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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子

- 蒋介石咬牙切齿，大骂“混”进侍从室的段氏兄弟（1）

- 蒋介石咬牙切齿，大骂“混”进侍从室的段氏兄弟（2）

- 撩开蒋介石侍从室“神秘莫测”的面纱（1）

- 撩开蒋介石侍从室“神秘莫测”的面纱（2）

- 撩开蒋介石侍从室“神秘莫测”的面纱（3）

- 撩开蒋介石侍从室“神秘莫测”的面纱（4）

- 撩开蒋介石侍从室“神秘莫测”的面纱（5）

- 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1）

- 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2）

- 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3）

- 蒋介石亲自召见段仲宇上校……（1）

- 蒋介石亲自召见段仲宇上校……（2）

- 蒋介石亲自召见段仲宇上校……（3）

- 小小“侍二组”，只有几个人，承办的业务……（1）

- 小小“侍二组”，只有几个人，承办的业务……（2）

- 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1）

- 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2）

- 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3）

- 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4）

- 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5）

-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1）

-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2）

-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3）

-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4）

-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10）

- 远在天边，近在咫尺（1）

- 远在天边，近在咫尺（2）

- 远在天边，近在咫尺（3）

- 远在天边，近在咫尺（4）

引 子

蒋介石在他长达22年的统治中国期间，建立了一套庞大的党、政、军、警、宪、特官僚机构。但是，偌大一套机构如何进行控制和驾驭呢？

蒋介石的统治作风，概而言之为两个字：“独裁”。也就是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不过，他蒋介石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感到身边少不了几个得力的办事人员。否则，上情下达、情况汇总、文电拟办以及洋洋洒洒的讲话稿的捉刀代笔，由&Euml;&shy;来具体承办呢?

在这个背景下，蒋介石的御用机构“侍从室”就应运而生。其全称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后来国民政府主席林&Eacute;&shy;去世，蒋介石继任，也就成了“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同时仍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再后来蒋介石当了“中华民国总统”，其侍从机构又改名为“总统府军务局、政务局”。

当时，国民党各级衙门对别的机构交办的事，也许可以马马虎虎，甚至推三阻四，但一听说“侍从室”三个字，就肃然起敬，对交办之事半点也不敢怠慢。即使像国民党的元老重臣，如何应钦、孙科、宋子文等，对“侍从室”也侧目而视。何应钦就在背地里发牢骚讲怪话，指责“侍从室挟天子以令诸侯”。至于下级人员则说得更为直率：“侍从室里的一条狗也比人强!”

正因为“蒋介石侍从室”处于国民党统治机构的核心，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故而中共情报部门对它倍加关注，并为派人打入其内部而煞费苦心。就连中共驻重庆的南方局和周恩来、&para;&shy;必武、王若飞、李克农等领导人也为此而倾注了心血。

于是，本书主人公段氏兄弟——打入军务局、官至少将情报科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以及由他培养和介绍入党的其弟段仲宇(侍从室上校参谋，后任上海港口少将副司令兼京沪、沪杭铁路运输指挥官)，他们的这一段&frac34;&shy;历，就有了极浓的传奇色彩。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有兴趣探索半个多世纪前风云变幻的历史，想了解中共地下党员为创建新中国而舍生忘死、“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惊险&frac34;&shy;历，那么请你打开本书，读一读段氏兄弟鲜为人知的故事吧&iexcl;&shy;&iexcl;&shy;

蒋介石咬牙切齿，大骂“混”进侍从室的段氏兄弟（1）

公元1949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这一年是壮丽辉煌的一年，天·&shy;地覆慨而慷的一年；但对于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来说，却是他运交华盖的一年，是他88年人生历程中最倒霉的一年。

这一年元旦钟声敲响之前，亦即1948年的除夕之夜，蒋介石在他的南京黄埔路“官邸”举行了盛大晚宴。这次宴会名为度岁末，&Oacute;&shy;新年，实际上，它成了蒋介石政府在它的“首都”所举行的“最后的晚餐”。

国民党政府的40多位头头脑脑出席了宴会。他们之中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国民党中央常委张群、张治中，以及“太子”蒋&frac34;&shy;国等人。可谓“大官”毕至，冠盖云集，在南京的重要大员都到了场。

没有在南京生活过的人，常常误以为南京既以“三大火炉”之一而著称于世，那么南京的冬天大概也不会很冷。其实不然。只有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南京的人，才实实在在地饱尝了南京冬日的严寒之苦。特别是1948年的冬天，自然气候上的“冷”倒还在其次。政治气候上的“冷”使得国民党政府的显要们更感到冷入骨髓，仿佛整个身心都跌入了无底的冰窟。

宴会大厅里华灯齐放，五彩缤纷，热水汀烧得暖暖的，室内温暖如春，和室外的严寒形成强烈的反差。晚宴由名厨主理，菜肴极为丰盛。但是，宴会的气氛却一反往常，显得出奇的抑郁而沉闷，见不到喜&Oacute;&shy;新年的热闹场面，听不到互致祝贺的欢声笑语。

宴会结束后，蒋介石清清喉咙，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大家顿时安静下来，静听“总统”的训词。

蒋介石开了腔，以沙哑低沉的口气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了一篇文告，准备明天(元旦)发表。下面，请岳军先生读一下，征求各位的意见。”

岳军是张群的字。这位政学系的首脑是四川华阳人，1889年出生，保定军校肄业，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因为这几条，他成了蒋介石的重臣和心腹智囊，长期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蒋介石《元旦文告》的核心是向中国共产党求和，并无可奈何地表示：“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多年来，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曾不止一次地玩弄过“以退为进”的策略。此公嗜权如命，要他主动“退”出“总统”宝座，交出权力杖，几乎是不可能的。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他的这种表示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

又过了十天，即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以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蒋介石的黄百韬、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五个精锐兵团被消灭殆尽，总共损失55．5万余人。再加上华北傅作义集团很快将要被中共以武力消灭或被迫接受城下之盟，蒋介石心中清楚：长&frac12;&shy;以北即将全部落入中共之手。

面对这一既成的客观情势，蒋介石将他最大的战略目标放在确保长&frac12;&shy;以南的半壁&frac12;&shy;山上。划&frac12;&shy;而治，造成像历史上南北朝那样的局面。先稳住“兵败如山倒”的被动态势，尔后再徐图恢复，最好是争取美国出兵，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他蒋介石又可以带兵北伐，重圆“统一全中国”的美梦了。

为此，蒋介石作出了精心部署：

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心腹宠将汤恩伯为总司令，让他部署自&frac12;&shy;西九&frac12;&shy;湖口以东的长&frac12;&shy;防线，阻止共军渡&frac12;&shy;南下。

大力加强淞沪地区的防御，确保上海至少坚守半年至一年，等待美国出兵。

加强福州绥靖公署领导，任命朱绍良为主任。任命参谋次长方天为&frac12;&shy;西省政府主席。大力加强闽赣的防御力量，既作为台湾的屏障，又造成京沪杭的巩固后方。

成立和加强14个编练司令部，负责编练30多个新军，使已&frac34;&shy;削弱到只剩100多万人的国民党军扩大到300万至500万人，以便与人民解放军再作抗衡。

保住长&frac12;&shy;以南的半壁&frac12;&shy;山，不仅是当时蒋介石的最大战略目标，也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均认为国民党应以半壁&frac12;&shy;山与中共“划&frac12;&shy;而治”，分庭抗礼。为此，美国挤走蒋介石，抬出李宗仁，策划与中共进行所谓“和平谈判”。

1月21日，蒋介石在各种因素的迫使下，不得不宣告“引退”。下午4时许，他身穿长袍马褂，到中山陵仓皇辞庙后，乘“美龄号”专机飞离南京。“无限&frac12;&shy;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亡国之君李后主的这几句词，最为恰当地道出了彼时彼刻蒋介石的心态。

果然，这一别，蒋介石此后再也未能见到，更未能回到具有帝王之气的古都金陵。

蒋介石和桂系的李宗仁，虽然争权夺利，彼此闹得不可开交，但在“划&frac12;&shy;而治”以确保东南半壁&frac12;&shy;山这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于是“代总统”李宗仁在前台搞和谈，蒋介石回到老家溪口在幕后重点谋划军事，为国民党政权的苟延残&acute;&shy;进行最后的挣扎。

这期间，有几件事使蒋介石椎心泣血，痛彻心肺：

一是二级上将、浙&frac12;&shy;省政府主席陈仪竟然私下对汤恩伯进行策反，企图将京沪杭地区像傅作义在北平所做的那样拱手送给共产党；

二是被蒋“太子”倚为心腹的预干局代局长兼预干第一总队少将总队长贾亦斌，居然率4000名学员在嘉兴叛变，从而使正在筹建中的30多个新军的基层干部断了来源；

三是被自己捧之为“掌上明珠”的伞兵第三团，&Ocirc;&shy;决定调到闽、台给自己做警卫部队，想不到2500名官兵连人带一艘大型坦克登陆艇，竟然在调动途中开往连云港投共，从而在京沪杭地区造成了极大震动。

每次接到报告，蒋介石都大发雷霆，大骂这些人忘恩负义，没有良心，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他还下令追查：伞兵投共是怎么回事？中了&Euml;&shy;的策反之计？这么先进的一艘大型坦克登陆艇，为什么调拨给伞兵三团使用？是&Euml;&shy;搞的鬼？

伞兵第三团“投共”后才五天，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以摧枯&Agrave;&shy;朽之势，于4月20日晚一举突破了长&frac12;&shy;天险。使蒋介石大惑不解的是，许多部队怎么如此地不堪一击，不战而逃，使他苦心&frac34;&shy;营了几个月、被视之为“固若金汤”的陆海空长&frac12;&shy;立体防御体系，竟然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蒋介石感到这是军事上的一个奇耻大辱。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Ocirc;&shy;因又在哪里呢？

蒋介石咬牙切齿，大骂“混”进侍从室的段氏兄弟（2）

蒋介石把保住东南半壁&frac12;&shy;山的希望，寄托到坚守上海半年到一年之上。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沉重的打击一个紧接一个落到蒋介石头上。&Ocirc;&shy;先他认为：“共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必须依靠整个国际的力量。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它一个准备的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蒋&frac34;&shy;国还私下告诉“总统府”参军兼五十师中将师长李以劻，说什么“美国已保证第三次世界大战最迟在1950年春开始”。

然而，蒋介石希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使他失望的是汤恩伯实在不争气，20万大军和1万多座钢骨水泥碉堡只守了15天，就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丢掉了上海。

蒋介石再一次受到了致命打击。他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使得蒋介石不得不细细思索个中的&Ocirc;&shy;因所在。此公一向刚愎自用，自己明明错了也是死也不肯认错的，总是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把错误推给别人。和平谈判失败，他将罪责归之于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大骂“文白(张治中字)无能，丧权辱国!”&frac12;&shy;阴要塞失守，中共两个兵团几十万大军，兵不血刃就渡过长&frac12;&shy;截断了沪宁路，蒋介石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要塞司令戴戎光头上，破口大骂：“戴戎光这个混蛋!一炮未放就投降了敌人，打破了我&Ocirc;&shy;来的计划。”

6月21日，蒋介石特地从台北飞到福州，部署闽、台防务。先召开80多名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后开小型会，尔后又分头找人个别谈话，整整忙乎了一天。后来，据与会者告诉本书主人公，说老蒋在会议期间多次谈到国民党军一连串失败的种种&Ocirc;&shy;因，特别使他感到痛心疾首的是，他认为自己“生平待士不薄”，可是不少部下却纷纷“背叛”他而投向了共产党。特别是当过侍从室主任、被他倚为股肱的张治中，竟然也投向了中共。他还得到报告，说军务局第四科少将科长段伯宇，还有他的弟弟，曾任侍从室上校参谋、后来升任上海港口少将副司令的段仲宇，竟然都是长期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蒋介石心想，进入侍从室的人员都&frac34;&shy;过严格审查，他对侍从室人员向来不薄，待遇优厚，过年过节还大把大把地加以赏赐，共产党的策反工作再厉害，怎么能把侍从室里的将军“&Agrave;&shy;”过去？或者说中共究竟用什么办法派他们潜入了侍从室？

上海易手后，蒋介石得到报告说，段氏兄弟都已留在上海从“地下”转到了“地上”，受到了重用。痛心疾首之余，蒋介石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古人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一条重要&frac34;&shy;验。而现在共产党的“奸细”竟然在自己的侍从室里“长期埋伏”!他们竟在自己的卧榻之侧“鼾睡”了几年!蒋介石越想越感到有几分后怕，真不知哪天一颗子弹会要了自己的一条老命!

还有，更为严重的是，段氏兄弟在侍从室身居要津，参与戎机，他们究竟向共产党提供了多少机密情报，给“党国”造成了多少损失&iexcl;&shy;&iexcl;&shy;这一切，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呀!

终于，蒋介石把郁积在心头的愤恨一泻而出，破口大骂段氏兄弟。据参加该次会议的李以劻等将军后来辗转信言，说蒋介石猛拍桌子，站起身来，咬牙切齿，恨恨地说：东南半壁&frac12;&shy;山毁就毁在段家两兄弟手里。这话是否确切无从查考，但可以想见，蒋介石对段伯宇、段仲宇这两位中共党员竟能“混”进侍从室，并在自己身边“潜伏”了这么久而未被察觉，是刻骨铭心、既恨且怕的。

读者必定要问：这段氏兄弟究竟何许人也？他们身为国民党将军，怎么又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怎样入党的？他们又是怎样进入蒋介石侍从室的？他们在国民党最最核心的机要单位里怎么能潜伏得这么久？他们在使蒋介石未能保住“半壁&frac12;&shy;山”方面究竟起了什么作用？&iexcl;&shy;&iexcl;&shy;

这一连串的问号，将会引导您走进全国解放前夕我党隐蔽斗争的一座迷宫，去领略这个无形战场上数不尽的旖旎风光&iexcl;&shy;&iexcl;

撩开蒋介石侍从室“神秘莫测”的面纱（1）

今天60岁以下的读者，对蒋介石侍从室的有关情况知之者恐怕不多，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更不知这个“侍从室”为何物。甚至在今天的流行语汇中，“侍从”二字也几乎听不到了。

这并不奇怪。因为以解放后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侍从”二字委实有着太浓的封建意味，因而在共产党、人民政府以及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是决不会出现“侍从室”之类的单位的，而以办公厅、办公室取而代之了。

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们一谈到“蒋介石侍从室”，当官的会肃然起敬，老百姓也会谈虎色变。这是因为，蒋介石侍从室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是国民党所有党政军机关都要俯首听命的“太上皇”，是国民党政权中所有权贵显要都伸长脖子注目仰视的“圣殿”，是影响整个华夏大地历史进程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策划之地。难怪当时飞扬跋扈、&Euml;&shy;也不放在眼里的大特务头子戴笠，对侍从室里的人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大拍马屁了。

侍从室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能起这样大的作用？说穿了，唯一的&Ocirc;&shy;因是它服务的对象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最大的独裁者——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曾把蒋介石称之为“独夫民贼”，这是很有道理的。独夫者，独裁者是也。独裁，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蒋介石的统治没有多少“透明度”。正因为如此，有关其侍从室的一切，就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深不可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直到今天有关它的内幕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近年来，笔者曾对蒋介石侍从室的资料有所搜集。在对段伯宇、段仲宇两位老前辈的采访中，更是反复打听，寻根究底，以求了解其内幕。

“侍从”二字，旧指随侍皇帝或官员的人。追根溯源，早在汉朝就有了侍从官。《汉书·严助传》中说：“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霍皇后传》中也说：“皇后舆驾，侍从甚盛。”到了宋代，称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因其常在皇帝左右做顾问。后来，又称在京职事官自六部尚书、侍郎、学士到两制等统为侍从，所指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蒋介石是个封建思想极浓的人，崇尚皇权，从小就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1926年当上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以后，身边就有了侍从副官，还设置了一个侍从室。后来官居国民党宪兵总司令的张镇，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就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侍从副官。还有那个后来官居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的邓文仪，1928年就当上了蒋总司令的侍从室少将参谋。

1932年3月6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军事委员会亦即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从此，蒋介石就以“蒋委员长”的头衔而主宰中国。直到1948年4月19日当选为“总统”，“委员长”的头衔一直挂了16年。至于“蒋主席”这个头衔，是因他从1928年10月至1931年12月当了3年多国民政府主席，以及林&Eacute;&shy;死后从1943年8月至1948年4月又当了近5年的国民政府主席。故而他的侍从室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和“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

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蒋介石于1932年6月调集6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为了便于就近指挥，在南昌设立了“委员长南昌行营”，并在行营编制内设置了一个侍从室。调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晏道刚任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也是个久历戎行的高级军官，当过唐生智的第八军参谋长、第四方面军参谋长。他当上侍从室主任后，在蒋介石身边参赞军机，深受信用，权倾一时。那时候&Euml;&shy;也不会想到，15年以后他会在武汉解放前夕秘密接受共产党的策反，毅然转向人民，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渡&frac12;&shy;和武汉三镇的解放尽一臂之力。当然这是后话。

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了重大改组，成立了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简称“侍一处”、“侍二处”。1940年又成立了“侍三处”。这三个处都直属蒋介石个人领导，都是“通天”的。而这三个处的主任，都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非同凡响。例如当过侍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曾&frac34;&shy;当过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将加上将衔(这是国民党军衔的一个阶级，低于二级上将，高于中将)。难怪他就任之后，通电各战区司令长官，郑重其事地宣告：“委座看重侍从室，特派张治中为主任。”

此外，担任过侍一处主任的还有钱大钧、林蔚、贺耀祖等，都是国民党政权的风云人物。

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早在1927年，他就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正式进入决策中心。后来又兼任过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中?执行委员。对他这个侍二处主任，连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都不敢怠慢，常常对人宣扬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侍秘二是最有效的。”这位掌管国民党财政大权的“财神爷”，见了蒋介石署名的电报后，还要看看下面的一串字，只要见到陈布雷的“侍秘二”，就立刻付钱，不敢稍有得罪。

还有一个侍三处，主任是陈果夫。“蒋家天下陈家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管着国民党的党权，是臭名昭著的C．C．派首领。陈果夫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与此同时，他还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读者看到这里就不难明白，侍从室三个处的主任既然都是这样显赫的大人物，还有&Euml;&shy;能够凌驾于他们之上当侍从室总的头领呢？

还有，三个处的主任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还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之手，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三人之间还可以互相制约，亦便于蒋介石的驾驭。看来蒋介石是深谙用人之“术”的。

