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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命中几个重要日子——回忆我的父亲毛泽东（1）

- 我生命中几个重要日子——回忆我的父亲毛泽东（2）

- 我生命中几个重要日子——回忆我的父亲毛泽东（3）

- 他和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1）

- 他和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2）

- 他和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3）

- 他和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4）

- 他写信给学校，不同意我党员转正（1）

- 他写信给学校，不同意我党员转正（2）

- 他写信给学校，不同意我党员转正（3）

- 他写信给学校，不同意我党员转正（4）

- 让他们父子比比，看谁的猪养得壮（1）

- 让他们父子比比，看谁的猪养得壮（2）

- 让他们父子比比，看谁的猪养得壮（3）

- 让他们父子比比，看谁的猪养得壮（4）

- 88岁父亲看着我们游泳心里直痒痒（1）

- 88岁父亲看着我们游泳心里直痒痒（2）

- 88岁父亲看着我们游泳心里直痒痒（3）

- 88岁父亲看着我们游泳心里直痒痒（4）

- 父亲却举双手赞成我重返中学讲台（1）

- 父亲却举双手赞成我重返中学讲台（2）

- 父亲却举双手赞成我重返中学讲台（3）

- 爸爸给警卫员当了整整一夜“警卫”（1）

- 爸爸给警卫员当了整整一夜“警卫”（2）

- 爸爸给警卫员当了整整一夜“警卫”（3）

-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1）

-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2）

-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3）

-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4）

-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5）

我生命中几个重要日子——回忆我的父亲毛泽东（1）

李敏

按说，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莫过于自己的生日。不过，关于我的生日却有诸多说法。有说1936年农历八月的，有说1936年冬季的，也有说是1937年初。总之，从年份到月份、日期都有争议。其实，生日清楚与不清楚也无关大局。反正，我在那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上，和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的孩子一样： 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哇哇啼哭了，活下来了……

所以，下面我要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人过生日要图个整数，国家也是一样。在我生命中有那么几个重要的日子，恰巧是在国庆度过的。

１９４９年春天，我和岸青哥哥一起，由来华负责《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编纂工作的苏联哲学家尤金教授带领，从沈阳来到北平，在香山双清别墅，我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亲——毛泽东。

“过来，这就是你们的爸爸，给你发电报的毛主席。快叫爸爸，快叫呀！”——旁边有叔叔笑着对我说。

“爸爸！”我扑上前去叫道。爸爸把我抱了起来，“娇娃！……”我除了笑，还是笑。爸爸说的是中国话，而且还有浓重的湖南口音，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因为刚从苏联回来不久，那时只习惯于俄语。

尽管语言不通，但这并不影响父女的感情交流。我终于又见到了爸爸！他就是我离别八年的爸爸！去苏联找妈妈贺子珍的时候，我还是个三岁的幼儿，现在已是十二岁的女孩子了。

那时，爸爸正忙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新中国成立大事。香山的家里，只剩岸青哥哥、我，还有爸爸身边工作人员的几个孩子。像所有父亲一样，爸爸心里总是惦记着我们。一到会议休息，他就打电话问问，或派人回来看看，报个平安。尽管每天会议结束他都回家，可还是放不下心来。

到了夏天，我随爸爸搬到城里的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爸爸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１９５９年，国庆十周年，对于毛家来说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年头。这一年，爸爸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祭扫了父母坟墓，然后在庐山与分离二十二年的我的妈妈贺子珍见了面，下山后又为我主持了婚礼。

我的婚礼是夏天在中南海家中举行的。来宾有三十多人——其中有爸爸妈妈的老战友蔡妈妈、邓妈妈，爸爸尊敬的表哥和老师王季范，还有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爸爸委托管理员采办三桌酒席，每桌八个菜。除了鸡鸭鱼肉和几个素菜外，没有别的。当时我和爱人孔令华都在上学，没有收入。所以我就觉得太让爸爸破费了，心里很是过意不去。那天爸爸特别高兴，亲自主持婚礼。他举着酒杯向我和令华祝福道： 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还特别对女婿说了一句：“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爸爸的心意我懂： 他把对妈妈的关心和思念全部给了我，尽到了而且超越了一位做父亲的责任。只要我过得好，妈妈就高兴。妈妈高兴，爸爸也就从中得到宽慰。

比较特别的是，这一年还为爸爸过了六十六岁生日。据说，这个岁数是很吉利的，说是“六六大寿”应该祝贺。为老人祝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以前无论我们怎样劝说，都被爸爸拒绝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次正逢爸爸生日。餐桌上除了与往日相同的几样小菜以外，还有刚刚煮好的面条汤。保健医生王医生陪爸爸一起吃饭，爸爸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

我生命中几个重要日子——回忆我的父亲毛泽东（2）

“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

“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有什么万岁呀！”

有一年，工作人员事先未征得爸爸的同意，办了一个稍稍像点样的生日宴席。结果遭到爸爸严厉批评。他拒绝出席寿宴，无论怎样解释、劝说都没有用。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时还真不给大家“面子”。

也许是这年心中几大愿望得以实现起了作用，这次爸爸居然同意举办生日庆祝活动了！我们心里喜气洋洋，真有一番过节的热闹气氛。那天，除了我们家里人之外，工作人员都在，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子女。因此，厨房的叔叔就准备了两桌比平时要稍丰富些的菜肴，还有长寿面。

饭后，爸爸要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大家一听说要照相，都非常高兴地聚拢过来。那天，爸爸尤其喜欢和孩子们说笑、逗乐。也许，这是为爸爸办的一次最“豪华”的寿宴。那欢乐的场面，热闹的气氛，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随后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爸爸变得寡言少语，我们很少听得到那乐呵呵的笑声了。爸爸爱吃猪肉，而当时他每月粮食定额二十四斤。于是，他不吃肉，多吃菜，每天顶多三两米饭，这样省下一些给我和妹妹。

在爸爸那次过生日四年后，我就搬出了中南海，见到爸爸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往往只能在电影纪录片上看到爸爸。不过这也说明： 他的女儿真正成为亿万中国老百姓的一员了。

记得有一次，我辗转托人，好不容易见到爸爸。他嗔怪我道： 娇娃，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呀？我自嘲地说： （这里）门槛高了，不好进了。而心里，我是多么怀念过去那些温暖人心的父女团聚的日子！作为女儿，作为普通百姓，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为此而骄傲——这是生活对我的偏爱。

１９６９年，国庆二十周年过后不久，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国防科委按照上级统一安排决定，机关干部“一锅端”，去位于河南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我是其中一员。那天晚上为第一批同事送行时，我还记得，当年妈妈贺子珍在长征中舍命为其遮挡敌机炸弹的钟赤兵同志也来了，他是“靠边站”的国防科委副主任。这位我军中少有的独腿将军由夫人陪着，拄着拐杖登上车厢，和机关干部们握手送别。他见到我，问：“你去那里干什么？”“我去种菜。”“我残废了，不能劳动。我去给你们看门吧！”他笑着对大家说。

随后，我买好火车票，安排好一切后，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国防科委干校撤销，我回到北京。此后的爸爸，一下子比过去苍老了很多。记得爸爸八十大寿时，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及各界人士都纷纷发来贺电、贺信。而国内，到处都是静悄悄的，一点祝寿的动静都没有。

爸爸没有等到自己的八十三岁生日。他去世后的几年间，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他——既严格又慈祥，既深沉又风趣，既非凡又平凡的，我的爸爸……

每年到爸爸的生日，我都要上他长眠的地方看看。九十岁诞辰、一百岁、一百一十岁……日子流水般飞速过去。望着那片中国乃至世界最开阔的广场，似乎又响起爸爸的声音：

我生命中几个重要日子——回忆我的父亲毛泽东（3）

“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

“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有什么万岁呀！”

１９７９年，国庆三十周年。这年，我的妈妈贺子珍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如愿来到北京。可惜的是，七十岁的她此前因中风而半身不遂，无法用走过万里长征和远赴异国的双脚丈量首都的土地。就在国庆日前夕，我和家人、朋友陪妈妈来到天安门广场。位于广场中央的毛主席纪念堂将迎来建成后最特殊的一位来宾。

出发前，大家对妈妈做起了工作：

贺妈妈，到了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妈妈频频点头。然而，在水晶棺前，泪水还是涌了出来。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妈妈沉默着。

我也哭了。三年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那天，他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就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当时我泪水模糊，不解其意。事后，有朋友说：“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名字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

１９８９年，国庆四十周年前后，我和丈夫令华开始筹划一件事情——为爸爸百年诞辰出一本画册。与日俱增的思念，让我们觉得必须做点什么。三年后，画册《怀念》出版，在章节上比较新颖地分为家庭、父爱和乡情等部分，算是我们献给爸爸的一份心意。

１９９９年，国庆五十周年之际，我在朋友的协助下，完成了《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我又一次深深地沉浸于那逝去的岁月里，但是已能够平静地面对那重忆起的一切，包括那些辛酸与灵魂上经历的痛苦。爸爸不会被封存在历史中，人们对他的思念将一直继续下去。

今年是２００９年，即将迎来国庆六十周年。此前，我随同学们重返俄罗斯，回到阔别六十年的国际儿童院，当年和妈妈、哥哥一起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年来，总有素不相识的人来看我，我在各地也会遇到热情的人们，听大家讲述对爸爸的怀念。六十年，中国的说法叫一个甲子，是一个不短的周期。大树越高，树根就越值得敬畏——爸爸为国家、民族以及世界所做的一切，将长久被后人所追怀。

每天在日常生活的溪流中经历着时间的流逝，我感到爸爸的精神越来越强烈地笼罩着我。六十年前，我在北平重新回到爸爸的怀抱，从此按他老人家的教导生活：“夹着尾巴做人”，直到今天，直到永远。这是我所能做到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本身。

（本文由李敏之女孔东梅提供）

李敏简历

毛泽东之女。生于陕西保安（今志丹县），1941年被送往苏联与母亲贺子珍团聚，1947年回国。195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1964年入伍，历任国防科委八局参谋，政治部副主任；1983年调总政治部直工部。1998年至2003年，任北京市政协九届委员、十届常委；2003年至今，任全国政协十届、十一届委员。

他和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1）

周秉钧

我们亲切而敬爱的七妈——邓颖超1992年7月11日去世了。当日所公布的她1982年6月17日重抄并补充了两点内容的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专门谈到了“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必要的。”这段话，对我们兄妹来说，是那么熟悉，那么诚恳，那么语重心长。

从我们懂事起，几十年来，伯伯和七妈就教育我们： 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不能因与他们的关系而招摇，更不允许以此要求组织上照顾。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工作。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直到七妈逝世留下的遗言仍然是这样要求我们。现在两位老人已经去世多年，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有四人已经退休了，我们可以告慰两位老人的是： 几十年来，我们遵循了您的教导，各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勤恳工作，正直做人。

我们六人在成年之前，都曾或长或短地住在伯伯、七妈家。回到父母家后，也经常去看望他们，间或也在他们那里小住。因此，无论是从他们对我们的直接教导中，还是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中，诸如他们对事务的处理原则和方式，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方法，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和关怀，对一些现象的评论和看法等等，无形中都极大地影响着我们世界观的形成，思想方法和言论行为的规范。这么多年来，更有着一些在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典型事例，令我们永志不会忘记。这里所说的我们兄妹“参军史”便是记忆犹新，对我们的成长影响颇深的故事之一。

我们六兄弟姐妹中，有四人先后参了军，有的在部队工作了三十多年，有的只有几个月便离开了部队，情况截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参军的事都曾受到伯伯和七妈的“干涉”。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干涉”，各自的“参军史”便出现了大相径庭的情况。

