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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之歌（1）

- 理想之歌（2）

- 理想之歌（3）

- 理想之歌（4）

- 理想之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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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数位大学校长：高考招生不改革？创新人才难培养……

高考改革试“破冰”？复旦、上海交大率先试点……

第一章　初登舞台……

一、教育界的革命……

二、第一届“工农兵学员”……

三、第一届学员走出校门……

第二章　理想之歌……

一、坎坷的大学之路……

二、创作自己的诗歌……

三、从理想到现实……

第三章　明星学员……

一、陈力丹，淡忘的工农兵岁月……

二、李银河，不愿触及的往事……

三、梁晓声，我的大学生活……

第四章　最后的学员……

一、大学的末班车……

二、复旦中文7611班……

三、教育改革的春天……

第五章　退出舞台……

一、承前启后的时代……

二、相聚2005……

引子（1）

1970年—1976年，在中国，“工农兵”和“大学生”被联结在一起，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一经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大为推广，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体会就被强行贴上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标签，他们别无选择 。

“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但是它却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教育理念及个人命运等方面影响深远。虽然在许多重要岗位上不乏他们的身影，然而，他们始终都被认为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这个阴影甚至深深地烙在了每个“工农兵学员”的心中。

一位工农兵学员曾写到：“时下流行写回忆录。坊间林林总总的网站里，

‘大学岁月’一栏往往是很热门的。它意味着友谊，青春，热情，理想和骄傲。大学生活几乎是所有过来人最值得怀恋的一段经历。毕竟，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贫困落后的国度，长期以来大学生都是非常稀罕的‘天之骄子’。他们有值得骄傲的资本，当然也不怕向人炫耀。如果把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大学生划分为：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的四个阶段，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几乎完全看不见“文革”时期大学生——‘工农兵学员’的回忆文字？”

直到今天，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评述仍然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历史，永远是一笔财富，不管是令人心酸的还是带来荣耀的，而要得到这笔财富，其前提之一就是正视它。劫难需要记住，生活则需要感恩。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这样，对于我们同样如此，也许这就是我们记录的理由。

引子（2）

数位大学校长：高考招生不改革？创新人才难培养

《中国青年报》2007年7 月15 日报道：这两天是全国高考重点线以上学校录取的关键时刻，但是参加“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几位中国大学校长， 却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现行高考制度选拔人才的办法，使用了比较激烈的“批判性”语言。

高招模式被单一化了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现在衡量和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就是分数，高考录取，都是按成绩一分一分地顺着从高往低排，差一分都不行！但是，一次考试、一分之差真的就差很多吗？”他摇了摇头，“现在动不动就是公平、公正，整个社会的神经高度紧张，已经脆弱到不太正常的地步了，学校还能有多大的空间来自由挑选人才！”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我是做应用科学的。我们设计一个系统，不会把命脉都放在一两个结点上。（因为那样的话）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会崩溃。可现在的高考招生就是这样一个结点，高校招生模式是被人为地单一化了。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在呼吁“要善待高考第一志愿落榜生”的同时，表示“希望改变这一状况”。他说，在世界很多国家，成绩优异的学生是可以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的，学生最后要做的事情是做出上哪所大学的决定，这本属于学生的权利。

郭沫若参加高考难上榜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这次特地带来了他的四川老乡、中国科技大学老校长郭沫若先生早年读中学时的两张成绩单。

一张系嘉定府官立中学堂于宣统元年5月28日所发--郭老时年16岁，读完了中学二年级。成绩单上的成绩是：修身35，算术100，经学96，几何85，国文55，植物78，英语98，生理98，历史87，图画35，地理92，体操85。

另一张成绩单为四川官立高等中学堂所发。郭老当时18岁，读完了该校三年级第一学期的课程。成绩是：试验80，品行73，作文90，习字69，英文88，英语98，地理75，代数92，几何97，植物80，图画67，体操60。

从两张成绩单上的成绩看，郭沫若当时显然算不上优等生。朱清时笑着说，如果郭沫若在今天上中学，这样的成绩是很难考进大学的，即使考上了，家长和学校也一定要他上理科。像郭老这棵大师苗子肯定会被“善意”地扼杀了。

朱清时认为，目前在我国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最大问题，是高考导向出来的应试教育体制。一分之差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它迫使学生集中全力应付要考试的那几门课程，全面素质教育无法实行。

建议高招结合平时成绩

朱清时提出改革现行高考制度的思路是：由各省、市把高中阶段学期末的各门功课的考试，改成统考，使高中学生平时的学习成绩有更准确的可比性。然后，高校在招生时既依据全国统一高考的成绩，又依据学生平时各科的成绩(包括音、体、美和其他高考没有的学科)决定是否录取。开始试行时，平时成绩所占比重少些，待制度完善后，再逐步增大平时成绩占的比重。

引子（3）

高考改革试“破冰”？复旦、上海交大率先试点

一场在复旦大学悄然举行的“资格测试”让正准备参加高考的上海学子多了一个选择：通过这个资格测试的学生将有机会进入下一轮面试，面试过关，也就意味着跨入了复旦大学的校门。3月初，复旦大学宣布今年的自主招生改革方案，计划面试入学300名学生，占该校2006年招生总规模的近10％。

不久，上海交通大学也公布了该校2006年“深化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招生方案。上海两所高校的招生录取改革，是我国高校多样化选拔人才的全新探索，备受瞩目。

自主选拔只在上海施行提前录取后仍需参加高考

根据两校公布的方案，此次改革只在上海地区施行。按照规定，凡符合高考报名条件的上海考生均有机会参加复旦大学的选拔。面试前，考生将先参加由学校命题的为时三个小时、全部由选择题组成的“申请资格测试”，内容涵盖高中阶段语、数、英、计算机等十个科目的知识。

在进行面试前，学生必须提供相关申请资料，其中包括一张个人基本信息表、一封陈述申请理由的申请信、一份由中学盖章确认的高中三年各科成绩单、两封由任课教师提供的推荐信以及平时表现的各项能力证明材料、获奖证书、特长证明等。根据“申请资格测试”的结果以及考生基本资料，复旦大学将对外公布进入下一轮面试的1200名学生名单。随后，学校将主要依据面试成绩，最终确定300名录取学生名单。

上海交通大学则自主选拔录取不超过30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申请者的学业水平和面试考核成绩将成为录取的主要依据。和复旦不同的是，报考上海交大不需进行资格测试，而是直接由考生自愿向所在中学提出申请，由所在中学在给定的推荐名额内向交大推荐。同时，考生也可在申报材料经所在学校签署意见后向上海交大进行自荐。之后，上海交大将按学科大类组织专家对所有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确定1200名左右申请者参加面试考核。

据了解，对于那些参加自主选拔录取，但没有被录取的考生，6月高考当然是一次全新的选择机会。那些已经被自主录取的考生，也必须在6月份参加高考。高考成绩虽不影响考生已被录取的事实，但成绩的高低将会影响考生入学后的奖学金和专业的选择。

引子（4）

百余名专家随机组合考查学生面试选拔拒收“条子生”

不同于以往高校自主录取中的保送生、优秀生选拔、5％自主招生等政策，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此次录取改革最大的突破在于“面试结果即能决定录取与否”。此举一出，备受争议。因为在此前实行的保送生、优秀生自主招生中，考生必须达到规定的获奖级别、特殊奖项等要求，加上高考录取中的一些黑幕被揭穿，依靠面试来选拔学生的公正性曾受到多方质疑。

对此，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表示，为了保证录取过程的公平性，复旦大学将专门成立由150名不同学科领域的教授组成的专家面试团，每名考生面试时，由学校随机抽调五位不同领域的专家，每位专家与面试学生交流15分钟，录取结果最终由专家面试小组商议确定。

而上海交大也表示，学校将组织160名教授、专家随机组成若干面试小组，每个小组由不同学科的五名专家组成。在学校招生监察小组监督下，获得面试资格的学生将根据填报的第一专业志愿所属学科大类被随机分组并确定面试次序。面试专家根据学生的学业水平、能力和素质独立给出综合评价结果，汇总各专家评价结果后，择优确定预录取推荐名单。

“学校的招生过程严格按照‘公开’原则，无论是进入面试的考生，还是被最终录取的学生，其名单都将适时在网上公布。”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坚定地说，“此次改革坚决拒收‘条子生’，同时学校纪委书记将亲自参与招生各个环节的工作，并将接受社会与媒体监督。”

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状高考指挥棒将从“应试”转向“素质”

有关人士指出，对于“以面试结果为录取依据”，虽然有质疑声，但对于改变高考这座“独木桥”“一考定终身”的现状，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高分人才并不等同于高素质人才，应试教育培养不出全面发展的学生，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自主选拔录取改革实现了高等教育在人才选拔与人才培养理念上的对接。”秦绍德说，此次改革的意义就在于变高考这个“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为“素质教育的指挥棒”，最终培养创新人才。

“高校自主招生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了，实行笔试和面试结合的方式也很多。每个学校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加试，自行确定录取的标准。”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韩映雄坦率地说，高校之间的办学特色和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根据自己的特色和办学模式，通过自行招生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十分必要。

高校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则认为：高校自主招生并不是滋生腐败的沃土，招生过程的公平性、公正性将成为学校的“招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党委副书记楼巍也对两校实行的自主招生改革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对于一个新生事物不能求全求美，要宽容对待。既然两所高校在自主招生录取时有严格的制度加以保障，就应该相信它们。这对于现行高招体制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

《人民日报》(2006 年3 月28 日第11 版)

初登舞台（1）

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20世纪70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一段由单位推荐上大学的风潮。那时候，

“工农兵”和“大学生”这两个没有必然关联的名词结合在了一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工农兵大学生”成为那个年代最时尚的词汇，一种前无古人，也许也不会有后来者的特殊教育模式成为既定的事实。百万的年轻人在一夜之间就被改变了人生轨迹，成为第一代“工农兵大学生”，他们甚至没有思考的权利和时间，就被贴上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标签。今天看来，第一代“工农兵学员”是幸运的，他们虽然被政治裹挟，但却没有太多的政治痕迹，他们也因为在无意间开创了一个特殊的时代而显得更加特殊。

一、教育界的革命

学员来自工农兵

1965年7月的一天，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的西赵村，突然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人们的疑惑中，一个消息传来了--村东头李家的孩子李荣欣考上了高中。这则消息对两千多人的西赵村来说，实在不平常。这个位于河南省沙河边上的小村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几年的时间里，总共才出过两名高中生。

李荣欣（70 级工农兵大学生）：我们村子包括我一共只有三个高中生，那段时间，好多人说这孩子肯定有出息，说了一些祝福的话。

高中生，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绝对属于知识分子一类的人。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在校高中生仅7.1万人。1952年高中生人数才达到14.1万人。据统计，1952年，全国每万人中中学生人数仅为55人。这样低的比例，使大学招生计划都受到限制。政府不得不下达指标，禁止各单位自行到中学招工，扩大助学金发放。同时努力争取95%的高中生能升入大学。但是即使达到了上述要求，还需要从党、政、军中抽调两万名青年知识分子补足应届高中生的升学差额。

丁东（现代历史学者）：应当说中国在50 年代，虽然当时都有高考。但是有一度是中国高中生比较少，大学生源不足。一度甚至要牺牲很多调干生来补充大学生源。

由于大学招生人数超过高中生的毕业人数。那个年代，高中生基本都能升入大学，而高中生的素质普遍也比较高。这时的教育界偏向苏联式的精英教育，它强调少数人享受教育，培养出类拔萃的专才。并从高等院校、专业学校入手，按层层选拔的方式为国家挑选有用的人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形成了金字塔的形式。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做法保证了生源的质量，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了最大的开发和利用。

刘少奇是向苏联学习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组织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并参照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改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来，人们把人大和哈工大看成学习苏联教育的样式和模板。

苏联教育家凯洛夫1948年主编的《教育学》，是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界主要学习的对象，并逐渐形成了“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将本科学制由四年延长为五年，取消以美国按系招生、选课制、学分制、淘汰制等教学机制。中国的教育逐渐步入苏联式的精英教育模式。

初登舞台（2）

凯洛夫（1893～1978）

著名教育家，莫斯科大学教授，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士、院长，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

《教育学》(1948年)，凯洛夫主编，叶希波夫、凯洛夫、里魏斯等人著。中文版本根据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第二修订版译出，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是当时师范教育丛书之一。该书1950年传入我国，多次出版发行，曾作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总发行量超过百万册，对我国50-60年代教育的影响颇大。

《教育学》是在总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30年来教育正反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也是凯洛夫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曾在前苏联教育事业上起过积极作用。它立足于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主要对赫尔巴特等实在论教育学进行了批判、继承、发展。

与刘少奇不同的是，毛泽东非常反对苏式教育，而且从不掩饰自己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不满。1951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创刊词上写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讲的人民教育，是对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教育。

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强调教育要面向大众，面向广大工农子弟。在毛泽东影响下，当时延安建立了大量的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各种学习班、业余学校、工农速成学校等都成为广大工农群众接受教育的场所。

然而，随着建国后教育界全面向苏联学习，这些来自解放区的非正规教育模式逐步失去价值，教育平等的政策也没能得到继承和延续。整个教育界由

“大众教育”开始向“精英教育”转变。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开始倾向于后者。

刘小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导）：建国以后，基本上是参照苏联的模式来办中国的高等教育。它那套模式也是经过多少代人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的。一方面它是正规化的，这个跟毛泽东他们在延安时期办的“抗大”绝对是两回事。

杨东平（国家教育发展中心研究员）：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关注教育公平。就是希望能够面向工农群众，面向多数人。那么他的教育革命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呢，就是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毛泽东很早就强调学制要缩短。

表1-1：教育投资中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比例（%）

年 份 教育 投资 教育事 业费 教育基本 建设投资

高教 普教 高教 普教 高教 普教

1953-1957 29.87 70.13 21.01 78.99 52.37 46.73

1958-1963 29.84 70.16 27.73 72.27 44.21 55.79

1964-1965 23.51 76.49 22.44 77.56 33.45 66.55

注：1953-1963年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约占国家教育投资总额的30%，而在大多数国家和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一比例应该不高于20%。杨丹芳《教育发展研究&#8226;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支出配置》2000.4

初登舞台（3）

1936年6月1日，创办于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亲自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学员以从部队中抽调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爱国知

识青年。每期学习期限为4-8个月。

1955年，全国87所工农速成中学全部停止招生。教育部在《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称：“实践证明，对农工干部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非常不满意。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讲到：“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已经明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

杨东平：1958 年，那个时候高校学生当中工农兵、革命干部子弟的比例相当高了。1952年以前用我们现在话说，非劳动人民家庭可能占80%-90%。但到了1958 年以后，工农兵这个比例已经占到50%-60%。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教育界也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的浪潮，希望通过“大跃进”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加快教育发展，打破常规，普及教育。

在举国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声中，政府作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随即中国高校迅速膨胀。1958年一年，全国新增普通高校两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两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国高校的数量已经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然而，进入1960年后。国民生产总值因为自然灾害而降低，教育政策也不得不开始调整。1961年教育界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1962年小学在校生7157万人，入学率由1958年的80.3%降至56.1%；高中在校生43万人，只占同龄人口的2%；高校学生也回落到1955年左右的水平。

1964年，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

这年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邀请邓小平、彭真、黄炎培、章士钊等党内外16人参加。座谈会上，毛泽东抨击了当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他认为：“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此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已经很明确，抵制“精英教育”，强调“平等教育”。

初登舞台（4）

杨东平：经过60 年代初那几年的大饥荒，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创，毛泽东那些社会变革、教育变革理想等等受到挫折。但是到60 年代中期，毛泽东又开始酝酿教育领域的文化革命。在1964 年发表的春节讲话中，他做过批示，就是希望教育部门能够缩短学制，课程内容砍掉三分之一。

表1-2：中国普通中学招生统计表 招生数( 万人)

年限 初中 高中 年限 初中 高中

1949 年 34.1 7.1 1959 年 318.3 65.6

1950 年 50.1 10.8 1960 年 364.8 67.8

1951 年 80.6 9.1 1961 年 221.8 44.7

1952 年 124.2 14.1 1962 年 238.3 41.7

1953 年 81.8 16.1 1963 年 263.5 43.4

1954 年 123.6 19.5 1964 年 286.6 43.8

1955 年 128.2 22.1 1965 年 299.8 45.9

1956 年 196.9 37.4 1966 年 272.7 20.7

1957 年 217.0 32.3 1967 年 198.3 13.6

1958 年 378.3 56.2 1968 年 648.5 63.0

《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 》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

毛泽东发表“春节谈话”的这一年，李荣欣还在河南平顶山的一个小山村读初中。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谈话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李家家境贫寒。家中十口人，全部挤在土地改革后分到的三间小瓦房里。除了在乡镇工作的父亲每月有三十多元的收入外，家里只能靠母亲到生产队去挣点工分。

李荣欣：我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工分挣得很少。所以我们家一直是缺粮户，分粮食老是分得很少。

有一次生产队里分南瓜，李荣欣放学后跟着大家一起去领。轮到他领时，他才知道，这次分南瓜是按工分计算的。由于家中缺劳动力，母亲挣的工分又太少。家里十口人才分到半个南瓜。捧着这半个南瓜，年少的李荣欣欲哭无泪，双手抓着生产队里那根围南瓜的绳子，久久都没松开。从那一刻起，李荣欣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摆脱这种贫困状况。

李荣欣：我们家十口人分半个南瓜，对我刺激很大。由于家穷，当时除了上学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在那时候就立志好好学习。

李荣欣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父亲还向李荣欣许诺，如果他考上高中，就给他买一辆自行车。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自行车可算得上一件奢侈品。当时两千多人的西赵村，也只有一两户人家有自行车。

1964年，李荣欣没有辜负全家人的期望。在当年的初中升高中中，他如愿地考上了县里的高中。高兴的父亲兑现了承诺，当即给他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初登舞台（5）

李荣欣：考高中的时候，我父亲说，只要考上高中我就给你买个自行车， 不叫你来回跑。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坐，到县城上学十几里路全靠步行。所以我考上高中以后，我父亲真的掏了二三十块钱，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二三十块钱很值钱。

即使对于县城里的孩子来说，骑自行车上学的也不多见，这让从农村来的李荣欣感到无限骄傲和自豪。每天他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全家人的希望，穿行在崎岖的山路上。

穿皮鞋的梦想

进入县城读书的李荣欣，其实并未摆脱贫困的纠缠。

因为家境贫寒，他每天只能吃自己从家里带过来的红薯面。食堂里有五分钱的菜，也有两分钱和一分钱的，但他连最便宜的一分钱的菜都舍不得买。

学校里既有李荣欣这样从农村来的孩子，也有不少城镇职工的子弟和干部子女。相比之下，别人吃的是“商品粮”，家境比李荣欣更为富裕，生活上也享受着更多的优待和照顾。这给农村来的学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李荣欣：那些吃“商品粮”的人可以吃小灶。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就只能吃大灶。大灶伙食很差。所以对自己刺激比较大。

商品粮

1955 年11 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确定

“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标。1963 年以后，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 吃国家供应粮的城镇居民就划为“非农业人口”，否则即是“农业人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至此初步形成。在实际待遇上，两种户口有天壤之别。

“非农”，由国家统一供应商品粮，享受副食补贴，其中有公职者享受公费医疗，“农业户”只能吃自产粮，不享受副食补贴，医药费自理；非农业户口可以报考技校，农业户口一般不允许，只可报考中专，录取分数线比非农业户口高10 到20 分；非农业户口招工面宽，特别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招工一般都规定“录用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农业户口招工面窄，只有矿山、野外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生产等四个行业的有关工种可以从农村招工；非农业户口男女可以报名服兵役，服役期满由国家安置工作，农业户口适龄男青年可以报名服役，服役期满退伍回家后仍是农民；等等。

但是李荣欣很快为自己的沮丧找到了出口。在一次物理课上，物理老师对同学们说，你们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农门。考上大学，就是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界线。不要一辈子穿草鞋，一定要打算穿皮鞋。物理老师的一番话，给了李荣欣很大的启发。在他眼里，大学变得无比的具象。上大学就意味着穿皮鞋，上大学就意味着不用吃红薯面，上大学就意味着改变家里缺衣少食的局面。

初登舞台（6）

大学，像一块强有力的吸铁石，紧紧地吸引着少年的李荣欣。在那以后，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考大学。

李荣欣：当时，很想考大学。想的就是，上大学是自己从农村向外走的一个跳板。

1966年夏天，李荣欣进入高中二年级。这意味着他距离自己的大学梦想又近了一步。然而，县城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另一种改变。这一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同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发出了《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12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草案，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广到农村，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这一年，全国大、中、小学基本停课。将近百万的应届考生失去了高考的机会。

