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马拉拉/[巴基斯坦]马拉拉，[英]克里斯蒂娜·拉姆著；翁雅如，朱浩一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10

书名原文：I AM MALALA

ISBN　978-7-220-09174-2

Ⅰ.①我…　Ⅱ.①优…②拉…③翁…④朱…　Ⅲ.①马拉拉—自传　Ⅳ.①K833.53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5737号

I AM MALALA by Malala Yousafzai with Christina Lamb

Copyright©2013 Salarzai Limited

Map©John Gilkes 2013

Jacket photographs by Antonio Olmo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4 by Hachette-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Beijing）Co.，Ltd. Published by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Brown，and Company，New York，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21-2014-46

我是马拉拉

[巴基斯坦]马拉拉·优素福扎伊，[英]克里斯蒂娜·拉姆　著

翁雅如　朱洁一　译

总策划

策　　划　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总策划　黄立新　张寓宇

策划编辑　钱丽　王怡翾

责任编辑　江　澄　吴焕姣

特约编辑　李景峰

策划顾问　孙淑慧

封面设计　解建华

内文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蓝海

责任印制　祝健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ichuan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7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457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0mm×230mm

印　　张　17.75

插　　页　11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2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9174-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453

目录

序章　那一天，我的世界轰然改变

第一部　在塔利班到来之前

1　女儿诞生

2　父亲是鹰

3　在学校里长大

4　这个村庄

5　为什么我不戴耳环，为什么普什图人不说“谢谢”

6　垃圾山的孩子

7　想让学校关门大吉的穆夫提

8　地动之秋

第二部　死亡之谷

9　电台毛拉

10　太妃糖、网球与斯瓦特佛像

11　聪明的班级

12　血色广场

13　古尔·玛凯的日记

14　一种有趣的和平

15　离开河谷

第三部　三颗子弹，三个女孩

16　悲伤之谷

17　祈祷再长高些

18　女人与海

19　秘密的塔利班组织

20　谁是马拉拉？

第四部　生死交关

21　“主啊，我将她托付给你”

22　踏上未知的旅程

第五部　第二条命

23　“伯明翰，头部中枪的女孩”

24　“他们夺走了她的笑容”

尾声　一个孩子，一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

附录　在巴基斯坦和斯瓦特发生的重大事件

致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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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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襁褓中的我。

与我的弟弟胡沙尔在明戈拉

父亲的朋友希达亚图拉抱着我在我们第一间校舍外留影。

我的外祖父，马力克·简瑟·汗，摄于香拉县。

父亲孩童时代的家。

我的祖父（中），与我（左）和胡沙尔（右）在我们明戈拉的家中合影。

我（左）与弟弟胡沙尔（右）在看书。

与胡沙尔享受香拉县的瀑布精致。

学校校外旅游的野餐。

在胡沙尔学校的集体祷告。

最初，民众捐了大笔金钱给法兹鲁拉。

发表演说以慰问那些在哈巴巴遭到自杀式攻击事件而丧命的人们。

在学校的话剧表演。

在学校画图。

我12岁时所画的图，是我们从香拉县返回斯瓦特时所画的。图画说明了我希望不同信仰之间能和睦共外的梦想。

在我们明戈拉家中的庭院里，我（左）与阿塔尔（右）一起堆出的雪人。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城市看到雪。

在巴基斯坦国父——真纳的陵墓前留影。

父亲与斯瓦特的长老们。

在学校朗读一个故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学校被炸毁后的情况。

我被枪杀时所坐的校车座位。

菲奥娜医生（左一）与机关雄德医生（右一）在我身旁。

在伯翰医院里的一天。

我在医院读着《绿野仙踪》。

我的班主任玛丽安女士（左）与夏息雅（右）——与我一起中枪的其中一位女孩。

我的朋友帮我保留了我在学校的座位（最右边）。

阿姆杰德先生，男子学院的主任，每天早上进办公室前都会先跟我的海报打招呼。

我（左四）、潘基文（右四）、戈登·布朗（右三），和我的家人及朋友们在联合国。

我16岁生日当天联合国发表演说

我与母亲在麦地那。

我们一家人在伯明翰的新家外合影。

献给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

却只能保持缄默的女孩。

我们同心协力，别人就会听见。

序章　那一天，我的世界轰然改变

我来自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午夜建立。而我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刻，刚过正午。

一年前，我离家去学校，没曾想，却再也没能回去。我被塔利班分子开枪击中，失去意识，然后就被带离了我的国家——巴基斯坦。有些人说我永远都不会返回故乡了，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去的。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

现在，每天清晨，当我睁开双眼，都期盼着能回到自己的旧房间。屋里摆满了我的东西，满地都是衣服，架子上摆满了我获得的奖状。而事实上，我却身在一个离我的故乡——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有五小时时差的国家。巴基斯坦与之相比，感觉像是落后了几个世纪。这里的便利条件远超你的想象：每个水龙头拧开，都有自来水流出，冷热水可以自由选择；无论白天或黑夜，只需按一按钮，灯光亮起，不需要点油灯；有燃气可以直接煮食物，而不用先去市场搬煤气。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现代，甚至只要打开包装袋，就有熟食可以吃。

我站在窗边，能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长长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井然有序。树木和草皮都修葺得很整齐，还有平坦的人行道供路人行走。闭上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我的故乡——顶峰白雪皑皑的高山、绿意盎然的原野，还有碧蓝的河水。一想到斯瓦特的人民，我的心就会愉快地微笑。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和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在一起，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在一起，开心地谈谈笑笑，仿佛从未离开过。

然后，我猛然醒悟，我是在伯明翰，在英国。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那天原本要大考，对学生们来说算不上太美好的日子。但和大多数同学不一样，我号称“小书虫”，感觉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事。

那天早上，我们一如既往地搭着被漆得五颜六色、喷着废气的三轮车——每辆车上只能搭载五六个女生——来到狭窄泥泞的哈吉巴巴路。自从塔利班控制该地区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能再有任何标志。隔着伐木场的白墙里，铜质的大门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能让外界看出围墙里的状况。

对女孩子们来说，这道门就像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引领我们去往专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依次进入后，便会揭开面纱。我们依次走上楼梯，楼梯尽头有一个和各间教室相连的开放式庭院，我们将书包留在教室里，然后回到庭院进行早祷。我们背对着群山恭谨站立。一个女孩高呼：“Assaan bash！”意思是：“稍息！”我们便轻扣鞋跟，应道：“真主安拉。”接着她喊：“Hoo she yar！”也就是“注意！”我们便再次鞋跟轻扣，应答道：“真主安拉。”

这所学校是父亲在我出生前创建的，我们头顶的墙上用红白两色颜料骄傲地漆着“胡沙尔学校”。我十五岁，上九年级，每周有六天要来学校上课，和同学们一起背诵化学公式或学习乌尔都语；用英文格言诸如“欲速则不达”等写故事，或是画人体血液循环图——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想成为医生。实在很难想象，会有人把这样的事当成一种威胁。然而，在学校的围墙外，萦绕着明戈拉[1]的不只有嘈杂和疯狂，还有很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样，认为女孩不应受教育的人。

这天早晨，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不过，因为要考试，我们可以九点去上学，比平时晚一个小时。我很喜欢这样，因为可以不用早起，可以睡到比鸡鸣声更宜人的召唤声响起时再起床。父亲一开始会试着叫我起床。“该起床了，亲爱的Jani Mun！”“Jani Mun”在波斯语里是“灵魂伴侣”的意思，他每天早上都会这么叫我。“再过几分钟，爸爸，拜托。”我会这么央求他，然后往被窝里钻得更深些。然后，母亲就会过来，轻声叫我：“Pisho！”Pisho是“小猫咪”的意思，是她呼唤我的方式。这时候我才发现已经晚了，便大叫着“我的嫂嫂啊，我要迟到啦！”跳起来。在我们的文化里，每个男人都是你的“兄弟”，每个女人都是你的“姐妹”。这就是我们看待彼此的方式。所以，当父亲第一次把妻子带到学校去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喊我母亲“我兄弟的妻子”，也就是“嫂嫂”。于是，母亲就有了这个称号。现在，大家都喊她“嫂嫂”。

我的房间是长方形的，位于我们家房屋的最前面。房间里很简陋，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橱柜。这个橱柜是用我在为河谷地区争取和平和女性受教育权利时获得的部分奖金购买的。其中的几格架子上，放满了我在班上得到第一名时获得的金色塑料奖杯和奖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第一名，仅有的两次失手是被班上的对手玛尔卡·努尔打败。但我已经下定决心，决不会让此事重演。

学校离我家不远，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学。但自从去年开始，我就跟着其他女生一起搭人力车上学，再搭校车回家。这段路程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要穿越恶臭的小溪，经过一个巨型广告牌，广告牌上是胡马雍医生植发中心的广告。当一位秃头男老师突然长出头发时，我们都说他肯定去过了那家植发中心。我喜欢搭校车，这样就不会因为走路而满身大汗，而且还可以和朋友们聊天，和司机乌斯曼·阿里侃八卦，我们都喊他“Bhai Jan”，就是“哥哥”的意思。女孩子们总是被他的疯狂故事逗得哈哈大笑。

我开始搭校车，是因为母亲不敢让我独自上路。我们一年到头都被人威胁，有些刊登在报纸上，有些是其他人转来的传单或小纸条。母亲很担心我，但塔利班分子从来没有特别针对过小女孩，相对而言，我更担心他们会针对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是发表反对他们的言论。去年8月，我父亲的好友，也是他抗争暴权的同盟扎西德·汗在去祈祷的路上脸部中枪。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劝我父亲：“小心点，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们家门口的街道狭窄，校车无法开进去，所以我每次都在小溪边下车，穿过一道上锁的铁栅门，然后再走一段阶梯，才能到家。我总觉得要是有人攻击我，一定是在阶梯上。和我父亲一样，我总是爱幻想。有时候在课堂上，我的心思就会不知不觉地飘走。我想象在回家的路上，有人从台阶上跳出来朝我开枪。我想象自己的反应：也许我会脱下鞋子，朝他扔过去；但我又觉得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就和恐怖分子没有什么区别。最好还是向他祈求好了。“好吧，如果你想开枪就开吧。不过，在此之前，请先听我说几句话。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去上学而已。”

我并不害怕，但我也开始在每晚临睡前检查门锁好了没有，而且也开始向真主祷告，询问人死后会怎样。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无话不谈。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从小学开始就是好朋友。我们分享彼此的一切，比如贾斯汀·比伯的歌、电影《暮光之城》，还有最好的亮肤面霜。莫妮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时尚设计师，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她告诉别人说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们即便能外出工作，也很少能从事除医生或教师以外的职业。而我却不同，我从未隐瞒自己想当医生，或想当发明家或政治家的念头。莫妮巴似乎总能未卜先知，可我总是安慰她：“别担心！塔利班从没有针对过一个小女孩！”

当校车来的时候，我们跑下楼梯。其他女孩在出门之前，都会把面纱蒙好，然后爬上校车的后方。那是一辆白色的丰田之花卡车，车厢里平行摆放着三条长椅，两条在车的两侧，一条在车中央。那天，车上挤着二十个女生和三个老师。我坐在左侧，莫妮巴和另外一个低一年级的女孩夏希雅·拉姆赞，分别坐在我的两边。当时，我们怀里抱着考试资料，书包放在脚旁。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我都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当时车里的空气又热又黏，与往年比，天气凉得晚，只有遥远的兴都库什山顶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车子座位后面没有窗户，两边盖着厚厚的塑料布，时不时会被风吹开一溜小缝。塑料布黄黄的，上面满是尘土，没法看到外面。我们只能从车厢后面看见一线蓝天的痕迹和一抹太阳。那天的太阳就像是个黄色球体，飘浮在漫天风沙之中。

我只记得，校车一如既往地在路上架设的检查岗处右转行驶，然后经过废弃的板球场。然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我做过的梦里，我被开枪击中时，我的父亲也在车上，他也被击中了……周围挤满了人，我正到处寻找父亲。

而事实是，校车突然被截停了。在我们的左手边，是长满杂草的希尔·穆罕默德·汗的墓园，他是斯瓦特第一任经济部长。在我们的右手边，是个零食加工厂。我们停在离检查点不到两百米的地方。

我们看不到前方。但有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浅色衣服的年轻男子站在车身前方，挥手示意让车子停下。

“这是胡沙尔学校的车吗？”他问司机。学校的名字就写在车身上。我仿佛能听见乌斯曼大哥在喃喃自语：这是什么蠢问题？他回答：“是的。”

“我需要其中几个孩子的信息。”男人说。

“你得去学校办公室。”乌斯曼大哥说。

他说话的时候，另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男人走到车后面。

“你看，又是记者要来采访你了！”莫妮巴说。自从我开始跟着父亲在几个活动上发言，为女孩子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抗议塔利班分子试图让女性穿遮面长袍后，便常有记者来访，甚至还有些外国人，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拦在路边的。

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宽檐帽，用手帕蒙住口鼻，看上去就像是得了流感一样。他看着像是个大学生。他一跃跳上车厢，向我们走过来。

“谁是马拉拉？”他用命令式的口气问道。

没有人开口说话，但有几个女生望向我的方向。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把脸蒙起来的女孩。

这时候，他举起一把黑色手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把柯尔特45型自动手枪。几个女孩子开始尖叫起来。莫妮巴之后告诉我，当时我死死地抓着她的手。

我的朋友们告诉我，那个男人开了三枪，一枪接着一枪。第一枪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弹从我的左耳射出。我倒在莫妮巴身上，鲜血从我的左耳喷涌而出。另外两发子弹击中了我旁边的女孩。有一枪打中夏希雅的左手，还有一枪从卡内·利兹雅的左肩射穿进入她的右上臂。

朋友们后来告诉我，枪手开枪时手在发抖。

当我们终于到达医院时，我的长发已被鲜血染满，莫妮巴的腿上也全是鲜血。

谁是马拉拉？

我是马拉拉。

而这，就是我的故事。

[1]明戈拉，斯瓦特的主要城镇。

第一部　在塔利班到来之前

Sorey sorey pa golo rashey

Da be nangai awaz de ra ma sha mayena

我宁可迎接你带着弹孔光荣阵亡的遗体，

也不要听到你在战场上怯懦的消息。

——传统普什图俗语

1　女儿诞生

我出生时，村里的人都同情我的母亲，没有人恭喜我的父亲。我在清晨时分最后一颗星星黯淡时出生，我们普什图人认为这是吉兆。父亲没有钱送母亲去医院生产或者请接生婆，所以只好请邻居来帮忙接生。我父母的第一胎是死胎，而我一出生就哭天喊地。在我们的国家里，若家里生了儿子，大家都要鸣枪庆祝；但若是个女儿，则要被藏在布帘后。女人一生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了，就是煮饭和生孩子而已。

对大多数普什图人来说，女儿出生的那天，仅可以用一个“惨”字来形容。父亲的表弟贾汗·舍尔·优素福扎伊是少数来恭贺我诞生的人之一，他甚至还包了一大包礼金。他带来了我们达洛凯·优素福扎伊家族的族谱，一路可追溯到我的曾曾祖父一代，而上面只列了男性子嗣的名字。我的父亲齐亚乌丁跟大多数普什图人不同，他接过族谱，在他的名字下面画了一条弯曲的线，在线的下方写上了“马拉拉”几个字。他的表弟惊讶地笑了，而父亲却毫不在乎。他说，我出生后，他看着我的眼睛，感觉自己坠入了爱河。他跟其他人说：“我知道这个孩子与众不同。”他甚至要求他的朋友朝我的摇篮里撒水果干、糖果和硬币，而这一般只是对男孩子的礼遇。

我的名字源自阿富汗最伟大的女中豪杰，来自迈万德地区的马拉莱。普什图人是居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数个部落里，很自负的一个民族。我们遵从流传了数个世纪的普什图法为生活守则，这守则要求我们必须热情好客。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nang”，也就是“荣誉”。对普什图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丢了脸面，做了羞耻的事。我们有句俗语，“丢了荣誉，等于没了一切。”普什图族内部争夺和纷争严重，严重到在我们的语言里，“亲戚”这个字跟“敌人”有着同样的意思。但对于外来入侵的敌人，我们总是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每个普什图的孩子都是听马拉莱如何在1880年那场浩大的阿富汗战役中，激励阿富汗军队击败英军的故事长大的。

马拉莱出生在迈万德，是一位牧羊人的女儿。迈万德位于坎大哈省西边一个尘土飞扬的平原，当时被英国侵占。当她还是一个青春少女时，她的父亲和她未来的婚配对象加入数千名企图击退英军的阿富汗人的队伍。而马拉莱则和村里其他女人一起，来到战场，照顾伤兵、运送饮水。她看见自己的族人节节败退，非常着急。于是，当旗手倒下时，她高举起自己的白色面纱，走上战场，来到士兵们面前。

“年轻的爱人啊！”她高喊道，“如果你没有在迈万德之役倒下，那么以主之名，是因为有人把你看作是羞耻的象征而让你苟活。”

马拉莱在双方交战之中丧命，但她的话语和勇气激励阿富汗士兵们扭转了战局，他们捣毁了整个兵旅。这是英国战史上最惨烈的一次败迹。阿富汗人感到万分骄傲，阿富汗国王甚至还在喀布尔中心竖起一座迈万德之役战胜纪念碑。上高中后，我读过《福尔摩斯》，当看到华生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受伤，我不禁会心一笑。正因如此，华生医生才成为这位伟大侦探的伙伴。马拉莱是我们普什图人的圣女贞德。阿富汗许多女子学校都是以她的名字命名。但我的祖父身为宗教学者，同时也是村里的神职人员，对于父亲以此为我命名感到很不悦。“这是个悲伤的名字。”他说，“这名字代表的是伤痛欲绝。”

当我还在襁褓中时，父亲经常会唱一首由知名诗人拉赫迈德·沙·赛义德写的歌曲给我听。最后一段是这样唱的：

噢，迈万德的马拉莱啊，

请你再次引领普什图人高唱荣誉之歌吧，

你如诗般的话语扭转了世界，

我祈求你再次出现。

父亲讲马拉莱的故事给每位来我们家的客人听。我好喜欢听那个故事和父亲唱给我听的那些歌曲，以及我的名字被人们呼唤后，在风中留下的余音。

我们住在全世界最美的地方。我的河谷——斯瓦特是一个像天堂一样美的高山国度，有着飞流直下的瀑布和水晶般晶莹剔透的湖泊。“欢迎来到天堂”，河谷入口处的告示牌发出这样的邀请。很久以前，斯瓦特河谷被称为“Uddyana”，意思就是“花园”。我们有满山遍野的野花、满园子可口的水果、翡翠矿脉和满是鳟鱼的河流。人们常说斯瓦特河谷是东方的瑞士，我们甚至拥有巴基斯坦第一座滑雪度假山庄。巴基斯坦的富人常常来这里度假，享受干净的空气和美景，在苏菲节庆典上尽情歌唱和舞蹈。也有很多外国人来到这里，而不论他们来自何处，我们都统称他们为“英国人”。甚至连英国女王都到访过，她在用与泰姬陵一样的白色大理石所建造的白城城堡里过夜。那座城堡是我们的瓦利[1]，斯瓦特的第一任统治者所建造的。

我们的历史也很特别。如今斯瓦特隶属于开伯尔-普什图省，也就是许多巴基斯坦人说的KPK的一部分，但斯瓦特与巴基斯坦其他地区曾经是分隔开来的。我们跟附近的奇特拉尔和迪尔一起，曾是土邦三省中的一省。在殖民时期，我们的国王效忠英王，但仍保有自己的土地。1947年，英王允许印度独立并将其分割时，我们被划分到新创立的巴基斯坦之中，但仍保有自治权。我们使用巴基斯坦的卢比为货币，但巴基斯坦政府只负责我们的外交事务，我们通过瓦利准则来维持正义，让素来交战的部落维持和平，征收一成的所得税，并用这些税收修路、盖医院和建学校。

我们距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直线距离只有160多公里远，但感觉上却像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这段旅程若走公路，经过马拉根德山隘，至少需要五个小时。马拉根德山隘由群山围成。很早以前，一位叫作毛拉·塞夫拉的传教士（英国人称他是“疯狂的骗子”）曾带领我们的祖先，在这险峻的山陵上和英军对战。温斯顿·丘吉尔当时也曾参战，他还写了一本关于这场战役的书。虽然他对我们的人民评价并不高，但直至今日，我们仍将其中一座山峰命名为丘吉尔峰。山隘尽处是一座绿色穹顶的圣龛，人们会在这里丢铜板，感谢经过一路艰辛旅程，最终平安抵达。

在动乱开始之前，我认识的人之中没有任何人去过伊斯兰堡。大多数人像我的母亲一样，从未离开过斯瓦特河谷。

我们居住的明戈拉是河谷里最大的，其实也是唯一的城镇。这里本来很小，但很多人从近郊村落搬来，让此地变得又肮脏又拥挤。这里有饭店，有大学，有一座高尔夫球场，和一个很有名的市场，可以买到传统绣花布、宝石和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马尔格扎溪穿城而过，水面上漂浮着塑料袋和垃圾，显得又黄又浊。而山区的溪流和城外的斯瓦特河则不同，河水清澈见底，人们可以在那里钓鳟鱼，或者在节日期间去踏青。我们的家安在古咖达，古咖达的意思是“花境”，但这里以前曾被称作“布卡拉”，意思是“佛像园”。我们家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四处散落着神秘的废弃物：端坐的狮子像、残破的圆柱、断头的雕像，最奇怪的是还有数百座石伞。

穆斯林在公元11世纪时来到我们的河谷，当时加兹尼的帝王苏丹·穆罕默德从阿富汗入侵，成为我们的统治者。但在古代，斯瓦特原是佛教国家。佛教徒于公元2世纪时来到这里，他们的君主统治此地超过五百年之久。中国探险家曾描写过这里的景象：一千四百多个佛教寺庙坐落在斯瓦特河沿岸，寺庙里神奇的钟声回荡在整个河谷中。这些寺庙早就消失了，但在斯瓦特的每一处，在那些樱草花丛之中，你还是能找到寺庙的遗迹。我们以前常常在微笑打坐的胖石雕佛像的莲座旁野餐。关于佛陀曾在这里现身的故事不胜枚举，因为这里是一个如此平静的地方。据说佛陀的骨灰有一部分就是被埋在河谷里一个巨大的佛塔里。

我们经常在神秘的布卡拉遗迹玩捉迷藏。有一次，一群外国考古学家来到这里做研究，告诉我们在很久以前，这里曾是朝圣的地方，有很多用黄金装饰着圆顶的美丽寺庙，也是佛教君王下葬的地方。我的父亲写过一首名为《布卡拉遗迹》的诗，诗里完美再现了佛寺和清真寺比邻而建的情景：

当真相的声音由邦克楼[2]传出，

佛陀微笑了，

分裂的历史之链重新连接在一起。

我们住在兴都库什山脉的山脚下，男人们通常会去猎捕羱羊和金鸡。我们的屋子是坚固的水泥平房。孩子们沿着左侧的梯子爬上去，可以在平坦的屋顶上面打板球。屋顶是我们的游乐场。黄昏时，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常常会在这里小聚喝茶。有时候，我也会坐在屋顶，看四周炊烟袅袅升起，听夜里蟋蟀唧唧长鸣。

斯瓦特河谷种满了果树，这些果树结出最甜美的无花果、红石榴和桃子。我们家院子里种着葡萄、番石榴和柿子，前院一棵梅子树结出的果实是如此甜美，我们不得不跟小鸟比赛抢果子吃。小鸟们都很爱那棵树，连啄木鸟也不例外。

自我有记忆以来，印象中母亲就常常跟小鸟说话。我们的屋子后面有一条长廊，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我们深知饥饿的滋味，所以母亲总会多煮一些食物，分给其他贫苦的家庭。如果还有剩余，她就会拿去喂鸟儿。在普什图传统中我们喜欢唱一种双行诗，叫作“拓帕”[3]，母亲经常一边撒米一边唱道：“可别杀害园子里的鸽子，杀了一只，其他的就不会再来了。”

我喜欢坐在屋顶上，望着群山，任想象飞扬。远处最高的一座是金字塔形的埃勒姆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座圣山，因为它实在太高了，所以终年都挂着一圈软绵绵的云朵项链。即便是夏天，山顶也覆盖着一层薄雪。我们在学校里学到，公元前327年，在佛教徒都还没有来到此地之前，亚历山大大帝曾带领数千头大象以及士兵们，在从阿富汗前往印度的路上，横扫我们的河谷。斯瓦特人逃到高山上，相信他们一定会受到神明的保护，因为这些山是如此的高耸。但是亚历山大大帝是个意志坚定又有耐性的君王。他造了一道木制的斜坡，使他的石弩和弓箭可以射到山顶上。然后他爬到山顶，伸手去抓木星，以示他尊贵强大的权力。

坐在屋顶上，我看着山峰随四季变换模样。秋天时会吹来凉风。冬天则一片白雪茫茫，像一把把匕首似的冰柱从屋檐上垂下。孩子们特别喜欢折冰柱。我们在雪地里跑来跑去，堆雪人、捏雪熊，并试着用手去接雪花。春天是斯瓦特最绿意盎然的时节。尤加利树白色的花瓣随风飘进屋里，所到之处覆上一层薄纱，风里还带着稻田浓重的气息。我出生在夏天，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一年之中我最喜欢夏天的原因，虽然明戈拉的夏天又热又干，溪水也因为人们丢的垃圾而散发出恶臭。

我出生时，家里非常穷困。当时，父亲和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共同投资创办了他们的第一所学校，我们就住在学校对面一栋破旧的只有两个房间的棚屋里。我和父母亲睡在其中一间房，另一间则是客房。我们没有浴室和厨房，母亲就地生火煮饭，用学校的洗手台洗衣服。我们家里常常满是村里来访的客人。“好客”是普什图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两年后，弟弟胡沙尔出生了。因为父亲仍然负担不起医院的费用，他跟我一样是在家里出生的。他被命名为胡沙尔，与父亲的学校同名，源自于一位既是战士，也是诗人的普什图英雄：胡沙尔·汗·哈塔克。母亲一直想要有个儿子，所以当弟弟出生时，她掩藏不住满心的喜悦。在我看来，弟弟非常瘦小，像一根被风一吹就会折断的芦苇，但他是妈妈眼里的珍宝。在我看来，母亲为了弟弟，摘星揽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弟弟总在要茶喝，他喜欢喝那种加了牛奶和糖还有豆蔻的传统茶。后来，连我的母亲都喝腻了。她不得不泡了一种很苦的茶给他喝。从此，他再也不闹着要茶喝了。我出生时父亲买不起摇篮，用的是一个邻居送的、不知道已经转过第几道手的老旧木制摇篮。母亲想买一个新的摇篮给弟弟，父亲拒绝了母亲的要求。“马拉拉能睡那个旧摇篮”，他说，“那么胡沙尔也可以。”大约五年后，另一个男孩子阿塔尔出生了。他张着明亮的大眼睛，好奇得像只小松鼠一样。阿塔尔出生后，父亲说我们已经圆满了。三个孩子对斯瓦特人来说算是少的，这里大多数人家都有七八个小孩。

我大多时候都和胡沙尔一起玩，因为他只比我小两岁，但我们也总是在吵架。一吵架，他就会去跟母亲哭诉，而我则是去找父亲。“怎么了，Jani？”父亲会关切地询问我。“Jani”的意思是“亲爱的”，父亲一直这样唤我。我像他一样天生就有双重关节，能把手指头完全往后扳折。而且我走路的时候，脚踝会发出喀喀的声响，会让周围的人感到不舒服。

我的母亲非常美丽，父亲把她当瓷花瓶般地爱慕着。他从来没有对她动过粗，这和我们这里的许多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很不一样。母亲名叫托·贝凯，意思是“乌黑的长发”，但其实她的头发是栗棕色的。我的外公简瑟·汗在母亲出生前一直收听阿富汗电台，有一次刚好听见这个名字，便以此为女儿命名。母亲拥有百合花般洁白的肌肤、姣好的身材，以及碧绿的双眼。我多么希望自己像母亲一样美丽，可是，我却遗传了父亲蜡黄的肤色、阔鼻和棕色的眼珠。在我们的文化里，每个人都有小名。除了从我还是婴儿起，母亲就用来唤我的“小猫”以外，有几个表亲叫我“Lachi”，在普什图语里就是“豆蔻”的意思。在我们的文化里，黝黑肤色的人常常被叫作小白，而矮个子的人常被称为“老高”，这就是我们的幽默感。我父亲在家族里被称作“Khaista Dada”，就是“帅哥”的意思。

大约四岁时，我问父亲：“爸爸，你是什么颜色？”他回答道：“我不知道，有点白也有点黑吧。”

“就像是把牛奶加进茶里头。”我说。

他哈哈大笑。但当父亲还是个小孩子时，也曾经很在意自己黝黑的肤色。他曾跑进原野里，把水牛的奶水往脸上泼，试图使自己的肤色变得浅一点。直到认识了母亲，他才开始不再在意自己的肤色。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孩爱着他，使他增加了自信心。

在我们的社会里，婚姻往往是由家人安排的，而我的父母却是因为相爱而互许终身。他们相遇相爱的故事，听上几百遍我都不会厌烦。他们来自位于斯瓦特北部、一个叫作香拉的偏远河谷地区的两个相邻的村庄。当父亲去他叔叔的住处读书时，遇到了我的母亲。几次短暂的谋面，使他们彼此互生好感。但在我们的文化里，表达这样的情感绝对是个禁忌。所以他只好写诗给她，而她却看不懂。

“我崇拜他的才智。”她说道。

“而我，则是倾倒于她的美貌。”他笑道。

但两个相爱的人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我的外公和祖父合不来。所以当父亲宣布要向母亲求婚时，双方家庭对这场婚事都投了反对票。后来，祖父允许父亲自己做出决定，也同意按照我们普什图人的传统，派出理发师作为使者。我的外公马利克·简瑟·汗却拒绝了提亲。我父亲非常坚持，他说服祖父再一次派出理发师。简瑟·汗的会堂[4]是人们聚集讨论政治的地方，我的父亲常常造访。渐渐地，他们认识了彼此。外公让父亲等了九个月，最终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

我母亲来自于一个有着坚强的女性和有影响力的男性辈出的家族。她的祖母——我的曾祖母在孩子还年幼时就守寡了。她最大的儿子简瑟·汗九岁时，因为一场和另一个家族发生的部落冲突而被关了起来。为了解救儿子，她徒步行走64公里山路，向一位很有权力的表亲求助。我知道母亲也会为我们做同样的事。母亲虽然目不识丁，父亲却喜欢与她分享一切，分享自己一天的工作，那些令人高兴的或是令人沮丧的事。母亲常常调侃父亲，也为他提建议，告诉他她认为谁是真正的朋友而谁不是，父亲说母亲的判断总是正确的。大多数的普什图男人不会这样做，他们认为和女人分享烦恼是软弱的表现。“他竟然还问他太太啊！”他们会用羞辱的口吻这么说。而我的父母亲总是相亲相爱，笑颜常驻。别人总是夸奖我们是甜蜜的一家人。

母亲是一位很虔诚的信徒，她每天祈祷五次。但她不会去清真寺里祈祷。她不赞成跳舞，因为她认为真主不会喜欢；但她喜爱用漂亮的东西，比如绣花布、金项链和手镯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我想她可能对我有点失望吧，因为我长得像父亲，而且一点都不在意穿着和珠宝。我不喜欢去市集，总觉得很无聊，但我喜欢关上门，跟学校认识的朋友们一起跳舞。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几个孩子大多数时间都跟着母亲。父亲很忙，经常不在家。他不只为了学校的事操劳，还关心文学界和部落集会的事，并积极投身推广环保和保护河谷地区环境的工作。父亲出生在一个落后的村庄，但因为他不服输的个性，通过接受教育，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也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好的声名。

人们喜欢听他讲话。傍晚访客云集时，是我最高兴的时刻。我们会围着母亲铺在地板上的塑料布席地而坐。塑料布上摆满食物。我们按照习俗，用右手把米饭和肉捏成小团放进嘴里食用。夜晚来临，我们点起油灯，赶苍蝇的手在墙上留下舞动的剪影。夏天的时候，屋外常常电闪雷鸣，我就会更紧地靠在父亲的膝头。

我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父亲讲那些关于部落间的战争、普什图领袖和圣人的故事。他常常以悦耳的音调朗读诗词来阐述这些故事，有时会令我潸然泪下。像大多数斯瓦特人一样，我们来自优素福扎伊族。优素福扎伊族人源自坎大哈，是普什图部落中最大的一支，分布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各处。

我们的祖先16世纪时从喀布尔来到斯瓦特。在喀布尔时，因为帮助一位帖木儿君王夺回王位，我们的祖先获得宫廷中与军队里重要的职务。但君王听信谗言，认为优素福扎伊族日渐庞大，终会篡夺他的王位。于是便在一个晚上举办了一场宴会，邀请所有的族人头目赴宴，并设下埋伏。大约有六百个头目被屠杀，只有两人逃过此劫，跟着族人一起逃到了白沙瓦。过了一段日子，他们来拜访斯瓦特的几个部落，寻求支持，以便返回阿富汗。但是，他们被斯瓦特的美景深深吸引，于是改变心意，决定留下，并把其他部落赶出此地。

优素福扎伊族将部落里的土地分配给男性成员。这是一种特有的体系，称为“沃许”。按照规定，每隔五到十年，所有的家族都必须更换村落而居，男人之间重新分配土地。这样，每家每户都有机会轮流使用到肥沃的土地或者贫瘠的土地，以便有效避免对立的家族发生冲突。村落由部落首领统治，百姓、工匠和工人则是他们的佃户。佃户们必须支付相当的租金，通常是将部分谷物收成给部落首领。佃户们还要组成部落武装，每一块土地都得相应地派出一名兵丁。每个部落首领都拥有数百名战士，帮助他处理冲突事件，或者到其他村落烧杀掠夺。

当时，在斯瓦特的优素福扎伊族人并没有领导者。部落首领之间，甚至家族内部时常发生斗争。男人们全都拥有来复枪。虽然现在优素福扎伊族人不再像普什图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带着枪走来走去，我的祖父却常常跟我们讲起他小时候发生的枪战故事。到了20世纪初，优素福扎伊族人开始担心自己的土地也会被已占领了周围大多数土地的英军所侵占。同时，他们也对无止境的杀戮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们决定找出一位公正不阿的人来领导整个地区，解决这些纠纷。

在连续几个领导人都失败之后，1917年，头目们决定选派弥安戈·阿卜杜勒·瓦度担任他们的国王。我们敬仰地称他为“贝德山·沙哈卜”。虽然他是个文盲，却成功地为河谷地区带来了和平。从普什图人手中夺走他的来复枪就如同夺走他的性命。所以，他并没有解除部落的武力，反而在斯瓦特各处建造了碉堡，并且建立了一支军队。1926年，英军认定他为国家领袖，称为“瓦利”，意为“统治者”。他架设了第一套电话系统，兴建了第一所小学，并结束了沃许体制。在沃许体制下，人们不停地在村落间搬迁，土地无法交易，人们也没有愿望去建造较好的房屋或者种植果树。

1949年，巴基斯坦建国两年后，他让位给自己的长子弥安戈·阿卜杜勒·哈克·杰哈兹布。父亲总是说：“贝德山·沙哈卜带给我们和平，他的儿子则为我们创造了繁荣。”我们认为杰哈兹布在位时，是我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他曾在白沙瓦接受英式教育。也许正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文盲，他对于教育更加关注。他兴建了许多学校、医院，并修造了许多道路。20世纪50年代，他终止了部落首领向人民课税的制度。但当时，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如果有谁批评了瓦利，可能会遭到被逐出河谷地区的惩罚。到了1969年，也就是我父亲出生的那年，瓦利放弃统治权，我们变成了巴基斯坦西北边疆的一个省。几年前，这个省改名为开伯尔-普什图省。

所以，我出生时，已是骄傲的巴基斯坦之女。不过，像所有的斯瓦特人一样，我也会首先认为自己是斯瓦特人和普什图人，然后才是巴基斯坦人。

在我们家这条街上，不远处有户人家，他们有个女儿跟我同龄，名叫萨芬娜，他们还有两个儿子，也跟我的两个弟弟年纪相仿，分别是巴芭和巴赛特。我们常在街上或屋顶上一起打板球，但我知道等我们女孩子再长大一点，大人们就会要求我们待在家里了。通常，对女孩的期望是负责煮饭并服侍父亲和兄弟。男人们可以在城里自由活动，即便只是个五岁的小男孩也可以！而我和母亲却必须要有男性亲戚的陪伴才可以出门！这就是传统。

很早以前，我就下定决心，不要过那样的生活。父亲总是说：“马拉拉会像只小鸟一般自由。”我梦想能登上埃勒姆顶峰，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伸手抚触木星，甚至离开河谷地区。但当我看着弟弟们在屋顶上跑来跑去、放着风筝，熟练地控制手中的线绳，企图击落对方的风筝时，我不禁怀疑，身为一个女儿，我究竟能获取多少自由。

[1]瓦利：普什图瓦利准则，其标准在不同的地区和部落间有所差异，但基本内容一致，即男人要文武双全、殷勤好客；有权在危难的时候寻求别人的帮助，同时也有义务保护处于困境者的生命与财产；人们有复仇的义务等。此处瓦利也指该地区的统治者、君主之意。

[2]原文为“minaret”，邦克楼，指清真寺的尖塔。

[3]原文为“tapae”，一种普什图民间诗歌的形式，只有两行。第一行有9个字，第二行则有13个字。

[4]原文为“hujra”，普什图人用来商讨部落事宜的场所。

2　父亲是鹰

我的父亲有发音方面的困扰。有时候，他在说话时，一个单词卡住，就会不断重复同一个音节，仿佛唱片跳针一样，下一个音节不知何时才会突然跳出来。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喉咙里头有一道墙倒塌。“马”“贝”和“可”这几个音是他的敌人。我开玩笑说，他之所以叫我“亲爱的”就是因为发音比“马拉拉”容易。口吃对一个热爱文字和诗歌的人来说，是件极糟糕的事。父亲有一个叔叔和一个舅舅都有同样的问题。但是，使父亲的口吃问题愈加严重的，无疑是来自祖父的影响。他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个说起话来能让文字飞舞、音量有如锣鼓撼天的男人。

“说出来，儿子！”每当我父亲话说到一半卡住的时候，祖父就会厉声命令。我的祖父名为拉胡尔·阿明，意为“诚实的灵魂”，同时也是天使加百列的圣名。他对自己的名字感到非常骄傲。每次自我介绍时，他总会念一段有他的名字在其中的诗文给对方听。祖父没什么耐性，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比方说一只母鸡跑到外面来了，或是一只杯子碎了，都能让他暴跳如雷。他常常会涨红了脸，把水壶和锅子乱扔。我从未见过我的祖母，但父亲说祖母以前跟祖父开玩笑说：“看在真主的份儿上，你总是让我们看你皱眉头的模样。等我死后，愿真主赐你一位永不微笑的太太。”

祖母非常担心我父亲的口吃问题，所以在他还小的时候，她带他去见一位世袭圣人。路途遥远，他们得先搭很久的公交车，她的侄子法兹利·哈基姆背着年幼的父亲，再走上一小时的山路，才能抵达圣人的住处。圣人名叫里瓦诺·皮尔，是个疯圣徒，据说他可以让疯子平静下来。当他们被带去见这位圣人时，他请我父亲张开嘴巴，然后朝他的嘴里吐了一口口水。接着拿了一点用甘蔗制成的深色糖浆，放进自己嘴里，在口腔中推揉，用口水湿润，再把口中这团东西拿出来交给我祖母，要她每天喂我父亲吃一点。这个疗法没有治好我父亲的口吃，事实上，有些人甚至觉得更严重了。所以，当父亲十三岁时对祖父说他要去参加一场演讲比赛时，祖父笑着问他：“怎么可能？你一句话就要讲一到两分钟！”

“别担心”，我父亲回答道，“你来写讲稿，我来背诵。”

我祖父的演讲十分有名。他在夏波村的公立高中里教神学，同时也是当地清真寺的教长。他是一个拥有神奇力量的演讲者。他每周五的布道非常受欢迎，山民们都会骑着驴子或徒步下山来聆听。

父亲出身大家庭。他有一个比他年长很多的哥哥赛义德·拉姆赞，我叫他汗·达达阿伯。他还有五个姐妹。他们的村子巴卡纳很原始。祖父一家人挤在一户破旧的平房里，屋顶是泥土制的，每逢下雨或下雪就会漏水。跟大多数家庭一样，女孩都待在家，男孩则去上学。“她们就只是等着被嫁掉而已。”父亲说。

我的姑姑们错过的，不只是上学而已。早晨，我父亲会拿到奶油或牛奶，他的姐妹们却只有没加牛奶的茶。如果桌上有鸡蛋，也只有男孩子有份享用。晚餐如果有鸡肉吃，女孩子们只能吃到鸡翅和鸡脖子，而美味的鸡胸则由父亲和他的哥哥，以及我的祖父享用。“从很早以前，我就能感觉到我跟姐妹们不一样了。”父亲说。

父亲的村子里没什么娱乐可言。那里实在太狭窄，连打个板球的地方都没有，村子里只有一户人家里有电视。每周五，他们兄弟俩就会偷偷溜进清真寺，崇拜地看着我的祖父站在讲台上，对着信众传教，等待着听到他的音量提高到几乎震动了梁柱的那一刻。

我的祖父在印度念过书，他在那里见过很多伟大的演说者和领袖，包括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圣雄甘地，以及阿卜杜勒·伽法尔·汗——为我们争取独立的伟大普什图领袖。我的祖父，我叫他爷爷[2]，甚至见证了1947年8月14日那天午夜，巴基斯坦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那一刻。他有一台用来收听新闻的老旧收音机，现在还在我大伯家里。祖父喜欢谈论政治，他的布道内容广涉世界大事，或是《古兰经》和圣训[3]里的历史事件与故事，还有先知的话语。

斯瓦特在1969年，也就是我父亲出生的那一年，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很多斯瓦特人都不高兴，抱怨巴基斯坦的法治系统比传统的部落法则来得缓慢又没效率。我的祖父则怒斥阶级制度、部落首领的世袭权力，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

我的祖国虽然立国不久，但已经不幸地拥有军人执政的历史。我父亲八岁的时候，一位叫作齐亚·哈克的将军夺下了政权。至今，很多地方还张贴着他的照片。他是个很恐怖的人，有着很深的熊猫眼，大而突出的牙齿，头发梳得油亮，贴在头顶上。他把我们选出来的总理佐·布托抓了起来，指控他叛国，并在拉瓦尔品第把他处以绞刑。直至今日，人们仍然传颂着布托先生的超凡领袖魅力。大家都说虽然他自己是封建地主，坐拥辽阔的杧果园，但却是第一位真正为平民百姓代言的巴基斯坦领袖。他被处死的消息震惊了所有人，而且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国际形象。美国因此停止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

为了取得国内的支持，齐亚·哈克将军推动政治伊斯兰化，让我们成为正式的伊斯兰国家，用军队保卫我们意识形态上与地理上的疆域。他告诉人民，听命于他的政府是我们的义务，因为这同时是为了追求伊斯兰教的准则。齐亚·哈克甚至企图强制规定我们祈祷的方式，并在每个地区设置萨拉特，也就是祈祷委员会，连我们这么偏远的村落也纳入其中。他还向各地派出十万名祈祷指导员。在那之前，毛拉[4]不过是个空设的职位。父亲说他们以前会出现在婚礼派对上，在角落待一会儿，便提早离开。但在齐亚·哈克的政策下，他们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人，还被召唤到伊斯兰堡指导传教的方法。连我的祖父都去了。

在齐亚·哈克的统治下，巴基斯坦妇女受到更加严苛的生活限制。真纳说：“如果女人无法与男人肩并肩地参与事务，那么所有的困境都不会有突破的一日了。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另一种则是笔。其实还有第三种力量，比这两种还要强大，那就是女性的力量。”但是齐亚·哈克将军采用了伊斯兰律法。在法庭上，如果被告是女性，那么她的证言只有一半能被采信。很快地，监狱里充斥着这样的案例：一个13岁的女孩被强暴导致怀孕，却因为奸淫罪被关，只因为她没有办法找到四位男性证人来证明她是受害者。如果没有男性的批准，妇女连在银行开户都无法被核准。我们曾是曲棍球的强国，但齐亚·哈克禁止女性球员穿短裤，必须改穿累赘的长裤，并直接禁止女性从事其他数种运动。

当时开办了许多穆斯林学校，或是宗教学校。学校里的宗教研究课，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迪尼亚”的，都被换成“伊斯兰米亚”，即伊斯兰研究。巴基斯坦的孩子至今都还要上这堂课。我们的历史课本被改写，巴基斯坦被描述成“伊斯兰教的堡垒”，仿佛我们的国家在1947年前就存在了一样。课本还谴责印度教和犹太教。任何看了课本内容的人，可能都会以为我们打赢了那三场战争，但事实却是我们惨败给了我们最大的敌人——印度。

父亲十岁那年，一切都改变了。1979年的圣诞节刚过，苏联人攻打了我们的邻国阿富汗。数百万阿富汗人跨越国界逃到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将军为他们提供了庇护。白沙瓦各处支起大量白色帐篷，直至今日，仍有一些帐篷在那里。我们最大的情报单位——三军情报局（ISI）[5]隶属于军方管理。ISI开启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招募并训练这些难民营里的阿富汗人成为游击队员。虽然阿富汗人被誉为天生优秀的战士，负责整个计划的伊玛目上校仍抱怨说，整顿这些人有如“把青蛙抓去称重”一样。

苏联入侵事件扭转了齐亚·哈克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他由一位被大家所鄙弃的角色，转变为一个冷战中伟大的自由捍卫者。因为视苏联为最大的敌人，美国再次成为我们的友邦国。邻国伊朗几个月前发动了革命，导致美国中情局在这个地区失去了主要基地。巴基斯坦于是取而代之。数十亿美金和武器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流入我们的国库中，帮助ISI训练阿富汗人对抗苏军。齐亚·哈克将军受邀到美国白宫与里根总统会谈、到英国唐宁街十号与总理撒切尔夫人会晤。西方社会不断地为他送上各种表扬和赞美。

当初，总理佐·布托指派齐亚·哈克接管军事，是因为他以为齐亚·哈克不太聪明，不会是个威胁。他称齐亚·哈克是他的“猴子”。但齐亚·哈克实际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使阿富汗不仅吸引了意图阻止苏联共产主义思想蔓延的西方世界，也吸引了从苏丹到塔吉克斯坦的穆斯林，因为这个兄弟伊斯兰国家受到了异教徒的攻击。大量的金钱同时从整个阿拉伯世界涌入，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不论美国送什么来，他们也依样画葫芦，甚至还派来了参战的武装分子，其中包含一名沙特百万富翁——奥萨马·本·拉登。

普什图人居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对英国一百多年前划定的巴阿边界也不完全认可。所以当苏联入侵，我们不只为了宗教信仰，也为了民族主义而热血沸腾。清真寺里的毛拉在讲道时，会时不时谈到苏联侵占阿富汗的事，谴责苏联人是异教徒，并催促民众加入圣战士的行列，成为除了我们从小所知的信仰五柱[6]以外的第六根支柱。父亲说，当时，美国中情局竭力鼓吹“圣战士”这个概念。难民营里的孩子甚至会拿到美国大学编撰的课本，用战争教导基本的四则运算。课本里有像这样的举例：“如果10个苏联异教徒，有5个被穆斯林杀死了，就会剩下5个。”或是“15发子弹-10发子弹=5发子弹”。

几个和我父亲住同一区的男孩子去阿富汗打仗了。父亲记得，一天，一位名叫苏菲·穆罕默德的大毛拉来到村里，要求年轻男子去参战，以伊斯兰教之名对抗苏联。很多人参加了，有人带着老旧的来复枪，甚至只带着斧头和火箭炮就出发了。那时没有人知道，几年后，这个学者的组织发展成为“斯瓦特塔利班”。当时，我父亲才12岁，还不能打仗。但几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大约十年之久，苏联人都在阿富汗。成长为一名青少年后，我父亲也决定要成为一名圣战士。然而这之后，他反而更少祈祷了，因为他常常得在清晨就离家出发，走路去另一个村子的清真寺，跟着一位塔利班[7]学长研习《古兰经》。当时，“塔利班”单纯只有“宗教学生”的意思。他们一起研读了《古兰经》里的30个章节，不只朗读，还有讲解，很少男孩子会做到这些。

这个学长把圣战士形容得无比光荣，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父亲。他会不停地跟我父亲说人生苦短。村子里的年轻男人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我们的家族也仅有一小块土地，父亲不想像其他同学那样，最后不得不去南方的矿井工作。矿工的工作辛苦而又危险，一年之中，总有好几副棺材因为意外事故发生而被抬回村里。村子里大多数男孩能期待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到沙特阿拉伯或是迪拜的建筑工地工作。所以，“天堂有七十二个天使”听起来十分吸引人。父亲每晚向主祈祷：“喔，阿拉真主，请让穆斯林和异教徒打起来吧，这样我就可以在您的圣泽下捐躯，成为您的殉道者了。”

有一阵子，穆斯林这个身份在他的生命中，似乎比所有的一切都要重要。他开始自称“齐亚乌丁·潘齐皮丽”[8]，也开始留胡子。他说，当时就像是被洗脑了一样。如果当时有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机会，他可能也会去参加。但他从小就是个很爱问问题的孩子，不会只关注事物的表面意义。虽然在我们的教育里，公立学校就是要你死背课本，学生也不该质疑老师。

大约在他祈祷成为殉道者上天堂的时期，他认识了我母亲的哥哥法伊兹·穆罕默德，开始接触到她的家人，在她父亲的会堂出入。我母亲的家人深入参与当地政治活动，加入教区的民族主义党派，并强烈反对参战。当时拉曼·夏·萨耶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将阿富汗发生的事描述为“两头大象之间的战争”。意指这是发生在美苏两国之间，而与我们毫无关系的战争，还称普什图人为“两头猛兽打斗中折损的青草地”。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常常引用这首诗给我听，但当时的我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父亲深受法伊兹·穆罕默德的影响，并且认同他的理念，特别是法伊兹关于终结国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说法。当时，几个大家族已经掌权数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父亲发现自己身陷两个极端之间挣扎，一边是政教分离和社会主义，一边是伊斯兰军激进分子。我想他最后决定取其中庸了。

父亲很敬畏祖父，他跟我说了很多关于祖父了不起的事迹，但他也告诉我，祖父自己都无法达到他对别人设下的高标准。他是个很受欢迎又充满热忱的演说家，如果他可以多用点心思在人际交往上，少花点时间跟表亲以及其他比他优异的人较劲，他或许可以成为很优秀的领导人物。在普什图社会，亲戚比自己受欢迎、富有或是比自己更有影响力，是一般人很难忍受的事。祖父有个亲戚也在他服务的学校里当老师。当他得到那份工作时，他将自己的年龄填写为比我祖父年轻许多。我们一般不会记得自己确切的生日，比如我母亲就不知道她是何时出生的。我们习惯于用大事件来记住出生年，比如说一次地震。但我祖父知道他的亲戚其实比他年长许多。他对此非常愤怒，搭了整整一天的车，跑到明戈拉去找斯瓦特的教育部长。“萨比，”他跟部长说，“我有个亲戚比我大十岁，你却在证书上把他写成比我小十岁。”部长就问他：“好啊，毛拉，那我们要怎么帮你写呢？你想要出生在奎达地震那一年吗？”我祖父答应了，于是他得到了新的出生年份——1935年，比那个亲戚年轻很多。

家族内互相较劲造成父亲常常被表兄弟们欺凌。他们知道他对自己的外表缺乏自信，学校里的老师也都比较疼爱长相好看的男孩。这些男孩子们会在我父亲下课回家的路上拦住他，取笑他个子又矮、皮肤又黑。在我们的社会里，遇到这种欺凌是一定要报复的，但我父亲比他的亲戚们瘦小多了，只能默默承受。

那时候，父亲觉得自己永远都无法让祖父满意。祖父写一手很漂亮的字，因此父亲会花好几个小时费尽心力地描绘每个字，但祖父从没给过他一句称赞。

而祖母却总在鼓励他。父亲是她最疼爱的孩子，她相信好运一定会降临在这个儿子身上。她对父亲疼爱至极，宁愿自己不吃，也要在父亲的盘子里多塞一片肉，或多给他一点牛奶里的奶油。当时，村子里还没有电力，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父亲往往是在会堂里点着油灯读书。有天他去睡觉时，油灯倒了，幸运的是祖母在火灾发生前先找到了父亲。正是祖母对父亲坚定不移的信心，鼓励他骄傲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而这也是后来父亲指引给我的道路。

不过，祖母也对父亲发过一次脾气。当时，几个从圣地迪赖·赛耶登来的圣人常常在村子间游走，乞求面粉。有一天，他们在祖父母出门时来到家里。父亲撕开了放着玉米的木箱上的封条，帮他们把碗装满。祖父母回到家时，简直气炸了，揍了他一顿。尽管对访客很大方，但普什图人对自己是出名的节俭，而祖父又对金钱特别谨慎。如果他的小孩有谁不小心把食物洒出来，他便会暴跳如雷。他是个非常严谨守纪的人，经常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孩子不能跟他一样。因为他是老师，所以他儿子参加运动和童子军的费用都可以享有折扣。这个折扣非常微薄，大多数老师都不在乎，但祖父却强迫我父亲去申请。父亲当然不愿意这么做，却不得不去。当他等在校长室外面时，就已经紧张得满身大汗；进到办公室后，他口吃得比任何时候都严重。“就好像我的荣誉全都赌在这五卢比上了一样。”他曾这么跟我说过。祖父从没给他买过新书。他会要求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在学年结束时，把旧书留给父亲，然后他会派父亲去人家家里拿书，父亲为此感到很羞愧。但他不想成为文盲，因此也别无选择。他的每一本书上写的都是别的男孩的名字，没有一本是属于他自己的。

“把旧书留给下一个人使用并不是什么坏事。”父亲曾说，“只是我真的好想要一本新书，一本用我父亲的钱买的、没有被别的学生写过的书。”因为不喜欢祖父的过于节俭，反而使父亲成长为一个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很大方的人。他下定决心从自己这辈开始，结束族人、亲戚之间争斗的传统。当校长的太太生病时，我父亲捐血救她。校长感到非常震惊，并对自己过去百般的刁难行为致歉。当父亲跟我讲起他童年的故事时，他总是告诉我，虽然祖父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但他给了他人生最重要的礼物——教育。祖父送父亲去念公立学校，学英文，接受现代教育，而不是把他送去念伊斯兰学校。虽然有些人指责祖父，认为他身为毛拉，不应该这么做，祖父也毫不动摇。祖父的引导使父亲对学习和知识产生极度的热爱，并对人权问题非常关注，父亲也把这一点传给了我。祖父会在周五传道的时候谈论穷人与地主，还有真正的伊斯兰教为何反对封建制度。祖父会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并且非常重视文字。他读伟大诗人萨迪、阿拉马·伊克巴尔和鲁米的作品给我父亲听时，充满热情、激情四溢，仿佛是读给整个清真寺的听众听一样。

父亲强烈渴望能够用流畅不结巴的语言表述自己，他也知道祖父非常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父亲虽然是个聪明的学生，也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但他的数学和理科成绩却很差。他觉得自己是个令人失望的孩子。于是，他决定报名参加地区的演讲比赛，让祖父为他感到骄傲。大家都觉得他疯了。他的老师和朋友都想劝退他，而祖父开始也不愿意帮他写讲稿。但最后，祖父还是帮他写了一篇很棒的稿子。父亲一遍遍地背诵和练习。因为家里没有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父亲就在山林间诵读记忆，再对着天空和小鸟复述出来。

他们住的那个地区平时也没什么娱乐活动，所以当演讲比赛的日子到来时，现场挤满了人。选手们一个个上场，完成了演讲，有些是很会演讲的孩子。终于轮到父亲了。“我站在讲台上”，父亲告诉我，“手脚颤抖不已。讲台几乎完全挡住了矮小的我。我是如此的紧张，往台下看时，觉得底下的人都模糊成了一片。我的手心里满是汗，嘴巴里则干得像纸一样。”他试着不去想那些狡猾的，等着害他口吃、把他的声音卡在喉咙里的字母。他开始演讲了，一字一句流畅地倾泻而出，像美丽的蝴蝶翩翩飞舞在空中。他的声音虽然不像爷爷那样气势磅礡，但他的热情照亮了一切。演讲越是进行下去，他越有自信。

父亲的演讲结束时，全场充满掌声和欢呼。最棒的是当他上台领取第一名奖状时，看见祖父一边拍手，一边享受着身边众人对他的祝贺。“就好像，”父亲说，“我生平第一次做了能让他微笑的事。”

在那之后，父亲参加区里举办的每一项比赛。祖父负责帮他写演讲稿，而他几乎每次都拿下冠军，在地方上成为令人赞叹的演讲者。父亲从此将他的弱点转化为力量。而从那时候开始，爷爷才开始在外人面前称赞他。他会吹嘘道：“齐亚乌丁是沙辛[9]。”他是说父亲是一只雄鹰，因为雄鹰飞得比其他鸟类更高。“把你的名字写作‘齐亚乌丁·沙辛’吧。”他告诉父亲。我父亲照做了一段日子，直到他发现老鹰虽然飞在万物之上，但却是一种很残忍的动物。于是，他只自称为齐亚乌丁·优素福扎伊。

[1]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巴基斯坦的国父。

[2]原文为“baba”，对祖父或年长的男子的昵称，也就是“爷爷”。

[3]原文为“Hadith”，在伊斯兰传统里，指的是穆罕默德的言行录。

[4]毛拉：伊斯兰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

[5]ISI，全称Inter Services Intelligence，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情报单位。

[6]信仰五柱分别为信奉唯一的真主、一天祈祷五次、布施、在斋戒月时从清晨禁食到黄昏，以及前往麦加朝觐。这是每一个身体健全的穆斯林一生中必定要做的事。

[7]原文为“talib”，指已成为塔利班激进分子的宗教学生。

[8]原文为“Panchpiri”，潘齐皮丽是一个教派。

[9]沙辛：一种鹰。

3　在学校里长大

我的母亲六岁开始上学，只读了一个学期便辍学了。她和村里其他女孩子不同，她的父亲和兄弟们都鼓励她去上学。当时，她的班上都是男生，她是唯一的女孩。她骄傲地背着书包走进学校，还自称比男孩子更聪明。但她每天去上学，而表姐妹们则留在家里玩耍，她们不得不分开，她羡慕她们。她想，如果最后只是为了要煮饭、打扫和带小孩，上学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一天，她将课本卖了九个安那[1]，用那些钱买了糖果，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去。她的父亲什么也没说。她说，外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他每天一大早吃完面包和奶酪就出门了，手臂下方悬挂着他的德国制手枪，整天忙着和当地政客往来以及解决冲突。再说，他还有其他七个小孩要操心。

一直到她认识了我的父亲，母亲才开始感到后悔。这个男人饱读诗书，为她写下一首首她读不了的诗，而他的梦想则是开办学校。身为他的妻子，她希望能帮助丈夫完成梦想。自父亲有记忆以来，他的梦想一直都是开办学校。但因为不是出身望族，也没有雄厚资金，他想实现梦想可说是难上加难。父亲认为知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他还记得自己当初被村里的小河弄得有多困惑，一心思考水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直到他学到了从雨水到大海的水循环过程才茅塞顿开。

