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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1）

- 第一节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2）

- 第一节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3）

- 第一节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4）

- 第一节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5）

- 第二节社会主义国家破除“个人迷信”的（1）

- 第二节社会主义国家破除“个人迷信”的（2）

- 第二节社会主义国家破除“个人迷信”的（8）

-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1）

-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2）

-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3）

-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4）

-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5）

-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6）

-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7）

- 第二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1）

- 第二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2）

- 第二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3）

- 第二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4）

- 第二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5）

- 第二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6）

- 第三节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作出科学评价（1）

- 第三节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作出科学评价（2）

- 第三节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作出科学评价（3）

- 第四节 历史将把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席卷而去（1）

-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1）

-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2）

-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3）

-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4）

-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5）

-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6）

第一节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1）

在人类历史上，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的任何新型社会制度，在其创建和建立后最初的一两百年里，都有一个曲折发展和完善调整的过程。英、法、美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战胜封建主义或殖民主义制度时就是这样。同样，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例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也有一个探索、实践和逐步展开的过程。历史事实证明，在这一过程中，曲折、错误几乎是在所难免的。抓住某些错误或曲折的具体材料，嘲笑或否定新兴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作出否定新的社会制度的轻率结论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然而这绝不是对待历史的科学的态度。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调整和建设的任务就更加繁重，必然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改革和完善，才能充分发挥新制度潜在的优越性。这如同社会主义国家要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一样，在思想文化上彻底摆脱旧社会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历史过程。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经过了种种曲折和失败，才完成了这样一个自我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作为人类历史上空前先进的以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为目标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更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进行自我完善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同样要在种种艰难曲折中经受考验，使新型的社会制度日益完善和巩固。

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代领袖人物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经过生死考验，由群众和无产阶级政党选择出来的领袖，是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导师。他们代表了一段历史、一个制度、一代人或几代人的追求。当然，领袖也是人，也会有缺点和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既不能求全责备，也不能将其神化。但是，他们的丰功伟绩是永记史册、不可抹杀的。对他们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他们所代表的那一段历史、对他们所代表的那一种制度、对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人或几代人的评价。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第一章对新社会制度创建者评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完善和巩固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者都创立了辉煌的历史功绩，同时也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或错误。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者的历史功过，涉及是继续沿着革命先辈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前进，还是改弦更张葬送革命事业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第一节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2）

对待新制度创立者的比较〖*2〗一美国对待新制度创立者的启示苏联解体后，曾经担任过20多年《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这里，我想起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白宫有一个著名的椭圆形大厅，在大厅周围走廊的墙上绘有美国历届总统的画像，从林肯到里根。他们用睿智而和善的目光看着来访者。而谁都不去回想这位睿智和善的林肯当初曾把试图脱离北方中心而独立的南方各州淹没在血泊中。在我国却一切都正好相反。斯大林一死，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他身上，所有坏事都归罪于他。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所有第一号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全都不能幸免。他们的肖像早就被丢到垃圾箱里去了。在沃尔洪卡街我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戈尔巴乔夫的肖像。可当他从总统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他的肖像马上便被摘下并被抛掉。同时连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也被摘掉了。”〔俄〕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贾泽林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第139页。

美国对历届总统的这种稳定的尊重态度，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程度，反映了资产阶级丰富的统治经验，这对资本主义的安定显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身上学点什么的话，这一点倒是应该学习。他们懂得历届总统的形象涉及自己制度的形象，涉及自己的统治基础，涉及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而是在实践中学会的。

如今被美国人称为“国父”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96年9月19日发表告别词后，新政府就立即把他年初任命的陆军部长逼下台。费城的《曙光报》在华盛顿告退的次日宣称：“这一天应成为合众国的纪念日，因为，原是我国一切灾难根源的那个人，今天已降到了与他的同胞们平等的地位。”后来的副总统杰斐逊也斥责华盛顿是“被英国这个娼妓剪光了头发”的人。整个上层对他的冷淡使他很难接受。他在退下几个月后写道：“人们听任你安安静静地这样做，这未免太过分了。”〔美〕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第408页。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竞选中竟然被谴责为“专制暴君和不列颠君主国奴颜婢膝的崇拜者”。〔美〕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第408页。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共浪潮中，美国对统治者的保护达到制高点。那个打破美国总统连任不超过两任规矩、连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后，美国迫不及待地通过了禁止总统连任两届以上的第22条宪法修正案。尽管美国史学家承认这是“国会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身后报复”，但并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或民间的谴责。〔美〕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第806页。这说明美国统治阶级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第一节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3）

974年发生的“水门事件”，是美国宪政史上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因为这是美国建国以来确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原则，第一次受到一名现任总统的强力挑战。尼克松因此事件辞职，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因丑闻下台的总统。可以说，尼克松所犯的罪行本来将使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走进监狱的美国总统。“水门事件”之后，福特直接被任命为美国总统。就职还不到一个月，福特就作出一个令大多数美国人吃惊的决定，他宣布动用总统特权，无条件赦免涉及尼克松在任总统期间的所有罪行。福特此举不仅引发巨大争议和指责，他还因此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福特在就职总统时告诉美国公众，他清楚自己不是用选票选出来的总统。他显然希望能在下次竞选中堂堂正正入主白宫。但事与愿违，福特在1976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败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并于1977年1月卸任，赦免尼克松被认为是导致失利的主要因素。后来，福特对此曾道出了经典的“老实话”：“我并不是因为可怜他才赦免他，而是出于国家利益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参见《美国最长寿总统福特去世》，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2/28/content_5540855_3htm。当时间冲刷走政治的纷扰和尘埃后，美国人开始理解福特赦免尼克松的苦心。2002年，“水门事件”案发30周年，美国广播公司（ＡＢＣ）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60％美国人认为宽恕尼克松是正确的判断。曾担任杜鲁门总统顾问的民主党政要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回忆录中代言了许多美国人的心声。他说，在一个美国总统下台后把他送进监狱蹲几年，对国家不会有好处。澳大利亚学者科伊乔·佩特罗夫曾深刻地指出：假如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幻想着会出现资本主义的戈尔巴乔夫，那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呢？举例说，我们来做这样的假设：布什批评起艾森豪威尔、罗斯福、杜鲁门或他们的几位前任的错误来。“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样的美国总统就会是真正的、不朽的英雄；对于资产阶级领袖来说，此人会被看成是叛国的罪人，被看作十足的白痴和精神变态者。”〔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时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马细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66页。如今，美国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或任何一届总统，都是采取了以上阿法纳西耶夫讲的那种情况。

第一节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4）

二苏联对待新制度创建者的两种典型

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出现的新型的社会制度。它虽然经过70多年的实践，但毕竟还是幼年阶段，在整体上还没有取得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这不单是由于生产力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起步、不能表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还明显地表现在政治方面的不成熟。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单表现在制度的不完善和趋向的动荡不定，总出现“错把他乡当故乡”的人物，而且集中表现在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或自己的前任，表现出政策的中断性和更换性，而不是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苏联，只有斯大林正确地对待列宁，使列宁的思想、声誉和形象在自己执政的年代未受到任何伤害。在社会主义制度极不成熟的年代，这是难能可贵、值得后人尊敬的。但是，斯大林逝世不久，就遭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诽谤，并被焚尸扬灰，同时把他的正确理论和主张定性为“斯大林模式”从而加以否定。众所周知，这在当时引发了世界性的反共浪潮，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从此苏联领导人的更迭形成了一个恶性的继承模式，一届否定一届，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后葬送，才算为这种否定开国元勋的做法作了一个明白的注脚。阿法纳西耶夫的感受太深刻、太宝贵了，可惜出现在苏联消亡之后。如今，堆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已经被历史之风吹净，人民日益看清了作为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一个高尚、磊落的斯大林，但历史却难于回转。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斯大林的诽谤，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为代价的。这是历史的报复。

