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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 引子（1）

- 引子（2）

- 引子（3）

- 引子（4）

- 引子（5）

- 第一章 美丽的益阳 （1）

- 第一章 美丽的益阳 （2）

- 第一章 美丽的益阳 （3）

- 第二章 定亲（1）

- 第二章 定亲（2）

- 第三章 学校生活（1）

- 第三章 学校生活（2）

- 第三章 学校生活（3）

- 第三章 学校生活（4）

- 第四章 结婚（1）

- 第四章 结婚（2）

- 第四章 结婚（3）

- 第四章 结婚（4）

- 第五章 初到上海（1）

- 第五章 初到上海（2）

- 第五章 初到上海（3）

- 第五章 初到上海（4）

- 第六章 路易的出生（1）

- 第六章 路易的出生（2）

- 第六章 路易的出生（3）

- 第六章 路易的出生（4）

- 第七章 牢里牢外（1）

- 第七章 牢里牢外（2）

- 第七章 牢里牢外（3）

- 第七章 牢里牢外（4）

- 第八章 牢前，牢后（1）

- 第八章 牢前，牢后（2）

- 第八章 牢前，牢后（3）

- 第九章 上海的辉煌（1）

- 第九章 上海的辉煌（2）

- 第九章 上海的辉煌（3）

- 第九章 上海的辉煌（4）

- 第九章 上海的辉煌（5）

- 第十章 没有父亲的童年 （1）

- 第十章 没有父亲的童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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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第一章　美丽的益阳

第二章　定亲

第三章　学校生活

第四章　结婚

第五章　初到上海

第六章　路易的出生

第七章　牢里牢外

第八章　牢前，牢后

第九章　上海的辉煌

第十章　没有父亲的童年

第十一章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第十二章　文学的全能冠军

第十三章　“两个口号”的论争

第十四章　“两个口号”的论争之二

第十五章　太行之行1

第十六章　太行之行2

第十七章　走出益阳

第十八章　古城沅陵

第十九章　父母双全的孤儿

第二十章　新知书店

第二十一章　姚家姐妹

第二十二章　路途迢遥

第二十三章　圣地延安

第二十四章　少女林兰

第二十五章　女生指导

第二十六章　社会活动家

第二十七章　逃难去他乡

第二十八章　巍巍宝塔山

第二十九章　苦涩的果实

第三十章　万里征尘1

第三十一章　万里征尘2

第三十二章　值得期盼的父亲

第三十三章　少年寻亲记1

第三十四章　少年寻亲记2

第三十五章　暴风骤雨

第三十六章　文学事业的顶峰

第三十七章　换了人间

第三十八章　苏联之行

第三十九章　重逢不是团圆

第四十章　金色年华

后记

引子（1）

1

1973年的秋天，我十三岁，个子已经和成年人一样高了，虽然一副天真烂漫胸无城府的样子，心智倒比实际的年龄要成熟。祖父周立波六十五岁，他是中国人中少有的高个子，有点瘦，腰背挺拔，衣着整洁，说话做事从容不迫。

在长沙岳麓山后山财经学院空旷的校园里，常常可以看到我们一老一小在散步，边走边谈。我们固定每天散步三次，早餐前，午餐和晚餐后。那时空气很好，气候十分宜人。在我们散步的那条笔直的林荫道上，常有健康的年轻军人骑马从后面追上我们。

在“文革”后期，财院好像没有什么学生，这里不久前应该还是热闹的五七干校。祖父从监狱放出来到了这里，但当时五七干校已近尾声，大部分的人已经到农村插队或回原单位工作了。我们住在作为五七干校的原教学大楼里，完全没有人来管我们，只有另外两家邻居。两家的男主人据说都是造反派，现在失势了，住在五七干校里等待分配。

祖父在“文革”中被关了好几年。七二、七三年政策稍稍松动，专政机关计划逐步恢复他的自由，曾经试着让他住医院，出院后就可以直接回家了。但祖父是性情中人，极爱说话，也容易和别人交朋友。他在住院的时候和病友说得太多了，就又被关了回去。我还记得父亲知道此事后铁青的脸，事后他当面数落祖父，祖父怪不好意思地听着。

这一回由五七干校过渡到恢复自由是祖父的另一次机会，父母不敢再大意，特让我这个初中生休学陪伴爷爷。所谓陪伴，主要是陪他说话。我不可能去告状，又满足了祖父说话的欲望，爸妈的这一计不可谓不高。

2

我带着我的功课搬进了五七干校，和爷爷合住在一间大教室里，中间拉一帘子，晚上睡在床上还在不停和爷爷聊天。我也是极爱说话的人，恨不得把我十三岁的人生点点滴滴都告诉爷爷。往往要等到爷爷说： 好了，明天再说吧，我们的谈话才停止。我爱说话但并不似祖父般有教无类谁都能交心，我还是对人，对环境比较敏感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我是沉默寡言的人。但我在爷爷面前话多，一是认为他有兴致，二是比较对他放心 －－我虽不怕专政机关，但有些小女孩的秘密，父母朋友知道了也是不妥。

引子（2）

楼下有一食堂，除了我们五七干校的三家去吃饭外，旁边还有一个侦察连或排在这个食堂进餐。但总的来说，食堂空空的，和整个校园一样。我们除了一日三餐在食堂吃外，还用一个小煤油炉煮一些营养品，像鸡蛋牛奶什么的。爷爷的烹调技术一般，对美食没有追求，整个饮食好像全是营养方面的考虑。我生长在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年代，觉得和爷爷在一起吃得好得不得了，人都长胖了。

那一支小部队在我们楼下的操场训练不休，祖父和我根据他们训练项目的繁复程度认定他们是侦察兵，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特种兵，由此引发祖父说了好多他心爱的军人的故事给我听。祖父刚由军人看守着被关了好几年，对他们倒是一点成见也没有。他对军人，尤其是体力和智力俱佳的优秀军人总是欣赏不已。要是他能活到今天，一定是个体育追星族。1973年，祖父刚从监狱出来，全家一起游玩，偶遇有相机的朋友，留下了这张照片。父母人逢喜事精神爽，但当时经济拮据，我这个花样少女也不得不穿着过短的土气衣裤，发型可笑的祖父和弟弟是一对老顽童、小顽童，其时我们老小常常想出些新点子疯玩，让父母操心不已。

在食堂吃饭，军人也排在我们前面。看见他们列队进食堂我们就开始清点饭菜票，还没等我们下楼，他们就出来了。这让当时的我惊讶不已，爷爷就告诉我说军人吃饭应该在五分钟内解决。我们和这支小部队同住了这么久，祖父和我常常议论他们，赞赏他们的朝气，估计他们对我们祖孙俩也有所关注，但我们从来没有过交谈、接触。那年头的人处世还是相当谨慎的。

我离开了父母、弟弟、朋友、学校，和祖父单独住在一起。没有电视、收音机和书籍，除了父亲隔几天来一次，我们过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枯燥，反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可见与有智慧的师长在一起或有一个高明的谈话对手是人生一件多么宝贵的机遇，它会极大地丰富你的精神世界。现在看武侠书，常有少年英雄跟前辈高人在荒僻山中学艺的片段，我想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

3

我们每天从睁眼开始到睡着结束绵绵不断的交谈，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的人生、前途。除了我本人的汇报之外，祖父也积极地为我设计未来。他的想法很多，但又不敢做主。等到我父亲来了，祖父就慎重地提出几个方案供他拿主意。父亲稍一凝神就果断地说： 那就让小红将来当翻译家吧。祖父马上点头称是，并开始讨论起他能够提供的帮助。那天夜里送走了父亲，祖父兴奋地在房子里搓着手走来走去，一再说： 今天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把你的前途大事决定下来了。

引子（3）

祖父是个待人接物不亢不卑的人，对我这个小屁孩和握有他生杀大权的专案组人员，他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只有对一个人他的态度是谦卑的，看其眼色的，那就是他的大儿子，我的父亲。我父亲个性随和，不拘小节。任何人包括老婆、孩子、学生、下属都可以顶撞他，而他多半是一笑置之，知错不改。他不算是细致负责任的人，可供抱怨之处甚多，我们对他说的话，十句倒有九句嗤之以鼻或不放在心上。唯独在他父亲－－我祖父的面前，他扮演一个沉稳、负责、一言九鼎的角色。少年的我观察到了这个不同，但搞不清楚为什么。直到今天人到中年，经历了不少的人和事，我才算是明白了他们父子间的恩怨和态度的微妙处，让人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说到观察，我们祖孙间第二个重要话题就是文学。别小看了我十三岁的年纪，又生长在“文革”那种无书的年代，我费尽心思，瞒过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人，读了不少的书。祖父和我二人就品评起各类作品来。祖父为人谦虚低调，但说到他本行文学时就相当骄傲了，能让他看得上眼的作品不多，很有点批判的继承精神。我那时能找到书看就是幸福，对书的要求非常之低，对我来说只要有通篇的字的就算好书。我曾经津津有味地读过字典、批判材料、妈妈的语文备课本及妈妈班上学生们通或不通的作文。在没有书看的时候我也可以反复地阅读像《胶东人民革命斗争故事》之类的书，每每被祖父大胆的批评惊得合不拢嘴。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林娜》，我们俩一致认为是好书，全票通过。

托老的另一大作《战争与和平》，孙女不好意思地说： “好难看明白，特别是前面部分，我老是要回去找谁是谁。”祖父批评道： “这就不妥了，开场一下子人物、线条太多就是败笔。” 孙女大悟： 让读者看明白并有阅读的愉快原来是作者的工作和责任啊！ 从此我不再为看不懂某书而内疚。

关于《红楼梦》，祖父说： “曹雪芹的诗词写得一般，写得好一点的都给了黛玉。” 微微一笑后他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我的诗也写得不好。” 孙女这回没那么吃惊了，再说爷爷也作了自我批评，不过我还是要为曹辩解一句： “凡是字(不是诗词) 的地方都好看。” 爷爷点头： “那是自然。” 至今孙女看《红楼梦》无数遍，还是见到诗词就跳开，可见“中毒”已深。

说起正当红的浩然的作品，孙女眉飞色舞。那是当年唯一可以光明正大有头有尾看的书，还能不读个痛快？！爷爷微笑不语，没有评价。

引子（4）

偶尔放电影，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电影院，坐在最理想的中间靠前的位置。好长的时间剧场里只有我们二人，两人不停地说话，交换看法。看完后我兴奋得不得了，只是说不出其中的好来。祖父就总结说： “ 还不错，写了一个人物，写他的成长过程，结局是高潮。”－－ 是一部朝鲜电影，名字不记得了。

还有实战训练。看见一帮人在一起谈天，祖父就问： 能说出他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彼此什么关系吗？我要是答不上来祖父就自问自答。偶尔我也壮着胆子上去问问，倒是八九不离十。

看见生性活泼言语诙谐的人－－这种人湖南农村很多，祖父就兴奋莫名，必要追过去听，并仔细打量说话的人。他总是自言自语地说： 真是小说人物、小说人物。祖父书中的语言以跳脱、风趣见长。我至今选看电视剧也是这一套标准，常向女友介绍： “这部韩剧不错，男主角没有哭。” 祖孙二人都不喜自艾自怨的人，愿意亲近乐观有趣的人。

看到树他也要考一考孙女： “怎么描写这棵树？” 我就开始嘀咕： 树就是树，有什么好说的？学会了“批判继承”的孙女，碰到难题就开始腹诽爷爷书中那些华丽的景观描写，似有卖弄文采之嫌。那时的我隐隐觉得文字浅白让人容易亲近，道理明白能打动人心的应是文章的极品。

祖父应该是不会满足只和我一个人交流的，他丰富活跃的头脑需要各种养分和刺激。但到今天我都认为当年早熟的我还是给祖父带来了很多安慰和欣喜。那时候祖父时不时地拥抱我说： “我好喜欢你！” 虽然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礼节，还是让我感受到了祖父温暖的爱意。

第三个主要活动是每天上午的学习。我带了学校的课本来，每天上午霸占了那唯一的书桌像模像样的做两三个小时的功课。祖父在一边看报，并自告奋勇地指导我的英文学习。他看了几遍我们简单的课本就全背下来了，一边踱步一边教我念。这是我们一个学期的功课呢，我要读好久才能记住，还很快就忘记了。我得承认我不如祖父聪明，我的英文是到美国来才好起来的，祖父竟可以靠自学笔译和口译，这世上还真有天才。

偶尔和那两家造反派也有来往。冬天的晚上围炉夜谈，谈什么呢？祖父出一个题目， 说这家有多少人，几亩地，有没有雇工等等，让我们猜他应该算富农或中农什么的。大家猜的结果，我对的时候多。我现在认为： 第一，我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行；第二， 土改的目的和后果不是此文能够探讨的，但当时土改政策还真是有逻辑思维的人弄出来的，以至我们能把它作为智力游戏正向推理又反向论证。第三， 祖父是和人交往的高手，任何环境下，和任何背景的人，他都能找到可以交谈的切点，这就是所谓文学家的特质吧。

