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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象：我读《抹不掉的记忆》（1）

- 吴 象：我读《抹不掉的记忆》（2）

- 一位母亲临死前的最后愿望（1）

- 一位母亲临死前的最后愿望（2）

- 一位母亲临死前的最后愿望（3）

- 一位母亲临死前的最后愿望（4）

- 万户萧疏人似鬼（1）

- 万户萧疏人似鬼（2）

- 万户萧疏人似鬼（3）

- 万户萧疏人似鬼（4）

- 万户萧疏人似鬼（5）

- 万户萧疏人似鬼（6）

-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1）

-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2）

-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3）

-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4）

-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5）

-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6）

- 残废军人老石的肺腑之言（1）

- 残废军人老石的肺腑之言（2）

- 支书的生死抉择（1）

- 支书的生死抉择（2）

- 支书的生死抉择（3）

- 支书的生死抉择（4）

- 活人睡进棺材里（1）

- 活人睡进棺材里（2）

- 活人睡进棺材里（3）

- 活人睡进棺材里（4）

吴 象：我读《抹不掉的记忆》（1）

《抹不掉的记忆》是《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年逾七旬时的精心之作。我同他一起做过农村调查，一起合写过文章，还曾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过，是相识相交相知30年的老友。

书名《抹不掉的记忆》。我想，为什么是抹不掉的记忆呢？一边想一边翻开书样来看：

——1960年前后，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报刊上见到的却是“一片大好形势”，很少有“困难”出现。但是，全国性的大面积的灾难毕竟无法长期隐瞒，群众私下议论不少。1962年七千人大会终于提出了“天灾还是人祸”的疑问，有人甚至作出“七分要归咎于人祸”的分析。50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这一段历史，我自己就尝过饿肚子的滋味，腿脚也浮肿过，对此是不会忘记的。但是岁月流逝，慢慢就在记忆中淡化了，模糊了。作者当年作为新华社记者，被派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实行“三同”，与农民共渡难关。数月之中，每天耳闻目睹重灾区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而且同当地农民过着同样的生活，抢救过饿得只剩一口气的老弱病残，到死绝户的偏僻小村去抬尸首掩埋……对当时的情景，作者的记忆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成为抹不掉的了。

——1975年8月，豫中皖北淮河中上游及其支流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两个大型水库和2000多个中小型几乎水库同时垮坝，4个专区 、32个县广大村庄和农田被洪水洗劫一空。当时正是十年浩劫的后期， 国运艰难，为社会稳定，对这场大水灾奉指示不作公开报道。因此多年以来许多中国人竟不知道发生过这么回事。而作者在北京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内，就随中央慰问团一起到了灾区现场。一幕幕悲惨情景，真是令人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成了抹不掉的记忆。

——1976年是中国人民大悲大喜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祸不单行，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百万人口的城市几乎一下子就毁灭了。唐山大地震是7月28日黎明前发生的。作者立即赶到办公室，同另两名新华社的记者坐上“奔驰”车赶奔唐山，直到9月9日毛主席逝世才另有任务调回北京。在50多天中，惊险、凄惨的场面、令人感动、流泪的事迹一日数遇，更是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成了抹不掉的记忆。

——1978年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毅然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方针，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其实，在此三年之前，就有过一次改革的预演。1975年，“文革”残局无法收拾之时，邓小平二次复出。他临危受命，曾大力推行过“治理整顿”，高举“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帜，实际上就是用毛泽东的三句话，压倒“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荒谬批判。笼罩在浓雾阴霾中的天空终于露出了一丝阳光。但“四人帮”岂肯罢手，又造谣生事，屡进谗言，污蔑邓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终于在1976年初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邓打倒在地。这是新中国一段不平凡的日子，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未卜。铁路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已陷于瘫痪状态，是邓治理整顿的重点，点将要万里来当铁道部长。万里不辱使命，快刀斩乱麻，迅速扭转局面，“安全正点万里行”一时传为佳话。这时作者恰恰又被派去铁道部“蹲点”调研，得以近距离观察斗争的全过程。他打消顾虑，对被隔离批斗的“右倾翻案黑干将”深入采访，了解了一些深层事实。又破除种种框框和偏见，客观公正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发挥了内部调查报告重要的独特作用。他自己也得到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右倾翻案的黑干将”原来是“无畏无惧的急先锋”，自然会有更加刻骨铭心的、永远难忘的记忆，抹不掉了。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这两个“开始”作者恰好也都在时代大潮旋涡的中心，所见所闻要比一般人更多、更丰富、更重要。不过时间离现在较近，写的人特别多，大部分人都比较了解了。

综观这本书记叙的内容，无一不是当代过去几十年中的重大事件。历史的长河是延绵不断的。“历史”的今天就是“现实”，“现实”的昨天就是“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就不能清醒地面对现实，充满自信地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因此，这本书不是作者一个人抹不掉的记忆，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历史，至少是当代历史中真实的珍贵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缺少了就不能算是完全的真实的历史。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此。

吴 象：我读《抹不掉的记忆》（2）

作为重大事件，经历过的过来人都是见证人。但因为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参与的程度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保留的印象也往往大不相同。了解事件的背景、意义及来龙去脉，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各级领导者，应该最有发言权，最有条件写出可信的历史真相。但他们留下的东西很少。原因可能很复杂，这里不去分析。近年他们的家属、子女、友人陆续写出一些有关的回忆，尽管是间接的，又比较零散，对研究这段历史还是很有帮助。一些当年或以后采访过某一或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者，过去由于条件限制，只公开发表过其中极少部分，经过多年的思考，现在又回头来写，已是七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不免增加了困难。作者亲历一系列重大事件，几十年来积累和保存了很多的资料和当时得到的数据，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到了晚年，仍能坚持不懈地写，一篇又一篇，终于写出一本书来，确实来之不易，我为老友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向他表示祝贺。也许若干章节的思想深度和文字结构不无可商榷之处，但重要的是，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真实过程、真实状况、重要数据，比较系统完整地公之于世了。一些亲历的场景、生动的细节，会唤醒许多人已经逐渐淡去的对历史的记忆，有助后来人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新中国的历史。对中国古来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后来又有“假、大、空”作祟，结果有的历史只剩下几条干巴巴的概念，或者扑朔迷离，是非模糊，真假难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误导后代。从长远的民族利益来看，是值得忧虑的。历史必须真实。真实的历史才能总结真正的经验，汲取真正的教训，使连续不断又跌宕起伏的历史能更好地继续向前发展。

作者是幸运的，当了记者，而且当了新华总社的机动记者。否则他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在短期间内有机会成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记录者和一定程度的参与者。但我认为这与作者本身的一些特点是分不开的。作者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1950年初，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谋生，当了一名东北森林勘察队员，条件艰苦，生活在大森林里，粮食要靠几十、几百里外运，吃不上蔬菜，居无定所，常住帐篷。大小兴安岭未入冬即白雪皑皑，特别寒冷。流动性大，小队四五个人，一匹马一支枪，一个多月行程三千多里，往往无路可走，没有人烟，只好风餐露宿，像鄂伦春人一样过的是原始游猎生活。这正是他年轻成长、性格形成的年代，在艰苦环境中，他忍耐着没有叫苦、更没有退缩，硬是坚持下来了，养成了一种勤奋刻苦的习惯，形成了乐观上进的性格。因此后来能适应不同环境，保持昂扬的工作精神，无论在灾区环境中，在政治旋涡中，他都能圆满完成采访任务。

他当记者的成长过程也并不平坦，从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一个青年学生得到这个职位该满意了，但他却有了“思想包袱”。为什么呢? 因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迟迟未能入党，因为不是党员，在采访中就处处受冷落甚至歧视。自感文化基础、文字水平也不如学新闻专业的，不如到农林部门去好。但新华社有关领导认为这个勤奋刻苦的年轻人适合当记者，他也就“服从组织决定”慢慢适应了。写了一篇东北林区加强森林抚育和更新的报道，得到农村组长的称赞，也大大增强了他当好记者的信心和勇气，领悟到不要揣摩领导意图而要老老实实深入实际，从此进入了“良性循环”，使他逐渐积累，提高了当好记者的各种条件与能力，特别是如何处理好执行指示和从实际出发的关系，锻炼成为比较成熟的记者。三年困难时期下放农村基层锻炼，夯实了他的群众观点和作风，使他深深领会到“干”与“看”是两回事，搞过农村实际工作的和没有搞过的大不一样。看别人干发表点意见是容易的，自己干就不那么容易了。记者比许多人了解情况多，说话的机会也多，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几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侥幸都没有被卷进去。得益于他对政治斗争始终抱冷静观察的态度，遇事不乱说话，处处谨慎小心。起初是牢记自己有历史包袱不得不如此，后来则因为记者职业提高了他对人民对历史的责任心，坚持实践第一。十年“文革”，他并没有闲着，而是不断采访、记录、思考、写内参。几十年后终于写成了这本书。

勤奋刻苦的优良品格和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是促成此书的两大因素，也是此书最有启示性的两个亮点。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吴象，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山西日报》总编辑，中共山西省委、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

一位母亲临死前的最后愿望（1）

一位母亲临死前的最后愿望：吃一块干粮

我们到达山东省会济南时，正赶上省里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而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于是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们新华社这次下放到山东的干部分两个队，分别包了鲁西北的两个重灾县：一个是惠民县；一个是沾化县。领队的分别被任命为地委委员兼县委第二书记。我们是惠民队的，领队的任丰平是新华社秘书处处长。他是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行政12级的老同志，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惠民县委第二书记。另一位是新华社电务处处长张连生，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沾化县委第二书记。与此同时分配到惠民县的30多名下放干部，分别包了两个重灾区中的两个重灾公社，分别任区委委员和公社副书记以及包队(村)干部。我先是被分配到胡家集公社皂户杨村当驻队干部，后来又调到大于公社大于大队当驻队(村)干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期间，我们分别被分配到出席会议的惠民小组和沾化小组，大家见了面，并一起参加大会听报告和分组讨论。

主持大会的是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他当时是华东局第二书记，还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为“五风”问题严重，已于10月被撤职。当时安徽的问题，特别是淮北和皖东地区的问题也很严重，死人不少，但“盖子”还没揭开，中央还认为他那里不错呢，所以撤掉舒同第一书记职务之后，就派曾希圣来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曾希圣新官上任，从安徽调集地瓜蔓等代食品来支援山东。不久，安徽问题的“盖子”揭开了，曾希圣也被免职，由山东省长谭启龙任第一书记。

五级干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以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为中心，进行整风整社，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分别作了检讨。他们在分析全省农村形势之后，着重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危害，比较实事求是地讲了山东的实情，以及面临的严重困难。他们的检讨是绝对保密的，会上既不准作记录，也不准外传。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省委领导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今年(1960年)农业生产又比去年减产，而且幅度很大(20%—30%)，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城镇供应十分紧张，不少地方已经出现脱销断粮问题。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日趋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增加，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更加严峻。从现在起到明春青黄不接，这段时间将是最大难关。当前一些重灾区的中心任务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四保”首先是保人，这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在分组讨论舒同和张新村的检讨时，我们分别参加淄博地区(后来改为惠民地区)和惠民、沾化两县的讨论。他们一方面在学习讨论中央《紧急指示信》，揭发批判省委的“五风”问题，同时联系实际揭发检讨本县、本社、本单位的问题。