1961年初夏，我高中即将毕业，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一个星期六，姐姐回家对我说：“伯伯让我转告你，明天请你到他那去一趟。”伯伯“请”我去一趟？我带着疑惑的笑容看着她，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他说要和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姐姐一字一顿地回答：“未经授权，不便相告。”我觉得事情严重了，自不敢怠慢。

第二天，6月25日星期天，上午我到了西花厅。伯伯不在，我问七妈：“伯伯要和我谈什么事情？”七妈也不肯向我透露一个字，只说：“事情很重要，伯伯有事外出了，回来后他会自己和你谈。”

到午饭时间，伯伯才回来，于是谈话便在饭桌上进行了。

伯伯先问我：“打算考哪个学校？”

“清华无线电系。”

“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自认为问题不大。

突然，伯伯把话题一转，问我想不想参军。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空军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

伯伯表情认真地问：“你为什么原来不对我说，我是前几天听你姐姐说才知道的。”

“我原来认为这是千里挑一的事，很难通过体检这一关。”

他和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2）

“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还顺利，区、市检查都通过了，现在只差到空军总医院去做低压舱等专业检查了，明天就去做。”

“有把握吗？”伯伯笑着问。

我挺自信地说：“有！听说体检到了这个程度，即使当不成飞行员，也可以到海军去。”

这时伯伯突然又说了一句：“万一不合格，去服兵役怎么样？同样也是当兵嘛！”

说实在话，高中毕业去服兵役我可一点没有想过。不过从我懂事起，十几年来在伯伯、七妈的教育熏陶中，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 他们都是高尚的，他们要求我们去做的都是对的，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都是正路。所以尽管我对服兵役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说：“行！去服兵役。”

“那么就这样，国家选一个飞行员不容易，如果选上了，去空军，当然要进航校学习飞行。如果是去海军，要直接去舰艇，当水兵，不要上军校。如果海军也去不了，就去陆军服兵役。总之，要到战斗部队去。”

事情就这么定了。接着，他严肃地说：“那么有决心不考大学了？”刚才我还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本来为了高考，从高二我就开始努力，这半年多又下了大工夫复习备考，当然能否考得上是另回事，但考还是要考一下吧，现在说根本不参加高考，是有些突然，更有些舍不得。可是事情已经谈到这个程度，还能说什么呢？我回答：“好，就不考大学了。”伯伯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才给我讲了为什么希望我去服兵役的道理。

“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劳动力，今年复员军人都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参军，这样就可以少抽或不抽农村劳动力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额，减少农村征兵数。城市青年参军，减少了城市人口，也可以减轻农村的负担。”

我注意地听着，他也放下了筷子，继续说：“你以为一个人非上大学不可吗？不，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甚至会学到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我就没有上过大学。你喜欢无线电，到军队里有无线电兵，当飞行员也要懂得无线电，你都可以去学呀！结合实际学到的知识，会更巩固、更有用。”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饭后，伯伯又进了办公室。我去找了卫士长成元功叔叔，说：“伯伯要我当不成飞行员就去服兵役，可是到什么地方报名我都不知道，得请您帮我联系一下。”他说：“这件事我知道了，但是总理有交代，你参军的事不让我们插手。”我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总理的卫士长去帮我张罗参军的事，我这个兵肯定是个特殊兵，伯伯当然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成元功叔叔还是很关心我的事情，给我介绍了低压舱检查的经验，要我到时带上两块糖，当气压变化时，把糖含上做吞咽动作，可以避免气压变化时压耳朵。

我母亲为我保留了一份我那时做的题目为《难忘的一天》的作文，说的就是伯伯动员我参军的事情。我写道：“不考大学了，我所喜爱的很早就立志献身的无线电事业，今后我还能搞吗？难道真像伯伯所说的会让我做一名无线电兵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只能业余搞搞无线电，或根本与它绝缘了。这时我想起了平常总是提起的‘个人志愿服从国家需要’的口号，现在国家需要我参军，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一定要服从国家的需要。于是我就这样决定了。”因此我根本没有报考大学。有趣的是，在这篇作文上老师的批语是：“一天的意义不突出！”这不奇怪，因为他不知道我文中说的伯父是谁。

他和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3）

1961年7月初，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堂兄尔辉结婚，因为他祖母和母亲都在淮安老家，伯伯和七妈为他们在西花厅举办了婚礼。饭前参加婚礼的三十多人一起照了相，我去晚了没赶上。饭后，七妈拉住我说：“你来晚了，没赶上照相，又要参军走了，来和伯伯照个相吧。”维世姐姐说：“金山也来晚了，一起照吧。”于是有了下面的这张照片。四人都笑得很自然，大概是为我听伯伯的话，要去当兵了而开心吧。

这是我和伯伯的最后一次合影，又有送我参军之意，所以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珍藏！

结果，我还是被空军录取了，进入了空军航空预备学校和歼击机航校，成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航校学习以及毕业时，领导们几次征求我的意见，要调我去飞运输机，我心里明白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因为飞战斗机要比运输机辛苦得多、危险得多。但是我想，既然进了歼击机航校，再改机种显然不合适，何况伯伯专门要求我“要到战斗部队去”。所以我坚持分配到歼击机部队，飞了近二十年的战斗机，常年在一线机场担负着国土防空的作战值班任务。停飞后，分别在空军科研部门从事航空装备发展，以及空军作战指挥岗位上又工作了十多年。

我参军后，先后在几个所在的军校、部队都听到首长们说：“噢，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那个侄子。我们听了总理讲话的传达。”原来1961年春，伯伯在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专就增加城市征兵，减轻农村负担，全国一致战胜自然灾害的问题，号召干部们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军，特别号召高级干部动员孩子带头参军，以推动这项工作。并说： 旧社会有一句话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新社会就是好男要当兵！我没有儿子，但是我有侄子，我可以动员两个。

我后来知道了这个讲话后，感到很兴奋，因为伯伯在和我谈关于参军的事情之前，就在大会上表了态，说明了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

伯伯动员的另一个参军的是，在读小学、中学时也住在西花厅的龙桂辉。他是从红军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随伯伯工作了十一年的龙飞虎的长子。当时他已经是地质部的干部，已有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了。听了伯伯的话，到了他父亲任职的福州军区，地质部为他开的是干部介绍信。他父亲一看就火啦，说： 总理是要他当兵的，怎么能来当干部？并把介绍信撕了。让他到连里当了一名上等兵，津贴费和列兵一样： 六元！

我参军后每年都会拍张照片寄给母亲和七妈。1970年夏我回京时，七妈对我讲：“你每年寄来的照片，伯伯看了都说： 还不像军人，还是个学生。直到去年你寄来的照片，伯伯才说： 嗯，像个军人了！”

我回去把几年的照片拿出来一比对，果然如此。可以前自己都没意识到。选几幅请大家看看是否如此。

1965年，我的大弟弟秉华高中毕业前，准备和邢燕子她们一样到农村去务农，得到了伯伯和七妈的全力支持。但此时兵役部门到学校征兵，秉华被列入了应征名单。他把此情况向伯伯、七妈做了汇报。伯伯一直有一个愿望： 家里已经有一个工人了，总想再出一个农民。所以此时对秉华参军的“干涉”就是问了一句：“你不是想去当农民吗？怎么要放弃了？”但应征入伍保卫祖国是青年的义务，秉华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到了成都的一个军事通讯学院，当了一名有线电兵。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到北京当了工人。这短短的几年普通士兵生活，使他养成了严守纪律、踏实工作的品德。后来在单位里提干，做了人事、纪检和北京出版局的打击非法出版物工作，仍是朴实、肯干、埋头工作。在2003年春，他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扫黄打非”先进工作者，因此，才有了我妹妹周秉宜写的《周家有男当劳模》这篇文章。

他和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4）

我们最小的弟弟秉和、妹妹秉建，按照当时城市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的大政策，分别在1969年初1968年夏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当时他俩一个刚满十七岁，一个不到十六岁。伯伯和七妈对他们的下乡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关心和帮助，并且要求我们这些哥哥姐姐在思想上鼓励他们，在经济上帮助他们。那时，几乎所有的插队知青所处的环境都是极艰苦的，如果有机会参军，那是一个难得的“出路”。至少，饭可以吃饱，衣可以穿暖，生活可以得到大大改善。

秉和、秉建插队两年左右时，部队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征兵，两人分别被贫下中农推荐参加了应征活动。结果秉和作为枣园村唯一体检合格的青年，到了新疆军区一个很艰苦的高山哨所，秉建到了北京军区的一个驻京部队。两人都高兴地向家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秉建是先打电话，然后去西花厅看望伯伯、七妈，秉和是写信给母亲和伯伯、七妈。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用秉建的话说是“始料不及”，用秉和的话说是“巨雷轰顶”！因为伯伯、七妈动员他们脱下军装，还是回农村、牧区去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伯伯、七妈讲的理由是： 你们的父亲现在正在接受审查（父亲周同宇受“四人帮”迫害，从1968年至1975年被关押，1979年平反），你们的情况不符合入伍的政策；在农村、牧区，那么多人里挑上你们参军，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你们应该让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把参军的机会让给他们。

伯伯并且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有关部队、地方部门联系，安排秉和、秉建从部队回到了原来插队的地方。

十几岁的弟弟、妹妹虽觉得委屈，但还是听了老人的话，又回到了农村、牧区。所以秉和、秉建的军龄只有几个月。

秉和在延安农村劳动、生活了四年多，而秉建在蒙古包里生活、劳动近八年，才先后成了清华大学和内蒙古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这就是伯伯、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的故事。看起来，他们对待我们四个人参军的问题在态度上、做法上截然不同。但原则却是一样： 一切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党的大政方针出发，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提倡的，都要身体力行，而且是动员自己的晚辈带头去做。不讲私情，绝对不允许自己的晚辈接受任何特殊化的照顾，一切以普通百姓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

由于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感触尤深，两位老人的这些处事原则，对我们起到的教育作用，远比一般的说教要深刻得多。

周秉钧简历

周恩来侄子。

1961年8月—1967年4月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员

1967年4月—1981年2月空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副大队长、大队政委、团副政委、代团政委、师副政委

1981年2月—1987年7月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科研处处长

1987年7月—1990年10月空军司令部第八研究所副所长

1988年8月1日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

1990年10月—1992年12月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助理

1992年12月—1993年11月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1993年11月—2003年12月广州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巡视员。

他写信给学校，不同意我党员转正（1）

刘爱琴

1928年，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化，我的父亲刘少奇和母亲何宝珍也要转移，只好把我寄养在汉口的一位工人家里，养父母迫于生活艰难，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直到1938年，党组织用几百块大洋把我赎回来。所以，我一直记住父亲对我说的两句话：“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买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受苦人办事。”1939年，父亲把我和哥哥允斌送到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9年父亲率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我才随父亲回到了祖国。

