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出版前言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梦回蒙自

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

耳读《朱自清日记》

三松堂断忆

蜡炬成灰泪始干

散失的墨迹

他的“迹”和“所以迹”

——为冯友兰先生一百一十年冥寿作

《冯友兰集》序

人和器

——第八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旧邦新命：冯友兰与西南联大”书面发言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安波依十日

道具

九十华诞会

心的嘱托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今日三松堂

一九九三年岁末五日记

书当快意

人老燕园

忆当年

——《新理学》七十岁

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

向历史诉说

致丁果先生信

给古人少许公平

花朝节的纪念

怎得长相依聚

——蔡仲德三周年祭

哭小弟

悼张跃

忆朱伯崑

冯友兰先生著述

祭母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人文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

附录

文武合一的桥梁

——记军官与教授座谈会

宗璞：我的父亲冯友兰

国学访谈：《新理学》七十年

冯友兰在哲学上的地位

满纸荒唐言

——评何兆武的口述臆想历史

冯友兰

论教育家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传

后记

出版前言

著名作家宗璞数十年来写了大量散文，关于她的父亲冯友兰先生的文字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此书为这类文字的结集，大致分为几个部分：对冯友兰先生的家庭生活、人生经历、学术思想的回忆和记述，对有关事实的澄清，以及冯先生的学生、助手的回忆等。为了增进读者对冯友兰先生的了解，特地收入了冯先生本人写于不同时期的三篇文章，并编入几篇他人写作的文章和报道作为附录。

这本书的约稿开始于二〇〇七年夏天，到编校完成已是二〇一〇年春节前夕了。此时虽仍寒气逼人，却已掩不住阵阵春意。屈指算来，二〇一〇年正值冯友兰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冥寿一百一十五岁。此书正可作为一本纪念文集，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藏着一段历史和一段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清华园内工字厅西南，有一片小树林。幼时觉得树高草密。一条小径弯曲通过，很是深幽，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树林的西南有三座房屋，当时称为甲、乙、丙三所。甲所是校长住宅。最靠近树林的是乙所。乙所东、北两面都是树林，南面与甲所相邻，西边有一条小溪，溪水潺潺，流往工字厅后荷花池。我们曾把折好的纸船涂上蜡，放进小溪，再跑到荷花池等候，但从没有一只船到达。

先父冯友兰先生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已经载入史册。他自撰的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了自己的学术成就。他一生都在学校工作，从未离开教师的岗位，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和清华分不开的，是和清华的成长分不开的。这是历史。

一九二八年十月，他到清华工作，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先在南院十七号居住，一九三〇年四月迁到乙所。从此，我便在树林与溪水之间成长。抗战时，全家随学校去南方，复员后回来仍住在这里。我从成志小学、西南联大附中到清华大学，已不觉是树林有多么高大，溪水也逐渐干涸，这里已不再是儿时的快乐天地，而有着更丰富的内容。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父亲离开了清华，以后不知什么时候，乙所被拆掉了，只剩下这一片青草覆盖的地方。

清华取消了文科，不只是清华，也是整个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同学们现在谈起还是非常痛心。那时清华的人文学科，精英荟萃。也许不必提出什么学派之说，也许每一位先生都可以自成一家。但长期在一起难免互有熏陶，就会有一些特色。不要说一个学科，就是文、理、法、工各个方面也是互相滋养的。单一的训练只能培养匠气，这一点越来越得到共识。

父亲初到清华就参与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清华的归属问题，从隶属外交部改为隶属教育部。他曾作为教授会代表到南京，参加当时清华的董事会，进行力争，经过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和大家的努力，最后清华隶属教育部。我记得以前悬挂在西校门的牌子上就赫然写着“国立清华大学”。了解历史的人走过门前都会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清华大学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

在乙所的日子是父亲最有创造性的日子。除教书、著书以外，他一直参与学校的领导工作。一九二九年任哲学系主任，从一九三一年起任文学院院长。当时各院院长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每两年改选一次。父亲任文学院院长长达十八年，直到解放才卸去一切职务。十八年的日子里，父亲为清华文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现在还少研究。我只是相信学富五车的清华教授们是有眼光的，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选出一个无作为、不称职的人。

在清华校史中有两次危难时刻。一次是一九三〇年，罗家伦校长离校，校务会议公推冯先生主持校务，直至一九三一年四月吴南轩奉派到校。又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底，临近解放，梅贻琦校长南去，校务会议又公推冯先生为校务会议代理主席，主持校务，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世界很大，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待事物。冯先生后来的日子是无比艰难的，但他在清华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历史的发展。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爱学生。他认为清华学生是最可宝贵的，应该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伤害。他居住的乙所曾使进步学生免遭逮捕。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大肆搜捕进步学生，当时的学生领袖黄诚和姚依林躲在冯友兰家，平安度过了搜捕之夜，最近出版的《姚依林传》也记载了此事。据说当时黄诚还作了一首诗，可惜没有流传。临解放时，又一次逮捕学生，女学生裴毓荪躲在我家天花板上。记得那一次军警深入内室，还盘问我是什么人。后来为安全计，裴毓荪转移到别处。七十年代中，毓荪学长还写过热情的来信。这样念旧的人，现在不多了。

学者们年事日高，总希望传授所学，父亲也不例外。解放后他的定位是批判对象，怎敢扩大影响，但在内心深处，他有一个感叹，一种悲哀，那就是他说过的八个字：“家藏万贯，膝下无儿”，形象地表现了在一个时期内，我们文化的断裂。可以庆幸的是这些年来，“三史”、“六书”俱在出版。一位读者来信，说他明知冯先生已去世，但他读了“贞元六书”，认为作者是不死的，所以信上的上款要写作者的名字。

父亲对我们很少训诲，而多在潜移默化。他虽然担负着许多工作，和孩子们的接触不很多，但我们却感到他总在看着我们，关心着我们。记得一次和弟弟，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玩。那时我们常把各种杂志放在地板上铺成一条路，在上面走来走去。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理我了，我们可能发出了什么响声。父亲忽然叫我到他的书房去，拿出一本唐诗命我背，那就是我背诵的第一首诗，白居易的《百炼镜》。这些年我一直想写一个故事，题目是《铸镜人之死》。我想，铸镜人也会像铸剑人投身入火一样，为了镜的至极完美，纵身跳入江中（“江心波上舟中制，五月五日日午时”），化为镜的精魂。不过又有多少人了解这铸镜人的精神呢。但这故事大概也会像我的很多想法一样，埋没在脑海中了。

此后，背诗就成了一个习惯。父母分工，父亲管选诗，母亲管背诵，短诗一天一首，《长恨歌》、《琵琶行》则分为几段，每天背一段。母亲那时的住房，三面皆窗，称为玻璃房。记得早上上学前，常背着书包，到玻璃房中，站在母亲的镜台前，背过了诗才去上学。

乙所中的父亲工作顺利，著述有成。母亲持家有方，孩子们的读书声笑语声常在房中飘荡。这是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这个家还和社会联系着，和时代联系着。不只父亲在复杂动乱的局面前不退避，母亲也不只关心自己的小家。一九三三年，日军侵犯古北口，教授夫人们赶制寒衣，送给抗日将士。一九四八年冬，清华师生员工组织了护校团，日夜巡逻，母亲用大锅熬粥，给护校的人预备夜餐。一位从联大到清华的学生，许多年后见到我时还说：“我喝过你们家的粥，很暖和。”煮粥是小事，不过确实很暖和。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虽然现在草也不很绿，我还是感觉到暖意。这暖意是从逝去了而深印在这片土地上的岁月来的，是从父母的根上来的，是从弥漫在水木清华间的一种文化精神的滋养和庇荫来的。我倚杖站在小溪边，惊异于自己的老而且病，以后连记忆也不会有了。这一片青草覆盖的地方，又会变成什么模样？

梦回蒙自

对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来说，蒙自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

一九三八年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从暂驻足的衡山湘水，迁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因为昆明没有足够的校舍，文、法学院移到蒙自，停留自四至八月。我们住在桂林街王维玉宅。那是一个有内外天井、楼上楼下的云南民宅。一对年轻夫妇住楼上，他们是陈梦家和赵萝蕤。我们住楼下。在楼下的一间小房间里，父亲修订完毕《新理学》，交小印刷店石印成书。

《新理学》是哲学家冯友兰哲学体系的奠基之作。初稿在南岳写成。自序云：“稿成之后，即离南岳赴滇，到蒙自后，又加写《鬼神》一章，第四章第七章亦大修改，其余各章字句亦有修正。值战时，深恐稿或散失。故于正式印行前，先在蒙自石印若干部，分送同好。”此即为最初的《新理学》版本。其扉页有诗云：“印罢衡山所著书，踌躇四顾对南湖。鲁鱼亥豸君休笑，此是当前国难图。”据兄长冯钟辽回忆，父亲写作时，他曾参加抄稿。大概就是《心性》、《义理》和《鬼神》这几章。我因年幼，涂鸦未成，只能捣乱，未获准亲近书稿。

《新理学》石印本现仅存一部，为人民大学石峻教授所藏。纸略作黄色，很薄。字迹清晰。这书似乎是该在煤油灯或豆油灯下看的。

蒙自是个可爱的小城。文学院在城外南湖边，原海关旧址。据浦薛凤记：“一进大门，松柏夹道，殊有些清华工字厅一带情景。故学生有戏称昆明如北平，蒙自如海淀者。”父亲每天到办公室，我和弟弟钟越随往。我们先学习一阵（似乎念过《三字经》），就到处闲逛。园中林木幽深，植物品种繁多，都长得极茂盛而热烈，使我们这些北方孩子瞠目结舌。记得有一段路全为蔷薇花遮蔽，大学生坐在花丛里看书，花丛暂时隔开了战火。几个水池子，印象中阴沉可怖，深不可测，总觉得会有妖物从水中钻出。我们私下称之为黑龙潭、白龙潭、黄龙潭——不知现在去看，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联想。

南湖的水颇丰满，柳岸荷堤，可以一观。有时父母亲携我们到湖边散步。那时父亲是四十三岁，半部黑髯（胡子不长，故称半部），一袭长衫，飘然而行。父亲于一九三八年自湘赴滇途经镇南关折臂，动作不便，乃留了胡子。他很为自己的胡子长得快而骄傲。当年闻一多先生参加步行团，从长沙一步步走到昆明，也蓄了胡子。闻先生给家人信中说：“此次搬家，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和冯芝生的最美。”

记得那时有些先生的家眷还没有来，母亲常在星期六轮流请大家来用点家常饭。照例是炸酱面，有摊鸡蛋皮、炒豌豆尖等菜肴。以后到昆明也没有吃过那样好的豌豆尖了。记得一次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朱先生（自清）警告要来吃饭的朋友说，冯家的炸酱面很好吃，可小心不可过量，否则会胀得难受。大家笑了半天。

那时新滇币和中央法币的比值是十比一，旧滇币和新滇币的比值也是十比一，都在流通。用法币计算，鸡蛋一角钱可买一百个，以法币为工资的人不愁没钱用。在抗战八年的艰苦日子里，蒙自数月如激流中一段平静温柔的流水，想起来，总觉得这小城亲切又充满诗意。

当时生活虽较平静，人们未尝少忘战争。而且抗战必胜的信心是坚定的，那是全民族的信心。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学校和当地民众在旧海关旷地举行抗战纪念集会。父亲出席作讲演，强调一年来抗战成绩令人满意，中国坚持持久战是有希望的，一城一地之失，不可悲观，中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又言战争固能破坏，同时也将取得文明之进步，并鼓励学术界提高效率。浦薛凤说这次讲演“语甚精当”。

在那时战火纷飞的年月，学生常有流动。有的人一腔热血，要上前线；有的人追求真理，奔赴延安。父亲对此的一贯态度还是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在清华时引用《左传》的那几句话：“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奔赴国难或在校读书都是神圣的职责，可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好。

清华第十级在蒙自毕业，父亲为毕业同学题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第十级诸同学由北平而长沙衡山，由长沙衡山而昆明蒙自，屡经艰苦，其所不能，增益盖已多矣。书孟子语为其毕业纪念。”

一九八八年第十级毕业五十年，要出一纪念刊物。王瑶（第十级学生）教授来请父亲题词，父亲题诗云：“曾赏山茶八度花，犹欣南渡得还家。再题册子一回顾，五十年间浪淘沙！”

如今又是五年过去了，父亲也去世三年有余了。岁月流逝，滚滚不尽。哲人留下的足迹，让人长思。

1994年1月中旬

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

和几个少年时的朋友在一起，总会说起昆明，总会想起那蓝得无比的天，那样澄澈，那样高远；想起那白得胜雪的木香花，从篱边走过，香气绕身，经久不散。更会想起名彪青史的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弦歌不辍，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教育史上的奇迹。

今年是卢沟桥事变和我国开始全民抗战七十周年，也是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包括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八年抗战，中华民族经历了各种苦难，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西南联大也是这段历史中极辉煌的一部分。

这些年来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已成为专门题目。记得似乎是八十年代初，美国人易社强来访问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请他谈西南联大的情况。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西南联大的研究者。他是外国人，为西南联大的奇迹所感，发愤研究，令人起敬。可是他多年辛苦的结果听说是错误很多，张冠李戴，鹊巢鸠占，让亲历者看来未免可笑。历史实在是很难梳理清楚的，即使是亲历者也有各自的局限，受到各种遮蔽，有时会有偏见，所以很难还历史原貌。不过，每一个人都说出自己所见的那一点，也许会使历史的叙述更多面、更真实。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入西南联大，而是一名联大附中的学生。只因是西南联大的子弟，也多少算是亲历了那一段生活。生活是困苦的，也是丰富的。虽然不到箪食瓢饮的地步，但也有家无隔宿之粮的时候。天天要跑警报，在生死界上徘徊，感受各种情绪的变化，可算得丰富。而在学校里，炸弹也好，贫困也好，教只管教，学只管学。那种艰难，那种奋发，刻骨铭心，成为永恒的思念。

现在有人天真地提出重建一所西南联大，以发扬她的精神。还是那几个少年时的朋友一起谈论，都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环境也不一样了，人更不一样了。真的，连昆明的天也不像以前蓝得那样清澈了。现在昆明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木香花。我们不再说话，各自感慨。

确实各方面都不一样了。那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一种生存自由的紧迫感，让人不能懈怠。这是大环境。从在长沙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不断有学生投笔从戎。学校和民族命运是一体的，据联大校史载：先后毕业学生三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奔赴抗日前线和留在学校学习，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冯友兰先生曾在他为学校撰写的一次布告中，对同学说：“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不论是直接参加抗日还是留校学习，“全国人士皆努力以做其应有之事”。前者以生命作代价，后者怎能不以全身心的力量来学习？学习的机会是多少生命换来的，学习的成绩是要对国家的未来负责的。所以联大师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从未对教和学有一点松懈。一九三八年，师生步行从长沙经贵阳，跋涉千里，于四月二十六日到昆明，五月四日就开始上课。一九四二年以前，昆明常有空袭，跑警报是家常便饭，是每天的必修之课。师生们躲警报跑到郊外，在乱坟堆中照常上课。据联大李希文校友（现任云南大学外语系教授）记忆，冯友兰先生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这表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废墟里也要上课。

西南联大的子弟从军旅者也不乏人，这体现了父辈的爱国精神。梅贻琦先生之子女梅祖彦从军任翻译官，梅祖彤参加国际救护队；冯友兰先生之子冯钟辽、熊庆来先生之子熊秉明、李继侗先生之子都参军任翻译官。当时，梅祖彦、冯钟辽都在联大二年级，未被征调，他们是志愿者。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刻录了参军同学的名字，但因当时条件限制，未能完全收录。在这里，我愿向碑上有名或无名的所有参军的老学长们深致敬意！

我的母校联大附中属于联大师范学院，为六年一贯制，不分高中初中，有实验性质，计划要将中学六年缩短为五年，但终未实现。因为学校是新建的，没有校舍，教室是借用的，借不到教室，就在大树底下上课。记得地理课的“教室”便是在树下。同学们各带马扎（帆布小凳），黑板靠在树上。闫修文老师站在树下，用极浓重的山西口音讲课，带领我们周游世界。课后我们笑闹着模仿老师的口音：“伊拉K（克）、K（克）拉K（克）”。伊拉克现在是人所共知的了，但克拉克在什么地方，我却不记得。下雨时，几个人共用一柄红油纸伞，一面上课，一面听着雨点儿打在伞上，看着从伞边流下的串串雨珠。老师一手拿粉笔，一手擎伞，上课如常。有时雨大，一堂课下来，衣服湿了半边。大家不以为苦，或者说，是不考虑苦不苦的问题，只是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

管理学校，校方要和政府打交道，这可以说是一个中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学校当局有多少自由以实行自己的规划，对办好学校来说是关键性的。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间，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驳斥教育部的三度训令。全文如下：

敬启者，屡承示教育部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第25038号、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3字第18892号、二十九年五月四日高壹1字第13471号训令，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若何之处，仍祈卓裁。此致常务委员会。

捨

历史学家何炳棣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这封措词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执笔者舍冯友兰莫属。”〔1〕我想最主要的是，这是教授们的意见。

此函上呈后，西南联大没有遵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仍是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这说明斗争是有效果的。

学术自由，民主治校，原是三校共同的理念。现在，三校联合，人才荟萃，更有利于实践。由此形成一个小环境。西南联大在管理学校方面，沿用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除校长、训导长由教育部任命，各院院长都由选举产生。以梅贻琦常委为首，几年的时间，形成一个较稳定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这是联大获得卓越成绩的一大因素。他们都是各专业举足轻重的人物，又都是干练之才，品格令人敬服。另一个文件可以帮助我们增加了解。

一九四二年，昆明物价飞涨，当时的教育部提出要给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这应该说是需要的，但是他们拒绝了。也有一封信，已由清华档案馆查出，全文如下：

敬启者承转示教育部训令总字第45388号，附非常时期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及各部分主管人员支给特别办公费标准，奉悉一是。查常务委员总揽校务，对内对外交际频繁，接受公费亦属当然。为同人等则有未便接受者。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翼任何权力。自北大、清华、南开独立时已各有此良好风气。五年以来，联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贯之精神，未尝或异。此为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一也；且际兹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而以昆明一隅为尤甚，九儒十丐，薪水犹低于舆台，仰事俯畜，饔飧时虞其不给，徒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故虽啼饥号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二也。此两端敬请常务委员会见其悃愫，代向教育部辞谢，并将原信录附转呈为荷。专上常务委员会公鉴。

签名人：冯友兰　张奚若　罗常培　雷海宗　郑天挺　陈福田

李继侗　陈岱孙　吴有训　汤用彤　黄钰生　陈雪屏

孙云铸　陈序经　燕树棠　查良钊　王德荣　陶葆楷

饶毓泰　施嘉炀　李辑祥　章明涛　苏国桢　杨石先

许浈阳

签名者共二十五人。他们担任各院院长、系主任等行政职务，付出了巨大劳动，不肯领取分文补贴。“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翼任何权力。”难得的是，这样想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群人。除这二十五位先生外，还有许多位教授，也是这样的。有这样高水平的知识群体，怎么能办不好一所学校。

今年，有人问我，七十年前，日本人打来了，你们为什么离开北平？这个问题真奇怪，我们怎么能不离开北平！留下来当顺民吗？那时不要说文化人，就是老百姓，也奔向大后方，要去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量。离开北平不是逃避，而是去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当然，留在沦陷区的人也会有所作为。教师们肩负着传递文化的重任，他们可以在轰炸声中上课，在炸弹坑里上课，可以在和政府的周旋中上课，他们能在沦陷区上课吗？能在沦陷区办出一所西南联大来吗？

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不仅担任教学，而且参加学校领导工作，从一九三八年一直担任文学院长，是西南联大的“得力之人”，西南联大校友、旅美历史学者何炳棣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这样说。有朋友说“得力之人”的说法很好，但还不能充分表现冯先生对西南联大的贡献。冯先生为西南联大付出大量心血，是当时领导集团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的成绩和梅校长分不开，和整个的领导班子分不开，也和冯先生分不开。

据《冯友兰年谱初编》载，除了上课，冯先生每天都开会，每周的常委会、院系的会、还有各种委员会。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著书立说，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贞元六书”与抗战同终始。第一本《新理学》写在南渡之际；末一本《新知言》成于北返途中。在六本书各自的序言中，表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深切宏大的爱和责任感。他引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此为哲学家所自期许者也”。听说有一位逻辑学者教课时，讲到冯先生和这四句话，为之泣下。冯先生的哲学，不属于书斋和象牙之塔，他希望它有用。哲学不能直接致力于民生，而是作用于人的精神。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工作者李天爵先生说，他在极端困惑中看到冯先生的书，知道人除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还应当考虑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个普通工人告诉我，他看了《中国哲学简史》，觉得心胸顿然开阔。最近在报上看见，韩国大国家党前党首、下届国家总统候选人朴槿惠在文章中说，在她人生最困难的时候，读了冯友兰的书，如同生命的灯塔，使她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四十年代，一天在昆明文林街上走，遇到罗常培先生。他对我说：“今晚你父亲有讲演，题目是《论风流》，你来听吗？”我那时的水平，还没有听学术报告的兴趣。后来知道，那晚的讲演是由罗先生主持的。很多年以后，我读了《论风流》，深为这篇文章所吸引。风流四要素：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极好赏析，让人更加了解名士风流的审美的自由人格。这篇文章后来收在《南渡集》中。《南渡集》顾名思义，所收的都是作者在抗战时写的论文，一九四六年已经编就，后来收在全集中。

最近三联书店出版“贞元六书”和《南渡集》的单行本。《南渡集》是第一次单独出版。它和“贞元六书”一样，凝聚着作者对国家民族的满腔热情。这些论文的写作时间已超过半个世纪，仍然可以感到作者的哲学睿智和诗人情怀，化结成巨大的精神力量，扑面而来。

西南联大这所学校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不会消失，总会在别的学校得到体现，在众多知识分子、文化人身上延续。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冯友兰先生在他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指出，这一段历史可纪念者有四，转述不如直接阅读，现节录如下：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此文不仅内容全面深刻，且极富文采，可以掷地作金石声。不只一个人建议，年轻人应该把它背下来。我想，记在心上的是这篇文章，更是对西南联大的纪念。

注　释

〔1〕经查，原稿并无署名，因此执笔者不能确定。信中意见出自一次教授会议，冯友兰先生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之一。——宗璞注

耳读《朱自清日记》

前两年写过一篇文章《乐书》，即读书之乐。其实我现在是读不了书的，只能听书，是曰耳读。耳读感受不到字形的美，偶然用放大镜看到几句文章真觉舒畅极了，只是这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同音字多，听力也不是很好，便要常常追问到底是什么字，费时费力，也只能大体知道个意思。但我幸亏还有这点听的本事，能有耳读之乐。

那大概已是前年的事了，仲为我读《朱自清日记》，从头到尾。日记从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开始，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为止。记叙简略，一般是记下了书信、人际往来，自己做了什么事，读了什么书，间或也有感想。文字极平淡，读后掩卷之余，我们似乎觉得朱先生就在面前。

这是一本真正的日记——照日记本来的意思，都是为自己看的，不必给别人看。现在有些日记，在写时尤其在整理时都是想到有个读者在，若以为日记所记都是真实的，就未免太老实了（我本想说那就是大傻瓜）。《朱自清日记》是真正的日记。朱先生怕别人看，有一部分用英文和日文杂写，他绝没有想要通过日记来炫耀什么，或掩饰什么。而我们就从这些文字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和一段真正的历史。

我曾有过这样的问题：朱先生这样怕别人看他的日记，事先还做了防备，现在出版他的日记是否违反本人的意愿，但我又想，能够提供一段珍贵的史料，朱先生可能是会同意的。

我们在日记中看到的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他常常借钱借米，他自谦得有时甚至有些自卑，总觉得自己的学术地位不如人。但是他勤奋、宽容，常常为别人着想。最使我感动的是闻一多先生殉难后，朱先生在成都讲演募捐，做了很多工作。那是需要勇气的，有些人避之惟恐不及。他本不是一个热心斗争的人，但是出于最普通的同情心，他要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在他胃病很严重的时候，他仍勉力编撰《闻一多全集》。闻朱之交可能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深，但是却达到了一种高致。我并不否认朱先生的觉悟、认识、热情，但总以为他的本性不是英雄人物。正是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朴素的感情，使得他的人格发出光辉。这种光辉也许不是很强烈，却能沁透人心。

日记多次记述了和冯友兰先生的交往，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记载：“晚赴王了一宴……多一时俊彦。芝生述张荫麟所举柏拉图派主仆故事，谓共相不足恃，渠亦将举学童解‘吾日三省吾身’之‘吾’字故事以证共相之作用。又述辜鸿铭论‘改良’及‘法律’二词及陈独秀与梁漱溟照相事。又绍虞误认杨今甫为白崇禧事。皆隽永可喜。归金宅，转述芝生笑谈，殊无反应。殆环境既异，才能亦差也。”又一则日记，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对霍士休进行考试的口试委员会今天下午开会。进展颇顺利。冯友兰先生指出唐代以后大量传奇故事的渊源。唐代的传奇故事是霍的研究题目，而这正是他论文中的大弱点，但我们却没有发现。”

日记还记下了在某家遇好饭食，一口气吃了七个馒头。也曾告诫别人冯家的炸酱面虽好，切不可多吃，不然胀得难受。读来觉得朱先生真可爱。他的胃病持续了很多年，抗战中没有好的医疗条件，复员以后，似乎也没有认真地医治，没有认真地休息。从最后几天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仍在读书写作，料理公事。日记忽然中断了。他再也不能写了。十天以后，他离去了。

记得他去世前数日，父母到医院看望，也带着我。我站在母亲身后，朱先生低声问了一句：“你还写诗么？”我嗫嚅着，不敢大声说话。他躺在那里，比平时更加瘦小，脸色几乎透明。那时我对死亡没有什么概念，只觉得父母亲的脸色都很严肃。五十余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院子和病榻上朱先生几乎透明的脸色。

一九四八年我到清华上学，那时常写一点小诗，都是偶感之类，不合潮流。一次曾随几个同学到朱先生家，同学们拿出自己的诗作请朱先生看，我也拿出一首凑热闹。朱先生认真看了，还说了几句话，可惜不记得说的什么了。

我上中学时，课本里有朱先生的文章，几十年以后的中学课本里还是有朱先生的文章。大家都记得《背影》、《匆匆》，而且都会背：“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真的，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是我和我的同龄人常常发出的慨叹。一天，一位老友打电活，说他极想再读一读《匆匆》这篇文章，想着我这里总会有的，能否查一查。那时我查书比较方便，只需要和我的图书馆长说一声。文章找到了，我先在电话里念给老友听，念完了，我们都沉默了半晌。

时光如河水般地流去了，在荷塘月色中漫步的朱先生已化成一座塑像伫立在荷塘月色之中。老实说，现在经过修整的这座荷塘远不如旧时，那时颇有些荒凉的荷塘要自然得多，美得多。不过，朱先生的文字中凝聚着的美，那是朱先生的精魂，是不会改变的。

这部日记是朱先生之子乔森在化疗期间骑自行车送来的。读完全书，他已又住进医院。我说我要写一点感想，真写下来时，乔森已然作古。这一道门槛，是每个人都要跨越的。

朱先生并不需要我来为他添加什么，现在也不是某种纪念日，只是读过他的书和日记，我在心底升起一种情感，便写出来。时间继续流逝，“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在这去来之间，在时间的匆匆里，有了多少变化，不能预防，不可改变。人，只有忍受。

聪明的，你告诉我，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2002年5月稿

2002年12月改

2004年9月重读

三松堂断忆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九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多岁才从头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一次是十一月十一日午夜，父亲突然发作心绞痛，外子蔡仲德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好不容易将他抬上救护车。他躺在担架上，我坐在旁边，数着脉搏。夜很静，车子一路尖叫着驶向医院。好在他的医疗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顺利。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我俯身为他掖好被角，正要离开时，他疲倦地用力说：“小女，你太累了！”“小女”这乳名几十年不曾有人叫了。“我不累。”我说，勉强忍住了眼泪。说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担心和不安，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

过了几天，父亲又一次不负我们的劳累和担心，平安回家了。我们笑说：“又是一次惊险镜头。”十二月初，他在家中度过九十四寿辰。也是他最后的寿辰。这一天，民盟中央的几位负责人丁石孙等先生前来看望，老人很高兴，谈起一些文艺杂感，还说，若能汇集成书，可题名为“余生札记”。

这余生太短促了。中国文化书院为他筹办了庆祝九十五寿辰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他没有来得及参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关心。

一九九〇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惟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然后，终于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他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了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亏有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相对。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哀。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儿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的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寿联。一九九〇年夏，他写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饭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只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他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是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只好听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万言书束之高阁，起初还感觉不安，时间一久，则连不安也没有了。

时间会抚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会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听到一声叹息。

不得不离开病房了。我们围跪在床前，忍不住痛哭失声！仲扶着我，可我觉得这样沉重的孤单！在这茫茫世界中，再无人需我侍奉，再无人叫我的乳名了。这么多年，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是从父亲卧房传来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说几句话。我怎样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得出来！

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只好对自己说，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没有特别的牵挂，去得安心。

文章将尽，玉簪花也谢尽了。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记得我曾说串红像是鞭炮，似乎马上会劈劈啪啪响起来。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

1991年9月病中

蜡炬成灰泪始干

二〇〇〇年春，我患目疾，好几个月都在奔走医院。住医院，上手术台，对我都不是新鲜事，这一次却怀着极大的恐怖，我怕变为盲人。我怎能忍受那黑洞里的生活，怎能忍受那黑暗，那茫然，那隔绝。

我在等待第三次手术，日子一天天过去，还在等待。一个夜晚，我披衣坐在床上，觉得自己是这样不幸，我不会死，可是以后再无法写作。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此后，我几次感觉到父亲。他有时坐在轮椅上，有时坐在书房里，有时在过道里走路，手杖敲击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他不再说话，可是每次我想到他，都能得到指点和开导。

老实说，父亲已去世十年。时间移去了悲痛，减少了思念。以前在生活安排上，总是首先考虑老人，现在则完全改变了，甚至淡忘了。而在失明的威胁下，父亲并没有忘记我。或者说，我又想起了他，因为我需要他。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

我会吗？我需要他的榜样，我向记忆深处寻找……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旋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一九八〇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当时他已是八十五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自一九一五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他再没有离开过哲学。

父亲考入北大时，报的是文科。当时有人劝他读法科容易找工作，而且，法科可以转文科，可是文科不可以转法科。父亲依言报了法科，考取了，但他还是转入文科。如果他要进仕途，可以从入法科开始，但那不是他的理想。他选择了哲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父亲那样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一代人，分布在各个学科，创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文化。不管在哪一学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热爱祖国，要使自己的国家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相信我的了解没有错。父亲的哲学也不是空谈哲理，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就是他的“所以迹”。经过多少折腾、磨难，初衷不改，他的最后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仍写着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仍然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他在一九四二年写的《新原人》中写出了他的境界说——他的哲学的灵泉。此书自序一开始就写了张载四句，接下去便说：“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我一直认为，“贞元六书”的几篇短序都是绝妙文章，表现了父亲的心胸气魄。听人说有哲学教师讲张载四句竟至泪下，可知怀有为国家致太平，为亿兆安身立命这种深情的人并非少数。

父亲最后十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学者们渐渐有了共识，认为这部书对论点、材料的融会贯通超过了三十年代的两卷本，又对玄学、佛学、道学，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还认为人类的将来必定会“仇必和而解”，都说出了他自己要说的话，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一百五十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么？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有的朋友来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写了。”我转达这好意，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

是的，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也在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父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父亲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他成为准盲人后，能完成大书的一个重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当时，我为这句话大恸不已，现在想来，如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而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生命的灵气绝不肯离去。他最后的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就是用他整个生命说出来的。

父亲久病后，偶然颤巍巍地站立，总让人想到风烛残年这几个字，烛火在风中摇曳，可以随时熄灭，但父亲的精神之火却是不会熄灭的。他是那样顽强、坚韧，那样丰富，他不烧干自己决不甘心。

一九八二年，父亲到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他写了一首诗：“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薪火相传的意思出自《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他要像浇了油的木柴一样，前面的木柴烧完了，后面的木柴便接上去，薪火相传代代不息。

父亲那一代人责任感太强了，他们无暇逍遥。其实父亲心底是赞成孔子“吾与点也”那一句话的。曾点说，他的愿望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父亲是欣赏这种境界的。

四十年代，常有人请父亲写字，父亲最喜写唐李翱的两首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还有一首是“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这两首诗，父亲写过几十幅，现在家中只有“月下披云啸一声”那一幅，没有了“云在青天水在瓶”的那一幅。父亲的执著顽强，那春蚕到死、蜡炬成灰、薪尽火传的精神，后面有着极飘逸、极空明的另一面。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禅的“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有这样的互补，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在极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

很多年以前，父亲为我写了一幅字，写的是龚定庵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后来父亲又为我和外子做过一首诗：“七字堪为座右铭，莫抛心力贸才名。乐章奏到休止符，此时无声胜有声。”父亲深知任何事都要用心血做成，谆谆教诲，不要为一点轻易取得的浮名得意，在寂静中也许会有更好的音乐。想到这些，常觉得是父亲坐在那里，以手向上一指向下一指，在沉默中，让人想到“云在青天水在瓶”的诗句。可是那含义，那境界，有谁领会。

我做了手术，出院回家，在屋中走来走去，想倾听原来的父亲卧房里发出的咳声，但是只有寂静。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三十三年；无论是否成为盲人，我都会这样坐下去。

2000年8月

散失的墨迹

最近收到老友资中筠、陈乐民来信，告诉我，在沈建中著《施蛰存游踪》中有一段关于我父亲的材料。四十年代在昆明，施先生常和父亲在翠湖边散步。父亲赠他两幅字，一幅写的是：“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莫忧世事兼卑事，须著人间比梦间。”另一幅字是：“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着先鞭。”两幅字都有上款，有印章。

施蛰存是一位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学者，创作学问都达高致，只是命运不济，一直被视为文坛另类人。有时和中筠、乐民谈起，都为世事诡诙而慨叹。

来信是乐民执笔，他患病已十余年，在学术道路上始终没有停步，对冯学很关心，著有论文，为哲学界人士所称道。他们每发现有关材料，必告诉我。这次的信仍用毛笔书写，蝇头小楷，大有卫夫人簪花品格。我早已老眼昏花，偶然写字都是盲书，手持信纸只有佩服。

“断送一生惟有酒”这首诗我估计不是父亲自作，不知原书法有没有写明出处。父亲录他人的诗一般都是写明作者的。“鸭绿桑乾尽汉天”这首应是父亲自作。信中说这是一幅立轴，且有影印。前几年，从立雕处得知，嘉德公司要举行一次字画拍卖专场，并寄来一本材料，上面印有要拍卖的字画，其中有父亲的一副对联，写的是“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着先鞭”。这两句。笔迹饱蕴秀气，这是父亲书法的特点。拍卖品中也有闻一多先生的一幅字，立雕乃到现场观察，冯字经几次较量，以两万元被一个中年人买去。此对联无上款，可能是故意去掉了。

又有一天，时间较嘉德拍卖还要早，北大程道德先生送来一本自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程君是书法爱好者，收集了许多书法影印成册，其中有父亲的一幅，写的是“灵龟飞蛇感逝川，豪雄犹自意惘然。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读曹操《灵龟寿》”。这是父亲在一九七四年写的一首诗，有小序云：“曹操《龟虽寿》辞意慷慨，然犹有凄凉之感。今反其意而用之。”“龟虽寿”书法写为“灵龟寿”，显系误记。此幅字上款是“紫光同志属书”。父亲与金紫光并不相识，经人代求而写此字。现在这幅字流落市间，程先生以三千元的价格购得，编入此册。据说还有一位书法爱好者，到各市场去“捡漏”，以九百元买得冯先生一幅字，雀跃不已。

我自己曾做一件傻事。有人从上海写信给我，说一书画店有冯先生一个中堂，是二十年代写给孔德成的。我托人去看，说写得不错。店中人并说，此件从海外传进来，得到很不容易，乃以七千元买回。亲眼见时，觉得不像，尤其是神气不像。家人都认为是伪造。弄虚作假真是无孔不入。

父亲曾为王伯祥先生写了一个条幅，写的是李翱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四十年代父亲常写李翱的两首诗，这是其中之一。王伯祥先生哲嗣王湜华曾将此字拿到我家，让我欣赏。我非常喜欢这幅字，那诗的空灵和字的隽秀浑成一体，沁人心脾。我将此字送到荣宝斋复制，悬于壁间，每日相对。侄儿冯岱自美归来，见到此字也非常喜欢，便让他带走了。想再复制一幅，找王湜华找了好几年，好容易托人找到了，说是他还要找这幅字。可能家里字画太多，又不知要找多久，真是添麻烦了。

最近又有人告诉我，在河南电视台鉴宝节目中，有父亲的一幅字，估价三十万元，不知道是什么字，也不知道后来流落何方。我并不打听。该知道的事要全知道是不可能的，先就得累死。

父亲曾说有一位先生评一个人的书法，说其俗在骨，不可救药。我觉得父亲的字是其秀在骨，是天生的，练不出来的。他从来也没有练过字，都是随意写来。其俗在骨不能医，其秀在骨不可学。

我们从小的生活有一个内容：为父亲研墨、拉纸。研墨常是我和弟弟的事，两人轮换着磨，眼看砚池里的清水变成墨汁，总觉得成绩很大。拉纸则大多是我的事。父亲写字时，要有人站在桌对面，慢慢把纸拉过去，他好往下写。纸有时要熨，那是母亲的事。家里始终没有预备毛毡一类的铺垫，可见不是书法家。最初我拉纸时，父亲是站着写字，写得很直，间隔匀称，自己看看，说行气很好。老来写字，一行字总要向右歪。我提醒说歪了，歪了。他答应着，却总是正不过来。给我写的一副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下联便是斜的，我称之为斜联。约在八十五岁后，改为坐着写，手抖，字的笔画有时不准确，但仍写了不少幅。这几天在书橱中翻出父亲的一幅旧作，写的是：“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最后写着“时年八十有九”。一九八二年我陪侍父亲到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他写了这首诗，并将此诗写了一个条幅，赠给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教授。当时西南联大校友毛春帆也想要字，父亲说回去再写。两年后他践约，写了这幅字，可是不知往哪里送了。这幅字一点儿没有歪，笔锋虽有不匀，整体看来仍觉遒劲有力。这是精神的力量。

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李之美在网上看到父亲的字，说真好看，建议将所有的字搜集在一起影印成册，出一本冯友兰书法。我一直无暇顾及此事。这当然是应该做的，应该做的事真多，怎么办呢。

2007年10月22日

他的“迹”和“所以迹”

——为冯友兰先生一百一十年冥寿作

人寿绝少超过百年，而思想却可以活过百年千年，一直活下去。一九九〇年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去世。头几年，信箱里仍常有他的信件。我看到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是混淆了阴阳界。我拆阅，小心地收好，偶然也回复。后来，信渐渐少了，他的著作的传播却从未停止。前两个月又收到写给冯先生的信。信是一位在北大就读的台湾学生写的。他说：“冯大师：虽然我知道这是一封您收不到的信，但我还是想向您表达敬意。”“‘贞元六书’是改变我一辈子的书，过去我太注重人的动物性，忽略了人的人性，在您的书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人性的重要性。”过了几天又有人说起读《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体会，说那真是一部浩瀚如海的大文化史。

父亲已经去世了，只能从九天之上俯视我们，而他的书仍活在人间，与我们为伴。

“贞元六书”是冯先生于抗日战争中在一盏菜油灯下写出的六本书，这六本书构成了他完整的哲学体系。

《新世训》序云：“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曰《新事论》，谈文化社会问题。曰《新世训》，论生活方法，即此是也。书虽三分，义则一贯。”《新原人》序云：“此书虽写在《新事论》、《新世训》之后，但实为继《新理学》之作。”书中提出了人生境界说，要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新知言》序云：“前发表一文《论新理学在哲学中底地位及其方法》，后加扩充修正，成为二书，一为《新原道》，一即此书。《新原道》述中国哲学之主流，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之地位。此书论新理学之方法，由其方法，亦可见新理学在现代世界哲学中之地位。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新理学继开之迹，于兹显矣。”序虽简短，六书各自的地位，彼此的关系说得很是明白。

冯先生说，他的哲学是最哲学的哲学，于实际无所肯定。去年，一位老哲学工作者茅冥家先生，写了一本书叫《还原冯友兰》，他的意思就是冯友兰被扭曲了，现在来还原他，这个书写得很内行。他说《新原道》讲形上学的历史，在中国没有一本书讲形上学的历史。如果黑格尔读到这本书，就不会说中国没有哲学了。这是茅冥家先生的意见。我想，做学问就像冯先生在《新原道》序言中说的：“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我觉得这个话非常好。当仁不让，这样才能百家争鸣。当然这也要有它的环境。

一九二六年，冯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中国哲学史，就开始酝酿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一九二八年到清华，从此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那里他一直参与学校的领导工作，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写出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方法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对这个哲学史，我也是越来越认识到它的价值。因为以前读书就是这样读过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些年读到一些文章，如任继愈先生有文章说，冯先生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和现代的治学方法，把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梳理得非常清楚，原来说不清楚的地方现在都说清楚了。例如把惠施哲学归结为合同异，把公孙龙哲学归结为离坚白。大家读起来以为本来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是我们前辈学者经过多少辛苦工作整理出来的。其他还有很多例子，例如把王弼的《老子注》和郭象的《庄子注》从《老子》、《庄子》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

美国学者欧迪安特别推崇冯先生关于郭象的文章，把它译成英文。一九九五年我在美国，她把译稿用特快专递寄我，表示对冯先生的崇敬。

关于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贡献，陈来教授有一篇文章，说明了哪些地方是冯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说得很详细。冯先生的这些新见发前人之所未发，也是后人不能改变的。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冯先生在美国宾州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和卜德教授一起翻译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用英文授课，这个讲稿就是后来的《中国哲学简史》。有人误认《简史》为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缩写本，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缩写本，而是一本全新的书。如果只是缩写，内容就只限于两卷本原有的，但这书有冯先生新的研究心得，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写出的。它用不长的篇幅把很长的中国哲学史说得极为明白而且有趣，真是一本出神入化的书。我每读都如醍醐灌顶，心神宁静。去年有赵复三先生的新译本，译文准确流畅，也是难得的。

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他得以用全身心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他用尽了生命写出了这部书，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诗来形容实不为过。这部哲学史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提出新的看法。