一位母亲临死前的最后愿望（2）

惠民地委第一书记王成旺不久前才从外地调来，他向我们介绍了淄博地区情况。他说：山东是全国出了名的重灾省份之一（被中央点了名的），山东的形势不大好的地区重点是在鲁西北三个地区(惠民、德州、聊城)，其中又以惠民地区尤为严重。惠民地区地处鲁北平原，北濒渤海，是个老区，抗战时期是渤海军区所在地。这里交通极为不便，全区不通铁路，甚至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经济贫困落后。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是一个纯农业区。近两三年来，山东的自然灾害频繁，惠民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引黄河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在舒同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刮“五风”，反右倾搞浮夸，卖过头粮，全地区灾上加灾。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谈到惠民地区灾情严重到了何等地步时，王成旺书记引用了不久江西省慰问团来区慰问时一位负责人概括的话：“惠民地区已经山穷水尽!”的确，这句话一点儿也不过分。惠民给他们的印象是满目荒凉，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没有粮食，草根、树皮成为百姓的主要食物。代表团在访问一位老太太时，问她有多少钱，老人家摸了又摸，掏了又掏，掏了半天从腰中掏出仅有的3分钱。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闲谈时，只有两个话题：一是谈论死人的情况，不是说这家死了人，就是说那家死了人；二是谈论自己几时死，还能活多长时间，能不能过了年等。有人说，活着挨饿受罪，没有盼头，不如早点儿死了好。王成旺说：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灾情，不但没有得到控制，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入冬以来，浮肿病、干瘦和非正常死亡在大量增加……

在小组讨论中，我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以下几个片段。

惠民县北镇（惠民地委所在地）公社书记说：全公社近4万人，今年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死了1000多人，只生3个孩子(不到万分之一)。入冬以来，病号、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看来明年春天将会更加严重。

麻店公社书记说：全公社大部分社员群众都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中青年妇女(16—45岁)，有2188名闭经，占总数的476％，子宫脱垂的84人。他说：由于没有吃的，营养不良，3岁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仅不会走、不会坐，连头都抬不起来。很多社员群众头不梳，脸不洗，普遍感到生活没奔头，没有活下去的信心。

单寺公社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粮没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里黑了，哪里住，走投无路，没了办法，就等着死。”有的外出投亲靠友，有的乞讨他乡，有的卖儿卖女，有的两口子闹分家，有的妇女丢掉家里男人和儿女去改嫁。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到处是一片悲惨的景象……

几年来，年年如此，一年不如一年，没饭吃，没柴烧，地荒了，耕畜大量死亡，人们无心生产。谈到社会治安时，群众说：这几年来社会风气极端反常，好人受打击，老实人吃亏；有些地方是坏人当权，横行霸道，老百姓受气，既不敢怒，更不敢言。有的说：“三只手吃饱饭，两只手饿着干”，“共产风吹散了心，浮夸风要了命”，“受苦受难被活活饿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么天堂呀，都下地狱了……”他们在会上发言时，有的边说边流泪，有的泣不成声，会场里引起连锁反应，以至于听会的人个个泪流满面，有的痛哭失声。他们是在揭发控诉“五风”带来的灾难!“五风”刮得好惨哪!共产风把农民刮得一贫如洗，浮夸风要了那么多农民的命，瞎指挥风剥夺农民的一切权利，强迫命令风使农民成了农奴，干部特殊化风催生了一批新的统治阶层。“五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洗劫，是历史的大倒退!

有人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是从中央国家机关来的，便悄悄问我们：这些情况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不知道?他们(指地方领导)为什么不向上级报告呢？

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结合传达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主要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探索，重点讲了要弄清的五个问题：一是要弄清一大二公与一平二调的区别；二是要弄清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三是要弄清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四是要弄清政治挂帅与物质保证的区别；五是要弄清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曾希圣这个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理论色彩很浓，不仅可以听，而且还可以记，会上打印出来之后还可以摘抄。在讨论中大家普遍认为，曾老的讲话很重要、很好。从理论上对农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应当说是颇有建树的。理论固然重要，但理论不能当饭吃。与会者、各级领导最关心的是眼下日益严重的灾情，救灾的中心是如何解决老百姓吃的问题。为此，曾希圣决定从安徽调点儿粮食和地瓜干、地瓜蔓等代食品给山东。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安徽的灾情并不亚于山东，安徽已经自顾不暇，无力支援山东了。

一位母亲临死前的最后愿望（3）

12月25日，在济南市职工电影院，山东省长谭启龙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讲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当前形势。第一，对当前全省形势要有正确的认识：既要认清大局，也要认清小局；既要认清困难，也要认清有利条件。各地都有大不好、不大好、大好的三种形势。第二，要弄清造成大不好形势的原因：山东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舒同同志的错误领导所造成的。他虽然已经检讨了，但并不等于全完了，没事了，大家还可以继续揭发批判。但对各级领导来说，这毕竟是外因，各地有各地的具体情况，各级领导有各自的具体问题。舒同同志的检讨代替不了各地的具体情况和各级领导应负的责任。第三，扭转形势的关键，是靠党的政策。既要有坚强的决心和本领，又要相信中央政策的正确性。要很好传达贯彻党中央为扭转形势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政策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形势就迅速扭转过来。

二、要切实抓好救灾工作。要保证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扭转形势”，当务之急是要搞好生产救灾工作。要抓好“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治安），其中首先是“保人”。全省几千万人吃饭活命是件天大的事，今后五个月是困难最严重的时期，要尽一切力量减少水肿、干瘦病的发展和非正常死亡。目前形势很紧张，还有30%的人口生活没有着落，有的是没有安排，有的是安排了没有落实，问题很大。这是重中之重，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地必须尽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做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冬季生产和明年的备耕工作。

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各项政策，强调：(一)领导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二)要坚决彻底兑现；(三)要彻底改正违背三级所有制的一切错误做法。

四、深入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纠正“五风”，肃清影响。强调：(一)整风整社必须围绕当前生产救灾进行；(二)整风整社必须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两头挤”的办法，要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三)整风整社要有步骤分批进行。从现在起到明年五月底分三批完成：第一批重点是三类社，用一个半月的时间；第二批重点是二类社，用一个月多点时间；剩下的是第三批，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五、制订1961年农业生产计划，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扭转形势，改变面貌。明年全省粮食计划播种面积为9000万亩，产量为230亿斤—250亿斤；棉花900万亩，产量为270万担—300万担；花生600万亩，产量108亿斤；烤烟100万亩，产量110万担；麻65万亩，产量65万担。明年全省粮食征购任务为56亿斤。

从1961年1月13日至29日，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落实中央《紧急指示信》精神，进行整风整社。会议重点是：揭发批判“五风”问题，揭发批判以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为首，背离党中央指示，大刮“五风”所犯的严重错误。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半个月，我们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仍然规定，揭发的问题不报道、不外传，也不准作记录。我只是根据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在会议结束那天写了一个综合材料，记录在我的日记本上。现摘抄如下：

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

据各组讨论时说：去年春天这里的情况极为悲惨，人们长期吃不上饭，饥寒交迫，病的病，死的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难以为继的地步。有位小组代表在发言时说：这里的人们过日子有三种现象：一种是盼着过。他们盼着好年月，盼望着党中央和毛主席能够知道这里发生的深重灾难，早日得救！另一种是挨着过。他们对目前生活没有办法，挨过一天是一天，有了吃的就吃，没有就拉倒，挨到哪天算哪天。第三种是等着死。他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觉得没有希望了，特别是一些由浮肿发展到干瘦的病人，他们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知道自己没救了，就等着死了。

一位母亲临死前的最后愿望（4）

大家在发言时普遍讲到去年冬春，尤其是春节前后最惨，死人最多。过年时(春节期间)不但没有吃上饺子，而且连顿饭都没有吃上，一些人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有的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死了人，有的人家饿死了大半，有的人家死绝了。人死了，没有棺材，没有人抬，用车推。直到现在有些人一想到当时的那种悲惨情况就想哭。去年开春以后，开始有了野菜、树叶等吃的了，特别是夏收以后情况好转了些，但秋季又减产。连续两年多了，人们元气大伤，劳力减少，体力虚弱了。入冬以来，由于吃不上饭，营养不良，浮肿、干瘦病在发展，非正常死亡又在增加。现在全县农村适龄妇女，几乎全部绝了经，部分严重的子宫脱垂，丧失了生育能力，已经基本没有新出生人口，许多农村已经是几年没有出生过孩子。

说到保畜，农民都知道牲畜的重要性。可是一讲到这些，人们就都伤心不已。这几年的共产风使牲畜遭受到严重损失，人们顾命都顾不上，哪里还顾得上牲畜。当人们对生活失去信心，特别是当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庄稼人虽然打心眼里疼爱牲畜，但此时他们不是盼着牲口活，而是盼它们死，对于未来谁也不愿意去想了。本来在共产风的摧毁下，牲畜数量已经普遍大幅度下降，去年一年的时间又死了一半，有的村只剩一两头，不少村已经死绝了。

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李宅公社党委书记在大会上的发言，最深刻、最沉痛、最具有代表性。下面是我当时在笔记本上的记录摘要：

他说：“去年春天大部分地区都是两三个月没有吃到粮食，很多人死得很惨!全县一年的时间死了3万多人，相当于现在一个公社的人口。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死掉一个公社。各个公社的情况不同，有的公社达11%；各生产队的情况也不同，有一个生产小队160口人，死了60口。大批人员死亡使无数完整和睦的家庭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死去父母的成了孤儿，死去妻子的成了鳏夫，死去丈夫的成了寡妇。不知道有多少和睦家庭被破坏而妻离子散，有的一家人各自领各自的粮，各吃各的，多少感情很好的夫妻为吃而分家，多少翻了身的农民又回到了过去痛苦的深渊。家家庭院破落，家里一贫如洗，屋子里除了几床破被子，就是几把毛草了。院子里，甚至大街小巷到处是人粪便，妇女和小孩头不梳、脸不洗，没心过日子……人们饥不择食，只要是能解饿的东西见着就吃，甚至偷、抢，人到饥饿而不知羞耻!人，只有当他饿急了的时候，才知道粮食对人是多么重要！而今饿死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实农民，甚至是在战争年代，为我们夺取天下出生入死、立过战功、负过伤的复员转业军人……”

接着，这位公社党委书记讲了这样两件催人泪下的事例：有个生产小队干部，去年春天几个月没有粮食吃，全家五口人饿死了三口，当他娘已经奄奄一息了，还对她的儿子说：“儿呀，给娘一块干粮吃吧!”当儿子把唯一的一个糠饼子给了娘，娘看了看说：“儿呀，为啥不给娘一块干粮（粮食）饼子呢?”儿子说不出话来，哭了！娘明白了，脸上也流出伤心的泪水。在她快要咽气时，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说了最后一句话：“儿呀，千万……不要……忘记你娘……是—怎么死的……”说完，就咽了气。

还有一个生产队社员，因为抵制“五风”，被干部扣了全家五个月的口粮。为了不致全家都饿死，他动员妻子和自己离了婚，然后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嫁到前庄求生。他和妻子本来感情很好，家庭和睦，此举实属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此后，他非常想念妻子和孩子。每当看到自己的孩子，他的眼泪就没法控制，妻子对现在的丈夫没感情，非常想念他，但不敢来看他。现在他妻离子散只剩一个人，家徒四壁，不仅生活艰难，思想感情上受到很大刺激，病情严重，骨瘦如柴，给他什么吃也没用了，估计也不会活多长时间了。

大家听了李宅公社书记的揭发，感到讲出了广大农民的心里话，许多人流出了同情的泪水，会场上一片抽泣声。他们说，像这样的事例不知有多少，但过去连说也不敢说，如果不是反“五风”，这些事根本没有人敢反映，一直压在心头。这次会上揭批“五风”的发言，把大家带回到令人心寒的那段岁月，今日一吐为快。因此，尽管现在灾情仍很严重，生活还十分艰难，但大家知道中央发了《紧急指示信》，表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知道了下面的一些真实情况，并采取果断措施开始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普遍感到虽然为时已晚，但总算是把问题的盖子揭开了，感到有了奔头有了希望。这一切，意味着农民穷困潦倒的悲惨生活已经到了尽头，农村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万户萧疏人似鬼（1）

西马虎、皂户杨、朱老虎，是1960年冬天我到重灾区山东省惠民县农村后蹲过点的三个村子。当时我在这三个村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灾情，救灾“保人”。我在这三村住的时间比较长，情况了解得比较细，并且当即作了笔记，下面是部分笔记摘抄。

