候告诉老师了吗？”爸爸坚持追击。

“没有。”我心虚起来，不情愿地回答。

“萌萌，你喜欢那个钱包是吗？可是不管你多喜欢，这个钱包都是你的同学送给郑老师的，你要拿走它，必须得郑老师同意才行。”爸爸把“必须”两个字咬得格外重，“如果你没告诉郑老师就拿她的东西，那你就是背着她乱拿，就是在做坏事。而且你还告诉郑老师钱包是你捡的，没有说真话，郑老师对你很失望。”——“乱拿”两个字又是重音，虽然脸没有拉得很长，但爸爸明显在生气。

他没把“偷”和“骗”这两个字说出来，但我能明白他的意思。一年级的小学生，已经知道什么是小偷和骗子了，这跟马屁精、两面派差不多，都是最被瞧不起的反面角色。我的脸逐渐燥热起来：“嗯，刚才圆圆看见我拿着她给郑老师折的钱包，还生气呢，说我偷拿她的东西，我还跟她说我就玩一会儿，很快就还。”

“圆圆说得也不全对，她送出去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了，不是她的。但这个以后再说，今天就说你这件事。”爸爸的浓眉皱得紧紧的，“刚才说到你不能拿郑老师的东西，另外，还有其他人的东西也一样！同学、邻居、大姨、姥爷、不认识的人，总之所有的人，他们的东西都是属于人家自己的，什么钱包、铅笔盒、项链，甚至是一张纸，都不能说你想拿走玩一会儿就拿走，坚决不能！萌萌，这是个极其恶劣的习惯，它会影响到你的人品和名誉，明白吗？”

“我没想拿走，就是没忍住玩一小会儿。”我更加不安了，开始觉得事情真的很严重，只好继续干巴巴地解释。

爸爸又严肃地说：“一会儿也不行。”可能看见我蔫头耷脑的样子，他停了一下，用稍微温和一点的口气继续说：“萌萌，这世界上好东西太多太多了，要是有个人每次见到好东西都‘忍不住’、不打招呼就私自拿走，之后还说东西是他捡的，那你觉得这是个怎样的人？很快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个人不可信任、偷拿东西、撒谎骗人。这代价，远比他拿走一点东西要大得多！”

我看着脚尖，心里想象着郑老师、圆圆、所有同学都躲着我，相互窃窃私语：“赵萌萌不可信任、偷拿东西、撒谎骗人。”在沮丧和惊恐中，我又想起幼儿园的一些事。

幼儿园的时候，大家对于“别人的东西”不是很有概念，经常有小朋友有意无意地拿错东西，老师也不怎么责备。像有一次我的手绢找不到了，过了几天小可掏出手绢擦嘴的时候，老师就走过去说：“咦，这不是赵萌萌的手绢吗？”“不是，这是我的。”小可犟道，但老师没理他，拿过来塞到我手里，果然是我丢了几天的手绢，上面还有爸爸用线给我缝的名字。小可哇哇哭起来，叫喊着那真是他的，老师也不去管他。

后来老师带我们去洗澡，我发现王星胸前有一个绛红色的蝴蝶结，端端正正的，还带着几条整齐的皱褶，很漂亮，就非常羡慕，心想：戴在头上一定很像电视里的公主！等我洗完澡出来，看见王星的衣服还放在澡堂过道的小板凳上，便拿起蝴蝶结拴在头顶上，然后兴高采烈地跑回班里。老师们看到我，都哈哈大笑起来，问我：“你怎么把王星的领带系在头上？”我说：“白雪公主就是这样的啊。”他们笑得更厉害了。过了一会儿王星回来了，老师就让我把蝴蝶结还给了她，她有点儿不高兴，把脸别到另一边说：“原来是你拿了啊，害我找了半天。”我觉得很对不起她，讷讷地解释：“忘了告诉你……”不过从始至终，我没挨老师一句批评，当时也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偷拿别人东西，是在做多么丢人现眼的事。

这么说，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偷过东西了，那里的老师虽然不说，但一定也觉得我是个坏孩子吧。我伤心地回忆着，忍不住懊丧地问爸爸：“那郑老师以后会不会瞧不起我？”爸爸的口气又温和了一些：“不会的，有错误可以改，老师肯定会原谅你的，爸爸相信今天你不是故意拿的，但记住下次再也不能私自拿别人的东西了。你想想，如果你的东西不见了，你着急不着急？自己不愿意的事，也不应该对别人做。”

“你现在才上一年级，等将来你再长大，会去各种地方、见到更多的人。你会见识到无数好吃的、好玩儿的、美不胜收的精彩玩意儿，绝对要比你今天拿的那个小钱包有意思一百倍、一千倍。等那时候你再想起今天的事儿，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可笑了。”

“先要诚实，然后才有其他的可说。”

我心里稍微安慰了一点儿，思考着爸爸的话。那天爸爸没有再多说什么，到晚上动画片《咪姆》的时间，我待在小屋里不愿意出来，小叶阿姨怎么劝也没用，还是爸爸说：“认错是要认错，《咪姆》还是要看的。”说完后他半搂半推地把我哄了出来，结果我没精打采地也没看好。

第二天上学，看见郑老师之后我跑过去问：“我昨天拿了您的钱包，还说是捡的，您是不是不会再喜欢我了？”听我说着，郑老师脸上、眼睛里都漾起笑意，她乐呵呵地告诉我：“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郑老师怎么会不喜欢赵萌萌呢？”听到老师爽朗的回答，我心里的大石头一下子落到地上，顿时全身都轻松了。

从那次之后，我再也没犯过类似的错误，“偷拿东西”和“说假话”都与我绝缘了。不久之后爸爸给我买了好多故事磁带，什么《金斧头银斧头》的故事啦，《匹诺曹历险记》啦，我听得津津有味，“诚实最光荣”的观念也深深渗入心里。

小学时，我们班经常开班会讨论同学们的优点。无论哪一次，一提到我，全班都会异口同声地吼出两个字：“诚实！”整整五年，吼声次次如约而至，荡气回肠地响在我的耳畔——我可是班里唯一一个有这项殊荣的同学啊，这都要感谢爸爸和郑老师。（请忽略我智体美劳都比较弱的问题。）

“诚实！”——这天籁之音至今在我心里余音绕梁。诚实逐渐成了我人格中的一部分，虽然步入社会之后，关于价值取向的种种问题也曾一度令我迷惑失落，但诚实坦荡的品性，终究为我带来了别人对我的尊重和我对自己的尊重。谢谢爸爸当年用适当的方式及时地把不懂事的我引上正路。到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一句：“在这个复杂又浮躁的社会，大萌子虽然不是非常有本事，却是一个诚实的人。谢谢爸爸，我为自己骄傲。”

我的小叶阿姨

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6岁生日刚过完的那个星期，有一天，爸爸妈妈显得非常高兴，说要带我到一个姥姥家玩儿。坐了好远的车，我们到了一位漂亮的阿姨家里，那个阿姨鸭蛋圆脸，眼睛大大的，像后来刚出道时的李湘。可是爸爸非让我叫她姥姥，真奇怪，有这么年轻的姥姥吗？

后来才知道，这个姥姥已经60岁了，湖南人，是我姥姥以前的战友。她是一个热心肠，看到北京许多人家急需保姆，就回老家把村里一些年纪合适的女孩子带来，介绍她们做小阿姨，挣钱又开眼界。

这个姥姥请我吃糖，我抓了两块，说：“谢谢阿姨。”妈妈赶紧纠正说：“叫姥姥，谢谢姥姥。”那漂亮姥姥哈哈大笑，连说没关系，叫什么都行。

我长大以后看金庸的小说，不由得感慨道：这简直是温柔版的天山童姥嘛。

“天山童姥”姥姥这时对着里屋喊：“小叶，出来吧，他们接你来了。”

于是，一个脸蛋红扑扑、眼睛亮晶晶的短发姑娘，有些扭捏地走出来。她的样子好可爱，但光是笑，眼睛却并不看我们。“童姥姥”跟她交代了一些事，然后她就跟我们回家了。

小叶阿姨跟我有缘，虽然一路上她每看我一眼，都是羞答答地笑一下就立刻低下头了，但我觉得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回到家，我到她睡觉的小屋，看她斜靠在小行军床的被垛上，就悄悄过去捅了她一下，她一下翻过身，看着我，然后笑了，冲我做了个鬼脸，我也向她做了个鬼脸。她开心起来，叫道：“你敢淘气，看我不治你！”我们两个滚到床上笑成一堆。爸爸妈妈听见了，进来一看，直乐……

后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小叶阿姨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她极负责任，心眼儿又好。爸妈交代给她的工作，她立刻去做，没有一点儿马虎。但她可是个自尊心超强的小妞儿，她的毛病就是一点儿也不许别人说，说了立刻就不高兴，有时甚至就不吃饭了，冲进小屋反锁上门，哇哇大哭，要爸爸妈妈劝半天才红着眼睛出来，动作硬邦邦地扒两口饭。

都说湖南的同志性格倔强，小叶阿姨就是倔。吃饭时妈妈让她多吃点儿菜，越让她吃她越不吃；爸爸让她多吃点儿饭，她只吃一碗就“砰”的一声放下了碗，表示绝不占人便宜。真拿她没辙啊。

小叶阿姨的普通话已经说得很好了，但她也有一些口音，比如，“兰、南”都说成一样的音，管“吃饭”叫“恰饭”。有一次她给我听写拼音字母，让我写“南”，我就照她念的写成“lan”，她念了几遍我都照样写成“lan”，她气得大声对我吼，我也对她大叫：“你说的，就是你说的！”她脸涨得通红。爸爸回来了，听我说了之后，咯咯笑，就对小叶阿姨说“南”和“兰”发音不一样。小叶阿姨低着头，脸红红地说：“人家早就晓得，用不着你说！”爸爸说：“你看你，一点儿都不虚心。”“怎么不虚心了？”小叶阿姨很生气，噔噔噔地跑回小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忽然有点儿同情小叶阿姨，觉得她费了好大劲，爸爸还说她，就对爸爸说：“小叶阿姨要哭了。”爸爸说：“没关系，她一会儿就好了。”

小叶阿姨就是这样，特别热心但一点儿不能接受批评。她特别想把工作做到优秀，她在老家时也没怎么做过饭，但来我家后就想不但要把饭做好而且还要做出花样儿来。她从爸爸书架上找到两本菜谱，就一页一页地翻，在上面画上钩儿画上道儿，然后拿小本本记下来。很快她就能做“醋熘小排骨”“鱼香肉丝”之类的菜了，虽然不是咸就是辣，但还是博得了爸爸妈妈的夸奖。每次她把菜端上桌，就站在旁边很有些得意地微笑着等着大家说“好恰”。爸爸每次都夸张地叫：“嗯……好恰，真好恰！”小叶阿姨听了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说：“讨厌。”

有一次她做的菜盐放得太多了，而且她急急忙忙端上桌还碰翻了一只碗。爸爸说了句“老那么毛手毛脚的”，然后尝了一筷子说：“太咸了，以后别放那么多盐。”

“那人家放得和平常一样的。”

“不可能，都咸得齁死人了。”

“那你别吃嘛。”小叶阿姨一点儿都不服。

“哎，你这孩子就是说不得，你说你毛手毛脚的，你看看……”

小叶阿姨一下子就委屈得不行了，立刻跑到她的小屋关上门，在里面号啕大哭。爸爸和妈妈面面相觑，妈妈埋怨了爸爸几句，就去敲小屋的门，边敲边叫：“小叶，小叶……”

这都是小插曲。其实小叶阿姨特别爱学习。许多农村孩子是不想上学了才到城市里来打工的，而小叶阿姨不同，她非常想上学，只不过在家乡实在不容易考高中才不得不来城里打工。

大概正因为如此，她在一个方面最听爸妈的吩咐，简直是奉为圣旨，那就是督促我的学习。每次我一放学回家，她就催着我打开书本开始写作业。一般她都坐在我旁边盯着，轰都轰不走，而且我一偷懒她就吼叫，比最严厉的老师还凶，简直是个男人婆。因为我的作业都经过小叶阿姨的仔细检查，基本上没什么错误了，所以交上去老能得5分。

小叶阿姨对爸爸格外尊重，因为她是一个渴望学习、崇尚学问的人，而爸爸正是一个有学问的老师。她来我家那天，看到大屋里靠墙的一整排书柜里放满了书，眼里充满了惊奇与喜悦。从她后来的举动看，她是真想把这些书都看完，可是她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爸爸看到她那么爱学习，也鼓励她在带好我的同时多看书，书架上的书让她随便看。

小叶阿姨还是那样很好强的样子，表面不说什么，但我知道她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偷偷躲在被窝里看妈妈的英语书和爸爸的微积分。我当然也不懂什么是微积分，这是我发现她的小床枕头下有书，拿去问爸爸是什么书时，爸爸告诉我的。爸爸后来对小叶说看书应当循序渐进，太赶前了，欲速则不达，反而学不好。她倔倔地听着，并不搭腔。不知为什么，她认为物理最重要，有时我问她一些问题，她怕我听不懂或懒得回答，就跟我说：“这都是物理，你懂吗？”爸爸有一本物理书被她翻得稀烂，弄得我觉得“物理”两个字十分神秘。

有一次她的两个老乡，都是四五十岁的伯伯来看她。他们是“带着任务”来的，是受她父母委托来京看看她工作的环境让不让人放心。结果，他们看到小叶阿姨与我们像一家人一样，都满意得满脸笑开了花。小叶阿姨却倔倔地也不怎么看他们，嗔怪他们多事，也不好好回答他们问的问题，只是哼哼唧唧嘟囔一句半句的算是回答。

原来，她是怕他们叫她回去哩。

跟小叶阿姨在一起的那一年半时光里，我的一大乐事是小叶阿姨带我出去玩儿。我们俩欢天喜地手拉手跑进外语学院的树林里捉虫子和蚂蚱、螳螂、蟋蟀。

她曾经帮我逮住了小树林里那只乒乓球大的漂亮蜘蛛；也曾因舍不得浪费塑料袋而错过落在北外花坛里的凤尾蝶，然后对我抱歉地傻笑。有一次她捉到一只蝉，很神秘地交给我，我兴高采烈地放到书包里就上学去了。结果一下午周围同学都在围着我的桌子转，很羡慕地看我那只蝉，我忘了它叫没叫唤，反正老师没说我，哈哈。

这就是我的小叶阿姨，爱发脾气但心眼儿最好的小叶阿姨——这个鲁莽、好强又好学的湘妹子。在18岁那年，她离开自己的村庄，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陪我上学，等我放学；给我做饭；陪我玩儿；在别的孩子欺负我的时候龇牙咧嘴地冲过去将其骂走；在我淘气不听话的时候一蹦三尺高地试图吓唬我……

我二年级寒假的时候，她在郊区找到了一份工作，离开我们家，去养鸽场做农场工人了，让我伤心了好久。之后好几年时间里，她时常来看爸爸妈妈和我，每次都带着好几只盐水鸽子、一大袋花生和两大袋橘子，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搬家。那时候电话还不普及，住址变了，关系也就断了，真是可惜。

爸爸总说，小叶阿姨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例子：她从农村来到大城市，勤恳踏实地工作，同时寻找一切机会学习；终于通过努力转成了农场工人，从此在这座城市里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用现在被说烂了的一句话来形容：小叶阿姨身上满满都是正能量。

小叶阿姨，你还记得让你听外语广播的阿姨吗？还记得你曾经最崇拜的叔叔吗？还记得让你一次又一次发火挠头的小皮孩儿萌萌吗？想你了，祝好。

“路伴”程刚

程刚从一年级开始一直是我的好“路伴”。我和他住得很近，当时班里同学大多数住在学校旁边的小区里，只有我们俩必须穿过整个北外东校区才能到家，所以很自然地，入学后不久我们就天天一同回家、到对方家里做作业了。刚开始小叶阿姨可能嫌他是男孩子，还不让我们一起走；我们俩在前面跑，她在后面追了一路；不过晚上她跟爸爸告状之后，爸爸笑着让她不用管，她才淡定下来。

程刚家在当时算是非常讲究的，全家都铺着漂亮的地毯，床是当年不多见的大大的席梦思软床，柜子里有好多新鲜的摆设，其中有一株很大的珊瑚，听说很值钱。程刚有二百多辆汽车模型，摆在客厅里显眼的地方，非常酷。他妈妈特别漂亮，爸爸很帅，不过这点我也不输他。他很自豪地给我介绍他爸爸，我就记住是副什么司机。后来有个老师让大家介绍各自的父母，轮到程刚说时，我就大声插嘴：“他爸爸是副司机！”程刚非常郁闷，吼着纠正：“我爸是司机、副厂长，不是副司机！”其实我那时候对“副”没有概念，我还以为多了一个字，所以副司机比司机要更优秀呢！

程刚同学，真是不好意思啦。

回到家里，我跟爸爸妈妈说程刚家比我们家好，有地毯，有席梦思，有珊瑚。爸爸笑呵呵地说：“地毯容易招灰，需要经常用吸尘器清洗，很麻烦的；席梦思睡长了不如咱们的硬床舒服；珊瑚咱们家也有，是姥爷送给咱们的。”说完伸手从我看不见的书柜最高层取下一株跟程刚家差不多的珊瑚来，挪到了比较低的位置上。第二天我立刻告诉程刚地毯脏、席梦思不舒服，他很生气。后来他来我家玩儿的时候评论说我家的珊瑚没有他家的好。我很相信他，赶紧点头表示赞成。后来我陆续在几个同学家见过差不多的珊瑚，估计它是八九十年代比较常见的贵重摆设吧。

二年级时，有一天，程刚很得意地跟我说，他家楼上搬来一个小妹妹，中午家长让他俩一起在席梦思上睡午觉来着。几天以后，我见到了程刚的这位新邻居，她叫珊珊，是个长辫子、秀秀气气的女孩子，比我俩小一岁，同校。大概女孩儿之间特别有话说，珊珊很快就变得非常黏我。我和程刚、珊珊的三人团天天一起放学回家，好几年雷打不动。可惜四年级的时候，珊珊转学了，我流着眼泪给她画了一张小像，程刚看见之后很不屑地说：“画得真难看啊。”

当时程刚有了很多好哥们儿，已经不爱和女孩儿一起玩儿了；不过我坚持当了一阵他们的小尾巴。然后有一天，长得有点像眉眉姐姐的漂亮女生黄雅璐过来邀请我去她家里玩儿，我兴高采烈地跟过去了，从此被女生小团体收编，过起了快乐的姐妹淘生活，和程刚也就由玩伴变成了普通朋友。但一个学期后程刚也转学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儿空落落的。

萌萌寒假表现怎么样

期末考试结束了，因为下雪而显得又灰又矮的天空，一下子阳光灿烂起来，学校里和家里到处都洋溢着热闹欢乐的气氛。大考后那几天不用上文化课，老师每天就带着我们猜谜语、讲故事，到中午就放学了。我和小伙伴们身上裹着圆嘟嘟的棉袄，脚蹬灯芯绒面、厚得跟粽子似的小棉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没过小腿肚的雪地里追跑打闹。在兴奋与期盼中，我们的心里仿佛长了一层毛扎扎的杂草，啊，传说中“特别好玩儿”的寒假就要来临了！

一天，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夹回一卷薄荷绿色的制图纸。“送萌萌一个小礼物，督促小家伙好好过寒假。”他说。晚上吃过饭，爸爸把制图纸在干干净净的写字台上铺开，好大的一张啊，把整个写字台都占满了！然后他又像变魔术似的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小沓女孩子的最爱——亮晶晶的电光纸，我兴奋地一张张翻看着：“这张是红色的，下面是黄色的，还有绿色……三种色儿！”趁我数电光纸颜色的当口，爸爸又取来铅笔、彩笔、尺子和剪刀，郑重地动起工来。他先拿着尺子和铅笔，在制图纸上比画了一阵，然后轻轻地画上一些标记位置的记号和线条，又拿着电光纸一阵剪剪画画。

我绕着爸爸转了一阵，他不紧不慢地干着，一时瞧不出所以然来。小孩子屁股长虫坐不住，我很快就跑到别的屋子玩耍去了。等再回来，看见爸爸正在制图纸上一笔一画地打格子，而旁边的小凳子上已经多出一些电光纸剪出来的巴掌大的形状，有圆形、菱形、梅花形，其中还有两张绿色菱形交叠在一起，中间重叠的部分却是红色的，形成很特殊的透视效果。这些彩色的形状如同摊在桌子上的小蛋糕，上面都用黑色油笔画着圆圆胖胖的奇特图案，仔细一瞧，原来是有一点儿变形的汉字。

我和小叶阿姨探着脖子，饶有兴趣地辨认着，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看、萌、萌、寒、假、表、现、怎、么、样。”爸爸一边画格子一边轻轻接过我们的话头：“嗯，回头看一看……萌萌寒假表现怎么样呢？”小叶咯咯地笑起来，对我挤眉弄眼，“嘿！就看你的啦！”我“嗯”了一声，又觉得有趣，又因为突然变为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有点儿局促不安。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爸爸的“礼物”是用来督促我的，而不是让我轻松休闲玩耍的，不觉感觉到一点儿“压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爸爸用制图纸制作的大表格上有五项指标：“寒假作业”“业余学习”“自我管理”“品行”和“身体”。“寒假作业”不用解释，其他那四项，爸爸一一说明：“业余学习”就是指我寒假作业之外还要拓展一点儿其他的兴趣爱好，比如，每天画一张画儿或者下一盘棋；“自我管理”指的是个人自理能力，包括穿衣服、叠被子、洗手绢等；“品行”包括不和小叶阿姨顶嘴啦，主动帮助大人干活儿啦；而“身体”呢，则指每天至少要外出活动半小时，跟小叶阿姨买菜，或者跑步锻炼身体，再或者跟小伙伴一起玩耍，都算。

妈妈从夜校下课回来，看见爸爸的“作品”，赞不绝口，也加入了制作的行列。爸爸把每天的表现分为“优”“优减”“良”和“一般”这四级。“优”用红色电光纸剪的小梅花来表示；“优减”是红色的五角星；“良”是黄色的小梅花；而“一般”作为“表现不怎么样”的委婉说法，形状也最简单，是绿色的圆形。他俩“咔嚓咔嚓”地转着剪子一圈圈剪着，我和小叶阿姨都舍不得走。我趴在爸爸的书桌旁边，呆呆地看着，偶尔插上一句话：“爸爸你剪的梅花真好看。”小叶阿姨更是十分雀跃，就差撸起袖子上阵和爸爸妈妈一起剪了。

大图做好后，被平平整整地贴在书房的墙上。“看萌萌寒假表现怎么样”几个字铺开摆放在海报的上端，效果比散在椅子上的时候看起来壮观多了。这是爸爸给我一个人做的海报，可比学校里获奖的优秀班级海报还要漂亮呢！我忘记了压力，陶陶然得意起来。

家里空间狭小，除了简单的家具之外，都是爸爸的书。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很喜欢研究书。

和爸爸妈妈一起逛大观园。

和爸爸妈妈在公园。一手雪糕一手棉花糖，千万别说什么吃货，我是小小美食家。

这张贴满了梅花、星星、圆形、灯笼和跳舞小人儿的“看萌萌寒假表现怎么样”海报，一直被爸爸妈妈精心收藏着。

激动人心的寒假终于来临了。妈妈要上班，而爸爸是老师，也有寒假，可以和小叶一起陪着我。白天，我玩得忘乎所以；而晚上临睡前，爸爸就把我和小叶叫过来，商量着给我一天的表现打分。小叶每次都十分亢奋，嘻嘻哈哈乐个不停，积极地给我“告状”：“萌萌今天‘自我管理’不怎么样，臭袜子不洗。”爸爸：“嗯，那‘自我管理’就来一个绿圆吧。”我：“好吧，那就绿圆。”爸爸：“‘寒假作业’不错，来个红五角星；画儿画得挺好，给你来个红梅花。”我：“好！”于是爸爸拿出彩色的电光纸，开始剪当天的图案……

每天晚上的打分讨论，都是一场小小的“茶话会”，而我表面看起来，似乎不太介意自己的得分情况，爸爸妈妈甚至觉得我更喜欢海报上贴满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图案，有时候我还会主动提出自己某一项做得不好，应该得黄梅花、绿圆。确实如此，因为这比通篇的红梅花好玩儿嘛！

在春节那几天，爸爸还给我放了两天“假”。在那两天的表格上，爸爸没有像通常那样贴上梅花、圆形和五角星，而是精心画了各种跳舞形态的小人儿剪影，以及漂亮的红灯笼，海报顿时化作小小的游乐场。我觉得可爱得不得了，哈哈，要是每天都像这两天一样，被画上不同的图案就好了。

但说我不在乎大家的评价和自己的得分，那才不对呢。不知不觉中，我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我每天都主动地打开寒假作业本，主动画画儿、写日记；吃饭的时候也开始抢着端盘子、拿碗；有时候小叶阿姨下楼倒垃圾，我也很踊跃地抱起个没用的小纸盒子，屁颠儿屁颠儿跟在她后面一起跑出去……

寒假后期，我的红梅花得的越来越多，诚实的小叶也开始经常给我“说好话”：“萌萌今天干了好多活儿！”“萌萌的作业做得不错！”爸爸妈妈欣慰地看到：经过一个寒假，我好像从之前那个懒散、随意的小壳子里钻了出来，真的长大了、懂事了……

而对我来说，寒假里，有那么多人来我家做客，莹莹姐姐、程刚、爸妈的好朋友海燕阿姨、张雷叔叔……他们围着专属于我的“寒假表现海报”赞叹着，哈哈大笑着。听说它是爸爸为了“让萌萌的寒假变得更有意思”而做的，大家都特别羡慕爸爸的创意，至于我究竟得了多少红梅花，倒并不是太重要啦。

那张缀满了梅花、星星、圆形、灯笼和跳舞小人儿的“看萌萌寒假表现怎么样”海报，被我和爸爸妈妈视为宝贝，一直被精心地收藏着。后来搬新家的时候，也一起带过去了。现在它还静悄悄地睡在我们家屋顶柜橱的某一个角落。我想它不会沾到灰尘和太多空气，所以应该平整如故吧，漂亮的薄荷绿大概也还没褪色吧？是的，一定没有褪色，就像当年爸爸带给我的惊喜与快乐不会褪色一样。

我爸爸是DIY达人

爸爸非常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小玩意儿，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一个标准的DIY达人。我还记得他用小火柴盒给我做的奇怪的透视镜，从里面往外看东西都是反的；还有用板蓝根的药盒和皮筋做成的小琴，能从低音一直弹响到高音；还有用硬纸板剪出来的不倒翁小丑，能够用鼻尖儿倒立在铅笔头上、永远不掉下来；还有风筝，我怎么做也飞不起来，但爸爸做的一放就飞上天了……

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有一条小小的彩虹路，它由电光纸铺成，一路上有各式各样的花朵、气球、小船、小动物、男孩女孩、大妈和樵夫……它们都是爸爸送给我的DIY作品，都在闪着微微的柔光。其中有一只小乌龟特别显眼，我把关于它的故事拎出来讲一讲。

那天，我上课学了一个复杂的汉字：男。晚上跟爸妈聊天，说到“男”一共有七画。爸爸听了却说：“不对，闺女，‘男’字是六画。”我怎么也不服气，跟爸爸争起来，妈妈也向着爸爸，我辩论惨败，生气了，哇哇哭着跑进小屋把门撞上了。爸爸觉得我耍赖皮，也郁闷了，在门外抱怨了半天。后来爸妈都去大屋了，门外变得安静起来，只能勉强听见大屋里传来他们隐隐约约的说话声。我这里变得好没劲，只好吸着鼻涕一个人写作业。过了一小会儿，门那里似乎有了一点点动静，我急切地转过头，发现爸爸已经轻手轻脚地把门打开一条缝儿了，正探着脑袋对我挤眉弄眼。我垮着脸不理他，他哈哈大笑起来，跳进屋子，在我面前放了一只纸折的小乌龟。那小乌龟活灵活现的，小壳鼓鼓的、圆圆的，绝对符合立体效果。原来刚才他在大屋里，就是给我折乌龟哪。我小小的自尊心获得了满足，哼哼唧唧地被他抱出小屋，和妈妈一起去大屋看电视了。

第二天，爸爸查字典翻资料，确认我对了，“男”字确实是七画，晚上和妈妈一起向我道歉来着。至于小乌龟，被我拿到教室显摆，结果几个同学管我要，最终我没禁住同桌的甜言蜜语，把乌龟易主了。

7-8岁

风沙里的新娘子

我曾经因为跟程刚在外面玩儿太久，让爸爸在家狠狠担心了一次。

那是个风沙满天的春天，爸爸下午没课，所以就在中午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家。一点来钟进了家门，原以为我会扑过去迎接他，没想到他的胖闺女没出来，只有小叶跑出来，急赤白脸地报告说我还没回来，说她已经去学校好几趟了。爸爸在家等了一会儿，眼看时间越来越晚，他渐渐担心起来，再也坐不住了，冲出家门跨上自行车开始到处找我。从家找到学校再找到家，怎么也找不着，爸爸急坏了。“萌萌能去哪儿呢？”他想，生怕我被坏人拐走了。那时候电话还不普及，他也没法和程刚的父母联系。“但愿只是和程刚玩儿过头了吧！”爸爸怀着侥幸的心理，又焦急地奔向北外，终于远远地看见了我们，就在北外大操场水泥砌的检阅台子那儿。当时我和程刚正在满天风沙里围着老水泥台子蹿上蹿下呢。他听见我在风沙里喊“我是公主——”然后跳下台子，又听见程刚喊“我是王子——”也跳下台子，然后互相追逐。

爸爸忍住气，骑过去招呼我们下来，问我们在玩儿什么。“结婚游戏，我是新娘！”我一头一脸的沙子，兴冲冲地回答。爸爸又好气又好笑，赶紧把我和程刚一个前座一个后座抱上车，先送程刚回他家，再带我骑回去。

一路上爸爸也没多说什么，就是有点儿沉默。进家门后，小叶阿姨一看见我，马上开始劈头盖脸地教训起来：“你怎么才回来？到哪儿去了？你爸爸找了你好几圈，找了你一个小时！他都急死了，你知道吗？！”她是真生气了，连脖子都红了。我这时才知道爸爸整个中午都在大风沙里找我，心里一下子内疚起来。爸爸却什么也没说，闷闷地进厨房给我做午饭去了，小叶怒气未消，还在愤愤不平地数落着我。我呆立在走廊里，眼前浮现出爸爸孤独的身影。就在刚才，因为一直得不到我的消息，爸爸只得一个人怀着越来越深的不安，在学校和家之间来来回回地寻找我；而那时我却浑浑噩噩地在别处玩儿得很高兴，完全把回家的事抛到脑后。我越想越难受，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涌上来，堵得嗓子眼儿生疼……我冲进屋里，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后来我知道，那种体验叫心疼。很多年后，我和程刚早失去联系了，爸爸还经常拿这事取笑我，笑我当年憨得不可思议，大风天也不回家，和男同学像猴子似的在外面傻玩儿丢脸的游戏。同时，爸爸提起那段时光，总是会感慨：“那时候挺欣慰的，因为你在班里属于离家比较远的，我最担心你放学后自己回家会觉得孤单，也不安全。虽然爸爸可以尽可能多地去接你、陪你，但家长的陪伴不管怎么都和同龄人一起玩儿不一样。后来因为有程刚，你们正好可以一块儿结伴回家，让你不再孤单了，我和你妈觉得心里特别安慰……”

爸爸带我去“老莫”餐厅

小的时候，每次去动物园，隔着一道铁栅栏和稀疏的杨树，闻着熊馆里暖烘烘的臭味，能够看到对面有座浅黄色的巨大城堡，爸爸妈妈告诉我：它是莫斯科餐厅。虽然那时我不知道它的故事，却本能地感到它很特殊。明明门口人来人往，却依然显得宁静，甚至肃穆；看着它会心生畏惧，但又会觉得好奇。有些东西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它立在那里、不声不响，但自有一股子气势，即使是小孩子也知道它不一般。

莫斯科餐厅，建于20世纪50年代中苏“蜜月期”，属于北京地标性的餐厅，老北京人喜欢叫它“老莫”。

在那个年代，整座北京城只有寥寥几座稍有规模的百货商场，连三层楼房都是稀罕物。消息闭塞，人们仅能从报纸和广播里知道一点点苏联老大哥的事迹，西方世界极度遥远，可望而不可即。当时，从靠近西单大街的一个胡同口出来，有家卖饮料的小铺，四十多岁的奶奶曾经带着还在上小学的伯伯和爸爸在那里点过牛奶、可可和红茶；就这点事，还被周围人当作逸事，口口相传了许多许多年，“这老太太，真是个奇人！”

去年火了一把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称：那时候莫斯科餐厅门口站着的不是门童而是国务院派来的武警；一般人不能进，只有国家领导人、高级外宾和高干子弟才可以凭着特殊票券入场。但是在爸爸的印象里，20世纪50年代的“老莫”一般人是可以进去的，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实在是吃不饱，周围也有邻居把心一横全家人去“老莫”改善伙食的。只不过“老莫”门口衣着华贵的门童、餐厅里昂贵的菜肴令人望而却步，所以通常是一些有身份的人，或者有特别爱好的人才“敢”往里进。或许纪录片里讲的和爸爸所说的是一个大时代之内的两个小阶段？这里还有待证实。

不管怎么说，在那个匮乏与闭塞的世界里，“老莫”是窥向异国文化的小窗口——金光闪闪，香气缭绕。

我小的时候，莫斯科餐厅早已经历了“文革”的西餐改中餐、后来的停业与1984年的重新营业，红色贵族的光环正渐渐消失。不过当时的北京，尚未迎来西餐厅遍地开花的辉煌年代，西餐依然是凤毛麟角；而“老莫”又绝对霸占着西餐厅的三个“最”：最老牌、最正统、最高档。更何况它作为曾经的红色圣地，承载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向往与梦的延续。所以“老莫”作为西餐厅龙头老大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那时候“老莫”很昂贵，全家人吃顿“老莫”，大概要一个小干部半个多月的工资。按常规来看，生在经济适用家庭的大萌子，童年时代应该是没有机会光临莫斯科餐厅的。但凡事都有奇迹，真的，就是奇迹，发生在我7岁的时候，让我狠狠地吃了一大顿“老莫”。这是一个属于我和爸爸的故事，哦对了，还有莹莹。

那是刚满7岁的夏季，那天一定看上去很晴朗，就像小时候作文里常写的那样，“天空瓦蓝瓦蓝的，飘着朵朵白云”。爸爸带我和莹莹去动物园玩，却没有带伞。

在北京这样标准的季风性城市里，夏天出门不带伞是不对的。看吧，我们正挤在人堆里兴高采烈地看黑熊的时候，雨毫无征兆地下起来了。这场雨不大不小的，却一直不停。熊馆附近没什么躲雨的地方，离公园门口又远，所以刚开始爸爸带着我们到几棵树下躲。后来我和莹莹的小衣小裙被淋湿了，开始“唏呀哈呀”缩脖打抖起来，爸爸很着急，化身为黑熊，拱起宽阔的后背，试图把我们俩护在身子底下。可惜一熊护不了俩崽儿，伴随着嗖嗖的小风，我们俩抖得越来越厉害。望着栅栏对面的莫斯科餐厅，爸爸忍不住喊道：“要是能带你们进去躲一会儿就好了！”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个躲在大厚黑雨衣下面的神秘人匆匆走到栅栏旁边，突然掏出一大串钥匙，在周围游客们兴奋的尖叫声中，一拧一转——栅栏中开出一道小门来！原来是好心的公园管理员！顾不上多说，爸爸一手拉着我们一个，三步两步跨过一层层宽而浅的台阶，向那个神秘的城堡跑去。

跟门口那些穿制服的一本正经的门童叔叔打过招呼，穿过一道厚重的木门，我们进到了传说中的“莫斯科餐厅”内部。随着一股徐徐包围过来的暖空气，我和莹莹忘记了拭头发上的雨水，呆呆地定在了原地。我们进到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宫殿，这里的一切都远比外面的东西大得多：奇特的圆弧形天花板，高得仿佛远在天际；窗户比寻常屋子的一面墙还要大，远远看去，窗沿儿宛如一艘漆黑的小舟；巨大的吊灯在遥远的穹顶散出铜黄色的光晕；或许是因为雨天，室内光线有些昏暗，墙壁上的油画铺天盖地，既庄严又压抑；木头椅子有着高高的椅背，我想我站在椅子上也看不到另外一桌；大勺子沉甸甸的，拿在手里颇为吃力。

对于小孩儿来说，特殊和新奇就等于好玩儿。在最初的震撼之后，我和莹莹很快开始兴奋起来。当时不是饭点儿，餐厅里人不多，更显得空旷。爸爸带我们找地儿坐下，我们俩叽叽喳喳地研究起奶黄色的桌布、水晶高脚杯、雕花大柱子和镀金大吊灯。服务员穿得像动画片儿里古代的外国姑娘，仪态万千地立在桌边，爸爸略有些拘谨地翻看着菜谱。

没过一会儿，爸爸点好菜，美丽的服务员阿姨拿着菜谱走了。我一边和莹莹尖声聊着天儿，一边紧紧盯着来往的男服务员手里的盘子。很快，我在匆忙走过的一个叔叔的大盘子里看见了惊喜——一大份装在水晶盘子里的冰激凌！这冰激凌呈柔和的奶油白色，看上去有馒头大，最关键的是——上面有一颗鲜红欲滴的红樱桃！我顿时激动得不得了，缠着爸爸问：“爸爸，你点那个冰激凌了吗？可以点吗？”

爸爸扭头看向那份冰激凌，有一刹那的犹豫，我的心悬起来，赶紧对爸爸讲：“我都想吃好多年了。”其实我也不算瞎说，从4岁第一次见到樱桃罐头开始，我就爱上这红艳艳的小圆果果了，但爸妈一直不肯买它，说太贵。没想到能在这里跟它邂逅，而且还是跟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冰激凌组合在一起！爸爸会不会还是嫌贵呢？正在我不安的时候，爸爸已经叫来了服务员，笑眯眯地给我和莹莹一人要了一份樱桃冰激凌。我和莹莹亢奋得手舞足蹈，小胖胳膊和小瘦胳膊挥来挥去，连声喊着：“爸爸真好！”“叔叔真好！”周围桌有人好奇地探头来看，爸爸全然不在意，呵呵笑起来。

菜一道一道地上来了：大列巴很难吃，鸡蛋沙拉和妈妈做的味道差不多，红菜汤和罐焖牛肉真香！烤杂拌第一口吃味道怪兮兮的，第二口就非常美味了，但没等吃饱就糊得慌，吃不下了……啊，还有我们的冰激凌！冰激凌像雪那么白，红樱桃像鲜血那么红，美得我和莹莹都舍不得吃，单独挑出来放在盘子边上看了又看。爸爸一点儿也没给我们普及他稔熟于心的吃西餐的“6个M”，任凭我们快乐地奋斗着，一会儿勺子掉在地上，一会儿叉子磕在盘边儿上，两张脸蛋儿沾满了奶油。

