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引言

-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 加强廉政法律制度建设

- 严格执纪执法，严厉惩处腐败分子

- 加强管理，堵塞漏洞

- 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 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倡廉

- 加强纪律建设，强化权力监督

- 为全面执政做好廉政准备

- 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败斗争

- “三反”运动

-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 “新三反”运动

- 新的反贪污运动

- “四清”运动

- 八届十中全会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不当判断

- “四清”运动的兴起和主要阶段

- “四清”运动的反腐倡廉作用

- “文革”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1）

-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2）

- 毛泽东反腐败斗争的教训

-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教益

- 拨乱反正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 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 改革开放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 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1）

- 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2）

- 市场经济时期的反腐败斗争（1）

- 市场经济时期的反腐败斗争（2）

- 市场经济时期的反腐败斗争（3）

- 市场经济时期的反腐败斗争（4）

- 市场经济时期的反腐败斗争（5）

- 小康社会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 深入开展巡视工作（1）

- 深入开展巡视工作（2）

- 跋（1）

- 跋（2）

引言

中国共产党执政前的反腐败斗争（1921-1949）

三、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防治腐败的实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上，全民族的抗战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尽管如此，腐败这股风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止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官僚仍然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寻机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不择手段地大发国难财。更有甚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些腐败的国民党高官，在日本侵略者的打、压、诱、拉之下，公开投向日本，组成伪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也出现了一些新贪官污吏。据当时边区媒体的报道，有的干部摆官格，总是想利用权力在群众身上榨取好处。他们要穿“二毛皮”，就发动群众“赠送”；逢年过节，就向群众“募捐”；有的群众对乡长批评一句，被罚苦役16天；群众要向上级控告，不给开路条，告了状的，给他栽上“破坏负责人威信”的罪名；随意砍伐林木、强占土地、毁坏民房、踏坏庄稼，群众常常敢怒不敢言，等等。中国共产党清醒地看到，尽管根据地的腐败与国民党、汪精卫的腐败在性质上、程度上都不能同日而语，但腐败行为削弱了原本就比较小的抗战物质力量，直接损害了抗日军民的感情，涣散人心和斗志，危害极大，后果严重，务必清除。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根据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和防止腐败，没有让腐败形成气候。根据地政府和人民军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清廉风气，受到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和国民党政府中有良知的官员的高度赞誉。

深入开展廉政思想教育

注重思想教育，以正确的思想指导人的革命行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抗日根据地在防治腐败的各项工作中，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的位置，使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袭。教育形式多样，方法灵活，注重实效。

把防治腐败提高到救亡图存的高度来认识。抗战爆发后，党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压我抗日根据地，同时，寻找机会拉拢、腐蚀抗日骨干分子；另一方面，尽管实行国共合作，但国民党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忘记要搞垮我党我军，在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限制、削弱、诋毁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对共产党的干部进行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理想和斗志，达到过去用武装斗争没有达到的目的。毛泽东及时向全党同志分析了这种形势，指出，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破坏政策。……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通过教育，边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贪图享乐、贪污腐化，不仅仅是个人的小事情，而是直接影响抗战胜利、党的生存的大事情，必须从救亡图存的高度做好防治腐败的工作。

开展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为谁掌权、为谁执政，是决定干部廉洁奉公还是以权谋私的根本问题。一个干部，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够远离腐败。基于这样的认识，党在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生动的为人民服务的教育。1944年9月，在陕甘宁边区安塞县烧炭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以身殉职，毛泽东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悼念他。边区党和政府以此为契机，开展了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活动。教育的重点内容，一是树立和强化为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鼓励干部战士勇敢杀敌；二是树立和强化为人民的利益勇于克服错误的观点，增强同腐败现象斗争的自觉性。在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中，突出了对各级干部的公仆教育。主要是教育干部摆正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安于公仆的地位和身份，忠实地履行公仆职责。在农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号召干部争当贫下中农的好“长工”，广泛开展了“长工”教育。通过深入的为人民服务教育和公仆教育，边区的干部面貌焕然一新。林伯渠在第二届参议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战和人民的整个利益。因为他们有全体人民作后盾，他们在一切困难面前都有着充分的信心与勇气，也有着高度的工作热忱。”这些公仆，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有的还不如普通的工人农民。勤俭节约、廉洁奉公，成为他们本能的行为。正因为如此，边区人民和来自国统区的考察者，都说在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

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丢掉依赖外援、贪图享乐的思想。抗战初期，边区政府的财政开支主要依靠国民政府下拨的八路军军饷。1940年10月以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政策，不但停发了每月六十万元的军饷，而且调动二十万大军包围封锁边区，切断边区同外界的一切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抗日根据地“自己动手”，以求“丰衣足食”，并在边区进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这一教育，一方面有力地动员了干部群众实现生产自救，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净化了干部的思想灵魂，促进了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1942年12月，边区政府发布五项规定：（1）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用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解决；（2）除保证供给外，其他消费概需厉行节约，要提倡艰苦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3）集中力量干急需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加强其管理与监督，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4）爱惜民力，节约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工、一匹民畜；（5）坚持廉洁作风，严格反对贪污腐化现象。这五项规定的收效极为显著。1943年，边区一年的客饭粮就节省了6000余石；延安县减少了31000个民工，绥德县的民工由三年前的70000个减少到900个。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1944年毛泽东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一年之后，他在同黄炎培谈话时明确提出，跳出“执政—腐败—垮台”周期率的基本途径，就是民主。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清醒地认识到，民主是防治腐败的基础和必由之路。没有民主，官就会认为自己是“民之父母”，随意行事，改变权力运行规则，走向腐败。为此，在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高举民主的旗帜，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高的民主成果。

开展声势浩大的民主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民主知识，增强民主观念。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对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十分拥护，但也有的人不以为然，有的还大唱反调，说什么“抗战时期特殊，不能实行民主”，“人民需要清官，不需要民主”，“人民缺少知识，无法实行民主”等。针对这些反民主论调，党和边区政府进行了说理充分的批驳。当时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包括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人物的文章，深刻阐述了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如《解放日报》1943年3月14日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割》，《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民主第一》，同年9月22日社论《培养起民主的风气》，1945年2月17日社论《民主的才是合法的》等，从各个方面说明，中国必须实行民主。明确指出：“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通过党的宣传教育，使干部群众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管理国家的大事必须由人民来做，人民也完全能够管好国家大事。如果不搞民主，就不可能动员千千万万的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也不可能让广大群众起来人人监督政府，实现廉洁政治。

实行充分反映人民意愿的选举制度。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特别重视实行直接选举的制度，认为要防止领导人滥用权力，首要的是让人民能够真正控制住选举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时候，继承了巴黎公社选举制度的基本经验。一是“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制度”；二是坚持自由选举的原则，选民有凭自己意愿选举代表的自由，“凡妨碍选举自由或以威胁利诱等方式进行竞选或当选的，除制止其行动外，并将当事人及参加人提交法庭，依法惩处”；三是实行三三制选举原则，即从候选人的提出到选举结果，要求在各级参议会和政府里，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以便从组织上保证抗日民主联合政府的真实性。在选举资格方面，明确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18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选举方式上，坚决贯彻无记名投票的原则，根据当时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人民群众创造出了投票法、烧洞法（每个选民发选票一张、香头一个，同意谁，就在谁的名字上烧一个洞）、投豆法、背箱法（一种流动投票箱）、举拳法等选举方式。为了实现选举的公正，抗日根据地还实行了新型竞选制度，规定“各抗日政党、抗日群众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及竞选纲领，进行选举运动。……竞选运动在不妨碍选举的秩序下，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尽管共产党是抗日根据地的执政党，但在竞选中从不“靠枪靠势力”，而是“靠自己政纲的正确，候选人的得当”。这就消除了非共产党候选人的顾虑，使他们能够积极参加竞选。有的组织和单位，还为自己的候选人印发竞选传单，处理竞选宣传队，抬着竞选者的巨幅画像，游街示众，争取选民。通过这样的选举，有效地保证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人民的清正廉洁的干部手中。

确立以人民权力为主体的议会民主制度。权力的分解和制约，是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和体现。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由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组成。“各级参议会为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政府服从各该参议会的决议。”三个政权机关的基本关系是，立法与行政并立，行政从属立法，立法监督行政；行政领导司法，司法实行审判独立。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具有一定的制衡作用，防止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其不能滥用。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参议会充分行使立法权，在提倡民主政治、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战争动员、改善军民关系，发扬革命精神、监督政府工作，倡导敢言敢做、树立民权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强廉政法律制度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与缺乏民主相伴的，是缺少法制。这就使得一些官员“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随意用权，既可掌权为民，也可以权谋私。抗日根据地政府本着简约、管用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腐败、规范干部行为的法律制度。

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立即提出廉政问题。《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庄严宣布：“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边区参议会于1938年8月15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为惩治新贪官污吏和新劣绅提供了法律依据。它规定，贪污罪包括：（1）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财务；（2）买卖公物从中舞弊；（3）盗窃侵吞公有财物；（4）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5）意图营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6）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7）违法收募税捐；（8）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9）勒索敲诈收受贿赂；（10）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在量刑方面，不仅要根据贪污数目之多少，而且要看犯罪影响之大小。具体地说，贪污数目在千元以上者，处死刑；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对犯贪污罪之未遂罪，同已遂罪一样惩治，不得减免刑罚。

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各抗日民主政权也都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学习陕甘宁边区的做法和经验，制定了惩治贪污腐败的法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40年12月3日颁布的《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1年9月9日颁布的《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2年2月11日颁布的《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1942年10月15日颁布的《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1943年5月26日颁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冀鲁豫行署关于村政权人员贪污处理的指示》，1943年8月1日颁布的《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等。在这些惩治贪污的法规中，深深地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是贪污粮食粮饷的，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这是因为，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得粮食成为极重要的战略物资，是敌后根据地军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坚持抗战的关键。二是把村政人员，主要是村长和管账人员，作为防范贪污犯罪的重点。这是因为他们直接经手粮、钱，是关键岗位上的人物。这些法律制度的制定，有力地打击了抗日根据地的贪污腐败行为，为实现抗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严格执纪执法，严厉惩处腐败分子

