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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生档案》 编辑推荐

- 《我的人生档案》 作者简介

- 《我的人生档案》 内容简介

- 《我的人生档案》 一九七九年进京记(1)

- 《我的人生档案》 一九七九年进京记(2)

- 《我的人生档案》 狱友邵洵美(1)

- 《我的人生档案》 狱友邵洵美(2)

- 《我的人生档案》 狱友邵洵美(3)

- 《我的人生档案》 永远的贾植芳

- 《我的人生档案》 目录

- 《我的人生档案》 自序

- 《我的人生档案》 且说说我自己(1)

- 《我的人生档案》 且说说我自己(2)

- 《我的人生档案》 我的第一篇小说(1)

- 《我的人生档案》 我的第一篇小说(2)

- 《我的人生档案》 我和社会学(1)

- 《我的人生档案》 我和社会学(2)

- 《我的人生档案》 我和社会学(3)

- 《我的人生档案》 怀念丸善书店(1)

- 《我的人生档案》 怀念丸善书店(2)

- 《我的人生档案》 上?是个海(1)

- 《我的人生档案》 上海是个海(2)

- 《我的人生档案》 上海是个海(3)

- 《我的人生档案》 上海是个海(4)

- 《我的人生档案》 上海是个海(5)

- 《我的人生档案》 上海是个海(6)

- 《我的人生档案》 世纪印象

- 《我的人生档案》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

- 《我的人生档案》 在亚尔培路二号(1)

- 《我的人生档案》 在亚尔培路二号(2)

-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1)

-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2)

-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3)

-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4)

-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5)

-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6)

-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7)

-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1)

-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2)

-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3)

-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4)

-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5)

-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6)

-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7)

-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1)

-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2)

-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3)

-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4)

-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5)

-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6)

-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7)

- 《我的人生档案》 集体生活(1)

- 《我的人生档案》 集体生活(2)

- 《我的人生档案》 集体生活(3)

- 《我的人生档案》 集体生活(4)

- 《我的人生档案》 集体生活(5)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1)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2)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3)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4)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5)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6)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7)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8)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9)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10)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11)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12)

-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13)

《我的人生档案》 编辑推荐

一次关于个人与命运的苍茫回视。

一场对现当代中国历史的民间思考。

一份彰显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慷慨自白。

1、作者经历丰富，命运坎坷，作为一本人生经历的回忆录，具有极强的故事性。作者人生九十多，四度入监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狱里狱外的故事，可读性强。

2、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特殊性。贾植芳与胡风是好朋友，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受牵连入狱，而因贾植芳而入狱又有一批人，其中的前因后果，以及相关人员的命运，作品都有交待。这些内容会吸引一部分读者的关注。

3、作为一位著名学者、海上闻人的影响力。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在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界有声望；作者交游广，在京沪均有影响，媒体对之关注度也高。因此宣传起来比较容易。

《我的人生档案》 作者简介

贾植芳（1916-2008），山西襄汾人，著名学者，“七月派”作家，复旦大学教授，曾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他早年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弃学归国，投入抗战实际工作，并且坚持文学创作，成为“七月派”骨干作家之一。1946年6月始定居于上海，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55年因胡风冤案被捕入狱，达十一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1980年彻底平反。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成就卓著，先后组建了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

《我的人生档案》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贾植芳先生现有的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先生对亲朋好友的回忆文字，大致分为“且说说我自己”、“狱里狱外”和“我的三朋五友”三个部分。这样全面地汇集贾植芳先生忆旧性的文章，应该说是第一次。本书的写作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是先生一生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是一个知识分子个体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贾植芳一生经历坎坷，自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人生九十多，曾四度入监狱，国民党监狱、日伪监狱、共产党监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狱里狱外，故事多多。贾植芳与胡风是好朋友，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被打成“胡风骨干分子”，受牵连入狱，前后共二十五年，而因贾植芳而入狱又有一批人，其中的前因后果，以及相关人员的命运，作品都有交待。

《我的人生档案》 一九七九年进京记(1)

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以后，我们夫妇都被扫地出门，先后被关押起来。我被关了十一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下放到印刷厂“监督劳改”。任敏后来下放到青海，一九五八年以后在青海的监狱里关了三年，三年困难时期又被遣送回到我的家乡当一个普通农民养活自己，在贫困和歧视中苦度春秋，一呆就是十八年。我刚到印刷厂时，每月给三十块钱生活费。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老干部又被重新任用，印刷厂的支部书记也是原来的老干部，他对我讲：“你回校后我们没有发现新的罪行，你的问题不仅学校党委无权解决，就是上海市委也无权解决，这是中央的事情。但生活上可以照顾你，从下个月起，你的工资按二十二级干部待遇，涨为六十五块。但你要明白，你并不是二十二级干部，只是拿这个级别的工资待遇。”那时一个熟练老工人的工资才四十几块钱，刚被分配来厂的中学生每月只有二十七元工资，印刷厂的工人议论纷纷：“怎么‘反革命’的工资反而比我们革命群众要高！”

可是形势确实一点点改善起来了。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上海市公安局发了一个公文，上面说：“‘胡风分子’贾植芳没有发现新的罪行，解除监督，回原单位工作。”后面还有很多好话，说“贾植芳同志多年在教学岗位上工作，教学经验丰富，相信回去后一定可以为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这是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称为“同志”，听起来自己也感到陌生。这样我就又回到复旦中文系，在资料室做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这以前在印刷厂时，人家喊我时直呼其名：“贾植芳！”回到资料室后，人家客气了点，称我“老贾”。那时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由于多年为政治服务的结果，现当代文学研究除过歪曲历史的大批判以外，一片荒凉。于是民间自发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因为资料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工程，这在多年歪曲历史的情况下尤其显得必要。我回到资料室后也参加了这个工作。当时分给复旦的是赵树理、闻捷、巴金各作家资料专集的编辑工作，我回来后就与资料室和现当代文学组的几个青年同志一起编。到了一九七九年，这套资料收归国有，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作为“六五”重点科研项目，同时也编辑一套“现代文学研究资料”，分为两辑，一辑是作家专集，一辑是社团、流派、论争的资料集。复旦分配到两个题目，一个是文学研究会资料，一个是外来思潮、理论、流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集，也由我负责，与其他同志一起合编。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文学所通知复旦派两个人到北京参加编辑会议，中文系派我和一位姓苏的同志进京（我当时“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除，而苏同志是党员讲师，系里这样安排，也带有监督的意思）。汇报上去，社科院发来通知，给我发的油印的通知后面用墨笔写道：“贾植芳同志何日进京，请速电告时间、车次、车厢，以便安排车接。”苏同志的通知上没有这个附言，中文系里于是议论纷纷，因为我被解除监督，回到中文系报到后，系总支一位组织委员曾在开会时向全体教职工宣布说：“贾植芳回到中文系来了，但他还是反革命！他的一言一行，大家随时向组织汇报。”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我自己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也知道别人对我还是另眼相看。有些教授见了我，睬也不睬。回到系里后，我的工资比在印刷厂时又高了些，比照十八级干部工资待遇，增加到九十二块钱。这已经遭到某些人的嫉恨，因为除过教授高工资外，解放后历届毕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元，称为六十炮，三十年一贯制，没有改变。虽然除了两个被窝、几本马恩列斯毛的书——后者还是一九五五年抄家以前的财产，因为是革命领袖著作，不好没收——以外，我们夫妇什么也没有。这时我的妻子已经从我的家乡回到上海。学校在托儿所附近、菜场旁边一个大杂院式的二层小楼分配给我一间小房，俗称阁楼，妻子回来后，我们这个一九五五年被政治风暴摧毁的家，才重新建立起来。按照当时政策，年纪大的知识分子，没有儿女的，身边可以有个年轻人照顾生活，户口可以解决。我们这个两人世界就又多了一个人，即任敏的侄女，作为我们的养女，改名贾英，也从山西来到上海，照顾我们两个老人的生活。从此我有了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上班之暇，我就重新拿起了废置二十多年的笔。我根据多年的生活体验与人生感悟和当时的境遇，写了一些散文，题名《花与鸟》，其中一篇是《屋檐下的花》，一篇题名为《笼中的鸟》，这是经过多年政治生活的风暴之后我们的处境的一种写照。全家靠九十几块钱的工资，吃饭以外几乎没有剩余。去京开会因为是冬天，我没有大衣，向学校事务科借了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与一双棉军鞋。里面穿的衣服除了一件毛衣和套衫外，也没有其他的衣服，邻居工人小卞不嫌弃我们是未摘帽的“分子”，借?我一件棉背心、一条青色的裤子和几十块钱，我上京去的东西才准备好。

《我的人生档案》 一九七九年进京记(2)

虽然我知道自己仍然是异类，还是受歧视的，但还是带着这个身份去京了。苏同志给我们买的是硬卧车票，我也没有什么行李，就这样出发了。第二天天亮到京，车上上来一位穿干部装的人，问哪位是贾植芳同志，说是社科院来接我的。又问我有什么行李，他可以替我拿。我说除了两包蹩脚烟外，没有其他行李。出了站，我的侄儿侄女们都在外面排了一队在等我，我的大侄儿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了，也一起来了。我哥哥在社科院工作，知道我要进京，所以派他们来接我。不过当时我还认不出他们——几十年没有进京，我的哥哥已经是“儿女忽成行”，而且都已成人了。那个干部向我逐一介绍，这是你的大侄儿，那是你的二侄女，那个又是谁谁。自己的亲属让不认识的人来介绍，听起来有些滑稽，可是当时确实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感觉也是挺正常的。这件事过去快二十年，才回味出当时的情境所包含的滑稽与悲苦。干部介绍完后，先开汽车带我去哥哥家。我们哥俩多年没见面，听说我来，哥哥一宿未眠，见了我后又是一番激动。那时我的嫂子李星华刚刚去世，哥哥本来就很悲伤，见了我更是相对黯然。不过去京开会，时间安排非常紧迫，我们兄弟也没有时间话旧。那天在哥哥家吃了一点早点，那个干部就带我们到了总工会的招待所。这时文研所的同志已经来了，由他们安排招待我们，所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把我带到楼上，安排我住宿的地方有客厅、沙发、地毯等等，在当时算是很高级的地方。我说我们同来的还有一位同志，社科院的人说：“他不能住这儿，我们对他另有安排。”我知道我的身份，也知道同来的同志身负监督我的责任，就对他说：“我们同来，有共同的工作要商量，分开住不大方便。”于是他就带我们去安排了一个较差的双人房，自然客厅、沙发、地毯等都没有了。他们安排好我的住房后，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你要外出，就请先关照一声，我们准备车子。”

当时文学所的所长是陈荒煤，副所长是许洁泯。第二天就开了个预备会，指定各专题的负责人参加，苏同志就不能去了。开会是洁泯讲话：“各位同志来了。我们这是预备会。今天被邀请参加的都是主席团的当然成员。作家专集都已分配好，这次开会是研究社团、流派、论争部分。我们开会也不举行什么仪式了。共有三十四个题目，我们拟定个讨论程序。正式开会后，上午、下午、晚上大家都开。我们拟个名单，每次开会讨论一个题目，由在座的各位分别主持，先由承担单位报告，然后大家提意见。目的是把这一套材料编好。”第三十三个题目赫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研究批判”（自然以后又不能不改动，先是改为“胡风集团研究材料”，以后又改为“胡风等人文学理论材料”），宣读名单时，我才知道由我主持第三十三个题目的讨论。我经历的事情多了，“政治经验”丰富，知道这里有文章。会上他们对我的生活待遇的安排，我心里很清楚，是事先就商量好的。从对我的高规格的生活安排和对我主持的选题的安排，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当你并不认识的人向你笑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因为我当时还是个资料室管理员，头上还带着“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政治帽子，并未平反和恢复原来的职称待遇，这次对我的安排，其中必有内情。我是个久经政治风浪的人，也是个有一定政治社会斗争经验的人，他们要看看我经过二十多年的关押与劳改，是否把我改造过来了。我多年来虽然“身在奴中”，但我的精神并没有被奴化，我仍然保持着人格的独立性和清醒的头脑。我不住他们安排的高级房子，出门不通知他们，也不用车，以及下文就要提及的在会议上对“两个口号论争”、反“胡风”问题等等不表态……

话说那天议程安排好后，主持会议的许洁泯说：“今天大家休息半天，明天举行李星华同志的追悼会，贾植芳同志要去参加，我和陈荒煤同志也要去参加。我们休会一天，大家休息休息，也可以去探亲访友。”第二天我先去哥哥家，碰到了我的一个堂弟，他是行伍出身，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复原回国后先在地区当人民银行行长，以后调了工作，任地区科研处处长。这次他也特地从山西老家赶来了。多年不见，他告诉我他从朝鲜回来，在大连结了婚，丈人是开菜馆的。他说：“二哥，我现在已经不叫小名了。我现在叫贾学忠。”我奇怪道：“你什么时候改名的？”他说是在部队时领导改的。我又奇怪道：“你在部队才扫了盲，怎么能当科研处长呢？”他说：“二哥，这有什么稀奇！当了七年了，当得很好呢。”我才知道自己被封闭的时间长了，外面早已改天换地，我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联想到出车站时那由别人介绍自己亲属的一幕，恍然犹如身在一个荒诞的梦中还未醒来。开追悼会时由我与堂弟照顾哥哥，搀扶着他。在贵宾休息室，哥哥向大家介绍我说：“这是我的弟弟贾植芳，复旦大学教授。”其实我当时还没有恢复原来的职称和待遇，头上的“帽子”也还没有摘除。参加追悼会的文化界的人士很少，基本上都是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哥哥介绍完毕，几乎很少人反?，只有旁边一个人从沙发上站起来，向我做自我介绍说：“兄弟是廖沫沙。”并和我握了握手。

追悼会由林默涵主持，陈荒煤致悼词。悼词里提到：“李星华同志一九四一年通过家属关系到达延安。”我想起当时的情境，她与她的弟弟李光华及我的大侄子森林，都是我设法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延安与我哥哥团聚的。悼词中仅说“家属关系”而不提我的名字，显然是因为我的罪名没有撤销，仍然是个敏感人物的缘故。

提起送李星华等人到延安，可真是说来话长&#8226;&#8226;&#8226;&#8226;&#8226;

这就是我送李星华到延安的前前后后。悼词里有意回避不提，好似不存在这件事一样。可巧的是在追悼会结束时，我在门口碰到了李光华，他当时任某个学院的党委书记，穿着毛货做的西装大衣，走过来只与我哥哥握了手。在追悼会大厅也碰到了我的一个堂妹，她在人大上过学，后来由我哥哥介绍和一个公安部队的团长结婚，后者一直升到了北京某部队的参谋长。她看见我，既不喊我“二哥”，也不向我介绍自己的儿女，几十年不见，她也不问我现在的生活情况，就说了一句“你来了”。

当时的香港《文汇报》上报道李星华的追悼会说：出席的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她的哥哥李葆华，一个是她的小叔子贾植芳。从北京回来后，我的一个五十年代的学生，多年不见，后来听说“文革”以后去了香港与家人团聚，有一天忽然来找我。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情况的，他说就是因为在香港看到了报纸上登的李星华追悼会的新闻报道，才知道我还活着，而且恢复了自由。我这才知道我出席这次追悼会还有这样的反响&#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我的人生档案》 狱友邵洵美(1)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监狱里饥馑成灾，我在长期的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数同监犯那样，得了浮肿病。大腿和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来了。一九六年秋冬之际，监狱当局终于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的医院住院治疗，那里的“人民医生”（因为在这里看病的还有“医务犯”，即犯法前的职业医生）略为检视了一下，便开了个“高蛋白”的药方，我被留下住院治疗。我吃的所谓“高蛋白”，其实就是黄豆芽、豆腐之类的豆制品，偶尔有几片油煎带鱼。但就是这样的“高蛋白”，也有神效，我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三天，腿部的浮肿居然逐渐消退下去了。其实这病医生不看，我这个“医盲”也明白，那不过是“饿病”，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一切正常了。因此三天后，在监狱病房服役的“劳改犯”（即判刑的犯人），就叫我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并为他们喂饭、喂水。我曾向这位自称是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提出抗议：“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他理直气壮地训斥我说：“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我报告管理员，说你对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了，我劝你还是识相点！……”这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我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阿飞流氓，因为他们是“普通”刑事犯啊。因此，怪不得当这位“头头”“教育”我的时候，那些懒洋洋躺在床上的年轻病犯，个个挤眉弄眼，向我这个政治犯投来蔑视的眼光，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奚落我……

我在医院住了十三天，就给搬到称为“休养监”的八号楼监狱。那个面积长宽各六尺只能住一只老虎的狱室，竟密密麻麻地挤了七个人，还有一只臭气四溢的马桶近在身旁。这里一天虽然也是三餐，但在午晚两餐，都发一个犯人称之为“巧克力馒头”（其实是高粱粉、玉米粉与花生壳的混合品）的杂粮馒头，大约有一两来重，像我这样的食量，就可以吃得半饱了，到底比我原来住的第一看守所的伙食丰富多了。

在这里“享福”不到五天，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被收押在二楼的一个监房里。这在监狱生活里叫“调房间”，同“抄靶子”一样，是监狱生活的例行公事。我一脚踏进狱室的门，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当管理人员在身后锁好门以后，他抬起头看见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在韩侍桁家里吃过螃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要他不要再说下去。因为我从几年的监狱生活中摸到一个规律，凡是管理人员押进一个犯人后，他虽然把门锁上了，但都会在门外停留片刻，从门上的小监视孔里观察室内犯人的动静，如果发现异常情况，他会马上开了门冲进来，进行盘问，甚至一个个地调出去审问：“你们谈甚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认识不认识？”如果交代了相互原来认识，马上会被调离，并要你交代彼此的“关系史”。总之，要弄出一大堆麻烦来。因此，当我这么向他示意后，他马上就醒悟了，看来他也是个“老犯人”，生活已教育他懂得了吃这号官司的“规矩”了。

开过午饭后，我同他各自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闭目养神，虽然刚吃过饭，但至多六百cc当时，犯人们习惯以“cc”为计量单位来衡量监狱给的饭食的含量之多少。的菜皮烂饭，仍不堪果腹。因此，饭后闭着眼睛静静听着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这时，他忽然向门口走去吆喝“报告”，向管理员讨来钢笔墨水，说是要写交代材料。等拿到钢笔墨水后，他却从屁股下面的铺位上拿了几张草纸，放在膝盖上低头写着甚么。过了不一会儿，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写好的草纸塞给我，我向门口警惕地看了一眼，才低头读他写的东西。原来是一首七言诗，题为《狱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缘幸识韩荆州”一类话，我含笑地向他点点头，表示我看过了，谢谢他的盛情；同时告诉他，这东西马上得撕毁，搁在马桶里，要不给管理员“抄靶子”时发现了，我们都得吃手铐。说着，我动手把它撕掉，起身掼在屋角里的马桶里，又端起旁边的脸盆，把留下准备擦地板的洗过脸的脏水冲了进去……

我说了半天，这里得交代一句：我在这个狱室里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五二年。韩侍桁一次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请客，宴请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译者罗玉君教授。邀请作陪的有李青崖、施蛰存、刘大杰、余上沅、邵洵美诸位文苑人士，我们夫妇也叨陪末座。那时韩侍桁在自己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同时，还办了一家叫国际文化服务社的出版社。他自己编辑了一套“世界文学名著译丛”，很想将原来由南京正中书店印行，当时已经绝版的罗玉君的旧译《红与黑》收进这个“译丛”，重新与读者见面，所以举行这个座谈式的宴会，一来?新老故旧叙旧，二来也是请大家共襄盛举的意思。被邀请的客人中，除了李青崖和施蛰存两位是我在震旦大学的旧同事外，余上沅、刘大杰又是我当时在复旦大学的新同事，都算是熟人了，只有邵洵美、罗玉君两位，却是初会。记得是在众人已入座举杯的时候，邵洵美才匆匆地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长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旧的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就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时的印象。

《我的人生档案》 狱友邵洵美(2)

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又应邀在韩侍桁家里吃蟹，也是吃到中途，邵洵美撞进来了，匆匆入座就食。这两次相会，大家都是天南海北的闲聊，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对话。但在事后，却引起我将他和自己印象中的邵洵美相对照。他早年办过“金屋书店”，出版过《金屋月刊》，后来又是新月社重要人员之一；还主编过《十日谈》、《时代画报》等。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火与肉》等，更被目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力作。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用突击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人物，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著作，而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这个书局也就昙花一现式地消失了。据传言说，它的出资老板正是多次经营出版事业的邵洵美。基于对他在文学界的旧印象，我当时不禁哑然失笑：他怎么忽然异想天开地要吃马列主义的饭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生里会与邵洵美成为四个月的“同监犯”。

从第二天起，监房里陆续来了不少新客，大约有十几个。记得其中有一位是白俄，他在英国剑桥读过书得过学位，原来是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的编辑。此人有五十多岁，彬彬有礼，虽然身在囚中，仍不失绅士风度。还有一个日本中年男子，据说敌伪时期在济南大观园开过一个店名“壶”的咖啡馆，大约是个日本浪人。还有一个台湾人，五十多岁，是上海一家细菌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对我说，他原是东京帝国大学细菌学家汤浅教授的学生，后来当他的助手，汤浅教授做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的部队长时，他又跟汤浅工作，就为这个历史问题进来的。其余都是中国大陆上的人，都是五十岁上下的。他们都属于旧社会的上层阶级，有新式资本家，也有上层官吏，还有天主教的神甫。这里只准用番号互相称谓，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实姓名。虽然墙上贴的监规上写着，不准互相交谈案情，但时间一久，也多少互相知道了一点。同时，监房的人多了，也便于相互低声交谈，一发现走廊有管理员的脚步声，就有人警惕地大声咳嗽打信号，马上就沉默下来了，个个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彼此交谈的最佳机会是一日三顿饭后，大家排成一队，绕着地板“活动”的时候，边活动边窃窃私语。这个监房的犯人谈话使用的语言，除了汉语外，还有日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种，因为在押犯人，大都懂得一种或两种外文，很像一个“国际监狱”。

我从邵洵美的谈话中，得知他是一九五八年继续“肃反”时被抓进来的。他说他早年和南京政府的要员张道藩与谢位鼎谢位鼎早年在开明书店出版过一本研究法国文学的书，也是一个现代派诗人，后来弃文从政，做过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大使。一起磕过头，结为把兄弟。抗战胜利后，张道藩给了他一个电影考察特使的名义，他自费考察了英美电影界，会见过卓别林等著名影星，所以“肃反”时作为“历史反革命”给关了进来，已关了快五年了。

我和邵洵美同监时期，正是冬春之交。我们这个监房关押的人，大概都是些老犯人，所以很少有提审，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捱过一天又一天，谁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好听天由命。那时正是所谓自然灾害时期，因此大家每日关心的并不是何时被释放和与家人团聚，而是如何能活下去，万不要“竖的进来，横的出去”，因为我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一天盼来盼去，就是希望早晚两餐稀饭能厚一些，多一些，哪怕多一口，也是运气；希望中午那顿干饭能干一些、多一些。因为早晚那两餐稀饭，都是些汤汤水水，除去一些烂菜皮，米粒历历可数；中午那一餐干饭，其实是菜皮烂饭，形同烂稀饭，用筷子都挑不起来。按照不成文的监规，当局发给每个犯人一只腰形铁皮盒子（俗称“铁盒子”），开饭前，犯人们向着监房的小窗口排好队，一一把手里的铁盒子伸向小窗，由狱警逐一打饭。打好饭后，犯人们显出非常珍惜的神情，如果铁盒子外面留有几粒米粒，就赶紧伸出舌头舔干净，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稀饭或干饭倒在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搪瓷杯子里。按通常的标准，稀饭约有一千cc，如果能有一千挂零，就沾沾自喜，感到自己额角头高，别的犯人也露出不胜羡慕而又不免带点嫉妒的神色；如果不到一千cc，那简直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感到愤愤不平。中午的干饭能有六百cc，就算是最高标准，甚至算是一种荣耀了。——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又都是有些社会身份的人们，此刻的生活境界和人生欲望已经缩小到动物的境界了！人的穷通祸福原来不过一张纸的两面，它们之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犯人们把领来的饭倒在自己的搪瓷杯子里后，就都回到自己的铺位上，以一种庄严而郑重的神情来吃饭。大家都吃得很慢，吃得有滋有味；吃到一半，就都舍不得吃了，而是把搪瓷杯子包在自己的棉被里，留到肚皮叫的时候（上午十时，下午三时，晚上七时以前，因为开饭时间为早上八时，中午十一时，下午五时），再拿出来吃，吃完后，一般人都再用手指一下一下地刮光搪瓷杯子里的剩余粥汤米粒，放在嘴里舔，一幅幅不堪?目的贪婪相，活现出动物本能的求生欲望。邵洵美并不听从大家的好意劝告，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一再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这时也往往使他触景生情地谈到自己过去的生活。

《我的人生档案》 狱友邵洵美(3)

邵洵美的岳祖父是清末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的妻子是盛家大小姐。盛宣怀去世时，除去原法租界的大片房地产外，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几个儿子都是些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邵一家五口人，仆人倒有三十多个。他是英国留学生，在国际饭店没有建立以前，西藏路的“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菜馆和西式旅馆，他是“一品香”的常客。他那时每年过生日，都在“一品香”，因为他属老虎，他事前都向“一品香”订做一只像真老虎那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到生日那天，这只奶油老虎摆在一只玻璃橱内，橱的四周缀满红绿电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霓红灯）。他过的就是这样的豪华生活。只是几次经营上的失败，他才家道衰落了。他说，他被捕前，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翻译，虽然每月可先预支二百元稿费，但他仍入不敷出，往往以卖藏书补贴。那时外文书不吃香，一本牛津世界文学名著才卖一毛钱。而他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外翻译，译狄更斯的小说，还是经夏衍同志力荐取得的。为此，他很感激夏衍的助人于危难之中的真诚友情。他告诉我，大约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他正在上海办“金屋书店”，一天有个朋友来对他说，有个叫沈端先（夏衍原名）的朋友是你的同乡（浙江人），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生活无着，你是否可以为他出版一本书，接济他一下。邵洵美听后，欣然同意，接下由沈端先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写的《北美游记》一书后，马上拿出五百元钱付给沈端先。此事，邵洵美并未放在心上，但建国初期，邵洵美生活困难之际，夏衍却不怕惹出麻烦地及时给予他帮助，使他很是感动。临被捕前，《新民晚报》的朋友曾约他以他的家庭生活为题材写一部连载长篇小说《大家庭》，他觉得这个题材很像现代的《红楼梦》，可惜还来不及动笔，他就被搭进来了。

他患有哮喘病，总是一边说话，一边大声喘气。而他又生性好动，每逢用破布拖监房的地板，他都自告奋勇地抢着去干。他一边喘粗气，一边弯腰躬背，四肢着地地拖地板，老犯人又戏称他为“老拖拉机”，更为监房生活增加了一些欢笑。

因为我和他在“外面”有两面之谊，又都属于同一行业——文化界，所以我们交谈的机会就更多一些。当他得知我在解放前写过《中国近代经济社会》一书时，答应将来在外面相见时，将自己收藏的有关盛宣怀的资料送给我，作为研究材料。因为他比我晚进来三年，又为我带来了不少外面讯息。另外，我还从他那里知道，我的妻子任敏释放后，和他的小女儿同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往来甚频。他的小女儿和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者方平的婚事，也是由我的妻子从中作伐而结合的。因为我们和方平也是朋友。他告诉我，方平的第一部莎翁著作译本《捕风捉影》，因为在翻译时得到过我的一些资料上的帮助，他在出书时写的序言中，提了一下我的名字表示感激，又托我转送胡风一册请教，为此“罪行”，一九五五年被人检举，下乡劳动了一年等等。

由于饥饿的监房生活，加上他的哮喘病日见严重，他对自己出狱的希望不免感到渺茫，甚至绝望。一次他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用了四十六块银元，由我自己出钱付出。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却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希望你能在文章中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

一九六一年初夏，我调到另一个监房，想不到竟这么突然地和他分开了，而这竟又成为我们之间的永诀！

在“文革”“监督劳动”期间，有一次我问和我一块接受“监督”的潘世兹先生，知不知道邵洵美的情况，因为他们都是早期的留英学生。潘先生在调来复旦外文系以前，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调来复旦，在外文系任教授，兼校图书馆馆长。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群众监督改造”，因此和我成了“牛友”。潘先生告诉我，他们多年没有来往了，但似乎听说邵洵美已从“里面”出来了，日子非常艰难，据说连睡觉的床也卖了，睡在地板上。我一边庆幸他终于活下来了，一边又不免为他的老境担忧。而当时我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更谈不到对他有什么帮助和关心了。一直到我平反后，他的在中学教英文的儿子来看我时，我才知道他在“文革”前就释放了，和他?夫妇一块挤在一间小房里艰难度日，挨到一九六八年在贫病交加中病故了。

为了纪念我和邵洵美的这段在苦难中结成的友谊，也是为了履行他在监房中对我的嘱托，我曾把这段邂逅写成专文在一个刊物上发表，现在把它校改后，写进我的回忆录，以为存照。

《我的人生档案》 永远的贾植芳

罗银胜

去年的四月二十九日下午，贾植芳先生的追悼会在上海举行。这天上午，我又一次去了鲁迅公园，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参观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因为一直以来，在我内心深处，贾植芳的精神与鲁迅精神一脉相承，他们都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文人精神，他们都是中国人的脊梁。作为“喝鲁迅奶长大”的一代学人，贾植芳更入世，对现实中的热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对个体生命的忧戚充满了人文的关怀。

贾植芳先生倡导把“人”字写端正，这些饱含生命意义的精神遗产，其实是中国文人的血脉传承，也是十分宝贵的。

出了鲁迅公园，我便驱车来到宝兴殡仪馆，参加在那里举行的贾植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现场是人山人海，挤满了前来悼念的人们，花圈也摆满大厅。贾老的遗像两边挂着大幅挽联———“从鲁迅到胡风，冷眉横世热肠扶颠，聚悲智良心傲骨侠胆为一腔正气；由社会到书斋，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创作翻译学术育人开八面来风。”贾植芳好友何满子夫妇在挽联上写道“受屈常将屈辱视为特种幽默故能历劫坚挺，做人要把人字写得格外端正诚乃匡世嘉言”

贾植芳先生是名闻海内外的文化大师，集作家、学者、翻译家和教授于一身。在他命运多舛、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为了真理和正义，他曾经四次入狱，身陷囹圄二十四载；为了保家卫国，拯救身处水火之中的中国人民，他曾投笔从戎，拖着瘦弱之躯走上抗日前线；为了培育英才，在人生的晚年，他孜孜不倦，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贾先生的一生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他的一生经历坎坷，自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曾被打成“胡风分子”而贾祸。

然而贾植芳先生的一腔热血，爱国之情始终不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始获平反，重执教鞭，桃李满天下。我在母校求学期间，虽未选过贾先生的课，但听过他开的讲座。记得有一年恰逢复旦校庆，许多平时难得露面的老教授纷纷设坛讲座，贾先生也在其中，他讲的内容是对中国新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考察，他广引博证，侃侃而谈，十分引人入胜，先生讲课中夹杂着浓重的山西口音，从此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从复旦毕业以后，只要回母校，我总要到贾老家去看看。坐在贾老身边，望着他瘦小的身子，一个念头忽然浮现在脑际：这八九十斤的身躯里，一半是热血，一半便是铮铮铁骨了，他多么像沙漠中的胡杨，他不会死，死了也不会倒下。

后来我又选编了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这部题为《我的人生档案》（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回忆录收录了贾植芳先生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先生对亲朋好友的回忆文章，这样全面地汇集先生忆旧性的文章，应该说是第一次。本书的写作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是先生一生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先生自十几岁起从事文学活动，长达七十余年。伴随着文学生涯可谓是经历坎坷，人生起伏，但对于文学的信念没有改变。贯穿于先生回忆录的主要精神，即是鲁迅精神和爱国情怀。

先生虽然具有多种身份，但是最重要一点，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为人处事，首先完整地体现了他高贵的人格。作为先生的学生，总想把他忆旧怀人的文章综合起来，通过回忆录的形式展示先生波澜壮阔的、辉煌高贵的一生。不只是出一本书，今天的社会更需要受到人格的教育，这本书是给我们重新认识先生的一次机会。

贾先生生前在回忆录的序中写道：“感谢罗银胜先生接受出版社朋友的委托，花了很大的力气，为我编选了这本回忆录总集，其中除《人的证据》一书写于我的壮年时代以外，其他的各篇大小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写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狱里狱外》及我在人生的暮年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审视自我的文章，也包括在我的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的各个不同时期交游的朋友们的回忆。它们不仅是我个人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由忆旧性文章组成的这本回忆录，可以看出先生那种对历史和现实，对社会和人生，对知识和学问的深邃思考和忠于友情的人格，以及“生命不止、战斗不已”的坚韧精神。透过这些历史风云的文字，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灾难史，真实地反映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希冀和企求。

贾植芳先生虽然弃世而去，但他的精神不死！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书页，感受到先生是一位正直刚毅的老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的忧国忧民，他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世人的羡仰。同时，他的文风朴实，语言练达，措辞辛辣，思路开阔；他不求辞藻的华美，但求直抒胸臆，言为心声。从某种意义上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正是对贾植芳先生道德文章的绝好写照。

——本文发表于2008年12月8日《时代报》

《我的人生档案》 目录

001自序

且说说我自己

003且说说我自己

008我的写作生涯

010我的第一篇小说

013书与我

015我和社会学

022怀念丸善书店

028上海是个海

——我在上海的生活史

045一九七九年进京记

060世纪印象

——一个老年人的自述

064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

——哭亡妻任敏

狱里狱外

人的证据（在蒋匪特务机关监狱中的回忆）

069一、　在亚尔培路二号

（一）　缘起

（二）　第一夜

（三）　二号囚室

（四）　人多起来了

（五）　集体生活

（六）　中秋佳节

141二、　人的斗争

150三、　出狱前后

狱外记

156走出一个监狱

159阁楼上

——隐居之一

167大海边

——隐居之二

176古城的早春

184乍暖还寒时候（一）

195乍暖还寒时候（二）

206京上阴云

214一九五五年：又进入一个监狱

狱中记

226入狱

231狱中沉思：在门槛上

242狱中沉思：我与胡风（一）

258狱中沉思：我与胡风（二）

268旧景重访

280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288狱友邵洵美

295判决

我的三朋五友

303悲痛的告别

——回忆胡风同志

312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

——郑超麟先生

318纪念余上沅先生

322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

——悼念陈仁炳先生

327我的两位值得纪念的朋友

——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

331回忆王中

335悼念施昌东

340萧军印象

344我的老乡王瑶先生

349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游

352忆覃子豪

363纪念我的朋友卢杨（克绪）先生

367我的后来者

——潘世兹先生

372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

——为《路翎文论集》而序

377忆尚丁

382背影

——悼念公木先生

386一个不能忘却的朋友——范泉

391纪念老友朱锡侯

——《风雨年轮》序

395范希衡先生和《中国孤儿》

400她是一个真实的人

——悼念戴厚英

405悼念日本友人相浦杲教授

409一点记忆，一点感想

——悼念巴金先生

412编后记

《我的人生档案》 自序

感谢罗银胜先生接受出版社朋友的委托，花了很大的力气，为我编选了这本回忆录总集，其中除《人的证据》一书写于我的壮年时代以外，其他的各篇大小文章——既有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写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狱里狱外》及我在人生的暮年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审视自我的文章，也包括在我的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的各个不同时期交游的朋友们的回忆。它们不仅是我个人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作为这部文稿的原作者，为了感谢大家的辛劳和盛情，我仅抄录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自己在由鬼变成人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解冻时节》写的序文中的主要段落作为本书的献辞：

……一九三七年，当时我作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留学，同时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在出国前，我从三十年代初期，就作为一个文艺学徒，先后在家乡太原以及北平、天津、上海各报上写文艺作品。只是一九三五年冬天因在北平参加了“一二&#8226;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当地的地方政权以“危害民国”罪投入监牢，罪名为“共产党嫌疑犯”。坐了两个多月，由我那个富裕的家庭辗转托了一位在官场上有权势的人物，以银洋一千元和五十两鸦片烟的高价保释出狱，但因为还留着一个“随传随到”的政治尾巴，即是说，我随时有“二进宫”的可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一九三六年出狱后，跑到日本，亡命兼留学，踏上了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梁亡命日本的老路子。当时在东京的内山书店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第一、二本，第一本书名《二三事》，是以鲁迅先生的遗文为书名，第二本题名为《原野》，是以艾青译的比利时现代派诗人凡尔哈伦的诗作为书名。我从这个丛刊的撰稿人员阵容和编辑风格上感受到这是继承鲁迅先生开创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的严肃的左翼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来东京以后写的一篇以我的第一次监狱生活的人生感受为题材的小说《人的悲哀》投了稿，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刊物是什么人负责编辑的。过了两个月，即一九三七年初夏，我收到这个丛刊的第四本《黎明》，它刊出了我的小说并三十元的日元稿费和编辑胡风的热情来信。一九三七年秋天抗战爆发以后，我弃学回国参加抗战活动，并继续为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后来的《希望》投稿。我与胡风是在历史的风雨中结成友谊的，但想不到的是我在青年时代由文学结缘与胡风的结识与交游，等于拿到了一九五五年长期坐牢和劳改的通行证，我们一块被投入地狱。

解放初，即一九五年秋，我就插队落户到大学当教授，虽然我生平未参加过任何党派，我们这一代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投入救亡和社会改造的政治运动，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和生命追求是在当时开放性的历史文化环境里，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与融会的时代潮流下形成的。而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是要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首先反对专制主义的传统政治体制，这也是五四运动的一面思想旗帜。因此，我在旧社会是一个反叛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作为“政治犯”在监牢里进进出出，前后有三次之多。万万想不到，我们为之追求与奋斗并为之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来临以后，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运动中，竟成为被改造与再教育的对象。到了一九五五年，又大祸从天而降，作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骨干分子”与我的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任敏先后被捕，被扫地出门，收监关押。我在监狱里坐了十一年，“文革”前夕又被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法庭宣布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是：“妄图篡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后来我在劳改中，我看到在“文革”后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的毛泽东对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所写的序言和按语，在该书的第一百六十三页上看到毛泽东对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和定罪的批示：“这个反革命集团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当时法庭宣判后，法警给我带上了手铐，送上警车，押回看守所。不旋踵又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保卫科，被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并宣布了改造纪律：“不准乱说乱动，在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到印刷厂报到以后，在“监督小组”（“文革”爆发后，“监督小组”改名为“专政小组”，我被称为“专政对象”）专人监视下，白天除干各种苦活、重活外，在革命群众的不断批斗中，在拳打脚踢中过日子。古人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我虽然身被奴役，但精神上是清醒和独立的，在心理上并没有被奴役，只留下了胡风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我牢记鲁迅先生的提示：“可悲的是，不是身为奴者，而是心为奴者。”一直到一九八年，胡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其间十三年，在苦海中浮沉，前后共二十五年。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

再说说我的妻子任敏的故事。她被关押了一年多被释放后，被分配到一个学院工作，她到该院报到时，该学院一位人事干部对她进行了革命教育——要她照他们的指示办事并和贾植芳划清界限，回到人民队伍来。她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为此，她又被流放到青海，并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她到了青海后，先是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村做小学教师，不到半年，又以为“胡风集团”翻案罪，被收监关押四年，直到一九六三年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提前释放。但指定她不准回上海，只准到农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为此，虽然她是一个在城市长大成人的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女性，但她还是选定了到我的家乡——山西襄汾县南侯村落户、改造，作了十八年在歧视下自食其力的农民。直到七十年代末，胡风冤案得到初步平反，我开始离开劳改工地——校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做资料员时，她才回到了相别二十多年的上海。但因为过了二十多年的缺吃少喝的苦难日子，所以回到上海重新建立了我们一九五五年被政治风浪摧毁的家庭后，在一九九七年患了脑血栓病，卧床五年后，在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了这个世界。正如一位老朋友在她去世后所说的“如非往昔遭那种迫害，她晚年又何至于患此绝症，悠悠苍天，人间何世！”为此，我再抄录我在原版《狱里狱外》书中的序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收尾：

