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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妖与先知》 楔子

- 《文妖与先知》 京华岁月(1)

- 《文妖与先知》 京华岁月(2)

- 《文妖与先知》 京华岁月(3)

- 《文妖与先知》 京华岁月(4)

- 《文妖与先知》 风生水起(1)

- 《文妖与先知》 风生水起(2)

- 《文妖与先知》 风生水起(3)

- 《文妖与先知》 风生水起(4)

- 《文妖与先知》 风生水起(5)

-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1)

-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2)

-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3)

-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4)

-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5)

-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6)

-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7)

-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8)

-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1)

-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2)

-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3)

-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4)

-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5)

-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6)

-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7)

-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8)

-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9)

- 《文妖与先知》 风俗调查(1)

- 《文妖与先知》 风俗调查(2)

- 《文妖与先知》 风俗调查(3)

- 《文妖与先知》 风俗调查(4)

- 《文妖与先知》 风俗调查(5)

- 《文妖与先知》 风俗调查(6)

《文妖与先知》 楔子

悠悠华夏文明史，上下五千年间，涌现过许多纵横捭阖显赫一时的大人物，当然也不乏离经叛道饱经颠沛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往往四两拨千斤，影响世道人心，移易风俗习惯。张竞生以其对性的研究，戳穿性的神秘，打破性的禁忌，颠覆性的专制，不仅宣之于讲堂，形之于笔墨，而且编之于著作，见之于行动，铙钹齐鸣，惊世骇俗，结束了自古以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的尴尬局面，成为中国性学第一人，并与柏拉图、霭理士、弗洛伊德、金赛博士等并列，成为古今中外影响人类性爱观念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封建史绵亘两千余年，迨至清末，革命风潮，此伏彼起，除旧布新，波澜壮阔。张竞生顺天应人，以时而动，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南方议和团的首席秘书，成为革命军中马前卒。他配合汪精卫，辅助伍廷芳，与袁世凯正面交锋，与清政府讨价还价，宵衣旰食，折冲樽俎，促成清帝退位，终结封建王朝。作为缔造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之一，张竞生为中华民国的奠基挥锹培土，为民主政治的转型推波助澜，虽终其一生未竟其志，却也功不可没。张竞生是一个旧传统的革新者，旧世界的破坏者，也是一个乌托邦的建设者。他一生奉行卢梭的理论，当炮火连天、民不聊生时，他却跑回山之涯水之湄的故里饶平，认为这里正是推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阐述的政治试验的理想实验室。于是，他开公路，辟苗圃，办农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为引起当国者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重视，他特地用六个银元打制了两把小银锄，分别寄给南京的蒋介石、延安的毛泽东。他还呼吁筹组中国农民党，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去开辟和建设一种全新的生活……不言而喻，张竞生的种种“超阶级，超政治”的试验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他超迈千古，特立独行，与自我作战，与风车作战，燃烧着激情，满怀着悲壮。

张竞生，一位20 世纪中国的堂吉诃德！

《文妖与先知》 京华岁月(1)

大钊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大量购买新书好书，亲自制订借阅、阅览制度，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的场所，也成为文科

教授互相交流、新旧人物角力交锋的地方。

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张竞生上完课后，必来这里盘桓一番，看看又来了些什么新书，或者有哪些书需要请图书馆购买的；更多的时候则是与李大钊就当前的时局或者正在研究的问题展开讨论和切磋。

张竞生与李大钊可谓一见如故。刚到北大任教不久，张竞生为了备好“孔德学说研究”这门功课，到图书馆寻找孔德的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和相关资料。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张竞生读到了李大钊刚刚发表在该刊的文章《自由与秩序》，作者指出：“社会的学说的用处，就在解决个人与社会间的权限问题。凡不能就此问题为圆满的解决者，不足称为社会的学说。”“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在中国对这门学问进行研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没想到这位图书馆主任对社会学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张竞生由读文而想见其人，遂到隔壁主任室与李大钊认识、攀谈。

初次见面，互道久仰。李大钊穿着一套普通的布长衣，中等身材，体魄强壮，给人一种踏实诚恳的感觉。张竞生对李大钊在这么短的篇幅中把自由与秩序这个社会学的大问题阐述得如此透彻表示佩服，李大钊谦和地笑了笑，称那只是一篇不值一提的小文章而已。

由一篇短文说开去，两人竟然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话题。他们在留学时代都关注过人的精神解放与自由问题，都曾专门研究过社会学问题，也曾专门研究过妇女问题。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

第一次阅读了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翻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初步认识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而张竞生在法国里昂大学做博士论文时，曾深入研究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其基本思想是社会不平等及人对人的剥削，都与私有制有关。这种共同的话语基础使两人越谈兴致越高，彼此都颇有知音之感。李大钊和颜悦色的笑容，讲话时缓缓地一句接一句的北京口音，给张竞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李大钊更多的时候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战士。在此之前，他曾经发表了令人热血沸腾的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1920 年3 月，他与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了一个专门收集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小图书室，名字叫“康慕尼斋”，即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在它成立的时候，李大钊曾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取得了联系，列宁给予了持，并派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专程前来中国，与李大钊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曾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从上海写信给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张申府，请他征求李大钊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这样，南陈北李一锤定音携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1 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年前还在李大钊手下任图书馆管理员、日后将改变中国命运的青年毛泽东成为十三个代表之一。1921 年11 月17 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公开成立后，吸收了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也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赞成马克思学说，张竞生就是其中之一。

1922 年3 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定于这年4 月4 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 届年会，讨论所谓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这一消息激起北京知识界的强烈反对。3 月21 日，北京各界人士李

大钊、刘复、陶孟和、邓中夏、谭熙鸿、张竞生等发起非宗教运动。

此事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干事会出面召集，实际主持与组织者为中共北京大学支部诸同志，直接领导者是李大钊。张竞生原来就是同盟会员，搞革命并不陌生，他密切配合李大钊，印发《发起词》，在校内外号召大家签名。《发起词》指出，人是由猿经过劳动生活自己创造的，世界上并没有上帝和天神，宗教迷信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知识不足，对自然界一切事物变化不能认识，而统治阶级为了便于统治人民，便故意张大天神的作用，利用宗教来愚民，那些教主，则是统治阶级的帮凶。人们信教只是满足一种幻想，自欺欺人，而传教的人，如和尚、方丈、牧师、神父等，更是借此混饭吃，从事不劳而获，过剥削享受的生活。所以，耶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工具，传教士是侵略的先锋队。我们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决定发起非宗教运动。我们非宗教的最后目的，是笃信科学，尊重人们的自觉，拒绝帝国主义者的愚弄、欺骗，反对他们的侵略，要求自主、独立。极力铲除依赖性，铲除靠天、靠上帝、靠外国人帮忙的奴隶思想，力求自力更生，自求多福，加强四万万人民的觉悟和团结，争回已经丧失的领土主权，做一个有理智没有迷信，头脑清爽，自由自在和自信的国民。努力钻研科学，追求真理，为广大的人类造福。使四万万同胞从迷信中解放出来，

《文妖与先知》 京华岁月(2)

向新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前进。凡赞成这个运动者请签名并广为宣传。

传单一出，应者云集。北京各大专中学教职员工、国会议员、普通市民等二百多人参加了签名，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北京《晨报》、《京报》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消息，一些刊物发表了专论进行宣传；

李大钊等人还发表文章、召开演讲会揭露了宗教违背科学的实质，批判了宗教麻醉人们灵魂的消极作用。但也引起一些帝国主义报纸如《顺天时报》、天津《庸报》等著论攻击。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等北大五教授则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由周作人打头阵，明确表示反对非宗教同盟运动。陈独秀马上发表文章予以回击，引发了周、陈之间的论战。

非宗教同盟并不因为知识界出现严重分歧而停止活动，相反却以更大的声势发动群众参与。同时，北京青年还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不久，又并入非宗教同盟。该同盟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骨干，广泛联系北京各学校的师生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会员很快发展到三千人以上。1922 年5 月10 日，非宗教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隆重召开，到会者达五百多人，是近年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民间团体会议。会议由范鸿主持，会上大家发言十分踊跃，张竞生也作了主题发言，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扫除宗教的毒害。

经成立大会推定，李大钊、李石曾、邓中夏、谭熙鸿、张竞生、刘仁静等十五人为干事，负责日常事务，推动活动的深入开展。在李大钊、邓中夏、张竞生等的指导下，上海、汉口、天津、长沙、成都等地都设立分会，有些地方组织撰文或演讲，批判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有些地方举行示威游行与罢课等活动，对宗教进行有力的打击。当然，这次非宗教同盟运动，实质上仍是以一种科学的新宗教反对传统的旧宗教，其激烈的批判言论，可以说反迷信有功，反宗教乏力，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不无偏颇之处，但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战斗中，张竞生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亲密的合作，与李大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段时期，知识界表现得相当活跃。北方战争的硝烟初散，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宣布恢复旧国会。恢复的旧国会宣言要制宪，北京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界人士认为要把握机遇，利用制宪的时机，在宪法上明确地规定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示威和罢工之自由。这些有识有为之士迅速在北京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权运动。发起人为国会议员李石曾、王法勤、王用宾、胡鄂公、焦易堂和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张竞生、王世杰、高一涵、皮宗石、周鲠生、马叙伦、黄侃、马裕藻，以及北大学生邓中夏、杨钟健、黄日葵、朱务善、

范鸿、高君宇等。

1922 年8 月24 日，民权运动大同盟在北京烂缦胡同湖南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四百多人。大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全国教育家、学生、劳动者和妇女们所受痛苦的来源，简单地说，就是无法律的保障。最大多数的劳苦人民，宪法上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所以他们没有申诉疾苦的地方，只好活活地饿死苦死。

因此，争取民权运动的四大标的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有绝对自由权；普遍选举；劳动立法；男女平权。规定该会的宗旨为“伸张民权，铲除民权的障碍”。决定创办《民权周刊》，经费由李石曾等捐助。大会最后选举张竞生为主席，选举李大钊、李石曾、邓中夏、胡鄂公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

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后，张竞生一方面认真授课，一方面积极开展民权运动工作。他在李大钊的大力支持下，首先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成立于1921 年8 月11 日，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联合，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拟定劳动立法大纲十九条。又联合北京学联向国会请愿，由李石曾出面，招待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陈述大同盟主张；由张竞生、邓中夏、范体仁等分别撰写文章在北京《晨报》、《京报》及《民权周位于烂缦胡同的刊》上发表，张竞生还与邓中夏到丞相胡同《晨报》编辑部研究宣传民权，掀起民权运动，为劳苦大众与工人阶级争取权利和自由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同时，发起取消治安警察法运动，由高一涵撰文列举治安警察法对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示威游行等的无理限制是违反“约法”，不是“民国”应该有的“恶法”，要求废止；为了互为奥援，作为大同盟主席，张竞生还亲自出面，商同学联对此举办示威游行，向黎元洪递上请愿书，要求废止此法。

在李大钊、张竞生的努力下，许多进步团体配合国内革命形势，在促进人们的觉醒，推动民众的爱国运动等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也为揭露战争的残酷，阻止各方军阀的恶战起到了动员宣传的作用。

1922 年5 月9 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前锋直指江西，准备北上讨伐非法总统徐世昌，实现统一全国的计划。此时的直奉战争已迫在眉睫，再加上南方的孙中山和长江下游的皖系势力，一场全国性的军阀混战将一触即发。经年不息的兵连祸结，使哀哀无告的黎民百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事蜩螗，生民涂炭，引起了那些有着良知良能的知识分子的深深忧虑和严重关切。为避免再发生战事，解生民于倒悬，6 月3 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暨北京大学教职员向全国发出专电，吁请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电文如下：

《文妖与先知》 京华岁月(3)

广州孙中山先生及非常国会议员诸公钧鉴：

自六年间国会非法解散，公等与西南诸首领揭护法之帜以广东为国会自由召集之地点，中间受几多波折，受几多阻力，而公等坚持不渝，以种种手段求达护法目的。开非常国会以抵制北方非法国会，选举总统以抵制北京非法总统之武力。虽有此种手段为诟病者，而公等坚持如故，固以为苟能达护法之目的，无论何种手段不妨一试，且正维公等用此种手段，使全国同胞永久有一正式民意机关之印象，故至今日而克有实行恢复之机会。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

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

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行，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

蔡元培等二百余人叩此电一出，举国哗然。章太炎、张溥泉（即张继）旋即发表《章太炎张溥泉关于时局之宣言》，通电反驳蔡元培，表示“不驱逐北洋驻防军不止，断不苟且顺从，草间偷活也”；施承谟则严词诘责蔡元培，称蔡等“阻挠义师，令人齿冷”，“若复妄发谰言，淆惑观聪，是重取辱也”。

这篇引起轩然大波的通电，就是由张竞生在北京大学的小红楼里草拟，以蔡元培、胡适等二百多人的名义发出的。据胡适1922年6 月2 日的日记记载：“今晚席上蔡先生（即蔡元培）提起孙中山的问题，他想邀在座各党的人同发一电劝中山把护法的事作一个结束，同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席上诸人因往日党派关系多怕列名，我劝蔡先生拟稿即发出，即邀李石曾、张竞生等列名，以友谊劝他。蔡先生说今天本是石曾、竞生发起此议，他明日即发电去。”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而又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与情感的天平上，张竞生选择了前者。毋庸讳言，孙中山是张竞生的引路人，是先生引导他走上了革命之路，也是先生鼓励他走上了留洋之路，先生对他恩重如山。他当然是爱先生的，但君子爱人以德，他深信先生始终是以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为皈依的。当初，他在先生的领导下参与南北议和，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如果袁世凯能使清帝逊位，他将虚位以待，让袁世凯当总统，那时他们一班人是表示强烈反对的，但先生不为所动，一诺千金，不负国民，以成共和。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如今，十年过去了，民国已不复当年的民国，而是满目疮痍，江河日下。

在此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候，他觉得有责任向中山先生进言，以息战事，以利民生。于是，他决定联络有识之士，一起劝告孙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并与非法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以还政于民。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在法国留学时亦师亦友的李石曾，李石曾十分赞成，但感到单靠他们两人仍是势单力薄，必须找一个更有号召力的人来登高一呼，造成声势。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校长蔡元培。事实上，5 月13 日，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十六名教授、学者已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把建立一个“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现在，李石曾、张竞生又有此动议，正好与他们的主张遥相呼应。三人一拍即合，

随即分头行动。张竞生着手草拟电文，蔡元培、李石曾则在当天的聚会或宴会中广为联络，动员大家列名联署。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蔡元培、李石曾、张竞生的联名通电，不过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无论是北方的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还是孙中山依赖的南方各省军阀，都不可能用武力实现中国的统一，结束南北之间的战争，所消耗的都是国家的财力，而最终受害的都是人民。因此，他们既反对北方各派军阀武力统一中国，也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战争，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双方妥协让步，来解决南北之间的争端。这就是蔡元培、张竞生等书生之见的可敬之处，也正是其幼稚之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惯于穷兵黩武的军阀，要求他们主动放下屠刀，无异于与虎谋皮。历史又一次证明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和不屈不挠。尽管连遭失败，他仍屡仆屡起；尽管横遭物议，他仍泰然处之。

就在张竞生起草、蔡元培领衔致孙中山的专电发出半个月后，广东政局发生激变，陈炯明公然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危害孙中山。

《文妖与先知》 京华岁月(4)

孙中山在卫兵的护卫下避过叛军的枪林弹雨，逃离广州，安抵上海。

此次事变，举国为之震惊，政局之复杂，绝非书斋里的教授们可以预料。事隔多年之后，汪精卫旧事重提，尖锐地指出：“当5 月间，陈炯明免职之后怀怨望，犹不敢为乱，及得蔡电，始借辞发难，有6 月10 日炮击观音山之变。”把陈炯明作乱归因于这封电报，显然是过甚其辞，但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因此，蔡元培、李石曾、胡适等都感到在政治上碰了壁，张竞生内心更感到惴惴不安，他为先前的幼稚而惭愧，也为先生的安危而牵挂。恰好此时李大钊赴上海探望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谈论两党合作之事。张竞生得知李大钊将往上海，特地请他转达对孙中山的歉意和问候。

