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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正操将军序

- 人肉馅饺子（1）

- 人肉馅饺子（2）

- 人肉馅饺子（3）

- 人肉馅饺子（4）

- 人肉馅饺子（5）

- 人肉馅饺子（6）

- 人肉馅饺子（7）

- 人肉馅饺子（8）

- 人肉馅饺子（9）

- 最后的军礼（1）

- 最后的军礼（2）

- 最后的军礼（3）

- 最后的军礼（4）

- 最后的军礼（5）

- 最后的军礼（6）

- 最后的军礼（7）

- 最后的军礼（8）

- 山西遗梦（1）

- 山西遗梦（2）

- 山西遗梦（3）

- 山西遗梦（4）

- 山西遗梦（5）

- 山西遗梦（6）

- 山西遗梦（7）

- 山西遗梦（8）

- 二山西遗梦（9）

- 山西遗梦（10）

- 山西遗梦（11）

- 山西遗梦（12）

吕正操将军序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其父辈都是抗日战士，曾任抗日区长的叔父，就是被日军抓住后用刺刀扎死的。在日酋冈村宁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期间，他的家乡变成了“无人区”。作者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有意接触到一些还活着的侵华日本兵，根据他们所述亲身经历和提供的材料，写成一部纪实作品，既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更有警惕来者的教育作用。

作为一名出生在东北的抗日老战士，我对侵华日军的残暴罪行，以及中国人民不堪忍受日军侵略的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更是有着切身的体验。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目睹和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乡亲们常常挨日本人的打骂，我的祖父、伯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我的老师过铁路人行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人难以过往，日本人却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了河里。我恨透了日本人，总想长大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17岁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

“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我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率部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1日，在河北蒿城梅花镇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凭借梅花镇坚固的城墙，重创骄横大意的日军，致使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一名连长、一名班长和20余名战士，受伤40多名。这是敌人在河北遭受的首次沉重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是能打的。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我部撤离梅花镇时，曾特意掩护群众撤出，但人们这时还不曾了解敌人的残暴，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部抬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出来。敌人在梅花镇连续烧杀4天4夜。梅花镇共有550户人家，2500人，被敌人杀死1547人，有46户被杀绝。烧毁房屋、店铺660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400多人。敌人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烈火。不久，这一带便组织起一支抗日的武装。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全中国都是这样。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强烈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并且升华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掀起了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不仅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浴血战斗，更有男女老幼群众的广泛发动，献计献策，发明创造，和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抗日高于一切，抗日需要什么，群众就献出什么，生死都已置之度外。

侵华日军在中国大肆进行屠杀，这是日本长期进行武士道教育的必然后果。大多数日本人民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教育的，他们同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要由上层军国主义分子负责。直到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阴魂还未散尽，叫喊“###”，这是贼心不死，倒打一耙，为其军国主义招魂。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愤懑。中国现在不称霸，永远也不会称霸。中国人民受尽百多年被侵略的苦难，不会也不可能去给别人制造战争创伤。中国有句古话：“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国人民不会去侵略别人，但当别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和侵略者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具有这种优良传统。

1997年10月15日

人肉馅饺子（1）

一

这个题目本来我是准备放在后面写的。谁知身在北京的父亲、姐姐看了我的写作提纲，都非常吃惊。父亲打国际长途电话跟我说：“日本人在东北的731部队用人体作实验，把马血注射到人身子里，把毒品放在炸药里，放在咱中国人身边引爆，这些事确实有过。但鬼子兵再坏也没听说过他们吃人肉。纪实作品要真实，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有什么虚构。”父亲是少见多怪。日寇在青岛对中国婴儿挖眼、剖腹，他们的肝脏大部分被日本军官吃掉，这有照片为证。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日军抓去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割下她大腿上的肉，剁碎了包饺子吃。这也有当时拍下的照片作证明。这促使我把“人肉馅饺子”这一章先写出来，写完把草稿寄给父亲他们，让他们过目。

写“人肉馅饺子”这一章的立意，是从给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而引发的，而我又是怎么认识老鬼子山下的呢？

二

过去中国人去日本留学都要保人，现在这个荒唐的措施已经取消了。我6年前去日本时，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头儿当保人，他又介绍我认识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一到大学放假时，就从北海道飞往东京再转道富士山住在他家里，然后去那帮老太太办的工厂里打工。

那帮老太太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应周围5家工厂和两所大学的午饭。她们才二十来人，要赶做出这么多盒饭，多忙、多累自不必说，连我这个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金龙。金龙舞动之时，屈指一算，以一盒饭一分利为计算单位，吃了一惊!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发了。

我出于尊重管她们叫“老大娘”，她们却非常气愤，一定要我管她们叫大姐。我告诉她们如果在中国叫一位70岁老太太为大姐，非挨骂不可。老太太们一定会说：“你小子黄鼠狼给鸡拜年也不看清楚再拜！”对于50岁以上的人，中国今天的报纸上还常用一句新闻熟语为“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意思是说：年过50岁就应该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因为他们已是经验丰富的老人了。

“50岁就算老人？”这伙老太太笑得前仰后合，活像一群见了河的鸭子。她们一边笑，一边扶扶快要掉出来的假牙，正正头上的假发套。

正是这帮老太太给我介绍了他。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说给你介绍个老人，他家离咱公司不远，请你去给他包饺子。包饺子也算打工，他会付你工资。到日本人家去包饺子？有意思。

我下意识地带上了照相机。我1984年6月5日去《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第一天看了一本小册子，说是干新闻的人应该随时带上照相机，以便抢拍。我看见小册子上面登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列车出轨，还有一张是沉船的瞬间，这都是记者抓拍到的。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地方。他行动迟缓但思维清楚。他家独门独院，是个大宅子，很漂亮，房前屋后都是庄稼地，一直延伸到富士山下面。那黑油油的土地上长满着绿色植物，飘散着一种大城市里所没有的清香。气派的日式住宅门口少不了栽有松竹梅，曲径上铺有鹅卵石；院门是推拉式，而且有草扎成的牌楼、雨挡之类的遮檐。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又用日文告诉我：“有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人肉馅饺子（2）

走进这座从外面看来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一片富丽堂皇。这种富丽堂皇既有北海公园团城的古典精致，又有北京长城饭店的现代豪华。日式草席上铺一张海豹皮，墙上挂几幅中国山水画。旁边大概是个书房，沿墙有一排整齐的书柜，桌子上也堆满了书。早晨的阳光洒进屋子，似乎让人很愉快。客厅的桌子上堆着水果，李子有中国的桃那么大，晶莹剔透；桌上的葡萄有鸡蛋那么大，苹果的脸似乎比少女的脸还鲜嫩，还没掐呢，就要流水啦。老头子说：“吃！吃！”

我心里想你是让我干什么来了，吃就吃。我把每种水果都尝了尝，感到味道好，糖分多，香味浓，纤维少，真是好品种。科学种田，科学种果，这在日本已实行了几十年。日本人每年有一千万人出国观光。他们出去第一是玩，第二是学习。当年日本人去江西景德镇参观，又是鞠躬又是询问又是照相，第二年中国的瓷器在国际市场上就失去了竞争力。我看过一本书叫《田中角荣传》，说的是田中年轻时曾去欧洲旅游，他去的主要目的是把欧洲高大的种马贩运回日本。

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让我来是包饺子吧？面、油、菜、葱、姜、糖、味精，我都带来了。您有擀面杖吗？”

老头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操。1937年，卢沟桥事件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见他不说话，我又东拉西扯。

我说您买的梨可真好吃，1972年我的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时，山上也有梨。不过那梨树作为植物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给它们修过一次枝。那梨扔出去，能把一块石头打成两半。狗见了梨也扭头就跑，这个原因可能是狗没出过国，它们要是看了日本梨当然就不跑了。听说外地的狗去了一趟天津，从此就没怕过包子。

老头儿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夹杂着中文说我吃过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你讲的故事完全是“扶说八道”。他把“胡”念“扶”，我也乐了。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叫‘东厂’的胡同。离东厂胡同不远是北海、什刹海、后海。我印象中半个世纪前的北海美极了，晚霞中，那清澈见底、鱼儿游动的水里荷花成片，除去碧绿就是粉红……”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胡同，是你们中国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人肉馅饺子（3）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哪!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思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在中国几年，我感到中国料理是一门学问，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艺术。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宫廷食品，倒是民间食品。北方饺子、豆腐脑、萨其马、驴打滚，早晨的炸糕也是一绝，还有麻球，这些东西日本都没有了。

“在日本的中国料理店很多都是广东风味。很多日本人以为广东风味就是中国风味呢，这和香港人、台湾人能随便去外国有关。北京人还没那么自由的原因是北京人不敢想、不敢干，所以占领日本市场的只能是广东风味。其实北京风味才能给日本人以新鲜感呢。中国政府应该让自己的公民去占领日本市场，北京人应该随便来东京观光、投资、办厂，这样才能给中国挣回更多的外汇收益。同时，给更多的人带来工作的机会。日本没有一条法律说台湾人、香港人可以在东京办厂、开店赚日本人钱，而北京人不成。”这么突然见到一个鬼子，我这个干过记者的人立刻想到，我应该了解些什么。那么，我想知道些什么呢？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三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在什刹海附近那些胡同里，挑担叫卖者的吆喝真绝了，像背唐诗似的，不听几年听不懂。买的人也一套一套的。比方买的人这么吆喝：‘一大枚的香油、酱油、醋，两大枚的羊肉我要肥瘦儿’。”