三邓小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在我国，毛泽东主席逝世时，亿万人民悲痛欲绝，展现了毛主席在绝大多数人民心中的地位。任何敌对势力不敢有桀犬吠尧之举。但是，随着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过程的展开，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开始活跃起来，制造种种煽动性的谣言，以搞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心。他们试探着捅出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口号，巧妙地散布着以卑鄙而阴暗的心理编造出来的“小道消息”，试图败坏毛主席的声誉和形象，涂黑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这使中国的前途一时间布满阴云。这个时候，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讲：“这是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605~627页。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包括坚持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

第一节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5）

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98、301~302、308、347页。现在看来，中国人民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如何对待自己开国元勋的历史性的严峻考验。在这场考验中，整个说来中国共产党人是合格的。这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又走出了趋向成熟的一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苏联、东欧剧变的考验而屹立于东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对中国人民维护毛泽东地位的回报。

任何事物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发生在苏联、东欧国家的灾难后果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惊醒。人民总是在教训中学得更深刻些，因而也就更向成熟迈出一步。毛泽东属于人民、属于全世界，任何少数人都不可能把他否定。正确评价领袖毛泽东、尊重他的思想、维护他的声誉、爱护他的形象，这才是走向胜利的前提，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走向成熟的步伐。

第二节社会主义国家破除“个人迷信”的（1）

两种出发点〖*2〗一防止“个人迷信”现象是一个长远的任务“个人迷信” 或“个人崇拜”现象是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人为地神化个别领袖人物，并盲目地加以崇拜的现象。“个人迷信” 或“个人崇拜”现象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反映，是历代剥削阶级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意识的残余和影响。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愚昧和党内缺少民主运行机制等诸多原因造成的，绝不仅仅是领袖人物个人的个性问题或心理问题。

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在本质上是排除个人迷信的。在历史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个人迷信现象，颠倒了个人与群众、领袖与政党的关系，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样的教训十分深刻。今天，应该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经验教训，把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权威与“个人迷信”或“个人崇拜”分别开来，防止出现“个人迷信” 或“个人崇拜”现象。

但是，在反对“个人迷信” 或“个人崇拜”现象的斗争中，也常常出现十分复杂的情况。反对“个人迷信”的动机不同，做法不同，结果也不同。

二赫鲁晓夫：反对别人的“个人迷信”，大搞自己的“个人迷信”

在50年代的苏联，赫鲁晓夫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抛出“秘密报告”，以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实际上，他是以反对“个人迷信”为手段，捞取政治资本，为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赫鲁晓夫拙劣地开展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谴责，破坏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任，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得以乘虚而入。实际上他是反对别人的“个人迷信”，而同时又大搞自己的“个人迷信”。这是一个规律。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激起了严重的社会不安。根据苏联档案，当时苏联的许多地方发生了暴乱。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也发生了混乱局面。档案材料记载：“1956年3月5日，也就是斯大林去世三周年纪念日，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大规

第二节社会主义国家破除“个人迷信”的（2）

模的示威和集会。这是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报告后，在斯大林故乡引起的强烈反响。示威和集会是在哀悼斯大林和保卫斯大林的口号下进行的。开始，格鲁吉亚党和政府采取观望的态度，大规模的示威和集会持续到3月9日，局势越来越激烈。为了驱散示威群众，当局动员了军队并使用了武器。苏联当局一直封锁这方面的消息。这一天发言的还有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其他代表人物：阿巴希泽、卡拉泽、博博希泽等诗人和作家。他们朗读了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写的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407~436页。还有许多人建议立即停止传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当时的苏联，有人建议说：“依我看来，这几天应当暂停传达‘关于个人崇拜’的信件（党中央约有150人在3月4日和6日得知了这封信）。因为5日和6日已经有了迹象——送花圈的游行队伍。‘有谁胆敢玷污对斯大林的光辉记忆，格鲁吉亚人是不会原谅的。不准批评斯大林——我们的领袖。修正斯大林的观点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将因攻击斯大林而付出血的代价。’这位‘演说家’赢得了长时间的鼓掌，而这竟发生在格鲁吉亚首都的中心广场上。”《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407~436页。目睹这一事件的卡冈诺维奇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并非斯大林时期的一切，包括伟大的值得肯定的成绩，都要否定。这样做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敌人，使资产阶级可以轻易地对我们党、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发动新的进攻。赫鲁晓夫抛弃了斯大林时期的一切东西，无意中帮助敌人对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通过努力取得的一切珍贵的东西发动进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412页。

在苏联“非斯大林化”中引起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映出来。可见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的反对，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倒是带来了更多的混乱。

三毛泽东：反对“个人迷信”，重在总结防止重新出现类似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站在了科学地反对“个人迷信”斗争的最前线。他反对“个人迷信”的态度是冷静和真诚的，因而比较客观和公正。在国内，留下了科学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人物的正确原则。

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斗争。但是毛泽东同志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有分析地批评，主张三七开，功劳为主，错误为辅。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历史上搞“个人迷信”的经验教训，避免在未来重新出现类似的错误。这个目的就使得他采取的方法是科学的。

至于在中国批评“个人迷信”的情况，就与苏联大不一样了。首先，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的崇敬，不完全是“个人迷信”，是把毛泽东同志当作人民大革命胜利的象征和标志来对待的；其次，毛泽东同志本人不喜欢搞低级趣味的“个人迷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说过“四个伟大讨嫌”；因此，纠正“个人迷信”的做法比较容易。

第二节社会主义国家破除“个人迷信”的（8）

总之，反对“个人迷信”的不同态度，就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为了个人的私利和野心，就会不加分析、全盘否定，必然导致社会混乱；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总结教训，就会认真进行科学的分析，在充分肯定成绩和功劳的基础上，指出“个人迷信”的错误，并立即改正，这样就不会产生社会混乱和震动，保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第三节对新制度创立者的评价与改革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如果产生了“个人迷信”现象，就要采取正确的态度进行纠正。因为，破除“个人迷信”，解放思想，常常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的思想准备。对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者的历史功过能否作出科学、公正的评价，将对改革的方向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尊重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者，科学地评价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者，就会使社会主义的改革顺利开展。这样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历史的延续，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断裂。实际上，改革前夕对社会主义创立者的评价，是进行改革的舆论准备、思想上的务虚，这对于保持正确的方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尊重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者，不能科学地评价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者，就会导致对社会主义制度创立者的背叛，这样的所谓“改革”，就必然是改弦更张，迅速走向失败的泥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破除迷信的运动和开展改革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1）

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理论的修养和造诣之深，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和发展，都是他的几个继任者望尘莫及的。斯大林在世时，从来没有允许称自己的理论是什么“斯大林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这个词最初是斯大林的敌人强加给他的。他一生都坚持客观地看待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关系，始终做列宁主义的学生和继承者。