《新编》自序中说这部书的特点“除了说明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做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我想他是做到了。

《新编》提出了许多新看法，如对佛教的发展过程，提出“格义”、“教门”、“宗门”三个阶段；又如认为太平天国是向中世纪神权的倒退。最后更提出了“仇必和而解”的论断，指出人类社会应该走上和谐、理解的道理。第七卷《现代革命》中对毛泽东有所评述，说他的思想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新编》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到现在人民出版社只出了六卷，第七卷一直没有能够在该社出版。

父亲曾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对自己工作的总结，也是他的“迹”。现在要问一问“所以迹”，怎么会有这些“迹”。

有人问我，冯先生一九四八年在美国，为什么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国，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是和他的血肉联结在一起的。政权是可以更换的，父母之邦不能更换。中国文化是他的氧气，他离不开这古老的土地。这种感情不是一个“爱国主义”所能包括的，当然他并没有预测到以后会经历这样坎坷的生活。这也不是冯友兰一个人的经历，他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物。

他在《新世训》序中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铄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

《新原人》也有序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哲学工作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全部“贞元六书”充满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祖国昌盛、民族复兴的热切期望。对祖国的热爱，是他回国的原因，也是他去留学的原因，也是他全部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抗战胜利，西南联大结束，冯先生写了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以纪念这一段历史。有文云：“并世列强，虽今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们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到现在还是生机勃勃，有着新的使命。新命就是现代化，要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国家。旧邦新命，这是冯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杨振宁先生说，他第一次读到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时，感到极大的震撼。他还对清华中文系的同学说，应该把纪念碑文背下来。冯先生把这个意思另写了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副对联悬于他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下联的意思是，他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极高明），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道中庸），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上联的意思是他要把我们古老文化的营养汲取出来，来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国家。这就是他的“所以迹”。

一副茔联，一副对联，一共二十四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

这二十四个字包含的内容是那样丰富，充满了智慧的光辉，在流逝的时间里时明时暗，却从未断绝，也不会断绝。

2005年7月22日

《冯友兰集》序

这里是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的一部分演讲、论文和著作摘录。无论是讨论民主政治，或是探求人生意义，都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出发。他一直在汲取中国哲学中对当前生活有用的东西。本集中最早的一篇论文《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发表在八十多年前，现在读来还觉新鲜。“阐旧邦以辅新命”是他一生都在努力做的。

冯先生既是哲学史家也是哲学家。他研究哲学史主张“照着讲”，就是说要照着古人的意思讲，把古人的意思清楚地传达出来，可以使它更清楚明白、易于了解，却必须是它的本意。在哲学创作方面，他提出“接着讲”，就是说他的哲学创作是接着传统讲的，不是凭空制造的。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有选择的积累，必须在楼层上建造，才能更上一层楼。如果不分朽木、良材，建不起辉煌的殿堂。如果否定传统，否认根基和由来，岂非要重回蛮荒时代？

冯先生不只是为哲学而生，也是为教育而生。他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可以算做是他的“事功”。有人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领导决策层的重要成员，学问研究层的显赫教授，社会交往中的活跃人物”。应该说这不只概括了他在西南联大的生活，也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在大学工作的写照。他自赴美深造归国以后，直到告别这个世界，从未离开大学教育岗位；除了某个特定阶段，也从未离开过讲台。

本书中有一篇《中国哲学和民主政治》，这也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仍然充满活力的一篇文章。他提出民主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人是人”的认识，人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的，不能成为他人的工具；驱使别人、让别人成为自己的工具是不道德的行为。第二，对一切事物都应有多元论的看法，不能执一见而概括一切。儒家特别重视“和”，“和”就必须有异，把各种“异”调和起来就是“和”；五味俱全，八音齐奏，可以得到“和”；如果只有一种的味、一样的音，就只是“同”不是“和”了。第三，要有超越感，不能以自己的观点权衡其他的一切，互容相让，才能有民主的可能。第四，要有幽默感，对任何不如意的事都能一笑了之，这样才容得各种不同意见。文中所谈民主的四个条件，也是生活的一种态度。

父亲是有这样的胸襟的，也许是到了廓然大公的境界，所以他能度过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难坎坷。一位哲学界人士回忆说，有一次开会，所有的人都批评冯先生；中午休息时，他踌躇着想去安慰几句，不想冯先生已经靠在沙发上照常午休，安然入睡。他觉得常人真难以做到。母亲曾对我说，“文革”开始时，父亲被批斗，回来后略事休息，坦然平静地对她说：咱们吃饭吧。而母亲一点儿也吃不下。批冯的人很多，有时并不讲理，父亲从不计较，在家里从未说过哪个人不好，只笼统地说他们也是为形势所迫。父亲是这样宽容，事事为别人着想，这都是中国哲学给他的力量。

父亲的趣味很广泛，对文学艺术有许多见解。他告诉我，昆曲音乐中直起直落的变化，称为方笔；北京城里钟楼和鼓楼的气韵不同。他讲过，一位朋友看晚年程砚秋的演出，程一出台，甚显胖大，这位朋友“哎呀”了一声，心想：这怎么受得了！听了几句之后，觉得完全受得了，再听再看，觉得很愿意“受”。这里没有直接称赞程氏的表演艺术，却让人感到他的表演之高超。我们每年春天要去颐和园，看玉兰，看海棠，看桃花。后山的桃花映着松树，又活泼又庄重，是一幅永远难忘的图画。我们常流连在这一幅图画中。父亲却不让任何一种趣味成癖，绝不玩物丧志，他离不开的是哲学。

父亲曾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要让人能够欣赏古往今来美的东西。他本想在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以后，写一些艺术感受，题名为《余生札记》，已成一篇《论形象》，从杜甫的《丹青引》谈起，讨论美术创作。可是，《新编》以后的余生很短，他已经泪干丝尽，不得不带着满脑子的“非常可怪之论”远去了。那些发光的“非常可怪之论”，究竟还有多少，内容是什么，能够给人的精神世界增加怎样的活力，永远不能为人所知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

那个时代人的精神世界都是比较丰富的。记得物理学家王竹溪曾来我家问一个字，原来他在编一本字典；化学家黄子卿写旧体诗，有唐人韵味；还有一位晚一辈的数学家，姓王，写了《红楼梦》续编，在他的书里，薛宝琴能文能武，嫁给了柳湘莲，一同成为起义领袖。这些先生们都有多方面才能，所以毫无匠气，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俱臻化境。他们已进入历史，但留给我们的文化宝藏是发掘不尽的。

哲学是一个冷门，父亲的子女没有一个学哲学。人家问，这是为什么？父亲自嘲地答：因为他们知道学哲学无用。这是一句玩笑话。其实父亲认为，哲学似无用而有大用，它是关系到人生的。有人说，读了冯先生的书，知道人不仅有社会中的地位，也有宇宙中的地位；有人说，读了冯先生的书，才从人生的低谷中走出来；有一位香港中医对我说，他隔些时便要读一遍冯著，而每读一遍，便可获取新的力量。父亲的“哲学史”把中国哲学的精神传递给读者；他的哲学创作“接着”中国哲学的精神，又吸收西方哲学，再抟、再炼、再调和，给人新的精神食粮。

这本书是冯先生的学生陈战国编选的，他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也是冯学研究专家。冯先生著述很多，这本书篇幅不大，却不乏精彩篇章。若是通过这些文字能够引起窥全豹的兴趣，就更好了。

2008年3月3日

人和器

——第八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旧邦新命：冯友兰与西南联大”书面发言

云南师范大学成立七十周年，是十分值得庆祝和纪念的。西南联合大学已经离开昆明六十多年了，可是它留下的种子在云南师大这里埋藏着、生长着。先贤们的精神影响从来没有中断。

冯友兰先生自留学归来，从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便一直在大学的讲台上，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没有一天转向。尤其在国家民族的危亡时刻，他和同仁们一起坚持西南联大的工作，为民族传递着文化血脉，为国家培养了精英人才。成为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冯先生的哲学成就，往往掩盖了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而在他的一生中，教育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他关于教育的著作不多，但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那是带有根本性的，很有意义。写于一九四八年六月的《论大学教育》一文，较完整地传达了他的看法。

冯先生的教育思想最根本的一点是关于大学目的的阐述。大学要培养什么？他的回答是：“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器。”当然，来上大学的都是人，不是桌椅板凳。这里所说的人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他说：“‘人’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所以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专知识外，还养成一个清楚的脑子、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可以了解、判断，对已往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才可以欣赏。有了清楚的脑、热烈的心以后，他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能只在接受已有的结论。”他还说，如果一个学校只要求学生接受结论，那就成了宣传。训练出来的人也就成了器。

根据冯先生的看法，大学的任务不只在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心智，培养独立人格。人人具有清楚的脑和热烈的心，社会必定是文明的、和谐的，不断进步的。

冯先生用“继往开来”描述大学的工作。大学要传授已有的知识，并要研究将来的知识。如果只能传授已有的知识，那就是职业学校。大学必须求新知识，特别是那些冷僻的、看似无用的知识。不必问它们能不能直接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因人类不只是穿衣吃饭就够了。

照这样的想法，大学教师应不只教书，而且著书。冯先生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三十年代，在清华时期，写出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期，写出了“贞元六书”。八十年代，在北大时期，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三史”“六书”形成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特别是“贞元六书”，写在国家危亡之际，写在民族大灾难的时刻，写在地处边陲的昆明，在一盏菜油灯下，一字一句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他在《新世训》序中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并说，他希望他的书，能成为建国的一砖一石。又在《新原人》序中说，哲学家“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即使不读“贞元六书”，只读“六书”的六篇短序，也可以感到他的哲学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他希望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愿望。

他还说，大学是一个专家集团，这个专家集团是自行继续的，只有他们能决定他们自己的事。所以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色。他几次提出，不能把大学当做教育部的一个司，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为不同意统一教材致教育部函”中剖析甚明。

现在看来，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西南联大，正因为它是一个高水平的知识群体。在不断的斗争中，在相当程度上，这个群体能够实践他们的想法，能够照他们所想的方法教书育人。他们是成功的，对得起中华民族抗日战争那一段历史。

冯先生晚年，因客观形势一度不能讲课，曾十分感叹，说自己是“家藏万贯，膝下无儿”。他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他、理解他。当然，那只是一段时间。他的学生很多，好学生也很多，研究他、理解他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举行的“旧邦新命：冯友兰与西南联大”研讨会正是这样做的。我想，这样的学术道路会日益宽阔。

我因身体欠佳，不能来参加会议。想到在我少年时代居住的昆明的蓝天下，有识之士正在纪念冯友兰先生，心中有无限的感动和感谢。

我崇敬我的父辈那一代人，不必列举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精神和祖国的江山同在。

2008年10月10日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写这篇文章，有些像写历史小说。因为记的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这一天，而现在已是一九八五年底了。三年如逝水，那一天情景却仍然历历在目，没有冲淡，没有洗掉。看来应该记录在案。

三年前九月十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赠予父亲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我侍八十七岁老父赴美的起因。

但这次旅行的实际动机是，据我们的小见识，以为父亲必须出一次国，不然不算解决了政治问题。所以才扶杖远涉重洋。总算活着出去，也活着回来。所获自不只政治上争了一口气和一个名誉博士。

我们在九月九日自匹兹堡驱车往纽约，到市郊时已是黄昏，路边的灯不知不觉间亮了起来，越来越多。到哥大招待所时，黑夜已先我们而至了。从高楼的房间里下望，只见一片灯光的海洋，静止的闪烁的和流动的光，五彩缤纷，互相交叉，互相切入，好不辉煌。

十日上午，有几家报纸和电台来访，所问大多为来美感想。其中一位记者与我的兄长在宾州大学同学。大家又一次慨叹世界之小。在不断的客人中，清华老学长黄中孚出现在门前，宣称带来了熨斗，问我们的“礼服”是否需要熨一下。接着我在费城的几位女友联袂而至，带来四双鞋任我挑，因为据说我的鞋不大合格。这时我们不但惊世界之小，更喜人情之厚了。

下午四时，在哥大图书馆圆形大厅举行了隆重的授予名誉博士的仪式。仪式由哥大校长索尔云主持。上台的几个人都罩上了丝绒长袍，很庄严，可也很热。索尔云笑道：“荣誉和安逸是不能并存的。”

仪式最先由哥大哲学教授狄百瑞先生致词。这次赠授学位本系他所倡议。狄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讲学时，对他的介绍中有一句话：“先生本一介书生。”看到一位金发碧眼的书生，觉得很有趣。他致词中说：“我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能同意近年来对冯先生的批评；我也不妄自评价他的行为的意义。我以为，他了解自己是有困难的，其中有尖锐的冲突。但是他忍耐，他永不失望，总是向着未来，相信中国和西方会有更好的了解。他是中国真正的儿子，也是哥伦比亚可尊敬的校友。他的学术研究为促进我们两大民族的了解，做出了很多贡献。”

之后由索尔云致词，授证书，戴兜帽。再由父亲致答词。这份答词已收入《三松堂自序》。他在答词中概括地讲述了自己六十年的哲学路程。最后再次引用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两句诗。他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同时要促进实现新命——现代化。请注意“旧邦新命”的提法首见于冯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碑文作于一九四六年。这次又提到这两句，强烈地表现了老人一贯热爱祖国的精神，如日月昭昭，肺腑可见！

答词中还说，在国家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后，会出现新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个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来指导。对于这一点，父亲的挚友卜德提出了异议。

仪式之后是招待会，父亲坐在轮椅上和来祝贺的宾客握手，不少人问起我的创作，现在很觉惭愧。三年来我在这方面毫无进展。晚上为父亲举行的宴会上，有几位朋友讲了话。卜德先生是《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英译者，曾数次到中国。他自己说，一九七八年是最后一次，那年他两次到北大，都未获准来见父亲。他确曾写过一信，说既然如此，他永不再来。如今逢此盛会，彼此感动可想而知。感动和欢喜不妨碍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意见不同也丝毫不妨碍友谊。这使我也感动和欢喜。

卜德那一段异议译文大意如下：“冯先生答词中说，一国政治的统一往往伴随着新的统一的哲学，并以为今天也要如此。可以理解，在任何时代和国家中，许多人——特别在他们经历了严酷的政治、社会紧张局面之后，会渴望有一个无所不包的单一的体系，使他们知道如何待人处世，如何对待人类以外的世界，这体系会使人得到心理上的平安和有社会目的。但是如果这样，特别是官方支持时，就会走向教条主义和盲目的狂热，使人不敢提出问题。所以我以为，理智的多样思考，尽管会带来实际困难，总是比整齐划一为好。我以为，先秦的百家争鸣，汉以后佛道教的争辩，比后来政府支持的正统儒家，更能促进理性的发展。”

父亲后来说，当时无时间深谈，可是卜德说的不需要正统，这不需要本身也是一个正统。所以在一个时期中还是要有大多数人共同的思想。我很怕落入哲学的论辩，制止他再发挥。我以为，一个时期大多数人共同的思想最好是自然形成而非人为强制。可以提倡，而不应禁止。数千年封建制度使我们习惯于统一，最好也渐渐习惯于不同、多样。

晚宴上发言的还有哥大副教授陈荣捷和哈佛教授杜维明。陈先生说，最重要的是，当别人都贬低中国文化传统时，在一片全盘西化的呼声中，冯先生写出了他的哲学史，使知识界重新信任自己的传统。他至少给了中国哲学以尊严——如果还不是荣耀的话。这就保证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杜先生说，冯教授最关心的是儒家文化的个性和为科学技术规定的世界文化二者的创造性综合。这和儒家那永远的追求不可分。那追求是：在使人性失去的世界中，追求充分的人的意义。

最后父亲讲了一则轶事：我们在旧金山机场遇到一位老人，攀谈起来。那位老先生问，你们来自中国，可知道冯友兰先生是否还在世？双方大笑后得知老先生也是哥大校友，比父亲高一班，老先生说大家都非常关心父亲的情况。晚宴结束了。父亲再次感谢哥大，也感谢在美国体验到的温暖的人情和理解。

回到房间里，凭窗而望，见灯光的海洋依旧。心头不觉泛起一阵温暖的波浪，这是人情的温暖，是逐渐了解的温暖。一张张含笑的面孔在眼前掠过，仪式上的，招待会上的，晚宴上的，还有两个多月来的新朋旧友，他们那关心的、寻求理解的目光比灯还亮。灯光的海洋流动着，夜复一夜。从昨晚到今晚，有多少页人生的书翻过了呢？

1985年岁暮

安波依十日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我们来美国的事情已完。这天只和家人往游新泽西州的天然动物园，是计划中惟一的余兴节目。

哥伦比亚大学东院招待所的房间进口处有小楼梯，约七八阶。清晨出门，父亲上楼梯时脚步不稳，这几天确实太累了。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很舒服。见他兴致勃勃，谁也不愿扫兴。我们在校外小店进早餐，和父亲的挚友卜德博士话别。他很为只有孙女没有孙男而遗憾，笑说自己是老封建。早餐后他站在街角处看我们驱车离去。他是个瘦削的老人，白发如银。街上空无一人，也没有风吹起他的衣角或白发。父亲在车中招手。我想，他们两人恐怕再难会面了。

天然动物园的景致若使贾宝玉来评点，当说它造作。狮子懒洋洋睡在路旁，金钱豹躲在不知何处；猴子爬到汽车顶上，鸵鸟歪着头往车窗里瞧，都希望得点儿好吃的。据说非洲的天然动物园大不相同，要“天然”得多。这里的游乐园，连同动物园一起，有一个招徕游客的名宇——“大惊险”。可是我们都没有多少惊险之感，真正的惊险场面出现在返回纽约的路上。

路是平坦的，虽然很少颠簸，总不同于家居。父亲是很累了，但他还是说“很舒服”。他的额头不热，手却冰凉。“千万等回国以后再生病。”我心里说。这时忽然听到异常的声音，咔嚓咔嚓，有节奏地响着。哥哥把车开到路边停下。

“左边轮子坏了，”哥哥宣布，“得换下来。”

车后有现成的轮子和工具。哥哥患严重的关节炎，无法操作。嫂嫂和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新轮子拖下来，工具装好，摇了半天，也没有卸下旧轮子。“以前我几分钟就能换下来。”哥哥慨叹。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找出白手巾绑在车上，向开过的车求助。

车子一辆又一辆风驰电掣般从我们身旁过去了，谁也不注意路边的车。我们奋斗了约一个多小时。车停着，没有冷气，太阳直晒，车里热如蒸笼。父亲仍是照他平常一样，老实地坐着，绝不催促，绝不焦躁。

不远处又有一辆车停下了，也是修理什么。嫂嫂跑过去求援。那是一家波多黎各人，全都黑黑的，很有吉卜赛人模样。男的过来了。他摇了几下千斤顶，就把车身顶了起来，迅速地换上新轮子，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向他致谢时，才发现他并不会说英文。

无怪乎卜德老先生想要个孙子呢。车修好了，大家决定先到最近的一个站上打尖。这时父亲脸很红，有些气喘，可还是说“很舒服”。哥哥陪他去盥洗室，过了很久还不出来。我有些着急，托一个男孩进去看看，他一会儿就出来了，说：“那位老先生晕倒了，要叫救护车。”我愣住了，直盯着他，他忙又说：“已经醒了，像是好了。”这时哥哥扶着父亲出来了，还有两个美国人陪着，送他躺在一个长椅上。两人之一是医生，他敲敲听听，一面命餐室的人拿冰袋，老人是在发烧。医生说心脏没问题，返回纽约应该是可以的。

父亲躺着，完全清醒了，还是说没有哪儿不舒服，还一再说回哥伦比亚。我们想起他的丹毒旧病，看他的左腿，果然有一点儿鲜红起来了，觉得有些把握，便决定返回纽约。从父亲晕倒起，只有有用的人上前帮助，并无闲人围观。

车子在落日斜晖中疾驶，大家都不说话。父亲起先微笑着说没有什么，后来我叫他，只哼一声。走了一段路，他忽然垂下头，怎么叫都不回答，他又晕过去了！等不得到纽约！我叫起来。就在最近的一个收买路钱处要了救护车。我们的车停在路边等候。

父亲斜靠着我，完全不省人事。难道真的不能回家了么？我们一定得一起回去！旅行前就商量好的，无论遇到什么事也要回去！记得吗？我们庭院中十年浩劫失去的竹子还没有种，书案上都是未完成的书稿，还有我那重病的弟弟在等着，盼着，呵，父亲！你可一定要和我一起回去呵！

不到五分钟便开来一辆车，跳下两个壮汉，把父亲抬上担架，给他吸氧。紧接着又来了一辆车，这才是装载病人的车。救护人员身着黄色工作服，在浓重的暮色中十分醒目，使人精神一振。他们敏捷地把父亲抬上车，我坐在他身旁，车子往最近的医院开去。

于是父亲住进了波思·安波依地区医院。我又开始了一段侍病生活。

自七十年代始，陪侍卧病在床的二老双亲是我的生活内容之一。记得一次从城里开会回来，疲惫得恨不能立刻倒下，再也不起来。可是母亲发高烧，正等着我送医院。有时是父亲重病，需要马上治疗。每次都要跑来跑去找救护车、找担架、找抬担架的人，求不尽的人情、说不完的好话。比较起来，这次是顺利的。

安波依医院是普通的公立医院，论级别，可能相当于海淀医院，还不如海淀医院宽敞。来就医的都是平民百姓。依我看来，它很好了。它有两头自动起落的床，有活动磅秤，每天称重量，把病人一卷吊起来，毫不费事。点滴抗菌素不是每天扎针，而是在臂弯里埋进针头，用时打开。每天抽血化验，缺什么便补给什么。每人床头有电话，床对面墙上有电视，付钱使用。这都是美国人缺不了的东西。这些大概都是工业发达、医学先进的表现，但是医院给我印象最深的和发达与否似乎没有关系，那是这里的护士。

护士是神圣的职业，是白衣天使。小时在教科书里读过讲南丁格尔的文章，很为她伟大的人格所感动。可是这些年，我们的护士和天使差得太远了。在美国医院里见到护士的工作情况，不由得要为她们写一笔。

这些护士小姐们都很整洁漂亮，可她们什么都做。给药打针，铺床叠被，清理排泄物，代病人擦身，总是细心而又耐心。我在这里陪住其实多余，也是格外照顾。一般是不准陪的。父亲住两人一间的病房，十天中换了三个病友，一个是犹太工人，一个是西班牙人，卖肉为生，也不会说英语；第三个是个小黑人，在码头上开什么机器。他们的社会地位都差不多，护士小姐们对他们都一样周到。

有一位胖胖的小姐，她常用手给病人揉背。“可以轻松一些。”她说。到晚上总问我：“要杯茶吗？”一会儿便端来茶或咖啡。我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笑眯眯地说：“我喜欢照顾人。”还有一位年长些，说她需要工作贴补家用。有一位特别漂亮的，说她母亲是护士，她从小就想当护士。她们都是中学毕业后又上护士学校，有人在胸前戴着学校的毕业纪念章。最神气的是两位护士长，头戴白色头饰，胸佩工作十年（也许是二十年）的纪念章。她们比一般护士涂抹更浓，显得格外隆重。所有的护士看上去都以自己的职业自豪，并不想随时跳行变做医生，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曾约胖小姐谈谈护士工作。她说可以谈的太多了。一个午夜她下班后到我栖身的吸烟室来。可是我数夜未得安眠，那晚睡得正熟，迷糊中知道她来了，跳起身留她坐，她已走到走廊另一头，摆摆手转身不见了。究竟她们的甘苦如何，我不知道。也许有什么措施促使她们如此积极。不过她们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这一点是显然的。

这医院里的病人民族成分复杂，工作人员也是一样。那晚收父亲住院的医生是印度人，后来管他的医生是犹太人，胖小姐是意大利人。化验室有一位中国台湾人，听说来了中国人，特地来问有无需要帮忙之处。医院门口有明文告示，规定对各人种不得歧视。各民族杂居是美国一个突出现象，越到下层越显著。

一纸告示当然不能说明问题。以前知道美国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多在社会下层，这次来才知道白人中也分三六九等。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一带人属下等，东欧人好一些，法国人好多了，北欧人是上等。白人中的顶尖是W.A.S.P.，即白人中之安格鲁-撒克逊种之新教徒。这类顶尖人物似无明文之优惠待遇，但是在找工作时他们吉星高照的机会总要多一些。

至于中国人的地位，以前有这样的笑话：中国大使去拜客，主人说我这儿没有脏衣服。现在大不相同了。不少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以祖先传给的智慧和毅力在科技、企业界获得高位，还有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祖国，为每一个人撑腰。总的来说美国的民族问题这些年是有改进的。他们也很重视这一问题。

医院里除医生、护士、勤杂人员外，还时常有牧师出现。刚进医院等着收住病房时，斜对面布帘内有一个从楼上坠伤的黑人女孩，一位黑人妇女显然是她的母亲。还有一位白人男子，我起先以为是她的父亲，后来他过来搭话，才知是牧师。他说帮助排忧解难是牧师分内的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后来在病房也来过几位牧师，都是全副披挂，身着黑衣，手持《圣经》，问要不要谈话。我以为和牧师谈话是危重病人的事，心里不大欢迎。也未见别的病友和他们谈话。

护士小姐总是受欢迎的。她们不只细心照料病人，还耐心解释病情。一位高个儿小姐说父亲缺钾，我听不懂，她特地送了一份剪报来，上面是关于钾的说明。主管医生请了医院外的心脑专家来会诊。管推车、称体重的特大胖子（这种胖子国内没有）动作灵活麻利，绝不要求家属助一臂之力。病人膳食也是柔软可口的。

安波依医院的普通的美国人用他们平凡的工作治好了父亲的病。父亲病势平稳后，哥哥因假满必须去上班。分别前他对我说：“又剩你一个人了。”我回到病室中，正遇见那已经出院的犹太人送来两个西红柿。小黑人的母亲说有一个什么会要来看望，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估计那是个慈善组织。向她解释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有领事馆在纽约。电话里传来美国各地友人的问候，附近的认识的人（奇怪几乎走到哪儿都能找到认识的人）送来食品。父亲可以下床了，我扶他在走廊上踱步，一位住在五人一间病房里的工人笑道：“开始他的马拉松！”他的笑容使我想起“文革”中北京的一个医院不肯为父亲治病，病房中几位工人愤愤不平的样子。这幽默和那愤愤都显示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的关心，让人久久不忘。

客居他乡又患重病，在秦琼的时代是连黄骠马也得卖了。我们这段生活虽然紧张，却不觉凄凉。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个大靠山——祖国。我们不是无根的小草，而有祖国大地可以依附；我们不是飘零的落叶，而是牢牢生长在祖国这株大树巨人的枝头。我们离家千万里，却和祖国息息相通，在祖国的庇护下，我们把落魄变成了奇遇。

十天以后，纽约领事馆的同志来接我们出院。我回头看波思·安波依的小街，我知道永不会再来了。

我们要回家了，回家了。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此期间小弟病逝。此期间父亲在北京又两次住院，一切都方便得很了。护士同志也在向天使的境界进发。何时天下人都能得此方便，而不至盛年殂谢，壮志难酬，则吾身独病死亦足！

1984年

道　具

今年七月十四日入伏，十分闷热。天气预报天天有雨，却总没有下透。人好像腌在什么罐子里，腻搭搭的不舒服。

有一位在老学者家任秘书多年的老友可能因年事渐长，受不了这天气，邀我代他两个月。我很高兴。一方面愿意亲近这位老人，一方面也因我还受得了，可见比人强，不免得意。

老学者面色紫红，双目凹陷，据某人类学家推测他有犹太人血统。一部银髯飘在胸前，颇具仙风道骨。我坐在他身旁，记录他口授的字句，那高妙的思想带来清爽的凉意。

有人敲门。应门是我的事。

来人是某地政府代表，态度质朴诚挚，请老人为家乡题字。拿出一堆“龙腾虎跃”“日新月异”等等的标语口号，供老人参考。

“你大概也是有文化的人，帮着选一选。”来人客气地对我说。

老人素来热爱家乡，这样有意义的事自不能拒绝。我记下需做的事，宾主在融洽的气氛中分手。

又有人敲门。我去开门时想，应门该有三尺之童，我已年届花甲，这样跑来跑去，可谓没有出息。

来人乃外籍华裔学者，在电话中联系过的，但他带了三个人来，却无人知道。三人中有一位少年，是某地记者，何报何社何杂志不清楚，说他要写一篇访问记。

“您多大了？”记者发问，“都写过什么书？”

老人不知听见没有，发了一会儿呆。

“我和中央各领导都有联系，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助解决。”少年好心地说。他很善良，毫无疑问。

老人求助地望着我，我不能不声援，说明老人无意接受采访，也不想和哪一位领导联系。这回轮到少年记者发呆，海外学者不悦之色笼罩全室，于是不欢而散。

我想老人该严厉些，不愿做的就大声说“不”。那很难，我知道。

又坐下来，准备享受那思想的清风时，又有人敲门。我这时不只委屈，简直是愤愤了。

来人曾有一面之缘，姓李，是曰老李，来的目的是拍电视。说话间，面包车拉着器材已到门前。老人说，这么远来了，硬拒绝也不好，就拍吧。

时间倒是不长。老李做节目主持人，怀抱可爱的女儿与老人对话，实际上是对老人说话。

“您的眼睛看不见，稿子是由助手代写的。”老人听不清，无法纠正。助手只是记录，岂能代写！

“最近好几位老专家都去世了。”他举了好几位先生的名字，包括前几年过世的。“您要保重。”

老人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人总会死的，不用人提醒。这样就算拍完了。老李放下女儿，毫不客气地让我带她去上厕所。

一切结束，他们还不走，要与老人合影。几个人站好了，老李让孩子把手搭在“爷爷”肩上。我忽然觉得老人很可怜，像照相馆中的木马或彩色戏装一样，是个大道具！

你这样睿智博学，难道不能说一个“不”字吗？

老李布置好了，让我按相机。

我瞪起眼睛，说：“不！”

不！我说了，一面欣赏自己的勇气。

1988年7月17日

偶检旧箧，断简残篇中忽得一完整之旧稿，此罕事也。文为有感而发，语气托以他人，仍恐不妥，遂置之。如今先君逝世已经三年，欲有种种骚扰，不可得矣。

1993年11月26日

九十华诞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是父亲九十寿诞。我们家本来没有庆寿习惯。母亲操劳一生，从未过一次生日。自进入八十年代，生活渐稳定，人不必再整天检讨，日子似乎有点滋味；而父亲渐届耄耋，每一天过来都不容易。于是每逢寿诞，全家人总要聚集。父亲老实地坐在桌前，带上白饭巾，认真又宽宏地品尝每一样菜肴，一律说好。我高兴而又担心，总不知明年还能不能有这样的聚会。

一年年过来了。今年从夏天起，便有亲友询问怎样办九十大庆。也有人暗示我国领导人是不过生日的。我想一位哲学家可以不必在这一点上向领导看齐。与其在追悼会上颂扬一番，何如在祝寿时大家热闹欢喜。活到九十岁毕竟是难得的事。我那久居异国的兄长钟辽，原也是诗、书、印三者兼治的，现在总怀疑自己的中国话说得不对，早就“声称”要飞越重洋，回来祝寿；父亲的学生、《三松堂自序》笔录者、《三松堂全集》总编纂涂又光居住黄鹤楼下，也有此志。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汤一介等全体同仁，热情地提出要为父亲九十寿诞举行庆祝会。父亲对此是安慰的，高兴的，我知道。

记得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为父亲庆祝执教六十周年时，当时北大校长张龙翔和清华副校长赵访熊两先生都在致词中肯定了父亲的爱国精神，肯定了一九四八年北平解放前夕他从美国赶回，是爱国的行动，并对他六十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做了好的评价。老实说，三十多年来，从我的青年时代始，耳闻目睹，全是对父亲的批判。父亲自己，无日不在检讨。家庭对于我，像是一座大山压在头顶，怎么也逃不掉的。在新中国移去了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后，不少人又被自己的家庭出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因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往来尽有识之士，所遇大体正常。但有一个在检讨中过日子的父亲，并不很轻松。虽然他的检讨不尽悖理，虽然有时他还检讨得很得意，自觉有了进步。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对父亲过去行为的肯定而不是对他检讨的肯定，老实说，骤然间，我如释重负。这几年在街上看见花红柳绿的穿着，每人都有自己的外表，在会上听到一些探讨和议论，每人都有自己的头脑，便总想喊一声：哦！原来生活可以是这样。在如释重负的刹那，我更想喊一声：幸亏我活着，活过了“文化大革命”，活到今天！

一位九十岁哲学老人活着，活到今天，愈来愈看清了自己走过的路，不是更值得庆贺么？他活着，所以在今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举行了庆祝会。会上有许多哲学界人士热情地评价了他在哲学工作上的成就，真心实意地说出了希望再来参加“茶寿”的吉利话。茶字拆开是一百零八，我想那只是吉利话，但是真心实意的吉利话。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不同了。人和人之间不再只是揭发、斗争和戒备，终日如临大敌，而也有了互相关心和信任，虽然还只是开始。人们彼此本来应该这样对待。

在会上还听到哲学系主任黄柟森的发言。他不只肯定了老人的爱国精神，还说了这样的话：“在解放前夕，冯先生担任清华校务会议代理主席，北平解放后，他把清华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这是一个功绩。”我们又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肯定。这次不再如释重负，而是有些诧异，有些感动。父亲后来说：“当时校长南去，校务会议推选我代理主席，也没有什么大机智大决策，只是要求大家坚守岗位，等候接管。这也是校务会议全体同仁的意思。现在看来，人们的看法愈来愈接近事实。这是活到九十岁的好处。”

父亲还说：“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尤其是哲学道理，若无生活经验，那是无法理解的。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岁以前，没有足够的经验，不能理解周易道理；五十以后，如果老天不给寿数，就该离开人世了。所以必须‘假我数年’。若不是这样，寿数并不重要。”

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年过九十的哲学家只有明朝中叶的湛若水和明末清初的孙奇逢二人。父亲现已过九十，向百岁进军。这当然和全国人民寿命增长，健康水平提高有关。毕竟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了，转眼便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人本身，也总该有所不同了罢。

这“人”的条件的准备，从中国传统文化能取得什么，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点，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之一。他在具体问题前可能踌躇摇摆，但他有一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怕否定自己。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谬时，他也能一次再一次重新起步。我常说中国人神经最健全，经得起折腾。这和儒家对人生的清醒、理智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精神，是有关系的。而中国传统文明的另一重要精神，无论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愿望，或是庄子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想象，或是“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禅宗境界，都表现了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的稳定和丰富。

提起宋明道学，一般总有精神屠刀的印象，其流毒深远，确实令人痛恨。但在“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之下，还有“乐其日用之常……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等话。照父亲的了解，那“孔颜乐处”，是把出世和入世的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彼岸性和此岸性的一致。所以能“胸次悠然”，所以父亲能在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又屡逢死别的情况下活下来，到如今依然思路清楚、记忆鲜明，没有一点儿老人的执拗和怪癖。有的老先生因看不懂自己过去的著作而厌世，有的老先生因耳目失其聪明而烦躁不安，父亲却依然平静自如。其实他目力全坏，听力也很可怜。但他总处于一种怡悦之中。没人理时，便自己背诗文，尤爱韩文杜诗。有时早上一起来便在喃喃背诵，有时有个别句子想不起来，要我查一查，也要看我方便。他那脑子皱褶像一个缩微资料室。所以他做学问从不在卡片之类上下工夫，也很少记笔记。

四日这天黄昏，在不断前来祝寿的亲友中来了一位负责编写西南联大校史的教师，她带来西南联大纪念碑的拓片，询问一些问题。我们看了拓片都很感慨。这篇文章是父亲平生得意之作。他的学生赞之为有论断、有气势、有感情、有文采、有声调，抒国家盛衰之情、发民族兴亡之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篇大文。一九八〇年我到昆明，曾往联大旧址，为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和纪念碑各写了一首小诗。纪念碑一首是这样的：

那阳光下极清晰的文字

留住提炼了的过去

虽然你能够证明历史

谁又来证明你自己

到了一九八五年，人们不再那么热衷证明过去了，过去反倒清楚起来。因为轮廓清楚了，才觉得有些事其实无须计较的。

我们还举行了一次寿宴，请了不少亲友参加。父亲的同辈人大都在八十岁以上了。我平素不善理事，总有不周到处，这次也难免。但看到大红绸上嵌有钟鼎文寿字的寿幛，看到坐在寿幛前的精神矍铄的父亲，旁边有哥哥认真地为他夹菜，我相信没有人计较不周到。大家都兴高采烈。寿，人人喜欢；老寿翁，也人人喜欢。那飘拂的银髯，似乎表示对人生已做了一番提炼，把许多本身的不纯净，或受到的误解和曲解都洗去了，留下了闪闪的银样的光泽。

“为天下的父母，喝一口酒。”我说。

有的父母平凡，有的父母伟大。就一个家庭来说，不论业绩如何，每位父母如果年届九十，都值得开一个庆祝会。

1985年12月

心的嘱托

冯友兰先生——我的父亲，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来到人世，又于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四日毁去了皮囊，只剩下一抔寒灰。在八天前，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时四十五分，他的灵魂已经离去。

近年来，随着父亲身体日渐衰弱，我日益明白永远分离的日子在迫近，也知道必须接受这不可避免的现实。虽然明白，却免不了紧张恐惧。在轮椅旁，在病榻侧，一阵阵呛咳使人恨不能以身代。在清晨，在黄昏，凄厉的电话铃声会使我从头到脚抖个不停。那是人生的必然阶段，但总是希望它不会来，千万不要来。

直到亲眼见着他的呼吸渐渐急促，血压下降，身体逐渐冷了下来，直到亲耳听见医生的宣布，还是觉得这简直不可能，简直不可思议。我用热毛巾拭过他安详的紧闭了双目的脸庞，真的听到了一声叹息，那是多年来回响在耳边的。我们把他抬上平车，枕头还温热，然而我们已经处于两个世界了，再无需我操心侍候，再得不到他的关心和荫庇。这几年他坐在轮椅上，不时会提醒我一些极细微的事，总是使我泪下。我的烦恼，他无需耳和目便能了解。现在再也无法交流。天下耳聪目明的人很多，却再也没有人懂得我的有些话。

这些年，住医院是家常便饭。这一年尤其频繁。每次去时，年轻的女医生总是说要有心理准备。每次出院，我都有骄傲之感。这一次，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后的第一次住院，孰料就没有回来。

七月十六日，我到人民出版社交《新编》第七册稿。走上楼梯时，觉得很轻快，真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父亲更是高兴，他终于写完了。直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的，无须他人续补。同时他也感到长途跋涉后的疲倦。他的力气已经用尽，再无力抵抗三次肺炎的打击。他太累了，要休息了。

“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父亲很赞赏张载《西铭》中的这最后两句，曾不止一次讲解：活着，要在自己恰当的位置上发挥作用；死亡则是彻底的安息。对生和死，他都处之泰然。

父亲在清华任教时的老助手、八十八岁的李濂先生来信说：“十一月十四日夜梦恩师伏案作书，写至最后一页，灯火忽然熄灭，黑暗之中，似闻恩师与师母说话。”正是那天下午，父亲病情恶化。夜晚我在病榻边侍候，父亲还能继续说几个字：“是璞吗？是璞吗？”“我在这儿。是璞在这儿。”我大声叫他，抚摩他，他似乎很安心。我们还以为这一次他又能闯过去。

从二十五日上午，除了断续的呻吟，父亲没有再说话。他无需再说什么，他的嘱托，已浸透在我六十二年的生命里；他的嘱托，已贯穿在众多爱他、敬他的弟子们的事业中；他的嘱托，在他的心血铸成的书页间，使全世界发出回响。

父亲是走了，走向安息，走向永恒。

十二月一日兄长钟辽从美国回来。原来是来祝寿的，现在却变为奔丧。和母亲去世时一样，他又没有赶上；但也和母亲去世一样，有了他，办事才有主心骨。我们秉承父亲平常流露的意思，原打算只用亲人的热泪和几朵鲜花，送他西往。北大校方对我们是体贴尊重的。后来知道，这根本行不通。

络绎不绝的亲友都想再见上一面，不停的电话询问告别日期。四川来的老学生自戴黑纱，进门便长跪不起。南朝鲜学人宋兢燮先生数年前便联系来华，目的是拜见老人。现在只能赶上无言的诀别。总不能太不近人情，这毕竟是最后一面。于是我们决定不发讣告，自来告别。

柴可夫斯基哽咽着的音乐伴随告别人的行列回绕在遗体边，真情写在每一个人脸上。最后我们跪在父亲的脚前时，我几乎想就这样跪下去，大声哭出来，让眼泪把自己浸透。从母亲和小弟离去，我就没有痛快地哭一场。但是我不能，我受到许多真诚的心的簇拥和嘱托，还有许多许多事要做，我必须站起来。

载灵的大轿车前有一个大花圈，饰有黑黄两色的绸带。我们随着灵车，驶过天安门。世界依然存在，人们照旧生活，一切都在正常运行。

我们一直把父亲送到炉边。暮色深重，走出来再回头，只看见那黄色的盖单，它将陪同父亲到最后的刹那。

两天后，我们迎回了父亲的骨灰，放在他生前的卧室里。母亲的遗骨已在这里放了十三年。现在二老又并肩而坐，只是在条几上。明春将合葬于北京万安公墓。侧面是那张两人同行的照片。母亲撑着伞，父亲的一脚举起，尚未落下。那是六十年代初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在香山偷拍的。当时二老并不知道。摄影者拿这张照片在香港出售，父亲的老学生、加籍学人余景山先生恰巧看见，遂将它买下。七十年代末方有机会送来。母亲也见到了这帧照片。

亲爱的双亲，你们的生命的辉煌乐章已经终止，但那向前行走的画面是永恒的。

借此小文之末，谨向所有关心三松堂的亲友致谢。关系有千百种不同，真情的分量都不同寻常。踵吊和唁文未能一一答谢，心灵的慰藉和嘱托永远铭记不忘。

1990年12月17—19日，距曲终已三周矣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往年每到十二月初，总要收一通祝贺父亲寿诞的信件和卡片，最准时的是父亲的老友、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英译者卜德先生。我一见那几个中国字，便知是这位老人了。到十二月十日左右，便开始收到祝贺新年的美丽的卡片了。家里每个人都收到一些，有时还要比一比。“今年我得的最早。”“谁说的！我昨天就得了。”我会把收到的贺卡大声喊给父亲听，连从花园中穿过的行人都听得见。