80多岁的日本老人连说带写，哼哼唧唧，要让我听懂。我感到有意思，我在日本听过一个美国人说中国相声，维妙维肖；今天又听老日本鬼子讲吆喝。我从不知买的人也要吆喝，只听过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中的卖方吆喝：

“你瞧我这块布，禁拉又禁拽，经蹬又经踹。”

而且老鬼子口中半个世纪前北京城里的“一大枚”是什么东西？是大洋？是铜钱？一个劳动者干一天活能挣几大枚？能否养家糊口？这些我都不清楚，也无心问他。我关心的是老鬼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

人肉馅饺子（4）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1928年他当了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土肥原先后担任天津、沈阳和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色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战犯信息呢？是日本国内的，还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

“我都想知道。”我说。

“共分四部分，”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些资料做参考。

“在南京大屠杀中犯有罪行的日本军队指挥官，在1947年4月被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南京市人山人海地观看。这名日本军队指挥官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我告诉他叫谷寿夫。

“对，对。”他一边说，一边在资料上慢慢划出重点：

第一部分：

中国国民党政府从1945年底至1947年12月底，在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判决318人，不起诉661人，判处徒刑的208人，宣告无罪的283人，经中华民国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有110人。

第二部分：

除东京审判外，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伯力等地，起诉日本战犯5423人，被判刑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有941人。

第三部分：

由远东国际法庭宣判，1948年12月23日清晨，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者7名，他们的名字是：

东条英机，1935年任关东军宪兵司令，1941年任日本首相。

土肥原贤二，奉天市长。

广田弘义，1936年任首相。

板垣征四郎，1934年任关东军参谋长。

本村兵太郎，1940年任关东军参谋长。

松井石根，1937年任华中军最高指挥官。

武藤章，1939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

老头子还说：

当时的远东军事法庭是美国人说了算。美国既然决定不起诉天皇为战犯，因此首席检察官季南决定“领导战争者为战犯、赞成战争者不算战犯”的原则。领导战争者的标准为，是否参与“战争最高指导会议”。依此标准，东条英机、贺屋兴宣、星野直树，都是战争领导者，而岸信介就成为赞成战争者了。这样虐待美俘的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以下都免除战犯起诉。岸没有虐待美俘的记录，只虐待中国的矿工，自然免罪。1948年10月，岸的弟弟佐藤荣作就任吉田内阁的官房长官，该年12月岸信介从东京巢鸭监狱释放出来。

1950年3月7日，盟国最高司令官允许假释在巢鸭监禁的战犯。该年11月21日被判 7年徒刑的重光葵获得假释。以后其他战犯陆续释放，到1956年3月判无期徒刑的佐藤贤了最后被释放，至此，A级战犯全部出狱。1956年4月7日，假释中的全体A级战犯都获赦免。这是日本国内的情况。

最后一部分：

在中国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人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人肉馅饺子（5）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

他说：“我们日本人特别爱组织起来。你们中国人是一人一条龙，我们日本人是10人一条龙。日中战争时，我们日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有战斗力，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之间不团结，没完没了地互相打。今天的日本人有时一人要参加五六个组织。比方某先生有肾炎，他常常要去做肾透析，于是他就参加肾病友会；而他又是日本老兵，现住富士市，于是他参加原日本军人富士支部会；他还爱钓鱼，于是还参加钓鱼协会。某先生特别关心中国局势，从政治、经济、军事、古迹、文物、哲学到青少年犯罪他都关心，这样他就参加‘中国问题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还出版自己的杂志；并且他还信仰佛教，便又加入佛教协会。

“我们富士支部100多人，其中有二等兵、上等兵、海军、陆军、空军，有伍长、军曹、少尉、中尉和大尉，大家都平等相待，因为彼此的人生道路有相似之处。日本战争时他们大部分人都去过中国。他们几十年来特别关心中国，从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今天邓小平先生所主张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噢，我想起来了，你不想看看我们富士支部的影集吗？你看看我们这帮老头儿，每年都死掉几个，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他嘟嚷着，走到书房里取来影集摆在我面前。这本影集一开始介绍这个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个从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回国的日本兵创办的。那时的富士支部里的人都是小伙子，要谈恋爱、结婚，后来以居住地点近为理由，许多原日本兵都集合于这个支部之下了。照片由黑白变成彩色之后，他们就集体去海边旅行了，老婆孩子的让人感到天伦之乐。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几年的集体行动越来越少，大概是人越来越老，病者、死者越来越多的原因。

影集的后半部有珍珠港事件的照片，原因是富士支部内有个飞行员，当年往美国军舰上投过炸弹。还有“自杀舰”的照片，自杀舰长10米，能坐一个人操纵，前面是个大炸弹。不少日军士兵在太平洋战争中，就是开这个玩艺儿去找美国军舰玩儿命的。富士支部内有一个自杀舰水手，他侥幸活到今天。影集中还有一些照片，都是符合富士支部成员原身份、兵种、参加不同战斗的照片。对他们而言，悲惨也好，胜利也好，这都是历史的轨迹。一个日本兵的历史，正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

这使我想到家人从北京来信，说是现在北京兴同窗会，大家见面谈谈过去，然后去吃一顿。我想如果有人将大家的照片收集起来，编印成影集，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可将我们的经历形象地记录下来。

老头子看我拿着影集发呆，以为我又想什么了，他解释道：“我们这个支部的老军人找出这些有关战争的照片，把它们汇集成册，并不是赞成那场战争，你明白吗？”这时，山下老头子又去书房取来一本书，书名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激动的40年》。我一看，是《陕西日报》和日本共同通讯社以及讲谈社合作出版的。这本照片集记录了中国人民从1949—1989年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抗美援朝和大炼钢铁离我比较远，而文化大革命我却记忆犹新，那里面有斗争刘少奇、斗争王光美、斗争彭德怀、斗争罗瑞卿……总之，那个年代的事情都有了。

人肉馅饺子（6）

老头子对我说，你们中国把这些照片制成影集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文化大革命重演、重新斗争今天的国家领导人吧。我们这个富士支部人人都有这本中国影集。这本书，市场上已经看不见了，我们所以保留这本书，是因为中国的事情让我们不得不关心。你将来回到中国，会比一般的中国国民更关心日本，因为你在日本生活了许多年。

“但是，”老头子告诉我，“在日本的书市上，关于中国的写真集太少了，只有这一本。听老太婆平田经理说你来日本前在北京当记者，你回北京后，组织你们北京的记者群，每人把珍藏的照片拿出来，经你编辑、翻译后，我在日本帮助你出版好不好？”

翻翻1989年5月26日《陕西日报》在日本出版发行的中国照片集，我发现了不少新闻界记者朋友们的名字和早在中国国内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照片：

童小鹏的《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红卫兵》

《将军的遭遇——罗瑞卿》（作者不详）

《元帅的悲运——彭德怀》（作者不详）

《文革破四旧》、《打倒四人帮》作者李振盛

《上访群众》1977年 作者李晓斌

《无言的再会》——王光美同志悲痛地抱着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骨灰盒。

这本影集记录了1949年—1989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大事件。

在这些摄影者当中，还有我熟悉的刘栋。他是从国防科委调到《科技日报》的，后来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理事。1990年《人民日报》专门发表过他的照片专页。全是火箭基地、火箭发射，表现出中国国防事业的成就。出国前一天，我还在他家吃过饺子。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今天在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山下家看见他拍的照片，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我告诉老头子，刘栋是我的朋友，我们常常一起出去采访。

老头子说这位刘先生所摄题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欢。《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慈祥地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一只小鸡，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却干净安详。这种安详是和平的环境下才会有的心情。这点似乎年轻人理解不了。可　以说这种照片，在中国很少有人看——一个农村老太太而已。

老鬼子山下老头说：1942年在中国华北丰润县实行三光政策，他见过同样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废墟的烟雾里抱着孙子烧成黑炭的尸体欲哭无泪的景象……没有一个日本兵敢走过去，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默默无声。只有燃烧着的房屋噼叭作响……

“日本在中国打了15年，也没把中国人打得卧地而降，没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成员。战事，每天都发生，每天都有抓进来的人……现在总算太平了。中国人现在生活幸福，我非常高兴，我们老军人都高兴呢。”他说，“所以，我们都喜欢这张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两张照片，让我惊呆了，一时失语。我的灵魂完全走进了照片，走进了那个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年代……

四

老头子告诉我：“这两张照片是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工作过。这两张照片常常引起我无尽的回想……那个年代太残酷了。我作为原侵华日军的成员，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把我征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敌人抓住女战士成本华，这个中国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顾，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英勇气概。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瞬间，表现了语言所无法表现的一切。

