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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第1节：前言 如果我不写出来(1)

- 第2节：前言 如果我不写出来(2)

- 第3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1)

- 第4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2)

- 第5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3)

- 第6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4)

- 第7?：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5)

- 第8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6)

- 第9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7)

- 第10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8)

- 第11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9)

- 第12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10)

- 第13节：童年·成长与创伤(1)

- 第14节：童年·成长与创伤(2)

- 第15节：童年·成长与创伤(3)

- 第16节：童年·成长与创伤(4)

- 第17节：童年·成长与创伤(5)

- 第18节：童年·成长与创伤(6)

- 第19节：童年·成长与创伤(7)

- 第20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1)

- 第21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2)

- 第22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3)

- 第23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4)

- 第24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5)

- 第25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6)

- 第26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7)

- 第27节：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1)

- 第28节：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2)

- 第29节：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3)

- 第30节：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4)

- 第31节：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5)

- 第32节：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6)

- 第33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1)

- 第34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2)

- 第35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3)

- 第36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4)

- 第37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5)

- 第38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6)

- 第39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7)

- 第40节：盛名·约稿被拒始末(1)

- 第41节：盛名·约稿被拒始末(2)

- 第42节：盛名·约稿被拒始末(3)

- 第43节：萎谢·悲壮与苍凉(1)

- 第44节：萎谢·悲壮与苍凉(2)

- 第45节：萎谢·悲壮与苍凉(3)

- 第46节：萎谢·悲壮与苍凉(4)

- 第47节：萎谢·悲壮与苍凉(5)

- 第48节：萎谢·悲壮与苍凉(6)

- 第49节：萎谢·悲壮与苍凉(7)

- 第50节：永别·离婚与离国(1)

- 第51节：永别·离婚与离国(2)

- 第52节：永别·离婚与离国(3)

- 第53节：永别·离婚与离国(4)

- 第54节：永别·离婚与离国(5)

- 第55节：永别·离婚与离国(6)

- 第56节：永别·离婚与离国(7)

- 第57节：永别·离婚与离国(8)

- 第58节：永别·离婚与离国(9)

- 第59节：永别·离婚与离国(10)

第1节：前言 如果我不写出来(1)

前　言

如果我不写出来

张子静

1

张爱玲散文集《流言》的第一篇文章是《童言无忌》，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的《天地》月刊。那篇文章共有五个子题：钱、穿、吃、上大人、弟弟。

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

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2

张爱玲笔下那个"很美"而"没志气"的弟弟，就是我。

我今年七十四岁，住在上海市区的一间小屋里，是个退休十年的中学英文教员。

我姐姐发表《童言无忌》那篇文章时，二十四岁，是上海最红的专业作家；我二十三岁，因身体不好自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辍学，尚未正式工作。那时看到姐姐在《弟弟》里对我的赞美和取笑，并没有高兴，也没有生气。甚至看到文章的结尾："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那时，我也没有悲哀。

3

一九九五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的彼岸传来我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后来我找出《流言》，一翻就是那篇《童言无忌》。重读《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了！"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姐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父亲早在一九五三年过世，和姐姐比较亲近的母亲，则在一九五七年逝于英国，姑姑也于一九九一年走了。就是和我们不亲的后母，也于一九八六年离世。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

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4

一九八八年中，一位熟知我们家世的老人拿着一页报纸来找我。他神色慌张地说：

"你姐姐可能出事了！"

他摊开那张报纸，只见他用红色圆珠笔圈起来的地方有一行字：

已故女作家张爱玲……

我一时吓坏了。一九八三年，我曾和音讯中断三十一年的姐姐第一次通上信。但后来她常搬家，去信都被退回，再度音讯断绝。看了报上那行字，我不免将信将疑起来。我祖父张佩纶享寿五十六岁，父亲张志沂得年五十七岁，母亲黄素琼六十一岁谢世；一九八八年，我姐姐也有六十八岁了！但我想：她是著名的作家，如果故去，新闻应该会报道的，我并没有看过啊。

我于是打电话或走访在上海的亲戚朋友，都说"不知道有这回事"。我还是不放心，又写信给住在美国的亲友，打听的结果也都是"没听说这消息"。我只好到上海市政府华侨事务办公室，说明我的疑虑，并把一封我写给姐姐的信请上海市侨办代为处理。

第2节：前言 如果我不写出来(2)

那封信后来通过国务院侨办寄到洛杉矶领事馆，才辗转问到我姐姐的新地址。一九八九年一月终于跟她通上信（注），悬在我心中半年多的疑虑才得以化解。

从这件事，我获得三个结论。其一是，那位报纸编辑可能国文水平太差，错以为"已故"就是"以前"，才会闹出这个笑话。其二是，那位编辑也可能道听途说，未经查证，贸然地就让我姐姐"已故"。其三是，我姐姐长期幽居，亲友很难获知她的近况，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无人能适时伸出援手。我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年开始，我日间都把小屋的木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头看一下。

另外我也想到，我们姐弟都已到了日薄西山的年纪。相差仅一岁，她先我而去或我先她而逝，恐怕上帝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来日无多，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5

一九八九年终于和姐姐再联络上后，我就决定要为姐姐写点东西。姐姐在她的散文中，也写了一些早年生活的片段，但未及于生活的全部真相。还有一些事则是她没写、也不愿写的；在这方面，姐姐有她的自尊，也有她的自卫。加上后来与世隔绝，关于她的种种传说，就如前述那则"已故"一样，以讹传讹，更为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姐姐和我都无子女。她安详辞世后，我更觉得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在姐姐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大多已先我们而去。如今姐姐走了，我也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如果我再不奋力写出来，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成了永远无解之谜。

但是人的记忆并非唯一的真实，而且大多是主观的真实。过去数十年的生活波荡，我没有日记，也失散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和资料。完成这本书，除了依凭记忆与亲友的佐证，也参考了一些相关的数据。如果内容有所偏差或失误，尚祈爱护姐姐和我的各方人士，能够惠予指正，以求善美。姐弟一场，责无旁贷，诚恳道来，但求无愧耳。

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在数据查证方面，得到新闻界前辈龚之方先生及我的表哥黄德贻、表妹黄家瑞（台湾著名电视明星张小燕的妈妈）等亲友的协助，谨此一并致谢。

并祈姐姐在天之灵笑纳。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于上海

（注）一九八九年姐姐给我的信内容如下。

小弟：

你的信都收到了，一直惦记着还没回信，不知道你可好。我多病，不严重也麻烦，成天忙着照料自己，占掉的时间太多，剩下的时间不够用，很着急，实在没办法，现在简直不写信了。你延迟退休最好了，退休往往于健康有害。退休了也顶好能找点轻松点的工作做。我十分庆幸叔叔（子静注：我们在家对父亲的称呼）还有产业留下给你。姑姑是跟李开第结婚--我从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他在姑姑做事的那洋行的香港分行做事，就托了他做我的监护人。Dick Wei的名字陌生，没听说过。消息阻塞，有些话就是这样离奇。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

安好

煐

一月廿日，一九八九

你最近这封信上住址草写"苏"（？）字不大认识，以前的信搬家全丢失了，无法去查信，希信寄得到。

又及

编按：张子静先生已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于上海辞世，享寿七十六岁。

第3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1)

第一章

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浑沌。"

--张爱玲《烬余录》（一九四四年二月）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这可能因为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经（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李鸿章在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无日不在要津。签订《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都是这位北洋大臣的"功绩"。中外人士提起清末政治人物，李鸿章的知名度，可说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要详析我姐姐的家世，不应止于父系的张家和李家。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或许因黄、孙两家较不为人知，评介我姐姐的文章几乎从未提到他们。我们要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就不能有所偏差，留下缺憾。所以，开头的第一章，我要介绍张家和李家，也要介绍黄家和孙家。

张佩纶才大心细，词锋可畏，可惜性格躁进。

我的祖父张佩纶（一八四七-一九○三），字幼樵，原籍河北丰润。他才思敏捷，自视甚高；有笔如刀，恃才傲物，因而在官场得罪了不少人，弄得中年罢官，抑郁以终。

祖父早年生活贫困，苦读出身。我的曾祖父印塘（一七九七-一八五四），字雨樵，曾任安徽按察史。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于一八五三年返回安徽办团练，"与印塘曾共患难"。这是我祖父后来成为李鸿章东床快婿的原因之一。

一八五四年，印塘因积劳成疾，逝于任上，终年五十七岁。那一年"佩纶方七岁，转徙兵间十余年，操行坚卓，肆力为经世之学"；一八七○年（二十三岁）中举；次年登进士，"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一八七五年升侍讲，任"日讲起居注官"，直谏朝政，声誉日隆。后来并擢升为侍讲学士及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内则不避权要，外则论议锋厉，满朝侧目。

我祖父看到清末的政治腐败，一心为国；个人则为官清廉，生活穷困，常吃稀饭。据曾朴在《孽海花》中所述，他在大和殿大考，一挥而就，首先交卷。不日发榜，名列榜首。当时京中对他的批评是"词锋可畏，是后起的文雄"；"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他授了翰林院侍讲学士后，洪钧登门道贺，家中竟没米煮一锅干饭待客，只得叫仆人拿棉袍去典当，买些菜、饭回来。

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息者惟佩纶一人。

洪钧未上门之前，本就有米店来讨债，弄得狼狈不堪。受此刺激，他想到"那些京里的尚侍，外省的督抚，有多大能耐呢？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哪一点儿不如人，就穷到如此？"又听说"浙闽总督纳贿买缺"，"贵州巡抚侵占饷项"；还有"赫赫有名的直隶总督李公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便夹着一股愤气，写了一封奏折。次日消息见报，轰动满京城。

第4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2)

仑樵自那日上折，得了个采，自然愈加高兴。横竖没事，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刻六部，那回刻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

--《孽海花》

那时慈禧垂帘听政不久，为了树立开明君主的形象，广开言路，博采众议，笼络人心。我祖父的犀利文笔，得到当时军机首辅--恭亲王--奕和另一位军机李鸿藻（李石曾之父）的赏识，逐步升至侍讲署佐副都史。

《清朝野史大观》里说，当时京中和祖父一样勇于直谏的还有张之洞、陈宝琛、潘祖荫、宝廷、黄体芳、刘恩溥、邓承修等人："号曰清流……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巩带夕褫，举国为之震竦……丰润喜着竹布衫，士大人争效之……"他们并在明儒杨福山的故宅"松筠庵"设了一个"谏草堂"，有什么论列就集合在那里讨论。

我祖父当时参奏的案子，最轰动的是户部尚书王文韶核准云南报销受贿六百万两和另一位京官大员万青藜昏瞆颟顸，滥竽朝政。结果王文韶被罢官回原籍，万青藜也被免职。

另外他也上了很多有关军事、国防的奏折。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曾对人说："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习者惟佩纶一人。"

但祖父与"清流党人"的勇于直言，到底得罪了很多人，埋下他日后被罢官的祸根。

赴马尾上任，"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

一八八四年中、法军在越南起冲突，我祖父与清流党人竭力主战。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不愿轻启战端，委曲求全仍然交涉失败。法国不仅侵占了越南，而且窥伺台湾，把军舰停泊在福建马尾口外以为威胁。山西、北宁陆续失守之后，国威大损，慈禧震怒，就撤了奕的军机首辅之职，改以她的妹婿醇亲王奕任军机首辅。其中的一位军机大臣孙毓汶就向奕出谋划策，把清流党的几位主将都派到外省任官，以免他们的直言在京干扰朝政。张之洞被派为广东总督，陈宝琛也以南洋大臣会办海防事宜派到广东。我祖父则以三品钦差大臣会办海疆大臣的名义被派到福建马尾督军。

又有一说是李鸿章很赏识这位故旧之子的文采，见他时常发表有关军事、国防的高见，以为他能文又能武，想借此机会厚植他的实力，以为来日北洋大臣的继任人选。祖父出京前去向慈禧叩别，聆听圣训，慈禧也对他的才干训勉有加，寄予厚望。所以"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

"以词臣而任军机"，不战而败，颜面尽失。

那时我祖父正当英年（三十七岁），踌躇满志，"以词臣而任军机"，也颇想有一番作为。

但他并无军事、国防的实务经验。放言高论和实际执行到底有一段距离。他带着慈禧的圣训和李鸿章的厚勉南下，志得意满，眼高于顶，没把那些地方官放在眼里。对于福建巡抚张兆栋、船政大臣何如璋的实务建言不予理睬，仅靠北京来的上谕和李鸿章的电报作为他布置战守的依据。终致中法之战马尾一役，不战而败，张佩纶"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海上失了基隆，陆地陷了谅山"，颜面尽失。《孽海花》里对此有如下之描述：

第5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3)

仑樵左思右想，笔管儿虽尖，终抵不过枪杆儿的凶；崇论宏议虽多，总挡不住坚船大炮的猛，只得冒了雨，赤了脚，也顾不得兵船沉了多少艘，兵士死了多少人，暂时退了二十里，在厂后一个禅寺里躲避一下。等到四五日后调查清楚了，才把实情奏报朝廷。朝廷大怒，不久就把他革职充发了。

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猪蹄，别来无恙。

关于马尾败战的羞辱，直到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还有唐振常先生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张佩纶徒事空谈》的文章。文中有言："未战之先，佩纶尝作大言，谓败当以三钱鸦片殉难。及败，携猪蹄途中大嚼。于是时人为联曰：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猪蹄，别来无恙。"

这段话是否属实，只有留待史家考证。作为张家的后代，看到时人撰文仍如此嘲讽祖父，我的感觉自是很难堪的。

回到天津未及半月就订妥姻缘。

一八八四年我祖父被发配到边寨张家口，继室边粹玉与元配朱芷芗（卒于一八七九年）所生之子志沧、志潜（仲照）并未随行。他在塞上读书著述自遣。当时所读多为汉晋隋唐诸子百家，并写成《管子学》二十四卷。一八八六年，边粹玉在京病逝，一八八八年戍满，李鸿章于二月十七日"分俸千金，以资归葬"。我祖父乃于四月十四日返抵津门，在李鸿章都署内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致函台湾巡抚刘铭传，提到我祖父与其女的婚事："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亲，返仲萧于张掖，至欧火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由是观之，我祖父返津未及半月，就与李鸿章的女儿李经（菊耦）订妥姻缘。那年我祖父四十一岁，祖母二十二岁。

《孽海花》里说，李鸿章的夫人赵继莲为了他要把有才有貌的女儿许配给一个相差十九岁的"囚犯"做继室，曾经痛骂李鸿章"老糊涂虫"，哭闹着不愿认这门亲。但李菊耦对母亲说："爹爹已经许配，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他的夫人也只好罢了。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曾朴在《孽海花》里，形容我的第三祖母李菊耦"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编按：指李鸿章）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并引了两首我祖母作的诗来印证她的才华，说我祖父就是见了这两首诗，对她倾倒不已。

第一首

基隆南望泪潜潜，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璋谁教使狄山；

宵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第二首

痛哭陈辞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不过我父亲说那两首诗是别人杜撰，不是我祖母写的。我姐姐在《对照记》里也说："奶奶就只有一首集句是她自己作的：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萦。蹉跎暮容色，赫旧家声。"

干预公事屡招物议，驱令回籍迁居南京。

我祖父留有《涧于日记》四册，起自一八七八年任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史，终于一八九五年三月辞津，迁居南京。但一八八○-一八八五年不知为何没有留下日记。

第6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4)

他所以迁居南京，是因一八九四年八月被翰林院御史端良上奏："将革员驱令回籍，以免贻误军机"；说他"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属实，不安本分；着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

我祖父于这年八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记此事谓："合肥甚愠，余谓人言亦恤，君命当遵，拟节后迁居，以息浮议。"

"节后"系指"中秋"。

八月十七日他们即迁出都署，入居水草堂。次年三月，迁居南京。此后我祖父没有留下日记。是心情郁卒没有写抑或我伯父为他出版文集时曾作筛选，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祖父被谕令回籍，"干预公事，屡招物议"据说并非主因。一八九四年中、日在朝鲜交兵，七月正式宣战。李鸿章过继的长子李经方主和，我祖父则主战，李鸿章左右为难。据说李经方买通了御史端良上奏，谕令他远离津门，迁回原籍。李鸿章为了爱女，就设法让他们搬到南京，并给了一份丰厚的陪嫁。他们在南京买了一所巨宅，是康熙年间一个征藩有功的靖逆侯张勇的旧宅；深宅大院，花木竞秀，颇为幽静。我祖母在那里生下了我父亲和我姑姑。民国之后，那所房子一度做过国民政府的立法院，到了三十年代已成一片废墟了。

能从急流滩头转，便是清凉畛里人。

《孽海花》提到我祖父和李鸿章的女儿结婚后，

"诗酒唱随，百般恩爱，仑樵倒着实在享艳福哩！"

从我祖父与我祖母婚后的日记来看，他确实享受了一段"诗酒唱随"的幸福生活。

午后与内人论诗很久。（一八八九年二月初三日）

雨中与菊耦闲谈，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时不禁怃然。（一八八九年六月初八日）

合肥宴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一八九○年元月十六日）

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煮茶，赌，读画，聊以遣兴。（一八九○年二月初五日）

梦中得诗："一叶扁舟一粟身，风帆到处易迷津，能从急流滩头转，便是清凉畛里人。"（一八九○年九月三十日）

菊耦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兰骈馆小坐，遂至夕照衔山时，管书未及校注也。（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丘垄地。

一八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旧历）我祖父返回河北老家祭扫祖坟时，曾在丰润县之北郭胥庄山王砦购地七十八亩，拟为百年之用。但他在南京辞世前对我伯父说："死即埋我于此。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丘垄地。"

可见我祖父虽恃才傲物，但晚年迁居南京后有所自省。他不归葬祖茔的遗言，是悲壮而苍凉的。一个忠臣落得如此下场，也难怪他晚年在莳花吟诗之外还酗酒解愁。一九○一年李鸿章要和八国联军签《辛丑条约》，曾以四五品京堂补用，奏荐他北上协助交涉谈判，但他称病不出。过了两年，五十六岁就以肝疾辞世。

人才需留心培养，不可故意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弄得两败俱伤。

祖父七岁丧父。三十二岁那年，四月丧母，五月丧元配。三十九岁继室也去世。四十八岁丧长子。四十九岁才与我三祖母生我父亲志沂（廷众）；五十四岁生我姑姑茂渊。五十六岁去世时，我父亲七岁，姑姑两岁。从这些数字看来，就是他的家庭生活也是命运乖离，多灾多难。所幸他留下了《管子学》二十四卷，《涧于集--奏议》八卷，《涧于草堂文集》三卷，《涧于日记》十四卷，诗四卷，为他的才学功业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第7?：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5)

《孽海花》里对我祖父马尾罢官发配边塞，后来曾有如下感慨：

在仑樵本身想，前几年何等风光，如今何等颓丧！安安稳稳的翰林不要当，偏要建什么业，立什么功，落得一场话柄！在国家方面想，人才该留心培养，不可任意摧残，明明白白是个拾遗补阙的直臣，故意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弄得两败俱伤。

曾朴又说，我祖父罢官后，朝无直臣：

里头呢，亲近弄臣，移天换日；外头呢，少年王公，颠波作浪，不晓得再闹成什么世界哩！

可惜庄仑樵一班清流党人，如今摈斥的摈斥，老死的老死了。若他们在此，断不会无忌惮到这步田地！

综观祖父一生的功过，似乎毁多于誉。但曾朴的这几句话倒不失客观，为我祖父作了持平之言。而我姐姐的文采早慧，文笔犀利，性格孤傲，择善固执，我认为颇得祖父的真传。只可惜我父亲并未善用他得自我祖父的慧根，只用得自我祖母的遗产，奢靡颓废地过了一辈子。这是名人之后最大的悲哀。

三个侄子活跃官场，只有两个平顺以终。

我祖父有三个侄子活跃官场。张人骏（一八四六-一九二七）做过山东布政使、漕运总督、山西巡抚、河南巡抚、两广总督及最后一个两江总督。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革命党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他坐在篮子里缱下城墙，渡江逃走，和我祖父一样留下一页不光彩的记录。我姐姐在《对照记》十-十二页里曾略述他晚年在天津的凄凉生活。

另一个侄子张志潭（一八八三-一九四六），号远伯。中举后曾任陆军部候补郎中。也曾在东三省任总督徐东海的秘书。一九一二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后来他在北洋政府还做过内务部次长、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国务院秘书长、参战事务处机要处长、陆军部部长、内务部总长、内国公债局总理兼财政整理委员会副会长。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六年两度出任交通部总长。他最后的官衔是行政院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兼铁路学院名誉校董。他的弟弟张志澄，号次迈，北洋政府时代做过河北省政府秘书。他们不像我祖父那么有才气，但官运较为平顺。一九二○年，张志潭住在天津英租界新加坡路三十二号，张志澄住在英租界三十八号路四十五号；一九二三年姐姐与我随父母及姑姑迁居天津时，住在三十一号路六十一号，三家离得很近。后来我父亲生活糜烂，就是他们出面干预，我们才又搬回上海。

李鸿章一世功名，"十可恨"嘲讽他外交失败，"大臣卖国"。

我祖父的第三次婚配，如果娶的不是李鸿章的女儿，也许我们的家世就全然改观。当年李鸿章夫人不赞成其女许配给我祖父，但我祖父娶了李鸿章的女儿后亦曾遭清流党人讪笑，因为李当时虽高居要位，但官声不佳，饱受朝野攻讦。

李鸿章（一八三三-一九○一），字少荃，原籍安徽合肥。他和我祖父一样，少时即有文采，讲求经世之学。但和我祖父不一样的是，他拜曾国藩为师，随湘军转战各地，于军事有实务经验，也曾屡建奇功。他天资不凡，受知于曾国藩后亦不断自我奋励，终而成就一世功名。后来他受恭亲王和慈禧太后倾心相托，迫于时势，一再与侵华各国签约乞和，备受国人唾责，指为丧权辱国。《清朝野史大观》载有"十可恨"一则，对清末朝政和李鸿章嘲讽交加：

第8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6)