在上海，孙中山多次会见李大钊，也单独会见陈独秀，对怎样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以及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孙中山诚挚地希望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革命。数天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由张继介绍，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李大钊返回北京后，张竞生专程到文华胡同24 号一座普通的三合院探访李大钊。在客厅兼书房的西厢房里，李大钊客气而亲切地接待了张竞生。李大钊兴奋地向张竞生谈论此次在上海会晤孙中山的情形。上一年底，李大钊曾陪同受列宁派遣到中国工作的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第一次会晤了孙中山，这番再次相见，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体贴地说，孙中山先生对蔡元培、张竞生等要求他下野的电报并不介意，相反，经此事变，他对中国社会各界有了更深的体察。在与李大钊推心置腹的倾谈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仅仅依靠少数地方军阀是行不通的，必须向苏联学习，与共产党联合，走民众的道路。

孙中山成了李大钊和张竞生谈论的中心，两人越谈越投契，不觉已到午饭的时间。李大钊邀请张竞生在李家便饭，张竞生也不客气，爽快地答应了。李大钊便引着张竞生来到中间的餐室，刚刚落座，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大姐就捧出来一盘热气腾腾的北京普通馒头，位于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两人意犹未尽，边吃边谈。赵纫兰大姐又陆续上了两个素菜和一碗蛋花汤。饭菜虽然简单，但谈话的内容却愈发丰富了。这时，桌上的饭菜似乎成了他们谈话的道具，李大钊一边掰着手中的馒头往嘴里送，一边恳切地邀请张竞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认为，在非宗教同盟运动与民权运动大同盟中，张竞生的成熟表现及其与自己的默契配合，实际上已经发挥了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作用；再说，张竞生是老同盟会会员，虽未转型为国民党员，却也是理所当然属于国民党阵线的，目前，已有部分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到国民党，国共合作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于是，他十分愿意介绍张竞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共赴战场。

张竞生骨子里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责任，虽也有所担当，但却更重视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自由发展。因此，尽管心里感激李大钊的信任，表面却不置可否。沉吟了一会儿，张竞生郑重地对李大钊说，如果能答应三个条件，他可以考虑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眼睛一亮，满怀期待地说：“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张竞生：“第一，党的名称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不要叫‘中国苏维埃’，如果定名为后者，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

李大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去年正式建党时，就已明确定名叫‘中国共产党’。”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创建的初始阶段，并且处于秘密状态，因此连张竞生这样的政治活跃分子也不太了解内情。

张竞生继续说：“第二，在新疆创立根据地，进可逐鹿中原，败可退守苏联，这样党可处于进退自如的地位；第三，派遣党员到军队中任职，一俟时机成熟，里应外合，发动兵变，掌握政权。”

李大钊对张竞生富于远见的建议深表赞许，表示要与党的领袖和苏联代表商量反映张竞生的意见。李大钊始终感到张竞生人才难得，因此没有放弃对张竞生的争取。

席上，没有大餐，没有饮酒，但两位知心的同事兼战友却感到滋味无穷，欲罢不能。

这时，赵纫兰大姐斟上了两杯淡茶，李大钊和张竞生以茶代酒，郑重其事地碰了杯后，一饮而尽。

《文妖与先知》 风生水起(1)

在北大教授中，除了李大钊，张竞生认识较早、交往较多的要数胡适。他们同是留洋博士，同在哲学系，年龄也相差无几，因此，彼此颇有惺惺相惜的味道。当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胡适博士无疑是风头最劲的一位。他年纪最轻，二十六岁就被聘为教授，

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有北大“老兔、中兔、小兔”之雅称（蔡1867 年生、陈1879 年生、胡1891 年生，都属兔）；名气最大，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高揭白话文的旗帜，与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并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学术新锐，他一手写白话文，

与林纾等复古派叫阵，一手写系列考据文章，向国学权威王国维挑战，更以一部被蔡元培称誉为“截断众流”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毋庸讳言，胡适也是麻烦最多，他先是与刘师培、黄侃等展开了“白话与文言”之争，后又与李大钊、

陈独秀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有很多瞧不起他或者看不惯他的，认为他是徒有虚名的文士，热衷利禄的政客。国学大师、史学系教授陈汉章有一次上课时，举着胡适刚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颇为不屑地说：“我说胡适不通，就是不通，只看到他的讲义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

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则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并且断言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就会写不下去，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果然，下卷始终没能出版。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出了上卷，因此，被讥笑为“上卷博士”。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一夜之间暴得大名，风云际会，长袖善舞，不免使人眼花缭乱，也很让一些老冬烘产生了那么一点酸葡萄心理，连梁启超这个“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的政坛学界风云人物也不惜自低身价，打上门去，对胡适的新著评头品足一番。

1922 年3 月4 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作演讲，题为《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了扩大影响，梁启超事前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大意说，凡是想前往听演讲的当备该书一册，消息一出，商务印书馆所存该书销售一空，向各分馆求援仍然供不应求。

北大哲学系很有几位名教授，而且有“打哲学对台”的传统。

据说在北大红楼的三楼四楼，胡适和梁漱溟便打过哲学对台，西装革履的胡适博士在四楼上“中国哲学史”，布鞋布袜的梁漱溟在三楼上“印度哲学”，场面煞是好看。胡博士讥笑梁先生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梁先生则说胡博士根

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孔圣人批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此次演讲，梁启超御驾亲征，自是不同凡响。演讲当天，

北大三院大礼堂挤满了听讲或者看热闹的学生。

梁启超的演讲共分九节，前两节简要介绍这次演讲的目的、内容和对胡适著作的总体评价。他认为：“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

全从‘知识论’方面入手……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

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接着第三节、第四节，梁启超便对《中国哲学史大纲》展开了具体的批评：“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胡先生在书中说，大凡一种学说，绝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

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胡先生的哲学勃兴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法，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胡先生的偏处，

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

《文妖与先知》 风生水起(2)

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销，简直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太不对了。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他自己找一个枯窘题套上自己。胡先生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诸诗，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思想渊源所

从出，简直像是说辛幼安的《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大纲有什么联络关系，岂不可笑？”梁启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声情并茂、旁征博引的演讲

风格深深吸引着学生们。由于准备充分，材料繁富，第一天没讲完，第二天在原场地继续演讲。梁启超头天开讲，胡适是知道的，但他并没有到场，而是忙自己的事情，上午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谈该校国文部的改良问题，下午与鲁迅、周作人谈翻译问题，因为他认为，梁启超这样子“打”到门前来，是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现，他没有必要去自讨无趣。

第二天，胡适原来也不打算理睬梁启超的演讲，但同事张竞生教授劝他不妨到会场听听，一是表示你胡适有从善如流的雅量，二

是看看梁启超先生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也可当面讨论，一较短长嘛。胡适仔细一想，有道理啊，索性来个当面锣对面鼓，看你梁任公怎么说。

胡适便与张竞生一前一后来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学生见状，知道今天有好戏看了，场面顿时更加活跃起来。

胡适亲自来捧场，无论如何，梁启超总要给他点面子的。他开场便说：“近年有两部名著，一部是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部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国民一种荣誉。”梁启超略为停顿了一下后继续说道：“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

做足了铺垫后，梁启超话锋一转，又接着头天的话题继续批评胡适讲孔子、庄子的不当，古今上下，纵横捭阖，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最后，梁启超总结性地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讲

到这里，梁启超转过头来对胡适说：“适之，你说是不是这样，我没有造谣吧？”

会场里哄堂大笑，梁启超在大家的笑声中结束了演讲。

胡适虽不以为然，但他还是豁达地做了闭会演说。他首先表达对梁启超批评的感谢，并指出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观点不嫌多，有不同的观点对于学术来说反而是好事情。最后，胡适息事宁人地说：“梁先生今天的教训就是使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学派的解释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

在这场不同寻常的演讲中，张竞生见识了梁启超的率真风度，看到了胡适的不俗雅量。作为同事，他感到对胡适又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当晚，张竞生还与胡适一起到真光影剧院观看俄国光明歌剧团的演出，剧目叫《有罪的贞女》，其剧情和演技与中国的旧戏一样幼稚可笑，但音乐却远远超过我们的戏剧。

经过一天的喧嚣，张竞生与胡适都陶醉在俄国歌剧的旋律中。

北大上课是极端自由的，学生对老师的课可上可不上，因为课有好有不好，口味有对有不对，全凭学生的兴趣，老师也不追究。

正像一位美国幽默作家所说的，英国牛津大学的讲书虽然每天都有，然而却是很陈腐的，你去听听也好，不听也没有什么。大约天下的

名牌大学差不多都这样。但北大三院大礼堂的讲座却是不能不听的，这里是北大的公共论坛，重大活动和重要演讲都会在这里举行。这一年里，张竞生仿佛与北大三院大礼堂特别有缘。

4 月19 日下午四时，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先驱桑格夫人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为了配合这次演讲，校长蔡元培亲自发布校长启事并主持讲座，安排胡适之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

《文妖与先知》 风生水起(3)

桑格夫人是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也是国际节制生育运动的领袖。她1883 年9 月14 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科宁，年轻时在医院学习护理课程，亲眼目睹了一位女性因为采用不良的方法避孕而最终死亡的过程，下决心要使妇女们从非自愿性怀孕的苦难中解放出来，于是前往欧洲学习，回国后创办了全美第一家节制生育诊所，广为宣传和指导，虽历经磨难，仍在美国四处游说，奔走呼号，八年间为此事入狱多次，但她矢志不渝，不屈不挠地抗争，终于使节制生育运动合法化，并成立了“生育制裁协会”，一时间赞成者多达五万人之众。这次到中国来巡回演讲，目的就是为了推动中国节制生育的实践。

张竞生是提倡计划生育的急先锋，但即使在号称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他的节制生育的学说及主张似乎也只是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在偌大的校园里并未引起些许波澜。这次桑格夫人在三院大礼堂演讲，作为主要陪同者，他看到“听讲的人满坑满谷，四壁有站着的，窗口上有趴着的，甚至把北大三院的窗户桌几都要给挤坏了，热烈之盛况，可以想见”（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166 页）。这使张竞生感到振奋：吾道不孤矣，以俟来时。

桑格夫人在演讲时开宗明义地说：“生育制裁的问题，是新社会哲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精神和文化的要求的表征，不只是经济上的问题。”随后她绘声绘色地宣传节制生育的意义和作用，简明扼要地介绍节制生育的历史和现状，条分缕析地探讨节制生育的内涵和方法，而且亲自演示避孕操作，逐一讲解避孕的方法。桑格夫人说，避孕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断欲或节欲法。第二，断种法。包括“用X 光放射男女的生殖器，使种子变弱”以及外科手术的方法。第三，机械的方法。包括男女使用的避孕工具和男性的性交终止法。

桑格夫人在公众场合面前，如此直截了当地谈论性交和节育问1922 年4 月19 日，美国节育专家桑格

夫人( 中) 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胡适

( 左) 任翻译，张竞生( 右) 陪同题，这是破天荒的事情，使素以首善之区自居的北大学子大开眼界，也给中国思想界以巨大的冲击，顿时引起了轰动，其积极作用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弥漫着的‘性’的玄秘的空气，总算她第一个来打破的！中国从前何尝有人把‘性交’的事拿在大庭广众中演讲的呢？她第一次的演讲，除下了生育节制的种子外，还创造了一种好的态度，使中国人知道‘性’的事情，原来还是值得用科学方法去讨论的啊！”（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413—414 页）张竞生以陪同的身份参与其事，又以相同的学术主张遥相呼应，很多原来对张竞生的“异端邪说”颇不以为然的人这才对他刮目相看。

胡适则一边翻译一边惊叹桑格夫人非凡的演说才能，女子演说很少能像她这么富于条理性和感染力的。胡适不禁想起了当年在美国留学时以《新女性》为题写的一首打油诗：

头上金丝发，一根都不留。

无非争口气，不是出风头。

生育当裁制，家庭要自由。

头衔“新女性”，别样也风流。

在他眼里，桑格夫人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新女性。

《文妖与先知》 风生水起(4)

离开北京后，桑格夫人又到南京、上海等地作节制生育的演讲，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桑格夫人的推动下，节制生育理论在中国开始风起云涌，逐步付诸实践了。这种局面当然是张竞生所乐见的，也为他拓展更为广阔的事业天地奠定了基础。他每天总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不断地向前飞动着。除了搞好教学，参加政治活动、学术活动外，他还亲自指导本校学生进行中国科学史，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博物等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代表学校出席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向当局进行交涉，开展索薪运动；参加本校季刊编辑部，该编辑部共分自然科学组、社会科学组、国学组、文艺组，他与王雪艇、陶孟和、胡适之、蒋梦麟、朱经农、朱迈先、黄右昌、何海秋、周更生、燕召亭、陈惺农、高一涵、张慰慈、李守常、顾孟余、马寅初等十七人被聘为社会科学组的编辑员，负责组稿、投稿和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编辑员都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不但自己要有学问，还要引导学生的研究兴趣，不但要有与世界学术前沿接轨的学术眼光，对于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具备以新方法新思维进行重新整合的能力。

转眼间，已到了1922 年的年底。这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争取并邀请多时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将于近期来华访问，并到北京大学作演讲。

爱因斯坦于1879 年3 月14 日出生于德国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他四岁时还不会讲话，保姆骂他是“讨厌的祖宗”；读小学时学习成绩不好，老师说他将“一事无成”！然而，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丑小鸭，却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永久的尊严与荣耀，被罗素誉为20 世纪最伟大的两位伟人之一。因此，欢迎爱因斯坦就是欢迎科学，各国均以能邀请爱因斯坦到该国讲学为荣。蔡元培一直有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的打算，早在1920 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在德国访问时给蔡元培打来电报，说爱因斯坦有意访华，北大是否能接待，蔡元培当即回电表示欢迎。第二年春天，蔡元培借出国考察之机专程拜访爱因斯坦，再次表达欢迎爱因斯坦到北大讲学的诚意，爱因斯坦说他希望访华，但时间尚难确定。1922 年3 月，我国驻德国公使致电蔡元培说，日本政府邀请爱因斯坦在秋天去讲学，他愿意同时访华讲演半个月，蔡元培又复电表示欢迎。几经曲折，终于大体敲定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的日程、酬金及相关安排。

为欢迎爱因斯坦的到来，北京大学做了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

11 月14 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爱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消息，正式发布“安民告示”。11 月20 日，《北京大学日刊》又刊登《爱斯坦学说公开演讲》，消息称：“兹为爱斯坦博士演讲之先导，特选择关系于相对论各题，分别定期公开讲演。兹因讲堂座位有限，特备印听讲，本校同人愿意听讲者，请至第一院注册部领可也。”同时，将系列专题演讲的题目、演讲人、日期、时间、地点列表一并刊登。专题演讲共分七讲，包括丁西林的《爱斯坦以前之力学》、何育杰的《相对各论》、高叔钦的《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夏浮筠的《爱斯坦之生平及学说》、王士枢的《非欧几里特的几何》、文范村的《相对各论》、张竞生的《相对论与哲学》等。这个演讲阵容，堪称北京大学最高学术水准。其中丁西林是北大物理系主任，而且文理兼通，既是科学家，又是戏剧艺术家；何育杰是留英硕士，后任国民政府编译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高叔钦曾在比利时和法国留学，兼任北京中央观象台台长；夏浮筠是清末学者夏曾佑的儿子，德国柏林大学理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王士枢、文范村分别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数学与物理学方面均卓有建树；至于张竞生博士，则以活跃于政治与学术，而在北京学界声名鹊起。

12月13日下午8时，张竞生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作题为《相对论与哲学》的专题演讲。这是系列演讲的最后一讲，前六讲都只从某个方面或若干方面对相对论或爱因斯坦作一般性的介绍，张竞生则站在哲学的高度，对相对论这一划时代理论的产生作了精辟的论述。张竞生在演讲中说道：“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的发明，全凭借哲学方法的效力。即是用了逻辑上的演绎法，和几何学家所用去创造几何学的方法。我又发现爱因斯坦以前，物理学的成立，虽由科学方法所得来，但到后头，竟为科学方法而破产。若问此中所以然的缘故，乃是一个‘整个的物理学’被物理学家枝枝节节分解起来为声、光、电、重、磁、热等项。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虽为科学方法上不可少的手续，可是科学方法，长于分而短于合。闹到后头，不能不把整个的物理，变成为彼此不相统属的破碎现象了。幸而到了爱因斯坦手里，用了哲学方法——用了一个从前物理学家不敢用的方法——才把这些破碎的现象收拾起来，做成了一个系统的物理智识。”