引子（5）

我每天还拉一会小提琴。练习时，祖父平静地在房间里散步。之后对我的评价是声音像门锯子，又用手示范乡下的大门开关的时候怎么发出难听的声音。造反派之一也会拉小提琴，声音似乎比我的演奏悦耳，但有一怪癖，琴头必须靠在门上或别的有支撑的地方。祖父品评道： 琴若要这样才能拉，应该算业余的。

周末我们走路回七中我父母家，要走好久好久。祖父总是显摆他身高力大走得快的能力，让我紧赶慢赶好不狼狈。

说到周末，我还设计了祖父一把。其时我祖母姚芷青常来我家帮忙家务，每次祖父来了她就回避。那天我知道祖母还在，就一路和祖父赶回家。祖父好胜，不知有计，和我比赛着你追我赶比平时早到了好多。当我们满头大汗从厨房进门时，劈头就碰见了还在忙碌的祖母。两人十几年没见了，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火星撞上了地球。我这个“导演”目不转睛的观察二人的动向。只见祖母从容不迫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就主动和祖父握手。两人开始亲切而得体的互致问候，闲话家常。祖母和祖父同龄，但显得比他苍老，脸色灰暗。祖父虽然刚坐过好几年牢，但是脸色红润，腰板笔挺，看祖母芷青和我－－

灰暗年代里留下的

印记起来精神比祖母好。祖母一直主导着谈话，没过多久她就在再道珍重之后庄严地告退了。

事后，深沉的祖母对此次会见不置一词。祖父倒是兴奋得很，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不停地夸我有心计，说： 看过三国的孩子到底不一样。看得出来祖父确实开心，但仅仅是因为有个聪明的孙女吗？平时口没遮拦的祖父这次并没有说出别的感想，十三岁的我又在期待什么呢？

当时我们学校有个貌美又聪明的女生，是学校的风头人物。谁知她看上了同班一位爱好体育的帅气男生，写了好多文辞优美、缠绵动人的情书给他。大大咧咧的男孩传给同伴看之外，信又传到了老师手里。那年头中学生不许谈恋爱，老师当然处理了那女孩，她就从此消沉了下来。事后女老师们在我家传看那些信件，一致同情那位女生，议论说： 信写得极好，但早了若干年，男生比女生晚熟，懵懂的体育健将还看不懂这些信，可惜了女孩子的一片深情。祖父母的会见和那聪明女孩做的傻事一起清楚地留在了我十三岁少女的记忆里。

以上种种，都只能占用到我们时间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时间里，祖父都在讲述他的漫长而充满了传奇的一生。想到哪，讲到哪，前后并不连贯，但还是让我觉得比我看过的书都生动有趣。好奇的我连连发问，爱说话的祖父更是滔滔不绝地说了个痛快。 到今天我也觉得祖父的一生和他周围发生的故事比他留下来的三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更丰富更值得回味。可惜祖母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我虽然跟着她长大，她告诉我的故事并不多，但我还是努力地寻找她生活的印记，希望把她的故事也记下来，因为像她这样的女子不会也不应该再存在了。

第一章 美丽的益阳 （1）

1

益阳离省城长沙九十华里，山青水秀。所谓三湘四水中的湘、资、沅、澧，四水中的资江就流经益阳。旧时运输多靠水，这近水的地方就富裕、发达，所以自古就有金湘潭，银益阳之称。在十九世纪末，益阳人见多识广，爱干净整洁，收入来源多样化，日子过得很不差。益阳经济发达，文风也盛。唐代刘禹锡曰： “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人秉是气，往往清慧而文。” 赞的就是益阳和益阳人。

一条麻石地的官道途经益阳到桃江、安化，官道上独轮车日日吱吱地响个不停。应运而生的小镇邓石桥就位于官道旁。邓石桥有三五家小客店，一家小吃店，一家包子铺，两家米铺，满足了夜宿邓石桥的行旅要求，也是附近人家的集市。

清溪村离邓石桥三华里，所谓抬脚就到的地方，有一户周姓人家，那时的日子还过得不赖。有一百多亩水田，有几座种了梧桐树和茶树的山丘。梧桐树出桐油，茶树出茶油，都可以卖得很好。桐油既可点灯又能油家具，茶油主要是食用。益阳人脑子活，周家老爷垂绅又在益阳市开了米铺，在邓石桥也有一座碾子房，自用之外也能带来收入。收入多样化之外，子女也不少，周老爷有五个儿子和数字持续增长的女儿。精明的周家老爷让长子学文化，考科举，其余四子就做劳动力了。周家老爷精明能干，但也有算计得他算计不到的时候，其时有几件他控制不了的事让他的家道走了下坡。

我的祖父周立波

第一是八国联军一战，中国战败后，天文数字的庚子赔款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赋税。

第二是跟着国际贸易开放而来的洋油，价格便宜，点灯又明亮。桐油作为照明之油的用途就消失了。虽说洋油燃烧时发出的气味有毒，但当时人们的环保意识比较差，这个致命的弱点就被忽略不记了。无奈的周老爷只好把满山的梧桐树砍掉种上竹子。

第三是源源不断而来的女儿、孙女儿也让没有计划生育措施帮忙的周家老爷烦心。有点地位的他每次嫁女儿或孙女儿陪嫁都不少，久而久之也影响到了家计。无奈的他有一年出了下策，仿照当时穷人的办法把刚出生的小女儿放在箩筐里送到一家富裕人家的门口，放了一挂鞭就溜之大吉，女孩子算是送给人家抚养了。一般的富户得了这样的财喜也就不得不收下，算是为社会作贡献。谁知箩筐上“周记堂号”的字样暴露了女婴的来处，那富户就依样画葫芦把女婴送回周家大门，也放了一挂鞭子扬长而去。周家老爷家的陪钱货没有送出去反失了面子，真是糗大了。此事在乡间流传了上百年，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资，周家老爷也无可奈何。

第一章 美丽的益阳 （2）

周老爷儿孙众多，家事繁复心事重，年纪不大身体就走了下坡路。那时的人不知道体育锻炼，身体一弱，家里又有点条件就越发不动了，四十岁以后周老爷去三里外的邓石桥和再远一点的益阳市视察生意就要儿子们抬上轿子送他去，五十岁刚出头，他就去世了。

2

周家大儿子周仙悌肩负家族的期望刻苦读书，谁知一考再考也没有考上秀才。他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是，因为字写得不好，所以留下家训：字是敲门砖。流传到我这个曾孙都练了好几年毛笔字。奇就奇在周家一脉相传字都不好看，却对写字写得好的人钦佩莫名。周仙悌弃文从武想考武秀才，练了一阵子也不得要领，只落下了相公之名。那时对读过书又没有考上任何功名的人都称相公，比如今称重考生或学不成归国人员要客气得多。

读过书又没有考上功名的人可以做幕僚，就是参谋的意思。周相公去湘西做了几年幕僚，见了世面。除此之外，周相公耕读之余就教小学生度日。

耕读传家，教书育人是几千年来中国在野知识分子理想的生活模式。周相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在今后的时代变迁过程中始终保持自信而通达明理的思想和行为。

民国推翻了以字取人的大清国，周相公欢欣鼓舞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有周相公仙悌，清瘦而心事重重新思想但字写得不好的周相公去了县城，当县教育科科长。据说有胆有识的周相公还是益阳县几个首义的乡绅之一，如果当时民国没有成功，那可是要砍脑袋的举动呢。

几年后没了皇帝的中国兴起党争，出生乡野、心存高贵的周相公抱定了无党无派的宗旨，当然不受欢迎。他把科长的位置让给某党党员之后，就回乡当了小学校长。这一当就当了一辈子，直到战乱不已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七十三岁的周相公仙悌死在小学校长的位置上，没有享过他最看重的小儿子的福。

当时还有另一位首义的乡绅，姓林，为此周、林二家成了世家。周相公回乡之后，林家留在了益阳县城，两家的儿孙在以后的岁月里有极紧密的联系，这是后话。

3

周相公的县城公务员生涯为他带来了一位刘姓填房太太。周相公一辈子的遗憾就是没有考上秀才，刘姓太太可是秀才之女，颧骨高高，精明能干爱面子，为周相公生下了一子二女。这一子就是后来大有文名，被人戏称为文曲星下凡的我祖父周立波。

刘姓太太生下她唯一的儿子，周相公的第三子时，据说梦见了一只凤凰落在梧桐树上，所以给孩子起名叫凤悟，又名绍仪。

生儿子梦见什么兆头是中国的传统，凡是儿子以后有点什么名堂的母亲必有兆头告诉大家。但以我对这位老人家的了解，倒倾向于相信此兆。刘姓太太即我的太祖母刘昭珍可以说是一位没有拿执照、不收费的铁口直断预言家。此处我列几条她老人家的语录，让大家相信我所言非虚。

第一章 美丽的益阳 （3）

比方小我一岁的妹妹在生下来时就死了，我妈妈当然很伤心。刘老太太斩钉截铁地告诉她不必伤心，你马上就会有一个儿子，还会是个很争气的儿子。我妈妈真的在第二年生下了我弟弟，如今是个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果然很争气。

再比方她老人家在我祖父声名如日中天，在经济上如散财童子般照顾众亲友时，一直告诉亲友们，我祖父将会落难而至没有水喝，她反复请求大家一定要送水给他喝。大家只当她老了说昏话，谁知几年后我那赫赫有名的祖父果然被抓到汽车上游街，有一天游到刘老太太原住所附近还真的是渴不可当，而住在附近的众亲友那天谁也没有在场，真的没有人为他送水。

更可怕的是老得迷迷糊糊的她有一天竟指着刘少奇的大幅相片说： “这个人以后会死得很惨，死得很惨啊。” 吓得众亲友恨不能捂住她老人家的嘴，须知当时是公元1962年，刘少奇正是堂皇的中国国家主席，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他和毛泽东主席并列的大幅彩照，离他1967年的惨死还有五年之久。

刘老太太好好地享了几年小儿子的福，1962年85岁才过世，葬礼从长沙延伸到益阳，送葬的官员，艺术家，亲友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头，据说有一里路长。她那有名的儿子认为场面太大，发了脾气，葬礼才没有被操办得更为宏大。依照旧时风俗，葬礼在由她的儿子出钱，由她的长孙也就是我的父亲主持下请乡亲们吃了一顿肉做收。这在经济困难的1962年算是大手笔，让很久不知肉味的乡亲们念叨了很多年。那时离她儿子开始倒大霉的1966年不过四年之遥，她算是一个有福气的老太太。

刘老太太昭珍和

儿子50年代的合影，

俩人意态轻松我的家乡当时另有一位收费的预言家，人称“算命瞎子”的张子华先生，他为年少时的绍仪摸过骨。他断言： 此人一生不缺钱，但留不住钱－－此言不虚。若干年后，他又为绍仪的儿子也即我的父亲大人算过命，言： 此子是四乡八里最有福气之人－－此言又不虚。我父亲大人今年七十八岁。人说他上半辈子有父亲罩，下半辈子有儿子罩，是个有福之人。当然我父亲本人不大同意，认为他在父亲罩的上半辈子里灾难频频，算不得有福气。

刘老太太的三个子女都继承了母亲的高颧骨。但他们在言辞锋利，能控制局面方面都不如母亲，寿命也没有母亲长。

周相公在刘姓太太之前过世的姚姓太太也生了二子二女。家里没有这位姚姓太太的相片，但应该是位面容祥和的妇人。这点通过看她的儿女和她的侄女即我的祖母姚芷青就能猜得出来。

第二章 定亲（1）

1

姚家在益阳不算大姓。离清溪村三华里的枫树山姚家湾也位于官道旁。我祖母的父亲名叫姚愈全，被我们称作姚家外公。姚家外公认得一些字，职业背景有些复杂。他挑过煤，种过公田，也当过店员，但大部分时间从事杀猪这个行业。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好为姚姓家族守祠堂来换取免费的住房。姚家外公生了一子四女，一子生得方头大耳，相貌堂堂，小时备受父母姐妹的宠爱，长大后却只能继承杀猪祖业并早早地过世了，只留下了一个漂亮、跛脚的儿子。

这位舅外公还有二事可录：

一是他幼时备受宠爱，引得土匪来绑票，想不到竟是穷人的孩子，没有什么油水，只好把他放了。

姚芷青(左二) 和父亲、弟弟、妹妹二是我父亲幼时，每当周家请客，必请他当屠夫的舅舅来帮忙。姚舅舅

只从后门出入，从不上桌吃饭，让我父亲极为不满。也由此可见周家比姚家社会和经济地位要高出很多。

奇就奇在贫穷的姚家外公却生了四个如花似玉，知书识礼的女儿，个个都嫁到高于自家出身的人家。可见女儿是可以改变本人成分的，儿子就不能。还有一奇是姚家外公本人也长得相当好看。他一生性情平和，与世无争，这一切都反映在他老年的相貌上。他虽是山野村夫却长了一副儒雅学者的样子。九十多岁时，白须飘飘的他在公园游玩，还被路人称奇，又被记者逮住照相。

