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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1）

-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2）

-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3）

-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4）

-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5）

-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6）

-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7）

-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1）

-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2）

-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3）

-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4）

-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5）

-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1）

-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2）

-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3）

-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4）

-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1）

-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2）

-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3）

-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4）

-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1）

-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2）

-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3）

-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4）

-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5）

-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6）

-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7）

-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1）

-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2）

-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3）

-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4）

-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5）

-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6）

序言

提笔写袁世凯，一直是犹豫不定的。这样的犹豫，曾让我持续两年之久。我的顾虑在于，如果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现今尚有充分结论的话，那么，袁世凯这个人，从现在到今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很难评说的。对于袁世凯的认识，是最能挑战既成历史观和道德伦理，甚至是最能挑战历史学本身的；它甚至涉及到人性幽暗的另一面，以及不可捉摸的宿命意义。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无是无非的结果。人与时代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呈出复杂的双重性：当一个人得不到命运垂青的时候，这个人看起来就孱弱渺小，可有可无，随时可被抛弃；而当时代被赋予某种使命，必须借助于某个人来实现目标时，这个人就会表现得强大无比，仿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似的。以晚清的历史来看，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身上，似乎都充分体现了命运的双重性：当他们为这个时代实现某种愿望时，他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而当他们被这个时代剥夺使命，无情抛弃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沮丧孱弱，弱不禁风。只不过相比较前两者，袁世凯身上所体现的时代轮转力量更强－－貌似强大的袁世凯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立即如悬挂在树上的一片树叶一样，被风雨席卷得无影无踪。

的确是这样。比较曾国藩和李鸿章，袁世凯更复杂，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首先，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影子，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原文化的诸多特质，在袁世凯身上表现得异常充分；其次，袁世凯还充分地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袁世凯身上，既有儒、道、法的气场，正与邪的混合；也有阴与阳的起伏。写作和研究袁世凯的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一直以来，我们自以为是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历史的发展和评价，从来就不像教科书那样泾渭分明，在很多时候，它总是稠如稀粥，业绩和罪恶交织在一起，荣光和耻辱交织在一起，善良和凶残交织在一起。从袁世凯的经历来看，这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平庸的泛泛之徒，串起他一生的，是无数个问号和惊叹号：少年时桀骜不驯，像天才，也像顽劣；年轻时，为国家出生入死，青云直上；在此之后，他勇于创新，练新军，变军制，首倡军事改革，成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领头人；他的行事风格雷厉风行、敢作敢为、大包大揽，在那个垂垂欲倒的朝代里，绝对堪称一个另类；他勇敢地废除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得罪了一个阶层；他在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间，在所辖区大推新政，把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经济惨遭破坏的直隶治理为全国的“模范省”……更为重要的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顺应共和潮流，与革命党人联手，共同推翻了清王朝。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袁世凯在加强专制集权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起色；在此之后，他却昏招迭出，最后竟不顾很多人的反对，甘心坠入一个庞大的阴谋执意称帝……袁世凯的一生，就这样充满惊叹号，也充满着问号。他的终结方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也造就了后来研究者的满腹狐疑。

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往往是以惊叹号开头，以省略和破折号收场的。历史人物总是匆匆忙忙，以至于在他的一生中，总是无法从容地给自己画一个句号。这些留给后人的困惑和悬念，既是历史的特性，也是历史本身具有的哲学意义。它就如同存在这个世界无所不在的“悖论”：实现一个目标，并不都是通过接近的方式来实现；相反，在很多时候，却要通过远离的方式来实现；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都是以建立的方式，有很多是通过毁灭的途径才能实现……通俗的比喻就是：当年欧洲大航海，向东，是可以到达印度的，达·伽马即是走这一条道路；但向西，同样也可以到达印度，并且，由于哥伦布的矢志不移，还附带地发现了美洲；同样，一个法制社会的建设，不是以加强法制而形成，却是以加强民主和自由的方式实现的……这个“悖论”显示出的道理是：无限地接近，是一种方式；以另一种方式破坏和远离它，也是目标实现的另一种方式－－世界就是以这种螺旋上升的方式，展示它的至理：看起来南辕北辙，实际上却柳暗花明。

哲学不会让人得到最后的清晰。历史也是。或者说，只要是时间范畴内的东西，就存在着绝对不确定性，也没有最后的答案。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意思在于阐明，历史永远是当代视角，它总是和当代之间构成相生共倚的关系。对历史清醒的探究，是由历史感决定的。历史感的培养，从来不只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乃至人生的知识，更能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对了解过去形成帮助。现实当中永远存在一个神秘的通道，连接着今天和昨天。一个人，如果能够对现实加以清醒地甄别，就如同获得一副长焦距的望远镜，可以更清晰地目睹消逝的时光。

当然，这样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身处的现实－－现实的成熟和真实，决定了对历史的认识是否真实和成熟。扪心自问，我们身处的时代和国家，能达到成熟和真实的程度吗？回答是犹豫而胆怯的。多年以来，浮躁而武断一直在持续着－－当年的浮躁，可能集中在道路的选择上；今天的浮躁，则由于更多的欲望和偏见。这样的结果，必定导致对历史认识的孱弱，也导致人云亦云，简单武断。我的任务就是尝试着拿出一块干净的布，擦拭手中的工具，也擦拭人们的眼睛。让人们目睹不远处的真实，也能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历史还是这样构成的－－它不仅仅取决于曾经发生的事实，同时也是现实世界，以及我们的内心对它的呼应。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1）

那是一个腐朽的年代，也是一个破落的年代，更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年代。庞大的中华帝国就像一座古老的城堡，在经历了数千年的风吹雨淋之后，以不可逆转的势头坍塌了；然后，泥沙俱下，万物萌发。如所有的改朝换代一样，这样的过程既有史诗般的雄壮，也极易被阴谋和残酷所玷污。在这样的转化中，人们兴奋、惶恐、哀怨、无奈、迁怒、惊悸、急躁……人类的所有情感，在这样的动荡中，都会不可遏制地激发出来……外部世界如此捉摸不定，人们自保的最好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听天由命，挨过时间和危险，然后艰难地爬上岸来，寻找一隅之地，消磨自己的人生光阴。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最佳的生活方式。

生活在这样的激流之中，是最容易被牺牲，也是最容易被漩涡席卷而走的。

袁世凯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里－－它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故事，因为袁世凯的故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警惕和自省。当这个曾经不可一视的强人在1916年的夏天躺在灵柩里回归故土的时候，他甚至付不起自己的安葬费。尽管北洋政府在财政巨大赤字的情况下，拨了五十万元用于陵墓的建设，但这一笔费用远远不能满足安葬的需要。最后，他的弟子和手下，不得不又个人凑了二十万，用于弥补他安葬的漏洞。这个生平一直幻想着留芳千古的河南人，最后竟沦落到如此尴尬的地步：看起来庄重肃穆，其实只是敷衍了事。尴尬地躺在“袁林”之中，面对如此结局，袁世凯若地下有知的话，会永远合不上眼睛的。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故事开始与结束于同一样地方。袁世凯似乎也是。袁世凯的问世，似乎就具有某种代表性，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袁世凯出生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地区。这个历史上一直兵荒马乱的地方，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这里的人们，既有老庄的高蹈和智慧，也有管子的务实和诡变，同时也有着商鞅和韩非的心狠手辣，以及李斯的见风使舵。中原文化熏陶出来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底层的民众，都是让人不可小觑的。当然，这当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三国时的曹操。这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将人情世故和权谋之术结合得天衣无缝，将人格当中的那种高蹈、雄奇、阴鸷和残暴合而为一。曹操身上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高峰，也是中原文化的高峰。

由于自小耳濡目染，在袁世凯身上，无所不在中原文化的影子：既具有谋略和集体意识，又拥有强悍的性格和坚韧的意志力忍耐力。袁世凯在晚清登上权力的巅峰，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上天的有意为之：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让他择机冲天而起，有所作为；最后，又毫不留情地让他一败涂地，遗憾终身。袁世凯一生中的大起大落，更像是有意设计的一个巨大谜语，暗示和孕育着某种无限的启迪。

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项城一个破落大户家中。项城隶属河南省陈州府，与安徽的临泉县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交通要道。袁世凯出生的地方，距曹操的家乡亳州，只有数百公里。后来，有很多人联系到袁世凯的出生环境、多变的性格以及末代权臣的地位，以为袁世凯在整体上像极了曹操。真实的情况是，袁世凯的性格和命运，与其说像曹操，不如更像其远祖袁绍（袁世凯家族，就是三国袁绍的遗脉），袁世凯和袁绍，在性格和命运上似乎更具相似之处－－曹操一生不称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一心称帝，最后落得家破人亡。袁世凯与其远祖袁绍，虽然所处时代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殊途同归，不由令人叹腕。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2）

从袁世凯这一代上溯，袁家四代当中，最荣光的，是袁世凯的二叔祖袁甲三。袁甲三是道光十五年（1835）的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与曾国藩以及李鸿章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并且交情甚厚。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任江西主考官，赴任途中走到现在安徽太湖县境内一个叫作小池驿的地方，突然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一边改道赶往湖南老家奔丧，一边写信给在京的十三岁的儿子曾纪泽，告知此讯，要儿子处置完家产之后，举家迁徙，回湖南老家奔丧守制。在这封信中，曾国藩特意交待儿子去找他的几位老友帮忙并筹措旅费。列举的名单之中，就有袁世凯的二叔祖袁甲三。由此可见曾国藩与袁甲三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样的背景，使得后来的袁世凯获得了很多便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门派和亲缘是很能促成一些事的。

一个家族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先是细流涓涓，流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滔滔江水了。袁氏家族到了袁世凯曾祖父袁耀东这一代时，似乎得到命运之神的关注了，袁氏家族呈现出兴旺趋势，也集体坠入一个宿命－－袁耀东自幼读书求学，十###岁时，同郭姓女子结婚成家，成婚之后，袁耀东一直坚持负笈在外求学，郭氏在籍持家教子。十年之后，屡试不第的袁耀东终于考中了秀才。科举之路眼看开始启航时，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袁耀###然死于一场大病，死时，年仅三十五岁。不仅如此，自袁耀东到袁世凯这一代，四代袁家男性主人，几乎没有活过六十岁的，这四代的三十余个男人当中，先袁世凯而死的十四人当中，有十三人，都是死于虚龄五十八岁以前，仅袁世凯的四叔祖死于六十岁。袁家的男子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恐怖也随着年龄与日俱增。由此，也可以想象这样的事件给袁世凯等人留下的阴影。袁世凯步入天命之后，一直对于这个事情颇为忌惮，时刻琢磨着去改变自己家族的命运。与此相反的是，袁家的女性寿命都很长，最长的就是袁耀东的妻子郭氏，一生操劳的情况下，竟然活到了九十九岁。这真是一件怪事！袁耀东死后，留下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共五兄妹，长子才十五岁，小儿子、女儿还在襁褓之中。袁家四个儿子分别是袁树三、袁甲三、袁凤三以及袁重三。他们就是袁世凯的祖父辈，袁世凯的祖父是排行老大的袁树三。

(图表略)

袁世凯的家世，就像袁家屋前屋后枝丫繁多的大槐树一样，茂盛复杂。这一点，从图表中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袁耀东死时，郭氏才三十五六岁。与中国农村几乎所有勤劳善良的妇女一样，郭氏忍辱负重，独自支撑起了这个家庭。郭氏没有什么文化，但她对中国社会出人头地的路径心知肚明，这个坚韧女子培养儿子的目标，并没有因丈夫早逝而改变。在生活极其困苦的情况下，郭氏仍让她的几个儿子心无旁鹜地读圣贤之书，坚持走科举之路。旧时代的科举就像一场暗无天日的马拉松，而一旦跑过了终点，即是鱼跃龙门，翻天覆地－－经过近二十年的奋斗，老二袁甲三率先考取了举人，然后，又成为进士。他的三个兄弟也先后考中了秀才，成了廪生、贡生。由于四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守寡多年的郭夫人在五十岁以后，像《红楼梦》中的贾母一样变得德高望重。在此之后，由于袁甲三的榜样力量，袁家第三代，也就是“保”字辈这一代，袁保恒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保龄、保庆中举人，保中取副贡。这样，连同以前的袁甲三，一门共有两个进士、两个举人。袁家终于扬眉吐气了，大宅的门楼上也高悬起“一门两进士”的巨匾。到了袁家最鼎盛的时期，袁甲三任钦差大臣、河道总督；袁保恒任头品顶戴的部院侍郎，并先后任李鸿章淮军的翼长即参谋长、左宗棠湘军的会办；袁保庆任一个实缺的盐法道员；袁保龄也官至四品候初道；袁凤三任州县要职。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袁世凯出生前后的事情了。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3）

袁世凯呱呱坠地之时，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的童年，正巧赶上剧烈的社会大动荡中。袁世凯出生前的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掳走了两广总督叶名琛。自此，这个清廷高官一直在印度度过了他悲惨的余生。1858年，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出逃。与此同时，在与太平军的对垒中，清军陷入窘状，清军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接连被破。在中原地区，受太平军节节胜利的鼓舞，大量捻军出没无常，驰骋黄淮平原。这个带有很大迷信和宗教色彩的地下组织，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一直根深蒂固的，在清政府呈现出衰败之气时，它适时地公开了，星火燎原一般遍地开花。袁世凯的家乡河南项城一带，成了捻军最活跃的地方之一。袁世凯出生之前，袁家一直住在祖居地张营，由于捻军不断侵扰，袁家不得不在袁世凯出生之前，搬到了相对偏僻的袁寨。在此之前，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被朝廷委任协助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不久，吕贤基被捻军击毙，袁甲三奉旨接统驻宿州的清军，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身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之中，人单势薄，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的书生一直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全力配合他的同年曾国藩在长江沿岸跟太平军作战。袁甲三的坚韧与果敢，给曾国藩的正面战场以有力的支持，以至捻军无法南下给太平军直接支持。袁甲三死后，曾国藩在给袁甲三撰写碑文时，对袁甲三表示了充分肯定。

袁世凯诞生的那一年秋天，袁氏家族喜事不断：袁甲三大胜捻军，收复了临淮关；凯旋班师后，被朝廷实授漕运总督、钦差大臣，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这一连串的好消息让袁家非常高兴，于是袁保中将刚刚出生的第四子取名为世凯。袁世凯出世之后，他的家族并没有像他名字一样变得一帆风顺，反而，在短暂地攀上一个高峰之后，又开始走下坡路－－袁世凯四岁的时候，家族的栋梁袁甲三去世；在此之后，凤三和重三又相继去世。至此，郭老太的四个儿子全部先她而去。袁保中因为是长子，便承担了袁氏家族“管家人”的职责，放弃了科举。这个留着山羊胡须的缙绅，自此一直性格温和而严谨地管理着袁氏家族的大业，他做事精细，在自己的家族和当地，享有很高的威信。

曾国藩攻下金陵之后不久，应朝廷的征召，北上剿捻。曾国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等人的失败教训，所到之处坚壁清野，让捻军得不到供给。在袁寨，袁家深挖沟壑，高筑寨墙，架设炮楼、吊桥，抵挡捻军马队的冲击。捻军马队一来，袁家人全部迁徙到围子里面，鸣枪放炮，进行抵抗。袁世凯五岁那年，大批捻军进攻到袁寨附近，与清军展开厮杀，家里人带袁世凯登上围墙眺望，小小的袁世凯看着双方人仰马翻，毫无惧色。自幼生长的环境，对于袁世凯的性格塑造，是至关重要的。

