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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内容简介

- 沙漠中的绿洲

- 革命的地下堡垒

- 紧急的任务

- 探查秘密交通线

- 迎来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

- 返回北平

- 营救顾磊

- 向往平山中共中央北方局

- 给我的教益受用一生

- 奉调北方局，邂逅陆平打游击

- 《论持久战》拨亮我心中一盏灯

- 初见刘仁

- 简约的历史回顾

- 创造性地执行“十六字”城市工作方针

- 疏通血脉

- 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1)

- 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2)

- 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3)

- 隐蔽在人民中间及联络方法

- 粉碎敌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 输送进步教授和学生奔赴抗日根据地

- 一脚踏入晋察冀边区的土地

- 王西徵教授奔赴晋察冀引起连锁反应

- 教授说“Lady first（女士优先）！”

- 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到根据地

- 秘密交通线上遇到的种种险情

- 遭遇与误会

- 蛮子营遇险

- 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 抗战胜利之际主动出击

- 薛成业打进伪治安军宣导训练所

- 刘仁亲自指挥在伪治安军中开展策反工作

- 刘仁亲自指挥袭击清河伪治安军校

- 出生在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家庭

- 战斗在秘密交通线上

- 我与安捷的第一次见面

- 奉命返回北平开展地下工作

- 刘仁提议我和安捷结婚并主持我们的婚礼

- 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 黑暗中寻找光明，自学马克思主义

- 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革命同志

- 积极主动参加地下抗日斗争

- 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

- 意志坚强的何老妈妈

- 我所知道的北京剧社

- 一个自发组织的演剧团体

- 一块洁身自好的艺术净土

- 一条通往革命的文艺之路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口述史，作者叙述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十一年地下党工作的经历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运动的反思及“文化大革命”中秦城冷月七年零四个月的监狱生活。育英中学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北平地下党的秘密活动点；平西抗日根据地妙峰山交通站；保定、满城地区开辟的秘密交通线；充满传奇色彩的安全转移；中山公园音乐堂流血事件；轰动一时的沈崇事件；燕京大学校园里开辟出国统区中的解放区；北师大“四九血案”；是一部表现大批知识分子、进步教授学者和青年学生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真理，追随革命，为了理想的实现而奋斗的历史画卷。

沙漠中的绿洲

第三章

从燕京大学到平西情报联络站

1941年暑假，我从育英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

我带着行李通过西直门日本侵略军的检查岗来到燕京大学，首先感觉到校园优美安静。中国古典式的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映衬在一片翠绿之中，未名湖畔低垂的柳丝，湖水中倒映的塔影，岸边绿荫满地，三三两两的同学在树荫下、草坪上读书、交谈。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地处北平西郊燕园（今北京大学校址）。此时日本同美国还保持着外交关系，美国人司徒雷登（J.L.Stuart）校长仍主持校政，课程设置仍和抗日战争前一样，没有变动。日本兵不准进入学校。这样，燕京大学保留着一定的独立性，这也正是许多同学愿意报考这所大学的原因。

自9月1日开学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虽然只有100天，但在同学心里留下了深刻的怀念。燕京大学湖光塔影的优美环境、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氛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使同学们感觉与沦陷的北平城里有着明显的不同。走出牢笼般的城里，迈进自由呼吸的燕园，同学们感慨地说：“这里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开学第一星期是迎新周，学校的所有教室和各种场馆全部开放，同学可以结伴自由参观，熟悉学校的环境。教授们欢迎学生到自己家中作客，备有茶点、糖果招待同学。师生或立或坐，自由交谈，探讨学术，联络感情，建立友谊。迎新晚会在临湖轩（校长办公室兼寓所）前的草坪上召开，一面是秋波荡漾的未名湖，一面是分篁拂竹穿林绕木；两株300多年的白皮松，苍劲挺拔。校长司徒雷登博士首先致辞。这位出生在中国浙江的美国人，在燕京大学已经担任了23年校长。他以和蔼可亲，缓慢而清晰的语言表达对新生的欢迎，让学生听起来又亲切又新鲜。然后他和同学们一一握手，向同学们一一介绍到会的教授，时而发出欢乐的笑声。迎新晚会由“燕京剧社”的老同学孙以亮（孙道临）、张茵陈等演出话剧《生死恋》，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

回到宿舍，新生都能收到几种不同的邀请函，有欢迎参加读书会的，有欢迎参加团契的，还有邀请参加合唱团、戏剧社、文学社、历史研究会的。翻看着各式各样的邀请函，我最终选择了新闻学会。新闻学会里大部分是新闻系的同学。新闻系的系主任是来自天津《益世报》的刘豁轩教授，他很开明。他开的课程是新闻学概论。地处贝公楼（新中国建立后改称办公楼）大礼堂后面的系办公楼走廊里，张贴着路透社、美联社的电讯稿，不仅可以看到抗日战争的消息，了解到八路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还可以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消息。

迎新周活动丰富多彩，内涵深邃，使同学们很快融入燕京生活。

但是，燕京大学这块绿洲毕竟是处于严寒季节的绿洲，校墙外面时刻都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出了校门在各个重要路口上，都有手持插着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的日本兵。这块绿洲毕竟是在漫漫黑夜笼罩下的绿洲。日本特务时刻窥视着学校的动静。这一切提示着：善良的老师们同学们，要时刻警惕这突然闯进校园的日本兵，他们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啊！

革命的地下堡垒

和我同时考入燕京大学的原育英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共产党员有宋汝棼、饶毓菩、王森昌，“民先”队员戚天庆，和地下党有关系的抗日革命分子徐伟、韩叙、潘超。我们没有和原有的燕京大学的地下党组织打通关系，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1941年12月8日，燕京大学被日本侵略军封闭后，我被调往中共北方分局（后改为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参加工作，继续联系北平地下党组织。在以后的工作中，我逐步了解到，当时的燕京大学地下党组织是共产党员最多、抗日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是沙漠中的绿洲掩盖下的革命的地下堡垒。实际上，在我们入学燕京大学之前，在燕京大学党的组织已经很有力，党的工作已经很活跃。

抗日战争开始后，燕京大学的大批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同学离开学校，部分南下大后方，部分去延安，转入敌人后方，参加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尚未离开学校的社会系三年级学生杜若（杜含英），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先后担任过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民先”队长。她把继续在校的“民先”队员重新组织起来。他们有林立（尚辛如）、高天辉（郭士琦）、冯秉珊、鲁心真、陈明智、陈浩（陈宝静，曾任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秘书）、王若林（王淑静）、李维存、陈封雄、霍銮光、林兆南（桂邦杰）、徐一诚、曹秉衡、姚克荫、李淑贞、吴秀桂、冯宝中、王秀兰。他们在中共北平城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捐献物资，输送知识分子。

1938年暑假，一次就向抗日根据地输送了高天辉、林兆南、曹秉衡、林立、冯秉珊、陈明智、王若林、丁则民等八人。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为党的骨干力量，有的以身殉国。高天辉从军后，曾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工作，全国解放后曾先后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林兆南参军后，曾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秘书科长，全国解放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卓有建树，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是我国著名的中东问题专家之一。曹秉衡参军后，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山东，在前线采访时壮烈牺牲，为祖国贡献了宝贵的生命。杜若，1939年去晋察冀，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和妇女工作，解放后先后担任北京西城区委书记兼区长、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顾问委员会委员。

1939年，在中共北平城委的领导下，建立了燕京大学新的支部，姚克荫、郝贻谋先后担任支部书记，赵凤章（俞林）、陆孝华（黄华）为支部委员，党员有草光瑞（吴明）、萧在芳（萧芳）、马毓臻（纪波）、卢念苏（贾明）、虞秀瑞（余建）、林锦双（傅秀）、林墨卿（凌青）、李岩（文静）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院的金英爱（徐彦）等。支部不开大会，而是由支部委员分头单线联系，抗日工作相当活跃。由赵凤章指导、林锦双为会长组织了“三一读书会”，意思是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三合一，会员约有20人。第一次举办的是时事政治讨论，由马毓臻主讲，讲的内容是我国抗日战争形势，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等，他慷慨激昂，痛切陈辞，富有说服力，吸引了许多同学旁听，会场和走廊挤满了听众。事后支部认为这样太暴露了，以后就改为学术报告，孙燕华同学讲“疟原虫的生活史”，翁独健教授讲蒙古史，王西徵（王纪新）教授讲文艺理论问题……经常的活动改为二三人一组的读书讨论。尽管这样做了，以后的事实证明，“三一读书会”已经被列入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1940年又向晋察冀根据地输送了李国亮（陆禹，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政府副市长）、陶军、王季兰（共产党员）、张志深、田玉、陈涤夷、吴铮、佟静波等八位同学。同时，通过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的关系，燕京大学发电厂的地下党员肖在田（肖田）等几位同志以及燕京大学英籍教师赖朴吾、班威廉、林迈可进入抗日根据地，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输送电讯器材、医疗器材。

紧急的任务

燕京大学开学很久了，黄云大姐始终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来接头。究竟出了什么事呢？我很焦急。天天翻看信箱，看有没有“家里”的来信；我经常到校门外徘徊，搜寻黄云大姐的身影。随着日复一日的期盼，有一天我从教学楼穆楼下课出来，看见西校门有一个穿着深色服装的人骑车进来，背影真像黄云大姐，随即快步赶上去，一看是陌生的面孔，感到非常茫然。

由于过去按黄云大姐的指示，曾经通知戚天庆来燕京大学学习制造炸药技术，知道燕京大学有地下党的活动，如果搞不好会碰了头打通关系（不同系统的党员横向联系），破坏秘密工作，影响党的安全，所以我们就没有研究如何在燕京大学开展工作。宋汝棼也很着急，说这里条件不错，要研究一下如何开展工作。我说上级还没来联系，咱们先注意了解情况，等有了联系再说。

在焦灼的期待中，时间一天天过去。燕园里的枫树由绿变红，火红的枝叶在秋风中摇曳，更加重心绪的焦灼与不宁。11月中旬，我的父亲病逝，我回老家奔丧归来，黄云大姐仍然没有出现。直到叶落霜降，12月初的一天，终于收到黄云大姐的来信，信上说：“前些日子母亲有病，家里忙。现在我已到天津，母亲的病也好了，你可于星期四来津一晤，大光明电影院上映一部好电影，如来及时，可以一起看下午的一场……”这是事前约定好的暗语，我明白真实的意思是让我立即去天津，到大光明电影院接头。

我按时赶到天津大光明电影院，记得那天飘着零星的雪花，天气阴冷，冻得我不住地跺脚。在电影院门外站了一会儿，黄云大姐和一个人一前一后走来。黄云介绍那位是周彬（张培华），即中共北平城委书记。与黄云朴实无华相对照的是周彬雍容华贵的气派。她天生丽质，电烫头发，高跟皮鞋，皮大衣，看起来像一位大小姐。相互介绍之后，黄云低声说，有个同志出事了，党组织面临遭受破坏的危险。同志们必须转移，她和周彬已经紧急转移到天津，准备“回家”。我知道，“家”是抗日根据地的代称。

黄云继续说：“回家的秘密交通线好久没走了，不知目前畅通不畅通，安全不安全；经研究决定，让你去那边走一趟，先探探路。”

我问：“什么时候走？”

黄云说：“任务紧迫，分秒必争，越快越好。”

随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此行的细节。黄云、周彬两位大姐一再叮嘱：“要谨慎小心。”

我即刻赶回燕京大学，做些出发的准备。

正当此时，12月8日清晨，风云突变，寂静的校园响起日本侵略军的摩托车声，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杀气腾腾冲进来，把全校师生集中在贝公楼礼堂，宣布封闭燕京大学，全校戒严。

铁蹄践踏了自由的学府，美丽的校园一片肃杀，师生们把极大的愤怒埋藏在心头。从贝公楼礼堂疏散出来，我一路想，育英支部的几名同学刚考入燕京大学不久，不会暴露，但随着形势的恶化，必须提高警惕。我抓空隙，分别同宋汝棼、饶毓菩、戚天庆等取得联系，叮嘱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随时保持联系。当晚及稍后时间，日本兵开始抓人。被抓走的有学生，也有教授，有中国教师，也有外籍教师，气氛非常紧张。校长司徒雷登也被日本兵抓走了。

第二天上午，在鬼子兵的监视下，驱赶全校师生立即离校。师生离校时还要遭受搜身检查，谁要稍加反抗就会招致殴打。我和同学扛着行李走到西校门时，看到女同学安笑岚正吃力地扛着行李走，我们几个同学走过去，用自行车帮助她驮行李。分手时，大家心情愤慨，又感到茫然。回头望去，昔日生机勃勃的校园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

探查秘密交通线

告别燕京大学校园，我把行李存放在北平城里花枝胡同饶毓菩家，交代要回趟家，就匆匆上路了。

那天，我穿着黑布鞋蓝大褂，肩挎一个白布小包袱，带着随身用品，一副买卖人的打扮。到前门长途汽车站上车，经广安门、卢沟桥、良乡县城。每到一处都要接受敌伪检查站的搜身检查。中午抵达长途汽车的终点站—房山县长沟镇，这里是敌人的据点，设有敌伪军的炮楼，满街有敌伪军人窜来窜去。我下车后，在沿街的一个小饭馆吃了中午饭，便徒步向惠南庄走去。边走边打听，当日黄昏走进惠南庄。按事先的约定，找到村中的高台阶黑漆大门，认准这是秘密交通站，伸手扣响门环，两声轻一声重，如此三番，门内没有动静。我正纳闷，忽听身后有人低声问：“你找谁？”只见身后闪出一个壮实干练的青年人，两眼炯炯有神地打量着我。我想起刚进村时影影绰绰有个人远远跟着自己，看来就是眼前这个青年人。

“我找周大爷。”

“他不在。”

“周大哥也行。”

“有什么事？”

“想买蜂蜜”。

上述对话都是早已约定好的。青年人再叩门环时，门开了。一进门，青年人就握住我的手，“我是周景岩，家父知道你要来”。

周景岩是晋察冀社会部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交通员，他的父亲周硕臣是一位教师，抗日开明人士，父子二人都担负着秘密交通工作。周家父子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同志。住下后，周硕臣老先生介绍说，这里是敌我交界拉锯村，两面政权，白天敌人来了应付敌人，夜晚敌人走了给自己工作。不知什么时候敌人就闯进来查户口，你的名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我想，日伪报纸天天宣传“大日本帝国”“圣战战果辉煌”。什么大日本，你们是小日本，我们中国才是大中国。小日本可以猖獗一时，但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们大中国一定能取得胜利。于是脱口而出：“我就叫大中，张大中。”

这就是我的名字张大中的由来。

我和周家父子商定，由周景岩去天津向周彬、黄云汇报，并接周彬、黄云等同志来平西。周硕臣先生带我去平西根据地。

在惠南庄住了几天，了解了附近敌伪军队活动的情况，夜幕降临后，周硕臣带我启程。

别看周老先生四十开外，走起村路来还是比我这个学生出身的青年强得多。他始终步履轻捷，气息匀称，时不时还提醒我“小心”“探着点儿”。走着走着，他看我气息急促，渗出汗星，一把夺过我的包袱替我挎着。趁着月明星稀，绕过敌伪据点张坊，爬过一丈多深的封锁沟。后半夜，终于抵达山坡上的一个小山村，周硕臣伸手一指，“到了。”这里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哨片上村。我举目细看，斜坡上，月光下，飒爽伫立着八路军的岗哨。

“干什么的？”岗哨问。

“走亲戚的。”周硕臣答。

周硕臣经常走这条路线，与很多八路军干部战士相识。他们说了几句什么话，哨兵就把我们引进了哨所。

当周硕臣向哨兵介绍“这是那边过来的同志”时，年轻的八路军战士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欢迎你，同志！”

我感到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眼前是自己的同志，脚下是自己的土地，头上是自由的天空，看不到令人憎恨的膏药旗，看不到端着刺刀、耀武扬威的日本宪兵，听不到从电影院、日本料理传出来的怪里怪气的靡靡之音，在这一刻我恢复了中国人的自尊。没有经过沦陷屈辱的人，是体会不到此时此刻的幸福与激动。说话间，我发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

在这个与敌伪军对峙的前哨里，我们喝了几缸子热水，稍事休息，即沿着拒马河谷上行，经六渡村到达十渡村（即今山势险峻的十渡旅游风景区）附近的西庄。周硕臣介绍，这里是房（山）涞（水）涿（县）县委驻地。他把我交给县委，就返回惠南庄。

送走周硕臣，我心潮久久不能平息，不停地寻思，像周硕臣这样的老先生，家财殷实，又有文化，本可以衣食无忧地过自己的日子；是什么让他不仅支持儿子参加革命，而且自己还甘冒危险，没有任何报酬地劳碌奔波？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一颗爱国心。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周硕臣先生这样普通百姓的支持，才使我们的抗日战争立于不败之地。以后，我听说周硕臣出席晋察冀边区参议大会，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全国解放后，周老先生曾任房山县（现为房山区）副县长，儿子周景岩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周硕臣老先生被批斗遭受迫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房山县老同志的支持下，房山县政府为周老先生恢复名誉，撰文表彰他抗日革命业绩，给他在惠南庄外修建了纪念碑。

迎来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

在西庄等了几天，一天上午，房涞涿县委书记赵然来看我，他带着一脸的喜气，说：“瞧瞧，谁来了？”随他进院的还有周彬、黄云、燕京大学党支部的赵凤章、马毓臻、俞健和张淑婉，原育英中学党支部的王湘、李宁和潘超。他们都是沿着我探查过的秘密交通线来到平西的。见到周彬、黄云和其他同志安全到达，我长长舒了口气，心中暗叹：“谢天谢地，我这趟任务算是完成了！”

在敌人占领下的北平，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秘密接头，低声细语，很少有机会无拘无束地交谈。这回在自己家里相见，可以尽情交谈，敞怀大笑。有一天周彬对我说：“你这个人很踏实，做了工作一点也不张扬。”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按照组织的指示做工作，有什么可以张扬的呢？对周彬表扬我的话，我还不甚了解。在以后的交谈中，我才了解到，周彬（原名张淑贞，党内化名张培华，到平西后才改名周彬）、黄云（原名魏承）都参加过一二&#8226;九运动。周彬1937年春参加共产党，任天津女师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民先”小队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建天津“民先”地方队部，周彬任地方队部书记，直接领导人是天津市委书记许志庸（原名姚克广，去抗日根据地后改名姚依林，全国解放后先后任商业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8年初，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组织部长吴德，宣传部长许志庸）决定成立平、津、唐点线委员会，领导北平、天津、唐山和北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地下党的工作。1938年8月冀东武装起义后，河北省委从天津转移到抗日根据地，改为冀热察区党委，继续领导点线委员会。1939年，任命周彬为点线委员会委员兼北平城委书记。1941年，点线委员会书记被日本特务逮捕，通过这条线索，特务侦察到周彬在北平的住址。日本特务历来精于“放长线，钓大鱼，一网打尽”。在特务准备动手而尚未动手之际，9月初，周彬听到点线委员会书记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离开北平的家，转移到天津，然后经过惠南庄秘密交通站，回到平西根据地。听了这些，我才恍然大悟，这次迎接来的周彬原来是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是关系到北平地下党组织安全的大事啊！

在西庄，房涞涿县委书记赵然向我们介绍了对敌斗争形势，负责组织工作的王裕中（全国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农村部办公室主任）介绍了军民团结战斗的事迹，大家盘腿坐在炕上足足地吃了一顿花生、红枣、烙饼摊鸡蛋，这在艰苦抗战的日子里是难得的盛宴了。负责宣传工作的戈枫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分配来的，饭后他教大家唱《八路军军歌》《延安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无拘无束地高唱抗战歌曲。我和大家一样，唱得自豪而忘情，充分体验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几天后，我们一行10人抵达涞水县西部山区的赵家庄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平西情报联络站。这里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腹地，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冀热察区党委、平西地委、平西专署等领导机关就在这一带的山区里。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钟子云（王友）兼任平西情报联络站站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返回北平

钟子云曾于1935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8年回国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1939年到晋察冀，是个中年人，透着职业革命家的深沉。他一身八路军军装，身边有警卫员。按照他的指示，周彬带着其他同志去中共北方分局汇报工作，黄云和我留下来，返回北平，执行新的任务。他说：“当前情况十分严重，北平、天津的地下党组织仍处在危险中，有的正在被敌人追捕，有的已经暴露，只是敌人尚未动手。你们立即返回北平，把他们接回根据地来，同时整顿地下党组织，搞好以后的交通联系，以便坚持工作。”

钟子云摊开地图用手指着叮嘱说：“据掌握，房涞涿山前地区有叛徒出没，来往很不安全，你向北去，经妙峰山交通站进北平。”于是，我和黄云约定了在北平城内接头的地点、时间，就分头出发了。