随着那颗朝思暮想了“许多年”的红樱桃被我一口吃到嘴里，这次盛宴的高峰也过去了，嚼着香甜的樱桃，我心里一边想着，啊，原来樱桃是这个味道，一边有点儿怅然若失起来。爸爸微笑着望着我们，眼神像是欣赏，又像是欣慰。不知道为什么，他对着我轻轻地笑起来，就像是明白我在想什么似的。

巨大的窗子外面，细密的雨丝下了很久，悠扬的歌声带着些许回音，缭绕在高高的穹顶下。爸爸的笑容就像冒着泡的罐焖牛肉一样，又醇厚又温暖。

在他的笑容背后，是不是有着昔日激情岁月燃烧后的余温？是不是有一位姑娘的倩影，她是不是有着和妈妈一样灵动而善良的大眼睛？7岁的大萌子，脑子里还没有这些东西。我就只记住了那一天，爸爸携着我和莹莹的手，从令人发抖的冷雨中，走进那个神秘、巨大的城堡里，然后在融融的暖意中，吃了一顿既好吃又稀奇古怪的饭，我还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颗红樱桃。漫长的细雨之后，是一路浅金色的阳光，爸爸带着哈欠连连却依然不停说笑的我俩，离开了那座圆梦之城，头顶彩虹走回家。

那天的后续故事：姥爷听我和莹莹兴高采烈地汇报了这次莫斯科餐厅之旅，一开始还挺高兴，后来从妈妈那儿套出爸爸这顿饭花了六十多元，半天没吭声，只是不停摇头，最后说了一句“怎么能这么惯孩子呢，真是败家子儿”。这是姥爷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批评爸爸，爸爸只好尴尬地傻笑。不过我清楚地知道，爸爸心里一点儿也不以为意。多少年来，提起这件事，他的快慰之情总是溢于言表：“怎么样，闺女，印象深吧？老爸还带咱们小狗子和莹莹去过一次‘老莫’呢！”我比他还兴奋“那当然啦！要不是那次，我现在还没去过‘老莫’呢。绝对是绝版记忆啊，爸爸，太珍贵了！”

真的是绝版记忆。如今的莫斯科餐厅，早已被卷入经济浪潮中，旧貌换新颜，而动物园的大门修了又修，附近则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它和“老莫”之间的那条栅栏也变成了厚厚的高墙；下雨的时候，再也不会有好心的公园管理员去为游人打开一扇门了。

爸爸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莹莹，在宽阔清浅的石台阶上大步奔跑着冲向那座浅黄色的庞大城堡；高背的木桌椅，我的第一顿西餐，第一颗樱桃……这些情景难以复制，再也不会重现。

那是充满魔法的一天，而爸爸，就是我的魔法师。

乱点红楼谱

二年级的时候，电视剧《红楼梦》可抢了动画片的风头。大家每天放学后都聊着剧情往家走，一时间，变形金刚、葫芦娃、邋遢大王都靠后站啦。

那天中午我们十多个小孩儿一起往家走着，四年级的大姐姐小惠就开始给大家安排角色。“小楠是宝钗，元仪是探春……我嘛，比较像黛玉。”她又看向年纪小的孩子们，望着马珊珊漂亮的脸，犹豫了一会儿，“马珊珊是晴雯。”我忙问：“我呢，我呢？”“赵萌萌就是紫鹃好啦。”小惠姐姐立刻得出结论。电视剧里的紫鹃鼻子和脸都大大的，我转过身去，撅起屁股去捡地上的落叶，以示不满。“哎呀，紫鹃也挺好的，她不错啦。”小惠忙在后面哄我。

晚上爸爸进家后我立刻向他汇报：“爸爸，今天小惠姐姐说我像紫鹃。”“紫鹃？”爸爸当时就笑了，露出一口大白牙，“不算太像吧？性格也不像，长得也不像，萌萌明明是最像湘云啊。你看，活泼、开朗、聪明、乐观，人缘好，咱们萌萌就是史大妹子。”爸爸哄得我咧开嘴乐起来。

不过长大以后，我得知老爸在追妈妈的时候，也曾盛赞过她就是活脱脱的史湘云转世。哟，爸爸真讨厌！不过没关系，闺女大方地原谅你好啦。我猜在你眼里，最可爱的女孩儿们，都是史大妹子吧。

“巧夺天工”的面包圈

小学的时候，爸爸的书柜里有一个特殊的笔架，外形是一匹黑色的骏马，双蹄腾空，神采飞扬。这是作为全国第一届自考生代表，国务院总理亲手颁发给爸爸的奖品。在这匹骏马旁边有一块灰不溜秋的东西，模样和大小类似柿饼，中间还有一个洞，很多来我家的人第一次看见它，都未免多探究两眼，“这是什么宝贝？”

“这是萌萌二年级的时候雕刻的面包圈。”爸爸也不惭愧，每回都笑吟吟地给人家解释。

太丢脸了，其实是这么回事，听我来讲。

有一天放学，我在路面看见一块灰色的大石头，用脚轻轻踢一踢，它竟然“咕噜咕噜”滚了很远；跑过去捡起来，发觉它轻飘飘的，太奇怪了。我揣着石头跑回家，拿给家里人看。

“哈哈，就是石膏嘛。”爸爸妈妈不以为意地说。我依然兴致不减，跑进屋鼓捣起来，很快又发现这东西很软，用手就抠得动，这下我更来劲儿了，将手指当成钻子，奋勇施工。小叶几次试图劝我把它扔掉，我也不理她。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成功地把它掏穿了，外表也基本磨成了圆饼的形状。

我兴冲冲拿起自己的杰作去给爸爸妈妈看。“这是什么啊？”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是面包圈，我做的雕刻。”我得意地说，“大自然的风要一亿年才能把石头雕刻成各种好看的形状，我一会儿就弄出来了。”

“面包圈”这个词是我从爸爸给我买的磁带《七色花的故事》里听到的。当时三环路上还很荒凉，我家周围只有两家小商店，面包倒有两三种，但都是方形的。虽然从没见过面包圈，但一想到方头方脑的面包被做成圆圆的形状，中间还有一个洞，能够各种口味一大串用绳子串起来，就觉得口水往外溢，无比向往。

我沉浸在创作的喜悦中，小叶却在旁边吐舌头，还小声嘀咕着，“有哪儿好看啦……”这时妈妈发现我的手指甲有点儿发炎，心疼起来，把我的手捧过去，边呵气边嗔道：“手都被烧坏了。”爸爸则把我的大作接过去，仔细观察了一下，很满意地说：“好！收到柜子里，将来跟新作品做对比。放哪儿好呢？”他在书柜前转来转去，突然站住脚，高兴地笑道：“对了，就搁在这儿。”等妈妈给我洗完手，我来到书柜前，一看：哈！爸爸把我的面包圈，和国务院总理颁发给他的“马”放在一起啦！

我顿时乐得蹦起来，大喊大叫着“爸爸真好！”扑到他身上，爸爸揉着我软趴趴的黄毛，对我挤挤眼睛，“看看电视旁边有什么？”我回过头，金灿灿油汪汪的、方头方脑的——“面包！爸爸买面包了！”妈妈不满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别现在就给她啊，让她明天早上再吃……哎，真是的，这爷儿俩。”而此时，松软绵香的面包已经被我大口大口地吃到嘴里了……

不过后来，面包圈成了我唯一的作品。因为我把《大自然的风》那本课外读物看完了，开始寻找新的故事书，“雕刻”这项伟大的爱好也就被我遗忘了。我一直想把这件无法体现我智慧的作品弃之门外，但爸爸始终持相反的意见。“为什么要扔啊？留着多好。”他总是乐呵呵地说。妈妈也赞成他的意见，“这两个，”她指着黑马笔架和面包圈，“分别是爸爸和萌萌的心血。”

就这样，直到我们搬家前，爸爸和萌萌的“心血”一直摆在一起，搁在书柜里最显眼的位置。

故事说到这里，想起另外一件事，有关我8岁时的那张合影。

8岁，马上要开学了，我就要成为三年级的“大孩子”了！8岁生日过后，在北外的校园里，我穿着学校新发的校服站在爸爸身前，心中涌起小小的自豪感。

这件校服的扣子不久后在和同学打闹的时候被扯掉过，班主任鲍老师放学后还给我缝扣子来着。我记得当时她一边缝一边说：“你看你这么调皮，但衣服每天都干干净净的，都是父母给洗的吧？看他们对你多好啊。咱们现在都三年级了，也是大孩子了，该知道心疼家长了，以后可不要老跟个男孩子似的把衣服弄得脏兮兮的。”我赶紧把脑袋点得跟捣蒜似的，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当然是说到容易做到难，我依然每天和程刚、珊珊等几个小伙伴在草地、煤堆、操场上疯跑打滚儿。这件校服我特别爱穿，所以爸爸洗的次数也最多。后来有一天它小得穿不下了，我抱着它发呆时，才发现裙摆和荷叶领上，早就被爸妈用颜色相近的线，缝缀了一些小小的线补丁。

保温饭盒

小叶阿姨走了，请不到合适的新阿姨，我的小学又没有食堂，而那个年代微波炉还属于科幻世界里才有的东西，于是我中午吃饭就成了问题。

一开始，爸妈试着让我去北外的大学食堂打饭，他们帮我弄来了饭票，结果我第一天就饿到了肚子。当时，我被夹在层层叠叠的饥饿的大学生里，眼前黑乎乎一片，全是姐姐们散发着热力的胸部，还有哥哥们汗津津的运动服。我茫然地被挤到打饭口时，发现所有的盛菜盆都高我一个头，完全看不到里面装着什么菜，只好说：“我要和前面姐姐一样的菜。”没想到菜非常辣，我没法吃。那时我也没零花钱，最终吃了几口白米饭，度过了饥肠辘辘的一个下午。

晚上，我化身为“大胃·科波菲萌”，风卷残云般把饭菜吃了个底儿朝天，还不文明地模仿程刚同学，用舌头去舔盘子。爸妈一问才知道我根本没吃到午饭，两人把我搂在怀里，呼天抢地地表演了一会儿“慈父慈母秀”。

当然啦，慈父慈母不是秀出来的。当天晚上，爸爸就告诉我，第二天我不用去北外了，由爸爸回来给我做饭。万岁！接下来我过了一段美好的生活，爸爸每天中午都回家陪我。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妈妈的单位离家真的太远了，中午根本不可能回得来；而爸爸当时刚换了工作，从通县的学校换到和平里那边的一家杂志社，骑一个来回大概一个多小时，也不算近，再加上给我做饭，下午上班差不多就迟到了。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闺女很开心很开心，爸爸也很开心，但也很累。这时，爸妈打听到商店里有一种保温饭盒，能够让饭菜好几个钟头都是热的，他们动了心思。

商场里，保温饭盒有好几种，其中最贵的那一款四十多元，合爸爸半个多月的工资，据说保温性能特别好，爸爸执意给我买了下来。新饭盒有着柔和的曲线，外表就像琥珀一样是浅浅润润的金色。我哪儿见过这么漂亮的饭盒啊，捧着它真跟捧着新玩具似的，高兴坏了。

从此以后，每天早上爸爸或者妈妈都会早起把午饭做出来，装到我漂亮的保温饭盒里。爸爸总担心饭盒的保温功能不够，便用好几条厚毛巾把饭盒给包起来，夏天的时候放在窗沿儿上能晒到阳光的地方，冬天的时候就搁在暖气上。这样等我中午回家，饭吃到嘴里，还是热乎乎、香喷喷的。

爸爸给我做午饭，特别讲究荤素搭配，通常既有青菜又有肉，有时候还会加一个煎鸡蛋。每天我一进家门，就会迫不及待地冲到窗台打开饭盒：碧绿的小油菜或者雪里蕻，一大块厚实的酱牛肉或者是土豆丝炒肉末，再加上一个金灿灿的煎荷包蛋，带着喷香的热乎气儿展现在我面前，太美好了！现在回想起来还会流口水呢。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爸爸从来不肯提前告诉我饭菜的内容，看到我起床之后围着散发出香味的饭盒，好奇得团团转，爸爸都会露出促狭的笑容，笑眯眯地催我去上学。遇到寒暑假，他上班前还会眨着眼睛特别提醒我：“不许提前打开看哦，小狗子，等中午再开饭盒！”我当然郑重允诺下来，然后等爸爸一出门，哈哈，便马上扑到饭盒那里去查看。常常是越看越馋，忍不到中午就把饭吃光了。

就这样，这个金润润的小饭盒和爸爸做的饭，陪伴了我好几年，一直到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到奶奶那里去，我从此结束了中午挂钥匙、吃盒饭的时光，这个保温饭盒也就淡出了我的生活。但是在老屋子的窗台上、阳光下，它如同琉璃一般亮丽的影像，还有打开盒盖，香味和热气扑面而来的温暖，却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无须想起，不曾忘记。我也总能想起爸爸当年给我做的雪里蕻、煎鸡蛋和肉枣，它们那么香甜，比后来吃到的所有珍肴都要来得美味。

世界的木赛

三年级的时侯，我曾经很喜欢过一个大哥哥。他是我们楼旁边新开的杂货店的老板。大哥哥肤色很白，圆圆脸，双眼皮、大眼睛，虽然不够精神，但温和又秀气。他家店里卖很好吃的一种零食，姜黄色的包装袋上印着几个疑似“世界的木赛”的日本字。第一回去他店里，我兴冲冲地对他喊：“哥哥好，帮我拿一包‘世界的木赛’！”他望着我，露出一脸疑惑的表情。直到我用手点着玻璃柜里的“世界的木赛”让他看，他才恍然大悟，随即咧嘴笑起来，麻利地把美食抽出来，弯腰递到我手里。

此后我就常去他家买零食，“世界的木赛”还有小米锅巴都是重头货，不是老能买得起的，我最常吃的就是一角钱一包的山楂片。大哥哥不怎么介意我买什么，总是对我笑眯眯的；偶尔还让我赊账，因为他说我信誉好，是乖孩子，隔天肯定会还的。多好的哥哥啊！

那两年我的零花钱突然变多了，每周时不时就有一两天能领到一元大钞。现在想起来，其实是因为爸妈中午没法回家照顾我，为此感到担忧和歉意，所以丰富我的小钱包，让我能多买一些自己爱吃的东西解解馋，这样他们也欣慰一些。这个理由我当时不懂，只知道突然变成了款姐儿，财大气粗起来，可以经常吃“世界的木赛”了，好高兴。

三年级的孩子嘛，识字渐渐多起来了，我开始能看大部头的书了。爸爸书架上的书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被我拿下来，秦牧小说集、艾青诗集、稻草人的故事、徐悲鸿的故事……但我不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因为我觉得它“流氓”。许多个中午，我去哥哥那里，用一元钱买一包“世界的木赛”加两包山楂片，然后快步跑回家，打开书，一边吃饭，一边吃零食，一边看书，度过完美的午间时光。

哥哥和我越来越熟，有一次还试着把我抱起来，看看我有多沉。我真的很喜欢他！

终于有一天我梦见他了。在梦里，妈妈和爸爸离婚了，嫁给了哥哥。看着爸爸黯淡而苦涩地对我笑着，慢慢走远，我的小心肝一阵阵酸痛，忍不住伤心地哭起来，眼泪一串串掉到了腮边……

哭着哭着就到了早上起床的时间。当时我已经跟爸妈分床睡了，他们在屋外叫我起床上学，我赖在床上哇哇地哭，哭得昏天黑地。爸妈吓坏了，赶紧拧开门把手跑进来，团团坐在我床前，问我怎么了。我抽抽搭搭，半天才说清楚，结果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尤其是爸爸，高兴得不得了，一直把我搂在胸前，乐呵呵地说：“没事，乖孩子，爸爸不会走的。”因为我一直在哭，他们就让我少上了半天课。

听说梦都是反的，所以爸爸不会跟妈妈离婚，而且运气也会很好，我才开心起来。

后来那个小铺搬走了，卖“世界的木赛”的哥哥也走了，后来我再没见过他，他是不可能娶我妈妈了。

真好，嘻嘻。我和爸爸再也不会分开啦！

顺便提一句，几年后我才知道，“世界的木赛”大名叫鱼皮豆，很可能“世界的木赛”是它的一个品牌。

笑

我打小儿爱笑，到七八岁时，这个天性发展到登峰造极，好像全身都是笑神经，轻轻一碰就触到痒痒肉，总笑个没完。又爱傻笑又调皮捣蛋，这倒霉孩子没救啦，真是应了老话儿：“七八九，烦死狗。”

当时我有一个最坚定的“笑友”，就是表姐莹莹。看动画片《唐老鸭和米老鼠》，我们俩爆发出阵阵傻笑；看大姨父订的《幽默大师》杂志，我们从早上大笑到中午，疼得抱着肚子揉个不停；看《恐龙特急克塞号》，每次那个主人公从炮里被射出来，我们更是要笑岔气。有一次看动画片《神笔马良》，结束后电视里紧跟着放了一首歌，我们跟着一起唱，笑倒在沙发上，然后滚来滚去，气得姥姥在旁边直叫：“哎呀，别笑啦，别笑啦，跟疯子似的！”那年寒假我们发现我家窗沿儿上结的一根根冰柱里，有个异形分子，紧紧扒在窗边，圆滚滚的像一坨土豆，这可狠狠点到我们俩的笑穴啦，一个上午我们写一会儿作业，就相视一抿嘴，然后哇哈哈哈狂笑一阵，也不知道在笑什么。如今，《神笔马良》和《恐龙特急克塞号》都不知道是几百年前的老皇历了，北京新盖的高楼大厦冬天也再不结冰柱了。当年的异形冰坨坨，你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那时候小摊儿上有一种能把舌头染成各种颜色的糖，叫“魔鬼糖”，一元钱四块，现在想起来那里面不定有多少色素呢，但当时流行啊，上学时扮酷耍怪都靠它的。那年暑假住在姥姥家时，我和莹莹偷偷买的魔鬼糖被姥爷没收了，本来很郁闷，莹莹的泪花都涌到眼眶边上了，结果姥爷煞有介事地捧起他刚买的“京欣一号”大西瓜，操着他乐亭味儿的普通话边敲边说：“吃这西瓜多健康，你们看看，又甜又熟，这瓜，好瓜啊，好瓜！多好的瓜啊！”我们俩不知道抽了哪根筋，一下子“吼吼吼吼”笑个不停，姥爷觉得我们有失教养，假装生气，装模作样地去小屋里找椅子腿，我们赶紧嘻嘻哈哈地逃出屋子，在外面的小草坪上笑到中午吃饭。

关于“吼吼吼吼”这种笑法，也有历史沿革的，它源自俺伟大的老爸。有一次晚饭时我闹着要往粥里加白糖，爸爸不顾妈妈的反对让我得逞了，为此被妈妈埋汰了几句，老爸便故意压低嗓子发出低沉响亮的“吼吼吼吼”的笑声，我和莹莹在一边听到之后笑得险些打翻了碗，还给这种笑声起了自认为创意无穷的名字——“拉笑”。之后一出现有趣的事，我俩就故意发出“拉笑”来，“吼吼吼吼”地笑个不停。现在想起来，这个名字好三俗啊，真是弱智儿童欢乐多！

除了莹莹姐姐，我在学校里也不乏稳定的“笑友”，就是和我一起回家的程刚。其实我们在班里并不一块玩儿：他跟男生追跑打闹拍洋画儿，我和女生坐在双杠上聊大天儿，都有各自阵营；但唯独在大笑这件事上有默契。每回老师课上说错一个词，或者谁做个鬼脸出个洋相，第一个“扑哧”笑出声、引爆全班大笑狂潮的，不是我就是他；而当班里都安静了，最后一个止住笑的往往也就在我俩之间。有回班里一个爱打小报告的男生念课外读物，正抑扬顿挫地读到什么“七个五年计划，我们有了菜篮子工程！阿姨婶婶的菜篮里，都出现丰富的蔬菜了……”他突然放了个响屁，后面的同学叫起来，“是韭菜！”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泪眼蒙眬中，看见程刚正侧着头，相隔三行座位，用笑得扭曲的脸和我打招呼。

无聊吧？现在一想我也惊诧，当年我无聊得真是令人发指啊。而对于我无穷无尽无聊的傻笑疯笑，爸爸妈妈则表现得相当宽容。他们对我功课和品德之外的种种癖好很少干涉。

实际上，爸爸反而还经常主动逗我笑。记得那会儿，菜篮子工程虽然如火如荼，但东西还是远远比不上现在的多，大人工资也只有几十块，苹果和桃子都算好东西。到了夏末，闻香十里的久保桃无疑是水果摊上卓尔不群的贵族，很多人家偶尔才买来改善生活，爸爸却不计成本经常买给我和妈妈吃。有一次买回家后，他还即兴编了首打油诗，一手拿一个桃儿边跳边唱：“我买的桃儿啊是久保桃，又香又甜营养高，久保桃呀么久保桃，一咬都是毛……”逗得我和妈妈连笑不止。再见到莹莹时，我立刻模仿爸爸的样子，举起两个杯子叉开两条胖乎乎的短腿蹦蹦跳跳地唱给她看，莹莹乐得手舞足蹈，连向来不苟言笑的大姨都乐出眼泪了。别看我爸在外面是一副儒雅博学模样，但回到家后就化身为不输陈佩斯的大笑星了，放到现在，哪儿有江南Style大叔什么事啊！

在父母身边自由自在地笑了几年之后，我升到高年级，不知不觉就“淡定”下来了，在班里的外号也由小疯子变成了乐天派。后来再上中学、大学，然后工作……我爱笑的性格一直保留了下来，而且在新环境里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笑友”。哈哈哈，哇咔咔，嘻嘻，吼吼吼吼！我的生活中总是充满笑声。

最近看杂志时看到一篇文章，说男性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会对他未出生的孩子造成影响；日常挫折和社会生活都会反映到DNA的遗传标记中，体现在孩子的性格里。哇噻，我想，难怪我这么缺心眼儿又盲目乐观，老爸生我的时候，到底有多开心啊？

出口成章

抱着爸爸书架上一本本的厚砖头，看呀看呀，遇到不认识的词儿，就翻字典或者问爸妈。8岁的时候，这就是我人生中除了跟小伙伴玩耍之外，最快乐的娱乐。这种囫囵吞枣似的阅读大大增加了我的词汇量，让我说起话来满口溜小词儿。我赞扬爸爸做的蛋炒饭是“美味佳肴”，跟舅舅说他的女友“亭亭玉立”，嘲笑小气的同学“斤斤计较”，形容门口卖染色棒子面儿的小摊主“明目张胆地欺骗大家”……

班里来了一个因为心脏病从四年级“蹲”下来的新同学，长得文静秀气，听说还会弹钢琴，我喜欢她，围着她转来转去，夸她“阳春白雪，秀外慧中”，她不一定明白我的意思，但依然很高兴。我也很高兴，虽然我也不特别明白“阳春白雪”的意思。

给眉眉姐姐讲我新买的小兔子：“灰灰脸蛋儿特别俊秀，深蓝色的眼睛圆溜溜亮晶晶的。”逗得初中生眉眉连喊：“叔叔！姑姑！你们听萌萌说话，太好玩儿了！”爸爸很淡定，“嗯，萌萌爱看书，她作文写得可好呢。”妈妈笑得两眼弯弯，“她啊，就是词儿多点儿。”

爸爸妈妈很为我这点儿小能耐感到骄傲，尤其是爸爸。“萌萌的书都是我给买的！”每次我受到亲友邻居的夸奖，一向不喜欢邀功的爸爸，都要扬扬得意地在旁边加一句。那两年我就在他们的鼓励和赞许中，沾沾自喜地持续着我的书面语式口语，从没意识到这样有多憨傻。

前几年妈妈还提过这事，“你小时候一说话就带书面语，一开始还挺可爱的，过了一阵我就担心你老这样，再大了会显得蠢，但你爸从来不许我说你，他说咱闺女就爱看书，爱模仿书里的词句，千万别打击她，咱得夸。结果还真让你爸说对了，你后来写东西不费劲，长大后说话也变得挺正常。”

“闺女在成长嘛，成长的轨迹最重要的是一直保持往上的趋势，而不是有多直。就像你当初非得把萌萌的腿绑起来，结果闺女小时候腿挺直的，但动作笨笨的，是不是跟婴儿时期腿蹬得少有关系？呵呵。”爸爸戴着老花镜，手持报纸幽幽地说，一脸风轻云淡的小坏样儿。

生病

那天夜里，我得中耳炎了，那感觉好像有尖针在扎我、捅我的耳朵。一开始，我从自己的小床上爬起来，惊恐地跑到爸爸妈妈身边，呜呜咽咽地说我耳朵痛。后来疼痛连成一片，像棒槌在狠狠捣我的耳蜗，我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

他们被吓到了，连忙把我抱到床上。妈妈搂着我的头，焦急又温柔地轻声安慰着我，爸爸则急得完全乱了阵脚，先是跳着脚大喊着要送我去医院，被妈妈否决之后，马上开始翻箱倒柜地找药。

泪眼蒙眬中，我看见爸爸张着嘴穿着小裤衩大背心在屋里窜过来窜过去，眉头皱得能夹苍蝇。我哭得累极了，吃下爸爸找出来的止疼药之后，疼痛似乎减轻了一点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最痛苦的时刻，就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成功地度过了。第二天上午，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没那么疼了，不过爸爸妈妈还是双双请假，带我去了儿童医院。看完病、开完药，他俩都放松下来，让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驮着我慢慢往家走。

回去的路上，爸爸一直在剧烈地咳嗽。妈妈笑着对我嗔怪他：“看看你爸，昨天你一病给他急得上蹿下跳，光着身子在屋里瞎跑，结果闺女没事，当爹的——哦哟哟那个感冒了——”当时是深秋，他们把我从上到下裹得严严实实的，像个小棉球。我费力地转动着裹了大厚围巾的脖子去看爸爸，爸爸推着车，眼睛直视前方，矜持地抿嘴一笑，显得美滋滋的，然后一下子又咳嗽起来，惹得妈妈咯咯笑。

我无精打采地眯着眼睛，坐在爸爸的二等座上，看着妈妈逗爸爸，爸爸一边咳嗽一边笑着反驳。此刻这个世界又舒服，又幸福。很难想象几个钟头之前，有那么剧烈的疼痛袭击过我。小小的金色槐树叶打着小卷儿从我身边飘过，冬天快到了，但我的心里除了温暖，还是温暖；真希望他们推着自行车的脚步再慢一点儿，这条路走得越长越好，越长越好。

谢谢亲爱的爸爸，感冒要赶紧好起来啊。

9-11岁

雨

爸爸，你还记得吗？在我小的时候，北京的夏天，雨比现在要多得多。在我的记忆里有个反复出现的场景：下雨天你送我上学，我坐在你的车后座上，躲在你的大红雨衣里，看着脚下的轮子飞快地掠过地上的积水和坑洼，凉丝丝的雨水打在我的小腿和雨靴上，安全又惬意。

我上低年级的时候，你还在通县当老师。有时候你有课，早晨5点多就走了，没法送我上学，我就自己去。去学校主要有两条路：一条是穿过北外，路面比较平坦，水洼也小，但稍远；一条就是走紧靠着北外南墙的“小胡同”，这条两米来宽的长长小路是坑坑洼洼的泥地，下雨时堵在路中间的水洼长达好几十米，深处没过膝盖。那时路上三年级、四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经常走到水坑中间，用他们穿着雨鞋的脚铺出一条断断续续的路，我、程刚等低年级的孩子就踩在他们的脚上，慢慢地走过去。

雨过天晴，我就拿着自己叠的小纸船跑到积水的地方去玩儿。我跟你说要是有更大的纸叠成大船就好了，我就可以坐进去。你笑得很开心，告诉我说你小时候也最喜欢玩儿积水，那时计委大院的路边有个大坑，雨后有深达半米的积水，你和伯伯找来一块大木板放到水里，欢天喜地地跳进去，木板转眼就翻了，两个落汤鸡狼狈地回家，气得奶奶要揍你们，拿着尺子在你们后面追。

我们这时候也一样，雨不仅多，而且大。雨一下起来，探出头，就看见眼前密密的白柱。楼下的平房、街对面铺着绿色纱网的“久凌大厦”，在铺天盖地的雨帘中，统统不见踪影了。我那时候的小朋友，大概更容易理解“瓢泼大雨”的意思吧。有一次星期六的下午，你外出办事，我放学后和妈妈两个人在家，外面就下着这样的瓢泼大雨。我和妈妈打开小屋15瓦的电灯，暖黄色的光晕满屋子，妈妈给我织着秋冬穿的毛衣，我拿着小板凳坐在她脚底下，我们俩一边聊天一边等你回来。那温馨又快乐的记忆，始终温暖着我的心。

上初中以后，雨不知道为什么渐渐变得稀少了。1995年上高一那年以后，竟然还开始出现了诡异的“泥雨”，雨后满街灰头土脸盖满泥点子的车辆和建筑，整座城市活像一个巨大的出土文物展览会。小时候那些凉凉的雨丝、清澈的雨珠、暴烈的雨柱、丰沛的雨水，它们都到哪儿去了呢？老爸，你知道吗？

那些陪我长大的“小朋友”

我出生于1981年，属于比较早期那拨儿独生子女。其实这也没什么，我的同学也都一样。不过可怜慈父慈母心嘛，在爸爸妈妈看来，我实在是太寂寞了。为了让我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一些，他们先后买了很多小动物来陪伴我。最早是小鸡，是在小叶阿姨走后的第一个周末买的。

那天下午，爸爸妈妈去大钟寺买菜，后来他们回来，站在楼道里开门的时候，我就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伴随着“叽叽，叽叽”的叫声，我从电视前蹿起来，大踏步地冲过去迎接，原来爸妈带了两只小鸡给我！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两个小毛球，爸爸和妈妈围在我旁边，得意地分别介绍着自己挑的那只。妈妈说：“你看，黄色的这只是我挑的，个头大，身体好，你爸非得选这只小的，身体一看就没有小黄皮实。”爸爸说：“这个小的挺好的，很活泼，一直在大纸箱子里往上跳。”

我已经顾不上理爸爸妈妈了，眼睛和脑子都在围着这两个小家伙转。它们填补了小叶阿姨走后的寂寞，我放学后都不愿意跟程刚玩儿，直接跑回来陪它们。我躺在床上把它俩放在我的肚皮上，看着它们跑来跑去，度过美好的下午。

有一点，我从来没跟爸爸妈妈说过：其实我确实更喜欢爸爸挑的小白，因为它更小，几乎只有鸡蛋那么大，而且雪白的小茸毛很少见，特别可爱。但不幸被妈妈说中了，小白真的是先天不足。不久之后小黄个子更大了，几乎变成了小白的两倍，但小白还是瘦瘦小小的样子，吃得也少。

终于有一天，我起床后发现小白倒在纸盒子里，小屁屁通红通红的。小黄很惊恐，努力地把它一次次地顶起来，但小白起来后，歪歪扭扭几下就又摔倒了。上学要迟到了，在妈妈的劝说下，我哭哭啼啼地出了门。中午回来，看到了我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小白僵硬地倒在盒子里，薄薄的眼帘灰蒙蒙的，已经永远不能动了。爸爸带着我去北外，把小白埋在了小花园里的杨柳树下面。

小黄失去了伙伴，变得无比黏人。它总是紧紧地跟在每个人的脚后面，好几次我们都差点儿踩着它。

“这样不行。”有一天爸爸妈妈跟我商量，“小黄太可怜了，而且早晚我们会把它踩伤，送人吧。”我只好同意了。

我抱着小黄走下楼，问了问北外南墙底下住平房的邻居，那家人有鸡笼，养了很多鸡，我问坐在门口晒太阳的屋主，要不要我家的小黄。“你不要钱是吗？那可以啊，给我吧。”叔叔很痛快地答应了。后来听说小黄长成了一只很精神的大公鸡，每天早上第一个打鸣儿的就是它。一年以后，有一天我放学路过那一家的门口，那个叔叔问我：“我们想把你那只鸡吃了，跟你说一声，小朋友，没意见吧？”就这样，爸爸和妈妈给我买的小黄完成了它身为家鸡一生的使命，去找小白相聚了。

送走小黄之后，爸爸和妈妈一旦不在，家里又冷清起来。我开始缠着他们，想要一只小猫。爸爸显得有点儿为难，“养猫可是很麻烦的！”但没过多久，放学后我在家写作业时，听见爸爸在楼道里的脚步声和呼唤我的声音，同时外面传出“喵呜喵呜”的猫叫声。我乐坏了，一步就冲到楼道里，看见爸爸喜气洋洋地抱着个大盒子，盒子顶探出一只小猫脑袋来——它就是小花，一只一周岁的小女猫。

小花很烦我，我一靠近，它就跳下沙发跑到别的屋去。但我无视它的冷落，兴奋地满屋子追它，拉着它的尾巴，在它的抗议下，把它强行抱到怀里，写作业也不放开。虽然它不怎么喜欢我，但是小花睡觉的姿势几天后就跟我一样了：睡着了之后脑袋会枕着胳膊——据说睡姿像主人是小猫小狗的共同特点，真是太好玩儿了。我的生活因为小花变得美好起来。

不过小花并不是一只理想的家猫。它是一个充满野性的小姑娘，因为整天闷在家里，只好扑苍蝇玩儿，抓坏了很多床单。半年后，它发情了，每夜每夜地叫唤，家里除了我，谁也睡不着。爸爸没招了，只好又劝我把它送给邻居。我低着头同意了。

结果我们准备出门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小花了，叫它的名字，它也不出来。好容易把小花从床底下拉出来，爸爸发现最认猫砂的小花在他凉鞋上拉了一泡稀。小花在家里的时候，跟我们一直不亲近，但其实它是不愿意走吧。不过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把它送走了。它去了一位爱养猫的住在平房的奶奶家，很快长得膘肥体壮的，每天趴在房顶上晒太阳，再也懒得搭理我了。但有一次爸爸送我上学，路过那位奶奶家的时候，小花突然从房顶上跑下来，对我们叫唤，爸爸很高兴地对我说：“看，是小花！”

灰灰是一只小兔子，妈妈和大姨带我上街的时候给我买的，那几年爸爸妈妈对我买宠物的要求一直很纵容。买灰灰的时候，小贩那里有一灰一白两只兔子，妈妈和大姨打算给我和莹莹一人一只。大姨让我先挑，我立刻挑中了灰的，大姨很高兴：“萌萌，没关系，白的多好看啊，把白的带走吧，灰的给莹莹就行。”

当然要灰兔子，灰兔子的眼睛是黑蓝色的，看起来聪明漂亮！

灰灰刚到家里的时候，只有巴掌大，娇小柔弱。但它每天不停地吃，很快就长得大大的。幸好没有长歪，圆头圆脑的依然很漂亮。它对我和爸爸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只喜欢跟着妈妈一个人。听说莹莹也很爱她的小白。

不过小兔子挺臭的，没俩月，大姨和妈妈争先恐后地把小白和灰灰带给姥姥养了。两个小家伙去姥姥家之后，大家都说灰灰长得漂亮。万奶奶还逗莹莹：“萌萌的灰兔子比你那白兔子秀气多了，你的白兔子方头愣脑的。”惹得莹莹哭了一鼻子。后来它俩长大了，俊灰灰嫁给了傻大白，俩兔子在姥姥的精心照顾下，先后生了三四十只小宝宝。咱们灰灰可是一个标准的英雄母亲哪。

在爸爸妈妈的支持下，我在魏公村上学的那几年，家里一直有小动物的身影。那时候还没有“宠物”的概念，养小孩儿就是添双筷子，养小动物也不过就是添一个窝，成本并不高，只要不怕麻烦，人人都养得起。这些可爱的小伙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好多乐趣，当然也给身兼“动物后勤员”的爸爸带来好多麻烦。因为童年的这些经历，所以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没有小动物相伴的童年，是不够完整的。不知道老爸是否同意。

一束长发的浪漫

我10来岁的时候，还没有电磁炉，在家吃涮肉的话，用的是东来顺店里的那种黄铜火锅，需要点炭，很麻烦的，所以吃一次火锅也是挺隆重的大事。当时爸爸妈妈经常请好友去家里聚餐，每个冬天，我们都能吃上几次火锅涮肉。

故事就发生在某次吃火锅的时候。那天，家里来了好多的叔叔阿姨，但是除了我，一个小孩儿也没有。大家围着热气腾腾的黄铜火锅，吃得热火朝天，聊得更是热火朝天。我听着听着，觉得有点儿没劲，吃饱了之后就开溜了。跑到爸爸的书屋里，没找到什么好看的故事书，大概是吃饱了撑的，我很没教养地打开爸爸的抽屉，在里面翻来翻去。

突然，一个奇怪的东西映入我的眼帘：抽屉里竟然有一束漆黑的长发！那束头发大概长不到20厘米，跟我铅笔盒里的尺子差不多长，用猴皮筋绑着。我睁大眼睛望着它，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冲进大屋里。我举着头发，非常凝重地问：“爸爸，我找到一个东西，你看这是什么？”所有的叔叔阿姨都停下来，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的手里，然后全体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妈妈和爸爸更是脸都笑得通红，直把不明所以的我拉过去，捏我的脸蛋。

原来，那束头发是属于俺娘的。他们刚结婚那会儿，妈妈自己在家里剪头发，爸爸觉得新鲜，就收藏起来一束。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舍得扔，后来就搁在抽屉的角落里了。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爱情见证，那天会被我搜出来。

不过10岁的我，还不太明白爱情是什么，只是望着大人们一张张大笑得红得发紫的脸，我朦胧地感到：这束头发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些神秘的东西，能够让大人在小孩子面前觉得不好意思但又让他们无比开心的东西。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老五和同班一个小帅哥谈恋爱，确定关系之前她叠了1000只纸鹤，没想到与此同时，帅哥也在舍友的帮助下叠了1000颗星星，后来确定关系的那天，两人互送了礼物。四年里，老五一直珍藏着那些星星。不过这孩子有点儿邋遢，保管得不够仔细，星星上落了好多灰尘，被我们各种吐槽。大四毕业的时候被她带回家了。

工作后，某闺蜜初恋，跟男友在京郊四处游玩，照了很多风景优美的合影。后来闺蜜失恋，痛哭着给我看她珍藏的上千条恋爱短信，然后一键删除，他们恋爱的见证似乎也消失了。再后来她遇到了真命天子，男孩第一次去她家之前，她急急忙忙地整理了一下电脑，把前男友的照片统统删除干净了。

生活就像幻灯片一样一张张翻过，爱情的见证则在岁月的长河里变换着形体，但万变不离其宗，情感的基石会在流逝的岁月之河里牢固而沉默地矗立在河床上，岿然不动。多年前的长发，回不去的时光，留下的却是爸爸妈妈幸福的回忆。

