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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1)

- 辛亥革命(2)

- 辛亥革命(3)

- 辛亥革命(4)

- 辛亥革命(5)

- 辛亥革命(6)

- 辛亥革命(7)

- 1919~1924年的紫禁城(1)

- 1919~1924年的紫禁城(2)

- 1919~1924年的紫禁城(3)

- 1919~1924年的紫禁城(4)

- 1919~1924年的紫禁城(5)

- 1919~1924年的紫禁城(6)

-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1)

-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2)

-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3)

-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4)

-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5)

-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6)

-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7)

-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8)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1)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2)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3)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4)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5)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6)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7)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8)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9)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10)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11)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12)

-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13)

- 烦躁不安的龙(1)

- 烦躁不安的龙(2)

- 烦躁不安的龙(3)

- 烦躁不安的龙(4)

- 烦躁不安的龙(5)

- 烦躁不安的龙(6)

- 烦躁不安的龙(7)

- 阴谋与策略(1)

- 阴谋与策略(2)

- 阴谋与策略(3)

- 颐和园逸事(1)

- 颐和园逸事(2)

- 颐和园逸事(3)

- 颐和园逸事(4)

- 颐和园逸事(5)

- 颐和园逸事(6)

- 溥议出宫前后(1)

- 溥议出宫前后(2)

- 溥议出宫前后(3)

- 溥议出宫前后(4)

- 溥议出宫前后(5)

- 溥议出宫前后(6)

辛亥革命(1)

幼小的溥仪于1908年10月登极，按照中国历代王朝均有年号的惯例，他即位后的年号定为“宣统”，因此人们通常便把年号当做他本人的名字，外国人尤其如此。其实，这样做反而有其方便之处，因为在中国，皇帝本人的名字在其生前属于避讳之列，人们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用与“皇帝陛下”意思相同的“皇上”二字来称呼。即使在皇帝去世以后，也不能称呼其本名，而应尊之以庙号，根据祭祖的礼仪进行祭祀时用皇帝的庙号，在记述历史以及在谈话和书写时也都用庙号。在宣统之前的那位皇帝名载■，这个名字——更确切地说是名字的第二个字——是要避讳的，公众不能用这个字，甚至在朝廷中也不能用这个字。载■在世时的年号是光绪(对此当然无忌讳)，他去世后的庙号是德宗，在有知识的中国人看来，如果用“光绪皇帝”这样的称呼，则会被视为粗心，或者是无知，甚至是缺乏教养的表现。因此，对他的正确称呼是“德宗皇帝”，外国人一般都知道的乾隆皇帝，正确称呼应该是高宗皇帝。

一个新年号的变更，是随着上一个皇帝的去世而开始的，因此，1908年即相当于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光绪末年，1909年则为宣统元年。

溥仪即位后，作为摄政王的醇亲王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以袁世凯的足疾为借口，撤销他的一切职务，令他回籍养疴。对于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他对皇帝的背叛，人们都记忆犹新。但是从那时以后，袁世凯便一直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青云直上。他于1901年任直隶总督，1903年任练兵处会办大臣，1907年任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毫无疑问，他很清楚自己的官运——或者说自己的命运——是有赖于慈禧太后这样一位庇护人的权势来维持的。因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义和团起义之后，他极力反对太后撤帘归政使光绪恢复亲政的事了。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不幸的是袁世凯在外国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声望，这是由于袁世凯一开始就识破了义和团的意图，并于1900年运用自己山东巡抚的地位，保护了当时在山东的所有外国人的缘故。此外，他还是个投机分子，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袁世凯清楚地意识到，慈禧太后把她自己与义和团联系在一起，并对列强采取蔑视态度的做法都是愚蠢的，像袁氏自己这样一个具有开明见解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戊戌政变那段不愉快的事件而使他无法得到他背叛过的皇帝的宽恕，那他就很可能运用他的超乎寻常的影响，同外国列强和解(包括让慈禧太后引退而使光绪皇帝重新亲政)。事实上，袁世凯的命运是与太后的命运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之所以竭力地维护太后的利益，是因为他完全清楚，这实际上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袁世凯与皇帝之间不仅没有重新和好的可能性，并且在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幸存者之间也存在着无限的仇恨。康有为及其支持者们自然认为，袁世凯不仅是皇帝的叛徒，而且是在慈禧太后那年发动政变后对他们的六位同事处以死刑的主要责任者。另一方面，袁世凯自己也担心，如果允许康有为及其一伙恢复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并在朝中获得立足之地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对他进行报复。这就是为什么当慈禧太后亲自主持新政之后，康有为及其支持者们未被邀参加这一新政的推行，并未对他们过去的过失给予宽恕的部分原因。

有一种传说，谈到光绪皇帝去世以后，人们在他的文卷中，发现了一份关于立即处死袁世凯的谕旨。一些皇室成员认为，这是皇帝的临终心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由于他们对袁世凯本来就存有戒心和不信任，于是他们表示必须执行光绪皇帝的临终谕旨。但是醇亲王对此犹豫不决，经过一番拖延之后，决定饶袁世凯一命，只是免去了他的一切职务，以恢复健康为由，令他引退还乡。

辛亥革命(2)

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醇亲王显然是既轻率又愚蠢。因为，袁世凯对北洋的实力派和新军的影响是很大的。摄政王应当预见到，像袁世凯这样一个有魄力、有能力和有权势关系的人物，是不会甘愿以研究佛经或练习书法来度过余生的。然而，袁世凯却服从了对他的处理，并且毫无怨言，也没有片刻的拖延。这件事如此迅速而又平静地得以解决，其本身就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这表明，即使是在这个王朝存在的最后几年，这片土地上的地位极高和权势极大的官吏们，也仍然是服从皇帝谕旨的。如果这事件发生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的所谓共和时期，那么，对袁世凯的免职，随之而来的倒很可能是他的“独立宣言”和一场灾难性的内战。袁世凯左右北洋军——这个帝国中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力量无疑是很大的；不过，这些军队还没有成为指挥官的私人财产和可以用来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事实上，君主政体依然存在，皇帝仍旧在位。

立宪改革的运动在继续推进，的确，运动的势头已使得任何企图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的行动都将是危险的。醇亲王和他的对手隆裕太后都不愿去冒这个不必要的风险。1909年初，清廷曾发布一道上谕，要积极建立立宪政体，一批反对革新的守旧官僚被撤职，或受到其他的惩处。皇帝的一位叔父载洵，作为一个使团的团长被派往英国考察海军，以便为中国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新型舰队。他在欧洲逗留过一段时间，他经常向我谈起一些在英王爱德华宫中的见闻。他的兄弟载涛，则作为另一个使团的团长被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盛情款待，这使他一直与德国保持着友谊。这两个使团的派出纯属徒劳无益，因为在中国内政尚未革新，健全的财政制度尚未建立之前，要想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和陆军都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国却希望欧洲这两个拥有最强大海军和陆军的军事强国，会由于自己把他们当做榜样来学习而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请愿书不断地送到北京，敦促早日实现已决定召开的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这些请愿促使摄政王于1910年11月4日发布诏书，宣称原定召开国会的准备时间要缩短，国会将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诏书还宣布宪法、法规和上、下议院议员的条件，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立宪改革之事，均须在国会召开前准备就绪并付诸实施。

同年，孙逸仙的追随者汪精卫，曾企图行刺摄政王未遂，而醇亲王却打算和解此事，把汪精卫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汪精卫后来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

1911年，以皇太后隆裕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任命三位帝师在毓庆宫教六岁的幼帝读书。紫禁城里的毓庆宫，一直都是供皇帝用的上书房。在这三位师傅中，有两位后来成了我的同事，以后在本书的许多地方都会提到他们。

在1910年至1911年期间，不断听到全国各地的造反消息。于是清廷对于自由主义思想作了让步，同意制订议会章程，并把专制统治改为君主立宪制，但是动乱并未因此而减少。实际上，局势更加恶化了，因为造反者们认为，这些让步并非表明朝廷的诚意，而是朝廷虚弱的表现。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党将领的黄兴，在广州领导了一次危险的叛乱，捣毁了总督府。黄兴受挫失败后，便逃往香港，在那里，他像许多先后到香港去的其他革命者一样，在不列颠旗帜的保护下，继续从事反抗清朝王朝的活动。

当时，摄政王试图任命一个多少有点西方模式的内阁，以便与敌对者们进行和解。但是，由于内阁中包括了过多的满族王公亲贵而立即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在清朝最后的那些年代里，这事便成了对朝廷不满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和非常正当的理由。一些王公亲贵们获得了高位，但这些人都是不称职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仅仅因为他们是皇室成员而已。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或者贪婪，或者无能，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使得朝廷丧失了信誉。然而，与一般的想象相反，皇族并不是那么的腐败，皇族中也有一些有才能和有声望的人，但不幸的是，在太后和醇亲王控制之下，获得高位者，不一定是或者往往不是最有才干和最优秀的。

辛亥革命(3)

使中国的铁路国有化而置于中央的统一控制之下这种不适宜的尝试，往往被说成是爆发辛亥革命的直接起因之一，虽然这种尝试基本是合理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然而，1911年9月在四川的暴动和同年10月在武昌的暴动，实际上都是其他地方发生过的一些小规模暴动的重现。武昌这个地方由于偶然发现的一个阴谋而成了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于是黎元洪将军在这里被迫勉强出任军政府的鄂军大都督。

在无知而又无能的隆裕太后和软弱而又“无用”的摄政王的统治下，北京政府很快地就陷入一种近乎愚蠢的状态。醇亲王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曾犯过一些严重错误，而现在他还在继续犯着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决定或者是他被说服要恢复一个人的职务，而这个人正是他最危险的敌人，是三年前被他贬黜并使之丢脸的那个人。

毫无疑问，由于对袁世凯的重新任用，一个明显好转的局面就可能出现。在中国唯一训练有素的新军官兵中，袁世凯仍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对各政治集团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人们毫不怀疑他是个有才干的领袖，是个有能力而又头脑冷静的政治家，他在外国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最后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要镇压暴乱，就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而当时向外国筹借贷款的可能性又很小，因此，必须有一个外国公使馆信任的、在外国金融市场上有信誉的重要负责人才行。大约在武昌发生暴乱的前一年，即1910年12月17日，英国《泰晤士报》曾发表文章谈道：“当中国当局发现自己处于前途暗淡的困境时，那就只能召回袁世凯，他是唯一能够挽救这一局面的人物。”的确，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大都抱有这种看法。但是，醇亲王对于袁世凯本人的品质是了解的，或者应该说他比外国人了解得更多。何况，外国人对于保存清王朝并无特别的兴趣，相反的，当革命到来时，对于中国和平昌盛的新纪元的曙光，他们几乎都是欢迎的。即使没有这种光辉的局面，他们也仍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与知足的四亿中国人分享利益，因为他们都在渴望着不断增加英格兰开夏棉织品的销量。但是，醇亲王既要考虑他的清王朝利益，又要考虑上海的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所希望的那种未定的平静贸易活动的黄金时代。他该知道，袁世凯作为清王朝的救星是可以信赖的最后人选，而外国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即使他们对此很关心。

袁世凯对于清廷迫切邀请他去北京一事，最初含有讽刺意味的答复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他表示抱歉，此刻不能服从皇上的召唤，因为三年前迫使他返乡治疗的足疾至今未愈。然而，袁世凯的这种姿态并非坚持不去，只不过是要使那位可怜的醇亲王大大地丢脸而已。

不久，袁世凯就到了北京。他一到达北京就觉察到自己是掌握局势的人。他可以按自己的主张行事，并且确信不会有人能够妨碍他。几位王公、贝勒被辞去了职务，他自己担任了湖广总督、皇家军队的总司令和新内阁的总理。于是他着手处理军务，并且迅速扭转了长江中游地区同革命军的斗争形势。把武昌对岸的汉口和汉阳从叛军手中夺了回来。袁世凯的有力攻击足以表明他不是任人玩弄的人，与革命军之间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必须尊重他的意见；但是他没有对革命军给予应有的打击，当他不能把最初的军事胜利坚持下来时，各地的王朝效忠者们，都感到既困惑又愤慨。袁世凯显然是在按照自己的方针行事，不久，所有的旁观者们便都清楚了，忠于清廷并非他行动的指导目标。

辛亥革命(4)

我的目的不是要描写这场革命的历史，因为这方面已有一些英文的或其他文字的书籍叙述了。所以，我在这里只谈一下关于1911年底至1912年初在上海举行的革命党人和清廷之间的和平会议。清廷方面的代表唐绍仪是袁世凯的亲信，也是由袁世凯提名为代表的。他是广东人(他的家在澳门附近)，在他步入政界的初期，曾是袁世凯的幕僚，当时袁世凯任驻朝鲜通商大臣。1900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唐绍仪再次与之共事。以后，他于1904年任西藏特派地方长官，1906年是同英国谈判西藏协定的中国代表。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唐绍仪又在他手下任奉天巡抚。

唐绍仪和袁世凯之间，多年来有着一种密切的上下级关系，这是一种追随者对主子的关系(这在中国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关系)，袁世凯曾交给他一个微妙而又责任重大的任务，要他作为清廷方面的代表与革命党人商讨议和的条件。当回忆起他们的这种种关系时，我们可以相信，唐绍仪在会上不可能发表不符合他的北京恩主口味的意见。我们不知道唐绍仪动身去上海之前，是否领受了袁世凯的秘密指示或意见，我们也不知道在开会期间他们是否有过秘密联系。我们所知道的是唐绍仪在会上作了一个公开声明，转而拥护共和的原则，这使所有忠于清王朝的人大为诧异和惊恐。唐绍仪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了这个使皇室丢脸狼狈的声明之后便辞去了代表的职务。此后，北京与南京之间的议和谈判，便陷入了一种拖延的和不能解决问题的状态。

事情的结果是谈判的双方达成了一项具有非常显著特征的妥协方案——对于需要认真考虑的事情来说，除了中国而外的任何国家或许都要把这看成是极其荒唐的事情。于是，根据皇帝的诏书建立了共和政体;皇帝宣布自己逊位;而为了感谢他乐意服从所谓他的人民的愿望，民国保证允许他保留各种特权，其尊号仍存不废，民国还保证除了确认他原有的私产由民国特别保护外，他暂居宫禁，每年给他一笔津贴，以继续维持其盘踞在后宫的小朝廷。有关这一优待条件的具体内容和细节留待下一章详细叙述。

宣布皇帝退位和建立共和的诏书是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发的。诏书的内容如下：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

辛亥革命(5)

也许可以让我引用一下我本人对这份诏书的评论：“中国皇帝的退位，伴随着民国的建立，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明是值得一个爱国者为之作出奉献的。”在这段评论之后，我继续写道：“退位诏书必然会引起研究政治科学的学者们的兴趣。皇帝本身则成了促进君主政体向共和政体转变的桥梁。皇帝直至最后时刻还保持着他的专制，而那包含着皇帝要从政治上消失的共和政体，却是由皇帝自己在其最后的诏书中批准产生的。从理论上讲，共和政体不是由一个全副武装的人违反皇帝的意愿来建立的，而是由这位为他的人民的利益而行善的皇帝来建立的。”对于把皇帝的退位描绘成完全出于自愿的明显企图，愤世嫉俗者也许一笑置之。有人说，皇帝的退位是在灾难性的时刻为了“保全面子”而想出来的一种体面的处理办法。但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的东西却比这更多。

也许诏书的最大影响在于诉诸全国圣人哲士的智慧，并采纳他们关于政治统治权最终席位的理论。当诏书起草人写到意味着放弃皇权的字句时，他也许会丧失勇气，但是孟子精神指引他写下去了。现在诏书留给我们的是，希望这位末代皇帝在这类重大问题上所遵循的古代贤人的教导，不至于被他的民国的后继者们以轻率的态度来对待。让他们记住，那些贤人不只是在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上和君主政体统治的事情上很聪明;他们在成为政治理论家之前便已是道德方面的导师，是人类特性的塑造者。让这个新中国的“建筑师们”记住，他们也无疑地必须在遵循和不遵循“古代圣人的箴言”之间进行选择——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的选择；同时，他们不要忘记，他们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幸福，可能有赖于他们所选择的道路。

在同一篇文章里，我对不幸的醇亲王作了以下简要的介绍。

醇亲王还是一个谦恭有礼的十九岁的青年时，就忍受着自己国家的耻辱在一个西方君王宫廷上开始了他的政界生涯，而他那短暂高尚而又倒霉的尘世生涯如同开始一样，在耻辱的废墟中结束时，我们之中凡是记得他的人，都不会吝啬对他的怜悯。醇亲王是一位傀儡皇帝的兄弟，但这位皇帝的生命，却被一个妇人的权欲毁灭了，他也是一位皇帝的父亲，但这位皇帝还没有过六岁的生日，便不体面地结束了他三年的统治。现在这位前摄政王，必须拜倒在皇室祖先的神像前，向可敬的死者们的神灵忏悔他对皇室的毁灭所承担的责任。英国的政治家及作家伯克曾说过，“一切政权的早期阶段都蒙着一层神圣的面纱”。看来，在政权结束的时候，有时也适宜蒙上一层神圣的面纱。

在以后的几年里，永远忠于皇室的辜鸿铭，往往喜欢告诉他的朋友说，他和其他一些人第一次如何得到皇帝退位消息的。当时他们正在上海著名的学者沈子培的家里参加宴会。“听差的”他在一份叙述这一事件的报道中说，“带来一份从街上买来的晚间快报，上面登载了皇帝已经发表退位诏书的消息……所有客人都一齐站了起来，转向北边跪下，一面悲伤地哭泣着，一面在地板上叩头……后来，当夜深离开沈家时，我对沈先生说，‘灾难临头了，我们怎么办？’他又一次用双手抱住我，流着眼泪，用一种我永远也不会忘怀的声音对我说，‘世受国恩，死生一志’。”(见1922年11月29日北京“North China Standard”)

辛亥革命(6)

中国有句俗话，“墙倒众人推”。最近的中国历史证明了这句老生常谈。但在中国以外的许多地方，这句话也已得到了证明。

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必定是把各种想象中的美德归功于清朝之前汉人统治的明朝。但是，明朝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德国著名的汉学家理查德·威廉这样描写过：“明朝初期，曾因其对人民的残酷屠杀而出了名，这是伴随着一个专制的君主制的建立而必然产生的。当时只要认为什么人有丝毫的可疑之处，他的全体家庭成员就会遭到屠杀，不断地被处死刑者数以万计。人们成群地涌到明朝的旗帜之下，因为他们正在肃清令人憎恨的异族统治(蒙古人的统治)，但是不久以后，人们就认清了专制主义的压迫变得更加难以形容的深重。现在人们又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成群地涌到’共和的旗帜之下，因为他们被蛊惑人心的宣传所煽动，于是参加了‘肃清可憎恨的异族统治’的高尚行动，但是他们却从此生活在‘难以形容的糟糕’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要比他们生活在‘异族的’满人统治时更糟。”

在那些不幸的日子里，清朝王朝无疑是衰败了，并且这个王朝是掌握在诸如“老佛爷”和摄政王，以及一大群对王朝的命运起着恶劣影响而又十分贪婪的朝臣手中，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王朝是否还有恢复元气的力量。欧洲人的共同看法是(因受留洋学者们的鼓励，而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人又都是反清的)，总的来看，这个王朝是受到中国人民憎恨的。不过，这种看法是完全脱离实际情况的。这一点已为一位有才华的西方作家所承认，这位作家摆脱了党派的偏见，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判断价值。欧文·拉铁摩尔先生写道：“只是由于清王朝的腐朽衰败和南方反抗力量的发展壮大，并希望寻找一只替罪羊来承担中国所有一切弊端的责任，一种带有种族性质的仇恨才被激发起来反对满人，而这种仇恨目前仍然存在于教科书和政治教义中。”

鉴于后来的一些事件，谈一谈美国学者韦尔斯·威廉斯博士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评论是很有意义的，这些评论出自他半个多世纪以前发表的古典著作《中国》一书中。他写道：“当每个人反抗不合理的税收、参与杀害或赶走暴虐的官吏时，在中国的政治中，没有什么事比对皇帝的无限尊敬更值得注意的了。”也许给予韦尔斯·威廉斯博士深刻印象的这种尊敬，与其说是对皇帝本人的尊敬，倒不如说是对皇权的尊敬。对于皇帝的特点和个性，一般臣民并不知晓，皇帝是天子，他就像自然力一样地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地予以接受。人们带着某种宗教上的敬畏感远远地注视着他。也许是因为这种原因，韦尔斯·威廉斯所用的“尊敬”一词，毕竟是适当的选择。

辛亥革命(7)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罗伯特·哈特爵士在外国使团被围困期间所写的证言，当时皇帝的威信无论是在外国人心目中，还是在中国人心目中，至少已降低到像太平军叛乱时期那样的情况。他写道：“清朝王朝这个异族政府，三百年来一直是这个国家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人对皇帝的憎恨，并不比英国人对女王的憎恨更多。”这完全证实了已经援引的那位著名的中国人以“文静”为笔名而写的陈述。至于辜鸿铭的著作，则对清王朝充满了近乎狂热的忠诚和虔诚——这是一种甚至连外国教育也动摇不了的忠诚和虔诚。

尽管那种反清宣传断言道，“异族的”王朝践踏了人民的权利并奴役了这个国家，但哈特认为，“这里的人完全享有自由，真正确实的自由。”H.A.瞿理斯博士的证言也含有同样的意思。他认为“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只要睁开眼睛看看，就应该注意到，即使是天子的最卑贱的臣民也享有很大程度的人身自由。”的确，在辛亥革命以前，到中国来的访问者和旅游者们，往往为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有着更多的个人自由——很少被政府干预——而感动。这一事实完全被伟大的反清革命者孙逸仙本人所承认，当这场革命过去以后，对他来说，不再有任何需要使他的同胞们相信他们是异族暴君的奴隶了。在革命后的那些日子里，他所抱怨的是他的同胞们在先前的岁月里自由不够，而现在的自由倒是太多了。下面是引自据传为孙逸仙的著名著作、蕴藏着政治智慧精华的《三民主义》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论点(以下摘自《三民主义》的原文。——译注)：