12月底，我由武装交通员曹永林（本地青年农民，共产党员，勇敢机敏，对山区非常熟悉）带路出发，取道野三坡、百花山、莲花庵，连夜通过斋堂沟、永定河两道封锁线，抵达永定河北。这里是昌（平）宛（平）县委、县抗日政府活动的地区。因距北平很近，敌伪军队扫荡频繁，是游击根据地，县区领导机关没有长期的固定驻地，依据敌情的变化经常转移。曹永林领着我，在榆泥坑村的一个小山庄找到妙峰山交通站。交通站的负责人康纪元是本村人，中年，农村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在他的帮助下，夜间通过白虎涧附近的封锁线进入妙峰山前的平原。这里是敌占区，敌伪军的据点密布，白虎涧、阳坊、南口、沙河一线，北安河、温泉、西北旺一线都有敌伪岗楼，岗楼之间有土马路相通，敌伪军日夜巡逻，不断“清乡”，杀人放火，抢夺财物，无恶不作。但是在许多乡村里都有地下党的组织和抗日积极分子坚持斗争。村公所是两面政权，白天应付敌人，晚上配合我们抗日工作，一样的笑脸，两样的内容。交通员带着我来到阳坊附近的前沙涧村，找到了这里秘密交通站的另一位负责人萧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平西情报联络站领导的妙峰山、海淀、西直门至北平城内这条秘密交通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妙峰山下、北安河一带，设有几个秘密交通联络点，由地下党员萧芳负责。萧芳原名萧在芳，是燕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家住海淀镇。萧芳与其兄萧田联系。萧田在燕京大学机器房上班，工作上与北平城里的黄浩联系。这条秘密交通线运送了大批物资，如无线电器材、药品等。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上午，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通过海淀、妙峰山的交通线进入抗日根据地。

我眼前的萧芳，对襟紫花布裤袄，腰别一只手枪，身手矫健，机智勇敢，一双眼睛鹰隼般地锐利，是那种在艰苦斗争中跌打历练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他经常活动在前后沙涧、七王坟、苏家坨、永丰屯和六里屯（现中关村科技园的海淀园）的乡村里，白天隐蔽在积极分子家中，夜幕降临出来活动。他对这一带非常熟悉，艺高人胆大，乐观而自信，跟他在一起，让你感到再大的艰险也不在话下。谈及是燕大校友，我跟他更加感同兄弟。

我们在沙涧村住了一宿，天亮时分，我换上大衣礼帽，恢复了城里的打扮，骑上自行车，取道西北旺、大有庄、颐和园、燕京大学西校门和海淀，进西直门，又回到北平城。这一路我信心十足，觉得自己也应该是萧芳那样艺高胆大的交通员。

营救顾磊

进西直门后，我骑自行车经过西四大街，先拐进丰盛胡同，转了几个弯，看看身后没有“尾巴”（敌特盯梢），就去了辟才胡同内的花枝胡同一号，这里是饶毓菩的家。饶毓菩见我回来，就像久别重逢一样紧紧握着我的手交谈起来。饶伯母给我安排了好吃的午饭。我吃得非常香。晚上，我住在饶毓菩家里。

“快说说那边的情况！”饶毓菩急不可待，他想知道根据地的情况，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把一个月来的所见所闻，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讲开了，走的什么路进的什么村，见的什么人，说的什么话，吃的什么饭，穿的什么衣，住的什么房，睡的什么炕，看的什么书，唱的什么歌，墙上写的什么标语，嘴里喊的什么口号……“平西根据地的生活很艰苦，战斗频繁，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日斗争，涌现出不少英勇抗战的事迹，在离北平不远的地方，创造了一片自由的新天地。”

饶毓菩说：“在城内做地下工作，精神太受压抑，让我也去那边看看吧”。我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向上级提出。

我前脚到达，钟子云、黄云后脚也进了北平城。会面之后，分头通知撤退。按钟子云交代的暗号，我去灯市口北辰宫旅馆找到原燕京大学党支部委员陆孝华（去根据地后，改名黄华，全国解放后曾任湖南出版社社长），要他通知几个有被捕危险的原燕京大学党员撤回根据地。我的这次行动比较顺利。

按照黄云交代的暗号，我与天津来的顾磊接头。我骑自行车绕到中山公园后河沿。约定的时间是两点，我提前15分钟到达。这是严冬里少有的一个暖日，午间短暂的阳光照耀着紫禁城苍凉的宫墙和墙脚斑驳的积雪，放眼望去不见一个人影。我和顾磊从来没见过面，只能通过暗号接头。两点整，一个身穿皮大衣的高个儿中年人漫步走向后河沿，醒目的是大衣口袋插着一份画报。我慢慢地走着，向他靠近。按照黄云交代的暗号，我问：“劳驾，您知道哪儿有卖画报的吗？”

对方答：“我这儿倒有一份。”

我说：“可以借着看一下吗？”

对方把口袋里的画报抽出展开，我一看，正是黄云所交代的《三六九画报》。

“您是顾磊同志？”

得到对方肯定答复：我说，“我是黄云同志派来的。”

我们边说边走，我向顾磊传达了上级部署撤退的指示精神，详细交代了经妙峰山去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请顾磊记牢，即刻出发。

经请示黄云同意，我安排由黄泛负责北平城内的联系，分别和留在北平的原燕京大学党支部委员陆孝华、原育英中学党支部饶毓菩建立联系；燕京大学地下党员卢念苏负责城外交通，和妙峰山前秘密交通站萧芳联系，以保证北平地下党组织和根据地的联系不中断。联系地点是六里屯一个抗日积极分子的住处。

完成任务后，我经过妙峰山平西交通站，沿原来的路线又回到平西情报联络站。顾磊已先期到达。我们住在一家农民屋里，睡在一条炕上。交谈中，我逐步了解到，由于点线委员会书记被捕，日本特务已获悉他的职务，但不知他的住址，正在追捕他时，黄云通知他回到平西情报联络站。这样，我才知道顾磊是天津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兼管北宁铁委），是关系天津地下党安全的大事啊！

1942年春，原平津唐点线委员会书记跳火车逃脱了敌特的控制，回到晋察冀根据地，向中共北方分局汇报了他被捕的经过和情况，经审查，送入党校学习，重新分配工作，此已是后话。

1991年，我去吉林省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时，同我老伴安捷去长春市看望了顾磊（严子涛），那时他已从吉林省副省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年近80岁。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带着《三六九画报》，在中山公园后河沿同我接头的情况，谈得绘声绘色，令人思绪万千。他的老伴叶红说：“他走得急，把我丢在北平好几年，直到北平解放才又有了这个家。”

我说：“你们是相互等待，直到再见时，爱情长存啊！”大家听了开心地笑起来。

向往平山中共中央北方局

第四章

从妙峰山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向往平山中共中央北方局，却被分配到妙峰山交通站

胜利完成大撤退，按惯例，撤回的人员要安排一段学习，然后重新分配工作。1942年1月下旬，在涞水县西部赵各庄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我除了写工作报告，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散步时站在村头，远远地向西望去：越过崇山峻岭，就是晋察冀边区的腹地平山县，中共中央北方局（后改称晋察冀分局）就驻在那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于11月7日在山西省五台县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13日，宣布成立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第四军分区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全区共39个县。11月18日，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迁至河北省阜平县。1938年1月10日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边区政府宣告成立，宋劭文当选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1938年2月，彭真来到阜平，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工作。1941年的晋察冀边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成熟实力雄厚的抗日根据地。那里有训练有素的八路军，有英勇善战的游击队，有生机勃勃的边区政府，有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有军民团结热火朝天的战斗生活……我久久眺望，心驰神往。

连日来，钟子云依次找撤回来的人员谈话，谈过话的同志都明确了各自的去向，周彬、黄云先后分配去了平山县，其他同志也陆续离去了，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奔赴新的战斗岗位。看看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心里不禁焦急起来。分析自己的情况，总觉得有充分的理由分配到日夜向往的地方。当我终于等到钟子云同我谈话时，他的决定出乎我的预料：到妙峰山地区交通站工作。我本想去北方局，去见识晋察冀边区火热的斗争生活，没想到刚刚迈进平西的大门就被留下了，心里真是不情愿。但是看看钟子云满脸的严肃，知道他说的就是组织的决定，不服从可不行。于是当即表示愉快服从。

应该说，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在准备出发去妙峰山交通站的过程中，我琢磨，妙峰山交通站是北方局社会部的派出单位，而周彬、黄云和我都属于北方局城市工作部系统，我去社会部的单位工作，应该告知我的上级领导，否则会被人误以为我是个人擅自行动。当晚我伏在小炕桌上给城工部领导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前期的工作，告知最近将奉派去妙峰山交通站。

给我的教益受用一生

艰苦的生活，不屈的民心，给我的教益受用一生

这次去昌宛地区的路上，同行的是分局派往平北工作的三位同志，由一名交通员带领。我们一行五人，各自背着一个背包和粮食袋，粮食袋装的小米，准备找不到饭吃，就在山坡架锅烧火自己做饭。当时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平西根据地临近北平就更加艰苦。日本侵略者实行联防联保制度，对根据地严密封锁分割，深沟高垒，碉堡林立。在斗争尖锐的区域，真是“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遍地是狼烟”，呈现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根据地军民蒙受着极大的损失和牺牲。沿途所见各个村庄都被日军放火焚烧过，全村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房屋四壁都烧黑了。农民用树枝、荆条、山草搭上屋顶以遮风雪。有些村庄不止一次被烧，农民是搭了烧，烧了再搭。屋内空空荡荡，除了锅、碗、盆和用荆条削成的筷子，看不到有多少什物。我们和农民睡在一条炕上，炕席已经四分五裂，这里那里露出盘炕的土坯。吃的是玉米饭、渍树叶。全村一两口井，吃水都紧张，就别说洗澡了。其实想洗澡也没处洗，那得等到来年开春河水解冻。身上的皴一搓一缕缕，浑身觉得痒痒的，翻开棉袄棉裤照着阳光一看，嘿，一个个亮晶晶的虱子在袄缝裤缝里爬得正欢。我们用两个拇指挤杀虱子，咔嚓咔嚓，边挤边开玩笑说这是“光荣虫”。

当地农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表现出顽强的生存能力。面对饥饿、屠杀、死亡的威胁，他们不气馁不屈服，对争取胜利满怀信心。他们就像漫山遍野的杏树林一样，一次又一次经受着敌人的战火，等到开春又绽放出不屈的花朵。跟老乡聊天，他们说：“熬得过去，最终是要把鬼子打走的。”一张张黑瘦的面孔，透着刚强的意志；一双双饱经忧患的眼睛，闪烁着对胜利的渴望。我想，现在说我们八路军与农民是鱼水关系已经不够了，应该是血肉相连。正是这种血肉相连，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在辗转平西的日子里，北方农民那种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滋养着我的思想，熔铸着我的性格。

越过永定河，我们再次找到了社会部平西联络站派在妙峰山地区的交通站。交通站的负责人是贾练同志，带着一部电台，有报务员、警卫员，任务主要是传递情报。把从北平得到的情报（包括华北、东北敌伪的政治军事动态）发往晋察冀社会部和延安。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去妙峰山前的交通站萧芳同志那里，同北平城内的我方工作人员联系。每次我都要改成城里人的打扮，骑上从老乡家里借来的自行车，经西直门进城，早去晚归当天一个来回。自行车是用废旧部件组装的杂牌车，又沉又涩，在土路石渣路上颠簸，最受罪的不是腿脚而是屁股。此时，钟子云派陆孝华去东北佳木斯，那里的日军正在修建飞机场。陆孝华的一位亲属是施工工程师，通过他去了解机场的规模、设施。我几次骑自行车进城同他联系。

妙峰山地区（现在是北京郊区）靠近北平城，斗争十分频繁。根据地与敌占区犬牙交错，敌伪军连排规模的队伍经常日夜骚扰。我们的工作站没有较长时间的驻地，游动在榆泥坑村、断崖台一带的小村庄。我站在断崖台的高山坡上，就能看见敌人的运输队沿着山间的石子儿路行进，车上架着机关枪，挑着膏药旗。

交通站要日夜警戒，我们要轮流站岗放哨。一天夜间，我在山头放哨，忽然想起，我这个出身书香之家，父母管教很严，逢年过节都不准放鞭炮也不敢放鞭炮的人，竟然毫无畏惧地揣着一颗手榴弹单独放哨，真是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游击战的环境，使我改变着自己。缺乏粮食，没有蔬菜，生活很苦，每天吃的是大玉米（碾碎但没有脱皮的玉米）、窝头或大玉米干饭，渍树叶就是每顿唯一的蔬菜。我睡的土炕只有支离破碎的一块炕席，第一宿是卸了门板垫在炕上睡的。物质生活极为匮乏，大家的“精神会餐”却很丰富，闲谈时大家七嘴八舌地忆起哪次吃过的红烧肉，哪次吃过的黄焖鸡，哪次吃过的红烧中段，哪次吃过的梅菜扣肉，谈得绘声绘色很是热闹，也算是艰苦斗争中的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吧。我也忆起在妙峰山前六里屯的一次晚饭，吃的是一盘熏肉、一盘醋熘白菜，又鲜又香，我说那是“绕梁三日，回味无穷”，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长期的游击斗争环境，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抗日军民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适应能力，对于一切突如其来的袭击和持久不断的磨难，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处之若素。

有些日子我们住在一个小山村里，有四五户人家。我们住的一户农民家里，养了一头小毛驴、一头猪。人都没的吃，猪也就是喝些个稀泔水，饿了自己啃棒子秸。当有敌情时，农民牵着毛驴上山，不用招呼，猪也本能地跟着上山，嘚嘚嘚一路小跑。敌情过去了，农民牵着毛驴下山回家，猪也嘚嘚嘚地跟着回来，患难与共，忠心耿耿，配合默契。久而久之，农民对这头猪有了感情，过春节都不肯宰。后来由于穷得没有别的办法，请人帮忙宰了，老乡一家人躲?，不忍看到。猪肉大部分出卖，贾练买了十来斤，炖了一锅肉。肉尚未炖熟，山下有了敌情，枪声大作。贾练连锅带肉端着上了山坡。敌情过去了，他又把这锅肉端回来，同志们高高兴兴地吃了顿会餐。为什么这里斗争那么尖锐，生活那么艰苦，同志们却能坦然处之呢？我想起了夏明翰在被杀害前写的一首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比起同志们为之奋斗的祖国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来说，个人的生活和安危就不那么重要了。

妙峰山地区的这段生活经历，给我的影响极为深刻，使我终生受益。1966年到1976年十年动乱期间，我受迫害被关在秦城监狱，1972年妻子安捷带着孩子们去探视时关切地问我：“生活怎么样？”我回答：“还可以，比抗日战争时还好呢。”他们以为我在说笑话，都笑了。其实我是认真的。这时关心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终结，党和国家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人民早日过上安静幸福的生活，我早日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至于个人生活，是无足轻重的。

奉调北方局，邂逅陆平打游击

奉调北方局，邂逅陆平打游击

在妙峰山前后活动了三个多月，1942年4月，贾练告诉我，有电报来要我去北方局。在回去的路上，最困难的是渡永定河。当时敌人正在沿河修建的丰（台）沙（城）铁路线，是敌人严密控制的一道封锁线。敌人日夜巡逻，沿河的船只、筏子都被敌人收缴，我们只有夜间在当地抗日群众的帮助下，拉上绳子，坐着箩筐渡过湍急的河流。过河后，走山间小路，翻山越岭，刚过了斋堂沟，就遇上敌人“扫荡”，便会合到正在该地区检查工作的平西地委宣传部长陆平那里。

那时候的陆平真是潇洒倜傥啊。他一身便装，束着腰带，别着驳壳枪，举手投足透着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的热情与自信。陆平是吉林人，原名刘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会执委、北平学联常委，参加过一二&#8226;九运动。由陆平书写，赵德尊镌刻的大幅石雕标语“保卫华北”至今保存在香山脚下。他去过延安，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奉命来到平西建立抗日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他不仅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地方民主政权建设，而且还拎着枪打游击，带领武工队深入敌后锄奸锄特。陆平是个乐观的人，不拘小节。有一回带着武工队执行任务，风风火火地赶回来，正赶上伙房为了庆祝胜利炖了一锅肉，没碗，有人从老乡家找来一个瓦盆，几个月没见荤，陆平盛上就吃。吃完了，找盆的同志开玩笑说，那可是老太太的尿盆啊。陆平呵呵一笑说，管它呢，肉香就得！

当时的人们都有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思想准备，什么艰难困苦都想到了，把流血牺牲当成光荣。但是做梦也没想到还有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在等着他。1966年，陆平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遭受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轰击，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公开的打击对象，所蒙受的打击、迫害、摧残无与伦比。“文化大革命”后期解放干部时，普遍认为解放谁也不会解放陆平，解放了陆平无异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啊。岂料在以后真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陆平最终也得到解放。2002年12月12日，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陆平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播放的哀乐不是人们惯常使用的哀乐，而是著名的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抗战的平西，是他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平西的抗战，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随着陆平率领的工作团，打了十几天游击，才到平西地委的驻地涞水县西部山区的计鹿村。

平西，是冀热察区党委所属的一块抗日根据地。所谓平西，是指北平以西包括12个县在内的一块战略要地。1940年11月，平西地委在这里召开了100多名干部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计鹿会议），研究部署政权建设、游击战争，从而开辟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我到达平西的时候，平西联络站也转移到这里，与平西地委在同一个山村。从地图上看，从北平到这里并不远，现在坐汽车一个上午就到了，当时却要在游击环境中走好多天啊。

《论持久战》拨亮我心中一盏灯

《论持久战》拨亮我心中一盏灯

计鹿村一带是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比较稳定。平西地委机关设有图书馆，我借了两本书，一本是王明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有同志介绍说，王明是去过苏联的党的大理论家。我读了一部分，不太懂，就放下了。另一本是毛泽东著的《论持久战》，开篇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仔细读了不止一遍。书中对抗战的正义性，抗战必然胜利的条件，抗战要经历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三个阶段，抗战的战略战术的分析和论述，深刻而透彻，犹如拨亮心中一盏灯，让我眼前豁然开朗。不但帮我全面理解抗战，同时让我明悉自己应该怎样参加抗战。此前我只知道毛泽东是朱毛红军的领导者之一，没读过他的书，也没更多的了解。读了《论持久战》，我感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家。

4月中旬我从计鹿出发，同行的是曾在妙峰山前打过游击的田营长和一名警卫员，由一位交通员带领南下。夜间穿过了紫荆关封锁线（这里有敌人的据点），就进入北岳山区了。

北岳山区包括冀西的太行山和晋北的恒山、五台山地区，这里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是晋察冀军区的大后方。第二天到了易县的大良岗村，适逢大集，赶集的有数百人，熙熙攘攘相当热闹。卖的都是农副产品、农具、牲畜，也有从敌占区搞来的火柴、食盐、毛巾、肥皂等日用百货，还有不少饭摊。我在北平活动时，把母亲给我的豹皮袍子卖了，这时兜里还剩了一点钱，就和同行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包子、豆腐脑儿，大快朵颐。在镇中的一个宽大的墙壁上，用楷书工整地写着《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施政纲领》①，共二十条，以下摘录其中的四条：

第一条?亲密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坚决保卫与发展边区，肃清一切破坏团结抗战破坏边区的特务、奸细汪匪妥协投降派。

第四条?实行全民武装自卫，广泛武装人民，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并逐渐实现义务兵役制。

第五条?彻底完成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在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争取并保证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边区一切人民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

第十二条?普遍实行二五减租，保证地租不得超过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利息不得超过一分，如因借贷期满无力偿还而押出之土地，应依法清理。抗战义务之负担与组织，应力求合理化。

我站在那里详细看了一遍，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施政纲领，要建设的是与旧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人民政权。当我与当地干部谈起村长怎么选举时，他们向我讲述了像后来电影上常看到的那样，用投豆子的办法来选举村长的情景。

从此出发，沿途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抗战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到底！”村口有黑板报和手持红缨枪查路条（边区通行证）的儿童团员。农民白天忙于春耕生产，晚上上夜校学文化，一片团结抗日的气氛。

过曲阳县时，遥远的山头上有一个炮楼，说起这个炮楼有好多故事。当地干部说，那是敌人搞侦察的，除了“扫荡”时，平常敌军不敢下来。我们的民兵经常围困它，埋地雷、袭击他们的运粮车，堵塞它的水源，让它断粮断水。有时把粪便放在山泉水里，让他们没法喝，把他们逼跑了。当讲到敌人被逼跑的狼狈相时，人们哈哈大笑，笑得非常开心。这里深处敌人后方，却依旧是我们中国人的天下，真令人扬眉吐气！