袁世凯七岁左右的时候，捻军基本被平息。广袤的北方的农村暂时恢复了平静，人们继续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以维持基本的温饱。袁世凯的家族也恢复了正常生产，孩童们重新攻读千年不变的科举。不过袁世凯自小养成的野性未改，就如同当年的袁绍和曹操一样，不爱读书，到处惹是生非。这时候，袁保庆应朝廷的征调，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袁保庆年届四十一直无子，夫人牛氏在袁世凯出生前后，也曾生过一个小孩，但早早夭折。而袁保中却育有六子，一大家人在商议之后，决定把袁世凯正式过继给袁保庆。在此之前，由于亲生母亲刘氏奶水不足，袁世凯一直吃袁保庆妻子牛氏的奶水长大，情同母子。袁世凯到了济南之后，袁保庆特地为袁世凯物色了位颇有名望的举人做他的启蒙先生。但自小养成的野性，加上嗣母的溺爱，袁世凯根本无心读那些八股文，整日里游手好闲，极喜欢恶作剧。有一次，袁世凯故意装作肚子疼向先生请假，然后埋伏在先生回家的必经之地。晚上，等先生路过这里时，袁世凯将早已准备好的大把萤火虫搓碎，抹到脸上，悄无声息地向先生走来。夜色之下，教书先生见到一个脸上闪烁着白光的怪物，以为是鬼魂，吓得扭头便跑。袁世凯远远地看着先生的狼狈样，大笑不止。教书先生慌不择路地跑到家中之后，又惊又吓，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4）

济南生活两年后，曾是袁保庆战友的马新贻升任两江总督，将袁保庆从济南调至扬州，后又至调至金陵，署理江南盐法道，督销官盐。这一个收入颇丰的肥缺很快改变了袁保庆的生活。在扬州，袁保庆带着袁世凯拜访了自己的老友、昔日湖南巡抚张亮基。张亮基见少年袁世凯异常聪慧，便向袁保庆提出，让袁世凯留在扬州，和他三个儿子一道读书。因为当时张府的私塾老师是江南名儒王伯恭，袁保庆便同意让袁世凯留下。陌生的环境里，袁世凯一开始还循规蹈矩，但几天下来，袁世凯的老毛病又犯了，除了调皮捣蛋之外，袁世凯还食量惊人不讲礼貌，常常是张家人刚刚端上饭碗，袁世凯便已风卷残云将桌上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弄得张家人大眼瞪小眼。有一次，袁世凯与张家一个亲戚比食量，由输者付钱。袁世凯一口气吃了十个馒头，二十个鸡蛋；那人认输了，但不愿付钱。袁世凯不依不饶，硬让对方吃了同样数量的食物，结果对方一下吃撑了，大病一场。一段时间之后，张亮基实在容忍不了袁世凯的调皮捣蛋，便找了一个借口，将袁世凯送出扬州，去了南京袁保庆身边……少年袁世凯就这样一副阔少和衙内的味道，“无厘头”的程度，让人匪夷所思。这个时期的袁世凯，连后来专门为他当大总统制造舆论，抬轿子吹喇叭的《容庵弟子记》一书都无法为之掩饰。

在南京，袁世凯过上了五年相对安定的生活。这一段时间是从1869年（同治八年）至1873年（同治十二年），也是袁世凯十岁到十四岁的时候。此后，袁世凯再没去过江南，即使是在朝鲜后期，朝廷册封了他一个温处道员的职务，袁世凯也未去上任。为了让袁世凯好好读书，袁保庆特地聘请了江南名儒张曲治给袁世凯授课，并把袁世凯的哥哥世敦、世廉从家乡接来同读。但此时的袁世凯仍旧喜欢骑马、打拳、饮酒、下棋、赌博；或者，跟一帮小兄弟策马登览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等胜景，所到之处一片鸡飞狗跳。不过袁世凯这时候已显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了，那帮小弟兄无论长少，都愿意听袁世凯的指挥。袁保庆见此状，便有意识地培养袁世凯处人处事上的能力，让袁世凯帮他料理一些事务，经常提醒袁世凯做人要有大志向、大雄心。在袁保庆的言传身教之下，袁世凯这方面倒是有了很大提升。与几乎所有传统青年书生一样，在南京的那一段时间，袁世凯也写了好几首诗来抒发自己宏大的志向，他在七律《雨花台怀古》一诗中写道：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另外一首则是：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平心而论，袁世凯的诗很一般，没有平仄，也不讲对仗。不过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袁世凯还是有着鸿鹄之志的，也透着一股浓烈的草莽之气。当然，少年的狂妄、蛮横以及志大才疏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有没有在宏大目标之下的不断精进，以及用一种准备好的姿态，等待命运的垂青。这时候的袁世凯，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攀上那么高的位置，也没有想到命运会在茫茫人海中挑中了自己，让他一生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5）

1873年7月，袁保庆突感霍乱死于南京。这对年仅十四岁的袁世凯来说，无疑晴天霹雳。极度悲伤之下，袁世凯卧床不起竟达五个月。袁保庆的丧事由生前好友刘铭传、吴长庆代办。年底，刺骨的寒风之中，袁世凯陪伴嗣母牛氏，乘马车扶着灵柩回到了项城。安葬了袁保庆之后，在郭老太太的主持下，袁氏家族又将袁世凯和袁世廉教育的重任转交给袁保恒。袁保恒是袁甲三的儿子，早年一直跟袁甲三征剿捻军，智勇双全，战功卓越，曾被清廷授予“巴图鲁”（勇士）称号。平定捻军之后，袁保恒又随左宗棠参加陕甘平叛。这个时候的袁保恒，刚刚离开西北，赴北京就职。袁保恒富有雄才大略，头脑清晰，对于国际国内的一些大事，提出过很多好建议。在俄国人强占伊犁之后，袁保恒就未雨绸缪，上书朝廷，要求加强东三省的防务，指出俄国才是清廷最大的危险，提出国家应精选良将，负责东三省的练兵事宜，既可以加强对东三省的保护，同时可以拱卫京城。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了袁保恒是极富有战略眼光的。袁保恒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1876年向光绪皇帝建议，在台湾设置巡抚。这一点，后来也为清廷所采纳。

袁世凯跟随叔父袁保恒来到京城。袁保恒先是以翰林院侍读学习补用，然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恒的弟弟，即袁世凯的另一个堂叔袁保龄不久也当上内阁中书，来到了京城。为了帮助袁世凯兄弟应对科举，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在北京办了私塾，聘请了三位举人做老师，全力教授袁世凯兄弟。一年之后，袁保恒受命帮办左宗棠转饷，进驻肃州（今甘肃酒泉），监督袁世凯兄弟读书的责任落在了袁保龄的身上。这个时候，袁世凯仍不改顽劣，不用心学习。袁保龄很生气，对袁世凯的评价是“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决定对袁世凯进行严加管教：首先，不准袁世凯随便外出，将袁世凯的书桌放在老师的书案旁，又将袁世凯弟弟袁世廉的书桌安排到里面，将两人隔开，不让他们交头接耳；袁保龄还将袁世凯住宿的房间安排在老师隔壁，让老师监督他晚上用功，早睡早起。袁世凯学习期间，在河南老家的生父袁保中去世，袁保龄为了怕耽误袁世凯学习，以袁世凯已过继给袁保庆为理由，不让袁世凯回老家奔丧，依旧留京苦读。在袁保龄的严厉监督之下，袁世凯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个性也收敛了不少。在与其兄袁保恒的书信中，袁保龄高兴地谈到袁世凯的变化，说袁世凯虽然“文章尚不入门”，但“竟是中上美才”了。又过了一年，袁保恒回到了北京，更是加紧督促袁世凯学习。就这样，两个叔叔硬是紧逼袁世凯苦读了三年。

科举学习，以及所有的应试教育，要求的都是一种顺服的学习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是行为上的顺服，更重要的，是内心的称臣。否则，那种油然于内心的抵触，就会让教育的渗入大打折扣。虽然袁世凯这时候已竭尽全力适应科举，但在内心当中，那种由性格而产生的抵触力量无疑是强大的，这也决定了袁世凯很难成为这种教育方式的佼佼者。1876年秋天，乡试的日子到了，袁保恒因为担任顺天武乡试正考官，为了避嫌，袁世凯只好回河南开封参加乡试。尽管袁世凯对自己充满信心，结果公布时，袁世凯却名落孙山。首次科举的失败，让袁世凯心灰意懒。年底，按照长辈们的意思，袁世凯在老家把婚事办了，迎娶了大他两岁的陈州淮宁县的于氏。不久，于氏生下了儿子袁克定。后来，袁世凯恢复帝制，于氏也自然而然成为皇后。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6）

1877年2月，袁世凯再度回京城读书，准备三年后的第二次考试。这一回，有了家室的袁世凯懂事了不少，在学业上自觉了很多。夏天的时候，袁家的“贾母”郭氏老太去世，终年九十九岁。严厉的叔父仍不让袁世凯回籍奔丧，只是自己赶回去，仍让老师敦促袁世凯留京苦读。

到了这一年秋天，天降大灾－－黄河以北的地区大旱，其中河南旱灾更严重，全省九十多个州县，重灾达到七十五个，很多地方颗粒无收，麦收最多者，也仅是往年的四成；与旱灾并行的是蝗灾－－勉强种上的一点秋禾，也被铺天盖地的蝗虫吃完。在这种情况下，灾民们只好吃野菜、草根、树皮、树叶、麦苗、豆苗等，甚至以吃观音土裹腹。中原没办法生存了，灾民们就流浪逃荒。每天渡黄河南逃的人，黑压压的一大片；河南西部数十万人逃到陕西，陕西同样无以为生，灾民们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辗转之中，死者不计其数。由于灾情太重，民间竟有人以吃人肉维生。官方和民间的报告，不断披露这一类的骇人事件。由于腐败，朝廷和官府的一些有限的救济粮，也到不了灾民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下诏，将赈荒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翱革职，以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兼署河南巡抚，同时调任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帮办赈务，从京城回河南主持赈灾。

袁保恒接到朝廷的调令时，有人好心地劝说袁保恒推辞，袁保恒坚决回绝了。袁保恒以当时最庄重的形式，对天明誓，以报朝廷，尽瘁桑梓。然后，袁保恒特意将袁世凯带在身边，悲壮地上路了－－当年，为了使袁世凯安心读书，袁保恒在袁世凯生父和郭氏老太去世时，仍不放他回籍奔丧，而这一次回故乡赈灾，袁保恒硬是将袁世凯带在了身边。袁保恒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让袁世凯在大灾之时，体恤民情的疾苦，也让他做点什么。在河南期间，这个忠诚的旧官僚全身心地投入到赈灾之中，不分昼夜；并且一直以在籍绅士的身份任事，个人及随从、仆人的生活费用和旅费，均由他本人支付，不动用一分钱赈款。袁保恒还利用人脉资源，向各地抚督化缘。在当时僵化低效的体制之下，袁保恒的办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层层阻碍。由于心力交瘁，袁保恒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无言枯坐，通宵达旦。重压之下的袁保恒很快变得心力交瘁，不仅头发变得花白，甚至开始吐血。目睹叔父的状况，袁世凯心里很痛苦，但又帮不上忙，只得悄悄写着家信，把所见所闻告知自己的大姐，让家人替他分忧。几个月后，袁世凯嗣母牛氏病重，袁世凯只得暂时离开袁保恒，从开封赶回项城探视。袁世凯到家后不久，就收到了袁保恒的病危告急信。等袁世凯赶回开封时，袁保恒已染上了瘟疾，病死在河南省城开封赈务公所。袁保恒的死，对于袁世凯无疑晴天霹雳，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整日以泪洗面，悲恸之中，袁世凯将自己的用具搬到袁保恒墓地边上，搭了一个草棚，一个人守了近一个月。

袁保恒死后，清廷给出的谥号为“文诚”，这是很高的荣誉了。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此时刚刚晋升为侍读学士，钦命以知府即补。听到兄长的噩耗之后，急赴河南，与袁世凯一道料理了袁保恒的丧事。然后，袁保龄向朝廷报告，要求辞去现任官职，以一个在籍绅士的身份，留在河南赈灾，以完成兄长未竟之事。袁保龄的毅然决然，也让袁世凯深受感动。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段在河南的非常经历，对袁世凯青年时代的性格、道德、政治素质产生了很大影响。或许，正是从两位叔叔的举动中，袁世凯觉得人生不应碌碌无为，而是要有使命感，活出大丈夫的气概来。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7）

值得一提的还有袁保龄－－后来，李鸿章兴办水师，袁保龄同样承担了重任，具体负责旅顺军港的兴建。袁保龄担当此任，是在李鸿章发现海防营处道员黄瑞兰贪污的前提下。李鸿章将黄瑞兰撤职查办，将这此重任袁保龄。由此，可见李鸿章对袁保龄人品的认可和信任。史书对袁保龄的记载是：在建设军港的五年中，“每日奔走不知疲倦……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欣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渐已白矣”。袁保龄在经费极其不足的情况下，操持的工程包括：海门疏浚、拦潮大坝、船澳及泊岸工程、口西与口东海岸炮台、陆路炮台、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水陆医院、道路、库房、码头、机器厂，等等。袁保龄曾连续二十多天昼夜工作，不肯休息，终于引发中风昏厥。李鸿章特地为他请来了慈禧太后的御医进行医治。袁保龄恢复后，因为身体原因请辞。急于用人的李鸿章没有同意。1889年，袁保龄死于任上，时年四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内阁大学士。旅顺军港也于袁保龄逝世一年后全部竣工，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先进的海军基地。

1877年袁保恒的去世，对于袁家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不仅仅是精神的大树倒下了，在经济上，袁家也开始面临拮据。这一年，袁家按照袁世凯父辈的人数分了家。袁世凯继承了嗣父袁保庆的一份遗产，也继承了一部分责任－－三顷左右的土地，还有一些积蓄；同时，袁世凯得负责全家七八口人的生活，以及三个妹妹的陪嫁。年纪轻轻的袁世凯明显感到生活的压力，也感到前程的渺茫，他从项城搬到了陈州。心情郁闷之中，袁世凯开始嗜酒，常常跟一帮年轻后生日饮数斗，成了一个真正的高阳之徒。喝酒之余，袁世凯喜欢策马驰骋郊野，一泄心中的不快。酒与诗总是联在一块的，袁世凯自己出资，在陈州组织了两个文社，一个叫作“丽泽山房”，一个叫作“勿欺山房”，跟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喝酒抚琴吟诗。在这一段时间，袁世凯结识了后来他一生中的“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一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正好与矮壮的袁世凯相反。当时，徐世昌在淮宁县署做塾师，因为家境贫寒，无钱北上应试。袁世凯与这个落魄书生结拜兄弟后，慷慨解囊馈赠纹银一百两，资助其北上应试。