我家的读书慧根和高颧骨来自刘老太太，而温顺、克己、好相貌应该是来自姚家外公。

第二章 定亲（2）

2

周相公只从周老爷处继承了二十多亩地和数间房屋，自然资源不够养活日益壮大的一大家子人。周相公就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周相公自己当小学校长每月能带回家几块大洋。大儿子负责种全家的二十多亩地，二儿子送去镇上当学徒学做生意。刘姓太太所生的三儿子天分最高，负责读书。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从小每天让其吃一个鸡蛋。

说起鸡蛋我忍不住要发些议论。我父亲生长在抗日战争年代，营养不良，个子、体力都不如其父母。我生于困难时期，长于文革年代，也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主儿。文革时，父亲一再向我母亲宣讲一个鸡蛋的家史，强调其惊人效果，强烈要求我母亲让我们姐弟每天有鸡蛋吃。我母亲想着有数的一点鸡蛋票，对父亲的空谈嗤之以鼻，当然我们也没有每天的鸡蛋吃。我的个头，身段，智力都不如祖父母，尤其是体力没法与他们比，老是觉得累而提不起劲来，现在再加营养也似乎只帮助发胖而无助于其他了。

周相公为每个儿子选择合适的媳妇也动了不少脑筋。他为刘姓太太唯一的儿子定下的媳妇是他前妻－－姚姓太太弟弟的大女儿。谁说乡村没有政治家，这亲上加亲解决了多少可能的家庭矛盾？再加上姚家的大女儿姚芷青德容工貌样样出众，深得公婆欢心，让周相公夫妇起心要栽培这媳妇，这是到今天都是没有多少人能做到的。

省城时期的周绍仪

前面已经说过了，姚家湾离清溪村不远。两个村子的孩子想必常常在一起玩。周相公早年习过武，刘姓太太个性强悍，生下的儿子身体健康，发育良好。加上每天一个鸡蛋的特殊营养，周绍仪长得比两个异母兄长及同村的其他孩子都高大，是个个性冲动，好动拳头的顽皮孩子，人称凤蛮子。 定亲时，两个人还小，当姚家大小姐听说把自己许给了周家三少爷，大表反对，气愤地说：“凤蛮子凶得很，会打人，我不要嫁他！”

大人当然不会理会小女孩的抗议，婚是定了。小女孩也慢慢地长成了少女。在怀春少女的眼中，周家三少爷变得越来越不那么讨厌了。那小子长大后变得文静了。周相公和刘姓太太的秀才基因开始起作用，他变成了在学校年年考第一的高才生，并被送到省立第一中学去升学。照当时的算法，省中毕业就等同于中了秀才，已经超过周相公了。当然他们已不在一起玩闹，彼此只远远地观注着将要成为一生中伴侣的另一半。

姚家四美中的老四像个男孩似的，最为顽皮。每次看见准姐夫从省城回来，就大喊大叫地来报信。姚芷青害羞地躲进房子里又忍不住偷看穿着学生制服的高大的未来夫婿。四妹并不因此罢休，她还会跑到准姐夫面前骚扰，吵着要些零花钱。这些都由老年的祖母和四姨祖母对幼年的我绘声绘色的描述。于她们是一生难忘的记忆，于我也印象极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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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芷青长得高挑、苗条、丰胸、细腰，背挺得笔直，身材照今天的眼光看好得没话说。她样貌端庄，周正，勤快不多言，做得一手好菜，针线活更是百里挑一。

有新思想的周相公对这个未来媳妇越看越爱，在把儿子送到省城读书的同时，又把这个未来媳妇和两个女儿一同送到县城的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家政专业缝纫科学习。这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今天也不能不佩服周相公、我的太祖父的超前意识和对儿孙的深情厚爱。

第三章 学校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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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时尚、思想先进女青年姚芷青和未来的大姑周翠英、小姑周育英由周相公安排住在周家在县城的世交林家，林家老爷就是和周相公一起首义反清的那位。林家未来媳妇贾小姐，余家小姐加上余家未来媳妇汤小姐一共六个女孩子住在一起。看来当时有新思想的士绅对儿女的未来有半新半旧的安排： 既依照古例由父母安排门当户对的对象，又送女儿媳妇读书以求跟上时代的步伐，也能跟儿子有相对匹配的知识结构。周相公的了不起之处是他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都比林、余诸家稍差，他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栽培小儿子夫妇的。姚芷青一生得力于那几年受的教育，对公婆一辈子都存有感激之心。

六个女孩以余家的大小姐最为激进、能干，大革命时出曾任县妇女会会长，她的父亲出任县农民协会秘书长。短暂的大革命失败后，曹姓县团防局长带着兵到她家去抓人，但只抓到了女儿，没有抓到父亲。余小姐实在是年轻，将要被带走时忍不住朝屋顶上看了一眼，又被曹团长发现了躲在房梁匾后面的父亲。父女俩当即被带到大码头，一个被枪杀，一个被砍头。这一场屠杀让益阳人谈起来就色变，他们背地里称曹团长为曹屠夫。曹屠夫多年后也被人用计杀掉，算是为他们父女俩报了仇。

余小姐十七岁的弟弟藏在未来岳父汤姓商人的家中侥幸躲过去了，他连夜坐船逃离家乡，从此过着贫困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当过兵，坐过牢，干过各种他吃得消吃不消的体力活，后来在鲁迅的帮助下开始写作，自费出了一本叫《丰收》的小说集，取笔名叶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余少爷小时也是娇生惯养，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太好，骤然遭此巨变，身心俱创，年纪轻轻就生了肺病，不到三十岁就过世了。

余家未来的儿媳妇汤咏兰小姐即后来的叶紫太太，身材娇小，有一张五官小巧、皮肤细嫩的圆圆脸，笑起来眼弯弯的很喜性，怎么看都应该是个有福气的人。她出身小康，娇生惯养，爱看戏，爱吃零食，不会干活。夫家遭此大难，她的一生也变得坎坷不幸。我曾见过老年的她，仍是一脸的福相，说话、做事都慢腾腾的，没有什么主意的样子。

我还见过鲁迅给汤小姐的信，印象深刻的是鲁迅称她为“咏兰兄” ，内容大概是给了汤小姐一笔钱，让她去取。看来鲁迅是帮人帮到底，叶紫生前教他写作，帮他出书，叶紫过世了，又帮他照顾娇妻弱子，还极为尊重被帮助的对象，是个品格高尚，且讲义气的人。

第三章 学校生活（2）

作家叶紫像 除了余大小姐外，其余五位同学一直交往到老年，我也都见过。贾小姐咋咋呼呼，是个常有理，周大姑精明，周小姑厚道，姚芷青最具贤妻良母相。女子职业学校除了教文化之外，主要还是教女红。姚芷青是个中高手，她不但能作各式衣服，还会各种花式的刺绣。外面翻天覆地的变化，腥风血雨的世道，她并非完全没有见识、观点，她的胆子也大得很，但外表看来一直都是不声不响。她又快又好的做着各式各样的女红，对周围的人体贴入微。

林家家境不错，社会活动多。姚芷青就懂事地为林家女眷们缝制各种出客的旗袍－－袍的盘扣、花边最考功夫。特别是在大的红白喜事前，更是要常常赶工到深夜，不知不觉她眼睛就近视了。青年时代的姚芷青一直穿着合体的旗袍，戴着无边的白眼镜，很有几分书卷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北京女编辑在我家大发议论，说她一向对二三十年代反封建的知识青年拒绝父母包办的婚姻，另娶有文化的相配女子深表赞同，但看了姚芷青年轻时的相片，听了我祖母的坎坷身世以后就不由得气愤起来。这样的完美女子上那里去找？男人的心真不好琢磨，也许真的只能用“容易到手的就不珍惜”这句话来解释了。作为后人，父母和我听到这番议论也只有相顾无言了。

姚芷青和女伴们之一姚芷青和女伴们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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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十六岁的绍仪去了省城读省立第一中学。 学费是当时周氏祠堂的学谷(按成绩好坏增减)加上考第一二名得的奖学金，周相公也还要补些钱。绍仪的压力不小，如果考得不好，奖学金就会成问题，学谷也会减少，书就不一定读得下去了。

绍仪的天分不错，读书考好名次难不倒他。他还有余力看不少的闲书，都是古代的小说，笔记等。他体育运动也不错，喜欢游泳、跑步。外面时代日新月异，绍仪只管读书，是当时学校的“品学兼优” 生。

省立第一中学的第一二名不是那么好拿的，绍仪却能年年拿到。这所学校至今还是有名的好学校。我老公当年在清华大学教书，每年到湖南来招生必提前到这所学校和另外几所名校看学生，好的学生当时就定下保送不必参加高考了。这所学校的第一二名进好大学历来没有问题。 绍仪照这条路走下去，应该是读大学，留洋的路子。

第三章 学校生活（3）

1926年，十九岁的周绍仪认识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朋友和兄弟周起应，也就是后来领导中国文艺界几十年的周扬。

同是益阳人的周起应是造化的宠儿，他出身富裕，备受宠爱之外自身的条件也极好，他相貌俊美，智力超群，能言善辨有号召力，热情洋溢而不失理智。只比绍仪大一岁的他已经是上海大夏大学英文专业的学生。他在长沙一所有名的私立中学－－广雅中学毕业。据说他是在妻子的陪伴以及佣人的照顾下读完中学的。

这样一个被娇养的富家子并没有成为纨绔子弟，而是个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学习和行动，紧跟时代潮流的上进青年。

起应一生喜欢结交聪明人，当他听林家兄弟谈到绍仪才华出众、聪敏好学时，就在那年夏天专程来找这位从未谋面的本家侄子，可算是颇有古风的性情中人。

两位同龄的朋友相见甚欢。起应是大学生，又是从上海大地方来的，见识当然稍胜一筹。他对绍仪古今中外大讲了一通，和他谈尼采的一切都要“重新估定价值” ，又介绍他看新思潮的书，让绍仪大开眼界。另一方面，起应也惊讶于还是初中生的绍仪已经读完了《资治通鉴》，知识储备并不比他少。二人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开始了他们长达一生的友谊。

年轻时代的周扬当时的年轻人对时事也不能不关心。 绍仪有一位朝鲜同学，已经三十多岁了，在日本统治下长大，韩文和中文都不会，只会日文。他二等公民当怕了，跑到长沙来当超龄中学生，希望能学会中文。他孤独 －－ 能跟留日的老师交流，无望 －－ 学得又累又不好，还加上贫穷。十几岁的同学还欺负他，有一次一帮孩子弄了一些烟头放在他的桌上，齐喊“亡国奴，抽烟头” ，逼得他当场痛哭不止。这件事对绍仪刺激很大，让他明白亡国奴是多可怕的人生。当时中国的形势比朝鲜也好不了多少，日本已经显示出入侵中国的企图。

开了眼界的绍仪读了起应介绍的书还不够，又和同学组织文学社讨论时事。“又觉得革命很好，很热闹，想找C.Y.” 。当时本地产的国民党和进口的C.Y.( 共产党) 关系铁得很，联合在一起打北方的军阀。各党派都有不少的政治活动。绍仪也去参加了好些，并在1927年四五月的时候登记参加了C.Y. 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当时的组织工作恐怕有点乱，这次的登记好像没有算数，就发生了马日事变。

第三章 学校生活（4）

1927年5月21日发生了有名的马日事变。国民党突然翻了脸，共产党变成了要消灭的对象，每天都要杀很多人。益阳的余小姐就是那时被杀的。革命不再是热闹、洋气的事，几天前还能在街头轻易加入的政党，一瞬间就变成要命的罪名。热心关心国事的青年被残酷地杀了头，一点转弯的余地也没有，事先也没有任何的警告。当时的长沙城不大，人口也不多，市里无时不能听到杀人的号声，城门口每天都挂着几十颗人头。

从汉朝开始就被中国统治者所沿用的儒家法理讲究三令五申，当时的国民党却崇拜突然袭击，并没有执政者的从容、大度。写到这里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也庆幸人类的理智有了长进，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不要再生活在这样的恐怖里。

马日事变对绍仪的震撼极大，当他在上海待了十年后写诗说， 家乡最牵引他心的就是1927。诗是这样写的：

牵引你的

是南山十月的山茶花

是母亲想念儿子的流湿了皱纹的眼泪？

是夜深寂寞时的遥远的琴音

是友情的回忆？是荒野之中谁家散落的残花

是初吻之后的恋人的低泣？

不是

.

.

.