父亲去世已两年了。十二月的热闹冷落下来。两年来，信件少多了，本应该完全没有父亲的信了，但还是陆续不断，从全世界。昨天去哲学系办点儿小事，又带回一沓信件。

信件中有张向父亲祝贺新年的音乐卡，是河北水产学校一个名叫娄震宁的学生寄来的，卡上写道：我带着仰慕和敬爱的心情，在天涯为您祈祷，祝愿您新年愉快，健康长寿。

这是今年的第一张节日卡。

记得父亲去世以后，我第一次在信箱里拿到给他的信，心里有一种凄然而异样的感觉。那是英国一家学术出版公司寄来的，关于哲学和医药的书目。这种书目以前我是根本不拆的，这次却反复看了好久，还想到书房去，大声喊着告诉什么什么事，几乎举起脚步，忽然猛省，即使喊破了喉咙，谁来听呢。

渐渐地，我习惯了。习惯于收阅寄给另一世界的信件。多半置之不理，有时也代复。譬如询问何处可买到《三松堂全集》、《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就要回复。虽然明知回复了也还是买不到的。

这次拿回的信件中，有几个新鲜机构和编辑部约请帮助，还有两本与父亲无关的校友通讯，不知何故寄来。积两年之经验，得一印象，真的有许多人是不看报纸的。我不知道这是好习惯抑或坏习惯，可能什么习惯也不是，只是太忙了。

来信人中也有明察秋毫的。一封打听《新编》售书处的信是写给我的。信封上写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转冯友兰先生家冯宗璞女士”。另一封给我的信因不知我的地址，写的是“北京大学冯友兰先生纪念馆转交”。许多人昧于已发生的事，混淆了阴阳界。这位朋友本着善良的愿望，想当然以为必有一个纪念馆，把未发生的事当真了。孰知虽有关心的各方人士倡议，此事还不大有要成为现实的样子。

庭院中三松依旧，不时有人来凭吊并摄影。那贺卡中平凡的乐音似乎在三棵松间萦绕。读三松堂书的人，都会在心中有一个小小的纪念馆。

一块大石头

这样一块大石，不是碑，不是柱，只是石头，立在众多的拥挤的墓碑中。进得万安公墓，向左转过一处假山，即可看见。石头略带红色，若有绿松掩映最好。但是没有，有的是许久不填平的新穴和坑坑洼洼的小路。

静极了，冬日的墓地。远处传来清脆的敲石头的声音，越显得寂静把墓地罩得很紧。

大石在寂静和寒冷中默默地站着。石上刻有“冯友兰先生夫人之墓”几个大字。我的父母亲就长眠在这里。我原想要一块自然的大石，不着一点人工痕迹，现在这一块前面还是凿平了，习惯是很难改的。

十二月四日，是父亲的诞辰，冥寿九十七岁。我一家人在六日来扫墓。先将墓石擦拭干净，然后献上几朵深红色的玫瑰花，花朵在一片灰蒙蒙中很打眼。这是墓中惟一的红色。

我们站在墓前，也被寂静笼罩住了。

去年安葬时，正是冬至。从早便飘着雪。雪花纷纷扬扬，墓地一片白。来参加葬礼的亲友都似披了一层花白毯子。我请大家不必免冠，大家还是脱下帽子一任雪花飘洒。白雪掩盖了墓志，一个年轻人不戴手套，用手抹去雪花。他是那热衷创立“从零到零”体系的学生，我记得。

张岱年先生在墓前讲话，说冯先生的一生是好学深思、永远追求真理的一生，永远跟随时代前进的一生，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也向我的母亲——为父亲承担了一切俗务的母亲，表示敬意。如果没有母亲几十年独任井臼之劳，父亲这样专心于学问也是不可能的。

我的弟弟、飞机强度专家冯钟越随父母安葬于此，这对于逝者和生者，都是很大的安慰。

墓穴封住了，大家献上鲜花。花朵在冷风中瑟缩着。它们本来是经不起寒冷的，这也是一种牺牲吧。

而墓中人再也不怕冷了，那深深的洞穴啊！

今年清明前后，一直下小雨。我们在清明后一天来到墓地。没想到平常极清静的墓地如同闹市一般，人们在墓石间穿来穿去，不少人把放置在骨灰堂里的骨灰盒拿出来，摆在石桌上一起坐一会儿。天阴得很，雨丝若有若无，草都绿了。更显得有生气的是各个墓上摆了各种鲜花，有折枝，有盆花，有花篮和花圈，和灰色的天空成为强烈的对比。父母亲的邻墓有一座较高大的碑，刻了不少子孙的名字，似是兴旺人家。墓上摆了两个大花篮，紫色的绸带静静地从花篮上垂下来。一路走过去，我心里很不安，我们来晚了，带的花太少了！大石头前果然显得很空，但是我们马上发现，这里并不孤寂。

一束小小的二月兰放在墓志石上。这是一种弱小的野花，北京西郊几个园子里都很多。那么是有人来凭吊过了，是谁？是朋友？是学生？是读者？大概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我们献上几枝花，小心地不碰着二月兰。

我们在寂静中站着，敲石头的声音响着，很清脆。

我们的祈求是一致的，保佑平安。

学术基金

十二月十二日，北京大学接受了冯友兰先生捐献的人民币五万元，设立了冯友兰学术基金。

数目小得可怜，心愿却大得不得了。

父亲在三十年代就提出要“继往开来”，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一生的使命。一九四六年他撰写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文中有句云：“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后来一再提出，“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中国有源远流长丰富宏大的文化，这是旧邦；中国一定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作并世之先进，这是新命。在三松堂寓所书房壁上，挂了他自撰自书的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是平生之志向，下联是追求之境界。

父亲希望有更多青年学子加入阐旧邦以辅新命的行列。所以就要以基金为基础，在北大中文、历史（中国历史）、哲学（中国哲学）三系设立奖学金，并每三年一次面向全国奖励有创见的哲学著作。

父亲最关心哲学，但不限于哲学。他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十八年，清华文学院是一座极有特色的文科学府，至今为学者们所怀念。父亲曾说，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清华的那一段日子。

又因为西南联大老校友、加籍学人余景山先生用加币在北大哲学系设立了冯友兰奖学金，已经数年，对哲学系就不必再有偏向。

当我把款项交出去时，颇有轻松之感。“又办完一件事。”我心里在告禀。

回想起来，父亲和母亲一生自奉甚俭，但对公益之事总是很热心的。一九四八年父亲从美国回来，带回一个电冰箱，当时是清华园中惟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知道校医院需要，立即捐出。近年又向家乡河南唐河县图书馆和祁仪镇中学各捐赠一万元。款项虽小，也算是为文教事业做出的小小的呐喊吧。

北大校园电视校内新闻节目中，播出了设立冯友兰学术基金的消息。荧屏上出现了父亲的画像，那样泰然，那样慈祥。他看着我，似乎说：“你又办完一件事，可你的《野葫芦引》呢？”

《野葫芦引》是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是父亲一直关心的。可我不争气，写完第一卷《南渡记》，一停就是四年。还不知道下一个野葫芦在哪里。

1993年1月

今日三松堂

先父冯公友兰逝世已将三周年了。

三年来，不时有各地的学人前来三松堂前凭吊，都想拍一张三松全景的照片，可叹树下再没有哲学老人了。也总有人要求看一看故居。为此，我们用一个房间陈列父亲著作的各种版本，各种文字的译本，以及有关资料。父亲的烙画像微笑地俯视着这一切。纪念文集经过多方奋斗，今年可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全集》出了一至九卷，又出第十一、十二卷，第十三卷付印，第十四卷即最后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计划于今年出版。至于第十卷何时方能出版，则要看《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的命运如何了。

在编辑全集过程中，不断搜寻到一些零散文字。这里刊载的几篇短文，都是未经发表过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是父亲的得意之作。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复制的纪念碑在北大西门内揭幕，父亲坐在轮椅上参加，被校友们抬到台阶上。这是那几年间父亲坐轮椅去到的最远的地方了。何以一九七六年写此“自识”，则无记忆。

梅贻琦铜像揭幕典礼举行时，我代父亲宣读致词。词并不长，通过对梅先生的怀念，勾画出了清华近百年的历史，中肯地指出了清华所经历程的意义。对此，梅先生地下有知，想来也会欣然同意的。

《纪念新文化运动》一文的内容是父亲经常说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多数容忍少数还不为大多数人习惯。而没有容忍也就不可能有民主，这是“五四”以来的深刻教训。应该多讲解这一道理，以利于民主的推行。父亲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传统文化，又深知国家要发达富强，文化要发扬光大，必须经过工业革命，走现代化的道路。他在四十年代初就提出了这一看法。民主是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更是他晚年的深切体会。

父亲临终最后的话是：“中国哲学一定会大放光彩！”他的终极关怀还是在于哲学，我相信他的预言会实现。

哲人已逝，三松依旧。岁月不居，而对父亲的纪念将常有常新。

1993年6月13日

一九九三年岁末五日记

12月27日星期一

晚往观于魁智主演的京剧《响马传》。外子蔡仲德喜爱京剧，在电视大赛中“发现”于魁智这一艺术家。当然艺术家早用不着谁来发现，但这位外行确是自己看出高妙，而非人云亦云。我乃在其感召下，同往观剧。

剧本讲的是隋末唐初的英雄故事，全剧没有一个女角。于魁智扮演主角秦琼，唱念做打都臻妙境，唱得尤其好！声音高而醇厚，又有些苍凉，真可绕梁三日。举手投足，从容潇洒，在英雄豪迈之中有一种儒雅风流，一种秀气。一句道白“吃酒去”，再经伙伴们的白话“喝酒去啦”衬托，韵味无穷。剧场中有人低声议论：“真是文武全才！”京剧的音乐也有进步。秦琼观阵那一场开始时的唢呐独奏，很能表现月下沙场的情调。

回来路上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与西方情感的不同。中国的豪杰注重的是男子间的义气，而非男女间的情爱，所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西方武士则常在心中有一女性偶像，似乎这是做武士的一个必要条件。比武之后，要把胜利的荣耀献给所钟情的女子。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所描写的。这种不同可能和妇女的地位有关，不过有的时候，义气更为感人。

另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于魁智是否会有合适的夜餐。由之讨论到千里驹是不能以凡马对待的。这样的艺术家，已超出一般的一级演员的水平了，就应该有相应的对待。当然，还不只是物质一方面。

12月28日星期二

下午四时，往办公楼，参加芝生奖学金首次发奖会。芝生是父亲的字。此奖学金发给北大文史哲三系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每年每系一人。每人得一千元。大家都说数目虽小，却是一种鼓励。鼓励对传统文化的关心和研究，鼓励做学问，鼓励坐冷板凳。哲学系主任叶朗说文科很穷，哲学系最穷，然而大家乐此不疲。并且说冯先生九十岁后还在著书，人劝休息，冯先生笑答：“我是欲罢不能。”这种做学问的精神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也是北大人的精神。北大前党委书记、冯友兰学术基金会主任委员王学珍说，冯先生一生有时处在逆境，但他不管境遇如何，从不气馁，总是有所追求，力图有所创造，是很不容易的。

我讲了《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的出版情况。这本书于一九九〇年底编成后，找出版社费时两年，幸有北大出版社见义勇为，给予出版，现已问世。他们照常规印一千册，可是出人意料，新华书店一下要八百册，只好加印。这在纪念文集中，是少见的。现大多数作者尚未得到书，真是抱歉。

又据说一九九〇年父亲逝世后，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硕士生们自发地写悼念文章，油印成册。虽然这信息三年后才传来，却一点儿不觉得遥远。

12月29日星期三

收到第十二期《读书》，见吴江文章《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史学》。其中有一段说胡适曾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金岳霖、冯友兰都曾在旧北大研究哲学史，读后颇感不安。可见历史是多么难见其本来面目！金岳霖、冯友兰在解放前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从未在北大研究哲学史。胡适也从未在清华工作过。所以有一个说法：胡适从清华毕业，在北大工作，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在清华工作，可见两校血脉相通的关系。原以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可见我的偏颇。对于两校以外的人，可能是不易弄清楚的。

吴江文章只是叙述事情，不曾推演什么。有些文章就不同了，在不甚了了的基础上会得出某种结论，这很吓人。如果弄不清历史，怎能作“同情的理解”；如不持“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又怎能弄清历史！由之联想到《老残游记》中那一位自命清官的酷吏，动不动把人送站笼站死！这样想了一转之后，不免暗自庆幸，现在毕竟消灭了站笼，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12月30日星期四

下午二时，前往清华大学参加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大会。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清华文、法学院归并于北大，我成为清华最后一届文科毕业生。今天成立人文社会学院，使清华又成为一个完整的、综合性的大学，可谓大喜事。

父亲若有知，一定会高兴的。他任清华文学院长十八年，老来常说，在清华那一段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无论哲学著作或教育事业，都有建树。我想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学术界，由清华诸位大学者自然形成了清华学派。据徐葆耕《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一文记载，王瑶阐述说：“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对传统文化不取笼统的‘信’或‘疑’的态度，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做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为此必须做到中西贯通，古今融会，兼取京派和海派之长，做到微观与宏观结合。”王瑶先生指出，“释古”的概念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

我在清华做学生时，清华文科名师荟集。怎奈我不用功，到现在也不敢打哪一位老师的旗号。我想我从清华得到的，不只是知识，还认识了清华的传统。那是一种蓬勃向上的、严谨的、富有创造性的人生态度和作风，是一生受用不尽的。清华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想到时，常觉是一种鞭策。

12月31日星期五

清华友人来谈，始知清华校训曾经改为唯物观点、辩证观点、劳动观点等，只是鲜为人知。

我觉得还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多么丰富！这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是一种理想人格。在古人的眼光中，天是永远向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天的行走。有天永不休止的前进精神，有地无所不载的宽广胸怀，我们民族无论怎样饱经忧患，终将立于不败之地！

伫立窗前，看到横过的枯枝，想它很快就要发芽；听到紧邻邮局传来盖邮戳的咚咚声，每到年底，总是格外热闹。一年已尽，我没有催人老逼岁除的怅惘，而是感到平静而充实。

我爱清华。水木清华，我的摇篮，我的母校。

我爱北大。我的燕园，那是我一生中居住最长久的、与我的灵魂最贴近的地方。

我爱海淀区。图书城、音乐会、名园胜景、山光水色，滋润着红尘千丈，让人常感清凉。

我爱北京。又古典又现代的北京，我爱那我到过和没有到过的每—个角落。

我爱中国。

我爱中国！我们多灾多难而又自强不息的祖国啊。

别了，一九九三年。

1993年

书当快意

“书当快意”后面本来有三个字“读易尽”，说的是人生中的憾事。读书正读得高兴，却已经完了，令人若有所思。其实细想起来，书已尽算不得什么，可以重读、再读、反复读。一本书，它该经得起反复读，才算好书。

王国维在《静安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中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他提出必须“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又说：“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其惟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可见能言其言比能感所感要容易。言其言需要艺术的功力，感所感则需要人格的力量。在无法享有完整的人格时，是无法感自己所感的。

我自己近几年读得最有兴趣的书，是冯友兰著“哲学三史”。三史者，《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是也。

《中国哲学史》出版于三十年代，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方法写作的哲学史。绪论中讲到，西方哲学史著述多用叙述，中国过去的哲学史多用选录。这部书则用叙述和选录相结合的方式。其叙述，经过潜心研究仔细梳理，把庞杂的历史讲得条理分明。譬如，“合同异”、“离坚白”这六个字，原来哲学史上并没有，是作者钻研总结出来，让人一看就头脑清醒。其选录，于讲解时配合节选原著主要篇章，使读者能看到本来面目。有人以引文多为此书病，孰知这正是作者有意为之，俾使一书在手，整个中国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全在眼前。

《中国哲学简史》原用英文写作，于一九四八年在美国出版。数十年来，已有约十种文字译本，中文有涂又光、赵复三两种译本。这是一本有趣味、省时间的书。全书不过二十万字，却能不只勾画出中国哲学发展的轮廓，还使读者品味到中国哲学的真髓，可谓出神入化。我常想这本书像是太上老君炼出来的仙丹，经过熔炼，把浩繁的史册浓缩得可以一口吞！我们怎能不感谢作者呢。北大哲学系博士生导师陈来教授最近在电视荐书时说：“冯先生用这样一个不大的篇幅，把几千年中国哲学的历史内容，深入浅出，讲得非常透彻、非常精彩。这样的著作，我在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第二本。”想来我的欣赏不能算是外行。

《中国哲学史新编》约一百五十万字，写作用时十二年。各卷的内容是：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现代革命。不只较两卷本详尽，且时有新意。实在是一部大文化史。作者在第四册自序中说，因为抓住了主题，对玄学和佛学的分析比以前加深了。第六册中提出大胆的看法；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的不是长处，而是中世纪神权政治。推而论之，对曾国藩的评价也一反时贤，认为他阻止了中国的倒退。作者曾说写此书愈到后来愈感自由。可谓“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了。第七册中更有许多新论，惜乎此卷迄今尚未在中国大陆出版。

记得似乎是列宁说过，读书要有计划，不然不如不读。这和我们“开卷有益”的想法大不同。我想两者可以相互补充，也不必作太功利的打算，只要“书当快意”，便是了。

1993年3月26日

人老燕园

“人老燕园”这个题目，在心中已存放许久了。当时想的是父辈的老去。他们先是行动不便，然后坐在轮椅上，然后索性不能移动了。近年来，燕南园中年轻人愈来愈少。邻居中原来健步如飞的已用上发亮的助步器，原来拙于行的已要人搀扶了。我们的紧邻、磁学专家褚圣麟教授年过九十，前几天在燕南园边上找不着路回家。当时细雨迷蒙，夜色已降，一盏昏黄的路灯照着跌跌撞撞的老人。幸有学生往褚宅报信。老先生又不认得来接的人，问：你是谁？这是上哪儿去？

“是谁？”“上哪儿去？”这是永恒的问题。我听到描述时，心中充满凄凉。人们的道路不同，这就是“是谁”；路的尽头则一定是那长满野百合花的地方，人们从生下来便向那里走，这就是“上哪儿去”。

老父去世以后，燕南园中平稳了两年，接下来的是江泽涵先生和夫人蒋守方。

江先生是拓扑学引进者，几何学权威。在昆明西仓坡，我们便对门而居，到燕南园后又是几十年的邻居，江老先生总随着三个男孩儿称我为冯姐姐。他老来听力极差，又患喉癌，说话困难，常常十分烦躁，江家诸弟便要开导他：“看看人家冯先生，从来都是那么心平气和。”蒋、江二先生先后去世，相差不过十天。江先生去世时，并不知蒋先生已先他而去，两人最后的时光都拘禁在病室中，只凭儿孙传递消息。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探望，正值修理房子，屋里很乱，江先生用点表示家具、什物，用线表示距离，做了一个图论的图，以求搬动的最佳方案。他向我讲解，可惜如对牛弹琴。江家老二说江先生的墓碑上要刻一个拓扑图形。想到这拓扑图形也将掺杂在拥挤的墓碑群中，很是黯然。

十月间我有香港之行，不过十天，回来得知张龙翔先生去世，十分惊讶。张先生是生物化学家，八十年代曾任北大校长。九月间诸位老太太在张家小聚，我也忝列，还见他走来走去。张先生多年前曾患癌症，近年转到颈椎，不能起床，十分险恶。但经医疗和家人的用心调护，他竟能站立，能行走，而且出去开会。我总说张先生是真正的抗癌明星，怎么一下子就去世了呢。五十六号房屋继失去周培源先生之后，又一次失去了主人，惟有庭前树木仍旧。

而我真又想到用“人老燕园”这个题目来作文，是因为自己渐增老态。多少年来我一直和疾病作斗争，总认为病是可以战胜的。我有信心：人能战胜疾病，人比疾病强大，也常以此鼓励病友。《牛天赐传》里牛天赐抱怨说：“从脑袋瓜子到脚步丫子都是疼的。”我倒没有这样全方位发作，但却从头到脚轮流突出，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近来忽然发现这麻烦不止因病且因为老，而老是不可逆转，不可战胜的。

五月间我下台阶到院中收衣服，当时因自觉能干颇为得意，不料从台阶上摔下，崴了脚，造成蹠骨骨折。全家为此折腾了三个多月，先是去校医院照片子、上石膏，直到最后煎中药洗脚。坐着轮椅参加了两次集会。七月六日华艺出版社向希望工程赠书，其中包括新出版的《宗璞文集》，我坐轮椅前往参加，人家看我坐轮椅而来，不知我是何许人，想想实在滑稽。又一次北大纪念闻一多先生，我又坐轮椅前往，会议厅在二楼，却无电梯，北大副校长郝斌同志看见我，说：“怎么搞的！你等等，别动。”忽地一下来了好几个年轻人，将我抬上二楼，会议结束后，又将我抬下来。我看不清眼前的人，只知道他们都年轻，是青春的力量抬动我，要上便上，要下便下。我无法一一致谢，只好念念有词“多谢，多谢”。朋友们得知我摔伤，都说这是警告，往后一切要小心，因为人已经老了。

可不是嘛，人已经老了。

儿时的友伴徐恒（糜岐），原是物理系学生，后来是我国第一代播音员。她常打电话来问痊愈到什么程度，知道我已除去石膏，正洗中药，便说要来看看。她来了，坐定后见我走路东歪西倒的样子，便要我好好走路，走时不怕慢，但不能跛，并对仲说：“不让她这样走路。”我一想起糜岐的话，便很感动，还有几个人这样操心管着我呢。在准兄弟姐妹中，她是大姐，她是徐炳昶先生的长女，大姐做惯了。说起徐炳昶先生，也是河南唐河人。唐河有个传说，不知在哪个朝代，根据风水先生的意见，计划在唐河县城的四角建造四座塔，说是可以出人才。只造好了两个塔，就停了工，可能是没有经费。于是只出了两个名人（其实唐河县人才济济），一个是冯友兰，一个是徐炳昶。我们和徐家有点拐弯儿的亲戚关系，算起来糜岐还要高我一辈呢。近日，友人从美国寄来一份剪报，不知是哪家报纸刊登的一篇短文，题为《冯友兰二三事》，其中所言多系想象。文中说冯友兰和徐炳昶曾经为入《河南省志》问题而动手相打，我在电话上念给糜岐听，两人都大笑，互问“你的牙掉了没有？”这些胡说作为花絮还只是令人笑，可有些研究文章一本正经地把瞎话说得那么流畅，完全置事实于不顾，且为违背事实编造出理论，南辕北辙，愈走愈远，真令人悲哀。

话说远了，以前作文似乎比较严谨，现在这样也是老态吧。另一不妙的事是自进入九十年代，我每年十月间好发气管炎，咳嗽剧烈，不能安枕。年年南逃也很麻烦，在仲的坚持下装置了土暖气，于学校供暖之前，自己先行供暖。那火头军是心甘情愿的。见他头戴浴帽，下到地窨子去对付火炉，总担心他会摔倒，只赢得嘲笑说太爱瞎想。一天，他忽然说：“再过几年，我做不动了，怎么办？”

怎么办呢？其实用不着想。再过几年，我是否还需要温暖的房间？

自南方回来已十多天了。一夜的雨，天阴沉沉，地面到处湿漉漉，本来还是绿着的玉簪，一夜之间枯黄了。读《静安文集》，有句云：“天色凄凉似病夫。”不觉悚然而惊。又想起几句《人间词》，“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乃又联想到法国诗人维龙的句子：“去年的雪今何在？”去年的花和雪永不能再，今年是今年的花和雪了。从王国维想到叔本华，年轻时很喜欢叔本华的哲学，现在连为什么也说不清。只模糊记得那“永久的公道”。叔本华说，世界之自身，即是世界之判词。他以为：意志肯定自己，乃有苦痛；则应负其责任，受其苦痛。这就是“永久的公道”。人类简直没有逃出苦痛的希望。又记得这位老先生论艺术，说美是最高的善。想查书弄明白些，连书也找不到了。

雨停了，扶杖到角门外，见地下一片黄灿灿，铺成圆形，宛如一张华丽的地毯。原来是角门边大银杏树的落叶，仰望大树，光秃秃的枝干在天空刻上窄窄的线条。树不会跌倒，无需扶杖，但是它也会老，只是比人老得慢一些。

门外向南的一条直路。两边都是年轻的银杏树，叶子也已落尽，扫掉了。这条路通向学生宿舍。年轻的人在年轻的树下来来去去。转过身来，猛然间看见墙边凋残的月季枝头，居然有两朵红花，仰着头，开得鲜艳。

1996年11月中旬

忆当年

——《新理学》七十岁

一九三八年，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新理学体系的第一本书《新理学》，于云南蒙自以石印本的方式问世。

抗战初起，清华大学先至长沙，次年又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后，因校舍不够，文法学院暂居蒙自。父亲携带在衡山撰成初稿的《新理学》，经过长途跋涉，在蒙自做最后修订。

那年六月，母亲带领我们四姊弟，与朱自清、周作仁（经济系教授）几位先生的家眷同行，自北平来滇，和父亲团聚。

蒙自的民居多有院落，木格窗可以撑起。窗下的白木案上摆着《新理学》书稿。父亲常坐在案旁，伏案工作。我们按照在清华乙所的习惯，不踏进书房禁地。这里当然没有书房，房间的一角，摆着白木书桌和一架书，书架由煤油箱搭成，也自然成了禁地。我们在房间另一半，无论怎样嬉笑，父亲充耳不闻。他自有他的哲学世界。

一天，胞兄钟辽得到一个光荣任务，为父亲抄稿子。《新理学》序中云：“到蒙自后，又加写鬼神一章，第四章、第七章亦大修改。”钟辽抄的便是这一部分，他很高兴，甚至有些得意。因为我和弟弟钟越仍不得走进禁区。

当时，蒙自有电灯，但电力不足，灯光很暗，钨丝只能呈红色。晚上工作常点煤油灯。记得父亲讲过“老婆点灯”的故事，说老婆点灯为省油，一次只放一点，岂知这样挥发得快，更费油。后来，父亲分析日军在侵华战场上兵力的投入，也曾用老婆点灯的比喻。

书稿终于修订完毕。蒙自有一家石印作坊，父亲决定，先印出石印本。送稿子那天，我和哥哥随去。石印作坊很小，地势低洼。店主看着我们说，冯院长好一双儿女。那年我十岁，哥哥十四岁。云南人说话一般都很文气，不知怎么，许多云南人都这样称呼父亲。父亲只顾交代印书，那是他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的儿女。

当时文法学院的校址是原来的海关，园子很大，花木繁多，是孩子们喜欢去的地方。附近有一座文庙，据说这建筑原来没有大门，蒙自人要等到蒙自出了状元才开大门。后来，好不容易熊庆来先生家出了一位进士，也就不等状元了，开了大门。进士当然和官有点儿关系，但更是一种学历，这也说明人们对文化的尊重和期盼。

石印本印出了，取回了，它的纸张很差，黄而脆，可是到底成书了。可惜我家无存。听说人民大学石峻教授保存了一本，他过世后，便也找不到了。但它的模样始终在我心中。

《新理学》序中云：“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他希望自己的著作“对于当前之大时代，即有涓埃之贡献”。

父亲的哲学不属于象牙之塔，而是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他相信抗战是民族复兴的一个转折点。贞下起元，冬去春来。他要为中华民族重建的大厦提供一砖一瓦。

我很崇敬父亲那一代学人。他们在无比艰难的情况下工作，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在精神上、工作上也要承受各种压力，应付多方面势力的干扰。他们终于能够使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至今为人们所称道。而且他们大都有领先于本学科的著作。

据记载，父亲工作繁忙，除授课外，一天要开不止一个会。就是这样，抗战八年，他写出了“贞元六书”，差不多一两年就是一本，形成了完整的新理学体系。《新理学》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也是新理学体系的哲学基础。

《新理学》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长沙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教育部曾举办六次全国学术著作评奖。一九四一年举行首次评奖，经学术审议会投票选出，《新理学》获文科一等奖。理科方面获奖的是华罗庚的《堆垒数素论》。两人获奖后，华先生曾来家中看望，不巧父亲不在家，不然一定会有一番有趣的谈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故社长韦君宜在《敬悼冯友兰先生》一文中说：“在延安，有一次老同学蒋南翔向我介绍冯友兰先生新著的书《新世论》。他说，‘这书写得实在好，他自己不标榜唯物主义，但是这实在是唯物主义的，你看看那一章《谈儿女》，我们这些人写不出来’。我把这本书看了，完全同意老蒋的看法。”（《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第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他们没有政治偏见，能够看出书的真实价值。

上海市社科院学者范明生说，冯友兰先生“凭借逻辑分析思维模式做出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的努力，渗透在其‘贞元之际所著书’中结合中西思维模式、改铸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的努力，是在推进和提高中华民族抽象思维能力的宏伟事业上，做出了载诸史册的贡献”。（《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3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父亲的书获得称赞和推许，也受到批评和非难。父亲从不以为意，他在批评与赞誉中前进。正如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的仪式上答词中所说：“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我将来要做的事。”

答词全面而深刻，引文到这里可以结束。但我要继续引下一段。

“在这个仪式上，我深深感到，母校给予我的荣誉不单是个人荣誉。它象征着美国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学术的赞赏，它象征着中美人民传统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这种发展正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这里，他讲中美人民友谊，也说明学术不仅属于一个国家，而是属于世界。

新理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向现代转型的一个路碑。它记载了中国哲学的努力和发展。现在“贞元六书”和作者的三种哲学史一样，不断有各种版本。人们现在读，将来也还会读。

今天，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冯友兰学术研究会联合纪念《新理学》七十岁，这是可喜的事。冯学是长在长青的。

2008年12月12日

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

近读汪东林著《梁漱溟问答录》，见186页上，记述了梁漱溟与某教授的一次会见，颇生感慨。岁月磨人，记忆果然会移形若此。人都可能记忆有误，老年尤甚。我写此文，不是要责备谁，而是有责任记下事实，以减少一些“历史只能是写的历史”的怅惘。

186页上提到的某教授，即我的父亲冯友兰。

186页上说，梁先生于批林批孔初期写信批评冯先生，不久，冯由女儿陪同，悄悄地来见，做了一番解释。

而事实是，梁写信给冯在一九八五年底，冯梁相见也在一九八五年底，所谈内容，无一句涉及批林批孔。

我自一九七〇年始，随父寓燕园，迄今已十八年。十八年间曾两次见梁先生。一次在一九七二年初，梁先生到我家来访（已见《三松堂自序》）。另一次即在一九八五年。近十四年间，父亲与梁先生不曾见面，亦无联系。

一九八五年，人们的生活和以前很不同了。以前筑墙惟恐不高，批判惟恐不深，斗争惟恐不尖锐，现在则逐渐有了来往，有了交融，有了感情。十二月四日，北大哲学系为父亲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哲学界人士济济一堂。前夕，我家私宴庆祝，亲友无不欢喜光临。在筹办这次宴会时，父亲提出邀梁先生参加。我向政协打听到地址，打电话邀请，梁先生亲自接电话，回答是不能来，天冷不能出门。我也觉得年迈之人确不宜在寒冬出门，道珍重而罢。

数日后，父亲收到梁先生一信，信只一页，字迹清晰有力，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倾吐衷怀。父亲读后并无愠色，倒是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命我寄去一本《三松堂自序》。

忙过庆寿之后，父亲说要给梁先生写信，用文言，需我笔录。信稿如下：

漱溟先生：

十一月廿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

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区区之意，如此而已，言不尽意。

顺请

道安

冯友兰

十二月六日

当时我认为应反驳“谄媚江青”的指责，因为这是莫须有的事。父亲说一切过程《自序》中已写清楚，不必赘言。

过了几天，收到梁先生来信。我无留信习惯，此信不知何故，夹在幸免的一些信件中，得以抄录：

芝生老同学如晤：

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晤面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请阖府均安！

梁漱溟手复

十二月十一日

父亲说，还是去看他，不必麻烦他来。遂由我电话联系。记得梁先生还专来一函说电话必由他亲接，以免延误。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父亲携我乘北大汽车处的车，前往木樨地22号楼。我想这一行动无须保密也无须登报，当然如果哪家报刊有兴趣，登一登也无妨。我们无须“悄悄地”前往，也不曾“悄悄地”前往。

回忆起来，这次晤面谈到四个话题。关于所谓谄媚江青，父亲说，一切事实俱已写清，应该能明白，如有不明白处请提出来。并引了孔子见南子的故事，还有“天厌之，天厌之！”那两句话。看来梁先生读过《自序》后确已较明白，未再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何以会有汪著《问答录》中的说法，希望有“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令人费解。事实就是事实，无所谓满意或不满意。若说要公正，对任何人都应公正。

当时我本着“童言无忌”的心理，对梁先生说了一番话，简记如下：

“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应该有这种误会。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分量，谅您是清楚的。江青处处代表毛主席，是谁给她这种身份、权利的？江青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来时院中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是谁让青年们这样喊的？居心叵测的女人和小人君临十亿人民的原因，现在大家都逐渐清楚了。父亲那时的诗文只与毛主席有关，而无别人！可以责备他太相信毛主席共产党，却不能责备他谄媚江青。

“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古时一些政治怨愤每托男女之情，近年又有毛附于皮的比喻，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先生宽容地听了我的童言。恐亦因是童言，未能进入他的记忆，故不提及。不知怎么，话题转到他的青年生活。老人说他原打算出家，不愿结婚，很经过一番痛苦挣扎。老梁先生很盼儿子结婚，但从未训诫要求，他对这点常怀感谢。这一段话很长，可能因我注意力不在此，记得的不多了。

接着谈到佛学。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小乘佛教先出，是原始佛教。然后有大乘。所谓接引众生，是从愚昧走向开明，接引的方法不同，故有派别。密宗收罗了外道。梁走的是玄奘原路，是惟识法相。破二执，我执法执；断二取，能取所取。

（宗璞现按：这是两先生谈话的“段落大意”。）

然后说到两位老人各自的生活，梁先生说他的养生原则是少吃多动。谈话自始至终，未提及批林批孔。我想当然因梁先生知道那情况的复杂，而谄媚江青是品德问题。

最后，梁先生取出一本《人心与人生》相赠，并坐到书桌旁签字。写的是“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写完取出图章，我习惯地上去相助，他说不必，果然盖得很清晰。

我们起身告辞，这时梁先生亲切地问我：“你母亲可好？代我问候。”我回禀道：“母亲已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绪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梁先生喟然，直送我们到电梯前，握手而别。

1989年3月

（原题为《记冯友兰与梁漱溟的一次会晤》）

向历史诉说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四日，是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前此八天，是他逝世五周年忌日。父亲走完了漫长的人生旅程，像所有的“过客”一样，消失在长满野百合花的路尽头。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思想留在了历史的册页中。

对于我来说，父亲的形象是不可磨灭的。他永远和我在一起，直到我也进入野百合花丛。

他在哲学方面的业绩，自有学者们评说。就一般的精神说来，我以为最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他爱思想，一是他爱祖国。

抗战前，在清华园乙所，他的书房是禁地，孩子们不得入内，但是我们常偷偷张望。我记得他伏案书写的身影，他听不见外界的一切。他在思想。在昆明为避轰炸，我们住在乡下，进城需步行三个小时，我随在他身后走着，一路不说话。但我感觉到，他在思想。在“文革”期间，我家被迫全家人挤在一间斗室，各处堆满东西。父亲能坦然坐在一盘食物上，害我们找了半天。他不能再感觉别的事物，他在思想。

从前我不懂“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后来渐渐懂了。就是说如果没有人类思想的光辉，外界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新原人》第一章便说，人的特点是有觉解。因为人有觉解，所以人是“天地之心”。

思想是通向觉解的过程。父亲把人类有思想这一特点发挥到极致，他生活的最大愉快就是思想。在他生活中，在中国的土地上，恰恰遇见一段历史，这段历史的特点是不准思想。如果只是不准思想也还罢了，只要不说究竟怎样想，别人不会知道。问题是不准想，还必须说，那就只能说别人的话了。这就是思想改造。

巴金老人在他的《随想录》中有这样的话：“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起初别人说，后来自己跟着别人说，再后是自己同别人一起说。起初自己还怀疑这可能是假话，不肯表态，但是一个会一个会地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到必须甩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真话集》线装本，第103页，华夏出版社）他又说：“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探索集》线装本，第75页）每一个亲身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都能体会老人的话是何等真实痛切！

中国学者钱理群在他的《一代学者的历史困境》一文中说：“那一时代服从政治需要的要求是绝对的，对其任何背离会直接威胁到自身的生存。这是我们考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时，所必须充分注意并予以理解的。正是为了生存与自救，也部分地为了自己的信仰……总想努力跟上时代。他们不断地检查自己，在每一次政治和思想批判运动中，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做种种或违心或半信半疑的表态。”（《读书》，1994年7期）这一段话清楚而概括地说明了那时的情况。

一个哲学头脑的改造似乎要更艰难一些，他需要思想的依据。就是说假话，也要在自己思想里能自圆其说，而不是不管不顾地照着说。于是便有了父亲的连篇累牍的检讨。他已经给放在烧热的铁板上，只有戴着叮当作响的铁铃跳动。

他的改造除了客观形势使然，也有自觉成分。这个自觉成分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国。他有着对祖国对中国文化的深沉广博的爱。这种爱不是对哪个朝代、哪个政权，而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自己生存的空间、对自己的父母之邦的一种感情，如同遗传因子传下来，成为血肉。近百年来，我们的国家屡经丧权辱国，已经到了国不成国民不成民的地步。经过这样的历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吼怎能不让人割舍一切！“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这是他以中华民族兴亡为重的心声。孟子早有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个层次分得很清楚。而现在有些人反而把朝代的变迁、政党的利益放在最上，令人遗憾。

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甚至在课堂上，学生们也先有一个指导思想，学习与批判相结合，把课堂讨论变成批判会。批判胡适先生的文字也很多。但是他远在海外，国内这边越批得紧，对他可能反而是一种荣耀。对于冯先生来说，就是坐在铁板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哲学工作者，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无人不在铁板下加一把火。这里我绝没有责备的意思。那是时势使然，个人很难违抗。应该说的是，冯先生对于批判者从来不心存芥蒂，在家里从来没有对哪一个个人表示过不满。他知道烧烤别人的人自己并不好受，而且大多后来也受到烧烤。“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在父亲身上感到他充满理解与同情的博大胸怀。

冯先生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批判中，单枪匹马，但他不是孤独的，他有思想为伴。他在思想。他爱自己的祖国，他还要卫护中国宝贵的文化。在讨论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时，他提出要区分哲学命题的两种意义，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具体的不能继承，只能继承抽象意义，这就是著名的“抽象继承法”。这一说法受到的批判达十余年之久。

一九五八年，他又写文章《树立一个对立面》，提出哲学系要培养理论工作者，而不是培养普通劳动者。当然又引起大批判。

以后形势愈来愈严峻，但他仍不断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一九五九年强调“境界说”仍有合理性；一九六一年提出“普遍性形式”说，认为孔子关于“仁”的学说有进步性。同时他有一个大计划，足以承载他的思想，那就是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和“贞元六书”一样，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心。他不是钻在故纸堆中，为史而史，而是要为我们建设新文化提供营养，也就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他在六十年代初写这部书，先写过两册，以后停顿约二十年，二十年中经历了多少折腾！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下来，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他终于写完了。

蔡仲德《论冯友兰的思想历程》一文中，将冯友兰的思想过程分为三个时期。我同意这个分法，第三个时期是确实存在的，只是还不为人所知。但我以为：第二时期所谓“失落自我”并没有完全失落。我看到有作家因胡风问题被投入狱，出狱多年后，还是低头哈腰，检讨不完；我听说一九四九年后，有画家自巴黎回国，“文革”中遭批判，他认为画画浪费了纸张，每天沿街捡马粪纸，以赎前愆。冯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后，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检讨，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失落自我。他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自杀，不发疯，也不沉默，在这混乱的世界中，在他的头脑里，有一片——哪怕已被挤压得很小——清明的哲学王国，所以在他回归自我时很顺利。

他的失落最突出的表现当然是“批林批孔”那一段。老实说，我始终不明白何以“批林”要联系“批孔”。冯先生参加了“批孔”，我想有几方面原因。

一、对儒家的批判自“五四”始，“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批判精神一直传沿下来。

二、开始“批孔”时的声势浩大，又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很明显，冯先生又将成为众矢之的，烧在铁板下的火，眼看越来越大，他想脱身，想逃脱烧烤——请注意，并不是追求什么，而是逃脱！——哪怕是暂时的。他逃脱也不是为了怕受苦，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时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那时他已近八十岁。我母亲曾对我说，再关进牛棚，就没有出来的日子了。他逃的办法就是顺着说。

三、毛泽东的影响。先生思想中无疑是有封建意识的。他在“文革”中遭批斗，被囚禁，毛泽东的一句话（大意是，研究唯心主义还得请教冯友兰），“解放”他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对毛有一种知己之感。幸亏他有一个回归自我的阶段，后来他的认识很清楚。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写道，毛泽东“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但当时他不可能这样想，也不敢想，而是努力改造。对毛泽东的号召总要说服自己跟上。

冯先生参加“批孔”是事实，我有责任说出我的看法。

至于所谓江青问题，不是事实。有关的批判或诟骂，根据是对几首诗的深文周纳，无端臆造。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文字狱。

因为多年搞运动，我家来往的亲友很少，消息也少。江是毛的夫人，是政治局委员，出来活动自然是代表毛的。至于她怎样从夫人而变为中央领导，则非我们所知。希望将来历史会有交待。由于毛泽东的旨意，一九七三年冯奉调两校大批判组（这一点，有人听过传达，见焦树安《回忆与纪念》一文，载《随笔》1996年第5期），这是组织安排，如同要你去西藏新疆一样。这些情况在《三松堂自序》中写得很清楚。至于究竟还有何内幕，我想真正的知情人会在适当时机出来说话。

一九七六年北京地震，江青到北大，由周培源先生陪同，到我家地震棚来看望。当时我在场，亲耳听到数百学生聚集在棚外高呼“毛主席万岁”，场面热烈。可见大多数人都认为江是毛的代表。

冯写过《咏史》二十五首，其中有一首讲武则天，被人附会为吹捧江青，其实毫无关系。我现在还觉得武则天是一奇女子，五千年历史毕竟只有这一个女皇帝。有些人惯于歪曲诗的本意，甚至在所谓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测硬按在别人头上，这种做法甚不足取。

对于没有根据的责备，冯友兰先生是坦然的。他逝世后，《三生石》英译者赖艾美写信来吊唁，说她在美国报纸上看到有文章说冯先生的一生“生活过，斗争过，享有过，没有任何可追悔”。他的心境如光风霁月，如晴空碧海。他“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他晚年不参加任何会议，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欠佳，另一方面正表现了他看破一切、潇洒自如、“愈写愈自由”的心境。他曾说晋人懒得穿戴整齐，他当时很有体会。连穿戴都懒得，更不要说参加什么会了。