人肉馅饺子（7）

这张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国自解放以来，被中国作家无数次地表现过的英雄行为。中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故事里共产党员的形象都是这个模式，都是这种英雄形象。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在心灵中的震动并不太强烈。让我吃惊的只是那中日战争中原始的一瞬间，连鬼子的军装都那么破旧，与今天身着漂亮的西服进出北京饭店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另一张照片给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真实”和“沉重”。那个女游击队员被鬼子抓住，她面对镜头表现出作为女人的真实的恐惧、无奈，表现出要应付强奸、殴打、酷刑的一个女性的软弱，表现出日本鬼子的残暴和强悍。她面对的是日本鬼子的镜头，而不是你、我、他这些她的兄弟姐妹们。她的目光中充满着绝望——这个目光也是最真实的瞬间。日本侵略者杀害了我国3000万同胞，她将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表现出怯懦，但她也是英雄。她是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让日本鬼子抓住的，她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会马上就想到她。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中国的男儿们应该感到羞愧难当。她明明是你热恋着的情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或者是您的女儿呀！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由日本鬼子兵拍的照片，你不认识她吗？

作为男人，我愿意在战斗中献出生命，但我再不愿看到侵略者拍下的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认为这是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屈辱的见证，是中国军人的耻辱。

经过老头子的同意，我用照相机把这两张照片拍了下来。用的是尼康FM 2、400°胶片、1/15秒、光圈4、35~75变焦镜头。原照片在室内灯光反射下，不能尽善尽美地感光，实在是可惜之至。但那传神的目光，毕竟是完好地通过侵华老日本鬼子之手传给了我们。

五

“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不像话，我是在给人家打工啊。

没想到，他同意了。

他说：“我讲了，你会不愉快吧？”

我说绝对不会，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部中弹而被俘。带到我们监狱是1943年春天。我们的任务是要知道捷克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的进口渠道、进口数量，还有弹药、维修技术，以及政府军的装备情况。

“一般来讲，如果政府军军官提供了实情，我们马上放人，而共产党人被捕，提供了情报之后，立刻枪决或活埋，除非他还有用。

“这些情况从政府军少校入狱第一天就告诉他了，只要他讲了，马上出狱，还给路费。不讲的话枪决。

“可是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我听了这样的话，感到愕然。

人肉馅饺子（8）

“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当时我听了这个报告气得要命。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他说他即使提供了军情、治好腿，也不能回到村里去，还是把他枪决吧。作为军人，他的心情其实我都理解。

“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话。

“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耀祖光宗，农家子弟不比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们日军崇尚武士。

“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

“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他却要求站着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了，我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说：“据我所知，我们监狱在北平地区是很文明的，送到我们这儿的也都是重要犯人。别的监狱可不得了了。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道路通道上、牢房里，让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桌子上当装饰品……

“北平延庆县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800多名劳工修路，只干了5天，因为流行传染病，所以把那些劳工统统推入大坑中用火烧死……

人肉馅饺子（9）

“位于北平前门外东珠市口的城南宪兵队介绍，他们抓住抗日分子后把他们手脚捆住，头朝下将人放入池中，这样拷问叫‘临死寸前’。”

山下老鬼子还在回忆着什么，可我完全听不进去了。悲愤塞满了我的胸膛。难道我们中国人是任你们骂、任你们打、拉出去就枪毙的牛马吗？

他说：“年轻人，你脸色不好我都看见了。我知道你听我回忆情绪会不好的，但这都是过去了，不是很遥远了吗？谁又能改变这些真实的历史呢？”他看着窗外的阳光和摇曳的绿色植物，慢慢地说。

“你的心情我理解，你让我讲过去，问了我几次，我还能讲出什么来呢……有些事由于太残酷，我记忆犹新。我本决定不和你这个中国年轻人谈过去的，可你说你是中国的退役军人，你想听。

“中国政府后来释放了我们，我至今都感到不可思议，我十分感谢中国政府……

“包饺子，做饺子，给你添麻烦了，年轻人。”

我用筷子把肉搅一搅，由于时间长，肉馅表面已经变成深红色。我的脑袋发木，我好像看见了老虎凳上的血，看见了在监狱中戴手铐、脚镣的中国兄弟们，看见了身穿战斗服手端三八枪的凶恶的日本鬼子，听见了中国兄弟们的惨叫声、骨头的断裂声、血肉横飞的毒打声、狼狗的狂吠声……

我感到我手中盆里的肉就是鲜红的人肉！这是东厂监狱那吃人魔窟里的人肉呀！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多少中国的好男儿在那里受到折磨，又有多少好男儿为抗击日寇在那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可我今天却在这儿，给当年的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

我把盆一下摔到桌上，我告诉老日本鬼子：

“这是人肉！我看它像！老子我不能给你做人肉馅饺子！”

老头子惊讶得张大了嘴，他大概以为我想揍他，便伸出一只老手挡在脸前。

我大步迈出他的家，泪水随着悲愤的情绪忍不住终于涌了出来，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模糊。

六

夕阳照在白云缭绕的富士山上，使它始终不露出真面目。富士山！你是日本的象征，在你面前，我渺小得无与伦比，但你为什么此时此刻不愿露出真面目，羞于见人吗？

夏日的乱云遮挡住晚霞。起风了，黑色的云团一股股地从太平洋上涌来。天黑沉沉地压了下来。

轰隆隆，轰隆隆！雷声震耳，风声大作。这是战争的风，这是战争的雨，这是战争的轰轰炮声。迎着风雨和雷声我分明看见那个国军少校了，他就站在那儿，两腿都是鲜血！他分明站在那儿！浑身都是鲜血！他高举起三八式步枪，向着我们声嘶力竭地高声呐喊：“兄弟们！冲啊！杀日本鬼子！”

他褴褛的军装在风中摆动着，在日本侵略军面前，他多么像我们中国军人的一面旗帜，迎风飘扬。

我漫无目的地走。我非常难过，为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经历。我也不知道我要上哪儿去，我一把把背心拉下来使劲儿擦擦眼眶里不断涌出来的泪水。

无意中，我惊讶地发现老鬼子山下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他坐在庄稼地里，他看见我哭了！他一直悄悄地跟着我！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我。

风吹着他那银白的头发上下舞动，那头发和我当八路军爹的头发一样自！作为战犯，中国政府早把他给释放了。我的心一下软了。在这突如其来的风雨中，我真担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蹿过去，用背心顶在他头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开车接我来了。她看见我们两人走在庄稼地里，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的伞“砰”地一声被风倒背过去，又“哗”地一声被风吹走了。

我把老头儿、老太太扶回家后，风雨就被关在门外了。我对平田老太太说：“我今天不想乘车，我自己一个人走回去。”我不能原谅日本鬼子杀中国人。我扭头就走，光着大板儿脊梁。

拉开门，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哗——哗——哗地响成一片。呼呼作响的风把从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白花花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这从天而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默默在风雨中走着，走着。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一股火在燃烧。

最后的军礼（1）

一

在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眼里，“留学”是一道耀眼的彩虹，是一个美丽的花环。自从1979年留学外国的闸门打开之后，多少莘莘学子像洪流一样涌向世界各地，涌往异国他乡。十多年过去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又衣锦还乡。他们头戴博士帽、身披硕士衣，跻身于中国的科技领域，出入于艺术殿堂，涉足于政府机构和金融、电子等行业。他们把在外国学到的知识带进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他们把国外的积蓄带回到国内购买汽车和住房。在旁人眼里，他们似乎在国外占尽了风光，其实，对许多自费生来说，留学生涯充满了艰难和困苦。

命运没安排我在留学日本期间有什么好差事。它给予我的是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我心灵上蒙受的创伤使我至今都不堪回首。除去上大学，我在日本洗过盘子，拆过房子，送过外卖，背过石头，看过仓库，在流水线上轧过管子，在停车场不停地开过各种车辆，在医院当过护理员。深夜再不停地写研讨会发言提纲、攻读教授安排我读的各种教科书。每天累得精疲力尽，心力交瘁。在北海道的寒夜，我常常拉开窗子，面对齐腰深的积雪，仰天长叹。

许多人在外国飞黄腾达，可命运却一点儿也不给我这样的机会。乃至今天，我都用固执的目光和怀疑的眼神去审视那些融入外国现代社会生活的人们：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命运就不对我网开一面呢？世道就是这样地不公平。

有个朋友十分想到外国去，他常给我来信，问我到日本的体会，这样便于他出国前做些准备。我实在编不出什么美丽的花环送给他，左思右想，只好实话告诉他：“你如果在北京活腻歪了的话，不妨到日本浪漫一下；不过只能浪漫一天，因为日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国家。”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流行一句话，叫“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受不了的气”。在中国活腻歪了而出国的人往往第一天就尝到“窝囊气”的滋味。在札幌停车场开车时，我和一个日本人一起干活。这小子是老板来了才干，老板一走，他就坐着让我干。当时我是上午去上大学，下午打工，晚上给教授写作业。加上这小子的工作量都硬塞给我，自然累得我小脸发青。有一次，实在气不过，趁他一转身，我把休息室铁皮墙打了一个坑，轰然作响，吓了他一哆嗦。他转身问我干什么，我说有一只蚊子。他说北海道冬天怎么会有蚊子？如果在北京，我会告诉他：你丫挺的就是！在札幌，我忍下了。北海道极难找到工作，所以纵有天大的“窝囊火”也得自己压下去。