全省五级干部大会在济南开了整整一个星期，12月25日才结束。我们离开北京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大家心里都很着急，想尽快到灾区第一线，到受灾的群众中去。会议一结束，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就离开济南，中午到达当时淄博地委所在地张店。在地委招待所用过午餐，下午3时乘大卡车北行，从张店去北镇（当时惠民县委所在地）。离开了张店，很快就进入黄河下游冲积平原。这里地广人稀，空旷的原野上目无遮挡，一望无际，到处是一片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地。一路上人烟稀少，偶尔看到几个推着独轮车的农民在运地瓜蔓。时过冬至，夜长昼短，下午5点钟一轮红日就已经落入地平线，茫茫田野，云雾弥漫，四处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这令人感到难以言喻的凄凉晚景，很快给人一种到了灾区的感觉。晚7时，摆渡过黄河，到了北镇。从张店到北镇，说是160华里，车行了3个多小时。

北镇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新兴小城镇，原属滨县。大跃进时搞“一大二公”，什么都是越大越公越好，于是就把惠民地区和淄博地区合在一起了，地区所在地设在张店。与此同时，也把惠民县同滨县合在一起，北镇就成了惠民县委所在地。在此之前惠民地区所在地是在北镇，惠民县委所在地在惠城。此后不久，又恢复原来的地、县建制，北镇仍为惠民地区所在地，而惠城仍为惠民县委所在地。

北镇招待所是一排排红色砖瓦平房，看来是新盖不久，似乎没有住过人。屋子里空旷潮湿，没有生火，冷得很，冻得我一夜没怎么睡着，当了一夜“团长”，早上早早就起来了。这里每天两顿饭。早饭9点，每人两个地瓜面窝头，白开水就咸菜；晚饭下午3点，也是地瓜面窝头就咸菜。在北镇招待所住了两天，顿顿如此。地瓜面窝头北京没有，过去是很少吃到的，黑中发褐，很瓷实，硬得像块砖头，表面有些光亮。刚吃时，咬到嘴里有一股汤药味，难以下咽。头一顿吃不下去，后来就不够吃。虽然吃下去胃不好受，但没得吃只好如此，逐渐也就适应了。可老百姓连地瓜面也吃不到。

在北镇待了两天，听听惠民县领导简单介绍情况，然后研究我们下去的具体地点和任务，以及我们的生活安排。我们到惠民的，先安排到两个公社的两个大队：一个是桑落墅；一个是惠城公社翟家大队，我被安排到翟家大队。

万户萧疏人似鬼（2）

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情况。他说：惠民县是重灾区，县委准备春节前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紧急指示信》和省委五级干部大会精神，纠正“五风”，进行整风整社。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先下去熟悉情况，搞点调查研究，然后回来参加四级干部会。他说：当前已经进入隆冬季节，从现在起到明年4月，正是灾情最严重时期。由于连年减产，吃的紧张，代食品也很少，有些人家已经断炊。现在农村浮肿、干瘦病和死人的情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死人不断增加，情况十分紧急，当前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保人!

12月29日，我们来到了惠城公社，第二天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翟家大队，当晚我们住在大队部。第二天，我被分配到这个大队的重灾队西马小队西马村，全称是西马虎村。这里离大队队部只有两华里。翟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郭玉山用他的自行车把我的全部行装驮到西马小队，一路上我们边走边看边谈。这里的土地已经一片荒芜，到处是白茫茫的盐碱滩，有的寸草不长。所有的树木已经全部砍光，有的树根已经被挖走，有的还残留着伐根。地里没种庄稼，大部分已经抛荒，有的只是一座座新坟丘。走进村里，都是泥土房，有的多年失修已经倒塌，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村子里声息皆无，一片寂静。这一切，与当年的鸡鸭成群、犬吠鸡鸣、人欢马叫的农家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倍感荒凉凄惨!

下面是我当时的一段日记：“我被送到一家姓尚的农民家的南房，这个屋子是没有人住的三间空房子，窗户没有糊纸，顶棚塌下来了一大块，炕上只有一块破席头。会计给我背来一大筐麦秸，外屋灶堂上没有锅，锅在大炼钢铁时被砸了，灶台也塌了，不能烧火。我知道麦秸是好东西，用它铺炕可以隔凉。天黑了，没有灯，也没有人来，我孤独一人，早早就躺下了。毛衣棉裤都没有脱，还戴着皮帽子，厚厚的被子上面压上毛毯、大衣等全部行装。实在太累太困了，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下半夜，刚迷糊了一会儿，就被冻醒了。我摸了摸脚，冰凉，已经冻麻木了，不敢再睡下去。屋里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耳边北风呼啸，敲打着窗棂，沙沙作响。不知怎么，想到白天听说的这个村死人最多，顿时毛骨悚然。我想也许我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就死过人呢，想到这些真有些害怕。天刚刚放亮我就起来了，发现被头和帽子前面，已经挂了一层白冰霜，放在漱口杯子里的湿毛巾也已冻成了一个冰坨子，拿不出来了……”

按照中央对万名下放干部一再强调的，必须实行“三同”，以及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我起来之后，想帮房东扫院子，可怎么也找不到扫把。想挑水，找不到水桶。这家已经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天已经大亮了。可老百姓都还没起来，于是我就在村子里转转，转了一圈没看到一个人影，也没看到炊烟，依然是听不到鸡鸣，也听不到狗叫，甚至连麻雀也看不到，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事可干，我就回到二里以外的大队部食堂去吃早饭。

同吃“三同”中的第一条，按要求，我们必须在公共食堂中与农民同吃，中央《紧急指示信》中的第九条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我们到惠民之后，才知道惠民全县的农村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难以维持，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于是，我们到哪儿去吃饭，成了县委和下放干部领导的一大难题。最后研究决定的原则是：有条件能到社员家里去吃饭的，就尽量争取到社员家里去吃；实在不行的，就暂时分别集中到所在大队部吃饭。根据这个决定，我想为了实现“三同”，尽量争取到农民家中去吃饭。我把这个意见和西马小队干部们说了，他们说：这很难办!我看没哪一户能同意。一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吃的，拿什么给你们吃，即使给他们钱和粮票也得现去买；二是买回来又怎么吃呢?给你一个人单做单吃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一起吃，你那一点点粮食定量，连你自己都不够吃的，又让人家全家怎么吃?他们为难，你也为难。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时间长了，不但救不了大家，把你们也搭上了。

万户萧疏人似鬼（3）

翟家大队虽有个干部食堂，不久前也解散了，干部们都带着自己的口粮回家吃去了。那套炊具还在，只是暂时停办而已。这次为了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根据公社指示，又重新开伙了。这样，我们这个小组的8名下放干部，工作分散在附近各队，大部分住在农民家里，少数住在大队部，早晚两餐都集中到翟家大队食堂来吃。“三同”最难解决的是同吃问题，最好解决的是同住。因为死人太多，空房子不少，只不过是条件很差，现在只好暂时将就一下。同劳动问题，现在正是冬闲季节，救灾第一，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了。按照全省五级干部大会精神要求，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保人，保人就必须解决食品和代食品问题，县里要求我们在四干会前，集中力量，到重灾区边救灾，边进行调查研究。

我包的是西马小队，原有48户人家，不到200口人。会计告诉我，今年以来已经死了21人，现有浮肿、干瘦病人50多人，其中已由浮肿转成干瘦的有十七八人，估计其中有七八个人过不了旧历年关。全村绝大部分适龄妇女都已经闭经了。支部书记郭玉山告诉我，这里是老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作出过很大贡献。这个小村在战争年代，参军的就有10多人，牺牲3人，伤残和立过战功的有五六人。至于担架队和支前的就更多了，除了老人和儿童外，几乎是全民皆兵。这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牺牲，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冬以来，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了。这一带，今年春天，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吃到粮食了，那种饥饿的情况实在悲惨!树皮扒光，不管死物、活物只要是能吃的都吃。家畜、家禽全都吃光了。不能吃的也吃，刺猬、癞蛤蟆，甚至老鼠。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是喘气的，都吃！他说，今年入冬以来，又是这样，全村除了人以外，你都看不到一个活物！十几头大牲口，已经死光了，即使不死，老百姓也盼着它死，甚至想办法让它死！庄户人家谁不知道耕牛多重要啊，你说没了耕牛，明年怎么种田呀?接着他唉声叹气地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年呢，想这些也没有用……”

我的房东姓尚，主妇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她说：我家原有4口人，婆婆和丈夫，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婆婆今年春天饿死了，现在还有3口人，生活十分困难。不久前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散伙了，叫各户自己想办法。家里有什么办法呢？国家救济说是每人每天8两地瓜干，实际上2两也拿不到。家里没吃又没烧，没办法，他男人每天出去找代食品，刨草根，捞湖菜，搂草籽……

我到她家屋里一看，真是一贫如洗。没吃没烧，屋里很冷，炕上躺着一个孩子。我走近一看，真吓人！大脑壳、小细脖，脸色苍白，额头上青筋暴露，一双大眼睛深陷，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他妈妈说他是前年(1958年)生的，现在两岁半了。“他真命苦呀，一生下来就遇上了灾难，到现在不用说会走，就连头也抬不起来，看样子……”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以至于泣不成声。我边劝边走到孩子身旁，打开被子一看，浑身上下皮包骨，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像搓衣板，头很大，几乎占了身子的三分之一，被窝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屎尿气味，臭气熏天!

面对令人心酸的悲惨情景，我不由得想起北京，想起自己家的孩子，那真是幸福!他们是吃农民种的粮食长大的，而今农民的孩子却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想到这里，我心中实在难以平静，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簌簌而下！他们竟然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这孩子的爸爸和妈妈都说孩子没救了，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事实很清楚，什么浮肿病、干瘦病，都是营养不良。其实治这病很简单，给他点儿吃的，增加点儿营养就行了。但是这里的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谈何营养!

万户萧疏人似鬼（4）

粮食紧张是带有普遍性的，首都北京虽然供应也很紧张，但比起其他地方还是好得多。虽然粮食和副食供应都凭本、凭票，但样样都还能有一些。比如：每人每月2两糖、半斤点心等基本上都能保证。我来山东灾区之前，家里听说了这里吃不饱饭，大家都为我的身体担心。我离开那天，家里人把全家节省下来的几两糖果和几块点心包好，塞到我的背包里，嘱咐我说实在饿急了就吃一块。那时规定下放干部不能搞特殊化，要与灾区人民实行“三同”，但这是家里人的心意，就偷偷地带来了。下来已经20多天，大家一直都在一起，没有机会吃，所以一直没有动。这次我把它拿出来偷偷给了房东，叫他们给这个孩子吃。他们一方面非常感激；另一方面，又不好意思。他们说，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晚了，吃什么都不行了，还是你留着自己用吧。我说：我留着没用，还是快给孩子吃了吧，试试看或许能解决点问题。就这样，他们总算是收下了。此后不久，我就离开这个村子了，后来究竟起没起作用，我也就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可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但这毕竟是我和家人的一点心意。这件事按当时说是“违反纪律”的，因为当时规定下放干部绝对不准搞特殊化，不准带吃的，所以我一直没敢向任何人讲，一直埋藏到今天。我对那时的一些说法和规定，始终不大理解，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区区小事而已。