撩开蒋介石侍从室“神秘莫测”的面纱（2）

国民党政府的组织机构相当庞大。它模仿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结构形式，设有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还有内政、外交等十几个部及军事委员会、建设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劳工委员会等若干委员会。查一下它的编制表就会发现，侍从室只不过是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办事机构。它起的作用也无非是蒋介石个人办公室的作用，如此而已。

但是，蒋介石“玩”政治的手腕与一般人不同，用陈布雷的话来说，此人“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他是一个嗜权如命的人，大小权力都要一把抓。他又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人，一个喜欢独断专行的人。他曾多次说：“我的决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蒋介石这种搞政治的作风，他的这种独裁统治方式，很需要在身边有一个机构为他办事，为他出谋划策，为他控制人事，为他收集国内外的各种情报，还要为他提供万无一失的安全警卫保障&iexcl;&shy;&iexcl;&shy;在这样的背景下，侍从室这个本来意义上的一般单位，就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可以说，侍从室是那个时期畸形的中国政治的“衍生物”。

有人打比方说，侍从室有点像清朝的“军机处”。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为了对西北用兵，成立了“军机房”，为他办理和参赞军机。雍正十年改称“办理军机处”。这个机构是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和各地负责官员发布命令的。蒋介石侍从室和军机房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侍从室每天将各院、部、委、局(如军统局、中统局)呈送蒋“皇上”的报告、文件等等，提出拟办意见，直接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批阅后，由侍从室再将这些报告、文件转至各承办单位。报告、文件，侍从室呈送还是压下不呈送，先呈送还是后呈送，呈送时的拟办意见是什么，这些别以为是小事一桩，无关紧要，它所起的作用可大得很，甚至会决定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的进退荣辱、生死存亡。

蒋介石手下有个得力的统治工具——军统局。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长戴笠是蒋介石最宠信的大红人之一。蒋的许多见不得人的私事也是交戴笠承办的。但就是这个戴笠，对侍从室里的职位也是垂涎三尺，削尖脑袋想往侍从室里钻，力图从中捞个组长副组长当当。因为戴笠知道侍从室对军统局和他本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1939年初，蒋介石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中搞情报的业务合并起来，单独成立一个第六组，亦即情报组。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后，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职位拿到手。为此他到处托人情，找关系，还找到蒋的“国舅”宋子文，要宋出马去向蒋说项。但蒋还是没有让戴笠当这个组长，而让另一心腹唐纵担任此职。

戴笠没能当上组长，遂千方百计&Agrave;&shy;拢、讨好唐纵。在一次军统局局务会议上，戴笠强调说：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后，就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对唐要特别尊重。戴笠还指示管生活的人每月登门看望唐纵一次，主动向其送钱送物。例如1944年中秋节，就送给唐纵2万元，春节时又送唐过年费10万元。而唐纵少将当时的月薪只有480元。由此可见，为了&Agrave;&shy;拢和贿赂侍从室的一位组长，目中无人的戴笠也甘愿下这样大的赌注。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唐纵受礼后，当然心中有数，对军统局和戴笠本人也就格外帮忙。有时几个单位同时向蒋介石呈送报告，唐纵就把军统局的报告率先呈送，再将别的单位的报告压个一天半天。这样的“小动作”&Euml;&shy;也察觉不出来，当然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在唐纵来说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军统局来说就功德无量了。

侍从室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除“军统”外，还有“中统”。中统的全称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初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改调查处)。众所周知，中统特务组织的最大头目是陈果夫和陈立夫，手下的得力干将和具体负责人是徐恩曾，官阶是中统局中将局长。但是，蒋介石对中统也不大放心，而要由侍从室去控制和监督它。1942年3月26日，蒋介石对侍六组组长唐纵当面下达指示说：“对两个调查统计局(笔者注：指中统和军统)工作要调整，对两统局工作人员要考核，每日要前往两局视察，&ETH;&shy;助指导，并接见其工作人员。两局人事必须由侍从室第六组处理。”

1944年1月7日，蒋介石又向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下达了一道手谕，其要点是要侍从室研究并设计建立一个对党政军各机关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监察网，以加强对特务、缉私机构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两局(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的监察。

国民党一贯标榜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行政五院各司其职。其实是表面现象，是做做样子给老百姓看的，骨子里仍然是蒋介石一个人说了算。为此，蒋当然要通过侍从室来指挥五院。1943年3月8日，蒋介石亲自召集侍从室各处主任和各主要组组长开会，下达“圣旨”说：“侍从室务须设法推进各部院的工作。”一言九鼎，侍从室凌驾于各院、部之上的地位，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凡此种种，都引起蒋政权各部门的不满，许多高层人士也对此深为反感。难怪国民党头面人物何应钦愤慨地指责侍从室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天子毕竟是天子。蒋委员长也罢，蒋主席也罢，蒋总统也罢，头衔可以不断·&shy;新，独裁者的本质始终未变。侍从室有了蒋介石做靠山，还有&Euml;&shy;能奈其何呢!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蒋介石当然深谙此中道理。为此，他把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党内外、军队内外的各种情报，作为头等大事予以关注。特别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蒋介石的统治又是特务统治，因此搞情报就更为重要了。

蒋介石曾明确规定：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每天必须向他呈报军事、政治情报各十份。为了尽快看到最新情报，蒋介石还亲自下令：六组的情报可以越级呈送，不&frac34;&shy;过侍从室一处和二处，直接呈报给蒋本人。蒋特别要求六组提供共产党的情报。例如1946年1月30日蒋指示：必须派人潜伏在共产党内部，以入虎穴之精神建立内线；今后应讲求谣言攻势，谋略工作亦十分重要。再如1943年8月17日，蒋介石下达手令，对六组提出要求说：“陕甘宁绥边区兵要地志及地图与每邻接各据点之距离里程，望详细呈报，并极密为要。”蒋介石之所以要此情报，其目的一清二楚：“此乃对奸伪用兵之步骤”。

撩开蒋介石侍从室“神秘莫测”的面纱（3）

对于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蒋介石也十分警惕，深怕它们在背后搞自己的“小动作”。桂系、湘系、粤系、西北系、东北系、川系、滇系、阎(锡山)系以及各地方实力派(如新疆的盛世才、青海甘肃的“三马”等等)，历史上与他蒋介石有过多次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甚至兵戎相见。因此蒋介石一贯重视搞异己派别的情报，并要六组及时提供。例如1943年4月28日，蒋介石亲自召见六组组长唐纵，要唐“注意唐孟潇(唐生智)、何云樵(何键)在湖南的活动，但不可使其察觉”。

蒋介石为什么把这样机密的任务交给侍从室？因为侍从室是他心目中最可靠的机构，侍从室人员是他手下最可信任和嘱托的人员。即使是见不得人的事，也可交其承办。

有人还把侍从室称为蒋介石的“智囊团”，这话很有道理。这方面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1940年1月，戴笠从杜月笙处获得一份绝密情报，内容是汪精卫与日本订立的卖国密约。蒋介石得到报告后，立即指定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和“日本通”张群一起关起门来研究，提供了对策。

再如1948年国民党召开所谓“行宪国大”后，第一届内阁即行政院长的人选，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焦点。&Euml;&shy;来当这个院长？各派系都跃跃欲试，争之者甚多。蒋介石当然不肯放弃这块阵地，提出由他最信得过的政学系头目张群充任。但是，国内舆论普遍反对党派色彩太浓的人当行政院长，就连大洋彼岸一向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也希望蒋“总统”的内阁能够“民主化”一点，不要太“清一色”，以改善形象，欺&AElig;&shy;民众。其时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迭遭败绩，急需得到“美援”，尤其是美国军火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与陈布雷作了多次密谈，最后终于采纳陈的意见，放弃了&Ocirc;&shy;先“钦定”的张群，改由无党派地质博士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

侍从室里的“智囊”远不止陈布雷一人，其他如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等人，也都工于谋略，是蒋介石的智囊人物。至于组长一级干部中，也有侍二组组长于达、侍四组组长陈方(字芷町)、侍六组组长唐纵等人，常主动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以唐纵为例，他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自己为蒋介石出了哪些主意，提了哪些建议。1940年6月1日，唐纵向蒋介石呈交了《国际现势之观察及其对策》，洋洋3000余言，建议联苏联美以抗衡日本。蒋介石阅后表示满意，“御笔”批曰：“可嘉勉。”

德、意、日法西斯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愤。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扩大。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国在华盛顿签署了《二十六国公约》。所有签约国均庄严保证：使用本国的全部军事、&frac34;&shy;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frac34;&shy;中、美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等区域)正式成立，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统帅。

在此重要关头，为了&ETH;&shy;调有关事宜，蒋介石于2月4日上午乘飞机赴印度访问。此事行前极端秘密。是啊，要是让敌人侦知此事，把蒋介石乘坐的飞机予以击落，岂不坏了大事!但是，侍从室的高级幕僚却事先就知道此事，情报组长唐纵还专门拟了一个《敌人今后动向与我国应有之对策》的建议书，供蒋介石此行作参考。在呈蒋前陈布雷先看了这份建议书，认为其“议论判断皆极警策”。蒋阅后也颇为赞许。

以上事例足以说明，说侍从室是蒋介石的“智囊”，它是当之无愧的。

侍从室又是蒋介石的“联络站”，为他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反共军事行动当参谋、下指示，起联络作用。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他部署在抗日第一线的部队大多是“杂牌”，如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桂军、滇军、粤军、晋军等等，真正的中央嫡系部队是很少打头阵的。但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蒋却部署了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如对陕甘宁边区，就由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包围着，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下手。1943年6月29日，胡宗南从西安秘密发电报给蒋介石，报告说已调集了三个师的兵力，定于7月28日进攻陕甘宁边区，并详报了作战部署。

侍从室知道军情紧急，立即将电报呈送蒋介石。蒋当即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密，毋得声张。”侍从室又以最快速度将此“圣旨”通知胡宗南，发挥了上下联络的作用。

侍从室的触角伸得很长，许多事情都要介入，甚至对标榜“司法独立”的法院也要干预，也要指手&raquo;&shy;脚。

1942年，在重庆出了一件大案，曾&frac34;&shy;轰动山城。事情是这样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frac34;&shy;理林世良，勾结大成商行的章德武，大搞走私活动。一次从仰光到昆?一下子走私商品3000多万元，林世良从中渔利1000多万元。&Euml;&shy;知事机不密，被军统局侦知。军统本来就想把缉私这块“肥肉”从孔家手中攫取过来，遂向蒋介石状告孔祥熙。

这时抗战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广大群众生活艰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多少人啼饥号寒。“家无隔夜粮，路有冻死骨”，可谓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林世良之流竟大发“国难财”，舆论哗然，国人皆曰可杀。司法机关慑于民意，准备将林世良判处死刑。

但林世良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个有很硬背景和后台的特殊人物。他的后台就是蒋介石的大舅子、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以及孔夫人宋霭龄。这位孔夫人是当时“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大姐，嗜财如命，搜刮钱财不择手段。而做走私生意在当时是捞钱的一条捷径，孔夫人和她的大公子孔令侃岂肯放过。林世良&Ocirc;&shy;先当过孔祥熙家的管家，后来又替孔祥熙家族做走私生意，西药、五金、卡车、建材，以至鸦片、吗啡等毒品都拼命走私，毫无顾忌。他成了孔家敛财的一个得力帮手，是具体操办者之一。更重要的是，法办了林世良，今后还有&Euml;&shy;替孔、宋卖命？再说，万一林世良在临死前将走私内幕和盘托出，孔、宋岂不要大丢面子。权衡再三，孔、宋二人决定“运动”法院从轻判处林世良无期徒刑。只要留住了一条性命，过几年不就出来了吗？

撩开蒋介石侍从室“神秘莫测”的面纱（4）

法院当然不敢得罪孔“国舅”和宋“皇姐”。按照孔、宋的要求，将案件呈报到了侍从室，待蒋介石“核准”后即行办理。

侍从室里的“智囊”们看到案件报告后，进行了议论。孔“国舅”和宋“皇姐”的面子固然要考虑，但“领袖”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更为重要。权衡结果，陈布雷、于达、唐纵等人在呈批件上拟了个“判处死刑”的意见。蒋介石踌躇再三，最后下决心宁肯开罪“国舅”和“皇姐”，也不愿动摇自己统治的根基，于是同意了侍从室的签呈，下令将林世良枪决。

林世良案件又一次证明，侍从室的权力确实大得惊人。不要说区区法院，即使贵为皇亲国戚，也不得不向它低头俯首，甘拜下风。

侍从室不仅干预司法，甚至连“邮检”这样的事也要过问。

1943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罗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蒋介石是18日秘密离开重庆赴开罗的。对蒋忠心耿耿的陈布雷为了蒋的安全，特地给邮政局下达了严格实行“邮检”的指示，要求对蒋的行踪不得有丝毫泄露。

真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凡是与蒋介石有关的事，侍从室都要过问。其范围之宽，可说无所不包。

家丑不可外扬，疏不间亲，这些都是中国的古训。但侍从室对于蒋介石，却是例外。侍从室人员天天随侍左右，耳闻目睹，对蒋介石的家务事知道得很多，蒋即使想瞒也瞒不住。因此，蒋介石有时也就一些棘手的家族之间的事情，征询侍从室高级幕僚的意见和看法。

1944年5月，“国舅”孔祥熙提出辞呈，要求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蒋介石接到辞呈后，心中犯了难。同意吧，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同意吧，孔祥熙的名声实在太臭。思前想后，蒋介石拿不定主意，遂问计于陈布雷。

陈布雷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意图，谋多，计绝，深为蒋所赏识，被倚为股肱。陈向蒋献计说：“止谤莫如自省。孔院长如能切实自省，改了就好。决不能因外间有所非议而有所表示，愈表示反而会增加社会的不安。”蒋一听，欣然同意，并派陈布雷代表他本人对孔祥熙表示“慰留”。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要发表多得不可胜数的讲话、演说、谈话、文告、电报，甚至还要舞文弄墨，著书立说，因此文字工作任务就非常繁重。侍从室对此当然是责无旁贷，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它职责范围内的事。由此，人们又把侍从室称之为蒋介石的文字“加工厂”。

蒋介石每天要处理的文件多得不可计数，如果各机关呈送的公文他都要一一过目，那他就别活了。侍从室为此制定了一套公文处理的程式，即将各机关报呈蒋介石的文电，大致分为“呈阅”、“呈核”、“报告”、“情报”四种类型。侍从室根据各类公文的内容、性质和轻重缓急，分别整理成不同表式，再呈送蒋介石。蒋批阅后，侍从室再转发给各机关承办。

蒋介石还喜欢发“手令”，其数量之多真是吓人一跳。据段氏兄弟的老同仁、在侍从室工作八年之久的秋宗鼎先生亲身所见所闻，从1936年1月至1948年4月，侍从室(包括后来的军务局和政务局)积累的蒋介石手令，竟有120多箱。笔者曾专门到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探询能否查到这批资料。回答令人遗憾：南京解放前夕，蒋政权将大量机密档案运往台湾。有关侍从室的机密档案更是不会留在大陆，授人以柄的。

蒋介石的手令和下发的文电，自己动手写的为数寥寥，绝大多数由侍从室代拟。蒋写个“可”或“阅”。其“阅”字形状类似“龙”字，人称“&raquo;&shy;龙”。

给蒋代拟手令或电报，是侍从室的一大任务。

蒋介石手令的内容，从军事、政治、党务、人事安排到机构设置等等，可以说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他还签发了大量电报、书信、公文。侍从室在代拟上述手令、书信、文电时，首先必须弄清蒋介石与受文人的关系。对一般部属，蒋介石是板起面孔打官腔，直称下属之姓名、官阶。对关系较密切的，则视情况区别对待，或使用对方的别号，甚至称兄道弟，如对冯玉祥就称焕章大哥，对阎锡山就称百川兄，对李宗仁就称德邻兄，如此等等。对黄埔军校的学生，本来他是校长，完全可以居高临下直呼其名或仅称其职务加姓名，但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常常也对其称兄道弟，如对胡宗南称宗南弟，对康泽称兆民弟。对“杂牌”军的将领或地方实力派，则更加客气，如对比自己小14岁的张学良称呼汉卿兄；对拜把兄弟马福祥之子马鸿逵，因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为了&Agrave;&shy;拢他，蒋竟不顾辈分，对“侄儿”也称呼为“少云世兄”。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套习惯、手腕，侍从室起草文电时都必须十分注意，不可稍有差错，否则就会受到训斥。

蒋介石的一些极机密电报，有时也不&frac34;&shy;过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转呈或转发，而由侍从室机要组越级直接呈送蒋介石。蒋介石对其重要部属，都由侍从室专发密码本，每双月更换一次，规定自行保管并亲写电文。机要组长毛庆祥，是蒋的亲信。这类电报只&frac34;&shy;过极少数人之手，其内容也就成为千古之谜了。

至于比较长一些的讲话、文件、文告等等，有时蒋介石也口授其内容，由侍从室人员加以记录整理，尔后再送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作文字上的润色和加工，最后呈送蒋介石本人审核。

撩开蒋介石侍从室“神秘莫测”的面纱（5）

蒋介石和毛泽东不同。毛泽东的雄文四卷，均出自他的手笔；而蒋介石的那些长篇大论以至所谓“著作”，均由人捉刀代笔。侍从室里为蒋捉刀的人，首推陈布雷。例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即命陈布雷起草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为了洗刷掉自己脸上不光彩的一面，蒋又要陈闭门造车，写一篇《西安半月记》，极尽歪曲事实之能事。蒋介石50岁生日发表的文章《报国与思索》，也是由陈布雷起草，再由邵力子、叶楚伧加工，&frac34;&shy;蒋审定后公开发表的。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文笔是很满意的。但也有不满意之时。段仲宇告诉笔者，有一次蒋介石对陈布雷说：“你看看人家毛泽东的文章!”陈布雷也不大客气，回敬了一句：“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你蒋介石的文章可不是自己写的，哪能同毛泽东相比!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一生中唯一的一本“著作”，1943年3月在重庆面世。此书歪曲中国社会的历史，篡改蒋介石以反共起家的发迹&frac34;&shy;过，诬蔑共产主义“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叫嚷“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为蒋介石炮制此书的是侍从室第五组组长陶希圣。捉刀有功，过了几个月陶就出任《中央日报》主笔，两年后又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真所谓“代笔自有黄金屋”，升官发财都被陶希圣捞到了。