晚清一士人状类痴颠。常在后门大街一带演说"十可恨"。其言曰：外务部外交失败，一可恨。法部各级审判不清，二可恨。军机大臣不负责任，三可恨。资政院议员乞怜，四可恨。陆军部兵士腿快，五可恨。大臣卖国，六可恨。外人强硬，七可恨。钱铺坑人，八可恨。国民不知自强，九可恨。巡警管洋车不管马车，十可恨。

曾国藩说，李鸿章"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我祖父另有一项与李鸿章相同：他们都受到父辈旧识提拔。

李鸿章之父文安（号愚荃），与曾国藩戊戌同年，做过刑部郎中。曾国藩饱读史籍，尝言"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李鸿章少时师从曾国藩治学，终入翰林。后来因为母亲逝世，回到安徽，与其父从侍郎吕贤基治团练，在皖境抵抗太平军。曾国藩督师江西，他前去求见，希望入其麾下"藉资历练"，但曾国藩对他的幕僚陈鼐说："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

陈鼐答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

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后，曾国藩以他年少时才气不羁，恐难驯服，时加磨炼，挫其锐气。有一次还严厉地对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李鸿章于是谨诚从事，在曾国藩幕中协理文书，后来又帮他批拟奏稿。过了几个月，曾国藩就对幕僚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曾国藩雄才大略，又有识人之明。他这番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李鸿章得他之荐，兵援上海，两年后就实授江苏巡抚，"赏黄马褂双眼花翎，封一等肃毅伯，勋名几与文正相并"。

其后他又领军攻打太平军，克服嘉兴、杭州等地。太平天国于一八六四年覆亡后，东捻乱起，朝廷命曾国藩前去平乱，曾推荐李鸿章率军前往。李"拜命不辞劳瘁，驰逐数省，用合围法，渐次肃清"。

师事近三十年，旷世难逢天下才。

一八六五年，李鸿章与曾国藩在上海合创江南机器制造局。一八七一年，曾国藩奏派幼童出国留学，李鸿章则在上海创设轮船招商局。由此可见，他们师徒二人不止允文允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也有先见之明。同年曾国藩逝于两江总督任内，李鸿章写了一副情辞感人的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近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那时李鸿章已官拜北洋大臣，"勋名威望几与国藩抗矣"。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小民荒。

不过官拜北洋大臣之后，李鸿章的官声就每况愈下。他有现代思想，全力发展海陆二军，但海军迎战外侮，大多战败，不得不割地乞和。而海军覆败，多因经费不足，筹备未周，因连年经费"大半助修颐和园，予则伤义，不予则伤恩"。李初入枢府时，常熟人翁同和领水曹（海军），当时就有人戏作了一副讽刺他们的对联：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小民荒。

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李鸿章后来办理外交事务，大多是代表清廷与侵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被指为崇洋媚外。其实他迫于朝廷，不得不然；内心对外国人深为痛恶，常借机泄愤。

第9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7)

一八九五年二月他赴日与日相伊藤博文签《马关条约》后，又遇刺伤颊，内心沉痛万分。次年清廷派他赴俄贺俄皇加冕并签《中俄密约》，他与李经方坐船到日本换船。日方早在岸上为他准备行馆招待，但他"誓终身不复履日地"，拒不上岸，夜宿船中。次日换乘的船驶来，需先坐小船衔接，他知悉小船是日船，仍拒不登船。后来日方只好在两船之间架设飞梁，他才登梁换船，直驶俄国。那年他已七十二高龄，其情其景，真够悲凉！

李鸿章与外人交涉或赴国外访问，闹了很多笑话。有的笑话出于无知，大多的笑话则出于心计。他赴英国访问，把戈登将军后人送他的名犬宰而烹之，还写谢函谓"所赏珍味，感欣得沾奇珍……"一时传为笑谈，英国报纸莫不哗然。这种贻羞国外的笑话是出于无知或工于心计，则不得而知。但他为国蒙羞，使国蒙羞，深受朝野指责，若非性格坚忍，只怕早已精神崩溃。据说他曾写了一副楹联自况心境：

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北上签《辛丑和约》前曾对盛宣怀说："和约定，我必死。"

康梁变法期间，李鸿章曾退出总理衙门，屈任商务大臣、两广总督等职。后来慈禧再度垂帘听政，变法失败。一九○○年五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六月，八国联军陷天津；清廷在六月十五日又电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并再调补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四次传谕催促，七十七岁的李鸿章才于七月十七日离开广东，二十一日抵达上海，静观变局，争取与慈禧谈判镇压义和团及与联军代表议和的空间。

李鸿章在上海滞留了两个月，与亲友密商北上安危。他曾对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说：

"和约定，我必死。"

他奏请我祖父一同赴京协助合约交涉谈判，我祖父为保晚节，婉以病辞，不愿相随。九月七日，清廷正式发布"剿匪"谕旨，并命他"即日进京"，说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李鸿章不得不再赴北京与联军议和。

一九○一年七月，李鸿章与联军签了此生最后一次乞和条约。九月七日，逝于北京贤良寺寓所--一如他自己预言，"和约定，我必死"。可见他对自己的"丧权辱国"早就了然于胸。最后的一次，他以七十八岁之龄抱着必死的心情前往，其沉痛又岂是悠悠众生所能谅解？

两儿念念不忘清室，鼓吹复辟不遗余力。

李鸿章"为国捐躯"后，他的儿孙都得到清廷的厚赐。他四十岁膝下犹虚，过继幼弟李昭庆的儿子李经方（一八五五-一九三四）为嗣子。四十二岁，他与元配赵继莲的嫡长子经述出生（一八六四-一九○二）。四十四岁，长女李经出生（一八六六-一九一二）。五十三岁，次子经迈出生（一八七六-一九三八）。五十五岁，他与侧室生幼子经进（一八七八-一八九二，十四岁病亡）。他的嗣子李经方曾任驻日大臣，后来一直在他幕下助理政务。李鸿章去世后，李经方的长子国焘"着赏给举人"，李经方也"加恩着以四品京堂候补"。后来他还做过商约大臣、驻英钦差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职。

李鸿章的嫡长子李经述，"承袭一等肃毅侯爵"。但李鸿章去世次年二月他就"以哀毁"。一九○四年八月，李经述的长子李国杰也承袭爵位。这一房的故事，我姐姐写成了《金锁记》。他们由盛而衰的悲惨结局，请见本书第九章。

第10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8)

至于其次子李经迈，一九○○年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时就襄赞机要。李去世后，经迈以四五品京堂候用。一九○五年任奥地利钦差大臣。一九○七年回国后任光禄寺卿。一九○八年后，做过江苏按察使、河南按察使、浙江按察使、镶红旗蒙古副都统、民政部右丞。袁世凯组阁后曾派他做邮传部副大臣。做了一个月就辞去，避居威海卫。

李经方、李经迈都在民国初年移居上海，并整理李鸿章的函牍，出版《李文忠公尺牍》。他们对于清室一直念念不忘。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他们多方鼓吹，不遗余力；李经迈还获废帝溥仪命为外务部左侍郎。复辟失败后，李经迈把他在威海卫英租界认识的行政专员庄士敦爵士推荐给溥仪做英文老师。李经方则在复辟失败后避居大连，不问外事。李经述的长子李国杰抗战时期在上海与汪伪勾结，遭国民党暗杀。李鸿章的侄子经世、经畬、经羲、经达、经楚等人也都曾任要职，可谓一门显赫。

我祖母连丧三亲人，心情沉郁，四十六岁就因肺疾而逝。

我的祖母一九○一年丧父。一九○二年丧兄。一九○三年丧夫；那年她才三十七岁，情绪沉郁，闭门不出，已若晚年心境。不久就得了肺病。医生劝她不可整天闷在屋子里，应该常坐马车出去透透气，但她并没有接受医生的劝告。辛亥革命时从南京搬到青岛，一九一二年搬到上海不久就去世，终年才四十六岁；那年我父亲十六岁、姑姑十一岁。她的一生是幸或不幸呢？大概她自己也没有答案。

黄翼升是正统湘军，自幼父母双亡，没有父辈提拔。

我祖母去世之后三年（一九一五年）我父母在上海结婚。我母亲黄素琼（逸梵）的祖父黄翼升（一八一八-一八九四），原籍湖南长沙。他和李鸿章一样，都曾在曾国藩麾下领军。他们并曾一起驰骋疆场，平定太平天国和东捻之乱；生前绝没想到两家的孙辈日后同结连理。当然更没想到后来又离婚。

黄翼升是正统的湘军。他和李鸿章最大的不同是幼年父母双亡，没有父辈提拔。他由邓氏收养并改姓邓。大概家境清贫，没有朝中举之路发展，小小年纪就入陆军做小兵。直到四十一岁才由曾国藩为他奏请归宗，乃复姓黄。

黄翼升在陆军时曾远征广西，英勇善战，名闻乡里。洪秀全太平军陷南京后，湖南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奉命治乡兵，创设水师，并把黄翼升调入其麾下。

从一八五四年（三十六岁）到一八六八年（五十岁），黄翼升马不停蹄，转战各地。他入曾国藩麾下后，与湘军水师守备杨载福奋力追击，一九五四年年底就肃清湖南、湖北的太平军。之后随曾国藩移师江西九江；那时李鸿章也从镇江到江西，在曾国藩麾下协助批拟奏稿。那一年黄翼升三十六岁，李鸿章三十一岁，一武一文，尚未交集。

一八五五-一八五八年间，黄翼升随杨载福转战江西、安徽各地，力抗太平军。一八五八年克服九江后，他得旨加总兵衔，不久又补河间协副将。次年曾国藩就为他奏请归宗，回复原姓。

与李鸿章转战各省，屡建奇功。

一八六○年，黄翼升、李鸿章首次交集。那一年曾国藩奏设淮扬水师。清廷诏他"于所部将领中，简其才略素着、谋勇兼全者，酌保数员"。当时黄翼升合围安庆成功，李鸿章为福建延建邵道台，同时为曾国藩圈选应命；黄翼升并获授江南淮扬镇总兵。一八六二年又获授代理江南水军提督。

第11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9)

一八六二-一八六八年间，黄翼升与李鸿章不断交集。他们曾合力克服苏州、嘉定、无锡、上海等地。一八六四年灭太平天国后，他们又转战江苏、山东、河南各省，平定捻匪之乱。李鸿章获授湖北巡抚，次年调升直隶总督与北洋事务通商大臣，官运扶摇直上。

黄翼升则于一八六四年出任首任长江水师提督。一八六八年平捻后，他获授三等男爵，曾国藩、彭玉麟也详定水师章程，为他设提督署于安徽太平府，设行辕于湖南岳州："自荆岳下至崇明，支河内湖，悉归统辖，计五千余里。所有六标二十四营。船七百七十四艘。总兵五营。官副参游二十四。……兵万二千。兵饷杂费月五万有奇。……"曾国藩奏言："水师事务繁重，惟翼升可以综览全局。"彭玉麟亦奏言："翼升精明强干，练达营务……"

沙场勇将，四十七岁才得独子，七十六岁尚无孙辈。

黄翼升青年时代就不断转战各地，婚后一直没有生育。直到灭太平天国次年，他已四十七岁，夫人才生下独子--我们的外祖父--黄宗炎。黄宗炎成年后结婚，元配也一直没有生育。黄翼升一八九四年去世时，膝下仍无孙辈。当时黄宗炎的元配回长沙乡下为他买了一个姨太太。一八九五年黄宗炎逝于广西盐法道任上。一八九六年我们的姨祖母生下了我母亲和我舅舅这对双胞胎。我母亲的性格形成及她对我姐姐的影响，请见本书第四章。我舅舅一家的故事，请见本书第九章。我母亲曾说："湖南人最勇敢。"黄翼升骁勇善战，不愧是一个湖南人。

我后母的父亲孙宝琦有五个太太，二十四个子女。

我母亲与我父亲离婚后，我父亲于一九三四年再娶孙用蕃（一九○三-一九八六）。她的父亲孙宝琦和我的外祖父、外曾祖父正好相反；多妻、多子、多孙。我后母是姨太太的女儿，为了在众多兄弟姐妹中争宠，养成了精明干练、强出头的个性。她嫁入我家之后，我们都深受她这种个性的影响，最后导致姐姐离家出走。

孙宝琦（一八六七-一九三○）原籍浙江杭州，字慕韩，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孙贻经是咸丰十年进士。同治十年升到侍讲。光绪六年（一八八○）后做过刑部侍郎、户部侍郎。一八九○年辞世时，孙宝琦二十三岁，"五年不茹腥，不居丙"。

后来孙宝琦做过户部主事、直隶道员、铜元局总办。并创设育才馆，办理开平武备学堂；"吴佩孚、萧安国、陶云鹤皆列门墙"。

一九○○年联军陷北京后，慈禧挟德宗出逃。孙宝琦随行护驾至西安。因为他熟谙法文和电码，受命军机处密事。当时北京与西安之间有关议和及朝政的电报，全都由他译读办理。

因为护驾有功，一九○一年议和之后，孙宝琦以五品京堂奉派出使法国大臣。他重视教育，赴法上任时曾带张人杰、林桐实、严璩等七个学生至巴黎留学。一九○三年又获兼任西班牙国大臣。

出使法国期间曾斥责留学生，暗助孙中山。

在巴黎三年，孙宝琦有一件事列入平生光荣纪录。当时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获释至巴黎，有两个留德的学生和两个留法的学生去旅馆看他。孙中山留他们在房间里密谈，但留学生坚请他去外面喝咖啡。在咖啡馆坐没多久，两个留法的学生借词先走。他们溜回孙中山下榻的旅馆，设法进入他的房间，割开皮包，把同盟会的同志盟据和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密函偷走，拿到清廷驻法使馆告密邀功。

第12节：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10)

孙宝琦受理这件事，当面斥责那些留学生的行为乖违，叫他们要把盟据交回个人，专心读书，不予举发。并将法国政府的密函送还孙中山。杨恺龄在《杭县孙公慕韩家传》中说：

"可见公回护革命，曲全青年，胆略识见之远大，回非守旧大臣可望其项背者也。"

一九○五年返国后，孙宝琦"充厘定官制局提调，权理太常寺少卿及顺天府府尹"。

屡在北洋政府任要职，时间都很短暂。

后来他又奉派出使德国，"谋力筹中美德三国联盟"，并商洽收回青岛主权的问题。但"议和未遂，乃辞归"。第二年任山东巡抚，

"主录用党人，裁抑亲贵，言人所不敢言，而朝廷终不省。"

民国之后，孙宝琦做过袁世凯内阁的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一九一五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孙宝琦不愿接受，遂去职改任审计院长。又因税务问题力争不得，改任汉冶萍公司董事会会长。

一九二四年曹锟任北洋总统时，孙宝琦复任国务总理，不到半年就因金佛郎案与财政总长王克敏龃龉去职，改任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不久段祺瑞执政，他被聘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段祺瑞另想派他做淞沪商埠督办、驻苏维埃大使，他都没有接受。他在世的最后五年，出任"全国赈务督办华洋义赈会会长"，募款嘉惠灾黎。一九二七年一度避居大连。一九三○年冬在上海辞世，终年六十四岁。

"平生但率真，宦久不知巧"，儿女亲家皆显贵。

孙宝琦一生兼走国内外，南北奔波，做过的职务很多，但时间都不长久。他随政治环境浮沉宦海，曾咏句自况：

"平生但率真，宦久不知巧。"

他的知友叶柏皋太史则说他：

"性慈秉介，囊无一金，不妄取于人，囊有一金，必慨施于人。"

虽然如此，他娶了五个太太：元配是曾任山东巡抚的张勤果之女，侧室则有朱、张、刘、李四氏。这五个太太为他生了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我的后母排行第七个女儿，做小姐时就染上了阿芙蓉癖。他晚境拮据，尽量把儿女许配给权贵之家。"河间总统冯国璋"、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清庆王奕劻，以及被我祖父参奏丢官的户部尚书王文韶、北洋总统袁世凯等等，都是他的儿女亲家。这是他政治事业最成功的延伸。在这方面，他比李鸿章、张佩纶、黄翼升都更成功。

第13节：童年·成长与创伤(1)

第二章

童年·成长与创伤

"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

--张爱玲《造人》（一九四四年五月）

张御史的少爷，黄军门的小姐，十九岁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

五年之后，一九二○年九月，母亲生下我姐姐，小名小煐。次年十二月，母亲生下我，小名小魁。此后十多年，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后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和父亲离婚后又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一九三八年她逃离我父亲的家。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听到父母的争吵，面对他们的恩怨分合。我们的童年与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其间的波折和伤害，姐姐的感受比我更为深刻。

与二伯父分家而治，搬到天津去。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一九二四年，姐姐四岁，我三岁。如果母亲没有在那一年出国去，姐姐和我的童年应该是富足而幸福的。

然而母亲和姑姑走了。我和姐姐常由保姆带着，在花园里唱歌，荡秋千，追逐大白鹅。

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本来过得很宽裕。如果父亲能够本分守成，不花天酒地吸大烟，母亲也不会伤心出国，我们的生活是可以一直平顺而宽裕的。

照我姐姐后来的分析，是说我父亲一直在二伯父治下，生活太拘谨了，一旦如愿地分家而治，就如野马脱缰，难以收心，自由放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家子的财产都是三祖母陪嫁过来的。

我的大伯父早逝，二伯父大我父亲十七岁：他们是我的第一位祖母朱芷芗所生。第二位祖母边粹玉并无生育。第三位祖母（李鸿章之女李菊耦）生了我父亲及两位姑姑；但大姑姑早年在杭州病故。我祖父一九○三年去世时，二伯父二十四岁，我父亲才七岁，姑姑二岁。

我祖父是个清官，一家子的财产都是三祖母陪嫁过来的。祖父去世后，表面上是三祖母当家，具体事务则由二伯父料理。祖母省俭度日，二伯父也不尚奢华。三祖母一九一二年去世后，家里仍残留着封建习俗与家规。长兄如父，长嫂若母，我父母婚后与他们同住自然觉得很拘束；我母亲因而常常回娘家解闷。后来我看父亲那一时期的日记，差不多每篇都写着"莹归宁"：莹大概是母亲的小名。

我父母一直想和二伯父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但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后来他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堂房伯父张志潭引介（张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出任该职），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如此才顺理成章的分了家。一九二三年，我姑姑和我们一起，由上海搬到了天津。

我母亲思想开明，是旧社会的进步女性。

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姐姐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更为深恶痛绝。传统的旧式妇女，对丈夫纳妾、吸大烟等等行径，往往是只有容忍不置一辞：因为家里并无她们发言的地位。我母亲对父亲的堕落则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一九二四年夏天，我母亲二十八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由此也可看出我母亲的果敢和坚决。思想保守的人，说她"不安分"；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进步女性"。姐姐在《童言无忌》里说：

第14节：童年·成长与创伤(2)

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姐姐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所以我有记忆的开始，母亲已和姑姑出洋去了。姐姐和我，成天就由保姆带着，在院子里玩。有时也上公园走走，或到亲戚家玩玩。我从小就常发烧感冒，有时保姆带着姐姐出门去，我只能留在家里。小小年纪，我就觉得姐姐比我幸运，也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那时姐姐和我最快乐的事是母亲从英国寄衣服回来。保姆给我们穿上新衣服，仿佛过新年一般喜气洋洋。有时母亲还寄玩具回来，姐姐一个，我也一个。当时我们都还小，保姆照顾我们也周到，对于母亲不在家中，似乎未曾感到太大的缺憾。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回想母亲自国外给我们寄衣服和玩具这件事，我才了解她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无奈！

"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母亲和姑姑走后，我父亲的生活更为堕落了。原来养在外面的姨太太，也干脆住进家里来。成天出出进进的，都是那姨奶奶的姐妹淘，莺声燕语，好不喧闹。

家里来了那些客人，姐姐的保姆"何干"和我的保姆"张干"就把我们带到院子里玩。姐姐很爱荡秋千，因为她比我勇敢。我在一旁看着，很羡慕，但不敢坐上去。姐姐还会缠着保姆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但我一句也没学会。姐姐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

"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姐姐早慧，观察敏锐，那么幼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保姆的勾心斗角，从而"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虽只比她小一岁，对这些事?一直是懵懂无知的，觉得保姆都差不多：无非是照顾我们起居生活，吃饱穿暖，陪我们玩耍，不让我们去打扰大人的生活。

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

所以，她"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这句话，我觉得是多余的。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舂成粉，搀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姐姐在《私语》里描写的这段情景，如今我是完全不记得了。只有"多病"这件事，一直是记得的：因为多病，她能吃的我不能吃，她能做的我不能做。我从小在姐姐心目中的分量，从她这段描写就很清楚地确定了。此后的人生进展，细节尽管曲曲折折，形貌变化多端，但我的生命基调和方向，无非也就如姐姐描写的那般，虚弱无奈地活了大半辈子。

姐姐并未写出我们搬离天津的真相。

我们在天津的童年，前后六年。一九二八年，我们又搬回上海来了。那一年姐姐八岁，我七岁。

第15节：童年·成长与创伤(3)

关于我们搬回上海的原因，姐姐在她的散文里从未写出真相。即使在她晚年写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里，也只有以下几句简单的描写：

"他一直催她回来，答应戒毒，姨太太也走了"。

"我们搬到上海去等我母亲、姑姑回国"。

"我八岁搬回上海，正赶上我伯父六十岁（编按：应为五十岁）大庆，有四大名旦的盛大堂会，十分风光"。

虽然姐姐后来与我父亲决裂，曾在文章里把我父亲写得十分不堪，但到底还顾到他的基本尊严，没把他搬离天津的原因写出来。她在《私语》里也仅说是父亲的姨太太"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父亲"官位"不保。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也是在我堂房伯父管辖下的单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影响我堂房伯父的官誉。一九二七年一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我父亲失了靠山，只好离职。他丢了这个平生唯一的小小官差，心里当然深受刺激，这才痛下决心，赶走了姨太太，写信求我母亲回国。我们于一九二八年春天搬回上海--因为我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