斯大林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领导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在工人中讲授社会主义理论。他参加革命实践，批判“经济派”机会主义的著作，与列宁的主张一致，并得到列宁的赞扬。秦永立：《斯大林年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3、6、12页。自从1903年与列宁联系，并于1905年与列宁会见后，斯大林在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列宁的亲密而忠诚的战友。事实向世人宣示，斯大林整个革命的历程同时也是进行理论工作和理论创造的过程。列宁高度赞扬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认为斯大林是“神奇的格鲁吉亚人”，这部著作奠定了布尔什维克民族纲领的理论基础。1917年10月，在讨论发动武装起义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列宁的得力助手，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后当选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在列宁的建议和提名下，斯大林于1922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和列宁一起成为新型国家的缔造者。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第二章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十分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继续推进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成功地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制度与苏联现实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无人可以取代的地位。1924年4月初，他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系列演讲，后又在《真理报》发表，全面阐释列宁主义，进一步巩固了列宁主义在全党和全国的指导地位。在当时存在着两种对列宁的阐释——托洛茨基的阐释和斯大林的阐释，显然全党接受了斯大林的阐释。斯大林这样做捍卫了列宁主义。现今中国有的研究者说：斯大林与其他领导人相比，“文化与理论修养上都显得不足”，“斯大林算不上党内的理论家”，“斯大林在抢夺‘谁是列宁学说的真正继承人’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第111页。这样的说法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偏见。

斯大林作为苏联的领导者，一贯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在列宁去世后的1924~1926年间，除了上述文章，斯大林还接连发表了《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问题和答复》、《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讲演和著作。根据斯大林的意见，1924年苏联成立了“列宁研究院”，1931年成立了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再版多次。1938年斯大林主持编写和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全世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基本读物。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成为全国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过去，俄罗斯有的学者指责“斯大林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粗暴歪曲和篡改”。现在，这种看法显然被大多数俄罗斯人抛弃。曾经激烈反对过斯大林的学者亚·季诺维耶夫在他的著作《世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2）

纪的名字》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在列宁去世后，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没有歪曲和篡改列宁主义，而是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创造。是在马克思和列宁没有制定过任何方案的情况下，建立起新型的由全国千百万人民大众参与的社会组织。”《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第21期，2004年4月8日。季诺维耶夫的这个评价是客观公正的。2003年2月5日，阿尔图宁·尼古拉在《斯大林政策分析及其对俄罗斯进一步发展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等人的斗争是争权夺利，事实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理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莫洛托夫认为“斯大林不仅仅是列宁思想十分出色的普及者，不，毫无疑问，他还给列宁的理论增添了新的东西”。〔苏〕费·丘耶夫：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王南枝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第339页。

斯大林坚持和发展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斯大林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十月革命后，人们曾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但社会主义却无法在一个国家内建成，尤其是在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然而，随着三年国内革命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国内外形势出现了变化。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资本主义国家已暂时不可能凭借武力或其他手段颠覆和扼杀苏维埃国家，而苏联也不可能再依靠世界革命或欧洲革命来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这就意味着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苏联仍将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种情况下，一系列问题就提到了列宁的继承者们面前：在单独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景如何？苏联这样一个经济极端落后而又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国家能否依靠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在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没有的，列宁虽对此有过思考但却没来得及形成稳定的观点。当时党内托洛茨基主张“不断革命”论和“世界分工”论，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季诺维耶夫也断言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批评了他们的判断，为苏联继续坚持和发展列宁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1924年底，斯大林发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清楚地阐明了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含义、国内外的条件和苏联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在联共（布）十四大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中，斯大林专门谈论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根据列宁著作中反映出来的观点论证了“一国建成论”，认为：“被资本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但能够用自身的力量解决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3）

而且还能够、还必须建成社会主义，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以便帮助周围各国的无产者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因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自身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39、341页。1926年斯大林在他的重要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就这一问题作了专门、系统的阐述。同年12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又作了题为《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斯大林说:“我们党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决议是以列宁同志的纲领性的名著为出发点的。列宁在这些著作中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是可能的;就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来说，这一专政的胜利是有保证的；我们苏联无产者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584页。斯大林指出，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的胜利而让俄国开空车，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让给俄国资产阶级。斯大林还提出，没有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没有胜利了的西方无产阶级在技术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一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呢?有。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它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热情。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摆脱了剥削制度的羁绊，粉碎了外国干涉者的挑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必然会迸发出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愿望。斯大林这一理论，正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这种情绪和要求，同时又反过来从思想上武装了广大人民群众。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仅是合乎逻辑的理论顺延，更是基于对实践的认识，是对人民要求的一种必然反映，符合苏联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因此，斯大林坚持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对于苏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方向、对于巩固和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对于一个拥有富饶的但是疮痍满目的国土的人民，看不到能够从其他国家得到任何帮助但是意识到自己的集体财富的人民”而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恰恰表达了人民的意志。虽然苏联在经历了70年后毁坏在自己的不肖子孙手里，但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和世界地位，足以证明列宁和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4）

二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斯大林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思想，详细论证了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和高速发展工业的紧迫性，提出了走自己的路，靠社会主义积累求得发展的道路，同时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化不能通过削弱农业和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是工业和农业的有机结合体，工业是主导，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两者互相依赖，相互促进。当时社会主义工业有先进的技术，是相当集中的大生产，而农民却分散落后。不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使其跟上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就会拖工业的后腿，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然而只有迅速发展工业才可能把农业、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认为，要保证国家经济独立，就不能让苏联停留在只能输出农产品和输入装备，而不能自主生产装备这样一种农业国的状况，应该发展生产资料生产，从输入装备的国家变成生产装备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规律决定的，也是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本质决定的。但斯大林根据当时苏联特殊的国内外环境，认为应该从重工业开始工业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使社会主义能够获得胜利的计划。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明确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斯大林还阐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也是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巩固工农联盟、支持农业集体化；还阐明了迅速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的原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苏联在二战前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国民经济各方面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

斯大林发展了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思想，系统论证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强调了农业集体化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农业集体化的主要形式是农业劳动组合。根据列宁的合作制思想，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阐明苏维埃俄国农业跟西方农业的区别。苏联是苏维埃政权，由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不容许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要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就必须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供销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在国家的帮助和支持下，走农业的社会主义新道路。他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论述小商品农民经济走什么道路时，重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千百万农户普遍合作化是不可避免的道路。农民应该和无产阶级结合，农业应该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应用集体制原则，把散漫的农户团结在社会主义工业周围，才能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提出，要逐步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联合小农，指出农村建设的实际任务，要通过合作社和国家机关在供销方面扩大对农民经济的影响，逐渐使分散的农户转到以集约耕作和农业机械化为基础的联合的集体耕种的大农庄的轨道上来。

斯大林关于进行文化革命的思想，确定了扫除文盲和愚昧现象、发展教育、培养专家、普及群众性文化事业，同时“向科学大进军”、“攻克科学堡垒”的战略方针，并以“技术决定一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5）

切”、“干部决定一切”为指导，造就了大批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斯大林有句名言：“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7页。他是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关系，从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关系，来考察人才、干部的重要作用的。他在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更进一步语重心长地强调：“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贯彻执行。但是要正确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要有干部，就要有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卫它、能够为它奋斗的人。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269~270页。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根据经济形势和任务，斯大林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两个著名口号。同时他也提出不要机械地理解口号，认为口号只要求有更多的机器是不正确的。口号指的并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以掌握技术的人为主的技术。他还说明，所谓干部是泛指大小工作者。对他们都应当重视和关怀。这两个口号总的精神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技术、尊重技术人才，布尔什维克要掌握科学技术，从外行变成内行。这一思想不仅对当时发展技术、培养人才起了推动作用，至今对社会主义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仍有积极意义。

三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富有理论成果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方面，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适时地提出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同时承认剥削阶级的残余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获得全新的含义，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差别处在缩小和消失的过程中。

在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论方面，斯大林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坚持和改善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发展中正确地确定国家的职能范畴。

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方面，斯大林严格划清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确立了社会主义选举的普遍性、平等性、真实性，重点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

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和经济规律的理论方面，斯大林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同时又精辟地指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包括集体农庄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并且用法律巩固和保护公有制不容侵犯。

在民族理论方面，斯大林倡导民族平等，他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斯大林文选》（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第507页。。