有人打比方，说侍从室好比蒋介石的眼睛，替他眼观六路；侍从室好比蒋的耳朵，替他耳听八方；侍从室好比蒋的鼻子，替他嗅出各种不利于他的政治气息；侍从室好比蒋的手，替他写文电；侍从室好比蒋的腿，替他东跑西颠，到处联络；而最重要的是，侍从室好比蒋的头脑，替他思考、谋划，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一个在侍从室工作过的人，说侍从室里黑影幢幢，神秘莫测。即使是在侍从室和后来改称军务局工作过的段氏兄弟，向笔者介绍的也仅仅是一鳞半爪。侍从室的全部档案都被运到了台湾。看来，只有等到台湾回归之日、祖国完全统一之时，才能彻底揭开侍从室的神秘面纱了。

这一天总要到来的。

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1）

蒋介石的侍从室，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最核心、最机密的一个单位，真是侯门深似海，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如果要进到侍从室里去工作，那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当时，成天仰望着这个光彩夺目的“圣殿”，想方设法要跻身进“圣殿”去陪侍君王的人，多得不计其数。究其&Ocirc;&shy;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治上来说，&Euml;&shy;能进入侍从室，&Euml;&shy;就是“党国”最忠诚可靠的栋梁，就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人，就身价百倍，无尚荣光。

从&frac34;&shy;济上来说，侍从室待遇优厚，每个月的月薪比所有党政军机关多加发半个月，还有服装费等额外补贴，逢年过节“委座”还有赏赐。至于“隐性”收入，对有的人来说&Euml;&shy;也弄不清。据当过侍卫官的人著书披露，送钱送物以求巴结者大有人在，到高级饭店宾馆吃喝玩乐、享受免费招待等等，则是家常便饭。

从仕途上来说，进了侍从室，前程灿烂自不待言，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干上几年，离开时凭“委座”恩赐，提升官职是不成问题的，捞个“肥缺”干干也是小菜一碟。

正因为有上述种种“优越性”，多少人对侍从室趋之若鹜，多少人找关系走门路，削尖脑袋往侍从室里钻。

但是，蒋介石对侍从室人员的任用，却控制得特别严。尤其是参谋、秘书、机要、警卫等人员，都要亲自看审查表，都要亲自谈话，进行当面考核，不让下面越俎代庖。

蒋介石的用人标准，历来有“黄、陆、浙”之说。而对进侍从室的人员，还有特别的标准。

首先，要看这个人是否黄埔军校、陆军大学出身。如不是，则要看他在蒋政权中干了多少年，表现如何。

其次，要看这个人的籍贯在哪里，家境如何，浙&frac12;&shy;人优先考虑。据段仲宇说，他进侍从室二组以前，二组成员大都是浙&frac12;&shy;人，其他省籍的人极少。

最后，还要看保荐人是&Euml;&shy;，与自己的亲疏如何，任用人与保荐人是什么关系，等等。

中国古代历来反对任人唯亲。而蒋介石对侍从室的用人标准却一反古训，实际上强调的是任人要“亲”，越“亲”越重用。如侍卫长(后任军务局长)俞济时是交通部长俞飞鹏的侄儿，而俞飞鹏则是蒋介石的表兄弟；曾任副侍卫长兼侍三组组长的蒋孝先，是蒋的族孙辈；蒋介石的亲随侍从副官蒋孝镇，和蒋孝先是兄弟辈；蒋孝先在西安事变中被打死后，继任侍三组组长的王世和，是奉化人，和蒋有亲戚关系；侍二处秘书周鸿涛，是蒋&frac34;&shy;国的表弟；在侍从室任机要秘书达十多年之久的俞国华，其父俞镇臣和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侍从秘书陈舜耕，其父陈杏佳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姐姐陈志坚和蒋介石妻子毛福梅是结拜姊妹&iexcl;&shy;&iexcl;&shy;这么多沾亲带故的人集中在侍从室，有力地说明了蒋介石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

看到这里，读者自然明白：蒋介石对进入侍从室的人员，一定要确信其绝对忠实可靠，保证万无一失以后，才能批准任用。他蒋介石是绝对不会让一个不放心的人侍奉在侧的。否则，那该多危险呀!

那么，本书主人公段伯宇、段仲宇昆仲，是河北人而非浙&frac12;&shy;人，和蒋介石又不沾亲带故，他俩为什么能先后进入侍从室工作，并开创了同胞兄弟都在这个核心单位工作过的绝无仅有的记录呢？

笔者认为，这和段氏兄弟的父亲段云峰中将不无关系。早在1907年，段云峰就和蒋介石是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的同班同学。也许出于对老同学的信任，对故人的关照，蒋介石终于批准段氏兄弟先后进入了侍从室。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向读者简单地交代一下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一段历史烟云。

蒋介石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上纵横捭阖长达20多年之久，最最重要的&Ocirc;&shy;因是他视“军”如命，笃信“有军就有权”、“有军就是草头王”的古训，在任何情况下都抓住军权不放。他的发迹，也源于军事。而保定军校，是他军事生涯中第一次获得正规军事学历的摇篮。段氏兄弟的父亲段云峰，则是他在保定军校时的同窗学友。

在中国军事史上，保定军校占有重要的一页。和黄埔系一样，保定系是庞大的国民党军队的支柱之一。

保定军校的前身叫陆军速成学堂，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由北洋武备学堂改名而来的。

清朝末年，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甲午战争的惨败，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清朝统治集团从屈辱中醒悟过来，深感有国不能无防，而国防的基石在于有一支强大的、足可抗御外侮的军队。因此，清政府拨出巨款开办军事学堂，大力培养后备军官。1902年6月9日，袁世&iquest;&shy;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他着手抓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编练新军；二是开办军事学堂。

保定处在京广铁路线上，北距京城180公里，东北距天津150多公里，是直隶(后改河北)省会所在地。保定历来驻有重兵，平时则为练兵基地，便于一旦有事时能策应京、津。开始，袁世&iquest;&shy;将他的总督府设在保定，并在保定陆续开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和短训班，其中最有名的是北洋武备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该校划归陆军部管辖，改称陆军速成学堂(又称陆军&ETH;&shy;和学堂、通(全)国速成学堂)。

蒋介石和段云峰，都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进入陆军速成学堂的。

段云峰，字巍霄。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生于直隶省保定府蠡县东孟尝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中农)家庭。其父段梦龄，母戴氏，生有两子一女，大儿子云炎，次子云峰。段梦龄自幼饱尝贫穷失学之苦，尽最大努力让两个儿子先后入私塾读书。段云峰6岁就上了本村私塾，15岁考入本县高等小学肄业，17岁考入保定陆军小学堂，19岁转入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这一年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

也许，这是一种机缘，使段云峰和素昧平生的蒋介石能够相聚；也许，这种机缘使他的两个儿子30多年后能够到蒋介石身边工作，从而造成了兄弟俩为“断送”蒋家王朝半壁&frac12;&shy;山尽了力的历史壮举。

蒋介石当时的名字叫蒋志清。19岁那年(1905年)4月间，他东渡日本，&Ocirc;&shy;拟学习陆军，因未得到清政府陆军部保送，乃转入清华学校。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了中国同盟会，高高地举起了推·&shy;清朝封建统治的大旗。同盟会中有个关键性人物叫陈其美，是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叔叔，浙&frac12;&shy;湖州人。蒋介石于是年结识了陈其美，这对他后来的一生有着重大的影响。

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2）

1906年冬，蒋介石在日本学军事的抱负未能实现，怀着伤感的心情回到了奉化溪口。

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在老家听到了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好消息，这就是清政府陆军部在保定创办的陆军速成学堂向各省招考学生。总共招生名额是1140名，分配给各省的是：直隶、&frac12;&shy;苏等五个省各60名，浙&frac12;&shy;、山东、河南、安徽等十个省各40名&iexcl;&shy;&iexcl;&shy;具体条件是“未毕业的武备学生及按选验格式考取文理清通良家子弟”。

段云峰这时正在保定陆军小学堂就读(请读者注意：这个小学堂不是现在的小学校，而是按军事学历区分的陆军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是专门培养军队干部的)。段云峰本人生前在一份材料中曾写道：“19岁(注：1907年)转入陆军部速成学堂，光绪三十四年(注：1908年)毕业。”

蒋介石就没有段云峰那样幸运，他必须“按选验格式”参加考试。

蒋介石匆匆忙忙赶到杭州，一打听，40个招生名额中有26个分配给了武备学堂和弁目学堂的保送生，公开招考的只有14个名额。而此时云集杭州报考者多达千人，粥少僧多，竞争十分激烈。这可难坏了蒋介石。

屋漏偏逢连夜雨。临考之前蒋介石又突然生起病来。但他咬紧牙关，凭坚强的意志参加了考试。勉强考完笔试，讵料考试官面试时，问他几岁？他据实回答后，考试官当即告诉他，未满20岁，按规定不能录取。

千载难逢的机遇难道就这样轻易放弃？蒋介石当然不甘心。他向考试官力陈自己虚岁已满20，平时身强力壮，足可完成报效国家的神圣使命，云云。考试官听他说得在理，又看他个子长得很高，双目炯炯有神，于是点点头，同意予以录取。

命运之神真是对蒋介石格外垂青!这次录取几乎决定了他一辈子投身军旅的命运。

浙&frac12;&shy;奉化地处东海之滨，河北保定远在燕赵腹地，两地千里迢迢，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就有1100余公里。蒋介石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frac34;&shy;过长途跋涉，备尝艰辛，于次年(1907年)夏季到达了保定。

陆军速成学堂校址在保定城东关外，由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iquest;&shy;“筹集世资”建成。袁世&iquest;&shy;在一份奏折中说：“学堂为培养人才之地，规模不宜为隘&iexcl;&shy;&iexcl;&shy;&frac34;&shy;营年余&iexcl;&shy;&iexcl;&shy;共计盖造大小房屋五百七十三间，统共合料银二十二万三百四两有奇。”该校设施完备，环境优美，校园外有一道护城河，柳树围绕，安静肃穆。校门向南，有三间高大门楼，石砌高台阶，对面有相应的高大照壁，门前还矗立着一对高大的石狮子，蔚为壮观。学校西面有一个大操场。学校大院内有两棵并立的千年古柏，树高五丈多，两树相距七八尺，中间悬一&Iacute;&shy;钟，作息以敲&Iacute;&shy;钟为准。大院东西是回廊。回廊后面开着许多小门，通向教室和学生宿舍。教室、宿舍是砖瓦平房，宽敞，实用，方便。

蒋介石学的是炮兵科，段云峰学的是步兵科。

一个世纪前的军队，不像现在有&Ocirc;&shy;子弹、导弹、飞机等高精尖武器，而以炮兵作为最新式的武器装备。那时，炮兵被誉为“战争之神”，对决定战争胜负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蒋介石很了解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那段惨败史。本来，清军北洋舰队的军港威海卫，建有十几座炮台，主要装备是24厘米口径的德国克虏伯大炮，火力很强，足以抵御日军。&Euml;&shy;知日军偷偷地从要塞背后的陆地发动进攻，先将炮台占领，尔后将夺到的十几门大炮集中火力轰击港内的北洋舰队，导致了我方的大失败。再如日俄战争，开始时日军向旅顺发动进攻均被俄军优势火力所阻。日军遂从国内调来18门旋转式28厘米榴弹炮，战局顿时从劣转优，最后大败俄军。清政府鉴于列强“船坚炮利”才能屡屡得手，故而也将建设炮兵作为当务之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选学了炮兵科。

段云峰之所以选学步兵科，他认为从传统的军事理论观点来看，解决战斗的最后关键还是要靠步兵，大炮即使再有能耐，但抓不到俘虏。

莘莘学子，风华正茂。大家相聚在一起，常常议论时事，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时，清廷腐败达到极点，各国列强肆无忌惮地侵略我国；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高举推·&shy;清朝封建统治的大旗，革命风暴在各地风起云涌。这时的蒋介石，在军校里因其没有辫子而备受瞩目。

清朝入关后，为了使汉人归附，下令薙发，不服从者杀头。段云峰先生在解放后写的一份自传性材料中，&sup3;&shy;录了当年流行的一首“志事诗”，诗曰：

闻说头当剃，何妨也剃头。

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头仍是我头。

请看剃头者，?亦剃其头。

蒋介石大概激于民族义愤，入学后主动地自行剪掉了辫子，这在全校同学中乃至教职员工中是绝无仅有的。于是学校当局和满族同学对他就特别注意，有人议论他是“大逆不道”，有人说他是“革命党”。为了不影响被选送到日本留学，蒋介石不得不忍气吞声，让别人去议论而不予置理。但不少有正义感的同学，包括段云峰在内，对蒋介石此举表示了同情和支持。

还有一件事使蒋介石在军校大出风头，引得包括段云峰在内的许多有民族自豪感的人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一天，受聘的日本军医教官给大家讲卫生课。这位教官带来一块泥土放在桌子上，对学生们说：“这块泥土大约有1立方英寸，这里面有4亿个微生虫&iexcl;&shy;&iexcl;&shy;这可以拿来比喻中国。中国有4亿人口，就像这4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上&iexcl;&shy;&iexcl;&shy;”

刻薄的嘲讽，肆无忌惮的诬蔑，把班里有民族自尊心的学生都激&Aring;&shy;了。许多人&Aring;&shy;火中烧，想拍案而起&Aring;&shy;斥这位日本教官。这时，蒋介石也按捺不住满腔义愤，他离开座位，跑到讲台上，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拿起其中的一块，对日本教官说：“日本有5000万人口，在这块1／8立方英寸的泥土里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是日本人吗？”

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3）

日本教官被问得张口结舌，目瞪口呆。他面红耳赤，用手指着蒋介石，连声说：“你，你，你是革命党!”离开教室后，此人找到军校总办(相当于校长)赵理泰，要求对蒋介石严厉处分。按照当时的保定军校校规，反抗教官的学生要受到禁闭直至开除学籍的处分。但赵理泰毕竟也是中国人，知衅由彼起，是日本教官的错，他反倒对蒋介石寄予同情，从轻发落了事。

后来，赵理泰又格外开恩，对不是日文班学生而按规定不能参加留学日本考试的蒋介石，网开一面，特准他参加考试。

蒋介石被录取后，于翌年(1908年)离开保定去了日本。

段云峰于1908年在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分配在陆军第六镇见习。期满后分在第二镇候差。宣统二年(1910年)考入禁卫军，任第一标第一营右队排长。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段云峰早就秘密参加了同盟会，投身于反清、反袁(世&iquest;&shy;)的革命斗争，在北京参加了刘汝贤(竹波)领导的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入陆军将校讲习所学习。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1916年底毕业，即到保定军校任战术教官。保定军校自1912年开办至1923年结束，历时11年，先后办了9期，共毕业学员达6000余人。段云峰先后教过步兵科、炮兵科的战术，学生众多，桃李满天下。国民党军政大员中不少人毕业于保定军校，权倾朝野的陈诚、白崇禧、张治中、顾祝同、周至柔(空军总司令)等，也都毕业于保定军校，都算得上是段云峰的学生。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驱逐清废帝溥仪出了宫，吴佩孚下了台，段祺瑞出面维持局面。很快段祺瑞又出任国民军大元帅、临时总执政。刘汝贤被任命为参谋本部次长。刘与段云峰都是同盟会员，私谊甚厚，遂邀段云峰出任参谋本部科长、总务厅长兼代参谋次长。用今天的话来说，段云峰曾&frac34;&shy;是段祺瑞政府的代理副总参谋长。虽然只干了两年，但段云峰在军界的地位和声望由此而更加显赫。

堂堂将门之子，出身名门望族，段氏兄弟有了这样的家庭背景，他们之所以能顺顺当当地通过严格的审查并进入蒋介石侍从室，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如此家庭出身的段氏兄弟，会都投向了共产党。

蒋介石亲自召见段仲宇上校……（1）

在段仲宇同志的一生中，1944年11月重庆那个多雾的深秋，是他永远难以忘怀的岁月。在此期间，他&frac34;&shy;历了从印度奉调回国、蒋介石亲自“召见”、被选调到侍从室工作等一连串令人羡慕、令人嫉妒、令人眼花缭乱的重大事件。

特别是蒋介石的亲自“召见”，进一步奠定了段仲宇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一系列重要职务、在仕途上步步高升至少将副司令的坚实基础。

笔者向段老提问说：是&Euml;&shy;推荐您到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听说侍从室的门槛很“高”，非同凡响，没有强有力的人物的保荐，&Euml;&shy;也别想进去，是这样吗？

段仲宇很干脆地回答说：“这话不假。保荐我进侍从室的，是钱大钧。”

钱大钧何许人也？他当时身居何职？他与蒋介石是什么关系？凭什么能耐将段仲宇保荐进入“御前”工作？他与段仲宇又是什么关系？&iexcl;&shy;&iexcl;&shy;

要弄清上述问题，有必要把时间倒转七八十年，回到那个军阀混战、异族入侵、国内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的年代，让读者看一看一个十分陌生的人物和一段色彩缤纷的历史。

钱大钧是&frac12;&shy;苏人。1893年6月14日出生于昆山县正仪乡一个较为贫困的家庭。14岁父亲去世，16岁母亲又离他而去，家境更加清寒。17岁(1909年)考入在南京的&frac12;&shy;苏陆军小学堂第四期。1913年毕业，分配到部队当排长，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钱大钧曾追随李烈钧、黄兴参加反对袁世&iquest;&shy;的斗争。失败后去了日本。他和蒋介石等人是最早加入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的成员。后来中华革命党改为国民党，钱大钧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元老之一。

钱大钧后来到保定军校入伍生炮兵队学习，因成绩优异又被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深造。1919年6月毕业后回国，在保定军校当过分队长、队长。后来又在黄埔军校当过上校总教官、校本部少将处长。正因为他集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三块过硬的军事招牌于一身，使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了多种重要职务，直至擢升到一级陆军上将的高位。

钱大钧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他不像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那样和蒋介石几度分分合合。他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蒋介石，被称为蒋介石麾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另七位“金刚”是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除何、蒋二人外，其余五人都是钱大钧在保定军校任职时的学生，论资排辈都得叫他一声“老师”。

早在1927年10月，钱大钧就担任了第三十二军上将军长。1932年他担任第十三军上将军长时，麾下的八十九师师长是汤恩伯，八十八师师长是孙元良。为了“围剿”工农红军，蒋介石专门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钱大钧被蒋委任为行营主任。不久后蒋为&frac34;&shy;略北方，又委任钱为保定行营主任兼军政部保定编练处主任，下辖五个军，军下辖师、旅、团。如此庞大的地区和部队，使得钱大钧权倾一时，炙手可热，朝野为之侧目。