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和司法部门，严格执行法律纪律。仅从1937年至1939年，陕甘宁边区司法机关依法判处了180起贪污腐化案件。其中有盐池县县长曹某，因贪污赌博罚款159元，被撤职法办；安塞县第四、第六区区长，因贪污没收的烟土，分别被判处2年、3年徒刑；华池县第五区区委书记崔某，因贪污100元，也被送上法庭。抗日根据地所以能够做到从严执法执纪，主要是：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在井冈山时期，出于当时条件下的认识，明确提出不能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34年4月8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工农分子犯罪，……比较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有同等犯罪行为者，酌情减轻处罚。”“凡苏维埃有功绩的人，其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各项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进入抗日战争以后，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党坚决清除了上述不当规定。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黄克功是老红军，有功于革命。对这样的人能否减轻处罚，当时争议很大。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政府坚决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支持对他的死刑处罚。毛泽东还特地写信说明此事，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这一案件的正确处理，震动很大，既有效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遵纪守法，又树立了共产党法纪严明的社会形象。

坚持“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的原则。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增加了“共产党员有犯法者都从重治罪”的条文。按照当时边区政府的解释，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非共产党员的公务人员。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犯了法，要加重处罚，这是只有共产党这样的先进政党才有的法律规定，表明了党的先进性和严于律己的政治态度。只有坚持这样的“不平等”，才能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创造的新的刑法原则，深受人民拥护。所谓“从重治罪”，一是在程序上，党员、干部在拘捕前，先要开除党籍、公职；二是党员、干部犯有贪贿，即使未遂，也要按照已遂定罪处罚；三是党员、干部犯有贪贿罪，不仅要受到刑法的惩处，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表明，党员干部犯罪不能沾到任何一点便宜，这有利于预防职务犯罪。

坚持法制教育，普及法律知识。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共进行了四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法制教育：一是结合黄克功案，对党员干部进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育。二是以廉政法制建设为中心，对党员干部进行了“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的教育。三是援引国民政府法律的教育。鉴于当时实行国共合作，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领导”，因而援引国民政府法律是必然的。但是，援引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有明确的原则。这就是：“一、适合抗战团结的需要；二、适合民主政治；三、适合边区历史环境；四、适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由于坚持这样的原则，援引国民政府法律的教育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四是人权法律教育。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不讲人权，没有人权法律。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着眼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着眼于调动广大人民参加到抗日战争的行列中来，于1941年11月17日领导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并于次年公布执行。它规定：“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民主权利。”为了使这部法律取得应有的社会效果，边区开展了前所未有的人权法律的教育。这是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启蒙教育，对于培养广大干部群众平等意识、自由意识、权利意识，以及增强法律观念和律己意识，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加强管理，堵塞漏洞

历来的经验表明，在民主法制尚不够健全的条件下，防治腐败的基本途径，是领导人首先管住自己不腐败，然后再层层管住下属不腐败；管理的关键环节，一是“人”，二是“钱”。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根据地防治腐败工作中，加强对“人”和“钱”的管理，取得了良好效果。

制定政务人员行为规范。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除地方部队官兵外，共有干部约15000人，其中，从边区到乡的行政干部千余人。这些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由于游击习气的影响等原因，一些政府部门和干部政纪松弛现象相当严重。有的轻视参议会，不执行其决议；有的个人独断专行，不尊重上级政府领导；有的各自为政，对边区的政策法令阳奉阴违。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好，必然出现滥用权力问题。对此，边区政府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制定了必要的政纪法规。1943年4月25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5月8日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草案》以民主集中制为指导，以维护和加强边区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目的，全面规定了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和组织纪律。《公约》是对《草案》内容的补充和具体化，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工作人员应当遵循的十条行动准则——忠实施政纲领，贯彻法令决议；坚持民主集中制，遵守政府纪律，服从整体利益；调查研究，深入检查，总结经验；积极负责，发扬创造精神；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互规互助，正人正己，贯彻三三制精神；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拥护抗日军队，积极帮助军队；提高政治警惕性，严防敌探奸细；努力学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两个法律文件的颁布，使各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明确了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如果违背了规定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对于推进边区政府的廉政、勤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行以任人唯贤和德才兼备为取向的严格的干部管理制度。抗日根据地推行的民主政治制度，主要在选举政府主要领导人方面。对于大量的“机关干部”，主要靠政府的管理。首先，通过立法，确定了选用干部的标准。1943年4月25日边区政府发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干部之任用，应依三三制精神行之。”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选任标准是：“一、拥护并忠实于边区施政纲领；二、德才资望与其所负职务相称；三、关心群众利益；四、积极负责，廉洁奉公。”一旦发现有腐败、不廉洁者，将立即清出干部队伍。其次，确定了干部管理规则。1943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是边区干部管理的###。它规定：“边区各级政府所属之干部，均由民政厅统一管理。”根据干部的层级不同，分为民政厅直接管理、民政厅委托专员公署管理和有关部门分别管理三种形式。再次，规定了严格的考绩与奖惩。干部考核有平时考核、定期考核和临时考核三种。考核内容主要是政治的原则性、思想的纯洁性、执行政策法令的坚定性、工作的积极性、业务的熟练性、作风的民主性、个人品德的优良性以及学习的进取性。每次考核都充分听取领导、群众和本人的意见，且与奖惩、升降挂钩。由于考核严格，奖惩准确，因而在广大干部中形成了艰苦奋斗光荣、追求享乐可耻，勤俭节约光荣、铺张浪费可耻，廉洁奉公光荣、贪污腐化可耻的良好政风。

实行以平等为取向的严格的供给制。在封建社会里，“升官发财”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官吏腐败是绝对的，不腐败是相对的。自从巴黎公社确立了领导人员的工资不得高于熟练的劳动者这一原则之后，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升官发财”这一铁律。中国共产党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形成了干部待遇供给制。这一制度最早实行于苏区时期，到了抗日根据地才日臻完善。当时，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通令、规则、条例、通知，对统一供给伙食、被服、日用品，发放津贴，干部保健和优待技术干部等，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总的情况是，总体平等，差距甚微。如在伙食方面，边区各级干部伙食供给标准，除伤病员、休养员受到适当照顾外，都完全一样。从1937年至1940年，每人每日小米1斤4两，1941年增为1斤半，1942年至1944年降为1斤3两。菜金3分至4分。在延安，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吃的都是一样，早晚小米干饭，白菜汤，中午小米稀饭，没有菜。一周可以吃一次肉，一个月能吃一次掺小米的白面馒头。困难时期还吃各种野菜。当时大家谁也不大听谁吃什么饭，因为吃的都一样。吃饭的原则是“有饭大家吃，有啥吃啥”。关于干部津贴，边区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和各厅、处负责人，每人每月5元；专员、副专员4元；县长、副县长2.5元；区长1.5元；一般工作人员1元至1.5元，勤务员、炊?员1元。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实行供给制，不仅仅是遵循巴黎公社的原则，也是因为边区的经济极端落后、物质极度匮乏，为了使所有抗日的人都有饭吃、有衣穿、能工作，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在客观效果上，实行严格的供给制，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加强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利于加强领导干部与一般工作人员的团结，共同做好工作；有利于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防止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现象的发生；有利于净化干部的思想，破除“升官发财”的观念，自觉地实行廉洁政治。

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没有来自党和人民的有效监督，政府就会懈怠乃至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根据地防治腐败的工作中，高度重视监督工作，注重营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以党内监督带动人民监督，建设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

加强教育，增强监督的自觉性。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讲究“多栽花，少栽刺”，“不能以下犯上”。当时边区的少数干部存在着严重的护短现象，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错误甚至违法犯罪行为，不加批评和处罚，认为这会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边区政府及时引导大家学习毛泽东关于“枪不擦就会生锈，干部不在工作上经常检查就会变坏”的论断，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进而使广大干部认识到，“护短”是不符合人民利益要求的行为，也不是真正的爱护干部。无数先烈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人民利益和民族苦难面前，我们没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值得一“护”。不“护短”，敢监督，就是帮助别人不犯错误，就是从根本上“栽花”，是真正维护上级领导的表现。

通过整风，营造有利于监督的良好环境。党领导的延安整风，是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和方法；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深入学习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以“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进行讨论，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面对面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对自己的检查、对别人的监督，也是别人对自己的监督。通过延安整风，党内形成了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话、心里话，不讲假话、空话；以及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良好氛围。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决不搞“一言堂”、家长制。对于任何党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只要是正确的，都要采纳和接受。如果确有错误，只能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不允许追查所谓动机和背景，确保“言者无罪”。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党内监督就不是很困难、有风险的事，而是一件很方便、很光荣的事情了。

疏通渠道，充分发挥各方面监督的积极作用。首先，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的监督。参议会依法享有“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的职权”。当时参议会的监督力度很大。在参议会开会讨论选举政府人员时，参议员们对候选人的评议非常充分，指名道姓，表扬优点，揭发错误，自由取舍。如1947年延安县乡政府选举，只有133人得到连任，另185人都是新当选的。其次，是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由于当时监督环境好，群众对政府干部的直接监督容易做到。当时群众直接监督的主要形式是个人检举、集体告发、游行控告。他们在民主的政治环境里生活，不怕官，最讲道理。有不少人步行几百里，到延安直接面见毛主席、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为的就是争取自己的权利。当时干部中流传着这样的话：“陕北老百姓厉害，爱告状，爱打官司，受不得半点冤屈。”政府对老百姓的检举控告历来认真对待，从不推诿。林伯渠主席在延安13年共接到137件检举控告材料，他件件有回音。陕甘宁边区13年中因腐败案被判处死刑的只有两个人，都是群众直接揭发检举的：一个是黄克功，一个是贪污3050元的边区贸易局副局长、张家畔税务局长肖玉壁。再次，是专门机关的监督。在边区政府下面，设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审计处，还一度成立了法院检察处。这些机构都较好地发挥了监督的作用，对于防治腐败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防治腐败工作丰富多彩，成效巨大，影响深远。其多方面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创造出来的，也是被逼出来的。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寻机消灭我们，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各种手段妄图搞垮共产党。如果党腐败了，就会受到人民的唾弃，必然走向垮台。再者，由于共产党没有在全国执政，能够动员和利用的资源很少，不具备物质享受的条件，因此，“想腐化也很难”。