张竞生的演讲高屋建瓴，允称压卷之讲，为整个系列演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进一步营造了迎接爱因斯坦的浓厚氛围。

《文妖与先知》 风生水起(5)

12 月17 日，是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五周年，学校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庆祝活动。

上午召开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全校师生及各界来宾出席。纪念大会由校长蔡元培主持并致开幕词，接着依次是教务长1922 年11 月20 日《北京大学日刊》所登的七场相对论演讲预告，最后一场为张竞生所讲的《相对论与哲学》胡适演说、总务长蒋梦麟演说、教育部次长演说，以及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毕业同学代表、来宾代表、本校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先后发言。这是北大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校庆，张竞生既经历了京师大学堂的草创时期，又经历了北大转型后的发展时期，自是

神驰天外，感慨万千。

下午在北大第三院大会场举行学术演讲，这是校庆的重头戏，演讲范围为最近二十五年来学术史，一个月前就在全校范围内征集演讲题目及演讲人，再由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择优确定演讲人。演讲分两场，先由德国神学家兼汉学家卫礼贤博士演讲《文

化之组织》，再由本校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博士演讲《现在和将来的行为论》，校长蔡元培亲自主持。

张竞生五天之内，两次踏上北大三院大礼堂这个学校最重要的讲坛，作有象征意义的演讲，这在北大也是少有的。在演讲中，张竞生提出了“行为论”的概念，认为“行为论”乃是研究如何使人得到最善良的行为的一种学理和方法。这是他近年研究和讲授伦理学的新收获。他充满自信地预言，“相对论”已在物理学上获得极大成功，“行为论”也将在社会学上做出极大贡献。“社会学的现象，外面虽极混乱繁杂，但能由行为论上入手，用下了一个哲学和科学组合的方法，自然可望得了一个融会贯通的功能，将信仰、法律、政治、经济、教育、科学、艺术、伦理等等社会问题汇通起来合成一贯……所以‘行为论’不止单为伦理学的模型，直是一个整个社会学的基础。”在探讨如何用“外观的、不是内察的，比较的、不是自省的，遗传的、不是良知的，习惯的、不是本性的，与社会相关的、不是个人的”这个新的科学方法讨论人类行为何以成立的理由时，张竞生既有对人性的体察，又有对现实的批判；同时，也能用辩证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提出了如何完善修正人类行为，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地，表现了一个学者诚实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

张竞生的这一演讲以其全新的立论与开阔的视野，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日后成为屡被提起的北大经典演讲之一。

在北大校庆的气氛渐次达到高潮的时候，北大学子期望爱因斯坦来校演讲的热情也与日俱增。

然而，遗憾的是，北大这边厢翘首以待，爱因斯坦那边厢却杳无音信。最后因为函件迟发和彼此误会，在1922 年11 月12 日至14 日，以及1922 年12 月30 日至1923 年1 月2 日，爱因斯坦前往日本讲学两次路过上海，却始终未能实现北京之旅，使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未能“践约”。这是北京大学的重大损失，北大学子深感失望，爱因斯坦在接到蔡元培的信后在回信中也认为“这1922 年《东方杂志》出版

的专刊“爱因斯坦号”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希望“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机会始终没来。面对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局面，一向自信的蔡元培不无自嘲地说：“这都是已往的事，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了。人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

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爱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程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吧。”

这样，张竞生和其他教授关于相对论的演说，成了唯一的安慰和难得的收获。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1)

纷扰的校庆刚过，浮动的人心甫定，张竞生决定结合给学生授课，集中一段时间，减少社会活动，潜心研究和写作一两部美学著作，这才是教授的本分。那天，李大钊在校庆座谈会上郑重其事地提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教授们去追求。这使张竞生受到很大的触动。他也多次听胡适说过，专心著书是上策，当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梁任公才大如海，他做学问时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吃亏在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因此，张竞生打定主意，贫贱不能移，时髦不能动，一心一意只为著书。

然而，张竞生要远离时髦，时髦却找上门来。1923 年1 月16 日，张竞生在《晨报》上无意中阅读到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这是一则重大的社会新闻，编者特别加了编者按语：

北大教授谭仲逵于去夏丧妻之后，其妻妹陈某女士，因粤中事变，所入学校，陷于停顿，不得已来京转学。陈在粤时，与广州公立法政学生沈厚培相爱，缔结婚约。陈到京后，即寄居于谭宅。相处日久，谭竟时有不当之处，陈屡欲迁居，均因强留不果。其后陈获重病，谭服侍异常殷勤。日久，遂得达与陈结婚之目的。沈得此消息后，乃来京访陈。相见之后，陈即恸哭。昨日沈致函本社，述其经过，嘱代为发表。本社以其于社会道德颇有关系，特为披露于后。

下面就是沈厚培致书《晨报》的全文：

编辑先生大鉴，素昧平生，未应函牍。然久仰贵报为言论泰斗，为改造社会中心，为文化前驱，且是书又关于社会风化，故敢直述鄙怀，希诸示教。更请登于报端，以待公评，幸甚。雨在粤时，曾与执信学校陈某女史订下婚约，经双方家庭承认。去年夏，粤局突变，该校大受损失，陈女史遂来京转学北大。同时雨毕业于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亦拟明年升学北大。特以试期已过，以筹备不及，遂待来年。彼去我留，相差不过数月。且彼此自信，爱情坚定，当无意外事也。陈女史到京，别无亲故，人地生疏，只得寄居其姐丈谭仲逵之家。谭为北大教授，其前亡妻，即陈女史之姐，而以为陈女史转学事，得其关照，正可自慰。

当时书信往还，其爱情浓厚，仍不减于昔。且往往于书中述谭种种不庄重及种种逾闲举动，久欲避免，特以其强留，不便遽去，致失亲谊。其后谭竟向之表示婚意，复被陈女史拒却者数次，且责谭妻死，骨肉未寒，而迁爱曷足以言爱情，直色欲耳。

我今既与沈君有约，汝不应时时离间。且以名分论，汝尤不当以逾闲待遇待我等语。其后来书便绝，去书质问者数十次，均无一复。雨知有故，由是来京视察。到港后一日，突由舍弟交来陈女史一书云，近日不知何故，大病猝发，谭竟不避嫌疑，以手扶吾腰，骂之不去。其后病益剧，不省人事，于蒙昧之中，谭竟与吾结了婚。吾今已决东流，不作西归水矣。吾今作了负心人矣。然此非出我愿，爱我如史，正不必以是伤心。此后仍可为兄妹，朋友，幸毋以陌路人相看耳等语。吾阅毕是信，本无前来之必要，特以余爱未阑，来作最后之话别。迨晤时他已哭不成声矣。嗟夫，道德沦丧人欲如流，吾方期置身教育界者，有以正之，不谓竟自蹈之也。谭此种结婚，其为任何主义许可乎。

新旧道德许可乎。雨不敏，敢请教于高明者。专此并颂著安。

春雨沈厚培启读到这个消息，张竞生深感意外。这来得太突然，太具震撼力，遂引起了对爱情素有研究的张竞生的格外关注。

谭熙鸿的家事，张竞生本来是颇为了解的。在法国留学时，他们曾经住在一起，但因为彼此的性格、志向、行为方式迥然有异，虽和睦相处，却也从未成为知心朋友。后来，谭熙鸿与陈璧君的妹妹陈纬君在法国结婚，谭熙鸿遂与汪精卫成了连襟。张竞生有时到汪精卫家里闲聊，偶尔也能互相见到。及至到了北大成为同事，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1922 年3 月12 日，谭熙鸿夫人陈纬君因产后咳嗽不止，进入法国医院调养，不幸在医院中又染上猩红热症，数症并发，遂于3月18 日晚上在医院去世，时年二十六岁。谭熙鸿与陈纬君结婚六年，伉俪情深，天不假年，陈纬君遽归道山，遗下两岁的儿子伯鲁和襁褓中的女婴小纬。少年失怙，中年失偶，是人生的大不幸。谭熙鸿经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一下子病倒了，以致其代理北大总务长一职无法履行，不得不由沈士远暂时接替。6 月24 日，张竞生与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李四光、沈士远、肖友梅、王世杰、丁燮林、李圣章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谭陈纬君夫人行状》，简介生平，称颂美德，寄托哀思。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2)

谭陈纬君虽然一生短暂，却也有可圈可点处，尤其是她与姐姐陈璧君在香港参加革命一节，是张竞生所熟悉的，当时陈璧君就是从香港启程，潜往北京，找到了正在京师大学堂读书的张竞生共同研究如何营救汪精卫的。张竞生没有想到，在那个悲壮的营救行动背后，还站着一个年未弱冠的小女子：“前清季年，夫人尝与乃姐汪陈璧君夫人，偕作革命运动。在香港秘设机关部，以夫人年方幼，不易惹人注目，同志辄请夫人居其中以守之，夫人临事勇往，不稍怯。”然后就是赴法留学并与谭熙鸿结婚：“民国四年冬，乃姐璧君夫人及姐丈汪精卫先生赴法，夫人亦同往游学，时年十九岁。夫人文妖与先知

留法约五年，专习油画，以其性好之故；旁及音乐文学。夫人在学校时，好学精勤不倦，虽疾苦无稍辍。平居习作诗词以为畅舒性灵。

二十一岁与吴县谭仲逵先生结婚于法国之波铎城。二十四岁偕仲逵归国，是年五月，同来北京。”

这样一位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却有着鲜为人知的传统美德：“夫人性和蔼，庄静，不苟言笑；尚勤俭，而深恶奢侈奇异之习尚；为人克己，而待人处事，皆极宽厚；虽仆役偶有过失，夫人亦皆以婉言正之。自律极严，不问男女，非道德高尚者不与友。夫人颇鄙视政治运动，而重视社会事业，于教育无比热忱，轻官吏与议员为不屑道。方期天假之年，为中国女界作之楷模，今乃不幸以染疾不治，与兹世长辞！呜呼痛已！”一个女子的去世，获得这么多大师级人物的哀挽，虽为士林风气，究属不可多得。第二天，谭家又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江苏会馆举行追悼会，北大等八校同人及留欧同学纷纷与会，张竞生以同事兼谭家亲友身份前往致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北大名流均到场。胡适还在当天的日记上留下记载：“与任光、瀛章同到谭仲逵夫人的追悼会。与孑民先生及守常等小谈。”

追悼现场成了社交场面，谭氏家事从发讣告到登启事、述行状，至少在北大日刊见报三次以上，具有颇高的“社会透明度”。

逝者长已矣，生者却还得把日子继续过下去。谭熙鸿既任校务，又兼教职，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转眼到了秋天，在广州执信学校就读的谭熙鸿的妻妹陈淑君，因发生陈炯明叛乱，广东政局不稳，无法继续在广州求学，就辗转北上。

有一天，张竞生在学校里遇到谭熙鸿。前次，他们两人在校务会上，因为一件公事意见相左，相持不下，弄得有点不欢而散。此后，张竞生听说谭熙鸿的妻妹陈淑君准备投考北大国文系，由于招生期限刚过，秋季已经开学，投考不成，只好寄居在亡姐之家谭宅，并在北大当旁听生。近期因事情太多，张竞生再没有到过谭熙鸿家里。

这次两人在路中偶然碰到，几个月不通音讯，张竞生见谭熙鸿虽然精神尚可，但脸色仍旧苍白。

张竞生关切地问道：“最近家里好吗？”

谭熙鸿却告诉张竞生，他已与陈淑君订婚，不久就将结婚。

张竞生略感意外，但随即恭喜谭熙鸿喜得新妇。沉吟了一小会儿，张竞生郑重地劝告谭熙鸿暂缓一二年再结婚为好，这样可以使他的身体恢复得更结实些。况且，谭熙鸿说陈淑君也有病在身，就更需从长计议了。张竞生是一个十足的浪漫主义者，他还极力向谭熙鸿游说延迟结婚的妙处：在已订婚未结婚时，男女间另有一种“不1922 年12 月12 日，谭熙鸿（前排左5）主持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成立开幕典礼，座中有萧友梅（前排左6），刘天华（前排左8）等敢放肆”的情趣，他们互相展示各自的优点，尽可能把缺点藏起来，而这种情感的忽阴忽晴、捉摸不定则进一步强化了爱情的神秘性，并放射出生命的奇异的光芒，正像黑格尔所强调的“两性的相互关系客观上是有生命的自然界的顶点”，这种景象不是已婚后所能领略得到的。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3)

张竞生说得天花乱坠，谭熙鸿却报以无奈的一笑。谭熙鸿说，

因为前妻遗下两个小孩子，加上家里有许多事无人料理，他已搞得焦头烂额，所以不得不快点结婚，否则家将不家矣！

此后又是多时不见。张竞生没想到竟然是在《晨报》上得到谭熙鸿结婚的消息，而且是以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因此，他每天都很留意《晨报》的新闻。果然不出所料，就在沈厚培投书《晨报》的第二天，陈淑君也以《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为题，投书《晨报》，声明沈厚培所述与事实不符，公开为自己辩白：

编辑先生大鉴，

本月十六日贵报载有“谭仲逵丧妻得妻”一节，阅之深为惊异。盖所载内容与事实不符，且与我等人格名誉有关，容特声明，请为更正，以明事实为幸。淑去年夏在广州以非宗教学生同盟问题，故始与沈君相遇。然以校中功课忙迫，绝少相叙，仅时以书信往还，互相砥砺而已。当时沈君曾屡有求婚之表示，而淑则以彼此交识，为日尚浅，终未应允。及粤局突变，淑即避兵香港时，沈君亦在港，虽常与相叙，然实无婚约也。嗣后淑以粤局不宁，学校虽能继续开办，亦无相甚之维持方法，故即来京转学北大，居仲逵家中，仲逵本先姐之夫也。彼此相处，以相敬相爱之程度日增，并志意相投，故遂自主结婚。今贵报所载沈君之函，其所说与原有事实相背之处，显然可见矣。窃以婚姻一事，纯属自由，何能勉强。今淑与沈君既无婚约之预定，与仲逵结婚，又纯出双方之志愿，而沈君竟以要求不遂，捏造事实，并伪作书信，希图破坏他人名誉，此种行为，淑所不取。且贵报竟据一面之词，不详究事实，为之披露，并加按语，似非忠厚谨慎之道。淑今切实声明，淑与仲逵结婚，纯本乎个人自由，双方志愿，第三者实无置喙之余地。此后如有此类之函件，及关于此事之无理之批评，淑认为侵犯淑个人之自由，自有法律为之维持，淑则一概不屑为之置辩。此颂台安。

陈淑君谨白

两则启事，针锋相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得张竞生满头雾水，一时不明所以。

沈厚培显然是有备而来，他除了在《晨报》上将陈淑君所致的谭陈经过的事实的函件披露之外，还把载有陈淑君在谭某家致沈函中提起婚姻一节，其中有《惜分飞》、《蝶恋花》辞二阕印成传单，

广为分发，两阕辞里面有如下句子：“……憔悴黄昏后……情丝永系鸳鸯偶。”“……欹绣床……寸寸柔肠……客馆凄凉……”以此来进一步破坏谭陈的名誉，并表明陈曾经是多么爱他的情形。

谭熙鸿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陈淑君是汪精卫的小姨子，两家都是社会名流，事情又刚好发生在北大。当此之时，新旧思潮冲突最尖锐最激烈，而斗争的焦点又集中在家庭婚姻问题。在人们的观念中，一切的社会问题，皆发源于家庭；而所有的家庭问题，皆由婚姻事件而产生。因此，谭陈沈三角关系消息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批评铺天盖地而来。

张竞生是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个有心人。他发现，事件的发展颇有些蹊跷，沈厚培既是一个当事人，行事却很有章法，找报馆、登报纸、发传单，步步为营，推波助澜，一切似乎都成竹在胸。倘没有高人指点，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断难做得这么滴水不漏。

张竞生怀疑沈厚培背后有推手。于是，他找到了《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孙伏园承认是陈璧君介绍沈厚培来找他帮忙的。