牵引我的，

是锁息了多年的，家乡的一九二七。

一九二七，你自由的花蒂

你几时再用你的花苞和花影，

掩尽那家乡的苦难和眼泪？

第四章 结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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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党开始清党，一时腥风血雨，周相公在益阳颇为不安。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死读书的，思想活跃，保不定参加什么活动让人抓住把柄。周相公对儿子的期望也就是当个乡村小学教员，和他精心挑选的贤惠媳妇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三儿子在省中读过书，虽然没有毕业，做小学教员是绰绰有余的，他自忖对后代的栽培也算可以园满结束了。于是他召回了小儿子，安排他到自己朋友张尚斌当校长的一所小学当数学教员，一并开始着手准备儿子的婚事。

姚家外公对亲家和未来女婿都很满意。其时他在桃花江的南货商店里当店员，手上较为宽裕，就为心爱的大女儿打了一套极为精美的家具做陪嫁。这套家具经过了七八十年的风雨，仍然精美结实，式样不俗。现在在我家里还留有几件，益阳的老家也摆着几件。如今在时尚的美国家具店里常能看到一些古老家具，大多不如姚外公的这一房家具出色。这大手笔的陪嫁大大超出了姚外公的的实力，以致另外三个女儿嫁出去时就没法这么干了，有的只能带一个小包包去婆家了。

1928年，二十岁的绍仪和芷青结了婚。姚芷青坐着花轿，穿着红裙子嫁进了周家大门，一切都称心如意。十全十美的她在娘家受宠，在婆家也极受宠爱。刘姓太太当家，当然有点偏心自己亲生的儿子、媳妇，何况这媳妇又知书达礼、勤快能干，比大儿媳、二儿媳要强得多，老两口喜欢儿媳更胜儿子。

绍仪长得高大，虽然结了婚，仍是少年人，三餐之外，常常会想吃些零食。那时有些家底的人家总会准备些待客的点心，周家的点心都放在刘姓太太房间的柜子里。当时的床很大，床上也有些小柜子，有些更精美的小点心，刘姓太太收在床上的小柜子里，节俭的他们并不会轻易给小孩零食吃。

绍仪和芷青结婚了芷青既然比丈夫更受宠，丈夫就常常指使她去讨或偷零食。零食到手两人分吃，当然是高大的丈夫吃得多得多。

周相公治家严谨、合理，大儿子种田，二儿子在益阳市的水果行学徒，三儿子和父亲在小学教书。一大家人住在一起，由三个媳妇轮流做饭。每人做十天，另外的二十天就可以休息了。勤快的芷青在这二十天的空闲时间里就接些刺绣活做。挣的钱除了用作小两口的零花钱之外也能支援娘家的弟妹。节俭的姚芷青一辈子做人大方，永远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需要礼尚往来或支援。

第四章 结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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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秋天水稻收割后，周家的大儿子、二儿子就要去附近一处叫黄泥湖的地方买几千斤萝卜用船运回家。黄泥湖出产的萝卜味甜汁多，是别处比不上的。

萝卜运回家后，家里的女人就总动员，在屋前的晒谷坪里洗、切、晒萝卜，这要花上一个月的工夫才能把一个冬天所需的萝卜处理完。在秋天的阳光下，女人们一边做事，一边说长论短，小孩在旁边跑来跑去，热闹得很。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父亲还在怀念当时的田园生活，妇女们在秋天里共做萝卜就是他脑海里难以磨灭的美好景象之一。益阳的妇女说笑起来很豪放，我父亲常回忆起这些热闹的声音，可惜当时放肆谈笑着的妇人们都已不在人间。

益阳菜原材料并不丰富，主要是猪肉、疏菜和河、潭里出产的小鱼、小虾。但聪慧、勤劳的益阳女人们充分发挥了粗菜细做的创造力，把菜做得精致可口。益阳菜切功精细，搭配讲究，极为入味，称得上品种繁多而清淡，不豪华但异常清洁，到今天仍是我特别偏爱的饮食风格。

简单的萝卜就被做成好多的花样： 水萝卜被切成花的形式作为饭前菜，萝卜丝晒干冬季里加上干辣椒蒸肉或煮鱼，糖萝卜作为待客的零食。辣椒萝卜更是被大量制作，放在半人高的坛子里，作为整个冬天的下饭菜。

豆角，辣椒和白菜可以晒成白色，在冬季里配猪肉吃。河塘里出产的小鱼、小虾被微火焙干，炒大蒜辣椒吃时有一种熏制品的特殊香味。家制的腊肉肥瘦相间，放在腊八豆上蒸熟，是过年必备的一道菜。

甜酒煮蛋是待客的点心。 桂圆、红枣蒸肉是老人的补品。长期吃这些菜疏和补品，又留在山青水秀的家乡的我家亲戚们好多都活到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多岁。

当时哪怕像姚家外公这样的贫苦人家的女儿也不下田干活，只在家里做家务和女红，体态大多苗条、修长，不似几十年后的铁姑娘那样粗壮。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而见多识广、出得场面，她们是那个年代出得庭堂、下得厨房的优秀太太人选，嫁给好人家的女子很是不少。在北美，我来自海峡两岸的女友们好些都有一位益阳籍的妈妈或祖母，带给我们吃湖南菜的共同爱好。

第四章 结婚（3）

当年只收一季稻子，冬天也不修水利，农闲的时间不短。大家都在那段时间走人家，办喜事。周相公的大儿子、二儿子夫妇当时也都年轻，冬闲时打牌、赌钱玩得很疯，到了春天该上班时还收不住心。惹得周相公早上用手杖边敲门边骂人，赶着年轻人起床劳动。

常听我的益阳亲戚说： 人要耍一下，瞄一下(看热闹的意思) 。可见益阳人生活态度活泼有余，严谨不足。绍仪、芷青夫妇在乡间算是精英人物，不参加农闲小赌。芷青做针线，绍仪读书，两个人都不太合群。芷青的性格不算活泼，我认识的她从来没有轻轻松松地玩闹过。绍仪爱笑爱热闹，但也不会真正花时间去玩牌、下棋。除了读书、写作，他没有别的认真的爱好。

新婚幸福、田园生活都是绍仪所喜爱的、欣赏的。他后来多次写文章赞美、怀念家乡。他的怀念充满了色彩感，像是白色的山茶花和蓝布的围裙什么的。但年轻、高大有活力的他似乎并不能完全满足于这种生活，书让他了解和向往外面的世界，书也让他了解历史而对未来有所知觉。

1927年的阴影并没有过去，时局恶化带给人的压迫感，时代变迁带给人的紧迫感也只有敏锐的知识分子才能体会到。他似乎感到了这种田园生活并不能如几千年一样地永恒，很快就会被外界的力量打破。

杀了余小姐父女的曹屠夫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绍仪在长沙时参加过一些政治行动，向绍仪的校长张尚斌打听绍仪的情况。张尚斌对政治非常敏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对曹屠夫极力保证绍仪思想没有问题，又到周相公家报信，让绍仪多加小心。张尚斌虽然摆平了曹屠夫，但绍仪的心里还是多少有些不安，觉得家乡不是自己久留之地，对张的好意他也长留感激之心。绍仪后来在上海当作家时曾用张尚斌作为笔名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这是后话。

第四章 结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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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应从上海回来了，朋友们常常聚在一起。起应有极强的影响和感染别 人的能力。这一点从他后来所发表的那些有名的演讲中不难看出。年轻的他非常的理想主义 －－ 一直到老年他都是一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者－－在上海接受了新的思想和生活，回到家也用他的热情感染同乡的朋友们。

绍仪动心了，想跟起应去上海发展。周相公夫妇不同意，认为他新婚不久，正应在家好好过日子。时局不稳定， 外面的世界变数太多，并不是安分守己的耕读人家应该想望的。所谓中产阶级最稳定，周相公正是那个年代的中产阶级，并不想送儿子到外面去闯荡。双方意见不合之下，周相公夫妇决定不予经济支持。没有路费，想必小儿子也无可奈何吧。

绍仪跟岳父的关系很亲密，不但常见面，也能说得上知心话。在父母处碰了钉子的绍仪去见岳父，向他说明情况，表明了自己很想去的心愿。前面说了，姚外公极喜欢这个女婿，当然不忍心看他不能达成心愿，就请女婿第二天来帮忙，把自家的猪赶到大码头集市卖掉，卖猪的钱就给他做路费。

第二天一早，绍仪就去了姚外公家，赶着那头半大不小的猪去大码头。第一次赶猪不熟练，猪好几次跑到路下面的水田里，绍仪只好挽起裤脚追。几次下来到大码头的时间就晚了，天已经大亮，还好猪肉新鲜卖得快。绍仪帮着岳父卖完猪，带上所有的钱就去赶船。船已经开走了，绍仪沿着江边奔跑追赶那只小船，追了好一阵子才追上了起应一家三口，还有起应的刘姓表弟所坐的小船。小船换大船转往上海，从此开始了他崭新的生活。

绍仪赶上了他的命运之船，帮助他的是姚姓外公。后来姚外公看到心爱的大女儿和女婿分开后一个人带大两个儿子并奉养老人的艰难日子，很有些后悔当初支持女婿离家，觉得对不起大女儿，因而对她和她的儿子们特别爱护，尽力关心和帮助。

芷青直到这时都是备受娘家、婆家宠爱的幸运女子。她也尽心尽力地做一个好女儿、好媳妇、好妻子回报这许多的宠爱。那时的她应该不懂什么“悔叫夫婿觅封侯” 的道理，冥冥中似也已觉得眷顾她的命运之神开始离开她了。夫君走了以后，她哭了又哭，好多天不能抑止。

大码头那只被周绍仪赶上的命运之船，把他们夫妇二人渐渐地带往了不同的方向。

第五章 初到上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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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二十岁的绍仪跟着二十一岁的起应到了上海。1928年的上海，充斥着各种新的思潮，也充满了机会，但绍仪刚到上海的时候，多半的活动还离不开民以食为天的主题。

比绍仪和芷青更早结婚的起应家比较有钱，所以他带了太太及还是幼儿的大儿子艾洛来上海，也照顾了他周姓的侄儿周绍仪和刘姓的表弟刘宜生同住。五个人挤住在两间小房间里，用小小的煤油炉烧饭。

起应年轻时即以美男子着称，和他同岁的太太吴淑媛更是号称益阳第一美人。她家境富裕，美且娇，爱打牌，小名就叫娇小姐。采买，带孩子玩，做饭等杂事就落在了同住的周姓侄儿和刘姓表弟的身上。

刘表弟有点迷糊，常常闹笑话。有一次他拿了钱放在口袋里出门买菜，选好东西才发现钱不见了，一路寻回来，急得满头大汗才想起钱放在另一件衣服的口袋里，衣服挂在门背后并没有穿出去。

绍仪并不知道要靠什么养活自己，但积极地寻找方向。他报考过店员、跑街的 －－就是现在的业务员、瓷器工人，还有别的什么奇怪的职业，都没有被录取。更夸张的是他还去考过电影演员，当然也没录取，以刘姓太太遗传的高颧骨他应该也考不上，毕竟那年头男明星以俊美取胜，不时兴性格演员。倒是美艳的姚家三小姐差点当上了电影明星，只因要嫁人而作罢了。

除了跌跌撞撞的地摸人生的方向之外，几个年轻人在上海也玩了个痛快，没有钱也是可以玩的。口袋里只有一毛钱就去最拥挤的上海九曲桥，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反正也不在乎扒手，看到别的人因为怕扒手而躲来闪去倒也是一乐。

他们还学会了上海人的“人要衣装马要鞍装”的门面功夫，把唯一的一条好长裤叠好压在枕头下，第二天出门就像模像样了。虽然口袋里没有几毛钱，但站出来还是很神气的。

路上遇到有名的人也不忘指指点点，搞不好还跟上一段。有一次在路上看见了鲁迅。鲁迅先生当时颇有名，正搬家，抽着烟斗跟在搬家的板车后面压阵。好奇的绍仪和刘姓表弟直跟了好几条街。在五七干校祖父对我提起这段时还自嘲了一番： 说我反鲁迅，我当时不过小混混一个，鲁迅已是大家，实在是抬举了我。

第五章 初到上海（2）

除了挥洒年轻的生命之外，有两件严肃的事情绍仪时时挂在心上，一是自己的前途，二是国家的命运。自己学历低，没有什么过硬的本事，很愿意多认识世界，看到起应是学英文的，就提出向他学英文。起应是个活动家，忙得不得了，也没有什么耐心教他英文，就拿给绍仪一本英文《莎士比亚全集》作为课本，每天噼噼啪啪念上好多页算是发音教育，别的方面就由着绍仪自己领悟了。

绍仪拿着厚厚的《莎士比亚全集》不知所措，心里想： 有没有搞错？教我也得一步步来啊！既然指望起应指望不上，就自己来吧，拿本字典背总可以吧？绍仪就真的拿本字典背将起来，速度还很快。用这种克服困难的方式学出来的英文，后来他竟成了大翻译家。读着祖父优美的译文，想起自己学英文的条件和花的力气我不禁感叹： 这世上还真有天才！既然我祖父是天才中的一位，这天分为什么就没有传给我呢？