四斯大林晚年的许多理论探索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

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至今仍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他提出了关于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的规律等。1951年11月苏联在编写和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有些同志认为，由于历史赋予苏联以特殊使命，因此它的国家政权能够超越现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斯大林则指出，苏联在“空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政权在其中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它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消灭了旧的经济规律和制定了新的经济规律，而仅仅是因为它遵循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个客观的规律。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6）

切”、“干部决定一切”为指导，造就了大批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斯大林有句名言：“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7页。他是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关系，从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关系，来考察人才、干部的重要作用的。他在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更进一步语重心长地强调：“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贯彻执行。但是要正确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要有干部，就要有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卫它、能够为它奋斗的人。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269~270页。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根据经济形势和任务，斯大林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两个著名口号。同时他也提出不要机械地理解口号，认为口号只要求有更多的机器是不正确的。口号指的并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以掌握技术的人为主的技术。他还说明，所谓干部是泛指大小工作者。对他们都应当重视和关怀。这两个口号总的精神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技术、尊重技术人才，布尔什维克要掌握科学技术，从外行变成内行。这一思想不仅对当时发展技术、培养人才起了推动作用，至今对社会主义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仍有积极意义。

三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富有理论成果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方面，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适时地提出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同时承认剥削阶级的残余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获得全新的含义，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差别处在缩小和消失的过程中。

在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论方面，斯大林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坚持和改善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发展中正确地确定国家的职能范畴。

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方面，斯大林严格划清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确立了社会主义选举的普遍性、平等性、真实性，重点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

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和经济规律的理论方面，斯大林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同时又精辟地指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包括集体农庄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并且用法律巩固和保护公有制不容侵犯。

在民族理论方面，斯大林倡导民族平等，他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斯大林文选》（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第507页。。

四斯大林晚年的许多理论探索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

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至今仍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他提出了关于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的规律等。1951年11月苏联在编写和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有些同志认为，由于历史赋予苏联以特殊使命，因此它的国家政权能够超越现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斯大林则指出，苏联在“空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政权在其中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它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消灭了旧的经济规律和制定了新的经济规律，而仅仅是因为它遵循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个客观的规律。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7）

2001年，俄罗斯《对话》杂志发表了莫斯科大学历史学副博士瓦·萨哈罗夫的文章《论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驳斥了这种观点，肯定了斯大林不仅在民族问题、工业化问题、集体化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而且从整体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第13期，2003年7月14日。

2003年3月 5日，《俄罗斯杂志》刊登《斯大林的生与死》一文，阐述在“世界革命”和建立国家形式问题上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文章写道，斯大林从1898年入党后，除到国外参加党代表会议外，一直在国内工作。他从1912年起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政治局成员。1917年2月领导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1917年夏天，列宁转入地下活动后斯大林成为党的实际上的领导者，十月革命前夕领导党的武装起义中心——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是十月革命具体操作的领导者。因此他对俄罗斯人民十分了解，较之其他领导人，更能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而不以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第13期，2003年7月14日。

在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上，1998年1月哲学博士理·科索拉波夫的评论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他说：“毋庸置疑，斯大林认为他是列宁的学生和列宁事业的继承人。承认这一点对他这样一个在个人生活中别无所求同时也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是最高的评价和荣誉。早在卫国战争胜利后，在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时，他在同斯塔先讨论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的前景时说：‘第一个提出两个制度合作思想的是列宁。列宁是我们的导师，而我们苏联人，是列宁的学生。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也不会偏离列宁的指示(1947年5月8日《真理报》)。’在这方面，斯大林给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上了直观的道德教育课，而他们都没有听进去。请注意：他是‘第一把手’中唯一一个没有贬低而是抬高自己前任威信的人。也许有人反对这种看法，会说因为那是列宁。可是像戈尔巴乔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沃尔科戈诺夫和拉特舍夫这样的‘民主派’，他们的言行却充分地证明，他们为了几个美元连基督也敢侮辱。斯大林一直缅怀列宁，尽管在列宁晚年，他与列宁的关系很复杂，但他没有背叛自己在领袖墓前发出的誓言。”〔俄〕1998年1月15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当然，斯大林在理论探讨和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失误。但是，一个共产党人能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这么多的贡献，已经足够伟大的了。一个取得了这样多理论成果的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和继承者了。

第二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1）

在斯大林的评价中，还有几个问题被严重歪曲或扩大化了。这也需要正本清源，依据事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一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述斯大林为给自己歌功颂德的书《斯大林传略》添枝加叶，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歌功颂德传记的编撰者之一”。现在，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意见公开面世，作为《斯大林全集》第16卷出版，就粉碎了赫鲁晓夫的捏造。

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集体作者的一员，于1946年12月23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录，很能够说明问题。根据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世纪末的思考”专栏发表的记录稿，斯大林的意见是：

“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一点也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

“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者不需要你们这么去教育……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

“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要是我死了呢……对党的热爱是不能这么培养的。要是我死了，那时该怎么办？”

“关于巴库那段历史，说我去那里之前布尔什维克什么都没有，我一出现，一下子就全都改变了。一个人创造了一切，信不信由你！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需要建立骨干。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骨干在巴库已经形成了。这些人的名字我在相应的地方曾列举过。涉及另一时期的情况也是这样。像捷尔任斯基、伏龙芝、古比雪夫这样的人生活过、工作过，可是没写他们，他们都不存在……卫国战争时期也是如此。那时需要找一些有能力的人，把他们集中起来加以锻炼。这样的人就聚集在红军总参谋部周围。”

“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

第二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2）

“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刘淑春摘译《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记录稿还提到这样一个小情节。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是个勇敢的飞行员，但被他的朋友和上司宠坏了，做了许多越轨的事。“你以为你是斯大林?”父亲怒气冲冲地说，“你以为我是斯大林?”他用手指着自己的画像喊道:“他才是斯大林!”丘耶夫在他的访谈录中也提到了这样一个情节，刚当上飞行员的瓦西里曾写信给斯大林要求汇点钱，想买件新军官服。斯大林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他在那信上批示：“（1）据我所知，红军空军部队的口粮是足够的。（2）红军没有规定给斯大林同志的儿子做专门制服。”〔苏〕费·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355页。

斯大林个人的民主作风是坚持如一的。尽管在他晚年的一些问题上，他显得不民主，甚至有些专制的味道，但他个人的民主作风是贯穿始终的。起码，他的民主作风要比批评和指责他的人要强得多。他明确地提出，在党内不要再培养珠穆朗玛峰式的人物，坚持党内正常的民主讨论的气氛。

德国作家利翁·福伊西特万格不止一次访问俄国，他认为苏联人民对斯大林这种崇高的景仰不是针对斯大林个人，而是针对明显取得成就的经济建设的代表。他们说斯大林实际上指的是日益增长的繁荣和不断改善的教育。他们说我们热爱斯大林，这是他们对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制度最直接和自然的流露。在回忆起与斯大林谈论社会上对他的过分崇拜时写道：“斯大林对这种过分崇拜显然很是反感，他有时候自己也觉得好笑……他体谅自己的农民和工人，因为他们事情太多，未能培养出自己的雅兴，与此同时还就游行时候从他眼前掠过的成千上万张放大到惊人尺寸的八字胡肖像开了几句玩笑。我告诉他说，甚至有一些无疑是颇有雅兴的人，也把他的那些大得惊人的半身雕像和画像摆放在毫不相干的地方，例如放在伦勃朗画展上。这时他变得严肃起来。他推断可能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现存制度承认得太晚了，所以现在来加倍地表示自己的忠诚。他还认为不排除其中有敌人的阴谋，敌人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损害他的威信，他怒气冲冲地说：‘一个阿谀奉承的傻瓜比上百个敌人能带来更大的危害。’他说，这整场闹剧他都容忍了，就因为他知道这种歌舞升平的热闹场面能给其主持者带来何等天真的乐趣，还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一种体系的代表，是他们认为在苏联搞社会主义经济要比议会革命更重要。”转引自《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年第4期。这可以比较全面地反应斯大林本人对过分崇拜的态度和看法。

