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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1)

- 第2节：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2)

- 第3节：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3)

- 第4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

- 第5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2)

- 第6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3)

- 第7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4)

- 第8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5)

- 第9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6)

- 第10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7)

- 第11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8)

- 第12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9)

- 第13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0)

- 第14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1)

- 第15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2)

- 第16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3)

- 第17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4)

- 第18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

- 第19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

- 第20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

- 第21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

- 第22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

- 第23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6)

- 第24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7)

- 第25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8)

- 第26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9)

- 第27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0)

- 第28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1)

- 第29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2)

- 第30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3)

- 第31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4)

- 第32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5)

- 第33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6)

- 第34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7)

- 第35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8)

- 第36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9)

- 第37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0)

- 第38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1)

- 第39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2)

- 第40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3)

- 第41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4)

- 第42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5)

- 第43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6)

- 第44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7)

- 第45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8)

- 第46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9)

- 第47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0)

- 第48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1)

- 第49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2)

- 第50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3)

- 第51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4)

- 第52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5)

- 第53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6)

- 第54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7)

- 第55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8)

- 第56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9)

- 第57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0)

- 第58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1)

- 第59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2)

- 第60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3)

- 第61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4)

- 第62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5)

- 第63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6)

- 第64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7)

- 第65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8)

- 第66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9)

- 第67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0)

- 第68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1)

- 第69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2)

- 第70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3)

- 第71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4)

- 第72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5)

- 第73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6)

- 第74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7)

- 第75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

- 第76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2)

- 第77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3)

- 第78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4)

- 第79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5)

- 第80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6)

- 第81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7)

- 第82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8)

- 第83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9)

- 第84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0)

- 第85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1)

- 第86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2)

- 第87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3)

- 第88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4)

- 第89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5)

- 第90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6)

- 第91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7)

- 第92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8)

- 第93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9)

- 第94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20)

- 第95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21)

- 第96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22)

第1节：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1)

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

茅 青

1

每个家庭都会有很多陈年旧事，挖掘这些往事是件有趣的事情：看看自己的前辈们曾经做过什么，想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有哪些教训和经验。在了解自己家庭历史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国上几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社会的变迁对家庭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这些变迁中，家庭成员有时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历史的变革，他们有时又成为受害人或目击者。

胡适生前特别鼓励朋友们写传记，他说，传记的重要性是对后代负责任，使他们查证历史时更为方便。如果有更多的人整理家谱，撰写自传，中国历史的记载也许会更全面更公正一些。以前中国的历史多半是皇室的家谱，如梁启超说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而已”。今天，网络发达，消息灵通，手段便捷，每个平民百姓在写自己家史或自传的同时也参与了整个社会历史的编写和叙述。此外，我发现家庭及幼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往往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判断。因此写家史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挖掘自己家族的“文化基因”，这对后代和其他人或许也是一种教育。

我的母亲姓茅，生下我就把我放在外祖父家，我是在外祖父外祖母身边长大的，也就跟着外祖父姓了茅，自认是茅家的一员。茅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朋友非常多。尽管有“文革”和种种政治运动，我们家永远人来人往不间断。每天吃饭都围坐着一桌子的人，到了周末则要在方桌上加上一个大圆桌面，才够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围坐在一起。大家在饭桌上一边传递各种信息，评论时事，针砭时弊，讽刺挖苦，感慨叹息，一边品尝我大舅妈烹饪的各色苏州风味的菜肴。在莫谈国事的最黑暗的时代，我们家的人即使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也要谈出自己的看法，因为这里是唯一能发出自己声音的地方。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文革”期间很多家庭互相揭发，家庭四分五裂，我们家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从小就知道，家里说的话不能在外面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祖父外祖母相继去世，我们纷纷离家去国外定居。当时我母亲萌生了写家史的念头，她还为此专门去了南京、镇江等地，查找了一些资料，也写过几篇散文。她曾说，茅家出过不少人才，这些人中有的出了名，有的没出名，但是他们各自的经历都很有意思，值得写写。母亲曾经是记者，后来当教授，长期从事文字和教学工作。但是她还没来得及动笔就病倒了，且一病不起，不久前与世长辞，撰写家史的重任于是落到了我的肩上。几年前，我写了《我的三个舅舅》，在《国家历史》和《民间历史》杂志上发表。大家认为写得有意思，朋友就说，你干脆再多写几个人物凑成一本书吧。在众多的因素推动下，我决定写这部家史。我知道，写好一部家史并不容易，不仅仅要叙述家族中一些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还要把握他们的思想脉络、心路历程。况且涉及的人物较多，其中有些人做了很多很重要又很有意义的事情，要把他们写好不太容易，等于要写好几本人物传记。我外祖父外祖母都已谢世，叔公茅以升也不在了，这对我直接了解他们当时的思想活动，掌握第一手资料带来一定的困难，我只能通过他们子女的回忆和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来揣摩和分析他们当时的一些想法。好在我的几个舅舅和表姨健在，我对他们可以了解更多、更详细一些。特别是茅于轼，我同他接触比较多，每次回国我都要去拜访他，我可以比较全面地写出他真实的思想活动和道德情操。我在书中也尽可能写出家人的婚姻状况和爱情经历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我觉得这是家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只有写出他们的真实故事才是对家人最好的尊重和理解。

第2节：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2)

本书从我外祖父的祖父茅谦写起，一直写到我们这一代，也略微提到我们的下一代，共有五六代人。我家这几代人几乎都是文人或者知识分子，很少有人经商，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我们这几代人的经历见证了一百五十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梦所做的努力、遭遇的挫折和走过的弯路。有时，一段小小的弯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就拿“文革”来说，在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长河中，“文革”才短短的十年，占十五分之一，但是我们家有三代人赶上了“文革”，且深受冲击：茅以升挂牌挨斗，妻子惊吓而死；茅以新挨打，七十高龄被下放到黄羊滩干校劳动；茅于轼遭殴打险些丧命，被作为“危险人物”赶出北京；茅于榕被关监狱长达十年；茅于恭年届六十时，一家人被送到农村落户；我本人以及我的表姐表弟们，“文革”期间受歧视，同其他的青少年一样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十几岁被迫上山下乡。在短短的十年里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荒唐而可怕的事情，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中国“折腾”的时间真是太长了，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不折腾”，道出了中国人民的真实心声。

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应该是渐进和延续的，而中国清朝时期突然受到外部的攻击，这使国人变得十分急躁，人们想在一夜之间变成强国，这个强国梦是如此执着、顽强，萦绕终身，它在推动民族进步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了真相，我们需要的是渐进，是改革，是努力地把本职工作做好，是一点点地积累财富，是在保留本国文化的同时学习外来先进的东西。写完茅家的故事后，我深深地对先辈们所付出的努力感到钦佩，一种难言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们尽管没有辉煌的戎马生涯，没有一呼百应的领导才能和显赫地位，但是他们真诚忘我地为祖国奋斗着，他们的那种爱国之情不时让我们这些离国而走，移居海外的一代人感到惭愧，正是这种心情激励我写出了他们的故事。

人们都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我写完家史后倒更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勇于变革并且善于学习的民族。只要有良好的环境，中国变化之快令人瞠目。茅谦那一代，连外国仪器见都没见过，他们组成金陵测量学会就是为了欣赏和摆弄摆弄杨文会从国外带回来的望远镜、显微镜、水平仪。到了茅谦的孙子茅以升，已经可以造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而这之间只隔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这种进步同茅谦等人大力提倡西学，培养新式人才有着很大关系。我刚到法国的时候，中国廉价商品放在地摊上贱卖且鲜有人问津，二十年后，“中国制造”已经涉及很多高科技领域，并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寻常百姓家庭。这些变化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取得的，茅于轼等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极力推动市场经济改革也功不可没。

我在写茅家的故事时还有两个意外收获，一是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一些远亲的故事，另外，通过写书我和一些亲戚的关系及情感联系更深了。每写一个人物时，我都被他们的经历所感动。我对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感情最深，写他们时情感尤为真挚，写几个舅舅也得心应手。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我写其他几位不太熟悉的亲戚时，我发现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一面。如叔公茅以升，以前总觉得茅以升太知名了，写他的文章不知有多少，很难把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亲的人。但在搜集资料和听亲友们回忆后，我慢慢了解到茅以升的另一面：宠爱居家过日子的一面，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一面，骄纵子女，依恋家庭的一面……很多故事非常生动感人，我自己有时都会被感动得掉泪。

第3节：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3)

我同定居在美国的两位远房表姐们取得联系后，写了她们的故事，尽管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与其中有一位表姐也仅有一面之交。但是当通上电话后，我们之间马上产生了非常熟悉和亲热的感觉。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血浓于水”。令我高兴的是，她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写作计划，尽量给我提供素材。另有在国内的表哥茅为雄，是他帮我写了对伯父茅于恭和对他父亲茅于榕的回忆，我对这两位长辈所知甚少，没有他的帮助，我很难在本书中反映两位长辈的真实情况。表舅茅于敏此前一直支持我母亲撰写茅家的家史，我母亲病倒后，他听说我要代我母亲写书，使不顾身患重病，带着氧气机同我谈了好几个小时，没多久他本人也去世了。我的写作计划得到茅家人的鼎力支持，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亲友外，大舅茅于轼，二舅茅于杭，小舅茅于海，还有表姨茅于燕，表姨茅玉麟，表姨父徐旋，表弟茅为立，表舅茅于渊都为我提供了大量的资讯和照片，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难以完成此书的。

本书完成后我感到松了口气似的，希望我历时几年完成的这个工作可以告慰那些已经故去的亲友们。

我们家的人和事儿

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

第4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老照片和老故事

外祖父家有两张老照片，一张是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结婚照，那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拍摄的。照片上有茅家人也有外祖母的娘家陈家的人。另外一张是外祖父家四世同堂的全家福，当时他才十岁，照片上有他的祖父、父亲、兄长以及侄子等人，摄于上世纪初，1913年前后。那时外祖父的二哥茅以升才十八岁，结婚不久，地点在南京老家。娃娃桥。照片上，坐在最中间的人，名茅谦，字子贞，是一家之长。茅谦膝上坐的是他的孙子，茅乃封的儿子茅以元。挨着他坐的是茅谦的弟弟，茅尚年，留着清朝发型，拖着一条大辫子。据说，茅尚年老的时候行为有点古怪，看不惯新事物，不肯剪掉辫子。左边坐的是茅谦的长孙媳朱少云，怀中抱着茅谦的曾孙茅于恭。挨着茅尚年坐的是茅谦的另一个孙媳妇，茅以升的妻子戴传蕙。

茅谦是个举人，在当地小有名气，这是我很晚才知道的。我外祖父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小时候很少听他讲过去的事情。中国政治运动太多，言多必失，这也使本来就寡言少语的外祖父变得更加沉默无话。倒是外祖母话比较多，但她对这位祖公公根本没有印象，因为她嫁到茅家时，茅谦已经不在了。我第一次听到茅谦的名字还是出国以后，我有一个学历史的好朋友肖小红专门研究中国江浙一带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变迁所起的作用。她曾经问过我，茅谦是否同我们家有关系，我却回答不上来。她告诉我说茅谦在镇江曾经是一个有名的举人，办过学，办过报，参加过公车上书等等。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国时查了资料并询问了长辈才知道茅谦的确是我家的先祖，就是照片上坐在正中间的那位老人。他的照片一直在我家放着，我居然对他毫无了解，连名字都不知道，我为此深感惭愧。后来我专门去了一次镇江，查了家谱又去了茅家祠堂旧址等地方，对茅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越了解茅谦越觉得这位先辈很有特点，茅谦聪明过人，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精力旺盛，他一生中做了不少值得记取的事情。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 盛世修家谱

过去的人一旦有了成就就会想到整理家谱，把祖上的名人或功德无量的人士都记录一番，其目的无非是让后代循着老辈的足迹也做点光宗耀祖的事情。茅谦也不例外，他中举后第一件事就是请家族中的人帮忙修家谱，他还为新修的家谱写了序： “吾族为周公后，左氏传所谓凡蒋邢茅是也。第其后茅并于鲁。于《左传》篇末略见端倪。入战国遂无所见。若夷鸿茅茷，一无绪论，著于简编。后世，秦有茅焦，汉有茅容。一姓之中，人才如晨星寥落。而遁于神仙者，则于句曲之华阳洞天，高占一席。若以文章勋业之传于世者，盖寂无所闻焉，歌式微之章所以惕然惧也。江南茅氏来自开封，迄今几三十传。其间食旧德之名氏，用高曾之规矩犹能绵绵延延以传之不替。则我远祖周公之遗泽犹有存焉者矣……”

照茅谦的说法，茅家是周公的后代。据记载，周公有四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名叔，被封到茅邑，即今天的山东省南部靠近江苏省的金乡县，建立了茅国。分封也为以后各国的兼并埋下火种。春秋时期，茅国终于被近邻邹国所灭。茅国的子孙为了记住自己以前是茅国人，就以茅为自己的姓氏，从而有了茅姓。这也是百家姓中所谓“以国为姓”的著名例子。从家谱的序言中还得知，我们茅家有文字的家谱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以前则是口传家谱，口传家谱的第一代是茅康，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十三代了。茅康是宋代的武功大夫，他带了全家下江南，在镇江丹徒定居。但我在宋史上并没有查到茅康这样一位武功大夫，是不是修家谱的人为了给茅家脸上贴金安了一个武功大夫的头衔也很难说。

茅家大家庭 （（1913年摄于南京娃娃桥）。后排左起：茅以新（茅乃登幼子），茅以南（茅乃登长子），茅乃封（茅谦二子），茅乃登（茅谦长子），茅乃经（茅谦三子），茅以升（茅乃登次子），茅以纯（茅乃登小女）。前排左起：刘氏（茅乃经妻子，怀抱茅乃经儿子茅以珉），韩石渠（茅乃登妻子，茅以升母亲），朱少云（茅以南妻子，怀抱儿子茅于恭），茅谦（怀抱茅乃封儿子茅以沅），茅尚年（茅谦弟弟），茅以农（茅乃经儿子），戴传蕙（茅以升妻子），茅以滇（茅乃封之女），汪氏（茅谦第二任妻子），陆氏（茅乃封妻子），后三位不详。

◎ 家谱中的“好人好事”

茅家三十代中共有五位进士：六世，茅登升，宋朝绍定五年的进士；十七世，茅鉴，明朝嘉靖十年举人，十一年的进士。茅家十九世有两名进士：茅崇本，明朝万历四年的举人，万历八年的进士；茅崇修，明朝万历三十七年举人，四十七年进士。茅家第二十五代，茅奎光，乾隆五十四年的拔贡。第二十八代茅谦，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举人。此外监生，贡生不胜枚举。

家谱有一章叫做“事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好人好事”，里面记载?好人好事颇为有趣。比如宋朝末年茅家第七代有个叫茅湘，字清叔的人。他的父亲茅登，绍定五年中进士。茅湘自幼博才多识，而且很有志气。当时他同兵部尚书陆秀夫关系很好。宋朝末年朝廷急需人才，陆秀夫就把茅湘推荐给朝廷，让他跟随海陆将领张世杰，不久朝廷提拔茅湘当兵部侍郎。皇帝端宗死了以后，茅湘和陆秀夫共同承担起保护年仅七岁的小皇帝的重任。详兴二年也就是公元1279年，元军攻破厓山，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蹈海而死。家谱上记载说茅湘当时也一起跳海而死。这一“英雄事迹”当时茅家人很引以为自豪。

第5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2)

著名的茅山三道士“三茅真君”是否是茅家的前辈，也没有可信和详实的记载，但我想茅谦肯定认为三茅真君是茅家的祖辈，否则他不会给自己取了“肺山公”的号。肺山就是茅山，山顶上有着中国著名的道家庙宇，里面就供着“三茅真君”。

茅家家谱中对第十五世茅宇的记载比较详实。茅宇字子固，据说很小就显示出与众不同，不到十岁就能辨别诗文的好坏，邻里乡亲都认为他是个神童。茅宇年龄不大就自创了一份产业，创的什么产业家谱上没有提及。茅宇平时行为规矩勤俭，自己为自己封号为“检庵”。创业成功后便拿出钱来为村民们做好事。弘治五年，镇江闹饥荒，茅宇拿出大量稻米赈灾救民，还出钱为远乡一个缺水的村子挖了一口井，这口井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义井”。茅宇曾跟随丁易洞先生游览四方，这使他眼界颇为开阔。他教育孩子很有一套。他看出儿子没有多大才华，而孙子茅鉴却是可塑之才，于是就把重点放在教育孙子上。他的教育方法比较独特，不用责骂和体罚来管教孩子，而是循循善诱，并且不分日夜寒暑同孙子一道背诗作文。茅鉴后来中了进士，这同茅宇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茅宇死后，朝廷的一名户部郎中写文章评价茅宇：“谈笑中有书史，和易中有孤洁。不谄不骄有猷有哲，起中衰之门户，宏再造之基业。送死而周人之匮，养生而利人之急。是宜子姓振振，家声烨烨，呜呼！闻世上有子固之高风，今十五复睹检庵之人。”茅鉴中举后，茅家这一支发达了好多年，但到茅谦祖父一代又衰落了，茅家中兴的重任于是落在了茅谦的身上。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三茅真君庙。

◎ 茅谦用功读书，一心中举

茅谦虽然非常聪明，但中举的愿望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由于家境贫寒，他又是长子，父母身体都不好，茅谦平时要拿出很多时间为儿童教书授课以养家糊口。茅谦十八岁时接连通过县、府、院三试，中了秀才，为他日后考取举人铺平了道路。他对父亲说，他将来要考举人、进士，他不甘心默默无闻一辈子。但茅谦自己心里清楚，考举人必须有人指导，家里因为贫穷，不可能给他请老师，再说当地好的老师也很少。茅谦中了秀才后，收的学生也多了，收入虽微薄，一家人还能勉强度日。茅谦对经学诗书更为着迷，每日手不释卷，夜夜苦读至天明。可是，他越深入学习就越觉得自己的功底不够，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基础知识不牢。而基础知识缺乏主要因缺少名师的指导。多年来茅谦完全靠自学成才，从未得到过大师指点。茅谦万分渴望有师可从，父亲茅铭远也替他着急。正在这时，茅铭远听说柳兴恩回镇江了，这消息使父子俩异常兴奋。柳兴恩是茅铭远母亲的表弟，也就是茅谦的表舅。柳兴恩多年前中了举人，以后曾在外地当官，几年前归乡，可又赶上太平军闹事，只好再次到外省避难。现在战事平息，柳兴恩携全家回镇江，准备在镇江安度晚年。柳兴恩是当时全国有名的经学大师，又是茅家的亲戚，柳兴恩回镇江后，茅铭远立即带着儿子前去拜访他，并把茅谦想拜他为师的意思告诉了他，柳兴恩看了茅谦的诗文后就同意收茅谦为学生。这对茅家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茅谦一来可以跟从大师治学，另外也有了更多的踏入仕途的机会。

第6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3)

柳兴恩，字宾叔，道光十二年的举人，专门研究毛诗。毛诗是汉朝毛亨、毛苌注释的《诗经》。《诗经》共有三百零五首，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很多人都试图阐释它。柳兴恩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毛诗注疏纠补》三十卷和三十卷本的《穀梁春秋大义述》 ，结束了唐代以后无人治“谷梁春秋”的历史。柳兴恩治学态度勤谨，为人又淳朴敦厚，使茅谦一生受益。茅谦听从柳兴恩的教导从毛诗入手，“先治一经，而后治群经不难矣。”茅谦到柳家后深得柳兴恩的器重，柳兴恩觉得茅谦既用功又有才，除了指导茅谦学问外也叫茅谦替他到外面代课，让茅谦有了更多的赚钱养家的机会，茅家和柳家从此结下不解之缘。柳兴恩的侄子柳诒徵是茅谦的朋友，也是茅以升日后的老师。

茅谦当时为柳兴恩代课的一家姓杨，也是当地的名人，叫杨履泰。结识杨履泰对茅谦也十分重要，既改变了茅谦的学问趋向又改变了他的个人生活。杨履泰是清末有名的易学家，他不但对《易经》颇有研究，所著的《周易倚述录》名扬天下，而且对天文历算方面的造诣也颇深，算得上近代中国重要的数学家之一。茅谦日后对数学及天文地理有很大兴趣以至于影响到他的孙子茅以升和茅以新（二人后来都从事工程学并有所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茅谦最初师从杨履泰。我常想，茅谦如果生在现代社会，绝对是一块学理工科的料，因为他刚接触一点科学就非常着迷。杨屡泰也很看中茅谦，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茅谦。茅谦二十岁时同杨屡泰的女儿成婚，育有三男两女。

茅谦后来几次赴考举人均没有成功。当不上官，糊口也有糊口的办法，“膏火费”就是糊口的方法之一，也可以叫做是靠考试吃饭。茅谦在中举前为了养家糊口，每月数次渡江应扬州广陵书院考试。书院的考试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举行。每月初一是由本院的老师出题阅卷，十五是由官府出题阅卷。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受到嘉奖，奖金就称为“膏火费”。茅谦每次考试都受到奖赏，用这些膏火费和平日教书的钱养活包括妻子儿女和弟弟妹妹在内的全家人不成问题。后来他的大儿子茅乃登也走父亲的这条路，跟着父亲去考试领取膏火费。茅谦文采在镇江小有名气，每次他在书院考试时写的文章都在远近传阅，大家争相抄录。可惜茅谦不重视保留文稿，很多诗文流散了，只有小部分留了下来。

◎ 出生在贫寒之家

一 茅谦中举

茅谦原名为茅戊年，字子贞，号肺山公，谦是他的学名。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生于丹徒县，即现在的镇江。茅谦的父亲名茅铭远，字心盘，号尔柔，是个落魄耿直的书生，他经常教训子女： “贫莫贫于不问道，贱莫贱于不知耻。”茅谦小时候家中非常贫困，父亲靠卖字画度日，家里常常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境。再加上镇江是当时清军围剿太平军的主要战场之一，茅谦小时候常常跟着大人四处逃难。他的自传上有一段就是写他逃难的故事。说茅谦小时候有一次跟着家人逃难，逃到苏北盐城时同家人走散，一人流落街头，几年后才找回自己的家。我对这故事很感兴趣，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找回家的，就去找茅家的老人求问。后来得知，茅谦是因为一把雨伞才找到家人的。据说茅谦当时走丢后，流落到苏北一个小镇，自己找了一家杂货铺做学徒。由于他酷爱读书，常常一边干活一边读书，有时候晚上熄了灯，他还偷偷找来蜡烛点上，秉烛苦读，这惹得老板娘非常恼火，说他不但耽误干活还浪费蜡烛，很快就把他辞退了。茅谦只好在街上流浪，一边寻找镇江老乡。这时他遇到老家来的做豆腐生意的姓赖的妇人，妇人同情他，借给他几枚铜板，茅谦才得以回家。可回家后发现家里的老房子早已付之一炬，家人也不知去哪里了。茅谦只好找了一个庙宇住下来，靠教小孩子识字谋生。又过了几年，有一天，茅谦的弟弟茅尚年偶尔经过茅谦寄居的庙宇，看见门外一把黄色油布伞，茅尚年认出来这把伞是他家的，因为上面有父亲画的一幅山水画，就这样，他把哥哥找了回来。茅家还流传一个故事，说茅谦从小聪慧过人，出口成章，能言善辩，下笔如神，当地很多人考秀才或考举人都请他捉刀代笔，他因此以替人写文章赚钱养家。还有传说，用茅谦写的文章如果中举就收银三千，这种说法多少有点夸张的成分。但茅谦本人当时最大的心愿是自己考中举人，以此来改善全家人的命运。中国常常是一人中举，后面几代人都因此转运，其实就是给后代提供了上学的机会。

第7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4)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茅谦。

◎ “公车上书”

直到1894年甲午年间，茅谦再次赴南京乡试时终于考中举人，这对整个茅姓家族来说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改变了茅谦的命运，也为他子孙日后的成长和教育奠定了基础。但茅谦中举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动荡和变革的前夜。茅谦本以为可以去官场做一番大事，但就在他得到中举消息后的数日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中国被小小的“夷国”日本打败，中国人感到异常耻辱，茅谦中举的兴奋被一扫而空。茅谦同当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开始反思中国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中国武器不行？经济不行？教育不行？文化不行？体制不行？大家静下心来一分析，发现中国实际上什么都不行。但茅谦仍不愿放弃去京城的进士会考，决定去试一下。

会试与乡试一样都是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为会试之年。去参加会试的举人都享受公费待遇，不必自己掏路费和食宿费，公家专门派车来接，因此民众就将这些去会试的举人称为“公车”，茅谦也被公车接去考试。茅谦到达京城的第二天，传来消息说，清朝政府派去日本谈判的李鸿章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中国把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割给日本，还要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并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消息传来，人们大为震惊，纷纷去都院请愿。这时，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在北京准备参加会试。康有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上书皇上。当时茅谦正同江苏几个来考试的朋友在城南一家小酒馆喝酒，在场的有汪仲虎等人。茅谦文笔上乘，思维敏捷，大家就叫他来执笔。从茅谦的二儿子茅乃封的回忆文章看，“公车上书”中很多条款是茅谦起草的，茅乃封写道：“公车上书，累言数万，虽联署数百人，实先君条策居多。”不过这种说法很难有可靠的证据加以证实。

在茅谦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想法，也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想法。我记得在他的文集中有这样一段陈述：现今欧风美雨竞争剧烈之际，中国人却依旧抱着自大，自是，自骄，自惰之故习，酣睡不醒。正是这个原因中国才受到别国的欺负，今天中国人应该好好学习西方：“惟学可以洗之窳堕之气，惟学可以振之满汉之界种族之竞争，惟学可以化之弭之，至于学问齐一知识大同，我二十一省之人将互相抟结以抵御外侮。”

“公车上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干涉时政，梁启超将此称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

“公车上书”以后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因此改变，人们开始身体力行投身于变法维新的事业，如梁启超所言“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 。很多人回乡后创办新学堂或成立各种各样的学会，也有的创办报刊杂志等。总之当时举国思变，“公车上书”推动并发展了这一变法维新的思潮和行动。茅谦在南京创办“养正小学”和“达材中学”，在镇江创办新学堂试点，并撰写了《变通小学议》、《水利刍议》等多篇论著。当然这也是“公车上书”维新洪流之下的举动。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 广交朋友

小城市的人到了大城市首先要结交当地名流雅士，方可融入社会。在南京安置后，凭着自己的社交本领，茅谦很快结交了不少名士。其中与茅谦关系较密切的有谭嗣同、杨文会、刘聚卿、缪荃荪、樊增祥、马良以及后来的徐绍桢等人。谭嗣同比茅谦小十七岁，却与茅谦成了莫逆之交，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我查阅了谭嗣同的生平，发现谭嗣同谈吐不凡，精力过人而且对教育改革非常感兴趣。茅谦口若悬河，记忆力超人，在镇江时就有“高谈雄辩惊四座”的美誉，茅谦当时也正想办教育。两人由于兴趣爱好相同，思想观点一致，自然就有酒逢知己、相见恨晚的感觉。

第8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5)

谭嗣同，字複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父亲谭继旬曾先后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谭嗣同湖南生，北京长，12岁再次回到故乡。谭嗣同少年起就博览群书，思想活跃，性格也豪爽，对科举没有兴趣，但迫于压力六次赴南北诸省应试，均没考中，从此他更厌烦科举制。甲午战争后，谭嗣同觉得自己以前把精力放在词章诗文方面是浪费时间，于国于民均无利，从而决定维新变法，提倡新学。谭嗣同便与唐才常在家乡浏阳办了一个算学馆。但是他父亲认为谭嗣同没有一个官位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用钱捐了一个小官给儿子做，这个官就是南京候补知府。谭嗣同难违父命，就这样来到南京，并结识了茅谦。茅谦写过《变通小学议》一文，提倡从小学起就学习算学、地理等知识。谭嗣同读过这篇文章，其中的思想和文笔让谭嗣同十分钦佩。

谭嗣同在南京的时间不长，1898年，湖南的唐才常招谭嗣同回乡，希望谭嗣同帮助湖南改革，谭嗣同于是告别南京的朋友返回湖南。谭嗣同走之前将一套红檀木家具留在杨文会的“深柳堂”里 。谭嗣同的离开使茅谦深感遗憾也有点失落。谭嗣同到湖南后与一些人创办了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报》。但没几个月朝廷突然传来命令，要谭嗣同立刻前往京城，帮助光绪皇帝改革，谭嗣同奉命来到北京。茅谦等人听到这一消息都感到振奋，以为中国终于有了变革的希望。可是就在同年九月，慈禧等保守派发动政变，镇压维新运动。当时一些维新派人士得信后纷纷逃离，只有谭嗣同等人拒绝出走。9月24日谭嗣同被捕入狱。谭嗣同被捕后，没多久就传来被杀的消息。谭嗣同的遗骸被运回湖南浏阳，葬在浏阳城外石山下。

谭嗣同的死对茅谦打击之大难以描述，这段时间茅谦情绪十分低落，每次到杨文会的深柳堂里看见谭嗣同那套红檀木家具就触景伤情。为了排遣烦恼，茅谦每日借酒消愁。茅谦次子茅乃封在回忆父亲这段时间的精神状态时曾写过这样的话：“会政变，六君子殉焉，先君伤之，尤痛谭複生，盖先生与先君独善也……”

茅谦的儿子还回忆道：茅谦这一段时间对政治也失望到了极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研究古诗上，对杜甫和韩愈的诗歌及文章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召集了一些朋友天天论诗作文。他后来结交的一批朋友，如樊增祥等人都是吟诗会友时认识的。

谭嗣同，茅谦的好友。

◎ 茅谦搬家

茅家世世代代都住在镇江，茅家的祖坟也在镇江，但茅谦中举后萌生了搬家的念头。他觉得镇江地方太小，对他和子孙日后发展不利，想把家搬到南京。南京是乡试所在地，学习风气浓厚。尽管镇江是故乡，有多年的根基，父老乡亲，故知旧识，一时很难割舍，但茅谦认为，根基太深故知太多也有一定的坏处，做事会束手束脚，眼光短浅，空间狭窄，如果家搬到南京对将来自己和子孙的发展更为有利。茅谦的亲友并不希望搬家，镇江毕竟是居住了好几代的老家，再说搬家耗时费事又破财，因此都极力劝阻茅谦。茅谦决定搬家还同他的第二个孙子茅以升的出生有关，茅以升是茅谦长子茅乃登的第二个儿子，据茅家老人回忆说，茅以升出生时，前堂饱满而且发亮，脸上也是红光满面，五官生辉。接生婆看了对茅以升的父母及祖父祖母接连说，“这个孩子将来大有出息，会给你们家带来好运，我的话说在前头……” 一家人听了都特别高兴，对此深信不疑。茅谦因此给孩子取了“升”这个名字，表明日后高升的愿望。茅谦因此想给孙子辈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茅以升九个月大的时候茅家全家终于从镇江搬到了南京。全家搬迁可是一件大事，据镇江老人回忆，当时茅家全家租了一条很大的渡江船，把所有的家什都装在船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上了船。路过金山寺的时候，全家下船登山游览了金山寺。

第9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6)

茅谦虽然一家搬到南京，他并没有放弃镇江，他日后的很多工作都同镇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茅以升尽管不到一岁就离开镇江，也始终把镇江看作是老家，在他八十八岁高龄时，还再次到镇江寻访祖先的足迹。茅家的祖坟位于镇江西郊五洲山脉的湾沟，茅家很多代人都长眠于此，茅以升去世后也安葬在镇江。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二 茅谦办学、办报

光绪二十七年，清朝政府在全国范围设立了大、中、小学新学堂，这些学堂不同于以前的私塾只学四书五经，而是采用包括算学、商学等新学科的教材。光绪二十八年，朝廷再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东、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学成者回国给予任用。当时以留日学生最多，茅谦的二儿子茅乃封就去了日本，几年后茅谦的长孙茅以南也去了日本。到了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创办新学堂，1904年全国新学堂的总数已经达到4222所。

一向提倡教育改革的茅谦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一机会，利用自己在镇江的知名度，他也在镇江办了一个新学试点。办学最麻烦的是经费问题，我从资料中查到茅谦当时写的不少文章，其中有很多是关于如何解决学校经费问题的。江苏教育会成立后，茅谦任镇江丹徒分会的会长，作为会长他面临的难题很多，而经费问题则是最大的难题。废除科举，提倡新学，家长们开始将孩子送进新学堂，要求入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师资、教室等条件却跟不上，茅谦为此非常伤脑筋。当时马良任丹阳分会的会长，他们离得很近，马良与茅谦也很熟，茅谦于是写信向马良求援。

马良字相伯，镇江丹阳人，名门之后。宋朝著有《文献通考》的马瑞临是马良的二十世祖。马良从小受基督教影响，马家在明末利马窦进入中国后不久就信奉了天主教。马良兄弟几个都很出色，他哥哥马建勋曾入曾国荃幕，剿灭太平军有功。弟弟马建中曾经赴法国留学，归国后帮助李鸿章搞新政，还被派去朝鲜平息政变。马良十二岁就上了上海徐汇公学，这是天主教教会办的学校，马良在学校里学了拉丁文、法文等，但后来马良同教会关系恶化，退出神职，走上士宦之路。据说起因是当时马良捐出三千亩良田给教会，希望教会帮助马良的家乡办教育，可是教会收了田却没有办教育。也有人说马良是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特别是看到中国受外国欺侮，难免不动还俗之心。马良后来又做了很多事情，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就是马良创办的。马良曾经说：“我因游历欧美各国，决心办一所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并驾齐驱……”但后来因为震旦大学受教会控制，马良又办了复旦公学。

茅谦在给马良的信上说：镇江蒙学堂兴办已五年，因为小学校加了算学课，学生通过五年的学习已有数十人初通商业财会。另有九人考上了江宁测绘学堂，别小看江宁测绘学堂，这个学校当时是一个很不错的新学堂。它的招考标准很严格，不仅要中文好，其算学标准以东洋教会算学程度为标准，要求学生会做代数二次方程。蒙学堂出来的学生能考上这一学校很不简单。而且要知道，当时学生的学习环境并不宁静，学校校舍在一个套院里面，这个套院当地政府用来做“化莠之地”（今天叫劳改所）。后来经过政府允许，划出一部分给了茅谦办蒙学堂，可是前院还是化莠所所在地。其中一厢房是关押囚徒的地方，另一厢房是监管囚犯的人住的。学校位于后院，学生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前院，经过前院必定看得见囚徒，听得到那些囚徒和狱卒的秽恶粗俗之语，这自然会给学生带来不良影响。茅谦说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五年，况且现在要求进学校的人日益增加，校舍不能扩充，也就不能招收新学生。马良回信说，可以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江苏教育总会，江苏教育总会是中国第一个省级教育总会，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也有些财力，兴许他们会帮一把。马良又建议他俩代表镇江共同给教育总会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镇江距离南京较近，与南京的关系密切，但镇江却归苏州府管辖，使镇江办事不方便，以后是否能归江宁府管辖；第二，镇江小学办的不多，师资缺乏，应该加强师范学校的创办；第三，老的劝学所和现在的教育会等机构应该分工明确，或统一起来。茅谦还准备将积攒的三千两银子捐给镇江蒙学堂。

第10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7)

除照管镇江蒙学堂外，1905年南京政府还委托茅谦将原来两所旧的书院也改为新学堂，茅谦亲自筹划创办了“养正小学”和 “达材中学”。茅谦孜孜不倦的办学精神受到朝廷表扬，三年后茅谦被封为河南省知县，挂知府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享受地委书记待遇的县委书记）。

◎ 参加金陵测量学会

茅谦是通过谭嗣同介绍认识的杨文会。杨文会字仁山，安徽石埭县（今石台县）人，杨文会虽是著名的佛学家，但他对西方的科技知识也很有兴趣。他曾说过“斯是竞争，无非学问”。杨文会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早年除了钻研儒学外，还学了天文、地理、历数、音韵等，但杨文会始终反感科举制度，据说他一生从未下过考场。杨文会二十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病中偶然读了《大乘起信论》，顿生感悟，一连读了五遍，越读越有体会，从此遍求佛经，广学佛法。杨文会曾陪同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去过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游览，参观过欧洲的许多工厂，从此对西方的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潜心研究过望远镜和显微镜，自己制作了天地球和地图尺等工具。茅谦认识杨文会后，到杨文会家第一次看到他从国外带回来的洋玩意儿惊诧不已，这些洋玩意儿有：地球仪、天文望远镜、显微镜，还有子午仪、经纬仪、纪线仪、叠测仪、地平仪、罗盘、陆地记里轮、水银风雨表、量风器、量雨器、量潮器。这些仪器还附有上千张的图纸，让茅谦大开眼界。

到杨文会家参观玩赏这些仪器的人不少，有的是出于好奇心，有的是真感兴趣。于是谭嗣同想何不就此成立一个学会，名字就叫“金陵测量学会”。当时成立学会成风，有农学会、算学会、强学会、女子会、不缠足会、戒鸦片烟会等等。在谭嗣同的倡议下，金陵测量学会就成立在杨文会家中。参加学会的会员商定定期聚会，每个成员各钻研一种仪器并经常使用这种仪器，有机会时还可以去实地测量并绘制长江下段的粗图等等。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实在有限，能使用外国人发明的洋玩意儿已经算很有能耐了。茅谦也是金陵测量学会的会员，每有空闲就去杨文会家摆弄各种仪器。金陵测量学会的成员还有：郑孝胥、蒯礼卿、刘聚卿、缪荃荪、徐积余等人。当时杨文会虽然远离政坛，但由于他有广博的西学知识，维新派人士与他接触很多，如梁启超、郑观应、周馥、汪康年、桂伯华等人都与杨文会有来往。维新运动失败后，金陵测量学会也被迫解散了。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变通小学议》，茅谦撰文。

《南洋官报序》， 茅谦撰文。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三 茅谦的晚年及其子女们

茅谦自四十五岁中举到七十岁去世，在他最后的二十五年的生命里，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剧烈的震荡：清王朝被推翻，辛亥革命成功，紧接着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革命和骚乱，动荡和变革，此起彼伏，复返交错。但社会还是在进步着：大人物们在筹划阴谋，小人物们在改变世界。茅谦中举后先被江南商务总局派到镇江，与镇江的县知事创建镇江商务分局，两年后，茅谦又被派往高淳县做学官。稍后又办报纸、办学校，也去河南当过几年小官。辛亥革命后，茅谦到了广州，任广东图书馆馆长，后来北京成立了清史馆，他又被聘为协修。晚年时茅谦对故乡越来越眷念，于是又回到了镇江，想在镇江安度晚年，同时继续在镇江办教育。他自己觉得身体很好，再干几年不成问题。但有一天，茅谦突然觉得头痛就一头栽倒了，再也没能站起来，现在看来一定是脑溢血。

第11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8)

茅谦尽管中了举人，也当过小官，但由于时势动荡，茅谦不但不受贿还经常将自己的财物拿出来捐助他在镇江办的学校，因此茅家一直比较清贫。茅谦写过一句诗“可怜我亦磨穿铁，橐笔飘零渐白头”。既反映了茅谦的晚年奔波劳碌也看出当时茅家的清贫。茅谦共有过五个子女，但最后只剩下三个儿子，茅乃登、茅乃封和茅乃经。我们家这支是茅乃登的后代。茅乃登和茅乃封一生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就是曾经跟随徐绍桢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他们得以认识徐绍桢进入新军也同茅谦有不少关系。从此可以看出，茅谦是非常顾及子女的中国传统式的家长，只要有机会首先想到安排子女们。茅谦先后有过两个妻子，第一任妻子是杨履泰的女儿，她在茅以升年仅五岁时就病逝了，茅谦第二任妻子，现在只知道她姓汪，除此之外找不到任何关于她的记载。茅谦死后同第一任夫人合葬在镇江。

◎ 《南洋官报》

茅谦还办过报，我在他的文集里读到一篇他写的《南洋官报序》。序言很长，酌古御今，中西对比，纵横捭阖，见解独到。其中一部分专门讲西方人办报为西方社会进步带来的促进作用。据记载，当时在南京任布政使的樊增祥读到茅谦这篇序后非常赞赏，专门以诗奖之。《南洋官报》办得的确与其它官报不同，它内容丰富，文字鲜活。

光绪三十三年，学部创办了《学部官报》，清廷发行了最高官报《政治官报》，后来改名为《内阁官报》。这些官报的内容都以恭录谕旨第一，奏折第二，咨扎第三，章程第四。其宗旨是“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所有的小道消息和八卦新闻一概不许刊登，当然更不能骂政府了，因此这些官报办得毫无生气。茅谦对上述官报很了解，正因为此，他才要办出一份不同于朝廷官报的官报。在版面设计和内容选择上都要有新意。《南洋官报》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主要栏目必须刊登的圣训谕旨外，还涉及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南洋官报》开始时为双日刊，每份报二十多页，每期印两千份左右。但报纸是靠官费资助的，有钱就多办几份，无钱就少办几份。因此《南洋官报》有过日刊也有过双日刊或五日刊。茅谦本人是办教育的，因此他特别重视教育内容，报纸副刊上还登有中外学堂的讲义，以此解决国内办学缺少教科书的问题。茅谦还请在日本留过学的柳诒徴选择一些日本教科书翻译后登在报上。有一段时间经费充足，报纸办得也比较红火。在茅谦的主持下，该报不断增设栏目，尽量使内容贴近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的需要。

茅谦办报也影响了他的长子茅乃登，乃登文笔不错，受父亲之邀也常给《南洋官报》撰写文章。后来，汪康年等人办了《中外日报》， 《中外日报》的形式和今天的报纸非常相像，用新闻纸两面印刷，而不像南洋官报那样以书册形式装订。茅乃登被聘为《中外日报》驻南京记者，乃登也就成为茅家的第一名记者。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 茅谦送二子参加新军

回顾茅乃登曾经做过的事情，几乎全是父亲茅谦先给他踏出一条路，乃登循路而上的。茅谦过江考试赚取膏火费，茅乃登也跟着去考试赚钱。茅谦办报的同时帮茅乃登找了一份《中外日报》的差事。茅谦办学又给儿子在思益学堂找一份教书的活儿，后来得知缪荃孙创办江楚编译局需要人，马上把乃登介绍了过去。但过去很少有铁饭碗，事情经常做不长，不是部门取消就是报纸停办或者学校关门，所以茅乃登始终处于半失业状态。可是此时乃登一家人口众多，生活拮据，茅谦一直想为大儿子茅乃登谋个比较长久的差事。茅谦关系多，结交广，1911年他听说两江总督周馥说新军九镇统制徐绍桢是个不错的人，就找了机会同徐绍桢认识，没想到徐绍桢早就听说过茅谦。徐绍桢属下有一个叫陶朴青的镇江人，他常常在徐绍桢面前炫耀家乡一位叫茅子贞的人，说他如何学通五际，才贯四江，如何诚心诚志，肝胆相照。因此茅谦的名字对徐绍桢说来并不陌生，两人一见如故。六年后茅谦去世时，徐绍桢专门写了悼文叙述了他同茅谦相识的过程。

第12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9)

茅谦当然对新军感兴趣也不只是为了给儿子谋差事，茅谦对中国军事改革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他曾撰文提倡建立不同于清朝军队的新的军队。见到徐绍桢后，茅谦非常想了解新军特别是九镇的情况。清朝末年，清朝政府深知旗兵和绿营等旧式军队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需要建立一支新的军队。当时人们称清政府的旗兵是“无事则靡费饷糈，有事则临阵溃散”。被赋予改革军队重任的袁世凯制定了“募兵格式”，要求每个士兵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年限为二十至二十五岁；力大限平举一百斤以外；身限官裁四尺八寸以上；步限每小时行二十里以外；报明三代家口、住址、箕斗数目；曾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体质软弱及有目疾、喑疾者不收。新的招兵法制定后，虽然所招收的新兵不能完全符合以上的要求，但总体上说新兵的素质比旧兵高多了。此外，新军对军官的选择更为严格：各级军官要求学堂出身，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近代战争知识。当时因废除武科考试，通过科举产生各级军官的路子被彻底切断，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武备学堂。