1879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乡试之期。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对科举产生浓烈的排斥心理。在他心目中，这种扼杀人性的考试就如同蛇蝎一样可恶。袁世凯一翻开那些厚厚的典籍，就有一种呕吐的感觉。这一次，袁世凯没有像三年前一样认真准备，他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一方面热衷于组织文社、结交朋友，另一方面，还帮助自己的姑父道员忙一些赈灾事务，甚至不甘寂寞地帮邻居写状子打官司。可想而知的是，袁世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付科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879年秋天，袁世凯再次名落孙山。积怨终于爆发了，一气之下，桀骜不驯的袁世凯将有关科举书付之一炬，发誓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安能龌龌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耳？”

这一年，袁世凯正好二十周岁。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1）

从1879年秋天到1881年，袁世凯的很多精力用在了刻苦研究兵书上。袁世凯从书肆购买了大量兵书，整天啃着《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兵经》、《阴符》什么的，有时候也从一些报纸杂志上支离破碎地读一点西洋军事文章。原先的毛头小伙袁世凯，在饱读兵书之后，慢慢有了机心和城府。当然，地处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中原，那里的人们，本来就有这样的潜质。袁世凯暗暗立下志向，希望像古代名将一样，沙场秋点兵，驰骋疆场上。不过让袁世凯感到失望的是，这时候太平天国和捻军已经平息，本土范围战争已经消失。不打仗，学兵书哪有用武之地呢？在河南陈州呆了一段时间之后，一无所获的袁世凯只好苦恼地去了京城，想在京城捐一个官作交待。到了北京之后，袁世凯这才知道，朝廷已停止捐纳，买官也没有路径了。袁世凯只好悻悻地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转溜，想碰碰运气。有一次，袁世凯去了赌场，一赌之下，把自己携带的盘缠输得一干二净。落魄之中，袁世凯正好遇到当时已考中进士在京做官的徐世昌。徐世昌连忙好酒好肉地款待袁世凯，又留袁世凯在他那里住了几日。兄弟相见，自是说不完的话。袁世凯大有感触，当初，徐世昌是困境中遇到自己，而此时，自己却成为天涯沦落人了。

像当时所有失意书生一样，袁世凯也在烟花女子身上寻找安慰，也收获爱情。在上海的一家妓院，袁世凯结识了名妓沈氏。沈氏见袁世凯相貌举止不凡，头脑清晰，意气风发，不由爱上了袁世凯。沈氏不仅不收袁世凯的钱，还将自己的私房钱偷偷拿来资助袁世凯，让他早谋出路，立功立名。袁世凯深受感动，答应若升官发达，一定为沈氏赎身。这一段两人之间卿卿我我海誓山盟的露水爱情，就像《三言二拍》中描写的情景一样。袁世凯还是一诺千金的，几年之后，袁世凯因为在朝鲜平叛升官发财后，立即派人将沈氏从妓院赎出，接到朝鲜，轰轰烈烈地迎娶了沈氏当了自己的大姨太。

落魄的袁世凯游荡了一大圈之后，仍旧两手空空。此时的他，就如同站在一个四周布满门洞的迷宫中央，身前左右没有任何标牌指明方向。自尊心很强的袁世凯已没有颜面回河南老家了，此时，袁家的财务状态已处于窘状，家境每况愈下，不仅自己的小家如此，大家族也是如此－－支撑袁氏大家族的，仅只袁保龄一人。袁保龄这时候尚在北京，月收入一百两银子，虽然不菲，但开支也很大，办公费用包括在内不算，还有两房妻室、七子三女的生活，都得支出。无论是在经济上和精力上，袁保龄已无力照料袁世凯了。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只好向袁保龄提出，干脆去投奔父亲的好友淮军吴长庆。

袁世凯之所以提出投奔吴长庆，是因为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铁杆交情。吴长庆是安徽庐江人，咸丰年间，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在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遭到太平军的围困，吴廷襄命吴长庆突出重围，向驻守在皖北的袁甲三求救。袁甲三接到告急后，征询袁保恒和袁保庆的意见。袁保恒认为，现在军队正跟捻军正面交锋，胜负未定，不宜分兵。袁保庆则表示，吴廷襄以绅士办团练，势单力薄，现在兵围危城，应分兵救援。袁甲三见两人意见不统一，一时拿不定主意，几天以后，庐江城被破，吴廷襄战败身亡。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2）

因为袁保恒不主张救援，吴长庆从此与袁保恒结下了梁子，但对袁保庆，吴长庆一直心存感激。二人相处得很投缘，还结拜为兄弟。不久，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吴长庆率五百人前往安庆加盟。此后，就一直跟着李鸿章转战苏南。太平天国平定之后，吴长庆由于战功赫赫，官至提督，成为一品大员。袁保庆在南京就职的时候，吴长庆正好驻兵浦口，两人经常见面。对于虎虎有生气的袁世凯，吴长庆很喜欢，还收了袁世凯做干儿子。

袁世凯来到吴长庆军营，应该是1880年的事情。当时国内局势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洋务运动和休养生息之后，清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清政府有意识在军事上进行变革，以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在李鸿章等人的进言之下，清政府决定塞防与海防并举，实行“全面抵御”：诏左宗棠出驻哈密，指挥收复新疆；派吴大澂帮办吉林边务；以曾国荃坐镇山海关；谕两广、云贵总督加强西南边防；命李鸿章加强海军建设，统筹海防。李鸿章即开始创办北洋水师，奏调广东水师提督、淮军宿将吴长庆，率军驻防山东登州，加强对山东半岛的防务。

袁世凯就像一尾鱼一样，终于游进了自己的海洋。相比那些佶屈聱牙的古文，袁世凯更喜欢军营生活，在这里，他可以纵马驰骋，不受约束。袁世凯天生人情练达，性格豪爽，没有一般读书人的胆怯和酸腐，并且善于察言观色，有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天赋。吴长庆交办的事情，袁世凯都能办得很好；很多复杂的事情，到了袁世凯手中，也能迎刃而解。吴长庆很赏识袁世凯，不久即委任袁世凯为庆军营务处帮办（相当于军训处作战参谋之职），还给了袁世凯一笔丰厚的俸禄，让他养家糊口。

不过吴长庆那时候还是想让袁世凯继续科举之路的，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科举之路才是正途。吴长庆虽是行伍出身，但一直知书达理，对于文人与文化很尊重。吴长庆安排他的幕僚、也就是后来在甲午年一举中状元的张謇，去教授袁世凯。和袁世凯一起跟张謇学习的，还有吴长庆的次子吴保初。虽然张謇当时也不过二十多岁，但学问和见识，高过袁世凯一大块，袁世凯从张謇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有了明显的进步，在与家人的通信中，袁世凯也流露出重新走科举之路的想法。毕竟，科举两试不中，是一件正常不过的现象，只要咬紧牙关接着考就是。不过接下的事情，连袁世凯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生就这样与科举永远错臂而过。科举，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和心病。

1882年，也即光绪八年壬午发生的朝鲜内乱，对于袁世凯来说，是改变他个人命运的一次大事。关于这次内乱的原因和详情，目前有很多版本，莫衷一是，说法不一。得到公认的一点是，此次内乱是由当时韩王生父李昰应和王妃闵氏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的。当时的韩王李熙，是由旁支入继的，即位之初，年仅十二岁。因为未成年，朝廷商定由生父李昰应执政，称为大院君。大院君富有才略，思想上却相对守旧。执政十年之中，虽然朝鲜社会秩序安定，王室的威望提升，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王公大臣的贪污腐化，一直没能得到有效约束和改变，依旧是闭关锁国。朝鲜政治的因循守旧，在邻国日本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自然成为国内改革和激进派的攻击目标。韩王李熙亲政之后，由于性格懦弱，朝政大权很快被出身世家望族的王妃闵氏揽走。闵氏以韩王的名义，效仿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虽有良好的初衷，但由于控制不力，亲日势力日见膨胀，诸多势力浑水摸鱼。一时间，朝鲜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3）

大权旁落的大院君一直盘算着东山再起，###的形势正好给他提供了机会。不久，闵氏政权的军事改革，又因拖欠军饷，引起了广大士兵的不满。大院君抓住时机开始反击了，他一方面派人在社会上散布流言，一方面组织力量准备反扑。一场发生在父子之间的争斗开始上演，大院君发生暴动，唆使叛军围攻王宫以及敌对势力的宅第，杀死政敌闵镐谦、金辅铉等，闵氏毫无防备，只好仓皇逃跑，藏匿于民间。汉城的局面变得不可控制，叛乱的朝鲜军队又袭击了日本使馆，日本公使逃至仁川，乘英舰返回日本。朝鲜的###，正好给觊觎朝鲜半岛的日本找到了借口，日本内阁立即开会研究朝鲜形势，决定派兵至朝鲜问罪。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得知这一消息后，急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上报朝廷，火速派兵增援朝鲜。这个时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适逢母亲去世，开缺回到合肥老家守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暂由李鸿章的老部下、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张树声在接到电报后，立即与总理衙门进行了商议，决定派兵前往朝鲜平乱，调吴长庆所部六营开往汉城，并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战舰接应。

1882年8月16日，吴长庆率六营官兵及水师提督丁汝昌的主力镇东、泰安、日新、拱北四舰，从登州向朝鲜开拔，行驶到半程的时候，台风大作，吴长庆只好带人马回威海卫暂避。8月19日，庆军再次出发。袁世凯的职责是在“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和勘定行军的路线。此前，精明的袁世凯就通过朝鲜使者金允植，把朝鲜的政治、军事以及地理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8月20日早晨，船只到达朝鲜南阳马山浦港后，袁世凯带领前敌营务处数人率先登陆，选定了大军登陆地点及进抵朝鲜的行军路线。第二天，吴长庆指令某营为先锋率先上岸，该营官表示士兵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吴长庆大发雷霆，将该营官当场撤职，命令袁世凯接替。袁世凯接管后，立即部署登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

在此之后，袁世凯在向导金允植的带领下，以前敌营务处第一营代理管带的身份，率先锋营向朝鲜京城挺进。这个时候，当年李鸿章的精锐部队淮军已呈出暮气沉沉的状态了，由于久疏战事，清军行军缓慢，纪律松弛。行军途中，竟有士兵对朝鲜民众进行奸淫抢掠。袁世凯知晓之后，一口气杀了七个违纪士兵，提着违纪士兵的脑袋去见吴长庆。清军士兵被震慑住了，再也不敢胡乱违纪。吴长庆见袁世凯如此果敢，对袁世凯更信任了。

清军进驻汉城之后，依照事先商量的方针，决定继续维持朝鲜的现状，支持韩国现任国王。对于大院君，按照上峰的要求，押解至中国；对于其他势力的暴动，采取坚决镇压。考虑到大院君手下尚有数千武装，吴长庆在与袁世凯等人商议之后，决定先拜访大院君，稳定他的情绪，然后用计生擒。8月26日，吴长庆等人专程来到大院君住处拜见，双方言谈甚欢。大院君很高兴，主动提出回访看望。吴长庆回到营地之后，立即安排袁世凯部署亲军抓获大院君。当天下午，大院君率领数十位随从来到清军驻地。袁世凯设计将大院君的卫队阻拦在中军之外，对大院君宣读了朝廷旨意，然后请大院君入轿，强行转移到军舰上，押解到了天津。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4）

由于大院君束手就擒，群龙无首，朝鲜的内乱很快就平息。日本此时还没来得及派兵，没了借口，也就不好派兵了。接着，闵妃也回到了宫廷，对清国恢复她的地位和统治，非常感激。韩王和闵妃设宴招待吴长庆、张謇、袁世凯等，又单独会见了袁世凯，聆听对朝鲜事务的意见。朝鲜事件平息下来之后，清廷奖赏有关人士，袁世凯自然也在其列－－袁世凯从七品“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一跃为正五品的同知。这一年，袁世凯才二十四岁。

朝鲜平叛后，袁世凯按照清廷的要求，继续驻军朝鲜。几个月后，朝鲜国王向清国提出，希望派人帮他们组建一支带有现代化意味的新军。这个时候，因外交形势吃紧，李鸿章已接到朝廷的召唤，提前结束了丁忧，重新回到北洋大臣的位置上。接到朝鲜的要求后，李鸿章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驻守朝鲜的吴长庆，吴长庆也就把任务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接到命令后很高兴，自己很长时间研究过军事，终于有了一个用武之地。因为对西方军事科学已有所接触，袁世凯在训练朝鲜军队时，以自己熟悉的淮军训练方式为主，也借鉴了一些英国德国的操法阵法等。袁世凯在当地招募了一千人，分为左右两营，配备了新式火枪、大炮等弹药装备，亲自对这些士兵进行训练。一个月以后，朝鲜国王在春塘台进行检阅，在袁世凯口令的指挥之下，这一千名昔日的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无论是出操队列，还是射击搏斗，一个个有模有样。李熙非常高兴，对袁世凯的才干赞不绝口，又将自己的旧军，调拨五百人交给袁世凯。不久，韩王李熙再次阅兵，看到这支新军又有很大进步，大为赞赏，竟要封袁世凯担任全国陆军大元帅，由于李鸿章的干涉，这项动议不了了之。这一支朝鲜新军，在后来的“甲申政变”中，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袁世凯的生活与经历，就跟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有关了。从1882年开始，一直到1894年，除去当中回国的两年时间，算起来，袁世凯一直在朝鲜生活了十整年。从现在的资料看，袁世凯在朝鲜这十年的情况，一直含混而模糊，没有翔实记载。也的确，那一段时间袁世凯只是一个影子，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按照李鸿章和朝廷的意思，遏制日本和俄国的势力，阻止可能来临的危险。

到了1884年，风云突变，由于中法战争硝烟再起，国内防务空虚，李鸿章不得不将吴长庆部从朝鲜撤回一部分，以加强辽东半岛的防务。李鸿章命吴长庆带三营兵力回国，其余在朝鲜的三营，由吴兆有担当统帅，袁世凯辅助。清国撤出一半兵力之后，日本人认为机会来了，这时候清国正跟法国作战，哪有精力来处置朝鲜事务呢？在日本势力的直接支持下，朝鲜国内亲日派“开化党人”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计划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对于朝鲜“开化党人”的行踪，精明的袁世凯了解得一清二楚。1884年12月2日，金玉均等人向吴兆有、袁世凯、张光前等人递上请柬，想在宴会上见机行事，突然动手，杀了吴兆有等人。吴兆有、张光前心生疑虑，准备回绝邀请。袁世凯不同意，说，如果我们全部不去，等于向对方示弱。于是，袁世凯让吴兆有和张光前留守，自己轻骑简从，上门赴约。袁世凯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在主人还没到齐的情况下，独自要了份酒菜，大吃大饮，谈笑风生。等桌上酒菜席卷得一干二净时，袁世凯对朴泳孝等人说：我今晚有事，不能久待，要立即回营。没等朴泳孝反应过来，袁世凯攥住朴泳孝的手，一直走到自己马前，飞身上马，带着几个随众绝尘而去。这样的情景，就像是当年关云长“单刀赴会”的再现！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5）