党的七大进一步健全党的监察制度

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次大会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产生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结了20多年来党领导革命的历史经验，继续把党的纪律建设向前推进。第一，###章把党的纪律的主要特征、要求、重要性等内容列入了“总纲”，这?客观上增强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第二，###章在第一章“党员”中，把党员遵守党的纪律同遵守革命政府的行政纪律的要求统一起来，为党在即将执政的条件下开展纪律建设作了准备。第三，###章专门列了“奖励与处分”一章，突出强调了对党员进行奖励和处分是维护和执行纪律的重要方面。第四，###章列了“党的监察机关”一章，对监察机关的产生方式、任务和职能、领导体制作了明确的规定。它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各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关于监察机关的任务、职权及领导体制，党章规定，“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与职权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倡廉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同国民党进入了三年战略决战。总的态势是，共产党节节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在进行这场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一刻也没有停止反腐败斗争和解放区的廉政建设。

在新解放地区注重廉政建设

随着党在军事上的胜利，新的根据地不断扩大。一些党员干部在局部地区掌握政权之后，被胜利冲昏头脑，出现了腐败的苗头。党中央及时发现这些问题，提出，创建新区必须重视廉政建设。东北根据地是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根据地。党在1946年初提出的《共产党对于东北时局的具体主张》，明确主张建立廉洁政治，严惩贪污，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论罪。1947年5月5日，东北局作出《东北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指出有些人已经腐化堕落，思想发霉，追求享乐、名誉、地位。因此，必须加强教育，纠正错误。第二天，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发了第一个《东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或上交之物为私人谋利或侵吞者，盗卖或窃取公有财物者，在保管和买卖公物中私受贿赂、索取回扣、徇私舞弊者，借机敲诈勒索人民财物者，借用征收募捐名义以饱私囊者，利用职权违法受贿、图谋不正当利益者，均属贪污行为。同时规定了量刑标准。《条例》颁布后，立即查处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

1948年，华北解放区发出《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针对“近来贪污浪费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要求所属各级党委在整编队伍、审查干部思想时，尤其在检讨财经工作时，必须动员干部对各种贪污现象进行斗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指出：机关首长必须以身作则，拒绝一切不应得的享受。否则，便不能与贪污现象进行严肃的斗争。这一系列反对贪污腐化的举措，有效地保证了新解放地区政治的廉洁。

对新参加革命的人员进行廉洁教育

解放战争时期是党的队伍迅速壮大的时期。1945年党员总数是121万人，1947年就发展到270万人。这种大发展带来的枝节性问题就是，一些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作风不纯和成分不纯的问题明显增多。有些地主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混入党内，甚至把持了基层党和政府的领导权，歪曲党的政策，作威作福，欺压群众。有的党员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多分多占土改果实，假公济私，贪污自肥。为了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巩固后方，赢得解放战争，党中央决定进行整党整军。整党的主要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克服党内的地主富农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组织上，坚决把那些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清除出党。整党的基本方针是说服教育，治病救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的具体方法是：在上级的领导下，经过党的支部，依靠党员骨干，邀请党外群众列席党的会议，帮助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这次整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有了很大进步。一些党员干部“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这为争取土改和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整党的同时，党领导的军队也在1947年利用战争的空隙，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从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有大量翻身农民参军，还有80万左右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加入到解放军的队伍。在这些新成分中，怕苦怕累、贪图享乐的思想作风比较严重。有些干部的骄傲自满思想和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作风抬头。针对这些问题，整军运动采用民主方式，进行文件学习、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党整军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教育，也是一次生动的廉洁教育，有效地压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加强纪律建设，强化权力监督

历史经验表明，迅速来临的好形势往往会使人得意忘形甚至恣意妄为，无法保持自身的廉洁。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以后，有些党员干部出现了违反纪律的情况。为此，毛泽东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要求，全军将士“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同日，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人民军队的严格纪律，对于正确处理内外关系，加强人民军队建设，保持廉洁，团结群众、战胜敌人，起了重大作用。严明的纪律是廉政的重要基础。通过纪律建设，党内军内的廉洁自律要求得到广泛落实。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解放军战士路经果园却一个苹果都不吃。解放军进入上海以后，露宿街头，不进民房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赢得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

为了保证严守纪律，党中央作出强化监督的要求。首先，健全党内监督制度。1948年9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要求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党委讨论，委员们充分发表意见，然后作出决定。健全党委制的目的就是加强党委集体领导，防止主要领导干部个人说了算，是加强监督的重要措施。其次，强化行政监督。在已经建立地方政府的地方，行政监督被提上日程。1948年颁布的《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设立华北人民监察委员会，任务是检查、检举并决议处分各级行政人员、司法人员、公营企业人员之违法失职、贪污浪费及其他违反政策，损害人民利益之行为，并接受人民对上述人员之控诉。规定监察机关拥有调查权、处分建议权和司法起诉权。再次，建立权力机关的监督。在新解放区实行这一制度时，采取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在农村，是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正式建立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在城市，主要建立各界代表会议。这些机构代行权力机构，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为全面执政做好廉政准备

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大势已定。如何在“打天下”之后“坐稳天下”，而不是像李自成那样很快丢掉政权？这个问题早在抗战时期就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的思考。1944年4月，毛泽东号召党内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要大权在握即行腐败。1949年3月，在党中央进城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执政以后的形势，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将成为党执政后的主要危险，有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指出，“执政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为了有效应对这个主要危险，党中央决定加强对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一是教育全党正确认识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切不可有“革命到头”的思想，还要继续革命和奋斗。二是教育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三是教育全党同志牢牢地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不断地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党执政以后的实践充分证明，七届二中全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为廉政作出重要的思想准备，也为党的长期执政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败斗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一个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的烂摊子：工业破产，农业凋敝，交通阻塞，经济混乱，失业现象严重，城乡劳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在军事上，虽然人民解放战争已获得了基本胜利，但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地区，国民党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一场事关新生政权生死存亡的反腐败斗争。

二、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

面对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从各个层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其中，尤以“三反”运动的效果最为显著。

“三反”运动

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转发东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第一次提出“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他代表党中央号召全党：“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和清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由此拉开“三反”运动的大幕。

为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三反”运动的重视程度，把这一运动迅速发动起来，毛泽东在12月1日的《决定》中特意加上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他强调指出：“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毛泽东严正告诫全党：“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

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三反”运动的领导。

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三反”运动的重点对象是各级不廉洁的干部，许多干部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运动。为把运动引向深入，毛泽东制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方针，进行层层发动，督促领导带头。据统计，从1951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的42天内，毛泽东撰写大量指示、批语和书信，批转了许多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50多件。他对干部注重加强正面引导，肯定、表扬和推广了罗瑞卿、贺龙、习仲勋和空军党委领导运动的经验；同时，尖锐批评那些行动拖拉者和掩饰错误、消极怠工的干部。山东分局因“打虎”数量少，受到毛泽东的督促：“你们打虎成绩还很小，你们还没有制订出全省包括县以上党政军民各系统的打虎计划，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中直机关党委严肃批评了做得差的单位，并撤职查办了几名高级干部，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毛泽东的带领和督促下，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挂帅，雷厉风行，层层检查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决不使运动走过场。

为了配合“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五反”斗争，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

1952年10月25日，党中央宣告历时11个月的“三反”斗争结束。全国县以上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达到383.6万人（未包括军队数字），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的120.3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19.6万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16.3%；贪污1000万元（旧币，本节下同）以上的105916人，占贪污总人数的8.8%。全国被贪污的款物总数达6万亿元，截至1952年10月，共追回2万亿元。对于“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犯有错误的人，截至1952年10月，在已处理的部分中，免予处分的占75.7%，给予行政处分的占20.7%，判处刑事处分的38402人，占3.6%，其中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处理的结果体现了少数从严、多数从宽、重在教育的原则。在进行“三反”运动的同时，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到1953年6月，共有23.8万人因丧失党员条件而被开除党籍。地方县级以上干部有严重错误受到行政上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处分者有4029人，其中省级干部25人，地级干部576人。另有5%以上的党员不合格，被劝退。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是“三反”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案件，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案件。它所产生的强大的廉政效应，延续了多年。

刘青山、张子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的前后两任书记。他们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老红军，在战争年代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多次立过战功。他们坐过国民党的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但是在执政以后，刘青山在金钱、美色的诱惑下，逐渐腐化堕落。他以“养病”为由，基本不工作。又以“了解旧社会”为名，经常戴上墨镜，穿上长袍马褂，访妓院，进烟馆，染上了毒瘾。刚解放时张子善还算俭朴，后来为了讨好刘青山，以便接任刘当“一把手”，就一味迎合刘青山，为刘的腐化生活提供条件。他们相互勾结，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区造船贷款、河工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克扣民工供应粮及骗取银行贷款等总计1554954万元。他们勾结奸商，倒卖钢材，使国家损失14亿元。刘张二人生活腐化，刘青山贪污挥霍1.8亿元，张子善贪污挥霍1.9亿元。对于刘张二人的错误和罪行，时任天津专署副专员的李克才等进行过中肯的规劝、尖锐的批评，但并未奏效。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事件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对刘、张贪污案件极其重视。当时有的领导干部向毛泽东提出：“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机会。”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处决。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产生了强大的廉政效应，显示了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决心，提高了党的威信；它震慑了一批有腐败罪错的干部，一些人主动坦白、深刻检讨，个人的政治生命得到了挽救；广大干部从这一案件中受到教育，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

“新三反”运动

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在1953年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

开展“新三反”运动的起因，仍然是对腐败现象严重性的判断。当时“三反”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党中央依然清醒地看到，由于“三反”运动范围仅局限在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县及县以下基本没有开展，加之“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对官僚主义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因而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在县及县以下的基层干部中，为所欲为、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些民众说他们“比国民党还厉害”。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指出，“国民党所有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应有尽有”。当时的《人民日报》曾连续报道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件。

干部中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对此，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开始了“新三反”运动。

