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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大典（1）

- 开国大典（2）

- 开国大典（3）

- 开国大典（4）

- 开国大典（5）

- 开国大典（6）

- 开国大典（7）

- 开国大典（8）

- 抗美援朝战争（1）

- 抗美援朝战争（2）

- 抗美援朝战争（3）

- 抗美援朝战争（4）

- 抗美援朝战争（5）

- 抗美援朝战争（6）

-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1）

-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2）

-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3）

-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4）

-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5）

-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6）

- 156项工程（1）

- 156项工程（2）

- 156项工程（3）

- 156项工程（4）

- 156项工程（5）

- 156项工程（6）

- 156项工程（7）

- 1958年炮击金门（1）

- 1958年炮击金门（2）

- 1958年炮击金门（3）

- 1958年炮击金门（4）

- 1958年炮击金门（5）

- 1958年炮击金门（6）

- 1958年炮击金门（7）

- 庐山会议（1）

- 庐山会议（2）

- 庐山会议（3）

- 庐山会议（4）

- 庐山会议（5）

- 庐山会议（6）

-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

-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2）

-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3）

-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4）

-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5）

- “二月抗争”（1）

- “二月抗争”（2）

- “二月抗争”（3）

- “二月抗争”（4）

- “二月抗争”（5）

- “二月抗争”（6）

- “二月抗争”（7）

-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1）

-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2）

-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3）

-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4）

-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5）

- 恢复高考（1）

- 恢复高考（2）

- 恢复高考（3）

- 恢复高考（4）

- 恢复高考（5）

- 平反冤假错案（1）

- 平反冤假错案（2）

- 平反冤假错案（3）

- 平反冤假错案（4）

- 平反冤假错案（5）

- 平反冤假错案（6）

- 裁军百万（1）

- 裁军百万（2）

- 裁军百万（3）

- 裁军百万（4）

-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1）

-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2）

-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3）

-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4）

-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5）

- 中国“入世”（1）

- 中国“入世”（2）

- 中国“入世”（3）

- 中国“入世”（4）

- 中国“入世”（5）

- 中国“入世”（6）

- 中国“入世”（7）

- 抗击汶川大地震（1）

- 抗击汶川大地震（2）

- 抗击汶川大地震（3）

- 抗击汶川大地震（4）

- 抗击汶川大地震（5）

开国大典（1）

开国大典949年，中国发生的事件震撼了世界。这一年的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构想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他不仅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并且为建立新中国提出了完整的建国理论。他在抗战时期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明确提出在战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对这个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构想。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毛泽东抓住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机，10月10日，在颁布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中，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这标志着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开始被提上中国革命的现实议事日程。从这时起，毛泽东根据不断发展的客观形势，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对新中国的构想。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伟大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重要的准备。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这是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工作重心转移。毛泽东宣布：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结束。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他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要学会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及和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他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里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关于党的城市工作依靠力量。毛泽东在对中国的国情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后指出：在全国胜利和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是：必须使我国逐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为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因此，党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同我们合作的人，尤其要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开国大典（2）

关于党的经济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指出党在全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的基本出发点是：根据工业大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其中最大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的特点，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又根据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现代性工业第二位的特点，指出在现阶段，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太死，必须容许它在国家的政策和计划的轨道内有发展的余地。但是，如果认为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毛泽东提出的建设新中国的构想和政策，凝聚了全党的智慧和经验，指出了党在夺取全国胜利后及建设新中国时期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和必经途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奠定了政策、思想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正在筹备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它的对内对外方针作了阐述。毛泽东回顾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直到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关于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的自由权。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批驳了种种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独裁”、“一边倒”的言论，纠正了在国家政权问题上存在的一些“消灭国家权力”、“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等错误思想认识。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为即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提供了指导方针，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历程上，步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开国大典（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1949年9月21日，经过紧张的筹备和充分的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怀仁堂隆重开幕，这是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盛会。出席大会的，有党派代表14个单位、区域代表9个单位、军队代表6个单位、团体代表16个单位、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代表75人，共计662人。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等89人组成的主席团。会议主席由主席团成员轮流主持。第一天的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豪迈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在阐明这次会议的性质和任务时，他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9月21日开幕到30日闭幕，除两天休会外，共开了八天。大会始终洋溢着民主、团结、严肃的气氛。与会代表怀着神圣的使命感，就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各抒所见，畅所欲言。27日，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国歌、纪年、国旗四个议案。

开国大典（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即：制定或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就有关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或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议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体会议就有关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以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以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大会一致通过四项决议案：决定以北平为国都，并从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在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红旗。大会决定会后组织人员设计国徽，提交有关会议审定通过。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基本纲领，分序言和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共7章60条。这个纲领是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是10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施政准则。《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方面的基本纲领。在政治方面：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保证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同时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在经济方面：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人民政府扶助合作社经济，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开国大典（5）

在军事方面：建立统一的人民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部队。在外交方面：总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9月30日，政协全体会议举行第八次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当日下午6时，全体会议代表来到天安门前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典礼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宣读了由他撰写并为大会通过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典礼结束后，继续举行全体会议。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历时10天的盛会，胜利完成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10月１日下午２时，中南海内开始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正、副主席就职，并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兼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的施政方针。此时，30万军民聚集于天安门广场。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般的海洋。30万颗心都在迎候同一时刻。

开国大典（6）

下午2点55分，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车队开进了天安门。他们胸前都佩戴着红色锦缎飘带，上面印有竖写烫金字的职务名称。毛泽东左胸前缀垂着红锦飘带，飘带的中央有闪着金光的“主席”烫金二字。飘带的下部，剪裁成了燕尾状，随着走动和秋风的吹拂，在毛泽东绿色服装的衬托下飘舞。其他国家领导人左胸前都佩戴着红色锦带，印着各自的职称。他们衣着的色调和式样不很相同，但是不管什么颜色的衣服，佩上这红锦缎的飘带都显得光彩夺目，个个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毛泽东同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此时，早就候在那里的摄影师们，看到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上走来时，立即打开了摄像机的旋钮，一边向上退行着，一边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姿纳入了摄像机的镜头。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30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人们热烈鼓掌，高呼口号。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像盛开的花朵，铺满整个天安门广场，在阳光的辉映下分外娇娆；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台就座，军乐队奏响新中国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伴随扩音器传出的《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上万众齐唱，歌声如狂涛巨澜，震撼着北京古城，同时也震撼着全中国、全世界。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朝广场深深地望了一眼，以沉稳、激越的湖南乡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宣言，这是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迈进的宣言，这是震撼世界的宣言，它宣告经历了无数次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从此告别了屈辱的历史，拥有了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祖国，拥有了能够真正保护自己、代表自己的政府。顿时，广场上再次沸腾起来，人们情绪激昂，欢声雷动，响彻云霄。接着，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万众翘首仰望的庄严目光中冉冉升起。30万人一齐肃立，抬头瞻仰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人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人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升旗结束后，礼炮惊天动地鸣响。54门礼炮同时发出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28年历程。升旗之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阅兵司令员朱德身着戎装，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即致军礼并报告：受检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开国大典（7）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乐乐曲的连续鸣奏中，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总指挥陪同，检阅了三军部队。当朱总司令向指战员问好时，指战员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接着，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说：“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检阅式完毕便是分列式。最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的是代表人民海军的水兵分队，他们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由东向西行进。当这支英姿勃勃的队伍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时，欢呼声陡然高涨。紧接着的就是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的战士们经过千百次的磨炼，雄赳赳地走过来了。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也相继隆隆地开过来了。当战车师行进在长安街中段时，人民空军的飞机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万众仰望，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兴奋地昂首注视祖国领空的保卫者。机影还未完全消失，激越的《骑兵进行曲》引出了壮观的骑兵师队伍。3个骑兵团，后面还有一个挽拽野炮的炮兵营，1900多匹战马，以６路纵队前进。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检阅式和分列式持续了近3个小时。阅兵式过后，群众游行开始。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活动，欢庆新中国的诞生。游行队伍按工人、农民、职工组成不同的方队，人们穿着各式衣服，色彩斑斓。这五彩缤纷的人流，经过天安门时，时而涌向金水桥边，时而停住脚步，时而缓步前行。他们翘首向上，希望能让毛泽东主席看得更清楚些。播音员在广播里催促人们快速行走，但游行的队伍似乎被巨大的磁铁深深地吸住，人们很不情愿地缓慢地前行，希望能与毛泽东主席近距离地多待一会儿。在队伍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底下时，第一方队工人群众异口同声地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以表达对毛泽东主席由衷的祝福。“工人同志们万岁！”毛泽东向工人方队挥手致意。第二方队是农民群众，他们喊出了发自肺腑的祝愿：“毛主席万岁！”“农民同志万岁！”广播中立即传来毛泽东主席的回音。“毛主席万岁！”职工群众高喊着口号走来。“同志们万岁！”毛泽东高声回应。工人、农民、职工们听到毛泽东向他们祝愿的声音，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尽情地欢呼雀跃，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掌声歌声口号声海潮一般起伏不休。整个阅兵和群众游行期间，毛泽东很少到天安门城楼的大厅里休息。偶尔休息片刻，也是安排接见各个方面的代表。

开国大典（8）

有一次，毛泽东主席刚刚坐下，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这时，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十分为难地说：“主席，游行群众站在那里不走了，要见主席！”是啊！谁也代替不了毛主席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人民衷心地拥护他、爱戴他。毛泽东放下茶杯，匆匆地跟着周恩来总理走出休息厅，来到主席台中央位置。毛泽东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立即引起了游行群众一片“骚乱”。人们涌向金水桥，齐声高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眼含幸福的泪花，跳跃着、欢呼着……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一批又一批游行群众就是这样走过了天安门前。此时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也被这一场景深深地感动，浑然不知疲倦和劳顿。站在一旁的“服务员”小姑娘，看到毛泽东主席站得太久，就搬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毛泽东微笑着摆了摆手。突然，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南北两侧的电灯齐明，燃起了晚间的灯火。这时，兴奋的人们才发觉夜幕已经悄悄地降临。但是，人们兴致未尽。广场上观礼的群众，一齐涌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河上的御路桥畔，都想尽情地看看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英姿风采。兴奋的群众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他们翘首高喊：“毛主席万岁！”“同志们万岁！”毛泽东挥动着高举的手，在天安门城楼上，从西头走向东头，从东面走到西面，与观礼台的代表们及各界人士挥手致意，依依惜别。晚上，天安门城楼下遍地燃起灯笼火把：紫红、大红、桃红，金黄、橙黄、明黄……像人民无尽无际的欢乐和希望化身在天安门广场跳跃闪烁。人民群众的队伍提着“欢乐”，举着“希望”，让这灯笼火把随着人群蜿蜿蜒蜒，交互环绕，恰似一幅巨大无比的活动起来的织锦。晚上9时25分，游行结束。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6个多小时，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同一天，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也举行了热烈隆重的庆祝活动。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是伟大胜利的节日。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从1840年开始的100多年来，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志士仁人和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百折不挠，追求探索。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抗美援朝战争（1）

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本不愿意打却又不能不打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实质是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直接进行武装较量，结局是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从而粉碎了它企图吞并全朝鲜、扼杀新中国的美梦。通过这场较量，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受欺侮人民的斗志，医治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恐美症”。出兵的决策：“三驾马车， 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朝鲜。原来在我国长白山一带坚持抗日游击活动的金日成等也回到朝鲜。按照美苏达成的协议，9月，美军进入朝鲜南部，双方以北纬38度线为分别受降的分界线。1948年8月15日，美国扶植李承晚集团在38度线以南成立大韩民国。随后，9月9日，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38度线以北建国。朝鲜半岛从此形成分裂的局面。“三八线”由受降的分界线变成军事分界线。1950年初，杜鲁门发表关于南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防务圈内的声明，使斯大林解除了顾虑，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加快了武装人民军的步伐。3月，金日成秘密访苏，表示朝鲜人民军有足够的力量统一朝鲜半岛，斯大林对此表示乐观和肯定。5月13日，金日成来华向中共中央通报他秘密访苏和斯大林已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毛泽东当即表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要向苏方核实。随后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请他报告斯大林证实金日成的说法。第二天，罗申拿着斯大林的回电求见毛泽东，证实了此事。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敌人的参谋长，要多设想可能发生的情况。为了准备应付万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在鸭绿江我方一侧部署3个军的兵力。如果美国出兵，只要他们不越过“三八线”，我们也不过鸭绿江；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我们可以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参战。金日成对此婉言谢绝，信心十足地说：中国没有出兵的必要。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终于爆发。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杜鲁门就宣布美国远东空军、海军参战支持李承晚。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派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阻止我国解放台湾。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侵朝军队为主，纠集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联合国军”，入朝支持李承晚集团扩大侵略战争。开始，朝鲜人民军锐不可当，作战顺利，很快越过“三八线”。金日成通过广播发布命令，要求人民军在8月底前将美军全部赶出南朝鲜，完成统一朝鲜的神圣使命。但是，在人民军长驱直入、欢呼胜利的同时，它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人民军的主力部队集中到了第一线，后方空虚；战线过长，补给十分困难。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5日，攻陷汉城，人民军部队被拦腰截断，战场形势急剧逆转。

抗美援朝战争（2）

10月1日，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同日，斯大林来电，建议我们至少派五六个师，迅速进至“三八线”附近，以掩护朝鲜人民军在后方组织后备力量。与此同时，金日成也派特使朴宪永到北京请求给予军事支援。2日凌晨，毛泽东急电高岗立即来京开会，商讨朝鲜局势。当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件事一定要管，否则美国人将得意忘形，更加猖獗。出兵朝鲜，意味着中美交火，可能导致美国正式向我宣战，把战火直接引向我国。这样，不仅会打乱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计划，而且美国是西方世界霸主、头号军事强国，军队装备精良，还拥有核武器，中美一旦直接交火，能否打得赢，没有绝对把握，但毛泽东权衡利弊，认为出兵比不出兵更为有利。美国介入朝鲜内战，本在我们意料之中。战争爆发后，7月2日，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对朝鲜人民军能否挫败美军的干预表示担忧，为预防万一，我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美军一旦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即以志愿军名义入朝抗击美国侵略军，希望能得到苏联的空中掩护。7日、10日，周恩来两次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立即抽调兵力组成东北边防军。随后，边防军实力很快达到26万人。现在，要派兵入朝，由谁挂帅？毛泽东属意林彪。林彪却借口有病，极力推辞。10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宣布，今天全天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上午专门谈应当出兵的理由，下午专门谈不出兵的理由。根据当时会议讨论的情况，基本上倾向于不出兵，理由就是一条，我们刚刚打完仗，战争创伤尚未医治好，经济还未恢复，入朝参战对我不利。下午，彭德怀由西安赶到北京，参加了主张不出兵的那一段会议。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主张出兵，说得都有理，但别人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彭德怀因为不了解情况，在会上没有表态，但是一散会，他就跑到杨尚昆那里，向他详细地了解上午会议情况。5日上午，毛泽东把彭德怀找去单独谈话。彭说，我想了一个晚上，觉得应当出兵。他慨然表示愿意挂帅东征。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彭德怀力主出兵抗美援朝。他说，有人担心打仗会影响建设，这没有什么，打烂了，以后再建设就是了，等于解放战争胜利推迟了几年。如果让美国吞并了整个朝鲜，它随时都可以寻找借口向我挑衅、发动侵略战争，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否则会留下无穷后患。毛泽东接着把中、苏、朝三国比喻为三驾马车，说这辆车是三匹马拉的，那两匹马执意向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正说着，师哲领着柯瓦廖夫来了，毛泽东就离开会场到丰泽园去见苏联客人。大约只有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毛泽东又回到会场，说，你们看，果不其然，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会议随即作出决定，由彭德怀挂帅，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10月8日，毛泽东签署《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日，毛泽东电告金日成我组成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入朝作战的决定，并请他“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3）

同一天，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商谈有关苏联的军事援助和对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问题。斯大林一方面表示愿意提供16个志愿空军团给我志愿军做空中掩护，一方面又强调立即出动空军掩护有困难，至少还需要等二三个月才能准备好。由于出现这个波折，10月12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高岗：志愿军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并请他们来京一谈。彭、高到京后，13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出兵、不出兵问题展开复议。会上，毛泽东强调中朝唇齿相依，让美军进到鸭绿江边与我对峙未必有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终于下了出兵的最后决心。停战谈判的由来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3个军和3个炮兵师分三路渡过鸭绿江。为了隐蔽，部队黄昏行动，拂晓停止。21日，“联合国军”攻占平壤，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出兵的可能性极小，叫嚣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他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几天前已经渡过鸭绿江，正在预定地区布下口袋等着他。25日，北进的李伪军第一师、第六师先头部队遭我志愿军伏击，被歼1000余人，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从10月25日到11月5日，历时10天的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共歼灭“联合国军”15000余人，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稳定了朝鲜半岛的战局。骄横的麦克阿瑟吃了败仗，仍然主观地认为中国只是派了少量部队入朝以保卫自己的边防，因此，他重新集结兵力，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加快北进速度。11月24日，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发动总攻，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随后，又在广播中要求他的部队迅速打到鸭绿江，回家过圣诞节。我志愿军采取边打边撤、诱敌深入、分割包围、伺机歼灭的方针，从11月7日到12月24日，历时40多天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共歼敌36000余人，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北的广大地区。第二次战役后，彭德怀建议我志愿军暂时休整一段时间。12月27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一、二次战役胜利后，已改变朝鲜战局，我已由防御转为进攻。敌虽士气低落，但装备仍占优势；我虽士气旺盛，但武器装备太差，交通运输严重困难，要改善这些条件，最快还需3至6个月才能逐步实现。战役继续向南前进时，敌人防线缩短，兵力集中；而我之供应线延长，新的困难亦随之增加。”但是，那时美国正在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阴谋。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印度等13个国家的停火提案，打着停火的幌子，企图阻挠我军突破“三八”线。毛泽东认为“三八”线是朝鲜北南双方的临时分界线，在“三八”线上停火意味着“三八”线成了固定的北南朝鲜分界线，在政治上不利。因此，没有同意彭德怀的建议。12月31日除夕之夜，我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到1951年1月8日结束，历时8天，前进80～110公里，解放了汉城，共歼敌19000余人。