莫洛托夫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回答斯大林怎么能升到那么高的地位时说：“谢天谢地，他的历史、他的全部生平、革命史、国内战争史……当之无愧，当然。”〔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王南枝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第293页。他回忆有一次在集体签名的贺词中称斯大林为天才时，斯大林见了大怒，命令划掉，并责问：“你的名字怎么上去的？”他回答：“按惯例，我该签上名。”斯大林反问：“难道你也跟在别人后面跳？”斯大林对待这种吹捧的态度是很鲜明的。随后莫洛托夫还谈道：“我并不认为他是天才

第二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3）

而认为他是伟人，在他70岁诞辰时曾称他为伟人。他在策略问题上已接近天才，在理论和战略上稍逊。我只认为列宁是我们党的天才。斯大林说过：‘莫洛托夫还克制点，马林科夫也是，其他人简直是社会革命党人：斯大林！斯大林！要知道，是社会革命党人这样叫的！’”〔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王南枝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第293页。谈到后来的情况，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并不完全想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要完全不提斯大林也不行。这在当时有可能产生消极后果。斯大林并非一向喜欢这一套。但到晚年也有点喜欢了。

斯大林在晚年确有个人崇拜的成分。但是这种所谓个人崇拜是有分寸的，原因是具体的，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斯大林这位世界瞩目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也是需要一定威信的。这是凝聚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需要。没有足够威信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是不能担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责任的。总的说来，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成分，不是靠宣传机构和舆论工具鼓吹起来的，主要是他个人的伟大实践和辉煌业绩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得人们没有妥当地把握对领袖的信任和热爱的方式而造成的。后世人应该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作为一个教训，不应该再这样做。斯大林在他能够觉察的问题上也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以上引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个人崇拜，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对斯大林个人也没有好处。个人崇拜容易使得个人的错误意见和错误决策很难得到纠正，使得党的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该防止和避免产生个人崇拜。这是党的建设应该包括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哲学博士理·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是很有意味的：“在后来的40年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怎样制造对自己的崇拜，到头来留下了什么呢？不过是为个人运作的党和国家机器的短暂效应，而不是个人英雄业绩产生的结果。狭隘的职务上的荣誉往往很快就变成了骂名和耻辱。”刘淑春摘译《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这番话是颠扑不破的人生哲理，是教人做人要老实，任何不老实的行为都会弄巧成拙。然而，那些自恃自己的权势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明白这样简单的道理的。

第二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4）

过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煞有介事地传达列宁的遗嘱，力图引导人们接受这样的猜测：似乎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似乎是斯大林违背列宁明确要解除他领导职务的遗言，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力。现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材料证明，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斯大林继承列宁成为苏联的领袖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党心所向。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所谓列宁遗嘱，是指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到26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补充》。在“遗嘱”中，列宁对四位政治局委员和两位年轻的中央委员都作了评价。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认为他“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其中12月23日口述的内容根据《弗·伊·列宁的书信、便条和交办事务登记本》的记载，已于当天送达斯大林。虽然当时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记录中没有提及列宁的12月23日札记，但是中央委员会曾经提出过必须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问题，同这一札记中的建议完全一致，这说明斯大林已经及时地把列宁指定送交的这份札记转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不存在任何拖延和隐匿。政治遗嘱的其他部分包括24日关于撤换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建议都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员会的。她在移交这些文件的记录中写道：“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在12月23日至1月23日口授的札记，共13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札记未计算在内（目前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处）。这些札记中有些业已发表（关于工农检查院，评苏汉诺夫）。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1922年12月24日至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口授札记，内含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坚决地希望，在他去世以后，他的这一札记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558页。这些记录说明，列宁生前没有公布这些札记的确是列宁本人的愿望，他的确把这些札记视为自己的政治遗嘱，因此希望把他们交给自己去世后召开的那届党的代表大会来公开。

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隐瞒这个“遗嘱”。5月21日，中央举行特别会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向大会宣读了列宁的“遗嘱”。宣读之后，政治局委员季诺维耶夫首先发言，谈了对列宁评价斯大林的看法：“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应验……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所以，季诺维耶夫建议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封信，由各个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到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作出必要的结论。秦永立：《斯大林年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63页。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共同主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其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得全会同意。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仍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总书记。正如斯大林本人在同反对派论战中所说的那样：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央全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请求中央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代表大会本身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每一个代表团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是所有代表团，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也在内，都一致责令我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有什么办法呢？从岗位上溜掉吗？这不合我的性格，我从来没有从任何岗位上溜掉过，也没有权利溜掉，因为这样做就是逃兵行为。我从前说过，我这个人，是个不由自主的人，只要党责令我，我必定服从。一年以后，我又向中央全会提出过辞呈，但是全会又责令我留在岗位上。我还有什么办法呢？至于公布遗嘱的问题，那时代表大会决定不公布的，因为它是给代表大会的，并没有指定要在报刊上发表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2页。。

第二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5）

1925年8月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谈了关于发表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遗嘱”的文章的问题。秦永立：《斯大林年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83页。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并没有影响党对斯大林的信任。1925年12月底闭幕的党的十四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仍然被选举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主持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演说中公开谈论了列宁的“遗嘱”问题。他坦诚地谈了对列宁“遗嘱”的理解：“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党的人是粗暴的。”他说，对那些人要有温和态度，“这个我做不来”。秦永立：《斯大林年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17~218页。斯大林的这篇演说，不久就公开发表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1927年12月在党内论战的高潮中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还决定把列宁1922年12月24~25日的札记和1923年1月4日的关于撤换斯大林总书记的建议，作为附录收入十五大会议记录，并在十五大第30号公报上发表。

所有的事实都充分证明，所谓斯大林隐瞒列宁“遗嘱”的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把对历史的无知，变幻成对斯大林品格的猜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用列宁的威望，具体而言就是所谓的列宁“遗嘱”来反对斯大林，这完全是无理的。实际上，列宁的信件和口述都带有特别的组织内部的性质，而且是仅供中央委员们参阅的，当然其中也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但并不包括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更不是为了公开发表的。列宁只是建议可以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他本人也并非想以此取代中央全会的选举。在宣传列宁“遗嘱”对斯大林的评价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列宁有关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布哈林不懂辩证法、皮达科夫的长官作风等评价。

其实，列宁对斯大林性格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与列宁夫人的关系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今日俄罗斯教授理·科索拉波夫说得比较具体。他认为，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高度信任，引起了列宁身边人的警觉。在列宁病重期间，中央委托斯大林监督执行医嘱，但却经常

第二节 关于斯大林评价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6）

有人包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违反医嘱。“在娜·克鲁普斯卡娅插手下，病人接连不断地受到打扰，于是斯大林很严厉地与克鲁普斯卡娅谈了一次话。现在完全清楚，斯大林的担心是有原因的。给列宁接连做出了三次误诊。用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显然是想要把病人治坏，并同时破坏他的威信。”刘淑春摘译《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一》，《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这就是斯大林粗暴评价的来源。实际上，是斯大林履行自己的职责，与列宁夫人发生了争论。现在客观地看，在这个问题上，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但是，这使得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被推到了破裂的边沿。但斯大林以世界上罕见的忠诚和尊重，妥善处理了与列宁及其夫人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列宁除了批评斯大林性格粗暴以外，仍然充分肯定了他的无可替代的才干和地位。这一批评没有牵连对其他问题的评价。