在一次聚会上，徐绍桢对茅谦说他们第九镇非常缺乏军官人才，茅谦说：“正巧，我两个儿子都可为你效劳，长子乃登文笔一流，忠心耿耿，次子乃封留学日本学的就是新式军事，只是乃封尚未归国，明年归国后，就叫他入你的军队。”两人一拍即合，徐绍桢当场就同乃登约定了去军务处报到的日子。对乃登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第二天他就去九镇报到并把他的文章拿给徐绍桢看。徐绍桢看了他的文章和简历后觉得茅乃登是个人才，就让他担任九镇第一书记官。第二年，乃封回来后也为徐绍桢延揽去当了九镇当参谋部次长。

徐绍桢，字固卿，广东番禺县人，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佐大幕，经史、训诂、兵农、礼乐、辞章、厉算、刑名、考据，无所不通。因长期在军界，对各国军力、军制、新型战术，无不精研熟记。”徐绍桢还被派去日本学习考察军事，回来后一手创立的新军第九镇，该镇从训练教育，到官兵作风及作战水平都是全国之冠，屹然成为东南大镇。徐绍桢因在光复南京中有功，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区总督，以后又担任不少职务，如广东卫戍区司令，广东省长，内政部长等职。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后曾经想拉拢徐绍桢，任命他为参谋总长，但徐绍桢不肯就范，自请解除兵权，推说有病去了上海，袁世凯后来非常记恨徐绍桢曾派杀手行刺，徐绍桢不得不离开中国，流亡日本，到袁世凯死后才回国。

茅乃登。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新军的成立已经给清朝的垮台埋下了伏笔。新军的官兵大多接受维新思想，痛恨腐败的清朝政府。因此，当陆军第八镇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在南京的第九镇也跃跃欲试。消息被清廷得知后，当局对徐绍桢严加防范。据说，当时两江总督张人骏为了防范第九镇闹事，把旧部队张勋等人调了回来，而只发给九镇的士兵每人两颗子弹，同时张勋等人不断向第九镇挑战。起初徐绍桢委曲求全，等待机会，直到两名满族士兵企图行刺暗杀徐绍桢后，徐绍桢终于决定起义。新军初战失利，就是常说的“秣陵关之战”，后来经过严密筹划和分析，徐绍桢亲自安排部署，终于获胜，12月2日南京光复。

第13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0)

乃登作为九镇的秘书部副长将南京光复的过程记录下来，写了《辛亥光复南京记事》，这篇记事曾于1957年发表在《近代史资料》第一期。发表时，茅乃登已经故去，他的弟弟乃封尚在。这篇记事详细地描述了乃登亲身经历的南京光复的过程。他在序言里写道：“ 辛亥九月，江南陆军第九镇响应鄂军，起义于南京。挽武汉垂危之局，开南北统一之基，说者为共和政体之立，实权与乎是，非奢言也。秣陵关之役，一误于弹药之被抑，再误于内应之諐约， 三误于前驱之率进，功败垂成，为世所惜，然盩肝涉血，行无所顾，壮往果直之气，有足多者。江浙联军卷土再进，将异其志，卒异其系，谋士异其略，兵家之忌也。幸总司令得其人，浙军尤奋死力，首摧敌锋，歼渠帅，卒能以兼旬之力，下名城而立政府，天实相问民国矣。惟是天下事，得之易者失之易，建设之难且十百倍于破坏，隐的不调，■ 挚之斫，时殊境易，传闻异词，执道涂之说，以绳当局，将使功罪枉其衡，余夺瞢其实，作者恫之。爰述是编，都为两卷，上卷第九镇为主，明举义之所由，下卷江浙联军为之主，明成功之所以。览是编者，视其所由，察其所以，较论其成败得失，以存是非之真，是则作者之所志也。”

据长辈们回忆，辛亥革命成功后，由于乃登乃封兄弟立了功，当时茅家着实风光了一阵，家境也有所好转。茅乃登任南京卫戍总统府秘书长，他弟弟乃封为江苏少将衔宪兵司令。兄弟二人进进出出都是高头大马，好不威风。不过好景不长，一年后，宋教仁被刺引发第二次革命，茅家一家逃到上海避难。以后袁世凯称帝，乃登辞去职务，全家又去上海避难。乃封在袁世凯当皇帝的八十多天里继续当他的宪兵司令，当时家人劝过他，他却不听。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乃封宪兵司令当不成了，非但如此，他还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他袁世凯称帝时仍不放弃宪兵司令的职务，要清算他，这事把他吓了一跳。据说，最后还是父亲出面找了他原来的学生，在国民革命军中做官也是孙媳妇朱少云娘家亲戚的支先生求情才把事情摆平。不过乃封从此也消沉下去，终日借酒消愁，无所事事，晚年更是潦倒。哥嫂经常劝他，也不见效果。

乃登晚年殚精竭虑，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来整理父亲的文集。乃登同父亲茅谦的感情最深，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他一直难以释怀。他总觉得父亲晚年奔波劳碌都是为了子孙，可是自己并没有为父亲分担重任。茅谦写的《变通小学议》、《水利刍议》都是乃登整理出版的，但是茅谦不重视保存自己的文章，再加上茅家几次失火，不少文章丢失。乃登晚年也患高血压，数次中风，六十一岁时撒手而去。

外祖父同大哥以南，妹妹以纯及丈夫给父亲乃登扫墓。

◎ 乃登、乃封亲历南京光复

茅以升的父亲茅乃登。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茅以升的母亲韩石渠。

茅谦育有三子两女，两女儿早亡，其中一个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茅谦将她许配给了当时民国中将张斯麐。1920年9月，北洋军阀政府曾派非正式代表张斯麐到莫斯科访问，还受到列宁的接见。可茅谦这位女儿却无福消受，在出嫁之前患病而亡了。茅谦因此只剩下三个儿子，为长子茅乃登，次子茅乃封，最小的儿子茅乃经。茅谦的子女中，长子茅乃登同父亲关系最为密切，但其才华并不及父亲。茅乃登于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中了秀才，但没有中过举人。茅谦三个儿子从小跟随父亲念四书五经，从未去过学堂。乃登最崇拜父亲，在他眼里父亲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同父亲相比，乃登不善言谈，老实木讷。乃登的妻子韩石渠却是茅家的一个奇人，她的才干超过丈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女强人。可惜在当时的社会里可供女人施展才能的空间几乎为零，要生在今天她肯定能做出一番事业。韩石渠共生过十二个孩子，最后只有四个孩子存活下来。韩石渠对三个儿子的影响很大。当初茅谦正是看中了韩石渠的为人和能力，觉得她可以弥补长子乃登身上的不足才定下来这份亲的。

第14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1)

韩石渠出生于镇江一个书香家庭，自幼好学，很小就能做诗撰文。韩石渠的父亲曾是清末举人，当过几天官，同茅谦相熟，经常在一起饮酒做诗。一次，因为小人的诬告，韩先生被关入监狱，石渠当年才十四岁，为了救父亲，她写了一份申冤信，信写得入情入理，感动了当地的官吏，父亲很快被释放了。这一故事传出后，韩石渠成了当地名人，提亲的人多了起来，茅谦也是其中之一。由于茅谦在镇江也小有名气，可谓门当户对，婚事很快定了下来。茅乃登满十九岁，韩石渠二十一岁时两家办了喜事。

韩石渠教子有方，勤俭持家，深得长辈亲友的喜爱和赏识，丈夫乃登也对她非常好。茅家有关韩石渠的故事不少，除了她少年救父外，中年家中遭遇火灾的事情也是茅家经常会提起的，可见这是茅家一件大事。

火灾发生在1907年夏天，当时我外公茅以新才四岁左右，他的二哥茅以升十一二岁，四哥以周七八岁。发生火灾是在晚上，乃登不在家，韩石渠侍弄孩子睡觉后就边做针线边等丈夫归来。因为太过疲倦，她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想到就在她躺下的时候，胳膊肘打翻了油灯，火烧起来她都没有发觉，直到火势已经很大烧着了蚊帐她才惊醒。她一边大叫睡在旁边房间的以升，一边把和自己睡在一起的两个儿子以周和以新抱到屋外。她先把最小的以新抱出去，再回去抱以周。以升则去喊邻居帮忙。街坊四邻赶来扑灭了火，可是以周因伤势过重死亡，以新的一个脚趾被烧坏。石渠自己被严重烧伤。有半年的时间，石渠的眼睛完全不能睁开，上下眼皮粘在一起，头发被烧掉一大半，手脚都受伤。发生火灾后，石渠一度非常自责自卑，心情万分沉重，多次试图自杀。八个月后石渠的眼睛慢慢可以看见东西，但她的相貌被损毁得很厉害。于是家里人把所有的镜子都藏起来，怕她照镜子看到自己。但有一次她去邻居家串门，邻居家有一面穿衣镜，她从镜中瞥见自己可怕的面容，稀疏的头发和带着疤痕的脸，她被自己的样子着实吓了一跳，从此更想自杀。她觉得对不起丈夫，她想自己死了以后丈夫可以找一个年轻相貌好的女子，这种想法萦绕于脑际很长时间。一天石渠终于下定决心，她趁家人不注意，自己偷偷上街买回鸦片膏，把鸦片膏藏在抽屉里。到了晚上，石渠像往常那样服侍丈夫睡觉，并让孩子们上床。但细心的丈夫发现石渠说话与做事有点怪异，每样动作都有些刻意，每句话重复好几遍，与往常的石渠的性格不太相同。乃登于是起了疑心，就盘问妻子，但妻子死活不肯说什么，乃登就把所有的房间翻遍了，最后找到了鸦片膏。乃登十分自责，他哭着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妻子，让她有了轻生的念头。石渠被丈夫的真诚所感动，从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记得我外婆曾说，如果韩石渠当时不把最小的儿子即我的外公先抱出去，那么我们这些人就都不存在了。我听了以后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想想，一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偶然因素真是太多了。

有关韩石渠的另一个故事就是韩石渠写的一副对联。石渠每天都读报，有一天她看到报上有一则征求对联的小启事。报上给出上联：“小大子（镇江话，小保姆的意思），上下街，（镇江有一条街叫做“下街” ）自南往北买东西”，要征下联。一向喜欢对对联的石渠就回了这则启事，她写的是：“老少将，左右派，愁冬虑夏度春秋。”对仗工整，寓意深刻，无不称绝，也正写出了小叔子乃封左右摇摆以及后来沮丧的心境。

第15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2)

照片上的韩石渠特别胖，两眼很小，据说她年轻时候是丹凤眼很漂亮，但照片上看不太出来。韩石渠教育子女很有一套，几个孩子都在她的管教下非常有出息。她对孙女茅于美，孙子茅于轼的影响也很大。韩石渠对子女关心却不溺爱，看问题一针见血，关键时刻坚持原则，决不让步。韩石渠也善于教育子女，经常会想一些特别的方法：或者用物质刺激，或者言传身教，或者用情用理。她的一些至理名言也常被后人提起。她的孙女于美回忆说：“当时家庭生活不太富裕，祖母韩石渠常对我们说：别人家吃的东西丰富，穿戴得齐整华丽，但他们因为来得容易，反而认为受之当然，囫囵吞枣，不知其味。而我，每得一点美食，每穿一件新衣，都要仔细品尝，慢慢观赏，得到的快乐要胜过他们多多的呢。”

韩石渠诗词写很不错，但留下来的作品不多。1944年，抗战尚未结束，石渠住在重庆黄桷桠二儿子以升家里，她送给去西南联大上学的孙女茅于美一首小词，鼓励孙女上进，也道出了人世的悲凉，战争的残酷：

一生辛苦，业就家成，蓦然霹雳尽灰尘。恨也徒然，怨也徒然，幸而落了个子孝孙贤。

生长名门，天生美质。专心向学已成名。望尔圆通，望尔珍重，将来希望你耀祖荣宗。

◎ 韩石渠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外祖父茅以新结婚照片：外祖母陈景湘的左边是韩石渠，紧挨着韩石渠的是外祖父的大嫂朱少云。外祖父右边是茅乃登，紧挨着茅乃登的是他的两个弟弟：茅乃封和茅乃经，最右边是外祖父的大哥茅以南。

茅家2007年大聚会。

◎ 茅家世交柳翼谋（柳诒徵）

茅谦善言谈喜交友的性格使得他一生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如前文所述，谭嗣同与茅谦曾经是莫逆之交。此外茅谦还有不少关系很密切或相识相知的朋友，其中不少人博学精深，成就卓越，如柳翼谋、陈庆年、刘聚卿、蒯礼卿、樊增祥、徐绍桢、马良等等。

柳翼谋不但是茅谦茅乃登的好友，还是茅谦的孙子茅以升的老师，茅家的世交。柳翼谋学名柳诒徴，是柳兴恩远房亲戚，而柳兴恩又同茅家沾亲带故。

柳翼谋幼年丧父，家境非常清苦，靠亲戚救济。柳翼谋的母亲是书香门第出身，深知读书的重要，对独子柳翼谋督课甚严。据说，柳翼谋的母亲每天清晨就把儿子叫起来诵读，不读完不能吃饭。柳翼谋也是块读书的料，既聪明又用功。十岁读完《诗》《书》《易》三经，十二岁开始读《左传》 《礼记》，十七岁考中秀才。柳翼谋十八岁就开始以授课的方式自立门户。同时，也像茅谦那样经常去书院考试，领膏火费。从柳翼谋悼念茅谦的文章中得知，柳翼谋是十五岁时在他舅舅鲍心诠家第一次见到茅谦的。柳翼谋两个舅舅鲍心诠和鲍恩宣也是镇江的名流，和茅谦过从甚密。柳翼谋在文章里回忆道：有一天他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家来了一位客人，此人体魄魁梧，器宇轩昂。谈杂文，说历史，论朝野之事，口若悬河，声震屋宇。他在一旁听得出神，悄悄向舅舅打听来人的身份，舅舅说这是镇江名人子贞先生。茅谦也注意到了这位专心听他讲话的少年，以后茅谦同柳翼谋来往频繁。茅谦特别喜欢柳翼谋，认为他不但学问出色，人品也极好。茅谦搬到南京后经常回来看柳翼谋，视同己出，柳翼谋每次去南京也一定要拜访茅谦。柳翼谋本来一直住在镇江，茅谦认为柳翼谋应该到南京来发展。但南京是大城市，消费水平自然较高，如果没有差事，贸然到南京来也不容易。正好这个时候，茅谦的老朋友，原来金陵会的盟友缪荃孙和刘聚卿等人在张之洞的授意下要搞一个编译局，编译局的主要事情是编写和翻译教科书。因为提倡新学后，缺少新学教科书。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和两江总督的刘昆一决定办一个江楚编译局，此事委托给缪荃孙来办。办编译局当然需要人才，缪荃孙便到处寻觅合适的人选。茅谦得知这一消息后很高兴，他先想到长子茅乃登，把乃登介绍了过去。乃登见过缪荃孙，缪很欣赏他，乃登便去了钟山书院，帮助缪荃孙筹备江楚编译局。茅谦此时又想到柳翼谋，也同缪荃孙提到他，但缪荃孙没见到人，不肯轻易允诺，这事就拖了下来。一天，缪荃孙提到要去镇江、常州等地一游，要茅谦和陈庆年陪着一同去。陈庆年也是镇江人，并经常同茅谦去南京书院考试，互相十分熟悉。陈庆年也认识柳翼谋，十分欣赏他的才华，陈、茅俩人都有意推荐柳翼谋去编译局。茅谦想，缪荃孙要游镇江，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可以引荐柳翼谋与缪荃孙认识。但不巧的是，柳翼谋当时不在家乡，缪荃孙没见到柳翼谋。茅谦急中生智，想起柳翼谋写的一篇文章放在他那里，便将文章取来拿给缪荃孙看，缪荃孙读罢，果然称颂其文，特别对柳翼谋的书法印象深刻。柳翼谋写得一手好书法，还喜欢篆字体，曾经用篆字体答考卷。缪荃孙立刻表示同意柳到编译局工作。茅谦很高兴，陪缪荃孙游览完毕后立即给柳翼谋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封推荐信，要柳翼谋立即去钟山书院报到。茅谦还担心柳翼谋对南京不熟悉，怕他初来乍到恐有什么?失，在信中详细的叙述了怎样叫车，怎样见人，甚至连穿什么样的衣服为好都细细道来，从此可以看出茅谦对柳翼谋真是爱护有加。茅谦给柳翼谋的信，柳家后代一直保存着。后来柳家把信寄给了茅以升，茅以升的文集中便附录了这封信。我读了这封信，深受感动，茅谦对朋友真是诚心实意。柳翼谋被聘用后一家就迁往南京了，柳翼谋也因此认识了缪荃孙，很受缪荃孙的赏识，曾跟随缪荃孙去日本考察。

第16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3)

柳翼谋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南京办了新学校“思益小学”，茅谦率先将孙子茅以南和茅以升送进了思益小学。当时尽管清朝政府鼓励人们办新学校，但是新学并没有被多数民众接受。很多民众还处在犹豫和观望的状态，他们认为，新学固然好，但是在科举尚未废除的情况下，要想通过考试还得靠老一套教学方法。还有的家长认为私塾老师严厉，孩子会变得听话，懂得礼仪，而新学不一样，老师不能打学生，学生却可以提问题。上课时间也有规定，不像私塾可以拖得很长，孩子有人管，家长比较放心。此外，家长对学校的课程表也表示质疑，算术多了，练习毛笔字的时间却短了，家长认为，毛笔字如同一个人的脸面，字写得难看将来怎么见人？更别提去参加考试了。出于这些顾虑，很多家长不愿将孩子送进新学堂。思益小学起初也为生源发愁，柳翼谋因此请茅谦将他那篇《变通小学议》发表在报纸上。《变通小学议》曾于戊戌变法这一年印成小册子，在江南流传很广，影响颇大。柳翼谋认为在报上再次刊登会起到宣传作用。

思益小学的经费是大家凑的，教室一大部分是陈三立捐出的私人住宅。陈三立是陈宝箴的儿子，也与谭嗣同是好友。陈三立自幼聪慧，对八股文和科举制度深恶痛绝，可在家人的逼迫下他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到了考场上他不用八股文做文章而是用他平素擅长的漂亮的散文体回答考卷。他的考卷初选时被考官毫不留情地抛弃，但后来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觉得是一篇好文章，便被从落第卷中抽出来，陈三立就这样中了举人。光绪十二年陈三立又中了进士，但这一切却不能使陈三立满意，他继续抨击旧学制。后来父亲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这倒中了陈三立下怀，他帮着父亲一起推行新政，尤其提倡办新学。当光绪皇帝想搞改革时，父子两人一致推荐谭嗣同去了北京。可没多久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也连累了陈宝箴父子，两人均被革职。陈宝箴不久死亡，陈三立本来厌烦官场，便在南京青溪桥畔建屋十楹，号称“散原精舍”，每日与友人以诗文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但陈三立听说柳翼谋等人要办新学，他还是十分支持的，毫不犹豫拿出自家的房屋捐给思益小学做教室。

柳翼谋后来的成就也不小，著述极丰，其力作有《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历史要义》等，而“把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其所著《中国文化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册，约一百余万字。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把柳翼谋同梁启超作比较：“近以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联镖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两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贯通之法治国学。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皆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皆归宿于儒学，而以论道经邦，内圣外王为立身之最后目的；皆缘行道爱国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皆富于热诚刚果之勇气；皆能以浅显犀利之笔，为家喻众晓之文；皆视诗词为余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两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处。”

笔者在钩沉家史的同时，深为当时那代文人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由小到大，一点点积累，使中国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第17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4)

茅谦另一个好友是缪荃孙，缪荃孙可以说是中国目录学鼻祖，图书馆学之父。 缪荃孙，字筱珊，江阴人，长茅谦两岁，曾在四川乡试中举，但因他不是四川人，没有给他举人头衔。后来张之洞任四川省学政的时候，发现缪荃孙学问很好，便责成他撰写《书目问答》四卷，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缪荃孙后来中了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钟山书院讲师等职，茅谦和好友陈庆年就是在钟山书院同缪荃孙认识的。缪荃孙同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齐名，他们被称为“四大才子”。缪荃孙还创办过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学识渊博，著述繁富。在他的主持下还编写了各省通志。

茅谦同陈庆年也非常友好，两人均是丹徒人，自幼相识。陈庆年，字善余，很小就显示出才华，曾经应聘于武昌书院，担任过江楚译书局主办、江南通志局主办、长沙图书馆监督、湖北译书局总办等职。据说陈庆年很懂兵法，受张之洞赏识应聘武昌书院，主讲《兵法史略》、《吴越战史》等课。陈庆年对兵法的熟悉也影响了茅谦，后来茅谦也发表过多篇有关军事的文章。陈庆年与众不同的是不但熟知中国国情，对外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也非常熟悉，这在那个时代旧文人当中是很少见的。但陈庆年很早就宣布隐退，两江总督端方重金聘他为幕僚，他也谢绝，只答应经常给端方提供建议。据记载，中国同日本在东沙诸岛的争议发生时，陈庆年曾参与谈判，出示了东沙群岛自宋代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重要证据。

国学大师，茅以升、茅以南小学老师，茅家世交柳诒徵。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从年代和经历上看，茅谦和茅乃登虽然是父子，但差不多是一代人，乃登从小就跟随父亲去领膏火费，考试成了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父子都看到辛亥革命的成功，乃登更是直接地参与了南京光复。茅谦去世后不到十年，长子茅乃登就因中风去世，享年六十岁。在他最后的十年里，主要精力都放在整理茅谦遗稿的工作上。因两次火灾，部分诗稿丢失，乃登对此非常自责。经他的整理，最后有 《肺山文存》、《肺山诗存》、《水利刍议》等书得以发表。

而茅以升却跨越了两个世纪，他生于1896年，卒于1989年，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百年。在父辈们的影响下，乃登的两个儿子茅以升和茅以新兄弟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寻求科技救国之路。他们二人实现了祖父茅谦的梦想——工业救国。二人均得到官费奖学金去美国留学。回国后，他们一方面在各自的领域内努力应用这些科学技术，同时致力于培养一代新人。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带动下，中国科技水平取得长足进步，也为中国日后科技发展奠定了不可小视的基础。尽管中国整体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同国外相比尚有很大差距，但部分中国人掌握的西方先进科技已经达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他们培养的一代又一代人更是站在世界先进行列，如茅以升的学生林同炎等人就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他们也看到中国走过的弯路：从专制走向民主再走向专制的各种尝试，战争和逃难的困苦，以及历次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

我常常感叹外祖父那辈人有着永远不知疲倦、不计报酬的敬业精神。后来我逐渐明白那是早期理想主义支撑的结果。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中国慢慢强大起来，个人利益和人生长短在这个强大的精神下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

第18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

茅谦办的《南洋官报》。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青年时代的茅以升。

◎ 自幼聪明好学

一 茅以升——与钱塘江大桥分不开的名字

1. 以升的幼年

以升是茅乃登的第二个儿子，也是茅谦的第二个孙子。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在镇江。以升自幼就显露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从性格上看，以升继承母亲韩石渠的地方较多，而他的哥哥以南和弟弟以新则更像父亲。以升生来就很聪明，记忆力超强，口才也很好，喜欢交际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一点很像其祖父茅谦。以升七岁进入柳翼谋办的新学校——思益小学。但此前他在三岁的时候就随母亲识字并和祖父学写毛笔字，四岁的时候同哥哥以南一起进入南京牛市贾治邦私塾学了两年《论语》。思益小学校址在南京中正街庐江会馆。当时思益小学的校长是陶逊，柳翼谋教国文和历史。另一位国文教师叫梁公约，诗画都非常好。以升曾在文章中回忆说：当时文化界人士所用的折扇，以能得到柳翼谋的字、梁公约的画而自豪，称之为“双璧无瑕”。可见思益小学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才子聚集的地方。以升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听柳翼谋教课的情景：“柳翼谋讲课时声如洪钟，目光四射，讲课深入浅出，层次分明，主题明确，用语生动，使人听得入神，而且系统性极强，容易记忆。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调仍然回响在我的耳际……”

以升有超人的记忆力，谁都知道他可以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多位。他打小就已经显示出了这方面的优势，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以升上新学校后，祖父担心他忘记古文，疏懒毛笔字，一有时间就来长子家督促孙子学习。茅谦的教授方法是，自己选一篇古文，一边抄录一边讲解，然后要以升第二天把这篇文章熟背下来。以升回忆说：“有一天，爷爷抄录的是《滕王阁序》：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

抄写完毕，爷爷放下笔，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你好好读一遍，然后把它背下来。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开始背起来了，背得一字不差。爷爷非常吃惊地看着我，问我什么时候读的这篇文章，我说刚才你写的时候我已经记住了。”

以升如此好的记忆力真让茅谦吃惊不小，爷爷一边夸赞孙子聪明一边给他讲解文章的意思。以升始终忘不了爷爷对他的教诲和关爱，到晚年他都能将这篇《滕王阁序》倒背如流。儿时打下的坚实的古文底子使以升日后受益匪浅。他虽然选学工科，但始终喜欢阅览各种人文、历史类书籍，喜欢文学、电影和戏剧。留学期间还写过话剧，晚年更是写了很多文章。以升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的教育，他受的教育很全面，古今中外，文学格致，样样都懂。美国留学期间又有实习机会，因此，他日后的成功除了他的聪明、机遇以及本人的性格以外，也同他所受到的全面教育不无关系。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好奇产生兴趣

以升从小就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好奇，而且喜欢动手，非常调皮。他曾经描述自己小时候说：“我小时候爱玩，我的手脚灵活，喜欢爬高上梯，捉鸟巢里的小鸟，捕树上的蝉。家里如果要爬高挂东西或者搬动家具，都叫我来做。因为我排行老二，长辈给我起了个名字叫‘二猴’。”以升小时候好奇心特别强，看见留声机在唱，钟表滴答滴答响，他就要把它们拆掉看看究竟。有时候以升把一个东西拆掉后装不回来了，他就想办法用铅笔在纸上画图，把那些零件画下来，注意零件联接的地方和它们的构造，渐渐把这样东西弄明白了就能把它重新装回去。由于经常拆东西装东西，逐渐学会修理一些小东西了，家人有什么东西坏了就会让他来修好。

第19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

有一年元宵节的时候，爷爷买回来一个走马灯，灯里面有一个能转动的小轮子，轮子四周粘了许多彩色的纸人纸马，轮子底下有蜡烛，蜡烛点着，轮子就会转动起来，纸人纸马的影子射到墙上，就能看到转动的人和马了，这是一种原始的影戏。以升对这个走马灯非常感兴趣，想知道为什么纸人纸马会动起来。大人对他说，小轮子里从中心到四周有许多叶片，蜡烛的热气熏到叶片上，小轮子就会动起来。于是以升仔细观察蜡烛和叶片以及四周的小轮子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叶片受热气一吹就带动纸人纸马转动起来了，以升于是就不断地将蜡烛点燃再吹灭，吹灭再点燃，然后又试着把更多的蜡烛放在走马灯里，结果发现，蜡烛多了小人小马就走得快了。以升说，他对走马灯的好奇一直持续了很久。

◎ 文德桥倒塌

以升第一次对桥梁发生兴趣是在他八岁那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时候。南京人端午节的习俗是吃粽子、耍龙舟，各家还把五彩纸做的葫芦挂在门口，街上人每每路过可以将各家的葫芦作个比较。茅家早就把葫芦做好挂上了，但以升和兄弟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南京秦淮河的龙舟比赛。夜晚，人们点着火把，秦淮河四周被一片灯火照得通明透亮，划龙舟的选手们在五颜六色、挂满彩旗的龙舟上拼命往前划，小船飞速地向前驶去，那情景令人兴奋不已。以升早早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已同思益小学几个同学约好一同去看龙舟比赛。可是就在端午节到来的那一天，以升因为贪吃，将妈妈做好的粽子多吃了好几个，导致他突然肚子疼了起来，额头冒汗，浑身发抖。母亲请了医生来看，医生说，不太要紧，只是吃多了又受风寒，在家休息几天就好。医生走了以后，母亲对他说，“你今晚不能去看龙舟赛了。”以升听了万分失望，可是他又不能不听母亲的话。以升晚上喝了一点粥就躺下了，可是没过一会儿，他的几个同学突然在门外叫他，母亲把他们请了进来，以为他们又要叫以升去看龙舟赛，刚想向这些小同学解释，没想到，同学个个脸色严肃，他们告诉以升母亲，秦淮河出事了，因为来看龙舟的人太多，为了看得更清楚，大家都站在文德桥上，文德桥经不住这么多人的重量，塌掉了，很多人掉进水里，还有人被淹死了，龙舟赛因此取消了。以升在房里听得真切，他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穿上衣服跑到院门口。同学曹天潢对他说，“幸亏你今天没去看龙舟，文德桥塌了。” “桥怎么会塌？”以升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人太多，桥不结实呗！”同学告诉他说：“人一挤把桥的栏杆都挤断了，桥面的几块横板也都垮了，很多人因此掉进水里。”同学的话使以升受到无比的震动：“有没有我们的同学掉下去？”“当然有，刘建虎、王明阳就掉下去了，不过他们被人救了上来，别的班的人有的就淹死了。”听了同学的话以升默默地思考：人太多就会把一座桥挤塌，为什么人们不建一座挤不塌的桥呢？什么样的桥可以经得住很多很多人，怎么挤也挤不塌？要能造这样一座桥就好了。

茅以升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时说：“造桥是好事，可是好事也会变坏事，如果桥建得不结实，塌掉了，人都掉进水里就变成坏事了。如果造一座房子不结实的话也会塌下来压死人。桥怎样才能造得结实，我就是从文德桥倒塌一事中产生了好奇心。”文德桥事故发生后在南京引起广泛的议论。当时以升的父亲茅乃登也在思益小学兼课，本校学生出事他也受到震动，同时庆幸自己的孩子没有受伤。第二天，茅乃登要去事故现场，以升听说一定要随父亲一起去。到了现场，看到已经有很多人站在河岸旁观看倒塌的桥，以升钻到人群最前面想看个究竟。文德桥是座石拱桥，据说是明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建造的，因为建在学府门前的秦淮河上，因此取名“文德桥”。南京数百年来屡遭战火，文德桥被破坏得非常厉害，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南京是主要战场，文德桥战后虽然被修复，但工程质量太差，从而酿成今天的惨状。从那以后以升对桥产生了特别的兴趣，每次看到桥都要仔细观察桥的各个部位，从桥面到桥墩。他喜欢看各式各样的桥，还特别注意人和车从桥上路过时桥会有什么反应。

第20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恩师罗忠忱

以升发愤读书后便开始认真研究学习方法，他最后总结出的两种学习方法对他以后的学习一直有用：一是复习，二是在各学科中找到其中的关联性。温故而知新，第一种方法古而有之，第二个方法却是以升自己在学习中总结出的经验。他说，找到各门功课之间的关联性和逻辑性不但便于理解也便于记忆。以升读大学的年代，理工科教科书非常缺乏，或者说几乎没有，学生学的东西常常是老师自己编的教材。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狂记，课后再找一些参考书阅读。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受教科书的限制。现在学生学习条件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也有一定的缺陷，老师往往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反而压制了独立思维的能力。

在唐山学校学习期间，以升最忘不了的是他的老师罗忠忱。

罗忠忱，字建侯，1880年生于福建闽侯，十几岁时跟随堂兄到了天津。先进入天津水师学堂，后来因为攀桅测验不合格而离校，又进入天津中西书院，成绩优异。天津中西书院是美国人丁家立开办的，课程中有不少西方学科。1895年中西学院解散，罗忠忱入北洋大学机械系，学习了五年。丁家立后来又在河北创办了广平府中学，请罗忠忱任教。一年后，丁家立又办保定高等学堂，再聘罗去任教。1905年丁家立总管北洋官费留美事宜，就把罗忠忱送去美国留学。罗忠忱到美国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回国后便在唐山路矿学堂任教。由于罗忠忱深受西方教育影响，他的教学方法也很西化，经常出题考试就是方法之一。可以说罗忠忱是中国当时最早的工程教育学家之一。以升记得，罗忠忱的一套教学方法的确与前人不同。当时罗忠忱担任材料力学、应用力学以及基础理论课的教学，他讲课时逻辑性很强又善于启发，言简意赅，培养学生集中注意力，抓住要害，学会专心致志。他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经常出其不意地考学生，而且限制时间，超过时间不交卷的就给零分，并要求计算结果要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否则就判零分。罗忠忱对学生说，别小看这些小数点，将来在工程设计中，一个小数点的错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事故。唐山路矿学堂的老师全部用英文讲课，因为教科书和教材来不及翻译成中文，多是英文原文的教科书，所以老师也就只能用英文授课。罗忠忱由于很早就从师于美国教授而且又在美国留学多年，他的英文优美流利，给以升留下深刻印象。罗教授发音清晰准确，语调抑扬顿挫，讲课引人入胜，学生受益匪浅。严师出高徒，罗忠忱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除茅以升外，罗忠忱的学生还有黄万里、林同骅等人。黄万里曾经评价罗忠忱说：“……曾在学19年，承恩中外师长不啻百人，然于教诲恳切，授法精湛，任职认真，盖未有出吾师之右也。”以升毕业后一直忘不了罗忠忱，只要有时间就会去看望他。

以升在唐山路矿学校学习时成绩一直不错，每次考试结果下来总排在榜首。这段时间他也结交了不少好友，有的成为终生挚友，如箫增熙（后改名增彬）、陆以燕、王镂水、利俨、过养、李乐知等人。以升除了学校的功课外，还喜欢读各种杂书，枕边永远放着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还有《红楼梦》、《老残游记》、《镜花缘》等书。有一次，以升看到一本讲圆周率的书，书中把圆周率小数点后的一百位都写下来了，以升就试着把一百位数字都记下来，他觉得挺好玩，可以锻炼记忆力。正好赶上学校组织新年晚会，每个学生都上台演一个小节目，有拉胡琴的，有唱京戏的，有说笑话的，有吹笛子的。轮到以升上台，他说，吹拉弹唱他都不行，但可以给大家背一下圆周率，大家听了轰然大笑。圆周率谁不会背，但以升说他可以背出小数点后面一百位，这下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台上台下顿时鸦雀无声。有的人找出书来，准备核对。以升果然一字不差地把小数点后面一百位说了出来，师生们一下惊呆了，以升能背到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位的佳话从此传了出去。大家来问他怎么记住的，他说这很容易，多记几遍就行。他还说，要把无生命的数字当做有生命的东西来看，每一个数字都是有个性的，你背它们的时候，它们也会很知趣地跳出来找你玩。3.14159265……同学们听了都学他的样背起圆周率来了。以升对数字一直抱着这种态度，不把它们当作无聊枯燥的负担，而是当作知己，这样学习起来才有趣有味。以升直到老年都能准确无误地背出圆周率百位数。

第21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

1916年，以升唐校毕业，这四年中以升总平均分为92分，在唐校为空前绝后。同年春天，教育部评选全国高等学校成绩，唐山路矿学校被评为第一，教育部为唐校颁发了奖状。同年夏天，北京的清华学校第一次招考各大学校的优秀毕业生，资送美国念研究生，名额只有十人。另招十名中学毕业女生，也资助去美国上大学。听到此消息，大家纷纷去报名。因为报名者甚众，清华决定由各学校保送报考，唐校自然保送了以升去清华考试。以升于是告别家人去北京考试。考试完毕，以升回到南京，家人都问他考得如何，以升摇摇头说，恐怕希望不大，大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考题太简单，人人都能考取，家人听了也不再说什么，只等着结果下来。过了两个星期，以升接到唐校的信，不知是喜是忧，他拆信的时候手颤抖得几乎拆不开，母亲在旁边也替他紧张。信拆开一看，原来是好消息，以升被录取了，全家欢笑雀跃。

◎ 母命难违

2. 求学之路

茅以升在思益小学读了三年就毕业了，10岁进入江南中等商业学校。可能由于是新学堂的学制和教材都没有全国统一的规定，各个学校各行其是。江南中等商业学校是住宿制，在住宿学校里很容易看出学生的家境，同学之间也常常会对谁富谁穷作出比较。当时茅家家境较差，每次交伙食费都有些困难，要拖延几日。这种状况便遭到同学和老师的讥笑，以升心里因此产生了叛逆情绪。他入中学不久，正赶上光绪和慈喜相继驾崩，学校按照上面要求令大家去祭堂举哀，以升本来就对学校不满，不愿去举哀，并与同学裴荣一起大闹祭堂还当众把辫子剪掉。老师又气又吓，给他记了一大过。不过学校并没有把他开除，以升得以上满五年中学。

中学虽然学到不少东西，但他仍不太满足，听说北京的清华学校招考留美的预备生，他非常想去北京试试。茅乃登家里凡事都是妻子韩石渠作主，以升便向母亲申请赴京路费。母亲欣然允诺，拿出积攒的钱给儿子做路费，以升因此如愿来到北京。但那个时代信息不通，到了北京以升才发现，清华的考试早就考过了并已出榜。这时有人告诉他可以去考唐山路矿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前身是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1896年创办，1906年应开平矿物局请求，招了40名学矿务的学生，校名改为唐山路矿学堂，1911年又改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以升便改考唐山路矿学堂，一下就考上了，考上之后才知道这个学校只有土木工程专业。以升只好就学了土木工程。以升后来回忆说，其实当时如果像现在这样可以报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什么的，他很可能会选理科或文科，可是当时没有选择，于是土木工程由此成了以升终生的专业。

以升1911年秋天进入唐山学校学习，年底就传来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第二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升非常兴奋，因为自己的父亲也参加过辛亥革命。同班同学中杨杏佛等人已经出发去南京，准备为南京新政府效力，同学也劝以升一起去。那时以升同杨杏佛的关系很好，看到同学走了，以升也坐不住了，他给母亲写了封信，说他要回南京，投效孙中山政府。母亲很快回信说： “要先有学问再革命 。”以升接到信很不以为然，他觉得，只要自己坚持，母亲会妥协，因此又连写几封信给母亲，一再表示要停止学业回南京。母亲这时拿出杀手锏，她在最后一封信上写道：“如离开学校，则不以你为子。”这封信给了以升非常大的震动，从此再也不敢提停止学业的事情。由此可见，韩石渠是个非常有头脑而且教子有方的人。以升收到母亲的信后心中才明白母亲对他寄予多么大的期望，从此他发愤用功，并且告诫自己，不学成决不见父母。

第22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

人的一生常常面临很多选择，但有时某些选择并不一定是自己最终需要的，而是受环境和朋友的影响。在重要的人生十字路口上，是母亲逼他作出了选择。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留学美国时期的茅以升。

◎ 参加工程师学会

以升到了康乃尔后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见到了以前的老同学杨杏佛。杨杏佛当初先去了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后来因南京政府需要培养本国的机械人才，派了一批年轻人来美国学习，其中就有杨杏佛。杨杏佛在康乃尔大学与几个中国留学生组成了中国科学社，希望以升为他们供稿。参加科学社的有赵元任、竺可桢、胡明複、秉志、周仁等，每月出版《科学》杂志。1917年四月，科学社月刊发表了以升的《中国圆周率略史》，文章对中国古代圆周率的发明做了详细考证，证明了中国祖先很早就知道圆周率。文章指出，“远在公元前一百年《周髀算经》中就记载了‘周三经一’，当时东汉张衡发现勾股定理比印度学者早五百年。南齐时代，祖冲之发现了约率和密率，比欧洲的切斯早一千年。另外祖冲之是世界上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的第一个人。”以升与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一样，落后愚昧的中国形象在他们心中留下沉重的影子，他们同时又希望从中国文化中找到璀璨闪光的东西。特别是到国外后，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情始终伴随着中国学子，既有浓烈的爱国情绪又有对西方的崇拜。

以升撰写这篇文章对自己也是一个鼓励。他深深地感到，从中国古老历史的辉煌中可以看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新的可能，中国现在落后是被一些落后的传统思想及文化观念约束和压制了。中国人常常认为工程技术只是一些奇技淫巧，形器之末，不足挂齿。尽管晚清以来，中国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学习西方重视科技，如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包括自己的祖父茅谦都撰写过大量文章宣扬西学，但中国科技落后的局面不可能即刻改观，需要人们脚踏实地做事情。这时，同学罗英告诉他，在哥伦比亚留学的凌鸿勋创办了工程师学会，问他们是否加入，以升欣然答应了。以升认为，工程师学会比科学社更有意义，与他未来的志向也更为合拍。科学社着重科学理论而工程师学会更重视实践，工程师学会将与企业有更多的联系。凌鸿勋年龄比以升大两岁，1894年生于广东省广州市，原籍江苏常熟市。中学毕业后，凌鸿勋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州考取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预科，第二年升入本科。1915年他毕业于土木科，这时学校已改名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凌鸿勋很快被交通部派往美国桥梁公司实习，此后又赴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就在哥伦比亚学习期间，凌鸿勋组织成立了中国工程师学会。其实中国第一个工程师学会是由詹天佑在中国组创的，学会名字叫做“中华工程师学会”。凌鸿勋的工程师学会在数年后与詹天佑的工程师学会正式合并。工程师学会的成立以及它后来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对中国最初的工程建设起了不小的作用。

自从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以来，中国人留美热情从未减弱过。美国学校不仅师资水平高，条件设备好，而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使今天，美国学校教学灵活，思想开放，注重实践的教学方式仍同中国有着很大区别。

第23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6)

1916年9月21日，在海上航行了21天后，以升与唐校的同学黄寿恒，上海来的裘维裕、李铿、王志等人终于在美国旧金山登陆。上岸后，他们各自前往各自的学校。以升联系的是罗忠忱曾经读过的康乃尔大学。他先乘火车去芝加哥，在芝加哥停留一天又乘火车去新泽西州的康乃尔大学。到达时，先来的几名中国学生已在学校等着他了。这些人中有丁昆、罗英、秉志等。在办入学手续时，康乃尔一名负责人对以升说，他们学校从未接收过来自中国唐山路矿学院的学生，他们对这所学校根本不熟悉，不知这些学生的水平如何，因此需要考试后再决定是否录取他们。这名负责人的话让以升心里开始打鼓。初来乍到，环境尚未熟悉，时差也没倒过来，马上要考试，能行吗？不过，不管行不行，人家要求这样做，只能去做。以升准备了一天就去考试，考试结果居然不错，比其他几个学校来的学生考得都好，从而顺利进入康乃尔研究院。以升为唐校挣足了面子，康乃尔学校从此规定，唐校毕业的学生今后不用考试，可直接入校。以后唐校来康乃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唐山路矿学院也因此同康乃尔大学的关系很好，唐校的一些教学方法甚至也受康乃尔学校的影响，以至于唐校此后有“中国康乃尔”之称。以升选了康乃尔大学桥梁专业，当时与他同一专业的还有罗英、郑华，他们三人成为专攻桥梁专业的第一批中国人。

康乃尔大学位于伊萨卡城，这城市的居民只有两万多人，多数居民的职业就是为这所大学服务。校园内外遍植枫树，夏天满眼碧绿，秋季一片火红。校园内还竖立着一座尖顶的钟楼，外面紧挨着卡犹格湖，塔影湖光相映成趣。学校环境优美而宁静，是个学习的好场所。康乃尔桥梁系的主任是美国工程界的著名专家贾贝克，贾贝克在当时的桥梁力学界有所建树，曾写有《结构学》等著作。贾贝克对茅以升非常器重，认为这个年轻小伙子是一个认真而又聪明的人。以升在康乃尔大学的各门成绩也很不错，他对贾克贝教授非常尊敬，在他身上，以升看到了美国人注重实践的精神，这对以升日后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贾克贝对他说，桥梁这门专业，实践更为重要，没有实际经验等于什么都没学会。

以升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 为唐校争来荣誉

3. 留学美国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茅以升和女儿茅玉麟及茅玉麟儿子茅为中。

◎ “一定要去工厂实习”