父亲总是嘱咐我：“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

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事实上确实如此，当时我对祖国的了解，还不如国内成长的中小学生。爸爸和光美妈妈把我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让我一边教学生俄语，一边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中文。爸爸对我要求很严，每当星期天回家时，爸爸都要关心地问我教学和学习的情况，还让光美妈妈给我一些书看。当时给我指定的必读书籍中，多数是毛主席的著作。爸爸说：“文字上可能念不下来，但是都应该看的，就拿它当课本吧。”还强调要我做笔记，写出读书心得，并告诉我：“你觉得写得好的送给我看看。”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我在父亲的督促和关怀下，比较认真地读了几本理论书籍，中文学习进步得也比较快。学校的老师都说我提高得很快，同时在其他方面的进步也很快。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我的学校在铁狮子胡同，乘有轨电车要绕天安门才能到中南海，路上用的时间比较长，有几次回家，我嫌费时费事，就给中南海汽车队打电话，请他们来接我一下。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他问我：“你知道这车是做什么用的？是为了工作。我坐车是工作需要。你为什么要车？你给车队打电话，人家就要出别的车，这是不是耽误别人的事？坐公共汽车和电车一样嘛。”我心里想，我要车也是同人家商量同意后才派来的，又不会影响别人。我有些不高兴地对父亲说：“电车站人太多了。”父亲听我说这样的话生气地说：“人家能够等，为什么你不可以等？你今后不能再要车了。”从此以后，我都是去挤公共汽车。

有一年冬天，父亲离开北京到外地开会一个多月，光美妈妈给了我一斤毛线，我织了一件毛衣，可是还没有毛裤呢。我又喜爱滑冰，很需要一条毛裤。于是我就悄悄地对父亲身边工作人员说：“给我买一身绒衣绒裤吧。”工作人员很快就买回来了，我穿上很高兴。父亲开会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就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要一身绒衣，不是有件毛衣了吗？接着很严肃地批评我，说我又犯了错误。他说：“你花的钱，不是我的，是人民的钱。你知道我并没有钱，连我花的钱都是人民的。自己有了的，就不要去买，尽量不去花人民的钱，现在人民还很穷。”我当时心里想不就是买一身绒衣吗，还值得发那么大的火？其实父亲批评得很对。因为那时正实行供给制，家中需要的都是国家按规定供给的。自己不应该随便买东西，花人民的钱。

还有一次，我在家听说怀仁堂举行京剧晚会，感到很新奇，小的时候没看过，在国外十年也没有看过，究竟京剧是个什么样子？又听说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登台演出。我大着胆子请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搞来一张票，高高兴兴地进了怀仁堂。可是父亲知道后，对我又是一顿批评。

他写信给学校，不同意我党员转正（2）

父亲知道我有许多毛病，就特别关注我。每逢星期六、星期天回家总是把我说得不高兴，甚至有时把我说哭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身上的毛病还很多，要接受思想改造。”1951年我党员预备期满，人民大学系党支部要讨论我的转正问题。我想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会有什么问题。

父亲知道党支部要讨论我的转正，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我没有达到党员标准，不同意转正。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应严格要求。党支部大会上当我听到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资格时，我的头“嗡”的一声，这是我明白世界上的事情以来，心灵上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震惊。党支部把我父亲的意见转告了我，我那时的思想乱极了，心想：“对我太严格了，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我？”经过这一次思想上的巨大震动后，我认真地思索了一些问题，检查了自己的毛病，似乎也成熟了一些，各方面都有长进。父亲看到了女儿的这些进步也感到欣慰，有时也给我些鼓励。

父亲鼓励我下放到边疆

1958年，我当时在国家计委机关工作，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要求，国家计委进行了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动员。我回家把这个情况告诉爸爸。爸爸说：“你们那里动员了，好。社会主义建设要全盘考虑，边疆生活比较苦，那里缺干部，需要人。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思想好、身体好、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派下去，把边疆建设好。”爸爸问我：“你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要下去，爸爸这一问，我只好说：“我怎么考虑，我考虑下放挺好呗。”这时爸爸亮明了他的观点：“那么，你看你能不能下去？”爸爸是动真的了，我还真得好好考虑考虑，所以没有在爸爸面前立刻表态。

回到机关以后，看到许多同志纷纷报名，我也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坐不住了，我想别人能下去，我为什么不能下去？我报名了。回到家里，我把报名的情况告诉了爸爸。他亲切地对我说：“你下去，我支持。你嘛，就应该下去锻炼锻炼。过去你出去了几次，也跟我谈了很多，浮光掠影，实质性的问题了解得还少，现在下去也不过是换个机关——慢慢来吧。”

我听出爸爸的话，是对我这次下去能不能真正得到锻炼，能不能在实践中有较大进步，还是有不少担心的。不过，这倒更使我坚定信心，非下去不可。领导上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决定把我下放到内蒙古。7月，我告别了家人，到了内蒙古，分配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业处。单位给了我两间土坯房，一日三餐全家都在机关集体大食堂吃。我尽力把本职工作做好，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

1960年7月，我参加了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调查组，到基层搞经济调查。我们逆黄河而上，穿过被称为“内蒙古粮仓”的河套平原，来到巴彦高勒，这个本来生产大米的地区，因为盐碱化的程度越来越厉害，庄稼长得特别差。从巴彦高勒到乌达（现在的乌海市），这里煤的蕴藏量非常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设备简单落后，劳动条件十分差，工人生活也苦。我们调查的最后一站是吉兰泰盐场。那里没有铁路，只有一条简易路。这是一个天然盐场，有取之不尽的盐源，只是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个多月的调查结束了，我只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问题要问，这时候，特别盼望能见到爸爸。恰好，这次调查结束后给了我们短期休假，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

他写信给学校，不同意我党员转正（3）

爸爸见了我问：“在内蒙古生活怎么样？”我说：“很好。”爸爸又问起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情况。我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次河套之行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到的一切，把心里话全部掏出来了。我也非常希望爸爸也到内蒙古去看看，我说：“爸爸，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们内蒙古去看看。内蒙古是个好地方，但是现在还很穷。”父亲耐心专注地听完了我的话，似乎没有想到我还能讲出这样的话。他抿着嘴，点点头，眉心舒展，两眼闪亮，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邀请，而是说：“你呀，还是应该多到下面去看看，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啊！多动脑筋想想。”

在爸爸的支持下，允斌哥哥一家也由北京到内蒙古包头落了户。这使我再次体会到爸爸对我们兄弟姐妹们的严格要求和对边疆建设的重视。我牢记爸爸的教导，多次和同志们一起下去搞调查，接触社会面广了，对生活的认识也逐步提高了。我和大家一样继续在土坯房里住了二十来年，和大家一样在机关大食堂里吃玉米面、高粱面窝窝头、土豆烩大白菜。

1965年8月中旬，我到唐山参加化工部召开的小化肥会议。会议结束，归途路过北京。本不想回去，领导说：“到家门口了回去吧，汇报一下情况，在家多待几天。”我决定回去看看就走。平平妹妹在家，她两年没见我，高兴得什么似的，一个劲地说话。她突然问我：“姐姐入党了吗？”我没吭声。她缠住我问：“你说不说？我数一、二、三……”我说：“你不要跟爸爸讲。”说话间，到了午饭时间，父亲来了，哥哥也来了，弟弟妹妹都来了。这时平平高声喊：“姐姐入党啦！”爸爸关心地问我：“是吗？”我低声回答：“是。”爸爸又问：“是认真工作还是马马虎虎？”我肯定地回答：“是认真工作。”爸爸神色立刻显出高兴的样子，笑盈盈地说：“好啊，好啊！”吃饭也显得特别香，我看到爸爸这样高兴还是很少的。

不要以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

靠沾我的光，提高不了你的觉悟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父亲被选为国家主席。湖南老家的一些本家和亲戚知道以后，认为当了国家主席，大权在握，就纷纷写信或者直接来到北京找我父亲要求解决工作问题、升学问题、生活困难问题等等。不给办或办得不周到，他们认为不合适，就发脾气，讲牢骚话，甚至骂娘。这无疑给父亲的工作带来许多麻烦，影响和分散了他的精力。

那年国庆节，正好是建国十周年，我父亲心情很好，他利用这个机会把来京找他的亲戚，过去爸爸身边工作的同志，来看望或要求帮助解决困难的人和我们家里的人都约到会议室，开了一个特别的家庭会议。当时我在内蒙古没能参加这个家庭会，是后来弟弟妹妹和爸爸身边工作人员讲给我听的。

我父亲进屋后，看大家都坐好，他举手向大家打了招呼，然后习惯地点上一支烟就开始讲了：

“今天趁这个机会开个会，在座的有我的亲戚，有过去在我这里工作过的同志，还有我的家人，我看就叫家庭会议吧。”然后父亲环顾了一下会议室，看了看在座的人说：“这个会议室是我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方，不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就是要处理一下这个矛盾。”

他写信给学校，不同意我党员转正（4）

“矛盾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我当了国家主席，做了大官，权力很大，就想沾我点光，给点方便。但我却不这么认为。这就是矛盾，处理这种矛盾，我看无非是做点思想工作。”

刘振德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写到这次会议，他说会议一开始，少奇同志就开门见山地点出了会议的主题。然后他写道：“少奇同志列举了几种情况：‘有人给我写信说，不愿意在农村当农民，想进城当工人；有人当面向我提出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工作；有人想来北京上大学；还有人提出要把他的老人送到中南海来让我养起来。这些要求在你们看来很简单，似乎只要我说一句话，开个条子就解决了。但我偏偏不能说这个话，不能开这个条子，而且有人还受到了我的批评。总而言之，我使大家很失望，所以许多人不高兴、不满意、发牢骚，甚至有人还背地里骂我，说我不近人情……’”

刘振德同志又写道：“少奇同志深深吸了一口烟，吐出的烟雾很浓。他继续说：‘现在解放了，在农村也好，在城市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马上消灭城乡差别现在还做不到。你们想请我这个国家主席帮忙，以改变自己目前的状况，甚至改变自己的前途。说实话，我要是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呀！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小家庭服务。我手中有点权也是真的，但这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能用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党处于执政的地位，权力很大，责任也很大。如果我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个人小家庭谋私利，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失掉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政权也会得而复失的。我们为什么能够打败国民党，我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国民党脱离了群众的大多数，他们腐化堕落了嘛！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重蹈覆辙。’”

“‘不要以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靠沾我的光，提高不了你的觉悟。我送给你一块表，也不能代表你的劳动，正因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更应该艰苦朴素谦虚谨慎，更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气。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吹牛。前几年，湖南老家有两个亲戚到我这里来了一趟，回去就吹牛。把我送他们的几十块钱路费，说成是因为他们报矿有功，我给的赏钱。这件事影响很不好，我去信严肃批评了他们。我欢迎你们经常给我写信或者到我这里来反映家乡的真实情况，但绝不允许借我的名义吹牛。我希望大家监督我，不要帮助我犯错误……’”

刘振德同志讲述完我父亲的讲话后说：“少奇同志深入浅出、苦口婆心的讲话，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大家纷纷发言表态，有的说为自己的事给少奇同志添了麻烦，感到非常惭愧；有的说少奇同志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工作特别忙，我们不应该为一些家务事分散他的精力；有的说少奇同志是个严于律己、不徇私情的模范，我们应该向他学习；有的说我们只有做好本职工作，才配做少奇同志的亲戚，我们一定要为他争气。”

我父亲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亲戚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对我们的要求，那是更加严格了。

刘爱琴简历

刘少奇之女。1927年生于湖北武汉，当年交由一个工人家庭抚养。1938年到延安，次年赴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9年回国。1958年至198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计委工作。离休前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离休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让他们父子比比，看谁的猪养得壮（1）

朱敏

可以说，我的生命是伴随着爹爹朱德革命的脚步一路走来。当我们伟大的祖国即将迎来新中国六十周年华诞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位八十三岁的高龄老人了。岁月的流逝，身体的衰老，许多往事都淡出我的记忆，但爹爹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谆谆教导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他是女儿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我14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爹爹，他是那样敦厚慈祥