“新三反”运动从山东开始，由山东推向全国。这次运动重视人民来信，要求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运动采取了“边反、边防、边建”的方针——“反”就是处理案件；“防”主要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建”是指进行必要的规章制度建设。“新三反”运动不同于“三反”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没有脱离当时的工作单纯去搞运动，而是以实际工作为中心。通过这一运动，各地都严肃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新的反贪污运动

三反”运动结束不久，贪污现象又重新抬头，到1954年已经相当严重。党在领导“新三反”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了新的反贪污运动。

1954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监察部党组《关于“三反”后所发生的贪污情况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三反”运动后贪污现象的特点，主要是：大部分发生在直接管钱管物的一般干部中，基层合作社的贪污现象尤为严重；贪污分子中，重犯占很大比重；贪污款数百万元以下者占多数，但也有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贪污行为更为隐蔽。针对这些特点，各地在严查新的贪污案件的同时，加强对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使之树立爱护国家财产的道德观念；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积极堵塞发生贪污现象的漏洞。

经过数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新中国成立之初那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腐败的大案要案大大减少，党风政风进一步端正，社会风气得到净化。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廉洁从政的光荣岁月。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时期的反腐败斗争（1956-1966）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保持党和干部队伍的廉洁？这是党和人民面临的全新课题。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中，党在探索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提出许多新思想、新方针，取得了许多可贵的成果。但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一些领导人头脑开始发热，不再像过去那样正视现实，尊重客观规律，提出的某些路线和政策越来越左，使得反腐败斗争逐渐走上一条曲折的道路。

“四清”运动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受中苏争论的进一步激化等因素的影响，党内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步发展起来。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在反腐败斗争方面，发生了新的波折。

八届十中全会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不当判断

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着重讨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公报上的这段话，是毛泽东写上的。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他说，1957年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困难和调整时期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和某些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极少数地主分子写“变天帐”等情况的出现，又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范畴之内。其实，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一贯的。在建国初期，他就讲过，腐败分子就是“小蒋介石”，这当然属于“阶级敌人”的范围。到后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始终坚持了这一思想观点。

“四清”运动的兴起和主要阶段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3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提出，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有所滋长。突出的表现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顾局部、不顾大局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分散主义、特别是本位主义滋长起来了；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己、多吃多占、乱用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中央要求，对“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决定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 “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相比于前十条，后十条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迈进了一步，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同时规定，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具体政策。

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刘少奇根据运动中一些试点材料，进一步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对后十条作了修改，对形势作出更加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就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完全撇开了。仅在1964年，全国工交系统就组织了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运动，18个部委有45名正副部长带领22000多名干部蹲点。工作队进厂后，撇开党的基层组织，直接到群众中去“扎根串联”，揭所谓阶级斗争盖子，挖所谓“和平演变”的人。

1965年1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制定下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正式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二十三条部分纠正了前一段的错误做法，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提出要尽快解脱他们。但是，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四清”运动的反腐倡廉作用

从1963年2月到1966年上半年开展的历时三年多的“四清”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除“文化大革命”之外开展时间最长的一场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评价了“四清”运动：它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这些错误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取得进展，并且“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通过“四清”运动，查处和惩治了一些腐败分子，贪污盗窃等腐败行为得到有效制止。据统计，从运动开始到1963年10月，揭露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约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4%，全国有贪污盗窃人民币千元、粮千斤、布千尺以上的案件2万多件，贪污盗窃人民币万元、粮万斤、布万尺以上的案件1千多件。一些基层干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挪用公款、侵占公物等问题得到纠正。

通过“四清”运动，较好地改进了党员干部的作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取和接受群众的批评意见。一些基层干部盛行的官僚主义作风，存在的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瞎指挥等现象，得到有效改进。动员和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四清”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对于干部保持劳动本色和艰苦奋斗精神，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增强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培养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避免官僚主义瞎指挥的工作作风，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四清”运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有效管理。“四清”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整党运动”。通过“四清”运动，使所有党员干部“受到一次党的基本知识和党员标准的教育”。对于那些领导核心毛病很大的，或者领导干部太弱的单位，上级都注意选派得力的人去加强领导，较好地解决了“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许多人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有些人的错误还比较严重的问题”。这样在实际上，就把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充实和健全起来，把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和组织生活建立和健全起来，使一些基层组织党风不正、干群关系紧张、组织纪律涣散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也使一些党员干部改正了错误，“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文革”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关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1981年6月21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出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只能是一种特殊社会环境下表现畸形的斗争，看起来似乎很有成效，实际上付出的代价和副作用却是相当大的。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1）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为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和平环境，增加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性，也增加了滋生腐败的危险性。对此，毛泽东带领全党积极探索在执政的条件下反腐倡廉的规律和途径，并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这一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反腐倡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在为什么反腐败方面，毛泽东认为，政治思想上的蜕化变质，经济上的贪污受贿，生活上的挥霍享受，均属于腐败的范畴。腐败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和政府内的反映，反腐败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腐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腐败分子是“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蒋介石”者，人民公敌之谓也。建国之初，他亲自领导了“三反”斗争，明确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基于对腐败现象的这种认识，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就发出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实际上是把建立廉洁政治、反对贪污腐败作为建国治党的一个根本思想。

（二）在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方面，毛泽东认为，主要是阶级根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此外，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在依靠谁反腐败方面，毛泽东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之所以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除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特殊的私利，本身是廉洁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是因为党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能够按照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办事。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正确领导人民开展反腐败斗争并取得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是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力量，人民群众是反腐败斗争的主力军。毛泽东真诚地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他领导理论的核心，也是贯穿反腐败思想的一条红线。毛泽东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地指出: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1951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正是因为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了“群众威力”，党才取得了三反斗争的巨大胜利。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2）

（四）在怎样反腐败方面，毛泽东的主要方法是教育、惩治、监督三者密切结合，同时注意反腐败斗争与中心工作的有机配合。

（1）对于反腐败，毛泽东历来强调教育在先，对人不能“不教而诛”。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权力观，这是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其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他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坚持了这一最高标准，为政清廉就有了基本保障。他历来主张“奖励廉洁，禁绝贪污”，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的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毛泽东反复告诫：“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其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也是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指导方针。全国解放前夕，他就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执政以后，他始终用这一优良传统教育全党，增强反腐防变的免疫力。其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教育。毛泽东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克服自身不正之风的有效武器。他一生领导党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整党整风，成功地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保持了党的清廉和良好作风。其四，历史经验的教育。他倡导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全党“不当李自成”；学习“贞观之治”的经验，教育干部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等。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经验，从执政的高度增强反腐败的自觉性。其五，榜样的教育。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作清正廉洁的模范。他一生清廉，痛恨腐败，自己就是为政清廉的实践者和表率，这在中国是众所周知、无需举证的。他树立了雷锋、焦裕禄等许多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先进榜样，对几代人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也注重运用“反面教员”。

（2）毛泽东对腐败的基本态度是严惩不贷，决不心慈手软、姑息养奸。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为指导“三反”运动，他所写的指示、批语、书信等各种文稿，多达300余份。他特别注重抓大案要案，敢于碰硬。主张对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消除，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重惩处。毛泽东反腐惩贪的坚决态度，不仅使当时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得到一次广泛的揭露和相应的惩处，同时也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生动的深刻的反腐败思想教育，从而为党风、政风的清明廉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重视监督。首先是党内监督。毛泽东认为，健全的民主生活，是实行党内监督、开展批评的根本保证。他提出了党内监督的两条原则：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了在组织上保证党内监督的实现，在他的建议下，建国之初，党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其次是群众监督。“群众起来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他亲自处理人民来信，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有效地推动了反腐倡廉工作。再次是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制定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注意向党外人士请教，积极听取并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最后是新闻监督。毛泽东高度重视报纸刊物的监督作用。他强调报刊都应刊登人民来信，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监督政府的工作。

（4）解决廉政的重点是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毛泽东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中的表率作用。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抓领导、以上带下的反腐倡廉策略和对策。一是提倡实行干部的低薪、节俭保廉制度。毛泽东认为高薪、特权，进而生活奢侈是干部腐败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要实行巴黎公社创造的低薪原则，防止干部产生升官发财的动机。二是提倡实行干部定期参加劳动的制度，以克服干部中官僚作风和特殊化现象，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三是坚决执行严格的奖惩制度。毛泽东非常注重调动和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反腐败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他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向当时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来打。

（5）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强调反腐败斗争与党的中心工作及其他各项?作的有机结合。他强调：“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同时开展其它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针对全国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他指出：开展三反斗争“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专做三反斗争，而是和各项工作结合，特别是和整党整风工作结合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风的主要内容。”在军队中三反斗争则是结合当时的军队整编进行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有一个人人熟知的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反腐败斗争的教训

任何伟大人物都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实践表明，在他的反腐倡廉思想中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例如，对腐败过于强调阶级的原因，而对经济的、体制的原因注意不够；反腐败要依靠群众，但运用“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的方式，产生了许多负面效果。认真回顾总结毛泽东领导1956年至1976年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后来人少走弯路。

（一）廉政不能理想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于国家的发展充满理想化。1958年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企图在不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不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虽然在实践中他的这些想法碰了钉子，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放弃。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在“五七指示”中再一次勾画了他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他要求全国“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每个人都“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领导干部自然能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清正廉洁地为人民服务，决不会贪污腐化，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实践一再证明，毛泽东这种“理想国”在现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通过这种方式推进廉政建设只能寸步难行。重要的是，必须回到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上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二）反腐不能运动化。毛泽东一方面向往建立“完美”、“纯洁”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看到现实中许多干部逐渐成为“腐朽堕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在他们的头上有层层“保护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运用了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把反修防修、防治腐败统统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通过采取激烈的斗争方式，让领导干部受到冲击，逼迫他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样的斗争方式，的确一时“吓住”了一些想搞腐败的人，但是它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乱了经济社会，搞乱了干部队伍，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实在是得不偿失。

（三）权力不能绝对化。“文化大革命”虽然把“大民主”喊得震天响，但实际上同民主的本来含义相去甚远，搞的是最高权力绝对化。当时在党内，民主集中制被全面破坏，毛泽东是居于党中央之上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全党全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最高指示”。后来连毛泽东自己都看到，这种所谓的“绝对权威”实际是虚幻的，不存在的，只不过是权力场上的闹剧而已。林彪、“四人帮”等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自搞一套，其中就包括腐败。这说明，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权力绝对化，最终都会成为腐败的乐土。企图靠绝对的权力反对腐败，不过是一种幻想。