原来如此，陈璧君是这场闹剧的导演，虽始料不及，却也在情理之中。谭熙鸿与汪精卫作为连襟，一直十分相敬，但与陈璧君关系不睦却由来已久。陈璧君是富家之女，谭熙鸿是平民子弟，两人在生活和思想上都大相径庭。许多革命志士流亡南洋时，多吃住在陈家，老同盟会员、陈母卫月朗照顾备至，临行还送路费。陈是大小姐，自视高人一等，对人极不尊重，对那些志士随意差遣，一不顺心即呵责，把他们当侍从食客看待。谭熙鸿对陈璧君的做法颇不1923 年《晨报副刊》刊载了张竞生文章《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引起了轩然大波以为然，有时当面提出批评，双方各不相让，屡起冲突，势成水火。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4)

陈纬君去世后，陈璧君以为谭陈这门亲戚关系可以就此了断，不料另一妹妹陈淑君北上求学，婚事自主，又阴差阳错地嫁给了谭熙鸿，谭不折不扣地成为陈家双料女婿。这是陈璧君最不能接受的结局，她怒不可遏，遂煽动陈淑君昔日的恋人沈厚培赴京兴师问罪。一时间，谭、陈联姻被冠以“A 先生与B 女士事件”，经各方媒体炒作，由北京到上海，波及广州，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张竞生实在看不下去，于4 月29 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公开为陈淑君辩护。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理论上说清楚爱情是怎么回事，然后以陈淑君的事件作为论据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

爱情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主题，是一个范围极广、含义极多的概念。虽然这是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情感实践，但由具象到抽象地作简明的理论概括，古往今来又有几人呢？唯其复杂，许多学者都望而却步，张竞生却不惜以脆弱的头颅对那个屹立千万年的坚硬存在作致命的撞击。

张竞生认为，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项：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什么是爱情？我一面承认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一面又承认它是由许多条件组成。这些条件举其要的：为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凡用爱或被爱的人，都是对于这些条件，或明较，或暗算，看做一种爱情的交换品。那么，条件愈完全的，爱情愈浓厚。条件全无的，断不能得多少爱情的发生。

（二）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既是有条件的，所以同时就是可比较的东西。凡在社交公开及婚姻自由的社会，男女结合，不独以纯粹的爱情为主要，并且以组合这个爱情的条件多少浓薄为标准。例如甲乙丙三人同爱一女，以谁有最优胜的条件为中选。男子对于女人的选择也是如此的。因为人情对于

所欢，谁不希望得到一人极广大的爱情呢？所以把爱情条件来较，作为选择的标准，这是人类心理中必然的定则。

（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因为有比较自然有选择，有选择自然时时有希望善益求善的念头，所以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固定的。大凡被爱的人愈有价值，用爱的人必然愈多。假使在许多用爱中，被爱的暂是择得一个，而后来又遇了一个比此

人更好的，难保不舍前人而择后的了。（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爱情既是有条件的、可比较的、可变迁的，那么，夫妻的关系，自然与朋友的交合有相似的性质。所不同的，夫妻是比密切的朋友更密切。所以他们的爱情，应比浓厚的友情更加浓厚。故夫妻的生活，比普通朋友的越加困难。因为朋友可以泛泛交，夫妻的关系若无浓厚的爱情就不免于解散了。欧美离婚案的众多即是这个道理。别一方面，夫妻的关系在社会上、家庭上、子女上及经济上有种种的胶，也是不能做朋友的关系一样看的。

以这个爱情四定则来衡量和判断陈淑君的爱情选择，张竞生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她的爱情所以变迁，全受条件的支配。

据她所说，见了谭宅亡姐的幼孩弱息，不忍忘情于抚养。”“他如谭的学问、才能、地位也不是沈生所能及。这些条件均足左右陈女士对于沈谭的爱情。”他还高度评价陈淑君的心灵解放和精神觉醒：“陈女士是一个新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子，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

实行主义的妇人。”“使人知道夫妻是一种朋友，可离可合，可亲可疏，不是一人可专利可永久可占有的。希望此后，用爱或被爱的人，

时进把造成爱情的条件力求改善，力求进化。”他还鲜明地宣称：“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解约即解约。”这在从一而终的礼教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的现实社会，

不啻是一支战斗的号角！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5)

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理论一经刊出，舆论大哗，颇有振聋发聩惊听回视的效果。《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敏锐地捕捉到这是一个重大题材，主动出击，一手策划了在《晨报副刊》的系列讨论。从1923 年4 月至6 月，短短两个月内，孙伏园就在该报组织发表了讨论稿件文章二十四篇，信函十一件，其中大部分都反对张竞生的观点。而据舒新城统计，京沪青年之持反对论调者极多，见于文字者已有百余篇。

“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的时代，人们猛烈抨击旧式无爱的婚制，热切呼唤恋爱革命的到来。但当婚姻自由真的到来的时候，国人却大都表现出南郭先生的心态。在二十四篇讨论文章中，只有童过西、谭树槐、马复、王克佐等少数几篇文章支持张竞生的意见，其他二十篇文章都成为“旧礼教”的代表，而且反对者多数都是青年学生，这不能不视为是一种吊诡的现象。

反对的声音，也各有各的论调。反对最激烈的是同为北大教授的梁镜尧，他认为爱情的定则正好与张竞生提出的相反，即：

（一）爱情是无条件。——因爱情是各种感情结合而成，

是灵的，非像的。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或许有时以为爱情的手段，但不是爱情的目的。

（二）爱情非比较的。——既知爱情是无条件的，专一的，

则无须很详细地解释，已能明白爱情无所谓比较。即比较，亦是比较爱情之深浅，非比较条件完全与否也。

（三）爱情不变迁的。——爱情本身无变迁性，从心理学上看，其变迁，（1）因有时爱到极点，则专有之欲望同时并进，又怕别人夺其所爱，而嫉妒之念愈切，往往发生反动——即变迁——但须知此是爱到极端的反动，不是爱情本身的变迁。……（2）因爱情之淡薄，而意志薄弱者，为外物所诱，而致变迁。

（四）夫妻非朋友的一种。——张先生说，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又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申明他的意思：“……依他们说，马固然不是为长凳的一种，但依我说，马确是兽类的一种。”并画图表明，凡夫妻所有的关系，朋友都能包括。但学理上，事实上，并不如此。则可知朋友的关系，不能包括夫妻的关系。夫妻自夫妻，朋友自朋友。

除了与张大唱反调外，梁还附加讨论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夫妻的关系若无浓厚的爱情，就不免于解散了”。故此，“欧美离婚案的增多，即是这个道理”，梁认为，“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从社会学上看，离婚案的增多，是关于宗教问题、个人主义、妇女解放、工业繁兴、都市发达、法律不严、晚婚影响、新旧家庭过渡、生活程度增高、闰民制度发达，等等。而且，离婚案增多，只有坏处，而无好处。”一个是陈女士“见了谭宅亡姐的幼孩弱息，不忍忘情于抚养”，这正合爱情是无条件的判断。在生物学是“社会的动物”

生存一个必要“本能”。在心理学说是“利他主义”的表现。再一个是张先生说：“陈女士究竟并未薄幸忘旧。她虽则与谭偶，终视沈为朋友，贻书劝勉，足见她是一个有情谊的人。”这一说，简直证明爱情是不变迁的，不然，何必藕断丝连？以是再一次得出结论：

爱情是无条件的、非比较的、不变迁的、夫妻非朋友的一种。

在反对张竞生爱情四定则的巨大声浪中，更多的是各有各的取舍、各有各的选项。

另一位北大教员冯士造，他很赞成张竞生爱情四定则的第四项，他认为恋爱的婚姻，本是由友谊进步来的，对张竞生所说的爱情可以随条件、比较、可变迁的主张，他则极力反对。“爱本是抽象，整个的，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也不能直接地去形容，真是神秘的呵！”还有一位北大人裴锡豫，他认为“爱情因条件而变迁这句话，我是绝对不承认”。“因外物而发生的爱情，是对物发生的，不是对人发生的；是有目的的，不是真正的，质言之，是假爱情，是没有爱情。”参与讨论的读者章骏也表示：“四项定则，除第四项我完全赞同外，其他三项与我的意见不合。”“爱情以地位做条件，是不是趋炎附势？以财产为条件，是不是以身体交换金钱？

以状貌做条件，是不是以色勾引人，行同拆白党？在公认的道德律未推翻以前，我们对于拿这些条件做基础的爱情，为什么不加裁制，

反予提倡？”言之凿凿，谁谓不信？丁勒生说：“我的意见是：爱情就是爱情，恋爱就是恋爱，绝不应掺入旁的一丝条件，不然，便不能算真正爱情，纯正恋爱。”他说：“爱情可以比较，可以变迁，我全承认；然我正因为爱情是可以比较，可以变迁，所以我根本就怀疑有条件的爱情。”“假如我们标出美貌为条件而找求恋爱的对手，然到对手的年老而色衰了又如何办呢？就照张君所指示的方法，‘竭力向上’，然又向哪里找‘返老还童’的方法呢？还有，世界上的男男女女，也绝不能一个样的美丽，说这个美丽吧，还有比这个更美丽而尤更美丽的人，结果，只好一个个地舍弃，而追求最后一个比较美的了。”“在地位，资望，名誉上说：有学士，还有博士；有教授，还有校长，有大总统，现在还有太上总统；有小区区的学者，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6)

还有大名鼎鼎的学者，其他还多得很，我们举不胜举。究竟还是抱着张君的原则，比较了再择其位高的，资望大的，名誉盛的为恋爱的对手，而抛弃其原来的对手呢，还是如何？”

一些反对者承认爱情有条件、可选择、可变迁，这在婚前是正当的和合理的，但是一旦已有婚约或已结婚，就不应该再进行选择，反映了在爱情婚姻观念转型期畸形的爱情选择的双重标准。参加讨论的读者陈兆畴、梁国常、张泽熙、陈兆畦认为：“爱情是有条件的，这话我们承认。白痴疯癫的女子绝不会使人恋爱，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要请教张先生的是：感情，人格，才能，固可算为爱情的条件，状貌，财产，名誉，也可算得爱情的条件吗？”“女子在未订婚或未结婚以前，慎重其事，严格择人，这种态度自然是极应佩服的。但如果既与人订婚或结婚，而其后只因遇着了条件更合适的人，于是不管自己的夫婿有罪无罪，有人格无人格，对待自己的感情如何，随随便便地便把爱情迁更，这种女子难道配受人的原谅吗？这种行为难道还算得正当吗？”世良则指出：“我对于竞生君的‘爱情的定则’的适用，要加一点限制，就是：‘爱情的定则，

多半适用于未定婚约之前。’”同时，他又特别说明，并非订了婚约就不能适应爱情定则，只有在虐待、失德、犯罪、酗酒等情况发生时才能改约，这样的爱情变迁才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爱是相互的关系”。钟冠英认为“张先生所举的定则，只能适用于未定婚以前，

不能适用于已订婚或已结婚以后”。他指责张先生“至身为最高学府的教授，又自信为一个极式的社交大家如张先生，独不能明白了解‘自由’两字的真义。且更穿凿附会，以煽惑青年男女。我实在为社交前途危！我不禁为社交前途哭！”彭拔勋认为“至于爱情因比较而有所变迁的话，我也极端赞成，不过只限于恋爱未成婚约未立之前。迨爱情确定以后，如果对方没有人格堕落性质变化疯狂死亡等等事实发生，不会因此比较而变迁的”。子略承认爱情是有条件的、可比较的，但需在确定关系之前，而一旦确定了就不应发生变迁。他举例说：“如知事的太太可以再嫁道尹，既当了道尹太太之后，又可以嫁给省长，既当了……可以嫁给……这是张君以沈君不及谭君，是以陈嫁给谭，就是这个例的意思。依这样看，则陈女士不知何日才能嫁妥一个丈夫！谭比沈，我承认谭当然比沈的才能、

地位要高一点。因为谭撒屎都要比沈多撒几大桶。”讲到后边，就语颇粗鄙了。

一些反对者不仅对爱情四定则作学理分析，还对谭陈事件进行严厉批判。张畏民认为：“谭陈的知识、年龄、情形……不相当，

他们绝对谈不到爱情（狭义的），这是不用说的；就是以谭君处大学教授的地位，丧妻未久，同一个与他人已有婚姻的女子去结婚，

不能不受言论的制裁，张君偏要为一二人之私，破坏质朴的风俗，

还要说什么‘爱情定则’，真正可叹。”丁勒生说：“本来，只须考查她（陈淑君）和谭是否是纯正感情的结合，其他道德或不道德，

强奸或不强奸，年龄大小，续婚久暂，都是毫无关系的。”他指责张竞生多事，打开了窗子说亮话，陷谭陈于尴尬境地；忠告谭熙鸿，

陈小姐之所以弃沈就谭，只因为你是大学教授罢了，要预防陈小姐

故伎重演：防备点儿做朱买臣，唱马前泼水吧；最后提醒女同胞，

对于陈女士，应有相当的表示，因她以自己的身体，为地位的交换品，

与娼妓以自己的身体，交换金钱，同为污辱女界人格的事。这样的女子，还能原谅她，赞许她吗！讲得十分刻薄。冯士造则认为表面上张竞生为陈淑君伸张正义，实际上反害了她：“张君多事，偏说陈女士是受条件的支配才变迁她的爱情。谭君的条件固属比沈君完备，但谭君是否现世第一条件完备的人？这句话谁也不敢断定，既不能定，那陈女士若遇着比较谭君条件更完备的人，又将如何？张君这简直是对于陈女士的人格，下无情的总攻击，张君又何苦来！”

“社会的讪笑，本不算什么，得张一说，反给说坏了，张君的真意，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7)

我不知道，有人说他得谭君的暗示；我独说他是替沈君出气。不然，

他为什么用这样明褒暗贬的法子来侮辱陈女士？”天津南开的黄慎独干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口吻告诫张竞生：“但是我对张竞生君，不禁要擦一把汗，因为他不是条件最完备的人。张竞生君既是定爱情原则的，那末他的妻，当然懂得爱情定则，而且能实行其主义（受张君同化的缘故），所以我劝张竞生君速速设法去完备他的条件。”

在讨论中，反对者对谭陈事件诟病最重的，是指谭欺人暗室，夺人之爱，死妻再娶。而且知识不相当，谭是教员，陈是学生；年龄不相当，谭三十三岁，陈二十一岁；情形不相当，谭是有子女的续婚，陈是初婚。这种严重的不相当，构成了谭严重的不道德。

无独有偶，读者马复在6 月8 日发表的讨论文章中，披露了一则有趣的信息：“据北京《英文快报》、《国风报》，上海《新申报》所载，我们中国有一位教育家，新近在上海，和一位女士结婚，因为这位教育家，是我们青年界的领袖，所以许多青年，见了这段新闻，都很怀疑，都很失望，并且他们发很奇异的论调，约有三种：

年龄差别，言行不一，妻死未久即娶，未免太无情。”这个不指名的青年界领袖，即是蔡元培。1921 年1 月2 日，蔡元培赴法讲学时，夫人黄仲玉在北京病逝；1923 年7 月10 日，蔡元培在苏州留园与周峻女士正式结婚，蔡五十七岁，系三娶，周三十三岁。

此前的报道即指此事。可惜的是，这则花絮并未引起讨论者的注意，更未对谭陈事件起支援作用。但马复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认为：“所谓男子死妻不再娶，女子丧夫不再嫁，这二句话，几千年来，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呵！到现在已经是恶贯满盈，宣告上十字架的时候了。为什么20 世纪的青年，刮刮叫的青年，还有这种贞节观念，真是奇怪，真真是奇怪。”对于青年学生在这次关于爱情的论战中，反而成为“旧礼教”的代表表示深刻的失望。

这也是编者孙伏园的结论。在爱情定则讨论的编前语中，孙伏园颇为无奈地感叹：“本刊登载张竞生君《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以来，本希望青年读者出来讨论。直到今日为止，

已收到以下这许多篇。不过很使我们失望，里面有大半是代表旧礼教说话，可见现在青年并不用功读书，也不用心思想，所凭借的只是从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中有错误及必须解释的地方，当于登完以后由张竞生君撰文答复。”