杨东平：因为废除高考，让青年学生、红卫兵小将集中精力、全气以赴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那时候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就停顿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也蔓延到李荣欣所在的学校。当时他并不知道什么叫“文化革命”，学校里的师生们也不理解什么叫“文化革命”。李荣欣只记得有一次，一位高一的老师将《毛主席语录》里的一些话抄写在学校的黑板上，大家都很激动。

不过，像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红卫兵很快就出现了，红卫兵组织也建立

了起来。紧接着，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红卫兵们到处抄家封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他们砸学校老师家的东西，砸医院院长家的东西……砸各种各样的器皿、牌匾，烧各式各样的图书、字画。

“破四旧”之后，红卫兵又在学校组织批斗大会。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些老师被戴上高帽子，挂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牌子游街示众。对于昔日的恩师，红卫兵们没有任何的心慈手软。他们常把老师揪到会场上，剃阴阳头、剪小裤腿、坐“喷气式”……极尽侮辱之能事。

狂热的运动，使许多置身事外的学生都参与到了红卫兵的行列。但是随着暴力的升级和运动的扩大，李荣欣和另外一些同学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加入了另一个组织与那些人抗衡。

李荣欣：把我们的老师揪过来斗，斗得也很惨，对老师也拳打脚踢。当时我实在看不惯，确实觉得这不对。

1967年，经过“破四旧”“大串联”等运动后。红卫兵们相继返校闹革命。这个时候，红卫兵之间因为各自的观点分歧，纷纷成立了不同战斗队。各战斗队之间大打内战，校园内一时混乱至极。

初登舞台（7）

李荣欣所在的学校，红卫兵分成相互对立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他加入了保守派。两派经常爆发各种冲突和争斗。时间一长，李荣欣渐渐厌倦了这种生活。趁着一次造反派攻打学校的机会，李荣欣和一名同乡逃离了学校，跑回家中躲藏了起来。

李荣欣：我记得是四五月的时候，麦子长半尺多高，我们跑回家躲了起来。跑回家后村子也在搞运动，村子寻找从学校回来的学生-- 斗这个学生。我们就到处跑，来回躲藏。不过没多长时间，这个农村文化大革命就基本上停止了。

文化大革命不但让李荣欣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他那个穿皮鞋的梦想也在这场运动中被砸得稀巴烂。回到家后，李荣欣非常失落，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也许就这么结束了。

过了不久，李荣欣被村里推荐当上了民办教师。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参加其他的劳动。很快就挣下不少工分，帮助家里摆脱了缺粮的困境。但是做民办教师不是李荣欣的初衷，他认为，做一名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也没什么前途。在学校教了半年书后，李荣欣走上了那个年代大多数农村青年离开土地时选择的一条道路--参军。

李荣欣：自己毕竟是高中毕业-- 我们村解放以后只有三个高中生，我是其中之一-- 高中生在村子落到这种程度也不行。所以自己下决心当兵去。我父亲说：“可以，你当兵去吧。”

1968年年底，李荣欣和村里近十人参加了那年的冬季征兵活动。在一群应征入伍的青年中，李荣欣很快就脱颖而出。这除了他的贫农身份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拥有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两年高中学习的经历。

李荣欣：我们村有将近十个人报考，其中有三个上过初中、上过高中的， 其余人部分是文盲。刚好部队就喜欢（有文化的），体检合格以后，我们三个就一起去了。

第二年初春，在一片喧天的锣鼓声中。17岁的李荣欣佩带着大红花，在家人的声声嘱咐中随军入川，成为成都军区通信总站维护队的一名解放军战士。李荣欣家庭成分好，文化程度高，工作起来又十分积极，很快就受到连队领导的重视。到部队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这年年底，李荣欣还被评为连队的“五好战士”。

更让李荣欣高兴的是，在部队中，他找到了新的奋斗目标。

1969年，很多部队的提干权利已经下放到团级单位，只要具备初中文化的战士就有可能提干。提干则意味着，由穿两个兜的军装变为穿四个兜的军装。当然这不仅仅是增加两个口袋那么简单。在当时，战士每月的津贴是6元钱，而干部的津贴是53元5角。

李荣欣上过两年高中，又是两年的义务兵，并且得到连队领导赏识。这些前提条件让李荣欣对自己的提干充满了信心。

李荣欣：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一定当上干部，一定穿四个兜。向四个兜奋斗！

初登舞台（8）

李荣欣来自农村，本来就是个勤劳的人。有了提干的想法后，他做事更积极了，再苦再累的活也不避让。有一回连队的厕所堵塞了，屎尿遍地流、臭气熏天。大家远远地都绕着走，更别说去干疏通厕所这事。看到这种情况，他主动向连队要求，自己去疏通堵塞的厕所。

李荣欣：我弄个雨衣一披，就在厕所里头。又是撮粪便，又是凿粪池子。

经过大半天的努力，厕所终于疏通了。李荣欣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也得

到连队领导的表扬。1970年，李荣欣再次获得“五好战士”的荣誉。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

士”，这不但意味着自己受到领导的赏识，更意味着离提干、当一名穿四个兜的

干部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在来过成都的很多人的记忆中，成都是没有城墙的。但在我的记忆中，成都是有城墙的。而且我曾踩着它登高望远，一饱眼福。

那是1969 年春天，我入伍进川，被分配到成都军区某通信总站。这个通信总站在成都的一隅。有一天下午，我们训练结束，班长说，接下来咱们到菜地浇粪。大家问，菜地在什么地方？他说，在城墙上。这里还有城墙？这一下子让我们这些没有见过城墙的“新兵蛋蛋”们高兴起来。大家飞快地找来粪桶，装上粪水，挑着抬着，争先恐后地往菜地跑。我们穿过连队伙房的后门，果然“推开门扉一重天”，一堵高高的城墙突兀地耸立在了我们面前。我们顺着前人造化出的台阶，拾阶而上。登上没房顶高的城墙后，果见宽宽的城墙上，有着一方一方的蔬菜地，种下的莴苣、香菜、豇豆、辣椒、花菜嫩绿喜人。班长说，你们是初来乍到，先不忙干活，放下粪桶，顺着城墙看看吧！成都这段城墙，虽已没人经管，却不显破败。“天府之国”及时的雨水和适宜的温度，使这段被遗弃的土构城墙， 树木葱茏，花卉繁盛，像个大花园，很迷人。我们几个战友，在这段城墙上登高望远，不远处河中哗哗的水声，仿佛远去的金戈铁马声，给人遐想，让人流连，年青的心灵受到陶冶，真有说不尽的惬意。

我上高中时，我的一位老师曾来过成都，他对我们说，在北方，蓖麻一岁一枯荣长不大，可在温润宜人的成都，城墙上的蓖麻是终年不落叶的，长得碗口粗，摘蓖麻籽，往往得用梯子。在成都我按着他的话在城墙上找，就真的找到了用梯子才能爬上去的蓖麻树！同时还遇见了色彩斑斓的木芙蓉。这些在北方的老家是没有的。最让人留恋的是，长在城墙脚下郁郁葱葱蓬蓬勃勃的何首乌，和散布在密密麻麻盘枝错节的构树丛中不停地吱啦吱啦鸣叫着的蟪蛄。挖何首乌和捉蟪蛄是件很让人高兴的事，往往让我废寝忘食乐不可支。最引人入胜的是远处若隐若现隐在竹林中的人家。那天我们正张望城外这些人家。恰这时，从竹林深处跑出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她一边跑一边喊着，“给我的孩子，给我的孩子”！ 我问班长， 她那么小就有孩子？班长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说，“哪是孩子，是鞋子，我们四川人把鞋子说成孩子”。这地域间语言的差异也真让人发笑。那时没有电视，书报也很少，我们每天吃过晚饭，只要不打球，就到城墙上“冲壳子”，这里成了我们的一方乐园。

成都的城墙，给我了一段快活的日子，我怀念它。

初登舞台（9）

-- 李荣欣《记忆中的成都城墙》

天上掉下个大学名额

1970年8月，李荣欣陪同通讯总站站长到重庆出差。

这是李荣欣参军的第二年。这名在部队表现优秀，任何活动中都少不了他的士兵，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眼里值得培养的好苗子。李荣欣自己也感觉到提干的目标已是指日可待。

几天后，李荣欣他们从重庆返回成都驻地。刚回驻地不久，连队的杨指导员就跑来找李荣欣，他以为又是连队要办什么活动，或者要搞什么训练。谁知杨指导员将一张表格塞到李荣欣手里，让他填一下，说部队准备推荐他到北京大学去学习外语。

无论如何，李荣欣都没想到，杨指导员找他居然是这个事情，居然是上大学--上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李荣欣一时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李荣欣：当时心里很激动。为什么很激动？因为即使不搞“文革”，我考大学也考不到北大，最多只能上三流大学，所以当时很高兴。

兴奋之余，李荣欣向指导员打听去北大学什么语种。杨指导员说，听军区干部处的人说是学印地语。但是两人都不知道印地语到底是哪国的语言。最后指导员琢磨出印地语大概是美国的语言，他说，美国不是有印第安人吗，那可能是他们的语言。

李荣欣：实际上他也不懂，他说你们学了印地语，可能将来到美国帮助印第安人闹革命。当时我对文化大革命很崇拜，还能出国闹革命！他这一说。我就更高兴了。直到入了学，才知道印地语就是印度语，与美国的印第安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此时，在成都军区7656部队，李荣欣的老乡郭进才也接到推荐上北大的通知。与李荣欣一样，听到这个消息后郭进才也十分兴奋。这种推荐，除了代表部队对自己的信任和认可。其本身的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在几百上千人的队伍里，幸运者只有一两名。

郭进才（李荣欣的战友、同乡）：当时不只是战士们羡慕我，包括团里干部好像也都羡慕我。北京大学上学！那是很令人羡慕的。

但是这些被推荐的人不知道去北大学习什么；不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大学”；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他们只知道，在当时来说他们属于十分幸运的一群人。

此时的大学，已经四年没有招生了。

事实上从1967年10月，毛泽东决定复课后，全国各大高校就基本上没有上过什么文化课。外出串联的学生们返校不久，又按照“面向农村，面向边疆，

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四面向，被陆续分配到各个基层。随着师生们的离开，昔日人流不断的各大高校顿时人去楼空，显得十分冷清。不少部队和机关以“借用”“战备需要”等名义进驻到了高校。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并不满意。按照他的想法，中国是需要来一场

“教育革命”，但“教育革命”并不代表停办大学，而是应该按照新的思路、新的想法办大学。这个新的思路、新的想法是什么呢？毛泽东自己也在摸索，同时也希望下面的干部群众多进行试点，总结出一些经验来。

初登舞台（10）

1967 年10 月14 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 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 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但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则是在差两天整整十年之后的1977 年10 月12 日，由国务院发布的。

-- 刘柳东《红底金字》

这时，上海机床厂的培训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上海机床厂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精密磨床、精密量仪专业制造厂。1968年，为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上海机床厂举办了一次培训。为此，上海市还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专门总结这次培训经验。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感觉十分合自己的心意。

1968年7月22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为了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 学制为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七二一工人大学”开设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等课程，并且根据机床厂的需要专门设立磨床专业。这一年，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七二一工人大学”共招收52名工人入学。

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教学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国的工厂企业推广。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形式。1974年年底，上海市有“七二一大学”176所，至1976年，上海“七二一大学”已经达到2111所，在校学生

12.4万人。平均每校学生59人。

杨东平：所谓“七二一大学”，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有点像职业教育，就是在工厂培养。通过短期教育培养一些面向实际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工人技术员。当年“七二一大学”的规模是非常大，是正规学校教育另外一个途径。

“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构成了毛泽东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 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通过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初登舞台（11）

毛泽东当时考虑，按此“教育革命”方向发展，不但要解决学生问题，还要解决教师问题。因为不管是什么学生，总是需要老师来教的。毛泽东对如何解决教师问题的考虑，促使毛泽东重新考虑过去两年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认识到，原来那种支持学生造反，打倒学校教师的做法是不行的。那样做，大学就办不成，也就谈不上搞“教育革命”了。基于这种新认识，毛泽东确立了这样一个方针：对高校的教师（也包括科技界的知

识分子）既要进行再教育，又要使用。这种使用，就是使他们与工农相结

合。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了，也就汇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 涤生《“文革”中的停课、复课与招生》

1968年9月，《人民日报》刊发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

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的文章《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这意味着高校老师又可以讲课了，知识分子虽然还在改造之中，但立足点已经是“使用”，学校无教师的问题实际已经解决。

杨东平：“文革”以前有“两个估计”，就是讲知识分子政策。认为“文革” 以前培养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的，就这个评价当时是完全错误的。

时间很快进入到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而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议论，也成为当时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初登舞台（12）

这种推荐制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尝试。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有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人，一经当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政治审查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杨东平：考试制度很容易把工农子弟挡在学校门外，因为工农子弟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家长的文化程度更低，所以用表面上公正的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的时候，事实上就使得家庭地位比较优越的城市学生占据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丁东：推荐首先看你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表现。所谓政治面貌呢？有时候不是说看你本人怎么样，而是要看你家庭怎么样，看你的这个出身是不是纯洁。

表1-3：《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附一：北大、清华招生各系名额分类表

北大招生各系名额分类表 清华招生各系名额分类表

系别 人数 系别 人数

中文 250 冶金 360

哲学 240 工程物理 200

历史 220 工程化学 130

政治经济 160 数学力学 110

国际政治 130 水力 110

物理 150 土建 220

化学 190 无线电 240

地球物理 100 自动控制 130

生物 320 电机 220

无线电 70 机械 150

数学力学 170 动力机械 230

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按照专业的不同，分为二年制或三年制，另办一年左右的短训班。学生们学习的内容包括“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

当李荣欣和郭进才们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作为“文革”开始后，北大和清华的首次招生，很多地区的录取名额还不到当地适龄青年的千分之一。

1970年8月25日，李荣欣和其他60多名推荐上来的解放军学员在成都集合。集合完毕后，在没有任何欢送仪式的情况下，部队领导带领学员从成都前往北京。四天后，学员们抵达北大。空寂多日的北大校园已经成了沸腾的海洋，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和“欢迎工农兵学员”的横幅与标语。

初登舞台（13）

学员们在北大领到了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校徽和盖有“北京大学”钢印的学生证件。“北京大学”四个字是很流行的毛泽东的草书体。校徽、学生证与以往的一样，只是签发单位改成了“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郭进才：北大挂起牌子、横幅、标语：“欢迎工农兵新学员”。李荣欣：其实我们到学校的时候，还是按部队那些编制，按部队生活，按部队津贴，还是部队那一套，无非就是上那上学就是。

在工农兵学员中，现役军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除了众多军事院校以接受现役军人为主要对象外，他们还大批进入地方高等院校。据统计， 1970-1972 年，军队共选调了9300 余名基层干部和战士进入地方高等学校学习。在校期间的生活费或津贴由军队供给，毕业后仍归军队系统分配。

-- 刘小萌《工农兵学员》

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轻人走进了大学。他们每人都怀有与李荣欣类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虽然大家得到通知书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这样一份“大学入学通知书”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份从天而降的惊喜。

在感慨过去的岁月时，或许有一些学员还怀有一丝丝的惆怅。但在他们身上，更多的却是身为时代骄子的兴奋与自豪。在知识荒芜、教育空白的年代里，他们得到了难得的学习机会。相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二、第一届“工农兵学员”

新生入校

1970年9月1日，金桂飘香。

北京大学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由8341部队的政委、兼北大党委书记的杨德中主持。会议特意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并重点指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当天江青、姚文元等人也出席了这次活动。由于毛泽东对工农兵大学生入学的事情特别重视，江青等人都是在中央开会的途中请假出来的，而且一直到中午12点开学典礼结束，他们才匆匆忙忙地坐出离开。

李荣欣：当时江青讲了话，讲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时喇叭扩音比较差，学生也比较多（1 万多学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上、管、改”这个我记得比较清楚。

“文革”中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聂元梓也在主席台就座。这时候的聂元梓已经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进行劳动改造，因患病返回北京治疗。开学典礼的最后，特意安排了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学生领袖讲话，她也应付着说了几句。

初登舞台（14）

李荣欣：聂元梓也讲了话，聂元梓讲话就应付了几句其他的领导的讲话。还有学生代表讲话，就是说怎么样我们都要搞好“上、管、改、”。

聂元梓

1921 年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县农村一个富有的家庭。1964 年调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文革”爆发那年，她45 岁。因为一张大字报，她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在1966 年8 月18 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聂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候补中央委员。

聂元梓他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一、“揪叛徒”。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二、诬陷朱德委员长，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文章，三、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9 年11 月，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 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 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1975 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 年4 月19 日，锒铛入狱。

开学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工农兵大学生开始正式上课学习。除了个别的系外，大多数系的工农兵学员学习的内容和“文革”前的学生学习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他们要参与的政治活动更多了。

进入北大读书的工农兵学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北大校本部，一部分在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校本部开设的大多是短训班，学制为一年。江西鲤鱼洲属于重点培养，学制为两年。李荣欣所在的成都军区通信总站共推荐了两人到北大读书，李荣欣分在北大校本部，另外一名战友则分到了江西鲤鱼洲。

李荣欣：好几百人只推荐两个人，我和另外一个战友，他学英语，我学印地语。

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中，解放军学员占有很大的比例。此前一年，中苏两国在黑龙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 为了普及部队的外语喊话，了解对方的动向。部队开始着力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当时北大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招收的基本上全是解放军学员。

李荣欣就读的是印地语，属于东方语言学系，一共招收了100多名解放军学员。学员主要来自成都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这两大军区当时的主要防区之一是中印边境。1962年，爆发了中印战争，停火之后中国军队主动回撤至战争之前的实际控制线。中印两国有着长达一千多公里的边界线，这些解放军学员都是为中印边防做准备的。

初登舞台（15）

印地语

印度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属印欧语系中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 是由古梵语发展而来的一种现代印度-雅利安语言。分布于印度中部和北部的中央直辖德里特区、北方邦、中央邦、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等地区。印度语是印度国内最为通行的一种语言。

同印度北部的大多数语言一样，印地语是由梵语派生出来的。印地语和作为巴基斯坦官方语言的乌尔都语实际上是同一种语言，虽然前者用梵文字母书写，而后者用波斯-阿拉伯文手写体书写。纯粹印地语的大部分词汇来源于梵语，而乌尔都语却有许多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来源的词。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基础都是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它是一种口语， 曾经在印度许多地方作为交际语言使用，长达四个世纪以上。当一九四七年印度获得独立时，印地语便被选作民族共同语，但是由于它没能赢得印度讲其他语言的人的承认，因此只好与英语分享官方语言的地位。

除了数量众多的解放军学员外，剩下的工农兵学员都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上来的。这是一批有别于以往的学员。他们年龄差异大，文化参差不齐，而且他们肩负着以往的学生所不承担的使命：“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杨东平：当时“上、管、改”这个东西，基本是一个口号。但是它机构设置里面，从校一级的机构，就是学校革命委员会，到各个系革命委员会。它都组成三结合。就是有工人和军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学校干部、教师和学员代表。这就是它的三结合，在组织结构当中都有三结合的成分。

“上管改”与工农兵学员

在停止招收新生整整四年后，北大于本年6 月4 日开始在北京地区试行招生。6 月27 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一决策迅速得到推广和落实，一直到1977 年方才被高考制度所取代。由于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其学历及素质参差不齐。本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 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 人，初中2142 人，小学79 人（不包括短训班）。

初登舞台（16）

-- 陈平原《我看北大百年变革》

对于李荣欣他们来说，改造大学的第一个印象，也许来自劳动。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学生们的离开，曾经干净整齐的北大校园早已萧条破败，不堪入目。到处都是破桌椅板凳、损坏的门窗和荒乱的杂草，角落里堆满了玻璃碴、废纸等垃圾，根本不像一个学校的样子。

李荣欣：一进学校比较萧条，校园破坏比较严重。

工农兵大学生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清除垃圾。这是在工宣队和军宣队的组织下完成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是“文革”中特有的派驻到各大、中、小学校的工作队。全称一般是“×××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部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刘小萌：工宣队全称就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丁东：文化革命一开始，尤其是1967 年、1968 年以后。毛泽东就开始把解放军、工人、贫下中农派到上层建筑领域，组成工宣队、军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包括所有的大学都派了工宣队、军宣队。

北大的工宣队由新华印刷厂和木材厂的工人组成，军宣队是8341警卫团和63军的人。其中以新华印刷厂和8341警卫团的人员为主。8341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挂名北大党委书记。日常具体工作基本由63军的副政委王连龙和政治部副主任刘信负责。