10岁的我，也曾在似懂非懂中，心怀憧憬：将来我的男朋友，会珍藏我的一束长发吗？

“好爷爷”，搬家，转学

我小时候，奶奶和她后来的老伴“好爷爷”一起生活。“好爷爷”其实姓郝，但我当时不知道，还以为是他人特别好的缘故。老两口的院子里种着好爷爷的竹子、奶奶的金银花和伯伯栽培的石榴树。奶奶每天早上在竹子下做晨操，好爷爷就怡然自得地在阳台上看报纸；奶奶画国画，好爷爷就给她题字，夕阳红的生活其乐融融。

好爷爷最让家里的孩子感到骄傲的地方，就是他长得很像周总理。我有时候会把奶奶和他的照片带到学校给同学看，故意问：“你看这位爷爷像谁？”同学惊叫：“这不是周总理吗？”我的小伎俩得逞，顿时百分之一百二十地“跩”起来，扬扬得意地大声纠正道：“不是，他是我‘好爷爷’！”好爷爷很喜欢我，我给他唱歌，他耳背听不清楚，我就凑到他耳边唱，好爷爷就一边听一边给我打拍子。有一次我任性地说想要几根竹子“骑竹马”，好爷爷听了，拿起锯子就要进院给我锯竹子，慌得爸爸妈妈一起扑过去才把他拦住。

可惜，这么好的好爷爷，在我10岁那年却患病住进了医院。爸爸妈妈买了当时刚刚出现在市面上的昂贵点心“康莱蛋酥卷”去看他。回来之后给我讲，好爷爷精神头儿还不错，还知道跟奶奶斗嘴。他胃口不好不想吃东西，奶奶就说：“你要是不吃饭，我就回家。”好爷爷赶紧说：“你要是回家，我就不吃饭。”逗得爸妈直笑。

好爷爷的乐观和奶奶的精心照顾，并没能阻止病魔的脚步，几个月以后，好爷爷去世了。爸爸妈妈不放心奶奶一个人，决定带着我搬过去跟她一起住。奶奶住在计委大院附近的一个小区里，与姥姥姥爷家非常近，但离我们现在住的北外这边就远了，自然，我需要转学。

在爸爸妈妈和奶奶来看，我转学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将要转去的中古友谊小学是一所不错的学校，师资力量和生源都比较强大。连班主任鲍老师都觉得我转学是好事。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有些突然，也有一点儿残酷。我的母校魏公村小学，它在我的童年中，占据了太多太多的回忆。从6岁开始，我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和班里的老师、同学一起度过的：放学后戴上老花镜给我缝扣子的班主任鲍老师，我的好朋友、比动画片里的公主还要漂亮却被男生称作“小母老虎”的黄雅璐，家里养了两只波斯猫的史伟明，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大辫子姑娘李香，哭起来比我唱歌还要好听的金嗓子小妞儿林娜，很黏我的小机灵豆邓菲儿，跟我一起积攒漂亮橡皮的赵艳博，总是乐呵呵的小胖子李栋，经常被黄雅璐打得四处逃窜的学习委员李雷，还有曾悄悄把迟到的我放进来的门卫王大爷，永远在校门口迎接我们的大柳树……这些朝夕相处了四年半的朋友，现在却要跟他们说再见了。鲍老师在班里宣布了我要转学的消息，同学们纷纷送给我贺卡留念。回到家，翻着厚厚的贺卡，仔细看着上面一段段临别赠语，我惆怅得掉了几滴眼泪。（程刚已经在四年级的时候搬家转学了。）

童年的北外小花园，松柏被夏天的大太阳烤出香味儿，海棠、杨柳郁郁葱葱。妈妈打的小花伞，是某一次突然下雨的时候，爸爸临时在躲雨的公立商店里买的，因为15元的天价还被妈妈吐槽过。

有一天发现爸爸妈妈把我画的画儿都挂到屋子里了，就像一面面小彩旗，太神气了！他们说我画得“有灵气”。那些画儿在11岁搬家时丢了，爸妈直到今天还常说可惜，“萌萌当年画得多有灵气啊！虽说丑怪丑怪的。”

七岁那年的冬天，发呆。

爸爸也过来跟我一起看，大多数同学写的都是“友谊长存”“永远是好朋友”“不要忘了我啊，你一辈子的朋友”。爸爸看后轻轻笑起来，拍了拍我的后背。“真是孩子啊……”我听见爸爸喃喃地说。

后来我听爸爸讲，他在小学曾经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五年级的时候对方举家搬到广州去了。当时四爷爷到北京来开会，顺便来看奶奶，看见那个男孩儿给爸爸的贺卡上写着“我们的友谊会像松柏那样万年常青”便哈哈大笑起来，跟爸爸说：“松柏是多长寿啊，一万年是多长久啊，人才能活几年，友谊万年常青？难啊。”10岁的爸爸很恼火，气鼓鼓地大声反驳他，但四爷爷只是笑。后来果然像四爷爷说的一样，爸爸很快又交到了新的好朋友，跟旧时小友联系逐渐淡了……爸爸跟我说，我转学之后会交到新的朋友，现在的同学们也会马上习惯班里没有我的日子，生活就是这样的，回忆确实美好，朋友之间也总会有所牵挂，但是离别的伤感很快就会消失不见。

我仔细地听爸爸说着，一直听到心里，但是却无法消化。他讲的我似乎都明白，但我却依然难过。在魏公村小学的最后一个寒假很快过完了，春节过后，我把养了很久的大蜗牛送给邻居，又去北外溜达了两圈，然后就和爸爸妈妈离开了生活八年的小家，去奶奶家住了。

后来我在新的小学果然过得很快乐，交到很多好朋友，有些现在还有联系。而我们和奶奶，则一直生活了20多年，奶奶今年将103岁了，依然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又健康又精神，每天悠闲地安享着她晚年的时光。

奇怪的停电

当你面临重要考试、正紧张背题的时候，当你在酷热中享受空调的凉爽的时候，当你在寒冬洗完澡正在用电吹风烘干头发的时候，当全家人正围着电视全神贯注看世界杯的时候……“吧嗒！”电闸跳了，全楼陷入长久的黑暗中。“元芳，你怎么看？”“太讨厌了！”——没错，如果类似的情景每周出现个三四次，连续七八年，简直让人抓狂啊。

我老公牛子小时候生活在山东某村，据他说当时国家供电不足，号召人民节电，所以每天晚上乡里都会在黄金电视连续剧开始10分钟后把他们村的电断掉，直到电视剧结束了再合闸。当时乡亲们只好每天眼巴巴看着邻村的灯光，十分无奈，万分忧郁。当牛子知道我这北京妞儿少年时代有跟他相仿的经历，而且比他历时要长很多时，大大惊讶了一把。

这段经历是我和爸爸妈妈搬到奶奶家之后发生的。

先说说我们的新家——奶奶居住的大院算是一个藏龙卧虎、人才辈出的院子，钱锺书杨绛夫妇、《社会主义好》的作曲者李焕之爷爷以及电影《江姐》的主演于蓝奶奶都是院里的老住户。我们30多年的对门老邻居就是国画大师李苦禅一家。这样的院子，总的来说居民的素质是很高的。但常言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真是这样。

在我们搬到奶奶家之后，楼里就出现了一个怪事：经常莫名其妙地突然断电。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不管你正在做多么重要的事，电说断就断，毫无理由，毫无先兆，防不胜防。我还记得对门的伯伯，每次在断电之后都会在楼道里愤怒地咆哮：“怎么又跳闸了？谁干的？谁这么不自觉？损害公众利益，你太自私了吧！”听妈妈说，对门的伯伯画完国画之后需要用烘干机进行烘干，断电十分影响他的工作进度，难怪他那么生气呢。

刚开始，楼里个别邻居曾经怀疑是我爸爸在捣鬼，因为毕竟我们是新搬进来的，而以前楼里断电的现象并不严重。不过爸爸无论性格、形象还是做派都太不像恶人了。他搬过来之后，依然像在魏公村时那么热心助人，本性难移嘛。很快全楼都熟悉并喜欢上了爸爸这个热情洋溢、温和儒雅的新邻居。再说奶奶是楼里的老楼长，口碑一向很好。很快，一个本来也不太靠谱的“嫌疑犯”被排除了。

但断电问题依然困扰着大家。楼里的“小脚侦缉队”队员们加紧了排查，终于，一个可疑人物被牢牢锁定。此人四十多岁，住在我们楼上，外形不太讨好，脸色蜡黄、谢顶、目光阴郁闪烁。他脾气古怪，很少跟人打招呼。这个伯伯经常在家搞些电器。他有一辆汽车，“老上海”。当时有私家车是非常稀罕的，整个大院也只两三家有。可他那辆浅蓝色脏兮兮的“老上海”，显然是个后劲不足的老爷车。我们时常看见他在楼门外，地上摆满了工具，油脂麻花地趴在车前捣鼓来捣鼓去，好不容易车动起来，走个几十米又趴下了。过几天又“影视回放”，那车也再一次动起来趴下去。不管使多大劲，他的老爷车就是拉着不走打着倒退。可能就是为了这个，他在家弄了什么大功率的电器，搞得全楼频繁断电。

连月、连年，隔几天就演上这么一出断电剧，就算是脾气再好的人也受不了了，开始有人对着楼道大声不点名斥责。爸爸一看楼里气氛不好，而且偷电伯伯的脸皮很厚，这么不点名批评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就与奶奶一起上楼敲他的门进行友情提示，劝他不要搞了。可是他胡搅蛮缠，摆出一副“抓不到把柄我就干到底”的架势，坚决否认停电与他有关。

后来，奶奶找居委会协调，请来了派出所的民警和全楼的居民开了一个会。面对民警同志和全楼老邻居真挚诚恳的劝告，他的态度仍是“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打死不认账，而且还幽了奶奶一默。当有人问他，他认为是谁弄断的电，他竟然坏笑着指着奶奶，说是奶奶弄的。奶奶是八十多岁的老楼长、全楼德高望重的老太太，谁偷电也不会是她偷电嘛，所以全楼的人都笑了。这种滚刀肉，谁拿他也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

不久以后，有一天，他与他的对门因为断电的事，积怨成怒，发生了肉搏，把对门的大伯脑袋打破了。高声的叫骂与厮打震动了楼板也惊动了全楼，各户人家都出门观看。见有人流了血，大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爸爸果断地挺身而出，制止住殴打，然后带伤者去了医院。

后来爸爸又多次上楼去劝说肇事者，都遇到极其蛮横的狡辩。每次他都用手指点着爸爸的脸，或者挥舞着拳头破口大骂，我想跑出去看，都被家里的阿姨拦了下来。我对爸爸担心极了，万一哪一天，人家情绪失控，把爸爸打了怎么办？

《编辑部的故事》真好看，啊，又断电了……爸爸开门出去，要上楼去找那人，我也跟着爸爸，紧紧拉着他的手，担心他被人打得头破血流。爸爸说，不怕，邪不压正——这就是那些年常见的一景。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楼里有的人家搬走，有的老人故去，大家对永无休止的断电都麻木了。我当时已经上了大学，有天我从宿舍回家过周末，突然听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新闻：偷电伯走了，走得很急，是得了绝症。全楼小沸腾，爸爸却有点儿沉默。后来他跟妈妈说，可能那人古怪又自私的行为与生病有关吧。无论如何，人应当有个善终才好。

从此楼里再也没有莫名其妙的断电了。人们的生活正常起来，也没有人再提那个人。那套房后来搬进了一户新的人家，很有趣很有爱的一家人。整个楼又重归和谐。

最后说一下那人的“老上海”。据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有人想出三万元买他的车，但他嫌给价太便宜，不肯卖，扬言要10万才出手。后来时代很快就发展了，车子不再那么稀罕，破车也无人问津，就那么一直扔在我们楼前，经风蒙尘，渐渐变成一堆废铜烂铁，十分添堵。终于有一天，那辆长年困扰大家的车，默默地被人收走了，楼道门口顿时明亮清洁了许多。

一切都过去了。

一天干了三件大事

小学的暑假，我去好朋友雅星家玩儿。雅星是个小灵人儿，会养蚕会炒鸡蛋会织手套。那天，她带着我做了新从七巧板节目里学到的手工：音乐树。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把一张厚纸卷成圆筒当树干，再随意裁剪几片漂亮的叶子贴上去，最后在树干里放一个铃铛，上下一封口，一棵能够随着手的摇动而叮咚作响的音乐树，就在我们的手中优雅诞生了。

“叮咚，叮咚”——我和雅星仰面躺在小床上，乐呵呵地轮流摇动着小树，看着上面的小叶片在阳光下来回点头，洇透了绿颜料的白纸散发出水彩笔特有的香味。可爱的小树桶里，封着雅星心爱的银铃手镯。因为她做手工特别认真，小树每一片叶子的花纹都画得很精致，边缘处裁剪得很熨帖。玩儿累了，我们就把音乐树放在雅星写作业的桌子上，睡午觉去了。

那是一个很温馨的午后，可是我们睡醒之后温馨没有了，因为我们发现雅星的音乐树已经被开膛破肚地撕烂，伴着一堆黑乎乎的剩茶叶被扔进了垃圾桶。那个银铃手镯，则安静地摆在桌子上。雅星哭得声嘶力竭，而她爸爸只是喝着茶，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以后不要再把手镯随便放在你做的破烂儿里，差点儿一起扔了。”

我手足无措地安慰着哭得差点儿背过气去的雅星。“老是这样……我爸我妈老是这样……”雅星抽泣着对我诉说着，无济于事地诉说着。那个阳光暖暖的下午，由于音乐树的尸体和雅星的眼泪，变成了回忆里的一场灾难。

雅星爸爸的举动也不能说不可理喻，无非就是嫌她做的手工放在家里占地儿而已。的确，有时候，孩子的创造和调皮捣蛋仅仅一墙之隔。如果遇到缺乏耐心的家长，就很容易把孩子滋生的创意小芽，当成杂草稗子给清除掉。

其实雅星的父母很爱她，在那个物质不丰富的年代，她的小柜子里摆满了精致的小人书、各种漂亮的洋娃娃，她爸妈自己喝白粥，但给她买昂贵的奶油蛋糕“树根儿”。但是雅星长大以后，老说自己的童年非常不幸。我觉得她有点儿偏激了，可我得承认，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的确比她幸运得多。

我比雅星幸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其实也遇到过跟“音乐树”事件相似的事情，而且比雅星的小情调所带来的破坏性大得多——我那自以为是的“劳动创造”，破坏了家里的设施，引发了家长的愤怒。但同人不同命，我那次却得到了爸爸妈妈的赦免卡。

事情发生在我12岁的时候，起源是我的住宿和零花钱。先说住宿，我原先的“室友”——奶奶的老阿姨张奶奶回老家照顾孙子去了，奶奶和爸妈商量之后，决定改请小时工，不再要长期住在家里的全职阿姨了。于是，搬到奶奶家一年半之后，我突然又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小屋，心里欢喜得痒痒的。

而零花钱方面，六年级对我来说是一个分水岭，爸妈突然开始2元、5元地给我大额零钱了；另外此时市面上出现了1元钱和5角钱的钢镚儿，大人一般也都会随手给家里的小孩子。一来二去，我的小金库资产猛涨，到暑假竟然有了一笔五十多元的巨款！

财政自由以及对空间的支配权，使得我心底一堆不着边际的愿望，迅速地膨胀起来。

张奶奶在那间房子里住了十来年，墙壁和房门都挺旧了，黑兮兮的；当时家里暂时没有新装修的计划，我就一门心思地盼着暑假到来，打算趁假期自己偷偷改建小屋。家里有一桶以前刷墙时剩下的油漆，在我看来，我可以像动画片《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小主人公一样，扛着油漆、举着刷子，轻松自在地重新粉刷我的小屋的小门。

另外，在改建工程里还包括制作一个新门帘。按理说，门帘不属于家具必需品，而更像是装饰，但女孩子们最重视这个。班里好几个女生都用漂亮的彩色珠子给自己串了门帘，我觉得不够酷。当时我很喜欢动画片《圣斗士》，阿瞬的星云锁链是银光闪闪的，很威风，看得我也很想搞一条，然后我就想到：如果用曲别针做成一串串的链子，组成门帘，那不但具有金属的质感，而且想拆就拆，能随时分解还很实用，多酷啊。

还有啊，当时我刚刚开始对穿着打扮产生兴趣，有了自己的小屋，我就进一步希望能拥有自己心仪的漂亮衣服。但逛地摊儿的时候，总觉得市面上卖的衣服都不中意。我的愿望是：亲自在白T恤上涂鸦，穿自己亲手画的衣服。但我这个愿望好像有点儿超前了，那年头，市面上没有纯白T恤啊，怎么办？没关系，可以买白布自己做，我有钱！

哈哈哈，我有一桌子金灿灿银晃晃的1元、5角的钱币，我是大富翁！在暑假第一天，我就起了个大早，带着创意空间、改善生活的美好愿望，揣着全部家当，兴冲冲闯进三里河百货店，买了6盒曲别针，扯了4米白色人造棉布，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回家里。

我要开工啦——

先是做T恤。没有进行精细的测量，颇具先见之明的我，使用的是多年之后在国际上闻名遐迩的立体裁衣法，也就是直接把布裹在我身上、胳膊上，然后用剪子咔嚓咔嚓裁剪下来，再把几块布三针两线地缝到一起。不到一小时，一件套头小T恤就做好了。我拿出彩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小狐狸和几朵花儿，急不可耐地套在身上。别说，还真能穿！顿时，巨大的成就感像膨胀的啤酒泡沫一样，充满了我身体的每一处，蒙蔽了我的眼睛——我已经完全看不到这件“T恤”线脚多么粗糙、多么歪七扭八了。

接下来我又串了两串儿曲别针，就是从门沿儿到离地面20厘米的那个长度。原本打算串个八到十串儿的，但这个工作太枯燥了，一开始我还兴致勃勃的，后来就不耐烦了，门帘任务草草了结。

于是第三件大事开始了：粉刷小屋的大门！我跑到阳台上，翻出爸爸放在沙发底下的油漆，抱到我自己的屋里。打开一看，是浓郁的深黄色，原来这是没有经过调色的原漆，通常来说不适合直接用；但事实证明我真是缺乏审美素养，竟然觉得这颜色很好看。因为家里的门一直都是淡黄色的，早就看腻了；而这桶漆有一种辛辣的美感，不错！从爸爸的抽屉里鼓捣出一把刷子，蘸上油漆，我瞬间化身为小小油漆工。手起刷落，挥毫泼“墨”，小屋的大门转眼就换了颜色，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自豪。你说什么？油漆没有调匀，门上都是疙瘩？地上忘了铺纸，滴了很多油漆点子？哈哈，视觉盲点、视觉盲点啦，要理解，当时的我是注意不到这些的哦。

就这样，我在热血贲张的状态下，如同疯狂老鼠般团团转着，从早上忙碌到傍晚。爸爸妈妈和奶奶先后走进家门的时候，我刚刚收工，正满头大汗地把剩下的油漆往阳台运，衣服上还有几个油漆点子。我怀着惊喜的心情迎接大人们回家。望着深黄色、布满疙瘩的原生态屋门和一地的油漆印子，大人们的嘴巴都张成了O形，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得意扬扬地等待着大家的夸奖，出乎意料的是，夸奖没有到来，狂风暴雨倒是席卷过来了。奶奶在呆若木鸡之后，逐渐回过神儿来。大概是太亢奋了，开始她还哈哈大笑了一阵，说这个漆上得太滑稽、太丑了，后来才越说越生气，批评我缺乏管教，太能毁东西了。爸妈不知道是不是还没回过神儿来，都没什么表示，惹得奶奶更恼火了，最后跳起脚来，一蹦三尺高，把爸爸和妈妈吓坏了，她可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啊！于是爸爸妈妈急忙顺应奶奶，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非常愤怒”地训斥了我几句。别说奶奶没被骗住，我也觉得他们不是真的生气。不过态度大于一切嘛，奶奶看到我们三人都做出了相应的反省，火儿也就下来了。安抚下奶奶，吃过晚饭，爸爸妈妈带我骑着车去魏公村取行李。他们特意让我穿上了自己做的小衣服，一路上，不断有人看我，大概是那个衣服比较奇葩吧。爸爸和妈妈这时显出泰然自若的神态来，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着天。他们说我挺有创意的，但是太鲁莽了。

奶奶原本是个大而化之的人，虽然我搞出一个跟她整体房间格调完全不搭的浓黄色门来，还滴了一地的油漆点子，但生完气她也就没事了。后来爸爸用砂纸费力地打磨掉了门上的油漆疙瘩，而油漆门本身竟然保留了将近一年，直到我上初中家里重新装修的时候才重新上漆。

那件针脚粗糙得能漏下来蚕豆的小T恤，后来被妈妈叠起来压到箱子底下了；两串曲别针不碍事，就一直挂在门上，谁有用的时候就随手摘一个。几年以后，曲别针门帘居然越来越短，慢慢地就被“内部消化”了。被一起消化掉的，还有我那缺乏教养的野性子，以及异想天开的创造力。上初中以后，我渐渐变得乖巧木讷，再也没搞出什么可圈可点的幺蛾子来。爸爸妈妈后来一直扼腕痛惜，觉得他们没能保护住我的天赋，害我失去了很宝贵的东西。

其实吧，爸爸妈妈一直都很注意保护我那些随心所欲的奇怪想法。我用路边捡的石头凿出来奇形怪状的“雕塑”、画得歪眉斜眼的彩蛋小人、种的开不出花儿的水萝卜，爸爸妈妈都坦然地摆放在家里显眼的位置。但是我还是逐年失去了小时候那种疯狂的想象力，逐渐平庸沉闷起来。因为现实世界会把人慢慢磨平，变得越来越内敛。上初中之后，我因为帮别人扶自行车被路过的同学骂过“傻×”，因为上课走神被老师大斥“不是正经东西”，因为不肯配合班干部骗人而遭到诬告……走哪个坡唱哪个歌，小孩子都会根据周围的环境来调节自己的性情，我又变不成饱受呵护的优等生，所以只好扔掉那个淘气古怪、傻里傻气、一会儿发呆一会儿大笑的自己，变得庸俗常规一些，好避免成为人们关注嘲笑的靶心。

爸妈的愿望是美好的，可惜环境在变，时间从来不会停滞不前。头顶碧蓝如洗的天空会变成灰色的雾霾，玉渊潭野草丰茂的土路会彻底消失不见，当年满脑子奇思怪想的淘气萌，也会变成木讷羞涩的平庸女孩儿……

但在我的世界里，始终有一棵苍茂的榕树垂着棕色的长须，一头连接着现实的地面，另一头则向往着梦幻般的蓝天，它形成了一座郁闭的森林。森林里小鸟啁啾，树叶微颤，树冠下阳光斑斑点点；突起的卧根如错落的礁石，散布在绿草的浅滩之间；鲜蓝的翠鸟划出迅疾的辉光弧线……那是我内心深处与现实脱节的少年异想；而榕树缕缕绵长的棕枝，则是爸爸妈妈对我那一点点微渺灵气的深深理解与精心呵护。那是在我的成长中，爸爸妈妈赠送给我的最为珍贵的礼物。

爸爸妈妈，别觉得遗憾啦，在你们的精心关注下，我的灵魂从没枯萎，只不过在这个干涸的时代里努力成长的过程中，它少许地改变了一下形态而已。

外一篇：送给没能参加高考的你

9月1日的天空特别湛蓝。又想起你了，个子比其他同学矮半头的你，笑眼弯弯，永远的娃娃头，同一套粉色套头运动服穿了又穿，洗得薄薄的。

20世纪90年代初的北京，我从当时被称为“近郊”的北外附近搬过来，转到咱们小学。一开始面对着落落大方的同学们，我有点儿局促不安，但你甜甜的、没有任何侵略性的微笑却让我觉得亲切，我们很快成为好友。

你和我同在一个班里上课，却和我们不太一样。叔叔阿姨因为身体原因都无法上班，你们一家三口每个月只靠低保来治病、上学、生活。我还记得陪你去邻居家借米，记得你家唯一的那个灯泡。你告诉我，平时灯泡在客厅里，但你为了背书，每晚会偷偷把灯泡换到厕所。

当时我们的课业还不是很重，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刻苦的孩子，总把老师留的作业多写一遍。你跟我说你想当科学家，因为你爸爸，你最崇拜、最喜欢的爸爸总是说科学家最伟大。

你喜欢我去你家做作业，其实如果你来我姥姥家，我姥姥会专门给你做好多好吃的，每次都为了你专门赶进厨房又烙饼又煎鸡蛋，馋得你口水直流，还总强行让你带走很多水果。但你还是更喜欢用你像面条一样苍白细软的小手拉着我去你那个只有一个灯泡、墙上糊了很多报纸的家。每次我去，你爸爸都特别高兴，都会一直说：“真是好孩子，你们俩要一直好哦，要一直做好姐妹。”

逐渐到了小学六年级，我的朋友多起来，我们没法带你一起吃烤串、一起逛小摊、一起买很多漫画然后堆在床上狂看，我和你渐行渐远。

后来小升初，你保送上了市重点，我随大流上了附近的中学，开始了为牙套、漫画、男生的欺负而烦恼不已的初中生活。再后来听说你又保送上了同一所高中，我还在《北京晚报》上看到过你的名字，报道的内容是××中学某同学得癌，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你全校第一个捐了款。

再听说你的消息，已经是大二。我在同学聚会中惊讶地得知，你竟然没能参加高考！原来高考前夕你突然身患重病，在病情得到控制之后，街道安排你去做了一些服务类的工作。有个留学回来的女生说，在修手机的时候遇到你在维修点当接待员，你长相和个头跟小学一点儿变化都没有，羡慕地对她说：“真好，我也想上大学……”

17岁那年，我们成长的大院被逐渐翻新了，我们无数次手挽着手晃晃悠悠走过的曲折小径化作了地基，四五座方方正正的高楼拔地而起。再后来，计委变成了发改委。不知道你们一家三口去了哪儿，瘦小的你又在哪个地方沉默地工作着。

最后有你的消息，是在25岁左右。我在小区的报纸上看见你的名字，内容是你父亲去世后，小区很好地解决了你和你母亲的生活问题，你很感谢大家对你和你家庭的关怀。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一晃又八年过去了，我换了工作、考了研、搬了家、结了婚、怀了宝宝，我很少想起你，也不太愿意想。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你那眼睛又大又圆、少女时代曾经是你姥爷掌上明珠的妈妈怎么样了，你们还好吗？无法自已地想起你没圆的梦，还有你失去的父爱，我们一起走过的童年。

亲爱的老友，无论如何，祝你和阿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你曾经期待了那么多年的日子又一次来临了，让我冒昧地替你向天下所有可爱的考生说一句：开学快乐。

12-17岁

妈妈的小屋

奶奶住了十几年的屋子有些旧了，我们搬过来之后，爸爸和妈妈就计划着把这里稍稍翻新一下。我初一那年，他们请来工程队，开始刷墙、铺瓷砖……除了这些室内的动作，妈妈的计划清单里还有一项：小棚屋！奶奶有一个小花园，妈妈从实用的角度一直打算在紧靠墙的地方建一个小棚屋。她说这样可以一举解决许多问题：可以把家里不常用的东西存那儿；可以把准备卖掉的物品临时搁那儿；可以放过冬的大葱和大白菜；甚至于，如果家里来客人太拥挤，自家人也可以有一个到里面凑合一晚。从她这种思路，你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持家过日子的超级好手吧。

妈妈朝思暮想的小杂货屋终于要动工了。不巧的是，那天我牙疼，我的牙齿显然比小屋更重要，于是妈妈陪我去医院，走前对爸爸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当好“监工”。咱爸那叫一个自信满满哟，“你就一百个放心，带闺女看牙去吧。”

中午我们娘儿俩从医院回来，正好看见爸爸送那些工人师傅出门。他喜气洋洋地向妈妈报喜：“小屋竣工了！”我和妈妈雀跃着往小院跑去，一个一米见方的“精致”小屋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我绕着来回看了一圈，真不错，如果再加上红房顶和木头门，绝对就是我小时候做梦都想要的大号玩具屋！

没承想，爸爸刚才是春天，我这里是夏天，妈妈那里却是冬天。

我欢呼了之后一回头，发现妈妈眉头紧皱，怒火已到嘴边，正准备喷发。爸爸送走工人喜滋滋地刚进院儿，妈妈便放起连珠炮：“怎么是这个样子，我跟你交代多少遍了？我的话都白说了！这就是一个上午的成果？这点儿地方能装得下什么？你的那些书放得进去吗？老太太的那些杂货放得进去吗？这根本就是个鸡窝！”

妈妈十分失望，声音高亢，脸涨得通红。我很少见她这样。

看来，老爸完全没有理解老妈的设计意图。不光是理解力差的问题，很显然他们之间性格上的冲突，在这件小事上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妈妈在生活上的实用和严谨与爸爸的随意和心软，迎头相撞。

爸爸的监工水平遭到了彻底的否定，他却不知趣，竟说些不着边儿的话来辩解：“人家小伙子也挺辛苦，这个也还不错，可以凑合用吧。”

顿时，妈妈怒上加怒，用一句铿锵的短句结束了对话：“这就是个鸡窝！”然后她跌跌撞撞地飘回屋里，软绵绵倒在床上哇哇大哭起来。

这场面，这样的冰雹闪电，我自打生下来就没见过啊。

我家老妈可是全天候的风和日丽、艳阳高照那款的，所以我和爸爸都吓坏了。父女俩眼神交会，很快取得默契。旋即老爸做英雄气短状，追随老妈的哭声跑进屋，在床前简洁地表达了“一切都可以挽救，罗马一定可以建成，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样的核心思想后，便冲出家门去追赶那些工人师傅。而我，就负责在家里安慰妈妈。但我不会安慰人啊，只好搂着她问：“妈妈，今天中午咱们还吃饭吗？”妈妈就哭兮兮地做饭去了。我在心里祈祷着爸爸赶紧把工人师傅找回来。

当时大哥大和BP机还不普及，想在半路跟人取得联系，靠的就是强健的体魄和大路上找人的好眼力。幸好这两项都是爸爸的强项，他很快就把已经汇入人流中的工人师傅们从大街上招呼回来，请他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大包子，配可乐冰啤酒，每位又塞了小红包。师傅们兴高采烈地对小杂货屋进行了“灵魂返工”。

傍晚时分，一座一米多高、两米多长的平顶小砖房在我家小院里平地而起。当了一下午和蔼又严格的监工，爸爸这次总算过了妈妈的及格线。他俩再一次送走工人师傅们，我们仨重新回到小院子里，站在新修的小屋前。小屋有我和妈妈的肩膀高，快要落山的夕阳照在它红瓦的屋顶上，镀出一层浅浅的金粉，很安详，很舒心。

就是院里蚊子多了一点儿，被叮了好多包。当然爸爸身上包更多：他陪着那些师傅，在院子里屋里进进出出了半天，虽然穿了长裤，还是挡不住蚊虫大军的夹道欢迎。吃完晚饭，爸爸就坐在沙发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往胳膊上那些一个又一个的红肿块上面抹着清凉油。

那几天爸爸对妈妈一直格外殷勤，很有点儿猪八戒娶新媳妇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很应该的，毕竟妈妈也难得发一次脾气嘛。就算是老爸后知后觉，成功地力挽微澜了，但还得再付妈妈一点点精神损失费不是？不过没想到，“爱屋及小乌”，我跟妈妈一样，也享受到了老爸的星级微笑服务待遇。哈哈，我完全明白，爸爸是觉得妈妈因为他而发脾气，把我连累了，因此心怀歉意。爸爸的每一个想法我都明白，就像爸爸清楚我的想法一样。

妈妈买菜去的时候，我跑到阳台，问爸爸：“爸爸，你那天上午是不是也看出房子建小了，但没觉得那么严重，也怕麻烦人家，所以就想凑合了？”

爸爸找到知己，大发感慨起来：“就是啊，我看那些工人也就比你大个六七岁，在太阳底下干得一头大汗的……而且之前那个房子，我没觉得那么差嘛。唉，你妈反应那么大，可能那几天她上班太累了。”

我嘿嘿一笑：“我就知道。换我监工，估计历史会原样重演。”

我和爸爸相视一笑，都感到了惺惺相惜的温暖情谊。接着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来：“还是新小屋好，幸好有妈妈在！”

那段时间，迷上了下象棋，老爸自然成了我的陪练。

17岁，穿着妈妈从早市买的松糕鞋，得意扬扬地和爸妈合影，一下子比妈妈高了那么多！爸爸当时正是极度节俭哥的化身，他和妈妈的头发都常年归他来理。

香港回归夜，和爸爸在长安街的彩虹桥旁边合影留念。

窗外，新建的小屋憨然静立在婆娑的竹影下。它足能装下爸爸的书、奶奶的杂货、家里舍不得丢弃的老家具和妈妈的憧憬。

爸爸的“创业史”

14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爸爸辞职“下海”了。当时，爸爸在国家一个部委大机关，颇得领导重视，官途也算平顺。但他心里却总对现状不满，觉得内耗严重、效率缓慢，“大锅饭”机构并不符合自己的道德理想。他不愿在那儿“浑浑水养浑浑鱼”，总希望能跳出去一展平生抱负。于是，当他的老友大N伯伯找到他，谈到自己正在干一个大事业、急需人才时，他心头一热毅然抛弃了手中的铁饭碗，辞职“下海”，跟大N　伯伯“做大事”去了。真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

他们的“大事”，其实就是现在满天飞的保险行当。如今看很俗气，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在这一金融领域的改革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敢于涉足私人保险的还是一些能开拓敢尝鲜的人。大N伯伯本人有一点背景，而他在“人际关系”——这一当代最被推崇的才能方面，堪称翘楚。

通过半年的努力，他在中国人民银行搞定了做保险公司的许可证。他跑下的这家公司是一家由企业出资组建的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在当时是金融界的一大创新。大N伯伯桌上放着公司的几个大图章，相关的批文就摆在旁边，踌躇满志地对爸爸说：公司将以浦东为基地，面向全国开展业务；爸爸将成为西南地区总代理，主管西南地区的业务；而大N伯伯自己就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爸爸也很激动，他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复杂，创建金融机构这件事水有多深，还以为和从前一样，凭着自己比较出色的执行能力，亮个相、来个漂亮的pose，就能办成事。他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人，背倚着部委机关这棵参天大树或许还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猛然跳进市场经济的大海，不被大鲨鱼咬一口，能全须全尾逃上岸，就算阿弥陀佛了。

这对儿从机关里跳出来的中年大叔，外加大N伯伯几个略通保险知识的亲友团，组成了“公司筹建领导小组”，像模像样地去了几趟上海，跟那边拥有土地和资产的村长们进行深度交流。他们着西装打领带，手握当年老板的标配——黑砖头大哥大，看起来十分拉风。

大N伯伯让爸爸起草公司的规章制度，要求一定要全面、详尽、有特色、有气势。爸爸不负重托，很快就草拟出一份上万字的规章制度，从人事培养，到行政管理，到业务展望，都规划得井井有条、气势雄伟，让人看完了之后直以为一家新的跨国公司就要冲天而起了。

在北京，他们也跟一些有意向入股的商界弄潮儿吃饭谈生意，其中有一人还给爸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人给大N伯伯和爸爸讲了自己的经历。他比爸爸小十几岁，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生，本来也在机关工作，但更早就“下海”创业了。他早年跟一帮朋友在海南炒房子，几经波折，后来在北京远郊区建了个小公司，逐步发展，渐成气候。此人言谈颇有见地、举止沉稳，爸爸对他印象非常好。若干年后爸爸又开始频繁地见到这个人，但已不是在饭桌上，而是在报刊、电视屏幕上——他的大名叫潘石屹。

总之，这段时间爸爸很忙碌，但他是振奋的，怀着对公司的美好愿景，每天都努力地跟着大N伯伯东奔西跑。虽然几个月里没有拿到一分钱，但实现梦想的壮丽蓝图正在眼前徐徐地展开。爸爸觉得很幸福，他并不在意短时期的得失。

可惜现实是残酷的，一锅黄粱还没煮熟，爸爸和大N伯伯的美梦就被惊醒了。成立公司的一切手续办下来之后，大N伯伯很快就与南方的股东们发生了纠纷，人家根本不承认他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权，只给出两条路：要么带着几个兄弟留在南方的公司做一个象征性的经理，要么拿若干钱走人。大N伯伯是怎么做的，就不必详说了，总之，他后来回到了自己的原单位。让爸爸吃惊的是，原来大N伯伯当初根本没有从单位辞职！而爸爸自己，说“二”也好，“二百五”也好，却早就“毅然决然”地断了后路。

爸爸一下子傻眼了。此时，社会大趋势正在悄然而又迅猛地发生改变：下岗开始了。曾经被人诟病多年的“把能人熬成庸人”的“大锅饭”体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它淬火去渣，来了一个华丽转身，变成了千人争、万人抢的金饭碗。想要回头再钻进去，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爸爸开始四处找工作，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优势了。他以为自己40多岁正当年，可人们想要的是20多岁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循着招聘广告走进一家公司，当人家看到他那张标准的大叔脸之后，笑眯眯扶着他的胳膊把他轻轻推出门外，还关切地嘱咐了一句：“大叔，您走稳了，别摔跟头。”

好在一个朋友出手相助，介绍他到某机关办的报社去当编辑，上级刚刚批给这家报社两个正式员工的“指标”。这成了爸爸再做“公家人”的最后机会。原本，以爸爸的能力和资历，抓住这个机会并不难。那样的话他“下海”的冒险经历就可以完美收官了。不过俗话说，人走运，风刮草帽扣鹌鹑；人倒运，碰见屎壳郎也蜇人。

“狭路相逢”这个词总透着一股凶险气息，爸爸在这里就与一个能决定他去留的人“狭路相逢”了。在两个月的试用期里，爸爸写了很多生动活泼的采访和评论文章，但没用的，因为那人虽然在报社待了很多年，但文笔平平，而他不需要这么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更糟糕的是，那人竟是拐了八道弯的“熟人”。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里，熟人本应当好办事，可有时恰恰相反，因为“熟人”有些不欲其他熟人知晓的隐私，所以就“不好办事”了。最终，那道重回“公家”的小小缝隙微光一闪又被迅速堵住了。

这之后，爸爸先后在几家私人公司干活儿，体会到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风景与滋味儿。最终，在衡量了社会状况和自己的条件以及家庭的需求之后，爸爸决定彻底回家。他自称回家的意义一举多得：一、助我顺利考上大学；二、让妈妈工作无后顾之忧；三、照顾奶奶、姥姥、姥爷；四、构思他未来的文学“大作”。

不过，这些个说辞他自嘲是“打肿脸充胖子”。因为妈妈的心理压力更大了，我也没有了“拼爹”的优势，他自己走在街上碰见熟人也常常觉得面上无光。但姥姥姥爷却实实在在体会到了他的敬老与孝顺，以至于姥姥去世前最后一句能听清楚的话是对着爸爸说：“不是儿子胜似儿子。”奶奶呢，也跨过了百岁大关，健在安康。