母亲坚持送我们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我母亲决定回国，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挽救她的婚姻。既然我父亲答应戒除鸦片，不再纳妾，她认为这个婚姻还可以维持下去。她是个母亲，当然想念儿女，想回来与我们一起生活。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姐姐和我都已到了入学的年龄。我父母亲都没有正式上过学校，一直由家里请私塾先生教学。父亲对姐姐和我的教育，也坚持沿用私塾教学的方式。我们三四岁时，家里就请了私塾先生，教我们认字、背诗、读四书五经，说些《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后来也学英文和数学。

但我母亲去英国游学了四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我们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她回国后，为了这个问题和父亲争吵多次，我父亲就是不答应。

办离婚手续时，母亲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后来我父亲没遵守承诺，又开始吸鸦片。母亲对婚姻彻底绝望了，不再凡事听从父亲的意见，坚决要送姐姐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入学六年级。姐姐在《必也正名乎》里提到这一段：

"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过了不久，我父母就离婚了。姐姐和我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我母亲在离婚协议里

坚持我姐姐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我父亲负担。

我的表哥黄德贻回忆说，我父母离婚完全是我母亲采取主动，我父亲根本不想离婚。但他当初要我母亲回国曾答应两个条件，"戒除鸦片"这个条件没做到，自知理亏，无可奈何。我表哥说，我母亲请的是一个外国律师，办手续的时候，我父亲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律师看着我父亲那个样子，就问我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我母亲答说：

第16节：童年·成长与创伤(4)

"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父亲听了这话后，才终于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听着父母吵架，起先是陌生的，渐渐我就害怕起来了。

我们刚从天津搬回上海时，母亲和姑姑尚未回国，就暂住在武定路一条里弄里的一所石库门房子里。过没多久，母亲和姑姑回来了，就搬到现在的陕西南路一处叫宝隆花园的一幢欧洲式洋房。屋顶是尖的，门前有个小花园，进了门有一个挂衣服搁雨伞的木橱，客厅很宽大，还有个壁炉。那洋房共有四层，顶楼作为贮物间。姐姐和我在楼梯间跑上跑下，起先很兴奋，因为母亲和姑姑回来了，家里热闹了许多。有时母亲请朋友来玩，就在客厅里弹钢琴、唱歌，姐姐和我坐在一旁看着，觉得很快乐，很幸福。有母亲在家，确实是不一样了。那时母亲三十二岁，穿着从欧洲带回来的洋装，看起来多么美丽啊！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着我，对我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但是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父亲和母亲又开始吵架了。关于这部分，我姐姐的记忆是：

"他们剧烈的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私语》

我的记忆则是院子里养着一条大狼狗，姐姐和我常在那里逗狗玩。突然就听到从楼上传来父母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声。偶尔还夹杂着我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破东西的声音。张干和何干陪着我们，轻声地说道：

"又吵起来了！"

我们虽然仍逗着狗玩，但我心里很害怕。以前他们也一定吵过架，那时我还小，没留下记忆。住天津的时候，母亲出国去了，偶尔听到的是父亲呵斥姨奶奶的声音。回到上海来，听着父母的吵架，起先是陌生的，渐渐我就害怕起来了。

姐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的感觉，但我相信，她那时也一定是害怕的。

回复到天津时期：只有佣人和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不久我父亲又开始吸鸦片，我母亲闹着要离婚。闹了好久，我父亲终于同意了。从复合到离婚，前后不到两年。

我姑姑看不惯我父亲的堕落，在我父母离婚后也搬了出去。我们这个家，回复到天津时期：花园，洋房，狗，一堆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那时姐姐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姐姐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姑姑送父亲住进中西疗养院戒除吗啡毒瘾。

离婚这件事，对我父亲的打击可能是很大的。抽鸦片已经不能麻木他的苦闷，进而开始打吗啡了。他雇用了一个男仆，专门替他装大烟和打吗啡针。他的身体和精神日趋衰弱，神经也开始有点儿不正常。亲戚朋友听说这个情况，都不敢上门来看他了。

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天气很热。有一天我父亲只穿了一件汗衫和短裤，仍然嫌热，就把一块冷毛巾覆盖在头上，两只脚浸在盛满冷水的脚盆里。那时正放暑假，姐姐在家。父亲看到我和姐姐，眼光呆滞，嘴里不知咕哝些什么。家里的佣人看他那样子都很害怕，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事。我看了也很害怕，以为他快死了。

第17节：童年·成长与创伤(5)

后来佣人就打电话给姑姑，把情形说给她听。姑姑来到我家，看见父亲那呆滞的、奄奄一息的样子，立即决定把他送到中西疗养院去住院治疗，戒除毒癖，挽救他的生命。

我姑姑是相信西医的。她请了中西医院里一位名叫Lambert的法国医生为我父亲主治。他当时采用的戒毒措施是替我父亲注射盐水针剂，借以恢渐冲洗体内的吗啡毒素。另外还用电疗按摩他的手足，促进血液循环，使手足的功能恢复正常。

这样大约治疗了三个月，我父亲才逐渐恢复健康，戒除了吗啡的毒瘾。不过鸦片他仍继续抽着。

朱老师捏着喉咙学女声朗读《海上花列传》。

父亲出院后不久，我们就搬到延安中路原名康乐村十号的一所小洋房里。我舅舅家也住在那条里弄里的明月新村，和我家只有几步之隔。父亲虽已和母亲离婚，和我舅舅的来往并未受影响。我舅舅也是靠吃遗产的遗少，舅舅、舅母也都吸鸦片。父亲把家搬到那里，一方面是可以常去找我舅舅一起吸大烟聊天，另一方面是舅舅家孩子多，姐姐和我也可常去找表姐、表哥玩。

那几年中，我记得姐姐一到寒假就忙着自己剪纸、绘图，制作圣诞卡和新年卡片。她做这些事的时候，精神非常专注，细心，不许我在旁边吵她。我知道她总是把自认最满意的圣诞卡拿去姑姑家，请姑姑代为寄给我母亲。

姐姐就读黄氏小学后，继续在学校学弹钢琴。后来还曾特别到一个白俄老师家学钢琴，一周一次。但是我父亲认为学费太贵，姐姐每次向他要钱交学费，他总是迟迟挨挨，要给不给，后来姐姐就不再去了。

那时我父亲延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朱老师，在家里教我念古书。朱老师性情温和，待人很亲切。姐姐如果在家，也常和他谈天说地。有一次，姐姐从父亲书房里找到一部《海上花列传》，书中的妓女讲的全是苏州土话（吴语），有些姐姐看不懂，就硬缠着朱老师用苏州口白朗读书中妓女说话的对白。朱老师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姐姐和我听了都大笑不止。姐姐对《海上花列传》的痴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寒假里她自己编制了一份报纸副刊。

还有一次寒假，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自己裁纸和写作，编写了一张以我家的一些杂事作内容的副刊，还配上了一些插图。我父亲看了很高兴，有亲戚朋友来就拿给他们看。

"这是小煐做的报纸副刊。"他得意地说。

亲戚朋友当然也夸奖了姐姐的创作才华。

姐姐小的时候，个性是很活泼的。记得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亲戚朋友来吃饭，我舅舅一家也都来了；他们家是女孩子多，另一位贵宾则带了三个儿子来，最小的儿子生肖属狗，小名就叫"哈巴"，长得很逗人，招人喜欢。姐姐和舅舅家的几个表姐，不知怎么商量的，在我们做游戏时突然把"哈巴"抢了去，关在楼上一个房间里。楼下的男孩子--"哈巴"的两个哥哥、我表哥与我--几次冲上楼去救"哈巴"，都不敌娘子军的威力。我姐姐发号施令，指挥若定，我们这几个男孩子都不是她们的对手。后来因为要开饭了，娘子军才休兵，把可怜的"哈巴"放出来。

姐姐与舅舅家的表姐感情很好。放假回家就往她家跑，也常约她们一起去看电影、逛街。那时她也常去姑姑家。从姑姑那里可以知道母亲在国外的情形。母亲写信给她，也都是寄到姑姑家转的。

第18节：童年·成长与创伤(6)

姐姐读高一那年，我才读小学五年级。

一九三四年，我姐姐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我父亲这才答应让我到学校去上学。因为在家跟私塾先生学了一些根底，我插班考试，进了协进小学读五年级。这个学校不如圣玛利亚女中那么高级。圣校是美国教会学校，和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中西女中--同属姐妹校；学生全部住校，学费也很昂贵，校址在现在的中山公园以西穿过沪杭铁路不远的一座幽静的西式建筑里。不过解放之后，听说那里已改为工厂了（一九五三年七月五日，圣玛利亚和中西女中这两所贵族女中合并成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校址在中西女中旧址）。

不久，我父亲再婚。我们这个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又开始纷扰起来了。

父亲再婚前不知我后母也吸食鸦片。

一九三三年，房地产价格上涨，我父亲的经济情况好转，原来已不大来往的亲戚又开始走动。其中有三位姑表亲往来得尤为频繁。一位表姑父是交通银行某分行的经理，一位是一家外商银行的华买办，另一位是律师。他们三家几乎每天都有饭局或牌局，也几乎每次都邀我父亲去参加；后来就把我父亲介绍给日商住友银行的华买办孙景阳做助手，处理与英美银行和洋行业务的书信往来。父亲在津浦铁路局做过英文秘书，处理英文商业信函等事务还颇内行。外商银行的华买办，主要业务就是做投机、买卖股票、债券等等，我父亲也从那里学了一些实务。

因为与孙景阳朝夕相处办公，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应酬也越来越频繁。那位表姑父了解两家的情况，就提议把孙景阳父亲庶出的一个女儿介绍给我父亲，并亲自去做媒提亲。

孙家是个大家庭。孙景阳的父亲孙宝琦有一妻四妾，子女二十四人（八男十六女）。要介绍给我父亲的这位庶出的女儿叫孙用蕃，是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当时已三十六岁。据说她很精明干练，善于治理家务及对外应酬。和她哥哥、姐姐的婚嫁比起来，攀上我父亲这门亲，似乎有些低就。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老小姐早已有阿芙蓉癖，因此蹉跎青春，难以和权贵子弟结亲。只是婚前我父亲并不知道她有"同榻之好"。

"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但还是发生了！

这门亲事很快就说定了。一九三四年夏天在礼查饭店（今上海大厦附近）订婚，半年后就在华安大楼（现在的金门酒家）结婚。

父亲再婚那天，姐姐和我都参加了。二伯父、二伯母、姑姑及舅舅一家也都来了。姐姐和姑姑、表姐她们坐一起。我和表哥、堂哥、堂弟等人坐一起。那年姐姐十四岁，读高一，我十三岁，读小学五年级，都是最敏感的年龄。看着婚礼的进行，我想着远在欧洲的母亲，不知她那时在哪一个国家？生活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可能再婚？我也想到这位后母不知是个怎样的人？我们一家以后要过着怎样的生活？姐姐从来没和我谈过父亲再婚的事，大概认为谈不谈都一样吧？

许多年后，我才从《私语》里看到她对父亲再婚的感受是那样的激烈：

"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第19节：童年·成长与创伤(7)

后母怂恿我父亲搬进有二十多个房间的大别墅。

后母进门后，我家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她确实想表现精明干练、善于治理家务的手腕，不但抓紧日常生活开支，对佣人的工作也加以调整。我父亲用的一些男仆和母亲原来用的几个女仆都被辞退了，把孙家原有的男女仆人补了一些进来。

对于住的方面，后母也有意见。她认为现住的康乐村十号洋房太狭小，劝我父亲搬家。正好我二伯父名下的别墅有一家房客搬走，房子空了出来。那别墅是李鸿章给我祖母的陪嫁。祖母在世时，二伯父一家、我姑姑及我父亲都住在那里。姐姐和我，也是在那座大别墅出生的。祖母去世后分遗产，别墅落在二伯父的名下。我父母搬去天津后，二伯父嫌它大，自己不住，一直都在出租。

那别墅位在现在泰兴路（当时叫麦德赫司脱路）和泰安路（当时叫麦根路）的转角上，隔着一条马路就是苏州河：过河就是闸北区。它是清末民初盖的房子，仿造西方建筑，房间多而进深，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佣人居住；全部大约有二十多个房间。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通气孔都是圆形的，一个个与后院的佣人房相对着。平时这地下室就只放些杂物，算是个贮物间。

这样的房子，本来应该是大家庭住的，我家只有四个人（佣人不算），住起来是嫌太大了。但我后母看过后，也不管房租有多贵，一直怂恿我父亲搬进去。据我后来的猜想，我后母急于搬家，大概是觉得和我舅舅家离得太近了，对她不方便。

成长期结束了，但创伤还在成长。

搬进这样的大房子，布置家具等等，当然花了一大笔钱。那年我父亲还在银行做事，就快过四十岁生日了，后母当然极力张罗，务必风光气派，让我父亲有面子，也让亲友觉得她确实很会治理家务。至于花掉多少钱，她是不去算计的。

我姐姐中学的最后两年，就是在这所又老又大的房子里度过的。一九三七年秋，她和后母吵架，被我父亲关在这房子的楼下。半年之后，她从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的成长期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创伤还在成长。

第20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1)

第三章

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

"有我父亲的家，那里我什么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

--张爱玲《私语》（一九四四年七月）

我父亲和母亲离婚后，姐姐和我的生活起初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星期一早晨，姐姐坐我父亲的汽车去学校，星期六司机又去接她回家。照料她的保姆何干，每星期三还为她送去换洗的衣服和食物。逢到星期例假和寒暑假，姐姐回到家中，照样做她爱做的事情。如看电影、看小说，到舅舅家聊天，自己动手绘制圣诞卡和贺年卡，和我姑姑也还保持一定的联系。我还记得那时父亲要换汽车，听从姑姑的建议，买了一辆英国车"获素"Vouxhall，雇她用过的一位白俄司机。"获素"是当时英国车的代表，大多是汽车玩家买的。但有一次姑姑陪我父亲带着姐姐和我，乘这辆车到闵行去游览，回途的时候汽车突然走不动了。司机下车检查，原来是电箱四周的电线接头不牢，造成电箱脱落。我们下了车，看司机一时修不好，只好另外雇车回家。

我父亲看出这个女儿有创作的天分。

我父亲虽有不良的嗜好，但也很爱看书。他的书房里有中国古典文学，也有西洋小说。姐姐在家的时候，没事就在书房里看书，也常和父亲谈一些读书的感想。父亲鼓励她作诗、写作；他那时也已看出这个女儿有文学创作的天分。姐姐在他指导之下，也真的写了一些旧诗。有几首父亲很满意的，亲友来访他就拿出来给他们看。

父亲再婚，并没有先问过我们的意见，我们心里再不愿意，也不能出口反对。后母三十六岁才结婚，一嫁到我家就要做两个十几岁孩子的母亲，本来就是很棘手的。如果她能了解我家的情况，听任事情的自然发展，不加干涉和过问，矛盾也许不会激化得那么快。但她自以为能左右我父亲的意志，可以不按照父母离婚协议的有关条文进行，终于导致我姐姐逃出我父亲家这个惨痛的结局。

姐姐写《后母的心》，后母读了很感动。

记得后母刚进门那段期间，和我姐姐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有一些谈论天气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话语。那年放暑假，姐姐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我舅舅家去玩。后母无意中在书房看到姐姐的作文，上面的题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姐姐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情刻画得十分深刻、细腻，很感动人。后母看完也很感动，认为姐姐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我姐姐会写文章。其实我姐姐完全为了习作，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讨好她的用意。我父亲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为了使后母高兴，也就随声附和，未加点破。在我父亲的立场，当然也希望后母与我们保持亲切友善的关系。不过我觉得，我们与后母只是保持着一种表面的礼貌，心里的鸿沟是很难消除的。

姐姐的性格，是属于内向型的，不会随便说些巴结后母的话。其实她看到年龄比她大或比较陌生的人，一向话就很少，不善于交际应酬。只有和表姐她们或年龄相仿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她的话才比较多。尤其一谈起她喜爱的小说、电影、剧本等等文学艺术的话题，她就逸兴飞扬，侃侃而谈。从她中学时期到她离家以后的几年，我们每次见面，谈的也都是小说和电影，很少谈日常生活和亲戚朋友。对于她的私生活或心事，更是绝口不提。

因为太爱看书，她读中学的时候就患了近视，戴着一副淡黄色镜架的眼镜。平时的穿着也很随便，经常穿的是一般女性都穿的旗袍。冬天则常穿着一件有皮领子的呢大衣，大约是我母亲从国外带回来的。

花猫闯祸惊好眠，我们为它向父亲求情。

我们搬进麦根路向二伯父租住的大别墅后，姐姐有一些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因为那房子太大，房间又多，住的人还没有老鼠多，夜里睡觉就听到老鼠四处乱窜，吱叫不休。于是佣人就去抱了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回来，希望减少鼠患。后母从孙家请来的一个黄姓女仆是绍兴人，小脚伶丁，却又很胖，她很喜欢猫，那只花猫就由她负责喂食，有时也替它洗澡、抓跳蚤。

我姐姐也很喜欢那只花猫，回家来常逗它玩。它不知从哪里找到一颗彩色的乒乓球，最爱追这颗球为乐。球壳内似乎装了沙粒，滚动起来沙沙作响，花猫听了越发兴奋，追逐得更为起劲。我们常常看它玩这游戏，还在一旁拍手叫好。

第21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2)

一天晚上，为了让它抓客厅的老鼠，就把花猫关在客厅里。女仆大概怕它在那里无聊，就把那颗球也放在客厅里。大家安睡之后，花猫?玩起那颗球来了。夜深人静，花猫奔跑和球滚动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老鼠可能是不敢出来了，也把睡在楼上的父亲和后母吵醒了。

我父亲为此大为恼怒，第二天一定要把那只花猫赶走。姐姐和我一直为那只花猫求情，佣人也在一旁说那花猫会捉老鼠，父亲才未坚持下去。不过，他把那颗惹祸的彩色球没收了。后来那只花猫就无精打采的，常趴在后院里静静地晒太阳。

教小胖唱《渔光曲》教了一上午。

还有一次吵到我父亲及后母睡觉是教小胖唱《渔光曲》。小胖也是我后母雇来的小丫头，因为长得胖，大家就叫她小胖。暑假的时候，姐姐一早起来就弹练钢琴。大概是基本功反复弹练厌烦了，正好看到小胖，就想起教小胖唱歌。一九三四年六月，王人美主演的电影《渔光曲》在上海上映曾连演八十四天，收音机里差不多每天都在播它的主题曲，我姐姐就决定教她唱这首歌。可是小胖不识字，天资也不聪慧，开头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教了差不多整整一上午，还是不会唱。但这?把我父亲和后母吵醒了。不用说，父亲又大为恼怒，把小胖叫去大骂了一顿，又叫我姐姐以后早上不许弹练钢琴。

她爱吃紫雪糕，爆玉米花，山芋糖，掌鸡蛋，合肥丸子。

姐姐喜爱吃的菜肴和零食，大多是甜的。我们到外面去，她一定要买紫雪糕和爆玉米花。在家里，她爱吃有个老女仆做的山芋糖。做法很简单：把生山芋切成片，抹上糖汁，放在油锅里煎炙，再加几粒花生米在上面。捞出冷却，就是一道好吃的甜点。姐姐放假回家，佣人多会做山芋糖给她吃。

另外她爱吃的两样菜也很普通，一样叫"掌鸡蛋"，一样叫"合肥丸子"。掌鸡蛋和炒蛋差不多，不过是把鸡蛋像摊面饼一样在锅里煎熟，盛到碗里后又把碗倒扣在锅里，隔着水蒸一下就行了。合肥丸子是合肥的家常菜，只有合肥来的老女仆做得好。方法其实也不难：先煮熟一锅糯米饭，饭凉了后捏成一个个小团，再把调好的肉糜放进糯米团里捏拢好，大小和汤圆差不多。然后把糯米团放在蛋汁里滚过，再放进油锅煎熟。除了姐姐，父亲和我及家里的佣人也都很爱吃这道合肥丸子。

常常便秘，每次灌肠都如临大敌。

姐姐的健康情况比我好，没生过什么大病。但她有个毛病是我没有的，就是便秘。不知是因为偏食抑或后母来后情绪受影响，她常常便秘。寒暑假里，我常看到她为了通便服用ENO果子盐，但不大能解决问题。要想畅快地排泄一次，就必须借助于灌肠；每次灌肠，都是如临大敌，非常紧张。

姐姐的中学同学，我只见过两个。她们都住同一寝室。一个姓吴，她家离我家不远，暑假时常带着她的弟弟来我家。姐姐和她的同学聊天，我就和她弟弟玩。有时我们一起打网球。

她的另一个同学，就是后来姐姐的老师汪宏声在《记张爱玲》一文中提到的张如谨。她家在镇江，寒暑假都回家住。但寒暑假中，她总要抽空到上海一两次，来找姐姐聊天。每次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张如谨也喜欢文学，姐姐在《存稿》一文中曾提到她：

"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她姓张，我也姓张；她喜欢张资平，我喜欢张恨水，两人时常争辩着。"

第22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3)

她是圣玛利亚校刊《凤藻》的编辑，高中的时候就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若馨》，姐姐还在校刊上写过一篇《若馨评》。根据汪宏声的说法，张如谨后来结婚了，不再写作；而我姐姐

在毕业年刊上的调查栏里，关于"最恨"一项，她写："一个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

对于生活周遭的细屑琐事，她常常是视而不见的。

我姐姐在学校的情况，我当然是不清楚的。后来读到汪宏声的文章，才稍有了解：

"唱到张爱玲，便见在最后一排最末一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烫发，衣饰也并不入时，走上讲台来的时候，表情颇为呆滞。""于是我知道爱玲因了家庭里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说起懒惰，她是出名欠交课卷的学生。""她不知修饰，她的卧室是最零乱的一间。"

汪宏声还提到姐姐曾经写过两首打油诗。

第一首

鹅黄眼镜翠蓝袍，一步摆来一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半寸高。

第二首

先生善催眠，嘘嘘莫闹喧。

笼袖窗旁坐，白眼望青天。

汪宏声的这些描写，和姐姐在家的情况相去不远。对于不喜欢做的事，姐姐确是无精打采，能拖就拖。但是对于看小说、电影、画图、写作等等喜欢的事，她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从不需要别人叮咛提醒。