4月末，我们到了平山县的老坟沟，北方局组织部和城市工作委员会就设在这里。还没安排住处，组织部的狄子才就找我谈话，对我进行考察。他的神态十分严肃，他对我说要真实地向组织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该交代清楚的事情都要交代清楚，这是对党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如果现在对一些重要的事情不交代或交代不清楚，就是对党不忠诚，不符合组织的要求，今后被发现对自己也很不好。

我很认真地聆听他的一字一句，意识到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谈话，他提出的要求，就是党组织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党员的关怀与爱护。我思考了片刻，梳理出自己有生以来所从事的工作，遂以赤子之心，以对党的无限忠诚，以无事不可对党言的胸怀，真实地、详细地、毫无保留地谈了我的家庭成分、家庭经济政治状况、我的经历和思想进步的过程。然后认真地填写了党员登记表，双手托着，郑重其事地交给狄子才。人的一生中重要的情节不计其数，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都淡漠了，然而狄子才同我的这次谈话却一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20世纪6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狄子才邂逅，他已是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我说：“你那次谈话真严肃啊。”他笑着回答：“那还不是刘仁同志教的。”

住下之后，我参加了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举行的纪念五一劳动节群众大会。为防止敌人空袭，活动在天黑以后举行。在河滩上搭起舞台，点上几盏汽灯来照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讲话，他浓重的江西口音我听不大懂。接着由西北战地文工团和抗敌剧社演出歌舞、短剧。他们演唱的《八路军军歌》雄壮嘹亮，激励人们走向抗日战场。当演唱到《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触景生情，我非常激动，几次落下热泪。我也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见到年已六旬的母亲？

自打从北平出来，又两次进出北平执行任务，走路、爬山，跨越敌人的封锁线，四个多月来，精神一直处于兴奋、喜悦、激动、紧张的状态。抵达老坟沟后，静下心来，夜里想起我的老母亲。由于革命纪律，我不能透露我的去向。在父亲谢世后不久，我又不知去向了。母亲该是何等地焦急惦念啊！母亲的身体还好吗？能承担起这样沉重的压力吗？我默默地哭泣了。我在心里对母亲说：母亲，儿子不是不孝，而是国家安危之际，忠孝不能两全啊！在我幼小的时候您不是给我讲过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嘛，母亲你不要着急，等到抗战胜利，儿子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

初见刘仁

第五章

北平地下党工作的新阶段

初见刘仁

1942年五一节过后没几天，我和张一峰接通知去刘仁那里接受任务。在此之前，我就听说过，刘仁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一位领导同志，去苏联学习过，坐过敌人的监狱，具有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时任晋察冀北方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

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共产党员（此时尚不足22岁），开始听到要去见这样高级的领导人，内心真有些紧张呢。我走进刘仁的住处，这是一所普通的民房，一明两暗，一间摆着简单的桌椅，用于办公；一间放着床铺，用于居住。刘仁身着八路军军装，光着头。他态度和蔼，使我的紧张心情放松下来。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是：北平仍有部分党员，他们已经被敌人发现，只是敌人为了放长线，一网打尽，目前尚未动手。刘仁要我们马上去交通站，把这些同志接回根据地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仁并接受他布置的任务，从这以后，我的大部分革命生涯都是在刘仁的领导下。可以说，刘仁是领导我时间最长、对我影响最深的领导人。此后，我经常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言传身教。他坚持原则，果断作出决定的政治气魄，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我终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简约的历史回顾

这里有必要把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北平党组织的情况作一个简约的回顾。

从领导机关上讲，抗战初期，北平设有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市委下设城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农委（农村工作委员会）、铁委（铁路工作委员会）等。从1937年3月到1938年9月，先后任北平市委书记的是黄敬、李常青，市委委员先后有刘杰（兼农委书记）、刘慎之、杨春圃、葛琛。上级领导机关是设在天津的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宣传部长姚依林。再上则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1938年秋天河北省委在冀东起义后改为冀热察区党委，马辉之任书记，姚依林任宣传部长。原河北省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成立了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改由冀热察区党委领导。先后任点线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是葛琛和赵普宣，北平城委书记是娄平。1938年，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娄平转赴冀东抗日根据地。冀热察区党委决定任命周彬为北平城委书记兼点线工作委员会委员。根据上级指示，1940年夏天，冀热察区党委把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的关系移交给设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晋察冀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领导。由于战事频繁，交通困难，直到1941年4月，赵普宣才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晋察冀，向北方分局城工委汇报工作，建立了联系。当时上级决定周彬撤回晋察冀，由黄云接替北平城委的领导。7月，唐山城委负责人和赵普宣先后被捕。北方分局城工委即进行了抢救工作，首先把北平城委书记周彬、天津城委书记顾磊（兼铁委书记）接回根据地。

从工作方针上讲，日军侵占平津后，中共北方局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党员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党的领导机关（按：指北方局）撤退到太原，并且应该迅速坚决地撤退；退出平津的人，大部分应到太原分配工作；不能到太原者，即退到冀东或平津城外的乡村，设法拿起枪来打游击。”“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以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平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须在平津者外，应退到农村组织游击队。”

北平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华北游击战争，支援抗日根据地。北平市委有计划地组织撤退工作。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纷纷撤出北平，奔赴抗日战争前线。他们主要从天津乘轮船到山东烟台，再经济南、西安等地，到延安、太原，然后随着向敌后开进的八路军，到达华北乡村，参加游击战争，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沿平汉铁路线、津浦铁路线南下，部分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就在北平郊区广大农村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留在城里的党员和“民先”队员，据娄平回忆，他从1937年到1938年在北平城委当书记时，党员有80人，“民先”队员70至80人，其中有不少交叉，既是党员又是“民先”队员。

北平地下党组织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继续向乡村输送干部，支援游击战争。继续向平西、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输送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数十人。安排一些同志利用职业学校学习电讯业务、救护技术，以适应根据地的需要，为抗日游击战争提供情报，捐献和募集衣物送往根据地。1938年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部分共产党员和抗日分子被捕、牺牲。许多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撤出北平，但是工作从未止息。周彬任城委书记后，党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建立了燕京大学支部、育英中学支部等。

194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9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指出：“大城市是敌人军事进攻中国的堡垒，经济上以战养战的中心，政治上以华制华的据点，文化上奴化中国人民的大本营，这里的广大劳动群众知识分子、中间阶层则痛恨日寇，拥护抗战，同情共产党、八路军的主张，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基础潜伏在敌后各大城市中。但是，党对敌后大城市的工作，除少数地方外，还没有采取积极的方针有系统地进行工作。如果说在抗战开始时，党由城市退到乡村，开展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那么现在就要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地开展城市工作，不然则是极大的错误。因此，全党应该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最重要的任务，以配合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1941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对敌后城市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城市工作要放在有决定意义的大城市与产业部门中”，“在这些地方建立和发展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城市党组织应以平行组织、分别管理为原则”。中央通知和指示标志着依托敌后根据地开展敌占大城市工作的新阶段。

创造性地执行“十六字”城市工作方针

创造性地执行“十六字”城市工作方针

1941年1月，中共北方分局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工委），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刘仁兼任城工委书记，刘慎之负责日常工作。城工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以及晋察冀边区周围临近的工矿区和铁路。城工委成立后，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地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城工委分析：“平、津、唐及铁路有一些组织基础很弱，很不巩固（多半是1937年以前留下的组织，极易为敌破坏）。区党委除了管理一些旧有关系外，没有有计划地整理组织和开展工作。”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城工委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

（1）从根据地选派干部到城市去建立组织，陆续派崔月犁、王若君、曾平、项子明、魏笑天等一批同志进入北平。

（2）整理原有的地下党组织，把已经被敌人发现和可能受到牵连的人员一律调回根据地，把党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首先是把已经被敌人发现，敌人为一网打尽尚未逮捕的同志抢救回根据地。这项工作自1941年末开始到1942年12月完成。

（3）撤销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和城委，在敌占城市不再设统一的领导机构，实行异地领导，由晋察冀城工委直接派员进城与地下党组织联系，单线、多头联系。北平城内各个党支部之间互不发生横的关系。一个支部里的党员之间一般也不发生横的关系，有一些党员完全独立作战。这些支部的负责人以及独立作战的党员，只和根据地派来的人接头联系。刘仁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城委书记撤回根据地后留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包括原育英支部的党员，原燕京大学支部撤退后留下的党员等。

（4）突破敌人封锁线，建立城工委系统独立的秘密交通线。城工委在冀中、灵寿县、井陉县、满城县等地建立了通往北平、天津、唐山等敌占城市的秘密交通线。张一峰和我被分配在满城县交通站工作。满城交通站邻近平汉铁路上的保定市。保定市是一个中等城市，过往人员多，上下火车不易引起敌人注意。从1942年建站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和抗日革命分子约有400余人次。

（5）审慎地发展党员。通过同学、亲戚朋友等关系，发现培养抗日革命分子，发展党员，把党组织埋藏在群众之中。埋藏并非藏而不动，而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一旦时机到来，发挥关键的作用。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党的组织有了发展。一二&#8226;九运动时，北平学校里的党员只有20人左右，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北平大中学校的地下党员有200余人，10倍于从前，为解放战争准备了干部力量。

（6）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开展工作，包括参加敌伪组织或可以公开的灰色团体，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在群众中以好人的面目、克己待人的态度出现，同时又是勤于职守、安分守己、忠实可靠的人，如此取得群众的拥护，无形中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却又不引人注意。

（7）重视和大力吸收知识分子。1942年以后，继续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到根据地来，为根据地建设及抗日战争胜利大反攻积蓄力量。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有董鲁安（于力）、崔毓麟（林子明）、王西徵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几百人。城工委在位于晋察冀根据地的华北联合大学开办了政治班，训练培养这些青年学生。经过学习考察，有的重新派回北平加强地下党建设，有的留在晋察冀从事地方政权建设，有的分配到八路军从事军事工作，有的输送到延安。

（8）重视培养和发挥地下党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城工委强调，在敌占城市从事地下工作，与上级联系不方便，环境比较困难，不可能事事都请示报告，地下党员应该具备自己独立行动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要善于结合实际情况，独立思考，开展工作。各支部和独立工作的党员，都可以发展党员。刘仁对工作要求严格，批评很尖锐，但对干部信任，工作放手。在刘仁领导下工作，信心十足。尽管在敌占区工作，条件极为艰险，但可以放手开展工作，心情舒畅，工作干得很痛快，是我革命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每次赴北平，对地下党支部的建立和工作部署都是我同地下党的同志讨论决定的，然后返回根据地向刘仁汇报。

（9）把秘密工作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暴露党的秘密，等于帮助敌人，要受处分。党员和干部只应知道他们必须知道的事，不应该知道他们不该知道的事。准备一旦被敌人逮捕，如何坚守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以及如何与敌人周旋。

（10）根据当时形势，城工委决定不在北平等城市搞集会游行，不张贴标语，更不搞爆炸、暗杀等活动，而是努力做到在敌人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开展各项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在社会表面平静的情况下，点燃地下抗日斗争的火焰。

事实证明，党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敌占城市的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适合当时斗争形势的。我深切地感到，党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形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工作方针。城工委执行中央方针的措施是十分成功的，是具有创造性的。自1942年城工委成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北平地下党组织再也没有受到重大破坏，而是不断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建立了经过严重政治考验，政治上坚定，同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富于战斗力的地下党组织，为抗日战争胜利和以后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爱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疏通血脉

第六章

疏通血脉

——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

1942年初，刘仁、刘慎之派我和张一峰到保定地区开辟秘密交通线。当时刘仁分管交通处。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2初到1943年4月由我和张一峰。

第二阶段：1943年4月到1944年3月由我和侯儒林。

这两个阶段，我先后协助张一峰、侯儒林负责秘密交通线的工作，同时我还负责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经常化装进城。

第三阶段：1944年3月，侯儒林调往易县，负责易县交通线的工作；保定地区交通线由我直接负责，新派来的李勤协助我。与此同时我继续负责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

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1)

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

为什么要开辟新的秘密交通线呢？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北平、天津、唐山和铁路系统的党的地下组织由设在敌占区的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使用的交通线是社会部建立的经北平近郊妙峰山、房山的两条秘密交通线。1941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北方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后，鉴于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遭受破坏的教训，决定不在敌占城市设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而由设立在根据地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实行“异地领导”、“多头联系”、“单线联系”的方式开展敌占城市的工作。于是，建立秘密交通的工作就被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城工委在《1941年城市工作总结报告》中说：“上下级的交通是城市党的血管”，“在今天领导中心设在根据地的情况下，交通联络工作极为重要”。城工委在这个报告中提出要建立独立的交通系统，强调“这是非常细致复杂的专门工作，需要相当数量的干部”，需要“从头做起”。

此前，城委的交通线与社会部的交通线交叉使用，敌占城市内城委系统的组织与社会部的组织也有交叉。像姚克荫本来是城委系统的，后来转到社会部去做情报工作。这种情况很容易互相影响，这家遭到破坏就必然影响到那一家。因此，北方分局决定把城工委系统与社会部系统两家严格地分开。城工委决定建立自己独立的交通线。

为什么选择在保定建立交通线呢？

首先，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非常难走。1941年周彬、黄云派我探路，第一次进入平西根据地，走的是房山那条线；尔后钟子云派我回北平接顾磊撤离，走的是妙峰山那条线。这两条线的问题首先是实在难走，北边那条线，出西直门后，要经过青龙桥、西北旺两个敌人的检查岗哨，到前沙涧一带村庄才能和秘密交通员接头。然后穿过妙峰山前的敌人封锁线，进入山区，再穿过大村（敌人正在丰沙线修铁路）、斋堂沟、紫荆关等三道敌人的封锁线，才能到达比较巩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房山县和涞水县的西部山区。从地图上看，由北平到这里，距离并不远，现在乘汽车半天就到了。但是在那时，所有公路都有敌人日夜巡逻，步兵、摩托、装甲车，严密控制。来往的同志只能在夜里通过封锁线。过永定河特别困难，春季冰河开化后，船只都被敌人搜走了，我们只能拉上绳子，坐笸箩渡过湍急的河流。过了封锁线，也只能走山间小路，翻山越岭。当时，这一趟打个来回，没一个月时间走不下来。

再者，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都不够安全。那一次钟子云让我改走妙峰山，就是因为发现房山这条线有叛徒告密，已被敌人注意，来往很不安全。而妙峰山那条线也不够安全，1941年4月就发生过“八个孩子”在去根据地的路上遭敌逮捕的事件。当时雷炎等八名青少年从海淀西北旺出发，由民兵接力带领，绕小道、爬梯田，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走了六天才到达斋堂。不料，敌人突然袭击把他们逮捕了。

由于交通困难，有些青年在去根据地的路上被敌人逮捕；有些在北平已经暴露的同志不能及时转移到根据地去，只能在城内东躲西藏。由此而来的后果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同志必须迅速躲藏转移，以至有的同志曾因此而失掉组织联系。更令人焦虑的是，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不能及时传达到北平，而北平党组织的情况也不能及时汇报到城工委。

保定的地理环境与上述两条交通线明显不同。

首先，保定离晋察冀根据地比较近，这中间只在满城有一条敌人的封锁线，进出方便。满城县境大部分是平原游击区，部分是边缘山区，一过满城就比较安全了。接着往山里走，进去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平山县。

其次，保定是中等城市，是伪河北省省会所在地，来往人员多，城乡联系多，当时城里人和农村人穿的服装不一样，城里人到一般小县城很是惹眼，而到保定这样的中等城市则不然。保定日常生活用品很多，农产品城乡交易比较活跃，小商小贩和进城买东西的农民很多。北平、天津来的人，来到保定并不惹人注目。

临近的山里养蜂养羊，出蜂蜜，出羊皮、羊肉，出柿子、核桃、大枣等山货，都需要运进保定进行交易，乡下需要的日用品也得从保定买回去。城乡贸易带动城乡人口的对流。我们这些人混在来往的客商、小贩和农民之中并不显眼。

当时说，交通线是党的血脉，血脉不通，工作很难做。有了交通线，血脉就活了。

我们从1942年春天搞起。我们通过晋察冀第一分区地委书记王国权、组织部长牛树才的介绍，在满城县委驻地东赵庄设立了交通站。这个交通站也是我和张一峰工作和住宿的地方，是秘密交通线的枢纽。

有了交通站，还要建立若干个秘密联络站，这样才能以点连线，构成一条秘密交通线。

满城县县委书记石金奎是本县郄庄人，他足智多谋，而且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人送绰号“济公”。经石金奎介绍，确定把秘密联络站建立在保定近郊的蛮子营村。我们在当地第五区区委（书记牛彬，宣传委员石金庚，区长赵锡武）和村党支部的帮助下，选定了秘密交通员，并以他们的家庭为秘密联络点。

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2)

蛮子营是个什么地方呢？

从保定火车站一出站口就是四里营，出四里营就会看见在火车道边上竖着个警察阁子，那是日伪警察的检查口，下火车的第一关就是要通过这里的检查。然后往西三四里地就到了水碾头村。过了水碾头村是小车村，不进小车村村里绕着从村边过去，就到了蛮子营村。这一带是游击区，蛮子营东距保定仅十四五里。我们的人白天在保定下火车，一两个小时就到了蛮子营。蛮子营一带出产蔬菜、莲藕、荸荠，那里有一片一片的莲花池塘，夏季风景秀美；满眼荷花，香气弥漫。蛮子营还种水稻，稻田里唱响蛙声一片。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里将是多么富庶美丽的田园啊！

晚上从蛮子营出发，向西经一溜庄子（包括南尹庄、徐庄、郄庄等七八个小村庄），就直接奔敌人的封锁沟了。据1942年6月7日《解放日报》社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报道，晋察冀在1941年春敌人有800多个据点，到1942年已增至1460个，平均每个县15个以上。在秘密交通线开辟之初，突破封锁线还是很艰难的，每次过沟都需要得到八路军或地方武装区小队的配合。那时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和驻在满城地区的第三团团长萧应棠经常派部队支援交通站。我们一般多是随着执行任务如运公粮的八路军部队一起过沟，在一批批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过沟时，第三团就派部队包围炮楼，由战士架起机枪对两边的炮楼实行火力封锁，交通站的武装交通队在中间带领过往人员穿越封锁沟。

那时敌人活动比较频繁，如1942年秋天刘仁派我到北平联系地下党，徐彦和我返回北平时，在东赵庄等了一个多月才有机会随八路军跨出封锁沟。又如1942年底，我和高深从北平来到保定游击区，准备同地方武装区小队过沟，不巧江城的敌人突然袭击，区小队同敌人打了一阵子各自撤退，我两人只好分别返回蛮子营和辛庄，又等了七八天才随八路军跨过封锁线回到根据地。这种情况从1943年开始有了变化，八路军加强了敌后武工队的活动，拔除了敌人的一些据点，打掉了敌人的一些炮楼，有些地段的封锁沟也给铲平了，敌人的军事封锁力量有所削弱。这时，交通站的武装交通队可以单独掩护来往的“客人”过沟，敌人的封锁沟进一步被突破了。

我们秘密交通线经过的封锁沟段，沟东侧是顺民村，沟西侧是抱阳村。过了封锁沟有我们的乡政府，有我们的堡垒户，堡垒户家有秘密地洞。我们的客人住这里有地洞可以藏身。从蛮子营到封锁沟有40里地。晚上出发，走三个小时，天不亮就过沟了。过沟再往西走，沿着山沟就到了石井村，这时已经是大白天。这里已经属于根据地的范围了。从石井村往上走就是东赵庄我们的交通站，同时也是我们的住地。我们住在老乡家里，到县委打饭吃。每逢敌人扫荡，我们交通站就回到周庄。周庄是地委所在地，第一军分区司令部和杨成武司令员就在这里。周庄附近有个皮庄，那里有行政专员公署。1943年大扫荡，我们一度向上撤到龙居村，单独居住过一阵。1944年下来住在西柏山，西柏山有一个通往冀中的交通站，它的任务主要是运送文件报纸，与我们的秘密交通有所不同。我们就和那个交通站住在一起。1945年我们搬到支锅石，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蛮子营一带是游击区，周围敌人分布的情况是：从保定下火车是四里营卡子，蛮子营以北是马场，以南是江城，马场、江城各有敌人的一个大据点，建有炮楼。西面的抱阳、伍侯一线是敌人的封锁沟，一溜庄子以北的南齐也有敌人的炮楼据点。封锁沟两侧，顺民、抱阳各有敌人的一个炮楼。当地是两面政权，敌人实行保甲制，发“居住证”，隔三差五地清乡查户口。表面上敌伪的统治很严密，实际上村里有我们的党支部，全村100多户人家就有十几名党员，群众基础好，党的力量强，夜晚游击队常来活动。

围绕秘密交通线工作的大致是这样三部分人：（一）专职的秘密交通员，他们是不脱产的农民。（二）武装交通员，他们是脱产干部，配备枪支、手榴弹。（三）农民交通员，他们不脱产也不是专职，只是根据具体情况完成一些具体任务。