在停车场打工期间，我遇到的日本汽车真是五花八门，据我统计至少有300种以上。日本许多小汽车内已有了电脑地图、电视和电话，方向盘无液压的已不多见。日本人多开国产车，但也有5．3％的进口车，常见的有奔驰、沃尔沃、奥迪和美国车。有钱的人坐奔驰，有专职司机；一般小职员开最普通的丰田小汽车；大学生买旧车的多。

日本城市中越繁华的地方停车场就越多。停车场有平地的和立体的。在马路上非法停车15分钟以上要罚款。见到无司机的非法停车，巡逻的女警察就用步话机联系，一会儿来一辆专门卡车把这辆非法停车拉到市警察局去。女警察用白粉笔在马路上注明理由和汽车去向，一般要罚款2万日元左右，合人民币1400元，占一般日本工人每月工资收入的十五分之一。

最后的军礼（2）

日本车里都有音响装置、激光唱盘。我把车开到停车场时能听到各种音乐，这些音乐体现出车主人的不同文化层次和修养。一次听到“二泉映月”，我一打听，车主人原来是条东北汉子；一次来了个美国“嫁皮士”般的小伙子，他的车里没声音，满是烟头儿。我正庆幸可安静一会儿了，猛然200分贝的乐曲骤响，我像一下掉进非洲土著人的击鼓乐队里，周围的马路似乎都起了一层白烟。

日本人的汽车还有不少令人为难的地方，不少客人光脚开车，那么我也不能穿鞋。好色之徒的车里总有黄色画报和迷人的法国香水味。日本汽车还分男女，女人用的汽车小到让我感到扛起就走的地步。

我一边开车一边想，什么时候我能在咱中国人自己的停车场上，为老少爷们儿、为姐妹兄弟们开咱中国普通人自己的小汽车，那该有多好哇！

人家都说世界大都市东京好，那么东京到底怎么样呢？在东京的炎热和酷寒中，我开着一辆破摩托饱尝人间的辛酸，顶风冒雪给千家万户送饭。这样的工作一般没什么日本人干，只有少数高中学生才勉强干一干。

二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装，和教授谈话时常因头发里沾满拆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尴尬；同日本同学们在一起时，我摔伤的腿和压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狼狈不堪，惨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命运还捉弄我，让我经常和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互敬军礼。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父亲是1939年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外，不可能互敬军礼。他连日本侵略军1945年投降时在中国30多处缴枪仪式上的最后一个军礼都没见过。至今父亲说起这件事都遗憾万分。据父亲回忆，1945年10月8日，在八路军察哈尔省委宣传部工作时，他接到上级指示，要他采访日军在北平的投降仪式。他披星戴月地往北平赶，等赶到时已经晚了一天。父亲只好从八路军前方总部所派潜入北平的战友那里得到前一天详细的消息。

后来父亲以“投降的军礼”为题，在察哈尔一家抗战报上发表一篇通讯：“1945年10月10日，风和日丽，秋高气爽，这一天是北平200万市民难忘的日子。这天，北平战区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隆重举行。无疑，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早9点，国民党第92军两个营的官兵在军长侯镜如率领下，列队于太和殿的广场上；市民代表陆续进入指定地区。这时，主持受降仪式的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步入会场。日本华北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率领缴械投降代表团60人站立在主席台一侧。他们一扫往日的骄横，一个个灰头鼠脸。会场上一片肃穆、寂静。上午10点，太和殿前受降仪式开始。会场上军乐队奏乐，礼炮齐鸣。全体肃立，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默哀。日本代表团成员个个低头躬身，向中国谢罪。

“按大会程序，由孙连仲上将在日本华北军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由日军华北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在投降书上签字。紧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日军以根本博为首的5名将官代表双手捧着自己身上佩过的战刀来到签降桌前，先是向中国将军鞠躬示礼，然后恭恭敬敬地交出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刀，放置于桌面上。

“最后，交出战刀的五名日本将级战犯立正站好，给中国军民致以最后的军礼，表示华北战区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华北战区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18师、独混第9旅及华北特别警备队，华北及蒙疆方面坦克第3师，独混第2、第8旅，第3独警队、第7独警队、独混第1旅、独步第2旅。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这是侵华日军的必然下场，是中华民族14年来团结抗战的必然结果。”

最后的军礼（3）

作为八路军的老战士，父亲和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们进行过无数次面对面的战斗。他亲眼目睹多少村庄被鬼子烧毁，多少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多少八路军战友就在他身边倒了下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能活下来，应该说是幸运的。所以我特别理解他的仇恨，他的遗憾。日本侵华日军放下屠刀、向中国军队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向中国军民致敬的最后一个军礼，父亲确实是希望亲眼见到的，可是，谁让他晚了一天才赶到北平呢。

父亲想见没见到的事，偏偏让我常常能见到，你说怪不怪？这事儿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战秦琼”吗？因为我虽曾是中国陆军铁道兵的战士，和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到底是两个时代的军人，命运却偏偏安排我们不止一次地互敬军礼，这不是一大邪事吗？

如果有人，在东京街头或北京饭店门口拉住一个日本老头儿，问他是否打过中国，十有###会得到肯定答复。至于敬不敬军礼就不好说了，旧日本军礼已经很难被世人见到了，尽管目前还有40万当年的侵华旧日本军人依然活到了今天。

三

金井老头儿作为日本关东军老兵曾在中国东北多年，他第一眼就认出我是中国人，而我是经过和他讲话才确定他是侵华鬼子兵的。自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就天天给我们店来电话订饭了。而且，这个侵华老兵还天天主动和我说话。开始阶段，我们之间的谈话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搭拉话”，慢慢地就转入了实质性的话题。到后来，我们之间发展到还没相见已经有许多思想要交流了。互相敬军礼就是这时候发生的事。

金井有一次和我聊天时说他崇拜中国军人，并崇拜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我问金井：“理由是什么？”他对我说：“我们旧日本军关东军司令叫东条英机。1945年9月11日他自杀时不敢双手握住军刀扎入自己的腹腔，而用小手枪照自己并不要害的地方开了一枪，没有自杀成。光让别人当武士，但自己不当武士。我一直记着东条英机的训话：国民，要像武士那样为了皇国尽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体国民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武运长久’就是皇运和国运的长久保障，可他自己食言了。”金井接着说：“战争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多少旧日本军人遵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效忠天皇，双手握住军刀扎进自己的腹部，他们真傻呀。”金井为他们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和惋惜。

金井老头儿认为中国军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对他的“奉承”付之一笑。我说：“我们中国的东北军不是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败退关里，拱手让出东北三省了吗？我们中国的大小汪精卫还少吗？”

我说“武士”这个词不能像评论中国菜那样，样样都说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词按日本人的习惯有“英雄”的含义，这顶帽子不好给全体中国人戴上。如果中国人都是武士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让你们日本军队占领了15年之久呢？

金井听了我说的话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半晌，他说：“你只是个毛头孩子而已。”

自从他惊讶地知道我也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后，就常常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给我敬一个军礼。我们都没穿军装，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我马上以在中国陆军服役7年养成的习惯立正站好，还了一个军礼。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们同是退役军人呀。

最后的军礼（4）

初见日本军礼，我感到惊讶。它不同于美国军礼和中国军礼。美国军礼有八分的庄严，一分的豪放，还有一分的诙谐。因为分解它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把“礼”给受礼者的动作，和把“吻”给所爱者的动作近似，所以诙谐。中国军礼的分解动作是：右掌尖沿右腿、右胸中心线笔直上升，放于右眉梢之间，表现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含义。原日本这个拼刺刀不许开枪、天热不许摘钢盔、走泥地不许脱皮鞋、杀人不许闭眼睛的军队，敬出的军礼倒不那么机械，它表现为右小臂带着手掌自然弯曲，伸至右眉梢以表达尊敬和服从的意思。不那么机械的军礼，出自于一个为效忠天皇而在中国杀人放火、思想僵化的军队，所以我感到吃惊。

四

金井现在是坐办公室的白领。他不像别的日本老头儿那样老态龙钟，满脸皱纹，说话时要张开一只老手放在耳朵边助听。虽然他脸上也有老年人的黑斑，却还能挺直军人的腰板。他干的工作是在一家小公司内担任办公室主任。他的老板比他小20多岁。由于老板经常出差，自然他就常常代理老板。金井身高1．76米，这在众多侵华日军鬼子兵中算是高个儿。现在东京青少年的平均身高已同于北京了，而半个世纪前不同，侵华日军多是小个子。中国人称当年侵华日本兵为“小日本鬼子”。这有几层含义，除去仇恨、鄙视、憎恶外，还因为日本国土面积少，日本兵个子矮小。