村干部告诉我，我的房东是个出身成分好的老实庄稼汉，他家生活条件在全村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原来安排我住到他家就想吃住都在他家。村干部把这个意见跟他们透露了，他们表示，住可以，但是要在一起吃饭有困难，因为他们都没的吃，给我吃什么?即使我的那份口粮全交给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关心我们，又从身边派干部来帮我们克服困难，共渡难关，这我们就非常感激了！他们的定量，按当地脱产干部每月17斤地瓜干也很低了，也吃不饱，那点定量又怎能解决我们全家的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占我们的“便宜”，不忍心让中央下放干部跟他们一样挨饿。后来我又亲自去了，当面向他们表示要与他们同吃，有难同当，不怕挨饿。这位主妇听了之后，感到很为难，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让我到厨房去看看。我看灶台上是一只缺了口的破铁锅，旁边有个类似沙锅的瓦罐。她说：现在不只是没粮食吃，没柴烧，连口像样的锅都没有了。家里原来的铁锅，大炼钢铁时被抢去砸了，以后就都去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伙了，只得自己回家做饭吃。可是锅没了，没钱买锅，也买不到，只好用这口破铁锅先对付着。说到这，她伤心地哭了。大队书记郭玉田说，现在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缺锅，供销社只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锅，最小也是“三印”的，家庭用的饭锅（五印的）没有货，这是公共食堂解散后出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难题。我明白女主人的意思了，以后就再没提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事了。

谈到公共食堂问题，社员普遍对它没有好感。有的说“早就该解散!”“如果不是公共食堂，还死不了那么多人!”有的回想起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他家的锅被抢去砸了的情景时说：“我们全家男女老少，伤心极了，大哭一场，打那以后，就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当听说中央《紧急指示信》中，还有一条规定“要办好公共食堂”时，他们心有余悸，胆战心惊，生怕再办。看来，公共食堂剥夺了农民吃饭权，大伤农民的心，没有一个人说它是好的。他们列举公共食堂的罪状，实际上是控诉！

他们对公共食堂的看法，我是很同情的，因为我不久前在农村吃过几个月的公共食堂。

万户萧疏人似鬼（5）

1958年夏天到1959年春天，我们在河北省徐水县和宁津县（后来划归山东省）搞人民公社调查，那时也搞“三同”。我们都在生产队食堂吃饭，每天交一斤粮票、两毛钱，农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那时有些领导的确昏了头，报上宣传水稻亩产上万斤，十几万、几十万斤，粮食多得不得了，连毛主席都说吃不了怎么办?于是有些地方就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饱饭”，甚至秋收时地里的粮食也不收了，损失浪费十分严重。白薯不收犁掉，豆子不收豆荚爆裂掉在地里烂掉。后来又提出了减少种植面积，少种、高产、多收，实行“三三制”（用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那时因为刚开始吃公共食堂，粮食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还能够吃饱肚子，不至于挨饿。即使如此，如果让农民讲真心话，他们对吃公共食堂也是普遍不满意的，打心眼里不赞成。可是，官方的宣传机器却把公共食堂说得那么优越，那么好，硬是把它强加在农民头上，说是社员的“普遍要求”、“迫切要求”，说公共食堂怎么怎么好。一句话，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共产主义萌芽”、“谁反对，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进行批判，甚至斗争”。我记得那时有一位社员说了一句：“大锅饭就是不如小锅饭好吃。”人家批斗他说：“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他不服气争辩说：“这是事实，不信你试试看，小笼包子和大笼包子哪个好吃?大锅面条和小锅面条哪个好吃?大锅炒的菜和小锅炒的菜哪个好吃?”他逼着一些人当场回答。等了好一会儿，没有人回答。这时一位年轻人站出来喊：“大笼包子好吃，大锅面条好吃，大锅炒菜好吃!”于是后边一群人也都跟着喊：“大笼包子好吃!大锅面条好吃!大锅炒菜好吃!”有的质问说：“听到了没有，这是大家的意见，怎么，你还不服气吗?‘一大二公’，‘大’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就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有人对此感到奇怪，私下偷偷问我，你说大锅饭好吃，还是小锅饭好吃?我说：“你们说哪个好吃?那是你们的事，反正我快走了，回到北京家里还得吃我们的小锅饭。”

万户萧疏人似鬼（6）

刚开始办食堂时，尽管大锅饭不好吃，但还都能管饱。不仅食堂管饱、随便吃，有的还把饭打回去喂猪、喂猫、喂狗，浪费极大。可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进入1959年冬天就不行了。因为粮食供应出了问题，对此人们没有思想准备，再加上庐山会议整了敢于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反映真实情况、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上上下下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人们再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不敢讲真话，都在闭着眼睛，饿着肚子为公共食堂、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大唱赞歌。以致到了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地方发生了由于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大批农民被饿死的情况。

我刚到西马小队时，正是死人的高峰期。这个4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死一两个人，情况十分紧张，今天这个刚死，人们就议论下一个该是谁了。我进村第三天就听说有一家3口人都死了。最后死的那个人，队干部竟找不到壮劳力去抬尸，我自告奋勇跟去了。到他家一看，屋里空空如也，只看见一具男尸躺在炕上，看上去50多岁，尸体已经僵硬了，不知是哪天死的。来收尸的几位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的农民，都是街坊邻居，把尸体连破炕席卷在一起，抬上一辆平板车拉走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冰封地冻，人们体虚没劲，坚硬的冻土根本刨不下去。没有办法，只好找点浮土压上。这哪里是什么安葬？连土都没入！他们说现在只好先这样吧，明年春天再下葬。我说：“这怎么行?尸体被狗吃了怎么办？”他们说：“哪里还有狗，有狗人们怎能不把它先吃了，还能等到它吃人？”说着，我往旁边看了看，就在旁边还有三具尸体都是这样“埋的”。他们说：“你看看那丘子已经是一个来月了，不还是好好的吗?”他们这么一说，我仔细想了想，可不是嘛，自从到了惠民农村以来还没有看见过一条狗，也没有听到过狗叫声，更没看到家畜、家禽等，甚至连个野兔子都没看见过。有的说，这里的活物就剩下一些还喘气的人了。除非发救济品，否则什么会都开不起来。什么生产呀、整风、整社呀，挨家叫都不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挨家挨户“专访”。可是，即使我们这些从北京、从党中央来的，有时也吃闭门羹!

这一切，是我们在北京时想都没有想到的！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1）

省、地、县领导提出社队的首要任务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现在这里只剩一保了：牲畜没有了，生产谈不上，社会治安不用保，饿死也没有人造反，小偷小摸主要是偷吃的，家家空空如也，也没什么可偷的了。保人，最有效的办法是要有粮食、有吃的，可是最缺乏、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邻近的四面八方都遭了灾，特别是鲁西北地区灾情最重，人们都自顾不暇。中央也有困难，连北京、天津等一些大城市，粮食供应都发生了困难，也都在搞代食品，哪里还有粮食给各地农村调拨?不要说没有，即使有，要运到这里来也十分困难，这里交通十分不便。以惠民地区为例，全区10多个县，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全是土路，一下雨几天不能走，一晴天尘土飞扬。当时乡下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独轮车，装不了多少东西，一天也走不了几十里路。且不要说从乡下，就是从惠民县城到铁路沿线最近的德州、禹城，也都是100多公里左右，独轮车往返一次最少也得要四五天，再加上到农村还得要一两天，就是六七天。一车即使能装上百十斤，连人吃再加上路上损耗，到农民手中还能剩多少?

省五级干部大会期间，新到任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安徽省第一书记），听说山东灾情严重，他“打肿脸充胖子”，硬是要发扬风格，支援山东灾区。当时安徽灾情并不比山东轻，只是“盖子”没揭开，中央还没点他们的名，所以他要给山东灾区调些粮食的指示没起作用。因为安徽，特别是与山东相毗连的淮北地区，灾情也很严重，根本无粮可调。但曾书记大话讲出去了，不好收回，山东灾民在眼巴巴地等着呢。没有办法，他们只好给山东调来一批地瓜蔓，通过火车运到德州、禹城。省里分给惠民县一些，惠民县派不出人去运。因为运粮的人要补贴粮食，往返一个星期运回来一车地瓜蔓还不够补贴的粮食。可是又不敢说不要，所以县里就直接把指标分给各村，谁要谁去拉，谁拉归谁，公家不再给运粮补贴。

因为这是代食品，体积大，装不了多少，往返路又远，体力消耗大，又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所以没有多少人去运。据说，后来大部分都给铁路沿线附近的灾区农民了，指望安徽救灾这一希望落空了。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2）

“保人”关键是解决吃的，没有粮食，只好搞代食品。可惠民一马平川，无边无际的平原地区，境内既无山区，又无丘陵，甚至连块石头都找不到。由于盐碱化，有些地方不仅不长庄稼，甚至连草都不长。由于连年灾荒，一些地方树皮被扒光，草根被刨掉，任何代食品都很难找到。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下放干部和社队领导共同研究，用草籽作为代食品充饥，用以工代粮的办法（按搞到草籽数量发给部分粮食）。于是我就带领村里的一些社员到沙荒地上去搂草籽。碱地草稀，有时一天也搞不到半斤草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正在这时，地、县委号召吃老草（所谓“老草”就是地荒了时长出的草，到秋天割下来，准备给牲口吃的饲草），并且发来了地委组织部田部长关于如何把老草加工制作成代食品的经验介绍，号召各社队领导要带领群众搞老草面当做代食品。所谓“老草面”，就是把干草切碎，在锅里烘干，再用磨磨碎，然后再用箩筛把细面过下来，就是“老草面”。用它当代食品，和上地瓜面做成饼子、窝头来吃。

我们下放干部对用老草面做代食品半信半疑，但地县委指示要推广，我们不得不组织群众去搞。村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一些老年社员也都不相信，不想搞。有的说，什么“老草面”？就是些草末末，都是一些细糜子，轻飘飘的，怎么能咽得下去呀!他们不愿意干，做好了也不吃。当时我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话：“县社领导来检查救灾情况时，队干部拿出一筐用老草面和地瓜面混合一起做的窝头，一方面表示他们响应了地县领导的号召，一方面叫大家尝。他们故意拣了大个的给了我。我咬了一小口，在嘴里嚼来嚼去，怎么也咽不下去，但又不好当众吐出来。有的社员故意问了我一句：‘怎么样?好吃吧!’我不得不违心地回答说：‘还行，还行!’看来在生产救灾问题上，地县领导也犯瞎指挥错误，实际上吃老草是行不通的。一是根本吃不下去，吃下去也拉不出来；二是老草少，成本高。老草要6分钱一斤，一斤老草面要用8斤老草，每斤老草面不包括人工就是4角8分，可以买一斤多胡萝卜，可是地委竟然转发了组织部田部长的报告，硬要下边推广。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造成浪费。下边的老草也很紧张，当然也就行不通。”

但我想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吃老草（注：不是青草、嫩草）这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可是被想出来了，而且竟然被地、县委当成“成功经验”去推广，我很荣幸地亲自尝了。实践证明，这条“经验”不被群众接受，行不通。但它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里灾情严重，领导救灾心急，实在是找不出来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了，才在无奈之中想了这么个馊主意。我来这里之前，尽管对这里的灾情严重性有所准备，但没想到这里的条件如此之差，工作如此之难，最大难处是既无粮食，也找不到任何代食品。过去我曾到过一些灾区，粮食减产了，可以瓜菜代；实在困难还可以挖野菜、捋树叶、挖草根、剥树皮充饥。然而这里许多树木被砍倒、树皮被扒光。过去人们认为的最好的度荒食品榆树早已不见了。在找不到任何可以充饥的代食品情况下，才想出吃老草的“办法”。但人毕竟是有一个胃，而不是反刍动物，吃老草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会起反作用。这件事既反映了领导上的用心良苦，也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3）

我们下放干部已经把户口带到了当地，按照这里脱产干部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一律是17斤，比我在北京时每月定量减少14斤，而且这17斤几乎全是地瓜干，根本不够吃。我们和当地干部不同，家不在这里，不能互相调剂，也没有自留地和代食品补充，单靠17斤地瓜干是难以为继的。县里领导担心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地指示公社帮助调点棉籽饼作为代食品，补给我们所在的大队食堂。用棉籽饼面和地瓜面混合起来做的窝头，是土黑颜色，很硬很重，虽不像老草面窝头那样咽不下去。但吃下去之后，一是胃很难受，二是大便困难。有时不得不用肥皂水灌肠，甚至用手抠。尽管如此，它比观音土、老草面都强。经我们请求，从大队食堂调出100斤棉籽饼支援了西马小队的一些特困户，他们非常高兴。我说我们宁可少吃点，也要救济一下特困户。这是我在西马小队调查中做的一件实事、好事。