从一九七九年起，他基本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检讨生涯，每天上午在书房两个多小时，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一段生活大体上是平静的、愉悦的。他曾引孔子的话：“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在他心目中，活着是为了多明白哲学道理，为了思想。他说自己是“欲罢不能”。他不能不思想。他的最后十五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就不必治了”。果然书成后四个月，他便安然离去。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我深切地感到我们需要能用自己头脑思想的人。不可能有很多哲学家，但是应该重视自由的思想。哲学家是爱智者，每个人最好都能爱思想，把人类有思想这一特点发挥得多一些。这样可以使人减少些物欲，减少些浅薄。冯友兰在不可能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建立了冯学。人去境迁，将来的冯学研究者，会赋予它新的意义。但是爱思想这一点，只要有人类，就应该发扬。这也是一种抽象继承吧。

冯先生对祖国的深挚感情体现在爱中国文化，也体现在爱父母爱家乡，爱他周围的一切。他爱河南多灾多难的土地，爱北京的钟楼鼓楼，爱北大、清华的校园，曾自己为燕园中的亭台楼榭命名，只是从未被采纳。这些不是一个“爱国主义”所能包括的。它可以发展为爱赫贞江，爱塞纳河，爱和平，爱世界，这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感情，从中可以激发出无比的力量。

另外，我还想特别提出他在中西文化交融、互补这一方面的贡献。

一九三四年冯先生在布拉格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哲学在当代中国》。在这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五十年中，对新旧文明的解释和批评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精神领袖们用旧的眼光解释、批评新的。如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他自认为他的作为并非来自西方新文明，而是来自孔子旧教义。第二阶段是用新的眼光批评旧的，如胡适的哲学史，读后让人觉得整个中国文明完全走错了路。冯文中说到第三阶段：“我们现在没有兴趣用另一种文明的眼光去批评某种文明，但是有兴趣用另一种文明阐明某种文明，使两种都能被人更好地理解。”第三阶段提出要互相解释，而不是互相批评。对东西方文明，“我们把它们看做人类进步的同一趋势的不同原理的不同表现”。这样东西方不只联结而且能够合一。他明确地提出，“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成功地完成了他所希望看到的事。他用逻辑的科学方法澄清、梳理了中国哲学史。近闻西方哲学有文学化的趋向，变得贴近人生，不知是否得到中国哲学的补充？

中国学者范明生先生在其《中西思维模式的转型》一文中说，中国哲学缺少正的方法（其实质是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西方哲学缺少负的方法（其实质是不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将两者结合，对双方都有积极意义，冯先生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这里。他还说：“在‘贞元六书’中，结合中西思维模式、改铸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的努力，都是在推进和提高中华民族抽象思维能力的宏伟事业上，做出了载诸史册的贡献。”

对东西方文化各自所处地位的清醒的态度和为促进两种文化互补互融所做的努力以及得到的成绩，在冯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愿意给它和爱思想、爱祖国鼎足而三的地位。

冯友兰先生临终前有一句掷地作金石声的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这也就是半个世纪前他提出的，希望用中国哲学的直觉和体验补充西方哲学。他相信中国哲学一定会在世界哲学中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我为他的信心下泪，我相信他的希望一定会实现。

为纪念冯友兰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他的许多朋友、学生和同行从各方面写了文章。对此我衷心感谢，感谢大家没有忘记这一位哲学老人，感谢大家用自己的文字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

冯友兰，不是孤独的。

一九九五年五月附注：一九九五年八月四日国际中国哲学会藉双年例会之际，举行了纪念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大会。此文在会上宣读。

致丁果先生信

丁果先生：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日《世界日报周刊》及同年《明报月刊》十二月号刊载《从失落自我到回归自我》一文，均由友人辗转寄来，始得拜读。感谢你的访问。现有一点说明和一点补充，我想是必须让读者知道的，你能做出安排吗？

文中说冯友兰“对毛泽东有封建的‘知遇之恩’的感激”，并说是“宗璞第一次提出”，这个记载是错误的。我说的是“知己之感”（见《向历史诉说》一文），绝非知遇之恩。如果一九四九年后毛泽东任命冯友兰为清华或北大校长，或可这样说；但事实远远不是这样。冯所遭遇的是无情的批判，甚至是“文革”中的人身迫害，这与“知遇之恩”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有“知己之感”，是因冯在牛棚中因毛的一句话而获释。那句话是：若要研究唯心主义还得请教冯友兰。也许有正人君子会说，就这么一句话，骨头太轻了！我只好奉劝，对自己没有经过的事，最好别说风凉话！须知当时人不但生命朝不保夕，而且已被逼迫到对自己完全否定。忽然最高领导承认自己的价值（哪怕只是很少的一点），产生“知己之感”是自然而真切的。

文中提到牟宗三对冯友兰的痛骂。因为我对这一情况不甚了解，谈话时未作反应。回来向朋友们了解，但未查原文。现在说明我的看法。

我生长于学校之中，虽然孤陋，也接触一些学者，从未见哪一位出言粗鄙，恶语伤人。牟的行为令我惊讶。政治立场可以不同，学术见解可以不同，批评探讨都是可以的，而谩骂似不该提倡。据云唐君毅先生的态度很是平允，令人钦佩。

我非儒者，但却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句话。“忠恕”两字把做人的道理和着力处说得再好没有了。以此衡量，谩骂者是否有违本门教训？孔夫子是否该整顿一下门墙？

1996年1月

附记：一九九五年夏，参加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后，从波士顿经纽约等地绕道加拿大回国。九月下旬在温哥华接受丁果先生采访。今年初得见文章，乃去函更正，未得披露。

今年夏，西南联大学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逻辑学会前会长周礼全自美返京，来晤于燕园，向我提出质问：（一）所谓“知遇之恩”是否真是你说的？（二）如是，你就大错特错了。在美亲友也多有疑问。无法一一解释，只能嘤嘤于一角，在自己的集子里发表此信。

给古人少许公平

耳读何兆武《上学记》关于冯友兰先生的片断，深为慨叹。短短数页竟有这样多的事实错误、偏见和不理解。记述历史首先必须要事实正确，不然一切判断都是虚伪的。我以久病之身没有精力来做多余的事。但是作为历史见证人，澄清事实，说出自己的看法是我的责任。

《三松堂全集》到底是全集还是选集早已不是问题。《三松堂全集》第一版（1994年）已收入能找到的检讨文字。书已出版十几年，何先生何以不知？其实在讲述以前翻阅一下就行了，只凭印象是不行的。在《全集》编纂的过程中，曾有两种意见，收检讨文字还是不收。蔡仲德主张收，涂又光主张不收。最后冯先生自己做出决定，采纳了蔡仲德先生的意见，收入检讨类文字，不过作为闰编。蔡仲德一直认为无论编纂《全集》或者编写《年谱》，都要“信”字第一。他认为冯先生的思想历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缩影。他是从历史的高度、社会的高度来看，不为尊者讳。蔡著《冯友兰评传》和他的另一些文章对此阐述甚详。

其实涂又光主张不收，也不无道理。持这种意见的人也不少。“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完全是一场荒诞梦，后人是很难理解的。所以“文革”后期有个政策叫做“一风吹”，就是把当事人胡说的东西全烧掉，那么冯先生也该有此待遇。可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全集》还是求尽量的全。为此，涂又光很生我们的气，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出于“公心”，保存一份历史资料。

“北大哲学系的老人现在只剩我们两人了，希望能见一面。”这几句话是梁漱溟先生一九七二年写给冯先生的，不是冯先生写给梁先生的。后来梁先生曾到我家，两位老友畅谈甚欢。《三松堂自序》俱有记载。以后梁、冯之间虽有不快，最终却能化开，又有一欢若平生之会，并没有“朋友不终”的不幸（参看拙文《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冯先生胸怀坦荡，从来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没有的事可能会混淆一时，但终究总会明白。

经查《三松堂全集》诗词卷《咏史二十五首》关于汉朝的一首是：秦帝巡行东复东，赵高叛变路途中。项王倒退乌江死，汉祖继秦歌《大风》。并无“端赖吕后智谋多”之句。《咏史二十五首》原刊于《光明日报》，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四日。为慎重起见，特查了原报，与《全集》所载完全相同。该句不知何人所作？冯先生不敢掠美，也不能接受据此生出的议论。

出版者三联书店派人请教何先生，何说在《人民日报》上读到。经查也不见此句。何先生已承认自己的记忆错误。对于由记述虚妄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如何处理，作者是否应该有个交待？

三联书店副总编李昕先生已代表三联书店向我道歉。责任编辑曾诚也写了道歉信，表示要汲取教训，做好工作，出好“贞元六书”。这是正常的文明的态度。

口述历史不是信口开河，是要负责任的。古人也需要公平。只有公平地对待古人，我们才有真实的历史。

下面要说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与何先生的不同，我想我用不着回避。

关于《新世训》。《新世训》是一本讲生活方法的书。近年有不少学者写出研究论文，如陈来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翟志成研究员都有专文，对此书做出深入分析和学术评价。解放以后，在“贞元六书”中《新世训》是单行本出版最多的。有北大出版社、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等版本。最后《应帝王》一章讲领导艺术，讲社会的组织和管理。人是社会动物，群居而生，大至国家，小至一个村、一个组，都有领导。领导好了，大家受益。我就觉得CEO们都应该读读这篇文章。说它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实在令人不解。“贞元六书”中《新原人》是讲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新事论》是讲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新世训》是它们中间的过渡。单从逻辑上讲，它的结尾也自然是《应帝王》。我想何先生并没有仔细读这本书。把冯先生在抗战中对国家民族兴起的希望，要为祖国文化添砖加瓦的热情，硬加曲解，强作附会，实在可悲。

关于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我参加了那次授予学位典礼。冯先生用英文写答词，由我打字记录，并在会场宣读。我觉得那是一次肃穆的、诚恳的、充满友好气氛的典礼。中美双方，群贤毕至。王浩也到场。没看见何先生。我觉得答词不仅十分得体，而且很深刻。他用很短的篇幅说明他六十年的哲学旅程。他指出：“母校给予我的荣誉不单是个人荣誉。它象征着美国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学术的赞赏。它象征着中美人民传统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他最后说：“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答词得体、深刻，而且具有尊严。我看不出滑稽在哪里。

关于太平天国的反动性。冯先生在《新编》中指出太平天国是神权政治，如果胜利，会使中国倒退到中世纪。他的见解颇具影响。何先生说“这一点大家过去都知道，只是都不能谈”。原来何先生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冯先生在晚年“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中是不这样考虑的，他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

关于《新编》第七册的出版。《新编》第七册因为说了不能说的话，长期不能出版。虽有香港中华书局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但人民出版社始终未能出版。“中国文库”收入此书也只收了六册，是一部有头无尾的书。这些情况，我想，何先生并不清楚。对于自己不清楚的事，最好不要说。很多人也不清楚。借此机会说明。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五日《新京报》对何先生的采访中，谈到了应对变化问题。何说：“冯友兰在应对变化时是积极、主动的，我是消极的。”其实，压力并不一定是哪一次的命令，有时是无形的。何先生处境不同，很难体会。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各大学哲学系集中到北大，受到上面极大的关注，尤其是冯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后，他是最大的被批判和被改造的对象。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注意。为声名所累，明白人应该懂得这句话。我觉得冯先生就像生活在聚光灯下，想逃也逃不出，想躲也躲不开。他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张岱年先生曾说，“在那种环境下，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那时，常有最高指示，每次指示发布后，立即有人上门，要反映。一九四六年，我的姨母任锐传话，邀请冯去延安；解放前夕，蒋介石派机接包括冯在内的学者们去台湾。“文革”中，冯在手术后，腰间挂着尿瓶，被人打倒在批斗台上，游街时接连摔跤，还要继续走，那时他已经七十一岁。批冯大字报铺天盖地，还有批冯联络站等组织，批冯一时成了一种门路。抽象地说消极、积极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分析具体情况才知道压力是怎么回事。所要应对的变化是很不相同的，不便类比。所以古训云“设身处地”，也就是近贤所说的“同情的理解”。做到这一点，要有明察，要有仁心。聊天式随意谈论是不公平的。

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实在是我国一个极卑劣的传统，封建王朝利用文字狱害死多少有识之士，无辜之人！“文革”中它更是作孽多端，直到现在还没有销声匿迹。不过我相信我们的社会总会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文明。鲁迅诗云“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真是沉痛之极。可是历史的波涛一浪接着一浪，扫去多少污泥浊水，我们看到的是不朽的鲁迅。我胆大妄为，将诗句改了两个字，改为“积毁难销骨，长留纸上声”！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清华开过一次会，纪念冯先生一百一十年冥寿。会议题目是“冯友兰先生与清华大学文学院”，与会者都是清华文学院校友和西南联大校友。他们热情地一起谈述往事，缅怀先师。会上，西南联大校友唐稚松院士和泪发言，他说：

“我非常怀念、景仰冯先生。清华的老师，我觉得就是爱国，爱国的程度，比现在青年人还强。冯先生就是这样的，他的品格非常高尚，无论受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委屈，所受的罪，也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无论外界对他有什么评价，甚至他受多大批判的时候，所有一切指导思想都是爱国，包括金先生也是这样的。我不是文科，所以站在文科以外看得非常清楚，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所以他们就可以批判自己的学问，因为他们爱国。所以我觉得正是这些才使冯先生能坚持下来，最后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先生赠王浩诗云：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数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他的根本思想是爱国，他的指导思想是爱国，所以，每当想起冯先生的这些言行，他的高尚的思想，我心里的确非常感动。我想历史会越来越清楚，他这个人是不会死的，始终活在中国社会上。”

二〇〇四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九十周年系庆，于五月十一日举行了一次全校活动，题目是“回忆冯友兰”。会上西南联大校友杨振宁先生说，他第一次看见“旧邦新命”这几个字。感到极大的震撼，感到冯先生的精神力量。他们的话非常中肯。爱国、旧邦新命，是冯先生的精神中重要的基石，永远闪耀着光辉。

《新京报》在介绍这本书时想到让被批评者的后代说几句话，幸亏这样，我才知道这件事。我在简短回应中说明冯先生并无心仕途，他离不开哲学。可是被加上了“他的愿望在事功”这样的小标题，正和原意相反。违反客观事实，是新闻工作的大忌。这种错误，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

文甫成，收到黄苗子先生赐书《世说新篇》（苗老汉聊天）。书中有两页讲到冯友兰，字数虽少，却见仁者之心，智者之识。他说“作为一个动乱时代的哲学家，冯老先生是不幸的”。但是“他不是为自己的个人命运思索，而是以一个哲学家的头脑，对整个人类思潮，做了认真的思索”。

黄先生说：“冯先生在他的《新编》末章，评论中国当代思潮，有些极为精彩的论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矛盾集中为两个对立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照这样的分析，无产阶级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共存于资本主义这个统一体中的一个对立面。它和资产阶级一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出现。这就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一样，农民只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而即使它通过起义，夺取政权，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社会形态。’冯友兰对近代学术的贡献巨大，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黄老先生是艺术家，并不专门研究哲学或史学，可是他会读书。

提到《中国哲学史新编》，我还想说几句话。《新编》第八十一章全书总结中，冯先生引用了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文句：“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并解释说，“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八音齐奏是和，五味匀调是和，然后才有佳音佳味。他指出：“‘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人类是聪明的，有理性的动物，人类社会必将走“仇必和而解”的道路。

冯先生有知，看到我们现在正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必当含笑于天上。

2006年10月10日

花朝节的纪念

农历二月十二日，是百花出世的日子，为花朝节。节后十日，即农历二月二十二日，从一八九四年起，是先母任载坤先生的诞辰。迄今已九十九年。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光绪年间举人。早年为同盟会员，奔走革命，晚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他思想开明，主张女子不缠足，要识字。母亲在民国初年进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一八年毕业。同年，和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在开封结婚。

家里有一个旧印章，刻着“叔明归于冯氏”几个字。叔明是母亲的字。以前看着不觉得怎样，父母都去世后，深深感到这印章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家族的繁衍，一代又一代来到世上扮演各种角色，为社会做一点努力，留下了各种不同色彩的记忆。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孩子的教养，亲友的联系，需要多少精神！我自幼多病，常在和病魔作斗争。能够不断战胜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亲。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我会活下来。在昆明时严重贫血，上纪念周站着站着就晕倒。后来索性染上肺结核休学在家，当时的治法是一天吃五个鸡蛋，晒太阳半小时。母亲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阳光的地方，不论多忙，这半小时必在我身边，一分钟不能少。我曾由于各种原因多次发高烧，除延医服药外，母亲费尽精神护理。用小匙喂水，用凉手巾覆在额上。有一次高烧昏迷中，觉得像是在一个狭窄的洞中穿行，挤不过去，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一抓到母亲的手，立刻知道我是在家里，我是平安的。后来我经历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在挨千刀的过程中，也是母亲，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医院。医院的人总以为是我陪母亲，其实是母亲陪我。我过了四十岁，还是觉得睡在母亲身边最心安。

母亲的爱护，许多细微曲折处是说不完、也无法全捕捉到的。也就是有了这些细微曲折，才形成一个家。这个家处处都是活的，每一寸墙壁、每一寸窗帘都是活的。小学时曾以“我的家庭”为题作文。我写出这样的警句：“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不很重要。”作业在开家长会时展览，父亲去看了。回来向母亲描述，对自己的地位似并不在意，以后也并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只顾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中。

希腊文明是在奴隶制时兴起的，原因是有了奴隶，可以让自由人充分开展精神活动。我常说父亲和母亲的分工有点像古希腊。在父母那时代，先生专心做学问，太太操劳家务，使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不过父母亲特别典型。他们真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主做学问，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发无间。应该说，他们完成了上帝的愿望。

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是到了极点。我们的堂姑父张岱年先生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细想起来，在昆明乡下时，有一阵子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带我们去赶过街子，不过次数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水来湿手，饭来张口。古人形容夫妇和谐用举案齐眉几个字，实际上就是孟光给梁鸿端饭吃，若问“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应该是做好饭以后。

旧时有一副对联：“自古庖厨君子远，从来中馈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适。母亲为一家人真是操碎了心。在没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变着法子让大家吃好。她向同院的外国邻居的厨师学烤面包，用土豆做引子，土豆发酵后力量很大，能“砰”的一声，顶开瓶塞，声震屋瓦。在昆明时一次父亲患斑疹伤寒，这是当时西南联大一位校医郑大夫经常诊断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饭，只喝流质，每小时一次，几天后改食半流质。母亲用里脊肉和猪肝做汤，自己擀面条，擀薄切细，下在汤里。有人见了说，就是只吃冯太太做的饭，病也会好。

一九六四年父亲患静脉血栓，在北京医院卧床两个月。母亲每天去送饭，有时从城里我的住处，有时从北大，都总是第一个到。我想要帮忙，却没有母亲的手艺。父亲暮年，常想吃手擀的面。我学做过几次，总不成功，也就不想努力了。

母亲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家。其实母亲的才能绝不只限于持家。母亲毕业于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曾任河南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算术教员。她有一双外科医生的巧手，还有很高的办事能力。外科医生的工作没有实践过，但从日常生活中，从母亲缝补、修理的功夫可以想见。办事能力倒是有一些发挥。

五十年代初至一九六六年，母亲做居民委员会工作，任北大燕南、燕东、燕农、镜春、朗润、蔚秀、承泽、中关八大园的主任。曾为家庭妇女们办起装订社、缝纫社等。母亲不畏辛劳，经常坐着三轮车来往于八大园间。这是在家庭以外为社会服务，她觉得很神圣，总是全心全意去做。居委会成员常在我家学习。最初贺麟夫人刘自芳、何其芳夫人牟决鸣等都是成员。后来她们迁往城内，又有吴组缃夫人沈淑园等参加。五十年代有一次选举区人民代表，不记得是哪一位曾对我说：“任大姐呼声最高。”这是真正来自居民的声音。

我心中有几幅图像，愈久愈清晰。

一幅在清华园乙所，有一间平台加出的房间，三面皆窗，称为玻璃房。母亲常在其中办事或休息。一个夏日，三面窗台上摆着好几个宽口瓶和小水盆，记得种的是慈姑。母亲那时大概不到四十岁，身着银灰色起蓝花的纱衫，坐在房中，鬓发漆黑，肌肤雪白。常见外国油画有什么什么夫人肖像，总想怎么没有人给母亲画一幅。

另一幅在昆明乡下龙头村。静静的下午，泥屋，白木桌，母亲携我坐在桌前，为我讲解鸡兔同笼四则题。父亲从城里回来，点评说这是一幅乡居课女图。

龙头村旁小河湾处有一个小落差，水的冲力很大。每星期总有一两次，母亲把一家人的衣服装在箩筐里，带着我和小弟到河边去。还有一幅图像便是母亲弯着腰站在欢快的流水中，费力地洗衣服，还要看着我们不要跑远，不要跌进河里。近来和人说到洗衣的事，一个年轻人问，是给别人洗吗？还没到那一步，我答。后来想，如果真的需要，母亲也不怕。在中国妇女贤淑的性格中，往往有极刚强的一面，能使丈夫不气馁，能使儿女肯学好，能支撑一个家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孔夫子以为女人难缠，其实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用来形容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倒很恰当，不过她们是以家庭为中心罢了。

母亲六十二岁时患甲状腺癌，手术后一直很好。从六十年代末患胆结石，经常大发作，疼痛，发烧，最后不得不手术。那一年母亲七十五岁。夜里推进手术室，父亲和我在过厅里等，很久很久，看见手术室甬道那边推出一辆平车，一个护士举着输液瓶，就像一盏灯。我们知道母亲平安，仍能像灯一样给我们全家以光明，以温暖。这便是那第四幅图像了。握住母亲的手时，我的一颗心落在肚子里，觉得自己很有福气。

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仍是操劳家务，真没有过一天清闲的日子。她总是说，你们专心做你们的事。我们能专心做事，都因为有母亲，操劳一生的母亲！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左右母亲忽然吐血，拍片后确诊为肺门静脉瘤。当时小弟在家，我们商量说，母亲虽然年迈，病还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不可延误。在奔走医院的过程中，受到许多白眼。一家医院住院部一位女士说：“都八十三岁了，还治什么！我还活不到这岁数呢。”可以说，母亲的病没有得到治疗，发展很快。最后在校医院用杜冷丁控制疼痛，人常在昏迷状态。一次忽然说：“要挤水！要挤水！”我俯身问什么要挤水，母亲睁眼看我，费力地说：“白菜做馅要挤水。”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滴在母亲脸上。

母亲没有让人多伺候，不过三周便抛弃了我们。当时父亲还在受审查，她走时很不放心，非常想看个究竟，但她拗不过生死大限。她曾自我排解说，知道儿女是好的，还有什么别的可求呢。十月三日上午六时三刻，我们围在母亲床前，眼见她永远合上了眼睛。我知道，我再不能睡在母亲身边讨得那样深的平安感了；我们的家从此再没有春天和太阳了。我们的家像一叶孤舟忽然失去了掌舵的人，在茫茫大海中任意漂流。我和小弟连同父亲，都像孤儿一样不知漂向何方。

因为政治形势，亲友都很少来往。没有足够的人抬母亲下楼，幸亏那天来了一位年轻的朋友，才把母亲抬到太平间。当晚哥哥自美国飞回，到家后没有坐下，立刻要“看娘去”，我不得不告诉他母亲已去。他跌坐在椅上，停了半晌，站起来还是说“看娘去”。

父亲为母亲撰写了一副挽联：“忆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斩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自己一半的消失使父亲把一切都看透了。以后母亲的骨灰盒一直放在父亲卧室里，每年春节，父亲必率领我们上香。如此凡十三年。直到一九九〇年初冬那凄惨的日子，父母相聚于地下。又过了一年，一九九一年冬我奉双亲归窆于北京万安公墓。一块大石头作为石碑，隔开了阴阳两界。

我曾想为母亲百岁冥寿开一个小小的纪念会，又想到老太太们行动不便最好少打扰，便只就平常的了解或电话上交谈，记下几句话。

姨母任均是母亲最小的妹妹。姨父母在驻外使馆工作时，表弟妹们读住宿小学，周末假日接回我家，由母亲照管。姨母说，三姐不只是你们一家的守护神，也是大家的贴心人。若没有三姐，那几年我真不知怎么过。亲戚们谁没有得过她的关心照料？人人都让她费过心血。我们心里是明白的。

牟决鸣先生已是很久不见了。前些时打电话来，说：“回想起在北大居住的那段日子，觉得很有意思。任大姐那时是活跃人物，她做事非常认真，总是全力以赴。而且头脑总是很清楚。”

在昆明时赵萝蕤先生和我家几次为邻居，那时她还很年轻。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很想念冯太太。她说在人际关系的战场上，她总是一败涂地当俘虏。可是和冯太太相处，从未感到战场问题。是母亲教她做面食，是母亲教她用布条打纽扣结。她有什么事都可以向母亲倾诉。记得在昆明乡下龙头村时，有一次赵先生来我家，情绪不大好，对母亲说，一位军官太太要学英语，又笨又俗又无礼，总问金刚钻几克拉怎么说，她不想教，来躲一躲。母亲安慰她，让她一起做家务事。赵先生走时，已很愉快。

另一位几十年的邻居是王力夫人夏蔚霞。现在我们仍然对门而居。夏先生说：“你千万别忘记写上我的话。我的头生儿子缉志是你母亲接生的。当时昆明乡下缺医少药，那天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半夜时分我遣人去请你母亲，冯先生一起来的，然后先回去了。你母亲留下照顾我，抱着我坐了一夜。次日缉志才出世。若没有你母亲，我和孩子会吃许多苦！”

像春天给予百花诞辰一样，母亲用心血哺育着，接引着——

亲爱的母亲的诞辰，是花朝节后十日。

1993年5月

怎得长相依聚

——蔡仲德三周年祭

蔡仲德（1937—2004）人本主义者

这是我为仲德设计的墓碑刻字，我想这是他要的。他在病榻上的最后几个月，想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人本主义问题。如果他能多有些时日，会有正式的文章表达他的信念。但是天不佑人，他来不及了。只在为我写的一篇短文里提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权观念等几个概念。虽然简单，却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理想。现在又想，理想只能说明他追求的高和远，不能说明他生活的广和深。因为他的一生虽然不够长，却足够丰富。他是一个好教师，也是一个好学者。生活最丰满处是因为他有了我，我有了他。世上有这样的拥有，永远不能成为过去。

人人都以为，我最后的岁月必定有仲德陪伴，他会为我安排一切。谁也没有料到，竟是他先走了，飘然飞向遥远的火星。我们原说过，在那里有一个家。有时我觉得，他正在院中的小路上走过来，穿着那件很旧的夹大衣；有时在这边说话，总觉得他的书房里有回应，细听时，却又没有。他已经消失了，消失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树木花草之间。也许真的能在火星上找到他，因为我们这里的事情，要在多少多少光年以后，才能到达那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里可以重现。

首先，他是一个教师。他在入大学前曾教过两年小学，又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任教二十余年，以后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他四十六年的教学生涯里，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四十四年。他教中学时，课本比较简单，他自己添加教材，开了很长的古典诗词目录，要求学生背诵。有的学生当时很烦，说蔡老师的课难上。许多年后却对他说，现在才知道老师教课的苦心，我们总算有了一点文学知识，比别人丰富多了。确实，这不仅是知识，更是对性情的陶冶，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

七十年代初，在军营中经过政治磨难的音乐学院师生回到北京，附中在京郊苏家坨上课，虽然上课很不正常，仲德却没有缺过一次课。一次刮大风，我劝他不要去，他硬是骑自行车顶着西北风赶二十几里路去上课，回来成了一个土人儿。上课对于一个教师是神圣的。他在音乐学系开设两门课，中国音乐美学史和士人格研究。人说他的课讲得漂亮。我听过几次，一次在河南大学讲授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一次在香港浸会大学讲“说郑声”。一节课的时间安排得十分恰当，有头有尾，宛如一篇结构严密的文章。更让人称道的是，下课铃响，他恰好讲出最后一个字，而且是节节课都如此，就连他出的考题也如一篇小文章。他在每次上课前都认真准备，做严谨的教案。他说要在四十五分钟以内给学生最多的东西，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一次我们在外边用餐，不知为什么，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拿了一本唐诗，指出一首要我讲，不记得是哪一首了，其中有两个典故。我素来喜读书不求甚解，讲不出，仲德当时做了详细的讲解。他说做教师就要求甚解，要经得起学生问。学生问了，对教师会有启发。

他奄缠病榻两年有半，一直惦记着他的课和他指导的学生。就在他生病的这一个秋天，录取了一名硕士生。他在化疗期间仍要这个学生来上课，在北京肿瘤医院室内花园，在北大医院的病室，甚至是一面打着吊针，授课一面在进行。他对学生非常严格，改文章一个标点都不放过。学生怕来回课，说若是回答草率，蔡老师有时激动起来，简直是怒发冲冠，头发胡子都根根竖起。不是他指导的学生也请他看文章，他一视同仁，十分认真地提意见挑毛病改文字。同学们敬他爱他又怕他。

他做手术的那一天，走廊里站了许多我都不认识的音乐学院师生，许多人要求值班。那天清晨，有位老学生从很远的地方赶到我家，陪伴我。一个现在台湾的老学生在电话中哭着恳求我们收下他们的捐助。我们并不需要捐助，可是学生们的关心从四面八方把我们沉重的心稍稍托起。

一个大学教师在教的同时，自己必须做学问，才能带领学生前进，才能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匠。他从七十年代末研究《乐记》的成书年代开始，对中国音乐美学做了考察，写出了《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部巨著。这是我国的第一部音乐美学史。后来这本书要修订出版，那时他住在龙潭湖肿瘤医院。他坐一会儿躺一会儿，一字一字，一页一页，八百多页的书稿在不时插上又拔下针管的过程中修订完毕。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对各种文献非常熟悉，却从不炫耀，从不沾沾自喜，总是尽力地做好他承担的事，而且不断地思考，不知不觉间又写出了多篇论文。音乐方面的结集为《音乐之道的探求》，由上海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文化方面的结集为《艰难的涅槃》，正像书名一样，这本书命运多舛，因为思想不合规矩，现在尚未能出版。

他能够连续十几小时稳坐书案之前，真有把板凳坐穿的精神。他从事学术研究不限于音乐美学，冯学研究也是重要的部分。其著述材料之详实，了解之深切，立论之精当，为学界所推重。还是不知不觉间，他写出了六十六万字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并整理、修订增补了七百余万字的《三松堂全集》第二版，又写出了《冯友兰先生评传》、《教育家冯友兰》等。

对于我的父亲，他不只是一个研究者，而且也远远超过半子。幸亏有他，父亲才有这样安适的晚年。他推轮椅，抬担架，帮助喂饭、如厕。我的兄弟没有做到和来不及做的事，他做了。我自己承担不了的事，他承担了。从父母的墓地回来，荒寂的路上如果没有他，那会是怎样的日子？可是现在，他也去了。

在繁忙的教学、研究之余，他为我编辑了《宗璞文集》四卷本。他是我的第一读者，为我的草稿挑毛病。我用引文懒得查时，便去问他，他会仔细地查好。我称他为风庐图书馆馆长，并因此很得意。现在我去问谁？

父亲去世以后，我把家中藏书赠给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设立了“冯友兰文库”，但留了《四部丛刊》和一些线装典籍，供仲德查阅。他阅读的范围，已经比父亲小多了。现在他走了，我把留下的最后的书也送出。我已经告别阅读，连个范围也没有了。他自己几十年收集的关于音乐美学方面的书，我都送给了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学生们从这些书中得到帮助时，我想他会微笑。

他喜欢和人辩论，他的许多文章都在辩论。辩论就是各抒己见，当仁不让。他说思想经过碰撞会迸发出火花，互相启迪，得到升华，所谓真理愈辩愈明。如果只有“一言堂”，思想必然僵化，那是很可怕的。他看到的只是学问道理，从没有个人意气。

他关心社会，反对躲进象牙之塔。他认为每一个生命是独立的又是相联的。他在音乐学院做基层人民代表十年，总想多为别人做些事。他是太不量力了，简直有些多事，我这样说他。他说大家的事要大家管。音乐史学家毛宇宽说：“蔡仲德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他是当得起的。

我们居住的庭院中有三棵松树，因三松堂之名得到许多人的关心。常有人来，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就为了要看一看这三棵松树。三棵松中有两棵高大，一棵枝条平展，宛如舞者伸出的手臂。仲德在时，这一棵松树已经枯萎，剩下一段枯木，我想留着，不料很不好看，挖去了。又栽上一棵油松，树顶圆圆的，宛如垂髫少女。仲德和我曾在这棵树前合影，他坐我立，这是他最后的一张室外照片，也是我们最后的合影。又一棵松树在一次暴风雨中折断了，剩下很高的枯干，有些凶相。现在这棵树也挖去了，仍旧补上一棵油松，姿态和垂髫少女完全不同，像是个小娃娃，人们说它是仙童。

仲德没有看见这棵新松。万物变迁，一代又一代，仲德留下了他的著作和理想，留下了他的爱心。爱心是和责任感连在一起的，我们家中从里到外许多事都是他管。他生病后的第一个冬天，在病房惦念着家里的暖气。他认为来暖气时应该打开暖气上的阀门，让水流出来，水才会通。他在病床上用电话指挥，每个房间依次打开不能搞乱。我们几个女流之辈，拎着水桶，被他指挥得团团转。其实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可是我领头依令而行，泪滴在水桶里……

仲德和我在一起生活了三十五年，因为有了他，我的生活才这样丰满。我们可以彼此倾诉一切，意见不同可以辩论，但永远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在他最后的时刻，我们曾一起计算着属于我们两人的日子。他含泪低声说：“我们相聚的时间太少了。”现在想起来，仍觉肝肠寸断！只要有他，我实在别无所求。可是，可是他去了。

再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分担我的责任，化解我的烦恼；我的心得体会再无人分享，笑容、眼泪也再无人印证。但他留下的力量是这样大，可以支持我，一直走向火星。

蔡仲德，我的夫君，在那里等我相聚。

女儿告诉我，她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仲德不知为什么起身要走。我们哭着要拉住他，可是怎么也拉不住。

人生的变化是拉不住的。

2007年1月5日

距2004年2月13日仲德逝世已将三年矣

哭小弟

飞机强度研究所技术所长　冯钟越

我面前摆着一张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国考察时用的。名片依旧，小弟却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能轮得到小弟！他刚五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儿不怕。他站在山泉边，捧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的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儿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因为无法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于八月二十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生命的人啊，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在这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象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像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物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面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一九五二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么？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依可靠会给我安慰。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啊！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七时，他去了。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一九七四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惟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他是积劳成疾，也是积郁成疾。他一天三段紧张地工作，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每有大型试验，他事先检查到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胶布。他是三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他曾有远见地提出多种型号研究。有一项他任主任工程师的课题研制获国防工办和三机部科技一等奖。同时他也是623所党委委员，需要在会议桌上坦率而又让人能接受地说出自己对各种事情的意见。我常想，能够“双肩挑”，是我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是在“又红又专”的要求下长大的。当然，有的人永远也没有能达到要求，像我。大多数人则挑起过重的担子，在崎岖的、荆棘丛生的、有时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几年的批判斗争是有远期效果的。他们不只是生活艰苦，过于劳累，还要担惊受怕，心里塞满想不通的事，谁又能经受得起呢！

小弟入医院前，正负责组织航空工业部系统的一个课题组，他任主任工程师。他的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一九八一年夏天，西安一带出奇的热，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凉，只有“我们的老冯”坚持伏案看资料。“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汇报工作，得知他经常胃疼，有时从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时会疼得大汗淋漓，挺一会儿，又接着做了。天啊！谁又知道这是癌症！我只淡淡地说该上医院看看。回想起来，我心里很内疚，我对不起老冯，也对不起您！”

这位不相识的好同志的话使我痛哭失声！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没有早想到癌症对我们家族的威胁，即使没有任何症状，也该定期检查。云山阻隔，我一直以为小弟是健康的。其实他早感不适，已去过他该去的医疗单位。区一级的说是胃下垂，县一级的说是肾游走。以小弟之为人，当然不会大惊小怪，惊动大家。后来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检查，才做手术。如果早一年有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小弟还可以再为祖国工作二十年！

往者已矣。小弟一生，从没有“埋怨”过谁，也没有“埋怨”过自己，这是他的美德之一。他在病中写的诗中有两句：“回首悠悠无恨事，丹心一片向将来。”他没有恨事。他虽无可以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却有一个普通人的认真的、勤奋的一生。历史正是由这些人写成的。

小弟白面长身，美丰仪；喜文艺，娴诗词；且工书法篆刻。父亲在挽联中说他是“全才罕遇”，实非夸张。即使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这一辈子，也没有得以充分地发挥和施展。他病危弥留的时间很长，他那颗丹心，那颗让祖国飞起来的丹心，顽强地跳动，不肯停息。他不甘心！

这样壮志未酬的人，不止他一个啊！

我哭小弟，哭他在剧痛中还拿着那本航空资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肾游走”；我也哭蒋筑英抱病奔波，客殇成都；我也哭罗健夫不肯一个人坐一辆汽车！我还要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易奋斗着张开几片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我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

已经是迟开了，让这些迟开的花朵尽可能延长他们的光彩吧。

这些天，读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读到了《痛惜之余的愿望》，稍得安慰。我盼“愿望”能成为事实。我想需要“痛惜”的事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小弟，我不哭！

1982年11月

悼张跃

张跃，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三松堂的关门弟子，冯友兰先生的最后一个博士生。

他很年轻，时间在他身上停止时，不过三十三岁。不知他还有多少计划，多少梦想，可是本来应是慷慨给予的年岁竟然掠走了一切。

去年春天，我从医院经过治疗回到燕南园，他曾来看望。当时说是睡眠很不好。我们没有料到这是重病的表现。夏天听说他住医院了，还曾想以后要给他介绍一种有助于睡眠的气功。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奉双亲归窆，知他关心，也曾通知，而那时他已不能起床了。

六天以后，他随老师游于地下。这消息我是从电话中得知的。当时已又是一年春了。我惊诧叹息，人生真不可测。

父亲最后几年的著书生活中，常为助手问题苦恼，学校没有名额，找人抄抄写写总不当意。一九八五年任又之（继愈）先生建议，最好带博士生。学生可以随在身边学习，又可以帮助工作，可谓一举两得。于是，便有张跃出现在三松堂前。

这是个能干的年轻人。父亲有四字评语：“书而不呆。”和我家几个“又书又呆”或竟“呆而不书”的呆子们相比，能帮得上忙多了。他来时，《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刚开始。他除在指导下读书写论文，便是帮助查找资料，看《新编》稿。间或也帮助记录。父亲从他那缩微资料馆般的头脑中提出篇目，张跃便去查找。有一次父亲要外子蔡仲德找一本书，说记得这书家里是有的。蔡教授遍找无着，准备次日到大图书馆去借。不料张跃一出书房门，便看见走廊里的一堆书中赫然躺着那本书。为这事我们笑了一个月。

三年一转眼过去，张跃毕业了，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仍回宗教所工作。但他还是每周来一次帮助《新编》的写作。那时我们已找到一位退休中学教员马凤荪先生，旧学颇有根底，作记录胜任愉快，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班子。

《新编》的完成张跃是有功的。在马先生来以前，笔录的人水平很差，张跃为了弄清究竟是哪几个字，就得向失聪的老人嚷嚷半天。父亲对中国哲学有话要说，原拟写八十一、八十二两章，但内容似少些。是张跃建议合并为一章，成为八十一章，即现在的讲解中国哲学的底蕴精神的最后一章。父亲对八十一这数字很满意。

记得那是在中日友好医院病房里谈论这事的。在走廊上张跃对我说：“不管怎样，先弄出一个提纲也好。”都怕父亲写不完这书，他竟以惊人的毅力字斟句酌地写完了，不仅只是提纲。而只有他年纪三分之一的张跃，患病前正在写《冯友兰先生传略》。他竟没有写完。

人们说，这是他们师生的缘分。他们一起看到《新编》的成稿，却都没有能看见最后一册的出版。最后一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版。时有读者写信，或竟登门来问，我回答不出。

对老人的生活，张跃也是关心的。往医院看望，每每一陪就是一下午。若干年前，父亲的一位老学生送来一个粉碎机，我搁着没有用。直到这早先看来较特殊的小小机器有了普遍性，直到张跃来了，而且熟了，自告奋勇摆弄它半小时，机器才开始工作。

《新编》第七册完成后，父亲照例向帮助工作的学者们致谢。这是最后一册，父亲把我和仲都写上了。我以为不必，删去了。张跃提出也不要写他，我们当然没有同意。“书而不呆”，能干而不自矜，这样的人，似乎日见其少了。

张跃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理学的产生与时代精神》，博士论文题目是《唐代后期儒学的新趋向》，已编辑成书，由台湾文津出版社收入该社的博士丛书。

人生匆匆，真如过客。过客的身份，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但每个人留在别人心中的，很不一样。

1992年2月中旬

忆朱伯崑

朱伯崑——北京大学教授，易学专家，著有《易学发展史》等专著。晚年组建了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任院长。七十五岁时易学研究院为他庆寿，颁发伯崑奖，出了一本文集。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朱伯崑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大弟子。

朱伯崑是清华哲学系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一九四七年进清华就跟着冯先生。他们上课有时是一师一生，但冯先生仍是很正式地讲解。那时清华的先生们都是这样的。记得我上邓以蛰的美学课，学生只有两人，我和一位哲学系同学；上李广田的各体文习作，学生也是两人，我和一位物理系同学。学生人少，老师的知识似乎更集中地传授给我们了。

冯先生和朱伯崑的师生之谊，不止是在课堂上那几年，而是终生延续下来。朱伯崑毕业后，留在清华任教。院系调整以后，他们同来北大。朱伯崑不是冯先生的助手，却常来我家，开展师生对话，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并经常帮助冯先生看稿子，一直看到《中国哲学史新编》脱稿。“文革”中，朱伯崑曾被迫在大会上作检讨，痛责自己追随“反动学术权威”，他的检讨在大喇叭里广播。“文革”过后旧习不改，仍然常来，与冯先生在书房高谈阔论。老师的声音一年比一年低，学生的声音一年比一年高。家里常来往的年轻人都知道朱伯崑。一次，一位年轻人问，他说话为什么声音这么大？我想，一来是因为父亲耳聋日重，二来是朱伯崑的学问日深。一年一年过去，世事变化很多。而他们的高谈阔论依旧。在他们之间，惟一的话题是学问。父亲八十岁以后，每逢寿辰，家中总有小规模的庆祝，也必会出现朱伯崑送的蛋糕。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父亲逝世。朱伯崑撰一挽联：“擎夏宇，系国魂，呕心沥血，重诠正统，千载绝学承先圣；赞中华，求真理，白发殚精，再写新编，百年自序启后生。”