最先选定的秘密交通员是共产党员王洛宝，担任秘密交通员后化名刘忠。他精明强干，社会经验丰富，有群众威信，在当地是个人物。村民中有“王洛宝一跺脚，蛮子营颤三颤”之说。他体魄强健，肤色黧黑，头脑灵活，一双眼睛闪烁着智慧。他家土地不多，收入主要靠做小买卖。进山买蜂蜜买羊羔子，运到平原、城里去卖。山里城里出出进进路子熟，来来往往也不会引起怀疑。他买卖关系多，交际广，店铺、饭馆、商行中净是哥们儿。这个站他是主力，起着核心作用。他们两口子，有三个孩子，大儿子也帮助交通工作。我们给王洛宝一些本钱，他往西跨越封锁线，往东跑保定，必要时到北平“做生意”。他黑裤黑袄，露着雪白的袖口，一副跑买卖的小打扮儿，那叫精神！

王洛宝家?村中央，一个小院。他家住三间西房，北房是他伯伯一家，有他叔伯弟弟王瑶两口子和三个儿子。王瑶是村党支部书记，他不但能及时提供敌人的情况和社会情况，同时也帮助我们进行交通联系。王瑶全家都支援抗日。他父亲年龄大了，虽然不参加工作，但是我们干什么他也知道，也支持。他们这个院子我们随便住。我有时住王洛宝家，有时住他伯伯家。

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3)

接着又选定抗日积极分子杨森。杨森1943年入党，担任秘密交通员后化名林川。杨森曾在保定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参加过学生运动。家庭比较富庶。家有父母、姐姐、姐夫，姐姐家两个女孩。他们是一个基督之家，全家都信基督教，与北平的燕京神学院和一些教堂保持着联系。杨森有时去北平会教友，北平的教友也来这里看他。在外人看来，杨森来往于保定、北平之间是很自然的事。

那时我经常住在杨森家。

蛮子营村还有一家李洛常，也是我们的堡垒户，安捷经常住李洛常家。

当地五区的区委给我们很大帮助。区委宣传委员石金庚腿有毛病，外号“石老拐”，他是本地人，熟悉乡情社情，经常来给我们通报情况、分析敌情，还给我们送来粮票、菜金。我们常在王瑶家见面，盘腿坐炕上，石老拐大烟袋一袋接一袋地抽烟。

蛮子营交通站建立之后，我们考虑，光靠一个村也不行，就围绕蛮子营又发展了几个村：

蛮子营往北一二里，是李家巷，算是蛮子营的附属村吧。李家巷村的李洛广、李洛九兄弟，也是我们交通员，有时我们也住在李洛广家。在大车村还有宁德馨夫妇、张国栋等，都是我们的交通员。蛮子营与大车村之间，是小辛庄，这个村有李洛茂，他母亲在北平给人家当保姆。李洛茂后来叫雨田，在北京市委机关后勤处工作。以蛮子营为中心辐射周围几个村，分布着我们的交通员和堡垒户，过往的同志有的直接奔蛮子营或李家巷，有的直接奔大车村或小辛庄。这样一来目标分散，不会产生怀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交通员和堡垒户都是王洛宝做小买卖认识的好朋友，可见王洛宝对我们的工作做出多么大的贡献。

1944年以后来往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考虑只有这一条交通线，如果一断怎么办？这时候侯儒林已经调离，我又开辟了两个附属的交通线：

一是保定南有两个小车站，于家庄和方顺桥，也可以下车。蛮子营属于满城县的五区，这两个小站属于六区。下车后住在方顺桥，这里有个大据点。

二是东村。方顺桥下车走东村。林刚就是走的这条线，我遇险也在这里。这里不同于保定郊区，那里我们的武装队伍活动不多，蛮子营没有民兵武装。这里有持枪的民兵小队，有训练有素的区小队，还有神通广大的武工队，都很活跃。十个八个的敌人是不敢进村的。老百姓家都有地道，可以藏身。

整个交通线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往400人次，绝大多数是从蛮子营走的。几年来，来来往往这么多人，穿着城里的学生服装，只要一注意，怎么着也能发现了。可是从没有暴露过，一次也没有。为什么？这些村子政治情况好，党员多，群众基础好。蛮子营以及周边几个村子，几千口人，没有一家通敌的。我们始终得到群众的掩护。我们就在群众的掩护下来来往往安全通过，多么好的百姓，多么好的人民！我们永远感激蛮子营的父老乡亲！

创建交通线之初，我们都是晚上进村，轻轻一敲门，窗户根儿底下一搭话，进屋住下谁也不知道。到1944年以后，我们在院里坐着，邻居都过来聊天。他们也不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心里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有个老地主，比较开明。他儿子在保定上学，我说让你儿子去根据地吧，他不让儿子去，但是他也不通敌。后来他儿子去了重庆，他还过来聊天。1943年前形势严酷，敌人日夜巡逻，炮楼之间可以交叉射击，很艰苦，过沟需要部队配合。1944年敌我形势发生变化，我们到敌后去，有武工队在敌后活动，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牵制。群众更靠近我们了。有的炮楼自己就撤了。我们警戒好了，一两个人就可以过沟。交通线上来来往往人多，封锁沟被我们破坏，走来走去走出小道来了。也发生过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时组织上派朱昆打入唐山伪治安军当军医，一次有事急着回来，穿着全副的伪军军装就进了蛮子营，村民以为敌人来了，有些群众抄家伙就要动手，后来朱昆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才免除一场误会。

从1942年6月到1943年上半年，经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先后进入根据地的有艾伊、黄熹、方衡、陶章、王湘、黎明、叶宁、韩叙、杨云飞、陈颖、艾力农、谷深、王萱、梁以俅、王者香、易居、陈木、胡骥、周朋、王泽、余平、徐风、梅青、王异殊、王超云、林牧、李营、陆孝劬、桑平、陈克非、金钟、于毅、王刚等30余人。女一中教导主任梁以俅代表平、津敌占区人民，参加了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任参议员。

1943年4月，张一峰奉调撤回根据地，刘仁派侯儒林接替他的工作。侯儒林是山西人，曾经当过火车司机。这样我又开始和侯儒林搭档，接茬儿进行秘密交通线的工作，同时我还继续做联系北平城内地下组织和党员的工作。

随着北平地下工作的开展，为了迎接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根据地，1944年在满城六区区委（区长李金亮）的帮助下，又在东村一带发展了秘密交通站，迎接从保定南面于家庄、方顺桥下火车的客人。1944年，又通过北平的艾友兰和房山县水峪村的赵明（原平西民运部的秘密交通员），在昌宛县三区区委的帮助下，建立了北平经门头沟、房山县境进入根据地的交通线。协助赵明的有抗日积极分子郑全亨（门头沟天昌厚杂货店经理）、胡兆麟、臧国珍、张景相、李甲辰。经这条交通线撤回或进入根据地的有徐彦、彭瑞聪、卜毅、程璧、艾刚、章展、陈竞、李风、陈明、甘人、冯萍、任诚、王广册、孟扶耕等。这样就形成了多条秘密交通线，不仅可以接送更多的同志，而且可以根据敌情的变化，交替使用，不中断晋察冀北方分局与北平的联系。

隐蔽在人民中间及联络方法

刘仁分管的交通处给保定地区交通站配备了由陈德夫带领的武装交通队。队员有韩德全、徐国贤、杨树芝、潘长海、宋子文、相云、李海江、王常和、刘池、王春云、赵隆生、石新等。他们大都相当于区级干部，政治坚定，机智勇敢，身手不凡。他们成百次地往返穿越敌人的封锁沟，活动在游击区。白天，他们隐蔽在农民家中，帮助做些农务劳动，宣传抗日政策，讲述抗日故事，与群众论辈份、定称谓，亲如一家。晚上，护送人员时，他们前面侦察，后面掩护，随机应变，高度负责，几年中没有出现任何重大事故，安全地护送过往人员顺利通过。只有一次，徐国贤于1945年6月在单独执行任务时，在蛮子营村西遭到敌人伏击，不幸以身殉职。此外，还有一批交通员负责把到达交通站的客人送到城工部，把从城工部出发的“客人”送到交通站。他们在往返数百里的旅途中，给“客人”带路、烧水、做饭，照顾好大家的生活，负责“客人”的安全。

不脱产的农村秘密交通员，在当地都有相当的威望。他们平时在村里生产经营有一套，为人正派，办事公道，经常为乡亲们做好事，他们的抗日工作自然得到人民的支持。群众主动帮助站岗放哨、安排住宿。至于交通员的家庭成员，几乎全部参与了秘密交通工作。王洛宝的妻子、孩子，王瑶的父母、弟弟，杨森的父母，雨田的母亲、妻子（吕爱英）等都帮助掩护过往人员，有的负责做饭，有的帮助到火车站接人、送人，一声招呼，男女老少齐上阵。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以全家的生命保护交通站的安全。

根据刘仁的指示精神，我们在秘密交通工作中很快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联络方法，以防敌特破坏，确保安全。

一是什么人走，什么时候走，事前都要做好安排。交通站发现送来的人同计划不符，就要引起警惕。有一次，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李树群原汇报说送一位北平的同志来，但接到的却是来自济南的另一个人。我担心北大法学院的组织发生问题，立即化装进城。我先找李树群的上线，北大法学院的党支部书记徐伟，他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同学。我在他家附近观察他出门回家没有异常，才找他了解情况。他把情况说明了，我才放心。

二是去根据地的同志一般带有地下党密写的介绍信，并按约定的暗号接头，农村交通员挑筐或提篮，在筐中篮中放上各种什物；城市去的同志手持某种报刊，或提点心盒、茶叶筒、酱菜篓；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地点接头。有时会出现接不上头的情况，“客人”就得返回平、津，经地下党再次同交通站联系。

三是来往人员严守秘密工作纪律。交通员不准打听“客人”的真实姓名及家庭住址等情况。城市的同志到交通站后，即换上根据地的服装。在从交通站到城工部的路途中，对外番号是“教导大队”，以不暴露来自敌占区的身份。

粉碎敌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一面开辟发展，一面开始使用并且很快就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一次承担重大任务是在创建之初的1942春夏之际。

这一年的五一节过后，刘仁和刘慎之找我谈话，说：“根据从北平来的同志汇报，北平有些同志可能已受到敌人注意，你和张一峰去满城县，接通和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尽快接他们回来”。

这次紧急撤离的缘起是，一个时期以来，敌人正在利用他们已经发现的线索搜寻我地下工作人员。一是通过敌占北平后没有离开北平的个别的“民先”队员，一是通过和已经被捕的地下党员有过来往的人，扩大侦缉线索，准备一网打尽。北平地下党组织处在危险之中。

我和张一峰当即赶赴满城县委。接着我们又跨过封锁线到了蛮子营秘密交通站，由张一峰和我分别向交通员王洛宝交代了赵元珠（庄英、萧赢）、黄泛的接头暗号，要他去北平通知黄泛在北平负责联系安排，首先把赵元珠接回来。

赵元珠曾参加一二&#8226;九运动，1937年初参加“民先”，1938年初入党，抗战开始后曾去平西根据地，后派回北平，曾任北平“民先”地方队部党团成员兼妇女大队长，在北平地下党城委主要负责“民先”的工作。那次王洛宝身穿白土布对襟小褂，紫花布长裤，头扎白羊肚手巾，脚穿黑布鞋，手提两罐蜂蜜。在北平前门火车站遇到敌人盘查，敌人见他农民打扮，上来就恶狠狠地给他两嘴巴，翻包搜身，严加盘查。他机智地拎起蜂蜜罐，揭开盖子，递到敌人眼前。他反复强调自己是上东安商场联系蜂蜜业务的，哪家铺子哪位掌柜说得有鼻子有眼，满口买卖人的词汇，让人没法不信，就这样骗过了敌人。

王洛宝按照地址找到东四八大人胡同49号赵元珠家，通知赵元珠迅速撤离，并告知交通路线和接头暗号。赵元珠当即动身撤离。当日本宪兵包围东四八大人胡同49号去逮捕赵元珠时，我们已把她接到根据地半个多月了。敌人逮捕了她的父亲，还在她家蹲坑守候长达一年之久，但这都无济于事。

另一批撤离的是黄泛、林锦双等原燕京大学“三一读书会”的成员。

燕京大学“三一读书会”的成员都是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会长是林锦双（傅秀）。林锦双的父亲林步随是林则徐的曾孙，清末翰林，曾被派往美国任留学生总监督，北洋政府时代曾任国务院秘书长、铨叙局副局长、币制局副总裁、税务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北伐战争以后弃官从商走实业救国之路，把一生积蓄的十余万大洋全部投资办了实业。但在军阀混战政治动荡的年代不断地被劫受骗，最后穷困潦倒，在北平成为一名寓公。林锦双的大哥林曾同（李良）在北京大学有个同班同学李鲸石，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时委托林曾同从宿舍取走他的行李和书箱。林曾同照办了。回家打开书箱一看，全是没接触过的革命理论和进步文艺书籍，《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林曾同、林锦双、三弟林墨卿（凌青）喜出望外，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从而唤起寻找真理投身革命的愿望。此后他们兄妹三人陆续找到组织并入党。1941年林锦双和林墨卿在燕京大学读书，参与组织了“三一读书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而他们的家也成了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据点。

1942年6月底，原燕京大学党支部的一名同志，也是“三一读书会”的成员卢念苏不幸被捕。黄泛得知消息后，意识到敌人对燕大“三一读书会”的同志开始动手了。7月1日清晨，黄泛冒着危险去林锦双家，先在院外观察了一阵，看到林家保姆出门买菜问明情况，确定没有问题才敲门进院。一见林锦双就紧急通知：“出事了，限你和林墨卿5分钟内离开家！”林锦双姐弟俩回房拿了钱，并对大哥林曾同说明情况，请他帮助处理掉一些照片和信件，旋即离去。黄泛把他们分别安顿在什刹海义溜胡同万玉娴家和西单花枝胡同饶毓菩家。

林锦双、林墨卿离家的第二天，伪警察局特务科的一群人就到了，他们翻墙而过，发现抓捕对象提前离去，更加怀疑和重视此案。搜查后留下三四个人住下“蹲坑”，把全家人看管起来不许出入。一个守大门，一个守电话，一个看管家人，连保姆老太太出入也要有人跟着。凡是来人都要被带到警察局审问。特务撤走后，一天夜里，日本人又翻墙而过继续搜捕，并抓走了林锦双的二哥。

此时，安捷根据与蛮子营交通站的约定，于7月24日接林锦双去根据地。临行前让林锦双拔稀了眉毛，穿上竹布褂、黑裙子，装扮成中学生，并送她和另外一名撤离的同志陶章一同上了火车。安捷让他们提着酱菜篓，手持《三六九画报》，向他们交代了接头地点和暗号。林墨卿则由饶毓菩送上火车。他们经蛮子营交通站回到晋察冀根据地。

林曾同后来成长为我党的一名优秀的安全保卫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守党的高层机密而被迫害致死。林墨卿后来成长为优秀的外交官，曾担任我国驻联合国代表。

敌人抓捕的对象还有陆孝华。敌人去抓他时，幸好他为了完成侦察敌人修筑飞机场工程这一特殊任务正在佳木斯。敌人不甘心，一度抓了他的两个弟弟。他得到消息后，秘密返回北平，由沈化中和王秀山设法为他弄了个假身份证。8月16日，安捷带陆孝华等第三批人员过四里营哨卡，伪军盘问，搜查包袱，他们用香烟应付过去。当天下午，他们分散在王洛宝、杨森和李洛广家隐蔽休息，晚上由武装交通员带领顺利进入根据地。

这次北平地下党的同志们陆续脱险，回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使党组织避免遭受一次重大破坏。原来敌人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一网打尽，这样他们的图谋就彻底破产了。在这次活动中，北平的黄泛、安捷、饶毓菩、徐彦，蛮子营交通站的王洛宝、杨森等同志，他们有的担任交通联络，有的以家庭作掩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输送进步教授和学生奔赴抗日根据地

第七章

输送进步教授和学生奔赴抗日根据地

团结和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抗日战争的行列，是北平地下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北方局就提出号召：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据新华社消息，1937年到1938年3月，北平和天津地下党介绍到敌后各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党员和革命青年有7000余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斗争形势变了，在日伪法西斯军事统治极为严酷的情势下，北平的地下党继续开展团结和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

1941年，晋察冀北方分局城工委成立后，即开始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去根据地，参加敌后抗日工作，并为战略反攻积蓄力量。北平地下党组织积极进行工作，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先后向根据地输送了数百人。当这些知识分子到达处于敌后的晋察冀边区这块自由的国土时，心情无比激动，感到“我再也不是亡国奴了，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了！”他们情绪高昂，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现实的抗日斗争中。

刘仁特别重视团结、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参加抗日斗争，从而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这样描述这项工作的意义：城里的一个知识分子到了农村，就变成一百个人的力量。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频繁、生活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离开生活相对安定的大城市到农村去，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因此，我和有关的地下党组织的同志的任务是，不仅要做好团结和动员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工作，而且要切实保证他们行程的安全。

一脚踏入晋察冀边区的土地

一脚踏入晋察冀边区的土地，董鲁安先生慨言“朝闻道，夕死可矣”

1942年，为配合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议的召开，需要从北平迎接一些上层知名人士到边区参加参议会议。在确定邀请的人选中，有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董鲁安教授。

燕京大学有相当数量的进步教授。其中有热爱祖国、同情和支持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中国教授如张东荪、蓝公武、翁独健等；也有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外籍教授，如美国的夏仁德、英国的林迈可等。燕京大学支部的地下党员同这些进步教授保持着联系，地下党员的抗日活动也经常得到进步教授的帮助和支持。国文系主任董鲁安教授就是他们中的一个。董鲁安，名璠，字鲁安，河北省宛平县人，时年46岁。董鲁安先生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情和支持革命，与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来往密切。他积极参加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积极参加抗日募捐，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私宅存放和保管募捐物品。他爱憎分明，经常热情洋溢地发表抗日言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并封闭了燕京大学，董鲁安先生临危不惧，抗议言论非常激烈。此后他宁愿过清贫的生活，拒不受聘于当时的所谓国立大学，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表面上深居简出，潜心研究佛学，实则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奔赴抗日根据地。

考虑到董鲁安先生在日本统治下的人身安全和根据地需要知识分子，城工委已经准备派人与董鲁安先生接洽来晋察冀根据地事宜。这次正值筹备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迎接董鲁安先生来晋察冀就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刘仁给我的任务是安排董鲁安教授来晋察冀的行程，确保董鲁安教授安全到达。刘仁特别强调这项任务的重要意义，指示我要周密安排，确保万无一失。我明白这次任务非同一般，同时，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我与董鲁安先生还有一层师生之谊，因此圆满完成任务是决不含糊。

我先到蛮子营向王洛宝交代了任务，然后根据刘仁的指示，到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驻在满城地区的第三团找肖应棠团长，请他派部队

配合。

董鲁安教授那里，由徐伟联系。徐伟是我燕京大学的同学，我和徐伟、王湘三人曾同住一个宿舍。1942年经饶毓菩介绍加入党组织，同年转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徐伟到北平西城屯绢胡同18号董鲁安的家中找到董鲁安先生，向他讲了去根据地的化装方法和接头方式。董鲁安先生走后，徐伟每月给他家送去生活费，并和他儿子董葆和联系。当时董葆和在师大附中上学，1943年徐伟发展董葆和入党。

这一批与董鲁安教授一起来的，还有徐彦、王森昌、朱学昆（朱昆，北大医学院学生）、关淑勤、沈崇健、黎明（张林芳）和陈颖（田继祖）以及天津的学生卢乃扬（李凡）、卢乃雯（杨云飞）等。

8月上旬的一天，这一批同志分头从前门、东便门、永定门和丰台上火车。沈崇健自幼同董鲁安家就熟悉，所以安排他俩一老一少搭配起来。徐彦带领朱学坤、卢乃扬、卢乃雯；王森昌单走；黎明、陈颖本来就是一对恋人；关淑勤穿上西装裙子，冒充日本人，避免了检查。他们到了保定，由王洛宝、杨森和其他交通员分别安全接到蛮子营，分别隐藏在堡垒户。

我夜间由交通员带路爬过封锁沟，在蛮子营村见到董鲁安教授，还见到同来的徐彦、朱学昆、卢乃扬、卢乃雯、黎明、陈颖等；我的老同学沈崇健、艾力农、陆孝华的弟弟陆孝劬（纪峰）等。天黑后，我们集合出发。

从蛮子营启程，西行四五十里就要穿越敌人的封锁沟，这段旅程是最为惊险的。1942年敌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沿山挖了封锁沟。沟深约两丈，宽一二丈。沿沟每隔两三里就有一个炮楼，炮楼之间可以“交叉射击”。在重要的道口装有吊桥，白天放下吊桥，让过往的行人通过，但要搜身检查。晚上则把桥高高吊起，一律禁止过沟。在敌人嚣张的时候，夜间还要沿沟巡逻。在一些地段埋设了地雷，吊上拉开弦的手榴弹。