在1925年召开的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格·季诺维耶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参与了这个政治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同与会的大多数人发生争吵。这时，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站起来发言，很委婉地纠正了她嫂子的看法。她的话值得人们深思。她说：“同志们，我发言不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认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刘淑春摘译《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这些情况，有助于对列宁“遗嘱”问题的全面理解。

三关于制造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谎言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就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以此打碎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革”中，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到处散布。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医学专家别赫杰列夫在20世纪20年代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并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孙女的“证词”加以证明。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杰出的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刘淑春摘译《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人们应该感谢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她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话。

任何伟人都是一个鲜活的人，不能苛责其完美。关于斯大林的性格，朱可夫元帅说他是一个有着多方面才能和天赋的人，但不够稳健。具有坚强的意志，性情拘谨而又容易冲动，在一般情况下是冷静而理智的，但有时就激动起来。当他丧失客观态度的时候马上就会变脸，面色更加苍白，目光是严厉的。但同时元帅也认为，即便是战争期间，斯大林为中心的最高统帅部工作作风是实事求是的，能够畅所欲言。斯大林对谁都一样严厉而又非常严肃。他善于听取那些有真知灼见的报告，善于集思广益。对重要问题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根据派往部队就地了解情况并征求兵团指挥员意见的统帅部代表的报告得出，根据总参谋部的结论和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建议和专门报告得出。他还说：“根据在战争年代的长期观察，我深信斯大林完全不是那种不允许别人提出尖锐问题，不允许别人同他争论以致固执己见的人。如果有谁得出相反的结论，那么我就要直截了当地说，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苏〕朱可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朱可夫亲历记》，翔文、张兵编译，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第48页。朱可夫在斯大林逝世很久之后说的这番评价的话，应该说是出自一个苏联军事家的客观评价。

第三节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作出科学评价（1）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斯大林始终持科学分析态度的人是毛泽东同志，是他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的评价，既能够从大处着眼，高瞻远瞩地把握评价斯大林问题的实质，又能够客观公正，对斯大林的具体评价大体不差。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评价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斯大林的传统，而且随着历史的推演，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得了越来越多的自豪。

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科学公正评价斯大林的榜样。

当赫鲁晓夫拉开大反斯大林的帷幕时，中国共产党人就不同意这种错误的做法，主张对斯大林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与会领导人都认为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虽然揭了盖子，破除了迷信，但也捅了娄子，认为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吴冷西：《十年论战》，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6页。。紧接着，19日和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至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难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也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他明确表态说：“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求采取分析的态度。”吴冷西：《十年论战》，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15页。

4月6日，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毛泽东明确地告诉米高扬：斯大林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前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成是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不好吴冷西：《十年论战》，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31页。。毛泽东考虑的不仅是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因为斯大林是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对他的褒贬，不仅关系着苏共和苏联国家的威信，而且直接关系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成败。因此，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他不得不进一步考虑今后世界共运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发展的问题。

4月25日，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指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286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坚持公正评价、不同意赫鲁晓夫做法的最早表示。这样的评价，显然能够服人，与赫鲁晓夫的做法划清了界限。这里讲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又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人，就是赫鲁晓夫。正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在世时称斯大林为“父亲”，斯大林逝世后又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

第三节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作出科学评价（2）

1956年的五一节，中国一如既往地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直言相告：“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327页。1956年11月15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两把刀子”论。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两只手砍掉了一只。”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61页。将列宁、斯大林比喻为两把对付敌人的刀子，进一步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危害性。强调中国没有丢这两把刀子。在1956年12月19、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对斯大林要作认真的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捡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1958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毛泽东再次谈起斯大林问题，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苏联前外交部副部长、当年曾任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翻译的费德林在其回忆录中记下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谈话〔俄〕尼·费德林：《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周爱琦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第138~140页。。他写道:

“苏共代表大会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决议，我看未必站得住脚啰。”毛泽东仿佛顺便说起来。“这个决议在我们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都是没有异议的。”赫鲁晓夫针锋相对。“你们当然有权解决你们的内部问题，党内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不过，斯大林……他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中国也是其中一分子，关于他的杰出作用，恐怕不是一党一国说了就算的，应该考虑到国际上的联系。”中国领导人说。“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这首先是一个民族现象。它在苏联发生，也在苏联形成。我们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问题。我们也这样做了。”苏联客人坚持自己的立场。“决议虽然通过了，不过内容是片面的，做法也不妥。你们把它当作一党一国的问题来解决，把它局限在一个地域内，这种看法太狭隘了。” “斯大林个人迷信之所以说它是民族的产物，因为它是在我国形成的，我们要对此负责。” “既然斯大林主义具有国际意义，那么把它局限在苏联一个国家内，这种做法对吗?” “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只有我们苏联共产党人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谴责斯大林的决议是否做得过于匆忙和主观了呢?要知道他对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伟大的革命事业，包括中国在内，曾做过巨大的贡献。怎么能全盘否定或贬低呢?”对峙了一会儿。毛泽东拿起桌上的茶杯，一口一口地呷着，然后放回桌上，再抬眼看着谈话的伙伴。（赫鲁晓夫说：）“你说斯大林有巨大贡献，但是别忘记，我们党和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的独断专行，大规模的镇压和迫害，千百万人在集体化和伟大卫国战争期间送掉了性命，你怎么为他辩护呢?”“问题不在这儿。谁也不打算为斯大林在苏联集体化中的做法作辩护。这是你们的内务。这里究竟是谁之过，是斯大林个人或者不仅是他一个人，这点你们最清楚。我说的是另一问题。斯大林的名字在世上许多国家受到尊敬，他树立了一个坚定革命者的崇高榜样，我们相信他，相信他的学说和经验。现在全都一笔勾销。这么一来，我们几十年来英勇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我们会失去共产党人的威信、失去信仰……”“这也叫信仰?这难道不是误解和欺骗吗?我们应该把一切公之于众。揭露谎言，说明真相，不管这对我们是多么痛苦。”“我们尝过痛苦的滋味。我们的整个斗争历史都是痛苦的经验。中国有句老话:良药苦口，但是你们的决议所谴责的仅仅是失算和错误，谁能保险不犯错误呢?但是，凡是同斯大林名字有关的东西都统统否定了，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消极还是积极，一概否定。”“我们说的是真话!”“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使局势极端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两党关系是不可能正常化的。”

第三节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作出科学评价（3）

鉴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混乱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形式，表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讨论过的意见，即1956年4月5日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12月29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斯大林同志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并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作了初步总结。这两篇文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全面阐述和评价了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对斯大林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指出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了列宁主义的遗产，反对了敌人，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领导苏联人民反对了希特勒的战争，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认为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业绩，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仅为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而且为全世界人民，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除了分析其思想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群众和集体，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专断等主观方面的原因外，从哲学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建设时间短暂，没有经验，使斯大林犯错误具有不可避免性。指出，斯大林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终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一些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其一生而言，成绩、功劳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关于斯大林评价的严重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他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 同时，《再论》的文章回击了国际上把斯大林的错误与社会主义制度连在一起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再论》强调对待斯大林及其有关同志的态度是一个立场问题：“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否则，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参阅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为了捍卫社会主义，保护斯大林，毛泽东第一个提出要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任务。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把评价斯大林的落脚点放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上。提出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并领导全国人民努力探索，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为以后的探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出发的，是从科学地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公正立场出发的。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是有远见的。