老师走了，师生情谊并未终止。朱伯崑没有研究冯学的专著，但有文章和讲话，他解释“照着讲”和“接着讲”，一讲便是洋洋洒洒，自成系列。一九九五年酝酿成立冯学研究会，朱伯崑自然而然地被大家公推为第一任会长。他和秘书长胡军（北大哲学系副主任，现代哲学史家）为研究会的成立，筹办各种手续，很麻烦了一阵子。朱伯崑任期十二年间，为推广冯学、开展研究做了不少工作。二〇〇五年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要为冯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开一次研讨会，我的反应是又要开会了。他拟了讨论提纲和胡军等冯学研究会理事们一起筹备。会议在十一月八日举行，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国际性会议。会议的论文，由胡军编篡成书，题名《反思与境界》。其中有许多精彩篇章，如陈来《“圣贤之后”的人生追寻》，分析《新世训》的伦理学意义与功能；牟钟鉴《冯友兰先生是当代“贵和哲学”的一面旗帜》，指出冯先生提出“贵和哲学”的贡献。这些论文以及后来蒙培元关于“贞元六书”的文章《理智与情感》，代表了冯友兰研究新的学术水平。

我不大记得朱伯崑年轻时的模样，似乎他年轻时就像“老夫子”。后来越来越像，再后来我索性就称他“老夫子”。他也不曾抗议。

那年十二月中旬，清华文学院老校友们，在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举行了一次“冯友兰先生和清华文学院”小型座谈会。朱伯崑那时身体已不大好，但还是去了。我因目力太差，看见他竟不认识，问：“你是谁？”他用力说：“我是朱伯崑。”我忙说：“你也来了。”他说：“我自然要来。”

还有坐着轮椅来的，那是西南联大学生、中科院院士唐稚松。在大家热烈的发言中，他讲话时声泪俱下，给人印象很深。他说：“冯先生最爱国，我想起来就很感动，那一代人爱国的热情是后人无论如何赶不上的。”我当时想，赶不上能理解也好。遗憾的是现在有些人不止在时间上离开前辈学者越来越远，在思想感情方面，也是越来越远了。个别人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妄加裁判，信口胡言。使人啼笑皆非。

朱伯崑先生于二〇〇七年五月逝世。父亲的大弟子去了，我真有梁柱摧折之感。历史总是要一页一页掀过去的。我感叹之余，特别发了唁电：“常记朱伯崑先生为开展冯学做出的努力。”唁电很短，只有一句话，而常记是实在的，长远的。

朱伯崑在易学上造诣很深，听人说有不少商家想借他的影响请他算卦，占卜商机，他坚决拒绝。他常说他的易学是“学术易”，不是“江湖易”，是为了阐明易理，增加人们的智慧，不是为了算命占卜，预测吉凶。钻研学问不是为了赢利，也不是为了地位，而是希望有用于国家民族的发展和兴旺。

这些年来，胡军一直任冯学会秘书长，他以非凡的组织才能做了很多工作。有一次胡军对我说，他在工作接触中，深深体会到朱先生对冯先生的情义深厚，让他很感动。朱伯崑常说：“自己所以能有今天的学术成就完全是由于冯先生的提携，没有冯友兰先生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反思与境界》编者前言）能够感恩的心是高尚的。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自己在学问的进程上，拿在手中的笔是一根接力棒。

在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冯学研究会新一任理事会上，陈来当选为会长。大家特别提出要继承朱先生的遗志，促进冯学研究。在纪念冯先生的同时，增加了对朱先生的纪念。纪念的情意山高水长，影响自然是可以期望的。

2008年12月29日

冯友兰先生著述

祭母文

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初六日，儿友兰谨以豕一羊一香楮庶羞之奠祭于吾母吴太夫人之灵曰

维人杰之挺生〔1〕，皆造化之钟灵，但多伤于偏至，鲜能合乎中行：或仁爱而优柔，或刚断而寡情，或方正而迂阔，或干练而无诚，或豁达而疏略，或谨慎而不宏，或豪施而奢汰，或俭约而硁。惟吾母之懿质，集诸德之大成。使晚生以百祀，当女权之已明，做领袖于社会，宜冠冕于群英。值时代之不偶，屈长才于家庭，譬鹍鹏之巨翼，乃水击于池中，谢经国之远略，而造福于诸冯。闻吾母之来归，事重闱于高堂，做新妇之匝月，已见惊于族党，称才调为第一，父咏叹于篇章。父得助而高骞，乃游宦于武昌，受高贤〔2〕之知遇，始为宰于崇阳，虽牛刀之小试，亦驹隙之不长，忽遘疾而奄化，坠鹏程于初翔。无一言之遗命，留群雏于孟光，扶一柩而北驾，备廉吏之凄凉。既相夫之已毕，惟事亲与抚孤，凛劲节于冬雪，存冰心于玉壶。终慈日之余辉，游儿曹于上都，虽节衣而缩食，惟馈给之无虚，不相累以庶务，令专志于远图。县女学之初创，尊吾母为大家，集婉娈之庶姬，开一时之规模，以闺门之肃雍，加学校之诗书，惜为时之过暂，虽有志而未舒。及儿曹之名立，始开颜而息肩，欣诸孙之入抱，若玉树之竞鲜。睹皇居之壮丽，观长城之蜿蜒，乘遄飞之逸兴，吟孟姜之诗篇〔3〕。维天道之消息，盖无平而不陂，值东师之渝盟，忽袭我之东陲，知来日之大难，母闻信而兴悲，忧子孙之萍漂，虑国家之黍离。既频惊于风鹤，乃遄返于园田，修松竹之三径，备儿曹之南旋。谓战争之有止，斯聚会之有年，乃一时之离别，竟永诀于人天。呜呼哀哉！母晚年之家居，惟专志于宗祠，凡堂庑之创建，思一人而任之，日聚资而蓄材，盖数年之于斯，迄客秋而始营，亲监督于始基，日夙兴而夜寐，工未竣而身危。岂劳苦之太过，形疲敝而不支，抑责任之已毕，神逍遥而永辞。自况譬于阵殁，虽形苦而神怡。乃人道之完尽，非澌灭而无馀，不曰死而曰终，宜正名以称誉〔4〕。母既返于故里，寇旋入于北平，儿初守于学校，继间关而南征。经武昌之故居，望崇阳之旧封，吊屈贾于长沙，怀朱张于祝融。当百代之巨变，对千古之遗踪，昔所怀而未达，今受感而始通。如有鲠之在喉，乃述作以为工，据所见而立说，岂好辩以为雄。维抗战之七载，媳备著于辛劳，日斤斤于盐米，夜频频于尺刀，胼双手于澣浣，疲一身于厨庖，致爱护于夫子，尽养育于儿曹，幸痼疾之已去，勉支持于作操。琏〔5〕幼依于祖母，备受母之恩勤，今远嫁于星岛，久不通于音闻，即吾母之永逝，亦欲告而无因，惟确知其无恙，母无用于忧心。应盟军之东至，辽〔6〕从军而远征，渡怒江而西进，旋奏绩于龙陵，继歼敌于遮放，今次师于畹町。斯吾母之遗体，为国家之干城，虽名位之微卑，亦告慰于尊灵。尚幼稚之璞越〔7〕，祝福体之安康，书鸟篆于鸾笺，欲进贴于母床，藉献岁之发春，博欢笑于一觞。奈慈舆之不留，空涕泪之淋浪。离昆明而巴渝，经夔府而东航。忆昔日之传言，父为神于此乡，想慈舆之已临，或并坐于堂皇。冀深宵之入梦，奈竟夕而渺茫，忆吾母之夙论，叹有生之无常，况人死于灯灭，随形化而神亡。然噩耗之将至，媳梦柩自北方，似母神之不灭，远寻儿于昆明。信斯道而茫昧，心再思而惝恍。母永逝之匝月，儿始返于故枝，空抚棺而长恸，悔九年之归迟！维抗战之七载，日仓皇于乱离，虽春秋之代序，忘岁月之已驰，冀金萱之长茂，忽承欢之及时，恨已往之不再，痛逝者之难追。叹吾父之至论，怨庄叟之妄辞〔8〕。母未完之志事，惟宗祠之续修，观已成之二屋，信坚固而寡俦，俟大事之已毕，即召工而与谋，必继志而述事，如吾母之所筹。八十年之人生，信始终之全完，备洪范之五福，宜无憾于人间。维明日之良辰，请起柩而奉安，留神灵于宗祏，藏形骸于田园，启吾父之旧茔，入吾母之新棺，葬父母于同穴，其永宁于九原。呜呼哀哉！尚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又成后方（当做前方——冯注）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

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

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

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

一九四六年五四纪念日纪念碑揭幕、联大结束

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人文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

索尔云校长，狄百瑞教授，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感谢我的母校给予我的荣誉，我很高兴。我在一九二〇年春进入哥伦比亚研究生院，一九二三年夏通过了哲学博士学位的最终考试。由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还没有出版，我没有参加一九二三年授予学位的仪式。我的博士学位是在一九二四年我已经回到中国以后正式授予的，所以未能亲自接受文凭。我在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未能得到的机会，我的母校今天给我补上了。

现在，在将近六十年之后，我又终于回到了哥伦比亚。我到此以后，感慨万端。我看到母校已经惊人地发展了；也看到校园犹是，人事全非。我的老师杜威教授、伍德布里奇教授、蒙太格教授都不在了，但是他们的音容，他们对我的教诲和帮助，我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在这里当学生的时候，曾申请一项奖学金。为这件事我请求杜威教授写一封推荐信。他立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的最后一句说：“Mr. Fung is a student of real scholarly calibre（冯君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我没有得到这项奖学金，但是这句话使我获得鼓舞和信心。倘若杜威教授今天还在，看到这个学生还没有完全辜负他的赞许，也许会高兴吧。

六十年是个很长的旅程，我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对于许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我似乎有点令人困惑不解。让我借这个机会说说我的旅程的性质，或许能够澄清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

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个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处理它们，以及在这个矛盾冲突中何以自处。

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正值我国五四运动末期，这个运动是当时的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高潮。我是带着这些问题而来的，我开始认真地研究它们。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

在一九二二年，我向哲学系讨论会提交一篇论文，题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后来发表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我在这篇论文中主张文化的差别就是东方、西方的差别。这实际上是当时流行的见解。可是待我一深入研究哲学史，就发现这种流行的见解并不对。我发现，向来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里也有，向来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东西在东方哲学史里也有。我发现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这个看法后来就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论题。我从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中选出实例，证明我的论点。这个论题及其例证就构成我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二四年出版，题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这部书虽然否定了对于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流行的解释，但是也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解释来代替它，这种新的解释却蕴含在我后来的著作《中国哲学史》里。这部书也许是一部较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多谢卜德教授的翻译，使它得以广泛流传。这部书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把历史划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等三个时代，而代之以另一种分法，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两个时代，即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相当于西方哲学史中的古代、中古时代。这部书断言：严格地说，在中国还未曾有过近代哲学，但是一旦中国实现了近代化，就会有近代中国哲学。这个论断含蓄地指明，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

但是中古和近代这两个词的内容是什么呢？不久我开始认识到，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实际上就是社会类型的差别。西方国家从社会的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变，比东方国家早了一步。这一步的关键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之前，生产以家庭为本位；产业革命之后，由于采用了机器，生产社会化了，就是说，它规模扩大了，由很大的人群进行，而不是由分散的家庭进行。在四十年代我写了六部书，其中有一部的副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9〕。我在这部书中指出，这条路就是近代化，而近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产业革命。

在四十年代，我开始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哲学史家讲的是别人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哲学家讲的则是他自己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在我的《中国哲学史》里，我说过，近代中国哲学正在创造之中。到四十年代，我就努力使自己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的创作者之一。我开始认为，要解释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无论是用地理区域还是用历史时代都不如用社会类型来得令人满意，因为前两种解释不能指出解决的道路，而后一种解释正好指出了道路，即产业革命。

接着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有人说这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真理。中国人民不接受这种责难。至于我本人，我不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者，虽然约翰·杜威是我的老师。我不认为实用主义揭示了真理的实质，但是我认为实用主义提供了发现真理的一种方法。真理的实质是主观概念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但是人总是人，人怎样知道哪个概念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呢？只有用实践和实验来检验。这是个公开的秘密。这个方法，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使用。杜威教授的《怎样思想》一书中列举了大量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不过是使用了这种常识的方法罢了。

不管怎么说，在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是很高的，这不仅在政治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也在道德方面。知识分子们，为革命的胜利所鼓舞。一齐努力，帮助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自己的努力是修订我的《中国哲学史》。这个修订本只出版了头两册之后，我又感到修订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又着手修订修订本，但是在它即将付印之前，我发现这个修订修订本又必须重新再写。这一次，我完全从头开始重写。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就这样修订、重写，还没有出版定本。这样拖延，固然一方面是由于非我所能控制的原因，可是我必须说明，也是由于在许多论点上我还在踌躇，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我一直在左右摇摆。踌躇摇摆，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进一步表现为如何继承精神遗产的问题。五十年代中期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一时讨论得很激烈。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简单地宣布：过去的哲学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因而毫无继承的价值。现在应当不管过去，只当它并不存在。现在应当从零开始，一切都要重新建立。这种观点显然在理论上过分简单化，在实践上也行不通。过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任何主观的观点都无法抹杀它。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现在是过去的继续和发展。高一级的社会类型取代了低一级的社会类型，正像汽船取代了划艇。汽船取代了划艇，但是它的制造和运行所依据的一般原理，却与划艇所依据的相同。划艇的经验和实验都是汽船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汽船是划艇的发展，这正是“发展”一词的真谛，发展过程是一种辩证的运动。用黑格尔的术语说，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换言之，就是正，反，合。这样的合，包括了正、反的一切精华。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应当包括过去的一切精华。这是解决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自然方式。这种解决应当是黑格尔称之为“奥伏赫变”〔10〕的过程。这的确是一种很复杂的过程，是与简单化针锋相对的。

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历史发展的意义。本着这种理解，再来修订我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我就不再踌躇摇摆了。

通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完成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时候，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也是国家统一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儒家、新儒家都是这样的哲学体系，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总的说来，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会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其实它久已存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既然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了，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仅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场革命的前几个阶段，这种结合做得很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的理论，关于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都是这种结合的好例。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种种战略引导革命走向了胜利。只是在以后的几个阶段，这种结合就做得不那么好，后来更遭到“四人帮”这些阴谋家的严重歪曲，于是出现了极左政策，即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后果大家都很了解。最近几年拨乱反正，正在努力恢复这种结合。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一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为现代中国服务的包括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会需要中国古典哲学作为它的来源之一吗？我看，它会需要的。我们应当为这个广泛的哲学体系准备材料，铺设道路。我的意思决不是从古典哲学家著作中寻章摘句，编成原始资料汇编。一个哲学体系不是一个拼凑的东西。哲学是一个活东西，你可以用预制的部件拼凑成一部机器，但是不能拼凑成一个活东西，连一个小小的昆虫或一片草叶这样的活东西也拼凑不成。你只能向活东西供给营养，让它自己吸取营养。在目前情况下，我感到，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一项新的任务。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

这个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在中国的矛盾冲突也就解决了。当然还会有新的矛盾，但那是另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终结。以前的处理不同文化的种种努力都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现在的努力虽不是终结的开始，但它可以是开始的终结。

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

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我将要做的事。

话说回来，在这个仪式上，我深深感到，母校给予我的荣誉不单是个人荣誉。它象征着美国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学术的赞赏。它象征着中美人民传统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这种发展正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谢谢诸位。

原文为英文，载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文中心专集》1982年9月10日为授予冯友兰教授名誉博士学位所出的专号。涂又光译成中文。

注　释

〔1〕挺生，谓生，生出。《吕氏春秋·仲冬》：“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后汉书·杨震传》：“故司空临晋侯赐，华岳所挺，九德纯备。”——编注

〔2〕梁文忠公鼎芬。

〔3〕母居北平，一日游八达岭，甚欢，口吟孟姜女民歌。

〔4〕《礼记·檀弓》：“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宋人注：“终者所以成其始之辞，而死则澌尽无馀之义。”

〔5〕女钟琏。

〔6〕子钟辽。

〔7〕次女钟璞，次子钟越为母篆书“福体安康”四字。

〔8〕祖父殁时，父挽联有云：“再休说八千岁灵椿，庄叟妄谈，误尽古今承欢者。”

〔9〕指《新事论》。

〔10〕扬弃一词的音译（aufheben）。

附　录

文武合一的桥梁〔1〕

——记军官与教授座谈会

第×军司令部因学生假期服务队，到达该部服务之便，特于前（十八）日下午五时邀请联大教授冯友兰、陈雪屏、闻一多、杨西孟、华罗庚、刘崇、邵循正、曾昭抡、马大猷、陆钦墀、吴晗暨服务队队员，举行座谈会，军部方面出席者有邱军长清泉，第×师罗代师长思扬，昆明防守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宋文彬，第×军特咖党部刘书记长雪松，本报社长李诚毅暨邱军军部各处科长等多人。座谈会开始首由邱军长以主人地位致词，继由罗代师长报告讨论大纲，题为“目前形势与中国反攻问题”，嗣各教授暨各长官相继发言，末由冯友兰教授作结论。座谈时间达五小时余，全体精神□彻，情绪热烈，散会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邱军长：邱军长致欢迎略谓：此次诸位同学到敝部文化慰劳，复蒙诸位老师光临指教，实感无上荣幸。中国社会文武合一向不能一致，此次全面抗战，乃有文武合一的趋势。我最高领袖复有文武合一的训示，我们应循此方向努力，作到文武合一，国力方能充分发挥，今天是很好的机会，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各抒高见。

罗思扬：罗代师长思报告讨论大纲：一，军事方面：在东亚战战场，敌之兵力分散在东三省、中国本部、缅甸、太平洋四个战区，战场辽阔，不相联系，且以其海空军劣势非特兵力转运困难即交通补给亦发生问题，此其所以欲求打通大陆交通线以图最后挣扎。现盟国在太平洋发动攻势，已迫近日寇本土，缅甸方面盟军反攻亦有进展，密支那克复，腾龙指日可下，中印路线即可打通，敌最近在豫湘各地蠢动复遭阻遏，故敌企图，即将幻灭。国际路线的打通，目前我国国际路线正努力打通者为滇缅路与中印路，此两线为与盟国联络最有可能的路线。此外，尼米兹将军主张在中国海岸登陆，如能实现，将较陆上运输力为更大。惟西北方面，有现成之线，惜目前尚未能利用。中国反攻应采之战略。敌有继德国败亡后，立即投降可能，但亦有在其海空军失败后，在大陆挣扎到底的可能。全面反攻，应自各方面予敌打击，使敌无挣扎喘息余地。反攻所需要的军事力量。敌在大陆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所以我们须作最后的最大的努力。要有充分装备训练的新军××万人，在反攻时在战斗力火器各方面压倒敌人。二，其他方面与军事的配合。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影响。建立新军所需要的文化与教育。如何动员民众帮助作战。其他方面的分析与探讨。因包括范围广泛，希望雒尽量发挥。罗氏对问题，认为建国必须建人，建人必须从教育着手，教育为建国建军的根本，可使人力发挥最大的效用。

冯友兰：盟国反攻顺利，敌人马上可以崩溃，但崩溃前必作最后挣扎，我们必须作战至最后的准备。太远的问题不必谈，目前急待补救的是军队的营养问题与医药问题。印缅远征军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战斗力增强，反攻胜利是其兵例。反攻力量一点一滴均须珍护，士兵显得就即多一人，不得求即少一人。

邱军长：以滇西战场为例，我之反攻还需要大量重武器。

罗思扬：由于医药、人才与医院设备的缺乏，前线医疗较多困难，尤其是运输工具缺乏是不能苛责医院人员的，北非作战有汽车三十余万辆，是造成大捷的重要因素，现代战争打的是后方，所以必须多方的配合。目前国军部队长要分心去筹划柴米油盐，照料士兵生活，以求其能吃得饱，过去的缺点，人事没有完全尽到，也是其中之一。

曾昭抡：军人与政治的关系，有两种看法，一是军人绝对不得干政，如德国军人之被纳粹利用，一是军人干政，如我国民初，军阀，美国军人选举权问题，讨论很久，已争得一部分，军人既有国民资格，即应享有投票权。

宋文彬：目前兵役问题是国民道德问题，衡阳作战能持久，是由于中国的国民性与中国军队的服从性。

杨西孟：提出两点具体问题。（一）战费的筹措，是财政问题，后方十数省，有百分之十至二十富有者能负担□费，军队开支即可增加十倍。（二）兵役，应征知识分子，特别是富家子弟。

陈雪屏：抗战以来，文人与武人最苦，出力最多，以后应做到文武合一，多多提供意见。

邱军长：内线作战利在各个包破，外线作战利在最围歼灭。其问关系击大的是战斗力，此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为外线作战，进行攻势达顶点后，盟军转为外线，德国成内战，普鲁士的传统战略精神，原为内线作战，但仍不免于失败。是因为战斗力与武器的关将。德日武器不如盟国，必然失败。我系来可自制重武器，战斗力将大大增加。我如以□□万新军配以重武器，可在反攻中，求决战求胜利，击溃敌之战斗力。至于养□问题，营养卫生等事，我们第×军平时均可设法解决，如找代用品，开眷属工厂等，但行军时即较困难。

闻一多：对目前问题，希望大家用文学精神，把情绪提高，只是自己不做坏事，不管别人，这种独善其身的态度还是不够的。

刘崇：对当前战局，提出几个问题：（一）豫湘作战形势紧张但能抵住，最后迫敌在湘暂停，原因何在？（二）敌今后动向如何？我有办法阻止否？能否在德失败前阻止日寇？（三）敌最后到大陆作战，对本土断绝能否维持？至于建军问题，如何能充实力量，战后保障国际平等地位？

邱军长：第一个问题，敌军力损失，武器损失，指挥官也需要调整补充，故无力续进。第二，敌今后企图，1，如打通粤汉路，可接广东向海洋补助海上运输。2，如犯湘桂路，到柳州后，或自南面镇南关出犯，并以策应缅甸作战，但这条路困难甚多，如一年后才能打通，盟国胜利之局已定，敌即无能为力。究向何处，敌自己亦不能决定，美国进攻快，敌自保不遑，不敢向大陆蠢动，美国进攻缓，敌或再图一逞，欧战早日解决，英美援军到达，即可击溃敌人。至于大陆战事可以支持多久？中国是世界的一环，盟国以整个力量对付，敌决难支持长久。我陆路打通，战斗力加强，敌即将被迫撤退。

吴晗：营养问题即为民族生命与生存活力着想，亦应注意改善，新兵待遇，基层政治机构，送兵机关，接兵部队均应负责。政府法令如能逐条实行，中国军队对抗战建国都能有大贡献。

华罗庚：要文武合一，人才应充分利用，训练新兵，大学教授也应到军队里参加，效率定能提高，战斗力定能加强。

马大猷：我在《中国之命运》中读到，我们缺乏组织力，一个人好不如十个人好，要多数人好，必需有组织力，大规模事业才能完成，解决国家整个问题，最重要的是组织。

邵循正：我对战局比较乐观，敌占衡阳，是小矶继续东条政策，在太平洋失败中安定国内人心。反攻日本，需要盟国全面配合，美国战略转移意见以先攻菲岛及在中国登陆两派为主，而以后者最有力，美如在我海岸登陆，我即应求配合。至于我国目前问题，是法治问题，要各方上轨道，当不惜严刑峻法。至于建军，我主张应有中心，即完全用知识分子。

李诚毅：衡阳作战能坚持许久的原因，主要是军队的素质与指挥官的决心，这次的□守，是外援部队不能迎头赶上，民众未能充分给予应有的慰劳与崇敬，实远不如沪战初起时民情之高涨，这是值得吾人注意的一桩事。至于将来敌人之动向，在我湖南野战军力存在一天，交通未复以前，敌人实不易谈□其他，倘使延到明年，敌人在我战场即无能为力矣。

同学代表：我们今天做了文武合一的桥梁，很是荣幸，以后希望各位官长与各位先生多多联系。

邱军长：教授学生应组研究团体向政府贡献意见，学生作实验以改善政治，对国家定多多贡献。

冯友兰：战争胜利已无问题，目前的形势，一，盟国胜利之局已定，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已定，国际发言地位已经提高。关于刘崇先生所提战事问题，我想起了河南名宿胡石青先生的一句话，他说“日本用兵如老太婆点灯”，这个比喻最妙，灯油一面燃，一面蒸发，如上海之战，延长至三月，就是这个问题。最近湘省之战也是如此。衡阳守四十七天，关系太大，可以说简直救了中国，军队作战的要素，是物质和精神，确切的说是组织与兵器，战争有如围棋，今以棋喻这，我方仿佛一片大围棋，但无活眼，有被提可能，但在未被提前，对外也在影响，提出时间大有关系。敌人提必须走很多步，□时气已短，来不及了。欧洲军事解决后，飞机可以集中攻日，海空联合解决日本海军，胜利之势已成，太平洋上美海军对日已为二对一，将来全部调到，日本即毫无办法。至于日本将来移至大陆作战，我认为不可能。战争二要素中，组织的根本是政治，兵器的根本是工业，工业迁移损失必大，日寇在东北与朝鲜工业基础脃弱，将来作战，盟国兵器上是占绝对优势的。衡阳一战，□遭阻遏，局势已大变。印缅国军进占孟拱密支那，盟国已知中国军队装备营养充足，即可制胜，今后反攻，这方面必有改善。至于中美英苏四大强国的关系，今后定可日益密切。民主国家政策即定，即难变更，盟国团结绝无问题。当前战争的结果，盟国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决不会拖长，因为战争已无不可知的因素，双方实力对比，已很明显，德日绝难抵住盟国的攻势。其次谈到建军问题，兵役问题所在，不尽是道德，最重要的还有利害与法律，法律应规定有钱有地位有发言能力者的子弟从军，这样有了缺点便有人讲话，征兵的办法最好是平等普遍的抽签，这样，人人对兵役都有直接关系，都有责任感，对社会风气的影响特别重大。新军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定将完成反攻与建国的任务。

谈到此，夜已深，这富有意义的座谈会，在阵雨之后宣告结束。

（昆明《扫荡报》，1944年8月20日，第3版。闻黎明提供）

宗璞：我的父亲冯友兰

采记手记：就一己之偏见而言，我对冯友兰一直深表同情。我猜他是性情温绵的人，做不来怒目金刚、铮铮烈士。又一直在高位、受礼遇惯了，一朝改变，倒成为最大的“改造”对象。批判旧思想、接受新思想，人人都求进步，思想改造就是进步。

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来谋取生存空间，委屈求全于一个苦难的时代。对委屈者的求全责备，是在为苦难的时代开脱罪责。以气节来评价人是残酷的，在局外站着说话的人，用完美道德的义正辞严来要求别人当贞洁烈妇，与礼教杀人的思路实在一脉相承。

宗璞坐在三松堂的老式旧宅里，缓缓地说着家事。空气中有久远的东西在流动，是受伤的叹息和哀婉。能看出来，她最看重的只有两样：她的创作，和她父亲的声誉。她爱父亲，为之辩护，甚或有“护之过甚”之嫌。但我是理解的。在那个时代，谁的灵魂没被扭曲？尤其是知识分子，冯友兰不过是一个代表。只追究个人责任是不公平的，所以她要为古人讨公平。

父亲是教育家

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对这点不熟悉。我想着重讲一讲。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一九一八年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到中学进行考察，写了《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的调查报告。对当时的军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谓军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齐划一。他觉得这不利于人的发展。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学是新建的，河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一九二五年校务主任离职，父亲主动向校长要求接任，他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可选择的前途有两个，一是事功，一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只想办一个好大学，所以需要指挥全局的权力。否则，我就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那就要离开开封，去一个学术文化中心”。校长没有答应，但对他的直言很赞赏。父亲当年八月就去了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后来一九三〇年河南中山大学（即中州大学）再聘他为校长，但他“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没有去。

父亲长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十八年，在西南联大也任文学院院长。一九三〇年和一九四八年，两次被推选为清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主持清华校务。写过大量的教育论著，《西南联会大学纪念碑碑文》、《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宣言》、《大学与学术独立》、《论大学教育》等。

父亲很爱护学生。他曾说在学潮中，学校负行政责任的人是政府任命的，不可能公开站在学生一边，但和学生又有师生关系，爱护学生是当然。所以只能中立，希望学生不要罢课。这一态度与蔡元培、梅贻琦都是一样的。国民党军警迫害的学生只要信得过他，到家里来隐蔽，他都尽力掩护，从不问他们姓名。他保释和掩护过的学生有黄诚、姚依林等。

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已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

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大维护和贯彻那些教育理念：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

一九四〇年，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联大，要求统一全国教材、统一考试、设立核定的必修课程。联大教授抵制这一命令。信是父亲写的，列出不从命的几大理由，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师严而后道尊……今教授所受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等，后来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统一教材和课程。

教育部提出给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也被拒绝了，信显然也是父亲写的，说“同仁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宜，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联大能够“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也有父亲的努力。

这些教育思想在父亲是一贯的。在一九四九年后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他还想方设法写文章或发言，为之辩护。提出“抽象继承法”，写《树立一个对立面》，提出大学哲学系应该培养哲学工作者，而不是普通劳动者，当然受到更严厉的批判。

父亲是爱国的，别人问他一九四八年为什么从美国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来。政权可以更换，父母之邦不能变的。父亲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西南联大碑文里写中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父亲尝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亲的墓碑背面。

下面说些杂事。我几十年在他身边，身兼数职，秘书、管家、门房、护士兼跑堂。他的脑子很好使，什么都记着。平时看起来完全不问家事，但会突然提醒我：“明天该订牛奶了。”一九四五年祖母去世，父亲回家奔丧，县长来家拜望，父亲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一九四八年他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得知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父亲喜酒，但从不多饮。三十一岁时曾和另三位先生，一夜喝了十二斤花雕，这是少有的豪放了。父亲还很幽默，他在家时常给我们讲笑话，比如柏拉图买面包。〔2〕哲学教授们自称为“哲学动物”，有时用哲学开玩笑。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几个教师从长沙赴昆明，过镇南关时，父亲的手臂触到城墙骨折。金岳霖对我说，司机警告大家，要过城门了，不要把手放到窗外。别人都照办，只有我父亲开始考虑，为什么不能放车外，放和不放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何在，还没考虑完，就骨折了。

父亲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称“呆若木鸡”。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诗文，最喜韩文杜诗，还有《古诗十九首》。我现在知道他八十五岁以后从头开始写《新编》有多难，我现在才七十九岁就不行了。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父亲毁去了皮囊。他去世后，我还能收到寄给他的信。第一次拿到时，心里又凄然又异样，好像混淆了阴阳界，好像父亲还活着……

父亲很幸福

张岱年先生说，我父亲做学问的条件没人能比，他一辈子没买过菜。我们家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父亲在家里万事不管不问。父母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专管做学问，一半料理家事，配合得天衣无缝。

父亲的一生除晚年受批判、受攻击以外，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家庭幸福，高寿，要做的事基本上都做完了。他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他母亲吴清芝太夫人，我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我。写了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其实我持家不行，做饭菜没法跟母亲比。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同盟会成员，一辈子忧国忧民，浮夸风盛行时，河南饿死人很厉害，他有机会就说，到了北京更要说。不知道是否有点作用。

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时是女子的最高学府。我在清华附小读到三四年级，抗战了，有一年没读书，到了昆明后接着上学，等于跳了一级，功课跟不上，母亲就辅导我，鸡兔同笼四则题等，都是母亲教的。母亲的手很巧，很会做面食。朱自清曾警告别人，冯家的炸酱面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则会胀得难受。家里一日三餐、四季衣服、孩子教养、亲友往来，都是母亲一手操持。小学布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写：“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并不重要。”

西南联大在昆明时，大家在困难环境中互相帮助。王力夫人的头生儿子，是母亲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诉我，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她要临产，差人去请冯太太，冯先生也来了。后来是母亲抱着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我们家其实没过几天好日子。父亲一生最幸福的日子是在清华园。三十年代，工字厅西南侧有三栋房子，甲乙丙三所。梅校长住甲所，我家住乙所。后来到昆明，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父亲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倒是家旁边有个小学，母亲就在院里弄个油锅炸麻花。我帮母亲操持家务。

三年困难时期，邓颖超送给母亲一包花生米，就算是好东西了。当时有“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的说法，比如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有糖豆，什么级别的补贴什么。炒个白菜也是好的。改革开放后我去外面买菜，看到那么多品种，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经过的人都不能理解。那些日子，都是靠母亲精打细算熬过来的。

一九七七年，母亲突然吐血，送到医院，都爱理不理的，有个女医生还说，“都八十三了，还治什么治！我还活不到这岁数呢”。有一次，母亲昏迷中突然说：“要挤水，要挤水。”我问她什么挤水，她说，白菜做馅要挤水。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父亲很委屈

这些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不用负责任的，这是“文革”遗风。很多不实之词，加在父亲头上，有些是无中生有，有些是深文周纳，是文字狱。鲁迅曾有诗云：“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我很乐观，擅自改了两字：“积毁难销骨，长留纸上声。”事实终究是事实。

先说和江青的关系。我们不认得江青，她曾到地震棚来看望我父亲，是周培源先生和北大党委陪同的，大家都认为她代表毛主席，数百学生聚集高喊毛主席万岁。可见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北大学生喊“毛主席万岁”，第二天党委就让他表态，当时随便什么事都要表态，不可能不表态的，感谢主席的关怀，来看望大家。这个就变成我父亲的一个罪状，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进“梁效”也是北大党委来调动的，这是组织调动，能不去吗？不仅我父亲，其他“梁效”的人，大家也应该理解。一来没法拒绝，二来那时候认为是党的信任，很光荣的。至于江青在党内篡了权，这些老先生们能知道吗？现在有些人不顾事实，硬说冯友兰写诗给江青，还说这是人格分裂等等。他从来没有写诗给江青。如果捏造事实，上纲上线，一个有理性的社会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口授历史的书。和朋友们谈起，都觉得其中以讹传讹的事很多。本来聊天可以任意月旦人物，可是落到纸上，还要称为历史，就要有根据，瞎说是不行的。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面又说父亲写诗吹捧江青，“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我请教该诗见于何处，何先生查不出来，承认自己记错了。出版者三联书店已经向我正式道歉了。这是合乎常理的态度，应该提倡。我希望大家都能尊重事实，根据事实可以做出不同评价，如果事实是编造的，你的评价能成立吗？

一九三二年，教育部请父亲出任高教司司长，他辞了。一九三四年，他从东欧回来，发表演讲《在苏联所得之印象》，被国民党当局怀疑是共党分子，逮捕，差点儿遭牢狱之灾。一九四三年，西南联大国民党党员还推举父亲致函蒋介石，要求他开放政权，实行民主，建立宪政。他不想做官，他只希望国家富强，老百姓生活得好。至于他自己，有这样高的学术上的地位，他并不要求什么。

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错的话，他的缺点就是过于信任了，一个哲学家不应该像老百姓那样，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人们可以这样要求他，但请注意，那个时代惨状的出现，是长期“思想改造”的结果。

一九四九年以后父亲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对象，因为他有思想。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一九五二年，他访问印度回来，刚到清华，还没进家门就被学生围攻批斗。他屡次检查过不了关，已经都剥光了，还过不了关，金岳霖、周礼全来看望他，金岳霖说：“芝生，你有什么事就交待了吧。”两人抱头痛哭。

“文革”中，父亲已经七十一岁了，天天有人冲来抄家，搬把凳子搁院子里，要父亲站在上面。家里贴满了打倒他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封条。衣服都封起来了，天冷了，封条不敢拆，父亲就披条麻袋御寒。他的输尿管不通，腰上挂着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时连连跌跟头，还是要继续走。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我不明白，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何至于如此。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我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那是仅次于北大和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我跟何其芳、俞平伯等一起挨批斗，纸糊的高帽子上写了我的罪名，就是“冯友兰的女儿”。那天回到家，如果手头有安眠药，我肯定就不在了。后来一想，是冯友兰的女儿有什么罪，我偏要活着，我就不死。

一九七三年批林批孔时，父亲在哲学系例行的政治学习会上发言（要知道，学习会是人人都必须参加的），《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又在北大老教师批林批孔会上作《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学习发言，这都是例行的小组发言，被全国各大报转载，父亲并不知情。

父亲参加“批孔”，有其内在原因，二十年代，父亲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中，就对孔子提出过批评，这是学术问题，这里不能详细地说。当时批孔来势凶猛，黑云压城城欲摧。父亲被放在铁板上烤，他想脱身——不是追求什么，而是逃脱被烤。他已经快八十了，要留着时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再关进牛棚，就没有出来的日子了。另外，父亲的思想中是有封建意识的，他对毛泽东有一种知己之感，对毛主席的号召要说服自己努力跟上。努力跟上也是当时许多老知识分子的心态。

他要把《新编》写完，那是他最大的心愿，他有他的使命感。现在我不能理解，不去批评为什么会造成那种环境，而只批评个人顶不住。我想我们会越来越明白。

我要做完我的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星期刚刚给我开了一个座谈会，主题为“冯锺璞先生八十寿辰暨宗璞文学创作六十年”。我并没有立志当作家，但我一直有写作的兴趣。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其实是一篇写滇池月光的散文，十五岁写的，现在找不到，就把十九岁发表的短篇《A.K.C.》算第一次发表作品。之前十七岁还写过一篇小说。

“野葫芦引”是我一定要写完的，《南渡记》和《东藏记》已经出了单行本，《东藏记》得了茅盾文学奖。现在正在写的《西征记》以投笔从戎的学生为原型，有一部分要直接写战争，我担心写不好，也没有办法。我多年来写作都是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是“三余作家”。可以加上运动之余，和老之余，就是“五余居士”了。现在运动没有了，“四余居士”也可。

在中国写小说也不容易。五十年代我下放回来后写了篇小文章《第七瓶开水》，下笔写了第一句话：天下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儿子。后来一想，不行，这不是人性论吗，要批判的，赶紧改掉了。但这句话我却永远记住了。后来我发明了“心硬化”这个词，就是说在革命中，人人要硬下心肠来说假话。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坚持，把我的小说写完。父亲写完了他的《新编》，我也能写完我的东西。

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人本来就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所以人生真是个“野葫芦”，没法太清楚。那为什么还要“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世态。

我写过一个“自度曲”表达自己的创作情怀：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2007年11月14日《中华读书报》，记者陈洁）

国学访谈：《新理学》七十年

时　　间：2008年12月9日

地　　点：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访谈嘉宾：李　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余敦康（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陈战国（北京市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胡　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　持　人：李中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书面发言

西南联大学生、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面对当前学术界存在的急功近利等不良倾向，要大力提倡扎扎实实搞科研，默默无闻做学问。

在这方面西南联大是一个榜样，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师们潜心治学。费孝通在昆明郊外写下《禄田农庄》等重要著作；吴大猷在昆明永丰寺装成了一套大型色谱仪，完成了专著《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潘光旦在昆明郊区村舍里写出《优生原理》等重要著作。冯友兰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写出了“贞元六书”，是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西南联大学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希腊哲学史专家汪子嵩：冯先生是用西方的方法建立自己哲学的第一人。他创立的“新理学”体系，把中西哲学给融合起来了。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间，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位能吸收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

“贞元六书”中有一本《新世训》，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当时我们这些进步学生一般不喜欢。现在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冯先生确实有哲人的睿智和远见。

西南联大学生、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许渊冲：“新理学”体系的核心是境界说。冯先生主张提升人生境界，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从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的跨越。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重视礼乐教育，西方是重视体育和音乐教育。在礼乐的教育之下，培养出来的人可能不是强者，但他总是仁人、好人。冯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好处，是培养出来好人。

主持人：今天由哲学系和冯学研究会共同举办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纪念冯先生的《新理学》发表七十周年。冯先生自己讲过，“贞元六书”其实是一本书，是以《新理学》为主的一个完整体系。七十年来，《新理学》以及它所代表的冯学经历了中国的风风雨雨。这期间，对《新理学》的评价也有很多。今天除了到会的，还有几位西南联大的前辈，因为年纪都比较大，就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参与进来。

下面就请大家发表高见。

一

牟钟鉴：《新理学》是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写的。当时大家在政治上称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那在学术上怎么称呼呢？我提出一个“学术殿堂”，看看可不可以这样说。西南联大也是一个学术中心，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所以大家提起西南联大，就感觉非常自豪。其中的办学经验，我们应该很好总结。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中坚人物。“中坚人物”这个定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政治上，我评价他为“坚定的爱国者”。有这么几条材料足以证明。一个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很感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一种很强烈的爱国热情，是写不出来的。我自己读碑文，总觉得热血澎湃。里面讲到“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气势磅礴。一九四八年冯先生从国外回来，那时候什么状态？很多人往外跑啊。但是冯先生坚定地要回来。他引王粲的《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胡复可以久留”，这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伟大的爱国者。其二，在人格上，“刚健中正”，这就是冯先生。一九四〇年五月，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想要以他自己的教材为主，把几个大学教材都规范化。冯先生就联合了一批教员说，我们西南联大有自己的传统，不能一个模式，所以不能改变。一九四三年，他代表一些人上书，督促蒋介石，开放政权，实行立宪。儒家有一个精神——“事君以道，不能则止”，在君以上，还有一个道。你（君）符合这个道，我可以和你合作，你不符合这个道的，不能则止，我不合作。其三，在学术上，我觉得，他是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开一代学术新局面。抗战八年，西南联大是他做学问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以前，有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这以后，有《中国哲学简史》；还有《中国哲学史新编》。在这期间，是“贞元六书”，一年写一本，很快，这六本书就出来了。《新理学》我觉得应该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的探索，把中国古典的哲学和西方古典的哲学相结合的一个很有水平的成果。他是把一种理性主义哲学给发展了，而且建立了一套体系，把新实在论和宋明理学结合起来了。

二

主持人：牟先生谈得很好，有理有据，很有启发，请大家继续谈。

李真：我来说两句。冯先生终身学术活动围绕的一个主轴，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如何理解和解决这个冲突，如何在这个冲突当中自保，或者得到发展？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冯先生的《新理学》“贞元六书”，可以看做是他对这个问题经过长期思考的一个回答。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要现代化。所以我很同意刚才牟钟鉴说的，他是融合了中西文化，吸取了东西文化的精神。