抗美援朝战争（4）

彭德怀认为，第三次战役美军是不战而退，他们的主力部队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显然是诱我南下，造成供应线拉长，侧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故伎。这时，我军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装备差，无空中掩护，后勤保障能力弱，士兵携带的粮、弹只够维持5~7天。美军嘲讽我只能发动“星期攻势”。果然，1月25日，美军集结20多万兵力向我发起进攻，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这次战役历时87天。到4月27日结束。敌虽重新占领汉城，并把战线恢复到“三八”线一带，但我军大量杀伤敌人，共歼敌78000余人。在第四次战役中，2月21日，彭德怀回京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局。他乘坐的专机降落西郊机场后，马上驱车中南海。不巧，毛泽东在西郊玉泉山，于是他又折返西郊。这时，毛泽东已经午睡，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自闯入房间，将睡眠中的毛泽东唤醒，向他汇报朝鲜前线敌我情况和我志愿军面临的诸多困难。毛泽东听后表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彭德怀对我志愿军面临的困难，心急如焚。这次回京迫切要求尽可能多地解决一些问题。2月25日，周恩来主持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作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彭德怀对当时国内同样面临很大困难考虑不够，片面强调后方支援朝鲜前线不力，甚至激动地站起来拍桌子，大声喊，你们去前线看看，看看志愿军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他们为谁牺牲？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一点困难吗？这次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勤供应问题作了许多重要决定，如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轮番到朝鲜前线参战，这样既可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又可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能力；派高炮部队入朝以掩护志愿军后方交通线；号召各行各业增产节约、捐献飞机等。3月24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擅自发表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的声明，被杜鲁门撤职，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如意算盘是重演仁川登陆故伎，在朝鲜半岛的蜂腰部我志愿军背后登陆，使我军腹背受敌。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彭德怀提前发动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原计划是将敌人赶回北纬37度线附近，但因准备不充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役从4月22日开始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粉碎了敌人拟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9度平壤、元山一线的企图，歼敌82000余人，我志愿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第五次战役后，战线在“三八”线附近呈胶着状态。双方都明白，要战败对方绝非易事。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建议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美驻苏大使凯南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随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都先后表达了美国政府的这一意向。毛泽东立即把握住这一机会，6月3日，同专程来京的金日成举行会谈；10日，又派高岗与金日成去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接着，派李克农离京赴朝主持停战谈判。无奈的停战：十几年后彭德怀仍然满怀遗憾

抗美援朝战争（5）

根据协商，经过斯大林同意，由毛泽东最后拟定的中朝方面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议草案，包括以下几点：（一）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10英里，建立非军事区。（三）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四）在停止军事行动后3个月内分批全部交换战俘。 （五）所有外国军队在3个月内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六）南北朝鲜的难民在4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从上述条件可以看出，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就不得不放弃了一些过去最为关心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等。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谈判条件，也还是不足以让美国人接受它。难民问题不用说了，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怀疑美国人和南朝鲜方面是否能够接受。就是被中、朝、苏方面视为“最基本的原则问题”的两条，即限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美国方面也不答应。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所占“三八”线以北的面积远远多于中朝所占“三八”线以南的面积，再加上美国在海上和空中占有绝对优势，美方不仅不肯以“三八”线为界，甚至还提出什么“海空补偿论”，要求中朝军队从实际军事接触线后撤，来划定军事缓冲区的界线。结果，停战谈判终于8月23日被迫中断。双方军队重新进行了大约两个月的激烈较量之后，美军在整个战线上平均又推进了两公里左右，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因此，新一轮谈判于10月25日重又开始，只不过谈判地点按照美国人的要求，移到位于双方实际接触线中间的板门店去了。谈判继续围绕军事分界线问题进行争论，但中朝方面已经决定不再坚持以三八线为界的要求，主张“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且由此线各后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最终，谈判双方在11月27日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妥协。随后的谈判，出乎意料地卡在战俘问题上。本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都十分乐观地相信“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想不到，中朝方面坚持战俘全部遣返，美国和南朝鲜坚持“自愿遣返”，两方就此相持不下，以致其他问题解决后还是长时间不能停战。战俘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俘虏的人数相差悬殊。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俘虏朝籍战俘112万人，俘虏中国籍战俘208万人；而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只有美英籍战俘4417人，南朝鲜战俘7142人。眼看在其他问题上占不到多少便宜，美国方面极力想利用战俘问题，为自己在朝鲜战场上所受到的挫折捞回一些面子。而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和台湾蒋介石政权也抓住这个机会，千方百计地插手其间，想在反共宣传上或充实军力上为自己捞一些好处。这种情况不能不使谈判复杂化并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种局面给北朝鲜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抗美援朝战争（6）

7月14日，金日成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建议接受美国人的提议，尽快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因为北朝鲜方面正在经受着巨大的损失，仅7月11日到12日夜，平壤居民就因为敌机的狂轰滥炸死伤了6000多人。第二天，毛泽东即回电表示不能同意，他确信，继续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有助于打破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对此，斯大林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他指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斯大林也强调：“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战俘问题在10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导致停战谈判长期休会。战争出现1年多边打边谈的局面。1952年春夏，志愿军进行了巩固阵地的作战；1952年秋，中朝军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线进行了具有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作战，接着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激烈争夺战——上甘岭战役，粉碎了“联合国军”的进攻。停战谈判一直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以后才得以恢复。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率先提出了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这一文件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同意。不难看出，苏联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与斯大林在世时有了极大的不同。既然苏联也持如此态度，毛泽东自然不能单方面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很快，中国公开表示有条件地接受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又经过了一系列的交涉，双方终于就战俘问题于6月8日达成妥协。战俘问题基本解决后，朝鲜停战问题也就很快解决了。到7月27日，交战双方正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总算是结束了。必须看到的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条件下来结束朝鲜战争，对中国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正如志愿军1953年7月13日取得金城战役胜利后克拉克所承认的，这个时候志愿军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它的后勤、空防和火力状况，它能够随时集中起足够的部队，“在它所希望的地点和时间突破我们的防线”。毛泽东甚至确信部队已经具备了重新夺取汉城的能力。因此，几十年后彭德怀还在惋惜：“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1）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1955年我国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案——“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潘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扬是上海市公安局第二任局长。这个案件的经过颇为曲折，尤其是扬帆蒙冤的缘由，可以说直到2001年9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了由扬帆口述、丁兆甲执笔整理的《断桅扬帆》一书，才真正为世人所知。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说起。扬帆因江青诬陷被捕扬帆又名杨帆、杨凡，原名石蕴华。1939年5月，扬帆在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担任政治指导员，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曾找他，了解当时在延安的江青（蓝苹）过去的情况。因为项英听到传说江青将与毛主席结婚，他认为毛泽东是党中央核心人物，出于政治责任感，也怕老战友“润之吃亏”，来找扬帆了解情况。扬帆在上海时，曾与江青前夫唐纳在“上海影评人协会”同事，常有交往，亲眼目睹唐纳备受蓝苹精神折磨后痛不欲生的惨状。扬帆将江青在上海的事如实相告，还把江青本人学识浅薄、好高谈阔论、好出风头、喜怒无常、极端自私、有时不顾一切、见利（名）思迁、翻脸不认人等个性与品质都如实告诉项英，也提到江青在上海曾经遭国民党拘捕的问题，并按项英的要求写成书面材料。这份材料由项英签发，电报中央，电报中说明是上海地下党员殷扬所提供。项英还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的意见。但这一材料报到中央时，江青与毛主席早在1938年11月就结婚了，这个电报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项英知道已经结婚，又直接给毛主席发了电报，请示：“如遇国民党人士询问此事，应如何回答？”毛泽东回电项英，大意是：“可以告诉他们，这属于个人生活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两次电报都被江青知道了，后来江青误说成是1938年殷扬两次发电报反对她同主席结婚。1952年扬帆患脑垂体瘤，经组织批准去苏联治病。在苏联期间，偶遇江青。江青当时愣了一下，觉得“面熟”。 扬帆补充介绍自己的情况：我在上海的名字叫殷扬，扬帆是我参加新四军后改的名。这一下使江青把殷扬和扬帆对上了号。他知道她30年代在上海的事，反对她和毛泽东结婚的材料就是他反映的。更使江青震惊和不安的是，现在她的这个“仇人”正位居上海市公安局长的要职。江青最担心1934年冬她在上海被捕自首的档案，解放后可能会被公安部门接收。当时审讯她并经手办理自首手续的特务黑大汉等人，解放后也可能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如落入扬帆之手，必将影响她的政治生命，这事非同小可。于是江青千方百计地算计着先下手来陷害扬帆，达到灭口的目的。扬帆自在苏联遇见江青后，他的处境就开始逐渐发生一系列明显的变化。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2）

——通知提前回国扬帆的脑瘤经诊断是良性的，在苏联的治疗基本上恢复了视力，但没有采取根治的手术，只是将瘤子里的液体抽掉，使之不再压迫视神经。医生要扬帆留在苏联再观察一段时间。有一天，扬帆突然接到通知，让他立即回国。扬帆以为有紧急任务，即于1953年5月11日匆匆回到上海，准备上班，却接到通知让他在家“安心休养”。——改组市公安局扬帆被解职就在扬帆回到上海的同一个月，原江苏省公安厅厅长黄赤波调到上海市局，来接替扬帆的市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职务。但是没有人向扬帆说明原因。扬帆虽被解除上述职务，仍保留了副局长和市政法委员的职务。——重新检查肃反工作1953年夏天，公安部派了两位局级干部到上海秘密调查扬帆的问题，从检查两年前扬帆负责的肃反工作入手，也就是刚进上海时，使用特情和对投诚人员的处理，以及那个经饶漱石批准成立的“情报委员会”等问题。检查是背着扬帆进行的。而这些问题在两年多以前，罗瑞卿部长就曾来上海检查过，并已上报中央，说：“上海对纠正错误的态度是好的。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再撤扬帆保留的职务1953年12月21日，也就是毛主席到达上海前几天，没有任何人向扬帆作说明，扬帆最后尚保留的市局副局长和市政法委员两个职务也被解除了。——重提“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的人1954年初，有人写匿名信警告江青。江青看了非常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这时正值“高饶事件”出来，经过江青火上浇油，毛主席看后也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便将此信交给正在杭州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查办。江青乘机向罗瑞卿提供了一批可能作案的嫌疑人名单，都是熟知她30年代在上海情况的人，其中一名就是扬帆，要求把扬帆列入侦查对象。从此，公安部就正式成立了扬帆专案组。——公开批斗押送北京1954年3月以后，扬帆仍住在上海，表面上参加揭批饶漱石的学习，实际上很快就把他和饶漱石问题挂钩，转为公开批斗，责令他交待与饶的关系等问题。年底扬帆失去自由，宣布受审查，随即被押上北京。此案交公安部办理以前，已先认定扬帆是“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混入党内和公安机关的反革命分子”，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掌握具体材料和证据，这是先定性后取证、先作结论再作调查的不正常做法。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3）

扬帆自1955年初被押到公安部，关押了11年后才判决。为什么“被长期搁置，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机关审理”（杨尚昆语）？原因较复杂。除因扬帆死不认“罪”又找不到有力证据定不了案的原因外，重要原因还是由于江青不能满足自己的打算而横加干预，故长期难以结案。高饶事件牵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195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这个过程中，风云骤变，不仅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牵出所谓“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又把饶漱石列为首犯来查究。杨尚昆在晚年回忆中，讲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变化的来龙去脉。其一，饶漱石闹翻案，激起了众怒。1954年底前后，饶漱石突然一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态，闹翻案。饶的翻案行为把代表们惹火了。其二，扬帆案件，火上浇油。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发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其三，潘汉年的“交待”，引发更大“爆炸”。1955年3月下旬，当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议程进入“高、饶问题”后，一些受到高、饶影响或和高、饶问题有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或交待。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他想到：自己同扬帆、饶漱石都有过工作联系；在所谓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上，自己作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当然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把他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过，现在说明问题很困难。经过反复考虑，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待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后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4）

晚上8时许，潘汉年正准备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的客厅里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去一趟。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找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然后由几名便衣干警“陪着”，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车。转眼间，小车便消失在夜幕之中。潘汉年的问题，直接同饶漱石、扬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主席认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又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因为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经公安部报请中央批准，在1965年予以假释，安排到一个农场养起来，配备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生活费200元。功德林、秦城、团河农场潘汉年被捕的那天，1955年4月3日，押送他的小车将他带到了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处高墙深院之内。这里，便是20世纪50年代隶属于公安部的著名监狱——功德林监狱。潘汉年在功德林一直待到1960年3月，度过了将近5个春秋。1960年3月，隶属于公安部的另一座较为现代化的监狱——位于燕山脚下的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就被移送到那里。在秦城，潘汉年的生活待遇较之功德林要好，其他方面，与功德林后期相似。1963年2月，在秦城过了两个秋冬之后，潘汉年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案的判决通告。事情的经过大抵是这样的：1962年，在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宽松性讲话”中，再一次公开提到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于是，对潘汉年、扬帆的处理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翌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向潘汉年宣布了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达了《执行书》、《刑事裁定书》，宣布了潘汉年的刑期及开释的具体时间；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较好、确有悔改之表现，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将潘汉年予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监狱。在公安部的安排下，转移到了公安部的劳改农场——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潘汉年终于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爱妻——董慧。他们在团河农场过了将近4年平静安逸的生活。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5）

按照毛主席不开杀戒的精神，这时扬帆当然也不能判死刑了。但还是拖到1965年8月，才由最高人民法院判了16年有期徒刑（比潘多判1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扬帆判刑后，监狱当局曾提出，有期徒刑犯应送劳改场所服刑改造，准备将扬送往北京延庆劳改砖厂，但是得不到江青同意不能实行，所以扬帆一直被关在秦城监狱单间牢房内服刑。江青走到前台亲自指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权倾一时。1967年3月，江青通过陈伯达批了一个条子给公安部长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实际上当时扬帆并未放在外面，仍关在秦城监狱，而潘汉年再次入狱。1967年4月12日深夜，江青和叶群等一起到京西宾馆，通过杨成武找来陈虹等四人当面宣布：“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现在我宣布，由陈虹任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搜集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并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专案组设在京西宾馆12楼，由江青直接领导。扬帆发现来审他的人并未掌握更多材料，就采取局限于对徐子荣、罗瑞卿讲过的关于反映江青问题的经过情况，既未直指江青的名，也不多说什么，用这种办法来对付。专案人员无法深入追问，便整理了口供材料，要扬帆签字按手印回去向江青汇报。江青看了口供材料说：“你们送来扬帆的口供记录，我看后很高兴，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他过去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都是署名殷扬，反对我和毛主席结婚，你们再去提审。”她的意图就是想进一步突破扬帆新的问题，找到借口来改判重刑，达到灭口的目的。但专案组人员觉得审来审去都是同一个内容，而且扬帆已经交待清楚了，所以没有再继续审问下去。这时秦城监狱实行了军管。扬帆在被判决后仍一直保持的每餐两个菜的待遇也被取消了。扬帆不但吃不饱，连喝的水也减少了，再加上白天黑夜不时被打骂、体罚，身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扬帆衰弱的身体更虚弱了。这样下去，即使没有被判重刑，也会被慢慢地折磨。潘汉年的生活标准也被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对他进行不停顿的审讯和无休止的折腾，给潘汉年造成了雪上加霜的苦痛。他病倒了。1967年10月，经医生检查，初步确定为肝癌。按照惯例，对这样身患“绝症”的老年“犯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应千方百计予以治疗，以保证犯人康复。但当时公安部的主管领导在接到监狱当局关于潘汉年病情的报告后，当即请示谢富治，居然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汉年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1968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内，潘汉年被突击审讯了40多次。一个月之后，在38天之内，潘汉年又被审讯了40多次！就这样，经过近3年“最最革命”的审查以及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关于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和“补充报告”以及“判刑意见的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然而，真正执行这一刑事意见报告却是1975年3月之后的事。这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有鉴于此，中央也加快了各专案处理的工作步伐，并统一部署将许多重要的犯人分散安置到各地区。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6）

对潘汉年也不例外。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被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临行前，潘汉年还被告之，董慧将与他同去洣江。两位老人在洣江再次重逢。与此同时，扬帆被送湖北沙洋农场安置。1976年冬天，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他先住进了茶场医院，1977年2月24日转长沙治疗。虽然医院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进行了输血和用冻干血浆抢救，但一切都为时已晚。4月14日19时45分，潘汉年心跳骤停，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平反昭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甄别平反了一大批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震动全国的冤假错案。“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能否站得住？要不要复查？自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潘、扬反革命集团”是完全搞错了。1978年底，陈云同志刚一兼任重建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就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问题。其实，早在1955年4月，潘被作为“内奸”遭到逮捕时，周恩来曾交代罗青长（时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转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细查解放前潘汉年与党中央文电往返的有关档案，整理出一份实事求是的审查报告上报。这个小组以罗青长为组长，总理办公室的许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为组员。他们经过查档核实：解放前，潘汉年打入日伪内部，利用李士群等情节，中央都知道，而且中央也有过指示，并非潘自行其是。中央对潘那时的工作是肯定的。于是，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呈送正式报告，列出潘的七个疑点，建议中央作进一步审查（其实，这不过是“陪衬”，因为既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后来这些疑点被逐一澄清）。他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党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的问题，并针对“内奸”说，提出五大反证。20多年以后，在中纪委复查潘汉年案的时候，它才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成了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的一切诬告不实之词、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这时，距离潘汉年逝世已经5年多了。扬帆比潘汉年幸运，他等到了平反的那一天。他的妻子李琼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鼓起勇气，为扬帆冤案向中央提出申诉。在胡耀邦、黄克诚等过问下，得到陈丕显和胡立教等的帮助安排，扬帆先回到上海治病，最后在1982年8月22日作出彻底平反结论：“扬帆同志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对党忠诚，对革命事业卓有贡献。解放后在上海公安局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公安保卫任务，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过去认定扬帆同志是内奸、反革命，包庇重用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使用敌特电台给台湾敌人提供情报，引起敌机轰炸上海的问题，均不是事实，应予否定。1955年后对扬帆隔离、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扬帆同志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扬帆终于重见天日，得到了公正的结论。