中国人民并没有直接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中国人因为自由过于充分，便不去理会，好比房中的空气太多，我们便不觉得空气有什么重要……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给个人的自由太多……中国现在是十多个主人的奴隶，所以现在的国家是很不自由的。

中国人从前享受的自由是太多了，这很可能是真的。孙博士自己的论点表明，宣传机构谴责满人奴役汉人，使汉人遭受残暴的异族专制的蹂躏，这是没有根据的。他坦率地说，反对满人的起义不是为争得自由，在这方面与西方国家的革命不同。他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

孙逸仙留给这个国家的组织——国民党——认为，在过多的自由这件事上，没有进一步抱怨的理由。因为要想指出中国历史上某个时期的人民享有的自由比今天少，那是很困难的，并且，是否对自己加以限制就会自行带来令人满意的凝聚力，这也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人缺乏“凝聚力”可能是真的，然而，有一种见解，认为凝聚力是这个民族最坚强的性格之一。研究中国事务的知名权威J.O.P.布兰德在其1933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不可战胜的活力和‘凝聚力’保护了中国历代的文化。”这种看法是对的。总之，中国人是不太可能由于遵循“三民主义”那种杂乱无章的、有时是矛盾的和往往是不成熟的意见，便能增强他们的凝聚力。但是现在出现了某些可喜的迹象，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看出，三民主义的作者(或者挂名作者)并不适于代替曾被他们的祖先所尊敬的伟大导师。幸亏中国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有着比所谓“中华民国国父”的浅薄诡辩要深奥得多的鼓舞源泉，总有一天，新中国在世界强国之列取得了自己恰当的地位时，就不难寻找到一位比孙逸仙更相称的人物来占有它最高典范的圣堂。

但是，在前面这些篇幅里，我们所涉及的，只是最近的过去，而不是无法预料的未来。随着皇帝退位诏书的颁布，清朝王朝的太阳已经西下了，并非总是不称职或不明智的十位皇帝统治了近三百年的这片广大的土地，开始进入黑暗的和动荡不安的夜晚。但是，白昼的亮光似乎还不愿意完全退出紫禁城的宫殿。我们将要看到，日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缠绵使人留恋的紫禁城的黄昏。

1919~1924年的紫禁城(1)

本月8日，内务府大臣和皇帝的师傅们准备在万国饭店宴请我。

3月3日，我被正式引见给幼帝。他身着朝服，由许多官员侍候着。我被领进毓庆宫内，向着幼帝走去，向他行了三鞠躬礼。然后他离座向我走来，按照欧洲人的礼节和我握手。他站着和我作短暂的寒暄，并询问有关过去我在中国任职的情况。觐见完毕我即退出，到另一间候客室休息。这时有人告诉我，待皇帝更衣后立即开始上英文课。然后，宫里的许多官员和太监都来向我祝贺担任帝师的职务。我再次进入毓庆宫内皇帝的书房时，看见皇上已坐在书案前，书案上放着我为他选定的书本。他请我坐在他的旁边，从这时开始，我们便是师生关系而不必事事拘礼了。

年轻的皇帝从未学过英文和其他欧洲语言，但是他对英文学习很热心，思想也很活跃。他在宫中可以读到中文报纸，并且对于报上的新闻很感兴趣，对国内外的政治新闻特别关心。他有着丰富的地理知识，对旅行和探险也有兴趣。他对于当前的欧洲局势和世界大战的结局也有所了解。他看上去并不虚伪，或者对有关中国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并不言过其实。他身体强壮，发育良好。他是个聪明、活泼、富有同情心的孩子，而且具有幽默感。此外，他态度很好，毫不骄傲，虽然他身处虚伪的环境和宫廷的浮华之中，但他并无傲慢之气，确实难得。宫里的人尊称他为“天子”，以至高无上的礼节对待他。他深居宫中，从未迈出紫禁城一步，除了偶尔允许他的弟弟和两三个皇族的年轻人陪伴他一会儿以外，他没有机会和其他孩子接触。甚至他每天去书房念书也有着隆重的礼仪，他乘坐金顶黄轿，由一大群侍从人员护卫前往。

虽然皇帝现在尚未显露出受到周围愚昧和无益的气氛的影响，但是我担心，在今后几年进入心理危险期的时候(这是一个男孩在十几岁时必然经历的关键时期)，不能指望他的身心健康不会受到威胁，除非他能摆脱目前那些几乎是他唯一的同伴的太监和官员们的影响。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孩子脱离紫禁城这个有害的环境而移居颐和园，以便发展他自己的兴趣。他住在颐和园里可以少受一些虚伪礼节的约束，过一个比现在愉快一些的生活。同时颐和园的面积大，活动的地方也广，可以做一些有益于健康的体育锻炼。当然，这样就需要另外调换一些太监和随从人员去侍候他，而这些人应该受到徐总统或皇室的要人(例如载涛)所派亲信的监督。载涛贝勒对这些情况是清楚的，而且他对这个孩子的幸福也很关心。以后，我也许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劝告。当然，目前若要采取任何这类行动，对我来说都为时尚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已把自己的看法向刘体乾先生(他是李经迈的亲戚，又是载涛贝勒的朋友)和总统的私人秘书倪文德先生简要地谈过。

1919~1924年的紫禁城(2)

在我对神秘的紫禁城进行介绍之前，有一件小事有必要提一下。这件事可以说明，在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避风港中存在着中世纪思想的残余。在我搬入为我准备的那所宅院之前——以后我又搬到另一所离紫禁城较近的宅院——我住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当时我正忙于应酬客人。在二月的最后一天，清室内务府派人来访，他通知我说，宫里的占星术家已经为皇上开始学英文择好了“吉日”，并已将所择吉日进呈皇上。据他们讲，下个月有两个吉日，一个是阴历3月3日，另一个是阴历3月28日(宫里仍用阴历，而民国政府则不用)。他们不知道定哪一个吉日好，所以决定来见我，请我作最后的选定。

我赞成选择两个吉日中较早的那一个，即3月3日，我担心他们是否会把我这样迅速的选择视为轻率。

我再补充一点，在为清朝宫廷的长期服务中，我发现任何一件重要的事，都要选择一个吉日来做，1922年宣统皇帝举行大婚，也是由宫中的占星术家选定日期和时辰的，我从旅馆搬进新居时没有选择吉日，于是紫禁城里的人便都连连摇头，表示不以为然。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搬家是件大事，应该选择黄道吉日。

现在，对于皇帝眼前的环境，应该作一些描述。当然，他住在紫禁城里——用高墙围在北京的中心——他就是在这里接见我的。

从1912年——民国成立的年代——到1924年末，在反常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有一种现象一直吸引着访问北京的外国人的兴趣和好奇心。他们知道：“共和”内阁的兴衰起落；国会不光彩地被解散，又似乎体面地重新召开；文武官员们周期性地逃到外国使馆去避难；军队无视总统的命令，毫不顾及人民的利益，在首都的城墙下互相混战；就是总统本身也是被一个集团扶上台，又被另一个集团拉下马。但是他们在类似这些情景——动乱、破坏、盗匪、饥荒和内战、议员和政客们的阴谋诡计、军事冒险家的残忍和头脑发热的学生们的滑稽行为中，也观察到一座小小的堡垒仍然位于首都的中心，似乎还保持着古时的安宁状态。中国这块小小的土地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还是稳固和庄严的。在这座未被触及的要塞里，正在消失着的古老礼仪仍然构成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这块礼仪和宁静的根据地被象征着帝制精神的城垛和庄严的大门所包围。看来，这种帝制精神已在那仍然充满神秘色彩的大内宫殿里找到了它最后的庇护所。

然而，外表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总会造成错觉。紫禁城墙内的宁静、礼仪和尊严不仅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而且在那雄伟的城墙上也已出现了裂痕，除了那些佯装对它或迟或早终将坍塌的信号视而不见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紫禁城中早先一部分重要的宫殿，已经失去其原来富于浪漫色彩称号的资格，清帝退位后，紫禁城的南部由民国政府接收。武英殿和文华殿则改为博物馆，用来陈列艺术珍品，这些珍品以前是陈列在热河和沈阳的宫殿里的，现在可以说，是在民国政府买下它们之前从皇室的藏品中“借出来”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最、保和殿及一些附属建筑物，也一起转到了民国政府的手中。

1919~1924年的紫禁城(3)

不过，紫禁城的整个北部，从东到西，以及上述三大殿两旁的广大地区仍然为清室所独占，除了那些得到允许入内的人以外，对全世界来说，这里还有着最严格的“宫禁”意义。属于“宫禁”范围的地方有：皇帝的居住区和有权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室成员的住所；御花园;作为皇室图书馆藏有四库全书的文渊阁：内务府；军机处(这是一座无关紧要的建筑，辛亥革命后改为宫内的接待室)，建福宫，这座宫殿藏有许多珍贵的画像、金佛以及其他珍宝，于1923年因失火而全部烧毁；此外还有一些宫殿、亭台楼阁及其他建筑，在这段“黄昏”时期里便都停止使用了。还有奉先殿也值得谈一谈，这是清朝皇帝祭祀祖宗的地方。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由皇帝或一位代表皇帝的亲王前往祭拜。但不能把它与紫禁城南边的宏大雄伟而又特别神圣的太庙混为一谈，因为太庙里供奉着皇室列祖列宗的神位，是专门举行特别隆重的祭祖仪式的地方。

金銮殿之一的乾清宫继续供清室使用，这里仍然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地方，有一些重大庆典，如阴历新年和正月十三日皇帝生日的万寿节均在这里举行朝贺。乾清宫建于1655年(清顺治十二华)，1669年(康熙八年)进行重建，在一场火灾后，于1797年 (嘉庆二年)再次重建。

乾清宫的前边有一个由建筑物围成的四方院子，皇室成员和朝廷的大臣们便在这里朝见皇帝，在院子的东边、西边和南边是具有多种特色的建筑——建筑虽然不大，但因与清朝早期的皇帝有关而具有历史意义。这些建筑包括上书房，早先这里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醇亲王1909年至1912年任摄政王时，曾用作他的官署；懋勤殿是伟大的圣祖皇帝康熙(1662—1722)的书房，后为翰林院成员占用，南书房则由翰林学士们使用。

乾清宫后面是交泰殿，它象征着“宇宙中天与地的力量互相交融和作用于完美的和谐之中”。这里收藏着珍贵而又重要的二十五方御玺，袁世凯对这些御玺觊觎已久，曾妄想占有。此外，这里还存放着乾隆时期的计时器铜壶滴漏；以及清朝皇后的册宝，这种册宝类似英格兰的结婚证书，写在金箔上，加盖金印。

交泰殿北面是坤宁宫，在清朝，这里并不像一些作家所说是“皇后的正宫”，而只是在明朝才是这样。清朝时，坤宁宫的东暖阁是皇帝大婚时的喜房，中间的大殿则是用于宗教和类似宗教活动的场所，包括祭天和跳神。跳神是由萨满(巫师)用神秘的仪式和舞蹈祈求神灵“驱邪治病”。萨满教是一种迷信，满族人在入关以前就很流行这种活动，后来他们把这种迷信活动带入关内。但他们对萨满迷信似乎感到有点不光彩，仿佛意识到它会遭到儒教正统观念的轻视，那些精于萨满教仪式和咒语的男女巫师们，一直是处于清朝宫廷生活中的阴暗角落。他们使用的祭器、女巫使用的大锅和乐器(包括铜铃和木打板)都收藏在这里。因为这里是“禁区”，甚至那些能出入紫禁城的人也不得进入。我本人只是在皇帝大婚的前夕跟随皇帝去过一次。按照清朝的典章制度，在阴历新年的第二天、春分和立秋时节，都要在此举行大祭神。从前，每逢这些日子，亲王和贝勒(满语，低于亲王的称谓)以及六部尚书，都奉上谕到坤宁宫参加宫宴，共同进食祭神用过的部分猪肉。

1922年底，年轻的皇后住在储秀宫，皇帝的妃子淑妃住在长春宫。这两个地方位于乾清宫之西北和皇帝居住的养心殿之北。养心殿建于或重建于1802年，前几位皇帝都曾在此居住过，不幸的德宗(光绪)被慈禧太后囚禁于瀛台之前，也住在这里。养心殿的殿名取自孟子的名句“养心莫善于寡欲”。这是对皇帝每日进行教海培养的好箴言。

在我进宫为皇帝授课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到养心殿去。不过，直至1922年年底，我和皇帝通常都是在他读书的毓庆宫里见面。毓庆宫位于奉先殿之西，斋宫之东。斋宫是皇帝举行重大祭祀活动前进行斋戒沐浴的地方。

1919~1924年的紫禁城(4)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慈禧太后住过的宁寿宫这个名称，众所周知，宁寿宫中的一个宫殿曾经是伟大的乾隆皇帝晚年居住的地方。其中有个房间也许是宫中其他任何宫殿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在这里，一座由石头堆砌而成、象征着荒凉崎岖而高低错落的假山，几乎占满了整个地面。一位曾经统治过一个强大帝国的伟大君王，习惯地坐在这些山石中间沉思，想象自己是一个孤独的隐士，具有胜任崇高天命的资格，等候着依水草而生、同山河共话的那些人。亨利·戴维·索罗(1817—1862，美国作家及哲学家——译注)很喜欢处在大自然光环的幽静之中，他盼望着将来能够在每所住宅中不仅有卧室和客厅，而且还有一个可供沉思默想的地方，同时他也盼望着什么时候可以指望建筑师们设计出一套住宅，里面配有一间“思考室”。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梦想家，似乎也从来没有想到，在一个思考的房间里陈设的不是桌椅，而竟会是一座大山。

这位伟大的皇帝想必已具有孟子认为每个伟人所应具有的那种美德—— 一颗童心。他有许多真正的山，他可以随意在这些山中漫步和沉思——他到自己在热河的避暑行宫去是很方便的，只要情况允许，他喜欢到那里走动走动。但是，他渴望拥有一个仙境是有道理的。他希望借助一些堆积起来的石头，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他住房的四壁之内创造一个奇境——只有从皇帝的高位下到普通人的行列，并用一把“很小的金钥匙”去打开一个普通的门锁，才能步入这个仙境。(此处的“金钥匙”典故，见《爱丽丝奇遇记》第十章)

1919年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室成员，除了皇帝以外，还有四位妇女。隆裕太后是“老佛爷”的侄女、光绪皇帝的皇后，现在已经去世。她去世以后，便由四位皇太妃主持宫中事务。其中三人是“老佛爷”之子同治皇帝的遗孀。这三人中的庄和太妃于1921年死于紫禁城的重华宫，其余两人于1924年清室被逐出紫禁城后去世的。第四人是瑾太妃，以后晋封为端康皇太妃，是德宗皇帝 (光绪)的唯一活着的妃子。她是珍妃的姐姐，珍妃于1900年被“老佛爷”残害而死。1924年10月，端康皇太妃死于紫禁城内她住的宫中，若她再活一两个月，那将会与上述两位太妃一样被“基督将军”的部队驱逐出宫。在这四位皇太妃中，我常见到的是端康皇太妃，有时也陪同皇帝去永和宫拜见她。

皇帝的父亲、叔伯们和亲戚，以及其他满族王公贵族都不住在紫禁城里，只有传唤朝见或有庆典时才能入宫相见。他们多数在北京内城有着自己宽敞的王府。皇帝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王府，就在城北钟鼓楼附近的什刹海边，面积极大，一般称为北府。皇帝的多数近亲在城里也都有着同样豪华的王府。载涛贝勒就住在北府附近的龙头井。与其邻近的是有着宽大庭院和楼阁的恭王府，这座最大和最宏伟的王府里，现在是一片寂静和幽暗，因为自1912年以来，王府的主人就没有让人在这里租住过。

虽然只有皇帝和四位皇太妃住在紫禁城里，但不能认为这是一座无人居住的皇城。辛亥革命前，宫中各种不同品级的太监约有三千人，到1919年还有一千人左右。其余的早已被遣出宫。他们或携带钱财返回在山东和直隶交界地区的老家，或到了天津外国租界里的教堂。或靠施展手段获取的钱财开商店；一些没有去处的，只好到北京西郊十英里处的西山，在寺庙中出家和隐居，或到宁波附近的普陀山去为僧。留在紫禁城里的一千名太监，有的是皇帝和四位皇太后的随身侍从，有的是为他们抬轿舆的。另外一些是看管宫殿和负责保管殿内东西的。余下的则是担负粗活的奴仆。最高品级的太监是御前太监，享有侍候天子本人的荣誉。不同品级之间的太监有着严格的界限，在典礼仪式中各自穿着不同的服装。御前太监穿深红色服装。除太监外，还有许多女官和宫女，但女官大多不住在紫禁城里。

1919~1924年的紫禁城(5)

在靠近紫禁城的外墙而又远离皇室住地的地方，住着许多在宫内做各种粗重杂活的奴仆。所以，这里很少有或者说根本没有皇室成员来过。在紫禁城的北门还住着保护宫禁的官员和护军，这些护军取代了辛亥革命前的禁卫军。护军的一部分就住在北门外面，即紫禁城与煤山之间广场的东西两侧的房子里。

在清王朝的“黄昏”时期以前，进入“大内”的御道主要是宏伟的南门，通常称为午门，它直接通往太和殿这座金銮宝殿。午门这个名称的含意，象征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严的荣光，就好像正午的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皇帝由午门正中的门出入紫禁城，但是辛亥革命后，外廷的三大殿和午门由民国政府管辖，皇帝便只能由称为神武门的北门出入。严格地讲，内廷仍然是“宫禁”。神武门也和午门一样共有三个门洞，中间的是正门，平时总是关着，只有皇上及其侍从人员通过时才打开。西边的侧门每天都开着，供那些在法定的时节允许入内的人出入，如像王公贵族、皇帝的教书师傅以及内务府大臣等。所有进入紫禁城的人都得步行，除非他获得“赏紫禁城骑马”或“赏紫禁城坐轿”的恩典才可以骑马或坐轿。R.K.道格拉斯博士说道，“在这块神圣的禁地中，得到皇帝‘赏紫禁城骑马’，对于大臣们来说是一种最高的荣誉”。但与骑马相比，“赏紫禁城坐轿”则是更高的荣誉了。这种“赏紫禁城骑马”或“赏紫禁城坐轿”的恩典，有时也为皇室的某个重大庆典而临时赏给大臣们享用，至于那些长期享受这种恩典的人就更为荣耀了。他们在自己住宅大门的上面高悬“赏紫禁城骑马”或“赏紫禁城坐轿”的木牌。大多数亲王、贝勒及少数几个皇室成员享有“赏紫禁城坐轿”的恩典，而他们的儿子和地位较低一些的皇室成员则是“赏紫禁城骑马”。皇帝的授读师傅们的地位很高，经常是“赏紫禁城坐轿”。

赏紫禁城骑马或坐轿的人，可以一直骑马或坐轿到内廷的两座门前：一是东边的景运门，一是西边的隆宗门。这两座内廷大门可以直接通往天子所在之地，由于至此已到达“圣地”，所以这一段路就必须步行，以示对皇帝的尊敬。这两座门旁都各有一名武装侍卫，以禁止未经允许的人进入，而对于有权进入的人则举枪致敬。只有一位亲王享有特许不必在这两座门前下轿，他可以到养心门前下轿后再步入养心殿。这位亲王就是醇亲王，因为他是前摄政王，又是皇帝的父亲，所以他的地位便在其他人之上。

紫禁城北边的门叫神武门，在明朝至清朝初期叫玄武门，1795年后改为神武门。“玄武”引喻了古代占星学方面有关各种星宿的象征和特点，并象征北方。嘉庆皇帝在位时(1796—1820)，把“玄”字改为“神”字。因为他的父亲乾隆皇帝的名字中有“玄”字，对此字应当忌讳。(作者此说有误，因乾隆帝名弘历，并无“玄”字，而康熙帝名玄烨，应对此避讳。因此玄武门改为神武门的时间应为康熙时期。——译注)

1919~1924年的紫禁城(6)

神武门外面是一大片空旷的广场，由于面积太大，常常呈现出一种凄凉荒芜的景象，但在皇帝举行朝会这样隆重的活动时，王公大臣们的马车、汽车、马匹和随从人员，几乎把每一尸有用之地都占满了。

这个大广场的北面是一座用墙围起来的山，这就是一般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熟知的“煤山”，而它的正式名称是景山。叫它景山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本身风景优美，山上蓝、黄琉璃瓦的亭子装点其间，而且还因为从景山顶上可以俯瞰紫禁城内闪光的屋顶，一切美景尽收眼底。

有人认为，煤山就是用煤堆成的一座山，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一旦紫禁城被围困时能有足够的备用煤。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这的确是一座人工造就的山，因为即使是一个最不善于观察的人，当他看到这样对称的格局时，也会想到这座山不是自然形成的。据宫里的人说，这是由于当年挖地建“三海”时，把挖出来的泥土堆积在这里，地越挖越深，泥土也越堆越大而变成了一座山。为什么在紫禁城的北面会出现这样一座山?中国人认为北方有邪恶不祥之气，这座山的作用就是阻止这些邪恶之气侵入天子的住地。基于同样的原因，皇帝的宝座总是坐北朝南(寺庙中重要神像的座位也是如此)，面向光明和吉祥，而不是朝向昏暗和不吉利的北方。

在一本北京的地志中，景山被称为“大内之镇山”，也叫“万岁山”。万岁一词在中国的用法(日本也一样)相当于西方的“国王万岁”。

辛亥革命后，景山仍归清室管辖，因为它一向被认为是紫禁城的附属部分，同时还由于景山内有一座寿皇殿，皇帝死后的遗体在被送往皇陵埋葬之前便先停放在这里。此外，寿皇殿里还保存着“列圣遗容”——清朝历代皇帝的遗像，因此景山没有移交给民国政府。不过，景山不像紫禁城那样禁令森严和完全不对公众开放，只要通过适当的介绍，便可以进去参观游览。