我们这次过封锁沟得到了杨成武司令员和肖应棠团长的大力支持。他们派部队把两边的炮楼包围起来，实行火力封锁，震慑炮楼里的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就从中间地带急行军，谁也不吭声，真是衔枚疾走，终于安全通过了封锁线。我搀扶着董鲁安先生行进到根据地时，告诉他：“董先生，现在已经抵达安全地带，可以放心休息了。”董鲁安先生非常兴奋，踏着晋察冀的热土，顿足高声喊道：“我终生的愿望实现了！”他借用《论语》的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就地坐下来，这才发现脚底已磨起水泡。

到达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周庄后，杨成武司令员热情款待董鲁安先生，我和张一峰有幸作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久已扬名的杨成武司令员。

杨成武，1914年生，福建长汀人。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平型关战斗中，他率部在腰站地区歼灭增援日军300余人。在1939年11月7日的黄土岭战斗中，指挥部队击毙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这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日本媒体惊呼“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黄土岭战斗共歼灭日军1500余人，受到毛泽东的通令嘉奖，也使杨成武名扬中外。1944年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纵队司令员，发动冀中人民，创造性地开展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战法，开创了平原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先后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市委任职，曾经主抓“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我陪同杨成武同志视察驻京部队的“门前三包”工作，提起当年迎接北平上层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到晋察冀，杨成武把很多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1942年夏季这个夜晚，杨成武一身戎装，英武非凡。他热情地给董鲁安先生敬酒接风。

董鲁安先生到晋察冀后化名于力，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参加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筹备工作。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写的文章《人鬼杂居的北平》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产生广泛影响。

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还是在董鲁安动身来晋察冀之前，他同夫人商量好，故意留下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因看破红尘，决心去五台山出家，家人不必悲伤，亦无须寻找云云。董鲁安离家之后，不少亲友闻讯后纷纷到他家探问。董夫人总是一面啼哭，一面将丈夫留下的字条拿出来给人看。因为董鲁安以往研究佛学，所以一般人也就信以为真了。不久，董鲁安的女儿结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婚礼，他们当场宣布董鲁安已遁入空门，当了和尚。一时传为佳话，被认为是继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之后出家为僧的另一位学者。后来他的好友王西徴、崔毓林去他家看望，当董夫人又一面啼哭一面拿出字条时，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说：“大嫂不必再做戏了，大哥的事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也准备到那边去啊。”

1943年1月15日至21日，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在阜平县温塘村开幕，到会参议员288人，他们来自晋察冀各地和游击区、敌占区。董鲁安先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选举出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副议长于力（董鲁安，副议长仅此一人）。董鲁安积极参与边区建设，全国解放后，历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监察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民政局长等职。1953年病故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王西徵教授奔赴晋察冀引起连锁反应

王西徵教授奔赴晋察冀引起连锁反应

王西徵教授，早在南京大学就读期间就参加了五卅运动，带领学生抓捕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江苏省警务处长王桂林，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此后与陶行知新教育评论社编发《新教育》和《新教育评论》周刊，提倡教育革命。继而在北平师范学校任校长、北平孔德学校任中学部主任。1929年至1930年协助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并任安徽公学教导主任，从事教育革命实践。1930年在沈阳张作霖帅府任张学思（张作霖之四子）的家庭教师，是张学思同志参加革命的启蒙人（张学思参加革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32年至1942年先后在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授国文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学史、文学批评的课程。王西徵早在五卅运动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从30年代起，他和全家住在北平石驸马大街84号，在庭院的天棚下经常举办昆曲曲会，以咏唱昆曲作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抗战前，王西徵在阮慕韩领导下做地下工作，属中央特科。此后阮慕韩去了抗日根据地，王西徵遂与党失去联系。城工委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决定接他来根据地。1942年底，我派戈原进入北平，到王西徵教授家，秘密接他到满城交通站，杨成武司令员设宴欢迎。王西徵教授到晋察冀边区后，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文章《望眼欲穿的北平市民》，引起强烈影响。此后担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实业庭长，张家口解放后任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全国解放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任参事室主任。

王西徵教授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半年之后，即1943年6月底，经他本人同意，我们安排接他的夫人和子女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安捷通过王西徵的好友何万生去通知王西徵夫人。据后来王西徵女儿回忆，那时天气热，加上紧张的奔波，何万生先生汗水顺着袖口流到手背上，往下直嘀嗒。何万生仔细地交代了行动路线：先乘火车到保定，下了火车碰到熟人千万不要讲话，然后分乘两辆三轮车到郊区的蛮子营，千万不要误进附近的水碾头村；炮楼上如果有日伪军下来盘问，就说是到舅舅家收地租子。蛮子营村口有个拿芭蕉扇的老头，直用毛巾擦眼睛，老头问：“你们来啦？”就跟他进村。

第二天是6月28日，王西徵夫人催着孩子们早早起床，她身穿蓝布大褂，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挎着几个小包袱，就匆匆启程了。她们家里养了个小狗名叫“丁丁”，看家护院很是忠实，临走前把它送给别人家，吓得小狗拉出屎撅来，真可怜。

王西徵家人按指定路线到保定下火车，坐三轮车到蛮子营村口。我们在那里安排了交通员拿着芭蕉扇坐在村口等候，领她们进了村。这天晚上几度为她们换住处，登梯子、爬墙头转移，为的是不让敌人发现。在蛮子营住了几天，就开始80里的夜行军。有我们的武工队员一路护送，还派老乡背着四岁的小女儿。她们冒着蒙蒙细雨，在漆黑的夜晚冲过敌人的封锁沟。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终于到达周庄。我和安捷一同接应她们，还领她们去见了杨成武司令员，杨成武一见面就抱起小女儿，非常热情。在周庄休息几天，又开始了五天的行军，到了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县南湾村，与王西徵教授团聚。聂荣臻、姚依林等首长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招待他们一家。

王西徵教授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北平的大学教师中引起连锁反应。

教授说“Lady first（女士优先）！”

穿越封锁线崔毓麟教授说“Lady first（女士优先）！”

崔毓麟教授与王西徵是同事、邻居和好朋友。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预科，1923年升入燕京大学本科生物系，参加过五卅运动，1926年3月18日作为总指挥带领燕京大学学生进城游行请愿。1928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育英中学、汇文中学，曾任安东三育中学校长。1932至1934年在汇文中学任教期间，同时在燕京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1935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与导师李汝祺教授联名的论文《梁蝇残翅在高温下的发育》在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发表。此后在燕京大学任教，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封闭燕京大学，崔毓麟教授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关押了一个多月。王西徵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行前与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沈廼璋、聂崇歧、崔毓麟一同话别。当时崔毓麟深情地说：“你先去，那里要是好你就来信，我也去！”

1943年5月，王西徵写了一封邀请崔毓麟来根据地的信，把信交给我。我进北平联系工作，随身带来王西徵邀请崔毓麟的信，交给安捷，让她在暑期安排崔毓麟来晋察冀根据地。安捷通过地下党员王彤找到聂崇歧教授，再由聂崇歧转交崔毓麟教授。崔毓麟先生看了王西徵的来信很是高兴，很快就将家属安排去了东北老家，自己毅然投奔根据地。途中，武装交通员看他年纪大，为他向当地老乡动员了一匹骡子，可是崔毓麟先生说什么也不肯骑，并坚持说：“Lady first（女士优先）！”，一定把骡子让给同行的女青年来骑，女青年当然也不肯骑。就这样，崔毓麟先生坚持同青年一样，翻山越岭、过沟涉河，步行到达周庄。当时我去迎接他，我曾是他的学生，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有个朋友对我说，你可以参加抗日，但是不要加入共产党。”然后冲着我呵呵笑着，那表情分明在说，我这不是投奔共产党了！

在晋察冀根据地，崔毓麟先生被分配到华北联合大学担任政治班主任，化名林子明。他平易近人，关心青年，很受学员尊敬，为培养干部做出贡献。1945年1月出席晋察冀边区群英会，6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张家口市教育局长、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

1945年春，我进入北平把林子明的夫人于静珍，子女林尔为、林汝为、林君为、林子为也接到晋察冀根据地。全国解放后，林子明先生被委任为天津市教育局局长。20世纪50年代因为他要求在学校中设置英语课（当时只开设俄语），被扣上“反苏（联）”的帽子撤了职。其女儿林汝为成长为我国著名的影视导演，导演过《四世同堂》、《便衣警察》等。

董鲁安、王西徵和崔毓麟等高级知识分子离开敌伪统治的北平投奔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46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各自代表美国政府和国共两党三方就军事调处在武汉开会时，司徒雷登曾幽默地对周恩来说：“我们燕京大学给你们共产党提供了不少干部，其中教授就有董璠（董鲁安）、崔毓麟等。”

与董鲁安、王西徵和崔毓麟先后到晋察冀的还有北平师范大学李鉴波教授、中国大学蓝公武教授（曾在燕京大学兼职）。

北京大学副教授苏子蘅是台湾彰化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院。1927年在日本仙台留学时，参加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1937年回到台湾，在工厂担任工程师。1941年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一直以来从没有停止寻找革命组织。在北平，他设法找到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陈普缘，陈普缘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党组织，1929年中共旅日组织遭到破坏，陈普缘被捕后被遣送回祖国大陆，这时在北平任职。经陈普缘介绍，苏子蘅认识了李鉴波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子健，李鉴波和周子健找到我，谈了苏子蘅的情况和他参加革命的要求。1945年5月的一天，我们通过陈普缘约苏子蘅夫妇来到西什库茅屋胡同李鉴波家中，周子建也参加了见面。苏子蘅谈了自己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经历，明确表示要求回到革命组织，参加革命工作。我代表城工部向苏子蘅夫妇表示欢迎，我告诉他们，晋察冀根据地中心阜平已经相当巩固，各项建设都急需科技人才，希望借重于苏先生在北大理学院任教和在别处兼课的条件，动员一些人到根据地参加建设。我和苏子蘅约定今后以李鉴波家为联络地点。这一年苏子蘅来到张家口，任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化学研究所主任。全国解放后苏子蘅任职中国科学院，先后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此外，燕京大学教授聂崇岐、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教授孟昭威，北大医学院教授方亮（朝鲜籍），北大工学院教授黎锦炯、周子健，医学界的吴继文、余贻倜、郑剑庵等同我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或给予支持帮助。铁路学院的共产党员张力还团结了日本进步教授吉田力雄。

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到根据地

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到根据地

从1942年开始，城工委在邀请上层人士到晋察冀参加抗日斗争的同时，也吸收了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来根据地学习和工作。我们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在他们中间选拔掩护条件好的，进入城市工作训练班，经过一对一的专门培训，掌握了城市工作的方针方法，再拿着原来的居住证，派回到北平、天津从事地下工作。城市工作训练班一般安排在寒暑假，所有的人都使用化名，互相之间不来往，不交流。如果听大课，课堂里用床单隔成一个一个小单间，每人一间，只能看见讲课的人，学员之间互相看不见。

1943年秋在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了一个专门为城市工作培养干部的“政治班”，对去根据地的青年进行较长时间的培养训练，发展党员，从中选拔适合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派回北平、天津。华北联大教务长狄子才领导政治班，俞林、林子明先后任班主任，傅秀、王若君先后任党支部书记，学员总计有100多人。

经过训练，1944年城工部成立后重新派回北平的有卜毅、丁文、侯星、苏虹、赤岫、陆元炽、秋粟、黎光、杜平、左健、林奇、方鸣、卡笛、李梦北、何钊、季洪、章展、李卓君、许植、程璧、吴维修、王纪刚、何迎、明培、艾刚、李风、石红、潘基、郑宁、冷林、何伟、蓝英、李杰、李健生、文英、姚文、王勉思、严红、方大来、宋玲、俞雷、曹彤、路珊、陶江等。派回的这些同志，除指定的组织关系外，彼此也不可以发生横向联系。

秘密交通线上遇到的种种险情

第八章

秘密交通线上遇到的种种险情

我们满城秘密交通站设在抗日根据地里，有时和满城县委住在一起，有时和晋察冀一分区地委住在一起。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站、点都在游击区、接敌区。最接近敌占区的交通点（堡垒户）在水碾头，距保定只有几里路。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就是从保定市下火车，经过这些站、点进入根据地的。我们为了做好交通站、点的工作和接送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活动在游击区、接敌区，我还不断进入北平城，要时刻警惕着敌人的突袭，时刻准备着应对各种突发的敌情。危险甚至牺牲，也时刻伴随着我们。

遭遇与误会

遭遇与误会

1943年夏季，我从北平联系地下党返回时，在由保定到蛮子营的路上，刚过水碾头，后面跟上来十四五个巡逻的伪军。我就当做什么也没看见，和原先一样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心里迅速盘算着怎样应对。

领头的伪军赶上来，用枪一指：“站住，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看朋友的。”

那家伙不信：“看朋友的？伸出手来看看！”

我张开手掌，那家伙眯着眼像看手相似的来回看。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握枪磨出的手茧。接着又要我“撩开裤脚！”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扎绑腿的痕迹。那时八路军是扎绑腿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认定我不是八路，就说：“蛮子营一带村里白天没事，晚上可有八路军，你不如今晚住到我们炮楼里，明天再去。”

我连忙说：“谢谢，那我就不去蛮子营了，我回北平。”说罢扭头向保定方向走去。走了一段回头一看，巡逻的伪军晃晃悠悠朝北面白马场的敌人据点走去了，我骂了一句“这帮笨蛋！”

我回到水碾头堡垒户家里躲了一阵，然后就向西直奔蛮子营。

1943年大扫荡之后，我常带着高深从北平回根据地。有一次，我们先到蛮子营，晚上王洛宝送我们，走到宋家屯一带碰上了区小队，我们就和区小队联系，约定当晚和他们一起穿过封锁沟回根据地；联系好后，王洛宝就回蛮子营了。傍晚我们分散在各家吃派饭，我和高深派在一家，忽然枪响了，日伪军进村了。区小队就和伪军噼哩啪啦地交上了火。一时不明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我先把高深藏在老乡家的粮食缸里，盖上盖儿，我叮嘱他千万别出声。我掏出手枪躲在门后面，注意情况的变化。

过一会儿枪声不响了，全村静悄悄的。我很快走到街上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说没事了，是遭遇战，打跑了。区小队与一股日伪巡逻队遭遇了，黑灯瞎火的交手一阵，谁也不敢恋战，各自撤走了。区小队向西边走了。这样一来我们与区小队失去联系，怎么办呢？这一带的路我比较熟悉，就带着高深连夜又回到蛮子营，过了几天才回到根据地。

在游击区、接敌区，敌我活动频繁，遭遇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当地军民警惕性都很高，弦绷得紧，有时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发生误会。1944年春，我在保定市南面于家庄、方顺桥两个小火车站建立新的交通线后，决定自己走一趟，以了解沿途的情况。这次我穿着徐伟的北京大学黑色学生制服，戴着黑色制服帽。从方顺桥下车，刚进了东村的村口，迎面快步而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慌忙地说：“哎呀，你怎么这身打扮呀？远远看上去活像个伪警察，民兵早在房上埋伏好了，拉开枪栓瞄着呢。要不是我认出来，他们就搂机子开火啦！”

还有一次我从北平返回根据地，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夜间跨越封锁线地带。黎明时分走到一个山坡间，被一位站岗的八路军战士拦住，盘查讯问，不准通行。一定要问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这身打扮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得说：“我什么也不跟你讲，只要见了你们首长，我就说实话。”这位战士带我去了团部，正在吃早饭的第三团团长肖应棠见到我，哈哈大笑，说：“闹了半天原来是你呀！快坐下，一块吃饭吧。”

蛮子营遇险

蛮子营遇险

1943年秋冬，敌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规模上看，这是最大的一次。这年9月16日至12月15日，敌调集4万余人的兵力，对北岳区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毁灭扫荡”。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第一阶段，敌以1.7万余人，采用分进合击和长距离奔袭的战术进犯我中心地区各要点，目的是寻找我主力决战，和以重兵进行“清剿”，实行“三光”政策，毁灭我根据地。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为第二阶段，敌以9000余兵力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目的是对我根据地一面“清剿”，一面抢粮。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为第三阶段，敌在我军民日夜打击下，遭到重大伤亡，开始分批撤退。在反“扫荡”中，我军（包括民兵）共作战56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1.1万余人，攻克敌据点204座，炸毁火车18列，坦克3辆，汽车244辆，击落飞机1架，缴获山炮1门、枪支800余支。与此同时，我军民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2427人，敌屠杀群众6674人，烧毁房屋54700余间，许多村庄变成瓦砾。

在我军反扫荡的过程中，我党、政、后方机关、华北联大、剧团、报社分散隐蔽在小山庄，有的遭遇敌人包围，很多人牺牲了。

在反扫荡一开始，我跟侯儒林商量，我们跳出来，到敌后游击区活动，住在蛮子营一带，这样可以避开敌人的锋芒。此外，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这里距离保定近，与城里联系方便，可以始终与城里保持联系。二是如果城里的人突然闯来了，我们会告诉他敌人在扫荡，暂时不要去根据地了，避免城里的同志出问题。

9月，我们跳出来了。敌人进攻的第一阶段，我们安全地度过了。敌人进攻的第二阶段，10月中旬以后，敌人部队调头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特别加强了对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清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实行突袭。敌人突然之间包围村子，把全村男女老幼集中起来，挑着刺刀，架着机枪，牵着狼狗，威逼百姓，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当场拷打逼问。区委不断向我们传达斗争形势。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昨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今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

我们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今天住这村，明天住那村；今天两人在一起，明天两人又分开，不断转移。我有时住在水碾头，有时住李家巷。白天不能活动，藏在老乡家，昼伏夜出，晚上转移。一到晚上就能听到各方面的消息。非常艰苦，非常紧张，随时有可能与敌人遭遇。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侯儒林投宿到蛮子营，一住下就听说最近敌人可能要向这一带偷袭，但是具体偷袭哪个村子也没个准儿。所以我们商量，我俩不能住在一家，如果住在一家，一个是山西人，满口老西儿话，一个学生出身，满口北平腔，万一让敌人撞上不好解释，必须分开住，分散危险。

当晚侯儒林去李家巷住在李洛常家，我就住在蛮子营杨森家。

前面我说过，杨森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性格憨厚，乐于助人，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他家住在村东头，院子比较大，一溜大北房；西房养着牲口。房子的东面是一亩地的果园，种着梨树，有一个水井。家庭比较富庶。杨森的父亲熟识文墨，擅长诉讼文书，乡里谁家要打官司，都得求他书写诉状，因此他也算是一方圣明。杨森的姐姐杨淑蓉识文认字，也是共产党员。

杨森家救过我的命。1943年春天，我患了疟疾，发烧打摆子。游击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在杨森家梨园的井边坐着聊天，有杨森和他姐姐。我突然感觉自己头晕，全身无力。当时我想，我怎么刚参加革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太早了太可惜了。想着想着就没有了知觉。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杨森姐姐家的炕上，他们找来农村的医生，又掐又治，喝了糖水。瞧我渐渐恢复了知觉，杨大姐说：“谢天谢地，快吓死人了！”

我说：“杨大姐，你们救了我一命啊！”

那一天我住在杨森家，我和杨森全家时刻注意着村里的动静。第二天一大早，杨大姐出外倒尿盆，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在我耳边儿说：“坏了，外边一片黄，都是日本鬼子！”

我立刻抽出手枪，问杨大姐：“你看有空儿能冲出去吗？”

她说：“不行啊，满满泱泱的，没空儿。”

看来冲是冲不出去了。杨大姐出主意说：“就在院里藏下吧。”

我脱下八路军服装，换上城里的制服、皮鞋，戴上礼帽，把手枪藏在炕洞里，准备好北平的居住证。我说：“大姐，咱们按时做饭按时让烟囱冒烟，当做什么也不知道。根据情况，随机应变。”

杨大姐就动手烧火，我拉风箱她熬粥，摆上小炕桌，放上碗盛上粥，一个小碟盛着腌茄子，做出要吃饭的样子。平时我挺爱吃这饭菜，今天一点没有胃口。

这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三五个伪军闯进来了。我们起身迎出房门。伪军见我主动迎出来，先是一愣，接着哗啦搂响了枪栓，枪口冲着我，神色紧张地问：“干什么的？”

我看他们挺紧张，自己反倒不紧张了，微笑着回答：“我是从城里来的，基督教信徒，昨天刚到，来会教友的。”说着掏出北平居住证给他们检查。这几个伪军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没找出破绽。

杨大姐从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捧给伪军，说：“老总，家里没什么好的，这个您就带着吧。”几个伪军互相瞧瞧，把鸡蛋揣兜里，背着枪走了。

我们返回屋里继续吃早饭。刚端起碗筷，透过玻璃窗，又看见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进来。