以升在康乃尔拿到硕士学位后，想起贾克贝教授的话， “一定要去工厂实习，要学会绘图、设计、木工、金工、油工等全部造桥技术”。

经贾克贝教授的介绍，以升去了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匹兹堡是美国的工业中心，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匹兹堡附近有优质煤矿和铁矿石，具有发展钢铁工业的优越条件，因此也被称为“钢城”。来到匹兹堡，以升立刻被美国先进的工业技术迷住了。这里的工厂林立，交通方便。以升想起祖父茅谦曾写过一篇文章感叹中国缺少有效的交通工具。祖父茅谦从未见过真正的汽车，更没有坐过火车。如果祖父能到美国来看看这些先进的交通工具，一定会又有一番感想。

以升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正如贾克贝教授所说的从木工油漆匠学起，同时也学习了绘图和设计。这段经历对以升来说真是很新鲜，同在中国时的学习经历有着巨大差异。在中国的学习一向是从书本到书本。“红袖添香夜读书”显示了读书过程中的完美与宁静。而现在，以升整天穿着油腻腻的工作服跟着工人们制做桥梁构件，钉铆钉，刷油漆，劳动强度大，真可谓又脏又累，与在中国读书的情景相差十万八千里。以升觉得自己好歹是个硕士生，做这些事情真有点抹不开脸。但在工地上工作一段时间后，以升才慢慢发现，很多美国同事与他一样，或刚从大学毕业，或正在读硕士博士，有些人是为了赚点钱补学费，另一些人也是为了积累实践经验，他们并不以做这些苦活重活为耻。以升在此体会了美国人的实践精神和务实作风。尽管贾克贝教授说得有理，必须得有实践经验，但是真的到工地上干活，以升才明白实践的艰辛也体会到实践的意义。就在匹兹堡实习期间，匹兹堡加理基工学院正好招收夜校学生，而且该校设有博士学位。以升认为，他如果白天工作晚上去读书，既可有实际经验又能提高理论水平，而且还能顺便把博士学位拿到。想到这里以升很兴奋，他觉得自己刚二十岁出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恨不得把所有与桥梁工程有关的学问一口气学到手，然后早点回去，报效祖国，赡养妻小，孝敬父母和祖父母。

第24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7)

然而，就在以升去加里基工学院的夜校报名不久，以升收到父亲的亲笔信，父亲告诉他，祖父茅谦已于5月21日在镇江去世。以升读完信后悲痛之情难以言说，就在一年前，祖父还特地从镇江赶回到南京送他出国，并赠诗勉励他好好学习。

以升到美国留学是政府出钱，所以生活费和学费上基本过得去。在匹兹堡工厂实习可得一些公司津贴，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可以购买书报，以升很满足了，只是觉得自己不能补贴家用，心里觉得有些亏欠。

以升报考加里基工学院的博士生，获得允许，但有几个条件：一是要做一篇有新建树的论文；二是要选修一门主科，两门副科；三是除英文外再精通两门外文。以升选了桥梁为主科，副科选了经济工程和高等数学，语言选了中文和法文。从此，以升的学习生活的安排紧凑到了没有任何闲暇时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早五时半起床，六时半上火车，七时到厂，午后五时半回寓，七时到校，九时回寓就寝，颇觉辛苦。”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学成回国

1919年12月，以升结束了留学生活，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三年的留学生活，紧张，充实，但却无一日不思念亲人。现在要回国了，心情自然非常兴奋。以升订了昌兴轮船公司的船票，12月17日先乘火车去加拿大温哥华，第二天乘船启程回国，要在海上航行半个多月。

12月的温哥华，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以升穿着仅有的一件呢大衣登上“昌兴”号轮船，汽笛鸣响的时候岸上欢呼声一片。以升此时心情既兴奋又惆怅，他马上要见到妻子和儿子，父亲与母亲，这使他异常高兴。但祖父却见不到了，祖父如果活着，知道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得了金质奖章一定会非常高兴。以升从小备受祖父宠爱，祖父早就盼望他成为有用之才。以升默默地背诵出国前祖父茅谦送他的一首诗：

汝齿才逾弱冠年，有儿觅枣戏亲前。

骁腾绝旨研金辂，渺弥由旬坐铁船。

四万长风环半地，一洲墨雨润圆天。

白麟奇目终军对，那及新邦博士贤。

世界忽开新大陆，诗书不似旧虞痒。

崭然墨学光兼电，籍甚工垂管与商。

万国强权还祖社，五年博士慰重堂。

白云无恙山河在，好去安心励就将。

想到这里，以升黯然伤神。轮船驶往大洋深处，温哥华渐渐消失在起伏翻卷的波浪远处。他现在有了本事，今后要做的是报效祖国。

三年的留美生活结束了，一张张面孔再次出现在以升眼前。贾克贝教授，匹兹堡桥梁厂的工人们，房东太太一家人……以升深感美国人的善良和友好。就拿房东一家人来说，他那时在匹兹堡工厂上班，每天五点起床，房东太太和她的女儿也五点起来为他准备早餐。房东看他学习工作太辛苦，尽量给他准备可口的饭菜还帮他打扫卫生。房东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家都带着以升一起走。房东的女儿闲来无事还教以升跳交际舞，房东的小外孙女也同以升玩得很好。以升回国时，房东一家人真有些依依不舍，以升答应不久会回来看他们。但谁知道，这个“不久”竟是六十年。以升再次踏上美国领土是1979年，茅以升此时已经84岁高龄，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的房东一家以及他自己说过要回来看他们的许诺。以升特地来到匹兹堡寻访房东家人，他想，房东太太或许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女儿一定会在。然而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匹兹堡已不是当年的匹兹堡，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当年住过的房子已不存在了，房东一家也早已搬离，以升曾打听了几次，都没有人知道这家人的下落，这令他感到万分遗憾。

第25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8)

◎ “茅氏定律”

以升用了一年的时间取得了各科学分，下面的事情是准备论文。以升觉得他不可能兼顾工厂的实习并准备论文，于是他放弃了匹兹堡的实习，专攻博士论文。辞去工厂工作后，他的生活也顿感轻松。但博士论文也很不容易完成。到1919年时，以升的官费留学届满，他应该回国了，但他的博士论文尚未完成。怎么办？当他写信同妻子商量时，妻子回信说，“在外增长学识，机会难得，似以多留为佳，勿以私情误事……”以升读了颇为感动，便决心把论文做完。尽管经济十分困难，助学金没有了，仅靠他在桥梁工厂实习时积攒下的一点钱，但以升的决心已定，要把博士学位拿到手。生活则越简单越好，除了吃饱饭以外，他的衣着还是出国前用清华学堂发的制装费买的，此后从未添置新衣物，如需要参加学术会议或赴宴会时，他就临时借一身衣服穿。以升从来不在外面吃饭，既使中午赶不回来，他宁可饿肚子也不下馆子或买些零食吃。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了准备博士论文上。

1919年10月，以升的论文终于准备完毕，论文题目叫《框架结构的次应力》。全文共三十多万字，该论文提出的一些新力学理论，后来被人们称为“茅氏定律”。加里基理工学院在审查他的论文后同意让以升参加答辩。最后，答辩不仅顺利通过，而且该领域的教授们一直认为这篇论文达到世界水平。以升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论文也使很多人吃惊不小，当有人问他秘诀在哪里时，以升笑着回答说：“我并不是什么天才，我只是把睡觉的时间挤了出来，现在我完成了论文，该好好睡一觉了。”

论文发表后，立即引起美国土木工程界的强烈反响。答辩后，以升受邀来到贾克贝老师家。贾克贝非常兴奋，他邀请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还有美国学生，他对在场的学生说：“你们学习的榜样就是这位茅以升先生。”匹兹堡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这一消息，贾克贝还将以升的论文推荐给康乃尔大学，学校授给以升一枚“菲梯士”金质奖章。菲梯士原是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他捐款设立菲梯尔奖，专门奖励在土木工程学方面有贡献的人。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母校教书

4. 茅以升职业生涯

钱塘江大桥与茅以升的名字紧紧相连，有关话题甚至出现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上。其实，以升在造桥前与造桥后还做过教师，且对教育事业充满热忱。他喜欢讲课，喜欢与学生交流，教书期间他不断改进创新教学方式。他的妻子戴传蕙一直认为，其实以升最适合的职业是教书。

以升回国时正值中国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特别是海外学过工程专业的人，更是被各部门争夺。以升尚未毕业，就收到老师罗忠忱的信，罗忠忱希望他回唐校教书。以升当时没有立即回信，他在美国看到美国人办实业的精神很受鼓舞和感动，当时很想回国创业。如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以升踌躇满志，幻想甚多。回国不久，以升先参加了几个留美同学建立的“益中电机公司” ，但他很快发现在这家公司根本无事可做，就离开公司，在家人的劝说下，他还是去了唐校教书。教书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自己对教书其实很有兴趣，不仅可以将美国的一些教学方法用到自己的教学上，还创造了一套新的教学方法。他担任的课有：结构学、桥梁设计、桥梁基础等，每星期二十小时的课。他曾经试行的一个教学方式叫做“考先生”。每天上课开始的前十分钟，先点某一个学生的名，问他有无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请他把问题提出来，老师根据这一问题判分数，如果这个问题连老师都回答不上来，学生就得满分。如果该名学生没有问题就请下一个学生，下一个学生提的问题要前一个学生回答，如果前一个学生回答不上就得零分。这套方式非常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

第26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9)

正当以升教书教得挺顺手的时候，时任交通部长的叶恭绰决定将唐校和上海及北京的交大合并，于1921年正式成立了交通大学。大学需要校长，唐山南厂总管孙揆伯便将茅以升推荐给了叶恭绰。最后叶公绰决定任命罗忠忱为校长，茅以升为副校长。但罗忠忱对校务不大过问，全权交给茅以升处理。以升以为找到了大施拳脚的机会，便开始修建校舍，裁减他认为不合格的教员，破除学校的陈规陋习。改革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但同时仇恨的种子也深深埋下，早有人告到叶公绰那里，说以升不顾情面，随便解雇教员。几个月后叶恭绰见了以升，表示他虽然很信任以升，但他太年轻，锋芒太露，最后给了他八个字：磨砻砥砺，以备大用。几个月后，交大解散，改称唐山大学。以升和罗忠忱继续任教，但不再管理学校事务。然而新校长明显对以升不信任，表示他自己要接以升的课，以升深明其意，于是辞职携家小返回南京。唐校的两年经验对以升很有帮助，这是他步入社会遇到的第一个挫折。

回南京后，以升不久又应郭秉文之聘去了国立东南大学，担任东大教授兼工科系主任。当时的东大可与北大齐名，从校长到教师全部都是留洋回来的。郭秉文在美国学教育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任东大校长后延揽了一大批留洋归来的人才。他因为在美国认识科学社的任鸿隽等人，恨不得把科学社全锅端回东大。除任鸿隽外，秉志、胡刚複、杨杏佛、过探先等也都到了东大，后来科学社干脆就设在了东大。东大的文科也人才济济，如文理科主任刘伯明，教育科主任陶行知，农科主任邹秉文。此外，柳诒徵、吴宓、马寅初、李叔同也都在东大。以升和邹秉文同租了李梅庵的一幢房子，以升一家住楼下，邹秉文住楼上。同事们都开玩笑说他们是“农工合作”的典范。

当时工科只有一个机械工程系，不像其它科都有四到七个系。以升同涂羽卿和杨杏佛商议后决定给教授会和评议会写信，建议增设土木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议案中有这样的话：“同人等远模欧美之成规，近察国内之需要，觉工科现状非扩充无以自存……”这一提议经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后很快就通过了。当时中国大学属新生事物，官僚体制尚未渗透进去，因此办个什么事还比较容易。此后东南大学就有了机械、土木、电机三个系。以升在东大开设的课有结构力学、桥梁设计、土木学、建筑学。他讲课既充实又生动，并且沿用了他在唐山学校发明的“学生考老师”的方式，从而引起学生的极大兴趣，听他的课的人非常多，工科总共只有六十多名学生，但他的课堂里常有百人以上，课堂内坐不下就站在门外听。

但好景不长，东大虽人才济济，也暗流滚滚，也许因为人才太多，每个人又都太聪明的缘故，很难拧成一股劲。最主要的矛盾来自校长郭秉文与工科主任杨杏佛之间的不和。两人在教学方式、教学理念和政治观点上有诸多的分歧。以升后来又换过许多学校，担任过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回到唐山交大任校长。以升在接手钱塘江大桥项目的前后一直同学校与教学有着密切联系，晚年写过不少很好的科普作品，并始终在设想新的教学方法，这都与他青年时代的那段教书生涯分不开。

第27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0)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高足林同炎

以升教过的学生中，日后最有成就的当属林同炎。林同炎被称为“预应力混凝土先生”因他创立的预应力混凝土理论，开创了世界工程建筑新的里程碑。

林同炎在一篇回忆以升的文章中写道：“同炎在唐山交大就读时，适茅老掌校并授课，时得其教诲和指导。诱导有方，获益良多，使同炎嗣后在工程科技以及国际大桥设计建造上有些贡献，心中至感 !更有进者，同炎原名‘同棪’，一日，恩师对同炎说：‘你的名字，何不改为同炎，岂不是更有意义？因你现身在美国，而心向祖国，炎黄子孙饮水思源，同炎二字可以表达你的心，岂不更妙！’同炎聆训，欣然接受，当即改名以志热爱祖国，同时纪念恩师的命名…… ”

林同炎，原名林同棪，1912年出生于福州鼓楼乌山下一个读书人之家。祖父是清朝进士。父亲也曾中举，民国后攻读法律，担任过最高法院法官。林同炎一岁时随家迁至北京，十四岁以优异成绩考进唐校土木工程系。在班上，林同炎的成绩从来都是名列第一。林同炎毕业后即到美国伯克莱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直接力矩分配法》被称为“林氏法”，得到广泛应用。1933年，林同炎回到中国，先后担任成渝铁路桥梁课长、滇缅铁路设计课长、工信公司总工程师及台湾糖业铁路处长等职，主持过沱江大桥、成昆铁路及宝天铁路的设计与施工。1946年，林同炎因不满当时国内的环境和复杂的人事纠葛，决定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从此在美国定居。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林同炎的非凡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和发挥，如鱼得水。作为茅以升昔日的学生，林同炎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林同炎在桥梁建筑领域取得世界公认的惊人成就。他的设计思想新颖独到，其设计作品集气魄、美观、实用为一体，令人叹为观止。有关林同炎传奇式的设计风格和设计理念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为尼加拉瓜首都尼加拉设计的美洲银行大厦被公认为是抗风抗震的典范，经受住了强烈地震的考验；1977年，他精心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座半面弧形的克拉巧起大桥，轰动全美，并荣获美国全国建筑设计比赛第一名；他设计的莫斯康会议中心，被誉为是结构计算的奇迹，也是视觉的奇迹。 林同炎亲自接手的最后一项重大工程是为中国设计的南宁大桥，南宁大桥“不对称拱形桥”的设计是迄今唯一的该类设计…… 林该炎获得的国际奖项更是不计其数。

林同炎早在1958年就构思设计连接东西两半球的85公里长的白令海峡大桥。1954年，林同炎从欧洲回到美国，创建了“林同炎工程事务所”，承接世界各地的工程。林同炎是个敢于创新的人，他将“预应力混凝土”的新技术应用于建筑工程，节省了建筑材料，建筑物也因而设计得更具艺术价值，造型更美。林同炎设计所承接了许多设计项目，建造了一系列壮观、美丽、新颖、独特的建筑，包括桥梁、体育馆、工商大厦等等。林同炎不仅是设计师而且是企业家，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下，他实践了当时以升和以新兄弟的夙愿，成为一名“工程师企业家”。林同炎也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上海浦东地区的开发就是林同炎首先提出来的。中国今天的经济起飞与如此众多的爱国华侨进言尽力出资谋划有着重要的关系。

第28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1)

真可谓： 海外华人怨祖国，挥泪而去；爱祖国，归心似箭。所有知晓林同炎生平和他所作贡献的人，无不为之感慨万分。

茅以升与林同炎夫妇。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水利受挫

以升1930年曾担任镇江水利局长，本想在水利工程上有所作为，没想到遇到淮河洪水，堤坝溃决。尽管不是他一人能够承担的责任，但也属于他工作中的一次失误，遭到撤职。这一事件对他和他的整个家庭都造成很大影响，妻子因惊吓患上了忧郁症。这对以升来说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

事情发生在1930年，当时江苏省建设厅长孙揆伯和建设厅主任秘书张剑心是以升的老朋友，他们三人交往一直很密切。以升每次去镇江都要同他们见面。那个时代在外国读过书，拿过学位的新式官员很少，孙、张二人便极力劝说以升担任江苏省水利局长的职务。以升当时十分犹豫，因为他已经答应南京交大去教书。再说妻子也极力反对他担任水利局长，妻子认为以升不谙“官场经”，在唐校当校长时就因为推进改革而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孙、张二人却说，任水利局长并不妨碍他继续在交大教书，他可以身兼二职，而且他们会赋予以升很大权限。以升尚未答应，一纸任命公函已经下达，命以升为镇江交通水利局长。以升于是同父亲和岳父商量。两位长辈认为，孙、张二人没有得到以升的同意就下公函的确是突兀了一点，但是他们都是以升的朋友，以升还应以友情为重，再说以升的祖父茅谦曾经非常关注中国的水利事业，还写过《水利刍议》，如果以升能在水利上有所作为，也是实现了先辈的愿望。听了这话以升也不好再说什么，但他心里仍有些忐忑不安，因为他毕竟不熟悉水利。

上任后，孙揆伯果然对他非常信任，让他放手大胆去干。到镇江后，以升开始大刀阔斧整顿水利业务，首先请来他认为有才干的裴益详、卢恩绪、陈惠霖、张笠山等人来协助工作，全家也从天津搬来镇江。有关后来堤坝溃决的事件，以升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江苏水利局下辖的江北运河整治工程处，主管运河整治工程。由于缺乏经费，治标不成遑论治本。七月份淮河却开始涨水，运河准备防汛，保护东堤，以免苏北水灾。按历史成例，防汛系地方官责守，本来防洪保堤的事向来由地方官员负责，但自从有了运河工程处后，地方官员便袖手旁观，因为他们处于协助地位。因近年无水患，双方亦无争执。这年夏，忽有大水预兆，孙厅长引为己责，命运河工程处负责防汛。于是三段所长都紧张起来，处长武霞峰往运河上坐镇。我因武先生年老，且工程处一向受水利局管辖，就向孙厅长申请，自告奋勇，往运河上防汛。临行前向妻子告别，当时妻子已查出患肺结核，身体孱弱不堪。

我上运河后，三段往返巡视，时河水日涨运河全部东堤都在日夜加固，而以高宝段最为吃紧。涨水情况，以高邮东码头水尺为标志：若涨至一丈七尺三寸时则超出东堤防护能力，就要在高邮南面将五坝之一挖开，放水东流西北地区，以保大堤。对苏北而言，开坝就是水灾。每逢开坝时农民群众聚集坝上，阻止开挖，以生命相争。此时运河之水已涨至一丈七尺三寸，高邮县长同工程所前往开坝，我亦在场，目睹农民护堤情急，不忍下手，就宣告开坝延期，然农民聚众不散，自此日夜守堤，我随即命令三段公务所，日夜动工加高堤顶，增强防水能力。到八月底，东码头水尺已达一丈九尺二寸，然沿河东堤全线，尚能防御，我私衷甚慰，以为堤既能保，则可免去开坝。8月29日，我在淮阴忽接镇江蕙君来电云‘病发速归’， 料其情状严重，因乘轮南返。沿路视察，见堤防尚属稳固，高宝段李所长云，可负责护堤，劝我放心，我即回镇。见蕙君果然憔悴，急忙请医施救。不料9月2日，我在建设厅时，忽然裴益祥与武霞峰踉跄来到，云8月31日忽起大风，高宝段东堤倒塌三十余处，他俩命几不保，幸而生返。我顿时呆若木鸡，知道大祸临头。孙厅长就说，你是局长当然负责，但我是厅长更当负责。你已辛苦一个月，竭尽心力，不必多虑，万事有我。并命我即往上海宝山，视察海塘工程，因塘工亦在吃紧。我连夜上车往宝山，在车上如醉若痴，好像失去知觉。宝山塘工所所长薛兆枢陪我视察搪工后，我连夜返回镇江。这时报上大登江北水灾，攻击水利局不遗余力。更有所谓农民代表（其实是地主组织，因水利局曾在沿河禁止打坝围田，遭其仇恨）群集建设厅示威，要惩办水利局长。孙厅长当众说，茅局长无愧职守，所有水灾事由我厅长负责，我听了为之感泣。同时外面谣言蜂起，说有人要到我家来大闹。张笠山时任水利局会计，就对我大女儿于美说，不要出门，万一见人来就说不姓茅，可见外面紧张。不日南京监察院提出弹劾，针对孙厅长及我二人，弹劾者为高一涵及洪兰友委员。十月，江苏省政府改组，孙揆去职。十一月建设厅派沈百先为水利局局长，于是我交卸回镇。我恐蕙君在镇受惊，于九月间即辞退东德兴里房子，蕙君偕诸孩回南京老家。这年9月18日，沈阳发生‘九一八’ 事，日寇侵入东北，举国震惊，报上水灾新闻为之冲淡。然而这次水灾，我的责任不小，深感愧对人民，为我一生中不可磨灭的污点。后来叶公绰见我谈到这件事说：“防汛本是地方官的责任，你们工程机关只能施工，哪能发动地方人力护堤防水。也为这原因政府未对你们处罚，否则若在前清，河督遇到倒堤是要跪在堤上受罚，甚至会被杀头的。

第29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2)

以升这次遭遇不仅对他个人是一个打击，妻子也因此患了忧郁症，每受惊吓就会犯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工程期间也是她患病最严重的时刻。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5. 茅以升和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无论在国民党时期还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后都受到推崇，缘于他主持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建造钱塘江大桥之所以是壮举，主要因为它是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大型现代工业项目，是中国开始走向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在当时中国整体技术水平和各项条件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建钱塘江桥的难度非常大。整个钱塘江大桥工程共克服了八十多项重大技术难题，实属不易。中国30年代尽管一切都没有就绪，百废待兴，但是自清朝末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实施以来，也培养了不少学贯中西的人才。这些“海归派”得到政府的极大重视，不少人已经开始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了。记得外祖父曾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的进步会更快。的确，日本人入侵，中国人民举全国之力抵抗外敌侵略，其后又有围绕中国命运的国内战争，都在客观上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到后来，特别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受到空前的迫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使中国追赶西方的努力不但停顿而且倒退了很多年。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曾养甫有胆有识

1933年以升正在北洋大学任教（后改名天津大学）时收到弟弟以新的电报，说曾养甫约他速往杭州谈建钱塘江大桥事，他的同学杜镇远也来信力促以升接手建桥项目。收到信和电报后，以升非常兴奋，他本来就希望能够在桥梁建筑领域里一展身手，这次也许是个难得的机会，以升立即回电允诺。同年八月，以升赴杭州会晤曾养甫并就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开始筹备建桥。

钱塘江大桥的最后建成，时任浙江建设厅厅长的曾养甫功不可没。曾养甫也是“海归派”，1925年，曾养甫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回国后辅佐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担任过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曾养甫任职后就决心在钱塘江上建造大桥，他认为建钱塘江大桥时机已成熟，势在必行。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杜镇远在致以升的信中写道：

浙赣铁路已由杭州通至玉山，一两年后就可通到南昌；浙江全省公路已达三千公里，正向邻近各省连接，无如钱塘江一水将浙省分成东西，铁路公路无法贯通，不但一省的交通受了限制，而且对全国国防与经济文化也大有妨碍。建设厅长曾养甫想推动各方，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现在时机成熟，拟将此重任寄诸足下，特托转达，务望即日来杭，面商一切。

同时又接到另一名同学陈体诚的信：“我国铁路桥梁过去都是由外国人包办的，现在我们有自己造桥的机会，千万不可错过。”

以升见过曾养甫后，发现曾养甫果真对建造钱塘江桥非常倾心，每次谈到建桥就滔滔不绝。曾养甫还一再宣称，造桥工程完全由以升负责，他绝不干涉。

但是启动如此大的项目又谈何容易，以升尽管非常兴奋，可一想到建桥将遇到的问题也深感征途艰难。首先是资金问题，其次是技术难题。造桥要靠国家拿钱，当时军阀混战尚未完全结束，日本人已经乘虚而入，国家财力人力都非常吃紧，但曾养甫决定帮助以升一起来筹款。造桥总共需要五百多万银元，曾养甫根据这个计划在当时银行界的江浙财阀中做了不少宣传。在他的游说下，共有五家银行建立银团与浙江省政府订立合同，借给省政府两百万银元，以建好的桥做抵押，所有的本息将由过桥费归还。剩下的三百万元在曾养甫的多方奔走下居然也有着落了。但没想到，国家铁道部得知此事后深表不满，担心将来过桥时会受到浙江省的挟制，本来铁道部对浙江省自办地方铁路就不赞成，现在不但自办铁路还要自架大桥。铁道部于是建议大桥由地方和中央联合投资。曾养甫尽管已全部凑足大桥工款，但顾虑浙赣铁路的利害关系只好接受部里的条件，由中英银行部分贷款。茅以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第30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3)

中央和浙江省虽然表面上合作了，内部的摩擦有加无已，部方始终想把省方挤走。主管建设银行的宋子良有一天找到我说，浙江五家银行已经把钱塘江桥做了抵押，现在归中英银行借款就没有抵押品了，因此必须修改合同，改成按比例抵押。但是这离中英银行签字期只有两天的时间，两天之内必须改好合同，这明显有刁难的成分。以升立即赶回杭州分头与浙江五家银行联络，五家银行鼎力支持，仅仅两天就都在新合同上盖了章。以升马上赶到上海，把修改好的合同给宋子良看，宋子良万分惊讶，无言以对，只好答应把钱塘江大桥的工款放进中英银公司合同中去。

◎ “八十一难”

钱塘江大桥建造的资金问题解决了，技术难题则如座座大山。其中有一些问题之前已想到，也有一些是没有想到的。钱塘江波涛汹涌险恶，流沙深厚异常，江底变化莫测。今天造桥技术发达，对付这样的条件不在话下，但当初却非常艰难。茅以升曾说，“分明是要我办一件知其不能为而为之的事情，而且只许成功……”在施工器材施工条件到人员的技术水平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当时的难度可想而知。周培源在一篇纪念茅以升的文章中总结了钱塘江大桥遇到的诸多难题和以升及其桥工处的人为克服这些困难创造的各种新方法：“他创造性地采用了射水法，克服了在厚硬的流沙上难以打桩的困难；采用了沉箱法，克服了水流湍急难以施工的困难；采用浮运法，利用江潮的涨落巧妙地在桥墩上架设了钢梁。在建桥过程中，他克服了80多个重大难题，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在急流汹涌的钱塘江上建起了这座长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这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的大事。”

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成功使茅以升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但在建桥过程中，他承受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紧张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茅以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而工程上困难重重，种种不测事故，令人气沮，我忽而愁闷，忽而开颜，几于寝食皆废。1935年，正式开工后不久，迭遭各种困难，好像全盘计划都错了，弄得坐立不安，我们正忙着变更施工计划时，外间闲言闲语就来了，说什么像这样做下去哪里成功？银行界的人听到了，更是为他们放款担忧。正在这个时候曾养甫忽然找我去南京谈话，他那时已调任铁道部副部长，问明详细情况以后，他正颜厉色地对我说：‘我一切相信你，但是，如果桥造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你后头跳！’我知道这种逼人的方法，曾养甫是惯用的，但我当时确很激动，心想，你看吧！我母见我这样就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以升的号）修桥也要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的如意金箍棒，还怕过不了关吗？’”

母亲再一次给了他勇气，他很清楚，造桥的“金箍棒”就是科学技术。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方法有不少是第一次发明的，当年参与建桥的朱纪良等人在回忆文章中谈到第一次浮运沉箱的遭遇：大桥水中桥墩是采用气压沉箱法施工的，沉箱就是先在岸上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的长17.7米，宽11.3米，高6.1米，重约600吨的长方形箱体。建成后把它拖到江中自浮，再用轮船把它拖到桥墩处，锚定后准确就位，落到江底，这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工作。由于缺少设备，最初只用了六个三吨重的船用铁锚，由六台手摇绞车操纵。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它能顺利就位。但是这种时候不多，在四个月内，不是狂风就是巨浪，不断把这个自浮的庞然大物冲走，漂浮数公里后搁浅，施工人员只好把它再拖回来。最后改用了10吨重的钢筋混凝土大锚，并用高压水射法将重锚埋没在泥沙里才最后将它降服。再举第14和第15两个桥墩施工的挫折，这两个桥墩靠近南岸，河床面较高，水又浅，不能使用浮运沉箱法，乃用钢板桩围堰筑岛施工。正当围堰已经建成，进行外围防护之际，洪水来了。大江主流冲向南岸，致使钢板桩围堰倒塌沉没。施工人员费了好大功夫才把扭曲钢板拔起，整个施工中类似的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非常多。茅以升和总工程师罗英指挥若定，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第31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4)

1916年，茅以升唐山路矿学校毕业证书。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罗英，梅■春 ……功不可没

钱塘江大桥的总工程师是罗英，在解决技术难题和工程设计以及亲自指挥施工等方面罗英功不可没。但罗英后来的声望远不如茅以升，这对他来说的确有失公允，也有人因此为罗英鸣不平。其实除罗英外，梅旸春等一批当时的技术精英都为钱塘江大桥的修建立下汗马功劳。大桥的建成凝聚了所有人的心血。我读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得知，以升同罗英等工程技术人员关系一直非常好，并没有掠他人之功为己的私心。当时中国处于战乱年代，人们的私心似乎没现在这么多得。整个建桥工程处的人都十分团结，齐心协力完成这一壮举。参与当时建桥的朱纪良等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茅先生同罗英先生携手合作，亲密无间，也给予桥工处同人很好的影响。在桥工处鲜见人事纠葛给领导添麻烦的事，大家齐心协力为早日建成大桥而苦干。大桥建成后，受到中国工程师学会表彰时，茅先生致辞说，“ 大桥的成功全赖罗英先生与全体员工的努力。”1946年，他撰写的碑文，将所有桥工处同事以及为桥工遇难殉职的职工姓名均予以列入。

罗英与以升在美国是同窗，1919年回国后在南京、天津、沈阳等地一直从事桥梁建设和教学，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很快罗英、梅旸春等一批科技精英为了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大桥齐聚杭州，成立了钱塘江建桥公司。茅以升为董事长、总经理，总管全面事务及筹款、筹料工作，罗英为总工程师，负责解决设计、建造中一切具体事务和技术难题。通过仔细研究，罗英很快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设计和建造方案，比美国顾问的方案省三分之一以上费用。开工后他每天白天在工地指挥，晚上回家绘图，殚精竭虑，帮助以升一起解决了诸多难题。

抗战打响，他们南撤以后罗英奉调湘桂铁路，去解决柳江大桥建设难题。柳江水涨落不定，落差极大，于英国定制的建桥钢材因战争阻隔无法运进。根据实际情况，罗英决定就地取材，用南撤拆下来的钢轨、钢梁建桥。他与梅旸春巧思妙想，共同设计了一个十分精巧的桥型。桥建成后因桥型轻巧单细，以致火车司机不肯开车过桥。罗英亲自登上车头，由机车厂厂长开车过桥，证明桥梁足够结实，轰动一时，被称为是“外国人不敢造的桥”。可惜这座柳江桥在建成44个月后因为战争需要自行炸毁了。

抗战胜利后，罗英在北平、成都、昆明、广州、重庆等多地担任过工程局长和副总局长。罗英为人正直，廉洁奉公，不趋炎附势。解放后罗英在华东交通部，重工业部，北方交大等地从事桥梁技术工作，曾撰写《中国桥梁史料》和《中国石桥》等书。

1964年，罗英因病去世，享年65岁。罗英病重时，以升曾去看望他。以升在《蕙君年谱》中写道：“六月二十六日，接上海来电云罗英老友病危，特往看望，下车后即往宏恩医院，看他果然委顿。见闻来甚喜，握手不放，隔日再去看他竟能坐起谈话，将他所写关于中国石拱桥资料托我整理成篇。我陪罗夫人往访王大夫，商挽救方法，决定三十日再动手术。不意，当晚急遽变化。他最后对我说‘想不到变化这样快，谢谢你来看我’。罗英于七月一日去世。我闻讯悲痛不已，隔了三日，上海市政协为其开追悼会，赵祖康主持，我读悼词。”

第32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5)

梅旸春是江西南昌人，1900年生，1962年去世，他也是中国最早的土木工程师之一。1923年公派赴美，就读于美国普渡大学机械系并获得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在钱塘江大桥建设过程中，曾担任正工程师工作。后来还参与柳江桥、昌淦桥的设计。解放后参加武汉长江大桥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工作。后又担任南京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

1937年9月，钱塘江大桥顺利实现铁路桥钢梁合龙。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战起桥成

小时候听外公外婆回忆往事，说得最多的莫过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他们的逃难生涯。现在人们常常用“集体记忆”这个词汇，我想，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实在太多了。对于外祖父那一代人来说，日本对华侵略以及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许是留给他们那一代人的最强烈的集体记忆。

读茅以升撰写的《钱塘江建桥回忆》，我被他们当时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建桥的热情和勇气所震撼。正当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快要成功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却步步逼近，最后全面打响侵华战争。钱塘江大桥即将建成之日也是日军攻克江南之时。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南京、上海和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在《回忆》中写道：

轰炸的时候我正在第六号桥墩的沉箱里面和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的电灯全灭了，一片黑暗……电灯一灭，大家以为高压空气也出了事，而没有高压空气，江水就要涌进来，岂非大家都完了吗？当时来不及思索，大家都恐慌起来……半个小时以后，电灯居然亮了……我跟着出沉箱，到外面一看，很奇怪，一切工作都停了，到处看不见人，整个江面寂静无声，只有一位守护沉箱气闸的工人在那里。他对我说：半点钟前，这里放空袭警报，叫把各地电灯都关掉，说日本飞机就要来炸桥，要大家赶快往山里躲避。接着果然三架日本飞机飞来投弹，但都投入江中，并未炸到什么东西。我这才知道战争威胁已经来到大桥。桥工未完，战事已起，这真急坏人了，铁道部和浙江政府都严令赶工，全体职工也尽自己最大力量。但整个大桥工地已经笼罩在战时气氛之中。其实就是在同日寇抢时间。日本飞机此后常来骚扰但始终没有伤及大桥本身。一是因为军事部门在北岸架设了高射炮，对大桥起了掩护作用，另外，大桥公路路面本来已经建好，为了迷惑敌人，军事部门不让通车并在公路上堆放很多障碍物，火车过桥也限制在夜间，并且过桥时熄灭灯火，以防敌人侦查。同时也准备了大桥被炸后的善后设施。

尽管以升为日军炸桥后如何尽快修复大桥做了很多准备，但他没想到的是，大桥最终的命运却是自己亲手将它炸毁。

那是1937年11月16日的一个下午，南京工兵学校的一位丁姓教官找到茅以升，他是奉了上级命令来找罗英和茅以升的。他说因敌军逼近杭州，要在明天就炸掉钱塘江大桥，以防敌人过江。炸桥所需要的炸药、电线、雷管等都已经运来，就在卡车上。他还说这是军事命令，有文件为证。以升当时大吃一惊，桥还没有完全造好，尚有许多后续工作，再说，费了如此大力气建造的桥，今天得自己亲手炸掉，以升当时心情非常沉重。以升认为，战事离杭州并不太近，再说铁道部和浙江省都没有通知他们炸桥，难道军方的一纸命令，我们必得立即执行吗？以升建议同这位教官一起去浙江省，这位教官接受建议两人一起去了省里。他们找到浙江省的主席朱家骅，朱家骅也认为，现在炸桥太早，杭州的撤退事务尚未完成，而撤退正需要大桥。朱家骅说，由他去向南京政府解释，炸桥一定得延缓几天。但无论如何，炸桥是早晚的事，现在还要商量从技术角度看如何炸桥使敌人难以短时期恢复。事实上，以升他们在当初设计大桥时已经考虑到炸桥的可能了，因此在靠南岸的第二个桥墩里特别准备了一个放炸药的长方形空洞。根据丁教官估计，炸这样一座桥墩和五孔钢梁，需要一百多根引线接到放炸药的各处，而完成这样一件工作需要十二小时，如等到兵临城下再做这件事恐怕太晚了。可是如果现在马上做，敌人并没有在十二小时后到来，又太早了，怎么办？以升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先把炸药放在预留的空洞内，然后再将引线从炸药处引至南岸的一所房子里，等到要炸的时候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最后听到一声令下，将爆炸器的雷管通电引火，大桥的五孔一墩便立刻爆炸。

第33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6)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被炸后的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和长女茅于美，摄于1941年2月，地点在遵义浙大。

◎ 通车之时乃炸桥之日

就在他们埋好炸药的第二天，以升突然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立即开放大桥。以升不解，大桥公路部分早已建成，但为了预防敌人袭击一直未开放，现在为什么突然又要开放呢？省政府告诉他，上海战事爆发后，很多人要渡江逃难，由于大桥没有开放，大部分人只好用以往的方式乘船渡江，每天有数万人渡江，渡船已不够用。其中一只渡船还发生了翻船事故。聚在岸边等待渡江的人越来越多，形势严峻。出于迫不得已，省政府作出开桥的决定。大桥于是在十七日开通，刚一开通，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涌上大桥，从早到晚，大桥被挤得水泄不通，成为钱塘江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南渡大潮。其中包括一些人故意在大桥上走个来回，以实现谚语说的“两脚跨过钱塘江”，这则谚语是形容说大话吹嘘自己的人。因为钱塘江是跨不过去的，现在竟然跨过去了。大桥开放的消息一下传遍了整个杭州，来渡桥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人知道大桥下面埋着炸药，他们是在炸药上行走呢。到了12月，日军攻克武康，窥伺富阳，杭州危在旦夕，过桥的人更多了。同时铁路运输也紧张起来，据铁路部门估计，12月22日这一天，过桥撤退的火车有三百多辆，客货车两千多辆。第二天，12月23日下午一点钟，炸桥的命令终于下达。丁教官指挥士兵将装好的一百多根引线接到爆炸器上，两个小时后，接线工作完毕。就等着炸桥，本来可以立即炸桥，但是北岸上仍有无数逃难的人涌来过桥，根本无法下手。

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大桥禁止通行，军人拉响炸弹，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断。以升感慨地回忆道，“在大桥工程进行时，总工程师罗英曾出过一个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 。因为前四个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唯独没有火。可是上联出了以后迟迟没有人给出下联。没想到，炸桥后，五行不缺火了，桥却断了。”

我曾经问过长辈，当时为什么一定要炸桥呢？日本军队早晚都会打到南京和上海的。长辈们说，是蒋介石要坚守南京，失掉南京等于承认失败，无法向国人交代。最近读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天石从台湾珍藏的史料中获得的新发现，才知道蒋介石当时寄希望于苏联出兵，他以为再等几个月苏联可能会出兵，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拖住日军的脚步，炸桥就是办法之一。苏联当时的领导人伏罗希洛夫曾对中国代表团说，在中国抗战到生死关头时，苏联不会坐视不管。蒋介石一面致电感谢苏联一面为自己的将领鼓劲说：“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个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有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其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可是最终蒋介石并未能等到苏联出兵。

以升曾为大桥写过两首诗，录下其中一首：

钱塘江上大桥横，

众志成城万马奔。

突破难关八十一，

惊涛投险学唐僧。

天堑茫茫连沃焦，

秦皇何事不安桥。

安桥岂是干戈事，

同轨同文无浪潮。

陡地风云突变色，

炸桥挥泪断通途。

五行缺火真来火，

第34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7)

不复原桥不丈夫。

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人很难想象战争岁月给人们带来的伤痛。读完茅以升写的这段文字，不免心潮起伏，想象当时的情景，体会他们的心境。建桥曾是他的梦想，也是他的成就。就在梦想实现的那天，刚刚看到自己的成果的时候又亲手将它毁掉。可以稍慰于心的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看见大桥给人们带来的欢乐和便捷，当成千上万人涌上大桥的时候，他一定是自豪的。

直到八年后的1946年，以升才接到修复大桥的命令，大桥修复完毕全面通车已经是1953年了。六十年后，当有人问起以升当年炸桥时的心情时，他说， “就如同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一般！”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重建唐校

因唐山沦陷，以升曾任职的唐山工学院很多师生都搬到了湘潭。湘黔路的局长侯家源见以升也搬到长沙，因此建议在唐山工学院长沙复课，侯家源还在长沙钱家巷租了房子挂牌开学，并建议以升担任院长。以升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说：“唐院是你的母校，现在困难中，你当然应当出力，把学校恢复，况且桥工处无事可做，你总要找个工作。”于是以升听从大家的意见，重操旧业。先去汉口教育部进行接洽，教育部很快通过，承认唐山大学为正式的内迁大学。但是好景不长，日本人再次南下，湘潭一带吃紧，学校于是迁到更偏僻的湘西杨家滩。家属留在湘潭也不是办法，这时有朋友建议以升去桂林，并称已为他觅得住处。以升于是将全家迁到桂林，同时也着手学校搬往桂林的事宜。但桂林也屡遭敌机轰炸，市内经常起火，因此也不是久留之地。以升到处考察，为学校选址。他到了贵州平越，又去云南昆明，考察西南联大。联大一定要以升做一个讲演，以升便以“南清北合，联大开花”为题做了讲演。这一演讲题目把南开、清华、北大和西南联大四所大学的校名嵌在其中。当时以升的长女茅于美正在这里读书，他也与同学们一起听了父亲的讲演。她回忆说，当时联大校舍草顶泥墙，生活非常艰苦，但是学生学习努力，秩序井然。云南当局本想将云南玉溪拨给唐校，但以升觉得最安全和最合适的地方还是贵州平越。学生和老师此时已经到了桂林，他们已经等不及了，因为在桂林也挨炸弹，学校的用具和学生的衣物都受损失。听说要搬到平越，全体师生便来到平越。

以升的长女茅于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事后反思，在平越办学，堪称明智之举。平越离西南交通要道马场坪有十八华里。县城有山有水，环境清幽，房屋够用，物价低廉。山区不虞敌机轰炸，民风淳朴，学校处在此战时，有这样的条件很是不错，比起我当时读书处的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远为优越。人事方面亦相处融洽，当地各方面的支持协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后方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工程人才，为战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唐校到了平越，对平越地方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大有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变化最为突出。平越地处偏僻的山区，没有高中，连初中、小学读书的孩子也不多，文化水平很低。唐校迁入后，学校特地选派优秀学生去当地初中充实师资队伍，中学教育水平因此得以提高。更受当地欢迎的是交大的教授们以办教育为己任，创立了人们渴望多年的高中，取名为：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平越中山中学’。这高中班教师全由交大教授兼任……”

第35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8)

但到了1944年，日本军队一度冲到了独山，复校七年的唐校不得不再次迁徙。以升和赵祖康等校友联系到了四川璧山县的丁家坳，在那里，唐校第四次复课。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6. 茅以升的家庭与婚姻