156项工程（1）

156项工程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近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这些项目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雏形。“156项工程”的确立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共产党力图积极发展同外国的经济交往。1949年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但是这一基本政策在实行中遇到了阻碍。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企图继续扶植国民党集团，从政治上孤立新中国，从经济上对新中国实施封锁、“禁运”、“冻结”，某些西方国家也追随美国对我国不断实行各种歧视政策。中美贸易中断。我国同其他许多国家的贸易以及引进新技术受到极大限制，同时也没有可能从西方取得进行建设的资金。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主要从苏联方面寻求帮助。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是中苏间经过多次商讨才最后确定下来的。第一批项目的确定是在毛泽东首次率团访苏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毛泽东即于当年年底访苏，以谋求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苏联对华的政治经济援助。毛泽东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以及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会商后，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进行具体的谈判。通过会谈，双方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外，还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当年苏联即开始用这笔贷款向中国提供第一批大型工程项目50个，帮助中国进行国民经济最重要部门的恢复和改造。这50个项目就是“156项工程”中的第一批。这些项目主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化工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

156项工程（2）

第二批项目的确定是在1952年8月周恩来率团访苏期间。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再次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有关“一五”计划的设想和轮廓草案的大批材料抵达莫斯科访问。20日，双方举行了第一次会谈，斯大林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关于军事装备和军事工业，他强调中国应自己生产飞机、坦克、雷达等武器，从修理经过装配到制造，从小到大，以利培养干部，否则只有工厂没有人才，绝对不行。他建议最好是中国派人到苏联学习，培养自己的干部、工程师及技术工人。中国方面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八个附表、《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译文材料送给斯大林。9月3日，斯大林与中国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重点是五年计划问题。斯大林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双方在大的原则确定之后，周恩来、陈云等先行回国，李富春等留下来继续与苏方商谈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的具体细节。经过8个月，在对每个项目都进行了极详细周密的研究之后，双方于1953年5月15日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苏联承诺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大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即在1953~1959年内，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第三批项目的确定是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就旅顺口问题、中苏科学技术合作问题以及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企业等问题举行了会谈，双方共签署了10项文件。10项文件之一就是《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通过上述三次协议的签订，苏联援助我国的工业建设项目总共达到156项，通称“156项工程”。此后，1955年3月，双方签署了新的规定，包括军事工程、造船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建设项目共计16项。1955年又通过口头协议增加2项。前后共确定174项。经过反复核查调整后，最后确定为154项。因计划公布156项在先，故通称为“156项工程”。

156项工程（3）

“156项工程”的实施与贡献1954年4月，中央成立了8个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开始了全面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工作。1955年3月中旬，小组编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中央提出的“一五”计划草案。会后，党中央又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6月，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1955年7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一五”计划草案，并作为正式计划文件予以公布。此后，国务院又先后于11月9日和12月9日颁布命令，将第一个五年计划下达各地和各部，要求各地各部遵照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其第一个方面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在实践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论证，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156项工程”中有的项目取消，有的项目因地质勘探落后或因矿石成分复杂而推迟设计，有的由于扩大生产规模而修改设计，总之，经过项目增减拆并，最后施工的为150项。但由于“156项工程”已写进了“一五”计划并先行公布了，为了方便，后来还是习惯地称苏联援建的重点建设项目为“156项工程”。这些实际施工的150个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包括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1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项目的具体建设地址和名称是：煤炭工业：河北：峰峰中央洗煤厂、峰峰通顺三号立井；山西：大同鹅毛口立井、潞安洗煤厂；辽宁：辽源中央立井、阜新平安立井、阜新新邱一号立井、阜新海州露天矿、抚顺西露天矿、抚顺龙凤矿、抚顺老虎台矿、抚顺胜利矿、抚顺东露天矿；吉林：通化湾沟立井；黑龙江：兴安台二号立井、鹤岗东山一号立井、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兴安台洗煤厂、城子河洗煤厂、城子河九号立井、双鸭山洗煤厂；安徽：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河南：平顶山二号立井、焦作中马村立井；陕西：铜川王石凹立井。石油工业：辽宁：抚顺第二制油厂；甘肃：兰州炼油厂。电力工业：北京：北京热电站；河北：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山西：太原第二热电站、太原第一热电站；内蒙古：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包头宋家壕热电站；辽宁：阜新热电站、抚顺电站、大连热电站；吉林：丰满水电站、吉林热电站；黑龙江：富拉尔基热电站、佳木斯纸厂热电站；河南：郑州第二热电站、洛阳热电站、三门峡水利枢纽；湖北：青山热电站；湖南：株洲热电站；四川：重庆电站、成都热电站；云南：个旧电站(一、二期)；陕西：西安热电站、户县热电站(一、二期)；甘肃：兰州热电站；新疆：乌鲁木齐热电站。

156项工程（4）

钢铁工业：河北：热河钒钛矿；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辽宁：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吉林：吉林铁合金厂；黑龙江：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湖北：武汉钢铁公司。有色金属工业：辽宁：抚顺铝厂(一、二期)、杨家杖子钼矿；吉林：吉林电极厂；黑龙江：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江西：大吉山钨矿、西华山钨矿、岿美山钨矿；河南：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湖南：株洲硬质合金厂；云南：锡业公司；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化学工业：山西：太原化工厂、太原氮肥厂；吉林：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吉林电石厂；甘肃：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工业：辽宁：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沈阳第二机床厂；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厂；黑龙江：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富拉尔基重机厂、哈尔滨炭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河南：洛阳拖拉机厂、洛阳滚珠轴承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湖北：武汉重型机床厂；湖南：湘潭船用电机厂；陕西：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甘肃：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轻工业：黑龙江：佳木斯造纸厂。医药工业：河北：华北制药厂；山西：太原制药厂。军事工业：(略)。156项工程中第一个建成投产的民用工程是郑州第二热电站(1953年投产)，到1962年“二五”计划完成时，除三门峡水利枢纽(1969年建成)以外，所有项目全部建成投产。上述150个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具体表现为：第一，形成了一批门类较全、工业化急需的现代化基础工业。在工业化能源基础的建设方面，辽宁抚顺的西露天矿、阜新海州露天矿、黑龙江鹤岗东山、兴安台两个立井的投产，抚顺、富拉尔基、吉林、大连、佳木斯等电站以及华北、西北、西南、新疆电站的建立，不仅大大加强了东北的能源基地，而且为缺少能源的其他地区能源基地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工业化原材料基础的建设方面，鞍山钢铁公司的3座高炉、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北满本溪等钢铁公司的竣工，大大加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华北的包头钢铁公司和中南的武汉钢铁公司的先后施工建设，使我国内地也建立起新的大型钢铁基地。在有色金属冶炼方面，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大吉山钨矿、云南锡业公司等重点工程相继上马，改变了我国有色金属历来依靠进口的落后局面。在化工原料方面，吉化公司所属的肥料厂、电石厂、染料厂以及太原的化工厂、氮肥厂，华北制药厂的先后投产，使我国开始有能力自行制造过去依赖进口的高级染料、航空油漆、塑料、抗菌素、飞机轮胎以及特种橡胶制品等化工产品。

156项工程（5）

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至1956年，中国第一座年产3万辆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还有几项机械工业的重点项目也接近完工。全国形成了几十个机械制造系统，使机械设备自给率由旧中国的20%左右上升到60%。第二，中国工业生产技术能力有了质的提高。“156项工程”的竣工投产，极大地改变了旧中国国民经济的技术面貌和部门结构，过去所没有的一些重要工业部门，包括飞机、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械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了。同时，许多部门在生产工艺上广泛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跨越了近半个世纪，我国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由此得以初步建立。第三，工业建设地区分布趋向合理。旧中国不多的工业设施中，70%左右集中在沿海一带，内地的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广大的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而“156项工程”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使我国工业的区域分布趋向平衡。到1957年底，“156项工程”已开工的达135个，其中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的68个。经过5年的建设，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按照当时的需要量，钢材的自给率已达86%，机械设备的自给率达60%以上。我国的工程技术力量、工业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五”时期的工业发展赢得了高速度，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19%，其中工业18%、农业45%、轻工业129%、重工业254%。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567%，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我国钢产量由世界第26位升至第7位、煤油从第9位升至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升至第11位。“156项工程”的经验、教训“156项工程”是新中国工业化历史上坚实的第一步。这一系列工程，不仅在实践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156项工程”建设的经验：

156项工程（6）

（一）重点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五”时期我国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同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矛盾很大，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围绕“156项”建设，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实际实施的结果是：5年内施工的工矿企业达1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单位有921个，并已有537个限额以上单位全部或部分投入生产，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限额以上工矿建设单位开工，平均每周就有两个限额以上工矿建设单位投入生产。5年内新增加的工业固定资产价值达197亿元，为旧中国原有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154％。然而，当时的国力承受不了这样的规模和速度，以致1956年国民经济一度出现全面紧张。为了解决这些尖锐的矛盾，国家决定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削减非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资，集中主要力量进行重点建设。在财力方面，国家将“一五”时期财政总收入的191％，集中使用于重点工程建设。在物资方面，国家采取集中管理的办法，将70％~90％的钢材、水泥、木材等重要的物资优先供应重点工程建设。在人才方面，国家从各条战线抽调上万名优秀干部，充实加强工业部门和重点企业的领导，同时通过动员工程技术人员专业对口归队和组织短期培训、轮训、出国学习等方式，以及从高等学校培养等途径，以壮大工程技术人员队伍。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二）艰苦创业的精神要长期坚持。在“156项”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为了用有限的资金办更多的事，为国家节约资金，开展了全面的、经常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大力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同各种铺张浪费现象作斗争。在财力、物力十分紧张的条件下，尽力压缩非生产性建设，削减可建又可不建的项目，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在重点工程建设中，努力加强计划、设计、管理、核算、验收等工作，尽可能降低工程造价，从而为国家节约了大量投资。 “一五”计划时期，我国的工业建设大军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抢时间，争速度，使多项工程建设都提前完成，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又快、又好、又省”以及“勤俭建国”是“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工业建设的基本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工业建设者们的基本精神风貌。勤俭建国的基本原则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保证了我国“一五”计划各项指标的胜利完成。

156项工程（7）

（三）正确处理国外援助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整个50年代，在“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中，苏联政府和人民不仅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设备，而且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施工设计、指导建筑安装、开工运转、供应新产品技术资料等方面都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援助。另外有3 000多名苏联顾问和专家还直接参与了工程建设工作。对此，陈云曾经说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从建设“156项”开始，我国人民就边学边干，既派出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的学校、工厂学习，又在施工现场刻苦学习。因此，当1960年苏联政府突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时，我国有可能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设过程中碰到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并且先后独立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了不可或缺的实力。由于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我国方能全面完成“156项”建设。156项工程建设过程中也留下许多值得记取的教训:（一）部分项目布局和选址不够合理。当时工厂选址不得不考虑政治和国防因素，提出了要“远离沿海，背靠苏联”的原则。许多厂没有选择到最佳位置。一些厂址甚至选在了交通闭塞的山沟里，给以后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以石化为例，世界上各国石化企业都主要集中在沿海，这样既可以减少运输成本，还可以减轻对铁路、公路的压力。而当时我们将石化企业(兰州炼油厂等化工厂)布置在我国的几何中心兰州市，它们的原料油来自玉门、克拉玛依以及60年代以后开发的大庆等地，原料产地与石化企业的距离非常远，对铁路和公路造成了很大压力。（二）重工业比重大，对轻工业和支援农业的工业投资不足。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甚至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还要大。“一五”计划规定，在5年内的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59％，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41％。然而，我们把片面发展重工业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并长期固守，造成了经济结构中农、轻、重比例失调。农、轻、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轻工业和农业相对落后必然制约重工业的发展，这一点已被历史经验证明。（三）引进技术装备只限于苏联、东欧，丧失了全方位学习世界先进技术的机会。“156项”重点项目基本上是从苏联引进的20世纪40年代的设计、工艺和成套设备。中国在引进技术、设备的同时，也引进了苏联的企业管理模式。“156项”建立以后的几十年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我更新改造的权利，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对人才创新的激励。长期重复制造“古董”和靠计划分配产品。这种企业的管理模式及其衍生的管理观念束缚了几代产业的发展。由于这个基础，我国的研发资金投入相对一直很低，发明和创造精神自然受到限制。“156项”建设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发挥了如此重大的作用，对研究新中国经济体制、历史经验教训有如此重大意义，尽管“156项”是当时妇孺皆知、举国关注，至今仍为研究中国工业发展者经常使用的专用词语，但是目前却很少有人能说得清它的来源与内涵。相关的研究文章也不多，专著就更少了。

1958年炮击金门（1）

1958年炮击金门1958年8月23日，猛烈的炮火震动了金门，也震动了整个世界。近3万发炮弹从福建前线猛轰金门国民党军阵地，金门全岛顿时淹没在浓烟烈焰之中。这是不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开始？蒋介石摸不着头脑，美国人也慌了手脚。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下子从中东转向台湾海峡。作出炮击金门决策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这一决策绝非心血来潮，是经过长时期的考虑、酝酿和斟酌的。历史背景自从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逐步确立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但这一努力遭到美国的阻挠。日内瓦会议后中国政府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与美国政府谈判，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寄予较高希望，作出了并准备继续作出重大让步。然而美国并不准备根本改变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也不打算在重大问题如台湾问题、禁运问题上让步，仅仅希望解决一些人员问题和应付国内、国际舆论。会谈从1956年下半年进入僵持状态。波匈事件后西方世界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岌岌可危，随即加强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毛泽东马上警惕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将是中国最终的敌人。1956年下半年起，毛泽东的语言里美国就更多地与“帝国主义”称谓联系在一起。出于对美斗争的需要，1958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提出“恐美”问题。要斗争就要首先破除对美国的恐惧。炮击金门正是中国针对恐美病有力的一击。在调整对美战略的同时，对台战略也在转变。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为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中国一方面和美国谈判，一方面着手制定新的对台方针。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并通过有关人士向蒋介石传递和谈信号。台湾方面对上述建议并不热心。相反，受到波匈事件的“鼓舞”，台湾“反攻大陆”的宣传和准备进一步升温。蒋介石及其他高级将领不断发表“反攻大陆”的言论，国民党军队也加紧训练。更令中国恼火的是美国继续在各种国际场合扶持国民党，力求将台湾两岸分裂的状况固定化，以求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1957年底，毛泽东决心要在台湾海峡搞一搞动作，是惩罚也是为新的对台策略投石问路。

1958年炮击金门（2）

这时，经过多年准备，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条件已经具备。1955年以来中国空军有了较大发展，配套设施如机场陆续建设完成。1956年福建飞机场竣工，鹰厦铁路也于1957年4月通车，中国空军已具备逐步推进、分批进入福建机场的条件。1956、1957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数次要求空军入闽以夺回福建沿海制空权，解决长期以来蒋介石军队对福建沿海的空中袭扰问题。但毛泽东一直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直到1957年底，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在福建沿海有所行动。1958年7月下旬，尽管连降暴雨，空军部队仍然顺利完成了入闽转场任务。国民党军得到情报，立即派飞机频繁骚扰，企图趁我空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入闽空军果断迎击，在7月29日到8月14日击落击伤美制国民党军飞机9架，取得了福建沿海地区的制空权。决策过程1958年，中东的紧张局势为这个准备已久的计划提供了师出有名的机会。5月以来，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支援中东人民、反抗英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潮。在高昂的反美反帝气氛中，毛泽东决心在金门、马祖一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7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空军、海军等单位负责人，布置东南沿海的军事斗争任务。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较为具体地说明了他的计划：我们还要以实际行动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因此决定在金门、马祖地区主要打击蒋介石，牵制美帝国主义。地面炮兵第一次打10万发，以后每天打1000发，准备打两三个月。但由于时间紧迫、天气恶劣等原因，军事准备并不理想。7月24日，彭德怀得悉台湾蒋军两个师到金门换防，遂向毛泽东建议将炮击时间推迟到27日。箭已在弦，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于7月27日上午10时致信彭德怀、黄克诚：“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马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放，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即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这封信甚是耐人寻味，透露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暗示炮击的决定考虑不周全，毛泽东自己对形势尚把握不定，担心开战后在国际上引起的政治反响未必十分有利，需要时间慎重考虑。正当彭德怀等军队领导人认为毛泽东已经放弃炮击金马的计划并下令前线部队解除战备时，8月18日，毛泽东批示：“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经过了近一个月筹划，毛泽东最终作出这样的判断：美国不愿卷入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即使中国大陆炮击金门，美国旁观的可能性更大。由此他坚定了炮击金门的决心。