他另一个严肃的思考就是中国的命运。绍仪跟了一个思想深刻的朋友起应，他们虽然年轻，但并不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前途，对国家的前途也认真的思考，积极的行动。绍仪和他的朋友们感到需要学习外国特别是西方世界的文化思想、制度，了解西方为什么能在近代快速发展。他们都愿意学习英文，并把西方着作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家庭的精英，他们都极其维护个人、民族的自尊心，对上海特有的租界政治及文化十分不满。他们年轻气盛，学习能力强，左倾思潮接受得很快，他们经常阅读当时进步的左翼书籍，也参加左翼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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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所劳动大学，是国民党办的，免费，质量却不低。幸运的绍仪考进了这所学校的经济科。看到被自己从家乡带出来的周姓侄儿有了安身之处，既有前途又能减轻自己的负担，起应不禁大松了一口气。

第五章 初到上海（3）

我一直对周扬、周立波一生的朋友加兄弟的关系很羡慕。周扬一直扮演师长的角色，对周立波的一生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周立波后来的艺术影响比周扬大。周扬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他的文学和翻译才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我真希望自己也有一位这样亦师亦友的伙伴走过一生，可惜没有。

在劳动大学学习是免费的，但大家要做工友的工作以减轻学校的负担。比方买菜的工作，就由学生轮流担任。 轮到绍仪买菜的次数一多，他感到了菜市场的种种有趣。绍仪一生都是生活美学家，很能够在各种生活环境中找到趣味，也会用充满趣味的语言或文字把自己所见所感告诉别人。

买菜的趣事告诉了朋友还嫌不足，绍仪又写了一篇风趣的千字小文谈被迫早起去菜市的无奈、菜市的活力和市井的趣味，买菜后可以多吃东西的欢喜－－两个早起买菜的同学可以吃平时八个人的早餐。文章写好后他还开玩笑地署了个“小妮” 的女性笔名寄给当时在上海刚兴起的副刊。

劳动大学调皮而风雅的学生还不少，以前就有学生就吃辣椒的问题在副刊上打过笔战－－湖南籍的学生买菜必买不少的辣椒而江浙学生吃不消，他们成立反辣椒大会，痛数辣椒的罪恶，并有《呜呼辣椒》一文，介绍辣椒风波的是非曲直。

当时时髦又稀罕的大学生活受社会追捧，平民学校如劳动大学学生买菜的事情也能够娱乐大众，所以绍仪有关买菜的小文就有了刊登的价值。现如今娱乐版或副刊有的玩笑开得低俗，有的又太过装腔作势，写得好、玩笑开得风雅的轻松小品仍然难得一见。那年头报纸的读者追捧大学生、关心他们的生活，如今的读者追捧明星、超级关心他们的言谈举止，真是大异其趣啊。

文章寄出后，绍仪天天追着报纸看发表没有，果然，没有多久就在报上发表了，他非常高兴，但并没有想到还可以有稿费拿。当报社通知他去领稿费时，绍仪没有放在心上，也懒得去领，指使刘姓表弟去。刘不干，绍仪就许他， 取到的稿费全归他，刘姓表弟方前往领取稿费。

刘表弟领到稿费大吃一惊，稿费竟有四个大洋之多，当时一般的劳工三四个大洋就是一个月的工钱。 刘表弟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各种平时想吃而不得的吃食，吃到肚子痛也只花了一个多大洋。回家他交出两个多大洋，绍仪把这笔意外之财全部拿出来请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

第五章 初到上海（4）

四十多年后祖父在五七干校给我说起这件事时，还能历数刘表弟吃过的各种美食。刘表弟到家时嘴里还有东西，又反复多次地告诉大家他一路上吃了些什么，但并没有剩下任何吃食给大家。祖父言下很有些后悔没有亲自去领取稿费而能像刘表弟般遍尝美食。

一篇随意的小文就能带来不错的收入，绍仪发现他找到了谋生的路，自己能写，天生的文字优美流畅，而写作能带来不错的收入，从此就写起来吧。身形高大的绍仪体力好，不多愁善感，没有那个时代文人的坏毛病。失眠、抽烟、喝酒什么的都与他无关，也不需要什么特定的写作环境，竟成了一个多产的作家。

《买菜》这篇游戏之作就是他轰轰烈烈的文学生涯的开山之作，真要感谢当年《申报》副刊编辑的慧眼识人。这篇小文发表的时间是1929年11月29日，绍仪最后写的一首小诗是1979年8月29日，并在一个月后过世，写作生涯差三个月就是整整五十年。

回望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多让人痛心，唯有文坛极为活跃。在识字人口不多的那个时代，有文化的人精神生活似乎并不贫乏。照我看跟当时的高稿酬很有关系，吸引了不少有思想、有品味的人以写文章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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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上了书又可以写文章增加收入，绍仪在上海的生活上了轨道，但他旺盛的精力并不满足于这些。当时共产党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在城市以飞行集会的形式展开宣传工作。所谓飞行集会就是将要参加集会的人装成行人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活动、行走。一声令下，突然聚合在一起开会，有人更站出来发表政论演讲。几分钟后当警察闻讯赶来之际，大家迅速散去。

发明这种集会形式的人一定很有浪漫情怀，钟情于此种具有震撼性而损失巨大的活动 －－ 每次活动都有好多人被抓。

绍仪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左倾，常常在身上带把小刀参加这种集会。因为身长腿快，一次也没被抓过，但不管怎样学校对这些活动还是有所察觉。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在思想上控制极为严酷，跟今天在台湾地区当在野党的作风大不一样。学校当局简单地出了一张告示，就把绍仪及多位有思想问题的学生开除了。

起应对绍仪被好不容易进去的大学赶出来很不满，觉得绍仪太不会自保，这下子生活、学习两下里都有了问题。

第六章 路易的出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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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闯了祸的绍仪回到了益阳老家，和妻子第一次过了较长的一段安稳生活，芷青不多久就怀孕了。周相公夫妇好不高兴，姚家也不例外，怀孕的母亲在大家的关爱下生活。两家都盼望第一胎是儿子，尤其是姚家，觉得女儿在婆家第一胎生儿子是极有面子的事。

绍仪很享受家居生活但并不善交际，他在家里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房间里念书，芷青把饭都开在房间里，也负责小两口一切对外的活动，包括和周相公夫妇的交流。绍仪喜欢家乡的美景、美食，享受贤惠妻子的殷勤照料和安静的读书生活，在以后动荡的岁月里，就算是很有男子气、不大看得起儿女情长的绍仪也会怀念这些温暖的日子，他在诗里说：

春花未尽，

秋叶先谢了。

那山茶花下的笑和情意呀，

于今日，梦一样的招遥.

最难忘的，

是微风十月的秋山里，

飘荡着的

标致的蓝色小围裙

乡居的绍仪安静而寡言，好像也没有什么朋友。他真的能快活而无悔地融入单纯的乡村生活吗？他能和他的哥哥们以及儿时的伙伴们交流他读书的心得吗？找到人畅谈对世界、对中国、对人生的担忧和抱负吗？也许时间长一点是可以习惯的，他在乡村的出路应该是像周相公设计的那样当一个小学教员，当一个稳重的丈夫和父亲，当一个学识、智慧都高于一般人的精神贵族而受到乡人的尊敬。

此时起应的一封信打断了他的乡居生活，他也再一次地扮演了改变绍仪命运的角色。其时起应很想通过翻译介绍一些西方特别是刚成立的苏俄着作到中国。他自己可以翻译，但社会活动太多，就想到了和绍仪合译这种方式，于是写信叫绍仪再去上海。

第六章 路易的出生（2）

周相公夫妇和以前一样不赞同小儿子去上海，绍仪再一次地偷跑。 芷青是支持或者是顺从丈夫的，她把自己长年绣花积存下来的钱都给了绍仪做去上海的路费和生活费。芷青瞒着公婆送绍仪走了好远好远，分别时还是不放心，把自己手上的金戒指，也是她唯一的首饰取下来给了绍仪，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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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仪对被劳动大学赶出来一事耿耿于怀，再次回到上海就发誓不再过问政治，一心只埋头学文学，译书，希望能独立生活。

起应和绍仪都只识英文，翻译苏俄作品只能从英文转译再参考日译本。英美日对苏俄的政治形态持批评态度的多，翻译介绍的苏俄作品一般政治性不强，以生活介绍为主，可供二位译者选择的书籍并不多。他们第一次选择的书叫《狗儿胡同》，主要讲大学生的私生活，作者在苏俄并不太有名，后来更受到批判。此书的译介多年后还为二周带来了麻烦。

书是这样译的：起应的英文较好，就由他把文章先讲一遍，绍仪译出来，再由起应修改一遍就算完成了。绍仪的英文虽然是自学的，但他中文文笔优美流畅，记性悟性俱佳，加上极为刻苦，可长时间工作，又没有太多的社交，所以负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在译作的同时，绍仪的英文也进步神速。

《大学生的私生活》出版所得维持了好几个月的生活，他二人便开始了第二本书的翻译。译书之外绍仪又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神州国光出版社当校对，还可以住在出版社里。算是不需要起应的照顾，可以独立了。

短短的几个月又在上海立住了脚，但年轻的绍仪当然不会就此安居乐业。有了饭吃的他很快忘记了几个月前不问政治的誓言，又和左倾朋友来往起来。那些居无定所、神出鬼没的的朋友还把行李寄放在他神光的宿舍里。

当时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劳动条件差，强度大。上海是大码头，见多识广的上海工人也和当时的西方工人们一样，常常罢工争取更好的权益。

神光的印刷工人也罢工了。校对周绍仪能写会说胆子大，被工人们推举出来担任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绍仪也当仁不让，写标语、开会、和资方谈判干得很起劲。

第六章 路易的出生（3）

有一天他看见印刷厂工头要撕掉他写好贴上的标语，就冲过去理论，理论不成就动起手来。绍仪是落第武秀才之子，从小爱打架，上海的嘴巴讨人厌，人又长得短小的工头哪是他的对手，三两下绍仪就把对方打趴下了。

神光出版社当然把让人头痛的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告进到租界的巡捕房。警察来带走绍仪并搜查其住所时有了意外的发现，他们在绍仪朋友寄放的行李中发现了一些违禁的左倾书刊。这样性质就变了，普通的刑事纠纷变成了政治问题。那时的政治问题是极为严重的，任何有左倾思想或可能有左倾思想的人都有被杀头的危险，绍仪的官司看来小不了。

3

消息传到益阳，一家人惊恐不安。尤其是怀孕的芷青，听到消息后既着急又伤心。想去上海看望打点，无奈怀了小孩，钱也不够，只好天天以泪洗面，哭个不停。哭久了伤身体也影响胎儿。孩子生下来不会哭，也没有呼吸，好像是个死孩子。接生的二奶奶是远房亲戚，极有经验，说“这不是死孩子，而是梦生” 。她麻利地把脐带剪断，包衣泡在热水里，热气通过脐带传到小孩的肚子里，孩子终于哭出来了。

姚家外公外婆对大女儿的第一次生产极为重视，早早就准备了贺礼，只等生下孩子就送过去，好让女儿在婆家更加做得起人。 生产期间他们派顽皮的四女儿去打探消息。姚家四小姐爬到周家房子旁边的大树上听动静。听到孩子的哭声，又得知生的果然是男孩，就一溜烟地下了树，飞奔回枫树山姚家湾报信。姚家兴高采烈地准备了一盒丰盛的礼物去大女儿的婆家贺喜。

益阳人礼信周到，外婆家为外孙做三朝是很讲究的。礼品放在有多层格子的大盒子里，盒子大到需要两个人抬，礼品包括红蛋、红糖、小孩的衣物、玩具等。一份好的三朝礼是需要花不少的时间和金钱准备的，姚外公很重视这门亲事，对女儿的三朝礼不遗余力地准备，务求丰富精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负担。难怪那时人都说女儿是陪钱货，原来负担还真的不小。顺便提一下，三朝就是小孩生下来的第三天，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也是美丽的风俗，想想看，刚刚能睁眼的小孩第三次看到太阳时就看到了最亲的外婆家送来的礼物。

第六章 路易的出生（4）

1931年，二十三岁的芷青和绍仪第一次当了父母， 这个差点死掉的孩子就是我的父亲大人周路易。路易这个名字是绍仪起的，他当时是中国少数能用英文欣赏西方文学的知识分子，特别喜欢法国文学的典雅唯美，所以给第一个儿子起了个法国名字。依照惯例，小孩的名子都由祖父起，比方我的名字就是祖父起的。但周相公竟然允许不停闯祸的小儿子为孙子起了个这么古怪的名字，益阳的亲友们也毫无困难地把这个洋气的名字叫了好多年，他们应该对法国文学没什么感觉，只能说周相公开明，益阳的民风开放。