第四节 历史将把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席卷而去（1）

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但也确实有错误。但是，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的争议，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林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看，是否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当代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2002年12月，俄罗斯学者弗·苏霍捷耶夫在俄罗斯的《对话》杂志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党的一切攻击，对斯大林的一切仇恨，并不在于斯大林似乎追求个人的权力，追求个人的独裁。他的不可饶恕就因为，尽管敌人施展阴谋诡计，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并坚定不移地带领苏联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俄〕弗·苏霍捷耶夫：《斯大林的誓言与遗嘱》（上），钟华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6期。在观察各种评价斯大林的言论时，这样一个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

自从赫鲁晓夫掀起“非斯大林化”的恶浪，斯大林的功绩被抹杀，错误被扩大，事实被歪曲，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下台后，“非斯大林化”的氛围一直延续下来。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因于西方的压力和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变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形成了“非斯大林化”的疯狂，斯大林受到空前的诽谤和污蔑。斯大林简直就被彻底“妖魔化”了。

但是，辩证法的逻辑就是物极必反：大致从1994年开始，随着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随着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公布于世，当年许多污蔑斯大林的谎言不攻自破。在俄罗斯的报刊上，澄清事实的文章多了，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多了，说公道话的文章多了，幡然醒悟的文章多了，思念斯大林的文章多了，“非斯大林化”的市场小得多了，几乎成为过眼烟云，历史再也不允许被歪曲和捏造，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到了！还斯大林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地位的时候到了！西方敌对势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们能够把斯大林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名誉贬低下去，马克思主义者和有马克思主义良知的人民大众，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把斯大林的地位恢复到他应该占有的高度。

根据莫洛托夫和戈洛瓦诺夫的回忆录，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张捷：《“历史的风”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1期。历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吹起来了。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1）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

在苏联，延续了几十年的官方的“非斯大林化”，导致了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在不间断地“非斯大林化”的浪潮中越来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酿成了苏联的解体。

实际上，在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实质根本不在于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否则，怎么能解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之流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自己却搞起了更加严重的个人迷信，大批斯大林专权而自己比斯大林更加专权，大批斯大林带来了灾难而自己给苏联带来更大得无法比拟的灾难？“非斯大林化”能够令人信服的解释只能是：他们想借“非斯大林化”而改弦更张、脱离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投靠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做西方的附属国。这就是“非斯大林化”的实质。这个实质在苏联的末期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样的“非斯大林化”在苏联末期产生的几个突出的政治后果就是证明。

一、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苏联历史

在诽谤斯大林的氛围中，似乎苏联的历史是一段不断犯错误的历史，不光彩的历史，与这样的历史彻底决裂，必然导致走向灭亡苏联的方向。据布热津斯基透露：“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与匈牙利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谈中指出：‘苏联自1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部都是错误的。’实际上，据苏联这位最高领导人说，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令人怀疑的，应该予以否定或纠正。”〔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第54～55页。其实，“四分之三以上”的程度用语仅是“全部”的委婉说法而已，剩下的所谓“四分之一”不过是基本肯定了赫鲁晓夫执政期间的所谓“改革”时期。在面对即将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时，苏共中央委员、苏联驻波兰大使布罗维克夫的发言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了戈尔巴乔夫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苏联的恶果。他说：“坦率地说，最高人士的立场十分古怪。但我们这里最时髦的做法是把我们的全部不幸都归咎于‘万恶的过去’。”“有人使祖国——我们的母亲状况恶化，使她由一个举世钦佩的强国变成了一个过去充满错误、现在没有快乐和前途未卜的国家。”《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124页。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尔金在回首往事时指出：“社会形势日趋紧张，而党似乎看不准方向。经济形势最令人不安。领导集团忙于解释改革的含义，就像表演脱衣舞那样，把一层层弊端一股脑儿都甩到前人头上。”“情况越来越糟：党总是在自我批评，说要为自己过去的罪过负责，可是又无力改变现状。这使得人民对它疏远，把它视为万恶之源……他们大声疾呼，既否定过去，也否定现在，可是又拿不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俄〕瓦·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甄西等译，昆仑出版社，1998，第112、121页。1991年8月11日，由苏联十几位所谓“主要历史学家”编写的新教科书《我们的祖国》以100万册的发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2）

行量进入了苏联大、中学校课堂，该书抨击列宁以来的苏共历史，同时积极评价沙皇历史作用，对以往人们所熟知的苏联历史作了彻底的颠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这本教科书“可称为第一部在不受共产主义影响下写成的历史教科书。它摆脱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填补了苏联历史的空白。”出版商则欢呼曰：“我们只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意识形态和一部教科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转引自宇剑《超级大国的裂变——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时代风云放眼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第108~109页。面对当时苏联国内全面否定苏共和社会主义历史的热浪，连一些西方学者都感到十分费解。1991年2月美国学者米克尔·达维多曾撰文指出：“为数不多的党和国家的历史才被这一种颜色涂染。美国的历史过去和现在都有黑暗的章节——奴隶制、消灭土著印第安人。但它从未受过如此片面的否定。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不得不遗憾地提醒苏联人，其中包括苏联知识分子……如果说以前这些对事实的歪曲来自国外的反苏势力，你们现在则是由苏联的主要报纸杂志和往往是知名的共产党员通过苏联电视台向苏联人提供的。”〔美〕米克尔·达维多：《剖析苏联出现的反共现象》，徐锦栋译，《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1年第4期，第64～68页（原载《真理报》1991年2月6日）。维·伊柳辛曾恰如其分地评析道：“戈尔巴乔夫在开始‘掘老坟’时忘记了这些坟墓是会散发臭气的，而这种臭气会把周围的人熏死。他在台上时整个苏联变成一个考古发掘场。不过，谁也没有去想把出土文物往哪儿放，以后怎样划分国界，划分疆土，划分早已生活在一起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俄〕维·伊柳辛：《控告总统——戈尔巴乔夫》，李淑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第11页。这就是否定苏联历史而导致的政治崩溃。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3）

二、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在苏联官方持久地“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国内外的一些人制造了“斯大林模式”的概念，同时把苏联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归于“斯大林模式”，把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归于“斯大林模式”。随着斯大林的被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随之被否定，继而被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26日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紧密地接近专制的社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苏共二十大“抛弃和谴责了斯大林政权的黑暗方面，抛弃和谴责了斯大林政权的极端行为，但却一般没有什么变化地保留了官僚主义制度”，而以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把已经达到的社会状况说成是‘发达社会主义’……主要是保存了原有的官僚主义制度”。“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部分扭曲的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表明，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及其以后的历届领导人都程度不同地维护着、保存了“官僚主义制度”，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和斯大林体制实质都一样，称为“新斯大林体制”。只是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没有了大规模的镇压，故曰“新”，所以统统要摧毁。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对此更加直言不讳：“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化的、甚至是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当然是在演变的……但实质依然故我。”〔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第19页。而彻底摧毁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的历史责任便自然落到了如今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肩上。这样，苏联发展的方向就不再是他自己口口声声“强调”的“完善社会主义”，而是要对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加以“根本改造”了。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在决议中写明：“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巨大损失的极权的斯大林体制在逐步消除中，建立在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公民的社会正在形成。”苏群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69页。而所谓的“自由公民的社会”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世之道的基础和理想目标。这个“公民社会”，实质上是以完全脱离共产党领导，独立于国家政权控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为外部标志，以多元主义为思想特征的社会。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4）