西马小队共有48户人家，我来之后都走访了一遍，了解到一些灾情。1月11日，根据县委指示，我们全体下放干部集中在北镇，参加惠民县四级干部会议。

西马虎村调查之后，我们下放干部工作组向县里提出要求，再找一个灾情严重的公社去作典型调查。县里领导说胡家集公社在全县具有代表性，要我们到那里一方面救灾，一方面搞些调查。

春节前我们来到胡家集公社。这个公社远离县城70华里，是个灾情很重的盐碱化地区。我被分配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李家大队皂户杨生产队。在我们到达胡家集公社第二天，我一个人带上行李去了距公社三里多路的皂户杨村。

走出胡家集极目远望，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耕地变成了白茫茫的盐碱滩。这里地处黄河沿岸，是大跃进时期新修的水利工程——引黄灌区。本来是想引黄河水灌溉，增加农业生产，没有想到这段黄河是“悬河”，水位高，引进的黄河水有进无排，蒸发之后出现盐碱化，大量耕地不仅长不了庄稼，甚至成了连草都不长的盐碱滩。兴修水利本来是件好事，但在这里却是劳民伤财，成了一大祸害。

皂户杨村周围原来是一片树林，现在有的被扒光了树皮，有的残留着一棵棵白色伐根。走进村里，到处蒿草丛生，许多房屋已经倒塌，一片寂静，不见人影。我一进村就想找这个村党支部书记杨庆吉，可我进一家是个空院子，屋内院外到处是粪便；又进去一家又是个空院子，走了几家都是空的。想打听一下，不见人影。街上竟然无人无声，死一般寂静，只有北风呼啸吹起层层浮尘。面对这种凄惨局面，我不禁毛骨悚然。我想一个二三十户的村庄，人总不会都死绝了吧。于是我挑比较完整的房子往前走，走了一家又一家，走过好几家，好不容易才到了一家。一位30多岁的妇女走出门来，只见她满面污垢，披头散发，上身的棉袄已经黑得发出亮光，下身的破棉裤挂满了“灯笼花”，赤着脚趿拉着一双破鞋，面容憔悴，毫无表情。我问她：“村干部家在哪里?”她似懂非懂地摇摇头。接着我又问了一声：“支书杨庆吉家在哪儿?”她又呜噜呜噜地不知说了句什么，我也没听懂。最后她向西指了指，意思是要我到西边去找。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才算找到了村支部书记杨庆吉。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4）

杨庆吉向我如实反映了这个村的严重灾情。他说，灾难的最主要原因是1958年修了引黄灌溉工程后，渠高田低水放进来，排不出去，蒸发下渗之后，留下大量盐碱，使土地盐碱化。全村600多亩耕地，有500多亩已经盐碱化，逮不住苗，现在只有100多亩可种。连续几年来农业歉收，粮食严重减产，生活十分困难。全村原有人口168人，一年多的时间死去20多人，50多人外逃不知去向。

现在死亡还没有停止，入冬以来在急剧增加。全村现在有危重病号50多人，妇女全部闭经，两年来没生一个孩子。我问：到现在究竟全村具体死了多少人，外逃多少人，还剩多少人?杨庆吉掰着手指头数了几遍，也数不出个准确的数字来。后来我了解到，这并非他有意的，而是这些数字统计起来确实有困难。有的家里明明死了人也瞒着不报，目的是为了让活人吃死人的口粮；外逃的人数更是弄不大清楚，外逃找饭吃，口粮省下来可以给留在家的人吃。这些似乎成了一条群众自救途径。

按照县四干会议精神，到灾区的首要任务是保人，于是抢救皂户杨村50多名危重病人就成了我的中心任务，我进村后逐户进行访问，逐个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社员杨俊明20多岁，是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全家3口人，两口子和一个孩子。劳力强，人口少，按说应该是个生活不成问题的家庭，但事实上他们不仅已经成了贫困户，而且全家3口人竟然全是病号。杨俊明由于长时间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看上去好像长得胖胖的，但是脸上、腿上、胳膊上，凡是有肉的地方，手指一摁就是一个坑，好久好久弹不起来。他的妻子很年轻，但病情很重，已由浮肿转为干瘦，而且还患了子宫脱垂病。他3岁的孩子大脑袋、大眼睛，小细脖，一直躺在炕上不起来。我打开被子一看好吓人，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在胸前隆起，好像是块搓衣板。往下一摸连屎带尿一被窝，臭气熏人。同不久前我在西马村看到的房东那个孩子几乎完全一样。会计告诉我说，本来他们是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可是从去年以来，由于吃不饱饭，家庭内部矛盾越来越大。男的说定量不够吃，吃不饱饭：女的说男的不按定量吃，吃了她和孩子的口粮。全家一个月的定量吃不到20天就没有了，剩下十来天没的吃，饿肚皮，日子难熬！从去年冬天以来，他们就分家了，他妻子带着孩子过，各吃各的定量。吃食堂时，粮食(窝头票)按每人定量发到个人；食堂解散了以后，按每个人定量每个月发放一次。口粮他们双方各领各的份，分着做，分着吃，不够自己想办法。据说这样做可以解决“寅吃卯粮”、饥饱不均的问题，可以细水长流，不至于断炊，于是似乎这成了一条经验。尽管这个30多户人家的小村，每户平均现有人口不到3人，像杨俊明这样明着暗着分开吃饭的，约有十来户。这些都是因为口粮不够吃出现的问题，这是我过去没想到的。杨俊明的妻子已经从浮肿转为干瘦，不仅没有力量照顾孩子，自己行动也困难了，看样子这母子情况很危险。县里四干会议决定拿出一点救济粮，救济特困户。为了使这点儿有限的救济粮充分发挥作用，把其中一部分发到公社、大队，成立疗养院，专门接收那些不能自理或无人照顾的危重病人，集中治疗。于是我给杨俊明的妻子和孩子开了封介绍信，按规定把他们娘俩送到大队疗养院。

我逐户走访了皂杨村的每一户人家，并对危重病人立即采取措施。类似杨家情况的还有马先珍母子也是危重病人，也送到大队疗养院。对杨庆中、孙白荣、瞎子杨等一些自己还能够勉强自理生活的重病号，我把补助粮和代食品送到每家，口粮不足6两的一律给补足6两，口粮每天平均已经达到6两、但生活仍有困难的，酌情给补助一些棉籽饼、地瓜蔓等代食品。春节前每人还补助2斤面粉，让春节时家家都吃上饺子。群众非常高兴，非常欢迎我们，他们说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

经过10多天的逐户访问救灾，情况好多了，春节期间没有死人。但是，这次上边给的救济粮和代食品已经全部用完。春节过后未来的两三个月内，将是最难熬的时候，人们急切盼望春天早日来临。因为春天会给万物带来生机，给人们带来希望。人们曾经用过多少美丽的词句来描述可爱的春天。这里的人也盼望春天，可他们盼的不是桃红柳绿、梨花盛开的美景，而是盼望大地快些苏醒，万物复苏能给他们带来可以充饥的食物。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5）

3月下旬，我们离开了胡家集公社，来到大于公社调查。大于公社属惠城区一个比较小的公社，5000多人口，5个大队，5个自然村：朱老虎、大孙家、李中条、吕家台、大于。公社的名字叫大于公社，所在地却是朱老虎村，因为它的位置是在公社的中心。这是个城郊公社，离惠民县城的大队只有3公里左右。按说城郊经济情况应当比较好些，可这是贫困落后的重灾县，虽然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但在平均主义思想指导下，贫困也是共同贫困，同其他公社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所谓好一点，主要是离城近的几个村，可以到县城的机关和工厂去讨要，可以到机关食堂和饭馆里捞泔水、拾菜帮子来充饥。所以有两个村死人少一些，其余3个村基本都还是重灾区的重灾队，其中以朱老虎、大孙家两个村最为严重。我们新华社下放干部有4个人被分配到这个公社蹲点包队。领头的是国际部的于中干，他已被任命为惠民城区委副书记，他有时和我住在朱老虎、大于村；对外部的黄龙和国内部的周淑琴两人在大孙家村。

朱老虎村的灾情出乎我预料，十分严重。我来那天，公社书记崔起峰同我见面之后，表示欢迎，没有多说什么。他让公社的张社长先领我去村里走走看看，然后找个住的地方。张社长是个50岁出头、农民出身的农村干部，是此地人，情况非常熟悉。我们边走边谈，个把钟头就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浏览了整个村庄外貌。

这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和其他重灾村一样，到处残垣断壁的泥巴房子，看不到一块砖瓦石头。上百栋房子，如果说“十室九空”可能有些夸张了，但说“十室五空”并不过分。张社长边走边指着一处房子对我说：这是个独门独院，一家5口，逃的逃，死的死，已经没有人了。走了没几步，又是一个院，这是个破落的院子，没有大门，我们信步而进，只见东西厢房，已经全部没上盖、没门没窗了。张社长指着这些剩下的一堵堵残断的土墙说：“所有能当柴烧的木料都烧了。”三间正房还算完好，但屋子里空空如也。兜了一圈之后，张社长说，住的地方不成问题，这些空房子随便住哪里都行。不过这些空屋子都是很久没有人住了，现在天气还冷，你若住，必须生火，还得收拾收拾。今天来不及了，我看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先住在我那里。那是乡公所的房子，我可以回家去住，那里还有个方便条件，你需要什么可以找公社干部。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6）

朱老虎村是个重灾村。全村原有人口288人，仅1959、1960两年，就死去58人（不包括1961年以来死亡的），占全村原来人口总数的20%。全村现有230人，几乎全是浮肿、干瘦病人，适龄妇女全部闭经，不少妇女子宫脱垂，其中危重的干瘦病号30多人，都是由于长期饥饿造成的。

来到灾区已经4个月了，天天救灾，到处都是浮肿、干瘦病号和一座座新坟，很少看到婴儿，特别是看不到新生婴儿。大于公社书记告诉我，这个公社两年来只出生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是外边带进来生的，另一个出生不久就死掉了。三四岁的孩子也很少，因为生下来就赶上大跃进，没过上好日子。他说，从小就营养不良，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对今后发育成长必然要产生不良影响。好比苗木一样，小时受伤，难以长大，更难成材。这不仅是这一代人的身心健康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下一代。有一次我在朱老虎村访问，离张社长过去住过的地方不远，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不会走路，也站不起来，脑袋像骷髅，两只大眼睛深陷，正光着身子在地上爬。有时头也抬不起来，躺在门槛上，肚子几乎占了整个身子的一半，样子很吓人。他娘告诉我说：“他病了，就这样不死不活已经两个多月了，看来活不成了。”我找到公社疗养院要把这个孩子送到疗养院去。院长说，这样的孩子到了疗养院没有人照顾不行。没有办法，只好把饭带回家，但拿回去之后谁吃就很难说了。

公社有个疗养院，收集了全公社部分最重的危重病人，统一治疗。但由于条件所限，只能容纳30人左右。这些人都是饥饿致病，据说他们的整个消化系统都失去了吸收作用，吃什么都不起作用，吃什么拉什么，只是靠消耗体内营养熬时间，耗尽而终。公社崔书记在向我介绍情况时说，干瘦到了晚期就成了不治之症，吃什么都没有用了，活不了多久。所以对这些人不抱什么希望了，迟早是死，不过是早晚的事。