在经过两个多月纷纷扰扰的论战与是否继续讨论的犹豫后，张竞生撰写了《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近两万字长文，分上下篇抗日战争期间，张伯苓（左9）、谭熙鸿、陈淑君夫妇（左6，左7）与南开校友在重庆机场于6 月20 日和6 月22 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他在开头重申：“我数年前已经留心研究爱情的问题了，但所拟就的爱情上几个定则，

终未拿出来向人讨论。及到近来感触了陈淑君女士的事情，使我觉得有宣布的必要。可是，处在这个不懂爱情的社会，乃想要去向那些先有成见的先生们，讨论一个真正的改善和进化的爱情，

使他们明白了解，自然是事属为难。又要将一个被嫌疑的女子作为举例，使他们不生误会曲解，当然是更难之又难了。”他还郑重声明：“由我文而惹起了许多无道理的攻击，我对于陈女士和谭君唯有诚恳的道歉。”随后，张竞生就讨论文章向他提出的问题，

择要分为四项予以逐一答复，这四项是：“（一）爱情是无条件的；

（二）感情、人格、才能，固可算为爱情的条件，但名誉、状貌、

财产，不能算入；（三）爱情条件比较上的标准；（四）爱情定则，

《晨报副刊》刊载的张竞生文章《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

适用于未订婚约之前，但不能适用于已订婚约，或成夫妻之后。”

《文妖与先知》 爱情定则(8)

有意思的是，《晨报副刊》在6 月20 日刊登了张竞生《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上篇，还在同一天杂感栏目上刊登了周作人署名荆生的《无条件的爱情》的短文，作为对讨论的一种延伸与支援。

周作人不无调侃地写道：“在我们这个礼义之邦里，近来很流行什么无条件的爱情，即使只在口头纸上，也总是至可庆贺的事。”他讲了一个笔记故事，以此来阐明他的观点：“有一个强悍放纵的无赖独宿在一间空屋里，夜半见有一个女子出现，他就一把拉住，她变了脸，乃是吊死鬼！他却毫不惊慌，说他仍是爱她。”周作人于是得出结论：“这似乎可以算是无条件的爱情的实例了，但总还有一个条件，便是异性。——倘若连这个条件也不要，那不免真是笑话了。”在这里，周作人辛辣地讽刺了爱情是完全没有条件的论调，

从正面肯定了张竞生爱情是有条件的定则。痴人爱女吊，总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异性。这一则颇富象征意味的寓言，虽然简短，却是有力的支持；虽然只是外一章，却是激烈论战中的一个巨大的回声。周作人是文坛上闻名遐迩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也是北大的教授，

他的幽默的笔致和鲜明的态度，给张竞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更坚定了他的理论自信。

在《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下篇，张竞生重点批驳了梁镜尧、谭树槐的观点。同时，对于容易产生歧义的其他问题，张竞生则作进一步的阐述：“许多人误认为名誉即是势力，财产即是铜臭，状貌即是拆白党和吊膀子的漂亮。以如此的眼光去判断，无怪他们看这些条件为恶劣！实则，我所说的爱情，乃是美满无缺的爱情，所以一切与它有相关的，皆是组合这个美满无缺的爱情上不可少的条件。感情、人格、才能，固然重要，故我特地把这些条件列在前头。”“就此而论，除了一般无赖、情迷和那些不知自重的人外，断不会因爱情有比较可变迁的缘故，而至终日忙碌为情战或为恋迷。究竟，不止无此弊病，若能因爱情有比较可变迁的缘故，使爱情的条件日日提高，这个即是使感情、人格、才能等项日日提高，岂不是进化的人类所应为？又岂不是社会上最好的现象吗？”

很多反对者质疑张竞生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替朋友张目，为朋友隐恶扬善。指责“他（指张竞生）既与良善风俗来作对，不配当大学的教授罢？”对此，张竞生也有明确的回应：“我的爱情定则，不能因谭是朋友就不敢说的，也不是因谭不是朋友就不要说的。定则自定则，朋友自朋友。主张自主张，仇人自仇人。我爱朋友，我更爱定则！我怕仇人，我愈要主张！凡稍知我是一个思想自由及极有主张的人，就不会怀疑到我受了某人的暗示才能说话的。”

这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也是张竞生提出爱情定则并做出答复的价值之所在。客观地说，张竞生提出的爱情定则在理论上并非完全无懈可击，在逻辑上也有不够严密的地方，尤其是把像斯芬克斯一般古老而神秘的爱情问题抽象为四个定则，有明显的简单化、绝对化和教条化倾向，但总体而言，张竞生提出的爱情定则，是有进步意义的，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具有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原创能力。它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做出的论断一脉相承：“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

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这实际是肯定了张竞生所说的爱情是有条件的。恩格斯又指出：“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的性爱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是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第五章 京华岁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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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这也明确地阐明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

因此，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具有不容忽视的拓荒之功。这是对封建意识与传统礼教的一次正面冲击，是对妇女解放与恋爱自由的一次全面启蒙，是对男女平权与两性关系的全新诠释。尽管这次论战并未帮助人们找到什么是恋爱自由、什么是真正爱情的终极答案，更未能在人们的头脑中确立起一种正确的爱情婚姻观念，但论战本身所体现的探索真理的勇气，却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巨大进步。

当然，这次招致满城风雨的爱情定则大讨论，也是付出代价的。

最直接的伤害就是谭熙鸿夫妇，特别是谭熙鸿，身为北大教授，职( 前排左起) 周建人、许广平、鲁迅、( 后排左起) 孙伏园、林语堂、孙福熙合影司为人师表，对于传统道德与普罗大众，应该肩负起示范和教化作用。因此，一些不明真相者或封建卫道士，借助媒体，对谭熙鸿的行为大加挞伐，使谭熙鸿备受所谓“绯闻”的压力，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在社会上的名誉和北大里的威信。但谭熙鸿身正不怕影斜，

他忍辱负重，默默工作，继续担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认真履行教授治校的职责。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筚路蓝缕，负责筹建北大生物系，

亲自谋划组建队伍、设置课程、采集标本、招收学生，并担任第一任的系主任，书写了中国现代生物学最初的灿烂篇章。此后大半生，虽然绯闻或谣言总是如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但他淡然处之，事业为重，先后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国民政府农林署署长、全国蚕丝协导委员会主任等职。解放后，担任农业部顾问和中国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中国现代生物科学。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1)

“爱情定则的讨论”是副刊高手孙伏园在《晨报副刊》上组织策划的一次精彩亮相。“五四”时期，由于北洋政府钳制新闻自由，

报纸的新闻版面无法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副刊常常比正刊更激进、

敢言，因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一些名牌副刊便应运而生。全国出现了北京《晨报》的《晨报副刊》、北京《京报》的《京报副刊》、

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和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

副刊等“四大副刊”。在这批崛起的副刊中，最早革新的就是《晨报副刊》。1919 年2 月，李大钊主持改组了第七版，也就是副刊版，在该版增加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专栏，亲自担任编辑，并确定了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编辑方针。1920 年起，《晨报副刊》由孙伏园担任主编。孙伏园继承了李大钊的编辑思想，以兼容并包的态度来办《晨报副刊》，他向作者约稿，总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 正传》就是被孙伏园“逼出来”，

以“巴人”的笔名，从1921 年12 月4 日至1922 年2 月12 日每星

期或每两星期刊登一次，在《晨报副刊》连载完的。这部小说轰动了整个知识界，也使《晨报副刊》名声大噪。在孙伏园的精心组织下，“爱情定则的讨论”风生水起，举世瞩目。孙伏园设想用大众论坛一类方式，把这一个问题完全公开，文责由作者自负，认大家讨论个畅快。不料却招来了许多责难：有的用买卖的立场，意谓“我们出钱买报，不愿意买这些谬论来看”；有的用道德的立场，意谓“这种谬论绝对不应享有公开发表的权利”；读者钟孟公来信“忠告”编者，不宜使“青年出丑”，“不要再是这样的胡乱尽登下去了”。

更主要的是讨论的“主帅”张竞生因为受到太多的“误会、曲解、

瞎闹、呆子”，“不愿再看他们这类的文字了”，而决意要到“蒙古看沙漠”，提前作答而草草“收兵”。

轰轰烈烈持续两个多月的“爱情定则的讨论”虽然偃旗息鼓了，但风云际会，由孙伏园提供的这个论辩平台而无意促成的两段姻缘

却刚刚敲响了开场锣鼓。这两段姻缘，一段是鲁迅与许广平，一段是张竞生与褚松雪。

鲁迅，1881 年9 月25 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曾东渡日本留学，先学医，为疗治国民愚弱

病苦，愤然弃医从文。鲁迅是他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使用的笔名。他虽思想激进，却迫于母命与无爱

的朱安女士结婚，长期为旧式婚姻所羁绊与煎熬。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出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

她出生才三天，她的父亲就把许广平许配给香港一位马姓人家，从此，这门娃娃亲就困扰着许广平。为了抗婚和退婚，许广平二十岁出头就避走天津入读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马家的人甚至跑到天津去逼婚。

在爱情定则讨论时，鲁迅与许广平素昧平生，然而，他们都饱

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因此不约而同地关注起正讨论得热火朝天的爱情婚姻问题。他们都是受苦人，都有话要说。但因为出身不同，

经历不同，学识不同，甚至世界观人生观不同，他们对爱情的看法各有不同的视角，其所以迥然有异，也是殊堪玩味的。

1923 年5 月25 日，许广平以“维心投稿”的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爱情定则的讨论之十”的讨论文章：

前些日子在副刊上登载张竞生君的爱情原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篇文。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2)

张君的大作里，前大半都是说爱情原则，大约分为有条件

的，是比较的，可变更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末了讨论到陈女士的事，就归纳在原则内，而其最重要的，就是：她爱情的变迁，全受条件的支配，谭的学问，才能，地位，不是沈能及，

这就是陈对沈谭条件比较的决赛。

爱情原则，是我欲研究的，也是近来一般青年所急需的教训，然而张君的文，把陈女士事放在原则内作引证，陈的事，

恐怕除北大一部，或和他们有认识的人外，一般人是不得其详的，看了张君的文，必有怀疑或莫明其妙，不敢加以讨论的。十八日副刊内，忽然登有爱情原则的讨论，而且希望青年读者讨论，我也是青年之一，怎敢放弃呢？在我未讨论以前，有两种向读者声明的：

1．我注意讨论的是爱情定则，附带论及谭陈沈君的事。

2．我的讨论完全是本着公平的心，研究一切，对于以上三人是漠不相识，未曾带有色彩的。

以外的要求就是：我的话也许是代表旧礼教说话，也许是不用心思，不用功读书的人，对谭陈沈的事，因为不认识，无从调查，所凭借的也不过是间接得来的话，好在登完以后由张君撰答，我求张君撰答时明白我讨论的目的，并要求张君答话时也拿出最公平的态度，不要讳饰事实遮就学理才好。

现在我先谈爱情原则：一般动物的情，多半为生理的冲动。

人是进化的动物，人们的情，有时虽不能抛弃生理上的冲动，然终究有高尚的情感，为优进于他动物的，这高尚的情感，除两性外，推广之有亲子，父母，国家，社会，职业等等的爱，这广大无垠的爱，浸润在阳光里，它的滋生是漠漠混混，不知不觉的，那时它的自身是不晓得有什么爱的条件，和比较的，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正如丁君所说有认识，考察，谅解，恋爱的循序。

现在稍为留心社会事情的人，都知道很有些叫人奇怪发叹的，他已娶了，现在又娶她了！他和她离或退，现又和伊订成娶了！她订了他，现又退了另订他了！她嫁了已娶的他了！……这些都是从事实上发生出来的，固然他们的离或娶，各自有其原因，不能牵强两性已熄灭了爱的同在一起。然而爱究竟怎么一回事呢？我也无的确的经验解释它。

不过我以为人始初认识的时候，是很泛泛的，无可无不可的。这时对方或有什么才能，地位……或者也许生一点欣佩的心，但绝不能决定就生了爱恋的心，即或被欣佩的是男或女，而欣佩的是女或男，因从认识而走入恋爱路程，那种爱情是未经过考察，谅解的。所以：未发生爱情以前，容易发生爱情，既发生爱情以后，容易弃掉爱情。今日青年的朋友，陷入深渊爱情，尝着苦恼之果的，很多很多，可怜呀！就因为未注意着考察，和谅解。我有一位朋友，她和他是很认识，而且性情学问很投合的。她们的交情很浓厚，但她得知他是已有一位很深交的朋友，所以她和他虽然很谅解，认识，但到底未有发生恋爱。

然而他们承认两方是有爱情的。从上面的实例，所以我以为恋爱是爱情的末一着。但有情的，但不是最初动物能乎生理冲动的情，那其间就容留着许多给人们考虑的理智判断。世间尽有亲兄妹的学问，性情，才能，品貌，条件很比较优胜的，然而兄妹——除不禁血族婚的地方——中间不致发生恋爱的，为什么呢？固为他们用理智的判断，有考虑在里头，所以兄妹只管是爱而不恋，由兄妹的理由推之，如果发生恋爱的地方和情节，是经过理智的判断，考虑过一切，和对方俱是觉悟着有种种关系，不便恋爱的，我想两方如果都是明白的人，必不致发生恋爱。

这种经过理智考虑的行为，我以为如果不是任性的人，必定能造得到的，可惜讲究爱情的人，——认识了，就想着恋爱，并不经过考虑，所以趋于新的人，愈弄愈新，趋于旧的人，愈看愈不顺眼，两方背道而驰，伏着莫大的危机，提倡新的人，有心改革社会，何苦不替大多数想想呢？唉！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3)

现在我更谈谭陈沈君的事，据十八日副刊梁君的话，陈在谭家里住，仅月余就同谭结了婚。陈以小姨的关系，当然认识谭了！但谭从前是有妻子的，而陈从前已和沈订婚，是出于自动的（见张君文）。那么，两方在陈未来京以前当然没有长久的考虑，谅解的交际，谭是陈的姐夫，谭的学问，才能地位，固然非沈生所能及，这是陈早知得的，她在她姐未死以前，何以就没有比较这条件变迁起来呢？使她姐居离婚的地位呢？或者她那时并未想着这是自由无可议的，是能了解爱情的，是新式的，是实行主义的，而有点恐怕事实上不妥当，或者那时的陈女士学问程度未有现在的高深，还没了解到这里。又如谭陈仅月余的同住就结婚，恐怕不算得彻底的下工夫加一番考虑，他们双方如果一方有理智的判断在里头，则断不致有条件的比较而变迁，张君更称陈是能了解爱情，实行主义的，在这里我就有点疑惑，陈爱情变迁，何以不在一月以前（在粤）而在来京以后呢？广东尽很多条件丰富的人，何以陈未选着一个？偏偏到京就选着呢？难道因为广东有沈在旁不便选择吗？那么，陈是不能算得喜欢自由的人。

因此：我个人的论断，以为陈选择条件在来京以后，又在很短的时间里——月余——又在依然一身处在谭的家里，那其间有没有情势的诱导，或压迫，旁人是不敢知的，陈虽是自己表白是出于自己恋爱，但她是否因为事已如此，也只可说得好听一点，为谭和自己盖脸，旁人也是不敢知的。不过从心理上考察，大概男子的情是活动的，女子是保守的，而在事实上，如男子没有一种爱情的表示，女子是很不易表现出来，何况是已经订婚的女子，要她忽然改变她的情志，向别人表示爱恋呢？

即或她果然有这种爱的表示，那大学教授的人，何以不替她的地位想想，替自己的地位想想，加一种理志的判断呢？

总之：张君爱情定则如果拿大学教授的资格，提出来教训青年，是很佩服的。如果因为解释事实，不惜迁就学理，因为作爱情定则，那讲的学理是很靠不住的，不敢领教的。归纳一句，我以为爱情起首是漠漠泛泛的，能经过理智的判断，才发生恋爱，比较的要善一点，经过理智的判断，才离弃恋爱，也比较的妥善一点，而且更据我个人理想，以为爱情是最真挚，不屈于一切的。彼此如果有深厚爱情，双方的人格化臻于上以。忘我忘他，舍生舍死，心中目中，只有一人，那时尚容得着比较吗？