三、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共产主义目标

由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过程彻底否定了苏联的历史和现实，立足于这个基础上的、一直吸引人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目标也就成为敌对势力和背叛势力的攻击目标。苏联的历史一旦被践踏，那么共产主义理想也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在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上提出的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最终作出了抛弃共产主义目标的决定。在这个纲领“应当坚决放弃什么和保留什么”的部分中，就公开提出：“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踏上革命性变革的道路之后，必须毫不犹豫地摈弃自己身上妨碍我们向这一目标前进的过去的桎梏。”《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2页。看来，共产主义的目标也成为戈尔巴乔夫之流所谓“改革”的“桎梏”，从而轻松地抛弃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对此百思而不得其解。他说道：“历史学家终将弄明白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从宣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转为赞扬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呢？”他倾向于这种说法：“他被迫带领党的信徒们进了屠场，而最后只有他自己不仅毫发未损，还更加肥了。”〔俄〕瓦·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甄西等译，昆仑出版社，1998，第91页。1991年9月17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社会党国际代表团时露骨地指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及其分崩离析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源于‘共产主义思想’内在的弊端，正是由于实现这种思想才导致极权社会的诞生。这种社会模式迟早必然会失败。”〔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257页。马特洛克曾对戈尔巴乔夫背弃共产主义信仰的言行作过这样一针见血的评述：“从1988年到198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毫无觉察。”〔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655页。曾经作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对手的叶利钦事实上在瓦解苏联和苏共的过程中和戈尔巴乔夫扮演了“唱双簧”的角色。叶利钦后来坦言：1988年改革的高潮时期，他彻底弄清楚了自己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我看清了他的力量和软弱，懂得了来源于他的不幸与危险的精神实质。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但是，既然我的许许多多行为都与我们之间的冲突牵连在一起，而这种冲突实际上就是在那些时候萌发的，那么有什么可以隐瞒呢？”〔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何希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第19页。叶利钦还曾更加赤裸裸地攻击共产主义：“从大部分时间上说，20世纪是一个可怕的世纪。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集中营、种族灭绝等，凡此种种的噩梦都是史无前例的。”〔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何希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第48页。这就彻底暴露了一切坚持“非斯大林化”的人的真正本质：他们反对“斯大林的错误”是假，反对共产主义才是真的。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直到戈尔巴乔夫“非斯大林化”真正目的的大暴露。

四、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斯大林虽然有错误，但他的理论与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把他彻底否定，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苏联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共1990年二月全会上提到了各种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况。他说：“最近，各种势力明确地显示出了意识形态上的面目：从具有左翼激进色彩和社会民主党色彩的势力，到具有公开的民族主义、反共主义、甚至君主制色彩的势力。其中许多势力正在搞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如果说它们以前是在改革的口号下暗中搞鬼的话，那么现在它们往往则是否定苏共的政策，并公然企图夺取政权。”《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106页。在苏共1990年的二月全会上，立陶宛共产党（苏共纲领派）临时中央书记库奥利亚利斯说得最透彻：“这就是说，分裂——这很好，这是模式。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模式。抛弃国际主义——这是模式。”《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451页。虽然在场的利加乔夫大呼“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但这毕竟是苏联当?的现实。在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简单化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法的创造精神”，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更加公开地提出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我们坚决摈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2页。1990年，苏联女经济学家阿·彼娅舍娃撰文写道：“俄罗斯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将所有的共产主义象征物搬进博物馆。等到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正是俄罗斯的复兴之日。”阿·彼娅舍娃：《靠自由痊愈》，〔俄〕《祖国》杂志，1990年第5期，第345～346页。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在几年的时间内，他们千方百计在电台、报纸和刊物安插自己的亲信，然后“规定策略手段，灌输破坏各种联系的多元论思想，利用人们对公开性的热情，也讲一点真实的情况，讲完后马上加以歪曲。在千百万人中煽风点火，毫无顾忌地散布怀疑情绪，损害了对人民的理智、对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入侵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俄〕《第9次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92年，第35页。转引自《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第196～197页。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5）

五、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列宁

本来，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初，苏共有人打算“摆脱斯大林主义，巧妙地捍卫列宁和列宁主义”，但结果却恰恰相反，背叛的思潮很快就从否定斯大林转向全面否定列宁。在苏共1990年的二月全会上，《苏维埃文化报》主编发言指出：“现在，正是列宁遭到了集中攻击，恰恰在我们的报刊上，而不是在外国的报刊上。某些出版物把他描绘成暴君，据说列宁策动了恐怖行动，也是他建立了集中营。一句话，他不是劳动人民的领袖，而是个鬼蜮。”“我们在某些杂志上看到了谈十月革命和列宁本人在以后国家遭遇到的灾难中所起的罪恶作用的重头文章。而斯大林仅被认为在恐怖方面继承了列宁的事业。”《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140页。当苏联剧变成为历史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向日本的池田大作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共产党宣言》大部分地包含了继承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的极左主义的东西。”“俄罗斯的悲剧，就在于西欧在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里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它被引进到俄罗斯的现实社会里，这是一种错误……不幸的是，列宁，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的列宁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共产主义是一种绝对性、极权性的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或者是一种只有在极遥远的历史状况下才能实现的东西。”〔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第361页。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自白。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本来，斯大林的事业继承自列宁，否定了斯大林，必然祸及列宁。国内外反动势力，始终把否定斯大林当作彻底否定共产党、否定列宁的一个步骤。从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看来，斯大林与列宁是不可分割的。

六、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过程把斯大林的权力妖魔化，这样就为剥夺共产党的领导权创造了条件。在苏共提交的二十八大纲领中，就公然提出建议取消宪法第6条关于共产党是国家执政党的规定。它规定：“苏共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和群众运动一样，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党将不再独揽国家大权。它的作用是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经民主认可的政治领袖，不觊觎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有鉴于此，党认为有必要以立法动议方式，就国家根本法第6条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建议。”《苏联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东方出版社，1990，第26页。2003年8月，凤凰卫视驻美国的记者赵一力采访了戈尔巴乔夫，当记者问道：“在苏联主政的6年间，你认为自己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戈氏：“最大错误在于，太晚开始改革及重建苏联共产党。因为反对改革的声音，一开始就来自党内，因此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压力。共产党在苏联是独占政权的力量，进而成为国家的代称。我实施的直接开放步伐实在太快了，无论在宗教、文化，还是在民主方面。权力分散是必需的，但步伐太快，人民、社会无法跟上

“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6）

在苏联有官僚体制的存在，推行民主改革所必需的步伐需要调整，因为有许多来自官僚体制的阻碍。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党内的机制失去控制，他们趁机各自营私，那是最大的错误。”中新网2003年8月20日，《12年后回顾得失戈尔巴乔夫：政治应是洁净无私》。对于苏联共产党分崩离析的事实，戈尔巴乔夫表示：“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提出党纲模式。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所以，“为苏共的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00页。可见，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及后来的解散，并没有任何的愧疚与遗憾。

正是以上六个方面的因素直接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1991年3月就保留更新后的联盟国家进行的全民公决表明，国家大多数公民对此感兴趣。当时登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幅漫画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局势。它描述了一个剧烈晃动的飞机座舱，从行李架到旅客的头上塞满了东西。一些人昏倒了，另一些人感到恶心，有的用两只手抱着头。而服务员在过道里穿行，散发带有以下问题的调查表：“您对乘务组的飞行技术是否信任？”只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许多评论员做出的结论之一归结为：苏联现存的制度无法变革，必须更换。只有取消国有制的垄断、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统治，不再利用人们的恐惧感作为管理社会的工具，真正的民主改革才是可能的。只要不拆除这些基础，就很难指望苏联会回到文明的轨道上。〔俄〕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的过渡年代》，张驰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第76页。无论今天那些自恃高明的理论家怎样扭曲苏联解体的原因，这六个直接因素也是不能否定的。而这六个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都起源于近几代苏联领导人操作的“非斯大林化”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