我们又迎出房门。这回杨大姐先拿出一小竹篮鸡蛋给那两个鬼子。两鬼子把竹篮一拨拉，冲我举着刺刀哇啦哇啦乱叫。我在中学学过日语，这会儿跟鬼子怎么说他们也听不明白。我就蹲在地上拿树枝又写又画，汉字、片假名，连比划带解释，他们总算明白个大概：我是北平的学生，信仰基督教，来这里会教友。

两个鬼子似乎弄明白了，互相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抬腿开路，临走没忘了提走那篮鸡蛋。

我们进屋接着装做吃早饭。过一会儿，响起了枪声。事后得知，敌人把全村百姓押往村北头空地集中。村党支部书记王瑶（王洛宝的叔伯弟弟）乘敌人不注意，抽身钻了胡同。日本兵发现立即朝他开枪，王瑶不幸中弹，他带着枪伤继续往前跑，日本兵追到一个院子里，他坚决不屈服于敌人，日本兵用刺刀将他杀害。王瑶壮烈牺牲。

日伪军把全村人集合起来，架着机枪，牵着狼狗，挥着刺刀，逼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村里很多人知道我此刻就在杨森家住着，他们却不约而同地严守秘密，始终没有透露我的任何信息。

敌人在村子里折腾了一整天，闹得鸡飞狗跳。从各家抢来粮食牲畜，杀猪宰羊，架上大锅，又煮又烧，大吃大喝，直到傍黑才带着抢来的粮食和东西撤走。

那天敌人也突袭了李家巷。侯儒林住李洛广家，敌人进村后，李洛广家院墙根儿上戳着一垛一垛的高粱秸，李洛广就叫侯儒林藏身在高粱秸后边。敌人进院搜查，翻箱倒柜，用刺刀往高粱秸里乱戳了一通，赶巧刺刀都贴着他身边捅过去，居然没有伤及他。在李洛广一家的掩护下，侯儒林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敌人走后，我和侯儒林见了面，一商量，马场村没有敌人的据点，今晚就住马场村吧。这样，我们就在马场村李洛常姑姑家住了几天。

12月底，反扫荡胜利结束，我们返回周庄。正赶上一分区召开反扫荡总结大会，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又得以相见，大家互相亲切握手。杨成武司令员作了总结讲话，我们在下面听着，回忆着几个月来惊心动魄的经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日伪如此猖狂的扫荡被粉碎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更加充满信心！

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第九章

宋汝棼和北京大学党支部

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原由我担任支部书记的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1941年暑假从育英中学毕业，一同考入燕京大学。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封闭占据了燕京大学。我受命执行任务经平西抗日根据地，到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王湘、韩叙、潘超去了晋察冀。留在北平坚持地下斗争的原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有宋汝棼、饶毓菩、徐伟等。宋汝棼转入北大工学院，饶毓菩转入北大医学院，徐伟转入北大法学院。

1942年12月，我受刘仁派遣潜入北平，根据当时的情况，建立了新的支部，支部书记宋汝棼，组织委员饶毓菩，党员徐伟。

支部建立后，宋汝棼要求到根据地学习，亲身体验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生活，学习党的文件。同时，提出这种要求的还有薛成业等。我考虑到，他们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城里工作，那里敌伪统治非常严酷，在地下状态的环境中学习文件极为有限。一般的学习就是听我的口头传达，偶尔带给他们一两件手抄的文件。我同意他们的要求，叫他们一放寒假就出发，寒假结束开学之前返回北平。并分别向他们交代了行期和接头暗语，路线是保定——蛮子营——周庄。据宋汝棼后来回忆，他到达保定后投宿在一家骡马大店，跟秘密交通员刘忠（王洛宝）接头时，宋汝棼看着手表问：“你的表现在是9点吗？”刘忠回答：“你的表错了，现在还刚刚8点。”

1942年放寒假后，在刘忠和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宋汝棼他们如期到达了晋察冀第一分区所在地易县周庄，第一分区司令部、一地委就驻在这里。此时，我们的交通站也设在这里。为什么把宋汝棼、薛成业留在周庄培训学习？我的考虑是，宋汝棼、薛成业在北平城里掩护条件好，易于长期隐蔽；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分别回到城里继续坚持自己的工作。如果去阜平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培训班学习，路途较远，来往需要更多的时间，寒假结束前有可能回不到北平。派遣回城易于暴露。留他们两人在周庄，则避免了这些问题。

我们交通站安排宋汝棼、薛成业住在一家地主的厢房里，叮嘱他们白天尽量不要到村里走动，以免被可能潜入根据地的汉奸特务发现。学习内容有整风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由张一峰讲课，他讲得很认真，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我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学习心得以及根据地的见闻，和他们座谈交流。

晋察冀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在我们建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上曾给我们很大支持和帮助，这次又请他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讲授了对敌斗争策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其间还去第一军分区听了杨成武司令员作的形势报告，他从苏德战场讲起，讲到抗日战争局势、晋察冀以及第一分区的斗争情况。能够聆听杨成武司令员的报告，对于长期在北平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来说确实很难得。

当时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屋内的取暖方式是灶火连着炕洞，在做饭时用灶火同时烧炕。他们住的是厢房，没有炉灶就不能烧炕取暖。吃的是小米粥和咸菜。即使如此，革命的热情互相感染，他们始终情绪饱满，休息时就亮开嗓子高唱抗日歌曲。这种无所顾忌尽情高唱抗日歌曲，对于在敌伪统治下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享受。培训期间，交通站也设法改善生活，春节那天吃的小米面饸饹，事后多少年再见面，每每提起来也觉得香甜依旧。

这次培训，使宋汝棼和薛成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上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回到北平以后，以新的姿态独立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新局面。

宋汝棼任书记的支部主要是在大学生中，重点是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为包括工学院、医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的北京大学党支部。他们通过同乡、同学、校友的关系先后在工学院发展了刚毅（王文化）、沈勃（张豫苓）、黄仕琦（周伟）、张彭（卢若篯）、宋硕（钱宗澜）、张克诚、廉仲（曲之安）、张育琎、孙志管等入党。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师生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北京大学工学院当时是党员人数最多、工作最活跃的单位之一。我和宋汝棼研究，建立了工学院支部，宋汝棼兼任支部书记。

宋汝棼发展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沙小泉（刘芳庭）、文学院的郑宁（鹿道慈）、医学院的张克勤、中国大学的陈山、辅仁大学的林瑾（王素文）、伍伯骅、周骥良入党，扩大了工作的范围。饶毓菩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单线联系医学院的戚天庆、育英中学的沈同、卫生行政学院的王源昶。戚天庆组织李营、林牧等抗日积极分子去根据地。戚天庆和细菌科讲师方亮建立了工作关系。1944年我再进北平，建立了法学院支部，徐伟任支部书记，李树群（李余杰）、沙小泉?委员，党员有刘鹏万和辅仁大学的肖锦荣等。

北京大学支部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发展的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包括去晋察冀的）约有50多人。

抗战胜利之际主动出击

抗战胜利之际主动出击

1945年8月10日，宋汝棼从广播中收听到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等国请降的消息，兴奋异常。这时宋汝棼已经从北大工学院毕业，考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正在西皇城根该会社的一个训练班学习，一起学习的还有北大工学院地下党支部的沈勃、张克诚。

宋汝棼邀集沈勃、王文化、黄仕琦、张克诚一同商量后，当即到西城区西单花枝胡同找到饶毓菩。宋汝棼同饶毓菩商量是否要印刷告北平市民书，在北平街头张贴，把日本投降、八路军即将解放北平这个好消息告诉北平老百姓。饶毓菩很赞成。当时晋察冀派往日本工作的李振中途经北平正住在饶毓菩家中，他们又同李振中商量，李振中也很赞成。

他们当即在饶毓菩家的西厢房中，由宋汝棼执笔起草了一个1000字左右的告北平市民书，大意是日寇恶贯满盈穷途末路，即将投降了，北平已陷入我八路军重重包围之中，我八路军即将解放北平，北平即将回到人民的手中。希望北平市民安居乐业，迎接北平解放。宋汝棼把这个告北平市民书的草稿拿给李振中、饶毓菩看，他们都同意。

当时没有地下印刷厂，也没有印刷设备和纸张，只好临时想办法。请饶毓菩、沈勃和黄仕琦（家住西单榆钱胡同）分头刻蜡版，然后印刷成八开纸的传单。当时买纸的钱也不够，一部分纸张是宋汝棼和沈勃到北大工学院“抄”来的。

干了一天多，终于印出传单数百张。他们商量，将传单趁天黑贴到大街上，一部分送到一些教授、学者的家中。

宋汝棼他们商量决定，由党员和周围的基本群众分头张贴、投递传单。参加这次行动的约有四五十人。

大约在8月13日，黄昏时分，宋汝棼他们在同一时间按照预先划定的地段，开始张贴投递。那天宋汝棼带一组到王府井、前门一带张贴、投递。饶毓菩带一组在西单和西单北大街一带张贴。晚上10点多钟才回到家中，身上粘了不少浆糊。虽然一口气在街上贴了两个多小时，但一点儿也不感觉累，充满了完成任务之后的喜悦。

那时，国民党政府的部队和接收人员还未到达北平，我们抢先一步开展了八路军的宣传。

宋汝棼这支队伍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更加突出。

全国解放后，宋汝棼曾任北京市第七区区委书记、北京市地方工业局长、市委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主任、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北京市基建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薛成业打进伪治安军宣导训练所

第十章

策反伪治安军

薛成业打进伪治安军宣导训练所

薛成业在哈尔滨上的初中，经历了五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尔后来到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时在北平大中中学读高中，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丧权辱国的行径非常反感，他曾与同学方蘅一起设法联系参加吕正操的抗日队伍。1938年，薛成业高中毕业，考取辅仁大学免费生。这时方蘅考入了燕京大学，通过方蘅，薛成业认识了燕京大学的陆孝华、赵凤章、卢念苏、马毓臻等同学。他们在交往中一起阅读革命进步书籍，接受进步思想。1939年，薛成业结识了辅仁大学的黄泛。1942年，经戈原介绍，吸收薛成业和李哲生入党。这一年，黄泛、方蘅撤回根据地。临走时，黄泛把薛成业和李哲生的关系留给了戈原。戈原也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和方蘅住同一宿舍。1942年末，薛成业赴晋察冀根据地接受城市工作训练，当他一脚踏入根据地的领域，他激动地俯身捧起一把热土满怀深情地亲吻着。他参加了满城交通站举办的短训班，我就是在这个训练班上认识的薛成业。

短训班的生活很紧张不知不觉一个多月一晃就过去了，1943年1月，薛成业向我和戈原汇报了程芳的情况，我表示同意吸收程芳入党，并决定由薛成业、李哲生和程芳组成党支部，由薛成业任支部书记，戈原另有新任务。此后，即由我与薛成业联系。薛成业返回北平后到私立艺文中学（现二十八中）任教员，着重在中学里开展工作。

每次我进城与薛成业见面时，除谈工作外，还要定好寒暑假来根据地学习的名单、送人的日期、接头地点和暗号等。一般是在保定车站接上头，即由来接站的同志带着走，走时保持一定距离。同行的人也是分开单个走，互不认识，以免出了麻烦牵连他人。薛成业工作非常认真，考虑周全，计划缜密。他送人到火车站，遥望着人上了车，三天后再去查访，看是否又回到北平。对这条路线，我告诉薛成业除工作需要，不能对任何人讲，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薛成业支部送往根据地的人员大致是:

1943年送走张瑛、张侠，暑期送走我委托他们送的天津的徐平等7位同志。

1944年送走林阳、梁波、韩哲文、黎光、季鸿、李本、林湘等。

1944年安排到根据地学习的有孟宪功、闵仲夫妇，王乃仁、关沫然、李杰、赵彦、左安、吴纯性等。

以上走的都是保定地区蛮子营交通线。

1943年八九月，我进城联系工作，薛成业向我谈了这样一些情况：

薛成业有一个同乡好友孟宪功，1943年初孟宪功曾经对薛成业说，他有机会到伪治安军宣导训练所当教员，按军队说法就是教官，他说也可以介绍薛成业去；他认为在这个部门谋职对开展抗日工作比当中学教师整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发挥的作用大。

治安军是华北敌占区主要的伪军正规部队。日本人在伪治安军总署设立宣导局，企图在伪军中也设立相应的宣导机构，在每个连队中设宣导员，搞反共的欺骗宣传。为此，宣导局建立了宣导训练所，抽调连排级现职军官受训，一期半年，然后派回伪军做所谓的宣导工作；同时也抽调营团级军官进行短训，一期半个月。敌人很重视这个机构，派有日本人的副所长和教官。

薛成业想，如果进去对这些学员进行策反工作，将对瓦解伪军有重要作用，就表示赞同。孟宪功进入宣导训练所任教后，有一天把他们编的几本教材拿给薛成业看，薛成业翻看着，大吃一惊。《宣导学》是孟宪功编的，四分之三篇幅讲的是唯物论辩证法；《东洋史》是王文烈编的，王文烈是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薛成业也熟识。《东洋史》讲的全是英、法、美帝国主义侵略、统治、掠夺、奴化东南亚殖民地的历史。

薛成业问：“这讲义日本人不审查吗？”

孟宪功说：“审查。翻译给他们念几段，不会细查的。而且要反共就要讲共产党的理论才好反呀。等到我们讲课的时候只讲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对反共的部分就不讲了，或者少讲几句敷衍一下。”

孟宪功、王文烈约薛成业去讲东洋史，他们说：“咱们一起蹚浑水吧。”

我听了薛成业谈的上述情况，感觉很重要。那时我们奉行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应该去做抗日工作的方针，能够打入伪治安军真是求之不得啊。所以我当即答复他：“这个机会难得，应该去。”

但是薛成业还有一些犹豫，他考虑问题比较细致。他对我说：“大中，你回去请示一下刘仁吧。”

我的态度很明确：机会难得，应该去。

1943年11月，孟宪功又找薛成业，说：“再不去就没机会了。”

因此，1944年初，薛成业辞去艺文中学的职务，由王文烈出面推荐，顺利进入宣导训练所任教。

后来薛成业回根据地，刘仁见到薛成业说：“这件事你还用再请示吗？当然应该去了。”

在宣导训练所，薛成业结识了王苏和魏焉。王苏是宣导训练所第一期受训学员，结业留校，现在是宣导训练所的少校学监，原名吴纯庸，在伪军中改名吴静韬，王苏是参加革命后的化名。学监是主管学员训练的军官，相当于军事院校的教育长，在这里位置仅次于所长，是个重要职务。魏焉是日语教员。

孟宪功告诉薛成业，王苏、魏焉急于投奔八路军，曾叫孟宪功给他们找关系。魏焉和薛成业同住一屋，他对薛成业说，他所以到北平来，就是想找关系参加八路军。王苏经常到薛成业的宿舍去，他们之间的交谈越来越深入。

1944年3月，薛成业支部决定吸收王苏、魏焉入党。这年夏季，薛成业、王苏、魏焉等同志返回根据地，通过蛮子营交通站找到王洛宝，王洛宝领他们来到易县东赵庄见到我。我听了他们的情况，就安排他们去了阜平城工部。

刘仁亲自指挥在伪治安军中开展策反工作

刘仁亲自指挥在伪治安军中开展策反工作

刘仁得知薛成业、王苏、魏焉的到来，非常重视，先后和他们三人一起谈了几次，听取他们汇报伪军情况，然后安排他们参加学习，接受城市工作训练。1945年初，刘仁派王苏、孟宪功、魏焉先后返回北平搞伪军工作。薛成业暂时留在城工部工作。

王苏返回北平后，首先与他同在宣导训练所第一期受训的少校军官袁沐三联系，袁沐三时任伪治安军校的中队长。伪治安军校是伪治安军培养军官的学校，位于昌平县清河镇。王苏直接到那里找到袁沐三，提出在治安军校进行策反工作，袁沐三很配合，推荐了好友高真。高真（高建武）是清河军校第三期毕业，时任该校区队长。王苏在与高真接触中，发现他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高真还说出一段秘密经历：

高真于1944年7月曾到冀热辽根据地寻找到八路军，在丰润县见了李运昌。李运昌鉴于他的条件，动员他仍回清河军校开展工作，并向他谈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定了联系人和联络方法。高真回到北平后，在清河军校团结了一批进步军官，他们是鲁有章（刘汝庚，中尉区队长）、金大鹏（赵玉树，少校中队长）、彭博（魏省三，上尉区队长）、孙超（韩月亭），还有袁沐三。以这几个人为核心，他们分别团结了一批比较进步的军官和学员。王苏为了证实这些情况，秘密去了清河军校，了解到高真所说的情况属实。

王苏把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了刘仁。刘仁让王苏带高真到阜平城工部，刘仁亲自同高真谈话，并批准吸收高真入党。刘仁授权他们二人回北平后可以在军校已有的核心中发展党员。回到北平后，王苏、高真发展了鲁有章、金大鹏、彭博、袁沐三、孙超入党。在日本投降前，他们在清河军校已有三个少校中队长党员、两个区队长党员了。

清河军校分本科、预科两部分，每科下面又分中队，除校部管理全校外，中队长是管理学员的主要军官。这几位新入党的党员情绪很高，工作积极，很快建立了一些关系。此外，他们还利用到外地演习的机会，向根据地运送了一批物资，给地下党带回了宣传品。

刘仁亲自指挥袭击清河伪治安军校

刘仁亲自指挥袭击清河伪治安军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刘仁和城工部迁到北平西郊，当时城工部已组建为北平市委，刘仁任北平市委书记，驻在妙峰山下的温泉、莲花寺、普照寺一带。这时的治安军被国民党改名为先遣军，命令他们维持当地治安。蒋介石的军队尚未到达北平，日本军队也没有放下武器，蒋介石命令日本人维持社会秩序，不许向我军投降。在清河军校内部，国民党、三青团的地下工作者也在蠢蠢欲动。

刘仁找金大鹏研究，乘国民党军队未到之际，马上采取行动，搞个里应外合。金大鹏表示完全可以。刘仁随即找王苏、高真与当时北平市委的军事部长甘春雷一起开会研究。刘仁决定立即袭击清河军校，夺取武器装备我军，同时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根据刘仁的决定，王苏、高真、甘春雷、新五团丁团长共同研究了战斗方案。决定金大鹏、鲁有章、彭博参加行动；高真、孙超、袁沐三继续隐蔽在军校坚持工作。8月下旬的一天拂晓，战斗开始了。这天午夜，金大鹏到北安河接应我军部队并带路。鲁有章、彭博解除了清河军校门卫和警戒部队，并把他们捆起来，然后打开大门，把埋伏在校门外的一个民兵团引进校内。那天，清河军校的值星官正是金大鹏，他故意不下抵抗的命令。就这样，我方在半小时之内就胜利完成了任务，缴获长短枪900支，轻机枪11挺，还有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并带出60余名进步的青年军官和学员。我军没有一丝伤亡，清河军校也没抵抗，他们只是在我军撤走之后放了一阵空枪应付应付。缴获的武器主要装备了新五团。在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一带，新五团作战颇有名气。

跟随出来的60余名进步的青年军官和学员，被带到张家口，部队同志给这些青年办了三个月训练班，经过学习，基本上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少人成为我军的骨干。这期间，刘仁委派薛成业等到那里挑选十几名本人自愿，同时有条件去北平或其他地区国民党改编的原伪军工作的，经过进一步学习，派了过去，站稳脚后再跟组织联系。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仁还派薛成业与魏焉联系。他们于9月上旬从敌伪石景山制铁所守备队搞到数百支枪和一批弹药，用来武装了我军。

解放战争时期，薛成业在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下担任中小教委书记，做中小学教员中党的工作。1948年，薛成业在刘仁直接指挥下，参与策动了国民党第九十二军起义。全国解放后，薛成业在北京市教育战线担任领导职务。

出生在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家庭

第十一章

安捷和秘密交通线

出生在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家庭

在安捷来晋察冀之前，我们彼此不相识，也没见过面。我只是听说，北平地下党有一个叫艾红（当时安捷的化名）的年轻女同志，很能干，宣传抗日，发展组织，开辟秘密交通线，输送干部，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安捷原名艾蕙兰，艾红是她参加革命后使用的第一个化名，其后的化名还有欧萍、安捷。安捷祖籍河北省高阳县，1923年出生于北京房山县。安捷的父亲艾可庭自幼家境贫寒，却又向往文化，因交不起束脩（学费）而向村塾先生下跪求学。但他只读到12岁就被迫辍学去卖杂面以贴补家用，接着到北京学徒。时遇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店铺被毁；此时他的哥哥因参加义和团且在北京打死一名奥国侵略军的军官而被捕入狱。为赎救哥哥出狱，他从同乡那里借了100块大洋。为了偿还这笔债务，他肩挑布挑，走乡串村叫卖布匹，经过20年的惨淡经营，不仅偿还了债务，而且积攒了财富，购置了土地，开办了店铺。如此经历，造就了他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的性格。