193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在南京正式成立，钱大钧被选调担任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这使他成为蒋介石身边最信得过的人。蒋出发到全国各地，其工作、生活、安全警卫等，均由钱大钧张罗。由于侍从室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院、部、委、办之上，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办事，钱大钧地位之显赫也就不言自明了。

然而，“伴君如伴虎”。西安事变中尽管钱大钧在指挥卫士队掩护蒋介石时被乱枪击中胸部，血流满地，后&frac34;&shy;抢救才保住了一条性命，但蒋介石获释回到南京后还是怀疑他私通张学良和杨虎城。后&frac34;&shy;钱大钧尽力辩解并拿出有力证据，蒋才宽恕了他。

1938年初，钱大钧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他对日本侵略我国义愤填膺，指挥空军对日作战卓有贡献。但一年后又因故去职。1940年复出，历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参谋长、秘书长、军政部常务次长等职。

段仲宇告诉笔者，他1944年春奉命调往印度，在驻印中国军队总指挥部军务处工作，驻地是印度的蓝姆伽。负责指挥中、美军队作战的总指挥是美国上将史迪威，副总指挥是郑洞国，副参谋长是温鸣剑。指挥部里一半是中国军官，一半是美国军官。由于当时驻印“国军”有三个师、四个炮兵团、一个化学迫击炮团、六七个战车营、两个工兵团，技术兵种多，所以温鸣剑特地向史迪威建议从国内调一个懂炮兵的专家到印度工作，并推荐了他在陆军大学的同学段仲宇前往担任此要职。

史迪威关于选调段仲宇去印度的电报发到了重庆。主管此事的军令部和军政部&frac34;&shy;过&ETH;&shy;商，向蒋介石呈上了一份报告。蒋当即“御笔”一挥予以批准。也许从此时起，蒋?石脑子里已&frac34;&shy;有了“段仲宇”这个名字。须知，由一位美国将军发电报，指名道姓要调一个校级军官到国外去工作，当时能享受此殊荣的人，为数是极少的。

这时钱大钧正担任着军政部常务次长的要职。部长何应钦不大管事，实际工作基本上由钱大钧主持。

一天，军政部电话通知段仲宇，叫他去面见钱部长，说有要事相告。

这时，段仲宇正在陆军大学兵学研究院当研究员，军衔是上校。他奉命赶到军政部，晋见了钱大钧。

这一年钱大钧正好50岁。他身材修长，面色和善，表情谦逊，服装整洁，十分注意风度。段仲宇向他敬了一个礼，毕恭毕敬地站立着，准备聆听他的指示。

钱大钧客气地叫段仲宇坐下，命人倒上茶水，然后告诉段关于调他去印度工作的种种事宜，特别嘱咐段要多了解美军的组织编制、各级的职责和职权。段一边听，一边深感事出意外，一边又感到能出国去工作机会难得，心中暗暗高兴。

公事谈完后，钱大钧又十分客气地对段仲宇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印度，一个叫忠泽，一个叫文泽，你要多多帮助他们，使他们将来能够考上陆军大学。你是陆大教官。我部办公室里的刘参谋，是你们陆大十七期毕业生。他多次向我说起你，称赞你是陆大的高材生，留在兵学研究院后又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听说你撰写的论文《决战之诱导》，深受你们研究院主任徐祖诒的赏识。以你的高水平，去关照和辅导我的两个儿子，是绰绰有余的嘛!”

蒋介石亲自召见段仲宇上校……（2）

段仲宇心想自己在陆军大学学习了三年，毕业后又留校当了一年多时间教员，辅导两位青年军官考陆大可说是“三个指头捉田螺——稳拿”。因此他满怀自信地对钱大钧回答说：“请部长放心，卑职一定尽力而为。”

钱大钧高兴地点点头，客气地说：“那就请关照。”

段仲宇到印度后，与钱忠泽、钱文泽兄弟俩取得了联系。那年钱忠泽二十七八岁，钱文泽二十五六岁。年轻人好学上进，段仲宇帮助热心，辅导认真，一年中兄弟俩大有长进。

段仲宇凭着厚实的军事根底和勤奋的工作态度，获得了上司的好感，从参谋提升为军务科长，后又晋升为军务处代处长。他写的关于美军组织编制和补给的调研报告，他提出的国军如何适应新情况的建议，每次呈报到重庆后，钱大钧看了都十分满意，对段的才干倍加赞赏。

正好这时蒋介石调整了军政部的班子，由陈诚接替何应钦任部长。陈诚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毕业生，从资历上来说是钱大钧的学生、下级。学生当部长，他这个老师当助手就不合适了。何况自古以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陈诚也不会用他。好在蒋介石对这种微妙复杂的人事关系心中有本账，遂下令将钱大钧调回侍从室工作，仍任第一处主任。不过侍卫长一职再没有让钱兼任。

不管怎么说，能让钱大钧回到“御前”参赞军国大事，表明蒋介石对钱还是信任的。这使钱兴奋莫名。

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又称参谋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综绾军事机要。别看它只是一个“组”，但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国民党军委会所辖的各个重要部门和其他一些行政部门。因此，蒋介石对这个组非常重视。人们也把“侍二组”看成是侍从室里一个“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的单位。

钱大钧走马上任之前，对“侍一处”的人事当然要有所考虑和筹划，要起用他信得过的人，当然还要十分干练，十分称职，真正是他的得力助手，而不能滥竽充数。

钱大钧想到了段仲宇。无论从公谊私情两方面来说，他认为段仲宇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权衡成熟，钱大钧在交卸军政部常务次长的权力之前，发了一份电报到驻印部队总指挥部：调段仲宇回国，另有任用。

在印度待了将近一年，对异国的风土人情，段仲宇开始时虽然感到陌生和不习惯，但很快他就爱上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爱上了这个历史悠久、文明灿烂的国家，爱上了这里勤劳质朴的人民，以致一旦离开反感到深深的眷恋。更主要的是，在印度能与美军司令和参谋人员合作共事，亲身接触在当时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这对热爱军事参谋业务的段仲宇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他是多么想在这里多待一些时间呀!然而，军令如山，他不得不奉调回国了。

段仲宇的妻子叫薛纪常，是重庆歌乐山国立助产学校的高材生。她是河北人，随父母来重庆，和段家都住在胡家花园。邻舍隔壁，时间长了，她和段仲宇就有了感情。&frac34;&shy;双方家庭撮合，他们于1940年喜结连理。小薛身材窈窕，清纯秀丽，对丈夫又是格外地体贴温柔，使段仲宇整天沉浸在新婚燕尔的巨大愉悦之中。但结婚才两年多他就离别妻子到印度工作。他是多么想回到妻子身边呀!

段仲宇乘飞机先到昆明，再乘机回到重庆。虽然“久别胜新婚”，但他稍事休息后即去向钱大钧报到。

钱大钧对段仲宇在印度的工作大加称赞，对段在繁忙的军务中尽心尽力帮助辅导自己的两个儿子深表谢意。在谈到下一步工作去向时，钱语气庄重地告诉段：“你先在家里等着，哪里也不要去，无论&Euml;&shy;来找你去工作你都不要答应，也不要到你的老单位陆军大学去报到，一切听候我的通知。”

看钱大钧的神色，段仲宇预感到将有重要的任命和任务，但他一时估摸不透这位陆军上将葫芦里装的是什么？

两天后，钱大钧派人给段仲宇送来一张条子，叫段立即去见他。

到了钱大钧办公室，钱上上下下仔细检查了段仲宇的服装整齐不整齐，军容仪表端正不端正。段穿一身美式军装，佩戴上校军衔，一米七几的个头，堂堂燕赵大汉，仪表非凡，加上长期的军旅生涯，特别是通过在中央军校和陆军大学中严格的教养和训练，使他素来以“标准军人”著称。钱大钧检查后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说：“委座召见!我立刻派车送你去。”

一句话说出，段仲宇大出意外，有一种石破天惊的感觉。虽然他在军校和陆大多次听过蒋介石讲课、作报告，但那是上大课，相距远远的，他对蒋看不真切，蒋也压根儿说不出他这名普通学生的名字。现在，蒋介石要单独召见他，段仲宇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蒋介石的办公室在曾家岩附近的上清寺德安里。那幢小洋房据说&Ocirc;&shy;先是张群的住?。外边就是侍从室，名叫“尧庐”。据说&Ocirc;&shy;为川军将领许绍宗的公馆。钱大钧派了一辆军用吉普，将段仲宇送到了德安里。

车子进门后，段仲宇又步行穿过几道门槛。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周鸿涛已&frac34;&shy;在门口等候。他见了段仲宇后问道：“贵姓？”

蒋介石亲自召见段仲宇上校……（3）

段回答：“免贵，敝姓段，叫段仲宇。”

周鸿涛打量了一下，说：“跟我来。”

段仲宇跟他又进了一道门，到了一个接待室。周鸿涛用手指了指沙发，说，“请坐!”并给段倒了一±&shy;开水。

段仲宇正襟危坐，心里有些紧张，思考着蒋会问些什么，自己该怎么回答，一边双目注视着那扇打开着的门。听声音好像里面有人，正在接受“委座”的召见。

等了不一会儿，有个人出来了。周鸿涛向段仲宇点点头，示意他进去，并告诉他：“你看到委座点头，你就出来。”

段仲宇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军装。这时他心里反倒镇静下来了。“最高领袖”单独召见，是莫大的荣誉，又是极大的鼓舞。当时他精神振奋，是怀着饱满的激情去晋见“领袖”并聆听其“教诲”的。

一进门，&Oacute;&shy;面立着一个大屏风。段仲宇转过屏风，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蒋介石。

这时蒋介石身兼多职，主要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还兼行政院院长，一人独揽了党政军大权，是名副其实的、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

蒋介石没有穿他那身威严的特级上将(大元帅)戎装，而是穿一套普通的中山装。重庆的深秋并不太冷，室内暖融融的，57岁的蒋介石看上去挺精神。

段仲宇咔嚓一声“立正”，以最标准的军人姿态恭恭敬敬向蒋介石行了一个军礼。

蒋介石手里拿着一张纸条，站起身来，用手指了指沙发，以浓重的宁波口音说：“坐，请坐!”

段仲宇哪里敢坐，仍然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

蒋介石随身坐到了近旁的沙发上，再一次用手示意段仲宇坐下。段见蒋坐下了，也就坐了下来。

侍候在一旁的周鸿涛给段仲宇又倒了一±&shy;水，然后退出。事后段仲宇得知，这位周鸿涛是蒋介石的表侄，蒋&frac34;&shy;国的表弟，当时任侍从室第二处秘书，被派在蒋身边侍候，是亲信中的亲信。怪不得他在蒋介石身边显得那么自如。

蒋介石看着手中的纸条，头也不抬地问：“你是哪期的？”

“军校九期炮兵科毕业，后进陆大，十七期毕业。”段仲宇回答。

蒋介石抬起头来，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段仲宇，用鹰隼一样的目光打量着段，嘴里“嗯”、“嗯”了几下。

段仲宇连大气也不敢出，挺挺腰板，端端正正地坐着，&frac34;&shy;受着蒋介石的审视。

俄顷，蒋介石站起身来，段仲宇也赶紧起来，在&Ocirc;&shy;地立正站着。蒋介石手里拿着纸条，走到段仲宇面前，两人相距还不到一米，又上上下下仔细审视了一番。然后，点点头，连声说了几个“好，好，好!”

段仲宇想起刚进门时周鸿涛的嘱咐，知道“委座”召见就要结束了，连忙立正、敬礼，然后退出。

周鸿涛把下一个被召见的人领进去后，从蒋介石办公室里出来，段仲宇问他：“还有什么事？”

周鸿涛说：“没有事了，你回去等通知。”接着很友好地向段笑了笑，说了一句“差不多了”。

两天后，侍从室一处主任办公室正式通知段仲宇，叫他前往报到。从此段仲宇荣耀地跨进了侍从室的大门，成了蒋介石身边的一名办事人员。

50多年后，段仲宇告诉笔者：蒋介石这次召见虽然只说了几句话，时间也很短，但在他脑子里却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那时侍从室里对蒋介石召见戏谑地称之为“相面”。&Euml;&shy;被召见，就说&Euml;&shy;“今天相面去了”。当然，“相面”的结果也有很不妙的。有个人被有关部门选中拟派往德国大使馆当武官。官职不高，但事关“国家形象”，蒋介石照例要亲自召见。哪知这位仁兄有点不拘小节，服装穿得不太整齐，皮鞋后跟上还沾有一点泥巴。蒋介石问他：“你到德国后，准备怎样开展工作？”此人大概事先没有充分准备，竟脱口而出，大大咧咧地说：“联络联络。”蒋介石一听就不入耳，又见这位未来的武官皮鞋后跟上还有泥巴，更大为不悦，脸上立刻转“阴”，挥挥手让其退出。“相面”通不过，任命也就告吹。

段仲宇后来想，他见蒋介石之前，钱大钧之所以那么关心他的军容、仪表，完全是出于一片关爱之情。他心里对钱大钧充满感激。毕竟，能进侍从室工作，对他后来的人生历程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小小“侍二组”，只有几个人，承办的业务……（1）

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或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其第一处所辖之第二组，简称“侍二组”，又叫参谋组。段仲宇到侍从室报到后，被分配在这个组里工作，职务是参谋，军衔是上校，办公地点就在上清寺德安里。

段仲宇进入侍二组后，了解到该组承办的业务包括了庞大的国民党陆海空三军的所有重大事项，诸如：作战指挥，部队训练，编制(组建)，装备，军事设施(机场、港湾、仓库等)的建设，后勤补给与后勤储备，财务，交通运输，永久性通讯线路，国外运来的武器、装备及其它军事物资的接收储存，人事&frac34;&shy;理(包括任免、来往电文、接待)，如此等等。总之，属于军队方面的事几乎无所不包。

蒋介石是个嗜权如命的人，不仅大权不肯旁落，小权也抓住不放。因此，他的参谋总长这碗饭可不大好吃。于是，凡是参谋总长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问题，都写了请示报告，通过侍从室转报蒋介石。侍二组的参谋人员对这类报告岂敢随便表示意见，往往照转不误。不料有一次蒋介石竟大发脾气，说什么“你们不要把我这个‘委员长’当做一个字纸篓，什么东西都往里边扔，什么事都拿给我看，你们一点责任都不肯负担，那不是对待长官和对待自己的办法!”此话一出，侍二组参谋人员遂对呈送蒋介石的报告，事先都进行研究审核，签注意见后，才送蒋介石作最后的裁定。

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的文电，凡属于军事方面的，包括人员的任命、免职、调动、奖励、处分等等，也都由侍二组承办。蒋介石批示后，侍二组还要催促下面“限期具报”。

侍二组还要负责审阅和处理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处理一些事务性工作。例如代蒋介石通知召见外地来重庆的文武官员，负责某些人员的接待，用电报向各战区高级指挥官传达蒋的命令，等等。这些工作很具体，也较琐碎，但就其重要性来说却是头等的，绝不能有丝毫马虎，更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

正因为侍二组综绾军事，所以蒋介石对这个组特别重视，调到这个组工作的人他都要亲自召见，当面考核，“确信万无一失者方可任用”。

对于侍二组组长一级人选，蒋介石当然抓得更紧，选择更严格。

第一任组长叫刘祖舜，浙&frac12;&shy;黄岩人，陆大特一期毕业生。&Ocirc;&shy;任“委员长武昌行营”参谋长，由钱大钧保荐。后来官至第三十八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

第二任组长由钱大钧兼任。因刘祖舜擢升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第三任组长叫邵存诚，是代理组长。

第四任组长叫酆悌。此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北伐时就是师政治部主任，率部进入上海后积极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来发起成立特务组织复兴社，曾任干事、书记等要职。他于1937年6月由驻德国大使馆陆军武官调任侍二组组长。此人脾气暴躁，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对顶头上司钱大钧也不大买账，对同级更不放在眼里，对下级则颐指气使，常加斥责，上下级关系和同级关系都搞得很坏。情况反映到蒋介石那里，酆悌不得不卷起铺盖离开了侍二组。1938年9月，酆出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长沙警备司令。可惜命运多舛，他忠实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在日寇进攻长沙前放了一把大火。不料此事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蒋介石不得不把酆悌当“替罪羊”，于11月20日由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予以枪决。这位随侍过蒋介石的人遂成了屈死的冤魂。

第五任组长叫刘进，由蒋介石的侍从参谋调任。他是湖南攸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37年10月晋升少将。在南京沦陷之前外调到戴民权的九十一军四十五师任副师长，后接任师长，以后又先后当过二十七军副军长和军长、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宝鸡警备司令、邵阳警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1949年8月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光荣起义。刘进本来可以成为光荣的起义将领，可惜他被部下裹胁，又听了国民党的造谣破坏，带一个师逃往四川，后在成都被人民解放军俘虏。陈明仁对此事很恼火，大骂刘进是“叛徒”，主张严厉惩处。后来刘进被枪决。

第六任组长李崑岗(代理)，中央军校第六期、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先在侍二组任中校参谋，当过几个月代理组长。离开侍从室后调到军令部任上校科长。后来又担任过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少将副参谋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第一军第一六七师师长、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厅主任等职。

第七任组长邹竟，松&frac12;&shy;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四期。在黄埔军校当过科长，北伐时任第一师副师长。他当侍二组组长时就官居少将，很快又被提升为侍从室一处副主任。

第八任组长叫于达，浙&frac12;&shy;黄岩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陆军大学第九期。曾任第一师参谋长。因为他和林蔚是黄岩小同乡，两人私谊甚厚，林蔚调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后，就保荐于达为侍二组组长。于达是组长当得最久的人，长达六年之久。外调后官至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第九任组长是聂松溪，是段仲宇的顶头上司。聂松溪是山东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陆军大学第九期毕业。当过旅长、师长、警备司令。当侍二组组长时军衔是少将。他只干了几个月，就外调升任第五十七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到山东省就任中将保安副司令。济南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获释后1949年去了台湾。

第十任组长叫赵桂&Eacute;&shy;，继聂松溪任段仲宇的顶头上司。他是&frac12;&shy;苏&frac12;&shy;都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曾任陆大教官、军令部第一厅处长、第二十师师长、第八十九军副军长、军政部交辎司司长。他由军政部交辎司司长这个岗位上调到侍二组任组长，按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个组长至少算得上是“军级”。

晨钟暮鼓，沧海桑田。段仲宇回顾半个多世纪前侍二组十任组长及他们的人生历程时，深感宇宙之无穷，人生之须臾。是啊，当年这些侍从室成员、国民党将军，如今大都已成故人，成了历史人物。他们的功过是非，只有让后人去评说了。