我到疗养院看望这些干瘦病人时，看到他们尽管一个个骨瘦如柴，但大多数人头脑很清楚，而且胃口好，很能吃。当时，各地在救灾中给重灾区送来一些救济品，其中有黄豆、白糖、鸡蛋等。尽管东西的数量不多，但对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灾民来说，的确是十分珍贵的，所以大家都很高兴。但对这少量的救济品如何使用，却有不同看法和意见。公社书记崔起峰对我说，开始时，他们把一些严重的干瘦病人集中起来，首先给他们吃。但实行了一段时间，没起什么作用，他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吃什么拉什么，而且还都很能吃。结果，很有限的一点营养救济品全都让他们吃了，不但一个没救过来，到时候还是都死了，而且把本来还有救的一些次重病人也给耽误了，浮肿变成干瘦，干瘦的变成了危重。崔书记说公社讨论的意见是，要想办法使这点儿珍贵的救济品发挥最大的作用和效益。他们主张，把这些东西用在还有活的希望的一些重病人身上。我听了他讲的意见，感到有道理，但又觉得这样做未免有些太残忍了。有了东西还不能首先满足他们的要求，深感见死不救，于心不忍。何况这些人中还有浴血战场负过伤、立过功的复员转业军人。

残废军人老石的肺腑之言（1）

在公社疗养院里我见到了一位危重的干瘦病人，30多岁，个儿不高，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脸色苍白，拄着木棍在墙脚下和几位病人一起晒太阳。公社卫生院长兼公社疗养院长介绍说，他姓石，本地人，贫农出身，共产党员，1947年参军，在解放战争中负过伤，立了功，是个残废军人，解放后复员转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全家原有5口人，奶奶、妈妈、妻子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去年(1960年)春、冬亲人相继死去，现在只剩他一个人。去年春天他也得了浮肿病，一直没有好转，到冬天逐渐发展成干瘦危重病人。由于他孤身一人，又是个荣誉军人，才把他送到疗养院来。

老石见到我时，用他那冰凉且瘦得像鸡爪子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听说你们来了，我们非常高兴。你们都是从首都北京来的，是从党中央、毛主席身边来的，是在我们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来到我们这儿，同我们一起共渡难关的。你们带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温暖和关怀，说明党中央、毛主席已经知道了我们这里的情况，这回我们该有救了……”别看他骨瘦如柴，可说起话声音还很响亮，思路清楚。接着，他讲了“五风”给农村带来的严重灾难。他说，他1951年复员回乡时已是连级干部，领导上想给他找份脱产工作，他没干。他说自己文化水平低，家在农村，土改后分了房子分了地，不久他爸爸去世了，家里没有男劳力，所以他要求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说回乡初期那几年，条件很好，很顺心，起早贪黑干得挺起劲，小日子很红火。可是没过上几年的好日子，上边开始叫办初级社，叫他当头他不干，于是就批他忘本。高级社搞归大堆，土地充公了，并把他全家几年来省吃俭用买来的两头牛和牛犋强制入社。他思想不通，说那是“归大堆”。他对“归大堆”很反感，于是就批判他“走资本主义道路”，说他“忘本”，还说他是“新富农分子”。他对批判“共产风”，对中央《紧急指示信》中提到的坚决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退赔的政策，非常拥护。

老石说，哪里是什么“生产资料折价入社，分期偿还”，哪里是什么“自愿原则”？哪个作价了，哪个偿还了?是剥夺，是强制，甚至是硬抢，都是支部书记领头干的，谁敢反对?说个“不”字，就是“右派”，就是“反革命”。其实，那时候就连领头干的书记、社长，他们大多数人心里也明白。可明白有什么用，还不得照样违心地说假话，照样领头去干。农业集体化是农民的普遍要求吗?不是一声令下，照样化了吗!人民公社说是“一大二公”，是农民的要求吗?可是硬说是“农民的要求”，还要敲锣打鼓表示拥护、高兴。可是越大越公，农民越没生产积极性。因为土地充公了，生产资料归大堆了，咱们农民真的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了。中央《紧急指示信》提出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要坚决退赔，是抓到要害了。但是，怎么退呀，怎么赔呀，用什么退呀，用什么赔呀?东西全没了，浪费掉了，哪来的钱呀?他说，“退赔”根本行不通，不是不想，而是没法兑现，所以只能是说说而已。

残废军人老石的肺腑之言（2）

他说，使人们伤心的不仅是“归大堆”，而是在这基础上的“大锅饭”、“公共食堂”。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仅把树砍了，而且把农民家中所有铁器几乎都拿去大炼钢铁了，最后把家里的做饭铁锅全部抢去砸了。这是砸了我们的饭碗子……从那以后大家就都吃公共食堂了。宣传上把公共食堂说得那么好，那么多优越性，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什么公共食堂，吃的东西有时连旧社会的“粥棚”都不如。不仅数量少，质量差，至于那个不卫生就没法说了!一个生产队几十户几百口人，每顿饭虽然吃的都很简单，但打饭却是个麻烦的事儿。不管天冷天热都得排长队，几乎每天都得出点事故，不是有人撒了粥，就是有人摔了碗。有的让小孩去食堂打饭，路上没小心跌倒了，砂锅打了，粥没了，这一家人的饭就吃不上了。那时候炊事员是个“肥差”，他掌勺，给多少就凭他的勺子了。他高兴了就多给点儿，他不高兴就少给点儿。有的炊事员甚至拿窝头去搞女人，如果她不干，他就想办法少给，让她吃亏，吃不饱。炊事员加上仓库保管员、会计员，统称“三大员”。老百姓的肚皮全部由他们来控制。除了他们家里人或亲戚朋友，一般说来，只能给少不能给多，短斤少两是常事，谁还能去量量。尽管如此，最后因为没有粮食实在办不下去，才不得不散伙。现在叫回家吃饭，既没粮食又没锅，用什么去做?听说中央还在强调要“办好公共食堂”?我们老百姓最害怕的就是公共食堂，没有公共食堂不会饿死那么多人。现在解散了公共食堂，即使再大的困难，大家也不希望再办公共食堂了。

听了他的这些话，我深感他不仅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而且敢讲真话，敢讲心里话。我很同情他，也很佩服他，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老石是个乐观主义者，向我反映的大多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少谈及他个人和家庭的悲惨遭遇，不愿意谈及个人的伤心事儿。只是一件事却引起了我和公社崔书记的一场争论，就是老石反映给他们最重病号的营养品（鸡蛋、白糖、黄豆等），从逐步减少到停止供应了。他说：“我们还能够吃得下去，还能吃，为什么不给了，这不是叫我们快死吗!”我很同情他，真的停止供应，他们就没命了。特别是像他这样为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的残废军人，家里的人都已经死光了，只剩他一个人了，眼巴巴地看他死去，实在于心不忍!于是我找公社崔书记谈了我的意见。崔书记说：“他的情况我们很了解，他的要求也可以理解，可我们救济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这点东西究竟应该用在哪里，该给谁吃?我们不是没有慎重考虑过。”他说：“前些日子我们给他们吃了不少，甚至让他们放开肚皮吃过，可是已经不起作用了。他们吃鸡蛋拉鸡蛋，吃肉拉肉，连颜色都没变，连点臭味都没有，说明他们的肠胃已经完全失去吸收功能了，只是熬日子了。不信你看，他活不过端午节!”我说：“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呀！”崔书记说：“问题是咱们只有那么一点儿东西，救得过来吗？”我说：“没有经过实践怎么知道救不过来呢?”我和崔书记发生了争执、顶撞，直至红了脸。崔书记一再说：“要把这点儿有限的救济品用在刀刃上，这是经过公社党委讨论决定的。”我就一再地说：“他是残废军人，应当给予特殊照顾!”争执不下，最后崔书记不满地说：“既然你是中央来的，那就尊重你的意见吧，给他个特殊照顾。不过，我还是要说，他最多也活不过端午节！”我说：“那就再做一次试验吧!”这是下放半年来，我第一次同当地领导干部发生争执。当时我的思想也很矛盾，真诚希望老石能活下来，至少能活过端午节。然而遗憾得很！事实没有如我所愿，离端午节还差半个多月，农历4月18日他就死了!

老石死了，我心中十分难过和自悔。我难过的是，他这样一位经过枪林弹雨考验、为共产党夺取政权作出贡献的人，没有死在战场上，却饿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我悔的是，这些极其宝贵的营养救济品，不仅没有把他救过来，而且也耽误了其他一些非危重病人。因为没有食品，耽误抢救时间，使有些本来可以及时救治的没有得到救治，最终病情恶化导致死亡。为此，我向崔书记和公社党委作了自我批评。这件事我虽然认输了，但至今回想起来内心还是很矛盾，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于心何忍啊！

支书的生死抉择（1）

生活在艰苦的年代里，经常遇到许许多多令人震惊、难以理解的事情。其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我蹲点所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寿仁悬梁自尽的事。

1961年，阳春三月，严冬即将过去，但华北平原上依然是冰雪未尽，寒气逼人。

一天上午，我正在室内看材料，忽然听到外边有人大声疾呼：“不好了，张寿仁上吊了！张寿仁上吊了!”

我一下子就蹿出门外，随着呼叫声，急奔张寿仁家里。

张寿仁家离我住的地方没有几步路，很快就到了。我们进屋一看，他正吊在房梁下，脚底下的板凳已经蹬倒了，还在扑腾，眼睛瞪着，舌头已经在唇外耷拉下来好长，样子很吓人。我们几个人赶紧上去抱住并托着他，使劲往上推。同时有人扶起凳子，登上去解开绳子。但房梁太高够不着，无法解绳子。这时，我们下面托抱着他的几个人，感到越来越沉，有些吃不消了!于是我叫旁边的人赶快拿刀来，上去把绳子砍断。两刀下来，绳子断了。张寿仁的身体猛然重重砸在我们几个托抱的人身上。当我们爬起来后，我叫大家先把他放平。这时见他的嘴紧闭，舌头还在唇外，牙咬得紧紧的，顺着口角直流鲜血和黏液，已经没有呼吸了，但身体还有些微微抽动。于是我和一位青年赶快上来给他做人工呼吸。做了一会儿，他突然“噗”地一下子出了一口气。我们又接着给他做，做了几下，他又出了一口气。渐渐地，间隔次数和时间缩短，全身开始抽动了。猛然间他手抓地，脚蹬地，折腾得很厉害。手指尖和脚后跟破了皮，流了血。过了好大一会儿，抽动渐渐停止，呼吸渐渐均匀了，但是仍神志不清。看来是救过来，不会有危险了。大家都说，幸亏发现得早，抢救得及时，捡了条命。随之而来的，大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疑问：他为什么要寻短见?