◎ 茅家大家庭

以升刚满十七岁还在唐山路矿学院上学时，他的父母和祖父就开始为他的婚姻张罗开了。如当时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茅家也主张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父母也愿意一家人都住在一起，人气旺，财运旺。以升的哥哥茅以南此时已经结婚，以南的妻子朱少云聪明漂亮且精明能干，善于理家理财。朱少云嫁到茅家还有一段波折。朱少云的父亲是扬州精明的盐商，少云从小耳濡目染，对生意经早不陌生。少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有人给她介绍了茅乃登的长子茅以南，那时候已经有了照片，朱少云先看了照片，觉得照片上的以南非常英俊帅气，立刻同意了。但家里给以南说媒的时候，以南并不在中国，还在日本留学。在日本，他接到家里的信也看到了朱少云的照片。照片上的少云妩媚秀丽，俊俏大度，以南非常满意。没多久以南完成学业从日本回到中国。以南去日本时才十五岁，是跟随叔叔茅乃封一起去的。在日本，以南曾经参加过孙中山同盟会的几次活动，但他并不热衷革命，没有加入同盟会，也没有更多地参与其他政治活动。三年后以南学成回国时，恰逢八月最闷热的季节，轮船先到达上海，天气出奇地热，他坐在船舱内等待安检上岸。正值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上海海关检查得很严。以南突然想起自己的旅行袋里好像有几本同盟会的宣传小册子，顿时感到紧张起来，本来就因数月的旅途劳顿休息不好，现在精神又突然紧张，他便感到有些恍惚，神志不清。过海关时，海关的人并没有对他进行特别检查，也没有搜查他的行李，但以南上岸以后越来越觉得不舒服。上岸后，本来想在上海停留几天，但因身体不适，以南立即买票回到南京。到家后，父母发现他说话颠三倒四，神志恍惚，行为举止也有些怪异，觉得万分奇怪。过了几天，家人慢慢发觉以南的精神失常越来越严重了，就叫来医生，医生却说查不出什么毛病，休息调理一下会好起来。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以南的状态仍旧没有太大好转。父母此时非常着急，家里为他到处寻医问药，但所有的医生都说是要静静地养，不得急躁。可是以南的婚事已经说定，现在怎么向女方交代？乃登和妻子商量了一下，觉得不能欺瞒女方，要把实情告诉朱家，于是找来媒人，把以南的情况解释清楚。本来准备女方退婚，但朱家的女儿朱少云却不愿意退婚。朱少云很欣赏以南，一直等待以南回国完婚。现在听说以南病了，她心急如焚，更想快些嫁过来照顾以南。在她的坚持下，父母只好让步。果然，少云嫁过来后，精心照料病中的丈夫，以南的病很快好起来了，但仍旧不能十分操劳，只能做少量的工作。以南大部分时间在侍奉父母、教育子女，较少在外面抛头露面。少云则成了茅家一位能干的长媳，辅佐婆婆石渠管理家务，亲友们都戏称她是茅家的“王熙凤”。

茅家三兄弟。左起：茅以升，茅以南，茅以新。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三妯娌。从左至右：茅以南夫人朱少云，茅以新夫人陈景湘，茅以升夫人戴传蕙。

第36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19)

茅家在南京的老房子。

茅乃登长子茅以南（茅以升之兄）和朱少云在解放初期。

◎ 开办“交通旅馆”

朱少云发起开办的交通旅馆是茅家唯一一次经商的经历。朱少云出身商家，对经商既有兴趣也有灵感。从茅以升的回忆录上可以看出，茅谦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乃登、乃封和乃经均没有稳定的工作，而孙子辈却越来越多，家中生活颇为艰难。长媳少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很想做些小生意补贴家用。少云当时手头有些积蓄，主要是她带来的嫁妆。恰在此时，位于南京白下路的一套院落正在出租，少云去看过，觉得地段很好，位于交通要道，里三进外三进。院落虽小，是典型的南京老房子，粉墙黛瓦，齐整大方，若是做一间旅馆应该不错。她把主意同公婆和丈夫说了，大家齐口赞同。石渠本来也有做个小生意的想法，特别是想到日后养老，尽管子女众多，但是如果能有一个小生意，将来她和丈夫可以安度晚年。因此，朱少云提出开一家旅馆的主张正合她意。乃登和石渠于是要家庭成员每人都凑些钱，好将旅馆办起来。其中少云拿的钱最多，不仅将手上有的现款、嫁过来时带的首饰一并拿了出来，还把母亲给的一对金镯子也放进去。旅馆租下来后取名为“交通旅馆”。

据长辈回忆，由于交通旅馆地理位置好，人来人往，颇为热闹，此外，少云经营也有方，既会节省又会拉拢客人，服务周到，给客人宾至如归的感觉。旅馆生意也颇兴旺，一家人开销，吃穿住行不再发愁。

据朱少云最小的儿子茅于敏回忆，母亲对子女要求很严，尽管旅馆生意兴旺，母亲也不许子女在旅店内随便吃喝或乱拿东西。于敏说，当时每个孩子中午回家吃饭，母亲只许他们订一个菜，订了以后不许更换，于敏订的是肉丝炒蛋，一个学期下来，他顿顿都是肉丝炒蛋。

这是茅家第一次尝试做生意，但是好景不长，不到十年工夫日本人占领南京，全家逃难，旅馆空置，最后落到敌人手中，旅馆被烧毁。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茅以南夫妇及子女。后排左起：茅于恭，茅于文，朱少云，茅于文丈夫张大奇。前排左起：茅于宽，茅于敏，茅于弘，茅以南，茅于泰，茅于榕。

◎ 以升的妻子戴传蕙

茅以升在七十六岁时写完回忆妻子的《蕙君年谱》一书。叙述了妻子戴传蕙自十九岁嫁到茅家直至七十三岁去世，他们几十年的生活和爱情，也写了他的工作和家庭遇到的种种变故。行文简约：家庭琐事，细细道来；笔触淡泊：风吹草动，一带而过。依旧能看出他们几十年的生活轨迹：有苦有甜，有喜有悲，但动荡播迁多于安适恬静，奔波劳顿胜过宁静福祥。尽管以升一生中并不缺吃少穿，但也没有大富大贵。然而，一家人相亲相爱，敬老扶幼，倒也过得自然和谐。只是晚年因情感纠葛，子女误解使得他颇为痛心。从以升的回忆录中，可了解了他对待家庭、子女、亲友，以及为人处世的种种原则理念，获知他的人生态度以及与妻子患难与共的真挚情感。以升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无论是对妻子、子女还是对亲戚朋友。茅以升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共育有七个子女。

以升的妻子戴传蕙是父母做主定下的，订婚时以升年仅十七，妻子十八岁。戴传蕙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诗书之家，父亲戴祝尧，字冠瀛，文学和书法在当地是一流的，终身以教书为业，同茅家应是门当户对。戴家同茅家有亲戚关系，戴传蕙的三婶就是茅以升的姨妈，正是通过这位姨妈的撮合二人结下了姻缘。传蕙身材高挑，气度娴雅，脸庞圆润甜美，以升一见面就非常喜欢。一九一二年，以升十八岁传蕙十九岁时二人正式结婚，结婚时以升送给妻子的礼物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结婚后以升回到唐山读书，唐校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妻子传蕙独自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婆家过大家庭生活。当时以升的祖父茅谦尚健在，但不住在一起。以升兄嫂弟妹一家十几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免不了有磕磕碰碰，在这种大家庭中生活很不容易。戴传蕙受的老式教育，知书达礼，写得一手端丽的小楷，性格温和，很少提出什么特殊要求，也不善管家。但公婆待她很不错，尤其顾及到以升出门在外，她独自养儿，再加上她又是亲戚的女儿，传蕙生活中不会吃很多亏。尽管如此，戴传蕙仍旧渴望小家庭的生活，以升回国并找到工作后，他们便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第37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0)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茅以升夫妇和四个女儿。左起：于燕，于美，于璋，于冬。摄于1948年

◎ 生活动荡

小家庭生活固然美满，但也充满了动荡，从此，戴传蕙跟着丈夫搬了无数次的家。据以升长女茅于美回忆，从以升搬出老家，到1949年前，他们全家搬家达三十余次，生活动荡可见一斑。茅于美在《桥影依稀话至亲》一书里写道：

萍踪处处，洋洋大观，于是租房退房，运送购添家具杂物，重安炉灶，作为主妇的母亲劬劳可想。而我们兄弟姐妹读书，退学转学也成了家常便饭。最使我难忘的是1933年春天，父亲在天津北洋大学好端端地任教，母亲正喜学校优良环境，满以为从此我家可以长治久安，不料突然接到父亲杭州的老友来信，要他去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母亲起初见到父亲那样兴奋也为他高兴，但到了杭州才得知造桥困难不小，母亲心里突然感到压力……

据以升回忆，仅在1921年至1935年这十四年里，他们就从南方到北方搬了八次家。“万里播迁，几无宁日，喘息甫定，又上征程。其中所耗旅资，遗弃家具，不可胜计，而最大损失更是蕙君的健康。每到一处，都要重起炉灶，安排儿女上学，适应当地生活。所费心血可知。妻子病根潜伏，愈压愈深……”

◎ 妻子多病

戴传蕙身体一直虚弱多病同生活动荡不无关系，她自己算过一笔账，在1929年至1934年，仅五年的时间，她看过的中西医就达一百人以上。但从1934年起，戴传蕙的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是生理上的不适，精神上也开始错乱。茅以升在《蕙君年谱》一书中将这一疾病称为“怪病”。后来又被以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但她的许多症状从现在的医学角度来看应该属于忧郁症。如彻夜不眠，话语不清，举止反常等等。当时以升刚刚接手建钱塘江桥，本来就繁忙，妻子病倒后他更是心急如火，惊慌失措。好在亲友很多，以升的母亲，传蕙的母亲和妹妹等都来轮流照看。以升遍请杭州的医生诊治，都没有什么效果。以升的岳母更是焦急，劝以升去城隍庙烧香，以升因没有其他办法，也同意试一试。他们来到位于杭州郊外的城隍庙，这是一个很大的庙宇，殿堂极多，以升陪妻子访问了每一个殿，逐处跪拜。还请了道士代为跪拜。当时西藏的班禅访问杭州时，以升托朋友介绍，专程拜访班禅，请班禅为传蕙摩顶祝福。但无奈传蕙的病根深蒂固，在其后的日子里，病情日益严重，她经常自言自语，言语中主要是对自己的责难。传蕙曾经几次自杀未遂，留下的遗书以升一直保留着。但有意思的是，一有生客来访，传蕙立即恢复正常，出门上路也行事如常，外人看不出她有病，可一回家见到亲人马上犯病。此外，传蕙患病期间照样能够写信，且文通理顺，根本不像一个病人的文笔。家中需要回复的信，给子女或给亲友的信都由传蕙执笔，从这些症状看，她得的病又像癔症。

以升后来听说协和医院有专家发明睡眠法，睡觉十天，醒后自愈，便带着妻子去协和求医，医生为她试了睡眠法，似乎有些作用，但医生还告诫说，这种病只能慢养，不可心急。以升长女茅于美回忆：母亲的病主要是焦虑造成的。最初是因以升在镇江任水利局长时，堤坝倒塌他负一定的责任，这事件使传蕙受了一场惊吓，但当时尚未发病。直到建钱塘江桥遇到困难，传蕙担心丈夫又会遇到麻烦，心焦如焚导致生病。她经常自言自语的一句话就是：大桥不会修成的，即使修成将来也不会善终（不幸而言中）。她几次轻生就是不愿意见到以升再一次身败名裂。最后大桥建好，传蕙的病自然而愈，看来心病还得心药治。此后戴传蕙的忧郁症再也没有复发过。

第38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1)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茅以升的妻子戴传蕙。

茅以新和母亲韩石渠。

◎ 逃难生涯

1937年，杭州遭到日军袭击后，刚刚康复不久的传蕙又开始了逃难生涯。当时以升的大哥以南已随儿子前往西安，以升的母亲韩石渠已到在长沙工作的小儿子以新处居住，以升同妻子商定全家搬至长沙。以升先托人将妻子孩子安置好，他本人仍留在杭州。以升一家人本来一直租住在杭州开化路的一栋独立洋房内，全家搬走后，不再需要这样大的房子了。以升于是退掉房子，把剩余的家具等用品放在岳王路的朋友朱养卿租住的房子内，但朱养卿也已离开杭州，只能托他的保姆的丈夫董全和留在杭州看守。当时大家都认为，也许用不了太久就能返回，再说走的时候非常匆忙，很多东西不可能带走。以升一家八口人再加上佣人、亲友等十多口人，家居用物零零散散不计其数。没想到日本人占领杭州后抓走了为他们看房的董全和去日本做苦力，并烧毁了岳王路的房子，片瓦无存，将以升及他朋友朱养卿留下的所有的东西全部烧光。以升自幼搜集的书籍、手稿、信札、照片等全部被焚毁。以升一家逃到桂林后本以为在桂林可以安稳数日，没想到日本人开始轰炸桂林，以升在桂林所住的房子又遭到轰炸，所留物件再一次被焚毁一空，荡然无存。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使得全家不得安宁，整日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以升回忆说：“十二月的一天，我正准备出发为学校选址的事情进行视察，日本就开始轰炸桂林，我陪母亲，蕙君以及于美、于东、于燕三个女儿躲在城墙脚下，突然一弹飞来，尘土飞扬，幸亏没有炸到，但大家无不惊恐万状……急忙于八日将全家搬往距桂林十八里的横山乡下，我一人仍回桂林，移住文昌街五弟以新处，弟妹景湘及孩子们已迁走。不数日，又来轰炸，五弟，罗英和我家均遭炸弹，日寇历次投弹均系燃烧弹性质，以至多处起火，莠民乘机抢劫，哀鸿遍野，百姓无不恨如彻骨。”

搬到贵州平越后，尽管艰苦但全家总算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 韩石渠去世

以升的父亲茅乃登已于1934年撒手人寰。乃登自甲子年直奉战争那年起就有高血压症状，经常头疼脑胀，以后日益严重。1931年，乃登的三弟乃经因犯案入狱，乃登焦急而发病，并有中风预兆，1933年一次中风后卧床不起，乃登六十大寿时就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以升回来看望父亲，为父亲庆贺六十大寿，乃登连话都不能说了，以升见状心里非常悲哀。第二年二月乃登就去世了。

以升母亲韩石渠身体一直硬朗，抗战期间无论多么奔波劳累，辗转迁徙她都挺过来了。为了躲避战争，石渠一直跟随两个儿子以升和以新背井离乡，过着逃难生活。1945年，抗战总算结束，石渠异常兴奋，她这些年来唯一的愿望就是回老家南京。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重新开办交通旅馆，颐养天年。

八年的时间，人们尝尽了炮火的震撼、流徙的困苦、生活的艰辛，和平终于到来，人们那种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以升长女于美回忆说，胜利的消息传来后，亲友们高兴地奔走相告，串门互访十分频繁。当时茅家有一个计划就是乘船从重庆顺江东下，返回南京。但是遗憾的是，石渠终于没能够返回家乡。

第39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2)

石渠当时住在以升家，地点位于重庆郊区南山黄角桠两浮支路。抗战胜利那年她已经七十岁，除了身体有些胖外并没有其他疾病。由于太胖，走路蹒跚缓慢，住在重庆更显得不方便，重庆山路较多，出门一趟非常不易。1946年1月5日是以升二叔茅乃封生日，乃封邀请石渠去做客，由于石渠走路不便，他要石渠当晚住下来，第二天再回家，没想到石渠就在这晚上去世了。据亲友回忆，其实石渠的去世是因家人不懂常识而发生的一次事故。听长辈说，石渠很可能吃得多了，食物堵在胸口，被噎住了，人坐在那里发呆，似乎失去知觉。当时家人非常惊慌，茅乃封妻子等人手足无措，以为躺下就好，就把她放倒在床上。没想到一躺下来，人就过去了。后来听医生说，应该让她坐起来并轻轻按摩，再喝些温水就能舒缓过来。

以升在文中评价母亲说：“我母一生经历大事特多，关系到我家兴衰祸福，以一寒士家庭而子孙教育不辍，最足见其远视。她的言行德操在我家垂为风范。勤俭持家，事亲和顺。审利害，察是非，敏捷理剧，英断决疑。教养子女，似严实宽，协助亲朋，既丰且约。秉行素志，数十年如一日……”

抗战胜利后，以升全家返回南京，但母亲的灵柩当时仍留在重庆，以升心里一直很不安，觉得好似把母亲一人孤零零地留在江的那一边。以升忘不了母亲常念叨回家的心愿，为了满足母亲回家乡的愿望，以升决定将母亲灵柩送回镇江下葬。待重庆与汉口的轮船运输恢复正常后，以升便托了中桥渝分公司的人办理灵柩运回南京的事宜。1948年1月7日以升把母亲韩石渠的灵柩先从山上搬下来，又乘船自重庆到汉口，再从汉口运回南京。周折辗转终于回到南京，此后以升又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在镇江高资璋山。

茅以南同母亲韩石渠及儿女。左起：韩石渠，孙子茅于敏，孙子茅于恭，儿子茅以南，孙女茅于弘。

◎ 茅以纯——茅家一段痛心往事

小时候经常听到外祖母谈起茅以纯，以纯是外祖父茅以新的妹妹，从照片上看，以纯眉清目秀，很可爱。外婆说以纯嫁的人家姓戴，也是石渠娘家人做的媒。但以纯嫁的姓戴的人似乎有精神病家史，她的丈夫尽管没有病，但他们的一个孩子就患有精神病，病情很严重，不能自己谋生，一直依靠亲友接济，其中以升接济最多。

韩石渠共生过十二个孩子，最后只剩下三男一女，其他的全部夭折，活下来的女儿就是茅以纯。茅以纯比我外祖父小一岁，是个聪明的女子，当时在家中很受宠爱。乃登和石渠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且从不重男轻女，以纯同她的哥哥们一样，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中学在南京汇文中学读书，大学考取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英文系，副系学的是西洋音乐，她还是基督教徒，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少见的。由此可见，乃登和石渠在子女教育方面并不保守。但在婚姻问题上，他们就没那么开放了。以纯的婚姻完全是父母做主定下的，婚前她对未来的夫君没有任何了解，她嫁过去才知道，丈夫是一个纨绔子弟，整日不务正业还天天吸食鸦片。对本来很好强的以纯来说，那种痛苦和无奈难以描述。以纯的丈夫对妻子很不好，成天要妻子服侍他，连读报都不肯自己拿着报纸，要以纯举着报纸给他看，高低不对就要挨骂。以纯因长期郁闷，三十多岁就过早离世了。

第40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3)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权桂云

在国内时，我常常赞赏西方人的婚姻爱情观，电影和小说上对于“伟大爱情” 的描写每每使人心企神往，由衷赞美。但在欧洲生活几十年后，我有时会觉得中国人传统的婚姻爱情观自有动人之处。其实人们的爱情婚姻观同社会形态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如果女性没有受教育和工作机会，没有经济地位，她就必须依附男性，男女是不平等的，但是谁也不能说男女不平等就不能产生爱情。像冒辟疆和董小宛，他们之间的爱情常被人称道。人们也常常赞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尽管男女地位不平等，但只要男人尊重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女性，他们之间又真正相爱，也可以有伟大的爱情。今天，女性地位提高后，男女婚姻爱情观自然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其实，即使在今天，爱情于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不能说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就是爱情，但也不能说从一而终就有爱情。上述各种情况可以有爱情也可以没有爱情，于某些人有爱情，于另一些就没有爱情。茅以升的确在“正室”外娶了另一个女人，但他同妻子仍旧非常相爱，不离不弃，在妻子重病期间，以升始终非常耐心地关爱照顾妻子。对出身贫困家庭的权桂云，以升也非常爱惜，直到年老并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强大压力时，他都不愿意遗弃这个已经同自己生活了很久的女人。

权桂云1925年4月17日生于苏州，父亲曾在苏州某警察局做过局长，但因肺病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姓郝，独自带着五个女儿艰难生活。为了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母亲帮人做针线维持生计。权桂云是家中的老四，性格温顺，外表秀美，身材娇小，操一口吴侬软语。1946年，以升当时在上海工作，妻子戴传蕙在南京，处于两地分居状态。以升经一位朋友介绍同权桂云相识，以升见到权桂云后，立刻对眼前这个妩媚端正的女孩产生了好感。尽管年龄悬殊，权桂云也非常喜欢以升，觉得以升对人和善，脾气好，会心疼人，又会讲故事，非常幽默。权桂云文化不高，却温柔体贴，忍辱负重，安于现状，从不提出任何过高的要求。但性格内向懦弱，特别是在解放后，由于受到各种压力，她始终郁闷愁苦却只能逆来顺受，最后在五十岁上就得病去世了。

◎ 迎接解放

7. 茅以升的晚年

1949年南京解放时，以升在中桥公司工作，当时中桥公司在上海，而他家在南京，以升不得不经常往返于沪宁两市。多年内战，腐败专制使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国民党非常失望，人们求变心切，也希望国家尽早强大。以升尽管不愿卷入政治，但面对这一趋势，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同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无反感，但也并不十分了解。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崩溃在即，南京市一片混乱，很多南京居民到外地躲避。以升一家也去了上海，在铜仁路租了一套三间的房子住下。当时上海尚未解放，五月，上海换了市长，名叫陈良。陈良当时在江河日下、人心溃散的情况下想找一位名望高的人担任秘书长，辅佐他的工作，他想起了以升，在没有征得以升同意的情况下，就任命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以升看报才知道这一消息，他把报纸拿给妻子看，妻子也觉得太过荒唐了。以升当时想，先不去理他们，看他们能怎么样。但不久，陈良的妻子，也是以升在美国的同学李佩娣找到以升，希望以升能够接任这一职务。以升当然不肯，妻子传蕙对他说，他们还会来找你，不如去躲一躲。以升于是进入了同济大学附属的中美医院。其时以升已参加了进步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学会”， 这一学会与其他很多组织一样都同共产党有联系，尽管以升并不知道这一组织同共产党有关系，但他却明白这个组织并不受国民党的欢迎。地下党得知国民党要以升担任市秘书长，就通过学会传来话说，以升应该接受这一任命，以便里应外合打进市政府内部，为将来接手上海市做准备。但以升觉得他根本不可能胜任如此光荣的使命，他既没有政治工作经验，也对政治缺乏兴趣，因此推掉了，但以升答应，如果有任务交给他，他可以尽力完成。于是，地下党交给了他两项任务：一是在国民党撤退时设法保护上海的工厂，因为共产党担心国民党在撤退前会破坏工厂；二是，当时有三百多名进步学生被关押在监狱里，上海解放时，国民党很可能会杀掉他们，希望以升想办法保护这些学生。这两项任务以升都接受了。以升找到李佩娣，将上述两项要求提了出来，向李佩娣做了工作，最后陈良同意对上述两项要求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第41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4)

这时的以升仍在医院里，5月24日深夜，以升听护士们纷纷议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了。第二天一早，以升到大街上一看，果然到处红旗飘扬，市民们正夹道欢迎解放军，以升也同市民们一样高兴。六月份，新政府的市长陈毅邀请一些专家召开座谈会，以升也参加了，陈毅对他说：“你对上海解放是有贡献的。”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毛泽东和茅以升等人在一起。

◎ 私生活曝光

共产党对茅以升一直有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委以重任。武汉长江大桥建造期间，他担任中外专家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人民大会堂筹备和建设期间，他担任人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周恩来指定由他审定设计方案并签字，承担保证大会堂安全的责任。他还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8年起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以升在回忆录中提及他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接见的情况。毛主席每次见到他时还称他为“本家” 。每逢十一国庆节，他都会收到邀请，可以携家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我记得我和表弟也有幸沾过一次光，十一国庆节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还见到过周总理。以升出国访问也非常频繁，先后去过欧洲、苏联、日本、朝鲜等国。但以升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压力，外界很少知道。读了他写的《蕙君年谱》可知，从三反五反到反右及“文革”，他都经受过政治压力。一介工程技术人员尚且如此，那些舞文弄墨者的境遇就更可想而知了。但起初以升遇到政治压力相对较小，到了反右和“文革”期间，各种压力加大了。但总的来说，以升因他的名气和声誉，一直受到周总理的保护，“文革”期间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解放初期，以升遇到的最大一件麻烦事就是私生活的曝光，这给以升晚年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据以升女儿茅于燕回忆：五○年时，中国掀起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家庭生活，这给以升造成了沉重的思想负担。权桂云是以升的外室，解放后，以升曾经问过权桂云是否愿意离开他，权桂云当时只有二十五岁，不愁找不到如意郎君，但权桂云却不愿意离开以升，以升内心当然也不愿权桂云离他而去。但以升从未想过抛弃结发妻子，以升与传蕙感情一直很好。传蕙曾经患过严重的忧郁症，以升不想让妻子再次受刺激，因此他有外室的事情一直对妻子隐瞒着。本来以为也许可以相安无事，但“忠诚老实运动”开始后，以升被迫向组织交代了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他置“外室”的情况。在公私生活完全不分的年代，是否交代自己的问题已经上升至政治觉悟的层面。在单位作出了交代，在家就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他不得不回家告诉妻子，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一来担心妻子难以接受，再次犯病，二来不知如何处理权桂云的去留。但向妻子交代已经是迫在眉睫，不说不行了。

以升在回忆录上说，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妻子吐露隐情，但却总是找不到机会。一天，以升同妻子闲谈，妻子谈兴正浓，说到一位朋友的外室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披露自己被遗弃的事情。传蕙说，外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男人难堪。她还评论说，这一定是朋友的正室逼得太紧，逼她丈夫同外室断绝关系，丈夫没有办法，只好遗弃这位外室，外室便用这个方法来报复一下。传蕙的话给以升带来一点信心。以升想，看来妻子还是很大度的，也许会接受自己有外室的事实，这时候如果顺水推舟，承认外室的事情可能会被妻子理解。以升于是将他同权桂云从结识到在一起生活并有一个女儿等等事情大胆地对妻子说了。尽管以升料到这一坦白会使妻子难过，但他却没想到妻子的反应异常强烈。他写道：“妻子听了顿时变色，一语不发。”

第42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5)

在感情问题上说别人都很容易，轮到自己头上就会反应强烈，好似放大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传蕙得知丈夫有外室的事情非常难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在传蕙眼里，丈夫为人正直，对自己从无二心，夫妻二人的关系始终和谐美满，她从未料到丈夫娶了二房。从此以后，传蕙心情一直不好。以升的外孙女徐依协回忆说：外婆从来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因为她出生时，外婆已经生活在一种难言的痛苦之中。妻子的强烈反应使以升的生活陷入了被动、烦恼、焦虑之中。妻子知情后意味着孩子们也将知情，亲戚朋友都将知情，个人的隐私将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旧社会本来比较宽容外室的存在。以升是十九世纪出生的人，婚姻完全是父母安排的，结婚时年仅十八岁，妻子常年多病，有外室的存在在当时也在情理当中。新中国要打破这些陋习，应该说是件好事情。但是新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尊重个人隐私的习惯和空间，也不给那些既成事实的家庭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方法，因此让很多家庭陷入痛苦和矛盾之中。以升在晚年始终被子女和亲友误解，给他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

茅以升与权桂云在天安门城楼。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交“黑心”

以升虽然是党外人士，但一直享受着高级干部的待遇。参加重要会议，经常出国访问，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升可以置身于各种政治运动之外。待遇是胡萝卜，政治运动是大棒，二者需要经常交替使用，才能使这些“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心悦诚服。现在无党派人士可以当部长，说明中国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生了非常积极的转变。

1957年2月，作为人大常委的以升出席了国务院会议，会上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这一演讲给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信号，大家以为将会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空间。3月15日，全国政协召开第二届第三次会议。政协本来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集中的地方，在组织的暗示下，人们大胆地畅所欲言，而以升只在会上讲了如何做好科普工作的发言。只是到五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学部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以升提出了“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体制问题的建议”。建议中很婉转地提到了党政部门不要过多干预科技工作的问题。以升上述建议当时均没有被列为右派言论，不料到了五八年，他任职的铁道研究院开展批判他名位思想的全院运动，来势凶猛并且以批判以升一人为主，为时一个月之久。为什么五七年没有把他划为右派，而在五八年对他掀起批判，主要是因一次事件引起的。

事情从五八年四月说起，当时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及九三学社开展“交心运动”。每人要将真实思想中对党不满的部分尽量提出来，然后自我批判，这些思想均属于“黑心”，而颂扬党的部分叫做“红心”，不必再说。以升五七年曾提出的八点建议，其中一、三、四条属于“黑心”，是向党的“进攻”，必须写交心材料。当时说好，这一材料保存在九三学社内不向外传，但是不久就传遍全国。起因是一名研究院的干部，名叫王翔，他在一次发言中说，他要走“茅以升路线”，成名成家。于是针对茅以升的大字报和大批判就在全院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这名干部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要批判以升呢？很明显，茅以升是一个党外人士，一位科技专家，有人胆敢走“茅以升路线”，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岂非大逆不道！研究院又向九三学社要了以升的交心材料，九三学社不敢不交出来。铁科院看见这些“黑心”材料，觉得更是掌握了以升一片“黑心”的证据，于是对他的批判更多，最多达到五百张大字报。各单位的小组每天到以升的办公室，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四壁上，大小批判会更是接连不断。以升前后三次在院内的大礼堂向全院干部做自我检讨，直到六月底检讨才过关，运动方告一段落。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以升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压抑的时光。当时猜测，由于以升是知名人物，上面放他一马，但为了给他一点教训，将他的侄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茅于轼打成了右派。此外，在这场反右运动中，茅家有多人被打成右派。除茅于轼外，茅于恭、茅于榕都被划为右派。现在知道，当年众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片“红心”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党对国家抱着炽热的感情，当时有些人可能因为红心过热了，所以心被烧焦了。

第43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6)

反右运动使以升心力交瘁，也使以升的妻子非常恐慌。戴传蕙曾经在以升造桥期间因担忧而患忧郁症，五七年的政治运动使她每日坐立不安，幸亏子女们多来劝慰，风暴总算过去。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八年后“文革”爆发，戴传蕙终因恐慌，心脏病复发而撒手人寰。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文革”岁月

“文革”刚开始不久，以升的妻子戴传蕙就去世了，传蕙主要是因惊吓丧命的。以升长女茅于美在回忆文章中说：

“文革”期间，父亲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受过好几次批斗，大字报上罗织的“罪名”更不必说了。母亲日日担心他的安危。父亲后来告诉我，每天到院内上班，进了大门就被在颈子上戴上“反动学术权威” 或其他什么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后还要在院内游走一番，任何时候都会被造反派揪住围攻一通，幸而没有去外面大街上。所幸的是，下班前，居然允许他把黑牌子放在传达室后再回家，这就是相当宽容了。母亲每天早上送父亲出门，心中担心他晚上不一定能回家。因为那时很多人上班后就再也不回来了。这时母亲听见街上打砸抢和抄家的事情很多，就同父亲商量，主动把自己住房的正房三间房腾出来，两人同住在厨房旁的一间小间里，带了一只装些换洗衣服的旧皮箱，放在床下。然后写了一份声明要把家中三间宿舍交公，另外家具、书籍，连同一切家用杂物也开出几张清单，准备上交。父亲对我说：“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民在水深火热中间啊。”这期间，家家都有点“事”，谁也不敢和谁来往，更不敢打电话。等到稍好一点的时候，我悄悄地回家探望，见两位老人在厨房旁小屋住着，看到家中书籍杂物凌乱不堪的样子十分辛酸，倏然之间，我发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的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1967年1月13日中午，我刚刚回家，家人就告诉我当天清晨母亲遽然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雳，就在前几天，我回父母家探望，她虽然患有肺气肿心脏病，但还是每天起床料理家务，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当时家中只有父亲和一个老保姆在旁。我和四妹于燕两家人赶到，见母亲静卧如安睡模样，只是浑身冰冷了。我们不禁失声痛哭，跪在她床边，久久不能站立。父亲对我们说，12日晚上，母亲还好好的，正好这晚有她上海一个娘家外甥来家向她辞行，两人谈得还很高兴，但这天夜里，宿舍院内突然有嘈杂喧嚣的人声，原来是一群红卫兵敲开院中大门，呼啸而过。母亲大受惊吓，以为是来抄家的，彻夜惊恐不能成眠。后来声音又静下来了，保姆说是抄了隔壁人家，把被褥都抢走了。母亲同邻居关系很好，听了又为人家着急。父亲说，他看见母亲那样难过，竭力安慰她，好容易看她睡着了。清晨父亲起来洗漱，轻手轻脚想让她多睡一会儿，见母亲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嘴唇发紫，情知不对，赶忙打电话叫急救车，偏偏打了好久才打通。等到车来，医生从车上下来诊视，把脉听诊后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没有救了。父亲说着，泪如雨下，我们父女相拥，泣不成声……当夜我陪父亲，对坐了一夜。这是我们与母亲同住的最后之夜。

以后，父亲把母亲写给他的信件，编为一集，装订成厚厚的一册，题签为“蕙君遗墨”……自母亲永远离开我们，我们姐妹下乡，下干校，我们下一代又是知识青年插队或去兵团，奔赴五湖四海了，一个团圆的大家庭，人员四散，有如断了线的珠子，再也穿不成串了。人世沧桑，一家人也零零散散，难以再享受融融团聚之乐了。

第44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7)

以升在《蕙君年谱》中写下了对妻子一生的评语：外宁内忧，似福多难。

以升为妻子写下的悼词是：一世操劳，半生忧悴，负卿曷极；满门遗爱，万里留芳，惠我何多。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运动稍有平息，对以升的的批斗已经停止，据以升同院的干部张惠生回忆：在红卫兵对以升批斗期间，一天，因为日本首相访华，点名要见茅以升，周恩来问下面的人，茅以升最近怎么样，下面人一调查才知道以升正在挨斗，周恩来于是向以升所在单位发了指示，“一定要保护好茅以升同志的人身安全，保证不能妨碍茅以升同志的正常活动。”据以升当年的同事回忆，当时造反派曾想从以升留学美国时写的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找到一些反动证据，但读了数日，一字没看懂，最后只好作罢。

1968年到1970年间，以升频繁地接待外调人员，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很多外调人员。这些人要他揭发过去认识的人的所谓“问题”，这对他非常困难。外调人员就像业余情报人员，或者说业余侦探家，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些所谓线索，以期给那些被调查的人罗织罪名。以升不敢怠慢那些外调人员，但他坚持说实话。他的记忆力很好，他会把他认识和接触过的人和事连细节都想起来，从不会无中生有。三年的时间，几乎就在应付这种调查中全部耗尽了。

毛泽东、周恩来签署的任命通知书。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茅以升夫妇和三个儿女及孙子。后排左起：儿子茅于润，茅以升，长女茅于美。中排：妻子戴传蕙，幼女茅于燕。前排左起：外孙吕锡京，外孙女徐依协，外孙女吕锡春。时间为1956年。

◎ 深陷家庭矛盾

俗话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要细究的话，好多难念的“经”是自找的。以升有五女两男，同戴传蕙育有六个子女，同权桂云育有一女。尽管工作繁忙，他仍会抽出时间帮助和解决子女的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每个子女各个阶段的情况。他的长女茅于美曾回忆说，父亲与其他人不同，从不把家小丢在一边，而是每调换工作都要全家一起跟着他走。他愿意同全家人在一起。每个子女的入学、工作、婚姻、家庭等情况他都非常关心。当然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以升对两个儿子更加偏爱和重视一些，但是对几个女儿也非常好。他曾为次子于润的爱情和婚姻非常焦虑，对长子于越有求必应，晚年对小女儿玉麟也呵护爱怜。

以升十九岁上就有了长子茅于越，由于他后来出国留学，于越主要由母亲戴传蕙带大，于越同母亲的感情自然也更加深厚。于越四九年起就在联合国所属的国际电讯联盟工作，解放后他仍旧留在瑞士联合国机构工作。虽然曾经短期回国探亲，但因长期居住在国外，父母对他的思念之情非常强烈。从以升的回忆录中即可看出，以升夫妇二人经常念叨海外的儿子。戴传蕙去世时正值“文革”，于越未能回来为母亲送终，令他万分遗憾。直到1972年，一些海外华侨可以回国，于越夫妇便带着女儿踏上回国征途。得知消息，父亲、弟弟妹妹以及其他亲属们的喜悦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此时权桂云与女儿已经搬来同以升住在一起。据我舅妈回忆说，于越夫妇向以升表示，只要权桂云在家，他们不肯进以升的家，非要权女士离开不可，以升因此非常为难。以升有什么事情都来找我大舅妈（茅于轼夫人）商量，这次也不例外，他求我舅妈想想办法，看怎么才能摆平这个事情。大舅妈于是找到权女士给她做工作说，于越是以升非常宠爱的儿子，现在远道回国，父亲想与儿子团聚叙旧，权女士是否顾全大局暂时回老家苏州一住。权女士通情达理，答应同女儿回苏州，以升也很高兴，立即转告儿子可以回家住。于越回来那天，全家出动去机场欢迎，我舅妈代表我外婆外公也去迎接远道归来的亲人。哪里想到，于越到北京后仍旧表示不要回家住，要住在宾馆。不仅如此，他连家门也不肯进，亲友们想见他就去宾馆，于是亲友们只好天天往友谊宾馆跑，连年近八旬的老父也不例外，好不辛苦。但是于越他们倒是来拜访过我外祖父，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请他们来吃饭，叔公以升也来了，他们一个劲夸我舅妈烧的菜好吃。席间，舅妈劝他们说，尽管理解他们对母亲的感情，但现在要从现实情况出发，父亲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而且这已是既成事实，应该接受，但是于越仍旧表示不愿接受权桂云。据舅妈回忆，以升那天甚至说：“你怎样才能接受呢？是不是要我给你下跪？”

第45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8)

爱本来是个好的事情，有时却会变成一杯自己酿制的苦酒。妻子爱丈夫，子女爱父母，男人爱女人，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有时爱得太强烈就会不顾被爱人的感受以及被爱的人的处境，一味索取、占有他的情感，使对方经受很大的痛苦。

以升晚年尽管在外面非常风光，但内心的痛苦和受挫感非常强烈。据他小女儿回忆，以升本来就有胃痉挛的毛病，只要精神紧张就会犯病。因家庭矛盾，以升不止一次犯病。以升本来家庭很美满，只因权女士的到来，使得一家人纠缠在爱恨当中。

权桂云搬来同以升住在一起，对权桂云来说，二十年来，她第一次能同自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对他们的女儿茅玉麟来说，十几年来，她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她们没有料到的是，以升的子女和亲友很难接受她们。虽然以升的子女也认为权桂云是一个好人：她脾气温和，屏声敛气，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子女又难以接受父亲曾有外室的事实，他们认为是父亲造成母亲的痛苦，父亲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为了得到以升子女的承认，权桂云尽其所能：帮助以升料理家务，照顾他的衣食住行。“文革”期间以升的子女下放干校，孩子们留在北京时，权女士也非常精心地照看他们，她想尽量做得更好以赢得亲友的好感。但是以升的子女特别是他在国外的儿子，对权女士始终怀有无法释怀的怨恨。即便母亲已经去世，即便权女士住进以升家不到十年后也病逝，这些子女们仍旧不放过他们的老父亲。我自己就亲眼目睹以升遭亲友指责的场面，以升对此的态度是一言不发。他大女婿徐旋后来对我说，这是以升采取的对策：以沉默做抵抗，以无言来反击。但是我想，他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我二舅说他有一次亲眼看见以升为此掉了眼泪。他不知如何摆平这一关系，他疼爱子女，也深爱两位夫人，他只能选择无言的反抗。我本不愿卷入以升家庭的是是非非中，但如果要写出以升晚年的心境，不涉及这一段生活是不可能的。再者，这种事迟早会有人把它形诸文字，与其任其凭道听途说得来的材料作随意的附会，倒不如原原本本地还原事情真相 ，这样做，是对前辈、亲人负责的一种态度。据以升女儿于燕说，她的哥哥因她没有加入批判父亲的行列，因此对她也疏远了，后来竟至音讯全无。权女士出身低微，也是遭亲友白眼的原因之一。可以说，这一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悬案，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既有传统观念中对“妾”的鄙视，又借助新社会对个人私生活的蛮横的干预和鞭笞，附加了某种道德色彩，再交织个人情感上的占有欲和不宽容性，多重因素交织，从而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冲击和折磨。

现在想想，以升到底应该怎样做呢？将外室赶出家门？他曾向妻子保证要替权桂云找一个工作，但他又不忍心让一个没有生活技能，文化程度不高，心地善良身体却很虚弱的女人独自面对严酷的世界。和妻子分手？他更不可能丢掉生活了五十多年，共同经历无数风风雨雨的妻子和一家人。自他“金屋藏娇”被曝光以来，他的家庭生活就变得非常痛苦。几十年生活在负罪感之下，对妻子，对子女，对权桂云和他们的女儿玉麟，他都感到内疚。他写过检讨信，一封又一封，乞求原谅，他承认犯错，向党认错，也向子女认错。以升的小女儿玉麟回忆说：“母亲就是因为很清楚父亲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所以她的心情也非常忧郁。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冲她来的。每当父亲因精神痛苦而犯胃痉挛，她就默默地为父亲煮一个鸡蛋，硬壳蛋可以把胃痛压下去。母亲是一个不会反抗的人，逆来顺受，像《红楼梦》里的尤二姐，但也许不会反抗更好，如果天天反抗吵闹，我父亲可能更不好受。她还是个非常勤俭克己的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每年都会说：‘明年不死我就做一件棉袄。’因为她身上那件黑棉袄穿的时间太长了。可是直到死她也没有做成新棉袄。”

第46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29)

权桂云的死对以升打击也很大，他深感对不起这位跟了她十几年受尽委屈的弱女子。以升小女儿茅玉麟回忆，以升听到噩耗，胃痉挛立刻犯了，以后胃痉挛一直非常严重。

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也能理解以升原配妻子以及他们子女的感受，但是不能不承认，这种感受的背后，除了私人感情外，也包括某种等级观念的因素。也许，在这场情感的纠纷中，没有谁对谁错，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宽容、谅解和自由。用茅于轼一部书的书名做总结：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茅以升夫人戴传蕙七十大寿，茅家部分亲戚合影。后排左起：徐依协，黄允懿，作者母亲茅于兰，茅于燕，吕世传，赵燕玲，茅于轼，茅于敏，茅于杭，徐朝仪，张建文，张乃琛；中排左起：茅于文，张大奇，茅以升，戴传蕙，作者外婆陈景湘，作者外公茅以新，茅于美，徐旋；前排左起：茅为庆，徐亚平，吕锡春，茅为星，茅青，徐安泰，吕锡京。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茅以升和家人合影。 后排左起：外孙女徐亚平，女儿茅于燕，长女茅于美，女婿徐旋，小儿子茅于润，外孙女徐依协；中排：戴传蕙和茅以升；前排左起：外孙吕锡京，外孙女吕锡春，孙女茅为兰，外孙徐安泰。（摄于1965年2月春节）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茅以升夫妇。

◎ “评功摆好”总结自己

1965年时各单位展开评功摆好运动，说是以前做自我批评太多，现在来做一些表扬。以升的小女儿回家告诉父母单位的运动情况，老两口空闲时也来了一个相互评功摆好：妻子说，你脾气好，从不同人吵架；你生活有规律，做事有头有尾，不过有时过于刻板，不够灵活；你爱废物利用；最恨浪费时间；替人办事从不苟且敷衍；你身体好很少感冒发烧，我没见你住过医院；好东西舍不得吃等到烂了而后已……以升抢着说：让我摆你的好吧，你克己待人，总把好东西给人，自己留坏的；每日三餐多吃素菜，好的留给我们；你善揣人心理，知道我在什么时候要什么东西；你眼光灵敏，心中有数，对东西的长短轻重能说出数字，很少错误；你每天操劳不惜，力求门庭整洁；你勤于书信，每问必答；你对佣工非常忠厚；你管家最有秩序，对于各种生活问题都有计划安排，不会误事，像一部分年的《国民计划书》……

这一记载在《蕙君年谱》中的夫妻俩评功摆好，读来令人感动。真正的夫妻感情在于相互的宽容和理解，在于相互的支持和帮助。

以升在生活上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也许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谁都不可能对生活有什么太多的要求，从以升的回忆文章中看，以升一生中没有多少积蓄，大部分积蓄都用在为子女提供出国留学的费用上了，剩下的钱除了日常开支就是接济亲友。茅家很多亲友都靠他的接济：解放前他帮助过二叔茅乃封，接济妻子戴家的人，权女士的母亲也靠他赡养，以升妹妹以纯长期患精神病的儿子靠以升每年寄生活费，以升非常喜欢的侄子茅于恭“文革”后被除去公职，一家人被赶到乡下也是靠以升救助。因此，尽管以升解放后一直维持较高的工资收入，但是生活并不宽裕。他在《蕙君年谱》里透露，他一生中不但没有积蓄，还时常欠债，甚至需要卖掉一些东西来还债。