历史上太监掌权、宦官专政以致扰乱宫廷、影响皇帝威信的种种弊端，蒋介石当然很清楚，因此，他对侍从室的掌握还是很严的。除了用人必须亲自挑选外，还规定侍从人员的官阶不要太高、年龄也不宜太大，还要降一级任用，以免引起外间的非议。

当然，蒋也深知对身边工作人员要给点甜头，以示“恩宠”。因此，侍从室的待遇要比一般官兵优厚得多，比如薪俸加发半个月，食宿免费供给，晚上加班有夜餐，还发给呢子和哔叽中山装，过年过节还有额外赏赐，还&frac34;&shy;常有政治奖励，发给勋章奖章等等。

笔者问段仲宇当时一个月拿多少工资？段仲宇扳着指头算了算说，上校薪饷每月240元，加发半个月120元，共为360元。但抗战开始后政府规定发“国难薪”，打八折，他每月实发288元法币。兑换成银元时打点折。当时一元钱可买四斤猪肉，他的生活水平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和段仲宇同时任侍二组参谋的，开始时有六人。其中管作战的三人是少将柯远芬、刘本厚、吕文贞；管空军的是施××；管海军的是魏济民；段仲宇分工管后勤。后来又调进了陈廷缜、周菊邨、朱××等人。另有书记一人，分工管理公文的收发、保管和档案等工作；录事五六人，负责公文的誊&sup3;&shy;。他们都写得一手好字。参谋人员先作处理，尔后都由他们誊&sup3;&shy;得工工整整，再行上报。

小小“侍二组”，只有几个人，承办的业务……（2）

有人说段仲宇是“比联勤总司令还大的上校”，这话并不过分。因为凡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以下简称“联勤总部”)的大事，均要报蒋介石批准。公文要先送到段仲宇手里，他签注意见后再呈报。蒋介石批示后也是先发到段手里，段再用代电、电报、信函等通知联勤总部。所以每天打给段仲宇的电话络绎不绝，一个接一个，总是问他：“段参谋，××文电报了没有？”“委座批了没有？”呈送蒋介石的报告每天不能太多，于是有了先后次序的排列。下属部门有时某一件事情急于要办，就多次打电话给段仲宇，催问办理情况，并请他多多“关照”，尽早办理，表示“感谢”云云。

段仲宇的父亲段云峰崇尚孔孟，为人清正，对子女要求极严。他办的学校培德中学，校训是“学所用，用所学，负责任，尚廉洁”。段云峰视富贵如浮云，以天下为己任，从不逢&Oacute;&shy;权贵。段仲宇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家风熏陶下，从小养成了勤劳、朴素、正直、廉洁的优良品德，因而他在侍二组也从来不捞油水，不搞外快，不借机自肥，不坐收渔利。

侍二组公文处理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6小时，限时限刻，必须按时出手，不得稍有延误，节假日也常加班加点，应该说办事效率是很高的。凡段仲宇&frac34;&shy;手办理的公文，大都是以“快邮代电”的形式行文，末尾注明月、日、时的韵母，还要注明承办人的代字，如“仲”，以示负责。段老说：如果将来台湾回归，蒋介石侍从室的档案全部开放，那么一定能查阅到他当年承办的许多文电。

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是段仲宇的直属上级。加上“保荐人”这一层关系，以及段在印度时辅导过他的两个儿子，因此钱大钧常邀请段仲宇到家做客。段去的次数多了，也就不那么受拘束了，顺便时就留在他家吃顿饭。对钱大钧这个人，当时社会上褒贬都有。不少人说他爱财好色，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钩大钱”，还说他有多处别墅，曾在武汉金屋藏娇，与小姨子欧阳生丽勾搭成奸如此等等。其实，在国民党军政大员中，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的比比皆是，捞钱大大超过钱大钧的大有人在，至于拥有三妻四妾，甚至讨上几十房姨太太的如杨&Eacute;&shy;、范绍曾等等也不乏其人。钱大钧的妻子叫欧阳丽藻，&frac12;&shy;西吉安人。北伐胜利后他们结的婚。欧阳丽藻的三妹叫欧阳生丽，常在姊姊家居住。时间长了，她与大姊夫也就有了感情，后来成了钱大钧的第二夫人。段仲宇在钱家吃饭时，每次都和钱的两位夫人一起就餐。大夫人丽藻生性比较沉默，话不多，给人一种沉稳厚道的感觉。二夫人生丽性格开朗，比较活跃，打扮得也年轻入时，平时陪钱大钧参与社交活动也较多。但姊妹俩亲情融融，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体谅。段仲宇一次也没有看到姊妹俩有什么龃龉，或者闹什么争风吃醋。

有人评论钱大钧“圆滑成性”，善于在各派各系之间施展手法，折中调和，以求八面玲珑，四方讨好。但段仲宇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国民党军队里派系多，有嫡系，有杂牌，有中央军，有地方部队。钱大钧处在他这个特定的地位上，一方面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一方面对各路“诸侯”、各派各系也不得不有所照顾。人家总要打日本、总要吃饭嘛!应该说钱大钧这个人还是比较厚道的，不善于&Oacute;&shy;风使舵，观察气候。因此，他常常招致蒋介石的不满。

说起抗日，钱大钧一直十分坚决。1938年2月，他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参与组织了保卫武汉的空战，还组织空军远航日本本土夜投宣传弹，他通宵守在电话机旁等候消息，并通过电台掌握情况。投弹成功，飞机&iquest;&shy;旋回到武汉，钱大钧与中共在武汉的领导人&para;&shy;必武等一起到机场欢&Oacute;&shy;。说他是抗日爱国将领，他是当之无愧的。

段仲宇进入侍二组后，尽管是陌生的环境，全新的工作，但他不是靠“后台”、“背景”，而是靠自己军校、陆大两块牌子，靠熟练的参谋业务，靠敬业精神和勤奋的工作态度，很快就赢得了组里头头和同事的信任，从而牢牢地在侍从室站稳了脚跟。

这为他后来秘密地为共产党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那么，“标准军人”段仲宇又是怎样靠近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这得从他的大哥、共产党员段伯宇说起。

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1）

1939年春节前的一天，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风尘仆仆地从抗日前线南昌来到了重庆。

段伯宇穿一身国民党军装，佩戴着上校的军衔，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三十二军的军医。这时候国共合作抗日，建立了统一战线。八路军在重庆公开设立了办事处，就连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也屈尊担任了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挂上了国民党军的中将军衔。

八路军办事处设在重庆闹市区的机房街30号，正规的称呼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它是对外的、公开的。这里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本部，领导着所有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侵占的沦陷区的党的工作。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半个中国的秘密指挥中枢。1939年5月，日军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八路军办事处的房屋也被炸毁，就搬到了郊外化龙桥红岩嘴。另外在城内曾家岩50号还有一幢三层楼房，对外称“周公馆”。有时周恩来就住在那里，实际上是南方局军事组的办公室和宿舍。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工作非常重视。1940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说：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战区。他还说，国民党区域的党，均由恩来全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放到了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上。

段伯宇到重庆后，连家门也没有进，就急匆匆地前往八路军办事处报到。作为一名地下党员，他深深体会到在虎穴狼窝里工作，是须臾也离不开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的。

这一年段伯宇35足岁还不到。但从他18岁考入河北大学医科并结识共产党人戴培元开始，他整整&frac34;&shy;历了长达14年之久的苦苦求索，才跨进党的大门，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97年八九月间，笔者曾赴北京登门拜访段伯宇老人，采访解放前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和国统区开展隐蔽斗争的传奇事迹。伯宇老虽已94岁高龄，但精神尚健，思维也很清晰，案头还摆放着一条座右铭，上写着“已届暮年，珍惜寸阴——自珍，九七年元旦”。他满怀自信地告诉笔者，争取在1998年以前把他的这段历史再补充得更详尽些。他说他于8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回忆录，题目是《蒋军心脏中的一条秘密战线》，是全国政&ETH;&shy;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请他写的。写好后李正文、贾亦斌、段仲宇等同志对稿子作了修改补充，又&frac34;&shy;解放前领导他的中共上海局负责人之一的张执一同志审阅和修改，后来公开发表在《革命史资料》第6&frac14;&shy;上。段老还说，他写的《我的回忆》一稿，刊登在《保定文史资料选&frac14;&shy;》第9&frac14;&shy;上，1992年8月出版并公开发行。他说他还要在此两文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但毕竟年代较久，往事如烟，许多事情已&frac34;&shy;记得不那么清楚了。

笔者请他重点谈谈他在重庆和后来打入国民政府军务局(其前身是蒋介石侍从室)的斗争情况。伯宇老说先要介绍一下他入党的&frac34;&shy;过，然后介绍他和周恩来见面情况，俾笔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段伯宇1904年7月9日出生于河北省蠡县孟尝村。村中有个坟墓叫齐王坟，相传是孟尝君的坟墓。北邻的高阳是明末抗清名臣孙承宗的故乡。南邻的博野是四存学派创始人颜元的故乡。因此段伯宇童年时代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

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生有四子五女。四子按“伯仲叔季”的顺序，分别取名为伯宇、仲宇、叔宇、季宇。伯宇开始时叫段宇，字豁如。他9岁时，段云峰考入陆军大学，遂将他接到北京，同住在陆大宿舍里。段伯宇10岁那年到天津觉民小学读书，后升入觉民中学，直到16岁被学校开除。所谓“开除”，是因为段伯宇多次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例如，1920年1月29日，他和2000余名学生一起，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街头演讲，散发革命传单，并公推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等四位同学为代表，和省长曹锐谈判。后来28位同学被监禁。段伯宇在觉民中学是带头分子，也被学校“斥退”(开除)。

段伯宇老人说，他对十几岁时在天津的这段历史，印象特别深，终生难忘。特别对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天津学联会和“觉悟社”的领导人，他非常敬仰，佩服。

从天津回到保定(这时，他父亲段云峰已在保定军校当战术教官)，段伯宇满以为一定要受到父亲的严厉训斥，不料一向严厉的父亲并未苛责，只询问了他参加学生运动的&frac34;&shy;过和今后打算。翌年，生性耿介的段云峰脱离了军界，也不愿参加国民党，决心以教育救国，开办了培德中学，任&para;&shy;事长兼校长。他希望段伯宇不要从政从军，而要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学医，治病救人，利人利己，日后转?革命。段伯宇听从父命，遂报名投考设在保定的河北大学医科，时在1922年。

说起大学生活，最使段伯宇难忘的是，他有幸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戴培元，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反杜林论》和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政治&frac34;&shy;济学大纲》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理解。但使他抱憾终生的是，戴培元因受学校迫害不得不于1924年离校，段伯宇争取入党的愿望也因此而未能实现。

在大学里，段伯宇仍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他带头请愿、罢课，驱逐了压制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医科主任赵公瑾，请回了有名望的教授，使医科办得大有起色。

使段伯宇更值得回味的是，他在1928年5月间曾机智地掩护晋军名将傅作义逃离保定，使傅未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毒手。

这是段伯宇青年时代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2）

1927年是北伐战争高涨的一年。北洋军阀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张作霖集结重兵与北伐军相对抗。阎锡山派傅作义率第四师挺进涿州，奇兵出没于门头沟、长辛店一带，威胁北京，成了奉系的肘腋之患。张作霖遂令张学良率奉军精锐，以10万之众包围了涿州。傅作义率部坚守三个月，涿州岿然不动。但城中粮食吃完，老百姓无以为生。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接受了停战“谈判”。达成&ETH;&shy;议后，张作霖派张学良&Oacute;&shy;接傅作义到北京，盛宴款待。但后来“张大帅”·&shy;脸不认人，将傅送到保定，名为保护，实为软禁。

1928年5月的一天，段云峰在陆军大学的老同学崔笑如突然到河北大学找到了段伯宇，悄悄嘱咐他买三辆自行车，将一位“好朋友”送往外地。并叫段伯宇第二天按指定时间、地点去接他们。还叮嘱他务必严守秘密，就连父亲段云峰也不要告知。

第二天是星期天，段伯宇按约定于下午来到西街“德润浴室”的旁门。打了暗号后，崔笑如陪着一位身穿长袍、体态魁梧的“商人”从后门出来，三个人骑上自行车，两人在前，段在后，从西街绕过奉军警卫岗哨，出了保定西城门。为了掩护，段伯宇骑车跟在后面百米左右。下午四五点钟，距城已约十里，突然从后方追来的十余名骑兵，鸣枪叫段站住，问段有没有看到什么人过去？段说没有看见，并说明自己是河北大学学生，利用星期天下乡探亲访友。骑兵听后即呼哨而去。

天近黄昏，段伯宇骑车赶上了崔笑如等二人。讵料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三个人推着车子，好不容易到了黑龙潭，在一个大车店里吃晚饭。

点上菜油灯，在炕桌上摆好饭菜后，那位“商人”轻轻地问段伯宇：“段同学，不认得我吧？”

段摇摇头，说没见过面，不认得。

“商人”说：“我姓傅。”

段伯宇听他山西口音很重，心想：崔老伯是军人，他的朋友做生意的不多，看来这位“商人”很可能也是军人。联想到报纸上说北伐军已于4月下旬下令对张作霖的奉军和直鲁联军发动总攻，进军平津，而被软禁在保定的傅作义，属于北伐军中的晋绥联军。这样想来，眼前的这位“商人”莫非就是傅作义？

但想归想，段伯宇嘴上没有说出来，而是说了他遭遇奉军骑兵盘诘的&frac34;&shy;过。崔笑如听了连声说：“好!好!”这时“商人”端起酒±&shy;，提高了嗓门，对段伯宇说：“段同学，你很有胆识。来，我们一同喝一±&shy;!”

在昏黄的灯光下，段伯宇仔细打量，见“商人”眉宇间有一股英气，心中断定此人一定是傅作义将军。但又不便多问，遂举±&shy;一饮而尽。

三人计议，从黑龙潭赶往明天的目的地白沟河，还有五六十里路。天下雨，自行车不能骑，怎么办？段伯宇走出屋外，找到了两位赶大车的车夫，说他们有急事要赶路，请车夫劳驾送一程，车资从优。车夫见段伯宇年纪轻轻，怕他说话不算数，要求面见“掌柜”。段伯宇随即将两个车夫领进屋。傅作义和蔼地招呼他们坐下，问长问短，就是不谈搭车的事。段伯宇心里着急，而崔笑如却示意他不要插话。最后车把式问：“掌柜的是山西人吧？”

傅作义点点头，说：“是山西人，到贵地来做生意，请把式多关照。”

车把式满口答应，傅作义又加了一句：“天雨路滑，脚费加倍奉送，一言为定。”

第二天一大早，段伯宇陪同傅作义、崔笑如一起乘大车冒雨赶往白沟河。一路上要通过宋朝时代就有名的三道关口，加之傅作义逃出保定已一天一夜，途中所&frac34;&shy;之处均由奉军把守，可谓险阻重重。好在雨越下越大。&frac34;&shy;过容城时段伯宇站在大车车辕上，和车把式一人一边，扬着鞭子，哼着梆子腔，策马驾车穿城而过。一路无阻，正午时分到达了白沟河镇。这是个大镇。白沟河上有一座大桥。车到桥头，已有一辆长途汽车停在桥头。傅、崔与段伯宇告别。傅作义握着段伯宇的手，低沉地说了句：“我们后会有期。”

过了二三个月，段伯宇从报上看到傅作义就任天津警备司令。不久后又收到傅的来信，约他暑假去天津。此后段伯宇在大学的费用，直到1930年夏毕业，均由傅作义供给。

段伯宇冒险犯难救援傅作义将军的义举，在学校和社会上不胫而走，传为美谈。段后来还因此意外地获得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回报。

事情的&frac34;&shy;过是这样的：段伯宇大学毕业后到太&Ocirc;&shy;谋生，和同学刘静波一起想开办一个诊所，但苦于无药品和器械。他回保定找河北大学医院药房主任兼某大药房&frac34;&shy;理求助。&frac34;&shy;理姓刘，爽快地答应为他们配备一个诊所所需要的药品和器械，一年之后再付钱，并设宴款待了他。席间，刘&frac34;&shy;理对段伯宇说：“以静波同学的医道和你的开创能力，开办诊所济世救人，前途有望。”并说你入校后功课好，对推动学校医科改进很大。当时傅作义与奉军交战，交通阻绝，你冒险去北京请来第一流教授，后来又援助傅将军脱险，此举有关时局，非同一般。语毕向段伯宇敬了三±&shy;酒，并说倘有困难，药品器械就不必付钱了。

这件事对段伯宇教育很深，感到人心是秤，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一个人应该不计安危，为社会多作贡献。

在太&Ocirc;&shy;办了近三年诊所，段伯宇接触了不少进步人士，利用时间看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他还在离诊所不远处开办了一个小书店，公开出售进步书籍。

那时，山西处于阎锡山的统治之下。尽管1930年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对过蒋介石，但后来他又和蒋介石言归于好。而对共产党，阎锡山则大肆镇压。段伯宇在他鼻子底下宣传马列主义，出售进步书籍，岂能不招来祸殃？1934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刘静波应邀去给太&Ocirc;&shy;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看病，无意之中看到办公桌上一张逮捕人的名单，段伯宇赫然名列榜首。刘静波不动声色，以取药为名回诊所通知段伯宇急速离开太&Ocirc;&shy;。

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3）

保定当时也属阎锡山管辖。段伯宇有家归不得，只得南下邢台找老同学张步封另谋生路。张步封的父亲是三十二军参议，和段伯宇父亲又同为老同盟会员。他冒险相助，介绍段伯宇到三十二军当军医。这不仅使段伯宇开始了军旅生涯，而且有幸结识了许多地下共产党员，为他后来的辉煌人生开辟了道路。

&Euml;&shy;说人生没有机缘？段伯宇进入三十二军工作，难道不是一种机缘？

当然，这种机缘首先缘于段伯宇长期以来对马列主义孜孜不倦的追求，缘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向往。

早在192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三十二军就有了地下党员和秘密组织。追本溯源，北伐胜利后商震就任河北省主席，将他任绥远都统时开办的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京，改名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中就有了不少秘密共产党员。该校地下党组织属北方局军委领导。曾在军长商震身边当过少校、中校副官及人事科长的王兴纲，就是三十二军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王兴纲曾任华东军区联络部副部长和山东兵团联络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的陈锐霆将军，早年也是三十二军的秘密共产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王兴纲。