极度节俭哥

老爸的再就业工程漫长而沧桑。三年的时间，我从一个一米六出头、细溜溜的牙套妹，长成了趋近一米七、又胖又大的高中校园女汉子，而爸爸依然在风浪里跌打滚爬。他挣扎过、奋斗过，流连于大大小小的私企、民营报社，坐过总经理的高背大皮椅，也曾配过专车和马仔，和潘石屹等新兴资产家吃过饭、聊过合作，乘商务舱去大江南北商谈过项目，但始终处于“漂”的状态，无法靠岸，无法找到一个能够容纳自己、让自己长久发光发热的老巢。

我高二那年，爸爸终于决定回家了。让那些“只招28岁以下清华北大硕士”的招聘启事从此飞出我们的视野吧。“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爸爸喊了一句当年下乡插队前的时髦语录，决定以后在家庭里发挥他的光和热：包揽全部家务、照顾奶奶、负责我的学习！于是，大萌子家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后勤部长诞生了。

爸爸不仅帅，后勤也做得呱呱叫，属于相貌和工作两手都硬的典型。对此我的同学——小仙女点点姑娘可以做证。点点第一次去我家借参考书的时候，愣是被家里雪白得闪闪发光的地瓷砖缝儿吓到，半天都不敢往里走，喊道：“哇噻，你家怎么这么干净啊！”我得意地说：“有我爸天天打扫啊。”这时爸爸从阳台走出来，笑着跟她打招呼。老爸走后，点点娇羞地连呼：“哇噻，叔叔怎么那么帅啊！”

光是长得帅、地板擦得干净，是不能荣获“史上最优秀后勤部长”这个美称的。爸爸真是把工作做到了极致，他制订了一系列节俭开支的计划。在他“任职”期间，家里并不太平，经历了妈妈险些下岗的风波、我的高四复读、炒股投资大溃败事件等，家里的财政状况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以至于爸爸的计划一再调整、细化。

后来我知道，他那时采取了以下节流措施：

一、一切家务都自己做，洗衣、做饭、买菜、收拾屋子，一切不劳他人。

老爸甚至连理发都从此不求人了，自己对着镜子给自己剪，一直剪了四年。现在想想，我的老爸啊，都像您那样，人家不就失业了吗？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哪。

二、一切家具、电器有毛病，尽量自己弄好，直到万般无奈才送外修理。

三、不再增添（他自己的）衣被鞋袜，有破损都要自己缝补。

四、不再购买报纸杂志（奶奶订阅的除外），到书店、报摊、街头报栏、图书馆“蹭”看。

五、不再买新书籍，把家里的书彻底整理，找出好书，二次回炉，“温故知新”。

六、最大限度减少交际，避免不必要的“礼尚往来”。

这一点很难坚持，因为奶奶是个欢乐外向的人，她最喜欢聚会。不管怎么说，爸爸是少与人来往了，成了彻头彻尾的宅男。

七、杜绝一切不良嗜好。

烟酒他是早就不沾了，这时连辣椒和茶都戒了，零食特别是巧克力也一并拒之千里。老爸说他这是因祸得福，要是还在官场中，免不了吃喝应酬，对健康是极大的损害。

八、保持精神愉快，加强身体锻炼，少生病，不生病。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

九、高度重视安全，避免无妄之灾。

老爸以前上街脾气还是蛮大的，有时骑车在胡同里，后面小轿车按喇叭催他，他就会很愤青很北京爷们儿地回头吼一声：“摁什么摁，吃饱了撑的！”这时，他的认识“提高了”，认为车主是在善意提醒自己：事故是最大的财产损失。

老爸的“九大清规”执行了四年，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结束。这规则看起来虽然清冷寡淡，却帮助我们家庭顺利度过了财政危机的关卡，对爸爸来说，它可是热乎乎、洋溢着人情味儿的好规则，是他执行后勤任务的好伙伴。

另外，在越发物欲横流的年代里，老爸这反潮流的“九大清规”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让我这个80后在耳濡目染中传承了一些节俭的美德。刘瑜在《25个箱子》里说：精兵简政倒在其次，关键是东西一多，好的就淹没在坏的里面，不能出头，就像三宫六院把美女全给淹没了一样。是啊，能在老爸的指导下，度过取之有度、克勤克俭的青春期，不会受到太多物质堆砌的困扰，这也是我的意外收获吧。

大学毕业，我顺利地参加了工作，妈妈的薪水也逐年提升。一天，哦，按常规作文里写的，应该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吧，禁足理发店四年后，爸爸悠然自得地走进了一家发廊，理了头、染了发，正式宣告家庭节流财政——于今天——结束了！

助人不一定为乐

又到3月5日了。这些年，学习雷锋日都没什么大动静。和一些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又轰轰烈烈被拉下神坛的事物不同，雷锋精神似乎在近年静悄悄地淡出人们生活了。不过这个词儿挂在嘴边还是蛮亲切的，所以我在本文中将它拉出来用一用吧：我坚决相信，我老爸是一个有侠义之心的人，是一个具有雷锋精神的人；因为他一直能通过帮助别人获得快乐，这似乎是爸爸与生俱来的天赋。

在魏公村住的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换上蓝色的工装服，拎起满满一红塑料桶清水，带上抹布、扫帚和簸箕，把楼道里从上到下仔细打扫一遍，弄得楼道里干干净净的，走进来都闻得见清新的水味儿。冬天扫雪、铲雪，爸爸永远是头一个，而且扫得特别细心。后来搬去和奶奶同住，他老习惯不改。助邻为乐的帅小伙子谁都喜欢，哪个邻居见了爸爸，都会眉开眼笑地打招呼。

不只是打扫公共卫生，就跟小学生作文里写的一样，爸爸热心肠的小段子“如同雨后的春笋”“如同天上的繁星”，哈哈，总之太多太多了。给楼下的大爷大娘换灯泡、提重物；挺身而出制住来楼里闹事的二流子；在外面为人带路；把房子空出来借给20年没见面的来北京治病的老同学长住……大概爸爸也面善，某次我们俩去公园玩儿，还遇到过一个不认识的叔叔，把自己的女儿一把塞到爸爸怀里，说了一句“这位同志帮我看一下我闺女”，然后就脚不沾地地冲进了旁边的男厕所……现在想起来，这个叔叔胆子也忒大了，简直是个愣头青，不过还好他遇到的是我爸爸。

其实在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路上遇见老人摔倒我们可能第一想到的是报警而不是搀扶；这种情况下，我不确定热心肠还算不算道德标配。唯一能确定的是，人人都希望自己有我爸爸这样的邻居，一个笑容开朗善良，让你感到安全、温暖的热心人。

都说教育小朋友言教不如身教，由于爸爸的带头作用，我从小就在助人为乐之道上冲得很猛：小时候拽着程刚帮拉板车的叔叔推车，结果推得还不如人家跑得快；组织一堆小朋友去居委会大扫除，搞得人家屋里“水漫金山”；冬天学习赖宁积极灭火，最后因为扑灭了环卫工人烧落叶的火堆而遭遇驱逐……

虽然助人为乐的对象天马行空，通常是遇见谁帮谁；帮忙的方式也不一定靠谱，但当我一门心思地试图关心别人时，能感到周围对我善意的感激，这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体验——理所当然地，做像爸爸那样的热心人，就是我的行为模式。

可是上初中以后，有些事情一点点变味儿了。比如说，义务劳动的时候没几个人干活，干活的同学还会受嘲笑、受孤立；比如说，把书借给眼睛里闪着央求光芒的同学之后，对方就再也不理人了，书也很难再要回来；再比如说，我为了扶那些被风吹倒的自行车，赶上打预备铃，值日生就从远处冲过来抓住我强迫我签字，而真正迟到的同学则在我们身后幸灾乐祸地吹着哨子，一边说着“傻×”一边大摇大摆地进了教学楼。

当时学校里的风气就是这样。我那颗像日系漫画主人公一样洋溢着热血的少女心，屡屡遭受打击。如果你问我：关怀他人的动机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或许是为了找点儿存在感，或许是为了看到别人得到帮助时开心的样子；但肯定不是为了被人当傻子，那就没劲了，我又不是受虐狂。

十几岁的孩子是容易偏激的，我不肯再浪费自己的时间给别人瞎帮忙。

不久之后，爸爸遭遇了工作上的“滑铁卢”，妈妈也饱受裁员下岗的威胁。虽然他们强撑着，试图把家布置一新来改善生活、振奋精神，但还是很快落到时代后面。周围的亲朋好友们，生活质量突然就上了几个台阶，爸爸妈妈费了一个夏天的时间刷好的新墙壁、打造的新家具，和其他人家相比，显得那么落伍，就像没有钱的存折一样黯淡。不知道是不是小女孩的敏感，我总觉得外人对我们的态度比以前冷淡疏离了。

失去了工作，从前热情洋溢的爸爸，变得非常宅，很多人际关系都被他刻意断掉。但打扫楼道和扫雪，他却从来没有错过。其实院子里会请清洁工人定期进楼道拖地，冬天雪后也有人组织扫雪，并不一定非得爸爸来做这些事。为什么他连熟人都不愿意见，却一直坚持义务劳动呢？打扫卫生的时候不是更容易被楼里的邻居碰见吗？我不太明白。

17岁那年的冬天，我坐在桌子前百无聊赖地复习着功课，突然听见外面有“唰唰”的声音，随即就看见窗户根儿底下，爸爸裹着厚厚的军大衣，露出小脑袋，正在勤奋地扫雪。我推开窗户，招呼他戴帽子。爸爸仰起头，我看见他脸被冻得红扑扑的，但显得还挺高兴，他笑着说：“不用，闺女，一点儿也不冷，我热着呢。”说完就继续劳动去了。我头往外探去，看见家门口的小路上白茫茫的，只有爸爸一个人在劳动，想到没人陪他一起，而且爸爸扫了雪也没人感谢他，心里就觉得挺不是滋味的，有点儿难受。我又喊他，问要不要跟他一起扫。爸爸赶紧大声说：“不用，闺女，不用，好好复习功课！”

爸爸扫了一个来钟头才回家。他进了家门我急忙迎过去，接过他脱下的大衣，凉冰冰沉甸甸的。爸爸哈着气，脸被风吹得绛红，身上冒着热气。我抱怨他：“爸爸你以后别扫雪了，就你一个人，多累啊！干吗非得你来扫啊？”爸爸兴致挺高，乐呵呵笑道：“哎，也有其他人，像××阿姨、YY伯伯，都经常跟我一起扫的，就是今天没来。”看我有点儿不以为然，爸爸又笑了，跟我说：“没事，孩子，这雪扫了之后，你奶奶就能散步了，还有其他爷爷奶奶。爸爸出门也方便。院子里组织扫雪的人一时半会儿不往咱们楼门口来，我把雪扫了，谁出门也方便，又锻炼了身体，好得很。”

我应着爸爸，心里也知道他只是给我一个理由而已。不过算了，他高兴就好了。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转眼又过了15年。爸爸从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变成了老大爷，同龄人也都退休了，再也不用为自己没有工作而惭愧了。但可爱的爸爸还是有点儿宅、有点儿害羞，也还是依然如故地为全楼打扫楼道、铲平路面上的雪和薄冰、扛着梯子去帮邻居够落在屋檐上的衣服……

这么多年了，我逐渐明白：对爸爸来说，义务劳动、关心他人，只是他良知的渠道中的一段路程而已；细水长流，直达永恒，不仅无须回报，而且连理由都不需要。即使有理由，那也是他随口解释给别人听听的。助人不一定为乐，除非我们真的能把助人本身当成“快乐之本”，去收获属于自己的圆满。老爸，闺女虽然做不到像您这样，却读懂您了，对吗？

高考，高考

高考就是一锅粥，百家欢喜万家愁。晃晃悠悠混过了高一和高二的时光，转眼到了世纪末1999年，我像一只懵懂的鸭子，被赶上了架。

延续了十几年的“中等生”地位以及临考冲刺的恶习，已经快变成血统融入我的基因里了，我根本就不懂应该怎样头悬梁锥刺股地玩儿命冲刺，心里虽然也着急，但上课的时候位子底下依然放着摊开的漫画，上补习班的时候也经常和同学聊天、传小条。晚上听着音乐对着英语卷子发呆，待到11点就上床睡觉了。

说到我当时的心态，全国的考生应该都大致能理解……拿我某同事的经历来说吧。这位来自祖国北部某小县城的姑娘提到，她老爸从小就教育家里的孩子：“好好学习，将来穿皮鞋；不用功，将来就光脚。”她那些没考上高中的同学，基本都在20出头就走上工作结婚生子的道路了，每个月领着1000元上下的工资，没有年假，没有双休日，不享受国家规定的保险。这就是现实，高考要复习的那些东西庞大、死板，估计没几个人真正喜欢，但爱或不爱，它就摆在那里，你不学，你就出局。

因为喜爱优美的文字和有趣的故事，我高中学的是文科。但直到临近高考，我所有的光环依然只聚焦在语文和数学上，其他三科一塌糊涂。

我的难兄难弟还有王凌云和孙欣欣，她俩当时的学习状态跟我差不多，每天晚上对着打开的课本发呆，自我麻痹是在用心读书；其实抽屉里还装着小说和听音乐的Walkman。我们仨每次考试成绩都吊在班里十五六七名的位置。爸爸常去开家长会，见到我们三人的排名，觉得很有趣，几个父母总是彼此相视会心一笑——他们还以为我们仨正进行你追我赶的激烈友谊赛呢，殊不知我们只是没出息的程度比较接近，一看课本就会自动切入魂游天外的模式。

爸爸不清楚我的游魂状态，但他知道我的排名情况。事实是明摆着的：一个区级非重点中学，全班将近40个同学，我的成绩只在第十五，想要考上全国名校那就是猴子捞月。这让他的心情有些沉重。

老爸和老妈本人都是考试达人，但他自己却很反感应试教育、反感一考定终身，认为这种教育压制了孩子们的潜在才能，特别是我这种容易分心、缺乏野心的女孩子。他也非常不赞成大家都拼命拔尖往金字塔尖上蹿——金字塔尖就那么大点儿地儿，绝大多数人会成为“失败者”。为什么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要成为失败者呢？人各有长，人各有乐，为什么全社会都要照着一个模子活呢？

身处这个环境中，大家都很无奈。

他也希望他的宝贝女儿能考上清华、北大，但他不得不正视现实。

爸爸妈妈都不给我施加压力，他们泛泛地鼓励我，先冲刺再说。

那一年，我最终也没进入冲刺状态，在浮躁的等待中好不容易熬进了考场，草草考完了事。

但我们那批北京考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报名改革——先出分，后填志愿。这就避免了像摸彩一样的盲目报考。要知道，1999年以前，北京高考从来都是“先填表，再考试”，如此不合理、如此令人发指的规定，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延续了好几十年。每年都会有很多孩子在挺过十年寒窗苦之后，被绊倒在填报志愿的门槛前——有的同学心高气盛报高了，结果败走麦城；有的同学妄自菲薄报低了，最后白白浪费机会；还有同学因为几分之差没考上第一志愿，又耽误了被第二志愿录取的时机，最后一败涂地。而我和我的同学们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成绩，以及一本和二本的分数线来填报志愿，仿佛走夜路的人手里凭空多出一盏小橘灯，为报好志愿增加了很大的筹码。

我的成绩出来了，清华北大咱就不惦着了，那是天边的彩云，没有云梯够不着。考虑到我的成绩是骑墙分，高不成低不就的，爸爸和妈妈反复讨论了之后，就与我商量不如复读一年，明年争取考个好的学校。我也因为自己在高三的时候没全力以赴过，始终觉得有点儿不甘心，所以爽快地同意了。于是，我在志愿表上胡乱报了几个“清华”“北大”之类的顶尖名校，过了一把YY的瘾，开始等待落榜和复读。

没想到想要的不来，不想要的却自己到了。招生结束前，家里接到一个电话，竟然是我的第三志愿，一所本市重点大学打来的。可惜不是我所希望的中文系——招生老师说他们俄语专业和政教系还可以招人，问我去不去，我陷入了矛盾之中。

对于这所学校，爸爸一直很心仪，因为当年他参加自学考试之前，曾在那里参加过短期培训，体验过他此生唯一一段“大学校园时光”，所以老爸很有些“旧情难忘”，挺希望我去那儿上学的。

但是政教和我太不搭了，我的功课里，学得最差也是最痛苦的就是政治，像我这样沉浸在漫画世界里的晚熟小女生，让我学政教，那无异于半个身子探进地狱！

俄语？尽管爸爸觉得俄语很“哈拉硕”（好），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要求和这个专业“达斯维达妮娅”（再见），因为除了政治，让我第二痛苦的科目就是英语了，再让我学俄语，我还是在身上裹上午餐肉跳进食人鱼密布的亚马孙河游泳去吧。

就这样，虽然有点儿可惜，但我还是把这个自动送上门的鸡肋机会推掉了。爸爸妈妈尊重了我的选择。爸爸还兴致勃勃地跟我畅想未来，说我有好几个表哥表姐都上的北大，像燕子姐姐；而波波哥哥更是家族的骄傲，在云南作为“优等资源”而受到清华和北大两校争夺，后来还是北大抢先一步拿走了他的档案，波波哥哥才去的北大。也许我复读一年，超常发挥也能考上北大呢？说得我很雀跃。

我所不知的是，其实那时爸爸心情很沉重：一来，他怕复读会让我产生负面心理，觉得低人一头；二来，他又觉得我单枪匹马复读，连个志同道合的伙伴都没有，会很孤独。另外，听说明年高校收费要全面涨价，妈妈一个人挣钱，负担就更重了。

爸爸的种种忧虑，我一概不知，只听见爸爸悠悠地和我聊复读的好处。他说，人生有时是需要停下来休整巩固的，等到养精蓄锐够了再冲刺更容易成功。再说，“温故而知新”，复读期间一定会有许多新的体会。他说他14岁的时候因病休学一年，结果那一年他不甘心留级就拼命往前看完了所有的教科书。虽然最终也没能跟上原来那个班，但从此练出了终身受益的自学能力……

爸爸的鼓励如同给我吃了定心丸。于是，我一边在妈妈的敦促下积极锻炼身体，一边沉下心，一门心思迎接复读时光的到来。

寂寞而温馨的“高四”

我忘了以前看的哪本武侠小说，好像是温瑞安的，里面有个啥啥大侠，面对别人的恭维，十分谦逊地表示：“我没啥本事啊，都是江湖朋友捧场，给我这口马桶镶金嵌玉的……”那个故事我记不清了，貌似大侠其实是个坏家伙，最后被四大名捕干掉了，但他这句话我印象挺深，觉得说得蛮实在的。是啊，大街上人来人往，谁是马桶我们很难一眼瞧出来；但镶的金嵌的玉却很容易看到。名校大学文凭就是马桶上箍的那个金圈玉环，在世俗人眼里闪闪发光，让小马桶们满肚子的都有了身价。

对于象牙塔一直怀有纯真梦想的爸爸要是知道我这么理解大学文凭这件事，肯定会郁闷的。但没办法呀，此时非彼时，我上高中的那个年代，早就不是梦想大于一切的时代了。我又不像他和妈妈那么喜欢读书，不给自己有大学却不念、苦哈哈复读的行为找一个立得住脚的论点，日子实在难以为继啊。

高三的暑假快结束了，其他同学大多在准备上大学的行囊，准备迎接崭新的生活；而我却依然保留着那些一看就心烦的高三教科书，等待周围复读班招生。

这时，我接到一个电话，孙欣欣也决定复读了！这家伙高考分又跟我挨在一起了，好大学的好专业考不上，野鸡大学不愿意去。但我原本以为，像她那样轻松自在的姑娘肯定不愿意再受一年煎熬，没想到她也毅然选择了这条艰苦寂寞的道路，加入“高四”这个光荣的群体里了。虽然很不够意思，但跟她通完电话之后，我觉得好开心啊！有伴了，不是一个人了！爸爸听说之后感慨万千。他后来曾不止一次提到：当时突然得知，在未来漫长的一年里我又有伴儿了，并且还是他和妈妈最喜欢的、聪明又诚恳的“小欣欣”，真的是感到百倍欣慰，这是患难之交啊。

孙欣欣说她已经报了师大附中复读班，让我快点儿去，要不然名额有限，晚了就挤不进去了。爸爸听说后忙拉着我往师大附中跑，结果居然还是晚了。看着众多没报上名的家长和学生正怅然地围在校门口，我们才知道即便是复读班，也有抢手货和二等货的区别啊。

复读班报名处的大爷人很好，看我和爸爸迷茫又悻悻然的样子，就问我们住哪儿，听说住在月坛那边，就说：“你们那儿有个四十四中，也是好学校。听说也办了复读班，不妨到那儿看看。”

我和爸爸这次不敢耽误了，脚打后脑勺地赶到四十四中。在校门口打听了一下，果然有个复读班，位置在学校侧面的小胡同里。

我们沿着那条细溜溜的小胡同一路走，好容易在几所民工宿舍之间找到了一扇挂着学校牌子的小门，小心翼翼推开门，原来这是一间临街的教室，教室的窗户很高很小，光线较暗，里面只有一个圆圆脸、看起来很干练的中年女老师，正坐在讲台那儿埋头整理资料。这就是四十四中复读班了，这个女老师就是我后来的班主任李老师。

李老师抬起头和我们打招呼，爸爸和我忙说明来意，她探寻似的看着我。凭她多年的教书经验，多半已经看出我是那种不太努力、还挺娇气的女孩儿，偏偏她又听错了我的高考分数，少听了一百分，态度就比较迟疑。她对爸爸和我说，要有思想准备，复读也不是就打保票的，老师教得再好，关键还是要自己努力。“我们这儿升学率虽然不错，但自己不努力还是上不了大学……”爸爸越听越不对劲儿，就重复了一遍我的高考分数，李老师一下子瞪大了眼睛，很惊讶地连连“咳”了几声，问爸爸为什么孩子能上大学都不去？爸爸简单解释了一下，李老师听着，眼里都是笑意，迟疑的神色一扫而空。

这完全可以理解。哪个师父不希望招些资质好的弟子呢？虽说孔夫子弟子三千有教无类，可得意门生还不是只有那七十二贤人嘛。我攀不上那七十二贤人的山头，但肯定是能进入三千弟子里的。

李老师亲切地招呼我和爸爸坐下，紧接着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爸爸放松下来，高兴得连连点头。站在他侧面，我突然发现老爸好多天没染发了，白发丛生的。爸爸小心翼翼地从前衣兜里掏出厚厚一沓钱，交到老师手里，我知道，这是爸妈刚管姥姥姥爷借的钱。

复读班就这么定下来了。

从招生处出来后，爸爸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的心突然狠狠痛了起来。之后他特意带我去阜成门白塔寺旁边吃了一顿肯德基，算是送我上“高四”的“饯行餐”。爸爸点了很多，我们不停地相互说些振奋士气的话，但整顿饭还是难掩沉重的气氛。

那天回家后我给孙欣欣打电话，说起我们的父母在我们落榜后怎么小心地安慰我们，怎么特意为我们做好吃的，怎么到银行取钱为我们交学费……说到后来我俩在电话里都泣不成声，相约在高四要好好争气，考上好大学。

接下来就是高四的时光了，事实证明，我的班主任李老师不愧是一位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优秀教师，在她的管理下，我们这个复读班学习气氛相当不错，每个人都在揣着美好的梦想努力加油。在这里摘抄一段七年前我写给《高考金刊》的稿子吧：

……高三暑假挥汗如雨的健身房，日渐抖擞的精神，老爸安详的笑脸，以及我的决心；在五年后的今天看过去，应该说，这些才是我最深刻的记忆，而高四生活本身，说起来反而很简单的：每天上午认真听课、做笔记、缠着老师问前一天整理出来的不会的问题，下午做作业、复习笔记、总结题型、找出不会的知识点预备第二天问老师；还有就是每周去一或者两次健身房。就是这样了。

唯一让我有一点点骄傲的，是我一年都坚持下来了。真的，在那之前，我从没品尝过‘主动学习’带来的快感；虽然复读那年总体心情比较暗淡，但自己能够主动出击，向着精英之路前进的感觉实在很幸福！也让我觉得自己逐渐有所担当、变得越来越成熟可靠了……

这一年真像爸爸说的，我在休整中恢复了元气。由于班风甚好，老师甚好，我又学得认真，成绩就像开了外挂一样突飞猛长，我前所未有地华丽变身为复读班的明星学生，周围一片交口称赞，自信心随时满血100%。

在这一年里，我个人最深的体会就是：原来奋斗和好逸恶劳一样，是有惯性的。所谓万事开头难，开始时，需要不停地激励自己坚持下去，而一旦我们习惯了这种坚持，进入了勇往直前的轨道，奋斗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再说说我的好姐妹孙欣欣。她念的是复读班里的战斗机——师大附中复读班。意想不到的是：因为学校名气太大、招的学生太多，同学之间反而会出现相互打扰的情况。听欣欣说她们班足有50多人，秩序不太好，老师讲课也难以照顾到每一个人，她有时连笔记都不容易记全。相比之下，我所上的复读班虽然教室简陋还临街，但常来上课的同学只有20多人，犹如开小灶，老师的精心辅导可以福泽到每个人身上。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第二次高考的时刻转眼就来临了。

不知为什么，临考之际我情绪有些低落。考试地点在师大二附中，北太平庄那儿。爸爸妈妈陪我去的。最后一科考完走出校门，我感觉不太好。爸爸妈妈在我左右，爸爸拉着我的手照样是一番鼓励，说没关系的，别灰心。这时从身后突然窜出一个姑娘，赞道：“多好的爸爸呀！女儿没问题，一定能考上好大学，有这么好的爸爸。”说着，她顺势塞了一把宣传材料到爸爸手里，原来是给某复读班招生拉人的。我们仨都乐了。

分数下来了，没想到比去年足足高出近50分！妈妈眉眼都笑开了花，抱着我左亲一下右亲一下，爸爸舞着我的参考书哈哈大笑，真乃漫卷诗书喜欲狂也！

考分出来之后，就要等分数线出炉了。孙欣欣考得也很不错，出分数线的那天，我特意跑到她家里等着——她家有电脑，还是一台先进的586，可以上网，消息比《北京晚报》快了将近六个钟头呢。时间到了，教育局的官网瞬间堵塞，我们俩一遍遍地按着F5，焦急与忐忑中，盼望已久的分数线突然弹了出来——哇！一个比较正常的分数线，和去年相差不大——那就意味着我们俩都可以上重点大学了！我和孙欣欣紧紧地抱在一起，放声欢呼起来，像弹簧一样咚咚咚地从她的屋子跳到她家的大厅里，然后快速地解决了半个西瓜。

欢呼着跑回家，向不能上网的爸妈报告好消息。终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报名了。我大概是世界上最幸运的考生，北京高考只有1999年和2000年两届是先考后填志愿，都被我赶上了。当然啦，现在我和清华、北大已是“相看两无意”，不提它们了。在爸爸的力主之下，我第一志愿报的是首师大地理系。爸爸说地理是文理兼通的学问，正适合我这种文理都沾边但都不精的人。其实，爸爸自己是个地理控，他的地理知识或许到大学教书也胜任有余。他哪国也没去过，可他自称和台湾学者李敖一样，每日“卧游”，游遍了世界山山水水。

稍有遗憾的是，就在我进首师大那一年，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地理系改名了，改得面目全非，改得与地理八竿子打不着，不知情的外行人要绕几道弯才晓得它“原来是地理系啊”！

“高四”，常常是人生的小失意，但我的“高四”还是很温馨的。“高四”那一年里，挥之不去的沉重与进入奋斗轨道的骄傲，这一明一暗两种情绪，始终伴随在我身边，如影随形。我在初次遭遇人生失意的同时，也收获了骄傲、自信和自学的能力，还有孙欣欣、李老师、其他高四同学的温馨友谊，以及爸爸妈妈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

取到大学通知书之后，高四的师生最后一次聚会，李老师代表北京四十四中学老教育工作者协会，赠送全班同学每人两本相册，大声地祝贺我们走出了新的一步。

难忘的“高四”，再见！我要开始新的征程了。

（万里长征第一步：玩儿！之后的半个暑假，我和欣欣拉着即将上大二的王凌云、毛萍出现在北京各个不收费的公园，晒脱了几层皮……）

在13年之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依然庆幸自己在父母的鼓励下，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为未来更好地实现理想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对于那些考试失利的孩子，我想说一句话：高考毕竟不是苏黎世储蓄银行的账户密码，永远只有一次机会；复读不可怕，只要你有勇气，就可以重头再来！

18-20岁

“高四”小插曲：图书馆被告白

“高四”的课程，通常是上午上课，下午自己在家自习。孙欣欣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开拓出一块神仙净土——西城区图书馆。她经常约我下午去那儿复习功课。图书馆坐落在郁郁葱葱的街心公园中间，对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中生来说，这里的环境绝对堪称梦幻：雪白的四层洋楼，时尚的内部造型，宽敞明亮带落地窗的自习室、图书室、多媒体教室……有小半年的时间，我和孙欣欣天天泡在这里的自习室看书，看累了就跑到图书馆下面的街心公园去散步。

临近高考时，我们在小树林遇到过一件无厘头的事。

那一阵子，街心公园里来了几个发型怪异的少男少女，岁数与我们也差不多，整天围成一个圈圈在那里吞云吐雾怪笑乱喊，看上去蛮土鳖的。

一天我们散步路过那群奇葩时，孙欣欣突然轻轻捅我，低声说：“你看那男生老看你。”我用余光扫了一眼，看到一顶韩式蓬松恨天高爆炸头在不远处晃动。这么矬的发型，这哥们儿不会是想追我吧？也太丢人了。

我和孙欣欣正打算速退，那边一个妆化得最淡、穿着最正常的妹子已经直直走了过来。“嘿！”她对我喊，肚脐眼上方的超短小吊带晃来晃去，缀着亮晶晶闪瞎人眼的塑料片，“认识一下呗？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看——那男孩是我哥，他想跟你交朋友！”——果然是那个发型失败的矬男。

虽然对方看上去不凶恶，但毕竟是一伙不良少年。孙欣欣紧靠着我，搂着我的胳膊，显得很紧张。而我一边假笑着对妹子摇头，一边拉着孙欣欣扭头往公园外走。妹子上前几步，拦在我们前面，化着烟熏妆的熊猫眼睁得大大的：“我哥很帅的！你就过去看一眼嘛！你看他多帅，给点儿面子呗。”我和孙欣欣下意识地双双往那边瞥了一眼，“帅哥”正屁股对着我们，蹲在地上装羞涩，恨天高爆炸头在微风中轻轻晃动……不再犹豫，我俩断然地快步闪了，徒留那个妹子在身后喊叫：“就给点儿面子呗！连一点儿面子都不给，嘿！那借我一块钱呗……”

回到家跟爸妈一说，自然是一场大惊小怪。爸爸更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再也不要去那个街心公园了。在这之后，我和孙欣欣曾经在图书馆附近撞见过爸爸两次，原来他老是不放心，生怕那些“坏孩子”欺负他闺女，便时常骑车绕远去那边买菜。

哈哈，爸爸也太可爱了，还以为他那堪称女汉子的闺女看起来多漂亮呢。退一万步讲，就算在光天化日之下，真遇见打我主意的人，单凭我从爸爸那儿“抢”来的二八大凤凰，蹬快了普通小流氓也追不上我呀。

我笑归笑，爸爸却不为所动，还是坚持去图书馆那边买菜、巡视，像英勇的禁卫军，远远地守护着他的宝贝闺女。

“高四”那一年，由于坚持锻炼身体，我的身材和气质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7岁时松软臃肿的白馒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曲线分明、健康笔挺的青春少女。再加上突然变成了优等生，同学和老师众星捧月地宠着，气势也就上来了，一副开朗又自信的样子，估计还是挺讨人喜欢的。但是我当时想得非常清楚：“高四”是一场长达一年的持久仗，要想打得漂亮，就得意志坚定，不能分散注意力去关注太多其他的东西，比如，笑容腼腆、眼神流露出爱慕之意的男孩子。

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班里的同学对我异常地友善，近乎尊重，但一整年都没有男生做出扰乱我心的举动。我自认为是异性绝缘体，正好可以少分心。直到毕业分离时，我主动要求和同桌男生合影，结果那个男孩，在一片善意的起哄声中，兴奋得当众翻起跟头，我才模糊地感觉到什么。接着就是上大学，大家天各一方，跟那个男生也失去了联系。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挺感激他的，感谢他的温柔沉默，感谢他当年的胆怯或者是理解。

总之，我在复读期间没有什么桃花运，除了图书馆街心公园的那一出。好吧，那个也不算啦，那场闹剧可没给我带来任何困扰，唯一的后果，就是害老爸绕了两个月的远路去买菜。用爸爸的话说，就当锻炼身体了。

圆梦：大学第一天

终于上大学了。开学第一天，爸妈一起出动，大包袱小提兜地送我到学校。

校园里人头攒动，几乎每个新生旁边都围着两个以上家长，他们的表情和我爸妈都好相似啊：那种从心间透出来的喜悦感。我不觉回头，和爸妈相视会心一笑。

办理完入学入住等手续之后，我们在学校的食堂吃了第一顿饭，然后在校园里走了一圈。爸爸笑得像个小孩子，看见什么都觉得好。食堂里三元多的黄瓜炒肉和狮子头让他赞不绝口，盛饭用的铁盘子、旧兮兮的塑料桌椅也都令他欣赏不已；说起宿舍的袖珍小电视，他一脸的满足；路过操场时，崭新的塑胶跑道更是引得他驻足，久久地观看着。

妈妈嫌他磨蹭，笑着拉着我在前面走，我回头等他，看见爸爸乐呵呵地追上来，树梢间的阳光落在他脸上，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我的闺女真棒！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环境，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真好，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校园气氛！以前一直梦想着这种生活，考了那么多年，文凭考下来，却没有在大学待过，其实没什么用。”

“我闺女是大学生啦！”

爸爸陶醉在大学的气氛中，一会儿就自言自语地蹦出一句来。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他：“爸爸你不早就是大学生了嘛，你都双学位了……”

爸爸乐呵呵地反驳：“我那算什么啊，没有校园生活，没有同学，没有老师，只不过是一个证而已。”

暑假期间，我和毛萍已经骑车去了几次北大，见识了波光粼粼的未名湖、古朴的博雅塔和山清水秀的北大校园。对比之下，就觉得我现在脚下的这片地方挺狭小的，其实心里有一点儿悻然，但偏偏身边有个老爸，一刻不停地发射着幸福信号，最后搞得我心情也轻盈起来。

看着爸爸喜悦得发光的脸，我忽然觉得有些恍惚。不期然地，某种沉甸甸的五味杂陈的感受，就从心底一丝一丝泛出来。

似乎有庆幸——自己总算险险跨进大学校门了，不会让我的好爸爸失望了。

当然也有羞愧——望女成凤原本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从小到大爸妈为我付出太多，却从没提过要求，但我知道，在心底，他们是有深深的大学情结的。结果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好学生，费了老劲才通过高考。而现在，他们围着我这只飞不上高枝的小土鸡，却笑得那么欣慰，让我好惭愧。可爱的爸爸妈妈，是多么容易满足啊，闺女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就能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喜悦。

还有酸楚——看见老爸在这个小小的校园里高兴得跟孩子一样，想到爸爸给我讲的，他当年为了学英语满城乱找，历尽辛苦只买到一本把“早上好”翻译成“古德毛宁”的英语入门手册，还得躲在宿舍里偷偷摸摸地看，就觉得心里酸溜溜的，怪心疼他。

勤奋好学的爸爸，为了他的大学校园一次次奋斗、一次次失落。今天，闺女总算圆了你和老妈的梦了。

千禧年的9月，北京的天特别的清澈高远，蓝得仿佛能把人吸进去；校园里的树木茁壮健康，叶子绿得发亮，鲜花处处盛放。我的妈妈那天非常漂亮，大杏仁眼神采飞扬，笑容愉悦，一点儿也不像将近50岁、正遭受裁员困扰的妇人。我爸爸像一只得到蜂蜜的小熊，全身心都沉浸在幸福中，连幸福本身都在发光。

虽然校园有一点儿狭小，虽然对未来的大学生活我还觉得渺茫，但那天依然是最美好的日子。

班花，班花

我大学时的班花像是在一池波光粼粼的清水中荡漾的梦想：秀丽、清冷又缥缈。

用另一种方式来介绍她吧：身高一米六八，肤色雪白，长得像刚出道时的蒋勤勤；腰细腿长，常年穿宽松的仔裤和T恤，所以看起来没什么料；不过后来有女生在澡堂子里偶遇她了，回来口水流了一桌子，神秘兮兮地跟我们讲：形状那叫一个好！最起码是D罩的！

小提琴十级。全校音乐会上做压轴演奏，身影纤细柔弱，琴声激越慷慨，全场鸦雀无声。

班花很有教养，听说初、高中六年一直是101中学的校花。不过这孩子很低调，是个俏不争春的好女神，班里同学都以她为荣。

我一直自认为和班花很有缘。因为我也是一米六八，在班里的成绩也都跟她差不多：七十来号人里，排八九名的位置。我为此很自鸣得意。

不过班花体重只有我的三分之二，成绩我们一个是正着数，一个是倒着数……

全班拍了合影，我拿回家给爸妈看，爸爸仔细地看着，乐呵呵地说：“现在的孩子长得真好看，个个都不错。不过看来看去，就属萌萌最漂亮了。”妈妈插嘴：“萌萌气色最好，白胖子。”

我给爸妈指班花，他俩一开始说：“哟，这姑娘真漂亮。”然后爸爸看了看，又补充说，“还是萌萌更好看啊。”

对美的不懈追求是每一个正直的姑娘不可或缺的品质啊！更何况人品堪称翘楚的大萌子咧！我认真起来，不屈不挠地缠着爸爸，问他我哪里比班花好看。

爸爸也很认真地想了一下，然后十分肯定地说：“咱闺女多可爱啊，特别阳光，特别喜庆，我就是觉得你最好看！真的。”

我终于相信了，不觉乐得开花。

妈妈在旁边敲小鼓打击我：“好看什么，就是大肥胖，大肉肉。”不过有爸爸这边巨大的支持，我根本就不在意。

回学校后，再看班花，我果然觉得自己比她长得更阳光，不由得自信心爆棚！哈哈，现在我更喜欢她了。

后来到了大一第二学期，军训的时候太阳毒辣，在教官的纵容下，女生每天就在树荫底下摆龙门阵。有一天，好像是王媛起的头吧，说到她爸爸总夸她漂亮，但她妈妈就老说她丑，结果这话题获得了大家空前热烈的响应，叽叽喳喳的讨论声像是迷你炸弹在空气中爆出连环响来：“对对，我爸也一直夸我好看，然后我妈也老挤对我！”“没错，我们家也是！”“我也一样！”

……

看着女同学们一张张激动的脸，我惊了。爸爸，原来你不是唯一的啊！

其实现在回头来看，我们应该向躺着中枪的老妈们表达一下歉意。妈妈，我知道你完全是出于好意，因为爸爸这种生物，对自己女儿的外貌，永远是缺乏理智的，所以要靠你来平衡唱白脸，哈哈，老妈你辛苦啦。