老年人喜欢忆旧，喜欢回头看，因为人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纪，随着体力与精力的日趋衰退，做事情越来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和生活的接触面就越来越缩小了，和复杂纷纭的广大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远，而和自己的主体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在这种窄小的生活气氛里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沉湎在记忆中，从记忆里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即是“我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么几十个春秋，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而活，干了些什么，是否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之类。这倒不是要学时髦做深刻状，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实在太复杂了。近百年来，在这种历史的震荡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走着各自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生命之路。我常这么想：我们这一代吃文化饭的人，如果都潜下心来，写一本直面历史的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对历史来说，实在是功莫大焉。

有了这份想头，这几年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关于我自己的回忆录。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新社会。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就抄到这里，是为序。关于作者贾植芳（1916年10月9日—2008年4月24日）：山西襄汾人，著名学者、“七月派”作家。早年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弃学归国，投入抗战实际工作，并且坚持文学创作，成为“七月派”骨干作家之一。1946年6月始定居于上海，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55年因胡风冤案被捕入狱，达11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80年彻底平反。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成就卓著。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校图书馆馆长等职。先后组建了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著有《贾植芳文集》（四卷）、《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狱里狱外》、《历史的背面》、《劫后文存》、《雕虫杂技》、《余年笔墨》等。

《我的人生档案》 且说说我自己(1)

编者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说说我自己”，我听了不禁失声笑了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面熟的老题目。从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以迄史无前例的“文革”，在频繁的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接受过现代科学和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意识和思考精神的中国现代各类知识分子，在大一统的政治权力意志的支配下，被作为“改造”和“再教育”的对象，他们都得以深厚的原罪意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说说我自己”的陷坑中，挣扎图存，以致往往被扭歪变形，甚至殒身亡命，酿成了一代人的人生悲剧，历史悲剧。以至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当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的新时期，他们步履艰辛，仍然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和预悸！

对我说来，顶着一个所谓“作家”、“教授”的招牌，当然在劫难逃，而且情况还比较突出。一九五五年那场“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兴起以后，我就大祸从天而降，蒙御笔亲批为“分子”，捉将官里去，以“钦犯”身份，“说说我自己”十一年；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我又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押回原单位，作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监督对象”、“四类分子”、“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牛鬼蛇神”、“臭老九”以及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老反革命”、“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等等，在“群众专政”的红色风暴下，“说说我自己”凡十有三年，前后共“说说我自己”二十五年。一九八年，胡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后，我由鬼变成了人，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我又被作为“作家、翻译家、教授”，应一些编纂人名辞典的单位及个体以至英国剑桥的国际传记中心来函来访，要我“说说我自己”。因此，我真可以说是“说说我自己”的“专业户”或老油条了。这不仅又使我想起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的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时，我那些带洋气的同学常讲的一句口头禅：“人生本是to　play，何必终日study”，真有些玩世不恭的虚无党味道了。但这次受《收获》这个严肃的文学刊物的嘱托，要我“说说我自己”，因此，我得避开过去老一套的报流水账的公事公办的手法，写点我的人生际遇，以及对人生的一知半解的零碎感受，就教于今天的读者朋友。

我虽然从三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学习写作文学作品，并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也写点剧本和杂文等，但我充其量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个散兵游勇；虽然我甚至因文受祸，在新旧社会都吃过断命的政治官司，但它们只能是我在崎岖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零星的体验和感受，我自己的一些思想和感情的浪花的自我表现，有的还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遵命文学”，真如向黄浦江小便一样，它们没有什么影响力量，并且从五十年代以后，就基本做了“绝育”手续，实在算不得什么作家，而且我也早忘了我自己还曾是一个作家。八十年代初期，我又蠢蠢欲动，试图重新挣扎，写了些小说和散文。当时，中国的政治大气候虽然开始改变了，文艺界的小气候似乎还未变，或者由于历史的惰性，变得很慢。我是一个有“前科”的人，这又使一些编辑望而变色，甚至排了版还得抽下来。为此，除过一篇散文被朋友转到香港《文汇报》发表，一篇小说被我们家乡的文艺刊物登出，为我亮相外，此后我就很少写这类东西，面带微笑地向我从青年时就迷恋的文学创作告别，完全办妥“绝育”手续了。

一九三五年冬，我热血沸腾，在党的影响下，参加了北平的“一二&#8226;九”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在马路上游行，散发反动传单，呼喊反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者，格杀勿论，就地正法”。我为此被北平警察局逮捕关押，受到该局特务科的审判。我那个当商人的伯父，为此特地赶到北平，到处找门路营救我。我们家住山西吕梁山区，世代以经商务农为生，祖辈没出过念书人，和当官为宦的更不搭界。正是因为我伯父在大码头经商，办的又是洋务，见多识广，知道在现代社会知识的价值，因此，他才决心让我们弟兄走出闭塞的山区到城市上学。三十年代，正是中国深受内忧外患、困扰最严重的时候，从国际大局看，也是世界上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都仰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苏联，左倾成为世界性时代思潮的时候，我由于身处这样的历史环境，接受了这股时代思潮，又受地下党的启蒙和影响，由文学观念的确立到投身社会运动，由报刊的文学投稿者变成“政治犯”，年方一十八岁，就身入牢房，尝到了铁窗风味。我的伯父，作为一个交游广阔的商人，终于辗转托了一个官面上有权势的人物，花了一千元银洋和五十两鸦片烟把我“保”了出来。但因为保单上还留着“随传随到”的政治尾巴，为了避免“二进宫”，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伯父花钱买了一张大学法科经济系的文凭，送我到日本亡命兼留学。临行前，他嘱咐我说：“你到日本住五年，每年我给你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你脑筋好，就学医科；脑筋不行，就学银行管理?将来回国以后我对你都好安排。千万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了，你在中国参加这类活动，我虽然不认识官，但我有钱，钱认识官，官认识钱，老话说：‘千里为官都为财’，‘若要官都一般’，我还可以花钱托人把你保出来；你若是在日本闹政治，被日本警察抓去，我花钱都没法子花，因为我不认贾植芳青年时代识日本人。还有，你决不能娶日本老婆，因为生下小孩是杂种，杂种进不了祖坟……”但由于我生性顽劣，除过最后一条遵照不误外，其余都没办到，实在有违家训。我参加了东京留学生的进步文化活动和李春潮、覃子豪他们办的《文海社》，出版了《文海》月刊第一期，由上海印好寄到东京后，全部被日本警察没收，我也陷进了东京都警视厅亚西亚特高系刑士（政治警察）的监视网中，不时受到这些不速之客的诘问和干扰，直到抗战爆发后，我辍学回国参加抗战。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从东京的内山书店内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丛刊式的文学杂志《工作与学习》丛刊的头一两本，我从它的编辑风格和撰稿人员阵营中，惊喜地发现这是坚持鲁迅先生所开创的战斗文学旗帜的严肃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的一篇小说寄去投了稿，从此结识了胡风，并在抗战的烽火中结下友谊，谁知这就种下一九五五年那场文字狱的祸根，我们文学上的朋友竟被说成相互勾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团伙，他被御笔加封为这个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我则被定性为骨干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虽然经历了这场生死劫的大难，但正如我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小说选》上所说的：“我始终感激胡风同志多年来在文学上对我的热情扶持和生活上的无私帮助。”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可以相信相交的真正的朋友。去年年初，我又对来访的上海中新社记者说：“胡风为人诚挚正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贡献甚大。”这些就是我通过多年的生活实践对一个可以相依相托的友人的认识的告白。

我在日本读的专业是社会科学，跟上园谷弘教授学习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以致一九四八年冬天，当我从关押了经年的上海国民党中统局特务监狱由友人辗转托人保释外出后，我在蛰居沪西乡间一家农民阁楼上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利用妻子和相知的朋友们多方为我借来的图书资料（多半是日本学者的著译），我编写了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和经济的专著。这也是我多年在流转生活中打滚时养成的一种习惯和嗜好：读各类有关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书，以便能深入认识和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当时风声日紧，我又不能安生了。为此，我以贾有福的化名，用我伯父商行职员的身份，弄了一张“国民证”，离开恐怖的上海，避居到青岛。我在一家小客栈安身以后，从街头旧货摊上买的一大堆便宜的英日文外文书内，选译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英国传记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以及匈牙利作家维吉达的多幕剧《幻灭》。但除过《住宅问题》解放初得以印出外，其余两本译稿，都以不合时宜，未能印出。到了一九五五年，命运又向我进行新的挑战时，它们都在抄家时失去了。我为它们的遗失惋惜，因为我喜欢这些作品，尤其是那本被称为“一个负伤的知识分子”尼采的传记。

《我的人生档案》 且说说我自己(2)

一九五年开始，我到高等学校“插队落户”，当了文学教授，为了教学上的需要，也为了不甘寂寞，并且还为了弄些钱补助生活，“著书都为稻粱谋”，我又译了几种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书。其中那些写于斯大林时代的文学批评和作家研究的苏联著作，它们的理论和学术价值，现在已由历史作了公正的评判，只能作为历史的资料而存在了。而随着一九五五年那场灾难的来临，我的短促的翻译史也就结束了。

上述我那些杂七杂八的文学活动，只能是它们消耗我的生命力的一点历史记录，它们虽然寄托了我的理想、希望、爱憎和思考，但也只是如此而已。说我是一个作家或译家，那还差得很远；作为一个学问家，更不够格。梁漱溟先生在《自述》中自我评价道：“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上的人。”其实这句话更适合于我，总的说来，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体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七十多年，眼看就要进火葬场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对我说来，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一九八九年六月，上海我的写作生涯在我的一生中，跟命运一直进行着残酷而持久的玫瑰战争，争斗的焦点之一，就是我的写作。命运之神站在那儿发过誓，绝不让我有写作机缘，而我却总是在人生道路上任何一个安定的瞬间匆匆忙忙抓起笔来，努力要留下些人生的感触。斗争的结果就是手稿的多次失落。每当暂时的安定过去，随之而来的厄运第一击总是摧毁我的作品。

一九四五年春天，我由驻扎在陕西黄河边的国民党工兵部队（我在这里做日文技术翻译工作）中逃出一条命来，惶惶地暂栖古城西安，准备转道去济南投奔伯父。我整理一遍自己的旧稿，从中选出几篇在当时恶劣形势下尚能问世的小说和散文寄给在重庆的胡风，余下的包藏在一个枯井中。后来几经辗转，早已销尸灭迹了。还有一些信件与手稿交与妻子任敏的一个亲戚保存，那同乡在西安一个钱庄当伙计。解放后回到乡下，一九五五年我出了事，他害怕牵连，把这些东西私下处理掉了。结果这一时期所能留下的作品，就是一本《人生赋》的小说集。

更早的一次，是一九三七年抗战时期，我从日本绕道香港回国参加抗战。在日本读书期间，我写了不少小说、散文与译稿，除了《人的悲哀》发表在胡风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后来收入《小说选》；《记忆》发表在《七月》，后来收入了散文集《热力》以外，剩下的文稿都留在香港。那时我们一起回国的留日同学中有一位陈启新，是我在日本大学社会科的同学，是来往较深的朋友，广东新会人，他有亲戚在香港开木器店，我就把带不了的衣物书籍以及文稿都留在那亲戚家。其中有一部据英译本转译的俄国安特列夫的戏剧《卡列尼娜&#8226;伊凡诺维娜》的译稿，当时已和商务印书馆约好，准备将稿子寄给他们，收在“世界文学名著译丛”里出版，后因战争爆发，搁浅了。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后，开始在胡风编的《希望》杂志上露面，这个杂志由上海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出版，陈启新在香港看到《希望》，得知我的下落，给我来了一封信，由中国文化投资公司转的。我接到信后，首先想到经他手寄存在香港万寨木器店楼上的那批稿子和书物，因此托在香港《华商报》工作的陈闲去找陈启新，因为启新的信上没有提他在香港做什么工作。陈闲来信说，找了好几次才找到他，那里门禁很紧。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到广州碰到启新才得悉，他当时在香港从事地下斗争。陈闲从启新那里取来我的稿子和一部分外文书，由邮路寄回上海。不料这时我早已经蹲在国民党监狱里了。任敏当时已出狱，寄居在郊区的朋友家里。她收到邮条，去四川北路邮局取回这大包书稿，用新床单包裹，雇人力三轮车拉到胡风家里，她神情恍惚，到了胡风家门口竟径直上楼，把两大包书稿留在车上，待胡风问时才想起，赶快下楼去找，三轮车已无影无踪了。胡风跺脚叹息，说贾植芳还坐在牢里，你们的经济又这么困难，如果有这部稿子，卖几个钱也是救急的办法。许广平先生也在场，她出主意悬赏登报寻找，胡风立即拟稿，托人送到《新民晚报》登出来了，但译稿仍石沉大海，毫无下文。现在回头想想，老天给我安定写作的时间太少了，而让我遗失稿件的机会又太多。谁能料到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的风波里，我会再次遭遇劫难，使我在青岛隐居期间留的生命痕迹，除了一本已出版的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译作，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原载上海《劳动报》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第三版

《我的人生档案》 我的第一篇小说(1)

说起我的第一篇小说，我就得从记忆中回过头，想到我少年时在省城太原上成成中学的时代和那里给我的文学和思想教育，或者说，我对文学开始觉醒时候的生活。我十四岁时从家乡山西汾城县（现名襄汾县）的山村跟哥哥贾芝到太原上中学，并一块儿考上了成成中学。这个学校是一个私立学校，由校长到教师都是北京师大出身的山西学生。她以学风艰苦朴实、对学生在学习上要求严格著称。我生在晋南山区，乍一到这里听课，因为任课教师大半是晋西或晋北人，我实在听不懂他们讲些什么。我因年小，长得又矮小，坐在教室第一排的第一个课桌上。同桌是一个石姓同学（他叫石炳炎），似乎比我大些。他是河北人，父亲在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当连长。他生在城市，见识自然比我广，也乐于助人，对我很关心，我也从他口里学习普通话。他是走读生，每天来上学时，书包里都带着石印本的旧小说，如《彭公案》之类，我因为听不懂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课，就似懂非懂地在课桌下看他好意借给我的石印本小说，以致向他借小说看，成了一个习惯，他每天来上学都给我换新书。这些书大概是他父亲的读物，因为都是些公案和武侠小说。但我从这些书里渐渐读出味道，把看小说当做生活中的重要课程，以致不断要求哥哥给我买上海出版的铅印本的旧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凡是能弄到手的，我都如饥似渴地看，并且动笔学着写。大约是初中二年级下半年时，我竟写了篇以我们村里一家富商的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章回体小说《古堡笳声》。一九三二年我离开太原去北平前，把稿子投到《山西日报》。编辑部也郑重其事地给我回了信，我第一次在文字上被人称为“先生”，他们表示考虑刊用。但随即我就走了，没有了下文，或者说，我不知道它的下文，因为打这以后我只路过太原一次，并未在太原停留过，也没有和那里有过联系。

我在初中三年级时，学校的教学面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北师大新回来了一些年轻的教师讲课。他们是革命者，也在这里播下了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学的火种。我的眼界被打开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十六年以后，才真正地睁开了眼睛，认真地看这个我所生活着的世界。因为我在努力阅读新文学作品的同时，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启蒙著作，以及国外文学作品，真正从“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的旧文学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天地。这样，我又开始试写新文学体式的作品——诗歌、诗剧、小说，给自己起了个“冷魂”的笔名，并且开始在太原的报纸上投稿。所以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是登在一九三一年《太原晚报》上的《一个兵的日记》。它是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写的，写的是阎锡山旧式军队生活的野蛮和腐败，初次表现了我对现实生活秩序的不满和抗议，对它的告发。我自然没有这种生活体验。在“九一八”事变后，学校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怒潮，学校请来了阎锡山军队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来校给学生上军事训练。这些家伙不仅说话粗鲁，而且作风暴躁，在军事操练时，动不动就挥拳打人，用脚踢人。我们本来出于爱国抗日的热忱，自动参加军事训练，还没有走上抗日前线的疆场，却先挨这些军阀手下的小军官的拳头，这些家伙完全不把人当人看，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大约就是我写这篇小说时的一些感性认识和体会。但更主要的是，我同座那个出身军人家庭的石姓同学给我日常谈的那些军队生活知识和情况，对我的感触。如前所述，他的父亲是阎锡山晋绥军的一个连长，正是给我们上军事课的那些军官的同僚。这篇小说大约有二千字左右，记得连载了几天，也因为这是一张对开的小报，报屁股的地盘本来就不大。但是这些习作的发表却对我的文学写作兴趣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时，也从这时起，我开始认识到文学是一种改造社会、改善人生的武器。曹丕在《典论&#8226;论文》中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在我的头脑里开始了新的发展。

《我的人生档案》 我的第一篇小说(2)

一九三二年初中毕业后，我又随哥哥到了北平，考入美国人办的教会中学学习高中课程。我在这里学习了两年半，终以“思想不良”受到刁难而被革出校门。我进这个学校以后，就接触到校内以及校外的革命力量，参加了一些有组织的学习和社会活动，开始更广泛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同时在这些学习中，继续学习着写作。一九三四年我在天津《大公报》上用“鲁索”的笔名发表了小说《像片》，应该说，这也算是一篇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小说。我并没有这种生活体验，记得当时读鲁迅先生批评梁实秋的文章，梁说出身下层的人们，只要安分守己，努力往上爬，也可以出人头地。这是一种反对青年参加革命和社会活动的反动说教。我为了批判这种理论，写了这篇小说，意思是说明，在那个金钱是统治力量的社会里，穷苦青少年要得到受教育上进的机会简直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不能在这上面发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嘲笑了那种一心想使自己儿子成龙而向上爬，以便改换门庭的小生产者的自私和愚蠢的习惯势力，他们的思想认识活动，还不脱旧统治阶级的思想范畴。这倒是一篇主题先行的作品，但我那种热情却是真挚的；文章那种简而短的句法构造颇受当时在文坛上受人注目的张天翼的文风影响。

这篇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作品，前年才由我的研究生孙乃修从北京图书馆里找到并复制回来。记得就在同年，我还以在教会学校生活的亲身感受写了一篇题名《米》的小说，在北平的《京报》文艺周刊《飞鸿》上连载了两期。写的是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慈善的外衣，在冬季天寒地冻的时期，以发放救济米为诱饵愚弄城市贫民而遭到反抗和失败的故事。可惜目前还找不到这份报纸。编者出题要我写《我的第一篇小说》的文章，我就以找到的《像片》来应命，把它算是我的头一篇小说，因为从这个时期起，我由原先朦胧地以文学为改造人生和社会的思想，渐次具体而清晰地发展起来的文学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的思想，日趋坚实地指引了我以后的文学活动。原载《山西文学》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书与我书与读书人的关系，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蹩脚的比喻来说明：它们正如《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贾、王、史、薛之间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枯俱枯”，也可以说是荣辱与共。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专制主义传统的老封建帝国，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又是制造文字狱的能手，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周厉王用暴力弭谤，秦始皇焚书坑儒，东汉党锢之祸。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比较开明，虽然有不杀儒生的圣谕，但到南宋处于偏安之局的时候，又忘了祖训，有迫害陈山的冤狱事件。至于明代的东林党案，清朝的文字狱祸，更是使中国的读书人谈虎色变的历史掌故了。现代中国是一个在激变中发展的国家。辛亥鼎革以后，由北洋军阀袁世凯到国民党蒋介石，在这方面的“德政”，并不逊于他们的前辈历代帝王（战前的一九三六年，当时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上台以来，遭到他直接或间接迫害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五十万之众。鄙人就被他先后“光顾”过两次）。

我们建国以后，由于“左”的不断干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文化观念的回潮，历次兴起的政治运动，就往往以知识分子为主攻对象，这已是我们自己所亲历的生活现实，恕在下就不在这篇短文内一一列举了。有鉴于这些血泪斑斑、一再重复出现的历史事实，我建议有心的同志不妨定下心来，收集材料，撰写一部《中国文字狱史》，作个历史回顾与总结。前几年上海书店重新排印了三十年代北平故宫博物馆影印的《清代文字狱档案》，可谓功德无量了。

我也算个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历经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当政，中间插入日汪时代，以迄解放后的当代。由于我生性顽劣，每个历史时代，都免不了因文贾祸，身入囚室，经受牢狱之苦。而我生平不嫖不赌，不抢不偷，弄几个血汗钱，除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及吸烟喝酒需要花销外，都买了书。“黄金有价书无价”，每每碰到一本自己喜爱的书，不惜倾囊来买，甚至不惜告贷以求。可惜的是，我这些书籍藏存，每吃一次政治官司，都被官家抄家时搜掠一空，反而被作为犯罪铁证，受到监禁以至正式判刑的惩处。因此，直到一九八年我平反时，我手头只有四卷本《毛选》和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这些年，世界太平了，我又买了不少书，加上文化界和出版界朋友的相赠，又积有满满七大架书，好像又有好几千册书了。我每坐在它们当中，环顾四周一排一排、一行一行的各色书脊，而以能与这些书的作者，古今中外的学者作家们共处斗室之间，感到人间万事已足，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每每想起它们的前辈在历代我落难时的不幸遭遇——它们都落在鲁迅先生所说的“三道头”（警察）手里，又感到不寒而栗，四顾茫然了。原载《青岛日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三版

《我的人生档案》 我和社会学(1)

一九三六年春，我到了日本，这年九月考入日本大学经济科，后来进入社会科专修班，师从园谷弘先生学习社会学，我和社会学的关系，可以说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原来准备是学经济学的，后来为什么转学社会学呢？首先是因为我原来的主要兴趣是搞文学创作，我想学点儿社会学专业知识，以便从中得到观察、分析、描写和反映社会生活的理论导引。其次，我来日本的真正兴趣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而在于从事“政治避难”。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是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局面，救亡图存意识可以说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我来日本以前，就因为积极参加了一九三五年的北平“一二&#8226;九”学生爱国运动，被警察逮捕关押，出狱以后，才到日本留学的。因此，我来日本，也可以说是政治亡命。进入社会科读社会学，在希望获得一些观察、分析社会的基本方法的同时，也企图以读社会学的学生身份生活，以便避免日本警察找麻烦。虽然如此，仍然遇到不少麻烦，因为当时中日关系已非常紧张，一年多之后战争就爆发了。第三，经济学科的经济专业是本科，课程多，学费也贵。几乎没有时间参加留学生的文化活动和进行文学创作。社会学是专科，园谷弘先生每周上两次课，讲授的教材是他自己的有关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和组织的著作。课余时间较多。

我是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长大的文学青年，当时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化密切联系社会人生的传统，在鲁迅开创的文学为人生且改造这人生的文学道路上前进。我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也没有正式加入左联，但我始终自觉地在左联的旗帜下从事文学活动。就是在日本时期，我通过投稿认识了胡风，成为以文会友的朋友，胡风当时是左联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因此，以至一九五五年的那场规模宏大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我被定性为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黑帮”的骨干分子，受到长期的监禁和劳改的惩罚。紧密联系现实社会生活进行文学活动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和理论批评上的重要特征。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性质、结构和组织机制等，我始终保持着不竭的探讨热望，并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现实生活。即使在日本大学读书的日子里，我不仅没有真正进入到“不闻不问窗外事”的境界，而且还经常参加留学生的各种活动。在这期间，我认识了秋田雨雀这个日本的进步作家。我参加的留学生组织的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印象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左联东京支部负责人任白戈组织的悼念高尔基逝世的活动，当时正是中国左翼文学内部“两个口号”论争较为激烈的时期，活动名义是纪念高尔基，实际上会议的议题是关于两个口号论战。会议的主持者在会上首先发言赞成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并且提出要“批判鲁迅”。与会的其他留学生们立刻表示反对，于是发出争执，会议不欢而散。另一次是东京留日学生各文化团体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追悼会。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我的一位写诗的朋友李春潮提议召开追悼会，任白戈借口日本警察会出面干涉，不同意召开。李春潮又去找郭沫若商量，为避免日本警方找麻烦，郭沫若建议找一些日本朋友参加，联合召开。秋田雨雀已被警方盯上，活动不便，不宜参加。于是，由他介绍，去找佐藤春夫，请他参加，他慨然应允。他是收入“岩波文库”的《鲁迅选集》的译者。追悼会在神田区日华学会举行，那天，果然警方前来干涉，会场前五排坐的全都是便衣警察，还有一些便衣警察在四周抄挽联、悼词等。在这种恐怖气氛下，这样肃穆庄重的追悼会竟没有人作主席，任白戈找我商量，要我作追悼会的主席，我一口回绝了，并不是因为我惧怕警察，我是从狱中出来的，怕什么！当时在场的留学生的资历都比我长，我一个来日本还未满一年的二十岁的年轻人，怎能不自量地出面作主席呢？这个追悼会，后来由来日旅游的作家肖红作主席。配合追悼会，东京出版的《留东新闻》发了悼念鲁迅先生的特刊，我写了一首散文诗《葬仪》，署名植芳，发表于这一期特刊上。开追悼会那天，在会场散发时，当场被警察全部没收。在日本期间，我还参加了进步留学生的文学团体《文海》社的编务，但大型文学刊物《文海》由上海印好寄到东京后就全被没收了，只出了一期后就不得不停刊了。

在日本期间，理论上我探讨和学习掌握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实践上参加各种留学生的文化活动，同时又不忘记收集、购买日本出版的有关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经济文化的著译。这自然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即大革命失败后，左翼社会科学界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我持续影响的反应，茅盾的《子夜》便是这个论争的产物。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形势紧张起来，东京和神户都呆不下去了，我决定回国参加抗战。

贾植芳的父母与长子、二女等家人合影

我回到了正值抗日高潮的祖国以后，在社会上到处辗转奔波的过程中，更养成了一种习惯和嗜好，这就是广泛阅读各类关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书，以便能深入地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可以说，我那时和社会学的关系已由课堂转入现实社会生活。这便形成了我学社会学的一个特征，即：既进行纯理论的学习思考，加强理论修养，又参加实践活动，和社会各阶层、集团的人们广泛接触，从书本里获得观察、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方法手段，在实践中边应用边增进感性认识，理论和实践密切相联。这是我学社会学时中国的整个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不允许一个热血青年关门读书，不允许脱离血与火的动荡现实，对“救亡图存”运动采取一种不介入态度，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来说，第一位的事便是革命活动和积极介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爱国运动，这几乎是当时大部分中国青年的共识。我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从日本回国，本来准备从上海到内地去，后来因为上海战争形势紧张，船不能靠岸，迫不得已改道香港上岸回内地参加抗日运动。先是在山西南部中条山前线部队中从事对敌宣传工作，后又在西安、重庆、徐州等地为抗战辗转奔波。同时也创作和发表了一些文艺作品。

《我的人生档案》 我和社会学(2)

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即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之后，我才真正以笔作战下海为文。这时期，除了要写一些文艺作品外，从四十年代后期开始，还翻译和撰写了一些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这些都是利用我过去所学的社会学知识和有关中国历史的理论以及这些年在和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人接触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结果。特别是我的老师园谷弘教授讲授的关于中国社会的有关理论给我很大启发和帮助。当然，三十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以及之后的一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启发和帮助了我的译著工作。我在一九四八年底走出国民党监狱后写的《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出版后，不到一个月便销售一空，于是，当年的十一月又再版发行，以后又印了一版。这是一本论述了清朝政权的本质和经济结构及其兴亡和危机的书。正如本书前言所说，这本书中的材料来自内山完造先生送我的一些日文书，观点全出自我手。这是我在社会学方面的最初成果。当时因为刚从国民党监狱中逃出，这本书是在东奔西躲的逃难险恶条件下完成的，难免有草率之处。其实，严格地说来，这本书并非就事论事的著作，它寄托了当时我的政治感情，即对黑暗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必然灭亡的认识和对中国新政权的诞生祝愿。在这一点上，我的心态和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H．　Taine）撰写《当代法国的起源》很相似。借古喻今，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也就是中国古代帝王唐太宗所说的“以史为鉴，可知兴亡”。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文化专制主义统治历史的封建黑暗社会里，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从历史上寻找抨击和揭露现实黑暗的题材。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法。

这之后，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局依然对我纠缠不休，我们夫妇改名换姓跑到了青岛。原来准备经青岛到解放区去，后因交通封锁没能去成。到青岛住了近半年，我们就和青岛人民一起迎来了解放的曙光。在解放军到达青岛之前，一些离开青岛的外国人家的仆人在街头销售外国雇主抛弃的书籍等不便携带的杂物。我从街头的旧货摊上买了些当废纸卖的外文书，并选译了其中的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英国传记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和匈牙利作家Ernest　Vaida的多幕剧《幻灭》。《住宅问题》是根据“岩波文库”的日译本译的，日译本是加田哲二先生从德文本译出的。在当时收入“岩波文库”的著译都是比较好的著作和译本，在读书界较有权威性。我将此书译出后于解放初的一九五一年出版。《尼采传》和匈牙利剧作家的剧本译出后，后因种种政治的人事的原因没能出版。这两本书是根据英文本译的。我为《尼采传》写的译序在解放前夕的上海《大公报》上发表。

刚建国时，关于东欧巴尔干半岛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中国还所知甚少，更没有比较系统的介绍和研究的著作。为此，在我主持下约请了另外两个留日同学，编译了《人民民主主义的长成和发展》。它是根据日共国际部长西泽富夫等人新编《人民民主主义的长成和发展》一书编译的，书中分别介绍和描述了东欧六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长和发展轨迹，介绍了他们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新政权建立的情况。这六个国家是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本书除了注重事实的叙述外，还做了一些理论上的研讨与印证。不仅有事实过程的描述，而且也精心研究探讨有关理论问题。因为本书在日本出版时，理论论证过程中引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和关于英美在东欧的政治活动的叙述，因受当时日本政治环境的影响，大都被删得七零八落、语焉不详。编译时我根据其他材料增补了英美在东欧的政治活动材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添加了原书中不足的材料和统计数目。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攻击，为此我特地加了一篇附录，是斯大林主持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发布的《共产党情报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布的关于铁托匪帮的决议》，原书中没有，是我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增加进去的。所以出版时用了编译的名义。本书出版后是当时国际政治系学生使用的重要参考教材。当然，这本书主要是四十年代对东欧几个国家的社会情况的介绍和认识，今天只能作为文献材料来看。正如列宁所说的“历史是绕着圈子前进的”。

《我的人生档案》 我和社会学(3)

关于《东方专制主义》（Karl．　A．　Wittfoge，《Oriental　Despotism》）。我和《东方专制主义》的作者魏夫特的“神交”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了。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内山完造先生那里得到了他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一书的日译本，译者是平野义太郎，日本平凡社出版。我当时曾打算将此书翻译出版，一九五五年的那一场飞来横祸中，这本书被抄家的那些人抄走，至今下落不明。到了八十年代初，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李欧梵教授来访，我向他了解魏夫特的情况。李欧梵先生简要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并在回到美国后给我寄来了《东方专制主义》的英文版，我请两个小青年将此书译出，并为之作序，以我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之一日本社会学者马场明男先生发表的论文《フウソクフルト研究所の人——力一ル．ウイツトフオ一クル一》作为代序。后来因为出版社的出书计划及经费问题等复杂原因，一直没能出版。

《东方专制主义》的作者魏夫特是犹太人，德国共产党员，曾任德共中央委员，一九三三年被纳粹关入集中营，不久出狱，逃亡到美国，他一生主要研究中国问题，一九三五年来中国，搜集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材料。他撰写了有关中国的大量的论文和著作。记得我还曾读过他的一本书名为《东亚的黎明》的日译本著作。他在分析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时，采用了马克思在研究东方古代社会时创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很早在西方学术界就有一定的影响。《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心论点是“治水社会”。他说：“这种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地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魏夫特在描述古代社会时，运用了大量生动的历史资料，成为一家之言，他的著作对于研究东方古代社会的学者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魏夫特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期间，曾经传布他的观点。中国古代史专家顾颉刚先生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全文译载了他的《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一文，在中国广为流传。因此，魏夫特的影响早已波及中国。

我过去和现在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搞文学，解放前的主要文学活动是创作，解放后上级安排转到大学的讲台上讲授文学课。这样对社会学渐渐地隔膜了。加上从五十年代中期受胡风事件的株连，过了二十五年的监禁和所谓“劳动改造”生活，与社会隔绝，不要说社会学，连文学也完全隔绝了。大体说来，中国的社会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西方引进后，在激烈动荡变化的中国二十世纪，走过了漫长曲折坎坷的道路。解放前的许多大学有社会学专业课，也出版了不少社会学方面的译著。当时有名的社会学家有费孝通、潘光旦、马寅初、吴景超、陈达、孙本文等。解放后，由于“左”的影响和认识上的误区，使社会学戴上了“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被宣布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改良主义”。其实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是以政治代替科学，不懂社会学的表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这门学科被取消。一九五七年再一次进行批判，致使社会学在中国学术领域中销声匿迹，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最大禁区之一。从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的近十年间，社会学在重建中作为一门学科已初具规模。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十年间的理论研究热点主要有以下五方面：一是学科理论的重建，包括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与范畴等。二是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探索。这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关，社会学发挥其整体、综合学科的特长，为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独特视角。三是探索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四是关于中国社会中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的研究。这有利于对症下药，使社会稳定发展。五是对于社会学调查方法的理论研究。以上这几大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到以下各具体方面：人口问题、粮食问题、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问题，还有交通、房屋、就业、婚姻、代沟等等社会问题。我因为近十年间集中精力搞文学研究和带文学方面的硕士、博士生，对社会学界的情况知道不多，不能向诸位先生做更详细的介绍，敬请大家谅解。本文是作者于一九九年十月赴日访问讲学时的讲稿之一，此系首次发表。

《我的人生档案》 怀念丸善书店(1)

大约在一九四二年，也就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那时，我蛰居在西北一个荒漠的城市里，像一只鼠子似的生活着。一天，读到当地报纸上一则简要的消息说，开设在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已宣告憩业；并介绍说，该店创立有年，为亚洲最具规模的经售外文书籍的书店云云。当时读到这则消息以后，我的心不禁紧缩了起来，好像不经意之间听到一个友人逝世的噩耗似的，我有几天很不好过，恍然如有所失，但更主要的是，我感到了不可遏制的愤怒，同时又感到这也本是意料之内的事，不足为异：正在疯狂地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正像古往今来的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逆天行事，干的既然是些见不得天日的黑暗行径，就必然会发展到仇恨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智慧的书籍，以毁灭文化来自安自慰，妄图用愚昧来维持自己的残暴统治，正像人们需要书籍来开发自己的精神世界，增进自己的智慧营养那样。当时，我很想濡笔抻纸写点什么，来抒发我的愤懑之情，但我当时的处境，也和处在日本军阀铁蹄之下的日本人民差不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中国也是大夜弥天的黑暗日子，人们像置身在密封的罐头里，被剥夺了正常的呼吸自由。……

这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我每每碰到来访的日本友人，总爱向他们打听丸善书店的情况。他们总是平平常常地回答我说：“丸善嘛，开设在东京日本桥一带，经营外国书籍。”他们并不能从我的问话口气里听出弦外之音来，还认为我是打听它的地址呢。这也难怪，他们大多年事较轻，当了教授的也不过四十左右的人，并不了然历史上的情况，因为军国主义统治日本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了，而那时他们还在童蒙时代，有的甚至还没有出生。但我听了这些内容一律的回答以后，心里又不禁为这家书店在战后得以重生，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之所以对这家书店怀有长远的感情，念念不能相忘，是因为在我青年时代的学习道路上，在我的建设自己的知识工程的过程中，它是我的一个良朋益友；那时，我每和它接触，总像翻开一本新书时似的感到暖意喜人。因此，虽然和它的交往已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了，而我对它的记忆和怀念，却历久弥新，难以忘怀。

我知道丸善书店，大约是在一九三四年，那时我在北平当学生，因为置身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已能稍事涉猎外国文学书籍了。那时，北平东安市场有几家旧外文书店，成为我时常出入之所，听说，它们卖的外文书都是从日本的丸善书店批来的廉价书。我的哥哥贾芝和他的同学朱颜（锡侯）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读书，那时已和东京的丸善书店有邮购关系了。据说，这家书店为读者服务的工作真是做到了家。你只要投函给他们，写明你的专业和爱好（我指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学一类），他们就会随时向你提供有关部类的新书讯息。遇有一批廉价书出售，他们会不失时宜地把书单寄给你，听凭你挑选，而无论是你需要购置的新版书或廉价书，你只要把书目寄给他们，他们会很快地照单把书寄来，你如翻看后决意买了，然后再把书款汇寄他们；如果看后不中意，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把书退还给他们，邮资也概由他们支付。他们像相信自己那样地相信读者。他们经营的书籍语种，除俄文及中文外，世界各种文字的出版物可说搜罗齐全，应有尽有；如果他们书目上未收入的书类，你托他们代购，它也能及时向原出版地代为购置，决不失信。我哥哥贾芝和他的同学，后来也是我的朋友的朱颜，他们的英、法文藏书，就大都是通过从丸善邮购这个途径积累起来的。后来我到了日本，不久，朱颜也去了法国，我替哥哥在丸善买书，差不多成了家常便饭了。

一九三五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8226;九”学生运动，我这个一贯不安分的学生，旋即被地方公安机关“逮捕归案”，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开始用他们的专政机器来“教训”我了。到了翌年春天，由家庭花钱托人，费死费活地把我保释了出来，因为还留着一条“随传随到”的尾巴，我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查考起来，中国从清末维新运动失败，康梁逃捕东渡以来，日本因和中国是一衣带水之隔，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逋逃薮，以迄于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正像十月革命前的历代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以西欧为逋逃薮那样。我那时是个还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也只好踏上前人的足迹。我哥哥托他学院的一个教授，在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弄到一张入境签证，我以逃亡兼留学的身份，买舟东渡，孑然一身地到了日本；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初次尝到了去国的悲哀。

一九三六年初夏，我到了东京，因为学过点日文，所以一边进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继续学日文，一边考进日本大学社会科。从这时起，坐落在东京日本桥的丸善书店就成了我时时涉足之地。这是个驰名亚洲的外文书店，它所经营的外文书籍种类繁多，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它大大打开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的见识。由于年深月久，我已不复能记忆它的布局格式。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买卖场所，倒像一个研究单位的书库。它那幢三层的红色建筑物和耸立在大门口两旁的纯白的维纳斯塑像，却仍然色彩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好像还在眼前一样。近阅周作人写于四十年代的《瓜豆集》，那里有一篇记叙丸善的文章，对丸善的历史和规模论述得甚为详尽，好像是一篇为丸善书店写的碑文。但我在日本居留的不到两年的时日里，在和丸善的来往中，有几件事却值得写在这里，以志不忘。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为了繁荣我们的文化事业，改善书籍流通供应的渠道，打破新华书店独家经营的过度集中局面，各地陆续开设了不少民营书店，为解决读者买书难的问题，提供了不少方便。我这里记述的有关丸善书店对读者服务的故事，大约还不算明日黄花，值得作为参考。

《我的人生档案》 怀念丸善书店(2)

这里我说的几件事，都是国内亲人或友人托我在丸善买书时的经历或故事。

我的哥哥那时初学德文，写信要我买一本斯托姆的小说《茵梦湖》，作为自学教材之用。我跑到丸善的德文部，说明作者和书名后，店员立即在书架上给我抽出一本厚沉沉的，装潢精美的《茵梦湖》。我接书后，正在掏钱包要付钱时，这个店员对于我这个穿一身黑色大学生制服的学生，忽然发问说：“你买它作什么用？”大约因为这是一本普通的小说，他看我的服装年龄，绝不像个收藏家，所以才这么发问的。我说，是替朋友买的。他又颇感兴趣地问到托我买书的人的德文程度，以及他是否也是个学生，等等。我说，正是，他和我一样，是个学生，他是把这本书当做初学德文的教材用的。他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你犯不着买这么讲究的版本，花钱多，用起来不方便，有一本定价低廉的文库本就满可以了。”说着，他收回原书，去另一个架子上抽出一本用普通纸张印的三十六开的平装文库本，递给我说：“那种版本要十多块钱，这个文库本却只要一角五分就够了，多便宜呀！”我感到站在我身旁的这位服装整洁的店员，好像并不是一个商人，倒像一个相熟的同学或朋友。我向他付了钱，这时他才像个店员似的，向我道了谢，我感到从这本薄薄的小书上涌现出一股暖流，直透心底。……