曾任云南省政&ETH;&shy;副主席的王启明，也是三十二军的地下党员，还担任过三十二军参谋长。他起义后受到邓小平的高度评价，任命他为陈赓纵队的副参谋长。

为什么三十二军中共产党地下组织会这样活跃？这和该军军长商震将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式的呵护有很大关系。

商震，字启予，1886年(清光绪十四年)生于保定。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在保定陆军速成中学(保定军校前身)期间加入了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曾与冯玉祥结拜为兄弟。辛亥革命后，因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几乎被袁世&iquest;&shy;处死。1916年投入阎锡山麾下，历任晋军团长、旅长、师长、绥远都统、河北省主席、山西省主席等职。阎锡山既用商震之才，又对他很不放心，处处掣肘，使商震深受寄人篱下之苦。商震富有正义感，看不惯“阎老西”那套·&shy;手为云覆手为雨、政客加军阀的手腕。1930年中&Ocirc;&shy;大战，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蒋失败。蒋介石责成商震整编山西部队，将晋军改编为四个军，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任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军的军长。从此，商震有了自己可以独立控制的“嫡系”部队。

商震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对参加察哈尔长城抗战的共产党人吉鸿昌、方振武、宣侠父等十分同情。吉鸿昌、方振武失败后到北京投奔商震。商震极力进行掩护，悄悄将吉鸿昌放走。后来，蒋介石要商震部队进山西“围剿”红军，西安事变后叫他“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商震虽难以公开拒不从命，但想方设法叫部下“保存实力”。该军在山西未与红军有大的接触，还有二三百人携枪械投奔了红军。

对隐伏在三十二军中的共产党员，商震不仅未予“清洗”、“镇压”，反而予以任用。他身边就有不少地下党员。他的私人信函及不少私事也交给地下党员王兴纲处理。王兴纲名为商震的副官，实际上成了商震的左右手和私人秘书。商震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后，又将王兴纲调升为第二十集团军人事处长。

有了这样的客观环境，段伯宇在三十二军的三年中，不断地向共产党靠拢，为他后来从组织上入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追求真理，段伯宇1938年6月到达延安，进抗大第四期学习。一天，领导上找他谈话，说明我党与国民党有&ETH;&shy;定，抗大不能吸收国民党现职军人，以免引起对方“抗议”。你是三十二军军医，现职军人，希望你提前返回&Ocirc;&shy;部队。你入党的问题可以到&Ocirc;&shy;部队找党的地下组织解决。

8月初，段伯宇赶到长沙找到了三十二军。王兴纲听说段从延安回来，主动约段谈话，并到一个叫“李合胜”的饭店设宴接风。饭后，王兴纲对段伯宇说：“你在延安的学习情况我大体了解。你要求入党是好的，我们研究后告诉你。”

不久后，王兴纲郑重地通知段伯宇：组织已同意你入党。介绍人是我。后天一大早你到岳麓山腰小土地庙前等候，由湖南省委聂洪钧同志领你宣誓。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Ocirc;&shy;这句诗，道出了一个追求真理的苦行僧的心曲。段伯宇从大学时代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苦苦求索，历尽艰辛，如今终于夙愿得偿，迈进了党的大门，他是多么的欣喜呀!

在喜滋滋的等待中过了一天。第三天一大早段伯宇赶到约定的地点。俄顷，一位身材矮?，沉稳老练，年近40的人来到小土地庙前。他问了段的姓名后，热情地和段握手，向段致贺。随即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没有领袖像，没有缀有&Aacute;&shy;刀斧头的党旗，段伯宇跟着聂洪钧举起右手，面对蓝天白云，面对祖国大地，宣誓终生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宣誓完毕，段伯宇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竟抱头痛哭起来&iexcl;&shy;&iexcl;&shy;

聂洪钧颇感奇怪，问段：“入党应该高兴，你为什么反而痛哭呢？”

段伯宇向聂洪钧汇报了14年来为寻找党组织而历&frac34;&shy;的种种艰难，汇报了他从一个军人家庭出身的普通青年学生，苦苦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漫长思想历程，最后说：“苦尽甘来。我是高兴到极点而流泪的呀!”

聂洪钧不住地点头，表示理解。他嘱咐段伯宇说：“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环境很险恶。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要特别提高警惕，要牢记三点：第一要有组织观念，时时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第二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加强请示汇报，不能自行其是；第三要严守秘密，除了你单线联系的人，不能向任何人暴露你的党员身份。”

宣誓后，段伯宇向王兴纲汇报。王兴纲说：“你今后就与我单线联系，不与任何人发生横向的组织关系(个人关系除外)。你到军部干训团去工作，公开身份仍然是军医。干训团党的工作就由你负责。那里已&frac34;&shy;有几名党员，你要团结他们共同搞好工作。我很快要随军部到南昌去。你要独立地开展工作。”

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4）

当时干训团已有地下党员李汝琛、李玉振、张树义等几位同志。段伯宇又发展了区队长刘冠雄入党。

长沙大火后，三十二军干训团调至&frac12;&shy;西吉安。日军进窥南昌，但蒋介石和陈诚却乘机把三十二军肢解，使这支“杂牌”部队的三个师分属于不同战区。商震被架空，只得被迫辞职，彻底交出了三十二军的兵权。在此情况下，段伯宇也不得不忍痛离开了三十二军。

地下党员王启明时任三十二军七二三团团长。该团在德安战斗中顽强抗击日军数倍于己的强大兵力的进攻，激战五昼夜，三次逐出攻入城内的日本侵略军，16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冯玉祥将军曾赋诗称赞说：“王启明，好团长，守德安，打胜仗，无数敌人被杀伤&iexcl;&shy;&iexcl;&shy;”

临分手时，两位地下党员依依惜别。王启明对段伯宇说：“老段呀，你不仅是个军医，还是个真正的爱国军人!现在我们三十二军被陈诚搞得支离破碎，干训团也解散了，你想办法离开是对的。”

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到哪里去发挥作用呢？段伯宇首先想到回河北老家去投奔八路军，在幽燕大地打游击。“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g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拯救沦陷于日军的故乡，参加敌后抗战。他想找王兴纲请示，可是王已随商震去了湖南省桃源县青山湾第二十集团军总部。

思前想后，特别是听说父母妻儿已从保定辗转到了重庆，段伯宇决定先到重庆看看后再定行止。1939年初，他离开南昌，&frac34;&shy;浙赣线转道&Ccedil;&shy;贵线到了山城重庆。

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段伯宇的是周怡同志。他是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听了段伯宇汇报的情况后，周怡说：快过年了，你先回家看看父母和家属，过了年再谈工作。

1937年9月24日保定城沦于敌手。段云峰一手创办的培德中学被侵略者的铁蹄夷为平地。段云峰不得不举家搬到大后方重庆。本来，以他的资历和在军界的声望，谋个高官厚禄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段云峰生性耿介，不愿俯首低眉阿谀权贵。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姚琮和军政部次长林蔚，都是段云峰陆军大学的同学，实权人物陈诚、张治中，也都是段云峰在保定军校时的学生。姚、林曾劝段云峰到军委会工作，段云峰都婉言谢辞了。他对儿子段伯宇说：“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态度未变，所以我不能出来工作。”但为了全家二十几人的生计，段云峰只应允担任了中将高参兼学生军总监的虚职，领一份干薪度日。

&frac34;&shy;历了战乱的劫难后，段伯宇和妻子郭小乔及三个子女喜获重逢。大家都沉浸在劫后余生、阖家团聚的喜悦之中。

段伯宇看到父母康泰，三弟四弟和几个妹妹也都安好，便放了心。他家住在南岸胡家花园。这里&Ocirc;&shy;先是地主胡家的庄园。两幢楼房外加平房，院子很大，环境幽静，虽算不上是世外桃源，但在日机不时对重庆进行空袭的情况下，也勉强是个栖身之所。

这一年春节比较晚，过完年已是2月下旬。段伯宇再次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怡领受任务。

这时重庆的政治气候复杂而微妙。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表面上仍然维持着，但蒋介石竭力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反动主张，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去，加以溶化，叫什么“溶共”。国民党刚刚召开了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即所谓“限共”。与此同时，各地不断发生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查封进步报刊、攻击边区、挑起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武装磨擦等各种事件。斗争相当尖锐而又错综复杂。

2月18日那天正是农历戊寅年除夕，周恩来副主席在此前两天离开重庆飞抵桂林，尔后即去东南视察，于5月1日回到重庆。

周恩来离渝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构在副书记&para;&shy;必武主持下卓有成效地运转着。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1939年1月5日的决定，南方局常委有周恩来、&para;&shy;必武、博古、&iquest;&shy;丰、吴克坚、叶剑英等六人。委员除上述六人外，还有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廖承志、邓颖超、刘晓、高文华等人。

周怡向段伯宇简单介绍了当时的形势，明确告诉段伯宇不必去华北，就留在重庆和他一起工作，但要段伯宇找个公开职业作掩护。

找个一般性的职业并不难，但要找一个能开展工作，特别是能够充分发挥段伯宇作用的单位和职业，却并非易事。

正好，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段伯宇和周怡都喜出望外。

春节刚过，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新机构，叫做“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主任，让李济深当副主任。蒋对李说：“任潮，我请你来，我把中国分两半，我管一半，你管一半。所有沦陷区的党政工作统统归你管。二分天下有你李任潮一份!”

其实这是蒋介石耍的一个花招。他怕李济深住在桂林和李宗仁、白崇禧搞在一块暗中反对他，所以和李济深的儿女亲家吴稚晖联名电邀李济深到重庆就任此职。所谓“二分天下有其一”云云，三岁孩子也不会相信，因为“战地”即沦陷区，由日军、伪军统治着，国民党的军队、政权对其又能有何作为呢？

李济深向蒋介石当面提出：“我可以负责，但有条件，一是凡主张抗日的，不分党派，都要用；二是凡闹小宗派的，党派成见很深的人，就不能用。”蒋介石为了笼络李济深，也为了装装门面，留点面子，答应了李的要求，并要李“自己招兵买马”。于是李济深聘请周恩来、张友渔、高崇民、梅龚彬、刘一峰等共产党人和其他一些进步民主人士担任委员之职。

李济深和段云峰是早年陆军大学的同学。李比段高一班。1929年3月，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于南京汤山期间，段云峰联系了几位陆大同学曾设法营救李济深。李济深对此铭感在心。一天，李济深看望了段云峰，邀他也去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职。段云峰婉言谢辞，但提出：“我给你送一个小不点儿去，给你当当参谋。”

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5）

李济深笑笑，说：“是令郎吧？”

于是段伯宇就进了这个机构。李济深正式任命他为视察员。任务是调解战地(沦陷区)国共纠纷，以利于团结抗战。

段伯宇向周怡汇报后，周怡很高兴，认为这个机构很重要。段能打进去，既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又可以了解到不少情况。他向段伯宇详尽地交代了工作任务，规定了联系办法。

战地党政委员会是个空头衙门，有职无权，李济深很少来上班，秘书长邵力子也不大来，工作人员也只是签个到，泡±&shy;茶，聊聊天。但是，世界上的事常常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地下党员段伯宇就通过国民党的这个“衙门”，做了大量工作，为党组织收集了不少情况。例如各战地上报的材料中，有许多诬陷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政令、军令”的事例。段伯宇加以收集整理，每十天写一份报告，分送主任和秘书长，内容却变成了国民党闹磨擦、搞反共，使李济深和邵力子能仗义执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批评。

段伯宇的出色工作，受到了周怡的肯定。

一天，周恩来出席了战地党政委员会会议。开完会，周恩来把段伯宇叫到身旁，低声交代段伯宇按约定时间到红岩村去一趟，说他要亲自和段伯宇谈一次话。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1）

周恩来于1939年2月16日离开重庆，到浙、皖、赣、湘、桂视察了两个半月后，于5月1日飞返重庆。

这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已&frac34;&shy;逆转，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其&Ocirc;&shy;因是，1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散发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加紧了反共活动。这次会议还决定设立作为党、政、军最高权力机构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并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等于昭告天下：蒋介石要进一步强化他的独裁统治了。

无论是前方传来的消息，或是段伯宇从战地党政委员会获得的情报，都表明国内政治局势日益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事件不断加剧。例如山东的秦启荣部一手挑起了博山事件，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指战员400余人；河北的国民党军一部突然袭击博野县八路军分区司令部，在安国活埋共产党员多名，在束鹿包围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连，杀害指战员21人。

共产党人和抗日军民的血在流淌，反共的黑暗逆流在增长。周恩来面对这样的形势，忧心如焚。

但是，蒋介石出于争取苏联、美国援助的需要，还不愿和共产党彻底决裂。他还要在表面上维持着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因此，如何影响蒋介石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特别是怎样&frac34;&shy;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蒋介石，就成为周恩来处理和蒋介石关系时的一个侧重点。

一天，周恩来让周怡通知段伯宇前来见面。

段伯宇老人向笔者详细介绍了当年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他的情景。

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段伯宇父亲段云峰的情况以及他和蒋介石、李济深的关系。

段伯宇简要汇报了父亲的历史情况，说他老人家和蒋介石是保定军校同学，同期不同班，但老人家和蒋介石合不大来，所以到重庆后也不愿出来做事。他老人家和李济深是陆军大学同学，李济深比他高一班。李济深汤山蒙难时，他曾联络了一些陆大同学设法营救过李济深。

说到这里，段伯宇还熟练地背诵了李济深在汤山被囚时写的一首诗：“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汤山容憩影，独坐静敲棋。”又背了李济深写的七律《国难抒怀》给周恩来听。李济深的诗是这样写的：“国难方殷寇正强，存亡续绝费商量。可怜责任成虚负，到处游观没主张。风景纵佳游兴减，&frac12;&shy;山依旧主无常。应知巢覆无完卵，几度登临几断肠。”

周恩来听后，夸奖段伯宇的记忆力真好，还夸奖他作为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巡视员”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了解之深。

段伯宇又向周恩来汇报说：“军令部长徐永昌(字次宸)是我父亲陆军大学第四期的同窗好友，比我父亲大一岁。那时我才9岁多，住在陆军大学宿舍里。他常到我家玩，有时晚上就住在我家。他很喜欢我。我还和他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呢!我从南昌来到重庆，先去拜见他。他问我见到了父母妻儿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你快去看看吧，你父母可叨念你呢!你妻子病得不轻，带三个孩子，不容易呀。你快回家去看看吧。”

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听完后说，令尊陆大毕业，后在保定军校执教，还当过段祺瑞的参谋次长，故旧门生不少，桃李满天下。你的社会关系不少呀!今后你要和他们多接触，主动和他们联系，做好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动员和推动他们共同抗日。还要通过他们去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这对于克服目前的投降危险，制止国民党的反共降日阴谋，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问段伯宇读过哪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段伯宇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来又问，你看过三民主义的哪些书？有没有看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段伯宇回答说没有，并说自己对国民党不感兴趣。

周恩来摇摇头，不以为然。他对段伯宇指示说：“你在白区工作，天天和国民党打交道，你不了解三民主义是什么，那行吗？为了做好工作，你今后一定要学习三民主义，要懂得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处在封建主义、异族统治和外国侵略下的中国，他提出革命应当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宗旨。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强调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强调民族的解放和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应该说，新三民主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国共两党的宣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现在我们搞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革命的三民主义是两党的共同语言嘛!但是蒋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义。我们不可能要求蒋介石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能要求他实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新三民主义。所以在白区搞地下工作，不但要学习三民主义，还要运用。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工作。”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2）

段伯宇听了这一席话，有茅塞顿开之感。

周恩来问段伯宇对下一步工作有什么想法？段伯宇回答说想到前方去打小日本。他说，我的老家在河北。八路军在河北敌后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抗战业绩。作为一个燕赵子弟，他有责任到老家去拯救父老乡亲于水深火热之中。段伯宇还说，自己在国民党三十二军干过，又学过医，即使不能手拿武器上第一线与鬼子拼杀，也可凭借医术为八路军伤病员救死扶伤。

周恩来专注地听完了段伯宇的想法，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他却不同意段伯宇到前方去。周恩来说，到前线去杀敌固然很光荣，但抗日救国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譬如在大后方重庆，可做的工作就不计其数。就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来说，大后方的工作并不亚于前线。这里同样也可说是前线，是抗日救国必不可少的战线。你不是学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吗，前方与后方的辩证关系难道你不懂得？我们在大后方，也是第一线嘛!

段伯宇望着周恩来睿智的面容，看到他那双浓黑的剑眉时舒时张，那双深邃的眼睛中透出思考的光芒，心想周副主席一定有重要的事要向自己交代。

周恩来略为沉吟后郑重地说：“段伯宇同志，你父亲和你本人在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国民党上层有不少社会关系，这是很好的工作条件嘛!你就不要到前方去了，就留在重庆，这里的工作很需要你，你就留在重庆吧，这里也是前线嘛!”

段伯宇立即表态说：“那好，今后一定在组织的领导下，在周怡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好好干。”

周恩来满意地笑了笑，说：“好!好!”但他继而又摇摇头说，“不行，你光跟周怡，工作展不开。你应该自己想办法找一条路子，到蒋介石那里去工作。国共是敌对的，但现在党希望与蒋介石有联系。我们从正面联系，你打进去后在地下联系。所以你要到蒋介石那里去工作。”

段伯宇对此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听了后不禁连连摇头，说：“不可能，我初到重庆，哪有什么路子呀？”

周恩来笑了起来，边笑边说了一句俏皮话。段伯宇对笔者说，他现在已&frac34;&shy;记不得&Ocirc;&shy;话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意思是：你想叫我替你找路子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呀!你自己找个路子不行吗？

段伯宇对周恩来说：“这路子很难找呀!”