1958年炮击金门（3）

虽然作战命令已下达，毛泽东还是有些举棋不定。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彭德怀、林彪、王尚荣和叶飞等讨论炮击方案。毛泽东听完叶飞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后，突然提出：“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叶飞回答，很难避免，毛泽东沉默了，不问其他问题，也不作指示，就宣布休息。林彪向毛泽东递条子，建议通过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毛泽东未置可否，将纸条交给叶飞看。从军事效果考虑，这样做是不利的，叶飞便没有表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动摇。8月22日晚间，毛泽东再次动摇，考虑先打几百发，由小到大，并征求叶飞意见。叶飞倾向于先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最好是由大而小。毛泽东同意先打10000发。一晚过去，毛泽东还是不放心，8月23日上午，他通过叶飞告知前线：（一）不打地面目标，只打水面船只，使用炮弹3000到6000发；（二）打地面时，不打其指挥机构；（三）不打美国军舰及岛上的美国人。此时，中央指挥中心也在开会。经过再三斟酌，彭德怀午后批示：“我同意按福建前指意见，按时炮击。估计美军不会参加。”毛泽东下午15时看了彭德怀意见，表示“同意”，然后转给周恩来。毛泽东数次变更作战计划，显示出他在拍板炮击期间的顾忌，其中心就是美国的反应，避免炮击伤及美国人。此时，毛泽东计划“走一步，看一步”，看看国际反应再作下一步安排，在可能的情况下拿下金门岛。17时30分，面对金马的30公里海岸线上，排炮齐发。金门炮战正式开始。金门炮战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相机而动，暂停炮击（8月23日~9月3日）这一阶段大陆对金门的军事打击在整个炮击过程中是最为坚决的。参战将士回忆：“8月23日至9月3日那十一天，炮战打得最明白，不给敌人一丁点喘息的机会，他敢发炮还炮立刻一通狠打，啥时候把他打哑了啥时候算，就是一个心思要把金门完全封锁控制起来，把它闷死憋死扼死。”至9月2日，金门已处于被包围状态，金门守军全部转入地下，台湾海军运输舰船运抵金门岛的物资仅为8月23日前的5％。8月23日炮击伊始，全世界聚焦中国。各路专家、各方媒体对中国炮击的意图和规模猜测纷纷。中国炮击所图为何？总体来说，美国政府的公开反应谨慎且相对温和，唯一咄咄逼人的声音是国务卿杜勒斯在炮击前发出的，尔后他仍继续自己的假期，看来美国政府实不愿与中国直接冲突。正在这个何去何从的关口，意外发生了。8月28日福建前线对金门蒋军播放了《告蒋军官兵书》。该广播称：我们已经制定了解放金门的详细计划，解放金门迫在眉睫。所有从金门撤退到台湾的海路已经全部封住，援军已经无法到达金门。广播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下定决心要收复全部中国领土，其中包括台湾和沿海岛屿。还呼吁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守军或者同大陆联合起来，或者投降。

1958年炮击金门（4）

此文一出，举世皆惊。媒体纷纷报道五角大楼“内幕”消息：如果中国试图解放金马，美国司令官们将打算给中国以“沉重”打击。令人遗憾的是，这份引起轰动的前线广播并不是奉中央命令播出，毛泽东对这份材料根本不知情。据当事人回忆：“炮战中，我在角屿广播组。角屿本来就须经过小嶝、大嶝才能沟通与厦门后方的联络，很闭塞，战斗打响，在敌炮威胁下联络更困难了。电话又基本上要不通。我们最着急的是没有上级的精神和稿子，播什么？炮打完了不讲话怎么行！于是，‘八&#8226;二三’炮击结束，我们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草拟了一份‘告蒋军官兵书’，自作主张播出去了，真可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泽东从外电转载才知道有这样一份宣言，震怒异常，忍不住怒问军委同志:“你们有几个国家？”稍后他强调对蒋介石发表公开文件，必须得到中央批准，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毛泽东也被迫必须就炮击目标——到底是登陆金门还是仅限于炮击——作出说明，免得又出意外状况。9月2日，黄克诚起草了《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毛泽东首肯第一个要点就是针对金门、马祖问题：不去登陆，多少年内也不去登陆，准备20年不打台湾，这不单纯是台湾问题。美国要护卫沿海岛屿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中国继续炮击金门将可能与美国直接对峙。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炮击策略。9月3日晚，毛泽东突然决定福建前线自9月4日起停止炮击3天。至此，炮击金门第一阶段结束。这段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封锁金门的意图及执行是相当坚定的，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斗争以军事打击为主。第二阶段从军事斗争转向外交谈判（9月4日~9月底）9月6日，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声明》，强硬地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澎湖和沿海岛屿的领土主权，但又强调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政府迅速作出积极回应，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谈判。整个世界松了一口气，认为台湾海峡的争斗将转向谈判桌。但是，美国并没有因为即将到来的谈判而放弃支援台湾。相反，美国开始以实际行动支援蒋介石军队。9月7日，台湾海峡出现了新动静：美蒋海军混合护航编队第一次出现在金门海域，然后蒋舰独自进入料罗湾卸载。中国领导人对美军护航极为恼怒。自9月4日起中国已停止炮击，蒋舰可以自行补给，美军竟公然给蒋舰护航，这显示出美蒋共同协防的决心。美国是否愿意冒直接同中国军事冲突的危险协助蒋介石防守金马？

1958年炮击金门（5）

毛泽东决定：“这需要我们以更猛烈的大规模炮击，摸清它协防的底牌。”摸清底牌之余，恢复炮击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今后主战场将是谈判桌，但谈判桌不是唯一的战场。根据多年来谈判的经验，“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是极为有效的策略。军事上给对方造成的压力越大，谈判中中国的底气就越足，越能取得成果。但军事上的紧张必须有限度，那就是绝对不同美国交战。毛泽东明确指示“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即使美舰向中国军队炮击，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也不准擅自还击。叶飞甚至要求前线指挥员立下军令状，“不打美舰是一个死命令，要坚决执行”。9月8日中国炮击一开始，美军舰一炮未发，迅速驶向12海里领海线以外。在这次边缘试探中，美国退缩了。直到9月底， 蒋舰与美舰仍然混编运输补给金门岛。美国舰队不同中国军队正面冲突，避免直接介入炮战的意图毋庸置疑。但中国避免伤害美舰的意图也很明显。美舰在一进一退中坚持为蒋军护航。这种方式实际上给中国封锁金门带来不小的困难。为了不误击美舰，中国不能够炮击海上的美蒋舰队，炮击点只能大多集中于驶入料罗湾卸载的蒋方运输工具。这样消耗了大量炮弹，命中率却很低。因此从9月11日起，中国前沿炮兵阵地开展了不规律的“零炮射击”：以一门炮或数门炮一发一发地射击，边打边修正弹着点，白天与夜间不规律地射击，以杀伤敌有生力量，封锁交通要道，破坏敌工事设施和雷达、通信设施，使敌人防不胜防，更加惶恐不安。毛泽东颇为满意这种维持一定紧张程度但不危险，扰敌为主的打击策略。此后，军事上进入胶着状态。中央领导注意的焦点已经转向外交领域，将更多的期望寄托在外交谈判中。9月15日，中断了9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波兰首都华沙重新恢复。斗争从福建前线转移到了谈判桌前。按照毛泽东原先的设想，中方的谈判方案，应当是一个争取主动并使美国陷入被动的方案。然而，中方代表过早地提出自己的方案，给美方代表产生一个错觉，误以为中国政府急于解放金门、马祖，便想趁机抬高要价，态度再次强硬起来。中方方案提出3天以后，9月18日，美方正式提出一个“停火”方案，要中国“放弃对金门和马祖群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同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也提出要尽快“停火”。谈判再一次陷入僵局。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对会谈的结果异常失望。第三阶段绞索政策（10月）此时蒋介石也如坐针毡。越来越多的美国军方官员倾向于放弃金马，至少减少国民党在金马的驻军。蒋介石对美国的怨尤终于爆发了。9月29日，他召开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宣称对华沙谈判不寄予任何希望。中国大陆炮击金门是无的放矢，事实上已经失败。他暗示美国的做法是国际姑息主义，台湾已经不再满足于美国的束缚。

1958年炮击金门（6）

蒋介石希望这个新闻发布会能促使美国进一步表态。美国政府也确实迅速作出反应。9月30日，杜勒斯在华盛顿与记者们侃侃而谈，态度迥异于前。他表示，如果能就停火达成协议，华盛顿将竭力让蒋介石至少把一部分军队撤出金门、马祖。美台分歧公开化，美国对金马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显示出有放弃金马的可能。这两个新迹象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0月3日、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形势。周恩来发言指出：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毛泽东则提出了中国处理台湾危机过程中最具戏剧性的方案：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中央原先的方针是准备分两步走：先收复包括金门、马祖在内的沿海岛屿，再争取解放台湾。现根据目前的局势变化，决定还是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今后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后来，毛泽东在回顾炮打金门这段历史时，对于这个重大决策转变作了很详细很生动的说明：“开头我们不是在这里报告了吗？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头一到武昌，我不是跟你（指张治中——记录者注）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十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毛泽东定下了新方针。如何把中国的新政策传达给台湾呢？中国采取了明暗结合的办法。中国高层领导人又一次接见曹聚仁，并告知他中国打算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1周。明示则是10月6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以彭德怀名义公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声明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允许蒋军自由地运输供给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并向台湾当局建议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沿海紧张局势。7天期满后，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给福建前线解放军的命令：对金门炮击从13日起，再停2星期，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以利固守。

1958年炮击金门（7）

蒋介石没有对中国和谈的邀请作出任何言语上的应和，但在行动上却颇为配合。蒋介石接见外国记者时坚决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从沿海岛屿撤军的问题。同时他在军事行动上却有所收敛。国民党军在中国大陆上空侦察的飞机不及过去频繁，并在事实上解除了对厦门港的封锁。10月下旬，杜勒斯到台湾访问，同蒋介石多次举行会谈。这次访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世界面前进一步暴露了美蒋的矛盾。中国领导人自然不愿杜勒斯如愿以偿，也认识到台湾海峡不能够实际停火。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隔日炮击的决定。至此，可以说1958年台海危机已经结束，炮击已经成为象征性的手段。单日打炮，是为了反对美国的停火阴谋，也是为了惩罚蒋介石拒绝谈判的顽固态度；双日不打，是为了国民党固守金门，让美国在金门这根绞索上脱身不得。这种奇特的炮击策略后来又发展为每逢节日不打。直到1961年12月中旬，福建前线部队停止了对金门的实弹射击。炮击金门，是毛泽东纯熟地运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和舆论宣传攻势，并将它们交融于一体的一次重大行动。最直接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国的对台政策。毛泽东认识到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过程，武力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很小，转而致力于和平统一台湾，对台湾回归祖国提出许多重要原则。后来周恩来将这些思想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

庐山会议（1）

庐山会议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是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很多与会的代表都没有思想准备。但如果仔细分析会议的进程，我们也不难发现，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当晚，毛泽东秘书高智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杨尚昆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杨尚昆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此后由于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毛泽东从武汉乘船于6月30日晚到达九江。此时，李先念也乘船到了九江。7月1日一大早，李先念陪同毛泽东等人一起乘车上庐山。几日来的阴雨天结束，天空放晴。上庐山的汽车路是前几年才修好的。毛泽东让司机停车，他走下车来，边欣赏风景，边询问李先念修路情况。李先念介绍说：这条路，是他在中南局工作时，经邓子恢提议共同研究决定修建的。这条路虽然只有35公里长，但需要拐近400道弯。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后来写了一首诗《七律&#8226;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由此可看出，毛泽东这时的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参加会议的人，白天开会讨论，晚上看戏、跳舞。闲暇时间，有的游览风景，有的赋诗作词，会议气氛轻松活泼。所以，人们把前期会议戏称为“神仙会”。

庐山会议（2）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已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以后均简称《意见书》，作者注）为题，批示印发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彭德怀曾亲自问李先念对这封信有什么看法，同意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李先念表示基本赞同。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纪录。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纪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各组对《纪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纪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纪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纪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人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庐山会议（3）

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彭德怀为什么要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意见？这和周小舟有关系。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7月29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示印发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仲云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务，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做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庐山会议（4）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他不了解前期会议的情况，就向一些人了解情况。黄克诚后来回忆：我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肯定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杨尚昆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8月11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委，他的问题另外解决。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庐山会议（5）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纪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老总。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老总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全国共达300多万人。保护过关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错误批判了一大批人。与此同时，中央也着力保护了一些人，这是以往研究宣传中较少注意到的。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后，周恩来、李先念已预感到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即将开始，就让几位在会上比较激烈地发表过反“左”言论的部委负责人，迅速离开庐山，回北京抓工作。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回忆道：“于是，我和段云、陈国栋等同志都悄悄地回到北京。显然恩来和先念同志是在保护我们。”不久，随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李先念自己也被列入有右倾思想的“一批二帮的对象”。李先念在小组发言中提出大炼钢铁不合算的问题，周恩来为他开脱了责任。26日，周恩来还向刚从北京来庐山参加会议的各部委负责人打招呼时指出，李先念是不怀疑总路线的。庐山会议上没有专门批判李先念，但是，他仍逃脱不了被批判的厄运。庐山会议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国陆续展开。李先念主管的财贸口“右倾思想”比较严重，一些部委领导人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同李先念看法相同。中央领导人担心财贸口开会批判李先念“右倾错误”批不起来，而决定把财贸口与农林口合并，由谭震林主持召开有财贸口、农林口所属各部委党组书记参加的务虚座谈会。这次会议于9月初举行，李先念两次检讨发言。谭震林主持会议，是按“一批二帮”的方针掌握的，不赞成批评李先念时说过头话。这才算基本过关。

庐山会议（6）

在上庐山的路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就有一番议论。“秀才”们说话百无禁忌，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响，但他们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会议开始不久，“秀才”们开始接受起草庐山会议纪录任务，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纠“左”问题上。当时，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调查中反映浮夸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负责人发生了争吵。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以后，“秀才”们都反映写得不错，同他们起草的《纪录》基本观点相同。有的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批评，田家英、吴冷西还作了解释。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这对“秀才”们如晴天霹雳。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使“秀才”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在会下议论过的一些“私房话”，如果泄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秀才”们会下议论过的“私房话”还是传出去了。当会议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时，彭真提出要保护“秀才”，中央领导集体同意。彭真、薄一波和杨尚昆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作了系统地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还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就正式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但是，庐山会议后。中央根据庐山会议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决定对他们立案审查。10月，彭真两次找“秀才”们谈话，核对材料。几位“秀才”也向中央做了书面检讨和申辩。10月17日，毛泽东找四位“秀才”谈话，说你们在庐山的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结束。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是以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为标志的。会后，由于“左”倾方针在党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抵制，8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又一次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发动。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两次会议，使毛泽东“左”倾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项议程都由毛泽东在会前主持决定，但是，开会期间，毛泽东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向毛泽东汇报请示。会议的前三天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等“介绍情况”。他们在发言中分别传达了1962年以来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重点介绍了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以来在中央高层内部所发生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及毛泽东对中宣部、北京市委以及彭真、陆定一等的批判，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指示，介绍了这次会议所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起草的经过。他们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为会议定下了调子。随后，会议展开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揭发批判”。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或《通知》）和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以及根据会议上所谓揭发材料整理的6个附件。《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撤销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五一六通知》逐条对《二月提纲》进行批判，列举10条罪状，指责它的性质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五一六通知》对党内和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其严重的估计，认为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了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界里。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五一六通知》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2）

5月18日上午，林彪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全体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件，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毫无根据地提出有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他煞有介事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危险就是在上层。”林彪这些耸人听闻的话，进一步加重了出现资产阶级复辟危险的紧张气氛。林彪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声称：“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个讲话，对这次会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5月23日，会议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的问题。5月26日，刘少奇发了言，做了自我批评。同日，会议结束。5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顾问为康生、陶铸（兼）。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为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实际上这个小组一成立，就成了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指挥机构。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于5月7日写了给林彪的后来被称作《五七指示》的信。《五一六通知》和《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以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理想的基本方针，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五一六通知》的发出，基本上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做好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围绕派工作组之争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统一思想。《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一些高等院校和中学出现了混乱局面。6月初，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决定向高等学校和一些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围绕派工作组问题，中共中央高层发生争执，毛泽东否定了派工作组的做法，并由此导致了对“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3）

1966年5月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违反周恩来关于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的指示，在校园内公开贴出大字报，首先向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发难。6月1日晚，毛泽东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一天，已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此社论和以后接连发表的几篇颇有分量的社论，将《五一六通知》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精神捅向社会。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北大的这张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3日，中央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改组北京大学党委。6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的决定。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鼓动“一切革命同志”起来同维护原单位领导的“保皇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和报纸的鼓动下，一些学生响应号召，采取革命造反行动。学校的教学工作陷入混乱，教学工作处于瘫痪状态。面对这样的局面，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下，根据群众的请求，援引了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先例，决定向北京的大专院校和各中等学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进驻各校后力图将运动纳入秩序轨道，遂与一些激进的学生发生冲突。各地学校先后出现了多起驱赶工作组的事件，并有蔓延的趋势。6月18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避开工作组，将40多位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发生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扭打、侮辱妇女等行为。工作组发现后迅速予以制止。根据刘少奇意见，党中央于6月20日批转了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简报。刘少奇在为批转简报所加的按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各地工作组在贯彻党中央上述精神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各地造反派的对立。6月20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正式向中央提出“由群众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的建议。这个建议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反对，认为这样做是不要党的领导。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立即撤出工作组，康生、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18日回到北京。新闻媒介对这两件事都做了大事宣扬的报道。有一则新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其政治意义不言自明。回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他看了北大、北师大、清华、人大等校反工作组的材料，严厉批评了工作组，认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怕革命，犯了方向性错误。毛泽东同意和支持江青等人的做法。他认为，彭真所领导的北京市委是执行修正主义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应该予以批判。各校被压下来的反工作组的浪潮再度高涨。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4）

7月24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要把工作组统统驱逐之。7月28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宣布运动由群众选出“文化革命小组”主持。随着工作组被否定，各学校学生“踢开工作组闹革命”，自发的造反行动更为猛烈，党团组织完全瘫痪。学生造反派由揪斗工作组把造反矛头上引，发展到“炮轰”各级党委，清算从上而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揪出各级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从而形成了更大的混乱局面。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列席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院校的师生代表47人。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议的议程主要有四项：一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是讨论和批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是通过全会的公报，四是对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中央人事变动的决定补行批准手续。会期原定为5天。会议开始后，却改变了议程，会期延长为12天。全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他介绍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方面的一些主要工作和基本的方针政策，并对派工作组承担了主要责任。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频频插话。讲到工作组问题，刘少奇说：“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说：工作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坏作用。这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两张宣扬革命造反的大字报。毛泽东赞扬这两张大字报，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8月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还对刘少奇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对毛泽东的指责，刘少奇回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即毛泽东过去提倡的：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泽东还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并且宣布：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5）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措词激烈地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还写道：“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从而直接点明了发动这次“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所向。此后，会议转向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8月6日，已向全会请假、在外地“养病”的林彪被毛泽东紧急召回北京。林彪到会并摸清毛泽东的意图后，立即采取了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态度。8月8日，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他声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8月12日，林彪又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第二天，他还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8月8日，全会通过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等作出了规定。《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整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首次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斗争对象。《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对象是所谓的“革命左派”。8月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十六条》。《十六条》的通过，表明全会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突然提出要改组中央领导机关。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是由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的，但是他在进入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就被排斥。在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中，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名列第二位；刘少奇则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这次中央机构的改革，实际上取消了原来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会议期间和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8月12日，会议通过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公报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公报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公报还说：“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榜样。”经过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两次会议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全国全面地开展起来了。