工农兵大学生模仿解放军的建制，按班、排、连进行编组。班长由学员担任，排长由学员或教师担任，连长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担任。带解放军学员前来学校的领队则担任指导员一职。

在工宣队、军宣队的统一组织下，全校师生在校园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卫生大扫除活动。一连干了好几天，终于恢复了一个干净的北大校园。

李荣欣：打扫了四五天，向汽车上装垃圾，除杂草，室内卫生清理。墙上的大字报清理了几天。

1968 年7 月27 日，北京60 多个工厂组成3 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武斗最为激烈的清华大学。蒯大富等人指挥武斗人员抗击宣传队员，当晚打死队员5 人，打伤731 人。28 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在谈话中，毛泽东严厉警告和批评了他们。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宣传队才得以进驻清华大学。

8 月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决制止武斗”，26 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引述毛泽东的最近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截止８月底，北京59 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

“工宣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逐步扩展到全国城乡，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也采取这个做法。“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等单位以后，教学、工作秩序开始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初登舞台（17）

初入北大的日子

工农兵学员入校不久，北京大学校方接到上级通知：1970年10月1日将举

行国庆大游行，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其中一个方队将由工农

兵学员组成。

这个消息对学员们说，既兴奋又紧张。兴奋是因为可以接受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检阅，紧张的是任务的重大和时间的紧迫。接到通知后的星期六下午，学校把学员们集中起来，在操场上练习走正步。以后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大家都在学校的统一指挥下集中训练。许多人腿练肿了，但劲头仍然不减，也不敢有丝毫马虎。

李荣欣：我们当时很高兴地参加训练，基本上从9 月初到月底都在干这个事。

临近国庆节，游行人员又集中训练了一周，训练完毕，开始进入彩排。此时离国庆节只有三天了，那几天晚上，学校都用卡车把学员拉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现场编队、彩排。

最后彩排的那个晚上，一辆大卡车装了一套套崭新的肚兜连裤的蓝色工装服和白衬衣过来，让参加游行的学员换上。这让学员们不满意了，这是工人穿的衣服，自己明明是解放军学员，为什么要穿工人的衣服参加游行呢？

李荣欣：去了以后穿工人的服装，不让我们穿解放军服装，当时学员的意见很大。

这时候，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向大家解释，大家是以北大学员的名义参加游行的，不该穿解放军的衣服，而应该换上其他的服装。经过他们的反复解释，学员们的情绪才慢慢平息下来。

10月1日这天，凌晨3点左右，学员们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后，学校给每人发了两段香肠、两块面包、一个苹果。然后用卡车把大家拉到了东长安街北京站的东边，这是游行队伍列队等待命令的地方。

李荣欣：提前去在那儿等，早晨三四点钟就到了。来到北京站东边，在那儿排队。

每个游行方队由1200人组成，横队一列30人，纵队一列40人，每10个方队有一辆彩车。参加游行的队伍统一由设在天安门城楼的总指挥部调度，命令经各方阵的步话机传达下来。

这一年北大彩车的主题是体现“教育革命”的成果。他们用一辆载重50吨的大卡车做动力平台。在装修成平台的大车上，一些化好妆的工农兵学员在上面来回走动，并不断变换着造型。

上午10点钟，天安门广场上的扩音器里突然响起了嘹亮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知道游行要开始了。游行的队伍踏着进行曲的节拍进行，速度时快时慢。到11点左右的时候，北大学员的方队开始上场了。

李荣欣：队列一直到10 点多才开始，到我们解放军学员就到11 点多。

但是，当北大工农兵学员的方队经过天安门城楼时，一直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因为站的时间太长了，暂时离开了检阅台。

初登舞台（18）

这一下学员们可急了。为了这次游行，大家苦练了将近一个月。可在关键时候，不但没看到毛主席挥手致意，甚至连他的人影都没见着。面对这种情况，谁都不甘心就这么走下去。学员们手挽着手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高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整个游行的队伍一时全停了下来。

总指挥部的扩音器在空中高声呼喊，要求北大的方队赶快往前走，但根本没有人听从他的指挥。几分钟后，毛主席终于从休息室走了出来。学员们这时候都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再也没人管什么队形了。他们一边呼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不顾一切地往天安门城楼下涌过去。

李荣欣：队伍已经完完全全乱套，可能后来毛主席觉察到了，就出来了。

这也许是国庆游行中出现过的少有的混乱局面，以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制作纪录片时，这些镜头都被掐掉了。

除了这次国庆游行活动，让李荣欣印象深刻的任务还有到清华园迎接外宾。

那天他们下课后，接到学校的通知，次日上午换上工人的服装，到清华园迎接外宾。北大校园离清华校园不远。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后学员们就举着红旗从学校出发了。到达清华后，外宾还没到，所有人都在门口列队等候。

李荣欣：去到以后列队欢迎。

大概过了几十分钟，门口开过来几辆轿车。车停下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宾努亲王和夫人走了下来。中方的陪同人员是黄永胜，手里拿着一本那个年代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对于这几个人，大家都不陌生。特别是西哈努克亲王，他永远微笑着，给人的感觉很亲切。

李荣欣：黄永胜拿着语录本，走着晃着，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西哈努克下车后，双手合十，微笑着向夹道欢迎的人群致意。也许这些服装整洁、精神抖擞的工农兵学员感动了西哈努克。当走过学员们的身旁时，他突然伸出手来跟大家握手。见此情形，学员们赶紧把手里的红旗夹到怀里，与西哈努克握手。

李荣欣：那一次迎宾整整用了小半天时间，我们才从清华回来。

这是李荣欣第一次见到西哈努克，也是唯一的一次。第二年西哈努克访问北大时，由于课程安排太紧，李荣欣他们没有见到他。

除了参加各种活动外，学员们走出校门的另一原因，就是把课堂延伸出去，做到教学、科研与生产活动三结合。北大周围有很多空地，大的地方可以开进拖拉机。这些土地就成为大家集体劳动的场所。翻地、种菜、抬粪、浇水……种出来的菜一般都交给食堂。

李荣欣：那次收茴香，交给食堂以后，食堂包大包子，我第一次吃茴香包子就在那个时候。

农忙时节，学校还会组织大家到周边的老百姓家里，帮助干农活。一次在颐和园附近的地里劳动时，李荣欣还看到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也在那里劳动。

初登舞台（19）

过了不久，社会上又流行起捡废钢铁，支援国家建设。学校也号召学员们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李荣欣他们的班主任亲自带着大家到北大校园里去捡拾废钢铁。但是像他们这样的拣拾者太多了，教学楼、实验室、宿舍区……都已经被人们搜罗过了无数遍。

李荣欣他们围着学校转了一圈，根本没有什么收获。这时候，班主任突然想起来，在北大东校门外面，曾经有很多水管。现在那里都废弃了，应该会有很多废钢铁。大家一听都很兴奋，连忙跟着老师前往东校门外。挖了一两天后，还真发现了不少废管子，而且随着挖掘的深入，一个更大的水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学员们一个个喜出望外。

李荣欣：一个大管子，一下用那个榔头一砸，给人家砸烂啦！水“哗”一下飙出来。

巨大的水柱从管道里喷射出来，把大家都淋湿了。这时学员们意识到，他们砸坏的是一根正在使用的水管。过了不久，管理处的人跑了过来。对方气急败坏地对他们说，你们搞破坏呢！正在使用的水管都被你们砸坏了。

学员们听了非常紧张，破坏公共设施，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还好学校没有追究下去，这件因捡废钢铁而砸烂水管的事最终不了了之。

按照常理来说，学生到学校主要是学习。但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时间却被大量的活动和课外劳动占去了。而且学校三天两头组织大家学习“两报一刊”的文章。这几乎让大家觉得没有学习的时间，而更让学员们不屑的是一些人对学习的不以为然。

在全系大会上，就有一位“文革”前被送到朝鲜进修朝鲜语的博士生。当着全系师生的面，愤怒地声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自己的残害。为了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划清界限，他把自己的博士证书撕得粉碎。组织批判会的工宣队员带头鼓掌，李荣欣他们却在背地里说，这位博士生是在表演，没有多大的意思，对他的行动很不理解。

还有一位经常在学员们面前强调“文化大革命”的老师，也让大家很反感。有人当着他的面给他提意见，我们是来学知识，学真本事的。这位老师听完后收敛了很多，后来很少在学员们面前提这些事了。

李荣欣：解放军学员一门心思扑到学习上，至于学校你有什么活动，学校你组织就行了，学员就是应付了事。你叫我做我就做，你叫干啥就干啥。

这个时候的北大，已经过了“文革”初期的动荡。校园里也少了很多喧闹，揪斗老师的现象发生的也少。但是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仍然是校园内最强劲的口号。正常的教学难以展开，过多的课外活动又占去了时间。不满的情绪很快在学员中蔓延开来。最后大家联名写信，给学校递送意见书。

周恩来对北大和清华的工农兵学员的学习非常重视，在百忙中，他特别接见了学员代表和各军区的带队人员。李荣欣他们的领队先后两次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到中南海去汇报学员门的学习情况。

初登舞台（20）

李荣欣：当时我们领队说：“昨天半夜见到周总理，周总理很关心我们，生活怎么样？学习怎么样？” 学员听了都很高兴。

在听了学员代表们和各军区领队反映上来的情况后，周恩来亲自对工农兵的学习问题做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在周恩来的直接介入下，解放军学员们终于开始了相对正规的学习。

“上、管、改”下的师生据统计，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在整个工农兵学员中不到20%，大部分学员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达到60%，另外还有不少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北大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开课后，知识水平低的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一些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一些人不会做课堂笔记。还有一些人上了几天课后根本就学不下去。

丁东：推荐过程当中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个生源参差不齐。有的人是小学文化，有的初中文化，有的高中文化。但是大家都来学习大学课程，这样就不好办了。

杨东平：学历的构成当中，差不多有60% 以上是初中以下程度，达到高中程度大概只有20% 左右，就是小学程度也占20%。

为了弥补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北京大学决定安排中文系的老师给学员们进行语法辅导，让大家从基础开始学起。

这种学习班最初安排在百来人的小教室进行。可是随着课堂的影响扩大，前来听课的学员们越来越多，几节课后就达到了一千多人，把大教室也挤满了。学校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安排教学场所。最后决定让老师到大礼堂去上课。

李荣欣：当时有中文课、语法课。开始时有几十个学生，慢慢慢慢越来越多，最后有一千多人。没办法的时候就在大礼堂上。当时好多人语法都不好， 学理科的也来学语法，这个事给我印象比较深。

李荣欣并不在需要补习的学员之列，但他认为中学语法与大学语法不一样，也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几节课后，让他感觉获益匪浅。很多学员经过北大中文系的教师地讲解后，也迅速明白了在中学学习几年都没解决的问题。北大中文系老师的功力，让大家从心里由衷地佩服。

李荣欣：他说“的、地、得”这三个字用法-- 我们在中学根本不知道啥意思-- 他几句话就说清楚了。并且老师最后说，你这个如果弄不懂的话，就用那个“白勺”的。这是一辈子的学问。

郭进才：有一次上课，讲那个啥叫主语、谓语、宾语。我底子也差，也讲不好。那阵文化大革命，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有主任、副主任， 底下有委员，我就说这主语就像革委会主任一样，这谓语就是副主任，底下那宾语、状语都是那委员，弄得他们哄堂大笑。

李荣欣主课是印地语。这是一种音节拼音文字，一共有44个字母，此外还有7个带点的辅音字母。上第一节课时，老师按照以前教学方式，打算从语音给学员们讲课。这也是学员更容易接受的方式。

初登舞台（21）

然而事情往往不能如人所愿，北大的领导从政治上考虑，认为第一节课应该教的是用印地语发音的“毛主席万岁”。面对这种情况，老师们向校方提出，这种教法对学员来说太难了。誉为中国哲学界第一人的金岳霖先生的侄子、北大著名教授金鼎汉当时正好教授印地语，他也不认可校方的这种提法。

金鼎汉（北京大学教授）：要我们教的第一句话是印度语的“毛主席万岁”； 第二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句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就提出来这太难了，对于这些同学，好多音他一下子发不出来。

但老师们的提议最终被否决，按照校方的意见，这些发音再难也应该要学会。于是老师们只能按照校方的要求给学员们授课。只是这种方式，对老师和学员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无论是“毛泽东万岁”，还是“共产党万岁”。对于刚开始接触印地语的学员来说，里面很多读音，根本发不出来。而且学员们无法理解，更无从去记忆。

金鼎汉：我们只能按照他们要求的来教，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

李荣欣：当时老师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开始就讲“毛主席万岁”、什么“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教了这些以后，学生们理解不了。

一个星期结束后，这种教学方法以完全失败告终。校方终于意识到这种学习语言的方式没有用，之后他们只得同意，让老师们按正规的方式给学员授课。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学起。从那一刻起，学员们才真正进入到印地语的学习中。

这些几个月前还是手执钢枪的解放军战士，现在坐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面，这让他们倍加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大家基础差些，但学习非常用功。每天到了晚上，一些学员还在教室里背单词、练语法。但是除了刻苦努力地学习外，印地语中的弹舌音对很多学员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

郭进才因为自己的弹舌音老发不好，最后跑到校医院做了一次手术。弹舌音可以发好了，说话却有点不利索。

郭进才：为了把印度语学好，所以动了一次手术，将舌头稍微剪了一点。金鼎汉：他们学习有些人刻苦，有些人还挺用功的。工农兵学员也是这样， 里面有些很好，很优秀的，有些不太行的。

此时的北大，除了几位毛泽东、周恩来点名的教授，如著名力学家周培源等还在正常地生活、教学和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都还没有恢复自由。依然属于“专政”对象，正接受“劳动改造”。给学员们上课的多是一些年轻的教师。

这些教师多半是些65、66届留校任教的学生，入校一年甚至只有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跟着大家一起“停课闹革命”。相对来说，这些人上的文化课较少，掌握的专业知识很有限，还达不到做大学教师的水平。

初登舞台（22）

有人也对此提出疑义：“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助教都没有给学生授课的权利，这些连助教都不是的人怎么能给大学生授课呢？但决策者们用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来回应。后来人们就把这些留校任教的老师戏称为“鸡毛”，他们讲课就成了“鸡毛上天”。

“鸡毛”们刚登上讲台时，还显得气宇轩昂、信心百倍。但所学的东西毕竟太过有限，教过几堂课后就感觉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支撑不住了。学员们也反应强烈，纷纷要求学校换人，换教学经验更为丰富的老师前来授课。

李荣欣：所谓的“鸡毛”，就是1966 年和1965 年的学生给我们上课。讲第一堂课后，本来我们对印地语比较陌生，他讲了以后就更不懂了。郭进才：“鸡毛”辅导老师刚留校，很年轻的。他们名字我都记不住了。

面对这种情况，学校的革委会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叫回来。让他们给学员编辑讲义，为学员讲课。而那些曾经站在讲台上的“鸡毛”们，也自愿地加入到学员的行列。

负责编写印地语讲义的是泰斗级学者季羡林。“文革”前，季羡林是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之一。与他接触后，学员们发现季老实在了不起。校方让他编讲义，要求一个星期拿出来，他一天就拿出来了。而且为了让大家能早一点学到新知识，他提前几天就把讲义打印好发到学员手中。

李荣欣：他们当时没有给我们上课，因为那时年龄比较大。都是讲师讲课， 他们给我编讲义。基本上一天就把讲义拿出来，所以我们都认为这些教授确实水平比较高，真是不愧为教授，后来对教授比较崇拜。

五七干校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1966 年5 月7 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 年5 月7 日， 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1968 年10 月5 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 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 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十余万人。

初登舞台（23）

“五七干校”是以“左”倾错误方针为指导办起来的，是夸大体力

劳动的重要，轻视脑力劳动的集中表现，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消耗了大批知识分子的宝贵时光，大大损伤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身体健康，助长了“知识无用”的风气。1979 年2 月7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季羡林学识渊博，在学员们面前却一点架子都没有，而且跟大家特别亲热。有时候还邀请学员到他家里去做客。空闲的时候，季羡林也会到学生宿舍里聊天，给大家讲他在印度访问时的所见所闻，增加学员们的见识。

李荣欣：他是很德高望重的一个老师，当时我们知道。那很不简单，他穿得很朴素。

郭进才：季老编写教材上课，都认真得很，对学生也很好。我上他那里去， 老借他自行车。有时候出去买肉借老师的自行车。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私家车。那时候有自行车就不错了，他对学生很好。

金鼎汉：季先生常常就在他们那儿。

1970年春天，北京市在全市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有人借这个机会，污蔑说季羡林是北大校内的“五一六”分子，并在大会上批判他。不过污蔑他的人没想到，在批判大会上，季羡林一五一十地把自己从“文革”开始以来每天的活动都讲得清清楚楚，这一下大家都无话可说了。

同时，季羡林在大会上的讲话引发了东语系全体工农兵学员的共鸣。全体党员一致举手决定恢复季老的党员资格，让他参加正常的教学和组织活动。这让季羡林十分激动，他当即掏出学校刚刚补发给自己的1500元工资，交了党费。

李荣欣：那一千多块钱那可不是小数目！当时我们津贴才六七块钱，最多才十来块钱。带津贴学习才三四十块钱的工资。他一千多块钱，你想可以给解放军战士发多少次津贴？

有一天，季羡林正闲坐在门房里向外张望，忽然看到在门外专供贴大字报用的席棚上贴出了许多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内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这样的批判一点也不新奇，季羡林原来不想去管它。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他走出了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这张大字报。他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针对他来的。大字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呀！对文化大革命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一六”组织，是以反周恩来、反军乱军为的目的极“左”的年轻人的组织。季羡林一非青年，二又是“黑帮”，而且一直关在劳改大院里劳动，他哪里有资格有机会参加这样的

“激进”组织呢？这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嘛。几年前当他看到批判他的《春满燕园》时，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一次他连哼都哼不起来了。滑稽的事情还没有完。根据1973 年3 月1 日校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称：经两年调查，涉嫌“五一六” 分子的117 人的问题已经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仅两人，即聂元梓和孙蓬一。其他人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会议决定：“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出党，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同时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结束。”

-- 张光《艰难的“解放”》

初登舞台（24）

当时北大校方有一个政策，在教学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让一些“有问题”的教授把“问题”在大会上交代清楚，只要交代清楚了便可恢复教学工作。党员身份的教师还可以恢复参加组织活动。一时间，在解放军学员的带动下，北大各系“解脱”了不少教授，很多被“专政”的教授都重新登上了讲台。

李荣欣：解放军学员所以解脱那么多教授，恐怕与老师表现有关，与他们对学员关心爱护也是有关的。

但毕竟不是每位教授都这么幸运。东语系生活和学习的那栋大楼，看门的是教阿拉伯语的著名教授马坚。马教授64岁，每天的工作就是分发报纸和拉上下课的门铃。李荣欣他们对这位教授印象很好，每次有学员从传达室经过时，老人家都会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好好读书，不要浪费到北大学习的机会。在李荣欣他们看来，这位和蔼可亲的师长绝对不是什么“坏人”。

李荣欣：他天天拿本书在那里看，说你们不要跟他们那些人掺和一块。他要是反动派能说这话？所以对他看法很好，感觉很好，就经常和他在一起，听他讲一些知识性的东西。

金鼎汉：这批工农兵学员对老师没有任何的批斗，没有任何的伤害。像季羡林先生他是反动权威，金克木先生也是一个反动权威；还有一个马坚先生， 阿拉伯语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也是反动权威。工农兵学员对他们谈不上很尊敬，但是绝没有伤害。

虽然不能推翻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不实之词和污蔑之言，但对这些老教授来说，在经过几年的风雨阴霾后，阳光终于慢慢渗入了共和国这座饱经磨难的最高学府。工农兵学员的到来，也让历经艰辛的老教授们再次感受到了师生之间的那种善意和温暖。

当李荣欣他们结业离开北大的时，季羡林、金克木等老教授不顾年老体弱，大老远地跑到北京站为学员们送行。一直到火车开动了，这些老人还站在月台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远行的学生们告别。

李荣欣：解放军确实对老师很尊重，当时解放军学员跟老师的关系确实很好。后来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包括季羡林老师、金克木老师等都到车站去送我们，都流着眼泪。我们尽管只相处几年时间，那感情确实很深。

金鼎汉：我觉得工农兵大学生整个来讲还是挺好的，不像“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他是为政治目的来搞这些东西，他们要“左”就是要“左”，不是通过“左”达到什么目的。我觉得非常可爱，虽然他也是“左”，但是他后面没有那