现在“班花”“校花”“女神”这些词汇都相继陨落了，不过我们那时候，这些都还是好词儿。学生时代，班里有一个让人骄傲的好班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更美好的事情是：只要老爸在，我就永远比班花还美丽动人！

和妈妈在广州过生日

从小我就没从父母身边离开过。除了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跟奶奶去过两次昆明，就是高一那回军训在房山待了两周。上大学后倒是住宿，但首师大离家里就五六站地，我每个周末都和宿舍里的老七秋秋一起骑车回家——她住在新街口——就跟中学阶段跟毛萍一起骑车回家的感觉差不多。爸爸和妈妈时常笑我是离不开家长的“大个子小企鹅”——小企鹅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阶段，个头看过去比父母还要大，但其实是披着一身咋咋呼呼的茸毛，本身还很幼稚。没想到，大一的寒假刚刚到来，妈妈竟然告诉我，她要去广州工作了。

她和爸爸告诉我，当时家里正在面临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

原来，我“高四”那年，看到我的复读平静又顺畅，奶奶这边身体又很健康，老爸一时松了心，开始雄心勃勃地开辟起“新财路”。他所谓的“财路”就是炒股，他太急于给我和妈妈弄点儿钱了。可惜，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股民90%都是巨亏惨亏往死了亏，老爸这个傻傻的大匹诺曹能躲过这一劫吗？

一开始那会儿，他运气好像还不错，在牛市里赚了点儿小钱。有几次我课间休息到教室外面晒太阳聊天，还遇见爸爸骑车去证券公司路过复读班的门口。每回他都美滋滋地跟我打招呼，还习惯性地嘱咐我：“闺女，抓紧啊。”但好景不长，熊市开始，爸爸被套牢了，他又舍不得妈妈挣的那些血汗钱，结果越亏越多。就这样，爸爸继从国家大机关干部队伍跌落到下岗大军里去之后，又“再接再厉”往下跌，落到血本无归的炒股军团里去了。

而妈妈那边，工作也并不是一路顺利。我高二的时候，妈妈的单位进行了大裁员，她因为中午经常组织同事跳健美操，被新上司盯上了，被列在“第一批裁员目标”的名单里。当时爸爸已经失去了工作，全家的经济重担都压在妈妈一个人的肩膀上，如果她也下岗，家里正常的生活条件就无法维持了。流过泪之后，妈妈开始活动，她找到高层领导，说明家庭的困境，拿出自己十几年来优秀的绩效考评，问领导为什么要第一批辞退她这样业绩拔尖的员工？在妈妈的努力下，工作保住了，但是她被分配到一些小而偏的项目组里，工资也有所下调。

爸爸股票惨败之后，家里的财政状况一度出现赤字，我第一年上大学的学费还是临时找姥姥姥爷借的。这时，妈妈的一位老朋友找到她，问她愿不愿跳到广州工作。原来，有个名叫“世界工人组织协会”的国际机构，打算在亚太地区开展业务，他们把总部设在了广州，急需一个经验丰富的主席助理。妈妈跟这个组织的领导聊了一次，对方表示：这个机构在中国将有许多的项目要开展，所以广州的这个办事处至少会存在十年。他们开的工资也比妈妈在北京的老单位要高。于是妈妈下定决心，为了我的学费，她要去广州。

就这样，妈妈请我和爸爸去附近某家比较贵的馆子吃了一餐，算是给她饯行。吃饭的时候，妈妈叮嘱我好好学习，听爸爸的话。饭后发现她挂在椅子后面的腰包被偷了，损失了上百元，把她肉疼坏了。之后，妈妈带着简单的行李去了广州。

我还以为妈妈会经常给我打电话，因为从小到大她总是挂念着我，特别喜欢跟我腻在一起。没想到之后整整一个学期，她总共就给我来过两次电话，不过电话里倒是很开心。妈妈两次精神头都很好，声音透过话筒都显得格外爽朗。她给我讲自己在广州的各种见闻：好玩的大学生邻居、精干利落的服务员、白云山的山水豆腐、美术馆的雕塑、中山大学高高长长的台阶……她笑着说自己一有时间就去大街小巷游览，广州的风景名胜都被她参观得差不多了，她还学会了不少句粤语。听说妈妈用很便宜的价格租到了一间挺大的单间，收拾得很干净，还让我和爸爸假期的时候去广州找她玩儿。

爸爸倒是每周都跟妈妈通电话，相互汇报彼此的情况。这时我才第一次感觉到夫妻和母女之间是如此的不同：同样是最亲的家人，但爸爸是妈妈携手前进、不断相互沟通的“伴侣”，我却是被他们护在翅膀下的小鸡崽。

爸爸抽空就听粤语广播，希望暑假和我去广州跟妈妈团聚的时候，能秀一下自己的语言天赋。但他最终还是没去成，考虑到奶奶岁数大了，他不放心留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又不愿意麻烦其他的亲戚。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去广州找妈妈玩儿了。

我走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家里的小时工辞职不做了，爸爸没有再找人，全家的一天三顿饭都由他来准备。暑假回家后，第一天的晚饭是芹菜炒肉末、麻酱凉鱼儿、糖拌西红柿，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到第二天晚上开饭，上桌一看：芹菜炒肉末、麻酱凉鱼儿、糖拌西红柿，和昨天一样。嗯，也行。第三天再上桌：芹菜炒肉末、麻酱凉鱼儿、糖拌西红柿……三个星期过去了，他每天的晚饭都是这三样儿！味蕾要反水啦。某天晚上我突然爆发，拒绝吃晚饭，摔门进自己小屋里哇哇大哭起来。爸爸十分慌张，连忙带着我去旁边的麦当劳大吃了一顿。看见我吃得饱饱的没事儿了，他才放下心来，笑骂了一句：“这孩子，还挺矫情。”后来的几天里他再也不敢做那三种菜了，每天都变着花样给我换菜式。过了一个星期，他去火车站排大长队给我买到了北京到广州的车票，我就跟他告别，找妈妈玩儿去了。

经过一天一夜，眼见着窗外的植物由一片片的玉米地变成了一棵棵的棕榈，并在车厢里见识了传说中“两寸长的巨型蟑螂”，我到了广州。一下火车，就看见人群中精神焕发的老妈。她兴高采烈地挥着手向我冲过来，一把扛过我的行李。

我在广州度过了五光十色的十天。妈妈带着我到处吃、到处玩儿：白云山、上下九、鼎湖山热带雨林、广州美术馆……甚至还带我参观了一次位于东莞的耐克鞋工厂，跟那些比我年龄还小的工人们一起待了半天。妈妈还送了我两样东西，作为20岁的生日礼物。第一样是一件撒满小花的外套，我们逛大商场的时候看见的，挂着“原价600、半价出售”的牌子，我和妈妈都觉得挺好看，但不便宜。可是妈妈毫不犹豫地掏钱给我买下来了。据笑容可掬的导购妹子说，她家算是小众名牌，这件衣服在中国只出了十几件。不过后来刚刚开学，我就穿着这衣服在宿舍楼里撞衫了。跟对方一聊，原来那姑娘暑假去了深圳，她的导购也对她说了同样的一套说辞——衣服在全国只有十几件。真是老坑人啦。不过，那姑娘是用六折买的，比我妈妈多花了60块钱，让我那颗阴暗的心霎时平衡了很多。哈哈哈！

另一件礼物，就非常特殊了。

在广州那几天，我正在看一本自传体小说《血统》，作者艾晓明是国民革命元勋的后裔，和老爸老妈是同辈人，几乎从出生开始，她的命运便一直和自己的血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看得很投入。高尔基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故事里，那位母亲对自己的儿子说过一句话：“你太美丽了，但是像一道闪电，没有内容。”——没有内容，对于年轻人来说，意味着灵魂轻飘飘如同空谷壳一样落不下地、无处停靠，这是多么恐怖啊——而艾晓明的《血统》，有内容。我每天晚上回到妈妈租的一居室后，便捧起这本书来津津有味地看个不停。

妈妈看到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就提出一个让我大为惊讶的建议：帮我约作者见面！原来，妈妈到广州以后，因为朋友的关系见过艾晓明一次，而且对她印象很好，就管人家要了联系方式。这下我兴奋起来，但又有点儿局促不安，担心妈妈就这样给一位不熟悉的、思想阅历如此厚重的作家打电话，有点儿冒失了。但妈妈没像我那样想东想西的，她麻利地给艾晓明打电话说明了情况：“我女儿暑假来广州，看了您的作品，她特别想见您……”

和晓明阿姨的见面定在了打电话后的第三天，在一家像热带雨林一样别致的餐厅里。一共来了四个人：妈妈、我、晓明阿姨，还有晓明阿姨的一位朋友，也是位女作家。晓明阿姨的样子跟她的作品完全不一样，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范儿，像月亮一样圆圆的脸，笑眯眯的特别和善。我们四人足足聊了三四个钟头，工作以后，我当年的日记本丢了，如今我已经记不得当初具体聊什么了，大概都是一些生活中的琐事吧。记得晓明阿姨说她儿子比我小一岁，也上大一，她讲了很多儿子在学校里的事。另外那位阿姨有个8岁大的女儿，竟然也出了好几本书了，是个天才小作家。这个阿姨讲道：她女儿暑假去美国参加夏令营，在飞机上，因为上厕所比较慢，再加上身边没有大人陪同，就被两个很瘦很漂亮的女模特辱骂了。孩子很委屈，跟家长抱怨，阿姨听了很心疼，但还要振作起来给女儿打气，鼓励女儿不跟那些人一般见识……晓明阿姨和这位阿姨发现我不太自信，就一起拿出大学教授的“忽悠”功底来，十分热情地给我打气儿，让我好好把握青春，努力学习，做出成绩……这次跟两位作家阿姨的会面实在太美妙了，它可是妈妈送给我的最宝贵的生日礼物！

除了游玩、约会之外，我在广州就是跟着妈妈一路狂吃。这里真不愧是美食之都，那清甜可口的白水煮虾，配了金色梅子酱的九转大肠，晶莹剔透的虾饺、双皮奶，五花八门的蛋挞，可口的糯米鸡，弹牙的小鲍鱼，满是内容的客家蛋黄薏米肉粽子……香浓幼滑的仁记双皮奶平均一天要吃两份！太幸福了，身在天堂啊……

十天如同万花筒一般缤纷又欢快的广州之行结束了，我挺着圆鼓鼓的肚子，在妈妈的陪伴下，红光满面地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妈妈在火车上嘱咐了我半天，又跟邻座的大姐姐唠了一会儿家常，还拜托人家照顾我，直到车快开了才依依不舍地下去。

火车临开之前，邻座的姐姐突然对我说：“你看你妈妈好像哭了。”我心里骤然一惊，弓腰趴在车窗往外望去——笑了十天的妈妈，正泪流满面地望着我的方向……车开动了，妈妈抹着眼泪，慢吞吞地转过身，一步一步地向出站口的方向走去，旋即消失在人群中。她的背影矮矮胖胖的，显得没什么精神，跟我记忆中那个神采飞扬、又酷又健美的漂亮妈妈，似乎并不是一个人。妈妈在这十天里、在离开家的这半年中，打造出的强大快乐的形象，一瞬间在我心头土崩瓦解，簌簌地落下沧桑的尘土。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呢？妈妈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她曾有的青春。而我，却依然是长着一身茸毛、傻乎乎、百无一用的“大个子小企鹅”。

在那个一切都完美而梦幻的20岁，我一路流着泪回到北京。

减肥：为20岁的花季而战

我家是祖传的大胃王。我爷爷风华正茂时，在火车上一天吃了一筐西红柿。我爸爸年轻力盛时，连着干光三海碗打卤面，还要再喝一盆面疙瘩汤。虎父无犬女，我豆蔻年华时，也曾一人单挑麦当劳叔叔的大萌子套餐。

大萌子套餐内容：巨无霸+麦香鱼+麦香鸡+吉士汉堡+苹果派+菠萝派+大薯条+巧克力圣代+大可乐+……

就算如此，我也不胖，谁叫我家历来没有肥胖基因呢！我吃得再多也只是往高里长，嘿嘿。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16岁以后，我竟然像吹气的氢气球一样发起来了，先是横着长，后来又纵着长。嗬哟，大萌子家族的第一个胖子诞生了！历史，你真是一个调皮的孩子，怎么能这么拿我开玩笑呢？

爸爸妈妈都安慰我，说青春期的孩子都这样，就像新出炉的面包一样，会变得有些松软膨胀。“你看，你的姐姐们当年都是这样的，等上了大学，唱歌跳舞谈男朋友，自然就瘦下来了。”

我想，“我的姐姐们”应该正在打喷嚏。就我所知，眉眉高中时衣服是XS的；而莹莹那时候，则因为三尺三的大长细腿，跑遍北京城都买不着合适的裤子。不过我还是高兴地相信了爸妈的话。

我终于上大学了。宿舍里的八个姐妹关系融洽，情同手足。我们天天去华普超市，每人买上两大塑料袋零食，在宿舍桌上摆满恰恰香瓜子、曼可顿面包片、鱼片、火腿肠、香蕉、橘子、苹果、梨等等。然后开始畅谈人生……到了大二，我贴了十来斤膘，体重成功地登上新台阶，整个人膀大腰圆，红光满面，看上去十分喜庆。

妈妈从广州回来之后，对我的身材开始横竖看不顺眼了。周末回家吃饭时，她恨不能夺我的碗，我最心爱的红烧茄子和葱爆羊肉也不给做了。整天吃炒青菜，还挨挤对，这日子没法过啦！还好有爸爸在。他责怪妈妈，让她不要老打击我，并且慈爱地安慰我受到伤害的心灵——

爸爸认真地说，我只有背影稍微有点儿胖，背后看有一点儿像妇女；但正面就好得多，只不过身子胖点儿，但脸挺可爱的。

爸爸确实是真诚的，不过听了他的安慰，我还是动了减肥的念头。

终于有一天，我那条穿了两年、曾经松松垮垮的牛仔裤，在我跑着上课的时候撕裂成了好几片儿；下课后，我借来秋秋的运动服拴在腰间，挡住屁股和裆部，鬼鬼祟祟往宿舍窜去。在那个瞬间，念头落实成决心。我那天中午喝了一瓷瓶酸奶，开始节食。

头几天的节食经历，壮烈得堪比一场战役。我当时也没啥减肥经验，只知道有志者事竟成，因此苦守一个字：熬！时隔十多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瓶酸奶作为那周我最后的美食，是在星期三下午两点喝的……

三天之后，我轻了八斤，衣服松了一圈，整个人饿得前胸贴后背，脚步虚浮，全身像是有很多的铅球坠着，每走一步都左摇右晃，累得捯气儿。教室里，女同学们纷纷围住我，问我怎么倏尔之间就像撒了气儿的皮球一样瘦下来了，有何秘诀。我无力地瘫软在桌子上，半闭着眼睛，贱兮兮地笑道：“饿……饿的。饿死我啦……我，我新陈代谢好，嘿嘿。”

周末气喘吁吁骑回家，看到宝贝闺女突然变得脸颊消瘦、腰细肚平，妈妈十分惊喜，而爸爸就明显更多的是惊吓。晚饭时，他不断让我多吃、多吃、再稍微多吃一点儿……

爸爸担忧得不得了，说我脸色发青，青里透黄，气色不佳。而俺娘这个一开始最着急让我减肥的家伙，在最初的喜悦之后，很快就被爸爸收编了。两人夫唱妇随地唱着双簧，教育我疯狂减肥不可取、要注意身体云云。饭后，爸妈拉着我去散步，路过水果摊，问我吃不吃这个水果，吃不吃那个。都不吃吗？好的，各样都买一点儿！在我的抗议声中，爸爸麻溜儿地提起一大袋子沉甸甸的果果，美滋滋往家走去。妈妈笑眯眯挽着我的胳膊，慢悠悠跟在后面。

为了防止减肥成果受破坏，我周日中午就逃回了宿舍，继续我的魔鬼节食计划。结果一年都不来一次电话的老爸，追命电话竟然打到宿舍，继续苦口婆心地劝我正常饮食：“……这么饿着容易把肾饿坏了，回头身体毁了，全身黑黄浮肿，常年不能下床，做透析维持生命，还活不长，特别痛苦，孩子，可不能这么傻啊。减肥得慢慢来，你现在多好啊，又年轻又漂亮。万一减坏了，这些就都没有了，到时候后悔莫及啊……”

话说，平常比春风还和善的老爸，这次咋肃杀得跟严冬似的呢？在他的“恐吓”下，俺那颗珍惜生命的心开始动摇了。宿舍里的丫头片子们也在旁边为我爸推波助澜：“叔叔说得没错，二姐，不能再这么减了，你周五那天气色特别不好，瞅着跟鬼似的！”考虑再三，我决定改变减肥计划。于是，我开始每天早起跑步，跑800米，然后吃一大顿早饭，包括豆浆、鸡蛋、油条或者包子；中午喝一瓶酸奶或者吃一份素菜；晚上来四串食堂的羊肉串。

而这期间，爸爸一直试图给我增加营养，因此每次回家，都免不了要跟他玩一场餐桌上的“猫捉老鼠”游戏。

减肥成了瘾头，也就有了乐子。一个月后，我又瘦了十来斤，神清气爽地迎来大二的暑假。看着我在家里轻盈地飘来飘去，还有上街散步时飙升的回头率，爸爸终于认可了我的“劳动成果”，眉开眼笑起来，不再满脸旧社会地苦劝我吃东西了。不过整整一个暑假，家里老是堆满各种坚果饼干牛肉干，晚饭老是色香味俱全的一大桌子，弄得妈妈吐槽说：“闺女一回来，好吃的全上来了！”

开心愉快地在家吃了一个暑假，我体重反弹了一些，但减肥时的那股劲儿已经过去了，所以也没想着要重振旗鼓。与此同时，快速减肥的后遗症冒出来了：我的长发出现了严重的分叉。于是，21岁生日当天，王凌云带我去一个五星级的理发店，花了30大洋，剪了个昂贵而洋气的短发。

这场声势浩大的减肥，就随着掉落的头发，成了我历史中的一小页，被轻轻翻过去了。

青春路上，总该有点儿不疯魔不成活的癫狂劲儿；即使是平庸如我，也有这么一小出轰轰烈烈的减肥大冒险呢。不过，我最终也没能瘦成一道闪电——谁让我有这么好的老爸呢。有他在我的冒险之旅中坚定地保驾护航，我的世界肯定是晴空万里啊。没有密布的乌云，我到哪儿酝酿闪电去？

赔我的闪电，爸爸！

谢谢你，爸爸！

21-25岁

姥姥走了

2003年春节，姥姥因为脑疝突然去世了。

姥姥是在除夕那天倒下的。之前她正在家里一边翻电话簿一边念叨着，打算挨个儿给老家亲戚们打电话。听说姥姥摔倒的消息，大姨最先赶到，接着是爸爸，他们护送姥姥住进医院。正在单位加班的妈妈听说之后也赶紧请假赶到医院。姥姥当时还有意识，看见妈妈来了，便挥舞着双手，一字一句地大声对妈妈说：“千千不是儿子，胜似儿子！”妈妈又心疼又难受，半是埋怨地制止姥姥：“成了，妈，你别说了，快休息。”当时没人想到，这句话成了姥姥的遗言。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姥姥为了让家里的老人、孩子多吃一点儿饭，自己就老是饿着，结果全身浮肿，胳膊上、腿上轻轻一按就是一个坑儿。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缓解了，姥姥却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从此被迫退休，没能再回到心爱的工作岗位上。姥姥的身体是那么脆弱，在我出生之前，她就一直是全家人的重点保护对象；她数度入院，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又数度从死亡线上坚强地走下来，回到我们身边，以至于我总有一种错觉：姥姥不会真的离开我们，无论发生什么，她总会挺过来。没想到这一次，我错了。

当天晚上，姥姥病情恶化，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全家人焦急地四处奔走着，试图在绝望中寻找到一丝光明。当时大姨听说凤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车祸之后被判定脑死亡，后来服用了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之后逐渐好转，便马不停蹄地赶到药店买了最好的安宫牛黄……但是在死亡的阴影面前，我们的愿望是如此卑微和不堪一击，姥姥最终还是走了。五天后，医院劝我们去掉呼吸机。

姥爷家有那么多人在进进出出，每个人都在哭，有的人说前几天遇见姥姥，姥姥还给他（她）打气让他（她）振作，有的人说姥姥上次还夸他（她）瘦了，也有人哭着说上次姥姥让他（她）过来吃饭……他们都在痛哭着，像是在倾诉，又像是说给自己听。大姨她们在屋里守护着姥爷，她们劝我和莹莹先出家门待一会儿，屋子太小人太多，我们两个孩子留下也没用。

我和莹莹眼泪汪汪地出了楼道，茫然地走在大街上。大年初五是财神爷的生日，俗称破五，它承载着人们太多的希望和憧憬，虽然当年城里不让放鞭炮，但那天四下里还是鞭炮声不断，一派过节的喜庆气氛。我听见莹莹在炮仗声里说着什么，她说姥姥在摔倒的前一天还因为准备全家聚餐的菜单跟姥爷拌小嘴来着，没想到她说走就走了……我呆呆地听着，却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恍惚感，姥姥真的走了吗？以后她不再打电话招呼我们过去吃饭了？没有各种各样的聚餐小点子、家庭小晚会了？怎么可能呢？

一直以来，谁遇见困难，谁遭到挫折，都能从姥姥这里得到慷慨的相助和豁达的劝解。姥姥的身体是如此羸弱，但她却拥有无比强大的正能量，给人以安全感。姥姥，她是我们的守护神，始终站在大家的身后，微笑着关心每一个人，真正平等地善待着每一个人。姥姥是大树，是枝繁叶茂、鸟语花香的大树，撑起“家族”两个字。小小的我惬意地躺在树的枝丫间，就能看到湛蓝的天空和明媚的阳光。

树怎么可能倒呢？姥姥怎么可能去世呢？

我想起来，姥姥从来舍不得给自己吃好穿好，有一次别人送了她一盒“高级点心”，她赶紧趁亲戚朋友过来聚餐的时候，分你三块分他两块……愣是都分出去了，仿佛她自己吃一点儿就浪费了似的。

我又想起来，高一那年姥姥送给我一件浅蓝色的毛衣，在它两个手肘的地方，被打了厚厚的补丁。姥姥还笑眯眯地附上一张她亲笔写的小纸片：

萌萌：这件我亲手补的毛衣，送给你作为15岁的礼物。

《朱子家训》里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古人这些理论，在如今的年轻人看来，大概已经变成很可笑的弃屣了吧。但是，它是我们老一辈人的宝藏，在我心中它永远正确！

这件毛衣虽然外表丑陋，但内心美啊，穿在你身上，它能给你带来持续的温暖。现在人们的心中，还存在着大片大片的误区。希望你珍惜它吧。

那件毛衣我穿了很多年，从不觉得它丑陋，并不是因为我多么朴素，而是因为姥姥的补丁做得很好看：补丁厚厚圆圆的，针脚纳得细细密密的，看起来挺酷；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暖和、舒服，就像姥姥说的一样，它一直在带给我持续的、不断的温暖。

12岁的时候，姥姥给我做了一床厚厚的棉被，盖起来那叫一个舒服。看着我在新被子上滚来滚去，姥姥笑弯了眼睛。她慢悠悠地说：“以后你每个本命年，我都给你做一床被子，大莹子也一样，等你们24岁，我再给你们做。”

我和莹莹失神地走在喧闹喜庆又似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就在刚才，就在突然间，大树倒了，我们暴露在光秃秃的日头下，无处躲藏。啊，一个时代正在跟我们告别——那是有信仰、有支柱、人和梦想都受到呵护的时代。

几个月前24岁的莹莹得到了她的第二床被子，但是我呢？姥姥，你失约了哦。

“非典”，爸爸和猫

2003年春天没有多少煦风蒲柳的回忆。当时姥姥去世带来的悲伤刚刚在家人心头淡去，后来被称为“非典”的病魔就席卷了京城、肆虐全国。

“非典”期间，北京各个大学纷纷停课，我们首师大是最早的那一批。4月底，系里派团干部挨个儿通知每间宿舍：学校发现疑似病例，准备于当天下午五点以后封校，北京的同学可以赶紧收拾行李回家，复课时间等学校消息。我们宿舍的八个小姐妹都是北京小孩儿，于是大家匆匆拾掇了一下，相互道别。当时恐怕没人会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四个多月！

封校停课期间，我每天都跟爸妈和奶奶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印象里，在幼儿园之后，还很少有这种全家人长时间、高密度共同生活的阶段。这段不可复制的日子给全家人带来很多特别的回忆，其中最有趣的，是爸爸妈妈和我，先后跟两群流浪猫结缘的事儿。这是一段长达几年的回忆，而爸爸和小猫们，则是回忆里当之无愧的主角。

不过，爸爸虽然是主角，事情的起源可是因为妈妈。妈妈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那段时间她和同事们奋斗在抗“非典”战线，异常忙碌，一连几个月都很少在晚上10点前回家。有一天，她难得回来比较早，到家时还不到8点。一进家门，妈妈就笑着说，在门口有两只小猫追着她喵喵地叫，好像是饿了。

爸爸向来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不逊于我。听妈妈一说，就显出一副心痒痒的样子来。待妈妈吃过饭，他就急急忙忙换上鞋，拉着我和妈妈走出楼道去查看。果然，在我们的单元楼前，正蹲着两只非常丑的小杂毛猫。看见我们仨走出来，这一对想讨食的小家伙就像初恋少女见到心上人一样，骤然变得可爱动人起来——原本焦黄色的小眼睛张得又大又圆，看起来乌溜溜的，小嘴一张一合“喵呜喵呜”叫起来，声音居然很甜很嗲。爸爸乐不可支，当即回家拿了一些剩饭出来喂给它们。两只小猫大口大口地吃着，似乎完全不怕生。后来听邻居孙阿姨说，这两只小猫是附近人家丢弃的，因为有种说法，说“非典”起源于果子狸，一些人就为此忌讳起家里的宠物来，把原本养得好好的小猫、小狗都扔了。这两只猫有半岁多，都是女孩子，孙阿姨已经喂了它俩一阵子了，这可能也是它们一开始跟妈妈亲近的原因：妈妈跟孙阿姨一样，都是女士嘛。

爸爸每天都开心地给两只小猫准备食物，很快就跟它俩熟起来，还给它们起了名字：那只灰棕色杂毛小猫叫嗲黑，姜黄土黄和深黄相间的小猫叫嗲黄。嗲黑和嗲黄认人，每次看见爸爸，就会立刻停止玩耍，端端正正地蹲下来，歪着脑袋发出“喵呜喵呜”甜甜的叫声，叫得爸爸爱心爆棚、喜笑颜开，恨不能捧起它俩亲一口。

在这对“我很丑但很温柔”的姐妹花之后，我们又邂逅了另一群更有意思的猫咪。

那天，我正在屋里逛“圣斗士论坛”，爸爸妈妈忽然轻手轻脚走到我屋前，探着头小声招呼我：“萌萌，快来看啊，阳台来了两只大白猫带着一群小猫，可好看了，快来快来！”我马上抛下鼠标，兴冲冲地跟着他们来到阳台，一副不可思议的天伦和乐美景展现在我们面前：两只面目端正、长毛如雪的大猫，正懒洋洋地趴在我家小院的竹林下面，身子旁边，滚着、爬着一只只小小的毛球，有白色的、黄色的和黄白花的，数了数，嗬，竟然一共有七只小奶猫！我和爸爸妈妈都高兴坏了，又不敢乐出声，只好咧着嘴相互示意。不过猫耳朵真是挺灵的，两只大白猫还是听到了动静，它们慵懒地抬起眼睛，跟我们对视了一会儿，便起身带着七只小毛团慢悠悠地走了。爸爸大为嗟叹，妈妈安慰他，说它们在我家院里待得很舒服，以后肯定还会过来的。

老妈真是料事如神啊，第二天阳光晒到我爱小院的时候，两只美丽的大猫又带着宝宝们过来了，爸爸乐得合不拢嘴。之后，这群客人每天都会出现在我家院子里。它们只待上个把钟头，然后再悠闲自得地溜达到其他邻居的院子去。因为小奶猫们太可爱了，所以我们每次都伏在窗前看它们。两只大白猫都给小猫喂奶，看来它们和前门的嗲黑嗲黄一样，也是姐妹花。爸爸对它们这一家子猫十分牵挂，他总担心有人会从猫妈妈那里抢走小猫，并且对于“始乱终弃”从没露过面的猫爸十分气愤。当然，根据后来的观察，我们发现猫咪其实是母系社会，公猫长大成年后都是独行侠，而母猫们则常常聚在一起，共同抚养小猫。

爸爸太爱这些小绒球似的宝贝了，开始给这一家子猫准备食物。第一次送食上门的效果并不理想。我家阳台门是合金的，很旧了，开合都会发出巨大的声响。爸爸一开门，吓得两只猫妈妈带着孩子蹿出去小院好远，在院外警惕地看着不过来。爸爸只好放下食盆进了屋，立在窗户旁边看着，眼巴巴的样子逗得我直笑。过了一会儿，轮到爸爸笑了：猫妈妈带着小东西们又探头探脑地回来了。它们围着食盆转来转去，闻闻，开饭，吃光，走起。

后来两只猫妈妈跟爸爸熟了，爸爸开门的时候它们也不躲，当着爸爸的面就吃东西。不过对着我和妈妈，它们就没那么自在了。我几次替爸爸送食盆，大猫都像被揪了尾巴似的，带着小猫噌噌地跑得远远的，半天才回来。虽然熟了，但是猫妈妈不许爸爸摸小猫。有几次，爸爸蹲下来，想跟小猫亲近，猫妈妈马上停嘴，对爸爸龇着牙哈气。爸爸大笑着说：“什么玩意儿，喂吃的还要哈我，这些讨厌的东西！”但他还是照样准备饭食，顿顿不误。

虽然爸爸不承认，但他已经跟“猫奴”差不多了，而且还是前门后院两拨猫咪的猫奴。他每天给猫准备两顿饭，妈妈周末在家时，也饶有兴致地跟着他一起给猫送饭，发现饭里还偷偷地藏了新买的香肠，为此嘲笑爸爸半天：“哈哈，哈哈，真服了你爸了，给我都舍不得吃这么好！”爸爸赶紧回击：“哪儿的话啊，刚才晚饭时不是给你切了一盘嘛。”

据说猫是一种孤独的动物，无法完全放弃对人的警戒心。但是相识、相处得久了，人和猫之间也会建立起信任感。夏天到了，后院大白猫的七只宝宝里，有的成长得很茁壮，身子已经明显大了几圈，跑跑跳跳的很活泼。但有一只小白猫身体却特别羸弱，眼角底下总是挂着眵目糊，个子也小小的完全不见长。某个周末的中午，天突然黑了，浓云压下来，随即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往院子里望去，意外地发现那只最小的白猫竟然没有躲起来，它似乎已经被雨水砸傻了，正在雨里瑟瑟地抖着。猫妈妈中的一只也没有走，它围着小猫，徒劳地尝试着把它挡在自己肚子底下。我赶紧叫来老爸老妈，三人一致决定要帮这母子俩一把。我把门推开，打着伞向它们走去，猫妈妈轻轻躲到一边，但是却没像平时那样对我哈气，而是一直安静地看着我。我抱起小猫进屋了，爸爸冲到厨房里准备温牛奶，妈妈去找布给小猫擦水。大白猫淋着雨不进来，而是站在门口的水泥扶手上，往里注视了一会儿，便跳下台阶，转眼消失在竹丛里。

小白猫被擦干了，喝了牛奶后，很快活泼起来，开始在屋里东爬爬、西抓抓。我和爸爸一会儿把它抱在怀里，一会儿把它放在沙发上轻抚它瘦瘦的小脊背，过足了猫妈妈瘾。雨停了，彩虹出来了，小院的竹子上都挂着一串串的水珠，随风簌簌地往下落着。爸爸惆怅地看着小白猫，说：“奶奶不喜欢猫啊，没办法，把小白放出去吧。”妈妈说：“那当然了，家里这么小，也没法养猫。”我和爸爸依依不舍地把小白放在门口，猫妈妈旋即从竹丛中款款走出来，把它带走了。

小院里的这些小猫和前门的嗲黑嗲黄都一天天长大了，风逐渐凉爽起来，“非典”终于过去了。妈妈上班的时间正常起来，我也重新回到学校。而爸爸，一直忠心耿耿地喂着这两群猫咪。后来，嗲黑嗲黄和大白猫家的小猫们都有了各自的孩子，它们更新换代得太快，我们渐渐地分不清谁是谁的后代。不过只要那些小猫出现在阳台上、大门口，“喵呜喵呜”叫着讨食，爸爸还是会冲进厨房，慷慨地给它们准备丰盛的食物。

“非典”过后，想和猫亲近的人多起来，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就经常扒着我家后院的栅栏，大声地招呼猫妈妈和小猫们：“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很是扰民。不过更多的老人则没那么无聊，而是加入了喂猫的行列，每天定点给自己居民楼前的流浪猫喂食，小区里出现了好多猫食堂。小猫开始飞快地繁殖起来，随后那两年，到处可见一堆堆膘肥体壮、行动迟缓的猫咪，它们自顾自地吃着猫粮，不分季节地当众交配。有些人只管喂猫不管收拾，小区的地面上常能见到吃剩的骨头、鱼头和猫粮，后来院儿里还出现了跳蚤。可怜的爸爸频繁中招，腿上被咬出一个个大蜜丸似的肿包来——因为他平时总在院子里待着嘛。后来他不得不去卫生站……卫生站建议他去买防跳蚤的药水，提醒他长期穿长裤。

再后来某一年，院子里的猫突然之间变少了。一开始我们以为有人偷猫，后来发现露脸的那些猫也蔫头耷脑的，而且嗓子全哑了，呀呀地叫不出声响来。爸爸在网上看了一些消息，开始怀疑有人投毒。他很心疼那些无依无靠的猫，虽然那些年爸爸深受跳蚤困扰，但看着熟悉的小猫们一只只地生病、消失，他还是难受。爸爸在论坛上发了一篇文章：《救救猫咪》，呼吁人们善待小动物。但却没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很快，院子里此起彼伏的猫叫声变得依稀零落了。

这些没根儿的猫啊，因为“非典”失去了温暖舒适的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在我们眼皮底下长大、繁衍，带给人很多的快乐，也有苦恼。它们一度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猫族群，却最终在人为干涉下，默默衰落成为一个个在高墙上弓着腰的、消瘦孤单的剪影。今天，我们大院里还是有流浪猫的身影，也时常有不知道是谁的后代躺在爸爸的阳台上睡觉。但当年整个大院处处是猫群的壮观景象，大概只存在于历史中，不会再重来了。

爸爸这些年里陆续买了许多关于动物的书，而且变得特别爱看跟动物有关的综艺节目。我想他还是怀念那些猫咪吧。在爸爸常年待在家里做后勤部长的时候，那些小小的猫咪带给他最单纯的感情：被信任和被依赖的感觉。它们让爸爸在家人之外，构建起另一种美好的关系。

我和妈妈曾经陪爸爸一起照顾过那些猫咪，见证过爸爸和它们之间的那些时光。在那几年里，因为喂猫、给生病的小猫滴眼药水，我们一家三口陆续被猫抓伤过，也都为此打过预防狂犬病的针，不过没关系，不后悔。我相信，在照顾猫咪的时候，爸爸那善良细腻的心得到了抚慰。

蠢货，拖延症，差点儿丧命

2012年微博上有一个词非常红：拖延症。许多人主动自报家门，投入拖延症大家庭的怀抱。紧接着又出了一首《拖延症中毒者之歌》，也火得一塌糊涂，网上到处都是。我很想假装没看见，但每天都有朋友我，劝我自觉对号入座。

为什么？难道我长着一张拖延症患者的脸吗？郁闷之余，回顾了一下自己成长的轨迹，不得不承认，我的一些行为特点确实是挺符合拖延症的，比如说，考试前临时抱佛脚。

这是老毛病了。想当年高考的时候，我浑浑噩噩每天傻吃憨睡看漫画，半年多都进入不了状态；直到“一模”考试之后才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了一遍需要抱佛脚的范围，然后发现这也太浩渺了，凭我那点儿本事，仨月很难突围出来。所以无奈之下，读了“高四”，感受了一把青春的伤痛和压力。

这个惨痛的教训，令我乖巧了将近两年，每次上完课都会认真复习、备课。也因此，我曾一度从拖延症患者的行列挣扎出来，滑入刻苦模范生的轨道里，成绩扶摇直上，同时还带来了班里江湖地位的提升。于是麻雀变凤凰，中等生变优等生，壁花变女神。

——哟，扔掉拖延症=成功逆袭！青春真美丽啊！

改头换面的感觉非常好，可惜，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到了大二，我又开始偷懒了。整整一学期，专业课本从没打开过。到了期末翻开崭新的书页，一股油墨的清香扑面而来。期末考试之前，同学纷纷在图书馆占位子热火朝天地复习功课。我跟着大家同去同归，但手里捧着的却是图书馆里的小说……

我也想用功背书，但行为却不听从大脑的指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转眼到了考试前的那个晚上，11点之后，宿舍里熄灯了，只剩下走廊里还亮着灯。什么都没准备的我，不得不搬着椅子、抱着课本和咖啡跑到楼道里，一边在心里骂着自己没出息，一边开动马达疯狂地背起书来。大约是因为大一基础还算好，那一次，我的突击比较成功，没挂科。反而是我一夜背完三科课本的事迹在年级里被广为流传，成为美谈。楼里的女生都管我叫大仙儿，说我很聪明。“近因效应”对我这种天生没自觉性的匹诺曹最起作用了，虽然心里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但我还是忍不住沾沾自喜起来。

我彻底被打回原形了。之后的两年，每到大考前夜，我们宿舍楼道里都会出现一个眼神疯狂、相貌绝美（“三观”正常的童鞋请自动过滤掉后面那个形容词）的女生，一手捧着课本、一手端着咖啡念念有词到天明。这个极品美女（“三观”正常的童鞋请自动将后面那个名词换成“猪头”），当然就是我们本书的女主——大萌子啦。其实我真不是一个职业考试混混儿，都是拖延症害得我。怀着“时间不够用”的焦虑和“可能会挂科”的惊恐，我一次次地铤而走险，靠考前的临门一脚生生挺到了大四。

大四第一学期，需要考试的科目特别多。最不幸的是，那回我弄错了考试科目的顺序，死记硬背部分最多的两门全都集中在第二天考；而我在考完第一门之后，背的却是第三天要考的科目。等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已经到晚上10点了，第二天要考的两大本厚书还一眼没看。因为心情浮躁，在宿舍楼道里背不下去，我只好连夜灰溜溜骑车回家。我自己的小屋又温暖又安静，背书效果果然好得多；但到夜里3点，困得顶不住了，我就舀了四大勺雀巢黑咖啡粉——足有半玻璃杯那么高——冲得浓浓地喝了下去。预料之内，一炷香的时间我就精神起来，像打了鸡血一样；于是继续开工。但到清晨7点左右，咖啡失效，困劲儿又漫上来了，绞得脑子都是糨糊。10点就要考试啦，还五分之一本书没有背；下午要考的那门课也没看呢，也是厚厚一大本！我一狠心，又倒了半杯咖啡粉，冲好喝了下去。