张寿仁是大于大队新选的党支部书记，36岁，贫农出身。1946年参军后入党，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负了伤，立了功，被评为三等甲级残废。1955年复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身材高大，给我的印象是忠厚老实，是个不会说不会道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群众说他最听党的话，热爱集体，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说他的最大特点是为人耿直，作风正派，不偷不摸，不占公家便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许多事令人费解：有些人饿死在国家粮库下面，也不去抢，有的还喊“毛主席万岁”。而偷庄稼、偷粮食、偷吃的，特别是在重灾区是很普遍的现象，可以说那时候不偷不摸是很少见的。可张寿仁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宁可挨饿，哪怕是饿昏了，窝头摆在那儿，没人看管，他也不去拿。在饥荒中，在死亡线上挣扎中，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使我想起在饥荒时，饿了就要吃，这是动物的本能，是自然现象。人是高级动物，只不过是高级而已。俗话说“温饱后而知廉耻”，饿急了也就顾不得这些了。张寿仁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宁可挨饿，甚至饥饿得不行了，死也不去偷摸。所以村里人都说他是好人。可惜的是在那饥荒时，首先饿死的都是这种人。于是村里有一个说法：“现在没有多少好人，好人大都饿死了。张寿仁是所剩不多的好人!”正因为如此，他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在支部改选中，全大队30多名党员一致选举他担任大于大队党支部书记。

支书的生死抉择（2）

张寿仁家里当时有3口人，他们夫妇都是30岁左右的强劳力，有一个五六岁的女孩。虽然他们都很能干，每年国家还给张寿仁一点伤残抚恤金，但在“共产风”和极左思想影响下，特别是饥荒时，他们也同其他农民一样，家中一贫如洗，经常吃不上饭，生活极端困难。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他的父亲、哥哥、妹妹先后被饿死。1960年冬天，他们夫妇先后患了浮肿病，妻子还患了子宫脱垂的妇女病。春节过后全家断了粮，仅靠棉籽饼、地瓜蔓等少量的代食品生活，有时老婆带着孩子偷着出去讨饭，勉强维持。即使生活艰难到如此地步，他也不吱一声，也不找领导要救济。

有一天，我听说他病了，起不来了。我去他家看他，才发现哪里是病，而是几天没有吃到东西饿的。他的老婆蓬头垢面，有气无力地把我拉到外边偷着对我说：他快不行了，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现在家里什么可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前两天还有点儿地瓜叶和胡萝卜缨子，他没有舍得吃，都给孩子吃了。昨天我让他去找领导说说，他不干。他说：“我是支部书记，你叫我去找谁说呀?找公社书记?大家都差不多。叫他单独给咱们解决?这不是‘干部特殊化’吗?现在中央要纠正‘五风’，我是刚上来的支部书记，你要我继续搞干部特殊化，这怎么能行呢?!”就这样，他硬是拖着，还不让我去说，这不是眼睁睁地等死吗?说着她流下了眼泪。她说：“我和孩子也是几天没有吃到一点儿粮食了，这样下去也活不多久了……”说到这里，她祈求着对我说：“把这个孩子给你，你把她带走吧给她一条活路吧!”我说：“这怎么行，往哪带呀?北京，她没户口，怎么待呀?”这时她身边的小女孩，抱着她的一条大腿叫着：“妈妈，我饿、我饿!”看到这种情况，我真心酸，难过极了，赶忙从兜里掏出仅有的15斤全国通用粮票。这是我下来之前，我们全家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他们怕我到灾区挨饿，让我带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看到他们这种情况，我想这些粮票该充分发挥作用了。于是我一边把粮票和三元钱交到她手里，一边说：“你赶快到城里粮店去买点儿粮食!”

那时粮票特别是全国通用粮票很珍贵，用这种粮票不仅可以买到地瓜干，还给一定比例的玉米面。她接到粮票和钱，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流着热泪高兴地说：“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回过头来，她拉着小女儿保华的手，叫她跪下来给我叩头，认我为干爹。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不好意思地躲在妈妈背后，她妈妈硬是把她拉了出来。当她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时，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赶忙上前拉起孩子说：“不行，不行，快别这样，别这样!下放干部是不许认干亲的，这是中央规定的。何况粮票也是国家发给的，谁最需要就应当给谁。”接着我说：“不过你们可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说，因为一则我也没有粮票了，二则给你们没给别人也会引起闲话来，再说领导也不让这样做。”她表示理解，最后说了一句：“谢谢您，谢谢您救了我们全家!”

这就是发生在张寿仁上吊之前20几天前的事。

张寿仁身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什么要寻短见?事件发生后村里人一直在议论纷纷，大家作了种种猜测，但谁也说不清楚。被抢救后的头两天他一直在昏迷中，后来因为刚清醒过来，舌头又受了伤说不出话来，不便急于问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他老婆：他为什么要寻短见?她说：“那天早上，我带着孩子外出去找吃的，走的时候看到他只是呆呆地发傻，什么也没问，一句话也不说。等我回来一进门就看到他已经上吊了，于是我赶忙大声喊人，他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现在也说不清，反正我们既没打架也没吵嘴……”

支书的生死抉择（3）

发生在中央万名下放干部蹲点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上吊自杀，虽然未遂，但这种事情在全公社、在惠民县下放干部中震动很大，引起很大反响。有人说“共产党员自杀是一种叛党行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要自杀，一定有问题，必须搞清楚!”弄清楚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的。

过了几天，张寿仁已经渐渐清醒了，并且也能够说话了，但这件事他和谁都不讲，别人也不好多问。那天，我去看他，他见到我就哭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我不好直接问他为什么要上吊，只是从侧面安慰他说：“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值得你这样?这是非常错误的，有什么困难或想不通的问题，应当找领导谈。”老半天他才断断续续地说：“老张，我对不起你，实在对不起你呀!”我忙说：“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啊?”他抽泣地说：“我知道你的口粮也不够吃，可你把粮票都给了我们，你自己不够吃，饿肚子，也浮肿了，这不是也害了你吗！你给我们粮票，对我们帮助很大，但是不可能解决问题呀，那15斤粮食我们全家3口人，就是熬稀糊糊喝，也只能够喝十来天，可是喝没了怎么办?离夏粮下来时间还长着呢，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想来想去觉得没奔头，不能再拖累别人了，所以我就……”

张寿仁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认为是因为我把粮票送给了他们，我才得了浮肿病的，他为此感到自责。看来他的自杀还真的同我有关系。于是在我思想中就产生了一些想法，我把自己的粮票送给了他，目的是救济他，结果不但没有救了他，反而导致他要自杀，那么送粮票给他究竟应不应该、对不对?于是我就如实地向公社和下放干部领导作了汇报。人们对此看法不一。有的认为，这是“舍己救人的高尚风格，应当提倡”；有的认为“精神可嘉，但不宜提倡”；有的认为这是“个人行为，无视组织领导的作用……”

个人拿粮票、拿钱给重病号和重灾贫困农民，在我们下放干部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60年冬天，在胡家集公社时，我们下放干部中就有少数人曾几次把个人的粮票和钱，送给生活最困难的农民和五保户。当时在我们下放干部中就有不同意见。有的说：救灾工作要靠组织靠政府，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个人施舍、小恩小惠行为，不宜提倡”。我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认为救灾要靠组织、靠政府，要靠群众自救。作为个人来说不应排除，但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有人认为，个人救济品应当首先交给组织上，然后由领导按灾情轻重程度统一分配。但像这种数量很小，又不是统一行动，没有必要再走这个过场。我这次这样做了，但说实在的，原来并没有这样想，而是在临时遇到的非常特殊紧急的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一是张寿仁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仓库里还有种子，他有条件去拿，但他没有这样做（当然不应当这样做）；他也可以直接找公社领导去要，但他没有去找。他严格要求自己，饿到那种地步也不去拿、不去要。他想到村里有很多社员和他的情况差不多，如果他带头把种子拿出来吃，群众就会跟着抢。没有种子，怎么生产?要他去找公社要，公社也没有粮食。退一步说，即使还有粮食也是很少，很多队的干部和社员同样困难，凭什么单给他?二是当时正是处在紧急关头，他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饿得爬不起来，你叫他去找谁去，怎么可能再跑来跑去?与此同时，再看看孩子们饿得那可怜样子，我心情十分难过，真的感到见死不救于心不忍，所以不假思考地把自己的粮票和钱拿了出来。至于张寿仁他的那种想法，我是不知道，也没有想到。当然他那样做是不对的，好在发现及时，没有造成死亡。

支书的生死抉择（4）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也没有受到批评和处分，可是没有想到此事给张寿仁一家却留下那么深刻的记忆和深远的影响。

那是在事隔将近整整30年之后的1991年的冬天，我同《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姚力文，还有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从山东诸城回北京，顺路到了我的“第二故乡”大于村看了看。当年的大于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寿仁、会计高传深和一些队干部们都还健在。我到村里转了一圈，深感大于村变了，旧貌变新颜；人也变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相识都是老年人。30年重归“故里”，百感交集。本想多待一会儿，多看一看，但由于是三人同行，是路过此地的，他俩是陪我来的，忙于赶路不能久留，所以匆匆离去。

事隔不久，我收到一封来自胜利油田的信，信皮上写的是“张广友大人收”。我很奇怪，我在胜利油田没有亲戚呀，是谁在称我“大人”呢?打开信一看，原来是张寿仁的女儿张保华写给我的。信不长，但情意深重，使我深受感动，下面是信的原文：

张伯伯：

我是山东省惠民县惠城镇大于村张寿仁的大女儿张清华(小名保华)。我说小名您准能记起我小时候的情景吧。我的岁数小，您住在我村的时候，其他情景记不大清楚了，记得爸爸、妈妈说让我当您的干女儿，当时我还有点害羞呢。

张伯伯，我在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农副业公司加工厂上班，我的丈夫在中心医院车队开车。前几天我回老家一趟，到了家坐下来，爸爸、妈妈就告诉我说：你张伯伯来咱村了，来得很匆忙。进了村走了走，看了看，你张伯伯说我们村是他的“第二故乡”。张伯伯，我爸爸又看到您老人家他是多么高兴啊!他后悔没能和您坐下来，拉拉离别这28年中的心里话。两位老人还盼望您老人家再去我家多住些日子和亲人谈谈心里话。

接着爸爸、妈妈又回想起当年您住我村的往事说，你张伯伯来咱村后，你父亲当上了村干部。在那生活困难的时候，我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张伯伯您最了解我父亲的为人，他是个老实、实在人。您拿出自己的钱和粮票帮助我家，是两位老人最难忘的事。您在我村走了后，还给我家寄钱和粮票，在信中还惦记着我爸爸的工作和我家有没有困难。妈妈讲到这里，就流下了眼泪。我也很激动。张伯伯，以后我有机会，如果我丈夫出差去北京，我们一定去看您老人家。

爸爸还告诉我，您走后又给他去了一封信，他收到后给您回信了，也不知道您收到没有?春节快到了，我代表爸爸、妈妈给您老人家拜个早年。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请求张伯伯给我邮您一张照片以见您一面。邮信地址：胜利油田中心医院车队李建华收。

干女儿保华

1992.1.24

活人睡进棺材里（1）

1960年冬天到山东，我不是以记者身份去采访。记者采访一般是有人接待的，时间短而且是灵活的。这次下放到灾区，同灾区的农民实行“三同”，不仅生活十分艰苦，而且时间长，甚至是无定期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的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使我身心受到了沉重打击和无可弥补的伤害，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以至于若干年后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还不寒而栗，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今天有了这个条件把它如实地整理出来，目的是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真正了解过去，不要忘记在过去艰难崎岖的道路上，父辈们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但愿历史不会重演，不会重蹈覆辙，不要再走曾经走过的、而且被实践证明走不通的路子。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因为在这之前，一是问题还没充分暴露，二是还有点儿以前积蓄下来的一些物质基础，生活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下去正是1960年冬天，是继1959年冬、1960年春灾荒进入高峰、持续发展到最严重阶段。过了1961年春天以后开始好转，夏天就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工作的转变”。因而这一段时间是最艰苦的时候。

1960年，尽管农村灾荒严重，城市食品供应普遍紧张，首都北京虽然也有些紧张，许多食品凭票限量，但最低标准，还能基本保证，这是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因此，离开京城到省、到地、到县、到公社，越往下走，生活越艰难。到了农村第一线大队、生产队，以至于连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都没了保证。中央强调下放干部要实行“三同”，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正是数九寒天，鲁西北的冬天特别冷，气温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老百姓家里睡的都是火炕，主要是靠烧秸秆柴草取暖，受灾之后，农业减产，秸秆也大大减少。要说“同住”，空房子很多，但都不能生火取暖，墙壁四面透风冷得很，有的跟睡在露天地里差不多。白天屋子里阴冷阴冷的，晴天没有风时，外面要比屋子里暖和一些。所以人们经常三三两两地站在墙脚下晒太阳。要说“三同”，住是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我们当时是怎么住的呢？