至于卧室零乱，那也毫不足怪。我们一直有专用的保姆照顾，连一条手绢也没折过，更不用说自己收拾房间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姐姐是一个专心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对于生活周遭的细屑琐事，她常常是视而未见的。

与二伯父打宋版书官司打输了。

姐姐读高二那年，我们与二伯父的争产官司失败，这件事她倒一直是留意着。一九一二年我祖母去世时，父亲十六岁，姑姑十一岁。房产、地产虽照祖母的遗嘱分妥，但以父亲、姑姑年龄尚轻，名下分得的产业都由二伯父托管。

一九二八年我们由天津搬回上海，姑姑也与母亲从英国回来了，才正式与二伯父分析遗产。房屋、地产、不动产都有契据，容易分割清楚，我祖父留下的一批宋版书则引起了纠纷。当时宋版书已很值钱，全部在我二伯父手中。我姑姑认为那也是遗产的一部分，应作三等份分配，不该由我二伯父独得。二伯父不愿照办，就发展成我父亲与我姑姑一方、我二伯父一方的争产官司。当时二伯父延请的律师是汪子健，父亲与我姑姑的律师是李次山。

诉讼期间，证据对我父亲及姑姑是有利的。但二伯父请的汪子健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律师，他建议分化我姑姑与我父亲。他们认为姑姑的态度比较坚决，不易妥协，我父亲的态度则比较动摇，似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一方面由律师给当时担任推事的法官和庭长一笔钱打通关节，一方面由二伯父向我父亲做工作，亦答应给他一笔钱作交换条件，向法庭自动声请撤销告诉。我后母也在旁说项，劝我父亲接受二伯父的条件。我姑姑虽未撤销告诉，但经此转折之后，这件官司最后判我二伯父胜诉。姑姑后来知悉详情，一直怪我父亲背叛了她这个亲手足，以后就很少来我家走动了。

表妹黄家瑞说我姐姐是"一个既热情又孤独的人"。

一九三七年夏天，姐姐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的要求，但被拒绝了。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姐姐出国。姐姐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我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第23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4)

后来我才听说，我母亲为了姐姐出国留学的事，一九三七年特地回上海来了。她托人约我父亲谈判姐姐出国的问题，父亲却避而不见。不得已，才由我姐姐自己向父亲提出的。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我后母的冷嘲热讽。我姐姐受伤最深的就是她在《私语》中写后母骂我母亲的话：

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日军攻击闸北，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我们每天看见人群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不断地从闸北涌向租界。夜里还听到炮声隆隆，无法安眠。我舅舅家那时刚从芜湖搬回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母亲也住在那里，就派人来把我姐姐接过去，在那里住了两个礼拜。

我的表妹黄家瑞回忆说，我姐姐是"一个既热情又孤独的人"。和她们姐妹一起玩的时候，姐姐也很放得开，尤其和她的三姐黄家漪，聊起天来更是嘻嘻哈哈，有时笑得很大声。可是一九三七年初秋和她们同住伟达饭店那段时间，姐姐情绪很低落，不爱说话。就是说话，也总是细声细气的。她常常拿个本子，静静地坐在一旁，侧着脸看人，给人画素描。不然就低着头，在那儿写小说。除了画图和写作，她不做别的事。

我姑姑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后来姐姐回家来了。她走的时候虽让我父亲知道，却没跟后母说一声。两人心里都有疙瘩了。她一回来，后母就开骂，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姐姐要打她，上楼去告状。我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我姐姐一阵拳打脚踢，把我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他打我姐姐时嘴里一直说着：

"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亏我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去把他拉开，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我姐姐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我父亲已下令那两个门房不准开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何干偷偷打电话去我舅舅家，第二天我舅舅和我姑姑来为我姐姐说情，顺便再提让我姐姐出国读书的事。然而说情无效，我后母又在一旁冷言热语的，我父亲和我姑姑一来一往都不善罢干休，竟至兄妹扭打起来了。姑姑的眼镜被打破，脸上受了伤，一直在流血。我舅舅拉着她，要她赶紧上医院去。我姑姑临走时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老女仆何干的忠告扭转了姐姐的一生。

我姑姑和舅舅走后，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那段日子，我也不大敢到她房里去看她。因为我父亲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我姐姐走出门。

姐姐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我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我姐姐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得病一天天严重。姐姐后来在《私语》里把她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写得很清楚，但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她漏写了一段，就是我父亲帮她打针医治。

原来何干见我姐姐的病一日日严重，惟恐我姐姐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负连带责任。她躲过我后母的注意，偷偷地告诉我父亲，并明确表明我父亲如果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负任何责任。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我父亲也考虑到，如果仍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他也没面子。

第24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5)

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我姐姐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姐姐的病情控制住了。加上老保姆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姐姐终于恢复了健康。

我写出姐姐漏写的这一段，并不是为我父亲辩白；事实上他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而不得不采取挽救的措施。但何干给我父亲的忠告，是真正地立了一大功。如果没有何干这个关键性建言，中国近代文坛也许就没有张爱玲了。

在英美《大美晚报》发表被禁及出逃的经过。

我知道姐姐一直在为逃走做准备，但不敢去告诉父亲。一九三八年初，将近旧历年的时候，我姐姐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档，偷偷地逃走了。何干受她的连累，被我父亲大骂了一顿。不久之后也就离开我家，回皖北养老去了。

何干不但在挽救我姐姐的生命上有功，在协助我姐姐逃走一事上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一九四五年我姐姐在《天地》月刊第十九期发表《我看苏青》时，曾有如下一段文字：

"从父亲家里跑出来之前，我母亲秘密传话给我：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当时虽然被禁锢着，渴想着自由，这样的问题也还使我痛苦了许久。后来我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

这里提到的传话者，就是何干。但她在《私语》里只说：

"何干怕我逃走，再三叮咛："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

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

姐姐逃到母亲和姑姑的家后，何干还曾偷偷收拾了一些姐姐的纪念物给送过去。这个老女仆照顾我姐姐十多年，是真心关怀着她的。

过没多久，姐姐就把她被软禁的经过写成英文，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 Post）发表。这是美国人办的报纸，编辑还替她这篇文章定了一个很耸动的标题："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这是我姐姐第一次在报刊发表文章。一九四四年四月她与几个女作家聚会时曾提到这件事：

"第一次的作品是一篇散文，是自己的一点惊险的经验实录，登在一九三八年的英文《大美晚报》上。"

我父亲一直是订阅英文《大美晚报》的，自然看到了这篇我姐姐的控诉。他为此又大动肝火，但脾气发完了也无可奈何；到底我姐姐已逃离他的家，而文章也已发表了！一九四四年我姐姐在《天地》月刊第十期发表《私语》，把这件事又细说了一遍，我父亲除了难堪与矛盾已经无法生气--那时我姐姐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了。

伦敦大学入学考试，姐姐是远东区第一名。

姐姐投奔母亲，增加母亲的经济负担，但母亲仍请了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为姐姐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据说当时的补习费是每小时五美元。我姐姐发愤图强，考了个远东区第一名。但是欧战爆发，她没能去伦敦入学，一九三九年改入香港大学。

我的表哥黄德贻回忆说，我母亲和她的双胞胎弟弟分遗产时，我舅舅分得房地产，我母亲分首饰和古董。一九二四年她第一次出国，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变卖了一些古董，也带走了一些古董，就和我姑姑出国了。我姑姑也是带一箱古董出国的。我母亲在国外学会了说英文，画油画，做雕塑。一九三六年她回上海后，有一次要帮我的二表姐黄家珍做塑像，但不知为什么被我舅舅婉拒。

第25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6)

我表哥说，母亲不愧是湖南人，是勇敢的摩登女性，幼时裹过小脚，成年后却一直穿着高跟鞋。在国外她还学会了游泳，也曾和我姑姑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她回上海时，把她穿泳衣和滑雪的照片拿给大家看，很得意自己的勇气。

母亲的美国男友死于新加坡战火。

另外我表哥还透露，我母亲那次回上海，带了一个美国男朋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四十多岁，长得英挺俊美，名字好像叫维葛斯托夫。我姐姐是见过母亲这男友的，但她从没对我说过，也没在文章里提起。《私语》的结尾部分有两句话很模糊：

"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很多，而且一直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当时我看不懂这两句话的涵意。听我表哥这一说，我终于明白了。那年我表哥十六岁，对母亲的事记得很清楚。

我母亲的男友做皮件生意。一九三九年他们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售。

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沦陷，我母亲的男友死于炮火。这对她是很大的打击。她在新加坡苦撑，损失惨重；一度行踪不明，与家人失去联系。后来才知她去了印度，做过当时与甘地积极推动印度独立的尼赫鲁（后来曾任印度首任总理）姐姐的秘书。

她带回数十个箱子，里面大多是皮件。

一九四六年，我表哥二十五岁，已自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在中央银行工作，并且讨了一个漂亮的同班同学做太太。我姑姑收到母亲的信，说她要搭船回国了。

我母亲回国那天，我表哥陪我姑姑及我姐姐去码头接船。表哥看到我母亲走下船，戴着墨镜，很瘦，形容憔悴。我姑姑在一旁说：

"哎唷，好惨！瘦得唷！"

我姐姐在一旁不作声，只是眼眶红了。

那天我母亲带回数十个箱子，里面大多是皮件。一九四八年她又去英国，料理男友的遗物，后来又去法国，听说领养了一个华侨的女儿。我姐姐在《对照记》里说，母亲一九五一年曾在英国的皮包工厂做女工，想做皮包卖，但似乎未成功。这件事我并不清楚。

我表哥说，我母亲不喜欢男孩子，喜欢女孩子。碍于离婚协议她不能带我姐姐出国。一九三七年她回上海争取我姐姐到英国读书，一方面是为我姐姐教育着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这机会把我姐姐带在身边。这个希望后来破灭，她曾向我舅舅说，要带我的表妹黄家瑞去英国，我舅舅没答应，因黄家瑞是他女儿中最漂亮的。

已有十多年没有和母亲吃过饭了！

听我表哥回忆母亲的往事，我心里很难过。以前她回国来，我姐姐要去姑姑家看她，而我总是被父亲和后母拉住，不许同去。我为此哭闹过很多次，他们还是不让我去。一九三八年初姐姐逃走后，我在家里很孤单，很想念她。那年放暑假，我就偷偷到她们的住处找我母亲和姐姐，希望留在她们那里住下来。我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我姐姐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的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姐姐和我都哭了。回到父亲家，我又哭了好多次--从此我和姐姐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一九四七年我因公从扬州回到上海，从我表哥处知道我母亲又回上海来了，住在国际饭店，我就赶去看她。她很高兴地对我说，她马上要搬到我姑姑家，叫我过几天去吃中饭。那时我二十六岁了，差不多已有十多年没和母亲一起吃过饭。她问我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到时可以准备。

第26节：青春·逃出我父亲的家(7)

回想吃牛油拌土豆泥和菠菜泥的日子。

我姑姑那时刚搬到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弄堂内的重华新村。到了约定的那天，我去到姑姑家，姐姐有事出去了，姑姑也去上班，只有母亲在家。吃饭的时候，她一直注意我吃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我对她讲的。她还不时问我工作的情况，教导我应当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自始至终我总是战战兢兢回答她的提问，以及唯唯称是地听着她的教导。那个时刻，我想到她尚未和我父亲离婚前，对姐姐和我的饮食营养很注意，常叫我们吃牛油拌土豆（马铃薯）泥和菠菜泥。我虽不爱吃，也只好把它们当药一样吃下去。

过了几天，我舅舅过生日。我平时随便惯了，见到我舅舅，只口头向他祝寿，没有行跪拜之礼。后来我母亲趁没人注意时就责备我不懂礼貌，对长辈不够尊敬。我这才认识到，我母亲虽然长年住在国外，习惯了西方的生活，却没忘记中国旧社会的封建礼仪。

她们相继出走，都没有再回头。

一九四八年我从无锡回到上海，又去看我母亲。那时我父亲及后母已沦落到搬至十四平方米的小屋了。我劝母亲回上海来定居，找一个房子和姐姐同住，以后我回上海也可有个安身之处。母亲却淡漠地说：

"上海的环境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我当时认为这个理由很勉强，很想问她是否在国外有了要好的男友或准备在国外再婚？但又觉得这样问很不礼貌，也就没说出口。哪晓得那时她心爱的男友已经死于战火了呢？又哪晓得不久后我母亲真的又出国了，那次的见面，竟是永诀！

一九三八年，我姐姐逃出了我父亲的家。一九四八年，我母亲逃出了中国。

她们都没有再回头。

第27节：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1)

第四章

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

"写小说，是为自己制造愁烦。我写小说，每一篇总是写到某一个地方便觉得写不下去了……一班文人何以甘心情愿守在"文字狱"里面呢？我想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文字的韵味。"

--张爱玲《论写作》（一九四四年四月）

我姐姐的文学才华和成就，实在无须我再费辞。父母生育我们二人，她自小就展现对文学的特殊兴味，灵敏慧黠，深得长辈喜爱。我则体弱多病，心智鲁钝。加上我母亲的坚持，她受教育的过程比我顺利：一步一阶走上去，从来没有延误。我们相差一岁，但我好不容易就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已经是高一的学生了。在先天体能上，我不如她。在先天智能上，我们的距离更有若天渊：她是一个天才，我则只是一个庸才！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姐姐在《天才梦》里的这句话，十分抽象，但也十分贴切。在她发展天才梦的过程中，我母亲与我父亲的角色是推动者，我姑姑的角色则是照顾者。这三个人对姐姐文学志业的发展，每一阶段都有很深的影响。至于我，我是一个见证者。而且如今是，唯一的幸存者。

不要慌，里头还有一个！

我姐姐的性格，受我母亲影响很大。而我母亲的性格，则源于她特殊的身世。

我母亲黄素琼（又名逸梵；英文Yvonne）原籍湖南长沙。她的祖父黄翼升自幼父母双亡，由邓氏收养。及长从军，受曾国藩之召入其麾下，在湘军中以英勇善战著称。

黄家三代单传。黄翼升的独子黄宗炎（我们的外祖父），婚后无所出。当时他们住在南京，就回长沙乡下买了一个姨太太，后来生下我母亲和舅舅这对双胞胎。

一八九四年黄翼升去世，享寿七十六岁。外祖父黄宗炎曾在科举考试中举，就承袭了其父的爵位，获派出任广西盐法道道台。广西瘴气重，据说当地有钱人都吸鸦片以避瘴气。外祖父不吸鸦片，去广西上任一年就因瘴气而亡，得年仅三十岁。

外祖父死后，姨太太在南京临盆。没有生育的大外祖母非常紧张--如果生个女的，黄家的香火岂不就无以为继了吗？

我母亲落地之后，大外祖母一听是个女的，绝望得立时昏倒在地。佣仆一阵惊乱之中，却听产婆在屋里说："不要慌，里面还有一个！"

这一个就是我舅舅黄定柱。可惜他们的生母后来感染肺痨，二十多岁就弃世。母亲和舅舅，都是由大外祖母抚养成人。大外祖母一九二二年在上海过世。

母亲深恐姐姐再受男女不平等之苦。

因为我母亲先出生，后来舅舅家的孩子都喊她"伯伯"；喊他们的父母亲则是"叔叔"、"婶婶"。我家后来也沿用他们的方式，叫我姑姑"伯伯"，叫我父母"叔叔"、"婶婶"。但在我母亲的成长过程中，大外祖母仍免不了有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使我母亲的性格深受影响。譬如说，她自小饱受缠足之苦，而我舅舅则可以在花园里玩皮球。缠足之辱，是母亲一生最大的恨事。

又譬如受教育，她也受到不平等待遇。我的外祖父自他父亲处继承了很多遗产：除了房产地产，在南京还有一个祠堂专门放置古董，雇有专人管理。我母亲后来几次出国以及她在国外的生活费用，大多是靠她分得的古董。我表哥黄德贻记得，我母亲每次回国再出国，

"就带走一两箱古董"。

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母亲没有接受学校教育，无法以文凭或知识在外谋生。

我的大外祖母经济富裕，养育姨太太留下的两个孩子也尽心尽力，自小就在家中为他们延师授课，倒无男女之别。不过我舅舅后来进入震旦大学就读，我母亲就没有那么幸运；因为那时她必须像一般的旧式妇女，接受家里的安排，嫁入一个门当户对的家庭。

我大外祖母去世后，我母亲摆脱了上一代的宰制，也才能独立地审视她与我父亲的婚姻关系，并且勇敢地远走国外，学习英文、法文，进入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和雕塑。她和我父亲离婚时，坚持拥有我姐姐的教育决定权，就是生怕我姐姐又遭受男女不平等的厄运。

从表面上看来，我母亲似乎对我漠不关心。但这不是因为她不爱我，而是她认为一个"儿子"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一向享有较高的地位："他"的教育权、财产权都受到家庭的保障，不需她为我争取权益。

文凭和知识才是独立自主的力量。

我母亲幼年就失去了亲生父母，这对她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影响。大外祖母虽然恪尽职责，到底不是生身母亲。但仰仗大外祖母生活，就必须尊敬她，凡事顺从她。在我母亲成长的那个年代，这是别无选择的。她真正的亲人只有我舅舅，但舅舅和她又有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母亲的心情必然是很压抑、很苦闷的。也许她也曾寄望借着婚姻摆脱在娘家的压抑和苦闷，可惜这个寄望最后也完全幻灭了。身世飘零，心境孤独，在国外过着卖古董维生的日子，她一定深深体会到亲人不可依，先人也不可依--古董总有卖完的一日。

第28节：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2)

文凭才是真正的财富，知识才是独立的力量，这是我母亲从自身经验得到的深刻体悟。在培育我姐姐的天才梦进程中，这种体悟焕发出来的母性光彩，完全迥异于一个传统中国母亲的角色。我姐姐很小的时候，她就教她认字，如我姐姐在《私语》里写的：

"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稍大一点，她就教她背诵唐诗绝句。教她画图。她教的是中国的东西，但她的出发点是西方的。对我姐姐的教育，她从未放松，每一阶段都适时地抓紧，几次回国也都是为了我姐姐的教育问题。她可说是推动我姐姐天才梦的第一要角。

从《孽海花》认识祖父张佩纶。

相对于我母亲的西化，我父亲是完全中国的。他和我母亲一样没上过学校，但家塾的教育较完整，古书读得多，也能读英文小说。他的旧学根底好，和我祖父张佩纶当然有很大的关系。祖父

"少工骈俪文，才思敏捷，下笔千言"。

自中法之战马尾一役罢官后就以读书写作自娱，藏书极丰。我父亲一生不事生产，中年以前的大半时间都在书房里消磨。他的历史知识很丰富，也熟知近代的掌故和轶闻。《红楼梦》、《海上花列传》、《金瓶梅》、《醒世姻缘》、《水浒传》、《三国演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官场现形记》以及《歇浦潮》、张恨水的长篇小说等等，都是我姐姐在他书房里找来读的。

我们童年时，对上一代的事完全不了解，父母也从不提起。我记得第一次听到祖上辉煌是父亲和他的朋友在书房里谈《孽海花》。这本以清末的士大夫、政客、官僚、学者为主角的小说，从一九○三年开始发表第一回，至一九三○年发表最后一回，前后费时二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初集（第一至第十回）和二集（第十一至二十回）；一九三一年一月出版三集（第二十一至三十回）。由于里面影射的人物太多，一九一六年就有强作解人等做了"人名索引"及"人物故事考证"。后来的许多年，《孽海花》一直是清朝遗老遗少茶余饭后最爱闲聊的一本书：以现代的说法就是"对号入座"。

"庄仑樵"影射张佩纶，"威毅伯"影射李鸿章。

我听到父亲和朋友闲聊《孽海花》，就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三集出版之后。那年我已经十岁，才知道我祖父叫张佩纶，外曾祖父叫李鸿章。后来我就把《孽海花》找来看，从人名索引里知道"庄仑樵"就是影射张佩纶，"威毅伯"就是影射李鸿章。姐姐放假回到家，我立刻告诉她，并把这本书拿给她看。她如获至宝，读得津津有味，对于我第三祖母（李鸿章的女儿）嫁给我祖父的那段轶事，尤其好奇，一直缠着我父亲追根问底。

我父亲离婚至再婚的三四年间，可说是我们与他最亲近的一段时间。我记得姐姐放学回家，多在他的书房看书，和他闲谈她对哪一本小说的看法。父亲细心听着，也会把他的看法说给她听。他们闲谈的时候，我都在一旁听着。我记得姐姐最爱谈的是《红楼梦》。曹雪芹创作这部书的时代背景，他的家庭以及书中主要人物的刻画，我父亲都曾详细地分析给她听。关于高鹗的续作，他们谈论得最多。姐姐上高中那年的暑假，提出了两个疑问：一、高鹗在续作中对某些主要人物的形象描写，与原作相差太多；二、原书开头写宝玉梦中在惊幻仙子处看见十二金钗画册上的题诗，已暗示了她们将来的归宿，但续作并没按照曹雪芹的构想去写。她认为这是续作最大的不足之处。

第29节：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3)

父亲对姐姐的这两点看法也有同感。但他对高鹗的出身和热衷于功名利禄这一点颇为重视。他认为续作中不少地方写到官场景况极为生动逼真，就是因为高鹗的出身，对官场情形极为熟悉。

父亲是姐姐研究《红楼梦》的启蒙师。

从他们的闲谈就可以看出来，姐姐当时已经注意到《红楼梦》的艺术完整性。难怪后来她在香港对宋淇夫人邝文美说：

"人生恨事：（一）海棠无香；（二）鲥鱼多刺；（三）曹雪芹的《红楼梦》残缺不全；（四）高鹗妄改--死有余辜。"

她成名之后，不少评论的文章提到她的小说深受《红楼梦》影响。关于这一点，一九四四年她与苏青、汪丽玲、关露、潘柳黛等几个女作家聚会时曾作说明：

"不错，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有时候套用《红楼梦》的句法，借一点旧时代的气氛，但那也要看适用与否。"