（四）社会不能无序化。“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表象就是“乱”，到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实际上连毛泽东自己也感到这样下去不行，提出“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事实表明，在自己掌握政权的条件下，“乱”从来就不是好事。包括腐败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不可能在“乱”中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秩序，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秩序，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也需要秩序。为了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创造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必须实行民主法制。这是“文化大革命”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教训。

这些教训值得后人牢牢记取。但是，即便是对这些“不足和缺陷”，也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彻底否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从来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记载了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实践的伟大功绩。在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特色廉政理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在实践中，成功地压制了建国初期迅速出现的腐败倾向，创造了为世人称道的50年代那种清廉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这对于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顶住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成功地度过若干“困难时期”，夺取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教益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宝库。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反腐倡廉的实践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当历史车轮驶入21世纪的时候，党面临着与毛泽东主政时期完全不同的反腐倡廉形势和任务。为了加强新世纪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开创廉政建设新局面，十分需要从毛泽东廉政思想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一）反腐败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作为毛泽东事业的继承者，必须从新的时代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发，认清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不移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后来他多次讲到腐败会“亡党亡国”。如果说，这些论述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伟大人物的预见、预言的话，那么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这些预见、预言就变成了现实。苏联共产党的“自行解散”和苏联解体，以及东欧一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制易帜，尽管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但人们公认，领导层的腐败，是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这无疑给同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从国内的情况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这种社会转折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时期。中国也没有幸免，腐败“这股风来得很猛”。必须看到，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如果经济建设长期搞不上去，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就迟早会丧失执政地位。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就万事大吉了。一个政党在执政过程中虽然把经济搞上去了，但如果自身腐败问题严重而又无力克服，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最终也会丧失民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像当年毛泽东那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腐败不除誓不罢休的彻底革命精神，始终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这是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基本前提。

（二）重在打牢执政基础，营造反腐败大势，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今天，要从根本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构建教育、法制、监督和惩处四位一体的反腐倡廉工作体系。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不论是指导战争还是指导反腐败斗争，他都首先重视和谋划全局，营造大势。所谓大势，就是全局的优势。成败得失，就在“大势”的呼吸之间。毛泽东指导反腐败斗争，注重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提出问题，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决不做李自成；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教育全党坚持两个“务必”，利用党执政以后在舆论宣传方面的优势，把“廉洁可敬、腐败可耻”的观念嵌入每一个干部群众的头脑之中，创造了反腐倡廉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严惩违犯法律和党纪政纪的干部，使干部“不敢”腐败。这些富有成效的工作，筑牢了党的执政基础，从根本上保证了反腐败斗争的强大优势。

时代发展到今天，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政治运动营造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但是打好基础、营造大势仍是反腐败所必需的。这就需要端正反腐败的思路，致力于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致力于国家法律和党的制度建设。既然当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主要是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带来的，那么根治腐败也就必须在加快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方面进行努力，尽早完成这一历史阶段的任务。这主要是：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步伐，形成有效监督体制和机制，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整治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步伐，打破垄断，形成新秩序下的良性竞争格局；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构筑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这两道反腐败的坚固防线。

（三）依靠群众，强化监督，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在今天，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到反腐倡廉建设中去，就必须疏通和拓宽群众参与的渠道，丰富民主监督的实现形式。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和实践表明，群众路线是党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政治优势。任何腐败行为所损害的都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反腐败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也最有能力和智慧战胜腐败。必须明白，离开群众路线反腐败，没有出路；反腐败不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没有作为。在今天，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各级领导要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同时，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愿望和要求，总结基层群众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帮助群众正确掌握反腐败的政策和法律武器，增强广大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自觉性，敢于并善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要充分运用领导的权威和政权的力量，依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物质上的利益、政治上的利益、精神上的利益。要努力寻求适合于当前反腐败斗争需要的组织形式，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断激发广大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反腐败斗争提供有效、便捷的途径。总之，反腐败斗争必须紧紧围绕党的群众路线来进行，必须通过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来推动，必须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加强。

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其实，腐败也是纸老虎，终将被人民抛进历史垃圾堆。可以相信，不管反腐败斗争道路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中国人民廉政建设的步伐。

拨乱反正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文化大革命”逆党心，违民意，最后是天怒人怨。物极必反，否极泰来。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党中央领导人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就为纠正延续20年来“左”的错误，引导中国走上新的健康发展道路，创造了最重要的有利政治条件，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新中国的反腐败斗争逐渐走上了健康的轨道。

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党的纪律建设和廉政建设也展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势、新特点。总的情况是，一些地方和部门违纪违法现象激增，腐败这股风来得很猛。主要表现是：

（一）少数干部特殊化现象严重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大批在“文革”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复出并恢复了工作。这些同志大部分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认为自己在“文革”中受了委屈“吃了亏”，失去了很多，一旦重新掌握权力就想“捞回来”，于是搞起特殊化来。比如，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超标准多占住房，用公款高标准装修住房；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大造私人住房。有的领导干部为子女亲属调动工作、升学、分配、提职、提级、农转非、出国等开后门；为了自己的方便，违反规章制度，追求奢侈浮华，搞铺张浪费，巧立名目侵占、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物，用公款大吃大喝等。

在大学招生、转学和毕业分配中搞特殊化。有的领导干部指使亲信，采取非法手段，在考试中作弊，为自己的子女骗取升入大学的资格。有的凭借自己地位高，权力大，把没有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学生，强行塞进学校。在转学问题上，###明确规定，大学生一般不能转学。有的领导干部却违反有关规定，想方设法把子女从外地转到北京的学校；有的自己调动，子女也随同转学；有的为达到子女转学的目的，不惜弄虚作假，开假证明；要求从文科转理科，从一般高等学校转到重点高等学校；有的为了转入重点军事院校，走后门办理参军手续。在毕业分配上，有的领导干部为了自己的孩子毕业后留在身边，或者分配到大城市，不管是否符合条件，都打电话、写信，或者由配偶、秘书、老部下出面，通过各种渠道要求得到照顾。

一些党政机关争相购买进口小轿车，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豪华。有个革命老区的贫困县的人事局，为了将国产吉普车换成豪华的进口轿车，竟动用了被称之为“血汗钱”、“救命钱”的固定职工养老保险金。

拉关系、走后门之风流行起来。群众到实权部门办事，从批项目、找工作、调单位、农转非，到办执照、上车牌、上户口、办入托，正路不通，就找后门，请吃送礼，导致五花八门的后门风流行。“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就是当时的一句流行语。

（二）贪污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现象开始蔓延。具体表现在少数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侵吞公物、索要紧缺商品票证；低价购买农副产品和高档耐用消费品；滥发实物和补贴；挪用公款；索贿受贿；走私贩私；破坏财经纪律，截留利润，非法倒卖车皮、国家统配物资或无价票证，盗窃、倒卖国家公共财物等。

当时我国处于短缺经济时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或凭借影响和关系，以低价、超低价或象征性付款的方式，向企业单位购买高价进口的彩电、洗衣机、录像机、组合音响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成为当时盛行的腐败现象。由于进销差价一般都在几百元以上，多的达数千元，个别甚至超过万元，所以群众说这些干部“工资虽低，含金量却很高”。如某综合服务部共购进彩电279台，其中被一些有权的公职人员低价买去169台，使企业损失近20万元。

（三）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猖獗。少数干部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以合法或半合法的形式，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走私贩私。有的借因公出国或赴港澳之机，利用不受检查的特殊待遇，携带走私物品；有的利用工作之便，销售黄金、白银及其制品，以换取进口私货；有的为犯罪分子提供火车、汽车甚至军用交通工具，以贩运私货。一些集体或国营企事业单位，甚至个别国家机关、执法部门，在少数领导干部纵容包庇下，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走私贩私活动。有的单位以补偿贸易名义与香港商人搞走私交易；有的部门动用巨款向香港或国外购进根本不属本部门业务范围的大批高档消费品，进行私分私卖；有的缉私单位执法犯法，集体私分缉私物品。

1982年4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1979年为702件，1980年为8181件，1981年为15753件，1982年为29563件，可见这一时期腐败犯罪呈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这一时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要特征是：

（1）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等腐败行为，是以解决个人的某些具体问题为目的的。因为一大批领导干部在“文革”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他们的子女、亲属受到牵连，政治上受歧视，生活条件很差。这些领导干部恢复工作后，其中少数干部利用职权搞特殊化，违规解决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具体问题。

（2）这一时期索贿受贿是以实物形态为主。那时物资比较紧缺，即便有钱，许多生活用品也买不到。于是，少数领导干部在同外商谈判中流露出对国外商品的羡慕，以获取国外高档商品为荣，出现勾结不法外商，为自己索取现代高档商品而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象。

（3）这一时期腐败发生的环节主要在主管进出口业务及计划、物资部门。

（4）这一时期的腐败者多为党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握有管理实权，利用权力不受制约的空当，大搞特殊化，谋取不正当利益。

（5）这一时期腐败的手段，主要是一些干部利用计划物资和紧缺商品的调配权力，为自己多购、多分、多占，破坏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分配的公平性。

改革开放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这10年，是我国开始全面改革开放的时期。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年多时间的拨乱反正和初步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开始了全面的社会大变革。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浅层次的对外开放到较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这一切都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积极性，增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与此同时，由于出现了“体制空挡”，存在着“教育失误”，以及人们追求利益的空间扩大，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和各种不廉洁行为迅速多了起来，这成为引发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最为严重的“###”政治风波的原因之一。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稳步地推进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四大期间的反腐倡廉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工作的头等大事，就是按照邓小平的建议，“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

党中央确定做好几件群众关心的事

1989年7月27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决定》提出，近期在惩治腐败和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先做七件事。这七件事是：（1）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清理整顿工作首先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决定：撤销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并入国家农业投资公司；保留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但要重新核定经营范围和资金，把金融和投资分开；对光大实业公司提出进一步整顿的方案。同时，尽快将对这五家公司的审计情况向社会公布。（2）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3）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4）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使用国产车。（5）严格禁止请客送礼。（6）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7）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是抓紧查处大案要案。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廉政七件事”。