1926年4月，我出生在莫斯科。那年，爹爹正好四十岁，为了纪念他四十岁得一女儿，特地给我起了“四旬”这个乳名。不久，爹爹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从此，走上了艰苦漫长的武装革命的征程。1927年的夏天，我的姨妈万里迢迢从四川成都赶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从母亲手中接过刚满一岁正在患病的我。

从我记事起，身边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直到1940年10月，周恩来伯伯派人把我从成都老家接到延安。那天，我们乘坐的马车来到杨家岭的山坡下，只见一位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的中年男人，匆匆跑下山坡。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伸出一双大手把我抱了下来。原来，他就是我日思夜想的爹爹！

坐在窑洞暖烘烘的土炕上，我才仔细端详爹爹的模样。他是个大胡子，浓黑的眉毛、坚毅的眼神、宽宽的鼻翼、向后微微收紧的嘴角，很是威严英武。可是与他交谈起来，他又是那样慈祥可亲。爹爹有许多军务在身，不能整天陪着我，只有晚上能坐在炕上和我说一会儿话。他数落着我婴儿时的趣事，还饶有兴致地问了我在成都老家的生活。

真没想到，来到延安仅两个月，和爹爹在一起的时间总共没有几天，我将又一次告别爹爹，踏上通往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

从气候宜人的四川盆地，来到寒风刺骨的莫斯科大平原，我幼年时落下的哮喘病又发作了。在国际儿童院生活了四个月，我就与二十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一起，到明斯克参加夏令营疗养。就在到达宿营地的当天夜里，苏德战争爆发了。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坦克把明斯克紧紧地包围了。我们不幸落入德国侵略者的魔掌。陪伴我的是痛苦深重的地狱生活。在斯大林保卫战胜利的那天，我又成了希特勒“卐”字旗下的一名小囚徒，被关进德国集中营。

自从在延安见到爹爹，我的心中就像拨亮了一盏明灯。我只有一个信念： 一定要找到爹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在德国集中营拍下的那张照片的背面，我用中文字写下了心中的期盼：“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在指挥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同时，爹爹也常常思念万里之外的女儿。我离开延安不久，他就写了一封信寄往莫斯科。他在信中嘱咐我：“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不想，这封家书因邮路不通原封不动地退回延安。康克清妈妈焦急地向爹爹提议，是不是通过延安电台向苏联方面打听一下女儿的下落？然而，装在爹爹心中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他心绪平静地对康妈妈说：“现在中国和苏联都在残酷的战争中，我怎么能为私事打扰苏联政府呢？还是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

1946年初，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后，我终于回到莫斯科。在卫国战争期间，国际儿童院的同学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争，也没能正常上课，大部分时间在为前线服务，也耽误了不少功课。我和他们的差距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遥远，只要我肯吃苦，就一定能赶上。1949年暑期，我读完苏联十年制的学习课程，考入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1950年夏天，我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终于可以回国看望阔别九年的爹爹了。

让他们父子比比，看谁的猪养得壮（2）

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我的殷切期望

在战争年代，目睹了许多孤儿的悲惨遭遇后，我萌发了报考教育专业的念头。特别是当我观看了记录苏联人民教育家马卡连柯辉煌成就的影片后，立下了坚定志向。

1953年，我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参加工作。刚回到祖国，我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两个月的产假刚满，爹爹就催促我去上班。我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由于教学经验不足，我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爹爹充满关爱地对我说：“我们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也要互相帮助嘛！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啦！”

爹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正是爹爹的鼓励和严格要求，注定了我勤勉重教的一生。每当我看到学生们带着知识，走上祖国的建设岗位，我感到非常欣慰，也从事业的进取中得到人生最大的快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已是古稀之年的爹爹退居二线。他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二十多年中，除台湾、西藏、宁夏外，他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骄阳似火的海南岛，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从风沙扑面的茫茫草原，到青山绿水的锦绣江南；在炉火熊熊的炼钢炉旁，在钻机隆隆的采煤巷道，在大庆油田的井架边，在大寨布满梯田的山冈上，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山间课堂，在鄂温克族牧民的帐篷里……到处都留下他的朴实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每次视察回来，爹爹都认真给中央写调查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爹爹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从不居功自傲，真心实意地做人民的公仆。特别是到了晚年，爹爹更加珍惜时间，力争为党多做些工作。有的伯伯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我能做的事就应该努力去做，这样可以分担毛主席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1975年1月，爹爹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用以鞭策自己，激励后人。

爹爹一生行伍，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他常说：“国家不论大小，我们都要尊重，在外交礼节上，绝对来不得半点闪失！”1976年6月21日，爹爹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他像往常一样提前二十多分钟等候在会见大厅。因为会见时间推迟，爹爹没有得到通知，在开放冷气的房间里等候了近一个小时。九十高龄的爹爹由此引发感冒，又转为并发症，仅仅两周时间，就离开了我们。

1986年，我离休了。怎样过好晚年生活，继续发挥余热？一天，康妈妈和我聊天时谈道：“这几年部队整编，有大批的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回到地方。这些复转军人为保卫祖国无私地奉献了青春年华，回到地方后，怎样才能更快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康妈妈的一席话使我很受启发。我与几位老同志商量，决定创办一所军地两用人才学校。

办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没有启动资金，没有办公设备，没有教师……十几年中，我又因乳腺癌和股骨头骨折置换，接受了两次大的手术；因糖尿病形成白内障，使我的眼睛近乎失明。但是为了继承爹爹的遗志，继续教书育人，我与老伴儿刘铮，联合几位老同志白手起家，自己凑钱、凑桌椅板凳，四处聘请教师，寻找校舍与教学设备，经过不懈的努力，学校真的办起来了。我们不仅创办了针对不同层次、多学科、有完整教学体制的学院，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二十多所分校和辅导站。十多年来，学院培养了八万多名合格的毕业生。这些学员既有当兵的素质，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让他们父子比比，看谁的猪养得壮（3）

爹爹言传身教是留给我和孩子们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爹爹身为共和国的元帅，生活始终艰苦朴素。他穿的衬衫、裤子、袜子，许多都打了补丁还舍不得丢弃。他吃的饭菜十分简单，以素菜为主，有时只吃点自己腌制的泡菜。他用的一个澡盆比较高，进出很不方便，容易出危险，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几次提议给他换个新的，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趁他生病住院，才请人重装了一个新澡盆。但爹爹一天也没用上，就和我们永别了。

爹爹不止一次对我和孩子们讲：“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直到他临终以前，还谆谆嘱咐我们“要做无产阶级”。

1969年，我的大孩子刘建初中毕业。他热情很高，一定要和同学们去黑龙江农场插队。我却有些不放心。周围许多人也很不理解地问刘建：“你爷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为什么不去当兵，哪个部队能不要你？！”当孩子征求爹爹的意见时，他老人家非常支持：“中国是个农业国，七亿人口中，六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老人家支持刘建到广阔天地里首先上好第一课。

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刘建被分配养猪。十六岁的他，挑不动猪食，经常把又酸又臭的泔水洒在身上。他泄气地给家里写信，说是想调回北京。爹爹知道后，提笔给他回信，语重心长地教育他：“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说明你非常需要艰苦生活的磨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说来也巧，当时我爱人刘铮在外交部江西干校也当了“猪倌”。爹爹听说后很高兴，让他们父子来一个竞赛，看谁的猪养得肥，养得壮，看谁对国家的贡献大。

就是爹爹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带着我的孩子们到京郊农村去走走。那天，爹爹既没有通知中央警卫局，也不带警卫车，他们爷孙一起乘上一辆普通的小轿车便轻装出发了。在田埂边，爹爹席地而坐，很随意地与正在干活儿的老乡攀谈。他问老乡： 每亩收多少麦子？多少交给国家？多少是自己的口粮？北京郊区的农民见多识广，听着爹爹浓重的四川口音，看着他笑容可掬的神情，有的老乡似乎看出了什么，打趣地说：“我怎么看您老长得像朱总司令啊？”爹爹酣畅、爽朗的笑声至今还回响在孩子们的耳边。

当兵的经历对青年人的成长同样是非常必要的一课。刘建在黑龙江建设兵团锻炼了两年后，又去部队当兵。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我的五个儿子先后到部队当兵，分散在天南地北。

早在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中，爹爹就是靖国军少将旅长，三十八年后，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元帅。有一位外国记者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时，曾问过爹爹：“朱德元帅，您以为在您身后应该留下什么样的名声？”爹爹的回答竟如此简单：“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这位外国记者不由得肃然起敬，并发表文章称赞中国的朱德元帅完美的人格。“一个合格的老兵”也成了我和孩子们人生的座右铭。

作为朱德的女儿，我时刻感到对社会、对家庭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特别是孩子们与朱德元帅的特殊关系，很容易滋长优越感和特殊化。在这方面，我和老伴儿刘铮一刻没有放松警惕。长期以来，我们用“忠诚老实地做人，认真勤恳地做事”的模范行动影响自己的孩子。

让他们父子比比，看谁的猪养得壮（4）

进入古稀之年，我的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脑血栓和股骨骨折带来的后遗症，使我很少出门。再加上眼睛渐渐失去光明，我的话也少了许多，生活变得很简单。每天，我坚持在家人的搀扶下，在院子里走上几圈。行走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每次走下来都是大汗淋漓，但不管风吹日晒，甚至下小雨、小雪，都没有停止过。我要用行动给孩子们做出表率。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孩子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非常努力，他们没有高官厚禄，长期在基层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工作着。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们就用爷爷“从头革命”的经历和“革命到底”的精神鼓励、鞭策自己。

我的大儿子刘建从1999年担任防化研究院副院长近十年，负责学院的行政管理工作。部队在长城脚下，他只有节假日才回家与家人团聚。干部、战士称赞他：“舍小家，顾大家。”他说，他要以爷爷为榜样，做一个合格的军人，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无私地奉献到本职工作中去。

我的三儿子刘进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商海中遇到一些挫折，我把他安排到爹爹战斗过的山西老区磨炼，从头开始。

我的小儿子刘武是爹爹去世后入伍的，也是从普通一兵做起。由于所在部队特殊的工作性质，他经常出入于边境、海防、深山、哨卡，长期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之中。有时道路不通，他们就靠人拉肩扛把设备送到工作站；有时连续几个月工作生活在潮湿、阴冷的坑道里，吃水都很困难……他在基层部队一干就是三十三年，多次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他所在的单位被总参谋部赞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模范集体。2006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举行授奖大会，刘武被授予“全军优秀基层指挥官”光荣称号。这枚金光闪闪的军功章也是为爹爹一百二十周年诞辰（2006年12月1日）献上的一份厚礼。

多年来，江西井冈山、爹爹的老家四川仪陇，多次提出要为他老人家建立一座陵园。然而，爹爹却一直安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瞻仰厅里，他和康妈妈的安息地合在一起不足一米见方。爹爹的骨灰盒上镶嵌的是身着布衣的免冠铜像。爹爹虽然没有纪念碑，但他一生光辉的革命业绩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这是一座屹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

朱敏简历

朱德之女。四川省仪陇县人。1926年4月生于莫斯科。1940年11月到延安，1941年2月赴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苏德战争爆发，被德国法西斯囚禁在孤儿院，又被押送到德国东普鲁士集中营服苦役。1945年8月，在莫斯科第四十中学学习，参加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进入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习，1953年10月毕业回国。195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教授、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2009年4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88岁父亲看着我们游泳心里直痒痒（1）

邓林

1997年2月19日——爸爸邓小平走了，那么从容、平静、安详。

他是含着微笑远去了……

而在我心里，总是觉得爸爸并没有走，他和我们在一起，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慈爱地、带着欣慰的神情注视着我们。