“二月抗争”（1）

“二月抗争”“二月抗争”是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第一次公开反抗。错误的东西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受党多年教育的广大群众的抵制和反抗具有其必然性。但在1967年2月前后突然爆发出来，又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抗争的缘起“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全面发动，经过半年多的实践，特别是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的全面夺权，使党内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健康力量逐渐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是这次抗争发生的根本原因。“全面夺权”开始后，在全国范围内，动乱的程度陡然上升。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左分子们的野心更加膨胀，作风更加跋扈霸道，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在他们的策划、指使和支持下，从中央到地方连续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重大事件。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竟然蓄意捏造罪名，在未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情况下发表讲话，擅自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突然将当时位居党中央第四位的陶铸打倒。陶铸是1966年6月从中共中央中南局调来北京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的。在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任国务院的副总理。陶铸到中央后，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却与周恩来等一样，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左思潮和行为格格不入。在许多问题上，他坚决抵制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与江青等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陶铸的立场成为江青等人煽动极左思潮的严重障碍，不打倒陶铸，中央文革就难以为所欲为。毛泽东曾就陈伯达这种“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的极不正常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中央文革小组却已造成了既成事实。继陶铸之后，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等，也先后被打倒。1月6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采取卑劣手法，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强行带到清华大学批斗。后来，在周恩来干预下，清华大学红卫兵才不得不将王光美放回。与此同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下，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多次包围、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驻地北京中南海。这些群众组织提出要揪斗住在中南海内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领导人，并声称要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等一批国务院负责同志揪走。1月，戚本禹在中南海内煽动围攻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北京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朱德的标语，朱德、贺龙的家也被造反派查抄。在各省、市、自治区，几乎所有的党政领导人都被斗、被批、被抄家。其中，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等被打倒后的一段时间里，连中央都不知道其生死或去向。

“二月抗争”（2）

1月10日，经江青授意，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王力等人起草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张。在经林彪同意后，1月14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公布了这一说法。社论说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队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人民日报》次日便加以转载，“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流传全国，为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提供了合理依据，从而使动乱的危机更为严重。1月17日，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说，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已不适应形势，应立即作废；公安机关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1967年初，“全面夺权”之风一起，仅短短一个多月，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普遍被揪出、批斗、打倒，一些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因不满并抵制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在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训斥后在当地愤然辞世，以死相争。1月中旬，中共天津市委几位书记刚开完市委机关干部大会，便被外面的造反派一拥而上，强行绑架，不知去向。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因公开反对林彪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在连续遭受打击迫害后突然身亡，死因不明。1月22日，被江青、戚本禹诬蔑为“煤炭系统最大的走资派”的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在遭造反派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毒打、逼供后，带着遍体鳞伤死在北京矿业学院。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原山西省省长卫恒，在被“夺权”的造反派宣布为“山西省最大的走资派”后不久，便在造反派关押处饮恨而死。与此同时，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企事业党组织大多已处于瘫痪状况。为了夺权，各个造反组织拳脚交加，刀兵相向，各种各样的武斗在全国普遍出现。武斗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也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更使人们不安的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军队中的不稳定因素也在激增，一些军事部门也面临失控的危险。人们的思想狂热而又混乱，坚定而又迷茫。一个处在和平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大国，却突然出现了如此动荡、混乱的局面，谁也说不清这种愈演愈烈的局面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虽然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但党内外一些有识之士都已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这样的“大乱”是“全面夺权”造成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推波助澜的结果。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国家不能乱，特别是军队不能乱。面对着不断恶化的局势，老一辈革命家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他们的忍耐已达到了极限，又一次与“左”和极左思潮的抗争一触即发。

“二月抗争”（3）

针锋相对的斗争1967年1月初，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从1月8日起连续在北京召开军委碰头会和军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处理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中，林彪主张在军队也要开展“大民主”，认为“机关要彻底搞”。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攻击人民解放军“滑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鼓吹军队不是“世外桃源”，不能搞特殊，要立即开展“四大”。林彪、江青等人的意见，遭到军委其他几位领导和大多数与会者的坚决反对。1月14日，经过中央军委多数领导和大多数与会者的斗争，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并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党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但是，由于林彪、江青等人处心积虑地破坏，这个通知并未得到有力地执行。1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一开始，便围绕着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搞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四大”。对此，叶剑英严厉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如果稳不住，敌人入侵时将无法应付。”他向江青质问道：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成了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怎么能保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怎么能打仗？不服从命令，打起仗来“放羊”，军队还成其为军队吗？聂荣臻在发言中坚定地表示“军队是军队，不能搞‘四大’！”几位元帅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如果也像地方一样搞运动，必然会导致更加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后果不堪设想。在1月20日的会议上，当得知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中央文革小组指使的造反派抄家时，徐向前气愤地拍案而起，对着江青等人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了吗？”盛怒之下的击拍，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震落到地上。叶剑英在斥责江青等人时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他接着说：“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激愤之中，竟因拍桌子时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骨折。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为党为国的凛然正气，震慑了江青等人，使他们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这就是江青等人指责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

“二月抗争”（4）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军队干部。参加接见的军队领导干部纷纷向毛泽东述说“文化大革命”给军队造成的破坏及挨斗被整的情况。毛泽东对这些现象表示气愤，说：“那还得了”，“到处抓人怎么行”。随后，徐向前又当面向林彪陈述理由，要求制定一个稳定军队的文件，林彪表示同意，并口授了几条意见。在此基础上，经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周恩来等商讨、修改，拟定了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1月28日，《八条命令》由毛泽东批准下达。《八条命令》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军队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得随意抓人、抄家、搞武斗；部队的运动应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一切外出串连人员应迅速返回本单位；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等等。很明显，《八条命令》实际上是对军队的运动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和约束，使之与地方区别开来。2月21日，中央发出通知，肯定《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此后，根据《八条命令》的主要精神，中央军委又连续制定了一些旨在稳定军队的文件。这些文件有力地遏制了“文化大革命”对军队的冲击和影响，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反对江青等人阴谋搞乱军队的斗争的结果，反映了广大指战员的要求和愿望。自2月上旬起，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商讨党政业务工作。怀仁堂碰头会，从一开始就成为老一辈革命家揭露、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乱党乱军行径的场合。在2月11日碰头会上，叶剑英再次拍案而起，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他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也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这要不要支柱啦？会上还对江青等人迫害老干部子女的做法提出抗议，聂荣臻指出：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老一辈革命家的激烈抗争，实际上已经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三个要害问题，这就是：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正是在这些根本原则问题上，老一辈革命家以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同煽动动乱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尖锐斗争。

“二月抗争”（5）

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动乱急剧升级的局面，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不可一世的胡作非为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也有所感觉，他虽然号召造反，却不赞成由中央文革小组煽动而急剧膨胀起来的无政府主义；他虽然提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绝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或削弱党的领导。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讲话时，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一方面又批评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2月12日及其后的几天里，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力等人谈话时，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一方面针对性很强地批评了当时一些甚嚣尘上的极左思潮。他说，“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青年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作了不少贡献，但是让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针对“全面夺权”时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潮，他强调说，还要有一个党，我们共产党不能不要党，人民代表大会还要开，国务院也还叫国务院。他又说，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吧！如果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优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人民日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2月上旬，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他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在重大问题上不经请示就擅自做主，发号施令，还批评他们任意打倒老干部的做法。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他又严厉地批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指江青与陈伯达）干的。他当场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一个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毛泽东虽然对陶铸到中央工作后的一些做法不满，但他并不同意陈伯达、江青用那样一种方法打倒陶铸。2月上旬毛泽东亲自召开一系列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批评，实际上表明了他对“全面夺权”中那些极左做法的不满，他的这种态度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事实上成为“二月抗争”的重要动因之一。2月16日，中央碰头会继续开会。还在正式开会之前，斗争就已开始。在怀仁堂门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碰到张春桥，就问他：“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可是，张春桥却装出一副正经面孔，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呀！”谭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听了很生气，指着张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二月抗争”（6）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又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谭说:陈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他还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这样就尖锐地提出了要不要党的领导问题，要不要保护老干部等问题，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谭震林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又义正词严地当场声明：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整个老干部，是为整个党！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他还指出，这样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做法是从《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开始的。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康生明明参与炮制了这篇社论，当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们不叫我们看看？”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2月17日，谭震林致信林彪，指斥江青等人“比武则天还凶”，其“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个的政治生命送掉了”。“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老一辈革命家正气凛然、义正词严的抗争，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无言以对，惊恐异常。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当面向毛泽东汇报。2月19日凌晨，毛泽东亲自召集会议，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参加。会上，毛泽东批评了谭震林、陈毅等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认为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会上还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七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谭震林等。康生等人趁机攻击参加“二月抗争”的几位同志，并把矛头指向了在思想上同谭震林等息息相通的周恩来。同时，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不满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各级领导干部，使本来已经混乱的局势更加恶化。此后，这场正义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二月抗争”（7）

“大家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林彪、江青一伙是极力要趁此机会把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统统打倒。但是，毛泽东的想法并不如此。毛泽东不满意老帅和副总理们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但并不想打倒他们。4月30日晚，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并批准这些同志在“五一”节上天安门看焰火。这一情况第二天见报。这是老同志仍能得到毛泽东信任的重要信号。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掀起的所谓“反击二月黑风”不能不暂时停息下来。随着时间的过去，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看法逐渐有所改变。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他虽仍肯定它是“一件十分严重的大事”，但又说，要说“十分了不起，那也不是”。而且肯定他们是“阳谋”，“没有什么秘密”。次年1月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党的九大时，他又提出要把这些老同志（除谭震林外）选入中央委员会。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在1971年11月14日接见成都地区人员的座谈会上说：“你们再不要讲他（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关、戚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党内、军内会议上及其他场合同中央文革小组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其实质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做法提出的严正批评和抗议，是对上海“一月夺权”以来全国动乱急剧升级，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被虐待的状况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忧虑。他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捍卫党的一系列原则的行动，实际上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某种否定和批判，是党内正义力量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抗争，它对于后来党和人民日益深入、广泛的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1）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正当中国人民豪迈地跨进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从祖国首都北京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颗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的卫星，是一颗科学探测卫星，其任务是为发展实验观测、通信广播、气象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各种必要的设计数据。“东方红一号”卫星由结构、温控、能源、跟踪、天线、探测系统以及作为试验项目的遥控系统、姿态测量和控制系统等组成。其外形为球形多面体，直径1米，重量172公斤。决策和理论技术准备二战后，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大国的激烈较量和竞争由陆地扩大到太空。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在1961年4月用宇宙飞船把宇航员加加林送上太空，又于1971年4月19日把第一个载人空间站“礼炮一号”发射升空。美国在1958年1月30日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从1961年5月开始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于1969年7月20日用宇宙飞船把两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中国是古代火箭的故乡，自古以来不仅有“嫦娥奔月”的美丽神话和“飞车”、“飞船”的传说，而且明代就出现过“火箭载人”飞行的先驱。1958年，毛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国科学院于是在张劲夫、裴丽生组织下，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581”任务领导小组。抽调杨嘉墀、杨南生、王希季、陆元久、屠善澄、钱骥等专家，主持开展有关空间技术设计工作。科技人员在一家旅行社的水泥地板上用一把老虎钳、两把锉刀、几张铝皮和几张三合板制造出卫星模型。1960年2月，我国成功地发射了自行设计、制造的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5月28日，毛主席在上海观看这种探空火箭时关切地问：火箭可飞多高？讲解员说：能飞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与此同时，我国科技工作者密切关注着世界上空间技术的新发展。从1961年6月开始，中国科学院在3年中召开了12次学术会议，著名科学家纷纷发表意见，为我国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早上天献计献策，并在空间科学技术单项课题研究和试验设备研制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为我国人造卫星的研制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2）

工程研制攻关1965年，中国人造地球卫星从科学和技术准备转入工程研制。1965年初，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与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吕强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研制卫星的建议。尔后，中国科学院组织力量草拟了发展卫星的规划纲要。与此同时，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也向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提出了将卫星运行及其运载火箭的研制列入国家发展计划，并提前开展研制工作的建议。作为主管中国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十分赞同这两个建议，并委托张爱萍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详细研究。张爱萍受命以后，邀请中国科学院、七机部、四机部的领导人张劲夫、钱学森、孙俊人等，对发展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大家一致认为，进行卫星工程研制的技术基础已经基本具备，应该统一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研制工作。据此，国防科委于1965年3月提出了《关于开展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同年5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将卫星工程研制任务列入国家计划，并明确了工程技术抓总和卫星、动载火箭、测量、跟踪、遥测设备研制，以及整个工程的组织协调等各项任务的分工。8月，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卫星发展规划纲要，并同意第一颗卫星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尔后，再陆续研制和发射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服务的卫星。正当我国航天工程进入研制攻关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科学院领导机关基本陷入瘫痪状态。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派驻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向中央专门委员会提出了将卫星工程研制工作改由国防科委直接组织领导的建议。中央专门委员会同意了这一建议。国防科委确定由罗舜初副主任具体负责领导卫星工程，并指派李庄带领工作组，于1967年初到中国科学院直接处理有关卫星工程的研制工作。1967年3月，毛泽东批准对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实行军事接管。不久，中央军委又批准中国科学院的卫星设计院及有关厂所为基础，并从七机部抽调部分力量，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归国防科委领导。1968年2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兼任院长，常勇任政治委员。1970年5月，空间技术研究院划归七机部领导。以上组织措施，保证了卫星研制工作能比较顺利地进行，使“两弹一星”事业得以在动乱中继续进行下去。1968年，钱学森推荐37岁的孙家栋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工作，随后又调来戚发轫等18名技术骨干。广大科技人员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中坚持科技攻关。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3）

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用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在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导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参加研究、设计、生产、试验的单位达5000多个。1970年1月，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证明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射卫星的运载能力。为确保“东方红一号”卫星按计划上天，空间技术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在没有良好空调和防尘的总装车间，装配调试出一颗颗正样卫星；利用容积小、缺乏太阳模拟器的热真室，完成了空间模拟试验；利用楼顶及自制简易微波暗室，完成了卫星天线性能试验。卫星测量控制系统是卫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按预定计划发射卫星，国防科委将组织抢建卫星测量站列为重点任务，并得到了国家计委、总参谋部、邮电部以及有关工业部和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协同。1968年底，卫星测控系统第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到1970年初，就建立起能适应第一颗卫星测量跟踪任务的地面观测网。电子学家陈芳允1957年就参与组织全国对苏联第一颗卫星的跟踪观测。10年后，他和著名光学家王大珩等专家一起，提出了建立我国卫星地面观测网的意见。在我国计算机、无线电技术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卫星测控队伍以非凡的努力，不仅圆满完成了卫星和远程火箭发射的测控任务，后来还准确地计算出美国、苏联失控卫星坠落的轨道和地点。在攻关过程中，派系斗争干扰了卫星的研制进程。“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一、二级火箭的研制，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加上有人对发展这种火箭有不同意见，研制工作一度处于停滞不前状态。针对这一情况，中央专门委员会严肃指出：这是个重要型号，不能动摇，要坚决按照1970年发射卫星的计划完成研制试验任务。1970年7月，火箭试车因受派性影响，秩序混乱，难以进行。周恩来得悉情况后，连续4次召集七机部有关人员开会进行说服教育，并对该部两派长期闹派性、严重影响科技攻关的行为提出严厉警告：如果再继续闹下去，最后只好实行纪律，宣布两派组织解散。对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不痛击不行，还有资产阶级派性，这两者是七机部的致命伤。要下一道死命令，所有参加科研的工作人员统统上阵，要求一个星期搞出来。你们不是要革命吗？这就是革命。由你钱学森去领导，党中央给你一道死命令，我看准灵。不到的就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还要开除党籍。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凡是不守纪律者，以破坏党纪、国法、军法论，轻者警告、扣薪，重者开除。周恩来指示，要组成指挥部，加强领导。通过采取这一系列措施，这次火箭试车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为了使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周恩来总理付出了大量心血。1970年春，周恩来多次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听取汇报，仔细检查每一个关键环节，并提出了明确要求。1970年3月底，中央专门委员会检查了卫星及运载火箭的质量情况，批准出厂运往酒泉卫星发射场。周恩来将一些非洲国家的首都列入卫星经过的国外大城市预报方案里，让这些国家的人民都能看到运行中的中国卫星，都能听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4）

1970年4月2日，周恩来总理又一次听取卫星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4月14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场回京的钱学森、李福泽等关于卫星和运载火箭测试情况，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周恩来针对测试中发现的问题，要求参试人员谦虚谨慎，进一步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日深夜，周恩来又对罗舜初说：“在发射现场要一丝不苟地进行检查，一颗螺丝钉也不能放过。”20日，周恩来又提出了这次卫星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的全面要求。在检测中发现的问题全部得到解决后，周恩来将卫星发射准备工作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23日，毛泽东批准了24日夜间实施发射。发射圆满成功1970年4月24日，卫星发射场区风和日丽。气象部门报告：晚上8点到9点是最佳发射“窗口”。指挥部决定把发射时间定在晚上9点30分。晚上8点零分，指挥员下达了“1小时准备”的口令。9点34分，又下达了“1分钟准备”的口令。9点35分，随着一声“点火”的号令，火箭在震耳欲聋的隆隆声中离开发射架，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晚上9点48分，地面卫星观测站报告：“星箭分离，卫星入轨。”顿时，发射场欢呼起来，许多人热泪盈眶。15分钟过后，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晚上10点整，国防科委向周恩来报告：卫星准确入轨，《东方红》乐曲在蓝天上响了起来！周恩来非常激动地说：“太好了！谢谢大家！应该好好庆贺一下，我立即向毛主席报告这一喜讯……”当晚，周恩来总理乘飞机到达广州，参加由越南、越南南方、柬埔寨领导人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第二天，周恩来在会议上宣布：“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我们大家的胜利。”1970年4月25日下午，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告：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近地点439公里，远地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4月25日20时29分，卫星飞经北京上空，首都万人空巷，翘首喜观中国自己制造的卫星闪烁着明亮的光辉在夜空中飞行。4月28日晚，卫星飞经香港地区上空，港人也异常兴奋，他们带上收音机、望远镜，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涌到山头、高楼、海边，仰望西北天空，就像欢迎天使般地等待着卫星飞临。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5）