为了进一步落实“廉政七件事”，1989年８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要求对目前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清理整顿，坚决撤并一批公司，认真查处违法违纪案件，逐步建立健全公司的各项管理法规和制度。《决定》责成国务院法制局抓紧制订有关公司管理的法规及《公司法》，并宣布党中央、国务院成立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1989年8月26日，根据中央政治局7月27日和28日会议关于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主动对自己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流通领域的公司任职、兼职情况进行了清理。中共中央组织部透露，截至8月26日，凡属以上范围的领导同志有子女及其配偶在流通领域的公司任职的，已经全部从所在的公司退出。据统计，1988年至1991年，全国共清理出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21774个；清理出在公司兼职任职的干部51712人，其中50556人辞去了一头的职务。这些工作的贯彻落实，取得了成效，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

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1）

只有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才能有效推动反腐败斗争。1989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1）认真做好清查和清理工作，纯洁党的组织。（2）认真考察领导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3）切实搞好思想整顿，加强党的思想教育。（4）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克服消极、腐败现象。（5）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6）继续做好民主评议党员的工作。（7）严格党员标准，确保发展党员的质量。（8）加强党建理论的学习、宣传和研究。

1990年3月，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要求从九个方面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一）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因此，要坚决克服各种脱离群众的弊病，加强党风建设，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党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前进，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三）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五）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要抓好五件事：（1）继续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和各地区、各部门作出的有关规定。（2）各级党委要支持纪检机关、监察部门经常检查党员干部遵纪守法的情况，严肃处理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贪污盗窃、私分公款公物，以及党政机关党员干部违法违纪建私房等问题。（3）继续抓紧查处大案要案。（4）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监督部门、公用事业部门和政法部门的党组织，要同行政领导一起，大力加强行业廉政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5）提拔和任用干部，必须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定程序办理，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六）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加强监督。要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度。（七）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都要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八）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九）各级党委要组织广大党员用整风精神学习和贯彻执行这个决定。

1990年11月，中央批转了中央纪委《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必须明确和切实抓好以下几个问题：（1）搞好党风和廉政建设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指导思想。（2）从办实事入手，扎扎实实地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3）严肃党的纪律，认真查处违纪案件。（4）着重抓好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党风和廉政建设。在党中央的直接带动下，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把党风和廉政建设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初步形成了全党抓党风、各级政府抓廉政、全民关注党风和廉政建设的大气候。

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2）

坚决打击贪污、受贿等犯罪分子

1989年8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规定，从即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凡有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行为的人，如果在限期投案自首、积极退赃，或有检举立功表现的，一律从宽处理。凡拒不投案自首、坦白交待问题的；销毁证据、转移赃款赃物的；互相串通、订立攻守同盟的；或者畏罪潜逃、拒不归案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8月19日，国家监察部发出《关于有贪污贿赂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限期内主动交待问题的通告》。指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凡有贪污、受贿行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受贿行贿的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1989年10月31日，必须向监察机关、本单位或其他有关部门主动交代贪污、受贿行贿事实，争取从宽处理，否则，从重给予行政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从重处罚。《通告》对从宽或从重处罚的要求作了明确规定。

在打击贪污、受贿行贿等犯罪过程中，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规定共13条，其主要内容是：（1）明确了贪污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及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其中，第1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2）明确了受贿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及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其中，第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3）第一次明确了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实质内容。第4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同时也将相对应的给予回扣、手续费的行为规定为行贿。（4）规定了行贿罪的概念、构成要件。第7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5）新规定了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隐瞒境外存款罪。实践表明，适时加强反腐败刑事立法工作对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十分重要。

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政治风波之后，党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给予一批违犯政治纪律的党员干部以相应处分。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的5年间，共处分违犯政治纪律的党员13254人，其中县团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1179人。

经过努力，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各级纪委加强了对执纪办案工作的领导和指导，重点查处了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搞权钱交易以及由于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件。据统计，从1987年10月至1992年9月，各级纪检机关共查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874690件，处分党员733543人，其中开除党籍154289人，由司法机关依法给予刑事处分的党员42416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团级16108人，地师级1430人，省军级110人。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各级纪委排除各种阻力，突破了一些难度较大的案件，特别是涉及党员领导干部的案件，以及违纪金额巨大、团伙作案、影响恶劣的案件。如查处了海南省原省长梁湘严重以权谋私案，青海省人大原副主任韩福才受贿案等。

各级纪委在执纪办案中，紧紧依靠党组织，依靠群众，排除各种阻力，突破了一些难度较大的案件。针对干扰办案的问题，中央纪委制定了《关于对妨碍违纪案件查处的党组织和党员党纪处分的规定》，对严肃执纪起到了重要作用。各级纪委与执法监督部门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要求办事，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

为了搞好案件检查，加强群众监督，深入揭露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各级纪委进一步加强了信访工作。十三大之后的5年，全国纪检系统共处理群众来信来访724.9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党员干部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问题的275.2万件次，申诉27.2万件次。通过信访途径，了解核查了大量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获得了一批党员违纪违法案件的线索，澄清了一些反映失实的问题，从而发挥了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作用。

市场经济时期的反腐败斗争（1）

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到2002年11月十六大这10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相互激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

这10年，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党政齐抓共管的局面进一步形成；反腐败三项工作（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进一步深化，从侧重治标，转向标本兼治、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各级政府部门按照国务院的部署，针对行政行为中多发易发腐败的部位和环节，积极主动地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和加强管理入手进行治理，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发生；纪委的组织协调作用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得到加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机制进一步健全。通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逐步得到遏制，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政治稳定，促进了改革和发展。

三、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1993年党中央作出了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以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不懈地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保持对腐败的高压态势。

党的十四大至十五大期间查办案件情况

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1997年十五大的5年，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旧的制度体系被打破，新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善，这种“制度空档”为腐败滋生蔓延提供了空间。对此，中央纪委针对腐败现象发生的实际情况，要求以查办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为重点，着重查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骗税、套汇、走私、贪赃枉法的案件，金融、证券、基建、房地产、土地批租领域的案件，失职渎职和虚报浮夸的案件。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59.8亿多元。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万多件，结案67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9万多人，其中开除党籍的12.1万多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37492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0295人，厅（局）级干部1673人，省（部）级干部78人。在查办案件中，各级党委和纪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调查核实，为35.8万多名受到失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澄清了是非。对有一般性问题的党员、干部，及时予以批评帮助，促其主动改正。查处的典型案件有：

（1）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案。陈希同在担任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权收受、侵吞大量贵重物品；腐化堕落，大量挥霍公款；利用职权支持其子、情妇、秘书等人经商谋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对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违法犯罪活动负有重大责任。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陈希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1997年8月，中央纪委决定，并经党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1998年7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希同犯贪污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6年。

市场经济时期的反腐败斗争（2）

（2）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案。王宝森贪污公款25万元人民币、2万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2500多万美元，供其弟、姘妇及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进行盈利活动，造成1300多万美元的损失；挥霍大量公款，营造豪华别墅，购买高级公寓，长期包租宾馆客房，作为享乐场所；违法批贷巨额资金，造成大量资金流失；道德败坏，多次嫖娼。1995年4月，王宝森畏罪自杀。1995年7月，中央纪委决定，开除王宝森的党籍。

（3）贵州省原政协常委，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案。1989年下半年至1993年9月，阎健宏贪污公款65万元和1.43万美元，伙同他人共同贪污150万元；受贿1万元港币和价值1.7万元的物品；挪用公款200.64万元和5万美元；伙同他人倒卖香烟指标，个人牟利40万元；利用职权为其子做生意，牟取非法收入120余万元。1995年1月，阎健宏被判处死刑。

（4）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兼东莞市委书记欧阳德案。收受诈骗犯陈某11万多元的钱、物；在老家建造一座小楼，造价182349元未付款；装修楼房236987元，未付款。被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15年。

（5）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1991年8月，北京市安全局所属的兴隆公司在无锡成立了新兴工贸公司，聘请邓斌为总经理。邓斌在兴隆公司总经理李明等人的支持和参与下，搞了22个假合资企业，以合作经营外贸生意为幌子，以60％的年息为诱饵，大肆非法集资，总额高达32.17亿元。邓斌大肆挥霍和用集资款支付利息10亿多元，造成净亏损12亿。1995年11月，全案查结，99名犯罪分子，主犯邓斌、姚静漪被判处死刑，2人死缓、l人无期，其余也被追究刑事责任；123名违纪人员受到处分。

（6）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衡水地区中心支行案。1994年，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衡水地区中心支行原行长、副行长给两名美籍华人开出200份不可撤销的、可转让的备用信用证，总金额高达100亿元。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段晓兴、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原行长韩忠东、衡水市公证处原主任王连行等几十人受到党政纪处理。

党的十五大至十六大期间查办案件情况

党的十五大后的5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重点查办了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转租、物资采购等领域及司法、干部人事工作中的案件，贪污贿赂、徇私枉法、买官卖官、贿赂选举、严重失职渎职的案件，领导干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和亲属利用该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案件，严重侵犯群众权益的案件，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为3万多名受到举报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澄清了事实，对2万多名属于一般性问题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及时给予批评教育，督促其主动检查和纠正。

市场经济时期的反腐败斗争（3）

（一）查办一批党政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1）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案。成克杰利用其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职务的权力，直接或伙同情妇收受贿赂以及为情妇经商非法牟利，折合人民币共计3795.70万元。2000年9月，成克杰被处以死刑。

（2）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案。胡长清在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副省长期间，先后90次收受、索取江西奥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总裁周雪华、江西金阳光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卫东等18人及江西省商业储运公司的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544万元。胡长清利用职务之便，多次为有关行贿人谋取利益，造成国家巨额财产损失。胡长清为了自己职务提升及工作调动拉关系，从1997年初至1999年6月，先后5次向他人行贿共计人民币8万元。此外，胡长清还对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的价值人民币161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法庭认为，胡长清已构成受贿罪、行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极坏，情节特别严重。2000年2月，胡长清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河北省原副省长丛福奎案。丛福奎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向私营老板索贿、受贿共计1315万元、美金34万元。2003年4月29日，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丛福奎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4）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案。慕绥新利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先后收受64人所送的贿赂和礼金，折合人民币共计514.8万元。2001年10 月，慕绥新被判处死缓。