一次，一个在北平上学的朋友要去法国上学，来信要我代他买一本英文或法文本的世界地图集。我接信后，直奔丸善书店，我向一位店员说明来意后，一转眼之间，他给我搬来一大堆各种不同版本、不同装潢、不同厚薄的世界地图集，要我挑选，英、法文版的都有。他说，如果对这些不满意，他再去拿。我好像在一桌五味杂陈的盛宴前面无从下箸似的，只好请他帮我挑选。这位店员又像上次那位卖德文书的店员似的，问明了使用者的身份和用途以及他的英、法文程度以后，给我挑选了一本价格便宜、体积又比较小的便于携带的法文本世界地图集。我那个朋友收到我给他买的这本地图集以后，来信对我大加赞赏，佩服我的选书本事，我只有从心里感谢这位店员先生的高明了。

上两回事，都发生在一九三六年之间。到了这年年底，我的哥哥贾芝来信要我给他买一本安那托&#8226;法朗士的《在白石上》。我接信后，去神田区的安田银行取了些存钱，又搭车到日本桥，进入丸善书店。那是一个落着小雪的日子，店堂里比平常更寂静，到我进入店堂的法文部时，大衣上已是一层白了，学生帽檐上还滴着化雪的水珠。这副样子，当然不是闲逛者或涉猎者了。一群闲着的店员围拢我，不无惊异地问我需要什么。我说要一本法朗士的小说《在白石上》。几个店员连忙分头去书架上找。等不了一会儿，他们纷纷来告诉我说，你来得不巧，这本书脱销了，并一再表示歉意。他们马上又接着说：“你如果急需，请留下住址，我们打电报给巴黎的书店订购，到货后，再通知你来取。”我觉得这么一个大店子，大概不会为一本不值几法郎的书这么费周折，他们不过出于商人的礼貌安慰我罢了，我漫然地写下地址后，悻悻然地离开了这里，随后也就忘却这回事了。

第二年的春季，我陷入了“经济危机”的状态，因为帮助一些穷朋友，我把钱早用光了。家里是按期给我寄钱的，离开这个法定的日子还远，我早已靠典当度日了。那时，我住在淀桥区早稻田大学后门一条叫户冢町的小街上一个二层小公寓里。这是个文化区，这个地区的商业机构，大约也是以住在附近一带的学生为营业对象。除了饭馆、新旧书店、吃茶店、麻将店等等与学生生活有关系的店铺以外，就数当铺（质屋）顶招人注目，它们真是栉比鳞次，一家挨着一家。日本的当铺，当时当期以一周为期，利息率很高，名副其实的高利贷。它们除了受取衣物用品外，书籍、大学文凭也可以入当。到眼下我写这篇文章时为止，我还有好几种旧的外文辞书没有赎回来。这年春天，东京雨雪连绵，我除过早把秋夏西装、大衣以及毛毯、留声机、唱片之类用物依次送入不同字号的质屋外，稍值几文的外文书籍也都挨次地当掉了。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日子，连习惯地在门口日本小饭铺吃一毛五分一顿的“定食”（客饭）也已成为历史的回忆了。我只能用四毛钱买一个长面包，拿回房间里，用小刀切成薄片，烧些开水当汤菜，“节约用粮”地挨日子。好在天寒地冷，雨雪纷飞，不会有朋友来打扰。我坐在房间里一边读书，一边听着肚子叫，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一天早上，八点钟光景，住在楼下的邻居川口君的妹子，忽然向楼上喊我说，有客人找我。我下了楼，一眼就看见一个披着斗篷雨衣、穿着长筒胶靴的商店小伙计模样的青年站在当门口，身后停一辆摩托车。他看到我下了楼，连忙鞠躬如也地问候，接着把手从斗篷里伸出来，递给我用书皮纸包好的一本书，说：“我是丸善书店的，您先生订的那本书，我现在给您送来了，耽误了您的事，真真对不起！”说完，又是深深的一躬，同时把发票交给我。我茫然地随手打开包纸后，看到是法文本的《在白石上》，才恍然想起年前在日本桥丸善总店买这本书的事，竟像一个梦境。发票上的书价是日金五元，大概我先是茫然不解，后来又显得很狼狈惆怅的神态也使站在我身旁的川口君的妹子吃惊了，她兀自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我，好像我碰到什么不幸似的，有些不胜其同情的意思。这个川口一家，在这个小公寓楼下开着一家速记传习所，开业授徒，一家四口，只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常常爬上楼梯到我房间里找我玩，他很喜欢我台灯脚下那只用金属铸成的牛，上楼就抚摸它，好像它是这个房间里唯一值得怀恋的物事。我和这家芳邻是相敬而又相远，除过碰头时说几句家常话，并没有友谊的来往。只有他这位二十多岁从北海道乡间来的长相茁壮的妹妹，好像排遣寂寞似的，她除了为兄嫂一家操持家务外，也常常喜欢和我东长西短地说些什么。这是一个身材肥胖、性格明朗的善良女性，她常常喜欢帮我做些杂事，如收信传达之类。当时我身无分文，这五块钱的书价如何付，实在是个天大的问题，我既不能开口向日本邻居借钱，又不能对这个冒着雨雪送书的小伙计说什么推托的话。真是情急智生，我猛然记起住在附近的山西同乡，在早稻田大学政经科上学的侯兄，于是我关照这个小伙计等一下，连忙穿了木屐，冒雨跑到侯兄住处。他还没有起床，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他睡眼蒙眬地给我开了门。他比我年长，我向他说明近日“苦况”和目下的窘状以后，他像是完全清醒了似的大笑起来说：“你怎么早不吭声，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真可笑！”说着，他摸出一张十元的票子给了我，我这才打发走冒雨送书的丸善小伙计，望着他的发出隆隆声音的摩托车的后影，我不禁对这家书店的“言必信”的风格，由衷地感到钦佩。

当时，在早稻田大学前门的商业区还有丸善的一个“出张所”（营业所），更是我每日出外就食或散步时兴许踅进去弯弯的所在。我在日本近二年时间里，从它的日本桥总店和这家“出张所”里买到不少廉价的我所喜爱的书（新版书我一般是买不起的），如马沙克的《俄罗斯精神》、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尼采的《查拉图斯如此说》（英国印的毛边本）、阿志巴绥夫的《The　Breaking　point》（《沙宁》续篇）、柯根的《安特列夫研究》、法捷耶夫的《十九个》、高尔基的《日记断片》以及零零碎碎地凑成套的加奈特夫人的英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集，伊凡&#8226;蒲宁的《乡村》、库普林的《雅玛》，等等。我还用廉价从这里买进安特列夫的多幕剧《加特琳娜&#8226;伊凡诺维娜》英译本，并把它译成了中文。可惜我这堆心血，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在日军占领香港时都毁于战火，弄得片纸无存了。

我在日本居留的时间里，虽然常常受到日本刑事（政治警察）的干扰，他们就像夏日的苍蝇，总在你身旁嗡嗡不已，使你厌恶，认识到这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但那些邻居男女老少，以及我所接触到的日本知识分子，那些善良的普通日本人民，还有我常常留连忘返的那些新旧书店，却使我感到温暖和慰藉，给我以力量和勇敢。特别是这家丸善书店，更使如今已到了垂暮之年的我，常常带着强烈的感激心情，怀念不已……原载《世界纪实文学》第一辑一九八五年十月

《我的人生档案》 上?是个海(1)

——我在上海的生活史今年是上海开埠百年，《收获》杂志的朋友约我写一篇文章以示纪念。我曾写过一篇散文《上海是一个海》，但那篇文章写得太简略。现在我仍想旧戏新唱，讲讲我在上海居住过的一些地方，以及在此生活多年的几个故事，从中未尝不可以折射出一些社会历史的变迁，以资读者朋友参考。自抗战胜利后，我和妻子任敏辗转来到上海，迄今已有五十多年，而自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中期，我的十多本创作、翻译及学术著作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出版的，我也算得上一个老上海了。在这个城市，我亲历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同时也目睹了上海五十多年的沧桑巨变，而从上海的历史变化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近半个世纪历史演变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久居上海，我真切地感受到：上海是个“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显得愈加深切。

在以前的那篇文章中，我曾经写道：青年时代，我在太原、北平读书时，从当时的出版物看到反映上海都市生活的作品，对其中一些上海特有的名词——如“亭子间”、“老板娘”、“老虎灶”等感到茫然不解，因为我是个北方人，不了解上海的城市生活。等我来到上海，成了这个城市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的时候，这些东西也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的生活世界。解放前，我在上海基本住的是亭子间，甚至阁楼，至于弄堂口的老虎灶和烟杂店的老板娘，也成了我经常打交道的对象。那篇文章没有叙述抗战胜利后，我这个四处闯荡的“流浪汉”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定居的理由，在这篇文章中，我该向读者朋友做个交代。

这个理由，套句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套话：说来话长。可是若非从头原原本本说起，则不能见出上海这个城市独特的吸引力以及我的这种选择的必然性。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在五四精神培养下迈入人生道路，生存于中国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一方面追求人格独立、社会进步、精神自由的五四理想，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在红色的三十年代，成为被公认为代表进步的左翼主流政治力量的“同路人”，这铸就了我们这代人独特的精神品格。抗战岁月里，我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同时仍清醒地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以及精神操守。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很快又处于极度的动荡不安之中。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只想做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以写作为职业。我觉得上海是个开放自由的现代城市，这里可以为我这样的人提供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是我理想的去处。于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第二天，我从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监狱出来后，就和妻子辗转来到上海。从此，我们像一叶孤舟，飘荡在上海这个“海”中。此后半个世纪所经历的人生的风风雨雨，都与这个“海”的沧桑变幻息息相关。我不是个站在岸边，观望潮起潮落、云起云飞，不让海洋的浪花沾湿自己鞋子的旁观者，而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处于这种种变化之中。社会生活海洋的每一次运动，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与人生道路的选择，可是值得骄傲的是：虽然中国社会处在种种激烈的变动之中，我的人生也处于种种剧烈的变化之中，我却没有为种种的运动所裹挟而随之泥沙俱下。在风云突变之中，我坚守住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理想与精神操守，不论是遇到九级的风浪，还是遇到巨大的漩涡，我从没有改变这些初衷。而我在社会生活中沉浮的后半生，与上海这个城市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在这个城市里，我既找到了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文学上与人生上的挚友，谱写了生命之册上神采飞扬的一页；又被两个敌对的政党分别以相同的“政治犯”的罪名两次投入狱中，度过了人生史上最为屈辱难堪的一段；直到进入老年，我才又返回自己的写作、研究、教学岗位，看着一批批的学生从校园里走入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事业，在人生的暮年方得到了一种难得的幸福……我后半生的甘与苦，荣与辱，忧与乐，都与上海这个“海”难解难分。

事实上，来上海以前，我与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不少因缘，对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三十年代，我给上海的《申报&#8226;自由谈》写过文章，通过各种上海的出版物——新文学的与鸳鸯蝴蝶派的——我也对上海的历史与文化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而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从日本坐法国船回国，目的地本来就是上海，在中途获悉吴淞口被日本人的炮火封锁了，这艘船要转赴越南河内。船行至香港我下来，准备转道回到内地参加抗战。在香港我写了一篇《神户急行列车》，记录与描写了我坐火车由东京到神户沿途亲眼目睹的日本战时动员的疯狂状态。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上海《大公报》社办的《国闻周报》，后来在该报的《战时特刊》上刊出。我有一个与胡适相似的癖好——历史癖，所以抗战胜利后，在我终于可以来上海之前，曾翻阅上海地方志一类的书籍研究了一番，发现上海的繁荣完全是近百年的事情。在明代，上海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清初它也只是个三等县，一直到了晚清，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衰微，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迫使清政府取消海禁，开放口岸，上海成了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租借地，此后它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方侵略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上海，在短短的百年时间里，使之跻身于世界大都市行列。历史总是充满着悖论：一方面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报刊、出版事业也随着大炮和教堂传入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副作用。在上海这个东方魔都，这一点尤为明显。这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的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革命，即消灭旧亚细亚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西方的侵略破坏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亚细亚社会的基础，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可也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带到了中国。上海是西方列强在苦难中国版图上所建立的一块经济和文化飞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中，这个华洋杂处的城市却得到了畸形的发展。

《我的人生档案》 上海是个海(2)

当时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性格。“海派”文化是移民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兼容性与现代性。那时的上海与世界文化是同步的，真可谓“国际上刮什么风，上海就起什么浪”，东西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消费趣味很快会在上海兴盛起来。对于我们这些不愿依附任何政治组织，而想以写作为生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上海发达的新闻出版业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现代的文化出版就成了上海滩相当活跃的行业，形形色色的文人都可以在这片广阔的文化市场施展身手——不论你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民族的，还是买办的……上海是一片无垠的“文化大海”，它具有吞吐百川、融汇众流的恢宏气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地方。在这里，传统的“文人”慢慢摆脱了对官方的由人身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而成为自食其力、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个体，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现象。那些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阶层渐渐壮大起来，并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的历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胜利后的我，已经有了时间不短的文字生涯，我想到上海这个“文化大海”中一试身手。

促成我决定来上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与胡风的关系。一九三七年我在日本读书时，在东京内山书店看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的第一辑，题名《二三事》，正是以鲁迅先生的遗文《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来命名的。从它的编辑风格及撰稿人员的阵营，我认为它是一个坚持鲁迅文学传统的左翼进步阵营的刊物，因此把我的一篇小说《人的悲哀》寄给了这个杂志，其内容正是我自己在北京时因参加“一二&#8226;九”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后的监狱生活中的人生体验。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杂志的编者是什么人。过了一些时候，我收到了这个丛刊的第四辑《黎明》，我的小说登出来了，同时收到了编者胡风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和三十多日元的稿费。抗战开始后，我回国参加抗战。在战争中，胡风在艰难的处境中创办了《七月》杂志，我继续给他投稿，并被他聘为特约撰稿人，但并没有和他见过面，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我从北方颠沛流离到了重庆，才与胡风由神交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可是没有多长时间，我又到了西北。一九四四年离开西安时，我把在西北写的一些小说、散文寄给胡风，此后有一段时间断了联系。抗战胜利后，我从徐州日伪监狱中出来，从重庆复原上海的《大公报》上得悉胡风已经回到了上海。他在重庆所办的《希望》杂志也将转移到上海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复刊，在重庆出版的四期也一起重新出版，在目录上我看到我离开西北时寄给胡风的文章都已登出。我给胡风写了一封信，恢复了投稿与通信联系。收到他的回信，令我十分高兴。胡风在信上对我有一个简明而生动的概括，他说我是个“东南西北走”的人，这与我对自己的认识可谓心心相印：我不是一个愿意安坐于书斋写文章的书生，而是一个喜欢在人生之海中游泳的“社会型”的人，我不愿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而想做一个来去自由的作家。胡风敏锐地看出了我性格中的这个特点，他来信特意说我这些年的经历非常丰富，可以作为写小说的材料。他希望我能静下心来，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这也是促成我决定到上海来的一个缘由。

初到上海，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虽然我与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不少的文字上的联系与观念中的了解，但对上海的具体生活，却并没有切身的体会。来到上海，我们夫妇在胡风家里住了一阵。他家当时住在雷米路文安坊六号。在这里我们住了约半年时间，因为在重庆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早已是声气相投的朋友，所以两家相处得十分融洽。说到这里，顺便补记一件事，供有鉴事识人兴趣的朋友们参考：我们夫妇一下火车，到胡风家时，正是上午，刚好碰到从延安来的周而复与刘白羽两位也在。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时期，他们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来沪。周、刘两人都在胡风办的《七月》上发表过文章，而我是《七月》的主要撰稿者之一，所以过去都读过彼此的文章。我们是同行，年龄相仿，又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所以这次聚会兴致都很高，把我从徐州带来的五斤双沟大曲都喝光了。可近来我读梅志大姐写的《胡风传》，方知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发生时，带公安人员逮捕胡风的，就是这位刘白羽同志！这不禁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两句诗：“一阔脸就变，所砍头见多。”鲁迅先生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认识极深刻的人，他写此诗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谁知此言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竟又变成了生活现实！这不啻是一则历史的预言，真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而那位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周而复同志，一九五三年胡风举家迁京时，他代表统战部送他们一家到车站。我和任敏也去送行。车行后，车站顿时冷清下来，这位周同志没有和我们打招呼，两眼朝天，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也许他自以为是上海的主人，我们在他面前，已经可以视若无物了；虽然在并不太长远的年代，他和我们还曾是觥筹交错的朋友……我现在还能记起这位周副部长当时的形象：一身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头发光光，皮鞋锃亮，双手反背，昂首挺胸，扬长而去……

我在胡风家居住期间，除了写作之外，还给胡风主办的《希望》杂志看看稿子。当时所登的文章，除国统区的以外，还有解放区的作品，这些作品一般不是由作者本人投寄的，而是通过组织关系，由解放区的领导带过来的，目的是扩大解放区的影响。一次，胡风把一叠稿子交给我说：“这是王若飞同志从延安带来的，你看如果这些作品都好，就给出一个集子。如果只有几篇不错，就在《希望》上发表。”这些作品中有孔厥的《受苦人》，晋驼的《结合》等。孔厥的作品我曾在《七月》或《希望》上读过，对他有印象；而晋驼却是陌生的名字，我看后觉得都不错，无论题材、写作手法、语言运用都有自己的特色，于是就把他的作品结集作为《七月文丛》之一出版了。虽然我至今还不认识晋驼其人，可是这件事情几十年后却给我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文革”前夕，我被以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判了十二年徒刑，押回到复旦大学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七十年代末，我的案子归复旦大学党委监察委员会接管负责复查。校党委监察委员会的一位干部曾来找我说：“你有一条余罪，没有交代过。”细听之下，才知道这条所谓的“余罪”指的就是我在胡风家里居住期间，编过晋驼的小说集。我听后，大吃一惊：我认为这个根本没有交代的必要，因为我当时是在国统区替解放区宣传文艺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即便这是“犯罪”，犯的也是国民党的“罪”。这让我想起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特务抓我时，说我的罪名是替“共匪”宣传，是“共产党的走狗”。这件事情要查，也该是国民党特务来查，想不到却是你们来查我！我觉得又气愤又好笑，就对他说：“这本书图书馆里有，你找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书，算不算我的罪行！”此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我的人生档案》 上海是个海(3)

说起这段历史，我又想起在上海这么多年，我跟后来在“文革”中成为“四人帮”中两根“棍子”的姚文元和张春桥竟然也见过数面，只是他们当时还没有露出“棍子”的架势。这里顺便插入几则有关他们的轶事，以供对野史有兴趣的朋友参考。我住在胡风家里时，与文艺界的人免不了要打交道。那时姚蓬子在延安路开了个“作家书屋”。姚蓬子这个人我以前就知道，三十年代的时候他还是左翼作家，出版过小说集《剪影集》，翻译过苏联罗蒙诺夫的《没有樱花》等等。后来我在北京读中学时看到天津《益世报》上登了半版的一篇文章，题目赫然是《姚蓬子脱离中国共产党宣言》。到上海后胡风在聊天时对我说：姚蓬子这个人在南京的监狱中“悔过自新”，国民党对他很满意。中统局的局长徐恩曾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回上海办了个《世界文化》，但是文艺界的人士很看不起他，所以他在上海也打不开局面。等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延安认为他和国民党有关系，他原来又是我们这方面的人，有出版进步书籍的条件，所以一九三八年姚蓬子就在汉口办了个“作家书屋”，胜利后搬到上海爱多利亚路（即今延安路），也出过一些进步书籍，如周而复主编的介绍解放区文艺创作的《北方文丛》。记得其中收有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贺敬之等的《白毛女》，柳青的《种谷记》，马加的《滹沱河流域》，艾青歌颂边区劳动模范的长诗《吴满有》。姚蓬子那时是上海印刷同业工会的主席，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的关系，配给的纸张非常多，囤积起来转卖给其他出版商，很发了一笔财，所以买了房子。他的书店在爱多利亚路有三间店面。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当时还是中学生，与胡风的儿子晓谷是同学，所以有时候我也能看到。想不到一九五五年在胡风事件发生后，时任共青团卢湾区宣传干事的姚文元“金棍子横空出世”，因为写反胡风的文章被当时主持上海市政的“好学生”柯庆施与张春桥看中，此后在历次运动中一马当先，大写批判文章，十年动乱中竟然跻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解放初，姚蓬子为了赚钱，找来一些“托派”做廉价劳动力，给他译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读物，每千字只付两块钱报酬。不过他虽然会认准时机，赚钱却也真不容易，每天晚上要搬来个《俄汉辞典》对着原稿校改，真是辛苦。“文革”爆发，姚蓬子父以子贵，倒也没有受什么冲击。他的老婆，就是姚文元他妈，组织了一个“里弄造反队”，据说也干得“轰轰烈烈”。“文革”后揭批“四人帮”时，我看到过一幅漫画，题名是《姚氏父子棍帽店》，店里有各式帽子出售，上面写着“叛徒”、“内奸”、“特务”、“右派”、“反革命”、“走资派”等等字样，只在一顶帽子上面写着“革命作家、马列主义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分子”，旁边批注道：“此帽自用，概不外卖”。店里的棍子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也是“留备自用，概不外卖”。我看了这幅画，不禁失笑，觉得真是画得好，为长期被“打棍子”、“扣帽子”的无辜者出了一口恶气。我见到张春桥比较晚，已经是解放后了。上海解放，张春桥自解放区来做《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向我们上海的文化人约稿，在有名的“老正兴”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酒席。当时的张春桥穿一身灰布制服，戴个眼镜，很谦恭地走来走去向大家敬酒，他也还没有露出本来面目，但这副模样却让我想起《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外似忠厚，内实奸诈”，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厉害。我后来又听说了一个关于张春桥的故事：三十年代的时候，张春桥在山东还是一个中学生，因为爱好文学，就到上海来闯荡。那时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板张静庐请施蛰存主持出版一套“中国国学珍本丛书”，除了印一些明清小说外，还收录了一些明清小品，登报招考一名助理编辑，试用期间月薪三十块钱。张春桥报名去投考，报到录取之后老板让他校点一部小说《豆棚闲话》。标点了十几页张静庐一看，都是破句，就觉得他根本不懂古文，于是把张春桥找来，对他说：“张先生，我们本想扩大营业，你看得起我们，来帮我们忙。可现在市面不景气，生意很萧条，所以我们只好请张先生另谋高就。以后等市面好了，再请张先生回来帮忙。我们是没有办法，实在对不起。张先生来了一个礼拜，我们按一个月的工资付给你三十元钱。现在市面不景气，外面的工作也不大好找，我们再付给张先生三十块，以备找工作期间开销。”那时候上海的商人轻易不愿意得罪人，今天落魄的小青年，明天说不定就是一个大人物，所以张静庐才特别客气。但我听了这个故事，却不禁为张静庐捏了一把汗，因为谁也想不到三十年后张春桥成了上海市的第一把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张静庐幸亏在解放初就死了，要不在“文革”中恐怕免不了要以“迫害革命青年”的罪名受到报复。“文革”后检举“四人帮”，有人来找我，问道：“贾植芳！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四人帮’你认识吗？”我虽然认识这两根“棍子”，但害怕讲了以后人家又给我扣上“四人帮”余党的帽子，所以根本不敢说我早在四十年代就认识中学生姚文?，刚解放还与许多上海的文人一起吃过张春桥的饭。

言归正传。我在胡风家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和妻子去八仙桥青年会看法国画展，遇到了阔别多年的朋友覃子豪。他后来在台湾创办了“蓝星诗社”，是海内外著名的诗人。我们在东京时共同生活了一年多，是不分彼此的朋友。他得知我们借住在朋友家，就热情邀请我们到他亲戚家去住。我们就搬到他们的亭子间住下来。可他住的古神父路这一带，都是花园洋房的高等住宅区，住户都是汽车进出的高等华人，附近几乎没有老虎灶和烟杂店，对我们这些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这样生活起来有很多不便。刚好我在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时，认识了几个复旦大学的学生，都是进步青年，他们办了一个《学生新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地下学联的机关报），要编一个“五四纪念特刊”，邀请了郭沫若、沈钧儒等名人写文章，也请我写了一篇短文《给战斗者》。这些学生中有一个河南人，他有一个朋友杜青禄，名义上在国民党日本战俘管理处工作，但事实上是我们这方面的人。

《我的人生档案》 上海是个海(4)

他在吴淞路义丰里有一间分配的房子，但他是个单身汉，所以就把它让给报社作为社址，自己挂名做报社的社长。杜青禄与我由相识而成朋友。报社被查封后，吴淞路义丰里的这间房子就闲置在那里，所以他就邀请我们夫妇搬到那儿住下了。但是住了不久，我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时外面学生正在举行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我刚好住在《学生新报》社的原址，又在该报上写过文章，所以便被加上“煽动学潮”罪名捕将狱中。特务们是在深夜来的，兼管弄堂门的烟杂店老板以为这些特务是普通居民，像平常一样给他们开了门后又锁上，自己又上床睡觉。所以他们进来时，我们全无防备。等到特务逮捕我们后，用手枪押着我们出去，把烟杂店老板从床上拉起来开弄堂的门，看到是我被逮捕，他非常害怕，因为我经常在他的店里买东西，互相很熟识，而且特务们可以随便抓人，只要稍有不驯，他自己也可能被抓走，所以他在开铁门时手抖得厉害，半天打不开门。由于这一突然事件，我欠烟杂店老板的烟钱也来不及还了。等过了一年多时间，我出狱后再路过吴淞路义丰里时，烟杂店已经不在了。这件事让我感到十分歉疚。说起这家烟杂店，我就想起另一间小店来。一九四八年十月，当我从位于南市区蓬莱路的国民党警察局看守所中出来，临出狱时我的难友——永安公司的工会主席小张送给我一些钱做坐车的费用。我出门后，先用了其中三十万块法币在警察局对面的烟杂店里买了一包“大百万金”牌的香烟。八十年代时有个朋友邀请我们夫妇在老城隍庙的老饭店吃午饭，饭后我们夫妇想去文庙书市转转，刚好路过原来的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原来的警察局已变成了公安局，而在对面的烟杂店早已不见了。我在这儿看了半天，停留许久，感慨良多。

我在国民党监狱里待了一年多时间，先被关在亚尔培路二号中统局本部，半月后，转到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国民党特务要我帮他们抓到胡风，还说如果我不便直接露面，可把胡风的地址告诉他们，以此作为释放我的条件。这种出卖朋友、也出卖自己灵魂的事情，我当然断然拒绝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观讲究“道义”，卖友求荣，向来为士林所不齿，所以我宁可留在狱中，听天由命。直到一九四八年，胡风奔走营救，找到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一九四七年出版过胡风主编的包括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人生赋》的《七月文丛》，也是我们的朋友，由他的关系托中央信托局局长骆美中以留日同学的名义保释，我才得以出狱。在监狱里看人生，是我和上海的另一种因缘。此前我虽然两度入狱，但被关进上海的监狱，这还是头一次。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几年之后，我又一次被投入上海的监狱；与“监狱”这种特殊的居所再续因缘，人生又走入了一段低谷，但这已是后话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出狱后，我们一直居住不定，先住在爱多利亚路我伯父商行的上海办事处。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再次骚扰，从这里又转移到上海近郊法华镇，在一间民房的阁楼上住了一个时期。后因被特务发现，只好打点行李再次转移，经我的狱中难友卢克绪帮忙，在他的一个家住南京路高士满大楼的同学董平（他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牙科医生）家住了一段时间。最后我想：在上海折腾来折腾去，生活不得安宁，我知道是国民党特务并没有忘记我，就决计到青岛避居。

上海刚解放，我们夫妇得到消息，就又回到上海。那时我们觉得在新社会里，上海一定会有新的气象。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准备为建设新中国奉献一切。这时有朋友建议我去北京弄个一官半职。我对从政不感兴趣。早在我初来上海时，在胡风家中碰到冯雪峰时，他就对我说：“你性格豪爽，经历丰富，在上海卖文为生实在可惜了。你应该做个干部。你到张家口去，我给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写个信，你去后至少是个县长。”可是我对从政根本没有兴趣，所以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的妻子任敏也不赞成我当官，不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她都对我的那些朋友们讲：“谁要是拉拢贾植芳做官，我就不准谁进我的门！”我希望留在上海，一方面能够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写作、翻译，继续当个自由的作家，好在刚解放时出版业还非常兴旺；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结束长期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有个安定的家。那时我还没有想到后来会到大学里去当教授。直到一九五年秋，当时在全国文协（即现在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任专职秘书的梅林来找我说：上海虽然解放了，但是一些教会学校还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地盘。震旦大学的学生党员（也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当时虽然解放了，但是许多党员的身份还是保密的）郑康林通过文协邀请一些进步作家去震旦当教授，让进步力量渗进这个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大学。这样，我就与梅林、王元化一起进了震旦大学做兼职教授，教授两门课程。我们这次到上海后，开始住在新亚酒店，等住了一段时间，我嫌这里人多嘈杂，就设法搬去苏州住了一些时间。在震旦兼职的时候，每个星期坐火车来上海三天，剩下的时间在苏州闭门译著，过得倒也?自在。到第二年，新文艺出版社成立，王元化和梅林分别去就任总编辑和副总编辑，离开了震旦，我留下来，做专职教授，后来又任中文系主任，讲授的课程是苏联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那时胡风家住拉都雷米路（今复兴中路永康路），他希望我们能住得近些，我就近在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找房子住下。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我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住在复旦第五宿舍。当时中国的高校按苏联的教育体制在各系成立了教研室，我就兼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并讲授四门课程：苏联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世界文学和文艺写作；结合教学，我还翻译了几本书。在这里刚过了几年安宁日子，我就被卷入了一场始料不及的灭顶之灾中去了。

《我的人生档案》 上海是个海(5)

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发生后，我们夫妇先后被公安机关逮捕。我又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监狱，旧地重游，感慨良多。我先被关押在卢湾区建国路华东公安部监狱，后转到南市车站路上海第一看守所。我妻子任敏被关押了一年多释放，被分配到科技出版社当校对。那里的一位人事科长（我敬祝这位同志万寿无疆！）劝她与我划清界限，站到人民一边来，任敏没有遵从。按当时的政治语言讲，这是对抗组织，或目无组织的大逆不道的行为或罪行，因为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员干部就是党的代表。这样，她就被剥夺了在上海的居住权，流放到青海一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山村当小学教师，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她到青海不到半年，上海有关方面发来公文说：她在上海出狱后，提出要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这样她又被扣上“反革命翻案”的罪名，在青海的监狱里关押了四年，受到种种非人的虐待。直到一九六三年，因为大灾荒，监狱里犯人的口粮供应不足，她才又被下放到我的家乡——山西省襄汾县侯村当了十八年农民，以戴罪之身，生产自救。任敏出狱后，本来除过不准回上海外，可以有很多去处，但她还是选择了去我的家乡，一方面是为了照顾我的年迈的父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相信我们无罪，我的问题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她要等我。传说薜仁贵征西，十几年没有消息，他的妻子——出身于宰相之家的王宝钏拒不听家人的劝诫，在寒窑里苦守十八年，等丈夫归来。这两个故事虽有相似之处，可故事的人物和背景却判然有别：一个是古代帝王将相的传奇故事，另一个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像我们这样的故事，在有类似遭遇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在二十多年的茫茫苦海中，除过妻子任敏给了我一些慰藉之外，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冰冻的世界。她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所以她去年因脑血栓住院治疗后，我一个人在家感到心绪不宁、百事俱废，直到她病情得到控制，回家休养，看到她的身体日渐恢复健康，我才能静下心来，处理堆积在案头的信债和文债，我们两人的生活秩序才得到了正常的运转。

我被捕后，审讯人员要我检举胡风，说是“立功自赎”。我决不出卖朋友，用朋友的血来洗自己的手，换取自己的“自由”。这只能是那些犹大们才能心安理得做出的勾当，我决不会做这样出卖自己的人格和人性、有辱我的做人准则的事情。一九四七年不会，一九五五年同样也不会。所以只好坐在新中国的监狱中，继续听天由命。审讯人员的要求让我恍然觉得一九四七年的情境又一次再现眼前：那时国民党的特务要我带他们去抓胡风，以此作为释放我的条件——我这才切身体会到中国的历史演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才真正懂得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重新审视我青年时代的人生选择和历史追求，我才知道我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并且开始走出历史的乌托邦。

在监狱里被关押了近十一年，“文革”前夕，我被判刑后又被押回到原单位复旦大学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近十三年。在这里，头头们安排了三个工人监督我。他们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我被完全剥夺了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三秋”、“三夏”时节，他们把我带到附近各县游斗，同时参加农业劳动。平时在印刷厂，我每天七点钟就得出去上工，干最苦、最累甚至最危险的活，晚上才能回宿舍。监督我的工人要我侍候他们，去给他们打开水、买菜票、买肥皂，都得我自己出钱。我每月只有三十元钱，还要给远在山西农村做农民的妻子寄去十元钱。但在这种环境中，我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信自己无罪，而且总有一天，历史会还给我们清白。别人不把我当人，可是我自己要把自己当人看。我虽然是“奴在身者”，但并不是“奴在心者”。看着那些批斗我凌辱我的人，我觉得他们比我还要可怜。他们是“奴在心者”，是真正的奴隶。我常常想起当年的“政治犯”耶稣在被押着走向刑场时对那些沿途向他掷石头的人所说的话：“上帝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时候我为自己定了一些规矩：平时我抽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每次挨批斗以后，我就花一角二分钱买一包“勇士牌”香烟；我一般只吃几分钱一顿的莱，每次挨斗之后，我就买一块一毛四分钱的大排或者一块一毛三分钱的大块肉吃，自己犒劳自己。

“文革”后期，从“五七”干校接受“监督劳动”回来以后，监督我的由三人变成两人，而且监督也变得稍微宽松一点了，我偶尔可以被批准到市区去走走。有时我利用到五角场买日用品、洗澡、理发的机会，到附近的小饭馆买上三两八分钱一两的土烧酒，两毛钱的猪头肉，半斤阳春面，为自己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那时候，买食品都得凭粮票购买，我每月只有二十八斤粮票，干的却是重体力活，体力消耗相当大，所以每顿都能吃八两（这在我是此前、此后都没有过的饭量），每月的粮票都十分紧张，不够吃。那时候，没有人敢借给我一分钱，一两粮票，我像是生活在荒无人迹的孤岛上一样。我的妻子任敏获知?从监狱里出来的消息，从千里之外的农村来探望我。她在农村没有粮票，我一个人的粮票供两个人用，不够吃。任敏经常对我说：“你少吃一点，这样我就可以多住几天。”但她呆了没多久，就不得不返回山西，却并非是因为少吃多吃的问题。那时候，一起受监督的一位“牛鬼蛇神”为了戴罪立功，向监督小组揭发说：“任敏这个女人不简单，她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联络员。”监督小组发现了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岂能轻易放过，于是召开批斗会批斗了我一顿，最后说：“‘反革命分子’贾植芳的臭老婆还不快滚回去！”任敏只好又赶快回了山西。后来碰到我的“同案犯”张禹，我才知道了另外一些与这件事异曲同工的事情。张禹是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在一九五五年事件后他被下放到皖北劳改。三年灾害期间，当地的人要外出讨饭，还得到乡政府去开证明，乡政府查明谁根正苗红，才准许谁外出讨饭，算是一种政治待遇；而各种“有问题”的人，连讨饭的权利都没有。这让我想起身为“牛鬼”的日子，不但被剥夺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甚至连像牛郎织女那样鹊桥相会的一点可怜的权利也没有（我的妻子来上海前，同村的人开玩笑说：“你这是织女去看牛郎。”任敏把这句玩笑话讲给我听，我听了后对她说：“不是牛郎，是牛鬼！”）。后代的人看我们这段历史，会觉得荒谬，不可思议，在当事者的我们看来，却不知该是笑，还是泪。也许历史就是这样“笑”和“泪”交织在一起的吧？啊，历史！

《我的人生档案》 上海是个海(6)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作为知识分子，我被迫远离了文化和书籍，身边除掉“请来”的《毛主席语录》以外，还有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两卷本的《列宁选集》等，这些书是我一九五五年被抄家后发还的“剩余物资”，因为是马列主义的经典，不好没收，于是就一直带在我身边。如果在解放前，国民党抄家时找到这些书，肯定会作为犯罪证据。这也是新、旧社会的重大区别之一吧！因为无书可看，我只能反复阅读列宁的《左倾幼稚病》、《灾难年头的办法》等等。这些书给了我思考的材料以及新的启发，而思考使得我获得了新的勇气和力量，所以二十多年的重重苦难并没有压灭我的生命火焰，反而激发出我旺盛的生命活力。不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并非所有的马列经典都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可以看的。一次我在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被监督人员发现，他们说：“反革命分子贾植芳！你胆敢看我们伟大领袖的《论持久战》！你真是贼心不死，想与党和人民打持久战，进行长期的对抗！”阅读毛泽东的著作竟然成了我的新罪行，成了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立即对我进行了大规模的批斗，我遭到猛烈的拳打脚踢。

1981年10月13日与诸友人在上海龙华医院探望来沪治病的胡风先生

从“干校”回来，我有时可以去市区走走，看到当年繁华的上海如今变得好像荒凉的农村一样。昔日的大小商店，大多变成了民房，偶尔有个商店或合作社，也很早就关了门。货架上的商品只有一种色调，而且还得凭居民的票证来购买。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限量供应的票证，诸如粮票、布票、油票以至肥皂票、香烟票等等，甚至还有草纸票。昔日华洋杂处、中外交流频繁的城市，如今连一个外国人的影子都没有，听到的只有“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革命歌曲，外地人也绝少见到。八十年代以后，我才知道因为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外地人是不准轻易流动到上海的。我想起五十年代末在监狱里看报纸，看到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我的一位同事因为说了一句“解放前人是动物，可以跑来跑去；解放以后，我们倒成了植物了，不准动了”，就被打成“右派”，罪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户籍制度”。因为久被隔离，面对这些“新生事物”，我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而一到傍晚，满街的行人，大概是下班回家——他们穿的不是蓝色就是黑色或者黄绿色的衣服，本来色彩丰富的城市被改造成了只有几种单调的颜色，说起来也真是“改天换地”。这些蓝色、黑色或者黄绿色的衣服都是制服，分不清男女，这让我想起自己幼年时在晋南家乡——一个山村时读北朝乐府诗《木兰辞》中的一句诗：“安能辨我是雄雌”。想不到一千多年后，这句诗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变成了现实。男女老少或者行色匆匆地赶路，或者拥挤在车站前等公共汽车。昔日繁华热闹的电影院、大戏院，如今只有样板戏中阿庆嫂或者杨子荣的唱腔飘出，在凄凉的街道上，使人感觉好像走进了深山。七八点以后，街上就一片死寂，偶有行人或远或近的脚步声打破沉寂，接着又复归于一片死寂，不多的几盏灯发出昏黄的灯光……

上海仿佛又回到了开埠以前荒凉的渔港与农田，它不再是一个“海”，而成了一片“死水”，散发出僵死的叹惜……这个僵死了的城市仿佛在做着沉沉噩梦……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被“监督劳动”的生活，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我的远在山西家乡做了十八年农民的妻子也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单位给了我们一间房，这才算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一九八年底平反后，我们的居住条件才有了新的改变，恢复到一九五五年我们被捕前的生活环境，也是独门独户。当年被捕时我们都还是三十来岁、风华正茂的青年，经过一浪又一浪的政治风波，我们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回头看这一生，我发现自己从小就不是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顺民，进入社会后，又接受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和正义感，追求精神自由和社会进步，所以我的一生历尽坎坷，每当中国社会处于历史性的转变关头，我总是在监牢里（我一生四度入狱，两次都发生在上海，这也是一种缘分吧！）——一九三五年，我在北平参加了“一二&#8226;九”爱国运动而被捕入狱，一九三六年出狱后流亡日本，一年多时间后，抗日战争爆发，我弃学回国参加抗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翌日我从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监狱里走出来；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在上海从国民党中统局的监狱中出来以后，避祸青岛，不及一年，国民党政府垮台，蒋介石逃到台湾，大陆解放；一九六六年五月，我被判刑后，押回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不到一个月，“文化大革命”发生；一九七八年我被解除“监督”，一九八年平反，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现在当我颤抖地握着笔写作时，我们夫妇都已八十多岁，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了。