“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为我国欢庆70年代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增添了喜悦的气氛，在节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戚发轫、王盛元等研制和发射卫星的代表。中国成为世界上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从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截至2000年1月26日，已有9种长征系列型号的火箭进行了60次发射。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成功地发射亚星、澳星、铱星，在国际航天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中央广播事业局送给毛主席两盘遥测信号和《东方红》乐曲的原始录音带，这珍贵的纪录一直伴随着毛泽东最后的岁月。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被剥夺长达22年之久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终于从大洋彼岸来和中国领导人握手了。1974年，邓小平出席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名正言顺地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后来我国的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语重心长地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方面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92年春，邓小平又一次动情地说起“两弹一星”：“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恢复高考（1）

恢复高考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邓小平酝酿多年的一个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恢复高考的决策，是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根据教育、科技工作者的建议确定的。在决策过程中，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关心和爱护知识青年，亲自过问制定了许多重大政策，诸如：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为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创造条件；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青年上大学制定特殊政策；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等等。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是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这批人后来都是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高考的中断“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我国的各项事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文化教育事业首当其冲，成为破坏最严重的领域之一。同对其他领域一样，毛泽东对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分析。1966年5月7日，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进一步提出：“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6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认为17年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8月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该决定特别强调，“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文革”首先从文化教育领域开刀。学校的“红卫兵”起来“造反”，说17年教育领域推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教育领导部门和学校陷入瘫痪状态，领导同志和教师被任意批判和斗争，被游街、殴打、抄家、劳改、关押，受到各种人身污辱和非人待遇。

恢复高考（2）

“文革”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企图篡党夺权，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剧了教育领域和全国的混乱局面。他们鼓吹“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串连；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知识分子和广大教师诬为“臭老九”，当成敌人进行批斗和摧残。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控制和操纵下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教育工作基本上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17年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从根本上否定了17年来教育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否定了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他们的重要作用。“两个估计”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与所谓“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推行了一套完全“左”倾的教育政策，在大学招生制度的改变上尤为明显。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大学招生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对招生办法，提出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规定大学学制暂以2或3年试行，进修班为1年左右。这种招生办法，不仅严重堵塞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升学之路，而且为“走后门”上大学敞开了方便之门。学员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据1972年统计，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学员毕业后，有80%还达不到过去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文化程度。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四人帮”骨干分子更进一步提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大学就办一个斗走资派的专业”，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物，“同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要把各类大学都办成“政治大学”，等等。这些主张荒谬至极，妄图把教育事业纳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轨道，其卑劣目的昭然若揭。恢复高考的决策“文革”结束后，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么办，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人才匮乏已成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1977年5月，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正因如此，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在恢复工作后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大量材料表明，在邓小平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对于教育工作，包括大学招生制度等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思考和方案了。

恢复高考（3）

1977年，在正式决定恢复高考前，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就尽快改变“文革”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两条重要意见。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第一个大动作。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教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邀请了33位专家学者，于8月3日到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报到。这些专家学者是：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马大猷、郝柏林、钱人元、严东生、张文佑、黄秉维、王守武、高庆狮、许孔时、邹承鲁、张文裕、童第周、叶笃正、汪猷、王大珩，中国农业科学院金善宝，北京大学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何东昌、潘际銮，复旦大学苏步青，吉林大学唐敖庆，武汉大学查全性，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上海交大吴健中，南开大学杨石先，天津大学史绍熙，南京大学苗永宽，西安交大程遒晋，华北农大沈其益，中山医学院宗永生，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邓小平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这是一个真正的畅所欲言的座谈会。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与会专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此时，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已经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较以往有三点突破：一是明确规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二是决定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到1万人直接上大学；三是强调重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但是，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袭“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8月4日，教育部的报告送达国务院。8月6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强烈要求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引发了热烈讨论。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的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专家们的意见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恢复高考（4）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出台了。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邓小平在总结发言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 余人参加了会议。由于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两个凡是”思想还有较大市场，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线“两个估计”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门）紧闭吹不开。”这首打油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人们渴望拨乱反正的心情。关键时刻，邓小平中流砥柱，勇敢破冰。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在第二次招生会议期间，邓小平还提出了高校招生的两条标准：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旋即批示，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下来。

恢复高考（5）

高考具体政策在决策恢复高考的过程中，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关心和爱护知识青年，千方百计为广大知识青年成长成才排忧解难。他亲自过问，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政策。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为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创造了条件。恢复高考，本来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的是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考试制度。但是，面对十年积压的数千万社会知识青年以及在校高中生质量不高的状况，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7年招生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招生总数的20%~30%，绝大多数生源来自社会。有了这个政策，十年积压的广大社会知识青年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青年上大学制定了特殊政策。 针对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大多已30岁左右，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的状况，制定了特殊政策。1977年的招生文件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 “文革”期间，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曾断送了多少有为青年的读书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招生文件规定：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政治思想表现的主要依据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根据新的招生规定，在1977年底，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了高校的招生考试。“文革”十年来，一大批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优秀青年，甚至是已届而立之年的1966、1967年的高中毕业生，终于得到了一次报考的机会。1978年报考人数增加到610万，招收新生40多万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的第三个高峰。1977、1978两届共录取68万名大学新生。这其中，大多数是政治立场坚定，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都是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这说明，邓小平当年决策恢复高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朽之作。恢复高考，重新燃起了一个民族和国家崛起的希望。

平反冤假错案（1）

平反冤假错案平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有步骤地处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是1976年10月粉碎江青集团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摆在党中央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政治和组织任务，也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历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极其繁重，数量之多，情况之难，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项工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起步。“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制造了数百万的冤假错案。粉碎江青集团后，党内上下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迅速平反冤假错案，以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然而由于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又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导致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处于徘徊状态，全面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步履维艰。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在实事求是原则下，局部地区和一些部门开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但阻力仍然很大。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才真正开始起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从落实干部政策入手，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78年1月18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问题。会上，胡耀邦讲话指出，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这次会议有效地促进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起步，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干部工作方面，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有190人，已结案的有130人；没有安排工作的261人，已有189人安排了工作。原中央、国家机关司局长以下未分配工作的6000多名干部，绝大部分安排了工作。各地陆续为一些著名人士的冤假错案平了反。另一方面，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复查，展开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推进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即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呈送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6月14~22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拟订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平反冤假错案（2）

会后，中央五个部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对《实施方案》进行了修改。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上述方案并下发贯彻执行。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开始着手右派的复查改正工作。10月17日，中央组成五部复查改正右派工作办公室，领导全国改正工作事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地相应成立了工作机构，全国范围的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进展迅速，到同年11月中旬全部完成。复查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到1980年底基本结束，对错划的55万多人的右派问题进行复查改正，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安排了工作和生活。改正错划右派，获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不仅解除了几十万人的精神负担，而且调动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取得了很好效果。有的群众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有这样的勇气，实事求是，改正错误。有的人在被平反后作诗言志：“冬寒喜睹腊梅花，老树逢春发嫩芽。欲献余年效微力，添砖加瓦建中华。”这一阶段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仅仅是个起步，进展迟缓，没有触及许多大案要案。第二阶段，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随着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深入，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也进一步开展，从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到党的十二大，进入全面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阶段。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揭开了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序幕。为了开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1月10日~12月5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刚开始，以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提出，为迅速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必须首先正确解决大批冤假错案问题。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指出：“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接着他提出了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关于陶铸、彭德怀的结论等6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党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强烈反响，会议气氛随之活跃。各组发言的重点很快集中到平反冤假错案上来，特别是“天安门事件”，几乎各组都提出应尽快平反。在这种情况下，11月14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经中央批准的决定，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怀念，出于对“四人帮”的深切痛恨，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5日，新华社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对于会上提出的其他一些重大错案的平反问题，与会同志指出，最好在工作重点转移之前，中央就把问题说清楚。

平反冤假错案（3）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上述意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为所谓“二月逆流”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重大冤案平反；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处理；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专案组要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要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等等。后来，1978年12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印发华国锋这次讲话时，又根据大家意见，增加了承认“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将中央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撤销一条。这些决定，使两年来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个重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与会同志顿时感到心情舒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基础上，1978年12月8日~22日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郑重指出：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会议对有关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纠正和平反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的工作树立了榜样。从此，全国范围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迅速展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主要内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据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全国脱产干部约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竟占17%。其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竟高达这类干部总数的75%。此外，解放军系统有8万多人受诬陷，1100多人被迫害致死。文化部所属单位有2600余人受诬陷。教育部所属单位在17个省、市有142万余人受到诬陷。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在17个省、市有5万多人受诬陷，等等。再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和他们亲属中受波及者，大约有近一亿人口需要平反冤假错案，以求在政治上、精神上得到解放。任务相当繁重。由于“文化大革命”后“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使这项工作进展缓慢，步履艰难。据统计，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辽宁省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被错定为敌我矛盾的50多万人中，尚有80%没有得到纠正；广东省“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定为反革命的案件也只复查了24%。当时冤假错案给亿万人民造成的身心伤害，所形成的对党的感情隔阂，和在朋友、同志之间存在的互相防范心理已经成为危害安定团结，影响工作重点转移的重要因素。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1979年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提出，冤案、假案、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此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面展开。

平反冤假错案（4）

这一时期在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下，不仅平反了“文化大革命” 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还纠正了一批“文化大革命”前乃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冤假错案。就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冤假错案来划分有如下几种情况：其一，为“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受诬陷的党和国家及军队各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结束，党中央就为彭德怀和陶铸公开平反，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此后，又陆续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萧劲光、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平反。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同志平了反。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一切罪名和所做出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纠正了这一“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从1979年到1982年，被平反的党和国家各部门负责人还有：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周小舟、张琴秋、邓拓、廖沫沙、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章汉夫、赖若愚、董昕、冯雪峰、马明芳、王维舟、贾拓夫、张子意、安子文、陈昌浩、李德生、杨献珍，等等。198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文电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平反，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其二，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或遭受诬陷的中央一些部门平反。主要有：撤销了所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为把原文化部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 的大错案彻底平反；为解放军总政治部被诬为“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撤销了1966年2月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推翻了教育战线被强加的所谓“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结论，撤销了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等等。其三，对“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被冠以“罪名”的事件、案件进行复查平反。继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中央和地方又先后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云南沙甸事件、“三家村”冤案、“新内人党”冤案、“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等进行了复查平反。其四，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判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改判或平反。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10402人，加上其他案件，共判处死刑23921人。在这些死刑案中，凡属于冤假错案的，都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给予平反。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而遭杀害的优秀共产党员如张志新、史云峰等人，得到了平反昭雪，受到人们的尊敬，被称为“为真理而奋斗”的榜样。

平反冤假错案（5）

其五，为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诬陷和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从1979到1982年，陆续被平反的著名党外人士有：马寅初、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人。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迫害而逝世的一批著名民主人士举行了追悼会。在此期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还平反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共为454万名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其六，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冤假错案也进行了清理和纠正。如：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为1958年青海省平叛斗争扩大化而受株连的人平反；为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为“华北山头主义”一案平反；为潘汉年一案平反，等等。在基本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后，又集中精力继续对30年代、40年代的历史遗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复查和纠正，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如关于地下党问题上的错案、根据地的肃反问题、肃托问题上的错案，等等。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各级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不断克服“左”的阻力，排除派性的干扰，对阻挠甚至破坏平反工作的组织和个别领导人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推动了各地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中央组织部还多次发布文件，进行督促和指导，为排除“左”的思想阻力，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推动这项工作尽快完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有47万多名被错误处理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在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后，各地区又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善后工作，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这样，经过4年大规模有成效的平反冤假错案，就解放了数以千万计的干部和群众，也解放了数目更多的受到牵连的家属，从而调动起他们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巩固了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党中央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研究和处理，调整了社会关系，落实了各方面的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6）

1979年1月11日，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有关规定，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宣布，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生、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决定》还要求，要从党内到党外，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这一决定使至少两千万人结束了政治上受歧视的处境，享受到公民应有的权利，开始了政治上的新生。据新华社报道，到1984年11月，全国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摘帽的工作顺利完成。属于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人，也予以纠正。各地还对已经出国、出境的“四类分子”，也全部摘掉了帽子，并通知了他们的家属。197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运动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在本人及家属子女的档案中，有关反右倾斗争的材料，一律销毁。凡是一切搞错了的人和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纠正。同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明确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按行业公私合营时，有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被带进公私合营企业，把他们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是不妥当的。应该把他们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按照这一文件精神，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全国共有70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的成分，从而妥善地解决了这一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纠正了当时的错误。各地在开展区别工作的同时，也贯彻了中央《关于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198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在“三支两军”中犯错误的干部的处理问题作出指示，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下，部队的一些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犯错误是难免的，对他们犯错误的原因要进行历史分析，还要看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和态度。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各地均慎重地处理了“三支两军”中遗留的问题，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一人民内部矛盾。1980年到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召开西藏、云南、新疆和内蒙古等省区的会议，认真解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中央和一些地方党委还先后为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同志摘了帽子。1982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文件，阐明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这前后，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得到恢复，各地的寺院庙宇陆续修复和开放，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上述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和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裁军百万（1）

裁军百万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确立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国际安全大势中，延缓和遏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不断增加，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美国和苏联经过近30余年军备竞赛与争霸，处于谁也无力打破战略均势的状况，谁也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战后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愿意看到新的世界战争损害他们的利益。第三世界迅速崛起。中国安全环境有了重大改善。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威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自70年代开始，中国的安全环境得到逐步改善。在外交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在联合国席位得到恢复，与许多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特别是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长期的敌对状态开始缓和。中苏关系也开始缓和。中国周边环境大为改善。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向着“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方向转变日益明显。这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有了领导人民进一步创造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和平国际环境并为此而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的可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克服了自身长期以来束缚自己手脚的“左”的思想，这从主观上为客观准确地判断国际形势创造了条件，同时这也为人们大胆地接受新政策奠定了心理基础。1977年12月，邓小平根据他对美苏双方力量对比的冷静观察和透彻分析，提出了世界战争可以推迟和我们可以争取更长的和平时间来发展经济的判断。他指出，“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 延缓战争爆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强调一点，就是要抢时间”，抓紧时间搞建设。1980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看来国际上还要经历一些风浪，就我个人来说，看远一点，采取有效措施，80年代的危险可以度过，不是不能度过的。我们说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80年代的危险能不能度过要打个问号。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

裁军百万（2）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明确地讲道：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我们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所发表的谈话，观点就更加理性化。他指出：现在世界上“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对国际形势的这一科学分析与战略判断，为中央军委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70年代末，中共中央作出了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发展道路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摆正自己在国家建设总体格局中的位置。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出席了6月4日的全体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对当今战争与和平以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进行了科学分析，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由过去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真正转变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就是要搞好军队的一些根本建设，把武器搞精良，把干部培训好，把一些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把军队的一些关系理顺。努力把部队整编好，为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好长期准备。会议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是：坚持我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不断发展现代化的因素；实行精兵政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把重点放在发展武器装备和提高人的素质上，实行科学编组，使人和武器装备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作用；使人民解放军既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又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要力量。会议讨论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并决定在今后两年内有秩序、有步骤地实施。百万大裁军决策和实施

裁军百万（3）

进入新时期，部队实际上也在陆陆续续地进行精简整编，初步摸索出以改革求质量、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的新经验，推动军事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但军队“肿”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截至1982年10月，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仍有4238万之多。“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志从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就果断地提出了“军队要消肿”这个关系到军队建设方向的根本问题。1975年7月14日，小平同志排除了张春桥的直接阻挠，顶着“四人帮”的压力，置“复辟回潮”的污蔑于不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他特有的求实精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队存在的“肿、散、骄、奢、惰”的状况，提出了整顿军队必须首先消“肿”的思想。这次会议对全军干部、战士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改革有望，禁锢了多少年的军心开始浮动。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消肿”刚刚开始，又不得不停下来。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使军队“消肿”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12月，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全会上旧话重提：“这里我还要讲一个肿字。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第一个字就是肿。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1980年3月，小平同志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从1975年到1984年的10年中，小平同志就军队“消肿”问题，大会讲，小会讲，集体谈，个别谈，据不完全统计，多达数十次。直到1984年11月军委座谈会上，他通观世界战略格局，科学分析国际形势，站在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高度，郑重地提出了他思考多年的精兵思想：在军队几次整编的基础上，再裁减员额100万。他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他进一步分析说，要更多地节省开支，改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保留下来的人员足够应付意外事件。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大家听了当时已80高龄的小平同志的这一席话，思想活跃了，顿时信心百倍。这次会后仅仅半年，全军就制定了裁减100万人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会议讨论贯彻邓小平关于军队员额减少100万的战略决策，并制定了落实这一决策的措施和步骤。会议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为改革整编工作确定了以下几项原则：（一）精简与改革体制编制、改革有关制度同步进行；（二）精简机关，减少层次，撤并机构，降低部分单位等级；（三）裁减部分陆、海、空军部队，主要是减少步兵部队、守备部队和勤务保障部队；（四）精干编制，减少干部，减少保障人员；（五）将可由政府承办的工作任务交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有些使用现役军人的工作改用职工；（六）调整编成比例，加强薄弱环节，加强合成；（七）淘汰陈旧落后装备，封闭部分军事设施；（八）体制改革、精简整编要有利于提高干部素质，加强干部训练，促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次会议确定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工作争取一年半至两年完成，并确定了具体的实施步骤。