他们村里的学校是一栋小小的建筑，很多堂课都是在树下的空地上上的。学校里没有厕所，同学们要是内急，也只能去田野里解决。但他仍说自己很幸运。他的姐妹们，也就是我的姑姑们，像我的国家里数百万女性一样，根本没有上过学。教育对他来说是个恩典。他认为巴基斯坦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来自于教育的匮乏，使得政客得以愚弄人民，恶劣的官员得以在选举中连任。他认为教育应该向所有人开放，不论贫富，不论性别。父亲梦想中的学校除了要有书桌和一间图书馆，还有计算机，墙上挂着学习海报，最重要的是，要有洗手间。

对于父亲的未来，祖父和他有着不同的设想——他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位医生。父亲是家里仅有的两个儿子之一，祖父希望他能够帮家里负担生计。父亲的哥哥赛义德·拉姆赞已经在当地的公立学校当了好多年老师。他们一家子和我祖父住在一起。每当大伯存够一小笔钱的时候，他们就在屋子旁增建一间小小的会堂。学校下课后，大伯会到农场里做事，从山上采集木柴回来生火，照顾家里的那几头水牛，也帮祖父做那些比如清除屋顶上积雪一类的粗活。

大学入学考后，父亲收到杰哈兹布大学的入学许可，那可是斯瓦特地区最好的大学。可祖父却不愿意支付他的生活开销。祖父在德里念书是免费的——他住在清真寺里，像宗教学生一般度日，当地人为他们这些学生提供饮食和衣着用品。杰哈兹布大学是免学费的，但父亲需要生活费。巴基斯坦没有学生贷款，他也从没踏进过银行一步。大学位于赛杜·沙里夫——明戈拉的姐妹城，那里也没有任何亲戚家可以借住。如果他不能去杰哈兹布，香拉也没有其他大学了。而如果他不能去念大学，他就再也没有机会离开村子实现梦想了。

当时，父亲已智穷计尽，走投无路。亲爱的祖母刚在他毕业前夕过世。他知道如果祖母还活着，一定会支持他的决定。他企图说服祖父，却徒劳无功。他只能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住在卡拉奇的姐夫身上。祖父说如果他们愿意收留父亲，他就可以去那里念大学。父亲祈祷姐姐、姐夫能够答应。他们夫妻两人为了悼念祖母，已经在赶回村子的路上了。

祖父在他们刚结束三天的车程、筋疲力尽地抵达村子的当下，就开口提出这个请求。他的女婿当即就拒绝了。祖父震怒之下，在他们拜访期间，竟然一句话都不跟他们说。父亲认为自己已经失去最后的机会了，终将和他的哥哥一样，在当地的学校里教书。赛义德大伯任教的学校在一个名叫瑟雾的山中村庄，每天要走大概一个半小时的山路才能抵达。学校没有教室。老师们在清真寺的穿堂里，为一百多名五到十五岁之间的孩子们上课。

住在瑟雾的是古扎尔人、科希斯坦人和米安人。对我们来说，米安人算是文明人，而古扎尔人和科希斯坦人则被我们称为“山番”，大多是照顾水牛的乡下人。他们的孩童往往看起来脏兮兮的。虽然村民们自己也很穷，仍会看不起这些孩子。“他们又脏又黑又笨，”他们会这么说，“就让他们当文盲好了。”老师们都很不愿意被派驻到这么偏远的学校，所以他们彼此间会达成协议，每天只派一位老师去为学生们上课。如果学校里有两位老师，就由其中一位去教课，然后帮另一位签到。如果有三位老师，那么他们每人每周就只需要去学校两天。而所谓上课，也就是老师用教鞭让学生保持安静而已，因为大家一致认为教育对这些孩子不会有什么作用。

我大伯就负责任多了。他喜欢山里的人，并且敬佩他们在艰苦环境中求生的能力。所以他大多数时候都会去学校，并认真地去教育这些孩子。父亲毕业后没有什么事情做，便自愿去学校里帮助他的哥哥。这时候，父亲的好运到了。我的一位姑姑嫁到了学校所在的那个村子。一天，姑丈的一个名叫纳西尔·帕恰的亲戚来拜访他。纳西尔·帕恰长年在沙特阿拉伯的建筑业工作，赚了很多钱寄回来给家里的人。父亲在闲谈中提及自己刚毕业，并且被杰哈兹布大学录取，但他没有提及自己因无法负担生活费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因为他不想丢祖父的脸。

“你何不来跟我们一起住呢？”纳西尔·帕夏问道。

“噢，天哪，我简直太高兴了！”父亲说。

帕恰和他的太太洁雅的家成为父亲的第二个家。他们住在丝帕班迪，一座美丽的山村，位于通往白城堡的路上。父亲形容那里是个既浪漫又令人充满想象力的地方。父亲搭公交车到了那里，发现与自己的村子相比，那里实在大得不得了。他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了都市。帕恰夫妇对待父亲非常好。洁雅取代了父亲刚刚去世的母亲的地位，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当一位村民抱怨父亲跟对街的女孩调情时，洁雅护着父亲，她说：“齐亚乌丁单纯得像张白纸一样，你该注意的是你的女儿。”

到了丝帕班迪，父亲才认识到女性有权力获得自由，而在他的家乡，女人只能被藏在家里。丝帕班迪的妇女在山顶上有个美丽的集会点，她们会聚在那里聊日常琐事。女性在家以外有一个和朋友们会面的特定场所，是非常罕见的事。也就是在那里，父亲遇见了他的导师——阿克巴·汗。虽然他的导师本身没有念过大学，但他借钱给我父亲，帮助他求学。阿克巴·汗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却拥有另一种的智慧。这点和我的母亲很像。父亲常常提到阿克巴·汗和纳西尔·帕恰，向我说明：如果你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那么你可能也会得到意料之外的收获。

父亲入读大学时，正好是巴基斯坦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那年夏天，当他往返在山间小道上，齐亚·哈克将军在一次神秘的飞机失事中丧生了。很多人说失事的原因是藏在杧果货柜里的炸弹爆炸所致。父亲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国内举行了选举，贝·布托赢得了大选。她的父亲就是布托总理。贝·布托是巴基斯坦首位女性总理，也是伊斯兰教世界里的首位女性总理。突然之间，未来看似一片光明。

齐亚·哈克时期被禁止的学生团体开始活跃了起来。父亲很快就加入了学生自治会，成为众所皆知的演说家和辩论家。他成为巴克同（普什图人的另一个称呼）学生联合会[2]的秘书长，他向联合会提出诉求，要求普什图人的平等权。当时军中、官僚体系和政府里的重要职务，都由旁遮普人担任，只因为他们来自最大且最强势的省份。

另一个主要的学生团体是激进的伊斯兰学生社团IJT，它是宗教政党伊斯兰大会党[3]的学生团体，这个团体在许多巴基斯坦的大学里都有十分庞大的势力。他们向学生提供免费的课本和学生贷款，但他们有很深的偏执，且他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在校园里巡逻，并去音乐集会捣乱。伊斯兰大会党是亲齐亚·哈克将军那一派的，在选举中惨败。他们在杰哈兹布大学的学生团体主席当时是伊赫桑·哈克·哈卡尼。虽然他与我的父亲身份敌对，但他们却互相欣赏，后来成为好友。哈克·哈卡尼说，他敢肯定，如果父亲出生在富裕的贵族家庭，一定会成为巴克同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成为学生政治团体的领袖需要的是辩论能力和个人魅力，而政治党派就需要有钱了。

大一时，他们最激烈的辩论议题是关于一本小说——萨尔曼·拉什迪写的《撒旦诗篇》。这本书拙劣地仿述先知在庞贝的生活，被绝大多数穆斯林视为渎神之作。这本书引发的狂澜如此之剧烈，以至于大家几乎都遗忘了其他议题。奇怪的是，这本书出版时，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而且它也并没有在巴基斯坦销售。事情的缘起是突然之间，一个住在离我们的情报局很近的毛拉，连续在乌尔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斥责这本书羞辱先知，并号召穆斯林群起抗议。很快，整个巴基斯坦的毛拉开始响应，斥责此书，要求将其列为禁书。愤怒的抗议活动陆续展开。而其中最暴力的一次活动，发生在1989年2月12日的伊斯兰堡。愤怒的人群在美国文化处前放火烧毁了美国国旗——而事实上，拉什迪和他的出版社都来自英国。警方朝民众开枪，致五人死亡。愤怒的情绪不只在巴基斯坦燃烧。两天后，伊朗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宣布判处拉什迪死刑，并悬赏追杀他。

父亲的大学举办了一场辩论会，座无虚席。许多学生主张这本书应该被禁被烧，并执行追杀令。父亲也认为那本书是对伊斯兰教的冒犯，但他强烈支持言论自由。“首先，我们先读完这本书。然后，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写一本书来反击呢？”他这样建议。最后，他用连我的祖父都会感到骄傲的磅礴音量问道：“伊斯兰教难道软弱到不能承受区区一本书的批评吗？那不是我所认识的伊斯兰教！”

从杰哈兹布毕业后最初几年，父亲在一所很有名的私立大学教英文。但是教书的薪水很低，一个月才1600卢比（19美元），祖父抱怨他不拿钱回家。这点钱也不够他存起来和心爱的托·贝凯举办婚礼。

父亲在那所学校里的一个同事，同时也是他在大学念英文学士和硕士时期的同窗——穆罕默德·纳伊姆·汗，和父亲一样，都对教育充满热忱。他们对学校的严格与死板感到失望。这所学校的创办者对一切都实行严厉控制。学校里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不允许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对老师之间的友谊也进行管控。父亲一直向往自己开办学校，开创自由的风气。他希望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憎恨这所大学偏好顺从、对开放的心胸和创意的态度进行压制的风气。所以，当纳伊姆因为与大学里的一个行政人员发生冲突而丢了工作的时候，他们决定开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在父亲的村子夏波村办学，因为村子里有这个需求。“就像是在一个没有商店的地方开一间店。”父亲说。但当他们到了村里，开始寻找办校地点时，却看见到处都贴满了一个新学校的广告——有人抢先一步。于是，他们决定在明戈拉开一所英文学校。他们认为，既然斯瓦特是观光胜地，一定会有学英文的需求。

父亲仍然在教书，纳伊姆到处寻找可以承租的地点。有天，他兴奋地打电话告诉父亲，已经找到了理想的地点。那是位于较富裕的兰蒂卡斯的一栋两层小楼，一楼空了出来，还有一个院子可以供学生们使用。前一位承租者也是一所学校——华美达学校。创办人为学校取名“华美达”，是因为他在一次土耳其之旅中见到过有名的华美达酒店！但华美达学校后来破产了，这个现实让父亲和他的朋友对此地点有些犹豫。而且这栋建筑就在河岸边，大家都把垃圾丢进河里，天气热的时候，味道十分难闻。

虽然有些犹豫，父亲下班后还是决定去看一下那栋建筑。那天晚上夜色十分美好，星光璀璨，明亮的满月挂在树梢上。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我觉得好快乐，”他回忆道，“我的梦想要成真了。”

纳伊姆和父亲投入了所有积蓄，大概有六万卢比。他们还借了三万卢比，将房子重新粉刷，并在对街租了一栋棚屋来住。然后，便开始挨家挨户地招生。不幸的是，学英文的需求并不高，而且他们有许多预期外的支出，很快便榨干了他们的收入。从大学毕业后，父亲持续投入政治探讨活动。每天，他的这些活动伙伴都会来到棚屋里或是学校里吃午餐。“我们招待不起这些人！”纳伊姆对此抱怨道。渐渐地，他们也发现，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未必能成为生意的伙伴。

除此之外，因为父亲在这里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香拉县开始不断有许多朋友来访。不论有多不方便，我们普什图人都不能拒绝任何亲戚或朋友。我们不在乎隐私，也没有来访前事先预约的习惯。访客可以随性地不请自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这对刚开始创业的人来说，简直是场噩梦，也快把纳伊姆逼疯了。他开玩笑地说，如果他们两人之中有谁的亲戚来过夜，就要交一笔罚款。我父亲便一直说服纳伊姆的朋友和家人来过夜，好让他也被罚一笔！

三个月之后，纳伊姆受够了。“我们本来应该已经开始计算报名费的收入了，但现在唯一会来敲门的，只有乞丐！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补充道，“我没办法再忍下去了！”

到了这时候，这对昔日死党已经几乎不跟彼此说话了，还得劳驾长辈前来调停。父亲实在不愿放弃这所学校，他答应把纳伊姆出资的那一部分还给他。但他完全不知道钱从哪里来。幸运的是父亲大学时的另一位好友希达亚图拉出手介入，表示愿意接手纳伊姆的位置。这对新的搭档再次挨家挨户去招生，告诉大家他们成立了一所新式的学校。父亲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根据希达亚图拉的说法，他就是那种如果受邀去你家，就会跟你的朋友都结为好友的人。但是虽然大家都很乐于与父亲聊天，他们却还是都想把孩子送去念名校。

他们把学校命名为胡沙尔学校，追崇我父亲心中的另一位英雄——胡沙尔·汗·哈塔克，一名斯瓦特南方阿卡拉的战士。他曾在17世纪时，试着将普什图的所有部落联合起来，对抗莫卧儿王朝。他们在学校大门旁漆上了一句箴言：我们致力引领潮流，打造全新趋势。父亲还设计了一个屏风，上面用普什图语写着一句哈塔克的名言：“我以阿富汗的荣耀之名，将刀剑系上腰间。”父亲希望我们能受到伟大英雄的启发，但要学会使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使用的工具——笔，而不是刀剑。就像卡塔克希望普什图人能团结起来抵御外辱一样，我们也要团结起来，抵御冷漠。

不幸的是，没几个人相信这一套。学校开学时，他们只有三个学生。即便如此，父亲依然坚持照章办事，从唱国歌开始一天的学习。然后，由来帮忙的侄子阿齐兹升起巴基斯坦国旗。

因为学生太少，他们没有钱替学校添购设备，而且很快，钱也就用尽了。他们经常收到讨债的各种信件，两人都无法从家里要到钱。而当希达亚图拉发现父亲还积欠许多大学同学的钱时，也很不高兴。

父亲去办注册时，情况更加糟糕。在苦等了数个小时后，他终于被带到负责官员的办公室里。官员藏身在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后面，几个攀权附势的人坐在一旁喝着茶。“这是什么学校？”官员拿着父亲的申请表，嗤之以鼻地问道：“你们有几个老师？才三个！你们的老师没有受过训练。人人都以为自己可以随随便便就开所学校！”

办公室里其他人都笑了，并揶揄他。父亲很生气。很显然，那个官员想收红包。普什图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被其他人歧视，父亲也不会为了他本来就应该得到的东西额外付费。他和希达亚图拉连饭钱都快没了，更别说拿钱行贿。注册费一般的行情大约是一万三千卢比，如果官员们觉得你很有钱，就会要得更多。学校也不得不定期请官员们吃全鸡大餐，或是去河里捞鳟鱼招待他们。教育官员不时打电话来约督察的时间，然后明确告诉你他午餐要吃什么。父亲总会嘟囔着说：“我们是学校，又不是养鸡场。”

所以，当官员摆明要收红包时，父亲用他这么多年来辩论的经验做出回应。“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他质问道，“我现在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警察局？还是在法庭上？我是罪犯吗？”他决定挑战这些官员，以保护其他学校免受这样的欺凌和腐败。他知道要这么做，他自己得先要有一定的实力。于是，他加入了一个叫作斯瓦特私立学校协会的团体。这团体当时规模还很小，只有十五个成员，父亲很快就当选为副主席。

其他的校长们都把送红包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但父亲坚持认为，如果所有的学校都团结起来，那么他们就可以抵抗这种不良风气。“办学又不是犯罪，”他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塞钱？你们又不是在开妓院，你们是在教育下一代！政府官员不是你们的老板，”他提醒他们，“他们是你们的公仆。他们领薪水是要为你们服务。教育他们的小孩的人是你们。”

父亲很快成为协会的主席，并不断扩大协会规模。直到后来，协会拥有了四百个校长会员。突然间，这些创学之人形成了一股力量。但我父亲虽然身为生意人，却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当时，他和希达亚图拉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他们在当地店面已经不再被允许赊账，甚至连茶或糖都买不起了。为了增加收入，他们试着在学校里开了一间糖果店，早上开始做生意，买进点心来卖给小孩子。我父亲会去买玉米，然后连夜爆成爆米花并装袋。

“我当时非常沮丧，有时会因为看见太多问题无法解决而整个人几近崩溃。”希达亚图拉说，“但是当齐亚乌丁身陷危机的时候，他却会变得更强壮，意志更加高昂。”

父亲坚持认为，他们应该想得更长远一点。一天，希达亚图拉招生回来，发现父亲正在与巴基斯坦电视台驻本地的台长讨论刊登广告的问题。台长一走，希达亚图拉禁不住大笑。“齐亚乌丁，我们根本没电视”，他指出，“就算我们真的登了广告，我们自己也看不到。”但父亲是个乐观之人，他从不会被现实击退。

某天，父亲跟希达亚图拉说他要回家几天。其实他是要结婚了，但他没有向任何明戈拉的朋友提起此事，因为他没有钱招待他们。按照我们的传统，婚礼的庆祝活动要持续好几天。事实上，后来母亲常常提醒父亲，结婚仪式开始时，父亲根本不在现场，他在最后一天才赶到。家人拿着《古兰经》和披肩越过新人头顶，再拿出一面镜子，让他们看看镜中的彼此。对于其他由父母安排婚事的新人来说，这是夫妻第一次见到彼此真实的模样。然后，有一个小男孩被带去坐在他们的腿上，鼓励新人们生个儿子。

在我们的传统中，新娘的娘家会送她家具或是一台冰箱，而新郎家会送新娘一点黄金。我的祖父买的黄金不够，父亲又去借了些钱，买了手镯。婚礼后，我母亲搬来与我祖父和大伯同住，我父亲则每隔两三个星期回村里看望她一次。父亲原计划等学校上了轨道、成功了，再把妻子接过去。但爷爷一直抱怨这增加了他的支出，母亲的生活于是很难熬。她自己存了一点钱，父母用这笔钱租了一台货车，就这样，母亲搬到了明戈拉。他们完全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下去。“我们只知道我父亲不想要我们待在那里。”父亲说，“当时我对我的家人很不满。但是后来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促使我更加独立。”

但他却忘了通知他的伙伴。当父亲带着妻子回到明戈拉时，希达亚图拉简直惊呆了。“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养家，”他告诉父亲，“她要住在哪里？”

“没关系的，”父亲答道，“她可以帮我们煮饭和洗衣服。”

搬到明戈拉来令我的母亲感到很兴奋。对她来说，明戈拉是个很现代的城镇。很小的时候，她跟朋友们在河边谈论未来的梦想。大多数女孩子的愿望就是结婚生孩子，为丈夫做饭。轮到母亲时，她说：“我想要住在城市里，可以不用煮饭，要吃饭就出去买烤肉和面包。”然而，人生并未如她所愿。棚屋只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希达亚图拉和我父亲的卧房，另一间则是小小的办公室。没有厨房，也没有自来水。当我母亲搬入时，希达亚图拉只得搬进那间小办公室，睡在硬木椅上。

父亲与我母亲讨论所有的事。“托·贝凯，帮我想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会这么说。她甚至还帮忙粉刷学校，在断电后挑着油灯让他们可以继续刷油漆。

“齐亚乌丁是个很爱家的男人，而且他们两个异常亲近。”希达亚图拉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没办法和妻子住在一起，他却离不开她。”

几个月后，我的母亲就怀孕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995年出生，是个女孩，但出生时已是死胎。“我觉得是我们住的那个湿地的卫生有问题，”父亲说，“女人不去医院也一样可以顺利生产，就像我的母亲和姐妹们一样。我母亲就是这样生了十个孩子。”

学校持续在赔钱。几个月过去了，他们付不出老师的薪水，也没办法缴学校的房租。金匠还不断来家里，讨要当初卖给母亲的婚礼手镯的钱。每次，父亲就会泡好茶给他喝，招待他吃饼干，希望能让他息怒。希达亚图拉笑父亲说：“你以为喝杯茶他就会高兴了吗？他想要的是他的钱。”

当时的情况实在太差了，父亲终究不得不把金手镯卖掉。在我们的文化里，结婚的珠宝是两个人结合的象征。妇女常常会变卖首饰，来帮助先生创业，或支付他们出国的费用。在我父亲草率答应要帮助侄子支付大学学费时，我母亲已经主动拿出手镯了。不过那次，父亲的亲戚雅贾汗·舍尔出手帮助。母亲也并不知道买手镯的钱其实只付清了一部分。当她发现父亲卖手镯换来的钱少了的时候，还大发了一场脾气。

正当一切看起来不能再糟的时候，他们遇上了大洪水。当时，下了一整天的暴雨，接近傍晚时刻，发布了洪水警报，要求所有人撤离。我的母亲出门了，希达亚图拉需要父亲帮忙，好把所有的东西搬到楼上，以免被水淹没。但他到处都找不到我的父亲。他跑到屋外，大喊：“齐亚乌丁！齐亚乌丁！”为了回头去找父亲，希达亚图拉差点赔上了性命。学校外面的小路已经完全被淹没了，很快洪水淹到了他的脖子。还通着电的电缆线垂在风中摇摇晃晃，看到电线几乎要接触到水面，希达亚图拉吓得动弹不得。如果当时电线触水，他就会触电了。

当他终于找到我的父亲时，才知道原来父亲听到一个女人在哭着呼救，说她的丈夫被困在屋里，所以他跑去救人了。然后，他还帮他们把冰箱搬到安全的地方。希达亚图拉气炸了。“你放着自己的家不管，跑去救这个女人的丈夫！”他说，“是因为呼救的是个女人的关系吗？”

等洪水退后，他们发现，家园和学校都毁了：家具、地毯、书籍、衣服和音响系统，全都浸在发臭的烂泥当中。他们没有地方睡觉，也没有干净的衣服换。幸运的是，他们的邻居阿曼·乌丁收留他们过了一夜。之后，他们花了一个星期才清理完那些残骸。十天之后，当他们都不在学校时，第二场洪水来袭，又是泥泞一片。不久后，水电公司的人来访，称他们的水电表出了故障，要他们塞钱解决。在父亲拒绝后，他们收到一张账单，上面写着一大笔罚金，他们根本无力付款。父亲不得不找了一个在政治圈里的朋友，帮他处理了这件事。

看来办学的梦想注定要失败了，此外，父亲还有一个家庭要养。但父亲不是轻易就会放弃的人。1997年7月12日，我出生了。一个之前曾经帮忙接生过的邻居来帮助我母亲生产，而父亲则在学校里等着。当他听到消息时，一路跑着回到家。母亲本来很为生了个女儿而担心，但父亲说他看着我的眼睛时，觉得好快乐。

“马拉拉是个幸运的女孩，”希达亚图拉说，“她一出生，我们的运气就改变了。”

但好运并没有即刻降临。199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的第五十个国庆节这天，全国上下都举行了游行和庆祝活动。然而，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却抗议这种庆祝。他们认为，斯瓦特自从并入巴基斯坦后，就一直在过苦日子。他们戴上黑色臂章以示抗议，并说庆祝活动根本没有意义。结果，他们被逮捕，还要付一笔没人付得起的罚金。

我出生几个月后，学校楼上有了三间空房，于是我们搬了进去。房子是水泥墙，也有了自来水，与之前的棚屋相比，环境算是改善了，但因为我们跟希达亚图拉一起分租，加上几乎天天都有访客，屋里仍旧非常拥挤。一开始，学校规模很小，是所混合式的小学。到我出生的时候，学校里有五六位老师，近百位学生，每人每月付一百卢比的学费。我父亲是老师、会计，也是校长。他也擦地、粉刷墙壁和洗厕所。他还会爬上电线杆悬挂为学校做招生宣传的布条——虽然他很怕高，每次爬到顶端时总是两腿发抖。如果抽水机坏了，他也要爬进井里修好机器。每次我看到他消失在井里，就会大哭，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每个月，付了房租、发完薪水，买食物的钱所剩无几。我们喝不起加了牛奶的茶，所以我们都喝绿茶。一段时间之后，学校终于开始收支平衡，父亲开始考虑开办第二所学校，名字他都取好了，就叫“马拉拉教育学院”。

学校就像是我的游乐场，我可以自由进出。父亲告诉我，在我还不会讲话时，就会摇摇晃晃地走进教室里，咿呀发音，假装自己是一位老师。有些女老师，例如乌尔法小姐，经常把我抱起来，放在她的腿上，好像我是她的宠物一样。女老师们有时甚至会把我带回她们家里照顾。三四岁的时候，我被安排进一个学生年纪都比我大许多的班级里。我坐在那里，好奇地听着他们在学些什么。有时候，我会模仿老师说的话。我真的是一个在学校里长大的孩子。

父亲跟纳伊姆合资办学，工作和友情交杂在一起，两人都十分辛苦。最后，希达亚图拉也离开了，开办了自己的学校。他们将学生人数分成两半，一人拥有两个年级的学生。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告诉学生们，而是让大家以为学校扩校了，有了两栋建筑。虽然那时希达亚图拉已经不跟我父亲交谈了，他仍会因为想念我而回来探望我。

2001年9月的某天下午，他回来看我，一件大事发生了，不断有人来到家里。他们说纽约一栋大楼遭到很严重的攻击，两架飞机直接撞进建筑物里。我当时才四岁，还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件事甚至对于大人们来说，也很难想象——斯瓦特最大的建筑就是医院和旅馆，也都不过两三层楼高。那起事件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我完全不知道纽约和美国是什么模样。学校就是我的全世界，我的全世界就是那所学校。我们当时不会想到，9·11事件也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并将战争带进我们的河谷。

[1]巴基斯坦和印度曾经使用的货币单位，1卢比的1/16。

[2]原文为“Pakhtoon Students Federation”，简称PSF。

[3]原文为“Jamaat-e-lslami”，是巴基斯坦的保守党。

4　这个村庄

按照传统，婴儿出生的第七天叫作“沃玛”。这天，家人、朋友和邻居都会来探望，祝福这个新生儿。因为没有钱购买山羊和白米招待参加的宾客，我父母没有为我举办这个活动；而祖父也因为我不是个男孩子不愿出手帮忙。我的弟弟们出生后，祖父想要出钱举办庆祝仪式，却被我的父亲拒绝了，理由是马拉拉也没有办过。但外公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所以我和祖父还是很亲近。父母说，我拥有祖父和外公两人的特质——像外公的幽默和智慧以及祖父的声音！祖父老了以后变得比较温和，还留着白胡子，我很喜欢到村子里探望他。

每次他见到我的时候，总是会唱一首歌来迎接我，因为他还是很在意我名字里的悲伤含义，想以这首歌来为其增添一点快乐的感觉。他唱道：“马拉拉是迈万德，她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

我和家人总是一起去村里过开斋节。我们会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挤上飞行巴士——一台外观漆得很亮丽，还挂着铃铛的小巴士，然后一路往北搭到巴卡纳，这是我们家族在香拉县的村落所在地。尔德节一年有两次，分别是斋戒月结束时的“开斋节”，和用来赞颂先知亚伯拉罕愿意为了真主牺牲儿子伊斯玛仪的“古尔邦节”。节庆的日期由负责观看伊斯兰历新月的毛拉组成的特别审查会宣布。一听到收音机里公布的日期，我们就会出发。

出发的前一晚，我们都会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这段路途，如果道路没有被大水冲毁或被山崩掩埋，搭车大概需要五个小时。飞行巴士一大早就上路了。我们一路困难地挪动，来到明戈拉的车站。大小包裹里塞满给亲戚的礼物——刺绣披肩、一盒盒的玫瑰、甜的开心果，和他们在村里买不到的药品。有些人甚至搬来一袋袋的面粉和糖。大多数的行李都绑在车顶上，堆得像一座小山。然后，我们挤进车里，想尽办法抢占靠窗的位置——虽然那些玻璃覆满灰尘，难以看到外面。斯瓦特的公交车侧面漆着亮粉红色和黄色的花朵，荧光橘的老虎和覆盖着白雪的高山图样。我的弟弟们特别喜欢搭乘画着F16战斗机和核弹的公交车。但每当此时，父亲就会说，如果政客们少花点钱制造原子弹，就有更多的钱拨给学校了。

我们驶离市场，经过牙医广告牌那张大大的嘴巴；经过装满鸡笼的推车，笼里挤满了白鸡，有小小的眼睛和鲜红的鸡冠；经过橱窗里摆满结婚用的黄金手镯的珠宝店。在我们往北方要驶离明戈拉的路上，最后几间店是木造的棚屋，歪歪斜斜地倚靠在一起，前面堆着修补过的旧轮胎，是为前方路况很差的道路做准备的。接下来，我们就开上最后一任瓦利修的公路了。沿路右面是宽阔的斯瓦特河，左面则是富含翡翠矿脉的峭壁。沿着河边，是一间间为观光客而开的餐厅，有着明亮的大玻璃窗——我们从未光顾过其中任何一间。路上，我们还会看见扛着一大捆草，驼着背、灰头土脸的孩子，还有牧羊人，赶着一群脏兮兮又爱脱队的山羊。

一路继续往前行驶，沿途的景致变成一块块绿油油的土地，空气闻起来新鲜很多，有桃子和无花果园的味道。有时，我们会经过溪边的小型大理石雕刻，溪水因为化学废料而被染成浑浊的白色。这让父亲很生气。“看看这些坏蛋是怎样在污染我们的河谷！”他每次都这样说。道路接着驶离了河边，开始沿着小径往上爬到陡峭的杉木层，越爬越高，直到我们都耳鸣了。山顶上有秃鹰在第一任瓦利留下来的堡垒遗迹上方盘旋。公交车行驶得很吃力。在紧临着悬崖的死角被其他卡车超车时，我们的司机就会咒骂两句。我的弟弟们特别喜欢这种状况，还会故意指着山腰的车祸残骸给我和母亲看，以此讥笑我们。

终于，我们抵达了通天关，这里是去往香拉县的入口，是个会让人感觉自己来到世界顶端的山隘。在通天关上，我们比四周布满岩砾的山顶都要更高。远远地，我们能看到马拉姆·贾巴，那是我们的滑雪场。路边有清澈的泉水和瀑布。当我们停下来喝茶休息时，干净的空气里飘着杉树和松树的香气，引得我们贪婪地大口深呼吸。香拉县触目所及之处皆是山峦，以及峰峦间的一点点蓝天。过了这里以后，有一小段道路随着古厄本河的流向蜿蜒，之后路面逐渐变成石子路。要过河去，只能走吊桥，或是通过流笼——人坐在一个金属制的箱子里，晃到对岸去。外国人称这种长绳制成的吊桥为“自杀桥”，但我们很喜欢。

如果看斯瓦特的地图，你会发现斯瓦特的地形是一个狭长的河谷，连着许多小河谷，像树枝状伸展开来，我们称之为“达来”。我们的村庄大约位于河谷中段的东部地区。村子在卡拿谷，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壁，地界狭窄得连个板球场都盖不下。我们的村子名叫夏波村。但其实沿着河谷底部，有由三个小村子围成一圈组成的村落，夏波村是其中最大的村子；巴卡纳，是我父亲长大的村子；还有卡夏特，是我母亲家的村子。河谷两端各有一座高山：南方的黑山托佳尔，和北方的白山史宾佳尔。

我们通常都是住在巴卡纳祖父的家里，也就是我父亲长大的地方。祖父的房子屋顶是平的，屋子由石块和泥土建成，与这个地区其他的房屋大同小异。我比较喜欢和母亲那边的表兄弟姐妹们一起住在卡夏特，因为他们是水泥房，还有浴室，而且那里有很多同伴可以和我玩耍。母亲和我睡在楼下专门给女眷睡觉的区域。白天，妇女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孩子，并且为楼上会堂的男人们准备食物。我和表姐妹安妮纱和桑波睡在一间墙上挂有清真寺形状的时钟的房间，墙上还有个柜子，里头放着一把来复枪和几包染发剂。

村子里的一天开始得很早，连我这样喜欢晚起的人，都在鸡鸣和妇女们准备早餐的声响中准时起床。早上，阳光从托佳尔的山顶反射回来；而当我们进行一天五祷中的第一祷时，往左望去，就会看见史宾佳尔的山顶被第一道阳光照亮，发出金黄色的光芒，仿佛一位额头上戴着珠满帝嘉[1]的淑女一样。

接着，常常会下一阵雨，将一切都洗净。然后，云朵会在种着小红萝卜和核桃树的梯田附近逗留。田间点缀着一些蜂窝，我喜欢那些黏糊糊的蜂蜜，我们会沾着核桃一起吃。卡夏特的河边有水牛，附近还有个棚屋，旁边有木造的水车，用来驱动巨大的磨坊，把麦子和玉米磨成面粉。然后，年轻男孩子再把面粉装袋。磨坊旁有一间更小的棚屋，里面满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电线和电路板。政府的电缆没有接到村子里来，所以村民们使用水力发电。

时间推移，太阳越升越高，白山沐浴在金色阳光下。到了傍晚，白山没入黑暗中，太阳慢慢往黑山移动。我们通过观察山上的阴影来判定进行祷告的时间。当阳光照到某一块岩石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雅思耶”，也就是午祷。到了晚上，当白山史宾佳尔比早晨更美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马坎”，也就是晚祷。从任何方向望去，都能看见白山。父亲告诉我，他曾把这当作是和平生活的象征，白山就是河谷末端的一面白旗。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曾以为这个小小的河谷就是全世界，如果有人穿越山陵与天空连接的地方，就会掉到世界外头去。

虽然我是在城里出生的，但我跟父亲一样热爱大自然。我喜欢肥沃的土地、绿油油的植物、水牛和总是会在我走路时在身边飞舞的黄色蝴蝶。这个村子虽然很贫困，但每当我们抵达时，我们的大家族都会设宴款待。桌上会有一碗又一碗的鸡肉、米饭、菠菜和辣味羊肉，全都由妇女们亲手烹调而成。饭后还有一盘盘香脆的苹果、一块块黄澄澄的蛋糕，还有一大壶奶茶。孩子们没有玩具或是书籍。男孩们在溪谷里打板球，球有时甚至是用橡皮筋缠着一团塑料袋做成的。

这个村子仿佛是世外桃源。日常用水是从泉眼提回来的，少数几栋水泥房是由家里在南方的矿坑或是海湾地区工作的男子们赚了钱回来建的。普什图大约有四千万人口，其中有一千万人住在外地。父亲说，可悲的是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回来，因为他们必须不断赚钱，以维持家里较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很多户人家里没有男人，他们只能一年回来一次。然后，通常在九个月后，就会有新生儿诞生。

穿越山丘后，有几栋屋子是用树枝条和灰泥糊成的，我祖父的房子就是这样。这些房子往往遇到洪水后就会倒塌。冬天住在里头的小孩有时会被冻死。这里没有医院，只有夏波村有一间诊所，如果有人在别的村子生病了，他们就得由亲戚用木制的担架，也就是我们笑称的香拉县救护车，抬到这里来看病。如果病得很重，除非他们很幸运地认识有车的人，否则就得搭很久的公交车到明戈拉去看医生。

通常，政治人物只有在选举期间才会来拜访，承诺要修路、接电缆、接水管和盖学校，然后捐钱和发电机给当地有影响力的人——我们称之为“关系人”，这些人会教他们所属选区里的民众如何投票。当然，这些只与男人有关，我们这里的女人没有投票权。而一旦这些政治人物当选国民议会或是白沙瓦的省议会议员后他们就会隐身回伊斯兰堡，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那些承诺也都随风而逝。

我的表姐妹们喜欢拿我的都市习惯打趣。我不喜欢赤脚，我喜欢看书，我的口音不一样，而且我还会使用明戈拉的地方俚语。我的衣服大多是在商店里买的，不像她们穿的都是家里自制的衣物。我的亲戚会问我：“你要帮我们煮鸡吗？”我会回答：“不了，鸡是无辜的，我们不该杀它。”因为我来自都市，所以他们觉得我很时髦。他们不明白在伊斯兰堡，甚至白沙瓦的人看来，我就会显得很落伍。

家庭出游时，有时会上山，有时候去河边。这条河很宽阔，夏季融雪时，河水会变得又深又急，没办法徒步渡河。男孩们会把蚯蚓像串珠子般穿上细线，绑在长棍上钓鱼，有些人会吹口哨，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吸引到鱼群。这里的鱼不是特别美味，鱼的嘴很粗很硬。我们称这种鱼为洽克笛。有时候，女孩们会带着饭和果子露，成群到河边野餐。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结婚”。我们会分成两群，分别代表两方家庭，然后各派出一个女孩，举行结婚仪式。每个人都想要我加入她们那群，因为我是明戈拉来的，很时髦。村里最漂亮的女孩名叫坦琪拉，我们通常会把她分到另一组，让她当我们的新娘。

这场假结婚最重要的就是珠宝。我们用耳环、手环和项链来为新娘子装扮，一边忙碌，一边唱着宝莱坞的歌曲。然后我们会拿母亲的化妆品来帮她化妆，把她的手浸在热石灰石和苏打粉中染白，用指甲花将她的指甲涂红。一旦打扮好，新娘子就会开始哭泣，我们就轻抚她的头，告诉她不用担心。“婚姻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会这么说，“要孝顺你的公婆，这样他们才会善待你。好好照顾你的丈夫，要过得幸福喔！”有时，村里会有真正的婚礼，庆祝活动连续进行好几天，这会让新人家里破产或负债。新娘会穿上精美的服饰，全身挂满金饰，两方家庭都会送她项链和手镯。我看过一篇报道，是关于贝·布托坚持在她的婚礼上戴上玻璃手环，以开创新的风气。但是，赠新娘以金饰，以表达对新娘的疼爱的传统没有改变。有时，也会有夹板棺材从矿坑被送回来。妇女们就会到去世的男人的太太或母亲家，一起放声大哭。悲凄的哭声回荡在山谷中，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夜里，整个村子黑漆漆的，只有山丘上的屋里有点点油灯闪烁。村里年纪比较大的妇女全都没有受过教育，但她们都会说故事，也会转述拓帕，也就是普什图的两行诗。我的外祖母特别擅长讲拓帕。拓帕通常讲的是爱情故事，或是怎样成为一个普什图人。“没有任何一个普什图人会自愿离开他的家园，”她说道，“不论是因为贫困，还是为了爱。”我的姑姑们则拿鬼故事吓我们，例如萧谷帝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有着20只指头的男人。她们说他会爬上我们的床，跟我们一起睡觉。我们会吓得大叫。在普什图语里，“手指”和“脚趾”都被称作“指头”，因此，其实大家都是二十个指头，但我们当时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姑姑们为了要让我们快点去洗澡，还会讲一个恐怖的女人夏夏卡的故事给我们听。如果小孩不去洗澡、洗头发，夏夏卡就会伸出她满是污泥的双手，喷出散发着恶臭的口气追着你跑，把你的头发变成像老鼠的尾巴一样脏，还长满虫子，搞不好还会把你给杀掉。有时候，大人不愿意让我们大冬天跑去外面玩耍，就会说要等到老虎或狮子在雪地上留下足迹，我们才可以出去玩。

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村子里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有点无聊了。唯一的电视在一位有钱人家的会堂里，整个村子没有一台计算机。

村里的妇女只要踏出女性专属的空间，便要将脸遮住，她们也不可以跟自己近亲以外的男性说话。我一直到了十岁多都穿得比较时髦，也没有将脸遮起来。我的一位表哥对此很不高兴，问我父亲：“为什么她没有把脸遮起来？”父亲回答道：“她是我的女儿，你管好自己的事就好。”但家族里有些人会背着我们说闲话，说我们没有好好遵守普什图习俗[2]。

身为普什图人，我感到很骄傲。但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普什图在行为上有太多传统规范要遵守了，特别是对女性而言。父亲的员工中有个叫夏西达的女人，她有三个小女儿。她告诉我，她才十岁时，她的父亲就把她卖给了一个老男人。这个老男人已经有老婆了，但还想要一位年轻太太。

这里的女孩子如果消失，不见得都是因为嫁人了。有一个很美丽的15岁女孩，名叫西玛。大家都知道她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当这个男孩经过时，她就会眨着那双人人称羡的有着浓密睫毛的眼睛看着他。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女孩只要向男孩暗送秋波，就会让她的家族蒙羞，尽管男人却有这样的权力。我们当时听说她自杀了，后来才知道，是她的家人将她毒死了。

我们有一个习俗，叫作使瓦拉——当两族之间发生纠纷时，就将一个女孩送出去，以此平息纷争。这个行为虽已被官方禁止，但仍持续在民间流行。我们的村里有个寡妇，名叫索瑞雅，嫁给了一个与她的家族有纠纷的家族的鳏夫。按照我们的传统，如果未取得寡妇家人的同意，寡妇是不可以再嫁的。当索瑞雅的家人发现这桩婚事时，气坏了。他们不停地胁迫鳏夫的家族，直到村里的一位支尔格[3]长老出面调停。支尔格决定鳏夫的家族应该受罚，必须交出家里最漂亮的女孩，把她嫁给仇家中那个最配不上她的男孩子。那位男孩不但一无是处，而且非常穷困，新娘的父亲甚至不得不支付他们的一切开销。为什么一个女孩子的大好人生要赔在一场与她毫不相干的纠纷上呢？

当我向父亲抱怨这一类的事情时，他告诉我，阿富汗的妇女生活更加辛苦。我出生的前一年，阿富汗被一位独眼毛拉领导的一个名为塔利班的团体占领后，开始放火烧女子学校。他们强迫男性都要留长长的胡须，女性则必须穿上罩袍。穿罩袍就像是裹在一个巨大的布制羽毛球里，只能通过一个小洞观察外面。天气热的时候，简直跟穿着火炉没有两样。父亲说塔利班甚至禁止女性大笑或是穿白色的鞋子，因为“白色是男性专属的颜色”。妇女会因为擦了指甲油而被关起来毒打。当父亲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看过《安娜·卡列尼娜》和简·奥斯汀的小说，我也相信父亲说的，“马拉拉像只小鸟一样自由”。当我听说阿富汗发生的暴行时，我很骄傲自己是斯瓦特人。“在这里，女孩子可以去上学。”我总是这么说。但塔利班就在附近，而且他们跟我们一样是普什图人。

对我来说，河谷地区是个充满阳光的地方，但我却没有看见山头之后，乌云正渐渐聚集。

父亲总说：“我会捍卫你的自由，继续追求梦想吧，马拉拉。”

[1]珠满帝嘉，金制的额链。

[2]原文为“Pashtunwali”，意为普什图习俗，即传统的普什图行为守则。

[3]原文为“jirga”，意为部落会议或协商会议，是部落解决纠纷和执法的权威机构。

5　为什么我不戴耳环，为什么普什图人不说“谢谢”

我七岁的时候，已经常常是班上的第一名。我会帮助班级里其他课业有困难的同学。“马拉拉真是个天才。”同学们常这么说。我也以踊跃参加所有活动而出名——羽毛球、板球、戏剧、手工，甚至唱歌，虽然我唱得不是很好。所以，当玛丽克·努尔来到我们班上时，我并没有太在意。她的名字是“光明女王”的意思，她说她想成为巴基斯坦第一个女性军方领导人。她的母亲是另一所学校的老师，这很少见，因为我们其他人的母亲都不工作。一开始，她在班上有些沉默寡言。班上总是我和我的好朋友莫妮巴在竞争。莫妮巴很会答题，她的字也很美，这在考试时很吃香，但是我知道我的答题内容可以赢过她。所以当期末考结果是玛丽克·努尔得到第一名时，我非常震惊。我回家后哭了又哭，连母亲都来安慰我。

大约在那个时候，我们搬离了原来和莫妮巴同住的那条街，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在这我没有朋友。新家所处的这条街上，有个女孩名叫萨芬娜，年纪比我小一些，我们慢慢地开始玩在一起。她是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孩，有很多洋娃娃和满满一鞋盒的珠宝，但她却一直很想要父亲送我的那支粉红色塑料玩具手机，那是我唯一的玩具。父亲总是在用手机打电话，所以我也很喜欢拿着我的玩具手机学他讲电话的模样。有一天，我的玩具手机不见了。

几天后，我看见萨芬娜拿着一支像极了我的那支玩具手机在玩耍。“你怎么会有？”我问道。“我在市场买的。”她说。

我现在知道她可能说的是实话，但当时我心想：“她这样对我，那我也要这样对她。”我常常去她家做功课。从此，我每次去她那里，就会顺手拿走她的东西，大多数是一些玩具珠宝，比如耳环和项链之类的东西。虽然一开始时，偷东西让我感到很害怕，但这感觉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地，就发展成为一种强迫性的行为。我不知道该怎样停下来。

一天，下课后我回到家，像平常一样直奔厨房找点心吃。“嫂嫂！”我喊道，“我饿扁了！”家里一片静默。母亲坐在地上磨香料——亮丽的姜黄和孜然，空气里满是香气。她来回磨着，不肯抬头看我一眼。我做了什么？我难过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当我打开柜子时，发现所有我偷拿的东西都不见了。我的劣迹败露了。

表姐莉纳来到我的房里。“他们知道你在偷东西，”她说，“他们在等你去自首，可是你一直没停手。”

我的心立刻一沉，低着头走回母亲身旁。“你做了错事，马拉拉。”她说，“你是想要我们因为没钱买那些东西给你而感到羞耻吗？”

“这不是真的！”我撒谎道，“我没拿那些东西。”

但母亲知道是我拿的。“是萨芬娜先开始的，”我辩解道，“她拿了爸爸买给我的粉红色手机。”

母亲一动也没动。“萨芬娜年纪比你小，你应该好好教她”，她说，“你应该当个好榜样。”

我哭了起来，并且不停地道歉。“不要跟爸爸说。”我恳求她。我不能忍受父亲对我感到失望，在自己父母眼中一文不值的感觉非常可怕。

这不是第一次了。当我还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母亲去市场，看到一台装满杏仁的推车。杏仁看起来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无法抗拒，伸手抓了一把。母亲要我放回去，并向推车的老板道歉。但老板很生气，不愿就这样罢休。我们身上只有一点钱，母亲打开钱包看看还剩多少。“你愿意十卢比卖给我们吗？”她问道。“不能，”老板回答，“杏仁是很贵的。”

母亲很难过，告诉了父亲这件事。父亲立刻出发，买下来那个老板全部的杏仁，回来放在玻璃盘子上。

“杏仁是很好的食物，”他说，“睡前吃杏仁配牛奶，会让你变得聪明。”但我知道父亲没什么钱，而盘里的杏仁是用来提醒我犯下的错。我跟自己约定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结果，我却又犯了。母亲带我去向萨芬娜和她的父母道歉。这真的很难。萨芬娜对我的手机的事情只字未提，虽然很不公平，但我也什么都没说。

虽然我感觉糟透了，但我相信这一切已经结束。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说过谎或偷过东西，连父亲留在家里让我们买零食的硬币，我也没拿过。我也开始不再佩戴珠宝了，因为我问我自己：这些吸引你的小玩意儿是什么？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不值钱的小首饰，丢了自己的人格？但我还是满心罪恶感，直至今日，我仍每天在祷告中向真主道歉。

我的父母每天都会向对方诉说一切，所以很快，父亲就知道了我心情不佳的原因。从他的眼中，我明白我让他失望了。我多么想让他继续为我感到骄傲，就像我在学校里获得年度第一名奖状的时候；或是像我的幼儿园老师乌尔菲特小姐告诉他的，在班上开始学乌尔都语时，我在黑板上写下“请只讲乌尔都语”，以便大家能更快地学习这门语言。

为了安抚和鼓励我，父亲跟我讲了许多伟人在小时候曾犯下过错的故事。他告诉我甘地曾说：“人若不能自由地犯错，那么这自由就不值得拥有。”我们在学校里读过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故事。当他还是个小男孩，住在卡拉奇时，因为他家里没有电灯，会借着路灯的光线读书。他告诉其他男孩子不要在尘土里玩弹珠，改打板球，这样就不会把全身弄得脏兮兮的。父亲在他的办公室外挂着一幅摹本，是林肯写给他儿子老师的一封信，已翻译成普什图语。那封信写得极好，全是极好的建议。“如果可以，请你教他书本的美好，但也给他时间，让他去思考永恒的谜题：天上的小鸟、阳光下的蜜蜂和翠绿山头上的花朵。”信里写道，“让他知道失败远比作弊光荣得多。”

我想，每个人一辈子里至少都犯过一次错误，重要的是你从中学到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普什图习俗有着不同的看法。按习俗规定，若受委屈，我们定要采取报复手段。但这样冤冤相报，何时能了？如果家族中的男人被另一个人伤害了或杀了，他们必定要采取报复，杀死加害者家庭中的任何一个男性，以维护荣誉。这一来一往不停循环下去，没有止息。我们甚至有句谚语说：“一个普什图人花二十年复仇，其他人会说这还早着呢。”

有很多说法可以用来形容我们的民族，其中一种是“普什图的石头不会在水里变钝”。意思是说，我们既不会遗忘，也不会原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说“谢谢”，因为我们相信普什图人是不会忘记别人的恩情的，并且时候到了一定会报恩，就和一定会报仇是一样的。恩情只能用恩情来还，而不是用一句“谢谢”说说就行了。

为了防御敌人，许多家庭住在四面装有栅栏和瞭望台的屋子里。我们也认识很多纠纷的受害者。其中一位是希尔·扎曼，我父亲班上的同学，他总是在考试时赢过我父亲。祖父和大伯总是以此调侃我父亲，把他气得抓狂，并说：“你比不上希尔·扎曼。”父亲甚至一度希望山上有落石掉下来把扎曼压扁。但是希尔·扎曼没有去念大学，而是在村里的药房当上了药剂师。后来，他们家为了森林里的一小块地和亲戚起了冲突。有天，希尔·扎曼和他的两个兄弟要去那块土地时，被他的叔叔和手下人偷袭，三兄弟全都死了。

身为社区里备受尊重的人，父亲常被找去调停争端。他不相信复仇有什么作用，并总是试着让大家了解：如果暴力持续下去，对双方都不会有任何好处；最好的选择就是尽释前嫌，继续各自的生活。但是村里有两个家族，父亲无论如何都劝说不了。这两个家族对立的情况已经久到没有人记得到底是怎样开始的，八成只是点小事，但我们毕竟是很会小题大做的民族。一开始，其中一方的兄长会攻击另一方的叔伯，接着另一方会采取同样的举动，不断有人为此丧命。

我们的族人认为这体制很好。他们认为，正因此，我们的犯罪率才比非普什图地区要低。但我认为，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你不该去杀他们或是他们的兄弟，而是应该要教导他们。我受到阿卜杜勒·加法尔·汗的行为启发，有些人称他为“边境区甘地”，是他把非暴力哲学介绍到我们的文化中。

对于偷东西也一样。有些人，像我，被逮到并发誓不会再犯。其他人则会说：“噢，又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个小东西嘛。”于是，第二次，他们就会偷点更大的东西，第三次又会更大。在我们国家，太多政治人物认为偷窃不算什么。他们很富有，尽管我们国家还很穷困，但他们仍掠夺再掠夺。他们大多数人都不付税，这还是他们最低微的过错；他们向国家的银行贷款，却不还钱；他们在政府合约中，从朋友或是那些合作厂商手上拿回扣；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在伦敦拥有昂贵的公寓。

我不知道当他们看见自己的人民在挨饿，或是因为时常断电而只能坐在黑暗之中，或是孩子没办法上学，只因为家长需要他们一起工作赚钱时，良心怎么安稳？父亲说巴基斯坦受到了诅咒，有这么多只爱金钱的政治客。他们不在乎军队是否真的有战斗力，他们更愿意远离战场，坐在商务舱里，关上帘子享受美食和各种服务；而与此同时，人民则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我出生的时代，政权由贝·布托和纳瓦兹·谢里夫在十年间互相轮替，两方政府都没有做满任期，并且不断地互相指控对方的贪污问题。但我出生两年后，军方再度掌握政权。当时的情况实在太戏剧化，可媲美电影情节。那时的总理是纳瓦兹·谢里夫。他和军方领导人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失和，并把他解职。当时，穆沙拉夫将军正搭乘国有航空公司——巴基斯坦航空的飞机，从斯里兰卡回国。纳瓦兹·谢里夫因为太担心穆沙拉夫将军的反应，企图禁止飞机降落在巴基斯坦。他下令机场关闭降落灯号，并把消防车停在跑道上，完全无视飞机上其他两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而飞机的燃油根本不足以飞到另一个国家去。在电视里公布穆沙拉夫将军下台的消息一个小时之内，坦克就开上了街头，军队占领了新闻台和机场。当地指挥官伊夫蒂哈尔将军冲进位于卡拉奇的机场塔台，让穆沙拉夫将军的班机得以降落。穆沙拉夫将军随即接管了政权，并将谢里夫关进阿托克堡的监狱。有些人发糖果庆祝，因为谢里夫不受欢迎。父亲却在收听新闻的时候哭了，他原以为巴基斯坦再也不会出现军人执政时代了。谢里夫被指控叛国罪，最后在沙特阿拉伯皇室的协调下被流放，逃过一劫。

穆沙拉夫是我们国家第四位军人执政的领导人。和其他的军人执政者一样，他从在电视上对民众喊话开始，他喜欢用“亲爱的国民”作为开场，然后长篇大论地攻击谢里夫，并指责说在谢里夫的统治之下，巴基斯坦“丢了荣誉、自尊和敬重”。他誓言要终结贪渎，追究那些“偷窃、掠夺国家财产的人”。他保证要把自己的财产和税金都还给大众，并说他只会短暂地掌控国事。但是，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齐亚·哈克将军曾保证只会掌权90天，却控制了我们11年多，直到他坠机而死为止。

父亲说，这不过是旧事重演。而且他说对了。穆沙拉夫保证要结束封建体制，不让整个国家受少数十几个大家族控制，并保证要引荐年轻的新秀进入政坛。结果，他的内阁还是由那些老面孔组成。我们的国家再次从英联邦国家中被剔除，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美国在前一年，在我们进行核武器测试的时候，就已停止对我们的大部分援助。现在，几乎其他所有国家都开始抵制我们了。

在这种情况下，斯瓦特人不想被列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也是情有可原的。每隔几年，巴基斯坦就会派一位代理专员，也就是DC，来管理斯瓦特。在我们看来，这些官僚只是来这里赚大钱而已，赚够了就回家去了。他们根本不想发展斯瓦特。我们的民族已经习惯逆来顺受，因为在瓦利制度下，是不允许批判政权的。如果有任何人冒犯了瓦利准则，那么此人的整个家族都会被赶出斯瓦特。所以当代理专员从伊斯兰堡来时，他们就是新的国王，没有人敢质疑他们。老一辈的人常常会怀念最后一代的瓦利统治时期。他们回忆道，那时候山上还有葱郁的树林覆盖，每隔五公里就会有间学校，瓦利老爷还会亲自拜访他们，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萨芬娜的事情过后，我发誓再也不会对朋友不好了。父亲总是说，对朋友好是很重要的。在他念大学时，没钱吃饭和买书，是几个好朋友伸出援手，帮他渡过难关，他永远铭记在心。我有三个好朋友——萨芬娜、和我同村的桑波，还有与我一起上学的莫妮巴。以前我和莫妮巴住得很近，我们在小学里成为最好的朋友，然后我说服她来我们学校念书。她是个很聪慧的女孩，虽然我们常常吵架——特别是在郊游的时候。她来自一个大家庭，有三个姐妹和四个兄弟。虽然我比她大六个月，但我感觉她是我的大姐姐。莫妮巴会立下规矩，我则试着去遵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秘密，我们是个紧密的小圈子，我们也不与其他人分享我们的秘密。她不喜欢我和其他女孩子说话。她说，我们必须注意自己和什么样的人来往，特别是要小心那些表现不佳的人，或是那些时常闯祸的人。她总是说：“我有四个兄弟，所以即便我犯的错再怎么轻微，都会成为他们不让我继续上学的理由。”

因为不想让父母失望，所以我帮所有人跑腿。有一天，我的邻居要我去市场帮他们买一点玉米。在去市场的路上，有个男孩骑脚踏车撞上我。当时，我的肩膀很痛，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我还是去了市场，买了玉米，送到邻居家后才回家。直到回家后，我才掉下眼泪。在那之后没多久，我发现了一个重新赢回父亲尊重的绝佳方法。学校要举办公开演讲比赛的公告已经贴出来了，我和莫妮巴都决定参加。我记得父亲通过演讲使祖父惊喜的故事，我想要和他做一样的事。

当我们拿到题目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题目是：“诚实为上”。

我们唯一练习的机会，就是在早祷的时候朗诵诗歌。我们学校里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她叫法蒂玛，是个很优秀的演讲者。法蒂玛长得漂亮，演讲时更是活泼生动，能在数百人面前自信满满地讲话，听众也会仔细聆听她说的每一个字。莫妮巴和我都很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样，所以我们很仔细地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在我们的文化中，演讲稿往往由父亲、叔伯或是老师帮你写好，通常是用英文或乌尔都语，而不会是我们的母语——普什图语。我和莫妮巴当时觉得用英文演讲能显得自己比较聪明。这样的想法当然不对。重点不在于你选择使用哪一种语言，而是你用了什么样的内容来表达你的思想。莫妮巴的讲稿是由她的一个哥哥帮她写的，引用了我们国家的诗人阿拉马·伊克巴尔美丽的诗句。父亲帮我写了稿子。在稿子里，他强调：如果你想要做一件好事，但却要通过不好的方式来达成，就仍是件不好的事。同样，如果你选了一个好方法来做一件坏事，那么这仍旧是坏事。他用林肯的话作为结语：“失败远比作弊光荣得多。”

演讲当天只有八九个同学参加。莫妮巴的演讲极好。她表现得很沉稳，而且讲稿也远比我的更富有情感、更具诗意——虽然我的讲稿在意义上也许更深远些。上台前，我紧张极了，怕得全身颤抖。我的祖父也来了，我知道他真的很希望我能赢得比赛，这让我更加紧张。我记得父亲说过，开始演讲前要先深呼吸。但当我看见所有人的眼光都聚集在我身上时，就忘掉了。我阵脚大乱，稿子在我颤抖的手上晃个不停，但当我用林肯说的话做了结语后，我抬头看向父亲，发现他的脸上挂着微笑。

评审最后宣布名次，莫妮巴得了第一，我则是第二。

名次并不重要，因为林肯在给儿子老师的信里还写道：“请教导他如何当个有风度的败将。”我已经习惯当班上的第一名了，但我发现，就算你已经连续赢了三四次，如果不够努力，下次的冠军不见得一定还是你。而且有时候，你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好的故事。于是我开始自己写讲稿，并改变演讲的方式：不再只是读稿子，而是让文字从心里流出来。

6　垃圾山的孩子

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胡沙尔学校求学，我们又搬了一次家，并且终于有了一台电视机。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夏卡拉卡蹦蹦》（Shaka Laka Boom Boom），这是一个印度儿童节目，讲的是有一支神奇铅笔的男孩子桑竹的故事。他画的所有东西都会成真。如果他画的是蔬菜或是一个警察，这个蔬菜或警察就会神奇地出现；如果他不小心画了一条蛇，那他可以把画擦掉，这样蛇也就消失了。他用他的神奇铅笔帮助其他人，甚至将父母从帮派老大手中救出来。我一心一意想得到那支铅笔。