此外，还查办了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石兆彬、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常务副主席刘知炳、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飞、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宁波市委原书记许运鸿、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海南省司法厅原副厅长兼监狱管理局局长戚火贵等大案要案。

（二）查办经济领域中的违纪违法案件

（1）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党委书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原党委书记###案。###贪污受贿，折合人民币共计228.5万元；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工作严重失职，给中国建设银行造成巨大损失。2003年12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中信公司原副董事长兼香港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案。金德琴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1639万多港元、526万多美元；通过外汇存放、买卖等方式，获非法所得905万多港元、87万多美元。2000年6月，法院判处金德琴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大庆联谊股票案和湖北股票案。大庆联谊股票案共涉及376人，包括县（处）级干部93人，省（部）级干部2人，地（厅）级干部21人、案值6.4亿元，有11人被开除党籍，并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湖北股票案中，严肃查处了几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购买内部职工股、收受股票及溢价款等问题。全国政协原常委、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被留党察看2年并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资格；国防科工委原副主任徐鹏航被留党察看2年并被撤销行政职务；神华集团公司原副董事长、湖北省副省长李大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4）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湛江特大走私案走私总值114亿元，偷逃关税70多亿元。其中，李深、张漪团伙走私钢材110万吨，林春华团伙走私成品油126万吨，陈励生、陈传飞团伙走私汽车1.5万多辆。全案共收缴、扣押赃款赃物及不动产4.7亿元；查处涉案人员331人，其中公职人员259人；有6人被判死刑，9人死缓，11人无期徒刑，54人有期徒刑。厦门特大走私案走私总值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共审查涉案人员600多人，有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因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近150人。厦门海关工作人员中有160多人被审查，占全关总人数的13%，4名班子成员中有3名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一审被判处死刑。

市场经济时期的反腐败斗争（4）

此外，还查处了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严重受贿、非法占有国家和他人财物案，港澳国际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耀祺挪用公款案，金华县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等。

（三）查办司法领域中的违纪违法案件

（1）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案。李纪周利用负责边防、出入境、打击走私犯罪的职务便利，给走私汽车发放牌照，私下发放赴港单程证及出国护照，包庇多宗特大走私犯罪案件，非法干预执法部门对有关重大走私犯罪活动的查处，收受巨额贿赂。2001年10月，法院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孙小虹案。孙小虹走私两辆进口汽车，两次购买更换乘坐超标准小汽车；担任昆明市中院院长期间，严重违反财经纪律，指示纵容昆明市中院隐匿诉讼费收入4146万元，乱发奖金、福利1570万元。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决定撤销孙小虹的党内一切职务。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按照程序依法撤销其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罢免其云南省人大代表资格。

（3）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唐正人案。由于唐正人失职渎职，公安部1988年至1995年12月发给青海省公安厅的350本“单程证”，只有173本存有使用档案，其余下落不明。省公安厅违反国家规定，批准不符合条件的人赴港定居的问题严重。其中，唐正人1993年上半年和1995年就“特批”7人单程赴港。唐正人还存在收受他人钱物、私自出国等错误。1999年3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决定开除唐正人党籍。

此外，还查处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等案件。

（四）查办组织人事领域中的违纪违法案件

（1）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周文吉案。周文吉在担任自治区人事劳动厅厅长期间，在没有编制和增干指标的情况下，不经集体研究，也不经考试、考核，直接签批或授意他人办理，将15名亲属先后录用为干部，大多安排在政法、财税、社会保险、水利等重要或待遇比较好的部门工作。此外，还应他人要求，亲自签批、写条子或打招呼，使117人被违规录干。2000年8月，周文吉被开除党籍，撤销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职务。

（2）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腐败街”和“买官卖官”案。全案共涉及金额3500多万元，涉及党员干部50名，其中2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南宁地区原行署副专员何建林卖官鬻爵，在担任合浦县委书记期间，共收受24人贿赂4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五）加大对领导干部失职渎职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

（1）重庆市巨额国有资产流失案。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秦昌典和市经委主任王式惠，在负责华蜀集团引进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屏和半导体电荷耦合件生产设备过程中，严重失职渎职。华蜀集团耗资626万美元购买的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屏生产设备，只是一条不具备生产能力的试验线，评估价值仅为50至80万美元，因无法投入生产封存在境外，残值已不足4万美元。向外商支付购买半导体电荷耦合件生产设备的110万美元合同定金，未购进任何设备。截至1999年，实际损失1019万美元。他们还分别接受外方公司3000美元和2500美元及金首饰等物品。2000年5月，秦昌典被开除党籍，撤销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人大代表职务；王式惠被开除党籍，撤销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常委、委员职务。

市场经济时期的反腐败斗争（5）

（2）防汛抗洪斗争中的违纪违法案。1998年，我国长江、嫩江、松花江等流域发生大洪水。在防汛抗洪斗争的严峻时刻，广东省恩平市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局长黄汉良，动用公车携带家属外出逃跑，被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江西省九江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原副局长、党组成员胡协安，在防汛责任段查岗时与值班人员打麻将赌博，被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黑龙江省大庆市农业局原副局长董振举，在相邻堤段发生重大险情时无动于衷，不积极组织力量援助抢险，对所负责堤坝不按要求施工护堤，被行政撤职。

此外，还查处了山东省烟台市“11.24”特大海难事故案、重庆市綦江县彩虹桥重大责任事故案、陕西省2001年4月连续发生的三起安全事故案、洛阳“12.25”特大火灾事故案，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案等。

（六）查处违反廉洁自律的案件

（1）中国对外体育交流中心公款出国（境）旅游案。中国对外体育交流中心以组织亚运会观摩团为幌子，用公款组织大批人员出国（境）旅游。该中心为了创收赚钱，擅自改变上级批准的方案、原则，弄虚作假，变相出卖批文。该中心原副主任刘屯被撤销党内和行政职务，王殿才被行政记过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开发部原负责人范江被行政记过处分，并追缴中心所得20万元违纪收入。

（2）深圳市有关企业领导人公款打高尔夫球案。深圳市建材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黄皆平、原总经理陈小雄，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公司原经理林华，借口购买中央空调设备，用假收据和假材料单报销套取公款购买高尔夫球会员证，部分公款被私吞。深圳市纪委、监察局分别开除黄皆平等三人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此外，还查处了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原副总队长威志礼等7名局处级干部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营业性娱乐活动并发生个人嫖娼案、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梅铺镇杨营管理区违规举办办公楼落成庆典案、江苏省###等单位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等案件。

坚持依纪依法办案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坚持依纪依法办案、文明办案，并把它贯穿于查办案件的全过程。纪检监察机关尊重被调查人员的权利，严禁逼供和变相体罚；健全程序性制度，用严格的程序保证办案工作依法进行；加强案件审理工作，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为准绳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使所办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对人的处理上，持慎重态度，处理好严肃执纪执法与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关系，注意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在查办涉及领导干部的案件中，充分运用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两种手段，认真执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规定。对严重违纪违法而又拒不悔改的，依纪依法从重处理。对虽有严重错误，但能够主动讲清问题并配合组织查清其他人问题的，依纪依法从轻或免予处分。对有一般性错误的，采取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给予批评教育，帮助其改正。对群众反映强烈、疑点很大但一时难以给予纪律处分的，先采取调离、免职等组织手段进行处理。对经查清事实确属被错告或诬告的干部，予以澄清，给予保护。据统计，10年来，各级党委和纪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调查核实，为近70万提出申诉的人澄清了事实。

各级纪委坚持把严肃党的政治纪律放在工作的首位，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10年间，共给予一万余名违反政治纪律的党员以党纪处分。

小康社会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2002年党的十六大，实现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接，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多次专题研究反腐倡廉问题。###总书记每年都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发表讲话，对反腐倡廉工作提出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以###为总理的国务院每年都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对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专门部署。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呈现出平稳健康、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

四、强化监督，防止权力滥用

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社会进步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当代政治文明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保护干部不犯贪腐罪错的基本要求。十六大以来，在发展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方面，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检查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提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2003年12月31日，中央正式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了党内监督的指导思想、原则、对象和重点内容，规定了党委、党委委员、纪委、纪委委员、党员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在党内监督中的职责和作用，制定出台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10项监督制度，这是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制度监督的重要里程碑。同年9月，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的实践经验，对党员权利的保护，对侵犯党员权利行为的惩处、程序和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党员享有的各项权利，丰富了党员权利的新内涵，完善了保障党员权利行使的措施，拓展了保障党员权利行使的方式与途径。

2005年，中央颁布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了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坚持依靠发展民主来防治腐败等思想，提出了把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作为监督的重点对象，把权力行使的重点环节和部位作为监督的重点环节和对象。

党的十七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要坚持改革和创新体制，形成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根据以上精神和规定，党内监督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下制度：

一是实行“三谈两述”制度。“三谈两述”主要指上级党委、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和组织部门负责人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和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任职谈话和诫勉谈话以及领导干部述职述廉。2003年，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行领导干部任前廉政谈话制度、对新任职的干部，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廉洁自律的要求，建立诫勉谈话制度，发现党员干部存在的苗头性问题，要早打招呼，及时提醒，严格要求，使他们少犯或不犯错误。《党内监督条例》把谈话和诫勉作为党内监督的制度之一予以确认。2005年，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对诫勉谈话的适用情况、形式和方法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央纪委全会多次作出部署，截至2007年11月，共有456.4万人次谈话与诫勉。

二是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2003年，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提出，实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省、市、县党委主要负责人每年要在全委会上报告本人及领导班子廉洁从政情况，自觉接受监督。《党内监督条例》将其确立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之一，提出了具体要求。2005年，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对述职述廉的内容、组织实施、时间、程序等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三是党务公开制度。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了推进党务公开的要求。十七大明确提出推进党务公开，将实行党务公开写入《党章》。中央纪委从2005年开始，连续4年在全会上对推进党务公开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推动工作落实。实践中，开展试点的地区普遍成立了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党务公开工作的领导。党务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党组织重大决策、决定、决议，党的组织建设情况，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干部选拔任用情况和党员领导干部执行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等。党务公开工作大致经历了先行试点，逐步推进、扩大试点和积极推进三个阶段，截至2007年底，全国大部分省（区、市）都开展了党务公开试点工作。目前，党务公开工作正按照中央部署有序进行。