当年刚来上海时，我们穿西装，打领带，因为穷，被称为“洋服瘪三”。如今年纪老迈，喜穿随便的中式衣服，朋友间开玩笑，互相戏称“年轻时是洋务派，老了以后是义和团”。但我自信自己在精神上还是开放的，并不因为上了年纪就顽固守旧。年轻时我们在霞飞路（即现在的延安路）白俄开的便宜西餐店吃罗宋面包，喝罗宋汤，到老了喜吃我们家乡山西的饭菜；少小离家，但到如今还是“乡音未改”，许多人说像一种“外国话”；年轻时我的字还写得可以，老了以后一手龙飞凤舞的恶札，一般人感觉像甲骨文或金文那样难认……在这些意义上，我也可以说是“顽固不化”，像当年挨批斗时被加上的恶谥。

当年那些整我的人，如今大多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或者用过去流行的革命的政治语言说“纷纷滚进了历史垃圾箱”。而我虽然遭受了多年磨难，可还是从历史的风雨中挺过来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十几年的“监狱劳动”，本来是为了折磨我，最后反而锻炼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的体质，所以我把这二十多年的关押、“改造”称为“脱产锻炼”……我的头脑更加清醒，生命之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燃烧得更加旺盛，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吧！朋友们出于好心，常常劝我戒烟、戒酒，我不戒，因为我是经过多次死亡考验的人，老是在死亡线上散步，早已参透了生死大限。我觉得，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越怕，越容易死；越不怕，越死不了。精神是生命的支柱。

当年我到上海，想成为一个自由作家，如今年过八旬，我仍然保持着写作的习惯。我觉得作为一个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要活着，就得消费，为了付饭钱，就得为这个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并不是什么“人还在，心不死”。如果停止思考和工作，这样的生命状态就意味着停滞和死亡。人活一天，就得工作一天。最近，我为一位朋友的文集所作序文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我八十余年的人生体验与追求的概括：“因为生命就是不断发现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世事变幻，人生沧桑，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物和情况，生命只有充分沉淀在生活的漩涡当中，不断催发新生，扬弃衰亡，才会有更大的收获。”

我的后半生的各种遭际都与上海这个城市密切相连。令我高兴的是，在我的余年，我又看到了我所生活的上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又一次由封闭走向开放，各地人又纷纷涌进上海，东西方的交流也日渐活跃，几乎每天从报上都能看到来上海投资和经商的东西各国以及港台和海外的华人，来旅游观光的客人，以及来进行文化交流的学者……上海又变成了一个汹涌不已的大海，它终于从死亡中复活了。日新月异的上海又恢复了昔日的辉煌，上海如今又是个海了……

啊，上海！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下旬于上海寓所

《我的人生档案》 世纪印象

世纪印象

——一个老年人的自述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题名为《死》的杂文里说过，中国人过了五十岁，就会想到死的问题。大概那个时候鲁迅正在病中，“死”这个魔影开始侵袭他了。我们乡间又有句俗话：“人老三不贵，贪财怕死不瞌睡。”也说到了死的问题。可见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在这个自然规律面前，都有其共识与同感。让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临近老年的标志，是在我接受的信件里，喜庆帖子越来越少，而讣文却越来越多。这些讣文的主儿大多是我的同代人和比我年事稍长者，也有五六十岁的中年一代的人。遇到较熟的朋友故世，我也常常到火葬场去参加告别仪式，每逢这种场合，像我这样拄着拐杖的三条腿角色，一般都被安排在前面一排的位置上，面对墙上用黑边围绕的死者遗像低头默哀。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独独墙上那颗钉子一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

所以我虽然进入人生的暮境，对死亡可谓是泰然处之。一次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来看我，因为许久不见，我们在抽烟时，我问他：“还写写文章吗？”他听了竟漠然地说：“火葬场里又没有办刊物的。”换句话说，对我们这类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来说，唯一前进的目标，就是快步或慢步地向火葬场走去。过去为了做文章吃过苦头，到了这个时刻，也可以一身轻了。不过我的想法与他有些区别，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活着就要消费，为了付饭钱，就得为这个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自我精神安慰，并不是因为“人还在心不死”，还想捞点什么带到棺材里去。

记得外国有个作家说过：一个人只要经过两种出生入死的境界的磨难，就可以获得自由了，这两种境界就是战争与监狱。我生于乱世，有幸经历过这两种境界的考验。抗日军兴，我从日本弃学回国，投身抗战，曾在中条山前线军队里做对敌日文宣传翻译工作，上下火线，也算是经历过出生入死。那时候，经常是跟了部队没日没夜地行军，在枪林弹雨里奔来奔去，也不觉得害怕。有时候长途行军，背上背了一个煮熟的牛腿，腰间挂了一个大酒壶，没日没夜地，迷迷糊糊地跟着队伍走，饿了割一块牛肉，渴了就喝一口土造的白酒。人生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了。再说监狱，也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驿站。我从小习性顽劣，不肯安分守己，走上社会后又接受了知识分子理想和传统的蛊惑，总是拒绝走做太平世界的顺民的道路。所以，命运之神对我的顽劣给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把我一次次投入了监狱。一九三六年初我在北平读中学，因为参加“一二&#8226;九”学生运动而被捕；抗战后期我在徐州搞策反，被日本宪兵抓1950年贾植芳夫妇在苏州虎丘留影到牢房里，直到抗战胜利才被释放。到上海后不久又因为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以“煽动学潮”罪而被捉将官里；转眼到了解放，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吧，且慢，批判胡风的乌云又慢慢聚拢来了，终于到一九五五年，一场风暴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一锅端到监狱里去了，我又旧地重游，回到了相别六年的监狱里。许多朋友在突然来临的灾难面前感到绝望，有的过早地去世，有的精神错乱了，我因为有了前面几次吃官司的经验，所以虽然在苦海里浮了二十五年，还不至于被命运之神吓唬住，我还是我。但在铁窗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扪心自问，也曾惶惑过：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么度过？监狱里的事情看得多了，人生的许多梦也做醒了，因而就像那位外国作家所说的，人就获得了自由。

我十几岁离开家乡，以后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国里国外到过不少地方，其中待的时间较长的地方，除了监狱，就算上海了，如果把在上海监狱里的时间也算上，那就更可观了（这一点我的妻子没有我幸运，五十年代后期她受到反胡风运动的株连，被流放到青海许多年。），我常常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动物，可是到了老年就变成植物了，不能跑东跑西了。上海对我来说，是个奇异的地方，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但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却没有什么变化。我仍然操着十足味的山西土音，上海人乍听起来觉得像一种外国话；而我的饮食，至今还是以面食为主。对大米、海鲜等上海日常食品不感兴趣。不过上海人对我的顽固不化并不感到惊讶，上海是个国内的移民城市，在二三十年代里它的居民就是由各地来的移民组成的，甚至连一些冒险的老外也加入进来。它的各行各业的人员，都是外省人构成的。这就形成了活跃恢宏的海派文化，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了全国文化的中心决不是偶然的。后来有了严密的户口制度，海派文化渐趋枯寂。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海外来客和外省民工又渐渐多了起来，上海这才又重新活跃起来。我在这个东西文化交流汇合最活跃的信息场所生活了几十年，深深感受到文化开放的重要性。

我在一九四六年和妻子来到上海时，开始是一个靠卖文为生的知识分子，自然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我以前对上海这个城市并不了解，只是从作家写的上海生活的小说里知道一些，但有三件名称一直没能搞清楚：“亭子间”、“老虎灶”和“老板娘”。我在北方从来没有见过这三样东西。“亭子间”我想一定是带有亭子的古代建筑，是个美轮美奂的好场所。后来才知道亭子间是最不值钱的房间，多半是穷困潦倒的人所租住。“老虎灶”是上海一般市民泡开水的地方，但为什么称它为“老虎”，我百思而不解。至于“老板娘”，我一直以为是老板他妈。到上海后我首先住进了亭子间，打开水也是找老虎灶，而且和弄堂口的各类烟杂店老板娘打着交道。就在这些下层社会里我认识了上海。后半辈子我在大学里教书和生活，被称为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与市民生活又有了不同。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因为年老体衰，腿脚不便，除偶尔的公务外，绝少进入市区，更不要说去闹市区了，连老城隍庙也好多年没有去了，尽管我很怀念这个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就这样，我又渐渐地变成了住在上海的“乡下人”了。

人生就是这么兜着圈子，这么颠颠簸簸地度过一生。现在我走路要用拐杖，谈话要用助听器，成了三条腿、三只耳朵的人，有时想想，觉得自己像个《封神榜》里的角色。回顾一生，自然感慨颇多。不过我并不怎样后悔，就像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的那样：“如果再让我活一次，人们问我：想当官吗？我说，不想。想发财吗？我说，不想。”不用说来世的事，就是今生今世，我也没有做过当官和发财的美梦，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一九九三年十月，上海

《我的人生档案》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

——哭亡妻任敏昨天未写日记，搁笔，因为昨天是一个阴暗的雨天，我们这个两人世界的家庭的“半边天”——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性，我亲爱的妻子任敏已于昨日（二十日下午二时三十分）离开了我们两个人共同建立的“家”远行了——她下午二时三十分撒手离我而去，我们家的“半边天”塌陷了——她远行了，走向另一个世界——她会一步三回头地在另一个世界的大道上踽踽独行、形单影只，所以昨夜全家每个居室大小灯光通宵明亮——为我的亲爱的敏照路，也许她仍在我们这个院子里徘徊，望着眼前旧居怅惘、落泪……

我亲爱的妻子，敏，您慢慢走，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团聚，就像您活着的时候，我们到处流浪，在颠簸不平的羊肠小道上携着手一脚高一脚低地前行，挺着胸脯前进。

敏，我亲爱的敏，您走好，慢慢地走！……

沉痛悼念我亲爱的敏，感谢您半个多世纪以来，与我同甘共苦走过崎岖的人生旅途，但我坚信，我们在人间漫长道路上活得都像个大写的“人”，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都留下了自己的和我们双双的脚印，现在是二十一日晚近十时，我想您在另一个世界的旅游已经过了近一个驿站了。

敏，您慢慢地走，您走好！

我在这个您生活了八十四年的世界里，向您送行摇手，因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又将团聚，再次营造我们两人世界的家庭！

我相信在那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凭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劳动，辛辛苦苦营造建立的家庭不会像您生前那样，一再受到政治暴力的摧毁与抢劫，这种有中国历史特色的生活悲剧。

贾植芳先生夫人任敏女士追悼会

敏于昨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辞世走了，从昨夜起到我写日记的现在，我们家里吊客盈门，从今天上午起，从韩国、日本、美国、北京、太原以及本市来的吊唁的电话、电报、电子邮件络绎不绝。我们的中外朋友们都为您一生一世在任何邪恶势力的迫害面前从不低头屈服，为您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高贵品格与气质而致敬、悼念与哀痛。

昨夜，在您生前卧病五年的房间里，同学们为您布置了灵堂，昨夜为您守灵的有您熟识的或不熟识的研究生同学，以及您的外孙张森。

昨天，今天都整日落雨，连老天爷也为您的多灾多难的一生哭个不停。

敏，我亲爱的敏，您走好，慢慢地走！

再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深夜

《我的人生档案》 在亚尔培路二号(1)

一、在亚尔培路二号

（一）　缘起

一九四七年的夏末，我听了友人Ｄ君的劝说，搬到吴淞路的义丰里九十一号他的不用的房子里。这是我来到上海的第二年。因为原来寄寓的亭子间热得像蒸笼，终日除了挥汗，和苍蝇打架外，简直无从作事。Ｄ君在一个机关做抄写工作，义丰里的房子是他分配到的敌产，里边住满了所谓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Ｄ君是一条光杆，他寄住在迪斯威路的一个大亭子间里，义丰里的两间半小房子原来是Ｄ君借给几个大学生的同乡办《学生新报》的地址，在五月末的“学潮”后，报社被封，编辑人员逃的逃了，抓的抓了，只剩下一些旧报纸空洞地堆在那里。我因为曾应该报之邀，在纪念五四的特刊里，写过一篇叫做《给战斗者》的短文，所以和这个报的人员，都还有往来，那里房子大些，尤其是傍着晒台的那一间，凸出在走廊的极端，好像和其余的屋子没什么关系，还有两个窗子，空气可以对流，虽然是日本式的（这原来是一个二层建筑的日本旅馆），讲不起场面，但还安静清洁，我搬到这里，真可以说是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再说，邻居都是日本人，在这里建筑一个孤岛，鲁滨逊似的生活，我想来一定比住在中国人的杂居里放心一点。

Ｄ君在管理日俘的机关混小差事，穿着军衣，在日本人看来，这个机关的人似乎都是他们的上司，这里的保甲长是日本人，却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他们用什么技术，被何机关留用，实在不清楚；不过他们还保持着大东亚时代的威风倒是千真万确。他们说，他们花了钱买的头衔，这和做生意一样，“我的给”“你的给”，交钱交货，当然享有权利，可以维持他们的“自由生活方式”了。这时候，徐州战事火烈进行，他们告诉我说，冈村大将替老蒋上前线打共产党去了，他们在这里已然等出了希望，不久的将来，哈哈……露出金牙笑起来了，我听了茫然，在日本人的笑声里打了一个寒噤。……但是我在这里住下来了，他们是保甲人员，受中国当局委派，当然有进我屋子办公事的权利，也就有哈哈的露出金牙得意地笑一场的权利了，我恍惚地觉得，我好像是汪精卫大人治下的臣民，这才真叫操他奶奶!

我还有“最高领袖”呢，那就是日侨自治会的理事叫什么郎的，我虽然不是日侨，却因为这个义丰里是他们的王国，我好像又变成“外侨”了。他们说，中国当局的命令，所有弄堂内的中国人，中国当局托他们“通通的管”，所以这个什么郎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最高领袖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浪人，肥胖，臃肿，满脸横肉，阴气的眼睛，挺着肚子走路，满是汗毛的粗胳膊上刺着蓝色的龙，穿着又宽又肥的元宝领子的黑香云纱裤褂，时常哼而吓之的来这里“巡视”，在弄堂出入，坐着挂着警备司令部牌子的吉普车。有一次，Ｄ君和我坐在屋子里闲话，他又在我的室外哼而吓之地吆喝了，Ｄ君蹿出去，实行“上司”的职务，照那个胖脸上很响地打了两个耳光，什么郎肩膀一耸，呆了一下，就发出很响的声音跑走了。我大为抱怨Ｄ君，你虽然凭了一身军衣，把房子借给朋友办报没有挨抓，但是到底不可孟浪过甚。日本人既然公然宣称，老蒋都要靠他们了，那么你打了什么郎，实在就和打了梁鸿志或王克敏，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犯乱纲纪，莫此为甚”，说不定祸事就在眼前，因为在战前，那时候日本在提倡中日联合剿共说的时候，就在那个理论阶段，许多人都因为有抗日反日行为和嫌疑，吃官司和亡命，我就深尝过这个痛苦，在北平监狱里蹲了一个时候，现在日本人的联合剿共说已到了“凡吾同志，一体身体力行”的实施阶段了，你打日本人?Ｄ君大概因为正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不大明了“国情”，听了我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甚至以为我“意存蔑灭当局”吧。这也难怪，这个时候的青年只在报上看到过南京当局的谈话，说反美等于反祖国，因而激愤，提起当日反日等于反祖国的旧话来，在年轻一些的耳朵里听来，在一些从抗战中长大，又处于僻冷之乡受教育不多的青年听来，难免就有一点大不相信了，Ｄ君还好，是一个混小差事吃饭，一边又想读一点书，挣扎着往正路上走的纯厚的青年，他还相信我的人格，我的旧话重提，增加了他的苦闷，倒是真的。

我还得一说我在这个九十一号居住时，我的几个邻居和友人。

这个九十一号的“中国侨民”，除过我，还有两家，一家是靠楼梯口住的做中学校长的段华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好教育家，办着一个出色的中学，他携妻带子的一家好几口挤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自从报社被封后，他只有晚上偶尔回来转一下，不敢住下来，他想找一间房子搬场，又没有钱，所以只好做贼一样地在这个敝破的有阴谋气的建筑里低下头进出。再有一家，住在辽远的走廊又一端的，是三个青年，我的妻子中学时代的同学，那是肺病已然极严重的刘，一只眼睛半盲的李，和两只腿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黄。三个残废了的好青年。他们都是抗战后沾了“政协”的光，从国民党的集中营放出来吃了长期苦头的青年，他们残废的肢体，都是受刑过甚的结果。他们混到上海滩来在一起营着生活，刘已然动弹不得了，李和黄做着小学教员，三个人贫乏地过活着，他们那种默默地相依相从的生活场景，时常使我觉得眼睛变湿。我现在写字的这杆笔还是刘的赠予，那是一个早晨，我因为妻在屋里生火做饭，闹了一屋子烟气，跑到他们屋子里聊天，李和黄都到外面工作去了，只剩下刘一个人枕得高高地睡在地铺上闭着目短促地吸气。我默默坐在他的侧面矮桌旁吃烟，刘疲倦地睁了眼说：

《我的人生档案》 在亚尔培路二号(2)

“贾先生没出去走走吗，我躺在屋子里觉得今天天气一定很好，在外边荡荡一定很好。”

我说，没有去，在马路上无头无绪地乱走，精神极容易混乱和疲倦，所以不如在屋子里做一点事或看一点书好。

他把手从胸上拿开，重重地放在日本席子上，晃着头苦闷地说：

“我半年多就没出去过了，小李和黄禁止我动，其实扶着墙我还可以走走的，我觉得还是空旷的地方好，天气又这么晴朗。”说着，他的深陷的眼睛忽然睁圆了，闪出一种奇异的光辉睨视着高高的敞开着的窗户，微风吹来，窗布飘动着，市声模糊如音乐，那是从宏壮的人间世界来的声音。他无望地闭了眼，叹了一口气，重重地捶着席子，头歪向里首，低微地像是向自己说：

“我活不久了，这两天血咯得厉害，小李和黄把苦苦挣来的几个钱都扔在我的病上，他们连菜都舍不得吃，小李的眼睛，黄的腿……”他静静地淌下了泪，忽然声竭地说，“要死就快一些死去吧，这样把朋友也拖垮了，我真不忍心他们把有用的钱扔在无望的地方。”

我发出空洞的声音照例安慰他，这种安慰，在他听来，不过是一种美丽的骗词，没有用场的，这我也知道。

我兀自任香烟燃烧地坐着，又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自己也不十分明白的话，后来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突然中止了。

窗外电线上，几只小雀子欢快地嘁喳着，互相追逐，翅膀发响地撞在窗沿上，又一齐飞鸣而去了。高空晴明而洁净，云悠然地走着……

刘发出声音，我惊疑地收回目光的时候，他手里就抓着这支金星笔伸在我的面前，这时他重复似的说：

“贾先生你拿去用吧，你应该多预备一支笔。”

我推着他的手，请他自己留下用，笑着说，我们这种人，只要有一条裤子穿，就应该有一支笔在身的。

刘偏不缩回手去，并且用一种在家庭中似的声音说：

“你有用，我把笔给你，希望你多写出一点来。”

接着，他眼睛完全睁开，放出那种特有的奇异的光辉，沉静而美丽，仿佛他霍然痊愈了的健康的亮光，我打寒噤一样地抖了一下，觉得这个场面有如在夕阳将沉的声寂的战场上，流了血倒在地上的勇士，把他的剑带着祈求和安心的送给战友的样子。我接了笔，他的眼睛才熄了一样地闭上了，发着不正常红润的脸上显出安静幸福的笑容，我觉得这管笔以超过我的体力负担的力量压在我的生命上，那么无声的沉重，我仿佛一堆尘末似的堆在席子上……

去年我出了狱以后听妻说，我们被捕后，小李和黄在第二日的一早就用席子抬了刘，甩下一切用具和屋子，逃走了，现在还不知道讯息，尤其是刘的死活，小李的眼睛，黄的腿……现在我坐在解放了的青岛小店里写我的狱中回忆，走笔到这里，我抬头凝望，衷心地祝望他们都还健康，在解放了的中国，正式过人的生活……

Ｄ君的另一间屋子，靠着楼梯口和段家的居室斜对的，一直空了一个多月，在九月初旬突然搬来一对夫妇，我想大概是Ｄ君的朋友吧，没作理会。男的有三十多岁，身体高得有点歪斜，生着一个长而黑的马脸，头发很长；女的苍白而衰弱，一副像永远没有睡醒过的样子。他们的门整天的大敞开着，正对着楼梯口，上下楼梯都看得见这一对夫妇永远都睡在地铺上，男的四肢伸挺，女的蜷得像一个虾子，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出奇，我问Ｄ君，这是什么人，他含糊其辞地说是亲戚，但Ｄ君没有介绍，我当然没有前去请教。他们本来用Ｄ君的锅子在汽油炉子上烧饭的，这一天却绝无动静，门还是敞开着，夫妇两个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晚上十时我送朋友下楼才发现了这个情景，回来问妻，才知道他们继续了这么一天多了，我想到这大概是到了绝粮的状态，妻也说大概是的，我一向认为陷在这样情状中的人，在旧社会上，不是强者就是弱者，都是被这个社会所仇视和摈弃的人们。我激动地向妻说，既然Ｄ君说是亲戚，Ｄ君这两天又没有来，我们不能看着他们饥饿，有什么你送一点去吧，妻笑着盛了半盆子面粉送过去了，我吸着烟凝望窗外，觉得一种激动和安慰，自己平息着汹涌而来的感情。后来在狱中重读《西游记》，看到猪八戒把妖精错认做难民的蠢相，自己才恍然地笑了。妻愉快地拿了空盆子回来，说他们这就做饭，不过问有没有菜，送一些去。我听了愕然，我们也吃菜很少的，大概没有存余了，问妻，她说，家里没有什么菜，一边她补充说，调料倒还有，于是又送了过去。第二天早晨我正伏在小桌上写字，这个马脸闯入一样地跑进我的屋子，我大吃一惊，连忙收拾了摆在桌面的书籍和纸张。他却早坐在我的旁边了，我让了他一支烟，自己点了一支。他自我介绍说，姓曹，我这里才知道他的姓氏了，沉寂了一会，他忽然说：

“真是，专制使人变成冷嘲。”

我停止吃烟，歪着头看他，对于这样突然来的人突然的言论我向来不敢贸然否肯，只是觉得此公有点怪，值得研究研究。

接着他才说到题目上来了，他说，想周转一点钱。我问妻我们有多少钱，妻开了皮包看着说，还有五万。

“三万就行了。”他接着说。

妻数给他三万。我目送着他的在这个低小的屋子里高得显着有点受曲的发弯的背影，停止了吃烟，我向弯着腰正在揉面的妻说，这大概是一个江湖派吧，妻响亮地笑了。我又把烟递到嘴上去……

一直到九月十七日前，这么有好几次，我们仅有的一点钱，这么消耗了不少，我只好自己来一下修正，由金鼠牌香烟改吃一种三猫牌的香烟，好省下钱来。对付此公，我又不能敬而远之，只好痛苦地敷衍着了。你想，他在屋子里大小便，有时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绿色的短裤子在弄堂跑，后来又见他穿了一身不三不四的军衣，声称干了青年军了，可是还来要钱，而那态度，简直像官家向老百姓收税一样。我问Ｄ君，他发火的大声说，这个东西……后来自己低声说，是亲戚，但是我们不大敢招惹他，他他……他又咽住了，我有点闷，他忽然用异样的声音说，他找到这里来，我又没有办法，所以我才不大敢上义丰里来。我发急地说，你怎么一回事呀，Ｄ君慌乱地四顾，没有结果。Ｄ走后，我向妻说，我们得快搬家，妻眼睛瞪得很大，接着低下了头……

这才该说到九月十七日了，我们的被捕，和我在国民党CC的特务机关的监狱中一年来的生活和见闻，我要都把它写出来，这不是个人的文字事业，这是蒋介石中国的记录，这是我所以不允许蒋介石和他的匪帮再活在世上的公诉状!这是我的向一切主张温和和宽容这些兽类的人们的抗议书!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1)

（二）　第一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晚上的时候，我从刘他们的屋子里出来，顺便踅到刘相对的日本人荒川屋子去。这荒川和刘他们是久邻的关系，和我还有来往。这是一个年老的建筑工程师，来中国四十多年了，娶的中国妻室，因为要保护财产，所以疏通了中国官方，伪称和妻子离了婚，房产尽归妻子享用，自己却化做一条光杆住在这义丰里里待时，又在一个官家的工厂里买了一个头衔，挂着徽章，除过按月随物价比例倒送钱给那机关的主管外，就是在屋子里喝酒，睡觉，营着一种醉中的生活，貌似无为，谈起话来，却颇有见地。每晚夜静更深，我坐在小桌前工作的时候，都听见这个喝醉了的荒川在楼梯上趿着木屐出声地跑来跑去，一个人大声地说着生硬的上海话或断续的英语，大笑，狂呼，呕吐和漱口，还有的时候，他就卧倒在走廊上睡去。像鸟一样的生活。这人还不失为浪人中的好人，对我们这几个耗子似的中国人，还不显得太歧视，他颇有藏书，深爱老子，更于醉酒之余，孜孜不倦的钻研古代西洋的建筑艺术，是一个浪人学者，也是在生活沉闷的时候，还可以谈谈的一个人。这晚，在荒川的小屋子里，他向我侃侃而谈百老汇大厦的建筑，一边在纸上画着建筑图式，一边吃着正宗酒。大约快十二点了，建筑内已然显得沉寂，荒川的半开的纸门前走过几个德国人到隔壁屋里去了，那里住着一个朝鲜舞女的。妻来找我回去，她刚进屋门不久，忽然走过四五个提短枪的便衣，一边走一边寻找，我瞥见这些人，大为刘他们担心，因为前边就是他们的屋子，而前几天就有警备司令部的便衣来他们屋里搜查过一次的。这时，这些提枪的英雄返回来了，就站在荒川的屋前，我才看到内中就有那个姓曹的，他用手指着屋中坐在小桌旁的我，于是有一个穿短裤和灰洋服上衣的弓背瘦子抢到前面，一只脚踏进屋里，伸出了手枪，向屋里吆喝：

“出来!”

我明白，我被捕了。

我和妻走出屋子的时候，他又喊荒川出来。

我平静地说：

“与他无关。”

虽然是日本人，但是我一贯的主张，不愿别人为自己受累，这是比割了头还难过的精神负担。所以我继续说：

“他是日本人，我的邻居，我来这里闲谈的。”

面貌狞恶的瘦子——这人两颊无肉，面色苍白，两只充血的眼睛突出着，额上青筋纵露，一看就是一个荒淫于酒色的标准特务，大声说：

“到你屋里去!”

在走到我屋里的走廊上，我才看到到处都是特务，只听到枪栓哗啦哗啦的声音，我回到屋里，又是一个油头的短胖子，穿着上等的短裤和衬衣，在屋口伸进头来张望，向我说：

“你是贾某吗?”

我点了头。我转向瘦子说，——这时已由另一个屁股上插着快慢机的穿军便装特务，在翻我的堆在屋角的书籍。瘦子提着枪，皱着眉峰，两只阴森的眼睛，在屋子四边溜来溜去，我和妻站在屋角上。我平静地说：

“请你给我看拘捕证。”

他气壮地说：

“没有这样的必要，你到我们那里就会明白的。”

这时书籍已然检查完了，大部分好像都是可疑的，他都抢在一旁，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古典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著作，几乎全是外文，我不相信他能懂得书名，它们更无犯罪的资格的。那个专司检查的特务，又把目标移向箱子了，我向妻子大声说：

“把钥匙扔给他！”

大概我的声音不入耳，瘦子瞪着我，像要大发脾气，却忽然不在乎的冷笑的说：

“你放心，我们一件也不会要。”接着用一种公事的口气说，“你自己看好东西，日后少了东西，我们可不负责任。”接着说，“走吧。”

我走出屋外，觉得滑稽：我人跟你们走了，屋子都留给你们了，可还要声明这么一下，真是妙极了。这是地道的国民党政治的精神之本质。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2)

这里还要补述一下的，是Ｄ君的那半间屋子，这紧挨着我的屋子的没有窗户的房子里，本来是我和段家堆聚杂物的一个所在，在学生报时代，住着几个来上海考大学的女生，她们都搬到学校去以后，我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同学硬把他的一个女友塞在这里住下，这是Ｌ，一个到处飘零的伤感的女人，在一个什么小报上当记者，但大部的时间，是躺在黑暗的屋角的小床上吃烟和悲伤，一副自叹薄命的样子。有时拿着一面小镜子站在走廊上的光亮处对镜忸怩半天，读泰戈尔的诗和徐小说的角色，这人颇为我不喜。

我随特务走出屋子，我的妻也跟出来了，我正在讶然，瘦子就向我解释一样的说：

“她也得去。”

去好了，我们全家两口，这样倒省事。我低头笑了一下，出了声音，觉得这真是一出滑稽的妙戏。但我一抬头，我就看定Ｌ穿了新做的白短大衣，脸上现出一副可怕的颜色，手里夹着香烟，站在两个特务的中间，等在屋门口，屋里正在翻得一塌糊涂。楼梯口的段家，也正在翻得马翻人仰，初生的婴儿大声地哭着。我突然感到一种大的悲愤，我站住了大声说：

“这都是我的事，请你们不要骚扰我的邻居。”

我的话还没有落脚，半间屋子和段家屋子里的特务，就像受了伤害似的发出一片只有特务才有的声音说：

“你自己管不了自己，你怎么敢干涉我们?”

我更大声的说：

“我不愿意牵累别人!”

一片怒斥声：

“闭嘴，与你无关!”

另一个调侃的声音：

“你好，倒管起我们来了!”

在我身后的瘦子，整理了一下枪栓，重重地推了我一下，不耐烦地说：

“走吧，到我们那里再说。不要故意耽误时候。”

于是我们夫妇，后面是Ｌ，连拥带推地下了楼梯，两个青年力壮的小特务，紧紧地抓住我的两个臂膀，嘴里发出要打架一样的无赖声音说：

“不要捣蛋，老实跟我们走。”

这时全建筑像在恐怖中已然僵死了，家家闭门熄灯，毫无声响，我一路下了楼，走出建筑，进入弄堂，到处都布满了持枪以迎的特务，我略一数认，不下三十个人，我不禁低头又笑了，真好厉害呀!

弄口的马路另一侧停着两辆大卡车，和一辆小汽车，在我们走出弄堂门的时候，那一个看弄堂人开的小纸烟铺还没有打烊，守弄堂的老夫妇俩，都站在小屋门前，我是他们经常的顾客，有时大家也谈谈闲话的，老夫妇俩看到这种情境，似乎讶然的呆着了，他们大概想不到是抓中国人的我们，而且在他们的印象说来，大概不会承认我们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和摸人口袋的偷儿吧。老头哆嗦着，在特务的吆喝下，吃力移动着身子去开铁门，但是特务们要显一显威风，皮鞋已然纷乱地踢着铁门了，老头失了主宰地惊慌了，手里的钥匙老找不到锁孔，我想，这大概是特务进入义丰里以后，要老头锁的，这时，老婆踅了过来，才帮着开开了。我们在众特务的推拥下，一下到了马路上，特务们向三个车子散开，车上看守的特务也跳下来了，有的特务先抢着摘下车前的照会，扔在车上，我们在特务的推拥下，半爬半跌地上了第二个卡车，两个特务夹着我们一个人，我和妻坐在对面，Ｌ坐在我妻的前边，这时我才发现Ｄ君早坐在我的身旁了。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和我点了头。车子开动了，一个穿着漂亮的大褂的恶少一样的特务向我们说：

“不准谈话。”

一向为我不喜的Ｌ在大衣口袋里掏出了烟盒，默默的递给我一支，自己往嘴上送了一支，她没有让特务，这倒颇使人得到报偿似的愉快，Ｌ开了打火机燃了烟，我们默默地吸着烟，妻从对面伸过冷冰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们有着仿佛互搀着向一个悬崖跳下去的心情。

车子飞奔一样地在冷清的大街上狂驰着，在颠簸中驰过夜风很大的外滩，我们几个失了自由的人，忽然都哈哈的大笑起来，我觉得我们好像雇了一个车在郊外旅行。这种笑声，好像是对车内特务的嘲弄和抗议，有一个特务安静的说：

“笑吧!”

我们更大声地笑着，表现着一种奇特的欢乐情绪。……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3)

在这个大上海，在这个罪恶和欢乐，愤怒和痛苦交混的黑夜的魔都中，我们这一个小小的行列，向恐怖和死亡挺进。……

车上了爱多亚路，转过我看过一回戏的金门戏院，我们到了亚尔培路，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哪一路的妖精，——车拐进一个僻街口，喇叭初次的响鸣了三下，跟着前面的车子，我们进入了魔窟，——亚尔培路二号，紧邻就是苏侨俱乐部，斯拉夫的雄壮宏大的音乐正在嘹亮的奏着，夹着男女的康朗的笑声，这自由和解放的徽帜，这经过痛苦而来的畅笑，在我们受难者的耳旁有一种奇异的意义!……

车子停在没有灯光的花园里，我初次嗅见了恐怖和死亡的气味，特务们取出了手电筒，半推半拉地喊我们下了车子，排成一个行列，又被查点了一次数目，我们才像一队兵士似的，转过，在特务的挟持下，转过几个曲折的弯，走入那个阴森的建筑，这大概是礼堂吧，正对我们的面悬着巨幅的孙中山像，至于画像两边的照例的对联，那墨黑的大字，似乎闪着凶手的眼光，带着绝望的可怖色调。

那个监视我的瘦子放了一条心似的冷嘲地说：

“请贵客们上楼上大客厅休息吧。”

我们就被押着上了楼进入了所谓大客厅，一进门，迎面就是一幅持着军刀的蒋介石彩像，那两只狼眼睛，正对着我们，他那开在嘴旁的两条用黑色画的褶纹，有如沟壑，那种似笑似嘲的流氓面相，仿佛向我们说：

“伙计们，你们来了，哈哈……”

我们被指定坐在周围的沙发上，特务们围着屋中央的长餐桌坐着，像从危险的旅行里饱载而归的自得和快活，他们纷纷掏出烟卷，互相在空中扔着，放肆的大笑，但在这种空虚和疯狂的笑声中常常突然止住了笑声，阴险地偷视着我们，笑声就在鼻子里打旋着，发出嘿嘿的恶音来，暴露了失掉人性的残酷性格。我们都安静地坐着，我和Ｌ吃烟。瘦子忽然站起来，手指着坐成一排的我们，向正在打闹的特务用一种似笑不笑的鼻音说：

“你瞧，这些新客人多体面，多沉着气！”

特务们都带着一副混合了鄙夷惊奇和无耻的笑容，全停止了笑声地睨视着我们，忽然都转过脸，面面相向，仰着脖子大笑起来，有的跌一样地倒在椅子上，有的把一只脚跷在桌上。在车上不准我们说话的那个家伙，油头粉面，一副恶少的下流样子，穿着毛货的浅色大褂，翻卷出两圈雪白的绸小衣袖子，带着发光的金表，这时一只手提着衣襟，脖子伸前，躬着腰，一冒一冒地摆到Ｌ前，就坐在沙发的靠手上，转面向着Ｌ，笑嘻嘻地说：

“小姐，在哪里恭喜?我们这么面熟。”

Ｌ仰面吐了一口烟，腿互搭着，手指掸着烟灰，视若无睹地说：

“在××报。”

“呵。”油头拍着沙发背，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

“这就对了，咱们同行，我就在《中央日报》，怪不得这么面熟，往后这才真成了朋友了。”

说着，眯着眼睛，作了一个鬼脸，向着鉴赏着他的动作的一群特务说：

“我和这位小姐是老朋友。”

“恭喜!”

特务们又嘻嘻哈哈的仰面捶桌，歪身摸脸地笑起来了。……

我狠狠地把烟头摔在地上，Ｄ站起身来说：

“我要回去睡觉了，请说明白把我带到这里的理由。”

特务们对于Ｄ的严肃的神情，和抗议一样的声音，忽然感到事出意外般地愕着了，停止了笑声，和突然关了收音机一切声音立刻沉寂了一样，瘦子先走过来，瞪着Ｄ的脸，好像要下手的样子，Ｄ的脸这时放出一种霜一样的凝然的亮光，瘦子突然注意到Ｄ衣襟上的徽章，忽然找到题目似的，冷笑的说：

“怎么，你拿你的军人身份吓人?”

紧接着就伸上手去扯了Ｄ的徽章，扔在桌子上，赫赫地发出声音随即又变做一副狼的凶相，大声地说：

“坐下，不许动!”

Ｄ不服气地闹出声音地坐在沙发上。

特务们的欢快场面，现得寥落的样子，但是在屋子里面涌起了一种惨然之气，凝结着，好像从消散的云雾后面渐渐显出无底的黑色深渊洞口一般。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4)

瘦子回到椅上去，忽然又变得一副轻快的样子，点了烟悠悠地吸着，放出安闲的声音说：

“不用忙，有的是时间，我们得休息休息，老爷。”

特务们于是又爆发了欢声，但是一个一个地都渐渐露出了狞恶的兽相，空气呆滞而泼辣，带着受难的象征。

胖子说：

“你们等吃东西吧，我要回去睡了。”

于是，应声而起的特务们纷纷站起来，胖子和瘦子跑到晒台外耳语了一会，回来了以后，大部的特务吵闹着跟胖子走了。

我记得一次和刘兄逛南市的城隍庙，刘兄指着不是嘴歪眼斜，目突腮瘦，就是体肥身短，蠢然而凶的大殿两壁的牛头马面画像笑着说：

“谁要描写特务的神色，倒可以照这个样子描摹，一定典型出色。”

在屋子里清静下去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这样的事……

这里只剩了几个特务了。我得慢慢把我在这里所遇见过的特务一一给他们留一副尊容，因为这些东西眼看着就要绝种，我们的下一代决然没福气看到这批嘴脸了，马而虎之地画出来，为艺术而艺术一下吧。

第一个先说瘦子，他的尊容，我前面描写过了，这家伙一口北京话，我向他请教过说姓苏，后来知道他叫苏麟阁，又名苏君平，一次我故意问一个叫全吼的警卫，他又说他姓王，我做出奇怪的表情向这个姓全的说，他不是姓苏吗，这个小特务仰着头说，谁知道，你只知道他姓王就得了，难道还要记下预备报仇吗?这姓全的东西最可恶，是一个标准的小流氓式的小狗腿子，后面我要描写他的地方很多，现在按他的角色，还写不到。在我问姓全的关于姓苏的话的时候，我的同室寄押的一个犯敲诈吃官司的特务姓江的正坐在铺上，拿着罐头盖做的夹子对着小镜一下一下的夹着胡髭，听见全的答话，忽然笑了，向我说：

“你这才多事，问那些干吗，反正这里边的人都是野鸡养的，哪有一定准姓。”

总之，这个姓苏的我记牢他了，这是最毒辣，最阴险，最无耻的一个奴才，一头禽兽，我的妻子走出监狱后，找到路线托到他的名下，他向她处处要钱，要东西，答应一些寻开心的不负责的话，又随时恐吓她。以后当有详细的叙述。这家伙是这里的一个二等角色，审问组的组长和工作大队长（这是我们慢慢打听和证明出来的。)原来是日本时代的警察局特高主任，胜利后面目一新，他原来是国民党派来做汉奸的特务，奉派和日本人联络来反共的，满手都是血，凭了他的手段辛辣，他爬到这样的地位，我的案子归他管理。

胖子和一群特务走出屋子后，气氛一清，这里就开始以这姓苏的为中心的沉静下来了，几个特务趴在桌子上吃送进来的吐司，在这期内我忽然看到我面前椅背上贴的一个油印标签，这是财产登记号码，也证实了这里是“中央调查统计局上海特派员办事处”。

特务们吃完了东西，进进出出地忙乱起来了，只有这个姓苏的特务一副大派头，坐在桌子一端的大椅子上，掏出一支烟，一边心不在焉地在桌上拍着烟头，耸起眉峰，两只充血的眼睛复活了一样的盯着对面的窗户，像在考虑着什么，后来却自己微笑了，一种恶笑；忽然又敛了笑容，把那双锐利的眼睛扫射了我们一会，才转过头懒洋洋地点了手里的烟，喷了一口以后，复转过头来一边用手指敲着烟灰，微倾着头看着桌子，向我们说：

“不要着急，吃过东西得休息一下，我今天得陪你们一个通宵了。”

油头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低低地弯着背，眼睛睨视着Ｌ，一直没有改变他的下贱的恶笑样子，两只手摆在桌上，手指轻轻地打着桌面。

进来了一个穿中山装的青年特务，显然是从睡梦中来的，手插在裤袋里，一进门，正看到坐成一排的我们，忽然把胸部鼓了一下，像拿出藏着的精神来，就随便地坐在苏特务外旁的椅子上，等着。

这时坐在进门处转角的大沙发上的三个特务，——一个就是检查我书籍的家伙，一个是穿着军服的黑瘦的长个子，有三十多岁，满脸都是鼓起的黑痣，头发梳得奇怪的亮，这人后来知道姓杨，是一个行动队员。另一个是穿着旧的蓝长衫的小瘦子，嘴里有几个金牙，后来知道姓什么吴，原来是敌伪期间七十六号的小角色。这三个都围到桌旁来了，长沙发上换坐着三个屁股上插着快慢机的警卫，一个黑脸尖发的大胖子，这叫费大赓，也是七十六号的角色，听说拳脚功夫很好；一个就是说过的全吼，穿着一身蓝学生装，弓背，面色苍白，小眼睛，头发常拖在眉脚；还有一个显得颇有气魄的脚色，精神饱满，满面红光，是一个机警，聪明，笑嘻嘻而阴险的家伙，叫做向辉，这三个警卫都面向着餐桌，眼睛发亮，神情紧张，是所谓在伺候着的脚色。

场面开始了——苏特务已闭目养完了神，烟也吃完了。他向烟灰碟拧灭着烟头，奇怪地格格地冷笑了几下，好像出于无奈般的，眼睛却不放松我们地又伶俐的转向他们的人说：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5)

“都准备好了吧，”没有回答，他也不等待回答，继续咯咯地冷笑着站了起来，一边说，“慢慢来，——不用忙。”

他笑吟吟地站着，又自言自语地说，“等我脱了衣服——慢慢来。”

把洋服上衣挂在椅子上，又问了一句：“准备好了吧?吓吓……”

笑声变了，——由鼻孔出音，忽然他头一转，全然不见了笑容，脸色铁青，像初来的神气，命令我们说：

“全站起来!”