活人睡进棺材里（2）

黄龙不是“龙”，是一位13级的老干部。我们新华社下放到大于公社的有三人：一位是对外部的黄龙，他时年48岁，满头白发。在新华社下放到农村基层的干部中，数他年龄最大，而且资格老，级别高，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黄龙”。他是广东人，30年代末期参加革命，搞过地下工作，抗战期间在广东东江打游击。他是归国华侨，英文很好，是一位高级翻译。他的夫人比他小很多，当时还不到30岁，有两个孩子。他是主动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万名下放干部队伍到灾区来的。北方农村，特别是灾情如此严重的灾区农村生活，对他来说不仅是很不习惯，而且是十分困难。大家对他都很同情很关心，县里领导本想照顾他一下，安排他到条件稍微好的地方，他不干，坚持要求到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他就和我们新华社国内部下放干部中的一位女青年周淑琴，一起到我们大于公社最困难的大孙家大队包队。周淑琴住的地方比较好安排。她被安排在一户条件比较好的社员家里，同一位老太太住在一起，住的问题顺利解决了。而黄龙一进村首先遇到难题是住处问题，和社员同住一起有困难（口音很重，如他本姓房，参加革命时被误登记成了黄），只好住到社员家里的没人住的空屋里。虽然有门有窗，也还算比较严实。但没有柴火，不能生火，屋子里很冷。气温很低再加上吃不饱饭，尽管把全部铺盖都铺盖上了，穿着衣服睡，也冻得睡不着，时常被冻醒。当时正是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的隆冬季节，大家都很不放心，都在积极想办法，帮助他解决烧柴取暖问题。黄龙是南方人，独立生活能力差，对北方农村情况很不熟悉，农民听不懂他讲的广东话，我们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出问题。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时，没想到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不用着急了，冷的问题我已经找到办法解决了。”说着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外屋停放着的一口棺材说：“我找到了个好地方住了。睡在这里边，把盖子留道缝，就一点都不冷了。”我探头往棺材里一看：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麦秸，上边是他的全部铺盖，装了多半棺材。我相信睡在这里是不会冷的。但是使我震惊的这是房东为死人准备的一口棺材，一般来说屋子里放着一口棺材，人们都感到瘆得慌，都很忌讳，更不用说睡在里边了，这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住进死人住的地方了。黄龙不迷信，还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现在不用，我先来用用吧。我相信我还不至于睡到里面就出不来了。”

我住的条件比起黄龙要好一些。我是住在大于大队的包队干部，这个大队共分4个生产队，加在一起不到100户，300多口人，离惠民县城很近，只有3华里。经济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非正常死亡也少一些。1960年全村共死亡28人。尽管如此，由于生产连年下降，吃粮也十分紧张。我到大于大队时，正遇上大队粮库两次被盗的第二天，原来看粮库的人说啥也不干了。原因一是担风险不安全；二是粮食被盗遭到怀疑，受牵连，找谁谁都不想干。我到大队粮库了解粮食被盗情况时，大队长刘振西对我说：“你的住处问题，我们意见是想请你住在这里吧!你看怎么样?”这里位居村子中间，是全村唯一的一栋独门独院砖土结构的农家房，四周与农家住户相毗连，窗户都已经堵死了。据说这是村里的唯一粮库了。粮库里外4间，里边两间存放着全大队仅有的明年生产用的种子粮5000多斤。门上两把大锁，钥匙分别在大队会计和粮库保管员手中，按规定没有大队主要领导干部在场，任何一个人也开不了仓库的门。外边一间屋是粮库保管员住的地方，白天有时大队干部在这里开开会，碰碰头。屋子里有一张用木板搭的床和一张破桌子，一盏油灯，最主要的是有个土坯炉子，有时太冷了，还可以找点儿柴火生生火，烧点水。

活人睡进棺材里（3）

刘振西看到我没表态，他接着说：“这个地方太重要了，这种子可是全队的宝贝，如果种子丢失了，明年的生产可怎么办呢?你是从毛主席、党中央身边来的，又是记者，我们全村干部和社员都十分信任你。你手中有枪，相信你在这一住，小偷就不敢来了。你住在这里与住在社员家里一样，左邻右舍，房前屋后都是社员群众家，更重要的是住在这里比住在社员家还方便些，条件也不差，如果缺什么我们再帮助想办法。这样一举两得，你有住处了，我们的粮库也安全了，大家也就放心了。”最后，刘振西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没有合适的社员家里能住，也就只好如此了。不过，我要声明一下，我没有看粮库的任务，更不能保证不被偷盗。刘振西说：“那是，那是!客观上对粮库的安全起了作用，当然不是要你来看粮库的。”

在那个粮食紧缺的饥饿年代里，人们把粮食视为命根子，粮库就成为全村群众心目中的重中之重，同时也就成为一些饥饿的人所关注的重要目标。我想不管怎么说，既然身居重地，就不能不密切关注和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那年头，人们饿红眼了，什么事都发生过。我们下来后就不止一次听说过，有人把看仓库的蒙上眼绑起来，把粮食抢走；更有甚者，有人干脆把粮库保管员杀死抢粮食。总之这是个危险的地方，越是这样想就越紧张!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刚要入睡，就听外面有动静。我立即侧耳细听，仔细观察，屋里屋外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我就睡着了。忽然外屋“乒乓”一声响，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起来，猛然打开手电筒，顺着门缝往外看，原来是墙上的一块木板掉在地上，一群老鼠，吱吱乱叫，四处逃窜。迎着手电筒的光亮，我看到几只一尺多长的大老鼠在回头看。我很惊讶，不由胆战心惊，暗暗地说：“好大个儿呀!”很快，这些老鼠就全部钻到洞里去了。

灾荒严重老鼠多，特别粮库里的老鼠，不仅多而且个儿大，这是我的一大发现。第二天，在同老饲养员石头爷爷闲聊时说起这件事儿。他说：“这年头老鼠特别多，也怪，越是没粮食吃，鼠越多，它们和人争粮食吃，糟蹋粮食，人饿瘦了，老鼠可肥了。它们不仅偷吃粮食，能吃的东西都偷吃，而且有时还咬人。有的小孩的耳朵被老鼠咬了，有的小孩脸被啃了，也是饿急了什么都干!”石头爷爷一下子给我讲了几起老鼠咬人的事儿。接着他说：“粮库里的老鼠因为吃饱喝足，不仅个大，而且肉肥，很好吃!”我听到后对这句话感到很惊奇，便接着问：“老鼠的肉能吃吗?”他说：“能吃!”我问：“你吃过吗?”他说：“吃过，吃过好多只，前天我还吃了3只呢。不过个头都比较小。”接着他说：“粮库里的老鼠不仅个头大而且肥，都是吃粮食的，你如果逮住它千万不要扔，给我送来，它们偷吃我们的粮食，我就吃它的肉!”我半信半疑地回答说：“我如果逮住老鼠一定给你送来!”

老鼠多了似乎就不怎么怕人了。起初，每当深夜时，经常发现有些老鼠吱吱地叫着跑来跑去，我敲敲桌子，它们就无声无息了。可时间长了，它们不怕了，敲桌子也不管用了，渐渐地活动次数越来越频繁了，进而经常跑到我的床上，甚至有时跑到我的枕边，闻我的脸。我又惊又气，想了很多办法也没逮住它们。

一天夜里，我在蒙目龙中，突然觉得几只老鼠在我脚腿部位的被子上跑来跑去，于是我隔着被子猛然重重一脚，把一只大老鼠踢到床头对面的墙上，而后掉在水桶里，它爬不上来淹死了。这只大老鼠有一斤来重，第二天上午我就把它送给石头爷爷了。

活人睡进棺材里（4）

石头爷爷是队里的饲养员，老两口都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无儿无女。这样大灾荒年月里，他们是村里少有的没有浮肿病的健康老人。他说他们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过去人们认为一些不能吃的动物，他们吃了。例如：老鼠、刺猬、乌鸦等，特别是老鼠，他说老鼠肉吃起来很香。

石头爷爷看到这只又大又肥的大老鼠时很高兴，他接过来之后拿把小刀子，把老鼠嘴上割开个小口子，三下五除二，很麻利地就把皮扒下来，然后开膛把肚子里的东西掏出来，就扔到小锅里了。这个过程前后不到两分钟，看来他很熟练了。中午，我路过他家门口时，他非要拉我去吃老鼠肉不可。我说：我不敢吃!他说，没事，我去年前年就吃过，今年吃了好几顿呢。说着，他非常热情地拿了只老鼠的后腿，蘸了点盐面，一边往我嘴里送，一边说：“你尝尝，你尝尝。”我实在推却不过，只好撕下一块肉放在嘴里。虽然没觉得有什么难吃的异味，但怎么也咽不下去。石头爷爷看我放在嘴里之后，回过头来指着锅里的汤说：“你看，还有油花呢，这只老鼠可真够肥的。”趁石头爷爷没注意，我把嘴里的老鼠肉吐到手里，然后偷偷扔掉。回到住处之后，虽然没有吃进去，但也感到恶心，险些吐了。我想，这并非肉有什么问题，而是确实不习惯，说实在的也还是没有饿到那种地步。

万名下放干部是中央国家机关抽调的，是从北京去的，是毛主席、党中央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去之前，思想工作做得很深，要求很严，特别强调要反“五风”，不搞特殊化，要同农民实行“三同”。中央领导在动员会上把农村问题的严重性、生活条件的艰苦，都向大家作了介绍，号召大家要做好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要准备掉肉，甚至牺牲。毛主席在为万名下放干部所作的批示中明确提出：“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

“三同”最难的还不是住的问题，而是吃的问题。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谓饥荒，营养不良，浮肿病，干瘦病，以至饿死人，都是因为没吃的。我们在北京时是按每人的定量，发粮票和副食品票证的。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1斤（成品粮），其中70%细粮，加上各种副食品，还有蔬菜，基本生活还是能够保证的。然而，我们这次是带着户口下放的，是按当地干部定量供给的。惠民是重灾区，开始我们每人每月除17斤地瓜干而外，副食、蔬菜等东西都没有。每天平均只有半斤多，也就是说每天两餐，每餐平均只有2.85两。每顿饭都是地瓜干面糊粥就咸菜，有时掺点儿棉籽饼面做的窝头，喝开水，根本吃不饱。大家下来时，兜里都带了些全国通用粮票，但按照不准搞特殊化的规定，都不准用，所以我们比当地脱产干部还苦。他们大部分都是守家在地，且不说多吃多占，亲戚朋友也多，有活动余地。所以饿死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基层干部很少。县里领导看到我们太艰苦了，要给我们每人补助几斤粮食，大家都坚决不要，表示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刚下去时，因为身体原有的基础较好，吃不饱还能忍受，可是天天如此，顿顿如此，就越来越难以承受了，普遍感到体虚无力。不到一个月，有的身体基础比较差的就开始浮肿了，腿上、脸上一摁一个坑，长时间弹不起来。

正当大家饥饿难忍的时候，阴历年前，新华社副社长邓岗和社办的许长山同志，代表新华社领导前来灾区看望我们。区委书记满少卿非常了解和同情下放干部，他借此机会把大家召集到区政府来，一来和邓岗等社里来的领导见见面，二来借机为我们改善一餐。大家早饭没吃，早早就从各自所住的村队向公社所在地胡家集走来。早晨田野里空气格外清新，在离区政府还好远的地方就闻到一股好香好香的肉香味。到了区政府，满书记要我们在一起“聚一聚”，吃的是戗面馒头、羊骨头汤，不限量让大家放开肚皮吃饱饭。这顿饭可真是时候，大家正饥饿难忍，也顾不上和社领导说话了。有时社领导问话，大家的嘴里塞满了馒头说不出话来，竟然无人回应，都在一声不吭一个劲地猛吃。没有想到这四个一斤的山东戗面馒头，48岁的老黄龙一下子竟然吃了六个(一斤半)，还喝了两大碗羊骨头汤，真吓人!然而，最高纪录还不是他，而是29岁的于福元。他一顿吃了八个，整整两斤，吃得弯不下腰来，坐在那儿两只眼睛发直，我们真担心他出问题。

直到40年后，有一次我见到许长山，说起当年事，他还记忆犹新，深有感触地说：“真没想到当年把大家饿成那个样儿，一个个脸色黄黄的、肿得胖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