裁军百万（4）

198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转发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关于尊重爱护军队积极支持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对各级党委努力做好支持军队改革和建设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按照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在全党、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按照先机关，后部队、院校和保障单位的顺序，人民解放军自上而下地组织实施了百万大裁军。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撤、并、降、交、改、理等。“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军、撤师等；“并”主要是合并机构，像大军区合并、院校合并等；“降”则是指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如兵团级、军级机构压为军级、师级等；“交”，将部分属于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如县市人武部和内卫部队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改”，是对有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兵等；“理”则是指调整理顺各方面的关系。精简机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机关和各大军区机关都在原定额的基础上精简了近一半。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国防科工委机关也作了较大精简。撤并了4个大军区，将全国的11个大军区调整为7个大军区，调整后的7大军区为：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部分军队院校也进行了撤并。裁减部队，淘汰陈旧装备。压缩军队规模，减少军以上单位31个，师、团级单位4000余个。加强部队合成，组建陆军集团军。整编后的陆军集团军加大了特种兵的比重，构成了以装甲兵、步兵组成的地面突击力量， 以炮兵、陆军航空兵组成的火力支援力量，以侦察兵、通信兵、工程兵、防化兵、气象和电子对抗专业部（分）队组成的作战保障力量，以运输、修理、输油管线、卫生、军需、器材等专业部（分）队组成的后勤保障力量。精简领导班子，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调整后，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干部的文化和专业知识水平都有较大提高，领导班子进一步精干化。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到1987年，顺利完成了百万大裁军的任务。经过此次改革体制、精简整编，基本上改变了军队臃肿庞杂的状况，解决了一些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人民解放军朝着机构精干、指挥灵便、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1）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与他的会见，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往事并不如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这段历程相对比较短，只有42年零86天。其中，有过不长的美好年代，但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岁月。重要的历史“镜头”会永久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从十年友好，到十年对立，再到十年对抗，直至兵戎相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由于“冷战”转入“热战”，盟国成了敌国，“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一二十年，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20世纪70年代末，小平同志复出后，着手实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务实政策。调整对苏关系这一影响战略全局的大事，自然也就进入他的视野中。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争霸已经力不从心，逐步从对外扩张的顶峰往下跌，从而被迫实行战略调整，也开始思考如何缓和对华关系。这两大因素客观上使得双方“相向而行”，中苏关系“绝处逢生”因而也就露出了一些曙光。——勃列日涅夫传来“绝唱”（去世前发出改善中苏关系的信号），小平同志通过多种渠道作出回应，并采取高屋建瓴、坚持原则、稳健灵活、锲而不舍的对策。——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动下，经过长达六年异常艰难的中苏政治磋商，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威胁中国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下决心卸掉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个历史大包袱，从而消除了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1988年12月，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苏联。双方已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钱外长便顺势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参照他的表述，苏方与我方还达成了以下共识：中苏高级会见是指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就这样，戈尔巴乔夫1989年正式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见一事便正式定了下来。——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邓小平在会见他时，说出了已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2月6日，双方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访问中国。经过异常艰辛的十年对话，“山重水复”已达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2）

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在中苏高级会见的准备工作中，有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是值得一说的：其一，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中共与苏共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均以“同志”相称。在新中国成立后很短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书面上曾互称“先生”。 毛泽东主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苏方在公开报道中就称他为“先生”。这只是一种策略考虑，以免西方怀疑我国是苏联的“附庸”。为此，双方事先有专门约定。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双方在书面上就改以“同志”相称。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双方以“同志”相称。赫1964年下台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对苏联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称，便成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我们也没有称其为 “先生”。1969年春夏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后，当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柯西金同志？”戈尔巴乔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双方都希望使中苏关系由冷转暖，而且，两国实际上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于是，对苏联人是否称“同志”，问题就不像过去那样敏感了。在小平同志请人给戈尔巴乔夫所带的口信中，对他就以“同志”相称。尽管这样，鉴于中苏关系长期严重恶化，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及此前的两国外长互访时，对苏联人究竟以何种敬语相称，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有些人认为，对苏联人可以称“同志”，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执政的依然是共产党。但有些人则指出，中苏对立、对抗了20多年，甚至还兵戎相见过，党际关系早已中断，彼此间毫无“同志” 情感可言。对苏联人究竟如何称呼，最后是这样定的：在访问日程表、宴会请帖上，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人为“同志”；在会见、会谈中，不妨也称一两次“同志”，但不可过于频繁；在新闻报道中，对苏联人一般以职务相称。写到这里还应提一下，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在讲完“结束过去”后说：“目的是让苏联同志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理解我们是怎么认识‘过去’的。”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他便成了我们称为“同志”的最后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其二，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3）

中方礼宾人员曾把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将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1989年5月16日10时，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同志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醒”，只与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不过两人握手的时间相当长，有人看电视直播时掐着手表算了算，整整35秒钟。历史性的握手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9时10分至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等领导同志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下，等候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9时35分，小平同志在女儿萧榕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纷纷上前与老人家握手问候。小平同志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小平同志十分安详。9时45分，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通过步话机传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小平同志，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助手先后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9时55分，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听一位“老礼宾”说，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国外交史上尚属首次。10时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十几米的天花板了。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两百盏镁光灯顿时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0时过了三四分钟，宾主入座。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接着，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回顾了近一两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小平同志指出：沙俄“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从中国“得利最大”，“以后延续到苏联”。“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4）

小平同志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指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在会见中，小平同志代表我们国家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小平同志指出：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中国“很自然地”“得出了结论”。小平同志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当时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花了将近20分钟时间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还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钱外长预见到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将是我党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事先便专门交代参与这次会见工作的外交部苏东司司长李景贤和两位翻译，要聚精会神地把老人家的谈话“全部”、“如实”地记录下来。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发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借用季羡林赞姜椿芳语）。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人物、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小平同志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这篇滴水不漏的大“文章”，小平同志似乎是一字一句地“背” 出来的，那时老人家已经是八十有五的高龄！这不仅是由于小平同志的记忆力惊人，而且是因为他为了这次会见，足足准备了三年多时间。正如老人家所说的，这三年多以来，“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为了一次谈话，花上了上千天时间进行那么认真、充分的准备，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不多见的。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12时整，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平同志此时谈兴还正浓。过了大约四五分钟，萧榕同志递上了一张纸条，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小平同志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同志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型活动呢，而且还是一环紧扣着一环：下午1时小平同志午宴，2时、5时戈尔巴乔夫分别与中国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12时20分，萧榕同志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在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5）

12时30分，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2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见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上辞去了党中央和中顾委的领导职务，这次是以“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身份会见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9月4日，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不久，小平同志就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恳切希望中央批准”他辞去“现任职务”。老人家保留了上述两个职务到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这表明他对与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见，共同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热切期盼与高度重视。下午将近1时，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宴款待戈尔巴乔夫。双方参加宴请的官员很少，气氛十分庄重。这次午宴与此前的会见一样，显得特别不同寻常。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继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最高级会见非常成功在此次中苏高级会见中，据观察，戈尔巴乔夫对小平同志是很尊敬的。5月15日中午12时，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这是继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活动后，苏联最高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他在首都机场发表了一篇颇有亲和力的谈话。他说：苏中两国有个一模一样的民谚：“百闻不如一见。”对于中国的改革，真可谓已经是“百闻”了。今天，我与拉伊萨&#8226;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夫夫人）正是为这个“一见”而来的。我将同中国的领导人谈谈，与老百姓聊聊，尽可能多看看。16日上午10时刚过，戈尔巴乔夫在小平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表情显得有点紧张。他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戈尔巴乔夫当场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坐在这位曾震撼过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显而易见。他在内部曾说过，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在邓小平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个“小字辈”。 戈尔巴乔夫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他偶尔也插插话，比如，当小平同志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时，他“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三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当小平同志谈及对中俄、中苏关系一些问题的看法时，戈尔巴乔夫或者声称，苏方对此有不同意见，但今天不准备争论；或者表示，这些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做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说得还是比较得体的。谈到中俄、中苏关系的历史时，小平同志虽然从负面角度点了“沙俄”、“苏联”的名，有些话说得还相当重，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争论。如前所述，他于1988年底曾向到访的钱其琛外长承担了苏方对苏中关系恶化的责任。但是，他这次当着小平同志的面说出了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这显示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某种真诚愿望。对于中国当时在政治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采取了一种高姿态。他曾对记者说，对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他“不能充当裁判”。还说，中国有关各方正在进行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不过，他的中国之行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中苏两国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钱其琛同志语）。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两国间新型关系之所以能够得以确立，主要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和多年的不懈推动。这位伟人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中国“入世”（1）

中国“入世”从1986年递交申请，到2001年12月11日最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复关入世用了15年时间，参与谈判的代表黑发变白发。当回首这一幕的时候，人们也有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努力了15年，才敲开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经历了哪些酸甜苦辣？缘起中国是关贸总协定创始成员国之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从关贸总协定受益，于1950年3月6日通过它的“常驻联合国代表”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决定退出关贸总协定。次日，联合国秘书长致函关贸总协定执行秘书，他已答复台湾“外交部长”退出于1950年5月5日生效，并用电报向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作了通报。应当指出，台湾当局虽然是根据关贸总协定规定的程序退出的，但其退出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从1949年10月1日起，台湾当局已无权代表中国。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同意台湾代表中国退出关贸总协定的行为，可以说是侵犯中国的国家主权的行为。但由于新中国建立后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我们既没有对关贸总协定提出抗议，也没有及时行使作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的权利和履行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的义务，于是在几十年后，出现了所谓的“复关”问题。1965年，台湾当局提出观察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大会的申请，同年第22届缔约国大会接受台湾当局派观察员列席缔约国大会。1971年11月16日，第27届缔约国大会根据联合国大会1971年10月25日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决定取消台湾当局的缔约国大会的观察员资格。按照国际惯例，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的合法地位，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若要回到关贸总协定，写一封信就能参加。但是，我们国家决定不参加。当时考虑主要是两点：一个是研究了关贸总协定的章程，觉得它还是一个富国俱乐部。当时联合国成员有100多个，关贸总协定这时候才四五十个成员，多半是些发达国家。所以大家就觉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去凑这个富国俱乐部的热闹。另外一条就是，它是搞市场经济的，对当时中国来讲，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我们进去以后遵守它的规则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就自主决定不参加。虽然他们邀请我们参加，但我们还是不参加。

中国“入世”（2）

中国为什么过了十几年后决定在1986年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呢？主要就是改革开放进程使中国领导人觉得，再不加入可能在经济上遭受很大损失。当时，在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中，只有关贸总协定我们没有参加。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出口越来越多，大概三分之一的出口都是纺织品。1981年，关贸总协定搞了一个多边纺织品谈判，签署了《多种纤维协定》。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分配纺织品的全球配额。当时，如果不参加这个协定，就分配不到配额。没有配额的话，我们出口美国市场的就只能是一些非配额产品，受到配额管制的产品就不能出口。当时为了解决这个实际问题，我们就申请参加这个“多种纤维协定”。虽然中国不是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但关贸总协定觉得中国是个纺织品出口大国，就同意了。1983年，我们参加了《多种纤维协定》，然后我们的纺织品出口大增。我们尝到了甜头，考虑到跟我们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绝大部分是关贸总协定成员国，觉得加入关贸总协定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所以1986年我们就开始申请了。复关谈判之初1986年7月10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9个年头，中国递交了复关照会。在最初几年的复关谈判中，中国第一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沈觉人是两线作战，一边是多边谈判，一边是双边谈判。多边谈判主要是审议中国入世资格。沈觉人所面对的是各种各样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的疑问。他后来回忆：“大大小小将近两千个问题，这些问题当中，主要是对于我们经济体制提出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计划，包括我们的价格，包括我们的税收政策，包括进出口贸易这方面的体制。”多边谈判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在审查中国经济体制的时候，西方国家就逼着我们一定要承认中国在搞市场经济。但是，那时中国认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一回事，当然不承认。这个问题，从1986年一直拖到1992年，谈判没有多大进展。1992年初小平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党的十四大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这年年底，我们才理直气壮地承认我们搞市场经济。谈判对手也很高兴，以为是他们“逼”出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自己转变了。这样才结束了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审查。可以说，邓小平对“入世”起了关键作用。谈判代表们对邓小平的感情都很深。龙永图曾回忆：“小平同志追悼会的时候我们在日内瓦，追悼会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日内瓦是凌晨3点。那时，我想一定要看看追悼会的现场直播，我就悄悄一个人3点钟起来看电视。我以为就我一个人看，后来灯全亮了，很多人都起来看小平追悼会直播。”

中国“入世”（3）

双边谈判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代表团。双方第一次在日内瓦接触后三个月，1986年11月，美国代表团就来到北京开始同中国谈。应当说，谈判一开始是顺利的。主导整个关贸总协定的成员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关贸总协定是一个经济贸易组织，但是他们在作出到底吸纳谁成为关贸总协定组织成员决定的时候，有很多政治方面的考虑。当时，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还没有解体，而且没有进行任何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以来已经进行了很多年，西方看好中国的改革进程。虽然中国在很多方面没有达到关贸总协定成员的要求，但还是想把中国吸收进来。风云突变1989年六四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借口动乱联合西方势力对华实行经济制裁，把阻止中国复关作为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的主要内容。不仅如此，1990年1月1日，台湾当局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地区”名义，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当时的布什政府迫于国内压力，支持台湾当局加入关贸总协定，使台湾这个中美关系敏感政治问题卷入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谈判进程，中国入关政治化。这给中国复关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复关谈判一度中断两年多。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做工作，李鹏总理出面给关贸总协定所有成员经济体的政府首脑都写了信。在这封信中，李鹏讲到，台湾要求加入关贸总协定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就此提出三条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第二，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以后，才可以考虑台湾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来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第三，关于台湾的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在同中国政府协商取得一致前，不得成立台湾工作组。由于李鹏总理的信，再加上我们做了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国复关谈判在1991年下半年恢复。1991年，时任香港华润集团总经理的佟志广受命担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第二任中国复关谈判团团长，被搁置的复关谈判重新开始。为了解决台湾申请“复关”的问题，佟志广找到了当时关贸总协定理事会的主席，也是印度驻日内瓦的大使。佟志广回忆：“我说这问题不解决不行啊，这现在是我们国家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何况又是个经济问题。我们两个国家50年代建交的，你作为主席，一定要在你任上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我作为主席，来一个主席声明。中国工作小组，就是中国恢复关税贸易总协定小组的报告，必须先审查，中国工作小组起草的议定书必须要先通过，之后才能处理台湾工作小组的问题。这就等于说我们复关一定是排在台湾前面了。这个主席声明获得一致通过，就成了中先台后的法律文件。”

中国“入世”（4）

功亏一篑1992年到1995年，是中国复关的一个重要的攻坚阶段。中美达成关于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两项谅解备忘录。然而美国对中国要价得寸进尺，竟然要求中国政府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加入关贸总协定，并不享受有关过渡保护时期规定，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并由此带动其他国家滚动要价。为打破僵局，中国政府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提出三项原则：（一）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二）中国政府以发展国家的身份加入关贸总协定；（三）以乌拉圭回合协议为基础承担义务，结束1994年底前的实质问题的谈判，要对方丢掉幻想。1994年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关贸总协定将终结。谈判代表团做出了最大努力，希望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诞生之前成为创始成员，但最终功亏一篑，没有能够成功。但1994年其实是非常有希望突破的。失败的原因，当然和一些西方国家漫天要价密不可分，不过，国内一些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贸易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应该说也是重要原因。龙永图举了一个例子：“那次谈判开始时，形势很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跟我们说，坚决支持中国，但是希望中国解决一下羊毛的进口配额问题。当时上面给我的授权是每年进口169万吨羊毛，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的是18万吨。他们说，如果中国同意这个18万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全力支持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西方国家，如果西方国家谈判的营垒出现了分裂，那么中国复关的机会就很大了。我很想同意他这个18万吨，但是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的时候，他们堵死了任何可能性。我只好按169万吨这个数字谈，最后拒绝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要求，于是那次谈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坚决站在美国方面与我们进行了非常强硬的谈判。使我感到沮丧的是，1994年我们实际进口了31万吨羊毛，远远超过18万吨的要求。”艰难而漫长的中美谈判1996年3月，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从这时候开始，美国开始成为主要谈判对手，中美谈判非常艰苦。首先是因为美国财大气粗，谈判地位非常强。美国在关贸总协定历年谈判中的方式和态度都是：我要求一、二、三、四，你必须做到一、二、三、四，而且，“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谈判的余地”。美国这一套屡屡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上得手，所以他们认为，谈判就是这么一场游戏。恰恰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所以谈判一开始并不是所谓实质性的谈判，而是对谈判态度的谈判。美国人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了中国需要平等谈判地位这样一种要求。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大的努力才争取到的。龙永图这时已经是中国首席谈判代表，有一次在谈判中气得把美国代表赶出办公室。他说：“这是在谈到肉的检验时发生的。我们要对美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肉类进行严格的检查。美国代表说，他们的肉安全得很，我们不必进行检查。我就说，你说你们国家检查合格了，我们就不检查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后来，美国代表说，你们国家的（食品）肉都是注水肉之类的，那质量不要说人不吃，就连狗都不会吃。我一听就特别生气，我说你谈判可以谈，但别侮辱我们。很严厉地跟他说：今天我不想跟你谈，你最好离开我的办公室。”