我们站起来，他头一转，说：“先搜身上，后解裤带，鞋带，戒指，手表，钢笔。”

我和Ｄ先被解除了，Ｌ突然说：

“我的裤带是宽紧带不用解吧?”

特务们色情地笑了起来，我知道Ｌ说这种侮辱自己话的意思，不过为冲淡恐怖的气氛，苏特务果然又变成原来笑吟吟的样子，说：

“小姐，公事得公办，——懂吧?”

我的妻先被带了下去，她苍白地回首望着我，脚步迟疑着，显然她不愿意把我放在屠场里自己走开的。

苏特务笑吟吟地说：

“下去吧，今天先不问你，不要挂心，我保险你们还能见面的。”

妻被全吼押下去了，他一边走，一边在口袋里摸出一大串钥匙，叮当地响了下去。

Ｄ被穿军服的和检查我的书籍的穿军便服的两个特务带出去到另一个房间里；Ｌ坐在油头的一端，蓝大褂陪着；我则由苏特务和那个睡眼惺忪的穿中山装的特务伺候。这是一个记录。

苏特务样子装作和气地说：

“久仰得很，贾先生，”忽然哈哈的笑开了，记录则鄙夷地跟着笑，露出了两个虎牙，在整理十行纸。

我镇定着自己，我今晚来到这里所看见的事情，使我明白了特务们对“犯人”的精神虐待的残酷方法和恐吓交混的战法，这种笑声当属于前一种。

他的笑声似乎还可以延长的时候却骤然而止，他威严地瞪着我的面孔，忽然声音冷酷的说：

“你什么时候入的党?”

“什么党?”我接着问他。

“哈哈，”他又笑了，“你们贵党——共产党呀，要是国民党，你还会坐在这里吗，先生?”

“我不明白，”我说，“你有什么根据这样问我?”

“没有根据?”他生气的样子，两眼睁大，“你说国民党三个月垮台；这是其一；再有，——”他翻着挂在椅子上的洋服上衣口袋，拿出一本折叠的杂志抛在我的面前，“这就是铁证。”

我哈哈的笑了，我说：

“你开玩笑吧?”

“玩笑?”他惊奇的口气，“打官司还有开玩笑的，真奇怪极了!”沙发上的警卫们发出了讽笑的声音，这明明是助威。

这是一本香港版的《群众》，我有一点小慌乱，但是我镇定了自己，因为家里的这种东西，我看过后都烧了的，这绝不会是我的东西，这是一种诬赖的手段。我说：

“因为我还没见过这个杂志。”

“你的东西你没有见过?”他瞪着我，“奇怪极了。这是我打你家里早偷出来的。”

“先生，”我笑着说，“我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事，但是经常还小心门户，从没失过窃的；至于你的杂志，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是一个老‘鬼’（音举，上海方言，老油子的意思。）吧?”他问着书记，书记嘻嘻地低头写着，已然出了汗。“那么你怎么敢说国民党三个月垮台的话?”

“这就更没有根据了，”我说，“国民党三个月垮不垮台是一回事，你在什么地方听我说的?”

“听谁说的?——自然有人——我们的情报员。”

“我在屋子里是说话，不是讲演呀，我没见过你什么情报员。”

“那么，你说国民党三个月垮得了台吗?”他突然转了题目。

“这你要问国民党才知道。”我干脆的回答说。

“好吧，”他站了起来，“我得先看看你那位朋友去，咱们回来再谈，你考虑考虑吧。”

他走了。这时书记问我道：

“你认识什么人?”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6)

我说：“我读书十几年，在社会跑了十几年，认识的人有好几千。”

他说：“你这就不是坦白的态度了，要知道，我们对你客气，你老说没边没际的话，你实说，你认识什么人?”

我说：“很多很多，无从说起。”

他说：“你和什么人来往?”

我说：“我现在闭门家中坐，既没有做官又没有发财，就是来往的人也不会和我来往了。”

他说：“你认识商人吗?”

“商人?”我摇摇头，“这一行可没有什么朋友。”

“你们贵省在上海有一大帮，难道不认识一个?”

“我们贵省在上海发财的自然很多，可是我是一个单帮客，没福高攀。”我玩笑地说。

“你还跑单帮?”他惊异地问。

“我靠这个生活。”我说。

“那么怎么把你独独抓来了，照你这么说，你是冤枉了，上海七百万市民，为什么只抓你?”

“那是我运气不好，”我说，“我在家里喝酒，糊糊涂涂地来了，我正想问问你我犯了什么法哩，难道喝酒有罪?”

他陡然生气地说：“我不问你了，你毫无诚意，你开玩笑。”

我已然打过两次这类的官司，我觉得在这种场合，只可抱定生死由命的旧说法，这些东西你绝不能当人看待，你只要随便说一点不相干的事，他们就跟着挖根，得寸进尺；他们要打你，那你就挺着挨，没有话说，所以说说笑话顶好，这种人的方法，是一吓二哄三圈四套，我们应付的方法，是一赖二挺，装傻混说，否则，一切却是不智，没事也得闹事。我在监狱的时候，和难友开玩笑说，我想写一本“如何打官司”的小书，想来销路一定很好，因为在国民党治下，这几乎已然是每个人有机会碰上的生活场合，所以应该是“国民必携”的必要读物。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今年年不过三十，就已碰过两回这种事，这回是第三次了，我虽然也写点什么，但是那和向黄浦江小便一次一样，毫无功用，只可说是我自己督察自己，但就是这样，还被兴师动众地抓来了。所以人既然是环境的动物，打官司又成了国民义务之一，则打官司的常识实不可不备，这真是小而防身大而卫国的一种技能和技术，我想不到我打过两回官司的经验，在所谓中国已成了“四大强国”之一的时候，既没有杀人放火，又没有奸淫偷盗，但还得把已然贴了封皮的经验箱子在这里打开了，此所谓不走的路也要走三回之故欤?真不大明白了。

苏特务这时又进来了，他佯笑着说：

“考虑好了吧?我这人讲面子，你的那位朋友可吃过大苦头了，我刚过去，他出了满头大汗，到底是军人出身，没有叫出来，我劝说道，何必呢，才算下来了，他倒老老实实地全说了，这才叫怪，所以得看人下面，一点不错，我对知识分子先生，一向就讲面子，他自然也得给我面子，要是工人什么的，那我就是另一套，一进门，先灌他两桶凉水，冤不冤是另一回事，给你看个下马威，倒是真的，——怎么，贾先生，考虑好了吧?”

“我不知从何考虑起，”我说，“我先请问你，我为什么到这里来?”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这问题才天真，”他不屑地笑着说，“我问你，”他瞪着我，形势严重，“你认识一位白先生吧？”

“白先生，”我莫名其妙，我真不知在世界的哪一部分有一个白先生，“是什么一个人?”

“你不认识?好——”他像蕴藏着许多东西的表情，“我说明白吧，河南人，大个子，黑长脸。明白了吧?”

“哦，”我说，真是恍然大悟了，“这人我只知道他姓曹，要是不错的话，大概就是他，——我们打过架。”我沉重地说。

“大概不错，他也姓曹吧，他是我们工作人员。”他告一段落似的说。

我大声地纵笑了起来，全屋子都吃了一惊，苏特务停止了吃烟，出乎意外地带着监视的神气瞪紧我，我笑着说：

“我和他打了架，他大概就报告我了，这也难怪，不过他要是你们工作人员的话，容我说一句话吧，这人简直不仅没做一个官的资格，连做一个人的资格都没有。他既然到你们这里告了我，那就按照规定办理好了，我可懒得说什么了。大丈夫生死有命，我既然不幸碰上这个晦气，那我认了运气吧。”

我这种流氓口吻，对流氓是一个意外。

苏特务的面孔沉得铁青，眉宇之间藏着一股杀气，我想，他大概恼羞成怒，要动手了，这也只好听天由命吧。他忽然在沉思中由椅子上出其不意地跳了起来，这种急骤的动作，使我的精神跳跃了一下，他可又出去了。

少顷，他又转了来，又换成一副笑吟吟的样子，好像获得了什么，有了伟大把握的神气。

他眯着眼看着我，突然放肆地大笑起来了，我的精神泼辣地在膨胀，所谓横了的心，就是这样吧，我也更大声的纵笑起来，这笑，使我沉醉于恐怖，超越于恐怖，获得了自己的精神的苏生。

沙发前的警卫向我们移近，好像要防止什么意外。

《我的人生档案》 第一夜(7)

苏特务突然止了他的笑声，——我跟着也止了我的笑声，他又是一副铁青的面孔，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脸上表情，——我只觉得我在挺然地微笑着，但是精神上感到一种寒冷的侵袭，好像我的形体已脱离了自己，只剩下一个精神的存在撑在这里。

他用着仇恨的眼瞪着我，忽然尖声地吆喝一样地说：

“你领导谁，谁领导你，说!”

“什么领导，”我大声说，“我不明白!”

“自然是你的组织关系。”他还是一样的严重。

“这才是笑话，”我笑着慢慢说，“我看，我们这样没有结果的吵下去，有点无聊，是吧?所谓犯罪，第一先得搜查证据，是不是?这样空口吆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请你们先把证据搜集好，那我抵赖也没有办法，我也决不抵赖，公事公办，这全由你了。要不，”我怒气的接着说，“我不是一个小孩子，你该明白，不能由你说什么就认什么，你要是办公事，照例不会有结果；你要不往道理上讲，那就悉任尊便了，我决不再说一句话。”

“那你是不是左倾?”他的口气缓和了。

“这我也不知道。”我冷冷地答道。

“连这个也不明白?”他不服气地问。

“不明白——”我说，“请你先给我解释一下左倾的定义。”

“不满意现状反对国民党，就是左倾——你就是!”他肯定了我的身份了。

“拿证据来！”我笑着。

“这不要证据，”他又沉沉地笑起来了，“你总是左倾分子。”

“先生，”我说，“你要随便戴帽子那就戴高一点的吧，那我也光荣些，这种不明不白的帽子，我不高兴戴!”我的态度决绝。

“你不承认是共产党呀，”他摊开两只手，好像一筹莫展的样子，“我只能说你左倾了。”

“怎么你能随便说我左倾?”我的话还没有落脚，他却突然夺口而出：“我问你：你说政协破裂，说谁负责?”

我想，这是现地贩卖，搜集我的左倾证据了，我打这个官司，我要替我个人的人格负责，而且我的能力，也只有替我个人的人格负责，保卫自己的人格的尊严，我不假思索地说：

“这该国民党负责!因为它没有一个政党的风度和诚意，所以破裂了!”

“你瞧，”他讥笑地向低着头写字的书记说，“全是学者派头!”于是又抬起头来向我说：

“这你可不能抵赖左倾了吧?”

“如果这就算左倾，我不想抵赖，我在这个地区生活，看的全是你们允许发行的报纸，我的意见，不过一个老百姓的感想，你认为左倾，那没有办法了。”

“你说Ｄ是怎么的一个人?”他又转了题目。

“我看他是一个知识不足，老实得过火的青年。”我本来想说Ｄ还热情，但在口边咽住了，因为热情在这个国度里往往也构成可疑的罪行。

“恐怕不这么简单吧?”他摇着头。

“可惜我看不出复杂的部分。”我说。

“你的楼口住的姓段的是共产党，可惜今天没有抓到他。”他又转了题目，不放松地看着我。我没有听见似的无表情地看着他。

这时，Ｄ和审问的两个家伙都进来了，苏特务打了一个呵欠，自语似的说，“真麻烦，我懒得再问了，反正有的是时间，我们这个地方你该明白，好进难出，要想出去全看你们自己了!”

对于这种恐吓意味的话，我只干坐在那里嘴唇都没动一下，既来之则安之，只好这样打主意了。

Ｄ的面色苍白，毫无表情，坐在一只沙发上，拖过自己带的毡子盖了腿部，头枕在椅背上，睡去了。

屋子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沉默，Ｌ则早问完了话，下去了；在Ｌ问话的过程中，我没听到什么，只留下油头那种不时发出的嬉笑声。这个兽类只是拿她打趣，作一种肆无忌惮的精神蹂躏。

窗户透进了青色的曙光，园子里扶疏的花木从黑暗中渐渐显出，电车空虚地在街上驰过；大沙发上那个胖子警卫，已然鼾声如雷。

我向静静地坐着吸着烟还在考虑什么的苏特务说：

“我要睡了——安置一个地方吧。”

“不要忙，”他说，“吃过点心再说。你吃什么?”他仰着头问我，观察着我。

我迟疑了一下，知道这又是一种方式的审问，说：“北方人就吃油条大饼吧。”

他又伸起腰来，喊Ｄ：

“咳，你吃什么，先生?”

Ｄ大概睡着了，没有回答；他再喊了一遍的时候，Ｄ醒来了，显着不耐烦的说：“随便!”

苏特务腮肉牵动一样地笑了一下，吩咐了警卫。

我说：“我先睡一下吧。”不等同意，我就找了一只沙发躺上去，不久就奇怪地睡着了，我忽然被什么声音惊醒地张了眼，我才看到苏特务站在我旁边，伏着身子，研究一样地窥探着我的面部，一副严烈而狞恶的样子；这时，见我醒了，掩饰地说：

“不盖一点东西，怕着了凉。”就走开了。

我吃了两个油条和两个烧饼；Ｄ却吃了三个油条和烧饼，大概每人只准备了两套的，Ｄ吃得很快，连特务的分内也吃过了，所以又添了一回，Ｄ又吃了一套。

吃东西的时候，苏特务的眼睛时时忽然地尖锐地注意我们一下，那意思很明白；Ｄ的那种不顾一切大嚼的吃法，我很佩服，精神上觉得是对特务们的一种抗议。

吃过东西，苏特务把我们带了下去，我被押在二号室，Ｄ押在一号室。天色已然完全黎明，我从此开始了我的政治犯生活。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1)

（三）　二号囚室

在身后关门的声音里，我醒来一样地凝视着我的对面：对着门的地上密密的依着墙坐着一群杂乱的人群，而挨窗坐的一个长发蓬松，面白如纸，两眼特别深陷的穿着一身深灰中式褂裤的中年人，特别的耀眼，——这是骆仲达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伟大的战士，这里的身份是印刷厂老板，他是我监狱中的挚友和侣伴；在我旧年逃开上海前，偶然踏足到Ｔ报馆里看刘兄的时候，听到高小姐告诉我说，在李匪宗仁下了所谓“祥和措施”——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以后，南京《新民报》的浦熙修小姐从南京伪宪兵司令部被保释出来带到外面的消息：在浦小姐释放不久前，押在她隔壁的骆仲达兄，陈子涛兄(这是我的另一个挚友)和卢子扬先生在一个夜间都被下了手脚上的铐镣带了出去再没回来，翌日听看守的伪宪兵说，这三位人民之子都在那个夜间被绞杀了，——我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呆住了，我低头一直走回到我逃难住的虹口小客栈里才醒来似的和妻相对着大哭了一场，以血还血，我们要向人命贩子蒋介石匪帮讨血账!……

我疲倦地坐在靠窗的小长凳上，温暖和慰问马上包围了我，我的昏眩的耳边绕满了一切亲切而陌生的口音：

“受刑了吧?”

“一点没睡吧?”

“要喝水吧?”

“饿吧?”

脸白如纸的中年人递给我半截香烟，说：

“吸烟吧，——吸吧；不过不要给看见。”

屋中央搭一个竹梯子通到上面的阁楼，从阁楼上下来了人，这个小屋子里围着我挤得满满的，脸白如纸的人——他一直坐着，在原地方，这时俯身向前向大家说：

“教他先休息一下，我们这么挤着他，给看见了，不好。”

于是，在本来挤得密密的地铺上，大家挨着身子挤，给我让出一块空隙，许多声音争着说：

“你上铺上躺一躺，躺一躺。”

我移到铺上坐着，觉得硬得慌，一注意，才见水门汀上只铺一层席子，许多地方都破了；这时，有一个留着尖头只穿一条蓝色的短裤衩的黑面孔少年，在窗台上的水罐里舀了一碗水，放在我的面前铺上，一口宁波话说：

“你先喝水，——我们都是自家人。”

大家又聚拢来，问我外边的消息：

“半个月这里没新生意了，昨晚卡车一响，我们就知道有新朋友要来了。”有人这么说。

我只报告了一件外面的消息：

“国民党下了总动员令!”

“啊。”几乎不约而同地大家发出叹息，接着有人说：

“特务们往后生意交关了。”

这时，窗外出现了看守的面孔，——全吼，板了面孔，没有表情的站在那里，像已然站了好久，现在大家注意到了，于是无声地散去，有的就爬上楼梯，上了阁楼，却把脑袋排成一行似的，从楼门上伸出来。我手里的烟早被难友夺去弄到角落里弄熄了。

这是一间厨房式的屋子，四壁脏破不堪，空中占了半个屋子大小的面积，是一个阁楼，没有一人高，最小的身材也得弯下腰来，原来大约是放东西的，现在却成了睡人的地方；左边有两个窗，在两窗相距之间那一截墙上，镶着几块白色的瓷砖，上面用墨笔写着我们的日历，逐日更写，有专人负责；在靠外那一个窗户沿上，放着两个黑粗盆子，是我们的饮水处，靠墙放一只水桶，角里是一个尿缸，这一带地上虽然我们不断地拭擦，但永远是湿漉漉的，墙拐角就是一面木门，在外面加两道锁子；我们的隔壁是一号囚室；窗外是一个低下的小院子，和一列墙，站在窗前，可以看到墙外的街上，和对面的店铺的上半截；靠里首那个窗外的斜对面，往里缩的地方，是一间警卫室，警卫室的里首，是三号室，——女号子。窗外是一条通道，通到楼房内去；靠外的一个窗子外面，正对着一个有遮篷的木头楼梯，附在墙上，由此可以上到建筑的楼上去，在楼梯脚下，靠内有一个小弄堂的空隙地带，经常摆一把竹子长躺枕，和一个小茶几，警卫们经常坐在那里聊天。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2)

我们这个二号室里，这时的朋友是：骆仲达，报贩子小宁波王文彬和小广东老周，某出版社的欧阳胖子，——他的案子才奇怪，他们出版社因为和《文萃》社相连，大家共用一个厕所，在《文萃》出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的一个伙友去小便，被抓去了没有转来，欧阳因为等他不回来到厕所里去找他又碰上了，被抓了来，伙友现在关在一号室里，因为小便的关系吃官司，已然两个多月了，这事情恐怕只有中华民国才有吧?——《文萃》的发行人吴二男，三轮车夫王云生，另外有一个特务，就是我在前文提过，说这里的人员都是野鸡养的江特务。听说，这时一号室有五六个人，三号室有七八个人，大批人都押在苏州；还有襄阳北路一号，迪化中路七号，高思路三号等处，都押有人。

我觉得头脑昏眩，胸中恶心，像要呕吐的样子；我不愿意说话，只想安静，清静地孤独地坐在一个地方，疲倦而却不想睡觉，想什么却又毫无头绪，——陷入这样奇怪的精神状态。我的逝去的三十一的生命呵，欢笑和痛苦，挣扎和拖延，希望和失望，死亡的恐怖和重生的愉悦，这些记忆，这些闪光的日子，都像突然地在我面前滚滚而飞逝了，毫无踪迹，我仿佛是一个低着头沉思走路的旅人，猛一抬起头，才看到自己又面对着绝处，——第三次的走到这样的地方，——这生命的转弯处，正在痛苦的中国之命运的最大的一个转弯处。

我蹲在窗下吃烟，大口地吃，和吃食物一样的，狼藉而凶狠的……

门声响了，难友们精神一振，随即抢到一种希望的东西似的交口地说，——只是为说而说地说：

“饭来了——”

这是生物在绝望的地方的生命性能的表现，虽然正常地说来是一种多余和浪费，——我今日还多少是这种不幸生活的旁观者，第二天，我就不自觉地也跟着叫饭来了，到了后来，听见门响的声音，我往往第一个叫起来饭来了的声音，有时却并不符合事实，惹得大家都笑了。贫乏的精神症呵！

门只开了一条缝，有人从外面地上推进来一盆漂着菜叶的汤和一个木桶的饭，门又出声地关上了。人们早就纷纷站在地上，蔽住了亮光，屋里阴暗而混乱，人们弯腰屈背，仰首跷脚地找出自己的筷子，——有的放在铺下，有的放在挂在墙上的自己衣服的口袋里，有的放在窗台上，……饭桶在屋内出现后，大家一挤而上地去拿它，警卫人员在外面吆喝着，“不用乱动。”一边赶快锁了门，抢前的人抱了饭桶到铺上来——铺上铺褥子的地方都卷起来了，——洋溢着笑容，虽然饭桶并不重，但是他表现出一副吃力的神气：脖子挺后，脚音很重，这大概是一种表示事情本身庄严的心理表现吧?

小宁波正蹲在地上，在活日历下的屋里唯一的一只靠着墙才能站起来的椅子上，歪着头，用那罐头筒的盖子作成的刀子一本正经地切大头菜，也不过切了薄薄的四五片，就和那一盆公汤摆在一齐，大家围起来吃饭了。

有人替我盛了饭，又在窗口向警卫给我讨来筷子，但是我不饿，没有动着，他们欢快地吃着饭，有人向我说：

“吃吧，勉强也得吃一点，谁初进来都吃不下，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来到这里身体第一，他们要我们死，但是我们自己要坚决地活。哈哈……”

这是欧阳胖子，这个乐天家却是一派正论。

老骆驳着他的话：

“留下一点饭，——等他饿了再吃，勉强吃总对胃不好。”

我初次明白了骆对任何事情顾念周到的精密性格。

饭后，又换了一幅生活场景，骆吸着烟，和我对坐着，他先告诉我这里的规矩：现在屋里这几个人，大家已经建立了一种生活秩序，大家相望相助，过集体生活，经济方面，不准自己存私钱，除过吃香烟的人以外，交由老吴管，譬如手纸，肥皂，买菜，生病买药，都公开公销，而最大的一笔开销，是给警卫的“赏钱”，这里负责看守的有两个警卫，一个就是全吼，最坏，得小心一些，因为他窃听谈话，打小报告，但又最贪财；一个是宴希众，这人比较“好”一些，但是我们只能存一个心理：大小特务没有一个好人，到这里来做事总有一些名堂，我们只可取坏人中偶然发现一二好人的办法，不能以为貌像好人就以好人视之，因为这好人之中有一种“技术”的好人呀……

“总之，来到这里我们大家就全是弟兄，别的不谈，我们是同一命运!”他结束说；这时，他看看屋里，老周坐着补裤子，三轮车夫躺下睡觉，眼睛却一翻一翻的；老吴和我们坐在一起，脸上红红的，兴奋地吃着烟，好像他们寂寞的生活中添了我这样一个新朋友，如沉闷的屋子忽然打开一只窗子似的，透出清新的空气来……剩下的江特务，小宁波，胖欧阳都上了阁楼，打扑克去了；——骆把我的头拉得靠下，大家倾着身子，他在我耳边说：

“那个姓江的是他们自己人，这最要注意，我们彼此谈话得避着他点；我们大家向来对他的态度要不露痕迹地有个绝对距离，他可以公开接见送东西，我们在经济上，不强他拿钱入公账，他送来的吃食，我们让他自己吃，他一定要送大家吃才吃。不过这个人是警察出身，又是山东人，性情还直爽，还大致过得去，我们至多就把他当一个江湖派的人看吧。”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3)

吴笑嘻嘻地添上说：“这是一种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的人呀。”

吴很年轻，个子细长，长长的突出的下巴上长着一颗明显的黑痣，他性格沉着，不轻易表示自己的意见，乍一看来好像不懂世故的样子，其实却还有点世故，他的热情和世故可以说是相爵；这和骆恰恰相反，骆言谈态度像是很深于世故的样子，但是感情冲动起来，却什么都不顾了，是感情压倒理智一型的人。

这大概是十一点钟左右，没有阳光的天气，在吃饭过后，我从窗上看到押在对面女室里的妻，她们屋子因为紧挨警卫室，大概因为是女性吧，白天放几个小时的风，可以走到天井里来，我们这两个男号子却绝对不行，除过去外面倒水倒尿，和每晚间每人准出去大便一次外，想出来绝对不行。妻这时面孔完全苍黄，分外的憔悴，她往我们窗里看了看，又做了手势，意思问我受过刑没有，我朗然笑着摇头，她才焕然地笑了，跑回屋里去。

老骆在我坐下后，向我说：

“是你太太吧?”

我点了头说，“我是打官司还带家眷的。”

骆哈哈笑着说：

“这不稀奇，老吴连爱人都带来了，”他玩笑地去摸吴的耳朵，吴笑着拨他的上来的手，骆忽然专心地和他开玩笑，“这又不是上公园，带爱人来这里，你这小家伙。”

他们寂寞地开着玩笑，这我们大家都叫“给自己制造娱乐”，也是生活中重要节目之一。

房门忽然推开，那个姓曹的被推进来了，屋里的空气突然泼辣了起来，阁楼上的人都下来了，那个江特务叉着腰站在地上，面孔严厉，像一个要斗的公鸡似的向神情惊慌的曹用上海话说：

“操伊啦，三光麻子，上铺老子打杀伊。”忽然又用普通话说：

“你明白规矩吗?操你妈，就站在尿盆那里，不要惹爷叔生气。”

别的难友都显出一种鄙夷，愤怒的样子，像要打架似的瞪着姓曹的，大家都站在地上。

姓曹的畏怯地蹲在尿盆边了，江特务这时转过向我说：

“贾先生，这只赤佬麻子顶坏，昨天他就跟一个野鸡样子的女人来了这里，和警卫一块喝啤酒，又在警卫室睡了一觉，天一黑，坐上卡车走了，我们就晓得有人要来了，我顶恨这种三光麻子，——我也吃亏在这种人身上。”

说完，他又眈眈地瞪着低着头蹲在那里的曹。屋里的空气由泼辣渐化为悲愤和激动。

这时我才明白，我这次的被捕这姓曹的是直接凶手之一。他在那里一个人带着恐怖地蹲了一阵，正巧姓全的警卫从窗下走过，他站起来，喊着他，向他耳朵密语了一会，姓全的转过身走了，姓曹的又蹲在地上，摸着头。

江特务这时照着一面小镜子，靠在铺上用罐头盖做的夹子一根一根地夹胡髭，这时向着重又蹲在地上的姓曹的说：

“赤佬，你报告你老子，小心你的狗命，你老子不是普通犯人，老子姓江，你报告去吧。”

姓曹的没有动，门开了，他像一只夹着尾巴的狗仓皇地从门缝中拥出去了，屋子突然爆发出一阵奇怪的笑声，江特务转向我说：

“贾先生，你只要是替匪宣传，不过六个月就出去了。”

对于这种安慰，和对我身份的说明，我没有理他。

江夹了一会胡髭，渐渐露出不能耐的神气，站起来伸长脖子看看窗外，忽然满面笑容地向院子里说：

“宴先生，吃过了。”

院子里传来宴姓发嘎的回声，但是他没有走近窗子和他聊天，他显出一种分外寂寥和失望的表情，皱着重眉，忽然上了楼梯，到阁楼上去了。

屋子陷在奇怪的寂静里，从那里嗅出大家对江特务的界限和距离，江特务上了阁楼后，虽然仍然没有人说话，但空气换作了清新和活气，有一种统一的感觉。我问骆，江方才对姓曹的表示是什么意思。他说：

“他在这里孤独，向谁发脾气吧，没有人得罪他，大家有时候个人还看一点无聊的书，他又不看这些；你新进来，他这是向你讨好的表示罢了。其实他妈的，特务全不是东西，猪笑狗黑。”

骆的激奋昂扬，他的苍白的脸上现出一种黑气，眼睛瞪得很大，向着前面，吴笑眯眯地说：

“老骆，你妈的又发神经了。”

他才从梦里旅行转来似的，恢复了原状地笑了，向我说：

“老贾，咱们睡下谈一谈。”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4)

老吴挤过去，我和骆靠着窗下的角落，缩作一团地谈着。骆严正地说：

“我大概知道你这个人，——你应该是我们的朋友，不过，这些话我们不谈，有一日自由了回到外面，我们可以有许多话谈，这地方却不能说什么。你的案子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打这种官司，得有一种打法，第一要赖掉一切，如真的有什么证据，那就挺住好了，受点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里起码要挣一个人格，至少放到外面去，不会脸红，不会对不起朋友。”他一边亲切地看着我，继续说，“方才姓江的对姓曹的那一堆话，却也是事实，但不是完全事实，姓曹的在你案子内起的作用，不过只是导火线作用，一定还另有因素，”于是他突然考虑的停了声音回视着我问道：“你的邻居是些什么人?”

我说：“多半是日本人，几家中国朋友，都是好朋友。”

骆半迟疑地说：

“这日本人留在上海的大概多半和特务有关，也许你的案子日本人要负一点责任。”

在骆的缓慢的语调下，我忽然想到那个自己说当过骑兵军曹的五十多岁的长着狼眼的日本的甲长和那坐吉普车进出弄堂的叫什么郎的理事……

我向骆说了我昨夜审讯的经过，骆眼睛一闪一闪会神地听着，我说完了，骆才说：

“这里边的特务，汉奸很多，那个姓苏的也是汉奸，他对抗战后方的情形知道很少，看样子，他们告你，不会有什么确切的证据，他问你的话只是一味的乱撞；你要真在他手里有一点什么，那你昨晚上起码垫三个砖头，这样看来没什么大不了。”他又结束一样地说：“他们对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方法，你要有证有据，或报告得有眉有目，他们绝不客气，比一般人要严重；要是你没有什么确切证据，他们还不敢随便下手，中国到底是老封建社会，他们不能不多少有一点顾忌，不过知识分子一进这个门就是麻烦，他绝对不相信你，轻易不会放掉的。”

吴这时在一边打趣地说：

“你这种理论不通，你不是读书人吗?你怎样一进门就被没头没脸的打了一顿耳光，操那……”

骆呵呵笑着说：

“我是一个商人呀，烂商人打几下有什么关系，——”他转告我说，“我一进来才倒霉，刚一进了审问室，那里围一堆不三不四的人，一见我就说，这是一个汉奸吗，没头没脑地打了一顿便宜。”说着凄苍地笑了。“其实，打我的这些东西才多半是些汉奸坯子哩！”

我忽然惊醒一样地向骆说：

“姓曹的怎么会上这屋里来?”

骆顿了一下，紧接着说：

“这不奇怪，这有什么奇怪?这是他们的手法，把他放进这里，教你看看不是他告的你，他其实也是被抓了来的；再则，他来做一点工作，看看你的表情言谈怎样，因为这种东西，无所不用其极，昨天晚上又没问出一个结果，他们以为我们犯人无所不谈，派他到这里来，收集材料罢了，却不想进来就碰了姓江的钉子，不能待下去只好走了。”说着，得意地笑了，却忽然止住笑声，认真的看着燃烧着的香烟烟雾，它滚滚而飞，寂寞而极切，严正而无阻……

后来从Ｄ的口里我才知道，这个姓曹的是一个托派分子，当日晚间先是放在一号室里，他一进门就自得其意地自言自语地说：“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我一来就拖了四个来。”室里的人这时都靠着铺躺着，静静的，大家只用眼睛冷冷地看着他，没有人做声，他无趣地往铺上坐去，印刷工人老头子老杨，戴着老花眼镜正在近视的看《三国演义》，对于这挤在他跟前的古怪，用奇怪的高声说，“请你坐过去，这是我自己的被褥。”他移了一下，又遭了同样的命运，结果只好在地上蹲了一夜，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大家都低着头吃自己的饭，他因为没有碗筷，只好在旁边干瞪着眼看着。……

他的太太放在女室里，下午两点钟，他们都走了，后来警卫宴某告我们说，这一对三光麻子，领了三十万走了，他们警卫向他讨来十五万，他只留下十五万走了。

宴在窗前说完话走了，夹着胡髭的江特务哈哈的自己笑起来，这时向窗子看了一下，才嘻嘻地卖弄地说：

“这小子吃亏大了，上边规定的数目比这大得多，准是给吃了，这小子领了这一点钱，又被警卫吃了一半，”他仍然哈哈着下结论似的说，“这是土匪碰见强盗，全不是东西，全是属老虎的。”

我们大家听了愕然，小宁波站在当地，双手拉着短裤子，眼睛迷迷的，要想说出什么，老骆瞅了他一眼，他才寂寞地笑了几声，咽住了。小宁波的意思很明白：姓江的忘了自己的身份了，他不是敲诈后，因分赃不均，被弄进来的吗?……

下午二点多钟，太阳出来了，淡而黄，但是我们仰着头从窗户看远远的墙外的街头，对面的铺子都浴在阳光里，这里照不到阳光，连院子也不会浴到阳光，小宁波先叫出来充满喜悦的声音说：“哈，太阳出来了。”于是，三轮车夫，小广东，老吴，胖欧阳，都赶快站起身，像听到释放的命令似的，爬到窗前去，眼睛都发亮，像见到亲人，去欢迎太阳，老骆受过刑的腿颤颤的也跟起来，趴在老吴的背上，去看太阳。我这刚从自由里来的人，也不堪寂寞地凑上去，小宁波跪在窗沿上，鼻子嘴巴都伸出铁窗外去，用嗄音声报告着，“哈，公共汽车过去了，……哈，一个外国人……哈，一对轧姘头的又过去了，女的还笑，穿了红色秋大衣……哈。”“下来，王文彬。”独自闷着头坐在铺上的江特务抬起头苦闷地发怒地说，小宁波看都没看一下，仍然喜悦的报告外面的见闻，哈呀哈的；老骆呵呵地笑着说，拍着老吴的肩膀，“对面那个丝棉店才混蛋，对我们监狱，它的字号却叫个起首老店，这有点不祥。”老吴轻轻地说，“你放屁，你这老迷信家。”小宁波又报告着说，“呵，两个女人进丝棉店去了，……哈，买了两卷出来了，……哈，一个娘姨进去了，……哈，翻袍子哩……哈……和店里伙计打绷了，这娘姨真嗲……”老骆摸着自己干涩干涩的下巴，摇头说，“人家都预备冬天的衣服了……”叹息着，江特务在铺上发火的说，“王文彬，操你娘，你下来不下来，你是拿老子取笑……”恰在这时，窗外发出脚步声，窗台上趴的人都快快的回到铺上去，小宁波在人头上一下翻下来……我吃了一惊，我看到赵革非和小竺跟着进来了，后面跟几个拿短枪的，赵仰着头，小竺鼓着嘴，进了女号子了……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5)

我呆然的想，她们大概是去义丰里才抓来了，那里一定有特务看守……赵革非小姐是Ｄ的大同乡，她是从去年暑假就来上海投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她有着北方人特有的硬派脾气和执拗性情，她奇怪地非要考北京大学的哲学系不行，去年考不上，今年又没有考上，她准备明年再考，非考上不行，从前一直住在义丰里，帮助《学生新报》跑跑邮政局，这个暑假却忽然搬到小竺上的上海法学院去了。竺是一个娇小活泼的女性，黑而圆的面庞，一副健康的笑容，头发剪得短短的，衣着很朴素，她是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暑假中因为参加义卖工作筹备自己的学费在义丰里那半间屋里住了半个月，这个姑娘动中有静，生活紧张，热烈，刻苦，欢乐，每天晚上电灯亮得很长，她坐在小桌前热心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有时也跑过来，歪着头坐在席上听一听我的议论……

六点钟吃晚餐，我吃了一碗，这米饭是沙子、谷子、虫子一齐俱全，我这个没吃米饭习惯的北人，吃了半碗，我的精神已不那么恍惚了，我要在这里建筑我的新生活，保卫自己，住下去吧，在这个遍地苦难的时代，这毋宁是一种福气——作着这样的打算，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一口气吃了半碗饭，就鼓腹地靠在铺上，悠然地从窗户看着无云的秋空，没有什么悲苦……

黄昏降临以后，屋顶上那盏惨黄的小灯无聊地闪出光亮，起了风，市声嘹亮地闯进囚室里来，这是诱惑，是嘲笑，是鼓励，是打击……人们精神却混乱了，这是苏生一样的激动，一天又完了，明天……明天的观念，在人类中没有任何种人比囚人对这个观念强烈和固执。大家在地上乱动，伸开的腿却都自然地又缩回去，回去又伸出来，这个斗室，大半个屋子是地铺，剩下靠门一条窄狭的空地，没有二尺宽，长度虽然有四步宽，但是被堆积的杂物一占领，是连步都伸不开的，虽然铺前有两三双半湿的草拖鞋，但那功用，只在每日出去大便一次时轮流地穿穿，和请准倒水倒尿时穿穿外，毫无功用。

晚饭后，就是出去大便的时间，厕所是在正对着我们的狱室门的大厅的一个角上，——就是那个大礼堂，我进来是从前门进来的，这是它的后门，这个狱室的小院子是这个建筑后边的一个附属物。

厕所沿途都有警戒，我们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走进走出；厕所里贴一张告示，说，请他们的同志爱惜物力，不要用公文纸拭屁股，如此实属不自重云云。落款是“中国国民党党员通讯处上海办事处”。这个告示贴在抽水马桶的后面，大家就对着这个告示小便。

挨次地去过厕所后，门锁上了，拿着钥匙的宴警卫在窗口露了一下面孔，向屋子交代说：

“不要吃烟，晚上有公事：——准备问话。”就开第一室的门去了。

这里的“规矩”本来不准吸烟的，上边的理由说，怕我们放火暴动，但是看守的警卫说，这其实是瞒上不瞒下，只要不给上面的人看见就行了，所以不准吸烟的时候，他们都关照一下，因为这些烟和火柴都是警卫卖的，价钱比外面贵一倍以上，那个全警卫口袋里钱一没有了，要敲我们的竹杠，就是板起面孔不准我们吸烟，待把“礼”送上去了，他又眉开眼笑地说，这是他妈上面的意思。这种法子屡经施行，其灵如仙。……姓宴的交代晚上有公事要问话的话出来，给我们屋里吹进了恐怖，因为这“夜审”，总有点严重，在这机关里，简直是凶多吉少的事情，老骆马上向我说：

“老贾，准备一下。”

江特务也看着我，——全屋子都关注着我，为我担心，江发笑一样的说：

“没有关系，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神色之间，一股习惯的冷漠之气，这就是他不同于一般难友的地方了。这表示他是一个特务。

三轮车夫向我挨近，瞪着他的没有光的圆眼，用江北话向我说：

“贾先生，你要小心，这些×养的半夜问话总要打人，一次还要枪毙我哩——”接着在众人奇异的笑声中他说出他的故事来：

他进来快两个月了，一进门就不容分说地给上了老虎凳，垫了四块砖头，又用布子绞了一回头，他没说什么，没有结果；第二回深夜间，他又被提了上去，一个×养的特务，把他的公事纸扔在他面前说：

“你看，上面批准枪毙你，说了吧，要不，哼……”

他两手一张的说：

“先生，我是个好老百姓，我不知道我犯什么法!——”

话还没有落脚，脸上就挨了一个耳光，特务火气地嚷着说：

“混蛋！你不想活，老子没有法子，你考虑考虑，你这么一个起码人，你就死了，共产党还会给你开一个追悼会，你的老婆孩子不是全得饿死，你还落一个匪名?你他妈图了一场什么?你这个糊涂蛋，你简直拿自己命开玩笑，我本来不要和你多话，你看——”他指着公事纸上那枪毙两个黑色大字说，“我要不是可怜你，我执行命令就行了，我还和你多话?我看见你可怜，没有知识，受人利用，死了不过做一个冤枉鬼，所以才一片好心，打算救你，你说了不就没事了，明天就可出去了吗?——怎么，考虑好了没有，你要死还是想活?”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6)

他直直的立在那里，说：

“我没有什么说的，你要我死我也没办法。”

“好，”特务绝望了的声调，“你死吧！”于是伸长脖子大叫着：“来人!”一下拥进来四五个带枪的赤佬，他就被拥被推的弄到花园里了。在花园里的树丛里，他们要他跪在地上，在他身后上子弹，拉枪栓，互相争论着谁下手，后来决定下手的人了，这个下手的人，一边拉着枪栓，一边向别的赤佬说，你们站开，我这就干了，别的赤佬也应声的站开了，立在他身后的赤佬大声吆喝着，“准备，——”忽然一下毫无声响，他俯了头，忽然又糊糊涂涂的被人拖起来了，说，这个地方不好，再换一个地方枪毙，于是又弄到一个角落上，照样来了一次，又换了一回地方，在花园里跌跌撞撞的游行了和一百年一样的一个多钟头，最后才说，今天日子不好，哪一天看好黄历再枪毙，……又把他拖回号子里来，他一点精神没有地躺在阁楼上，认识了好多事，彻底知道国民党是一种什么东西了……

“这些×养的最可恶。”他结束一样地说完了他的话，好像还咽下去许多话说，眼睛里发出火焰一样的湿的光亮：

江特务发笑地说：

“你他妈的不当民兵大队长，他会要枪毙你?”