结果这一次，悲剧了。不到一刻钟，我的手突然僵起来，很像用猴皮筋勒手腕时间太长、供血不足的那种感觉。这时我不以为意，还在期待着精神焕发的感觉能够随后冲破大脑皮层，让我再次振奋。但很快，我眼睛也花了，胸口闷闷的，喘不上气来，好像有一块冗大冗沉的巨石坠在心脏下头。我能听见心脏在悲壮地、竭尽全力地缓慢跳动：“嘣——嘣——”然后眼泪随即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我扶着墙，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蹭到阳台，跟爸爸说：“爸爸，我不舒服……”爸爸正在看晨报，看见我这德行，吓得一下子从沙发上弹跳起来，手忙脚乱地把我扶到沙发上。我听见他用变了腔的声调问我“怎么了”，那声音很遥远。我坐了几秒，还是难受得慌，要躺下，爸爸又抱着我的头让我躺了下来，我带着哭腔说：“等一下还要考试呢。”爸爸声音发颤，连说：“不用管了，不去了，不去了。”

躺在爸爸腿上，听着爸爸喃喃地说：“傻孩子，真傻，真傻……”我感觉安心了很多，比自己缩在沙发上舒服很多，于是晕晕沉沉地就睡着了。十二三岁之后，我就不怎么腻着爸爸了，已经很多年都不会像小时候那样让他抱了，没想到在22岁这一年，却这样丢脸地在爸爸的支撑和安抚下昏睡了一上午，接连两天四科考试都没去。

21岁生日当天，在妈妈的指挥下和爸爸摆姿势合影。

姥姥和姥爷的钻石婚。姥姥穿上了她一直舍不得穿的唐装，还戴着妈妈买的“高大上”的项链。姥爷对爱妻赞不绝口！

我们为老两口的钻石婚欢聚一堂，姥姥还特意写了一封致全家人的信，发表了一下她对婚姻和生活的感悟。

奶奶、爸爸和我。自从妈妈回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照片又多起来了。

在家休息到第二天，爸爸妈妈不放心我，叮嘱我别急着去考试，要去医院咨询一下。胡乱挂了一个号，接待我的女大夫本来一副贤妻良母的温柔样子，结果听说我连着喝了八大汤勺黑咖啡之后，勃然变色，大骂了我一顿，说我不要命了，要不是身体好当场就得死。听得我心有余悸啊。

那一回经历，让我在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刻，大模大样地来了个四门连挂。“考试大仙儿”的江湖地位一落千丈，搞得本来就着急上火长了一嘴泡的班主任又郁闷了一把，真是对不起她。当然更对不起的是爸爸，还有妈妈。难得那回他俩谁都没说我半句。之后连着好几年，每次提起这件事，爸爸都说：“那次吓死我了，闺女真的很蠢……”大概我爸我妈觉得：闺女这样莽撞、愚蠢，能活下来就很好，相比之下考试不及格都是小case，已经不用去计较了。

咖啡事件让爸爸受到太大的惊吓，我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他。我和爸爸的照片火了之后，媒体采访我的时候，经常让我说几件跟爸爸的小故事。有那么几次，我就把这事说出来了，结果总换来对方一阵沉默。有一个男记者沉默之后说：“这个有点儿傻，不适合登出来。”还有一个女孩子支支吾吾半天，说：“呃，还是希望你说一些正面的例子……”所以呢，这个有点儿傻、不够正面的咖啡事件，也就从来没有机会见报。

这次趁出书，我把这件事给写下来吧，因为我始终觉得挺对不起爸爸的。人长大了就得对自己负责任，这也是对父母抚养之恩的一点儿偿还。漫漫人生路，谁都有犯傻的时候，我的咖啡事件，从内涵来看，包含了拖延症、时间规划、珍惜身体等多重流行元素，但从概率看，可能由于事主本人有大脑进水的嫌疑，而显得不够典型，不如“某大学生恋爱受挫每天泡网吧挂科偶遇老父在校门口摆摊为其赚学费于是泪水决堤痛改前非”这样的例子有说服力。不过，它依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正能量案例。每次回想起爸爸当年眼中的心疼与恐惧，我都觉得仿佛有小鞭子在抽我的后牙床，难受得眼泪要往外冒。蠢蛋啊，珍惜自己吧，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健康、学习和人生负责。要不然，爸爸妈妈多伤心啊。

小米豆相亲了

初中牙套妹时期被排挤造成的心理阴影，导致我在大学阶段依然无法和男生正常接触，一遇到认识的男同学就靠墙溜边儿躲着走。四年过去了，我的世界里依然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连半点儿火星子都没有。

有一天，爸爸看着报纸，突然眉头微皱感叹了一句：“萌萌从来没往家里带过男生呢。”我搂着他的脖子撒娇：“我才不着急，慢慢找嘛，总得找一个和你一样好的男生才行！”爸爸听得眉心舒展，赞许不已：“那没错！慢慢找，我闺女可不着急。”

老妈从厨房探出头来：“萌萌，章怡霞阿姨要给你介绍对象呢，不愿意我就给推了啊。”我丢下正在发表评论的老爸，屁颠儿屁颠儿地蹿到厨房里：“什么样的男生啊？帅吗？”就这样，23岁生日前夕，我迎来了人生第一次相亲。

相亲当天，临出门前，妈妈叮嘱个不停：“别去太贵的地方吃饭，记住大大方方的啊，别使劲儿笑，别把牙床子全笑得掀起来……”

爸爸也叮嘱个不停：“聊会儿就回来，别吃饭，别去偏僻的地方散步。对方应该是好人，不过万一要是他动手动脚的，马上给爸爸打电话……”

可能当年乡村剧看多了，说起“相亲”，我脑子里就是这样一种情景：红棉袄姑娘跟二八分头小伙儿，隔着一张木头桌子，双双羞涩地看着脚尖……结果我的第一次相亲小资得冒泡，居然是在星巴克！星巴克我是久仰大名了，在2004年的时候它还算是高消费的地方，大学生通常不去那儿烧钱。想喝个贵点儿的咖啡？有麦当劳呀！第一次亲临这种奢侈名店，坐在铺满阳光的落地窗边上，想起爸爸说的“对方要是动手动脚的话，马上给我打电话”，突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对方”是个白衬衫小平头的“海归”，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刚从英国回来休假，自称“比较欣赏英国佬对女士的礼节”，因此进门出门都抢着帮我开门。我也不知道英国佬是不是真这样，但的确被他的“礼节”哄得挺开心。因为觉着这里的咖啡贵得离谱，我就要了大亨橘子汁。分别之前，“海归”问了我的手机号码，我猜他应该是对我还算满意吧。

下午回家，爸妈一下子黏上来，紧紧围住我，追问个不停，直到介绍人给妈妈打过电话来才消停。妈妈举着话筒夸张地笑着，不时发出“啊？真的呀！”“不会吧！”这样的叫声，我和爸爸就支着耳朵紧张地在旁边听。挂下电话，妈妈脸色发亮：“怡霞说啦，对方小伙子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姑娘，担心自己配不上，希望当场就能把萌萌娶回家呢。”我还没什么反应，爸爸已经高兴得“噌”地蹿起来，绕着屋子手舞足蹈，哈哈大笑，连声念叨着：“哈哈，是吗？我闺女有这么好吗？哈哈哈，咱们闺女这么好呀！”妈妈得意地回他：“没错，咱们闺女就这么好！”我看着他俩一唱一和，有点儿不好意思，只好跟着傻乐。

一家子乐过之后，爸爸脸上犹带笑意，探着头问我：“闺女，这才是第一个，而且这男孩常住英国的，也不合适，你也觉得不合适吧？要是不想再见的话就早点儿告诉人家吧。”我脑子里还回味着“海归”兄的英国礼节呢，就跟爸爸说：“还想再处处看。”妈妈听了喜上眉梢，爸爸却一下子蔫下来，无精打采地趴倒在床上，絮絮叨叨起来：“完了，小萌子要去英国了，被拐走啦！见不着闺女了，见不着小外孙了……呜呜……”我乐坏了：“爸爸，这哪辈子的事啊？真的谈成了也得有几年啊！再说人家将来还要回国呢！”爸爸情绪还是不太高，表示如果真的成了那也就一两年的事了。

那天爸爸该染头发了，头顶滋出一些小白发，显得有点儿上岁数。看着他坐在床边，像小孩子一样赌气的样子，我心头突然一阵发紧。那一瞬间，小时候爸爸那张英俊快乐的脸庞，突然从记忆深处钻出来，和眼前这张带着点儿委屈、苍老的脸重合了。有一根小针，在心头猛地钻了一下子，酸酸胀胀有点儿痛。

那天晚上，我打开自己的个人网站（当时我还不知道有博客这种东西呢，写日记都在自己做的个人小网站里），发布了一篇很二的日志——《一个特殊的日子》，来纪念我的第一次相亲。日志最后，我郑重地写下一段同样二的话，大意如此：爸爸请放心，即使有合适的男生出现在我面前，但为了你和妈妈，我不会远嫁！

我那个小主页，在几年后因为没有续域名费，被注销了，此日志也永远找不回来了……谢天谢地，哈哈。不过我还是能清楚地记得那天爸爸听说对方很满意的时候，跳来跳去的样子，还有我说想继续见面时他蔫头耷脑的表情。

现在我31岁，距当时已经过去8年了。海归早就成了过去式，我也跟后来认识的爱人结了婚，过得挺幸福。日志前面的内容我忘得精光，唯独最后一段话一直记得。让我把它修改一下，再正式地说一遍吧：

爸爸，有一句话我一直不好意思对你说，你和妈妈一直是我最重要的亲人，即使我结婚，将来有了自己的孩子，你们都依然是我最爱最爱的人。无论是天涯海角，有你和妈妈的地方，我的世界才完整。我绝对不会远离你们的，我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未来就等着跟我享福吧，放心吧！

噢耶！带爸爸妈妈去超市扫货

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带着爸妈横扫大超市！

爸爸一个购物筐，妈妈一个购物筐，两人有说有笑，把想买的东西尽情地往筐里丢，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而我，悠然地跟在他俩后面，最后，在购物出口气定神闲地递上工资卡：“喏，埋单！”

今天，我的第一个月薪水发下来了，愿望终于实现了！每一个细节都跟梦想中的一样，好开心呀！爸妈看起来更开心，我们三人提着沉甸甸的购物袋，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

我开始清点爸妈买的东西：妙脆角、早餐奶酪、黄桃酸奶……咦？怎么都是我最爱吃的东西？这个卫生巾只有我能用啊，我记得很清楚，高中时老妈更年期盗汗了一整年呢。还有虾条、德芙、扎辫子用的猴皮筋……一看就都是给我买的！

“没有啊，我闺女给我们埋单，必须要不客气一下啊！我们也给自己买了好多东西呢。”

“就是，你看，买了你妈最喜欢的绿菜花，还有这么新鲜的土豆和茄子！”

“庆祝闺女发薪水，晚上吃绿菜花炒虾仁！再做个闺女最喜欢的红烧茄子好不？”

“我看成，开工喽！”

爸妈你唱我和地表演了一通双簧，然后嘻嘻哈哈地钻进厨房啦。哎哟，闹了半天，东西还是都给我买的啊！老爸老妈，你们真讨厌！

深夜，为我而留的那盏灯

刚工作的那一年，真的非常拼命。

好容易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因此尽全力也要把它做好。感谢上司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所以每天加班加点；工作越做越多，怎么也做不完，故而通宵达旦地在公司熬夜……领导一个满意的微笑，一句“能找到你这样好的员工，真是我的福气”就能换来我投桃报李，无休止地改稿、赶专题。

频道的访问量很快芝麻开花节节高，我成了小范围内著名的“PV（page　vie即页面浏览量）女王”，而我的脸则像缺了水的苹果一样一天天干瘪焦黄下去，一对大黑眼圈凸显在布满电脑辐射斑的脸颊上面。工作半年后去妈妈单位，怡霞阿姨见着我，惊讶地说：“哟，可是没有刚毕业的时候水灵了。”哈哈，水灵算什么？漂亮早晚要被时间带走的。工资算什么？我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给多少钱那都是浮云啊！

我从来都没想过，青春、健康、美貌是一笔多么宝贵的天然财富，我对它的透支使用是否值得；我更没有想过，薪水能给家庭条件带来多直观的改善。职场新人的热情之火，绝对是在熊熊燃烧，能把自己烧干了。

那年下班，早一些的话就是晚上八九点，那时一般都能喝到妈妈给我炖的鸡汤；晚的话就要到凌晨两三点了。

第一次凌晨两点多回家，是初冬时节。下了出租车，发现院儿里的灯都已经熄灭了，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到处一片漆黑寒冷。深夜里，只能看见自己哈出的白气，不断消散在10厘米外的寂静里。在公司里亢奋了一整天的心，突然就掉下来了，觉得特别的孤独，特别的疲惫。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心想爸爸妈妈肯定都睡了。

但是，走到离家门口还有好一段距离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屋子里透出了灯光，那种暖暖的橘黄色的光！有人在等我！顿时，像是清泉迎面激荡而过，我一下子恢复了元气，快步走到窗户根儿下面，探头看去。

只见窗户没有关，窗帘也没拉上，大冷的天，爸爸穿着厚厚的旧羽绒服，伏在我的写字台上，正戴着老花镜，微皱着眉头看书。

“爸爸！”我低声叫。爸爸听见声音，从书里抬起头，对着窗外笑起来：“闺女回来了！爸爸给你开门，等着哟。”我被爸爸放进去，家里的暖空气紧紧包围着我，连地上的瓷砖都那么温暖舒服。

我问：“爸爸，你怎么不睡啊，是在等我吗？”

爸爸笑着说：“是啊，妈妈明早要上班就先睡了，留我等你回来。”

我一边嗔他“你怎么不关窗户，多冷啊”，一边去握他的手。

爸爸一边紧着关窗子，一边乐呵呵道：“怕你看不见灯光啊。正好咱家暖气热，开着窗户最舒服了。”

爸爸的手果然是暖和的，又大又粗糙，把我的凉手焐得十分舒服。由于是深夜，爸爸的动作比平时要迟缓一点儿，但笑容却特别的和蔼、快乐。突然，我的眼泪就快流出来了。

我说：“爸爸，你下次别等我了，我可能以后时不常地得加个班，没事的，别耽误你睡觉了。”

爸爸的笑容更深了：“傻孩子，说什么呢，爸爸在你这屋等你回来，顺便看一点儿自己喜欢的书，最舒服了，一点儿都不困。”

接着，不让我再多说什么，爸爸叮嘱我早点儿休息，就轻手轻脚地进他和妈妈的大屋了。只留下我，沐浴在宁静的灯光里。

从那以后，每次加班到深夜，爸爸都会为我留一盏灯。那几年，即使走在深黑不见五指的院子里，我的心却从来不会感到恐惧，反而充满了安稳，以及一丝温暖的歉意。因为我知道，亲爱的老爸，正在窗前等我回来。

永别了，我的大帅哥

姥姥去世之后，姥爷的身体眼见着一天不如一天了。全家人搜尽各种方法逗他开心，给他买各种保健品，梦想能多抢回几年他的寿命。不过2006年春节过后，姥爷衰老的速度开始触目惊心起来，渐渐地，连出门散步都需要轮椅了。

11月的小风飕飕的，吹得人身心俱冷。一个周日，爸爸去看姥爷，回来之后说姥爷情绪不高，他俩聊了一小会儿凤凰台的阮次山，这是他俩平常喜欢的话题。然后爸爸劝姥爷坚持服用保健品，结果姥爷有点儿赌气，说这么多药这么多保健品哪里吃得过来。

那是爸爸最后一次见到姥爷。爸爸是全家族的人里最后一个和姥爷接触的。

当天晚上姥爷起夜摔了一跤之后突发心梗，就那么走了。全家赶到医院的时候姥爷还有点儿体温，黑暗的太平间里，传来飘忽的风声和大姨呜咽的哭声。家里人给姥爷换衣服、擦白酒，他就那么闭着眼睛，带着细微的笑意躺在那里，看起来好安静啊，安静得我久久缓不过神来。后来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开始轰人，看着他把放着姥爷的大抽屉“咣当”一下子推进铁皮柜子里，我全身一激灵：这人怎么下手那么重啊，把姥爷颠坏了怎么办？

回家的路上，爸爸偷偷地对我说：“以后妈妈就是孤儿了，要好好疼爱她。”

几天后是姥爷的追悼会，在一片哭天抢地中，家属跟遗体做最后道别。我走到姥爷脸前时，发现他的大高鼻梁瘪瘪的，忍不住用手轻轻地摸，哦，一片刺骨冰凉。莹莹也走过来，和我一起轻轻抚摸着姥爷的鼻子，哽咽着小声说：“棺材有点儿低，被压着了。”姥爷的胡子长出来一点点，摸着手掌扎扎的，如果不是那样惊人的冰冷，还是很可爱的。

姥爷是真的走了。

姥爷走后妈妈走神了一阵，她说从此真的父母双亡了，心里永远缺了一块，没有经历的我是不会明白的。但是，姥爷，我和爸爸一定会帮您疼爱守护妈妈的，请放心！

爸爸跟我说，姥爷去世后再没人跟他这个失意人纵谈国际形势、经济金融了。姥爷在世时总高看他一眼，其实无论爸爸还是我都明白，这种“高看一眼”依然含有某些同情的因素在里面，但姥爷的这种同情，太特殊太特殊了。姥爷用“对自己孝顺”“爱读书”等好人品以及跟他合拍的高谈阔论，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爸爸的尊严。爸爸常说，姥爷和姥姥是仅有的彻底没把他的落魄当成问题的人。姥姥去世，世上不会再有人在病危时，指着爸爸，叫着他的名字，然后一字一句说：“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然而现在，姥爷也走了，爸爸从此少了一个知己。

我的25岁，冬天如此萧条。呼啸的北风把姥爷永远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段时间爸爸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妈妈，不让她干活，逗她高兴。爸爸曾很多次偷偷地对我说，觉得特别特别庆幸，在姥爷去世前正好去看过他一次。他每次这么说，我就觉得自己特别不幸，因为那段时间工作太忙，我连续三个星期都没去看姥爷了，总想着忙过一阵就好好陪陪他，没想到说永别就永别了。亲人在世，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多多抽时间在一起，否则一定会后悔的。

姥爷迈着潇洒的步伐去了姥姥的世界。他指导了我们一辈子，临终了，还教会我这么重要的一个真理。只是这代价好沉重啊！

职场loser

职场生存是一门学问。不是有一种说法吗？职场就是江湖，你要情商、智商双高还要运气好，才能不被淹到水饱；还有更可怕的说法：职场是修罗场，每天都在进行着没有硝烟的战争……

俺是个竞争意识有限的人，再加上中学阶段亲眼目睹老爸“下海”被淹、满盘皆输难以翻身的悲催经历，心里多少有点儿阴影；所以就业的时候，就渴望找一个比较轻松友善的工作环境，于是俺想到了互联网。

2004年，互联网这个行业还稍稍带着一点儿清新的温乎气儿。据某个工作已半年有余的“职场老鸟”学姐透露：这里的职员都是年轻人，大家每天在一起上网搜集或创造有趣的段子，办公室气氛积极向上、充满活力。我听了羡慕得口水流了一地，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在家周围转悠，找招人的网站。后来终于在离家三站地的小巷子里，觅到一家以企鹅为标志、后来十分出名的互联网公司。迫不及待地，我张开双臂投入这个圈子的怀抱，成了一名等待压榨的小网编。

对于我的工作，爸爸妈妈的态度是略有差别的。先来说咱正能量的老爸，他对于我选择做编辑特别高兴，它让老爸这个曾经的金牌编辑有某种女承父业的快慰。而妈妈的态度就比较中立了，作为全家常年的经济支柱，老妈想法更实际一些，编辑没“钱途”啊。不过她还是表态了：“这个工作比较累，这样钩心斗角会少一些，再说能学到实在的技能……也好。”

在爸妈的精神支持和隔三岔五的银耳鸡汤、八宝爱心粥等物质支持之下，我拿着不到3000元的税前工资，每日每夜在公司里，顶着媲美国宝的大黑眼圈，像打了鸡血一样地拼搏着。工作一年多，我所在的频道流量由全国第四升为第一，还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优秀媒体奖，我也成了小圈子里略有名气的“流量女王”。

喝着公司免费提供的劣质速溶咖啡，穿着三天没换的胸罩，望着工位上泛起金属光芒的奖牌，蓬头垢面的大萌子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太幸福啦！这一切不就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吗？果然选择在网站做编辑是正确的，既可以发挥我的天赋，还不用在人际关系上多动脑子，真好，就这样坚持奋斗一条道走到黑吧！

事实证明，我想简单了。职场规则这门课，你非学不可，哪个行业都一样设立考点。以为在网站闷头做小编就可以躲过考试吗？开玩笑，你爸又不是李刚，学费交来！

关于后来发生的事嘛，我找到一篇当年写的私密博客，虽然现在看它觉得很脑残，但自戳双目已经晚啦，就让我们从中窥一窥当年的风波吧。

频道里流传着一句话：“只要哪天看见凤姐戴了新首饰，就知道四美最近又破费了。”凤姐是我们的新领导，四美是她在以前公司的同乡兼心腹。凤姐把四美带到我们的团队里，安插到其中一个栏目组，而那个栏目以前的负责人就变成了四美名义上的下属。

四美知恩图报，肝脑涂地，不但每天疯狂地加班，把身体弄坏了晕倒在座位上也不肯去医院，而且经常在大家的眼皮底下给凤姐送各种礼物：琉璃项链、水晶镯子、给凤姐的孩子骑的木马……在大家的啧啧称奇声中，凤姐脸不红心不跳地一一笑纳。没办法，人家是姐儿俩好嘛，私人之间送点儿礼物你没得干涉，只不过是送礼物的地点稍微公开了点儿而已。

大家都很同情被四美莫名其妙“下属”了的那个原栏目负责人。那个人就是我。我也很同情自己……我跟凤姐和四美的关系越来越坏了。

这篇浸满了陈年老醋的奇葩博文，好歹讲清楚了来龙去脉……我有没有污染了“来龙去脉”这个词？没有吧？总之，就是新上级空降了她的心腹去我的栏目做负责人，就这么一点事而已啦。

说真的，一个拿着3000元工资的底层小员工，干的活儿也没变化，领导多一个少一个能有啥区别呀？但是大概是受的挫折太少吧，那时我竟然被深深地刺伤了！频道同事们也对我的千古奇冤表示出莫大的同情，闹得“满城风雨”。我们的主编凤姐和她的好姐妹四美被孤立了：中午大家一起吃饭，不带她俩；平时我们建立QQ群、称兄道妹，吐槽凤姐吃回扣喝公款的劣迹（凤姐用频道的小金库给自己买了一个三十多元的摄像头）；晚上下班时间刚超过一小时，大家便集体脚底抹油，抛下埋头苦干的凤姐和四美，去“呷哺呷哺”涮肉喝啤酒……

好姐妹好兄弟们的鼎力支持，并没有抚平我那颗脆弱玻璃心的伤痕。我依然愤怒着，每天不停地抱怨。转眼半年时间在牢骚中度过了。

在家里，妈妈工作忙，所以老爸就成了主要的“耳膜攻击”受害者。我总是无休止地发泄着那些大同小异的郁闷，而爸爸就一直带着温柔和担忧的表情，安静地听我说，也翻来覆去地安慰我：“想开点儿，别难过，好好工作……实在太痛苦了，就离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我想不开的那段时光里，这些安慰就成了我心头小小的救命稻草，慰藉着我干得冒烟儿的心灵。

有一次妈妈和我下班都早，妈妈听我喋喋不休了一整顿晚饭，吓坏了，饭后特意追到我屋里，探着头说：“萌萌，要善良啊！”想必我当年神态很狰狞、很不善吧。可怜的爸爸，竟然就那样当了我半年的垃圾桶。懂一点儿人情世故的人都知道，负面情绪轰炸是多么糟蹋人的事情，如今想起来，我是有多不孝啊！

工作干得不开心，后来我从大学的姐妹猫猫那里得知母校正在办一个面向教师的寒暑假研究生班，就跟爸妈商量，能否辞职去考研。没想到曾经嫌考研不务实的老爸老妈，这一次反应十分热烈，两人几乎是举双手双脚同意。就这样，我辞职了。

走的那天，凤姐借口见客户，躲到通州去了。频道的女孩子们集体出来送我，我们不坐电梯，沿着烟熏火燎的楼梯，一圈一圈地徒步走下去，边走边大笑大喊，惊走一群躲在楼道里“赛神仙”的老烟枪。在公司大门口，大家挨个儿拥抱我，四美哭得最厉害，也抱的时间最长。最终我挥挥手，告别大家，告别这个分享了我三年青春、三年欢笑泪水的友谊与荣誉的地方，回家做啃老族去了。

一晃五六年过去了，我研究生早就毕业了，也在不同的公司见识到了各种故事：

——有一个朋友因为摔伤了，骨头愈合得慢，影响工作效率，被他效力了五年的公司用绩效差打发走了。

——还有一个姐妹，能力很强，被某公司以高薪为饵骗来做基层员工，签约的时候才发现钱比之前谈的少好多。连做了几个很棘手的项，却没有拿到年终奖，后来才明白那个职位就是用来担负难缠的项目和差绩效的。

至于各种吃回扣、昧黑钱、艳照门的故事，每天都在社会里上演，你身边，我身边，数不胜数。回想起凤姐当年的作为，那不是“小清新”吗？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在当年，我把自己封闭在黑色的情绪里，在显微镜下无限地放大自己的委屈，任性地将身边的人：凤姐、四美、其他同事……还有最疼爱我的父母，拖入我建立的“牢骚地狱”里。

那段日子里，老爸老妈一直陪在我身边，怀着担忧的眼神耐心地听我诉说，然后一遍遍地劝我想开一点儿。

我是个不太争气的闺女，爸爸曾经跟妈妈说：“孩子长大了，就得让她自己去闯荡。但每个人资质不一样，萌萌这种比较晚熟、比较鲁钝的，就得多陪她走一段路，所谓骑上马再送一程。”其实，今天我们身处的这个江湖，早已背离了父母那一辈人的知识结构。和一些职场小前辈或者心理专家比起来，爸妈能劝我的话并不多，当年他们的安慰，也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老爸的“再送一程”，也不太可能是职场生态链上某一段具体的路。但是，当我走过那段雾霾，踏上一个新台阶，再往下看时，才发现他们希望传递给我的，其实是职场内外、我们的人生里，真正重要的东西：一颗豁达、向善的心。

让我在已经开悟的山这一边，用近年流行的知音体，热泪盈眶地吼上一嗓子吧——“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多送我的这一程路，是如此珍贵啊。”

老爸上网了

从我高中开始，老爸化成了“极简哥”，柴米油盐精打细算的日子一过就是十来个年头；家庭的开销、老人的身体、闺女的学习团团围着他，但这期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和创作。

老爸通过自考获得过中文和新闻的双学位，但他总觉得自己没在课堂里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在物理和化学方面会有缺陷，所以买了很多这方面的科普读物细细钻研；另外他还喜欢剪报，我还遇见过他窝在阳台上背成语词典。

创作方面，老爸一直在坚持写东西，他陆续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和一篇十分优美的长篇叙事诗，几年中反复修改。他的诗给家里人和少数亲戚朋友看过，大家都觉得确实非常不错。爸爸还尝试过给几家出版社投稿，不过王小波不是说过，“写书容易出版难”吗；书稿投出去之后都石沉大海，给出版社打电话，有几次对方说“没有收到书稿”，于是老爸也就不再想出版的事了。

柴米油盐之外还有自己的坚持当然是好事，但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是比较孤独的事，再加上爸爸那些年有意避开人群，尽量离群索居……一个事实无法忽略：曾经热情洋溢呼朋唤友的老爸，变得越来越“宅”了。他的笑容依然温暖宽厚，但和人交流时，眼神里却多了一丝犹豫和躲闪。望着他渐渐增多的白发和逐年害羞沉默的脸，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2007年，一些细微的变化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如同春风拂过厚厚的冰层，吹出细小的裂纹。那一阵，爸爸的同龄老友们开始陆续退休了，爸爸因为失业而“低人一等”（他的原话）、不愿意见人的心结略有缓解；他学生时代的好友退休后也主动联络他，爸爸因此恢复了少量的交友生活。

但大概宅的时间太久了，爸爸的圈子还是非常狭小，而且他对很多新鲜事物都非常陌生。虽然老爸对此并不在乎，反而对这种围着家庭打转转、少数空闲时间全部献给阅读和写作的日子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但我和妈妈对他的状态却心照不宣地感到忧虑：这不是标准的“宅男”嘛。

我和老妈轮番劝他多接触接触外界，学点儿新技术；至少需要知道网络是怎么回事、电子邮件啊论坛啊是什么东西。但一来家里没有这些现代设备，二来老爸也不感冒，所以劝告无效。当时家里的经济刚刚开始解冻，还是挺拮据的，爸妈的头发暂时都还归爸爸理；不过，为了让老爸打开眼界，和时代接轨，老妈一跺脚，就下点儿血本了！她给爸爸买了一台当时型号比较新的电脑，连上网，一有空就教爸爸怎么使用。

老妈在联合国系统任职三十多年，从青涩的“小蜜”当到金牌“老蜜”，对于E-mail之类的电脑工具自然是熟到了巧能生精的程度。于是那段时间，爸爸的小阳台上经常传来妈妈哄小孩似的软声软语：“哎，‘发送’，就是这个键，你看，一点，就发出去了……多简单啊！”“来，你来试试！”“发一封试试嘛，一瞬间你闺女就能收到你的信哦。”

但遇到BBS这类web2.0的产物，她就不太玩得转了；每当这时候，她就跑到我的房间，把我提溜出来，给老爸做现场辅导。

功夫不负有心人，老爸终于被老妈这个师父“领进门”了，开始领略到网络世界的乐趣。很快，新闻搜索、收发邮件都不再是事儿，爸爸开始迷上了论坛。他先是喜欢上了军事和金融政经方面的论坛，很快又被小说网这个当年的神奇新兴产物所迷倒，学会了注册、发表之后，便兴冲冲地潜入这个世界，开始发表作品、与其他网友交友论道。过了一段时间，居然也获得了一小批“铁粉”，也算圆了爸爸小小的“作家梦”。年底还有一个他的忘年交小网友给我们寄了葡萄干和小玉首饰。

当然啦，爸爸的小说和诗歌在网上虽然小范围内评价甚好，却并没有火。但他的笑容确实开始增多了，我去小阳台上翻书和零食的时候，经常看到他对着屏幕奋力敲字，或者一边阅览网页，脸上一边露出乐呵呵的表情。

大概是因为辞职读研，2007年在我的回忆里悠长而琐碎，布满了家长里短的小片段。但老爸学会上网，绝对是一件重量级的事情。高中的时候，老爸曾经跟我提过，他特别喜欢李商隐的一句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对他这样失意的小人物来说，这句略显惆怅的诗却有着别样的温暖和鼓励。老爸学会上网，这本身很平常，不平常的是上网给爸爸带来了更多的人际交流、更多的认可和心灵上的慰藉。“人间重晚晴”，网络世界是一种别样的人间，可爱的宅男老爸，在这里收获了意想不到的鼓励，他的写作才能也得到素不相识的网友的认可。直到现在，他仍然怀着巨大的热情，继续努力创作新的作品。感谢网络，让老爸的创作之路变得不那么孤独，而是多了一份自信，多了一种生机勃勃的张力。

外一篇：姥姥姥爷的非典型爱情故事

总有一个或一些名字，在你生命中留下光华灿烂的发热源，赠予你持续不断的温暖；给你的灵魂增加重量，让你脚下有根，走夜路都不会被风吹走。即使故人已去，你却久久难以回过神来。我的姥姥和姥爷，就是我心中两个重量级的发热源。他俩分别在我21岁和25岁时离开了我，但我依然是幸运的，因为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多年，有他们一路陪伴。今天，我不讲自己和姥姥姥爷之间的点滴，而是以姥姥为主角，一路追逐他俩年轻时的身影。

姥姥的亲生母亲：可怜病弱闺中人

20世纪20年代初，姥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附近的村庄。村子民风不错，貌似穷富不同的乡亲们之间关系没有进展到敌我矛盾的程度，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穷吧。

姥姥的亲生母亲，也就是我的第一个太姥姥，是当地所谓大户人家的女儿。太姥姥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病在当时没有太好的医治方法，只能靠吃吗啡来止疼。这是一种烧钱的病，为了让女儿尽可能多地获得照顾，这位大户精心挑选了一位厚道善良的穷小子，陪了丰厚嫁妆，把闺女嫁出去了。可怜的女孩在花轿上犯了心脏病，一路呻吟着“吗啡……我要吃吗啡……”一路被抬进新家，结婚仪式就在呻吟中将就过去了，把婆婆气得半死。幸好穷小子真的是个厚道人，对病秧子老婆很不错，大户没有看错人。这穷小子就是我太姥爷，他人善良实诚，也能干，而且从他以后的一些做法来看，显然还颇有远见。

几年后，姥姥出生了。这段故事，我小时候听来没什么感觉，如今细想起来，突然惊觉：当年太姥姥拖着如此虚弱的身子，在全无医疗保障的旧社会乡村，竟然能平安生下姥姥，简直堪称奇迹！其中是不是也有惊心动魄的过程呢？但即便有，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全都被人遗忘了……

我的这位太姥姥活了二十多岁。她这辈子除了一个女儿之外，真的是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病榻上度过，最适宜她的，可能只有“可怜”二字。但我相信她心里是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天地的，只是这些故事都留在了她心里，世上无人能知了。

姥姥身体不随娘，是个精力旺盛、健康无比的小姑娘，上房爬树无所不能，6岁的时候，还因为和小朋友打赌而爬上全村最高的房檐，结果遇见了蛇，吓得哇哇大哭，最后被村里的什么二叔给抱下来了。对于童年时代的姥姥来说，她的亲生母亲，只是神秘小屋里那位久病不起、奄奄一息的女人而已，单薄得像一个影子。她不能随意探视这位“母亲”，她的母亲也无法伸出手臂来拥抱自己的女儿。即便如此，母女之间依然存在某种特殊的感应。姥姥和她后娘感情特别好，她很少跟我们提自己的亲生母亲，不过我小时候翻过姥姥写在格子纸上的回忆断章，里面有一篇是写她亲生母亲去世那天的事情的。我记得里面提到：那天夜里她被族里的姑姑们从被窝里提溜起来，心里有莫名的寒意，然后她走了很长的一段路，被带到亲生母亲养病的房间里，母女俩相对流泪……那个夜晚夜枭叫得特别凄凉，她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妈妈。

那篇文稿是我小学的时候看见的。400字的格子纸只写了一页，但我记得当时看了就觉得心里闷闷的，后来还偷偷哭了一回。姥姥文笔真的是不错的。姥姥晚年也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不能累着，所以回忆录始终也没写多少，断断续续写的一些片段，都被她搁在一个破旧的纸盒子里，去世后全都收藏在我妈妈那儿了，不知道有没有那篇稿子。

姥姥的学生时代

7岁那年，姥姥有了新妈妈：一位19岁的大姑娘。这位后妈和姥姥感情很好，因为岁数差得少，所以两人关系始终有点儿像姐妹。姥姥的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在东三省做小生意，不常回家，新妈妈不让姥姥做太重的家务，什么活儿都自己包了，所以成年后姥姥的针线活儿很糟，除了带孩子，什么家务也不会。姥姥的父亲很开明，不希望孩子裹小脚，也赞成姥姥读书。后妈全力支持丈夫，给姥姥拆了小脚绷带，掏出压箱底儿的钱送姥姥上学。

姥姥是个顽皮的孩子，也不算太聪明，但她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踏实，一旦念起书来就能专心致志地沉浸下去。凡事最怕认真，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姥姥的成绩一年年地超过邻村那些吃着海鱼长大的聪明姑娘，于18岁那年（1939年），成为全村头一个考上滦县师范的女孩儿。

我小时候，姥姥经常给我讲她在滦县师范的小段子。姥姥说，当年她一入学，发现课程比初中的时候一下子难了好多，而且加入了日语课，她学不会，就晚上偷偷跑到厕所背书，结果被值班老师抓住了。学校的纪律非常严格，熄灯后不许学生在校园里活动的，但是那个表情严厉的老师发现她是在念书，就没训斥姥姥，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嘱咐她以后尽量在熄灯前复习功课，免得违反纪律，就留姥姥继续在那里背书了。（我之前听她讲过，她上学的时候，学校的喉舌都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多嘴地问了她一句：“那个老师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姥姥呆了一下，别扭地说：“日本人啊！老师基本都——是——日本人！”我说：“哦哦哦，日本老师也这么好啊。”姥姥哼哼着说：“老师都喜欢用功的学生，跟哪个国没有关系。”）

她还记得同学里有一个女孩儿特别机灵。有一次，某个女老师走在操场上，长袍子底下的卫生巾突然掉下来了，其他姑娘都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个女孩儿立刻就跑到卫生巾那里，蹲下来，把老师的卫生巾藏到了自己袍子下面。后来女老师对她十分感激。

姥姥对她的师范生活显然是有无穷回味的。想一想，这段时光确实来之不易。1939年国家遭殃、社会动荡，庄稼人活得很辛苦。姥姥虽然是家族的重点培养对象，但也得做很多家务，看管几个弟弟，算得半个劳动力。这一念书，学费昂贵不说，孩子也没人看了。幸运的是开明的父亲果断支持她出去上学，而善良的后妈则仗义地掏出家当，给姥姥配置旗袍、手表，一心要她在学校里穿得体面。由于父母的大力支持，姥姥才拥有了这样一的在滦县师范求学的宝贵回忆，直到半年后，她在家族的压力之下不得不退学嫁给姥爷为止。

稍微讲一点儿姥姥的后妈的故事，她是我的第二个太姥姥，下文中所说的“太姥姥”都是指她，因为姥姥的亲生母亲不会再在本文里出现了。

太姥姥和太姥爷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小闺女，再加上姥姥，一共五个孩子。为了供姥姥读书、给她准备嫁妆，家里压箱底儿的钱都花光了，穷得揭不开锅，太姥姥就希望自己的大儿子能务农，留在家里帮自己干活儿。但是血缘这个东西很奇妙，姥姥的这位大弟弟和他大姐一样，天生骨子里就奔流着读书明志的渴望，是块念书的好料子，在学校里什么科目都轻轻松松考第一。太姥姥坚决不许他读书，母子俩撕破脸，大舅姥爷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只身跑到关外，来到了东北黑龙江省的佳木斯。经刻苦学习进修，他后来成了佳木斯广播电台的工程师，但他和家里联系一直不紧密。