周恩来又笑了笑，很和蔼地说：“你是共产党员嘛，共产党员怎么怕困难呀？”

段伯宇说：“我要想个办法，叫他(蒋介石)把我调到他身边去。”

周恩来说：“那好呀，你是不是想利用你父亲和他(蒋)的老同学关系？”

段伯宇说：“我父亲和蒋介石搞不到一块，他连国民党也没有参加，到重庆后也没有和蒋介石有过联系。即使利用这个关系，我还得要有自己的本事。我要转一个大弯子，自己找路子。”

周恩来问段，你想转什么弯子，找什么路子？

段伯宇说：“我想先报考陆军大学，再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没有这块牌子，根本不可能挨得上边。”

周恩来点点头，说：“那你就先在李任潮那里干吧!”接着，周恩来谆谆叮嘱段伯宇，在白区工作遇到的困难会很多，工作方针就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要尽力争取有利的可能，并尽最大努力转变为现实。还要及时向组织上汇报、请示，这是做好白区工作的关键。

周恩来的亲切教诲，段伯宇一直牢记在心。特别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段伯宇深受感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仍记忆犹新，和笔者谈起来如数家珍。

在周恩来这次接见段伯宇前后，重庆的反共、降日逆流有增无减。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和挑起反共事件，镇压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汹汹之势。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于5月28日专门指示南方局，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要更加紧密地加强与一切主战爱国的进步分子及国民党群众的联系，与他们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投降派和反共分子的斗争，以达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

鉴于政治局势不断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大肆破坏各地共产党组织，周恩来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上是秘密的形式，要求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的&Ocirc;&shy;则。在此情况下，段伯宇与周怡的联系亦更为隐蔽，以免暴露。

7月7日那天是卢沟桥事变两周年，周怡通知段伯宇一起去朝天门参加纪念抗战两周年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反对顽固派对日本妥&ETH;&shy;投降，反对国内反?分裂。

散会后，周怡和段伯宇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深入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和今后工作打算。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3）

段伯宇汇报了最近从战地党政委员会了解到的沦陷区内国民党挑起的种种反共磨擦事件。他说国民党顽固派非常疯狂，对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进攻，杀害了我军不少指战员。看来，顽固派是想通过反共来达到投降日本的罪恶目的。

周怡认为段伯宇现在的公开职务很能起到掩护作用，通过战地党政委员会还能搞到不少情报，对党是有利的。要段伯宇务必守住这个阵地，不要暴露，同时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周怡还提议段伯宇要争取到前方去看看，实地考察国民党顽固派搞反共磨擦的情况，多搜集些证据，以利于对顽固派开展更有力的斗争。

段伯宇领会周怡这个指示很重要，表示一定要多搜集一些实例，以揭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诬蔑，使大后方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因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李济深和蒋介石多年来分分合合，他看不惯蒋介石搞独裁的那套手腕。早在1938年底，他就写信给蒋介石，痛陈团结抗战的重要性，规劝蒋“必须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甚至毫不讳忌地提出：“必须请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冯玉祥诸位，凡是主张抗战的，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商量国家大计。”他到重庆主持战地党政委员会后，尽管一开始蒋介石就当面许诺他“二分天下有其一”，但他越来越感到有一种受&AElig;&shy;的感觉。再加上他亲眼目睹蒋介石处处限制和反对共产党、反对和消灭一切同情共产党的进步分子乃至中间分子的种种倒行逆施，他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他甘冒风险，抽调战地党政委员会人员赴山东、河北等地，现场调查国共磨擦的情况，并指派以王葆真为首组成一个视察团，赴豫北、冀南进行视察和调查，多搜集些材料，以便对蒋劝谏。

按照周怡的嘱咐，段伯宇&frac34;&shy;过争取参加了这个视察团。

王葆真是国民党元老，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1913年就当上了众议院议员，后来又当过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他为人富有正义感，不满蒋介石的独裁政策，积极参加反蒋活动，是大后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祖籍河北，和段伯宇是同乡。

段伯宇奉命率领一个先遣小组打前站。

临行前，段伯宇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怡请示汇报。在此以前不久，周怡告诉他说要去西北出差，在此期间叫他暂时不要联系，要他坚守岗位，照常工作。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一问，周怡尚未返回，段伯宇内心怅然。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他的同志叫他就根据周怡同志的交代，根据党的政策相机行事。

段伯宇约了&Ocirc;&shy;三十二军干训团的张桂芳同志带五个人先行。他们一路历尽艰险，先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又从孟津渡过黄河，&frac34;&shy;沁阳穿过壁立千仞、两马不能并行的天井关，又&frac34;&shy;晋城、陵川、合润出太行山，辗转到了林县冀察战区司令部，会见了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

鹿钟麟是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的风云人物，屡任要职。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鹿钟麟首先率部入城，任京畿警卫司令兼第一师师长，驱逐清帝溥仪出宫。尔后他又奉命&Oacute;&shy;接孙中山先生北上。孙先生去世后他又负责安排国葬中的警卫工作，受到了广泛的称赞。

冯玉祥和奉系拥戴段祺瑞执政。段祺瑞任命刘汝贤(竹波)为参谋本部次长。刘汝贤和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私交甚笃，邀请段云峰出任参谋本部科长。段云峰临离开保定前，父子俩有一段亲切的对话。

那是1924年。一天，段云峰叫在河北大学读书的段伯宇请假回家。进门后，父亲对儿子说：“我要到北京去。”

儿子说：“爸，你到北京去干什么？现在时局这么乱，你在保定军校教书不是很好吗？”

父亲说：“刘竹波当了参谋次长。他年纪大了，叫我去帮帮他。不去不好呀，得罪人。”

段伯宇对刘汝贤的印象不错。他在天津觉民中学读书时，刘汝贤是学校&para;&shy;事会的兼职&para;&shy;事长。刘是老同盟会员，主张富国强兵，反抗强权，洗雪国耻。他每学期都要亲自给学生讲课，讲甲午战争，讲日本侵占旅顺大连的屈辱史，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极大地激起了学生的爱国激情。因此，段伯宇听说是刘竹波叫父亲去工作，也就不再拦阻，只是问：“爸，你愿意去吗？”

段云峰说：“冯玉祥这个人不错，脑子里有国家，有民众，有士兵。他手里有部队。他拥戴段祺瑞出来干，我也干。还有国民三军的总司令孙岳，他也是保定武备学堂和陆军大学的，还是高阳人，是同乡嘛，这个人也不错。希望你在学校里好好念书，别的不要管。”

段云峰到北京后，按照自己“帮助刘竹波整顿整顿”的想法，&ETH;&shy;助刘竹波主管本部事务。后来刘竹波升任参谋总长，段云峰也升任为?务厅厅长，并代理参谋次长，直至1926年离职。

鹿钟麟其时也在北京，还被段祺瑞任命为兼职的京师警察总监，兼管北京的市政警卫事宜。

鹿钟麟见了段伯宇后，问了他的身世、&frac34;&shy;历，很高兴，显出一种亲近感，并和段伯宇&Agrave;&shy;起家常，兴致勃勃地告诉段伯宇，这个地方与日军作战牺牲的人很多，现在给牺牲的人盖了一座很大的庙，还盖了一些房子，吸收烈士的子弟来读书。像你们那时的觉民中学一样，吸收了一些同盟会先烈的子弟。

段伯宇从鹿钟麟的谈话中，知道他本人没有什么力量。鹿钟麟感叹地说，他的号令出不了门口，管不了事。言谈中似有不少苦衷。

鹿钟麟于1938年6月走马上任之前，通过冯玉祥的接洽，在武汉曾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向他介绍了河北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形势，希望他到任后能推动合作抗日。但鹿钟麟到任后，却侈谈什么“不允许第二政权存在”，到处收编民军，将他西北军的老同仁石友三任命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其时石友三已和日军暗中勾结。鹿钟麟还借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不断掀起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11月下旬，朱怀冰率部向八路军挑衅。12月6日侵占八路军根据地邢台、内丘以西地区，残杀抗日军民，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1940年元月中旬，八路军从太行山东出，横扫国民党顽军，一举歼灭朱怀冰九十七军大部。鹿钟麟和朱怀冰、石友三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出武安、涉县、磁县地区。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4）

段伯宇在前方亲眼目睹了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八路军，一手挑起反共磨擦事件，搜集了不少确凿的证据，于4月回到了重庆。他一路上都准备着把看到的真实情况当面向李济深汇报，&Euml;&shy;知到重庆后才得知，蒋介石害怕李济深反对他，已将李“放逐”到桂林，叫李当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还规定他在作战上没有指挥权。无奈，段伯宇只得向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高参王志刚作了汇报。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挑起了磨擦事件。他们惯于“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惯于血口喷人，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搞磨擦。因此，段伯宇实事求是的报告材料遭到了顽固分子的忌恨。战地党政委员会新任秘书长晏勋甫恶狠狠地斥责段伯宇：“吃国民党的饭，为共产党说话。”下令将他关了禁闭。

笔者告诉段伯宇老人，就是这位晏勋甫，1949年初任武汉市代理市长期间，秘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策动，在解放军渡&frac12;&shy;时光荣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荣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直至1964年去世。他的本家晏道刚也于1949年起义，任过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

人，是会变的呀!反动的可以变为进步，反共的可以变为拥护共产党。因为真理在共产党一边，而大多数人最终是服膺真理的。

回过头来再说段伯宇。他被关了禁闭。特别是李济深调走了，他在战地党政委员会是很难存身下去了。不久这个机构也被撤销。没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下一步怎么办？段伯宇犯了难。

这时重庆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皖南事变刚刚过去，国民党在大后方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力图将国统区内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全部摧垮。特务遍地，狼犬满街，白色恐怖弥漫，正像郭&Auml;&shy;若在一首诗中所说：“仿佛在空气里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iexcl;&shy;&iexcl;&shy;”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1年5月接连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强调指出：“国民党统治地方的党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放在利用所有可利用的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如保甲、联保等)的方面，去进行与群众联系的长期埋伏工作”。

富有地下工作&frac34;&shy;验、善于对付白色恐怖的周恩来，早在1940年8月从延安返回重庆后，就在南方局8月31日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过去有的做法过于暴露，国民党就是要我们暴露。千万不要因为建立了统一战线，就忘记了国民党的反动性。要把党的工作转到地下去，尽量避免组织被破坏。后来周恩来还特别要求，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共产党员，要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要同流不合污。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员与组织之间，必须实行单线联系。例如郭&Auml;&shy;若等都是以高级民主人士的身份进行活动，他们的党的关系只有周恩来等极少数领导人知道。

段伯宇到八路军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后，一直和周怡单线联系。可是周怡出差至今未回。段伯宇对今后工作有过种种设想，他是多么想听听党组织的指示呀!

这时，“八办”已搬至重庆郊外化龙桥红岩嘴。这里&Ocirc;&shy;先是个果园农场，有一片不小的山地，距市中心约5公里。周恩来副主席平时也住在这里。各地党组织的人员通常都是到这里来和南方局及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特务对我党南方局和“八办”的监视和封锁变本加厉，越来越严密。特务机关在高处修筑了工事，机枪的射口对准了院子，望远镜把院子里的一切活动看得清清楚楚。化龙桥镇不大，才几十户商店和住家，而特务机关设立的秘密监视点竟有十几处，伪装的小吃店、杂货铺、修自行车摊等，五花八门。有一个照相店，楼上的窗口就是秘密拍摄“八办”院内活动的摄像点。

段伯宇曾&frac34;&shy;悄悄地多次去过化龙桥，可是面对特务的严密监视和封锁，难以安全进入“八办”。有一次他好不容易进去了，问周怡在否，答复是不在。别的接待人员不知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谈话也就深入不下去。出于秘密工作的纪律，段伯宇也不便多问。

今天的青年读者不了解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也许会天真地问：段伯宇不能向“八办”自报家门吗？可是除了周怡，&Euml;&shy;能证明一个国民党的上校军官竟是地下共产党员呢？你的自报家门&Euml;&shy;又会信以为真呢？

段伯宇也曾多次去重庆城内曾家岩50号“周公馆”附近徘徊打听，还想直接找周恩来副主席，可是，那里离国民党首脑机构侍从室所在的上清寺不远，周围环境相当复杂，军统头子戴笠的公馆也在附近。特务的秘密据点鳞次栉比，随便进去不仅个人安全无保障，还会给党的工作带来损失。

段伯宇还暗中派人去三十二军老部队找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王兴纲，可是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在忧心如焚的等待中，段伯宇度日如年，始终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他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斗争不能停。他脑海中多次出现周恩来接见他时的亲切面容，耳畔时常回响着周恩来的嘱咐：在白区工作困难会很多，工作方针就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争取有利的可能，并尽力转变为现实。段伯宇还特别记住了周恩来的“你要想办法打到蒋介石那里去”的指示。

段伯宇早就知道蒋介石身边有个侍从室，那个将他关了禁闭的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晏勋甫，就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二厅中将厅长。他的本家晏道刚1934年就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后来当过侍从室主任的张治中，还是他父亲段云峰的学生。可是侍从室这样的极端机密的单位，能打得进去吗？

段伯宇左思右想，感到难度太大，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Euml;&shy;知天无绝人之路。突然一个新的机遇摆到了段伯宇的面前：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公开招生。据说趋之者若鹜，报名人数达几万人之多，挤破了门庭。

段伯宇动了心。他想：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军的最高学府，特别是他听说蒋介石的用人标准是“黄、陆、浙”。自己年近不惑，官居上校，进中央军校已无可能；天生的河北人，挨不上浙&frac12;&shy;的边，和老蒋攀不上老乡；唯一的只有进陆军大学深造，将来凭陆大这块牌子闯天下。他还听说，在侍从室工作，陆大毕业生特别吃得开，有的组还是“清一色”的陆大生。段伯宇还曾向周恩来表示过要考陆军大学的决心，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10）

可是，当段伯宇向父亲禀告了自己的打算后，父亲却向他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你是学医出身的，搞军事是外行，怎么能考得上？”

生性倔强的段伯宇岂肯服输？他对父亲说：“爸，你不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吗？还有二弟仲宇，他眼下不正在陆大十七期学习吗？你们都是我的好老师呀!有了你们帮助辅导，我就不信我这个医科毕业生跨不进陆大的门!”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段伯宇决心弃文就武，从一个军队医生变成一个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指挥官，为党为人民成就一番事业。他要&Oacute;&shy;难而上，冒着名落孙山的风险报名投考陆军大学。

不料第一关就卡了壳。

按陆大招生规定，首先要有军事学校的毕业文凭。段伯宇从未进过军校，哪来的毕业文凭？好在国民党时代“假冒伪劣”多如牛毛，段伯宇请三十二军地下党员王启明想办法，搞到了一份“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的毕业证件。没有档案，就请张尊光等人写证明。又请&Ocirc;&shy;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高参王志刚(段云峰的老同学)出具保送函件。手续具备，&frac34;&shy;军令部进行资格审查后，报名关顺利通过。

接着是准备功课。陆军大学毕竟是正规大学，规定的考试课程有：政治考《三民主义》，语文写一篇作文，外语考英语，军事考“六大教程”(战术、兵器、筑城、军制、交通通讯、后勤运输)，还要考操典、野战条令、射击教范以及实兵指挥。此外还要考中国历史地理、世界历史地理。应该说它包括了对一个正规军官的各方面素养的要求。好在段伯宇是正规大学毕业生，政治、语文、外语、中外历史地理等等课程不在话下，又在三十二军干了那么多年，耳闻目睹，许多军事知识也不是纯外行，再加上有父亲和弟弟尽力帮助辅导，因此他顺利地通过了初试。

1943年，三四百名&frac34;&shy;过筛选出来的上校以上军官云集重庆，参加陆大特七期的复试。段伯宇发愤忘食，勤学苦思，把军事书籍·&shy;了一遍又一遍。他曾笑着告诉父亲：“爸，陆大的功课我都会背了。”父亲开玩笑说：“我也是陆大毕业的，我还不会背呢!你还未进陆大，怎么反会背了？!”

有志者事竟成。段伯宇在陆大复试中力挫群雄，脱颖而出，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被光荣录取。

1944年8月，段伯宇怀着陆大毕业后打进国民党“心脏”里去、打到蒋介石那里去做地下工作的壮志雄心，走进了重庆山洞陆军大学的校门。

又一名中共党员打进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学府，等待着大展身手时机的到来&iexcl;&shy;&iexcl;&shy;

远在天边，近在咫尺（1）

段仲宇进入蒋介石侍从室时，并不是共产党员。

说起来也许有点近于“天方夜谭”：一个国民党的“标准军人”，在国民党统治的最高核心单位，在蒋介石法西斯思想熏陶最严重的地方，在升官发财的诱惑力最强而且这一切唾手可得的“君王”之侧，他不是越来越走向反动，却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靠近共产党，并且逐步完成了从相信三民主义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段仲宇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这件事说明，反动派总是不断地制造着自己的掘墓人。

段仲宇出身于军人世家。1914年他呱呱坠地来到人世间时，父亲段云峰才27岁，风华正茂，从陆军将校讲习所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深造。1916年父亲陆大毕业，到保定军官学校任战术教官，举家从北京迁至保定，住在城内大椿树胡同3号。段仲宇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保定军校战术学是主课，授课次数223次。教官薪俸也较高，按规定每月为160至200元大洋，而助教薪俸为6至10元，学员每月津贴才2元。当时物价水平较低，段仲宇父亲的薪俸足以维持家用，并比较富裕。

1924年，段云峰到北京就任参谋本部科长、厅长、总参谋次长，位高权重，显赫一时。但他看到军阀连年混战，祸国殃民，深为厌恶，遂毅然离职，脱离军阀政府，回到保定创办了培德中学，任&para;&shy;事长兼校长。

段仲宇自幼受到父亲很深的影响，在上小学时就在课外阅读了《史鉴节要》和《养正诗歌》等许多书籍。中华民族崇高、淳朴的道德传统和丰厚的优秀文化积淀，使他懂得了如何做人的道理，从小养成了勤劳、朴素、正直的性格和作风。他没有纨袴子弟的放纵娇惯，总是剃光头，穿一身布衣布鞋。

他家住北京期间，段仲宇在四存小学读书。从家里到学校要走50分钟，上高小后他来回都是步行。回保定后，他进培德中学读书。尽管父亲是一校之长，他丝毫也不特殊，住学校，穿布衣制服，每月交伙食费2元，平时也不随意花钱。学习内容上，设有《文学史》、《国学概论》，还穿插学习《楚辞》、《离骚》、《先秦诸子》、汉魏六朝的《文心雕龙》、《说文解字》、《资治通鉴》。学校还提倡学生读新书，如五四新文化先驱者胡适、沈雁冰(茅盾)、谢冰心、郭&Auml;&shy;若等人的著作。学生们还在各种研究会上开展研究和讨论。

段云峰的书法艺术造诣很深。学校过半学生乐于学书法，校长义务指导。学生们每天定时书写，段仲宇也从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他的书法已达到了相当水平，多次参加省、市的书法展览。

培德中学从初建时起就有共产党在校内活动，成立了一个读书会，传播新文化，学习和钻研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一天，保定市警备司令周思诚暗中透露信息给段云峰校长(他俩是同盟会老朋友)，说官方要抓人。段校长连夜找读书会的活跃分子郭登弟、杜瑞图、耿魁伦(实际上已是共产党员)等人谈话，设法给予解救，对上则以“那几个学生并非不法分子”作了搪塞。

这个读书会给全校师生的思想造成很大影响，爱国、救国、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学生的心田。