中国“入世”（5）

接下来最重要的当然是实质性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说，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非常全，对于中国进出口的6000多种税号全部都有兴趣，所以“我们都必须一个一个谈”。这完全没有道理。就算美国经济实力再强，也不可能6000多种商品都是强项。因此，与美国实质性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打破它所谓“全面谈判”的要求，一个一个地排除，最后剩下了4000多种。这4000多种产品，再加上它最感兴趣的银行、保险、电信、分销、律师等，构成了漫长谈判的内容。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那时应该说，双方谈判代表这一级已经达成原则上的协议，就差技术上的一些细节和文字上的敲定。但克林顿总统错误判断形势，觉得国会不能通过，所以没有签字。但是美方公布中美谈判清单后，美国企业界反响很大，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结果，非常支持。克林顿很后悔。当中国代表团还没有离开美国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就打电话给朱镕基说，能不能够把谈判班子留下来，作一点最后的修饰，就可以达成协议？朱镕基说，美国人想达成协议时就要签字，不想达成就不达成协议，天下没有这样的事。不谈了，要谈到北京去谈去。结果，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第二天，美国谈判的人就赶来了。但是，1999年5月发生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中美谈判中断。克林顿几次电话要求恢复谈判，中国都没有正面回复。直到10月份APEC会议，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见面，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中国才同意恢复谈判，条件是必须给予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11月，中美在北京恢复谈判。美方摆出一个很强的谈判阵容，而且用高压的手段，想榨取更多的东西。中方知道他们心很虚，4月的那些东西已经完全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了，因此谈判很艰难。在11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之前6天的谈判，曾经出现非常激烈的场面。美国人做戏一直做到最后一刻。龙永图后来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回忆：“到了11月14日晚上7点钟以后，整个美国谈判代表团全部消失。当天晚上11点钟，我打电话给美国的驻华使馆代办。我说，作为常识，在经历这么一个世界瞩目的谈判以后，双方总得见一次面吧，至少需要商量一下如何对新闻界发布此次谈判的结果。大概一个小时以后，美国贸易代表给我打电话来了。她说，出发之前见一见是必要的。我说，好啊，你看几点钟见。她说能不能4点半钟见。 凌晨4点半，我心里就笑了。我想，如果你们打算走，为什么要4点半钟见我们，你们不是10点钟的飞机吗？七八点钟见一下，半个小时不就解决了吗。我说，是不是太早了。她说，不早，我们还习惯于美国的时间。我知道她绝对是想要谈成的。4点半到7点半有3个小时的时间，足以把最后的文本全部‘clear’，全部解决。

中国“入世”（6）

我很快就报告了上边，我觉得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果然我们4点半钟去了以后，他们把谈判的协议文本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一页一页地核对文本，最后剩下七个问题。她说，这七个问题，中方必须接受，如果不能接受，前面谈的几十页上百页协议都不能作数，谈判还将以失败告终。我说，很抱歉，如果要签订协议，就是这个东西，那七个问题免谈。这七个问题是他们在这几天谈判过程中施加强大压力一直想要解决的。我把情况作了汇报，上面很快作出了决策。在最后关头，朱镕基总理出现在谈判第一线。他谈判技巧非常高明，也不跟美国人多说，就说，这七个问题，有两个问题我可以让，其他你们必须让步。如果接受，马上可以签订协定。我不是来跟你谈判的，我是来作决策的。美方拿到这两个让步，喜出望外，他们生怕我们一点面子也不给，七个问题都不让步。这实际上是给了一点面子，给了一个台阶，使大家有了签订协议的可能性。所以美方很快就答应了。朱总理以两个问题的让步，换来了五个问题的不让步，同时换来了整个中美协议，换来了中美整个关系的转机。”出乎意料的中欧谈判中美谈判是整个15年谈判中最艰难的一个环节。在经历了惊心动魄、峰回路转之后，当时大家就觉得，中国可能在1999年内入世。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欧盟要价很高，谈判非常艰难。另一方面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排着队和我们谈，这是它们最后的机会。比如我们最好的朋友巴基斯坦就和我们谈，纺织品贸易中国能不能保持一段配额限制。中欧谈判的艰难是出人意料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些规则，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市场的要求就这么多，不可能一个最强大的谈判对手得到结果以后，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欧盟和美国产生了攀比的心理。欧盟代表跟中国讲，打个比方，在一个晚餐会上，你不可能把请美国人吃的菜单，同样请我们吃一遍，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要求。中国与欧盟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满足欧盟作为强大经济体的自尊心要求。当然，欧盟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与欧盟的谈判花了好几个月，基本上就是花在解决欧盟的“特殊关切”的问题上。龙永图曾谈到一个例子，说明中欧谈判之难。他说：“我从来不太爱哭的。谈判中我唯一一次流泪是在2000年初与欧盟大使的谈判中。这位欧盟大使是有名的中国通，也是我的朋友，但也是非常典型的以为自己的民族是很优越的那种人。当时中美已经达成了协议，中欧谈判已经接近尾声，只剩下很小的几个问题。他跟我谈判的时候，突然采取一种非常强硬的手段。他说，如果中国不能答应某个问题，欧盟就不可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知道他在唬我，作为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中欧谈判僵持不下之时，朱镕基再次亲自出马，解决双方分歧最大的三个领域，即电信、保险和分销。最终，双方都作了很大让步。中国坚决地维持了自己的底线，欧盟获得了其他的补偿。

中国“入世”（7）

要命的农产品问题结束与欧盟谈判后，就进入多边谈判的进程了，开始我们都认为，既然和美国、欧盟谈判都已经结束，应该是很顺利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谈判又持续了一年多。谈判实质性的障碍农产品问题首当其冲。有一段时间，谈判停顿长达半年之久，全世界一片悲观，认为中国已经加入不了世贸组织。当时卡就卡在这个农产品问题上，其他问题都不是主要的。农产品问题：一是农产品的市场开放问题，包括小麦、大豆、棉花等的配额。这个当时是有争论的，大家要讨价还价。二是对农业的支持问题。这是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按照世贸组织规定，发展中国家对本国农业的最高支持额度不能超过本国农业生产总值的10%，发达国家不能超过5%。一些发达国家要求中国一定要遵守对发达国家的要求，我们明确要求要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我们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定会越来越大。中国如果让步，让出的就是未来中国农民的核心利益。关键时刻，这个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时任对外贸易部部长的石广生说：“还好，2001年我们正好在上海召开APEC，APEC首脑会议之前，要召开部长会议，在那个期间，我同佐立克，当时是美国贸易代表来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了共识和谅解，最后我们也做了一点松动，因为他说你不可能完全享受像非洲一些最穷国家那个待遇吧，我们也实事求是嘛，可以比10%低一点，最后经过争取谈判，达到了85%，这样结束了这个条款。”2001年12月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石广生签署中国入世议定书。这标志着中国历经15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走进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

抗击汶川大地震（1）

抗击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震惊世界的80级特大地震。这次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一是强度烈度高。震级达里氏8级，最大烈度达11度，均超过唐山大地震。二是影响范围广。波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10个省（区、市），417个县、4667个乡（镇）、48810个村庄受灾，灾区总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4625万人。其中四川省灾区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重灾区达125万平方公里，极重灾区达11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2961万人。三是余震频次多。截至5月27日12时，发生余震3万多次。四是救灾难度大。重灾区多为交通不便的高山峡谷地带，加上地震造成交通通信中断、河道阻塞，天气恶劣，救援人员、物资、车辆和大型救援设备无法及时进入现场。地震造成极大破坏。一是人员伤亡惨重。因灾遇难69227人，尚有17923人失踪，其中相当数量可能已经遇难。二是房屋大面积倒塌。三是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四是次生灾害多发。五是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多元。5月12日14时52分52秒，新华社第一时间发出快讯：强烈地震发生在四川境内。不到3分钟后的14时55分49秒，新华社再次发出消息——“北京时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76级地震。” 半个小时后，震级被修订为78级，5月18日又修订为80级。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第一时间，整个国家紧急运转——震后不到一小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 16时4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飞机离开北京，赶赴四川指导抗震救灾。1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全面负责抗震救灾工作。当晚，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四川灾区一线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人民军队紧急应变——总参谋部启动应急预案！武警总部启动紧急预案！到12日24时，近两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已到达灾区开展救援。24000名官兵紧急空运到重灾区，1万名官兵通过铁路向灾区进发。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和国家地震灾害现场工作队急赴灾区…… 民政部紧急调拨5000顶救灾帐篷支援灾区……公安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警动员…… 中国红十字会迅速调拨价值78万余元的救灾物资……卫生部紧急组织10多支卫生救援队赶赴灾区……电信、电力、交通等部门也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在四川，大规模的抢险救援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展开。28支医疗队紧急赶往汶川、绵竹、德阳等地……

抗击汶川大地震（2）

从地震当天到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召开3次会议。会议强调的是同一个主题：把抢救被困群众放在第一位，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一切努力施救。 “抢救人民群众生命是首要任务。”——5月16日至18日，在抗震救灾的危急时刻，胡锦涛总书记深入北川、汶川等重灾县市，察看灾情，慰问群众，实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5月31日至6月1日，胡锦涛又翻山越岭，赶赴陕西、甘肃的重灾县市考察。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中南海与灾区人民情相通、心相连。 5月22日，温家宝总理再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领导同志也纷纷来到救灾一线，对抗震救灾作出具体部署……关爱生命、抢救生命、为了生命——抗震救灾中的一切工作都以生命为中心。5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四次委员长会议，支持国务院集中财力投入抗震救灾的安排。 第二天，全国政协举行第四次主席会议，对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参与抗震救灾作出部署。帐篷里、火车上，哪里都是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办公的场所。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流动指挥部召开了18次会议。这是规模空前的紧急集结。数日之间，13万官兵云集灾区。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子弟兵，在灾难面前再一次大规模出击……余震、山崩、暴雨中，一次次壮烈的突进—— 13日20时许，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军长许勇率先遣队，徒步进入汶川映秀镇。13日23时15分，武警某部参谋长王毅和他的挺进小分队率先进入汶川县城。震后第2天，救援部队进入所有灾区县城；震后第３天，进入所有重灾乡镇； 震后第7天，救援人员进入全部１４８０个受灾行政村……地震，使许多重灾区通向外界的道路被毁。打通生命线，与在废墟中抢救生命同样重要！重灾区汶川映秀镇的外出通道全部中断。1000余名官兵南北对进，分段突击，连续奋战47个小时，终于打通汶川县漩口铝厂至映秀镇的陆路通道。15日18时，绵竹至北川的道路打通；15日21时40分，通往汶川县城的317国道打通；15日23时15分，丹巴至理县40公里道路打通；24日9时53分，宝成铁路109隧道打通，通往抗震救灾前线的又一条“大动脉”宝成铁路恢复正常通行……及时修复受损水厂、供水管道，保证了灾区城乡居民的饮水供应。从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消防战士，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防疫队；从国内近40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来自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270多名境外救援人员……汇集于生命集合号下的，是一支创造生命奇迹的“铁军”。有爱，就有奇迹。119小时，150小时，172小时，216小时……一个个在废墟中坚守的生命，在救援人员绝不放弃的努力下成功获救。截至6月9日，仅四川灾区就有83988人从废墟中被救出。 解救和转移群众1486万人。地震灾害发生后，共收治伤病人员296万人，住院治疗96万人。同时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和疫情监测，确保受灾地区大灾之后无大疫。

抗击汶川大地震（3）

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中国政府准确、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聚焦了全民的关注，传达出对生命的关切。抗震救灾中每天的新闻发布会，将灾情和救灾的进展及时告知公众；向所有外国记者开放灾区采访……世界看到的，是一个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第一天。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为在自然灾害中遇难的中国公民低垂。13亿人一同低首，为大地震遇难同胞默哀。“汶川挺住！”“四川加油！”“中国加油！”……14时31分，当3分钟的默哀结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声呐喊。发自肺腑的呼喊，声震长空……孩子，孩子，孩子！成千上万的灾区孩子，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教育部门紧急应对，宣布受灾严重的县市区延期举行高考；对考上大学的孤残考生将免收学费，提供生活费补助；对没能考上大学的孤残学生，将实行免费就读中等职业学校，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全国各地向灾区的孩子，伸出了温情的手——5月18日上午，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中心敬老院改成的爱心学校，来自彭州、都江堰、绵竹等重灾区的166名孩子在这里复课。5月29日，来自重灾区安县的500多名小学生，乘专列前往云南昆明，入读当地9所办学条件好、师资力量强的小学。在青岛，借读的60多名灾区孩子，被学校当成了宝贝；在北京，对灾区来的孩子减免学费、食宿费……一顶顶帐篷、一间间活动板房，成了临时教室。震后第6天，在灾区的许多角落，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特大地震灾害，使4600多万人受灾，需要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达到1400多万。“受灾人数比北欧5个国家人口的总和还要多。”瑞典紧急事务救助署官员佩尔&#8226;约尔奈斯感慨地说：“中国此次赈灾难度之大、需救济人数之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屈指可数的。”“要千方百计向灾区运送食品、饮用水、药品和帐篷、防寒衣被等救灾物资，确保灾区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处。”——震后第一时间，胡锦涛总书记就对受灾群众的安置提出明确要求。急灾区群众之所急、办灾区群众之所需、解灾区群众之所难。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各部门、各地区紧急行动——国务院决定在3个月内向灾区困难群众每人每天发放1斤口粮和10元补助金，为地震造成的“孤儿、孤老、孤残”每人每月提供600元基本生活费。向因灾死亡人员家庭按照每位遇难者5000元的标准发放慰问金。3天后，民政部、财政部和国家粮食局出台了具体的救助政策。确保灾区生活必需品价格基本稳定——发展改革委出台具体措施。

抗击汶川大地震（4）

及时将地方储备中成品粮油储备投放到抗震救灾第一线——国家粮食局向各地提出要求。 164万吨中央储备粮油紧急投放地震灾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立即部署。筹集并发出粮油14200吨——四川省粮食部门想方设法、挖掘潜力……血浓于水，手足情深。成都、北京、石家庄、上海、重庆……人们排起长队，捐款、捐物、献血，汇聚成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截至6月10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44432亿元。7300多万名共产党员更以67亿多元的“特殊党费”，表达了对灾区人民的真情牵挂。饮水安全，关系重大。 一组组环保、水利、卫生人员紧急赶赴灾区检测水质，一台台移动制水设备和净水器源源不断地送往灾区，一包包饮用水消毒药剂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一辆辆送水车穿行在受灾的城镇和乡村……6月5日，水利部宣布，在基本解决四川灾区570多万人的应急供水后，将争取实现为受灾群众人均日供水20升以上的目标。这是一项万分紧迫的任务—— 灾区急需救灾帐篷！灾区急需过渡安置房！党中央、国务院紧急部署，要求在一个月内向灾区提供90万顶帐篷，同时安排专项资金，为灾区首批建造100万套过渡安置房。受灾群众住的问题，牵动着党和国家的最高层。5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前往浙江湖州的帐篷生产企业，实地考察救灾帐篷生产情况。3天后，总书记又前往河北省廊坊市，考察过渡安置房生产情况。“灾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在一家家救灾帐篷和过渡安置房生产企业的车间里，机器不停运转，灯火彻夜长明。有的企业推掉了其他商业合同，有的企业紧急扩大生产规模，有的企业把员工中的共产党员组成了突击队……一切只有一个目标：让受灾群众早日住进“新家”。这是一组让人宽慰的数字：截至6月10日12时，全国已向灾区调运救灾帐篷100多万顶、被子470多万床、衣物近1400万件。在四川灾区，68100套过渡安置房已经安装。来自各地的大批过渡安置房正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累计救助群众10584万人、“三孤人员”286万人，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51062万人。伤痕累累的大地上，又见袅袅炊烟；集中安置点附近，商铺重新开张；帐篷学校前，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古老的中国，经受无数历史沧桑，屹立不倒；灾区的人民，从地震废墟中站起，更加坚强。地震发生后灾区余震不断，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点多面广，唐家山等堰塞湖险情危急，严重威胁灾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各级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全力做好余震监测工作，严密防范地质等灾害隐患，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及时疏散危险地区群众，想方设法排除次生灾害险情。因灾形成的35处较大堰塞湖险情被成功排除。“抓紧制订灾后重建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对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作出部署。

抗击汶川大地震（5）

把握先机的战略决策，环环相扣的推动部署，为恢复重建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迅即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5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举全国之力多渠道筹集灾后重建资金。中央财政今年先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2009、2010年继续作相应安排。 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关于地震灾区恢复生产的指导意见》、《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等文件，指导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第二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支持国务院集中财力投入抗震救灾的安排，对2008年预算支出结构作出相应调整。灾后重建，规划要先行—— 汶川、北川、青川；城镇、乡村、山谷……来自地震、土木、水电、环境、气候等22个专业学科的专家队伍，顶风冒雨进行现场调研，评估灾区地质地理条件，对重建项目进行科学选址。再建家园，法制是保障—— ６月９日，国务院公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这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一个地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条例，为灾后过渡性安置、调查评估、恢复重建规划、恢复重建等不同阶段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法律依据。做好宣传报道工作，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国家迅速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发布机制，及时准确客观公布灾情和抗震救灾的情况，全面深入报道抗震救灾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新闻媒体报道在抗震救灾涌现出来的许多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凝聚起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的情感和力量，增强了战胜灾害的信心和勇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广泛赞誉。5月26日，党中央作出了“建立对口支援机制”的决定。5月27日，国务院明确提出：“实行一省帮一重灾县，几省帮一重灾市（州），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四川省18个重灾县（市）以及甘肃、陕西两省灾区，对口支援按三年期限实施，各支援省市每年大体按本地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安排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国内外通过各种形式支援灾区，捐赠款物累计达59274亿元。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特殊党费”支援抗震救灾，广大党员共缴纳党费9041亿元。心手相牵，倾力相助—— 江苏提前23天完成对口支援绵竹市的第一阶段抗震物资驳运任务；浙江计划接收3000名青川中职学校学生来浙就读，学生毕业后可以留在浙江就业；山东调集精干力量，紧张抢修北川灾区道路，并组织规划、建设、地质等方面专家奔赴灾区，为恢复重建紧张准备。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7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在同特大地震灾害的艰苦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展示出了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是我们党和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抗震救灾精神是党和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大力宣传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使之转化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坚定意志，转化为办好奥运、建设祖国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灾难，让人奋起；困境，孕育希望。这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谱写了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