我第一次给金井送饭就感到他的目光与众不同，有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感和负罪感。跟他我不用多介绍中国，还没我时，他就扛着“三八大盖儿”在哈尔滨大街上迈正步了。从高粱花海到雪地狍子，从兴安岭红松到松花江的马哈鱼，从鄂伦春人的木头房子到俄罗斯侨民的欧式建筑，他比我还清楚。他和我说起兴安岭森林的秋天：落叶像金黄色的地毯一样蔓延开来，信步走在上面哗啦啦、哗啦啦地响。远处，突然噗啦啦一声响，吓人一大跳！那是一群野鸡在飞动。

有一次他跟我详细描述林中打猎的情景：只见他双手模拟端着三八枪，移动着步子追踪跑动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动扳机的同时，嘴里“叭”的一声。“倒下了。”他告诉我。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我问他：“向中国人射击时是不是也这样？”他急忙摆摆手，低下头说：“别说了，那是罪恶。”

他从来不向我提到杀害中国人的事。据他自己说也从不向子孙和日本青少年们提及半个世纪前在中国和苏联的所作所为。

休息日，我曾和他一起去东京大学听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报告。大江先生和蔼可亲，谁提问他都耐心解答。他站在各国留学生之中没有一点架子。我和金井评论道：“诺贝尔文学奖不给这样的人给谁呢？”

在东京大学校庆时，我和金井还去听过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演讲。中曾根和大江健三郎可有天壤之别。他来到会场之前就戒备森严。中曾根演说时，台上他的左右侧各站一壮汉，台下左右也各站一壮汉。每人提一个公文包样子的黑皮夹，目光炯炯地盯着观众们。金井告诉我黑皮夹里可能藏的是一块钢板。中曾根演讲之后回答了几个观众的提问，就在严密警备之下匆匆离去了。

由于我们一起去东京大学听过中曾根的校庆演讲，所以金井拿出一份1995年8月13日《读卖新闻》对我说：“中曾根原是海军士官呢。他认为当年发动战争的军人、政治家违背了日本国民的意愿，这一历史事实要告诉子子孙孙。”

最后的军礼（5）

“我认为中曾根这句话说得不错，”我告诉金井，“可我对他别的表现很不满意。比方他曾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无视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

金井老头儿从不和我争论什么，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地让我谈谈对靖国神社的看法。他试探性地说；“你说说看，我想听听。”

我说靖国神社供奉了明治维新以来到外国侵略而战死的200多万日本军人的灵位，其中包括有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决的甲级战犯。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国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场所。在神社两侧的墙壁上有被称为所谓英雄的浮雕。战后，最先参拜靖国神社的是首相吉田茂。在那之后，首相们陆续参拜，但都避开“八?一五”这个日子。可是，70年代后，日本政府把“八?一五”定成内阁参拜日。1975年8月15日，当时的首相三木武夫以个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铃木首相从1982年起连续3年带领全体内阁成员去参拜。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政府内阁参拜者人数统计，1980年17人，1981年19人，1982年16人，1985年15人。内阁成员总共20人左右，参拜者比例之高令人吃惊。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本国民意识、社会思想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绝对不可轻视的事情。

我又分析：总的来说，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潮是日本人的主流。据《朝月新闻》1993年10月25日的统计报道，有76％的日本国民承认“侵略战争”，有51％的日本国民认为应该赔偿他国的战争受害者，有62％的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政府没有承担历史上的战争责任。这说明大多数日本国民、日本学者、日本的新闻媒介还是正视这段历史的。日本图书馆内有不少书揭露当年日军的暴行，就是鲜明的例证。

我接着对金井说：“一部分日本人仍坚持错误的历史观，这样会失去亚洲各国人民的信任。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想跻身于政治大国，在全世界舞台上为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就要先正视自己的历史，承认错误。从日本民族自身利益的角度看，这才是正确的行动。不光我这个中国人这么看问题，许多亚洲国家也持同样看法。1995年5月15日韩国的《东亚日报》上刊登社论说：‘1950年以前，日本政府支付战没者遗族慰谢金38万亿日元，可是象征性地支付亚洲各国的赔偿金只有前面数字的十五分之一。日军对亚洲各国的暴行与破坏，几乎到了毫不补偿的地步，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并不准备承担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

稍停，我对金井说：“我年年‘八?一五’那天都去靖国神社，看当年的日本兵穿上当年的军服在靖国神社内参拜，看他们坚持错误、向亚洲各国人民挑战。后天又是‘八?一五’，咱俩一起去靖国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向老板请假。”

金井说：“确切地说，我只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队开赴中国前，我们是在横滨上的船。当时，我们长野大队集体去过靖国神社参拜、宣誓。记得从那里出来，我们浑身都是劲，更紧地握住了军刀和三八枪，我们要去保卫我们日本国的海外领土——满洲国。我们恨不能立刻开到中国前线去，我们恨不能立刻变成靖国神社墙上的壁画和石雕”

最后的军礼（6）

金井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阳光炙热的夏天，气温高达38℃。

金井回忆说：“我1953年从苏联回国，船还是在横滨港靠的岸。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国的长野县的战友们几乎没有几人了。从苏联纳霍德卡军港坐船，穿过津轻海峡，途经函馆、仙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虏营新组合的队伍：有北海道的兵，有四国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横滨港欢迎我们的人群和欢送我们的人群场面不一样，来的几乎全是亲友，有人已经在这儿等了几周。没有鲜花，没有呼喊，没有歌声，没有一片片闪亮的头盔和枪刺，没有军乐队，没有挥动的旗帜，也没有欢声笑语。我们的军服也由新到旧、缝了又缝。迎接者的目光飞快地在人群里寻找，找到了亲属的人，就大声喊叫起来。多少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在归国大队中找寻自己的儿子，多少妇女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寻找自己热恋过的男人。可是多数人没能回来呀，他们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

“靖国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为日本流的满腔热血。我再不希望走进它一步，因为我从不幻想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过去，我就感到悲伤。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为你当向导，我和你在一起时感到年轻。我爱回忆中国的异国风情，我虽去过中国，却头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去海边、去登山，你拉我这个老头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谢，我曾追杀过你的父老哇……

“但我不能答应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场。我们长野大队一多半的灵魂都在那里呀，他们确实变成了武士。他们没错，我也没错，我们是为国家去打仗，不是为了自己！”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这个人有个“从不对牛弹琴”的习惯，因此我没说话。

“1953年，船到横滨港时，我一眼就认出十几年前战友田中的母亲。看着她企盼的目光，我对她说：‘田中君为国战死了，他是武士。’可那位母亲失声痛哭说：‘我早接到他的阵亡通知了，可我不相信，那个通知一定是错了，你不是回来了吗？我还要在这个码头等，我多么希望他能活着回来呀。美国飞机炸毁了我们的房子，炸死了他父亲、妹妹，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呀。’我劝那位母亲说：‘您回去吧。’可那位母亲擦着泪水说：‘不，他会回来的。下一艘船，他会回来的。’

“后来，1958年，战友田中的母亲死了。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战争注销了他们全家户籍。那年，她只有56岁呀。”

金井始终看着窗外。他的两只手支撑着他衰老的身体，像一只伏在深山里受尽创伤的老豹。

我悄悄走了。那一天是1995年8月13日，时间是下午2点45分。天气炎热，让人喘不上气来。我不由得想起50年前盛夏那个惊心动魄的8月：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波茨坦公告》发表，敦促日本及早无条件投降。日本首相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对三国公告“不屑一顾”，日本要把战争进行到底。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当时广岛居民尚有24万人，遇难者17．6万。8日，日本天皇获悉有关原子弹的详细报告，那天苏联对日宣战。苏联参战使日本统治集团最后绝望。9日，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伤亡7万人。10日，毛泽东、朱德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向日寇发起大反攻。11日，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也配合苏军发起反攻。日本关东军一败涂地，侵华日军末日的钟声已经在8月的火热里敲响！

最后的军礼（7）

50年前的8月，金井正像其他侵华日军官兵一样，放下三八枪，举起双手投降。他们在苏军的枪口下掩埋好战死者的尸体，踏上奔赴西伯利亚的路途。

五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八?一五’，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有用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杨靖宇将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妈的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照。边上站的，都是我们关东军士兵。他死后，我们用木头扎成担架把他从山上抬了下来。”我第一次看到杨将军的照片。

金井问我：“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当时我们关东军士兵用木杠子扎成担架，把阵亡的杨将军抬下山。遵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日军军医切开杨将军的腹腔——严密封锁了几个月，冰天雪地，弹尽粮绝，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吃什么呢？当我们的军医切开杨将军的胃时不由得惊呆住了，里面全是没消化的树皮和草根。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让就近的关东军部队都来看，强迫附近的中国居民来看，押送监狱里的中国人来看，告诉他们：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告诉他们：抗日联军已经被消灭了，只有服从日本军当顺民才是惟一出路！但我总感觉杨将军的影响力反而更大了，他作为共产党抗日军人的形象已经植根于中国国民和我们日本士兵的心中。”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杨将军的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他的军队一共3000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在苏联俘虏营，有一次苏联军队官兵检查我的背包时，不问青红皂白先给我一个耳光，然后问：‘这是谁？是不是日本军人？’我回答：‘这位是中国人，是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听了这话苏联军人又给我一个耳光，还给我照片。我不明白他怎么总打人呀。