姐姐移居美国后，以十年的时间研究《红楼梦》，后来出版了《红楼梦魇》这本书。可见她对《红楼梦》用情之深。而她研究《红楼梦》的启蒙师，就是我的父亲。她十四岁时的习作《摩登红楼梦》，回目就是我父亲代拟的：第一回"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天贾琏膺景命"；第二回"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惊叱燕"；第三回"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第四回"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第五回"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第六回"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由此也可见我父亲的旧学素养。

使人浑身发冷，好像跌进了冰窖。

姐姐常介绍书给我看，也常和我谈论文学。记得她常常谈起的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老舍的《二马》、《牛天赐传》、《骆驼祥子》以及巴金的《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冰心的短篇小说和童话等等。

至于外国文学，我印象较深刻的是她看过《琥珀》（Forever Ember）后说，书中描写十六世纪伦敦大瘟疫之后，街道的荒芜凄凉景象让她觉得阴森可畏。至于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描写香格里拉的《失去的地平线》（The Lost Horizon），她也觉得某些描绘"使人浑身发冷，好像跌进了冰窖"。她还介绍我看毛姆和欧·亨利的小说，要我留心学习他们的写作方法。

告诉我"积累优美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

那段时期，她很欣赏晚唐诗人李商隐有名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红楼梦》里的诗词，她喜欢的是林黛玉和史湘云的诗句，如"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寒塘波鹤影，冷月葬诗魂"。薛宝钗的为人和她写的诗句，大多不为人所喜，姐姐的看法也差不多。但薛宝钗咏螃蟹诗中的佳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却很得她的赞赏。她欣赏的诗词，大多是用词奇特，意境新颖，她在赏读之时也学到如何锻词炼句。她向我父亲学写旧诗，有一首七言绝句的末二句是"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其韵味和上述她喜欢的诗句就颇为神似。

第30节：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4)

一九四二年她从香港大学辍学回上海后，有一次又和我谈到写作。那时她尚未成名，但谈起写作已像一个经验老到的作者。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她已为成名做好了周全的准备。她讲的原话与我现在写的，可能词句有些出入，但意思是完全符合的。她说：

积累优美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不管是在路上、车上、家里、学校里、办公室里，一听到后就设法记住，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你写作时最好的原始材料。

要提高英文和中文的写作能力，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这样反复多次，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如果能常做这种练习，一定能使你的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进步。

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没有勇气去努力实践。因为我于文学只是欣赏，并无积极的创作欲望。

除了文学书籍，她的床头还摆着美国的电影杂志。

除了文学，姐姐学生时代另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电影。她当时订阅的一些杂志，也以电影刊物居多。在她的床头，与小说并列的就是美国的电影杂志，如Movie Star、Screen Play等等。

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

中国的影星，她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他们演的片子，她也务必都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和她到杭州去玩，住在后母娘家的老宅里，亲戚朋友很多。刚到的第二天，她就从报纸广告看到谈瑛主演的电影正在上海某家电影院上映，立刻就说要赶回上海去看。一干亲戚朋友怎样拦也拦不住，我只好陪她坐火车回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迷电影迷到这样的程度，可说是很少见的。但这也说明我姐姐与常人不同的特殊性格。对于天才梦的追寻，她一向就是这样执著的。

欣赏葛丽泰·嘉宝的演技，也好奇她的神秘身世。

她对电影好坏的评价和看法，也与常人不同。她欣赏的电影演员，大多偏重演技方面，而不是只注重名气或外貌。例如蓝马、上官云珠主演的《万家灯火》（抗战胜利后昆仑影业公司的力作），她对我说其中最好的演员是在影片中没有一句台词而且只有一个镜头的女演员：她的角色是某人的妻子。我听了大惑不解，因为当时没有人注意过那个角色。

《乱世佳人》那部大戏，她也只欣赏费雯丽和盖博，其他的演员都不在她的眼下。对于葛丽泰·嘉宝，她既欣赏她的演技，也好奇她的神秘身世。Greet Carson演的片子，她则都不欣赏。当时Carson演的《慈母心肠》很感动人，她却无动于衷。至于Carson演的《傲慢与偏见》如何，则从未听她提起。有一次她说詹姆斯·史都华在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中的演技很好，但这部影片我没看过，也不记得译名。

她们的朋友之谊更甚于姑嫂之情。

我姑姑七十八岁才结婚，之前一直独身生活。她和我母亲感情极好。她们一九二四年结伴出国时，母亲二十八岁，姑姑二十三岁。在英国游学四年，她们相互照顾，有许多女性的共识。我觉得她们的情感不止于姑嫂关系，而更像是知心的朋友：挣脱传统女性的枷锁，在异国一起学英文，听音乐会，参观美术馆，旅游，和现代知识分子交往……那四年海阔天空，她们一起成长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

第31节：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5)

一九三○年我父母离婚。姑姑和母亲一起搬了出去，在当时旧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一幢雄伟的西式大厦，租了一层有两套大套房的房子。那幢大厦住的大多是外国人。她们买了一部白色的汽车，用了一个白俄司机，还雇了一个法国厨师，生活很阔气。

一九三二年我母亲又出国，姑姑在怡和洋行做事，就承担了照顾我们姐弟的责任。当时我父亲经济还很宽裕，我们的生活一直由各自的保姆照顾着，我姑姑允诺的"姑代母职"是一种精神和道义的允诺。特别是我姐姐有什么女性的心事，可以有个诉说、化解的对象。那时我母亲当然预料到有一天父亲可能再婚，姐姐处于成长的转型期，与后母相处也许会有一些难以适应的心结。

姑姑为我们房间买了全新的家具。

姑姑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只能尊敬无法亲近的长辈。她平时不苟言笑，很少与小一辈的人亲切地说些闲话。一九二八年回上海与我们合住的那两年中，有两个朋友和她较为亲近，常来找她闲聊。一个我们叫Aunt Yan，另一个叫Uncle Yai。她与他们倒是有说有笑的，还常一起去当时上海最豪华的仙乐斯（Crnos）舞厅跳舞。

我母亲后来再出国，姑姑虽未与我们同住，但常打电话来，关心我们的生活与健康的情形。

一九三五年我们搬回麦根路那座向二伯父租的大别墅。姑姑惟恐后母亏待我们，特地为姐姐与我各买了一张新床，一座衣橱，一张有玻璃台面的圆形写字桌及一只椅子。她亲自把我们的房间安顿好，才放心离去。

后来有一次在假期中，姐姐和我都患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姑姑知道消息，立刻去请了一个外国医生，坐她的汽车到我家来看病，由她亲自翻译。医生开药后，她又当面关照老保姆如何给我们按时服药以及一些饮食、衣着应注意的事项。一切都交代清楚，她才陪着医生离开。

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一九三八年初姐姐逃离我父亲的家后，在明月新村我舅舅家对面的开纳路开纳公寓和母亲及姑姑共同生活。一九三九年初她们又搬到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今南京西路常德路口）一九二号的爱丁顿公寓（今常德公寓）五楼五十一室。那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七层西式大厦，有一个大客厅、大餐室、贮物间以及两套大套房。那时姑姑早已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厨子，只雇用了一个男仆，每周来两三次，帮着采购些伙食用品，其他的家务都需自己料理。

姐姐从来没做过家事，没搭过公交车，离开我父亲的家后，这些都需从头学起。母亲和姑姑教她怎样过不再有人服侍的生活：包括洗衣服，做饭，买菜，搭公交车，省钱……

母亲的古董越卖越少，当时又要张罗姐姐去伦敦大学读书的费用，过日子当然精打细算。那次母亲是与美国男友回上海的，姐姐的突然投靠，对她的经济与情感生活可能产生不少干扰，姐姐后来才会说：

"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

她在《童言无忌》里甚至这样写着：

"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对姑姑的感情和依赖，也许比对母亲还深。

后来母亲与美国男友再出国。姐姐改去香港大学。一九四二年夏天香港沦陷返回上海后，仍与姑姑住在爱丁顿公寓，但从五楼搬到六楼六十五室。那年姑姑四十岁，姐姐二十二岁。有时我去看姐姐，她总为我沏上一壶红茶；偶尔一两次拿出一块五角星形的蛋糕，分切着一起吃。我主动说些父亲与后母的事，她只静静听着，表情淡漠，从不表示意见。我们仍是谈文学、谈电影的时候多。有几次她谈到去静安寺庙旁的亚细亚副食品店买菜，看到一些有趣的事。她对卖肉、卖菜、卖鸡蛋的人总是特别注意，留心他们的卖法，与顾客的对话，货品的颜色和价格等等。她后来在小说和散文里写一般人的生活琐事那样贴切真实，就是她在买菜时细心观察，回到家后立刻记在本子里。

第32节：早慧·发展她的天才梦(6)

姐姐与姑姑在爱丁顿公寓住到一九四七年（与胡兰成分手后），才搬到梅龙镇酒家弄堂的重华新村二楼十一号两室一厅的房子。解放之前又搬到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三○一室（今长江公寓）。由于时局动荡，收入不稳定，她们的房子也是越搬越小。她与姑姑，多年相依为命，两人非常亲近。她的小说故事，有些也是姑姑说给她听的。她对姑姑的感情和依赖，也许比对母亲还深。

解放后她们一起度过小心谨慎的煎熬岁月，后来姐姐办手续到香港，也都是姑姑照顾与协助。姑姑没有儿女，她待姐姐，就如自己的女儿。姐姐赴港之后，姑姑搬到同幢楼只有一个套间的三○五室，一直住到一九九一年去世。她离开怡和洋行后，曾在电台工作，后来在大光明戏院做翻译，解放后退休。

姑姑说："你姐姐已经走了。"就把门关上。

不过姑姑对我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冷淡。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的影响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她们还住在爱丁顿公寓时，一次我去看姐姐，两人说话的时间长了些，不觉将近吃晚饭的时分。我姑姑对我说："不留你吃饭了，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我只好匆匆告辞。

一九五二年七月姐姐再去香港，我事先毫不知悉。一次从扬州出差回上海，我去长江公寓找姐姐。姑姑开了门，只说："你姐姐已经走了。"就把门关上。那次之后，我再没见过姑姑。次年父亲病逝，我打电话给她，她也只说"晓得了"就把电话挂断。

一九七九年姑姑与同龄的李开第先生结婚。他们是认识四十多年的老朋友。我辗转获知消息，但不敢去向她道喜：怕她见怪或不接待，使我难堪。一九九一年在报上看到姑姑去世的消息，我很想去探忘未曾谋面的姑父。但我又有点发怵：见了面该如何称呼？要说些什么话？他会不会也像姑姑一样待我淡漠？思前想后，难以决定，就这样一直没见过姑父。但听说姑姑晚年身体不好，都亏姑父照顾，虽然没见过面，我对他是心存感激的。对于姑姑照顾我姐姐，帮助她发展天才梦并扬名文坛，我也一样的至今感激。

第33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1)

第五章

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一九四三年八月）

我姐姐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大多完成于孤岛时期的上海。她最灿烂、饱满--创作上或情感上--的生活，也是在上海度过的。但是，让她深受挫击，终而心灵萎谢的，也是这个"近代高压生活"的大都会。她的老友柯灵，一九八四年在《遥寄张爱玲》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倒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柯灵是提携、爱护我姐姐的文坛前辈。一九四三年，他发现她的才华。四十一年后，他为文肯定她的成就。他的由衷之言，也深获海内外评家的推崇。前面引述的一段话，更是早已脍炙人口。如今我重读这段话，尤为感慨良多。

每一阶段都有"未完成"的遗憾。

一九四二年夏天，我姐姐从沦陷的香港回到同样沦陷了的上海。她本想在圣约翰大学修完最后一年的大学课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再度辍学，此后就专事写作，卖文维生。两年之后，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传奇》，畅销一时。她在再版序里有如下几句话，也使我感同身受，思索良久：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我想着"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就为她伤心。这句话涵盖的，岂只是她孤岛时期的心情？逃离我父亲的家，不能去伦敦大学入学，香港大学辍学，圣约翰大学辍学，和胡兰成的飘渺情缘……从她青春时代开始，每一阶段的理想追求，几乎都是"未完成"。那时她在文坛虽已成名，但这是否就是文学理想的完成，她的心情也是"不确定"的。我唯一确知的是，她连教书都不愿意，别无谋生之途，为了生存，她得拼命写作，就如柯灵先生所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

我与姐姐曾在圣约翰大学同学

其实，每一阶段的"未完成"，我和姐姐的命运相去不远。因着这类似的命运，我甚至一度和姐姐在圣约翰大学同学，但是这一段的结局也是"未完成"。

前文曾经提到，一九三四年我姐姐高一时，我才小学五年级。一九三六年小学毕业，我父亲不知为什么又让我在家停学一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多学校都停课，我又在家荒废一年。一九三八年，大部分学校陆续复学，那时姐姐已逃离了父亲的家，我父亲也许受此刺激，才决定送我进入正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正始中学的名誉董事长是上海滩闻人杜月笙，校长是后来参加汪伪政权的陈群。这个学校当时收费较便宜，但以管理严格著称。每个任课老师都带有戒尺一把，学生如违反校规或考试不及格，都由教导人员或任课教师持用戒尺责打。教师之中倒有几位颇富声誉，我记得的有语文教师陆澹庵、朱大可，英文教师胡一鸣。还有一位姓施的英文教师和姓刘的数学教师也很优秀，可惜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读完初一，正始中学迁往法华镇。我父亲接到学校通知，不但校名更易，校长也换了原来的地理教师吴念中。因为明显的转入汪伪的一方，我父亲立刻决定要我辍学。停了一年，才又考入圣约翰高中，但因英文跟不上，转入光华高中就读。读到高二，因为身体虚弱，常常请病假，高中也没能毕业。

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得到第一位祖母家的亲戚朱志豪的协助，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教英文的顾仲彝，教中国文学史的赵景深，以及一位教古代历史的陈姓教授，都名重一时。我初入这所大学，心里很昂奋，也想好好的向几位名教授学习，修完大学课程。哪知开学上课两个多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复旦大学停课内迁，不愿迁到内地的学生则可以拿到转学证。我父亲当然不赞成我离开上海去内地，我只得拿了转学证，在家自学复习，准备次年转考圣约翰大学。

第34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2)

"香港经验"带给她"惘惘的威胁"。

一九四二年夏天，我姐姐也因香港大学停课，辍学回到上海。那年她已大四，只差半年就可毕业。然而大环境使然，她亦只得暂别香港，回到上海这个"孤岛"。

姐姐一九三九年赴港就学后，因为她不愿意写信到我父亲家，我们就中断了联系。香港沦陷后，我常常忧心姐姐的安危。当时整个亚洲的局势是那样动荡不安，前途莫测，我甚至一度以为姐姐可能不会回上海来了。所以在电话里得知她回来的消息，立即满怀兴奋地到姑姑家去看她。

三年多不见，姐姐的模样改变了很多。她长发垂肩，穿着香港带回来的时髦衣服，看起来更瘦削高挑，散发着飘逸之美。

姐姐谈了一些战时香港的景况。对于辍学之事则耿耿于怀。

"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她愤愤地说。

香港三年多的生活，姐姐过得很苦，深刻体会到"钱"的压力，开始学习省俭度日。她后来那么重视金钱，生活力求简朴，就是"香港经验"如影随形带给她的"惘惘的威胁"。

写《我的天才梦》去参加《西风》杂志征文。

姐姐去香港入学，是由当时在香港做工程师的李开第先生做监护人。母亲托他照顾姐姐，并在他那里放了一笔钱，作为她的学费和生活费。后来李开第转去重庆工作，改托一位港大的教师照顾姐姐。

姐姐说，她在港大发愤读书，拿了两个奖学金。母亲当时经济也不宽裕，她靠奖学金节俭生活，尽量不动用母亲那笔钱。为了减少支出，她甚至向校方表明一切的课外活动都不参加。

她还说，中学时代就梦想有一天像林语堂那样，在美国写英文小说成名，所以在香港读书期间尽量不使用中文，写信、作笔记都用英文。她后来能以英文写小说，就是在香港大学打下的基础。

另外她也提到，为了赚钱，曾参加《西风》杂志三周年纪念的征文。可惜只得第十三奖。

"在香港唯一一次用中文写作。"她说。

姐姐对得第十三奖也耿耿于怀。她照征文规定的字数写，只得第十三奖，但得首奖的那一篇，"字数比规定的多很多，不知标准在哪里？"

姐姐这篇文章，就是她以中文正式发表的处女作《天才梦》。姐姐还说，更不可思议的是，《西风》一九四一年把征文得奖作品结集出版，书名就叫《天才梦》。

现在回头去看，《西风》征文评审也许有瑕疵，出版的决定倒是颇有远见的。

姐姐想转入圣约翰大学，姑姑要我父亲拿出学费。

我后来问姐姐，回到上海后有什么打算？她说，港大毕业本来还可免费去牛津大学深造（因为成绩好），如今只剩半年，很想转入圣约翰大学，"至少拿张毕业文凭"。

我立即说，我也准备报考圣约翰大学，如她也去圣约翰大学，以后我们就可常在学校碰面了。

"不过--学费，"她叹了一口气："姑姑没有钱。"

姑姑分得的财产，回到上海后做了一些投资。但是时局不稳，币制贬值，她的投资大多有去无回。起先她在英商怡和洋行做事，上海沦陷后，怡和业绩受影响，一九四二年二月，姑姑和一千多位在华员工都被裁员，在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在大光明戏院做翻译工作。一个人倒还宽裕，要负担姐姐的学费和生活就很拮据。

姑姑告诉她，当初父母的离婚协议，本来就议定姐姐的教育费由父亲负担，港大三年他都没出钱，剩下半年应该由他出钱，不然太说不过去了。

第35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3)

姐姐转述姑姑的意见时，脸上仍是犹豫的神色。她性格倔强，对我父亲及后母一直不能释怀。一九三八年初逃离我父亲的家后，已有四年多未踏进家门。如果回去向父亲开口，她可能觉得有伤尊严。我于是把姑姑的意见加以强化，劝她还是要以文凭为重，并强调我父亲一定会资助她的学费的。

和我父亲的最后一面，神色冷漠，一无笑容。

回家之后，我就找了个机会，避开后母，私下向父亲婉转地说明和姐姐见面的经过。重点当然是强调姐姐要在圣约翰大学就读的学费问题。父亲听后，沉吟了一下才说：

"你叫她来吧！"脸上毫无表情。显然他对姐姐出走一事也一样未释怀。但他要我去约姐姐来，至少表示他同意了。

过了几天，姐姐就回家来了。这已不是她逃走时那座大别墅，而是一座小洋房。后母事先已从我父亲处得到消息，躲到楼上没下来。姐姐进门后，神色冷漠，一无笑容。在客厅见了父亲，只简略地把要入圣约翰大学续学的事说一遍。难得父亲那么宽容，叫她先去报名考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姐姐在家坐不到十分钟，话说清楚就走了。

那是姐姐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见过面。

她和炎樱走在一起是强烈的对比。

一九四二年秋天，我进入圣约翰大学经济系一年级，姐姐转学入文学系四年级。当时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姐姐在转学考试时国文不及格，要去补习国文。大概因为她在香港都用英文，国文真的荒疏了。姐姐不以为意，还当笑话一样说给我听。凭她的聪明才智和以前的旧学素养，开学不久她的国文就从初级班跳升高级班。

在圣约翰的校园内，我常常看到姐姐。有一次她向我介绍同行的一个胖胖的同学，叫Fettima Mohideen，是她在港大时最要好的同学。她们一起由香港搭船回上海，又一起转入圣约翰，两人形影不离。

Fettinma的母亲是天津人，父亲是锡兰人（今斯里兰卡），家境富裕，在南京西路开了一家颇有名气的珠宝店，叫Mohideen Bros。她和姐姐走在一起，是个强烈的对比。她矮胖而黑，姐姐瘦高而白。她开朗健康，姐姐沉郁柔弱。她多话，姐姐少言。不过她们却是好朋友。而且她是姐姐成年后，唯一的好朋友。听说后来她家搬到加拿大，她则到纽约做房地产生意，姐姐后来到海外后和她一直有联系。

Fettinma也喜欢文学艺术。在港大时，姐姐常和她一起阅读，画图。姐姐的《传奇》出增订本时，她还帮姐姐设计封面。姐姐给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炎樱，后来在散文里常提到她。《流言》里有一篇《炎樱语录》，记录了她的一些幽默言语。姐姐成名后我有几次去姑姑家看姐姐，炎樱也在。这位姑娘很热情活泼，说话又风趣，我也很喜欢她。

炎樱在圣约翰大学读到毕业，姐姐和我则先后辍学，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我是次年升上大二后身体又吃不消辍学，姐姐则是转入圣约翰两个多月就辍学。我从炎樱那里听到消息，特地去姑姑家，问姐姐辍学的原因。

对圣约翰大学感到失望。

姐姐起先只淡淡地说，圣约翰没有几位好教授，引不起她上学的兴趣。而且她想读的学科都没有开设，已开设的学科又多是她不感兴趣的。她的结论是：

第36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4)

与其浪费时间到学校上课，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好书回家自己读。

然后她又提到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情况。她说，在港大，可以选修的科目比较多。教授在讲坛并不多讲，只提纲挈领，让学生到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自己比对钻研。有时学生也去教授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疑点，教授再针对问题做说明。这种形式的获益，往往比在课堂上还多。尤其是考试，并不拘泥于背笔记和教授的讲稿，而比较注重学生抒发的个人观点，让学生能够自由地自我发挥。

说完她就去拿出一卷系着红绸带的文章给我看。这是她在港大参加比赛得奖的一篇征文，奖金二十英镑。我当时的英文水平和她相差太远，如今已不记得文章的篇名和大概内容，只记得她的教授在上面写了一些评语，又打了一些问号。我问她这些问号代表什么意思，她说代表教授对她文章中的某些意图不甚理解。但教授只点出疑点，并不加以修改。我听后觉得很新鲜。这说明港大的教授很尊重学生的创意，对待学生的作品又很认真：既不敷衍，也不一笔抹杀。

辍学的主要原因是钱的困扰。

不过后来姐姐终于无奈地说，她辍学最重要的原因是钱的困扰。

以前与姑姑同住，母亲还在上海，房租等一切生活费用有母亲负担。如今母亲不在，而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失去联系，行踪不明。这次她回来与姑姑同住，增加姑姑的负担，她心里过意不去，压力很大。她想早点赚钱，经济自立。