喂奶期间芷青仍然天天以泪洗面，弄得奶水不好，孩子发育不良。乡间相信哭泣让奶水带有毒素而影响婴儿的健康，此论不知有没有医学根据，但心情不好影响母子健康那是一定的。就算是有毒的奶水也很快的没有了，路易没多久就断了奶，长得也瘦弱多病。

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祖母哭泣。遇到不好的事，她也不过苦着一张脸忙进忙出，从来不抱怨，不发脾气，也不哭泣。年轻时那个爱哭的芷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哭的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哭没有用，对夫君的情义已了、泪账已经还完了吗？那时的芷青并不知道，她只知道丈夫入狱就像天要塌下来了，让她哭个不停。

一直受人羡慕的芷家姐完美的生活不再完美，她仍然日夜劳作，但脸上时时浮现一丝无奈的苦笑。

我听过不少亲友用益阳话把芷青唤着芷家姐，声调抑扬顿挫，甚是好听。益阳女子讲话多又快，声音尖细又老是夹杂着笑声，几个人说起来好似一群小鸟叽叽喳喳。美国人总是教导女性说话要慢，把声音压得低一些，这样听起来让人觉得舒服又性感。益阳女子说话的习惯正好背道而驰，仔细想来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至少我见过的中老年益阳妇女大多显得生气勃勃又有善意，让人愿意亲近，虽然有些做作的殷勤但分寸拿捏得刚刚好，益阳太太受欢迎不是没有道理的。倒是芷青不同，她寡言，说话低沉缓慢，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加入到叽叽喳喳的一群中去，她是天生不会益阳女子的那一套呢，还是实在没有那种心情？

周路易的生长过程远不如其父顺利，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个头，体力等各方面都远不如父亲，比母亲也差一些，比起小他近三十岁在绍仪全盛时期生下的小弟弟更是矮了一大截。这和生长在战争年代有很大的关系，也和缺少父亲的关爱不无关联。我父亲少时物质生活贫乏，导至身体发育不够完美，精神上倒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压抑。芷青对儿子的照顾无微不至，周相公夫妇及众亲友对路易也是宠爱有加，他好似也没有受过什么无父之子欺负的样子，稍长更成了个神气的孩子王，可见益阳乡下的厚道民风。

第七章 牢里牢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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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仪被捕后，审讯时嘴巴并不饶人，警察打他，他就用带着手铐的手打回去，一点也不能吃亏。警察就威胁他 ：“你的问题很严重，明天早上要杀你的头。” 这威胁并非没有可能，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的，当局认为思想犯比刑事犯危险更大，处置也极为严苛，很多时候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把犯人迅速处置了。绍仪如果不是被租界警察局逮捕的话，其命运很可能是真的被杀了头。

警察把他送进牢房后，还在当晚三番五次地去查看这位年轻人会有什么表现。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青年晚上居然还睡着了，第二天的早餐胃口也不差，并没有为即将被杀头而惊慌失措。

绍仪一生经历丰富，上下起落极大，他经历危险多次，一向都能坦然处之，让人佩服。作为一个文人，他思想敏锐，感情丰富，但他并不因此而多愁善感。他一向能吃能睡能写能说而不需要特殊的条件，并为此而感到自豪，是一个身心极为健康的人。

对于祖父睡觉的神功，我是见识过的。话说祖父六十多岁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时，和我们一家四口挤住在我妈妈教书的中学里两间只有三十多平米的简陋平房里。有一天他宣布要睡两个小时午觉，就在前面房间的大床上睡着了。忘了是什么原因我们一定要在那个时间搬动床边的大柜子，还请了邻居来帮忙。大家齐喊一二三四搬柜子，还不时碰到床，觉得荒唐又刺激，忍不住地发笑，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安稳熟睡的祖父。

两个小时后，祖父自动醒来，惊讶地发现房间变了样子，他的惊奇让我们很得意。当我们对他像脑子里有一台闹钟式的能自动醒来表示佩服时，祖父马上不失时机地吹起牛来，说他如何能说睡就睡，说醒就醒，雷打不动，神功盖世，又说战时谁谁谁没有这种神功护体如何撑不下去等等等等。他面带微笑，声音娓娓动听，牛皮哄哄的样子真可爱，单纯的老人和小孩、小动物一样可爱，生活因为有了他们而充满了乐趣，搬柜子事件让我们乐了好多天。

该死，绍仪差点被杀了头，我倒联想到了四十年后搬柜子的笑话。

第七章 牢里牢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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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仪被抓后，起应忙着打点。神光印刷厂属于神光出版社，其负责人叫胡秋原，是个有名的文人。二十三岁的起应在上海也有些名气，他是左联的党团书记，还办了一个刊物叫《文学月刊》。起应去见了胡秋原，请他为绍仪担保。此人一听发现了左倾书籍，觉得担保可能会给自己惹麻烦，就回绝了。

年轻气盛的起应和周围的朋友对胡的见死不救大为气愤，就在自己所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诗作叫做《汉奸的供状》，痛骂胡秋原的行为是汉奸行为。诗是另外一个叫芸生的年轻朋友写的，左联当时聚集了一批年少气盛的青年文人。

中年的鲁迅似是青年导师及仲裁者，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告诫起应“谩骂不是武器” ，此文名叫《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致起应的一封信》。郭沫若等四人又写文不同意鲁迅的观点，很骚扰了一阵子。其后的岁月里早逝的鲁迅成了一面旗帜，他生前性格刚烈，又一向提倡有仇必报，痛打落水狗什么的，让后人觉得不能轻饶曾经得罪过他的人。起应们和鲁迅之间这次及以后的文笔交锋，就成了让他们倒霉的大事中的一件，尽管后来起应和绍仪们一再为自己年轻时的不懂事作过检讨。

胡秋原也是有话语权的出版社老大，当然不会吃这种亏，就写了一首诗准备回骂过去。诗已经写好排出来了，被当时文艺界另外一位着名人士冯雪峰阻止。胡的性格应该不算冲动，胆子也不算大，从他拒绝担保的理由就能看出，他不担保不是因为绍仪是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是他公司的捣蛋者，而是因为怕麻烦才拒绝的。所以冯雪锋一劝，他就把自己的回骂诗作抽回来了。胡后来在台湾当了“立法委员”，又是最早一批到大陆访问的人，被人称作破冰第一人。照美国人的话说他是个能妥协、有合作精神的人。

找人担保不成，起应就转而请律师。他请了当时有名的红色律师潘震亚。潘为左派人士打赢了不少的官司，很有名望。潘律师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的副省长，果然是一红到底。请律师花了起应三四十块光洋，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

潘律师在法庭上雄辩滔滔，审判结果反而是出乎意料的重，绍仪被判刑两年半。应该是律师的左倾色彩让此案更向思想案靠近了，看书的问题大过打人的问题。

审判结果出来后，绍仪表现得极为平静，他淡淡地和起应告别后就回到了牢里开始正式服刑。这一切使起应大受刺激，出了法庭后心情久久不能平伏，而在友人的陪伴下在黄浦江边走了整整一夜。这一夜应该是起应在思想上和当局彻底决裂的一夜。在强大的压力下，很多人都会屈服顺从，而使当权者认为压力是很好用的工具。但有些人会被压力推向反面，起应和绍仪恰好是后一种。

第七章 牢里牢外（3）

起应觉得绍仪是自己从益阳带出来的，出了这样的麻烦对绍仪的父母要有所交代。他为此事专程回到益阳乡下，向周相公夫妇说明经过。周相公夫妇表现得很大气，对绍仪的处境虽然伤心但并不哭天抢地，对起应的处置也表示感谢和理解。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感叹起应和绍仪当年的友情可贵。如今这样既可以交流又可以托负的友情真的不多见了。

起应家境富裕，资质优异，受家族宠爱。但他成年后追寻自己的理想，热爱朋友，常常从家里拿钱出来办刊物，搞活动并资助朋友。起应还在日本坐过牢，益阳老家变卖田产救他出来更是伤了元气。后来老屋破旧凋零，好客的母亲连简单的招待客人都不能够，三个留在家乡的儿子也数次因为经济问题而不能继续学业，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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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仪两年半的刑期因为遇到当局和日本签定《淞沪停战协定》后的大赦而缩短为二十个月。这二十个月的监狱生活对绍仪来说有得有失。

绍仪一生酷爱自由，他为自己取名周立波，立波是英文Liberty (自由) 的音译，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周自由。二十三岁的周自由被关在限制自由的监牢里当然痛苦，他甚至还没有见过他的第一个孩子。牢里的伙食不好之外又不够，让身高力大饭量好的绍仪吃了不少苦头。同室的工人比绍仪更能吃而常常抱怨，绍仪有时还不能不把连自己都不够的食物分给同室。绍仪一辈子慷慨大方，不论是食物、衣服、钱财都不断地送给亲戚、朋友，甚至毫不相识的人，倒是对至亲有时疏于照顾，算是钱财乃身外之物的忠实奉行者。

得的方面有三，其一是结识了另一位重要的终生朋友吴亮平。吴和立波同岁，年纪轻轻的他已是一个大人物。他是浙江奉化人，和起应一样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学的是经济，精的是外语。不到二十岁就去苏联莫斯科大学留过学，毕业后还留校教过书。回到中国后在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内担任重要干部，并主编中共宣传部的《环球》周刊。二十二岁的他还翻译了恩格斯的重要着作《反杜林论》和其他一些马列的经典着作。

年少多才、见多识广的他也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在共产党内因为和当时的领导王明不大对劲被降了职，看得开的他利用这空闲定下心来翻译了二十七万字的《反杜林论》。共产党是地下组织，一天他在上海街上走时被同学认出后告密被捕。

吴亮平知识丰富，性情开朗，风度儒雅，从容不迫，也是一个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泰然自若、笑口常开的人。吴一直住在和绍仪相邻的房间，有一段时间更同居一室，和绍仪有长时间深入地思想交流，并教绍仪英文。

第七章 牢里牢外（4）

牢中的思想犯居多，文化水平颇不低，大家用各种方式交流，取长补短。吴亮平花了不少的时间讲解《唯物史论》，绍仪为大家背诵唐诗。因为吃得既不好也不饱，大家也常常交流以前吃过的美食来过干瘾。

牢中还有一个难友后来也很有名，就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市长的曹荻秋，他和绍仪一样也两次坐牢。曹担任过十年的上海市副市长，1965年升为市长，才当了一年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被斗得七荤八素。当时有很多他挨斗的相片流传，让人看过后久久难忘。曹被关了很久才放出来，1976年就过世了。

收获之二是读了不少的书，起应不断应绍仪要求送各种书籍进牢房，像《英汉大词典》，《资治通鉴》等大部头的书都被绍仪仔细地读了多遍。 有书又有高明的老师，绍仪的中西学问因而大进，心情更开阔，态度也更沉稳了。

收获之三是精神上彻底的解脱。绍仪从中学开始就麻烦不断，自己并非不苦恼。中国农民和农民知识分子讲究中庸之道，一般有可能不会想到要和当局作对。绍仪和他的朋友们思想左倾，和当时的正统思想有很大的距离，他少年气盛不善掩饰，难免不被别人抓到辫子。但这次坐牢前他并没有立定心思当反对派，还是有可能成为社会成功人士的，以他的才智努力加上年轻应该不难做到。从这次坐牢开始，他在思想上和当局决裂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

关于吴亮平，还有些要补充的。他才华横溢，官运却并不是太好，在上海时和王明不大对付，但毕竟是在苏联正式学习过的，还是被归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不大被重用。后来担任化工部副部长，对资历老、懂经济的他来说算是屈才。个人生活方面倒是不错，他的太太是当时延安有名的三姐妹之一，个子高挑，美貌又有文化。吴本人爱看书、爱下棋，兴趣广泛，人生也算美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见过已是老年的他，是个好看又放得开的老人。下面的事是他告诉我们的，说到得意处坐在躺椅上的他竟像个老顽童式的把两只脚跷过头顶，两眼笑成了弯月形。

话说当时吴是大人物地位高，提审他时自然正式严谨，也留下了详细的审讯记录。绍仪照今天的话说只是个打架的小混混，找个人时时吓吓他就好，审讯记录也就马虎潦草。

这个差别待遇想不到几十年后大大影响了两人的生活和命运。文革中，吴的审讯记录让他轻松地摆脱了当时病态社会无所不在的叛徒指责。而绍仪马虎的审讯记录使得对他的叛徒怀疑陷入无穷无尽的调查。也是他再次坐牢长达八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坐的是共产党的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同出一辄地认为思想犯比刑事犯更可怕。周自由两次都生逢其时，被一样的原因不同的政党关押，真是被命运开了个大玩笑。吴亮平躲过了第二次不过是因为几十年前的敌人留下了一份清楚的审讯记录，难怪智慧又达观的他要大笑不止。