艾可庭的世交高阳县庞家佐村老齐家很多人去法国发展，在那里资助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很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骨干。老齐家弟兄常把法国的民主科学讲给他听，使他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期间，先后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和共产党在高阳县、蠡县领导的高蠡暴动。当革命受到挫折时，艾可庭曾经冒着风险挺身而出收留、隐藏和救助落难的同盟会员、北伐军将士和高蠡暴动的革命青年。

为了让安捷姐弟上学，艾家移居北平。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艾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艾可庭把自己的粮库倾尽赈济给乡民，决不给侵略者留下一粒粮食。父亲的行动，影响着少年安捷。安捷在北平辅仁女中读书时，就自发地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日军占领南宁，北平日伪当局命令学生上街游行庆祝，安捷摔掉学校发给的纸旗，用脚踩烂，带头离开队伍。她在同学中组织读书会，学习进步书籍，传播抗日思想。在她结识了她的高阳县庞家佐村的同乡、中共地下党员齐克君（铁华，女）之后，她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并于1940年经齐克君介绍加入“民先”、1941年经庄英（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安捷在辅仁女中的抗日活动受到校方的注意，1941年暑假，执掌校务大权的德国修女把安捷和她的好友姚锦凤开除出校。安捷转入艺文中学，姚锦凤转入慕贞女中。此后安捷还先后转入志诚中学和中法大学，那是因为去抗日根据地返回北平后，不暴露行踪。

这段时间，安捷联系和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她们是叶宁（关淑勤）、周庆汾、韩珍、张桂庚、赵琳、杨曼琳、左淑芳、方敬文、王明新等。安捷的爱国活动以及以后的抗日革命工作，都得到父亲艾可庭强有力的支持。

联系安捷的，最早是齐克君，齐克君转入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系统后，由庄英来联系安捷，庄英的上面是北平城委周彬。1941年底周彬撤离后，好长时间她们没有同上级接上关系。1942年紧急撤退中，庄英撤回根据地，安捷由黄泛联系。

战斗在秘密交通线上

战斗在秘密交通线上

城工委派我和张一峰开辟了进入晋察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后，北平至满城这一段的交通，由安捷负责。在1942年的紧急撤退中，安捷承担了来往于北平与保定城西蛮子营秘密交通联络站之间联系、安排和输送有关同志的任务。

在这条秘密交通线上工作的还有王洛宝和杨森。为了掩护工作，安捷同他们商定，叫王洛宝夫妇表兄表嫂，叫王大娘姨妈。安捷跟杨森商定，同他家定成了基督教教友关系。

安捷为送第二批同志而去蛮子营联系时，王洛宝向安捷传达了行动计划，叮嘱她：“这次要接董鲁安教授来，对于他的安全要特别注意。” 安捷返回北平后，即着手安排。原计划第二批共9人于8月上旬启程来根据地，安捷安排董鲁安教授与这一批同行。

由于这一批不仅人数多，而且有天津的和家住天津的朱学昆、关淑勤，安捷和金英爱分头去蛮子营找王洛宝、杨森联系，联系妥当后，安捷通知北平的同志，金英爱通知天津的同志。

安捷是学生，利用暑假送人，由于工作环节多，以及秘密工作的限制，时间非常紧张。第二批走后，安捷同饶毓菩、王秀山分头商量，安排了第三批。其中有陆孝华、张象耆、杨孝兴、王萱。

1942年夏天，安捷多次去蛮子营，往返乘车、行路，通过敌人岗哨确实有困难、有危险。但是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自己的安危只能置之度外了。旧社会城乡衣着十分悬殊。安捷从北平到保定去蛮子营就很不方便，换衣服不好，不换衣服也不好。因为即使她穿上农村姑娘的服装，也改变不了她“居住证”上的身份、北平的口音和学生气。她只好穿上最朴素的学生装。尽管如此，多次出入游击区也有点扎眼。有一次，为送一批同志她提前到蛮子营联络，时值下午，密密层层的青纱帐使她看不到村边有敌人。本打算沿村往西去王洛宝家，没走多远就发现大槐树下有十几个伪军在乘凉，看见时已经躲闪不及，更不能后退，只能接着往前走。敌人呼啦一下站起来，端起枪凶狠地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干什么的？”安捷随机应变回答:“我是基督教徒，来看望村里的教友。”她随手从书包中取出一本精装烫金的书籍。伪军问：“这是什么？”安捷答道：“这不写着，《新旧约全书》！”伪军一看真带着圣经，态度变了。安捷道声谢，抬脚走了。

安捷为送第二批同志去蛮子营联络时，王洛宝转给她一个小纸条，是黄泛为接董鲁安先生而写给饶毓菩的。炎热的伏天，汗流浃背，到保定上火车，女检查员纠缠不休，打开包袱一件一件翻。眼看要翻到藏纸条的卫生带了，安捷急中生智，抓起包袱中一只精致的口琴扔到女检查员的手里。女检查员放下卫生带拿起口琴，说：“这口琴真不错！”安捷顺水推舟说：“你喜欢就送给你吧！”这样转移了女检查员的注意力，躲过了检查。

我与安捷的第一次见面

我与安捷的第一次见面

在1942年这个不平凡的暑假，经安捷安排送到根据地的共计25人。当时组织决定，完成输送计划后，安捷随最后一批同志撤回根据地。为此，安捷对自己联系的同志作了安排：有的等上级来接关系，如董葆和等；有的转交饶毓菩联系。安捷、陆孝华、张象耆、杨孝兴、王萱等五人离开北平安全抵达蛮子营。8月16日当夜色降临，安捷等五人由武装交通员陈德夫、韩德全、王杰、王洛宝、王瑶负责护送，悄悄出发了。武装交通员替他们背上行囊，一夜急行军，中途与八路军的一支小部队会合。过封锁沟时，战士们用一条条空干粮袋连接成布带，系在他们的腰上，把他们像吊水桶那样吊过封锁沟，到达易县东赵庄。在以后的旅途中，他们穿越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阜平等县境，最后抵达目的地——平山县北方分局驻地老坟沟（现名老峰沟）。几天的经历，都是这些北平学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总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扑面而来，也让他们终生难忘。

在护送安捷一行的五名武装交通员中，有两人在不久以后的反扫荡中光荣牺牲。他们是王杰、王瑶。

就在这批青年到达老坟沟的第二天，我第一次见到安捷。

大约是1942年8月25日，这天中午下了一场暴雨，雨过天晴，天边出现一抹彩虹。晚饭后，刘慎之叫上我和俞林，说是去看看从北平新来的同志。俞林原名赵凤章，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地下党员。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封闭燕京大学，他随同那一批同志经平西秘密交通线撤回根据地；后来在华北联大工作，1946年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任职。全国解放以后曾担任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他又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在青山那边》就是以燕京大学师生为素材创作的。

我们爬过一座山，来到下东峪村北方分局组织部招待所，听说大家都去河边了。我们走到河边，只见河岸的树丛经过雨水的冲洗变得苍翠欲滴，一群山雀飞来飞去唧唧喳喳叫得欢。山洪过后，河水比较清亮了，城里来的同志们一边洗衣服，一边蹚水洗脚，欢声笑语中透着兴奋。

刘慎之叫来王萱，她是俞林的妻子，夫妻见面自然喜出望外。他们走后，刘慎之又叫来安捷，跟她谈了一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安捷。她挽着裤脚，用湿手撩着头发，一副中学生的模样，感觉比我听说的那个能干的地下工作者年轻得多、单纯得多。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始终站在一旁，保持着距离，有意回避他们的谈话内容。当时我根本没意识到让我和安捷见面，是有意安排我负责领导她的工作。

河边见面后，刘慎之又同安捷谈了一次话，表扬她工作任务完成得很好，告知她学习结束还要派她回北平工作。刘慎元说艾红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太多了，需要改个名字。这时安捷抬头看见贴着的苏德战场形势图，就说我姓欧洲的欧吧，又看见地图上芬兰二字，脱口而出就叫欧芬吧。话刚说出，转念一想，欧芬念成第三声不就成了“藕粉”了。这时刘慎之已在登记表上写出了草字头，刘慎之说，那就叫欧萍吧。

改叫欧萍的安捷被编在城市工作训练班里学习，同班的女同志有徐彦（金英爱）、边江，她们三人同住一屋。据我所知，学习内容除国际国内形势外，还根据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讲授在敌占区如何开展秘密工作。要求地下工作者扎根于群众之中，目的是争取、教育、团结群众，而决不是埋藏不动；并讲授了地下党的建设问题。内容是党的性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阅读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等。

这期城市工作训练班即将结束的时候，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们接到通知，敌人将发动进攻，会很快进犯到我们这里，上级要求立即转移。刘慎之把安捷、徐彦、周铭和我编在一组，由周铭带领。我们领了干粮带，背上行李，跟随晋察冀分局各直属机关的队伍开始了夜行军。那天月色朦胧，纪律要求不许随便谈话，只听嚓嚓的脚步声一阵紧似一阵，有时蹚水过河（滹沱河），有时上山下山。我在边区行军走路受过锻炼，跟上队伍不成问题。可是安捷、徐彦初来边区，这样的急行军就显得很吃力了。我和周铭几次提出帮她们背行李，甚至伸手去抢，可是每次都被她们拒绝。徐彦说话简单，只是“不用，真的不用。”安捷说话就有内容了：“这是革命，革命是不能代替的！”

投宿住在老乡家，我们就聚在一起聊天，谈起北平的社会新闻，安捷和徐彦是主角。那时候我穿的褂子是原来的一件布大褂拦腰一剪子铰下来的，扣襻儿也是随便乱缝上的，自然滑稽，安捷一边笑话我，一边找针线替我重新钉好。有时候谈根据地的见闻，我和周铭就成了主角。记得周铭讲过这样一件事，给我们的印象极深：冀中开展地道战，一次敌人来了，村子里的群众都藏在地道里，不巧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好哭闹，孩子妈妈怕孩子的哭闹声暴露目标，危及全体乡亲们的生命安全，就使劲捂住孩子的嘴，由于时间太长，孩子被捂死了。

这次转移历时七八天，其间得知情报，敌人这次是一次奔袭，不是大规模进攻，敌人的奔袭失败后，我们又回到老坟沟。这时刘慎之通知我，安捷、徐彦等人将派遣回北平从事地下工作，今后她们的工作由我负责领导。

返回北平通过敌人封锁线，需要随同八路军部队一起行动。这样一直等到10月底。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安捷、徐彦三人由武装交通员陈德夫、韩德全带领出发了。我们先到一个土岗上，等待八路军的部队。八路军的部队来了，我们随同部队一起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又走了几十里，到了蛮子营，陈德夫跳墙进了杨森家的院子，一敲窗户，杨森来开了门，迎接安捷、徐彦进门。我和陈德夫、韩德全连夜原路返回根据地。

奉命返回北平开展地下工作

奉命返回北平开展地下工作

安捷回北平前，根据刘慎之的指示，我们研究了工作。她的任务是以上学读书为掩护，做学生工作，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学生和群众，发展地下组织。

安捷回北平后，已不便再回到原来的艺文中学。当初艺文中学她们一个班一下子走了三个学生，影响很大，这次突然回来，势必引起疑问。等了一段时间，安捷转入志成中学插班。她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同窗好友、家属、亲戚朋友进行交朋友、谈心、秘密串联等工作。

在此期间，在我每次化装进入北平联系工作时，增加了分别与安捷、徐彦单线联系的任务。安捷性格开朗，朝气蓬勃，体现在工作上，很快打开了新局面。截至1944年6月她奉命撤回晋察冀，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发展党员和地下工作关系。除叶宁（关淑勤）外，先后发展了王彤（周庆汾）、徐欣（徐云霞）、方会（贾若男）、周健（王明新）、沈汎（春仲棣）、方明（朱景明）、江培（王明珠）以及同任彬一道介绍林川入党；还介绍韩珍、何万生、武瑞芝、艾友兰、路莹（张桂庚）等参加革命工作。

（二）、介绍40余人参加革命。其中安捷直接介绍去晋察冀的有叶宁、方敬文（陶章）、赵琳、侯星、周健、左淑芳（何觉）、沈汎、路莹、方会、艾来星（林刚、艾刚）。通过何万生、武瑞芝、艾友兰、王彤、沈汎、周健、路莹、方会等介绍去根据地的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两校国文系教授王西徵及夫人潘郁彬、子女王恂、王悦、王惕；燕京大学生物系教师崔毓麟；大中中学的王异殊（王建华）、光华女中的王超云（王瑞芝）、徐欣；辅仁女中的苏虹、（陆希钧）、赤岫（陈文蓉）、左健（朱紫芹）、卡笛（黄湘娥）、林奇（曾永保）；高商的高峻（高世和）、辅仁大学的高一光、艺文中学教师于澄宇、学生于爽人；师大女附中的李卓君（安淑中）、小学教师秋粟（周尚玉）；山海关中学的苏群以及其他中学的韩瑞、马力东、克非、孟扶耕。

刘仁提议我和安捷结婚并主持我们的婚礼

刘仁提议我和安捷结婚并主持我们的婚礼

1944年5月1日凌晨，天还没亮，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北平东城板厂胡同安捷的家。安捷发现日本宪兵正在从院外的老槐树爬上来，企图翻墙跳入院内，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把收藏的《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第三国际的解散》等工作文件塞进厨房的火炉。当端着刺刀的日本宪兵破门而入时，那些文件已经化成缕缕青烟。

安捷被带上日军的一辆大卡车，沿途陆续有被捕的中国人被装上卡车。在狱中，安捷对情况进行了分析。第一，她观察被捕的人中有不少是一般的无辜百姓，例如著名钢琴家老志诚的妹妹、学生和保姆，这表明日本宪兵的这次抓捕针对性不强，不是针对她一个人；第二，在审讯的过程中，尽管日本宪兵严刑拷打，上老虎凳、灌凉水、过电刑……但是问的问题却很简单，翻来覆去就是一个句话：“你的共产党？”这表明敌人没有掌握任何真凭实据。第三，她发现她在辅仁女中比她高一个年级的某某是先行被捕进来的，在狱中认识自己的只有这个人，而这个人是国民党员，对自己的情况了解不多，如果是她供出的自己，那么她也供不出任何证据。经过分析，安捷心里踏实了。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她回答的只是一句话：“我是一学生，只知道念书，别的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安捷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泄露党的机密。这期间，组织进行了营救工作，安捷的父亲也通过朋友花钱打通日伪当局的关系，作保说她绝对不是共产党员。在没有证据又没有审讯结果的情况下，日本宪兵队只好把安捷释放。这时已是5月25日，她在狱中度过了25天。

安捷出狱后，发现自己的所有工作关系都安然无恙，同志们的情况完好如初，这说明自己的工作关系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被捕而受到丝毫影响。根据上级的指示，6月初，王洛宝专程赴北平通知安捷撤回根据地。安捷于6月8日动身，陈德夫在途中接应，于6月中旬到达晋察冀城工部驻地阜平西柏峪店村。

城工部的佘涤清同志代表组织同安捷谈话时说：“认识你的人太多，你再改个名字吧。”安捷看到桌上的《晋察冀日报》上面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开辟第二战场形势图，在意大利附近有个安德尼海，就说：“我就姓安吧！”又见报道苏德战场上红军每解放一个城市总要鸣放大炮祝捷，又说：“我就叫安捷好了。”于是欧萍又改为安捷。

8月，安捷被分配到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学习，11月留到城工部。刘仁了解到我和安捷在工作中建立了亲密关系，便主动做媒。他对安捷说：“你和张大中结婚吧！结婚以后我派你们俩到平西再开辟一条新的秘密交通线。”

刘仁为我们选定的喜日子是1944年的十月革命节前夕。11月6日，由傅秀等一些女同志给我们缝了两条里外三新的紫花土布被子。刘仁还动员城工部的同志和华北联大政治班的一些同学，各自捐献了一些津贴，买了花生、红枣和枣酒，炒了一些菜，摆了两三桌，由刘仁主婚，大家热热闹闹地为我们举办了婚礼。刘仁不仅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部下，在生活上对部下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他让我同安捷结合，是有意让我们在城工部的青年中起带头作用，继而陆续结婚的有欧阳飞、石红夫妇，陆禹、潘基夫妇，佘涤清、左健夫妇，陈德夫（与一名小护士）夫妇。

对于安捷在被捕期间的表现，组织上除了听取她本人的汇报，还通过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说来也巧，在日本宪兵队审讯安捷的一个日本军官后来被我军俘获，他投降后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他提供的情况也证明安捷没有暴露身份，没有泄露组织机密。

1945年11月1日，刘仁在北平西郊贝家花园同安捷谈话，明确说：“关于你的被捕问题，组织上已经了解清楚了，证明你向我们汇报时没有说假话。所以现在派你回北平，帮助张大中做党的地下学生工作。”

徐康在其所著《青春永在》一书中有一段生动的文字，是从安捷的角度描写的：

1942年8月底，她去平山晋察冀根据地。有一天傍晚在学习班驻地下东峪村河边，她和几位女同志正在洗衣服，忽然刘慎之带着两个青年朝她们走来，其中有个英俊的小伙子就是张大中。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夜晚，忽然得到日寇扫荡的消息，分局机关紧急转移。安捷和徐彦（钱淑芳）、张大中、周铭4人一组跟着大队走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到达与山西交界的云上坪。他们在这个小山村住了些天，晚上常在一起聊天。安捷看到张大中把蓝布长衫剪成短褂穿，钉的扣襻儿乱七八糟。心想这人真书生气，连个扣襻儿都不会钉，便帮他重新把扣襻儿钉好。

9月底，他们回到分局机关。刘慎之和安捷、徐彦谈话，要她们返回北平，便把她们二人送到交通站驻地东赵庄，等待军分区的部队配合跨出敌人的封锁线，等了近一个月。张大中当时正负责满城?通站和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他们白天一起学习，傍晚一起遛弯儿。当时在抗日根据地长虱子是常事，人称“光荣虫”。张大中毛衣上虱子特别多，有一天安捷和徐彦替他捉虱子，一下捉了200多个！她们讥笑他，他也满不在乎。11月初，他们3人跟着八路军跨过了封锁线，当时约定由张大中领导她两人的工作，她们安全返回了北平。那年冬天，张大中到北平和安捷一起安排送人去根据地的事，因时间紧急没有多谈。

1943年春天，张大中忽然给安捷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思念之意。随后安捷去保定蛮子营向张大中汇报工作时，他也格外热情。5月，张大中又回到北平，有天晚上在筒子河边接头，谈完工作，张大中含蓄地向安捷倾吐了爱慕之情。暑假里，安捷和一些北平的同学去根据地学习，城工委的驻地是阜平县南湾村。晚上安捷与张大中常常坐在河边，星光闪闪，流水潺潺，树上的蝉鸣和水塘的蛙叫犹如一部稚拙的交响音乐，他们谈些有趣的事，两颗初恋的心都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幸福。只可惜这段时间很短暂，学习结束，安捷匆匆离去返回北平。当年秋天，安捷把从西山采摘的几枚红叶寄到交通站转交给张大中，张大中一直把这几枚红叶藏在身上。小小红叶，时间越久颜色越红，从鲜红变为殷红，从朝气变得深沉，寄托着深情，代替了千言万语。1944年，安捷回城工部驻地阜平西柏峪店。他们的恋爱逃不过刘仁那精明的眼睛，他把他们叫到一起，笑着说：“你们该结婚了，结婚后一同去平西再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11月6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是十月革命前夕，刘仁关怀备至，亲自主持他们的婚礼，动员城工部同志从仅有的一点生活补贴中凑钱办了两桌酒席，买了当地盛产的红枣。那天晚上大家边吃边谈，欢声笑语，真诚祝贺，体现了战斗中的深情厚意。

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第十二章

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何万生

何万生，又名何蔓生，是一位热情寻找革命真理、积极投身抗日斗争的党外人士。何万生先生于1944年光荣牺牲，是北平地下工作中杰出的革命知识分子。

黑暗中寻找光明，自学马克思主义

黑暗中寻找光明，自学马克思主义

1941年冬天，安捷在艺文中学发展她的同窗好友叶宁加入“民先”。叶宁家在天津，在北平却有两家很好的社会关系：一是她父亲的挚友李谷诒家，一是她的表叔何万生家。1942年6月下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叶宁对安捷说：“李大妈（李谷诒夫人）约你星期六到她家吃晚饭。”

安捷早就听说李大妈为人热情，哪怕典当衣物也要招待好客人，加之考虑李家有青年人可以作为开展工作的对象，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邀请。