我知道她不可能再回家向父亲要生活费。而父亲那时情况不如从前，又有后母的干预，就是姐姐真的提出来，怕也难以如愿。为今之计，似乎也只有靠姐姐自谋生活。我因刚才听了她的一番港大经验，于是天真地说：

"你可以去找个教书的工作。"

她摇摇头说，不可能。

"你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呢？"

她说教书不止程度要好，还得会表达，能把肚子里的墨水说出来，"这种事情我做不来"。

我想想也是。姐姐从小就怕见陌生人，内向害羞，不爱说话。去了一趟香港回来，这性格也没多大改变。要她去和一群吱吱喳喳的中学生打交道，确实是让她为难。于是我又建议她，可以到报馆找个编辑的工作。

但她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一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已经开始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和影评。

原来她回上海不久，就开始给英文《泰晤士报》（The Times）写了一些剧评和影评，我因父亲家中没订这份报，不知道这件事。她说写剧评、影评也花费不少心力，往往一写就全身投入，到学校上课就觉得很累，更不想去上学了。

姐姐从小就对电影有兴趣，也有自我见解，写影评倒是很合适的。上海成为孤岛后，外国影片来源较少，国产片也因胶片进口问题，出品不多。而人们心情苦闷，话剧的发展因而变得十分蓬勃。姐姐回到上海后，常去看话剧，从中认识一些现实的情况和人民的声音。我记得她对中旅剧团唐槐秋、唐若菁演的《雷雨》、《日出》，以及后来苦干剧团黄佐临导演，石挥、丹尼、张伐等人主演的《大马戏团》、《秋海棠》，乔奇等人主演的《浮生六记》，都很欣赏，向我介绍他们各自的优点。京剧、越剧，她偶尔也去看，但不如看电影、话剧那么频繁。我因那时课业压力重，她向我介绍的话剧，一出也没去看过，只是偶尔在报刊看到评论，留下一些印象。

第37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5)

天高皇帝远，"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但是对于姐姐准备以写作谋生这件事，我听了以后是很高兴的。我也相信，以她的才华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一九四二年，上海人在刊物上已经看不到巴金、茅盾、老舍等名家的作品了。甚至一直在报上连载的张恨水小说，也失去了踪影。他们不是自我封笔，就是被敌伪封杀。如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所说：

"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缩食，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以英文作品开始职业作家生涯。

姐姐的职业作家生涯从英文写作开始，这当然是她"香港经验"的延续。她在《泰晤士报》登了一些剧评后，在上海的一家英文杂志就向她约稿。这就是她在《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月刊发表文章的源起。

《二十世纪》是一个叫克劳斯·梅涅特（Klaus Mehnent）的德国人创办的综合性英文月刊。梅涅特有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曾在莫斯科做记者。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间，曾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和夏威夷大学教历史。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年他三十五岁，凭着历史与新闻的直觉，跑到上海来创办《二十世纪》月刊，亲任主编。

他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的创刊号发刊词里说，选择在上海创办一本新杂志，最重要的理由是上海已成为当时最后一个国际城市，而在政治上又容纳了交战各国的公民和各种的政治异议团体。这种"和平共存"的特殊局面，需要一个沟通和客观分析的园地。另外，欧战爆发后，欧洲的书刊大多无法再运到亚洲出版发行，亚洲的欧美人士失去了精神食粮，真空状态亟待填补。尤其上海租界的外国人很多，这是梅涅特的先见之明。

在《二十世纪》发表八页文章，附有亲绘的十二幅插图。

一九四三年一月，姐姐在《二十世纪》一鸣惊人，登了一篇长达八页的文章，还附了十二幅她画的发型、服装的插图。文章的题目是Chineses Life and Fashions，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她曾改写成中文，以《更衣记》之名发表于《古今》半月刊。这篇文章把中国人的服饰沿革写得非常细腻清楚，她的插图又线条简洁，清朗多姿，让人一见就被深深地吸引。

那一年她在《二十世纪》写了五六篇影评，还写了《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中国人的宗教》等文。这些文章她后来都再改写成中文发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以后，她就没在这份英文月刊发表文章，因为那时她已发表了《金锁记》，盛名空前，稿约纷沓，每天埋首写作，也应付不了那许多中文杂志的约稿，她的"香港经验"这才告一段落。此后直到一九五三年，她才又在香港以英文写作，出版了《秧歌》和《赤地之恋》。

手持介绍信，携带两炉香，拜见周瘦鹃。

不过姐姐在上海真正的一鸣惊人，并不是《二十世纪》那篇散文，而是四个月后（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复刊的《紫罗兰》杂志创刊号发表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当时上海一些旧文人写的小说或散文，其标题不是旧诗词味浓就是新文艺腔重，像《沉香屑--第一炉香》这样新颖独特的题目，让人一见就面目一新。及至看了内容，更要为之惊叹。连当时主编《万象》月刊的柯灵，看了都立即想道："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

第38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6)

《沉香屑》写的，其实还是她的"香港经验"。开头就说：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这样的小说开头，在当时的上海文坛也是很少见的。尤其《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在例行编者按语中，一开始就以大约一千三百字的篇幅，写出我姐姐带着《沉香屑》去见他的经过及他的读后感。这对于一个发表第一篇小说的作家来说，实是极为礼遇的。

周瘦鹃是上海鸳鸯蝴蝶派的老作家，能写、能编、能译。姐姐在他编的《紫罗兰》登小说又蒙他品题，虽然没有"身价百倍"，至少也能"行情看涨"。他在编者按语中，坦陈我姐姐持了一封和他相熟的、我母亲娘家的亲戚"黄园主人岳渊老人"的介绍信去看他。但若《沉香屑》不"香"，没有值得回味之处，他至多发表一下，敷衍了事，不必大费周章，把前后经过写得那么详细、生动。

我姐姐以前没见过周瘦鹃，只读过他的小说，我母亲和姑姑，则在一九二○年初就已是他编的《礼拜六》的小说迷。所以，对我姐姐来说，周瘦鹃还是一个"陌生人"。她一向怕见陌生人，但和周瘦鹃这位"陌生人"的初见，却是"长谈了一点多钟"。

一个星期后，姐姐又去见周瘦鹃，听他对《沉香屑》的读后感。周瘦鹃告诉她，《沉香屑》很像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是"深喜之"了"。当下即决定要在复刊的《紫罗兰》创刊号发表。

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

那天晚上，姐姐又去周瘦鹃家，约他和夫人胡凤君在《紫罗兰》出刊那天，去姑姑家参加"一个小小的茶会"。胡凤君那天有事，周瘦鹃则如约而至。茶会只有他一个来宾，主人倒有两个：我姑姑和我姐姐。

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俱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和点碟都十分精美的。我们三人谈了许多文艺和园艺上的话，张女士又拿出一份她在《二十世纪》杂志中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人的生活和服装》来送给我，所有妇女旧服装的插图，也都是她自己画的。我约略一读，就觉得她英文的高明，而画笔也十分生动，不由不深深地佩服她的天才。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

姐姐成名后我去看她，十次有九次见不到。

《沉香屑》之后的半年间，我姐姐又发表了小说《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琉璃瓦》以及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几乎每个月都发表两三篇作品。她渐渐告别了香港经验，回归上海这个她生活了最久的大都会，在笔下描绘上海畸形生活的众生相。

一九四三年底，我姐姐已是上海最红的女作家。我父亲则因为挥霍无度，家产将尽，不但已卖掉了最后一部汽车，也舍弃他过了数十年的洋房生活，搬到一个公寓居住。我则因身体差，又从圣约翰大学辍学了。此后我就没再回学校读书，因为我父亲已无法再供应我的学费了。

一九四六年去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工作之前，我有两年多的时间无所事事，浑浑噩噩度日，精神非常空虚而苦闷。姐姐发表的作品，当然是尽量找来看。看完有时想找她说说观感，但和她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差不多十次有九次见不到，使我更为沮丧。那时她确实太忙了，我去找她，不是外出就是忙着写稿。我没有上学、没有工作，至少吃住有父亲负担，姐姐则是完全靠写作生活的，我知道不该常去打扰她。这是姐姐成名带给我的困扰。

第39节：成名·命中注定，千载一时(7)

至于我姑姑，她对姐姐的成名当然是很高兴的。成名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姐姐的收入增加，对她们的生活也有帮助。姑姑一向同情姐姐，鼓励姐姐，看到她努力写作，成绩可观，自是满怀欣慰--对我母亲的托付总算有个交代。

以文字还击，置我父亲于难堪之境。

对于姐姐的成名，我父亲的心理是矛盾的。记得我把《紫罗兰》创刊号拿回家，告诉他姐姐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只"唔--"了一声，接过书去。他有没有看《沉香屑--第一炉香》，或几时看完的，后来都没听他提起，也不知他的观感如何。

不过我相信父亲一定是仔细看过的。他以前教姐姐读《红楼梦》，教她做诗，写《摩登红楼梦》，常和她谈阅读心得。这些温情的记忆怎能磨灭？姐姐成名，他也有功啊！姐姐一九三八年在英文《大美晚报》写的那篇出逃记，把父亲的家诅咒成一座监狱。他对这事一直耿然于怀。看到姐姐成名，亲戚打电话来报喜，他的内心自是暗暗高兴的，只是不会喜形于色。但他的内心，也难免忧心：不知姐姐那支笔，以后还会写出多少让他难堪的文章？

果然，第二年的七月，姐姐把《大美晚报》那篇英文扩大写成《私语》发表，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家的内幕：

"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迭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当年父亲拳脚交加，把她打得倒地不起。如今她以小小的文字还击，置父亲于难堪之境。

第40节：盛名·约稿被拒始末(1)

第六章

盛名·约稿被拒始末

"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王云五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字来代表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静，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

--张爱玲《必也正名乎》（一九四五年二月）

我第一次写《我的姐姐张爱玲》，是在一九四四年。当时张爱玲走红上海滩，做弟弟的我当然与有荣焉。但是不知情的人或许以为：我在《飙》的创刊号发表那篇一千余字的短文，是否有"卖姐求荣"之嫌？

即使有这样的误解，我当时也不能作任何辩解。何况事实也并非如此。

现在，时移事往，我有必要把当年向姐姐约稿被拒，不得不写那篇文章的经过作个说明。

和中学同学合办《飙》月刊。

一九四三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在光华中学的同班同学邵光定约我去他家，和几个久未见面的同学聊天。当时上海是"孤岛时期"，许多人心情都很苦闷，中学同学聚在一起，当然天南地北，无话不谈。欧战，太平洋战争，内战，抗日，汪伪政权"接收"上海公共租界，陈公博强制推行《大上海进行曲》宣传"大东亚圣战"等等，越谈越觉得世局如棋，生命如旅，左一声叹气，右一声也是叹气。

后来就谈到了文学和一些常看的杂志。那时上海的杂志很多，销路也很好。大家七嘴八舌聊着，有一位同学就说：

"别人可以办杂志，我们何不也试试？"

邵光定很喜欢文学，当时恰也赋闲在家，听到合办杂志的提议，立即眼睛一亮，很有兴趣的样子。一个同学说，他有办法接洽购买纸张。另一个同学说，他有办法接洽印刷所。还有一个同学说，他可以介绍我们去和当局打交道。所谓的"当局"就是指上海的伪市宣传处，因为不通过这个部门，就拿不到发行执照，杂志也别想出刊。

这些问题都有人承担了，剩下的就是两个关键。一个是谁当发行人（要拿出钱来做发行刊物的资本）。另外一个是谁来当编辑。最后大家公推邵光定当发行人。因为他家的老太太最喜欢这个儿子，只要他答应的事，由她拿点钱出来是不成问题的。

张信锦要我去向姐姐约稿。

"发行人"有了谱，我也就只好答应去找个编辑。我后母有个表侄叫张信锦，也是二十多岁，爱好文学和电影，当时在浙江兴业银行工作。张信锦的嗜好之一是搜集电影说明书，对于编刊物也很有兴趣。

我们这几个青年同学，就这样三言两语决定了合办一个刊物。过后大家分头进行自己允诺担任的工作，半年以后有了初步的头绪。我和邵光定于是去找张信锦，讨论下一阶段的步骤：刊物的命名，向哪些作家约稿，稿费暂定多少，可能拉上哪些广告，一样样仔细规划。我们先决定刊物的名称叫《飙》。在那个上海"孤岛时期"的苦闷时代，希望《飙》带来一阵暴风雨，洗刷人们的苦闷心灵。还决定封面的颜色第一期用红色，第二期用深蓝色，约稿事宜则全部由张信锦统筹负责。我记得他当时约到的名家稿件有唐?

、麦耶（即董乐山）、施济美等人。

但是张信锦说，这还不够，最好能再搞一篇特稿吸引读者的注意。这就谈到了我姐姐张爱玲。他说：

"你姐姐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

我想想也有道理，就约了邵光定一起去找我姐姐约稿。

"我不能给不出名的刊物写稿。"

还没走到爱丁顿公寓我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大稳当。一来我姐姐的个性一向不爱见陌生人；二来她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的巅峰期，向她约稿的著名报刊杂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也许不会答应为我们这无名刊物写稿。如果她当面叫破，我是他弟弟，听她几句排揎倒也无所谓，让我的朋友邵光定当面难堪就下不了台。

我把这层顾虑说给邵光定听，他也觉得不无道理。到了爱丁顿公寓门外，就请邵光定在外面等，我一人上楼去找她。她正在赶稿子，见了我一脸错愕。

果不其然，听完我的来意，她当面开销，一口回绝：

"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

说完她大概觉得这样对我不像个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这张你们可以做插图。"--她那时的文章大多自己画插图。

我从小在姐姐面前吃她排揎也习惯了，知道再说无益，就匆匆告辞，下楼把结果告诉邵光定。他听了倒也不惊讶，因为刚才我已做过沙盘推演，把可能的结果告诉他了。

不过我们两人都难掩失望之情，嗒丧地回去找张信锦商量。张还是希望把特稿的焦点对准张爱玲，最后他说：

"那么这样吧，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他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

第41节：盛名·约稿被拒始末(2)

我不放心地说："她看了会不会不高兴而在报上或杂志上写出声明或否认的文章呢？那样的难堪，对我们的新刊物可是一个打击。"

张信锦说："大概不会吧？一来是你出面写的，你是他弟弟，她怎么能否认？二来稿子的内容一定无损于她的声名形象，只有增加她的光彩，凸显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张信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气。我于是凭着自小对她的观察，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这篇一千四百字的短文。

看看我五十二年前的观察是否正确？

时隔五十二年，我觉得应该把当年的旧文一字不易地登录于后，让喜爱或研究张爱玲的人看看我的观察是否正确，或者有所偏差？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做的《风》，就非要当天回上海看不可，大家伙怎样挽留也没用。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连赶了两场，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家里从前有一个小丫头，名字叫小胖，又胖又笨，长得又难看，姐姐一向讨厌她。有一天不知怎么高兴起来，一早起来就弹琴教小胖唱《渔光曲》。小胖实在太笨了，怎样也学不会，"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她老唱做"云儿藏在水中，鱼儿飘在天空"。从八点钟教到十一点，好容易把两句词教会了，可是把我父亲吵醒，骂了一顿，她大哭一场，就这样不了了之，她没有再教过小胖。

她不大认识路，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她告诉车夫到那里去，车夫把车子开到目的地，她下车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现在她当然不坐汽车，路名应该熟得多了，可是有一次讲起看书事情，她劝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我问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说路名我不知道，你坐电车到怎么样一所房子门口下来，向左走没有几步路就是。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大概有天才的人，总跟别人两样点吧。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比较还是喜欢看小说。《红楼梦》跟Samerset Maugham（编按：即英国小说家、《人性枷锁》作者毛姆）写的东西她顶爱看。李涵秋的《广陵潮》，天虚我生的《泪珠缘》，她从前也很喜欢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Samerset Maugham的影响很多，但我?认为上述各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点。

第42节：盛名·约稿被拒始末(3)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你姐姐真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大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学十年，也未必能赶得上她一半。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我们没钱打点那些汉奸官僚。

《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九四四年十月在《飙》创刊号发表后，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姐姐给我的那张素描《无国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这是我们姐弟此生唯一的图、文合作。

杂志出版后，我拿了一本去给姐姐，她看了我的"处女作"，并没有表示不悦，我才放了心。后来也没有在其它刊物上看到她写什么声明、否认或批评的文章。我向姐姐约稿遭拒的小小风波，至此总算安然的过去了；那也是过去五十年我唯一发表的文章。

不过我们几个青年办杂志，狂飙的美梦也做没多久。一来印刷费昂贵，纸张来源也非常紧张；二来我们资金短缺，没钱去打点市伪宣传处那些管出版发行的汉奸官僚，刊物的发行执照一直没有下来。蓝色封面的第二期出版后，《飙》也就只好带着蓝色的忧郁向这个世界告别了。

第43节：萎谢·悲壮与苍凉(1)

第七章

萎谢·悲壮与苍凉

"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一九四四年七月）

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胡兰成《张爱玲与左派》）。

这样的性格，加上我们在成长岁月里受到种种挫击，使她的心灵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自卫，自私，自我耽溺。

但是人不能永远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生活。写作不止是姐姐谋生的技能，更是她走出封闭心灵，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最重要方式。

要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

因此，尽管生活上我非常了解姐姐，心灵上则觉得距她非常遥远。姐姐成名之后，这种距离才渐渐地缩短；透过她的作品，我听到了她心里的声音。她的不满与压抑，她对人世的歌颂与指控，点点滴滴都从作品里倾泄了出来--在写作的世界里，姐姐是坦白的。

从那之后，我一直以阅读的方式来了解姐姐。一般的读者，读她的作品大多欣赏她说的故事，她流利的文字和独特的写作技巧。我读她的作品，则在欣赏之外还旁观她心灵的变化--如她所说："要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这是她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与李香兰、金雄白、陈彬和座谈时说的话）。她为自己的文章辩白，她的稿费风波，《传奇》出版的畅销，改编《倾城之恋》为舞台剧上演……这些都是在文字里看得见的。但是她和胡兰成恋爱、结婚这件事，我竟没能"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

"有个外国男人要请我去跳舞呢。"

姐姐成名后，稿约不断，也有不少仰慕者。有一次我去看她，难得她有空和我聊天。不知为什么，那天她心情似乎特别好。不但又为我泡了一壶红茶，还说了一些在外面的见闻。

"有个外国男人要请我去跳舞呢。"她笑着说。

"哦，那你答应了没有？"

"没有啊，我又不会跳舞。"

我以为去了香港三年，她应该会跳舞了，原来还是没学会。

不过那是第一次，姐姐对我提到一个异性的邀约。她也提到读者的信，但大多是不复的。

"那种信多难写，"她说："而且一写就没完没了，哪有那许多时间？"

后来看胡兰成的《民国女子》，我掐指回算，恍然大悟--那天姐姐的心情那么好，原来是在热恋之中。

不过我去看姐姐之后没多久，柯灵编的《万象》月刊五月号发表了迅雨写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评论对姐姐有褒有贬，鞭辟入里，后来还引发了一些连锁性事件。

腰斩《连环套》，又是一次"未完成"。

柯灵第一次见到我姐姐是一九四三年七月。据他在《遥寄张爱玲》一文所说，那年夏天他受"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之聘主编《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他形容看到姐姐在《紫罗兰》发表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奇迹似的发现"，很想向她要文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出乎意外地出现了"。

当时"中央书店""在福州路画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柯灵"就在这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

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

《心经》在《万象》分两期登完（一九四三年八-九月）。十一月姐姐又在《万象》发表《琉璃瓦》。次年一月开始，她在《万象》开始连载第一部长篇小说《连环套》。至六月那期"续完"，七月则已不见踪影--又是一次"未完成"：这个腰斩的长篇，实际只发表了四万七千余字。此后姐姐就永别《万象》，未再把文章交给柯灵发表。

闲闲几笔，意在言外，展现"四两拨千斤"的本事。

《连环套》未完，不像《红楼梦》未完--无人狗尾续貂，包括姐姐自己。她"腰斩"《连环套》，正是她刚烈性格的反应。有人猜测姐姐那么做，是因为不满柯灵发表了迅雨那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但这个猜测并不完全正确。不过姐姐对迅雨的批评立即以《自己的文章》响应，虽未指名道姓，正面交锋，但她闲闲几笔，意在言外，让文艺界的人士从此认识了她"四两拨?斤"的本事。

迅雨的批评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号《万象》。同一个月，胡兰成的《评张爱玲》（上）也在《杂志》月刊发表；六月续完。七月，姐姐中断在《万象》的《连环套》，却在《新东方》杂志发表了《自己的文章》。

恍惚于盛名和热恋之际。

从后来的许多数据加以综合分析，这顺着时间秩序的底层，暗含着姐姐沉浮于盛名与爱情之间，对自我分寸的拿捏可能有些恍惚不定。

第44节：萎谢·悲壮与苍凉(2)

我认为她停了《连环套》，发表了《自己的文章》，把《传奇》交给《杂志》社出版，和《万象》老板秋翁（平襟亚）发生稿费纠纷，都是因为正处于盛名与热恋之际。

对于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子来说，即使有这样的恍惚，也是可以理解的。

迅雨的批评，一开头就说：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象，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

这指的当然就是汪伪治下的"孤岛"上海。

接着迅雨又说：

"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种情形。"

《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迅雨指出姐姐在《金锁记》里塑造的曹七巧，"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曾减少圣洁"；"最初她把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锁住了自己"。他认为在曹七巧身上，姐姐最成功的就是对"情欲"的掌控。

另外他还赞扬姐姐的"心理分析"："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而像电影手法一样巧妙转调的"节略法"，以及"新旧文字的揉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形塑的"色彩鲜明"的风格，也是迅雨推崇的。他认为《金锁记》的完满，"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然后迅雨笔锋一转，指出《倾城之恋》"华彩胜过了骨干"。而"长长短短之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

不过他又说：

"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不同的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有人比她传达得更真切。"

迅雨还特别说明他写这篇批评的出发点是：

"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绝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