第47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0)

以升生活中有许多爱好，其中一个爱好就是听京戏。他说，他第一次看京戏是十六岁时，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第一次举行出口商品展览会，准备选出商品到巴拿马国际赛会去参加比赛，中国许多商品得到巴拿马展览会奖，很是荣耀。这次展览会叫“江南劝业会”，在南京曾轰动一时。为了助兴搭台演出正工京戏，热闹非凡。以升虽然初次看戏，却一下子入了迷，以后有演出就约同学去听戏，竟至夜深有时回不了家就近住在同学家里，家里人对他的行为很不满，他的二叔曾说他没出息。但以升对京戏的爱好却未因家人的反对而中断。十八岁考上唐山路矿学堂，离家北上。从南京乘火车先到北京，有一个在北京的同学请他看梅兰芳的戏，以升第一次听梅兰芳，简直如醉如痴，一连看了几天才去唐山就学，幸亏家里不知道，否则又要骂他。以升到晚年仍旧喜欢听梅兰芳的戏，正巧他的女婿徐旋也特别爱听戏，而且同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是好朋友，以升的生日或者朋友聚会常会请葆玖来做客，并请他唱上几句。以升也非常喜欢看电影，在美国留学期间只要有时间就去看电影，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马丽·匹克福特、嘉宝和卓别林。解放后以升有机会也常去看电影，只是一段时间中国没什么电影可看。改革开放以后，电影和电视片多了起来，但此时的以升已经八十多岁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每到电视播映那个晚上，北京市几乎万人空巷，所有的人都在家看这部电视剧。但以升却说，看不懂，不知道那电视剧在说什么，特别是对不上电视里的人物。

以升二十三岁开始吸烟，晚年烟瘾依旧，直到九十高龄住进医院才把烟戒掉。他的烟瘾还影响了两位夫人，戴传蕙抽烟，权桂云也抽烟，每次去以升家就闻到一股香烟味。有一次他对我们讲了他是怎么沾上烟瘾的，他说，那是1919年夏秋之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忽然发生了西班牙流感，说是美国大兵从欧洲带回来的。这种流感来势凶猛，蔓延迅速，死亡率极高，有的全家人被传染上，数日便死。以升正在美国留学，听说后非常紧张，就去找医生咨询。医生说这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以升想如果是呼吸道传染病也许用吸烟的办法可以预防，像蚊子等昆虫就明显地怕烟味，于是他就去店里买了几盒英国的“三炮台”，开始抽了起来。瘟疫流行期间，以升居然安然度过，他相信是吸烟的功劳。瘟疫过后他也不抽烟了，但是回国以后，朋友闲谈时，递给他烟，他又抽了起来，慢慢的就染上了烟瘾。抗战的时候，心情烦闷，烟抽得更厉害。她大女儿回忆说，“那个时候好的香烟难买，他就抽水烟。水烟的烟器是白铜做的，形状有点像带桅杆的小船，捧在手上很凉，冬天还得做个毛线套子套上，水烟用的是皮烟丝，细细黄黄的烟丝，撮一点放在一头的烟斗里，用纸捻好的纸媒子来点火，另一头有铜管子，烟丝点着后，嘴就凑在铜管口吸起来。”其实水烟有一种过滤作用，能把尼古丁过滤掉，而且吸水烟挺有风度，水烟的烟管制作得很精致，像一件艺术品。但是水烟携带不方便，以升后来也不抽了。到了1960年，中国发生饥荒，香烟买不到，以升就开始抽烟斗，现在还有很多照片是他嘴里含烟斗的照片。在饮食方面，以升一直钟爱江浙美食，最爱吃镇江肴肉，扬州狮子头和煮干丝。

第48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1)

解放初期，以升仅六十多岁，本以为可以再干一番事业，但连番的政治运动以及众多的社会活动使他根本没有时间精力放在科技工作上。以升的老秘书许宏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茅老对他自己在解放前的经历做过高度概括回忆，他满意学生喜欢听他的课；他欣赏建钱塘江桥时所首创的“上下并进，一气呵成” 的快捷施工法；他难忘抗战中恢复唐院的艰辛。但以后，他在机关工作的这些年，自己总结了八个字：满腹经纶，一事无成。

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出国访问的机会，以升也多次出访美欧等国，1979年他再次来到阔别半个世纪的卡内基大学参观访问。当时他的心情非常激动。以升的名声和地位也日益提高，他的各种社会活动也非常频繁。但他总是希望能再为国家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有很多想法都想再去实践，比如他对教育改革充满兴趣，对科普工作非常热衷，然而年事已高，再加上长期的眼疾，使他很难如愿完成研究工作。

茅以升和长女茅于美。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1982年茅以升荣获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称号。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笔耕不辍

以升认为他自己晚年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有限，其实，以升晚年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有意义的文章。以升从小喜欢写作，在大学就开始写剧本、写散文。晚年因时间较充裕，他更是写了不少文章，有科普文章，有回忆文章。他生前出版了五种文集，《钱塘江建桥回忆》、《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第一集和第二集）、《茅以升选集》等。“文革”前他主编了《自然科学小丛书 》，“文革”后主编了《中国科学家辞典》，89岁高龄时还主编《现代工程师手册》。 由于从小打下的基础，以升文笔流畅，语言生动。他写的一些散文读起来脍炙人口，且有启迪意义。以升写的《征途三忆》即《忆人篇——齐眉回忆》 （即蕙君年谱）、《忆地篇——留美回忆》、《 忆时篇——童年回忆》以及他写的《桥话》等文章都有很强的可读性，令人爱不释手。他的长女茅于美回忆他编《桥话》的过程时写道：

“‘文革’这段时间，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两位退休老友共同编纂选录的九本《桥话》。说来有趣，父亲平日爱读文学作品，枕畔不乏中外古典名著。他读中国古典诗词，发现其中涉及《桥梁》的诗句很多。他忽发奇想，便邀两位老友，一位是陆公达，一位是夏承栋，来编纂一部辞典：收集古往今来关于描写桥梁，桥边离合悲欢的典故，以及隐喻明喻桥梁的词句，都摘录下来，注明出处，再综合分类，供人鉴赏。这两位老先生原是工程师，但对文学均有兴趣，听了这个选题都欣然同意。陆先生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查阅《全唐诗》、《全宋词》、《元曲》以及诸名家选集。两位老人用工工整整的小楷，用一式四百字的稿纸抄录成册。父亲按照《年谱》的模式设计装帧起来。从1968年到1970年，日积月累，居然编成九巨册书稿，摞起来足有一尺多高。可惜这部《大书》，只能叫做素材，若要成书，还得费很大的整理和编写功夫。”

“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第49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2)

以升的这一名言也成为茅家后人的座右铭。

茅以升和胡耀邦。

茅以升和少年儿童在一起。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女伴病榻，子绝父情

以升此前除了神经性胃溃疡以外没有其他疾病。八十八岁以后视力严重衰退，九十岁以后身体开始衰弱。1987年，以升因发高烧住院，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主要是小女儿玉麟。玉麟小的时候与父亲在一起的机会不多，父亲去世前只有她在身旁陪伴。几十年过去了，玉麟仍旧清楚地记得陪伴父亲度过的最后时光：

父亲住院期间我全天陪同他，和医院的人都熟了。照顾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耐心，需要爱心。八七年感冒时，我开始不太着急，因为每次他感冒打一针就能好，但这次因为摔了一跤，股骨骨折，父亲便开始昏迷，体温升高血压下降，心律不齐。连续好几天，输液管、氧气管、胃管、尿管全部插上了。主治医生通知我们准备后事并报党中央国务院“茅以升病危”！ 正在紧急时刻，我们茅家的亲戚，以滇姑姑对我说，气功很灵的，你何不让你父亲试一试。我就通过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和当时的气功大师严新取得联系。我到严新的住处，他屋里人很多都是来看病的。严新看见我使劲推了推脑袋说，你父亲病很重，主要问题在头上，我尽力而为吧。我听后很奇怪，父亲已经病危，昏迷不醒，为什么他说问题在头上？严医师倒了三杯水，叫我喝下，我接过杯子一饮而尽。接着他又开了几服药，让我替父亲服药，因为父亲已经不能服药了。服法是：一天一服，每服煎六次，一天吃六顿。吃药前后各做十分钟气功，做气功时双目紧闭，想着父亲最健康最高兴的时刻。每天下午六至七点钟，烧三炷檀香。临走时，他又抓了几把山里红，要我每天吃几个。我一一答应。他最后告诫道，吃他的药一定要相信他，心诚则灵。回到医院，父亲仍在睡觉。我从这天起，按照医生的嘱咐按时吃药，同时医院也积极抢救，双管齐下，居然出现奇迹，父亲的病情逐渐稳定好转，半月后化验，数项指标趋正常，人也清醒了。再过几天，父亲可以吃流质了，我好开心啊 !父亲回复健康后，头脑仍不太清楚，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时而会说：小麟，我们准备开会去了，看看车子来了没有；‘小麟，我要回家了，回镇江。有时说回南京。见此情景我不禁泪流满面。我知道这辈子他再也不能回家了。但不忍伤他的心，便说：等您再养几个月我们一起回去。父亲的身体虽然好些，但是左腿已不能站立行走，只能坐在轮椅上，由我们将他推到楼道和阳台上。在那里父女度过一段难忘和愉快的时光。父亲每日卧床，只是午睡后起床三四个小时，或坐在轮椅上，或坐在沙发上，每次起床，他都哼着小曲，很高兴。有时候我一边按摩一边与他交谈，我说：爸，现在您还能背得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位吗？他笑笑：不好说。我笑着说：一定是忘了。他哈哈笑起来。我现在常沉浸在对这段喜悦的回忆中，但有时也会使我心酸难过。父亲平时饮食很随便，从不挑食，每天早上都是玉米糊、牛奶、蜂蜜、鸡蛋，数十年如一日，有时也吃点零食。可最喜爱喝的是咖啡，最爱吃的是牛肉干、花生米。可是外面买来的花生米不如招待会上的好吃。有次我去参加招待会，散会后我包了些剩下的花生米，拿给他吃后，他觉得好吃，问我是哪儿买的，我说不是买的是‘偷的’，他笑了起来说，多难看，下次不能‘偷了’……父亲住院期间经常患呼吸道疾病，但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都很快痊愈了。1989年9月11日那天，我还没到医院就听说父亲有点发烧。大夫查房后给了些药，似乎问题不大，但从这天起，父亲的病情时重时轻，一直不能完全恢复。咳嗽、痰涌、气喘、发烧始终折磨着他。尤其他自己不能咳痰时就得用吸痰器吸痰，十分痛苦，他清醒时就说‘真逼人’。接着又发生吞咽困难，不得已又插上鼻饲管。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要走了。我以为他又在说胡话，一边热牛奶一边问：您又要到哪儿去？他以责备的口吻说：唉，你还不懂，就是我的病好不了了 ……

第50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3)

从10月24日起，父亲的病情逐渐加重：咳嗽，高烧不退，腿部浮肿，又胃出血，所有的管子都插上了。到了11月10日，病情更加恶化，血压下降。低压到过二十，只得靠升压来维持。由于禁食，血管壁失去了弹性，输液针头难以扎入。护士们头上冒着汗珠，一针又一针，最后勉强扎入。针针似乎都扎在我心上，真心疼啊 !真恨不得这些病都生在我身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跑到楼道里想摆脱一下，但想到父亲仍在里面煎熬，又转身奔到床前陪他…… 11月12日，父亲已到了弥留之际，心律从44次到170次乱跳，胃大量出血，无尿，高烧，房颤……随时都会增加新的症状。我思想几乎麻痹了，只是呆呆地坐在他身旁，握着他那滚烫的手，默默为他祈祷。下午2点45分，值班大夫忽然喊道，不好，血压过低，心律过慢，准备抢救 !我被惊呆了，看着医生护士们拿着各种抢救仪器对着父亲，我的心都碎了，失声痛哭起来。3点整，我看见心脏监视仪上的那颗乱跳的小蝌蚪不见了，只剩下一条笔直的绿线……就这样父亲走完了他九十四年的坎坷而丰富的人生。

以升晚年对小女儿玉麟一直放心不下。玉麟初中毕业就在工厂工作，婚姻生活也遇挫折。以升想，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长兄如父，他的大儿子于越应该关照最小的妹妹玉麟。1979年，以升借去欧洲访问的机会，去了长子在瑞士的家。以升就把自己的想法对长子说了。但是不曾想到，于越听了非常生气，不但回绝了父亲的要求而且从此再也不理父亲了。可是父亲却始终念念不忘这个儿子。据亲友回忆，在他病重住院时，本以为于越会原谅他，会给他写封信，但儿子一直没有信来。以升天天盼着望着，只等着有封信来，在弥留之际他仍旧念叨儿子。家人于是想了一个办法：编撰了一封于越的信，然后对他说：儿子来信了！然后把信念给他听，以升于是手里捏着这封信告别了人世。

值得庆幸的是，以升走后，小女儿玉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靠着父亲影响以及有关部门的关照，她的生活和工作都很不错。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成立后，玉麟担任基金会秘书长。由于以升生前没有留下钱，维持一个基金会并使其能够扩大影响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玉麟为此多方奔走，付出了不少心血和努力，也因此多次连任全国政协委员，玉麟的两个儿子也有出息。以升如果在天有知，一定会安心了。

茅以升与小女儿茅玉麟。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茅以升一家 1977年，儿子茅于越回国探亲，茅以升全家合影。后排左起：茅以升外孙徐安泰，茅以升女婿徐旋，茅以升外孙吕锡京。中排左起：茅以升外孙女徐亚平，茅以升小女儿茅玉麟，茅以升女婿吕世传，外孙女吕锡春，座位左起，茅以升女儿茅于燕，外孙茅为中，儿媳史臻美，茅以升，孙女小青，儿子茅于越，长女茅于美。

作者三岁时。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茅以升与子女及孙辈合影。

二　外祖父茅以新

以升去世的时候，比他小七岁的弟弟，我的外祖父以新也已重病缠身，一年后也与世长辞了。外祖父患老年痴呆症多年，当时外祖母身体也非常虚弱，来日无多。二老全靠着我的舅母赵燕玲精心照料。

第51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4)

外祖父去世的时候，我并不在他身边，我为此心存遗憾至今。每次回北京，我和丈夫一定要去八宝山为他扫墓。外祖父的骨灰盒存放在东二室，坐南朝北，最下方的那个小小的带玻璃门的格里。外祖母的骨灰也在里面，但是照片只是外祖父一人。外祖父尽管不是官员，但是据说他的级别相当于副部长级，因此可享受副部级待遇。活着的时候，他不知道相当于副部级有什么用处，但死了以后倒是可以因这一级别“登堂入室”，但因为外祖母只是家庭妇女，不能同丈夫名正言顺地“入室”，只能由我舅妈把她的骨灰偷偷混在我外祖父的骨灰里面，这样也了了大家一件心事，否则，我外祖母的孤魂独处在外，将使我们后人感到不安。巧的是，在同一室内，还有我家另一位亲戚，我的五姨婆李文宜，她是我奶奶的五妹。因为在共产党内的级别很高，她的骨灰盒得以放在坐南朝北，正中间的位置。发现这一点，我们觉得很好玩，这可能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吧：论资排辈，等级森严，生不在其职，死不谋其位。每次来扫墓，我们都会分别为外祖父和五姨婆带来一束花，然后再帮他们各自的玻璃门擦擦灰，我可以做的就剩这么一点了。

外祖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脑子越来越不好用。每次家里来客，如果不是非常熟悉的人，他就记不得人家的名字和职业等等。起初，他发现自己记忆力衰退后，就拿一个小本子，把来客的姓名职业等等记录下来。有一天，他的侄女，心理学专家茅于燕专门给他测试了一下记忆力，发现他的记忆力的确衰退得很厉害，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已得了老年痴呆症。渐渐地，他的病越来越重，连比较熟悉的亲友的名字也记不得了。又过几年，我从法国回来探亲时，发现他不但记忆力丧失，行为举止也越来越像一个孩童，我心里别提多么难受了。大舅妈对我们说，他老要出门，家里怕他走丢不许他出去，但他会趁别人不注意时偷偷跑出去，还常吵着要回南京老家，回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有一次他真的走丢了，全家急得要命，我大舅和铁道部派来的人到处找也没找到。半夜时分，正当家里人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响起电话铃，是二舅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外祖父现在正在和平里。原来，外祖父自己坐上21路公共汽车（这是他以前天天上班要乘的公共汽车） ，一直坐到终点站。到终点站后，他下了车，坐在一块石头上。对面正好有家旅店，旅店的人觉得这老头很奇怪，就问他话，但他什么都回答不出来，人们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我二舅所在的清华大学保卫科的电话（家人担心他走丢在他口袋里放了小本子，上面有很多亲戚的电话），就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人连夜找到二舅，二舅立即通知大舅。大家一起出动，最后找到外祖父。等我1990年8月准备再次出国时，外祖父病情越来越重，住进了医院，出国前，我曾在医院陪他住过一夜，我当时心里就很清楚，外祖父来日不多，下次可能再也见不到了。1990年12月26日，外祖父去世。外祖母也于第二年三月因老年心脏衰竭去世。

对我来说，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如同亲生父母一样，他们对我不仅有着养育之恩，更有着深厚的情感。我从小住在外祖父家，在他们身边长大。他们如同我的父母，我如同他们的第五个孩子。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情景：外祖父读英文技术刊物，外祖母在玩五子棋；外祖父买来一台他平常很少使用的打字机或者一个座钟，外祖母埋怨他不该乱买东西。晚上为了封蜂窝煤火老两口吵个不停：火门应该关多大？应该什么时候关？不能浪费煤（煤是配给的），又不能让炉子灭……外祖父学拉手风琴，唱歌，学日语……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天上学，外祖父正在同老师讲话，我怯懦地躲在他身后……

第52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5)

而外祖母对我既宠惯也严格要求，她像所有的家长一样，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愿望成长：她常督促我学英语，学数学，读有用的书。而我则喜欢看小说，看杂志，读无用的书。外祖母不让我躺在床上看书，可我偏偏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七八岁就看成了近视眼，外祖母天天带我乘公共汽车去广外中医研究院扎“梅花针”；外祖母还督促我跟着舅妈学做菜，学做衣服，可我就是不爱进厨房，也不喜欢针线活，结果结婚后连鸡蛋炒西红柿都不会，还得回娘家补课。我的初恋男友是一个卖糖果的小伙子，当时我是幼儿园阿姨，照理说，一个幼儿园阿姨配一个卖糖果的没什么不般配的。再说，我小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嫁一个卖冰淇淋或卖糖果的，现在有一个“糖果王子”从天而降，是一件多么令人可喜的事情。我特别喜欢看他舀糖果，称糖果，包糖果和用纸绳子捆糖果的动作，绝对美不胜收。可是外祖母不同意，她说卖糖果的没出息，又不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因此多次劝我同他分手，我最后还是听了她的话同“糖果王子”拜拜了。

外祖母老了以后，十分痛苦，她的脑子尽管很清楚，但是她有白内障和耳聋的毛病。当时尚没有激光治疗白内障的技术，后来有了这样的技术，她又因年龄太大，医生不愿为她做手术，家人也担心她发生意外。由于看和听的功能都基本丧失了，外祖母晚年非常孤独寂寞。现在想想我多么后悔，当时要是能够多陪陪她，多同她说说话该多好。我在国外有一段时间经常做梦，梦见我左手扶着外公，右手牵着外婆在三里河南沙沟小区的院子里散步，这样的梦持续了很长时间。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应该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懊悔情绪。我也很后悔没有多听外祖母的话，以前总是同她拌嘴，惹她生气，真是不应该!

光阴似箭，我已经快到当祖母的年龄了，有时觉得生命似乎在同我们开玩笑，一代一代人的离去，换来新的生命。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我提笔写外祖父的时候，心潮莫名地起伏翻卷，我多么后悔当初没能更多地与外祖父和外祖母交流，没能用心地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过去、他们做过的事情、他们的思想情感……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忏悔的习惯，也许我们不善表达，也许我们太关注眼前，也许我们善于遗忘，特别是遗忘沉痛的过去。我不知道遗忘是否是件好事情，我只记住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

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

Quand le pass’e n’eclairant plus l’avenir， l’esprit marche dans les tenebres .

茅家三妯娌晚年。左，茅以新夫人陈景湘；中，茅以南夫人朱少云；右，茅以升夫人戴传蕙。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作者外祖母陈景湘（右）同她的二姐。摄于苏州。

茅以新夫妇和四个孩子。左起：茅于海，茅于杭，茅于轼，茅于兰。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开心游北海。左起：大舅妈（茅于轼夫人）、外祖母、外祖父、妈妈，表弟和我。

1. “五呆子”不呆

茅以新是茅乃登的第五个儿子，他上面有大哥以南，二哥以升，三哥以商，四哥以周，可惜以商和以周均未成人就夭折了，只剩他们三兄弟和一个妹妹以纯。以新虽比他二哥以升小七岁，但二人有着比较相似的经历，而且以新处处都学习他二哥，也很听两个哥哥的话。大哥以南去世得较早，后期以新主要同二哥以升接触较多。每次同二哥在一起的时候，以新从来都是处于聆听教诲的状态，很少发言，这是他的性格所致。以新同以升性格截然不同，他不善表达，老实拘谨，腼腆内向，有时给人呆板木讷的感觉。以新的这一性格也不太讨父母喜欢，家里人叫他“五呆子” 。都说以新遗传了父亲乃登的秉性，而以升则更像母亲韩石渠，活泼机敏，能说会道。但别小看 “五呆子”，以新虽老实木讷，却一点不笨，学习成绩非常好，兴趣也很广泛，表面上呆头呆脑，骨子里很活泼。因此，我怀疑以新小时候很可能因不受家里重视而表现比较内向。

第53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6)

以新小学也在思益小学就读，中学上的是上海交通大学附中，毕业时因品学兼优得以直升交通大学（前南洋大学）。在交大读了一年恰逢“五四运动”，以新此时积极参加学校各种活动，成了学生会主要负责人。可能是受父辈和兄长的影响，以新读了不少新思潮的书籍，如《天演论》、《变法通议》都是他放在床头经常阅读的。

五四运动后，北京一些学生被捕，听到这个消息，以新和同学们都很气愤。这一天，刚吃过晚饭，同学侯绍裘找到他同他商量组织全校的学生搞一次罢课运动。侯绍裘说明天去南湖开会商量具体细节，以新欣然同意。第二天，他和赵祖康、侯绍裘到了南湖，找到联络地点正准备开会时，突然警察闯了进来将开会的四人一起拘押。其中侯绍裘被正式逮捕入狱，以新等另外三人则被学校开除学籍。这次事件使以新受到不小的震动。被学校开除后，以新只能回到南京家中，老老实实把事情告诉父母，等着父母的责骂。父母尽管没有太多责骂，但也明确表示不希望以新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应以学业为主。以新对父母向来言听计从，从此不再参与一切政治活动。

然而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被学校开除后自己的未来怎么办。以新受二哥的影响，也对工程有兴趣。上海交大本来是一所很好的大学，现在再也不能回到原校读书了，以新对自己做的事情不免有些后悔。恰逢二哥以升刚回国不久，正在唐山交大教书，回南京后听到弟弟遇到的挫折和失学情况，便设法帮助以新转到唐山大学上学，以新非常高兴，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出发前，父母又叮咛数次，要他专心学习，珍惜这一机会。

以新在唐山交大上的是电机系，读了一年后，赶上院系调整，他读的系正好合并到了上海交大，所以以新又回到上海交大，改读机械系。以后的两年大学生活，以新不再过问政治以及课外的事情，全副精力都放在学习上。1921年，以新大学毕业，每个毕业班中，前三名优秀生将被学校派出公费留学，以新的名字出现在学校的公告栏上，这让以新兴奋异常，他当天回到南京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也替他高兴。出国前，以新先去青岛四方机厂实习一年，这是学校为每个毕业学生联系的实习，其目的是看看学校学的东西是否在实践中有用处。对以新来说，出国之前去中国的工厂实习也很有必要，一方面能够对中国当前的工业水平做一定的了解，出国后可以更有目的地学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对自己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出国前，爷爷茅谦也送给以新一首诗：

天入新秋一雁风，南征雏翼解横空。

须臾结阵能成字，始信冲霄在学中。

南山文豹雾中酣，幽隐成章大地含。

得志为霖须泽物，守财奴虏莫相参。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2. 难忘的美国留学经历

1922年，以新乘船走了一个多月到了美国。在中国时，以新和同学们都听说位于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学校好，学费又便宜，因此决定去普渡大学试试运气。以新和同学们先到了芝加哥，再乘火车到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就在印第安那州西北边的西拉法业地区。这个学校当时还没见过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认为中国学生学习水平、语言水平和生活习惯上会与美国学生相差甚远，因此，以种种理由拒绝接受中国学生。在同去的一拨中国学生中，只有以新英语说得最好，大家就推选以新去同学校交涉。以新找到校方，据理力争。学校方面见以新的英语水平不错，又对他进行了专业课测验，发现中国学生的水平并不亚于美国学生，于是就同意这些中国学生就读普渡大学，以新等人成为了就读普渡大学的第一批中国学生。

第54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7)

以新上大学后，不但对机械感兴趣，对地理历史也很有兴趣。到了普渡大学，也就借机了解普渡大学的历史。以新了解到，普渡大学的兴起与印第安那州的历史有着不小的关系。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为了刺激地方兴办高等教育，从而签署了《摩里法案》。根据《摩里法案》，美国政府将无条件地捐赠地方创办大学。第一批《摩里法案》捐赠的对象是以推行农工教育为主的大学，普渡大学和伊利诺大学就在摩里法案的资助名单中。普渡大学所处的印第安那州当时是美国较偏僻的农业区，正因为如此，那里的学费和其他费用也比较低，对于以新这些中国学生来说非常合适。普渡大学承认以新等人在中国的学历，因此以新在普渡读的是研究生学位。以新在普渡念了两年就得到了硕士研究生文凭。

出国前他曾同哥哥以升探讨出国留学的经验，以升告诉他，学习固然很重要，实践更不可轻视，这是他留学的一大体会。因为他们是学工科的学生，通过实践不仅能巩固理论知识，还可以了解美国社会，增加实践经验。以新牢记二哥的话，两年的学习结束后，他立即联系了匹兹堡的工厂实习。同以升一样，在工厂他什么活儿都干，从木工到铁匠。有一次他因抡榔头不小心砸了脚，脚趾受伤变黑，好几天没能上班。

实习阶段不像在大学可以住宿舍，得自己找房子住。以新没有以升那么好的运气，他在匹兹堡找的一家房东是位老太太，家境不好。老太太冬天舍不得生火，以新只能在冰冷的房子中度过漫长的冬天。由于长时间在冷房子中受冻，以新得了重感冒，以后每到冬天就患感冒。以新在美国留学四年，两年学习，两年实习。四年里，以新节衣缩食，积下了一点钱。为了开阔眼界，他决定取道欧洲回国，于是买了去英国的船票。二十多天的时间，他去了英国、丹麦、法国、德国、捷克。不过沿路他并没有心思看太多的风景，而是尽可能去当地工厂参观，与其说是周游世界还不如说是工作考察，而且是自费工作考察。以新向来都对游山玩水兴趣不大，到晚年时他也很少出门游玩，外祖母经常抱怨外祖父不带她出门旅游。

旅行结束，以新买了跨西伯利亚经苏联回国的火车票。在火车上的最后两天，以新已身无分文，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到了南京饿得快晕过去了。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我家合影 。后排左起：表弟茅为星，爸爸陈公绰，小舅茅于海，二舅茅于杭，外祖父茅以新，大舅茅于轼；中排左起：妹妹纪欣，表妹为真，小舅妈，二舅妈，作者本人，表弟为华，表妹燕星；前排左起：表妹为任，母亲茅于兰，弟弟凌云，外婆，大舅妈，表妹为忱，表弟为东。

3. 同学说媒

以新留学时已经二十岁，照理，家里应该为他的婚事张罗了，但当时父母却顾不上这么多，母亲拿出很多精力帮长媳少云料理交通旅馆和家里的杂事。而且当时社会风气已有些转变，婚姻虽依旧父母包办，但已不时兴过早结婚了。再说，以新从小不太讨父母喜欢，父母也就没把他的婚事太放在心上。以新正乐得自在，他本来就对早婚不热衷。交大刚毕业时，上海有个大亨看上他，要把女儿嫁给他。当时已时兴先认识再交往，特别是在上海，男女自由交往已经不是禁区。那位大亨便给以新送了一张电影票，又安排自己的女儿坐在他旁边。以新其实已经知道大亨的意思，但无奈他性格呆板，特别是在男女问题上还没怎么开窍。因此，在电影院里以新从头至尾只顾看电影，对身边的妙龄女郎竟不斜一目，惹得女孩子很不高兴，以新因而失去了一次也许是不错的姻缘。

第55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8)

在美国留学期间，以新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实习上，根本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结交女友。可是，他不想却有人替他想了，此人是从苏州来的同学，姓陈名章，主攻专业是电机专业，也在普渡读书，而且就同以新住在一个宿舍，平常与以新颇聊得来。陈章善言辞，喜交友，对诸事热心。见以新尚未成家，人老实能干，就起了私心，想把自己最小的妹妹景湘配给以新。陈家祖上是江苏盐城人，因太平天国战乱而移居到了苏州郭巷镇。陈章的父亲陈希濂1891年应科举考试，考中江苏省第二名举人，当他准备当官的时候，母亲突然去世了，按照传统的规矩，母亲去世，儿子必须守丧三年，三年内不能当官，陈希濂按照当时的习俗就回家为母亲守丧。可三年熬过，可以当官的时候却发生了辛亥革命，陈希濂当官的梦因此化为泡影，所以，陈希濂非常痛恨孙中山。陈希濂一妻一妾，妻子共生了十一个孩子，只活了八个，三男五女。长子陈霆锐后来成为上海有名的律师，二子读书不好，婚后十年就亡故，陈章是最小的儿子。另外五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婚姻都不美满，很早就去世，三女儿嫁给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但丈夫是败家子，坐吃山空，没多久就把家产吃光用尽。四女儿出嫁不久丈夫就死了，再嫁为续弦。最小的女儿就是景湘，景湘读过几年书，也学过一点英文，思想比较开放，不愿再依循姐姐们走的路，决心自己找丈夫。她把想法对父母亲说了，父母看到上面几个女儿嫁得都不好，两个女儿又早死，心里正没着落，也就不着急给最小的女儿说媒，既然她想自己找丈夫，父母就认可了。可说来容易，那时的女孩子没有社交的机会，又不能参加工作，哪里去找丈夫呢？因此，景湘到了二十岁都没有找到婆家，成了“剩女”。三哥陈章平时与小妹妹关系最密切，他也不愿看到小妹妹嫁一个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于是就十分留心给妹妹物色丈夫人选。

以新在普渡大学和陈章一个宿舍，俩人聊天的机会非常多，陈章有意无意地把以新家里的状况摸了个仔细，又对他的为人很钦佩，认为以新是妹夫最好的人选。主意拿定后，他就对以新说了自己的想法。以新并没有考虑婚姻大事，但面对陈章竭力推荐，也就同意看看照片，陈章马上就拿出景湘的照片。其实，陈章出国前就已准备在留美的同学里给妹妹物色对象，因此早早把照片准备好了。以新看到照片，是个细眉细眼的苏州姑娘，一脸的灵秀气。以新对景湘的印象不错，更禁不住同学陈章的摇唇鼓舌，也就动了心，同意通通信，互相了解一下。陈章马上写信给妹妹，把以新个人情况和家庭条件介绍一番。景湘一切都听三哥的，三哥在她眼里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不但具有进步思想，而且对妹妹们非常关心爱护。以新和景湘通了一段信后，彼此也逐渐了解。以新觉得景湘并不是新潮女子，但也不是固守旧习的人，这对他来说十分合适，家里也会接受。景湘则从以新的信中看出他憨厚老实的一面，只是有时憨厚得有点过了头。比如景湘有一次提出来能不能寄几张美国风光照片来看看，以新倒是欣然答应，回信说下次就拍几张寄过去。景湘于是盼望着下一封信的到来，盼了一个多月，信总算收到，照片如约寄来，可是照片上没有人也没有什么美丽的风景，而是一列火车。景湘回信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含蓄地说，照片虽好但没有他本人。以新下一次又寄来一张照片，这回照片有他本人了：他在火车头边正同火车司机讲话。以后以新常寄来照片，不是在工地就是在火车边上，景湘直到老了还忘不了以新可爱的笨拙。我出国留学后外婆曾写信给我说，“寄些国外的照片来看看，但不要像你外公当年就知道寄大轮子照片来，我以为国外只有火车轮子呢。”

第56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39)

以新回国，乘火车先到了上海，在上海，以新和景湘第一次见了面。尽管他们已经通了两年信，在信中早已无话不说了，但真正见了面两人还是有些腼腆。以新一路风尘仆仆，再加上睡眠不足，食物缺乏，景湘看到的是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年青人。这个青年人送给她的定情物是一本历史书和一块手帕。

外祖父茅以新在美国留学时与同学们合影。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外祖父和外祖母结婚照（摄于1928年）。

4. 回国创业失败

外祖父从国外回来时刚满二十六岁，年轻好强，志向远大，一门心思想自己创业。他认为美国工业水平高是因为美国人重视办实业：开工厂、造机器、修铁路、盖房子。他回国也想试试开工厂。他特别钦佩福特汽车公司，也想模仿福特在中国开一家汽车厂。他读了一本写福特的书，说福特如何从摆摊开始，又替人家修车，慢慢积累财富，最后办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因此，以新也想学福特先从修理汽车开始。于是他向亲戚们凑了些钱就开始办修车厂。当时朋友和家人都劝他去上海开修车厂，因为上海基础设施相对好，又有租界，外国人多，修车的机会也多。但以新天真地认为，中央政府在南京，南京的官员多，也会有很多修车机会，再说他不愿意去上海为洋人服务。那时候的人做事都有一套原则，给自己定好多条条框框。比如他们留学生中就有一个口号是：回国不做官，不教书，不给洋人做事。但严酷的现实很快证明外祖父的判断是错误的。南京道路坑坑洼洼，官员们的车又比较破旧，汽车抛锚成了家常便饭。外祖父的修车行生意倒是不错，他起初很高兴，从早到晚泡在修车行里给人修汽车，以为他的修车铺会兴旺起来。但慢慢发现，车修了不少，钱却没挣到。以新从未经商，更没想到在中国经商尤其不易。官员们修车后常常不付钱，并对以新说这是公车，你想要钱就到官府去要。以新不得不去各个机构要钱，但衙门深似海，要钱难上天，没多久，以新的修车行入不敷出，陷入困境，最后连工资也发不出来。

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听外祖母讲外祖父有一次被人押到警察局关了一夜的事。据说是因为工厂实在撑不下去了，外祖父决定去几个官府要债。那是一个星期一，外祖父带了一名会计一起去位于南京明故宫西边的中央政治区，这里有好几个部门的官员都欠了他的修车费。他们先去了财政部，找到一名官位并不高的小科长，小科长见外祖父亲自上门讨债心中不悦，对他说，“你没修好我的车还想要钱！”外祖父回答，“车明明修好了，你怎么能赖账”。这名姓王的官员带外祖父去看车，外祖父出去一看，车完全不能发动了，而且车头刚刚被撞过，这明明是刚刚出了事故不久，并不是他上次修过的，便对官员说：“这车明明是刚刚撞过的，我上次已经把车替你修好。”但这名官员哪里肯听，坚持说是上次不曾修好，还非常蛮横地责怪外祖父他们是扰乱公务。与外祖父同来的人气愤不过，同这名官员争吵起来，这名官员于是叫手下人把他们撵了出去。外祖父回到车行气得脸发紫，他想修车铺也开不下去了，还不如早些同工人们说清楚。到了下班的时候外祖父对大家说明了情况，让大家把没修好的车尽快修好，然后把车给客人送走，能拿回的钱就做工钱大家分了，叫大家另谋生路。工人们听了这话都很伤心，但也知道老板自己也没有别的出路了。下班的时候到了，外祖父正在洗手，心想，修车行关了门，就不再跟这些油腻肮脏的东西打交道了，也不必每天回家听妻子抱怨浑身一股汽油味。正在洗手时，来了两个陌生人，要外祖父跟他们到警察署走一趟。还没等到他问明缘由，两个人就把他架走了。到了警察署，外祖父才知道，早上那位财政部官员已到警察局告了他，说他扰乱公务。外祖父在警察署解释了半天也没用，非要把他扣在警察署不可。消息传到家里，外祖母和家人都急得要命。外祖母一夜没睡觉，又吓又怕，第二天一早她就去邮局给在杭州的以升发了电报，要以升迅速想办法解救以新。以升朋友比较多，正好有一个朋友在财政部工作。以升托了朋友到警察局撤案，外祖父才被放了出来。经过这番折腾，外祖父办厂的心也灰了多半。外祖母也劝他说，还是找一个拿薪水的事情做。

第57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0)

外祖父和外祖母结婚不久。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薪水“缩水”

5. 铁路生涯

创业不成只得找工作，对外祖父来说工作并不难找，曾经有不少人愿意给他推荐工作：或去教书，或去政府部门，也有私人公司要人。以升留美时的同学侯家源那时正接手建造浙赣铁路，急需人才，也向外祖父建议去他那里工作，还保证说薪水可以拿到每月三百元。浙赣铁路当时叫杭州铁路，大本营设在杭州。外祖父因陷入经济困境，有这么一个工作，他很愿意接受。再说哥哥一家正在杭州，两家可以互相有个照应，外祖母更是促其前往。外祖母除了希望丈夫有个稳定的工作，另一层考虑是想摆脱大家庭的生活。当时他们一家住在南京，同公婆兄嫂一起生活，大儿子于轼已经出生，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久而久之就觉得不便。外祖母心中早就盼望与丈夫另立炉灶，过小家庭生活。特别是二哥以升一家单独生活后，二嫂传蕙每每回来都会述说独立生活如何舒怀畅意无拘无束，令外祖母羡慕不已，这次丈夫如果能去杭州工作，将是个很好的摆脱大家庭的机会。

这样，外祖父答应了侯家源的邀请，一家人启程来到杭州，在杭州湖滨路八弄找到一所住宅。虽不很大，但干净敞亮，外祖母心满意足。

安顿好了，以新马上就去上班。到了局里，侯家源正等着他，给他安排了工作，并告诉他，他的薪水是一百六十元。以新听了心里便有点惊讶，不是说好三百元吗，怎么减到了一百六十元？外祖父正要问什么，侯家源先开口说，局里现在财政困难，预算没有按期发放，所以只能先给他一百六十元。外祖父这人本来就不善言辞，碰到这种事情更不好意思开口。回家对外祖母说了，外祖母自然不太高兴，但也没别的办法。好在杭州当时的费用不太高，又刚刚搬出南京的大家庭，外祖母的兴奋劲还没过呢，又忙着置办家庭用品，薪水少一些，计划着开销，也不是过不去。过了半年，外祖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才能使侯家源十分欣赏，但他仍不提为外祖父加薪水的事情。这时公路局也非常缺人，有人来叫外祖父去公路局，并保证给他多一倍的薪水，外祖父答应考虑。侯家源得知了消息，马上把外祖父叫到办公室，对他说，杭州铁路现在已经离不开他，现在局里财政的确吃紧，但为了留住外祖父，同意给他加薪四十元，薪水变成二百元。外祖父想了想就同意留在铁路上。外祖父当时在萧山上班，而家却住在杭州市内，当时还没有钱塘江大桥，过江要摆渡，到江边再骑自行车去，每天往返十分辛苦。过江摆渡也很危险，遇上大风大浪时外祖母在家便坐立不安。外祖父工作起来不要命，一天下来累得不行，回到家人像瘫了似的。没多久水利局又来要人了，请外祖父去，薪水保证三百元，侯家源得知又坐不住了，对外祖父说：“这里正需要你，你可不能走，我把你的薪水提到250元吧。”外祖父有些哭笑不得，但还是答应了，因为他也更愿意留在铁路上。后来二哥以升的钱塘江大桥的项目开始启动了，也非常需要工程师，曾问外祖父愿不愿意跟他干，这事又被侯家源知道了，便把外祖父的薪水加到了三百，还一再劝说外祖父不要离开杭州铁路项目，这三百元真是来之不易，也可看出当时中国确实非常需要从国外回来的人才。外祖父考虑很久，尽管二哥建桥的项目很吸引人，但毕竟自己是学铁路的，杭州铁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程，所以他最后还是决定留在铁路上。外祖父从此便同铁路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第58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1)

外祖父一家在杭州住了六年，浙赣铁路终于通车了，看着凝聚自己心血的铁路线建成，外祖父也激动得不行。这一天，外祖父带着全家一起参加通车典礼，当一列火车呼啸而过时，全家都激动地鼓起掌来。外祖父的四个孩子，除了大儿子于轼是在南京生的外，二儿子于杭，女儿于兰，小儿子于海都是在杭州生的。为了表彰外祖父对浙赣铁路的贡献，交通部颁发给了他一枚银盾奖牌。

茅以升、茅以新兄弟。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外祖父和外祖母及两个孩子，左立者为我母亲茅于兰，外祖母怀抱着小舅茅于海，时间约为1936年。

◎ 发生撞车事故遭撤职

建铁路的人居无定所，人生随着铁路线伸延而延伸。浙赣铁路修好了，粤汉铁路项目又要外祖父去帮忙，外祖父全家以后的生活就不断跟随着铁路线迁移。记得小时候母亲告诉我说，她18岁以前一共搬过18次家，等于每年搬一次家。

外祖父最初做的是机务方面的工作，抗战打响后，他被派到武汉加快粤汉铁路的建设，全家也搬到了武汉，后来搬到了长沙。

外祖母回忆说，在粤汉铁路工作期间，外祖父做事特别认真负责，管理严格，杜绝了很多漏洞，工作大有成效，但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使一些本想徇私舞弊的人无处钻空子。这些人于是想法把外祖父挤走。有一次，公司请外祖父吃晚饭，饭后，外祖父走出门不久，一个女人突然抓住外祖父并大叫大嚷又推又搡，外祖父猝不及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女人还把他按在墙角，并掏他口袋里的钱，弄得外祖父非常狼狈。事后，粤汉铁路局局长凌鸿勋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气愤，决定查清事实真相。经过调查后得知，这事是前任处长出钱雇的女流氓。前处长平常喜欢占小便宜，常常往自己腰包里弄点钱。外祖父上任后断绝了贪污的路子，此人因此非常恨外祖父，雇了人来搞这一恶作剧。事情查清后凌鸿勋准备开除此人，但外祖父认为不要因一件小事就把人开除，让凌鸿勋给那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但外祖父在粤汉铁路工作期间因为发生一起撞车事故，他担任的机车处处长的职务被撤了。那是1936年的事，株洲到韶关一段铁路就要通车了，却发生了火车与汽车相撞的事故，火车头翻下河，淹死了不少人，由于车头很热也烫死了一些人。事故的发生尽管同外祖父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上面却把他撤了。外祖母认为那是上面看他老实拿他当替罪羊。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战争期间

外祖父遭撤职后，被派去筹建铁路工厂。本来准备在株洲建厂，但在建厂期间爆发战争，日本军队不断空袭株洲。有一次，外祖父与同事程孝刚一起去丈量地皮，一颗炸弹就在脚边落下，当场有不少工人被炸死。据说，因为有汉奸告密，当时日本人要打通粤汉路，而株洲厂就在粤汉路上，日本人便空袭此地。交通部于是决定将株洲厂的物资撤退至广西和贵州，在柳州、全州和黔州各建一厂。外祖父负责在柳州建厂。