种东西。

初登舞台（25）

三、第一届学员走出校门

全民野营拉练

1969年冬季，解放军某部为了锻炼基层指战员，组织了一次野营拉练。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种做法，并批示：“野营拉练好。”一时间，“野营拉练好”的口号传遍了神州大地。1970年冬季到1971春，野营拉练在部队、工矿、企业和学校蔚然成风。各单位纷纷组织野营拉练活动。华夏大地上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亿万军民大拉练。

1970 年11 月24 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的批示时发出通知，通知要求：“野营训练，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 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厂史、家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

中央通知下发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纷纷立即开会研究布置落实。有的省、市还专门成立了野营训练指挥部。全国的野营拉练一般是在1970 年底至1971 年初全面铺开，在1971 年初达到高潮。……虽然全国各地的做法有一些不同，但在政治教育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点来看却是基本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地方都把这种拉练称作“首先是政治拉练”。1971 年以后，除部队外，这种野营训练已不多见。

--《六十年代中国备战秘闻&#8226;全民野营拉练》

在“全民野营拉练”的带动下，1971年初，北大也组织起全校师生，分批进行了为期十余天的野营拉练活动。

李荣欣：我们是过了1971 年元旦，快到春节的时候才开始搞拉练的。年轻的老师，还有一些“鸡毛”都和我们一起吃住。

郭进才：各大专院校也学部队进行拉练，不管军宣队、工宣队、教授、讲师、男女学员，统统参加。北大也不例外，从时间上我记得是过了元旦出发的。

金鼎汉：我跟他们一起拉练-- 千里拉练。从冬天出发，背着东西走。

这次野营拉练从北大校园出发，沿通县、顺义、怀柔、密云、昌平方向转一个大圈后，再返回校园。拉练中，学校专门组织了宣传队。这些人在路旁打快板，唱革命歌曲，为大家鼓劲加油。跟许多影视片中的行军情形一模一样。

拉练的第一天，师生们打着红旗，浩浩荡荡地行进着。走到第二天，就有人开始掉队了。北京的乡间，道路崎岖难行。为了锻炼大家，领队又专挑羊肠小道作为行军路线。一路上登山爬坡，让不少学员都崴了脚，更多的人脚上走起了水泡，晚上躺在行军床上疼得直哼。这些掉了队的坚持不下去的人，后来全部被收容到跟随在队伍后的汽车上。

北京郊区的农民生活非常贫困。路过怀柔的时候，李荣欣他们碰到一户人家。女主人四十来岁，连百里之外的北京城都没有去过。只有临近春节时，全家人才能从生产队领到几斤麦子过年。在这样的地方拉练，自然很难吃到新鲜的蔬菜和肉蛋，很多时候，学员们只有吃玉米糊糊充饥，而且吃不饱。

初登舞台（26）

郭进才：北京郊区条件差得很，苦得很。

拉练途中，所有的伙食都由学员自己解决。按照《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地方来的学员每月发给伙食费和津贴费19.5

元（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由原单位照工资发放）。解放军学员的伙食费和津贴由原部队供给，只是标准有所降低。再三要求后，学员们的粮食标准增至每月36斤，但还是比部队少了9斤。

郭进才：当时生活标准是36 斤。在部队的时候，标准说是45 斤实际是随便吃不限量。但是每天长途拉练，体力活动比较大，当时说实话真是常挨饿。

因为吃不饱，每次做完饭后，粘在锅底的锅巴就成了大家的美味。抢吃锅巴几乎成了每次的必备戏。一次吃饭时，学员们用锅铲去铲锅巴，不小心把老百姓家的锅铲弄坏了。

郭进才在拉练中担任副班长。根据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则，他照价赔偿了老百姓的东西，并向领导汇报了这件事。但是郭进才把这个事情报上去的时候，因为普通话不标准，把锅铲说成了“抢锅”。这一下就把事情闹大了。最后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事情弄清楚，平息了这场风波。

郭进才：他们用锅铲铲锅巴吃，这是有原因的。你拿一块我拿一块。但是，不是说你争我夺地抢。反正都愿意吃那锅巴，搁现在谁还愿意吃那锅巴？ 没人吃！

晚上，学员门都分散居住老百姓的家里，睡北方农家的土炕。这种土炕不保温，前半夜烙得人睡不着，后半夜又冷得把人冻醒。在李荣欣的印象中，当时的北京比现在冷。有一回在居庸关下吃饭。学员们拿着水桶去提开水，没过多久水就全冻住了。

李荣欣：说赶紧吃，一会就凉了。结果舀到最后，马上就冰冻了，不能吃。

队伍拉练到长城脚下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实弹打靶演习，每位学员发了三粒子弹。李荣欣在打靶中得了一个优，没有辱没自己军人的称号，这让他非常高兴。

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中，拉练队伍沿着通县、顺义、怀柔绕了一个大圈，最后抵达了终点站--北大昌平分校。在那里，李荣欣他们吃到了自拉练以来最香的一顿饭。吃完饭后，学校又安排大家参观了组装中的中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这台电子计算机占据了好几个大房间，而且还能播放音乐，让学员们感觉十分激动。

李荣欣：当时电子计算机奏出《东方红》，当时心里很激动。说国家怎么能造出来这么高级的电子计算机，很不得了。尤其北大出来更觉得不得了，实际现在看那是很落后的东西。

参观后，校本部派来了很多大卡车，把拉练的学员门全部带回学校。这时候，全国范围内的野营拉练活动也慢慢降温了。

在北大的最后时光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大学时光都是难忘的。更有不少人在这其中尝试过爱情的滋味和感觉。工农兵大学生也不例外。

李荣欣他们在校园里时，曾经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地方学员谈恋爱的小道消息，还听说一名柬埔寨专业的女老师与8341部队一位干部在谈恋爱。但在学校的严厉管制下，大家都很难确认这些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

初登舞台（27）

李荣欣所在的东语系基本都是男学员，但西语系有女学员。有一回，和李荣欣一起从成都军区出来的英语系女兵小王，趁着参加党代会的机会，邀请李荣欣去天安门照相。李荣欣和小王比较熟，以前在军区歌舞团还一起学过乐器。但对小王的这次盛情邀请，李荣欣却拒绝了。

李荣欣：我说“学习紧得很，你在开会，你去就行，我去不了”。当时给拒绝了。其实女兵领你到天安门玩，你不去那确实不近人情，再说去了也没什么。

李荣欣把这男女之间的交往看得很慎重。除了经济条件不允许外，还有一个的原因就是担心谈恋爱影响到提干。在当时谈恋爱是不被允许的事，被校方知道后将被辞退。解放军学员因为恋爱而被学校辞退，回到部队的结果就是退伍转业，提干更是奢谈。

李荣欣：因为自己当时还不是干部，还没提上干部。谈了恋爱学校就不要你，你就提不成干部。将来到部队也是马上退伍。不但我是这个原因，其实很多同学、战友都有这个原因，所以在那儿很少有谈恋爱的。

学习和劳动之余，学员们最爱去的地方是北大的未名湖和图书馆。经常三五成群地去未名湖畔散步、聊天、背诵外语单词。图书馆则是“文革”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个地方，没有遭遇到很大的破坏。里面有很多市面上没有的禁书，比如明朝的小说《金瓶梅》。而且图书馆对借书没有很多约束，书籍一般都可以借阅。当时的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都会来这里借书、阅览。

这个时候李荣欣的知识面比较狭窄，面对图书馆汗牛充栋的书，也不知道该借哪一本。找来找去，最后选中了一套市面上买不到的《孙子兵法》。

李荣欣：我就说这本书我不还，结果我就真没还，掏了三倍的价钱（赔款） 买下来。

除此之外，李荣欣在北大还接触到不少新鲜事物，一个是电视，一个是啤酒。

看电视完全是偶然。那次他在中文系，看见在一堆围观的人群中，传出像广播一样的声音来。好奇的李荣欣赶紧挤进去，只见人群前放着一个木壳匣子。匣子不大，但有喇叭有屏幕。屏幕上有活动的人影，像个小电影一样。后来李荣欣知道那木壳匣子叫电视机。

李荣欣：中文系晚上演电视，按时候根本不知道电视是啥名堂，就挤到那儿看，当时好像是黑白电视机。

这是李荣欣第一次看见电视机，很多学员也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电视机。事隔多年，电视里演些什么内容，李荣欣已经记不清了，唯一有印象的就是当时的新闻主持人是赵忠祥和一个女的。喝啤酒是在一次学会上。那是李荣欣第一次接触那种黄澄澄的带泡沫的液体，喝下去的时候跟家里酿的酒和部队喝的白酒完全不一样。啤酒的清淡给李荣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就是学习，日历在时而平淡时而紧张的大学生活中一页页翻过去。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李荣欣听说，北大校本部的解放军学员基本上属于短训班，学习时间只有一年。刚开始他还不相信，但这个消息很快被证实了。校本部的解放军学员读的就是学时为一年的短训班。

初登舞台（28）

许多人知道真相后，内心非常失落。老师们努力开导大家，告诉他们短训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学一年基本可以顶过去的人学三四年。

李荣欣：我说为啥顶三四年？他说过去学14 门课程，你们现在只印地语这一门课程，过去一星期上两次课，现在你们一天上午、下午两节大课都是四五个小时。

郭进才：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给我们定的时间本身也就不长。所以那儿学了可能不足一年就回来了。

1971年初，穆吉布&#8226;拉赫曼在东巴基斯坦掀起大规模“不合作运动”，宣布脱离巴基斯坦，成立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随即对东巴进行镇压，印度也出兵介入其中，两国战争一触即发。南亚的局势让中印边境也变得紧张。而此时身在北大的李荣欣没有想到，这也即将影响到他们在北大的大学生活。

李荣欣：印巴战争紧张了，准备叫我们提前进西藏。可能有这因素，所以后来就满堂灌。有时候吃了晚饭有时间也要学习一会儿。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抨击印度干涉巴基斯坦内政，声明支持巴基斯坦。《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纷纷发表文章，谴责印度公开干涉巴基斯坦内政，将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制造孟加拉国比作日本制造了满洲国，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永远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保卫主权和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于1971 年12 月16 日发表声明，反对印度政府在苏联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下，对巴基斯坦悍然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同日，中国外交部还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印度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活动，再次重演1965 年印巴战争中的做法。

-- 赵蔚文《印中关系风云录》

急于把课程教授给学员的老师们，几乎利用起了所有的时间，给大家上课。在以后的日子里，没有批判会、没有校外活动。每天看到的都是行色匆匆的老师和起早贪黑的学生。所有的人都进入到了最紧张的学习中。

进入7月份，天气越来越热。不知不觉中，李荣欣他们在北大已经生活了

将近10个月。这也意味着离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天，李荣欣他们接到学校通知：交回学生证，他们结业了。消息来得很突然，几乎没有任何预兆。在交学生证的那天，李荣欣留了个

心眼，偷偷裁下一页为自己在北大的学习做了一个纪念。接下来的日子，拍照、合影、告别……走的那天，学校没组织任何的欢送仪式，解放军学员们在操场上集合后，排队告别了这所学校。李荣欣的北大生活就这样匆匆地画上了句号。

李荣欣：学校也没有欢送，平平淡淡，啥仪式也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印地语专业，就像季羡林老师、金克木老师他们把我们送到车站，就是这样。

北大的这次学习，李荣欣他们没有领到毕业证。回到成都军区后，军区给学员们放了十几天假，让大家回乡探亲。假期结束再回到部队时，李荣欣、郭进才和其他在北大学习印地语的成都军区战友接到上级的命令：进藏。

李荣欣：集合进藏，大家都觉得我们进藏以后可能给我们提干部，都有这个想法。

初登舞台（29）

永生难忘的岁月

1971年8月下旬，李荣欣等学员在成都集合，统一前往西藏。

青藏高原道路艰险，在汽车上颠簸了十几天后，学员们才抵达西藏东部的林芝。林芝海拔2900米，是3000米的高原反应的临界点。全体人员在林芝休整了两个晚上后，第三天全部换上解放牌汽车，直接驶往西藏首府拉萨。

李荣欣：把我们拉到西藏去干什么，当时也没人说，心中啥也不想。那时候的教育是，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当时就抱这种思想。

到达拉萨后，学员们被分到各个部队单位。李荣欣、郭进才等几人则留在西藏军区教导队，担任连队辅导班的印地语老师，教授他们一些简单的喊话，例如“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等等。这时候的李荣欣掌握的印地语，已经足以让他简单地翻译完电影《闪闪的红星》。

李荣欣：当时学员中也有学得很不好的。摸底考试时，简单的会话都不行的也有。到西藏以后，他们到对外广播队实习，实习不合格的就走了，后来回到部队他们就退伍了。

郭进才：我们俩开始分到军区教导队。按照学的程度，李荣欣比我学得好得多。我都没有想到我能够留到教导队当教员。

1971年冬天，经过三个月的高原适应训练后。李荣欣等人调离军区教导队，前往距离拉萨千里之外的亚东边防区，负责对印度的广播工作。

亚东边防区在三个山口设有广播组，李荣欣被分到海拔最高的卓拉山口广播组。这里海拔4000多米，高寒缺氧，一年四季都要穿棉衣，环境十分恶劣。

刚到卓拉山口的时候，李荣欣他们很担心，晚上老睡不着。除了缺氧，最害怕的是外国兵前来摸营。当时中印边界最近的哨位只有36米，是世界上最近的。而且一些老战士也经常会讲一些外国兵摸营的故事，吓唬他们。

一周之后，李荣欣才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双方哨兵一般都很谨慎，不会轻举妄动。而卓拉山口的恶劣环境，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这里一年有大半年时间被雪封山，每当日过午，山下涌来的云雾便将哨卡全部罩住。生活在其中的人就胸闷、头疼、恶心。

而且这里物质极度匮乏，山上寸草不生。所有的物品，都需要人从几十公里外的山下往上背。每年夏季，部队从亚东镇招募四五十名藏族民工，背运半个月左右，将物品送到山口。一斤物品的运费在当时值九毛多钱，相当于五斤大米。而李荣欣进西藏时津贴才十二元，新战士才八元钱。

由于物质匮乏，最好的时候，战士们能吃到一点山下背来的萝卜和土豆。或者用海带煮点黄豆。更多的时候由于气压低，饭都煮不熟。一天三顿大家只能吃夹生的大米饭和脱了水的干菜。这些东西吃多了很难受。

初登舞台（30）

李荣欣：吃得胃里很难受，吃不下饭。十分艰苦，后来我吃榨菜上瘾，没办法天天吃榨菜。

因为缺少维生素，战士们的指甲都翘得像小勺子一样，里面可以盛小水滴。

广播组的任务就是对印军广播，包括播送《毛主席语录》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印地语播音。有时候也负责收集印度方面的广播内容。播音喇叭设在最前哨，扬声可达五公里以上。播音室是一个用石头垒起的碉堡，通过汽油发电机供电，从距边界几里的地方架设线路传输信号。

李荣欣：对印度的广播是严肃的。怎么严肃呢？每天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印度广播的那些内容，自己配一些《毛主席语录》。

每天早上7点，广播组准时开始广播，一天三遍。当时对印军广播是一项政治任务，误播五分钟就得报总政治部。所以谁都不敢马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地语的节目一般在晚上23点以后，李荣欣他们要在晚上把这些内容提前录制好。山口的接受信号很差，一个节目往往要录制两三遍才能成功。所以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等大家把所有内容录制好后，就到了翌日凌晨。

李荣欣：不允许胡编乱造的那些东西。必须录好音，录好才能播出没有直播。这个组织上审查以后，第二天分早上、中午、晚上三次广播。

广播组由播音员和技师等人组成。李荣欣和郭进才都属于播音员，但是因为人手少，维护笨重的播音设备，也成了李荣欣他们的重要任务。

1972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的暴风雪，两米多的线杆都被雪给埋住了。风雪停了以后，李荣欣和郭进才两人外出查看线路。第二天，当他们从最前哨下山时，又遭遇到了一场大暴风雪。风力达到十级以上，根本无法行走。

郭进才：刮起大风，下起大雪来了！平常氧气就少得很，比如在高山上就少一半的氧气。那时候连一半都没有。那就是像狗熊一样扒一个大坑将头埋进去。

李荣欣：风大得很，那雪又大得很。我们就在那儿慢慢爬，就像狗熊一样， 走一点爬一点，爬一点走一点。大概两三个钟头爬了不到有三四十公尺，后来实在爬不动了，我就说：“进才，咱今天是下不去山了。”

用了大半天的时间，两人才爬了50米。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冻成了冰人，不得不放弃下山的计划，朝最近的哨所爬去。

当他们进入这个哨所的房子后，棉裤、毛皮鞋和皮肉已经完全冻结在一起。两人想烤火取暖时，被哨所的战士们制止了，战士们告诉他俩这个时候不能烤火。他们拿来皮大衣给二人捂上，捂热后才把棉衣、棉裤从身上慢慢解下来。

李荣欣：我这辈子就在那个地方是最艰苦的！

李荣欣的脸在这次检修电路中，受到强紫外线的灼伤和暴风雪的冻伤。从哨所回来后不久，部队安排他到后方野战医院，休养了半个月后才再次回来。

初登舞台（31）

业余时间，为了给枯燥乏味的生活增加点乐趣。李荣欣他们弄了一些小木板，钉成乒乓球台。空闲的时候就打打乒乓球。每周大家还能看上一场电影。不过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几部老片子。因为实在寂寞，每部老片子几乎都看过十几遍。

李荣欣：这些片子都看了十来次，看得都会背了。但是每天没事干，收音机也收不好，也没啥书看。

李荣欣第一次来到卓拉山口时，曾看到屋角有几个毛茸茸的小动物在啃圆根藏萝卜。他就问组长：“咱们喂了几只兔子？”组长笑着说：“哪里是兔子，是老鼠。”那时他才知道西藏的山老鼠大得像兔子。

后来没事的时候，如果看见老鼠在那里啃东西。大家也不撵它们，就蹲在那里看。这些小家伙也不知道怕人，它们的出现给无聊的日子增添了些许色彩。

李荣欣：西藏山老鼠大得就像小兔子，土土的、毛茸茸的、很可爱很好玩。因为当时很寂寞。

1973年初，中印双方的广播渐渐停止。中方拆除了前哨的大喇叭，印方接着也拆除了，两国持续了将近十年的广播画上了句号。

这一年7月，和李荣欣他们一起入校、学制三年的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庆祝这一伟大教育方针的胜利。也是在这一年，李荣欣终于实现了自己提干、转干的愿望，拿到了72.8元的津贴。

李荣欣：说实在话，我要不来（北大）马上就可以提干部了。提干部我就可以拿53 块5 的工资了，可以穿四个兜了，那多好啊！结果来了我这提干也推迟了，实践证明上北大，就是使我这几个人提干推迟了一段时间。

郭进才：从自己个人利益上来讲，我确实觉得真是有点亏，这是说心里话。

1974年春天，李荣欣离开亚东边防区，被派往距离拉萨千里之外的吉隆驻点。在吉隆待了一段时间后分到武装部；之后又调到武装部、担任分区新闻干事……

初登舞台（32）

李荣欣在西藏一直工作到1986年才转业，时间长达15年。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当年北大的同学，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是个工农兵大学生、不知道他在北大上过学。而自从离开卓拉山口广播队后，他印地语也很少用了。1986年10月，李荣欣转业到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广播电台。

李荣欣：我转业回来以后就一直在我们电台当记者，后来当编辑，一直在那儿。

1980年，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宣布以后不再使用工农兵学员这个称呼，而工农兵学员的学历被定为大专学历，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中的短训学员，李荣欣他们的学历不被承认。在广播系统第一次职称评比中，因为学历问题，李荣欣落选了。

心有不甘的李荣欣选读了郑州大学的新闻专业，两年后拿到了专科文凭。1991年他评上了编辑中级职称，1999年他评上了主任编辑的副高级职称。而很多和他一样在北大东语系统学习的同学，却一直过着没有学历的平凡生活。

李荣欣：我们好几个同学有这种经历：干工作确实用到你，都是很能干， 但是一到关键时候-- 提拔的时候，就说你文凭不够，就把你压下来。

李荣欣的女儿中专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李荣欣对于她没有更高的要求。就是鼓励她继续学习和深造，拿到更高的学历和文凭。为了读书，家里贷款都会资助她。对身边的亲戚和朋友，李荣欣也勉励他们好好学习。看到那些拿着大学文凭或研究生的人，他是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

李荣欣：我走到哪里都把上学、拿文凭看做很重要的事！我到处给我亲戚宣传，我看到谁拿大学文凭或者上研究生，心里都很高兴。

2005年李荣欣53岁。这一年因为糖尿病，他提前办理了手续退休回家。从广播电台副台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在北大学习过的同乡的战友先后都分配在平顶山市。平时，战友之间见面机会并不多，然而每次见面后，大家的话题永远离不开在北大学习的那段短暂时光。