新实在论给了冯先生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受到了西方柏拉图的理念的影响，从柏拉图的“理”世界、“真际”世界，相似地表达出一个“理念”世界。冯先生有“理”，还有“气”，先生的“气”是什么呢？大家注意了没有，冯先生给了我们一个迹象，让我们去追溯，就是两个中国字叫“麦特”，“麦特”就是“matter”，就是物质的“质”。“matter”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质料”。冯先生论述这个“质料”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这和亚里士多德如出一辙，这也是吸取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是还有一点很少有人看出来，冯先生还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冯先生不仅用到了黑格尔的正反合的模式分析问题，还提到了一个黑格尔的“理念”论与“新理学”的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共相和殊相如何联系起来，虚无缥缈的“真际”怎么影响到实在世界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说到了“具体的共相”一说，这样就把个体和一般沟通了，把具体和抽象沟通了。这就是“理在事中”。这就把“理念”论之于“新理学”的基本矛盾给解决了。这是困扰冯先生一生的问题，实际上如果不这么解决，永远也就解决不了。这在柏拉图那儿解决不了，在任何客观唯心主义那里也解决不了。

冯先生是一个真诚的哲学家。什么是真诚的哲学家？他一生追求哲学真理，至死不渝，屡经挫折，绝不中断。我这里提出两个例子。

一个是他提出“抽象的继承法”。什么是“抽象的继承法”？冯先生认为过去的文化当中有值得吸取的东西，不应该一概否定。从今天来看，就是我们要以批判地继承我们文化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和文化虚无主义对立。而文化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当时，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一片打倒旧文化的呐喊声中，有谁敢提出这个论点？是冯先生。第二是所谓“教育革命”。“教育革命”时，提出一个革命的豪言壮语叫“放下书本，拿起锄头”。冯先生这个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树立一个对立面》，提出：我们哲学系的学生，还是要以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为主，学习哲学文献，掌握这些文献，为将来的工作打下基础。

牟钟鉴：就是要培养哲学理论工作者，不是一个普通劳动者。

李真：对，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陈伯达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判冯先生，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冯先生。冯先生明知道他这个文章提出来要受批判的，所以他的文章就叫《树立一个对立面》，这是何等巨大的勇气！

关于新实在论我再做补充。新实在论的论点，冯先生很多是不同意的。新实在论把哲学和科学混为一谈，认为都是应该用实证的方法来解决的。冯先生不赞同。所以笼统地说冯先生是结合了新实在论和宋明理学是不够准确的。

主持人：这个观点是冯先生自己说过的。

李真：这是冯先生作检讨的时候说的。

胡军：但他讲的方法是一样的。

李真：方法当然是一样的。

余敦康：这儿我来接着说。我觉得，现在纪念冯先生《新理学》发表七十周年，实际上“新理学”这个体系，不要从哲学上去说。给我的感觉，李真说的不是，胡军说得也不是。（众人笑）

胡军：我还没有说呢。（众人笑）

余敦康：不要从哲学角度来说，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纯哲学的问题。

牟钟鉴：你这是“树立一个对立面”。（众人笑）

三

余敦康：我们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冯先生在整个二十世纪哲学史上做一个合理的定位。只在哲学上争来争去，那只是学者之间的窝里斗。窝里斗斗了这么多年，冯先生遭到好多误解啊。就把我们冯先生的真正地位矮化了。现在说我的，好不好？

我们得把时间推前，看看抗日战争到现在七十年来，我们中国到底走了什么路。冯先生那时候，是“贞元之际”啊，“贞下起元”啊，中国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中国能不能复兴，这是个大问题。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出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九三四年，陈序经写了《中国文化的出路》，明确地提出“全盘西化”。过了一年之后，王新命、萨孟武、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提出“中国文化本位”，反对西化。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搞一个“新生活运动”，号召尊孔读经。也是这个时候，冯先生从北平跑到后方，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思考，这就是“新理学”产生的背景。你说走哪条路？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新生活运动？冯先生提出他的看法——“中国到自由之路”，这个看法就是“新理学”，“新理学”回答的是这个问题。哪是柏拉图啊，新实在论啊。

“新理学”是一个体系，关键是提出一个中国到自由之路，中国怎样从传统走向现代化。既不能走全盘西化的路，也不能走中国本位的路。冯先生说得很清楚，他的新实在论也好，“新理学”也好，总而言之，单定一个主题，就是一般和特殊、殊相和共相，就是“别共殊”，中国必须现代化。

牟钟鉴：这是共相。

余敦康：冯先生是在考虑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提出“中国到自由之路”。我们中国人必须走哪条路呢？沿着我们自己的那条路走下去呢，就是我们的民族本位，这是走不通的。必须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不是学习西方所有的，而是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共相。如果把冯先生摆在二十世纪的哲学家里来看，在这点上是没有人能超过的。

牟钟鉴：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余敦康：对！

牟钟鉴：就是殊相和共相的真实问题。

四

主持人：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排斥“新实在论”、“柏拉图主义”等的讨论，因为从冯先生的治学上来看，冯先生的“新理学”的确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精华。

余敦康：这是不错的。

主持人：新理学是个新的创造，就是冯先生讲的，“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接着讲”就是创造性。冯先生的“新理学”之所以能够立足，并产生重大影响，其原因之一，它是真正的中西的结合，古今的结合，跳出了我们原来传统的框框。我觉得，冯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近代化、现代化，对中国哲学转型做了一个全新的诠释。

冯先生为什么做“贞元六书”啊？陈岱孙先生曾经问过冯先生这个问题，冯先生对他说了一段话。就是《新原人》自序里面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民族国家，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为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所以，冯先生写《新理学》是带着一个使命感的。刚才余先生说得很好，它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如果只抓民族性，看不到时代性，那就是本位文化。如果只抓时代性，而看不到民族性，那就成为文化的虚无主义，民族性和时代性都是不能丢的。

余敦康：如果丢了，那就叫数典忘祖。

主持人：冯先生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好，既不忘记祖宗，又不忘记要发扬光大祖宗。冯先生讲“旧邦新命”，“新命”你得有基础，你没有祖宗，哪里来的什么“新命”啊？

余敦康：对，那是最主要的。

主持人：我们今天纪念冯先生，就要学习冯先生在《新事论》里所说的“真正的中国人，过去建立了一个伟大中国，将来还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这就是冯先生的使命感。我记得，张岱年先生在冯友兰墓碑落成仪式上曾有一个精彩的演说。其中谈到：“贞元六书”的哲学体系，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或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将沿着冯先生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余敦康：冯先生提到，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张载在《太和篇》中说的和谐，这是往圣的绝学。这个“往圣绝学”有什么用呢？为万世开太平。把中国的和谐思想推广到全世界，这是中国最高的智慧啊。

牟钟鉴：冯先生对这个世界最后的遗嘱，就是这个世界不能“仇必仇到底”，一定要“仇必和而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要为世界未来走这条路作贡献。

余敦康：这是继绝学开未来的嘛。

主持人：这个说得非常对，但我们已把它丢得太久了。

牟钟鉴：我们丢了，我们丢了多少年，又捡回来，马上就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陈战国推门进来）

余敦康：现在我从广的、大的方面，来给冯先生在现代中国百年来的历史上做一个定位。不是从纯哲学上看，哲学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同于全盘西化派，也不同于中国文化本位派，而是走更适合于中国特色的那一派。有“中国特色”是冯先生“旧邦新命”里一个最核心的思想。冯先生很直接地指出了这一点。

五

主持人：陈战国，该你说了。

陈战国：我来晚了，也没有听见各位的高论，我自己随便说一点。冯先生，对中国哲学贡献非常大，他的书谁都看得懂。

现在大家都说儒家，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老是讲“心性”，从王阳明到现在的牟宗三，好像儒家就是“心性之学”。现在国内有些中青年学者认为它讲得好，因为它哲学味儿浓，它和西方现代哲学，像存在主义、现象学比较靠近，所以很喜欢这些东西。但儒家的真精神，还是冯先生说的。冯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有一个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被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笼罩着。中国的精神是有这么一个大的精神笼罩着，他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怎么体现呢？你不关心人民，不关心百姓，不为生民立命，不为万世开太平，那还叫什么“儒家”？

冯先生在哲学上我觉得最大的贡献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新理学》，《新理学》最大的贡献是它的方法论。就是，从西方学了一些手指。蔡元培先生到美国和他们讲，你们来美国，不是学这个，学那个，是要学那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要把那手指头带回去，不是说带些金子回去。冯先生理解，这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就是理性分析，即西方的理性主义的理性分析。什么新实在论啊？不过新实在论在这方面用的比较充分，所以冯先生就用这个东西。实际上，他是接受了实在主义理性分析这样一种方法来“点”中国哲学。

第二点，就是冯先生在《新原人》中建立的境界论。中国哲学，不管儒家、佛家、道家，都讲境界，讲人生哲学。不讲境界，那不叫人生哲学。但是之前他们一是不明确，二是不系统。到冯先生这儿，系统了，系统地把境界论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第三点，就是《新事论》。我们这个民族怎么走？走现代化。冯先生有一句话，当然是讲文学的，但是我觉得普遍地适用。“现代化可，西化不可”，我对这话印象非常深。冯先生时时关切着中华民族的命运，时时关切着中国文化的命运。后来冯先生写七卷本（《新编》），我始终把它当成是《新事论》的后论来读。它讲了哲学的历史，同时它还是一个历史的哲学，它是用哲学去讲历史，尤其是近代和现代部分，充分体现了《新事论》中的一些思想。比方说第七册里的“仇必和而解”。你把江山打下来，这就是到了底了，完了该“和”了，不能再“斗”了。再“斗”就把自己“斗”乱了。一个国家是这样，整个世界也是这样。

还有一点，要“举一事而求理”，不能“设一理而限事”，这也是张载的话。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设一理而限事”，说我们马克思主义怎样怎样，你把它叫成左派也好，教条主义也好，它总是觉得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原因就在于它那先设了一个理。这个理，还是个主观的理，它限定了你去做事。所以有人问我，你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说，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哪个解决得好，哪个就是马克思主义。

牟钟鉴：这是实事求是。

陈战国：所以，冯先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说看一个人，主要要看他的思想。孔子生前做过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传下来的是他的论语，是他的思想，滋养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至于他生前喜欢吃什么，喝过什么，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主持人：胡军，你来说。

胡军：听了老前辈的发言……

余敦康：这里不止一个老前辈，都是老前辈。（众人笑）

胡军：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冯先生《新理学》发表七十周年。我在昆明参加第八届冯学研究会，参观西南联大遗址，对我很有震动。

开幕式上，我说我参观西南联大有两种激情支配我。第一种就是爱国主义。我看了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文，还知道闻一多诗中有“诗人的天赋是爱，爱自己人民，爱自己祖国”。当时的西南联大，不管是教授、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这样。

第二种就是学术研究至上。西南联大如果没有学术，那就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当时梅贻琦有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什么是大师？学问好，学问大，这样的人，西南联大确实有好多。就是这么两点。

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两者密切相关，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好在什么地方呢？抗战期间，很多人上战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而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拿起笔，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作研究，这是一种很长远的眼光。打完日本鬼子，中国怎么建设？大学必须讲求学术自由。要让像冯先生这样优秀的教授，独立思考，系统思考。我们中国未来的发展，经济建设是一方面，文化建设同样重要。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学术研究。

冯先生关注的东西，现在都成为我们学术界热点讨论的话题。什么“照着讲”、“接着讲”，比如说“抽象继承法”。冯先生很强调问题意识，他知道当前的社会，人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接着以很简洁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一点我本人做不到，没有冯先生这个眼光。另外就是他系统地思考。“贞元六书”每本书都二十多万字，很有系统性。

牟钟鉴：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很有深度。非常有深度。

主持人：谢谢大家。

（200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录音整理罗容海。收入本书时个别字句有改动）

冯友兰在哲学上的地位

钟肇鹏

中国哲学经历两千五六百年，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但“哲学”这个词语则始于近代，是外来的。十九世纪日本近代启萌思想家西周首先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西周对汉学具有素养。“哲”字在《尔雅释言》训“智”，在扬雄《方言》、许慎《说文解字》里并训“哲”为“知”。知、智古字通。Philosophy本意为“爱智”，所以将它译为“哲学”即是明哲之学，是符合“爱智”的原意的。清末黄遵宪、梁启超到日本后，写诗文，办报纸也采用了这个词汇来表述中西哲学家的学术思想，以后约定俗成，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哲学”一词取得了大家的共识。

一

在中国培养学习研究哲学的专门人才，始于北京大学。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在民国以后改称北京大学。当时全中国只有这一所大学。一九一四年北京大学开办哲学系，当时称“文科哲学门”，招收第一批学生。我的两位老师陈中凡（1888—1982）、黄建中（1889—1959）先生都是哲学门的第一届毕业生。冯友兰先生一九一五年考入北大，是哲学门的第二届毕业生。当时在哲学门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教师有陈黻宸、陈汉章两位。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浙江瑞安人，光绪癸卯（1903）进士，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议员，他在清末即任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民国成立后，继续在北大任教。陈汉章（1864—1938）字伯韬，浙江象山人，光绪戊子（1888）举人，师事俞樾、黄以周。他博闻强记，宣统元年（1909）即应京师大学堂聘，开始在北大执教。1928年后到中央大学任历史系主任。这两位清末的进士、举人，受旧传统思想影响颇深，他们讲中国哲学史都上溯到三皇五帝。据冯友兰先生说，陈介石给他们讲中国哲学史从尧舜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陈伯韬则从伏羲画八卦讲起，据顾颉刚先生说，陈伯韬给他们讲中国哲学史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洪范》。冯先生说：“当时的学生真是如在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出头绪。〔3〕一九一七年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采取兼收并蓄、新旧并存的办学方针，敢于启用新人，首先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又向蔡元培推荐胡适，他也聘请。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北大，使风气为之大变。一九一七年，胡适由美回国，任北大哲学教习，为哲学门一年级讲授中国哲学史。他别开生面，断然从春秋末期的老子讲起。胡适是学西方哲学的，但他又具有汉学家语言文字考据的功底，他用汉学家的考证方法来审察先秦古籍的真伪和时代，根据可征信的史料加以训释疏通。再用西方近代哲学的方法对资料加以分析研究，使其条理化、系统化，不仅方法新颖，在识断上也大大高出于前人。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序说这本书的特点：第一，“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的确是一种独到的见解。第二，打破了封建时代“定儒术于一尊”的“正统”观点，平等地对待诸子百家，“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第三，他不是用平行的方法记述各家学术，而是把学术思想“递次演进的脉络”显示出来，对于思想的发展加以系统的论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一九一九年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初版，一年之内印了四版，到一九二二年印了八版，真是轰动一时，风行一世。顾颉刚曾经听过胡适讲课。顾先生说：“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4〕梁启超对这本书的评价也颇高，说他有“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其中“讲墨子、荀子最好。……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5〕但也指出他讲孔子、庄子最不好，如胡适以为孔子之“学”就是读书，而忽视了儒学躬行实践的特征，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胡适显然失之偏颇。但这些缺点，并不影响《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开拓性和创造性。在六十多年以后，冯友兰先生写《三松堂自序》仍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6〕在胡适以前也有写中国哲学史的，最早的是日本学者，十九世纪末日本远滕隆吉就著有《支那哲学史》，一九〇〇年章太炎的《訄书》初印本即加以引用。一九一三年，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但这些书不论从质量上和影响上都远不能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到先秦，原拟还要写中古哲学史和近代哲学史两部分，可惜始终并未完成。这一任务由冯友兰先生完成了。

二

冯友兰先生于一九二六年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一九二八年到了清华大学，以后一直讲授、研究中国哲学史，这成为冯友兰的终身事业。冯先生有三部中国哲学史，今分别评介如下：

第一部《中国哲学史》二卷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到四十年代重印，冯先生又把《中国哲学史补》里面的《原儒墨》等几篇作为附录加在书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又由中华书局先后再版。这部书有几大特点。

一、冯先生认为一个时代有一时代精神，而“一时之哲学即其时代精神之结晶”。〔7〕因之这部书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既不按历史朝代划分，也不按一般西方哲学史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的三分法。这部书里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由孔子到《淮南子》。“经学时代”由汉代的董仲舒到清末的康有为、廖平。这的确是独具慧眼，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时代精神，也可以说是把握住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和脉络。“子学时代”是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经学时代”的哲学则因儒术定于一尊，成为主流，所以自汉迄清两千多年封建时代的中国哲学，大抵都以依傍《五经》《四书》诠释经义的形式出现。冯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就是按照这一主导思想脉络做出系统的、独具特识的论述。

二、这部哲学史从孔子讲起，因为冯先生认为《老子》是战国时的产品，所以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后，这点与胡适不同。但冯先生也有与胡适一致之处，就是他们两位讲中国哲学史都是从春秋末期开始的，与过去的老先生从三皇五帝讲起大不相同。这表明他们认为只有系统地讲出一个道理，有较完整的体系才是哲学，至于只有只言片语，而无成系统的思想，只不过是哲学史的辅助材料。

三、作者汇通中外，他认为“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8〕。“中国哲学家之书，较少精心结撰，首尾贯串者”。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系统。作者认为所谓“系统”，有形式上的系统和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哲学较之西方和印度哲学有所逊色的只是形式上的系统。但就形式上的系统来说，希腊古代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没有著书，柏拉图只有对话录与孔子的《论语》相似。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较完整的形式系统。因之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没有形式上的系统，并不能证明其没有实质上的系统。要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实质上的系统就等于说中国没有哲学，这显然是不合历史实际的。冯先生说：“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9〕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正是这样做的。

四、作者对历史上的思想家做同情的理解，持论平实，而少有偏颇之论。全书分析论证逻辑性强，具有说服力。

五、全书论述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资料与论点结合，材料翔实，系统完整。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说“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不为过誉。这部书写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受时代和环境的局限，当然是不可能没有缺点的。就理论上说，书中把哲学家分为唯心、唯物两派是对的，但作者采取威廉·詹姆士之说，认为唯心主义是软心的哲学家，唯物主义是硬心的哲学家；就资料上说，作者受当时疑古思潮的影响，如采刘节之说，认为《尚书·洪范》为战国时产品，这些均不无可议之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里也讲到这部书的两个弱点，第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第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如像王夫之这样的唯物主义大家，书中只稍带而过。总的看来，这是一部有研究，有深度，有系统，史论结合，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虽有小疵，不掩大醇。

一九四六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冯先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他的讲稿经过整理，卜德教授又加以润色，于一九四八年出版《中国哲学简史》。这部书是用英文写的，到八十年代才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哲学简史》写于“贞元六书”完成之后，是在冯先生的哲学思想与多年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把两者提炼镕铸而成的，全书虽只有二十多万字，分量不大，但确是冯先生著作中的精品。其特点是：

一、这部书是在冯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根据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以提纲挈领、钩玄提要的手法写出来的。在材料的选取和应用上，及在章节的安排布局上，都做到了系统完整、要言不繁，既表述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又显示了中国哲学逻辑的发展，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二、对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流派和哲学家的思想均简明扼要地加以表述。但也不是毫无论证，在必要的地方，则引用原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这本书中提出好多论点都很有价值，如（一）认为“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的两个主流”。〔10〕儒道的观点不同，但儒道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二）认为儒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者，古代典籍的传授者——教师。“儒”者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学者，他们既有思想又精通古代文化遗产，这双重特点是诸子其他学派所不具备的。（三）对儒家的一些哲学概念范畴用逻辑分析法给予明确的新的阐释。如把“命”解释为“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11〕也就是不论自然的或社会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现象，譬如天灾人祸，某处一下发生大地震死伤若干人，遇到这种事情就只能说是“命”。一个人尽力做应该做的事，做到“尽伦尽职”，而不计较成败，这就是“知命”。例如孔子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用句通俗的话说即是“尽人事，听天命”。要达到这种境地是不容易的，孔子五十岁才达到这个境地，所以他说：“五十而知天命。”这样做的结果，书中认为第一是“成败无所萦”，〔12〕第二是“永不患得患失”，〔13〕第三，从某种意义说就是“永不失败”，“因而永远快乐”。〔14〕（四）对儒家的一些名词，做了历史的分析，赋以新的意义。如“君子”“小人”在周代本是阶级的区别，但孔孟以来儒家讲的“君子”“小人”则是德才的区别，是道德文化高低的不同，“个人的道德水平”的区别。〔15〕（五）“儒家不是宗教”，〔16〕道家与道教有区别〔17〕等。

四、在方法论上，冯先生提出“要理解一个哲学，必须首先了解它所赞成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18〕这既是重要的方法，也是多年研究哲学史的甘苦之谈。此外在这本书中还提出“新儒家”和“新道家”，这些新概念下文还将阐述。虽然这本书篇幅不大，似乎分量不重，但正如冯先生在自序中所说，“小景之中，形神自足”；“择焉而精，语焉犹详”；“非全史在胸，何克臻此”。总之此书胜义颇多，很值得一读。

冯友兰是热爱祖国的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九四七年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那时国内正值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刻。好些人劝他留在美国。他说：“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全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就回不去了。”他谢绝了美国一些地方的邀请，赶着回国迎接解放。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因之广大的知识分子莫不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般的知识分子不用说，就是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如金岳霖、贺麟等可以说是“尽弃其学而学焉”。冯友兰也不例外。这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可以说是大势所趋，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冯先生后来讲到他哲学思想转变的过程说：“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人的思想本来可以变化的，《易·系辞》上讲到“洗心”，“心”怎么能洗？“洗心”就是指思想的转化。宋儒讲“读书变化气质”。荀子讲“人之性恶”，只有通过教化学习，才能“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使“合于道”（《荀子·性恶》）。其实这些都是讲改造人的思想性情，使合于道而归于善。只有那些形而上学者才会认为思想是凝固的，一成而不可变。当然在思想改造中冯友兰把解放前自己写的东西认为毫无价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更进一步。在“文革”初期郭沫若也说过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19〕郭沫若、冯友兰全盘否定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显然是过“左”的违心之论。但是冯友兰学习马列主义是自觉的，并非出于强迫，退一步说，不能认为完全出于勉强的。因为冯友兰在三十年代就接受了唯物史观。一九三五年，他在《秦汉历史哲学》里就明确地讲：“依照唯物史观的说法，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要一有变化，其他方面的制度，也一定跟着要变。”〔20〕又说：“有某种所谓物质文明，就要有某种所谓精神文明。”〔21〕四十年代，冯友兰写完“贞元六书”，在建立了“新理学”体系之后，一九四八年由美国麦克卡伦公司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认为“‘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一定典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历史领域，我相信经济的解释。”〔22〕至于辩证法思想本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冯先生富于辩证法思想，这就用不着再加论证了。总之，冯友兰接受马克思主义，既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势所趋，但也有他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因素，而非出自勉强，更不能说是强迫的。我知道冯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自觉的、认真的。他不仅阅读中文译本，还把英文译本，甚至德文原本拿来加以对照，有个别的还加以改译或说明，可见其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但是冯先生学习马列主义也走过一些弯路。他自己说：“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23〕经过这两次折腾之后，一九七七年冯先生已经是八十二岁高龄，又抖擞精神重理旧业，开始《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在八十年代初，我见到冯先生谈到他的工作，他说要写七卷本的《新编》。我说先生在六十年代初已经出版过《新编》第一、二册，把这两本修改一下就成了。他说：“不，完全从头写起。”我听了感到惊讶，这种自强不息，精进不已的精神，真是令人感发兴起。当时冯先生已经是八十五六岁高龄，还要从头开始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他一直写到一九九〇年，以九十五岁高龄完成了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约一百六十万字左右，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面加以评述，但要说明几点：

一、在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就立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如上所述，经过“贴标签”式的马克思主义和“随波逐流”，跟着呐喊，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中，在那乌云滚滚、举国若狂的氛围下，冯友兰由被批判的对象变而为“批孔”的老将，他为了生存，写了一些“遵命”文章，说了一些违心之论。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对这点是不难于理解的。用儒家一句旧话说，这叫“明哲保身”。冯友兰也不是为了个人而苟且偷生，因为他一贯怀着“旧邦新命”，他还有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大责任没有完成。十年动乱结束，经过几次折腾，痛定思痛，冯先生经过反思，曾做严格的自我批评，说：“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24〕以八十六七岁的高龄老人能做这样的自我解剖和批判，是难能可贵的。

二、冯友兰说：“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25〕可见《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写的。只要读一读《新编》第一册的全书绪论就可以知道冯友兰在《绪论》里不仅大量引用了马、恩、列的著作，并且加以阐释，个别地方还加以重译。他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永远是我们的方法和指南。”〔26〕《新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写的。至少冯友兰自己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讲的。当然，同是讲马克思主义，在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由于理解和角度的不同也可以各抒己见，展开争鸣，马克思主义内部不是“一言堂”，也容许辩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停止了发展，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之马克思主义决不是那些自封为马克思主义“权威”说了算数的，而要通过实践和历史的检验。那些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贴标签的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正是这个原故。

三、《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是一部一百六十万言的巨著，这是冯先生晚年最后一部著作，但不能说是冯先生的“晚年定论”。所谓晚年定论是指经过深思熟虑，长期的钻研、实践、体验，得出的结论。如冯先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以哲学代宗教”之类，从四十年代直到他的晚年都一贯坚信不疑，而不是指某一部书，尤其是像《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样的巨著，上下四千年，涉及古今哲学家以百数，不可能认为写出都是定论。况且冯先生的思想一贯是发展变化，精进不已的。要是冯先生还在，他还会修订改写《新编》的。因此不能认为《新编》是晚年定论，只能说是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至于对《新编》的评价，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下抑扬，完全可以各抒己见。但有人认为《新编》完全没有学术价值，一句话否定一切。我怀疑讲这种话的人是否认真读过冯先生的七卷本《新编》，放辞逞说，可谓“一言以为不智”。一九九〇年八月，我曾同冯先生面谈过关于《新编》和两卷本《哲学史》的评价问题。我说先生六十年代的诗说“新作应需代旧刊”，《新编》是否能代替两卷本？他说：“不能代替。”我又问《新编》与两卷本有什么区别？答曰：“《新编》是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写的，旧本是在三十年代，解放前那时的环境下写的，《新编》是在现在的环境条件下写的。旧本有旧本的价值，《新编》有《新编》的价值，不能代替。”我又问有人说旧本比《新编》好，冯先生是怎样看的？他说：“这要看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冯先生的自我评价和看法是很客观的。他又说：“我有一副对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就是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简史》和八十年代的《新编》七卷本。冯先生以个人之力，以不同的观点方法，独立完成了三部中国哲学史。我认为冯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的“集大成者”。“集大成”这个话出自孟子。孟子说：“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可见“集大成”就是终始条理的意思。冯先生以毕生精力对中国哲学史做过三次从头（始）到尾（终）的爬梳整理工作，撰成“三史”，所以认为他是中国哲学史的“集大成者”，冯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学术总是不断地发展进步的。“集大成”并不是说中国哲学史到此止步，而是说冯先生为中国哲学史开辟了一条长远、广阔的通道，为中国哲学史铺垫好一个坚实的牢固的基础，有了这个好的基础，才能在上面建造光辉美丽的宫室殿堂，没有牢固的基础，把豪华的殿堂建立在沙滩之上是不巩固，不能长久的。今后中国哲学的研究很可能在一些方面超过冯先生，但必须在他打下的基础、开拓的道路上前进。冯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有英文、日文、韩文的译本。《中国哲学简史》本来就是英文写的，八十年代才译成中文，《中国哲学简史》共有十一种文字的版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最近也译为英文。总之，冯先生的哲学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哲学、文化思想的重要依据。欧美有的大学还以冯先生的哲学史为教材，这在传播中国文化，介绍中国哲学思想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他人难与相比的。

胡适和冯友兰是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代学者。胡适在学术上是个目光锐敏的开拓者。例如他提倡白话文，写新诗，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及《白话文学史》等都是具有前瞻性、开拓性的工作。但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到先秦（后来改称《中国古代思想史》），《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上册，所以人们说他是“半部书先生”。一九五八年，胡适曾对记者讲到他晚年的写作计划：（一）完成《中国思想史》（即《中国哲学史大纲》改名），（二）写一部英文的《中国思想史》，（三）完成《白话文学史》下册。可是这个计划，结果一项也没有完成。倒是冯友兰先生把胡适想做的前两项计划完成了。

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两卷之后，他就致力于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当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他的“贞元六书”的第一本《新理学》写作的时间正当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由北平迁到南岳时写的。正如冯先生所说：“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新原人·自序》）“贞元”出自《周易》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就时令来讲，元亨利贞可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贞下起元，意谓严寒的冬季即将过去，明媚的春天即将到来。贞元之际所著书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进言。“贞元六书”指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新理学》以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新事论》（1940）、《新世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4）、《新知言》（1946）而言。这六部书实际上是一部书分为六个篇章。《新理学》是全书的总纲。《新事论》讲社会问题，《新世训》讲处世之道，《新原人》是讲人生的，《新原道》附题为《中国哲学之精神》，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之精神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新知言》是讲哲学的方法论。“贞元六书”构建了冯友兰完整的哲学体系。新理学体系是程朱理学与新实在论结合的产物，是融贯中西，中西文化结合的新创造。用冯先生的话说，新理学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冯先生提出“接着讲”与“照着讲”两种方法。他认为讲哲学史应过三关，首先对于古代的文字要有一定的知识，对文字训诂要打好基础，才不至于“郢书燕说”；其次要了解哲学家或某部哲学著作的逻辑体系；第三要同情地理解，设身处地体会到他的哲学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可见“照着讲”也不容易。讲哲学史要忠实于历史，要尽可能地恢复古人原貌，符合古人的原有思想，而不能用我们的思想任意推演加以引申发挥，甚至加以曲解。所以讲哲学史是要用历史的方法。“接着讲”则是讲哲学，讲哲学自然也离不开传统，但更主要的是要加以发展，有所创新，使之再造辉煌。理学中的概念范畴往往笼统含混，缺乏明确的界定，使人难于把握。新理学吸取了新实在论严密的逻辑分析，把程朱理学的范畴简化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基本范畴，加以明确的定义。冯友兰在《新理学·绪论》中说：“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又以名言说出之者。”所谓的“分析”就是逻辑分析，这是新实在论特别强调的。关于新实在论对新理学的影响，日本吾妻重二在《新理学的形成》中做了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再多说了。总之，冯先生的“贞元六书”是会通中西文化建构的一套完整的、系统的、严密的哲学体系。贞元之际所著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具有很大影响的哲学著作。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里曾说冯友兰是“抗战期中，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我们不能不表示钦佩”。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则认为，新理学体系“达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地位”。

新理学的体系在新中国建立后，冯先生曾作过多次的自我检讨和批判，甚至予以全盘否定。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但到十年动乱结束，冯先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经过独立思考，回归到自我。我同意蔡仲德同志的看法，认为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九〇年是冯友兰回归自我的时期。仲德同志在《论冯友兰的思想历程》中将冯友兰的思想演变历程分为三个时期：（一）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八年为“实现自我”，（二）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为“失落自我”，（三）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九〇年为“回归自我”，基本上反映了冯友兰思想变化的实际情况。冯友兰是经历了解放以来二十多年历次运动的。冯友兰在每次运动中都是批判的对象。他边学习，边检讨，边请教，边接受批判。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解放后所有的经历是很曲折的，所走的道路是坎坷的。因之，在哲学和哲学史工作上也有曲折反复，这就是那些曲折和坎坷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27〕但在十年动乱结束之后，痛定思痛，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经过反思，回归到自我，又继续工作，继续前进。

关于冯友兰思想的第三阶段和他在哲学上的贡献，要详细地论证这个问题，可以写一本书来加以阐述。这里只能提纲挈领地略发其凡。

（一）哲学就是人学

什么是哲学，学习哲学有什么用，这两个问题是研究哲学者和讲哲学的人经常遇到的，也是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

关于什么是哲学，也就是为哲学下个定义，历来就有不同的界定。古希腊柏拉图就认为哲学包括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诸方面。按照这个说法，哲学应包含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等各方面的知识。可见古代哲学成了人类知识的总称。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首先是数学、力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陆续出现，关于社会的研究则有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各科的出现。所以早期的总汇各种知识的哲学，被视为初级的科学。但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哲学是人类知识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哲学是指导一切的，是科学的科学。冯友兰称之为“太上科学”。他既不同意哲学是“初级科学”，也不同意哲学是“太上科学”，并且他认为哲学“不是科学”。〔28〕他说：“科学的性质，是对于实际必然有所肯定。”所以科学能给人以实际的信息，能够增加人的积极知识。哲学则对实际无所肯定，因之哲学也不能增加人的积极的知识。举个例来说，如果说天下万物是由某些因素或某种粒子构成，这是科学家的说法。如果说天下万物由“气”所构成，这是哲学命题，这是哲学家的说法，而不是好的哲学。但如《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冯先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命题。于实际无所肯定，说了等于不说。这样的“哲学”有什么用呢？冯先生认为哲学有“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哲学最大的作用是能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冯友兰说：“科学能增进人的知识，但不能提高人的境界。哲学能提高人的境界，但不能增进人的知识。”（《新原道》第六章《汉儒》）他在晚年也说：“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29〕

关于什么是哲学？冯友兰说：“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新知言·绪论》）他在晚年也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30〕“人类精神”就是指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各方面的认识。因之，可以说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认识是在“人生”之中产生的，因之“人生”也包含在认识中。所谓“人生的反思”、“人类精神的反思”就是以“人生”为对象，以“人类精神一认识”为对象而思考之，即对于“人生”、“认识”的再思考、再认识。对于“人生”、“认识”的再加思辨，再加提炼，加以升华，形成有系统的思想而以名言出之者，这就是“哲学”。简单地说，冯先生所讲的哲学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的大问题，这是人生的根本问题。人生的究竟是什么？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人的“安身立命之地”。冯先生说：“这个‘地’就是人的精神境界。”〔31〕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他说：“人学所讲的是关于‘人’的学问。”生理学、医学，心理学，也是讲“人”的学问，但是它们讲的是人的身体方面，而哲学所讲的是人的精神问题，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究竟问题，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冯先生说：“哲学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的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32〕用中国一句老话说，就是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他在《新原人》中提出人的精神境界，大体可分四类，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种。自然境界的人是浑浑噩噩地生活，不识不知，缺乏自觉。就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这是原始人的生活；就个人发展来说，这是婴幼儿阶段。冯先生认为这是没有“觉解”的人生。功利境界的人，其人生目的在于为利为名。他们的一切生活是自觉的，这类人在社会上占大多数。他们的行为从利己出发，就是有建树，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简单地说这类人以“私”为第一位。道德境界的人是自觉地为社会、为人民、为人类谋利益，其行为和生活目的是以“公”为第一位。道德境界和功利境界的区别，就是“公私”、“义利”之辨。天地境界的人则是超道德的、超生死的，而达到“天人合一”、“天人一体”。这是具有高度的道德实践和高度的哲学修养，达于辩证通化之理的“圣哲”境界，也是哲学的最高境界。冯友兰认为“哲学的真理，只有从自然、社会、人生中直接观察体会出来〔33〕，“只有从人类的精神生活中直接观察、体会出来”。〔34〕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就是“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所以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第四十一章）儒道两家都以“躬行实践”为第一义。孔子甚赞颜渊“其心三月不违仁”，“贫而乐”。周敦颐教二程兄弟“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冯先生解释说：“孔颜乐处就在于仁，所乐的事就是仁。”〔35〕孔子之道就是“仁”。孔子的“仁”不仅是个道德条目，而是道德之总汇，所以朱子说：“仁者全德之称。”用今天的哲学术语来说，“仁”就是孔子的世界观。儒家讲“践形尽性”，“形”即是人的形体，“性”即是人之性质。每个人都具有人之形和性，但不能说每个人都能“尽人之性”，成为一个“完人”。“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只有“尽人之性”，完全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才是“践形尽性”。孟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说：“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就是说只有“圣人”才能“尽人之性”，成为一个“完人”，“上下与天地同流”，达到天地境界。冯先生把哲学归为“人学”，即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做人的学问。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对现实也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冯先生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给以简明扼要的诠释，艰深的哲学问题，给以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解说。这是冯先生讲哲学能深入浅出的一大特色。他以哲学为“人学”。第一，中国哲学认为“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之性人为贵”。冯先生高扬“人为贵”、“人与天地参”，把哲学简化为“人学”，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第二，冯先生在“人学”中提出哲学的作用在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提高人的心灵境界。并提出四种精神境界。对于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思想修养，在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的当今社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三，哲学不是讲给别人听的，只是做“宣传”的，而是“身体力行”、“躬行实践”的学问。这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思想道德的修养，精神境界的提高，就能使人不为物役，脱离了低级趣味，精神上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快乐。颜子能“不改其乐”，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这种“乐”就是学习研究哲学的人的最大享受，最大快乐。冯先生说：“哲学是供人受用的，享受的，学哲学如果得不到一种受用和享受，任凭千言万语，也只是空话。也只是白说。〔36〕这是冯先生对哲学的功能和作用最精要的概括，也是“冯学”的精华所在。学哲学、讲哲学，认识不到这点，达不到这点，不管多么渊博的人，对“哲学”只是门外汉，说了也是白说。毛泽东的《实践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的产品。他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精神加以创造性的发展。认为哲学不但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是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即是提高人的思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二）以哲学代宗教

哲学和宗教都是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所谓“终极关怀”。但其方法不同，宗教诉诸信仰，哲学诉诸理性。哲学与宗教的区别概括起来有几点：第一，宗教基于迷信，哲学则尊重理智，反对迷信。第二，宗教的天堂、地狱、仙佛鬼怪等等一般都是用形象思维，哲学则是用概念、分析、推理的方法，用的是理性思维。第三，宗教都有一个彼岸的世界，是人类社会幻想的反映，哲学的理想社会则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第四，信仰宗教的人，一般属于功利境界，其精神境界不高。哲学则可以达到“天人合一”，最高的天地境界。总之，冯先生认为哲学高于宗教。现代西方的一些哲学家往往注意哲学上枝节问题的研究，而把“安身立命”、人生根本性的大问题推给宗教。所以西方人一般都信仰宗教，以宗教为人生的归宿，这是“哲学的贫困”。冯先生说：“哲学家们忘记了哲学的责任，本来是哲学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推给宗教了。”〔37〕冯先生于一九八八年初发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认为基督教文化重天，是天学。佛教讲来世，人死后的地狱轮回，是鬼学。中国文化重人，是人学。基督教的天国、佛教的极乐世界及地狱轮回、道教的三清境，这些都是幻想的彼岸世界，这是宗教的特征。这种幻想世界虽然达不到，也不可能达到，但可以使人信仰，给人以精神寄托和安慰。人学则是现实的，由人的躬行实践，通过哲学的修养可以达到的。就冯先生看来，“圣贤仙佛”都是一种境界，即“天人一体”“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就是圣哲、就是仙、佛。达到这种境界就能永远快乐，永远幸福，得大自在。要达到这种境界，既不需要出家、吃斋，也不需要求神拜佛，向上帝祈祷。也不是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奇绩，或超人的特异功能。他们不过是平凡的人，做平凡的事，尽伦尽职，而于平凡中见伟大，在平实中见高明。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是既入世又出世，把入世与出世统一起来。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他的言行并无惊世骇俗之处而是庸言庸行，与常人无异，而他的思想境界，品格修养极高，这就是宋人诗所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冯先生说：“中国的哲学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38〕宗教是人类社会中源远流长，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冯先生提出“以哲学代宗教”是具有真知灼见和深刻意义的。我曾写过《以儒学代宗教》纪念冯先生逝世一周年。冯先生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哲学——人学的优良传统，认为中国哲学，会在取代宗教的未来哲学中做出贡献。宗教与哲学都在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给人以终极关怀。两者目的相同而方法不同。就普及性来说，哲学不如宗教。但宗教也有层次之分，高层次的宗教也讲哲学，如佛教哲学、基督教哲学、道教哲学。宗教也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宗教的迷信成分必然会日渐减少，以至消亡。随着人们文化水平、思想水平的提高，也不会盲从迷信，而自觉地愿意接受哲学、文学、艺术，来净化自己，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宗教走向哲学，哲学的普及，广泛为群众所接受；宗教走向哲学，随着宗教的哲学化，自然能达到“以哲学代宗教”。就我与冯先生晚年的多次接触中，知道冯先生讲的“以哲学代宗教”，所说的“哲学”主要指儒学而言，这同他的新理学体系是一致的。但哲学的外延显然比“儒学”更广，冯先生“以哲学代宗教”的提法当然更为周延。

（三）对于辩证法思想的阐释

冯友兰的著作是富于辩证法思想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他认为客观的辩证法包括两个范畴，即对立与统一。由于条件不同，在人们的认识中对这两个方面的认识和侧重点就会不一样。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斗争是绝对的，强调斗争的方面。因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革命家，要革命，要夺取政权，当然要以斗争为主。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则强调统一的方面。冯先生引张载的话说：“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诗）世间上大量的矛盾，大量的问题，并不需要用斗争来解决，并不需要用对抗的方式，把对方吃掉来解决，而是用对话的方式，互相沟通，互相理解来解决。包括敌我矛盾在内，解放战争时期北平、成都的解放就是用和平方式解决的，化敌为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最高明的战略。创业与守成，战争与建设不一样。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是察觉到这点的，但他并未这样做，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一贯下去，冤枉了不少人，死了不少人。全国经济面临总崩溃的边缘。毛泽东是熟悉中国历史的，在这点上，他忽视了贾谊《过秦论》所说的“攻守异势”，失去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好时机，造成了一场灾难。冯先生提出中国传统辩证法强调统一的思想有深远意义，也是有现实性的。

（四）冯友兰提出“新儒家”、“新道家”的新概念

现在流行的“新儒家”一词，是由冯友兰提出的。蔡仲德先生对此有翔实的考证。一九二二年冯友兰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就把宋明儒学称为“新儒学”，一九二六年冯友兰在其专著《人生哲学》中称宋明儒学为“新儒学”，宋明道学家为“新儒家”；一九三二年冯友兰发表《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文中曾十五次出现“宋明新儒家”字样。一九四八年冯先生的英文本《中国哲学简史》出版，其中第二十三至二十六章，这四章均以“新儒家”为标题，将唐代的韩愈李翱、宋代的二程朱熹及宋明的陆九渊王守仁都称为“新儒家”。儒家从孔子到现代已流传了两千五百年，这种源远流长、流行两千多年的学术，必然是不断发展变化，随着时代前进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汉代大儒家董仲舒就是以儒学为中心而又吸收了阴阳家、法家、道家以及名、墨的思想，建构了新的儒学体系，所以董仲舒是汉代“新儒家”。到了宋明，不论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都是以儒学为中心而又融摄佛、道构成新的儒学体系，所以程朱陆王均可称为宋明“新儒家”。到了现代，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都是以儒学为中心而吸取西方哲学。所以现代新儒家的特征就是以儒学为主体与西学的结合。冯先生不仅提出“新儒家”，还提出“新道家”的概念，他把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称为“新道家”。《中国哲学简史》第十九、二十两章均以“新道家”为标题。儒、道二家本是中国哲学的两大血脉，源远而流长，从古代到现代数千年来，与时偕行，历久而日新。冯先生提出“新儒家”、“新道家”的概念，既反映了历史的实际，对未来哲学的发展上也有重要意义。