太姥姥把满腔仗义都用在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姥姥身上，却和自己的亲儿子闹出了隔阂。新中国成立后，在姥爷的支持下，姥姥的二弟和三弟陆续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哈工大，太姥姥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和姥姥姥爷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也算幸福平安。但不知道想起自己的大儿子，太姥姥心里是否有一丝遗憾呢？

姥姥被一封信“骗婚”了

姥爷和姥姥一样，是乐亭县附近村里的孩子。他出生的家庭比较贫困，却生了一窝高智商的帅哥美女。姥爷和他的四个姐姐、兄弟们，个个生得高大挺拔、肤色雪白，学什么像什么。

姥爷十四五岁的时候，村里有人去世，找一群少年哭丧，姥爷也在其中。他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哭丧哭得字正腔圆，长得那是丰神俊朗，神采奕奕。姥姥家的族长正好参加了那次丧事，当时看见姥爷就看呆了，赶紧打听这孩子的来历，才知道是邻村著名的神童美少年，几个村子都盯着的潜力股。不过这孩子家里困难了点儿，暂时还没被人抢走。姥姥的族长那个动心啊，召回姥姥的爸爸，一合计，决定破釜沉舟，用家里一半的地产来换这个女婿！姥姥家也不是什么富裕人家，家族一半地产才五亩。姥爷家同意了女方的求婚。就这样，在姥姥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的求婚成功了。

族长开始找姥姥谈话，希望她顺应家里的意思，退学嫁给姥爷。姥姥心里是不愿意的，更何况她听说未来的夫婿只有15岁，比她还小3岁，这不还是个孩子吗？（姥姥的族长：咳，等到人家18岁，就轮不上你了……）她周围也有关系要好的女同学给她出主意，让她离家出走，坚决不结这个婚，但姥姥也不愿意和这个一直疼爱她、恩养她的家闹翻。

在犹豫期间，她收到了姥爷给她写的信，字体遒劲有力，洋洋洒洒四大页纸，让姥姥赞赏不已。最终，姥姥让步了，同意了这门婚事。不过结婚后才知道，那信是姥爷找人代写的。姥爷只念了四年私塾，文化水平还是有待提高的……

悲催的新婚生活

1939年，18岁的姥姥和15岁的姥爷喜结连理。

婚后第一天，姥姥的婆婆（我太奶奶），让姥姥做一条裤子。姥姥是家里的长房长女，打小除了念书和带弟弟，没做过其他家务。她一手拿着针，一手拎着布料，像是攥着两个烫手的山芋。但这点儿小事，岂能难倒堂堂的全村第一位女师范生？姥姥一拍脑袋，想出一个好主意：瞧院子里的树，树干正好跟人的腿差不多粗，把布料围在树干上缝起来，不是很方便就把裤腿做出来了吗？这个天才的设想立刻就付诸实践了，而且带来了天才的后果：裤管被缝在树干上取不下来了……

太奶奶很生气。她是个七窍玲珑心的大能人，事事要尖儿，从没想过费劲巴拉娶回家的才名满八乡的儿媳妇，这么不中用。如果那时候有互联网，她肯定要发帖：“我的儿媳妇是极品，缝个裤子都能缝到树上”。她又让姥姥做鞋，姥姥也做不好。太奶奶撺掇姥爷打姥姥，但15岁的小男子汉哪儿干得出这种丢脸的事情。据说姥爷为了平息老妈的愤怒，也装模作样地对姥姥举起过拳头，但是被姥姥随手用鞋垫拍走了。

太奶奶看不上姥姥，想治治她，但儿子不睬老妈，只有二女儿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太奶奶的二女儿是她的心尖肉，聪明伶俐和她如出一辙，浑然天成的刻薄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二女儿比太奶奶更烦自己的弟妹，每天给姥姥气受。姥姥新婚的那几年，被婆婆和她二姑子整得挺郁闷的。

不过这世间的事，通常就是东边下雨西边晴。

18岁的姥姥，不漂亮也不机灵，笨手笨脚的，但姥姥有知识。不要笑，在那个年代，北方农村的孩子有幸进入学校汲取知识的真的不多，能学会通过它获取智慧的人就更少了。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姥姥的父母慷慨赋予她的恩典，知识让姥姥在那时候能登上相对高的位置去望远，能够带着姥爷去领略更加辽阔的外面的世界。姥爷只上过四年私塾，许多事情都不知道，而姥姥给他讲书里的故事，讲述那些他闻所未闻的、常识之外的东西，比如民族气节，比如抗日救国。

姥爷年纪小，但质朴正直、聪明英俊，给姥姥带来很大的期盼和慰藉。后来姥姥一辈子都宠着姥爷、让着姥爷，而姥爷也从来没让姥姥失望过。新中国成立后觊觎姥爷的女人不少，但姥爷的眼睛永远笔直地看着他的“大姐”一个人，其他花草都是浮云，姥爷连看也不看一眼。

姥爷成家后，按家族的惯例，要出远门锻炼本事，所以他很快就告别姥姥，去东北做学徒了。姥爷还有个弟弟，姥姥进门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和姥爷相比，他有更多的时间和嫂子待在一起，听嫂子天南海北地讲故事。

在太奶奶她们眼里，姥姥只是个扶不上墙的笨瓜媳妇。但对姥爷来说，姥姥是那位手持书卷、博学多才的神仙姐姐，是启蒙他心智的一线光。而在姥爷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幺姥爷眼里，嫂子又善良又有见识，什么都懂，嫂子可好了！

就这样，姥姥在婆家有了两个粉丝：丈夫和小叔子。

同时，姥姥在村子里做老师，借机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后来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当时世道不太平，姥姥的一位远房表姐在县里念书，人长得很漂亮，学校高层日本人把她叫去“谈话”，女孩回来之后就自杀了。这类惨剧开始不断出现，引起人们巨大的愤怒。姥姥和她最好的朋友，分别起笔名“冷冰”和“寒泉”，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针砭时局，鼓励爱国有志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那几年，虽然夫妻不能相聚，又有婆婆的冷眼旁观、二姑子的苛刻相待，但怀着爱国的理想和对丈夫的思念，姥姥的心总是暖的、烫的。

姥姥：在眼泪中走上红色之路

姥姥和姥爷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饥荒年。年景差，人们饭都没得吃，生孩子的女人也不例外。姥姥没有奶，宝宝养不活。

姥姥从来没讲过她这个孩子的事，我都是妈妈从我的太姥姥那里听来的。听说这个男孩儿长得和姥爷很像，大眼睛，可漂亮了，可惜吃不上奶，又得了病，瞎了眼睛，眼看着要不行了。姥姥的婆婆舍不得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来为这个虚弱的小孙子治病，姥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病饿而死在自己的怀里，异常悲痛。姥爷此时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在遥远的东北做学徒，不能为姥姥分担什么。关键时刻，姥姥的后妈站出来了，又一次用她的仗义保护了姥姥。这位30岁出头的妇人生气地责怪亲家对姥姥不厚道，不顾当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生活也非常困难的窘况，坚决地把姥姥接回娘家，精心照顾姥姥。

六十年之后，八十高龄的姥姥弥留前夕，曾经叫着爸爸的小名，大喊了一句：“不是儿子，胜似儿子！”我想在当年，二十来岁的姥姥怀着丧子之痛，被太姥姥义无反顾地接回娘家时，心里肯定也涌现出过相似的情感：“不是亲娘，胜似亲娘！”在太姥姥的呵护之下，姥姥渐渐恢复了元气，热血和希望又逐渐在她心底复苏了。但这时姥姥对婆家已经失望了，她把精力都用在偷偷执行地下党任务上面。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时常有进步青年在发传单时被抓走、失踪。姥姥的家人对她的秘密身份并非全然不知，心里也是赞成她的，只苦了太姥姥，每听说又有哪个女青年被抓走了、被打死了，都吓得半死，生怕遇害的女孩是姥姥。可是这时候的姥姥，已经是弦上的箭，全身心地向往革命，拦也拦不住了。不久之后，姥姥离家出走，投奔了晋察冀根据地。

姥爷：在找媳妇儿的途中走上红色之路

姥姥在老家泣写新婚血泪史的那几年，姥爷正在东北的银行当小学徒。太奶奶和姥姥在家穷得吃不上饭，姥爷这边条件也很艰苦，曾经得了风寒，在又冷又硬的破床上躺了几个月无人照顾，但姥爷很幸运，最后竟然九死一生逃过了病魔的追捕，又活过来了。

姥爷学东西快，仪表又气派，很容易受到重视，没几年就升成了小职员。同在银行工作的大哥里，有位地下党的人，那人喜欢姥爷勤奋好学那股劲儿，常私下里和姥爷讲时局，分析国内外形势，并悄悄借给他一些红色书籍看，如《联共布党史》等，在姥爷年轻的心里点燃了向往革命的火种。这时他接到家里来信，说是媳妇儿跑了，家里要他去找媳妇儿。这顺了姥爷投奔革命的心，没有犹豫，在那位大哥的支持和帮助下，姥爷毅然离开了银行，决定跟着媳妇儿一起参加革命去。

我太奶奶这个人吧，怎么说呢，她可能不是一个好婆婆，但是她始终坚持两点原则：第一，儿媳妇是家里人，儿子在外面绝对不许找别的女人，儿媳妇跑了，儿子还得负责把她找回来；第二，抗日是爱国的，儿子和媳妇儿参加革命，这个是大好事。因此姥爷才会收到那封信息量很大的家书。

当时，姥姥的大概位置家里人是知道的。因为革命队伍驻扎在村落里，也是有邮递员的，能往外递信，所以家里人接到过姥姥的家书，知道她在晋察冀根据地一个叫“桃花峪”的地方。但问题是，这个地方是革命军的地盘，里面的人能出来，外面的人却不让随便进。怎么办呢？姥爷很发愁，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位银行的大哥。

这位大哥托人帮姥爷在国民党政府开了良民证明信，于是姥爷怀揣着证明信踏上了开往根据地的火车。

事情就是这样曲折，火车在半道被八路军拦下来了，原来八路军刚刚占据了那一块路段，于是拦下过往的火车进行盘查。姥爷拿出信来，想要证明自己是良民，并告诉八路军同志，他想去桃花峪找老婆。八路军的干部一听，桃花峪，那不是我方根据地吗！再一看证明信：嗯？这不是国民党的章吗？这小子是不是来找碴儿的？我方同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姥爷被当成特务拉下了火车，即将被就地活埋。八路军同志挖了个坑，一边埋姥爷，一边继续严厉地质问他究竟有什么目的。姥爷很坚定，一直不改口，说自己就是去找媳妇儿的。人家埋到姥爷脖子那儿，觉得他傻不拉叽的，实在不像特务，于是又把他刨出来了。

姥爷火车没坐成，嫌疑也没撇干净，八路军不方便放他走，就带着他同住。这是一片村落，八路军和百姓混着住在一起。姥爷一直在打听自己的媳妇儿，他告诉别人姥姥姓甚名谁，希望能和姥姥取得联系。当时国共两党正在此地区搞拉锯战。不久后的一天，国民党那边传来敌情，大家都跑进山避难去了。因为姥爷身份特殊，没人拉着他一起跑。姥爷上午出屋转了一圈，回去一看，村子里没人了，他就坐到墙角一个人等着。晚上敌情过去了，部队和百姓们又回来了，发现姥爷还在墙根底下等着大伙儿呢，非常吃惊，问：“你怎么不走呢？”姥爷没想走，他就是个心眼儿特别实的人，还想着人家能帮自己找媳妇儿呢。八路军的同志们被感动了，接纳了这个实诚的傻小子，从此姥爷走上了革命的队伍。

重逢

姥姥参加革命后，去了晋察冀根据地培养医护人员的医学院。这所医学院后来改成了白求恩医学院分校，老师们来自各方，有些还是俘虏过来的日本人。

根据地有一位军长，是四十多岁的单身汉，想在医学院里娶个媳妇儿。这时期的姥姥充满青春活力，梳着乌油油的大粗辫子，文化水平高，又能作诗又善写文章。老军长的一颗红心被她占领了。

但姥姥心里还有姥爷，怎么可能答应军长的追求呢？打了几回太极之后，军长也不想再等了，干脆强行把姥姥“请”到自己的营地玩。医学院和这个军长的营地不在一个村。姥姥被请过来之后，军长的随从们对她十分恭敬，笑容可掬地盛情招待她。姥姥心知肚明，只是一个劲儿地要求回去，当然，她遇到了强力挽留，没走成。那天在饭桌上，军长给了她明确的暗示，但姥姥就是不接招。晚上，姥姥趁首长不在，拉起一位不太了解情况的警卫员送她出去，借此溜回了医学院。

姥姥的不识时务，让军长十分不满，事后把姥姥妇联方面的小职务给撸了。军长最终娶了姥姥她们班里的老大姐，一位叫翠花的女生，姥姥安全了。可是她心心念念的小夫婿，何时能跟她相聚呢？战争年代，即使是亲人之间也难免飘萍离散，姥姥那时候已经离家出走好几年了，她想念姥爷，但姥爷又在哪里呢？能找到她吗？

姥爷确实一直在寻找姥姥。那段时间，姥爷跟姥姥一样，也在晋察冀根据地，但两人不在同一个地方，彼此不知道对方的音讯。当年姥爷留在八路军队伍里之后，有一个人特别好，告诉姥爷根据地里有一所建工学院，推荐他报名，姥爷就去念书了。

在建工学院，姥爷的心里始终惦记着姥姥。过了一年半载，他终于从有经验的人那儿得知：解放区有报纸，可以尝试着登一则寻人启事。姥爷忙不迭地托人在晋察冀边区的报纸上登了广告。很快，奇迹发生了，这则广告被姥姥的同事看见了！姥姥给建工学院的姥爷去了信，不久，失散多年的两人联系上了。姥爷收到信，二话没说，立刻请假去找姥姥。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姥姥所在的医学院时，全院人员正在大操场上开会。姥爷一眼就看到了姥姥。他在旁边的柳树棵子里，安静地等着她，直到散会后才过去跟姥姥相认。

终于重逢了！夕阳下，历尽劫难的两人久久相望。姥姥那些年的坚持，姥爷千里路的寻找，在那个瞬间，突然都化成了一个幸福的圆。听说当姥爷走进姥姥宿舍的那一瞬间，激动的女战友们大声为两人欢呼，把炕都跳塌了。

短暂的相聚之后，这对失散多年的青年夫妻，各回各的部队，再次开始了分离的生活。但此次分离，无论是理由还是心境，都已不同往日——抗日必然胜利，分离不会太久！他们要在各自的战场努力地贡献、努力地学习、努力地活下去，为了明天能幸福长远地相聚。

外二篇：一辈子救了三个落水鬼

姥爷一生有过不少经历，光下水救人，就有三次。

第一次是他7岁的时候，和同村的狗剩瞒着娘去玩儿水。狗剩一个猛子扎进河里，人就死活不见影子了，光是水里一串串地冒泡。姥爷一看，不对，肯定出事了，赶紧潜下水里，发现狗剩的头卡到树根里了，两腿正在那儿玩儿命刨呢。姥爷赶忙游过去，抱住他，狠狠一拔，把他从树根里救了出来。俩孩子受到这样的惊吓，玩儿的心也没了，就各自回家去了。

去玩儿水本来就是偷偷去的，所以这事姥爷打算烂在肚子里头。没想到隔天狗剩娘就给姥爷的妈妈送去一篮子鸡蛋，千恩万谢：“你家‘二虎子’救了狗剩一命啊！”得了，穿帮了，于是姥爷被太奶奶从村子这头打得窜到那头……

第二次是姥爷年轻的时候，还在根据地。有天出去办点儿事，远远看见有条河，河里一个黑头顶若隐若现。姥爷是谁？著名的“二虎子”啊！马上飞奔过去，一跃而入，三下两下游过去，把河里那人捞了上来。一看是个老太太，还有气，马上做人工呼吸，老太太转眼醒了，啼呼叫唤起来，同时远处闹哄哄冲过来一堆人，有哭的、有喊的……姥爷这才搞清楚，好像是这老太太对家人不满意，正在寻短见。眼见着她家人都围上来了，姥爷怕罗嗦，赶忙就走了。

第三次是特殊年代，姥爷作为大毒草被关在牛棚里。一起接受改造的“右派”里有个文弱的伯伯，一天干活儿时滑到了水塘里。这人不会游泳，慌了，狂呼“救命啊”，同时两脚乱蹬，结果越蹬就越往水塘中心去了。人家“造反派”还看热闹说笑呢，谁救你啊。当时姥爷的腰被打坏了，伤没好，但一看这架势不对，要出事了，赶紧下水打算游过去，发现水非常浅，于是对那个伯伯大声喊道：“老×，你别慌，站起来试试！”那个伯伯哆哆嗦嗦地站起来——水才到大腿。好啦，人得救喽。

这就是姥爷的三次水中救人经历。姥爷一辈子故事太多太多喽，这几件事在他而言实在不算什么，基本上都是他闲聊时当笑话给我们讲的。不过，对于那三个被救的人来说，应该会是重要的大事吧？

姥爷去世的那段时间，我的眼泪老是流不干。在家里怕妈妈伤心，总要做出开朗的样子，所以就都流到公司了，真是对不起我领导啊。眼泪滴滴答答地落在键盘上，都加起来也会淹死人吧？姥爷，这次你能像救那几个人一样，英勇地游过来，也救我一次吗？

26-30岁

剩女驾到：找对象的那点儿事

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想不青春焕发都难。和许多姐妹一样，我大学刚毕业的那两年，上门介绍对象的人踏破了家里的门槛，让爸爸妈妈乐得合不拢嘴，仿佛他们培养出来的西瓜得奖了似的。尤其是老爸，常常自己念叨着：“咱闺女真好，咱闺女多可爱啊，也不知道将来要便宜了哪个小子。”

对于我未来的“金龟婿”，老爸有着极为严格的标准：想轻轻松松娶走他的宝贝闺女？没门儿！怎么样，对我有意思的男生们，有没有感受到压力？不过幸好，标准倒是不多，主要就一条：绝对不能打老婆！“一下都不行，有念头都不行。”老爸念念有词地说，“女孩儿是用来疼的，宠还宠不够呢，怎么能打呢？打一下就跟他掰。”他说着，就愤愤不平起来，好像我已经有了一个打老婆的老公似的。

老爸担心的事情从没发生过，倒是别的烦恼来了：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变成了剩女。

大概是工作忙，加上初中牙套妹时期受嘲笑造成的恐男症，另外也怪我思维比较飘忽，一直搞不懂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儿，这些都导致我的年龄和黑眼圈逐年增加，而泡男的经验却始终驻足不前。我也陆续相过几次亲，结果每回过程都大同小异。

第一次约会，男孩子态度积极友善，临走要了电话号码。

第二次约会，男孩不再一直找话题了，于是开始冷场。

结局：见了几次面之后，对方消失。

这个完美的环形结构图在我大学毕业后的人生PPT上反复上演，几年时间一眨眼就过去。某一个彩霞满天的傍晚，在西安出差的我和同事喝着啤酒、吃着烤串儿，庆祝着自己25岁的生日。那时我并没意识到，我的剩女人生，就这样正式拉开序幕了。

我模糊地感到周围人态度的转变，似乎给我介绍对象的人少了，而且开始出现一些素质良莠不齐的情况。

26岁前后，大学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30岁出头的北京男生，对方听说我是1981年的，电话里态度就不冷不热的，淡淡地说介绍人很热情，跟我聊聊也好。见面的时候，我在约好的地点找不到他，被春天的沙尘吹得整个人都凌乱了。打他手机询问，结果他很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句就挂掉了。

在之后等他的那几分钟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郁闷，还有隐隐的愤怒。

到底是怎么了？不过就是几岁的差距，我们依然光鲜亮丽、健康善良、鲜花一朵，凭什么就要被当作降价处理的次品？！

正在我愤愤不平地腹诽着相亲男的浅薄和傲慢时，人到了。这个貌似某游记二师兄的哥们儿见到我本人之后一扫之前的怠慢，变得两眼放光、笑容可掬：“你就是赵萌萌？冻着了吧？我请你喝咖啡！”我们喝完咖啡，他又邀请我吃牛肉面，全程一直保持着灿烂的笑容，并反复问我：“真的是1981年的吗？不像啊，看起来好小！”

当天晚上他给我写了一封情书，说觉得见到了神仙姐姐，如在梦中，一定是前生有缘。我利落地给他回邮件，说我想找一个有钱、有事业、有房子的；我不喜欢31岁还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男生。然后他就失踪了。

后来老爸老妈问起这次相亲结果，我轻描淡写地说：“我觉得不太合适，给拒绝了。”

和爸爸在玉渊潭坐冰车。虽然我当时失业又沦为剩女，但爸妈心情却非常好。是啊，有什么比一家人身体健康、其乐融融更重要的呢？

当时的男友，现在的“汤圆爸比”——牛子，第一次来家里拜访。

听奶奶论述“把汉字练好，留住民族魂”的重要性。她特意给我和眉眉一人买了一堆练字的帖子，估计我们俩谁也没用过。

结婚之后的某一天，在家旁边的饭馆吃了“家庭婚宴”，家人一起回到奶奶的屋子里合影。（前排左起：眉眉，奶奶，我；后排左起：伯伯，眉姐夫，妈妈，爸爸，牛子，婶婶）

介绍人是个精力旺盛的好姑娘，很快又给我找了一个据说外表性格和人品都没有明显缺陷的优质男。我拗不过美女的盛情邀约，于是去了，结果这次更没面子。对方是个做生意的南方小帅哥，大我两岁，用带着LV标志的小手帕优雅地捂着口鼻来躲避北京的风沙，坦诚地表示自己想找能对他生意有帮助的姑娘为妻，并且提醒我穿着有问题，一看就知道思想保守。我为自己耽误了人家的时间感到很惭愧，于是请他吃了一顿，互换了名片，然后蒸发在了彼此的世界里。

之后我推掉了另外几次相亲，周末不是找闺蜜逛街，就是在家里上网睡懒觉。有些心情很难与他人分享，虽然我还是那个见到男生红着脸不敢打招呼的年轻女孩儿，但是在这个认知大于事实的婚恋市场里，26岁高龄已经过保鲜期了吧？我可以承受年龄带来的身价下跌，但我不想没有尊严。如果相亲还要卑微地看人脸色、等待估价，那我还是老处女到底吧，谁怕谁呢。

说起来，我老爸老妈算很开明的家长，几乎不干涉我的私事。不过看着我越来越宅，老妈还是有点儿hold不住了。有一段时间，她时常问我是不是太挑了。老爸还是一如既往地乐观：“我闺女，打着灯笼难找啊。她是太漂亮了，男孩子们不敢追。不用急，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哈哈哈！”我感动得泪流满面：“爸爸，你太好了，我就你一个粉丝了！”

那一阵子我也比较颓，经常感叹自己没有大本事，如果是个女强人，单身就理直气壮多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物质社会里，为了事业和金钱耽误个人大事，也还说得通嘛，再说有物质做支柱，一个人过日子也有底气……

大概是我唠叨多了，连我唯一的粉丝，老爸也有点儿担心了。某个小风微醺的夏夜，吃过晚饭，我正窝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着《北京晚报》上于含泪大师的小八卦（那时大师还没有这个绰号），爸爸蹭着墙角溜达过来，吞吞吐吐地说：“萌子，爸爸还是希望你能够恋爱、结婚，即使最后离婚了，但至少应该有这个经历……要不然太可惜了。”我被老爸的跳跃式思维震撼了，望着爸爸稀疏的小头发和期待的小眼神，我抑制住了既想流泪又想大笑的双重冲动，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乖巧样子：“老爸，你说得太有道理啦！我还是应该继续努力！”

我跟朋友们转述我爸的话，男生和女生的反应截然不同。一个关系不错的高中男同学，听了之后相当嗤之以鼻：“还带这么想的！那娶你的人多倒霉啊。”然后这“贱人”又特自豪地总结了一句：“不过你是应该抓紧了，我未婚妻比我们岁数小多啦。”气得我够呛。女孩子们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北京姑娘结婚大体偏晚。另外不知道是否真有物以类聚这回事，我的老闺蜜有一多半都曾阶段性沦为剩女。那几年姐妹们在家个个都饱受轰炸啊，每到周末就被父母大人一屁股踹到门外，臊眉耷眼地奔赴在相亲的路上。听到我爸爸人性化的发言之后，姑娘们都感动得眼泪哗哗的：“大萌子，你爸太好了，好羡慕你啊！”

是啊，和其他压力山大的姐妹比起来，我确实很幸运。虽然不是女强人，也改不了别人眼中剩女的身份，但有可爱的爸爸，用这份无厘头式的豁达在我身边支持我，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怀着平和的心情去慢慢地寻觅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对我来说，真的真的是很大的安慰。

不久之后，我遇到了自己的他，经过几年的磨合，终于在30岁生日前夕过上了无车无房、喜结连理、花好月圆的老土幸福生活。

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只小狗问它妈妈：“妈妈，幸福在哪里啊？”狗妈妈告诉它：“幸福就在你的尾巴上。”于是，小狗就不停地追，要追到自己的尾巴，看看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不要刻意去追，只要你一直往前走，幸福就会永远跟在你的身后。”当年老爸想告诉我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吧：不要刻意追，但要一直往前走。这年头，有几个女孩子不曾经历剩女时光呢！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们不疾不徐地往前走吧，弥久恒远的幸福生活中，怎能没有这么一点寻觅的过程呢？

分手还是坚持

刚认识牛子的那段时间，我每次回家都笑嘻嘻的。而老爸，偶尔会显出一副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样子，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在客厅里吃巧克力看杂志，爸爸突然从阳台颠颠地跑过来，慈爱地摸着我的头。我问：“爸爸，怎么啦？”爸爸伤感地嘟囔着：“小萌子要走啦，小萌子长大了，要被别的男生拐走啦，见不到小萌子了，呜呜呜……”我很纠结：“得了，爸爸。海归那次你就是这么说的，结果没成！”于是爸爸磨磨蹭蹭地转身泡茶去了，留给我一个哀怨的背影。

认识牛子几个月之后，我每次回家都怒气冲冲的。

“爸爸，今天那小子说要带我去科技馆，结果科技馆装修没开！”

“爸爸，刚才我们去他说的那家自然博物馆了，他从百度上查的那家永和已经倒闭了，我们沿马路走到下午两点多，我都没吃上饭！”

“爸爸，我们去他说的那家华堂，结果已经搬家了。”

“爸爸，你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今天回来的时候，我都挑明累得不行了，他还试图往公车站那儿走，我直接就发飙了，拦了一辆出租车就上去了，他才明白过来。”

妈妈笑靥如花：“多好的男生啊，一定是没怎么跟女孩子约会过，又单纯又节省，正好配你这样的矫情丫头。”

爸爸只是微笑不语。

丑牛牛也要见老丈人啊。认识牛子半年多之后，我带他回家见了爸妈。牛子两手大包小包，一脸局促不安。妈妈就像一只快乐的胖鸟，热情洋溢地张罗他喝水、吃饭、吃蛋糕、吃水果，不断地询问他家里的各种情况。爸爸就一直带着十二分和蔼的微笑在旁边坐着。牛子出门之后没说什么，但看得出来松了一口气，心情不错。家里，妈妈批评爸爸也不招呼牛子多吃点儿东西，爸爸憨憨地笑着说：“不用啦，那样他就更紧张了，你招呼他就够了。”

带牛子见过爸妈之后，我渐渐地不怎么向他们汇报每次约会的进程了。妈妈很好奇，每次我回来，总是像小尾巴一样跟在我身后，问东问西。我不告诉她，她就撒娇耍宝，或者猜来猜去。爸爸就基本不问。不过妈妈问我的时候，他常常贴过来，手里拿着本书，一脸郑重其事的样子，其实是在探头探脑地听呢。

有一阵牛子身体不太好，他为此动过跟我分手的念头。给我买了一个几米的月亮灯，在小资的雕刻时光咖啡厅里一边向我陈述情况，一边眼泪就掉到了我的手上。我觉得完全没那么严重，安慰他好好保养身体，不要乱想。不过手上湿乎乎的我不喜欢，于是假装安抚他，把那一坨眼泪又擦到他的羽绒服上了。我回家跟爸妈讲了牛子的情况，妈妈立刻就沉重下来了，强打精神反复叮嘱我，让我转告他一定好好保养，不要多想，吃好、休息好、别累着……爸爸就一副乐观的样子，说肯定没事。不过爸爸第二天就去给牛子买了蜂王浆，还有蒜素什么的。这都是他从哪儿打听到的保健品啊。

以牛子家的经济情况，是不可能买房子的，首付也费劲。大学时候姐妹们都说我一脸福相，将来肯定会嫁给有钱人呢！啊呀，好有心理落差啊！我时常就会窦娥附身，跟爸妈絮絮叨叨地抱怨。妈妈每次都责怪我太重视物质条件了，忒俗，不像她和爸爸的孩子。爸爸有几次，在一边突然伤心起来，连声说：“都是爸爸没本事，对不起我的大闺女和小闺女哟，没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于是从那之后，爸爸和妈妈开始每个周末一起跟着买房团去看房子，他们的足迹遍布了通州、房山、顺义……

纠结的婚礼计划

先说好，我绝对不是一个裸婚主义者。在我心里，婚前那些贵重的物质馈赠或者仪式，可以使婚姻显得更为郑重，让两口子从一开始就更加珍视这段缘分。我也不知道这个念头是怎么钻出来的，但它一直盘踞在我的脑子里，不可动摇。

对于寻常百姓来说，最能在物质上体现男方家郑重的“利器”——当然是准备新房啦。不过可惜得很，对于我和牛子来说，这基本上属于天方夜谭。

牛子的爸爸在当地做中学校长，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工作者，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牛子拥有一个温馨体面、受人尊重的家庭，但一家人省吃俭用的存款，在北京买房还是奢望。相信太多朋友都有相似的经历，大家明白的。

而我家由于前十来年的历史问题，积蓄方面属于从头再来的状态。

简单说，我们两家人把所有积蓄凑出来、大出血之后，理想的房子也不会到来，太勉强了。

既然房子没希望了，我考虑让牛子送我一辆车。但全家只有我有驾照，还不敢上路。车的保养费据说怎么也得一个月几千。我们一家子都住在三环里，妈妈工作忙，我是宅女，爸爸要照顾奶奶，平日上街买个菜都得计划好时间，这车子买回来，显然会变成一个烧钱的累赘。还是先算了吧。

车子也否了。那么，给我一个称心如意的婚礼吧！

但是想办一场十分满意的婚礼真是个难事：办大的没钱，办小的找不到好场地；雅致的办不出来，办得太恶俗了难免成为噩梦一场。扔给喜事机构去解决吧，看着人家店里放的万花筒似的录像，诸多感想汇成一句话：“都不是我的风格！”那我的风格是什么呢？这，要是我知道，还用得着这么费劲吗，嘿嘿。

妈妈百思不得其解：“我和你爸都是多爽朗的人啊，女儿为什么这样矫情？”我问爸爸：“我矫情吗？”爸爸笑了：“稍微有一点儿。”

之后，全家人开始了人仰马翻的琢磨办婚礼的几个月——

爸妈、牛子还有我，向周围的亲戚朋友打听了很多场所，也上网搜集了很多相关信息，然后一一打电话、约时间，全家人再一起去踩点儿……群策群力折腾了好几个月之后，由于女主角对什么都不满意，所以连婚礼地点都没定下来。

或许对婚礼的重视是女人的天性，所以妈妈始终保持着耐心，斗志昂扬地为闺女寻找着合适的婚礼场所，而爸爸则被折腾得有些颓了。

一个周日，我们四口人又一次集体出发。这次去的是阜成门街面上的一所宾馆，它曾经是姥爷生前任职单位的机关楼。这宾馆模样朴素，门脸和前厅非常小，但大厅挺不错，大小合适，方方正正的，窗户大，阳光充足。最重要的是，由于姥爷的缘故，这地方在我和家人心里，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回去的路上，大家都纷纷表示对这里比较满意。爸爸最着急，开心地表示下周就可以骑车过来交订金。但是，身为婚礼的女主角，咋能让故事进展得这么快呢。关键时刻，我又磨磨叽叽地阐述起不同观点来：地方太普通啊，不出彩啊，再多看看嘛。

爸爸大概是累坏了，声音都有些不耐烦：“我看差不多就可以了，赶紧定下来吧。”

他这句话在我听来格外刺耳，我本来困得脑子像糨糊一样都僵了，现在却一下子急躁起来，赌气说：“我就是觉得这儿不够好，如果定了，婚礼办得不出彩，那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不办呢。要是爸爸嫌烦就甭管了。”

气氛好像凝固了，爸爸沉默下来，一路无语地走回家。晚上吃完饭，牛子和妈妈在大屋看电视，我躲在阳台浏览婚嫁论坛。这时爸爸走进来，问我：“孩子，爸爸让你失望了吗？”

我的脑子突然就凝固了：爸爸躲在家里，把家收拾得一尘不染；爸爸排着长队去给我买教参，嘴里晒出六七个口疮；爸爸骑着自行车去买菜，稀疏柔软的头发在风里飘摇……十多年来的一幕幕场景，像幻灯片一样飞快地在我眼前掠过。我生硬地跟爸爸说：“没有啊，爸爸，别瞎想啦。”然后快步走进自己的小屋，眼泪立刻流了一脸。

没有，爸爸，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从小到大，你为这个家、为奶奶姥姥姥爷、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你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六十多岁了还乐观地说“姜子牙81岁才成名呢”；你一直在不间断地为他人和公共环境而默默付出，即使从来没有人注意过。爸爸是我的偶像，是我最引以为豪的老爸。让人失望的，是我。爸妈那么辛苦，我这个年近三十一事无成的闺女，却还为了一个没头没脑的婚礼，让他们劳累了这么久，我是多么不孝的女儿啊。

度过一个黯淡的晚上。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爸妈，说不想办婚礼了，结果爸爸显得很惊讶，他在电话那头提高声线，做出欢乐、精神的样子：“不行啊，萌子，婚礼一定要办的，爸妈有的是时间，一定帮你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挂下电话，眼泪又流下来。

婚礼是我心中的孤本，我是爸妈心中的孤本。为了女儿心中那场缥缈但必须完美的婚礼，我那白发苍苍的老爸和老妈，当然还有牛子，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无怨无悔地陪着我，颠簸在寻找婚礼场所的路途中。

带着爸爸妈妈去关岛结婚——婚礼篇

凌晨4点半，脸色青白、眼神发直、满身浓郁廉价粉底味儿的化妆师；困得哈欠连天、眼泡肿起的新娘；土轰轰的居民区，披红挂绿、车头还竖了俩塑料娃娃的凯迪拉克；还有烈日下西装革履、手捧鲜花、汗洇得前胸贴后背的新郎；司仪像卖货郎一般高声吆喝：“瞧这新郎，小伙儿相貌堂堂！……再看新娘，樱桃小口体生香……”

这么缺乏创意的婚礼，不要啊，停！我猛然惊醒，原来是坑爹一梦。这时我的完美婚礼愿望已经祸害全家小半年了，可还是什么都没定下来。怎么办呢？黑暗中，我发愁地望着天花板，眼前浮现出自己身穿宝塔糖似的婚纱、打着10层粉底，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嘉宾围观下中暑晕倒的窘相。

婚礼这件事，不办估计以后会遗憾，办大的没钱，办得太恶俗了要成为噩梦，办雅致的办不出来。与“没钱”“噩梦”“办不出来”相比，“遗憾”似乎还是一个稍微带着点儿脉脉温情的词，唉，已经折腾老爸老妈和牛子这么久，太对不起他们了。干脆，不办了。

正当我打退堂鼓的时候，大姨突然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有一种新兴事物叫“海外婚礼”，只要跟相关机构联系好、付款定下日期，到时便可去国外享受一条龙的婚礼服务，从教堂、婚纱到接送、仪式，全包。家人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办完婚礼还能顺便来个境外游，感受一下异国风情。

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跟爸妈和牛子一合计，我们都觉得此种形式比较理想：轻松有趣，省钱省心。对，最最重要的就是省心！神啊，让俺们立刻从“关于婚礼的十万种可行性”中解脱吧！

在婚博会对比了几个海外婚礼地点，关岛的宣传小册子上面碧海蓝天白浪，婚纱与花瓣飘扬，挺诱人的；模特还是标准的亚洲人面孔，小鼻子小眼瘦瘦溜溜，看着颇顺眼（后来听说是日本人），价位在爱琴海和夏威夷的对比下，也显得无比美好。立刻决定就是它了。

现在先简单介绍一下关岛：关岛（Guam），位于马里亚纳群岛最南端，是通向密克罗尼西亚（西太平洋诸岛总称）的门户。它是美国海外属地，非宪辖管制领土，在夏威夷以西5000公里处。面积为549平方公里，大约是北京市西城区的18倍；常住人口约16万人（北京西城区是124万人，囧）；热带季风气候，温度常年在26℃～27℃，常青之岛。

我们两家子人都没出过国，这次打着结婚的旗号终于能够迈出国门，体会一下腐朽而黑暗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了，好激动啊！我和牛子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决定一定要带着两边儿爸妈一起去！爸爸妈妈也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终于把矫情闺女的婚礼交代出去了，还能出国玩，太爽了！

没想到，公公婆婆却婉言推辞了：原来他们很少出游，骤然来这么一个大动作，老两口消化不了。“你们俩带着萌萌爸妈好好玩吧！”他们在山东发出指示。

带着一丝遗憾，理想中的六人行缩水成了四人行。我们交了订金，并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一路折腾齐了签证、机票、酒店；还网购了一堆艳丽的鞋裙、首饰、墨镜、比基尼；外加从网上收集了各种攻略打成小册子。一切齐备，阳光灿烂的6月，我们来到了四季常青的关岛。

我和牛子的婚礼定在去关岛的第三天上午10点半。当天早上8点，我和牛子穿着舒服随便的衣服，在大厅等着跟老爸老妈会合。电梯门开了，只见一对让人眼前一亮的银色恋人款款走出来：爸爸一身深蓝色的西装，显得又精神又帅气；而老妈则一袭酒红色的长裙，身披国画风格图案的真丝披肩，十分优雅动人，太美好了！我一下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由于婚礼机构只负责新人的服装，所以老爸老妈这一套行头，基本都是他们俩在最近几周里，从附近的商场反复挑、反复选，精心置备出来的。对老妈和老爸来说，我的婚礼是如此特别的日子，他们的重视程度，甚至不亚于我这个闺女本人。他们为我的婚礼，特意打扮得如此隆重。

嗯，现在还不到百感交集的时候，还是先去教堂办事儿吧。这不，婚礼公司的人来接我们了。关岛有大大小小许多结婚教堂，如同这座岛屿上散落的珍珠。我选的是“海的教堂”（St Laguna Chapel），不过它在亚洲更有名的称呼是彩虹教堂。我和牛子、爸妈住的希尔顿酒店离教堂很近，它们都在关岛最繁华的地段——杜梦湾，车子几下就开到了。教堂通体由玻璃搭建而成，背朝大海，坐落在一汪粼粼清水上，在阳光下闪烁着贝壳一样充满梦幻色彩的珠光，宛若一座水晶城堡。水汽迷蒙中，工作人员微笑着在门口迎接我们，就像等待老朋友一样。