我想念我的父亲，这种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一

爸爸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我的病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了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爸爸下了大决心，费了许多周折，使我得到当时那种条件下的最好治疗。

爸爸调到中央工作，我们家搬进中南海。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姊妹兄弟。爸爸妈妈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我们从不娇惯。小学，我们三个大孩子上寄宿学校，每个星期自己坐公共汽车往返于远在郊区的学校和中南海的家。上中学大家都骑自行车。爸爸每学期末都要看我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的情况他都了解，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心中有数。但是具体的事情，他一概不管，放手让妈妈教育我们。爸爸信任妈妈，他们两个，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非常和谐、默契。

爸爸曾经说过，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当然是“文化大革命”。而我想，“文化大革命”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爸爸在得知朴方的境遇后，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给朴方治病。朴方到了江西后，年近七旬的爸爸，天天为朴方擦身。朴方下半身没有了知觉，爸爸天天给他翻身，给他换衣服；爸爸、妈妈含着眼泪亲手给朴方刷洗屎尿片，洗被单、洗衣服……每当想到这一幕，我总禁不住热泪长流。

爸爸在家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风趣。他不爱串门，不拉关系；除了几个极个别的老战友、老邻居，他谁家都不去。他不爱管闲事，小事不关心、不在乎，不发牢骚。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不当裁判，不断是非。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他对病痛有极大的承受力，身体不舒服，自己从来不说，不爱看医生，不愿意麻烦别人。他的病变常常都是医生、护士们细心观察才发现的。他抽了一辈子的烟，1989年，到了八十五岁，医生建议他戒烟，他立刻戒掉了，从此再没有抽过一支。他爱整齐，爱干净，穿衣简单、朴素、老一套。除了早年在法国、苏联等地他穿西装，以后，他从不穿西装。冬天出门散步，不爱戴帽子，不爱戴围巾，下身只穿两条单裤，一条布衬裤、一条涤卡裤；上身一件衬衣、一件毛衣、一件中山装，有时候再套件大衣，大雪天也是一样。谁劝他多穿件衣服，他会说：“没那个福气。”或者反问：“你冷不冷？你不冷干嘛让我多穿？”他不喜欢毛手毛脚，丢三落四。他办事果断，当天文件当天处理完毕，从不拖泥带水。他守时间、守信用，约定的时间，从来不迟到，也从来不等人。他宴请外宾，宴会一个钟头准时结束。他严于律己，待人宽厚，审时度势，举重若轻。

二

退休是爸爸向往已久的生活。

他早就交代过秘书，退休以后不看文件了。

退休以后，爸爸的生活太有规律了。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吃过早饭看报纸，然后散步，吃午饭；午休到三点，起来打桥牌，看看电视，或者看书，看录像；之后再散一会儿步，吃过晚饭，听孩子们聊聊天，看看电视，睡觉。天天如此。医生说，如果不是严格规律的生活，依他的经历和所受的磨难，他是很难这样长寿的。

88岁父亲看着我们游泳心里直痒痒（2）

爸爸特别爱看书，他什么书都看，特别爱看史书。出差时有时候也带一两本《聊斋》、诗词一类的书，抽空就翻翻。他特别喜欢看字典和地图。他的办公室的书柜里摆着各种字典、辞典。遇到问题，爸爸喜欢翻开字典，查个究竟。不论走到哪里，他经常要看看地图，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这也许是他打仗时候留下的习惯吧。“文革”时期爸爸失去了自由，却给了他难得的读书机会。从北京到江西，几年的时间，他通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重要的历史著作，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和其他各种名著。到了晚年，爸爸爱看武侠小说，他说看武侠小说不用动脑子，轻松，消遣，得到休息。办公室为他订了十几种报纸、杂志，他每一份都读得非常仔细、认真，这成为爸爸退休以后了解社会、与世界沟通的一个渠道。

1959年，爸爸的腿骨折了，为了锻炼恢复腿的功能，他每天坚持散步，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爸爸散步非常认真，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我家的院子最大外缘大约有一百四十米长，爸爸生病以前，每天固定要走十八圈。随着身体的变化，以后逐年减少。到最后，必须由人搀扶着走，他还在坚持。爸爸散步不说话，目不斜视，但他的脑子不休息，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想，从北京到江西，再到北京，爸爸关于中国发展的方针大计，不能说跟他散步所走过的那许许多多长长的路没有关系。

每天散步之前，爸爸都要做操。那是退休以后，他为自己编的一套体操，抬腿、弯腰、伸胳膊，都是些最简单的动作，但是他做起来却十分认真。

爸爸最喜欢的运动是在大海里游泳。

爸爸不喜欢在游泳池里游。游泳池太小，水是死的。

大海不同，天高海阔，无边无垠。晴天在海里游泳，风平浪静，海水浮力大，身体被海浪托浮着，运动着，感觉舒服极了，真是一种享受。遇到大浪，很具挑战性。必须掌握好海的节奏和韵律，否则，水就会钻进嘴里去，就会呛水。我们都喜欢跳浪。看见波涛涌来，双脚蹬着一跳，身体就被浪涛举到半空，接着又顺水波落下，其乐无穷。爸爸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每年去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爸爸说：“你们不懂，雨天游泳才舒服，水里是暖和的。”每天上午十点，我们全家和爸爸一起，走向海边，扑进大海。孩子们有的在水中嬉水欢笑，有的自由自在在海里畅游。爸爸却像是完成一项既定的任务，一走入大海，就径直朝着远处的护网游去。爸爸的游泳和散步一样，从不“偷工减料”，总是沿着泳区的最大周边环游。游泳区里海的深处有个平台，是供大家中间休息的地方。爸爸从来不去。因此，我们全家都养成了习惯，下海游泳，中间都不上岸，不晒太阳。爸爸每次游到预定的时间，非要到孩子们迎着他，陪他一起往回游，他才心满意足地和大家一起走上沙滩。有一次，游到半截下起大雨，岸上摇起了小红旗，招呼大家上岸。爸爸却说：“他们摇早了，还不到时候。”

爸爸舍不得离开大海。

岁月无情。1992年爸爸已经八十八岁了。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小组决定不让他下海了。

88岁父亲看着我们游泳心里直痒痒（3）

那一年夏天，我们全家最后一次去北戴河。北戴河风和日丽，天气特别的好。爸爸坐在岸边看着我们游泳，心里可痒痒了。每天早晨起来，他就问： 今天天气怎么样？风力多大？水温多高？海浪大不大？身旁的人知道他的心思，看他怪可怜的，就去请示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经过研究，终于同意爸爸下海了。爸爸很高兴。护士婉转地对他说：“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再游，好吗？”“好不容易下去一趟，我才不会呢！”这时候的爸爸真像个任性的孩子。

那一年爸爸一共下海八次，每次大约四十五分钟。这是他一生最后在大海中的游泳。

三

打桥牌是爸爸终身的爱好。

1952年，爸爸还在西南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路过内江，遇到一位朋友教他学会了打桥牌，从此打桥牌成了他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活动。爸爸说，只有打桥牌他的大脑才能真正得到休息，不再去想别的事情。退休以后，爸爸有更多的时间打桥牌了。他说：“我能打桥牌，说明我的脑子好；我能游泳，说明我的身体好。”

爸爸打牌思维敏捷，计算准确。洗牌、发牌、叫牌、打牌、记分每一步他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迅速，运筹帷幄，师出有名，一派大将风度。爸爸打牌，不服输，喜欢赢。遇到有争议，他总要弄出个究竟。

有一次，到点该收牌了。楠楠对爸爸说：“你刚才那张牌不该那么出。”爸爸当时没吭气。第二天，大家一坐到台上，他就把头一天那副牌往桌上一摆：“你们说，谁错，谁对？”对楠楠的批评，他还不大服气。

有时候，牌局结束了，双方比分相差不多。如果爸爸这一方差了几分，他就会要求：“再来一把。”他还想争取最后的胜利。

如果对手落后，他也会说：“再来一把。”给对方一次机会。其实他自己也不想收牌。

爸爸不爱交际，但和他的牌友们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如今，爸爸办公室的玻璃书柜里还安放着几件珍贵的桥牌纪念品。其中一个是1988年7月中国桥牌协会聘请爸爸为该协会荣誉主席的聘书。还有一个是1993年6月5日世界桥牌协会颁发的荣誉金奖证书，表彰我爸爸为在人口最多的中国以及世界推广和发展桥牌运动作出的杰出贡献。

爸爸每天都要看电视。

每天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他必看，这是他了解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渠道。爸爸喜欢京剧，特别喜欢言派。后来年纪大了，耳朵又不好，就很少看。爸爸也喜欢川剧。“文革”以前，川剧进京，爸爸和朱德爹爹、陈毅伯伯必定都要看。“文革”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川剧了。有时候，爸爸也看电视剧，但是，需要我们姐妹或者工作人员在旁边给他讲解，因为他的耳朵听不清。每年的春节，到处喜气洋洋，热闹非凡，爸爸必定和我们全家坐在一起，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历尽磨难之后的春节团聚，我们全家都格外珍惜。

爸爸是个球迷，对体育节目百看不厌，爸爸最喜欢的是足球。据说，他在法国的时候，为了看足球，还当了一件衣服。现在看电视，足球、排球，特别是世界杯足球赛或中国女排比赛的转播，他必看。播出时间他不能看的，就让朴方帮他录下来，有空再看。在屏幕上看比赛，他也和亲临现场一样紧张。只要是中国队赢了，他就高兴，情不自禁地拍手，还对身旁的人说：“快鼓掌啊！鼓励鼓励。”有些比赛，像体操、跳水等项目，他一边看，一边和场上的裁判一起打分，他给中国选手打的分，一般都比裁判打的分高。中国小选手获奖，爸爸特别高兴。有一阵子中国乒乓球走了下坡路，爸爸说：“中国乒乓打不赢，就是因为你们不看！”爸爸的球瘾其实全都在他的爱国心上。

88岁父亲看着我们游泳心里直痒痒（4）

爸爸吃饭特别快，不挑食，烧什么，吃什么。但他最爱吃四川家乡风味的菜肴： 回锅肉、粉蒸肉、扣肉……特别爱吃大肥肉。爸爸也爱吃烤红薯，而且连皮一起吃；喜欢新鲜的老玉米，煮的烤的都爱吃，每年这些东西上市的时候，也经常会摆在我们家的饭桌上。

爸爸从来不吃零食，但是每餐饭前都要喝两小杯茅台酒，后来改成绍兴加饭黄酒，再就上一点花生米啦、南瓜子啦、猪耳朵啦等等下酒菜，吃得美滋滋的。这是他的一点小特权，一点特殊的享受。吃得高兴，他常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把他自己的下酒小菜、水果、餐桌上好吃的一一分给孙子们吃，或者说：“胖子，来！你也喝一杯。”

我们家剩菜、剩饭不许倒，做成烩菜、烩饭，下顿接着吃。爸爸说：“不会吃剩饭的是傻瓜。”我们全家都不当傻瓜。

爸爸守时，家里到点就开饭，中午十二点整，晚上六点半，几十年不变。

我们家四世同堂，从老到小，全到齐了十好几口，得分两桌。中午经常在家吃饭的人不多，大家称之为“常委”，其余都是“游击队”。

爸爸吃饭喜欢热闹，饭桌上少了几个人，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冷冷清清呢！”看不见哪个孙子，他就会问：“到哪里去啦？”