这个出身农民的三轮车夫，轻蔑地盛气地说：

“你怎么知道——”

大家正在纠缠在一堆里的时候，门突然推开，这有点意外，因为没有人注意到开门的响声，那个叫向辉的警卫，一副嬉笑的样子，站在门口，手里拿了一张提审条子，喊我。

我在难友的担心而沉静的目送下，跟向辉上了楼，又到昨天那一个大厅里。

这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审判，但比正式的审判还使人恐怖和恐惧，桌子四周坐了五六个特务，地上又围站着六个带枪的警卫，一点声音没有，他们都睨着你——我坐在桌子的一端，昨夜那个问过Ｄ的穿军服的特务，先给我递了一支烟，从那种故作的亲热里，我知道今晚形势的严重，果不然，我刚吸了两口烟，靠外一面坐的一个中年的戴眼镜的特务，一脸阴沉的凶气，闪着恶狠狠的光，开宗明义地问我：

“你什么时候入的共党，谁领导你，你领导谁，实说!要不我们要给你颜色看看！”说完，他眼睛低下地瞪着我，眼里好像伏着凶猛的东西，随时可以冲出来。他对面的一个瘦下巴的特务，跟着用浙江官话说：

“我们要给你看看颜色了！”

和我正对面的一个头发立了起来的特务，一边翻看一张《学生新报》，接着用一种冷静而嘲笑的恶毒声音说：

“快说了吧，吃了苦头你还是要说的!”

给我香烟的军服特务，铺好了十行纸，调好了笔，歪头向我和气生财式地说：

“你说了吧，说了明天就出去了。”

我悠然吸了几口烟，在特务们的狼视的环顾下缓缓地笑着说：

“先生，我们似乎不需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大不了是公事公办——”我才说到这里，戴眼镜的特务，却似乎已然怒不可遏地突然拍着桌子，嗥叫了起来!

“你混蛋!”

咿，这真太凶了吧?

瘦下巴特务接着也拍了一下桌子，——不过，此公大概体格不好，声音没戴眼镜的先生来得雄壮响亮，也大声说：

“在我们这个地方，人命向来不值钱，我们干掉了你，不过和踩死一个蚂蚁一样!”他大概紧张过度，后面的声音已然有点不大接气，勉强说完了，就伏在桌子上咯咯地咳了起来。

此公的咳声响动了好一会，这真破坏了创造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戴眼镜的特务带着功亏一篑的神气，露出苦闷的样子，皱紧眉毛，手伸在桌上，无聊地把一块碎纸玩成球形的在指甲之间转着。

那位先生咳呛完毕了，向我又补充一样地说：

“你快说——”

声音是哑而又虚。一边掏出手绢来满脸地拭着……

《我的人生档案》 二号囚室(7)

我接着说：

“你们这话，昨天已经问过了，我说过，空口无凭，我相信你们目的是办公事，我不能凭口胡说，这失我的人格，——”我刚说到人格，戴眼镜的特务火躁的叫着：

“人格——你还有人格！”

我大声地说：

“先生，公事是公事，你不能侮辱我，我没有杀人放火，抢劫偷盗——”

“你混蛋，——我们要给你颜色看!”

是可耻孰不可忍——这些东西把人看得太不值钱了，我想，大家拼一下吧，这样的中国，活着也没什么乐趣!

我身子一冒一样地挺立了起来，把香烟摔在地上，我大声说：

“随便!你们欺负人太甚，你这不是办公事，你这是欺负人，我不是一个小孩子，抗战中我也作过军人，命本来不值什么钱，我的脑袋我认为就没长在脖子上，谁要我就给他，——看看颜色，——随便!”

我的这种突然的举动，和我极端激怒的声音，使特务们面面相觑，乱了既定的步骤，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仍然立着，成了一种僵持状态，我鄙夷地看着这些群犬的尴尬样子。

穿军服的特务这时打破沉默，拉我坐下说：

“老兄不要发火，这有什么发火的；你只要不是共党说就是了——”

戴眼镜的特务这时恢复了知觉一样地说：

“你是社会的败类，共产党的走狗!”

我歪着头笑着说：

“照这样说，你原来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只是共产党的走狗，这和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的走狗并不是帝国主义一样。”

我的这种毒恨论法，旁边几个站着伺候的警卫笑出了声音来。

“你是不是民主同盟?”我的对面头发立起来的特务抬起头问我。

“你们是一个特务机关可以去调查一下，问我没有用，你调查明白了，也就可以决定处置的办法了，那办起来省口舌。”我说。

“那你这文章是什么意思?”他把一张《学生新报》推在我的面前，那是该报的五四特刊，有一张叫“五四笔会”的版页，这里有我的一篇文章，《给战斗者》。他接着站起身子伏在桌上指着报纸向我说，“这里有马叙伦这些人的文章，马叙伦是民盟分子，你写文章，自然也是民盟分子，这还能抵赖吗?”

我说，“这报又不是马叙伦办的，他不过个人在这里写文章，我在这里写文章我只能替我个人负责，我不能替马叙伦先生负责，你说马叙伦是民盟分子这与我无关。”

“这报是反动报纸，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说，“它在社会局立过案，警察局登过记，发行手续合法，印刷公开，这好像不是一个反动报纸能找到的条件。”

这时戴眼镜的特务把报抢过去，眼睛在报上扫视了一下，就抬起头来说：

“你写这文章是什么意思?”

“就是文章里说的意思。”我答。

他又看了一下报，“你为什么骂坏人？”

“你难道拥护坏人?”我问他。

特务们交换了一下目光，又一齐凝视着我，穿军服的特务翻着十行纸向我说：

“你回去，仔细考虑一下，不要自己耽误自己。好，”他向地上的警卫摆了一下头，“带下去。”

“带他太太上来。”

我走出门的时候，后面向带我下去的向辉喊，我心里缩了一下，特务们的狠毒是不是要在我太太身上出?但我闭了眼，随便吧!

我回到屋子里，难友们都在被内睡下了，只有老骆一个人静静地靠在墙角吃烟，我身后的门锁上以后，地上睡的难友一个个都爬了起来，阁楼上睡的都从楼门口伸出一排头，纷纷地问我。

老骆拍了一下床铺，发暗的脸上露出热切的笑容向我说：

“先在这里憩一下吧，我们都替你担心——”他看着我的面孔，我笑着，“没受苦头吧?”

我接着老骆递给我的香烟，向老骆接着火，一边说：

“没有，几几乎了。”

老骆和大家放声欢快地笑起来了，一似庆祝我的重生一样。

“不过，”我笑着说，“说我是共产党走狗，社会败类。”

“操那，”老吴笑眯眯地说，“这不是无聊!”

我和老骆和吴在其余的难友睡去以后，说了我的受审经过。吴说，“操那，这伙混账家伙，他只要没有什么你的证据在手里，你和他硬干，他倒出乎意料地得考虑一下，要不，你今天晚上简直凶多吉少!”

骆已然睡了入被，说：

“这是一进门的下马威，你逃过两关，大概不至于会受刑了，不过一下似乎也走不了。”

说了，他微弱地闭了眼，咳嗽着……

我爬上阁楼，挤在三轮车夫和小广东当中睡下，我睁开眼看着龌龊的屋顶，有时又侧起耳朵，听远处的声音，夜已然静了，一辆救火车尖锐的鸣叫着在街上驰过去了……

我的妻子……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1)

（四）　人多起来了

第二天我爬起来，下了阁楼，屋里又多了两个人，都穿着破旧的黄色警察制服，呆然的靠着墙躺着。外貌都是北方人，我一下阁楼，他们都抬起眼睛来看我，——我是起来最迟的一个，太阳已然很高，院墙上的边沿上抹着新鲜的阳光。其中一个光头的青年用河南口音向我说：

“你就是贾先生吧?”

我还没有回答，他就站起来，向我说：

“我昨天从开封来，我是Ｄ的亲戚，我一下火车上义丰里找Ｄ，却不由分说的抓来了。”

说着，悲苦的笑了。

这个光头姓李，在开封警察局当书记，那一个留着头发的姓聂，是李的同乡，因为在乡下要抽壮丁，逃到开封来，和李混着，这次他们带了一点土产到上海做买卖，聂也胡穿了一套警察制服的跟来了，想不到一来刚碰上。

“你的货呢?”我问他。

“和我们一块拉来了，”他说，“这本钱还是借的钱，贾先生，你说，东西他会没收吗?”他声音变了地问我。

“我怎么知道呀。”我苦笑说，一边在木桶内洗脸。

“他要没收了货，这不等于土匪吗?我贩的又不是禁品呀!”他还在我耳边说，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对这样一个地方，光说有什么用呢?……他们默然又躺回原来的地方，戚然地垂着眼睛，听候命运的裁判了……

洗过脸，饭送来了，我端着一个碗立在窗前，心不在焉似的吃着，眼向着前边，茫然的看着什么，什么也没有看见……妻忽然从她们的屋门口挨出头来，看到我，几步跑到面前，气急地悄声说：

“他们向我问过你许多事情，我都说不知道；他们拍桌子，恐吓，我只说什么也不知道，这样下来了。……”

她的眼睛惊惶地四顾着，忽然跑走了，我正在奇怪，全吼的铁青面孔就代替了她站过的位置，——他从另一边走过来的。他向我申斥地说：

“明白规矩吗，要再看见你们谈话，我就要不客气的铐起来。”说完，头一扭，背着手，向女号子去了。……

我的眼睛发湿，呆立在那里，我觉得有人拉我的裤子，重重地拉着，我回头看到是骆，他还端着饭碗，面上是一种又惊又急的神气，他要我坐下来，后来他向我说：

“忍一下吧，忍一下吧，这些小赤佬没理好讲呀。……”

吃过饭，我和骆对坐在窗角下吸烟，骆看着我的不豫的面孔，笑着安慰我说：

“你这人也太固执了，和这种小瘪三生什么气，来来，我跟你谈谈我的事，那才叫气人哩。”接着他说着他的“案由”：

骆自己在曹家渡开了一个小印刷厂，机器房子都是东张西罗凑起来的，他印过一期《文萃》杂志，这就成了吃官司的理由——

“可是，”骆不愤地说，“这是生意呀，我们只接货就行，我一个印刷商人有权检查客人的货色吗?”

他是经理，副经理是他的一个亲戚费先生，他也进来过了，待了两天才出去，原来费先生的私人汽车，和厂房，——五十两黄金顶来的，都“捐献”了，才换得一个人的自由。

“他们也要我捐献机器，可是这是许多股东的东西，我怎么敢擅自做主捐献呢?”

“再有，”他叹息说，“《文萃》的编辑人陈子涛到我家里来玩，凑巧厂里出了事，特务到家里来找我，又碰上老陈，好，他们说老陈是什么党，我和什么党人来往，当然就是什么党了，你想，我们这种人根本是一个江湖人，交一个朋友，不能先要人家送履历表来考查一番，反正他不是一个坏人吧，这他妈的就说不清楚了，一抓来，我就上了老虎凳，上了五块砖头，你看我现在的脸色，就知道我的身体了，——这样又是快三个月了，还没有下文，这当中又问过一次，我的头又用布子绞了一次——”

老骆悲愤地结束了他的谈话，我们大家眼睛发亮地互相望着……

我闷着头在阁楼上睡了一觉——这里的人都营着婴儿似的生活，除过吃饭，就是睡觉，睡过了觉又盼望吃饭，饭是没有什么味道的，睡觉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除过这种生活外，就是亮着无光的眼睛，盼望明天，明天呀，美丽的明天，你快来吧……我被吃饭声喊醒。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2)

我刚端起一碗饭送到嘴边，门忽然开了，塞进来一个商人，我一看就愣住了，忘了手里的饭碗——这是王先生，我只见过一次的一个旧式商人。——

“贾先生，你在这里呢?”他面色灰白地看到我，浮着一种得救的欢笑说：“这是什么地方?”他放低声音，恐怖地问我，“这是土匪窟吗?”

我觉得好笑，我先说：

“这是机关，怎么是土匪窟，你怎么当是土匪窟呢?”

“我哪里知道这是一个机关，”他带哭声地说，“我同住的郭先生今天上午去看你，没有回来，我急得慌，就去你那里，你那里我只去过一次，又不大认得明白，这里打听那里问的好容易才找到了，我推你门进去，地上正睡两个人，我以为是你的朋友，我不该去推醒他，——我推了一个，连那个也醒来了，两个人猛然坐起来，我看出有点不对路，就在这时，我才看到靠他们的身子里首有两杆短枪，我一下吓住了，这不像你的朋友。他问我，找谁，我不敢说找你，我说找郭先生，他们说，等一下吧，忽然要我举起手来，我口袋里的零钱都给搜去了，一个出去了，回来了以后，两个人把我架出去上了汽车，汽车开的特别快。忽然开进这里，门上又没有招牌，我还当是绑票的土匪哩。”

老吴没有声音的笑着说，“操那，这是官用土匪。”

我对着流出眼泪的王先生尴尬地笑着，我这才知道同乡郭先生也进来了，但不知他被押在那里，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商人，……我的罪孽太大了……我大声向王先生说：

“王先生，我对不起你，既然来到这里你安心吧，保养自己身体为重……”我说不下去了……

我没有吃饭，完全不饿，我站在窗前，忽然我忘了自己似的，大声喊警卫，我的声音使同室的难友都变了面色的吃惊地看着我，我似乎一个人站在野地里，仍然大声的喊，姓全的警卫面孔喝得红红地跑了过来，手倒握着屁股上的枪把，说：

“什么事?”

“我要见你们上司。”我大声说，眼睛发直……

“有什么事?”

“我不能叫只和我有一面之识的朋友们来这里受罪，我死了也不要紧，我得脸色无愧地死……”

这家伙开朗地笑起来了，手从枪把上放下去，双臂抱在胸前，像站在动物园前怡然神气的说：

“你不要发神经了，——我看你这人神经不健全，我们虽然思想不同，我最讲人道主义，你急有什么用，朋友进来了，这只能怨个人的运气，又不是你把他卖进来的，空急有屌用?你休息一下吧……”他伸起头向屋内人说，“你们大家安慰安慰他。”

我被难友们拖坐在地上，我只低了头，一声不响，周围是一片叹息，江特务一边擦筷子，一边抬头看着老全走开的背影，说：

“你他妈的还充人样哩，你懂什么你妈的人道主义，小瘪三！老子出去了，非揍你不可……”

老吴干笑着说：“他还讲思想哩……真是一大古怪!”

江特务笑着说：

“混半碗冷饭，还神气得了不得，老子当连长的时候，管过你这样的小瘪三有一百多，还没有这副样子哩，操伊拉小瘪三！”

……

我躺在老骆的铺上吸烟，忘记了周围，我觉得自己像一团烈火，想不顾一切的向一切冲去，要毁灭一切……

王先生被难友照应着上阁楼睡觉去了，两个报贩子和两个警察还有三轮车夫老王正聚成一个圈子谈什么，因为彼此言论不通，有时候还笔谈，小宁波时时歪了头想字的写法，光头的老李神经地看着他，老聂一直忧郁地低了头，头发垂下来，用手挖鼻孔……

江特务却忽然把头靠在窗上，换成一脸笑容，向左边叫着：

“全先生，全先生!”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3)

姓全的警卫吊儿郎当地过来了，说着上海话：

“啥事体，老江?”

“唉，”老江露着牙齿笑着，“扑克借一下吧。”

老全一手把在窗上，眼睛溜着女号子，转回头来说：

“这怎么行呀!”

“嗳，我一个人玩，我又不和他们玩。”他说，这里他显出和我们不同的身份了，也表示了他受着与众不同的优待身份。

“好吧，”老全放了手，插在裤口袋里，“可是约法三章，不准和他们玩，上边知道了，我要吃巴头。”

“一定一定。”江特务敬着军礼，嘻嘻地说。

“我拿去。”老全走掉了。

江特务在窗上等着，从姓全的警卫接过了扑克，一步就跳到里首，向谈话的这圈人说：

“蛋炒饭，移一移。”

这蛋炒饭的称呼，据江特务解释说，是他在工部局的时候对犯人的称呼，这也是他的习惯。于是这个谈话圈被解散了，他硬拉着老吴，胖欧阳，老骆在墙角玩扑克，原来的五个人上了阁楼，我一个人孤零零地面朝天躺着，附近的壁上，涂满用铅笔写的小字：南无救苦救难观音菩萨，阿弥陀佛，画着圆圆的太阳，和它的强烈四射的光亮，还有共产党万岁，特务可杀等字句……斑斑驳驳，这是前人苦心经营的创作，也是这个政治犯监狱特有的风景，和犯人的心情。

一夜晚上没有动静，天气闷热，到处是臭虫，四边出动，我在阁楼上无从入睡，伸头从阁楼口望下去，难友们挤得密密的睡着，互相枕着，伏着，有的头歪在一边，有的头并在一起，在阴黄的灯光下，一派黄绿色，浮肿着的面孔上，是痛苦，希望，忍受……有的人牙齿发响声的着……我找到一本书，上面盖着图记，又是什么国民党党员通讯处，书名叫做伟大的蒋介石，是一个日本浪人的著作，我没好气地把它摔了过去……

晚上，我梦见仍然睡在友人H氏楼下的客堂里，我仿佛睡在地上，脸色苍白的H太太站在地上关切地向我说，往里睡，雨会飘到你身上来，我笑着说，没有什么，但雨脚似乎已经飘进来了，外面正是暴风雨的天气，阴沉低暗……这个梦增加了我的烦恼，我在狱中的生活中，一直祝着H兄的健康，和健斗，不用飘上这个时代的暴风雨，……我出狱后，一个晚间坐在H兄的客堂里吃酒，H兄扶着手杖回来了，他在友人家里已然吃醉，向我笑着说，朋友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回来，害怕路上被国民党抓去，但是他大笑着，借了一支手杖扶着回来了……在他的笑声里，我突然想起狱中的梦，现在又不觉地把它写到纸上来……

第二日黄昏以后，我们在精神上显得不安，两个警卫跑来跑去，特务们似乎非常忙碌，大家都无声地坐在地上，没有人说话，苦闷地等着什么，天黑了以后，狱室的门开了，推进来三个学生模样的人，外面卡车又响动了，我们的狱室空气混乱，女号子门关得紧紧的，一号室的门也大响着，老骆附在我耳上说：

“今天外面大概抓得厉害。”

大家包围了带着行李的三个青年，正在谈论什么，我和老骆对坐着，老吴从谈话圈子里跑过来说：

“威海卫路的富通印刷公司今天午间就被包围抓了二百多人，这是第一车，还有来的哩。……”

后来谈话圈子扩大了，我们几乎围成一个大圈子，只有江特务一个人睡在一角里没来参加谈话，他今天下午接见过，他的二太太来的，他回屋以后，神色就不对，老骆问他说：

“有希望了吧?”

他说，“有屌希望。”接着倒下一样地坐在地上，抱着头，忽然又抬起头来，神经错乱地嚷着说：“请你们评评理，我在海员党部不过是一个行动员，就算敲诈吧，是我的主任叫我去的呀!要人家三千万，也不是我的意思，这宗生意也是主任看出来的，不想偏偏他又看得不准，敲的铺子和军统局有关，好，把我抓到警备司令部，又全成了我一个人的责任了，与主任无关!操他奶奶，你们上头吃肉，老子们小脚色不过喝一口汤，吃起官司来却是老子一个人的事，拿我们小职员做牺牲品，我的太太今天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她去找主任想办法，这个×养的说，还要严办，操他奶奶，我今天给屋里人说了，我教她往顶高处告状，我得把这个主任拖下水来，你要我死，我不要你活，老子原来花钱活动这个差事为什么，老子原来不吃这行呀!……”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4)

“操那，这叫做跑在前头，拿的零头，挨的拳头，零头没吃到，拳头先挨到了!哈哈!……”老吴笑眯眯地说，监房里爆发了一阵哄笑，但随即又消失下去了，好像觉得这么笑一阵子，是一种精力上的浪费，有些多余。

老骆只干笑着，坐开了；江特务就一直不快活地一个人待在一角尽想……这来的三位，黑而瘦的是蔡兄，史地教员；另外两个，漂亮的是小华，声带发哑的是小王，他们两个是老蔡的高足。老蔡原来兼办《学生日报》的编务，这个报是社会贤达王云五的儿子办的，王少爷原来拿了老子的五千万块钱，在“政协”开得火烈的时候，大概想投一下民主的机，“政协”一破裂，王少爷坐飞机上了美国，富通公司的几间报馆房子，由几个没有人管的职员住下了，富通今天被包围，他们鱼池遭殃地给抓来了。他今天请一群学生在家吃饭，都抓起来了，小华小王不过客人之一，大部分还押在公司里，那里已然画地为牢，押了许多人，今天晚上才纷纷送往各秘密地方去。

老蔡的故事还没说完，外面卡车又吼进来了，大家赶快散开，四坐着，等候新人。少顷门开了，塞进了一个留着东洋头的中年人，他一进门，就倒在铺上，一言不发地缩做一团地睡去了。

铺上已无法挤了，只好把另一少半空隙的地方做铺，勉强留下放水桶和鞋子的下脚地方，空气蒸热，姓全的警卫在窗口又交代了一句：“你们从今天就在屋子里大便吧，人多了，照顾不过来。”说完，不管我们的抗议，掉头走了。

大家都只穿一件短裤子的站在地上，像一片森林；手不停地摸着胸上脸上的汗，拍出声音来的打着叮在腿上的蚊子。这是秋热的天气，本来凉了几天，今天天气却像突然由睡梦中跳起身来的大发脾气，好像专一和我们这些受苦人开玩笑，小宁波歪着头，悲苦地叹息说：

“唉，人堆成山了，还只管往里塞人，我们好像货色了，就是仓库吧，也该有一个满呀!”

只有叹息，没有说话；老骆发出重重的叹声又坐在他的窗角，一边在铺下摸香烟，一边看着大家说：

“反正做了这个地方的中国人，生活生命都自己管不了的，做了犯人，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牲口生活了。死活只由命吧。”说完，呵呵地笑起来。

“但是我们自己总不能把自己当做牲口呀!”胖欧阳说，啪的在胸上打死一只蚊子，嘴吃力地裂着。

“这就是打这个政治官司的原因了。”骆低低地说。

这时，好几个人一拥到遮在近门的窗户前，倾听着，小广东回过头来说：

“上边用刑法了，全吼在厨房里拿了一把新筷子上去了。”

所有的人，脸色倏然一变，好像这筷子要夹的是自己的手指。

附在建筑旁的木楼梯接连着咚咚的响着，小特务上上下下地跑着，小广东又转过头来说：

“又拿砖头上去了。”

屋子里奇怪的静了下来，静得真是掉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见响；特务们似乎都集中到楼上去了，看守的两个警卫也不见了，这时楼上传来特务大声的吆喝声，清脆的接连的耳光声像一阵鞭炮，又是吆喝声，人跌在地上的声音，椅子倒地的声音，脚踢的声音，忽然沉寂。

屋里有人叹息，窗子上拥得密密层层的，几个新来的犯人，面孔苍白，眼睛受惊地转着，王先生也从阁楼上下来了，他的踩着梯子的腿索索地和梯子一齐抖着。他也凑到窗上人背上去。

老骆摸着脚趾，寂寞地说：

“这是拳打又脚踢，这不过一盘小点心。”

骆的话还没有说完，传来一个女性的尖锐的叫声，这声音激烈地高涨，像伸向无限，一下忽然沉寂了，接着变成模糊的呻吟声延续着，忽然又直线地提高了，比第一次的音阶还要高，窗上谁咬着牙齿的声音说，“又加上砖头了，——这是坐老虎凳。”——声音又继续加上去了，“又加了一块了。”咬着牙的声音说，——声音再往高抑，像已到了体力所能发出声音的极端，“又加上了，真辣手!”这时，声音变成一片模糊的呻吟，特务失掉了人性的喊声：“你招不招?”啪，啪，啪，……一连串耳光的响声，女的尖声的呼叫，却没有回答，于是，又是啪，啪，啪……

“这是坐在老虎凳上打的，”咬牙的解释说，“这个女的真崭，有种!”

老骆躬着腰铺被，一边叹息说：“谁无父母，谁无妻子，这个世界呀!……”

女的竭尽全副力量地大叫了一声，便毫无声息，砖声砰砰地掉在地上。老吴咧着牙说：

“这是搬腿了，——人的腿伸得直直的，砖头垫得高高的，砖头一取，他猛不防地把你麻痛的腿使力猛拆了回去，这?叫痛彻肺腑呀……”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5)

他说着，像回忆自己的经验，铺上坐的就我们三个人，——吴，骆，我；江特务则另外在一个角落里，沉入自己的思想，眉皱得重重的，闲事不管；窗前拥挤着的人层忽然崩溃一般地溃了下来，外面特务大声吆喝着：

“趴在窗前干什么?——要这么不要体面，我就把两个窗都关上，睡觉!”

大家在愤怒的沉默中，互相依附着躺下身子，但是耳朵都竖了起来，楼上的惨剧并没有停止，女的仍发出恐怖的叫声，在深夜的静寂中，这是一种非人间的声音，又换了别的刑法了，它一直继续到天亮，才止息了。这夜没有人能睡着，女号子传来了悲泣声。在我们屋子里，有人捶壁，有人叹息，有人失常一样地赤着身子坐起来，爬上窗户去，外面天空晴蓝，月光水银一样地泻在庭院里，花园里有什么虫子唧唧地叫着，凉风习习地吹了进来，有人大声地拍着肉体上的蚊子。今晚我睡在下边的铺上，义务和责任地听着楼上的惨切的喊声和哀嚎，一个正直的生命正在被侵害，侮辱，剥夺……但是她英勇地挺着，所以这个拷问一直没有结果地进行着，以至天亮。

天色一清亮，我们从铺上争着爬起来，挤在窗前。在两个咧着牙笑的警卫的搀扶下，受刑者下来了，这是向女士，一个战士，在我的监狱生活中最英勇的受难者之一。这时她的面色浮肿而苍黄，垂着头，仍然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衣服糅成一团像一块破布似的披在身上，她的腿弯曲在地上被拖着走，整个院子静悄悄的。全警卫放了搀她的责任，重刑者的半边暂扶着墙，他去开了女狱室的门，她们都潮涌一样地跑出来了，迎接亲人一样地跑到受刑者面前，这搀扶受刑者散步的工作，就由她们轮流担任着。全警卫站在我们窗前，笑眯眯地说：

“这个女的真行，上了六块，又绞头，夹指甲，都一个字不说，只是喊和嚎，却没有眼泪……”

我们没人回答，他哼着《夜光杯》轻快地在空中耍着一连串钥匙走了……

受刑者微弱地说，走不动了，一个女犯人连忙替她把凳子搬在我们窗前，扶着她靠墙坐下。这时，我们才发现又加入了一个新的女犯，这是瘦而美的陈小姐，她是向的朋友，一块抓来的，硬硬“参观”了一夜自己朋友受刑。她们都是小学教员，一块去富通公司印什么，正走到公司门口，看着门口几个不三不四的提枪的特务，向失色地开了自己的手提包，把一张纸头连忙吃下嘴去；特务立刻围上来，就在大街上，围殴着她，向她讨嘴里的东西，有的特务就搬开她的嘴，掏出浑湿的纸团。这样她们两个被拖了进去，晚上坐卡车来，一来就上了受刑室，由七八个特务，逼打了一夜；陈小姐只挨了几个耳光，但没有搜出什么东西，所以还没有受别的刑法，只要她站在一边“参观”向小姐的受刑，表示你要不坦白回答，就和她一样的意思，这有如中国旧式的陪绑，是比身受者还惨烈恐怖的精神虐待。——这是当日下午，Ｌ在窗前说给我的，是陈小姐的口述。

我们大家看着疲倦的靠着墙的向小姐，老骆声音发轻地说：

“老贾，我还有用剩下的一点冯了性药酒，拿给你太太，给受刑的小姐擦擦腿，免得残废，擦擦腿，再教她们扶她遛几个圈子，现在不能就休息不动，要不筋就僵直，腿就不作用了。”

我拿了药酒瓶从窗户递给妻子，一边说了用法，她刚弯下腰，打开瓶塞，猛然被从木楼梯旁奔过来的全吼把瓶夺了去，并且气势汹涌地在我们窗口发威：

“谁给她的?这是谁的主意?你们是同志?”

没有人答话，眼睛都沉沉地盯着他，江特务笑着说：

“全先生，算了，你不是讲人道主义吗?这不过是难友的好心吧。”

“好心?这他妈的是鼓励，我们作坏人，你们作好人?我报告上去，都铐起来，他妈的不识抬举的东西!”

这时，他索性把女号子的人，连受伤者一齐都赶进屋里去，锁上门，又在门上踢了一脚!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挺起胸，背着手，一副势力者的胜利样子。

江特务也受了伤害一样的，火气地在屋里说：

“小赤佬，你妈的不要太威风了，你连老子也捎在里头……”他转过头向我们说：

“出去我不干这个了，这简直是断子绝孙的事情，把什么人都不当人，怎么，人家又没强奸你妈，哪里来的这大的仇恨?”于是解释一样地向我们又说，“我原来是一个军人，不过去海员党部给人帮忙，万万想不到是他妈的这种有理无处讲的混账机关，我们在这里都是兄弟，他再要不客气，和狗日的干，我领头，妈的，当了犯人并不就不是人了呀！”

这是向我们的好意表示，但谁敢相信他，我们只好尴尬地笑着，老骆说：

“老江倒是够一个江湖朋友，总不把我们当犯人看，真是难得。”

老江解放了一样地纵声笑着……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6)

在另一个机会，老吴悄悄对我说：

“老江这种人是狗性，翻脸不认人，我们必须和他有个距离才好，不过大家捧着他，和警卫打交道的时候，他在前头总好些。另一方面，我们总希望他在现实教育下有一种觉悟，能恢复他的人的自觉。”

王先生在中午叫上去审问了一次，他下来的时候，浑身仍然抖动着，有声无音地向我说：

“贾先生，这是一个什么机关呀，人都是红眉绿眼睛的神气，一点不把人当人，我小时候在山东老家被土匪绑过一次票，土匪似乎还没这么凶狠叫人怕，我站在那里，腿直哆嗦。……”

我笑着说：

“不要紧，他总不至于用你的刑……”

“我看靠不住，他打你几下你总得挨……”

我说：

“他问你些什么?”

“他一来就向我拍桌子说，你是奸匪派驻上海的商业负责人吧，你指挥谁，谁指挥你?我说，我是一个老式买卖人，这生意在上海也有十来八年了。他用鼻子笑着说，你不是共产党，你怎么和共产党来往，那个姓贾的是共匪呀。我说，我见过人家贾先生一次，他也没有和我提过那种话，我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共产党头上又没刻字，我们老百姓虽然没有什么知识，但是看不出人家是共产党来。他又笑着说，你做什么买卖，我照实说了。他停了一下又说，共产党杀人放火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报上这么说，我们商人不大注意这些。他又说，国家剿匪这么苦，你们商人赚钱享福该不该?我说，我们一个老买卖人，将本求利，又不做投机，摊派又大，只是混一个生活，挨不着享福。他说，你明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句话吗？你应该给国家捐献一下呀，这才能表示你拥护政府的诚意。我说，我只是一个伙计，做不了柜上的主。他问，你的老板在柜上吗?我说，不，老掌柜一直住在青岛。他半天看着我没说话，后来说，你们商人没有好东西，一味狡猾，你下去考虑考虑，你捐献国家，早日恢复自由。我没说什么，低头下来了。”

“你没答应他吧?”我着急地问。

“我怎么敢答应他呀，这又不是咱自己的生意!所以，”他低哑着声音说，“这不是活土匪吗?真是多经一事多长一智，我在外面还看不出国民党这么坏!”他气愤地说完，忽然像忘了坐在什么地方似的，愣着，眼向前边。

我安慰他说：

“这里说话要小心。”

他好像没有听见，眼泪掉下来了。

我低了头走到靠外首的那一个窗前，却发现郭先生坐在警卫坐的长椅子上一个人哭着，老年人的眼泪，是比战士的眼泪还使人碎心的，他看到我，竟放开声音地哭着说：

“贾先生，活不成了，我是光绪年间生的人，在外面跑了半多辈子可没摊过这种事，这是第一次，第一次，临死还要经世事……”

我眼睛发干地大声说：

“郭先生，你不用难过，保养自己身体要紧，到这种地方来，谁也不愿意，总是年头赶的呀……”

他说：

“是，是，是年头赶的。我两天没吃一口饭，又跑肚，今天左请求右请求才准我在外面坐坐，一个小房里有十几口子人，要不我真得闷死了。”

“问过话吗?”

《我的人生档案》 人多起来了(7)

“没有呀，”他更悲伤地说，“两天了我还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这可把人坑死了。”

“你安心一下吧。”我默然地退了回去……

老蔡问过一回话，摸着肿起的面孔走回来，他笑着说：

“挨耳光啦！”

昨天晚上抓来的东洋头，接着被喊去了，他一直睡在铺上，曲着腿，什么也没吃，有时候抬起身来吐痰，往往吐到铺上，我们的卫生部长小宁波说过他，他说，他看不见，眼镜被摘去了，他有八百多度的近视，现在外面喊吴什么他出去了，我们知道了他叫的名字。

一个多钟头，他带了几张十行纸回来了，就紧张的坐在倚在墙上的椅子前，歪着头用铅笔写字，时时歪了头沉思，一直写到吃晚饭，他又出去了，搁了半个多钟点下来，又带回了几张十行纸，坐在老地方写，始终没说一句话。

江特务跑近去说：

“老乡，你写些什么?”

他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江特务说：

“你先生贵姓?”

“江。”

“你也是共产党关系进来的吗?”

江特务大笑着，说：

“我是本机关的人，为一点小事来休息几天。”

“我是一个美商公司的，”他招供一样地说，“上面要我把关系交出来，我把公司的职员工人，就我所知道的造了一个表交了上去，又说不对，还说我狡猾……”

大家哄笑起来。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他却是一副悲苦的认真样子，继续说：

“他才要我交共产党的组织关系，这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共产党!”

江特务作弄地问他：

“那你又写什么，这里又不是你的写字间。”

“他要我把公司里活动的人写出来，譬如谁爱国，谁活动，谁替工人争利益，——他要这些人，我现在正写这个。”

老吴抢上去说：

“吴先生，你这么写就害了人了。”

他强辩地说：

“我又不负责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呀，写写有什么关系。”

吴说：

“不是这样，你这么一写，他们准把他当共产党的抓来吃官司了。”

他瞪直了眼，好像觉悟到这事情的严重。

江特务向他说：

“你在公司干什么?”

“我当英文书记，快十五年了，昨天去富通取印就的表册，就莫名其妙地抓来了，公事上还批着，说我是要犯。听说这个机关是专门抓共产党的，我怎么成了要犯……”

“真是拿着鸡巴当脑袋，中统局人眼瞎了。”江特务笑着说走开了。

他却又歪了头吃力地写去……

第二天上午这位吴先生又拿了纸回来写着；我们买的咸菜恰巧送来了，包纸是一张当天的《申报》的本市新闻，上边登着他的公司罢工，包围了社会局，要求释放被捕职工吴姓，并举行扩大慰劳吴的家属，当地治安当局正采取有效措置云。老吴把这张半湿的报送去给歪了头写字的这位吴先生看去，他费力地看了一遍，茫然地瞪着，忽然转过身来，发现什么一样地说：

“坏了，坏了，他们这么一闹，我真成了共产党了。”

我们看这个人老实糊涂得可怜，我向他说：

“吴先生，这是你们同人的一番好意，怎么能说坏了你的事呢?外面这么一闹，你或许就可以早出去了，你那些东西还是少写吧。”

他怀疑地看着我说：

“你先生是共产党吗?”

我觉得可笑，向他说：

“这不是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的问题，这是个做人问题。我们运气不好给抓来这里，只好自认倒霉，你不用说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共产党就敢胡写八写，就是人家真是共产党，你也不应该写，你又没有吃中统局的饭。你这么一写，害己害人，说不定你就走不了了，别人可还得进来，你这简直成了人口贩子了。”

“贩卖人口!”小宁波在铺上翻筋斗，学着叫贩的口气叫着，大家乱笑着，好像是给这位吴先生的一点示威。

他不服气地说：

“我要不写不行，上头还嫌我写得太少哩，所以我今天又想写几个上去……”

老吴在一边，哈哈地说：“你这泥坑掉得深了，写吧!”

他真的歪了头写去了……

我和骆，吴，这时都挤在墙角吃烟，老吴不能忘怀似的说：

“老天爷呀，世界上怎么有这种糊涂蛋!”

小宁波在另一个角落里翻筋斗，大叫着：

“贩卖人口呀!”