每逢国耻纪念日，师生们都要举行纪念活动，讲国耻&Ocirc;&shy;委，激发爱国热情，还不时检查是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所喊出的口号。

段仲宇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读完了中学，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基础。

清王朝的腐败，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得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段仲宇中学毕业后，决心投笔从戎，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军人，走强兵御侮之路，以报效国家。他如愿以偿，于1930年11月到南京进入中央军官学校第八期第一总队学习。&Euml;&shy;知德国顾问认为这期学员体质普遍较差，于是专门搞了半年体育训练。结束后与第八期第一总队分开，为第九期生。

当时中央军校的所在地，就是现在的南京市黄埔路南京军区大院。但沧海桑田，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院的面貌已大为改观了。

段仲宇过起了严格的军校生活。班长是上尉，连长叫戴文，黄埔一期生，是中校；营长是上校；总队长是少将。校长由蒋介石兼任。他多次到军校讲过课。段仲宇告诉笔者，蒋介石满口浙&frac12;&shy;官话，他这个河北人听不大懂。蒋讲《大学》、《中庸》、王阳明的哲学，但说不出多少道道，给人的印象是读书不多。例如他讲《大学》之道在明民德，然后就“这个&iexcl;&shy;&iexcl;&shy;这个”，讲不出所以然来。汪精卫也到军校演讲过。此人口才不错，说起来头头是道，给人满腹&frac34;&shy;纶的印象。段仲宇还读过《三民主义理论体系》，这本书是周佛海写的。那时北伐结束不久，一般老百姓对孙中山先生和他创立的三民主义，还是挺崇拜、挺信奉的。段仲宇说他当时也如此。

军校基础课程大都由中国教官讲授，应用课程大都由延聘来的德国教官讲授。中国教官军衔普遍较高：中校、上校、少将。而德国教官一般是上尉、少校，但他们从理论到操作都呱呱叫，样样精通，甚至教操作课时复述理论，也比中国教官高明。相比之下，中国教官要逊色得多。

有一个故事在段仲宇脑子中印象极深。故事说，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德国人同时出操，在指挥官的口令下他俩都往前走。前面是个深坑，可是指挥官就是不下达“停止前进”的口令，结果英国人胆怯地停了下来，而德国人仍一往无前地继续走，最终掉进了深坑&iexcl;&shy;&iexcl;&shy;

段仲宇那时真佩服德国人。他勉励自己做一个德国式的“标准军人”，坚定，豪迈，勇敢，不怕死，为了达到目的而义无反顾。

远在天边，近在咫尺（2）

军校有个德国教官叫达姆·劳，少校，教操练。他对段仲宇很满意，让段仲宇在连、营、团举行会操时做榜样。三个月后，达姆&#12539;劳又把段仲宇找来，让段仲宇表演各种规定的队列动作，并一一拍摄下来。后来他上课用的《操典》第一本，选用的大都是以段仲宇为标准拍的照片。

“我要掌握世界最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这是段仲宇当时的雄心壮志，颇像唐朝大诗人李贺所写的那样：“少年心事当拿云，&Euml;&shy;念幽寒坐鸣呃。”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远未发生，最近的战争&frac34;&shy;验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frac34;&shy;验。从1914年到1918年，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同盟国和&ETH;&shy;约国发生战争，30多个国家卷入，战火遍及欧、亚、非三大洲，死伤达3000余万人。结果以德、奥、意三国组成的同盟国失败而告终。战后日本编写了一部《大战丛编》，共有64本，售价50元大洋。段仲宇每个月的津贴只有6元，实在买不起。他就到图书馆借阅，星期天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终于把64本厚厚的《大战丛编》一字不漏地看完了，重要的地方还作了摘录。谈到此事，段老笑着告诉笔者，那时自己太年轻，不懂马克思主义。其实《大战丛编》宣扬的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思想体系上完全是唯心主义那一套，根深蒂固，害人不浅。

段仲宇说，他决心走强兵富国之路报效国家，那就首先必须成为一个像样的、标准的军官。他提出六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一、要有大学文化水平；

二、既要懂得射击学理，又要掌握各种武器的射击技能；

三、学会骑马；

四、掌握劈刺和徒手格斗本领；

五、会驾驶汽车；

六、学会游泳。这一点对北方的“旱鸭子”来说既有难度又特别重要。

除了上面六条奋斗目标外，段仲宇要求自己对所有必修的课程都达到优良水平。因此，无论是第一年学步兵，还是后来学炮兵，他都勤奋学习，刻苦操练，成绩突出。有个教官叫王又宸，教刺杀。段仲宇入校时只有16岁(虚报为18岁才勉强被批准入校)，但他暗中下定决心：我一年后一定要刺你王教官三枪!果然后来他达到了目的。但也挨了王教官很多枪。王教官多次称赞段意志坚强，毅力顽强，是个顶呱呱的好学生。

段仲宇有个很好的同学，叫李锦峰，绰号“草帽”，陕西人，年纪比段仲宇大十一二岁。两人无话不谈，很是投机。1932年下半年的一天早上，军校忽然集合，说宪兵要来抓抗日分子，而队里的李锦峰前一天却跑了。“李锦峰抗日也犯法吗？他到底是什么人？”段仲宇心里一直嘀咕着。

其实段仲宇有所不知(也不可能知道)，李锦峰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1925年毕业于西安省立第三中学，后来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7年就担任了陕西渭南县赤水区区委书记，公开职业是渭南赤水职工学校教师。他的上级是县委书记肖明。1928年5月1日发生了著名的渭华暴动。中共陕东特委组织了渭南、华县1万余群众英勇起义，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共产党员刘志丹率1000多人也在渭华地区参加了起义。14日成立了西北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李锦峰在渭南县委书记肖明的直接领导下，在起义过程中发动、组织和领导本区农民积极分子参加了斗争。这次起义规模大，影响深。反动派大为惊恐，急调三个师围攻起义军民。激战至6月中旬，起义不幸失败。李锦峰被迫离开陕西到了北京。这时肖明也到了北京，李的组织关系仍在肖明手下。1930年中央军校招生，李锦峰为了实现党组织关于开展秘密兵运工作的指示，考入了中央军官学校第八期第一总队，恰好与段仲宇在同一个总队。

军校八期还有个学生叫宋文梅，&Ocirc;&shy;先是陕西三&Ocirc;&shy;县渭北师范学生，也参加了渭华起义。失败后手无分文跑到南京，在同乡资助下他以第一名考入了中央军校。八期第一总队步兵队同学中还有一个名叫张焕文的，陕西泾阳县人，早在1927年、1928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泾阳地区著名的活动分子。1932年1月28日发生了淞沪抗战，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宋文梅和张焕文忧国家民族之前途，相继离开中央军校，投身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宋文梅到北京后，找到了肖明。肖明派宋文梅到南京中央军校找到了李锦峰。后来李锦峰也去北京，同行的还有中央军校学生孔僧宜(学炮兵专业)、岳高峻(学步兵专业)。他们离开后，国民党宪兵才到中央军校“抓共产党”，可是晚了一步。

李锦峰、宋文梅、孔僧宜1933年都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后来又转到杨虎城部队做地下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北京一次军事演习上，段仲宇和李锦峰意外地见了面，此时两人均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了。

段仲宇感慨地说，国民党控制如此严密的中央军官学校，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照样潜伏其中，并在暗中进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斗争，这件事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一方面说明国民党反动统治不得人心，即使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单位里也不时有人叛他而去，证明了蒋的虚弱本质；一方面说明共产党地下斗争的巧妙，能够钻到牛魔王的肚皮里去开展斗争，并在国民党内部，尤其是军队内部悄悄地撒播下许多革命的种子，这些种子一旦气候、土壤适宜，就会开出绚丽的革命之花。

十几年后，段仲宇终于也成了共产党员。追根溯源，他早在培德中学读书时期、中央军校学习时期，就开始了追求真理的过程，并在潜移默化中一步一步接受了党的启蒙。

中央军校毕业后，段仲宇被分配到当时国民党军惟一的一个重炮团当副连长、连长。这段基层生活的&frac34;&shy;历使他亲身体验到旧军队的黑暗与腐败。

段仲宇开始时当见习排长。这个团住在&frac12;&shy;苏的&frac12;&shy;阴地区，共两个营，每个营两个连。每个连有日式150厘米榴弹炮4门，有4辆&Agrave;&shy;炮的牵引车，4辆&Agrave;&shy;炮弹的车，都是两吨半日式福特车，全连222人，220匹马。可谓装备精良，齐装满员。那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在长&frac12;&shy;口外耀武扬威，&frac12;&shy;阴地区处于防守长&frac12;&shy;和“首都”南京的重要地位上。一旦战争爆发，日舰溯&frac12;&shy;而上，&frac12;&shy;阴地区的大炮就可能成为扎入敌舰心脏的一把刀子。

段仲宇是中央军校炮兵专业“科班出身”。扎实的基础理论根底，熟练的操作技术，使他很受赏识和重用，六个月见习期一满就被破格任命为中尉副连长，一个月后又被任命为代理连长。他清楚地记得那是1935年，一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到八团来检查工作。团里的号兵就吹调动的号谱。他听到后就把一个连集合完毕，按时到达现场，马、炮都&Agrave;&shy;了出来，还自己出情况搞演习。何应钦看了很满意，下令赏给段仲宇50块大洋。这是段仲宇第一次见到何应钦。

段仲宇当连长，每个月工资按标准是80块大洋，九一八后国民党部队发“国难薪”，打八折，实发64元。当兵的每月津贴6块大洋，交伙食费后只能剩两三块大洋了。可是有的老兵还要将这点钱寄回去养家口。那时物价比较便宜，一块大洋可买111个鸡蛋，两块大洋可买一袋面粉。连长的工资应该说不低了。

但是，国民党部队相当腐败，揩士兵油、喝士兵血、吃马干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个连长一个月下来，通常可贪污三四百块大洋。贪污的手法也多种多样。炮兵连有220匹马，每匹马一个月的供应标准是9元7角5分，用以购买马饲料和刷马用具等，从中克扣的“油水”大得很，因为马不会讲话!每门炮发的擦炮油、擦炮布、保养费也很可观，“油水”也大得很。段仲宇从擦炮布中节约出一小部分，给全连每个士兵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士兵们雀跃欢呼，高兴得不得了。而“黑心肠”的军官们却肆意克扣，中饱私囊。

远在天边，近在咫尺（3）

旧军队里虽不能说“洪洞县里无好人”，但为人正派、洁身自好、不喝兵血、不揩油贪污的段仲宇，却被人嫉妒，遭到孤立和排斥。再加上他实在看不惯虐待逃兵的那种种残酷刑罚，而上峰却认为非这样不足以维持军纪。道不同不相为谋。段仲宇终于与炮兵团“拜拜”了。

回河北老家探亲途中，段仲宇路过济南，顺路探望了中央军校的老同学樊壮图。其时济南驻军是第三路军韩复榘的部队。韩复榘部是冯玉祥创建的老西北军。段仲宇对冯玉祥的印象不错，小时候就读过冯玉祥写的书。他清楚地记得冯玉祥写的一首诗：“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不挑有鱼塘&iexcl;&shy;&iexcl;&shy;”樊壮图邀请段仲宇留在炮兵团和自己一起干，并领他看了部队。段仲宇看到部队官兵关系不错，逃兵极少；士兵的津贴统一保管，除了留下必要的开销，多余的寄回老家；一个连有一个菜园种菜，还养猪，用来改善伙食。士兵家属来了不许进营房。军官家属同住，但不揩士兵油。韩复榘本人每个星期给军官讲课，内容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段仲宇听了认为比蒋介石讲得好。于是他留了下来，在韩复榘部干了九个多月。

时间长了，段仲宇对韩复榘部的种种弊端看得也越来越清楚。韩复榘搞的仍然是封建军阀那一套，维系部队的也不是什么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旧军队的一套制度和作风，尤其是封建小团体观念极重。军官们阳奉阴违，在部队里说的是爱民爱兵，到了外面就寻花问柳，吃喝嫖赌样样来。段仲宇强兵报国的夙愿，在这里同样是水中捞月——一场空。他强烈地感到韩复榘部也非久留之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就回家住。”他于1936年秋离开韩复榘部回到了保定老家。

其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驻于河北地区。军部有个军官教导团，驻南苑。团长是徐廷帆，写信邀请段仲宇去该团工作。段仲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了北平。不料该团聘请教官还挺严格、挺正规的，尽管段仲宇有中央军校毕业的正规学历，教务处长仍坚持要考试后才能录用。好吧，考就考。段仲宇关在门里考了一天(不许与外人接触，中午吃的饭也是送进门来的)，把&Ocirc;&shy;定考三天的内容全部答完。教育长一看试卷，非常满意，当即与段仲宇面谈，请他当少校教官，允许他回保定看看父母后即来北平就职。

这时华北地区战云密布，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而蒋介石却仍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作积极抵抗的部署。恰在这时，段仲宇在中央军校时的一个老队长在广州分校任炮兵科长，该校十分需要教官，邀段仲宇前往。段仲宇衡量结果，感到还是中央军校正规，遂舍弃少校教官的职位，于1937年春天南下广州，在四分校当了个上尉助教。但他毫不后悔，感到能像父亲那样在中央军校当教官，可以实现“教育报国”的愿望。

四分校主任陈芝馨，是粤系老人，早在北伐时就是粤系第四军第二十六师代理师长，此时挂着堂堂的中将军衔。广东人的地域观念极浓，对外来人瞧不起。段仲宇深感语言不通，学校里宗派势力很强，关系难以相处。正好陆军大学第十七期招生，他遂和中央军校的老同学、当时的同事崔汝梅一起报了名。

按《陆军大学系列》规定，该校选拔国民党部队“品学优越的青年军官，修习高等用兵学术，并增进其军事上必要之学识”，“且系研究关于高等用兵学术之机关”，“直属于参谋本部”。当时仅广州报考陆大的就有1200多人，&frac34;&shy;过资格审查尚有500多人过了关。而广州地区录取名额只有一人。这么多的人“抢”一个饭碗，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以想像。段仲宇不愧是人中英杰，他硬是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摘取了桂冠。当然，他至今忘不了好朋友崔汝梅。崔汝梅在临考前一天悄悄离开了广州，把唯一的录取机会友好地“让”给了段仲宇。直到现在，每谈及崔汝梅，段仲宇始终有一种“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的难忘情怀。是啊，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人到了老年，总是要常常怀念起青年时代的那些好朋友。

1939年冬，段仲宇到重庆参加了陆军大学复试，又顺利过关。于是他成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学府的一名学员。

这时，段仲宇的父母和大哥段伯宇均已先后到了重庆，全家团聚，天伦之乐融融。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大哥段伯宇的启示和帮助下，找到了另一种更有意义的人生道路&iexcl;&shy;&iexcl;&shy;

陆军大学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后来，陈仪在行政院秘书长任内和副院长孔祥熙拍了桌子，待不下去了，调到陆军大学任代理校长。陈是陆军二级上将，老同盟会员，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又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北伐时就身居师长要职，在军界政界都有很高声望。他为人耿介，蔑视权贵，就连“国舅”孔祥熙也不放在眼里，对孔的横行霸道敢于抗争。他与孔祥熙在行政院一次会议上当面争吵互相拍桌子的事，在外面广为传播，就连特务头子唐纵也在日记中以赞佩的口气写道：“陈(仪)敢与孔(祥熙)拍桌，尚不失为军人本色。”段仲宇与陈仪有过几次接触，对陈深为折服。

陆军大学教育长万耀煌也是老同盟会员，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陆军大学第五期毕业，比段云峰晚一期。段仲宇对万耀煌的印象也很好，认为他是个真正的军人，值得仿效。

陆军大学的课程很多，理论方面有德国的《军队指挥纲要》、苏联的《红军野战条令》、法国的《大军统帅》、日本的《战斗指挥纲要》等。但使段仲宇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古代军事家名著如《孙子兵法》却不列入学习内容，只在讲古代史时偶尔涉及。怎么能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要了呢？

陆军大学有个苏联教官叫华西列夫斯基，三星将军，回国后被擢升至元帅。他讲课认真，旁征博引，内容非常丰富，段仲宇很喜欢听他的课。他对段仲宇这个学生似乎也情有独钟，辅导特别认真。参谋演习，导师是华西列夫斯基，段仲宇被挑选出来担任“军参谋长”。毕业前举行军一级对抗演习，段仲宇又担任了红军司令官。演习对方由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的学员充当。演习中，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特地到场视察监督。段仲宇指挥若定，井井有条，学校领导也十分赞赏。

段仲宇心中的偶像除了苏联将军华西列夫斯基外，还有德国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九一八之后，国民党与德国军事合作期间，他曾受教于德国的史培曼将军(二战中任隆美尔参谋长)。在史培曼的影响下，段仲宇更崇拜德国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这位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反对拿破仑一世等战役的将军，1818年起就任柏林军事学校校长，1830年就起任普鲁士军队参谋长。他著述颇丰，最著名的是《战争论》一书，影响深远，曾被段仲宇奉为&frac34;&shy;典。一天，段仲宇和大哥段伯宇谈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伯宇问：“你上陆大的目的是什么？”

远在天边，近在咫尺（4）

仲宇答：“做个真正的军人，报效国家。”

“你认为真正的军人的标准是什么？”

“文武兼备，理论学术和实际操作样样精通。”

“你口口声声要学习克劳塞维茨，他写的《战争论》第一句话是什么？”

仲宇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iexcl;&shy;&iexcl;&shy;”

“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伯宇问。

“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打败敌人，取得胜利。”仲宇答。

伯宇又问：“战争的本质是什么？”

仲宇一时语塞，陷入了沉思。

伯宇告诉他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一本资产阶级军事著作。尽管它的某些论点，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在任何时期都不是独立事物，而为政治的手段；由此观察方能正确理解各种战果”等等，受到马克思、列宁的重视，但它对战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论述却始终离不开资产阶级的窠臼，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前些年的军阀混战，国军对红军的“围剿”，就其本质来说，都是不利于广大人民的。因此，做一个真正的军人，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缺乏正确的政治立场，这样的军人是虚弱的、苍白的，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iexcl;&shy;&iexcl;&shy;

严密的逻&frac14;&shy;，无懈可击的论证，使段仲宇对大哥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

望着弟弟憨厚的面孔，伯宇说：“这样吧，我向你推荐一些书，你有空可以看看。不过最好别带到陆大去，在家里·&shy;·&shy;就是了，也不要告诉别人。”

后来，伯宇先后送给仲宇一些书，有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沈志远译的《政治&frac34;&shy;济学》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段仲宇看得津津有味，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iexcl;&shy;&iexcl;&s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