晚上祷告的时候我会说：“真主啊，请给我桑竹的铅笔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你放在我的柜子里就好，我会用它带给大家快乐的。”祷告一结束，我就会检查我的抽屉，可神奇铅笔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我已经做出决定，应该先从帮助别人开始。在我们新家那条街上，有块废弃的空地，大家都将垃圾丢在那里。斯瓦特没有垃圾场。很快，空地成了一座垃圾山。因为实在太臭，我很不喜欢去那附近。有时，我会看见那附近老鼠乱窜，乌鸦聚集盘旋。

一天，我的弟弟们不在家，母亲便叫我去丢马铃薯皮和蛋壳。接近垃圾山时，我忍不住皱起鼻子，一边挥赶苍蝇，一边小心注意不要让我的漂亮鞋子踩到什么脏东西。当我把垃圾丢到腐烂的食物堆上时，突然看到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吓得跳了开去。那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她的头发上满是污泥，皮肤上也全是烂疮。她当时的模样，就是我想象中的夏夏卡的样子——那个姑姑们用来吓我们快点去洗澡的故事里的脏女人。女孩拿了一个大袋子，把垃圾分堆，一堆是瓶子，一堆是瓶盖，一堆是玻璃，还有一堆是纸张。附近还有几个男孩用线绑着磁铁，把金属垃圾分类出来。我想跟他们说话，但我实在太害怕了。

那天下午，父亲从学校回家后，我告诉他这些拾垃圾小孩的事，并且恳求他跟我去瞧瞧。父亲企图和他们说话，但他们却吓得一哄而散。父亲跟我解释，这些孩子会把分类出来的垃圾拿去资源回收站，可以换几个卢比。回收站再把这些东西拿去卖钱。回家的路上，我注意到父亲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爸爸，你必须让他们免费来学校上课。”我请求他。父亲笑了。母亲和我已经拜托他让好几个女孩免费上学了。

虽然我的母亲没有受过教育，但她是家里的实干家；父亲发号施令，母亲则是执行者。她总是在外面帮助其他人。父亲有时回家吃午餐的时候发现母亲出门了，没有帮他准备午餐，就会很生气。如果父亲发现母亲在医院里探视生病的人，或是去帮助其他家庭，这时他就不会再生气了。但有时候，母亲是去妇女巴扎逛街买衣服，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论我们住在哪里，家里都挤满了人。我和堂姐安妮纱，还有一个女孩谢娜姿住一个房间。安妮纱来跟我们同住，这样她才能上学。谢娜姿的母亲索塔娜曾在我们家做事。谢娜姿的父亲过世后，家里变得非常穷困，她和她的姐妹也曾被派去垃圾山捡垃圾。她们的一个兄弟有精神疾病，常常做奇怪的事情，比如放火烧她们的衣服，或是把我们送的电风扇拿去卖掉。索塔娜的脾气很坏，母亲不喜欢让她在家里帮忙，但是父亲安排了一笔小小的津贴给她，并让谢娜姿和她的其他兄弟来学校上课。谢娜姿以前从没上过学，所以虽然她比我大两岁，还是被安排在比我小两届的班上。她来跟我们同住，这样，我就可以给她辅导功课了。

努丽亚也和我们住在一起。她的母亲卡努帮我们洗衣服和打扫。还有阿丽施巴，她是卡丽达的女儿，卡丽达帮我母亲煮饭。卡丽达曾被卖给一个喜欢揍她的老男人当太太，最后她终于带着三个女儿逃了出来。她的家人不愿意收留她，因为人们认为离开丈夫的女人会让自己的家族蒙羞。有一阵子，她的女儿也得在垃圾山捡垃圾度日。她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是小说的故事情节一样。

那时候，学校已经扩校了，有三栋建筑——兰蒂卡斯的那栋建筑现在是小学部，一栋女子高中在亚亚街上，还有一栋给男生念的学校，有着长满玫瑰的花园，就在庙宇废墟的附近。我们总共大概有八百名学生。虽然学校没有真的赚钱，父亲还是让一百多名学生免费就读。其中一个免费就读的男孩的父亲夏拉法特·阿里，曾在我父亲是个穷困的大学生时帮助过他。他们是村里认识的朋友。夏拉法特·阿里在电力公司工作，只要他有多余的钱，就会给我父亲几百卢比。父亲很高兴能够回报他当初的善心。还有一个和我同班的女孩卡萨，她的父亲在做布料和披肩刺绣生意，这是我们地区很有名的一项工艺品。我们要去山上郊游时，我知道她没有钱参加，就会用我的零用钱帮她缴费。

让穷人家的孩子来念书，不只是会让我父亲收不到学费而已。有些有钱人家的父母发现自己的小孩与家里的清洁工或补衣工的小孩同班，就不让自己的孩子继续来上学了。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和穷人家的小孩混在一起是很丢脸的事。我的母亲说，家里贫穷的孩子如果没吃饱，就很难好好学习，所以有些女孩会来我们家吃早餐。父亲笑称我们家已经变成寄宿家庭了。

家里一直都有这么多人，变得很难专心读书。我本来很高兴有自己的房间，父亲甚至买了张梳妆桌给我念书用。但现在我得和另外两个女孩共享一个房间。“我需要自己的空间！”我会这样大喊。但我马上就会觉得很愧疚，因为我知道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我回想起那些在垃圾山捡垃圾的孩子，垃圾山那个女孩肮脏的脸孔一直出现在我脑海里，于是我便不断催促父亲去让他们来学校免费上课。

父亲试着解释给我听，说那些孩子得负责养家糊口。如果他们来上学，那么他们全家人就都得饿肚子了。不过，他仍去找了一个有钱的慈善家——阿赞地·汗帮忙出钱印了许多传单。单子上写着：孩子们难道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吗？父亲印了几千张传单，放在各种集会场所，也在市区里发放。

这时候，父亲在斯瓦特已经很出名。虽然他不是部落首领，也不是富有之人，但大家还是会听他说话。他们知道他会在研讨会上讲些有趣的议题，并且敢于批判当权者，甚至批判军政府。军方中也开始有人知道他了，父亲的朋友跟他说，当地指挥官曾公开称他“具有杀伤力”。父亲不明白指挥官确切的意思，但在军方势力强大的我国，就不是个好兆头。

父亲最讨厌的一件事，是“幽灵学校”的存在。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拿到政府的办学基金，在偏远地方办学，但却从未招收任何学生。他们会把学校建筑拿来当自己的会堂，甚至拿来养牲畜。还有人这辈子从没教过一天书，却领取教师退休金。

除了贪污问题和政府的腐败以外，父亲当时最担忧的就是环境问题。明戈拉发展速度惊人，人口已达17.5万，我们原本清新的空气，现在被汽车废气和煮饭的油烟弄得乌烟瘴气。山上美丽的树木都被砍下来当柴火。父亲说城里只有一半的人有办法取得干净的饮用水，大多数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没有卫浴设备。所以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作“地球和平委员会”，虽然名称很大，但关注的其实是当地的问题。组织的名字很讽刺，父亲经常取笑这个名称，但组织的目的是很严肃的：保护斯瓦特的环境，并在当地倡导和平与教育。

父亲还很爱写诗。他有时写的是爱情诗，但更多是写争议性很大的主题，例如可怕的屠杀行为，以及女性权利等。有一次，他去阿富汗参加在喀布尔洲际酒店举行的诗歌节，朗诵了一首关于和平的诗。活动闭幕式时，他的诗被称为最具启发性的作品，有些现场观众还请他再念一次，当念到其中几句他们喜欢的句子时，现场的人都会高喊：“哇哇！”意思就是“太棒了！”连我祖父都感到很骄傲。“儿子，愿你成为知识领域的明日之星。”他曾这么说过。

我们为父亲感到很骄傲。但他的高知名度也意味着我们变得不太能经常见到他，都是母亲帮我们买衣服，或是我们生病时带我们去医院，虽然在我们的文化里，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村子，妇女是不被允许独自进行这类事务的。所以，我父亲的诸多侄子之中就得有人来陪同前往。当我父亲在家时，他和朋友们会在黄昏时坐在屋顶上，没完没了地讨论政治。他们聊的话题其实只有一个——9·11事件。这件事也许改变了全世界，但我们住的地方首当其冲。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在攻击纽约世贸大楼的时候住在坎大哈，美国派了数千名士兵到阿富汗抓他，并推翻了保护本·拉登的塔利班政权。

当时，巴基斯坦仍受军政府控制，但美国需要我们的帮助，就像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与苏联人对抗时一样。而正如苏联入侵阿富汗进而改变了齐亚·哈克将军的身份一般，9·11事件让穆沙拉夫将军摇身一变，不再是世界的弃儿。突然间，他就被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先生邀请到白宫会晤，到英国唐宁街十号与英国总理托尼·布莱尔先生面谈。这之中其实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三军情报局实质上扶植了塔利班。许多ISI的高层也与塔利班的高层有往来，相识多年，并拥有同样的信仰。ISI上校伊玛目就吹嘘说自己曾训练过九万名塔利班战士，后来在塔利班政权时期，他甚至成为巴基斯坦在赫拉特的总领事。

我们不是塔利班的支持者，因为我们听说他们会捣毁女校，炸毁巨型佛像。斯瓦特有很多我们引以为傲的佛像。但许多普什图人对于美军轰炸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帮助美国这件事很不高兴。虽然巴基斯坦也只是让他们经过我们的领空，并且停止向塔利班政权提供武器而已。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穆沙拉夫将军其实也允许美军使用我们的机场。

国内一些宗教人士认为本·拉登是英雄。集市里可以买到他骑着白马的海报，还可以买到盒子上印着他的肖像的糖果。这些宗教人士说9·11事件是对美国人的报复，以惩罚他们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做的坏事。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贸大楼里的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与美国政府的政策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古兰经》里也明确写着杀戮是错误的行为。我们的人民认为一切事件背后都有阴谋，很多人坚持这场攻击是犹太人发动的，为的是要让美国攻击伊斯兰世界。有些报纸写道，事件发生当天，世贸大楼里的犹太人都没有去上班。父亲说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穆沙拉夫将军向人民说他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人合作。他说美国人告诉他：“你如果不是和我们同一阵线，就是跟恐怖分子一起。”并且还恐吓说，如果我们不合作，他们就要“把我们炸回石器时代”。但我们也没有完全与美国合作，ISI继续为塔利班战士提供武力补给，并在奎达为塔利班领导人提供庇护。他们甚至说服美国，让他们从阿富汗北部用飞机送数百名巴基斯坦武装分子出境。ISI首长要求美军暂停对阿富汗动武，等他到坎大哈去要求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1]交出本·拉登；但其实他却在向塔利班政权提供协助。

苏菲·穆罕默德毛拉曾在阿富汗与苏军打过仗，他对美国发出了宣战的教令。他在马拉坎县，也就是我们祖先对抗英军的地方，召开了一场很盛大的集会，巴基斯坦政府并没有阻止他。我们的省政府发布了一个公告，声称任何想要反抗北约组织、想到阿富汗打仗的人都可以自由前往。大约有1.2万名斯瓦特青年去帮助塔利班政权。许多人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虽然那些人应该都已经死了，但却找不到死亡证据，他们的妻子也因此无法获得寡妇身份。这让她们的生活更艰难了。父亲的朋友瓦西德·祖曼的哥哥和姐夫也加入了这批前往阿富汗打仗的人群，他们的妻儿至今还在等他们回来。我还记得当我们去探望时，感觉到的那种殷切期盼。但即便如此，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个花园般的河谷地区来说，好像仍是很遥远的事。阿富汗距离我们不到160公里远，但要去阿富汗，必须先穿越巴焦尔，这是处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部落区域。

本·拉登让他的手下先逃到阿富汗东部托拉博拉地区的白山，躲在当年他和苏军打仗时在那里挖出的隧道里。然后，他们利用隧道，穿越山岭来到库拉姆地区，再继续前往其他塔利班所在地。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本·拉登逃到斯瓦特，他还利用了普什图习俗的好客守则，在偏远的村子里住了一年。

大家都知道穆沙拉夫在两面讨好，拿美国的钱，协助圣战士——“战略资产”——这是ISI对塔利班的称呼。美国宣称他们给了巴基斯坦数十亿美元，让政府倡导反基地组织，但我们的人民一毛钱也没看到。穆沙拉夫在伊斯兰堡的拉瓦尔湖旁盖了一栋别墅，并在伦敦买了一层公寓。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个美国的重要官方人物抱怨我们不够努力，然后突然间就会有位什么大人物被逮捕。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9·11事件的主谋，就是在距离陆军参谋长于拉瓦尔品第的官邸不到2公里远的地方被逮捕。但是小布什总统还是一直称赞穆沙拉夫，邀请他到华盛顿，还称穆沙拉夫为他的好兄弟。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全都对此很反感。他们说美国人一向都比较喜欢与巴基斯坦的军人政府打交道。

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感兴趣，我会坐在父亲的腿上，听他和朋友们讨论每件事，但我更在意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准确地说，就是在我们街边发生的事情。我告诉学校里的朋友关于垃圾山的孩子的事，我说我们应该伸出援手。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么做，他们说那些孩子很肮脏，搞不好还会有传染病，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希望他们与那样的孩子一起上学。他们还说这种问题轮不到我们来解决。我不同意。“我们可以袖手旁观，等着政府处理，但他们不会出手的。如果我可以帮助一两个孩子，另一个家庭能再帮助其他的一两个孩子，那么我们就能一起帮助全部的孩子了。”

我知道向穆沙拉夫请愿是没有用的。根据我的经验，如果父亲都帮不了我，就只剩下一个选择了。我写了一封信给真主。“亲爱的真主”，我写道，“我知道你可以看见所有的事，但也许有时候，有些事情被错过了，特别是现在阿富汗还有轰炸行动的情况下。但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看到我家这条路上的孩子们住在垃圾堆里。真主啊，请给我力量和勇气，让我变得完美，因为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完美。马拉拉敬上。”

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样把这封信交给主。不知为何，我觉得应该把信深深埋进土里。所以一开始，我将信埋进了院子里。可我想，这样信就会烂掉了。于是，我再将信挖出来，放进塑料袋里。不过这样似乎也没什么作用。我们喜欢把神圣的文字放进流水中，所以我将信卷了起来，绑在一块小木头上，在上面放了一朵蒲公英，再把它放进水里，让它流向斯瓦特河。这样真主一定就能在那里找到这封信了。

[1]穆罕默德·奥马尔：塔利班的精神领袖，2001年起被美国通缉。

7　想让学校关门大吉的穆夫提

我出生的地方，也就是在学校前面的胡沙尔街上，有一栋屋子里住着一位又高又帅的毛拉一家人。他的名字是贾兰穆拉罕，他自称自己是一位穆夫提[1]。不过我父亲对于每个头上有缠头布的人都自称毛拉或穆夫提的状况颇为反感。

学校营运的状况很好，父亲正打算在男校大楼前盖一个很气派的接待室，还有拱形的大门。母亲也是第一次能买得起好衣服，并且如同她小时候在村里梦想的一样，可以出去买食物，不用亲自下厨。

但一直以来，贾兰穆拉罕都在观察着我们。他看到每天都有许多女孩进出学校，而且这些学生中有些女孩已经是青春少女了，勃然大怒。“那个穆夫提不安好心眼。”父亲曾说。而这真的也让他说中了。

不久后，贾兰穆拉罕跑去向学校大楼的房东太太说：齐亚乌丁用你的大楼在经营哈拉姆[2]学校，这违反伊斯兰法，让莫哈拉地区蒙羞。这些女孩子应该遵守深闺制度[3]。他告诉她：“把这栋建筑收回来，我向你租来当伊斯兰教学校。你如果答应，现在就可以收到钱，而且到了来世，你还会获得奖励。”

房东太太拒绝了他，她儿子还偷偷地来找我父亲。“贾兰穆拉罕已经开始鼓吹反对你了。”他警告道，“我们不会把大楼租给他，但是你们还是要小心。”

父亲大为光火，他说：“这就是我们说的‘半吊子的医生危害的是性命，而半吊子的毛拉危害的是信仰’。”

我很骄傲我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对其含义，我们其实并未达成共识。《古兰经》教导我们要忍耐，但我们常常忘记这个词，以为伊斯兰教的意思就是要妇女闭门不出或是穿上罩袍，而男人们则去当圣战士。在巴基斯坦，我们有很多伊斯兰准则。我们的国父真纳想要为在印度的穆斯林争取权利，但印度大多数是印度教徒。这就好像是兄弟闹翻了以后，决定分住在不同的地方。所以，1947年8月，英属印度一分为二，而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就此诞生。这实在是血腥的序曲。数百万穆斯林横越印度来到这里，而印度教徒则搬到另一边去。信仰的差异引发了很多争端。祖父从家里出发前往德里上学的火车遭到印度教徒攻击，他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过一劫。现在，巴基斯坦有1.8亿人口，超过96%是穆斯林。我们还有约200万基督徒人口，和超过200万的艾哈迈迪耶派教徒，艾哈迈迪耶派教徒自称是穆斯林，但我们的政府否定这样的说法。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少数族群常常是被攻击的目标。

真纳年轻的时候住在伦敦，接受过律师的训练。他希望这里变成一个懂得包容的国家。我们常常引用他在独立前几天的一场演讲里说的话：“在巴基斯坦这个国家，你可以自由地去庙宇，可以自由地去清真寺，或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进行朝拜。你可以信仰任何宗教，可以来自任何阶层，可以信仰任何信条或教义，这与国家一点关系都没有。”父亲说，问题出在真纳为我们争取了一块“土地”，而不是一个“国家”。真纳在巴基斯坦建国后一年，因为肺结核过世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国家便没有停止过战争。除了与印度的三次战争，国内也存在着看似永无止境的杀戮。

穆斯林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我们拥有共同的基本信仰，以及同一本《古兰经》，但我们在公元7世纪先知过世以后，对于到底该由谁领导我们的信仰这件事上，无法达成共识。被选为领导人，或称哈里发的人，名叫阿布·伯克尔，他是先知的好友，也是先知的顾问，同时也是先知在去世之前指定的接班人。“逊尼派”一词来自阿拉伯语，意为：“遵从先知的传统”。但有一小群人认为领导权应该要传给先知家族的人，所以阿里——他的女婿，同时也是堂弟——应该要接管这个权力。这群人后来成了什叶派，是Shia-t-Ali的缩写，意思是“阿里的党派”。

什叶派每年都会在穆哈兰节纪念先知之孙侯赛因·伊本·阿里被杀害的日子，他死于公元680年卡尔巴拉的战斗中。他们会疯狂地用金属制的链条，或用绳子绑着刀片，把自己鞭打得浑身是血，直到街道都被染成了鲜红色。父亲有个什叶派的朋友，每次讲到侯赛因在卡尔巴拉被杀害的事都会哭泣。他的激动程度会让你以为这不是发生在1300年前的事，而是昨晚才刚发生。我们的国父真纳也是什叶派的，贝·布托的母亲是伊朗来的什叶派人。

许多巴基斯坦人，估计超过总人口的80%，和我们一样是逊尼派。但逊尼派之中又分裂成许多不同的群体。目前为止，人数最多的是巴拉维学派，这个名字取自19世纪在巴雷利的一所伊斯兰学校，巴雷利位于印度的北方邦。接着是德奥班迪派，名称也来自一所19世纪在北方邦德奥班德小镇的伊斯兰学校，他们很保守，大多数宗教学校都是这个教派的。我们还有哈迪司（《圣训》的子民），叫作沙拉菲派。这个派别受到阿拉伯的影响较大，也比另外两派人更加守旧。他们就是西方人称的原教旨主义派。他们不接受我们的圣人或圣殿。许多巴基斯坦人也会潜修，他们会在苏菲神殿跳舞及崇拜神祇。每一个派别下又会有许多分支。

贾兰穆拉罕曾是塔布里·扎马特的一员，他们是德奥班迪派的一个团体，每年都会在拉合尔附近，莱文德的总部举办一场很盛大的集会，数百万人会前往参加。齐亚·哈克将军也曾参加过，20世纪80年代，在他的统治之下，塔布利吉派变得势力很大。许多伊玛目[4]会被派到塔布利吉派的军营里传教，军官们常常会休假去听讲道。

贾兰穆拉罕没有成功说服我们的房东太太终止租约。之后的某天晚上，他聚集了一些地方颇有影响力的人来到我们家门口，包括几位资深塔布利吉派的人、一位清真寺的长老、一位前圣战士和一位店老板。他们挤进了我们的小屋。

父亲看起来很忧心，把我们全部赶进另一间房，但因为房子很小，我们还是听得一清二楚。“我们是代表乌里玛学会、塔布利吉派和塔利班而来的。”贾兰穆拉罕说道，他提了两个穆斯林学者组织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我是代表善良的穆斯林人而来，我们认为你的女子学校是违背伊斯兰法的。”他继续说道，“女孩子是很神圣的，她们应该遵循深闺制度，因为神不想要女孩子被点名，所以整本《古兰经》里连一位女性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我父亲再也听不下去了。“《古兰经》里一直提到马利亚，难道她不是女人？还是她不是好女人呢？”

“不！”贾兰穆拉罕说，“她出现在《古兰经》里只是为了证明伊萨（耶稣）是马利亚的儿子，不是神的儿子！”

“可能是这样没错，”父亲回答道，“但我的意思是《古兰经》里的确出现了马利亚的名字。”

贾兰穆拉罕怒目准备提出反驳，但我父亲已经受够了。他转向那群人，说道：“当我在路上和这位先生相遇时，我会看着他，与他打招呼，但他不会回应我，只是点点头。”

贾兰穆拉罕低下头，看起来很尴尬的样子，因为在伊斯兰教中，有礼貌地与别人打招呼是很重要的。“你经营的学校是违法的，”他说，“这是我不想跟你打招呼的原因。”

另一个男人开口了。“我听说你是异教徒，”他对我父亲说，“但你家里放着《古兰经》。”

“我家当然有《古兰经》！”父亲因为自己的信仰被质疑而显得非常震惊。“我是一个穆斯林。”

“我们继续讨论学校这个事情，”贾兰穆拉罕发现讨论没有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连忙说道，“学校的接待处有男人，他们可以看见这些女孩上学，这样很不好。”

“我有个解决办法。”父亲说，“学校还有另一个大门，女孩们以后从那里进出。”

贾兰穆拉罕明显对此很不高兴，因为他想逼学校关门大吉。但是长者们听到这样的让步，便满意地离开了。

父亲怀疑这件事不会就此结束。我们知道一件贾兰穆拉罕不知道的事，就是他自己的侄女也秘密地在我们学校上课。所以几天后，父亲把他的哥哥，也就是女孩的父亲找了来。

“你弟弟的行为让我感到不胜其烦，”父亲说，“他到底是哪门子穆夫提？简直快把我们逼疯了。你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恐怕我是帮不上你的忙了，齐亚乌丁。”他答道，“我家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和我们住在一起，尽管这个疯子已经快把我们家里变得和地狱没什么两样了，但我们的太太关系很好，没法分开。很抱歉我没办法帮上你的忙。”

而父亲认为这个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想法后来果然应验了。在齐亚·哈克推动伊斯兰化的背景下，贾兰穆拉罕的势力越来越壮大了。

在某些方面，穆沙拉夫将军和齐亚·哈克将军很不同。虽然他通常着军装，但偶尔也会穿西装；他自称总理，而不是军事领导人。他还养狗，一般穆斯林认为狗是不洁的动物。齐亚·哈克将军推广的是伊斯兰化；而他推广的，则是开明现代化。他解放媒体，开放新的私人电视台，允许女性新闻主播出现，还同意电视台可以播出跳舞的节目。我们可以庆祝一些西方的节日，比如情人节和新年除夕夜。他甚至批准独立纪念日前夕，可以举办年度流行音乐演唱会，还可以全国转播。他做的一些事，是我们的民主统治者没有做过的，甚至连贝·布托也没有。他还废除了受害妇女必须找出四名男性证人以证明自己被强暴的法律。他委任了首位接管国家银行的女性官员，第一位女性飞行员，以及第一位女性海岸警卫队队员。他甚至宣布以后在卡拉奇的真纳陵墓会出现女卫兵。

而在我们普什图坐落的西北边疆，情况却大不相同。2002年时，穆沙拉夫举办了“被控制了的民主”选举。这几场选举很奇怪，因为主要政党的领导人纳瓦兹·谢里夫和贝·布托都被流放了。这些选举使“宗教政府”得以在我们的省份掌权。原教旨政党联盟（MMA）是一个由五个宗教党派组成的政党，其中包括创建宗教学校，协助训练塔利班的伊斯兰神学者协会（JUI）。大家开玩笑说MMA是毛拉军事联盟，说他们被选上是因为穆沙拉夫支持他们。但有些人的确很支持他们，因为虔诚的普什图人对于美国人入侵阿富汗，还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感到非常气愤。

我们这个地区一直以来都比巴基斯坦其他地方保守。在阿富汗圣战时期，这里成立了许多宗教学校，大多数都是靠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援助，许多年轻人为了接受免费教育而入学。这就是我父亲所说的“阿拉伯化”的开始。9·11事件让阿拉伯化越来越主流。有时，走在路上，我会看到建筑物墙壁上用粉笔写着的“想接受圣战士训练，请与我们联络”的标语，下面还写着电话号码。那时候，圣战组织可以为所欲为，公然收取献金和招募新血。甚至还有一个来自香拉县的主事，吹牛说自己最大的功劳就是把十个九年级的男孩送去克什米尔接受圣战士训练。

MMA政府禁止CD和DVD店，并想和阿富汗塔利班分子一样，组织一群道德警察。他们原打算制定法律，在路上随意拦下男女，女子便必须证明身边的男子是她的亲戚。幸好我们的最高法院阻止了这件事。于是MMA激进分子便发起了对电影院和商店的攻击活动，并大肆拆毁有女性照片的广告牌，或是用白色油漆遮盖。他们甚至强行搬走服饰店里的塑料女性服装模特。他们还会在路上骚扰穿着西式风格衬衫和长裤、而非传统上衫下裤的男人，并坚持妇女都要把头部给遮起来。他们的行为旨在将公共生活里所有的女性迹象全部抹去。

父亲的学校在2003年成立了高中部。第一年是男女同校，但到了2004年，局势改变，男女生同班上课变成一件不能被接受的事。这样的局势改变，让贾兰穆拉罕胆大妄为了起来。学校里一名职员告诉父亲，这个穆夫提总是跑到学校去，质问为什么女学生仍然继续使用正门进出学校。有一天，学校里一名男职员送一位女老师到大路上搭三轮车，贾兰穆拉罕问道：“为什么这个男人送她去路上，他是她的兄长吗？”

“不是，”这名职员回答，“我们是同事。”

“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贾兰穆拉罕说。

父亲告诉那名职员，下次如果再看到贾兰穆拉罕，就打电话给他。当电话打来时，父亲和教伊斯兰课程的老师就去和他对质。

“毛拉，你快把我逼到无路可退了！”父亲说，“你是谁？你疯了！你该去看医生。你以为我进学校就会把衣服脱了吗？你看到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时候，眼里只有丑闻。他们只是学生而已。我觉得你该去找阿里医生看看病！”

阿里医生是我们这里很有名的精神科医生，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该带你去看阿里医生吗？”潜台词就是：“你疯了吗？”

贾兰穆拉罕没有说话。他把他的头巾拿下来，放在我父亲的腿上。对我们来说，头巾就是侠义精神和普什图精神的象征，一个男人如果失去他的头巾，等于是奇耻大辱。但接着，他开口说：“我从没这样对你的职员说过。他说谎。”

“这里不关你的事，”父亲忍无可忍，怒吼道，“滚！”

贾兰穆拉罕没有能够成功迫使我们关闭学校，但他的干涉显示了我们国家的改变。父亲很担心，他和其他的组织成员开了无数次会议。这些会议已经不只是关心树木被滥伐的问题了，也包含教育和民主的议题。

2004年，在抵抗华盛顿的施压两年半之后。穆沙拉夫将军派军队进入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有七个部落区沿着我们和阿富汗的国界坐落在此，政府对这里没有太大的管辖权力。美国宣称当他们轰炸阿富汗时，基地激进分子利用这个区域作为避风港逃离阿富汗，利用普什图人的好客习俗帮他们避难。在这里，他们组织训练营，跨越国境向北约军队发动攻击。对我们在斯瓦特的人来说，这里已经离家很近了。其中一个部落，巴焦尔，就在斯瓦特旁边。住在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人全都来自普什图部落，例如优素福扎伊，他们与阿富汗人跨越国界生活在一起。

部落区是在英属时期划出的，作为阿富汗和当时印度的缓冲地带，印度也以相同的方法管理这里，管理者是部落的酋长和长老，又称马利克。不幸的是，马利克没有什么权力。实际上，部落特区可以说处于无政府状态。这里好似一片被遗忘了的土地，只有陡峭的石壁峡谷，居民靠走私勉强糊口。这里人的年平均收入只有250美金，是巴基斯坦人收入的一半。这里很少有医院和学校，特别是女校，而且直到最近才开放组织政治党派。这些地区的妇女几乎目不识丁。当地人以凶悍与独立著称，如果你看过一些英国文献，就会知道这一点。

我们的军队在此之前从未涉足过联邦直辖部落地区。政府不派真正的士兵，而是以普什图人组织的边防警察间接管辖当地。派正式军队进入当地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不只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和ISI长久以来一直与几个激进分子有联系，也代表我们的军队将要和他们的普什图手足开战。2004年3月，军队首次进入部落区，南瓦济里斯坦。可想而知，当地人奋起反抗，将其视为对他们生活方式的入侵行为。当地所有男人都拿起武器，冲突爆发，死了数百名士兵。

军队对此非常震惊。有些战士拒绝作战，因为他们不想和自己的兄弟打仗。仅12天，军队便撤退了，开始与当地军事首领，包括内克·穆罕默德等，讨论他们所称的《和平协商协议》。这包含了军队买通军事首领停止所有的攻击行动，并阻止外国军队介入。军事首领则用这些钱去购买更多武器，然后继续发动攻击。几个月后，美国无人侦察机发动了第一起对巴基斯坦的攻击事件。

2004年6月17日，一架无人机在南瓦济里斯坦朝内克·穆罕默德发射了一颗地狱火反装甲导弹。当时，他正在通过卫星电话接受采访。他和身边的人当即毙命。当地人对这些事一无所知。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美国人可以做到这般地步。不论奈克·穆罕默德是怎样的人，我们当时与美国并非战争状态，我们对于他们能够在我们的国境内空投炸弹这件事，感到无比震惊。整个部落区的人都气炸了，许多人因而加入军事组织，或自己成立虔诚军，也就是地方军事组织。

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攻击事件。美国人说本·拉登的副手艾曼·扎瓦希里躲在巴焦尔区，还在那里娶了老婆。2006年1月，一架以扎瓦希里为目标的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名叫达马多拉的村子，摧毁了三栋房子，导致18人死亡。美国人说扎瓦希里逃跑了。同年10月30日，美军出动一架武装直升机，对地处巴焦尔部落地区卡尔附近的一所宗教学校实施轰炸，死了82个人，其中很多是小男孩。美国人说那里是基地组织的训练营，曾经出现在组织的影片中，并且那个山丘里藏满了隧道和大炮。攻击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一个经营宗教学校、很有影响力的毛拉法利·穆罕默德出面宣布，将会有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向巴基斯坦军方复仇，为这些死者报仇。

父亲和朋友们忧心忡忡地把当地长者和领导人找来召开和平会议。那是1月份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但现场却到了150人。

“战火往这里来了，”父亲警告道，“战火往河谷地区延烧过来了。让我们在好战之火烧到这里之前，先将它扑灭吧。”

但没有人听得进去。有些人甚至笑了出来，包括一位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的当地政治领导人。

“部落首领先生，”父亲对他说，“你知道在阿富汗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们现在都成了难民，和我们住在一起。相同的事也发生在巴焦尔。而这样的事也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请记住我说的话，到时候我们就会流离失所，无处可去。”

但那个男人脸上露出了嘲讽的表情。“看看这个男人，”他显然是在说我父亲，“我可是部落首领。谁敢把我赶出这个地区？”

父亲沮丧地回到家。“我有一所学校，但我既不是部落首领，也不是政治领袖。我没有舞台可以发出声音，”他说，“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个体。”

[1]原文为“mufti”，伊斯兰教教职称谓。阿拉伯语音译为“穆夫提”意为“教法说明人”。

[2]原文为“haram”，伊斯兰教中禁止的事物。

[3]原文为“purdah”，深闺制度，这是一种与信仰及社会制度有关的女性隔离制度。它包含了三个层面：视觉、空间及道德。对应的做法为穿戴罩袍及面纱（只露出眼睛）、性别隔离与一系列的规范与态度。此制度主要出现在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和南亚部分国家。依据国家、文化和宗教的不同，规范也会有所调整。

[4]原文为“imams”，清真寺内率领穆斯林做礼拜的人。

8　地动之秋

10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当时我还在读小学，忽然感觉我们的课桌椅开始剧烈地摇晃、晃动起来。因为年纪还小，我们都还是男女合班上课。男孩女孩们都开始大叫“地震了”，边喊边往外跑，就像学校平时教导我们的一样。所有的孩子都聚在老师们的身旁，像是小鸡在寻求母鸡的保护。

斯瓦特坐落在一条地质断层带上，所以这里经常发生地震，但这次的地震不太寻常。我们周遭的所有建筑物都在摇晃，耳中隆隆声不绝。孩子们大多被吓哭了，老师们则都在祈祷。我最喜欢的老师之一茹比小姐要我们别哭了，保持冷静，地震应该很快就会平息。

地表停止晃动后，校方要求我们回家。我们在一张椅子上发现母亲的身影，她手里紧握一本《古兰经》，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里面的经文。每当灾难发生，人们就会开始祈求真主的帮忙。看见我们出现后，她总算放下一颗心，跑过来拥抱我们，泪水滑过她的脸庞。但整个下午，余震不停来袭，所以我们还是很害怕。那时，我们又搬了新家，是幢两层楼的建筑，屋顶上还有巨大的水塔。母亲担心那大水塔会掉下来，于是我们一直待在户外。

当夜幕低垂时，大地仍在晃动，我母亲陷入一种恐慌的情绪中。每当感觉到大地在晃动时，我们心里就会想着“审判日降临了”。“我们会在床上被活埋！”母亲大叫。她坚持要我们离开室内，但父亲累坏了，而且我们穆斯林相信人的命运真主早有安排。因此，父亲把我和弟弟胡沙尔，以及还是个小宝宝的阿塔尔送上床睡觉。

“想躲去哪里你们就去吧，”他对我的母亲和堂弟说，“我会留在这里。如果你和我一样相信真主，你就会留下来。”我意识到，当巨大的灾难降临，或当我们的生命遭受威胁时，作为信徒的我们就会想起自身曾犯下的罪行，并思索我们何时会遇见真主，而他是否会赦免我们的过错。但同时，真主也赋予了我们“遗忘”的能力，因此当不幸的事件结束后，我们也能够像一般人一样继续活下去。我不质疑父亲的信念，但也能理解母亲当时非常现实的考虑。

事后证实，2005年10月8日所发生的地震，是有史以来灾情最惨重的一次。它的强度达到里氏7.6，远在喀布尔与德里的人都感受到了它的威力。明戈拉小镇多半安然无恙，只有几栋建筑物倒塌。但邻近的克什米尔及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则是灾情惨重。就连伊斯兰堡都传来了建筑物倒塌的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意识到灾情有多么严重。我们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大规模的毁坏：整座村庄被震为尘土；泥石流阻断了重灾区的对外交通，电话线及电缆线都因此而断裂。这次地震的影响范围高达3万平方公里，大小有如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伤亡人数令人难以置信，超过7.3万人丧生，受伤人数则多达12.8万人，灾民当中许多人成为残障人士。约35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道路、桥梁、自来水及电力几乎瞬间全部毁坏。有些我们曾去过的地方，如小镇巴拉科特，几近全毁。死于灾害中的许多人跟我一样，都不过是当天早上去上学的孩子。约6400所学校被夷为平地，1.8万名孩子失去了生命。

我们都还记得那天早晨我们有多么惊惧，并开始在学校举办募捐筹款活动，鼓励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父亲去拜访了他所有的亲友，希望他们能帮忙捐献食物、衣服及金钱，而我则帮助母亲收集毛毯。除了在学校募捐到的款项之外，父亲另外还从斯瓦特私校联盟及环球和平议会募到一些钱。最后，我们总计募到了超过100万卢比的救济金。一家位于拉合尔，负责为我们提供教科书的出版公司则捐赠了五大卡车的食物及其他民生必需物资。

我们都非常担心身处香拉县的亲友们，他们都被困在狭长的山谷中。最后，我们从一名堂兄弟那里得到了消息。父亲的小村庄里共有八人死亡，许多房舍都倒塌了；其中一幢为该地区的神职人员哈迪姆所有，他的四名漂亮女儿全部丧生瓦砾中。我希望能搭上卡车与父亲一同前往香拉县，但父亲说这太危险了，不让我跟去。

数日之后，父亲回来了，面如死灰。他告诉我们这趟旅程的最后一段路非常险峻。道路多数已崩坏，碎裂的道路统统坠入了河流中。巨石从山顶滚落下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亲友们描述了巨石从山丘上滚下时的鸣吼，他们以为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每一个人都逃离自家的宅子，口中不停喃喃念着《古兰经》上的经文。屋顶吱嘎怪叫，随即崩落。牛羊群的号叫声不绝于耳。余震不歇，他们在野外度过日夜。落难民众们群聚取暖，依然不敌山区气候的刺骨严寒。

居民们都得依赖驻扎当地的外援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来自铁力克·纳法兹·夏里亚·穆罕默迪，也就是“保卫先知教法运动”（TNSM）的志愿者来实施救援。这个团体由苏菲·穆罕默德创办，曾把许多男性送到阿富汗去打仗。2002年，穆沙拉夫在美国的施压下，逮捕了数名激进派的将领，苏非·穆罕默德和其他人一起，被关进大牢。但他所创立的组织并未瓦解，改由他的女婿法兹鲁拉接掌。

由于对外道路、桥梁多数均已损毁，所以官方很难进入类似香拉县这样的地方来提供救援，而当地的政府单位又已被摧毁殆尽。在电视上，我们看到一名来自联合国的官员宣称，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所面临过最艰难的一次救援梦魇”。

穆沙拉夫将军称此次地震为“国家的考验”，同时宣布军方已制定了一个名为“生命线救援行动”的计划——我们国家的军队一向喜欢为他们的行动取各种名字。新闻上出现了很多军方直升机为灾民提供物资和帐篷的照片，但许多小村庄仍面临直升机无法降落的情况，而且他们抛下的补给包裹经常滚落斜坡，坠入溪河中。而在某些地方，当直升机飞过时，当地人都会挤到直升机的下方等待，而这会导致直升机无法顺利空投补给品。

但有些救援行动则进展顺利。美国人反应迅速，因为他们有数以千计的军队和好几百架直升机正在阿富汗。所以，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调动直升机，带来补给物资，并借此表达他们会在我们需要时，随时伸出援手。同时，也有一些美国人害怕受到当地武装势力的攻击，将直升机上的各式美军标志遮盖起来。对很多住在偏远地区的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外国人。

多数志愿者来自伊斯兰教的慈善机构或组织，但在这些团体之中，有些其实是好战团体。其中最显而易辨的是达瓦慈善会（JuD），它是虔诚军（LeT）的政治组织。LeT与ISI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解放克什米尔。他们认为，克什米尔的居民多数为穆斯林，因此，它应该属于巴基斯坦而非印度国土的一部分。地震发生后，我们的政府几乎帮不上忙，JuD设置了救助营，营外则由持有突击步枪及对讲机的男人负责巡守。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人隶属于LeT。很快地，他们画有黑与白与交叉双剑的旗帜在山谷中迎风飘扬。在自由克什米尔的小镇穆札法拉巴德，JuD甚至设置了一座附设X光机、手术室、药品齐备的药房及牙医部门的大型临时医院。内科和外科医生在此提供医疗服务，院内甚至还有数千名年轻的志愿者协助营运。

震区受灾民众发自内心感谢这些热心人士。他们长途跋涉，穿越险象环生的山谷，帮忙把医疗用品运送到从来无人问津的偏远地区。他们帮助清理并重建倾塌的村落，引导民众做祈祷，协助掩埋受难者的遗体。直到今天，当多数外援机构都已撤离，破损不堪的建筑物仍在道路两侧成排而立，民众还在等待政府发放补贴以便重建家园，而JuD的旗帜和救援者仍在现场提供协助。我在英国念书的堂兄弟说，他们从居住在当地的巴基斯坦人手中募得了大笔金钱。不久以后，人们说这些募来的钱的一部分，被转用来资助另一项阴谋：在英国飞往美国的飞机上安置炸弹。

因为大量的平民百姓丧生，大约有1.1万名孩子成了孤儿。在我们的习俗中，孤儿通常都会由家族中的其他亲友收容。但因为此次地震强度非常大，不少大家庭的成员全数罹难，或因失去了一切而无余力再去照顾这些孩子。政府承诺会照料这些孩子，但承诺和之前一样没法兑现。父亲听说很多男孩被JuD安置，住进了伊斯兰学校。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学校算是福利制度的一种，因为它们会提供免费的食宿，但校内安排的教学并不按照一般的教育课程。男孩们用“心”去研读《古兰经》。诵经时，他们的身体前后不停地摇动。他们所学的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科学或文学，恐龙不曾出现在地球，人类从未登上月亮。

这次地震撼动了我们的国家，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还心有余悸。不幸的是，我们除了要面对政客和军人执政这些人祸，现在还面临着解决天灾的问题。来自TNSM的毛拉教诲民众，地震是来自真主的警告。如果我们不改正自己的作为，并遵守伊斯兰律法，他们用如雷般的声音大喊，将会有更严重的惩罚降临人世。

第二部　死亡之谷

Rabab mangia wakht de teer sho

Da kali khwa ta Talibaan raaghali dena

再会了，音乐！级然是你最甜美的曲调也当沉寂；

伫立村庄边缘的塔利班已令所有言语静默。

9　电台毛拉

当塔利班来到我们的河谷时，我十岁，正在和莫妮巴看《暮光之城》系列小说，满心希望成为吸血一族。对我们来说，入夜后来到的塔利班与吸血鬼没什么不同。他们成群结队而来，配有短刀和突击步枪；他们最早出现于斯瓦特北部，在马塔的山陵地带。一开始，他们不称自己为塔利班，看起来也不像那些我们曾在照片上看过的阿富汗塔利班那样佩戴头巾，将眼眶周围涂黑。

这些穿着奇特的男人留着长发、胡须凌乱不堪，在沙尔瓦尔克米兹[1]外又套了一件迷彩背心，裤长则只到脚踝上方。他们穿慢跑鞋或廉价塑胶拖鞋，有时会用布包住头脸，只露出一双眼睛。他们佩戴黑色的徽章，上面写着“沙利亚特·耶·沙哈达——遵循伊斯兰教法或化身烈士”。有时，他们头上也会戴着黑色的包巾，因此人们称他们为托尔·帕特基或黑巾旅。他们看起来又黑又脏，父亲的朋友形容他们是“被剥夺了洗澡和理发权利的人们”。

他们的领袖是法兹鲁拉，28岁，以前负责操作渡斯瓦特河用的吊索滑椅。因为小时候罹患小儿麻痹症，他的右脚行动不便。他曾在伊斯兰学校师从苏菲·穆罕默德，也就是TNSM的创办人，还娶了他的女儿。2002年，苏菲·穆罕默德因一场针对激进派领袖所进行的围捕行动而入狱后，法兹鲁拉取代了他的领导地位，成为该组织的领袖。地震发生前不久，法兹鲁拉在伊满德里，一个位于斯瓦特河的对岸，距离明戈拉仅数公里远的小村落现身，并在那里搭建了地下电台。

因为大部分人家里都没有电视或是不识字，居住在河谷地区的人们主要靠收音机来获得信息。很快，每个人的话题似乎都绕着这个电台打转。它以“毛拉FM”广为人知，法兹鲁拉则成了“电台毛拉”。它的播送时间是每天晚上8点到10点，隔天早上7点到9点重播。

电台建立之初，法兹鲁拉相当聪明，他介绍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改革者和《古兰经》的诠释者。我的母亲十分虔诚，刚开始时她很欣赏法兹鲁拉。法兹鲁拉利用电台的影响力，鼓励人民培养好习惯，同时摒除他认为的恶习。他认为男人应该蓄胡须，同时戒烟，以咀嚼烟草的方式替代；他告诫人们应该停止吸食海洛因和希哈什[2]。他告诉人们在做祈祷前应该如何正确地净身——从身体的哪个部位开始清洗。他甚至教导人们如何清洗他们的私处。

有时候，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理性，就像一名试图说服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的大人一样；但有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吓人，充满怒火。通常，当他在表达对伊斯兰教的热情时，会声泪俱下。经常是由他先讲，接着再由他的副手沙赫·道兰接手。道兰以前骑着三轮车在市场卖零食。他们警告人们不要再听音乐、看电影和跳舞，说就是这些罪行引发了地震。法兹鲁拉高声说，如果人们再不悔改，真主的怒火将再临人间。在我们国家，毛拉们经常在布道时扭曲解读《古兰经》和《圣训》，因为只有极少数的人懂得经文上的阿拉伯文。法兹鲁拉利用了他们的无知。

“他说的是真的吗，爸爸？”我问父亲。我忘不了地震有多么骇人。

“不，亲爱的，”他回答，“他只是在愚弄大众。”

父亲说，这个电台也是教职员休息室里讨论的话题。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里聘任了约70名老师，大概40名男老师、30名女老师。部分老师主张“反法兹鲁拉”，但多数人都支持他。人们认为他将神圣的《古兰经》解释得很好，也推崇他的领袖魅力。他们都喜欢他那些“找回伊斯兰律法”的言论，因为每个人都对巴基斯坦的法律制度感到灰心，而这些法律却在我们被并入这个国家时取代了我们自己原先的律法。土地纠纷等案件在我们的地区很常见，以往都能迅速解决，现在却得在法院里搁上十年。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那些贪婪的政府官员被送进我们的河谷中进行“思想改造”。几乎可以这么说：他们认为法兹鲁拉能够重塑大环境，让我们的国家回到古时瓦利统治下的井然有序。

不到六个月，人们就把电视、DVD和CD统统都丢弃了。法兹鲁拉的手下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在大街上聚拢成一堆后点火焚烧，浓浓的黑烟如云雾般升上天空。数百间贩售CD、DVD的商店主动歇业，塔利班则发给他们补偿金。弟弟们和我都很担心我们钟爱的电视会遭到不测，父亲再三保证我们不会丢弃它。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把电视藏进橱柜中，看电视时也不忘调低音量。大家都知道塔利班会把耳朵贴在人家的门上，细听后破门而入，夺走电视，在街道上砸个粉碎。法兹鲁拉痛恨我们喜爱的宝莱坞电影，谴责那些电影违反了伊斯兰教义。人们只被允许收听广播，而除了塔利班歌曲外的所有音乐都被视为违禁。

有一天，父亲去医院探视一位朋友，发现许多病患都在听法兹鲁拉布道的录音带。“你一定要认识毛拉·法兹鲁拉，”人们告诉他，“他是一名伟大的学者。”

“事实上他高中辍学，而且他的本名也不是法兹鲁拉。”父亲反驳这些人，但他们充耳不闻。随着人们开始拥护法兹鲁拉的言谈和他的宗教热情，父亲变得郁郁寡欢。“这太荒谬了！”父亲会这么说，“这名大家口中的学者实际上在散播无知。”

法兹鲁拉在偏远地区特别受欢迎。那里的人们都记得TNSM在地震发生后所提供的协助，而当时，政府连个影子都没有出现。在某些清真寺里，人们装上了直接连接电台的扩音器，因此法兹鲁拉的广播节目无论是在寺里，还是在户外的人都能听得见。在他的节目中，最热门的部分是他大声念出人们的姓名。他会说：“甲先生以前吸食希哈什，但因为他知道这件事触犯律法所以停止了。”或是“我要恭喜乙先生留了大胡子”；或“丙先生自愿关闭他的CD店”。他告诉这些人，总有一天他们会得到报偿。人们喜欢听见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节目里；他们也喜欢听到邻居的恶行恶状，这样他们就可以私下八卦：“你知道甲做了什么好事吗？”

“毛拉FM”开军队的玩笑。法兹鲁拉谴责巴基斯坦的政府官员都是“异教徒”，而且表示他们都反对引入伊斯兰教法。他说，若他们不施行伊斯兰律法，他的手下会“强制执行，同时将他们碎尸万段”。他最喜欢攻击的是“部落首领体制”下的封建制度的不公正。穷人们当然乐意看到部落首领遭到报应。他们视法兹鲁拉为侠盗罗宾汉，并相信一旦法兹鲁拉掌权，他会把那些部落首领们的领地分送给穷苦人家。有些部落首领闻言逃之夭夭。我的父亲也反对“部落首领体制”，但他说塔利班“更糟糕”。

父亲的朋友希达亚图拉在白沙瓦担任政府官员。他警告我们：“这是激进分子的一贯伎俩。他们想赢取人民的心和思想，所以他们会先分析当地民众面临的问题，接着就把矛头指向那些该负起责任的人。这样做，他们就能获得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们在瓦济里斯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他们四处追捕绑票犯及盗匪。事后，一旦他们掌权，他们的行径就会和他们曾经追捕的罪犯们没有什么两样。”

法兹鲁拉的广播节目常把矛头指向女性。他当然知道在我们这里多数男人都离乡背井，远赴南方的矿坑或波斯湾的工地讨生活。有时候他会说：“男人们，请走出家门，我正在跟女人说话。”然后他说：“女人天生应该负起持家的重任。只有在紧急的情况下才可以离家，但若如此，她们必须戴上面纱。”有时他的手下们会公开展示一些华美的服装，并说这是他们从“堕落的女人们”手中拿来的，借此羞辱她们。

我在学校的朋友们说他们的母亲都听从“电台毛拉”的教诲，但我们的班主任玛丽安女士却告诉我们不必理会他。我们家里只有一台祖父以前使用的老旧收音机，早坏了，但我母亲的朋友们都在收听节目，她们会和她分享节目内容。她们都崇拜法兹鲁拉，常把他的一头长发及他骑马的方式挂在嘴边，赞美他的举止像名先知。女性会告诉他关于她们的梦想，而他就会帮她们祈祷。母亲很喜欢听这些故事，这把我父亲吓坏了。

我被法兹鲁拉的言论弄糊涂了。神圣的《古兰经》中并未提到男人该离家，女人该留在家里辛劳工作。在我们学校的伊斯兰教义研读课程中，我们曾写过标题为“先知如何过日子”的作文。我们学到先知的第一任妻子赫蒂彻经商。她40岁，比他大15岁。她结过婚，但他还是娶了她。另外，通过观察母亲的言行，我知道普什图的女性既强韧又坚毅。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在外公因一场意外伤了骨盆，长达八年无法下床的情况下，独力抚养八个小孩。

一个男人出外打拼，赚得薪水，他回家，就是吃饭睡觉。这是一个男人的生活。我们这里的男性却认为赚钱养家，指使别人做这做那的，就是一家之主。他们不认同这个帮他们生完小孩以后，还得整天忙着照顾家里所有人的女人才配掌权。在我们家，母亲掌管各种大小事，因为我的父亲实在太忙了。母亲一大清早就得起床，烫好我们的制服，帮我们准备早餐。教我们注意言行举止的，是母亲；去市场帮我们添购需要的物品，回家还得煮饭的，还是母亲；负责操持家务的，仍是母亲。

在塔利班出现后的头一年里，我动了两次手术：一次是切除盲肠，另一次是切除扁桃腺。胡沙尔也动过盲肠切除手术。当时都是母亲带我们去医院，父亲只是带着冰激凌来探望我们。然而，母亲依旧相信《古兰经》中提及的女性不应该离开家门；而除了那些她们不可能与之婚配的亲戚以外，女性也不应该跟男性说话。父亲会这么跟她说：“托·贝凯，妇德不是只体现在戴面纱等外在行为上，妇德是存在心里的。”

许多女性被法兹鲁拉的言论打动，特别是那些身处贫乡穷里或丈夫出远门工作的妇女，她们把自己的金饰、金钱全都奉献给他。大桌上，女性一排排依序将手镯、项链等嫁妆呈上，有的甚至贡献出她们的儿子加入他的麾下。有些人把一生的积蓄都奉献给他，相信这么做能取悦真主。

法兹鲁拉开始在伊满德里以红砖兴建一栋巨大的总部，完工时会有一所伊斯兰学校、一座清真寺、一堵高墙，和防止斯瓦特河泛滥的防洪堤。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搞到水泥和钢筋的，但工作都落到当地人的头上。每一个村落都要轮流送他们的男丁去工地一天，帮忙建造。有一天，我们的乌尔都语老师纳瓦·阿里告诉父亲：“我明天没办法来学校。”父亲问他为什么，他解释说这次轮到他的村落要去帮法兹鲁拉盖房子。

“你最重要的责任是教导这些学生。”父亲这么回答他。

“不行，这件事我一定得去做。”纳瓦·阿里这样回答。

父亲回到家，气得七窍生烟。“如果人民愿意用同样的态度自动自发去盖学校、铺道路，或清理河中的塑料袋，老天啊，巴基斯坦在一年之内会变成天堂”，他说，“他们唯一知道的善行就是捐款给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

几个星期后，同一名老师告诉父亲他没有办法继续教导女孩子，因为“毛拉先生不喜欢这样”。

父亲试着改变他的想法。“我同意女孩们应该由女老师来教，但首先我们得教育这些女学生，这样有朝一日她们才能变成女老师啊！”

有一天，苏菲·穆罕默德在狱中宣布，女性不应该接受教育，即便在专为女性设置的伊斯兰学校都不行。他说：“如果有人能举证伊斯兰教曾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允许兴建女子伊斯兰学校，他们可以过来在我的胡子上小便。”于是，电台毛拉把目标瞄准学校。法兹鲁拉开始发表反对学校管理阶层的言论，同时以唱名的方式祝贺那些选择离开学校的女孩们。“甲小姐决定不去上学了，她会因为这样上天堂。”他会这么说，或是，“来自乙村，就读五年级的丙小姐决定不再接受教育，我在这儿恭喜她。”他把像我这种还继续上学的女孩们称为野牛和绵羊。

我和朋友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学这件事会变得如此十恶不赦。“为什么他们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我问父亲。

“因为他们惧怕文字的力量。”父亲回答。

接着，我们学校另一名老师，一位蓄着长发的数学老师也拒绝为女孩上课。父亲开除了他。其他老师忧心忡忡，委派一名代表来到他的办公室。“先生，请不要这么做。”他们苦苦哀求，“最近形势不是很稳定。让他留下来，我们会负责补他的课。”

似乎每天都会有新的命令下达。法兹鲁拉关闭了美容院的大门，严禁人们剃须，理发师们都失了业。父亲留着八字胡，他坚称不会为了塔利班而留长须。塔利班禁止女人上市集。不过，和我母亲不一样，我倒不在乎不能去逛妇女市集。尽管我们家并不富有，但母亲喜欢漂亮的衣物。母亲常告诉我：“把你的脸遮起来——大家都在看你。”

我则回答：“我不在乎，我也在看他们。”母亲就会很生气。

母亲与她的朋友们都因为不能上街购物而感到难过，特别是在开斋节[3]的前夕。通常，这时，我们就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七彩绚烂的灯光照耀下，游逛那些贩售首饰与做身体彩绘的摊点。但这些快乐都消失了。虽然女性上市集不至于遭受身体攻击，但塔利班们会对着她们大吼大叫、口出恫吓之词，直到这些女人们被吓得留在家中不敢出门才罢休。一名塔利班便足以威胁一整个村落。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很沮丧。正常状况下，节日意味着会有新电影看，但法兹鲁拉关闭了所有的DVD店铺。差不多就在这时，母亲也逐渐对法兹鲁拉感到厌烦，特别是当他开始宣扬反教育的思想，并坚称上学的人都会下地狱以后。

法兹鲁拉的下一步是成立舒拉，一种地方性的法庭。舒拉立即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在这里，正义得以迅速声张。人们开始向法兹鲁拉和他的手下们求助，帮助化解各种纷争，无论是商业纠纷还是个人恩怨。“我有个三十年的老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有个男人这样跟我父亲说。法兹鲁拉的舒拉所宣判的刑罚包括公开的鞭刑，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处罚方式。父亲的一位朋友告诉他，他看到三个男人在舒拉判决他们涉嫌绑架两名女性后被公开处以鞭刑。在法兹鲁拉的总部旁立起了一座舞台。在听他做完星期五的祷告之后，数百名民众群聚观赏鞭刑，并在每一鞭落下时大喊：阿拉呼·艾克巴[4]！有时，法兹鲁拉会骑着一匹奔驰的黑马现身。

他的手下禁止医护人员提供小儿麻痹口服液，宣称这些疫苗都是美国人的阴谋，目的是使穆斯林的女人不孕，好让斯瓦特的人口灭绝。“在一个疾病发病前就进行治疗是不符合伊斯兰教律法的。”法兹鲁拉在节目上这么说，“你们将不会看见有任何一个住在斯瓦特的孩子口服这些疫苗。”

法兹鲁拉的手下在大街上巡逻，查看是否有人公然违反他所颁布的法令；他们的行径与我们曾经听说过的，位于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道德警察如出一辙。他们设置交通警察志愿者，称他们为“猎隼突击队”，并让他们开着架设有机关枪的小货车巡视大街。

有些人对当下的状况感到很满意。有一天，父亲在街上遇到他的银行经理，他说：“法兹鲁拉做了一件好事：他禁止女人和女孩上妇女市场，这帮我们这些男人省下了不少钱。”只有少数人敢开口抨击，他们大多敢怒而不敢言。一天，我们当地一名理发师向我父亲埋怨他的收款机里只剩下80卢比，比他以前收入的1/10还少。而就在此前一天，当一名记者请他发表对塔利班的看法时，他却说他们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毛拉FM”建立约一年以后，法兹鲁拉的行径变得更为激进。2006年10月底，他的兄弟毛拉·里阿卦连同三个儿子，在美军的无人飞机攻击巴焦尔的伊斯兰学校时，全部丧命。那次行动导致80人死亡，年龄最小的仅12岁。而其中一部分的死难者来自斯瓦特。我们都对这次攻击震惊不已，人们誓言复仇。十天之后，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从伊斯兰堡前往斯瓦特的途中，在德尔盖的军营里引爆炸弹，杀死了42名巴基斯坦士兵。当时，自杀式炸弹攻击在巴基斯坦并不常见——当年一共发生六起——而那次的攻击是巴基斯坦武装分子所发动过的攻击里最严重的一次。

开斋节来临时，我们通常会宰杀山羊或绵羊等动物献祭。但法兹鲁拉宣称：“这次的开斋节，我们要献祭两条腿的动物。”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的言下之意。他的手下开始杀害部落首领和持不同政见人士，包括非穆斯林、崇尚民族主义的政党团体，尤其是人民民族党（ANP）的成员。2007年1月，父亲的一位好朋友在他的村庄里遭80名携枪、戴面罩的男子绑架。他名叫马拉克·巴克·拜达，来自一个富有的部落家族，而且是当地ANP的副主席。他的遗体事后在家族的墓园被寻获，手脚均已被打断。人们说，因为他帮助军队找到了塔利班的藏身之处，所以惹来杀身之祸。这是发生在斯瓦特的第一宗有针对性、目标明确的谋杀事件。