尚有可以变迁的吗？这都是我对于爱情原则所欲谈的话，如果晨报记者认为有讨论的价值，就请一次登在副刊上。

许广平是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同时她自身又有着包办婚姻的复杂经历，她对婚姻自由有着更强烈的渴望，她也最具同情与理解陈淑君情事的条件，但在这篇讨论文章中，许广平一开始就表明她的立场，就是“代表旧礼教说话”，她对张竞生的爱情定则基本上是否定的，对谭陈的结合基本上是不认同的，甚至对陈淑君还颇多苛责，以嘲讽的口吻说为何不在她姐未死以前或未离开广

东之前就变迁爱情，可见陈不能算喜欢自由的人云云，表现出一种严重的角色冲突与观念矛盾的双重窘境。

相比之下，鲁迅的态度要开明得多和温和得多。关注爱情定则讨论多时的鲁迅开始显然不打算卷进这个漩涡里，在这个问题上，他乐于当一个观潮派。但6 月12 日《晨报副刊》刊登了陈锡畴、钟孟公、侠君的三封来信，一齐要求叫停爱情定则的讨论。陈锡畴反对记者（实为编者）偏袒张竞生的态度，要求记者保持“第三者的地位”；钟孟公则攻击这次讨论，认为“除了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佐证外，毫无别的价值”，并“忠告”记者应先“定一个期限，至期截止”，不要再“胡乱尽登下去了”，以免“青年出丑”。

侠君则要求：“请从明日始，把那‘有一部分意见难免浅薄而且重复’的，不妨一齐割爱。”看到这种消极论调以后，鲁迅终于按捺不住，亲自给主持讨论的编辑孙伏园写信，表明他的立场，并建议不妨继续讨论下去。

6 月16 日，《晨报副刊》发表“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之四”，全文登载了鲁迅给孙伏园的来信：

今天副刊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我以为那封信虽然也不失为言之成理的提议，但在变态的中国，很可以不依，可以变态的办理的。

先前登过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警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4)

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

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之类，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表地，岂不可惜？

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着，看着。”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操心，况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经有了反证了。

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点参考罢了。

与鲁迅同一天发表的来信，还有四封。一封是周佩虞，他不赞成中止讨论。一封是杨剑魂，他认为：“爱情这个问题，目下已成最当讨论的问题，这次既有了谭熙鸿的实例，张竞生的定则，我们趁此机会把来讨论明白，免得成为千古疑案。”“万不可虎头蛇尾无结果的收场——停止讨论——而中他人的诡计。”一封是田德善，他反对一边倒，单为张竞生的理论张目。还有一封是徐绳祖，赞成明日起即停止，由张竞生先生写出答复意见。

编者孙伏园在附答中，充分肯定鲁迅的态度：“这五封信中，上三封都是反对钟孟公先生的；但特别对于鲁迅先生的一封，我们须得仔细玩味。……他好像动物学家对于毒蛇，心理学家对于疯子，医学家对于传染病菌，别人都吓得掩耳却走，他只丝毫不动声色的取着一种研究的态度。”

对于这场爱情定则的讨论，鲁迅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从他给孙伏园来信的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鲁迅对张竞生的爱情定则的主张，基本上持赞同的态度。两年后，他在小说《伤逝》中，更提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著名命题，这与张竞生的爱情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上述简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许广平的爱情婚姻观念，仍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而鲁迅却清醒坚定，直面现实。虽然鲁迅、许广平在精神境界上存在很大的差别，但由于张竞生提出爱情定则引发论战，使鲁迅与许广平这一对未来岁月生死相依的人生伴侣，意外地提前在《晨报副刊》这个公共论坛上神会与过招。如果说爱情定则的讨论最终无疾而终，而鲁迅与许广平同坛论剑，则是一道动人的风景。

三个半月后的1923 年10 月，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鲁迅在该校兼任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1926 年10 月，鲁迅与许广平已经相爱得如火如荼，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鲁迅在回信中是这样回应许广平的：“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25 世纪。”

鲁迅与许广平因为爱情定则讨论而结下的奇缘，至此已修成正果。

1923 年5 月，爱情定则的讨论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有一天，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读到一篇作者为褚松雪的文章，大意是她不接受包办婚姻，愤而脱离家庭关系，只身从遥远的南方到山西教书以避祸与谋生。文章末尾叹惜自己的婚姻由于粗暴而自私的兄命牵累到这个不堪的境地，并誓愿今后要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奋斗和牺牲等语。

褚松雪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张竞生的深切同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想想自己的处境，也因不愿意在家庭里过无聊的生活而出来的，也因婚姻不称心如意而寻求摆脱的，更因要为社会的进步而奋斗和生存的。类似的经历使张竞生对褚松雪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恻隐之心，而褚松雪决心献身社会的豪情，则颇引起张竞生的共鸣。读罢文章，张竞生立刻写了一封短信去安慰褚松雪，并向她简略地介绍自己的身世。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5)

张竞生很快收到褚松雪的回信，两人鱼雁传书不绝。张竞生对褚松雪的认识从模糊的表象到清晰的立体，他似乎发现褚松雪不是寻常的女子。

褚松雪，1907 年出生于浙江嘉兴，其父褚成钰，光绪十九年以孝廉举于乡，官授直隶州同知，工于诗词曲赋，又颇有政治抱负，曾向清政府上万言书，提出定宪法、扩军备、兴学堂、行屯田、开矿藏、筑铁路、浚江河、废科举、罢厘捐、禁缠足等十大建议。民国后转入司法界，任职于浙江高等法院。其母曾任嘉兴公立女校校长。褚松雪出身书香门第，又幼承庭训，聪明伶俐，被同学公送外号为“人小鬼大”。苏苏女校毕业后，十六七岁即在浙江永康女校、太仓毓娄女校任教。恰在此时，褚松雪的父母亲先后病逝，四个姐姐早已出嫁，家里只有一个好吃懒做的哥哥和刻薄寡恩的嫂子。坐吃山空的哥哥打起了妹妹的主意，瞒着妹妹把她许配给同县一个张姓人家，据说那个未来的丈夫既其貌不扬又很不争气，但哥哥已接受了张家丰厚的聘礼，说是放寒假后张家就要来迎娶了。褚松雪听后如五雷轰顶，为冲出樊笼，在同事和好友的帮助下，悄然远赴山西大同云冈女校任国文教员。没想到，刚逃离狼窝，又进入虎口，大同要塞司令郑胡以赠剑为名，向她逼婚。褚松雪又匆匆避难到更荒僻艰苦的阳高，出任尚未建立规模的阳高县立女校校长。褚松雪连年来在社会上饱经磨折，髫年时代的豪情胜慨，确已收敛了许多，但仍透露着一股永不屈服的倔强之气。

与张竞生通信，就是褚松雪在主持阳高女校校政的时候。学校建在一个叫北寺的庙宇，只有两间教室，学生与泥菩萨为伍，经费短缺，只勉强维持正常的开支，但因为褚松雪办事认真，管理严格，远近的家长都愿意把女儿送到阳高女校来上学，导致学生人数激增，教室容纳不下。褚松雪多次请求扩充校舍，均因没有经费而遭到搁置。三四年级的教室，原来就与泥菩萨挤在一起上课，现在已到了想挤也挤不下的地步，一筹莫展之下，褚松雪只好向县长打报告请求把泥菩萨搬家，以扩充校舍。结果谁都不愿意来搬菩萨，说是怕遭天谴，最后只好由县政府找了一批犯人来完成这项工作，才把校舍不足的难题解决了。然而，褚松雪的搬掉菩萨、打倒偶像的做法却遭到阳高县守旧势力的攻击，说她离经叛道，有辱名教。褚松雪则不以为忤，依然我行我素，受到新派人物的支持。大同、天津、北京，甚至远在上海，也有人来信鼓励她，声援她。褚松雪把这个搬掉菩萨的事件写信跟张竞生说了，并且表示她也很赞同张竞生提出的爱情定则。张竞生得信后大加赞赏，把褚松雪视为奇女子，并引为知音。他急不可待地回信道：“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你比我更勇敢！我正在和许多无形的偶像宣战。我们既是打偶像的同志，应该做个朋友。”

褚松雪来信说，她是一个有着慷慨激昂性格的人，她不仅敢于打倒偶像，而且喜欢革命，在十多岁时，她就在上海与社会党人有过来往。这使张竞生感到十分惊讶，又颇为自得。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老革命党。他遂告诉她在民国元年，他曾受京津保同盟会的派遣，携款购买器械前往烟台，帮助蓝天蔚宣布独立，差点遇难的故事。

这使褚松雪对张竞生由敬佩而转为崇拜了。他们在信中谈人生、谈学问、谈爱情、谈家庭，无所不谈。谈到婚姻问题时，褚松雪直截了当地表示，她不想结婚，但愿意与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过情人生活。

褚松雪的表白，使张竞生大喜过望。他确信，他面对的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奇女子，至少是中国的奇女子。张竞生随即回信道，他对褚松雪不仅具有同情心，而且具有敬慕心，敬慕她是奇女子！褚松雪复信说她高兴得整夜睡不着觉，称张竞生是她今生今世唯一的知己，并说她怎样屡遭劫难而不能见容于母家、夫家与世人，却在冥冥中不期而至地获得了张竞生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岂非天意，岂非万幸？张竞生也仿佛吃了迷醉药一般，把褚松雪视为天人，不是蔡文姬、班昭再世，就是红拂、卓文君重生。一对旷男怨女，惺惺相惜，迅即坠入爱河，而且相期彼此以超凡脱俗，自然不拘泥于俗道。他们就像日本女人与其住在南美的日本男子一样，互相寄送照片，以发展更深入的关系。褚松雪十分满意张竞生俊朗的形象，张竞生看到照片上的褚松雪，日本装束头发，足蹬白帆布鞋，站立在课室窗外，眼光显出凶狠的样子，而在张竞生眼里，她的样子越厉害越显出奇女子的不凡气象。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6)

精神层面的交流积聚到一定的数量和强度后，就必然要付诸行动了。张竞生在信中告诉褚松雪，等放了暑假他就准备到大同来游历，希望褚松雪能与他一同到云冈的石窟寺去观赏那六朝最著名的佛像雕刻。

这一下，褚松雪倒有些急了。郑胡就在大同，陪张竞生去大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于是褚松雪复信告诉张竞生，她本想在暑假时去投考北京大学，但听说今年不招收女生，可能要到别处去考察教育，所以请他不要到阳高来。

张竞生略略有些失望，转念一想，既然不能到大同去，干脆请褚松雪到北京来相聚。她想升学，设法让她进国学研究所念书，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张竞生又写信告诉褚松雪：北大虽暂时不招女生，但最近成立研究所，国学门的主持人都是同事，可以帮忙介绍，希望你写一篇论文寄来，以便推荐。

褚松雪得到这个消息，以为看花了眼，她揉了揉眼睛，再看着那熟悉的挺拔的毛笔字，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她兴奋得心口怦怦直跳，马上着手准备论文。褚松雪虽说家学渊源，但毕竟只有中学文化程度，国学方面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提供什么论文呢，褚松雪一时颇费踌躇。这些年倒是对辛稼轩的词常有涉猎，他有一阕《永遇乐》，其中“灯火扬州路”一句，为历代论者争辩的焦点，可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褚松雪对此沉潜多时，颇有心得，她认为，“灯火”当是“烽火”之误。宋室南渡后，扬州已是抗金的前线，二十四桥明月，也已黯淡无光。哪有隔江商女，还在高唱后庭花的现象呢？与其说烽火连天，兵燹傍书，倒还近似，也比较合理。褚松雪认为这样的解读言之成理，也能自圆其说，就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研究论文寄给张竞生。

数天后，褚松雪接到张竞生的复信。信中说：论文已通过，褚松雪已被录取为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研究生。希望她早点去，学校虽未开学，他可以带她去大学图书馆搜集资料，准备入学。他又说研究生是可以自由听课的，主要在自己研究，将研究结果写成报告，请导师改正就是了。

梦寐以求多年的理想就要实现了，而且还可以相会神交已久的心上人，褚松雪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到北京去。

暑假到了，褚松雪也办了辞职手续，遂乘坐京绥线的火车赴北京。

奇女子就要来了！张竞生早早就到北京车站迎接。他望眼欲穿，在站台上焦急地来回徘徊，直等到下午六时多，才见到一位像秋瑾女侠一样装束的年轻女子从京绥车上不慌不忙地走下来。张竞生迎上前去，只见这位女子手提网蓝，腰佩一柄古斑的长剑，益发透露着一股飒飒英气。张竞生暗自赞叹：真是一位绝无仅有的奇女子！

他喜之不尽地问道：“是褚小姐吗？”

“是的。”褚松雪答道，她刚迈出站台，就认出了张竞生，于是不动声色地瞥了张竞生一眼，平静地说道：“感谢张教授来接我。”

说着就把行李票交给张竞生。

张竞生随即到行李房取出行李，然后雇了一辆黄包车，把褚松雪带到中央饭店，开了预先订好的房间，放下行李，步行到王府井承华园吃饭。

褚松雪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女子，但毕竟初次见面，她还是有些拘谨。张竞生遂打趣说：“一个打偶像的女战士，不应该怕羞嘛。”

褚松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气氛一下子就松弛了下来。承华园是北大教授经常光顾的地方，有许多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名菜。张竞生专门点了马先生汤、胡博士鱼、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每上一道菜，张竞生就解释它的来历、用料、做法与特色。马先生汤是马叙伦首创，又称“三白汤”，味道鲜美；胡博士鱼为胡适首创，其做法为鲤鱼切丁，加三鲜细料熬鱼羹；赵先生肉为预科英文讲师赵承易首创，类似东坡肉，肥而不腻，也颇受青睐。至于张先生豆腐，当然是张竞生的杰作了。张竞生在法国留学时，曾到李石曾创办的巴黎豆腐公司参观，深受李石曾以豆食代肉食主张的影响，终生嗜食豆腐，更首创张先生豆腐，鲜嫩水滑，寄至味于无味，成为菜肴中的佳馔。这一顿颇具文化内涵的盛宴，把一直十分自负的褚松雪镇住了。两个人都吃得十分开心。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7)

回到中央饭店，张竞生与褚松雪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在未相见之前，张竞生暗下决心，初次见面，不可有非分之想，为了保持端正严肃的态度，张竞生特别写了一张“勿肉交”的字条，放进前胸口袋里，借以时时提醒自己。但在褚松雪似嗔非嗔的眼神中，张竞生竟有些心猿意马，在暗淡的灯光下，两个涌动着岩浆一样激情的年青男女在第一次见面的当晚便情不自禁地拥吻起来……

不久，北大开学，张竞生领着褚松雪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报到。

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成立于1922 年1 月，蔡元培任所长，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国学门设导师制，先后由陈垣、胡适、马衡、王国维、罗振玉、林语堂、伊凤阁、刘半农担任。研究生除了褚松雪外，还有罗庸、张煦、容庚、郑天挺、商承祚、董作宾、陆侃如、冯沅君等。

沈兼士与大哥沈士远、二哥沈尹默号称“北大三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倡导新诗最力，但他向这个新入师门的女弟子布置学业时，却是要求她先钻研《尚书》。褚松雪领了学习任务后，张竞生又带她去见胡适。

胡适虽是洋博士，却也深通世故，对于张竞生的女朋友，自是格外关照。他对褚松雪说：“你的‘烽火扬州路’很有见地，但也多亏张教授的推荐。张教授是革命党，也是洋博士，你以后应该多向他请教。学校里边，钱玄同喜欢批驳古人，辜汤生学问好，梁任公也有（授课）钟点，你都不妨去听听。”

褚松雪遂常到学校听讲座，但更多时候是在张竞生的指导下，在图书馆或宿舍里查阅资料或读书作文。褚松雪悟性极高，但偏于主观，不够深入，此为做学问的大忌。张竞生曾委婉地向她提出，要她注意打好基础，多读原著。褚松雪冰雪聪明，一点即通，对张竞生的忠告从善如流，经常与他讨论一些学问上的问题。张竞生十分欣赏褚松雪的读书态度，他一心想把褚松雪培养成为精神上和生活上的伴侣，就特别叮嘱她说：“北大的女生都不简单，又都比你年纪大，你最好少同她们来往，尤其不能与她们去参加什么集会或开会之类的事情。北京的社会很复杂，不是一个从内地刚出来的女孩子所能应付得了的。”