理想之歌（1）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欢迎你们呵/突击队的新战友/欢迎你们呵/我们公社的新社员/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意酿在里边/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吧/陕北的枣儿呵蜜一般甘甜！……30年前，这首热情洋溢的诗歌曾经在中国青年中广为流传。全诗共4章、540行、3758个字。诗歌的名字叫《理想之歌》。是高红十、张祥茂、陶正、于卓四位北大72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有人说它像抒情诗，但它的理性胜于情感；有人说它像叙事诗，但它又缺乏故事性。

文学评论工作者蒋士枚、石湾将它定名为“政治抒情诗”。他们认为：“政治抒情诗必须具有政治色彩，又包含诗的意境，二者有机地结合。把政治概念和哲理性语汇融化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革命激情之中。”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政治色彩鲜明，诗意浓郁的《理想之歌》显然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也许有点矫揉造作，词大意空。但它确实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歌声。

一、坎坷的大学之路

纯真年代 激情岁月

1968年，持续了两年多的红卫兵运动让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尽管中央下达了“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但动乱的秩序却一时无法制止。这一年暑假，高等院校仍然没有恢复招生，工矿企业也不招工。66届、67届、68届连续三年的高中毕业生累计已达到400多万人，这些学生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老三届

是指“文革”时期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1966 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爆发，此时在校的三届初高中生即66，67，68 三届。其中年龄最大的是66 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即他们将在66 年夏天高中毕业。

“老三届”中年纪最小的是68 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1965 年跨入中

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时他们大部分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就开始停学闹革命。“文革”中，他们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老三届”陆续返回城市。

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当天晚上，无数的中国人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这个最新指示。晚上广播播出了

《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及编者按。这篇报道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分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第二天《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十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理想之歌（2）

后来，人们把这个指示称为“12&#8226;22”指示。在它发布的那两天，全国各地一片欢腾，人们纷纷集会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有人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大批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开始前往农村。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 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第一线报道

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这句话说得很对！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

--1968 年12 月22 日《人民日报》编者按

这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级的学生高红十快17岁了。在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高红十和班上的同学也被裹挟了进去。班上一部分同学选择了去山西，而高红十和大多数同学则选择了延安。因为那是他们向往的红色革命圣地。

高红十（72 级工农兵大学生）：1964 年播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里面有一段“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全国人民都在仰望着你呀-- 革命圣地延安”，所以对延安这个地方，觉得它是革命的，是红色的，当时我们班上大部分都去。

高红十他们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延安的延长县，这里有高家沟、康家沟等知青点。年少的高红十觉得，这些地名后带“沟”的地方，可能十分偏僻，离公社会比较远。最后她和班上三名女生一起选择了位于延长县延河旁边的黑家谱公社李家湾大队。

高红十：当时也在地图上看过，李家湾是河嘛，沿河拐一弯。河边意味着比较平。它不像什么“原”、什么“沟”啊！从这名字上听出来就可能比较高， 觉得这好像不错，离公社还近，还能接受吧！就这么选，就这么去。

1969年1月24日，星期五，这一天的北京火车站热闹非凡。广场上的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语录歌。大批准备远赴各地的北京知青在家人的陪同下，拿着行李和那个时代特有的红宝书聚集到此，准备到农村去。高红十在父母和三个妹妹的陪同下，也来到了火车站。

高红十：当时我记得每个人可以给家领两张送行票，但是我们家不知道怎么好像搞了好多张。我记得三个妹妹都去送了。

理想之歌（3）

与高红十同行的还有三名女同学。这四位十几岁的小姑娘钻进车厢，放下行李后就探出身子和家人告别。车厢靠站台一面的窗户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家者探着头跟月台上的亲人说话。没过多久，广场的喇叭里突然传出了嘹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这时车身猛地一抖，人们意识到火车就要开了，人群“嗡”地一下声音四起，月台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哭声、叫声、喊声乱成一片。

高红十：火车一般离北京的时候是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回来是放《东方红》。火车站有音乐响，完了，哭声震天。

在一片震天的哭声中，火车鸣笛发车，慢慢驶离了北京火车站。高红十拿着《毛主席语录》，趴在窗口跟父母再见。父母每人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 带着三个妹妹在月台的安全线内跟她告别。从上车到火车开的这段时间，她没有掉一滴眼泪，父母也表现得十分镇静。

高红十：很冷静的，当然他们是不是会想到以后的前途、命运怎么样，孩子怎么样那就不清楚了！但是至少当时看起来，在哭声震天整个状态里面，我们还算平静的。

车过丰台后，车厢里的哭声渐渐停息了。这些十七八岁，从北京各个学校汇集到一起的学生们，开始找各种事情来消遣时间。有人吃东西、有人看窗外的风景、也有人开始和旁边的人聊天。这些互不相识，却怀抱着同样革命理想的知青们，彼此很快就熟悉起来。大家相互交谈着插队的原因和自己的革命理想。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然后对她亲热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1968 年12月20 日

注：1968 年，诗人食指在离开北京去插队的火车上，写下了这首不朽之作。和其另一名篇《相信未来》一样，在全国知青中广泛传抄。诗人通过对火车在四点零八分开动这一历史瞬间的放大，表达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通过对个人遭际的速写式的记录，见证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经过十几个小时后，火车抵达西安。高红十她们换上了敞篷的解放军军用大卡车前往延长县。一路上，那些散落在山坡沟壑中、黄土高原特有的窑洞震撼了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们。就是在这些窑洞里，人们繁衍生息了几千年。

理想之歌（4）

车过陕西省铜川市后，天空下起雪来。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将这些拿着红宝书，站在卡车的车帮旁边的知青们冻得直哆嗦。

高红十：下雪就觉得非常冷！而且过山崖时旁边那个地方就有冰锥子，就在头顶上。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想看延安的标志--宝塔山。如果看到宝塔山，那么就意味着延安快到了。二十里铺、十里铺……车到七里铺后，知青们都跳下车来，这时候他们身上已经落满了泥土，大家到车下后用力把泥土拍掉。

高红十：到七里铺以后说下来打土。因为已经成了土猴，没人样了！下来的男女就一通打，把自己清理干净一点。然后站在卡车两帮上，拿着红宝书等着进延安。

在经过长途的跋涉和漫天的尘土后，延安终于在视线中出现了。所有的人都抑制不住地高兴。到了延安后，高红十她们直接分到了延长县。

黑家谱公社离延安比较近。卡车把知青运到黑家谱公社后，按照知青来时填报的志愿，各大队派人将落户在自己地头的人领走。

高红十：我记得当时是革委会主任和村支部书记来接：“谁是我们李家湾的学生？” 大家走的时候，行李上都绑着布条，写上了什么“这是李家湾”，他们把我们的行李“咣”绑在毛驴车上，就把行李接走。

大家一起跟着行李走。这时候路上远远地开过一辆延长县油矿的卡车。高红十和几位女同学连忙上前，拦下了这辆车，跟着卡车先走了。剩下男同学们和老乡们跟着行李慢慢走。一路上，高红十看到十里开外的高原上冰天雪地，除了白色的雪就全部是黄的土。过了不久，车从一个缓坡斜斜开下去，李家湾公社就渐渐出现在高红十她们的眼前。一孔孔的窑洞错落有致，窑洞的窗棂上贴着美丽的剪纸，门墙旁边挂着黄灿灿的玉米棒子和红彤彤的辣椒串。

高红十：我就看见走来那么几个老乡。女的、男的脸都是糙皮，指甲全是黑的。糙皮抹两脸颊胭脂红，穿红花棉袄，就是那种肉身穿棉袄，没罩衣。

这些“肉身穿棉袄”正是接高红十他们的老乡。等她们一下车后，乡亲们把她们带到专门为知青准备的窑洞去。来之前，这些首都知青们对陕北的窑洞充满了想象。然而，当她们第一次走进窑洞时，才发现革命领袖们长期居住的窑洞并没有她们想象中的那样充满革命气息。

当晚除了高红十等四位来自北京师范附中的女生外，还有五位来自北京三十一中的男生分到了李家湾。等大家把一切收拾停当以后，天也黑了下来。村里的会计为知青们烧了一堆火，围着大火为知青们蒸了些东西填肚子--这是知青们吃的第一顿饭。

高红十：当时我记得烧得那个豆秸，豆秸非常好烧。‘噼里啪啦’一会儿锅就开了。蒸上点什么？当时就没有？哪有蒸馒头、蒸馍馍。都没有！都是玉米面和白面掺和的那种粗粮的东西。

理想之歌（5）

高红十：窑洞是点油灯，是有罩子那种灯。由于知青不习惯，在黑的地方经常会把玻璃罩子给打了。打了几次以后，就不用罩子了，那个油灯捻儿就“突突突” 冒黑烟儿。没有罩就冒黑烟，第二天你这鼻子都是黑的，一擤鼻子都是黑的。

1969年，一共有28000多名来自北京的知青住进陕西的窑洞。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让我们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去”等富有激情的口号下。他们和高红十一样来到农村，准备在这里“改天换地”。在这之前的一个月，与高红十同一届的初中生张祥茂也插队落户到了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丰镇县。虽然那里没有窑洞，但前往那里的知青和全国的知青一样，满怀着“改天换地”的热情。

张祥茂（72 级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确实属于一种血气方刚的年纪，所以我们都觉得应该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家的老家我也回去看过，我觉得农村也是个很不错的地方。而且当时雄心壮志：要改变“一穷二白”、“解放全人类”， 雄心勃勃的。所以我们也提出来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改变农村面貌。

回到家里，我立刻向全家宣布了我的重大决定-- 我要报名到农村去了！爸爸妈妈都很吃惊。爸爸说，你要考虑好，农村很苦的。我说，我不怕苦，有许多同学在一起呢；妈妈说，与其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如回老家算了。我说，老家再好，没有同学啊。我早知道，妈妈已经和老家联系了，想让我回姥姥家，那里有现成的三间大北房，甚至连今后成家、找媳妇的事都替我考虑了。

当时的我真是铁了心，父母的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整天想的就是到农村去，为改变农村的面貌大干一场！出发之前的那段时间，始终处在亢奋之中. 几个同学经常聚在一起，激昂慷慨，指点江山，像着了魔似的。

记得出发那天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虽然仍很激动，但一想到就要永远离开温暖的家了，陡然感到一阵莫名的酸楚和哽噎，觉得眼前的一切忽然都那么亲切，难以割舍。妈妈半夜就起床，轻手轻脚地为我包好了送行的饺子，我却一个也吃不下。一一嘱咐完弟弟妹妹，我看到，突然苍老了许多的妈妈已经趴到床上，哭成了泪人！

-- 张祥茂《知青岁月：我的第一次饮酒》

当张祥茂他们一路唱着高亢的歌曲、豪情万丈地来到知青点后，眼前的景象却让知青们愕然。乌兰察布盟丰镇县是一个简陋的城镇，虽然号称“县城”， 却只有一条十字街外加几排低矮的泥坯房。身穿破衣烂衫的人们在街上匆匆走着，说着一口他们根本听不懂的方言。

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为了安置下乡知青。丰镇县特意成立了“安置办公室”。在欢迎大会上，一个据说是“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领导对知青们说，“安置办”将每个知青点都按“一个男生搭配一个女生”的比率搭配好，为的是今后在农村成家立业。

张祥茂：说毛主席让你们来了，你们就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主席叫你们到农村来，就是要扎根农村干革命，扎根就是在农村安家。

理想之歌（6）

主任的话音刚落，台下两千多名知青就炸了窝。这些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怀着满腔的热情扎根农村干革命，却没想到却成了“扎根农村、成家立业”。知青们愤怒了，有的从书包中掏出了“红卫兵”袖章戴到了臂上，有的冲上主席台，要造他们的反。

张祥茂：有的知青甚至冲到-- 就是像红卫兵一样-- 冲到主席台上抢过麦克风，就开始大讲起来。甚至有的戴起红卫兵袖章要造他们的反，毛主席号召哪能这么执行，所以当天下午大字报就刷满了县城。

台下一片欢呼，台上一片混乱。欢迎会在咆哮的西北风和知青的愤怒声中草草结束。知青们认为县里没有正确贯穿毛主席“知识青年下乡”的指示，距离知青“改天换地”的想法偏差太多。经过上一级单位的调解和说服后，丰镇县的知青们才慢慢平息下来。

张祥茂：觉得他们好像没有正确贯彻毛主席知识青年下乡的指示。知识青年下乡不是说让你们安排这个，一家一户，我们要改天换地是大有作为。

县革委会的领导们大概还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也从未“领教”过这些北京娃娃的厉害！他们不知道，我们雄心勃勃而来，是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最高指示的召唤！

不知是什么原因，反正是从此以后上面改了口，再不讲什么“成家立业”的话了，县里的干部们只管按部就班地作好安抚、分配、安置工作。各公社和生产队派来接知青的牛车、马车陆续到达，按照名单，知青们被一组一组地送到了车上。

-- 张祥茂《知青岁月：下车伊始》

没多久，两千多名北京知青就被陆续分配到了各个知青点，聚集在操场上的知青越来越少了。张祥茂和班上的四个男同学分到了巨宝公社一个叫二道墙的大队。一辆牛车载着他们摇摇晃晃地上路了，当张祥茂回头才发现，牛车后面还跟着一辆车，那上面坐了六个女知青。

张祥茂：我们坐上牛车，“嘎嘎唧唧”就开始往住处去，心里面也感觉到很新奇。因为那么大的草原从来没有见过。

当晚，在贫下中农们的簇拥下，这五男六女十一名知青来到一个土坯围成的院子。村民把这些知青当做一家人，五个男生安排在院子里东屋，六个女生安排在西屋。

村里的女人们忙着给知青烧水，男人们则拥挤在屋子里看着忙碌的知青，眼里充满了诧异和惊奇。知青们左瞧右看，一边喝着递来的茶水，一边看着满屋陌生的面孔。农村的现实虽然超出他们的想象，但一点都没有阻住知青们

“改天换地”的念头。

张祥茂：因为我们不想这个，只是干活吃饭，我们只想着接受再教育，还想有一个宏伟蓝图-- 怎么改变这儿的落后面貌。

“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领头人为北京25 中学高三男生曲折，人数共10 人。他们于1967 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集体宣誓。他们的自觉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整整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1968年2月出发，他们共有55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向毛主席宣誓之后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55”。

理想之歌（7）

报载，1969年2月，天津市湾兜中学30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去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插队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一群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到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据不完全统计，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1700万人。

--邓贤《中国知青终结》

战天斗地的日子

陕北农村的生活，对刚刚走出校门的高红十她们来说是那样的陌生和新奇。

这里的空气弥漫着泥土的芬芳，这里的天空明净而高远，这里的民风淳朴和善良。知青们都是满怀着理想的人。在来之前，不少人都在心里暗下决心：到农

村去，改变那里一穷二白的面貌。而这些热血沸腾、一心要“改天换地”的知青们真正来到农村后，才发现自己连一顿像样的农家饭都做不出来。

高红十：在家没做过饭，不会做。不要说生的做成熟的了！我记得切咸菜， 好像谁从北京带来点小酱萝卜。哎哟！觉得那小酱萝卜挺好，切丝罢！我那刀离手特远，越远那刀越撵手去了。

在村民们的帮助下，李家湾这九名北京知青终于吃上了到达陕北后，自己做的第一顿饭。虽然做饭还存在困难，言语交流也不方便，但丝毫没有影响知青们的热情。这里是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

到李家湾的第三天，高红十她们就投入到农村的生产中去，他们和贫下中农们一起拿工分，干农活，并努力学习陕北话。除了参加农活外，知青参与最多的就是革命与学习，以此来实现他们“改天换地”的想法。

高红十：逢3、6、9日晚上学习，念点《毛选》，念点《陕北日报社论》， 念点公社的什么革委会的文件，九大报告等，当然知青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事。

1962-1979 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统计

不同年度下放知青人数和种类

年份 下放总人数 到农村人数 % 至知青农场和大队人数 % 到国营或军垦农场人数 %

1962-1966 1292800 870600 67.3 422200 32.7

1967-1968 1996800 1659600 83.1 337200 16.9

1969 2673800 2204400 82.4 469400 17.6

1970 1064000 749900 70.5 314100 29.5

1971 748300 502100 67.1 246200 32.9

1972 673900 502600 74.6 171300 25.4

1973 896100 806400 90.0 89700 10.0

1974 1724800 1191900 69.1 346300 20.1 186600 10.8

1975 2368600 1634500 69.0 496800 21.0 237300 10.0

1976 1880300 1228600 65.3 415100 22.1 236600 12.6

1977 1716800 1137900 66.3 419000 24.4 159900 9.3

1978 480900 260400 54.1 189200 39.3 31300 6.6

1979 247700 73200 29.6 164400 66.4 10100 4.0

1967-1979 16472000 11951500 72.6 2030800 12.3 2489700 15.1

1962-1979 17764800 12822100 72.2 2030800 11.4 2911900 16.4

注：1、插队知青：在农业、牧业、渔业生产队落户的城镇知青；在工分制定点军马场、工分制土方工程队、工分制滩涂作业区等纳入农业人口管理的单位落户的城镇知青；通过投亲转插方式回老家生产队或亲友所在地生产队落户的城镇知青（不含农业户口回乡知青）。

理想之歌（8）

2、国营农场知青：在农垦系统、侨委系统安置农场、林业系统营林场（采伐场除外）落户的城镇知青以及在各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城镇知青等。

对于这些从充满革命气氛的北京来的知青来说，延安虽然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也应该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当他们来到农村后，才发现那里的阶级斗争跟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那些成分是富农和地主的子弟们，与贫下中农已经没有什么不同。

高红十：因为延安土改非常早，它从1935 年就土改了。再有都是豪绅地主的孙子辈，老地主估计早死得差不多，没死也都风烛残年。斗谁去呀？大家跟豪绅子弟都嘻嘻哈哈的，远非我们想的那种水火不容，泾渭分明。

续表

从这些朴实善良的村民身上。高红十发现他们除了具有这些优秀的品质外，还不时的透出那么一点点狡黠。每次高红十他们声称自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农村的时候，村民们都表示不相信

高红十：老乡在地下老说：“胡说吧！胡说八道的。那毛主席能派你们来？肯定把好的都留下了，你们都是人家不要的，才给派来了。你们是那刘少奇派来的。

村民的回答让知青们非常生气，当他们一再说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村民们就问他们：“如果是毛主席派来的，那你们有证明吗？”村民们的务实精神一下子让知青们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争论虽然没有结果。但拿不出证据来的知青们总是处于劣势。真让他们有种“秀才遇到兵”的无奈。相处时间长了以后，双方的关系也慢慢融洽了。

高红十：后来关系比较好，他就跟你聊，“北京都是窑洞吧？你们跟中南海的窑洞都挨着吧”。他们觉得北京都是窑洞。

类似的问题往往让高红十她们哭笑不得，而这些朴实的村民谈论中央领袖时的口吻也常常把知青们惊得目瞪口呆。那些在知青心目中高高在上，只能仰望的领袖们。在村民的口中竟然随意称呼，仿佛自家邻居一样熟悉和自然。

高红十：看“九大”的纪录片，“这不是老毛婆姨吗？” 他们管江青叫老毛婆姨；“这不是小周嘛！” 他们管周恩来叫“小周”…… 高岗脸上可能有麻子， 说“高大麻子”，我说这个口气怎么这样，好像是他们村里老乡似的。

当电线杆上的喇叭播出“九大”的新闻时，高红十他们还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李家湾公社的大多数人都姓“李”，所以村民听广播时，最关心的就是数出现多少“李”姓。经常拿姓“李”的多少和其他姓来比较，这就是村民关心政治的方式。而所谓的政治大事，好像跟他们并不相关。

高红十：我记得他们说姓“李”的有多少个，姓“张”的有多少个，比如说比姓“张”的多一个，比姓“王”的少一个，他们就完成了，他们获取知识就是这些。完了就开始分配明天该种哪块地，非常切实的事。

理想之歌（9）

17 岁那年，我离开北京前往陕北黄土高原插队的村子叫-- 李家湾。李家湾是赫赫有名延河旁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面河背山。山无名， 比照着像人脑瓜顶，就叫了个脑畔山。黄土高原大凡这种背山而居的村庄都有个脑畔山。庄户人心有灵犀，呐喊着-- 上脑畔山揭地（耕地），上脑畔山拿粪，上脑畔山发送某人即给某人送葬…… 便起身朝那地块走了。不会错的。来往践踏于庄户人自己的脑顶，还是土地爷的脑顶，不去想他。