饭桌是我们全家聚会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们全家的“信息交流中心”。十几个人，每人关心一摊事，从国家大事，到马路新闻，大家七嘴八舌，海阔天空，热闹非凡。讲文学，爸爸主张背。我们在饭桌上背《岳阳楼记》，背《木兰辞》，背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大家抢着背，看谁背得多，大人、小孩一起争，你说这句，我说那句，气氛非常感人。讲历史，孩子们就讨论孔明如何，曹操如何。讲文化，我们也谈歌剧、芭蕾舞、交响乐；说说哪个画家，哪个流派、风格……文化的题目、历史人物、事件，对现实生活各种事物的分析，或褒或贬，吵吵嚷嚷……宽阔的视野，民主的气氛——这一切成为我们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仅对孙子辈整体的思维、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是对我们子女这一辈也是受益终身。

爸爸在饭桌上很少发言，但这种轻松、活泼、融洽的空气他喜欢。我们三个姐妹的性格像妈妈，心直口快，在家说话都是大嗓门，无遮无挡，经常还喜欢开个小玩笑。爸爸有时也加入说：“跟赫鲁晓夫吵架，别的武器不用带了，带个邓楠就够了。”楠楠就说：“都是因为爸爸的耳朵不好，我才成了个大嗓门儿。”

爸爸最喜欢的是孩子。我们家三个大孩子都是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小时候很少有机会和爸爸在一起。毛毛和飞飞生下来不久，我们就搬到了北京。新中国成立之初，爸爸工作特别忙，他的办公室一般很少有人进去，怕打搅了他。可毛毛和飞飞例外，从小就在爸爸的办公桌底下钻来钻去，在地毯上翻跟斗、打滚、过家家，爸爸从来不嫌烦。毛毛、飞飞长大了，就再去抓一个小不点的娃娃来。亲戚家的孩子一个挨一个地接到我们家来抚养，长大了，再换一个。爸爸说是“活玩具”！我们全家都爱。

1973年春天，我们全家又回到了北京。几个孙子陆续出生。我的儿子萌萌，毛毛的女儿羊羊，最后是飞飞的儿子小弟儿。孙子辈儿给爷爷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爷爷疼爱每一个孙子，少了谁，就要问，就要找。近几十年，他从来没有进过商店。1992年在上海，安排他去看看上海的商场，他突然提出要自己买东西。他买了四把铅笔、四块橡皮，分别送给了四个孙子。我们对孩子们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爷爷要你们“努力学习，改正错误”，明白了吧！

爸爸的晚年是幸福的。他历尽磨难，百折不回。能够亲眼看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一件件变成现实，老百姓开始过上富裕的日子，国家一天天在改变面貌，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安慰！

邓林简历

邓小平之女。1941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涉县。祖籍四川省广安县。1962年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1967年毕业。1969年至1973年在农村劳动。后调入北京画院工作，任专职画家及花鸟画创作室副主任。1986年调到中国画研究院，任专职画家。现为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

父亲却举双手赞成我重返中学讲台（1）

陈伟华

1995年4月10日，爸爸陈云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整理财产： 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一千三百三十六元，各项补贴约二百五十元，每月上缴所得税三十一元零五分；按照国家规定，他从当年5月份起就不发工资和补贴了，家属可领到十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再加上不到两万元的稿费，这就是爸爸一辈子的全部积蓄……

至今想起爸爸，他对物质的需求总是那么低，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不许搞特殊化，唯有“学习”这件事他提倡“多多益善”。脑海中留存的与爸爸在一起的画面，最深的印象也都是谈艰苦朴素，谈学习。

掰着手指头细算农民“手纸账”

从记事起，就知道爸爸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 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我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文革”中，我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当了一名乡村教师。怀柔有靠近县城的地方，有山区、半山区、深山区，爸爸说：“你要做好到最艰苦地方去的思想准备。”后来，我被分配到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爸爸一再叮嘱我，要和乡亲们、同事们打成一片，不能搞特殊化。

一段时间后，我回来跟爸爸说，那个地方很冷，很多同事都有狗皮褥子，我也想让家里给买一个。爸爸当时就问我：“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是不是大家都有？”结果到最后也没给我买，等我回北京上大学后，他还打趣：“看，没有狗皮褥子也过来了吧？”

在公社教书的日子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人，人生地不熟的，常常会想家。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没向学校请假，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爸爸看到我回来，非但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得知我没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立即回去。他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你应该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干出好成绩。”听了爸爸的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怀柔山区学校。后来有一次赶上下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为了不耽误上课，我踏着雪步行几十里赶回学校。

由于公社离市区较远，我只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爸爸都把我叫到身边，仔细询问我在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看得出，爸爸对农村、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印象最深的一次对话，是我跟爸爸提起：“乡下条件很差，老乡也不讲卫生，连手纸都不用。”爸爸听了以后，很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我算细账： 一卷手纸要多少钱，农民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买这些手纸……他告诉我，农民还很穷，北京郊区农村的生活条件算比较好的，但和城市居民相比各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当爸爸知道我每次回到城里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时，高兴地和家里人说：“南南（我的小名）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爸爸常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首先要解决老百姓吃的问题。大白菜是北方老百姓冬天的当家菜，这东西卖得贵了百姓买不起、吃不上，这哪儿行？直到后来他病重期间，还关心着北方的大白菜。

三次修房未果皆因爸爸不同意

北京西城区北长街58号那处老房子，爸爸从1949年进京，在这里住了整整三十年。

父亲却举双手赞成我重返中学讲台（2）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要大修，爸爸不同意，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后来，后勤部门考虑到房内很多墙皮脱落，走道和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磨光，又提出要大修，爸爸仍然不同意，觉得不影响办公，没必要修，结果又没修成。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时，爸爸的办公室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宽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楼房结构都存在安全隐患，于是提出把老楼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爸爸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

在爸爸的坚持下，连续三次修房未果。但房子毕竟太旧了，地震后又成了危房，已不适合居住，经过再三动员，爸爸才同意搬到中南海居住，但明确提出： 房子就按原样住，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直到他去世，房子旧貌如昔。

爸爸从来不吃所谓的“高级菜”，专给他做饭的厨师老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这个技术也提高不了。”爸爸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分别是1952年到苏联及1954年到越南出访时按规定由公家做的，后来就成了他的“礼服”，只在每年过节或接见外宾时才穿，平时穿的都是布衣、布鞋。再后来，这两套“礼服”穿旧了，胳膊下面和膝盖等部位磨得很薄，妈妈和工作人员商量，想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爸爸却说：“补一补还可以穿。”

爸爸的艰苦朴素是出了名的： 两条毛裤穿了二十多年，有十几个补丁；一件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一穿就是十年；后来在医院住院时，还要求把他用过的点眼药的棉花球都保留下来，消毒以后二次使用。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气温骤降。周总理去找爸爸，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爸爸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这个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我们家的水池边贴着一个“节约用水”的纸条，虽然记不得究竟是谁贴的，但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太正常了。爸爸生前就常教导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浪费，任何资源都要爱护，这些东西来之不易，尤其是北京的水资源比较紧张，节约用水不光是我们自家的事，也关系到整个国家水资源问题。

“文革”中两封家信谈的都是学习

“文革”中，爸爸被以“战备疏散”之名下放到江西南昌一个化工厂“蹲点”，但并未因此而消沉。他带去了很多书，为的是利用这段时间全面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江西的冬天天气很冷，除了暖气之外，屋里还有一个烧木炭的火盆，但依然感觉冷。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爸爸每天晚上读书至深夜十一时左右。除了到工厂搞调查研究、跟工人座谈外，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学习了。

那段日子里，爸爸给我写了两封信，谈的都是学习。第一封信是爸爸收到我的信后的回信。当时，我孤身一人来到最基层，生活环境的变化使我想更多地了解社会，多年来爸爸的言传身教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也使我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读书欲望。1970年12月8日，我给远在南昌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学习愿望。爸爸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我写了回信。

父亲却举双手赞成我重返中学讲台（3）

爸爸在信中要我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他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同时，为了使我了解国内外形势，把学习理论和学习时事结合起来，他在信中建议我每天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还要我多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籍，并且详细地教我怎样才能找到这些书。

1971年4月，我获准到江西探望爸爸，父女俩谈得最多的仍是读书学习的话题。一天晚饭后，爸爸把我叫到身边，送了我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让我几天里通读一遍，到时候他会提出问题“考”我。探亲的二十多天里，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和爸爸一起读书中度过的。

第二封信是父亲1973年8月从北京的家中寄给我的。当时爸爸已近古稀之年，但学习劲头丝毫未减。他在信上告诉我，他邀请在京的一些家庭成员，包括妈妈和小姨、姐姐、妹妹等人组织一个家庭学习小组，计划用两年时间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再精读一遍，希望我也参加。首先学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学习方法是每人分头阅读，然后每周日上午六时半到九时半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爸爸在信中还交代了第一次要学的页码，并嘱咐我： 先通看一遍，再重点细读哪几页，有一点疑问都要记下来，等集中学习时提出讨论。

听人说，新中国成立后每次填写个人履历时，爸爸在学历一栏中还总是填“小学毕业”。他说，在学习上，自己永远是个小学生。

爸爸支持我“弃政从教”

如今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收到学生寄来的贺卡或是打来的问候电话，即便退了休，还有不少学生来看我，把我当成朋友，有的学生结婚时还请我当证婚人。每到这时，我都会想起，当年我选择放弃国家机关干部的岗位，重新站回讲台前，爸爸“举双手赞成”。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搞整党工作。当时，教师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待遇也比较差，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整个教育系统都非常缺教师。爸爸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为给社会起带头作用，爸爸曾经跟他的秘书说：“伟华是师范毕业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爸爸的这个想法也通过秘书透露给我。当时恰巧我也面临着内心的抉择： 究竟是继续留在国家机关当干部，还是重新回到曾经熟悉的讲台，再续那份师生情谊？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完成这一“角色转换”，回家把这一选择告诉爸爸时，他高兴地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

回到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工作一段时间后，爸爸把我叫到身边，详细地问我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工作干得好不好？还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两个核桃和评弹伴他生命最后旅程

爸爸七十多岁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我还在辛营公社工作，那里盛产核桃，每年放假我都会带些回家。爸爸就想到，能不能找两个核桃来活动手部关节？我回去跟公社的老乡一说，他们就从核桃里一挑再挑，选出两个特别匀的、个头大的送给爸爸。

从那以后，这两个核桃就放在爸爸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都转动着核桃，最后都磨得发亮了。爸爸也越来越喜欢它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党的十四大以后，爸爸过着退休的安静生活。在这段日子里，评弹和书法成了他最好的“伙伴”。爸爸的老家是上海青浦，从小就和评弹结下不解之缘。由于闹革命、工作忙，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听，1959年养病期间才又重新听起来。工作劳累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得到放松和休息；身体不适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忘记病痛。后来，爸爸病重住院时，那台老式录音机一直放在床边。每当我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此刻是安详的、舒服的。

爸爸非常喜欢写毛笔字。他曾告诉妈妈，上小学时，每天晨起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写毛笔字则成为他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我珍藏着爸爸写给我的每一张条幅，时至今日，每当展开它们，看到那潇洒飘逸中透着刚劲的墨迹时，都仿佛清晰地看到他站在桌前悬腕挥毫的专注神情。

陈伟华简历

陈云之女。1947年出生，中###员，中学高级教师。1966年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辛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辛营中学任教师。1978年3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曾在国家人事部干部局、政策法规司、考核奖惩司工作，后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任历史教师，曾任北京市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

爸爸给警卫员当了整整一夜“警卫”（1）

马广

我的爸爸马明方去世三十五周年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仍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地活在我们心中。