其中暴露的缺陷的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

所以他在批评《连环套》之后，又特别指出："在作者第一个长篇只发表了一部分的时候来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但其中暴露的缺陷的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

迅雨是看了连续四期的《连环套》，忍不住写了这篇批评。他认为：

《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

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纯粹趣味性的路。

《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在扯满了帆，顺流而下的情势中，作者的笔锋"熟极而流"，再也把不住舵。《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

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

迅雨在这篇批评的结论里说：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

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重复他自己。

第45节：萎谢·悲壮与苍凉(3)

文学遗产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

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

我不责备作家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

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

迅雨全文的结尾只有两行：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段结语对我姐姐的刺激最大。她立即决定要出第一本小说集，书名就叫《传奇》。

后来《传奇》交给《杂志》社出版，姐姐还特别写了这句前言：

"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传奇》出版后畅销一时（四天即再版），算是对迅雨结语最直接、最有力的答复。

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

不过决定出版《传奇》的同时，我姐姐也不甘沉默，以四千五百字的《自己的文章》，响应迅雨那篇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评。她的开头非常平淡，像是在与读者闲话家常。这是我姐姐一生所写的一篇最长的、阐扬她创作理念的文章：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姐姐这篇响应，语气沉稳内敛，态度不过高也不过低，而且前后对照，有着创作者的自省：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会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

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素朴……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

"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是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

接下来姐姐对于《连环套》处理不合理的现代婚姻制度和姘居生活的过程，作了一些自我合理化的答辩。但她的结尾非常谦逊：

"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

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虽然作了这样的自我辩白，姐姐中断《连环套》后，不但没有续写，而且也从来没有把它收进集子里出版。一九七六年，《连环套》作为"出土文物"收入台北皇冠出版社的《张看》一书，姐姐在自序中说：

第46节：萎谢·悲壮与苍凉(4)

"去年唐文标教授在加州一个图书馆里发现四○年间上海的一些旧杂志，上面刊有我这两篇未完的小说（编按：指《创世纪》与《连环套》）与一篇短文，影印了下来，来信征求我的同意重新发表。……那两篇小说三十年不见，也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坏。

"《幼狮文艺》寄《连环套》清样来让我自己校一次，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当时也是因为编辑拉稿，前一个时期又多产。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说是多产的教训，不过对于我是个教训。这些年来没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自视为消极的成绩。"

从宋淇口中才知道"迅雨"就是傅雷。

姐姐当年对迅雨的批评不尽同意，但对他的立论严谨、态度宽厚，也不禁暗自折服。她腰斩《连环套》虽另有原因，但迅雨对《连环套》的苛责，使她在决定中止《连环套》时，也不免受到一些影响。

一九五二年姐姐再去香港后，结识宋淇（林以亮）夫妇；他们也曾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住过，读过姐姐的小说，也知道《连环套》腰斩的始末。从宋淇口中，姐姐才知道"迅雨"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傅雷。

傅雷（一九○八-一九六六）是当时的进步人士，执笔批评姐姐时三十六岁。他年轻时代参加多次学生运动，一九一七年冬天离开上海去法国，在巴黎大学文学系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一九三一年秋天回到上海后就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他最大的贡献是翻译了十五种巴尔扎克的小说到中国。另外罗曼·罗兰和梅里美的小说，也都是他翻译给中国读者的。可惜一九六六年九月受到红卫兵的迫害，他与夫人含冤莫辩，同日悬梁自尽。他的公子傅聪，后来成为扬名国际的钢琴家。

宋淇一九七六年在香港发表《私语张爱玲》，记述他们夫妇与我姐姐认识后，因工作上的合作，生活上的往还，终至成为知己。姐姐后半生在海外的生活，得到他们的照顾最多。

傅雷破例写评，"可见他对爱玲作品的爱之深与责之切"。

宋淇在《私语张爱玲》中说：

"目前为大家所注意的迅雨那篇登在一九四四年《万象》杂志上《论张爱玲的小说》，引起不少猜测，唐文标说不知作者是谁，怀疑会不会是李健吾。

"其实这篇文章，写得非常严谨，不如李健吾的文笔那么散漫啰嗦，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么迅雨究竟是谁？原来是战前即从事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小说的傅雷。

"爱玲当初也不知道作者是谁，还是南来后，我告诉她的。她听后的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作一回大事，因为爱玲向来对自己的作品最有自知之明，别人的褒贬很难动摇她对自己的估价。

"傅雷终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爱玲作品的爱之深与责之切。"

希望她不要"急于求成"，她回信主张"趁热打铁"。

现在回头再说《连环套》与《传奇》的转折。

迅雨那篇批评文章发表后，姐姐决定出小说集，曾获"中央书店"老板秋翁应允。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姐姐写信给秋翁，谈到书出之后的宣传问题：

"我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说的人去代我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有"贵族"气氛的……"

第47节：萎谢·悲壮与苍凉(5)

但姐姐同时也给柯灵写信，询问他对于把小说集交给"中央书店"出版的意见。柯灵在《遥寄张爱玲》里说：

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的书，专门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纸质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

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

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一千元的灰钿》引发一场稿费纠纷。

这个出书的转折，使姐姐决定告别"中央书店"与《万象》，腰斩《连环套》。但这?引发了所谓"一千元灰钿"的稿费纠纷，使我姐姐名誉受损，也颇感困扰。

原来我姐姐决定在《万象》连载《连环套》时，与秋翁约定"每期稿费一千元"。登了六期中断，稿费应为六千元。但秋翁的账目上，我姐姐领了七千元；溢领一千元。她的《连环套》七月"续稿未到"，七月又在《新东方》发表答辩迅雨的文章，九月则在《杂志》社出版《传奇》小说集，一时洛阳纸贵。秋翁经此连串事件，作为一个书店和杂志经营者，自是心有未甘，就写了《一千元的灰钿》一文在《海报》发表，把姐姐溢领一千元稿费之事公诸于众。姐姐去信辩白，一来一往，互不干休，最后不了了之。不过仍有下文。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钱公侠先生创办的《语林》月刊出版。他也像我们创办《飙》月刊一样，把焦点放在文名正盛的张爱玲身上，请曾在圣玛利亚女校执教的汪宏声写了《谈张爱玲》一文，把姐姐的中学生活写得很翔实生动。他的文章中不小心把姐姐迟交作文"一篇充两期"之事与"灰钿交涉"并论，引起了更大的风波。

"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

姐姐看完了汪宏声的文章，立即写了一篇《不得不说的话》，寄给《语林》主编钱公侠，对"灰钿"风波再作澄清。

"我替《万象》写《连环套》，当时言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再写下去。

"此后秋翁先生就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那篇文章，说我多拿了一个月的稿费。柯灵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赖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时疏忽，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在《海报》上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实了这件事。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我曾经写过一封否认的信给《海报》，秋翁先生也在《海报》上答辩，把详细账目公开了。后来我再写第二封信给《海报》，大概因为秋翁先生情面关系，他们未予发表。我觉得我在这件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从此也就安于缄默了。

"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第48节：萎谢·悲壮与苍凉(6)

"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登报道歉。

钱公侠收到姐姐的来稿后，就请秋翁"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片面攻讦之嫌"。秋翁于是写了《一千元的经过》，与《不得不说的话》对照发表，并把"张爱玲《连环套》小说稿费清单"附于文后，详注姐姐收取稿费的日期、数额、取款方式。他在文章中说：

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曾经专函请其亲自或派人来社查验，一一是否均为亲笔，数额是否相符。乃历久未蒙张小姐前来察看，迄今置之不问。

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

秋翁还说：姐姐指明的二千元支票换一千元之事，"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账可以查对"。又说，"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亲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胡兰成写《评张爱玲》并发表时，正是姐姐与他的热恋期。

在批评《连环套》与腰斩引发的稿费纷争中，胡兰成那篇与迅雨同月发表的《评张爱玲》，无疑最得姐姐的欢心，也使她对于"趁热打铁"出版《传奇》的决定，更为理直气壮。

据胡兰成《今生今世》所写，姐姐与他相识，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他是看了苏青主编的十一月号《天地月刊》，读到姐姐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

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姐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十五室"的地址，就去登门求见。当天未蒙姐姐接见，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电话给他，此后二人就开始了往来。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胡兰成与前妻离婚后，他们就秘密结婚了。所以，胡兰成写《评张爱玲》并发表的那段期间，正是姐姐与他的热恋期。他对姐姐的才华和作品大力赞扬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当时我未能从这些溢美之词读出弦外之音。

"她倔强，认真，所以她不会跌倒，而看见了人们怎样跌倒。"

胡兰成在《评张爱玲》文中说：

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

张爱玲先生由于青春的力的奔放，往往不能抑止自己去尊重外界的事物，甚至于还加以蹂躏。她知道的不多，然而并不因此贫乏，正因为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

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屈，读她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有时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起饶恕了他们，并抚爱那受委屈的。

因为她倔强，认真，所以她不会跌倒，而看见了人们怎样跌倒。……又因为她的才华有余，所以行文美丽的到要融解，然而是素朴的。

"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

第49节：萎谢·悲壮与苍凉(7)

有一次，张爱玲和我说："我是个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强。停了一停，又思索着说："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受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要求是战场上受伤的军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在结尾的一段，胡兰成说：

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明净……是人的发现与物的发现者。

"要使她在稿费上头吃亏，用怎样高尚的话也打不动她。"

胡兰成读了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后，一九四五年六月又以笔名"胡览乘"在《天地》月刊发表《张爱玲与左派》，算是侧面地支援我姐姐。

艺术是什么呢？是人生的超过它自己，时代的超过它自己，是人的世界里文物的升华，这超过它自己到了平衡破坏的程度便是革命。懂得这个，才懂得在张爱玲之前谦逊。

她认真地工作，从不沾人便宜，人也休想沾她的，要使她在稿费上头吃亏，用怎样高尚的话也打不动她。她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洁。

然而左派理论家只说要提倡集团主义，要描写群众。其实要描写群众，便该懂得群众乃是平常人，他们广大深厚，一来就走到感情的尖端并不是他的本色。左派有很深的习气，因为他们的生活里到处是禁忌；虽然强调农民的顽固，市民的歇斯底里与虚无，怒吼了起来，也是时代的解体，不是新生。

"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欢喜我。"

胡兰成当时官拜汪伪维新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他能言善道，笔底生花，姐姐与他认识后就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他后来在《今生今世》里说：

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欢喜我。

姐姐虽如此豁达，也不忌讳他的"汉奸"身份，但胡兰成与她结婚时，仍"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上两句是张爱玲撰的，后两句是我撰的，旁写"炎樱为媒证"。

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

不过姐姐结这个婚并未真的获得"现世安稳"。胡兰成后来去武汉办《大楚报》，爱上一个护士小周。抗战胜利后他化名逃亡，又爱上一个秀美。姐姐去温州找他，说出小周与她，要他选择，他却不肯。姐姐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的回答是：

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

姐姐最后不得不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

"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姐姐聪明一世，爱情上?沉迷一时。这个婚姻没给她安稳、幸福，后来且是一连串深深的伤害。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为胡兰成跌倒了，终至心灵萎谢，最后以离婚收场。她的第一次婚姻不足三年，比母亲的还短，而所受挫击则更深。

第50节：永别·离婚与离国(1)

第八章

永别·离婚与离国

"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张爱玲《诗与胡说》（一九四四年八月）

我姐姐是不喜欢政治的。圣玛利亚女校毕业之前，她只是显赫政治世家的后代，在落日余晖中映照着没落贵族的华彩。但是圣玛利亚毕业后，她的生活就不断受到政治的干扰，终至不得不离家弃国。

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她无法去伦敦读大学。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沦陷，港大停课，次年她只得返回上海。一九四四年八月，她与胡兰成结婚。次年八月，日本投降，胡兰成匿名逃亡，姐姐也饱受上海小报攻讦。一九四七年六月，她决定与胡兰成离婚。但这个婚姻的阴影始终追随着她。一九四九年解放，胡兰成逃亡海外，姐姐在上海度过戒慎恐惧的三年，终于结束十年卖文生涯，于一九五二年七月永别中国。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

姐姐写《诗与胡说》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底，正是与胡兰成的热恋期。"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我就舍不得离开中国"、"还没有离开家已经想家了"，这些句子都反映了她当时的情感状态。但是对照她后来的与胡兰成离婚乃至离国，如今重读这些字句，使我更为姐姐感到哀痛。我记得她那时有一篇散文《有女同车》（一九四四年四月），写她在电车上听到两个女人的对话内容。她在这篇散文的结尾写着：

"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姐姐的小说，写得最多的就是男女的婚姻与爱情。她第一次的婚姻与爱情，结局是悲怆的，给她的打击也是最大的，而她只有默默承受，无法书写，"永远永远"！

改编《倾城之恋》舞台剧又得柯灵之助。

前章曾经述及，一九四四年六月后，我姐姐就告别"中央书店"与《万象》，未再交文章给柯灵发表。但她对柯灵仍心存敬意与感激。她的第一出舞台剧《倾城之恋》的上演，仍是去找柯灵帮忙看剧本，并得他之助，介绍演出的剧团。

早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姐姐就在《走！走到楼上去！》里提到她编剧之事：

"我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

"过阴历年之前就编起来了，拿去给柯灵先生看。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真是感激柯灵先生的指教，一次一次的改，现在我想是好得多了"。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里则说：

张爱玲把《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

周剑云见了她显赫的文名与外表，态度不由得有些

拘谨。

柯灵介绍我姐姐与大中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见面聚餐，我姐姐穿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身为当时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的周剑云，见了"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也不由得态度"有些拘谨"。

第51节：永别·离婚与离国(2)

《倾城之恋》由当时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朱端钧导演，女主角流苏由罗兰饰演，男主角范柳原由舒适饰演："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这出戏在兰心大戏院排演，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卡尔登戏院（后改名长江戏院，一九九四年焚毁）正式公演，轰动一时。

柯灵还说，我姐姐为了感念他的协助，事后送他"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他"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

柯灵被日本宪兵逮捕，曾得胡兰成、张爱玲之助获释。

不过让他最感动的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他"被日本沪南宪兵队"逮捕。后来被释放，回到家"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

一九八三年柯灵看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

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

柯灵这才恍然大悟。他认为"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不过，"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柯灵写《遥寄张爱玲》，就是在看了《今生今世》之后。当时他还看了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及胡兰成的《山河岁月》。他感慨地写道：

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独树一帜的《万象》杂志终刊。

关于柯灵主编《万象》的历史定位及两次被捕，上海《文汇报》一九九五年五月出版的《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以"独树一帜的《万象》杂志终刊"作了详实的记载：

一九四五年六月，著名作家柯灵因主编《万象》被捕，该杂志被迫于六月号终刊。《万象》创刊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孤岛时期"的上海。一九四三年五月，柯灵主编后，开辟了"万象闲话"、"文艺短讯"等新栏目；"闲话"栏重振了鲁迅杂文之风，以杂文为匕首与敌人进行斗争，表现形式则更隐晦曲折，编排技巧也更为讲究。为防敌人迫害，写爱国文章的许多进步作家都用化名，乍一看这些名字很陌生，实质上均是一些文坛名将，如鸿蒙（王统照）、浩波（许广平）、白季仲（楼适夷）、迅雨（傅雷）、非骨（王元化）、朱梵（柯灵）、康了斋（师陀）、高岑（吴岩）、刘西渭（李健吾）、陈时和（徐调孚）、晦庵（唐?

）等。

同时，《万象》打破门阀宗派观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新老作家，一致对外。在"文艺短讯"、"竹报平安"等栏目中，用通讯报导方式直接向上海读者叙述各地发生的重要事情，或用游记的方式反映沦陷区各地的惨情，激发读者对侵略者的仇恨。

《万象》还开辟了一个忆旧性的游记专辑名曰"屐痕处处"，以日人习用"屐"隐喻日军的铁蹄。一九四四年夏，柯灵第一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因抓不到什么把柄，一星期后只得释放。发行人为免是非，想就此结束《万象》。但是在一批文学青年积极拥护和大力支持下，《万象》又延续了一段时间。本月，柯灵再次被捕，《万象》终告停刊。

我姐姐并非"进步作家"，又因与"汉奸"胡兰成交往及解放后远走海外，当然不可能在上引的文字里有一席之地。不过，她的作品曾与进步作家同列，可见柯灵对她的重视。她与《万象》及柯灵被捕获释的情感渊源，还是有它特殊的历史定位。

第52节：永别·离婚与离国(3)

柯灵目前仍居上海，晚年致力于《上海一百年》长篇小说的创作。对于三十年代至今的上海文学发展，他可说是最有力的见证者。

上海小报："是亦一九四四年的文坛佳话"？

现在再回头来说我姐姐。她与胡兰成秘密结婚，只有炎樱为媒证，但她与胡交往甚密，在当时上海文艺界并不是绝对的秘密；至少柯灵、秋翁、苏青等人都略有所闻。他们看了胡兰成的《评张爱玲》后也不免有所联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胡兰成在上海创办《苦竹》月刊，我姐姐在第一期就发表了《谈音乐》，第二期又发表《桂花蒸阿小悲秋》，并把《自己的文章》在这期重登一次。

胡兰成未与第三任妻子英娣离婚前，家住南京，但在上海大西路的美丽园新村也有个家，由他的侄女青芸照管。他在《今生今世》里说：

我常时一个月里总回上海一次，住上八九天，晨出夜归只看张爱玲。两人伴在房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都不想，亦且没有工夫。

当时胡兰成三十八岁，我姐姐二十三岁，两人尚未结婚。

一九四四年八月两人结婚后，姐姐与胡兰成偶尔也到外面参加一些活动。胡在《今生今世》里就提到有一次他们同坐三轮车到法租界参加一个时事座谈会，会场约有二十人，"多是青年"。坐三轮车去会场的途中，胡兰成有这样的描写：

旧历三月艳阳天气，只见遍路柳絮舞空，纷纷扬扬如一天大雪……我在爱玲的发上与膝上捉柳絮……

凡此种种，都可见我姐姐当时并不避嫌。他们的交往为人所知，也就不足为奇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小报对她的这段交往绘声绘影，其中甚至有人这样写道：

可是在胡先生笔下的张女士，不但不可怕，而且太可爱了。闻胡张有一次在××花园的精彩表演，是亦一九四四年的文坛佳话，惜知之者稀尔……

龚之方畅谈与张爱玲交往、合作的经过。

由于"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我姐姐一九四六年几乎没有发表作品。我因已去扬州工作，只有返上海时才去看她。那年要见她，已不若前两年那么困难了。

姐姐在外面参加座谈会等公共场合，一向穿着华丽，甚至奇装异服。但是在家里，她穿得很简便。她神色沉静，说她仍然在写作，还为电影公司编写电影剧本。对于外面小报的流言飞语，她绝口不提。

关于姐姐编写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以及在《大家》月刊发表《华丽缘》、《多少恨》，出版《传奇》增订本，在《亦报》连载《十八春》、《小艾》等，现年八十六岁的文化界前辈龚之方先生最为了解。

艺华影业公司的老板是个大鸦片商人。

龚之方先生一九一○年出生于上海浦东，现在住在苏州通河坊。我姐姐去世后一个多月--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他在苏州网师园的茶座与三个文化界朋友畅谈他与张爱玲交往及约她编剧、为她出书的经过。

龚之方在一九三○年初就出任上海艺华影业公司的宣传主任，当时才二十多岁。

你们一定想不到，艺华的老板是个鸦片商人！

他说，这个老板叫严春堂，卖鸦片赚了很多钱，有个朋友是大力士彭飞。三十年代初，彭飞偶然认识了田汉。田就请彭回去转告严春堂，"叫他拿点钱出来办文化事业"。严春堂遂创办了艺华影业公司。

第53节：永别·离婚与离国(4)

夏衍、阿英等人负责提供上海电影界"进步剧本"。

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共在上海成立"电影小组"，由夏衍任组长；阿英（钱杏荪）、王尘化、司徒慧敏、王凌鹤等都是组员。他们为上海各电影公司提供"进步剧本"。

不久田汉、夏衍也加入艺华工作。他们虽不上班，但剧本的创作和审查都由他们负责。在他们的掌控之下，艺华拍了《民族生存》、《肉搏》、《逃亡》、《中国海的怒潮》等所谓的"左翼电影"，引起国民党不满。龚之方当时负责艺华的宣传并主编《艺华画报》。

后来国民党暗中派人炸掉艺华的摄影棚。严春堂受此"警告"后，决定改变路线，拍些《化身姑娘》一类的娱乐片。

那时我和编导史东山就离开了艺华公司。

之后他就到张善琨的新华影业公司当宣传主任。张善琨那时还有一家戏院叫"共舞台"，在今延安路上，专门演京戏的连台本戏。龚之方负责电影与戏院的宣传，也编《新华画报》。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吴祖光、丁聪到上海来。龚之方兴致勃勃，筹了一些资金，创办《清明》杂志，由吴、丁担任主编。

但是出了四期就办不下去了，钱不够，只好停刊。

与桑弧去请张爱玲写电影剧本，起先她面露犹豫之色。

一九四六年八月，桑弧在石门一路旭东里家中请客，龚之方第一次见到了张爱玲。那时桑弧和吴性栽合办了文华影业公司，很想请张爱玲编剧，特别去委请柯灵代为介绍。那天的客人，除了张爱玲，还有柯灵、炎樱、魏绍昌、唐大郎、胡梯维（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夫人金素雯（京戏旦角），以及刚当选"上海小姐--舞星皇后"的管敏莉等人。

从《今生今世》的记述来推断，一九四六年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感情已经绝望，心情沉郁。桑弧请客那天，众人谈笑风生，张爱玲?郁郁寡言。

不过吃了这顿饭后，我们和张爱玲的交往合作维持了六年，直到一九五二年她离开上海。

龚之方在文华电影公司仍负责宣传工作。他记得和桑弧去请张爱玲写电影剧本，起先她一直面露犹豫之色，说她没写过，很陌生。

龚之方能言善道，一直力劝张爱玲开拓写作领域。后来张爱玲终于站起来，很爽快地说道："好，我写。"