一般人认为，目前这座紫禁城是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时所建，他是第一个选择北京作为首都的明朝皇帝。除了外面的城墙和一些比较旧的宫殿外，这么多建筑是否都是那时保留下来的，尚值得怀疑。紫禁城里的许多建筑曾被土匪头子李自成烧掉了(也被洗劫了)，有的是由于发生了几场大火而毁掉的，许多建筑都是那个时期以后重建的。

这些就是1919年初，我作为紫禁城的内廷人员第一次进入紫禁城时的见闻。我是唯一获得能够出入紫禁城这一特权的外国人。在紫禁城西边是“三海”和原先属于皇室的宫殿，这里现在归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所占据。在清室优待条件中，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奇妙的妥协，“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暂居宫禁”。在北京城的中心，有两座毗连的宫殿，在紫禁城的宫殿里住着的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而在另一个宫殿——新华宫里住着的是民国的总统。坐在总统位置上的是没有皇帝名号但却掌握着实权的“皇帝”，而坐在皇帝宝座上的则是一个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皇帝。统治着中国广大国土的人称之为总统，而统治权不超出紫禁城城墙之外一英寸的人称之为皇帝。这种异常现象，若在别的国家里，即使是一个星期也不可能存在的，但在中国，它却存在了十三年之久。

直到这十三年接近结束的时候，皇帝才看到了紫禁城外的一些情况。他第一次到北京城外去郊游就是我陪他去的。辛亥革命前刚好访问过中国的一位荷兰学者亨利·博雷尔，曾写下了他当时对北京的印象。他写道：“在紫禁城高墙的后面总是显得那么尊贵和难以接近，里面住着一个无人了解的孤独的皇帝，他决不向任何人放弃他的独立存在，永远不会。”(见《新中国》一书，1912年，伦敦——原注)

M.博雷尔似乎认为，要使这位皇帝永远不再孤独，或者是永远从那尊贵和难以接近的墙内摆脱出来是没有什么指望的。但是，他认为皇帝是个神话似的人物，这种奇怪的想法为什么会产生呢?他告诉我们，“在那红色金顶的高墙后面，到处是屋顶闪光、仙境似的宫殿，看上去似乎染红了蔚蓝的天空”，“这位神话似的小皇帝宣统”就住在这些宫殿里。

1919年3月一个寒冷的早晨，当宣统皇帝走下他的宝座和我握手的时候，他便已经从那神话似的高台中走出来了。但是，也许只有真正的皇帝才是神秘的人物，而挂名的皇帝就不再是神秘的了，这真是令人迷惑不解。不过，对于M.博雷尔来说，这个只有两岁的小皇帝宣统，毕竟比一个神话式的人物更现实，因为他还告诉我们，“恰当地说，整个北京就是一座巨大的庙宇，它的壁龛就是紫禁城，在这里住着一位神，他就是皇帝”。

到1919年，那位“神”已从神的行列中屈尊降驾为人，成了一般外国人所说的“小皇帝”。不过，对于当时的以及很久以后的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仍然是万岁爷、天子、?界的真正统治者。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1)

在宫里，皇帝师傅的地位，仅次于包括亲王在内的王公而优越于其他所有的人。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古老中国”——在“异族的”宫廷中这个中国得到了某些最后给人以慰藉的事物——学生极端遵从教师的那些原则，尤其是，如果他的个人经历和观察仅限于对新中国的了解，而这个新中国却又对许多古老传统采取了藐视的态度，那么他就更加难以理解这些原则了。

丁韪良博士(美国传教士，清晚期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译注)说，“没有哪个国家的教师能比在这里更受尊敬。不仅现实生活中的教师享有最崇高的礼遇，而且教师这一称号，在理论上也几乎成了偶像崇拜用语的对象。在某些场合，教师与天、地、君、亲这些字联系在一起，被刻在碑铭中，作为五种受到尊敬的对象之一，被人们以隆重的仪式对之表示深深的崇敬。”

根据《国语》中的一段名言来看，每一个人都要依赖那些应该受到他以同样的忠诚为之服务的人。首先是父亲，他赋予后代生命，其次是教师，他指引学生如何生活，第三是君王，他供给人们良好的生活条件以维持社会秩序。在该书的另一段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理论，认为“没有父亲便没有生命；没有物质的营养 (君王提供的)，便不会成长，没有教师便没有智慧。”

如果我们翻一翻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之一的《礼记》，我们就会发现下面这样一段话：

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新丧三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上述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有必要在此详细阐述一下。在中国，皇帝习惯坐在宝座上，背对北，面向南。因此，接近皇帝的人，必然是面向北方。这表现了君臣之间的差别。但是这种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教师与皇帝谈话时，而这位皇帝又是他的学生，那就不要求这位教师按一般常规来做了。有趣的是，这位御书房中的最后一位学生也在遵守着这个尊敬教师的老规矩。学习的时候，皇帝坐在一张方桌的后面，坐北朝南，帝师则按规定坐在方桌的东面，坐东朝西。这就是我在毓庆宫教课期间，我和皇帝上课见面时的座次。

皇帝对他的每一位师傅——即使是来自海外的蛮夷——都很尊敬，这种尊敬的另一个标志，便是当师傅进入书房时，皇帝离座起立。师傅向前走至屋子的中央，一鞠躬，然后，皇帝和师傅便同时落座，各就各位。如果在讲课过程中，师傅为了去取书架上的一本书或是因为别的什么事而离座时，皇帝也要离座起立，直到师傅返回自己的座位时，他才坐下。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2)

皇帝对于师傅们所表示的这种深切的敬意，是清朝宫廷的特色之一。这种特色曾引起耶稣会神父们的注意，这些神父在清朝王朝初期曾受雇于清廷，从事天文和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有教益的和有趣的信札》中的一封信里，曾描述了十八世纪上半叶在清廷供职的耶稣会会士们的经历，其中包括世宗皇帝(雍正)于1726年(雍正四年)对其已故师傅所做的颂文，这位师傅是满人，名顾巴代。下面是我从法文译出的颂文(现尚未查到雍正的原文，仅根据庄士敦的英译文再译为中文——译注)：

“前礼部尚书顾巴代，为一品德完美之人，他遇事稳健，循规蹈矩，且博学多才。先帝圣祖仁皇帝甚赞其为人，委之以重任……他能文善武，功绩卓著……他才华出众，品行端正，堪称楷模。先帝选他为诸皇子之师，朕亦受其教诲。他诲人不倦，谆谆教导吾辈为忠为孝……惊闻师傅仙逝，朕即亲往其寓所吊唁，以尽弟子之责；出殡时，朕派员前往代为行礼如仪……贤明之师，永记不忘，谨此聊表感激之情。”

最后，雍正皇帝令礼部仔细考虑顾巴代的情况，奏呈有关为他赐封谥号的建议。

这位耶稣会神父在这段叙述之后又补充说，他未见礼部对此事有何行动。不过，从其他方面获悉，顾巴代被谥为“文端”，并在供奉对国有功之人的纪念祠中占有一席之地。皇帝还赏赐给他的贫困家属一笔数额可观的钱。

对于生病或去世的师傅，皇帝本人都无例外地前往其住所看望或吊唁，并对已故的师傅追赐谥号。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下来，直到我有幸为之服务的这位皇帝时也是如此。

中国皇帝与其师傅间这种融洽的和无拘束的关系，也许与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利厄斯和他的朋友兼教师马库斯·科尼利厄斯之间的关系相类似。但是在中国，一个帝师的地位要比一个享有特权的朋友高得多，帝师也属于“达官贵人”，其地位不低于总督和军机大臣。

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皇帝的师傅自然是要选自全国最杰出的学者。这就意味着他成功地通过了极为紧张激烈的国家科举考试。而在三十年前已被废除的旧制度下，这种考试则是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在每三年一次的殿试中名列前茅的人，其做官的生涯便有了把握。因此，任何一个学识杰出而又具有作为帝师资格的人，差不多都在朝廷中任有高官职位。大多数情况下，在他入宫担任帝师之前，就已经获得九品官阶中最高等级的头品顶戴；如若不是这样，他照例必然会晋升品级，并得赐貂皮褂、双眼孔雀翎，以及赏坐二人肩舆等荣典。以后他可能成为“太子少保”而最终成为“太子太保”(这纯属一种荣誉的尊称，甚至往往还未指定嗣皇帝时就受赐了)，在他去世后将会(完全可能)得赐“追认的荣誉”或受到类似授予顾巴代那样的谥号。除了因渎职而被迫辞职外，即使由于患病或其他原因，他仍然可以终生保留他的荣典和帝师称号。他可以一直享有个别谒见皇帝的权利，在皇帝面前，他照例得以赐座(即使是总督，在皇帝面前也必须下跪)，并且继续受到宫中人员以他当年任帝师时的礼遇对待。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3)

当文静看到，两位从同文馆来的临时性的师傅在光绪皇帝面前得到赐座，“而其他人，即使是王公贵族也必须向皇帝跪拜”时，他表现出全然不懂宫廷的礼节和对帝师的传统性尊敬。帝师一直享有赐座的特权，他们只有在前面的章节中谈到的那种隆重场合时才向皇帝磕头。因此，光绪皇帝对师傅赐座，这并不是革新之举。

在中国，要求学生(不论是皇帝还是其他人)对教师必须极端的尊敬，可以说这是一种单方面的义务，这正如臣民必须忠于君王一样。教师的任务是尽职尽责，使他的学生能够成为一位儒家的绅士—— 一位“君子”，而君子则意味着是一位成熟的学者，他的一切举止言行应该是高尚、谦逊、诚恳和可以信任的，对于朋友和仇敌都能宽宏大量。教师对学生未尽到职责时，就像没有治理好国家的皇帝一样是不值得尊敬的。“尊师重道”的原则，在罗马人听到它之前很早的时候，中国儒家的教师们就以几乎同样的话对它加以阐述了。

我被聘为皇帝的英文师傅，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此事在宫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保守的皇室成员和内务府方面都极力反对任用外国师傅。当然，他们担心年轻的宣统皇帝在生活上会逐渐接受过分“新式的”观点，并且，西方的影响会使他对宫中的现状感到不满。应当承认，他们这后一种担心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当民国的总统徐世昌和一两位思想开明的贝勒(如载涛)对此事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时，便试图采取一种折衷办法：不授予这位英国人品级或帝师的称号，这个称号全然不是一个十足的“洋人"(另外的说法是“洋鬼子”)所能期望的，而他只能是教授英语，不能希望得到帝师可对国家政事提出建议的特权。他只不过是一位没有官衔品级的英文教师，只能把他看做是宫中内务府的一名雇员，从督查官那里接受指示。但是，宫中一些有影响的大臣则提出了与此相反的看法，他们坚决主张皇帝的外国师傅应与中国师傅处于同等的地位，任何其他的安排实际上都是难以实行的，也许还会得罪同意委派人员来任教的外国政府。

当我进入紫禁城时，这场争论还在继续。不用说，我是不想参加到这场争论中去的。事实上，几个月来，我并没有察觉到在我的地位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从一开始，我就受到了一种东方人特有的礼遇和尊敬，不仅我的学生本人(我与他很快地便友好相处了)，而且包括我所接触到的皇室成员和内务府官员，他们对我都以礼相待。我在紫禁城中的第一次口角是与太监们的争吵。因宫里有个惯例，每逢新任命的人员得到赏赐时便要散发给周围的人。我对太监们向我索求赏赐时所作的回答，使得他们既惊讶又沮丧。我同意按他们索要的数额给他们，但条件是必须给我正式的收据。由于这种索求是他们擅自提出的，他们必然不愿出具字据，于是只好撤回了要求。

不久，这场有关我的地位问题的争论，以不利于保守派的结果而告终。我被承认为“帝师”，享有一切应有的礼遇和特权。最初，我被赏乘二人肩舆进入紫禁城，肩舆和轿夫均由宫里配备。几个月后，我又被赏二品顶戴和“貂皮褂”。以后，1922年皇帝大婚时，又赐我头品顶戴，于是我成了一品大臣了。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4)

除荣典以外，皇帝还经常赐给师傅们(其中也包括我)一些礼物。每逢盛大节日的前夕，皇帝照例要赏赐钱物，而我们则在乾清宫朝见时向皇帝谢恩。有时皇帝也亲自把其他一些礼物赐给我们，如宫里收藏的瓷器、书籍、绘画、玉器和其他物品，这不过是一种好意的表示。有时，皇太妃们也赏赐一些水果和糕点之类的东西。每当从宫中送赐物的使者来到时，在受礼者住宅的四邻中往往会引起一阵轰动，而记述这类情况的短讯，也总会在中国的报刊上出现。例如，现在我手边的北京《时报》就有这样一则短讯：

据悉，清室的瑾贵妃担心，皇帝的英文师傅庄士敦在毓庆宫授课时，嗓子可能感到干涩，特赐予中国人参和西洋参数斤。这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恩典。

现在，我应当介绍一下在毓庆宫教书的几位同事。1919年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时，毓庆宫已有四位师傅，其中三位是汉族人，一位是满族人。首先要介绍的是一位我未曾谋面的师傅。他体弱多病，半身瘫痪，就在我到毓庆宫的这一年年底去世了。这位师傅名叫梁鼎芬，是广东人。

广东是革命的发源地，这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口头禅。的确，过去的许多次革命都是在那里爆发的，将来可能还会在那里爆发。但是一般外国人(不论他们是不是居住在中国)并不清楚，广东也出了不少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以及最忠诚的勤王者和拥护君主制的人物。许多人认为，一般的君主制原则，尤其是清朝皇室，一直是受到广东人的强烈谴责的。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垮掉了的王朝还有许多来自广东的忠实朋友，那他们一定会为之惊讶的。在这些对清室仍然忠心耿耿的广东人中，梁鼎芬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物。

梁鼎芬于1880年通过了旧式的科举考试而获进士，以后官至湖北按察使。1898年戊戌政变以前，他曾向“老佛爷”进谏，抨击王公贵族及内廷官员玩忽职守和存在的弊端，慈禧太后对他极为不满。当时若不是他的朋友张之洞总督的大力保护，那他必定会受到严惩。梁鼎芬和康有为是朋友，慈禧太后怀疑他是1898年密谋反对她的康党的一员，其实他对于康有为的自由主义政策并不赞成，他实际上是反对变法运动的。辛亥革命后，梁鼎芬曾恳求黎元洪脱离民国，恢复清朝。当这一活动失败后，他便跑到清西陵，在他的已故君主光绪帝的墓前痛哭一场。后来，由于陈宝琛的举荐，委派他为监造崇陵的大臣。以后不久，陆润庠师傅 (1911年最初任命的三位帝师之一)去世，梁鼎芬便受命补上这个帝师的缺额。

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除非他能以优美的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否则简直不可能得到人们对他的承认。梁鼎芬是个学者，他诗宗唐宋，但其特征是忧郁伤感，神韵超脱。下面是他的两句诗：

江水不可耗，我泪不可干。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5)

这两句诗远不是梁鼎芬诗作中的典型佳句，但这表明梁鼎芬的诗兴不是欢快的。他的诗很少有华美和欢乐的格调，而多是令人伤感的“忧思”，把他的诗作比为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的《幽思的人》是很合适的，但绝不像他的《快乐的人》。

梁鼎芬在他的一首自传体诗中谈到他三岁时第一次开始学习的情况，他的母亲如何担任他的启蒙教师，以及他如何意识到自己并非总是为母亲而增光的情况。他谈到，在他的少年时代，在他父亲的住宅里经常高朋满座，这些人中有高官，也有杰出的学者，虽然他对他们的谈话理解不了多少，但他却很喜欢倾听他们交谈，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是诗歌和剑术。

在他还年幼时，母亲便去世，这是他遭受的第一次巨大不幸。他的父亲从政为官，把他从小抚育成人，教育他自律和自尊，若面临死亡和耻辱时，应当选择前者。这种精神信条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梁鼎芬由于铭记父母的教诲，当1917年考验的时刻来到时，才能临危不惧。他去世时，我听宫中他的同事们谈到他在这次复辟事件中的勇敢和忠诚。当时张勋的军队与段祺瑞的军队就在紫禁城附近进行战斗。双方还在激战之际，梁鼎芬应入宫授课的时间到了。他必须乘坐马车通过挤满乱兵的街道才能到达宫门。情况非常危险，但他拒绝留在家中，也不愿中途调转马车返回去。当他到达“煤山”对面的宫门时，他发现自己平时乘坐的肩舆像往常一样还在那里等着他。但是，轿夫们认真地劝说他不要进宫去，因为交战军队互相射击的子弹正从宫殿屋顶上飞过，要穿过露天的院子是很危险的。可是，梁鼎芬却从马车中走下来，坐进轿子里，命令轿夫们直接到毓庆宫去。轿夫们只得勉强从命，毫无疑问，他们是担心他们自己的安全，同时也是考虑到梁师傅的安危。他们刚走了一小段路，枪弹就射中他们正经过的宫墙，砖石灰泥的碎片像一阵冰雹似的砸到肩舆上。轿夫们向他请求，先把他抬入旁边的一座建筑里避一避，等停火后再走。但梁鼎芬的回答是“不可误差事，不可误差事”。于是，轿夫为他的精神所鼓舞而遵从他的要求前往毓庆宫。梁鼎芬认为，如果只是追求个人的安全而不忠于帝师的职责，那么这就是一种耻辱，比被枪弹打死了还要糟糕。我们可以推测，那天毓庆宫里未必能上多少课，不过，这并不是由于帝师未按时到达所致。

这里引述梁鼎芬的一首诗《墓地哀歌》(由于中文原诗尚未查到，故依作者的英译文译出——译者)：

墓过丛■间

白杨团夕阴，

日收忽见火

飘■逐人衣

但行不可坐

世间惟二美

豪杰与婀娜

堂堂百年驶

累累一士裹

无限未来人

或有当初我

何不去学仙

微尘乃轻堕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6)

最后的这两行诗，暗指隐居山林的圣人，其身躯和心灵，均已磨炼净化。以露水和仙草为生，从世俗的纠缠中解脱出来，独立于普通人的时空条件之外。

也许，梁鼎芬本人现在已经只不过是一道徘徊的幽灵之光，这光曾使他过去疾步穿过墓地时感到悚然战栗。如果他的梦想能够实现，如果他能与数以万计的尚未诞生者一起再次出世，就像他从前那样，那么，这将有益于他的国家。这时的中国，容易藐视像梁鼎芬这样的人，但又不能把他舍弃。

梁鼎芬去世时，他的老同事、民国的总统徐世昌，曾派代表到梁府去祭奠，并赠赙金一千元。宣统皇帝也照例办理如仪，赐以厚礼，并追隘以“文忠”的称号。

我的同事陈宝琛，资历较深，他官至“太保”，以后又升为“太傅”，是全国的知名人士，声望很高。1919年，陈宝琛约七十二岁，他风度优雅，富有魅力，精力旺盛，身体健康。他是著名的诗人，书法也享有盛誉，同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是中国南方的福建人，当他和同乡们用方言交谈时，难以听懂他们的谈话，不过，他能讲一口颇为纯正的北京话。

当陈宝琛还年轻时，出众的才华便注定了他的锦绣前程。1868年考中进士，以后官职晋升很快，直至像梁鼎芬一样，招致慈禧太后的不满而受冷遇为止。他被迫去职退隐(名义上是因他母亲去世需回乡服丧)，这使他有二十余年的时间，致力于他的诗词、书法和学术研究。他有两处令人喜欢的山庄，我知道其中之一是在福州附近的鼓山，在那里，他度过了愉快的隐士生活。他的文坛朋友和官场同僚经常请他一起“秉烛谈诗，至深夜而不乏”。他有着一种“对云和溪流的渴望”，他的诗大多反映了这种向往。

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这使陈宝琛又重新任职。他勉强地恢复了做官的生涯，受任山西巡抚。然而，此后不久，宫中决定对已到读书年龄的皇帝(当时年仅五岁)开始进行教育。此时摄政王(或者毋宁说是隆裕太后)又改派陈宝琛为皇帝的师傅。同时委派的还有另外两位师傅，一位是陆润庠，一位是伊克坦。对于伊克坦，我们即将谈到他的情况。陆润庠和他那位著名而又不幸的前任帝师翁同和一样，也是个状元。这就是说，他在旧式的科举制度中曾获得最高的学术级别。如我们所知，陆润庠去世后，梁鼎芬便成了他的继任人。

不用说，陈宝琛和他的同事们的教书任务，在1911年并没有碰到什么麻烦。但是，他的首席帝师的职务决不等于是照看幼帝的保姆。因为，他凭借自己的地位而成为内廷的成员，并能够参与商量国家事务。不过，对于1912年清室与民国的和解安排，他没有参与什么意见。

当我成为陈宝琛的同事时，他在宫中担任帝师职务已近八年，看着自己的皇帝学生从六岁长到了十四岁。虽然，我不可能渴望在中国的学术方面成为他合适的伙伴，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对山岳的共同喜爱却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了。我们在紫禁城里共事的那几年，他年事已高，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与我一同去附近的地方游览赏景。但为了减轻他爬山的劳累，他需要乘坐肩舆前往。我们经常喜欢去的地方，是西山的一个僻静山谷樱桃沟，由于徐世昌总统的盛情关怀，我在这里有了一所住处，这住所最后即为我所有。在这个山谷里有许多神祠，其中一所庙宇供着不知名的神。陈宝琛第—次到樱桃沟访问我时，正值1920年的中秋佳节，他赋诗一首以资纪念。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7)