政府当局置若罔闻。我们省政府的要员大多属于宗教政党团体。无论任何人，只要宣称自己是为了伊斯兰而战，政府就听之任之。最初，我们认为自己身处斯瓦特第一大城镇明戈拉，应该是安全无虞的。但法兹鲁拉的总部就设在数公里之外。塔利班虽然还没有靠近我们的房子，但他们出现在市集、大街和丘陵，无处不在。危险正在步步逼近。

开斋节到了，我们像往年一样，回家族村落去过节。回去的路上，堂兄开车。我们必须渡过一条河，但原先的道路几乎被冲毁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塔利班的检查哨停下来。我和母亲坐在后座。堂兄急急忙忙地把他的录音带塞进我们的提包里。身穿黑衣服的塔利班带着突击步枪靠近车子，他看着我和母亲说：“姐妹们，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你们应该穿上罩袍。”

开斋节告一段落，当我们返回学校时，看见学校的大门上贴着一封信。上面写道：“先生，你所经营的学校崇尚西方教育和异教思维。你让女孩子上学读书，而且校服也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停止你的恶行，否则你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最后，你的孩子会哭着帮你送终。”署名是“伊斯兰游击队”。

父亲决定把男孩们的制服从衬衫、长裤换成沙尔瓦尔克米兹，也就是一条宽松的像睡裤一样的长裤配一条长T恤。女生的服装保持不变，还是宝蓝色的沙尔瓦尔克米兹，但是配上了一条都帕塔，也就是一条长长的头巾。同时，校方建议我们出入校门时记得把头脸都遮好。

父亲的朋友希达亚图拉鼓励他坚持自己的立场。“齐亚乌丁，你拥有领袖特质。你应该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号召大家跟他们抗衡。”他说，“人活着不应该只是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你可以选择听之任之，忍受塔利班加诸在你身上的一切，也可以选择挺身而出，发出你自己的声音。”

父亲告诉了我们希达亚图拉和他说的话。然后，他给我们当地的报纸《自由日报》写了一封信。信里这样写道：“致伊斯兰游击队，你们目前的做法并非实践伊斯兰教义的正确方法。请不要伤害我的孩子们，因为你们所信仰的真主，正是他们每天向其祈祷的真主。你们可以夺走我的性命，但请不要杀害我的学童们。”当父亲拿到报纸之后，他非常不开心。那封信被藏在内页，而且主编还公开了他的姓名及学校校址，而父亲压根没料到他会这么做。不过，很多人打电话向他祝贺。“你在死水中投下了第一颗石头，”他们说，“现在我们有勇气站出来说话了。”

[1]原文为“shalwar kamiz”，也可拼为shalwar kameez，为南亚及中亚的传统服饰，下身为极富弹性而宽松的长裤，上身则为长衫。男女皆可穿。

[2]chars，印度大麻。

[3]原文为“the Eid holidays”，在伊斯兰教中，每年的第九个月被称为斋月，所有的穆斯林在这段时间之内都必须遵守斋戒：在日出之后、日落之前都不得饮食、行房等，一般来说为期30天。斋月结束后的隔天就是开斋节，是伊斯兰教的两大节庆之一，重要性等同于新年。

[4]原文为“Allahu akbar”，意思是真主是全能的。

10　太妃糖、网球与斯瓦特佛像

塔利班先是夺走了我们的音乐，然后是我们的佛像，然后是我们的历史。

学生们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是郊游。我们很幸运，住在斯瓦特这样一个世外桃源，有很多美丽的地方值得造访——瀑布、湖泊、滑雪胜地、瓦利的宫殿、大佛雕像、斯瓦特的圣贤阿昆德的陵墓等。所有这些景物，都在讲述着斯瓦特不同凡响的历史风貌。每次郊游以前的好几个星期，我们就开始兴奋地谈论。终于盼来了那一天，我们会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带上为野餐准备的炖鸡、米饭，成群结队挤上巴士。有些同学带着相机，拍下沿途的景致。在美好的一天即将结束时，父亲就会让我们轮流站在一块大石上，告诉大家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法兹鲁拉出现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郊游过，因为女孩们不可以抛头露面。

塔利班摧毁了我们常常去那周遭玩耍的佛教雕像和佛塔。远从贵霜帝国[1]时代开始，它们已在此地矗立数千年，是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里最珍贵的一部分。塔利班认为任何雕像或绘画都是违反教义的，罪孽深重，理当被禁止或销毁。在一个可怕的日子里，他们甚至用炸药炸毁了杰哈纳巴德佛像的脸庞。这座离地约7米高的佛像被镌刻在一片山壁上，距离明戈拉大约只要半小时车程。考古学家称，它和被阿富汗的塔利班炸毁的巴米扬大佛几乎一样珍贵。

他们共引爆了两次才炸毁它的面容。第一次，他们在岩石上挖洞，埋入炸药，但计划失败了。几个星期后，2007年10月8日，他们二度出击。这一次，他们成功毁掉了自7世纪以来就凝望并守护着河谷的佛像的脸庞。塔利班成为我们的艺术品、文化和历史的公敌。为了安全起见，斯瓦特博物馆把所有的展示品都移送到了其他地方。塔利班将历代文物毁坏殆尽，却没有带来任何创新。他们掌控了翡翠矿脉，贩售这些美丽的石头，以换购他们丑陋的武器。他们从砍下我们珍贵树木当作木料贩售的人手中收取金钱，接着又在他们的卡车经过时，开口索讨更多的过路费。

他们的广播覆盖范围横跨山谷，直达邻近地区。虽然我们还保有电视，但他们关闭了所有的有线频道。莫妮巴和我再也没有办法观赏我们最喜欢的宝莱坞电视节目，比如《夏拉拉特》或《搬弄是非》。塔利班似乎禁止我们做任何事情。他们甚至下令禁止了我们最喜欢的棋盘游戏“卡罗姆”，一种在木制棋盘上用手指将筹码弹向对方的游戏。我们听说只要塔利班听见孩子们游戏时发出的欢闹声，就会冲进房间砸毁棋盘。塔利班像是把我们当成小玩偶来操控，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该穿什么。我觉得，倘若真主真的希望我们拥有那样的人生，他决不会将人们造得如此多样，各个不同。

一天，我们学校的老师哈梅妲小姐泪流满面。原来，她的丈夫在小镇玛塔当警察，法兹鲁拉的人马忽然冲入，杀死了数名警察，她的丈夫也不幸被杀。这是发生在河谷地区的第一起塔利班袭警事件。很快，他们就攻陷了许多小村落。法兹鲁拉的“保卫先知教法运动”的黑白旗帜开始飘扬在警察局的建筑上。武装分子会携带扩音器进入小镇，警察们则会闻讯逃离。在很短的时间内，塔利班就夺下了59个村落，并建立起他们的平行管理系统。警察们都担心遭到杀害，纷纷在报上刊登广告，声明他们已脱离警方。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却没有人敢站出来做点什么，仿佛所有人都被催眠了一样。父亲说人民都受到了法兹鲁拉的蛊惑。一部分人加入他的麾下，认为这样他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些。父亲一直在试图抵制他们的思想宣传，但这真的不容易。“我可没有武装部队和广播电台。”他开玩笑地说。有一天，他甚至鼓起勇气进入法兹鲁拉所在的村落，在一所学校发表演说。他利用一只由滑轮吊起的金属箱充当桥梁渡河。路途上，他看见黑烟漫天，真冲云霄，父亲说那是他这辈子见过最黑的烟雾。一开始，他以为那烟雾来自一家砖瓦工厂。但当他靠近，才发现是许多蓄着胡须、头戴包巾的人正在焚毁电视和计算机。

抵达学校后，父亲告诉民众：“我注意到你们的村民正在烧毁电器。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从这件事里最终获益的，只有那些日本公司。他们因此会制造出更多的电器用品。”

有个人走到他的身边，和他耳语道：“别再说了，你在玩命。”

而与此同时，执政当局，如同多数的群众一样，毫无作为。

这不禁让人觉得，整个国家已经濒临疯狂的境地。巴基斯坦其他地方也在仓促应对——塔利班已经东进，侵入了我们国家的首都伊斯兰堡。我们在电视新闻上看见了人们口中的“罩袍旅”——像我们一样年轻的女人和女孩子们，身穿罩袍，手持棍棒，在伊斯兰堡的中心地带袭击市场里售卖CD及DVD的商店。

这些女人来自我们国家最大的伊斯兰女子学校哈福赛神学院，这所学校也是红色清真寺的一部分，兴建于1965年，因其红色外墙而得名。那里距离议会和ISI的总部不过几个街区，很多政府官员和军队士兵都曾在此祈祷。这座清真寺设有两所伊斯兰学校，一所是女校，另一所则是男校。长期以来，这两所学校都被用来招募、训练志愿者，远赴阿富汗与克什米尔地区作战。这里由一对兄弟——阿卜杜勒·阿齐兹及阿卜杜勒·拉希德经营，成为宣传本·拉登思想的中心。阿卜杜勒·拉希德在坎大哈与穆罕默德·奥马尔会晤时见到了本·拉登。这对兄弟以他们激昂的布道方式著称，从而吸引了数千名拥护者，特别是在9·11事件过后，追随者更多。当总统穆沙拉夫支持美国的“对恐怖主义宣战”的论点并提供帮助后，这间清真寺便中断了长久以来跟军方的友好关系，转而成为政府的头号反对者。阿卜杜勒·拉希德甚至遭受指控，指称他是一起发生于2003年12月，企图在拉瓦尔品第炸毁穆沙拉夫卫队的阴谋事件的一名主谋。调查者说这些炸药之前都存放于红色清真寺里。但数个月后，他摆脱了罪名。

2004年，穆沙拉夫从瓦济里斯坦开始，逐渐将军队开进联邦直辖部落区。这对兄弟立即发起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宣称军队的行动违反伊斯兰教义。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网站及地下广播电台，和法兹鲁拉的做法一样。

大概与塔利班开始在斯瓦特出没同时，红色清真寺旗下伊斯兰学校的女孩们开始对伊斯兰堡的街道造成威胁。她们闯入那些她们宣称是按摩中心的民宅，绑架那些她们指认是妓女的女性，逼迫DVD店关门大吉，并再次焚烧CD和DVD。看来，只要符合塔利班的需求，女性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发声、现身。这所伊斯兰学校的校长名叫阿媚·哈桑，是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妻子，她甚至吹嘘把自己手下的许多女孩都训练成了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红色清真寺还设立了自己的法院来执行伊斯兰律法，并表示这是因为国家做不到。他们的武装分子也绑架警察，还洗劫政府的办公大楼。

看起来，穆沙拉夫政府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此事，这有可能是因为国家的军队跟红色清真寺的关系太过紧密。到了2007年年中，形势急转而下，人们开始忧心首都会不会就此沦落到武装分子手中。这是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正常情况下，伊斯兰堡安静、秩序井然，跟我们国家的其他地区截然不同。7月3日晚上，坦克车上的突击队员和装甲运输车包围了红色清真寺，截断了该区的电力。黄昏时分，枪炮声突然响起。军队在清真寺的墙上轰出大洞，并用迫击炮轰炸围墙，头顶上还有直升机在盘旋。他们还使用对讲机，劝那些女孩子们投降。

清真寺中的许多武装分子都曾在阿富汗或克什米尔地区参与过战事。他们筑起防御工事，和学生们躲进外层有沙包的碉堡中。父母们聚集在清真寺外，用手机打电话给他们的女儿，哀求她们投降。一部分女孩拒绝了，说老师教导过她们，成为一名烈士是至高荣誉。

第二天晚上，一小群女孩出来了。身穿罩袍、经过伪装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和他的女儿混藏其中，但他的妻子与弟弟及许多学生仍留在寺内。每天，武装分子跟外面的部队都有交火。武装分子持有火箭炮和雪碧瓶做成的汽油弹。冲突陷入僵持状态。7月9日，固守寺外的特种部队的指挥官被尖塔上的狙击手狙杀，军方终于失去了耐心，一举攻入了敌营。

军方称之为“无声行动”的进攻其实一点都不安静。在此之前，在我们首都的心脏地带，从未发生过这样的冲突。突击队员们逐间搜索，数小时后，终于在一间地下室找到并杀死了阿卜杜勒·拉希德与他的拥护者们。7月10日夜晚，对峙终于告一段落，死亡人数近百，包括数名士兵和大量孩子。出现在新闻上的废墟影像令人触目惊心，到处都是血迹、碎玻璃与尸体。我们都看得胆战心惊。两所伊斯兰学校的学生有一部分是来自斯瓦特。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首都？怎么会发生在一座清真寺中？清真寺对我们来说可是最神圣的地方啊！

红色清真寺的冲突结束后，斯瓦特的塔利班变了。

7月12日——那天是我的生日，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法兹鲁拉在节目里发表了与过往言论截然不同的声明。他为军方攻击红色清真寺一事表示震怒，并誓言要为阿卜杜勒·拉希德之死复仇。接着，他宣布要跟巴基斯坦政府开战。

真正的麻烦从此刻正式开始。现在，法兹鲁拉可以打着“为红色清真寺报仇”的名义发出威胁，并动员他旗下的塔利班支援他的行动。数日后，他们袭击了一队前往斯瓦特的军车，杀死了13名士兵。反抗运动不只出现在斯瓦特，大量的部落民众在巴焦尔示威。同时，国内掀起一波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攻势。在这一片乱局里，仍有一丝希望尚存——贝·布托要回来了。美国人担心他们的盟友穆沙拉夫将军在巴基斯坦不得民心，无法有效制衡塔利班，因此居中协调了一桩本不可能达成的权力分享协议。计划是这样的：穆沙拉夫终于可以脱下他的军服，成为一介平民总统，而贝·布托的政党会在背后支持他，代价是，穆沙拉夫要撤销对贝·布托及其丈夫的贪腐指控，并承诺要举行大选，而每个人都相信结果肯定是贝·布托当选总理。没有一名巴基斯坦人，包括我的父亲在内，认为这桩交易谈得成，因为他们深知穆沙拉夫和贝·布托彼此憎恨。

从我两岁起，贝·布托就已流亡在外。但是，我从父亲那里听到过很多与她有关的事迹，因此对她可能回国，而我们将可能再一次拥有一位女性领导者感到非常兴奋。因为她的存在，像我这样子的女孩才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梦想成为政治家。她是我们的典范。她象征了独裁政权的终结和民主的萌芽，同时也借此向这个世界送出希望与坚毅的讯息。她也是我们唯一一位敢公开谴责武装分子的政治领袖，甚至当美国在巴基斯坦境内追捕本·拉登时，她也曾提供协助。可有些人很显然不欢迎她的回归。

2007年10月18日，我们都紧盯电视，看着她从停在卡拉奇的飞机旋梯上走下来。经过将近九年的流亡生活后，她为能再一次踏上巴基斯坦的土地而落泪。当她搭乘一辆敞篷巴士在大街上巡游时，几十万名群众蜂拥而至，盼望能一睹她的芳容。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许多人还抱着年幼的孩子。有些人放出白鸽，其中一只鸽子停在她的肩头。群众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巴士只能以步行的速度缓慢前进。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再紧盯着电视屏幕了，因为很显然，这大概还得要好几个小时才会结束。

我在午夜十二点以前上床，与此同时，武装分子也发动了攻击。贝·布托的巴士在橘色的烈焰中被炸毁。父亲是在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告诉我这一消息的。他和朋友们震惊莫名，一夜未眠。幸好，当爆炸发生时，她已走下阶梯，并在一节有装甲防护的车厢中休息。但是，有150名民众因此丧生。这起爆炸事件，是发生在我们国家的最大的一次。死者多数是学生，他们如锁链般紧紧围住了巴士，宣称自己是贝·布托的殉道者。那天在学校，所有人都静默无语，就连那些反对她的人也是。我们心力交瘁，但都感谢上天让她活了下来。

约一个星期之后，军队来到斯瓦特，他们的吉普车和直升机制造了很多噪声。当时我们都在学校，看见直升机抵达时，非常兴奋。我们跑到空地上，机上的人向我们丢下太妃糖及网球，我们都抢着去捡。在斯瓦特，很少有机会看见直升机。不过，因为我们家邻近当地的军事中心，它们偶尔会从我们头上飞过。我们还比赛过，看谁能捡到最多的太妃糖。

有一天，一个男人沿着街道走来，告诉我们有人在清真寺宣布隔天会有宵禁。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宵禁，不免有些焦虑。我们家和邻居萨芬娜家之间的墙上有个小洞，我们平时可以通过这个洞来说话；只要敲敲那堵墙，他们就会来到洞旁。“为什么会有宵禁？”我们问。当他们跟我们解释时，我们知道某种不好的事可能要发生了。不久以后，宵禁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听到消息，穆沙拉夫派了3000名士兵到我们的河谷来对付塔利班。军队占据了他们认为具备战略意义的政府建筑或者私宅。在政府实际派兵前，我们以为巴基斯坦其余地方根本不在乎这里发生的一切。隔天，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袭击了一辆停驻在斯瓦特的军用卡车，杀死了17名军人及13名普通百姓。整个晚上，“哒哒哒”的枪炮声不绝于耳，令人无法安眠。

第二天，我们从电视上听到消息，战事已在北方的山区爆发。学校被迫关闭，我们都留在家里，试图理解外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战事发生在明戈拉的外围，但我们仍听得到炮火隆隆。军方说他们已击毙超过百名武装分子，但就在11月的第一天，约七百名塔利班攻占了位于克瓦札克拉的军事据点。50多人弃边境防卫队的同胞逃生，另外48名则被捕并游街示众。法兹鲁拉的手下夺走了他们的制服及枪械，同时给他们每人分发了500卢比的盘缠让他们回家，以此来羞辱他们。塔利班接着占领了两所位于克瓦札克拉的警察局，并继续向马德岩镇进军。在那里，有更多的警察弃械投降。塔利班很快地掌控了明戈拉以外的大部分斯瓦特区域。

11月12日，穆沙拉夫增派一万名士兵进入我们的河谷，并派来了更多的武装直升机。四处都是军人，他们甚至在高尔夫练习场扎营，在丘陵地操练枪械。接着，他们发动了一次攻击法兹鲁拉的军事行动，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知的、发生在斯瓦特的第一场战役。除了在联邦直辖部落区之外，这是军方第一次对自己国家的人民采取军事行动。警方试图在一次法兹鲁拉集会演讲时将他缉捕，但一场巨大的沙尘暴忽然袭来，让法兹鲁拉顺利逃脱。这次事件提高了他的神秘感和宗教声望。

武装分子并没有轻言放弃。相反，他们选择东进，并在11月16日夺下阿尔普里——香拉县的主要城镇。当地警方再一次不战而逃。那里的人说车臣人和乌兹别克斯坦人也在抵抗者之列。虽然父亲说我们的村落香拉县对塔利班来说太过偏远，且当地民众扬言不会让他们轻易入侵，我们还是很担心他们的安危。巴基斯坦的军队有人数及重型武器上的优势，因此他们很快就夺回了山谷。他们连带攻下了伊满德里——法兹鲁拉的根据地，武装分子因而逃进森林。12月初，军方发表声明称，他们已经扫荡了多数地区。法兹鲁拉则逃进了深山野岭。

但他们并没有真的把塔利班赶走。“军队不会永远待在这里。”父亲预言。

带来生灵涂炭的不仅是法兹鲁拉的组织。在巴基斯坦的西北部，来自各个部落的武装集团纷纷出现。斯瓦特之战的一星期后，四十名来自我们省份各处的塔利班领袖们在南瓦济里斯坦会面，同时对巴基斯坦宣战。他们同意组成一支联军，旗帜上书写：巴基斯坦塔利班（TTP），并宣称旗下战士共有四万名。他们选择了一个近四十岁的男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他名叫拜亚图拉·马苏德，曾在阿富汗打过仗。法兹鲁拉则被选为斯瓦特分支的负责人。

当军队抵达后，我们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我们错了。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塔利班的攻击目标不只是政治家、国会议员和警察，还有那些被认为不遵守妇德的、留了太长或太短的胡须，以及穿着错误的沙尔瓦尔克米兹样式的平民百姓。

12月27日，贝·布托出席了一场位于利亚卡特公园的竞选集会。这座位于拉瓦尔品第的公园是我们的第一位总理利亚格特·阿里被暗杀的地方。“我们会善用人民的力量，来击垮这些崇尚极端主义的武装分子的恶势力。”她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宣布。事后，她坐进一台特制的防弹丰田陆地巡洋舰，在离开公园后就从座椅上站起，将上身探出天窗，向支持者挥手致意。忽然间，一声枪响；同时，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就在她的座车旁引爆炸弹。贝·布托的身躯滑回座椅上。稍晚些时候，穆沙拉夫政府宣称她只是被车顶的把手撞伤了头部；其他人则都说，有人对她开枪。

当时我们正在看电视，忽然插播了这条临时新闻。外祖母说：“贝·布托会成为莎希德。”意思是她会光荣地死去。我们都哭了，也为她祈祷。当她的死讯最终被证实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为什么不试着挺身而出，为女性争取权益呢？”我们都很期待民主的到来，但现在人们却都在说：“如果连她都会被杀，没人能幸免。”我们的国家似乎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

穆沙拉夫把贝·布托的死归咎到TTP党的领导人拜亚图拉·马哈苏德的头上，并对外公布了一个他们截获到的对话记录副本，内容听起来应该是拜亚图拉及其手下在讨论这次的攻击事件。拜亚图拉却否认他与此事有关，而与塔利班惯常的行事风格大相径庭。

以前，我们总有教授伊斯兰教义的老师——我们称为神职人员——来家里教导我和其他当地的孩子研读《古兰经》。当塔利班出现时，我已经朗诵完整本经书，我们把这称为将《古兰经》封印在心中，我那担任伊斯兰教长的祖父知道后非常开心。我们用阿拉伯文朗诵，多数人都不知道那些句子的含义，我也开始通过翻译的方式学习这些文字。令我感到恐怖的是，一位神职人员竟试图将暗杀贝·布托的行为正义化。“杀死她是非常正确的做法，”他说，“她活着时一无是处。她的行为并没有正确依循伊斯兰教义。如果她还活着，国家会大乱。”

我内心受到很大冲击，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需要依靠这些毛拉来研习《古兰经》。”父亲说，“但是，你只需要跟毛拉学习这些话字面上的含义；不要听从他的解释与翻译。你只需从真主的言行中去学习。真主的字句带有神圣的含义，你可以自由独立地运用并解读。”

[1]原文为“the Kushan kings”，贵霜帝国在今南亚一带，统治的时间为公元1世纪至3世纪（30-375），人口曾达千万，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

11　聪明的班级

在那些失去光明的日子里，上学是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走在大街上，我有一种“任何一个从我身旁经过的人都可能是一名塔利班”的感觉。我们把书包和课本藏在围巾里。父亲常说，在小村晨光中，最美丽的事物就是孩童穿着学校制服的身影，但现在我们都很害怕穿上它。

我们升入高中。玛丽安女士说没有老师想在我们这班授课，因为我们太喜欢问问题了。我们希望别人觉得我们是聪明的女孩。假日或婚礼彩绘双手时，我们画的是微积分算式和化学方程式，而非花花蝶蝶。我和玛丽克·努尔之间的竞争犹在。自从那次她刚转学到我们学校便打败我之后，我变得加倍努力，并成功再拔头筹，成为班级荣誉榜上的第一名。她则通常是第二名，莫妮巴是第三名。老师告诉我们，说主考老师第一眼会先看我们写了多少字，然后才会看我们写得如何。在我们三人中，莫妮巴的字最漂亮，表达能力也最好，但她就是对自己缺乏信心。她非常用功，但她总担心如果考试成绩不好，她的男性亲戚就会以此为借口，中断她的求学之路。数学是我的弱点——有一次考试我甚至拿了零分——但我对这门课很用心。我的化学老师欧拜杜拉先生说我是一名天生的政治家，因为每当口试时，我都会说：“先生，您真的是一名最棒的老师，我最喜欢上您的课了。”

有些家长抱怨老师们都偏袒我，因为我父亲是学校的拥有者。但令人们讶异的是，即便竞争激烈，我们几个仍是好朋友，也不会忌妒对方。我们也会在学区考试时一争高下，考试的目的是选出本学区私立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有一年，玛丽克·努尔跟我拿到了一样的分数。我们在学校又参加了另一次笔试，来决定谁能赢得最后的大奖，但我们又一次平手。后来，当我们在另一所学校——我父亲的朋友艾哈迈德·沙赫的学校再次笔试时，人们不再觉得是父亲为我争取到了特殊待遇。我们再次同分，因此双双获奖。

在学校里，我们不仅刻苦学习，还喜欢表演话剧。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本基础上，我创作了一出与贪腐有关的短剧。我扮演的罗密欧是一名负责面试的公职人员。第一位应试者是一个美丽的女孩，罗密欧只问了她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例如：“脚踏车有几个轮子？”当她回答“两个”时，他就说“你很聪明”。第二位应试者是一个男人，罗密欧问了他一些根本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比如“在不离开你的座位的前提下，告诉我楼上那间房里的风扇是什么材质？”“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应试者回答。“你说自己有博士学位，但你竟然连这个都不知道！”罗密欧这么回答。他决定把这份工作给那个女孩。

女孩的角色由莫妮巴饰演，另一位同学阿缇雅则充当我的助手，利用她的机智旁白帮戏添点作料，来提升趣味。观众们都哈哈大笑。

我喜欢模仿他人的举动。一下课，朋友们就会求我模仿老师的神情，特别是欧拜杜拉先生。那些日子里发生了太多不幸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些小之又小的理由来让自己欢笑。

直到2007年年底，军事行动仍未彻底根除塔利班。军队驻扎在斯瓦特，镇上随处可见士兵，然而法兹鲁拉仍旧会每天“空中开讲”。而到了2008年，随着爆炸、杀戮不断升级，形势变得比之前更为严峻。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每天的话题都是军队、塔利班，以及被夹在两者之间的感受。阿缇雅和我开玩笑说：“塔利班是好人，军队是坏人。”我则回答：“如果同时有一尾毒蛇和一头狮子过来要攻击我们，哪一边是比较和善的，毒蛇还是狮子？”

和恐怖的外界比起来，我们的学校犹如避风港。班上的其他女孩都想当医生，但我决心要成为一位发明家，发明一种专门用来制衡塔利班的机器。它可以嗅出他们的气味，然后摧毁他们的枪支。不过即使身在学校，我们仍饱受威胁，我有些朋友因此决定休学。法兹鲁拉持续通过广播告诉人们：女孩子们应该留在家里。而他的手下也开始利用夜晚宵禁，孩子不在学校的时候炸毁学校。

第一所被炸毁的学校是沙瓦赞给，一所位于玛塔的公立女子小学。我们无法想象有人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接着越来越多起爆炸发生，几乎每天都有，就连明戈拉也逃不过这些炸弹的威胁。有两次，当我在厨房时，发生了爆炸。因为我家离事发地点很近，整栋房子都在摇晃，窗户上方的电扇都震得掉了下来。在那之后，我变得很害怕留在厨房，总是跑着进出。

2008年2月的最后一天，我正在厨房里，突然，一声巨响传来，那声音几乎震破耳膜，而且听起来近在咫尺。像以往发生了此类情形时一样，我们急切地呼唤着彼此的绰号或姓名——帅哥、猫咪、嫂嫂[1]、胡沙尔、阿塔尔，以确保大家都平安无事。紧接着，救护车的汽笛声拉起，一声急似一声，仿佛所有明戈拉的救护车都向着我们家的方向驶来。原来，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袭击了位于哈吉巴巴高中的篮球场。那里正在为一位当地广受尊重的警察贾维德·伊克巴举办一场葬礼，他是在逃离塔利班魔爪的过程中被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所杀害。他来自明戈拉，所以，他的遗体被送返故乡下葬，同时接受警方的表彰。塔利班袭击了葬礼，造成至少55名民众身亡，其中包括贾维德·伊克巴的小儿子和许多我们认识的人。有十名莫妮巴的亲戚也在现场，他们非死即伤。莫妮巴伤痛欲绝，整个小镇陷入恐慌。每一座清真寺都在哀悼死者。

“你害怕吗？”我问父亲。

“夜晚，人们的恐惧会增强，亲爱的。”他告诉我，“但是天亮了之后，大地一片光明之时，我们会再次找到自己的勇气。”对我们的家人来说，的确如此。我们很害怕，但我们的勇气远胜于恐惧。“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塔利班从这里赶走，这样，就不会再有人需要承受这样的恐惧。”父亲说。

在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我们普什图人有传统的解决办法。2008年，斯瓦特的长者们成立了一个叫作“和平组织”的团体来迎战法兹鲁拉。三名当地人穆赫塔尔·汗·优素福扎伊、库尔希德·卡卡吉以及扎西德·汗拜访一间又一间的会堂，说服更多长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的首领是留着白色长髯，现年74岁的阿卜杜勒·汗·卡利格。当年英国女王到访斯瓦特时，他是贴身保镖之一。虽然我的父亲既不是一位长者也不是部落首领，却因为他的敢于直言而被选为发言人。虽然相较而言，他说起母语来更具诗意，但他的官方语言，乌尔都语，以及英语都非常流利，这使他无论对内或对斯瓦特以外的人，都能顺畅地交流沟通。

每天，他都代表斯瓦特长者议会出席研讨会，或在媒体上批评法兹鲁拉。“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父亲质问道，“你把摧残我们的性命和我们的文化当作一场游戏。”

父亲对我说：“任何为和平而努力的组织，我都会参加。解决纷争或摆脱争端最重要也是最初的一步，就是说出真相。如果你头痛，却跟医生说你胃痛，那医生怎么帮你呢？你一定要说真话，真相将消解恐惧。”

当他与其他持相同政见者会面时，特别是和他的老朋友艾哈迈德·沙赫、穆罕默德·法鲁克及扎西德·汗交流时，我通常都会陪他一起去。艾哈迈德·沙赫也开办了一所学校，穆罕默德·法鲁克就在那里工作，因此，他们有时会在那所学校的草坪上聚会。扎西德·汗拥有一栋旅馆和一间巨大的会堂。当他们来我们家拜访时，我会帮大家倒茶，然后坐下来，安静地旁听他们的讨论。“马拉拉不只是齐亚丁的女儿，”他们说，“她是我们所有人的女儿。”

他们往返于白沙瓦与伊斯兰堡之间，接受了许多电台，特别是“美国之音”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访问。他们轮流受访，以确保总会有一个人有时间接受访问。他们告诉人们，发生在斯瓦特的事情与伊斯兰教无关。父亲说，如果不是有军方人士和官僚在背后撑腰，塔利班在斯瓦特是坚持不下去的。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国民的权益。但是，当你无法分辨国家势力和非国家势力时，当你在对抗反国家势力而国家无法起到保护你的作用时，局势就变得相当艰难。

军队及ISI握有大权，因此，多数人不敢公开发表这样的谴责言论。但是，父亲和他身旁的许多朋友却无所畏惧。“你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利于人民，也不利于巴基斯坦，”父亲说，“不要盲目支持塔利班思想，那是不人道的。人们告诉我们，斯瓦特为了整个巴基斯坦的和平做出了牺牲。但是没有人，也不该有任何生命，应该为了国家而牺牲。国家犹如母亲，而一个母亲永远也不会放弃或欺骗她的孩子。”

他痛恨多数人敢怒不敢言的作为。在他的口袋里，一直存放着一首诗，诗人名叫马丁·尼莫拉，曾生活在纳粹德国。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社会主义者，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接着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后他们来追杀我，

已经没有人可以替我说话了。

我知道他说得对。如果所有人都保持沉默，那么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学校，父亲组织了一场和平演说，鼓励我们针对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莫妮巴说得很好：“我们普什图人极具宗教热忱。但是因为塔利班，全世界都将我们当作恐怖分子。这不是事实。我们热爱和平。我们的山峦、我们的树林、我们的鲜花、我们的河谷中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和平。”学校里几位女同学受开伯尔电视频道采访——这是唯一一家普什图人拥有的私人电视台——谈论关于女孩们因为武装分子的威胁而辍学的事情。老师们事前指导过我们如何回答问题。节目不只访问了我一个人。当我们只有十一二岁时，我们一起接受过采访；但当我们迈入十三四岁，我那些女同学的兄长、父亲就会禁止她们参与。一方面因为她们已经进入青春期，应该“遵守妇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么做了之后，会有不好的下场。

有一天，我接受了我们国家最大的新闻频道之一的访问，他们的办公室里有一面电视墙。当我看到这么多频道时，非常惊讶。事后，我想：媒体需要访谈。他们希望采访一个小女孩，但那些女孩们都心存恐惧。就算她们不怕，她们的父母亲也不会允许她们接受访问。我有一位无畏的父亲，他会一直陪在我身旁。他说：“你是一个孩子，但是，你有自己说话的权利。”

我接受的访问越多，就变得越无惧，我们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当时，我只有11岁，但我看起来比较成熟一些，而媒体似乎喜欢听到一个年轻女孩的想法。有一名记者称我为“塔克拉·婕奈”——一名“聪慧阳光的淑女”；另一个则说我是“帕卡·婕奈”——拥有同龄孩子无法比拟的智慧。内心深处，我相信真主会保护我。我在为自己的权益呼吁，为了女孩们的权益呼吁，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这是我的责任。在困境里，真主想见识我们会如何应对。《古兰经》里面有一句话：“谎言将离开，真理会获得胜利。”如果单凭法兹鲁拉一个人就可以摧毁一切，那么为什么一个女孩就不能改变现状呢？我问自己。每天晚上，我都会祈求真主赐给我力量。

迫于压力，斯瓦特的媒体大多赋予塔利班正面的形象，有些甚至语带尊敬地称塔利班的发言人穆斯林·汗为“学校之父”，而事实上，正是他在大肆毁坏学校。但是，也有许多当地的记者对于发生在故乡的事情感到气愤，于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舞台，因为我们敢言人所不敢言。

我们家没有车，因此，我们通常搭乘人力车去接受采访。有时，父亲的朋友们会载我们一程。一天，我跟着父亲去白沙瓦上BBC的乌尔都语谈话节目，节目的主持人是知名的专栏作家瓦沙图拉·汗。我们与父亲的朋友法扎尔·毛拉和他的女儿一起受访。两位父亲，两个女儿。代表塔利班说话的则是穆斯林·汗，他并没有出现在摄影棚中。我有点紧张，但我知道这次访谈非常重要，因为有许多巴基斯坦各地的民众会听到我们说的话。“塔利班凭什么剥夺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我问道。穆斯林·汗没有回答，因为他的电话访谈是预录的。预录的内容怎么有办法回答现场的问题？

访谈结束后，人们纷纷跑来向我祝贺。父亲大笑着说我应该从政。“你在脚步都还没走稳的时候，说起话来就像是个政治家。”他调侃我。但我从未听过自己的访谈内容。我知道这才只是起步。

我们的话语就像春天尤加利树的满树花瓣，随风而散。对学校的破坏行动仍在继续。2008年10月7日晚上，我们听见爆炸声陆续从远方传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才知道蒙面的武装分子入侵了桑戈塔女子修道学院和伊克塞尔希尔学院，并利用土制炸弹炸毁了这两所学校。老师们稍早即收到警告，因此事发当时已全部撤离。这两所都是名校，尤其是桑戈塔，它的历史可追溯至末代瓦利当政时期，并以其学术上的卓越而著称。它们的规模也很大——伊克塞尔希尔学院有两千名学生，桑戈塔则是一千名。爆炸案发生后，我父亲前往探访，发现两所学校的建筑物都被彻底夷为平地。他在断瓦焦砾中接受电视记者的访问，回到家时恐惧万分。“那里只剩下废墟。”他说。

不过，父亲仍满怀希望，并相信终有一天，这些破坏行动将会停止。而真正令他感到失望的，是在这些学校被摧毁后所发生的掠夺事件——家具、书本、计算机全被当地人搜刮光了。当他听到这些时，忍不住哭了出来。他说：“他们就像是在死尸上蹦跳的秃鹰。”

第二天，父亲参加美国之音的一个现场节目时，愤怒地谴责了这些攻击行为。塔利班的发言人穆斯林·汗在电话的另一端。“这两所学校究竟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炸掉它们？”父亲问。

穆斯林·汗说，桑戈塔是一所教授基督教文化的修道院学校，伊克塞尔希尔学院则没有分班，男女生在一起上课。“一派谎言！”父亲回应道，“桑戈塔从1960年创校至今，从未把任何学生变成基督徒。事实上，有些学生甚至还皈依伊斯兰教。而伊克塞尔希尔学院只有小学部才是男女合班。”

穆斯林·汗没有回答。“他们自己的女儿呢？”我问父亲，“难道他们不希望女儿们受教育吗？”

玛丽安女士年轻时曾在桑戈塔求学，而她的妹妹阿依莎正在那里上学。爆炸发生后，她和其他一些原本就读桑戈塔的女学生转到了我们学校。我们每个月收到的学费永远不够支付所有的开销，因此能增加进账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的父亲却开心不起来。他四处走访，要求重建这两所学校。有一次，他在一场盛大的集会中演讲。他抱起一名听众的女婴，面向人群，说：“这个女孩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希望她一生无知吗？”群众均点头称是，表示即便牺牲自己，也要捍卫女儿受教育的权利。

新来的桑戈塔的女生们讲了一些很恐怖的故事。阿依莎告诉我们，有一天，在从桑戈塔下课回家的途中，她看见一名塔利班手里抓着一颗警察的头颅，鲜血从断掉的颈部不停滴下。

桑戈塔来的女孩们都非常聪明，这意味着在课业方面，我们会面临更多竞争。她们其中的一位——丽达，是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她和我，还有莫妮巴结为好友。我们之间偶尔也闹小矛盾，因为三个人在一起，难免会有摩擦。莫妮巴常会带东西来学校吃，但她只会多带一只叉子。“你是我的朋友，还是丽达的朋友？”这种时候，我就会问莫妮巴。

而莫妮巴则大笑着回答：“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

到2008年底，塔利班摧毁了约四百所学校。我们的政府领导人换成了总统阿西夫·扎尔达里，他是已故前总理贝·布托的丈夫。但是，新政府看来也并不关心斯瓦特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人们，如果扎尔达里的女儿在斯瓦特上学，那么情形就会完全不同。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在全国各处时有发生，就连位于伊斯兰堡的万豪酒店都曾遇袭。

在斯瓦特，住在城镇中比住在偏远地区安全许多。因此，我们家族的许多亲戚都远道从乡间来投靠我们。加上原先就住在家里的表兄弟姐妹们，我们家变得又小又拥挤。跟以前不同，我们既不能在街上打板球，也不能上屋顶玩耍，只好在庭院里玩弹珠，一遍又一遍地玩。我与胡沙尔之间的战争永无止境，而他偶尔会去找母亲哭诉。我们从未成为朋友。

我喜欢变换头发的造型，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待在浴室里，盯着镜子尝试变换各种我从电影里看到的发型。直到我八九岁时，母亲都让我剪和弟弟们一样的短发，这除了可以预防虱子，也让我的头发更容易清洗、梳理，免得它们老是在我的头巾下乱成一团。到最后，我总算说服她让我留起长发，直到肩膀。不像莫妮巴的一头直发，我是自然卷，我喜欢把它卷成大卷或编成辫子。“你在浴室里面磨蹭什么呀，小猫咪？”我母亲会在门外大喊，“我们的客人要用浴室，所有人都在等你。”

2008年的斋月是我记忆中最凄惨的日子。斋月期间，穆斯林白天不能吃也不能喝。塔利班炸掉了发电厂，所以我们断了电力；没过几天，他们又炸毁了输气管道，于是我们又没了燃气。市场的燃气桶价格翻了一番，母亲只好像我们还住在乡下时那样生火烧饭。她没有半句怨言——需要人煮饭她就去煮，还有很多人的日子过得比我们更糟。由于缺乏干净的饮水，人们开始死于霍乱。医院无法收容所有病人，只好在医院外搭起大帐篷为患者治疗。

父亲买了一台水泵安装在学校，水泵从地底打出干净的清水，附近邻居的孩子们都来这里取水。每一天，等着用水壶、瓶子或铁桶打水的人们都会排起长龙。对此，有一名邻居感到很害怕。“你在做什么？”他问，“如果塔利班发现你在斋月为大家提供饮水，他们会来把我们都炸死！”

父亲回答他，人们只能在渴死和炸死之间选择一个。

以前那些郊游和野餐的好时光如同陈年旧梦，没有人敢在太阳下山后出门。恐怖分子甚至炸毁了登雪山的缆车及位于马拉姆·贾巴的大饭店，以前那里曾游客云集。一座度假天堂化为了炼狱，没有游客胆敢进入。

紧接着，在2008年的年底，法兹鲁拉的副手毛拉·沙赫·道兰在收音机里宣布，所有的女子学校都必须关闭。他发出警告，从2009年1月15日开始，女孩们不许再上学。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他怎么有办法阻止我们上学？”我问朋友们，“他们办不到。他们说他们将摧毁高山，但他们连道路都管控不了。”

其他的女孩们不同意我的观点。“谁能阻止他们？”她们问我，“他们已经炸毁了好几百所学校，却根本没有人出面做任何事情。”

父亲以前总说，只要还有一间教室、一名老师和一个学生存在，斯瓦特的人们和老师们就不会放弃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我的父母从未想过让我放弃学业。虽然我们都喜欢上学，但直到塔利班试图阻止我们，我们才真正了解到教育的重要性。到学校上课、阅读和写作业并不仅仅是为了度过光阴，我们的未来与之息息相关。

那年的冬天下了雪，我们堆了好多雪熊，却没有了往昔的快乐。在冬天，塔利班通常会没入山林，但我们知道他们会再回来，却不知道接下来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

我们相信学校会重新开始授课。塔利班可以拿走我们的铅笔、书本，但他们没办法让我们的脑袋停止思考。

[1]原文为“Khaista、pisho、bhabi”，即：帅哥、猫咪、嫂嫂。

12　血色广场

尸体会在夜晚被弃置广场，这样，第二天早上出门工作的所有人就都能看见。尸体上通常会钉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诸如“这就是当军方密探的下场”或“早上11点以前不准碰这具尸体，否则你就是下一个”的文字。在某些执行杀戮的晚上甚至会发生地震，这让大家更害怕，因为我们认为每一场天灾的背后都包藏了人祸。

他们在2009年1月一个严寒的早晨杀死了莎芭娜。她住在班惹市场，这是明戈拉一条狭窄的街道，以居住着众多舞者及音乐家著称。莎芭娜的父亲说，一群男人敲开了她的门，要求她为他们跳舞。她换上了舞衣，而当她为他们舞动身躯时，他们掏出了枪，并威胁要割开她的喉咙。这件事情发生在晚上9点的宵禁后，街坊邻居都听见了她的尖叫。“我保证不会再犯了！我保证我不会再唱歌或跳舞。看在真主的份儿上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女人，一名穆斯林。别杀我！”枪声大作，她满布弹痕的尸体被拖到绿色广场。有太多尸体被丢在那里，因此人们开始把那里叫作“血色广场”。

我们在第二天早上知道了莎芭娜的死讯。在“毛拉FM”上，法兹鲁拉说她离经叛道，死有余辜。倘若有任何女孩敢在班惹市场表演，她们将一个个步上她的后尘。过去，斯瓦特人以自己的音乐和艺术才能为傲。但现在，多数的舞者都逃到了拉合尔或迪拜。音乐家被迫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他们不会再演奏任何曲调，并发誓将过着虔诚敬天的生活，借此抚平塔利班的怒火。

人们常议论莎芭娜的负面形象，我们这儿的男人既爱看她跳舞又因她的舞者身份而鄙视她。部落首领的女儿不能嫁给理发师的儿子，理发师的女儿也不能嫁给部落首领的儿子。我们普什图人喜欢皮鞋，但讨厌鞋匠；我们喜欢围巾和毛毯，但瞧不起纺织工。手工艺人为我们的社会贡献良多，却得不到任何认可，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多都加入了塔利班——以此来获得地位与权力。

人们爱看莎芭娜跳舞但看不起她，当她被杀害后，没有人出来为她说一句话。有些人甚至认为她死有余辜，也许是因为他们惧怕或崇拜塔利班。“莎芭娜才不是穆斯林，”他们说，“她是一个坏蛋，她活该被杀。”

我不能说那是“最黑暗的一天”。在莎芭娜被谋杀的那段时间里，每天都很黑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到处都有坏消息：这个人的家被炸了，这间学校被毁了，某某在众人眼前被处以鞭刑等等。不幸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来势汹汹。莎芭娜谋杀案发生几星期后，一名住在玛塔的老师被塔利班要求将裤管折到脚踝以上，就像塔利班的穿法一样，他拒绝服从，他告诉塔利班：伊斯兰教义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规范。他们吊死了他，随后枪毙了他的父亲。

我没有办法理解塔利班的想法。“他们在诋毁我们的信仰。”我在一次受访时说，“如果我掏出一把枪，抵在你的头上，然后跟你说伊斯兰教是一个诚善的宗教，谁还会发自内心地认同伊斯兰教？如果他们希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变成穆斯林，为什么他们不先以身作则，当一名好穆斯林？”

通常，父亲踏进家门时，都在因他目睹或听到的事情而浑身颤抖，例如警察被割头，他们的头颅被用来在镇上游街示众。就连一些一开始为法兹鲁拉辩护，相信他旗下的都是些真正遵循伊斯兰教义的信奉者，并向他奉献黄金的人，也转而开始反对他。父亲告诉我，有一名女性，在她的丈夫出去工作时，捐献了大笔的财富给塔利班。当丈夫回家，发现她把金饰都捐出去后，气坏了。一天晚上，他们的村落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爆炸事件，那名妻子吓哭了。“别哭，”她的丈夫说，“那是你的耳环和鼻环发出的声音。仔细听，接下来的声音是你的项链和黄金手镯发出来的。”

即便如此，还是只有少数人敢站出来说话。父亲在大学政治课上的老对手伊赫桑·哈克·哈卡尼在伊斯兰堡当了一名记者，他为讨论斯瓦特的现状而安排了一场会谈。然而，受到邀请发表意见的斯瓦特的律师和学者没有一个出席，只有父亲和一些记者到场。似乎人们普遍认为，塔利班将在斯瓦特驻扎下去，跟他们好好相处才是上策。“如果你加入塔利班，那么你的生命百分之一百不会遭受威胁。”人们会这么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鼓励家里的年轻人主动加入塔利班。塔利班来到民众的家中，要么是来讨经费，资助他们购买突击步枪；要么是来要求他们献上自己的儿子，加入他们的行列。很多有钱人都逃走了。穷人除了留下来并努力生存下去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很多男人都去了矿井或波斯湾工作，这些家庭都没了父亲，他们的儿子因而成了猎物。

威胁正步步逼近我们的身边。有一天，艾哈迈德·沙赫收到一条匿名恐吓信息：他们要杀死他。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住在伊斯兰堡，试图引发社会对发生在斯瓦特河谷的这一系列悲剧的关注。而在此时，最可悲的莫过于受害者之间的互相猜忌，甚至有人把矛头指向我的父亲。“我们的人民接二连三被杀，而这个齐亚乌丁明明四处大放厥词，却还活得好好的！他一定是特务！”实际上，父亲也遭受了威胁，但他却没让我们知道。他在白沙瓦举办记者会，要求军方出面对抗塔利班，直取他们的首脑。不久后，人们告诉他，他们在“毛拉FM”上听到了他的大名，沙赫·道兰出言恐吓他的人身安全。

父亲置之不理，但我很担心。他在外直言不讳，同时参加了许多团体及委员会，通常都是午夜才能回到家。为了保护我们，他开始在朋友的家里借宿，以免塔利班对他下手。他无法想象自己死在我们面前的情景。我夜不成眠，直到他返家，我才能锁上大门，安然入睡。当他在家时，母亲会摆一把梯子靠在后院的外墙旁，以备情况危急时，可以直接翻墙逃走。父亲觉得这个主意很好笑。“松鼠似的阿塔尔应该办得到，我可没办法！”

母亲总在设想各种各样的对策，以应对随时可能突然来袭的塔利班。她想到上床睡觉时，可以在枕头下藏一把刀。我说我可以偷偷溜进厕所，然后去找警察。我和弟弟们想过挖一条地道。再一次，我希望真主赐给我一把魔杖，好让我把塔利班统统都变不见。

有一天，我看见我的小弟弟阿塔尔在花园里发疯似的掘地。“你在干什么？”我问他，“挖一个坟墓。”他说。我们的紧急插播新闻永远都离不了谋杀和死亡，因此对阿塔尔来说，棺木和坟地是生活的一部分。以前孩子们都玩躲猫猫、官兵捉强盗，现在他们都玩军队大战塔利班。他们用粗树枝当作火箭，细木当作突击步枪，这些就是他们的“恐怖游戏”。

没有人能保护我们。我们的警察局副局长赛义德·贾维德不但去参加塔利班的会议，在他们的清真寺祈祷，甚至还主持他们的会议。他成了一名完美的塔利班。塔利班锁定的目标之一包括那些非政府组织（NGO），宣称他们是反伊斯兰教的。收到塔利班的威胁信函后，这些NGO跑去请求副局长协助，而他根本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某次开会时，我父亲公然质疑他：“你代表谁的立场？法兹鲁拉，还是政府？”阿拉伯有句箴言：“人民跟随国王。”当你所居住的地区的最高权力者加入塔利班以后，“塔利班化”便成了常态。

巴基斯坦人喜欢阴谋论，阴谋论无处不在。有些人认为执政当局在蓄意支持塔利班。他们说军方希望塔利班留在斯瓦特，因为美国人希望使用那里的空军基地，指挥他们的无人飞机。因为塔利班在那里，我们的政府就可以对美国人说他们爱莫能助，因为他们自己的麻烦就有一大堆。这样的说法，也正好呼应了美方不停攀升的批评声浪：我们的军队与其说是在阻止塔利班，不如说是在帮助他们。现在，我们的政府就可以这样回答：“你们说我们收了你们的钱来帮助这些恐怖分子，但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他们连我们的国民都不放过？”

“塔利班的背后很明显有一股我们看不见的势力在撑腰，”父亲说，“但这一切没有那么单纯。你愈想深入理解，它就会变得愈发复杂。”

2008年，政府甚至从监狱里释放了TNSM的创办人苏菲·穆罕默德。据说，比起他的女婿法兹鲁拉，他的手段比较温和。因此，大部分人希望看到他与政府签订和平条款，以在斯瓦特施行伊斯兰教义为代价，把我们从塔利班的暴力中解放出来。这是父亲非常希望看到的结果。虽然我们都知道这远不会是终结，但父亲认为，如果我们都以尊崇伊斯兰教义的方式生活，塔利班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战斗下去。届时，他们就只能放下武器，过起平常人的日子。但如果他们还继续粗暴行事，父亲说，他们就会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军队依旧在可以俯瞰明戈拉的高山上进行枪械训练。整晚，我们都能听见他们训练时发出的“砰、砰”声。中间会暂停5分钟、10分钟或15分钟，然后，在我们恍恍惚惚即将进入梦乡时，再次响起。有时候，我们被吵得捂住耳朵或用枕头盖住头，但那枪声就在附近，让人无法忽略，也无法可挡。第二天早上，我们会在电视上看到更多的塔利班杀人事件。我们疑惑不解，军队到底在山里对着什么东西开炮？为什么他们连阻止“毛拉FM”日复一日的广播节目都办不到？

无论是军队还是塔利班，看起来势力都很强大。有时候，他们在同一条大路上架设路障，中间相隔不到一公里。他们会要求我们停下来接受检查，但似乎并不知道不远处对方的存在。这真的很匪夷所思。父亲说，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就像卡在石臼缝隙里的粗糠一样。但是，他依然毫不畏惧，继续为公众大声疾呼。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刚开始，每次听到枪声，我的心脏就会跳得很快。我非常害怕，但是，我不说出来。这并不表示我会停止去上课。恐惧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最后，正是恐惧使得人们开始抵抗塔利班。恐惧让人们变得残忍。塔利班毁灭了普什图人的信念，以及伊斯兰教义的价值。

为了让自己分心，我开始阅读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这本书探讨了很多大问题，比如宇宙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时间是否能倒转，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只有十一岁，却已经开始盼望时光倒流。

普什图人深信“复仇之石永不枯烂”。如果你做了错事，就要直面由此带来的后果。

但报应什么时候才会降临呢？我们不断地询问。

13　古尔·玛凯的日记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的某一天，父亲接到了一通来自他的朋友阿卜杜勒·海·卡卡尔的电话。他是一名常驻白沙瓦的BBC特派员，希望找到一名女教师或女学生，撰写一份塔利班统治下的每日记事。他希望通过日记，来展现处于深重灾难中的斯瓦特人的生活。起初，玛丽安女士的妹妹阿依莎同意书写，但她的父亲发现后，认为这件事太过冒险，阻止了她。

当我无意中听到父亲在谈论此事时，便说：“何不让我试试看？”我希望外界知道斯瓦特发生的一切。接受教育是我们的权利，就如同我们有权利歌唱一样。伊斯兰教义赋予我们这项权利，它说，每一个女孩与男孩都应该去上学。《古兰经》告诉我们应该追求知识，认真学习，以探知世界的奥秘。

我从未写过日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虽然我们有计算机，但电力经常中断，也没几个地方能让我连上网络。因此，海·卡卡尔会在晚上打我母亲的电话找我。为了保护我们，他用太太的电话打过来，因为他担心自己的电话会被情报部门窃听。他会引导我，让我告诉他我一天的经历，并向他讲述一些趣闻或我的梦境。虽然我们都是普什图人，但因为这个博客用乌尔都语撰写，所以，通常我们会用乌尔都语聊上30或45分钟。他认为，这样博客就会呈现出更真实的面貌。然后，他会将我的陈述整理成文字，每星期在BBC的乌尔都语网站上更新一次。他告诉我关于安妮·弗兰克的事情：她是一名13岁的犹太女孩。二战期间，为了逃避纳粹的追杀，她和家人一起躲在阿姆斯特丹。他告诉我，安妮写了一本日记，内容是关于她和家人们苦难的生活、他们如何度过每一天，以及她心中的感受。令人伤心的是，到最后，安妮一家被告发而遭到逮捕，安妮死于集中营中，年仅15岁。后来，她的日记公开出版，成为一份强而有力的历史记录。

海·卡卡尔告诉我，用真名发表这些文字太危险，他为我取了一个笔名古尔·玛凯。它的原意为“矢车菊”，同时也是普什图传说中一位女英雄的名字。这个传说有点类似《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古尔·玛凯在学校认识了穆萨·汗，两人坠入爱河。但他们来自不同的部落，因此两人的相爱引发了一场战争。不过，与莎士比亚的剧本不同的是，他们的故事并非以悲剧结尾。古尔·玛凯用《古兰经》教育她的长辈们，战争是不好的。最后，两个部落终于停止干戈，允许这对爱侣共结连理。

我的第一篇日记发表于2009年的1月3日，标题是“我很害怕”。文章这样开始，“我昨晚做了个噩梦，梦中充斥着军方直升机与塔利班。自从军事行动在斯瓦特展开后，我就常做这样的梦。”我写道，我害怕去上学，因为塔利班明令禁止，而且随时注意我的举动。我还描述了一件在我下课要回家时发生的事，“我听到一个男人在我身后说：‘我会杀了你。’我赶紧加快步伐。过了一段时间，才敢回头看他是不是跟在我的后面。当我看到他是在打电话时，才放下心中的大石，原来，他是在跟别人说话。”

看着自己的文字出现在网站上，我非常兴奋。一开始我有点害羞，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明白海·卡卡尔希望从我这里了解到些什么，因此我变得比较自信。他希望日记呈现的是我个人的感受，用他所谓“辛辣的字句”来描述，将塔利班的恐怖统治与我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我写了很多与学校有关的事情，因为那是我们生活的重心。我喜欢我的宝蓝色学生制服，但校方建议我们改穿一般的服装上学，同时建议我们将书本藏在披巾底下。有一篇名为“不要穿彩色服装”的日记中，我写道：“一天，上学时间到了，我正要套上制服，忽然想起校长的叮咛。于是，我决定穿上我最喜欢的粉红色连衣裙去上课。”

我也写到罩袍。当你年幼时，会喜欢罩袍，因为它穿起来很好看。但是，如果你是被迫穿上罩袍，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而且，穿上它令人行走困难！在一篇日记里，我提到一件当我和母亲、堂兄到耆那市集购物时发生的事：“在那里，我们听到一则流言。说是有一天，一个穿着覆面式罩袍的女人跌倒了。有一个男人想出手帮忙，但她拒绝了，并说：‘兄弟，不要帮我，这个样子会带给法兹鲁拉莫大的喜悦。’而当我们走进一家商店时，商店老板大笑着告诉我们，一开始他吓死了，以为我们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因为这样的人都身着罩袍。”

学校里，同学们开始谈论网站上的日记。有个女孩甚至将它打印下来，带到学校给我父亲看。

“写得很好。”父亲说，脸上挂着一副了然于心的微笑。

我想告诉大家作者是我，但BBC的记者要求我不要张扬，因为这么做可能会给我带来危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想。我不过是个孩子，谁会攻击一个孩子呢？但我的一些朋友认出了日记里描述的事情。有一次，我在日记中几乎是坦白了。在一篇文章中我提道：“母亲喜欢我的笔名古尔·玛凯，她向父亲开玩笑说我应该把它改成本名……我也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真正的名字的意思是‘悲痛欲绝’。”

古尔·玛凯的日记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反响。有些报纸进行了摘录。BBC甚至找到另一个女孩，来录制有声版本。我开始认识到：一支笔以及那支笔所写出来的文字所产生的力量，可以大过机关枪、坦克及直升机。我们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求生，也了解了当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我们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有些老师中断了工作，不再来学校授课。一位老师说他收到了法兹鲁拉的命令，要去伊满德里修造他的总部。另一位老师说他在校门口看到一具被砍了头的尸体，他不敢再冒着生命危险来教书了。许多人都很害怕。我们的邻居说，塔利班告诉人们，如果家中有尚未出嫁的女儿，必须通报清真寺，这样她们才可以被嫁掉，而且很有可能是嫁给武装分子。

到了2009年1月初，我们班从最多时的27名学生，到只剩下10个女生。我的很多朋友都离开了河谷地区。这样，她们就可以在白沙瓦接受教育，但我父亲坚决不离开。“斯瓦特曾经给予了我们这么多。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河谷坚强起来。”他说。

一天晚上，我们全家到父亲的朋友阿富扎医生家里用晚餐，他开了一家医院。晚餐后，当医生开车送我们回家时，我们看到道路两旁站着持枪蒙面的塔利班武装。我们非常害怕。以前，阿富扎医生的医院在一块被塔利班占领的区域。无止境的枪战和宵禁让医院难以正常运营，于是，他把医院搬到了巴里果德。这次搬迁引发抗议，于是，塔利班的发言人穆斯林·汗要求阿富扎医生重新开张。阿富扎医生来征询我父亲的意见。父亲告诉他：“不要接受从邪恶之人手中拿到的善良的事物。”一家依靠塔利班保护的医院不是一件好事，于是，阿富扎医生拒绝了。

阿富扎医生跟我们家住得不远。在我们平安到家后，父亲坚持要陪他回去，以防不测。回去的路上，阿富扎医生紧张地问我父亲：“如果他们让我们停车，并询问我们的姓名，我们该怎么回答？”