第一个电影剧本《不了情》一炮打响，卖座极佳。

张爱玲虽没写过电影剧本，但她很聪明，参考了一些中外电影剧本后就着手编写。过没多久，剧本就写好了。

这就是文华影业公司的创业之作《不了情》；编剧张爱玲，导演桑弧，男主角刘琼，女主角陈燕燕，都是一时之选，一九四七年春天上映之后，果然一炮打响，卖座极佳。

因着《不了情》的轰动效应，桑弧想乘胜追击，再请张爱玲写个剧本。桑弧的构想是个喜剧，已经有了腹稿。张爱玲尝到《不了情》轰动的甜头，对桑弧的建议慨然应允。桑弧把电影构想告诉张爱玲后，她即一气呵成，完成了剧本。

这个剧本就是文华公司的第二部出品--《太太万岁》。主要演员有蒋天流、石挥、张伐、上官云珠、韩非等。导演还是桑弧。因为剧本编得很流畅风趣，笑料丰富，上映的时候观众的笑声不断。可以这样说，张爱玲的第二个电影剧本，也是成功的。

他感叹地说："张爱玲对胡兰成为什么这么痴情？"

第54节：永别·离婚与离国(5)

然后龚之方话锋一转，又提到了胡兰成。"张爱玲最后一次寄逃亡费用给胡兰成，就是编这两个电影剧本拿的编剧费。她对胡兰成，真是仁至义尽了。"

《今生今世》里说，张爱玲写诀别信及寄最后一笔钱给胡兰成，是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

爱玲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里说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这种地方尚见是患难夫妻之情。她是等我灾星退了，才来与我诀绝。信里她还附了三十万元给我，是她新近写的电影剧本，一部《不了情》，一部《太太万岁》，已经上映了，才有这个钱。我出亡至今将近两年，都是她寄钱来，现在最后一次她还如此。

龚之方感叹地说："真是没法想象，张爱玲对胡兰成为什么这么痴情？"

如果她是在狂风暴雨中写了那封诀别信？

龚之方记得一九四七年六月九日上海遭狂风暴雨侵袭，低洼地区都积水；南京路的明华百货凉棚被吹走，交通中断二十四小时；吴淞口外的渔船，也被吹翻了一百多只，上海损失惨重。

如果张爱玲那封诀别信是在六月九日狂风暴雨中写的，那心情该有多凄惨？

又开始发表小说，听到好听的故事也会哈哈大笑。

接着龚之方说，张爱玲那时除了写电影剧本，也又开始发表小说，就是登在《大家》月刊的《华丽缘》和《多少恨》。

《大家》月刊是他和唐大郎（唐云旌）创设的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由唐大郎任主编。办公室就在帕克路（今黄河路）上后来张爱玲所住的卡尔登公寓（今长江公寓）后面。一九四七年四月创刊号，登了张爱玲的《华丽缘》；五、六月号登的《多少恨》，就是她根据电影《不了情》剧本改写的中篇小说。

因为先后有这些合作，龚之方那时和桑弧、唐太郎常去张爱玲家找她聊天谈事情。在他的印象里，也许因为张爱玲那时已诀别了胡兰成，心情较为开朗，对朋友的态度还算是热情的。她喜欢与人聊天，如果人多，她也特别爱听人家高谈阔论，听到好听的故事，她也会哈哈大笑。唐大郎当时人称"江南第一枝笔"，说话常口没遮拦，戏谑起人来不留余地，张爱玲倒不以为意，似乎蛮欣赏他的机智。

到太湖吃船菜，"印象深刻，别致得很。"

文华的老板吴性栽以代理德国颜料和百货业起家，为人豪爽好客，与他接近的人常有一些宴叙。不过他听说张爱玲不爱交际应酬，很少邀宴她。有一次为了庆祝《不了情》和《太太万岁》拍片成功，吴性栽邀了桑弧、龚之方、唐大郎等人到无锡去，在太湖乘船游湖，吃"船菜"（鱼虾在太湖捞起当场烹煮）。张爱玲是这两部影片的编剧，理所当然邀她参加。难得她也参加了，和大家一起聊天吃菜，兴致不错。后来她提起那次游湖，直说"印象深刻，别致得很"。

湖中偶遇，张爱玲与洪深化解前嫌。

那天游湖还有一段巧遇。他们坐的船驶到湖心时，迎面也驶来一条船，船中传出众语喧哗。吴性栽耳朵很尖，立即听出其中一位是戏剧大家洪深（一八九四-一九五五）的声音。等两船靠近，吴性栽就请船老大帮忙，让洪深跳到他们坐的这只船上来，大家一起吃船菜。

第55节：永别·离婚与离国(6)

吴性栽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洪深几天前写了一篇批评张爱玲的文章，有些话写得不太受听。

洪深跳过来后，吴性栽介绍张爱玲与他认识，两人就谈了一些文学艺术的问题，观念越谈越接近。吴性栽的当机立断，使这次别致的游湖庆功宴意外化解了张爱玲与洪深的前嫌。

报上曾报导张爱玲后来还为文华写了第三个剧本《哀乐中年》，龚之方解释说：

这消息是不正确的。《哀乐中年》是文华中后期的出品，那时张爱玲在为《亦报》写长篇连载《十八春》，没有参与编剧工作。《哀乐中年》由桑弧亲自编剧、导演，演员有石挥、朱家琛、韩非、李沅青等，张爱玲只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算是顾问。

不过对于吴性栽与文华公司，龚之方相当推崇。吴性栽热爱电影，但不好名，从大众公司到文华公司，他从来不在投资制作的影片上挂名，多由曾与夏衍在日本留学的陆小洛以"陆奇"之名挂名。

吴性栽爱才，黄佐临也加入文华旗下。

吴性栽不好名，却很爱才。中国戏剧界的显赫人物黄佐临和他的夫人丹尼，解散"苦干剧团"后就受邀加入文华。他在文华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假凤虚凰》，放映时还演出一段戏外戏，轰动一时。

黄佐临出生于一九○○年，一九九四年病逝上海。他与夫人丹尼二十至三十年代曾两度赴英，研习戏剧，并曾得到戏剧大师萧伯纳的指点。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回到重庆任教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一九三九年到上海，与夫人丹尼创设"苦干剧团"。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张爱玲常看"苦干"演的舞台剧。一九四九年剧团解散后，他应邀加入文华，负责艺术制作，也兼任导演。第一部影片《假凤虚凰》之后，他导演过柯灵根据高尔基小说《底层》改编的影片《夜店》，以及编导了根据鲁迅翻译的俄国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小说拍的同名影片《丧》。

他在文华公司还导演过由他夫人丹尼主演的《腐蚀》、《美国之窗》等。石挥、鲁韧、叶明等演员，都是他一手培养成名。一九四九年后他曾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时夏衍为院长）、院长及上海市电影局顾问，导演过《为了和平》、《鲁迅生平》（纪录片）、《布谷鸟又叫了》、《三毛学生意》、《黄浦江的故事》、《陈毅市长》等影片。他的女儿黄蜀芹现在也是著名的导演，一九九四年拍过以上海女画家潘玉良生平为骨干的电影《画魂》，也曾轰动一时。

《假凤虚凰》连演连满，张爱玲的姑姑那一阵闲得很。

龚之方说，黄佐临的《假凤虚凰》，是文华的第三部影片，紧接在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之后拍完，由石挥、李丽华分任男女主角。这部影片描写一位漂亮的寡妇冒充有钱华侨的女儿征婚，一位理发师则冒充有钱的经理前往应征。两人相互欺骗交往，后来发生真感情，才有所觉悟，说出真相。为了增加喜剧效果，片中有些描写理发师的行为稍嫌浮躁，引起当时上海理发业的反弹。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这部影片在大光明戏院（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在这个戏院任口译工作）试映，但戏院被前来抗议的上海市"理发业职工工会及同业公会会员八百余人团团包围，所有入口均被封锁"。他们要求禁演或至少修改部分影片内容。大光明戏院最后只得挂出"谈判未妥，暂停试映"的免战牌。次日上海各报都以显著的篇幅，报道了《假凤虚凰》的试映风波。

第56节：永别·离婚与离国(7)

当时负责文华宣传工作的龚之方，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免不了兴奋之情，"这等于为黄佐临的第一部影片做了最佳的免费宣传！"

经过龚之方的从中奔走，居间协调，这部影片十余天后还是在大光明上演了。

大约有二十多天的时间，连演连满，欲罢不能，把大光明原来排定上演的影片都给挤掉了。张爱玲的姑姑当时对张爱玲说，那一阵她去上班闲得很，不用翻译嘛。

她抱着一袋东西来找我："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大家》月刊之后，龚之方与张爱玲的再次合作是出版《传奇》增订本。

"这次可不是我去求张爱玲，是她来求我了。"龚之方说，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她来命令我"。有一天他在山河图书公司的办公室里，张爱玲突然来了，抱着一袋东西。她说："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出版《传奇》增订本。

一九四四年九月出版的《传奇》，收了七篇小说，大约二十多万字，当时订价伪币三百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增订本，收了十六篇小说，约五十万字，定价法币三千元。

她自己编排，请炎樱设计封面，每一页校样都仔细校订，甚至大加修改，态度非常认真。版权页印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八字，书印好之后，张爱玲带了图章来，每一本版权页都盖上她的图章。一共印了三千本，盖章要盖很久，可是她一点也不马虎。

"她在这方面是很能干的，我不敢掠美。"

龚之方自谦说，他对张爱玲之命"认真对待"，但真正做的只有一件事：和桑弧去拜访当时驰名沪上的金石名家郑翁（散木），请郑为张爱玲的集子书写"张爱玲传奇增订本"八个字。郑写的是楷书，十分厚实夺目，配上炎樱那既古典又现代的封面设计，可说相得益彰。

《传奇》增订本完全是张爱玲一手策划的，里里外外都是她负责张罗。她在这方面是很能干的，我不敢掠美。

关于《传奇》增订本的出版，龚之方揣测的原因有三：一、张爱玲寄给胡兰成三十万元后，手头不裕；二、重振她在巅峰时期的文坛盛名；三、对小报的攻讦谩骂还以颜色。"尤其是第三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在增订本的序里为"文化汉奸"作了自我辩白。

龚之方说，张爱玲在《传奇》增订本写了一篇序言，大约只有四百多字，内容从头到尾都在澄清有关文化汉奸的传闻。显见她与胡兰成交往受到的指责，到了那时仍在她心里积累着沉重的压力：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

第57节：永别·离婚与离国(8)

断然否认桑弧与张爱玲有男女之情。

另外龚之方提到，当时上海的小报纷纷猜测张爱玲和桑弧也有男女之情，对此他则断然否认："这真是冤枉了桑弧！"

桑弧比张爱玲大五岁，性格内向拘谨。他原名李培林，是宁波人，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上海，曾就读沪江大学新闻系，原在银行工作。后来认识了名导演朱石麟，开始学写电影剧本获得成功，干脆辞掉工作，在吴性栽办的大众影业公司专任编剧；"桑弧编剧，朱石麟导演"的配档影片，当时不下十部之多。

后来他受朱石麟鼓励，也在大众公司做了导演。吴性栽创办文华公司时，桑弧是创办人之一。由于他非常赏识张爱玲，才想到找柯灵介绍认识，目的就是想请张爱玲编剧。

由于合作了两部影片，桑弧难免常去找张爱玲谈事情。他忠厚老实，找张爱玲只谈编剧的事。就算私心里真的仰慕，也不敢对她剖白。桑弧当时未婚，在旁人看来，他们不是很适配的一对吗？朋友之间瞎起哄，小报也就以讹传讹，让人信以为真。"连我都以为这事可行，还代桑弧去提亲呢。"

代提婚事，张爱玲的答复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

龚之方回忆说，有一次他去看张爱玲，与她聊了一些话就婉转地说明来意。他当时并不知道张爱玲与胡兰成有过婚约，就把朋友之间认为他们男才女貌，是很理想的一对佳偶之类的话，作了一番生动的转述，请张爱玲考虑这件婚事的可行性。当时张爱玲二十六岁，桑弧三十一岁。

张爱玲对我这个提议的回答不是语言，而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意思是不可能，叫我不要再说了。

龚之方活生生碰了这个软钉子，只好无趣地告辞。此后他也不敢向人说起这件尴尬的"提亲"之事（编按：桑弧已于二○○四年九月一日于上海去世，享寿八十八岁）。不过这事并没有影响他与张爱玲的友谊。解放之后，他创办《亦报》，又和唐大郎去向张爱玲约稿。她以笔名"梁京"发表的《十八春》、《小艾》，都是在《亦报》发表的。

夏衍整顿上海小报，张爱玲化名写长篇小说。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暗中掌控戏剧队伍的夏衍，也重返上海。他先在军管会出任文管会副主席，接管上海市的文化工作。那时上海的十多家小报都已在解放之前自动停刊了，有些小报的老板和文人，也相继离沪赴港。上海一时之间变成了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

六月间夏衍就去找龚之方，要他和唐大郎组织一个"能力较强、素质较好的小报班子"。

夏衍向龚之方说，新中国并不是不能容许上海小报的存在，但不能再像解放前的小报，专事捕风捉影，登些耸人听闻、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文章。

"要端正小报的风气，提供读者有益的、多样化的趣味性内容。"一个月之后，《亦报》创刊。龚之方任社长，唐大郎任总编辑。当时还有一家小报创刊，叫《大报》，是夏衍命原来的《世界晨报》改组的，陈蝶衣、陈之华、姚苏凤等人都加入《大报》工作。

为何决定以笔名发表《十八春》？

这两张小报，果然一扫过去上海小报的庸俗下流，面目一新。一些著名的作家，过去是绝不给小报写稿的（张爱玲虽然爱看小报，也从来不在小报发表文章），但改头换面后的小报形象清新，许多著名的作家如丰子恺、周作人等人，都相继在小报露面了。

第58节：永别·离婚与离国(9)

"我和唐大郎又去向张爱玲约稿，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连载。她虽然答应了，不过坚持要用一个笔名。我们对她的作品有信心，也就只好答应了她。"这是张爱玲第一次在报纸发表小说。龚之方推测说，张爱玲决定用笔名，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以前《连环套》边写边登，水平不一，遭致批评，她怕重蹈覆辙。其二是，胡兰成之事在她心里仍有隐忧，她对"新中国"还采观望态度，认为暂避风 头较为稳妥。

我只好告诉夏衍，"梁京"就是张爱玲。

张爱玲以"梁京"这个笔名在《亦报》连载《十八春》不久，就引起了夏衍的注意。上海"孤岛时期"，夏衍远在内地，没有看过张爱玲的作品。抗战胜利后，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听说了张爱玲崛起上海文坛的盛况，就找了她的作品拜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八春》连载之后，有一天夏衍把我找去，问我"梁京"这个作者的背景。我只好告诉夏衍，"梁京"就是"张爱玲"。他听了很高兴，说这是个值得重视的人才。

《十八春》全文共十八章，二十五万字。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由《亦报》出版单行本。这是张爱玲真正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背景在上海和南京，时间则从解放之前十八年写起，结尾时已是解放初期，背景也移到了沈阳。几位青年男女经过重重感情波折，最后都投身到"革命的熔炉"去寻找个人的理想。

一九五五年张爱玲赴美后，把《十八春》的下半部重加改写，易名为《半生缘》，一九六六年起在台湾的《皇冠》杂志和香港的《星岛晚报》连载；次年在台湾出版。她另一个在《亦报》连载的中篇《小艾》，后来则存其原貌，未加改写。

参加过一次共产党主办的大会，不知她心里想的是什么。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召开了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至二十九日结束。夏衍担任主席，副主席是梅兰芳和冯雪峰；周信芳（麒麟童）则任执行副主席；陈白尘担任秘书长。包括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翻译等各界人士，共有五百多人参加。

夏衍爱才，当然点名张爱玲也去参加。她接到通告，不像对"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那样去函"谨辞"，而是欣然与会。当时大家都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人民装，张爱玲?穿旗袍，外面还罩了有网眼的白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还是很显眼。

龚之方说："张爱玲当时坐在会场看眼前的光景，心里想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不过她参加共产党主办的大会，总算有这么一次了。"

至于有人传说张爱玲会后曾与许多与会代表一起去苏北参加土改，到海外后并据此经验写成《秧歌》一书，龚之方说："我不清楚这回事。我也没听张爱玲提起过。"

她"只是笑而不答，似乎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那次大会之后，夏衍出任"上海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会长。八月二十日，他又出任新成立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任院长。后来创立"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他兼任所长，柯灵任副所长。龚之方说，他记得夏衍很想安排张爱玲去那里担任编剧，但有些人对张爱玲的背景仍持否定态度，他要稍待一些时候再伺机而行。

这件事夏衍同柯灵说过，也同我谈过。有一次我受夏衍的委托去看张爱玲，把这层意思转告她。夏衍并要我婉转问她日后有什么打算，会不会出国？她没有给我正面答复，只是笑而不答，似乎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第59节：永别·离婚与离国(10)

龚之方把这段经过汇报给夏衍。后来夏衍认为时机成熟，又找唐大郎去面告张爱玲，可惜她的姑姑说，已经走了。又说她们相约不通信，不知道她在香港的地址。

解放初期，政府对出境审查不像后来那么严格。张爱玲是以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准的名义走的。

夏衍当时不知道中国后来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

龚之方说，夏衍知道张爱玲离开大陆的消息后直叹可惜。但他接着说：

夏衍当时不知道中国后来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才会直叹可惜。其实张爱玲决定一九五二年离开大陆是很机智的选择，否则一九五七年反右那一关，她就可能受不了，更何况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张爱玲离开大陆之后不到半年，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政府就对上海的新闻机构重作整顿：本来在上海出版的《大公报》迁到天津，和当地的《进步报》合并；《文汇报》、《新民报》、《新闻日报》的人事和编辑方针也重新调整和分工；英文《上海新闻》和《亦报》则遭到了停刊的命运。

后来我就到北京，担任《新观察》杂志的业务经理，再也没听说过张爱玲的消息了。

对内地来的人有戒心；但"对上海还是有感情的"。

八十年代之后，龚之方从冯亦代那里听说张爱玲已到了美国。冯亦代有一次赴美访问，辗转打听到张爱玲的下落，并请朋友居间联系，他想与她在洛杉矶见面。但行程紧凑，还没等到张爱玲的回音就离开洛杉矶了。后来他的朋友接到了张爱玲的电话，说"上海来的朋友，我愿意同他见"。冯亦代听说这句话，只有直叹遗憾。

还有一位朋友魏绍昌也有类似的遗憾。一九九三年魏绍昌到洛杉矶，巧遇张爱玲同幢楼的一个邻居。她说张爱玲深居简出，对内地来的人尤其有戒心。她们偶尔碰到，虽同是中国人也不打招呼："不过你如果要给张爱玲写信，我可以代你投入她的信箱，一定可以收到的。"

魏绍昌于是给张爱玲写了一封信，留下朋友家的联络电话，请她先打电话约见面的时间。等了几天，没有消息，魏绍昌也结束了洛杉矶的旅程。

一个多月之后，魏绍昌的洛杉矶朋友接到一通自称姓张的老太太打来电话，问"魏先生在吗"，朋友答以"魏先生早就走了"。她答说"我刚看到信呀"，就把电话挂断了。

龚之方感叹地说，近几年他听说了很多有关张爱玲遗世独居、不见访客的传闻。"这样比较起来，她对上海还是有感情的"。

抗战胜利后自我沉潜，默默忍受感情的煎熬。

龚之方的这些忆往，不止内容珍贵，也显示了他与桑弧、唐大郎等人作为文化人的勇气和睿见。如果没有他们，我姐姐也就可能没有《不了情》、《太太万岁》、《十八春》等作品了（编按：龚之方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去世，享寿九十岁，骨灰撒于黄浦江）。

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她本来就不多话，关在家里自我沉潜，于她而言并非难以忍受。不过与胡兰成婚姻的不确定，可能是她那段时期最深沉的煎熬。

没有发表作品，收入减少，这也是很现实的生活问题。难怪桑弧与龚之方去邀她写电影剧本，她略作考虑就爽快答应了。

胜利后那几年，我因从扬州调到"中央银行"无锡分行工作，只有公出或假期才回到上海，和她见面的次数不多。一九四七年六月她写信给胡兰成诀别之后就与我姑姑搬离爱丁顿公寓，迁居梅龙镇巷弄内的重华新村二楼十一号公寓。我还是因为母亲又回上海，从她那里知道新址。那幢公寓外观不如爱丁顿雄伟，室内也小得多。显见姑姑与她的经济状况不如以往了。

在任何社会变化中，她对文学和电影始终最为情深。

一九四八年底，我母亲又出国，姑姑与姐姐从重华新村搬到帕克路（今黄河路）的卡尔登公寓（今长江公寓）三○一室，一人一个套间。她离开大陆之前的作品《十八春》、《小艾》，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解放前夕，我回到上海，就留在总行工作。那时我父母已搬到我现住的只有十四平方米的小屋，我则借住在黄河路一个同学家。那里离姐姐住的地方很近，我们才又有机会不时见面。

当时政治局势很乱，人心惶惶，我们常常谈些街头见闻，很少谈政治。姐姐最爱谈的还是文学和电影。

我记得她那时对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很欣赏，叫我有机会要找来看看。《小二黑结婚》还曾拍成电影，她也向我推荐。当时她推荐的电影还有《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可见在任何社会变化中，我姐姐对文学和电影始终最为情深。

解放之后不久，她就在《亦报》连载《十八春》。因为是边写边登，我怕打扰她写作，就较少去看她。

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她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一?五一年，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十八春》连载结束后，有一次我去看她，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虽然不谈政治，但对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不可能无知。尤其像她那么聪明的人，经历过上海沦陷，香港沦陷，抗战胜利，对于各阶段的变化，一定有她独特的观察和发现。她以前写出"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样的句子，解放之后，种种的变化都更激剧，也许她已经预见"更大的破坏要来"了。我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就是因为我对整个客观环境已经有所考虑了。

但是姐姐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淡漠，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地方是神秘而且秘密的，她只能以默然良久作为回答。

姑姑说："你姐姐已经走了。"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

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那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

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