外祖母因长沙形势吃紧，一家人又搬到桂林，可桂林也天天遇到炸弹。我母亲和舅舅们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天天去桂林的七星岩洞躲警报。据二舅回忆，那时候外祖父很少在家，家里只有外祖母照顾他们的生活，外祖母身体又不太好，每天躲炸弹很是吃力。有时警报响起，她就顾不上两个大孩子了，只牵着两个小孩子的手跑，两个大孩子只好自己乱跑。

第59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2)

当时日本人尚未打到上海，外祖母身体不好，就决定暂不随外祖父去柳州，而是去了上海，住在她大哥陈霆锐家休养，在上海住了两年。这期间外祖父已在柳州筹备建厂，完全是平地上建起了一座工厂，难度和艰辛可想而知。工厂建得初具规模后，外祖母才带着四个孩子从上海经过金华穿越封锁线到达上饶，从上饶坐上外祖父派来的卡车到达柳州与外祖父团聚。

◎ 美丽的柳州

逃难的经历对成人来说是痛苦的，对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来说其中却不乏有趣的事情。我母亲和几个舅舅都清楚地记得在柳州发生的各种趣事。在他们的回忆里柳州是美丽的，生活是丰富而奇妙的。二舅茅于杭专门写了一篇《柳州的回忆》，读来十分有趣：

满天星斗

柳州的自然环境非常奇特，四周望去不远处都是形状怪异的石头山。在我们家后面紧挨着的是一座双峰耸立的羊角山，房子左前方，马路对过是一座马鞍山，房子右边也就是朝南的方向，紧靠着的一溜山就不知其名了。这里也是我们经常爬上去玩的大片石头山，山上有许多野花奇草，细竹丛里，春天时抽出许多竹笋，我们就去大把大把地摘取回家，用盐水煮了，再晾干，十分好吃。山上还有许多野菊花，秋天开了满山遍野，摘回一大包，晾干了做枕头芯。

乡下的天色非常清澈，白云蓝天非常美丽，每天太阳下山时的晚霞千姿万态，尤其好看。夏天晚上一家人在露台上乘凉，天空满天星斗，一条银河横跨整个天空，隐隐约约看到数不清的大小星星。还经常能看到流星划破天空落下，令人产生遐想，在那时，我们认识了牛郎织女星、金星和火星等等。

我们的“柳江小学校”

柳江机械厂虽小，还是为职工子女学习办了一个小学校，名叫“柳江小学”。我们四兄妹中大哥于轼已开始上中学，去桂林上了当时的“汉民中学”，余下我们三人就上了柳江小学，我上五年级，于兰上三年级，于海上一年级，我们年龄本来也正好各差两岁。起初，整个小学也只有50多个学生。最高年级就是五年级，这一班只有两个学生，我和另一个名叫乔得来的同学。后来来了一位名叫朱传琰的学生，是副厂长朱黼的女儿。

学校建在山坡下，是一座方方正正的房子，里面有四间房间，五个年级。有一个小操场，还有一根旗杆，每天早晨做早操时都有升旗仪式。升旗时还要唱国歌，那是老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其实小学生谁也不懂这歌词的意义，跟着唱就是了。

学校操场离外面的马路不远，升国旗、唱国歌时，马路上的行人都看得见，听得见。那时，凡是听到唱国歌、升国旗之类的事都要放下手下的事，立正、敬礼，跟着唱，所以我们有时能看到马路上的行人一听到我们小学校升旗仪式也站住行礼。

小学还有自己的校歌，是厂里的工程师欧天垣先生创作的，大概有以下歌词：

柳江之滨羊角山下是我柳江小学校

勤奋学习尊敬师长他日为国争光荣

敬业乐群是我校训

学校虽小，却很正规，除了每天早晨要升旗、做操外，下午放学也要排着队走回家，一路上唱着《放学歌》：

回去了回家里去了太阳下山鸟儿归巢

别了同学离了学校回去了回家里去了

第60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3)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就在羊角山下，是泥墙草顶，田字形的四间房间，屋前有一个平台，晚上一家人坐在平台上乘凉听大人讲故事。最讨厌的是老鼠，每天夜里都出来咬东西，什么都吃，什么都啃，任何东西都可能被老鼠咬得乱七八糟。通常，老鼠是咬破了地板之后跑到房子里来的，于是就设法堵老鼠洞，拿什么堵都没用，刚堵上，过不了一天半天，它又给咬开了，四周墙壁到处是老鼠洞，实在可恶。但打老鼠是一件有趣的事。通常在白天，当知道屋里有老鼠后，就把门关上，把老鼠洞堵上，拿着棍子到处去捅，赶着老鼠出来，然后就追着打，这是真正的一场战斗。打死了老鼠，拎到外面埋了。这样可能有三四天的安宁，别的老鼠就不来了，但过后又来了。

值得怀念的老师们

最早的一位老师名叫施静安，她的丈夫是沙炳工程师。施老师教书很认真，为人也和善，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她的笑容。后来，他们离开了柳江机厂，到兴安钱祖恩办的电池厂去了，解放后在上海，我还去过上海她家两次。小学后来的两位老师，一位名叫唐淑英，另一为名叫陈明琼，唐老师很喜欢妹妹于兰，给她“吃小灶”，教她跳舞，唱歌，《吹泡泡》等表演舞就是这样教会的。《吹泡泡》的歌词是这样的：

吹泡泡，泡泡向天升

清风带你上天去，停在云中莫动身

他嚷嚷，我望望，天空出了个小太阳，太阳圆圆放光芒

他拍掌，我拍掌，引起大家来观赏

在小学的联欢会上，妹妹就上台表演这《吹泡泡》，引的大家惊奇，更令不少女孩羡慕不已。

陈老师长得胖胖的，圆圆脸，和一位年轻工程师谈恋爱，还没结婚时，在工厂的新年联欢会上一起上台演出《房东和房客》的话剧，一个说，“她是我的太太”，一个偏说，“我不要做太太”，传为趣话。

再后来请来的一位男老师很厉害，据说是因为他死了老婆不久，心情不好，所以经常处罚学生，拿一块大木板打学生的手板。有一次，不知学生犯了什么事，让他大大发火，要给两个低年级每个学生都打手板。学生挨手板有的很不在乎，只要将手掌在桌子角上磨几下，打的时候就不痛了。有些学生挨打时就会哭，但也不敢大声哭，哭的声音大了，挨的手板更重。轮到小弟茅于海挨手板时，他却大哭大嚷，因为我父亲是厂长，他是厂长的儿子，这老师也得给点面子，因此打我小弟的时候老师打得很轻，也没打痛什么，可是于海却哭得很响。回家向妈妈哭诉，这一下可好，妈妈大为动怒，因为小弟是我妈最疼爱的儿子。我妈于是跑到学校去兴师问罪，怎么可以体罚学生！还打了我们厂长的小儿子，这还得了。这位老师害怕了，以后就不敢再打学生了。

躲警报既害怕，又好玩

在1941年前后，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三四天就来一次。那时放警报的方式是在一根高竹竿上挂黑灯笼，挂一个灯笼叫“空袭警报”，表示要做准备了；挂两个灯笼叫“紧急警报”，表示敌人飞机已经临近；挂三个灯笼叫“解除警报”，表示敌人飞机已飞走。后来有了风笛，放警报就用风笛，一长一短间隔较长是空袭警报，一长一短间隔较短是紧急警报，一声长鸣是解除警报。工厂为方便大家躲警报，在山坡上挖了不少躲警报的山洞，一听到有空袭警报，大家都急忙往山洞里跑，多数警报是没有飞机来的，但也有过几次，飞机飞得很近，躲在山洞里听着“轰轰”声，心情就非常紧张。有过一次，日本飞机就在厂区丢下两个炸弹，一个就掉在小学校操场旁边，另一个掉在职工宿舍后面，各炸了个约三米直径的坑，幸好都没有伤人。有警报时并不是都往山洞里躲警报，也有少数人不怕，还看着飞机丢炸弹。赵季和家的老爷爷，因年纪大，也耳聋，他也不逃警报。日本人丢炸弹那次，炸弹就掉在他们家院子后面不远，警报解除后，大家回家一看，他好好的，问他听见炸弹声没有，他说什么也没有听见。耳聋真有福气。1943年后，美国人在我们山后面建了飞机场，驻扎了B52轰炸机，每天上午，就听到一群群飞机起飞出去炸日本鬼子，到晚上，又听得到这些飞机飞回来，这样日本飞机就很少来空袭了。但有些日子，等美国飞机飞回来不久，天黑了，日本飞机就飞来一大批，去炸飞机场，只见得山后火光冲天。美国飞机可能损失不小。可气的是，当日本飞机飞来时，地面上一路有信号弹，给他们引路，可见当地被日本人买通的汉奸不少，会伤天害理地帮日本人的忙。美国飞机挨炸后，就可能有几天没有飞机出去了，不久就恢复了，又去炸小日本了。后来又有了高射炮，打日本飞机，打下了几架，日本飞机就不敢来了。

第61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4)

买菜趣事

柳江机厂离柳州城很远，附近也没有商店或菜场，为方便职工，工厂食堂的张师傅每天到城里买菜时也顺手给各家带点菜，他每天晚上上门到各家登记要买什么菜，第二天买好了再送到各家，这项服务真不简单。

从厂区到城里有一条公路，沿公路还有一条小铁轨，可以走四个轮子的小推车，车上可以坐七八个人，推车的人可以是两个，也可能只有一个，上坡时比较费力，有时坐车的人还要下来，下坡时推车人就可以扶住把手站在车上，一溜下滑，非常有趣。星期天，工厂派出几辆小轨道车，让职工乘这车进城买菜，也还方便。小孩们最喜欢坐这车进城玩了。有一天，在一个坡道上小铁轨出了毛病，那地方就在我们家不远，我们在家老远就看着小车滑下时在那里出轨、翻车，人都摔出来，有的掉进路旁的小水塘里，弄得狼狈不堪。那天，徐朝仪（我后来的夫人）坐的车正好就在那里出轨，翻车，幸好没有伤人，看着他们爬起来，把车扶起来，放上轨道，接着再走，那一天，就在这地方，翻了好几辆车。

大火烧了工人宿舍

抗战时期，在这样的山沟里建厂，条件非常艰苦，当时的职工宿舍的墙和屋顶都是用木板钉的，这样的房子一长溜住七八家，这样的住家宿舍，隔壁的声音全都听得见，有两排这样的房子，在第一排住的有张医生、祝鹏、徐满琅、赵季和等家。工人宿舍条件更差些，房子是泥墙草顶，有七八排这样的房子。有一天工人宿舍突然起火，大火很快就蔓延开来，过了不多久，所有工人宿舍全部烧光，当大火蔓延到厂区时，幸好救得及时，没有着起来。有一位工人，据说是犯过错误受处分的，在这次大火中救火有功，也受了伤，就给了他表扬和奖励。一时间，工人没有了房子，只好搭些棚子临时凑合，后来给工人重新盖的房子就是泥墙瓦顶的了。

种菜、养鸡，其乐无穷

那时，空地很多，谁家都可以在房前屋后搞个菜园子，种点蔬菜，这时每家的粪便就是自家菜园的主要肥料了，洗脸洗衣用剩的水也用来浇地。最好种的是西红柿，白薯。种好了长一大片，吃都吃不完。那时种的西红柿是小小个的，味道非常浓，特别好吃。现在市场上虽也有小个的西红柿，卖得很贵，好像还是引进的品种，可是味道远不如那时在广西种的西红柿好吃，也不知那品种的西红柿现在还有没有了。养鸡也很方便，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我们家最多的时候养过二十多只鸡，最开始时是从市场买来小鸡来喂养，以后把老母鸡下的蛋留下，等老母鸡“讨孵”时，给它搞个草窝，在自家孵蛋。孵蛋的过程是非常好玩的，大约要花二十天时间，才能孵出来，老母鸡孵蛋时，蹲在草窝里一动也不动，每天也放出来喂食一次，到了第十三四天，喂食时，我们把鸡蛋拿出来，放在温水里，蛋就会在水里来回晃动，这表示这只蛋是好的，如果一动不动，就可能是只坏蛋。等到小鸡出壳时，那是最令人兴奋的了，看着它们一个个啄开壳，奋力从壳里爬出来，出来时还是一身湿漉漉的，过一会儿，茸毛干了。刚出来的小鸡它天性要跟一个目标跑，如果你把一只小鸡拿出来，在它前面一边学着母鸡叫着“咯、咯、咯、咯”，一边跑着，它就会跟着你跑。养鸡最怕鸡瘟，一旦出现鸡瘟病就要马上把病鸡隔离，如果没有及时隔离就会传染一大片，家家户户都遭殃。据说喂大蒜能治瘟病，我们就忙着给一只只鸡喂大蒜，其实也没什么用。最惨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鸡都会死光。我们家也喂过一次猪，在院子里搭个猪棚，买来两只小猪崽，放在里面喂养。白天让它们到外面活动，空地多得很，它们可以自己找食，什么野菜都吃，也不用喂什么。到后来就不行了，它们胃口大得很，要准备许多食料，我们就从自己家园子里割一些白薯藤，买些米糠和上，每天要煮一大锅，养到200多斤就杀了，一只卖了，一只留下自己吃，送人一些，腌一些，能吃上好几个月。

第62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5)

当时的小朋友，你们在哪里？

小学时的同学大多数没有印象了，但有的一辈子都忘不了，想起当年和他们发生的一些故事至今还回味无穷。他们现在都不知在什么地方，还能找到他们吗？柳江小学时的同学有好些个我都能想起来。

1. 顾立莲，她是当时顾副厂长的女儿，和我妹妹于兰一班，我记得她并不是因为她给我留下了什么故事，而是因为当时我弟弟于海对姐姐于兰的同学都有好感，只要是他姐姐的同学或朋友，才五六岁的于海就对他们有兴趣，顾立莲就是一例，于海说：“我将来要娶她！”直到他长大成人仍旧喜欢姐姐所有的朋友。

2. 赵季和一家的几个孩子：赵镇南、赵晋南、赵燕平、赵小平。我们和他们玩得很多，尤其是赵小平，才三四岁，坐在家门前，看见我放学回家路过她家门口时，就喊我的名字“茅于杭”，我就回她叫她的小名“毛咪”，她再回一句“茅于杭”，我又回应她：“毛咪”，这样一直走到看不见。

3. 徐满琅家的孩子，老大就是我现在的夫人徐朝仪，老二叫徐朝俦，她俩来柳州时才三四岁，老三徐朝俊是在柳州生的。那时小小孩就是让大小孩带的，妈妈出去了，让老大老二看着老三，两个姐姐只顾着自己和别的小朋友玩，安排小弟弟坐在痰盂上，拉屎撒尿就不用老管他了，这样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

4. 周学顺，他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可能是已没了父母，寄养在姨妈家的，大人不怎么管他。他喜欢自己动手做玩具，什么都做，能干极了。最有意思的是自己做小汽车，上面可以坐一个人，可以由另外一人拉着走。后来又做了小火车，还铺了铁轨，人坐在上面可以顺着坡滑着走，那时他才是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更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抓黄鼠狼。那时黄鼠狼常在晚上光顾我家，拖走老母鸡。周学顺知道了，就来我家，动手做了一个捕鼠笼子，黄鼠狼要是进去了就出不来了。这样的笼子做好之后，晚上，放在鸡窝旁边，里面放些食物，就等第二天来看抓住的黄鼠狼了。可是第二天起来一看，不好！黄鼠狼倒是钻进来了，可是笼子不结实，被它咬破了个洞，逃跑了，真叫我们大为惋惜。第二天，马上再动手，又做了一个非常结实的笼子，换个地方放，而且我们大家决定不睡觉，守候在屋里，静等黄鼠狼的到来。哪知道，这黄鼠狼不那么笨，不会再来上套了，结果我们白白等了一夜，什么也没有抓到！自从湘贵黔大撤退之后，周学顺，这位聪明的朋友就不知去了哪里，他后来上大学吗？有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吗？

５. 祝福荣， 他是祝鹏的儿子，后来改名叫祝捷，那时长得精瘦。他妈爱打牌，常常出去打牌。他爸也常不在家，就把他一人在关家里，真可怜。他后来上了天津大学，在天津一机部的“传动所”工作，娶了一位漂亮的太太。改革开放后也下了海。九五年以后，他去了珠海工作，还通过几次信。九七年我出差去珠海时想找他，一经打听，才知道就在前一年他得病去世了，才60岁多一点。

６. 乔得来，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柳江小学最高年级只到五年级，也只有两个学生，我和乔得来。乔是工人的儿子，我是厂长的儿子，似乎当时心理上就有点隔阂，他一心憋着劲和我争第一，但似乎总比不过。哪里知道，他还对于兰有好感，十多年后，他曾给于兰写信，想交朋友，但并没有下文。

第63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6)

柳江机厂的职工

当时柳江机厂主要的人员都是从株洲机厂撤退来的，也有一些是新毕业的大学生，现在能想得起来的人员有：顾辑副厂长，朱黼副厂长。朱厂长的夫人能说会道的。他的大女儿名叫朱传琰，曾同我一起去湖南冷水滩铁路附中上学，虽然同路去上学，放假又一起坐火车回家，可是没有什么意思。后来据说她遵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商人，不知所终。祝鹏，他的夫人姓钱，祝鹏和我们家从抗战前就认识了，那时在杭州“竹园棚”时，他们住在我们家的楼上。那时祝鹏还是我们的家庭教师，所以我们都叫他们祝先生、祝师母。祝师母也算是我和夫人徐朝仪的媒人，她正式提出了要介绍我和徐朝仪相好的。其实，我和朝仪自己早有意思了。徐满琅，也就是我后来的岳父，他也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大概业务很好，有点高傲，也很看不起业务差的，对厂长，我们的老爸也一样，故意出点难题考考老爸，哪里知道并没有难倒老爸，以后他就服老爸了。

欧天垣，他是归国华侨，很有才能，会弹钢琴，会作曲，柳江小学的校歌就是他创作的。在柳江机厂的晚会上还表演过在钢锯上拉曲子。赵季和，他有六个子女，最大的名叫赵镇南，老二叫赵晋南，以下叫赵燕平、赵小平，再小的只记得小名叫“猫咪”、“咪咪”等等。张六一，当时我们交往不多，但后来关系很密切，因为他和徐满琅关系很好，两家人相互帮忙，特别是徐家经济上困难时，他都非常慷慨地帮助。在四四年湘贵黔大撤退时，他为卧床不起的汤心豫安排“逃难”，还从农村雇了一个放牛娃来照顾汤心豫，一路颠簸，很不简单。那放牛娃名叫曾昭其，在“逃难”的路上我们相处很好，我还教他学算术等等，他也很上进。到了重庆他进了工厂，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复员后到武汉车辆厂，逐步升任至党委副书记。我们的联系一直保持至今（2005年）。沙炳，他的夫人名叫施静安，是小学老师，和我们很好，直到解放后，我每去上海出差，还经常去看她。可惜后来就失去了联系。汤心豫，就是受张六一照顾一路逃难到重庆的那个人，在重庆跟张六一、徐满琅两家人还住在一起，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北京，身体恢复了健康，参加了工作。写过机械学方面的工具书。90年代初在天津去世。

外祖父在株洲建机车厂。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柳州的孩子们。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抗战胜利后外祖父一家短暂住在衡阳。左起：小舅茅于海，母亲茅于兰，外婆陈景湘，外公茅以新，二舅茅于杭，大舅茅于轼。

外祖父一家在衡阳住家前玩羽毛球。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外祖父以新同几个亲戚。左起：茅于文丈夫张大奇，茅于润，茅于越，茅以新，茅于恭。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再次逃难

孩子们无忧无虑，父母却日焦夜虑，忧心忡忡。特别是外祖母，逃难生活折腾得她心力交瘁，病魔缠身，她经常讲起在柳州的那段往事：

由于生活困难，水土不服，缺少营养，我在柳州病倒了。每天发低烧，浑身乏力。时间一长自己心里开始惧怕起来，要死在这山沟里可怎么办？但你外祖父天天忙工作，根本顾不上我的病。当时在柳州那地方也不可能找到好医生。这时我听说，桂林有一个从香港来的名医，就同你外祖父商量要去桂林看病。但是当时家里没钱，你外祖父就问厂里借了五十元钱让我去桂林求医。到了桂林，吃了这医生的三服药病果真好了。不愧是名医，手到病除。欠厂里的钱怎么办呢？到年底，把家里养的两只猪，杀一只，自家吃，卖一只，正好得五十元钱，就把钱还给厂里了。但柳州也不是久住之地，时局越来越吃紧，人心惶惶。但你外祖父却认为，日本人不会打到柳州来，因此稳坐钓鱼台，照常上下班。别人都劝他早些疏散家人，他却不听。到最后形势恶化，他知道不行了，可是他脑子里都是厂子的事，准备把工厂搬到贵州都匀，重新开张生产。但是如果广西失守，贵州都匀也很难保住。再说，上千吨的机器设备怎么搬法？你外祖父却认为，靠黔桂铁路，只要有两三列火车开一趟即可。但黔桂铁路刚刚建成通车，运输能力很差，加上管理不善，战事逼近，疏散任务又重，根本不可能实现他的搬迁工厂的计划。后来的事实也说明，他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大部分工厂物资堆积在柳州火车站，根本运不出来。少量的物资运出柳州，但也没有运到都匀，而是散布在铁路沿线上。你外祖父几年辛苦的结晶全部被战争毁掉了。

第64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7)

我们一家人到底要不要走，你外祖父始终没有时间考虑这问题，但是我很着急。一天，你外祖父的一个同事有车北上，对你外祖父说，他可以带几个家属走，你外祖父匆忙决定让我带着两个小的孩子跟着他上车，两个大的孩子暂时留下来。临上车的时候，外祖父塞给我一个手提包，里面有四十万元钱，说要到都匀开工厂用。我当时一愣，这么多钱，我一个女子，还带着两个孩子，万一丢了怎么办。由于匆忙也无从多想就拿了钱上路了。我们搭的这车只到宜山，其实离柳州仅一百多里地。到宜山已经天黑。下车时，我只顾拿着以新给我的这包钱，牵着孩子。结果把自己的钱包落在车上了。我发现后，马上回去找，已不见踪影。这是我仅有的一点活命钱啊，我很焦急，就把这事同开车的×××说了。我说，我只顾拿着公款忘了自己的钱包。哪想到，这样一说就暴露了我带公款的事了。×××于是对我说，工厂还没有给工人发疏散费，这笔钱，他先借用一下，给工人发疏散费。我说，我不能做主，要和以新商量。他当时就给以新打了电话，以新说，借给他好了。我当时也愿意卸下这担子，有人管理更好，就把钱给了×××。没想到，×××根本没有把钱发给工人，而是私吞了。这事解放后才被人揭发出来。×××不得不退赔，也受到处分。

我带着孩子在宜山住了整整一个月，眼看战火越烧越近，我天天打电话催以新，主要是还有两个大孩子留在柳州呢，可以新还是不肯离开那个厂。一直等到九月份，才开出一辆卡车，把剩下的家属和老弱病残送离柳州，我的两个大孩子也坐在这辆车上。到了宜山后，我和两个小孩子一同上了这车，一路颠簸，走了二十多天才到贵阳。但是你外祖父仍在柳州处理工厂搬迁事务。由于柳州也遭日本军的袭击，我同他完全断了联系，不知他的死活。后来听说他离开柳州，同厂里的职工及家属到了金城江。金城江大桥已被国民党炸掉，厂里也没有任何卡车开过来。你外祖父带着一个几百人的逃难队伍，徒步行走。一路上，伤病饥寒，抛儿弃女，再加上公路状况很差，交通事故频发，很多车翻在路边，死的人还在车上，真可谓哀鸿遍地，不忍回首。你外祖父到底走到哪里，人是否还活着，我们都不知道，真是揪心地啊。只要有人从前方来，我们就打听，有人说在金城山看见他，但金城山也失守了。后来有人说在独山见到他，可这时独山也沦陷了。还有人说，看见他腿上包着绷带好像受伤了。这么说，他还活着，这消息给了我一线希望。又焦急等待了一个多月，终于盼到他回来。他一进门，我都快认不出来了。那个狼狈样简直无法形容：脚上绑着绑带，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进了家门。我看了又心疼，又恨他不听我的话，不早些离开。他后来告诉我，他和工厂剩下的零零星星的几名职工和家属一直走到贵定。到了贵定才找到车去贵阳。由于夜里在雪地里过夜，他的脚被冻坏了，才成了这副样子。他的一条命能拣回来就不错了，可他还是叹息柳江厂那些设备和职工们。柳江厂是他几年的心血，现在连机器带人员全部失散一空。我们当时非常憎恨日本鬼子，每当提起日本人我们都会火冒三丈。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外祖母与外祖父的同事们在株州车站。

第65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8)

外公茅以新。

◎ 默默无闻的英雄们

广西柳州羊角山这块不毛之地上，外祖父和他的同事们在平地上建起一座工厂，付出的艰辛难以用语言描述。现在的柳州已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2007年，柳州市的经济跨越千亿元大关，工业企业首次突破100家，柳江县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0亿元。今天柳州的发展同外祖父他们当年在此建立的第一个柳江机厂不无关系。

外祖父当年的同事吴良平回忆当年建厂的情况时作了如下描述：

1939年冬，湘桂路衡桂段通车后，茅以新先生奉命任机务处处长去筹建铁路机厂，主要是收留各铁路撤之之机务人员和机器设备，为铁路继续服务，制造机车车辆零配件和机床加工设备。我和机务处的其他一些同事随先生一道去办理筹建事。

茅先生为寻找厂址不辞艰辛，亲自在湘桂沿线寻找适合战时条件又适合供应铁路器材的地点。要求既要靠近公路又要靠近山，既要有洞又要有水。最终寻得柳州郊区羊角山符合办厂条件，故定名柳江机厂。工厂由交通部路政司领导，要求自负盈亏。这在战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由于资金短缺，为迅速投入生产，先生决定所建厂房车间住宅一律从简，建成临时性房屋，同时又从湘桂路寻得运输建筑材料用的报废汽车，先生亲自主持修复从各路撤退下来的机器，这样一边因陋就简地建厂，一边艰苦地生产，仅一年的时间工厂就投入正式生产。在生产中先生既重视产品质量、工厂信誉，更重视对技术人员在工作中的培养。因此，尽管在那个时期，在缺乏精密设备的条件下，技术人员仍然主动投入设计精密车床及其他产品。由于先生的努力和信誉，使制造出来的产品不仅为当时我国最新两条铁路——粤汉、湘桂路局争相订购，连正在施工期的黔桂路局乃至来自广西、江西、四川等地的单位也来订货……

外祖父1928年兼职军事技术学校，同部分同学合影。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外祖父接收物资后在回国的轮船前。

◎ 出国接收物资

6. 解放前后

抗战胜利后，按照当时的同盟国的协议，凡遭受战争的国家都可以从未受战争的国家那里得到一些调拨物资，以新被派去美国接收英美援华铁路物资，一去就去了三年。景湘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留在重庆。由于太平洋战事尚未结束，以新去美国须绕道：先到昆明，走美国飞虎队开辟的一条驼峰航线。当时的飞机很小，根本无法飞跃喜玛拉雅山，只能在山的缝隙中穿行，弄不好就会撞山。外祖父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乘轮船取道南太平洋赴美，路上颠簸劳顿自不必说，还要冒着生命危险。由于海面布有日本潜艇放置的水雷，轮船常有被炸的可能，乘客们事先要进行弃船演习。以新千辛万苦到了美国后才发现，凭着一纸协议去要调拨物资根本没那么容易，不仅要费很多口舌还要会挑选，以新在英美两地来回奔波，花了三年时间才要到了上千万美元的调拨物资，他因为懂机器懂技术，他要来的都是新机器，如火车机头等，这些物资为恢复粤汉铁路通车起了很大作用。他往返于英美两国多次，并费尽口舌才要到这些物资。然后又设法将这些物资运回中国。这些物资包括几百台机车车辆、机器设备、建厂物资等等。1947年秋天以新才回到重庆。回国后时逢粤汉铁路恢复通车，以新非常高兴，这条铁路凝结了他的汗水。当时的粤汉铁路局长希望他任副局长，以新应允，去苏州同正在苏州休息的妻子和孩子团聚了仅三天时间就去上任了，全家也搬到了广州。

第66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49)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改当顾问

以新上任后才知道，他肩头的担子非常重，首先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事故频繁的问题。以新调查后发现火车经常出事，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车钩问题，当时中国因为进口的车辆来自不同国家，因此有两种车钩，一种比较高，另一种比较低。两种车钩在一起时就只能勉强搭住，车子开起来，稍一振动，就会脱钩。如果正好在坡道上脱钩，就很容易造成大事故。这时，以新想出了一种方法，可以把两种不同的车钩改造成一种统一的车钩，于是他就在株洲机车厂成立了改钩队。把所有车辆都进行改造，变成统一的车钩。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把所有车辆的车钩都改造成统一的车钩，火车的事故也就大大减少了。

然而，很多事情往往不是技术所能解决的，车钩问题解决之后，铁路运输还是出现种种问题。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穷途末路，世风日下。政府官员几乎个个贪赃枉法，铁路也不例外。以新对这些贪官污吏是深恶痛绝，但他能做的，只是绝对严格要求自己。有时过年过节，下级也有带一些礼品上门，这时以新就连人带物一起推出门外，有时他的一些做法都到了太不近人情的地步。

解放前夕，很多国民党要员都到广州，经过香港去台湾。当时的交通部长侯家源也竭力邀以新去台湾。但以新因为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而且他希望为中国的铁路继续做事情，因此决定留下来。其实，他早就不想当官，所以才辞去粤汉铁路副局长的职位，改成当顾问。广州解放前夕，共产党通过广播，点名要求以新留下来并负责保护好铁路财产，并恢复铁路运营。

广州是1949年的10月14日解放的，就在解放的前一天，广州还是非常混乱的。小舅舅于海有一段回忆：

那天忽然听见一声轰隆巨响，接着在远处的天上冒出了很大的黄烟。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解放军的追击，就把当时珠江上唯一的一座桥梁——海珠桥炸掉了，听说当时桥上不但有行人甚至还有车辆，有好几辆公共汽车连人带车一起掉到江里，死掉了很多人。当天晚上，真可以说是恐怖之夜。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已经逃走，而解放军还没有来。有消息说附近的土匪准备进城来大肆抢掠一番。我们当时正好住在广州东山的粤汉铁路局的宿舍里，而东山是广州知名的富人区，肯定是土匪抢掠的主要目标。再加上当时广州街上还有很多国民党军队掉队的散兵游勇，情况非常紧张。整个宿舍区五栋楼只有我们这一栋楼住了我们一家人，楼上的陈家因为是广东人，好像暂时也搬到亲戚家去住了，整个小区空荡荡的。可是父亲非常镇静，晚上还带我们出去巡逻。那一晚的时间过得真的是很慢，还不时听到外面有枪声和隆隆的炮声。第二天一早，我们壮着胆子跑到街上一看，已经是满街都是解放军了。原来解放军听说有土匪要进城抢劫，所以就连夜急行军，终于在拂晓时刻赶进了城。这才让我们逃过了一劫。

广州一解放，外祖父就当上广州市政协委员。过了两个月，中央决定把他调到北京铁道部车辆局当副局长。当时知识分子只能担任副职，正职需由老干部担任。全家也就跟着他搬到了北京。从此在北京一住就住了几十年，再也没有搬过。

第67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0)

◎ 外祖母的大哥陈霆锐

当时我们家的亲戚里，只有外祖母的大哥陈霆锐与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好，也只有他1949年后跟随蒋介石那批人到了台湾。由于大陆解放后同西方以及海峡对岸都切断联系，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见过陈霆锐，家里人也尽量不提他的名字。但是“大舅公公”这个称谓我早就知道。小时候无论外祖母还是母亲，还是家里别的亲戚，他们虽然从来不提陈霆锐的名字也不说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但常会提到我这位“大舅公公”在上海时的各种故事。讲得最多的是他家里豪华的排场，吃穿用度之精致以及他的妻子子女的逸闻轶事。对周遭生活皆简单朴素，物质贫乏单调，从未见过什么大场面的我们来说，这些故事仿佛是生活的调味料，也给我们增加了很多想象的空间。我记得母亲曾说大舅公公家有一幢花园洋房，家里有一个西餐厅和一个中餐厅。西餐厅的摆设完全与中餐厅不同，西餐用的西式长形餐桌，餐具是银制的刀叉；中餐桌是圆桌子，筷子是象牙筷等等。尽管只能想象那种从未见过的“豪华”，也足够使自己在脑子里编织一点奇妙的享受氛围。

陈霆锐的名字是近几年才见诸报端，他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也不再是禁忌。我于是向在美国的陈霆锐的侄子陈修明要了一些有关材料，方对陈霆锐有了一些了解。

陈霆锐，1890年12月20日生于江苏吴县，是家中的长子。陈霆锐小时候就非常聪明，是家中最聪明的孩子。弱冠之年就进了由基督教会创办的苏州东吴大学。当时科举制刚废除不久，国内的高等学府如凤毛麟角。他就读的这一西式学校从教学到管理模式都照搬西方。该校总部设在苏州，但在上海成立了法学科，培养法律人才。陈霆锐就选学了法律科。1920年，陈霆锐毕业后就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到上海，先在东吴大学教书，以后成为执业律师。陈霆锐介入了几宗案件使他名气大增。一宗是收回上海公共租界的法律权。当时上海租界地的一切行政管理大权都掌握在洋人手里，包括领事权。尽管一些涉及到中外纷争的案子由中外会审官共同管理，而懂得法律和英文的中国律师少之又少，在很多案例的审理过程中陈霆锐深感不平等条约危害中国人的利益，心中十分不平。比如当一个英国人与一个中国人发生商业纠纷，如果原告一方是英国人，必须由英国领事来审判。陈霆锐在审理和辩护时竭尽全力公正办事，维护中国人的利益，但是最高的司法权仍旧掌握在洋人手里，在审判中偏袒英国人而蔑视并损害中国人的利益的例子比比皆是。陈霆锐于是联络上海各界为收回领事裁判权而与外方进行交涉，几经周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26年8月初步决定将上海公共租界的领事裁判权收回，但全面收回已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第二件使陈霆锐扬名的案件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的纱厂压迫华工的消息传出后，各大学青年学生群情激昂，游行示威，租界巡捕与示威学生发生冲突，巡捕便向学生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不少青年人。陈霆锐亲眼目睹这一惨案，主动担任学生的代表，控告上海工部局巡捕房。第三件事是在日本占领上海的时候，伪政府逼迫当时任上海租界工部局华裔董事的陈霆锐为他们做事，陈霆锐拒绝了。他辞掉工作，抛弃了上海的庞大家业前往重庆，在重庆执业并出任国民政府参政员。1944年陈霆锐赴美国考察司法，第二年回国当选国民制宪大会代表。陈霆锐1949年到了台湾，1967年在美国去世。

第68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1)

陈霆锐曾有过三任太太，他的结发妻子周聿震是陈霆锐在东吴大学读书时认得的。周聿震父母早逝，由姨妈养大，姨夫是基督教徒后来升任浸理会的牧师。周聿震在教会学校景海女校读书。景海女校与东吴大学同时成立，两校相隔不到五十码。但那时男女有别，两校规则甚严，学生不可越雷池一步，因此两人从未说过话。但彼此对对方仰慕已久。后来有了机会，陈霆锐求媒人说合，两人才定下婚事。婚后，英文算术皆好的周聿震仍在苏州常州等女校继续教书。陈霆锐赴美留学后，妻子在家独自抚养两个女儿，晚上出任家庭教师，其中的艰辛困苦可想而知。

尽管周聿震才貌双全，聪明贤惠，但陈霆锐还是纳了妾，相中了一名年轻的苏州女子，该女子年仅二十，也姓周，名云芳。周云芳二十七岁因病去世，留下一对双胞胎儿子。陈霆锐后来又娶一女，名陈如云，这名女子后来跟随陈霆锐去了美国。陈霆锐后来在悼念这位妻子的文章中曾说：

余二人夫妻相合，共计四十年，期间流离播迁，艰苦备尝，言不能尽，传不能详。先室无负于余，余实有负于先室多矣。

记得外祖母常说，陈霆锐的妻子周聿震在得知陈霆锐有了新欢后受到了很大打击。当年她同陈霆锐为患难夫妻，为这个家付出很大。因此她对丈夫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深。尽管如此，在周云芳去世后，聿震仍旧大度宽容，帮着抚养她留下的两个孩子。她自己同陈霆锐共育有三女一子。我只见过他们的小女儿，陈庆成。改革开放以后她与丈夫和孩子多次回国，她的丈夫叫张可南，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每次回国都会受到官方的热情接待。

陈霆锐在美国曾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他行使律师职务的秘诀，我读后深有感触。陈霆锐做律师，尽管学习洋人的法律知识并接受美式教育，但他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却处处闪烁着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文化的底蕴，这也许是他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

陈霆锐说：“吾执行律务，有两大原则，三条细则。第一大原则，为人谋而忠乎，律师职业至为高尚，亦至为重要。当事人以身家性命相托，为其律师者当忠心耿耿，在法律范围内打算一切，以求胜利。这与名医受病家付托之重，务祈药到病除，理无二致。第二大原则为：必也使无讼乎。讼则终凶，古有明训，故余每接办新案，首先着眼者为此案是否有和解的可能，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和解的诚意。如果能近取比，为之解释，一切迎刃而解，化干戈为玉帛。双方言归于好，岂不是一桩最为愉快之事。三条小细则：第一，讲老实话，律师办案，犹之医生诊病，其入手方法为望、闻、问、切四字。律师办案手段相同。所不同者，彼乃切之以脉吾乃切之以法耳。四事既尽，余可晓得该案之大概情形，并胜败之数，老老实实，告诉当事人，使他胜而无骄，败而无怨。若一辈卑劣无耻之律师，往往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不顾当事人之利害关系，而唯利是图，此则有背律师道德、国家法律，如何对得起当事人。第二细则为“平等待遇”。余从事律务达数十年之久，办理案件不下五六千件，所遇当事人，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下至贫无立锥之穷苦细民，一律平等待遇。决不可以案件之大小，收费之多少而有所歧视…… 第三细则为“人情味”，当事人以案件相托，或者有关于名誉者，或者有关于财产者，或者有关于性命者，律师当然应该战战兢兢为之计划一切，同时尤须视同己事，休戚相关，在在显出热忱之人情味，胜则同喜，败则同悲…… 其在美国，凡百职业，过于商业化，余尤记得数次往各医处就诊，往往席未暇暖，尚未完全报告病况，而次一病家已呼唤而入，使余啼笑皆非。与理发店中排队理发，何以异为。”读到此，我禁不住掩卷而笑。

第69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2)

陈霆锐当年是比较有钱的人，他当然反对将财产全部充公，因此对共产党的主张抱有很大不满。1948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他曾经极力劝说自己的子女和亲友的子女不要卷入学潮，不要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陈霆锐离开上海，留在上海的花园洋房里的一切华贵奢侈的物品都去向不明。他的女儿后来回上海去看以前的房子，得知那所房子已经成为上海徐家汇的少年宫。

外祖父茅以新在美国接收物资。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外祖父去英国接收物资。

外公一家游公园。左起：茅于海夫妇，茅于轼夫妇，外公外婆，小舅妈的弟弟朱洪文，我妈，二舅夫妇，前排表弟茅为星和我。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母亲和好友孙亦林合影。

外祖父带我们去天安门广场。前排左起：茅燕星（茅于轼女儿），茅为东（茅于海儿子），茅为真（茅于海女儿）。后排：本人和外祖父。 时间为1970年前后。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茅以新夫妇晚年。

7. 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晚年生活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外祖父很忙，经常出差，我与外祖母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有一段时间，中国同苏联关系好得不行，当时的口号是向苏联“一边倒”，一切都要学习苏联。女孩子都穿“布拉吉” （俄语连衣裙），所有人都学俄语，出国留学也去苏联。向来善于讽刺的外祖母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不是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怎么又一边“倒”了？

外祖父所在的铁道部也号召大家学俄语，学俄语后还能增加工资。外祖父并不反对多学一门语言，他很喜欢学习外语。他学的不比同单位的年轻人慢，很快就能读懂简单的俄文书籍和杂志。在一次考试后他的成绩不错，工资果真增加了。但是使外祖父感到颇不愉快的是单位的有些领导对他们这些中国工程师不够重视，一切都必须听俄国专家的。俄国专家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有的连实际工作经验都很缺乏，而外祖父他们这批中国工程师有着几十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为中国铁路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可是领导干部却看不到这些。外祖父说，主要因为当年很多干部不懂专业，他们是用枪杆子打天下打出来的老干部，他们可以掌权，但是为什么非要过多地干涉专业工作，他实在不明白。此时已经有人议论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抱怨领导干部不懂专业又对业务干预过多，也有人表示出对苏联专家的不满，但是发表这些意见的人最后都被打成了右派。幸好外祖父平常不爱讲话，也不愿同人争论，他顶多在家里议论议论，从不会在外面说什么，居然躲过了反右风波。我仍旧记得这样的场面：每当有外人到家里来，喜欢阅读英文技术刊物的外祖父就把准备在一边的一本俄语书拿来盖在英文杂志上面，等来人走后再把俄文书拿掉，继续读他的英文杂志。外祖父阅读外文杂志不仅是他的工作需要，甚至是他的精神需要，晚年患老年痴呆症后，他仍旧会手拿一册英文技术刊物。我问他是否能读懂，他不回答，但是却给我读出文章中的英文句子。这些技术刊物似乎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外祖父茅以新晚年。

◎ 革文化的命

第70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3)

反右躲过了，“文革”是怎么也躲不过去了。“文革”一开始，外婆就断言：文化革命就是要革文化的命。果真如此，“文革”是中国百年来第一次如此彻底地清算“文化”。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世界文化，只要与文化沾边都逃脱不了被横扫的命运。文化被革命，野蛮自然大行其道。

1966年的一个晚上，我家院子那扇油漆剥落的院门被推开了，一群人闯了进来。他们抓住外祖父、外祖母、大舅、大舅母，要他们低头认罪，承认曾经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家人极力解释说，我们从来没有当资本家，但红卫兵根本不听。红卫兵还给外婆剃了阴阳头，给舅妈剃了光头，用皮带抽人，把家里所有的东西抄走，连同家具被褥。外祖父为人向来和气，对红卫兵也以礼相待，请他们坐，给他们倒水喝，问寒问暖，结果遭致红卫兵的谩骂： “你这个老滑头，想用糖衣炮弹来腐蚀我们。”外祖母却看透这些人，根本不理他们，反倒被红卫兵认为是老实人。这事“文革”结束后在茅家被引为笑谈。我们家的人都很乐观，“文革”尽管吃尽苦头，还是能找到一些趣事。比如舅妈为了出门买菜就想办法做了一副假头发，做得挺好看，很多人居然称赞她的头发，还请她帮忙做一个。