“你是阿富扎医生，而我是齐亚乌丁·优素福扎伊。”父亲回答道，“这是些嗜血之徒。我们什么错也没犯，为什么要报上假名——那是罪犯才会干的事。”

幸好那些塔利班都消失了。当父亲打来电话报平安时，我们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我也不打算投降。但塔利班给出的期限已经越来越近了：女孩子们不准再去上学。现在是21世纪，他们怎样能做到阻止五万多名女孩去学校上课呢？我不停地祈祷，希望奇迹出现，学校能够继续开办下去。但是终于，期限还是到了。我们决定让胡沙尔学校的钟声响到最后一刻。为了继续留在斯瓦特，玛丽安女士甚至都结了婚。因为为了避难，她的家人们已经都搬到了卡拉奇；而身为一个女人，她没有办法独自居住在这里。

1月14日是星期三，是我们学校关闭的日子。那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的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摄像机。一名巴基斯坦的记者伊凡·艾希拉夫准备跟踪采访我。他一直跟着我拍摄，就连我做祷告或刷牙时都不例外。

看得出，父亲的心情很差。他的一位朋友曾引荐他参与一个《纽约时报》官方网站的纪录片拍摄计划，以便让世界看到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于是几个星期前，我们在白沙瓦和负责该项目的美国录像记者亚当·艾利克见了面。那是一次有趣的会晤。他首先用英文对我父亲进行了一个很长时间的采访，而我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然后，他问是否可以跟我说话，接着便通过伊凡作为翻译开始向我提问。大约十分钟后，他从我的面部表情意识到我其实听得懂他说的话。

“你会讲英文吗？”他问我。

“会，我刚才是想说我仍心存恐惧。”我答道。

亚当很震惊。“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呀？”他问伊凡与我的父亲，“她的英文说得比你们都好，你们还在这儿帮她翻译！”我们都大笑起来。

原定的计划是在学校关闭的这一天，跟拍我父亲一天的经历。但是会晤结束时伊凡问我：“如果有一天，你再也不能回到你的河谷和你的学校，你该怎么办呢？”我说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他坚持要我回答，我开始落泪。我想应该是在那时，亚当决定把焦点转移到我的身上。

亚当无法亲临斯瓦特，因为这对一名外国人来说太危险。当伊凡与一名摄影师抵达明戈拉时，跟我们待在一起的舅舅一遍又一遍地跟我们说在家里摆一台摄影机有多么危险。因此，父亲也一再告诫他们要把摄影机藏好。但他们远道而来，而且热情好客又是我们普什图人的传统，所以我们无法拒绝。此外，父亲也深知，这会是我们用来对外界说话的麦克风。他的朋友告诉他，这样做带来的影响力，远比他行遍乡里要大得多。

我参加过很多次电视访谈，非常享受对着麦克风讲话的快乐，我是如此痴迷于此，以至于经常被朋友们打趣。但被跟拍，这还是头一遭。“自然一点。”伊凡告诉我。这有点难度，特别是在一台摄影机黏着你到处跑，就连刷牙都不放过的时候。我向他们展示那件我无法再穿的校服，并告诉他们我很害怕。我担心如果塔利班发现我去上学，会往我脸上泼硫酸，就像他们在阿富汗对女孩子们做的那样。

最后一天的早上，学校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聚会，但盘旋在头顶的直升机让我们难以听到噪音以外的其他声音。一些同学直言批判了发生在河谷的暴行。学校的大钟最后一次响起，玛丽安女士宣布了寒假的到来。但是，与往年不同的是，没有公布下学期开学的准确时间。即便如此，有些老师还是布置了寒假作业。在学校的庭院里，我拥抱了我的每一位朋友。我看着学校的光荣榜，心想着不知何时，我的名字会再一次出现在上面。3月份原本要大考，但以现在的情况还怎么考呢？而且如果根本就不允许学习，当不当第一名还重要吗？当有人夺走了你的笔，你才会真正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关上校门的一瞬间，我回头望去，仿佛是在跟我的校园生活永别。这一幕成为这部纪录片一个段落的结尾。而在现实生活里，我又回到学校的院子里。朋友们和我都不希望这天就此结束，所以我们决定再逗留一段时间。我们来到小学部，那里有更大的空间。我们奔跑，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然后，我们玩了“杧果杧果”。规则是参加游戏的人围成一个圆圈唱歌，当歌声停止时，所有的人都静止不动。谁要是动了或是笑了，就得出局。

那天，我们较晚才离开学校，依依不舍。平时我们下午1点下课。那天，我们则待到了3点。临走时，因为一件蠢到我现在完全都想不起来的事情，莫妮巴和我起了争执。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令人难以置信。她们说：“一到重要关头，你们两个就要吵架！”这可不是一个告别的好方式。

我告诉纪录片制作人：“他们阻止不了我。我会在家里、学校，甚至是任何地方接受教育。这是我们探索这个世界的方式——请救救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巴基斯坦，我们的斯瓦特。”

回到家里，我哭了又哭。我不想停止学习。我才11岁，但我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以前，我告诉班里的同学们，塔利班不会真正下手的。“他们和我们的政客一样——只会讲啊讲，就是不会做。”我对班上的每一位同学说。但塔利班没有停留在语言上，他们走得更远——他们关闭了我们的学校。这让我感到很羞愧。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在哭，母亲也在哭，父亲却坚定地说：“你会继续上学的。”

对父亲来说，学校的关闭意味着事业会遭受损失。寒假结束后，男子学校将继续运营，而女子学校的关闭意味着收入的锐减。学校该支付的费用超过半数已经到期。在这最后的时间里，父亲四处要账、筹钱，以支付房租、水电费账单及老师们的薪水。

那天晚上，空气中充满火药的味道，我一夜没睡好，醒了三次。第二天早上，一切都改变了。我开始思考，也许我应该去白沙瓦或国外继续学业，或者也许我可以请老师们在我们家里开一间秘密学校，就像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人所做的一样。在这之后，我愈加频繁地上电台或电视节目。我说：“他们可以阻止我们上学，但却无法阻止我们学习。”我的声音听起来总是充满希望，但内心深处却忧虑不安。我和父亲一起到白沙瓦，走访了很多地方，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我讽刺道，塔利班需要女教师和女医生，然而却不让女孩子们到学校上课学习，那她们要怎么踏进那个行业？

有一次，穆斯林·汗声称女孩子不应该上学和学习西方文化。这样的言论竟然出自于一位曾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之口，真令人惊讶！他坚称他会研究出自己的教育体系。“穆斯林·汗用什么来代替听诊器及温度计？”父亲问道，“东方的什么医疗器具能够治病吗？”塔利班反对教育，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孩子读书、学英文或研读科学，他或她就会被“西化”。

而我说：“教育就是教育。我们应该无所不学，然后选择一条想走的道路。”教育与东方或西方无关，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母亲经常告诫我，在媒体上说话时，要记得把脸遮起来，因为在我这个年纪，应该懂得遵守妇德，而且她也担心我的人身安全。但她从不会阻止我去做任何事。

那是一段充满恐怖与惧怕的日子。人们总说，塔利班可能会杀害我的父亲，但不会对我下手。“马拉拉还是个孩子，”他们会说，“就算是塔利班也不会杀小孩。”

但我的外祖母却并不那么确定。每当祖母看见我在电视上说话，或看到我准备要出门，她就会祈祷：“真主啊，请让马拉拉成为像贝·布托一样的人，但请不要让她跟贝·布托一样短命。”

学校虽然关闭了，但我还在继续写博客。在女子学校被禁四天后，有五所女校被摧毁了。“我不明白，”我写道，“既然这些学校都已经关门了，为什么还要摧毁它们呢？”在塔利班订立的期限到来之后，没有一个人再去上学了。我还写道，在毛拉FM公布时间后，人们成群结队去欣赏鞭刑，而无论在哪里，都看不到警察的身影。

一天，我们接到一通来自美国的电话，电话的那头是一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她的名字是西莎·赛义德，来自伊斯兰堡。她看过《纽约时报》拍摄的纪录片《斯瓦特河谷的最后一堂课》，然后想办法找到了我们。我们见识到了媒体的力量，而她日后也成为我们的强大后援。父亲喜不自胜，对我在纪录片里面的表现充满骄傲。“你看看她，”他告诉亚当·艾利克，“你不觉得她生来就是要翱翔天际的吗？”有时候父亲们说的话，会让女儿们感到非常窘迫。

亚当带我们到伊斯兰堡。那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伊斯兰堡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有着美丽的白色平房及宽广的道路，但以自然景观论，不及斯瓦特。我们亲眼看到了红色清真寺、宽敞的宪法大道，以及在大道尽头的有着洁白柱廊的国会大厦与总统官邸。现在住在里面的是扎尔达里，穆沙拉夫将军已经流亡到伦敦了。

我们去购物。我买了学校的课本，亚当则买了一些美国电视剧集的DVD送给我，其中包括《丑女贝蒂》。片中的女主角贝蒂虽然戴着超大牙套，却有着美丽心灵和宽大胸怀。我喜欢这部戏，也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像女主角一样，在那样一家纽约的杂志社工作。我们参观了洛克维萨民俗博物馆，与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遗迹与传承欣然相遇。斯瓦特的博物馆早已关闭了。外面的阶梯上，一个老人在贩售爆米花。他跟我们一样，是普什图人。当我的父亲询问他是否来自伊斯兰堡时，他回答道：“你觉得伊斯兰堡有任何属于我们普什图人的可能性吗？”他说他来自莫赫曼德，部落地区之一，但因为一场军事行动的缘故而逃来这里。我看到父母的眼中满含泪水。

伊斯兰堡许多建筑的外围都竖起了水泥墙，入口处设有检查哨，盘查过往车辆，以防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攻击。回家的路上，巴士驶过一个坑洞，颠簸了一下，原本在睡觉的胡沙尔猛地惊醒过来。“刚刚是炸弹爆炸吗？”他问。

这就是充斥我们日常生活的恐惧。任何风吹草动或噪音都被以为是炸弹或枪炮。

在这次短暂的旅行中，我们暂时将有关斯瓦特的烦恼抛在脑后。但一回到故乡的山谷，威胁与危险便接踵而至。但即便如此，斯瓦特还是我们的家，我们还不准备离开这里。

回到明戈拉，打开衣橱，一眼就看到我的制服、书包和数学用具。我很难过。

伊斯兰堡的旅程是一次短暂而美妙的休憩；而眼前的一切，才是我的真实人生。

14　一种有趣的和平

寒假结束，两个弟弟重新开学了。胡沙尔说，他宁愿跟我一样，待在家里。我很生气，告诉他：“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不能去上学的感觉很奇怪。我们家甚至连电视都没了。在我们去伊斯兰堡的时候，小偷利用父亲的“逃生梯”进到家里，偷走了电视机。

有人送了我一本作家保罗·柯艾略所著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是一个寓言故事，描述一名牧羊少年长途跋涉去金字塔寻找宝藏，最终却发现宝藏一直就在自己家里。我喜爱这本书，一读再读。书中写道：“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我想，保罗·柯艾略一定没有遇到过塔利班或我们这里的无能政客。

这时，我并不知道，海·卡卡尔私下一直在和法兹鲁拉以及他手下的将领们会面。他是在访谈时认识他们的，他希望他们能够改变禁止女孩接受教育的决定。

“听我说，毛拉，”他跟法兹鲁拉说，“你残害人民，你屠杀人民，你砍掉人民的头，你摧毁许多学校，巴基斯坦人一直都没有起来抗议。但是，当你禁止女孩接受教育时，人民抗争了。就连一向对你都很友善的巴基斯坦媒体，都发出了怒吼。”

来自整个国家的压力奏效了，法兹鲁拉同意解除部分禁令：十岁以下的女孩可以接受教育——也就是到四年级为止。虽然我是五年级学生，但我和一些女同学假装自己不到十岁。我们又开始去上学，穿着便服，把书本藏在披巾底下。这样做很危险，但那是我当时唯一的愿望。幸运的是，玛丽安女士很勇敢，顶住外界的压力继续工作。她十岁时就认识我的父亲，两人彼此对对方完全信任。以前，每次当父亲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时，她都会提醒他适可而止。我父亲常这样！

“秘密学校就是我们沉默的抗议。”她告诉我们。

我没有在我的日记里提到这件事。因为如果他们抓到我们的小辫子，就会对我们施以鞭刑，甚至会像杀死莎芭娜那样屠杀我们。有些人怕鬼魂、蜘蛛或是毒蛇；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惧怕的，是我们的人类同胞。

在去学校的路上，我偶尔会撞见戴着休闲帽，留着一头肮脏长发的塔利班。多数时候，他们会用面罩隐藏起五官。他们举止古怪，模样可怕。明戈拉的街道显得非常空旷，因为1/3的居民已经离开了河谷。父亲说，我们不能责怪百姓们选择离开这里，因为政府毫无作为。目前，有12000名士兵——是他们估计的塔利班人数的四倍——驻扎在这个地区，还有坦克车、直升机和其他先进兵器。然而，却有七成的斯瓦特人处于塔利班的掌控之下。

回校上课约一个星期之后，2009年2月16日晚上，我们被枪炮声惊醒。我们民族有在生日或婚礼等庆典上鸣来复枪庆祝的传统，但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个习俗已经中断了。所以，一开始，我们以为灾难临头。但接着就听到了消息，枪声的确是为了庆祝。塔利班与现在由人民民主党统治的省政府，缔结了和平协定。政府同意在斯瓦特全区施行伊斯兰律法，条件是武装分子必须停止攻击人民。塔利班同意休战十天；另外，作为一个和平的姿态，他们释放了一名六个月前绑架的中国籍电话工程师。

我们也很开心。我和父亲一直希望和平协定能够缔结，但我们质疑它的可操作性。人们希望塔利班能够安定下来，回到他们的家乡，重新去过平静的生活。人们自我安慰说，在斯瓦特施行的伊斯兰律法，会与在阿富汗施行的方式不同，我们会保有自己的女子学校，也不会出现道德警察干涉我们的生活。斯瓦特依旧会是斯瓦特，只不过司法系统不一样而已。我很想相信这样的话，但我仍然心存疑虑。我认为，制度如何起作用，与实施它的人有莫大的关系。而实施者，是塔利班。

我很难相信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1000多名平民和警察被杀害，女性被“妇德”两字捆绑，学校与桥梁被炸毁，许多公司终止经营。我们承受过野蛮的群众法庭和充满暴力的司法制度，永远活在恐惧中。现在，这一切都将画上句号。

吃早餐时，我向弟弟们建议，从此，我们应该只谈与和平有关的事情，不要再去谈论战争了。一如往常，他们无视我的意见，继续玩起他们的打仗游戏。胡沙尔有一架玩具直升机，阿塔尔有一把纸做的手枪。他们一个大喊：“发射！”另一个则回应道：“就位。”我懒得理他们，拿出自己的制服，很开心马上就能再次正大光明地穿上它了。我们的女校长通知我们，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会有考试。马上就要看见你们了，我的课本们！

然而，好景不长。短短两天之后，我正在泰姬玛哈旅馆的顶楼接受采访（访问我的是一位有名的记者哈米德·米尔，访谈主题与和平协定有关），消息传来，一名我们都认识的电视记者慕沙·汗·凯尔被杀害。这位记者以前经常采访我的父亲。那天，他是去采访由苏菲·穆罕默德领头的和平游行。其实，那不算是一次有组织的游行，更像是一个车队大串联。游行结束后，穆萨·汗·凯尔的尸体在附近被发现。他身中数枪，喉咙被割开，年仅28岁。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躺在床上痛哭不已。和平协定刚刚签订，暴力事件便迅速来袭，她很担忧。和平协定只是一场美梦吗？她不禁问。

几天之后，即2月22日，警察局副局长赛义德·贾维德在位于明戈拉的斯瓦特记者俱乐部，宣读了一份《永久停战协议书》，并呼吁所有斯瓦特人回归故里。塔利班的发言人穆斯林·汗稍晚确定了这则消息：他们同意无限期停火。总统扎尔达里将在停战协议上签名，让它具有法律效力。政府表示将为罹难者家属发放抚恤金。

斯瓦特的民众欢天喜地，而我比所有人都开心，因为这表示学校将会正式重新开课了。塔利班说，在停战协议书签署完成后，女孩子们就可以正常上学了，条件是要戴上面纱并遮好自己的身体。我们说，如果这就是你们要的，那没问题，只要能让我们过上自己想过的日子就好。

并非所有人希望看到停战协议的签署。我们的美国盟友气愤难当。“我认为巴基斯坦政府基本上是将领导权拱手让给塔利班和那些激进分子。”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如是说。美国人担心这份协议书等同于投降书。巴基斯坦《黎明》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评论说这份协议传递出“一个悲惨的讯息——跟国家的军队开战吧！你将得到一切你想得到的，而且不必付出任何代价”。

但发表这些言论的，都不是斯瓦特的居民。我们渴望和平，无论谁为我们带来和平，我们都愿意接受。而在这里，给我们带来和平的，是一脸白胡子的武装分子苏菲·穆罕默德。他在迪尔创办了一座“和平营”，并坐在我们最有名的清真寺塔布里·马可斯里，仿佛是我们国土的真正主人。他担保塔利班会放下他们的武器，和平将降临这座河谷。人们带着敬重的心情来探访他并亲吻他的双手，因为他们已经实在厌倦了战争以及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

3月份，我停止了博客的写作，因为海·卡卡尔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好写的了。但对我们来说，恐怖并未终结。若真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塔利班变得比以往更为野蛮。他们现在是国家承认的恐怖分子了。我们的幻想破灭，满怀失望。停战协议不过只是海市蜃楼。一天晚上，塔利班在我们的街道附近举行了所谓的游行。他们持枪棍四处巡逻，俨然已是军队。

他们依旧会去耆那集市巡逻。一天，母亲和堂姐去那儿买东西，堂姐就要结婚了，需要为婚礼买点东西。一名塔利班挡住了她们的去路，威胁说：“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只戴围巾而不穿罩袍，我就会揍你们。”我母亲不是容易害怕的人，她语气沉着地答道：“好，没有问题。以后我们都会穿罩袍。”我的母亲总是会遮起她的头脸，但穿罩袍不是我们普什图人习俗的一部分。

我们还听说塔利班攻击了一家商店的老板，因为当时，一名没有男伴陪同的女性正在他的美容用品店里挑选口红。塔利班说：“市场里的横幅上写得很清楚：店内严禁出现没有男性亲戚陪同的女人，看来你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老板因此被打得很惨，没有人敢出面帮他。

有一天，我看到父亲与他的朋友用手机在看一段录像。那一幕非常惊人：一位穿着黑色罩袍与红色长裤的少女面朝下趴在地上，一名裹着黑色头巾的蓄须男子正在光天化日之下鞭打她。“求求你别打了！”每一次鞭子即将落下之际，夹杂在尖叫与呜咽之间，她都用普什图语苦苦哀求，“看在真主的份儿上，我快要死了！”

那名塔利班大叫：“按住她！抓住她的双手！”鞭刑过程中，她的罩袍一度滑脱，他们短暂停手，把罩袍移回原位，继续鞭打。他们总共鞭打了34下。周围聚集着一圈围观者，却没有人做出任何表示。那名女子的女性亲戚甚至主动帮忙压住她。

几天之后，到处都看得到这段录像。一名住在伊斯兰堡的女电影制作人拿到了这段录像，并在巴基斯坦的电视节目上一次又一次播放。不久后，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段录像。人们义愤了。但这样的反应对我们来说，很是莫名。因为这充分说明，他们根本不知道在我们的河谷地区，到底发生过多少更为可怕的事情。我希望他们的怒火能够延烧到塔利班禁止女性受教育这件事上。总理优素福·拉扎·吉拉尼召开调查会议，并发出声明：女孩子不应该受到鞭刑，这有违伊斯兰教义。他说：“伊斯兰教义告诉我们，对女性要以礼相待。”

有些人宣称这段录像是伪造的。还有人说，这起鞭笞事件发生在1月，早在和平协议之前，而现在公开这部影片，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和平协议。但穆斯林·汗确认了录像的真实性。“她离开自己的家，身旁的男人却不是她的丈夫，因此我们惩罚她。”他说，“有些界线是不能够被跨越的。”

大约在同一时间，4月初，另一位知名记者扎西德·侯赛因来到斯瓦特。扎西德·侯赛因去警察局副局长的官邸拜访，发现他正在主持一场晚宴，貌似在庆祝塔利班成功夺得政权。现场有多名资深塔利班指挥官，一旁还有携枪的自卫队。穆斯林·汗也在现场，就连法基尔·穆罕默德都到了。法基尔是巴焦尔武装分子的首领，他和政府军队的一场血战仍在进行。政府悬赏二十万美金追捕法基尔，而他竟堂而皇之地坐在一名政府官员的家中享用晚餐。我们还听说，一名军队的准将在法兹鲁拉的引导下做了礼拜。

“一山不容二虎，”父亲的一位朋友说，“一块土地上不可能有两个国王。现在到底是谁在当家——政府还是法兹鲁拉？”

但我们仍相信和平。每个人都在期盼4月20日那场盛大的户外公众集会。届时，苏菲·穆罕默德将对斯瓦特人民致辞。

那天早上，父亲和弟弟们站在门口，看到一队青少年塔利班经过。他们的手机里播放着胜利的乐章。“看看他们，爸爸，”胡沙尔说，“如果我有一支突击步枪，我会把他们杀光。”

那是一个完美的春日。每一位民众都很兴奋，等待着听到苏菲·穆罕默德宣布和平与胜利的降临，然后要求塔利班们放下他们的武器。父亲没有参加那场集会，而是选择从沙罗斯学院的屋顶远远观望。这所学校由他的朋友艾哈迈德·沙赫经营，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晚间经常在这里聚会。从屋顶望过去，能看见整个舞台，因此一些媒体也把他们的摄像机架在这里。

现场聚集了大量群众，有三四万人。他们戴着头巾，吟唱着塔利班和吉哈德[1]的歌曲。父亲评论道：“这根本就是纯塔利班式的哼唱。”像他这种崇尚自由进步[2]精神的人是不喜欢这种歌唱和吟咏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精神鸦片，特别是在这样的特别时刻。

苏菲·穆罕默德坐在舞台上，等着向他致敬的人排成一条长龙。会议以朗诵《古兰经》的一个章节《胜利之章》揭开序幕，接着是分别来自河谷地区五个区域——科希斯坦、马拉根德、香拉、上迪尔及下迪尔——的领导人发表讲话。他们都激情澎湃，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选为所在地区的“埃米尔”[3]，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担负起施行伊斯兰教义的责任。后来，这些领导人不是被杀，就是被关进大牢，但在当时，他们满脑子充斥的都是权力的欲望。因此，他们的话语听起来充满权威性，志得意满，如同在庆祝先知终于征服了麦加一般。不过，区别是，先知当时的演讲内容是关于原谅，而非残酷的胜利。

接下来，苏菲·穆罕默德出场了。他年纪很大，看起来健康状况欠佳。他算不上一名好的演说家，断断续续啰唆了45分钟。他的演讲内容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仿佛嘴巴里装着的是别人的舌头一样。他形容巴基斯坦的法院“很不伊斯兰教”，并说：“我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异教徒妄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体制。”

对于教育，苏菲·穆罕默德一句话也没提。他没有要求塔利班放下武器，离会堂远一点儿。相反地，他似乎在要挟整个国家。“等着吧，我们要来伊斯兰堡啦！”他大喊道。

我们都很震惊。就如同将冷水泼向熊熊燃烧的大火，火焰忽然熄灭了，人们极度失望，并开始咒骂他：“那个恶魔在说些什么？他不是在寻求和平，他要的是更多的杀戮。”我母亲说得最好。她说：“他本来有机会成为一名历史英雄，但他放弃了。”我们走在回家路上时的情绪，正好与我们出门要去参加集会时的感受完全相反。

那天晚上，父亲接受新闻频道访问。他告诉卡姆兰·汗，人民原本高度期待，现在则失望透顶。苏菲·穆罕默德没有做他该做的事情。他本该通过演讲呼吁彼此和解，终结暴力，以促成和平协议的最终实现。

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民众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阴谋论。有些人说苏菲·穆罕默德疯了。其他人则说他被要求发表这场演说，同时受到了恐吓：“如果你不照此办理，将有四五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把你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炸成碎片。”人们说在演讲开始之前，苏菲·穆罕默德在台上显得心事重重。他们口中咕哝着那些幕后的黑手和看不见的势力。“有什么差别吗？”我心想，“重点是，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塔利班国家。”

父亲的生活又开始忙碌起来，他四处参加研讨会，告诉大家塔利班给我们带来的问题。一次会议上，我们省的新闻部长说，塔利班化是国家政策带来的结果：我们训练出这些武装分子，把他们送往阿富汗，起初对抗苏联人，接着对抗美国人。“如果最初我们没有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把枪支放进这些伊斯兰学生的手中，我们现在就不用面对这场发生在部落区与斯瓦特的大屠杀了。”他说。

很快地，情况逐渐明朗，美国人一开始对这份协议的看法是正确的。塔利班认为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投降，因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涌入布纳[4]。布纳的居民一向排斥塔利班，但地方当局命令他们不得反抗。当武装分子持火箭炮和枪支抵达时，警察弃守岗位，宣称塔利班拥有“精良的武器”，人民也跟着逃离。塔利班在所有地区都设置了遵循伊斯兰教义的法庭，并通过清真寺的布道呼吁当地年轻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就像他们在斯瓦特的所为一样，他们焚烧电视、绘画、DVD和录像带。他们甚至控制了一个苏菲派的圣人的圣殿——皮尔·巴巴，这是一个朝觐的地点。人们造访此地，祈求心灵上的引导、治疗病痛，或者祈祷子女婚姻的幸福。但现在这里被上了锁，闩上大门。

住在巴基斯坦南部地区的人民非常惊慌，因为塔利班已逐步进逼首都。似乎所有人都看过那段录影，影片中穿着黑色罩袍的女孩不停被鞭打，她问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巴基斯坦吗？”武装分子杀死了贝·布托，炸掉了国家最著名的旅馆，利用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发起攻击，杀掉了数以千计的人。他们到处砍人的头，毁掉了好几百所学校。军队和政府还要忍受多久才会寻求反击？

在美国华盛顿，总统奥巴马所领导的政府刚刚宣布要增派两万一千名士兵进入阿富汗，以扭转对塔利班的战局。但现在，比起阿富汗，他们对巴基斯坦有更多警戒。不是因为像我这样的女孩或我们的学校，而是因为我们国家拥有超过两百枚核弹头，而他们很担心这些核弹头的控制权会落在谁的手上。他们考虑停止数十亿美金的经济援助，改以增派士兵代替。

5月初，军队展开了“真理之路行动”，以驱逐在斯瓦特的塔利班。我们听说他们利用直升机，在北部山区空降了数百名突击队队员。驻扎在明戈拉的士兵也增加了。这一次，他们要彻底扫荡这座城镇。他们用麦克风喊话，要求所有居民都暂离此地。

父亲说我们应该留下。但在大多数夜里，我们都被枪炮声吓得睡不好觉。每个人都陷入持续的焦虑状态。一天晚上，我们被尖叫声唤醒。

我们家新近增添了几只宠物——三只白鸡和一只白兔。兔子是胡沙尔的朋友送他的，我们任它在家里随处活动。阿塔尔当时只有五岁，他很喜欢那只兔子，所以它常常就睡在我父母的床下。但兔子到处撒尿，因此那天晚上，我们把它放到了户外。大约是午夜左右，一只猫经过，咬死了它。我们都听见了它凄惨的哀号。

阿塔尔不停地哭泣。“等太阳出来以后，我要给那只猫点颜色看看。”他说，“我要杀死它。”

这听起来是个不祥的预兆。

[1]jihad，音译为吉哈德，阿拉伯语中的原意是“圣战”。

[2]Liberal progressive，此种左倾的思想起源于16世纪，中心理念为“以个人的自由为根基，政府的介入乃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自由主义”中应包含“社会正义”。

[3]amir，中文译“埃未尔”，指伊斯兰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称号。

[4]Buner，位于斯瓦特东南方的一个地区，距离伊斯兰堡不过100多公里。

15　离开河谷

离开河谷，比我之前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艰难许多。我还记得祖母以前经常背诵的一首拓帕：“普什图人不会自愿离开他的土地。若要离开，不是因为贫穷，就是因为爱。”现在，我们因为诗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第三个被迫离开的理由——塔利班。

离开我们的家，让我觉得心如刀割。我站在屋顶眺望远山，亚历山大大帝曾登上白雪覆盖的埃勒姆山顶，在那里碰触到了木星。我看到了树木正在萌芽。今年，我们家那棵杏树的果实会被其他人采摘吧。世界悄然静寂，就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河流和春风都静默了，甚至连鸟儿都停止了鸣叫。

我想哭，因为我从心底感觉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了。纪录片的制作人曾经问我，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斯瓦特，永远不再归来，我会有什么感觉。当时，我认为那是个愚蠢的问题。但现在我发现，所有那些我无法想象会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我以为我的学校不会关闭，但它关闭了；我以为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斯瓦特，而我们正准备离开；我以为有一天斯瓦特会脱离塔利班的魔掌，我们可以开心地过日子，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我开始流泪。现在的局面，就好像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带头去做点什么。我堂兄的太太哈尼开始抽泣，然后我们全部都哭了。但我的母亲却显得非常沉着而勇敢。

我把所有的书籍和笔记本都放进书包里，然后开始用另一个袋子打包衣物。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条长裤，然后从另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件上衣。就这样，我整理出了一袋上下身完全不搭的衣服。我没有带上任何学校的奖状、照片或私人用品，因为我们要搭乘别人的车，空间有限。我们家没有任何值钱的物品，像是笔记本电脑或珠宝首饰之类的。我们仅有的贵重物品就是电视、冰箱和洗衣机。我们过着很朴实的生活——我们普什图人喜欢坐在地板而非椅子上。我们家的墙上有洞，每一个杯子和盘子都有裂缝。

直到最后，父亲仍旧抗拒“离开”这件事情。然而某天，父母的一位朋友在战火中失去了亲人，他们前往那户人家慰问。看见那户人家哀伤的面容，母亲下定决心要离开。她告诉父亲：“你不一定要跟着去，但我要走，我会带着孩子一起去香拉县。”母亲知道父亲不会任她只身离去。母亲受够了枪战和神经紧绷的压力，所以她打电话给阿富扎医生，求他劝我父亲离开。医生和他的家人也正要离开，因此愿意顺道带上我们。我们家没有车，幸好我们的邻居萨芬娜跟她的家人也要离开，可以顺便帮我们带一些人，而其他人则跟着阿富扎医生一道离开。

2009年5月5日，我们成了IDPS（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这听起来很像某种疾病的名称。

我们人数众多——不止我们家五个人，还有我的外婆、我的堂兄及他的妻子哈尼，还有他们的小婴儿。此外，我的弟弟们还想带上他们的宠物鸡——我养的那只死掉了，因为我在冬天用冷水给它洗澡。虽然我后来把它放进屋内的鞋盒帮它取暖，还找了所有邻居帮它祷告，它最后还是没能活过来。母亲拒绝带上那些鸡，她说：“如果它们把车里弄得一团乱该怎么办？”阿塔尔居然提议可以给它们穿上尿布！离开时，我们留了很多水和玉米给它们。母亲又要求我把书包留下，因为空间实在是太小了。我很害怕。我走过去，对着书本默念《古兰经》里的经文，试着借此保护它们。

终于，所有人都准备就绪了。母亲、父亲、外婆，我的堂兄和他的太太及宝宝，还有我那两个弟弟，全都挤进阿富扎医生的厢型车后座，车上还有他的太太与小孩。有些小孩坐在大人的膝上，更小的小小孩则坐在小孩的膝上。我比较幸运——萨芬娜家的车上人数比较少，但我因为失去了自己的书包而心情沮丧。因为我把书本分开打包，而现在我只能眼睁睁地抛下它们。

我们分别从《古兰经》中挑出一些章节，并做了一个特别的礼拜，以求保护我们甜蜜的家园与学校。然后，萨芬娜的父亲发动汽车，我们就这样慢慢驶离了我们的街道、家园、学校，离开我们的小世界，走进未知。我们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再见到我们的故乡。从照片上，我们看到过军队在一次对抗巴焦尔武装分子的行动中，将一切碾平。我们觉得，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将被摧毁殆尽。

街道上拥挤不堪。我从未见过人们如此惊慌失措。汽车和人力车到处都是，骡车及卡车上也满载人和行李。甚至还有一家人全部挤在一部摩托车上，搞得全家人都在努力维持车的平衡，使其不致翻倒。更有数以千计的人徒步逃离，只是把衣物塞进背包里，背着就走。这看起来很像是整个河谷在集体搬迁。有些人认为普什图人是一支早已失落的以色列部落的后裔，面对此情此景，父亲则说：“看起来，我们就像是要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但我们缺了摩西领路。”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他们只知道他们必须离开。这是普什图人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正常情况下，要离开明戈拉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但是，塔利班砍倒了几棵巨大的苹果树，挡住了部分去路，因此，所有人不得不拥挤在同一条道路上。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塔利班持枪在道路上巡逻，也在建筑物的屋顶上设置了哨卡，监视着我们。他们命令群众把车排成一列，而他们用来发号施令的，不是哨笛，而是武器。“塔利班交警。”我们试着用玩笑来打起精神。隔着差不多的距离，我们接连通过军队与塔利班的检查哨。看起来，军方再一次没有注意到塔利班就在他们眼前。

“可能他们视力太差，”我们大笑着说，“差到看不见塔利班的人。”

车辆的拥塞造成道路拥堵。旅途漫长，我们全身湿黏黏地挤在一起。通常，汽车旅行对于我们这些很少出门的孩子来讲，不亚于一场探险。但这次不同，每个人都很沮丧。

在阿富扎医生的汽车上，父亲正在跟媒体朋友通话，来给这场河谷版的《出埃及记》做实况评论。母亲一再要求他压低音量，担心塔利班会听见他的声音。父亲的嗓门很大，母亲常开玩笑说他根本不用打电话，用喊的办法对方就可以听得到。

我们总算穿越了马拉根德的山隘，把斯瓦特抛在了身后。天色向晚时，我们抵达马尔丹，这是一座闷热而繁忙的城市。

父亲不断对每个人强调：“过几天我们就能回家了。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马尔丹已经有好几个由联合国难民署（UNHCR）提供的白色帐篷组成的巨型营地，就像那些在白沙瓦提供给阿富汗难民住的一样。我们不打算住进营地，那不是个好主意。有近200万人逃离了斯瓦特，你不可能把200万人塞进那些营地里。就算我们真能找到一顶帐篷，那里面也是闷热难当。而且据说各种疾病，比如霍乱疫情，已经开始散播。父亲说，他听到传言，有些塔利班甚至会躲在帐篷里，借机骚扰女性。

那些有办法的人会住进当地人的家里，或者跟亲友共住。令人惊讶的是，马尔丹与邻近小镇斯瓦比的居民居然收容了3/4的IDPS。面对这些难民，他们打开了住家、学校及清真寺的大门。在我们的文化里，女性不得跟与她们没有亲戚关系的男人待在一起。为了维护女性的妇德，这些接待难民的家庭里的男人甚至离开自己的家，去别的地方住宿。他们成了自愿的IDPS。这又是一个关于普什图人好客传统的感人事例。我们确信，如果这次的大规模移民是由政府主导，会有更多的人死于饥荒和疾病。

因为我们在马尔丹没有亲戚，所以决定继续赶路，前往香拉县——我们家族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实际是与香拉县相反的方向，但我们必须抓住这唯一的搭便车的机会，离开斯瓦特。

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在阿富扎医生的家里。而父亲则离开我们，动身前往白沙瓦，进行他关于斯瓦特近况的宣讲。他与我们约定，之后在香拉县会合。母亲竭力说服他和我们同行，但父亲拒绝了。他要去告诉白沙瓦与伊斯兰堡的人们，难民的生活是如何的艰苦，而与此同时，军队依旧毫无作为。我们和父亲道别，担心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第二天，我们搭便车前往阿巴塔巴德，我祖母的家族住在那里。我们在那儿遇见了我的堂哥卡安吉，他跟我们一样，要向北去。他在斯瓦特经营一家青少年旅社，他租了一辆大巴，带着七八个男孩前往科希斯坦。他会途经贝沙姆。从那里，我们要想办法再搭一次车，才能到香拉县。

因为沿途多条道路被堵，我们抵达贝沙姆时，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在一间便宜的肮脏旅馆过夜，堂哥则去帮我们找辆厢型车，好载着我们去香拉。在旅馆，一个男人靠近我的母亲。母亲立即脱下自己的鞋子打向他，一次又一次，那个男人总算逃走了。她打得太用力，事后检查时才发现鞋子都坏了。我一直都知道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当我看着她，心里升起了一股全新的敬意。

要从贝沙姆走到我们的村庄不是件容易事，我们得带着所有的行李徒步25公里才能到达。在一个检查哨，我们被军方拦下，对方告诉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必须掉头回去。“我们的家在香拉县。你要我们回到哪里去？”我们苦苦哀求。外祖母开始哭泣，说她的人生从来没有落入这么悲惨的境地。最后，他们终于让我们通过。一路上，到处都是军队与他们的机关枪。因为宵禁与检查哨的缘故，路上所有的车辆都是军方的。我们很害怕军方在不知道我们身份的情况下，就对我们开枪。

当我们抵达村庄时，家族的成员看到我们都很讶异。所有人都认为塔利班会回到香拉县，所以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留在马尔丹。

我们留在我母亲长大的村庄卡夏特，与我的舅舅法伊兹·穆罕默德及他的家人住在一起。因为带的行李不多，我们得借亲戚的衣服穿。我很高兴能和表姐苏布待在一起，她大我一岁。在我们都安顿好之后，我开始和她一起去上学。我之前读六年级，但我现在跟苏布一起念七年级。因为村里多数的同龄女孩都不上学，所以七年级的女孩只有三位。由于学校的教室和员工都不足，没办法单独教导三个女孩，因此我们跟男生一起上课。我和其他女孩不同，我不会遮起自己的脸，而且我会跟所有老师谈话、问问题。但我试着表现出顺从而有礼，我的回答总是：“遵命，先生。”

走路到学校需要半小时，而我不习惯早起，所以第二天，我们就迟到了。当老师用藤条打我的手心以示惩戒时，我感到震惊，但转念一想，至少这表示他们接受了我，对我一视同仁。舅舅甚至给我零用钱，让我能在学校买点心吃。在明戈拉，学校卖的是糖果和薯片，卡夏特这里卖的零食则是小黄瓜与西瓜。

一天，学校举办家长日，并举行了颁奖典礼，所有的男孩都被鼓励发表演说。有些女孩也参加了，但不是在听众面前——她们在教室里面对着麦克风说话，声音被传送到大厅里。但是，我习惯了在听众面前演说。所以，我走了出去，在所有男孩面前朗诵了一首纳特——一首我用来赞美先知的诗词。接着，我问老师，是否可以多读几首诗歌。我朗诵了一首诗，主题是“加倍努力，以达成你心中的愿望”。“一颗钻石要经过无数次的切割和打磨，才能成为一小颗宝石。”我说。紧接着，我提到了跟我同名的“迈万德的马拉莱”，她的能力和勇气抵得过成百上千英勇的男人。她用寥寥几行诗句，改变了战局，导致英国最终战败。

听众席里，人们的脸上写满惊讶。我在想：他们是觉得我过度卖弄呢，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脸上没戴面纱？

我很喜欢和表姐妹们相处，但我还是忘不了我的书本。我不停地想起家里书包里的《雾都孤儿》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书架上的《丑女贝蒂》DVD。但现在，我们正在上演自己的人生戏码。我们曾经生活得那么快乐，可是不幸入侵了我们的生活，而现在，我们在等待快乐的结局。每次当我念叨我那些书时，我的弟弟们就会嘀咕起他们的鸡。

我们从收音机上播放的消息得知，军队已经开始在明戈拉作战。他们空降了不少士兵，街上到处可见双方在搏斗。塔利班把旅馆和政府建筑物当作碉堡使用。经过四天的奋战，军方拿下了三座广场，其中包括塔利班经常用来展示被他们斩首的被害者尸体的绿色广场。接着军方占领了机场。一个星期之内，他们夺回了这座城市。

我们依旧担心父亲的情况。在香拉县，手机很难接收到信号，我们得爬上田野中的一块巨石。但即便如此，手机信号的状况也很难超过一格，所以，我们极少有机会能跟他说话。但在我们抵达香拉县约六个星期后，父亲说我们可以到白沙瓦去，他在那里与三个朋友共住一个房间。

与父亲再次相见，大家都很激动。团聚后，我们来到伊斯兰堡，与西莎——那位从斯坦福大学打电话给我们的女士——的家人待在一起。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听说美国派驻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的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先生将就近日所发生的冲突事件，在塞雷娜饭店举办一场会议。我和父亲想办法得以出席。

因为我忘了调好闹钟，搞得我们差点迟到，父亲气得几乎不跟我搭话。霍尔布鲁克是一名高大、强壮、满脸通红的男人，人们说他曾为波斯尼亚带来了和平。我坐在他的旁边，他问我几岁。“我十二岁。”我回答他，同时想办法让自己看起来更高些，“尊贵的大使先生，我请求你，请帮助我们女孩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

他大笑起来。“你们已经存在太多的问题，而我们也为你们做了很多，”他回答，“我们已经为你们注入了几十亿美金作为经济救援；我们跟你们的政府合作，为你们提供电力、燃气……但你们的国家面临着太多问题。”

我接受了一个名为“力量99”的电台的访问。他们很喜欢那集的内容，同时告诉我们，他们在阿巴塔巴德有一间招待所，我们一家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过去住。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令我很开心的是，我听说莫妮巴也在阿巴塔巴德，还有我们的另一位老师和朋友也在这儿。我和莫妮巴从最后一天上学吵架了之后就没有说过话。我们约好在公园相见，我带了百事可乐和饼干给她。“那都是你的错。”她告诉我。我同意她的说法。而且我一点都不介意，我只是还想和她是朋友。

在招待所的一周很快就结束了，我们转往赫里布尔，我有一个姑姑住在那里。这是我们两个月以来换的第四座城市。我知道，跟那些住在难民营的人比起来，我们的生活要好得多。为了领取食物和饮用水，他们得在大太阳底下排队等待好几个小时。但是，我想念我的河谷。在赫里布尔我度过了12岁的生日。没有人记得，就连我的父亲都忘了，他成天忙着东奔西跑。我很难过，回想起11岁生日庆祝会的情景：我和朋友们共享一个蛋糕，生日会上还有气球，我许下了一个和我11岁生日一样的愿望。但这次既没有蛋糕，也没有蜡烛等着我吹熄。

又一次，我希望和平能够降临到我们的河谷。

第三部　三颗子弹，三个女孩

Sir de pa lowara tega kegda

Praday watan de paki nishta balakhtona

噢，旅行者！把你的头枕在鵝卵石上歇一会儿吧，

这里是异乡——不是你的国王统治的城市！

16　悲伤之谷

一切都像是一场噩梦。我们已经离开故乡的河谷近三个月了。回乡路上，我们行经丘吉尔的防御堡垒、山丘上的古老遗迹和巨大的佛塔。当看到宽广的斯瓦特河时，父亲开始抽泣。斯瓦特看来完全在军方控制之下。我们搭的车甚至得先经过爆炸物检查哨，才能往马拉根德山隘前进。而当我们进了山隘，往山谷下方驶去时，到处都能看见军方的检查哨。许多屋顶上都有士兵架好的机关枪。

当我们开车穿越村落时，看见许多建筑的废墟和烧毁的车辆。这让我想起早期的战争电影，和弟弟胡沙尔爱玩的电玩游戏。当我们抵达明戈拉时，震惊万分。军方和塔利班展开巷战，几乎每一面墙上都是坑洞，弹痕处处。一些塔利班藏身的建筑成为焦黑的瓦堆，还有成堆的废墟、弯曲的金属与被砸烂的招牌。那些还没被劫掠的商店，多数是受到沉重的金属百叶窗的保护。城市一片静寂，空无一人，鲜有车影，就像瘟疫降临一般。最奇怪的景象是巴士站。正常情况下，这里应该满是巴士和人力车，挤得一团乱，但现在则是完全废弃的状态。我们甚至看到人行道砖块的裂缝中长出了杂草。我们从未见过自己的城市如此衰败。

但至少，我们没有看见塔利班。

那是2009年7月24日，在我们的总理宣布塔利班已经被彻底消灭的一个星期之后。他保证燃气供给已经恢复，银行已重新运营，呼吁民众返回斯瓦特。斯瓦特拥有180万人口，有一半离开了我们的河谷。就我们所知，多数人都不认为这里已经安全到可以返回。

离家越近，我们变得愈加沉默，就连总是喋喋不休的小弟弟阿塔尔也一言不发。我们家邻近环形屋——军方的总部，所以我们很担心家已经在炮火的攻击下被摧毁。我们也听说很多房屋都被洗劫一空。当父亲卸下大门的门锁时，我们都屏息以待。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离开三个月之后，我们的花园变成了丛林。

我的弟弟们马上冲去查看他们的宠物鸡，回来时满脸泪痕。两只鸡留下的只有一堆羽毛和缠绕在一起的小小尸骨，仿佛它们是相拥而死的。它们是被饿死的。

我为弟弟们感到很难过，但我有自己的东西要确认。我的书包和里面的书本都还在，我很开心。我感谢上天应允了我的请求，让它们完好无缺。我把书一本一本拿出来，凝视着它们——数学、物理、乌尔都语、英语、普什图语、化学、生物、伊斯兰米亚特[1]，以及巴基斯坦研究。我终于能够无所畏惧地回学校去了。

然后，我走过去坐在自己的床上，百感交集。

我们很幸运，房子没有被入侵。这条街上有四五家房子被抢了，电视和金银珠宝都被拿走。隔壁邻居萨芬娜的母亲把金饰存进银行仓库保管，即便如此，也被劫掠了。

父亲急着想确认学校的情况。我跟他一起去。我们发现女子学校对面的建筑被飞弹击中，但学校表面看起来完好无缺。不知为何，父亲的钥匙怎么都打不开门。所以我们找了一个男孩攀墙而过，从里面帮我们打开门。我们跑上阶梯，准备好看到最惨的状况。

“有人来过这里。”一进入中庭，父亲就这么说。香烟屁股和空食品袋散落满地，椅子都倒在地上，到处都乱糟糟的。离开时，父亲取下胡沙尔学校的招牌，把它放在中庭里；而现在，它则被靠在墙上。当我们把它拿开时，我大声尖叫，底下满是腐烂的山羊头。看起来应该是某人的晚餐。

然后，我们走进教室。反塔利班的标语胡乱地写满了整面墙壁。有人还在白板上用永久性马克笔写上了“军队万岁”几个字。现在我们知道是谁住在这里了。有一名士兵甚至在我一位同班同学的日记上写了一首很烂的情诗。

地板上到处是弹壳。士兵们在墙上挖了一个洞，通过那个洞可以看见下方的城市。也许他们甚至曾通过那个洞开枪射人。我为我们宝贵的学习场所变成了一个战区而感到惋惜。

当我们四处查看时，听见有人在楼下敲门。“别开门，马拉拉！”父亲命令我。

在他的办公室，父亲发现了一封军方留下来的信件。信里指责说，就是我们这样的市民默许了塔利班掌控斯瓦特。“许多士兵为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一切都是你们的责任。巴基斯坦军万岁！”他把信读了出来。

“这很典型，”父亲说，“斯瓦特的人民先是被塔利班诱惑，然后被他们屠杀，现在我们又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而被指责。诱惑、屠杀、指责。”

一位邻居告诉我们，他看到军队把塔利班的死尸留在大街上，供过往行人观看。他们的直升机成群结队地从我们的头顶飞过，仿佛又大又黑又吵的昆虫。回家时，为了不让它们发现，我们只有紧贴着墙壁行走。

我们听说数以千计的人被逮捕，其中包括被洗脑后接受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训练的男孩子们，最小的只有八岁。军队把他们送到一个特殊的集中营，来消除他们的圣战激进思想。我们的一位乌尔都语老师也被捕了。他拒绝为女孩们上课，跑去帮法兹鲁拉的手下搜集并摧毁CD和DVD。

法兹鲁拉仍逍遥法外。军方摧毁了他位于伊满德里的多座住所，然后宣称他们已将他团团围困在皮欧查的山上。后来，他们又说他身负重伤，并且他们已经把他的发言人穆斯林·汗给关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故事又变了。他们说法兹鲁拉已经逃进阿富汗，正躲在库纳尔省。有些人说法兹鲁拉曾一度被捕，但军方跟ISI在如何处置他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军方想把他关起来，但情报部门最后获胜，把他带到巴焦尔以便他跨越边境逃到阿富汗。

现在看来，塔利班领导阶层中，只有穆斯林·汗和另一名叫作马赫穆德的指挥官被拘押，其他人都还是自由之身。只要法兹鲁拉还在，我担心，塔利班就会重整旗鼓，夺回权力。夜里，我偶尔会做噩梦。但至少，他的电台广播节目消失了。

父亲的朋友艾哈迈德·沙赫将现状称为“控制下的和平，不牢靠的和平”。但慢慢地，人们开始回到河谷。斯瓦特是如此美丽的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忍受和它长期分离。

8月1日，长期沉寂后，我们的校钟再次敲响。听着它的声响，穿过大门，跑上楼梯，是多么令人雀跃的事情。再见到所有的老朋友们，令我欣喜若狂。大家分享着沦落为IDPS时发生的故事。我们多数人都和朋友或家人待在一起，但也有些人住进了难民营。我们知道自己很幸运。许多孩子不得不在帐篷里上课，因为塔利班摧毁了他们的学校。而我的一位朋友桑杜斯失去了她的父亲：他死于一场爆炸中。

看起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就是BBC网站上写日记的作者。有些人认为是我父亲代为操刀，但玛丽安女士告诉他们：“不是。马拉拉不单是一名好的演讲者，还是一名好作家。”

那个夏天，我们班上的谈话全部围绕着一个话题打转。西莎·赛义德，我们在伊斯兰堡的朋友，已经完成了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她将邀请27位胡沙尔学校的女孩到首都游玩几天：看看风景名胜、参加研讨会等，借此帮助我们疗愈塔利班带给我们的心灵创伤。我们班上参加的有我、莫妮巴、玛丽克·努尔、丽达、克莉希玛与桑杜斯，负责陪伴我们的则是我的母亲与玛丽安女士。

我们在8月14日，也就是独立纪念日那天，搭乘巴士前往首都。每一个人都满心欢喜。多数女孩只在沦为国内难民的时候离开过河谷。这次的情形完全不同，就像我们在小说里读到过的度假一样。我们住在招待所，举办了多场研讨会，讨论应该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好让外界的人知道我们的河谷发生的一切，从而伸出援手。从第一次讨论开始，西莎就惊讶于我们的心灵是如此坚忍，声音是如此嘹亮。“整间屋子里全都是马拉拉！”她对我父亲这么说。

我们也从逛公园和听音乐这些事情中获得不少乐趣。这些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实属稀松平常，但在斯瓦特，却能引发政治抗议行动。我们也参观了一些景点。我们去参观访问了位于马加拉山丘下的费萨尔清真寺，这是沙特阿拉伯人花数百万卢比盖起来的。它庞大而洁白，看起来像是一座悬挂在尖塔之间的闪亮帐篷。我们有生第一次去剧院看演出。这是一出英文剧，剧名叫作《汤姆、迪克与哈利》。我们还上了美术课。我们在餐厅吃饭，还第一次去了麦当劳。这次旅行有很多的第一次。但中国餐馆那次我实在无法参加，因为我上了一个名叫《首都谈话》的电视节目。直到今天，我都还没尝过烤鸭卷饼呢！

伊斯兰堡与斯瓦特截然不同。对我们来说，就好像伊斯兰堡与纽约的差距一样。西莎把我们介绍给女性的律师、医生与政治运动人士，让我们见识到女性可以在成就一番事业的同时，依然保有她们的文化与传统。我们在大街上看见不穿罩袍的女人，她们的脸上全无遮掩。在参加部分集会时，我不再用披巾包住头，感觉自己已经成了一个摩登女孩。后来我才理解到，并不是把自己的头脸露出来就可以被称为“摩登”！

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周，不出所料，莫妮巴跟我又吵了起来。她看见我和一个高年级的女孩在闲聊，就对我说：“现在你是瑞珊的朋友，而我跟丽达是朋友。”

西莎想把我们介绍给有影响力的人物。当然，在我们国家，这通常意味着对方来自军方。有一场会议安排我们与阿萨尔·阿巴斯少将见面，他是军方的主要发言人，同时也是公关部的主任。我们开车前往伊斯兰堡的姊妹城市拉瓦尔品第，在他的办公室与他会面。军方的总部令我们大开眼界：它比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更加整齐清洁。草皮完美而翠绿，鲜花朵朵盛开，就连树的大小都一模一样。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树干上漆上一半白漆。在总部里，我们看到很多办公室里有一整面墙的电视，军官们监看着每个频道。一位军官将一本塞满简报的厚资料夹拿给我父亲看：任何当天有关军方的消息的报纸，在里面都找得到。父亲觉得很惊奇，军方似乎比我们的政客更懂得去维护公共关系。

我们被带进一个大厅等候将军。大厅的墙上挂满了军方所有领袖的照片。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包括穆沙拉夫和齐亚·哈克。一个戴着白手套的服务人员为我们送上茶、饼干和会在我们口中融化的迷你鲜肉咖喱饺。当阿巴斯将军进来时，我们全体起立。

他从斯瓦特的军事行动开始谈起。他以“胜利”两字来形容它。他说有128名士兵牺牲和1600名恐怖分子在那次行动中被击毙。

当他说完以后，我们可以提问题。我们被告知要提前准备问题，所以我列了一张有七八个问题的清单。西莎大笑，说将军可没有办法回答那么多问题。我坐在前排，是第一个被叫上前提问的。我的问题是：“两三个月前，你们告诉我们法兹鲁拉和他的副手中弹受伤，然后你们说他们在斯瓦特，后来你们又说他们在阿富汗。他们怎么去到那里的？如果你们有那么多消息来源，为什么你们抓不到他们？”

他花了大概10到15分钟回答我的问题，而我根本没听明白他的答案是什么！接着我问到重建的问题，“军方一定要为河谷的未来做点什么，而不是仅仅集中在军事行动上。”

莫妮巴问了类似的问题。“谁会重建这些建筑和学校？”

将军用一贯的军事化口吻回答：“在行动结束之后，一开始我们得先恢复，接着开始重建，然后是维持并将其转交给政府部门。”

女孩子们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愿望：希望看到塔利班受到应有的制裁，但我们得到的答案令我们无法确信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最后，阿巴斯将军向我们一部分人分发了他的名片，并告诉我们，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与他联络。

最后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得在伊斯兰堡的俱乐部演讲，与听众分享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下的河谷的个人经历。莫妮巴在演讲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很快，大家都开始啜泣。

在伊斯兰堡，我们得以获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在我的演讲中，我告诉观众，直到我欣赏过英文话剧，才知道原来巴基斯坦有这么多能人异士。“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再看印度电影了。”我开玩笑地说。

我们在伊斯兰堡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回到斯瓦特时，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斋月期间，我在花园里种下了一颗杧果种子，因为那是斋戒结束后人们最爱吃的水果。

但父亲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在我们沦为国内难民的那几个月中，学校关闭了，他收不到任何学费，但老师们仍希望能拿到薪水。算一算，这笔支出超过100多万卢比。所有的私立学校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有一所学校给老师们发了一个月的薪水，但大多数学校都无计可施，因为校方付不出钱来。胡沙尔学校的老师们需要收入，他们有自己的开销，而其中的一位赫拉小姐准备要结婚了，她需要这份薪水来支付婚宴的费用。

父亲陷入困境。然后，我们忽然想起阿巴斯将军和他的名片。正是因为军方驱逐塔利班的行动，我们才被迫离开，才陷入目前的困境。所以，玛丽安女士和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阿巴斯将军，解释现在的情况。他很慷慨，寄给我们110万卢比，父亲因此得以支付每个教师三个月的欠薪。教师们都非常开心，很多人从未一次性拿到过这么多钱。赫拉小姐含泪感谢我父亲，她的婚礼可以依照原先的计划举办了。

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原谅军方了。我们对军方猎捕塔利班高层计划的失败感到非常不满。父亲和我依旧接受很多访问。父亲的朋友扎西德·汗常常与我们一起受访，他是斯瓦特和平组织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斯瓦特旅馆协会的主席，所以他特别急于让生活回到正轨，这样旅客们才会回来。和我的父亲一样，他也很直言不讳，因此也遭受过不少威胁。2009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受到突袭时，他刚结束一个在环形屋与军方将领们召开的会议，在回家的路上。幸运的是，他的家族里有很多人住在该区域。他们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迫使对方撤离。

紧接着，2009年12月1日，发生了一起针对当地相当知名的人民民主党政治家，同时也是开伯尔-普什图省代表大会的成员沙姆谢尔·阿里·汗医生的自杀式攻击事件。沙姆谢尔医生经常直言批判塔利班，当时，他正在自己的会堂接待朋友以及选民们（那里距法兹鲁拉在伊满德里的总部旧址只有不到2公里），炸弹突然爆炸了。他当场死亡，其他9人受伤。人们说袭击者的年纪大约在18岁左右。警方找到了他的腿和身体的其他部位。

几星期后，我们学校受邀加入“斯瓦特地区儿童代表大会”，该组织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克帕寇尔孤儿基金会联手创办。60名来自斯瓦特各地的学生被选为代表，多数是男孩，不过，我们学校有11名女生参加。第一次会议在一个大厅召开，很多政治家和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参加。我们投票选择发言人，我获选了！在演讲台上挺起腰板，成为众人眼中的“发言人女士”的感觉有些奇怪。但是，我们的声音能被听见，这感觉很好。大会代表的任期是一年，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见面。我们通过了九项决议，其中包括要求终止童工，并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让行动不便或流落街头的孩子上学，以及重建所有被塔利班摧毁的学校。一旦决议被采纳，就会被呈交给官方人士。其中一部分竟然获得了实施。

因为一个名为“战争与和平报道协会”的英国组织所开展的一项“点亮巴基斯坦”的计划，莫妮巴、阿依莎和我得以开始学习新闻写作。学习如何正确报道事件非常有趣。在见识了自己的文字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后，我开始对新闻写作产生浓厚兴趣，而这也和我从《丑女贝蒂》的DVD里看到的美国杂志从业者的生活有关系。但两者之间有所区别——我们写作的主题是我们心里关注的——极端主义和塔利班，而并非衣服与发型。

时光飞逝，考试的时间又到了。我再一次以微弱的差距击败玛丽克·努尔，成为第一名。玛丽安女士试图说服她担任学级会长，但她说她不想做任何会使她分心于学业之外的事情。“你应该向马拉拉看齐，做一些别的事情，”玛丽安女士说，“这跟你的教育一样重要，学业不是一切。”但我理解她。努尔很想让她的父母，尤其是她的母亲开心。

斯瓦特与以往不同了——也许它永远不会如同以往了，但它开始慢慢回到正轨。甚至一些班惹市场的舞者都开始搬回来了。虽然她们现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卖自己的DVD，而非现场跳舞。音乐与舞蹈又回到我们的生活中，不用再接受塔利班的控制。父亲在马尔格扎筹办了一场庆典，并邀请了那些住在南部地区、曾收容过IDPS的人来参加，以聊表感谢之意。音乐响了整整一夜。