爸爸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是红军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历经沧桑，饱受风霜。很多领导干部谈到爸爸时都满怀敬慕之情，称赞他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工作中深入调查，实事求是；对同志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至今很多同志都念念不忘，怀念他不仅是位好领导，而且还是位好老师。

一

爸爸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在担任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酷，因为爸爸闹革命，家人亲戚都遭受到砍头的威胁，死的死，伤的伤。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他经常深入白区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坚持革命斗争，多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他写下了一首诗：“不是孺儿不孝娘，重任在肩非寻常，过家不归算甚事，一切都应献给党。”爸爸的大义凛然使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到处画影图形，悬赏捉拿，而群众老百姓非常敬重爸爸，他们豁出生命无时无刻不在保护着他。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造就了爸爸无私无畏、胸怀坦荡、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爸爸被陷害。林彪、康生及“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亲信，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为了打倒爸爸置他于死地，把他打成“大叛徒”。康生、“四人帮”反党集团伪造证据，歪曲事实，栽赃陷害，用尽非人刑罚，把爸爸非法关押，残酷迫害达七年之久。

1973年，在我们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当时的“新疆马明方专案组”终于同意我们看望爸爸。3月6日，我们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爸爸。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的爸爸成了蓬头垢面，衣着褴褛，两眼发直，站立不稳，骨瘦如柴的老人。我们心如刀绞，一时惊呆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爸爸使用的种种酷刑，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述。

我们喊了声“爸爸”哭着扑跪在他的面前，他老人家流着泪扶起我们说：“别难过，来一次不容易，让我好好看看你们。”我们扶着爸爸坐下，问怎么满口的牙只剩下几颗了。爸爸把嘴贴到我的耳边低声说：“是被打掉的。”

我们悲愤欲绝，而爸爸却反过来安慰我们说：“这算不了什么，他们能打掉我的牙，却打不掉真理，打人的人就是没有道理的人。”爸爸拉着我们仔细地端详着，又搂着两个孙女亲昵地说：“你们快开学了吧？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这时大孙女拿个苹果给爷爷喂到嘴里，爷爷咬了一点，微笑着说：“乖孩子，你们吃吧，等爷爷出去以后多给你们买些，咱们祖孙吃个够。多年了，难得有此含饴弄孙之乐啊！”看着爷孙们开心的样子，我们既高兴又心酸。

1973年3月9日，我们第二次探视爸爸，意外地发现他把头发胡须剪短了，虽然长短不齐，却显得精神了一些。他还幽默地说：“我要给孙女留个好印象嘛。”老人家和孙女们嬉戏亲热了一番，又告诉我们：“我的问题让你们也受委屈了，但是你们要相信，我在新疆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爸爸给警卫员当了整整一夜“警卫”（2）

我说：“爸爸，你从新疆回到延安的时候，我虽然只有十来岁，但毛主席、朱总司令亲切欢迎接见你们的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毛主席说你们都是好同志，回来了就是胜利。”

爸爸说：“你们有这个主心骨我就放心了。你们是党员，党员心中要有党，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的问题一定会澄清的。不要有任何埋怨，也不要给组织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耐心等待就是了。”接着又说：“我过去对你们关心不够，心里也不好受。现在又帮不上你们，盼你们学会独立生活，好好教育孩子，再苦再难也不能误了孩子的学习，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爸爸虽然身受囹圄之苦，还时刻不忘对我们儿孙的教诲。古话说儿女情长，叶落归根，爸爸深情地给我们讲了许多家乡往事。说奶奶和妈妈（生母）虽然是农村妇女，但淳朴善良，精明能干，同邻里乡亲关系处得很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敌人几次偷袭抓他，都是奶奶、妈妈和乡亲们设法救助脱险的。他永远忘不了她们，忘不了乡亲们。爸爸满怀向往地说，多么想回一趟老家，看看乡亲们，看看小时候住过的窑洞，走一走崎岖的山坡小路啊！今天的革命大道就是从昨天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走过来的，胜利来之不易啊！

后来听姐姐马锐说，从1973年到1974年爸爸去世，她每次去探视，爸爸总要关切地问：“马广一家好吗？马广的孩子好吗？”爸爸对我们的关爱，他的一番良苦用心，我们永世不忘。

二

爸爸的工作作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亲自动手，认真负责。他的很多文章、重要报告，都是他找干部、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亲自动手起草写成的。

原来跟随他的一位姓惠的警卫员，满怀崇敬的心情对我们说，1948年他跟随爸爸到山西省兴县一带开展工作，一路上他们起早贪黑地奔波，夜以继日地搞调查研究，到了夜晚还要亲自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报告，经常是通宵达旦的工作。开始惠警卫还能支持，后来困劲上来，上下眼皮直打架，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等他醒来天已大亮，可爸爸还坐在桌前写材料。这时贺龙司令员进来了（当时是晋绥军区司令员），很关心地问爸爸：“你一夜都没睡吧？”爸爸说：“时间紧啊，我把会议的材料整理了一下。”这时惠警卫不好意思地掀开了爸爸给他盖上的被子站立起来，给贺司令员行了个礼。贺司令员开玩笑地说：“好啊，老马给小惠当了一夜警卫员啊。”惠警卫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惠警卫充满感情地说：“这种情况常有，首长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父兄啊。”

爸爸在主持中央组织部、财贸部工作期间，经常对干部说：“要精通业务，不精通业务，就不能领导。”他提倡干部要在三年内成为专家，人人是经济家，并亲手制定了一套培养干部当专家的规划。爸爸经常反复强调财贸工作必须从发展生产出发，支持生产促进生产，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他还说：“发展生产是领导群众逐步摆脱贫困，获得富裕生活的唯一途径。”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今天看来爸爸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

1965年爸爸在辽宁营口官屯搞“四清”时，为了工作准确无误，他走访了许多群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了许多对当时运动有指导意义的讲话。当时跟随他的工作人员把这些材料整理成信件，送与爸爸审阅，上报宋任穷同志并东北局书记处。爸爸看完后在落款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把跟随他的两位工作人员的名字也并列写上。这两位同志不肯这样做，说爸爸作为东北局第三书记下来蹲点，给东北局第一书记和书记处写的信，作为一般工作人员，不可以与爸爸平列联名。爸爸严肃地说：“你们向我提供了事实和材料才有可能形成这些看法，是我们工作中的共同见解，为什么不能联名写信呢？我们之间的职务不同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同志之间没有高低之分，我们都是普通党员，平列联名向书记处写信有什么不可以。”一封谈《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好的、比较好的干部》的信件就这样联名发出了。

爸爸给警卫员当了整整一夜“警卫”（3）

三

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爸爸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1952年干部原实行的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中央给他的工资级别定为三级。1954年他调中央工作后，了解到许多中央的部长甚至副总理的工资级别也比他低，感到很不安，主动向中央写了申请，要求将他的工资级别由三级改为四级。

1954年，妈妈调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后又调中南海党总支任专职干部兼组织委员，在中央最高领导人身边工作了七年之久。但是爸爸对妈妈工作上的事情从不打听，凡是爸爸工作上的事也从不对家人谈论。

记得妈妈在1965年几次请假带妹妹小芳去外地求医治病，爸爸说：“你这一年里没怎么好好工作了，就不要领工资了。还是把这一年的工资全部交党费吧。”于是，妈妈把一年的工资全部交到了党小组长那里。这次事情使我们全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爸爸平时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从不准我们有高干子女的优越感，经常强调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决不允许家人占公家半点便宜。我上中学时，爸爸专门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明确规定，不准家庭任何人私用国家配给他的小车。有一次放学回家，因自行车出故障未及时修好，我就打电话让小车司机接了一次，结果受到爸爸的严厉训斥。为此，爸爸还在党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要求秘书、警卫、司机和炊管人员对他和家人进行监督。

1965年初，我们结婚时爸爸很高兴，专程打电话向我们表示祝贺，并再三叮咛我们： 要一切从简，不要大操大办。但是我们想不通，爸爸这样的大干部，只有一个儿子结婚还这样小气，似乎不大体面。爸爸知道后又给我们打电话说：“现在国家还不富裕，人民生活还很苦，干部子弟更应当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大手大脚乱花钱。”在爸爸循循善诱的教诲下，我们的婚事没有声张，没有请客收礼，只是贴上了大红“囍”字，自家人吃顿便饭就把婚事办了。

四

工作中对同志严格要求，但在政治生活上则给予极大的关怀。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说爸爸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人，在他身边工作，不仅感到亲切，还能学到很多东西。惠警卫员以前是个放羊娃，不识字没文化。当年爸爸工作之余就抽出时间每天教他认五个字。还给惠制定了识字计划，只要他有微小的进步，爸爸就很高兴，还风趣地说：“就这样学再过几年，你的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成了大学生，比我的文化都高了。”在爸爸的鼓励下，惠警卫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终于能写简单的东西了。爸爸很高兴，特意把自己用的一支钢笔奖给了他。

跟随了他多年的勤务员辛平同志，年龄大了要求上学深造，爸爸热情地支持，临走时给他开了欢送会，送他学习用具用以勉励。并告诉他：“以后走到哪里都不要给人家留下领导机关下来的跟随首长的印象，事事严格要求自己，老老实实做人。”十年###期间，辛平受到牵连，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将他保存的爸爸的数十张照片包起来，装在一个瓷罐里塞进墙里用泥封起来。打倒“四人帮”后，他亲手把照片交给了我们，干部群众与爸爸用生命凝结成的深情厚谊是我们永远效仿的榜样，并深深地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

爸爸离开我们三十五年了，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出生入死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没有忘记他为创立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所作出的卓著贡献。不仅家人思念亲人，父老乡亲更思念功臣。1982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为爸爸举行了追悼会，徐向前主持、姚依林致悼词。198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报告》，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马广简历

马明方之子。1936年7月生于瓦窑堡，原籍陕西米脂叶家岔人。

1943年6月在组织的安排下被送到绥德干部子弟学校念书，在校期间，因敌人知道这个学校的学生多数是中共领导的孩子，所以，不断地进行追杀和袭击，这使得学校领导经常组织老师和员工带领学生连夜转移，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和艰辛。1946年在延安保育小学念书，1948年冬在山西临汾小学念书。

1949年5月在西北保育小学读书（原延安保育小学迁至西安），由于战争时期的南征北战，动荡不安，使其在小学度过将近12年。1954年考入北京市101中学。1957年在陕西省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念书。1960年到农村锻炼。

从1961年至1981年分别在陕西省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陕西省化工学校、陕西省委工交部、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1996年退休。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1）

马晓文

“我想延安！”这是父亲马文瑞一生中最后写下的四个字。每当想到父亲临终前，已经很难开口说话时，艰难而毅然地写下的这深情而厚重的四个字，我们总会热泪盈眶！

“一定要把延安精神继承下来！”

爸爸是一个陕北山沟里穷苦农民的儿子，从家乡黄土高坡的沟壑里一步一个脚印走了出来，走上了革命之路。

1993年8月，父亲在为《延安文艺的光辉十三年》资料图片集题写序言时写道： 我作为一名老延安，有幸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拜读这本“图片”集，心情感到格外激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幅活生生的历史画卷，仿佛回到了五十年前的延安岁月。我又听到了深情豪放的《延安颂》，雄壮激昂的《黄河大合唱》；又见到了诗人柯仲平在清凉山上激情饱满地朗诵他的新诗，看到了王大化和李波在延河河畔演出《兄妹开荒》……