两天后，政变爆发了，清廷的史书把这一次暴乱称为甲申政变。“开化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攻占了王宫，活捉了韩王李熙及闵妃，杀死了执政六大臣，宣布改组政府，逼迫韩王用铅笔书写了“日使入卫”四个字，送至驻日使馆，为日本入侵朝鲜制造理由。袁世凯在第一时间得到政变的消息后，当即和吴兆有、张光前商讨对策，吴兆有和张光前主张等候北洋命令，袁世凯认为时不待人，极力主张用武力保护朝鲜国王。商议后的结果，是由吴兆有致函朝鲜国王，请求允准率兵保护。信函送达朝鲜国王手中后，由叛乱分子挟持的韩王李熙当然下诏，不许清国军队进行干涉。朝鲜大臣金允植、南廷哲来到清兵大营求救，袁世凯要求见韩王也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当机立断，决定带兵强行进宫。吴兆有率兵入左门，袁世凯率兵入前门，张光前殿后策应。日军见清军入宫，首先开枪，袁世凯立刻进行了还击。叛军抵御不住，挟持韩王且战且退。袁世凯带兵追击，将日军团团围困一小山坡上。晚上，日军和朝鲜叛党坚持不住，突围而逃。袁世凯将韩王李熙抢回。然后，韩王召集文武大臣，宣布日本阴谋及乱军罪状，宣布改组政府，抗议日本公使勾结作乱。日本驻朝公使竹添一看形势不妙，自焚使馆，狼狈逃回日本。众叛臣金玉均、朴泳孝等也随之逃往日本。甲申政变遂告平定。一直到十多天之后，北洋大臣针对朝鲜事务的命令才到，要袁世凯等“坚壁自守，以待调停”－－如果依照李鸿章的意思，朝鲜这一次叛乱就成功了，日本吞并朝鲜的企图，就要提前十五年。

袁世凯在朝鲜经历的描述，资料来源一般出自沈祖宪、吴闿生的《容庵弟子记》。这一本由袁世凯亲信和弟子编撰的书，当然不乏溢美之词。虽然过于赞誉，但不能否认的是，袁世凯在朝鲜的事迹还是非常突出的，也是有着凛然大义的。这同样可以从清廷对于袁世凯的屡次嘉奖中看出。肩负使命的袁世凯在朝鲜英气勃发、坚定勇敢，虽然有些方面做得过于激进，但在总体上，袁世凯对于朝鲜时局的把握是准确的，也是妥当的。

甲申事变之后，韩王李熙请袁世凯居于王宫偏殿，代为主持内政、外交、军事等一切政务。不过经过两场政变之后，袁世凯对于朝鲜的局势明显流露出忧心忡忡。年轻气盛的袁世凯上书给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请求清国大军全面入驻朝鲜，对朝鲜事务进行全面管理，以断绝日、俄等国侵略的念头。袁世凯建议说：总之，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为和，则战事必开。撇开国家主权等问题不谈，袁世凯关于中国与日本的形势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中法战争此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清廷显然不想因为朝鲜问题激怒日本，以致腹部受敌，因此，袁世凯的建议被搁置一边。不过李鸿章对袁世凯关于朝鲜局势的分析还是认可的；对于袁世凯的能力，也更加赏识了。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另外一些事情，却让袁世凯灰头土脸：先是袁世凯在叛乱平定之后，未经请示，即挪用军饷抚恤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闵台镐等家属。袁世凯打报告要求李鸿章将这笔款项给予正当开支报销，遭到李鸿章的严厉呵斥，要求吴兆有责令袁世凯自己解决这笔费用。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也写信批评袁世凯，让他自己赔偿。再一件事就是由于袁世凯过于抓权和自作主张，引起吴兆有、张謇等人对袁世凯的不满，吴兆有写信揭发袁世凯蓄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军饷。不仅如此，袁世凯还面临日本方面对清廷的施压－－日本致函清廷，认为袁世凯寻衅挑事，是此次中日冲突的罪魁祸首，要求清政府追究袁世凯的责任；同时派外相井上馨带团来朝鲜，与朝鲜政府商谈赔偿一事。针对各方面的攻击，清廷派北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两淮盐运使续昌，赴朝鲜查明甲申事变的真相。袁世凯再次显示了他处变不惊、办事干练的才能，赴朝调查人员来之前，袁世凯就将甲申事变的经过及证据材料整理好，汇集成册。使团一到朝鲜，袁世凯立即将书面报告及有关证据呈上。吴大澂、续昌根据事实认定，袁世凯并没有蓄养官妓、贩卖烟土等行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也是从扞卫清廷利益的立场出发，是正确的。吴、续因此并没有责备袁世凯，反而表扬袁世凯劳苦功高。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只得悻悻地承认失败。考虑到中法战争正在进行，朝鲜在与日本谈判时，也有意识作了一些让步，双方达成共识：朝鲜派使者赴日本谢罪；赔偿日商损失十一万元；赔偿日本两万元重修日本使馆等。虽然给了日本面子，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一回，日本还是输得体无完肤。

尽管事实真相得到了澄清，但清廷的软弱低效以及腐朽阴晦，让意气风发的袁世凯很是失望。这个时候，袁世凯的养母牛氏在老家河南，听说袁世凯身处危地，吓得旧疾复发，急函敦促袁世凯回国。袁世凯考虑到自己集?种矛盾于一身，也不便久留，于是以养母牛氏生病为由，向吴大澂提出请假回国。接到袁世凯的请求，吴大澂颇有感慨，这个年轻人有如此大局意识，拿得起，放得下，真是上天的造化啊！得到批准之后，袁世凯于1月30日早晨离开了汉城。31日，到达了山东马山浦时，丁汝昌亲自驾着小船来迎接。对于袁世凯这个晚辈，丁汝昌不吝溢美之词：功成退归，君舍得开，走得出，伟人也！

袁世凯的朝鲜挚友金允植也作诗一首《送慰廷归河南》：

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

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

曩值危急日，人皆敛手避，

黠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

事定反免疵，利###渐渍，

遂将功为过，摧折丈夫志，

君今浩然归，俯仰无所愧，

天日照孔明，贤才岂中叶？

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1）

虽然朝鲜的两次叛乱被平定，但这个半岛国家的境况，并没有得到缓和，而是变得更加复杂了－－1885年3月，继日本外相井上馨恫吓朝鲜得手之后，日本政府又派宫内大臣伊藤博文来中国，对清政府在朝鲜的做法提出抗议。伊藤博文到达天津之后，清政府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谈判。伊藤博文觉得李鸿章很难对付，径直跑到北京总理衙门，要求直接跟清政府进行对话。总理衙门在接待了伊藤博文之后，令其返回，仍跟李鸿章交涉。接下的会谈中，日本方面除提出道歉和赔偿要求外，还要求中方严惩朝鲜事件中的“罪魁祸首”袁世凯。日本方面提出，朝鲜之所以陷入混乱，完全是袁世凯一手挑起的。经过近一周的讨价还价，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共有三条：中日两国四个月内撤出驻朝军队；两国均不需派员教练朝鲜军队；朝鲜今后若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或一国向朝鲜出兵，必于事前相互告知。至于惩处袁世凯一事，经过“太极高手”的李鸿章的一番敷衍，也就变得不了了之。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天津条约》的签订上，尤其是关键条款“朝鲜今后若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或一国向朝鲜出兵，必于事前相互告知”这一条文上，李鸿章还是上着了小字辈伊藤博文的“套”，为后来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了祸根。

日本势力蛮横向朝鲜渗透之时，俄国、英国以及其他列强，对于朝鲜也蠢蠢欲动。对于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列强有意睁一眼，闭一眼，不予承认。与此同时，随着自主意识的增强，朝鲜当局也对这种不成文的宗藩关系心存不满，一直盘算利用矛盾，争取独立和自由。在俄国的诱使下，朝鲜背着清国，与俄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规定：缔约国有权一方将军舰开到另一方的任何港口，不管这些港口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这等于宣告俄国对朝鲜的独特地位。英国在知晓了这一项协议的内容后，先下手为强，以防止俄国入侵朝鲜为由，强占了朝鲜的巨文岛。

到了1885年7月，由于中、日两国已从朝鲜撤回军队，俄国对朝鲜的干涉越来越多。俄国使者面见朝鲜国王，要求朝鲜接受俄国保护，并且帮助朝鲜训练军队。韩王李熙一边上报朝廷，一边致函李鸿章，要求清国对此事给个说法。显然，朝鲜方面想以强大的俄国，对清廷进行施压。清廷和李鸿章无奈之下，只好打出大院君这张旧牌－－李鸿章与已在中国的大院君进行了会谈，又跟朝鲜国王李熙进行沟通后，从维护宗主国的利益考虑，决定将比较亲近清国、思想趋向于保守的大院君派回朝鲜国内。在李鸿章和清廷看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旧派的大院君对于维护中朝现有关系都是有好处的，大院君回国后，不仅能增加亲中派的势力，也能有效制衡他的儿子、韩王李熙，以及变化无常的闵氏。大院君归国的消息在朝鲜传出之后，闵氏家族感到惴惴不安。闵妃竟派人携带重金来到天津北洋大臣衙门，以行贿来乞求李鸿章阻止大院君回国。这样的举动让李鸿章啼笑皆非。闵妃集团的坚决反对，使得送还大院君归国的计划不得不推迟。朝鲜统署大臣金允植向李鸿章建议，让朝鲜国王李熙亲自写一封信给父亲大院君，恳请他回国协助事务。这样，大院君的归国，就有了充足理由。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2）

在等待李熙信函的过程中，李鸿章一直考虑让谁来承担护送大院君回国的重任。一开始，李鸿章准备派一个心腹将领率五百人马护送，但随即，李鸿章想到了正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凯，觉得还是由熟悉朝鲜国情的袁世凯担当比较合适。于是急招在河南陈州的袁世凯火速赶到天津。袁世凯接到电报后，一路兼程，昼夜狂奔，甚至因此累死了一头骡子。到了天津之后，李鸿章见到袁世凯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局势就如同演戏，观众已到，只等你出场了。”袁世凯问明情况之后，请求与丁汝昌一道带兵前往，李鸿章摇了摇头，笑着说：“韩人听说大将军去，肯定会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呢？至于其他人，就不需要不了，你只需带数十个随从就行了。”

9月下旬，韩王李熙恳请其父归国辅政的信函到达。大院君李昰应和袁世凯可以名正言顺上路了。袁世凯一行分乘北洋水师的两艘军舰启程。10月3日，袁世凯一行到达仁川后，受到朝鲜民众的热烈欢迎。到达汉城之后，袁世凯对闵妃和李昰应之间的矛盾作了排解调处，规劝李熙不要亲近俄国。数日后，袁世凯离开了朝鲜回天津复命，算是圆满完成了李鸿章交待的任务。

到了年底，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朝办事大臣。这样，时年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再度回到朝鲜，重新开始他在朝鲜的生涯。李鸿章特意致书朝鲜国王李熙，称袁世凯“奉旨命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可以看出，袁世凯这一次在朝鲜的身份，较过去大不一样，享有很大的权力，地位犹如监国。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朝鲜半岛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西方列强的势力已波及朝鲜，各国已向朝鲜派遣了驻朝使节，朝鲜闭关锁国的局面不再。东西方列强尽管在朝鲜的矛盾与角逐上日趋尖锐，但他们共同的态度是一致不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因而故意不把袁世凯视作清政府驻朝的全权代表。这样，在朝鲜的外交圈子内，清国的势力，就成了最受排斥、最受歧视的人物和机构。那些列强们各怀心思：日本一心想让朝鲜摆脱清国，投入自己的怀抱，甚至想一下子吞并掉朝鲜；俄国则想把朝鲜当作南下的一个基地；英国等其他列强，也想利用朝鲜的不稳定，慢慢蚕食朝鲜，从而控制远东。与此同时，作为朝鲜王国本身，一方面想摆脱清国，图谋自强自立；另一方面，又对日本和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感到害怕，唯恐摆脱了狼，却引来了虎，行动上一直首鼠两端，拿不定主意。同时，对于袁世凯的强势，既恨又怕，表面顺从，但在背地里，一直希望能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进行渔利。

袁世凯正是在这样的挤压中，艰难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袁世凯专门写了一篇《朝鲜大局论》，呈交朝鲜政府，阐述朝鲜“依中国”有六大好处，“背中国”有四大害处。在行动上，袁世凯一直显出强硬的“上国”风格，以区别其他国家，在很多事情甚至是一些细枝末节上，强硬坚决，毫不相让。1890年，朝鲜赵太妃病逝，按照清国礼节，藩属国国王、王妃去世，需派“讣告使”到北京，向礼部告讣，然后由清廷派使节前往赐祭，并赐谥号。赵太妃病逝，朝鲜迟迟没有派“讣告使”前往北京。袁世凯毫不马虎，不断敦促朝鲜王室派使者去北京告知。在袁世凯严格敦促下，朝鲜只好派使者前往。袁世凯的武断和专横，自然引起了其他国家公使的不满，尤其是日本，本以为朝鲜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一个袁世凯，让他们如芒在背。日本致书清政府，请清政府命袁世凯访问东京，与日本大臣面商有关朝鲜事宜。袁世凯到达东京后，伊藤博文及诸大臣接见了袁世凯，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十二条忠告，让袁世凯不要干涉朝鲜的主权，让朝鲜自主变法，以图自强。袁世凯当然知道日本人的意图，不冷不热地掷下几句话后，就扬长离去了。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3）

袁世凯在朝鲜的铁腕政策，让日本恨之入骨，其他国的公使，对于袁世凯也颇有微词。尤其是俄国，因为几次与朝鲜的密约被袁世凯识破，也对袁世凯咬牙切齿。美、英、俄等国联合起来向清廷告状，指责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要求处理袁世凯。对于袁世凯在朝鲜所处的地位和境况，李鸿章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袁世凯在朝鲜独断专横、情绪暴躁，也明白袁世凯竭力维护清国“上国”地位的一片苦心和难处。1890年袁世凯赴朝鲜担任办事大臣三整年时，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给袁世凯写下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称袁世凯驻朝三年，办事得宜，仍留朝鲜为钦差大臣，即驻朝鲜公使，并赏以道员升用，加二品衔。清廷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

李鸿章重用袁世凯是有充足理由的。除了在外交上据理力争外，袁世凯在朝鲜经济、交通、财贸的发展上面，也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尤其是华商在朝鲜的渗透上，袁世凯做了很多工作。袁世凯设置了巡警，专门保护华商在朝的利益，设立各商帮会馆，建立董事，制定了很多有利于华商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华商经济的发展。袁世凯还奏请总税务司拨款万元，招租商局轮船一艘，来往于仁川、上海之间，打破了日本在中朝之间商贸运输的垄断。后来，又鼓励同泰顺商行集资购买货轮两艘，每年接运朝鲜漕运粮十万担以及中国货物，发展了中国在朝鲜的运输业务。并且，在龙山、仁川、釜山、元山四处设立中国在朝商务理事，管理华商在朝的商务，既增加了关税，也促进了华商的有序发展。到了袁世凯任职的后期，在朝华商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日本。在袁世凯离任的前一年，仅在汉城的华商就有八十多家，人数达六千以上。

袁世凯在朝鲜的努力工作，也赢得包括闵氏在内的朝鲜最高层的尊重。闵氏也由最初的亲日，转向了亲中。朝鲜国王也曾几次对袁世凯以嘉奖，包括曾一次性赠予袁世凯一妾二婢。1893年，袁世凯再一次三年期满。朝廷授予袁世凯浙江温处道职官位，但让袁世凯暂免赴任，仍留驻朝鲜。