换好衣服，化好妆，新郎倌被带到教堂里，跟台上的牧师、嘉宾席上的丈母娘一起等待老岳父带着新娘出现。而我和爸爸则在教堂门后黑乎乎的“准备室”里，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临时突击“红毯的走法”。时间到了，教堂那两扇厚重的木门，伴随着流水一般清澈空灵的音乐声缓缓打开。我挽着爸爸的胳膊，一步一步地向牧师和牛子走去。那两人沐浴在瀑布一样的阳光里，身子都仿佛融在光柱中了，看上去竟然有点儿恍惚。而我身边的老爸，我感觉他身子板得像根标枪，笔直笔直的。

牛子在牧师的示意下从台子上走下来，要从爸爸手里把我接过去。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小小乐章：在牛子还差一步接到我的时候，老爸突然停下来，不走了。我和牛子都不明所以地看着他，只见老爸脸上的笑容有一点儿茫然，不知道在想什么。随后，他往前一步，郑重而僵直地把我的手递到牛子手里。后来，每次提到这个小插曲，妈妈都笑着说爸爸是舍不得我。但爸爸坚持说他当时是估错距离了，少往前走了一步。

随后的过程十分顺利。彩虹教堂的牧师长得和蔼又喜庆，那热情中带着慈祥的派头，那充满抑扬顿挫的磁性声音，虽然是老外，却能让人顿时产生“似是故人来”的亲切感。而为我们献唱圣歌的年轻女士应该是当地的亚裔，肤色微黑，胖墩墩的，但眉目很美丽。她的歌声太不可思议了，真像是与当地温润的海风浑然融为一体一般，饱含着大海般的深情与祝福，高远浑厚，荡气回肠如天人交感。美妙的歌声中，我和老公眼角都湿润了。事后看录像，发现爸爸和妈妈当时都流泪了……

2011年6月21日，在爸爸妈妈含泪的注视下，我们在关岛完成了一个美好的婚礼，温馨、私密而圣洁，每一个环节都令人难忘。

说起来，以前我总是觉得为结婚大动干戈，劳民伤财又伤脑细胞的，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没想到轮到自己的时候，之前想的那些就统统抛到脑后了，几个月里东琢磨西琢磨，左折腾右折腾，一心希望自己的婚礼能别致特殊一些。大概很多姐妹都有我这毛病吧？女孩们啊，不管平时是低调朴素的壁花，还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女汉子，或是愤世嫉俗的女文青，当她们面对着一生只有一次的婚礼（很可能）时，心底那个人主义的小愿望，就会呼呼地冒头膨胀起来：“给我一个完美的婚礼吧，让我把自己最美、最幸福的一面，倾泻而出地表现出来吧！”人们往往宽容地表示：“这要求不过分，主角儿主要就是新娘嘛，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就好啦。”只不过陪着新娘一起为婚礼而奔波的亲人们，要受累了。

感谢爸爸妈妈，感谢牛子，让我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婚礼，拥有这样一段珍贵而美好的回忆。

带着爸爸妈妈去关岛结婚——旅游篇

我们一家四口的这趟关岛行，真是不容易啊。20多年来，因为要照顾奶奶，爸爸一直不太敢出远门，尤其是近几年，奶奶身体不像八九十岁的时那么强壮了，不要说像小时候那样三口子一起去昆明，就连把奶奶独自留在家里半天，我们也放不下心来。我和妈妈平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所以精心照看老奶奶的任务，当然义不容辞地放在了爸爸有力而可靠的肩膀上。

而这一次，为了参加闺女的婚礼，老爸可真算是豁出去啦。他和妈妈特意委托燕子表姐住在家里照顾奶奶。这次关岛之行一共有6天之久，能让爸爸妈妈集中花费如此海量而珍贵的旅游时间，这可是20多年来头一次！不好好记录几笔，那才叫可惜哪。在此特意奉上一些旅游中的小段落，用以纪念孝子老爸、孝媳老妈跟我和牛子的这来之不易的四人行。

2011年，中国去关岛还没直航，我们买了在首尔转机的航班，比在东京转机的便宜小1000元左右。我们坐的那趟航班，空姐特别漂亮，放眼望去个个都是李英爱、金喜善哦，这些女孩子声音和笑容都甜得醉人，身材窈窕，英语也不错。感受着空姐细心周到的服务，老爸忍不住连连感慨：“难怪有人说你去了哪个国家，就会爱上哪个国家的空姐。”换来老妈意味深长的一瞥……

关岛的韩国旅客特别多，不知道为什么，老爸经常被他们误认作自家的“欧巴”，常有人用韩语跟他打招呼。有一次我们在便利店里，一个韩国大婶儿直直地朝爸爸走过来，咕里噢哟地蹦起一串串韩语来，慌得爸爸一个劲儿地摆手。妈妈赶紧过来用英语和那位大婶儿交流。因为对方英语不太好，妈妈磕磕绊绊才明白对方的意思：原来大婶儿想给她的兄弟买鞋，但是看不懂关岛的号码，觉得爸爸的脚跟她兄弟的差不多大，所以想请爸爸帮忙试一试店里的鞋子。“举脚之劳”嘛，爸爸乐呵呵帮忙了。说起来，亚洲几个国家的人长得虽然像，但气质举止还是各有特点，一般可以区分出来，爸爸是多么典型的中国大叔啊，咋会弄错呢？妈妈很肯定地说，一定是因为爸爸肤色特别黑。真的吗？我对此表示怀疑。难道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当然地希望——这位长得友善又正派的帅大叔，是自己人吗？哈哈哈，有着爸爸身影的街道，看起来是多么温暖、多么具有正能量啊。不好意思啦，国际友人们，俺老爸是Chinese！

关岛的中餐馆不多，上海楼在当地华人里很有名，网上很多攻略里也提到它了，我们去吃了一次，感觉很好。当时因为连着两天没吃着任何跟米饭、面条、馒头、炒菜、清粥等一切与“中国菜”相关的食物，全家都快崩溃了，这家上海楼雪中送炭地挽救了我们的胃口和精神头儿。老板娘是个标准的老式的上海阿姨，清秀瘦小，不过笑语言谈中倒带出几分江湖儿女的豪放热情，难怪听说有东北的大学生坚持认为她一定是东北人。她推荐的炒饼和蛋炒饭被我们狼吞虎咽地一扫而空。她跟我们提到，餐厅的位置不太好：“我这里是三楼，二楼就是脱衣舞俱乐部，咱们的人不接受这个，有些中国来的客人走到二楼，看见那些情景，就扭头下楼不进我这儿来了——其实那里跟我这儿根本没关系，况且脱衣舞俱乐部在关岛是合法的。那些美国大兵下了军舰，就去二楼那儿消遣……”

其实我们上楼吃饭的时候真没注意二楼是干吗的，听老板娘这么一说都好奇心爆棚。吃完离经二楼时，我和老妈毫不犹豫地跑了进去。只见里面没什么人，到处黑洞洞的；往深处看，模糊地看到一排高背长椅，上面有两条穿着高跟鞋的大白腿在朝天晃动。门口的服务人员用极其怪异的眼光看着我们，老妈和我赶紧露出天真灿烂的笑容，老爸和牛子这两位男士则磨磨蹭蹭地站在后面不过来。老妈欢快地询问服务员：“这里是什么餐厅？怎么吃饭啊？”我趁这空当又眯着眼往里看去。这时对着天花板晃大腿的姑娘已经翻身跪起来了，是个金发大美妞儿，虽然灯光昏暗，还是能看出确实是裸体。接着另一个黑头发的洋妞也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和第一个姑娘脸碰着脸，身子相对，撅着屁股跪在凳子上，好奇地往我们这边张望。这时老妈已经和这里的服务员“交涉”完毕，非常“意外”地得知这里竟然不是饭馆！而且要进屋必须先付20刀，并且全身脱光。于是我们道歉后，很“遗憾”地离开了这里。之后我和老妈兴高采烈地问老爸和牛子看到里面光身子的脱衣舞女没有，嗯，至今没得到回答。

关岛的空气异常清新，沁人心脾。尽管历经战火硝烟，尽管至今作为美军重要军事基地仍承载着上万大兵与各类高尖端武器，但这个历经西日美三届海贼王的“压寨夫人”，呈现在旅客面前的，却无半点儿戾气，只有风光无限的海滨美景。海面，天青与碧蓝两色相连，中间一条白浪镶嵌，在眼前铺开一卷展不完的画卷。海底遍布着嶙峋的礁石，无法赤脚行走，大群五彩斑斓的热带鱼在礁石间游弋。天空，连绵的云层在艳蓝的天空下层叠起伏，黑色的乌云时而压下来，落下一阵清凉硕大的急雨，街上的行人车辆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而乌云滚过，一束束阳光重回大地，光线强烈而纯净，辽阔的浅海波光粼粼……

虽然是自助游，但这个全家旅游的机会来之不易，我们没有胆量随意地浪费它，所以行程安排得比较紧凑，短短三天半，当地土著查莫罗人的集市、著名的DFS奢侈品免税店、海豚之旅、情人崖……被我们一家子游了个遍。妈妈还租来一辆车，进行了一次关岛环岛游，把全岛的风土人情尽可能地收进眼底。不过对我来说，这些行程统统比不过我们临走前的傍晚，在酒店背后的草坪上进行的那次拍摄活动。

当时离去机场还有个把钟头，妈妈突然说，她和爸爸从来都没有照过什么婚纱照。这次正好，为了我的婚礼他俩都带了最为正式的衣服，能不能让我和牛子趁机给他们照一组照片呢？没二话可说的，我们俩和老爸都表示坚决配合。于是爸妈回他们屋麻溜地换上了我结婚那天他俩穿的隆重行头，我和牛子拿上了相机，快速绕到了酒店后面的草坪上。在艳丽的阳光下，老爸穿着厚重的西服，持着老妈的手，开心地大笑着……一组无比珍贵的照片，就这样留在了我们的镜头里。

美好的行程结束了，飞越碧蓝的大海，穿过蓝灰色的天空，我们的脚又一次踏在了祖国坚实的大地上。听着机场外公路上的车流声，闻着空气中的尾气味道，和司机师傅用京腔儿自由地交流着，这一切都让人感到莫名的亲切！回到了熟悉的大院里，燕子姐姐、外甥洋洋扶着奶奶到门口迎接我们。欢天喜地进了家门，妈妈下了一锅面条，四个人吃得底儿朝天——啊，还是家里好啊！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我感慨地想。不过总还是得多去几趟金窝银窝，才能体会得出自家狗窝的好来吧。然后最重要的是，亲爱的老爸老妈，直到我30岁这年咱们才好不容易暂别了一回狗窝，那么下一回是什么时候呢？何时能够再带你们一起去旅游呢？

外一篇：奶奶的故事

“绵竹”听来颇有婉约绵软的柔美感，但是“九龙镇”就给人一种动物凶猛、仗义豪迈的大气魄——颇似我奶奶多面化的性格：温和、执着，有时又很急躁。潇洒仗义的奶奶是川妹子，疑似是袍哥的后代。奶奶出生于1911辛亥年的中秋，四川省绵竹县九龙镇，是家里的九妹。全家9亩地，后因家道败落卖掉；她9岁丧父。在一系列与“9”这个数字不可名状的因缘交错之后，命运躲在悲剧的外衣下，首次向奶奶展开笑脸。

奶奶诞生的家庭，刚开始在当地还算是排得上号。小时候，家里有水田和竹林，除了种地之外还有水碾子，能够靠给人碾米收些钱。但是清末民初，世道越发江河日下。在她儿时的记忆中，家里还遭遇过“毛壳子”（土匪）。奶奶给我和眉眉讲过：那个夜晚，突然一堆很凶的蒙面人破门而入，小孩子们吓得满屋乱窜，奶奶带着小妹妹先是躲到床底下，后来觉得不安全，两人又钻到后院的竹子里……结果根本没人理她俩，因为人家的目标是家里的男丁。土匪绑架了她父亲和她四哥，借机收了家里一大笔赎金。

虽然是所谓的“大户”，家里的生活依然是比较艰苦的：小孩儿经常吃不饱饭，除了过年，饭桌上很难得看到肉。而且奶奶的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不让女孩子念书，在他去世之前，奶奶连一天学都没上过。这位老爷子后来又抽上了大烟，不但费钱，身体也毁了，干不了活儿，再加上家里孩子多，还有后来的土匪事件，家慢慢就败落了。

奶奶9岁那年，父亲去世，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四哥（也就是我四爷爷）变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他做主把两位妹妹——我奶奶和老十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小学毕业后，奶奶曾经在绵阳县（现在已改为市）读过两年师范学校。从绵竹到绵阳有二百余里路，其间还要乘舟过涪江。想象当年，十五六岁的奶奶乘一叶扁舟，孤身顺江漂往求学圣土，她身穿素色粗布女学生裙，乌黑浓密的长发随江风飞舞，真是浪漫与气魄兼备的一番旧日时光。

不过情调归情调，奶奶的学习生涯肯定是寂寞而艰苦的。她们学校在一座高山顶上，周围用篱笆围着。从开学到放假，长达四五个月的时间不准出门下山，完全封闭式管理，生活相当艰苦。但奶奶非常珍惜这迟来的受教育的机会。奶奶的小妹比她聪明伶俐许多，功课轻轻松松考高分。奶奶虽然没有那么聪明，但特别知道刻苦，一路踏踏实实念下来，以优等成绩从师范毕业。回乡后，受聘去绵竹最好的学校——绵竹女校当音体美的老师，成了正式的政府教员。奶奶的教员生活挺充实，带着学生打篮球、弹风琴，年年被学校续聘。说起来，她当时还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支柱，可真是个有出息、能干又顾家的好妹子。

被编入了国家体制内，工作受尊重，工资又高，按理说，奶奶下一步应该是找个好人就嫁了吧。但生命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个最为乖巧恭顺的个体，却偏偏时常会在关键环节跳脱出大框架之外，沿着另一条细流义无反顾地游走。已经过了双十年华的奶奶，思春期迟迟未来，倒是一心想着在学习上能有进一步的深造。

而民族和血统的神奇之处，则在于每当强敌来袭、家国危亡之际，原本一团散沙内耗严重的各色人等，就会陆续从每一个角落冒出来，紧紧团结在一起，奏出汹涌浩大、响彻天际的英雄儿女之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宣告日本侵华战争开始，随后的几年里，民众的抗敌情绪越来越澎湃，并逐渐影响到四川这种比较偏远的地方。像奶奶这样的年轻人也开始时常议论绝不能当亡国奴的话题，成天想着怎样为国捐躯，怎样上前线去打日本。她不愿安居一隅，而是希望能为国家多做点儿事情。

当时四爷爷已经离开家很多年了，家里人不知道他具体在何方，只模糊听说他在外面做大事。有一天，奶奶收到了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兄长兼偶像的来信，信里说远方有一所不要钱的学校，学习后就可以上前方打日本，问她是否愿意去。奶奶当然愿意，欣然背着包裹上路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奶奶从绵竹出发，伙同一批进步青年，断断续续地向神秘的远方走去。这些人里有的是各种爱国组织的人，有的是小生意人，还有个和尚（假和尚，地下党员），另外也有奶奶这样不知道终点为何处的“进步群众”。他们时而沿路坐那种简陋的、背后烧锅炉的汽车，时而走路。遇到大雨时就住客栈，一住好几天。奶奶膝关节受了点儿伤，走不快，跋涉了将近一个月之后，才终于在接头人的指示下，来到了这段旅程的第一个大本营：西安。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我四爷爷是地下党，他所说的“远方不花钱的大学”指的是延安根据地的学校。

奶奶真的非常幸运，被四爷爷带着参加革命的时候，正赶上抗战正式爆发后国共合作的“蜜月期”。那是漫长的几十年中两党最友好的一个短暂时期，国民党松了松口，延安方面也开了个口。像奶奶这样的爱国青年，只要简单提交一下申请资料（介绍信），就可以从西安被放行进入延安。不久之后，随着两党关系的恶化，这种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想投奔延安？禁止！延安与外界的交汇口，就像后来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一样，被国民党封禁了，想闯关偷渡要冒极大的风险。奶奶当时并不知道这么多，她在接头人的指点下提交了申请（介绍信），高高兴兴地进了延安。

四爷爷跟奶奶说的那个“大学”，指的是延安各个学校。奶奶先是到陕北公学，经短期培训毕业后，又到后来被称为“通往圣地的加油站”的安吴堡青训班。青训班的领导人之一是胡耀邦，嗯，就是后来20世纪80年代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没错。当时他岁数小、级别高，属于“老资格的年轻人”。因为奶奶以前是音体美老师，算是搞文艺的，所以青训班毕业时，胡耀邦同志把她介绍到后来闻名遐迩的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

入校须考试，考官让奶奶唱一首歌，奶奶拉开嗓子，川妹子的高音响彻天际，当即通过。当时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冼星海刚刚创作出《黄河大合唱》，正在鲁艺组织排演，需要会唱歌的女学员。顺理成章地，奶奶成了冼星海的第一批弟子。“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奶奶跟新认识的兄弟姐妹一起，在老师冼星海的带领下，在骄阳似火、土豆又肥又大的延安，度过了她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并认识了爷爷。

让爷爷这位传奇老头儿来个闪亮登场吧。我爷爷，其父为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负责江阴地区的党组织活动，曾创办“念桥小学”，口碑甚好。因病早逝后，葬礼来了几千人，差点儿引发暴动。爷爷和他的兄弟们在少年丧父的贫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中成长，陆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快打进来之前，爷爷跟一帮热血青年一起参加了抗日青年剧社，宣传抗日。剧社里有一位比大家年长三四岁的大姐，其实是暗藏的共产党员，在她的引导下，后来爷爷和一部分同学投奔延安，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

奶奶刚进鲁艺的时候，爷爷在学校教务科搞行政，能力甚强，很得校长周扬的器重。爷爷热爱读书，喜欢理论，有着风度翩翩的气质、才华横溢的天赋、蓬勃张扬的热力，这一切都让奶奶那颗在男女关系上从没开过窍的心，荡漾起一波波春的涟漪。

上天用一种过于悲伤而沉重的方式，告诉奶奶她的心意并非单相思——奶奶收到老家的来信，信上通知了奶奶的母亲去世的消息，奶奶看完信之后便晕倒了。病中的奶奶得到爷爷鞍前马后的精心照顾，两人的窗户纸捅破了。不久之后，这对甜蜜的恋人在延安举行了婚礼，却没想到新婚宴尔之际，更加沉重的打击降临到他俩身上。

1942年，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开始了，整个延安跟高层沾点儿边的干部多数都遭到了审查。而当年引导爷爷入党的那位大姐被定为“托派”，跟她有关的人，比如爷爷，都“沾光”被隔离审查了。爷爷这个人，外表儒雅，内心善良，但骨子里却极具批判精神且无比倔强，用诸葛亮的识人宝鉴一照，他恐怕要归于“有反骨”的那批异类（其实就是有独立见解）。没人知道他被审查后的具体情况，但可以想见，他没按着上级的希望进行“由衷的反省”——因为他一直被关着没放出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场运动强行扭转了无数人的天性。泼辣直爽的著名作家丁玲曾在“痛改前非”之后，公开痛斥王实味“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奶奶只是一个温厚老实的小干部，没有深厚的背景，没有过人的才华，但偏就是她，却让上面派下来劝她“回头是岸”的领导们频频遭遇滑铁卢。语重心长的领导、和蔼可亲的大姐……不管来人何许，不管多么苦口婆心，奶奶都坚决不同意和爷爷离婚——哪怕他已经被内定为可恶的内部敌人，哪怕他随时可能被拉出去秘密枪决。奶奶的工作当然为此大受影响，她被发配去根据地的幼儿园看管孩子，浪费了好几年青春岁月。

西方墨菲定律有云：当一面涂着果酱、一面干净的面包片落到地上时，先着地的肯定是涂了果酱的那一面。即“事情向来只有更坏，没有最坏”。虽然爷爷身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根据地，但墨菲定律还是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了。1943年7月，传言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党内紧急圈定出六个内部敌人，规定如果胡宗南攻过来的话，这几个人必须枪毙。是的，有爷爷，还有这场运动中著名的冤假错案主角王实味。

这里要简介一下这个历史大事，因为它“与我有关”。

国民党要进攻延安，这消息说是“传言”，其实是真的。当时胡宗南已制订了详尽的绝密计划准备突袭延安。延安危在旦夕。如果国民党不管不顾打了再说，让生米煮成熟饭，那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不料，千算万算算不到身边，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我党的地下党员熊向晖把这份绝密计划及时报给了党中央。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延安方面使了一着险棋：朱德总司令给胡宗南发了一份明电，准确描述了胡的“闪击计划”。与此同时，驻重庆的我党代表董必武把朱德电报挨个儿递交给美、英、苏各大使馆，国民党一下子陷入了不顾大局、兄弟阋墙、破坏抗战的窘境。“闪击”之事只好作罢。

胡宗南既没进攻延安，爷爷也就幸免于难。

我真是以崇敬的心情感谢那位大智大勇的密战英雄，感谢那位伟大的先辈。因为，如果爷爷的生命早早地结束于一场冤案，也就没有爸爸了，自然也不会有我。这算是大事件中的微澜吧。

爷爷是幸运的。随着抗战胜利的日子越来越近，组织上需要大批干部去各地工作，于是一大批像爷爷这样在整风时期被关押的干部就被放出来了。一开始组织上说让他们“戴罪立功”，其实没人真有什么“罪”，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倒霉的是王实味同志，他后来真的被处决了。他的“五人反党集团”直到1991年才被平反。

恢复自由之后，爷爷去奶奶工作的地方找她，那时两人距新婚后失去联系已经有三年了，相对不免感慨万千。那一夜，两人坐在黄土高原上，细话着那些年的光景，一直聊到天空泛起鱼肚白。

如果故事在这个时刻结束……我真希望故事就在这个时刻结束，如此，它将是一首可歌可泣的爱情之歌，是患难见真情的绝好演绎。可惜啊，历史从来不曾停止前行的脚步。

爷爷被释放后，在延安俄文学校工作，任职办公厅主任。抗日胜利后，组织上要他去东北工作。奶奶的膝关节伤病又发作了，无法长途急行军，因此不愿意走那么远。爷爷就打报告，结果组织同意爷爷不去东北，就让他随着部队去了山西。从1945年到1949年，夫妻俩跟随部队陆续去过山西的兴县、岚县、崞县，内蒙的集宁。其间，爷爷做过有关地方的临时县办公室主任、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而奶奶到每个地方都是在我党办的学校工作，像扶轮小学（铁路子弟学校）、贺龙小学、试验学校、（续）范亭小学……在这期间，伯伯和爸爸两个孩子相继诞生，奶奶又把爷爷的母亲接过来全家一起生活，小家庭一度其乐融融。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去北京报到时，被延安俄文学校的老同事们热情地挽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央俄文编译局里成为核心领导之一。工作地点是马连良的私人家宅，环境异常美好，有藤萝、走廊、假山、水池，五六个院子连着，一派老北京和谐别致的旧日风光。

在这美丽的回廊、鱼缸、石榴树旁，对于奶奶来说十分不美好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女士——也是从延安来的中年女干部，向爷爷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如今两位当事人都已经作古，具体经过已经没人知道了，只能从老一辈人零星的话语中得知，这位年龄相貌、婚育史都不占优势的女士主要打的是“博取同情”牌。粗心的奶奶当时被调入了北京市地政局，正风风火火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中，浑然不觉有强敌正在不顾一切地挖墙脚。奶奶对她和爷爷之间的感情太自信了，对手在暗处，而且攻势猛烈、耐心十足。终于，曾经坚不可摧的高墙出现了缝隙。在某一次出差的时候，一个“革命意志衰退”的英俊首长，与一位久旱逢甘露的幽怨女同志，发展出了不同寻常的友谊。

后来的事情就很俗套了，无非是第三方逼婚，男方提出离婚，女方努力挽留未果……其实公平地讲，从这个离婚事件中，依然能看出爷爷的品性并不恶俗。要知道当时刚解放，大城市里掀起抛妻热潮，干部们纷纷抛弃原配，另娶年轻貌美的城里人、大学生；而爷爷却是在“同情”和“真爱”的双重咒语下，抛弃深爱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重新选择了一个已经育有两子、相貌平平、没有特别背景的女士为伴侣，并为此身败名裂、半生郁郁不得志。我们用市侩的眼光来看，可以说爷爷是个大傻瓜，做了恶人又不落好。当然爷爷从来不是为了“落好”才费那么大力气进行这场无比失败的家庭重组的。他的事我们不多提了，还是从奶奶的角度继续说吧。奶奶曾以为她对爷爷的情深意重，能在两人的关系中筑起一道坚固的桥梁，没想到外敌来袭时，豆腐渣工程在她眼前稀里哗啦碎了一地。没办法，放手吧，从此以后带着两个孩子，独自在偌大却无一亲人的异乡北京生活吧。但是心里的伤疤啊，却始终没能消除，那曾经柔软温和的灵魂，磨砺得逐年粗犷起来。

奶奶变了，曾经在延安鲁艺以“脾气好”“憨厚”著称的快乐傻大姐，变成了性格急躁的中年女子，会在单位里大声训斥下属，会怒气冲冲地追打调皮捣蛋的儿子，也会在夜深人静加完班回家之后，对着孤寂的窗棂和睡熟的孩子偷偷地掉眼泪。但她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却从来未曾改变过。

虽然一个人带着幼小的爸爸和伯伯，同时还要紧张工作，生活相当不易，但奶奶始终仗义助人，对工作充满干劲儿。20世纪50年代，奶奶在北京市某区的房管所当所长，有一年夏天，连续下了一天一夜的瓢泼大雨，奶奶带领干部和工人深更半夜挨家挨户抢修危房漏房，亲自蹬梯子上房盖苫布，“战斗”到清晨雨小了才回机关。路上见街上漂满了西瓜，是小贩的瓜摊被大雨冲了。她又领着大家帮老百姓“捉西瓜”，将一个个西瓜捉拿归案送还小贩，才“得胜回朝”。结果她累得病倒了，卧床休息了好几天。

奶奶虽然是单亲母亲，但也像很多干部家庭一样，积极帮助老家的乡亲。20世纪60年代，她陆续收养了老家的两个女孩儿，伯伯和爸爸又多了一个姐姐和一个侄女，家里很是热闹。后来奶奶收养的小女孩——我的燕子姐姐，还考上了北大。

当“文革”狂风暴雨的最初两年过后，对一些被“打倒的”“犯错误”的领导，政策有所缓解，一些被从自己的住宅赶出来的干部，在回京后无家可归。当时房管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老干部中只有奶奶等少数没怎么受运动冲击的人还能做些实事。奶奶很同情那些曾经身居高位的落难干部，虽然跟她没什么关系，她却不辞劳苦地一趟趟为他们落实政策，为他们雪中送炭，陆续帮一些遭受打击的人弄到了栖息之所。这些人里，其中有一部分后来翻了身，也就淡出奶奶的世界，从此两相不往来了。但奶奶每次提起她为他们挺身而出、积极奔走的那段历史时，都非常开心，笑得嘎嘎嘎的。奶奶就是这样一个人，见不得别人受冤受苦，总是上赶着挺身而出去尽自己那一份绵薄之力。忙帮上了，她就开心了。至于被帮的人是什么反应，她并不在意。

奶奶始终热爱艺术。离休以后，她积极组织单位其他离退休人员成立了“夕阳红艺术团”，带着大家扭秧歌、唱歌、演小品。我曾在她的相册里看见他们“艺术团”给国家主席表演舞蹈的照片，跟爸爸讲，他还不信呢！估计这事儿奶奶没跟家里人提过。奶奶跳秧歌坚持到八十四五岁，我高中的时候她还偶尔去公园跳上一把。奶奶从78岁开始学习水墨画，专攻写意派的梅花、牡丹。她在画画方面不像唱歌那么有灵气，我小时候她画得还挺一般的，但奶奶的特点就是锲而不舍，认准了绘画艺术她就始终坚持，再加上大院里对奶奶这些老人很上心，为他们请的老师水平都很高，于是只见奶奶的画画水平，像雨后的春笋似的一节一节地逐年拔高，越来越见功力。后来奶奶的画曾在中山公园大堂展出，也曾与其他业余画家的作品结集出版。而在亲戚朋友圈里，奶奶的画名更大，谁结婚、搬新房都要管奶奶讨要一幅画：“家里挂百岁老人的亲笔国画，吉利！”奶奶则是来者不拒，甭管是大萌子的同学的亲戚，还是萌妈的同事的朋友，总是有求必应。戴着金丝眼镜，在洒满阳光的窗台下，慢慢将宣纸铺满大桌，不疾不徐地一笔一笔画出美丽的梅花、牡丹、菊花、寿桃……这是奶奶牢牢印在我心头的身影。

套用一句很俗的话，奶奶一生都在全心全意地拥抱生活。

我从11岁左右搬到奶奶家和她同住，在我的印象里，奶奶是个个性十足的老太太。一直到100岁时，奶奶始终坚持描眉、涂口红。她冬天头戴小圆兔毛帽，身穿蓝盈盈的短款羽绒服，挎着民族风的小包包，内里则是管我要的，缀着小莓果、印着圣诞树的大红毛衣。夏天奶奶穿着印花的黑色衬衫，戴着珍珠项链和金丝眼镜去南戴河，向其他年过八十的老头儿坦然地展现自己的风采……奶奶有时在玉渊潭带领一帮比她小十岁八岁的老头儿老太太唱歌跳舞，有时则安静地待在家里，铺开宣纸，不声不响地画上整整一下午的画儿。

奶奶对待孩子是粗放式管理，只要我不偷不抢不干坏事，她就不多管我。那种追着孙子喂饭的爱孙成瘾老阿婆形象，永远别想在我奶奶身上出现。有时候我偷偷画漫画，妈妈说我，奶奶还会夸我画得好看。奶奶注意养生，每顿饭都按时按点吃，但永远只吃非常小的一碗，而且不挑食，总是各色食物都来一点点。不过奶奶也有马大哈的时候。我高二的时候，85岁的奶奶参加社区活动，爬高挂彩灯的时候，不小心从一米高的桌子上摔下来，磕出一个熊猫眼，半张脸都变成青黑色了。她在社区同志的陪同下灰溜溜地回到家，还想假装没事人似的偷偷溜进屋，结果被爸爸一眼就看到了。爸爸被吓坏了，问清情况之后气得不得了，连连责怪奶奶不当心，晚饭也没吃好。而奶奶就像做错事的小孩子一样，缩在椅子上讷讷地笑。

90岁以后，奶奶热衷于拉着亲朋好友和家人给自己过大寿。每年临近中秋时，她就会拿着电话簿挨个儿打、挨个儿请。她还会给自己的死党布置任务（她的死党都比她小二三十岁，也都是老头儿老太太），让人家帮她招呼人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有一年国庆，我和大莹子还有宝宝（和我同岁的小姨）本来约好了要去民族园，不巧赶上老太太的“90岁大寿”了。结果奶奶趁大莹子和宝宝来看自己的时候跟她俩说：“你们玩儿的机会还很多啊，而我没几个生日可过了，不要跟我抢萌萌。”吓得两位小姐马上举白旗宣布投降……不过奶奶的预言一向超级不准，她在我小时候预言我是黑皮肤、单眼皮，结果我皮肤白得晃人眼，小小的米豆眼上，大双眼皮明显得宛如割出来的。而今她又宣称自己“没几个生日可过了”……果不其然，她轻轻松松过了一百大关，至今吃得香、睡得稳，健康无比。赶上现在是快节奏的社会，人们都很忙，有时候奶奶的大寿聚会瘾搞得亲人们也有点儿无奈，但每次，大家都还是乖乖地被她牵着鼻子走。没办法，大家还是爱奶奶啊。

有一次，同事听我眉飞色舞地聊奶奶，忍不住很神往地问：“你一定很爱你奶奶吧？”问得我愣了一下。很爱吗，有多爱？这很难给出一个量化的标准，但我清楚：我非常喜欢奶奶，她是一个很酷很酷的老太太。

奶奶这辈子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受过伤、受过骗，也曾在亲情和友情的支持下，顽强地一次次从困境中爬起。奶奶一直在奉献，一直在享受。世俗传统、达官显贵从没把她当回事，奶奶也从没真正把世俗传统、达官显贵当回事。无论是身处权力的旋涡，还是穷乡僻壤，只见她自得其乐地游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为人雪中送炭，视名利为粪土，唱歌跳舞，画画儿，奶奶的生活始终由她自己做主。奶奶的一生，如同一曲荒腔走板的陕北民歌，自由地泼洒在天地之间；如同一块棱角峥嵘的石头，在或清澈或浑浊的溪水江流大海中被反复打磨，逐渐圆润光滑，但永远不改厚重的石头本色。

秋天所有的痕迹都可以从落叶的纹理中找到。当青春的热力散去，奶奶就如同大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安详地挂在金色的晚秋里。

插播一下我爷爷后来的结局吧，有人愿意听吗？没关系，爷爷曾在她生命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为了奶奶人生乐章的完整性，我们有必要把这个人的故事完整地顺一遍。爷爷和他后来的夫人过得并不顺心。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城的干部里涌起一阵抛妻浪潮，为此国家紧急出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爷爷的离婚撞在了严打的枪口上。再加上奶奶属于革命队伍中的伙伴，他遭到了严厉的处罚，被连降六级，停职等待分配工作。

后来，爷爷在停职期间独自去北海公园看书，遇到一个眼睛里有故事、谈吐不凡的人，两人相谈甚欢。没想到此人竟然是建党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赶巧了，李达来北京开会，并和爷爷一见如故。于是爷爷带着他的第二任夫人去了武大，此后四十多年，他一直在武大担任历史系教授。爷爷的第二任夫人不久之后就患了重病，十年浩劫两人又遭遇了很大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初，爷爷一度跟奶奶、伯伯、爸爸重新建立了联系，友好书信往来不断，我过百天的时候爷爷还来北京吃过席。没想到因此导致他的家庭矛盾不断升级，所以几年后他跟北京这边的关系又断了。爷爷被降的级别，后来因故没有平反回来，他的晚年家庭生活也不太安定。

关于爷爷，很多人包括奶奶都曾说过，他大体上是个善良又有才能的好人。但由于经营婚姻不善，导致曾经才华纵横、挥斥方遒的爷爷，下半生却如同一盘下散了的败棋，在命运的玩弄下溃不成军。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世界上真有“命运规划局”，在那个时空交错的路口，爷爷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吗？他会毅然决然地拒绝同情的诱惑，牵着奶奶的手走到生命尽头吗？20世纪90年代中期，爷爷和他的第二任夫人先后离开人世。听说爷爷去世前病得并不严重，但他坚持不肯去大医院，在校医院里打了半个多月的点滴，简单潦草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虽然一生不得志，但爷爷在最后，总算为自己的生死做了一回主。

奶奶（前排右五）在延安参加大合唱的旧照片，当时正在指挥的是她的老师冼星海。

爷爷的部分太沉重了，写得要掉眼泪了，我们接下来看喜剧，回转一下情绪。喜剧名为：《102岁奶奶的幸福生活》。

如今，奶奶马上就要103岁了。过了百岁生日之后，奶奶一度衰老得很快，腿和腰疼得走不了路。医生说她是骨头酥了，没有办法逆转，只能靠打点滴来缓解。不得已奶奶坐上了轮椅，也不染发了。现在她满头银发，不戴牙套的时候嘴瘪瘪的，眼神柔和，看起来很慈祥。但奶奶不愧是奶奶，总有让人吃惊的地方。在打点滴治疗了一阵之后，奶奶的疼痛竟然开始好转了，医生说这是很少见的情况。最近我回家，发现奶奶在扶着桌子边缘一圈圈地走动，奶奶说，她在练习走路。奶奶，你还在继续不断地给孙女创造奇迹啊！真好！

2014年春节，爸爸、我，还有即将出世的“小汤圆”。

转眼间，爸爸拉着我的手已经30年，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已经30年了。希望再过30年后，不，60年后，我们依然能这样合影，那时也许就是你的孙女/孙子扶着你，曾孙扶着妈妈照相了吧！

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

那三十年，

我还没来到世上。

你曾有峥嵘岁月，

书生意气……

这三十年，

你与妈妈呵护我，

走过坷坷坎坎，

走过风风雨雨……

再三十年，

还有光，

还有热，

当晚霞满天时，

我和我的孩子们，

陪伴着妈妈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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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时间都去哪儿了

1岁

和老爸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人生大事：取名字

初见世面的180天

沙发正传：小小“和事佬”

遭遇血光之灾

刘大台奶奶

酒干倘卖无：爸爸带我接妈妈

爸爸永远的遗憾

自学高考：化身为坦克吧，爸爸

外一篇：姥爷家的大莹子

外二篇：户口的故事

2岁

计委大院

第一次上幼儿园

危险的一百米

我的家庭真可爱

房子啊房子

外一篇：眉眉，眉眉

3岁

几代人的玉渊潭

搬新家：甩龙、甩龙、甩龙

北外时光：藏好了吗

玉娥阿姨

玳娥阿姨

彩云之南：去看四爷爷啦

外一篇：四爷爷

4岁

书里落下来的小雪花

画画儿

一溜儿小跑寻美食

妈妈考上北京第一外国语大学

5-6岁

“天上飞来的副科长”

楼下芳邻高奶奶

匹诺曹和朋友们

随便拿东西的孩子是小偷吗

我的小叶阿姨

“路伴”程刚

萌萌寒假表现怎么样

我爸爸是DIY达人

7-8岁

风沙里的新娘子

爸爸带我去“老莫”餐厅

乱点红楼谱

“巧夺天工”的面包圈

保温饭盒

世界的木赛

笑

出口成章

生病

9-11岁

雨

那些陪我长大的“小朋友”

一束长发的浪漫

“好爷爷”，搬家，转学

奇怪的停电

一天干了三件大事

外一篇：送给没能参加高考的你

12-17岁

妈妈的小屋

爸爸的“创业史”

极度节俭哥

助人不一定为乐

高考，高考

寂寞而温馨的“高四”

18-20岁

“高四”小插曲：图书馆被告白

圆梦：大学第一天

班花，班花

和妈妈在广州过生日

减肥：为20岁的花季而战

21-25岁

姥姥走了

“非典”，爸爸和猫

蠢货，拖延症，差点儿丧命

小米豆相亲了

噢耶！带爸爸妈妈去超市扫货

深夜，为我而留的那盏灯

永别了，我的大帅哥

职场loser

老爸上网了

外一篇：姥姥姥爷的非典型爱情故事

外二篇：一辈子救了三个落水鬼

26-30岁

剩女驾到：找对象的那点儿事

分手还是坚持

纠结的婚礼计划

带着爸爸妈妈去关岛结婚——婚礼篇

带着爸爸妈妈去关岛结婚——旅游篇

外一篇：奶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