张竞生曾经是热衷于革命的，但近年来的南北军阀混战，为的只是争权夺利，使他大为厌倦，也影响了他对褚松雪的价值取向。

对张竞生的耳提面命，褚松雪几乎感激涕零。张竞生不仅成为她学问上的导师，更成为她生活上的导师了。褚松雪对张竞生的敬重又增加了几分，她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入学不久，竟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斩获了。1923 年1 月23 日，褚松雪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论文《〈诗经〉上妇人的地位观》。不久，又发表了《对于现代女子教育的怀疑》，慨叹中国女子的遭遇：“我国女学受了‘良妻贤母’说的毒，可谓毫无生气！近年虽说改善，然而变相的‘良妻贤母’教育者，仍不乏人，更有利用女性弱点迎合恶习社会心理，养成‘时髦派’少奶奶太太者亦非少数，真能拿定主意，去培养我国女界改革时代所需要的中坚人才者实不多见。无怪女学兴了数十年究竟造就了多少人才？解放了些什么束缚！环境吧，依然是黑暗层层。婚姻不自由咧；翁姑虐待媳妇咧；自杀咧……总说一句：就是女子的人格依旧没有夺回，依旧被压在几千重万恶的‘礼教山’下面，做那马牛奴隶玩物和装饰品的生活。”

张竞生这段时间正专注于其美学著作《美的人生观》的写作，其中就有专门论述男女平权与婚姻性爱等问题，因此，对于褚松雪的收获十分欣喜，对于褚松雪的进步更是刮目相看了。在张竞生看来，褚松雪着眼于女子教育问题，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进步知识分子探索妇女解放问题的继续，只是各自有不同的主张罢了，如李大钊侧重于阶级斗争、周作人侧重于素质教育、张竞生侧重于性学普及等。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8)

北京的革命气氛已经越来越浓厚，思想觉醒的褚松雪再也难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很多活跃分子常来拉她去开会或演戏，开始她都推辞不去。有一天，北大教育系学生张挹兰来找她。张挹兰是湖南醴陵人，1922 年先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和北京大学教育系，是张竞生的学生。她家里很穷，靠与胞弟张友松翻译卖文为生，张竞生在上课时，总会看到张挹兰衣服单薄，寒冷时全身颤抖，热天时又满额汗珠，但她不畏艰辛，十分好学，常到张竞生家里请教怎样编辑中等行为论教科书问题，与褚松雪也逐渐熟稔起来。张挹兰思想进步，与湖南同乡、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结为好友，又受李大钊等的思想熏陶，积极投身革命群众运动。她与褚松雪的一夕谈，使褚松雪也跃跃欲试了。

一天傍晚，褚松雪到学生宿舍去看张挹兰。张挹兰平时是一个极用功的学生，她正在帐子里面读书。见到褚松雪和另外两位女同学来找她，张挹兰自我解嘲地说：“外面蚊子太多，所以只好躲在蚊帐里，这样安稳些。”张挹兰还想赖在里面读书，三个女孩子不依不饶，硬是把她拉出来一起聊大天、嗑瓜子、吃良乡栗子。在张挹兰的影响下，褚松雪思想迅速左倾，不久，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还与张挹兰、许广平等发起组织“妇女之友社”，编辑出版《妇女之友》杂志，动员和引导妇女团结起来，反帝、反封建、反新军阀，为女子争得做人的权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褚松雪的这些急剧变化，正在埋头著书的张竞生还蒙在鼓里呢。

1924 年1 月20 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孙中山成功地改组了中国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国国民党，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会上，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十名中共党员被选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其中，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毛泽东曾是北大图书馆职员，张国焘则是北大学生。

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为便于就近指挥各地的党务，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等五个地方建立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部，作为党的派出机构，由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前往组织。

1924 年4 月20 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正式成立，管辖黄河流域各省，设立秘书处和组织、宣传、妇女、工人、农民、调查等部。

其中，组织部长李大钊、青年部长于树德、妇女部长褚松雪是共产党人；调查部长王法勤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宣传部长马叙伦与李大钊接近。

不到一年工夫，褚松雪已是山鸡变凤凰，逐渐活跃于北京的政界和学界。张竞生彻底地被褚松雪迷住与倾倒了，多次向褚松雪求婚，褚松雪始终对结婚之事不置一词，只同意与张竞生同居。

张竞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感派，卢梭的情感教育、孔德的情感社会学，都是他喜欢研究并奉行不渝的，然而半世漂泊，他的情感始终无所寄托。现在，他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他对现实的政治没有兴趣，但在学术上却有着宏大的抱负，他计划撰写一套“审美丛书”，以“美的”理念来改造丑陋的中国，刚刚完稿的《美的人生观》只是这个庞大的“先锋队中的一走卒”。

他满以为褚松雪能成为他名山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文妖与先知》 论辩姻缘(9)

张竞生正沉浸在构建中的“美的”乌托邦，霹雳却从天而降，与他只同居了两三个月的褚松雪不辞而别！他万万没有想到，心目中的美丽女神与他一样的特立独行，她有她的人生理想，她并不满足于当一个“贤妻良母”，而是更热衷于现实的社会政治活动。她这样期许自己和她的同伴们：“要锻炼坚强的人格，养成自肆力与创造能力，培养进取精神和耐苦的习惯，使人人有完全独立的人格与创造环境的能力，然后可以同恶社会奋斗，而不致被彼打败了。”

“婚姻不自由，就应当违反父母的命令，不顾习俗的非笑，给他一个决绝痛快的表示。再不能，则与家庭脱离关系，自己出去找饭吃，慢慢地再创造自己的新生命和新环境，寻得合理的人生，愉快的幸福。倘或所订婚的夫妇甚好而翁姑悍恶，结婚以后难与同居——大家庭制度未打破以前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亦可本一己的魄力，速谋经济独立，忍受些物质上的痛苦，立刻与恶家庭脱离关系，不顾一切的我行我素就是了。”

张竞生一颗心全放在褚松雪身上，他自恃帮她入学、供她读书、为她养家，他的爱情就进了保险箱。然而，他要过一种书呆子的生活，自然难以拢住心怀异志的褚松雪。褚松雪的离去，使张竞生遭受致命的打击，他常自嘲地想道，我这样一个在欧洲情场上节节胜利的爱情专家，居然在爱情上一败涂地，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连续好几个月，张竞生都痛苦得难以释怀，自怨自艾，魂不附体。一位朋友去探望他，见他落魄的样子，半是开解半是责备地对他说：中西方的女人是有所不同的。西方的女人大多是为爱情而爱情，中国女人的爱情有附属的条件，她们最重要的是要求得一个永久可靠的婚姻。你那位女子既然以势利为选择对方的条件，对你这个书呆子当然是不能相合的。你自己主张爱情是有条件的，你自当宽慰自己，切不可因此摧残自己！

张竞生无可奈何地苦笑着摇了摇头，爱情是有条件的没错，但有些条件是进化的，如才、貌、德、健康之类，有些是退化的，如以财富、地位、势力为条件。同时，爱情也是可变迁的，只是要看是从进化还是退化的方面去变迁。在张竞生看来，褚松雪的背弃，无异于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也是深感耻辱的。

当夜静更深，当形单影只，他总是埋怨褚松雪的无情无义，也反省自己的笨拙与过失。

自从褚松雪离家出走后，张竞生除了发呆，就躲在家里写他的书，平时一切应酬都给他推掉了。忽然有一天晚上，仆人悄悄上楼告诉张竞生，说客厅里有一位女宾客在等他。仆人上楼通报了好几次，张竞生才懒洋洋地从楼上下来。一见来客，张竞生喜出望外，在客厅里端坐的正是褚松雪！

褚松雪面无表情而又单刀直入地对张竞生说，她这次回来，不为别的，就为解决肚子里的胎儿问题。或者留下，或者打掉，算是同居一场，来征询一下意见。张竞生连忙向她赔不是，说他以前只顾自己写书，忽视了对她的照顾，请求她留下来，重续前缘，他发誓要让褚松雪和他们未来的孩子过上幸福的日子。

毕竟是自己的有恩之人，褚松雪的心软下来了。她要求张竞生答应两个条件，才可以留下来：一是置房同居；二是与家中结发妻离婚。

张竞生当即答应。听褚松雪的口气，似乎有第三个条件，就是彼此结婚。但褚松雪却不再言语，似有难言之隐。张竞生也不再计较。当晚，褚松雪回到了张竞生的住处。

1924 年秋天，张竞生、褚松雪在北京长老会礼堂按西方仪式结了婚。结婚前，他们已经租好了北京什刹海北河沿20 号的一座四合院，婚后就搬了进去，还请了佣人料理家务。

这期间，张竞生与褚松雪可谓红袖添香，琴瑟和乐。有一次，夫妻联袂赴天津向大专学生讲演。张竞生的讲题是《冒险的美趣与快乐》，褚松雪的讲题是《离婚问题》。褚松雪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是一对怨偶，若被婚姻的纽带强行束缚，彼此都会感到莫大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则是合理的出路。她还建议，如果女方对离婚后的前景有疑虑，男方不妨先给女方介绍一位相匹配的男人，替他们撮合，及至他们恋爱成熟，原来夫妻的离婚问题也就迎刃而

解了。天津一般听众都倾向于保守，褚松雪提出的离婚妙计使正处于怀春与做梦年龄的少男少女们面面相觑，举座愕然，唯独坐在主席台上的张竞生为妻子的大胆放谈鼓掌叫好。

这大约是张竞生一生中最美满的一段姻缘了。

《文妖与先知》 风俗调查(1)

1923 年，是张竞生任教北京大学的关键年份。这一年，他的主业教学活动经过前一年的耕耘，在强手如林的北大讲坛上站稳了脚跟，打下了基础；揭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爱情大讨论，于无心插柳中积累了名声，收获了爱情；学术研究上双管齐下，一边著书立说，一边组织社团，展示了作为一个创新主体生命历程中斑斓多彩的一页。

1923 年5 月14 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成立风俗调查会，在北大第三院国学门第二研究室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此前，歌谣研究会会员常惠曾有过在歌谣研究会的基础上组织民俗学会的动议，但一直未能得以实行。张竞生在讲授《行为论》及孔德学说等课程及学术研究中，深刻地体会到，风俗为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间接即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心理学的良好材料。1878 年，英国最先在伦敦成立民俗学会，随后，美、法、德、意、瑞士等国，亦纷纷设立相关团体，进行深入探讨。近年以来，国内学者对此已有所关注和研究，不过正处在起步的阶段，或者记述民众故事，大抵偏重礼制；或者谈论风俗，则琐碎不全，能比较系统地研究十分罕见。有见于此，张竞生积极推动在国学门设立风俗调查会，先进行文字上的调查，并约定歌谣研究会会员共同协助与合作。

在筹备会议上，参加会议的学者教授对学会名称进行了讨论。

常惠等人主张用“民俗学会”，理由是歌谣研究会在1920 年冬天成立以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歌谣征集工作，这些歌谣是民俗研究的重要资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整合风俗、仪式庆典、迷信、叙事歌谣、谚语等下层民间文化，催生中国现代民俗学。张竞生等人则认为“民俗”是从英国学者弗雷泽借用过来的外来语，而“风俗”二字则是现成的，更易通行，大家附议同意张竞生的意见，决定名称就叫风俗调查会。

5 月24 日下午四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主持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正式成立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会议推举张竞生为主席，通过了张竞生拟定的“风俗调查表”，决定从北京开始试行调查，并征集风俗器物，筹设风俗博物馆。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创办时，主要是供本校学者教授研究学问，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五个研究室，并相继创立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其中歌谣研究会主席周作人、明清史料整理会主席陈垣、考古学会主席马衡、方言调查会主席林玉堂（即林语堂）、风俗调查会主席张竞生。这些人物均为一时之选，代表北大的学术动向和最高水平。

风俗调查会正式成立后，张竞生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的风俗调查活动。调查的方法为书籍上的调查、实地调查和征集器物。这是学术走向民间，为现实服务的具体行动。为了一炮打响，张竞生精心拟订了“风俗调查表”，这是我国第一份规范化的研究表格。该调查表首先在1923 年5 月30 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全文刊登，接着又在1923 年7 月7 日的《晨报副刊》、1923 年12 月的《东方杂志》（即第二十卷第二十四号）全文刊登。这份充分体现创新意识与科学精神的调查表，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仅具有示范作用，而且具有文献价值。全文如下：

风俗调查表

旨趣

（1）风俗调查，为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行为论，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等科学上不可少的材料。调查人如肯尽心做去，不独于自己的见识及学问的贡献上两有利益，并且为暑假中最好的消遣品。

（2）本调查表分为三表如下，请调查人依各表每项下，记

载所得的事情。如表中所载有未尽处，请各人酌量加入（此表

于暑假后回校时或随时缴回研究所国学门）。

《文妖与先知》 风俗调查(2)

（3）希望调查人于“习惯”一表上，在特载栏中推论与环

境及思想相关系的缘故（如说：此地寒，所以人喜欢饮酒；封

神传流行甚广，所以义和团的势力甚大之类）。

（4）对于满蒙藏回朝鲜日本及南洋诸民族的风俗，如有确

知真相愿意供给材料者，尤为特别欢迎。

（5）政治的措施，法律的制裁，军人的行为，及华洋的杂

处，影响于一地方的风俗至巨且大，望调查人于特载栏上附记，

以备参考，不另列表。

（6）下表所调查的，以一地方上的多数人为标准。如有一

阶级的特别情状者（绅界官场等现形记），希望从中声明。

（7）搜罗材料，当用科学的方法：即是实地调查，实事求

是，不可捕风捉影。如有怀疑及不可能的情形，均望将理由详

细注明。

（8）调查人对于本地的风俗，应该就事直书，不可心存忌

惮与掩饰。

（9）调查时如能附带收集各地特别器物更佳。并且将惠赠

人的芳名记下，以备将来“风俗博物馆”成立时，永久留为纪念。

（10）不能用文字表示者，可用图书或照片。

（11）将来如装成风俗书时，除将调查人的姓名登载外，

并给予相当的酬劳品。

（一）环境

（1）地名。即所要调查的地名，如北京天津或一乡村之

类（以调查人的生长地为佳，或所游历的地方也好，但望注

明为哪一种）。

（2）人口。男女分别更好（儿童产育数的多少，近十年死

生率之比较）。

（3）职业。男女分举。

（4）气候。四季长短及特别天气。

（5）地理。山，海，平原，河流，湖泊，名刹，胜境。

（6）出产。何种？

（7）经济状况。基本产业，工资，利息等。

（8）生活程度。贫富及中户分别。

（9）交通。水，陆，或航船，汽船，铁路，轿车等。

（10）民族。

（11）地方特殊的组织。如宗族，合作等。

（12）家畜。马、牛、羊、猪、鸡、狗等培养法，及繁殖率。

（二）思想

（1）语言。普通话或土语。

（2）歌谣。以最通行为主。

（3）本地半历史的故事。童话和急口令或相传的趣事（如

说鼠母教鼠子如何食油，鼠子不听话，致被人捉去之类）。

《文妖与先知》 风俗调查(3)