梦回疑雨复疑风，身在飞流乱石中。

此景故山吾最习，天涯老顾与君同。

涧谷能为盛夏寒，未霜林叶已微丹。

潺潺洗出中秋月，拥褐深宵数起看。

中国人把书法视为各种艺术之首。陈宝琛这首诗的墨迹可以作为他的书法艺术技巧的范例。他的书法纤美秀丽，与他的朋友康有为和郑孝胥的书法不同。在西方人看来，这是符合他本人的气质的，但是，我的一些“现代派”的中国朋友感到他的书法缺少遒劲刚健之气，他们认为这是由他的性格所决定了的。

的确，我发现陈宝琛有个弱点，这就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他未能对皇室事务管理的改革进行有效的敦促。他知道宫里存在的种种弊端，但他没有运用自己有影响的地位，就革除弊端做一些可能的工作。然而，人们对于他在这方面的一切失误都会是宽容的。他已是暮年之人，只是出于对君王的忠诚，出于儒家学说的节操，他才牺牲了自己曾在故乡的山川之中享受了二十年的幸福和安宁。

我在毓庆宫的另一位同事是朱益藩。他是江西人，比陈宝琛约小十岁。他早年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在学术上享有盛名。1904年任陕西学政，1906年任山东提学使，1907年任宗人府府丞。我认识他时，他任帝师已四年。虽然他在北京社会上很有名望，但在我看来，他缺乏陈宝琛那样的个人魅力。他不会讲北京话，只能讲他自己家乡流行的“官话”，实际上这种“官话”仍是一种方言，与宫中讲的官话颇为不同。因此，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不如和他的两位同事那样亲密。不过，我很欣赏他的坦率和真诚。他衷心拥护中国一切事物的旧秩序。他厌恶西方文化，并对此直言不讳。他虽然比陈宝琛年轻十岁，但在精神上，他却属于更为守旧陈腐的一代。他对改革毫无热情，对于紫禁城中的种种腐败现象和弊端，他完全采取一种宽容的旁观态度。我曾多次努力劝说他睁开眼睛看看这些问题，正视对内务府进行整顿的迫切需要，但他始终无动于衷。他甚至坚决拥护太监制度。他认为，自两千多年前的周朝以来，宫中便有太监，因此，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使用太监似乎也是有充分正当理由的。

朱益藩对中医中药有着浓厚的兴趣，对西方医学的先进性持怀疑态度。只要有机会，他常常喜欢应用自己的医药知识为别人治病。虽然宫里有不少御医，但朱益藩却被允许把帝师和“常任御医”的职务集于一身。每当皇帝稍感不适，朱益藩总是首先被召入宫为皇帝“看御脉”。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8)

朱益藩还有一种理论，他认为，不应当鼓励这位皇帝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体育活动。部分原因是，仪态高尚的皇帝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严肃庄重的举止;另一部分原因是，一切人(包括皇帝在内)的能量都是一种固定的储备，而且是无法加以补充的。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由于紧张的体育活动而消耗了这种能量，其结果必然是早衰和死亡。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少消耗一些自身储备的原始能量，那么在老年时，他就更能保持其活力。

朱益藩把这种理论运用到我们这位皇帝学生的身上。他坚持我们应当劝阻皇帝，不能沉溺于那些促使愚蠢的外国人早日进入坟墓的户外活动与游戏。我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论据和他辩论，我公开鼓动皇上不必理睬他的那些理论，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然而，如果一位杰出的美国生物学家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也许朱益藩的理论中有一些是我所不了解的东西。据说，这位生物学家宣布，某些动物生命的长短“与其活动率成反比，也就是说，与其能量的消耗率成反比。”他把人的生命比作“一支充满势能的莱顿瓶”，并且说，在昆虫界和人类中，死亡率高是与“能量的高度消耗有关”。最近《泰晤士报》对这个理论也表示关注，该报试图以“为上帝喜爱者寿不长”的谚语，对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读者们给予安慰。

伊克坦是宣统皇帝最早的三位师傅之一，是满族人。他的任务是教皇帝学习满文，或者不如说，是使皇帝长大成人而不致对祖先的语言文字一无所知。他的个性没有十分引人注意的地方，脾气温和，开朗愉快，无论在宫里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受到人们的爱戴。我很难说他的满文水平是否高深，但是我认为，他讲北京语要比讲满语流利得多。根据我的判断，皇帝对于满文的学习并不认真，虽然他也学会讲点满语，满文也写得相当好，但他决不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满文学者。伊克坦去世后，便没有再选派其他满文师傅，同时皇帝本人宣布，以后要把英文作为清朝宫廷的第二语言。

伊克坦于1922年9月26日去世，就在他极为希望看到的皇帝大婚前不久去世的。皇帝凭自己的一时高兴，同时也是根据传统惯例，在伊克坦即将去世时去看过他。皇帝由一两名侍从陪伴，驱车前往伊克坦的住所，于下午二时半到达。当时伊克坦正好神志清醒，他尽力点一点头，表示他认出了他的皇帝陛下。将近下午七时，伊克坦离开了人世。皇帝除有三四次去看望过他生命垂危的母亲醇亲王嫡福晋以外，这次去看望伊克坦是他第一次走出紫禁城。一年以后，《宫门抄》正式刊登了皇帝的一道上谕，赞扬伊克坦的美德，授予他“文直”的谥号，同时赐他“太子少保”的品级。上谕中还谈到，当时曾派一位亲王代表皇帝陛下前往祭奠伊克坦，并转去皇上所赠奠仪三千元。同时，为了对这位已故帝师的表彰，他的一个儿子在宫中得到了一个职位。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1)

我在前几章已经谈到我于1919年初次进入紫禁城以及后来几年间在那里看到的一些事情。本章我要谈一下清室和民国之间达成的革命妥协的恶果。人们记得，那个妥协剥夺了皇帝的一切政治权力，留给他的只是徒有虚名的尊号和保留一个没有必要和多余的小朝廷享有的极其奢侈和无聊的特权。君主制度被推翻了，但是腐败堕落的制度仍然原封未动，而后者正是前者被推翻的主要原因之一。

像大多数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以前我也曾认为清王朝的垮台是由于王公亲贵们的无能、无知和贪婪，是由于慈禧太后的错误和罪恶或者是她的用人不当，是由于东、西方那些“野蛮人”对它的严重打击，是由于过度腐化奢侈而带来的软弱无力，是由于西方民主思想的侵入和它们对“年轻中国”的幼稚心灵的不良影响，是由于中国人对一个“外国”王朝的憎恨，还由于他们日益相信统治了他们二百多年的“异族”已经“耗尽了天命”。

当我有机会从内部观察了革命后的皇室制度之后，我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上述这些原因的大部分也许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其中有些肯定促使了——君主制度的灭亡，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内务府逐渐紧缩的束缚，我已经把它比作吮吸清王朝血液的吸血鬼。

一些西方的作家在描写中华帝国的宫廷生活方面很少谈到这个有势力的机构，或许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不得不迫使他们予以注意的内部资料。当然，太监制度的罪恶是众所周知的，并且经常受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谴责。不过，人们并不完全知道太监制度本身只是内务府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有势力或最危险的部分。实际上，太监与其说是为皇帝服务，不如说是为内务府服务，他们因宫廷腐化所受到的谴责远比他们应该受到的要多。的确，太监制度的废除是一件人心所向的事情，也是我初入宫廷担任英文教师时就试图达到的目的之一。起初我并不知道、而是后来才清楚的一个道理是，如果对整个内务府制度不予废除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是把其中的一部分组织——太监予以遣散，还不足以肃清威胁宫廷生活和危害皇帝及其家族幸福的毒素。

1898年光绪皇帝实行新政，内务府支持反动派反对维新派;它自鸣得意地——实际是完全满意地——默认了光绪皇帝的不幸遭遇——实际上是被废黜；它为慈禧太后把宫廷同义和团拴在一起的行动拍手叫好；在革命时期，它又为清室优待条件暗中祝福。它之所以赞成那些条件——有理由认为它鼓励并帮助制订那些条件——不是因为它们真正有利于皇帝的利益，而是因为它们是保证内务府继续存在和维护它本身特权的最好的大宪章。

人们不禁会问，内务府是如何支配清廷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它如何能够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使它在摧毁君主制度本身的暴风雨中仍然屹立不动?内务府的成功是否证明君主制度本身是腐败的?

的确，乍一看来，似乎是由于历代帝王的昏庸无能和无所事事，才使得宫廷大权牢牢掌握在内务府这帮奴才的手里——这帮人向皇帝讲话时卑躬屈膝地自称为奴才。但是这样的解释不够充分。如果我们看一下皇族中的每一个王公亲贵是以什么方法来管理他们的个人财产，也许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就会变得清楚了。凡是王公、贝勒、贝子等均有他自己的大家庭，他同其家庭的各种成员和一群仆从过着半皇帝式的豪华生活。大部分王公亲贵均拥有或曾经拥有大批私产，有的在北京有房地产，有的则在农村有房地产，他们从中抽取或应该抽取大量入息。那些在政府或宫廷中担任职务的人还可以领取薪金和津贴。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2)

现在使人扫兴的是，满洲王公中，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有的话)他们自己的财产有多少，甚至还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他们对自己的收入没有确切的概念，一切事务都由“总管家”或“管事的”来管理，“总管家”手下还有他自己的工作人员，主人的财政情况完全由他来支配，主人的收入与支出只有他一人知道精确的数字。如果“总管家”是一个诚实的人——无疑，就其智能来讲，其中许多人是诚实的——而且如果他也是一个具有商业才能的人——他的地位是由他的业务才智所决定的，即使有，那也是罕见的——主人的事业就可以得到繁荣昌盛，特别是府中的预算赤字也可以由公家的津贴和皇帝的礼品来弥补，以取得平衡。但是即使在“诚实”的人中间，那种罪恶的“揩油”制度也是很猖獗的。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是，富裕的官员要为其贫穷的亲属提供“饭碗”，既然自己有饭吃，也不能让他们饿着肚皮，往往是十个人在工作，却要领取二十个人的薪金，这种“揩”公家之“油”的恶习怎么能不对垮台的制度负责呢?

幸喜，使“主人”降低到赤贫的地步对管家并没有什么好处。事实上，把主人的生活至少维持在明显富裕的程度，他是有既得利益的。许多王公亲贵们也怀疑他们的管家在掠夺其财产，但他们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解雇管家，他们就会陷入债台高筑的困境之中。一般来说，只要管家在任何特殊时刻都能为主人提供所需的现款，并充当他自己和债权人之间的缓冲人，主人就不会抱怨。对于管家来说，他知道主人什么时候会用钱，往往把所需要的钱准备好，决不使主人失望。为了“体面”起见，主人既不问钱从何处来，也不期望管家对他说个究竟。

辛亥革命自然加速了满洲王公的贫困。当我1919年开始同他们相识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不再是富翁了。那些曾经依靠——或者他们的管家为他们而依靠——做官而获得金钱的人已经落到悲惨的境地，只得部分依靠暗中变卖皇帝赠给他们或赠给他们祖先的珍宝来维持生活。由于考虑“面子”问题，他们不可能公开拍卖那些珍宝，只有进行秘密交易。而这种交易又完全由他们的管家全权代理，他们自己所得却少得可怜，管家愿意给他们多少就给他们多少，大部分现款都装进了管家们的腰包，他们虽然知道，也从不去计较。

我到过一些王公贝勒的豪华府邸——或者说曾经是豪华府邸——去访问，应该说，这是一次令人痛苦的经历。偌大的庭院长满了野草，屋顶破烂漏水，马厩空空如也，厨房大多没有充足的食物。有这样一位王公，每年照例要举行一两次宴会(我也曾为座上宾)来庆贺他那棵著名的山楂树鲜花怒放。我们坐在花园中的一座凉亭里，当我们熟练地使用筷子边吃菜边饮酒的时候，一阵微风将山楂花吹落在饭桌上。哎呀，那些愉快的山楂宴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在这次宴会上，这位王公——伟大的乾隆皇帝的第五代孙——作为最媚人的主人之一可以显露他的才能了。他已成为一个非常贫穷的人。我在北京时他就死了，他那杂乱无章的府邸也已落到外国人的手中，听说他那棵著名的山楂树也在去年死了。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3)

我必须谈一下另外一位王公的情况，因为据我所知，这是不平常的事情。我想，他不会因为我提到他的名字而生气。他就是已故光绪皇帝的兄弟，因而也是宣统皇帝的叔父——载涛贝勒。他喜欢骑马——他送给了我一匹满洲马厩中带有白尾巴的名马——也喜欢开汽车，并且特别喜爱德国的汽车(载涛在宣统初年曾被派往德国学习陆军，德皇威廉二世对他热诚接待。因此，他对德国感情很深，不失为德国的好朋友——原注)。他见多识广，聪明机智，善于处理事情。这些都是令人钦佩的才能，但是他还有另外更为非凡的本领。他是皇室中唯一知道如何处理自身事务的人，实际上他也这样做了。以前曾有人告诉过我这件事，那只是听说而已，但是我亲眼看见的，是在一次我陪载涛和他的长子(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去到北京北郊数英里外靠近汤山温泉他的祖先坟地的时候。当时他在大兴土木，对陵园内的祭殿和其他建筑进行整修，在类似花园的陵园围场里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到处堆的是砖瓦和木料。当我们在大门口下车时，管理陵园的人跪下交给载涛一叠账单。他接过账单，随手把它们存放在桌子上，然后带着他的儿子到祖坟前去行礼。完成了这一必要的任务后，他又回到那一大叠账单跟前，花了很长时间对它们进行仔细检查，作了不少的注释和运算，详细向包工询问了有关价钱和用料问题。非常明显，这位皇室成员并没有把他的家务完全交由他的管家去处理。

另外，还有一位王公(这里姑隐其名)的故事需要讲一下，他同载涛有所不同。他曾属于中国最富有的人物之列，而现在也贫穷了。他居住在天津，因为在这些恐惧不安的日子里他不敢住在北京那座华丽的府邸。但是，他的管家住在那里，当这位王公需要钱的时候，他就令其管家变卖一些玉器、瓷器、珠宝、绘画或其他贵重物品(大部分都是以前皇帝赏赐的礼品，现仍保存在他的库里)。管家为了措集王公所需的现款，从库中挑选一些他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卖掉，然后将他认为是适当数目的钱(或多或少)送到天津。这个库最近又被民国的士兵奉一位军事要人之命或者在他的纵容下抢劫一空，这无疑将会很快地把这个仓库腾出来另作他用。

满洲王公府邸中的这种制度基本上同控制紫禁城的内务府制度相同。“管事的”或“管家”是属于普通的满洲王公的，而内务府官员则是属于内务府的。即使紫禁城的太监制度也被王府小规模地仿效了;因为根据皇族的常规，每一个王公都有保留一小队太监的特权，太监人数的多少视王公的品级而定。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4)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有关满洲王公们为保护自身物质利益和财产而经常犯错误的理由(疏忽和无能除外)，我们就很可能找到一种导致内务府权力集中并引起灾难性后果的原因。

我认为，这种原因正来自中国教育体制中那种不可思议的而又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缺点。在中国的旧式学校和国家的考试制度中都把重点放在古典文学的学习上。这里援引一位研究中国文化与生活的权威人士的话，他说：“除了近年来受西方教育影响的那些人而外，算术并没有形成学生作业的一部分。”他又说，中国人“一生以不懂英国六岁或八岁儿童所学的那种加减乘除为满足”。

的确，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算术在学校中几乎完全被忽视了，然而，凡是到过中国去访问过的外国人，都知道中国人运用算盘的技巧是多么出奇的熟练。如果说中国的记账员和会计操作小小算盘的那种快速敏捷的技巧使外国的观察者感到吃惊，同时又说中国人没有英国六岁儿童那种加减乘除的知识，这显然是荒谬的。然而，问题是熟练使用算盘乃是一种技术，除了打算从事商业生涯的人而外，很少有人学到手的。如果要那些遵循旧传统的学者去打算盘，无论如何也是笨手笨脚的，他们也不会因为缺乏这方面的技巧而感到羞耻。相反，他们却以此而骄傲，正如一位中国绅士经常以他的长指甲而骄傲一样，因为长指甲是他属于文人学士的明显证据，说明他的双手除了使用筷子吃饭或练习书法艺术以外，没有去干别的事情的必要。

算盘之所以成为中国进行数字计算的普遍工具，也许是由于中国算术计数法的书写制相当笨拙的缘故。如果是这样，教育课程中把算术排在次要位置的责任或许要由算盘本身来负了；因为尽管中国的商店老板利用其快速准确来编制账目报表，但事实仍然是，算盘的操作有如H·A.吉尔斯博士称之为“不能返回检查其错误的明显缺点，因为运算的每一步骤都随着后一步骤的运算而消失”。

不管算盘是否受到非难，而中国的达官贵人阶级却以一种几乎是傲慢蔑视的态度来看待算术，随着这种蔑视，或者由于这种蔑视的结果，我们在该阶级中发现了一种强烈的倾向，那就是纯粹的金钱问题不值得学者或绅士去注意。认为吉尔斯博士指出的算盘本身固有的“明显缺点”已从其运算方面扩展到中国人民其他活动的许多方面，这难道是异想天开的吗?有许多事情使得我们怀疑，他们往往不可能也不愿意“返回来检查错误”。他们似乎是非常愿意默认“运算的每一步骤都随着后一步骤的运算而消失”。

无论怎样，似乎都有正当理由假定：从王公亲贵以下的满汉达官贵人阶级承认他们的物质利益都进入了管家阶级的腰包，主要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如何进行简单的算术运算，所以也就不可能管理他们自己的财政。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钱财，不，远远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是非常关心的。只是他们把钱弄到手之后，不知道如何处理，更不懂得怎样才能量入为出，使其收支平衡。重述上面所引一位作家的话来说，如果他们只有欧洲六岁儿童所有的那种算术知识，那也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5)

我已说过，满洲王府中流行的制度基本上同紫禁城里的那种制度相同。但是必须强调两个主要的不同之处：第一，王公府邸的管家并非官员，因此他们不大可能沾染上达官贵人阶级那种谄上傲下的势力眼习气，看不起管理账目的人，内务府的管家——也就是说内务府的高级官员——不仅是品级官员，而且还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官员。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内务府不但贪污腐化，而且昏庸无能。内务府大臣们不可能或不愿意下来去管理核计账目的琐碎事情和经管财产的财政事宜。他们的那一部分任务是指派一批下属人员去办理，不管这些下属人员是否忠实，他们都属于一个有机腐化的庞大制度。

王府和内务府这两个制度之间的另一个大的不同是，前者管家的活动范围限于一个家庭，而内务府则不然，它的活动可以扩展到国家的事务，内务府不仅是管理皇室财产的机构，而且是传达皇帝旨意、处理各司院事务的机构。如果它只是照管皇帝的家庭事务和在皇宫的范围内管理皇帝的日常宫廷生活，那么，它的活动——不管它们有时多么坏——就不可能影响到作为政治结构顶峰的皇权的稳定性。遗憾的是，它的权力和影响并没有受到这样的限制；它们扩展到了政界并影响到中国人民的公共生活(臭名远扬的贪污腐化)。内务府虽然不是六部之一，但它实际上是政府中一个有权势的大机构，它同皇帝的密切关系赋予了它一种影响与威望，这是其他机构望尘莫及的。军机处——皇帝的枢密院的会议是在内务府领导下举行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往往是军机处的成员，不管怎样，他是同帝国的最高贵的官员并列。兹以世续为例，他在辛亥革命时就是总管内务府大臣，一直到1922年初逝世为止，他本人也是一位军机大臣，他的主要属员都是带有大臣头衔的一二品官员。

惊人的无能和严重的腐化损害了内务府，对清朝和中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我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愿意把制度和人(命运——好的或坏的——把他们推上了领导地位)区分清楚。

这些人并不都是坏蛋，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少数。有些人——包括那些我将要点名描述的人——在同人们私下相处时是很好的人、高尚的人。内务府的彻底腐败由来已久，绝不是他们到来之后才那样的，他们也许没有改进，但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在道德上对其日益变得更糟负有责任。

“让他，愿意清白的他，从宫廷生活中退出。”

法国散文家蒙田在其《随笔》文集中从罗马诗人刘堪的诗中引用了上面这一行诗，同时还引证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作为这一实际情况——“两袖清风、避免受到管理世界事务影响的人奇迹般地避免了。”——的证据。

如果没有以我的内务府朋友们的名义创造奇迹，责任似乎不在于他们，而在于创造奇迹的权力。他们非常严重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部门而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忠诚而有用的效劳。从正常或惯常的情况来看，他们仅仅作为君主的一个非常恭顺的“奴仆”是不够的，需要的是他们应该为他提供这样的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他们，他将在道德、精神和物质方面都是一个贫乏的人。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辛亥革命前后如此明显地表现，以致把内务府看成是一个他们拥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并看成是它本身的目的。为皇帝服务不是内务府存在的理由，相反，为内务府寻找继续存在的借口乃是皇帝存在的理由。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6)

内务府所有的官员都是满洲人，其为数之众，品级之多，就连我也有许多人不认识。其中一大批人不在紫禁城内工作，而是在皇家陵园、颐和园和其他有皇室土地财产的许多地方工作。他们的控制权并没有扩展到清朝庞大的房地产，因为那些财产是由一个以沈阳为大本营的独立的内务府来照管的。根据我能查明的情况，这个机构至少同它在紫禁城里的那个“对应机构”一样的腐败，但是由于它的所作所为的情况，我在这里就不涉及了。

在北京内务府领衔的是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于1919年就任这一重要职位，辛亥革命前他曾担任过各种重要职务，包括武备院卿、工部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他凭借其军机大臣的身份，经常以“中堂”的名义在朝廷讲话，甚至在军机处撤销以后依然如此。辛亥革命前不久被授予“太保”。

世续无疑是一位有才干和有魄力的人，虽然纵容他的下属人员在财政方面作弊(也许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他们，整个制度就会崩溃)，但一般认为他本人还是廉洁的。他为人守旧，观点保守，对自己所在单位和其他任何部门的改革，一概坚决反对，然而他对像我这样一个野蛮的外国人所发表的令他憎恶的一些观点，倒还能予以得体的容忍。他那尊严的外貌和风度给人一种印象，觉得他的思想还比较开阔，不像是一个死硬的顽固派。