四是探索实行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党内监督条例》将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作为一项党内监督制度予以确立，规定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决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根据需要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或向全党通报。党的各级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需要将有关决策、重要情况向本次党的代表大会通报，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或请示重要情况以及重大问题。同时规定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自觉接受监督。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2006年，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报告个人有关情况。

五是询问质询制度。《党内监督条例》把询问和质询作为党内监督的一项制度加以确立，并对询问和质询的主体、内容、对象、程序和纪律要求作出了规定。一些地方依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积极研究制定相应办法和措施，进行了探索实践。截止2007年11月，共询问质询4.4万人次。

深入开展巡视工作（1）

2003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设立专门巡视机构的请示。随即，组建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和五个巡视组。2004年9月1日，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从巡视工作的目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组织领导和机构设置、工作方式以及巡视组的管理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推进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巡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决定的情况，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政勤政的情况，选拔任用干部的情况，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情况以及中央和省（区、市）党委要求巡视的其他事项。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最有力量的监督，因此巡视工作日益显现出有效性。党的十七大强调“完善巡视制度”，并把“党的中央和省（区、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写入党章，体现了党中央对巡视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同时也对巡视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和部署，认真总结十六大以来的巡视工作经验，加强制度建设，共同颁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健全机制、完善制度、干部选任、分类指导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会议认为，巡视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维护党的纪律，坚持党的领导、分级负责、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发扬民主、依靠群众的原则，切实加强对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情况、选拔任用干部情况的巡察。各级党组织及巡视工作机构要充分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要自觉接受巡视监督，积极配合巡视工作。2009年7月，中央印发了这一条例。

通过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积极开展巡视工作，在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促进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巡视工作紧紧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部署，就中央关于加强宏观调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加强监督检查，促进了被巡视地区或单位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是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巡视，发现了一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线索，及时移送有关部门调查。如巡视中了解到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章俊元违纪违法的案件线索，并由此发现了江苏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违纪违法的问题。几年来，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发现了一些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线索。另外还发现和推动解决了一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的问题。比如，在甘肃省巡视时，对一些群众反映的领导干部收受“红包”、超标准配备使用小汽车、多占住房以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等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督促有关地区和部门予以解决。各省（区、市）巡视组通过巡视都发现了一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线索，发现和推动解决了一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的问题。

深入开展巡视工作（2）

三是促进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巡视，了解和掌握了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总体状况，对发现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诫勉谈话，起到了教育、提醒和防微杜渐的作用；对受到错告、诬告的领导干部，帮助澄清是非，保护了他们的积极性；对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领导干部提出了提拔使用的建议；对于一些不适合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提出了调整交流的建议；发现和纠正了一些“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和“带病提拔”、超编制配备干部等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以及选举中的违纪违法行为；发现了一批为民、务实、清廉的优秀领导干部，为地方党委换届和被巡视单位配好班子、选好干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四是促进了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通过狠抓巡视意见的反馈和落实，推动一些被巡视地区和部门党委（党组）不断完善议事规则，提高领导班子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增强了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了被巡视地区和单位健全了民主集中制等各项制度，坚持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的行为；发现和纠正了一些违背民主集中制的行为。

五是促进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解决。巡视组针对教育、医疗、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和司法等领域，以及在企业重组改制、土地征用、城市拆迁、环境污染等方面存在的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有力促进了这些问题的解决，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加强监督检查，保障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得到贯彻执行

根据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反腐倡廉的新思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决定，会同有关部门对加强宏观调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及地方各级党委集中换届等工作开展监督检查。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围绕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促进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完善，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一）开展对土地宏观调控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2003年起，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国土资源等部门，深入开展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工作，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全面清理各类开发区。严肃查处了河南省郑州市非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等一批重大典型案件。全国共核减各类开发区5298个，规划用地面积压缩2.87万平方公里。

（二）开展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工作。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严肃查处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内蒙古自治区违规建设新丰电厂等案件。2004年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发展改革等部门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审核，查处和纠正了违反规定上项目的问题。

（三）开展国债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2000年起，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对投资管理和项目主管部门拨付和使用国债资金、建设单位执行工程管理制度等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促进国债资金规范管理、合理使用，保障了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

（四）推进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国土资源等部门积极推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和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督促建立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严肃查处违反规定的出让行为。2005年，全国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面积6.65万公顷，价款5429亿元，比2003年分别增长了21.95%和46.51%。

（五）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招标投标法》实施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了对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执法活动的监督检查，督促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制度和配套措施，规范和完善工程招投标行政监督机制，严肃查处建设领域的违纪违法案件，推进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六）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优化发展环境作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重要内容，坚决纠正违反公平竞争、设置行政壁垒、搞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等行为；严肃查处侵害投资者权益、干扰企业生产经营、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典型案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了整治油气田及输油气管道生产治安秩序专项行动、建材市场专项整治、知识产权保护等20余项专项检查，纠正了一批在市场体系建设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影响经济健康运行的突出问题。

2008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为推动中央关于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配合有关部门重点就市场价格调控、节能减排、固定资产投资、节约集约用地、房?产市场调控等5个方面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开展了监督检查。全国共查处54916起土地违法违规案件，共对3006起环保违纪违法典型案件进行了挂牌督办。

2008年，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从救灾工作一展开，就实施全过程监督检查。经中央同意，中央纪委成立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制定一批加强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制度规定，组成检查组赴灾区和有关单位进行检查，严肃查处并及时通报了一批贪污、截留、挪用救灾款物的违纪违法案件。按照中央“节俭办奥运、廉洁办奥运”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中央关于筹办北京奥运会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及场馆建设、市场开发、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作出了应有贡献。

跋（1）

当代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大势与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反腐败斗争从未停止过。中国有今天这样辉煌的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有今天这样牢固的执政地位，都与持续不断、富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密切相关。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审视面向21世纪的反腐败斗争，就会清醒地看到，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正确把握反腐败斗争的大形势、大趋势，着眼于历史发展、科学发展的大方向，着眼于运用反腐败斗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着眼于腐败现象的有效惩治和预防，做好从根本上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大事情，进而创造有利于反腐败斗争全局的大优势，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

从社会意义上说，腐败的本质含义，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不是人类社会先天就有的，而是私有制的产物。尽管在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人类反了几千年腐败，但腐败现象仍然存在，不但我国和各个发展中国家有，那些被称为“最廉洁”的发达国家也有。私有制及其上层建筑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和政治根源。但是，腐败不可能同人类社会相伴终身。随着私有制的最终消灭，腐败也必将寿终正寝。

文明社会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对腐败不反不行。回顾一下中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吧，腐败直接摧毁了多少貌似强大的政权和社会组织啊！我国历代王朝的垮台，几乎都以腐败为直接导因。在当代社会，腐败的历史反动性是全方位的，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直保持清醒认识，多次强调：“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总的形势是比较好的。从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基本态度看，对反腐败斗争高度重视，制订了正确的反腐败方针政策。这是决定反腐败斗争成败的关键，也是判断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从反腐败斗争的发展走势看，已经从侧重遏制，走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轨道。政策和工作部署一以贯之，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反腐败斗争平稳、健康地向纵深发展。从反腐败工作对国家发展的全局影响和作用看，为维护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重要保证。从反腐败斗争的直接成效看，惩治了一大批腐败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党风政风有所好转，不少滋生腐败的土壤正在逐步得到铲除，广大群众对于反腐败工作是比较满意的、充分认可的。

说反腐败斗争总的形势“比较好”，并不是否认问题的严重性。现实情况是，有些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商业贿赂、公款不当消费问题以及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还比较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中，严重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是极少数，但许多人都有或轻或重的不洁行为；作为党和国家栋梁的省部级及以上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不断发生，职务犯罪呈增长态势；党政“一把手”违纪违法现象突出，腐败案件群体性、团伙性特征明显；“笑贫不笑贪”的价值取向和“能腐就腐”的腐败心理在部分干部群众中蔓延。总而言之，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跋（2）

（三）

目前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具有历史特殊性。它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既不是传统社会，也不是完全意义的现代社会，而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现当代社会发展历史表明，社会转型期往往是腐败的多发期、高发期。当今世界腐败现象较严重的国家，都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承认这一事实，就要承认，当前我国“腐败高潮”具有历史特殊性。一旦度过社会转型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基本实现了现代化，那么这种“腐败高潮”就必然会消退下去。因此，当前的腐败不是不可治的“政治之癌”，而是可治之症。一切明了中国社会基本走向的人，都应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充满信心，并下定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在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胜利的同时，争取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所谓“决定性胜利”，主要是指：其一，各种反腐败的法律、制度、机制比较健全和完善，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其二，从上到下，人们普遍地树立起了反腐倡廉的观念和自觉性，腐败的思想和行为没有市场；其三，在客观效果上，腐败现象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不再是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五）

人类历史的车轮已经隆隆地驶进了21世纪，载着数不尽的辉煌，也载着令世人讨厌的腐败。与腐败战斗了数千年的中国人民，在新的世纪仍然不能卸下身上的盔甲、放下手中的利刃，正所谓“战斗正未有穷期”。必须看到，今天的反腐败同过去的反腐败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和前途。过去，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本身就是腐败的，人民面对的腐败势力非常强大；如今，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腐败分子在总体上处于劣势。过去，反腐败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如今，腐败与反腐败的规律正在为人们所认识，反腐败逐渐成为一门科学，人民反腐败的自觉性在增强。人民群众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也是反腐败的主力军。作为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和人员，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反腐败的不竭力量；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根本工作路线。组织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有这样的人民，就有足够的理由对反腐败斗争的前途充满信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可以取代共产党对反腐败的领导地位。虽然目前的腐败现象大都发生在共产党内，但是，党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干部本质上是廉洁奉公的，党是反腐败斗争最坚强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确立正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领导体制，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反腐倡廉的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才能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反对腐败，保证反腐败斗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21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可靠保证，也是做好反腐大事、赢得反腐大势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败斗争历史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