第八章 牢前，牢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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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个月的刑期过后，绍仪被送到苏州反省院继续反省。他只有初中学历，又是因为罢工被关进来的，就被编在低学历组和劳动阶层在一起。

低学历组的人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只被要求写日记汇报思想。已经修炼成大学问家的绍仪写的日记很没有水平，只反复报怨蚊虫太多，伙食不好之类。教官批评说： “不要只注意这些小事，要多多注意思想改造。” 但考虑到这个组的学历不高只能如此，也就不好强求。

高学历组的人士就没有那么容易过关了，他们必须写声明登报脱离党团组织或讲述思想改造的过程。这些人中很多后来成了新中国政权的重要干部，而在几十年后的文革中轻易地被定性为判徒，百口莫辩。绍仪的低学历不但在当时救了他，也在文革中救了他，使得对他的叛徒调查持续了八年之久而不了了之。

周相公托人情找了两个当商店老板的朋友给绍仪出具了铺保，意思是说绍仪以后再惹麻烦的话，这两个保人因为有资产的缘故就跑不了。改造了一阵子又有了铺保立的字据，反省院就让绍仪回家了，只要求他隔一段时间写封信汇报思想。

消息传到益阳，全家都很高兴。芷青拿出绣花的钱请远近闻名的生裁缝到家里来做衣服。生裁缝在堂屋里架起了门板做了好几天。家里像过节一样高兴，饭菜也开得比平时好多了。

衣服大部分是为绍仪做的，做了夏布衣裤，白竹布长衫以及各种贴身的内衣。衣服打包寄给绍仪，希望他出了监狱就能焕然一新，也希望他回家时穿得像模像样一点。坐牢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邻里乡亲知情的并不多，好面子的周相公还要做人，芷青也愿意自己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如意郎君。

小孩更是不能让他们知道，路易也是长大了才知道父亲坐过牢。瞒过孩子一是不会破坏父亲在他们心中的高大形象，二是免得他们受玩伴们的欺负。顽皮的男孩子口没遮拦，发现你家有什么弱点那是会当歌唱的。

路易小时候也是个口舌生非的调皮孩子。他曾经把堂兄的名字改成不文雅的谐音字当歌唱，被堂兄狠狠打了几下。刘姓太太知道后破口大骂已去世的姚姓太太的孙子不地道，欺负没有爹的路易，把那孩子吓得好几天不敢露面。可见有时弱点也能成为武器，关键是要有人撑腰。

第八章 牢前，牢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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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二十五岁的绍仪从苏州反省院回到上海。就带着起应为他筹得的一点路费和芷青寄来的衣物上路了。路经武汉时绍仪身无分文，把新做的衣物典当了几个钱，勉强回到了益阳。

到家时绍仪只穿了一件又脏又破的夹衣，脚上是一双开了口子的破鞋，一点也没有预先安排的衣锦还乡的样子。让老父老母及芷青看了心痛不已。他们毫无抱怨地迎接混得灰头土脑的浪子回家，以益阳人特有的温情抚慰着绍仪受伤的身心。生裁缝再次被请进门，为绍仪从头到脚再装饰一番。

回到家乡的绍仪不大出门，每日里只在家里看书写字。周相公希望三儿子不再出远门，身体养好后就在他任校长的小学教书，这也是他对三儿子一贯的安排。芷青每日里把饭开在自己的睡房里，把绍仪照顾得极为周到。

凡是享受过芷青照顾的人都不会忘记她的无微不至，她对丈夫儿孙都是放任而毫无约束到溺爱的地步。她又极能干，可以包揽所有的家事而不知疲倦。

记得我小时候母亲崇尚苏联式教育方式，对子女不大表示爱意，我们被要求作不少的家务，也不能看像小说之类的闲书。但只要一进到祖母的家门，被她紧紧的搂着亲过后，就全身心地放松了。我们可以烤着火，吃着零食无休无止地看小说。长沙的冬天冷，祖母甚至在床上为我洗脸刷牙，让我在温暖的被子里吃早餐。

有一次我和同学在外面乱吃东西，回家后肚子痛。祖母完全没有责备追问，就让我躺在床上，又是热敷，又是汤药，还拿着针线守在我旁边，轻言细语的告诉别人不要打扰。

对我如此，对她心爱的夫君可想而知更是细心周到。祖父一生，特别是晚年，如得我祖母没有抱怨的细心照料，他的身心应该会舒畅很多，他必能像他的两个哥哥和家族中其他人一样活得更长久，写出更多的好文章，这真是他们二人的命运使然。顺便提一下，周立波1979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他的大哥周大一辈子留在益阳乡下，活了九十多岁，他的二哥周二从益阳到了长沙，活了八十多岁。

当时的监狱和反省院对释放人员发放两种不同的证件，一曰刑满释放证，一曰自新证，其间区别已不可考。但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中认为领取自新证的应是叛徒，而领取刑满释放证的应该还好，叛徒的嫌疑要小一些。

第八章 牢前，牢后（3）

绍仪当时当然不知其严重后果。回家后就把刑满释放证或自新证随便地放在抽屉里。芷青看见过这张小纸片，后来这该死的纸片就不见了。

文革中为此事办芷青的学习班 －－有点变相软禁的意思，反复问她： 你丈夫拿回来的是什么证？芷青一口咬定是刑满释放证。办案人员把两证盖住抬头，让她指认，芷青毫无困难地挑出刑满释放证，再一次地帮了她夫君一把。可叹芷青唯一的男人一生好事轮不到她，一有什么麻烦，她回回跑不掉。

至于我，谁的玩笑都可以开，也希望把此书写得尽量轻松，只有写到我祖母就轻松不起来。作为她唯一的女性后代，我时常在午夜梦回时为她的一生际遇扼腕痛惜，流下眼泪。

我常常对丈夫说： 可惜祖母不能活得更久一些，让我们有机会把她老人家接到美国来养老。她一生物资贫乏，美国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以满足她。她害怕火葬，这点我们也可以办得到。她虽然识字可以写简单的书信，但并没有知识分子的脾气，对北美平淡的生活应该没有抱怨。她和我丈夫从第一次见面就认定了对方是家人，关系异常亲厚。最重要的是和儿孙在一起过平静幸福的日子正是芷青一生所求。

另一异想就是，我下辈子如果投身为男人，一定要娶个像芷青式的女人为妻。我要疼惜她，尊重她，享受她无边的温柔爱意，一辈子也不负她的深情。

3

绍仪在家乡数月，二十五岁的芷青再次怀孕。孩子还没有出生，起应又有信来，邀绍仪再去上海。绍仪已被抓过一次，有了案底。按当时的不明文规则，再次被抓，不管是不是共产党都会没命的。这些当然挡不住绍仪去上海，他只在行前稍稍作了一些安排。

提前写了十几份信给苏州反省院，说益阳如何风景颇美，空气也新鲜，自己如何畏热异常，但每读书至佳处，凉风顿生等等。这些信放在周小姑的丈夫雷姓姑爷处，隔一段寄一封去苏州。

每次都是瞒着周相公夫妇出走的，这次连怀孕的芷青也没有告别。绍仪拿走了芷青绣花攒下的一小笔钱，在笔筒里留了一张纸条就悄然离去。纸条上告诉芷青要是生了男孩，就起名雅可，小名可可。这说明绍仪思想的转变，他从喜欢法国文学转到了喜欢苏俄文学，雅可正是苏俄文学中常用的名字。

大着肚子的芷青看到纸条后带着四妹赶到益阳县城。她知道绍仪钱不够，走不远，也知道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就直接去了林家。进了林家的大门果然看见了绍仪正在看林家少爷打牌。林少爷伯森家庭富裕，思想进步但爱打牌，他还有一个很激进的堂兄弟是贾小姐的丈夫。几年前正是这两位兄弟介绍起应和绍仪认识的。

林少爷当然知道绍仪为何而来，还是继续打他的牌。在绍仪的观战下他赢了不少的钱，就用手抓起来一把给了绍仪。芷青虽然不希望夫君离开但也知道拦不住，帮着打点了行装后就再次送走了夫君。

没有过多久芷青再次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孩子长得漂亮可爱，像个洋娃娃。周相公也再次由着儿子的性子为孙子起了个洋气的名字，他对三儿子的离经叛道虽反对但并不坚决。辛亥革命积极分子周相公为路易起的名字叫周觉民，比儿子取的更像革命党的名字，他对儿子的思想行为似乎也有几分认同。

周雅可正是我的叔叔大人。兄弟日后笑谈： 我俩不必叫什么路易，雅可，直接叫牢前，牢后就好。两兄弟相差四岁，恰是一个得于绍仪坐牢前，一个得于绍仪坐牢后。

第九章 上海的辉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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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仪这次非法潜回上海，需要隐姓埋名，加之他觉得几年来过得不顺，也许是名字不吉利造成的。思来想去就用了他以前用过的笔名－－立波，这是从英文Liberty (自由) 音译过来的。这个名字脱去了周绍仪的土气，又点出了绍仪人生最大的想望，就是要自由地不受拘束地思想和生活。绍仪在上海从1935年到1939年都是用的“立波”这个名字，1939年到延安后才加上姓，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周立波。

改用了立波这个名字后果然时来运转，风好像真的向他这个方向吹来了。这次回到上海，以前的积累终于有了爆发，他很快迎来了他文学生涯上第一次的辉煌。

起应这时也改名为周扬，他这次叫立波回上海也是为了翻译书稿。二周此时的眼界成熟了不少，为自己找来翻译的都可称为一时之选，比以前高明多了。二人也开始独立作业，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

周扬翻译的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上卷。因为他其后主要从事政治工作，此书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译着。文字优美流畅，到今天还是中国有分量的译本。有些句子变成了大家随口就能引用的名句，比方： 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是各式各样的。安娜耀眼的美貌和全黑装扮的另类审美观，以及她自毁式的悲剧经由周扬的精致译文深深打动了中国读者，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妇女重要的审美潮流。

《安娜·卡列宁娜》也是美国中学生的必读书。我女儿和她的朋友们和当年中国的文艺女青年口味大不相同，她们很不能欣赏此书，认为安娜病态，故事沉闷，托老的文字拖沓。这和美国长大的孩子们心态阳光毫不压抑有关，我想也可能和所用英文译本不够高明有关。

摆脱了思想束缚的立波走得更远，选择的干脆是苏联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讲的是顿河流域的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比中国的土地改革早了十年，合作化早了十五年。作者文采绚丽，修养深厚，是当时苏联重要的作家之一，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立波的译文清丽流畅，既是翻译，又是再创作，是意译的成功范本。

两位二十六七岁的小周先生闭关译书好几个月，出来时都脸色苍白，走路摇摇晃晃。要不是身体基础好，恐怕都会像当年的好多文人一样吐起血来。拼了几个月的命，交出了两本漂亮的译着，两本译都是一时之选。立波的选材和当时正富盛名的郭沫若撞了车。郭看了立波的译本说： “比我的译得好，”就把自己的译作放弃了。此事除了说明郭沫若有大家风范之外，也说明年轻的立波确有文才。难怪祖父在五七干校财院对我说起这段旧事时还很有些得意洋洋。

第九章 上海的辉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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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译稿由当时最好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印出，收入《世界文库》。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郑振铎是既有学问又有思想的青年才俊，娶了书局老板的二女儿后掌管书局的批印大权。他有胆有识，在那种社会环境下敢出《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样红得可以的书。书刊出后在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很多人因此改变了思想，甚至改变了人生道路。更多的人是通过这两本书了解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

郑振铎是个了不起的出版人，发现培养了不少的优秀作家，比方老舍，比方巴金。他学贯中西，兴趣广泛，着作等身，他社会地位高尚，夫妻生活和美有品味，但思想并不和当局合拍，和鲁迅、瞿秋白等私交深厚，一直很有作为地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解放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可惜1958年在飞机失事中去世。

最近看郑振铎的传记，对有一件事印象深刻。郑的太太出身富裕，从小养成了爱吃大闸蟹的习惯，结婚后郑想方设法满足太太的这个嗜好，不但让她在蟹季吃得过瘾，还能整年吃得上蟹，郑真是个知情识趣，愿意也知道怎么心疼太太的人，他的太太真好福气。

娶一个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太太，并从太太娘家继承家业或社会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并不是只要聪明能干有志气就能做好的事。我的长辈和同辈中，以及留学生朋友中不乏这样的例子，结果多半都不怎么美，有些还发展到恶的一面。家贫又有才的女婿少时受压或感觉受压，一旦得志就恩将仇报，把当年受的窝囊气还报在太太及太太娘家身上的例子多得很。

只有像郑这样坦坦荡荡，光明胸怀的奇男子才能一面把岳家的事业经营得更精彩，一面把家庭生活处理得这么完美，自己还活得不亢不卑很有自我，还能成就一番大的事业。我先生在美国读博士时的导师也是这样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以后有机会再说说他的故事。一般而言，如果不是碰到个性非常完美的人，我建议门当户对还是比较安全的选择，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世俗的幸福多半都是平庸的。