最后的军礼（8）

“当时关东军发下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庆祝胜利——终于消灭了杨靖宇的抗日联军，可我当时看着这张照片心里一直很沉重。当时我们关东军和满洲国军加上警察大队共2万5千人围剿杨靖宇的部队，时间是1939年10月至1943年3月。我们在吉林、间岛、通化，组成‘三省联合###队’围剿杨靖宇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3000人。当时，我们日军和满洲国军为了‘治安维持’砍伐森林，把山地开出自动车道路，这样我们关东军就可以坐在卡车上机动迂回了。由于机动力的增强，抗日联军可以利用的自然屏障范围越来越少，我认为这是东北抗日联军失利的主要原因。为了分清游击队和一般居民，把可能帮助抗日联军的村民全部强制转移，把村与村之间全部钉上栅栏，派军警守备，让弹尽粮绝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孤军苦战。我们关东军还派人对杨靖宇软硬兼施，可他硬不投降。1940年2月，我们关东军终于把战斗到最后一刻而死的杨总司令从山上抬了下来。有这样的将军，有这样不屈服的精神，我们要统治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谈何容易！”

看着杨靖宇将军的遗容，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对金井说：“如果历史能够翻回去，我要跟着杨将军的部队走，和你们拼到底！”

金井老头庄重地点点头，说：“我懂，我懂。”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抗日联军了吗？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先民众之苦而苦、后民众之乐而乐的党吗？这样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那儿，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动情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我惊讶地看着这一场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今天是‘八?一五’，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在这整整一个世纪中，有一半时间是中国军人与日本军人之间进行着侵略与反侵略的格杀和较量；战争与和平的实施从来都是通过普通人的手而最终实现的。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更不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意义了吗？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

山西遗梦（1）

一

我在报社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日子，应该算是在《读卖新闻》北京支局工作时的一天，这一天上午：日本记者让我给巴金先生家去电话，问他：如果被评上诺贝尔文学奖，将作何感想。

这一天下午：和日本记者一同去北京西单商业部大楼三层，采访商业部长胡平先生，请他预测一下，将来日本的商业集团是否可以步入中国经济领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这一天晚上，在北京多味斋饭店采访刚从县大狱刑满释放出来的8位北京青年。问他们新生活的现状，和对将来的憧憬，政府是否帮助他们。

这三批采访对象实在有意思，文化层次、社会地位、教养文明大相径庭。巴金先生儒雅可亲，胡平部长严谨慎重，而8位北京青年则豁达随便。

当问到“各位能否说说，进监狱前犯过什么罪？”时，8位青年脸色顿时由晴转阴。他们拍着我的肩膀说：“哥儿们！你转告日本记者，再问类似这些让人难堪的问题，我们哥儿几个就颠儿丫子啦，咱哥们儿可不是没见过吃喝的人物。”

这是我采访工作中遇到的第一次尴尬。

我没学过新闻专业，但只这一次尴尬，就使我体会到“采访”的艰难、非同儿戏。尤其是采访连被采访者自己都认为是不可告人的“隐私”时，就更难。

采访原侵华日本军老兵，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包括日本记者去采访都会遇到很多困惑。“侵华战争就是犯罪”，这实际上是全体日本国民的鲜明意识，尽管他们的表现方式分为两种：忏悔——认罪；瞎编——抵赖——不认帐。对当年的日本兵而言，尽管罪恶的产生有其历史、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但向别人谈及罪恶时，都是竭力回避的。因为，所谈内容不管被哪一位记者发表了，都可能导致要承担法律上或道义上的责任。因此，老日本兵宁可把罪恶带进坟墓化做泥土，也不乐意向任何人提及。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家庭，有机会迈入机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有机会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妓女、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三教九流，形形色色。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当年的侵华日军在日本大约还有30—40万人活着。他们已是老之将至，疾病缠身。按照自然界的生存规律，他们正像初冬野外的荒草那样逐渐枯黄、凋谢。他们从中国土地上带回去的罪证，将随着他们一一离世而永远埋进坟墓。所以，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弄到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和今日的心态，就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个重要任务。

采访、了解侵华老军人要求我第一要随和，第二还是要随和。只有随和才能随便聊天，才能建立友谊，才能放松他们的戒备。而采访当年杀人放火的鬼子又不能带上录音机、照相机和笔记本，因为采访“光荣”和采访“罪恶”会有不同反应。谈话中许多重要的数字、事件、细节、时间、地点人物，急需记录下来时，我就用开发票的笔，把关键内容简要速记在工作服上，下班之后，再详细誊写到笔记本上。我可以一边和人聊天，一边在袖子、裤腿上漫不经心地写字。有的老鬼子对我的行为表示警惕，我就只谈不记，专神倾听。

山西遗梦（2）

饭店的工作服一周洗一次，由洗衣店取走。我的工作服由于长期作记录，所以很多部位呈黑色。工作服常洗，字又常写，所以我的外卖服总也洗不干净，斑斑驳驳，黑白相间。

人即使有很好的记忆力，也比不了潦草的笔记。毫不夸张地说，是我的工作服帮助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任务。

本章“山西遗梦”中的独臂铃木老头儿，就是我在送外卖中所结识的众多人物之一。

二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预订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面堆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

“您去过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我看了几十年，总感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儿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种着绿色植物。面对鲜花和绿草，我不知感叹过多少次。

一次，给铃木老头儿送饭，面对他办公室周围的绿化环境，我不禁想起了北京的风沙。

北京这十几年绿化是有成绩的。树木多起来了。但街道、胡同、城郊许多地方，到处可见裸露的土地。有些街道上不但少花也少草。清洁工人们看见有野草也要用扫帚另一头的小铲子把野草锄掉。那些被锄掉的绿色植物，如果叫戈壁滩上的骆驼看见，它该有多高兴啊。去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口干舌燥，在金黄色的戈壁之海上开了几小时车时，天边突然出现了一抹绿色，那是多么令人兴奋呀。再开半个小时，就可见到一个村庄。村庄里有水、有草，有牛也有羊，当然更有我们维族兄弟姐妹们——绿色，就是生命呀！不种草便罢了，为什么要把城里的野生绿草锄掉呢？

铃木老头儿看我望着满街的花草发呆，就从办公室走出来：“小伙子！我的面条！”他摇着脑袋走到我的面前，我急忙从箱子里拿出面条连声道歉，一路小跑把面条送进他的办公室。我的道歉绝对是日本式的，铃木老头儿喜欢。他少见地把一双老眼笑成两道缝，金色的阳光洒满他的全身，洒满东京的街道、房屋，洒满街道两旁的花草树木，使绿色植物的芬芳四溢。

山西遗梦（3）

老头儿站在街道边看着我，他的一只独臂握住裤带，高声问我：“你刚才看着街道两旁的花草发呆，我在办公室里看见了，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发呆吗？想家了吧？”

我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请您吃面条吧。”

铃木老头儿说：“不忙，你告诉我，我再去吃。”

我说：“我看见东京的绿色真好，北京起风时无数的骑车人都眯起眼睛，风把土吹进人们的鼻子、眼睛、头发，钻进衬衣、钻进皮肤每一个毛孔里。衬衣是脏的，皮鞋是脏的，风尘大时天昏地暗，连街道两边的建筑都看不清。”

铃木老头伸出一只独臂比划着：“种树、种草、种花呀。冬天，草枯了也可以保持住植被，我们日本人就是这么干的。勤奋、再勤奋！东京没有裸露的土地。”

我说：“我回国后真想找北京市长，让那些绿化队、清洁队的年轻工人分批出国看看。让他们随日本绿化队工人们勤工俭学，那该有多好。可这些绿化队、清洁队的年轻人真的来了，住在哪儿呢？两个月的研修学习，日本政府会300％地支持。我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部工作过，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签证，我闭一只眼一看，就知能签不能签。可住宿就难了……”

铃木老头儿哈哈大笑了起来，金色的阳光使这个独臂老人的笑容充满慈祥。他用一只手抓着我的胳膊摇着说：“你想北京的风沙、花草，你就不想我的面条！我要给你的老板打电话，你小心一点。不过，北京清洁队、绿化队的年轻人真来的话，请一定住我家，免费。一年6批，每批可住20人，一年120人，两年240人。日本的劳动者和中国劳动者互相学习，这很好！如果真能有机会为中国人做点事儿，我很高兴。”

我说：“如果真能来，他们都会像我一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他们真能来的话，北京裸露的土地会越来越少，绿色会越来越多，那该有多好哇。”

金色阳光下，我和铃木都手搭凉棚对东京的街道极目远眺起来，那错落有致、鳞次格比的建筑旁，绿草和鲜花像运动着的少女躯体一样延伸，真美。

突然，铃木老头想起了什么：“面条！我的面条！北京清洁队绿化队的小伙子们来了，如果都像你似的就麻烦了！这次我一定给你的老板打电话！你等着！”他一只手提着裤子急急向办公室跑去，他真的生气了。