现在论及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有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担任驻朝公使期间，就像一个“近代班超”一样，为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以及清国的利益，与欧洲列强、日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果不是袁世凯，朝鲜很可能在甲午战争前就被日本吞并。袁世凯在朝鲜所做的一切，功不可没。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跟袁世凯在朝鲜的做法有关，正是袁世凯在朝鲜的颐指气使，严重伤害了朝鲜官员的民族自尊心，促使其产生了严重的离心倾向；也使日本找到了借口，发动了甲午战争。这两种争锋相对的观点，其实都有偏颇。对于袁世凯来说，当年在朝鲜所做的一切，的确是鞠躬尽瘁－－清国毕竟是弱国，在那种情况下，能与西方列强及日本周旋十多年，已属相当不易。至于甲午战争的爆发，这实际上是崛起的日本为侵略中国和朝鲜苦心孤诣的计划，即使没有袁世凯，他们还会找出另外的借口吞并朝鲜，进攻中国。实力的改变，意味着过去的均衡肯定会被打破。从这一点上看，中日战争的爆发是必然的，它即使不是发生在甲午年，也肯定会发生。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4）

后来公布的资料显示，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绝不是偶然。在此之前，日本就为迎战中国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制定了详细的《征讨清国策》，实施了为期十年的扩军备战。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拥有一支六万余人的新式陆军，海军的吨位也达到五万吨。日本大力扩军备战之时，俄国也在实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意味俄国也将远东扩张列入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决定：要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及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洋实力之前，吞并朝鲜，打败中国。《征讨清国策》的既定目标，是将清朝势力逐出朝鲜，向中国本土进攻，占领中国“盖平以南的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岛、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及长江两岸十里左右的地方。”因此，甲午中日战争终于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爆发了。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在朝鲜不断发生的小摩擦。

到了1894年，日本为战争所做的准备工作已暗中就绪，接下来，就是想方设法挑起对清国的战争了。恰巧这时候朝鲜境内爆发了“东学党”人起义，这一回，日本反应神速，他们立即以此为借口，要求出兵帮助朝鲜平乱。袁世凯火速向李鸿章建议，立即派大批清军进驻朝鲜，以免日本趁火打劫。1894年6月4日，李鸿章一面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及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带淮军一千五百人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一面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调济远、扬威两舰赴仁川掩护，同时，根据《天津条约》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将中国出兵朝鲜之事照会日本。这个时候，日本内阁已经在两天前就决定出兵朝鲜了－－6月5日，先遣日军七千人已分批秘密进发。日方明确答复，不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并告知日本已派兵赴朝。到了8日、9日、10日，日本大军陆续开进仁川。袁世凯见此情景，一方面敦促朝鲜要求日本撤回军队。另一方面，紧急召见各国驻朝公使，要求联合敦促日本撤军。在日本铁心进行这场战争的形势下，袁世凯的努力当然没有效果。袁世凯只好向李鸿章再次建议，尽可能地多调集清军来朝，方能给日本以震慑。

这个时候，行动相对迟缓的李鸿章还沉缅在自己“以夷制夷”的思路中，一直试图通过俄国与英国的施压，避免战争的发生。李鸿章知道清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弱点，如果要打这一场战争，根本没有取胜的把握。但在西方列强眼中，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日本则是一个向西方学习颇有成效的新锐国家，这两者之间的争斗，应该是相当有趣的一件事。就心理上来说，列强们还稍稍同情弱小的日本。对于两国之间的争斗，列强们都隔岸观火。当李鸿章一直迟迟下不了增兵决心时，日本军队源源不断地开到了朝鲜。6月24日，袁世凯在十万火急之下，连发四份电报向李鸿章要求增加军队。李鸿章仍是想通过外交努力来解决问题。这个时候，袁世凯知道朝鲜不可能保住了。到了7月5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乌向朝鲜政府提出照会，提出：要求朝鲜在制度、财政、律法、兵务、学政五方面进行改革，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朝鲜遵从日本旨意。同一天，袁世凯在电报中向李鸿章提出，要么进兵朝鲜，要么撤出在朝鲜的军队，以免日军挑衅，引发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袁世凯的建议，李鸿章一直犹豫，撤兵吧，似乎有损大国的体面；增兵吧，似乎又易引发冲突。就这样，在犹豫中，李鸿章丧失了很多机会。

李鸿章一直不发布增兵的命令，袁世凯意识到事态的紧急了。袁世凯当然知道日本人对自己的仇恨，如果自己再待在这个地方的话，只有束手就擒的结果，因此得赶快离开朝鲜。袁世凯赶忙给李鸿章打报告，以自己生病发烧周身疼痛的理由，让李鸿章速调自己回国内。同时，袁世凯又致电好友盛宣怀，让他劝说李鸿章调自己回国。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袁世凯把朝鲜比作中国的妻子，现在妻子被人蹂躏，急呼丈夫，丈夫却无力相争，只有坐视。情何以堪，所以请求调任自己回国，让别人来代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完全可以想象袁世凯心情的忐忑情况。到了7月中旬，鉴于俄、英调停的失败，光绪皇帝决定迎战。可能李鸿章还是想保留袁世凯这个人才吧，宣战的同一天，致电驻朝公署，将袁世凯调回国内，将其经手之事，交给唐绍仪。这个时候，汉城已战云密布，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有人告知袁世凯，日本方面正在布置一个刺杀他的计划，得先走为上。于是，在英国驻朝领事朱尔典的帮助下，袁世凯先逃到英国驻朝领事馆，然后易装从后门骑马离开。唐绍仪手持双枪，腰佩双刀，护送着袁世凯一直来到江边，登上英国船只返回国内。

在此之后的朝鲜形势风云突变：日军以朝鲜方面只承诺改革内政，不允诺与清政府断绝藩属关系为理由，攻入王宫，掳获韩王李熙和闵氏。之后，又将闵氏活活烧死。名义上以大院君李昰应为监国，实际上日本全权控制了朝鲜一切政治和军事，下令?除朝中一切条约，驱逐中国军队。同时，对清政府驻朝鲜总理公署进行了围攻。

紧接着，黄海大战爆发，日本海军突袭了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的中国运兵商船，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中国官兵两千人罹难。日本陆军又向牙山中国驻军发动进攻。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1）

甲午战争的溃不成军，对年轻气盛的袁世凯来说，打击是巨大的。清朝的军队由早期的八旗和绿营，到晚清时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建制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装备和作战能力有了很大进步，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中，摧城拔寨，攻无不克，没想到遇到小小的日本，在外战中竟如此不堪一击。这一点，让清军上下感到震惊。熟读兵书的袁世凯感到怎么都不能理解，也咽不下这口气。

战争期间，袁世凯的差事是：前往山海关外处理前线军务，协助周馥向前线转送军需物资。因为不在前线，袁世凯有力使不上，只好给有关部门不停上书，谈及自己军事上的一些想法和策略。袁世凯的这些建议，大都石沉大海。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因为被朝廷认定为消极作战，同时又作为替罪羊签订了《马关条约》，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全国上下一片声讨。袁世凯也因为朝议不佳，有不少人将中日战争的爆发怪罪于袁世凯在朝鲜的肆意妄为。重压之下，李鸿章只好躲进北京的贤良寺避风头；袁世凯也灰溜溜地告假回河南省亲，在彰德呆了一段时间后，又潜回了京城。

甲午风云的硝烟散去之后，袁世凯一方面招集了一帮幕友，静居于京城的河南会馆，参考一些现代军事着作，尝试撰写现代兵书；另一方面，袁世凯还有意拜访了不少富有名望的大臣。湘军名将刘坤一，就是在与袁世凯的交谈中，发现这个年轻的河南人是个人才。刘坤一很快向光绪皇帝力荐袁世凯，认为袁世凯堪用。很快，光绪正式召见了袁世凯，以示鼓励。袁世凯在见到光绪之后很激动，写了洋洋万言上书，想通过翁同龢递交给光绪。在万言书当中，袁世凯首先表明甲午战败并不可怕，只要能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便是一个大的转机；袁世凯陈述了改革军制、采取西法的重要性；围绕着向西方学习的中心，对清廷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在文中，袁世凯无论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对改革方案的设想，都显得远见卓识，思路清晰、翔实具体。从袁世凯这一部万言书可以看出，袁世凯当时对于西方政治法律军事和经济的了解，并不在康有为之下；而且袁世凯的措施和手段，远比康有为的想法更切实可行。遗憾的是，袁世凯的上书，并没有引起习惯于传统思维的翁同龢的重视，上书仍是石沉大海。

因为竭力主张变法，袁世凯对于甲午战争之后兴起的各种力量极其关注。袁世凯上书后不久，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第一个维新政治团体－－强学会。袁世凯积极参予其中，并为强学会捐纳了五百金。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于维新的热衷。当然，袁世凯对于康有为等的作派稍稍有点看不上，毕竟是书生意气，很难成大事。那段时间袁世凯还是热衷于埋头编撰适合中国的现代军事着作，袁世凯对近代战争中营制和粮饷、军官培养和任用、士兵训练与教育、军械使用及阵地指挥诸方面，细细琢磨，形成了一整套的看法。很快，天赐良机，袁世凯的钻研有了用武之地，清廷此时打算组建一支现代化部队，让各大臣推荐人才。在李鸿藻、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联合举荐下，光绪帝下旨，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大臣。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2）

关于袁世凯的升迁，后来长期驻中国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他1909年出版的《袁世凯》一书中，曾经记述过这样一段轶闻：马关谈判时，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谈判之余闲聊，说到中国人才难得的话题。伊藤博文就问李鸿章：“袁世凯现任何事？”李鸿章说：“小差事无足轻重。”伊藤博文就说：“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重轻小事，无怪无人材也。”如果这段谈话属实的话，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界对袁世凯还是有敬畏之感，知道袁乃难得人才，清之能臣。

1895年底，袁世凯奉旨前往距天津六十余里、离北京三百里左右，素有京津南大门之称的潦水套，这里是天津与大沽口之间的一个小站，所以也称小站。后来，这个地方被正式命名为新农镇。在这里，袁世凯接管了旧式定武军，按照朝廷的旨意，督练清廷的第一支新建陆军。小站练兵的重任，让时年三十六岁的袁世凯意气风发。从少年起，袁世凯的志向就是带兵打仗，现在有了这个机会，袁世凯内心的激荡就可想而知了。当年编练朝鲜亲军，袁世凯主要以淮军操练法为主，吸纳了一些英美和德式操练法。此番小站练兵，袁世凯的目标是打造全新的现代军队，自然不能采取训练淮军的旧办法，而是全盘更新，以西方和日本现代陆军的方式，对这支军队进行改造。

一是在编制上：新建陆军以过去4750名定武军为基础，又在河南、山东、皖北、苏北、奉天等地招募2250人，共计7000人，编为一军。聘请了十多名德国、日本、美国军事教官教学；成立了陆军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等，订立各种章程，完善军队的组织制度；建制以德国和日本军队为准，分为步、炮、马、工程、辎重五个兵种。各兵种内部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各基本战术单位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彼此协同；既能充分发挥机动性、灵活性，又能集中、统一应付大规模、复杂的战斗局面。

二是军官的使用与培养上：建军伊始，袁世凯“用人唯贤”，把大批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受过系统西方军事教育的年轻人网罗到小站，比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王怀芝、王英楷、王占元、何宗莲等，委以重用。这样，新军的高中下级军官全是武备学堂毕业的。袁世凯的“同乡故旧”，只有徐世昌、阮忠枢、刘永庆、雷震春、江朝宗、沈祖宪等十数人，淮军旧人更是屈指可数。大量具有近代专门军事知识和技能的人充当军官，保证了新军指挥体系的科学化、职能化、正规化。袁世凯制定的《新军官制》，明确规定了军官资格、官阶、考核、晋升等条例，以培养和引导新军军官迅速成长。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以及三十四个督军。

三是士兵的训练和教育上：在提高新建陆军军官素质的同时，袁世凯也着力于士兵素质的提高，对士兵进行系统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袁世凯根据中国国情，将西方操典、军规、条规进行认真筛选，制订和颁布了数十种章程、法规，如《操场暂行章程》、《夜战章程》、《行军暂行章程》等，通过规范化的军事训练，提高士兵训练的技战术和体能水平。为了激励士兵成材，袁世凯分别在炮兵、步兵、骑兵三营及军部开设了炮兵学堂、步兵学堂和德文学堂，选拔优秀的士兵入学，经过两年的学习，考试合格者，除获得相应的军阶职位外，成绩突出者还送国外留学。后来名噪一时的孙传芳就是由此送到日本留学的。针对新军士兵文化偏低的特点，袁世凯继承了前辈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带兵经验，主持编撰了适合新军的《行军歌》、《对兵歌》、《劝兵歌》等，融军规、军令、军纪及教育于一体，通过通俗、易懂、易记的歌词，对士兵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教育。比如《劝兵歌》这样唱道：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3）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女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欺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切空；

六要尊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莫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看得出来，这样的《劝兵歌》通俗易懂，也透露出袁世凯的喜好和性格。

四是武器装备上：袁世凯的做事还是有气魄的，新建陆军的武器装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全部由德国进口，清一色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装备了电台、手表、帐篷、雨衣、雨帽、毯子、军乐器、望远镜、指南针等；各营军官除配刀外，还配六发左轮手枪一支。

五是在新军饷银上：袁世凯认为充裕的军饷，是提高新建陆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此所谓重饷之下方有勇夫。新军的饷银标准很高：一个普通士兵的饷银足以养家糊口，而一个统带（营长）每月可领一百两白银。为了保证不欠饷，袁世凯规定饷银必须由粮饷局发放，严禁营官插手舞弊。每到发饷之日，袁世凯都会亲自抽查，保证让每一分饷银发放到普通士兵手中。新军的不欠饷，很鼓舞官兵的士气。

如果说袁世凯发迹于朝鲜，那么他真正起家，便是小站练兵。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谁握有军权，谁就能够左右政局，主宰天下。历经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早已深谙官场之道的袁世凯自然深晓这个道理，所以，袁世凯十分看重这个机会，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在培植军队对自己的忠心上，袁世凯比曾国藩和李鸿章更进一步－－在新军的建立和训练过程中，袁世凯就向部队暗自输送一套理念，这一支部队的绝对权威，就是他本人。新军各营都供奉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日上操、下操集合之时，将领都要大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会要回答：“吃袁大人的饭！”问：“咱们穿谁的衣？”答：“穿袁大人的衣！”问：“咱们为谁出力？”答：“替袁大人出力！”袁世凯的目的就是把新建陆军变成“袁家军”。此外，新军的军官袁世凯多用自己亲信；至于一部分由陆军大臣荫昌与李鸿章推荐来的军事骨干，袁世凯千万百计通过拜把兄弟、收义子门生等方式，以亲情为纽带将他们网罗。在日常训练中，袁世凯每天都全部武装，足蹬马靴，腰扎皮带，斜挂佩刀，坚持观操巡营。新军的管理、训练和生活是极其严格的，严格得几乎到了残酷的地步。袁世凯制定了《简明军律》，规定了十八条斩罪，比如，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据说，有一天晚上袁世凯巡营时，发现一名士兵偷吸鸦片，袁世凯当即抽出佩刀将这个士兵砍死。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4）