《我的人生档案》 集体生活(1)

（五）　集体生活

秋老虎的余威正厉，我们屋子里人口继续增多，现在又塞进来一个中纺公司的染色工人小张，这是一个低额角，性情极端沉默的人，他在地上茫然地站了一下，看到伸向阁楼的扶梯，就爬上去了，三轮车夫老王和报贩子老周两个人躺在上面聊天，我们听到他们三个热切而低小的谈话声。

老骆说：

“我们这个屋子的秩序和治安得建立起来了。”

原来我们这里大家有一种公约和制度的。我进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小社会”，人数又少，倒是颇井然有序的；在卫生上，原是小宁波的卫生部长，管理屋内一切清净事宜，如倒尿桶，打水，拭地，洗碗，按人轮流值日，由他负责监督；再还有监察个人卫生情况，谁的衣服脏了，提出来请他洗换，如无衣服可换，就借穿难友的，以防止白虱，保卫大家健康；老骆办理外交，——这所谓外交者，对象只是两个警卫和一个饭师傅，事项不外购物，添菜，“送礼”，再还有一种特别的事项：这里原来不准家属公开接见，就是勉强送一点东西来也很难，更毋庸说通信；两个警卫却兼办走私生意，术语叫“跑条子”，这是他们最大的收入所在。但是这又不能公开委托的，所以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手续法，由一个老犯人总负接洽责任，汇集要跑的条子，在老犯人之间再大家一一讨论一下。如条子是新来朋友的条子，一定得先明白他的案情，和跑条子的地方和他的关系。如是家属顾忌自然少。如是亲友，那就得考察一下了，第一得考察他和犯人的关系程度，有两种人处绝不可去，一种是与特务有关者，一种是与他的案子可能牵连者；前一种人往往容易使事情暴露，后一种情形又有危及外面的友人的安全的危险，都是容易败事的。然而在姓全和姓宴的两个警卫之间却各有范围，互不相侵，各有一定“户头”的；在我们犯人之间，对于维持他们两个利益上的收入平衡，还得费一点小脑筋，使他们各得其所，天下太平，否则，利益一不均匀，他们就会发生暗斗，造成僵持，而这种不幸的结果，吃亏的还是我们，截断了经济来源，因为虽然吃的共产官司，却还得资产阶级才配吃这个官司，因为手纸，开水，咸菜，这些起码物事不仅都得自掏腰包，在价格上受一层剥削，而且对于警卫的送礼，则简直成了不成文的法律，否则，他不能让你安生，我们抱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见解，不得不凑钱进贡，——这钱，虽然都是血汗钱，眼泪钱，事实上，绝没有一个资产老爷会吃这种官司的，而吃这种官司的，又都是不幸者，有人就有饭吃没有人就没有饭吃的各种肉体和精神的劳动者，往往有些都是家无隔宿之粮，和尚田银行素相往还的瘪人，一吃了这种官司，不但家破人散，无业无家，官司一吃长，家人们几乎要转乎沟壑的。所以这种钱，真是来之匪易，思之惨然的一种钱，但是小豺狗们还瞪圆眼睛伸手向你讨，这简直是谋财害命。我们之建立集体的经济制度和生活制度，还是在钱上着眼的。因为有的难友根本毫无接济，有的虽然似乎有接济，却不知牛年马月才来一次，也可以说是没有接济，若不实施集体制度，有些人简直非死不可，这一点，我们到是厉行“共产”了。这财政归老吴掌管。这财政，卫生，外交三部，是我们的“建国”要务。现在人口愈益增加，所以老骆一提议，我们这个地狱王国的一体臣们一致通过了拥护这个集体生活制度的继续实施，但为了使“新人”有“参政”和以资熟手的机会，各部添了一个“次长”的角色。

“这一方面是为了办事的效果，一方面我们这种聚合，集散无常，说不定下一分钟，就有人被释放，调押，枪毙。这样多几个人下手一下，可以使我们的制度，不至有人亡政息的危险，并且可以发扬光大下去。”老骆幽默地讲完了“立国要义”。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注意点，就是犯人中有工农，知识分子，特种分子(所谓他们本机关的人，如现在的江)三种成员。对于第三种分子，我们原则上和他隔离，他来参加我们的生活制度，我们也不绝对拒绝，我们给人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我们自己是绝无私财的，但是对于他们，我们只收留他部分的钱，而且是他拿出来方收，决不收要。至于第一、二种人，我们也有个安排，就是在一切劳动事务上，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前边；这时，我们都在屋里大便，我们大家规定，每天集中一个时间，挨次大便，那办法是用毛毡弄成一面幕布挂在屋角，马桶(只是一个粗盆)放在后面，每个人依次轮流，全体完毕后，和警卫商议开门去倒，每天一人轮值。在时值夏末的时候，这是一件苦差事，第一天由我开头倒起，这有十五斤重的一大盆粪便，捧在胸前，由拿着手电的警卫引导去花园内的大厕所倒去，这晚是全吼领我，这东西顶坏，他故意作弄你，引你尽在花园里转，好像老找不到厕所似的，足足转了十几分钟，他才把你引到，倒毕，他又要你冲洗厕所，而水管子地方在另一端，你就捧着这个臭气扑鼻的盆子跑来跑去弄水，冲洗，扫拭，他还不耐烦似的叱你快些。第二天，是老骆，?三天老吴，第四天老蔡，工农分子都在后面，至于那个江特务，他是无份的，我们就当没这个人一样。

《我的人生档案》 集体生活(2)

这时香烟也实行配给制，因为吃香烟的多半都是知识分子，这是歉然的；两个河南老乡吃不来米饭，每天由公账买大饼吃。

我们这个社会，过得快乐而“安全”的。

和我们窗口遥遥相对的女号子，她们五六个人(向、陈二位只住了一夜又调走了，听说调到劳而东路去了。)这时经济上限于绝境，似乎连手纸，肥皂，和咸菜也买不起了，这是一个早晨老骆发现的，——女的们就在我们窗下蹲着，吃白饭。

老骆立即转过身向全体说：

“我们的邻人三号，似乎穷得很了，我们似乎应该援助一下！”

“赞成！”一片欢呼声。

“财政部长，”老骆笑着说，“库存若干?”

老吴摸铺下面，掏出用手纸包着的钞票来，数了一数，仰起头来，说：

“库存十万。”

“援助五万!”小宁波说。

“赞成!”又是一片欢呼。

但是这援助的技术问题，还得商量一下，若是以全体名义送去，警卫一定要藉生事端，他要咬定你们是什么“同志”之谊了，这对于大家的案子都不利；在女号子中的现押人犯，和我们这个屋子有外面关系的，只有我，和老吴。因为Ｌ，赵革非，小竺，我的妻子和我是一个案子；另外水小姐，是老吴的爱人，还有一个小姑娘韩月娟，则是《文萃》社的“娘姨”，和老吴有关。吴他们这一案因为进来两个多月了，经济情况，警卫一目了然，而吴是没有什么经济援助的，现在由吴出面送，似乎不行；我则因进来不久，经济情况，警卫似乎还不很清楚，虽然我已然不名一文，由我送给我的妻子比较不露痕迹。但是还不能直接接受，否则，警卫一定猜疑，又是麻烦，他必要赖你们通信。结果，我把钱给了姓宴的警卫说：

“我腰里还有几个钱，请你交给我太太。”

他还好，没有像全警卫，要把钞票一张一张的张在亮处照一下，他只数了一下，就交过去了。

警察老李提去了问话，这是在吃晚饭前，过了半个钟头，愤愤然地满脸气得发火的回来了。

“怎么样?”大家仰起头来问，不胜盼切的样子。

老李茫然的走上铺，靠墙坐下，摸着自己的光头，半天没有说话，像忘了人类的言语。

一直到吃过晚饭，他才在大家的围坐中，公布了他的审讯经过：

他们先要他承认，他是替“奸匪”做生意，拍桌子，打板凳地恐吓他落供，但他坚持这是他上司的钱，他们灵机一动，又咬了一口，说这款来路不明，准是贪污来的，要他签字“捐献”，否则，要按贪污治办云。他还是不认账，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最后只好签字“捐献”，——因为他的上司这个款子实在也是“搞”来的，他说不出一个正当的来由来。承认了“捐献”，他们说他最近就可以出去。

“这是做贼的碰见拦路的了。”老吴笑眯眯地评论说。

接连几天，特务们似乎都非常忙碌，日夜似乎都有新案子，在我们屋子里，最显目的人，该是那位光头的吴姓近视眼，他几乎每天都被提出问话，只是歪着头写东西的时候渐渐少了，他露出一副悲苦的神气，找人谈话，像有意的做出来驱除他的恐怖，和培养他的希望似的，因为可巧一次买咸菜的纸包又是一张什么报，上面又登了他的消息，帽子戴得很高，他成了他的公司的工人运动的“最高领袖了”，同时又登着市政府悬赏缉拿另外二十六名“奸匪分子”的布告，他看了这报，茫然地摸着自己的光头，凑近江特务，小心地问着：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把我抬得这么高?这二十六个人，怎么都成了受我指挥的？”

江特务用罐头盖子夹着胡髭，浮肿的脸上，闪过一抹冷笑说：

“你在上海滩出了风头，——一举成名了，这还不好?”

他着急地分辩说：

“不要开玩笑，——他们简直胡说八道，我又没这么招认呀?这不是冤枉人?”

“冤枉人?”江特务停止了手里的工作，瞪着他，“不冤枉人，他们怎么能领赏?你还不知道哩，为了你这种案子，还死了一口子哩!”

光头拍着赤瘦嶙嶙的膝盖，低了头。

《我的人生档案》 集体生活(3)

屋里荡起一片轻蔑的笑声。老骆打趣地说：

“吴先生，你读过《四书》吧?”

“读过，”他连忙抢着说，“我在乡下读了几年古书，就跑到上海学英文，进公司，共党的书却一本也没读过，我下了班就回家，闲事不管……”他像在公堂上的神气。

在大家的哗笑中，老骆笑得仰着身子说：

“《四书》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以为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就会没事，却不想越弄越麻烦，结果就成了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的情形了。”

他悚然地低了头没有话说，有着像忽然发现掉在深坑里的表情。

大家谈论到江特务所说的死了一口子的问题。原来在富通公司的案子后，特务们大开庆功宴，一个特务狂饮过量当场倒下死了。可不知是哪一个。谈着这些事，大家带着复仇的愉悦心情纷纷猜论，希望死了的那个家伙，就是审自己案子的那个家伙；有的人带着不满足的口吻说，这些东西可惜只死了一个，要是多死几个才好——最好全死了才好，这些东西没有活的价值。话说得激越，似乎忘了江特务在旁边的忌讳了。

光头老吴一个人寂寞地自言自语说：

“唉，运气!家里五个孩子，一个老婆，一月四百万的薪水，这下完蛋了，他们骗我说，说出几个来，马上就放我出去，想不到才是骗局，四百万拿不到了。”

却没有人搭腔，他又凑过来问道：

“我可以就出去吗?”

有人嘿嘿地笑着……

另外还有中纺的染色工人小张，他整天睡在阁楼上，除过吃饭就不下来，提出问了一次，摸着被打得又红又肿的脸颊回来，又上了阁楼。一天的中午，全警卫带着一个穿着黑大褂，歪带着黑呢帽的人到了窗旁，喊他去窗前谈话，这人露出满口金牙，向他交代了一句：“你好好坐几天，就出去了。”并且塞进来一包饼干就转身走了。

他眼睛苏醒过来似的，灼热着，显得又黑又深，没有看见饼干似的回到铺上，自己却两手捧着脸的坐在铺上。

“他怎么能直接进来?”有人惊异地问道。

“他在厂里不干活，带手枪，是一个特务。”他声音发涩地说，眼看着前面。

“哦，”江特务向后仰着头内行地说，“这小子是三光麻子，他卖了你，又做好人，这包饼干，是毒药呀!”

那包饼干孤独地在窗台上，没有人动手，后来全警卫拿去了，他和江特务把这个“毒药”分了。

老蔡，小华都问过一次，似乎都没有结果，小华挨过几个耳光。看来特务们现在集中全力在外面捕人，这里的人似乎不大顾得了，好像把要洗的衣服都泡在盆里一样，听其泡了。

人口虽然增加到在屋里没转身余地的程度，大家却都厮混熟了，一天没有寂寞的悲苦时间，不觉得日子长，常常发出很高的欢笑声。就连三天都吃不下饭的商人王先生，也颇能自寻快乐的找人聊天了。老骆提议说，屋子应该糊一糊，这么看来清爽一些，有人还笑着用官不修衙客不修店的老话作为理由反对，但老骆说，不然，我们不能不作长久打算，就是我们放了，或调走了，甚至呜呼哀哉翘了辫子了，但还有后来的难友，我们不在这里了，后来的难友们一进来，先有一种清净之感，不仅可以驱除他们的恐怖阴暗之感，而且予他们以安慰，觉得吃这个官司的人，是长江浪前浪推后浪似的多，在精神上得到安定和安慰。这么一说，大家雀跃似的站了起来，爆发了欢呼，全体赞成。

老骆站在窗前和应请而来的全警卫商议，要旧纸和打浆糊，这个小特务满脸惊讶的神气说：

“怎么，这又不是你的家呀，还要建设一番吗?”

但答应了拿纸张和浆糊了，因为这与他们也不无荣焉，上面一看，功劳还是他们的，这就是所谓管理有方罢?他哪里知道，我们的行为背后，有悲惨的决意和用心呢?

报纸拿来了，是一些过了时的旧报，这个小特务又捎上一句说：

《我的人生档案》 集体生活(4)

“我知道你们捣鬼，借题目要报，所以我拿了旧报来了。”

他的“笑话”，在我们耳朵听来，不仅是一种侮慢，简直是一种无耻。但就是这旧报纸吧，我们还争夺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去，如遇故人似的感到亲切。浆糊一到，工作就开始，自然的分了工，——在纸上抹浆糊的，传递的，往墙上贴的，还有人做着纠正的工作，——因为还在希求糊得整齐和美观，高一些的地方，是人踩着人的肩膀贴上去的。

半个钟头以后，屋子焕然一新，女号子的人都在窗外拥挤着，参观新房，于是又激动地一哄而散——她们也糊去了。

大家的这种激动，似乎还有别的原因，——那是这天下午发生在院子里的一件“花絮”。

四点多钟的时候，在木楼梯旁警卫常坐的椅子上坐了一位衣着显得刺目的女人，她在那里显得悲戚地坐了一个多钟头，后来姓苏的特务来了，命令警卫把她关进去，而发生了可怕的场面：这个女人号啕着跪在地上哀求，用一口广东官话说，请把她先放回去，她在工作的地方被捕，家里只剩下一个托邻居照应还吃奶的小孩，她要是不回去，孩子准会饿死的。这个姓苏的特务，在别人的痛哭中，嘿嘿地冷笑着，声调安闲地说：

“小姐，进去吧，不要啰嗦。”

“先生，你救我们母子吧!”女人哀求不已。

“哈哈，”姓苏的特务还笑着，瞪着她，她已抱着他的腿，“你这有什么用?”忽然面目一变地，大声喝着：“废话!你进去!”

“先生，你做好事!……”

姓苏的特务面孔铁青，喝着旁边的警卫，“拉她进去!”

于是，这个女人放声大哭着，腿拖在地上，被两个警卫拉进了女号子。

在这之间，全监狱毫无声音，阳光寂寞地照着院墙边沿的一角……

但是半个钟头后，这个一直没有断了哭声的女人又被提走了，再没回来。过后听警卫说，这是一家毛线公司的出纳员，公司被查封了，老板出来转圜，结果全公司所有的毛线都算“没收”了，特务们每人都分到毛线，连起码的角色，都分到两三磅，这个女人才出去了。

但是这个事件，给我们的激动很大，这大概就是老骆提议糊墙的动力之一吧?女号子的响应糊墙，也是这个事件所造成的结果，这其中的意义，是伟大的!请读者仔细想一下吧!

中秋节的前一日，与我案子有关的商人王先生，郭先生，还有我的妻子突然在快开午饭的时候都释放了。——他们共住了十五天。

这天天气晴朗明丽，热气似乎也褪去许多，我们烦躁的精神，似乎清静了一些；但是这三个人的释放，又造成一种新的激动，——替别人高兴和庆幸的欢快的激动。

当好心的难友们把我推在窗子最前面，和妻告别的时候，四周都爆发出零碎的笑声，这笑声是仁慈的，亲切的，虽然有着戏谑的成分，但那更增加了那种仁慈和亲切的丰厚性。

我扶着铁栏杆，眼睛发亮，微笑地看着妻，她穿了进狱时那件宽大褪色的蓝布衫，消瘦，衰老，苍白，显在她的脸上，她却用异样的微笑向着我，我的心胸中汹涌着感激的激动情绪，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巢还在不，在这偌大的上海滩上，她将如何取得她的生活资料，和这是不是永别。我只向她说，只管自己生活为好，在警卫的监视下，不能再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可说。两个商人朋友，显出复活的欢快，都穿了他们的绸长衫，显得亲切的，向窗口挥手，妻眼光忽然阴暗地向窗口痴望着，在警卫人员的督促下，几次回眸地走了，——一直还笑着。向监狱笑着。

释放的人走了以后，欢快的激动，突然崩陷下来似的消失了。但是有一种凝然之感，意志力量无声的凸现了出来。

江特务则大声骂着刻毒的话，光头老吴跑去问他，关于自己是否可以出去的话时，碰了他一个钉子。

我和骆坐在窗下吃烟，老骆说：

《我的人生档案》 集体生活(5)

“你太太既然能出去，你似乎没问题，似乎又有不少问题。”

“怎么呀?”我询问着。

“这很明白，这次释放，表示你们的案子已大致告一段落，该放的放了，该押的就押下去了。看样子，你似乎是长客了，但他放你太太出去，或许是放她出去活动的意思，比如她能弄到一笔钱，或许就把你赎出去了，否则，出去似乎不易。”

人既然是感情的动物，那么或多或少的总有一种自私的幻想的，在监狱里，谁都渴望自由，虽然这自由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在这种希望里生活，这种希望要变成纯粹幻想的话，那不是跌倒——出卖自己，就是疯狂——残废自己，要是这种希望成了理智的东西，那么，除过死去外，就坚强了自己，这就叫锻炼和考验。整个的监狱内，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中弥漫和汹涌着的。在我们这里随了时日的迁延，流行着一种问答体：

“你什么时候出去?”

“民国末年。”人笑着回答。……

下午，胖欧阳也释放了，——这事先我们知道，宴警卫昨天给他跑回条子时，就知道。条子上云，已有了路线，“手续”已办妥，说票的人保证日内即可释放云。但是仍然带回吃食——牛奶和牛肉罐头。胖欧阳出去了，我们还吃了两天他留下的罐头，每逢开罐头的时候，动手的小宁波总要说：

“欧阳先生现在大概洗过澡，荡马路去了。”

下一次又说：

“今天大约和朋友吃饭去了。”

别人响应着，有一种精神上负担又减了一些的庆幸感觉。

黄昏的时候，宴警卫悄悄的给了我一个条子，是妻送来的，在大家的放哨下，我在隐蔽的地方读它。信上说，王先生和郭先生都花了一笔钱出去的；至于我们的巢，现在被特务们占据着，一切用具衣物都被拿光了，她交涉住回去，特务回答说，要我出来才能发还云。她现在先住在K朋友家里。老宴说，她还在门口的小铺里等着，要我写几句话去；我在手纸上写着，原则要她托几个朋友替她找一个职业，作长期打算。送给她去了。

她带来的吃食，我留下一份，另外送给女号子一份，一号室一份。

今天晚上很平静，特务们似乎都在家准备去过节了。小宁波歪着头，在墙上日历的地方写明天的日历，用墨笔写了四个大字：

“中秋佳节。”

我们则挤成小堆，讨论过节事宜，我们要欢快地过一个节。一号室里这时送过来一副用香烟壳子做的扑克，还附了一个便条：

“谨祝佳节。二号诸难友哂纳，一号公民工业社敬赠。”

佳节来了——大家有这种喜悦的激动。在惨暗的灯下，眼睛都发亮，嘁嘁喳喳的谈着各种过节的快乐。空气一转换，似乎成了茶馆的风气了。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1)

（六）　中秋佳节

这个节日的天气很好，要是自由的在外面，一定更好。但是我们是牺牲了这个“更好”的人们，我们要在这个阴惨的世界里创造比那个“更好”的“更好”。

特务们今天似乎没有上班。老蔡用教员的风度，论特务机关说：

“这真是一个标准的国民党式的机关，这些东西为金钱而工作，在金钱里毁灭自己。而且品类低劣，全是一些和牛马驴羊知识程度差不多的东西。要有一个新中国，这些东西非全数毁掉不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作的什么；其实他们之不可原谅，不能原谅，正因为他们很明白他们作坏事的意义，而且加倍努力去作。”

老蔡的理论，在身受特务的魔手迫害和虐待的我们耳朵听来，是有绝对的真理性的，我们真想要寝其皮而食其肉，如果有这么一天，——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我们就为这一天而生活，这一天就是我们跑到世上做人的最大目的和野心。大家眼里放出毒光，工人出身的弟兄粗糙地破口大骂着，用力地向地上吐口水，像向特务们丑恶的面孔上吐出似的愤烈。老江脸色灰白地低下头，他才清楚地看到他的孤独，他的失掉人的意义的身份，他的可怜的存在。——而在这个习惯上意义重大的节日，这种发泄，愤怒和狂暴，是有着它的根源的。老江灰白地笑着，像一个可怜的战抖的鼠子，知识分子的我们看来，却又生出一丝怜悯，老骆先用别的话头想换过这种发展下去的泼辣空气，但毫无成效，于是，他又得到果实一样地明朗地笑着，我们大家的眼光相遇，觉得像在初夏的小河里游泳似的快感，觉得工农分子的坚决性，是我们这些常常油然生出莫名其妙的恻隐之心的知识分子要好好学一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知识分子的无用和无能，最大的致害处，就是凡事都有一种解释。我们又往往美其名曰“策略”的那种不彻底的妥协性的东西，所以才常常有着悬在半空的痛苦存在，知识分子真要变做一种有用的存在，就非消灭这种习性不可，而消灭之道，就是向工农学习，和工农一道。

这种对特务的烈性攻击，不仅没有破坏我们节日的美好空气，相反，它增加和丰富了这个节日，使它显得结实和泼辣、乐观和可爱。——使它显得“更好”的凸出面。

两个警卫今昨两日特别忙碌，向各处跑条子，到黄昏的时候，我们已积聚了月饼、罐头、咸蛋、几包上色香烟，和两瓶白干。这个节日的豪华，是我一年来监狱生活中一切节日中最丰富的一次，虽然规模似乎比较小，——只二十多个人的相聚。小广东的老母亲上午突然到了——这是站在窗上的他自己发现的，这天窗台上整天没断人，一个个的都伸长脖子，眼里发出炽烈的光眺望墙外的街上，寻找自己的亲人，人们有一种奇怪的自信，觉得自己的亲人总会在这天来望望的，虽然大部分人失望了，因为家属们实在不知道他们的亲人被押在哪里；那个时候的被捕，是所谓“失踪”方式的，警卫跑条子，第一个禁条，就是不准在条子上写明人在什么地方，家属们能发现人在这里，都是在外面花了钱东一捞西一拐的找出路线后的事情。上午，站在窗上的小广东忽然向屋里回过头来，声嘶一样地说：

“我妈来了！”说完，又赶快转过头去望街上，脖子伸得更长，脸颊变得紫红，泪在脸上流了下来，向着街上扬手，又做出一种古怪的笑容——泪中的笑，健康的笑，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笑容之一。大家一拥都挤上窗户，但是都不侵害小广东的权益，有人甚至扶着小广东的脚，使他更高一点，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头都伸向前，脸上都是灼热的，口张得大大的，嘶哑地说着不成话的短句。小广东的母亲，好似是大家的母亲。监狱中儿子的母亲，是属于监狱全体的母亲的。

褴褛的老妇人站在那家起首老店的台阶上，白发银丝一样的在阳光下飘拂闪烁着，她机械地挥着手，手里拿着一个罐头似的东西，又时时提起衣襟拭眼睛，脸上辉映着奇怪的笑容，——这种笑容是和监狱内儿子面上的笑容统一的，同属的。全警卫忽然出现在窗前，发现这一情境，这匹畜牲阴沉着脸向挤在窗前的人群说：

“这是谁的家属?”

“我的妈。”小广东忘记了在什么地方一样欢欣地说。

“谁教她来的呀?”畜牲有点要咆哮了的神气。

小广东站在窗上仍一动不动地说：

“她自己来的。”

“她怎么知道你在这里?下来！”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2)

小广东双手紧紧握着铁栏杆，对于畜牲的发怒的口气，没有听见似的，毫不作理会，脸上仍然浮着热切的笑容，专一的眺望着街上。退到一旁的我们众人，向这匹畜牲求情，众口纷纷地说：

“全先生，得了，就让他看一下吧，这是不容易的事，晚上我们请客。”这类的带着内心愤激的不自然的笑声说。

这匹畜牲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子来，使力推小广东下去，连声的叫着，“下来，下来，要不，我就报告上去，给你铐起来。”

小广东还挥着手，就被从外面的手推下来了，他跌在地上，仍然向窗口扑去；畜牲大吼着，摸着屁股上的枪，发出哗啦的声音；我们就又一拥而上，站在小广东的左右和身后都准备挨他的放出来的枪，畜牲连连地怒吼着，提了手枪，风一样地跑了出去，大约要抓小广东的母亲去了，我们想。我们忘记了一切地把小广东抬上窗沿，他向外挥着手，示意让她快走。脸上没有笑，是决然的神色，老妇人仍然不舍的，忘记了所在的呆站着，小宁波又爬了上去，挥手做出叫她快走的姿势，于是老妇人才踉跄地走去了，又不断地回过头，拿起衣角拭眼睛，终于杂入人丛去了。他们两个迅快地从窗上下来，我们都沉默地坐在铺上，没有言语，但是空气突然显得一种无畏的坚强，和准备抵抗的决意。

畜牲仍提着枪回来了，在窗口大声叫着：

“周××!”

小广东站起的时候，这个畜牲破口骂着说：

“你妈的，谁教你母亲来这里?”

小广东还没有回答，老骆忽然冲出一样的站起身子，说：

“警卫先生，请你不要开口骂人!”

“什么?”这个畜牲意外的吃了一惊，却迫近窗口。

“你不能骂人，你没有权利骂我们!”老骆大声说。

“这是我的自由！”这个畜牲放屁了。

“自由!这里没有这种自由!我们做犯人有我们的人格，枪毙可以欺负人可不行!”老骆顶上去。

“骆仲达!”这个畜牲显得狼狈了，却把责任推在老骆身上，“我没有骂你呀，你想暴动吗?”

这时我们全体，——除过江特务和光头老吴外，都一律挤在窗口，眼睛放出毒光似的抗议地瞪视着这个畜牲，准备打这个畜牲，他更狼狈了，不等老骆还口，就抽身子跑了，大声说：

“我报告去!”

老骆紧加上一句：

“随便!”

这时，宴警卫跑过来，问着：

“什么事!”

没有人答话，眼睛都直挺挺地瞪着他使人有置身刀剑林立中的感觉，自己先缩了下去，江特务这时上前来了，显然这是他讨好我们的机会，他朗声笑着说：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3)

“宴先生，本来没有事，大家站在窗前往外看，老全就神经过敏地说和外面打招呼了，他跑到外面走了一次，又没找到人，回来就大家起了误会。今天是好日子，请和全先生解释解释，晚上我们请客，哈哈……”

宴，这个还没有完全失掉人性的青年，歉然地笑了笑，向窗内说：“没有关系，我和老全说一句，往后不要和他闹才好，他这人脾气不好。”

“宴先生，帮忙帮忙。”江特务加上说。

宴走去了。于是江特务又成了活跃的人物，朗声地和大家谈着，拍着胸脯说，这事决无关系，我写保票，姓全的小子要真不识抬举，我和他干，趁机他拿出昨天下午他家中送来的两瓶啤酒，一个菜盒，和一盒月饼，硬交给掌管伙食的小宁波。他算又窜进我们的晚上的团聚中了。可怜的人呀，精神的孤独和寂寞，是生存中最大的威胁呵!

警察老李站在当地上，不服气地说：

“操他奶奶，这东西太不成东西，丈人才不敢打这舅子!”一边卷着他的油污的制服袖子。

“算了，老李，”江特务哈哈着，“我们打扑克吧!”

于是，他拉了老李，小宁波，和小广东上阁楼打扑克去了，向老吴讨了一号送来的礼物。

黄昏在盼望中莅临，特务们鸡飞狗散地忙于在家中过节，我们清静地过了一天，没有问讯，没有新朋友进来。倒过马桶后，我们开始布置，大家精神十分兴奋，动作活泼，好像是一个住在小店的演剧队的情调，你整理铺上的东西，他弄饮食，很快就妥当了。我们照吃饭的秩序分成三摊，每摊都有月饼，酒，和一些熟菜。由老骆做主席，大家团团坐定后，我们的“鸡尾酒会”开场了。浑圆清冽的月亮，透过铁窗，射进昏浊的狱室来，照在暗污的赤膊上，尖瘦的脸孔上，映出一种奇异的光彩和跃动，显示出这些不可侮的受难的生命的庄严和高贵。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彬彬有礼的下筷子，酒只倒在三只茶杯里，一个递一个喝着，发出声音来，月饼都切成小块，每人有指头大的一块，但大家都不忍一下吃去，恐怕食物一光，早早地散了会，有着难分难离的心情。两个警卫都喝得醉醉的，站在窗外，显出寂寞地艳羡地望着我们的欢诚的聚饮，有说有笑，一如一个劳动家庭的团聚，他们灼红的眼睛里，初次露出无邪的人性来。全这匹畜牲上午和我们闹过一场，现在摇着手里的钥匙，站在窗前，但是没有人理他，我们沉醉在自己创造的欢娱里，他就像一匹在荒野中失落的兽类，无聊而岑寂，失掉了存在的价值。那点威风，和残性，好像也失落了，像几个纽扣没有声响地掉在黑暗里的地上一样。渐渐他搭讪着靠近窗子，显出一种可怜无邪的笑容，喊老骆，老骆背向他坐着，没作理会，他正在香烟的尘雾里和老吴高谈着，发出他特有的结实的笑声来。他显然装作没听见，又喊了几遍的时候，老吴才机警地推了他一把，他应声地站起来，拿着香烟站在窗前，几个人马上跟着也站起来，防护地站在老骆左右，嘴里嚼着东西，眼睛却发亮地注视窗外的畜牲。这个畜牲笑得眼睛成了一条缝的用一种小人的甜蜜开始向老骆解释说：

“老骆，上午的事你不要误会，我这人虽然思想和你们不同，站在敌对立场，但是我最讲私情，最顾朋友。这几天正颁了动员令，上面工作正紧，我不能不小心一点，你们诸位也不能不受屈一些，尤其你已然来了两个多月，我们可以说是故友了，还有说的吗?今天我实在出于不得已，”说到这里他装作地后顾了一下，好像看有没有人，似乎并没有人，他又接着说，放小声音，“我怕老宴，因为正是我值班，他要发现你们私自和外面打招呼，他一报告，我就要吃苦头，所以我不能不制止，当时我说要往上面报告，其实我并没报告，好在别人也没发现，我何苦呢?你们在里边实在太苦了，我真心同情你们。不过希望你们以后要自爱，免得出毛病，你们不看报，不明白外面情势，自从一有动员命令，现在你们的身份都成了国事犯，罪名也成了叛国罪，这以后要受军法审判的，听说要送到南通的绥靖区司令部处置，所以不可不小心一点。其实，人谁不爱惜生命，既然吃了这种断命官司，总是安分一点好，你越安分守法，越出去得快，越有希望出去；你越调皮捣蛋，上面对你的印象越坏，你越没希望出去，处境也越危险，你们都是聪明人，自己都有数的。我不和你们是好朋友，真不愿意费精神说这些话，老子要是公事公办，你犯规，我就先铐起来，你再闹，拉出揍一顿，重的就枪毙，这还有客气吗?我和你们闹一点小脾气，这是为你们好呀，你们应该明白我的心啊，是不是?”

老骆哈哈着，那声音是愤怒的，表现出的却是宏阔和无畏的，他说：

“谢谢你，全先生。我们犯人有我们犯人的人格，不能为了吃官司连祖宗都不要，我们既然吃了这个官司，家破人散，活着也觉不出什么意思来，人以礼待我，我以礼待人；人若把我们看成乌龟王八蛋，我们就要抗一抗。你全先生人好，我们明白，我们谢谢你，哈哈……”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4)

小特务在老骆和众人的笑声威胁下，狼狈地挣扎着自己说：

“老骆，你太固执了，何必这么悲观呢?”

“你们要我们悲观呀。”老骆调弄地说。

小特务词穷了，他想逃脱，于是换了一副口气说：

“你们喝酒吧，我不耽误了。”他脸向着月亮，纯白的月光照亮了他的丑脸，他惋惜似的说，“可惜今天人少，要不我就开了门，教你们到花园赏月去。”说着廉价的骗词自说地走了，咚咚地跑上楼梯，凄凉地唱起了“一马离了西凉界”。

我们得到补偿地大笑着，这笑表示了我们的无畏和坚定，自由和高贵。有人嘲讽一样的与其说是恭维不如说是虐待地在后面喊着：

“全先生，喝一杯呀!”

这个夹着尾巴跑掉了的小畜牲早就听不见了，他早在那个空洞的楼房内不顾一切地凄凉地哭一样的高声的唱他的“西凉界”去了，这时又唱起“我好比”，信口乱唱，像是坚强自己，又像是打自己的耳光。——可怜的东西呀!

空气泼辣而混乱，人被友情所陶醉，三轮车夫老王，工人小张，和两个报贩子——小宁波和小广东，老蔡的两个高足，都立了起来，在窄狭的地上七歪八扭地扭秧歌，像忘了这是监狱的，唱起“八路军，真光荣”；光头老吴，坐在一个角落里吃惊的瞪圆了两只失光的近视眼。江特务说：

“老弟们，有几个脑袋呀?”

“一个，交给中统局了。”他们不考虑地应着，大声笑了，更高地唱着，“八路军，真光荣。”像给江特务示威，精神上揍了他一顿。

女号子门没上锁，小姐们却都聚在屋子里，Ｌ穿着她的漂亮的短白外衣，口红涂得红红的，却是泪眼模糊地跑到我们窗前，拿着一个广东月饼，两只香蕉，和一包骆驼牌，向窗内说：

“二号，这是我们的礼物。”

小宁波接了礼物，小广东连忙弯下腰倒了满满的一杯酒双手捧上去，说：

“还礼!”

“三号万岁!”大家随着爆发了欢呼，隐约又听见隔着砖墙的一号在喊：

“二号万岁!”

我们又爆发出：

“一号万岁!”

女号子的人们都拥出来跑到窗前，小姐们好像没预备酒，这时一个传一个的喝了酒，隔着铁窗，互相问候着，交谈着，正像家人重聚。有人拍墙，隔壁的一号也在拍墙相应。

“鸡尾酒会”零乱了，只有老江和电力公司的老吴还一动不动地孤单地坐着，我们都立起来，屋子里充满了快乐的烟雾和自由散发着的酒香。月亮照得更明亮更清冽，小院子完全浴在月光里。干瘦的面孔红润，发歪，旋转……

一直到女号子的人们渐渐回去，我们才恢复了秩序，老吴小声地唱过“跟着共产党走”后，光头老吴身子发颤地站起来，向四周鞠了一个躬，说：

“我也贡献一下，我唱一支《苏武牧羊》，这还是我在山东老家念小学学的，唱不全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这和古树开花一样，大家虽然觉得可笑，却也奇异，鼓掌欢迎，老吴笑眯眯地向我低声说：

“操那，这个人唱的歌和这个人一样的老旧了。”

我笑着摇头制止他，听这位吴先生的歌声。

他大概有二十年没有唱过歌了吧?他挺直地站起来，手先无从安放，最后放在背后，歪着头，想了一会，空气停滞，团坐的脸孔都朝着他，带着热望和好奇，嘴巴都半张着。他终于艰辛地唱出来了，那陈旧、迂腐的调子，却奇怪地带着一种新生的光润从这个中年的麻木的身子里发出来，使人觉得它的完整和悲剧，好像一个苏醒了的古老的梦。在他的鞠躬下，赢得了热切的掌声，有人还不满足地吆喝着再来一个，这要求，是仁爱性质，是要把他从旧梦中拼命地拉到新鲜的广场中的一种用意。他结巴地笑着，又一鞠躬地安谨地坐下身子。老蔡站起来说：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5)

“我有一个提议，”他好像还站在教室的讲台上说，“你们可不可以这么决定?我想，五年以内，中国终该是一个好中国了吧?所以我想，今晚我们在场的难友，不妨同意一下，五年以后的今天晚上八点钟，只要是我们在场的人，都各自去外滩公园相聚，最好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我们像这样的欢聚一场，那一定是欢笑渗着眼泪，意义蛮大。要是不在上海的朋友，顶好按时赶来，实在赶不来，写一封信给我们中的一个人和自己相好的，大家可赞成?”

“五年太多，用不到五年，明年就行了。”他的高足小华先吵着说。

于是，在时间上展开了争论，老蔡的期限太长，小华的又似乎短一些，最后，决定了三年的这一天，通过了。

这个提议也许引起了人们的回思吧?屋里的空气渐渐奇怪地沉静下来，高度创造出的欢乐似乎痛苦地渐渐撕成片片，烟雾加重地凝滞着，我们听到三号的啜泣声，这准是Ｌ，和隐约传来的一号的欢呼。人们都靠在墙上，彼此间像筑起墙似的沉静下来，沉重地低了头想心思，没有人愿意说话。

这是监狱啊，苦难的中国，苦难的人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呼吸困难的人们啊，在自己所创造的节日的欢娱中，突然沉在深渊中一样的发现了自己，想起了破碎的家庭，流落着的亲人，和展开在自己面前的命运!战士的眼泪，是最伟大的，这是敌人必须灭亡的信号!

在极端的静默中，我不愿意打扰别人的幻想，站了起来，拿了一支烟站在窗前，望着外面，月亮已经移过去了，小院子恢复了黑暗的阴影，花园里的虫声发着单调的悲鸣，我才看到女号子年纪最小的肥短的韩月娟一个人站在我们窗前，正吃惊地研究我们的沉默的屋子。我问她：

“韩小姐，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

她扭了扭头，带着少女的天真和娇羞说：

“她们都在难过，她们都是小姐呀，想家，我不愿意看见眼泪，一个人出来了。”

我抽着烟，不能回答什么。

她转过身去，望着天空，忽然用低小然而是健壮的充满情感的声音，唱起“茶馆小调”。越唱越激昂，声音越大，唱到末句“倒不如干脆”，她顿了一下，就很快地响亮地接下去：“大家痛痛快快地说清楚，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混蛋操的，通通杀掉!”