我的生日前后，似乎总有事件发生。2010年7月，我13岁了，雨季来临。斯瓦特通常降水不多，所以一开始，大家都很开心，认为雨水意味着好的收成。但雨势越来越大，而且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雨甚至大到连对面站着的人都看不清楚的地步。环保人士发出警告，我们山上的树木已被塔利班和盗伐者砍伐殆尽，形势非常危急。很快地，泥石流从河谷上部咆哮而来，席卷了流经之地的一切。

洪水来临时，我们还在学校上课，但随即被要求赶紧回家。水流很大，浑浊溪流上的桥梁已经被淹没了，我们只好想办法找其他的路。第二座桥的桥面也被淹没了，但水还不是太深，所以我们涉水回家。水闻起来很臭。回到家时，我们已经浑身湿透，肮脏不堪。

第二天，我们听说学校被淹没了。洪水好几天后才消退。当我们回到学校，看到墙上和胸部等高的洪水印渍。泥巴，泥巴，视线所及之处都是烂泥巴，沾满了我们的书桌与椅子。教室的味道闻起来很恶心。水灾造成的损害非常严重，父亲花了九万卢比修复。这笔钱等同于90名学生一个月的学费。

同样的故事在巴基斯坦各地上演。自喜马拉雅山上流淌而下，穿过开伯尔-普什图省与旁遮普，流经卡拉奇，汇入阿拉伯海的伟大的印度河，本是我们的骄傲，现在却成了洪水猛兽，它冲垮了河岸、道路、作物，甚至整座村庄都被河水冲垮。这次事件约2000人死亡，1400万人受灾。许多人失去了家园，7000所学校被冲垮。这是人们记忆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洪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形容它是一场“慢动作的海啸”。我们在媒体上读到，这场洪水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及损失，比亚洲海啸、我们在2005年时发生的地震、卡特里娜飓风与海地大地震中的人员伤亡及损失全部加起来都还要惨重。

斯瓦特是灾情最惨重的地方之一。我们的42座桥梁中，有34座被大水冲走，隔绝了河谷的许多地区。电力转接塔被冲毁，电力中断。我们家的街道位于一座山丘上，所以面对湍急的水流时，比起其他人，我们算是稍微受到些保护，但我们被那声音吓坏了。洪水仿佛一条号叫着、呼吸沉重的巨龙，吞噬了它所行经之路上的一切事物。以前，河岸边满是旅馆和餐厅，游客们在那里边享受美味的鳟鱼，边欣赏眼前的美景。现在，这些已经被全部摧毁了。旅游地区是斯瓦特灾情最严重的区域。山岭上的旅游景点，如马兰加巴、梅德昂和巴合拉恩都满目疮痍，旅馆和市集变成一片废墟。

我们很快从亲戚口中得知，香拉县遭受了令人无法想象的损失。从香拉县的首府阿尔普里到我们村庄的主要道路被河水冲毁，很多村庄整座被淹没。许多位于卡夏特、夏波及巴卡纳梯田旁的房屋都被泥石流裹挟而去。我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的舅舅法伊兹·穆罕默德住的房子所幸还在，但屋前的道路却消失了。

人们绝望地试图挽救他们仅有的一点儿资产，设法将他们的家畜搬移到高地上，但洪水泡烂了他们采收的玉米，摧毁了果园，淹死了许多水牛。村民们束手无策。他们没有电力，那些临时水电设施都已被冲得支离破碎。充满残骸和碎砖的河水黄褐浑浊，缺乏干净的水源。河水汹涌而猛烈，甚至将水泥建筑击成瓦砾。沿着主要道路而建的学校、医院、发电厂全部被夷为平地。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斯瓦特人沿河而居，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了，我们一直将印度河视为我们的命脉，而不是威胁；视我们的河谷为世外桃源。现在，正如我的表弟索尔坦·罗姆所言，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了“悲伤之谷”。先是地震，其次是塔利班，接着是军事行动，然后现在，我们正要开始重建，无情的洪水又汹涌而至，冲走了我们所有的努力。人们无助地担心塔利班会趁着混乱的局势，重回我们的河谷。

父亲通过朋友和斯瓦特私校协会募得善款，购买食物及医疗用品寄送到香拉县。我们的朋友西莎和部分我们在伊斯兰堡遇见的政治积极人士来到明戈拉，捐赠大量金钱。但正如地震期间一样，首批带着医疗用品抵达更偏远及隔离地区的，主要还是来自伊斯兰宗教团体的志愿者。许多人说，洪水是真主对我们最近举办庆典时又唱歌又跳舞所降下的惩罚。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这次再也没有电台帮助散布这种言论！

当这些痛苦还在继续，人们失去了他们心爱的人、他们的家园与他们的生计时，我们的总统阿西夫·扎尔达里却在法国的一间城堡里度假。“我很困惑，爸爸，”我问父亲，“到底是什么东西阻挡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家们去做善事？为什么他们不希望我们的人民安全，拥有食物和电力呢？”

继伊斯兰宗教团体之后，主要的帮助来自军方。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军队，美国人也派直升机前来相助。不过此举却引起部分民众的疑心。一种传言认为巴基斯坦此次遭受的大毁灭，是美国人使用一种叫作HAARP[2]的技术造成的，它能在海底制造出巨大的波浪，以淹没我们的国土。接着，他们再以提供救援为挡箭牌，顺理成章地进入巴基斯坦，获取我们所有的机密。

雨水终于停了，但生活依旧非常艰辛。我们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和电力。8月，明戈拉发生了第一起霍乱病例。很快，医院外面就搭起了帐篷，里面挤满患者。因为获取补给品的道路被切断，那一点点可以果腹的食物就变得异常昂贵。正是收获桃子和洋葱的季节，农夫们尽全力抢救他们的作物。许多人为此甘冒生命危险：利用橡皮船穿越不停翻卷的高涨河水，试着把他们的作物运到市场。当我们发现市场上有桃子卖时，都非常开心。

这次的国际援助比以往的都少。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经济危机，而总统扎尔达里的欧洲度假行也使得西方国家对巴基斯坦的同情心降低了。一些国家的政府指出，巴基斯坦的多数政客都不缴纳所得税，所以还要他们这些国家捉襟见肘的纳税人帮忙出钱赈灾，有些不合情理。而且，在塔利班的发言人要求巴基斯坦政府拒绝接受来自基督徒及犹太人的帮忙之后，一些国际救援机构开始担心他们员工的人身安全。没有人敢怀疑塔利班言出必行的程度。前一年的10月，位于伊斯兰堡的“世界食物计划”的办公室遭到轰炸，五名援助工作者因此而死亡。

在斯瓦特，我们开始看到更多的征兆，证实塔利班从未真正离开。有两所学校被炸毁，三名来自基督教团体的外籍救援工作者在回到他们位于明戈拉的总部时被绑架，随后被杀害。我们陆续收到更多惊人的消息：我父亲的朋友穆罕默德·法鲁克医生，也是斯瓦特大学的副校长，被两名闯进他办公室的枪手杀害。法鲁克医生是一名伊斯兰学者，更是伊斯兰大会党的前任成员，也是反塔利班化的最有力人士之一。他甚至还曾签署一项反对自杀式袭击的伊斯兰教令。

我们再次感到灰心与恐惧。当我们沦为IDPS时，我曾想过要成为一名政治家，现在，我知道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们国家面临了太多危机，但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下定决心去解决。

[1]Islamiyat，伊斯兰宗教研习。

[2]HAARP，High Frequency Active Auroral Research Program，高频主动式极光研究计划。

17　祈祷再长高些

到了13岁之后，我就再也不长了。一直以来，我都比实际年龄显得成熟些，但突然间，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比我高了。我是班上30位同学中最矮的三个女孩之一。当我与朋友们在一起时，总觉得难为情。每天晚上，我都向真主安拉祈祷能再长高些。我用尺和铅笔在卧室的墙上记录下自己测量的身高。每天早上，我都会靠在墙上，检查自己是否长高了些。但那铅笔画下的记号固执地停在1.5米高的地方。我甚至答应真主，如果我能再长高一点点，我就会再多做一百次raak at nafl[1]，在原本每日五回的祷告基础上心甘情愿地增加一百次。

我发表过多次演说，但因为我实在太矮了，让人很难感到权威。有时我几乎看不到讲台外面。虽然我并不喜欢高跟鞋，但也只好开始穿了。

那年开学时，我们班上一个女孩没有再回到学校上课。刚进入青春期，她就被嫁掉了。虽然她的个头比同龄的女孩子们高些，但也不过13岁而已。再后来，我们听说她生了两个孩子。我在化学课堂上一边背诵碳氢化合物的分子式，一边做起白日梦，想象着如果开始不上学，只是照顾丈夫的日常生活，会是怎样。

现在，塔利班已经不再占据我们全部的思想，但也不可能被完全遗忘。我们的军队本来就经营着很多奇怪的副业，比如生产玉米片和肥料，现在甚至开始拍摄起肥皂剧。巴基斯坦各地民众都迷上了一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迅雷尖兵》，剧情再现了现实生活中发生在斯瓦特的交战情节。

在与武装分子交战过程中，有一百多名士兵死亡，九百多人受伤，他们希望得到作为英雄的待遇。虽然这些人牺牲了自己，挽回了政府的权力，政府却迟迟不做出回应。我下课回家时，常常会看到几个眼泪汪汪的妇人在我们家里。战争期间，有数百名男性失踪，据猜测是被军队或是ISI带走了，但没有哪个单位愿意证实。妇女们无从得知任何消息，她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或儿子究竟是生是死。有些人处于非常绝望的处境之中，因为她们完全没有自我谋生的能力。我们这里的妇女唯有在丈夫被宣布死亡时才被允许改嫁，丈夫失踪是不可以的。

母亲为她们泡茶、准备食物。她们到我家来，是希望得到父亲的帮助。父亲是斯瓦特和平组织的发言人，他发挥了人民与军队之间桥梁的作用。

“我只是想知道我丈夫是不是还活着。”我看到其中一个女人这样哀求着，“如果他们已经杀了他，我就能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了。但现在我的身份既不是寡妇，也不是妻子。”另一位女人告诉我，她的儿子失踪了。她说这些失踪的男人没有跟塔利班合作，可能只是在接到命令时，给了塔利班士兵一杯水或是一点儿面包。但是塔利班首领们都逃脱了，而这些无辜的男人们却被收押。

学校里有位老师，就住在离我们家走路十分钟距离的地方。她的一个兄弟被军队带走，被铐上脚镣并遭到拷问，然后被关进冰箱里冻死。他与塔利班分子毫无瓜葛，不过是家小店的老板而已。后来军队向她道歉，说他们搞错名字了，抓错了人。

不只是贫穷的妇女们来到我们家求助。一天，一位商人从波斯湾的马斯喀特远道赶来。他告诉父亲，他的哥哥和五六个侄子全都失踪了，他想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这样他才能展开寻人计划，或者帮这些人的妻子改嫁。这些人之中有一位是毛拉，父亲动用了点儿关系，让他被释放出来。

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斯瓦特，我们听说在巴基斯坦全境，共有数千人失踪。许多人到法院外面抗议，张贴失踪亲人的海报，但往往一无所获。

这时候，我们的法院正在忙着处理别的问题。巴基斯坦有一条法令，叫作《渎神法》，以保护《古兰经》不受亵渎。在齐亚·哈克将军推广伊斯兰化时期，这条法令特别严格，任何人只要“污蔑先知之名”，就会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

2010年11月的一天，一则新闻报道称一名基督教女子爱莎·比比被处以绞刑。她是个可怜的母亲，有五个孩子，在旁遮普的一个村子里靠摘水果维生。在一个大热天，她去接了水给同事喝，但有些人拒绝喝她拿来的水，并说因为她是基督徒，水就“不干净”了。他们相信身为穆斯林，如果和基督徒一起喝水，就会被“玷污”。这些人之中有一位是她的邻居，她很生气地指责爱莎·比比的山羊污染了她的水源。她们最后吵了起来，当然，就跟在学校里斗嘴一样，每个人的版本都不同，大家各说各话。其中一个版本是邻人试图说服爱莎·比比改信伊斯兰教。她回答道：耶稣因为基督徒犯下的罪行而被钉上十字架，先知穆罕默德又为穆斯林做了些什么？她的一位同事把这件事汇报给当地教长，教长报警。她被关了一年多，案子才被送上法庭，最后她被判处了死刑。

因为穆沙拉夫将卫星电视合法化，我们的电视现在能看很多频道。突然间，我们就可以在电视上目睹这些事件的始末。这起事件遭到世界范围内的强烈抗议，所有的谈话节目都在讨论该事件。旁遮普省的省督萨尔曼·塔希尔站在爱莎·比比一边。他曾是一名政治囚犯，也是贝·布托的盟友，后来成了很有钱的媒体大亨。他到监狱里探望爱莎·比比，并表示他认为扎尔达里总统应该赦免她。他说《渎神法》是“黑暗之法”，而他的这个说法则被某些想要炒作新闻的主播反复强调。因此，拉瓦尔品第较大的几座清真寺里的教长，纷纷在周五祈祷会上谴责这位省督。

几天后，2011年1月4日，萨尔曼·塔希尔在伊斯兰堡吃过午餐后，被自己的保镖开枪打死。凶手共朝他开了26枪。凶手后来说，他是在听了拉瓦尔品第周五祈祷会的讲道后，决定要替神完成这件事。有那么多民众赞许这个凶手的行为，对此我们实在难以置信。甚至当凶手出庭时，律师还往他身上撒玫瑰花瓣。与此同时，这位过世的省督所属的清真寺教长，则拒绝在他的丧礼上祝祷，总统也没有去参加仪式。

我们的国家疯了。居然开始赞誉杀人凶手了吗？

在那之后不久，我父亲又收到一则死亡威胁。在纪念哈吉巴巴高中遭炸弹袭击三周年的集会上，父亲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法兹鲁拉是所有邪恶的统帅！”他喊道，“为什么他还没被抓到？”在那之后，有人告诉他要多加小心。接着，一封给我父亲的匿名信寄到了家中。信的开头写着“愿和平降临在你身上”，但信的内容却一点也不和平。信里写道：“你是毛拉之子，但却不是个好的穆斯林。不论你在哪里，穆斯林游击队都会找到你。”父亲收到信后，担心了好几个星期，但他拒绝停止出席活动，后来也就很快被其他事情转移了注意力。

那一阵子，大家好像都在讨论美国。以前，我们会把一切怪罪到过去的敌人——印度身上，现在，这对象则变成了美国。每个人都在抱怨无人飞机几乎每周都攻击FATA的事情。我们听说有许多平民因此惨死。接着又有一名中情局探员——雷蒙德·戴维斯——在拉合尔开枪射杀了两名骑着摩托车接近他座驾的男子，他说他们企图抢劫他。美国宣称他不是中情局人员，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人员，但这个说法让大家非常怀疑。即使小孩子都知道，一般的外交人员不会开着没挂车牌的车子到处跑，身上还带着格洛克手枪。

我们的媒体报道称，因为中情局不信任我们的情报部门，所以派遣了大批秘密情报人员到巴基斯坦，而戴维斯便是其中的一员。传言称他负责监视拉合尔的武装组织：虔诚军。这些人曾在大地震与洪水来袭后大力帮助过我们的人民，但据闻他们也是2008年可怕的孟买连环恐怖袭击背后的主使者。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将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从印度的统治下解救出来，但他们最近也开始在阿富汗活跃起来。还有人说，戴维斯其实是在监视我们的核武器。

雷蒙德·戴维斯很快成为巴基斯坦最有名的美国人。全国各处都展开了抗议行动。民众们想象市场里到处都是雷蒙德·戴维斯这样的人，搜集情报传回美国。而被戴维斯杀害的两人中的一位的遗孀，为了促使事件更快获得公正解决，吞下老鼠药自杀了。

华盛顿和伊斯兰堡之间，或者说是华盛顿和拉瓦尔品第的军事中心之间，来回沟通了数周，才终于正式结案。他们的解决方式，有点像是我们传统的部落制度，美国人“血债血还”，支付了230万美金作为赔偿金，而戴维斯则暗中迅速地被送出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随后要求中情局把许多承包商送回美国，并停止核发签证。这起事件在各方面都造成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在3月17日，也就是戴维斯被释放的第二天，瓦济里斯坦北部又遭到无人机轰炸，造成约四十人死亡。这起攻击事件好像是在告诉我们，中情局在我国可以为所欲为。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正准备靠着墙量量身高，看看我有没有奇迹般的一夜长高时，听到隔墙有人在大声说话。父亲的朋友们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美国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前一晚突袭了阿巴塔巴德，也就是当初我们逃难时曾经住过的地方之一，抓获了奥萨马·本·拉登，并且把他杀了。原来，他一直住在距离我们的军校不到2公里的地方，一座围墙高筑的院子里。我们无法相信军方居然一直对本·拉登的下落一无所知。报道称军校生甚至还在本·拉登藏身的住处旁的空地上进行训练。院子的围墙有3.6米高，上面还加装了带刺的铁丝网。本·拉登与他最年轻的太太住在顶楼，她是也门人，叫作阿默。另外两个太太和他的十一名子女住在楼下。一名美国参议员说，本·拉登的藏匿处只差没装个招牌而已。

事实上，普什图人因为深闺制度和隐私的缘故，大多住在围有高墙的大院里，所以，本·拉登的屋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奇怪的是，住在屋里的人足不出户，而屋子里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他们需要的食物由两位兄弟负责采购。这两兄弟和他们的太太一起住在大院里。他们是本·拉登的运输员。而其中一位兄弟的太太居然还是斯瓦特人！

海豹突击队员开枪射中本·拉登的头部，并将他的遗体用直升机运走。听起来他好像没有进行什么反抗。他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已成年的儿子也被杀了，本·拉登的太太和其他孩子则被捆绑，留在现场，后来被巴基斯坦收押。美国人把本·拉登的尸体葬进了海里。美国总统奥巴马非常高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白宫外举办了很隆重的庆祝活动。

一开始，我们以为我们的政府知道此事，并且参与了美国的这次行动。但后来，我们发现这是美国人自己采取的行动。我们的人民对此难以接受。美国和巴基斯坦本应是同盟，在这场与恐怖分子的斗争中，我们牺牲的士兵比他们还要多。他们在夜里以特殊的直升机安静地低飞，进入我们的国家，用电子干扰器隔绝了我们的雷达探测。他们只是在任务结束后，向陆军参谋长基亚尼将军和扎尔达里总统通报了这次行动。而大多数军队领导人都是从电视上得知这个消息的。

美国说他们别无选择，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做法，是因为没有人知道ISI到底站在哪一边，如果他们知会巴基斯坦，可能就会有人在行动开始前向本·拉登通风报信。中情局指挥官宣称巴基斯坦“若非牵涉其中，就是能力不足。而两者皆不是好状况”。

父亲说这是耻辱的一天。“一个这么恶名昭彰的恐怖分子，为什么能够在巴基斯坦躲了这么多年，却没有人知道？”其他人也有一样的疑问。

若有人觉得我们的情报部门一直就知道本·拉登的藏匿地点，也是很合理的。ISI是个很庞大的机构，探员遍布全国。他怎么可能住在离首都这么近——仅有9.6公里的地方呢？还住了这么久！也许最显眼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吧。可是，他竟然从2005年大地震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他的两个孩子甚至还在阿巴塔巴德医院出生。本·拉登在巴基斯坦住了九年多。搬到阿巴塔巴德来之前，他住在赫里布尔；而在这之前，则是躲在我们的斯瓦特河谷。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9·11事件的幕后主使者：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

本·拉登被找到的过程，就像我弟弟胡沙尔喜欢的间谍电影的剧情一样。为了避免被追踪，他一切都用人工，不用电话或电子邮件。但美国发现了他的一个手下，并追踪到此人的车牌号码，从白沙瓦跟踪车子到阿巴塔巴德。接着，他们用备有X光透视功能的无人机监视本·拉登的家，看到一个长得很高的蓄须男子，在院子内来回走动。他们称他为“步行者”。

民众热切关注每天传出的新细节。但比起世界最可恶的恐怖分子居然住在我们国内，他们似乎对于美国的入侵感到更加愤怒。有些报纸报道说，美国人其实几年前就已经杀死本·拉登了，只是一直把他的遗体冷冻起来。他们故意把尸体放在阿巴塔巴德，然后演出这场突袭，就是为了让巴基斯坦难堪。

我们开始收到要我们上街游行，表达对军方支持的手机短信。“1948年、1965年和1971年[2]，我们都与你们同在。”一则短信这样写道，“现在，我们被从背后刺了一刀，请与我们同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嘲弄军方的短信。有人问：为什么我们一年有6000万美金的军费投入（是教育经费的七倍之多），而四架美国直升机居然可以大摇大摆地躲过雷达的探测？如果他们可以做到，那我们又如何能阻止邻国印度的入侵？“请不要按喇叭，因为军队在睡觉。”一则短信这样写道。“二手巴基斯坦雷达求售，不能侦测美国直升机，但能接收有线电视信号。”另一则短信这样说。

基亚尼将军和ISI局长帕夏将军被议会找去质询，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我们的国家饱受羞辱，我们想要知道原因。

我们也得知，美国政府对于本·拉登一直都住在我们身边，而非他们以为的躲在洞穴里一事感到非常愤怒。美国抱怨说，在过去八年的合作过程中，他们给了我们200亿美金。然而我们到底站在哪一边，实在令人质疑。有时候，让人感觉这一切好像只与金钱有关。然而，大部分的资金都流入军方手中，平民百姓什么都没有得到。

本·拉登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后，2011年10月，父亲告诉我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通知：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儿童维权团体——儿童权利协会提名了五位国际和平奖候选人，我是其中之一。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提交了我的名字。他一直努力推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是我父亲心中的大英雄。我落选时，父亲很失望。但我告诉他，我只不过是开口说说话而已，而那些获奖者们则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采取了具体的行动。

那之后不久，我收到旁遮普首席部长沙巴兹·谢里夫的邀请，前往拉合尔的一场教育盛会上演讲。他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学校网络，名为达尼斯学校。学生会获得免费的笔记本电脑，不过一开机，就会看到桌面是他的照片。为了刺激各省的学生好好学习，他为学习优异的男女学生提供现金奖赏。因为推广女孩接受教育的权利，我收到一张50万卢比的支票，大约相当于4500美金。

我穿了一身粉红色的衣服去参加那场活动，并且第一次公开提到我们是如何无视塔利班的命令，偷偷地继续去上学。“我知道教育的重要性，是因为有人曾经从我的手中强行夺走了我的笔和书。”我说道，“但斯瓦特的女孩们谁都不怕，我们还是继续接受教育。”

有一天在学校里，班上同学告诉我：“你赢了大奖啊，有50万卢比的奖金！”当父亲告诉我，政府把第一届国家和平奖颁给了我时，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天来了好多记者，学校变成了一座新闻电台。

颁奖典礼于2011年12月20日举行，地点是总理的官邸。总理官邸坐落于山丘上，是宪章大道尽头白色别墅群中的一座。在上次伊斯兰堡的旅行中，我们曾参观过那栋房子。这时候，我已经习惯与政治人物会面了。虽然父亲一直跟我说吉拉尼总理出身于圣人家庭，企图扰乱我的心情，我还是一点儿也不紧张。总理向我颁发了奖杯和支票后，我则向他呈递了一大串的请求清单。我告诉他，我们需要重建学校，斯瓦特还需要一所女子大学。我知道他不会把我的请求当真，所以也没有逼得太紧。我心想：有一天，我会成为政治人物，亲自去实现这些愿望。

政府决定，这个奖项每年颁发一次，对象是18岁以下的孩子，并将这个奖项命名为“马拉拉奖”，以表彰我的作为。我发现父亲对此不是很高兴。他和大多数普什图人一样，有点迷信——在巴基斯坦，我们并不习惯在某人还在世的时候，用其名字命名事物，作为赞誉。我们只会对过世的人这么做，所以他觉得这件事不是个好兆头。

我知道母亲不喜欢这个奖，因为她怕我因为出名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她自己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甚至连拍照都不愿意。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而这样的行为是我们流传几个世纪的美德。如果她打破传统，就会受到大家，特别是来自家族成员的指责。她从未对我和父亲所从事的事业表示过反对意见，但当我得奖后，她说：“我不要什么奖，我只要我的女儿。就算拿全世界来换我女儿的一根眼睫毛，我也不会答应的。”

父亲辩解道，他的初衷其实只是想开办一所学校，让孩子们来学习而已，逐步介入政治运动和推动教育事业都是顺势而为。“我唯一的野心，”他说，“就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教育我的孩子与我的国家。但是当国家领导人里有一半都在说谎，而剩下的一半都在与塔利班合作时，我已经别无选择，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回到家中，我被告知有一大堆记者等在学校里，准备采访我，我得穿得体面一些才行。起初，我想穿一件很漂亮的裙子。但后来我决定还是穿一套普通一点儿的服装接受采访，因为我想让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我想要传达的思想，而不是我的服装上。当我来到学校时，发现大家都精心打扮过了。“惊喜！”我走进学校时，他们大声喊道。原来他们筹了一笔钱，为我举办了这场派对。派对上有个很大的白色蛋糕，上面用巧克力糖霜写着“永远成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知道，班上的每个女孩如果能得到父母的支持，也都能做到我目前所做的事。

“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上课了，”派对结束时，玛丽安女士说道，“3月举行考试。”

但那年却有个令人难过的结尾。在我获奖五天后，宝苞阿姨，也就是我母亲的姐姐突然过世了，她还不到50岁。她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一天，她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广告，说在拉合尔有个医生有秘方医治糖尿病，便说服姨丈带她去看那个医生。不知道医生给她注射了什么，她突然休克，然后便过世了。父亲说那个医生是江湖郎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与无知奋斗的原因。

到了年底，我存了不少钱。总理、旁遮普首席部长、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还有信德省政府，分别给了我50万卢比。陆军少将古拉姆·卡马尔也捐了10万卢比，为学校兴建化学实验室和图书馆。我想起在历史课上学到过，每次军队打了胜仗，会享受他们的战利品或是奖赏。我开始了解到我获得的奖项和取得认可的意义。但这些都是过眼云烟，没有太大意义。我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继续斗争这件事上。

父亲用存的钱为我买了张新床和一个新的衣柜，然后付钱让母亲去植牙，并在香拉县买了一块地。我们决定把剩下的钱花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我想成立一个教育基金会。从我看到在垃圾山以捡垃圾为生的孩子们那天起，这个想法就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忘不了在垃圾山看到的黑色大老鼠，还有蓬头垢面的女孩依序把垃圾分类的画面。我们召集了21名女孩，举办了一次会议，重点在于推行让斯瓦特每个女孩都能上学，并把首要对象锁定在流落街头的孩子和童工身上。

穿越马拉根德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卖柳橙。因为不识字，她用一支铅笔在纸上画记号，记录自己卖掉的柳橙。我把她拍了下来，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尽我所能去帮助这样的女孩。这是一场我准备要开打的战争。

[1]除了每日必须要进行的祷告以外，自愿额外进行的祷告。

[2]指的是巴基斯坦与印度的三场战争。

18　女人与海

那玛姑姑眼眶里满是泪水，她此生从未看到过大海。

我们一家人坐在大石头上，眺望着一望无际的海面，呼吸着阿拉伯海咸咸的空气。这海如此广阔，没有人知道它延伸到哪里去。我的心情非常愉悦。“我希望有一天能到这片海洋的对面去。”我说。

“她在说什么啊？”我的姑姑问道，好像我说了什么不可能的事一样。而我还在试图理解她已经在卡拉奇这个海滨城市生活了三十年，却从未亲眼看过大海这件事。她的丈夫不会带她去海边，即使她有办法溜出屋外，也没有办法跟着路标走到海边，因为她不识字。

我坐在石头上，想着大海另一边女人们的自由生活。巴基斯坦有女总理，我在伊斯兰堡也见过令人佩服的女性工作者，但事实上国内绝大多数女性必须完全依赖男性才能生存。我的班主任玛丽安女士是个很坚强，也受过教育的女性，但在我们的社会里，她不被允许独居，也不能独自去工作。她必须要与丈夫、兄弟或是父母住在一起才行。

在巴基斯坦，如果女人表示希望独立，人们会认为她是不想服从父亲、兄弟或丈夫的指令。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希望独立，是希望我们能自己做决定。我们希望能够自由地去上学或者工作。《古兰经》里没有任何一句话写到女人必须依赖男人生活。真主并没有告诉我们，女人一定要听男人的话。

“亲爱的，你的心思飘得好远。”父亲打断了我的思绪，“你在想什么呢？”

“在想穿越重洋，爸爸。”我回答。

“快别想了！”弟弟阿塔尔大叫，“我们在海边啊，现在我想去骑骆驼！”

2012年1月，在信德省政府宣布要将教会路上的一所女子中学用我的名字重新命名，以示对我的褒奖之后，我们受新闻电视台的邀约来到卡拉奇。我的弟弟胡沙尔在阿巴塔巴德上学，所以只有我和父母，还有阿塔尔一同前往。我们是搭乘飞机前往卡拉奇的，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第一次。旅途只花了两个小时，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如果搭公交车，需要花上两天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在飞机上，我们发现有些人因为看不懂字母和数字，找不到自己的座位。我的座位靠窗，可以看见脚下的沙漠和高山。随着我们越往南方去，土地就越焦枯。我已经开始想念斯瓦特绿油油的模样了。我也开始理解为什么在卡拉奇工作的斯瓦特人希望最终魂归故里的原因了。

从机场前往旅馆的路上，我惊讶于沿途道路上的人、房子和车子的数量之多。卡拉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想到巴基斯坦建国时，卡拉奇只是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港口，就会觉得很神奇。真纳住在这里，并将卡拉奇立为巴基斯坦第一个首都。很快，数百万穆斯林难民就从印度来到这里，他们被称为穆哈吉尔人[1]，都说乌尔都语。现在，这里大约有两千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普什图城市，虽然距离我们的家园很远，却有大约500万到700万普什图人在这里工作。

可惜卡拉奇也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城市，穆哈吉尔人和普什图人之间常常爆发冲突。我们看到的穆哈吉尔地区全都非常整洁而有条理，而普什图人的地区则是肮脏又混乱。穆哈吉尔人几乎全部都支持一个叫作统一民族运动党（MQM）的党派。MQM由阿尔塔夫·侯赛因领导。他被流放后住在伦敦，平时通过Skype与他的党员联系。MQM是个很有组织的团体，穆哈吉尔社群也很团结。相反，我们普什图人是非常分裂的。有些人追随伊姆拉姆·汗，因为他是普什图人，是部落首领，又是优秀的板球选手；有些人追随毛拉·法扎勒·拉赫曼，因为他的党派伊斯兰神学者协会（JUI）；有些人追随非宗教的人民民族党（ANP），因为ANP是普什图的爱国政党；有些人追随贝·布托的巴基斯坦人民党（PPP）；还有些人则是支持纳瓦兹·谢里夫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PML）。

我们去了信德省的议会，所有议会成员为我鼓掌祝贺。然后，我们拜访了几所学校，包含那所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我发表了一场讲述教育重要性的演讲，并谈到贝·布托，因为这里也是她的家乡。“我们一定要为了女性的权利一起努力。”我呼吁道。孩子们为我表演了歌唱节目，还送了一幅画给我，画里的我仰望着天空。看到学校挂着的牌子上写着我的名字，就像巴基斯坦的许多学校都叫作马拉莱·迈万德一样，这感觉很奇怪，但又很美好。父亲和我打算在下一次学校放假的时候，到斯瓦特山上偏远的地方，去找那里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跟他们谈谈学习读写的重要性。“我们就像是教育的传教士一样。”我说。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姑姑和姑父。他们住在一间非常小的房子里。父亲终于明白，当初他要上大学时，他们拒绝让他寄宿的原因了。路上经过阿西宽·拉索尔广场的时候，我们震惊地看见杀害省督萨尔曼·塔希尔的凶手的照片被花环和玫瑰花瓣装饰，好像他是个圣人一般。父亲对此很愤怒，“一个两千万人的城市，居然没有任何人想去把那张照片拿下来吗？”

我们去了海边，还去了市场，母亲在那里买了很多衣服，除此之外，我们这趟卡拉奇之旅还有一个一定要去的重要地方，就是我们的国父、伟大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陵园。真纳的陵墓用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在车水马龙且人声鼎沸的城市里，陵园给人一种异常平静的感觉，仿佛散发着神圣的光辉。当初贝·布托乘坐的汽车，就是在她前往陵园进行她返回巴基斯坦后第一次演讲的路上被炸毁的。

警卫向我们解说道，主间大吊灯下的棺木里，并没有安置真纳的遗体。真正的棺木在地底下，他的身旁埋着比他晚很多年才辞世的妹妹法蒂玛。另一边则是我们的首任总理利亚格特·阿里·汗，他是被暗杀的。

稍后，我们去了陵墓后方的一个小博物馆，里面展示着真纳从巴黎特别订购的白色领结、他在伦敦定制的三件式西装、他的高尔夫球具，还有他特殊的旅行箱，箱内能安放12双鞋，包括他最喜欢的双色雕花皮鞋。馆内的墙上挂满了照片。在巴基斯坦建国初期的那些照片里，你可以从他凹陷的脸颊和如纸般薄的皮肤看出，他已不久于人世。但当时这还是个秘密。真纳一天要抽50支烟。当英国在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同意印度应该被一分为二、独立治国时，真纳的身体已经被肺结核和肺癌侵蚀得很严重了。后来总督曾说，如果当时他知道真纳已快去世，他一定会延后宣布这个消息，那么巴基斯坦就不会存在了。而事实正是如此，真纳在独立消息宣布的一年后，也就是1948年9月辞世。之后不到3年的时间，我们的第一任总理被杀。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个很不幸的国家。

这里展示了许多真纳著名的演讲稿。包括那篇讲述在新建立的巴基斯坦，人们都可以自由信奉各种信仰的演说，以及他讲述女性的重要性的演说。我想看看那些在他生命里出现过的女人的照片。但他的妻子很早就过世了，她是帕西人。他们的独生女黛娜则留在印度，最后嫁给了帕西人，这件事在这个新成立的伊斯兰国家并不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现在，黛娜居住在纽约。所以我看到的，大都是她的妹妹法蒂玛的照片。

拜访陵墓，并看过那些演讲稿之后，很难不去想象如果真纳还活着，一定会对现在的巴基斯坦感到很失望。他大概会说，这不是他原本想要的国家。他希望我们能够独立，能够包容，能够善待彼此。他希望不论是信奉什么宗教，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

“如果我们没有独立，而是一直属于印度的一部分，情况会不会更好些？”我问父亲。在我看来，在巴基斯坦建国之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不断。然而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冲突仍然没有平息，只是变成了穆哈吉尔和普什图之间，还有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斗争。我们的四个省份不但没有一起庆祝独立，反而难以和平共处。信德省常常提出与其他省分歧的意见，而俾路支省虽然一直在打仗，但因为实在太偏远了，几乎无人关注。这些斗争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再次把国家切割分裂呢？

我们离开博物馆时，外面有些年轻男子举着旗子在抗议。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来自旁遮普省的南部，他们的语言是赛莱基语，他们想要拥有自己的省份。

人们可以找到无数的理由进行争斗。但如果像那些人说的基督徒、印度教徒和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那我们穆斯林之间为什么还要内斗？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更为实际的事上：我们国内有这么多人是文盲，许多女性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在我们的国家里，学校会被炸；我们没有稳定的电力；每一天都有巴基斯坦人被杀害。

一天，一个名叫夏拉·安亚的女人来到我们的旅馆。她是住在阿拉斯加的巴基斯坦裔记者，在《纽约时报》的网站上看到有关我们的报道之后，很想来见见我们。她和我聊了一会儿，然后和父亲谈话。我注意到她的眼眶湿湿的。她问父亲：“你知道吗，齐亚乌丁？塔利班已经威胁要伤害这个无辜的女孩了。”我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打开网页，给我们看塔利班那天对两个女性发出的威胁：一个是迪尔的政治运动积极分子莎·贝加姆；而另一个就是我，马拉拉。“这两人在散布政教分离的观念，罪该万死。”上面这么写道。我没把这当回事，毕竟网络上什么消息都有，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就会从别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

那天晚上，父亲接到一通电话，是在过去十八个月以来都与我们住在一起的一家人打来的。这家人之前住的屋子是泥土砌的屋顶，逢雨必漏。因为我们家还有两间空房，便让他们来和我们同住。他们会象征性地缴一点儿房租，孩子则去我们的学校免费上学。他们家有三个孩子，我们很高兴他们搬进来，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在屋顶上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他们打电话告诉父亲，警察来到家里，询问我们有没有收到任何威胁。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拨了电话给警察局副局长，副局长问了同样的问题。父亲问道：“为什么这么问？有什么消息吗？”副局长则请父亲回到斯瓦特后与他碰个面。

在那之后，父亲便显得坐立不安，无法好好享受在卡拉奇的时光。我看得出父亲和母亲都忧心忡忡。我知道母亲还在悼念阿姨，他们对于我获颁这么多奖也觉得很不安，但情况看来好像不仅仅如此而已。“你们怎么了？”我问道，“你们看起来很担心，却不告诉我。”

于是，他们告诉了我那通从家里打来的电话，并表示他们很严肃地看待这次威胁。不知道为什么，得知自己成为攻击目标，我并没有特别担心。对我来说，既然没有人能够永生不死，那么最终是塔利班造成的，还是癌症造成的，好像并不那么重要。所以，我更应该继续完成我的使命。

“亲爱的，也许我们该停止这些宣传了，先低调一阵子。”父亲说。

“这怎么可以？”我回答，“是你告诉我，如果我们相信有些事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那即便我们死了，我们发出的声音只会更强大。我们不能放弃！”

有人要我在活动上演讲，我怎么能因为安全的问题就拒绝呢？这不是我们会做的事，骄傲的普什图人更是如此。父亲总说普什图人的血液里流淌着英雄的基因。

但当我们回到斯瓦特时，心情仍然非常沉重。父亲去了一趟警局，警方给他看了我的档案。他们说我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吸引了多方注意，也让我成为塔利班威胁的对象，他们说我需要被保护。他们表示可以为我们提供警备人员，但父亲对此持保留态度。斯瓦特有很多知名人士身边都有警卫，但仍然被杀害了；而旁遮普的省督则是被自己的保镖杀死的。父亲同时认为武装警卫人员会让学生的家长紧张，他不想让其他人也身陷危险当中。以前他受到威胁的时候，总是说：“让他们杀我，没关系，但要杀就杀我一人。”

他建议把我送去阿巴塔巴德念寄宿学校，像胡沙尔一样，但我不想去。他还因此拜会了陆军上校，上校说去阿巴塔巴德念书并不会更加安全，只要我在斯瓦特能低调一点儿，应该就没事了。所以当开伯尔-普什图省政府提出要任命我为和平大使时，父亲说还是拒绝比较妥当。

到了晚上，我开始记得为家门上锁。“她感受到威胁了。”母亲这样对父亲说。父亲很不开心。他一直要求我晚上将房里的窗帘拉上，但以前我不愿意这么做。

“爸爸，现在真的很奇怪。”我跟他说，“当初还在塔利班化的时候，我们还很安全；现在没有塔利班了，我们却身陷危险。”

“是的，马拉拉，”他回答，“现在的塔利班化是特别针对我们来的，针对像我们这种敢站出来说话的人。斯瓦特的其他地方都没事。人力车司机、店家老板都没有危险。这次，塔利班针对的是特殊对象，而我们就身在其中。”

领那么多奖还有一个麻烦——我常常不能去上学。3月的考试过后，新书架的奖杯上，写的是第二名。

[1]mohajirs，即“移民者”的意思。

19　秘密的塔利班组织

“我们来假装自己是在《暮光之城》的电影里，我们是一群森林里的吸血鬼。”我对莫妮巴说。我们这次郊游的目的地是马尔格扎，一座美丽的绿色山谷。那里的空气很凉爽，还有一座高山和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我们打算在溪边野餐。那附近有一栋“白宫饭店”，是旧时瓦利的避暑宫殿。

那是2012年的4月，上个月刚结束大考，我们的心情都很轻松。我们大约有七十个女孩子。随行的还有我们的老师与我的父母。父亲租了三辆简便巴士，但我们没办法都挤上车，因此我们五个人——我、莫妮巴，还有三个女孩坐上了丰田迪娜，也就是我们的校车。车里不怎么舒适，车上堆满了为野餐准备的、里面装了鸡肉和米饭的许多口大锅。但好在车程也不过30分钟。我们玩得很开心，一路欢唱。莫妮巴看起来非常漂亮，肌肤如陶瓷般白皙。

“你现在擦哪种护肤霜？”我问她。

“跟你用的一样。”她回答。

我知道她在说谎。“怎么可能？你看看我的皮肤多暗沉，你再看看你自己的！”

我们参观了白宫饭店，见识到了皇后的寝宫，也欣赏了繁花似锦的花园。很可惜我们没办法看到瓦利的房间，因为它遭到洪水的破坏，尚未修复。

我们在绿林里奔跑了一阵，拍了些照片，然后在河里玩耍，互相把水泼洒到彼此的身上。飞溅的水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山崖下有一道瀑布。我们在大石头上坐了一会儿，聆听水声。后来莫妮巴又开始往我身上泼水。

“不要啦！我不想弄湿衣服！”我求饶了。我跟着另外两个她不喜欢的女孩子离开。其他女孩们开始搬弄是非（我们称之为“添油加醋”），因此，莫妮巴又跟我吵了一架。这件事破坏了我的心情，但当我们登上山崖顶峰准备吃午餐时，我又开心起来。我们的司机乌斯曼大哥跟往常一样，逗得我们欢笑连连。玛丽安女士带着她还是婴儿的儿子和她的两岁女儿汉娜——她长得像一尊漂亮的瓷娃娃，但非常喜欢恶作剧。

午餐是一场灾难。当校务助理把平底锅放到火上，试着加热鸡肉咖喱时，忽然担心起他们带来的食物可能不够这么多人吃。于是，他们从小溪中取了些水加进去。我们说这是“史上最糟糕的一顿午餐”。咖喱煮得太稀了，一个女孩说：“我可以在汤咖喱上看到天空的倒影！”

就像我们每次的旅行一样，在我们准备动身离去之前，父亲让我们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分享这一整天的行程所带来的感想。这次，众口一词，所有人的话题都是食物难以下咽。父亲觉得很不好意思，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第二天早上，一名学校的员工拿了牛奶、面包和鸡蛋到我家，那是我们的早餐。因为女性被规定不应抛头露面，所以总是由我父亲去应门。那个男人告诉他，商店的老板有一封影印的信件要给他。

父亲读过信之后，脸色变得苍白。“天啊，这是一份针对我们学校的可怕污蔑！”他这样告诉母亲，并将内容大声念了出来。

亲爱的穆斯林弟兄：

有一所学校，胡沙尔学校，是由一个非政府组织经营的，[在巴基斯坦，非政府组织（NGO）在信众之间的名声非常糟糕，因此这种说法很容易激起民众的怒火的。]它充满了各种低劣与猥琐。神圣先知的《圣训》中提到，如果你看见任何不堪或邪恶的事情，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去阻止它。如果你没有办法这么做，那么你就应该告诉其他人这件事情；就算你没有办法这么做，你也应该在心里衡量它究竟有多不堪。我跟这所学校的经营者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但我要告诉你们伊斯兰教义告诉了我们些什么。这所学校里充斥着各种低劣与猥琐，他们带着女孩们到各个不同的度假胜地去野餐。如果你不设法阻止它，在末日来临之时，你就要亲自接受真主的讯问。去吧，去问白宫饭店的经理，他会告诉你这些女孩做了些什么好事……

他把那张纸放下。“上面没有任何署名。是一封匿名信。”

我们坐下，呆若木鸡。

“他们知道没有人会真的去问经理，”父亲说，“人们只会在脑海里想象揣测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况。女孩们没做任何坏事。”母亲再三向他保证。

父亲打了一通电话，请我的表哥卡安吉去调查，看看这些信件目前散布的范围有多广。表哥报回了坏消息：这些信到处都是。不过多数店面的老板都视而不见，并将这些纸张丢掉。还有一些写着同样控诉的巨型海报被贴在清真寺的正前方。

学校里，同学们都被吓坏了。“先生，他们用了很多很难听的坏话来批评我们的学校，”她们对我的父亲说，“我们父母们听到以后不知会作何感想？”

父亲把所有的女孩都集中到中庭。“你们在害怕什么？”他问，“你们做了任何违反伊斯兰教义的行为吗？你们做了任何违反道德的事情吗？没有。你们只是玩水和拍照，所以不用害怕。这些宣传资料是法兹鲁拉的信奉者编造出来的。击败它们！你们有权享受绿野、瀑布与美景，就像男孩们可以享有一样。”

父亲说话的气势如同狮王，但我知道他心中仍旧在担惊受怕。只有一个人来到学校，将他的妹妹带走。但我们知道事情不会就此结束。事发后不久，有人告诉我们，一名来自德拉伊斯梅尔汗完成徒步行走呼吁和平之举的男子将经过明戈拉，于是我们准备欢迎他的光临。在我和父母前去会见他的途中，一个发狂似的同时对着两部手机讲话的矮个男子主动来和我们攀谈。“别走那条路，”他劝阻我们，“那里有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我们已经答应好要去见这名行者，所以我们改走另一条路，在行者的脖子上挂上一个花环后，就快速返家了。

这年的春夏之际，怪事接二连三发生。陌生人来到家中，问一些和我的家人有关的问题。父亲说那些人都是帮情报部门工作的。而父亲与斯瓦特和平组织在我们学校举行了一场反对军方干预明戈拉住民与我们社区的自御委员会组织夜间巡守队的聚会之后，陌生人来得更勤了。“军方说这里很祥和，”父亲说，“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巡逻小组与夜间巡守呢？”

在那之后，由父亲一位管理与女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的朋友赞助，我们学校为明戈拉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绘画比赛。参赛作品要能展现出性别平等，或能凸显出女性遭受歧视的情况。那天早上，两个来自情报部门的男人来到我们学校见我父亲。“你们学校在搞什么鬼？”他们质问。

“这是一所学校，”父亲回答，“我们举办了一场绘画比赛，就像我们会举办辩论比赛、烹饪比赛和作文比赛一样。”这些男人变得非常愤怒，我父亲也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为人处世的方式！”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做点正事，找到法兹鲁拉，和那些双手因沾满斯瓦特人的鲜血而猩红的凶手们？”

那次的斋月，瓦基尔·汗，父亲一位住在卡拉奇的朋友准备了一些衣物，要送给穷苦人，他希望我们能帮忙发放。我们在大厅发送这些衣物。但活动还没开始，情报人员就来了，并质问：“你们在做什么？谁把这些衣服拿来的？”

7月12日那天，我满14岁，按照伊斯兰教义，我已经是一名成年人。伴随着我的生日而来的，是新闻报道塔利班杀死了斯瓦特欧陆酒店老板的消息。他是和平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是在刚离开家，准备前往他位于明戈拉市集的酒店时遇害的。塔利班在一个空旷处向他发起突袭。

再一次，人们开始担忧塔利班已悄然潜回。但不同于2008—2009年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情况，这次，只有那些公然反对武装分子或军方实施高压手段的人，受到生命威胁。

“塔利班并非如我们所想，是一个有组织的势力。”当他们在谈论这件事情时，父亲的朋友希达亚图拉这么说，“它是一种心态，而这种心态在巴基斯坦随处可见。无论这个人是反对美国、反对巴基斯坦当局，还是反对英国法治，他都已经深受塔利班的影响了。”

当父亲接到一通来自新闻频道的记者梅赫布打来的警告电话时，已是8月3日的深夜。他是父亲的朋友扎西德·汗的侄子。扎西德·汗经营的旅馆在2009年遭受恐怖攻击。人们以前都说扎西德·汗与我父亲皆被标注在塔利班的雷达上，早晚会被夺走性命。他们唯一猜不到的是谁会先丧命。梅赫布告诉我们，他的伯父那天在去家附近大街的清真寺参加当天最后一次祈祷——夜祷时，被人开枪击中面部。

听到这则消息，父亲说他顿时感觉脚下空落落的。“那感觉好像我才是那个中枪的人，”他说，“我很清楚，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我们哀求父亲不要去医院探望，时间太晚了，而且袭击扎西德·汗的人很可能就等在那里，等他自投罗网。但父亲说他若不去的话就是一名懦夫。有几个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朋友主动表示愿意陪他前往，但他认为，如果还要等这些人的话，时间会拖得更晚，所以他打电话请我的表哥载他过去。母亲开始祷告。

当他抵达医院时，只有另一名斯瓦特和平组织的成员在那里。扎西德·汗血流如注，白胡子被血浸泡得鲜红。但他还算幸运。一个男人用手枪近距离朝他开了三枪，扎西德·汗想办法抓住了对方的手，因此只有第一发子弹命中他。这颗子弹很奇妙地射穿他的喉咙，然后从他的鼻腔出来。后来，他说他记得一个身形矮小、脸上剃得干干净净的、没有戴任何面具的男子站在那儿微笑，然后黑暗攫住了他，犹如跌入黑洞一般。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扎西德·汗近期才开始恢复步行去清真寺，因为他认为形势已趋于稳定。

父亲在为他的朋友祷告之后，对媒体说：“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扎西德会在当局宣称和平已临的情况下遭到攻击？这对军方和执政当局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人们对父亲提出警告，建议他离开医院。“齐亚乌丁，已经午夜了，你居然还待在这里！别犯傻了！”他们说，“你和他一样身体是肉做的，也和他一样被人视为眼中钉。不要再让自己涉入更深的险境啦！”

最后，扎西德·汗被转送至白沙瓦动手术，父亲也回家了。因为担心他的安危，我还没有就寝。这件事情之后，我每晚都会再三确认家里的门是否都已上了锁。

我们家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成天都有人打电话来，警告父亲他可能就是塔利班的下一个目标。希达亚图拉是最先打来的人之一。“看在真主的份儿上小心点，”他警告，“下一个受害者很有可能是你。他们正在逐一狙杀和平组织的成员。身为发言人的你，他们岂能放过？”

父亲深信塔利班会追击并杀害他，但他再一次婉拒警方提供随身护卫的建议。“如果你走到哪里，身边都带着一大群保安人员，塔利班就会采用突击步枪或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发起攻击，这只会造成更多的死伤。”他说，“至少，我会是在只身一人的情况下被杀害。”他也拒绝离开斯瓦特。“我还能去哪里？”他问我的母亲，“我不能离开这个地区。我是环球和平议会的会长、长者议会的发言人、斯瓦特私校联盟的会长、我自己学校的理事长，更是这个家的大家长。”

他唯一采取的预防措施，就是让他的行程变得不固定。这一天他可能是先去小学部，另一天他去女子学校部，又一天他来到男子学校部。我注意到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先张望街道四五次，然后才会前行。

除了这些风险之外，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仍旧十分活跃，不停地举办示威抗议活动与记者招待会。“如果局势真的已经和平，为什么扎西德·汗会遭受攻击？是谁攻击他的？”他们提出质疑，“自从我们脱离IDPS的身份之后，我们就没有看到军警人员受到任何攻击。现在遭受攻击的，只有那些努力重建和平的人和一般的老百姓。”

当地的军方领导人不开心了。“我告诉你们，明戈拉不存在任何恐怖分子，”他坚持说，“我们的报告上就是这么说的。”他宣称扎西德·汗是因为与别人有了金钱上的纷争，才被人枪击的。

扎西德·汗在医院住了12天，做了一个重造鼻子的整容手术，术后在家休养了一个月。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问他在经过这次的事件后有什么改变，那就是他变得更直言不讳，特别是在抨击情报部门的问题上。因为他相信，他们正是塔利班的幕后主使者。他在报上发表言论，指出在斯瓦特所发生的冲突事件都是人为操纵的。“我知道谁看我不顺眼。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是谁命令这些武装分子来袭击我们。”他要求最高法院的院长设置一个司法委员会，调查究竟是谁将这些塔利班带进我们的河谷。

他画了一张凶手的素描像，并说人们应该在这名男子杀害其他人之前阻止他。但警方毫无进行搜查的打算。

在针对我的威胁出现之后，母亲希望我不要再到处走，并坚持要求我搭人力车上学，下课就搭巴士回家，彻底忽视我走路回家只需五分钟的事实。巴士把我送到通往我们街道的阶梯前方，然后放我下车。我们邻里有一群男孩常在那附近闲晃。有时候，一个名叫哈鲁恩的男孩会跟他们一起玩。他比我大一岁，以前也住在我们那条街上，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做游戏。一天，他告诉我他爱上我了。但后来，我们的邻居萨芬娜的一个漂亮的表妹搬来，他便转而爱上了她。当她告诉他，她对他没兴趣后，哈鲁恩又把注意力移回了我身上。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们就搬到了另一条街上，我们则住进了他们的房子。然后，哈鲁恩离家，去军校念书。

他假期时回到故乡。有一天，当我从学校回家时，发现他在街道上晃荡。他跟踪我回家，并将一张纸条放到大门旁我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我请一个小女孩帮我拿到纸条，上面写着：“现在你已成了名人，我依旧爱你，也知道你爱我。这是我的号码，打给我。”

我把那张纸条拿给父亲。父亲很生气，当即打电话给哈鲁恩，告诉他，自己会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父亲。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哈鲁恩。在这件事后，男孩们不再在我们居住的街道上玩耍。但是，有一个与阿塔尔一起玩的小男孩每次只要一看到我经过，都会暗示性地呼喊：“你觉得哈鲁恩怎么样？”我受够了。有一天，我让阿塔尔把那个男孩带进来，生气地对着他大喊。从此之后，他不再那样说了。

在我和莫妮巴又和好了之后，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她对待男孩子们总是十分谨慎，因为她的兄弟们随时都在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有时候啊，我真的觉得当个《暮光之城》里的吸血鬼比当个斯瓦特女孩简单多了。”我叹着气说。但说真的，如果被男生骚扰就是我人生最大的问题的话，那也真不是什么大问题。

20　谁是马拉拉？

夏末的一个清晨，父亲正准备出门去学校时，注意到那幅由卡拉奇的一所学校送给我们的，上面画着我注视天空的画像，不知为何，画像的位置斜了。他很喜爱那幅画，所以将它挂在他的床头。看见画上心爱的女儿在自己的眼中扭曲，使他心生不祥的念头。“请帮我把它挂好。”他请我母亲帮忙，声调异常尖锐。

在那同一个星期，一天，我们的数学老师夏息雅小姐来到学校时，显得极度惊慌失措。她告诉父亲，她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我来到学校时腿部严重灼伤，而她尽力想保护我。她恳求父亲煮一些米饭，分发给穷人。因为我们相信，如果你送别人白米，就连蚂蚁或小鸟都能吃到掉在地上的碎屑，因此都会帮我们祈祷。父亲用金钱取代白米，她见状心绪更加烦乱，坚持说这两种做法的意义根本不同。

对夏息雅小姐口口声声说的“预兆”，我们一笑而过，但我也开始做噩梦。我没有和父母亲们提起过这些梦。但每次出门，我都担心持枪的塔利班会忽然出现在我面前，或者朝我的脸上泼硫酸，他们对阿富汗的女性就是这么做的。我特别害怕那些通往大街的阶梯，就是那些男孩们过去常常流连的地方，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听到身后响起脚步声，或觉得恍惚看见人影潜进附近的阴影中。

跟父亲不同，我严加防备。晚上，我会等到家中所有人——母亲、父亲、两个弟弟、住在我家里的其他家族成员，以及留宿我家的故人访客——都睡了，然后起身，检查每一扇门窗是否锁紧。我会走进院子，确定大门已经上锁，接着逐一检查每一个房间。我的房间位于屋子的前半部，房里有很多扇窗户，我会把窗帘都拉开。我希望随时掌握周遭的所有动静，但父亲劝我不要这样做。“如果他们真想杀我，那么他们早在2009年时就下手了。”但我担心有人会在屋子的外面架设梯子，爬过墙头，打破窗户，闯进我的房中。

在夜里，我经常长时间祷告。塔利班认为我们不是穆斯林，但我们的信仰是确确实实的。我们比他们更相信真主的存在，而我们也相信它会保护我们。我喜欢诵念摘自《古兰经》的句子。这些诗句非常特别，我们相信，如果你在夜里念诵三次“夏亚乌丁”，恶魔便没有办法入侵你的家；如果念诵五次，你所居住的街道就会平安；如果念诵七次，整个区域都能得到神的庇佑。所以我会念诵七次甚至更多次。接着我会向真主祈祷：“请保佑我们。保佑我的父亲及家人，保佑我们的街道，保佑我们的邻里，保佑整个斯瓦特。”然后我会说：“不，请保佑所有穆斯林。”然后是，“不，不只是穆斯林；请保佑全人类”。

一年当中，考试期间我祷告的次数最多。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唯一会做完整五次祷告的时候，就像我的母亲以前经常要求我做的那样。我发现下午的祷告最难坚持，因为我不想被迫放弃正在看的电视节目。考试期间，我会向阿拉祈求高分，但老师常警告我们：“如果你们不用功，真主不会赐给你们高分。真主会降福在我们身上，但他也是刚正不阿的。”

所以我还是会努力念书。通常，我喜欢把考试视为一个验证自己能力的机会。但在2012年的10月，这些“机会”变成了压力。我不希望3月份的情形重演，输给玛丽克·努尔，屈居第二。然而这次，她竟然一举多出我五分！为准备这次考试，我下了苦功。考试之前，我请男子学校部的主管阿姆杰德先生帮我额外补课。考试的前一天，我熬夜学习到凌晨三点，把整本教科书全部复习了一遍。

第一科考试，是在10月8日，星期一，科目是物理。我钟爱物理，因为它关乎真理，是一个由原理与定律所掌管的世界，既不杂乱无章，也不像政治那样会扭曲、变形——好比那些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事情一样。等待开始答题之前，我心里默念神圣的诗句。我答完了考卷，但很快发现我在一道填空题上出了错。我生自己的气，气到差点落泪。那道题目只不过占一分，但它让我预感到某种更具破坏性的事情将要发生。

那天下午回到家时，我很困，但第二天的考试科目是巴基斯坦研究，一门对我来说难度较高的课。我很担心自己会拿到更低的成绩。所以，我为自己泡了一杯加牛奶的咖啡，想以此来驱走睡魔。母亲来看我时，尝了一口我的饮料，觉得很好喝，便一口气把剩下的全部喝光了。我没有办法对她开口说：“嫂嫂，别喝了，那可是我的救命咖啡啊。”而橱柜里的咖啡已经喝完了。这天，我照样复习到很晚，背诵课本上关于独立的章节。

一大早，父母和往常一样来我的房间叫我起床。在我的记忆里，在过往上学的所有日子里，从没有一天是我自己主动爬起来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和平常相同的早餐：加了糖的茶、薄饼与荷包蛋。我们大家一起吃早餐——我、母亲、父亲、胡沙尔和阿塔尔。那天是母亲的大日子。当天下午，她要开始跟着我幼儿园的老师乌尔法小姐学习读、写我们的语言。