1898年，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受英国联合商会主席的委托，前来中国考察政治军事，在此期间，贝思福在天津小站参观了袁世凯的新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贝思福曾在有关书籍中谈到了这一次考察的深刻感受：

当各队操练之时，各兵类皆年轻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练两军攻击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等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惟炮队则尚待整顿。若照现在情形，只能操演之时聊备一格，未足以为临阵之用也。

贝思福又评价说：

中国兵之之弱，其源由于发饷之多克扣，此弊几于通国皆然。但我观袁公发饷之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为人所不能及矣。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给发，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法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

袁世凯就这样展示了他在军事理论和操作上的过人之处，赏罚分明，使这支新建陆军成为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而袁世凯也正是凭借这股军事力量，一跃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新势力。

袁世凯练兵于小站，立志恢复清国军事力量，以改革期待这个古老帝国焕发生机之时，正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此时，这个庞大而腐朽的帝国，仍旧处于寻寻觅觅而又前途未卜的状态中：新与旧的因素并存，传统与开放互相抗争；变革的脚步势不可挡，守旧的力量仍然顽固而强大－－在长江，蒸汽轮船开始川流不息；在上海，外滩的西方银行接二连三地耸立；中国军事学堂成立了，用源源印刷的西方战术和科学教材训练年轻的军官；电报得到了应用，各地大臣们的奏折快速地从各省传到军机处；思想界活跃了，一些关于华盛顿、拿破仑和彼得大帝的小册子开始流传……当然，受西方影响正在发生变化的，只是一些局部地区和局部阶层，在广袤的农村，教育模式仍旧不变，可怜的士子们仍在研读儒家经典，努力获取生员资格；然后，像蚂蚁爬台阶一样，慢慢地进行举人和进士的考试，做梦都寻求脱颖而出；女性仍没机会得到正规教育，她们依旧用长长的棉布极不人道地缠着自己的双足，听从别人主宰自己的终身大事……人与土地的关系依旧紧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将土地出产的农副产品运至市场出售，换取基本的生活品。在无数中国人眼中，那些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仍旧是异类，关于他们膝盖不能弯曲的秘密仍在流传……

一部分人决意走极端之路了，目睹现状的不能改变，那些痛心疾首的人决定以暴力的方式来打碎这个世界－－1894年，二十八岁的广东青年孙文，上书李鸿章要求改良石沉大海之后，出走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和几位年轻人聚首论政，创立了“兴中会”，决意走破旧立新之路。在他们眼中，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是与过去的中国一刀两断的，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国度。他们庄严地宣誓：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制，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倾！用特###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莫我华夏。……”

在创建共和的思想鼓舞下，一次次武装暴动开始了。筹款、起义、暗杀、失败、流亡，宣传、再筹款、再起义……在十六年屡败屡战的奋斗中，在五次环行海外各国的宣传中，在无数次的死亡威胁和穷困潦倒中，孙文（中山）这个名字已随着清政府赏银的提高闻名天下。在孙文自己看来，他就是一只蚍蜉，他的使命，就是要把清廷这棵大树撼动；而在人们看来，这个勇敢的南方人一直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准备誓死与这个腐朽政权对抗了。这个垂垂欲坠的朝廷，总有一天，会轰然倒下的。

从一开始起，孙文选择的道路，就跟袁世凯是南辕北辙。这两个人在理想、信念以及推进社会的方式上的大相迥异，这也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合作，最终只能以破裂而结束。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1）

在天津小站期间，除了专心练兵之外，精力充沛的袁世凯还对国家大事进行了冷静思考。袁世凯本来就不是一介武夫，相反，无论是在见识上，还是办事能力上，在那个时代中，他一直是出类拔萃的。跟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一样，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日本的崛起，袁世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当多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框架，一心只想走洋务运动的捷径时，袁世凯已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另眼相看了。袁世凯琢磨的是如何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达到变法图治，从而改变清国腐朽堕落的状况。这个时候，李鸿章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朝廷内外遭致了冷遇，甚至遭致一片声讨。朝野主持朝政的，是当初的“主战派”翁同龢。这个时候，相对赋闲的袁世凯选择了挟策以进、上书言事这一旧式文人普遍常用的干政形式和进身之路，阐述他对于时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因为当时的袁世凯的官职是直隶按察使，在这个级别中，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利，袁世凯只好通过主持朝政的翁同龢，给光绪皇帝连上了两个帖子，主张新政，倡议变法。

从这两个条陈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当时的形势和变法的必要性有着很深入的思考，也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条陈》指出：当时的中国，处在列强包围并不断蚕食的危难境地，振兴的唯一道路，就是效法西方，实行变法。袁世凯批评了反对变革的“用夷变夏”之说，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之道，已被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清国必须借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相比较而言，清国从三代以来，一直沿用的是旧制，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时制宜，应是大势所趋。袁世凯认为，国门既然打开，想闭关自守已不可能，不如以一种主动的姿势去变法，去改革。袁世凯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后，应该效法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成功之道，迎头赶上。

袁世凯的这两个《条陈》，包罗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设想，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中国的变革状况，是有很深入思考的，它涵盖了袁世凯的早期思想。中心思想是向西方学习，在此大前提下，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这本万言书里的思想，既有实际措施，也有解决办法。在具体措施上，袁世凯提出了一些想法：（1）设立馆院。设想它是一种既像学校又像议事组织一类的机构，聘请一些精通各种学问的西洋人、旅外华人，听取或采择他们的学问和主张。（2）改革八股考试，讲求实学，新开特科，广取深通洋务之士。（3）开办学堂，培养理财、建造诸方面的新式人才。（4）注重外交，慎选驻外使节。“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慎择干员，办理边疆各地交涉事宜。（5）裁汰冗员，精简吏治。

在经济方面，袁世凯提出的振兴主张为：（1）学习西方现代经济，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2）繁兴商业，设立商会。（3）广集商股、举借外债修筑铁路，实行官督商办。注重发展铁路沿线的商务和矿务。（4）开发矿藏，鼓励商办，保护矿主。（5）鼓励、扶助开设工厂。资力不足者，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贷款，以资扶持。（6）发展邮政。（7）以海关管理方法清理厘卡。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2）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的这两份条陈，都是着眼于实际提出的一些实际措施，并没有提到时人大力提倡的“以夷制夷”等小聪明的方式；或者幻想通过《万国公法》来限制列强的扩张等。在袁世凯看来，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同列强已无平等可言，无公法可据，谈不上真正的睦邻和可靠外援，只有正视现实，依靠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才有真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很容易在别国的利益争夺和妥协中被牺牲。

有人曾评价说：就袁世凯的这两件条陈而言，可以看出，袁世凯无论是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改革方案的设立，都比当时的京官显得有远见卓识，变法的道理也讲得头头是道，极具说服力。相比较当时的一些建言，可以说，几乎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甚至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曾有人将袁世凯当时的主张和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作了比较，分析说：袁世凯改革侧重于地方，而康有为一直幻想从中央开始，从可能性上来说，康有为的主张很难付诸实施。从对朝廷老臣勋旧的态度来看，袁世凯主张怀柔对待，妥善安排，不激化矛盾；而康有为对此却非常鲁莽，“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相比较而言，以实行政治的方法来说，康有为就显得幼稚得多，容易让改革形成对立面。从动机上看，袁世凯的新政措施，明显地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的，没有个人谋私利的色彩；而康有为的主张，很多都含有个人目的，比如在一些机构的设置上等，个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袁世凯上书给翁同龢，后来有人认为，那是因为袁世凯看到李鸿章受冷落了，自己失去了靠山，所以急切地想寻找一个新主子，便以上书的方式去接近翁同龢。这样的评价，怎么都有点太聪明的意味，中国的史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这样的聪明之处，聪明得就像一本本兵书，随处都埋藏着杀机和陷阱。作为朝廷的命官，同时又跟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很大干系的袁世凯来说，在清国遭受到日本重创的情况下，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想法和立场，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至于上书给翁同龢，那也是让皇帝阅示的唯一路径。至于个人的恩怨和派系，在国家大事面前，也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因此，袁世凯通过翁同龢对光绪的上书，完全没有必要考虑得过于细致。只不过这两次上书让袁世凯感到失望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引起军机大臣、帝师翁同龢的重视。也许，对于一直在传统框架里思索的翁同龢来说，袁世凯的意见显得过于生猛，也很难付诸实施。

不过这一段时间袁世凯的积极表现，还真引起了赋闲贤良寺的李鸿章的不快。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住所，去看望李鸿章。闲聊之际，袁世凯安慰李鸿章，如果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不也很好？敏感的李鸿章不高兴了，在他看来，袁世凯分明是想替翁同龢当说客，劝李鸿章出让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3）

老爷子发脾气，袁世凯自然脸上挂不住，只好诺诺告辞。李鸿章仍不解气，对亲信幕僚们又发了一通牢骚：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这一本书，写于袁世凯死后。从内容看，这样的言语，倒像是李鸿章亲口吐出的。李鸿章一直富有草根气息，言谈举止，有时颇有点官痞的味道。对于权谋与世俗，李合肥从不陌生，数十年的官场经历，李鸿章早已练就一身的金钟罩与铁布衫功夫。当时的李鸿章失势于官场，心情上也坏极了，发一下脾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对于袁世凯的看法都是一时的气话，此后的李鸿章并没有因为这一件事，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在李鸿章眼中，袁世凯还是自己线上的人，仍是精明能干、办事老辣、不可多得的人才。

到了1898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正式诏告天下，宣布变法。从这一天起，至当年的9月20日（八月五日）止，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史称戊戌变法，因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故又称百日维新。

诏书发布当天，光绪特意去了一趟颐和园，为的是告诉慈禧。光绪还给慈禧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法的宏论。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汇报，慈禧斜倚在榻上眯着眼睛听，感叹这些奏折说得很透彻，可以一试。光绪见慈禧高兴，就建言把这几本折子的内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们人手一册。慈禧点点头：就这么办吧。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到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光经济体制变革令就有七十多件，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邮政总局，兴办商会、农会，鼓励私人创办新式工业，奖励发明创造，创办国家银行，编制预算。文教变革令八十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废除八股文，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同时创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书院为学校，选学西学，派遣留学等。政治变革令最多，达九十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立即撤销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在变革令中，还大力倡导鼓励“官民论政”。在军事方面：裁汰绿营，改革武科考试制度，编制陆军，增办兵工厂和武备学堂。

一直坚持学习英语、坚持自视独立的光绪的此番变法，更像是他跟慈禧在为某一件事赌气。很明显，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变法内容之多，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多新政同时出台，不仅社会始料不及，似乎连他自己，也被如此之多的新政引起的动荡，感到不堪重负。各个环节对于新政的反应很快传到慈禧太后的耳中，慈禧大约突然意识到如此新政过于草率，也过于匆忙了，对于变法表示出极为不放心。就在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的第三天，慈禧太后下旨：一是免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内阁大臣职务，让其“开缺回籍”，翁氏被黜，让光绪失去了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维###人的家长；二是命荣禄代理直隶总督；三是将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回收。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4）

维新政策推不动，光绪自感压力很大，整日在宫中大发雷霆，手下大臣和太监惶惶不可终日。朝廷老臣们不敢怪罪于光绪皇帝，便迁怒于那些变法的维###人。变法后不久，曾有一个外国人这样描述光绪：“大清国皇帝陛下的容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衰老得多。他额部凹陷，脸色发黄。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伤的、疲惫的和带有孩子气的笑容。当他咧开双唇时，嘴里露出的是参差不齐的长长的黄牙齿，两侧脸颊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并非缺乏同情心，不过更多表现出的是麻木不仁。从他的容貌上看，我们看不到一点生趣。事实上，光绪皇帝给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无趣、缺乏精力、疲惫不堪，整个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生活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这样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接下来的形势很快就验证了袁世凯的担心，由于变法令过于繁杂，难以付诸实施；同时，地方督抚对于政令既缺乏了解，也缺乏支持。所以，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对变法诏令持观望态度，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诏书下发一个月后，颇有名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颇能代表地方大员们的心理：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无暇究其所以然……地方大员都对变法困惑，更何况平民百姓了。于是，变法很快就陷入困顿。新政慢慢不了了之，有的甚至还扭曲变形。

时间到了9月的时候，北京的政局变得更加微妙了。光绪已方寸大乱，他的行为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从一系列前后矛盾的行为来看，似乎不知道这个年轻的皇帝到底要做些什么－－他变得一意孤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经常暴跳如雷，甚至一个人悄悄地哭泣……在变法最至关重要的时期，光绪突然下旨，让康有为离开京城；紧接着，在小站的袁世凯也接到荣禄的通知，说光绪皇帝命他来京，一同接待来京的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听到这个消息，袁世凯费神思考了很久，袁世凯不知道光绪让他一道见伊藤博文的真正意图。外界都在传闻光绪拟聘伊藤博文为清国维新顾问；同时拟邀担任顾问的，还有美国人李提摩太。这样的说法让袁世凯感到震惊，毕竟，伊藤曾是清国的仇人。如果这样安排，不知道慈禧会有什么感受，想必，自尊心极强的老佛爷是不会同意的。

9月14日，袁世凯与伊藤博文同时抵达北京。9月16日，光绪皇帝于颐和园毓兰堂，召见了袁世凯。光绪先是询问了袁世凯一些军事情况，接着话锋一转，问道：“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袁世凯的答复是肯定的，但心里不由忐忑，毕竟，这样的询问太不正常。当天，上谕下，袁世凯以外官三品臬司，超升京卿二品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样，袁世凯便从一个中级地方官，升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9月17日，光绪皇帝又一次召见袁世凯，光绪帝对袁世凯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个时候，无论是谁都能看出光绪的用意了，他这是在争取力量，拉拢袁世凯，让他直接听命于自己。

在光绪接见袁世凯的同时，形势突变－－这当中极可能是慈禧觉察到什么，毕竟，袁世凯的手中，有一支极有战斗力的新军－－9月18日一早，荣禄即下令：一是调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七千人进驻天津陈家沟，切断袁世凯新军入京之路，以防袁世凯有变；二是调集甘督提督董福祥部一万二千人，进驻宛平、长辛店一带，其中一部直入北京，以加强慈禧住地颐和园的拱卫；三是致电总理衙门及袁世凯，谎称军情，说英俄开战，英舰多艘游弋大沽口，要袁世凯立即返回天津听候调遣；四是授意御史杨崇伊等到庆王奕匡府，呈递奏请太后训政折，以便到时给朝臣们一个说法。部署完成之后，不仅北京卫戌军总数超过了四万八千人，而且，从山海关至北京沿途驻军也达到十三万人，总兵力是袁世凯的新军的二十倍。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5）

与此同时，维###人也清楚感受到危机的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孤注一掷－－18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皇帝“密谕”的草稿，要求袁世凯举兵，先杀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带兵围攻颐和园，清除后党。显然，维###人已把袁世凯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了。维###人如此冒失行事，也是错认了袁世凯，袁世凯主张变法，但他一直是个缓进的改革派，并不主张激进。谭嗣同以这样的方式来见袁世凯，显然是铤而走险了。这当中的原因极可能是维###人听到慈禧恢复“垂帘听政”的消息后，与光绪之间有过密议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时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这个计划，维###人之一的毕永年后来在《诡谋直纪》中，曾有过涉及。在维###人看来，袁世凯如能效忠皇上，则时局或许能够改变。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维###人决定让谭嗣同去力劝袁世凯。谭嗣同见袁世凯的情景，一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追记，另一个，就是袁世凯在被贬的那一年所撰写的《戊戌纪略》。康有为对于这一天的记载，是这样的：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筹划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从康有为的文中可以看出，在那天晚上，袁世凯当场回绝了谭嗣同，表态说围攻午门不太现实，只有等光绪去小站阅兵时，才有可能以上命杀荣禄。