（五）热爱祖国，毕生系心于中华文化

冯友兰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国文化。他一生系心于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前途。他时常引用《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表示他对祖国前途的关怀之心。他在晚年明确地说：“所谓‘旧邦’就是祖国，就是中华民族。所谓‘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祖国，就是‘旧邦新命’的意义。”又说：“我常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因为中国人既有辉煌的过去，又有伟大的将来。”〔39〕“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增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40〕冯友兰的一生系心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他一贯系心于祖国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他的毕生工作就是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为未来的文化建设提供营养。他说：“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些部分，对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生中的普遍问题的解决，是有所贡献的，这就有永久的价值。”〔41〕冯先生晚年有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他相信未来共产主义全球化，进入更高层次的社会，既有极高的物质文明，也有极高的精神文明。人类极高的精神文明对人生的觉解不是宗教而是哲学。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宗教将日渐萎缩，趋于消亡，由哲学代宗教，未来人们的精神境界将是既入世又出世的哲学世界。总的来看冯友兰思想变化的历程，如仲德同志所说，他思想的第三阶段是存在的。但他的第三阶段“回归自我”，并不是回归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而是“与时偕行”，不断学习、充实，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进步、提高的过程。例如四十年代，他的“新理学”体系中讲的“真际”“理世界”，在第三阶段就绝口不提。“新理学”体系中讲“理在事先”，第三阶段则讲“理在事中”，显然认同唯物主义。总之，他的第二阶段是对第一阶段的否定，他的第三阶段是对第二阶段的否定，是第一阶段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冯友兰思想的辩证发展，螺旋式的进步过程。如上所述，我不同意把冯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当成他的晚年定论。但冯先生的思想一贯系心祖国命运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变之中有不变的原则，如上所举“旧邦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以哲学代宗教”，思想上的“境界说”，都可以说是他的晚年定论。

冯先生享年九十五岁高龄，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活了九十五岁，写作到九十五岁。这种自强不息、精进不已的精神，值得我们钦佩、学习。冯先生的著作结集为《三松堂集》十四卷，凡七百万言，这是冯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这是一份宝贵的财富。人生不过百年，人的肉体总会消亡的。徐干说：“其人虽没，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中论·夭寿》）冯先生创下这样大的精神财富，是不朽的。他为中国哲学史奠定坚实、良好的基础，他的“贞元六纪”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国哲学要发展，中国哲学史也不断会有新的著作，但都得在冯先生铺垫的基础上，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冯学光大，有俟来哲。文终乱曰：

三史六书垂寰宇，

一门亲属是我师！

（载《孔子研究》2006年第二期）

满纸荒唐言

——评何兆武的口述臆想历史

李　真

拜读了何兆武先生的大作《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8月第1版，2007年1月第3次印刷，2008年9月第2版，即修订版），只觉惊诧与遗憾。

何先生是以翻译和治史为业的学者，可是他在演绎历史事件时，却完全不顾“史实”。尤其令人惊诧与遗憾的是，何先生竟然有一套为此辩护的“理论”，那就是“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恰恰相反，它所根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上学记》2008年9月版《序言》）要用“主观印象”四字来摆脱口述历史对事实的责任。根据这个歪“理论”，何先生在这本自传式的《上学记》中，“口述”了许多毫无史实根据的“主观印象和感受”，我姑且把它称做“口述臆想历史”。

一

今年是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著作《新理学》写成和发表印行七十周年，让我们就从何先生评“新理学”说起。

所谓“新理学”是指冯先生于抗日战争时期，陆续发表的《新理学》（1938）、《新事论》（1940）、《新世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4）、《新知言》（1946）这六本书（“贞元六书”）所建构的一个新的完整的哲学体系。

冯先生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曾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从先秦至汉初）及“经学时代”（从汉初至清末民初），而认为新时代之中国哲学“尚在创造之中”。冯先生认为他的“新理学”体系即为在此新时代中创造之哲学之一种。

对于冯先生的这个哲学体系，汪子嵩先生评价说：“他创立的‘新理学’体系，把中西哲学给融合起来了，而且这个体系后来也发展得比较完善，包括了很多方面。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间，我想不到还有哪一位能吸收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我们有不少先生，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其他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其中也有人建构了体系，但是，他们没有像冯先生这样，把它搞成这样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体系。在这方面，我认为冯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

关于“新理学”体系的博大精深，我不打算在这里展开讨论（那将是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的任务），我只想着重指出它的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这本书是从哲学角度指明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从而在理论上极大地鼓舞了我民族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心和为新中国即将诞生的祝福。它指出中国是处于从半殖民转型为现代化的独立、自由的国家的时代，指明了朝着建立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哲学及文化的目标前进的方向。此即“贞元六书”中两本书的副标题：《中国到自由之路》、《中国哲学之精神》之所指。他在《论抗建》一章中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中兴的时代”，“中国的进步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谓世界革命者，即世界被压迫人民要求翻身也。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是被压迫的人，所以中国的进步，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三松堂全集》卷四，第315页）他又在《赞中华》一章中说：“真正的‘中国人’已造成过去的伟大的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建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任何一国，都有过而无不及。这是我们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的。”（《三松堂全集》卷四，第333页）

但是作为抗日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何兆武对于冯先生的“新理学”是如何看待的呢？他说：“像他的《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上学记》2006年8月版，第155页）在2007年1月版中又改为：“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鲜明地表现出想做‘王者师’的心态。”

其实，何先生这些“感受和印象”，不过是当时以重庆为中心的一批所谓“左派”人士的评价的一个小片断而已。他们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反动的，是为国民党的统治服务的；另一个指责是它是唯心主义哲学。这是一种典型的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并扣上政治大帽子的手法。这在方法论上完全是片面的（所谓“形而上学狂獗”），而且是主观随意的（所谓“主观随意性”）。至于究竟什么是反动的？何以见得它是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服务的？则未见有“论证”和提出使结论所以成立的“理由”。

何兆武像其他一些“左派”理论家一样抓住了冯友兰在《新世训》中的一章的标题“应帝王”大做文章，以为找到了“新理学”为蒋介石捧场，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罪证”了！可是，这批可怜的“理论家”、“学者”，到底读过《新世训》的《应帝王》这一章没有？它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他们或者根本没有读过，所以“不知所云”，或者虽然读过，但还是要抓住“应帝王”三个字来“望文生义”，硬说它是“应帝王之命”、“应帝王之邀”、“应帝王之约”等等，足见“反动”云云。其实，冯先生的“应帝王”这个标题，是从《庄子》的《应帝王》篇借用来的。它讲的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庄子用了六个寓言故事，来讲古代帝王之治国之道，应是顺应自然，而排斥人为。冯友兰借用这个作为标题，正是接着庄子这个思路来讲现代社会中之为“首领”者（不管这个“首领”管理的组织是大的或小的），其领导之“道”是“无为”。他指出在该组织中的多种事务均应有专人司其职，这个“职员”或“官员”应当“有为”，即做他自己的分管的工作，而作为这个组织的“首领”，则应“无为”，即不可“事必躬亲”，去过问或操劳某种具体事务（此即“有为”），他的任务是考查各“官员”之绩效，“奖优罚劣”即可。此即道家之理想，即“无为而无不为”。实际上，这讲的是“领导艺术”。它完全与“给蒋介石捧场”挂不上钩，更无法“表现”何先生所说的“鲜明地表现出想做‘王者师’的心态”。

二

何兆武批评“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除了“说他的‘新理学’是给蒋介石捧场的”；还说“解放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都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上学记》2006年8月版，第155—157页）

我们前面已说过，所谓“新理学”“是给蒋介石捧场的”，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望文生义，任意演绎。现在来谈谈冯友兰对毛泽东思想的所谓“紧跟”、“高举”的问题。至于“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云云，查遍《三松堂全集》，也不见踪影，不知何先生之此“臆造”何所本？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神州大地一片欢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宣告，也使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对于冯友兰而言，他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所强烈憧憬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理想，已获得实现。新中国正昂首阔步前进。由此可以理解，冯友兰像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新中国的缔造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给与了衷心地拥护与赞扬。这就解释了，冯友兰在解放战争还未完全胜利的历史时期（一九四八年）毅然从聘请他讲学的美国大学，选择了回到祖国。

他在一九四八年北京解放后，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原主席为已去南京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身份，率领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将清华大学完整无损地交回到了人民共和国的手中。我想，这种所谓的“高举紧跟”毋庸置疑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应有之举。

至于解放以后，我们也应具体分析。冯先生是一位爱国的大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他终生之志是要“阐旧邦而辅新命”，即发扬我悠久中华文化之灿烂精华于当今世界，以促进人类文明之共同发展。面对过去的战争动乱与今天的和平建设之间的巨大反差，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冯先生致信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愿望与热忱。在此之前，他已经被要求辞去在学校担任的职务，并且被要求从政治上检讨辞职原因。冯先生给毛泽东的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的。信的大意是：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十月十三日冯先生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后来几十年，从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到六七十年代“大革文化之命”这一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冯先生才真正体验到什么是“以老实的态度为宜”的“慢慢地改造”。于是冯友兰就被放置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下观察的“慢慢改”的境况之中，而且随时要遭到“态度不老实”的呵斥。这就是冯先生喟然叹为“终身教研两依据，一生文章半检查”的真实情况。这就是何兆武感兴趣的所谓“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可以算做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他说得如此之轻松，如此之有历史鉴赏家的雅趣。我只是要请何兆武先生扪心想一想：你自己写过这类的“自我反省”或“检查”吗？在那疯狂的年代，“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你难道就从来没有反复高声“三呼万岁”吗？

不过，我可以告诉令何兆武“欣慰”的消息，冯友兰几十年耗费生命写的所谓低头认罪式的“检讨”、“检查”，都已作为荒唐时代的见证而收入到《三松堂全集》中出版了。它可以让何兆武先生慢慢地“鉴赏”了。冯先生还沉痛地说了他未能坚持“修辞立其诚”的错误，这种圣贤之过如日之食的坦荡态度，难道不能给我们以启迪吗？难道不足以使人深思是什么样的社会政治高压，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在这种“罪孽深重”地“改造”之中吗？

由于江青打着“代表毛主席”的大旗，权倾一时，红得发紫。冯友兰也“老实”地把她当做毛主席的“代表”，给予了一定尊重。于是在社会上流传不少“斥责”冯老“谄媚”江青的流言。何兆武也是一位这类“流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他说：“冯友兰做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跟着江青到天津时写了一些咏史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赞美汉高祖：‘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祖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有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上学记》2006年8月版，第157页）这里何兆武好像有一点历史学家的“考证”品质了，他居然查了《史记》和《汉书》，但是恰恰没有“考证”一下：冯友兰的《咏史》诗中有这两句吗？根本没有。但他竟然于“有疑处不疑”，还大肆传播这种流言。据我所知，在读者的批评以及“三联”编辑同志的“提示”下，何明知是弄错胡说了，可是对于这种将脏水泼向时贤的行径，竟无半点歉意，竟然在二〇〇八年的修订版中，改为：“有一段时候江青特别提倡女性要当权，批孔高潮之际，冯先生已届八十高龄，以梁效写作班子顾问的身份随江青在天津，不幸因病住进医院，病床之上还写了一系列咏史诗。其中有两句夸女皇，‘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参与到喧腾一时的女皇颂大合唱之中。”（见该版第157页）冯诗明明写的是武则天，何却硬联系到江青，这是在搞文字狱。这里要弄清楚的是，冯担任“梁效”顾问，是“上面”任命的，是北大党委调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冯先生难道能“抗命”么？关于“梁效”的活动，有一本极富史料价值的书，即梁效核心成员范达人先生所著《“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不妨推荐给治史的何先生一读。对此，冯老的《三松堂自序》亦述说甚详。冯老在梁效所做的，不过是解答“少正卯”中的“少正”是官名还是姓氏一类典故罢了。

在说到“紧跟高举”时，还不要忘记冯先生在条件容许时，发出的真理的呼声。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件是五十年代在中国政治界、学术界弥漫着一股“文化虚无主义”，否定一切文化遗产的歪风（此即“文化大革命”所谓“打倒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类口号之所从出），冯先生突出地提出了应当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的问题。冯先生的话虽被歪曲成“抽象继承法”，但它所掀起的学术界的大讨论，实质上给了“文化虚无主义”以迎头痛击。另一件是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狂潮中所掀起的片面强调实践而在大学教学中否定理论学习的所谓“教育革命”。（用北大哲学系某领导的豪言，叫做“放下书本，拿起锄头！”）冯先生提出文科大学生在大学学习中仍应以学习理论为主，从而完整地阐明了“实践—理论—实践—理论……”的整个人类认识过程以及教育学理论中关于学校是从传播人类已获得的知识出发的这个真理，并以《树立一个对立面》为题撰文加以论述。这给了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骗子以重重一击，使得当时又在《红旗》杂志上发文章，又在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大会上点名“批判”冯友兰的“理论权威”陈伯达之流，露出了色厉内荏的原形。这就是冯老“高举”追求真理的旗帜，“紧跟”学术的良心和学者的使命的理论勇气。试问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条件下，这些难到不能使“史学者”何兆武先生获得一点“印象和感受”吗？

三

至于造谣冯老支持江清当女皇的问题，何兆武还捕风捉影地提出梁漱溟来。我们也欣赏一下何先生的高超的“东拉西扯”的蒙太奇手法。

冯友兰先生与梁漱溟先生之间的友情，是中国文化学术界人士的一段佳话。梁先生比冯友兰先生大两岁，但当冯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门”（即“哲学系”）上学时（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对于无任何学历，但所发表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颇有新意的梁漱溟，大加赏识，破格聘请到北大任教。所以冯与梁在名义上就有师生之谊，几十年来，虽然无深交，但能彼此尊重，堪称是君子之交。

在“文革”早期，梁亦深受所谓“传言”之害，与社会上一些人一起责备冯“谄媚江青”。这正合了何兆武先生的“主观印象和感受”的口味，所以在他的“口述臆想历史”《上学记》中，如获至宝，大讲了一番冯友兰与梁漱溟晚年交往的“轶事”。本来讲述著名人士之间的交往故事，不失为“引人入胜”之举，故不少“回忆录”之类，也以此为“卖点”。对此，似亦未可厚非。但何先生在《上学记》中所“回忆”和讲述的他的“主观印象和感受”，却颇有特色，且看他怎么说：

“文革以后，他给梁漱溟写信，说：北大哲学系的老人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人了，希望能见一面。梁漱溟回信说：你‘谄事’江青，我不愿意见你。如果是别人，大概不会再提这事了，但是冯先生非常有意思，这个他也拿出来公诸于众。在这一点上，确实也很难得。”（《上学记》2006年8月版，第158页）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仔细地叙述，以“辟邪说、正视听”，并向何先生提供一点是足资参考的“史料”吧。

一九七一年“文革”已近晚期，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胜利的信心，就在此时梁老致信冯老，全文如下：

“芝生老兄：一九七二新年——即将晋八十，计算老兄亦近此数。我身体精神极佳，或者兄健康更有胜耶，祝之祝之。回忆五十多年前，我们同在北大哲学系，学时熟友有谷锡五（源瑞）、黄仲良（文弼），今锡五故去多年，仲良恐怕亦难健在（大约五六年前，看到一面，衰老不堪矣）。难得吾二人还同在北京，更难得的是过去好多年令人焦愁闷损之国势，今乃形势大大舒展开朗，为始料所不及者，却竟在吾人亲历目睹中完成其转变。我们相去咫尺的两人，岂可不一谈耶。如承同意，乞回一信，约定日期时间地点（颐和园何如）相会，如或一时不得其便，固不妨更俟他日耳。手布，敬问台安，梁漱溟手上。一九七一年除夕。”

冯先生得此信后，立即作复，并考虑冬日颐和园甚冷，故约请到北大燕南园冯宅会晤，两人畅谈甚欢。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是冯先生的九十寿辰，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冯友兰先生九十寿辰庆祝大会”。冯先生于晚上设宴招待家人、亲戚及部分好友。冯于数日前命女儿宗璞打电话约梁先生参加。但是梁在电话中回复不参加。梁当时误信“传言”，数日后，复信给冯。宗璞女士记载：“信只一页，字迹清晰有力。大意是北大的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倾吐衷怀。父亲读后并无愠色，倒是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命我寄去一本《三松堂自序》。”（《宗璞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冯先生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六日，致信梁先生，全文如下：

“漱溟先生，十一月廿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余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何如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区区之意，如此而已，言不尽意。顺颂道安。冯友兰，十二月六日”

梁先生收此信后于十一日作复，全文如下：

“芝生老同学如晤：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晤面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祝阖府均安！梁漱溟手复，十二月十一日”

后来冯先生说：“还是去看他，不必麻烦他来。”于是由宗璞打电话与梁约好，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冯由宗璞陪同前往木樨地二十二号楼梁寓。看来梁先生事先已读过《三松堂自序》，对于冯“奉命”担任梁效的“顾问”以及与江青的关系均已了解，于是两位老朋友真有了一番为冯所期望的“欢若平生之会”，真是“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了。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何先生之“印象与感受”，用何先生喜欢的语言来说，完全“驴唇不对马嘴”，欲置冯先生于“吹捧江青”的罪恶之中的心切，竟然不惜用道听途说，李代桃僵，移花接木，栽赃陷害等手段，臆造出他编导的这样一幕可怜又可鄙的新儒林外史式的闹剧来！而且肆意传播，不知是何种阴暗心态？妙的是，何先生的上述奇文在《上学记》的二〇〇七年一月版和二〇〇八年修订版中，又忽然删去了。如果是你发现说错了话，泼错了脏水，为什么连一声道歉都没有呢？这是一个学者对待自己错误的正确态度吗？何先生是很反对他所谓“为尊者讳”的恶习的，难道何先生就可以为自己的污蔑他人的“恶习”“讳”吗？

四

何兆武对冯友兰的污蔑可以说是“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就连他根本不了解哥伦比亚大学颁赠冯友兰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一事，他也有一番妙论。且让我们也开开眼，看看他的“印象与感受”是什么货色。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一七五四年建立的世界著名大学之一。冯友兰于一九二〇年进入该校研究生院主修哲学。它是冯友兰继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学习之后的另一个使之步入哲学殿堂并开始其终生哲学研究的著名学府；是他“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即悠久古老的中华文化之后，他“发现另一个新天地”即“西方文化”的地方。正是在这所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开始更加深入地比较中西方文化并加以融会，以理解和解决“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以及如何自处这个时代的课题，并以此为终身之职志。可以理解，冯先生对哥伦比亚大学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颁赠冯友兰先生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的仪式。这对于已离开母校五十九年（他于一九二三年毕业于哥大研究生院并于次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冯老来说，当然是一桩极为荣耀的事情；对于哥伦比亚大学来说，颁赠这个名誉博士学位给该校杰出的校友，无疑也是一桩为该校增光的事情。这是对冯友兰学术成就的肯定，也是象征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谊。

但是对这件事，何兆武先生也有自己特有的独到的“主观印象与感受”。他说：

“八十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士学位，那次的行礼非常有意思，无论对中方、对美方都非常有意思。美方有个致辞，表彰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其实指的都是他解放前的贡献，而这一部分恰好是他本人早就彻底否定了的，可是现在却要为此而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冯先生的答辞也很有意思，绝口不提那些美方所谓贡献，给了一个完全驴唇不对马嘴的说法，他说，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但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等。然后就行礼如仪，把荣誉证书接到手中。双方有如演出一场滑稽剧，究竟是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这一点倒正好象征当时中美双方的关系、各说各话，实际上完全对不上口径。”（《上学记》2006年8月版，第158页）

何先生的上述描绘，就好像他身临其境，而且似乎还是这次授奖活动的“评奖委员会”主席（至少也是一位“评委”），因为他把哥伦比亚大学对冯的表彰说成是“其实指的都是他解放前的贡献，而这一部分恰好是他本人早就彻底否定了的”。请问何先生，你怎么知道，对冯的表扬只是他“解放前的贡献”呢？这是哪个“评委会”或“评委”做出的结论呢？难道美方主持其事的狄百瑞教授和陈荣捷教授都只知冯在解放前的贡献，而“无知”到不知道冯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在学术上的贡献吗？正是狄百瑞三番两次地致信冯先生邀他到哥大接受名誉博士的颁赠，也正是陈荣捷和狄百瑞，在此前的一九八二年五月在杭州及一九八二年七月在夏威夷和冯先生一起参加有关讨论宋明道学的学术会议。他们对冯都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所以狄百瑞在主持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下午哥大颁赠仪式上致辞说：“我们为他艰辛获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从他的顽强决心受到鼓舞。我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能同意近年来对冯先生的批评；也不妄自评价他的行为的意义……但是他忍耐，他永不失望，总是向着未来，相信中国和西方会有更好的了解。我们感到快乐，今天又有他和我们在一起——这位中国的真正的儿子，哥伦比亚的可尊敬的杰出的校友，他的学术研究为促进我们两大民族的了解，做出了很多贡献。”在晚上的庆祝晚宴上，陈荣捷教授发言，对于冯在中国全盘西化的气氛下，写出中国哲学史，使知识界重新信任自己的传统，他至少给了中国哲学以尊严，如果不是荣誉的话。这就保证了他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美籍华人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冯教授最关心的是儒家文化的个性和为科学技术规定的世界文化二者创造性的结合。这和儒家那永远的追求不可分。那追求就是——在使人性失去的世界中，追求充分的人的意义。

至于冯先生的答辞，则简单讲述了他半个多世纪来的学术追求，对中国和西方文化差异认识的三个阶段（地域的东西方差异，上古、中古与近古的时间差异，及封建农业社会与近代工业化社会的社会类型的差异），回顾了他探索中西文化冲突及其解决这个中心主题的艰难历程以及他“阐旧邦而辅新命”的历史责任感和学术目标，并表明了他对多年来左右翼人士的批判的态度。他说：“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三松堂全集》卷一，第312页）

我们不明白这一切怎么在何先生眼里竟成了一场“各说各话”、“驴唇不对马嘴”的“滑稽剧”了？我不知道何先生的“驴唇”要对什么“马嘴”？老实说，这不仅是对冯先生的侮辱，也是对出席颁赠仪式的众多中美双方学者的侮辱，更是对哥伦比亚大学这座学术殿堂的诋毁。我想起了两句英国谚语“无知是偏见之母”而“偏见比盲人更盲”。不知何先生也有此种“主观印象和感受”否？

其实，克服“无知”和“偏见”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正视现实”（也就是正视“史实”即“历史的真实”）。其实这篇堪称冯先生的又一“传世佳作”的答词早已经全文在《三松堂自序》发表了，对于颁赠仪式的有关情况，宗璞女士在题为《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的散文中，也有详细的记述。它们分别于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三年公开出版，不了解情况（即“无知”）向哥伦比亚大学相关人士打听，如果说不是很方便的话（但并不是不可能），那么，看一看我说的这两种中文资料应当是极为方便的。但可惜这些都不入何先生的“法眼”。毕竟闭起眼睛来瞎说一气，让“主观印象和感受”之类信马游缰，信口雌黄，则是畅快得多了。这就说明，“偏见比盲人更盲”确系真理。

五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他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以及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是里程碑式的传世之作。何兆武先生竟然也在这个领域向冯老发出了攻击。由于篇幅限制，对此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将这个论题放在另文中去讨论。如何先生又说：“洪谦先生随后曾发表一系列文章，评冯先生的哲学，几乎是全盘否定，一无是处。”（《上学记》2006年8月版，第156页）洪、冯两位先生都是我五十年代在北大哲学系的老师，其后我们一起在燕园共事多年，过从较密。据我所知，洪先生曾发表一篇文章：《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收入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1989年重印），它讨论了冯先生关于维也纳学派否定形而上学的批评意见。这是真正的学术讨论和交流。我们倒要请教何先生：洪先生还写了哪些“一系列文章”？又怎样把冯先生的哲学批判得“几乎全盘否定，一无是处”的？

为什么会如此呢？我曾说过，何先生对于他不知道（“无知”）的事，不肯下功夫去弄清楚（“求知”直到“有知”），就不能不陷于“偏见”的境地。此所谓“无知乃偏见之母”也，有了“偏见”，于是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会“比盲人更盲”。可何先生虽然身处类似“瞎子摸象”的境况，可他连“摸象”这点触觉也不要，干脆就凭“臆想”。既然如此，也真的只能剩下他心爱的“主观印象与感受”了。本来这也没有什么，无知本身也不犯罪。可他又不甘寂寞，偏要效法“白发宫女说玄宗”的故事，还是以“老西南联大人”、“老专家”、“老学者”的名号来编造和传播他的那些“主观印象与感受”，而且居然还能“卖座”。谁说这不是时下文化园地的一道奇特风景呢？

我还有一个小小“发现”。何先生在泼他的脏水时，选择的对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那就是选择他的同行——史学界的人士，特别是史学界的著名人士，而且特别是他的老师辈的大师们。这或许是因为他对同行的“印象和感受”较多。古话说：“同行是冤家，”看来的确有几分道理。至于要选择“著名人士”，甚至是“大师级”的人物，这就可能与“酸葡萄”心理有关，也可能与“踩着大师的肩膀容易往上爬”这个心机有关吧？试看，在何先生的眼里，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就不顺眼。妙的是当清华园里出现了吴晗的塑像时，就引起了何先生的一通议论。他说，“讲名望、社会地位或影响，梁启超要远远超过吴晗”，“讲学术，他比不上陈寅恪、王国维”，“讲贡献，他比不上叶企孙、赵九章，为什么单给他立像”？俗话说：“人比人，比死人！”何先生对吴晗的“比较研究”，真是印证了这句话。而且何先生还攻击吴晗在昆明时，充当“二房东”，逼迫人退房以便涨房租，从而敛财；而且说这是他姐姐和他的“几次”的遭遇。他攻击吴晗妄想“自己跻身名教授之列”的心理上的“情结”，比如他比照周培源的榜样，给全班考试不及格的分数等。这些都是很刻薄的“臆想”。甚至吴晗跑空袭警报也成了他揶揄的对象。他说：“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风度。”（以上引文均见《上学记》，2006年8月版，第153—155页）这番话倒是让我感到：何先生“太有失一个学者的风度”，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何先生这位“学者”的特殊“风度”。试问：紧急地躲“紧急警报”的空袭，也能成为嘲笑的对象吗？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

为了贬低冯友兰，他不惜用院士邹承鲁的话说，西南联大的先生里，他“最佩服的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邹院士如此说，自有他的道理，我们在此处不加以讨论。不知道何兆武先生，在大肆向冯友兰泼脏水时，是否也同意“最佩服陈寅恪”呢？如果是的话，何先生可曾知道陈寅恪先生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出版，写过两篇《审查报告》（见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年增订版第1193—1196、1205—1208页），对两卷本做出了精湛而中肯的积极评价。它们都与何先生的评价大相径庭。这就不难解释，何先生何以对陈寅恪也是大泼脏水。他没有任何理据和事例地断言，陈寅恪先生是“史从论出”。何先生说，他觉得陈先生“从其中引证的材料，往往得不出来他那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来，即是说：历史研究事实上并非是‘论从史出’，而是‘史从论出’”。搞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所谓“史从论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指责的“大帽子”。不过，何先生是如何得出这个惊人结论的呢？着实令人费解。

另一位国人敬重的西南联大历史系的老师、史学家钱穆先生，也未受到何先生这位“学生”的好评，何指出钱穆的论点“缺乏一番必要的逻辑洗练”。这虽是一个比对陈寅恪的指责较轻的批评，但也让人对何先生的“慧眼”更加感到兴趣，不过这也是一个没有证据的“判词”。也许，这只不过是何先生的“主观印象和感受”，是不受理论和事实束缚的！

我们很赞赏学生在某些方面胜过老师的“青出于蓝”的佳话。比如像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批判，都是哲学史上千百年传颂的佳话。但是这种批判必须是有理有据的。而决非何先生的这种“主观印象”。

总之，《上学记》一书，读者甚众而书中谬误很多。在“口述历史”和“主观印象和感受”的遮掩下，中伤他人，抬高自己，只能增加历史的混乱，实不可取。

（原题《给大师泼脏水的口述臆想历史——读何兆武〈上学记〉》，载《粤海风》2009年第3期）

冯友兰

郑朝宗

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学者态度”的话，冯芝生先生的态度可说是十足的学者的了。我向来迷信学者。我以为凡是号称学者的，一定都是具有虚心、和蔼、浑厚、严肃等德性的人物。可是自从北来后，眼中所见的，耳中所闻的一些所谓学者，却都多半与此相反。他们依然同我们不学无养的青年人一样的轻浮、躁急、尖刻、儇薄；有时且较我们为甚。其能完全合乎我的理想的，芝生先生要算是第一人了。

我和芝生先生初次见面是考入清华那年。那时，我因为很羡慕他的学问，所以大学一年外国语文系选修课程中大家所最喜欢选的中国文学史，我倒不选，而选他的中国哲学史。但那时我的理想中的芝生先生，却还不是我后来见到的芝生先生。我的理想中的芝生先生是一位穿西服革履，态度很活泼，说话很流利的“摩登”先生。因为那时我所能梦想的芝生先生，还不过是出过洋，得过哲学博士的人物啊！然而我后来所见闻的芝生先生，却大大地与此不同了。记得那日——我和芝生先生初次见面的一日——哲学史班快要上课的时候，我坐在三院五号教室里，目光时常往外望，静候着和我所多年渴慕的学术界名流冯芝生先生一亲丰采。可是铃声后，走进来却是一位我所想不到的人物。他，冯先生——四十上下年纪——穿的是退了色的自由布大褂，蓝布裤，破而且旧的青布鞋——毫无笑容地登上了讲台——坐下——一对架着戴玳瑁边眼镜的眼睛无表情地呆望着我们约有一二分钟，（按：此系冯先生的习惯，每次上课皆如此）开始说话了。他——这时略带笑容——教我们先把注册簿里领出来的选课学程单交给他，然后满口河南腔地告诉我们：这学期用的课本是他自己编的《中国哲学史》，堂上并无讲演，大家可先把指定参考书看好，如有不明白的，可以在班中讨论。不像别的教授立即宣布下课了，他却翻开他的大著——《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后面，把金岳霖先生所做的“审查报告”念了一遍，又解释了一遍。按此文前面尚有“审查报告”一篇，系陈寅恪先生做的，其中多赞许冯书之语，冯先生从未对我们念过。然后随着铃声下课了。

这一次的见面，芝生先生所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具有朴素静穆和蔼等德性的学者的印象。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那就是芝生先生口吃得厉害。有几次，他因为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把脸急得通红。那种“狼狈”的情形，很使我们这班无涵养无顾虑的青年人想哄笑出来。我常想：像芝生先生那样的严肃端正的人，会有这样的可憎恶的毛病，真是太不合适。因此，便也时常想到《论语》上的一节：“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以上说的，不过是芝生先生的外表而已。其实，芝生先生值得我们赞颂的地方，大部分还不在于他的严肃端正的仪容，而在于他的审慎公正的态度。我跟芝生先生上了一年的课，敢十二分负责地说，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不大合理的话，也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很随便地说出来的话。他说话时，老是那样地审慎，那样地平心静气。他，我可以说，才算是完全的理性的动物。——我平生只看见过两个完全的理性的动物，其一是我的母亲，其二便是芝生先生了。芝生先生因为教的是中国哲学史，所以有时也批评胡适之先生。但他批评胡适之先生和时下一般人的批评完全不一样。时下一般人的批评，不是恶意的攻击，便是盲目的谩骂，很少会使我们旁观的人为之心折的。芝生先生不是这样。他是站在学术的立场来批评的。他说：“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常抬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共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那样的远啊！”——他的话大概如此，我不敢担保有无记错——这个批评对不对，不必我来断定；但我相信芝生先生的态度是公正的。有一次，他竟替适之先生当起辩护人来。他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说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我在清华所听到的批评适之先生的话，可算不少；但大概都带点酸性。其能完全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出之者的，芝生先生，真的，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了。

写到此处，我又想起芝生先生严肃端正的面容来了。我很抱憾：我和芝生先生虽有一年的师生关系，却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次的话；因为我第一年来到北平时，一句话也不会说，所以只好静坐在班里听他们一问一答的议论了。但我相信，校内许多教授中影响我最深的，还是芝生先生。每回，当我看到他的寂寞沉重的脸孔时，我常常感到人生的严重和苦恼。有时我也想：像芝生先生那样的人生，实在太枯燥了，太无趣味了。然而从他的严肃端正的面容上，我感到人生的伟大和高尚的时候，却也不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和一位忘恩背义的朋友闹了决裂，心中烦闷，好几天不能念书。有一个下午，我独自在化学馆前散步，徘徊脑海中的还是那件事情。正在难以排解时，迎头看见芝生先生从对面缓步而来。我那时看见他安闲恬适的样子，深深地感觉到我自己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东西，为了一件小小的事，纷扰到这样田地，真是不值得。这一次芝生先生给我的印象，真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

（原载1935年10月《人间世》）

论教育家冯友兰

蔡仲德

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冯友兰先生既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史家，也是一位教育家。时至今日，对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学者们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对教育家冯友兰，则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研究迄未真正展开。本文拟从教育实践与论著、教育思想、教育贡献三方面对教育家冯友兰做一研究，希望能抛砖引玉，将这一研究开展起来，深入下去。

一　教育实践与论著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至二十日，冯友兰曾与北大国文门、哲学门及理科同学八人趁毕业考试余暇，往北京第一中学、第四中学、正志中学、求实中学、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考察中学教育。考察后，由他执笔写成调查报告《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于同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

一九一八年夏，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回到开封，任河南工业学校国文、修身教员，〔42〕为时一年。这是他漫长教育生涯的开端。他在这一年中所写论文《新学生与旧学生》及杂文《随感录二则》、《随感录一则》均对教育有所论述。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他这一年教育实践的具体情况。

一九一九年，冯友兰考取官费留美。留学期间，他也对教育有所论述，曾于《河南留美学生年报》民国九年第一期发表《对于河南选派留学办法之意见》。

一九二三年冯友兰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回国担任中州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学是一座新建立的大学，也是河南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据征求意见稿《河南师大校史稿》、《河南大学校史》记载，其文科设有中文、历史、哲学、英文等四系，各系开设课程中有不少门类能引导学生既掌握基本知识，又学会实际运用。如中国哲学史和西洋哲学史课在介绍各个哲学派系及其理论的基础上，还启发学生探求各种哲学思想和历史发展的关系，要求学生阅读相当数量的哲学原著。“文科主任冯友兰知识渊博，哲学系几门主课多由他一人亲自讲授。讲课深刻自然，广征博引，贯通古今中外，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还亲自指导学生进行英译汉的翻译练习，以培养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43〕在此期间，冯友兰还曾担任中州大学学生社团文艺研究会名誉会长，为该会会刊《文艺》撰写《发刊词》，云：“文艺研究会以研究国故及文学为宗旨。所谓文艺，盖取其名之广义，如所谓欧洲之文艺复兴者然。故此刊中所载诸作，依其性质，约可分为二类：研究国故之论文及文学作品。……广义之学术中，有为理智之产物，有为想象之产物。《文艺》中所载，研究国故之论文属于前者，文学作品属于后者。为编辑此刊，诸会员得以使其理智力及想象力，皆有适当练习之机会，不可谓非幸事。”〔44〕

在中州大学期间，冯友兰依旧关注中学教育，曾于一九二三年底往曹州山东第六中学讲演二周，其讲演稿便是一九二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人生观》。他的《人生哲学》也是在此期间写成（根据博士学位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改写），后作为高级中学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同时，他已开始关注大学教育，对此做过深入思考与研究，其成果是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在《现代评论》发表的《怎样办现在的中国大学》一文。

是年，中州大学原校务主任离职，冯友兰曾向校长张鸿烈要求接任此职，明确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我的前途。有两个前途可以供我选择：一个是事功，一个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我只想办一个很好的大学。中州大学是我们在一起办起来的，我很愿意把办好中州大学作为我的事业。但是我要有一种指挥全局的权力，明确地说，就是我想当校务主任。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要走学术研究那一条路，我需要到一个学术文化的中心去，我就要离开开封了。”〔45〕张鸿烈没有接受这一要求，冯友兰便于是年八月底离开封，往广州，任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前身）教授兼哲学系主任。〔46〕次年年初，冯友兰到北京，二月，开始担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导师，讲授中国哲学史、人生哲学，又兼北京大学讲师，讲授西洋哲学史，〔47〕为时二年半。同时他还在华语学校为在华外国人讲授《庄子》，其讲稿，便成为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译《庄子》。

一九二八年夏，国民政府议决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九月，冯友兰应罗之邀，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校秘书长，同时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兼课。次年二月，辞校秘书长职，专任教授。同年九月起，任清华哲学系主任。一九三〇年五月初，曾应聘任河南中山大学（即原中州大学）校长，但因“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而未到任，不久即辞去此职。〔48〕六月起，代理清华文学院院长职务。罗家伦于此年五月辞职，七月十日起，冯友兰代理校长职务，主持清华校务会议及清华日常工作，直至一九三一年四月。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一日起，冯友兰任清华文学院院长。抗战时期，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又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八日起任联大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六年联大解散，冯友兰曾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以示纪念。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离校南下，冯友兰被推选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又一次主持清华校务。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北京军管会文管会任命冯友兰为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冯友兰辞去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职务。

在上述期间，冯友兰曾开设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老庄研究、朱子研究等课程，中国哲学史课“讲授自周秦起近代中国哲学家之哲学系统，分析而批评之；并随时与西洋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课“由选习学生各提出其兴趣所近之有关于中国哲学史之问题，分别研究。于每次上课前，将其研究所得，或于研究时所发生之困难，报告讨论。每学期作书面报告一次”；老庄研究课“取老子、庄子之书，加以精读，并阐明其中义理”；朱子研究课“取朱子之主要著作，加以精读，并阐明其中义理”。〔49〕学生曾这样回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课所得印象：“讲课时，冯先生对中国历代哲学家的思想论述深刻、系统、明确、朴实。无论口头讲解或板书，引经据典，从不看讲稿。冯先生对教材内容深思熟虑，一丝不苟。临上课前，还要坐在大图书馆再作准备，这是我和一些同学经常看见的。学生提出问题，无论在课堂内外，都耐心细致地给以解答，直到学生满意为止。与学生交谈时，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冯先生表现出具有高尚师德的仁厚长者和儒雅学者的风度。”〔50〕

在此期间，冯友兰还写了大量教育论著，其重要者，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外，还有《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宣言》、《国立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布告》、《清华校史概略》、《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告同学书》、《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概况》、《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概况》、《大学与学术独立》、《清华的回顾与前瞻》、《论大学教育》等。

一九四九年以后，直至一九九〇年，冯友兰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专任哲学系教授，开设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课程，指导研究生。研究生曾回忆说，“我逐渐感觉到，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既严格又自由.所谓严格，是指在学业上，在知识掌握上，必须按计划进行，不可有丝毫放松，不可有任何‘躐等’，学风要严谨，功夫要扎实。……所谓自由，是指研究方法、范围和观点方面，先生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并无任何限制，更没有‘门户’之见。他所关心的是分析能力、学术水准、理论水平，而不是观点本身。只要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并不在乎你的观点与他相同还是不同。他要求学生独立思考，有独创精神，即使是提出‘非常奇怪之论’，如果有事实依据和理论价值，他也是很赞赏的。”〔51〕“我跟先生学的虽是哲学史，但体会最深、收获最大的却不在哲学史之中，而在哲学史之外。其中，先生教我的读书方法，就够我一辈子受用。……先生把他教我的读书方法概括为四点：（一）精其选；（二）解其言；（三）知其意；（四）明其理。……以我理解，先生为我指定的书目，就是‘精其选’；让我逐字逐句解释《老子注》，就是‘解其言’；‘读书得间’就是‘知其意’；‘融会贯通’就是‘明其理’。”〔52〕在此期间，除一度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以外，冯友兰未再担任其他行政职务。但他仍关注大学教育，写了大量教育论著，其重要者有《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树立一个对立面》、《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怀念梅贻琦先生》、《中国落后并非由于文化，厌学责任不在于青年人》、《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以及《三松堂自序》中有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长篇论述。

以上表明，冯友兰毕生都在从事教育，主要是从事大学教育。作为一位教育家，他有六十余年的教育实践，更有数量可观的教育论著。

二　教育思想

在这些数量可观的教育论著中，冯友兰提出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其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新旧学生精神上的差别

其《新学生与旧学生》认为，“新学生以研究学问为目的，读书为手段，而旧学生即以读书为目的”，“新学生注意现在与未来，旧学生注意过去”，“新学生之生活为群众的，旧学生之生活为单独的”，“新学生注重实际，旧学生注重空谈”，认为若像旧学生那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社会便“永为古人所束缚，终无进步之一日”，故学生应认清新旧之别，作出抉择，“今日外界之情势一日万变，他人之进步一日千里。我前途最有希望之学生，其将随顺潮流，为‘新世界’中之新学生耶，抑将违逆大势，为‘古物陈列所’中之旧学生耶？是在有志者自决之”。〔53〕此文作于一九一八年，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二）论中学教育

其《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提出了当时北京中等学校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经费缺乏，“以之维持现状则有余，以之整顿经营则不足……教育何由发达哉”；二是学生中富贵子弟多，平民子弟少，“将使贫者益贫，富者益富，贵者益贵，贱者益贱，研究教育问题者，于此宜三致意焉”；三是个别中学对学生“一切留取划一”，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发展学生个性，“此等军队式的教育，果为得当与否，实有研究之价值也”。〔54〕这些问题的提出，也与“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有关。