言归正传，两部译着的另一重大成功之处，是此二书很快被选为大学外文系的翻译教材，成了范本。此二书的下部后来均由专业译者从俄文译出，但普遍反映第一部比第二部好看，可见译者的眼界和文学素养是译文好不好看的重要因素。立波的文学才华从此时开始得到极高的评价。周扬可惜没有继续走作家的道路，但后来领导中国文艺界也算是内行领导内行。

第九章 上海的辉煌（3）

叫好又叫座之外，稿费也有些惊人。《安娜》书得稿费七百大洋，《被》书得稿费六百大洋。当时一块大洋可买两担米，保姆月薪三四块大洋，教授的年薪也只有二三百元。二周大可以拿这笔钱出国留洋、买房买地什么的，但他们的兴趣显然不在这里。

二周的稿费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左联的刊物上，另外一部分是支援朋友。当时沦落上海的文艺青年很多，经济状况大多不好，立波的手极松，对任何人都愿意帮一把。有一次出版社送来一大批钱，就堆在桌子上，来了朋友一人抓一把去花，直到拿完为止。

还有一个重要的花钱处就是资助、营救坐牢的人。立波坐过牢，对坐牢的朋友特别关心，经常去看望他们，送钱给他们以及家人用。也像周扬为他所做的一样，拿钱为他们找关系担保，请律师辩护，极为尽心。

立波自己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得了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让他改变生活方式。他仍然住在亭子间里，吃穿简单不讲究，也没有染上任何花钱的嗜好。这样的作风贯穿他的一生，他甚至相信复杂奢华的生活会影响写作，而常希望有一个单纯朴素的写作环境。他羡慕托尔斯泰能在豪华的庄园里安顿一间朴实的书房，有一个贤惠的妻子为他挡住一切生活琐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才子加愤青”的立波，相片的背面写着“送给芷青”

到钱花得差不多的时候，立波才想起了家乡的父母妻儿，便寄了二十块大洋回家。其时周相公以不多的田产加上当小学校长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实在艰难，收到三儿子的第一次汇款，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指挥幼小的路易磨墨，然后慎重地在账本上记下： “今收到凤悟大洋二十大元正。”路易不堪磨墨重任，弄得满手都是墨，让刘姓太太大骂了一顿。这二十块银元不但让周相公骄傲，也大大缓解了他的经济困难。

立波对自己的文学事业看得极重，似乎生命中一切都可以放弃，惟独事业不能放弃，但对于文学事业带给他的财富从不放在心上。他的钱来来去去多半是为了理想和朋友，但也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对自己的家人儿女也无心照顾。不像如今的美国有钱人做慈善事业也要安排周全，务求把钱用到最好。

第九章 上海的辉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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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在文学事业上有了突破之外，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活动，而当时政治生活其实相当危险。那时候对日战争艰苦，内战也如火如荼。当时共产党的红军在江西被“围剿”五次，江西红区十室九空，红军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的共产党当时的报告称损失了百分之百。

在这种环境下，坐牢后从益阳回到上海的立波毅然加入了共产党和左联，并以相当激进的姿态开展工作。他担任了左联的党团委员，周扬是当时的文委书记，为左联刊物写稿，另外还发展和他们有相同思想的人加入组织。他们发现有可能的对象后，由立波去试探交往，时机成熟后再由周扬出面发展。

例如当时在学界很有影响的青年思想家艾思奇，《大众哲学》的作者，就是他们的选定的发展对象。立波到艾庭院深深的家里去看他，两位青年才俊一拍即合，艾完全没有犹豫，马上明确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遂由二周介绍入党。以当时的环境看，三人都是忠于自己思想、敢说敢干的人。

艾思奇比二周小两岁，云南人，父亲原是蔡锷手下的高级幕僚，后来在云南当官。艾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时读了不少哲学书，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为之深深着迷，为此还学会了德文。

二十多岁的艾思奇就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大众哲学》，用通俗的方式介绍难懂的哲学思考方式、辩证法，介绍哲学思维对生活的影响。文章好读又深刻，先是在《读书生活》上连载，后出单本书。出书之后在二十年时间里再版了三十二次之多，非常受欢迎，哲学书能写成这样，真是奇迹。

艾思奇有一个很重要的“粉丝”就是毛泽东，毛读《大众哲学》一书竟作了十九页的摘录。艾1937年到了延安后和周扬等组织《新哲学会》，毛泽东还参加进来当会员。艾思奇后来担任党校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是共产党内重要的理论家，1966年过世。他后来的重要着作还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哲学与生活》等。

顺便提一下，艾思奇父亲在云南修的住所，高房大院，小桥流水，巍峨而不俗气，既有古风，和云南的自然环境相互依托，也有现代建筑的流畅和变化，简直可以作为旅游景点参观，也可作为建筑样本学习。

第九章 上海的辉煌（5）

立波当时负责接触的另一位有意思的人名叫高士其，他比立波大三岁，那时也就三十岁出头，但已经饱经沧桑了。他是从清华留美预备班毕业的，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读医学博士做实验时不幸被细菌感染而全身瘫痪。了不起的他还是完成了学业才回国。回到中国的高士其本来在大医院当检验科主任，领取几百块大洋一个月的高薪，因为申请不到购买最基本的显微镜的钱，他一怒之下辞职。身体不好的他，志气不小，脾气也够大。

立波认识他的时候，他又穷又有病，住在《读书生活》杂志社的楼上，靠写小文章勉强度日。立波曾写过一篇相当郁闷的小文章发表在上海《大晚报》的副刊上，回忆他和高的一次会面，介绍高无可奈何的生活，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名字就叫《科学小品文家高士其》。从立波的文章中知道，高还懂德文，能看《浮世德》，喜欢雪莱的诗，文章就是以雪莱的《西风辞》收尾的，就是后来极有名的那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高的科学知识丰富，文学修养也不差，加之在外国生活过，见多识广，又和艾思奇一样愿意把科学、哲学这类高深难懂的东西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深入浅出地让非行家的普通读者了解，所以他的科学小品文也像艾的大众哲学一样自成一家，广为流传。高和艾也是好朋友，坐着轮椅的他还去过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一直躺在病床上，也一直写科普小品文，虽然他只能口述，后来连说都不是很清楚了，要秘书用猜的办法写下来。身体不好但一直受人尊敬的他直到1988年才过世，比他当时的朋友二周、艾思奇都要长寿，他的不幸在年轻时已经到了顶峰，后来的生活反而比他的同代人要平顺些。

我小时还读过不少高士其的文章，他用细菌或毛毛虫什么的做第一人称写的，让小孩子知道生物或微生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很有趣。据说我小时常喜欢玩毛毛虫，一点也不知害怕，恐怕和看了高的文章，把小小的虫子当了同类或朋友有点关系。

当时另有一批青年走学术救国的路，以胡适为代表，也形成了一种思潮，和当局的关系不错，算是正统。二周和他们的朋友们出类拔萃，资质超群，如果能稍稍与当时的社会将就妥协，命运也许会大不一样。换言之，如果当时正统的当权者能够有海量容纳这些和他们有不同想法的优秀青年，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的话应该也不会保不住政权，狼狈地被赶到海岛上去了吧。中国那几十年在思想上黑白分明，非生即死，难以理喻。好在现在有非常多的学者专家对这段历史尽心研究，不学无术的小女子我就不宜多言了。

第十章 没有父亲的童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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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青两次生孩子丈夫都没有在身旁，但还是被照顾的不错。除了婆家对她很好外，娘家也给了她最大的支持。芷青自己对孩子更是无微不至，带得极为尽心。雅可从小长得可爱，像个洋娃娃，个性讨人喜欢。路易聪明主意多，比较能惹是非。两个儿子都是芷青的骄傲，也是让别人羡慕她的地方。

周相公家虽不是大富人家，规矩还是蛮严的。芷青住在绍仪名下的两间房子里，公公从来不进屋，有什么事就在堂屋里高声说给媳妇听。周大，周二也不能到弟妹的屋里来，只有周大的女儿惠娥，还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和三婶的关系最好，常常到三婶的房子里来帮忙照顾路易和雅可。

惠娥生母已过世，继母每年都生一个孩子，但每个都在临产前死在肚子里，她常年躺在床上保胎或做月子。惠娥要照顾继母，又要忍受她因生育不顺而变得越来越坏的脾气，是个可怜又老实的孩子。只有芷青三婶常常安慰她，教她各种女孩子该知道的知识。

芷青要轮值煮饭，那是一个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一边添柴，一边煮饭炒菜。时间紧，工作量大，一个妇道人家是很难照顾周全的。大嫂，二嫂当值的时候，大哥，二哥都会去帮忙，轮到芷青就没有人帮忙了。姚家舅舅就常常从后山经过磨子房进周家的厨房帮大姐劳作，一边和大姐聊聊家常。

知道舅舅在厨房，路易总要到厨房来玩一阵子。姚舅舅往往帮完忙又从后门回家，并不留下来吃饭。有时周家请客，也会叫姚舅舅来帮忙，对待他与其说像亲戚，不如说像帮工。这点让路易非常不满，因为他和舅舅的关系是极好的，生怕别人看不起姚舅舅。

外公的家也是路易常去的地方。去了总被好好地招待一番。舅舅更会带他去捉鱼摸虾，晚上用火把照着抓泥鳅，扎鳝鱼，玩得不亦乐乎。周大和周二也是好玩之人，常带着他们的儿子加上路易，后来更加上雅可在河沟里抓小鱼小虾。这些鱼虾用火焙干了炒辣椒吃是待客的好菜。

一点也不像乡下孩子的路易和雅可，不怕麻烦的芷青竟然给孩子穿很容易弄脏的浅色衣服。

右前是一位堂兄。

第十章 没有父亲的童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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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一天，姚家舅舅会堂皇地从周家的正门进去，且会留下来吃饭，那就是杀年猪的那一天。姚外公是附近唯一能杀猪的人，他把手艺传给了儿子。周家要杀年猪，姚外公作为亲家不好出面，就让儿子出马。

姚舅舅在杀猪的前一天就来布置现场，安排道具。像把前坪的杂物清理好，杀猪台子装好，刀子磨好什么的。惹得路易等一帮孩子跟上跟下，兴奋不已。到了晚上孩子们都睡不着，紧张地期待一年一度的杀猪大典。

第二天的一早，其实并不早，好戏的前奏是要磨的，杀猪英雄姚舅舅在小观众的热盼下来到现场。姚舅舅长得方头大耳，身材高大，很有些英雄气概。他杀起猪来手起刀落，干净利索，很快地就把猪杀好，肉也分割好。孩子们还没有看过瘾，又追到邻居家去看。姚舅舅要连续表演好多天。

猪的下水通常会当场放上萝卜煮成一大锅猪杂汤，请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来吃，这是年前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不是全家都来吃，而是每家派一个代表，通常是这家的男主人。

路易那时已经有五六岁，人长得像模像样。常常代表绍仪这一房出席乡间的红白喜事和年前的猪下水宴，他拿着芷青准备的礼金就正式上席了。刚才还和一群小屁孩围观姚英雄杀猪，现在居然挤在当家男人中间吃席，很难不叫路易顾盼得意。别的有父亲在的孩子是轮不到吃猪下水宴的。

雅可长得可爱乖巧，从来都是一脸甜笑，爱跟着妈妈的身边转。他小时老爱爬到前屋的一张摇椅上玩，因是祖母的宝座，每每被喝令下来，留下遗憾。晚年就买了一张相似的摇椅，一坐上去，他的表情就显得舒适和心满意足。上次我去看望叔叔，谈话前他让我坐摇椅，幸好我看出来名堂让回给他坐，接下来的谈话才进行得格外亲切、和顺。

芷青的心情当然没有孩子们轻松，没有负担。周扬的太太吴淑媛和她同岁，由丈夫送回益阳生老三。周扬回到上海就和苏小姐同进同出，不再接吴回上海了。吴夫人虽然不知道，但多少有感觉，心情好不了。立波之前是没有能力在上海养家，现在有能力了也从来不提接太太儿子去上海的事，芷青心里也不好过。

两位二十多岁的益阳夫人都念过一些书，是自尊自重的新女性，又有旧女性的贤惠美德，不想也不会在丈夫面前撒娇、撒泼。两位少妇常常见面谈心，除了互相安慰之外，双双对上海的丈夫和自己的处境都想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

两家的五个男孩中以吴夫人和周扬所生的艾洛为最大。当时已是少年的艾洛记得芷青也就是他口中的姚妈妈和他妈妈只要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她们说话都关着门，背着人，不知她们在说什么。两个平时少言寡语、不讲是非的美丽少妇在一起到底都说了什么呢？她们如果能写会画，这漫漫无边的相思无奈应该能化作动人的诗情画意流传下来，而不会让艾洛和我们这许多的后辈怀着遗憾揣测她们的轻言细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