延河在此处拐了个弯。可能李姓人最先在河边平滩地跑马占荒安营扎寨，村名便唤做李家湾。无论按“赵钱孙李”的百家姓序列，还是按“张王李赵遍地刘”的国情，李，都是大姓。中国历史最红火发达的唐代，就是老李家当皇帝。让明朝崇祯皇帝在京城景山歪脖树上吊死，让响箭在故宫大匾上生根的起义首领，也是陕北米脂的李姓农民，叫李自成。天高皇帝远。李家湾的百姓不懂这些，也根本没想搞懂。1935 年就红了又叫解放了的这方土地上的子民同共产党的政治贴心。

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共产党的九大，李家湾麦场高吊的喇叭里广播中央委员的名单。那些土眉土眼的庄户人除了念叨“毛主席大救星”，“陈永贵是咱受苦人的代表”，再就是数姓李的有多少。播音员齐越读罢了，吃烟人也数清了：十四个。比姓王的少一个，可比姓张的还多出两个-- 极大地满足了李姓人的优越和自尊。往下，李会计报出十天半月的工分，李队长派出第二天的农活。月乏星稀，天都困歪了。回窑睡觉去。李队长说。于是，李姓的多数和非李姓的少数拖拉着鞋，抄着手，向自家龙门走去。虽然中央有那么多李姓的委员做大官，可地里的土疙瘩，碗里的面疙瘩，

还要靠没进中央这些人自己扒拉。人比人，活不成。多亏他们不比。

-- 高红十《十七岁，我去插队》

春天的李家湾十分美丽，漫山遍野都开满了五彩缤纷的野花。金黄色的木瓜花、红艳艳的山丹丹，老榆树也吐出新枝，长出淡黄色的嫩榆钱来。但此时的知青们已没有刚来时新鲜与好奇。“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全年最艰苦的季节。繁重的农活让日子变得非常漫长。

每天天刚亮，他们就要跟着社员们一起上山挑粪、掏地、耕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上十几个小时，一直要到太阳落山才能收工回家。这些知青，基本还是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以前最多在家里干过一点家务活，都还处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期。但现在，他们却必须承担一个农村青壮劳力的劳动量。而且干活时稍微偷一下懒，队长就会点名批评。

农村的清晨非常安静，太阳一出来，村里鸡鸣狗叫，整个村庄就开始热闹起来。这个时候队长就开始敲铁管子吆喝大家起来干活。

春天积肥最重要，为了积肥，人们经常要担粪上山。挑粪途中，谁都不允许停留。那些上百斤的猪粪、羊粪沉甸甸地压在知青们稚嫩的肩膀上，这些空着肚子、蓬头垢面的孩子也只能咬牙往前走。

高红十：最开始我记得肩膀都烂了，全是血痂，都凝烂了。凝到最后要麻木了。你必须要换，换某一块肉皮别老挤在那个地方。有时候一早晨送两趟， 真是觉得什么话也不能说了。开始还说笑还调侃，最后就是一个，你眼睛都不要往高处看，往高处看肯定要泄气。你只能往脚底下看，一步一步。

挑粪这种的农活对从小在城市长大的高红十来说，完全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历练。但是性格倔强的高红十从不服输，再苦再累的活她也咬牙上。很快，这个倔强的姑娘受到大家的称赞，在一次生产队长的选举中，被选为妇女队长。

理想之歌（10）

超负荷的劳动使日子显得非常漫长，知青们心中的激情在简单而重复的现实生活中慢慢耗去。物质的贫瘠和精神的匮乏，让这些热血沸腾的知青开始变得消极和失望，对自己的未来也感觉越来越迷茫。这时候，回城里的想法开始慢慢滋生。

高红十：第一是回城，回父母身边，那日子肯定是要好一些。再一个，希望有一个好的工作，当然最好受一点教育。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陕北民歌：陕北窑洞住进上北京娃

作词：张郁作曲：纪溪坪

山丹丹（那个）开花（哟那个）赛朝霞延安（那个）窑洞住上了北京娃漫天的（那个）朝霞山坡上落（哟） 北京（那个）青年在延河畔上安下家毛主席身边长成人，出发在天安门红旗下接过革命的接力棒，红色土地上把根扎就像当年的红小鬼，满面红光映朝霞踏着前辈的脚步走，延安精神放光华踏着前辈的脚步走，延安精神放光华。毛主席住过的窑前宣过誓，北京娃永远听党的话。南泥湾里育新人，不怕风吹和雨打。和贫下中农心连心，延河畔上把汗洒。双手建设新农村，要叫山河美如画。山坡坡上开满（哟那个）山丹丹花， 陕北（那个）处处有北京娃。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路（哟）， 胸怀朝阳大步向（呀么）向前跨。

春天，对远在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插队的张祥茂来说，感受最深的就是两个字--饥饿。巨宝公社是有名的缺粮公社。这里的沙质土壤不适合种植农作物。以前每到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生产队都需要到城里找一些玉米糊一样的东西让村民们度过饥荒。

张祥茂：村子里面没有粮食吃，老乡很困难。地方老乡的话，就是到了春天就没有粮食了，就要饭。所以一到春天的时候，往往队里有一个任务，就得进城找一些玉米糊糊一样东西来解决这个饥饿问题。

知青们第一年来的时候，国家下拨给每个知青550斤带皮粮，还可以勉强吃饱。但知青们决定改变当地缺粮的状况。大家选举张祥茂为生产队长。提出“鼓足干劲加油干，力争粮食二十万”口号。

针对本地土壤的特质，知青们决定试种旱稻。他们派人到北京农业科学院购买新的旱稻种子，而且特意划出一块田来做试验。因为沙质土壤渗透厉害，知青们每天安排一个人挑水灌溉。另外还试种了用水更少的耐旱作物豇豆、小麦等等。为了让农作物获得更多的太阳光的照射，他们还把一些农田的南北走向改成东西走向。

张祥茂：在这个种地的事情上，为了多打点粮食。我们知识青年确实也是下了很多工夫，自己家里寄的钱等等全给捐出来，就为了买点化肥什么的。

不过，这些为了粮食增产的努力，最终全部以失败而告终。期望最大的旱稻在抽穗时，被村里的羊给啃掉了一大半。秋收得到的稻粒仅仅才一茶杯，还没当初的种子多。粮食的问题没有解决，作为生产队长的张祥茂也只好到城里为大家谋划粮食。

理想之歌（11）

他找到县里军管委员会的领导，希望能批点经过化工方法提炼后的玉米下脚料。并且再三声明，这是拉回去喂牲口的。因为张祥茂知道，如果他说是给村民吃的话，谁也不敢把把这东西批给他。最终，军管会的领导批了两车给张祥茂。

张祥茂：两个马车，实际上全是水，晃晃荡荡的黄汤子，拉回来以后就分这个东西。

记得最惨的时候，晚饭只是炒上一大碗黄豆，一人抓一把，吃完睡觉了事。但早上要下地干活，就不能凑合了，便蒸些土豆当干粮，再熬上一大锅“糊糊”（烧一大锅水，撒几把小米面，放点盐而已），每人喝上四五碗。看起来肚子鼓鼓的，不住地打着饱嗝，其实只是个“水饱”！

干活的地方离住处很远，走到地头一泡尿，锄到垄边一泡尿，几泡尿下去，浑身就散了架。挣扎着回到家，个个都像饿狼似的，东瞧瞧，西看看，灶台上、柜厨里，所有的地方都搜罗个遍，所有能充饥的东西都填进了肚子，甚至连酱油、醋都得喝上几口。满脑子只有一个字-- 饿！

知青没了粮，还可以到供销社、代销点去买点水果糖、点心块充饥， 老乡没了粮，只好向队里借。队里也没粮，只好各显神通，有的就去掐谷扭穗，偷地里还没成熟的庄稼。后来听说县城玉米加工厂的下脚料可以吃，有的社员就千方百计弄来，和小米面混在一起，捏成干粮填肚子。其实那些下脚料根本不能吃，都是用化工方法分解淀粉后剩下的渣子，含有许多残留的化学物质，人吃下去，轻的大便板结，重则损害肠胃，对身体非常有害。但饥饿难耐的人们也顾不得这些了。每当队里弄来这像泔水似的下脚料时，许多社员都涌向前去争抢，常常为分配不公而吵得面红耳

赤，不可开交。-- 张祥茂《知青岁月：饥肠辘辘的日子》

面对这次失败，知青们并没有气馁，他们继续尝试栽种新的品种。第三年他们终于成功了，不但改善了当地缺粮的状况，而且一个工分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三倍。后来，张祥茂所在的知青点被内蒙古自治区评为先进集体，在知青点表现优秀的张祥茂也受到县里的重视。这个表现优秀的年轻人最后他被调入县政府办公室，担任起秘书工作。

回城之路

“上山下乡”运动第一年，国家规定知青口粮标准为每人每天一斤半，每月生活费八元钱。在平时，一天一斤多的口粮也许够知青们吃饱。可是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知青还没学会过日子。这么一点粮食对于十七八岁又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来说根本不够。

第二年，国家停止了知青口粮的供应和生活费用的发放。知青和贫下中农一起按劳分粮。但国家分配到农村的返销粮和救济粮知青没有分。条件好的知青靠家里接济，而碰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些人就只能吃些谷糠和野菜充饥。

1970年3月，周恩来总理从回京探亲的延安插队知青口中，知道延安地区的贫穷与落后。这让他感到十分痛心。延安，这个曾被誉为中国革命摇篮的红色根据地。它贫穷与落后的现状，深深地震动了新中国的总理。

理想之歌（12）

高红十：延安这个地方，我觉得在周总理心里还是有分量，他最后一次到延安去的时候，说这个延安还不如当初的大生产的时候，至少老乡家还有一缸小米，一缸酸菜。听说现在很穷，很差，总理觉得很对不住老区。

1970 年3 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到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五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 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 年才15 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 年3 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道：“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 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悄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无奈在其中呵！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痛的痛哭。

--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

1970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刚开始招生时，因学生来源广、各级领导比较重视、知识青年上学要求迫切等原因，各院校从农村招生比较顺利。而从工厂招生却遇到了麻烦。一方面，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当时大部分是工厂骨干，工厂本身不愿放。另一方面，一些青年工人不愿上大学，认为上大学有“三个划不来”：政治上划不来，由领导阶级变成了“再教育”对象；经济上划不来，由三四十元的工资变为19.5元的生活费；生活上划不来，找对象不能结婚。

一些大工厂技术力量强大，对送工人上大学不热心。小工厂、新建的厂虽然急需培养、补充技术人员，但因新工人多，又选不出多少符合条件的学员。对此，各高等院校建议，为保证招收符合条件的学员，应当多从上山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

这一年，是高红十插队落户到延安的第二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这些知青并未真正融入农村社会。而农村繁重的劳动以及单调乏味的日子，也让知青们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满和牢骚。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各地的知青均出现程度不同的偷窃、群殴、赌博等行为，陕西知青也出现了频繁的打架斗殴的事件，知青与当地村民的冲突越来越多。

高红十：有打架斗殴的，还有发山洪窑洞塌了，死了一些人。另外再就是， 肯定有很多不满意的人，给家里写信，就是觉得很沮丧。觉得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却恨不得让我们走。

延安知青和村民们的冲突，给当地的社会秩序、日常生活带来了一定的混乱，也极大地破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延安这种不安定状况很快就传到了中南海。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注下，国务院专门制定了针对延安知青的《二十六号文件》，同时从北京抽调干部到延安，做安抚和管理延安知青的工作，争取做到每个有北京知青的村庄都配备一名北京干部。

理想之歌（13）

1970年5月24日，第一批北京支延干部抵达延安。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大约有1200名北京干部来到延安。他们与知青同吃同住，与知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维护知青的合法权利做了很大的努力。

高红十：总理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区。毛主席把这些娃送过来，你们应该好好照顾他们。其实延安知青很少，不到三万人，在知青中是很少的一部分。当时在总理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开了会，下发了中央《二十六号文件》，专门对延安知青的。

北京干部的到来，缓和了知青和当地村民的关系。此时，为了解决知青的出路问题。全国范围内的招工、招生和征兵也全面开展起来。

1971年2月29日，全国计划会议结束。确定1971年招收固定工144-155万人。主要招收农村锻炼两年以上的下放知青，另外再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

高红十：从1970 年就开始招工，是到汉中什么012 厂，我们村有两个走了。

这一年，许多来自北京的知青，通过招工、征兵等方式陆续离开了知青点。延水河畔的李家湾大队，最后也只剩下高红十一个女知青。不甘寂寞的她参加了“李家湾水电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地为民工演出节目。宣传队的演出很快受到大家的欢迎。

县上工程技术人员提出要在延河拐弯处砌一道坝，把河水拦起来，让它蓄洪，让它发电。知青那时无知无识，有的是热情，凡能改变现状的动议，知青总是无条件拥护。李家湾水电站工地来了上百民工，其中有三四十名北京知青，女知青大多与我同一中学，不认识也认识，不少人住进我的窑洞。

偌大个工地，偌长的工期，总得有点什么把民工拢住，把积极性调动起来。已经记不得成立宣传队的动议是谁最先提出的，反正有了全部是知青的宣传队，而我又成了宣传队员。我在宣传队可谓不专多能。报幕、三句半、对口词、小话剧、样板戏、吹笛子、打竹板，主项强项是独唱：陕北民歌。两支拿手的曲目《陕北道情》《延安儿女学复电》。后来又进了宣传队的编导组。编导组有三个女生，全是与我一个中学一个年级的同学。

-- 高红十《插队陕北时得知林彪外逃》

随着宣传队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开始在24个公社进行巡演。有时候还到延长县城演出节目。宣传队的生活冲淡了单调枯燥的日子，高红十也越来越受到村民们的喜欢。在第一批招工时，贫下中农就推荐了高红十，但是她放弃了那次难得的招工机会。

虽然她希望立刻回城，但是1970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消息让高红十对未来有了新的憧憬。她心中的愿望已不仅仅是离开农村返回城市。她更渴望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方式，离开农村，这也能圆自己的读书梦。

高红十：上大学，应该说我一直有这个想法，还是想上大学。正好赶上招工农兵上大学。咱不怕推荐，咱表现好，就觉得有希望。

理想之歌（14）

1970年，中央批准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招生时，还只是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许多基层单位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身在农村的广大知青对招生的事情更是闻所未闻。这一年只招收工农兵学员41870人。

第二年继续实行试点招生的办法，招收了42420人。两年一共招收了84290名工农兵学员。1972年，经过前两年的试办招生后，全国各高等院校开始大范围大规模地招收工农兵学员。这一年，北京大学的老师到陕西招生。

高红十：知青的兴奋点就是上大学，我记得是一层层推荐。推荐到公社这帮人就聚一次。然后大家“嘻嘻哈哈”觉得有一种希望在前头，然后推荐县上去体检，体检过后就刷下去一批。检完了以后就回去等。

高红十最开始报考的是历史，之后又报了外语。但外语系只收20岁以下的学生，21岁的高红十因超龄被刷下来了。这个时候，高红十还跟着宣传队在县里四处巡演，她既要报幕表演，又是编导组成员。这些经历很快受到前来招生的北大中文系老师的青睐。

高红十：当时招生的老师是中文系，他比较看好我，又是宣传队，又是编导组，又写过一点诗。当时我就写了首七律，仿《沁园春》写了《悼念陈毅》， 有两句诗我还记得“悲折百枝，投掷延河，心随水流八宝山”，觉得挺有文采的。文学青年吧！

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间，显得非常漫长。不久，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发了下来，随后不断有学校发榜。高红十身边的人也先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高红十报了几所学校，却没有听到一丁点关于录取的消息，这让她越来越忐忑不安。

直到有一天，高红十听到邮递员在外面叫“高红十”。她出去后，邮递员将一张鲜红的北京大学的录取书递到她的面前--她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

高红十：我都不记得那纸什么样，好像就是你到北京大学读书。什么时候到哪儿去报道。啊！觉得真的欣喜若狂，人一生欣喜若狂的时候不多，真是不多。觉得啊，就像花一样盛开，就那样感觉的。

这一年，和高红十一起离开延安的还有以为叫陶正的北京的知青。已经调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丰镇县委做秘书工作的张祥茂也推荐进了北大。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下，这些年轻人从城市来到了农村。如今他们又接受农村的推荐，离开土地返回城市。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路。

二、创作自己的诗歌

恢复考试，走入北大

1972年夏天，北大校园里锣鼓喧天，彩旗飞扬。师生们热烈欢迎72级工农兵大学生的到来。这是北大招收的第三届工农兵大学生。此时大批北大师生员工已经返校，校园内相对恢复了平静，革命气氛也不像以前那么浓烈了。

5月5日，北京大学举行了迎接72级大学生的开学典礼。开学典礼在北大最大的一个礼堂举行。著名教授王瑶、王力、吴组缃、林庚等人都参加了这个典礼。

理想之歌（15）

张祥茂：都是老前辈，都是在中国学术史上泰斗级的人物。所以开欢迎会的时候，我们都很激动。

高红十：我记得我们新生来的时候，开新生报道会在大礼堂里。一人拿一种四条腿的凳子。放平了以后一个人坐头，一个人坐腿上，就这么听人讲话。最后好像放了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

在学校的安排下，高红十与15名72级中文系学生住进了北大32号宿舍楼。她和其中6名女生分到了402室。第一天晚上，大家激情洋溢，难以入眠。同学之间相互打探和聊天，一直到很晚，都没睡着。

高红十：来的第一天，晚上九十点钟熄灯，我们仍说说笑笑、嘻嘻哈哈的。有人说“402 不能嚷嚷，熄灯以后还说笑什么？” 第二天还被点名了。

这是北大中文系自1970年恢复招生以来，招收的第二批学生。他们大多是像高红十、张祥茂一样的知识青年。大家经历的事情虽然千差万别，但基本都是在“上山下乡”口号下，分配到各地去的年轻人。相似的经历让学员之间产生着共鸣。

入学后不久，学校对新生进行了摸底考试。中文系的题目是让每人写一篇文章。北大中文系历来比较强势。中文系的老师们也普遍感觉这批学员的文化程度高于前两届的学生。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这些人都是可造之材。老师们都希望能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多传授一点知识给他们。

高红十：我记得老师当时大部分是这种心态。

1972 年5 月8 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报告反映：北京市11 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了20% 。

某校数学系学生，竟闹出“1/2+1/2=1/4”的笑话。针对工农兵学员中普遍存在的这一问题，一般都增加了半年的文化补习时间。1974 年以后，这项措施却被指斥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1975 年入学的新生，不再进行集中的文化补习。据后来教育部估计，工农兵学员毕业时达到大专水平的不到20%，多数人低于大专水平，少数人低于中专水平。

-- 刘小萌《工农兵学员》

那次摸底考试，是高红十入学后写的第一篇作文，并且得到了老师的嘉奖。班级选了一些文章出了个集子。高红十这篇文章被选入其中。不过这次摸底考试，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也暴露无遗。针对这种情况，中文系特别对所有学员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培训。

张祥茂：我们同学里有高三文化基础的，也有初一文化基础的。有的人在上学之前就已经发表过作品，小有名气。有的人基本上就是说不知文学为何物。

高红十：1972 年入学，等于招生就进入初步文化考试。就那一届，总理抓了一下，抓教育质量，教学质量，恢复一下正常教学秩序。所以在那半年上课， 老师还讲课。

理想之歌（16）

按汉语专业和文学专业，中文系把这一届学生分成两个班。喜欢创作的高红十和张祥茂同时选择了创作班。担任他们班主任的是北大著名教授谢冕。在开门办学的教育理论下，谢冕带领中文系全体学生在京西斋堂乡洪水峪和燕家台深入生活，开展学习和写作训练。

张祥茂：我在文学专业学了一年又分班，分一个理论班、一个创作班，我是喜欢搞文学创作，所以就报名创作班。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谢冕，他是很有激情的一个教授。

高红十：我们二班就上了洪水峪，大约22 个学生吧！谢冕老师也去，大家一块下去一块住。可能一块待了那么一两个月。

1972 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认为：“文化大革命前17 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闻名全国的“两个估计”。正是基于这种荒谬绝伦的“估计”。《纪要》提出：“要

充分发挥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简称“上、管、改”。这样，从工农兵学员跨进大学时起，就被摆在与学校教职员工对立的位置上。在工农兵学员中，确有极少数人，在大学里积极充当“上、管、改”先锋，与进驻大学的“工宣队”“军宣队”一起搞政治运

动，参与对教职员工的整肃。

-- 刘小萌《工农兵学员》

在那个年代，社会上的政治运动不可能不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经历了半年多的正常教育后，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又参与到各种政治运动中。写大字报、组织讨论小组等等。当时的老师也都加入到讨论组里。好不容易恢复的正常教学又全部停了下来。