可是，他并没给我的老板打电话告状，而且第二天他又打来了订面条的电话。这次我一点都不敢怠慢，一路小跑，毕恭毕敬。我悄悄斜了他一眼，刚好和他老花镜上面的目光撞上。他嗔怪道：“送面条就是送面条，不能想风沙。”

我急忙说：“是，是，是。”

三

尽管铃木老头儿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

久而久之，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山西遗梦（4）

当时指挥官集合部队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中国既大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中国。

7月26日，我军部队攻占廊坊，并袭击北平广安门驻军。27日，我们以一个半师团的兵力，并配备三个团炮兵、百余辆战车、十几架飞机协同作战，进攻南苑。我们遇到29军驻南苑部队的坚决抵抗。29军佟麟阁副军长、132师赵登禹师长战死。我们日军迅速作了通报，大大鼓舞了士气。那年我17岁，记得清清楚楚。

与29军的战斗，我们连队战亡十几人，但我幸运得连伤也没有。1937年8月8日，由于宋哲元指挥的29军撤退，我们开进北平。当时北平的古老建筑群给我印象深刻，它与日本的古建筑相比较，不但宏大而且雄伟，体现出中国皇帝的权威。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1000多人战亡。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震撼，才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当时我们真是如坐针毡，吃不好，睡不安，精神紧张。每天不是应付游击队，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八路军和地方军的进攻，而且要想办法找到那些部队，正面作战。只要他们摆开决战的架势，我们坦克部队、飞机和山炮团就能跟上来，但总找不到这种机会。

当时的大军官有大米饭吃，而后援部队不敢轻易运来粮食，所以我们饿得眼前发黑，连草都想吃。进村去找粮食，村民都跑了，墙上写着反日标语。军官训话说只有消灭强硬的抵抗部队，中国国民才会老实。我们勒紧裤带齐声高喊：“要歼灭敌人！”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村子，被我们驱赶到一起的100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两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杀小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儿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地用嘴吸吮从孩子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着孩子的名字。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地叫喊。

山西遗梦（5）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儿也干掉，“浑蛋！看看这群人说不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儿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的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了三八枪，然后睁着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100多村民全部被我们300多日军杀了……村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我去过中国，我只记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混乱，我想闻到血腥，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

天气并不冷，但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是怎么走出了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

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向谁倾诉的吗？

四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我不断用脏手使劲儿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马？任你们杀？！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当时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五

结果，东边的田中和西边的田中一块儿给我们饭店打电话。东边的田中告诉老板：“我今天根本没要拉面，他给我送来两碗。”西边的田中说：“这哪里是拉面，这是两碗浆糊！”

中曾根家的饭没送错，可他也给老板打电话：“错了？没有！订什么他送什么，对极了。可他没收钱就走了。从今以后，就开始白吃了吧……”

山西遗梦（6）

我们老板刚撅着屁股道完歉，两个佐滕又来了电话，其中一位夸奖：“在你们那儿送外卖的留学生是个搞推销的好材料，他动员我把八宝菜和啤酒买了，说反正还热着呢，再说我也姓佐膝，没错！我是姓佐滕可我从不吃肉哇！”

我们老板是个很和气的人，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以为这么大个东京就你一人有驾驶执照吗？再错的话，我就扣你的工资！还错的话，就对不起了，你给我滚蛋！”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作为普通的日本国民，战后50多年来，铃木顽强地生活着。他的左臂留在了山西，用右手写字，整理文件。他的商社进口美国的大豆，再把大豆批发给那些做豆腐的小商社。我问他为什么不进口中国的大豆，中国东北的大豆可好呢，他摇头不语。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掉了。

“北京清洁队、绿化队的年轻工人如果能来东京短期研修，就请住我家吧，一定，一定！我会关照他们的。”我想告诉他：我那只是一种设想而已，中国普通人的设想仅仅是空想，但我没敢说。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

你爹是八路？

一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盲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吧。

山西遗梦（7）

我把车停在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3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苔。山田家的老屋已旧，从不锁门。使劲儿把推拉门拉开，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子发霉的气味。屋里哪儿都堆着书，书上都是尘土，屋角结着蜘蛛网。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他老家。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也无从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不来看他。从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

山田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的。每次去送饭，他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每次他都把吃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事动作。他说：

“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咣’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然后，他修正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几颗长长的老牙，只有在他笑时我才能看见。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咣’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根本不管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我俩都活着。”

山西遗梦（8）

二

我问他当年最怕谁，他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绝望，他们身上涂有草药，说是刀枪不入。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赴后继，令人心悸。他们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武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民团的人甚至用圆木抬着清朝的土炮来和我们作战。他们的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我反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命令，使我们日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成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行军如风。”

我告诉他我父亲就是八路。

“什么？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声喘息着，右手下意识地往边上摸了两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来。这是军人才有的防卫动作。

我问他：“你要找枪？”我们都笑了。

“我对八路军印象不好，”他镇静下来慢慢地说，“他们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们的火炮、飞机、坦克、卡车都失去作用。战争打的是钢铁、教育、科技和指挥。八路军狡猾地避开了我们的优势和锐气。”

他喘息了一会儿，慢慢说下去：“尤其是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他们不像是真正的军人，倒有点儿像今天发生在中东一带的复仇组织。八路军在白刃战时开枪，这有损于一个正规军队的形象。游击队就更坏了。1942年之后，八路游击队更猖狂，弄得我们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击队，什么人是情报人员，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国人都成了八路游击队。一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枪声在村头不远的地方响起。听枪声就知道他们不过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结果谁也没抓到。回来睡觉，枪声又响。我们又是全体出动，还是没找到一个对手。又回来睡，又响起枪声。中队长佐藤大尉说，别理他们，游击队没什么大动作。果然，枪声渐渐远去了，可以安心休息了。游击队确实不敢和我们正面作战。连续几个星期战斗、行军、出击，大家都太累了，很快都睡着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窗台上爆炸了。我们一屋子人被炸死6个。这样偷偷摸摸地干，哪像军人呀！”山田真的很气愤，他大口喘着气，半天缓不过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从没能安安心心地睡过觉，八路军游击队那颗炸弹总响在我耳边。那晚墙都炸出一个大豁子，我们屋那6个士兵都炸得血肉模糊啊。天知道我怎么还活着，我身上至今还有弹片。”

“当时你们的哨兵呢？”我问他。

“三个哨兵死了两个。”他说，“八路游击队不好，最坏！我现在脑子整日嗡嗡响，耳朵也聋，都和那次爆炸有关。”

“那么政府军呢？”我问，“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国民党部队。你对他们印象怎么样？”

“政府军分正规军和地方军，或者叫中央军和地方军。”他回答，“政府军装备好，有战斗力。他们常常和我们大兵团作战。在正面战场上，全是他们。但我们武器好，有飞机，可以侦察、可以投弹。一架军用轰炸机就可以破坏政府军的行军队列、行军速度。在和正规军正面作战时，我们的坦克和山炮也发挥了作用。在单兵作战时，我们日本兵因受过教育，大都胜过中国军人。比方双筒式望远镜有一米长，横在使用者手中，依靠折射的道理，可加强望远的效果。受过教育的人，能从刻度上计算出敌我距离。我们日本兵能把掷弹筒发射得很准。掷弹筒发射后，只要不乱跑，保持原有战斗队形，它的杀伤力并不大；但政府军士兵一乱跑，我们第二发就能有更大的杀伤效果，——因为他们都跑到一块儿去了。地方军团战斗力不强。你们地方军阀都把部队给养、装备看成私有财产，而不是在为国家战斗。中央军也好，地方军也好，撤退时军官先跑，作为军人，这非常不好。我们日军如果遇到正规军，他们3000人，我们2000人，我们也会坚持攻击。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以少胜多的例子很多，地方军就更不成了。但1000日本兵和800八路军打起来就很麻烦。八路军非常顽强。在顽强的军队面前，我们的士气很低落。”

二山西遗梦（9）

三

山田回国后当过老师，爱听广播，爱看报纸。他感慨地告诉我：“在苏北作战时，部队长官命令我们给12具至死不降的新四军军人遗体致军人敬礼。可今天你们有个加入日本球队的乒乓球选手说：‘我一定要打败中国人！’”他摇摇头叹了口气。