（三）泛论大学教育

其《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既强调学术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又强调要发展学术，必须办好大学。它认为，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情况是：（一）须充分地输入学术，并彻底地整理旧东西；（二）须力求学术上的独立；（三）出版界可怜异常，有许多人想看书而无书可看；（四）对西洋学术有较深研究的人甚少；（五）更无人在世界学术界中可以称为“大师”。针对这样的情况，要办好大学，应先设像样的本科，为此，就要“以请中国人做教员为原则”，且所请的教员“要有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兴趣与能力”，“大学要给他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机会”，因此又要设研究部，使教员既教学又研究，设编辑部，使教员既教学又编译西洋学术著作。它认为，如能本科、研究部、编辑部三位一体，“再假以时日，中国亦可有像样的学者，而中国学术亦可独立矣”。〔55〕

其《大学与学术独立》写于抗战胜利之时，它继承并发展了上述思想，认为“谁要知识落伍，谁就要归天然地淘汰”，所以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做到“知识上的独立，学术上的自主”，为此就要“树立几个学术中心。其办法是把现有的几个有成绩的大学，加以充分地扩充，使之成为大大学”，对这些大大学，一要尽量予以财政上的支持，而“万不可用平均发展的政策”；二不可有急功近利的要求，因为“学术知识对于人生的功用，不是短时间之内所能看出来的，也许有些是永远看不出来的。……一个大大学中，必须有许多很冷僻的学问……维持这些学问的研究，正是大大学的责任”；三对于大大学，国家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因为“对于每一门学问，只有研究那一门的专家有发言权。……所以国家社会要与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与他们以选择人才的自由。每一个大大学都应该是一个‘自行继续’的团体。这就是说，一个大大学的内部的新陈代谢都应该由他们自己处理。……外边的人，不能干涉”。〔56〕

其《论大学教育》进一步发展上述思想，强调大学“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它是教育机关，一方面它又是研究机关；教育的任务是传授人类已有的知识，研究的任务则在求新知识。……它对人类社会所负的任务用一句老话说就是“继往开来”；强调“一个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对于任何一种学问，只有研究那一种学问的人有发言权，别人实在说来不能对专门知识发言，因为他没有资格。……所以国家应该给他们研究的自由”；强调“大学不是职业学校”，因为“就世俗说有些学问是有用的，有些学问就没用，可是一个大学就应该特别着重这些学问，因为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红’的、有出路的学问大学应该研究；而‘冷僻’的、没有出路的学问大学更应该研究”；强调“大学不是宣传机关”，因为“大学是专家集团，当然对于任何政治理论都讲，但不是宣传哪一种主义，只要它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就可以研究它”；强调大学教育出来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一种工具，别人可以利用它达到某种目的”，而“人”则“除了有专门才能贡献人类外……对于世界社会有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能欣赏。……所以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专门知识外，还培养成一个清楚的脑子、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可以了解、判断，对已往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才可以欣赏。有了清楚的脑、热烈的心以后，他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能只在接受已有的结论——一个学校如果这样做，那就成了宣传，训练出来的人也就成了器”。〔57〕

（四）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论罗家伦、梅贻琦、蔡元培

其《三松堂自序》等著作充分肯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三校“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传统。认为西南联大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认为“北大的历史任务，主要是打破封建主义的锁链。……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不仅表示自己的清高，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腐朽。这个斗争，归结为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58〕认为从游美学务处到清华学校再到清华大学，其“发展的过程就是近代中国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

对于罗家伦，《三松堂自序》等著作充分肯定其在清华所起的作用，认为他在清华实行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其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民主化和纪律化都是清华原有的校风，不过罗家伦能够扶持它们，让它们自由发展”。〔59〕罗家伦又在清华实行改革，提高教师的地位，提高中国课程的地位，压低洋人的地位，开解女禁，使清华从外交部管辖改为教育部管辖，完成了自办清华大学的最后步骤，并创办研究院，对清华功不可没。罗家伦离开清华的真正原因则是阎锡山反蒋介石，鼓动人驱罗。〔60〕

对于梅贻琦，《三松堂自序》等著作肯定其关于“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点，肯定他的历史功绩，认为他在清华推动和领导了一系列的改革，又使清华与西南联大，“在风雨飘摇、惊涛骇浪的环境中……维持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认为“清华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个一步一步提高的历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在向西方学习之中，实现独立自主的历程，这是中华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清华是一个典范。作为清华长期的领导人，梅贻琦先生将与清华共存不朽”。〔61〕

《三松堂自序》等著作更高度肯定蔡元培在中国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上的巨大功绩，认为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传统是由蔡元培所开创，“他的思想，不仅改造了北大，而且也开创了新文化运动”，所以“若论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应该从一九一七年蔡先生到北大当校长那一天算起”。认为“北大就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先生是这个中心的主将。这位主将高举新文化运动的大旗，领导着北大走在前边，影响所及，全国响应”。认为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这样的教育家“岂但在并世大学校长中没有第二个，在全中国历代的教育家中也没有第二个”。〔62〕

（五）论学潮

其《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指出，广义的“五四”运动有两方面的表现，即一方面表现于社会政治方面，参加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表现于学术教育，建立“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前者不是蔡元培所预期的，后来的发展也是他所不及料的，“他在当时提倡‘三不主义’（不做官，不当议员，不纳妾），意思是要学生远离政治，专心学术。他希望北大学生了解上大学不是为混一个资格，以为将来做官之用，而是准备以研究学术为终身职业，终身为学术服务”。〔63〕其《三松堂自序》指出，在学潮中，学校负行政责任的人是当时的政府任命的，不可能公开同学生站在一起，但他们和学生又是师生关系，对学生有爱护的责任，所以他们只能采取中立态度，不公开与学生一起反对政府当局，但也决不同政府当局一起暗中迫害学生，“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态度……北大、清华的校长所采取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态度。我在清华，也是采取这种态度。当时，国民党军警所要迫害的学生，如果他们信得过我，就到我家隐蔽，我尽力掩护，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从不问他们的姓名”。〔64〕所以，冯友兰一方面出于对学生的同情与理解，曾在代理校务期间保释被捕学生冯仲云、陈志安等，在三十年代掩护国民党军警所欲拘捕的学生黄诚、姚克广（即姚依林），在四十年代掩护国民党所欲拘捕的学生裴玉荪，另一方面又为了维护教育、学术，总是劝导学生不要旷日持久地罢课，影响学业。

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曾起草校务会议布告，对清华大学学生会为要求政府抗日，决定组织学生全体赴南京请愿一事进行劝阻，说，“吾人处危难之局，头脑尤宜冷静，若使牺牲学业能得相当之代价，则尚可告无罪于国家社会；若不计结果，徒为学业上之牺牲，则诸同学少上一日之课即国家多受一日之损失。……须知现在战争须全国动员，所谓全国动员者，非人人皆赴战场之谓，乃全国人士皆努力以做其应有之事。所谓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所望诸同学熟权此次南下对于国家之利害，取消前议，国家幸甚。”〔65〕次日，又起草另一布告，说，“查此次学生赴京请愿，本会曾布告恳切劝阻在案。惟学生激于义愤，仍有必欲赴京一行者，举动虽嫌激越，热情尚属可嘉，应即准其个别请假，以成其志，并商准教授会，俟其返校后为之设法补课。至于在校并未赴京之学生，自应照常上课，以重学业。又查昨晨有学生群向教授请求停课，并请签字等事，此种举动迹近要挟，即施之路人亦为不可，对于学生素所敬爱之师长，尤不应出此。此后务须各自检点，不得再有此类情事发生，是为至要。”〔66〕

又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冯友兰曾与清华其他院长及教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劝阻学生罢课。次年一月，清华评议会因劝告学生复课无效，又考虑到学生罢课过久，无法考试，决定将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学年度第一学期考试推迟至第二学期开始时进行，而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却于第二学期开始时要求免去考试，甚至冲入教授会会场，高呼口号，胁迫教授会同意免考。在此情况下，冯友兰曾提议“同人等向学校辞去教授职务，并即日起停止授课”（此提议由教授会全体通过）并被教授会推举，与俞平伯、朱自清、萧蘧、萧公权、潘光旦、张奚若一起起草辞职宣言。〔67〕（辞职宣言公布后，学生自治会承认了错误，并往各教授家中进行挽留，校长梅贻琦亦表示挽留。）

又如一九四五年“一二·一”运动中，冯友兰曾努力调解学生与当局的矛盾，提出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十五天内使制造事件的行政首脑人员去职的议案，获教授会通过。又曾被教授会推选与周炳琳、赵迺抟共同起草《教授会告同学书》，其文曰：“本校罢课已将届月，其中所经过的惨痛之事实，已为国人所共见。本会之措施已屡经议决执行。关于本月一日之惨案，现在除军事负责首脑人员已经政府先行停职外，本会并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已于本晚报举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予以尊重。同学诸君心怀冤抑，同人深有同感，但默察校内外之情势，如坚持罢课，则前途演变恐有不忍言者。同人爱护同学，爱护学校，本中心之热忱，经屡次之会议，已请学校定于十二月二十日务必复课，务望同学诸君于是日晨照常上课。其有因故不能上课者，亦勿对上课同学有拦阻之举动，否则同人在校所司何事？尸位之讥，义不能受，亦当有以自处。谨此布告，惟同学诸君察之。”〔68〕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挽救联大，使其免于解散之灾，为中国学术界保留一块自由园地，为‘民主堡垒’留个余地”。〔69〕

最后，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他还曾多次签名，呼吁当局为学潮正名，呼吁学生停止绝食。〔70〕

一九四九年后，“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等统统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加以批判，冯友兰却仍或撰文或发言，想方设法为之辩护。

如，一九五〇年，他撰写《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教育方面的成果是教育为学术服务，建立了“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强调学术是独立的，“学术不是任何东西的附属品，它的价值在其自身，不在于能为某一方面服务”，“学术的价值就在于发现真理，而真理的价值就在于其本身。不能问为什么发现真理，也不能说，某一个真理比另一个真理更有价值”，所以“研究学术需要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如果“以学术的价值为在其求真理之外，这是一种有所为而为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是阻碍学术发展的”。他肯定这种思想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反封建的表现”，“有反传统的革命性，在五四前后，都发生了很大的作用”。〔71〕

如，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教育革命”的高潮中，他发表《树立一个对立面》，反对大学哲学系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所谓“教育革命”主张，明确认为“就一个人的修养说，他必须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但是从社会上的职业分工说，我们又需要系统钻研经典著作，掌握文献资料，联系科学，分析概念和范畴等等的人。……综合大学的哲学系就是培养这一种人的地方……它所培养出来的主要是理论方面的人才”。〔72〕陈伯达曾将《树立一个对立面》的思想归结为“理论—实际—理论”，说它背离了毛泽东《实践论》“实际—理论—实际”的公式。对此，冯友兰曾在《三松堂自序》中予以反驳，认为“毛泽东《实践论》中所要讲的是认识论，而我所要讲的是教育学，各有各的对象，各有各的范围”，不能混淆。〔73〕

又如《三松堂自序》始终肯定“教授治校”的历史作用，其《北京大学》章认为“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到北大所推行的措施之一。其目的也是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叫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当时的具体做法之一是规定教务长由教授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其《清华大学》章认为教授治校“在清华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形式”，即教授会由全体教授组成，各院院长由校长根据教授会的选票加以聘任，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院长及教授会代表组成，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组成，全校事务由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三级机构处理，“这种教授治校的形式，除了在西南联大时期没有评议会之外，一直存在”；其《西南联合大学》章则既认为教授治校传统“联大也继续和发扬了。其表现为教授会的权威。……遇到学校有对内或对外的大斗争的时候，这种权威就显出作用了”，又十分遗憾地指出，“一二·一运动结束以后，联大在表面上平静无事了，其实它所受的内伤是很重的，最严重的就是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了。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74〕

再如，一九八九年，他曾对记者说，“厌学风’和‘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一样，责任不应归于青年人，而应归于社会环境”，“十年动乱，有人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把知识分子当做‘臭老九’看待。动乱过去以后，这种‘文革’遗留下来的风气始终未从根本上改变。十年改革，我们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发展，而不重视教育，造成十分严重的‘脑体倒挂’等现象，这种种环境和原因必然会导致青年‘厌学’。……所以要解决‘厌学’的根本途径还是通过改变社会环境来解决”。〔75〕这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可视为对“五四”以来“学术至上”传统的坚持与维护。

以上表明，冯友兰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在传播和维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蔡元培所倡导，曾长期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得到贯彻执行的“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传统。

三　教育贡献

冯友兰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主要可归结为如下三点。

（一）教学六十余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与哲学史专家学者。

（二）作为清华大学校秘书长、校务会与评议会成员，协助罗家伦、梅贻琦促成清华教育独立，并对清华基本建设的发展与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的形成有所贡献。作为校务会议主席，在罗家伦辞职、梅贻琦离校后两次代理校务，艰苦支撑，使清华教学得以照常进行，不致中断。此外，冯友兰通过几件事，为清华做出贡献。

一九三〇年五月罗家伦被迫辞职后，六月，阎锡山曾派乔万选接管清华，清华师生一致抵制乔万选。此时，冯友兰曾被教授会推选与蒋廷黻、张奚若、吴之椿、朱自清、周炳琳、张子高共同起草宣言，与阎锡山势力抗争，其文曰：“本校不幸因校长问题引起纠纷，同人等职在教学，对于校长个人之去来本无所容心，惟本校为一最高学府，一切措施应以合法手续行之，校长自应由正式政府主持教育之机关产生，若任何机关可以一纸命令任用校长，则学校前途将不堪设想。……所愿学校行政亦能超出政潮独立进行，俾在此兵戈扰攘之中，青年尚有一安心求学之处。倘有不谅此衷，别有所图者，同人等职责所在，义难坐视。”〔76〕

同年七八月，冯友兰代理校务，遭到阎锡山势力恶意攻击，他为此发表个人声明《清华现状与我的态度》，与之抗争，说：“所谓读书护校会者已经把我告到阎总司令那里了，我静坐在清华听候查办。同时我要声明：我受教授会的推举加入校务会议维持校务，要负我的责任。除非我不能行使职权，除非校务会议别人全走不能开会，除非教授会撤了他给予我的代理文学院院长之职，除非大多的学生对我失了信任，我一定要遵守教授会的意思，维持校务。‘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我的修养还未到此，但我是要照此方向做的。”〔77〕在这一斗争中，他和他主持的校务会议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学生会曾两此致函校务会议，表示支持与感谢，说“校务会议诸公悉心维持，一切进行如常，学生等无任感佩。值兹校长问题未解决前，学校岌岌可危之际，万请毋信流言，致感不安，学生等皆了然深悉，异常谅解。尚恳诸公仍本爱护清华大学之精神贯彻初衷，不胜企祷”，又说“本校自罗家伦先生辞职以来，迄今已将一载。在此期间，蒙诸先生不辞劳瘁，鼎力维持，校务进行如常，全体同学赖以安心就学，弦诵不辍。敝会谨代表全体同学向诸先生诚恳致谢，幸垂察焉”。〔78〕

一九三一年六月，国民政府所派校长吴南轩破坏教授治校，恶意攻击师生，清华教授会坚决与之抗争。此时冯友兰曾被推举与张奚若、吴有训一起赴南京向教育部及舆论界报告清华真相，终于使教育部撤消对吴南轩的任命，改派他人主持清华校务。〔79〕

（三）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十八年，倡导并促成在全国高校中独树一帜的清华学派。

关于清华学派，王瑶先生认为其特点是“对传统文化不取笼统的‘信’或‘疑’的态度，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做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为此，必须做到‘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做到微观与宏观结合”；〔80〕张岱年先生认为就哲学系而言，清华学派的特点是，“第一，为振兴中华而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第二，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第三，试图融合中西哲学思想建立具有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系；第四，肯定学术与政治的区别，保持谦虚开放的思想态度”；〔81〕本文则认为，根据冯友兰关于大学的任务既在传授已有知识更在创造新的知识的思想，如综合两位先生的说法，将清华学派的特点做如下归纳，似乎更为适宜：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做到微观与宏观结合，在此基础上进行“释古”与创新，既合理解释传统文化，更努力创造新的文化。也就是说，有必要区分“释古”的广、狭二义，其狭义指对传统文化的阐释，其广义则还包括在阐释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清华学派所主张的“释古”既是就狭义而言，也是就广义而言，既重视对传统的阐释与继承，更注重对传统的改造与革新。

清华学派之注重创新，在哲学系表现最为突出。冯友兰曾说，“过去二十年中，我的同事和我，努力于将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在我看来，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82〕这是指出全系的努力方向——造成与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他又曾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新理学继开之迹，于兹显矣。”〔83〕这是指出他自己的抱负——在哲学上继往开来。张岱年也强调“重视理论建树”是清华学派的一个特点。〔84〕所以在清华哲学系，除冯友兰建立自己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以外，还有金岳霖写《论道》与《知识论》，提出自己的形上学与认识论体系，张岱年写《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事理论》、《品德论》等，提出将“唯物、解析与理想”综合于一的哲学体系，所有这些体系都是融会贯通中西新旧进行新的创造的产物。其他如张崧年等也都在哲学创作上有一定贡献。

清华学派之注重创新，也表现于文科其他各系，如中文系“并不看轻就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功夫”，而更注重“创造我们的新文学”，〔85〕其教师如闻一多、朱自清等都为中国新文学创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外文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联络共济”，目的既在于使学生日后能“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或“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思想于西洋”，也在于使学生能“创造中国之新文学”，其学生如万家宝（曹禺）、查良铮（穆旦）等都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很大成就。〔86〕

因此，注重创新是清华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显著特色之一，论述清华学派绝不能忽视这一特色。

王瑶先生在论述清华学派的特点时已指出，这些特点是“贯穿于清华文科各系的”。徐葆耕先生更对清华学派做过深入研究，认为“应该说，这种清华文科共同的学术风格，是在冯来清华前就已初具雏形了的。……但截止到冯友兰随罗家伦来清华之前，这种学风并未得到有意张扬，集团性优势尚不显著，作为一个学派只能说尚处幼年”。〔87〕本文大致赞同徐说，但拟有所补充，同时也想提出一点商榷。

所要补充的是，对于清华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冯友兰所起的作用，除在文学院具体工作中加以倡导以外，还突出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年5月）、《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1935年5月）、《〈古史辨〉第六册序》（1937年1月）明确提出“释古”主张，认为“中国近年研究历史之趋势，依其研究之观点，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派盲目信古，以为古书所载皆真，毫不怀疑，最缺乏批判精神；“疑古”派之审查史料工作对史学不无相当贡献，但他们以为古书多非可信，以致抹杀一切，是其短处；“释古”派则较为科学，既不尽信古书，也不全然推翻古书，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可因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之一部分之真相”；〔88〕认为“疑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功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89〕他还曾说，“清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做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上用功夫，做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研究者的见解或观点尽管可以有所不同，但都应该对某一历史现象找出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解释这为什么是这样的。”〔90〕这就将清华文科共同的学术风格上升到了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形态的出现是清华学派成熟的突出标志。二是写出《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国哲学简史》，写出《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贞元六书”，为清华学派提供了“释古”与创新的范本，也向世人显示了清华学派的辉煌业绩。（徐著已含此意，但未明确点出。）

所要商榷的则是，清华文科共同的学术风格在冯友兰来清华之前，在国学院时期，是否“已初具雏形”。冯友兰曾明确指出，国学院“仅以国学为范围”，“国学研究所的学生与清华旧制的学生（指游美学务处、清华学校时期的学生——蔡按），大部分是格格不入的。我们若沿用普通所谓‘中西’‘新旧’的分别，我们可以说，研究所的学生是研究‘中国的’‘旧’文化，旧制的学生是学习‘西洋的’‘新’文化，他们中间有一条沟。到清华大学时代，国学研究所取消了，旧制学生也都毕业出国了。可是上面所说的那两种精神仍然存留，并且更加发扬。他们中间的那一条沟也没有了。两种精神成为一种精神了。这是清华大学时的特色。……在对日全面抗战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91〕这是就学生而言。如就教师而言，则有必要指出两点，一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做出其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不是在任国学院导师之前，也不是在任国学院导师时期，而是在此之后；二是王国维、陈寅恪以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方法重新阐释传统文化，其学术贡献不可低估，但此贡献主要是在狭义的“释古”，即阐释传统文化方面，而不是在广义的“释古”，即融会贯通中西新旧以创造新的文化方面。何况，王国维后期（一九一一年以后）“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是和顾炎武一样的封建卫道士，故视纲常伦理为天理人道，甘愿与之“共命而同尽”（陈寅恪语），〔92〕陈寅恪自言“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殆所谓‘以新瓶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莫肯售，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93〕故主张融合“输入之思想”后，“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94〕他们都存在理性与情感的深刻矛盾：在理性上，在治学方法上，他们都是现代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阐释无疑有利于新文化的创造，他们的学术活动无疑为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情感上，在价值取向上，他们却主张“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不仅无意于推动中国文化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而且恰恰是要“强聒力持”，竭力反对和阻挠这一转型。至于一度主持清华国学院工作的吴宓，既在思想上极端仇视新的文化（已出版的十册《吴宓日记》可以为这一点作证），又在个性上不能安心钻研学术（十册《吴宓日记》也可为这一点作证），故“释古”无大贡献（远不能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比），创新更无从谈起。因此本文认为，就狭义的“释古”来看，可以说清华文科共同的学术风格在国学院时期确“已初具雏形”，就广义的“释古”来看，则应该说清华文科共同的学术风格是到文学院时期才得以形成。

对清华学派，冯友兰不仅在一九四九年前大力倡导它，促成它，而且还在一九四九年后多次肯定它，宣扬它，如说“关于中国文史哲的研究，有京派和海派。京派的优点是谨严有规矩，缺点是墨守成规，海派的优点是敢于打破陈规，缺点是任意。北大是京派，郭沫若、侯外庐是海派，而清华是兼有二派之长而无其短”，〔95〕说“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把清华改为工科大学……原有的文、理科归并入北大。方案提出后，许多清华的人持反对意见，有抵触情绪。清华的人认为，北大和清华，从院系和课程方面看，是重复的，但这两个大学代表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学风，应该像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两个大学那样，让它们并存，互相比较，互相竞争，以推动学术的进步。……我原来也是强调清华、北大的不同，主张要让它们并存的”。〔96〕所以他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一个地方需要两个综合性大学，那么清华大学就无须调整了”，“高教部最大的错误就是在院系调整中把传统打乱了”。〔97〕他是十分看重和珍惜这一学派的。

四　结语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研究，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第一，作为一个教育家，冯友兰主要从事的是大学教育，主要论述的也是大学教育，其教育思想主要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突出地强调“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二是突出地强调在继承传统、阐释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第二，冯友兰教育思想的两个方面都与蔡元培相一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一致。如果说，在哲学思想上，冯友兰的根本精神与价值取向是传统的、儒家的，他是一位有儒家倾向的中国现代哲学家；〔98〕那么，在教育思想上，他的根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则是现代的，自由主义的，他是一位自由主义的中国现代教育家。

冯友兰的一生与中国现代教育史、现代学术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作为一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他的“六书”与“三史”中的二史是在清华写成的，作为一位教育家，他的主要贡献也是在清华做出的。他在清华大学充分地实现了自我，清华大学确实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过这样的话：“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我能在这个过程中出过一些力，觉得很是荣幸。我在清华的几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代。”〔99〕他是带着强烈而深厚的感情说这番话的。

冯友兰曾说：“抗战十年中间，清华在物质方面受了许多打击，但是他的学术传统是仍然存在的。这个学术传统对于中国的新文化，一定是大有贡献的。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承着这个学术传统，向前迈进。对于中国前途有了解的人，不管他的政治见解如何，对于这个传统是都应该重视爱护的。”〔100〕他是在一九四八年清华校庆时说这番话的。这里寄托着他的希望，也隐含着他的担忧，他希望“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不管……政治见解如何”，清华的学术传统能得到重视与爱护，他担忧这个传统得不到重视与爱护。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这个在抗战时期尚能继续存在的传统得到的却不是重视与爱护，而是毁灭性的打击与摧残。冯友兰的希望落空了，他的担忧则不仅不是杞人忧天，而且还嫌估计不足。

今天，作为教育与学术文化方面的后来人，我们是否能痛定思痛，重视并爱护清华文科的学术传统，恢复并发展清华文科的学术传统呢？其实这也不仅是清华一校的事，每个学校的优良传统都应该爱护并发扬，能否做到，历史正等待着我们的回答。

谨以此文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逝世十周年。

2000年12月4日写成于燕园风庐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冯友兰先生传

陈　来

冯友兰先生，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公元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末旧历十月八日）生于唐河县祁仪镇祖父家中。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九十五岁。

先生祖父讳玉文，字圣征，有诗集《梅村诗稿》。父讳台异，字树侯，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清光绪戊戍（公元一八九八年）进士。伯、叔父皆秀才，已有诗集传世。冯氏有地千余亩。合族而居，家常二三十人，耕读传家，为当地著姓。先生母吴氏，讳清芝，通文墨，持教有方，曾任本县端本女学学监。

先生六岁即入家塾就读，先读《三字经》，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塾中亦授《地球韵言》一类新学，可谓新旧兼备。九岁时，台异公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先生与弟、妹随母往居武昌，由母监读《书经》、《易经》、《左传》。十二岁，台异公知湖北崇阳县。举家至崇阳，先生随县教读师爷习古文、算术、作文。十三岁台异公病故于崇阳。先生乃随母返故里，仍在家塾就读。

先生一九一〇年考入唐河县高等小学预科。次年，以第一名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中学班。一九一二年转入武昌中华学校，是年冬应试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时中国公学以英文教授，先生尤感兴趣者，为耶方斯之《逻辑要义》，因立志习西方哲学。一九一五年夏自中国公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校后即改文科，因西方哲学门未开，遂入中国哲学门。不二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皆主教于北大，新文化运动颇盛一时。受此影响，先生对东西文化问题亟感关切。一九一八年夏于北京大学毕业，次年与友人响应五四运动，创办《心声》月刊，为当时河南宣传新文化之惟一刊物。同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冬，赴美国留学。

一九二〇年一月，先生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aity）研究院哲学系。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从杜威先生（John Dewey），其心志仍在中西文化比较，如是年冬在纽约访泰戈尔（Tagore），次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宣读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皆其例也。至先生作博士伦文时，思想忽有变化，盖因先生在美研修西方哲学史，乃发现时人所说东方与中国思想特有者要皆在西方古代亦有之。先生即以《天人损益论》为题，打破东西界限，将人类自古以来各种人生理想分派叙述之。后其中译本以《人生哲学》名题，列为高中教科书，流传甚广，颇有益于青年之教育。先生乃进而觉知，一般所谓中西之异，实际是古今之别，皆因西方已完成近代化所引起。此后力主现代化不遗余力，以工业化为中国获民族自由之出路。先生在美时，官费常阙，故多赴餐馆做工，时亦至图书馆管理报纸，以谋生活。一九二三年夏，论文答辩通过，即取道加拿大归国，任中州大学教授兼文科主任、哲学系主任。次年，英文博士论文出版，获哥大哲学博士学位。

先生一九二五年秋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年底应约北上，任燕京大学教授。先生自美返国后，志愿介绍、研究西方哲学，然在燕京受命开授“中国哲学史”，此一机缘竟对先生后来学术发展有莫大影响。一九二八年秋，以友人罗家伦之邀，先生转至清华大学，为哲学系教授、校秘书长，仍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至三十年代初，先生完成《中国哲学史》二册巨著，此书上起周秦，下至清季，钩玄提要，条分缕析，其义理解说，尤明白清晰。先生尝谓此书以“释古”为法，与前人之“信古”及时人之“疑古”皆不同。时陈寅恪作审查报告有云：“窍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是书自三十年代以来重印多次，为国人习中国哲学之标准教科书；英文版早在美国印行，而日、韩等国则多径以此书中文版为教科书者。盖此书于历代哲学家思想之论断，多已成为本学科之典范，故此书实为现代中国学术之经典，而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后四十年代，先生以思想学术最臻圆熟之时，作《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其深入而浅出，举世称之，是为又一经典。

一九三七年日军大举侵入，清华内迁，与北大、南开合并而为西南联合大学。先生随校南行，吊屈贾于长沙，怀朱张于祝融，折臂于河内，动忍于昆明，颠沛流离九年，乃先后撰成《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建成中国现代最完整之哲学体系。先生《新原人》序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则民族之兴亡与夫历史之变化，固激发于先生多矣，而其忧国报民之胸怀亦跃然呈露。联大校歌歌词中有“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两句，正先生之写照。抗战胜利，先生又撰联大纪念碑文，中云“盖并世列强，虽新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此数语实为先生后来根本信念而终生不变者也。

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先生辞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次年参加土地改革。是时国人群情振奋，社会气象一新，先生以为当追随人民、追随新社会，故用心研习马克思主义，检讨往昔哲学，以跟随时代。一九五二年，以院系调整之故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此后数十年，理论界与教育界时常对先生思想提出批评，先生皆怀与时俱进、择善而从之心处之，然亦不放弃答辩与哲学思考的权利，而其往昔哲学思想往往复萌。如一九五七年先生撰文阐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批评时人对中国古代哲学否定太多，又提出区分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以解决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此文即引起诸多批评讨论，先生皆一一慎思明辨而申答之。五十年代以后，先生专理中国哲学史研究之业，每年皆有多篇论文发表，而于孔子、老庄著力尤多。至一九六〇年，始得允许独立撰写中国哲学史。按旧著中国哲学史先生在四十年代即欲重写，而未得其缘，至是，乃以《中国哲学史新编》为题，复参考黑格尔、马克思，重新撰写之。方始出版两册，文化革命骤起，以故耽迟达十余年。

六十年代后期，先生以七十余高龄，遭批判、抄家、劳动乃至隔离之厄，痛苦难堪，后以最高指示得以稍缓。时书籍悉被封存，报纸有口号而无消息，激进思潮裹挟一切，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尤可叹者，领袖崇拜靡盖社会，世人鲜不醉于其中，影响所及，先生亦不能免，故曾随顺大众，参加批孔运动。外间对此不明而竟有疑之者，全不知其中情势皆需身置此特殊时代特殊环境始可了解，岂可以常情而臆议之。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迷思破除，自信复立。先生精神焕发，当八九十之高龄，以旧邦新命为怀，继续《中国哲学史新编》之作。先生此时，信心而著，无所依傍，其中多“非常可怪之说”，往往不同于时论。先生以“修辞立其诚”〔101〕自勉，谓“若因此不能刊印，吾其为王船山矣”。其书全七册，凡八十一章。先生晚年多病，尝言“《新编》未完，故需治病，若书写成，病即不需治矣”，书成不数月，先生安然辞世。

先生学术贡献，为举世所公认，先后得授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47）、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1）、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82）。一九四八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院士评议会委员，一九五五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其他学术荣誉，不胜枚举。先生于学术之外，对教育行政亦多属意，早在中州大学时即有心试于校务，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达十八年，教绩卓著；抗战中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对三校合作，亦殊多贡献。先生在清华又曾几度代理校务，任校务会议主席，其维持爱护教育之功，实不可没。

先生尝自叙其学“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者，《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即“贞元六书”。故三史六书为先生学术之代表作。先生中西文著作共四十余种，各类文章逾五百篇。遗书集为《三松堂全集》，共十四卷，超过六百万言，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有《冯友兰英文著作集》及《庄子·内篇》英译。先生晚年居北大燕南园，其院内有松三株，因名室焉。先生妻任氏，讳载坤，字叔明，扶持相与六十年，先先生十三年卒。有子女四人，钟琏，钟辽，钟璞，钟越。钟璞，笔名宗璞，名作家，先生晚年起居多赖之。先生尝谓其平生得力于三女子，即母吴太夫人、任夫人及宗璞也。

先生实为吾国之硕儒，现代之大哲学家。自幼颖悟过人，性至孝，能诗文。长而好理学，诣理即精，究于物象之表。其为文不事雕琢，平易明白；与人言缓而有条，不乏风趣；授课喜引笑话，颇见幽默。其平居也，无一日不读书写作，无一日不闻问时事，规律甚严而自奉甚简。其于后学也，有问必答，平等待之，未始有厌容。平生最喜《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以为中国哲学之精神，晚年亦笔书成联，〔102〕挂于东墙，谓之先生东铭〔103〕可也。先生学问特重精神境界，于宋明道学受用甚深，其心气平和，从容自得，精思志道，惟“有道气象”可以称之。晚年病目，尤喜静坐默诵，而其和乐气象则未尝一日而变。疾革时，遗言嘱门人，谓“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既卒，国内各大报刊均发悼念文字，《纽约时报》亦以长文悼念之，足见先生之影响实已遍及世界。后学陈来谨撰。

注　释

〔1〕本文系依旧报录排，原文错字、编字、语句不通处均保持原貌，不能辨认处以□代之。——编注

〔2〕嘲笑哲学家的故事。柏拉图差人去买面包，店老板说，讲抽象的柏拉图买面包吗？我们只有这个面包、那个面包，没有抽象的“面包”。于是柏拉图饿死了。

〔3〕《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4页。

〔4〕《自序》，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饮冰室文集三十八·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6〕前引《三松堂自序》，第228页。

〔7〕《中国哲学史》（上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页。

〔8〕前引《中国哲学史》（上卷），第8页。

〔9〕前引《中国哲学史》（上卷），第14页。

〔10〕《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11〕前引《中国哲学简史》，第56-57页。

〔12〕前引《中国哲学简史》，第56-57页。

〔13〕前引《中国哲学简史》，第56-57页。

〔14〕前引《中国哲学简史》，第56-57页。

〔15〕见前引《中国哲学简史》，第195-249页。

〔16〕前引《中国哲学简史》，第5、5-6、377页。

〔17〕前引《中国哲学简史》，第5、5-6、377页。

〔18〕前引《中国哲学简史》，第5、5-6、377页。

〔19〕《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人民日报》，1966年5月5日。

〔20〕《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级，第346、347页。

〔21〕《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级，第346、347页。

〔22〕前引《中国哲学简史》，第386页。

〔23〕《自序》，见《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24〕前引《三松堂自序》，第189页。

〔25〕《自序》，前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2页。

〔26〕《自序》，前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7页。

〔27〕前引《三松堂自序》，第311页。

〔28〕《中国现代哲学史》，（香港）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5页。

〔29〕前引《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47页。

〔30〕前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9页。

〔31〕前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28页。

〔32〕前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27页。

〔33〕前引《三松堂自序》，第224页。

〔34〕前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9页。

〔35〕前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65页。

〔36〕前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28页。

〔37〕前引《三松堂自序》，第260页。

〔38〕前引《中国哲学简史》，第392页。

〔39〕前引《三松堂自序》，第361页。

〔40〕前引《三松堂自序》，第369页。

〔41〕前引《三松堂自序》，第370页。

〔42〕据冯友兰先生在“文革”中所填《人员登记表·本人简历》：“1918-1919年，开封河南工业学校教员。”又据《三松堂自序》：“我在北大毕业以后，回到开封，在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国文和修身。”

〔43〕《河南师大校史稿》征求意见稿，第12-14页，《河南大学校史》第18页。（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一九四九年后改为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

〔44〕《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76页。

〔45〕《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58页。

〔46〕此据姚柯夫《陈中凡年谱》所引《广东大学周刊·文科朝会记》（1925年10月26日）：“（一）教职员：本科……增聘之教员：……哲学系教授二人，冯芝生（友兰）、孙时哲（本文）……（二）学生：……哲学系九人。本科各系主任为：……哲学系主任冯友兰……”

〔47〕此据冯友兰一九二六年某月《致陈钟凡书》（已收入《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十四卷）：“弟上学期在燕京授中国哲学史一学期，自《洪范》讲至清末，只粗枝大叶，并无讲义。本年弟在燕京只讲人生哲学，未讲哲学史。”又，1926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云：“文牍课十五年十二月十日发出文件：……请冯友兰先生为本校讲师聘书。”又，同年12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载哲学系同学会通告云：“西洋哲学史仍请冯友兰先生负责教授。”

〔48〕引自《三松堂自序》，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73页。

〔49〕《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331-333页。

〔50〕李广深《怀念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见《清华校友通讯》（第三十三册），清华大学出版杜，1996年4月，第133页。

〔51〕蒙培元《回忆与断想》，见《解读冯友兰·学人纪念卷》，海天出版社，1998年6月，第136-137页。

〔52〕陈战国《先生教我读书》，见前引《解读冯友兰·学人纪念卷》，第172-176页。

〔53〕《新学生与旧学生》，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第619-623页。

〔54〕《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616-618页。

〔55〕《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632-633页。

〔56〕《大学与学术独立》，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486页。

〔57〕《论大学教育》，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清华大学出版杜，1994年4月，第220-222页。

〔58〕《三松堂自序》，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31-332页、第322页。

〔59〕《三松堂自序》，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20页。

〔60〕《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812-813页。

〔61〕《怀念梅贻琦先生》，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804-805页。

〔62〕《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92-797页。

〔63〕《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64-765页。

〔64〕《三松堂自序》，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20-321页。

〔65〕《国立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布告（1931年11月23日）》，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699页。

〔66〕《国立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布告（1931年11月24日）》，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00页。

〔67〕《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21期，见《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65-166、第181页。

〔6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40-241页，转引自前书《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295-296页、第299页。

〔69〕《三松堂自序》，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29页。按：冯友兰关于学潮问题的思想态度既与蔡元培相同，也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胡适相同。据《朱自清日记》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记载，面对学生罢课、罢考，教授辞职的形势，梅贻琦曾“动了感情，潸然泪下”。又，《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云，“晚……饭后谈政局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云，“下午三点约教授会诸君茶话，报告最近数日经过，本人（与傅）感觉无望，不能不退避贤路之意。四点余先退出，诸君随改为教授会，议决请缓辞，并于明日上午各系主任联合召集学生代表劝告，并听取意见。下午分系由各教授向本系学生劝告，如无效将总辞职”（见《近代史资料》（总70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9月）。胡适则于一九四七年发表谈话，否定蒋介石文告关于当时学潮系受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的说法，认为“不如说这些行动是青年学生在对当前困难感到烦闷而发生的，比较公道些。国家各方不上轨道，政治不满人意，没有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改革政治，所以干预政治责任当然要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不过学生罢课决不是改革政治的一种好办法……若是大家去研究政治，发表改革言论，或者干脆跑到校外参加政治活动，在地上在地下工作，都无不可”。（引自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一九五五年五月编印之《胡适言论辑录（1926年至1954年）》第64页）

〔70〕前引《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724-725页。

〔71〕《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的体会》、《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64-778页。

〔72〕《树立一个对立面》，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61-762页。

〔73〕《三松堂自序》，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285页。

〔74〕《三松堂自序》，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02-303、318、326-330页。

〔75〕《中国落后并非由于文化，厌学责任不在青年人》，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806-807页。

〔76〕《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宣言》，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657页。

〔77〕《清华现状与我的态度》，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第57页。

〔78〕《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95期），见前引《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89、106页。

〔79〕见前引《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108-109页。

〔80〕转引自《瑶华圣土——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见《随笔》，1992年第2期。

〔81〕《回忆清华哲学系》，见《直道而行》，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17页。

〔82〕《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517页。

〔83〕《〈新知言〉自序》，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163页。

〔84〕前引《直道而行》，第112页。

〔85〕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转引自《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06页。

〔86〕吴宓《外国文学系课程编制大旨》，转前引《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117页。

〔87〕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20页。

〔88〕《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281页。

〔89〕《〈古史辨〉第六册序》，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359页。

〔90〕王瑶《我的欣慰与期待》，见《文艺报》，1988年11月6日。

〔91〕《清华校史概略》、《清华的回顾与前瞻》，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07、751页。

〔92〕王国维，《致罗振玉书》（1917年9月13日），见《王国维全集中信》，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214页。按：拙文《从顾炎武说到王国维——兼论中国文化的特质》（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2期）对后期王国维的思想有详尽分析。

〔93〕陈寅恪《审查报告三》，见《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按：关于陈寅恪对待新旧文化的态度，拙文《“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载《东方文化》，1996年第3期）有较详论述。

〔94〕陈寅恪《审查报告三》，见《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按：关于陈寅恪对待新旧文化的态度，拙文《“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载《东方文化》，1996年第3期）有较详论述。

〔95〕见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编《冯友兰小传》，1960年2月。

〔96〕冯友兰《解放以后我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检讨》（1967年1月4日）。

〔97〕北大哲学系编《“双反”运动以来对冯友兰教授批判情况》。

〔98〕关于冯友兰应归属于哪一家，拙文《关于冯友兰的归属问题》（见《东方文化》，1997年第2期）有具体论述。

〔99〕《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810页。

〔100〕《清华的回顾与前瞻》，见前引《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第751页。

〔101〕修辞立其诚，语出《易·系辞》。

〔102〕先生1988年书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103〕宋儒张横渠有东、西二铭。

后　记

这些年，有几个出版社邀我写关于父亲的书，并恳切地说这是很必要的。我也认为我的见闻会有助于对历史的了解。因为放不下我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写作，也由于健康原因，一直拖延。两年前，一位未曾谋面的编辑吴超打电话来，建议把我所写关于父亲的文字汇编成书。这比较易行，是个好主意。但也拖了很久，直到《野葫芦引》第三部《西征记》写完，才使这本书大致有了模样。接下来我又生病，后面的工作由我的老战友杨柳协助完成。

七八年前，我的关于父亲的文字曾编过一本书。是李辉编辑的，他巧妙地把各篇文章连成一体，读来一气呵成，这就是那本《云在青天水在瓶》。李辉也参加了《旧事与新说》的初期策划工作。

现在的这本书中，各篇都保持原来面貌，并有近作。为增加对古人的了解，编入了冯友兰先生三篇文章。纪念碑文是公的方面，祭母文是私的方面，答词是国际方面。还附上了几篇他人的文章和记者的报道。在这里向各位作者和所有为这本书出过力的朋友们深致谢意。

宗　璞

二〇〇九年重阳节后一日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出版前言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梦回蒙自

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

耳读《朱自清日记》

三松堂断忆

蜡炬成灰泪始干

散失的墨迹

他的“迹”和“所以迹”——为冯友兰先生一百一十年冥寿作

《冯友兰集》序

人和器——第八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旧邦新命：冯友兰与西南联大”书面发言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安波依十日

道具

九十华诞会

心的嘱托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今日三松堂

一九九三年岁末五日记

书当快意

人老燕园

忆当年——《新理学》七十岁

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

向历史诉说

致丁果先生信

给古人少许公平

花朝节的纪念

怎得长相依聚——蔡仲德三周年祭

哭小弟

悼张跃

忆朱伯崑

冯友兰先生著述

祭母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人文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

附录

文武合一的桥梁——记军官与教授座谈会

宗璞：我的父亲冯友兰

国学访谈：《新理学》七十年

冯友兰在哲学上的地位

满纸荒唐言——评何兆武的口述臆想历史

冯友兰

论教育家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传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