父亲打趣阿塔尔，他当时八岁，脸皮比以前更厚了。“等着看，阿塔尔，等哪一天马拉拉成为总理，你来给她当秘书。”父亲说。

阿塔尔听了很生气。“我不要，不要，不要！”他说，“我才不会输给马拉拉。我要成为总理，让她来当我的秘书。”这些玩笑话耽误了我不少时间。后来，我只能匆匆吞下半个鸡蛋，也没时间整理仪容便赶去学校了。

巴基斯坦研究的考卷比我想象的要简单。考题包括真纳怎样将巴基斯坦建成第一个伊斯兰国家，以及孟加拉国的独立所造成的国家悲剧。毕竟两国之间相隔千里，我总是觉得很难想象孟加拉国曾是巴基斯坦领土的一部分。我写出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也对自己的答案充满信心。考试结束了，我很开心，一边跟朋友们闲聊，一边等着学校助理谢尔·穆罕默德·巴巴通知我们巴士来了。

那辆巴士每天跑两趟，这天，我们搭的是第二趟。我们喜欢留在学校，而且莫妮巴说：“考试让人筋疲力尽，回家前，大家留下来聊会儿天吧！”因为对“巴基斯坦研究”的考试比较满意，我同意了她的提议，心情愉快。我觉得肚子饿了。但因为我们已经年满15岁，不能独自上街，所以我找了一个小女孩帮我买了一穗煮玉米。我吃了一点儿，将剩下的给了另一个女孩儿。

12点钟，爸爸用广播召唤我们。我们跑下楼去。出校门前，其他女孩都先把脸部遮好，然后才爬进巴士的后座。我用围巾把自己的头包起来，但我从不遮掩自己的面容。

在等候另外两个老师上车前，我要乌斯曼大哥讲笑话给我们听。他的脑子就是一部超级搞笑的故事大全。那天他没讲故事，倒是变了一个让鹅卵石消失的魔术。“你怎么办到的？跟我们说说！”我们吵嚷着，但他坚持不肯泄露。

当所有人都准备就绪，他让茹比小姐和其他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坐在前面的驾驶区。另一个小女孩哭着说她也要跟他们坐在一起。乌斯曼说不行，因为前面已经没有空间了，她得跟我们一起留在后座。我觉得她很可怜，便说服了乌斯曼让她也坐在前排。

母亲叮嘱阿塔尔要和我一起搭巴士，所以他从小学部走了过来。阿塔尔总是喜欢松开车辆的后挡板，这让乌斯曼很生气，因为这样做很危险。那天，乌斯曼觉得他受够了，让阿塔尔住手。“坐进去，阿塔尔·汗，否则我就不让你上车！”他说。阿塔尔发了顿脾气，拒绝上车，决定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走路回家。

乌斯曼发动了车子的引擎，驶离校区。一路上，我与莫妮巴，我那聪明而又善良的朋友谈天。有一些女孩在唱歌，我用手指在座位上打着节拍。

莫妮巴和我喜欢坐在靠近车后方的出口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外面的景色。在一天当中的那个时刻，哈吉巴巴路上总是挤满了各种颜色的人力车、行人与摩托车骑士，每个人都企图超车，并猛按喇叭。一个卖冰激凌的男孩蹬着一辆彩绘着红色与白色核弹头的三轮车追在我们的车后，朝着我们不停挥手、吆喝，直到一名老师把他嘘了开去。一个男人正在斩鸡头，鸡血滴落在大街上。我的手指仍在打着节拍。“咚、咚、咚”，“嘀、嘀、嘀”。说来有趣，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常说斯瓦特人爱好和平，你很难找到一个男人愿意帮你杀鸡。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空气中满溢着柴油、面包及烤肉串的气味，还混杂着河流的臭味。人们无视父亲一次又一次的当众呼吁，依旧将垃圾倾倒入河中，而且看来似乎永远不打算住手。我们也已经习惯了。此外，冬天很快就要到了，大雪将落，它将使一切变得洁净、安宁。

在军队检查哨处，巴士右转，远离了干道。一个凉亭上张贴着一张海报，上面是一群蓄着胡须，戴着帽子或头巾，眼神疯狂的男人，上方则用大大的字母写着“通缉恐怖分子”。最上面那张照片里，黑头巾、长须的男人正是法兹鲁拉。军方驱逐塔利班的行动从开始至今，已经三年多了。我们对军方心存感激，但无法理解为什么军人仍随处可见：他们在屋顶上架设机枪，或置身于检查哨之中。人们甚至需要官方的许可，才能进入我们的河谷。

开上小丘的道路通常是繁忙拥塞的，因为那是条捷径。但是那天，却异常安静。“人们都到哪儿去了？”我问莫妮巴。所有的女孩都在唱歌、聊天，巴士里充斥着我们的声音。

在那个时间点，我母亲大概刚穿过大门进入学校。这是她自从六岁辍学，第一次再度进入学校上课。

我没有看见那两名站在马路上、迫使巴士紧急停车的男子，也没有机会回答他们的问题：“谁是马拉拉？”因此，我没有机会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让我们这些女孩，以及他们自己的姐妹与女儿去学校接受教育。

我记得，当时我脑海中正在想的，是为第二天考试要进行的复习。我记忆中最后的声音不是那三颗子弹带来的“砰、砰、砰”，而是那斩鸡头的男人所发出的“咚、咚、咚”，“嘀、嘀、嘀”的声音。那些鸡头坠落在肮脏的街道上，一颗，接着一颗。

第四部　生死交关

Khairey ba waley darta na kram

Toora topaka woranawey wadan korona

黑暗之枪！为什么我不诅咒你？

你把充满爱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21　“主啊，我将她托付给你”

乌斯曼反应过来，开着校车一路飞奔，向斯瓦特中央医院冲去。女孩子们都在尖叫大哭。我趴在莫妮巴大腿上，血从我的头部和左耳流出。我们才开出一小段路，就被一位警察拦下来问话，浪费掉一些宝贵的时间。一个女孩摸了摸我的脖子，发现还有脉搏。“她还活着！”她大喊道，“我们要快点带她去医院。别再拦着我们了，快去把凶手抓起来！”

对我们来说，明戈拉好像是个很大的城镇，但其实只是一个小地方，消息很快就传了开来。父亲当时正在斯瓦特媒体俱乐部参加私立学校协会的会议，刚刚踏上讲台，准备开始演讲。这时，电话响了。他看到号码显示是胡沙尔学校打来的，便把电话交给他的朋友艾哈迈德·沙赫，请他帮忙接一下。“你们的校车被人开枪攻击了。”他急迫地压低声音向父亲说道。

父亲脸色惨白。他马上想到：马拉拉可能就在车上！然后他试着安慰自己，可能只是哪个吃醋的年轻人，拿着手枪跑来对空鸣枪，想让他的女朋友难堪而已。他当时正在参加一场很重要的集会，大约有四百位来自斯瓦特各地的校长参加，抗议政府准备成立中央管理局的决定。身为组织的领导人，他觉得自己不能让大家失望。于是，他按照原定计划完成了演讲。但他的额头不断冒出豆大的汗珠，而且仅此一次，他没有被人提醒时间已到。

演讲一结束，父亲没有等观众提问，就与艾哈迈德·沙赫和另一个有车的朋友一起赶往医院。到医院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他们抵达时，发现医院外面已经挤满了人，还有拍照和电视台的摄像机。这时，他知道我肯定是在这台车上了。父亲的心猛地一沉，他推开人群，在此起彼伏的闪光灯中冲进医院里。我躺在担架上，头上包着绷带，披头散发，双眼紧闭。

“我的女儿啊，我勇敢的女儿，我漂亮的女儿。”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说一边亲吻我的额头、脸颊和鼻子。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用英文跟我说话。虽然我当时双目紧闭，失去知觉，但我觉得，我一定知道父亲来到了身边。父亲后来说：“我无法解释，但我觉得她在回应我的呼唤。”有人说我微笑了一下。但父亲知道那不是个微笑，那只是一个美好的瞬间。在那一瞬间，他知道他没有永远失去我。看到我当时的状况，对父亲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每个孩子对父母来说都是宝贵的，但对于父亲而言，我就是他的全世界。一直以来，我都是他的战友。最开始，我是秘密的古尔·玛凯，后来就公开以马拉拉示人。他一直认为，如果塔利班要针对我们，那个人应该是他，而不是我。他说他当时觉得自己好像被雷劈了一样。“他们想要一石二鸟，只要杀了马拉拉，我就会永远噤声了。”

父亲非常害怕，但他没有哭。医院里到处都是人。集会上的校长们全都赶到了医院，还有成群的媒体和政治运动积极分子。似乎整个镇上的人都聚集在此了。“替马拉拉祈祷吧。”父亲告诉大家。医生们安慰他，说他们已经帮我做过电脑断层扫描，确定子弹没有伤到我的大脑。他们已经清理伤口并包扎了。

“噢，齐亚乌丁！他们做了什么？”玛丽安老师冲进门。那天，她接到姐夫的电话，问她是否安然无恙。当时，她正在家中照顾她的宝宝，不在学校里。她心里一惊，连忙打开电视，发现所有频道都在报道胡沙尔校车遇袭的消息。一得知我中枪的消息，她马上打电话给她的丈夫。他骑着摩托车带她来到医院，这是有教养的普什图妇女少见的举动。“马拉拉，马拉拉，你听到我在叫你吗？”她喊道。

我发出了一声闷哼。

玛丽安老师想知道更多我的病况。她认识的一位医生告诉她，子弹穿过我的额头，没有打中大脑，我没有生命危险。她也去看了另外两个中枪的女学生。夏息雅中了两枪，分别打中她左边的锁骨和手掌，她和我一起被送到医院来。卡内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自己受伤，所以就回家了。到家后才发现自己的右上臂被子弹擦伤，所以她的家人又把她送到了医院。

父亲知道他应该去看看另外两个学生，但他一刻都不想离开我的身边。他的手机响个不停。开-普省首席部长是第一个打电话来的人。“别担心，我们会处理的。”他说，“白沙瓦的瑞丁夫人医院已经准备好为马拉拉治疗。”但是来接管一切的是军方人员。下午三点，当地指挥官来到医院，宣布他们将派一架军用直升机把父亲和我送到白沙瓦。因为没有时间回去接我母亲，所以玛丽安老师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去，以备不时之需，玛丽安的家人对此不太高兴，因为她还有个刚开完刀没多久的小宝宝要照顾。但她就像是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

我上了救护车后，父亲害怕塔利班再一次发起攻击，他觉得肯定所有人都知道车里载着谁。直升机机场就在1.6公里外，开车只要五分钟，但他一路上都非常害怕。我们抵达时，直升机还没来，我们就在救护车里等着，等待的时间对他来说仿佛有好几个小时般漫长。直升机终于来了，父亲、表哥卡安吉、艾哈迈德·沙赫和玛丽安，陪着我一起搭上直升机。他们还从没有搭过直升机。我们起飞后，经过军方正召开的大会活动现场，当时音箱里播放着振奋人心的爱国乐曲。听到士兵们高唱爱国歌曲，父亲心中五味杂陈。平常，他一定会跟着一起哼几句，但现在，他的女儿头部中枪，濒临死亡。爱国歌曲的旋律在此时出现，显得不合时宜。

在直升机的下方，母亲正站在屋顶上，举目眺望。当她听到我受伤的消息时，正在跟乌尔法老师学认字，努力辨认着“书”“苹果”这些字。一开始传回来的消息非常混乱。她起初以为我出了意外，伤到了脚。她跑回家告诉当时暂住在我们家的外婆，请求外婆马上帮我祈祷。我们相信真主对长者的祈祷会更加关注。然后，母亲注意到我早餐吃剩的荷包蛋还放在桌上。到处都是我获奖时所拍的照片，她不喜欢这些照片。她看着这些照片，啜泣起来，到处都是马拉拉。

很快，家里就聚集了许多妇女。在我们的文化里，如果有人去世了，妇女就会来到亡者的家中，而男性则会前往会堂——不只是家人和朋友之间会这样，而是整个邻近地区的人都会这么做。

这么多人来到家里，母亲惊呆了。她坐在祈祷的毯子上，诵念着《古兰经》。她告诉其他妇女：“别哭，快祈祷！”放学后走路回家的阿塔尔冲进家门，他打开电视，收看有关我中枪的新闻。然后，他打电话给胡沙尔，两人一起哭了起来。电话响个不停。人们安慰母亲说，虽然是朝着我的头部开枪，但子弹只是擦伤额头而已。母亲被各种各样的消息弄得很困惑。一开始是说我的脚受伤了，然后又说我的头部中枪。她觉得，她没有去医院看我，我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但其他人劝她不要去，因为我要么死了，要么在准备转院。父亲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她，我被直升机带去白沙瓦了，要她搭车过去会合。有人在现场捡到我的钥匙，拿来交给她，这令她几近崩溃。“我不要什么钥匙，我要我的女儿！”母亲哭喊道，“没了马拉拉，要钥匙有什么用？”然后，他们听见了直升机的声音。

直升机停机坪离我们的家只有1.6公里远，所有在场的妇女都冲上了屋顶。“一定是马拉拉！”她们说。当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时，母亲解下她的头巾——这对一个普什图女人来说是非常罕见的行为。她双手捧着头巾，将它高举到空中，好像是要献给什么人那样。“主啊，我将她托付给您。”她向着天空说，“我们没有警卫，您就是我们的守护者。我恳求，她在您的看顾之下，您会把她带回家。”

在直升机里，我口吐鲜血。父亲吓坏了，以为我内脏出血。他的希望开始慢慢破灭。但接着，玛丽安发现我试着要用头巾擦嘴。“你看，她还有意识！”她说，“这是最好的征兆。”

当我们抵达白沙瓦时，他们都以为我们要去瑞丁夫人医院，人们向父亲推荐了那里的一位脑神经外科医生——墨姆塔兹医生。但我们却被带到CMH，也就是军事综合医院。CMH是一座巨大的砖造医院，从英国占领时期就存在了，有六百张床位。医院正在进行扩建，要盖新的大楼。白沙瓦是FATA的入口，自从2004年军方开始进入FATA地区后，医院就一直忙于治疗伤兵和市内外频繁发生的自杀式炸弹案件的受害者。和国内许多地方一样，CMH四周有许多水泥碉堡和检查哨，以保护医院免受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攻击。

我被紧急送往位于一栋独立建筑里的加护病房。护士室墙上的时钟显示，时间刚过下午五点。我被推进玻璃墙隔离的监护病房，护士帮我打上点滴。隔壁房里躺着一个士兵，他在一次攻击中被严重烧伤，还被炸断了一条腿。一位年轻男子自我介绍，说他是朱奈德上校，是一位脑神经外科医生。父亲更加忐忑不安了。他觉得这个男子看起来太年轻，不像一位医生。“她是你的女儿吗？”上校问道。玛丽安假装称是，这样她才得以一起进到病房。

朱奈德上校帮我做了检查。我有意识，而且很惊慌，但我无法说话，也无法对任何事物做出反应。我的眼睛在不停眨动。朱奈德上校为我缝合了左边眉毛上方的伤口，但他惊讶于扫描时未发现子弹。“有子弹进入的伤口，就一定会有射出口。”他说。他用手抚触、检查我的脊椎，发现子弹卡在左肩胛骨旁边。“她一定是弯下身子了，所以子弹卡在这儿。”他说。

他们又为我做了一次断层扫描。然后，上校把父亲带到他的办公室，扫描结果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他说，斯瓦特的医生只做了单角度的扫描，这次扫描显示受伤的程度很严重。“齐亚乌丁，断层扫描显示子弹经过的地方离大脑很近。”他说，“骨头的细微碎片伤到了脑膜。现在我们只能祈祷，等着看看状况如何。目前，我们暂时不会进行手术。”

父亲更加焦虑了。斯瓦特的医生让他不要担心，而现在又好像变得非常严重。如果情况危急，他们为什么不赶紧给马拉拉动手术？军事医院让他感觉很不自在。在巴基斯坦，因为军政府多次掌权，人民对于军方都抱有防范心理，斯瓦特的人民更是如此。父亲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说：“把她转出那家医院吧。我们可不想让她成为第二个国家烈士，就像利亚格特·阿里·汗那样。”父亲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我不明白，”他对朱奈德上校说，“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我以为我们要去普通民众的医院。”接着他问道：“拜托你，可以请墨姆塔兹医生来吗？”

“这怎么行？”不出意料，朱奈德上校回答时，好像被冒犯了的样子。

后来我们才知道，虽然他看起来很年轻，其实已经有13年的脑神经外科从业经验，而且他也是巴基斯坦军方最有经验、获勋最多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为了获得使用更先进的医疗器材的机会，他追随同为军方医生的叔父的足迹，加入军事医疗机构。白沙瓦的军事综合医院位于军方与塔利班交火的前线，朱奈德医生每天都要面对枪伤和爆炸事件。“我已经治疗过数千个马拉拉了。”他后来说道。

但父亲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他感到非常沮丧。“就听你的吧，”他说，“你是医生。”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观察期，护士监控着我的心跳和生命指数。我偶尔会低声呻吟、动动手指或是眨动眼睛。这时，玛丽安就会呼唤我：“马拉拉，马拉拉。”其中有一次，我完全张开了眼睛。“我以前从没注意到她的眼睛如此美丽。”玛丽安说。我一直躁动不安，企图把手指上的监视器弄掉。“不要这样。”玛丽安说。

“老师，不要阻止我。”我轻声说道，就像我们还在学校里那样。玛丽安老师是位很严格的班主任。

那天晚上，母亲跟弟弟阿塔尔赶来了。父亲的朋友穆罕默德·法鲁克开车四小时，带他们来到白沙瓦。母亲到达医院之前，玛丽安已经打电话提醒她：“见到马拉拉的时候，不要哭也不要大叫。虽然你觉得她听不见，但她其实是可以听见的，要尽量保持她的情绪稳定。”父亲也打电话给母亲，要她做好最坏的准备。他想要保护她。

母亲抵达时，父亲忍着泪水，与她紧紧相拥。

“阿塔尔来了，”母亲对我说，“他来看你了。”

阿塔尔情绪激动，哭个不停。“妈妈，”他哭道，“马拉拉伤得好严重。”

母亲当时处于震惊之中，不能理解为什么医生不开刀把子弹取出来。“我勇敢的女儿啊，我美丽的女儿啊。”她喊道。后来因为阿塔尔实在太吵闹了，医护人员把他们带到医院的军方宿舍安置。

医院外面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有政客、政府高层、首席部长，甚至连省督都来了。他们都是来表达对我的同情。但父亲被这些人搞得不知所措。省督给了父亲十万卢比，作为我的医疗费使用。根据我们的传统，如果家里有人去世了，有高官来慰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但现在父亲却很烦躁。他认为这些人之前完全没有保护我，现在也只是在等我死去而已。

后来，他们吃饭时，阿塔尔打开了电视，父亲立即就关掉了。那时，他无法承受再看到有关我被攻击的新闻节目了。等他离开饭厅，玛丽安再次打开电视。每个频道都是我的画面，配上祈祷和感人的诗句，好像我已经死了一样。“我的马拉拉，我的马拉拉啊！”母亲大哭起来，玛丽安也泪流满面。

到了大约午夜时，朱奈德上校把父亲叫到重症加护病房外面。“齐亚乌丁，马拉拉的脑部肿起来了。”父亲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朱奈德上校告诉父亲，我的情况恶化了：我的意识开始模糊，也再次开始吐血。他送我去做了第三次断层扫描。扫描结果显示大脑的肿胀程度很危险。

“但子弹不是没有射中大脑吗？”父亲问。

朱奈德上校解释说：我的头骨裂开，碎片掉进大脑里，我的大脑受到震荡，导致大脑开始肿胀。他必须移除部分头骨，给肿胀的大脑一点空间，不然我会脑压过高。“我们必须立即进行手术，她才有存活的机会。”他说，“如果我们不动手术，她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我不希望以后当你回想此刻，会后悔自己没有采取行动。”

切除头骨对于父亲来说十分恐怖。“她能撑过去吗？”他绝望地问道，但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朱奈德上校的这个决定非常勇敢，但他的主管不同意，有人告诉他的主管我应该被转到国外治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生死攸关的决定。父亲同意开刀，朱奈德上校表示他会找墨姆塔兹医生来协助。签下手术同意书的时候，父亲的手颤抖不已。同意书上白纸黑字地写着：患者有死亡的风险。

凌晨一点半左右，手术开始了。母亲和父亲坐在手术室外面。“噢，主啊，请你让马拉拉康复吧。”父亲祈祷道。他向真主提出交换条件。“就算让我住在撒哈拉沙漠也没关系，我需要她张开眼睛；没有她我活不下去。噢，主啊，把我剩下的生命都让给她吧，我已经活得够久了。请让她活下去吧。”

最后，母亲打断了他的祈祷。“真主没那么小气，”她说，“他会把我的女儿完好如初地还给我。”她手捧《古兰经》，连续数个小时面向墙壁站立，不断地诵念经文。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谁像她这样祷告。”玛丽安说，“这样的祷告，真主肯定会回应的。”

父亲试着强迫自己不要回想过去，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让我公开演讲和参加活动。

手术室里，朱奈德上校用锯子从我的头颅左上方移除了8×10厘米大小的头盖骨，让我肿胀的大脑获得一定的空间。然后，他在我的腹部左侧皮下组织处切开一个洞，把锯下来的头盖骨暂时先保存在这里面。接着，因为担心肿胀会影响到我的呼吸，他又帮我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还把脑部的血栓移除，再将肩胛骨上的子弹取出。在这一切过程结束后，他们帮我接上呼吸器。整个手术耗时近四小时。

尽管母亲不断祷告，父亲认为医院外有九成以上的人都在等着听到我过世的消息。当然，这些人之中有他的朋友，还有一些怀抱同情心的人，他们都感到很难过，但父亲认为，有些人嫉妒我们的知名度，认为我们被攻击是罪有应得。

父亲离开手术室外的紧张氛围，站在外面稍做休息时，一位护士走向他，问道：“你是马拉拉的父亲吗？”父亲的心再次往下一沉。护士带他来到一个房间里。

他以为她要告诉他：“很遗憾，我们失去她了。”但到了房间里，对方却告诉他：“我们需要有人去血库带血浆过来。”他松了一口气，但感到很疑惑，“难道只有我可以去吗？”后来，他的一位朋友替他去了。

大概早上五点半时，手术结束了。他们告诉父亲，已经切下我一块头骨，并暂时安置在我的腹部，还有其他手术方面的情况。在我们的文化里，医生不会向患者或家属做过多的解释。于是，父亲很客气地问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有个很愚蠢的问题想请教，她撑得过去吗？你们的看法如何？”

“在医学的世界里，二加二并不一定就等于四。”朱奈德上校答道，“我们尽力了，我们移除了一块头骨，现在我们只能等待了。”

“我还有另一个愚蠢的问题，”父亲说，“那这块骨头呢？你们要怎么处置？”

“三个月后我们会把它放回去。”墨姆塔兹医生回答，“这很简单，就像这样。”他双手一拍。

第二天近中午时，好消息来了。我移动了手臂。然后，省里三位顶尖外科医生来为我会诊。他们说，朱奈德上校和墨姆塔兹医生做得很好，手术非常成功，但我现在应该要被诱导进入昏迷状态，因为恢复意识会让我的脑部受到压迫。

在我与死神搏斗的同时，塔利班发出声明，表示他们是攻击事件背后的主使者，但否认是因为我争取教育权利的缘故。“这次攻击是我们的行动，如果有人胆敢再忤逆我们，我们还是会再做相同的事。”塔利班组织的发言人伊赫桑说，“马拉拉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她一直在主导提倡政教分离……她虽然年纪小，但她不断地在普什图地区鼓吹西方文化。她亲近西方，反抗塔利班，还宣称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她的偶像。”

父亲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在我获得国家和平奖之后，接受过许多电视采访。其中有一次，我被问到谁是我最喜欢的政治人物时，我选了阿卜杜勒·伽法尔汗、贝·布托和奥巴马总统。我读到过一些与奥巴马有关的文章，很欣赏他。作为一个出身于贫困家庭的黑人男子，他却实现了他的抱负和梦想。但是，美国在巴基斯坦人心中的印象很差，美国需要为无人机轰炸事件、秘密入侵巴基斯坦领土的行动，以及雷蒙德·戴维斯事件负责任。

一位塔利班发言人说，法兹鲁拉在两个月前的会议上就下达攻击令了。“任何选择支持政府而忤逆我们的人，都将被我们铲除。”他说，“你们等着看吧，其他重要人士也会接着成为受害者。”他还说他们找了两个斯瓦特人搜集我的情报和我上学的路线。他们故意选择在军方检查哨附近进行攻击，以证明他们无所顾忌，在哪里都敢于行动。

下午时分，医院里突然一阵忙乱。每个人都在整理制服、检查仪容。然后，军方首领基亚尼将军来了。“全国在为马拉拉祈祷。”基亚尼将军告诉父亲。在2009年底反塔利班活动之后，我在斯瓦特的一场盛大活动上曾经与基亚尼将军见过面。

“我很高兴您顺利完成了任务。”我当时这么说，“现在您只需要抓到法兹鲁拉就可以了。”全场掌声雷动，基亚尼将军走上前来，像个父亲一样把手放在我的头上。

朱奈德上校向将军简要汇报了手术过程并提出治疗方案。基亚尼将军要求他把断层扫描结果寄到国外，听取更专业的专家的鉴定和建议。他离开之后，为了避免感染，所有人都不能接近我的病床。但还是不断有人来看我：前板球选手、现任政治人物伊姆拉姆·汗，新闻部长伊夫蒂哈尔·侯赛因（他的独子被塔利班射杀），还有省督海德·霍迪，我曾与他一起上过谈话节目。但他们都没有获准进入病房。

“静养能让马拉拉活下去。”霍迪告诉其他人，“她还有很多事要做。”

大约下午三点左右，两位英国医生搭乘直升机从拉瓦尔品第赶来，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紧急医疗顾问贾维德·基亚尼医生和伯明翰儿童医院菲奥娜·雷诺兹医生。事发时，他们正好在巴基斯坦教导军方如何进行国内首次肝脏移植手术。我的国家有各种惊人的数据，不只是教育方面而已。其中包括每七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人患有肝炎，主要原因是针头污染。许多人因肝炎死亡。基亚尼将军决心改善这个状况，军方因此再次介入政府无法解决的公众事务中。他要求两名医生回国前向他进行汇报。那时，刚好是我中枪后的第二天早上。医生们去见他时，他办公室里两台电视都打开着，一台是讲乌尔都语的本地电视台，另一台是英文播报的Sky News[1]，两个台都在报道关于我的枪击事件。

将军和贾维德医生虽然同姓，但彼此并无血缘关系，二人相识已久。所以，将军告诉贾维德医生，这些互相矛盾的报道让他很忧心，并请贾维德医生在回英国之前，先来帮我做个评估。贾维德医生答应了将军的要求，但他请求让菲奥娜医生一同前往，因为她是伯明翰儿童医院的医生，专长就是儿童重症照护。菲奥娜医生本来对于前往白沙瓦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当时白沙瓦已经禁止外国人进入了。但当她得知我是推广女孩受教育权利的积极分子时，欣然应允，因为她认为自己很幸运地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成为一名医生。

朱奈德上校和院长并不太欢迎他们的来访，他们之间起了点争执，直到贾维德医生明确表示是谁请他们来的为止。两位英国医生对于他们看到的状况并不满意。一开始，在他们要求洗手时，发现没有水；接着，菲奥娜医生检查了仪器和数值之后，向贾维德医生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她问医护人员，我上一次量血压是什么时候。“两小时前。”有人答道。菲奥娜医生称他们应该密切监控血压，并问护士为什么没有动脉导管，还指出我的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过低。

父亲很高兴他当时没有听见菲奥娜医生跟贾维德医生说的话。菲奥娜医生说我是“尚可救”的状态。意思是，我在对的时间动了对的手术，但是我康复的机会却因为术后护理的不足而打了折扣。在动了脑神经外科手术之后，监控呼吸和换气是很重要的，我体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应该要维持在正常数值才行。这就是那些管子和仪器的工作。贾维德医生说：“这就像是在开飞机一样，一定要用对方法才做得到。”医院里虽然有这些器材，但它们没有被正确使用。最后，因为夜晚留在白沙瓦太危险，他们当天便乘直升机离开了。

在所有前来探视却不得进入的人中，包括内政部长拉赫曼·马利克。他带了一本护照给我。父亲向他致谢，但心情却非常低落。当天晚上，回到军方宿舍时，他从口袋里拿出护照交给母亲。“这是马拉拉的护照，但我不知道这本护照会带她出国，还是上天堂。”他说。然后，他们两人都哭了。他们不知道的是，当他们待在医院这个封闭的世界时，我的遭遇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很多人提出要求，希望能把我送出国接受治疗。

我的情况不断恶化，父亲也很少接电话了。他只接少数来电，其中之一就是阿尔法·卡里姆的父母的来电，她是旁遮普的计算机神童，我曾在一次活动中与她说过话。她在九岁时就因为过人的程序编写能力，成为全球年纪最小的微软认证工程师，她还曾被邀请到硅谷与比尔·盖茨会面。但她在1月时因为癫痫引发心脏病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年仅16岁，只大我一岁而已。

当她的父亲来电时，我父亲哭了。“告诉我，失去女儿以后要怎么活下去？”他啜泣道。

[1]英国第一个全天24小时传送国内及国际新闻的卫星电视台，也是欧洲第一个全天24小时播送国际新闻的电视台。

22　踏上未知的旅程

我是在星期二中午被枪击的。到了星期四早上，父亲几乎已经确定我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让我的舅舅法伊兹·穆罕默德开始在村里帮我准备后事。我处于引导昏迷的状态中，生命迹象不断恶化，脸和身体都肿了起来，肾脏和肺脏逐渐衰竭。父亲后来告诉我，看到我在那间小小的玻璃隔间里，身上插满管子，是最可怕的事。他认为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已经死了。他陷入绝望之中，“这太早了，她不过才15岁，”他心想，“难道她的生命真的如此短暂吗？”

我的母亲还是持续祈祷着，她几乎没有合过眼。法伊兹·穆罕默德告诉她，她应该诵念《古兰经》里讲述朝觐的内容。母亲把那十二段祷词（58-70）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诵读，祷词里讲的是真主的全知全能。她告诉父亲，她觉得我能活下来，但父亲难以赞同。

当朱奈德上校来检查我的状况时，父亲再次询问：“她能活下来吗？”

“你信真主吗？”医生问他。

“我相信。”父亲回答。朱奈德上校看起来是个很有精神深度的人。他建议父亲向真主恳求，而真主会回应我们的祷告。

星期三深夜，两名专长急症救治的军事医生从伊斯兰堡驱车来到了医院。他们是基亚尼将军派来的。之前来看过我的两名英国医生向基亚尼将军汇报状态时提到，如果我继续留在白沙瓦，这里不合规范的护理水平，以及存在的高感染风险，可能会对我的脑部造成损害，甚至导致死亡。他们想让我转院，但建议先找顶尖医生去看看状况。只可惜为时已晚，我的情况已经恶化。

医护人员完全没有按照菲奥娜医生的建议进行任何改善。星期四早上，两名专家中的一位——阿斯兰准将打电话给菲奥娜医生。“马拉拉现在状况很严重。”他告诉她。我身上出现了一种叫作“散播性血管内凝血”的症状，也就是我的血液不会凝结。我的血压非常低，血液里的酸度也提高了。我不再排尿，这使我的肾脏开始衰竭，乳酸值攀升。看起来，所有可能恶化的情形都发生了。菲奥娜医生当时人在机场，准备飞回伯明翰，但得知这个消息后，她决定过来帮忙，两个与她一同从伯明翰来的护士也留了下来。

星期四中午，她就回到了白沙瓦。她告诉父亲，我会搭飞机转到拉瓦尔品第的军事医院，那里有最好的急症救治系统。父亲不明白一个病得这么重的孩子该怎样搭飞机，但菲奥娜医生安慰他说，她常常这么做，让他不必担心。父亲问菲奥娜医生，我还有没有希望能活下来。“如果没有希望，我就不会在这里了。”她答道。父亲后来说，当时听到那句话，他的眼泪就无法抑制地掉了下来。

那天晚些时候，一位护士来帮我点眼药水。“你看，卡什塔[1]，”母亲说，“菲奥娜医生是对的，护士来帮马拉拉点眼药水了。如果她没有希望了，他们就不会来帮她点眼药水了。”另一个中枪的女孩夏息雅也被转到这间医院，菲奥娜医生替她做了检查，她告诉父亲，夏息雅没事。夏息雅还拜托菲奥娜医生：“请照顾马拉拉！”

好几台重型摩托车闪着警灯开道，护送我们前往停机坪。直升机飞行的1小时15分钟里，菲奥娜医生几乎从未落座。她全程都在忙着弄那些大大小小的仪器，父亲觉得她像是在跟那些仪器打仗一样。菲奥娜做的正是这些年来她一直在做的事。她在英国时，有一半的工作就是转移重症病童，另一半工作内容是在重症病房里医治这些孩子。但她从未经历过目前这种情况，因为不仅白沙瓦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很危险的地方，而且在上网搜寻过关于我的资料后，她发现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病案。“如果马拉拉有个三长两短，全部的责任都会落在这个白人女医生身上。”她后来这么说，“如果她死了，我就等于是杀了巴基斯坦的特蕾莎修女。”

我们一降落在拉瓦尔品第，就在军方的保护下，搭救护车来到一个叫作军事心脏专科研究机构的地方。父亲再度情绪紧张起来：这里的人懂得如何医治头部枪伤吗？但菲奥娜医生向他保证，这里是全巴基斯坦最完善的重症医疗中心，有最先进的仪器和在英国受过培训的医生。跟她一起从伯明翰来的两个护士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也已经向心脏科的护士解释了处理头部枪伤必要的流程。因为看起来，我开始对输血产生严重的排斥反应，他们花了三个小时，更换我的抗生素和动静脉管。最后，他们终于宣布我的状况稳定下来了。

整间医院都被封锁，医院外还有一整个军营的士兵守护，屋顶上甚至还有狙击手。所有人都不准进入医院。医生必须穿上制服，只有直系亲属被允许探视病人，所有进出的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安检。他们指派了一位陆军少校亦步亦趋地跟着我的父母。

我父亲很害怕，我舅舅则一直说：“要非常小心，这些人之中可能有人是间谍。”他们准备了三间军方宿舍来安置我的家人，没收了所有人的手机。他们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但也有可能是为了阻止父亲与媒体进行联系。从宿舍到医院，只有短短一小段路。但每次，父母都必须通过对讲机获得批准，这就至少要花上半小时的时间。甚至在他们穿越宿舍草坪去餐厅用餐时，也有警卫跟在身边。所有访客一律禁止进入，连总理想来看我都被拒绝。这里的安全措施似乎无懈可击，但是在过去三年里，塔利班曾成功渗入并攻击受到最高层级保卫的军事机构：迈赫兰海军基地、卡马拉空军基地，还有同在这条路上的陆军总部。

我们都有被塔利班攻击的危险。有人告诉父亲，我的两个弟弟也不能幸免于难。父亲很担心。后来，胡沙尔被带到拉瓦尔品第和他们会合。宿舍没有计算机或网络，只有一位很亲切的厨师——亚欣·马玛，他帮我父母带来报纸或其他所需用品。亚欣告诉父母，能为我的家人准备膳食让他感到很荣幸。我的家人对此很感动，向他说了不少我们的故事。亚欣希望用美食减轻我的家人承受的痛苦。因为大家都没有胃口，亚欣便努力烹制各种美味至极的餐点、蛋糕和甜点来吸引他们。一天吃饭的时候，胡沙尔说餐桌上只有四个人，感觉空落落的。少了我，让他们觉得这个家不再完整。

从亚欣带来的报纸中，父亲了解到国际社会对这次枪击案的反应非常强烈。全世界好像都愤怒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这是“非常恶劣且懦弱的行为”。奥巴马总统表示这起攻击事件“应该受到谴责，令人反感，这是一场悲剧”。但巴基斯坦内部有些意见就没有这么正面了。有些报道称我为“和平的偶像”，但有些报道一如既往地说这是一场阴谋，甚至还有些博客质疑我中枪的真实性。被捏造出来的假消息很多，特别是来自乌尔都媒体的报道，比如他们说我批评蓄须习俗。反对我的声浪中，包括一位宗教党派——伊斯兰大会党——的女议员罗喜拉·夸兹医生。她说我是美国的傀儡，还拿出一张我与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大使的合照，证明我“跟美国军事高层过从甚密”！

菲奥娜医生则是我们的定心丸。母亲只会说普什图语，所以听不懂她说的话。但菲奥娜医生每次走出我的病房时，都会竖起大拇指，说声“很好！”对我父母来说，她不再只是一位医生，还负责传达关于我的最重要的消息。她会耐心地坐下来，请我父亲仔细解释所有细节给我母亲听。父亲对此简直不敢置信，他感到非常高兴。在我们的国家里，没几个医生愿意大费周章地跟一个文盲妇女解释任何医疗细节。

我父母得知世界各地都伸出了援手，很多机构表示愿意为我提供治疗。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表示愿意免费为我治疗。还有一些美国人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包括很有钱、也来过巴基斯坦很多次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以及在亚利桑那州参加会议时在购物中心遭头部枪击的众议员加布丽埃勒·吉福兹。另外，德国、新加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英国也纷纷传来愿意提供帮助的消息。

没有人跟我父母讨论关于我的事情，一切都是由军方决定。基亚尼将军问贾维德医生该不该送我出国接受治疗。贾维德医生说他们居然讨论了六个小时！也许基亚尼将军比其他政治人物都更明白，如果我死了，会对政局造成怎样的影响。他希望各方能够在政治上达成共识，支持他发动对塔利班的全面攻击。他身边的人也说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基亚尼将军的父亲只是个普通士兵，很年轻时就过世了。他是家里的长子，当时只有八岁，便承担起抚养整个家庭的责任。基亚尼将军成为陆军统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普通士兵而非军官的居住条件、食物配给问题和受教育状况。

菲奥娜医生说我很有可能会出现语言障碍和右臂右腿无力的状况，所以我需要一套完整的康复设备，但这是巴基斯坦所没有的。“如果你是认真地希望能有最好的结果，就把她送出国吧。”她提出建议。

鉴于美巴两国间的关系在雷蒙德·戴维斯事件、本·拉登刺杀事件和美军直升机在国境边缘造成数名巴基斯坦士兵死亡事件之后不断恶化，基亚尼将军坚持这件事最好不要让美国插手。贾维德医生提议把我送到伦敦的大欧蒙特街医院，或是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专门医院。“为什么不送到你们服务的医院呢？”基亚尼将军问道。

贾维德医生对此已有预期。伯明翰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治疗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回来的英军伤兵而知名。医院坐落在市区外围，非常隐秘。他打电话给他的主管凯文·博尔格——医院的首席运营官，很快便得到首肯。虽然事后他说：“当时没有人知道医院要为这件事付出那么大的努力。”把我这样一个外国籍未成年患者转院到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博尔格很快就发现自己深陷英国与巴基斯坦两国间的官僚体系中不能自拔。而同时，时间紧迫。虽然我的状况已经稳定下来，仍然需要在48小时内转院，最多不能超过72小时。

终于获得批准。紧接着，医生们面临如何具体操作这次转院的问题，以及谁来负责这笔支出。贾维德医生建议我们接受英国皇家空军的协助，因为他们经常从阿富汗送伤兵回国。但基亚尼将军拒绝了。他深夜把贾维德医生找到家里开会。将军习惯熬夜，他像平常一样，一边抽烟，一边解释给医生听，表示他不希望外国军方介入此事。这次枪击事件已经传出了很多阴谋论。外面到处流传着马拉拉是美国中情局探员这类的消息，他不希望在这时候火上加油。这让贾维德医生陷入两难的境地。英国政府同意提供协助，前提是要巴基斯坦政府正式提出请求。但我的国家为了面子，迟迟不肯开口。所幸这时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统治者出面了，他们愿意出借私人喷气机，飞机上自备了小型医疗系统。

周一，10月15日一大早，我将要开始人生第一次飞离巴基斯坦的旅程。

虽然父母知道其他人在讨论要不要送我出国治疗，却对这一连串的协商毫不知情。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不论我要被送到哪里，他们都会与我一同前往。星期日下午，父亲接到上校的通知，说我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去英国了，只有他可以随行，我的母亲和弟弟们都不能同行，因为他们都没有护照或身份证明文件。上校说因为在处理他们的护照时出了点问题，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对于去英国的事，父亲必须对家人保密。

我的父亲向来与母亲分享一切事情，他绝对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保密。他心情沉重地告诉了母亲这个消息。母亲与舅舅法伊兹·穆罕默德坐在一起，舅舅很生气，担心她和我两个弟弟的安全。“把她独自和两个儿子留在明戈拉，他们可能会遭遇危险的！”

父亲打电话给上校。“我已经跟家里人说了，他们很不高兴。我不能离开他们。”麻烦来了，因为我未成年，不能独自前往英国，许多人，包括朱奈德上校、贾维德医生和菲奥娜医生都来说服父亲跟我一起去。我的父亲从来不向压力低头，他态度十分坚定。虽然他也知道，继续坚持下去会对这件事有很大影响。他告诉贾维德医生：“我已经把女儿托付给了对的人，她会被带往安全的国家。我不能把我的妻小留在这里，他们也身处险境。发生在我女儿身上的事情已经不能挽回，现在我把她托付给真主。我是个父亲，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贾维德医生要求与我父亲单独谈谈。“这是你不愿意一起去的唯一原因吗？”他问道，他想确认父亲没有被施压。

“我妻子告诉我：‘你不能离开我们。’”父亲说。医生把手放在父亲肩上，向他保证他们会好好照顾我，要我父亲相信他。父亲说：“马拉拉中枪的时候你们刚好都在这里，这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相信：上帝总是先给我们解决方案，然后再给我们问题。”贾维德医生说。

于是我父亲签下了《委任监护人同意书》，使菲奥娜医生成为我英国之行的监护人。父亲把我的护照交给她时泪流满面，他握住她的手，“菲奥娜，我信任你。请你好好照顾我的女儿。”

然后，我的父母来到床边跟我道别。这时大约是晚上11点，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巴基斯坦见到我。我无法说话，双眼紧闭，只有呼吸声能够证明我还活着。母亲哭了，父亲则努力安慰她，告诉她他觉得我现在已经脱离险境了。医院一开始所说的期限：24小时的危险期、48小时的决定期、72小时的关键期都已经一一安然度过了。肿胀的状况已经消退，我的血压情况也改善了。我的父母们相信菲奥娜医生和贾维德医生会给我最好的照顾。

我的父母回到房间，辗转难眠。差不多过了午夜，有人来敲他们的房门。门外是一开始试着要说服我父亲把母亲留在巴基斯坦，跟我一起去英国的上校。他告诉父亲一定要跟我一同前去，否则我可能无法入境。

“我昨晚就告诉你我的难处在哪里了。”父亲答道，“你为什么还把我叫醒？我是不会离开我的家人的。”

另一位官员也被叫来说服父亲。“你一定得去。你是她的家长，你如果不一起去，英国的医院可能不会接收她。”

“我已经决定了。”父亲坚持道，“我是不会改变心意的。过几天文件下来后，我们会一起过去。”

于是上校说：“跟我们去一趟医院吧，你还得签几份文件。”

父亲有些疑惑。已经半夜了，他有些害怕。他不想独自跟着军官走，于是他坚持要母亲与他一起前往。父亲很担心，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全程不断地复诵《古兰经》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先知尤纳斯在鲸鱼肚子里的时候念过的经文。经文告诉我们，只要拥有信仰，即便最糟糕的情况，也能解决。

当他们到达医院时，上校告诉父亲，让我独自飞往英国，他还需要签署其他几份文件。这件事情原本很简单。父亲之所以这样担心和害怕，是因为去英国治疗这件事的安排过程过于神秘。这些穿着军服的人，和家人那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让他慌了手脚，把小事放大了。其实，这不过只是履行一个糟糕的官僚手续而已。

当父母亲终于回到宿舍后，心情仍然很沉重。父亲并不想让我只身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他很担心我会非常迷惑。我最后的记忆就是在校车上。想到我可能会觉得被他们抛弃，他心如刀割。

10月15日，星期一早上五点，我在军方的保护下被送往机场。道路被封闭，沿路每栋建筑的屋顶上都安排了狙击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飞机已经准备就绪。后来，其他人告诉我，这架飞机奢华无比。上面有舒适的双人床，十六个头等舱座位。飞机后方还有个迷你医院，配有欧洲籍的护士和一名德国医生随行。我真遗憾自己处于无意识状态，没法清醒地享受那一切。飞机先飞到阿布扎比加油，然后就直飞伯明翰。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伯明翰。

我的父母在宿舍里等待着。他们以为他们的护照和签证都已经在处理中，应该过不了几天就可以跟我会合。但他们什么消息都没有接到。他们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可以查询我的状况。

等待似乎漫漫无期。

[1]原文为khaista，帅哥的意思。

第五部　第二条命

Watan zama za da watan yam

Ka da watan da para mram khushala yama！

我是一名爱国主义者，我热爱我的国家。

正因如此，我愿意奉上我的一切！

23　“伯明翰，头部中枪的女孩”

我在10月16日醒来，枪击事件发生后的一星期。我离家千里之遥，脖子上插着一根管子，它帮助我呼吸，也让我无法说话。当时，刚做完一次断层扫描，我在回到加护病房的路上。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最后完全清醒过来。

我清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感谢真主，我还活着”。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知道自己不在家乡。护士与医生说的都是英语，但他们似乎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我试图跟他们说话，但因为脖子上那条管子的关系，他们听不见我的声音。一开始，我的左眼看任何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每个人似乎都有两个鼻子和四只眼睛。我清醒的大脑里充斥着各种问题：这是哪里？谁带我来的？我的父母在哪儿？我的父亲还活着吗？我很害怕。

我醒转过来时，贾维德医生在现场，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我脸上表现出的恐惧与困惑。他用乌尔都语跟我说话。我唯一确信的事情，就是真主赋予我一条新的生命。一个戴着头巾的女士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跟我说：“阿莎拉穆·阿拉伊科姆。”这是我们穆斯林的传统问候。接着，她开始用乌尔都语念诵祷词，并吟咏起《古兰经》中的词句。她告诉我她叫蕾哈娜，是一名穆斯林牧师。她的语调轻柔，言语温暖，我在那声音中陷入梦乡。

我梦见自己人在他方，而非医院。

第二天再次苏醒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奇怪的绿色房间里，房间没有窗户，光线却非常明亮。这里是伊丽莎白医院的重症医疗区。里面的一切都相当干净而光洁，完全不像明戈拉的医院。

一名护士给了我一支笔和一个便签本。但我没办法写好字，写出来的字都歪七扭八。我想写下父亲的电话号码，但写出来的字母全都黏在一起。贾维德医生拿了一个字母板，让我可以用手指出字母。我最开始拼出来的字母是“父亲”和“国家”。护士告诉我，我现在人在伯明翰，但我并不知道伯明翰在哪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护士什么都不告诉我，就连我叫什么名字也不说。我还是马拉拉吗？

我头痛欲裂，甚至连护士帮我打了针都无法舒缓这种疼痛。我的左耳不停出血，我感觉自己的左手怪怪的。护士和医生不停地来来去去。护士们问我很多问题，她们告诉我用眨两次眼的方式表达“是”的意思。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谁把我送到医院的。我想可能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左半张脸无法正常工作。如果我盯着护士或医生看一会儿，左眼就会流出泪水。我的左耳听不见，也无法顺利地移动我的下颚。我示意人们站在我的右侧。

之后，来了一位亲切的女士——菲奥娜医生，她送了一只白色的泰迪熊给我。她说我可以叫它朱奈德，过后她会跟我说明缘由。我不知道谁是朱奈德，因此我叫它莉莉。她还带了一本粉红色的笔记本，让我可以在上面写字。我用笔写下的头两个问题是：“为什么我父亲不在这里？”和“我父亲没有钱。谁来支付我的医疗费用？”

“你的父亲很安全，”她回答，“他人在巴基斯坦。关于医疗费用的问题，你也不用操心。”

我用同样的问题询问每一个进来的人，他们的答案都一样。但他们说服不了我。我完全不清楚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不相信任何人。如果父亲安然无恙，为什么他不在我的身旁？我认为父母并不知道我身在何处，他们可能还在明戈拉各处的广场或市集里到处寻找我的下落。我不相信我的父母都平安无事。住在那里的头几天，我的神志总在梦境与现实之间飘来荡去。我不停回到同一个场景：我躺在床上，数不清的男人包围着我，我问他们：“我的父亲在哪里？”我想自己遭受了枪击，但没办法确定——这些画面到底是梦幻，还是回忆？

我还不由自主地焦虑这将需要花费多少钱。我们得奖赚来的钱都花在校务上，另外还在香拉的村子里买了块地。每次，当我看到医生在跟别人说话，我就会觉得他们是在说：“马拉拉没有钱。马拉拉付不起她的医药费。”有一名医生是波兰人，他的神情总是充满哀伤。我猜想他是医院的老板，因为我付不出钱而让他郁郁寡欢。所以我比了个手势，请护士帮我拿了张纸，然后写道：“你在难过什么呢？”他回答：“没有，我没有在难过。”“谁会付钱？”我写，“我们家没有钱。”“别担心，你们政府会负担。”他说。在那次之后，他每次看到我都会面带微笑。

我习惯为问题找到答案，所以我想，也许我可以沿着路走到医院的接待大厅，找到电话，打给父亲母亲。但我的大脑告诉我：你没有钱付电话费，你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国际代码是多少。然后我想：我需要到外面去，开始工作赚钱，这样我才能买个电话，打给我父亲，然后我们便能再团聚在一起了。

我脑海里的所有东西都搅成了一团。我以为菲奥娜医生给我的泰迪熊本来是绿色的，有人偷偷把它换成了白色的。“绿色的泰迪熊跑哪去了？”纵使他们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告诉我绿色的泰迪熊不存在，我还是会用同样的问题询问他们。那绿色可能是来自加护病房的墙壁所发出的微光，但我仍深信我曾拥有一只绿色的泰迪熊。

我不断地忘记英文单词。我写给护士的纸条里，有一张上面写着：“一条能让我清洁牙齿的铁丝。”听起来像是有东西卡在我的齿缝中，而我实际上是需要一条牙线。事实上，我的舌头是麻痹的，牙齿完全没事。蕾哈娜的造访是我唯一的抚慰。她吟诵治疗用的祷文，我的嘴唇也开始能随之开合，并在结束时说出无声的“阿敏”[1]。电视机总是关着的。只有一次，他们让我看《厨神当道》，我以前在明戈拉时会定时观看，也为之着迷，但我眼中所看到的一切仍旧很模糊。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知道是医生不准任何人带报纸进来给我，或告诉我任何事情，他们担心我会因此而精神受创。

我很担心父亲是不是死了。于是菲奥娜带了份一星期前的巴基斯坦报纸给我，上面有一张我父亲正在与基亚尼将军说话的照片，在他们的身后，一个戴着披肩的人和我的弟弟坐在一起。我只能看到她的双脚。“那是我母亲！”我这样写道。

那天稍晚，贾维德医生带着手机进到病房。“我们要打电话给你的父母。”他说。我的双眼难掩兴奋。“你不可以大哭，也不可以啜泣。”这是他给我的建议。他很严肃但也非常仁慈，仿佛他已经认识我一辈子了一样。“我会把手机拿给你，但你要坚强。”我点头。他拨了号码，说了几句话，然后把电话交到我手中。

那是父亲的声音。因为脖子上还插着氧气管，我无法说话，但我很高兴能听见他说话。因为脸部受创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笑，但我的心在微笑。“我很快就会过去，”他答应我，“好好休息，两天以后我们就会到你那里。”后来父亲告诉我，贾维德医生也告诫他不可以哭，否则我们两人会更难过。医生希望我们能为彼此坚强。那通电话没有讲很久，因为我父母不希望我过度疲累。我的母亲则一直在电话那头帮我祈祷。

我仍然相信，我的家人当时没办法陪在我身旁，是因为父亲没钱支付我的医疗费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人还在巴基斯坦。说不定，他正在卖我们家村里的那块土地，连带把我们的学校也脱手了。但我们那块地那么小，学校的建筑与我们家的房子又都是租来的，他怎么卖？说不定他正在想办法向有钱人借贷。

就算通过了电话，我的父母还是无法完全放心。他们并没有实际听到我的声音，而且他们依旧与外界隔绝。去拜访他们的人总会带来前后矛盾的消息。其中一名来访者是少将古拉姆·卡玛，他是斯瓦特军事行动的领袖。“英国那边传来了好消息，”他告诉父亲，“我们都很高兴听到我们的女儿活了下来。”他用“我们的”，因为我现在已被视为“巴基斯坦的女儿”。

这名少将告诉父亲，他们正在斯瓦特境内挨家挨户查访，同时也随时监测边境地区。他说，他们确知对我下手的那些人，来自一个由22人组成的塔利班团伙，而他们与在两个月前枪击扎西德·汗的是同一伙人。

父亲什么话都没说，他被气坏了。长久以来，军方总是对外宣称明戈拉没有塔利班的踪影，他们已经把塔利班都清理光了。现在，这名少将却跟他说我们镇里有22名塔利班，而且存在时间至少在两个月以上。而且之前军方还说扎西德·汗是因为牵涉到家族间的纠纷才会被枪击，坚称不是塔利班下的手。可现在，他们又说我跟他一样，是被同一伙塔利班攻击。我父亲很想回他：“你们知道塔利班藏身在我们河谷中的消息已经两个月了，你们知道他们想杀了我女儿，而你们竟然没有阻止他们？”但他知道，这么说并不会对现状有任何帮助。

少将还告诉父亲，我恢复知觉的确是好消息，但是我的视力出了状况。父亲被弄糊涂了。为什么军方会得知他不知道的消息？他很担心我会因此而失明。他想象他亲爱的女儿，脸上光彩熠熠，却终身行走于黑暗中。女儿问他：“爸爸，这是哪里？”这个消息太可怕了，他没办法告诉我的母亲。尽管他通常守不住秘密，特别是对母亲。相反地，他告诉真主：“我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愿意分一只眼睛给她。”但他又转而开始操心，他已经43岁了，他自己的眼力多半也没多好。那晚，他辗转难眠。第二天早上，他询问负责保卫我们家的少校能不能借他的手机致电朱奈德上校。“我听说马拉拉瞎了。”父亲绝望地告诉他。

“别听人家胡说，”少校回答，“如果她能读写，怎么可能看不见？菲奥娜医生定时会跟我汇报她的病况，而马拉拉最初写的一张纸条上，问的就是你的近况。”

在遥远的伯明翰，我不但视力无碍，还要求他们给我一面镜子。“镜子。”我在粉红本子上这么写——我想看看自己的脸和头发。护士们拿给我一面白色的小镜子，我现在仍把它带在身旁。当我看见自己的脸时，难过得无法自已。我的长发，我过去会花上数不清的时间打点的长发，没了，头部的左半边更是光秃一片。“我现在是短发了。”我在本子里这样写。我原先以为是塔利班下的手，事实上帮我剃头的却是巴基斯坦那些不留情面的医生。我的脸部扭曲变形，就像有人从一边将它往下拉扯一样，而在我的左眼侧边，则留下了一条疤痕。

“为什么这样对我？”我这样写道，拼字依旧紊乱。我想知道是谁做的。“发生了什么事？”

我还写了“停止光线”，因为那些刺眼的光线会让我头疼。

“你遇到了一些事情。”菲奥娜医生说。

“我中弹了吗？我父亲中弹了吗？”我写。

她告诉我，我在校车上被枪击。她说我的两位朋友也中了枪，但我记不得她们的名字。她解释子弹从我左眼伤疤处射入后，往下移动了约46厘米，停在我的左肩，它很有可能射穿我的眼珠或射进我的脑袋，我还能活着是个奇迹。

我没有任何反应，也许只是些微松了口气。“所以他们还是下手了。”我唯一的遗憾是，我没有机会在他们对我开枪之前，跟他们说上几句话。现在他们永远也听不到我当时想说的话了。我完全不想报仇，我对那名朝我开枪的人也没有想过报复——我只想回斯瓦特。我想回家。

这次交谈之后，一连串画面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涌动，但我无法分辨那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关于枪击案，我记忆中的情景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差异巨大。在我的记忆中，我跟父亲、其他朋友，还有一名叫作古尔的女孩在另外一辆校车上。当时我们正准备回家，路上却忽然出现两名穿着黑衣的塔利班。其中一名拿枪对准了我的头，一小颗子弹从中射出，射进了我的体内。那个人也射伤了我的父亲。然后，一切归于黑暗，我躺在一副担架上，那里到处都是人，很多很多的男人，而我的双眼在四处寻找着我的父亲。后来，我总算看到他了，也试着要跟他说话，但我却讲不出话来。在其他梦境中，我身处许多地方：在伊斯兰堡的吉纳市场、在耆那集市，然后中弹。我甚至梦到那些医生也都是塔利班。

随着我变得越来越清醒，我希望知道更多的细节。来病房的人都不准携带手机，但菲奥娜医生总是随身带着她的iPhone，因为她是急诊医生。当她把电话放在一边时，我拿过来在Google上搜寻自己的名字。这个动作很艰难，因为我看东西是重影，导致我一直输入错误的字母。我还想检查我的电子信箱，但却怎么也记不起密码。

就在苏醒后的第五天，我能开口说话了，但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别人的。当蕾哈娜来了以后，我们开始从伊斯兰教的观点讨论这次枪击事件。“他们朝我开枪。”我告诉她。

“对，没有错。”她回答，“很多穆斯林都无法相信一名穆斯林居然会做出这种事。”她说，“举例来说，我的母亲就会说他们一定不是穆斯林。有些人会称自己为穆斯林，但他们的行为却不遵守伊斯兰教义。”我们聊到许多事情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发生在我身上，以及受教育的权利不应只是男性拥有，女性也应当拥有，这才符合伊斯兰教义。我为我自己的权利发声，穆斯林女性理当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一发现自己能再次说话了，我就用贾维德医生的手机跟父母通话。我担心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我的声音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怪怪的？”我问父亲。

“没有，”他说，“你的声音听起来跟以前一样，而且会越来越好听。你那边都还好吗？”他问。

“还好，”我回答，“但我头痛得很厉害，几乎无法忍受。”

父亲真的很担心。我猜到头来，他的头会痛得比我还厉害。之后，每当我们通电话，父亲都会问：“你的头痛好些了吗？还是变得更严重了？”

那次之后，我总会跟他说：“我挺好的。”我不想让父亲担心。就连院方给我的头部拆线，往我的脖子打了一管超大的针剂都没说。“你们什么时候会过来？”我不停地问他们。

那时候，他们已经被困在一家位于拉瓦尔品第的医院里的军旅宿舍中一个星期了，没有任何消息通知他们何时能启程前往伯明翰。母亲非常绝望，她跟我的父亲说：“如果到了明天还没有任何消息，我就绝食抗议。”那天稍晚，父亲去见了负责他们安全的少校，跟他说明了目前的情况。少校看来有点不安。十分钟左右，就有人来告诉父亲，他们已经做好了安排，晚点就会送他们去伊斯兰堡了。在那里，他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吗？

父亲回到母亲身边，告诉她：“你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一直以来，我都以为马拉拉和我才是请愿的专家，但其实你才是那个真正懂得如何抗争的人！”