“文革”稍稍平静，亲戚间又恢复来往，大家见了面首先互道平安，那时候平安是金。茅家亲友中挨斗挨打的不少，但出人命的总算不多，除了外祖父的侄子茅于榕被关进监狱，母亲的好友孙亦林被关进监狱，我三伯父被打死外，其他人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事。抄家过后的一段时间是相对平静的，反正家也被抄过，家庭用品都用卡车拉走了，还要怎么样！其他人都忙着两派斗争，也就顾不上外祖父这些“臭老九”了，所以我们家才有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但是外祖父还得每天上班，我外婆和舅妈要去扫马路，倒垃圾。不久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开始了，不知什么人诬告说，外祖父曾经加入国民党。这可是件大事，铁道部革委会专门设立了专案小组，对外祖父日夜逼供，非要他承认这一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外祖父百般解释也没用，对他的逼供日甚一日。外祖父实在受不了了，他想，如果承认参加过国民党，专案组的人等于做出成绩，便会放过他。为了让他们有“成就感”，外祖父就承认自己加入过国民党，还编了一个参加国民党的日期。果然，专案组的人很高兴，但高兴并不意味着放过他。专案组的人又逼他交代干过什么坏事。因为，在那些人看来，如果参加过国民党，就一定做过很多坏事，诸如在渣滓洞里如何给江姐的五指扎竹签之类的，他们用从红岩里面得来的那点可怜的知识联想所有的“国民党党员”。外祖父这下有点慌了，才知道苦难不光远未结束，苦难才刚刚开始。如果继续编造下去，除非再写出一部《红岩》来。再说家人得知后都力劝外祖父收回以前的假话，否则自己背黑锅不算还会连累家人和子女。外祖父只好硬着头皮又去专案组交代说他没有加入过国民党。专案组的人当然非常气愤，但外祖父这回挺住了，无论他们用什么手法逼他，他也不承认自己加入过国民党，最后专案组的人也就没办法了。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茅于轼夫妇和外祖父游览颐和园。前面两个小孩：一个是茅于轼女儿茅燕星，另一个是茅于海女儿茅为真，摄于1970年前后。

第71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4)

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家中（干面胡同） 看杂志，墙上挂着各种地图，时间约在1976年前后。

◎ 黑暗中找乐

“文革”中期的一段时间，外祖父在家的时间多了起来。他教我学英语，教材是英国教材Essentiel English。我很喜欢学英语，但又怕吃苦，不肯背生词。听人家说，学英语最好要把字典一页一页背下来，我也拿了一本字典，每天背，可是背了几天就背不下去了。外祖父对我说，背字典的方式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般人更适合把生字放在一个阅读环境中来学。我放弃了背字典，而是学着背课文，增加阅读，果真，我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学校居然提倡学习文化课，英语考试我考了一百二十分，因为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在家学英语，所以我学了两天英语就成了中学的学习尖子。不过很快张铁生事件出来后，学习好又成了一宗“罪”。后来外祖父去了银川干校，干校回来后开始翻译援外资料，又忙了起来，但每天晚上我都能坐在外祖父的办公桌的对面同他聊上几句。外祖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阅读外文杂志，看地图和学外语。很奇怪，“文革”期间他订阅的英文技术刊物居然没有停，每月都会从英国按时寄来。我还记得他的样子：把眼镜摘下来，右手拿着眼镜，左手拿着地图，研究地图上的铁路线，有时还用红笔把新建的铁路线标出来。我也记得，他一边洗脸一边听收音机里教日文的情景。他只有早上上班前有那么一点时间，为了抓紧时间，他就把洗脸盆放在书桌上，拧一把毛巾，再跟着收音机说一句日语。后来日语函授考试，七十多岁的外祖父居然考了八十分呢。

“文革”最恐怖的年月一过，外祖父没什么事情做就学习拉手风琴。当时我也在学琴，我们两人经常一起练习：讨论指法，切磋琴艺。我练得最多的是俄罗斯民乐《小苹果》，外祖父练习最多的是美国民歌《老黑奴》和中国的进行曲，比如《歌唱祖国》、《游击队之歌》等等。碰到会拉琴的人来家里，我们一定抓住他不放，要他教两招或拉上一曲。最受欢迎的是我母亲的中学同学孙亦林。我们最喜欢她到家里来，她会弹钢琴也会拉手风琴，而且拉得非常专业。要知道，孙亦林曾在中南海专给领导人伴奏，专为领导人弹钢琴的。最近我回国又见到孙亦林，谈起往事，仿佛在遥远的时间长河中凝固着一团化不开的感伤。她也记得我外祖父特别喜欢她，她一来我家，我们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她拉的曲子《蓝色多瑙河》，《多瑙河之波》我听多少遍都听不腻。可惜孙亦林不久被抓了起来，因为她当年经常出入中南海，不慎中透露了一点高层的秘闻，从而被关进监狱近两年时间。她被押走那天，我母亲正好带着我去她家看她，我记得我们上楼敲她家的门，发现门并没有锁上，刚要叫她，旁边的门走出一位中年妇女，模样像街道妇女，此人一脸严肃地问我们找谁，我们是她什么人等等。我母亲警惕性高，立刻明白孙亦林出事了，再加上这女人连珠炮式的提问，把我妈吓坏了，她随即拉着我的手迅速下楼，出了门就使劲跑。奇怪，我这人记忆力不怎么好，可这女人的模样始终记在脑子里，无怪乎人家常说，恐惧增强记忆。

外祖父还喜欢唱歌，家里有好几个歌本，有外国歌曲两百首，还有他从美国带回的五线谱英文歌本。但“文革”期间只能唱革命歌曲，这也不要紧，旋律好听的革命歌曲他照样学唱。当时比较好听的歌曲都是新疆或内蒙古曲调的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首《各族人民热爱毛主席》，曲调非常优美动人，我也喜欢这支歌，于是我和外祖父就学唱。他把这首歌的谱子抄在一个本子上，然后打着拍子学。1972年外祖父被下放到甘肃省银川一个叫黄羊滩的偏僻地方劳动。当时下放明明有一条规定是“除老弱病残者外”，可不知为什么，这时候已经七十岁的外祖父却没有被列在老年人里。当时全家人非常替他担心，在那么荒凉的地方连年轻人可能都顶不住，他这么大年纪怎么行呢？不过外祖父倒非常乐观，二话没说就去了黄羊滩。幸亏同事们比较照顾他，没让他干太苦太累的活儿，而是让他烧锅炉。外祖父当年是火车头专家，烧锅炉可是本行。每天他一早就起床，把锅炉烧好，等着大家来用水。烧好锅炉没什么事做，他就开始学唱各种革命歌曲。尽管生活艰苦，外祖父觉得比受人逼供强得多，起码精神上少受折磨。一年以后，中国突然需要懂英文技术词汇的人翻译大量援助坦桑尼亚的资料，从中文翻译成英文。能翻译专业资料的人不多，外祖父于是被调回北京，这才结束了干校的生活。

第72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5)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外祖父晚年。

干面胡同，家里第一次有一个小电视机，外祖父、外祖母在看电视。

◎ 海外亲戚来京

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一定对填写表格很熟悉，当时经常需要填表，无论是入学，转学，插队，分配工作，参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班，都需要填表。从小到大，老师是谁，父母是谁，有什么社会关系等等都要填在表上。如果家中有海外关系的就很害怕，因为海外关系本身就是一项罪名，尽管那关系并不是自己找的。我也属于有海外关系的人，好在这一关系不是直系关系，而是比较远的亲属，因此填表的时候不需要填写，尽管表上有社会关系一栏，但我从不会填上在国外的远亲。

我家在海外的亲戚有外祖母的大哥陈霆锐和他的三个子女，他们均在美国；外祖母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在美国；外祖母三哥陈章有两个儿子陈修明和陈熙明同样也在美国。1972年，中美关系稍稍解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此后，部分美国人可以来中国旅游或探亲访友了。我家迎来的第一个亲戚就是陈熙明，他是陈章的二儿子，也就是外祖母的侄子，我叫他表舅。陈熙明1948年去美国留学，以后就在美国定居。他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男孩同我年龄差不多，叫文俊，女孩比我小几岁，叫文玲。陈熙明1948年离开祖国后再也没回来过，那种思乡心情之深切完全可以理解。他先到北京，又去南京看父亲。1972年，中国不但政治上黑暗，人们的生活也非常穷困，物质供应紧张，食品奇缺，粮油、鱼肉、鸡蛋、棉布等都是稀缺的物品，都要凭票供应，有时即使有票也要排长队才买得到。一个副食本一个月仅能买一斤鸡蛋。我家人口较多，我父母和小舅都去了干校，孩子们则留在北京，我弟弟和表弟妹们一家十几口人，一个月仅有一斤鸡蛋，生活窘困的程度可想而知。陈熙明来北京之前，街道上先派人来做工作，了解家里的情况，看看是否需要布置一下。

我们那时住在东城区干面胡同，陈熙明和子女的到来，成了干面胡同的一大新闻。好几拨人涌到我们家大门口来看“外国人”。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这两个表弟妹的确像“外国人”：表妹穿着露肚脐的低胸裙子，表弟穿着带穗穗的牛仔裤。

其实他们的穿着打扮现在看来十分普通，但对当时穿着单调的我们来说，那些服装太奇怪了。他们的发型也很特别：文玲的头发是长的披肩发，文俊的发型长斜分式，而我和表弟妹们都是当年标准的发型：男的小平头，女的梳两把刷子，或编两条小辫。我们看着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少年，感觉他们好像是从天外来的人，吃惊、好奇、羡慕、赞叹。总之他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我们一起到中山公园玩，一路走一路有人围观，有时这些围观的人还跟在后面，我们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看也看不够。再说他们生活方式也与我们如此不同，他们不像我们那么“馋”，对吃什么东西不太在乎。而我们由于食物少，吃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件大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吃西瓜，大舅妈如往常那样把一个西瓜切成小薄片，一人一片。他们是客人可以多吃几片，而我们仍如往常只有一片。我们每次吃瓜都会把西瓜吃得十分干净，直到看见青皮为止，有时甚至把青皮都啃下去一些。可是文俊和文玲西瓜吃了一半就不吃了，下面还有很大一块红瓤，他们心安理得地把吃剩的西瓜扔掉。我和表弟都看呆了，当然也不好意思把别人吃剩的西瓜再拿回来。文俊的性格特别开朗活泼，他说普通话比妹妹说得好，而且话很多。我记得我给他拉手风琴听，我拉的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插曲，他听完后说，这首歌是美国民歌，我很惊讶，没想到朝鲜会用美国民歌的曲调。多年后我在法国遇到前来出差的文俊，我对他说，你们当年到中国来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他说对他也是一个刺激。现在陈文俊在台湾当律师，在上海也有一个事务所。

第73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6)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外祖父和外祖母在中山公园。

◎ 重见天日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中国知识分子终于重见天日。庆幸的是外祖父和外祖母迎来了这一天，而不少人却再也看不到这一天了。粉碎“四人帮”之前，那是中国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周总理去世，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人们以纪念总理的方式表达对“四人帮”的极度不满和愤怒。记得我们家人也纷纷前往天安门广场去抄写贴在纪念碑上、电线杆上或者写在花圈上的各种各样寓意深刻、“含沙射影”的悼词。这些悼词常常以诗歌的形式出现，大家抄写后拿回家在亲戚间传看。我记得最清楚的一首骂“四人帮”的诗叫《请示总理》——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还有一首诗也流传的很广——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四人帮”把四五运动镇压下去后，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极其灰暗，度日如年。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北京也有强烈的震感，外祖父家当时住在干面胡同三十号里面一座老楼的二楼地震后，有一面墙上出现了很大一条裂缝，晚上可以听见呼呼的风声，眼睛凑近看还能看见蓝天。地震后家家都不敢进屋睡觉，在旁边小学操场搭帐篷居家度日。只有外祖父不愿在外面睡觉，仍旧每天回到那个裂开缝的房子里，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全家人劝他不要再回那房子睡觉了，那房子实在太危险，可他就是不听。9月毛泽东去世，预示着中国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果不其然，十月中旬就传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家消息最灵通的人当属我表姨茅于美的丈夫徐旋。他每次来做客都能带来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他对政治也比较敏感，知道一些内幕新闻。“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也是他最先告诉我们的。这一消息比任何喜讯都要令人振奋。

那是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徐旋来了，他对我们说，叶剑英把那几个人抓了起来。那几个人就是指的“四人帮”，大家赶紧围坐在他周围听他的新闻。他说是叶帅做出的决定抓捕“四人帮”，他还讲了一些抓“四人帮”的细节。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江青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胆敢这样对我！”大家一提起这句话就笑得直不起腰来，那是让我们一家人难以忘怀的时刻。最近读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才知道，其实江青被逮捕时并没有大吵大闹，那些富有戏剧性的场面都是人们想象的。那一段时间，只要有亲戚串门，就会兴奋地谈论“四人帮”被抓。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心情一下子舒畅了好多。以前憋在心里的怨气、怒气、恶气、闷气实在太多了。外祖母说，以前常觉得日本鬼子让我们受够了苦，只要日本鬼子被打跑了，中国人就不再受气了，谁曾想到，中国人自己整自己也那么厉害。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假错案，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明显得到改善，不再是“臭老九”了。1977年，外祖父被调到科技委工作，受到领导重视，也能真正发挥专长。外祖父分析了当时铁路系统混乱、事故频繁的真正原因，认为应该从加强管理入手，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方案，他的意见得到了实施。没多久，铁路的正点率上去了，而事故率下去了。70年代末，外祖父被推荐为政协委员。外祖父不但关注铁路的事，对其他很多中国问题也都非常关注。他四处调查走访，先后写出了数十条提案。我记得最重要的一项提案就是对海南岛进行开发，他建议海南岛成立单独的省，这样有助于海南的建设和开发。当时还有人提干脆把海南交给联合国托管，有人建议把海南变成特区，自由买卖。后来海南分省的改革使这个非常穷困的地区经济开始腾飞，证明外祖父等人当时的提议非常有远见。

第74节：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57)

母亲与外祖母，解放前夕在苏州。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外祖父外祖母晚年照。

◎ 小心谨慎克己奉公

就我所知，外祖父除了大学一年级时组织过罢课，参加过进步学生会议外，后来再没有做过反叛的事。他行事低调，作风谦虚，凡事忍让，克己奉公，对上级、对同事、对家人都是如此。解放后他变得更加胆小。我小时候就知道走后门的事同我们家不沾边。本来知识分子家庭就没什么后门可走，外祖父做事更是拘谨，不可能为任何亲友说情。外祖母有时候生起气来就会说“他真是个呆子”！

晚年的外祖父“呆事”更是不胜枚举。记得70年代末他经常出席政协会议，当时中国人还很穷，食品也很缺乏，在政协开会，午餐常是十个人围一桌，几菜一汤。到了吃饭的时候，人们经常是抢着吃，不抢就吃不到。外祖父不会抢，因此每次开会都吃不饱饭，饿着肚子回家，遭来外祖母一顿埋怨。有一天，北京下百年不遇的大冰雹，外祖父头和身体都被砸伤了，但他还是坚持到下班才回家，回来后，看他那样子可狼狈，头上是包，背上一大块淤血。地震期间，大家都躲在外面的帐篷里睡觉，只有他非要回家睡觉不可。他平时生活非常节俭，洗完脸的水再拿来洗脚。他步入八十高龄又当选政协委员后，上班或家中有事可以叫车，但他很少因家中有事而叫车，上班也是同邻居搭同一辆车。我最清楚地记得他晚年每当吃饭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吃饭，真是浪费国家粮食啊 !”一生都克己奉公，晚年仍不忘记国家。想到此，我不由悲从中来。这也许就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情结吧。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海外亲戚来北京。后排左起：表弟茅为星，海外亲戚陈文俊、陈文玲，本人。中排左起：表妹茅燕星，表弟茅为华，妹妹陈纪欣，表弟茅为东，表妹茅为真。前排左起：茅为忱，茅为任。时间是1972年。

按照茅家宗谱记载，“以”字辈之后应该是“于”字，茅家的人都很遵守这一辈分的排列。“以”字辈的子女的名字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于”字，只有以升最小的女儿，将“于”改成了“玉”。茅家“于”字辈的人一共有19人，年龄差距较大，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近四十岁。茅以南共有八个子女：茅于恭、茅于文（女）、茅于榕、茅于一、茅于宽、茅于泰（女）、茅于弘（女）、茅于敏；茅以升七个子女：茅于越、茅于美（女）、茅于冬（女）、茅于璋（女）、茅于润、茅于燕（女）、茅玉麟（女）；茅以新四个子女：茅于轼、茅于杭、茅于兰（女）、茅于海。我对“于”字辈的长辈认识也有限，只能对最亲近的几位舅舅和比较熟悉的亲友作有选择的介绍。

每一代人的身世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茅家“于”字辈的经历见证了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走过的弯路以及后来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他们的命运也同时代紧紧连在一起，随着时代的起伏变化而波折动荡。其中有的人遭遇悲惨，有的人相对幸运。但多数人都未逃过建国后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多多少少受到冲击。当雨过天晴后， “于”字辈大多到了退休年龄，风华不在，两鬓斑白。他们最好的时光在荒唐的年代中被消磨殆尽，能活下来已算幸运。不过“于”字辈中很多人不甘心就这样虚度自己的一生，不少人在五六十岁以后反而进入创造力旺盛期。我小舅茅于海说的一句话最能代表他们的心态，“我们在发挥‘余热’的年龄，开始发挥‘主热’ 了。”

茅于轼的名字大家早已不陌生，他将近五十岁时才开始研究经济学，关心社会公正问题，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茅于杭研究制作盲人电脑；茅于海是雷达专家；茅于燕为心理学专家，创办弱智儿童班，几个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很有成就。

但还有几位远房亲戚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如茅于榕，一个有才华的法律专家，却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十年 ；茅于恭，一个很出色的工程师，50年代从美国回来，不久就被打成右派，长期得不到重用，改革开放后又去美国定居；茅于润，一个有天分的音乐家，“文革”后也出国定居。即使这几位命运多舛的“于”字辈亲属，晚年也按照自己的方式尽量多地做些事情，弥补中年时期浪费的时间。

◎ 茅家“于”字辈

外祖父外祖母全家合影。后排左起：茅于杭，茅于轼，茅于海。前排左起：大舅妈，外祖父，外祖母，母亲。最前排：表弟为星和我。 摄于1961年前后。

第75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 我的三个舅舅

茅于一，茅于海，茅于润。

1969年7月的一个晚上，天幕下垂，繁星点点。外公外婆，舅舅舅妈，我和表弟们，一家坐在院子里乘凉。突然，暗红色，漆皮已经剥落的那个小小的院门被推开了。我小舅舅推着自行车进门来，他满头是汗，手上挥着一张报纸：“爸，妈，美国人登上月球了！”小舅舅声音颤抖着，神情说不上是喜还是忧，但是眼睛却放着光，那是我们很久都没有见到的兴奋的光。“美国人登月什么意思？人怎么能登上月亮呢，这简直同神话故事一样 ！”年仅十三岁的我一点都不懂他在说什么。外公刚要接过报纸，院门又响了，是二舅进来了，进门第一句话：“你们买今天的《参考消息》了吗？听说美国人成功登上月球了！”“我们正在读报呢。”外公对他说。大家于是都凑上去读报。

“1969年7月20日下午4时18分，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飞鹰号登月舱在美国39岁的航天员阿姆斯特朗手控操纵下安全着陆月球。几个小时后，即晚上10时56分，阿姆斯特朗跨出登月舱踏上月面，在荒漠的月球上首次留下人类的足迹。他和航天员奥尔德林在月球上度过了21小时37分。”

当时中国破天荒报道了这则美国科技消息，也许是因为1969年年初中国刚同苏联打了一仗，美国的科技消息才得以报道。尽管一则小小的消息登在报纸不起眼的角落处，却令我们一家兴奋异常。对一个科技工程世家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巨大科技成果更吸引人的了。然而，就在美国人登月的时候，我们却正在做一些荒唐的事情：小舅茅于海是清华电子系高材生，毕业留校教书，“文革”被批斗，并被剥夺工作权利，1968年被下放到江西干校，感染了血吸虫病，险些丧命，1969年回京养病；二舅茅于杭清华电机系毕业，“文革”期间工宣队接管学校，他被派往工厂教工人师傅们小数点加减法；大舅茅于轼，交大机械系毕业，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被下放到山西大同。我和表弟、外婆、舅妈，我们也没闲着， 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天天挖防空洞：学校挖，街道挖，家家户户都在挖，男女老少一起挖，这就是1969年中国的现状。

外祖父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茅于轼是长子，二子茅于杭，第三个是我母亲茅于兰，最小的儿子叫茅于海。我因为是外祖母带大的，同几个舅舅关系比较近，对他们的了解也比较多。几个舅舅的性格看似不同又有相同点 : 大舅茅于轼做事认真，追求完美；平常不苟言笑，比较严肃，坚持己见，生活上注意个人形象，喜欢干净整洁，买东西时只要条件允许尽量买质高价贵的；二舅茅于杭和蔼可亲，什么事情都替别人着想，谦虚谨慎，多少有点固执，生活中比较随便，不修边幅，讲究实用，喜欢买便宜货，经常上当；小舅茅于海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就是有点骄傲，生活中喜欢调侃，出言幽默，颇具投资理财能力；我母亲活泼开朗，过于直率，不拘小节，性格上更接近二哥。她们四兄妹有一个共性就是倔犟和固执，这一点很像我外祖父。但每个人倔强的方式不一样：大舅的倔强在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别人怎么说；二舅的固执是喜欢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别人；小舅的执着是不服输，输了再来，再输再来。我先说说大舅吧。

第76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2)

外公外婆尚在世时我家大聚会。后排左起：老公抱着儿子李欧，本人，表妹茅为忱，二舅茅于杭，妹妹陈纪欣，表弟茅为星，表弟媳赵小平，表舅妈解天成，表舅陈自明，小舅茅于海。中间座位：表姐金怀玉，二舅妈徐朝仪，小舅妈朱庆麟，大舅妈赵燕玲，大舅茅于轼怀抱孙女茅尚彬，外婆陈景湘，外公茅以新，母亲茅于兰，父亲陈公绰。前蹲者：表姐金良玉，表妹茅为任，表妹茅燕星，表妹陈莹，表妹茅为真，弟弟陈凌云。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一 茅于轼

◎ 祖母“物质刺激”

1. 青少年时期

大舅于轼1929年1月14日生在南京，但出生不久就随父母去了杭州。大舅属龙，而他父母均属虎。茅家的老人认为，这不成了“龙虎斗”了吗？家里今后可不得安宁。于是就给大舅取了小名，叫“虎儿”，意思是虎的儿子，这就不会同父母打架了。五岁的时候，于轼上了杭州狮虎桥小学。因为刚入学，不太懂学校的规矩，有一次校长因为一件小事情训斥他，还当着很多人的面让他难堪。别看于轼年龄小，却很要强，认定自己没犯错误，心里憋着气。在校长讲话的时候，他就伸出小脚狠狠踩校长的脚一下。可能因为人小，脚底下也没多大劲，没把校长踩疼，反倒把校长逗笑了，也就没有惩罚他。于轼说：“当时中国师生关系其实比现在要好，学生的学业压力也比现在小得多。只要老师教得好，对学生稍有爱心时，学生上课自然就能用功学习。”他清楚地记得，如果是水平差的老师或者不会讲课的老师上课，他就很害怕，因为他完全没有听懂，考试当然也考不好。但老师如果会教课，学生就对学习有兴趣，学习成绩也能上去。

于轼在杭州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们一家辗转苏州、南京，最后来到湖南长沙居住，于轼在湖南上了长沙楚怡小学。这段时间祖母韩石渠也与他们住在一起，祖母常常督促于轼读书，帮他讲解古文、诗词，特别嘱咐他练习毛笔字。为了奖励他，祖母在他写得好的字上画一个圈，每得到一个圈祖母就给他一个铜板。有了“物质刺激”，于轼练字非常刻苦。他说他从小就尝到了“物质刺激”的甜头，明白物质奖励与人的积极性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于轼以后对练习毛笔字和钢笔字都很有兴趣，只要有时间就会练习写字，他的字也因此写得非常好。他成年后，因写得一手好字而抱得苏州美人归。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外祖母和她四个孩子。左起：母亲茅于兰，二舅茅于杭，大舅茅于轼，外祖母，小舅茅于海。

外祖父和外祖母在苏州（外祖母的老家）。后排左起：茅于轼，外婆和外公。前排左起：茅于杭，茅于海，茅于兰。

茅以新接到命令去柳州建厂后，全家到了柳州。但于轼在柳州的时间不长，十一岁时，父母决定将他送进桂林的寄宿学校——汉民中学。汉民中学是一所管理严格的学校，每天都要军训，于轼对这样的生活非常不适应。以后的几年里，于轼不断地转学，两年汉民中学，一年全州中学。全州中学在乡下，四周农田围绕，旁边有一条河流。就因这条河，于轼学会了游泳。高中先在柳州中学上，后来又转到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办的桂林德智中学。尽管频频转学，于轼学习成绩始终不错。他认为是因为这些学校的老师水平都很高，使他对学习产生了兴趣。1945年，全家随父亲来到重庆，这时于轼应该上高中二年级了，他先上了重庆一中，后来考上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他最喜欢的学校，尽管他在南开中学只读了高三一年，但这所学校对他终生都有影响。

第77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3)

南开中学位于沙坪坝，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他特别强调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另一个特点是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给于轼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数学老师伉铁健，他讲解析几何时条理之清晰，思路之完整，解释之认真令于轼终生难忘。于轼认为自己的数学基础和对数学的兴趣，全部来自南开中学的伉老师，因为伉老师，于轼日后才能考上上海交大。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学校的学生都是考进去的，没有人走后门。学校的气氛也很好，同学们可以自由地讨论政治。但于轼当时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也不关心大家辩论什么，他只想好好读书。当时学校对学生成绩要求也很严，如果有几门功课不及格就必须留级，因此学生们读书很用功。于轼也参加课外活动，他与同学沈逢吉和张若衡一起办过英文壁报。沈和张英文都比他好，于轼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沈逢吉的父亲是英国文学教授，因此沈逢吉的英文好似乎在情理当中。可是张若衡是农村出身，他的英文水平甚至胜过沈逢吉，这多少有点令人吃惊。于轼认为，实际上农村的孩子有很多聪明的，他们只要有机会上学，并不比城里孩子学习差。现在的人常常看不起农村孩子，一点道理都没有，农村孩子就是家庭条件差而已。于轼记得张若衡在高中就能读莎士比亚原文，还能非常自如地用英文写作，墙报上很多文章都是张若衡写的，于轼对张若衡非常佩服。于轼说他自己只写写小文章，和他们比，他的英文程度差多了。他们还常去女生部征稿，每次征稿就是一次同女生接触的机会，于轼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会穿得整整齐齐很有礼貌地同女生讲话。在南开于轼还第一次上了体育课，他最喜欢单双杠和跑步游泳等运动。在南开中学，于轼第一次感受对体育和音乐的兴趣，学校也有这样的气氛，同学中很多人玩小提琴和其他乐器。于轼在南开自己学会了五线谱，还喜欢唱歌。

1946，抗战已结束，大家纷纷回到家乡，于轼也考上了上海交大，离开重庆去了上海。于轼记得他到上海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一块巧克力吃，抗战逃难的十几年中一直没吃到过巧克力，真想吃呵 !

◎ 影响一生的南开中学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 考入上海交大

由于父亲和伯父都是搞理工科的，于轼决定学习机械，当时的风气也是机械吃香，学机械能学到硬本事。那时中国大学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考试和招生制度。于轼因为弟弟于杭患阑尾炎，母亲不在重庆，只得靠他照顾弟弟，因此他在重庆滞留了一段时间，错过了北大清华的考试。但还有时间考上海最好的大学——上海交大。第二天就要考试了，于轼头一天晚上才乘飞机到了上海。由于没时间复习，考试成绩不够理想。于轼考试完毕后回家等待了一个多月才到了发榜的时间，他急忙去学校查看自己的名字，在机械系的录取名单中，怎么看也看不到自己的名字，原本以为自己名落孙山了，可是随着目光慢慢往下移，在工商管理系录取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原来他考上交大工商管理系最后一名。当时的工商管理专业可是冷门专业，学习成绩好的人都不会考这种专业，于轼当然不太高兴。但是想想，不管怎么说上了交大总比没考上强。于轼在工商管理系读了一年，正好他父亲的朋友柴志民在交大教书，他找到了柴志民诉说了自己想上机械系的愿望，柴志明从于轼小的时候就与他很熟，于是答应帮助于轼转到机械系，在柴志民的帮助下，第二年于轼终于如愿以偿转到了机械系。

第78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4)

交大学习非常紧张，老师水平高，对学生要求严格，于轼的学习成绩属于中等，但交大的学习培养了他的钻研能力。于轼认为，他在交大学习起初不够刻苦，主要因为兴趣过于广泛而分散了精力。于轼从南开延续而来的对体育和文艺的兴趣在大学继续保持且进一步发展。于轼仍旧勤练单双杠和引体向上，只要有女同学在场的机会，他就要给她们表演一下在双杠上翻跟斗的动作技巧，博得女同学的掌声。有一次体育考试，有一个同学不会做引体向上，就请于轼代他考试，于轼乐而为之，他做引体向上一次能做三四十个。于轼还酷爱跑步、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等。他代表交大参加过全国运动会的火炬接力赛。除了体育之外，他还喜欢音乐，经常与同学一起去上海兰心剧场听交响乐。当时音乐会门票不贵，大学生听得起。爱听音乐的习惯于轼一直保持至今。大学三年级时，于轼开始学拉小提琴，老师是著名的小提琴家杨秉荪。于轼学习提琴的兴趣非常浓厚，每天练习至深夜，两年后已经能拉贝多芬和巴赫的曲子。这些业余生活多多少少影响了于轼的正业，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中等水平。从长远的观点看，大学期间丰富的文艺生活对培养一个人日后的生活情趣不无益处。只有大学时代我们可以享受自由自在丰富多彩的生活。当我们步入职业生涯，就很难有闲情逸致去享受生活了。于轼认为，在大学锻炼身体也非常重要，因为以后就没有时间锻炼身体，但过去人们对运动不太重视。他记得当时上海交大的同学里面很多人身体都不好，就是不重视运动造成的。上海交大当时只在一年级设有体育课，体育课不受重视，连老师都常缺勤。

于轼尽管学习成绩属于中等，但他对大学里上的几门课还是非常有兴趣的。在大学他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物理和机械理论课。大学毕业乃至工作后，于轼对数学的兴趣有增无减。60年代，美国数学家里查德·贝尔曼撰写的《实用动态规划》一书对他影响最大。贝尔曼在变分法、自动控制、逼近论、控制论、运筹学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贝尔曼还有一个特点是用浅显的语言讲述复杂的数学公式。于轼晚年研究择优分配经济学理论，并且引用日常生活琐事为例讲解经济学道理，都与读贝尔曼的书有很大的关系。

大学四年级开始分专业，有汽车，航空，动力，机械制造等。于轼选了机械制造，专攻火车头。交大的老师中，于轼最喜欢的老师有陈大宩、楼宏棣、金克、朱物华等人。当时课本多是英文课本，因为有不少教科书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学生读英文专业书比较习惯。

于轼曾说，当时社会上，看一个人有没有水平就看他是否精通“英、国、算”，他的父母，伯父也常常这样鼓励他。交大的很多课程都是用英文讲的，使他的英文能力得到提高。中文水平主要是靠南开中学和祖母给他打下的基础，于轼枕边经常放一册《古文观止》，闲来无事时就会读几篇脍炙人口的古文，这不仅陶冶了他的性情，对他日后的写作也有不少帮助，数学则是在交大打下的基础。英文好，开拓视野；国文好，能写文章；数学好，触类旁通，有助于学习和研究其他学科。其实，到现在为止，精通英、国、算（现在通常叫“语、数、外”）仍是衡量一个人才能的标准。

第79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5)

母亲和三个舅舅。后排左起：茅于轼，茅于杭；前排：母亲和小舅茅于海。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外祖母和她的四个孩子：大儿茅于轼，二儿茅于杭，女儿茅于兰，小儿茅于海。

◎ 当家庭教师

于轼在交大上学期间找到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挣点零花钱。当时上海交大的牌子很吃香，他教的那个学生家长不但让于轼给自己的孩子教课，每次家中请客吃饭也要把于轼叫上，然后对客人说：“这是我们的家庭教师，上海交大的大学生！”言语中透着自豪。于轼大学毕业后一直与他教过的几个学生有联系，甚至到北京后都与这几位学生保持来往。他记得有一个学生家里有六兄妹，他教最大的两个孩子数学，每天教两个多小时，上完课，这家主妇还请于轼留下来吃一顿晚饭。令于轼记忆犹新的是，这家主妇做的饭菜特别好吃。当时于轼就想将来找个妻子也要会烧菜，后来果不其然，于轼真的找了一位很会做菜的妻子，这是后话。在上海交大上学，不但学费不花钱，连吃饭学校都管。学生除了自己准备一些书本费和平常的零花钱外，不需要自己花什么钱。于轼说，当时因为国民党怕学生，所以对学生特别好，以为学生吃饱了饭就不会去闹事。他们学校的学生在食堂吃饭的少，多数时间都在外面买罐头吃或在小饭馆吃。不在食堂吃饭，饭票还可以退钱。抗战后，上海有很多美军剩余物资，市场上到处有售。这些物资既便宜质量又好。除了各式的罐头，还有奶粉、奶油、巧克力、皮靴、领带等等。1948年于轼放暑假回广州，经过武汉、衡阳、广州，一路上都有很多美军剩余物资出售。他用挣了几个月的零花钱买了毛毯、蚊帐、鸭绒睡袋、雨衣、风镜等。其中有些物品一直用到1966年，后来“文革”抄家时被红卫兵抄走了。于轼说，他年轻的时候花钱大手大脚，后来有了家，有了孩子钱不够花了才知道节约。

当家庭教师的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给别人讲课很有帮助，于轼一直很愿意给年轻人讲些什么。记得“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很多亲戚朋友的孩子都来请他补习数学物理等课程，我也曾经听他讲过数学。大舅讲课很清楚，很容易让人理解。改革开放初期，他还到经济学院开过数理经济讲座，我丈夫有兴趣，专门去听他的讲座，他回来后对我说，大舅讲课深入浅出，清楚明了，好像当过教师似的，其实他就是在上海当过家庭教师。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 接触进步刊物，参加学生运动

于轼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大学开始接触进步刊物。他读了很多具有民主主义理念的文章，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共产党的刊物。但初读时他对这些文章理解不了，只觉得很有意思，反复读几遍才读懂。慢慢地他就开始喜爱读这些刊物了。如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其中对国民党的批评和讥讽淋漓尽致且点中要害，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身边很多同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但于轼并不太积极，处于彷徨状态。当时有两种看法，大部分人对国民党深恶痛绝，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贫弱落后，官员腐败横行，换一个制度应该好一些。另一种看法对共产党的共产制有所保留。于轼也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并且加入了共青团，但他还是比较冷静地看待当时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认为这同家庭也有关系，茅家世代信奉科技救国，对政治不够敏感，也没有兴趣。父亲耿直奉公，只想把职业范围内的事情做好，为国家作贡献。当时亲友们对共产党的看法也有分歧。于轼的大舅陈霆锐反对革命，最后追随蒋介石到了台湾，三舅陈章却痛恨国民党腐败，支持共产党执政。于轼在上海上学时常去陈霆锐家，陈霆锐反复劝他不要参加当时在上海闹得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对陈霆锐的话，他并不全听，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参加了一些学生活动，有的时候是被动的，有的时候是主动的。于轼说，有一次，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全校学生都准备去南京示威抗议。他们居然拦截了铁路局的一辆货车，大家上了车后就往南京开，但是开了一半不行了，铁路局有人将铁轨截掉一段，火车开不过去了，大家只好返回来。回上海后，学生继续同警察对峙，学生用大喇叭向警察喊话，教育警察，警察局那边则用唱歌来进行干扰。后来上海市长吴国桢出面同学生对话。于轼对吴国桢当时的讲话印象非常深刻，吴市长的口才和诚意令学生敬佩，很多人听完市长的讲话都对他赞赏有加。

第80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6)

吴国桢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建始县，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至1949年间担任上海市长。吴国桢是一个学者型加实干型的市长。他担任市长期间正值中国动荡时代，其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中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吴国桢曾经说：如果我是军阀我早就开枪了，然而我信奉的是民主，所以我的双手被束缚了。上海交大学生拦截火车的那天，吴国桢抱病前往现场，苦口婆心规劝学生。学生同警察对峙了一天一夜，最后尽管学生回到学校，但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蒋介石政府实在不得人心，吴国桢一人也难以挽回颓势。

茅于轼夫妇游览长城，时在70年代。

2. 奔赴东北

于轼大学三年级时上海解放。1950年大学毕业，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全国各地都非常需要工程师和其他领域的人才。于轼面临好几种选择，或者留在上海，或去北京，最后一种选择是去东北。他选择了去东北。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去东北，东北又冷又远，条件又艰苦。他回答说那时的年轻人想法和现在的人不太一样，他并不是因为思想先进，当时也没有什么宏大的志愿，只是觉得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对未来的发展会有好处。自己的父亲和伯父都曾经在工厂实习和工作过，如果留在北京和上海就不可能得到实际经验。而且那时他刚刚二十一岁，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很想闯荡一下，见见世面，想法就是如此简单。

1950年，于轼到齐齐哈尔铁路局报到，先当一名实习生，在齐齐哈尔机务段学习机车检修，半年后又到佳木斯机务段学习机车焚烧和驾驶。这些实习使他所学的理论知识得到实践的机会，又接触了基层，接触了社会。五十多年后，2005年大舅和舅妈再次回到佳木斯看望当时的老师傅，有的老师傅已经作古，有的还健在。大家回想起五十年前遥远艰辛却又充满幻想的亲切时光，无不唏嘘感叹。

1951年于轼开始实习机车驾驶。他第一次开火车，心情异常激动，他认为自己很有运气，因为其他几名实习生均是近视眼，没有机会学习驾驶，他的视力一向很好，不像父亲深度近视，而是像母亲，眼睛细而有神，因此就得到了实习驾驶的机会。

于轼很喜欢动脑子，在实习的过程中他和同事张志民勇于革新，在火车操纵和焚烧方面不但很快掌握了技术，而且创立了新的有效的机车操纵方法。于轼把郑锡坤（一名劳动模范）发明的“动能闯坡”的方法总结为理论发表在科学院《科学通报》杂志上。1957年还写了《蒸汽机的操纵和焚火》一书，由人民铁道出版社出版。于轼常说，理论和实践两样都不能缺少，只注重理论，就成了纸上谈兵，但只有经验没有理论就难以升华。

解放初期，中国稿费制度仍旧延续过去的做法，稿费比较高。于轼发表的《蒸汽机的操纵和焚火》一书拿到了近两千元的稿费。于轼非常高兴，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自己用这笔钱请爱人和丈母娘去杭州旅游，还买了收音机、电唱机、钢笔等当时认为奢侈的物品。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 大舅的初恋

我的几个舅舅从不避讳讲自己初恋的故事，我和表弟妹们对他们的初恋耳熟能详。大舅的照相簿里有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士的照片，熟悉因为每次翻照相簿总能看到这位女士，陌生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女士本人。这位女士就是大舅的初恋女朋友，江女士。照片虽然年代很久但是保存得很好。江女士隽秀迷人，眼睛炯炯有神。这样一位靓丽的女性怎么与大舅无缘呢？大舅给我们讲了他的初恋：江女士是大舅高中时的同学，尽管两人在一起仅一年的时间，但颇为情投意合。但是江女士同时还有另一个追求者——段先生，江女士因此犹豫不决。两个小伙子都非常出色，且情意绵绵。但于轼以后随父母四处迁徙，上大学，分配工作，十几年都没有见到江女士。两人只是通信交往，而江女士身边却有段先生陪伴左右。于轼去齐齐哈尔工作的同时，段先生去了沈阳工作。于轼写信给江女士，希望她到齐齐哈尔来，因为于轼始终爱着她。江女士这时觉得必须做出抉择了，她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段先生最好，于是写信拒绝了于轼，说她要去沈阳找段先生。江小姐的断交信令于轼非常痛苦郁闷，一个失恋的年轻人又没有人可诉苦，只好写信给母亲，将与江女士断交的实情告诉母亲，并希望母亲帮他物色对象。母亲当然替儿子揪心：远在东北，生活工作本来就辛苦，现在又失恋，再加上于轼当时身体不太好，母亲就写信要儿子回北京休息一段时间。与此同时，母亲开始为儿子物色对象。茅家和陈家亲戚非常多，而且大多在南方，要找一个江南女子应该不困难。母亲托了很多亲友给儿子挑选女友，果真有人介绍了一位苏州小姐，正在无锡助产学校上学的年仅十九岁的赵燕玲。赵燕玲的父亲是会计师，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她是长女。母亲看了赵燕玲的照片很满意，就写信告诉于轼。母亲满意的人一定不错，于轼非常高兴，立刻回了北京。于轼回到北京?息调养了几天后，母亲就带着他去苏州相亲。没想到，一见面，于轼立即被赵燕玲的美貌所吸引，当即表示满意。于轼同赵燕玲定下关系后不久就回到了齐齐哈尔。一天，于轼突然收到从沈阳寄来的信，一看笔迹是江女士寄来的，江女士在信上倾诉说，她到沈阳找段先生，没想到段先生已经有了新的女友，这对她打击太大了，她希望到齐齐哈尔来找于轼。读完信，于轼感到非常为难，他同赵燕玲确定了关系，赵燕玲已经接到调令，很快要到齐齐哈尔来了。于轼想，尽管他对江女士仍旧有好感，但不能对赵燕玲不负责任，再说，当初是江女士先选择了他人，让他好生伤心，现在于轼不能再让别人伤心了。于轼回信表明了态度，江女士当然非常难受。这真是：初时两才子，含情脉脉难分高下，转眼间，都心有所属成陌路人。江女士一气之下去了海南岛，不久嫁了一位医生。大舅说，江女士找的丈夫蔡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好的男人。

第81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7)

大舅同江女士尽管没有成为终生伴侣，却一直保持联系至今。前几年，大舅七十多岁时去广州出差，还专门看望了住在广州的江女士。回家后还拿了几张他在江家做客的照片给我们看。岁月不饶人，五十年过去了，那位风韵幽幽的江女士已不复当年。但值得称道的是，大舅和她一直保持朋友关系，并没有反目为仇，互相憎恨。大舅妈也不嫉妒，反倒常常跟他开开玩笑。人生短促，难得有几个知心朋友或红颜知己，干吗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夫妇。

◎ 齐齐哈尔一大新闻

小时候，我和我表弟最怕跟着他妈（也就是我大舅妈）出门了，有时不得不跟她出门时，我们俩就离她远远的。因为她长得太漂亮，穿着也比较新潮，街上的人总是盯着她看，跟在她身边的我和表弟都觉得浑身不自在。大舅妈的照片常年被挂在“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有一次，一个电影导演看中她，想让她去拍片子，但大舅妈认为自己不适合演电影而拒绝了。现在绝对没人拒绝当演员，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了，但他们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当演员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我曾经问过大舅妈，为什么选中大舅舅还跟着他去齐齐哈尔那么远的地方。大舅妈说，当时她不到二十岁，无锡有很多青年人追求她，她都没有中意的，第一次见大舅后觉得他同身边那些毛头小伙子不太一样。大舅比她大六岁，显得很成熟，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他们只见了两次面就定了关系。这里大舅妈的父亲也起了作用。一次，大舅写给她的信让她父亲看到了，父亲觉得这小伙子字写得非常好，文通理顺，不像一般的年轻人那么毛毛躁躁的，父亲最终拍板同意了这门亲事。

为了照顾爱人，大舅妈从无锡助产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医院工作。她到了齐齐哈尔后，成为当地一大新闻，当时铁路局人少，女人更少，像赵燕玲如此的苏州美人更是没见过。很多人都来大舅的宿舍想目睹一下苏州小姐的芳容。同事们还每人轮流请于轼夫妇吃饭，就是为了看看他的未婚妻。

对一个苏州人来说，齐齐哈尔的生活是太艰苦了。大舅妈说，当初看到食堂里黄澄澄的饭以为是鸡蛋炒饭，后来才知道全是小米饭。他们每月只有十碗大米，这些大米必须计划着吃。起初齐齐哈尔的人都以为大舅妈是个娇小姐，不能吃苦，但没想到她在工作中非常能干，一年后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于轼已于一年前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新婚夫妇都被评上先进，引来大家的赞叹，这是他们最幸福的一段生活。尽管东北生活条件艰苦，但心情舒畅，工作有成绩，对年轻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开心呢？