星期六下午，安捷来到地安门内铁匠营8号李大妈家。进门一看，被邀请的客人不只是她自己，还有意想不到的两位：一位是四十开外的学者；另一位四十来岁，身材修长，白净面孔，教员模样。经叶宁介绍，前一位是参与1927年在周口店龙骨山首次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古脊椎和古人类学者裴文中先生，后一位则是叶宁早就提起过的自学马克思主义的何万生先生。席间，大家谈天说地，痛骂鬼子汉奸，交谈进步书刊。入夜，何万生先生提议用法文高唱《马赛曲》，大家引吭高歌，充分抒发压抑在内心的抗日爱国情绪。此次聚会，何万生给安捷留下很好的印象：知多识广、谈吐文雅、坦率热情、思想进步。

何万生出生于清末，父亲是蒙古旗人，官至道台；母亲是汉族贫苦农民的女儿。父亲从山西解职回京，途中所携带钱物被强盗悉数劫走，从此穷困潦倒，心情郁闷，不久即去世。年幼丧父的何万生无钱读书，幸好他的同父异母的大姐嫁给了驻藏大臣之家，大姐夫家藏书甚多，并设有家馆，何万生就做外甥们的伴读。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无论读书、书法、文章都很优异，深得家馆先生的赞许。以后他又自学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1930年，何万生考入北平市政府秘书室统计股当职员。20世纪30年代初，在李谷诒的启发下，何万生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起初，他坚持唯心论观点，李谷诒用唯物论同他交谈驳倒了他的观点。从此，他不仅向李谷诒借阅进步书籍，还利用在市政府供职的机会，从查抄的违禁书刊中偷偷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著作，逐步从唯心论转到了唯物论的立场上，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

1942年夏天，在何万生的邀请下，安捷开始去拜访他和他的老妈妈。

何万生家住在西单察院胡同26号。何万生很健谈，对共产党人的钦佩更溢于言表。他热情地谈到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他详细描述了李大钊出殡路经宣武门、西单时的情景：许多学生如何不畏军警的殴打、逮捕勇敢地散发传单，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路边的行人如何被感动得驻足而立泪雨纷纷等。他还告诉安捷七七事变前，在天津领导他表哥关大力（叶宁的父亲）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艾秀峰，也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好人。

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革命同志

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革命同志

这一年暑假，安捷正同保定城西游击区蛮子营秘密交通站联系，输送地下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7月中下旬从北平送出了7名同志，不料，其中高度近视的王湘和艾力农（张象耆）在由保定到蛮子营的田间小路上，同接应他们的秘密交通员失去联系。当时接应他们的秘密交通员戴个大草帽，让他们盯住大草帽跟随前进。岂料他们跟着跟着发现跟错了人，不得已又返回了北平。艾力农是瞒着家庭出走的。他的父亲张允亮是清末两江总督张人俊之子，母亲袁若桓是袁世凯的长女。像这样的官宦之家，怎么舍得子女献身革命呢？艾力农为了等待机会再次奔赴根据地，不敢回家。没有适当的住处，就东躲西藏，因此情绪很不安定。地下党的同志要安捷想办法，安捷想到了何万生。她同何先生一谈，何先生慨然应诺，“来吧，你叫他来，我保证安全。”

艾力农在何先生的书房住下，起居饮食由何老太太照料，情绪逐渐安定了。何先生下班就同艾力农聊天。何先生母子都自觉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不打听艾力农的身世，不谈自己的经历。何先生谈话的内容大都是伪政府内部不同派别的勾心斗角和旧社会的黑暗，反映了他愤世嫉俗的心情。看到艾力农老实、拘谨，就同他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

在艾力农离开北平再次赴保定的前一天夜晚，何先生同艾力农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大意是：要想做终身的革命者，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才能革命到底；否则，遇到困难和挫折就会发生动摇，就成了昙花一现的革命人物。

何先生的谆谆教诲，令艾力农永生难忘。直到上个世纪末艾力农回忆往事时还说；“半个月的相处，何万生先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谈吐不凡，性格深沉坚毅，后来为革命慷慨牺牲决不是偶然的。何老太太守口如瓶，真是可靠的地下工作关系。他们母子是我永生不忘的人。”

何先生母子还掩护我，掩护地下党员叶宁，为地下党掩藏秘密宣传品等。叶宁1944年初躲藏在北平时，在何先生家住了一个月。同年4月，刘仁派我到北平了解情况、部署工作，我在何先生家住了两个星期。安捷等同志到何先生家谈工作，经常被何老太太热情挽留一同用餐。当时北平物价飞涨，何老太太为了照顾好同志们的生活，经常暗自典当衣物。老人家端出一盘一盘的炒白菜、炖豆腐，一碗一碗的炸酱面、包饺子，坐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们津津有味甚至狼吞虎咽地吃着，脸上就浮出笑容，可以说这是她老人家最欣慰的时刻。

安捷更是常常把地下党秘密传阅的《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及《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评中国之命运》等书报交何先生母子保存。

积极主动参加地下抗日斗争

积极主动参加地下抗日斗争

经过晋察冀北方分局城工委的城市工作训练，安捷于1942年11月被派遣回北平后，就将所了解的抗日方针、秘密工作原则、根据地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和有关见闻，向何先生作了传达和介绍，何先生听了很是拥护和兴奋。当听到党组织要他做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工作时，他毫不犹豫慨然应承，而且立即同安捷研究如何着手工作。从此，何先生利用在伪市政府供职之便，不遗余力地在亲朋好友中开展抗日宣传。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为北平地下党完成了以下任务：

输送革命知识分子去抗日根据地

何先生介绍去晋察冀城工委的有王西徵及其一家：夫人潘郁彬，子女王恂、王悦、王惕。何先生同艺文中学教师于澄宇相识，通过于澄宇认识了在燕京、辅仁两校兼课的国文系教授王西徵。1942年，何万生向我介绍了王西徵的情况和追求革命的愿望，我派戈原进入北平，将王西徵接到晋察冀根据地。王西徵来根据地之后，何万生时常照顾潘郁彬及其子女。王西徵从根据地带回的信件、生活费用，也都由何万生转交。

1943年夏，何万生联系送走潘郁彬母子四人来到根据地，还联系送走辅仁大学学生高一光、艺文中学学生于爽仁及教师于澄宇来根据地。

何万生对党交给的任务高度负责，在送人离京之前，他不仅把接头时间、地点、联络暗号及应注意事项交代得一清二楚，还嘱咐再三，生怕出事。时值上个世纪末，90高龄的潘郁彬夫人仍念念不忘何先生的关照和为了联络、护送她们母子而跑前跑后累得大汗淋漓的情景。

团结革命知识分子

何万生开展地下工作，首先以李谷诒家为活动点，团结了李德媛、李志媛、李采。其次以思想左倾的廉孔彰先生家为活动点，团结了康明（廉骥）、方程（廉骕）。每逢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何先生不是同李家就是同廉家相聚。他常把《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及一些社会科学著作、革命文艺作品带给大家看，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绍苏联的情况、中国抗战的前途、共产党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英勇杀敌的斗争故事，往往谈到深夜。康明有时还从地安门步行送何万生回家，在路上依依不舍地倾听何万生的谈论。上个世纪末，历经50年的革命生涯之后，大家相聚在一起，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深受何大叔的影响，他是我们的革命引路人。”

遵照何万生要团结抗日青年的教导，1945年日本投降前，康明、方程在北平和他们的家乡秦皇岛团结了魏玉珍、王健、李瀛、李常荣、韦木（韩西文）、廉家训、廉隅（廉宜民）等进步青年。从1946年到北平解放前，李德媛、康明等十几个青年有的入了党，有的奔赴解放区。他们走上革命道路，都与何万生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

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

根据何万生先生积极从事抗日工作的出色表现，1944年4月，我和安捷曾商议发展何万生先生入党。安捷正准备同何万生长谈一次，并请他撰写自传。不料，何万生于5月初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东珠市口“1420部队”。得此消息后，我们焦急万分，千方百计探听情况，想方设法筹划营救。日寇对何万生先生进行秘密审讯、逼供。当时我们间接得知，何万生先生在狱中受尽了拷打与折磨。但是，无论日本法西斯施以什么样惨无人道的酷刑——过电、灌凉水、坐老虎凳、压杠子、用烧红的烙铁烫他那瘦弱的身躯，都没能动摇他钢铁般坚强的革命意志。他坚守“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咬紧牙关，只字不吐，直至最后壮烈牺牲。何万生先生以他宝贵的生命保护了党的机密，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正气歌。

何万生先生在不到两年的地下斗争中，表现出他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热忱和对共产党的无比热爱。被捕后坚贞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尚气节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高贵品质，不愧是一名从思想到行动完全入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何万生年逾四十还未成家，曾毅然表示：“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不结婚。”

意志坚强的何老妈妈

意志坚强的何老妈妈

何万生的母亲何老妈妈，自丈夫死后茹苦含辛数十载，支持她活下来的精神支柱就是她那贤德孝顺的独生子。何万生被捕后，每到黄昏，何老妈妈就拄着拐杖依门而望。她多么盼望儿子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啊！

日本投降后，安捷又被派回北平做地下工作。1946年初，安捷第一次去看望何老妈妈前，心里盘算，老人一定很悲痛，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安慰老人家。没想到，见面时何老妈妈仍然像何万生在家时那样，端坐在客房八仙桌下首的太师椅上，沉着、冷静、安详，看问题、谈话还是那么头脑清晰和要言不烦。不知道是亲友们为了不使她悲伤而将何万生牺牲的事瞒着她呢，还是老妈妈已经知情但不愿说破，给自己留有一线精神寄托？她对安捷说：“我儿子被日本人抓走，押到东北当劳工去了，他会回来的！”此言此情多么令人心酸！但是老人家却没掉一滴眼泪。

从1944年下半年起，我几次去看望何老妈妈，并通过艾友兰、沈汎等同志送一些钱给老人家。后来安捷、李谷诒、廉孔彰也给她送过钱。这些接济断断续续，不可能都很及时。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这位意志刚强的老妈妈却从来不叫苦，不向地下党组织提任何要求，而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却异常关心和充满信心。在全面内战爆发的1946年初冬，尽管心爱的儿子生死茫茫音信杳然，可老人家还是立场坚定，说出话来掷地有声。她对安捷说：“蒋介石国民党贪污腐败，压迫老百姓，不搞和平打内战，不得人心，肯定失败。共产党毛泽东代表穷苦人民的利益，老百姓真心实意地拥护，一定会胜利！”全国解放后，何老妈妈的邻居反映：何老妈妈曾经勇敢地走上街头痛斥国民党当局：“你们贪污腐败，风雨飘摇！”

1947年冬天，何老妈妈身上起了许多水疱儿，艾友兰和安捷先后带她到同仁医院和北大附属医院，分别托地下党员孙振洲、彭瑞聪请医生治疗。不幸的是两位医生都遗憾地说：“她得的是天疱儿疮，这种病没法治……”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真是心如刀绞。1948年初，这位对共产党感情深厚、革命意志坚如磐石的老妈妈，没能等到天亮，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北平解放前夕，和我们永别了。

何万生先生和他的老妈妈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却值得我们永远地学习与铭记！

我所知道的北京剧社

第十三章

我所知道的北京剧社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充斥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宣传。进步的艺术被禁绝，正直的艺术家遭受迫害。但是，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下，有一个艺术团体却坚持正义，追求进步，犹如黑暗中的一点烛光，给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这就是当时的北京剧社。

一个自发组织的演剧团体

一个自发组织的演剧团体

北京剧社成立于1938年5月，是一个民间艺术团体，由一群热爱话剧艺术的青年自发地组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富有爱国思想，追求进步，在浑浊的北平文艺界保持着一块艺术的净土。

1939年至1943年与北京剧社保持联系的是晋察冀北方分局社会部的陈叔亮，全国解放后，陈叔亮曾任中国驻柬埔寨王国大使、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

据当时任北京剧社社长的刘景毅(刘祎)撰写的一些回忆文章记述，北京剧社是由当时滞留在北平的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职业演员和爱好戏剧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首任社长是宋若狂，继而由魏石凡主持社务。1938年夏，北京剧社在新新大戏院（今首都电影院）和哈尔飞戏院（解放后为西单剧场）上演《天罗地网》、《雷雨》、《日出》、《原野》、《茶花女》等剧目。

按照北京剧社同仁的本意，打算由业余团体走向职业剧社。因此，大家艰苦奋斗，不要报酬，无偿地参加排练和演出。但是在当时沦陷的环境下，经济凋敝，文化市场枯萎，演出往往入不敷出，加之不少艺术骨干陆续奔赴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或者去上海参加职业剧团，在1940年间，剧社一度陷于停顿。

1941年春，刘祎、陆续（陆柏年）从魏石凡手中接办北京剧社，社址从绒线胡同迁至西四北沟沿，恢复了剧社的活动，两年中先后排演了《群莺乱飞》、《沉渊》等剧目。但由于经费拮据，入不敷出，再度陷入困境。1943年夏，陈叔亮伸出援助之手，资助并担任导演排出了《云彩霞》，在新新大戏院上演。陈叔亮回晋察冀后，北京剧社坚持活动，一方面在大中中学开展戏剧普及工作，一方面相继排演了《钗头凤》、《原野》、《日出》等话剧。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复排演出了《日出》、《雷雨》，排演的《狂欢之夜》（《钦差大臣》）被国民党当局禁演，经过不屈的斗争，终于得以演出。

1946年3月间，北京剧社在党的领导下，作为核心力量，团结大多数话剧团体，组建北平市戏剧团体联合会，展开了团结戏剧界广大群众，争取演剧民主、演剧自由、减免捐税等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因而北平剧联于1946年6月被国民党当局取缔，北京剧社也被勒令停止活动。北京剧社的成员分别转入其他进步革命艺术团体。北京剧社从1938年成立到1946年被迫停止活动，经历了八年的奋斗历史，先后参加的成员近400人。在北京剧社的八年历史中，先是受党的影响，以后又在党的领导下活动。在敌伪统治时期，对外故意标榜自己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纯艺术”、“纯学术”的团体，多次排除了日伪的利诱，洁身自好。在物质上一直处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剧社成员对于演剧事业的憧憬和热爱，克服各种困难，展开各种活动，坚持演出正派、严肃、进步的戏剧，赢得了社会承认，人民的信任。抗战胜利后，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为争取民主、自由、和平而奋斗。

一块洁身自好的艺术净土

一块洁身自好的艺术净土

据刘景毅、徐锋等同志的文章忆述，1941年北京剧社演出《原野》时，演员阎麓彬（苏蔓）有意把布景中路边一个标有“8.19”的“哩石”（里程碑）改写为“9.18”，意在提醒人们不忘国耻。这个细节被日本特务发现，剧目当场被禁演。陆续十分愤慨，当即在他打印的《原野》脚本上写下了“可悲的一页！”在场的魏石凡、韩焱等演员都在上面签了名。

在被日寇蹂躏的国土上，剧社要保持政治上的清白，走职业化的道路，谈何容易。当时有的文人因投靠日伪，就再也不愁经济问题。北京剧社决不这样做。1938年，魏石凡主持北京剧社社务时，经济非常困难，排演《雷雨》准备公演，伪新民会一个姓刘的头目提出要把北京剧社纳入伪新民会的下属团体，他承诺如果这样北京剧社就有了靠山有了经费，今后再也不必为经费犯愁了。但是北京剧社回应的却是拒绝，大家表示：“我们是搞艺术的，宁可不演戏，也不能跑到新民会去！”他们克服困难演出了《雷雨》。1942年演出《群莺乱飞》后，一个自称是戏剧博士的日本人河合信雄称赞戏演得好，提出请北京剧社与他合作，演出他编写的“中日亲善”内容的戏，他会给与丰厚的经济资助。北京剧社明确地拒绝了他。

北京剧社在没有经济来源的困难条件下坚持艺术活动，他们在政治上保持民族气节，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在艺术上追求高雅。献身艺术，不求回报。

北京剧社难能可贵的表现，是由于始终有一个爱国进步的核心力量在发挥作用。在北京剧社的骨干中，先后有许多爱国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如创始人中的马进、王抱素早在抗战前就参加过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王抱素后来找到地下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王珏和韩冰在北京剧社首演《天罗地网》后一同找到关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刘祎曾参加山东第五抗敌演剧队，因失掉联系来到北京剧社，后担任北京剧社社长。陈琰和姐姐陈琪，一二&#8226;九运动后都参加了“民先”，陈琰还担任北平学联执委。她在《茶花女》中担任女主角玛格丽特。北京剧社的顾问朱肇洛（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经常叮嘱社长刘祎：“千万不要上贼船，要保持民族气节。”北京剧社成员苏荫轩是冀东抗日根据地派到北平的地下工作者，他经常鼓励刘袆掌握好剧社的政治方向。

政治上、艺术上以及物质上给予北京剧社大力支持的当属陈叔亮。陈叔亮是1939年为完成其他方面的任务被派遣到北平戏剧领域活动的。虽然和他的任务没有直接联系，可是由于他的两个妹妹陈琪、陈琰都是北京剧社的成员，他自然了解到剧社的一些情况，加之对戏剧演出早有历史渊源，接触到北京剧社的一些朋友。其中陆续、陆桐年兄弟与陈叔亮家是世交，成为陈家的常客，陆续和剧社的一些青年不断接受陈叔亮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据陈叔亮讲，陆续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当谈到抗日前途时，陆续明确表示，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领导人民抗日的真正力量。另外常到陈叔亮家的还有张天璞（张真）、阎麓彬、贾肇和（贾克）、刘祎、董士祁等。他们不断地从陈叔亮那里接受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了革命觉悟，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云彩霞》的演出成功更是陈叔亮亲自指导帮助的结果。他的高、严、深的导演手法为北京剧社排出了一出水平突出的好戏。在排练过程中，经过他悉心讲授，提高了大家对表演艺术的理解。戏里所需要的服装、大小道具以至字画、茶具、地毯，大部分是从陈叔亮家里直接搬来的，制作布景的费用也是由陈叔亮掏钱资助解决的。《云彩霞》上演后，观众反应很好，上座率很高，新新大戏院的经理一再要求多演几场。陈叔亮还给予生活上困难的刘祎不少帮助。

在艰难演出的同时，为了力所能及地为抗日斗争做些事，陆续、刘祎曾设法托人到“伪华北劳工协会”企划科当职员，借职务之便，窃取该会每月的职工报表，然后由陆续交给陈叔亮。

一条通往革命的文艺之路

一条通往革命的文艺之路

我对北京剧社早有关注。1943年春陈叔亮、陈琪、陈琰撤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后，陈叔亮向刘仁汇报了北京剧社的情况。刘仁把我叫去，说：“北京剧社有一些进步青年要到根据地来，你们可以联系一下，把他们接进来。”我通过沈化中（涂源如）对北京剧社开展工作，沈化中发展北京剧社的徐锋（吉婧湘）参加革命。徐锋在1943年7月介绍北京剧社副社长陆续和剧社成员苏凡（杨潜）、陈奇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陆续在临行前专门找好友苏凡秘密谈话，动员他参加革命。在陆续的启发和影响下，苏凡毅然一同前往。陆续临别时反复叮嘱社长刘祎不要接受敌伪的经济资助，不演汉奸戏，一定要保持北京剧社的清白。

陆续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被分配到《晋察冀画报》社工作，表现很好，不幸在当年的反扫荡斗争中英勇牺牲（其过程在《我身边走过的烈士》一章中有记述）。

陆续离开北京剧社后，我指示徐锋接替陆续在北京剧社进行工作。我交代徐锋的任务是：（一）要使北京剧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敌所用，决不演汉奸戏；（二）团结好刘祎，使他为党工作；（三）在北京剧社成员中扩大政治影响，宣传抗日救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推动北京剧社逐步向革命方面转化。从此，徐锋经常向刘祎传达党的指示，了解研究北京剧社内人员的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这就使北京剧社与党的关系更加直接更加密切了。1944年，徐锋又介绍北京剧社成员董士祁参加革命。日本投降后，由于徐锋工作负担过重，我又派从晋察冀城工部学习回来的陈奇参加北京剧社，接替徐锋的工作。不久，刘祎同志也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与北京剧社的联系为时不长，工作也做得不多。199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剧社社史资料专辑》，是刘景毅等同志组织编写的，他们邀我写了一篇前言。直到这时，当年的很多具体情况我才得以知晓，从而对当年北京剧社同志们的斗争事迹越发地感动，对他们的斗争精神越发地敬佩。我在前言中写道：“北剧的实例，说明了知识分子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的。执著地追求严肃的艺术，追求真、善、美，鄙视假、恶、丑，是通向爱国、革命的道路。北剧的实例，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在北平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北京剧社的同志有所接触，对他们有所了解，感到北京剧社确像在世人窒息的黑暗环境中，在自己筑起的一小块净土上点燃的一支烛光。在敌人残暴的统治下，人鬼杂居的北平城，它所闪烁的光亮，是十分可贵的。”

北京剧社在当年是黑暗中的一支烛光，在今天，堪称是一面历史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