对于谭嗣同与袁世凯的密谈，梁启超的描述显得现场感更强，也更为生动：

初三夕日，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把光绪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住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所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惟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康、梁的说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袁世凯当时表态得非常果敢，表示坚决站在光绪一边，口口声声“杀荣禄如杀一只狗一样”。不过袁世凯提出杀荣禄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皇上必须到自己的营中来亲自下令。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6）

袁世凯又是怎样说及这一段密谈的呢？袁世凯《戊戌纪略》中，是这样写的：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用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袁世凯随后写道：一段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说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世凯，但都因荣禄阻碍，使得袁世凯的晋升缓慢。之后，谭嗣同话锋一转，出示了在袁世凯看来非常可疑的光绪手谕：让袁世凯在荣禄前宣读皇上的命令后，诛杀荣禄，然后，“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于天外，因诘之：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以袁世凯一向处事的冷静风格，在没有看到上谕之时，肯定是不会动手的。袁世凯当然知道，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束手就擒，全军覆没；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光绪，有可能自己的脑袋也不保。袁世凯自述道：当时他强调了两点：一是杀荣禄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举事不易，因为营中枪弹均为荣禄控制，必须先设法预贮弹药，然后方能依策行事。天津为各国聚集之地，如果忽然杀了总督，会引起###；并且，在自己的新军周围，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城内也有旗兵数万人，自己的军队只有六七千人，怎么能办成此事？对于袁世凯提出的第一条，谭嗣同回答说：20日早晨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自然会亲自下达命令。而对袁世凯所说的第二条，谭只好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奇男子”。

有关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的表现，焦点就是袁世凯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这一天，到底有没有向慈禧或者荣禄告发，以致直接引发了21日早晨慈禧的重新归政。袁世凯直接告密的可能性，肯定是没有的，即使刚刚擢升为候补侍郎的袁世凯，也没有资格、无可能立即见到慈禧太后，即使袁世凯来京后谒见过的后党权臣刚毅、王文韶等，也不可能“引见”他觐见慈禧太后。唯一能让袁世凯见到慈禧的，只有奕匡。不过当时袁世凯跟奕匡交情并不深，他们的交好，也是后来的事。所以，奕匡当时也不可能带袁世凯去见慈禧。总而言之，对于慈禧和荣禄来说，很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对于光绪和维###人“围园杀后”的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一定非得通过袁世凯的告密。不过9月19日那一天，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回了天津。从时间上来说，徐世昌倒是有可能向荣禄密报，再通过荣禄电报告知慈禧。当然，这只是推测和臆度。徐世昌的日记中，丝毫也没提见到荣禄的事。假如袁世凯通过徐世昌告密的话，慈禧在收到荣禄的急电后，决不会等到两天后的21日才动手。在此紧急情况下，按照慈禧的风格，应该会当机立断的。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7）

9月20日这一天是在一种紧张无比的气氛中度过的：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在《戊戌纪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见，袁世凯并没有得到谭嗣同所称的密谕，光绪帝也绝口不提兵变的事情。这当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光绪对于谭嗣同劝袁世凯勤王一事不知情；二是光绪在权衡了自己的实力后，放弃了反抗。袁世凯利用了这次请训机会，大胆向光绪帝进言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袁世凯这一番话可以说确切表明了态度。在骨子里，袁世凯是看不上康有为等自命不凡的书生的，也觉察到年轻的光绪皇帝在性格、经验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力劝光绪稳妥行事。可以判断，袁世凯这一番话的确是肺腑之言，也是真实看法。

光绪召见袁世凯的同时，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凯登上去天津的火车。下午3点左右，袁世凯到达天津。当时报载，袁世凯回津后的欢迎场面十分热闹，很多文武官员都去车站迎接。这个热闹非凡的场面并不能说明什么，当时官员出行都有类似的迎来送往。到达天津之后，荣禄以让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为名，不让他回小站，这样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袁世凯的怀疑，也可以看作是对他的保护。下午5点左右，荣禄带着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的关防大印，乘专车启程入京。同一天下午，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在会客厅屏风的那边，慈禧细细地聆听双方的谈话。当天晚上，慈禧召集荣禄等紧急开会，一直开到夜半时分。

21日一早，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朝廷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谭嗣同本可以逃走，但是他觉得自己是新政先锋，新政失败，自己有殉难的义务。至于另一个维新派杨深秀，在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的缘故，抗疏慈禧归政。28日，军机大臣传谕刑部，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一起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的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朝廷对于袁世凯的处理，可谓是颇费一番功夫－－1898年9月25日，也就是荣禄赴京的第五天，上谕公布，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荣禄还让天津知府李荫梧等人送来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关防大印。此时，光绪皇帝已被囚于瀛台，维###大多被捕入狱，北京的政局已为保守派控制。三天后，也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杀的那一天，慈禧太后任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仍节制北洋各军；任命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朝廷的这一举动显然是针对袁世凯来的，表明还是信不过袁世凯，当初让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只不过是为了安抚袁世凯，让他服下一粒“定心丸”。

很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来天津上任。袁世凯交出关防大印，重新回到小站。小站的周围，也就是天津芦台一带，布满了新调来的董福祥的甘军和宋庆的毅军。派军牵制袁世凯的同时，慈禧又以取消原定天津阅兵的理由，给袁世凯部送来了奖赏新建陆军的白银四千两，以示体恤。袁世凯不失时机递交一个奏折，表明了自己的效忠。紧接着，袁世凯又向慈禧上了另一道奏折，对洋人武装力量随意进京一事，作了提醒，并提出应对的办法。不久，慈禧连续几次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也向慈禧作了军事上的建言。袁世凯毕竟是个能臣，对于军事尤其在行，他的有条不紊、思路敏捷以及对中外军事力量的洞察，给慈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世凯的危机初步解除了。1899年朝廷的考核当中，朝廷发出上谕，对于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的三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让慈禧觉察到袁世凯有过人能力，是袁世凯处理山东日照的一起排外事件。1899年4月，德国工程师三人在山东日照被当地民众殴伤，德国以此为借口，侵占沂州、日照等地，沿途烧杀抢掠。朝廷命袁世凯率所部，由天津开赴德州一带实行保护。在德州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接连给朝廷上了好几个奏折，论证了中国的病因以及根治办法，再次引证了甲午中日战争数十万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的惨痛教训，提议在东北各省增练五万新军，加上原有北洋武卫军五万人，就可以达到十万人，以这样的军事实力，国家防卫力量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袁世凯还提议，让自己参考模仿各国军事，详拟?法、操法、军规、器械等方面的章程，请旨颁发各省军营，一体遵照执行。慈禧当然同意了袁世凯的这一请求，对于慈禧来说，她这一辈子的心结，就是练兵了。现在，出现了袁世凯这样的现代军事人才，慈禧当然很高兴。袁世凯很快拟定了有关军事要略，上报朝廷下发；还撰写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计十二册，另附阵图等，呈送朝廷。主要内容包括：战法、战规、行军、攻守、驻扎等；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的操法、阵法、战法。并插绘了许多简明图解，附录了各种章程、条规、饷章、格式等。后来，朝廷正式出版了这部军事着作，下发全国作为训练新军的军事教科书。

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所受到的怀疑和冷落，算是彻底烟消云散了。这个冷静而精明的中原汉子，又一次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冷静涉险过关。在危险和灾难面前的屡屡逃脱，让袁世凯徒增了很多勇气，也平添了更多的信心。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1）

百日维新的经历，对于袁世凯来说，就如同一场惊险无比的走钢丝一样，尽管袁世凯走得心惊胆战，但他还是凭借着过人的冷静和狡猾平安着落。这样的艰险，直到很多年后，袁世凯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也算是上天对于他的垂怜吧－－或许，还想留给袁世凯一点时间，让他继续完成一些事业，毕竟，对于雄心勃勃的袁世凯来说，一切都是开了个头。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义和拳事件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渗透，困顿与耻辱一直如铅云一样，压抑在中国人心上，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滋生涌动－－自道光时代开始，历经咸丰、同治，一直到光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与西方的争夺中，一直败得体无完肤，脸面全无。当洋务派的自强措施没能顶得住列强的扩张和侵略，维新派的变法阴差阳错走向失败之时，人们开始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之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西方传教士以越来越普遍的形式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拥有相当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乘机纷纷入教，为非作歹，兴风作浪，激起底层广大民众的愤怒。中国人多年来积郁于胸的民族情绪被点燃，民间的力量走到了前台。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一股带有仇恨的强大力量终于迸发了。

义和拳的兴起，是一种复杂的产物。这样的复杂体牵涉到社会背景、民间情绪、经济困窘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显得没有约束和控制。当这种情绪以一种暴力和非理性方式轰轰烈烈表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已误入歧途。在此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之后北方捻军的兴起同样可以这样认为。这种带有原始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既有史诗般的雄壮，也跟迷信与残酷纠缠在一起。它的兴起，根源于人类存在的本质－－人们困惑于贫穷，疲于冲突，畏于神秘，惧于死亡，这些客观存在，加上自身理解力的不足，自然而然产生了诸多非理性的认识。从传统文化上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否承认，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除了理性的文化成分之外，暴力和“怪力乱神”也占有相当的成分。中国历史上无数循环往复的暴力，证明了这一点。也因此，完全可以认为，自明朝之后，实际上对于中国广大的百姓来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的影响与《四书》《五经》一样深远，它们根深蒂固地影响普通百姓的心理状态，也影响着民族的性格和行为。

因为有着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大众心理，当社会上的精英层次对于社会的走向显得苍白无力的时候，这种暴力和“怪力乱神”相结合的东西便会在社会的底层自然而然地显灵了。它们或以单纯的暴力方式表现，或以怪力乱神的方式显形，或者两者糅杂在一起，难分彼此。在暴力和怪力乱神中，人们找到了安慰，不满情绪得到了宣泄，然后坠入一种自欺欺人的境地中。这样的变形，从根本上说，既是缺乏科学和理性的结果，同时也是群众运动所无法控制的结果。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2）

从教义上说，义和拳运动是破绽百出的，乱哄哄的像是儒释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国戏剧的“大杂烩”，他们将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杂糅了民间信仰、通俗小说和街头戏剧中的因素，制造了诸多的生灵和保护者：他们相信玉皇，相信土地菩萨，相信关公，相信二十八宿……中国历史上一切民间传说，在义和拳这里，都有着淋漓尽致的发挥。义和拳还将神学、迷信以及宗教混在一起，相信法术，相信鬼神附体，相信刀枪不入，相信自己能够飞翔，子弹无法穿透……因为有神通，洋人的洋枪洋炮又算什么呢？那些从不懂得现代化，不懂得科学精神，也不懂得现代战争的农民，就这样模糊了戏剧和生活的区别，集体陷入了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在此情景下的中国北方农村，就像一个戏剧大舞台一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登台表演。对于那些全副武装的洋人来说，与其说面对的是一群“敌人”，还不如说面对的是一群农民“戏剧演员”，一群不戴面具的“神”。

义和拳的发源，应该是从1897年开始的。在山东曹州，也就是当年“水泊梁山”的地方，由于当地百姓与教民的冲突，引发了暴动。一批自称为义和拳的百姓，杀死两名德国神父，砸毁了教堂。驻青岛的德国军队以此为由，占领了胶州湾。自此之后，在山东境内的义和拳运动，一下子呈星火燎原之势。当时的山东按察使毓贤在捕杀了早期义和拳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后，因为兵力不足，无奈之下采取了安抚和招安政策，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成为官方正式认可的“民团”组织。1899年秋天毓贤升任巡抚之后，山东各地的义和拳运动愈发不可收，蔓延到四十多个州县，各地烧杀教堂的事屡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担忧山东政局进一步混乱，以防范德军的理由，令袁世凯带领军队进驻山东。袁世凯带兵进驻山东之后，面对如火如荼的义和拳运动，保持冷静和克制。袁世凯向朝廷建言，以四点对策保持山东的稳定：一是慎选守令。袁世凯认为山东教案迭出，追究其原因，是因为地方官未能公正办事，有的敌视洋人，有的害怕洋人。如果发生教案，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一方面抓足证据，把情况调查清楚；另一方面，据理驳斥，按照有关条例，请上司照会有关国家的领事、公使，并转照总理衙门进行外交配合。如果各州县能做到办案公正、不偏不倚，人心就会得到安抚。二是讲求约章。袁世凯认为内地官吏，多半不熟悉各种条约，遇事无所依据，给办事和外交带来诸多不便。袁世凯请求总理衙门选派明晰练达的官员，将各国条约公法及有关文件，多加刊印，分发给各州县地方官员及候补人员，加强对他们的培养，让他们尽快熟悉业务法规。三是分驻巡兵。袁世凯认为，德兵由海上登陆时，一遇到中国方面的拦阻，即起纠纷。应选择一些素质较高的士兵，分驻在胶州各县及胶济铁路经过处，往来巡查，并在一些关键的地点，驻扎精兵以应援，这样，德国人见我军巡兵周密，重兵扼扎，既不能借口遣兵，也不好任意寻衅。四是派员驻胶州。袁世凯认为，应与德方交涉，派兵驻扎在胶州地区，遇事既可以会商，并能随时刺探德兵的意向动静。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3）

袁世凯的这四点看法，对山东当时面临的外交难题，可以说既有针对性也有可操作性。到了年底，慈禧干脆将山东巡抚毓贤调往京城，让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一职。

袁世凯毕竟见多识广，他既有在朝鲜跟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对于西方的了解始终处于前沿状态；同时，也富有草根经验－－自小的耳濡目染，使袁世凯对那些“怪力乱神”的把戏并不陌生。袁世凯当然知道这样的群众运动一旦兴起，结局将不可控制。1900年1月，袁世凯上了一个奏折，表达了自己对于义和拳的看法，中心意思有两层，一是认为义和拳盲目排外，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也给国家带来了重大损失。奏折列举了山东各地发生教案的情况以及相关损失数据。二是认为义和拳系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绝不可用来对付洋人，如果控制不好，反而会被洋人作为侵略借口，大局将不堪设想。在奏折中，袁世凯陈述了已经采取或将采取的措施，分为治本和治标两种：治本就是调和民教，颁示约章，整顿吏治，让人们清楚，教民虽入了西教，但仍是中国百姓，要守中国之法；同时照会洋教士，谨守教规，不准违背约章，横生枝节……至于治标，就是以武力和劝导结合，取缔义和拳，恢复地方秩序。