（4）戏剧。何种戏剧，艺员程度如何？演戏时人民有何种

兴趣？

（5）格言和俗语。如一字值千金，好子不当兵，树倒猢狲

散之类。

（6）小说。何种最通行，用何方法去传播？（或唱书，或

自看，或互相授受。）

（7）宗教和信仰。耶教、佛教、回教及本地神明巫祝等。

（8）教育。何种学校，教程如何，家庭教育状况，旧时科

举的势力是否存在？

（9）美感。雕刻、图画、音乐、唱歌、织绣等。

（10）普通观念与判断。如说：“学校所养成的均是一般坏

学生”；“共和国是洋鬼子的制度”；以及对于下表各项习惯上

的批评之类。

（三）习惯

（1）衣。小孩、老人及成年的男女的“内衣”、“外衣”在

四季上的装束。衣服的材料和做法。手巾，袜鞋，帽等（如在

时装多变的地方，也请列明如何变法）。

（2）食。米、麦、黍、粉等。烟（鸦片，纸烟等）、酒、油、酱、

盐与调味的物料及烹饪的方法。贫富每日所食的肉，菜，及饭，

粥，麦，黍的多少。

（3）住。木、竹、砖、土等所建的屋。屋内的排设（器具

盘皿等），屋外的布置，睡床与大小便的地方的状况。家畜的

安置。

（4）婚姻。养媳，嫁娶人的年龄若干。聘金与婚费的多少。

六礼与完婚时的规矩。闹房及验处女膜等恶俗。

（5）丧礼。分别贫富。

（6）坟墓。风水观念，及坟墓的筑造法。

（7）祭礼。如家庙、祠堂、坟墓及祀神等。

（8）家礼。子女对于父母，媳妇对于翁姑及家人等，生子

及冠、笄等礼。

（9）客礼。

（10）公共集会的习惯。

（11）游神和赛会。

（12）娶妾和纳婢。

（13）守节。贞女及寡妇。

（14）养子。或寡妇，或夫妻无出，是否有养子的风俗？

（15）再醮。寡妇再醮或再嫁否？社会上对再醮或再嫁的

寡妇的批评。

（16）修饰。缠足、束乳、头发装扮。头、耳、手、指、颈上、

脚上的修饰品。

（17）争斗与诉讼。械斗、打架、咒骂（如村妇相骂，及许

多地方以骂人为语助辞，如北京人的“ ”之类）。诉讼（好讼否？）。

（18）嫖。除妓女外，相公及男色的嗜好。

（19）赌。何种赌？男女同赌，或分赌？

（20）盗。小盗，合伙的打劫贼。

（21）娼。公娼，私娼。公娼的娼寮制度及娼女的生活。

私娼卖淫的方法。

（22）男女社交。

（23）清洁或肮脏。实据的证明。如衣、食、住及洗澡拭

身等。

（24）年节的习俗和商人的讨账。

（25）勤惰。每日工作若干时，何种工作，夜间有无工作。

妇人在家庭中工作的状况等。

（26）玩耍。儿童的游戏，或如猴子戏、狗戏与傀儡戏及

音乐会等。

（27）杂技。如打拳、算命、看相、算卦。

（28）乞丐。

（29）货声。即“叫卖”声调、词句、器具等。

（30）奴仆的情状。

（31）慈善事业。

（32）遗弃子女。

《文妖与先知》 风俗调查(4)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详细罗列这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张规范的调查表，是因为它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向科学缜密的现代思维方式的转型，其象征意义不可低估。从上表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份调查表所要求的调查内容，包括环境、思想、习惯三大类44 个小项目，从经济状况到婚丧喜庆，从宗教信仰到吃喝拉撒，事无巨细，无不咸备。而在调查的旨趣中，具体地提示了调查的目的意义，方式方法，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就事直书”，这种秉承史传传统“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体现了张竞生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追求真相的科学精神。

为了使风俗调查真正取得效果，张竞生可谓煞费苦心。调查表在北大日刊发表后，张竞生又加印数千份，广为分发，并以北大师生为主，歌谣研究会会员协作，组织调查人员对北京近郊率先进行实地调查。1923 年6 月14 日，张竞生又以调查会名义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发动学生利用暑假期间开展实地调查：“风俗调查，为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论，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等科学上不可少的材料；但须实地调查，方可责实征信。暑假在即，同学诸君定多言旋，正可借用休业时间，就地分别调查。此不唯于自己的见识及学术上贡献，两有裨益，抑亦暑假中一种最好的消遣。”

风俗调查会第一次组织征集，虽然响应者寥寥无几，但从收回的31 张《风俗调查表》中，内容倒颇丰富。其中学生温寿链所作的《福建龙岩县的风俗调查》在《歌谣》周刊发表，浙江畲民调查材料亦汇编成册。此外，还收集风俗物品286 件（如花纸26 张，神纸242张及其他杂件）。

一门新学科的构建，需要有实践基础，更需要有理论支持。张竞生立志要在斯宾塞、孔德，甚至威廉&#8226;汤姆斯等西方学者的社会学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风俗学。为此，张竞生决定在教学上停开一些课程，新开一些课程，以推动新学科的真正确立。1922 学年度，张竞生开设了“伦理学”、“论理学”、“孔德的唯实派学说”、“相对论在智识论上的价值与批评”、“行为论”等课程。为便于在1923 学年度开设一些特色课程，张竞生在1923 年6 月16 日，专门找到哲学系主任陈大齐，商量下学年开课事宜。张竞生想减少“伦理学”等基础科目的课时，计划“伦理学”和“论理学”均四年一讲，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新课程的教学。但陈大齐的意见，还是希望张竞生“每年均授此等基础科目”。后来几经争取，张竞生终于如愿以偿，于新学年在哲学系开设了新课程“风俗学”，主要内容是讲授风俗学的大纲与定则、研究风俗学的方法、比较各地的不同风俗等。

1924 年1 月寒假开始前，张竞生又亲自拟定并发出了《北大风俗调查会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我们相信调查的事业要一点一滴地做起。我们相信风俗调查的事业，记述以外，要从物品的搜罗做起，然后才能得到好多的材料来研究。我们相信关于物品的搜罗，一定是受研究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种种学者所渴望，而且乐于帮助的。”刚刚过去的暑假主要是实地调查，即将到来的寒假主要是征集物品，张竞生的安排有条不紊：“在这个机会上，我们预计最重要的收集是各地的‘神纸’。‘神纸’即是‘纸马’。这东西我们全国各地都有。我们民族的大部分到了新年有两件事：一件是吃着玩着，另一件是敬神。他们的神画在这‘纸马’上，形状不一。我们可以从他颜色形容上推想出我们民族所崇拜的‘神’是什么东西；怎么回事。最重要的还在各地的异同，研究各地人民思想和心理。”除此之外，还要收集“春联”、花纸（即北京的年画）、灯笼画、冬青、柏枝等等。把这些关于新年的风俗的东西都聚集起

来，陈列起来，干什么用？就是要建成一个“风俗博物馆”！与此同时，张竞生还要求调查员以调查会的名义致函各省教育主管部门，全国其他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邀请他们积极参与和热心支持风俗调查，并对调查的三种方法加以详细说明：一是书籍上之调查。由国学门研究所征集关于各地风俗方面的历史记载和典籍，分别加以研究、整理，同时选购各国特别是西方社会关于民俗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以供参考。二是实地调查。我国幅员辽阔，而调查者尤当以其人之生长地为标准，调查会将调查表函寄各省教育厅各省大学及专门学校托为分发热心同志，请就表所列按类调查寄还北大风俗调查会，汇集发表。三是征集器物。关于风俗之各种服饰、器用及其模型、图画、照片等类，调查会向各方征求赠助。

《文妖与先知》 风俗调查(5)

一俟经费有着，再当广行收买，以期风俗博物馆之早日成立，与考古学陈列室纵横相辅，而为大学之完备的历史博物馆。于是，各类风俗物品的征集活动在全国各地渐次展开。经过大半年的征集，共收到调查表64 份，旧历新年风俗物品，研究会购备若干，加上校内外人士搜集所得，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其中仅神纸一项就不下数百种，各地捐赠的服饰、物品也很多：神纸类计580 件，花纸类151 件，附录类17 件，红篓类79 件，杂类16 件，另有未编号之神纸类约百余件，模型类约300 件。

1924 年5 月15 日下午4 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召开会议，审查会章。参加会议的有沈兼士、陈大齐、张竞生、董作宾等十多人。会议正式开始前，由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引导各位会员参观风俗陈列室，对风俗调查会成立以来的成果进行检阅，张竞生逐一向大家介绍展品的名称与功用。

下午4 时半，风俗调查会正式举行会议。等大家陆陆续续从陈列室来到会议室坐定后，风俗调查会主席张竞生把印好的《风俗调查会简章》分发给大家后，站起来说道：“风俗调查会成立一年来，端赖各位的支持，各项业务正常开展，为规范今后工作，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风俗调查会简章》，请大家讨论本会简章，以臻于完善，便于实行。”

会章共分名称、宗旨、会员、搜集、整理等五条，大家对会章逐条阅读并进行认真审议。沈兼士首先发言：“简章中名称一条，沿用已久，亦无不当处，似不必再为更改。”大家都没有异议，遂照原文通过。其余宗旨、会员、搜集、整理各条，由徐炳昶、单不庵、张竞生、陈大齐、沈兼士、李世藩、董作宾等人讨论修改，全体通过。

风俗调查会虽然成立不久，但由于张竞生抓得紧，工作颇有成效。大家都很赞赏张竞生的热忱和能干。沈兼士一方面给予肯定，一方面提出要求。他诚恳地提议：“本会收到的材料，除原定表格之外，有多人自拟题目，调查一种民族（如浙江之畲民）的生活情形，汇编成册；还有在本会表格所列各项目之外，自行分类，作种种研究。这些材料都非常好，应该尽快加以发表，一来可以鼓励投稿人的兴趣，使他们继续工作；二来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以后收集材料，可望增多。请张竞生主席推定若干人为审查员，从速审查发表。凡是材料较多的，不妨先选一种问题如婚姻之类发表，供比较研究之用。”

张竞生表示完全赞同沈兼士先生的主张。他说：“我本人十分愿意这些有价值的材料加以整理后，尽快发表，以对这些热心的投稿的人有所交代。至于确定审查员，我建议在座各位先生都来担任，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表格材料较少，可先进行整理。其他的抓紧整理成册，陆续发表。”

最后大家讨论本会经费问题。沈兼士强调：本会筹设风俗博物馆，关系重要，乃是本会的基本事业，要想方设法筹集款项，积极促成，请大家多出主意多帮忙。至于已经收到的风俗材料，请张竞生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整理、编目，一面登报公布，一面分送在座各位，共襄这项极有价值的事业。会议开到七时半才散会。

这次会议后，张竞生不仅重视面上的广泛调查，还加强了对风俗调查会骨干调查员的实践锻炼。《风俗学》理论课授完后，张竞生要求同学们从《风俗调查表》上所列各项中任选一项，各自去做“北京风俗”实地的调查，再将调查后的心得写成论文，作为本学年及毕业考试的成绩。为使学生真正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张竞生还特地在每星期一下午四时半至六时，在北大一院四楼教员休息室与学生调查员进行专题讨论，答疑问难，亲自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调查，此类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能力。在初

步的学理探讨和具体实践过程中，张竞生悉心培养了顾颉刚、容肇祖、郑宾于、常惠、台静农、钟敬文、沈作乾等一大批杰出的风俗调查事务员，正是这批人，日后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界的中坚力量。

张竞生是一个对学术研究怀有极大抱负的人，在短短二三年中，作为我国现代最初的民俗学机构，在张竞生的直接主持下，风俗调查会组织了对妙峰山、白云观、东岳庙、财神殿等庙会的风俗调查。

《文妖与先知》 风俗调查(6)

其中以1925 年4 月30 日至5 月2 日的妙峰山调查为首次进行，影响最大，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专项田野调查。调查者包括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等五人。

妙峰山，位于北京城西北八十里的地方，是仰山的主峰，也是北方有名的“香主”。山顶天仙圣母碧霞君据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每年阴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为进香之期，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不绝，最多的时候有好几万人，他们来自京兆、天津、保定，旅京南方妇女也有不少。在为期三天的妙峰山香会调查中，顾颉刚是参与调查的五个人中用功最勤、成绩最大的一位。

顾颉刚，1893 年5 月出生于江苏苏州，1920 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校图书馆工作，不久任职研究所国学门，兼任马幼渔、沈兼士二先生的助教。他积极参与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主要兴趣在古史的研究，“原来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方面着手研究”，“所以和民俗学特别接近，发表的东西也最多之故，正因为我把它与研究所的职务发生关系。研究所中有风俗调查会和歌谣研究会，我便借此自隐”（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72，95 页）。

所谓歪打正着，由于环境使然，顾颉刚遂着力于民俗学的研究。作为调查会的主力成员之一，顾颉刚当然了解和掌握张竞生的《风俗调查表》，但在实地调查中，他却没有按图索骥，而是从别人习以为常的礼仪习俗中发现问题。1924 年4 月间，顾颉刚代理编辑《歌谣》周刊，他在第五十号发表了一篇自己刚刚完成的文章《东岳庙的七十二司》。从真正的学术规范来说，这是一份不合格的调查报告，但却是《歌谣》刊载的最早的纯风俗调查报告，不仅题材单一，而且主题集中，有不可忽视的开创之功。

在妙峰山香会的调查中，顾颉刚使出浑身解数，进入忘我境界，手、眼、耳并用，倾听，观察，有闻必录。他从几个老婆子的闲谈中知道一位向不出门的闺女竟徒步几十里山路前来进香；他在庙中看烧香，见到一个江浙口音的盛装闺秀在满积秽水的石槽中净了手再去上香；又见上香的人群中，有三步一拜而来的，也有一步一拜而来的。他以种种观察来说明进香者的虔诚和神威的浩荡；从茶棚的设置及与茶棚中人的谈话中了解到香会的兴衰与经济的关系；从神殿的设置看到了道教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从北京人和天津人不同的会单中看出“王三奶奶”的身份和地域色彩……

顾颉刚忙碌了整整三天，才对妙峰山香会的情形了解个大概：“他们都是就一种职业或一处居住的地方联络结会，除了祀神之外更布施一切用具和食品，如茶、盐、面、粥、馒头、路灯、拜垫、掸帚、茶瓢、膏药等；或尽了自己的技能去娱乐神灵，帮助香客，如五虎棍、自行车、杠子、秧歌、音乐、舞狮、戏剧、修路、补碗、

缝绽等。到了那里，一切有人招呼，仿佛进了另一个世界，崎岖的山岭便化成了理想的乐国了。这些香会的经费，在乡下的是按亩抽捐，同皇粮一般的缴纳；在城里的是就本业捐输，或向人募化。这些会名，我只就刊有会启（进香时的招帖）的钞，已钞到了九十余个，其余没有会启的恐还不止四五百呢。他们的香会的组织是极有秩序的：先设立了会所，议定了会规，排好了守晚、起程、上山、朝顶、回香的日期，又分配了引善、催粮、请驾、钱粮、司库、哨子、车把、厨房、茶房等都管，所以人数虽多而不致棼乱。进香的人诚心极了，有的是一步一拜的，有的是提着臂炉的，听说还有跳涧的。（他们以为只要诚心，便可由神灵护送回家，成其心愿，其实只有活活地跌死。）到了这种地方，迷眼的是香烟，震耳的是鼓乐，身受的是款待，只觉得神秘、壮健、亲善的可爱，却忘记了他们所崇拜的乃是一种浅薄的宗教。”（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79—80 页）

回到北大后，顾颉刚对妙峰山调查进行分类整理和精心研究，写出了《妙峰山的香会》，分别归纳出了香会的来源、香会的组织、明代北京的碧霞元君香会、清代的香会、本年的香会、香会的分类、香会的日期、香会的办事项目、惜字老会会启说明等九个方面。

这篇民俗学的力作，在方法论上解决了搜集材料的可操作性、整理材料的条理性、分析材料的洞察力、选择和使用材料的技巧性等普遍问题，其在学术史上的创举，不仅造就了一部民俗学的经典著作，更为重要的是在学术上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顾颉刚在总结这次调查的意义时指出：其一，这次调查是知识界沟通与民众联系的一种渠道，通过调查，明确了“朝山进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绝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笔抹杀的。我们在这上，可以看出他们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严密的组织，神奇的想象；可以知道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生活的一条大路。他们平常日子只有为衣食而努力，用不到思想，唯有这个时候，却是很活泼的为实际生活以外的活动，给予我们以观察他们思想的一个好机会”。其二，打破了研究学问只重经书的老传统，走到群众中去作实地调查，“学问的对象变为全世界的事物”（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见《妙峰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印，第4—7 页）。

顾颉刚与其他四位的调查报告和文章，于1925 年5 月至7 月在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刊登了六个《妙峰山进香专号》，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高度的评价。社会学家何思敬、艺术学家傅彦长、心理学家崔载阳、民俗学家钟敬文纷纷撰写文章，从不同的学术领域给予充分肯定。我国第一个宗教学博士、著名宗教家江绍原更是赞叹不已：“如果顾颉刚早生几千年，而且多托生中国若干次，由他调查记载古中国的民礼民教像他此刻的调查记载妙峰山香会，则我们写中国法术宗教的人，真不知可以多出多少有价值的材料，真不知可以省多少心思也。”

风俗调查会组织的这次妙峰山调查，是我国早期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从书本走向实际，从单一探索走向综合研究的关键一步，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崭新的阶段。如果说张竞生是这次调查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则是这次调查的灵魂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