高红十：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就干这个事。这个告一段落后，你可能又上点课。那么下回“评法批儒”，批儒家小故事、法家小故事。批完后，“克己复礼”又来了，这个课就来做这个。学校没有完整规划，很随机，因为有大政治任务，它首先就要找北大，你包括像冯友兰、周一良都是北大很有名的教授。

“梁效”评法批儒，需要历史知识，需要发言。

梁效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另外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也是该写作组的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如遇有特别重要、需要正式身份的文章，仍署全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名义。

该写作班子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名义组建于1973 年10 月。1974 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其活动结束于1976 年10 月。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有8341 部队一名军人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任副书记。分为写作组

（组长范达人）、材料组（组长汤一介）、注释组。以北京大学朗润园湖畔一外国专家招待所的灰楼为住地。组织成员最多时有三四十人；清华大学10 人、北京大学20 多人，还有个别中国人民大学的。

理想之歌（17）

前后共发表了181 篇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文章（撰写219 篇），其中

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其文章多数以显赫位置，首发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也在他们掌握之中。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

后转载；被视为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的说法。

1972年学校虽然恢复了的招生考试，但文化考试仍没有列入其中。招生依然以家庭出身、政治表现、路线觉悟、实践经验等为标准。对文化程度的规定只要求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就可以。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新招生制度相结合，很快在全国形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新事物”--走后门。

刘小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大量知青在农村没有出路。在这种情况下，知青当然就把上大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出路，而且是人生的一个最佳选择了。所以就导致了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走后门之风迅速就发展起来。

杨东平：失去一个相对比较公平--“ 分数面前平等”这个过程。人为因素介入就是“开后门”的不正之风非常严重。1972年开始，在它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显现。

钟志民出生于长征老革命、军队高级干部家庭，1968 年在南昌二中初中毕业，即响应毛主席号召去江西老区瑞金沙洲坝农村插队劳动。但他在农村只劳动了三个月，于1969 年初占用一个社员的征兵指标参了军。在当了三年兵之后，凭借父亲的关系，于1972 年4 月被“推荐”到南京大学读书。在大学的一年半学习中，钟志民对自己上大学一事产生了新的认识，以自我革命的激情向南京大学党委提交了一份申请退学报告。在报告中他自我解剖说，自己没经群众推荐、招生选拔等合法程序而由父亲给军区干部科打电话指名调选上大学。在列举此事的种种不良影响后，他恳切提出改正错误、退回部队。1974 年1 月18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

-- 周全华《百年潮-- 钟志民退学事件》

1972年5月1日，针对社会上“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的文件。但仍然难以阻挡这股由非客观选拔标准引发的“走后门”强流。“走后门”的结果导致了学校新生文化程度低下，并进而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滑坡。

1973年，高校招生工作有所改进。中共中央提出要“重视文化检查”，恢复招生中的“文化考试”。这时候，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观点也渐渐有所收敛。教学秩序开始有了好转。

长诗献礼

1973年，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应就业形势的需要。一些宣传工农兵学员的报告、文艺作品作为政治符号被提炼了出来。这一年，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秩序相对稳定的一年。

在此之前，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国务院根据《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1972年），开始恢复文艺刊物的出版。1966年被迫停刊的《人民文学》杂志，也准备复刊了。

理想之歌（18）

为了庆祝《人民文学》的复刊，出版社专门成立一个编辑第三组筹备复刊的工作。杨匡满为责任编辑之一。经过编辑们的讨论决定，复刊的第一期《人民文学》杂志，将采用一首情感丰富的长诗作为压卷之作，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献礼。

杨匡满：当时感到缺一首分量比较大，主题比较宏大那种（诗），就是一首压卷之作，或者卷首之作，比较长的诗。

最初，人民文学》准备请著名诗人、《雷锋之歌》的作者贺敬之来写这首诗。但是贺老认为自己年纪太大，写不出激情洋溢的东西。这样富有朝气的作品，还是应该交由年轻人来写。《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很快想到了当时最风光的工农兵大学生，而北大中文系的学员无疑是创作诗歌的最佳人选。带着这个想法，杨匡满来到了北大中文系。得知他的来意后，北大老师向他推荐了四个人：高红十、张祥茂、陶正和于卓。

杨匡满：选他们主要是政治考虑，几个作者的情况当时都不了解。

这时候高红十正在内蒙古建设兵团。暑假开始不久，她就去看望插队落户的妹妹。妹妹的连队驻在乌海市下边一个叫黄白茨的地方，这里濒临黄河。连队的战士们在黄河中心一个叫中滩的小岛上种了些瓜菜，大家经常坐着船儿往返两地。

临近“八一”建军节那天，高红十跟着战士们登上了岛屿，记录一些兵团战士的生活故事。从中滩岛回来后，她又准备去一趟包头，看望一下在那里的舅舅。这时妹妹急急忙忙找到她。说母亲刚打电话过来，让她赶紧回家。

高红十：说谢冕找，有写作任务，要写一个诗。

谢冕

中国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诗人，福建福州人。1955 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大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代表作有《论诗》《新世纪的太阳-- 二十世纪中国诗潮》《永远的校园》等。他的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曾对朦胧诗运动产生过极大的作用。他被称为80 年代文学青年的精神领袖。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并兼任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主编。

听到有写作任务，高红十没有丝毫怠慢，连忙起程回到学校。这时候张祥茂、陶正和于卓三位同学也回到了校园。能为《人民文学》这样国家级的刊物写作，而且是用于献礼的政治长诗，四人都很高兴。但他们缺乏创作大型诗歌的经验。不知从何下手。

杨匡满亲自把四人组织起来，讲大概的写作要求，讨论初步的诗歌方案。虽然四人感觉困难很大，但也充满了创作的热情与冲动。由于初期创作，大家都没有什么头绪。最后大家商定，各自分头先写一稿。

理想之歌（19）

张祥茂：四个人各写各的稿子，大家分头去写。

写完之后，大家聚集在一起讨论。每人写的内容不相同，角度也不一样。朗诵完各自写作的诗歌后。杨匡满和指导老师谢冕认为四篇诗歌的主题各有特色，但需要集中一下。最后杨匡满决定，将四个主题变成两个主题：歌颂与理想。

高红十：两人写歌颂，两人写理想。好像张祥茂有一个标题叫《理想之歌》。

一周之后，四人再次见面。在朗诵完各自的作品后，依然感觉不满意。大家又开始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那一年暑假，在北大未名湖旁边，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四个年轻人热烈争论的身影。

高红十：大家都很尽力，也真没有什么名利思想。就希望把它写好。那么写了一遍“理想”的，又写一遍“歌颂”的。或者再倒过来，你也再去写“理想”，他也再去写“歌颂”。“歌颂”这个始终没有写好，因为这个太套话了。

张祥茂：觉得写不下去了，写了一半就再也写不下去，然后大家就聚集在一起讨论。

最终，杨匡满把“理想”定为这首诗歌的最后主题。这一代年轻人他们先后在“文革”中参加过红卫兵大串联、经历过上山下乡和支援边疆、最后返城读书……他们放弃了城市舒适安逸的生活，离开父母和师长的庇护，走向艰苦的农村开始独立自主的生活。他们经历了个人理想和集体理想的碰撞，也经历了个人理想与现实理想的碰撞。理想无疑是最好的概括。

这个主题也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群体记忆与个人情感交融杂陈，这一切让四位年轻人无限感慨。他们决定以知青为对象，以陕北为背景。结合自己上山下乡的经历，把年轻人的理想、民族的理想、国家的理想用诗化的语言喊出来。

高红十：以延安知青、共和国同龄人，以这个口气讲历史、讲插队、讲理想。

张祥茂：从作品本身来说，就是从一个个人追求、理想，然后走向了一种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大的理想。

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作家孟伟哉以及老师谢冕等人都对高红十他们进行了指导。一个多月后，经过无数次修改的《理想之歌》终于完成了。

张祥茂：从8 月5 日到最后发表，那也就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就交了初稿。

《理想之歌》完成后，暑假也已经结束了。他们得到的消息却是，《人民文学》不复刊了。一个多月来的心血却换来这样的结果，这多少让高红十他们有些失落。但他们失落的情绪很快被新的创作任务冲淡了。新学期开学后，根据

“开门办学”的精神，高红十、陶正和另两名同学与一位老师、一位张思德的老战友分赴陕西、甘肃、四川，采写毛主席名篇《为人民服务》主角张思德。张祥茂带以小分队赴云南，采写知青典型。按照毛主席“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他们直接走进生活，进行文学创作。

1972 年夏天，原《人民文学》负责人，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指示， 遵照毛主席批示同意、周总理亲自关怀制订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筹办文艺刊物的精神，着手准备《人民文学》杂志的复刊工作（即从中国作家协会向阳湖干校调回《人民文学》原副主编李季负责筹办事宜，“四人帮”信不过，拖延不批）。但是，万恶的“四人帮”多方刁难， 故意拖延时日，始终不予批准。结果，筹办的班子被迫解散，人员含愤离去，《人民文学》复刊计划又被打入冷宫。

理想之歌（20）

--《〈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

时代的歌声

1973年冬天，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们纷纷从各地农村、厂矿返回学校。这时候高红十他们又接到到杨匡满的通知，《人民文学》虽然赞不复刊，但筹备副刊期间收到不少诗作，决定择优编书。杨匡满希望他们对《理想之歌》再进行一些修改和润饰。

高红十：杨匡满说刊物是不复了，“但是在办这个刊物期间征集的稿子，我们想出一本诗集。所以你们还得改”。这已经是那年冬天了。

张祥茂：修改《理想之歌》，它主要是加大一些政治背景、一些描述，大家也很费解，当时也觉得赶快完成任务，不想老在这里待着，因为单位都有工作。

此时大家刚从各地回来，中文系的学生都有把“开门办学”素材写作出来的任务。高红十要写作《张思德》、张祥茂也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修改《理想之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频繁的政治运动、指导老师谢冕的退出……各种繁琐的事务，渐渐消磨了四位年轻人的创作热情。

1973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领受了写先进知青典型的任务，写出来的文章要编辑成书。他们在暑假期间集中起来，写出了第一稿。1973 年底到1974 年初，中文系学生“开门办学”。开门办学就是学生到工厂、农村去，把所学专业运用到实践中，请校外老师讲课，把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中文系的学生到全国各地搜集知青典型的先进事迹，同他们交谈对青年理想的看法。他们走访了云南的朱克家、山西平陆的天津知青小组、河北省温泉屯的程有志。这些知识青年的事迹，当时也是广为报道、人人皆知的。这次开门办学的成果汇集成书， 书名叫《广阔的道路》，1974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日）岩佐昌章《文革期间文学的另一面-- 高红十和她的〈理想之歌〉》

应《人民文学》的要求，四位年轻人还是坚持把诗歌完成。按照《理想之歌》最初确定的写青年、写理想的主题。高红十先拟订了一个提纲，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将全诗分为四段。第一段老知青迎接新知青：老知青问新知青有什么理想，新知青回答后结束；第二段共和国的初期：以共和国同龄人开始，到“反右倾”“文革”为结束；第三段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知青来到延

安后与老乡结合，以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结束；最后全诗在希望和理想的高

潮中结束。

高红十：结构定了以后大家就开始改，比如我改一遍，陶正改一遍。陶正可能把我一个词句给删了，把他的加上。张祥茂再改一遍，把他的加上，把陶正去了。于卓再改一遍。反正我印象就是这么，后来我们称为“复辟、反复辟斗争”。

经过无数次反反复复地修改后。四名年轻人终于把最后的定稿交到出版社。杨匡满看了还是觉得不满意。但他没有再让他们继续修改下去。

高红十：词穷了，才尽了，何况我们原来也没有多少才。最后拿给杨匡满， 杨匡满觉得也不满意，但是知道你们已经都到底了。再弄你们就该吐血了。

1974年9月，这一部诗歌选集正式出版。让四位作者既意外又兴奋的是，书籍以《理想之歌》命名。作为其中唯一的一首长诗，《理想之歌》放在书的最后，成为压轴卷。诗歌的署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72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理想之歌（21）

第一版的《理想之歌》发行了十万册。在那个年代，除了《毛主席选集》等政治书籍，一本书籍能取得这样大的发行量非常难得的。但是，最初出版的《理想之歌》并没有取得很大的反响。

高红十：1974 年春节出的书，好像是绿色封面。《理想之歌》压轴，以我们压轴诗做书的名字。里面有很多诗。我们的比较长。给了我们20 本书。

在班主任的建议下，四位作者每人拿了两本《理想之歌》，其余的分给中文系其他的同学。第一版的《理想之歌》，如今高红十的手头也没有。

第二年夏天，中文系要求文学专业编一本反映大学学习生活全过程的小说集。同学们分工执笔开始新的忙碌。高红十写的小说叫《成长》的小说，在主人公毕业后，回农村的这一方面，她感觉自己没有这种体验写不下去。

高红十的入党介绍人找她谈话，指出问题关键在她自己：“你想清楚了，小说就能写好。”高红十在小说完成的同时，也写下了去农村务农的申请。她想清楚了，有人说农村生活枯燥无味，又苦又累。如果每个人，都考虑自己的利益，中国革命如何继续，共产主义何时到来。

理想之歌

北京大学中文系72 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欢迎你们啊！突击队的新战友，欢迎你们啊！

我们公社的新社员。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意酿在里边；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吧！陕北的枣儿啊蜜一般甘甜！看你们白羊肚手巾红袖章，高原上又开放一片山丹丹……新来的战友啊，你问我：

“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 一句话包含着万语千言， 因为我们要为了理想并肩作战。啊！理想青年人心中瑰丽的壮锦， 灿烂的诗篇。然而，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 怎样理解又怎样实践？ 这确是一张十分严肃的考卷！ 唢呐声、腰鼓点， 信天游一曲上云端。牵动我心中的滚滚延河水啊， 让我告诉你我是怎样踏上眼前的康庄大道。革命的理想啊， 又怎样激励我们从昨天、今天跨入明天……

（一） 当我第一次睁开眼睛， 祖国正是朝霞满天的黎明。双脚刚刚落地，

就踏上了红色的甲板，扑面而来的是前进航程中汹涌的浪峰。阿姨讲起包身工的希望，伯伯掏出儿童团的红缨。

“快点长大吧！ 等待你的是又一场伟大的革命。” 也有人送来一只白鸽， 说它象征着世界和平，

“你真幸福啊再不会看到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 -- 多少幅画卷在跟前展开， 哪一幅是我最好的远景？ 理想的航帆就这样升起来了， 四方来风就这样将它吹动…… 大跃进的炉火烧毁了右派分子的迷梦， 炉膛里有我捡来的碎铁小钉； 叔叔们写批判稿投入庐山的战斗， 我帮助把墨研得又黑又浓…… 我虽没有赶上战火纷飞的年代， 但当我抚摸着革命博物馆里草鞋上的血斑， 军衣上的弹洞， 我懂得了创业的道路是先辈的生命和鲜血铺成。从《雷锋日记》的字里行间， 从收音机里广播的“九评”， 我知道啊为了巩固政权， 正进行着更壮丽的万里长征！ 先烈的目光像在大声发问：

“我们的理想怎样实现？ 未竟的事业谁来继承？”…… 又过了七八年， 又过了七八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声震憾世界的雷鸣！ 第九次大搏斗第十次大搏斗！ 我同父兄一般高， 编制在革命队伍的行列中。曾记否？

理想之歌（22）

《炮打司令部》挟雷携电的宣言； 曾记否？ 毛主席的红卫兵摧枯拉朽的笔锋。把横扫四旧的倡议张贴。围攻吧！ 革命后代真理在胸旗在手； 收买吗？ 名利地位视如鸿毛轻。红卫兵保卫毛主席天坍也敢顶！ 难忘的“八一八”啊， 鲜红的袖章染上了红太阳的光辉，

“我们支持你们！” -- 伟大的声音激起红浪千层！ 支持我们啊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支持我们啊把“解放全人类” 牢记心中。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啊！ 风雨中多少海燕击长空。逆流回旋难阻大江滚滚东流去， 猿声悲啼革命航船已过山万重…… 在那时我看到了修正王义教育路线的毒害， 旧日学校笼罩着

“克己复礼“的阴影。什么

“求名不得抑郁而死”， 什么

“飞吧，未来的科学家年轻的鹰……” 有个佃户的后代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 有个矿工的儿子不愿再去挖煤下井。和平演变啊-- 潜移默化这就是阶级争夺啊-- 你死我生。一月风暴里我到过上海港搬运工人给我讲： 他曾怎样含着热泪送我们自己的第一艘万吨轮起锚登程。长征路上我到过红旗渠， 贫下中农给我看： 为了重新安排林县山河， 一米长的钢钎怎样磨剩了三寸…… 啊，描绘理想的大笔从来倾注着阶级的深情； 文化大革命在我心中埋下了理想的种子：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而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

这才是通向

革命理想的

唯一途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毛主席

发出了进军号令！

百川归海啊

万马奔腾，

决心书下

签名排成

一列长龙，

接待站前

同学少年

待命出征！

啊，不可战胜的幼芽

在火红的年代

诞生！

离别北京的

前一天夜晚，

我和战友们

来到面对中南海的

团城，

深情眺望着

彻夜的灯光，

久久倾听着澎湃的涛声， 挥笔写下一行誓言：

“上山下乡彻底革命！” 一个字用八张纸， 从傍晚写到黎明。为了让敬爱的毛主席， 推开办公室的窗棂， 能在晨曦的辉映下， 看到我们的决心， 露出欣慰的笑容……

理想之歌（23）

（二） 排排窑洞层层梯田千里高原。万里长川怀揣着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 我们从北京来到延安。这里就是我理想种子扎根的土壤， 这里就是我们战天斗地的营盘。上工的晨钟奏起了理想之歌的第一个音符。烧荒的野火映红了理想诗篇的第一行语言。撅把磨穿了掌心的血泡， 荆辣划破了褪色的学生蓝。锄地， 大娘教我分苗草； 扬场， 大爷教我把风向辨。亲人们啊用革命理想的雨露， 浇灌着我的心田。在一个风雪的夜晚我的卷刃的老镢，忽然不见，跟着一行脚印我来到后村，哦，炉火映红了一孔窑面。老镢已被加钢，老八路白发红颜，坐在风箱前。南泥湾大生产的老模范啊，上甘岭保卫战的英雄汉！把复员费全部交给了队里，坚决抵制了退社单干。他手中的大锤打出过多少开荒造田的铁撅，锻造出多少制服穷山恶水的钢钎！啊！锤声叮当，为理想之歌加进了继续革命的节奏，火光熊熊，照亮千家万户人的心坎。” 我们点起劈岭填沟的排炮， 没有浮华的辞藻， 开始了没有奇丽的语言， 跨长江的攻坚战！ 亲人们啊， 啊，革命理想的画卷， 淳朴、憨厚的在我走过的道路上展现， 贴心话哪一步帮我校正着没有斗争相伴？ 理想的航线哪一程穿上第一双陕北鞋没有亲人在身边。我同亲人一起， 翻开队委会记录本扶犁耙， 我把甩响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救羊群， 写在上边， 趟险滩， 砸烂孔庙里斗大的“ 仁” 字我们办起了批林批孔的展览。星夜里挑灯巡视水库堤岸， 识阴晴辨战友， 练就一双阶级的锐眼。队部前， 戳穿富农翻案阴谋摆发展分路线铸造一副钢铁的肝胆。幸福凝结着创业的艰难， 胜利预示着更严峻的考验。是在这宝塔山下延河岸边， 是在我们前辈英勇战斗过的陕北高原， 我开始理解从来就没有个人的理想之歌， 我们革命青年的理想， 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战歌！

它要由整个无产阶级谱写、高唱，它要把千百万人召唤！我们壮丽的现实的理想，是用革命战斗的红线紧紧相连。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沿着青年运动的方向，我们踢开顽石，踏平艰险，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用战斗和冲锋揭开了伟大时代的新篇！谁说我们的生活“周而复始”， 莫道“光阴似箭， 农村五年”。我熟悉了老区山庄的亲人们啊， 亲人们也熟悉了我们。我已成为山庄普通而光荣的战斗员。农村需要我， 我， 更需要农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 我愿在这里终身奋战； 为了实现阶级的理想， 我愿在这陕北的土地上迎接十个、二十个战斗春天！ 这时， 正是在这时， 我才开始填写“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 这张严肃的考卷。我要做我们鲜红的党旗上一根永不褪色的经纬线！