有一个故事，似乎能说明袁世凯处理义和团事务的不动声色－－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一些义和拳的首领尚不清楚袁世凯的态度，他们相约去拜访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像前任巡抚毓贤一样，对义和拳积极支持。坐定之后，义和拳首领们照例吹嘘自己法力无边，刀枪不入。袁世凯不动声色地聆听着，不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到了吃饭时间，袁世凯盛邀首领们一道进餐。餐桌上，首领再次吹嘘自己的法术。袁世凯提议让义和拳当场演示法力。盛情之下，那些义和拳首领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袁世凯让那些说大话的义和拳首领站成一列，又叫来军中最好的神枪手－－结果可想而知，那些吹牛的义和拳首领哪里挡得住枪子的穿透力呢！这种不动声色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是典型的袁世凯风格。很快，在全省范围内，袁世凯命令广贴告示，宣布义和拳为非法组织，严禁设坛习拳，“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也遭遇到诸多“教案事件”。因为吸取了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袁世凯的处理显得干练多了－－有一次，山东平阴县教堂英国牧师在由泰安府回平阴县的途中，突然失踪。消息传至袁世凯这里，袁世凯一方面急报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驻华使节，表示会尽快妥善处理好此案；一方面调集有关人员，悬赏通缉案犯。很快，案犯被抓获，这是一桩抢劫行凶案。袁世凯很快在济南公开审理此案，并特意邀请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旁听。由于证据确凿，审理公开，判决公正，英方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也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轰动一时的肥城教案，就这样顺利终结，结案之快，赔偿之少，都是历次教案中少有的。

在外事矛盾与纠纷中，袁世凯也不算一味地倾向洋人。1900年1月至3月，高密县数百民众聚集，武力抗拒德国人建设的胶济铁路从境内通过。德国人调集海军陆战队三百多人进驻，扬言要以武力护路。双方各不相让，战事眼看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火速调集大批军队进入现场维持秩序。经过调查，袁世凯认为当地的民众虽然愚昧无知，但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对于征用田地赔偿不够。于是，袁世凯亲自拟定了有关条件，与德国人进行谈判。由于袁世凯据理力争，德方作了让步。在此基础上，袁世凯还对德国人筑路用地、路矿公司设局、雇工、火车运载货物、征收厘税等事项，作了明文规定，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地群众的利益和国家主权，袁世凯在山东的威望也因此大增。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4）

当然，由于袁世凯在山东对义和拳的大肆围剿，也引起了清廷一些人的不满。为了杀鸡儆猴，朝廷一帮人找了一个理由，将同时在山东做官的袁世凯的胞兄袁世敦革职回籍。压力之下，袁世凯仍冒着风险，上了一封《遵旨筹议官练私团事不可行据实复陈折》，再次阐述自己对义和团的认识，提醒朝廷不要受骗上当。袁世凯声称：经过调查，义和拳实际上就是离卦教中所称的义和门，与当年抗清的白莲教同出一源。只有拳会之名，并无拳会之实。嘉庆年间，已奉旨严禁。这些拳民不只仇恨洋教，还聚众闹事，掠害平民，骚扰地方，危害很大。义和拳也没有什么本领，屡战屡败，怎么可能用来抵御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呢？袁世凯强调，自古以来，决无利用旁门左道邪教来抵御外敌的，也没有把这些抢劫拒捕之人当作良民的。因此，朝廷企图倚重义和拳，实属不可行。

由于袁世凯坚持不放弃对义和拳的强有力打击，到了1900年，山东境内已无义和拳的踪迹。义和拳越境到了河北、天津、保定的三角带地区，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河北境内，义和拳的活动达到了高潮。直隶总督裕禄原本与袁世凯约好，对义和拳南北夹击，但此时朝廷对于义和拳的纵容态度，让他不再敢轻举妄动。于是，义和拳设坛焚香，毁铁路、折电线、烧教堂、杀洋人的活动愈演愈烈。这时候，对于义和团到底采取什么办法，清廷还是拿不出主意，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义和拳的口号转变也是清国统治者看法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由最初与满清的不共戴天，变成拥护清廷驱除洋人了。在这种前提下，那些憎恨洋人的清朝王公贵族，甚至慈禧，都觉得这股民间力量可以利用。在朝廷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的时候，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北方的广大地区越发处于无政府状况中了。

清廷上上下下对于义和拳的判断缺失，明显地是缺乏常识所造成的。当欧洲在19世纪工业化的背景下，思维已在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行驶的时候，在东方古国，义和拳民以及清国统治层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纪，无论是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宦们，还是没权无势的百姓，既缺乏基础的科学常识，也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能力。他们既愚蠢又天真；既充满幻想，也缺乏想象力；既老谋深算，又自作聪明。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上至慈禧太后皇室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全都相信了这种怪力乱神，相信那些带有神功的义和拳民是“天兵天将”下凡，相信他们可以刀枪不入，相信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洋人。以当时清廷自作聪明的想法，先纵容民间义和拳力量打击洋人，给洋人施压，然后，再跟洋人谈条件。在官方的纵容之下，这股自发的农###动变得有恃无恐，很快就形成了大爆炸的趋势。在河北等北方地区，凡是有教堂的地方，都很快成为一片火海。

时间到了1900年6月，义和拳各股势力开始向北京和天津进发。他们头缠红、黑、黄等各色头巾，绑着红色裹脚，手腕上系着白色咒符，服装五颜六色。北京的城门被莫名其妙地打开，十多万义和拳涌进了城中。他们满街逡巡，搜捕和杀戮“老毛子”、“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一直到“十毛子”－－老毛子、大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杀无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若不退教，杀无赦；三毛子以下的，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之人……义和拳证实一个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十分简单－－嫌疑犯被押到街上，跪在义和拳的祭坛前，然后点燃一张写着上呈给义和拳保护神的话语的纸条，根据纸灰的上升还是下落，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有罪该杀。义和拳扬言要拿获“一龙二虎”来祭天，以偿背祖叛国之罪－－“龙”便是主张变法的光绪，“二虎”则是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甚至有一度，几十个义和拳民在两位亲王的带领下，到皇宫想杀死光绪，最后被慈禧阻止……矛盾就这样被激化了，战争也变得不可避免。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攻下大沽炮台。这个时候，由于李鸿章远在广东，朝中无人与外国公使接触斡旋，朝廷数次征调李鸿章北上处理事务，李鸿章拒不应诏。慈禧太后方寸大乱，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期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八旗军官恩海枪杀。在京的义和拳又组织起来，围攻各国使馆。局面失去了控制，慈禧太后像一头孤独的母狼一样，不顾一切地下诏对十一国宣战。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5）

清廷孤注一掷宣战之时，那些朝中###及地方大员们，知道这一场战争的失败不可避免。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联合在一起，力求“东南互保”，以宣战的诏书为“矫诏”、“假上谕”为托词，拒绝执行慈禧对外宣战的诏令。此时身在山东的袁世凯，虽然在看法和立场上与李鸿章等一致，但不敢直接与朝廷相悖，只是把山东境内的外国人送至烟台避乱，使山东免遭列强蹂躏。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后，慈禧急命袁世凯带队或派得力将领赴京增援，袁世凯接到上谕后左右为难，不派兵，开罪于慈禧，后果不堪设想；派兵的话，明显是以卵击石。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无奈何只好原地踏步，摆出出兵的架式，对战事的格局持观望态度。战争期间，华北交通、电讯中断，袁世凯主动承担了通讯中转的职责，东南各省督抚、驻外各使节的奏折、函电等，都是先发至济南，然后由袁世凯发电代奏；朝廷的上谕、电令也是经袁世凯，转发至各地督抚、各驻外使节。纷乱的事务之中，袁世凯处变不惊指挥若定。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补救工作，比如说密电荣禄，建言设法妥善保护各国使馆，不让各使馆受更大的损失；在万不得已之时，要派遣军队护送各国公使安全离京，避免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

接下来的事情稍有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了：尽管义和拳士气高涨，驻守在津京地区的清军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全副武装的联军面前，只得节节败退；八国联军很快逼进了京城，十多万义和拳不知所踪。8月14日，也就是慈禧宣战不到两个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第二天凌晨，慈禧穿着蓝布大褂，梳着巴巴头，像一个农村老太一样，携着光绪皇帝扮成难民模样，混在人群之中，由德胜门北逃。逃亡的第一天，慈禧等在一个叫做贯市的小村镇歇下脚，这个村镇距京城仅七十里。村镇里的百姓谁也没认出大车里的人是皇室成员，也不相信那个披头散发看似农家老太的人就是慈禧。大太监李莲英捧着碎银子到处求购食物，只要是能吃的，不论生熟，一收而尽。太后和皇上吃完了，剩下的食物，才赏给手下的。就这样，慈禧一行，如丧家犬一样一路逃到了太原。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不久，机敏的袁世凯很快摸清了慈禧太后的动向。当慈禧9月10日到达太原时，袁世凯特意派人给慈禧送来了二十五万两白银。这一笔巨款对于大难之中的慈禧来说，无疑雪中送炭。慈禧想到了袁世凯之前的诸多建言，心中如打翻了五味陈醋一样。此后，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来了很多钱物。袁世凯的这一番情感投资，无疑已打动了慈禧。

经过清国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的全力抗争，清国和八国联军最后签订了《辛丑条约》，仅赔款一项，就有4亿5000万两，“人均一两，以示警告”，加上4厘利息和39年付清，达到了9．8亿两，再加上各省教案的单项赔款，总数超过10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2年的财政收入。

1901年11月7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丑条约》谈判特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悲愤交集中去世，朝廷发布上谕，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四十三岁的袁世凯几乎是毫无争议地接替了李鸿章的位置。此次袁世凯的升迁，现在很多资料都说李鸿章在临死之前推荐了袁世凯，传言最广的，是李鸿章举荐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认真查询起来，这句话并没有明确出处。李鸿章去世之时，正是中俄谈判最关键的时期，只有他的副手、《辛丑条约》谈判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后来周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李鸿章去世时，自己由于极度悲伤，已不能亲自拟稿向朝廷报告，而是由其他人代笔的。也就是说，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是由周馥口述，别人记下后，报告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不存在引用李鸿章话语一事。实际上李鸿章一病不起时，慈禧已对李氏的病情有预感，对接任之人也有考虑。听到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时，慈禧太后正在西安回京的路途上，周馥的电禀很简单：“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本日午刻出缺。所有总署关防，敬谨封存。特电禀。”电文只字未提李鸿章对袁世凯的保荐。慈禧太后在接到电报的当天下午，即明发上谕：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到任前由周馥护理。袁世凯的升迁，与其说是李鸿章推荐，不如说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6）

袁世凯之所以顺理成章地接替李鸿章。除了在此之前他的能干以及感情投资深得慈禧信任之外，还在于他在清末新政中所扮演的“先锋”角色－－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国军队的再一次溃不成军，自己如丧家犬般的逃亡，使得年过花甲的慈禧感到从未有过的耻辱。由于决策错误，西逃的慈禧既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不得不于西逃途中的宣化鸡鸣驿，公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负罪实甚”，表示要“涤虑洗心”，重新变法图强。1900年12月1日，也就是慈禧生日的当天，在西安，痛定思痛的慈禧下诏，承诺对清廷政治进行全面改革。两个月后，仍是在西安，慈禧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发改弦更法诏，表示“母子一心”实行变法，要求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在两个月之内提出改革方案，以备朝廷参考实行新政。慈禧的改弦更张，让大臣们捉摸不定，不少人都持观望态度。慈禧急了，下诏成立新政督办政务处，将各要臣全部纳入，这当中有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地方大员刘坤一、张之洞等，规定督办政务处总揽一切新政事宜，并且对各地方政府的新政实行督察。

由于慈禧太后的新政颁布在辛丑年的纷乱之中，时局不明，颁布的地点又是偏于一隅的西安，所以，慈禧太后的这一系列改革声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和重视。只有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觉察到这当中的变化，接到诏书的第四天，袁世凯即上书《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了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条革新方案，内容涉及政治、吏治、教育、外交、财政、军事六大方面，全面启动山东省的各项新政。当然，作为袁世凯本人来说，这样做并不完全是投慈禧所好，作为一个开明的地方官，袁世凯早就想对境内的一些事务进行改革了，现在，朝廷有明确的旨意，正可以因势利导。很快，山东的各项新政都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尤其是山东境内的教育改革，动静很大－－1901年9月，清政府命将各省所有的书院，在省城的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的改为中学堂，并多设蒙养成学堂。号令颁布一个月后，袁世凯即在山东省城济南，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并制定了中国第一份地方教育法规－－山东学堂章程。章程大体涵盖了西方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袁世凯还高薪聘任了美国人赫士担当总教习。袁世凯的这一番举动自然得到朝廷的赏识，清廷发布上谕，命各省仿照袁世凯所定山东学堂章程，立即举办学校，不得延误，袁世凯因此也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

袁世凯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前后的表现，以及在新政中所起到的先锋作用，不仅赢得了慈禧太后的好评，也赢得了西方列强的好感。在西方列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国官僚，他用他的行动表明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而且，在西方人看来，袁世凯也是比较好沟通的一个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既清楚中国国际地位的弱点，又知道中国政府财政的拮据及其他真实状况。总之，袁世凯应该是一个很自知的人，而绝大多数的中国官员，则是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于是，西方列强也有意无意地向清廷表示，袁世凯才是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最佳人选。正因为慈禧的赏识，以及西方列强的推崇，袁世凯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直隶总督。

刘体智的《异辞录》一书中，有一则李鸿章无意举荐袁世凯自代的记述颇值得玩味。刘体智是淮军名将刘秉璋的儿子，深晓李鸿章幕中机密，其民国初年的政治态度接近倒袁。刘说：李鸿章暮年染病之初，有人劝他保荐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继任人选。李鸿章说：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了。李鸿章说的就是袁世凯。在李鸿章看来，袁世凯深得朝廷信任，是接替自己的不二人选，干嘛要多此一举呢？李鸿章知道，无论是从才干上还是性格上，袁世凯是最像他的一个人。李鸿章也明白，自己未能完成的事情，肯定会在袁世凯手中完成。

袁世凯也深深知晓自己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沿脉关系－－无论李鸿章有无举袁自代的荐折，袁世凯都不否认。并且，在很多场合下，袁世凯还坦然不讳地承认自己是李氏衣钵的继承人。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的挽联就这样写道：

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已，愿宏志业继萧规。

上联是用郭子仪、李光弼并肩平定安史之乱，中兴唐朝的典故，比喻李鸿章是清朝“同光中兴”的柱石。下联用的是汉初名相曹参继承萧何开创的局面的典故，以“萧规曹随”来比喻自己是李鸿章的追随者。

天津李鸿章祠堂建成后，袁世凯又撰联：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长留丞相祠堂。

上联仍说早年即深受李氏之栽培，再用郭子仪推荐李光弼的故事自喻。虽然挽联与祭文一样多半是谀墓之词，但从中仍可以看出袁世凯对李鸿章的追慕和尊敬。无论从派系上来，还是革新变法的实际举动上来说，袁世凯都可以算是李鸿章的正宗继承者。李鸿章逝世之后，袁世凯追随着李鸿章的脚印，登堂入室正式进入清廷的权力中心。这一年，袁世凯只有四十三岁。

一个人，无论他承认不承认，他总是长长链条中的一环。对于曾国藩、李鸿章以及袁世凯来说，这样的比喻更为贴切。他们一步一步地走来，前仆后继，就像是链条中的一环又一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连接得那样的紧密，就如同一个人生活了一百五十年一样。也就是说，假如曾国藩活到一百五十岁，那么，他所经历的，可能思考并付诸实施的，也许就是真实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曾经所做的。

一个人，就是这样生活在时代中，也生活在历史的延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