他是参加袁世凯劝说宫廷退位的换取优待条件的清朝高级官员之一。换句话说，他赞成以摧毁清朝帝国的势力来换取内务府这个机构保持原状不变。

当世续于1922年2月病逝之时，民国总统曾派代表参加其葬礼，同时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官方声明：据悉，“已故总管内务府大臣曾力劝隆裕太后同意皇帝退位，使中华民国得以建立，实属有功”，总统之行动乃受此鼓舞。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内务府本身——年轻的皇帝不得不谥世续为“文端”，派贝勒载瀛参加悼念祭奠，并赏银八千元作为治丧费用。

当权的内务府大臣，世续以下就数绍英了。1905年，这位满族人被任命为出国考察立宪政治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正当他们即将离开北京之际，一枚炸弹掷向他们，委员会主席王公载泽和绍英受了伤。这一事件发生在同年的9月24日，它轰动了中国，震惊了清廷。委员会的出发日期不得不推迟，当他们再次动身时，绍英就不再是成员之一了。此后不久，他便升为户部右侍郎。

绍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又是一个胆小怕事、没有进取心的人。他假装对改革有兴趣，但经常避免那种会使他在同事和下属中失去信任的行动。他力求同北京的一些外国人保持友好的关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危急时刻可以要求他们予以保护。他在北京东便门附近有自己的房子，靠近这所房子又有另外一所，他经常谨慎小心地为这所房子寻找洋人租户，为的是需要时可以帮助他，而出租乃是第二位的考虑。他宁愿把房子租给洋人而不收房租，也不愿租给中国人。我同绍英认识后数年，这所房子有一个相当时期仍在空着，因为它距东交民巷使馆区太远，不适于洋人家属居住。当我劝告我的一位英国朋友把它租下的时候——恰好是北京最可爱的房子之一，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中国花园——他对我充满了感激之情。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7)

绍英是在世续逝世之后继任总管内务府大臣一职的。1924年 11月冯玉祥驱逐皇帝出宫之后(此事将在后面叙述)，绍英也学着其他伟人的先例，突然称病，需要长期修养，于是便住进了使馆区的德国医院。岂料两年之后，他的假病变成了真病，而且发展为致命的病了。

绍英之后在内务府当权的是耆龄，他同皇帝母亲——醇亲王福晋的外家有姻亲关系。耆龄曾任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他为人机智聪明，起初我对他抱有很大希望，想通过他把紫禁城的内部工作进行一番改革。但是他对改革的兴趣，实际上只停留在口头上，从未见诸行动。(孔子云：“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绍英在这方面却违背了孔夫子的教导——原注)。

宝熙就任内务府大臣是1923年的事情，曾任山西学政，后升为某部侍郎，光绪皇帝逝世前不久成为学部侍郎。他和庆亲王载振及前山东巡抚孙宝琦均有姻亲关系，新“满洲国”成立后又任执政府的要职。

荣源(后来以“荣公”而知名)也于1923年成为内务府大臣，他的任命是因为他是年轻皇后的父亲的缘故。他被增补为大臣之后并没有产生好的结果。

我想提到名字的内务府另一名成员是佟济煦。他在内务府的地位只是一名小职员而已，但是他为人诚实，真诚地忠于皇帝，所以值得特别一提。我虽然在1919年到北京后就同他认识，而他一直到1924年初才接受任命到内务府工作。佟济煦属于“旗人”世家，久居福建，他入内务府工作系由他的同乡“帝师”陈宝琛的举荐。1931年皇帝逃往满洲，他也是追随其主子的人物之一。

我已经说过，内务府的官员都是满人，这一点直到1923年仍然是事实。不过，所谓“都是满人”的这个判断并不适用于内务府雇用的一大批重要的人物——宫廷太监。在清王朝最后的几十年期间，特别是在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时代，太监——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小部分御前太监——却行使着很大的权力。由于他们侍候于皇帝和皇后左右，同宫廷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往往独立于内务府而自行处理财务和其他事宜。他们本应归内务府来管，但事实上没有什么关系。阅读有关“老佛爷”宫廷生活书籍的西方读者也许从来不知道内务府为何物，但他们却都知道臭名昭著的太监李莲英；后来服侍隆裕太后的那个太监(作者所指，应是太监小德张也，即总管太监张兰德——译注)。对外国人来说，虽不如李莲英那样知名，但他权力之大和腐化贪污的本领却不亚于后者。

西方的一些作家也曾犯了严重的错误，认为太监都是满洲人。有一位作家根据谣言说，慈禧太后的太监是如何恶意地捉弄大人物李鸿章的，她在书中解释太监的行为时写道，他们憎恨李鸿章，是“因为只有满洲人才会憎恨汉人”的缘故。这段话的意思是太监都是满洲人了。事实是清朝的家法严格禁止满洲人当太监。宫中的所有太监完全是汉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直隶和山东交界处的某一地区。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8)

我们已经见到清室优待条件中有这样一条：“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这一条款受到内务府和隆裕太后的强烈反对，但这又是一个不得不让步的问题。到了1923午，紫禁城仍然有一千名太监。这一年他们遇到了什么事情，留待在另一章里再讲。

关于内务府在财政方面的不正当行为，我想再说几句。

用我们的不同标准来看，认为是腐化堕落的习俗，但在中国却不总是这样认为。所有住在那个国家的欧洲居民都有经历过那种臭名昭著的“揩油”制度的故事可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根除这种弊病是行不通的，想要达到安静生活的人要采取的唯一有希望的办法就是避免干扰，除非“揩油”和纯粹抢劫之间的隔板出现明显断裂的危险。或许他们也会认为，在一个国家机构中或多或少被默认为“合法的揩油”也许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就是叫“非法”的了。

根据这一原则来确定清宫中什么样的“揩油”可以认为是合法的，这在辛亥革命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清宫的收入没有预算限制，它有丰富的收入来源，而且这种来源可以无限扩大。但退位后幸存的并进入我称之为黄昏时期的宫廷已经远远不是过去那种富裕的状况了。即使民国政府把应拨付给它的规定津贴全部给它——从来没有这种情况——皇室的收入也不足以满足其庞大人员贪得无厌的需求，因为这帮人都是从无穷无尽的财富的日子里继承来的那种巨大揩油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

描写辛亥革命前清朝宫廷情况的引人入胜的《北京宫廷的编年和回忆录》一书的作者们评论道，宫中的“揩油”有助于“在帝国中最为人羡慕的”内务府中飞黄腾达。他们还写道，内务府一位高级官员每年收入“估计在百万两银子以上”——约值当时的二十万英镑。他们还引起人们对这一重要事实的注意：任何企图削减这些职务的额外所得，“自然会使皇帝成为不受皇族人士欢迎的人，因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这些宫廷敲诈的直接或间接的受益者。”这是真的，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清王朝垮台后使内务府仍能存在优待条件不仅受到内务府，而且受到所有王公亲贵(除两人而外)赞成的原因。

皇室威信降低和它的忠诚支持者中许多人普遍对它漠然视之和不抱希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不正的宫廷组织。那些既得利益的王公亲贵们对这一事实却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盲目性。远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人们就问，如果皇帝本人证明不能管理他自己的内务府事务和抑制自己的奴才们的不法行为，他如何能够希望他的人民仰望他来指导国家大事呢。他们想起了儒家一位贤人的教导，但不知为什么那些教导却被他们的君主忽视了，这就是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齐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9)

世界上其他帝国的宫廷也都有、而且一定有自己的内务府，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也都同中国的内务府一样奢侈腐化。例如，哈里发(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领袖的称号——译注)哈伦·赖世德(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786—809在位，继承一个从西地中海直至印度的大帝国——译注)的宫廷似乎也是掌握在类似紫禁城的内务府那样一个重要机构的手里。但是哈里发的宫廷至少为《一千零一夜》这部不朽的著作提供了背景(书中对哈伦及其宫廷的描写尽管带有神话性质，然而也却有相当的真实性——译注)，证明建筑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并没有浪费钱财，因为它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同样，在唐明皇那个黄金时代，中国的宫廷也有理由为其辉煌的即使是倾圮的壮丽景观辩护，因为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不朽的文学艺术作品。但是自从那些黄金的日子在血迹斑斑的马嵬坡结束以来已有一千多年了，即使在宋代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日子里，也只有唐代昌盛时期的部分和暂时的复苏。清王朝的任何文化和政治的伟大成就并不是由于内务府的功绩。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君王中，清王朝至少占有其二，但是内务府却对此没有作出什么贡献。相反，却对其失败负有很大的责任。明朝腐化堕落的太监造成了皇室(曾经是强大到足以使中国摆脱正在征服世界的蒙古人)的衰败和覆灭。清朝皇室的太监虽然影响很坏，特别是在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时期，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的先辈在明朝时期所行使的那种强大的权力，但是他们所属的强有力的组织——内务府——在贪污腐化方面比其他任何机构都走得远，结果把一个从满洲深山老林出现而成了中国征服者和管理者的自豪的民族侵蚀了。

在辛亥革命以后的那些日子里，仍然由万恶的内务府完全控制的清朝小朝廷卑躬屈膝、厚颜无耻地再三请求民国政府拨给他们优待条件中规定的过期未付的津贴费。遗憾的是，它的请求往往被中国的报纸所知晓，成了大肆讽刺的好材料。例如，1919年10月1日的《北京日报》就刊载了这样一则消息说，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请求民国总统批准拨给清室六十万元，如果不拨这笔钱，内务府就无法维持了。这样的请求每年总有三四次，而每次的请求几乎总是强调说，如果没有这笔钱清室就无法“维持现状”。总管内务府大臣及其下属人员似乎都没有想问一问“维持现状”是否是为了唯一一个有理由存在的人的利益。“维持现状”是令人苦恼的一个词，我在清宫居住期间对它变得十分熟悉的，它在我的耳朵里成了一种令人厌恶的声音。我同皇帝的谈话中曾经建议，“维持现状”一词可以用来作为每一个死去的内务府成员的墓石碑文，但是不管它多么适合于过去的死人，无论如何也不宜用于现在还活着的人。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10)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

我在紫禁城服务的时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1919年3月开始至1922年11月皇帝举行大婚时为止；第二个阶段，由1922年11月以后至1924年11月皇帝从他自幼生活的宫中被驱逐出去时为止。

这样的阶段划分，便于表明皇帝生活方式的转变。皇帝的大婚，是在他的17岁生日之前举行的。大婚前，他尚未成年，除了一些琐事之外，他的行动不能完全自主。大婚后，他便被认为是一个成年人了。虽然还远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人，但是，只要他不是非常想了解紫禁城以外的世界，那么，他可以自主他的时间和生活而不会受到干预。

在第一个阶段的日子里，皇帝每天到毓庆宫读书。多年来这里就是皇帝的书房或教室。嘉庆皇帝当年被立为继承帝位的皇太子后，这里曾是他的寝宫，现在宫里还保留着他的墨迹卷轴。这里有一条通道伸向一个小院，院门左侧是专供师傅们用的休息室，仆人们(满语称为苏拉)这里的唯一任务就是侍候这些帝师，为他们端上准备好的香茗。毓庆宫的正殿面朝南，帝师休息室在它的西侧。每位师傅都由神武门进入紫禁城，若为了方便的话，也可以由东华门或西华门进入，在门外下了汽车或马车(师傅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坐汽车的)，然后换乘官轿进去。一路上，武装警卫向他敬礼，他则向他们打招呼致意。在这些师傅中，也只有我偶尔使用一下我所独有的选择权，可以骑马进入紫禁城。到了里面的景运门时，师傅们即下轿或下马，然后步行不远便到毓庆宫。

皇帝到达毓庆宫之前，师傅便在休息室里喝茶等候。皇帝来时乘坐金顶黄轿，由于二名轿夫或更多的轿夫抬着。当轿子进入院内时，由于礼节的规定，师傅不能走出屋子去迎接，但他要从座位上起立，站在休息室里(虽然皇帝不可能看见)，直到皇帝进入书房后，师傅才重新坐下，当正殿门旁的太监高声传唤“叫” (此字意即皇帝召唤)时，一名苏拉再重复一次，这就说明，皇帝即将开始学习了。

此时师傅立即进入书房，向站在方桌北面的学生一鞠躬，然后师傅和学生同时坐下。皇帝坐北向南，师傅坐在他的左侧，坐东向西。

当我开始到毓庆宫授课时，师傅们的上课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早晨，陈宝琛第一个进宫，夏季是早晨五时半，冬季是六时。这完全是根据宫里的古老传统安排的，因为朝会都是在拂晓时举行。他约于七时半离开毓庆宫，除非他要和同事们商议什么事，或者要与他们共进早餐时才多留一些时候。这里不妨提一下，供给师傅们的膳食是免费的，任何时候均可随意要求进餐。膳食由御膳房直接送到师傅们的休息室。这些膳食是中国的美味佳肴，都是出自精通烹调的厨师之手，而厨师们也可以顺便从中捞取到可观的油水。

八时半左右，由满文师傅伊克坦授课。十时至十一时，由朱益藩授课。下午一时半轮到我授课，我的课照例上两个小时。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11)

在毓庆宫学习期间的节假日并不多，但是当这个时期临近结束时(随着皇帝大婚的到来而结束)，非正式的节假日则有增多之势。平时，夏季有一个月的假期，阴历新年约有三周的假期，其中包括正月十三日皇帝的万寿节，此外，只有在端午节、中秋节和清朝历代皇帝的忌辰时，皇帝对师傅们才不以师生之礼相待。历代先帝忌辰是庄严重要的日子，皇帝应该斋戒。但是我发现，皇帝在斋戒时并不是饿着肚子就寝的。无须说明，对星期日以及西方的其他假日和节日，宫里是不承认的，仍须照常上课。

在我到毓庆宫授课的最初几个星期，我不能独自和皇帝在一起上课，总是有一个太监肃立在旁，此外还有一位中国师傅(通常是朱益藩)或者一位内务府大臣(多半是耆龄)陪伴着我们。太监一动不动地靠墙呆站着，中国师傅或大臣则和我们一起围桌而坐，坐南朝北。这种安排中国师傅或大臣在场陪伴的原因，据说是因皇帝从未和外国人讲过话，现在和外国人接触，难免有些紧张或不安。然而，我并没有发现皇帝有什么紧张不安的迹象，倒是陪伴我们的中国师傅或大臣，则几乎每天都有打盹的情况。在这种时候，皇帝并不想叫醒他，也不提醒他：他的职责是要睁大眼睛对这位表面和善而可能包藏祸心的海外蛮夷保持警惕。

我们上课的第二个月还没有过去，也许是认为皇帝初次与外国师傅接触时的紧张不安情绪已经消除，中国师傅或大臣便不再来陪伴我们，但是太监还保留着。可是我发现，我的中国同事们授课时，并无太监侍立在侧。这一点很清楚，内务府仍然不准备让这位天子完全任凭一个洋鬼子来摆布。根据可靠的说法，洋鬼子们有一种吃小孩的心肝和用小孩的眼珠制药的习性。

那个太监一声不响地站在门内，站了半个小时，他便轻手轻脚地离去，另一个太监又静悄悄地(未穿鞋)站到他的位置上，以后又有第三个太监来替换他，就这样每半小时换一个太监，直到下课为止。

在我授课的时候，由一名太监侍立在旁的情况，直至我到毓庆宫的第二年(1920年)的夏天才得以解除。在此以前，我已经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皇帝有个伴读，他的英文学习就会有较快的进步。于是，我选择了皇帝的堂弟溥佳作为伴读。他比皇帝小两岁，是皇帝的叔父载涛贝勒的长子。选派一名年轻的皇室成员入宫作“伴读”，这已是一种惯例。因此，我的建议本不足为奇，但是却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因为，醇亲王载沣与贝勒载涛之间早有隔阂（当时我并不知道)，而醇亲王是皇帝的父亲，又是前摄政王，我未挑选他的儿子(即皇帝的弟弟)作为伴读，却是选中了贝勒载涛的儿子，这就使他大为不满。最后只得选派两个伴读，这个麻烦才算了结。贝勒载涛的儿子作为英文伴读，醇亲王的次子，即皇帝的弟弟则作为汉文伴读。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12)

也许应该谈一下姓——如果能够这么说的话。满族皇族的姓是爱新觉罗，在中国，这个姓除了在涉及满族皇室的兴起的史料中提到外，一般很少听到或提到这个姓。这个姓的满语发音即相当于四个汉字“爱新觉罗”。北京话念为“爱新矫罗”。“爱新”在满文中的意思是“金子”，许多皇族人员便以相应的汉字“金”作为他们汉文的姓。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他们就可能被当做汉族人了，因为在汉族人中，“金”恰巧是一个常见的姓。

皇帝大约学了两年英文之后，要求我为他取个英文名字。这不是为了在他的汉文名字或满文名字之前加个前缀，而是为了单独的使用，在他给我或其他欧洲人写英文信、赠送照片或其他非汉文的文件上签名时使用。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皇帝个人的名字属于避讳之列，所以他不能像外国人使用他们的名字那样来使用自己的名字。当他开始运用自己所学的英文知识时，便对此感到很不方便。我为他开列了一份英国皇室的姓名，他从其中选择了“亨利”这个名字。他从未打算把亨利与溥仪一起联用，即使溥仪这个名字不再避讳时，也不打算这样做。因为他和我同样都不喜欢在汉文名字前加上西方教名的这种摩登(或为时髦)的做法，而这在当时的学生中是很盛行的。因此，近年来报刊上日渐兴起的“亨利·溥仪”这样的粗鲁混合词的称呼，这不仅使人感到不顺眼和不入耳，而且至少是与“溥先生”之类荒唐的称呼一样地不正确。皇帝平时很少使用“亨利”这个名字，并且从未作正式的使用，使用时也不加在任何别的名字之前。

我和我的学生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友好融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好融洽日益增进。我发现他身上那些非常吸引人的品质是：他全面的聪明才智；他的坦率；他对中国事务和世界大事所表现的热切关心；他对人的宽宏大度；他的艺术才华；对于那些曾无礼地对待过他，或者曾经是与皇室敌对的人，他都不念旧恶；他对苦难者所表现的仁慈和同情；他临危不惧的勇气；以及他那强烈的幽默感。在我刚教他学习时，他一点不懂英文，并且确实从未为了精通此种语言而努力学习过。他对于单纯的语言学习没有多大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当前的世界大事(包括“凡尔赛和约”签订前后在欧洲发生的事件)、地理学和旅游、基础物理学(包括天文学)、政治学、英国宪政史，以及我们眼前中国政治舞台上每天所演出的戏剧性事件。我们随便地和无系统地用汉语谈论着这些活题。毫无疑问，我们对这些话题和其他话题的交谈，曾占去了我们学习英文的一些时间，这样做既无必要，也无好处。

不过，皇帝精通书法，也喜欢写字，学习英文后不久，就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字，以至于与他同龄的英国学生也要对他表示羡慕的。他抄写的这两页英文，是我从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孟子》中，选择了大家熟悉的三段译为英文的。每个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这几段文字特别强烈地表明了一种民主意识，从而激怒了明朝的一位皇帝，这位皇帝因此想贬低孟子作为正统的儒家先师之一的崇高地位，但未能成功。儒家君王学说中的这些民主观点，却打乱了明朝第一位皇帝的平静。把这几段话印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的心中，我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职责。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13)

我除了担任帝师外，替皇帝处理外国来函的任务也落到了我的肩上。经与北京邮政当局商定，所有寄给皇帝的西方来函都直接送给我。必须承认，其中大部分信件送到我手里就为止了，我是不送给皇上看的。来信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对皇帝不一定都有益。来信中包括几位不知名的妇女，她们希望到皇帝的后宫，置身于嫔妃的行列。有许多信则是要求得到皇帝的亲笔签名，别无什么恶意。有一个来信的男人，自称他是俄国合法的沙皇，目前流亡在美国。他说，他打算建立一个退位君主协会，以便商议恢复他们各自王位的措施，他劝说我的学生参加这个拟议中的协会作为终身会员。我把此信送给皇帝陛下过目。建立这样一个只限于退位君主的协会的想法，立即引发了皇帝陛下的幽默感。他提出，如果每位退位君主都学习演奏一种乐器，那么这将给该协会增添一些各个国家的欢乐色彩。这样，整个协会就可以称为一支管弦乐队，其成员都是曾经戴过皇冠的首脑人物。我们认为，用一束束牡丹花(紫禁城御花园中的名花)来代替那已经失去了的皇冠也许是合适的。皇上自己使用的乐器，可以从乾清宫举行庆典时使用的锣、钟、鼓、磐等乐器中挑选。这些皇族人员联合演奏的“和谐悦耳”的音乐，或许不怎么动听，但是，其总的和谐的效果，似乎不见得比“欧洲音乐会”中那种管弦乐队（皇帝陛下在学习历史课的过程中了解的）的演奏差。对此，我又提出一个建议，立即得到了皇上的同意。我建议这个由爱好音乐的头戴牡丹花皇冠的退位君主们组成的协会，最好隐居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小岛，组建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如果这些退位君主采取共和政体，并从他们当中推选出一人做总统，那么，这个局面就更加妙趣横生了。

我在紫禁城的那些年中，曾写了许多书信和备忘录，它们记录了至今只有我这个唯一的欧洲人得以进入神秘的紫禁城后的所见所闻。我进入紫禁城的头几个月写的两封信，其中有几段或许有助于说明本章的问题。这两封信将表明，我在本章和前面几章中曾谈到紫禁城内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应当为皇上寻找一个比较有益于健康的环境等看法，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

烦躁不安的龙(1)