理想之歌（24）

（三） 亲爱的战友啊新来的闯将！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关于革命青年的理想。它不是万花筒可以随时变幻， 也不是雨后的长虹那样神奇、渺茫。它深刻地烙着阶级的印章， 它像一座宏伟的大厦， 要奠定在坚实的地基上。理想的航道并不那么宁静、坦荡， 山区也不都是核桃、海棠。骗子会装出“同情”的腔调， 富农会端来“关心”的米汤。不敢扬帆的航船， 会在泥沙中搁浅； 躲在屋檐下的燕雀， 当心烟熏染黑了翅膀。有人躲在阴暗角落射出“变相劳改”的毒箭， 有人站在邪路上贩卖“劳心者治人”的砒霜。什么“人生”“青春“哪，“前途”“理想”哪， 丑恶的个人主义也常借这诱人的字眼， 将祸心包藏。不错， 是有人“离开了爹娘”， 事情正是发生在列宁的故乡。你们背离了列宁走过的道路， 你们出卖了布尔什维克党！ 你们要的是什么理想？ 不过是伏特加中的醉生梦死， 爵士乐中的糜烂疯狂。你们用吸血鬼的奢望，打扮梳妆。“造就”了西伯利亚的冷风， 垮掉的一代， 也吹来了在无产阶级战士面前， 新沙皇的叫嚷， 你们有几丝萤光？！ 在理想问题上， 你们剥削阶级的梯子， 修正王义岂能够到也在大做文章： 我们的心窗？ 什么“中国青年离开了爹娘”，你们帝国王义的尺子， 什么“中国青年没有理想”， 怎能把好一副悲天悯人的伪装， 我们的襟怀度量？！

我们战斗的岗位虽在这小小的山庄， 祖国的江河山川皆在我望！ 我们宽阔的胸怀向着世界开敞， 五洲四海的风雷， 在我胸中装！ 我们同工农兵结合的隆隆脚步声， 震碎了你们的一枕黄粱！ 马蹄破冰川， 套杆劈风墙，“宝贵青春属人民誓将青春献人民”。那是我们的张勇啊舍生忘死救群羊！ 气盖双河浪， 壮歌震北疆，“活着就要拼命干， 一生献给毛主席！” 那是我们的金训华啊， 化作雄鹰云里翔！“跟上来啊！” 英雄在召唤：“我们来了！” 回答声响彻岭南、塞北海岛、边疆。千万个金训华、张勇在战斗， 千万个金训华、张勇在成长！ 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三五个骗子抹杀不掉这铁的事实！ 它写在大地， 写上长天， 写进这伟大时代的“编年史”， 也写进亿万青年人火热的心房。这是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潮流啊， 这是一场震撼世界的反修仗！ 啊，让千年的铁树作证吧！

只有在这里花朵才和最美丽的青春一齐开放；让万丈的昆仑山作证吧！只有在这里白雪才染上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之光！让火炬烧得更旺，把战鼓擂得更响！我们宣战了，向旧世界宣战！向孔孟之道宣战！党啊！请检阅我们的队伍吧！几百万几千万！啊，整整一代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千重峰峦，万顷巨浪，后继有人大有希望！前进，向前进！我们有马列主义的开天巨斧，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指路阳光！前进，向前进啊！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啊！寄托在我们身上！

理想之歌（25）

三、从理想到现实

回延安

1975年夏天，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们将要毕业了。由于国家对人才十分渴求。这一届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全部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高红十也被分配到了北京市市委。但是临近毕业的高红十却做了一个不同于他人的选择--回延安。

7月份，在北大中文系召开的全系大会上。高红十宣读了自己写好的毕业报告。她在报告中写道：“《理想之歌》不应该只写在纸上，也要落实到行动上。要自觉地贯彻到行动中去。”为了实现理想，她决定到陕北黄土高原上去当一名农民。

高红十：我就念了这个，要毕业当农民的这个选择，我记得我念完了以后， 静了一下。满场长时间的掌声。我记得那股掌声很震撼，至少我觉得当时很多人是被震撼了。他不一定都照着这个去做，但是总归觉得还有这么一个人，还有这么一种选择。

此时全国正大力推行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朝阳农学院的核心是普通劳动者上大学，毕业后回原单位当普通劳动者，把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人才”转变为“劳动者”或“普通劳动者”，把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辽宁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很快得到中央肯定，并在全国推行。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它。辽宁省沈阳市机电学校的七名学生就曾提出异议，并贴出了一张《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的大字报。结果很快招来一场无情的批判。

1975年4月23日，《辽宁日报》刊登《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的大字报，同时还刊登了一篇与它针锋相对的大字报《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表面看来，这是公开而平等的讨论，实际上是为了彻底批判这种不甘心当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错误观点”。

同一天，国务院转批教育部《关于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的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推广“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随着各大报刊媒体对朝阳农学院的报道，全国各大院校纷纷掀起“学朝农”的热潮。“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成了高等教育的一项基本政策。

刘小萌：正式招收大学生是1972 年，1975 年成批大学生毕业。所以当时提出来教育革命，教育革命的身体力行怎么做？与工农画等号。我大学毕业了， 我要求到边疆去，到农村去。所以有一些大学生呢，在毕业之后就要求重新回到农村去。

朝农经验

1973 年11 月28 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宣传“朝阳经验”。这所学院原名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设有农学、水利、牧医、果林四个系，几年来先后举办了五十多期短训班，为社、队培养了近万名各种农业技术人员。经验是：一、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社队当农民，为社、队培养农业科学技术骨干-- 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二、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以科研促教学。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三、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期组织学生回到自己社队，参加当地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从而使教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向了社会。“上” 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队实践。

理想之歌（26）

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并不认同朝农的教学经验，但教育部毕竟是刚刚恢复的部门。周荣鑫的反对并未扭转局面。而且早在北大1970年首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除了明确提出“三忠于”外，也曾指出要培养“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

在当时的舆论主导下，不但有很多工农兵学员毕业后选择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实践与“工农画等号”的这个口号。甚至还有一批已经抽调到工厂，已经工作几年的年轻人也要求重新回到农村去，开始自己的第二次插队落户。

刘小萌：这些人重新回到农村之后，很快就被树为典型。有一部分人在当地入党做官，立刻就成了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毛远新“推出”的朝阳农学院经验更把“社来社去”绝对化。周荣鑫无所畏惧地提出问题：“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

他对毛远新所在的辽宁省的做法很不满。他说，辽宁来电话，要求学

生全部“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全部分配在省里，我答复不了。另一方面，他们又打电报，向计委要150 名俄文翻译。我告诉计委，没有，都“社来社去”了。培养出来都“社来社去”，不给国家办事，行吗？都“社来社去”，教育部门也不好办，教师队伍的来源就成问题。

-- 夏杏珍《周荣鑫与1975 年教育改革》

虽然1970年北大招生时，就把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

但是大学生在那个时代毕竟为数不多。根据有关数据显示，1976年全国高中毕业生的人数是517.2万人，那一年推荐上大学的人数是21.7万人。当年的高中生加上前两年的待业生，实际的升学率只占3-4%，在同代青年中不到1%。

一名毕业于举世闻名的北京大学的学生放弃进入国家单位机会，居然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这自然在北大校园里引起了强烈地轰动。很快高红十被学校树立为“从劳动人中来，不忘劳动人民”、缩小“工农、体脑、城乡”三大差别的典型。成为作风朴实、吃苦耐劳、能自觉抵制剥削阶级思想腐蚀的工农兵大学生代表。

张祥茂：她就不相信拿笔杆的手和拿锄杆的手是对立的，她很有勇气。当时的呢，在学校里面也很轰动，我很佩服她。如果是我，我做不到。

理想之歌（27）

很多年后，高红十对当年自己的选择做了新的诠释。她认为自己进入大学后，一直在一种期望和不如愿的状态下度过。频繁的政治运动让她非常不喜欢大学，也产生跟不上的想法。而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现状，也让她十分失望。

高红十：就觉得知识分子非常猥琐，因为是在那种大的背景下压抑的。也挨整也被整，让你觉得知识分子人格魅力也没有，也觉得我们混迹于这些人当中。因为也说要留校教书，当时教书今天挨批、明天挨斗，这种（感觉）很不爽的。觉得没有意思，或者就是说当时被分到北京市委科教组一个部门觉得也是那种灰色人生，就觉得这样。

1975年11月7日，高红十本命年生日。这一天，在学校工宣队的欢送下，高红十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在工宣队代表的陪同下，她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延安，实现了自己当年离开延安时的誓言。

高红十：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那天我24 岁生日，是我的本命年。学校有工宣队的人送行，应该是党办一个叫王丽梅的大庆学员，她是大庆来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送到那儿以后，交到当地知青办。

高红十原来落户的村子已经没有知青了。在当地知青办的帮助下，高红十被分配到了南泥湾公社三台庄大队。三年前从延安走出的高红十，只是一名普通的知青。此时回来的她已经是一名有文化、有学识的工农兵大学生了。

在她完成的毕业小说《成长》中，主人公晓京和她一样都是工农兵大学生。小说里的主人公毕业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回到农村插队的地方办起了农业大学。而塑造了晓京的高红十，回到延安后，却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

唱响全国的《理想之歌》

1975年月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理想之歌》编辑成配乐诗朗诵播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轰动。12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赞《理想之歌》是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美好的长诗。12月26日，著名老诗人臧克家写了一首赞颂《理想之歌》的长诗，刊登在《光明日报》上。他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无法用散文表达感情，所以写诗”。他称赞这首诗歌“写得非常好”。

高红十：配乐朗诵，当然这广播很厉害，就跟现在媒体电视和网络似的， 它就是第一传媒。识字的人可以听广播，没钱订报的人也可以听广播，广播是免费的，而且是覆盖很广的。广播配乐朗诵，哇，这个影响就大了，当时据说好像有些人，就到学校来要这个诗。因为它当时毕竟有这么多工农兵学员，有这么多知青，觉得有了这么个点了穴的东西。

1976年元月2日，留在北京的张祥茂、陶正、于卓接到学校的通知。让他们和自己的老师前去《人民日报》，对长诗《理想之歌》进行修改。

张祥茂：这个事情谢冕老师他应该清楚，他通知的大家。当时就在王府井《人民日报》那儿，现在《人民日报》从王府井搬走了！

理想之歌（28）

此时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江青等人在教育界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们抓住《理想之歌》大做文章，指出工农兵大学生才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那些旧大学生能写出来吗？

1976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用一版多的篇幅全文刊登了《理想之歌》。

并加上“编者按”：“《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1974年集体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它反映了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和教育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精神风貌。在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中，清华、北大等院校的同志一再朗诵、阅读这首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诗。这说明，它符合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胜利成果这一斗争需要。本报刊登这首诗，以供更多同志阅读，并用以回击教育界右倾翻案风，批驳那种攻击工农兵学员‘质量低’之类的奇谈怪论。”

杨匡满：这就是1975 年底，1976 年初以后，邓小平倒台了。他们抓住这个“批回潮、批反击右倾翻案风”，在这种背景下，当然就把这个作为一磅重型炮弹。

1975 年1 月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问题，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坚决反对派性，大力促进安定团结，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

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上江青等人诬告邓小平在搞“翻案”。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好的，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右倾翻案风”。11 月初，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看做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并认为他们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于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一伙趁机对邓小平等进行诬陷和迫害，全盘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政治方针和工作成就，使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

-- 人民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理想之歌》在《人民日报》刊出后，一夜之间影响遍及全国。以至洛阳纸贵。当时《光明日报》报道：“许多人从书店买不到诗集，纷纷到北京大学索要，学生们油印了一部分，很快又散发光了。”此后，出版社多次印刷，并且先后出版发行了英文版和法文版。

刘小萌：它影响面太大，我当时在内蒙放羊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途径得到《理想之歌》，这个诗我都抄过。当时这种诗歌，尤其是能够反映知青生活的诗歌非常少。

几位创作《理想之歌》的作者对这首诗歌却并不满意。在他们看来，这首诗歌正统的官话太多，而表现诗人个性的东西比较少。而且他们认为，当时农村广大的知青青年其实对前途感到渺茫，非常失望。对“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也非常反感。

然而，这首诗歌虽然有各式各样的缺点。但它毕竟描述了120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的成长经历，道出知青们的心路历程和坎坷经历。相同的情感体验或多或少的使知青们产生着共鸣和认同。而作为创作者之一的高红十，她选择重回陕北务农的举动，更受到媒体的强烈关注。

理想之歌（29）

1975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北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文，第一次介绍高红十。

1975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高红十的照片，介绍她是《理想之歌》的作者。

1976年元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黄声笑、殷光兰、时永福与高红十谈毛主席诗的文章，前三位都是已成名诗人。高红十则被介绍为“回延安插队落户的北大毕业生”。

1976年2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高红十的文章《回延安，当农民》。

随着高红十的事迹广泛宣传，她的人生也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期。一批批来访者走进延安，走进高红十所在的南泥湾公社。他们用相机记录高红十务农的瞬间，学习和报道她的先进思想和事迹。

高红十：《理想之歌》比较红的时候我已经下去了，有不少人写信到南泥湾。参观的时候找我座谈，谈为什么下乡？为什么大学毕业还要当农民？是怎么想的？参观的人一拨一拨。

1976年初，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专程来到延安南泥湾，找高红十拍摄新闻纪录影片。当时正是农忙时节，高红十为了配合拍摄，却要在田间地头不断重复某些行为和动作。公社书记感到非常不满。

高红十：农时不等人，到了时候你再不种，一下早霜就黑了，就冻死了。拍电影的来了，那它要重来，不停地重来。这么推一下，不行。那个人换一下再推一下，不行。最后我们书记就急了，“高红十你不干就算了，别让我们也干不成”，给我委屈的。

频繁的采访和报道，占据了高红十大部分的时间。也让她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尴尬。渐渐地，高红十也厌倦了这样高频率的新闻曝光。发展到后来，只要听到有记者来采访，她就找各种原因躲避，尽量不跟媒体接触。

高红十：有一次我为了躲这个采访，我拉一个车子跑到沟里拾柴去了。你跟媒体闹翻是一回事，老乡怎么认同你呀，你干吗来了？在这儿也不干活是吧。

《理想之歌》的其他作者虽然没有接受如此频繁的采访，却也收到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是寄到北大，再由北大转到各位作者手中。人们在信中讲述他们读到《理想之歌》的感受，讲述这首诗歌对他们的意义。

张祥茂：陆陆续续接到一些个来信，谈他们的收获，感慨。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北大了。这个信先寄到北大。看到这些信我才知道，还有这样的作用。甚至看见人说，都不想活了，绝望时候，感觉自己还应该活下去。没想到。

如今五十岁左右、稍微还有点文化的人，特别是拥有过知青岁月的人们，大概还记得《理想之歌》这首曾经在“文革”后期名噪一时的政治抒情诗。

理想之歌（30）

理想的伤痕

1976年的中国，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这年元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元帅与世长辞；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百万人口的唐山市瞬间夷为平地。整个京畿地区为之动摇。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撒手人寰。一个伟人的时代结束了。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采取措施，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随即各地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此时，远在延安的高红十也听到了从各处传来的锣鼓声。她知道，那个曾经给她带来荣耀的时代，已经在这锣鼓声中画上了句号。

高红十：失落，肯定很失落。觉得对你的所有的付出是否定的。人们会觉得你们是跟错了路线。所以你们就不值得肯定了，包括你大学毕业的选择。

“文革”结束后的高红十没有立即离开农村，她担任了生产队妇女队长兼会计。负责给生产队里的社员算工分。1979年，国家给“文革”时期自愿下乡当农民的工农兵大学生落实政策，为他们重新分配工作。高红十最后选择离开了她劳作四年的农村。那一年她已经27岁。

高红十：当时陕西高教局给凡是大学毕业当农民的重新分配了一次，就算落实政策了。不知是延安还是整个陕西省还有11 个，还有清华的，可能还有兰州铁路学院的，都是自愿选择当农民来的。

陕西高教局按这些人的专业给他们选择了各自对口的单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高红十，最后分配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到了那里，高红十才明白，编辑和创作完全是两码事。她希望自己能做与创作更接近的事。

1982年，借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招聘编辑评论的机会，高红十回到了北京。1985年，高红十由陕西人民出版社调回北京，成为北京《中国法制报》社（现为《法制日报》）的一名记者。

高红十：回北京是1985 年。1975年毕业到1985 年十年。就在外头转悠了十年。后来我不这么转悠，1985 年之前已经在《法制日报》借调了一年，就这么待了一下，完了就待在那儿。

1985年高红十已经33岁。此时她又面临一个新的尴尬，工农兵大学生的本科学历不被人们所承认。这成为她在评职称和晋级时的软肋。与当时许多工农兵大学生一样，已经过了读书年龄的高红十重新开始上学。经过一番努力，第二年她成功考入北大首届作家班。

高红十：我觉得作家班我还要上。1986年我都35 岁了，那我还要上。而且我是不脱产的上。因为单位给的前提是给你出学费，不许脱产。北大在鲁迅文学院那儿，当时我们报社好像在五棵松。反正就这么来回跑啊。

1986年6月，经过作家班三年的学习后，高红十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和文学学士的学位，并获得庄重文文学奖金。毕业后到农村的选择，使高红十此后的人生走得比其他同学更为坎坷。但性格倔强的她却不认为自己工农兵的学历比其他人更差。凡事坚持尽力而为，这就是她做事的风格。2006年11月，高红十退休，稳定的生活持续了21年，今天的她仍然孑身一人。

理想之歌（31）

大普学历

1993 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下发教学厅字[93]4 号文件规定，毕业时学校颁发了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为“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

大学毕业后的张祥茂一直从事行政工作。在公务员的进修中，张祥茂惊讶地发现，当年自己参与创作的《理想之歌》，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标签。

张祥茂：我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了，到延安干部学校去学习了。在这个层次里面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我们国家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他们说起这个事情来， 还仍然做一种很美好的回忆。开玩笑说呢，你看你那首诗，坑了我们一代。说句好听的话呢，是影响了我们一代。

多年来，张祥茂一直坚持文学创作。2001年，他自费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当年参与创作的《理想之歌》放在了诗集的最后。虽然他删减了诗中的一些内容。但是，在他看来，《理想之歌》仍然是他创作中最有价值的作品。那是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诗歌。

张祥茂：我觉得它在一种没有明确代表什么人的情况下，代表了知青对理想的一种认识过程。这是我们当时没想到的一种社会效应。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效果，那我们就应该承认它。它是在完成以后引起社会反响，才引起它的社会价值。我想《理想之歌》也是有这样一个因素。

《理想之歌》的题目最初来自四名作者之一的张祥茂。“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则来自于卓的初稿。

在这四位作者中，陶正的年纪最大，也是一位颇有才气的作家。上大学前，他就与后来成名的路遥等人合作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理想之歌》中也有不少句子出自陶正之手，但陶正却不愿意多谈过去的那段经历。

理想之歌（32）

今天看来，无论如何，这首由他们四人合作的《理想之歌》，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声音。

人们关于《理想之歌》的部分回忆

如今五十岁左右、稍微还有点文化的人，特别是拥有过知青岁月的人们，大概还记得《理想之歌》这首曾经在文革后期名噪一时的政治抒情诗--

“红日/ 白雪/ 蓝天/ 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 飞翔到宝塔山头/ 落脚在延河两岸……”

这是一首阶梯诗，其形式就是对当时整整齐齐口号诗的强烈反叛，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首诗的时候，我正在一所民办学校做语文教师。正值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一方面为自己的未来而忧虑，而迷惘；一方面对文学充满着喜好，只要看到一篇好文章、好诗词， 就激动不已，爱不释手。我不仅把《理想之歌》背了下来（如今已忘记）， 还刻印出来当做课文让初中部的学生们背诵-- 几乎陶醉在了豪迈的诗情之中。

--《记高红十和〈理想之歌〉》

三十年前，有一首诗在中国青年中广为流传。上中学时，我在班上， 在学校里都朗诵过它，照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样子，电台播送的诗朗诵里的配乐非常好听，比如引子的配乐就是管弦乐《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段竹笛引出熟悉的旋律和极富深情的朗诵；中间还有一些进行曲也很有激情，我们做学生的找不到配乐，就用人声伴唱，居然也博得满堂喝彩。

这首诗就是我至今仍然十分喜爱的《理想之歌》。作者之一的高红十是作为知识青年被推荐上了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完成诗作以后毕业，又回到了原来插队的延安，她在毕业务农申请书上写道：“《理想之歌》不光写在纸上，也要落实在行动上。”“38 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今天再来看这首诗作，当然会有与当年不同的感觉，文中的一些提法也已不为我们所接受，但心中激起的热情仍然不减当年。

--《吟唱了30 年的〈理想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