“一定要把延安精神继承下来！”这句话是在父亲病情加重，已很难迈动脚步，我们扶着他在北京医院的阳台上散步，当他听到来访者在谈论到党内外的一些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时，父亲站稳脚步，神情异常严肃而坚毅地叮嘱我们的话语。他始终认为，延安精神是荡涤腐朽思想的利器！父亲对延安精神有着完整系统的总结。

“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三###宝之一。父亲对我们讲过，这也是在1942年11月，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为表彰父亲在组织边区运盐工作中的杰出成绩，毛泽东主席亲自给他的题词，这是父亲一生中深感自豪并身体力行的座右铭。

“要让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这是在1991年8月中下旬，父亲对我们在分析思考海内外（俄罗斯）政治风云变幻所提出问题时的回答与告诫。至今，我们还清晰地记得他在讲这句话时凝重与坚定的表情，这句话也几乎成为我们全家子女在遇到问题时的座右铭。

他曾在回忆录中提到： 我之所以在很小的时候（14岁）就走上革命道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比较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起先用功读书的思想动机是“好学向善，读书争气”。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视野扩大了，学习的范围拓宽了，思想上也有了要革命的念头……这一时期，我最崇拜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认为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民权、民生”，劳动人民才能摆脱封建压迫，国家才能强大，帝国主义才不敢欺负我们……1926年初，大革命高潮到来，我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凡是能找到的进步书刊，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制度浅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刊，我由浅入深，一本一本地读，一句一句地理解。在我的眼前逐渐展示出较之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更为科学的社会变革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办，才能使中国真正摆脱封建枷锁和帝国主义的奴役。

“不要搞特殊化”“不要有优越感”

“要做好普通一工，做好普通一农”

这是父亲时常告诫我们的。我们从小都在寄宿制学校读书，因当时的社会和学校风气很好，父母又要求我们非常严格，我们也自然都以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艰苦朴素为荣。很多同学并不知我们的家境，直到“文革”开始，才知道我们的父亲原来是“劳动部头号走资派”。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2）

家中我和阿莉是出生在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陇东庆阳和革命圣地延安，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过着艰苦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 在两个阶级、###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中，父亲要求母亲马上参加土改工作队。那时我七岁，阿莉五岁，小瑞的年龄只有不到三岁，刚二十岁的小阿姨高佩莲带着我们三个。听高阿姨说，母亲走后，有人对她说：“高佩莲，你好大胆子，万一出了岔子，看你怎么向马部长（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部长）交待？”一句话可把高阿姨吓住了。当时天天只有黑豆芊芊饭，小瑞又得了痢疾病，发烧拉痢疾不止。阿姨就用当地的土法： 将红枣、馍馍烧成黑炭灰，吃下去，仍止不住拉肚子。她急了，托人给我们父亲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你们两人高低要回来一人看管孩子，否则，万一出了事，我可负不了责任。她想不到父亲真的认真地回了她一封信。信里说： 高佩莲同志，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为了革命胜利。孩子们虽是革命后代，但革命工作第一，土地改革第一，陕北和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第一，孙铭同志一定要参加土改工作，不能回去带孩子。你尽力了，孩子若死了，也不是你的责任。

从陇东到延安，再到北京，不论是实行供给制还是工资制，家里孩子多，除了自家七个，还有烈士子弟。新中国成立后，家里生活仍然紧张，我们兄弟姐妹穿的衣服、鞋子，总是不论男式女式，经常是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大改小，肥改瘦，旧了也舍不得丢，穿烂为止。那时，为了节约生活费买书报，周末全家孩子常常从学校步行十几里路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子女无一人在工作和生活待遇上，仰仗父母而享受特殊照顾。特别是一直在西安兵工厂工作的大女儿新如，看到这回父母总算来到自己身边了，可是谁也不相信，她没有沾上一点光，仍然住着她的两间小房，仍然没有调动工作，依然过着清贫的老百姓生活。

李先念说：“当劳动部长要少活十年”

父亲担任工作时间最长的是从1954年9月到1966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是共和国一届人大由毛主席亲自任命的部长。1954年11月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看见他，很高兴地问：“马文瑞同志，你来了，上任了吗？”他回答：“开完政协会就去上班。”毛主席风趣地说：“从今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都归你管。”那一年父亲四十二岁。

那时，父亲深感重任在肩，他调查研究确定劳动部门的职责任务，明确职责，理顺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工资、劳动力调配、劳动安全保护、社会就业和技工培训、锅炉安全检查等全都是关系到国民生计、千家万户的大事情。而这些工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艰苦探索。为了担负起繁重的劳动工作任务，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父亲日日夜夜加班加点，组织准备全国全面的工资改革。早在1948年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中就提出了是“工资制度还是供给制度”的区别，预见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要实行工资制。1951年7月刘少奇曾经指出：“工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犹如土地问题对于农民一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3）

全国工资会议1956年3—4月在北京召开，讨论有关职工工资增加时机和提高的水平问题。1956年6月的工资改革方案实施之后，为防止领导脱离群众，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将领导干部的职务工资标准压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毛泽东主席等工资定为一级的国家主要领导人，带头把工资标准由每月六百四十四元降到每月四百零四元八角。部长最高工资标准由每月四百六十元降到每月三百七十二元。在历次调级中，母亲因在同一个部的父亲手下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初定级直到“文革”结束，从未被调级。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城后搞工资制没有理由，要废除工资制，提出：“六亿人民实行供给制。”分管劳动部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好心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父亲。刚刚进行完工资制度改革才两年，又要“六亿人民实行供给制”，这个制度改革的弯子来得实在太急太大了。爸爸越想越感到问题严重、复杂、难以实施。经过几天反复思考，决定向陈云请示汇报一次。陈云没等他把话说完，便讲道：“毛主席让搞供给制，你不搞行吗？不然就又要开南宁会议了。你先搞个试点，先试试看嘛。”父亲与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商议后，在四川一个工厂搞起了改行供给制的试点。1958年秋，试点单位的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并不赞成恢复供给制。1958年11月，在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但是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对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商品经济等，是发展还是限制？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在实际上从思想认识和理论上，酿下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苦果。

让我们难以忘记的是： 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精简”。由于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中央痛下决心搞精简职工。中央成立了五人小组，集中力量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党中央认定能不能贯彻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关键是看能不能完成精简任务。父亲主持的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繁重工作任务，不分白天黑夜地紧张忙碌了近三年。到1963年9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父亲发言说，在两年半精简中，共减下来二千六百多万人。除去同时增加的一千万人，净减约一千六百万人。节省开支七八十亿元。父亲发言刚结束，周恩来总结说： 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愚公移山，很了不起。全国平均五个职工减去两个，二千万呀，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的国家搬了家。精简任务是基本完成了，父亲也病倒了。李先念伯伯不无感慨地说过：“当劳动部长要少活十年！”

胡耀邦说： 他是三中全会的一员干将

打倒“四人帮”之后，1977年3月3日恢复中央党校。胡耀邦主持工作。10月9日正式开学。1977年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大，父亲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10日，党中央任命父亲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接替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父亲接手工作后，又一次焕发了政治青春，憋足了劲拼命工作。他很快增设党史教研室，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设立四门主课。请吴亮平、成仿吾等老同志当顾问。调动得力干部充实教学一线，提出“教学工作是党校各项工作的中心”，亲自作了《要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学说》的动员报告，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4）

1978年3月哲学教研室向父亲汇报工作时，提到胡耀邦交给哲学教研室一个任务，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父亲当即表示支持。1978年4月，哲学教研室搞出一个《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文件，明确规定要“以实践为检查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当时，光明日报转来一篇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正好中央党校孙长江也写了这方面的文章，他自己写出的初稿，同这篇文章捏在一起，经多人修改，胡耀邦审定，最后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引起了中央党校和全党、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久，吴江向父亲汇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有人甚至说是“砍旗”，“是方向性错误”。父亲把文章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认为观点正确，站得住脚，支持吴江写文章作进一步的阐述。在罗瑞卿和父亲等人的支持下，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把真理标准的辩论和解放思想的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1978年11月父亲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11月24日他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父亲的大量发言登在了三中全会的会议简报上，被胡耀邦称赞为三中全会的干将。

陕人治陕

1978年12月25日，中央决定把王任重同志调回国务院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决定父亲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胡耀邦同志对他说：“陕人治陕。”又说：“你对陕西历史问题的看法始终比较客观、公正。对干部也熟悉。只有你去最合适。把大家团结起来，把工作搞上去。”邓小平要他去陕西后“应把拨乱反正当作大事来抓。要恢复按劳分配，搞活经济。整顿好基层领导班子，重视搞旅游”。那一年父亲六十六岁。他一上任第一站先到延安，之后深入陕北、陕南调查研究，调整领导班子，加强“陕北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到1984年，按人口平均的工农业产值，跃居全国第十五六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北京、南京的城墙相继拆除的巨大压力下，很多人强烈要求拆除西安破旧城墙。当时他广泛听取并征求了专家学者的意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力排众议，坚决坚持保护和维修城墙和城墙公园，并带头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父亲成为保护、修复西安古城墙，建设古城墙、古城河、环城林为一体的环城公园关键的第一人！

父亲晚年对国家生态建设、生态文明高度重视，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头等大事。他特别想念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许老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生态经济学的著名经济学者。他要我们去拜访许涤新夫人阿方阿姨，向她讨教，果然她找出已经绝版的两本书： 许老1984年写的《生态经济学探索》和1986年主编的《生态经济学》。父亲爱不释手。2002年3月，美国人莱斯特?布朗写了一本《生态经济》，其中也说到中国的生态经济建设，也引起他的注意，他还将此书分送给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每人一册。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5）

父亲是陕西人民的儿子，那片多灾多难的热土养育了他，他以为陕西人民服务为己任。他第一个向中央提出： 建立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构想，并多次借用哈默对他亲口讲的“陕北地下都是宝，是中国的科威特”这句话到处宣传。2003年8月始，陕西连续下了大暴雨，渭河、泾河等发生大洪水，泥石流、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使交通中断。2003年9月12日，父亲因病重住院，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情况，让女儿晓力去渭南了解灾情，并捐了款。9月20日，让晓力代他向党中央###、###写了报告，作了真实情况的紧急反映。晓文将信写好后，他又深情地加了一段，是对病重的担心和对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祝福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最后写道：“亲爱的同志们，这些天来，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怕是不能与同志们一道长期战斗下去了，这一报告就算一个老共产党员向党交的一次党费吧。我坚信：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态经济建设已经并且必将成为全世界的一面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是不可战胜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可战胜的！深深祝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共产主义万岁！此致，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敬礼！”父亲把信稿放在枕边，精神稍好，就拿出来看一看。直到2003年11月17日早，最后再看看，待他签上名字，又叫郑重地加盖上他的名章，才让秘书送出。

2003年11月19日深夜，阿莉值班，父亲从睡梦中醒来，头脑似乎格外清醒，他抬手示意，让人扶着坐起来，几乎是用他最后的气力写下了：“我想延安！马文瑞2003年11月19日”几个大字。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遗笔，也是留给我们的最厚重的一笔精神财富和遗产。2004年1月3日，亲爱的父亲马文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尽到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最后的责任。安息吧！我们的好父亲！

马晓文简历

马文瑞之子。陕西省子洲县人。1940年12月2日生于甘肃省陇东庆阳。1944年9月随父母到延安，1949年到西安。1954年至1960年就读北京101中学。1960年至1965年就读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系并毕业，取得学士学位。“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1978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英文，1981年取得学士学位。1981年学习民航业务当商务员。1984年至1988年任民航旧金山办事处商务员、副经理。1989年至1995年任民航总局台、港、澳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6年至2002年9月任民航华北管理局副局长。退休后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