年轻的清朝皇帝非常渴望到紫禁城外去看看现实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其心情之迫切远非当年想要离开阿比西亚幸福谷的拉塞拉斯皇帝所可比拟。他有时从御花园的假山顶上或从神武门城楼上向外窥望，看到外界一些事物更加使他心神不能平静，总想出去玩玩才觉得过瘾。然而当他请求到紫禁城外去的时候，总是得到同样的答复——外界危险，南方孙逸仙革命分子的间谍埋伏在外边等待着他，他会受到侮辱、殴打，或者被置于死地。有朝一日他也许会自由来去的，但眼下他必须忍耐，自由的日子尚未到来。

当他终于被允许离开紫禁城的时候，却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时刻。他的母亲醇亲王夫人于1921年9月30日逝世了。她是死于北京城北的醇亲王府——北府，也就是皇帝出生的那个地方。10月初他去瞻仰其死去的母亲时在北府停留了半天。他离开紫禁城之前，从神武门起，向正北经过景山直至鼓楼，沿街布满了警察和民国的军队。这条路经过人们称为后门的皇城三座门直通内城城外。三座门的中门通常是关闭着的，只有左右两门供一般群众通行。在帝制时代，中间的那座门只有皇帝经过时才开，民国成立以后，也只有总统一人才可以通过中门。从这次开始直到1924年 11月止，在此期间，每逢一切类似的时刻，中间的那座门都要专为皇帝开放，让车子通过，这表明民国政府仍然在实践它的诺言，以帝制的礼遇来对待大清皇帝。

皇帝的汽车前后由扈从的车队随行，大街上挤满了人，他们怀着希望，想看一眼曾经是他们君主的这位年轻人的风采。不用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对他来说是“危险”的事情。群众只是默默地站在街道两旁，并带有几分同情和敬意。

宫廷居丧之后，皇帝又表达出一种非常自然的愿望，再次要求在北京城内游览游览，但当即引起各方面的反对。例如，他被告知：这种游览需要花费很多钱进行准备，否则是不可能的；必须同民国政府进行不厌其烦的协商；必须大量犒赏沿途保护的军警和看守后门的人员；必须租用许多汽车供护卫队乘坐。我为皇帝辩解说，他完全可以以私人身份而不带任何护卫人员，身着便服游览京城和近郊各处。但这一建议被认为是不值得考虑的，予以否定。

烦躁不安的龙(2)

然而经过此番争论之后，皇帝坚持要为自己购买一辆汽车。 1922年5月13日他前去探望老资格的汉文师傅陈宝琛时，就是坐在为他购买的御用汽车里。陈师傅当时身患肺炎，病势严重。幸好，这位老绅士在垂危之际又逐渐康复，到1934年他八十七岁时仍然矍铄健壮。同年9月26日，皇帝还探视了病危的满文师傅伊克坦。这两次出访本来没有必要由内廷官员和一些军官坐着出租汽车陪同前往，这些军官中间有的人身着民国制服。不久我即发现他们原来是奉命来“护送”皇帝的，只许他到北府和西城去看他师傅的病，不许他驱车到内城的南部，因为那里是外国“使馆区”所在地。这是内廷人员同民国当局的合作，但是在内廷人员的首先倡议下这样做的。我个人同徐世昌总统进行过两次会晤，他向我保证，只要他担任总统一天，民国政府决不会限制皇帝的行动。另一方面，徐总统并没有采取他本来可以采取的一些积极步骤来终止清室的腐化和奢侈。他本可以在支付既定的优待费用 (已经拖欠了许多钱)时提出条件，要清室彻底改变其挥霍浪费的陋习。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显然是由于不愿得罪一批仍然有影响的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这批人中包括内务府及其广交的有关人员、皇室中的许多王公贝勒以及“民国的”军政要员如段祺瑞、张作霖、张勋和曹锟等，还有一批公开或秘密的君主主义者。他们由于不了解紫禁城的真实情况，认为对内务府地位和特权的每一种干预都等于是攻击皇帝，有损皇帝的尊严，或者把它看做是违反优待条件的举动。

1921年4月14日，四位皇太妃之一的庄和太妃死于紫禁城她的住所，她比皇帝的母亲早逝世五个多月。皇帝谕旨，宫中全志哀三天，半志哀三十五天。居丧期间，她的金棺安放在慈禧太后曾经居住过的慈宁宫。数日之后，“宫门抄”中刊载一则消息，皇帝将赴慈宁宫向已故太妃灵柩行礼，正式凭吊。次日，包括我在内的王公大臣亦前往行礼。王公大臣们在灵柩前屈膝叩拜，一群身穿孝服的太监也随着跪地恸哭。我自己只向灵柩行了三鞠躬礼，太监们同样伴之以哀号。太妃的金棺于5月中旬出殡，葬于东陵。

太监们恸哭的真实程度如何，这要以事实来衡量。且看，庄和太妃一断气，侍候其左右的太监们便急不可待地去掠夺她住所的金银财宝。事情发生后，立即在紫禁城引起公愤，这并非由于真正的群盗所致——太监们盗劫其女主人的财产似乎被认为是一种特许的行动——而是由于这群盗贼之间相互争夺、私分遗财而引起的喧嚣。内务府的官员们认为在死者寝室里的这种喧嚣是不体面的，无礼的。如果太监们以文雅的态度进行争夺，或许不致引起很大的议论。对这伙太监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居然没有给予任何处罚，或令其吐出赃物，真是难以想象。当皇帝(他以极大的愤慨向我谈及此事)打算惩治这帮罪犯时，不仅受到内廷官员、而且也受到王公贝勒们(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还有三位皇太妃)的劝阻，他们对皇帝说，这件事不必过问，以便顾全已故太妃的“面子”。在中国，“面子”指的是什么，这件事就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最好解释。如果侍候这位太妃的奴仆们在她死后竟以盗劫其遗产罪而受到刑罚，显然她在九泉之下也因“丢掉面子”而不得安宁。因此，有必要将这件事包起来秘而不宣，以便挡开如此重大的灾难。

烦躁不安的龙(3)

我不知道紫禁城里发生过真正盗窃的案件，但是赤裸裸的诈骗和侵吞公款的事情我是经常听到的。御膳房的花费使我想起了这样一个不见得真实的故事，中国的一位皇帝曾经问他的一个大臣道：“你的早餐一般吃什么?”大臣回答道：“两三个鸡蛋。”皇帝惊呼道：“太荒唐了！鸡子如此之贵，我每天早晨连一个也不舍得吃掉，你不过是朝廷一臣子，怎么一吃就是两三个呢?”这位大臣会意到朝中有人向他投来的眼光，急忙解释道：“我吃的鸡蛋都是便宜货，而且是腐烂的，陛下不宜食用。”如果这位大臣懂得英国鸡蛋知识的话，他也许会解释道，他吃的鸡蛋完全是副牧师吃的那种鸡蛋。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暂且不管，但它确实给了人们一种概念，就是皇宫里层层克扣的“敲诈勒索”制度早已在全国臭名远扬了。法国的一位作家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清朝的一位皇帝发放了八万元的捐款，作为修理北京使馆街道的费用，这笔款子经过内廷官员、承包商和其他经纪人盘剥之后，到了实际工作的工人手中时已经减少到八十元。

我还清楚地记得皇帝的一位师傅举行的一次宴会的情景，内务府的几位重要大臣也出席了这次宴会。席间，话题转到宫中近来的一次节日耗费如此之巨，以致内务府不得不以大批玉器和瓷器作为现款抵押。据我看来，似乎是一次极其简单的礼仪，竟然花费了那么多的钱。我不解其中的奥妙，于是提出了非常尖锐的也许是不礼貌的问题，问明其原因何在。他们告诉我，这笔钱的大部分赏给了太监，作为他们悬褂和点燃许多宫灯的辛苦费。正如我所指出的，这种劳务如果交由北京街上的雇工来做，其费用最多不超过十元。似乎是按照“老习惯”就非要花费许许多多的钱不可。每逢此种机会和许多类似的机会，当我问及为什么要在此平凡的举手之劳的小事上花那么多的钱时，他们只是提醒我说，在辛亥革命以前的那些日子里，宫中这班人员无须在钱的问题上吝啬，他们自有来钱的门路，现在如果剥夺他们过去习惯接受的那种赏钱，将会给他们带来困难。我当时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既然时代已经变了，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容易弄到钱了，宫里的一切事情就应该本着节俭的原则来处理。我的意见遭到了冷遇。

皇帝买到了汽车，但他能够坐汽车的机会并不多。随后他又要求安装电话，为的是能同外界联系。这一建议当然受到内务府的反对。例如，他们说，如果外边的人知道皇帝装上了电话，他的敌人就会经常给他打电话，而且会在电话里对他进行侮辱。不过，他终于还是达到了目的，首先在皇帝的私宅安装了电话。他觉得这玩意很是新鲜，随时利用电话机同外人讲话或开玩笑，据我所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在1921至1922年期间，紫禁城里发生过几起值得注意的震动事件，对此我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烦躁不安的龙(4)

这些事件的其中之一是涉及皇帝的视力问题。1921年，我发现他患有严重近视，并据此推测他经常感到头痛和身体不适完全是由于用眼过度所致。这一发现纯属偶然。一次，我和皇帝在御书房上课，他坐在桌子旁边，我碰巧注意到他总是习惯地转过身子去看嵌在墙上的一座大自鸣钟(这是一个外国宫廷送的礼品)，而不就近看他面前桌子上的那座小钟。一天我问他：“皇上为什么不就近看桌子上的钟而偏要不怕麻烦地转过身子去看墙上的那座大钟?”他答道：“我看不清楚那个小钟。”

这显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于是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亲、内务大臣们和他的几位汉文师傅。他们听了之后满不在乎，这使我感到惊愕。当端康太妃(即光绪帝的瑾妃，珍妃的姐姐——译注)——她是三位太妃中最有影响的——得知这位英文师傅请求叫一位外国眼科医生来为皇帝检查眼睛时，她强调地回答说，千万不能同意这种请求。因为像皇帝眼睛这样珍贵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交给外国大夫去查验。当我以急切的语气再三恳求时，她反驳的大意是，外国大夫查验后也许让配眼镜，并说：“历来的皇帝都没有戴过眼镜。”我回答道：“我知道以前的皇帝都没有戴眼镜的习惯，但是这位皇帝是要戴的。”

端康太妃的反对意见并没有被我说服。为此，我通知他们说，如果到1921年年底仍然不许我请一位北京最好的眼科专家来为皇帝查验眼睛，我就辞职。在这种情况下，醇亲王和内务府才勉强作了让步。这时，内务府的人员已经把我看成是一个讨厌的人了，他们恨不得我赶快离开。但是他们失败了，皇帝本人制止了这场讨论，他宣布关于他眼睛的事情留待我来处理，我的辞职要求他当然也不会接受。

1921午11月7日，我以宽慰和胜利的心情给北京协和医学院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所设)著名的美籍眼科主任H.J.霍华德教授写了一封信，请他到紫禁城来作一次业务访问，为皇帝检验眼睛。我再说一句，这件事情端康太妃事先并不了解，直到霍华德教授为皇帝瞧完眼睛离开紫禁城后，她才知道。内务府一位大臣告诉我，如果此事不让端康太妃知道，她会因此生气而吞服鸦片烟自尽。我对这种可能发生的悲剧却忽略了。

霍华德大夫和他的中国助手李景模大夫于11月8日对皇帝的眼睛进行了检验。他们的报告大意是，皇上患有严重进行性近视和其他眼病，必须配戴眼镜，并建议一年以后复查，看看他的眼病是否得到控制。如此严重的事情竟然多年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感到惊讶。当我把宫中对此事不愿采取任何措施的种种反对意见告诉了霍华德大夫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皇帝戴上近视眼镜之后视觉大不一样了，既清楚又舒服。的确，不久以后，他简直朝夕离不开他的眼镜，甚至在照相或别人为他画像时，他也不肯把眼镜摘掉一刻。

我可以说，宫中人员或皇室成员没有一个人对我采取的那些步骤感到满意。我认为，要不是几位汉文老师，内务府的大臣们对我干涉此事的不满情绪决不会罢休。我不知道端康太妃是否宽恕我，但是，无论如何，我不必因她缩短寿命而责怪自己。她第一次看到“天子”戴眼镜的心情如何，我只能猜想而已。

烦躁不安的龙(5)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为皇帝效劳之后，医院当局不肯为此而收费，皇上遂命内务府送给医院1000元的捐款。还应该提的一件事是，霍华德大夫此后声誉大振，由于他的出名(当时并不像后来那样变得人所共知)，灾难也就随之而来，一次他在满洲被当地一伙歹徒绑架，要求以巨金赎身。

震动宫廷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皇帝的“御辫”剪掉了，人们认为这件事同我有着间接的关系。皇帝曾多次表示不需要这种装饰物，但是尽管他的叔伯和皇室其他成员都已把辫子剪掉，据说他作为满族的代表和首脑必须保留他的辫子，以示对满族传统的尊重。他不屑为此事而争辩，一天，他命其剃头太监将辫子剪去。这位太监吓得胆战心惊，他想，如果遵命照办，他也许会灾难临头，于是恳求皇上另请他人来做这件事情。皇帝没有说话，只是走向另一房间，拿起一把剪刀亲手把辫子剪掉。

在皇帝剪掉辫子的那几天，宫里的人都感到惊愕，纷纷议论，对我大加指责，但在一个月之内，紫禁城里只剩下三个人留着辫子，而原来这里留辫子的至少有一千五百人。剩下的这三条辫子是属于我的三位师友的(不久，一位师傅去世，辫子减少到两条)，他们保留辫子的目的是为了表示永远哀痛与抗议。(皇帝剪辫子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的新闻记者曾就此事问及新近离任的驻华公使朱尔典。朱尔典根据报纸的报道回答说：“皇帝是一个非常开明的青年，他从其英文师傅那里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剪去辫子表明他是赞成进步和支持改革的，这自然会增强他的声誉。”此外，皇帝的中文师傅看到他把辫子剪去后，送了他一首诗，大意是：那些丑陋的洋鬼子没有辫子，如果留辫子，他们就更加难看了，中国的辫子越来越少，我们认为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原注)

外国人和汉人关于辫子讲过许多毫无意义的废话，说它是满族主子强加给被奴役的汉人的一种“奴役的标志”。的确，满族人要求所有的男性汉人将他们头前的毛发剃去，留上一条辫子，表示他们对新朝廷的忠诚，但是把这种发式说成是“奴役的标志”却是荒唐的，因为自皇帝以下的满族人自己也都留有同样的“标志”。起初，汉人也许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这种新发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于为自己留有辫子而感到特别自豪。如果辫子一直被认为是“奴役的标志”，就不可能有这种自豪感，辛亥革命时，强迫剪掉辫子，这往往引起人们的许多辛酸和仇视。在农村地区，在华北和西部，当然还有满洲，至今仍有不少留辫子的人(此书成于30年代初，当时中国的一些地方确有人还留着辫子——译注)。在一些地方，曾经被迫剃去辫子的人又开始留了起来。辛亥革命十年之后，在1922年3月11日的《华北先驱报》上四川省的一位新闻记者这样写道：“我曾经注意有多少人在重新留起辫子，昨天看见一位留着漂亮辫子的青年。人们看到许多人留着长短不一的辫子。”就在西部四川省的汉人正在尽力重新留起他们已经消失了的辫子的时候，被认为曾经迫使汉人祖先留辫子的专制君主们的后代却草率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烦躁不安的龙(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开始之前，满洲里一些地区的满族人已经完全忘记曾经迫使汉族人留辫子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先这个事实，并认为留辫子是汉族的习惯，他们的祖先只不过是模仿而已。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些满族人剃去自己的辫子以证明他们认为是对汉族“反叛者”的不满。

震动紫禁城的第三件小事是由于皇帝开始对“少年中国”的活动感兴趣而引起的，对此我要负大部分责任。我并不愿意使皇帝成为传统观念的嘲弄者，也不想使他成为《新青年》一派的文学与社会改革者的信徒，我对这一派也确实不赞成。不过，我认为像皇帝这样年龄和智力的青年至少应该知道他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心里正在想些什么，不应该置身于现实运动之外而不顾。这一运动对中国的文化前途有着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不会从他的中文师傅那里得知这些事情的，因为他们很少注意或者根本不予注意这些事情。因此，向皇帝介绍这个反封建思想的新世界的责任便落在了我的肩上。

我个人同《新青年》和北京“文学改革”运动的几位领导人相识，他们中间的好多人和我都是一个国际团体“文友会”的会员。该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该会活跃于 1920～1924午，其成员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和英联邦、法国、荷兰和苏联——原注)。我担任过一年该会会长的职务，我的继任人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改革者”胡适博士。我选择了一些胡适写的中文文章和胡适与其家人经常为之投稿的一些定期刊物送给皇帝阅读。

这样做的结果是，1922年5月末胡博士被召入宫。在约定时间到来之前，他来同我讨论宫廷的礼节问题，当他得悉皇帝不一定要他磕头时，他才放下了心。我们知道，皇帝召见这位著名的“危险思想”的激进宣传者入宫，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对，所以胡博士被召进宫这件事并没有告知内务府，而是由皇帝直接用电话同他联系的。因此，当胡博士来到神武门的时候，门卫自然不会让他进去。他在门前等候了相当的时间之后，才由皇帝命令护军放他入宫。

下面是胡博士在谒见皇帝之后数日于1922年6月7日写给我的一封信(摘录)：

烦躁不安的龙(7)

当我应召入宫时，皇帝对我非常客气，且以礼待之。我们谈到载涛和青年诗人以及其他文学等问题。因在神武门的耽搁，消耗了原拟在宫中停留的一部分时间，再加上我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约会，没有多久(约二十分钟)我便向皇帝陛下告辞了……我本来不打算让新闻界知道这次会晤的事情，但是不幸得很，一些我并不经常读的报纸却把这件事报道出来了，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着重要的新闻价值……我必须承认，我为这件小事而深受感动。当时坐在我国末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的竟然是我!

胡博士信的其余部分都是友好地涉及已经进入皇帝生活中的一些新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影响，“宫中谅必确实成了理智的监狱”。

胡博士所说的他同皇帝的会见会被人认为有“重要的新闻价值”，这是确实的。同皇帝会见这件事也使他遭到他与之有关系的新文学运动中的左翼人物的谴责，骂他在皇帝面前磕头(这是不真实的)，并且称皇帝为“皇上”(这是真实的)。三年之后，胡博士仍然受着人们的攻击，宣称他在这些事情上背叛了共和的原则。实际情况是，胡博士之所以称皇帝为“皇上”只不过是表示他不愿意把优待条件看成是一纸空文而已。(这件事情在中国的中外文报刊上都曾讨论过，1925年8月11日我在给《京津时报》的一封信中谈到胡博士当时谒见皇帝的真实情况。——原注)

两年之后的1924年3月27日，胡博士又被召进紫禁城同皇帝见面，为时甚短。(George E.Sokolsky先生在其1932年于纽约出版的The Tinder Box of Asia著作中谈到的胡适博士同皇帝的关系有不少错误。所谓胡博士和皇帝“通过电话授课”一事，纯系胡说，胡博士从未做过皇帝的教师。所谓不拘“宫廷礼节”，皇帝在他的卧室会见胡博士之说，亦不可靠。——原注)

我已说过，以上种种事情的发生以及皇帝对现实环境的不满，我要负大部分责任。因此，我在1922曾被看做是稳定宫廷制度的一种威胁，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绍英——他继世续之后居内务府大臣之首——及其部属仍继续以礼待我，但我开始意识到我已成为宫中不受欢迎的人了。只是因为我对皇帝的同情有增无减，他又当面要求我不要离开他，所以我才在那一年的年底之前没有辞去清宫的职务。

阴谋与策略(1)

这时，皇帝发布的最使人狼狈不堪的通告之一——从宫廷人员的观点来看，使人狼狈不堪的是，必须把内务府的开支从它现在一年的六百万元减至五百万元。对内务府处之泰然的另一个打击是皇帝需要他们提出宫存古物的财产目录，并经常任意选择各种项目，指名要他们提来供他检查。他再三派人叫我同他一起检查古物。实际上在所有情况下我同他一样，都是外行，古物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鲜，就是生疏。大多数古物都装在箱子里，从其完整未损的封条来看，世世代代都没有打开过。许多东西自它们第一次从各省总督和进贡者那里送至宫廷以来一直没有见过阳光。密封在箱子里的物品几乎没有或者从来没有受到过损伤，但就其他古物而言，财产目录同库存的实际情况不符，皇帝想要看的许多物品也都无法找见，这些都是发生在前不久的事情。皇帝为此而大发雷霆，整个宫廷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一天，皇帝当着我的面向左右宣布，他打算对一些储藏古物的库房和宫殿亲自去检查一下。作为首先检查的宝库之一就是紫禁城西北的建福宫。

6月27日清晨黎明之前，我的仆人把我叫醒说，皇帝要我立即进宫。我的汽车为一大早就挤在街上的人群所阻，一时未能前进。抵达神武门时发现，紫禁城的部分建筑在烈火中燃烧，建福宫已不复存在，它已在沸腾的熔炉中烧毁。附近的一些建筑物也已着火，如果不是意大利公使馆派来的救火车及时到达，距离不远的皇帝自己的宫殿和皇后自己的宫殿可能也已化为灰烬。

我发现皇帝和皇后站在一堆烧焦的木料上悲伤地注视着这种情景。几位亲王已经到达，内务府的官员们正在往返奔跑，指挥着训练有素的意大利消防队员。

我到达时烈火仍在燃烧。正好在我走近皇帝跟前时看见三个欧洲人(其中一位是女人)，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全都穿着早些时候还是洁净而现在已经是不堪入目的夜礼服，面带笑容地从烟云中出现。他们的外表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们的衣服不能再穿了。第二个印象是这三个人我都认识，他们是英国公使馆的工作人员盖斯科因先生和卡森先生以及卡森夫人。我把他们介绍给皇帝和皇后之后，皇帝和皇后感谢他们在帮助灭火中所表现的热情和勇气。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北京饭店的屋顶花园看到失火后便立即驱车到紫禁城。开始时他们受到门卫的阻拦，不让进门，后来同意大利的消防人员混在一起才进来。