他们被送往伊斯兰堡的克什米尔之家，那是间专供议员使用的招待所。保安依旧十分严密，当父亲要求一名理发师来帮他剃须时，一名警员全程陪坐一旁，以免那男人趁机割了父亲的喉咙。

至少他们现在拿回了自己的手机，我们之间的沟通因而方便许多。每一次，都是由贾维德医生先联络我的父亲，告诉父亲我什么时候会跟他通话，让父亲把那段时间先空下来。但当医生拨号之后，电话线却又总是忙碌。父亲竟然随时都在讲电话！我很快背出了母亲的十一位数字电话号码，贾维德医生的表情看起来很惊讶。他马上明白，我的记忆力并没有受损。但我父母仍不清楚为什么还不能飞过来看我。贾维德医生也很困惑，为什么他们还不赶快过来。当父母告诉他他们也不知道原因时，贾维德医生打了一通电话，很快确认问题并非出在军方，而是出在政府。

等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与让我的父母在最短的时间内搭上第一班前往伯明翰的飞机去跟他们生病的女儿会合相比，内政部长拉赫曼·马利克更希望自己能跟他们搭上同一班飞机，这样，他们就能在医院一起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而要把这些细节安排妥帖，需要一定的时间。他同时希望能够确保，父母和弟弟们不会在抵达英国之后要求政治庇护，因为这会使他任职的政府蒙羞。到最后，他直接询问我的父母是否有此计划。这件事说起来很有趣，因为我的母亲根本不懂什么叫作“庇护”，而我父亲压根没想过这件事。他脑子里正在思考其他问题。

当我的父母亲搬进克什米尔之家后，索尼娅·赛义德前来拜访他们。她是那位帮忙安排全体胡沙尔学校的女孩们到伊斯兰堡旅游的友人——西莎的母亲。起初，她以为父母已经跟我一起去了英国，当她得知他们还留在巴基斯坦时，吓坏了，因为大家都说到伯明翰的机票已经卖光了。因为我的父母离开斯瓦特时没带什么衣服，因此索尼娅帮他们带了些衣服过来，同时把总统扎尔达里的办公室号码给了父亲。父亲打了过去，留下一则讯息。当晚，总统直接跟他通话，并承诺会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我了解被迫与孩子分离是什么感受。”他提到了自己坐牢那几年的日子。

当我听到他们两天内就会来到伯明翰时，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帮我把书包带过来。”我恳求父亲，“如果你没有办法回斯瓦特拿，请帮我买一些新书，因为三月份我就要参加学级考试了。”当然喽，我想成为班上的第一名。我特别想要我的物理课本，因为物理对我来说很不容易；而我也得练习算数，我的数学不太好，解题对我来说很困难。

我以为我11月就能回家了。

父母用了十天时间，才来到我的身边。少了他们陪伴的那十天，对我来说度日如年。那些日子很无聊，我睡得也不好。我常紧盯着房里的时钟。时间的变化让我觉得心安，知道自己还活着，而那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也能够早起。每天早上，我都期待七点钟的来临。那时，护士们就会来到我的病房。护士们和菲奥娜医生都会来陪我玩游戏。我最喜爱的游戏之一是“四子棋”。我总是与菲奥娜医生打成平手，但除了她之外没有人能赢得了我。护士及医院内的员工都可怜我人在遥远的异地，又缺乏家人陪伴，因此都对我很好，特别是总是满面笑容的营运总监伊玛·乔杜里，以及护士长茱莉·崔西，她会坐在我的身旁，同时握住我的手。

我从巴基斯坦带来的唯一一件物品，是一件米色的披肩，那是朱奈德上校托菲奥娜医生转交给我的礼物。所以，护士和医生们上街为我采购衣物。他们完全不知道我的个性有多保守，也不知道斯瓦特河谷的少女通常穿些什么。他们去了服饰店与英国居家用品商店，为我带回了好几大包的T恤、睡衣、袜子，甚至胸罩。伊玛问我想不想要传统服饰纱丽克米兹，我点点头。“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她问。我回答：“当然是粉红色的。”

我不大吃东西，他们很担心。我不喜欢医院提供的餐饮，而且也担心这些食物不符合伊斯兰教饮食戒律。在那里，我唯一接受的食物，就是营养奶昔。护士茱莉发现我喜欢吃奶酪玉米片，常常准备一些给我吃。“你喜欢吃什么？”他们问我。“炸鸡。”我回答。伊玛在小希思发现了一家遵循伊斯兰教饮食戒律处理食物的肯德基，因此，每天下午会去那里帮我买炸鸡和薯片。有一天，她甚至为我烹煮了咖喱。

为了让我有事可做，他们为我买了一台DVD播放器。在他们为我准备的第一批电影里，有一部叫《我爱贝克汉姆》。他们认为一个锡克教的女孩挑战她的文化规范，跑去踢足球的故事能够吸引我。但当我看见一群女孩脱掉了衬衫，仅穿运动内衣打球时，大吃一惊，赶紧请护士帮我关掉。那之后，他们带来了一些卡通和迪士尼电影。我把《怪物史瑞克》前三部全部看了一遍，还看了《鲨鱼黑帮》。我的左眼依旧看不清楚，所以当我看电影时，会先把它遮盖起来；而我的左耳依然不时会流血，因此，需要不停地塞棉花球进去。有一天我问护士：“为什么我这里肿了一块？”然后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那个部位又大又硬，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是你的一块头盖骨。”她回答我。我非常震惊。

在能说话之后，我也开始再次尝试走路。躺在病床上时，除了左手因为子弹射入而变得较僵硬之外，我并没有觉得其他的手或脚有任何异样。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正常走路。最初的几步对于我来说非常吃力，好像我刚跑完一百公里一样。医生告诉我我最终会行动自如的，目前只是需要大量的物理治疗，好让我的肌肉恢复功能。

一天，另一个叫菲奥娜的人出现了，她的全名是菲奥娜·亚历山大——医院新闻处的主管。我觉得这件事听起来很有趣。我没有办法想象斯瓦特中央医院会有一间新闻处。直至她出现，我才知道自己引起了外界多么大的关注。当我从巴基斯坦被送来英国时，这则消息理应是被封锁的，但有些我离开巴基斯坦的照片流了出去，并提到我将被送至英国，而报刊媒体很快就发现我在伯明翰。一架隶属“天空新闻台”的直升机很快就在医院上空盘旋，同时有250名记者来到医院，其中最远的来自澳大利亚及日本。菲奥娜·亚历山大当过12年的记者，也当过《伯明翰邮报》的编辑，所以她完全知道要用怎样的素材来满足媒体，以防止他们企图闯入。院方开始针对我的病况提供每日简报。

不断有人想来探望我——政府官员、外交官、政治家，甚至坎特伯雷大主教都派了使者来致意。他们大多带着花束，有些花束非常精致而美丽。有一天，菲奥娜·亚历山大带了一只装满卡片、玩具和照片的袋子来给我。当时适逢宰牲节，这是伊斯兰教的主要节日，所以我以为是一些穆斯林送给我的。然后，我看到了邮戳日期，有10月10日、10月11日，甚至在这之前的都有，随即我意识到这与宰牲节无关。这些礼物来自世界各地，许多发件人都是学童，祝福我早日康复。看见我一脸惊讶，菲奥娜笑了。“你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呢！”她告诉我，外面还有很多袋，总共约有八千张卡片，很多上面都只注明“马拉拉，伯明翰医院”。甚至还有一封上面只写了“头部中枪的女孩，伯明翰”，不过它还是顺利寄达了。有些人表示他们愿意收养我，好像我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亲人一样，甚至还有人向我求婚。

蕾哈娜告诉我，世界上有好几千万个大人和孩子都在支持我，并为我祈祷。那一瞬间，我意识到，原来是这些人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存活下来是有理由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礼物：一箱箱的巧克力以及各种造型、大小的泰迪熊。而其中最贵重的，也许要算贝·布托的孩子比拉瓦尔与巴克塔瓦尔寄来的包裹。里面装着两条披巾，是他们的亡母生前所使用的。我将鼻子埋进披巾，试图闻到她的味道。后来，我在其中一条披巾里找到了一根黑色长发，这使我的礼物显得愈加珍贵。

塔利班对我的所作所为，让我的抗争变得举世皆知。当我还躺在病床上，等着向这个新世界跨出第一步时，戈登·布朗，这位联合国教育特使、前英国首相发起了一份请愿书，口号就是“我是马拉拉”，呼吁最迟2015年前，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国家领导人、总理，以及电影明星都为我送上了祝福，其中一则祝福来自统治我们省份的最后一位英国总督奥莱夫·卡罗爵士的孙女。她说，虽然她的祖父用普什图语会话和写作都很流利，她很惭愧自己对普什图语完全不懂。碧昂丝写了一张卡片给我，还将它贴在自己的Facebook上；赛琳娜·戈麦斯在Twitter上发了一则有关我的“推文”；而麦当娜则为我献唱了一首歌。其中一则祝福，甚至来自于我最喜欢的演员和社会活动家安吉丽娜·朱莉——我真等不及要告诉莫妮巴！

但我并不知道，我回不了家了。

[1]Amin，穆斯林的“阿门”。

24　“他们夺走了她的笑容”

父母抵达伯明翰的那天，我搬离了加护病房，住进一般病房519室的第四床。房间有窗户，让我得以第一次看到英国的景色。“怎么都看不见山呢？”我问。外头雾雨蒙蒙，我以为山被遮掩了起来。我当时并不知道，这里少有晴日。我眼中能看到的只有房子和街道。房屋都是红砖砌成，每一间看起来都一模一样。所有的事物看起来都安静平和、井然有序，而我看着人们过着如此平静的生活，有些无所适从。

贾维德医生说我的父母快到了，所以帮我把床调高。这样，他们抵达时，我就可以坐着跟他们打招呼。我很兴奋。从我离开明戈拉的家门，大喊着“再见”的那天早晨至今，已经过去了16天。其间，我换了4家医院，远赴千里之外。对我来说，这16天宛如16年。门打开了，熟悉的声音唤出了“亲爱的”和“猫咪”，他们就在我的眼前，亲吻着我的双手，好似他们不敢直接触摸我一样。

我无法控制自己，号啕大哭起来。住院的这段日子，我没有哭过，即便在他们朝我的脖子打针或拔除我头上的钢钉时都没有。但现在，我哭得停不下来。父亲与母亲也哭了。这种感觉，就好像原先压在我心上的重量，全被一股脑儿抛掉了一样。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没问题了。就连看见弟弟胡沙尔，我都很开心，我正缺个能吵架的伴儿呢。“我们都很想你，马拉拉。”我的弟弟们说，但他们很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泰迪熊和礼物上了。而当胡沙尔拿走我的笔记本电脑去玩游戏时，我跟他很快又吵了起来。

我被父母的面貌吓了一跳。他们从巴基斯坦长途飞行而来，疲累全都写在脸上，但不止如此——他们看起来苍老了许多，白头发多了很多。他们试图遮掩，但我看得出来他们也被我现在的样子弄得心神不宁。在他们进门之前，贾维德医生就曾警告过他们：“马拉拉的身体只康复了一成，我们还有九成的路要走。”但他们不知道，我只有半张脸会动，我也无法微笑。我的左眼凸肿，头发被剃掉了一半；而我的嘴歪向一侧，就好像有人把它往下拉一样；当我试图微笑时，看起来更像是在做鬼脸。这情况就好像我的大脑忘记了我还有左半张脸。我有一边的耳朵仍然听不见，而我讲出口的句子，简单得就像我是一名刚开始咿呀学语的婴儿一般。

我的父母被安置在大学宿舍，和学生们住在一起。医院的管理层认为我的家人住在医院会比较辛苦，因为记者会把他们团团围住，院方希望在我现阶段的复原关键期，尽可能地保护我们。他们的行李极少，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西莎的母亲索尼娅送给他们的。10月9日离开斯瓦特时，他们并不知道此后将回不了家。父母回到宿舍的房间后，像孩子般地大哭起来。

过去，我一直都是个快乐的孩子。父亲总是向人们炫耀我那“天使般的笑靥和天使般的笑声”。而现在，他对着我母亲悲叹，“那张美丽对称的脸，那张明亮闪耀的脸，没了；她也失去了她的笑靥和笑声。塔利班多么残忍——他们夺走了她的笑容。”他补充道，“你可以捐给别人双眼或肺脏，但恢复不了他们脸上曾经的笑容。”

问题出在一条面部神经上。当时，医生并不确定它究竟只是受损，会自行恢复，还是已经被切断。我安慰母亲说，就算我的脸左右不对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一直以来，我都很在意自己的外观，在意自己的发型。但当你亲眼见识过死亡，世界在你眼中，就完全不同了。“就算我没有办法正常微笑或眨眼，”我告诉她，“我依旧是我，马拉拉。最重要的是，真主已经赋予了我新的生命。”但每次他们来探视我，当我大笑或试图微笑时，母亲的脸庞仍会如同被暗影侵袭般阴暗下去。这就像是一面相反的镜子——当我脸上出现笑容时，母亲的脸上就会出现悲伤。

父亲会直视着母亲的脸庞，母亲的眼里藏着一个大大的困惑：为什么马拉拉会变成这样？这个由她带进这个世界的女孩，这个曾笑了十五年的女孩。

一天，我的父亲问母亲：“托·贝凯，你老实跟我说，发生了这种事情，你怎么想——是我的错吗？”

“不，卡什塔，”母亲回答，“你没有要马拉拉去外面行窃、残杀或犯罪。她从事的是一项高尚的事业。”

即便如此，父亲依旧担心，在未来，我的每一个微笑都将提醒我们枪击案的存在。这不是唯一一件他们觉得我“变了”的事情。过去，在斯瓦特，我是个非常脆弱而敏感的孩子，哪怕是最细微的事情都能惹得我一阵哭泣。但在伯明翰的医院里，经历再极端的痛苦，我都不会抱怨一句。

院方拒绝了其他访客的探望，纵使探视请求如洪水般袭来。医院希望我能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尽快康复。父母抵达医院四天之后，三位曾联手帮助过我的政治家来到医院——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拉赫曼·马利克，英国外交部长威廉·黑格，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部长谢卡·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院方拒绝了他们探望的请求，改由医生向他们简单报告我的现况，同时与我的父亲会面。部长们的来访让父亲心情沉重，因为拉赫曼·马利克对他说：“告诉马拉拉，她应该对全国人民微笑致意。”部长并不知道，在所有事情里面，那是我唯一做不到的。

拉赫曼·马利克告诉我们，袭击我的男人是一名叫阿陶拉·汗的塔利班，他曾在2009年军方的军事行动中被捕，三个月后被释放。据媒体报道，阿陶拉拥有杰哈兹布大学物理学学位。马利克说，狙杀我的计划是在阿富汗被策划出来的。他说他悬赏100万元给任何能带来阿陶拉头颅的人，并承诺一定会找到他。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被逮捕——无论是杀了贝·布托的人，暗中密谋以飞机失事的手段杀死齐亚·哈克将军的人，或是杀死我们第一届总理利亚格特·阿里·汗的人，他们都还逍遥法外。

在我的枪击事件发生后，只有两个人被逮捕——我们贫穷可亲的司机乌斯曼大哥与学校的会计，后者也不过就是接了个乌斯曼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会计几天后就被释放了，但乌斯曼仍在军方的监控之下，军方说他们需要他来指认脸孔。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难过。为什么他们逮捕了乌斯曼大哥而不是阿陶拉？

11月10日，枪击案件发生后一个月零一天，联合国宣布将每年7月12日定为“马拉拉日”。我没有特别留意这则消息，因为我正在为第二天要进行的面部神经修复手术进行准备。医生已通过电子脉冲进行测试，发现神经没有反应。因此，他们判断神经已被截断，必须尽快动手术，以免我的脸部瘫痪。院方照常向记者们汇报了目前的情况，但并没有公开手术的事情。他们不希望引起公众的注意。

手术定在11月11日，为我动手术的，是外科医生理查德·厄文。他向我解释，这根神经能控制我半边的脸部，包括让我的左眼开合、移动我的鼻子、拉高我的左眉，以及让我微笑。修复这条神经的手术非常精细，需要八个半小时。首先，外科医生帮我清理了耳道中的疤痕组织及骨骼碎片，随即发现我左耳的鼓膜有损伤。接下来，他沿着从颞骨开始进入头骨的面部神经，一直检查到它的终端，一路上帮我清出更多的骨骼碎片。这段时间内，就是这些碎片限制了我下颚的运动。他发现，这条大约2厘米长的神经，在即将从头骨绕出去的地方消失了。因此，他将正常情况下应该从耳后绕道的路径改道至耳前，借此来补足那段缺失的神经。

手术很成功。但足足三个月之后，我的左脸才一点一点地开始恢复知觉。每天，我都要面对小镜子做一些脸部运动。厄文医生告诉我，六个月之后神经才会正常运作，但我永远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可是，我还是很高兴自己很快又能微笑眨眼了。随着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父母在我脸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表情。虽然这张脸是我的，但其实对它能够恢复正常功能感到最开心的，是我的父母。事后，厄文医生说，这是他20年来动过的所有面部神经手术里，复原结果最成功的，约有86%的功能都恢复了。

另一个最令人高兴的消息是，我的头痛终于消失了，而我也再一次开始读书。我从《绿野仙踪》开始读起，这是戈登·布朗送给我的那叠书里的一本。我喜欢阅读多萝西助人的章节。虽然她一心想回家，但还是会停下脚步，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例如胆小的狮子和生锈的铁人，伸出援手。她必须跨越很多障碍，才能继续前进。我认为，如果你想要达成一个目标，沿途一定会遭遇很多困难，而你必须勇往直前。阅读这本书让我觉得很兴奋，所以我很快就看完了，然后与父亲分享。父亲听得很开心。因为他觉得，如果我能够记下内容，并重复讲述书中的细节段落，那表示我的记忆力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知道父母很担心我的记忆力，因为我告诉他们我不记得任何与枪击有关的事情，同时也一直忘记朋友们的姓名。而这些名字并不难记。有一天，父亲要求说：“马拉拉，你可以唱首普什图的拓帕给我们听吗？”我唱了首我们都喜欢的诗句：

当你将蛇的尾巴视为你旅行的起点时，

你的终点就会是蛇头口中的毒液之洋。

对我们来说，这诗词所指的正是巴基斯坦的政府官员。他们原想利用武装分子，而现在却陷于他们自找的一团混乱之中。接着我说：“其实我想改写一首拓帕。”

父亲满脸好奇。拓帕是流传于普什图民间的数百年的集体智慧结晶，一般人不会去修改它们的内容。“哪一首？”他问我。

“这首。”我说。

如果男人们打不赢这场仗，喔，我的祖国啊，

就让女人出征，为你们赢得荣耀吧。

我想把它改成：

无论男人能否打赢这场仗，喔，我的祖国啊，

女人来了，女人将为你们赢得荣耀。

他哈哈大笑，并将这个故事讲给每一个人听，就像他以前常做的那样。

我遵从物理治疗师的指导，在健身房里卖命地训练，以恢复我手脚的功能，也因而获得了奖励：12月6日，我第一次离开医院去旅行。我告诉伊玛我喜欢大自然，因此她安排了两名员工，带我和母亲去伯明翰植物园郊游，那里距离医院不远。他们没有让父亲同行，因为他们认为他经常在媒体面前曝光，很容易被认出来。即便如此，我仍然非常开心，这是我第一次回归外面的世界，可以亲眼欣赏伯明翰和英国的景致。

他们要我坐在轿车的后排中央，不要靠窗，这个要求有点恼人，因为我好想亲眼看看这个崭新国度的一切。我并不知道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的头部，免得我在车辆颠簸时，伤及自己的脑袋。当我进入植物园，看见满园绿意盎然的植物与树木时，我深深地思念起了家乡。我不停地说“我们河谷里也有这个品种”以及“我们也有这种”。我为河谷里美丽的植物们感到非常自豪。看见其他在植物园里的访客，感觉有点怪，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日常的出游；而对我来说，感觉自己就像多萝西，来到了旅程的终点。母亲很高兴，她打电话告诉父亲：“长久以来第一次，我感到很开心。”那天天气寒冷，所以我们走进了一家咖啡店，点了美味的茶水及糕点，我们的饮料叫作什么“鲜奶油茶”。

两天之后，我见到了第一个家人之外的访客——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扎尔达里。院方并不希望他来，他们知道这样的会面正是媒体疯狂追逐的，但对我父亲而言，他实在很难拒绝这个要求。扎尔达里先生表示，政府不只会帮我支付全部医疗费用（到我出院为止总数约为20万英镑），还帮我的父母在伯明翰的市中心租下了一间公寓，这样他们就可以搬离学校宿舍。那次见面的时间是12月8日，星期六，而整件事情听起来就像是会出现在007电影里的剧情一样。

一大早，医院外就聚集了很多新闻记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总统会被带到医院来探望我。事实相反，我裹着一件带帽的紫色御寒大衣，走了员工专用的出入口，一路坐车到医院的办公室。我们的车直直穿越满是记者和摄影师的人群，有些人甚至还爬在树上，他们压根没有注意到我们。然后，我在办公室里坐下等待，同时在计算机上玩一款名叫《精灵保龄球》的游戏，这是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但我成功击败了弟弟阿塔尔。当扎尔达里和他的随员们分乘两辆车抵达时，被人从后门带了进来。有约莫十个人与他一起出现，包括他的参谋总长、军事秘书，以及巴基斯坦驻伦敦的高级专员——他接替了菲奥娜医生的工作，在我父母抵达英国之前，担任我的法定监护人。

医生们先向总统简单汇报了我的近况，同时要求他不要提及我的脸部。接着，他跟他的小女儿阿西法一起进来见我，她的年纪比我大一些。他们带了一束花送给我。他碰了碰我的头，这是我们的习俗，但父亲担心我的头顶除了皮肤之外一无所有，没有头盖骨保护我的大脑，而我披巾下的头颅也凹了一大块。在那之后，总统跟我的父亲坐在一起。父亲告诉他，我能够有机会到英国接受治疗是我们家的幸运。“她如果留在巴基斯坦的话，也许一样能活命，但可能无法完全康复，而且可能会毁容。”他说，“现在，她将找回她的笑容。”

扎尔达里先生要高级专员帮父亲安排一个“随行教员”的职位，这样，他就能拥有一份可以养家的薪水和一本外交护照，而无须通过寻求政治庇护的手段才能留在英国。父亲听了以后安心不少，因为他当时正在为生计发愁。戈登·布朗基于他在联合国的身份，也询问父亲是否愿意担任他的顾问，但是无薪。总统认为未尝不可，父亲可以同时兼任。这次会面之后，扎尔达里先生向媒体形容我是“一名独一无二的女孩，是巴基斯坦的荣耀”。然而，并非每个身处巴基斯坦的人都对我有如此正面的评价。虽然父亲瞒着我，但我知道有些人说其实开枪的是我父亲，甚至我根本没有受到枪击，这不过是一场戏，让我们能顺理成章地移居海外。

2013年的新年很美妙，我在1月初就出院了，总算能够与我的家人团圆。那名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在伯明翰市中心一个很现代的广场的一栋大楼里，为我们租下两套酒店式公寓。公寓在十层，比我们以前住过的任何地方都要高。我和母亲打趣，因为在那次地震之后，当我们搬进那幢三层楼高的建筑时，她就说她再也不要住进公寓大楼了。父亲跟我说，当他们抵达这里时，母亲陷入极度恐慌，并说：“我会死在这部电梯里面！”

我们很高兴全家团聚。弟弟胡沙尔和以前一样烦人。两个男孩子因为被迫远离了他们的学校与朋友，成天被关在狭小空间里等待姐姐身体康复而觉得百无聊赖。阿塔尔还好，为眼前崭新的一切而兴奋。我很快就注意到，我可以用任何我想要的方式对待弟弟们，没有人会因此而斥责我。那年的冬天很冷，当我从巨大的玻璃窗看见窗外的白雪从天空飘落时，多么希望能在雪中拔足奔跑，追逐雪花，就像我们还在老家的时候一样。有时候，我们会出去散步，借此锻炼我的体力，但我总是很快就感觉疲累。

广场里有座喷泉和一家Costa咖啡厅，透过玻璃墙面望进去，可以看见男男女女在聊天。而他们不分性别群聚的方式，是住在斯瓦特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公寓坐落在一条热闹的道路旁，路边商店和俱乐部林立，叫作宽街。我们会去逛那些商店，不过我还是不喜欢购物。在夜晚，我们的双眼都瞪得老大，看着街上的女人穿着各种暴露的服装——几乎与内裤一样短的迷你裙，赤裸的大腿，高跟鞋，就连在寒冬都不例外。我的母亲吓坏了，她大叫：“嘎尔卡·修玛！”[1]并恳求我的父亲：“拜托带我到迪拜，我没办法在这里过日子！”后来我们把这件事情当笑话来讲。“她们的脚是铁打的吗？怎么都不怕冷？”母亲问我们。

有人告诫我们在周末夜晚时，不要在宽街上逗留到太晚，怕我们会遇到危险。我们听了以后大笑。这里再怎么不安全，总不可能会比我们的故乡还危险吧？这里有塔利班在街上剁下行人的头颅吗？我没有告诉父母，但只要看到长着一张亚洲脸孔的男性靠近，我就会心生畏惧。我以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枪。

每个星期，我都会用Skype跟我还在明戈拉的朋友聊天，他们告诉我，他们仍在教室里为我保留了一个位子。在我中枪的那天，老师把我的巴基斯坦研究这门课考卷带到了班上。我考了满分75分，但因为我没有考其他科目，所以第一名仍是玛丽克·努尔。虽然我在住院时补上了一些课，但我还是担心自己的进度落后。现在能跟玛丽克·努尔互相比拼的只剩莫妮巴了。“没有办法跟你一较高下好无聊喔。”玛丽克·努尔告诉我。

我的身体逐日强健，但我的手术还没结束。我的头盖骨仍旧未归原处，医生也很担心我的听力。当我们去散步时，我无法在人群中听清父母说的话。我的耳朵里总有一种又尖又细的杂音，只有我自己听得见。

2月2日，星期六，我回到伊丽莎白女王医院接受手术。这次帮我动刀的是一名女医生，名叫安文·怀特。她先把我的头盖骨从腹中取出，但在检查过后，她决定不将它装回去，因为保存情况不佳，她担心我会有感染的风险。她实施了一种叫作“钛金属板颅骨修补术”的手术（我现在学会了很多医学专用词汇），把一片特制定型的钛金属板嵌进我的头颅，再加上八颗螺丝，补全了能够保护我大脑的头骨。

手术期间，那位曾经医好我面部神经的欧文医生也想到了一个办法来医治我受损的左耳鼓膜。他把一个叫作“人工电子耳”的小型电子仪器植入我的头颅，靠近耳朵处，然后告诉我在一个月之后，他们就会在我的头上装上外部装置，届时，我就应该能够听得见声音。我在手术室里待了五个小时，动了三个手术，但我不觉得自己经历了什么大手术，而且我在五天之内就住回了公寓。几个星期过去，当我的耳朵后面装了接收器后，我的左耳第一次听得见毕毕的声音。一开始，任何声音听起来都像是机器人在说话，但很快地，情况变得愈来愈好。

我们人类从来也不会意识到真主有多伟大。他赐予了我们一颗超凡的脑袋和一个敏感纤细、充满慈爱的心胸；他赋予了我们双唇，让我们能言语，并表达我们心中的感受；他赋予了我们两只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世界的七彩与美丽；他赋予了我们一双腿，让我们能走在生命的路上；他赋予了我们一双手，来为我们工作；他赋予了我们一个鼻子，让我们能嗅到各种奇异芬芳；他赋予了我们两只耳朵，让我们能听见关爱的字句。正因为我找回了自己的耳朵，才知道人的每一个器官具有多么强大的能力。除非有一天，人们失去了它，才会明白它的重要。

我感谢阿拉赐给我认真的医生们，让我康复。我感谢阿拉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让我们在这里挣扎求生。有些人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有些人则走上了歧途。一个人开枪射出子弹，子弹击中我，在一秒之内使我的脑袋因积血而肿胀，偷走了我的听觉，还切断了我左半边脸的神经。而在那一秒之后，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为我的生命祈祷，还有最杰出的医生们帮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体。我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在我心中，我唯一的渴望就是帮助他人。这和得奖与否或金钱无关。我总向真主祈求：“我想要帮助别人，请赐予我这样的能力。”

一名塔利班在一辆校车上近距离向三个女孩开了三枪，却没有一个人死亡，这听起来的确不像是真的。人们说我“奇迹般”地复原了。我那中了两枪的朋友夏息雅申请到了位于威尔士的大西洋联合学院的奖学金，也来到英国念书了；而我希望卡内的申请也会顺利。我知道是真主让我免于踏入坟墓。这让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其实是我的第二条命。人们祈求真主饶我不死，而我自己，却是因为一个理由活下来的——我要用这条命来帮助别人。当人们在讨论我是如何中弹以及当时所发生的情况时，我会觉得那是马拉拉——一个被塔利班枪击的女孩的故事，我一点也不觉得那个故事与我有关。

[1]Gharqa shoma，意思是“我快淹死啦”。

尾声　一个孩子，一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

伯明翰，2013年8月

3月，我们搬离了原先的公寓，在一条绿树成荫的街上重新租了一幢屋子，但感觉却像是在“露营”。我们的财物都还留在斯瓦特。屋子里到处都是纸箱，里面装满了好心的人们寄来的信件和卡片。有一间房里有架钢琴，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怎么弹奏。母亲抱怨说，墙上的希腊神祇壁画和天花板上镶刻的天使都在盯着她看。

我们的房子又大又空，大门口有一道电动栅门。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住在一种我们巴基斯坦人称之为“替代性监狱”的地方，“囚禁”在一幢高级住宅里。院子的后部是一座巨大的花园，里面有很多的树木，还有一块我可以和弟弟们一起打板球的绿色草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上屋顶玩，街道上没有比赛放风筝的孩子，也不会有邻居来向我们借一盘米，或我们去跟他们借三个西红柿。我们和隔壁邻居只有一墙之遥，但两栋房子之间却仿佛相隔数里。

如果我往外看，就会看见母亲在花园里转悠。她的头上戴着披巾，正在给那些鸟儿喂食。她看起来好像在唱歌，也许是那首她钟爱的拓帕：“可别杀害园子里的鸽子，杀了一只其他就不会再来了。”她把我们昨晚的剩菜喂给鸟儿吃，眼中含着泪水。我们吃的食物与在老家差不多——午餐和晚餐都是白饭配肉，早餐则是煎蛋、薄饼，有时来点蜂蜜，这样的餐点搭配是从我的小弟阿塔尔开始的，但他现在最钟爱的则是“伯明翰大发现”——榛果巧克力酱三明治。我们总是会有剩菜，母亲则因为觉得浪费了食物，而感到难过。我知道她回想起那些寄宿在我们家中的孩子，我们会把他们喂得饱饱的，这样他们就不会饿着肚子去上学。她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吃些什么。

还在明戈拉时，每次从学校下课回家，家里总是高朋满座；而现在，我无法相信自己以前居然会祈求能够拥有一天的安宁，或留给我一点私人空间，让我完成功课。在这里，我们唯一能听见的声音是鸟叫和胡沙尔的Xbox所发出的声响。我独自一人坐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玩拼图，渴望有访客前来造访。

我们家并不富有，我的父母也深知饥饿的滋味。但我母亲从未拒绝过任何前来寻求帮助的人。在家乡的时候，有一次，一个贫穷的女人来敲门，她又热、又饿、又渴。母亲让她进门，给了她食物，那个女人非常感激。“我敲了这个街区的每一扇门，只有你们家愿意为我开启，”她说，“无论你们身在何处，愿真主永远让你们的门敞开。”

我知道母亲很寂寞。她很热衷社交活动——过去，邻里的女性常在午后聚集在我家后面的走廊，而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女人也会在休息时来此歇息。现在，她总是在打电话给老家的人。这里的生活对她来说很艰难，因为她不会说半句英语。我们家的设备一应俱全，但当她初抵此处时，它们对她来说却等同于一道又一道的谜题，还得找人来教我们怎么使用煤气炉、洗衣机和电视。

像以前一样，父亲不愿意在厨房帮忙。我借此取笑他：“爸爸，你最喜欢谈女权，却让我母亲干所有家务！就连茶具你都不肯刷洗。”

这里有巴士和火车，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搭乘。母亲怀念在耆那市场逛街购物的日子。直到我的表哥搬来与我们同住之后，她的心情才有所好转。表哥有一辆车，可以载她出门购物，但这和家乡的生活还是不同，因为她不能和朋友或邻居分享她购物的喜悦。

只要有人敲门，母亲就会一跃而起——最近，即便是最细微的声响都能让她雀跃。她时常抱着我落泪。“马拉拉还活着。”她说。她现在把我当成她最年幼，而非最年长的孩子。

我知道父亲也会哭。他的眼泪会在我把头发推向一边，露出头上的伤疤时涌出；他也会在午睡醒来，听着他的孩子们在花园里发出的声音，并在其中分辨出我的声音时，潸然泪下。他知道，人们总说我被枪击是他的错，是他把我推向讲台，就像一个热衷网球的老爸卖力培养孩子成为网球冠军一般，好像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想法。这对他来说很痛苦。他辛苦工作近20年的成果全被留在身后：那间他从零开始做起的学校，现在不但有三栋建筑物，更有100名学生与70名老师。我知道他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他曾是一个来自夹杂在黑白山脉间的小村落的贫穷男孩。他说：“这就好像你种下一棵树，并将它灌溉长大——你有权坐在树荫底下休息。”

他此生的梦想，一是在斯瓦特拥有一所很大的学校，以提供良好的教育；二是生活平静；三是我们的祖国能实行民主制度。在斯瓦特，他组织活动、为人们提供帮助，赢得了尊敬和社会地位。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异国他乡生活。而当人们说他本来就打算搬到英国时，他觉得沮丧。“一个在教育事业上打拼了18年，拥有美好的生活、完整的家庭的人，只因为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呼吁，就像一条鱼一样被抛出生活着的水域？”有时候，他会说：我们从国内难民变成了国际难民。吃完饭后，我们经常会聊到故乡，试着去回忆一些事情。我们怀念家乡的一切，包括发臭的溪流。父亲说：“如果我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回头看最后一眼，就像先知在离开麦加准备移居到麦地那时所做的一样：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头。”事到如今，有些关于斯瓦特的事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远方的故事，就像是我曾经在书本上读到的故事。

父亲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出席与教育相关的会议上。我知道这对他来说还有些不适应，人们现在想听到他的意见，却是因为我的缘故。以前别人知道我，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现在人家知道他，却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当他前往法国替我领取一项奖时，他告诉观众：“在我所属的世界里，多数人都因为他们的儿子出了名，而广为人知。我是极少数幸运的父亲，因为我的女儿，而成了一名公众人物。”

一件很时尚的新校服挂在我的卧室门上，它不再是宝蓝色，而是玻璃瓶般的绿色，在这所学校，没有人担心上学途中忽然被袭，或有人会炸掉学校建筑。4月时，我的身体已经复原到可以上伯明翰的学校了。能够好好上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再也不需要像在明戈拉的时候一样担惊受怕，在上学途中左右张望，担心塔利班会从哪个角落蹦出来。

这是一所优良的学校。教的许多科目都和家乡一样，但是老师使用PowerPoint和计算机教学，而不是粉笔与黑板。这里多了些不同的科目——音乐、美术、计算机，以及家政——这堂课会教我们如何做菜。在这里，上科学课时老师会带我们实际操作，这在巴基斯坦则很罕见。虽然我的物理只考了四十分，但它依旧是我最喜欢的科目。我喜欢学习有关牛顿的故事，以及万事万物都需遵从的基本原理。

但是，像母亲一样，我很寂寞。要交一群和家乡那边交情一样好的朋友需要时间，而这所学校的女孩子们用另一种方式看待我。她们会说：“喔，那是马拉拉。”她们把我视为“马拉拉，追求女权的社会活动家”。而在胡沙尔学校，我就只是马拉拉，是大家都熟悉的软骨[1]女孩，喜欢说笑，喜欢用图说的方式来解释事情。喔，还有，她很喜欢和弟弟以及好朋友拌嘴！我相信，每个班上都会有乖乖女孩、很聪明或天才型的女孩、受欢迎的女孩、美丽的女孩、有点害羞的女孩、出了名的讨人厌的女孩等等，但我还没有弄清楚，在这里谁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这里，没有人和我分享我的笑话，我就把它们保留起来，在用Skype聊天时讲给莫妮巴听。我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学校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我喜欢听到谁跟谁吵架，还有谁被哪个老师骂了一顿。莫妮巴在最近几次的考试中都拿下了班上的第一名。我的同学们依然为我保留着一个上面写有我名字的座位；男校方面，阿姆杰德先生在入口处张贴了一张我的大海报，并说他每天早上进办公室以前都会先跟我打招呼。

我把在英国的生活讲给莫妮巴听。我告诉她这里街道上的房子都长一个样，不像老家那边家家户户的外观都不同、毫无章法，房子旁边用泥巴和石头搭起来的棚子可能跟城堡一样硕大。我告诉她，这里的房子美观而又坚固，可以承受水灾或地震，但也少了一个能爬上去玩的平坦屋顶。我告诉她我喜欢英国，因为大家都奉公守法，人们尊敬警察，每一件事情都遵照时间表进行。政府负责打理一切，没有人需要知道军方的负责人叫什么名字。这里的女性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是我们在斯瓦特无法想象的：她们可能是警察或保安，她们也可能掌管大企业，她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我不常想起枪击事件。但每天，只要照镜子，我就会看到那起事件留在我身上的烙印。神经手术已经发挥了它最大的作用，但是，我还是永远不会跟以前一模一样了。我无法将眼睛完全闭拢；当我说话时，左眼经常不受控制地合上。父亲的朋友希达亚图拉告诉他，大家应该以我的左眼为荣。“这是她自我牺牲留下的印记。”他这样说。

我们依旧无法完全确定是谁对我开了枪，但有一名叫作阿陶拉·汗的男子说是他下的手。警方还没有找到他，但他们说正在着手调查，并希望能有机会跟我沟通。

虽然我并不完全记得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有时，我会忽然陷入当时的情境。我无法预知这种情形何时出现。最糟的一次发生在6月，我们当时在阿布扎比，正在前往沙特阿拉伯进行副朝[2]的路上。我和母亲一起来到购物中心，因为她想买一件专用的罩袍，穿上它在麦加做礼拜。我不想买。我说我会戴着我的披巾，因为教义中并没有特别规定女性一定要穿罩袍。当我们在购物中心穿行时，我忽然看见许多男人环绕在我的身旁。我以为他们身上都带着枪，一见我出现就会开枪。我很害怕，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告诉自己：马拉拉，你已经跟死亡正面交过手了。这是你的第二条命。不要怕——如果你害怕，你就会无法继续走下去。

我们穆斯林相信，当我们第一次见到卡克尔白[3]——那个被黑色包覆的立方体，我们最神圣的地方——你心中的任何愿望都会被真主应允。当我们在克尔白处祈祷时，我们祈祷巴基斯坦的和平，以及女子的受教育权。我很讶异地发现自己泪流满面。但当我们动身前往另一个位于麦加沙漠地带、先知曾经在此居住并讲道的圣地时，我很惊讶人们居然在这里乱丢空瓶子和糖果包装袋。似乎人们已经毫不在意保护历史古迹的重要性。我认为他们已经忘记了圣训的教诲：维持整洁占信仰一半的重要性。

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在我们租住的屋子起居室的架子上，放置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奖项——美国、印度、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以及许多其他的地方。我甚至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候选者。当我因为在学校认真学习而获得嘉奖时，我会很开心，因为这正是我努力的目标，但这些奖项对我的意义则不同。我很感谢它们的存在，但它们只会提醒我，我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完成“每个男孩和女孩都能够接受教育”的目标。我不想让人们将我看作是“被塔利班枪击的女孩”，我希望自己是“为受教育权而奋斗的女孩”。这是我想为之投入一切的终生事业。

16岁生日当天，我在纽约，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在众多世界领袖都曾发表过言论的宽广大厅中，面对观众发言，不免令人紧张，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说些什么。“马拉拉，这是你的好机会。”我对自己说。四百个人环绕着我，迎面而坐，但当我的视线往前望去，我想象自己的眼前坐着数百万的听众。我没有预先准备讲稿，只记下了联合国代表们的姓名。这次讲话，是要讲给在这世上每一个能够改变现况的人。我想要触及所有生活贫苦的人、那些被迫工作的孩子，以及那些因恐怖主义而受苦受难，或是缺乏教育资源的人。在我内心深处，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因为我的言谈而激起他们的勇气，起来捍卫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

我把一件贝·布托的白色披巾披在我最钟爱的粉红纱丽克米兹上，我呼吁所有的世界领袖为世界上的每个孩子提供免费的教育。“让我们拾起我们的书本和我们的笔，”我说，“那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一个孩子，一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人们对我的演讲词有何感想，直到我看到听众们纷纷起立、鼓掌。我的母亲满面泪水，父亲则说我现在成了所有人的女儿。

那天还发生了其他事情。我的母亲第一次准许她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拍照。她一生都戴着面纱，她先前从未在没有遮盖脸部的情况下，在照相机前露面，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一个艰难的决定。

第二天，当我们在饭店吃早餐时，阿塔尔对我说：“马拉拉，我不懂为什么你这么有名。你做了什么啊？”在我们停留纽约的这段时间，他其实只关心自由女神像、中央公园，和他最喜欢的游戏“战斗陀螺”！

那次演讲之后，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但我的祖国的人民却多数仍保持缄默。不过，在Twitter和Facebook上，我却看见我的巴基斯坦兄弟姐妹们纷纷发表了反对我的言论。他们指控我的登高一呼不过是“青少年想红的心态作祟”。其中一个人说：“忘记你的国家的形象，忘记那些学校。到最后，她会得到她想要的，那就是一生的荣华富贵。”

我不介意。我知道人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曾看到过我们国家的领袖与政客许下了一个又一个承诺，却从未实践。相反地，巴基斯坦的形势一天糟过一天，恐怖分子无止境的攻击让整个国家处于惊恐中。虽然人们之间无法彼此互相信任，但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不需要他们支持我这个人，我希望他们支持我追求和平与受教育权利的事业。

演讲之后，我还收到了一封最令人讶异的信，来自一名最近刚刚越狱的塔利班将领。他的名字叫作阿德南·拉什德，曾经是巴基斯坦空军的一员。他因企图暗杀穆沙拉夫总统，在2003年被捕入狱。他说，塔利班并非因为我那些与教育有关的社会活动而决定对我下手，而是因为我试图“诋毁他们重建伊斯兰制度的努力”。他说，他写信给我，是因为他对于我中枪一事感到十分震惊，并希望他在事前就可以先给我警告。他在信上写到，如果我穿着罩袍回到巴基斯坦，并在伊斯兰学校就读，他们就会原谅我的所作所为。

记者们纷纷催促我给他答案，但我认为，他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塔利班不是我们的统治者。这是我的人生，我要怎样生活是我自己的选择。但穆罕默德·哈尼夫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这封来自塔利班的信件讲对了一件事，很多人都宣称我没有被枪击，然而在这封信里面，他们起码愿意负起这件事的责任。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巴基斯坦，但每当我跟父亲提到我想回家，他就会找借口搪塞。“不，亲爱的，你的治疗还没有结束。”他会这样说，或者是“这些学校很棒。你应该留下来吸收知识，来让你的文字更具力量”。

他是对的。我渴望学习，也希望自己能在这样的训练下，更熟悉“知识”这个武器。这样，我就能够更有效地为了我的事业而战。

现在，我们都知道接受教育是我们的基本权利。不只在西方，伊斯兰教也赋予了我们这项权利。伊斯兰教义提到，每个女孩和每个男孩都该上学。《古兰经》里这样写道：真主希望我们习得知识，他想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以及海洋与星辰的奥秘。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世界上有5700万名孩子没有上小学，其中有3200万是女孩。可悲的是，我自己的国家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情况最严重的地方之一：510万名儿童没上过小学。但我们的宪法里却明文规定每个孩子都被赋予这项权利。还有我们国家有将近5000万名成人是文盲，其中2/3是女性，就像我的母亲那样。

女孩继续被杀害，学校被炸毁。3月时，有一所我们曾造访过、位于卡拉奇的女子学校遭受攻击。一枚炸弹和一枚手榴弹，在一场颁奖典礼正准备开始之前，被掷进了学校的操场。学校校长阿布多·拉什德因此丧生，8个五到十岁之间的孩子受到伤害。一个八岁的孩童面临左半身瘫痪的命运。母亲听到这则消息时，哭个不停。“当我们自己的孩子在睡觉时，我们连他头上的一根头发都不忍惊动，”她说，“但有些人却开枪射杀他们，或是拿炸弹丢他们。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些受害者是不是孩子。”最骇人的一次攻击发生在6月，一辆载了40名女学生的巴士在上学途中，在奎达市区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自爆式攻击，造成其中14名女生丧生。有人跟踪伤者来到医院，数名护士也因此中枪。

不只塔利班会杀小孩，有时候是无人飞机的空袭，有时候是战争，有时候是饥荒。而有时候，下手的是他们的家人。6月，两名与我同龄的女孩在斯瓦特北边不远的吉尔吉特被杀害。她们把一段自己在雨中穿戴传统服饰及头巾跳舞的视频上传到网络。开枪射杀她们的，很明显是她们同父异母的兄弟。

现在，斯瓦特比巴基斯坦其他地方还要平和些，但军队仍到处可见，可是塔利班早该在四年前就已经从这个地方消失了。法兹鲁拉仍逍遥法外，而我们的巴士司机仍被软禁在家中。我们的河谷曾经一度是游客的避风港，现在却被视为充满恐惧之地。想要造访此地的外籍人士，必须在伊斯兰堡当局手中签署一份《无异议证书》后方可通行。旅馆与艺术品店空空如也。游客不知何时才会再次出现。

过去的一年，我亲眼看见了许多地方，但我们的河谷仍是我心目中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不知道要到何时我才能再与它相见，但我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我在想，斋月时我在自家花园种下的杧果种子，如今不知道长得怎么样了。是不是有人会帮它浇水？这样的话，未来有一天，我们世世代代的儿女就能享用它的果实。

今天，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并花了点时间来思考。曾经，我祈求真主能让我多长高一或两英寸，而他却让我变得与天空齐高，高到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测量。因他应允了我长高的愿望，所以我将为他献上额外的百次礼拜。

我深爱我的真主。我感谢我的阿拉。我整天都与他说话。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由于赋予了我能够触碰到人群的高度，他也同时赋予了我许多重责大任。

每一个家庭，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村庄，每一个国家都能和平——这是我的梦想。我希望世界上的每个男孩与每个女孩都能接受教育。坐在我的座椅上，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在学校读书，是我的权利。在每一个人的脸上看见幸福的微笑，是我的心愿。

我是马拉拉。

我的世界改变了，但我一如既往。

[1]原文为double-jointed，正式名称则是Hypermobility。有这种遗传特征的人，天生的骨骼结构就与常人不同，有些可以做出手指往内折至碰到手腕、膝盖可以往前弯曲、脚可以放到脖子后面等对一般人来说相当高难度的动作。

[2]原文为Umrah。根据伊斯兰教法规定，凡穆斯林均需于规定的期间，也就是伊斯兰教教历12月8日至12月12日，前往圣城麦加朝圣，此称为“正朝”。而在此期间之外若前往麦加朝觐，则称为“副朝”。

[3]Kaaba，位于麦加。

附录　在巴基斯坦和斯瓦特发生的重大事件

1947年8月14日　巴基斯坦成立；原是土邦的斯瓦特加入巴基斯坦，但是维持其特殊地位。

1947年　第一次印巴战争爆发。

1948年　巴基斯坦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去世。

1951年　巴基斯坦的首任总理利亚格特·阿里·汗遭刺身亡。

1958年　阿尤布·汗将军在巴基斯坦首次军事政变中夺权。

1965年　第二次印巴战争。

1969年　斯瓦特成为西北边境省的一部分。

1970年　巴基斯坦首次全国大选。

1971年　第三次印巴战争；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

1971年　佐·布托获选首次担任总理。

1977年　齐亚·哈克将军策动军事政变并夺权。

1979年　佐·布托遭绞刑；苏联入侵阿富汗。

1988年　齐亚·哈克将军和资深军事官员于飞机失事中罹难；举行大选，贝·布托成为伊斯兰世界中首位女性总理。

1989年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完毕。

1990年　贝·布托政府遭解散。

1991年　纳瓦兹·谢里夫接任总理。

1993年　纳瓦兹·谢里夫遭军队强迫下台；贝·布托第二次执政。

1996年　塔利班占领喀布尔；贝·布托政府遭解散。

1997年　纳瓦兹·谢里夫第二次执政。

1998年　印度进行核武器测试；巴基斯坦跟进。

1999年　贝·布托和丈夫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贪污罪确立；贝·布托被流放，扎尔达里入狱；穆沙拉夫将军策动政变夺权。

2001年　基地组织攻击美国世贸大楼和五角大厦；美国开始轰炸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被推翻；奥萨马·本·拉登逃亡到巴基斯坦。

2004年　巴基斯坦军队开始在联邦直辖部落区打击武装分子；美国无人机首次攻击巴基斯坦；扎尔达里遭流放。

2005年　法兹鲁拉开始在斯瓦特活动；巴基斯坦发生大地震，超过七万人死亡。

2007年　军队席卷伊斯兰堡的红色清真寺；贝·布托重返巴基斯坦；法兹鲁拉成立伊斯兰教法庭；穆沙拉夫派军进入斯瓦特；巴基斯坦塔利班成立；贝·布托被暗杀。

2007—2009年　塔利班影响力扩及斯瓦特。

2008年　扎尔达里任总统；穆沙拉夫遭流放。

2009年1月15日　法兹鲁拉宣布关闭斯瓦特女子学校。

2009年2月　巴基斯坦政府同意与塔利班签订和平协议。

2009年4月　塔利班占领斯瓦特，协议破裂。

2009年5月　巴基斯坦军队开始在斯瓦特对塔利班采取军事攻击。

2009年7月　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斯瓦特的塔利班已被驱逐。

2009年12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加派3.3万名士兵到阿富汗，使北约军队总人数达到14万。

2010年　巴基斯坦全境大洪水，造成2000人死亡。

2011年　旁遮普省省督塔席尔遭暗杀；本·拉登在阿巴塔巴德被杀。

2013年　穆沙拉夫回国，并遭到逮捕；尽管塔利班组织的暴力行径持续发生，选举仍然进行；纳瓦兹·谢里夫第三度接任总理。

致谢词

过去的一年，让我同时看到了人类极端的憎恨与真主无限的爱。太多人帮助过我，如果要将他们的名字全部列出，一本书都写不完。但我还是要在这里谢谢每个在巴基斯坦以及世界上各个角落为我祈祷的人，所有的孩子、学生们和其他在我倒下时为我站出来的人，我对每个花篮里的每一片花瓣都心存感激，也谢谢每封信件和卡片里的每句话。

我很幸运，能有如此尊重我自由思考和表达的父亲，愿意让我参与到他追求和平的旅途中。我很幸运，我的母亲能支持我和我的父亲对和平与教育权利的倡导。

我很感谢我的老师们，特别是乌尔法老师，她教了我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例如要有耐心、能包容以及有礼貌。

许多人说我能康复是个奇迹，对此我想感谢在斯瓦特中央医院、白沙瓦中央医院和拉瓦尔品第军事医院心脏科里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们。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英雄，朱奈德上校和墨姆塔兹医生为我在正确的时间动了正确的手术，否则我不会活下来。谢谢阿斯兰准将，让我免于在术后遭遇重大器官衰竭。

我特别感谢基亚尼将军，他对于我的治疗非常积极，也谢谢扎尔达里总统与他的家人，他们给我的爱与关怀让我保持坚强。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以及王储穆罕默德·本·赛义德出借他们的飞机。

贾维德·基亚尼医生总是在我心情不好时逗我开心，对我来说就像父亲一样。他是我在英国的治疗团队与顶尖康复计划背后的负责人。菲奥娜·雷诺德医生是我远在巴基斯坦的父母的支柱，也是我在英国的精神支柱，对于她能坦诚地告诉我，我遭遇了什么样的悲剧，我也非常感激。

伯明翰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职员都很棒。茱莉和她的护理团队对我非常好，还有贝丝和凯特，她们不只是我的护士，也像我亲爱的姐姐们一般。我想特别感谢伊玛·乔杜里，她确保我所需的一切，甚至还每天帮我去买肯德基。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理查德·欧文医生，他的手术让我能重拾微笑，还有安文·怀特女士，是她修复了我的头骨。

菲奥娜·亚历山大不只高超地应对媒体等诸多事宜，而且还总是面带微笑，主动帮我们安排学校，让我和弟弟们可以去上学。

蕾哈娜·萨迪奇的心理治疗带给我很大的抚慰。

谢谢西莎·赛义德和她的家人偌大的善良之心，他们还协助成立了马拉拉基金会，也谢谢她的公司麦肯锡，支持她这么做。谢谢每个好人和团体协助成立了这个基金会，特别感谢梅根·史密斯、联合国基金会、主声和蜜蜂空间。我也要感谢萨马·米纳拉对我和马拉拉基金会的强烈支持。

非常感谢埃德尔曼的每个人，特别是杰米·伦迪和他的同事劳拉·克鲁克斯。要是没有你们，我父亲一定会疯掉！

我也要谢谢戈登·布朗和他的所有同事，他为了我遭遇的事故，向全世界推动教育。也谢谢潘基文的始终大力支持。

谢谢前任巴基斯坦驻伦敦大使瓦基德·沙姆苏尔·哈桑，特别感谢大法官阿法布·哈桑·汗与他的妻子伊兰·吉拉尼给予的强烈支持。我们互不认识，但他们帮助我们适应这个国家，并帮我们找到居住的地方。也谢谢司机沙希德·侯赛因。

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要特别感谢克里斯蒂娜的帮忙，她使我的梦想能够付诸现实。我们从没想过一个既不是来自开伯尔-普什图省，也不是巴基斯坦人的女士，能对我们的国家展现这么深厚的喜爱与了解。

我们很幸运能由卡罗琳娜·萨顿担任出版经纪人，她全心全意、满心热忱地投入这个创意与计划之中，我们还有幸拥有超强的编辑团队：茱蒂·克莱恩和亚兹·雷森，他们决心要让我们用最好的方式把故事讲出来。

我还要感谢阿卜杜勒·海·卡卡尔，他是我的指导老师，也是我父亲很要好的朋友，他很认真地审阅了这本书以及我父亲的朋友伊南·乌拉罕，他对书中涉及我国历史的内容部分，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我还想要谢谢安吉丽娜·朱莉给马拉拉基金会的慷慨捐款。

谢谢胡沙尔学校的所有老师让学校继续运作，并在我父亲不在时还能继续维持下去。

感谢真主让萨西达·乔杜里那天开门走了进来。她给了我们一家很大的支持，我们从她身上学习到当义工的意义。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要谢谢莫妮巴，这个一直很支持我的好朋友，还有我的两个弟弟胡沙尔和阿塔尔，他们让我始终保持童真。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

任何有钱能够去一趟斯瓦特的外国人都会发现，那里的人有多么好客。我想谢谢每个在那里帮助过我的人，特别是玛丽安和胡沙尔学校的师生们，明戈拉的阿曼·夏，还有带我在香拉县观光的苏丹·罗马。我也想谢谢阿希姆·巴杰瓦将军，阿彼得·阿里·阿斯卡里上校，塔里克少校和三军公关部的成员，是他们促成了我这趟的拜访。也谢谢亚当·埃利克慷慨地分享他的笔记。

英国方面，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员工帮了最大的忙，特别是菲奥娜·亚历山大和卡亚尼医生。我的出版经纪人大卫·戈德温表现杰出，一如往常，能够由茱蒂·克莱恩和亚兹·雷森担任编辑真的是绝大殊荣。我也很感激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马丁·埃文斯——支持我参与这项计划。感谢在这本书占尽了我生活的全部时，我的丈夫保罗与儿子罗伦克对我全然的体谅。

除了以上诸位，我还要谢谢马拉拉和她美好的一家人，愿意跟我分享这个故事。

克里斯蒂娜·拉姆

马拉拉基金会

需要您的更多支持

“我希望每个女孩、每位孩童都能接受教育。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成立了马拉拉基金会。”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

关于基金会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能为世界上数百万被夺走受教育权利的女孩发出呼吁，希望她们能明白自己深具潜力。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够激励女孩子们鼓起勇气开口，并懂得拥抱自身具备的力量。但我的任务不仅于此。我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要我们下定决心去教育女孩子们，并给予她们改变她们的人生与环境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成立马拉拉基金会的原因。

马拉拉基金会相信每个女孩、男孩，都有能力改变世界，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要给这些女孩机会，马拉拉基金会希望帮助地方社区，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创新的解决办法，使女孩们不仅识字，还能有自己的技能、想法和社交网络，帮助她们找到自己的声音，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其中，希望我们能携手合作，让女性教育与权益从此成为真正的首要考虑。

请加入我的使命。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

马拉拉基金会将关注以下三个关键目标

·投入创新的解决方式，以传递高质量的教育给全世界处于弱势阶层的女孩们。

·扩大教育倡导者的声音，让大众知道这些倡导者争取受教育权利时发生的故事。

·汇聚为一个集体行动的力量，使女孩的教育权成为真正优先被重视的议题。

我们的第一笔捐款：

“今天，我将要宣布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刻，那就是马拉拉基金会收到了第一笔捐款。”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

2013年4月，安吉丽娜·朱莉宣布了马拉拉基金会收到的第一笔捐款。这笔捐款为巴基斯坦基层非政府组织所用，致力于为那些从事家庭劳动事务或需面对劳动市场高风险的女孩们提供教育。这笔捐款帮助40名5到12岁的女孩子获得上学的机会。这个计划不仅提供一般课程的支持与技术的管道，还将促进一个关于女孩及其家庭皆能重视女童教育的价值网络的形成。

未来

马拉拉基金会现在正向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迈进，计划在2013年秋季推出。马拉拉说：“我邀请大家来支持马拉拉基金会，让我们由帮助四十名女孩上学，拓展为四千名女孩。”

加入我们

请将女孩的教育权益作为您的首要考虑。现在就加入我们，成为社区的支持者与倡导者。

Table of Contents

序章　那一天，我的世界轰然改变

第一部　在塔利班到来之前

1　女儿诞生

2　父亲是鹰

3　在学校里长大

4　这个村庄

5　为什么我不戴耳环，为什么普什图人不说“谢谢”

6　垃圾山的孩子

7　想让学校关门大吉的穆夫提

8　地动之秋

第二部　死亡之谷

9　电台毛拉

10　太妃糖、网球与斯瓦特佛像

11　聪明的班级

12　血色广场

13　古尔·玛凯的日记

14　一种有趣的和平

15　离开河谷

第三部　三颗子弹，三个女孩

16　悲伤之谷

17　祈祷再长高些

18　女人与海

19　秘密的塔利班组织

20　谁是马拉拉？

第四部　生死交关

21　“主啊，我将她托付给你”

22　踏上未知的旅程

第五部　第二条命

23　“伯明翰，头部中枪的女孩”

24　“他们夺走了她的笑容”

尾声　一个孩子，一名教师，一本书和一支笔……

附录　在巴基斯坦和斯瓦特发生的重大事件

致谢词

马拉拉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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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金会

马拉拉基金会将关注以下三个关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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