我告诉他，这没什么，我们中国还有个汪精卫呢。我告诉山田：我在图书馆看过汪精卫的演讲录像带，那个录像带的名字叫《20世纪的纪录》。汪精卫在这盘录像带中的讲话有3分钟，比毛泽东、朱德的讲话时间要长。汪精卫的讲话要点是：“我们中国没完没了的打，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中国人要富强、平等、博爱、民权、民生，就要先消灭抗日的力量。只有消灭他们，我们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我知道他1938年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和日本签订卖国条约。1940年在南京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同时配合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清乡。1944年他有病，到你们日本治疗。只两天工夫，就给治死了。我们中国政府军还有个将军叫汤恩伯。1945年，汤在抗战胜利后负责遣返日本战俘工作时，放跑了大战犯冈村宁次，出卖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国家利益，他真的成了敌人的“恩伯”。1954年春，汤得十二指肠癌症，赴日本做手术。冈村宁次等不少战犯由于当年的优待还特地去看望汤恩伯，一再向汤“致谢”。但日本方面对汤恩伯的手术不重视，开刀时又出了差错。据动手术时在场的目击者称：“汤似痛苦不堪，虽然上了麻药，仍图挣扎。日本医生用力揿住他，直至力竭而死。”汪精卫和汤恩伯这两个人的言语和行动，都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们是要打败中国人的。从历史上看，想打败中国人的中国人，都没有好下场。他们在日本人那里的下场都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衣食足，走狗烹。”

山田艰难地呼吸着，对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日本没一个人说过：我一定要打败日本人！”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一边放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嘛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还狗牌撸子呢！”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嘿！嘿起没完了。”

四

我给山田送过一年多的饭，久而久之，熟了。我问他：“你女儿怎么不来看你，是亲生的吗？”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一个内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对我说，他回国后就当高中教师。由于结婚晚，1955年才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考上最好的大学。他女儿一点点长大发育后，他老感到女儿就是被他强暴过的中国小姑娘。那年女儿高考成绩不佳，他大发雷霆，女儿退缩在墙角哭了起来。山田说：“我一听到这哭声惊呆了。这声音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场面。那个被我强暴过的小姑娘也退缩成一团，惊恐万状地浑身哆嗦。她小声的哭泣绝对是悲惨、绝望的。从那以后，我没责备过我女儿，我感到我对不起她。从此我和女儿渐渐疏远了，她不理我，从不和我联系。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山西遗梦（10）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了。想不到被山田强奸完的中国小姑娘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嗦的悲惨哭声，会伴随他走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山田老鬼子信佛教，他翻开一本佛教书，里面都是竖排的文字。他指着一段文字给我讲佛教中的一段话，意思是：“一切皆有，一切皆无。”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意思很简单，战争也是一样，追求也是一样，贫富也是一样，金钱也是一样，罪恶感也是一样，一切皆有，一切皆无。”

我责问他：“你说一切皆有，一切皆无。你想忘掉侵华战争，你想忘掉南京大屠杀？可中国忘不掉！中国人怎么会忘掉这一切呢？”我告诉山田，“我从前没学过佛教，自从您教了我这句佛语后，我开始对佛教憎恶起来。佛教要都这么教育别人，那还得了？”

山田瞪大眼睛望着我。我胸中有山泉一样的话要涌出来，但面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老鬼子，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五

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我在日本的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些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文章。顺便说一句，在日本想办报纸可以自由地去办，只要能给日本国纳税，能解决日本国就业的问题就成了。在日本的中文报纸的编辑们很少有几位是专业报人出身的，他们好意地将我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有的文章改得连我都不认识了。比方我的文章被改成这样：

“……凶狠的老鬼子山田闭上狼一样的眼睛，残忍的老嘴里念念有词，‘一切皆有，一切皆无’。这个残忍的老鬼子他杀过中国人，却大放厥词，矢口否认。这种非人道的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拿起笔做刀枪，向今天的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我不能怨这些年轻的编辑们，万事开头难，而且我淡淡的笔墨确实点燃了他们的胸中之火。但我对脸上被画上猛张飞的脸谱，手里被按上丈八蛇矛而感到胸中郁闷。于是我决定再向国内《中国青年报》投稿。我先打国际电话投石问路，没想到《中国青年报》的张可佳、李大同编辑很感兴趣。他们说他们尽量尊重作者的原稿，但最好要有和当年日本军人一起拍的照片。我回答他们：我在日本国，要尊重日本国的法律。如果和他们本人商量后，仍然不同意和我照相，那么，我毫无办法。《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们说，我们不熟悉日本的情况，你自己看着办吧。

于是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山田见我去了很高兴。他请我吃这个，吃那个。没办法，为了能照成相，豁出去了，吃！本来我这个军人出身的人是不吃零食的，而且我决不吃老日本兵给我的任何东西。

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我说何止喜欢照相，我的暗房技术也是一流的。在《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时，分社的照片都经过我冲洗、放大才发出去，包括邓小平的照片。我对山田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山西遗梦（11）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说那次大屠杀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然后，让中国读者自己评判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本军人的心态，以及现实的生活场景。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利’吗？那么我把你的心态和现状，‘搔闹妈妈’地描绘给中国人不是很好吗？难道中国人没有知情的权利吗？”

听了我的话，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他提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儿来：

“不能照，不能照！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我不能让南京人看见我！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俩作为朋友，照一张，将来回国后让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命令道：“不能照！”他那粘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慢地躺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他喘息着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到什么地方去？！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只有灯光，它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入膏盲、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道义上”的护身符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六

在山田家，我每月能遇见一个市役所的人。市役所的工作人员，有点像北京区政府的干部。他们是日本的国家公务员，工作极其负责。如果有滥用权力、收受贿赂的事，第二天就会在报上曝光。我在日本多年，发现日本有污职的首相大臣，把巨款装进自己腰包里，但普通公务员，绝对廉洁。在1995年日本大阪、神户大地震中，当地役员有因救灾而活活累死的，报上的新闻只是几十个字一带而过。日本国民也认为市役所的公务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事。为人民操劳而死，是不足为奇的。

山西遗梦（12）

去山田家的市役所工作人员叫坂本。他的西服从来笔挺，衬衣永远崭新。他告诉我：如果哪个日本国民生活有困难，他们一定要去关心。如果哪个日本国民因生活所逼而在家中自杀，那么他的科长要受到严厉处分。他每次来山田家都具体办很多事，给山田送养老金，办医疗保险手续，等等。

我问坂本，像山田这样的原日本军人，日本政府怎么支付抚恤金呢？坂本说：日本国对参加过战争的老兵、阵亡将士，每年付2兆日元的战争补贴。1995年第四次向“战亡者妻子”支付了每人180万、共计5238亿日元的补偿。去年又向“战亡者的兄弟姐妹”支付了每人30万日元的“吊慰金”。像山田这样的原日本军人，每月领取5万日元的战争补贴，还有3万日元的“恩给”（天皇支付），还有厚生年金等，每月总计20多万日元。

山田问我：你当八路军的父亲生活得好吗？我说，我父亲生活得很好。离休前，他是中国国家教委的一个司长、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对于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将士非常尊重。几十年来，他们担任各种重要工作，因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保卫过祖国的领土。

山田老头儿告诉坂本：“50多年前，我和很多日本青年一起去中国打仗，用中国人的话叫做去中国侵略。”老头子看了我一眼，他担心我又不满意。“在中国的国土上，我们受到了激烈的抵抗。八路军是一支顽强的力量，人数几十万，由共产党领导。政府军人数众多，总兵力200万，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领导。政府军还分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国现在的《人民日报》称：日本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死伤3000万人。而我们日本侵华日军阵亡人数在靖国神社的统计数字为1937年——1937年：185467名。他父亲就是八路军，我身上的4处弹片，都是八路军打的。”

坂本听了惊讶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他看看我，又看看山田说：“实在有意思，光你们俩常常在一起，这本身就有意思。星期天，我带上我的女友咱们4个人一起在这儿谈话好不好？我今天去告诉她在这里听到的一切，就能让她尖叫起来。”

山田指着坂本，问我对日本国家公务员有什么印象。我说极好。我说日本国家公务员收入低廉，平均工资低于大型企业的工人和私营业主，但他们都努力工作，一丝不苟。中国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要对国家公务员实行高薪养廉，我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

我说：北京的公务员由国家分配住房，污职后也可在原住房不动，有医疗保障，有退休金。面对工作几十年还没有保障的人群，公务员的高薪养廉意义何在呢？毛泽东时代中国公务员廉洁，那时的廉洁与高薪无关。

我对这一老一少两个日本人说：我刚到札幌一个小停车场打工的第二天，税务役员就来了，也是一个小伙子，这样的工作精神中国很少。北京的演员到外地去演出，挣了多少钱连税务所都闹不清；我们北京的陈希同、王宝森，贪污了多少钱，现在北京的税务机关和统计机关也没准确的数字。如果100名记者在北京街头向1000个人提出询问，会有1200人回答“不清楚”。

我又给坂本和山田举了个例子，北京市一直有个“见义勇为奖”。而我在日本没听说过这个奖，为什么呢？不仅是税务员，日本警察的工作也特别认真。我在日本多年只见过一次打架的，三分钟之内日本警察就赶到了。平常在街头向警察问路，警察都特别客气。警察夜间巡逻也绝对负责，有乘巡逻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我在东京小胡同里三次驾车逆行，三次被警察抓住。我被警察抓住后，他能在一分钟之内查明我的身份，然后和气地对我说：“下次要小心，出了事故对方可不承担法律责任。”在东京骑一辆“捡”来的自行车如超过三天，那将是破天荒的记录，因为警察看见骑车人往往要查查自行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