她在原词外特别加上“操的”两个字，骂了“混蛋”的两辈，惹得屋里低着头的人们都笑了起来，这笑声是平和的，但使屋里又突然站起来似的，恢复了活力，但是没有了泼辣和狂乱，只是清澈的温厚和明畅，人们恢复了交谈，清朗的笑声，划火柴的声音，茶杯在木桶里汲水的声音……有秩序的进行着，成了普遍的生活状态，但又异于普通的。生活状态的气氛，节日走过去了，但是它雕刻了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使它整理了自己一下，又负着笨重的压体的行囊仰头出发了……

翌日，在节日的余绪中，给我们增加了新的欢快。吃过早餐，宴警卫向我们说，今天开追悼会，追悼在富通公司喝酒死了的那个野兽，所以今天大概不会问案子的，因为昨天大家都玩了一日，疲倦了，乐得今天开追悼会这藉口，胡乱报一下到，再回家歇一天。

宴警卫离开窗口后，我们大家以这为题目地讨论起来了。

骆说，“特务这东西毫无心肝，彼此之间绝少感情，这仿佛一群拴在一个槽上的畜牲，胡踢乱咬，争权夺利，一个死掉了，别的还很痛快，因为这匹畜口拴在好一点的位置，就又要有一匹‘提升’的拴到这个好一点的位子上了，你看，警卫不是说吗?今天开追悼会，原来不过续放假一天的意思，他们又可以痛痛快快嫖赌一天了。这些兽类！”

老蔡则补充他对特务机关的观察说：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其实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有别，就是这伙东西，除过可惊的愚昧无知，用脚后跟思想，和穷凶恶极以敲诈发财，在别人的痛苦中找欢乐以外，却并没有什么信心和它自己那一套的政治认识，所以没有什么政治的责任心，全是混吃等死的东西，譬如这中统局，是国民党的心脏地带，但是你看看他们的行事，不就是说明这国民党不仅没有一个政党的风度，简直不能说是一个政党，没有一般政党的资格，只是一伙图财害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匪帮！”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6)

话题转到追悼会，小华叹息说：

“这个家伙说起来还算好运气，他倒自在的死了，所谓死得其时，我们则希望这些东西现在万万不要死，到那一天再死，那才热闹哩!”说着，这个少年的美丽的眼里闪着清朗的光辉。

但是，在现实的意义上，死亡了一头野兽，好像在我们身体上拔去一根刺的感觉，我们总是愉快的。所以这一晚间，我们的狱室成了俱乐部，阁楼上和铺上有两摊扑克，只剩下我和老蔡两个在墙角围着那只三条腿的椅子喝酒(昨天晚间剩下的)。蔡在微醉中向我说他的恋爱故事，分析着自己，认为知识分子在行动上往往是懦汉的缘故，就是理论太多太杂，所以往往演悲剧角色，使别人失望自己失败。——算作他的恋爱结论。说完，我们这两个知识分子，歉然地举起了盛酒的茶杯子相对大笑着，仰着脖子喝了一大口酒，像痛击自己，要力改前非。

但是在后一天，情形变了，空气紧张，下午四点多钟，Ｌ在窗口悄悄向我说：

“老全说，今天晚上有人要押送南京。”

说完，恐怖地走了。当时中统局的“犯人”，似乎解决不了的案子或定了的案子，都送南京和苏州两地，听说苏州的监狱现在有一百多人，都是由上海解去的，这没有什么了不得，反正在那里也是吃官司，送到美国都一样。但是在情绪之间，激起了骚动，那不是不安，而是我们同难的朋友眼看要分散了，谁要是被释放，我们是愉快的，但要是谁被调押，则却增加了我们精神上的负担。因为这样的离开后，真不知有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们既然已把生命交在国民党的手里，那是只有抱定“悉听尊便”的主义的，就是要杀，也只有伸长脖子的这唯一的“自由”。

吃过晚饭，宴警卫来打招呼了，但不能证实Ｌ的消息的正确性，因为他只笼统地说，今天晚上有事，希望不要吃烟等等；光头老吴凑到窗前，颜色大变地急忙问着，是什么事，宴警卫却一笑走了，又笼统地说，没有什么大不了。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腐乱的灵魂，还存在着人心的人。

在惨黄的灯光下，空气落寞，大家孤坐着，听候命运安排，像都在准备自己，想象新环境的生活，和这以后的命运，但一直到十二点还没什么动静。全警卫在路过窗户的时候，面上露出一种怜悯和示威的笑容，大声地摇着手里的钥匙，紧张地在楼梯上发出急迫声音地跑上跑下，好像他很忙的样子，一次路过窗口，他非常着急似的自己念着说，警备司令部的卡车怎么还不开来，向屋里投了一眼，又咚咚地跑上楼了。老骆打破沉默说：

“睡吧，我们身体要紧，反正哪里也是吃官司，旅行一下也好。”说完，他先曲着身子，拉着被子角盖了肚子闭眼睡去了。

只有江特务似乎高兴，他认为他是不会调走的，反之，他倒希望我们调走，而且相信我们必然调走，尤其对几个知识分子，他的内心非常痛恨，这个屋子因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团结，使他无从展翼，而且还要低屈一些，才使他在这里可以不太寂寞地活下去，他认为这都是知识分子的“坏心眼”才有以致之，而他是无可奈何对抗的；再则，他认为要调走的人，一定是案情严重的，而知识分子打这种官司，当然严重，只要在屋里的知识分子一调走，他就可以出头露面，支使一切，即或再有知识分子进来，但在他的既成力量前，也得低头的。所以他从下午Ｌ报告消息以后，就喜笑颜开，拿出他的“本机关”身份来，发言人一样的大声大气地说话，光头老吴诚惶诚恐地坐在他身旁，不断的问这问那，问他可有资格上南京没有，到南京后是不是永远出不出来了，他照例恫吓他，捉弄他，——这当中自然还蓄意恫吓我们全体，老骆提倡睡，就是对这种恫吓的抗议。我们都睡去了，只有光头老吴越来越不安的一会在窗上望望，一会又趴在江特务身旁问讯问过不止一遍的话说，“我有没有关系?”“我会不会调南京?”“去南京是不是就永远出不出来了?”等等，回答的还是恫吓和恫吓，这个可怜的人儿好像拿一条绳子系自己的脖子似的，越系越紧，越紧越显出恐怖的苍白和失措，后来跌倒一样的叹息说：

“唉，个人运气，四百万元的薪水拿不到了。”

江特务却枭鸟一样地露着白牙齿哈哈地成功地笑了。

但凡转入这种畜牲道的东西，都是不可饶恕的!——我愤愤地这么想着，一直到睡着了。

忽然被嘈杂的人声、步声、钥匙声、搬动枪机的金属声惊醒，睁开眼睛的时候，门开得洞圆，门口站着几个提手枪的特务，难友们都警觉了，但没有抬起身子来，门似乎才打开，特务们正在围着查看人名表，那个细高的，两腮无肉的姓王的警卫队长，闪着小眼睛向屋内望张了一会，才低了头看人名单子喊人名，第一个就是江特务，第二个就是我，在每喊一个人的名字后，照例说，带上自己的东西。我拿了自己的毡子，和坐起来的难友一一握手，我们眼光关切地相遇，说着“保重”。我刚要转过身出门，小宁波喊着我，递给我一双筷子和一个饭碗。我被引到大厅内，那里已然有几个带自己行李的难友排好队，我挨次站着，特务又点了一回名，于是被监护着引导到花园里，我仰起头，鼻孔贪婪地吸着新鲜的空气，好久不见这么高大广阔的天空了，它还是这么高大和无际，没有月亮和星子，灰色的云层不动地停滞着，犹如不屈的坚强的人类，向下凝视。犯人谁寂寞地说：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7)

“要下雨了吧。”

特务们没作响，用手电照着地上的路子，园里停两辆黑色小轿车，我被推在第二辆，车里没有灯，犯人坐在当中，两旁都是特务，车开了，冲出大门，拐了一个弯到了马路，飞也似的疾驰起来了。我伸头从玻璃处看街，地上已有了落叶，街睡沉了，偶尔有一个有灯光的窗户，显示出人间生活的温暖和幸福，这窗户里的人们，当然不会知道这时有政治犯，坐着车子在死寂的马路上急驰，向不知其所的命运里奔去。

车子拐了许多弯，我实在辨不清这是什么地方，忽然看到上海戏院，我才知道这是拉都路口，记得我初次到上海就是和妻在这里看过《保卫莱茵河》的，引我们看这电影的是H兄，他们当不会知道我在这时候坐着特务的车子在这里驰过，祝福他们的平安吧!

车子终于开进了一个洋式大门，在一个铁门前停下了?我想，怎么不到火车站呢?还是把我们送到警备司令部了呢?我正迟疑着，车门开了，特务跳了下去，我们被命令下来，被排成队，数了数目，鱼贯的进入铁门，迎面的照壁上，写着蓬莱警察局，我才知道我们被送来这里了，怎么送警察局了呢?我们站在照壁前，从楼梯上走下来中统局的警卫向辉，我们被赶上楼去，我才明白，我们还在中统局的管辖内，不过换了地方了，但是腾出亚尔培路的房子来，一定有许多人又要被请进去了。

这是一个两层的方形建筑，四边都有房子，当中是一块空地，屋顶是平台，有岗，有电网。这是一个正式的监狱设计，房子是红色，门窗都是铁的。我们这一群被关在右首正北的屋子里，这是第四号室，门和走廊相对。屋里除过一只马桶，和一个微弱的悬得高高的电灯，空无所有，原来我们还是开创者呢。

Ｄ也来了，他瘦了，但显得坚朗一些了；我又发现陈子涛兄，原来他和Ｄ关在一号室，他吃惊地说：

“老贾，你也来了?”

我笑着说：

“来陪你的。”

“不寂寞了。”陈笑着说。

陈又介绍我认识了记者老张，他来得更早，已然三个多月，陈笑着说，这是亚尔培路的元老。还有印刷工人老杨，是老骆那个厂里的，——这就是一号的客人。二号是我和江特务，我关照了陈，说明江的身份。陈又把话传给他的同室人。

不久，第二批人马到了，老骆，老吴，小华，小宁波，三轮车夫老王，五个扛着行李包袱笑嘻嘻地进来了，不是小宁波还提着我们那个黑盆子，倒像刚下了火车的客人呢。

这个屋子广大，比起亚尔培路来，使人有解放之感。

第三批又来了，这是陌生的一批，说是富通公司来的，有七八个人，行李却不多。

我们先不去整理床铺，老陈腰里摸出了一包烟，大家吃了起来，愉快地谈着，——我们会师了。

结束了亚尔培路的一个月的生活，我们到了一个新环境，展开了新的命运，我在这里有了十一个月的生活历史。二、人的斗争在一九四七年中秋节后的第三个深夜，我们由亚尔培路二号被押到蓬莱监狱来了。在亚尔培路二号，我们二号室的朋友包括了骆仲达和吴二男，这是在监狱中结识的；陈子涛则押在二号里的一号室。这时，在蓬莱监狱的第四号监房中我们会师了。

老吴和老陈也会师了，他们蹲在隐僻的角落里，谈着彼此的遭遇，老陈要我去听他的故事，老骆也早参加在那个谈话堆里。

老陈他们的杂志，为了坚持斗争，在一些进步的报纸和杂志都被黑手扼死了以后，仍然不懈不惧地坚持了更尖锐的斗争，简直成了文化界的中心和重心，特务的鼻子追嗅着他们，他们转入游击方式，仍然艰苦地做到不脱期的努力，老陈的一只皮包就是整个的办公室，他东到一个地方，西到一个地方地营着游击队员的生活。在被捕前两个月，这才住到了老骆家里。被捕的那天，说也奇怪，他下午还在亚尔培路二号的门口等公共汽车，那是十路车子的站口，在等车子的时间他还无聊地向这个魔窟望了望，想不到回到老骆家里，刚洗过澡，特务们就大群地冲开了门进来了，在书室里一把抓住他。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8)

“这全是知识分子的小趣味主义惹了祸，”陈说，“我的一支笔上刻了我自己的名字，特务一搜到笔，在电灯下一照，如获至宝似的喜欢地说，可找到你了，马上啪、啪、啪的就是一顿耳光。”一说完，他清朗地笑了。

一到了二号，不容分说，他一直就被押到楼上会客厅里，一个穿长袍肥头大耳的戴眼镜的中年胖子，高高坐在桌子的上首，吸着雪茄。他立在地下，身旁是几个杀气腾腾的小特务，都显出一副精力横溢的样子，像劫得财宝回山的强盗。房子里出奇地静。

“你就是陈子涛吗?久仰久仰!”胖子鼻子里喷出青烟，两个圆眼睛透过凸出的镜片冷峻地瞪着，肥腮巴上拉出两条弧线，是一种充满了轻蔑的仇恨表情。头微微向一旁傲慢地摆动。

“不错。”陈的瘦削的身子昂然地挺向前。

“我是这里的主任秘书，姓彭，你记清楚。”这个胖子慢吞吞的一个字一个字矜持地说，眼睛向下平视着，怨毒在积聚，“我就是你说的特务——国民党的走狗!”他大声地威严地喊着，尾音发尖。

“你说得差不多！”陈以鄙夷的声调倨傲地说。

“你混蛋!”这头畜生积聚的怨毒一下燎亮地燃着了，他大声拍着桌子，地上站着带枪的小特务，一下全前进了一步，挤拢在陈的身边，摆出要动手的样子。

“好，”这头牲口声调阴沉地继续说，又缓和了下来，“你到了这里还是这么蛮横，你这才真是一个好共产党，我佩服!哈哈……”他伸起大拇指，嘲弄地说，鼻子里发出粗重的恶笑声，显示了他的胸有成竹的不慌不忙先玩弄你一下、消遣你一下的可恶态度，“你真有种，你算好汉！你不愧受过毛泽东的教育!好极了!哈哈……”停了一下，忽然面孔一变，绷成铁青，“我今天就先考试考试你这个共产党!来人呀!”围在老陈周围的特务抢步向前，左右都是两个，抓紧陈的臂膀，后面一个双手揪着陈的衬衣。“先剥光他!”牲口用非人的声音怒嗥着，陈一动也不动，眼睛直直地射着这个坏种，小特务们手脚利落地像剥窗户纸似的连扯带拉地剥下了陈的衣裤，只留下汗背心和短裤袜。

“这样子不大体面了，哈哈……”牲口又玩弄地鼻笑着了，面孔好像被疾手操纵的机器似的马上又一扳，“拉下去！”他随着离开了桌子，把半截雪茄使劲扔在痰盂里。

陈像臂生两翅，半空半实地被一群小特务拥着走，一股风似的下了楼梯，来到一间阴沉的小室。这里灯光阴惨，刑具俱全，是特务们出卖祖宗三代的地方。那头胖畜生跟着走进，先习惯地关紧身后的门，坐在小桌后面，面孔威严地向着凛然挺立的陈，瞪了足足有好几分钟，忽然堆下笑容来说：“你有种，真正做到临危不惧的古话，我佩服，佩服!哈哈……”忽然歪了头，伸向陈的面孔说，“我瞧你这个文弱的书生，身体恐怕吃不消吧?我也是个读书人，最能体谅读书人，你老实招了吧，我一定从宽处理，怎样?”

“……”陈挺立在地上，在小特务的挟持中。

“怎样?”

“……”陈仍然挺立在地上，在小特务的挟持中。

过了空气凝结了似的二三分钟。

“你怎么样?”牲口的声音大而厉，严厉地胁逼着陈。

“……”陈仍然挺立在地上，在小特务的挟持中。

“好，”牲口勃然大怒了，蠢笨地跳了起来，拍着桌子，“我是先礼后兵。”说着跳到陈的面前，肥掌在陈的两颊上飞快地挥动起来：啪，啪，啪，啪……

“老子给你先尝尝小点心!”打停了，牲口卷着袖子，气喘咻咻地说，“老子向来文明，不亲手打人，你太可气了，你用沉默来抗议，你不把老子当人看，你太侮辱人了，没有客气，今夜我陪你到天亮吧!先上他老虎凳!”

小特务们把陈突然往下按去，陈的腿硬撑着，后面的小特务向陈的上腿部狠狠就是一脚，两旁按肩臂的特务，趁势就把陈按倒在地上，提起脚来一齐重重地向陈的弯放在地上的小腿部踩下去，骨节折断似的发出干硬的响声，陈的眼前摇晃，汗珠开始大颗地淌下来，他闭了眼，仍然没有声音，只是吃力地咬着唇皮。

“你有种，好汉!”大牲口双手叉着腰，冷峻地说，“提上去!”

小特务们把陈举在靠墙的老虎凳上，陈的双腿失掉作用地拖拉着，小特务们动作熟练迅快，一个使劲地当胸把陈推得脊背顶着墙，左右两个特务，一边一个拉直陈的两臂，又一个把陈的双腿拖在凳子上放平，一边向里推着两腿，使屁股结结实实地挨着墙，一个就解下挂在墙上的粗绳子，把陈的双腿和凳子绑在一齐，绑一周，吃力地拉紧一下，一条很长的绳子密密地绑好了，这才拭着脸上的汗，拿起屋角放的粗木棍子，双臂挺直地用力地?进陈的小腿和凳子的中间，又撬上去，露出空隙，那个负责陈的腿部的东西，就把预备在手里的砖头塞了一块进去。

“加!”大牲口喊着。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9)

加上一块。

“加!”大牲口喊着。

又是一块。

“加!”大牲口声音发尖地喊。

又是一块。

“加!”大牲口非人性的声音。

又是一块。

撬腿部的棍子半垂直了。

“再加!”大牲口非人性的声音，尖锐地接近音阶的最高峰，尾音空虚。

又是一块。

“再加!”大牲口的声音恍惚了，只有一种尖而细的余音。

棍子垂直了。

塞进了第七块。

始终毫无声音。陈的眼睛深陷了下去，两颊发凹，本来是黝黑的面孔，成了青色，豆大的汗粒像泡沫似的全脸都是。

大牲口咧着嘴狞笑。

“招不招?”

“……”

“好!”他逼进一步，伸开肥掌，向陈的面颊上挥动，啪、啪、啪、啪、啪……和打墙一样。

“拧他的胸部!”大牲口气咻咻地憩了手，命令。

塞砖头的小特务，拿衬衣袖子拭着汗，握紧拳头，把陈的湿透的汗背心推上去，露出干瘦的胸脯来，这个畜生用他坚硬的拳头的棱角，在陈的胸上骨骼之间，贴着肉皮地由上到下又由左到右地全胸蹂躏，陈的嗓子里发出断续的嘶嘶声来，这么有四五分钟……

“招不招?”

尖锐的喊声响在陈的耳膜上，是微细的像一个蚊子的嗡嗡声，他的头本能地激烈地左右摆动着……

野兽们静静地睨视“人”，焦急地舐着自己发咸的唇皮。

“人”在凳子上，毫无声息，仿佛是一块冷却了的铁。

一个特务叹了一声气，马上为遮掩自己的懦弱，点了一根烟大口吸着。大牲口夺过烟去，把红红的烟头烧着青红交加的“人”的胸部，发出吱吱的声音，冒着青烟……

“人”的头倒一样地垂在一旁，汗珠遮没了眼睛，清鼻涕拖过啃得青紫的唇皮……

野兽们在寂寞中绝望地摇着头——没有法子。

大牲口到底是大牲口，他惊觉到“人”的流在胸前的口沫，和愈愈歪下的头，连忙说：“喷水！”

小特务慌忙在地上水桶里舀了一碗水，重重地吸了一口，猛然喷在“人”的脸上，又喷一口，一口，一口……

“人”头部蠕动着，微弱地睁开了眼，无神的眼里射出安详的光……

“先放下来!”大牲口凄厉地喊着，倒像他绑在老虎凳上。

小特务右脚伸起，向叠在腿下的七块砖头狠命地踢去，砖头哗啦地掉在地上；另一个小特务七手八脚地解绳子，解完绳子，踢砖的小特务双手提着“人”的两只脚猛然向后推去，发出“咯——吱”的干裂的响声，“人”彻骨地喊了一声……

“这个共产党真可恶，我也弄倦了。”大牲口手发颤地燃着雪茄，“几点钟了?”

一个小特务看手表。

“快四点了。”

远处有鸡叫，是艰涩的模糊的从远处传来的啼声。

“先送他下去！”

五个小特务像拖一块木头似的把他拖到第一号囚室里，摔在地上，大声地锁了门，走了。

有人扶着他在狭小的地上转，他微弱地说：

“我要休息。”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10)

“不行。”一个着急的声音，他下意识地明白，这是难友，他们大概没有睡着，或者被开门的声音惊醒了。“你不能就睡，这么要残废了。”他在难友们轮流的扶持下，在狭窄的地上转圈子，外面鸡响亮地叫着，繁密地叫着，晨风吹进来，他才觉得彻骨的痛疼和凉意……鸡更多更多地叫着，此起彼落，成了一片声音的海。电车在空旷的街道上驰骋了，这个醒来的都市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他才沉沉地睡了去。有人揉着他的腿，他只感到身子不平衡的摇动，腿像脱离了自己；身子感到凉气，汗背心和短裤子都胶在身上……一天在迷昏中吃过两杯开水，黄昏的时候，他又被拖上去了，这次的凶手是苏麟阁。他不要搀扶，倒下去似的倚在地上，面向着这个因荒淫于酒色瘦得和骷髅一样的恶兽。

“先生，”这个恶棍皮笑肉不笑地嘿嘿笑着，“你是一个好汉！一个好共产党!共产党员都像你，我们早没有饭吃了。”他一边目光尖锐地考察着冷然的陈，但是像猛然开了门跑到刮风下雪的寒冷的气候中呼吸了一下却又被噎住了似的，这个兽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竭力坚强着自己，用兽性打击着自己，一边却是还要柔和地接着说：“昨天晚上，姓彭的对付你那套太软了，他是这里的一个好人，一个趴在桌子上写等因奉此的人，不大来得手，所以给你造成了当英雄的机会。我兄弟你大概还不知道，我自我介绍，我姓苏，在这个机关提到我，铁人也要发抖，马上你就明白，嘿嘿……”更加紧地研究着陈的面孔，故意地停滞了一下，更柔和地接下去——这是最可恶的战术，好像是一种跑得快的人，他并不用笨重卖力的大步迈进，而是机警地、集中地用着灵活的小步，越走越快，估计到了目的地，然后伸前一步，把路走完了。特务们则是柔软，较柔软，更柔软，于是——面孔一翻，兽性泛滥地冲出。这是最可恶的一种兽类，做到这种功夫，是很需要有点“修养”的。这个兽更柔和地接下去说：“本来我们对于知识分子先生是最尊重的，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们不给他下手；要是有证据而不认账，这是和我们为难，这最不可原谅!对不起，我们要好好地请他享受享受，即或死掉，也该由他自己负责，这是他太不原谅自己嘛!”这个兽歪着头，摊开两手，简直是“可爱地”笑起来了，但那个丑脸已然成了青色了，笑只在上面随便地滑着——这个兽类作恶的阴谋在加速地努力和进步着。

“但是，”声音变了，是一种尖利的高声，脸色完全成了铁青，凶手的形态完成了，“我今天晚上要你负责答复我的第二句话：交出你的组织关系来!”

“什么组织关系，不懂!”陈冷然地说。

“不懂?哈哈!你好外行!先生，”这个兽又是那副嬉笑的神态了，“你开了口可真不容易，像我们这种人，能得到你的回话，真就很不容易了!也罢，我说给你几句，这是咱们的私人感情，回头再办咱们的公事——姓彭的昨晚那一夜是多余，害得他今天睡了一整天。我给你说吧，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早解决了，你瞧，”这个兽类拉开抽屉，取得几张纸头出来，摔在陈的面前，笑着说，“这是不是你的东西?”不等陈回答，他就把桌子上的东西收回来，扔在抽屉里，叹了口气地说，“所以，我说这第一个问题本来解决了嘛，昨天那一夜只算是一个小小的见面礼，今天我正式奉陪。我们这里，哈哈，是以武会友!你说吧!”他玩弄地盯着陈，脸的下部却已开始变得冷峻，终至全脸是一片冷气，特务的脸型摆出来了。

陈蔑视地站着，没有言语，没有表示，他仿佛一个人站在狂风的荒野，精神独立。

“怎么?你真想领教我的本事吗?”野兽赫赫地说。

陈仍然如挺立于荒原。

“好吧，”野兽绝望了，“请你坐下来——推他在椅子上。”他摆了摆头，大声地命令地上伺候着的小特务。椅子像摔倒似的发出呻吟，陈被按在椅子上，在写字桌的另一面。野兽拉开了抽屉，拿出一包针摔在桌子上。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发了野性了。

“手伸上来!”大声吆喝着。

贾植芳先生（后排右二）与胡风等友人（后排中）在一起

陈却像伸拳似的把右臂向野兽伸上去，这个野兽像精神上被这个充满了力量的拳头重重地捶击了一下似的，寒噤地站起来，头歪向后去；但马上他就获得了他的咆哮的据点，他带着反击的示威坐在椅子上，充血的眼睛直直地瞪着陈，头发像都要耸立起来。他很快地拿了一支针，一只手抓着陈的手腕，在旁边伺候的小特务冲上来，弄直陈的手指。

一支白森森的针插进陈的指甲缝里。

于是，右手五个手指甲缝里都插满了针。

陈勇敢地伸出左臂，另一个小特务奔上来弄直陈的手指。

于是，左手的五个手指甲缝里都插满了针。

野兽露出白牙笑了。

陈凝视着那纵出的白牙齿，静静的。

“你真是一个好共产党员！”白牙齿间发出虎虎的声响。

“说!”咆哮了。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11)

陈静静地凝视，超过了白牙齿，向前。窗布在飘动着，外面的天空漆黑而美丽，繁星闪烁着……

野兽拿起了沉重的墨盒盖，于是叮当地发出声音来——墨盒盖在针前后敲打着……

陈闭起了眼睛。

“说!”

陈还是闭着眼睛。

于是，墨盒盖又发出声音——它从针头上往下敲!

血，鲜红的血，油油地浸出来了，畅然地染红了手，流在桌子上。

陈的眼睛紧闭，汗珠坠一样的像能听见响声地掉在桌子上，和血结合在一起……

接着，又是，“第二套”，还是在静默中进行的：

陈被按在条凳子上缚紧，用毛巾围了嘴，这个野兽亲自拿了一只水壶，把水向毛巾倒去，陈艰辛地呼吸着，挣扎着，失掉了知觉……

水被喷在面上，他睁开了眼，清微的眼神。

野兽呆然地瞪视着他，开始失掉了工作的把握……

但是又来了第三套!

几双兽爪搬开陈的嘴，于是，红的香烟头在陈的舌上、唇上、颈上烫着，发出一片嗞嗞的皮肤烧焦的声音。

野兽“害羞”了，它忽然发狂似的用拳脚在陈的身上踢去，就正像蒋介石的刀兵这时在中国大地肆无忌惮地蹂躏一样，这是一幅具体的缩图。

陈在迷糊中听到鸡的高啼的清亮的鼓舞的声音……

这第二夜的“工作”完成了，他在“明天晚上我还要陪你一夜”的吼声中被拖到号子里……

在听“故事”的人群中，记者方插嘴说：

“老陈被拖回来的时候，我们全号子的人都在焦望中睡去了。我忽然听到布撕裂的声音，我一个翻身坐起来，我看到老陈已然扯下一块衬衣布，往自己脖子勒去，我哭了，我夺了布；老陈已讲不出话来，他只指着自己的伤痕，发出模糊的语音，说他已抵抗不了痛苦，特务们是不让他活下去的，还是自杀了，免得再受侮辱，一边他又撕衬衣。我抱着老陈哭着说：活着就是希望，我们无论如何要抗过去!陈才不撕衣服了，忽然从眼里射出燃烧起来一样的光芒，和烈焰一样，我又伏在老陈的背上哭起来了。这时大家都醒来了。我们围着老陈，让他躺下，又没有调羹，我们只好用碗向老陈的唇边送水，用毛巾擦他的水湿的身子……”

老陈在方的叙述下看了围着他的大众一眼，又把香烟放到嘴上去……

第三夜还是这个姓苏的野兽下的手，这夜是绞头，这野兽说：“知识分子当共产党是从思想出发，要头部负责任，所以要绞头。”完了，又上了老虎凳。末了，这个兽狠狠地咧着牙说：“我真要用那个办法了。”所谓那个办法，据说叫“猪鬃扎马眼”，是用猪鬃向生殖器的眼孔穿进去，这是清代北京的五城兵马司衙门审江洋大盗的刑法，铁汉也要死过去的，但仓猝间没有刑具，“算你运气好”。这样陈突过了三关。此后再没有问过话，那野兽们费了两夜工夫的第二个问题现在还摆着，永远要摆着……

这就是我们会师的第一个夜间，所知道的老陈和敌人血的战斗的故事……

长篇《人的证据》第二部之一章；一九四九年八月写于胶东旅中三、出狱前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在上海，我被国民党中统局抓起来投入监牢，在监牢里熬了一年多。先是关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二号上海中统局本部。两个月后转到蓬莱路的国民党警察局里，楼下关刑事犯，楼上关政治犯，我是“政治犯”，关在楼上。这是我第三次吃政治官司(也是第二次吃国民党的政治官司。当中一次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我以策反罪被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逮捕关押)，是写文章写出来的官司。那年，纪念五四运动，地下学联办了一个《学生新报》，出了一个“五四特刊”，请一些人写文章，诸如马叙伦、郭沫若等；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给战斗者》，在这份小报上刊登出来。我在文章中说，参加五四运动的那些青年，抛头颅、洒热血，但这些热血却染红了一些人的顶子；所以我们还得继承五四精神，继续战斗，要用对付野兽的办法对付这些野兽等等。当时正值国民党“勘乱”时期，学生们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斗争。我的文章自然被认为是煽动学潮，大逆不道。经人告密，我被抓起来了。当时领头抓我、审我的特务名叫苏麟阁，这是在监房关押时经难友们一再证实的姓名。初解放时，即一九五〇年秋，当时上海《解放日报》等报刊登出了一条新闻，说是这个中统老牌特务，解放后潜伏下来，终于在镇江被我公安局逮捕，经过审讯已处决，并公布了他的主要罪行内容——逮捕和迫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卢子扬、陈子涛、骆何民、吴二男、杜青禄、贾植芳等人，我和杜青禄?志被列入“进步人士”名内。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12)

刚关进监狱的两个夜晚，特务们连续对我审问了两次，即宣布我是“社会败类”、“共产党走狗”。之后就再未审问过。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才又被提审。这次审问我的显然是一个上面派来的高级特务，他有四十多岁，无锡口音，穿一身笔挺的灰色西装，身边还有一个对他毕恭毕敬的青年特务陪着。这个上面来的高级特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吸着“绿炮台”香烟(当时的一种高级烟)，看我坐下后，他递给我一支烟。他吸过一口烟后对我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算少了，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你是什么人你清楚，我们也有数。现在长话短说，我们认为你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帮我们把胡风抓来，或者你不好意思，就把他的住址说给我们也行；至于另一条路嘛，我不说你也知道。据我们了解，你不是第一次吃这种官司，也算一个‘老鬼’(上海方言，音：巨。意指老资格)了。”我不假考虑地回答说：“抗战胜利后我流落在上海滩，失了业，为了弄口饭吃，我写些小文章，到处投稿。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文化界人，包括你说的那个什么胡风，真是非常抱歉了！”这两个特务听了我的回答，一起仰着身子哈哈笑开了，我也紧跟着“哈哈哈”，突然那个穿灰色洋服的特务停止了笑声，把面孔伸向我，瞪起眼睛问我：“照这么说，我们是冤枉你了？”我说：“那天晚上我在家里喝酒，被你们抓来了，难道喝酒犯法?”这个特务一边向后仰着身子，一边说：“你说的太天真了，咱们不要再磨牙了，反正两条道路任你选，你不过才三十出头吧，太可惜了！……”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小特务(他也是来抓我的特务之一，听同监难友说，是这里的行动队的)把我叫去。我一进门，他就站起来对我直截了当地说：“怎么样?考虑好了吧?”我说：“没什么可考虑的!”他干笑了一声说：“算了，你不要再装糊涂了!——这么吧，你如果觉得这么办不方便，我们再提一个办法，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也行。”我回答说：“我反共不反共是一回事，你把我反共作为释放我的条件，用手枪逼我反，我不反!你怎么办都行。抗战时我也做过军人，上过前线，脑袋是有一个，谁要，我就给谁!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样，我又被押回监房，听候魔鬼的安排。

我从原来羁押的亚尔培路二号上海中统本部押解到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是同年中秋节以后的第二个晚上，当天夜里，在这里又碰上从威海卫路富通印刷公司押解来的一批“犯人”。原来，我们这案是“《学生新报》案”。我们被捕以后，九月十九日又发生了“富通印刷公司案”，现在这两班人马“会师”了。

我在这里，碰到当时在富通印刷公司任总会计的罗平同志，他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也写些诗(解放初，他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名叫《在秘密监狱里的诗》)。因此也是我的一个读者。我们一见如故。他对我说：“你和你老婆给抓进来的第二天，我就在《时代日报》上看到消息了……”我听了，仿佛吃了一粒定心丸，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当时正进入国民党所说的什么“勘乱”时期，进步报刊早已纷纷被封闭查禁。只有这家《时代日报》因为打的是“苏商”招牌，国民党政府顾忌和苏联的邦交关系，所以才能巍然独存。这时，它已成为进步文化界唯一的一个发表文章的阵地和得到外界讯息联系的窗口。我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它的基本读者。他们从报上知道了我们夫妇被捕的消息，就像是读了一份地下党组织发布的通告，当然就不会再来我们住处走动了，这样他们不会受到株连之灾，我的官司也可以“简单”一些。因为在旧社会吃过官司的朋友都知道，反动军警宪特抓去某人后，在案发的地方总要派人留守，以便捉拿“同党”，一网打尽。我这个认识和估计，后来一九四八年冬出狱后，见到相熟的朋友们时，都得到了证实，《时代日报》这条小消息帮了他们大忙。比如当时该报记者顾征南同志，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后，通过胡风认识了我。在我被捕前，我还把两篇小说稿交给了他。在我被捕前几天，他和恋人小方同志来看我们时说，他们定于九月十九日结婚，邀我们参加婚礼，举行婚礼的地点还未决定，等决定了，在婚礼前一天再来通知我们。一九四八年冬，我出狱后他才对我说，在我们被捕的第二天，他们本来准备告诉我们婚礼地址，但是早晨一觉醒来，看到刚送来的当天《时代日报》后，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夫妇昨夜被捕了，所以，他们没有再去我们住所。后来他到报馆上班，听到楼适夷同志说，昨天深夜两点钟，他正发完稿，准备回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说，贾植芳夫妇在住处和同住的几个学生一块被捕了，要他们在明天的报上发一个消息。当时楼适夷同志还来不及问打电话的人的姓名，电话就挂断了。放下电话，他就赶写了一条消息发排。

《我的人生档案》 中秋佳节(13)

这个神秘的电话，是谁打给楼适夷的呢?三十年后，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一九七八年秋天，我解除“监督”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一天下午，突然有一位身材短小的中年人来看我，他一见我，好像发现了奇迹般的，惊喜交加地对我说：“贾先生，你还认识我吧?我叫李平。”我看着他矮而发胖的身子，半秃的头顶，一时如坠五里雾中，愣住了。只能说出两个字：“你是……”他不无伤感地对我说：“怪不得你不认识我了，因为我们失掉联系三十年了。我就是一九四七年和你们一块住在吴淞路义丰里的三个小青年中的那个李平，任敏高中的同学。”他这么一说，我的记忆大门一下子被打开了。

原来，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我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逮捕时的住处，是在虹口区吴淞路义丰里九十一号的楼房；义丰里那时是一个日侨集中区，这个九十一号，每层有近十个房间，听说原来是一家日本旅馆，后来成了一个中日混居的大杂院。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日侨。其中二楼有三个房间是《学生新报》的社址，与我们同时被捕的杜青禄同志，当时在日侨管理处混个小差事，他的单位在这里给他分了三间房子。他是一个单身青年，自己住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一个朋友的亭子间里，他将这三间分来的房子，把它们作为《学生新报》的社址，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个报纸的工作人员。后来报纸被迫停刊，青禄就将其中靠阳台的一间让给我们夫妇住。二楼楼梯口的一间，则借给段力佩同志住，老段这时是牛庄路上一个中学的校长；剩下的与我的住室相邻的那间，除堆了旧报纸外，由《学生新报》的小朱(上海法学院女同学)和《时事新报》的一位女记者廖某同住。这时，在二楼上另一头的一个房间里，住着三个单身小青年，除了此时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头顶半秃的李平外，还有小黄(名字已记不起来)和肺病已然到了晚期的刘兆文同志。他们三位原来是我妻子任敏抗战时期在四川上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因此在这里相遇后，就一见如故地来往起来了。这三位青年是抗战胜利后，在旧政协时代才从国民党集中营放出来的，由于长期监禁和酷刑，他们一起辗转到上海滩后，身体已极度衰弱，他们相依为命地过着清苦的生活，由小李、小黄当教员，共同养活卧床不起的小刘。我们被捕的那夜，特务到狄思威路捉来了杜青禄，再转到义丰里捉我们，同住的小朱和小廖同时被捕。特务还搜查了段力佩同志的家，碰巧那天他外出未归，所以幸免于难。

经过三十多年的岁月，李平来上海组稿(他是安徽一家文学刊物的主编)，才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发现了我。这时他对我说，在我们那夜被捕后，他们就逃出了义丰里，当夜给《时代日报》打电话，想报告我们被捕的消息，可是一直没有打通，非常焦急。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小黄去找沈钧儒老先生，沈先生听了他们的叙述后，很平静地告诉他们说，贾植芳夫妇和同住的学生被捕的消息，当夜他就知道了，是被中统特务抓去的，马思南路(今思南路)“周公馆”的辛志超同志当夜已用电话通知了《时代日报》，要他们发一条消息。沈先生说：“这方面的事你们不必再提了，倒是你们三个人的转移问题急需要解决。因为看样子，你们不能再在上海停留了。”后来，他们就到安徽胡明领导的游击部队去工作了。

原来如此！三十年前我们被捕的那个神秘电话，竟是“周公馆”打给楼适夷。这件事，过了三十年，我才从李平的口中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解放前，上海有一家海燕书店，老板名叫俞鸿模，他和我在日本是同学。他是华侨，福建人，也是位作家，在日本出过一个小说集(书名《炼》)。他归国后在上海办了个海燕书店，这是个进步书店。抗战胜利后，胡风给海燕书店编了一套《七月文丛》，其中有我的一本《人生赋》，这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一九四七年出版。那时我的笔名叫杨力，这个名字是胡风给我起的。我以前写文章都用贾植芳，写杂文和政治性的文章则随便署个假名字。胡风说，上海政治斗争情况复杂，还是用个假名字好些。我告诉过胡风，我母亲姓杨，胡风说那就叫“杨力”吧。他拿火柴头写了“杨力”两字，后来，这两字就印上了《人生赋》。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风声甚紧，海燕书店迁到香港。因上海还有些事务有待处理，俞鸿模又回到上海来办事，此时我已锒铛入狱，而我的妻子任敏那时已被释放。

胡风一见到俞鸿模，就把我入狱一年的事告诉了他，并且问他是否有办法救我出来。俞鸿模说，他认识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副局长骆美中，骆美中也是留日学生，现在在国民党里有权。他说：“我们都是华侨，家里还有来往，我去和他讲一讲。”于是，俞鸿模就去为我奔走活动了。后来我听胡风说，俞鸿模曾说，那时国民党已经快树倒猢狲散了，他们的官员也要找出路，骆美中表示敢担保，但要俞鸿模对他说清楚贾植芳是不是共产党，俞鸿模对他说：“贾植芳只是写写文章，我看他不是共产党。”骆美中说：“他是共产党我也敢保。”过了一天，俞鸿模就?复胡风：“我对骆美中讲了，骆美中给中统局局长季元溥写了一封信，让任敏去拿，再送给中统局，估计没有问题。”任敏去拿了信，立即送到上海中统局本部。她也在这里关过近三个月。

一天下午，我在监牢里正坐得昏头昏脑，监牢警卫叫道：“贾植芳，你出来!”我以为又是提审，他说：“你走吧，你还有什么东西?”我说：“啥也没有，就有一根皮带和一顶帽子在你们这里。”他说：“给你拿来了，你在这里先歇一歇。”

和我同监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知识分子，一种是工人，我在里面教工人文化，还教那些小知识分子英文。在国民党监牢里教教这些还可以。这些“犯人”里有一个小张，是永安公司的工会主席。我在狱中被关押了一年多，身上没有一文钱，已被关得头昏眼花，这小张对我说：“你拿上这一百万元法币，我们有钱，我们有工会，你出去得花钱，雇个车什么的。”我接下这一百万元法币后，一个做特务的看守送我出去。监牢离大门还有很远一段路。我以前和他聊天，他是个高中学生，找不到工作，因为认识这里中统局行动队的一个王队长，来这里混饭吃，看守犯人。走到大门口，我对他说：“你看管了我半年多，我有句话对你说。你看作是人话，你就听；要是你认为不好，就当我放屁。你年纪轻轻的，这碗饭不是人吃的，你找点别的事干干，换碗饭吃吧。”他对我说：“贾先生，你的话我记着。”

出了大门，我在旁边的一个小烟杂店买了包“大百万金”香烟(相当于现在的飞马烟)，花掉三十万元。然后，雇了一辆三轮车到我伯父商行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路)的办事处，那里有个掌柜的，我就在他那里住下，后来又把任敏找来，在这里我深居简出。有一次我在附近马路上，突然碰到一个我在监狱里见到过的特务，只见他喝酒喝得脸通红，他看到了我，还站下来瞪了我好一会，好像事出意外似的。为此，我只得赶紧找地方搬开，因为我怕给伯父掌柜的再带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