被毁建筑物的历史和建筑价值姑且不谈，其损失也是巨大的。根据后来向皇帝提呈的报告来看，被火烧毁的贵重物品总计为6643件，被抢救物品387件，丢失或无可挽救的古物有：2685尊金佛，1157幅古画，主要为佛教画，1675件金制佛坛用品， 435件周、唐、宋、元各代的瓷器，玉器和铜器，数千册书籍，31箱黑貂皮外衣和帝后服饰。

紫禁城的大火自然在北京引起了很大震动，中国报纸上充分表现出来的总的看法是，这场大火是由于太监们惧怕即将发现他们的渎职行为而造成的。下面就是当地各报纸刊载的有关报导 (内务府未予否认)的一个例子：

阴谋与策略(2)

北京，6月29日：星期三被火烧毁的紫禁城建筑物中的财产目录好像已在开始清查。年轻的皇帝已命令将焚烧的两座宝库中的古物详细查点，列表上报。这就加强了人们持有的这种观点：一向不断抢劫宫中财产的罪犯们知道他们不久将被抓获，于是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措施，以掩盖他们的罪恶行径。

中国人举出了一起几年前发生的这种卑劣罪恶的类似事例。北海公园的蒙族万佛寺过去经常被人盗劫，为了不被发现，罪犯突然纵火将其烧毁。现在是北海公园北部著名的九龙壁后边的一座空院子。

火灾的起因是由内务府调查的，因此没有明确的结果。灾害的真正原因永远不可能发现，即使发现了，也永远不会被揭露。他们试图以电线的导火线而引起的火灾为由来说服皇帝，但他不相信这种诡辩。几名被认为对建筑物烧毁负有责任的太监和几名负责紫禁城电灯照明的人均被逮捕。几个人被解职，但至少其中某些人不久之后又复了职。至于为什么直到燃烧的建筑物和它们的珍贵藏品无法挽救时才发出火警，对此，从来没有过满意的解释。内务府的态度似乎认为损失既成事实，而且也无法予以弥补，说得越少和忘记得越快，对一切有关的人员就越好。

但是皇帝既不愿忘记它，也不愿停止追究有关的一切麻烦问题。此后数周，紫禁城表面上显得平静，但它只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

火灾后十八天，暴风雨突然来临。7月15日，发生了某种事情，在北京的汉满居民中引起了甚至比火灾事件更大的震动。曾在中国宫廷中存在了几千年的太监制度——早在周代就已有之——就在那一天随着全部太监被驱逐出紫禁城而突然废除。

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皇帝倾尽全力，坚决采取了行动，这使他增光不少。我知道他的意图，并且基于一般的理由(完全抛开被怀疑但未证实的大火原因)我衷心地赞同他打算采取的这一行动。我经常同他讨论太监制度，他知道这种制度被西方世界看做是一种野蛮的遗迹。然而，到了1923年中，面对皇室、他的父亲前摄政王以及内务府，甚至还有他的汉文师傅们顽强一致的反对，他对能否废除这种制度曾经失去了信心。但是，到了1923年9月，他拟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在该计划执行的那一天之前，任何人都不得而知。

皇帝通知他父亲说，他要拜访他。他到达北府后立即秘密地会见了这位亲王，并告诉他说他已下定决心驱除太监，并且立即实行。他父亲恳求他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皇帝不予考虑，于是他父亲建议，如果要使太监离开，也应预先通知他们，并逐步解除，不必过急。对此皇帝断然拒绝，同时指出，如果他父亲不准备看到整个紫禁城都走向建福宫这场灾难的道路，那就必须毫不拖延地立即解除所有太监，并把他们同时一起驱逐出宫。今后为了领取他们个人的行李，而且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经过仔细检查，他们也许轮流一个一个地再进紫禁城取回他们的东西。如果按照醇亲王的建议行动，仅仅通知他们必须准备在规定的限期内离开紫禁城，将会铸成大错，因为那将使他们有时间能够共同密谋，以便他们离开之前抢劫宫廷，并有可能再次纵火烧毁这座古老的建筑。

阴谋与策略(3)

皇帝后来向我详细叙述了这次会见的情况。这是一次有几分伤脑筋的会见，最后皇帝表示，他不仅坚定不移地要驱逐太监，而且只要他们不离开，他就不回紫禁城。

处于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状态的醇亲王让步了。经过简短的休息之后，父子之间的会见又继续进行。皇帝概括地讲述了一下他的方法，他认为使用这种方法可以最好地达到他的目的。王怀庆将军——民国的一位军官，但也是皇室的一位好朋友，他指挥着驻扎在北京和颐和园之间的部队——立即被召前来，要他派一支训练有素的而且是信得过的小分队进驻紫禁城。与此同时，指示内务府的总管大臣绍英将全部太监(有一千余人)集合在皇宫的一座院子里，并简单地通知他们说，奉皇帝之命他们要立即离开皇宫。如果他们表现出任何骚动或有任何突然骚乱起来的迹象，王将军的部队就把他们包围起来并护送出紫禁城。

皇帝的计划得到执行，且获得了成功。太监们在王将军士兵面前完全明白了他们的命运，他们默认了解除的消息。不到一小时他们完全通过了神武门，紫禁城不再把他们看做是永久的居民。

皇宫太监三五成群、面带愁容地坐在景山和紫禁城北墙之间的练兵场上，等待他们三三两两地轮流回到皇宫去认领他们的个人财物和接受按照每人的年龄和资历所给予的补助金。这种不寻常的场面，北京居民欣赏了三四天。

就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碰到的一个困难而言，他不得不同意作一种妥协。他现在年龄已大，身体也比以前强壮，完全可以同他胆怯无能的父亲进行争论，但他发现要对付三位含泪的女人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就是三位太妃。当她们得悉她们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多少忠实于她们的太监将不再在身边为她们准备每一件需要的东西和顺从她们的低声耳语时，她们充满了悲伤和沮丧。在这次斗争中，摄政王彻底失败了，而三位太后的胜利是由于她们的眼泪还是由于她们的权威，我就说不清楚了，但皇帝撤销了五十名太监的解除令倒是事实，他们的任务只限于服侍三位老夫人。

中国报纸一致赞扬皇帝在废除太监制度方面的行动，对他性格和才智的发展以及他对现代思想的接受能力颇多赞美之词。 1923年7月18日北京一家英文报纸援引中国某新闻社评论此事时这样写道：

前宣统皇帝的这种行动受到本地新闻界和一般老百姓的欢迎。人们把宣统作为今天少数进步的满族王公之一向他欢呼，如果他早出生三四十年，也许不会有中华民国。

某些报纸的评论涉及我本人，并认为皇帝此举是受了我的影响。但是这些评论的调子还算友好(见1923年7月17日的《顺天时报》)。在太监被驱逐出宫的几个月中我还收到了许多匿名信，信中有赞扬也有恐吓。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是为了促使我说服皇帝撤销他的决定。我的一些通讯者考虑得非常周到，他们警告我说，如果我不能设法使太监们复职，他们就要使我以自己的生命来抵偿。

1923年6月27日夜，一场大火烧毁了位于故宫西北隅的第二大花园——建福宫花园。

颐和园逸事(1)

人们会记得，“优待条件”中有一条的大意是，清室可继续暂居紫禁城内，清帝的永久住址将是颐和园，即外国人所谓的夏宫。

从我在紫禁城担任师傅的第一年起，我就多次提请满洲王公、内务府以及后来还提请皇帝本人注意“优待条件”的这一条，并促请他们主动履行。我之所以赞成他们自愿退居颐和园，其主要论据如下：

首先，虽然民国政府迄今在履行它的条例义务方面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但皇室方面不能以此作为自己不履行条约义务的真正理由。的确，(除了袁世凯有这方面的意思外)民国政府还没有请皇帝腾出紫禁城、迁往颐和园，以履行“优待条件”中第三款的规定，而皇帝也不能不恰当地被说成是违反协议，除非他干脆拒绝了这种请求。然而，他“暂居”紫禁城已经有十二年了(到1923年底)，皇室丝毫没有表明其移居之意。这就很容易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文字上)成为指控皇帝破坏退位协议的理由。那些愿意废除协议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非常积极和恶毒反清的政治家和受了共产党宣传影响的进行武装骚乱的学生——自然高兴地会把这一废除协议的责任从他们的肩上推卸到皇帝身上，如果找不到比皇上没有迁往颐和园更有力的背信弃义的证据，他们无疑将会以清室破坏“优待条件”这一事实来为他们宣布协议无效的行动作辩护。

其次，我的论据是，清室如果移往颐和园，它在那里的生活要比在紫禁城简单得多，一切费用将会大大减少，甚至皇帝也有可能积蓄一点基金，几年之内就可以改变目前他那种经济来源困难的状况，也可以大大裁减宫中那些干领薪不做事的工作人员。

这个论据非常合理，但遭到宫廷官员及其一群仆从的反对。我记得1923年曾同内务府大臣耆龄就此问题作过一次长谈。他反对这一建议的主要理由是，颐和园里可居住的地方太小，容纳不下内务府官员及其办事人员。当我指出颐和园有充足的房间可供皇室和所有宫廷官员及其仆役使用时，耆龄并不认为裁减目前的办事人员是可行的或者是合乎需要的。在我看来，在不久或遥远的将来，皇帝将会面临困难的时日，如果能够减去许多办事人员，从而减少宫廷的支出，就有储备金钱的机会，以备皇帝在困难时使用，耆龄对此也不以为然。

我经常同耆龄的同事们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和耆龄持有相同的态度。他们的主子——他们对其忠诚的程度除了真诚而外无法评论——也许走向绝望和悲惨的道路，但是决不应该指望他们牺牲自己的饭碗而从灾难中去拯救他。办事人员、工资或津贴的减少，挂名职务的废除，撤销迄今仍然维持庞大而无用的机构的经费，所有这些将会形成一种难以容忍的暴行，无论如何必须予以抵制。

颐和园逸事(2)

他们只关心其本身的利益，对主子的命运却漠然视之，这就不可能指望他们对我赞成皇帝迁往颐和园的第三个主要论据予以注意。我的第三个论据是，环境的改变对皇帝来说在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都是非常有利的。我几乎难以想象在这一方面会有任何真正的不同意见。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会认识到，皇帝自幼年时期起就在紫禁城那种不利于身心健康的环境中成长着，他们也会意识到颐和园的优美环境有益于皇帝的工作和休息，这两个地方到底哪一个最适宜于皇帝居住，人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在我看来，当张勋(无疑是在一群有着利害关系的人的急切恳求下)劝袁世凯不要让皇室迁往颐和园时，他是出自一种错误的忠诚观念才这样做的；皇室由于张勋的干预而没有迁往颐和园也同样是错误的。

内务府对皇帝迁往颐和园的思想表示非常强烈的反对，他们成功地运用了一切影响阻止他到那里去，甚至连一次访问也不让他去。他们胡说什么这个地方倾圮荒芜，年久失修，不宜于皇帝去视察，更不宜于他居住。他们还谎称大批土匪经常出没于颐和园驸近，如果皇帝要离城远去，他的生命就会有危险——如果不是受到土匪的伤害，也会受到政治阴谋家或那些“爱国者”的暗算，因为这些分子认为，只要皇帝还活着就会对国家形成威胁。

赞成尽可能长地在紫禁城坚持下去的人只有一个论据似乎是有道理的，那就是要把一大批古物和珍贵的艺术品迁往颐和园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把它们留下，那将意味着这些珍品会立即被民国当局没收。我同意如果把这些古物留在紫禁城，皇帝也许再也看不到它们了，他的所有权将被提出质疑或(更有可能)被忽视。然而在我看来，所有权问题终究会得到彻底澄清。如果长期抱着紫禁城和它里面的东西不放，皇室最后会被迫把两者都丧失掉，反之，如果表示愿意妥协，并主动建议任命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以便把那些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国宝的东西划归国家所有，其余的东西也就自然而然地归皇室所有了。

郑孝胥被任命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给了我一个好机会，可以把这些事情提出来供他们详细讨论。我高兴地发现，虽然在一些琐碎的小问题上我们有分歧，但总的来说，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同意我的主张，应作准备工作，以便皇帝履行“优待条件”的第三款，自愿离宫，移居颐和园。不过，郑孝胥强烈地认为这些准备工作需要进行相当的时日。首先需要改组颐和园及其邻近地区的财产管理机构，这些地区包括农田和玉泉山地产在内；把庞大无用的工作人员减至可以管理的范围，进行小的修葺和改变；使园中财政——尽管有几个可贵的收入来源，但总是显示出很大的赤字——纳入正轨。

迄今为止，颐和园一直在内务府管辖之下，郑孝胥现在却向皇帝推荐，要我担任颐和园办事大臣，并赋我以全权，直接向皇帝负责。

颐和园逸事(3)

1924年初，内务府受到一次震动，其程度堪与废除太监制度和任命一位汉人做他们自己的总管大臣相比。在他们看来，清朝历史上他们第一次被置于汉人的管理之下，这已经是够糟糕的了，现在又要把皇室的相当一部分房地产从他们的控制下全部收回交给一个西洋蛮人来管理，几乎是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了。也许他们感到最苦的黄连还是皇帝任命我的谕旨必须由他们正式向我传达这件事。现将这一前所未有的文件翻译如下(作者系将中文翻译为英文，现按中文原件抄录如下——译注)：

敬启者，本日总管内务府大臣面奉谕旨，着派庄士敦管理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事务，钦此!用特肃函奉闻，即希遵照可也。专此藉送时绥。

内务府启内务府从惨痛的经验中懂得，震动决不会单独来到，震惊的事情说不定还会发生。就在上谕发布的这一天，另一声霹雳降临在他们的头上。皇帝同我进行了简单的商量之后宣布，他和皇后当日拟往颐和园作首次访问，他命令他的车子和皇后的车子作好准备，两小时后出发。直到此时为止，皇帝到过的最远地方就是城北他父亲的住处“北府”，他从来没有出过北京城。各种论据和不祥之兆都被用来劝诱皇帝改变主意。当这些方法失败时，当时名义上还是内务府总管大臣的绍英吁请我劝阻皇帝不要从事这种鲁莽的冒险行动，使他感到极度烦恼的是，当时我回答说这种冒险行动我完全赞成。他声称如果皇帝受到任何危害，我个人要负全部责任，试图以此来威胁我。我对这种威胁的唯一答复是，我非常乐意担负这种责任。

内务府的另一着棋是同民国政府联系，希望他们禁止皇帝的颐和园之行。他们的这一花招同样没有成功。民国当局不仅没有阻止，反而派了一队士兵分坐六辆汽车前来“护卫”，跟随皇帝往来于颐和园和北京之间。无疑是为了保证他不至于突然改变他的目的地，前往使馆区而不去颐和园。内务府对此不大放心，也同样派了六辆汽车，载着他们自己的人员(包括绍英本人在内)陪同前往。这样，当我们按预定时间从神武门出发时，我们就排成了一列共有十四辆汽车的队伍。皇帝和我同坐一辆汽车先行，皇后和淑妃坐第二辆汽车紧随其后。

此次远征，各方面都很成功(当然，内务府并不这样看)。皇帝乐意参观他从未看见过的郊区和颐和园。颐和园本身虽有残破失修之处，但决非皇帝所想象的那样荒芜凋零。他漫步于园中，愉快地参观散布在四处的各种建筑。游完宫殿后，登上了万寿山的顶峰，园林风光尽收眼底。此时，皇帝的愉快心情，莫可名状。下山后我们乘坐一艘游艇——皇后、淑妃和她们的女仆另乘一艘，尾随其后——去游览园中最令人喜爱的地方之一——龙王庙。

同一天，我正式就任新职，并同园中各殿的办事人员进行初步会面。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带有品级的官员，而现在都是我的直接下属了。从那时起，我把我的办公时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紫禁城，一部分在颐和园，偶尔也到我的山中别墅“樱桃沟”作短暂的逗留，这里是我的四个住处之一，也是其中最可爱的一个地方(庄氏的四个住处是：北京城内、紫禁城里的御花园、颐和园和樱桃沟别墅——译注)。从此以后，皇帝经常去颐和园游玩——往往由一个车队伴随，车子里坐的是工作人员和士兵，他们跟随皇帝旅游完全是多余的，而且也是非常浪费的。皇帝有时作为我的客人在颐和园和我一起共进午餐。通过吃午饭的机会，他结识了许多我的外国朋友和一些经过仔细挑选的中国人。

颐和园逸事(4)

1924年8月，当皇帝游览西山八大处各寺庙(其中之一为其皇祖乾隆帝所喜爱)时，我陪他一起爬山(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颐和园昆明湖上的御船都是笨重的大游艇，这无疑是专为老佛爷及其太监们使用的，但很不适合年轻君主的需要，因为他要学习划船，对于教他划船的外国师傅也就更不适用了。为了皇帝的利益——偶尔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在天津、烟台和上海分别造了一艘小游艇。一艘是带有活动座位的、舷外装有桨叉托架的小船，我给它起名为“爱俪儿”；另一艘是有固定座位的小划艇，起名为“阿特拉斯的巫婆”。第三艘是独木舟，建成后还未来得及运到颐和园服务就发生了1924年11月的事件，皇帝离开了紫禁城，我在颐和园的职务也突然终止，因此起名曰“阿拉斯托尔”(意指“复仇”。庄士敦之所以为这艘独木舟起名为“复仇”，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译注)。“爱俪儿”和“巫婆”两艘小游艇，特别是前者，引起了园内工作人员的好奇，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他们的惊奇首先带有厌恶的色彩，当他们看到“天子”在那里流汗划桨，而他的船夫们却坐着不动时，真是觉得岂有此理！

我可以在颐和园里任意选择我自己的住处。一开始我选的是龙王庙，后来发现这块优美的地方交通不便，不利于办公，于是便搬到谐趣园的湛清轩。

这里的环境虽然是媚人的，但在我的困难工作中或者在我同周围人群的关系中几乎没有多少“谐趣”可言。因为这些人的利益受到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威胁，心怀不满，处处同我为难。我的一些在京的西欧朋友祝贺我担任了这个他们认为是有趣的职务，他们不了解我的令人厌烦的工作性质，宫廷里的人们对我忌妒且有敌意，你要对中国宫廷行政系统中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他们就怒气冲冲地强烈反对。园里的官员们虽然对我尊敬和有礼貌，但他们却很少给予我积极的协助，特别是在裁减人员、节省开支和调整工资等这些微妙的工作方面。这一年的夏天，颐和园的一位重要官员逝世，于是立即有许多人向我推荐继任死者空位的人。当我宣布这一职位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将予以撤销时，他们便公开表现出一种厌恶情绪。

同样，他们对于我修葺园里某些建筑的办法也不赞成。当我决定要将各种年久失修的建筑物重新修整一下的时候，他们向我介绍了海淀农村的两个承包商。我猜想这两个商人过去多年来一直是承包园中这类工程的，一定会干得很好。我要求他们提出一个临时估价单，岂料价钱过高，令人吃惊。于是登广告在北京城里招商投标，密封估价，价低者承包。这一举动使中国报纸大为吃惊，议论纷纷；但是此举却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投标者竟以不是海淀那两个特权承包商所提的估价数字——我的办事人员曾试图使我相信这个数字是合理的——七分之一而中了标。

颐和园逸事(5)

我逐渐说服了我的部属中几位比较有学识的人，我告诉他们：改革弊端，开源节流，是我们办一切事情的方针；同心协力，努力工作，是我们为皇帝应尽的共同义务。其中有些人对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开始感兴趣，并愿意同我合作。成绩虽然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快，但到了夏末，我已略感满意，因为并不像过去那样经常消耗皇帝的大量资源。颐和园现在已能从本身的收入中维持自己了，它的收入包括地租、游园的门票和玉泉山的门票(均指开放期间的门票)收入、出卖从昆明湖打捞的活鱼，还有本园某些企业利益的分成，如旅馆、玉泉山汽水厂、茶座和照相馆等。

某些反对改革的人运用各种幼稚的办法试图逼我辞职。1924年期间，我收到了许多恐吓信，其中有一封信自称是对我非常尊敬的人写的，他声言，因为他爱护我，所以有责任警告我，有人打算将我置于死地，在我往来于紫禁城和颐和园的途中时，受雇的土匪会把我枪杀掉。土匪们一定是一群愚笨的胆小鬼，完全不值得害怕，因为我从紫禁城往返于颐和园经常是骑马而行，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利用这许多很好的机会来把我干掉。

我不得不面对的那些反对我和敌视我的人，不仅来自紫禁城里那个妒忌成性的内务府和颐和园本身那一群食客，而且还来自为学生阶级所支持的那些报纸副刊。这一时期，凡具有政治头脑的学生大都受了那些同苏联使馆有密切联系的极端激进政客们的影响。代表他们观点的那些报纸决不放弃攻击“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或攻击皇帝的任何机会，他们往往傲慢地称皇帝为“溥仪”。1924年期间，他们发现了许多施展其一石双雕伎俩的好机会。现举一例来看看他们在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吧。

大约在1924年9月初，北京一家名为《大晚报》的报纸以最下流的语言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溥仪”的英文老师为一种不可告人的动机所驱使，把他的女儿带进了紫禁城，并把她介绍给“溥仪”，“溥仪”盯视着她，发现她长得非常漂亮，这位英文老师考虑了一会儿之后便把她留给了“溥仪”。

这段文章用词之恶劣，足以令人作呕。如果我认为这段蓄意伤害皇帝和我本人的卑鄙的文字值得反驳的话，我可以诉诸各种自卫的方法，但是也许只要一种方法就足够了，那就是正在谈论的这个女儿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说“老佛爷”只是把海军经费挪用来为她建造“富丽堂皇的娱乐大厦”，而没有为中国海军做什么事情的话，也许是不公允的。她对其国家海军的贡献就是至今仍然存在于颐和园昆明湖畔的那座石舫。也就是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海军全部覆灭，清王朝目前也已被推翻，而石舫却巍然不动(庄士敦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在讽刺慈禧太后——译注)。遗憾的是，这座石舫的存在还不能完全归功于慈禧太后，因为船体是在乾隆年间建造的，完全用巨石建成中国帆船的模样。光绪后期，慈禧太后别出心裁，模仿火轮顶舱，加盖了一层俗丽花哨的上层建筑，只此而已。

颐和园逸事(6)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还留下一件比石舫更加臭名昭著的遗迹，这就是玉澜堂。

玉澜堂位于昆明湖边，紧邻仁寿殿(“老佛爷”的听政大厅，必要时在这里举行正式会见)之后，是悲惨的光绪皇帝在颐和园的住处——不如把它说成是监狱更适合一些(慈禧太后在北京城里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的涵元殿，在颐和园则把他关在这里——译注)。碧绿湖水的细浪虽然不时地冲击着监狱的高墙，但光绪既听不到，也看不见。

当我负责管理颐和园时，玉澜堂是那里未向观众开放的几座建筑之一。它的内外门均用斜封条封严，封条上的日期表明，它们已有好几年未曾动过。这座建筑自从光绪皇帝最后占用之后再也没有人使用过。我到任后几天，就着人把那些封条拆掉。进门一看，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用石子铺地的大院子里。前面是正殿，东西两旁是小配殿。正殿有四间，正中的一间一定是光绪皇帝的接待室或大殿，但事实上是他唯一的起居室。内设一个小宝座，按照习惯，它是坐北向南摆着。宝座两边，各有一门。西边的那个门直通皇帝的卧室。这里是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小房间，墙的一边褂有徐良变(Hsu Liang—pien的音译)的山水画和黄际明(Huang Chiming的音译)的鹤鹿图(长寿的象征)。

宝座东边的门通往另一个卧室，这里悬褂着徐会沣写的字和沈世杰(Shen Shih—Chieh的音译)的花卉画。在接待室和皇帝卧室的西边还有另外一个房间，内有吴士鉴写的匾额，墙上褂着一件精致的黑檀木刻风景画。

现在再叙述一下这两个配殿。如果皇家的犯人有可能使用它们，就从中另配给他几个房间。当我拆开封条打开大门一看，得到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每一个配殿里面都筑有一道横穿全室长度的坚固的砖墙。墙与面向庭院的门窗之间仅有数寸之隔，只够向内开门之用。这两个配殿里的砖墙，如果不打开门窗，从庭院是看不见它们的。庭院西边的那个配殿本应让光绪皇帝看到昆明湖水的涟漪，但是内部的两堵砖墙却遮住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见东西两面的风景，而他的住所和庭院前锁着的大门也同样从南到北地把他同外面隔绝了起来。

我回头面向园中的办事人员，要求他们给我解释，为什么在配殿里要筑这两堵砖墙。他们说这是“老佛爷”的一种巧妙而开玩笑的设计，目的是要使她的受难者光绪皇帝认识到，他是一名罪犯，也是一名囚犯。这些砖墙的建筑除了使配殿不能住人或用于其他任何实际目的外，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要不断地提醒皇帝，他已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俘虏；同时也增加他的悲哀和耻辱，并使他没有更多的活动余地，也见不到毗邻的湖光山色。这就是那个残暴而又富有报复心理的监狱女看守设想在配殿内部建造两堵砖墙的蛮横思想和残忍行为，目的无非是打击和摧残光绪皇帝的身心健康而已。

如果慈禧太后仅仅是为了不使光绪皇帝同外界接触，她本可以筑起围墙把东西两边所有的窗户完全挡住，皇帝至少能够利用两个配殿作为辅助的起居室。但是那样就不能满足她的恶毒用意了，她的中心思想是要皇帝一打开配殿的门就碰壁，除了面前的砖墙而外，什么也看不见，其用心何其巧妙而又毒辣！

这一发现使我了解到在光绪皇帝的最后十年，慈禧太后是以怎样恶意的憎恨心情来对待他的。当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光绪皇帝的侄子宣统皇帝时，他也感到这是一个新发现，当他下一次往游颐和园时，我陪他到了玉澜堂，在那里他第一次凝视着那些没有窗户的墙。

自从民国政府接管了颐和园之后，我不知道这些砖墙是否还在，或者一直管理颐和园的地方当局是否把它们拆除。如果这些砖墙仍然存在，那就希望将它们完整地保存下来，留作这个阴险恶毒的老太婆的永久纪念物，使后人一看到它们就想起慈禧太后不仅摧残了光绪皇帝的一生，并毁灭了他的王朝，而且还对中国人民过去二十年来在混乱和苦难的环境中长期遭受的痛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溥议出宫前后(1)

11月5日(星期三)，我在吃早餐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找我，这次电话仍然正常。讲话的声音显得焦急不安，我听出这是载涛亲王的声音。他的消息虽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但也使我慌乱异常。冯玉祥的一批军队已进入紫禁城，占据并关闭了神武门，不许任何人出入。皇上的电话已被割断。无法知道皇帝的情况。问我能否陪他到神武门，试图通过卫兵进入宫里。

十分钟之内，载涛驱车来到我的住处，他把车子开进我的前院，停放在那里。他宁愿坐我的车子到紫禁城而不愿坐他的车子去。我等候着他，然后同车前往。我们没有浪费时间，几分钟之内就到了神武门，但见其三座大门紧闭，且有部队严加看守。我的汽车在景山前面被拦阻，一名士兵上前盘查。我出示了自己的中文名片，告诉他说我有权入宫。他拿着名片去请示一位军官。在士兵离去的两分钟期间，载涛亲王非常激动地对我说：“如果他们让你进去，就告诉他们说我是你的仆人。”

他当时说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激动于两种感情之间——如果他在目前的危急时刻进入紫禁城，生怕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为了忠于皇上，如果需要，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努力拯救皇帝。贵人行为理应高尚的精神获得了胜利，虽然他已下定决心准备经受随我进入紫禁城的严峻考验(如果允许我进入的话)，但总希望——无疑是徒劳的——如果他作为我的侍从入宫，他也许会逃过士兵对他的注意。

这种话能够出自贵族门第的一位亲王之口，足见骄傲自尊的满族后裔的处境困窘到何等程度。如果当年不可一世的康熙皇帝或乾隆皇帝看见他们皇室的一名成员——其哥哥是皇帝，其侄子也是皇帝——为了偷入他祖先征服的皇宫，竟然装作外国人的仆从，不知作何感想。慈禧太后这个“老佛爷”当年曾对“洋鬼子”异常地憎恨和鄙视，不仅把他们从她的首都圣地赶走，而且还把他们从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驱逐出境，如果她预见到这种可怜的结果，又不知作何感想。

我们的担心是短暂的。不一会儿，拿走我名片的那个士兵回来了，他说无论是谁都不许进入紫禁城。这是上级命令，必须坚决执行。

我们调转汽车开走了。载涛哭着问道：“我们该怎么办?”我回答说：“我们必须立即到使馆区去，请求外国公使们尽力设法保护皇帝。”

荷兰公使W．J．欧登科是外交使团团长，所以我们便驱车直奔荷兰公使馆。我们刚到那里，就碰见英国公使罗纳德·麦克利爵士正从欧登科公使住所的台阶走下来，我立即停脚告诉他说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请他同我们一起去会见荷兰公使。他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几分钟之后，我们四个人同坐在欧登科公使书房的圆桌前。

溥议出宫前后(2)

英国公使和荷兰公使都不知道那天早晨入侵紫禁城的事情。我们简要地把我们所了解的不十分充足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但经过讨论之后，提出了具体建议。最后同意由两位公使于当日下午前往会见新任外交总长王正廷，向他提出保证皇帝人身安全的意见。同时还同意应把这一情况告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先生，并请他同他俩一起去见中国外长，他欣然同意了。

与此同时，在北京城里的满洲贵族之间引起了一阵恐慌。一些荒唐的谣言传说紫禁城里发生了大屠杀，皇帝和皇后以及两位太妃(同治皇帝的妃子)都死了，清朝皇室的所有成员都要被搜捕杀死。恐怖气氛逐渐扩展，在这多事的日子里，许多满洲上层人士——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拥进了使馆区，在德国公使馆卫队的空营房里去寻找临时栖身之所。我在等候三位公使访问中国外长结果的同时也到德国公使馆去走访了他们，并尽可能地予以安慰。

当我还在使馆区的时候，传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一切谣言都化为乌有，皇帝仍然活着。他于当天下午被赶出紫禁城，由国民军护送到他父亲的住处——位于北京北部的北府。不过，紫禁城仍在冯玉祥和他同僚的完全控制之下，皇室卫队已被解除武装，内务府被停止执行其职能，一只小分队被派往北府，皇帝如今成了他父亲住所的一名政治犯。

皇帝还活着的消息很快在使馆区避难的满洲贵族中间传开，他们之间的恐怖气氛也渐渐地消散，大部分人开始往回走，但也有不少人仍然害怕回到自己的住处，只有暂时住在汉族朋友的家里去避风。

我虽然渴望尽快见到皇帝，但我也愿意把日、荷、英三国公使所采取的行动和结果告诉他。因此，我在使馆区一直留到我能把中国外交部发生的事情弄清楚为止。

我首先向荷兰公使欧登科请求，并从他那里得到消息。三位公使一起见到了王正廷博士，迫切要了解有关入侵紫禁城的消息。他们还要求保证皇帝和皇室成员的安全。开始时王正廷博士显得有些傲慢，沉默寡言，并暗示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纯属内政问题，并非国际关系，外国使馆无权干涉。但是三位公使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回答说，如果不为别的，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他们有权使自己相信皇帝并没有受到残酷对待或侮辱。他们强调说，对皇帝的任何虐待都将被他们各自政府看做是不愉快的事情。

一场显得有些尖锐的争论，可望在此情况下取得满意的结果。三位公使的态度非常严肃，王正廷博士见势不妙，于是改变了说话的口气，向他们保证皇帝没有危险，也没有受到虐待，他的人身自由不受任何干涉。其实，皇帝成为自由代理人还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于是王博士详细地解释说，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舆论”就要求退位协议应该修改，皇帝的尊号应停止使用，朝廷和内务府应该废除，“溥仪”应成为民国的普通公民。因此，内阁遵照人民的意志准备了一份同前皇室协商的新“协议”，具体说明了皇帝地位改变的问题。当天放在“溥仪”面前要他接受的就是这个协议。

根据我的了解，王正廷博士所说的那天早晨在紫禁城里发生的情况大致如此。他没有谈及皇帝离宫的情况，也没有谈及皇帝离宫后被当做囚犯看待的事情，因为在三位公使和王博士会晤时，皇帝仍然在紫禁城里，或者刚好离开。王正廷博士很可能不知道冯玉祥(或者亲自处理这一事件的他的心腹鹿钟麟)在执行“内阁”政策中的这种蛮横无理的举动。

王正廷博士的说明显然还有许多无法解释的东西，但抛开其所谓的“人民的意志”不管，从总的方面看，听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无论如何，几位公使应以这种保证为满足，因为皇帝的生命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溥议出宫前后(3)

荷兰公使的说明稍微解除了我的思想顾虑。于是我驱车从使馆区出发，经过三里多长的街道直奔醇亲王府。是否让我进去，还有待于事实来证明。此时天色很晚，街上一片漆黑。我发现醇王府外门紧闭，一大批冯玉祥的士兵守在门外。当我的汽车停住时，一名士兵前来查询，我把我的名片交给他，并告诉他亲王约我前来。不多一会儿，大门开了，让我的汽车开进院里，王府的几名仆人立即认出了我，并告诉我说大家盼望我来，皇帝正在等候着我。

皇帝在一个宽敞的会客室里接见了我。这里几乎坐满了满洲的要人和内务府的官员，其中最不焦虑的要算是皇帝本人了——他确实非常镇静，当我进来时他以友谊的微笑向我致意。最焦急不安的是他的父亲醇亲王，他的外表和举止对不了解实情的人来说，以为经历苦难和折磨的是他而不是皇帝。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报告三位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从载涛那里得悉那天早晨在荷兰公使馆进行磋商的情况，并渴望了解同王正廷博士会晤时的一切情形。他们聚精会神地倾听我的讲话。在我讲话的时候，醇亲王焦急万状，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好几次他突然加快步伐，跑到我跟前，说几句语无伦次的话。他平时说话就有些口吃，现在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一样，意思是说：“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本人比皇帝还要害怕。当他三番五次地跑到我跟前说这种言之无物的话时，我有些不耐烦了，我说：“皇上就在我身边站着，为什么不直接向他讲?”可是他太心烦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我说话的粗鲁，继续漫无目的地在那里转来转去。

皇帝把我带到他的私人房间里，我们在那里进行了安静的谈话。他显得庄严冷静，对会客室那班人表现出来的惊慌失措的举止极为鄙视。

皇帝那天早晨离开紫禁城的主要经过后来都由内务府的官员详细对我讲了。大约是早晨九点钟的样子，冯玉祥部下的鹿钟麟率领部队到了神武门前，命令强行解除皇室卫队的武装，留下—支分遣队在神武门外收集枪支弹药，不许未经准许的人出入。然后鹿钟麟和他的部队以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李石曾进入了紫禁城，并强令几名已被解除武装的皇室警卫带领他们经过弯弯曲曲的道路去内务府。他们到了内务府要求会见“溥仪先生”。一个侍从回答道：皇上在皇后宫里。他们用大声而带有挑衅的语气说，他们来是要命令“溥仪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太后在三个小时内离开紫禁城。“如果他们再多拖延，所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不负责任。”

溥议出宫前后(4)

然后他们拿出一份文件交给了内务府大臣绍英，要他送交“溥仪先生”立即接受其中规定的条款，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据称，这是“修正”了的优待条件，其开头的一段是以皇帝主动要求修正的口气写的。现按后来给我看的一份副本翻译如下(作者系按中文文本翻译为英文，现按中文原本抄录——译注)：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 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之权利。

第二条 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二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 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 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 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国民政府所有。

这件公文是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发出的，在上面签名的有鹿钟麟、北京兆尹王芝祥和警察总监张壁。这些人当然属于黄郛及其同僚自命“内阁”的小集团，他们篡夺了京都的控制权，自称是中华民国政府。

公文由内务府大臣送给了皇帝，而这位大臣却气愤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不难设想，被“修正”的协议条款使他感到恐惧的程度要比他的主人严重得多。无论是他还是内务府的其他官员都不敢贸然劝说皇帝对此举行公然反抗。很显然，那些人是要准备使用武力的。

只有两位太妃拒绝移出宫禁。她们果断地回答说，她们宁可死去，也不愿离开紫禁城。“我不知道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皇帝在谈及这一段事情的经过时沮丧地说，“如果强迫她们离开紫禁城，她们就会自杀。”

皇帝和皇后只带了一些个人的物品——只允许携带一两个仆人能够带得动的物品——走进御花园，他们的汽车就停放在御花园的北端等候他们。他们无权选择所要去的地方，这恰好违背了修正条件中所说的皇帝是民国的自由公民，“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的规定。

他们分别进入各自的汽车，每辆汽车只由一名仆从陪伴，司机旁边各坐一名士兵，每辆汽车的踏板上各站两名耀武扬威的武装士兵。汽车刚一通过——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过——神武门，其他几辆满载全副武装士兵的车子就加入他们的行列尾随而去。车队向北疾驰，经过景山，再经过我的住宅，穿过出皇城后门的一个旁门。一向不许平民百姓通过的后门中门此时也不让皇帝的车子通过，这对他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们显然是要毫不迟疑地告诫“溥仪先生”，他同他的同胞公民没有任何区别——也许除了他的人身自由受到某些遗憾的限制而外。

溥议出宫前后(5)

北府——皇帝父亲的私邸——并不是皇帝和他的朋友们在此危急时刻所要选择的住所。此地位于城的最北边，距离他所要找到的欢迎他去的避难所约有三里之远。无疑，他要去的地方当是使馆区了。但是，看管他的人坚决不让他去。

皇帝到达北府一小时之后就深深感到他已成为一名政治犯了。为了验证一下这个事实，他命令为他准备好汽车，因为他要驱车在城里玩一玩。此时，醇亲王自己的警卫已由冯玉祥的一支武装部队所代替，他们不仅驻守在王府(这是一座有着许多院落和一座大花园的非常大的住宅)的大门，而且还看守着其他许多可能的出口。部队指挥官一听说皇帝要外出游玩，就立即宣告说他奉命要求“溥仪先生”留在家里，不要外出。

皇帝向我叙述发生过的一切事情时，是晚上八点钟左右。我问他是否要我留在北府陪他过夜时，起初他作了非常肯定的回答，但经过短暂的考虑之后说，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同外国公使保持接触，因此他希望我还是返回使馆区为好。“希望你明天早晨来，”我们分手时他说，“请把发生的一切事情告诉外国人。”

我来不及向醇亲王说一声晚安就走到院子里，上了我的汽车。外面的门关闭着，并且上了闩。应我的要求，他们才把门打开。但在允许我出门之前，一位警官来到我的车子跟前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检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怀疑皇帝也许会藏在我的毛毯下面，逃之夭夭。

我在使馆区逗留了约两小时后渴望而又失望地回了家。一方面，那个无用、奢侈和无以救药的腐败机构——内务府——终于被推翻而垮台，皇帝也从陷入混乱的宫廷制度中摆脱了出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高兴。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由于皇帝本人的意志和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的，而是来自外界的压力，纯属被动，这又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处理这一事情的方式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一小批不承担责任的士兵和篡夺了政府职能的政治家来说，是有损声誉的。而且，就我所知，将为一大批仍然忠于旧秩序并对皇位仍然尊敬甚或敬畏的中国人感到不满。我知道或许仍然有较大一部分心地开朗拥护民国的人，他们为维护其国家的荣誉和名声，对此也同样强烈地感到不满。

我早就预料到的事情不幸已经发生。宫廷制度、帝号及其所伴随的一切特权的废除，毕竟不是由于宽宏大量和勇敢高尚的青年君主的自愿行动造成的，而是由于那些采取蛮横行动的人造成的。他们不知道、也许从来就不相信皇帝本人曾是真诚希望放弃那些特权的。我在1922年6月14日的信中写道：“皇室将来的待遇问题很可能被提出来讨论。皇上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当然希望放弃他的帝号和津贴应该作为他自己的自愿行动来解决，并应为全国所承认。如果他的自愿放弃行动不被人民解释为是他自己决定这样做是对的，而是解释为与其让国会采取强制行动不如自己预先‘保全面子’为好，那将使他深为痛心。”

长期预料的强制行动终于变成现实——的确，这个行动不是由国会采取的。因为国会没有被保留下来，而是由一个自选的“内阁”采取的。它的成员对于曾经是统治他们的君王、而且在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这位少年没有丝毫的体贴之情。皇帝从来不愿意因为他的无私和爱国的意图而得到人们的信赖和感激。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或许也没有什么外国人会相信他有这种意图。

溥议出宫前后(6)

我有更多的理由感到焦虑。要确定冯玉祥及其同僚不打算进一步采取此种行动——保证逊帝永远不再自愿或不自愿地威胁国家的安定——还为时过早。在北京和全国各省有一批头脑发热的人，他们相信或自称相信只要逊帝还活着，中国的政治形势就绝不可能稳定。冯玉祥本人抱有同样看法的可能性更大。很显然——第二天变得更明显了——当王正廷博士对三位外国公使说“溥仪先生”现在是民国的自由公民时，他并没有讲真话。

就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来说，不管它们多么不适当，也不管存有偏见的内务府官员和其他奉承奢侈宫廷的人有多么大的不满，在我看来，它们在实质上很少有或者没有不得人心的地方。我绝不反对条件本身，我认为它们比原来1912年的条件更令人满意。其中只有一个缺陷，但遗憾的是一种致命的缺陷。它们没有包括民国应忠实遵守新条件的保证。就我个人来说，我不相信制订条件的那些人，即使我看错了他们，但由一个临时“内阁”制订并强加于人的单方面协议要由未来的内阁来遵守执行是没有保证的。经过对新条例文件的研究使我确信，制订新条例的唯一目的是要迷惑中国人和外国人，哄骗他们相信皇帝仍在享受着优厚宽大的待遇。后来的许多事情证明，持有这些看法的我对那些我曾表示不相信他们诺言的人没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

在我自己寂静的书房里，我的思想转到了颐和园，转到了我曾希望在那里建立的安静的并已安排得很好的小天地。在那个小天地里皇帝要开始他以前从不知道的幸福、自由的有益生活。然而那个小天地就像是无根据的幻想一样消失了。颐和园还在，但是它不再是我梦想的颐和园了。看来老太后的幽灵不久就要恢复它对这块美丽领土的统治，我闯入这里毕竟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她的寻欢作乐的幽灵绝不会再在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魔鬼面前受到损害。观音菩萨不用担心无礼的打扰，也许还会在一群太监们模糊不清的崇拜的注视面前再次从莲海中出现。如果“老佛爷”的幽灵发现有可能使这种行为同观音的身份相协调的话，她也许还要重新贪婪地凝视她建筑起来的那些无窗户的墙，它们会使皇家的牺牲者回想起对她的憎恨，因为在她的仙境中，他所在的一部分却是一座监狱。

我不知道几小时前我曾对他说“晚安”的另一位皇帝从那时以后是否同他的前任一样也会遭到受折磨的悲惨命运。想到那种可怕的可能性，我发现自己几乎是在希望冯玉祥的最后一击会来得快一些，如果这最后一击终于要来的话。

这就是中国11月5日发生的事情。在黄昏中踯躅了十三年的紫禁城终于在这一天进入了黑沉沉的夜晚。要劝说英国的学童记住这个日子，理由或许不那么充分，但是中国的学童却要把它记住，因为这是一个值得忏悔和蒙受耻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