于轼和燕玲两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远离父母，生活上未免有点随心所欲，不太懂得节省开支，不懂得爱惜身体，经常等不到拿工资的时候就把钱花光了。东北有很多江南吃不到的特别的食物，如冰柿子，冻梨。女孩子喜欢乱吃零食，大舅妈说，她就因乱吃东西，也因为工作繁重，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时间一长，身体就垮了。以后大舅妈患了胃溃疡，很早就停薪留职，长期在家休养。

茅于轼夫妇结婚照。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 当了“右派”

第82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8)

3. 噩梦开始

1955年，铁道部需要充实研究人员队伍，铁道部长滕代远亲自把于轼调回北京，于轼成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一名副研究员。年仅二十八岁的于轼本来想在科研领域做出更多成绩，却因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而开始了另一条人生轨迹。而正是这条人生轨迹最终促使他转行研究经济学并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于轼将自己很多看法和想法非常坦率地谈了出来：于轼看到自己的父亲因苏联专家来中国而得不到重用；看到某些党的干部过多干预科技工作；看到中国的商品供应正在一点点减少，票据却一样样增加……于轼觉得这些问题应该向上反应才是对党诚心诚意的关心，对新中国的热爱。但是没多久，反右运动开始，于轼遭到了批评。当时铁科院的党委书记岳志坚认为于轼犯的是思想错误不是立场错误，再说于轼的批评意见也没有针对某个人，应该不至于得罪某些领导。但1958年的一天，上面突然宣布他为“右派”。当时有传言说因为铁道部要给他的伯父茅以升一点颜色看看，所以把于轼打成右派，也有人说因为铁道部没有凑够右派人数才拿他来充数。总之，于轼在刚刚当上父亲的同时，成了中国几百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

一个人如果成为“右派”，意味着原有的工作不能再做；意味着工资大幅下降；意味着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对一部分人来说还意味着家庭解体。对刚满二十九岁的于轼来说，这一打击来得太突然太残酷了。

1958年于轼被下放到北京东郊环行铁道试验线当了一名养路工，工资降两级。而这个时候妻子又得了胃溃疡停薪留职在家，儿子刚满一岁，家庭生活负担异常沉重。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压力更大：科研项目不得沾边，重要课题与他无缘。他曾经撰写的《蒸汽机操纵与焚火》一书1958年再版时，出版社通知他不能署他的名字，他只好用儿子的名字，这本书的作者便换成了刚满一周岁的茅为星。然而苦难尚未结束，苦难才刚刚开始。

大舅茅于轼与妻子儿子（1957年）。

◎ 尝过饥饿

1960年，茅于轼被再次下放到山东滕县，而这一年正是中国大饥荒的一年。各地饥荒状况非常严重，连北京的居民都对饥荒记忆犹新，更不要说身处饥荒重灾区的人了。于轼下放的山东正遭受严重的饥荒，他住的那个村子左邻右舍都有饿死的人。隔壁的一位老乡一家四口，妻子和最小的孩子饿死了，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大孩子。村里还有一家13口人死得剩一个人。于轼也饿得全身浮肿，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牙齿脱落，走路迈不动步子。于轼本想自己必死无疑了，在求生本能作用下，他想尽一切办法找来能够送进嘴的食物：树皮，草根。后来发现田里有很多蚂蚱，他想，捉蚂蚱来充饥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他到田里捉了很多蚂蚱，把这些蚂蚱放在火上烧一下就吃下去。蚂蚱当然不好吃，肚子里有一股绿水，很苦，但是却能充饥。于轼吃了很多蚂蚱，是蚂蚱救了他一命。后来他才知道，山东滕县大饥荒最严重是在1959年，他所在的那个村子死了很多人，到了1960年，于轼去的那年情况虽未好转，但是死人的现象减少了。于轼还算幸运，如果是1958年下放到这地方，必死无疑。于轼对当地的一位老太太始终心存感激。这位老太太是村支书的母亲，于轼就住在他家。很多人因他是右派不敢跟他说话，老太太对他很同情。老太太趁别人去开会，于轼没有资格开会留在家里时，就偷偷给他摊一张饼吃。1960年冬天，中央纠正错误，全国饥荒形势开始缓解，于轼于这年冬天返回北京，总算捡回一条命。

第83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9)

听我母亲说，灾荒时她正在山东大学上学，同学们实在饿得受不了，连酱油都拿来喝。有一次，家里来信说我舅妈要去苏州，火车路过济南但不会停，舅妈会把家里准备好的烙饼扔出车窗。我母亲早早就去车站，等待火车到来。火车开来时我舅妈果真看到母亲在站上，她就趁这个时候马上把饼扔出车窗，呼啸的风把包饼的纸吹开了，饼掉在地上，沾了泥土，但在阳光下仍旧闪着诱人的光，母亲飞也似的把饼拣了回来。在今天食物充足的时候，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人们经受的饥饿，这种饥饿记忆在人的大脑中枢神经驻足后就永远不会离去。于轼以后经常会思考饥荒问题，对食品缺乏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也异常关注，这同他经历过饥饿有很大关系。

于轼回到北京后，供应仍未完全恢复，为了给他补身体，妻子天天去商店排队，买回一点有营养的食物。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于轼才渐渐复原。

于轼当“右派”后，很多人劝赵燕玲和他离婚，包括我家某些比较“革命”的亲戚们。但赵燕玲始终相信自己的丈夫，别人说什么她根本不在乎。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大舅与大舅妈和儿子茅为星，1959年前后。

◎ 与死神擦肩而过

对于轼来说，苦难尚未结束，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知识分子遇到一轮更残酷的折磨。于轼当时同父母住在一起，抄家后，全家被赶到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有一次，红卫兵逼着于轼和我外祖父在马路上扫街，又用带铜头的皮鞭抽他们俩，对大舅抽打得更厉害，血从背后渗出来粘住了衣服。就在这时， 一名“联动”的女学生举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牌子，骑着自行车经过我们家门口，劝阻了那些打人的红卫兵。于轼说，如果没有这名女学生，他肯定会被打死。而打人的人决不会被追究责任，说不定还被视为英雄。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思考法制和人权的重要性。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任何违法行为不会被追究，一切侵犯人权的做法甚至会得到嘉奖。那时候的“人”可以因为其身份是“地富反坏右”而被剥夺做人的权利。他们就像牲畜似的被人嘲笑，侮辱，打骂。“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丧失理性、践踏人权的运动。当时外祖父家就在王府井，靠近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几乎每天都有被打死的“资本家”装在板车上拉出来。

于轼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台湾对于大陆的众多百姓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可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勾起恐怖回忆的事物。“文革”时我因“摘帽右派”的罪名被抄家。红卫兵把我们全家人剃了光头或阴阳头（半个光头）之后，在轮番批斗，斥骂甚至拷打了几个昼夜之后，风浪似乎要平静下去。忽然，一个细心的“红卫兵”发现了我们四兄妹几十年聚积的两万余张邮票中有一张1947年发行的蒋介石总统60寿辰纪念邮票。这张邮票立刻成为私通台湾，图谋翻天的铁证。于是批斗再次升级，并且把全家所有的衣服、用具、书籍全部没收。当年我又以“首都危险分子”的身份被赶往山西大同。

母亲和中学同学。前排右起：茅于兰，孙亦林。后排右起：倪其莹，李钟秀。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 宽容不等于不追究责任

第84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0)

什么叫宽容？如何宽容？这是我们今天时常遇到的问题。“文革”期间有人被打死，有人参与打人。是否应该追究这些打人者的刑事责任？怎样看待这些打人的人？于轼“文革”期间被殴打险些丧命，多亏联动的一名女学生及时阻止，命才保了下来。有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我三伯父就是其中之一。三伯父陈仁亨原来是重庆医学院著名的外科医生，“文革”期间被同院的红卫兵打死。参与打人的人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文革”结束后，此人只是调到别的地方而已。我的三伯父不但业务出色而且为人非常正直，对人亲切，性格幽默，我小时候非常喜欢他，他的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巨大的阴影。当时我奶奶已经九十高龄，爱子的死令她痛不欲生。“文革”期间如我三伯父这样经历的人还很多，打死人者逍遥法外，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状告无门，心灵留下巨大的创伤。

最近看了电影《朗读者》，我被其中的故事深深打动。德国纳粹时期很多人参与迫害犹太人，到最后审判时，谁有多少责任就必须为这些责任付出代价。那些集中营的看守也不例外，尽管他们是听上面的指示，但是他们本身也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我们常常是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一个人，仿佛其他人全是受害人和无知者。每当我看到那些以前打过人的“红卫兵”们出来讲话，诉说自己当时如何受蒙蔽，有的打人者甚至还被某些学校奉为该校的英雄，拿她来做宣传，我就感到怒火中烧！难道这就是和解和宽容？我父亲说，他最讨厌的就是时下的流行语“难得糊涂”，打人者可以糊涂地抹掉自己的罪行，可受害者并没有糊涂到忘记自己的伤痛！

于轼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 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物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制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打倒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和将来犯错误的人。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这丝毫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 与山西结缘

1968年，于轼被作为危险分子遣送到山西，在山西大同机车厂劳动改造。于轼认为在山西大同这段生活很有意义，他不但对基层生活有了进一步了解，而且同山西结下了不解之缘。于轼日后创办的保姆学校，扶贫试点等都是从山西入手。他说山西人非常朴实，对人真诚。大同机车厂的领导和工人对他都很好，他很快就恢复了工程师的工作。大同的生活也非常单纯，不必时刻提防有人整你。他白天上班，晚上看书，他自修了偏微分方程，传热学和流体力学，业务也没有荒废。1970年十月一日国庆节，于轼回北京探亲，半夜，民警突然敲门检查他的证件，并污蔑说这是假的证件，把于轼带到派出所关押了三天，理由是于轼从单位开的回家探亲证明是假的。这岂非笑话！派出所最清楚于轼是这家的人，探亲证明应该由派出所开才对。现在有了单位开的证明，还说这是假的，天理何在！于轼被关了三天，过了国庆才放出来。其实民警明明知道他是这家庭的成员，故意把他当作政治危险分子扣押起来。1978年，于轼终于结束流放生活，正式回到了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

第85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1)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夫妇于“文革”前夕。

◎ 改行经济学

4. 改革开放

于轼尽管做的是工程师工作，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很早就开始了。改革开放正是一个契机，使他能够进一步探索经济学的真谛，为中国改革做出贡献。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反右和“文革”，于轼对中国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物质极大缺乏痛处之深、感受之切可谓刻骨铭心。早在50年代初，于轼就发现了一些经济问题。刚解放时，中国的供应还不错，但没过多久就开始配给制了。于轼发现这一切都是建立农村合作社、农产品统购统销造成的。那时候中国人不太了解什么是计划经济，而且多数人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能避免浪费，避免发生美国1929年那样的大危机。于轼50年代也很认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经济理论，他承认对马列那套经济学理论没有学通，却亲眼目睹中国经济不断走下坡路，民众生活越来越困难。他说，中国到了1955年，商品开始匮乏，猪肉已经不好买到，其他的食品也渐渐不容易买到，以后连棉布等基本生活用品都需要凭票凭证购买。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由于政策进一步失误，已经到了饿死人的地步。然而就在饿死人的同时，中国却把粮食出口到国外，这难道不比美国的牛奶倒进河里更可怕、更荒唐吗？因此，以前人们通常认为的市场经济是造成极大浪费的观点站不住脚，市场经济并不是罪魁祸首。反之，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商品便流向不需要的地方，才会发生饿死人的事件。由于经受过饥饿和物质匮乏，又看到中国同国外的经济水平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惊人的差距，这激起他进一步研究经济问题的愿望，希望能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贡献。

于轼这时在铁道科学研究院的研究项目也同经济学有密切关系。于轼1951年在佳木斯开火车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一个理论问题：在火车正点到达对方车站的条件下，如何驾驶，或如何分配速度或时间，使消耗的燃料为极少。1979年于轼从数学非线性规划的最普遍的原理提出了择优分配的概念。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选入了于轼写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本书出版后非常受欢迎。于轼还把择优分配理论用在能源政策的研究中，他参加多次国家科委组织的关于能源政策的讨论会，并在一些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80年代后，于轼对经济学的兴趣日益增加。他在铁道部研究院给研究生们讲微观经济学，到了1984年他干脆调到了社科院美国所，专门研究美国经济。当时社科院的领导李慎之、资中筠对他网开一面，给他很多时间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微观经济学。这个原理包括很丰富的内容。首先是优化分配的必要条件是分配各部门的边际收益相等。这就是一百多年前德国数学家戈申已经推导出的戈申定理。其次于轼又将此定理推广为择优分配的一般原理，就是数学规划中著名的拉氏乘数法。他证明了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其经济学解释就是择优分配。然后他又证明了拉氏乘数法中的乘数兰姆达就是经济学中的比价。并证明由于收益递减，需求曲线一定向下倾斜。这些关系都建立在数学推导的基础上，所以非常牢靠。他最后将这一推导放在供给关系上，得出边际成本线必定是供给线。这就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理论构架。

第86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2)

◎ 价格万岁

80年代初，中国开始调整价格，很多食品的价格一下子贵了起来，可是人们的薪水并没有增加多少。我1982年4月大学毕业分配在市政府工作，月薪是五十六元，这是几十年没动过的大学毕业生的月薪。由于物价上涨，政府给五元钱的副食品补贴，一共拿到手的是六十一元钱。而与此同时，无论是猪肉还是鸡蛋、蔬菜、水果，上涨的幅度都大大超过工资上升的水平。我单位有个同事为了让六岁的女儿得到营养，买来苹果，把苹果皮削得稍厚一点，然后他们夫妇两人吃皮，让女儿吃苹果肉。还传来消息，上海一家人因为吃不起猪肉，户主买了一包毒药把全家毒死。当时物价飞涨很不得人心。长期在管家的大舅妈也严厉批评物价上涨：“难道改革就是大幅涨价吗？”可是于轼却对调整价格持支持的态度，为此，我和大舅妈经常同他争论。我也把单位同事生活困难的故事讲给大舅听，对他说，现在人们的生活还不如从前了 !可他却说，没有物价改革这个过渡期，经济改革根本不能完成，只有改革物价，让农民有积极性，才能增加生产，让票证时代一去不复返。生产的东西多了，物价自然就会下来。计划经济使价格出现扭曲，没有真正反映出一个商品应有的价格，于轼认为，价格是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价格无时无地不在起作用，引导着人们对资源配置的选择。价格系统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只要人类无穷的欲望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两者的矛盾不能消除，价格就永远存在。在80年代初期，有一批青年经济学家，包括宋国青、张维迎等经常到我们家来，和大舅舅讨论价格改革的问题。双轨价格制的建议就是这样讨论出来的。由于双轨制大大地缓和了改革的矛盾，减少了价格改革的阻力。

实践证明大舅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到了90年代，民众对物价太高的抱怨大大减少，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但是不能说广大群众能够和经济学家一样深刻了解了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而对价格的误解也总会继续下去。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70年代末的茅于轼。

◎ 终于跨出国门

我特别喜欢引用昆德拉的一句名言：“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没有在“天堂”生活过的人大概想不出如此贴切的令人拍手叫绝的对天堂的描绘。关闭了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天堂”的大门终于开启了。80年代起，我们家很多亲戚踏上出国的路，有的进修，有的留学，有的访问，有的定居国外。海外亲友陆续回国探亲，表舅陈熙明同儿子陈文俊女儿陈文玲再次来到北京；陈霆锐的女儿女婿也到北京来，外祖母的妹妹一家及其子女等都回来探亲。那时候，海外生活水平同国内的生活差距很大，听他们叙说他们在国外的生活会觉得十分神奇。有一个亲戚说他们洗衣服有洗衣机，洗碗还有洗碗机，电视是彩色的，电话家家都有。简直就像中国解放初期宣传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模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讲到洗碗机，我觉得太奇妙了，就问亲戚：“碗怎么可以放到机器里洗呢？一定全部洗碎了。”亲戚和家人全都大笑起来。

我父母和几个舅舅也相继出国访问，回国后给亲友们带来很多礼物，这些礼物让人们开了眼，后来这成为我们家的一个惯例，谁出国回来就一定要买些小礼物送给其他人，从衣服、丝袜，到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样样都是宝贝。每人回来都会给大家讲国外见闻，讲者，眉飞色舞，听者，心企神往。80年代初，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第87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3)

于轼1982年9月第一次出国，这次出国经历使他感受颇多。因去英国开会，要在香港换飞机，在香港停的时候，于轼看见机场超市里的商品多极了，让人眼花缭乱，而且东西放在架子上，顾客可以随便拿，没人偷，太奇怪了。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超市的模样。出国的人可有一些零花钱，对中国人来说那可不是小钱，于轼为妻子买了一只表，为自己买了一套音响。他在英国只呆了几天，发现英国社会很和谐，在中国讲斗争，人家不讲斗争。

1986年，于轼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到哈佛大学发展研究所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工作一年。这一年对他很重要，他可以近距离观察美国。美国为什么强大？美国人生活水平为什么高？通过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就能看出其中的奥秘。于轼后来把他的这些观察写成了一部书《生活中的经济学》，书中的语言朴实无华，内容有趣生动，像散文。当然，书的部分内容现在读起来也许有点过时，但是这的确是于轼当时对美国经济的观察和思考。后来这本书修改了两次，出了第三版，畅销十五年而不衰。

不只是他，很多人出国后都会写在国外的感受。西方国家不仅生活水平高，物质条件优越，人们的文明程度，合理的制度，都深受国人的赞誉。出国观光使中国人学到不少东西。以后，于轼出国访问越来越频繁，以参加学术会议为主，足迹遍布五大洲。1990年他收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聘书，担任经济学客座讲师，为研究生班讲授微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经济计划三门课。1996年他成为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工作论坛国际顾问团成员。由于他曾经对能源问题很有研究，多次参加中美能源会议，1987被非洲能源政策网聘为顾问，从1987年到1994年，他几十次访问非洲，帮助非洲研究能源问题。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5. 三十年的苦与乐

2008年年底，《中国企业家》杂志社评选的 “30年最具贡献的10位经济学家”在北京揭晓，茅于轼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中。三十年来，于轼从理论研究到社会实践，为中国改革开放付出了很多心血。

◎ 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

1993年于轼从社科院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这时，他的几位朋友商量一起成立一个研究所，取名“天则经济研究所”。“天则” 出自《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于轼没有参与天则所的创办，是后来被拉进去的，当时他正值退休，原来主要谈判人是盛洪，但盛洪要去芝加哥大学在科斯做访问学者，天则所就没有人了，因此让于轼担任所长。天则研究所属于民间组织，在当时的中国比较罕见，特别是当这个民间组织影响力日益增大时，政府方面也就越来越关注。近年来，中国的民间学术机构和民间组织开始增多，很多人也渐渐接受和认同了民间机构。其实，民间机构对平衡关系、缓解矛盾、沟通利益，承上启下地帮助政府解决问题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法国有六千万人口，有八千个非政府组织。每个非政府组织侧重某一个问题，并就此问题向社会募捐，向决策机构提出建议或施加压力，以此推动社会进步。

天则所创办十周年时，于轼在会上介绍说：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主要业务活动是发展学术，而学术是一种公共产品，无法卖钱，所以我们的经费来源都得靠捐助。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要的捐助方是外国的非政府组织，最近几年国内的企业也开始对我们提供经费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的事，说明国内的企业不但成长起来了，而且企业家越来越有社会责任感，愿意帮助非政府组织关心社会的事务。此外，我们也做少量的咨询工作，满足客户在经济学方面的特定研究，并收取费用。例如亚洲开发银行曾经要求我们做过三个咨询课题，中国政府的部委，地方机构也有过一些研究性项目，例如电信价格弹性的研究，水权水价的研究等。凡是咨询性的课题我们都按章交税。

第88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4)

一个非政府组织要能够得到社会的捐款，首先要得到社会的信任。信任从何而来？只能从过去的经验来。对于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它没有任何过去的记录。所以一开始时，天则所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最早的几个项目只能靠个人关系，或者说靠个人过去的信任。这样的困难情况长达三四年之久，有好几个月不得不拿我个人的家庭储蓄借给所里开工资和支付出差费。现在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天则所的年度经费已经从最初的三四十万元增加到将近四五百万元，人员从四五个人增加到将近三十人，经费不足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过去，随时随地可能发生。这也督促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节约开支。从长远着想，天则所必须有自己的积累。天则所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财务剩余不可以分红，但可以成为天则所的积累，以保证天则所的稳定。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活动没有偏离最初设定的目标，即在中国发展和普及制度经济学，并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知识来促进社会进步。主要的活动有：提供双周论坛，鼓励学者自由发表学术和政策研究成果；主持和组织“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和“政府制度改革的研究”；举办制度经济学的年会和培训班；提供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报告；举办各种与经济学有关的专业论坛，适应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帮助有关部门探讨对策；出版研究报告、会议文章和每年一本的经济学论文选；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评论》；设立天则所网站，传播天则所和特约研究员的学术思想，报道天则所的活动新闻等等；还创立了专业网站“中评网”。此外还接受个别企业或者政府所需要的专题研究，这些属于咨询的项目，占工作量的不到五分之一。

天则经济研究所能够成长并有所作为，是在中国改革不断取得进展的背景下实现的。回顾中国过去的总体的成就确实是伟大的，经济的成长，个人自由的扩大，国内外交流机会的增加，使得天则经济研究所能够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有所作为。这不但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幸运，更是人民的幸运。

我每次回国只要时间允许都会去参加天则所的双周论坛，每次都有不同的内容，参加讲座的人都是各界出色的专业人士，我听过贺卫方、周其仁、许志勇、张思之等人的发言，天则所是一方难能可贵的讲坛。林毅夫曾经说， “在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由于政府扮演的角色通常是在维持它的统治，在某些方面它所考虑的和整个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太一致。在这样的状态下，像天则这样的一个民间团体从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看，它能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官方还大。”

然而十五年过去了，听说天则的生存空间不断地被压缩，非常令人惋惜。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与伯父茅以升。

◎ “中国的尤努斯”

2006年，孟加拉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 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有网友惊呼：茅于轼是中国的尤努斯 ! 十多年来，他一直以私人运作的方式在山西省龙水头村从事小额贷款扶贫工作，茅于轼也应该获奖！但于轼认为，中国情况不一样，个人从事小额贷款被认为是非法集资，很难做出重要成绩。但是尽管如此，他仍旧在这领域不断突破和努力。他说，小额贷款对贫困的乡村非常重要，是使农民逐步摆脱贫困的最好出路。令人振奋、可喜可贺的是，最近中央决定放宽对农民小额贷款的政策，这对农民和农村的发展将是十分有利的事情。

第89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5)

于轼扶贫工作是从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的。1992年，当时团中央发起资助贫困地区少年儿童上学读书的“希望工程”，北京的知识分子圈里兴起赞助农村小学生的小小高潮，我家亲戚中不少人都出钱定向赞助一名学生，我父母也投入其中。于轼和妻子也通过希望工程赞助了一名学生，学生名叫韩海勤，家住山西临县湍水镇龙水头村。过了一段时间，韩学勤给于轼写了信，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信中提到他们的残疾老师雒玉鳌，说雒老师像父母一样对待学生。这封信让于轼很感动，穷乡僻壤的一位残疾教师能这样对待工作、对待学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于轼给雒玉鳌写了信，询问是否还有学生需要赞助。雒老师回信告诉他，龙水头村是一个非常贫困的乡村，不仅很多孩子失学，而且村里自然条件恶劣，严重缺水，每人每周只能分配三公斤水。于轼决定再赞助两名学生上学，以女孩子优先。雒老师寄来四张照片，两男两女，要于轼挑选。于轼和燕玲商量后决定：四个孩子都赞助吧! 从此于轼同雒老师成了朋友，书信来往不断。于轼也慢慢了解到龙水头山村的很多情况。他想，这么一点钱来资助学生上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雒老师信上还说，村里有的农民想自己创业，却无处筹款。于轼想，如果有一个民间互助基金会就好了。传统的扶贫行动就是把很少的一点救济款发到农民手里，农民花完为止，如果设立互助基金会，让农民自己管理，有借有还，可以解决他们短期的资金短缺，又可以培养农民的投资创业和风险意识。于轼将这个想法同雒老师说了。1993年，于轼将五百元钱寄给雒老师，后来他的朋友汤敏也捐了二百元，龙水头村的互助基金会就这么诞生了。基金会的章程和管理条例由于轼同雒老师共同起草，基金会的用途包括两部分：另一部分，治病、治伤、求学，这部分借款不收利息，只还本金；第二部分，购买化肥、农药、工具、仔猪、经商、出门打工。可借款六个月，利息为每月百分之一。基金的主要用途为：医疗、教育、生产。为了扩大集资，于轼向亲朋好友集资，得到林毅夫、杨昌伯、卢锋、俞建国、石小敏、夏业良、王慧侠、钟伟、卢怀谦、孙文盛、方绳武、任海涛、李磊、陈学荣、许医农、于奇、董秀玉、林淑玉、陈明键、孙志涛、刘肃平、柳承宏、丁晋川、资中筠、盖宏睿以及国外的几位朋友的捐款。1998年以后，于轼还向亲朋借款（也可以说是吸收存款），返还给存款人百分之六的利息，资金规模由此迅速扩大。到现在已经有一百三十万元了。这个小额贷款基金是国内唯一一个由私人兴办而且吸收存款的组织，很多人知道龙水头小额贷款模式后都参加了集资，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将自己写的书《散财之道》的稿费都交给了于轼。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资中筠在寄钱的时候，邮局的人反复嘱咐她说：老太太，现在非法集资很多啊，您可要谨慎一些 ! 资中筠笑着对邮局的热心人说：“放心吧，这人是好人！ ”

为了给更多的农民贷款，于轼想扩大基金会，但是却遇到很大阻力，由于政策限制，他们扩大基金会的计划困难重重。于轼的一些朋友便决定以投资公司的形式，专门进行小额贷款业务。参与捐资和投资的企业家有：任志强、柳传志、丁健、王吉绯、林荣强、潘石屹等十个人，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吴敬琏、张维迎、林毅夫、汤敏以及沈东曙、陈明键、邢文毅、李来来等。于轼的投资公司完全为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借款数额非常小，五千到八千元。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那些大腕企业家们怎么会愿意投钱呢？我就此询问大舅，他说，有些人是他的朋友，还有些人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他们都十分慷慨，并不指望得到回报，而是当作慈善事业来做的。

第90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6)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 创办保姆学校

2001年冬天，于轼和汤敏等人一起去山西湍水头检查小额贷款。在回北京的路上汤敏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穷困的问题。小额贷款只能救一时，不能救长久。要想彻底解决农民穷困的问题，必须让农民进城，变成非农民。而这条路最容易实现的就是进城做家政服务业，也就是当保姆。因为工作简单，门槛很低。他们到太原的时候就打电话了解保姆市场的情况，发现这个市场需求极高，供给不足。他们到了北京又做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从事家政业的郭金凤正好来找于轼，希望合作。于是他们五六个人凑了35万块钱，把富平家政学校成立起来了。于轼算大股东，参加的还有丁晋川、王浩，后来还有索桂芝。2002年3月开学，第一期有三十多名学生，学费600元，培训一个月，毕业后去郭金凤的家政公司就业。可是没想到招生发生了困难。头几期勉强有些人来，后来越来越少，难以为继，几乎要关门。这时候忽然有一位沈东曙先生主动要求参加这项工作，并且自告奋勇解决招生问题。他和安徽省的领导有关系，靠着安徽省扶贫办的帮助，不久就解决了招生问题。生源源源不断，学校得救了。可是2003年发生了“非典”，学校有半年多空无一人，而房租、人员工资都不能少，造成严重亏损，不得不向股东们借钱过日子。幸亏半年后“非典”过去，学校恢复了正常。后来安徽的劳动力多半流向南方，学校又开发了甘肃的生源地，和甘肃省的扶贫办建立了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现在。

到2008年中为止，富平家政一共培训了一万三千多名从贫困闭塞的农村来的妇女，这些妇女接受培训后，百分之百的在北京找到了工作（除了自己不愿意干的）。这证明民间的力量非常有效，一点点钱在政府的帮助下就能够办成大事。但是做什么都是不容易的，即使做好事也很难。2007年初，富平家政学校培训的一位服务员，发生看管的一个两岁女孩死亡的事故。虽然判定服务员没有责任，法院还是判于轼他们赔款48万元，一时造成富平家政学校的巨大困难，几乎倒闭。许多人劝干脆宣布破产，事实上也是要破产的，但是于轼考虑到破产给社会造成的伤害极大，会发生一批人失业，扶贫的工作要中断，他们宁可自己受罚，也要维持下去。最后靠社会人士的帮助，股东们出资及学校过去的积累，把赔款付清了。现在这个困难的后遗症还没有完全过去。

在此期间于轼还做了其他大量的救济和扶贫工作。他在山西湍水头镇开展了教育扶贫，从壳牌公司得到几百万元的帮助，使初中生得以升高中，改聘质量更高的老师来教课，购买教具，修复教室。于轼还帮助兰州的刘肃平成立慈善组织，从事志愿者的救济工作。还成立了北京家政服务员的紧急救援基金，帮助遭遇特别困难的服务员得到救济。 他还零零碎碎地帮助各式各样的有困难的人，人们都说他是一位具有爱心的经济学家。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 经济启蒙师

于轼平常工作非常繁忙，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每天平均工作八到十个小时，且经常出差：或开会，或讲课。有一次，我问他最喜欢做什么事情，他说最喜欢写文章，其次是讲课。从1979年于轼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算起，到2008年，他一共写了四百万字的文章，出版了十四本书。他说写文章很有意思，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表达出来，如果这些文章可以登出来会有一种满足感。有时自己的观点会引起争论，有人赞同有人反对，那时更觉得写文章的必要。我每年回国探亲，他就会送给我一本他新出的书。他写的无论关于经济学还是社会或道德问题的文章都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并以循循诱导的方式娓娓道来。诸如：《为什么要有非政府组织？》《企业为什么要并购？》《浅说货币》《为什么会有贸易保护？》《农民为什么穷？》《谁是企业的主人？》《为什么要付小费？》《用钞票的经济学》《邮资该不该涨？》《堵车的真正原因》等等。我把这些文章称做是经济学的《十万个为什么》，起到了一种经济学启蒙的作用。他试图用一些生活上的小例子和浅显易懂的道理说服、教育民众，改变人们习惯性的想法和思路，摆脱假道德观的束缚。有些观点他会反反复复说，字里行间感受到他诲人不倦的良苦用心。到外面讲课也是带着这一目的。于轼很愿意给官员们讲课，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传达给他们。现在的官员已经有不少变化，他们已不是那种头脑僵硬的人，很多人愿意吸收新东西，也愿意倾听不同意见。

第91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7)

读了于轼写的文章，似乎看到这三十年来他和一批经济学人走过的路，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苦与乐：民众从最初对市场经济的担忧惧怕，到习以为常，运用自如。这同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们最初的引导、教育、启发是分不开的。于轼在《忆峥嵘改革岁月》一文中写了这样的感受：

读张维迎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把我带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激动人心的改革浪潮之中。中国经历了万马齐喑的“文革”时代，终于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被压抑了几十年的自由思想有了萌发的机会…… 当时我是年过五十的进入老年的知识分子，带着满身的伤痕，像欢迎朝阳那样地呼吸着改革带来的新鲜空气。而张维迎刚过二十岁，用充满好奇的眼光观察着这个激烈变动的世界，试图把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当前现实问题的分析。我们拥有很不相同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准备，但是有共同的语言，就是对改革的憧憬。我第一次见到张维迎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数理经济年会上。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觉得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的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那时候讲西方经济学（应该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要冒险的，不像现在各个大学都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讲。那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斗争会。

……回北京一年多后，大概是1983年8月，听说张维迎出事了。他写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无非说明钱是价值客观度量，大家为创造财富而赚钱是很正常的，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成是什么坏东西，但此文被省里某个领导点了名，因为政治清除精神污染，于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哄然而起。不但在陕西省而且在全国都展开了批判。我在北京很为他鸣不平，写了文章支持他，可是不能发表，从那以后，我把他看成经济改革的战友而不是一般的朋友了。今天看来，我国的改革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会遭到巨大的阻力，改革新思想总会被那些自认为一贯正确的“坚持派”认为大逆不道。尽管随着改革的向前发展，证明新认识是对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改革派平过反。到了下一次新旧思想发生冲突时又是改革派挨批判。改革中最重要的两次冲突是要不要放弃计划经济接受市场经济和要不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平等对待。今天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市场经济和民营化的道路是对的，但是在这两次争论中伤害了许多人，有的被批判，有的被罚款，有的书被禁，至今没有改正……

于轼的影响日益扩大，他的朋友也非常多，这些朋友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学者、异议人士、企业家等等。他本人也喜欢交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如经济学界的朋友汤敏、盛洪、樊纲、许成钢、张维迎；企业界的朋友王吉绯、郭梓林等。2008年10月，我回国探亲去拜访他并问他： “还有几个月就是你八十岁生日了，你想怎么办呢？”他说：“我想逃跑！”他说早在年初就有人向他提起这个事情了，他实在不想过这个八十岁生日，但是朋友们却坚持要给他办，他真不知如何是好。

第92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8)

二舅茅于杭与妻子徐朝仪。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近照：参加《中国企业家》杂志评选2008年度最有影响经济学家颁奖活动。（图片由茅于轼提供。）

茅于轼近照。（图片由茅于轼提供）

◎ “穷人和富人”

茅于轼这个名字经常同各种争论的题目连在一起。我每次从法国打电话给北京的好友梁平，她就会对我说：你舅舅最近又挑起争论了，这次是某某某问题。好像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经常性地引起社会上如此广泛的争论。诸如学雷锋，机场咖啡吧收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穷人和富人，经济适用房，最近则是土地该不该设红线，收税的上限等等。总之，过不了多久就会引起一个话题。仔细研究这些话题，万变不离其宗。于轼有三个基本的思想：一是主张市场经济，国家不要过多干预，二是反对特权，三是强调社会道德和信用。他的文章基本上离不开这几个主要思想。其实，于轼之所以强调上述的几个论点同他的切身经历分不开。他那一代人深受物质匮乏之苦，言论不自由之痛，社会不稳定之忧。了解他们那辈人的经历就会清楚他的思想基础从何而来。

于轼说，争论是好事情，有人批评有人夸赞，有人欣赏有人贬低，一个多元化社会就应该这样。但是他希望人们能够提出一点不同的观点和建设性意见而不要骂街，因为骂街不管用，谁也不知道你想说什么。在他的博客跟帖的人多数比较理智，阐述自己的想法，也有人写“狗，狗，狗”。中国人以前比较习惯整齐划一，认为任何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其它都是谬误。开放以后，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了很大的突破。于轼说，他喜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比如，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观点招致很多人的愤怒，但他还要坚持这一观点。

为什么人们对富人如此愤怒？连我的一些好朋友都会对我说：“你舅舅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中国富人难道还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吗 ？”我反驳说：“你是不是认为，中国应该再来一次革命，把富人都剥夺呢？富人就不应该受任何法律保护吗？”有关富人和穷人的争论让我思考了好久，为什么中国人如此仇视富人？我曾经把这个议题讲给我的法国好友、社会学专家克里斯蒂娜听，她说，这很正常，你们是红色中国，你们崇尚革命。她的回答让我很惊讶。其实她的逻辑很简单，长期以来，“红色”、“无产阶级”、“革命”、“工农兵”等词汇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人们也习惯媒体天天讲“为人民服务”，“而替富人说话”这个词本身既刺眼也刺耳，尽管现在形势变了，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大家也非常羡慕富人的生活，同时争着要当富人，但是舆论的口径却没有根本的改变。其实，于轼还说了替穷人办事，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为穷人办了事情，但后一句话人们似乎没听见也不感兴趣，只要你替富人说话就是错的。克里斯蒂娜并不太了解中国人近几年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但她却一语道破中国没有变化的内核：仇富思想和小农意识。尽管经济逐渐市场化，但由于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不健全，宣传教育不够有力，“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口号与思维仍旧有市场。在很多人的心里，穷人和富人是永远对立的，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第93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19)

想当年，中国就是没有人替富人说话，才把中国那么多富人剥夺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实际上，仇富思想对穷人以及中产阶层也是不利的，因为它使得人们不敢积累财富。我在查家史时才知道，尽管茅家祖上不是什么有钱家庭，但在南京有过一些房产，后来全部充公了。于轼说：“打倒富人的口号对夺取政权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它牺牲少数人，得到很多人的拥护，1949年后到“文革”结束，这一情况始终存在，因为大多数穷人拥护打倒富人。实际上，对大多数穷人来说，打倒了富人也不可能变成富人，我们可以把富人的东西都分掉，可是过几天自己还是穷的。”仇富思想也造成富人对社会的不信任，中国富人之所以争相获得外国籍就包含对本国政策变化的担忧。仇富思想也助长了人们投机或短视的心态，谁都不愿意长期创业，不敢慢慢积累财富，怕穷人造反，夜长梦多，恨不得一夜之间成为富豪，然后把钱转到国外。总之，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保障人们私有财产的完善的法律，这个社会就是不成熟、不正常的社会。

20世纪的中国因为长期以不断革命的激进思想为主流，因此各领域都遭受到巨大损失。“文革”结束，人们开始反思，中国一百多年是不是走得太快，快到了应该走回头路的地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人们梦想的大同社会，“而一个幽灵，一个封建主义的幽灵仍在中国游荡。”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夫妇近照：参加中国企业家杂志评选2008年度最有影响经济学家颁奖活动。右为经济学家吴敬琏。（图片由茅于轼提供）

◎ 市场经济的“布道人”

有人说，于轼对市场经济不仅坚信不疑而且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还有人称他为“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他对市场经济“走火入魔”。我不懂经济，但我也认为于轼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和宣传有点像基督教布道者。对任何问题，他都会用市场经济的观点去解释、分析，而且反复地、不知疲倦地向民众宣传市场经济的好处。如土地要不要划红线，火车票要不要涨价，该不该修建经济适用房等等，他都用市场经济观点给出答案。我不太懂经济，也可能因为在国外生活时间太长，对当下社会上的辩论有时有点摸不着头绪。首先，我以为中国一直在争取欧盟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欧盟总不愿承认。最近中国领导人又一次批评欧盟不愿意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做法，我着实为中国叫屈！中国明明是市场经济，为什么不承认中国这一地位？当然，如果按西方的标准，中国并不全是市场经济，也有人不愿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于轼之所以像一名布道人似的不断宣导市场经济，就是有些人怀疑市场经济，仍旧怀念传统计划经济的时代。第二点不明白的是：每个学者或研究人员总是要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有的观点可能会比较极端或与众不同，惊世骇俗或者独树一帜。在国外，学者如果提出另类的观点只能引起学术界的争论，民众对此丝毫没有兴趣，民众关心的是决策人的决策。理论家常有各种派别，或主张自由经济，或主张国家干预，如前不久去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主张经济自由，狠批凯恩斯主义。“911”过后，年近九十的弗里德曼生怕“911”事件影响美国自由经济政策，接受电视采访时大声疾呼“凯恩斯主义又回来了”。其实那个时候，布什的自由经济政策一点没有改变，非但如此，几年后布什的政策“自由”成分更多了，比如号召每人都有一套房等等，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现在面临金融风暴，政府不得不启用国家干预的手法解决问题，弗里德曼要是知道了，肯定在棺材里要嚎啕大哭或跳脚大骂。现在要是去问美国人，十有八九他们会回答你说，布什的政策完全失误，但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弗里德曼是错的。有些人因在金融海啸中损失惨重也会大骂布什，但没有人会骂弗里德曼。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清楚，一个学者和专家或理论家，他有发表观点的自由，有学术研究的自由。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对经济学理论作出的贡献。也许他的某些观点并不适合当前政府的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他的理论的价值。即使他对目前政府政策或者目前的经济形势的判断有错误，我们也不能打击和谩骂他，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必须给学者和专家一定的空间，让他自由发挥。对一个专家学者的论点群起而攻之的结果是：或者这个专家不再敢发表言论，或者调整自己的思想，使其显得不那么偏颇。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专家不说话，决策人无从咨询；专家如果模棱两可，左顾右盼，便不能使自己的理论发展成熟，也不可能有说服力。世界经济学家中，有人主张自由经济，有人主张政府干预。这两种理论都得到社会和学界认可，都有人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至于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这完全要看决策者的智慧和对形势的判断了。

第94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20)

最近有人评论说，茅于轼现象其实透露了很多其他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透露了中国仍处在新旧体制交接之际，也透露了民众和精英之间一定的矛盾和相互的不理解，更透露了中国社会急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其实，仔细想，中国还是取得了不少进步，这些争论也好，哪怕是骂人也好，说明中国宽松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表意见，于轼只是遭人骂骂，还没有人打他或把他投入监狱。非但如此，大舅现在的粉丝还不少，有些地方甚至把他的书当成教科书。据说，山东枣庄一下购买了五千本他写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枣庄的干部人手一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的老师还把这本书当作政治课参考书推荐给学生读。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近照。（图片由茅于轼提供）

◎ 什么是平等

三十年的成绩我们说了很多，问题到底有哪些？于轼认为： 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环境破坏都是改革的负面后果。但是有关收入差距，他的观点与别人不同。他认为出现贫富差距是必然的，因为市场化必然造成收入差距，以前每个人的能力没有机会充分发挥，现在可以发挥了，差别就出来了。智力的差别，教育的差别，天赋的差别包括运气的差别最后造成收入的差别。而且就因为提倡平等后，差距才显示出来。如果没有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是权力的差距，享有特权的人占有绝对的上风。

于轼还说：我觉得社会的不公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就是财产、收入，消费这种看得见的不平等。还有一种是地位的不平等，这是隐形的，看不见的。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各人的行为和自由度不一样。从1949年到1978年，通过阶级斗争，我们极大地缩小了财富的不公平，但是与此同时，地位的不平等却人为地扩大了。首先是城乡差别，这种城乡的二元分割体制导致农民变成了二等公民，他们被剥夺了几乎一切权利。农村的发展面临很大的制约，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权利受到户籍、歧视性政策等各方面的制约。三年灾荒时不许农民出来要饭，当时的农民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改革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大家更多地注意的是那些看得见的财富差距，对地位的不平等的研究还有很多欠缺。比如，一个住五星级宾馆的人和一个在宾馆里扫厕所的人收入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收入差距不可能抹平，只能逐渐缩小，但他们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服务员为你服务，不论你是谁，都得道谢。因为人跟人地位是平等的。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中还没能真正确立，比如，中国人对住宾馆的人就非常尊重，而对扫厕所的或餐馆的服务员常常颐指气使。中国人往往不能容忍收入的差别，却很愿意接受地位的差别。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大家要认识到，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管理层和学界才会想办法去解决它。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各阶层维权的路径一定要畅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某一个群体利益受到损害去维权时，不应该因人和群体的社会地位不同而被区别对待。当然，各阶层维权的方法和手段要合理合法，政府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引导……

第95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21)

于轼说，他写了一篇文章， 《财富中国》向他索稿时就把这篇文章给了编辑。过了几天，编辑对他说，这篇文章不能发表。于轼说，如不能发表，以后就不再给他们写东西了，以此给那编辑一点压力。于轼说，有时候，就应该不时地给管理者施点压力，推着他们往前走，比如他曾写了一篇《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放在博客上，不久就被人删掉了，他就再次贴上去。至今这篇文章还放在新浪网的博客上。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在就职典礼上说：自由，平等，博爱，两百年前的目标，在今天仍旧是我们鲜活崭新的价值，是我们每天要为之奋斗的事业，怎么做都不嫌多 !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夫妇参加中国企业家杂志评选2008年度最有影响经济学家颁奖活动。（图片由茅于轼提供）

◎ 至理名言

我还是用于轼自己的一篇文章为本章做个总结吧：

再过两年我就要八十岁了。人生的旅途快走到尽头了。这几年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人生的意义何在？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想了几年，答案慢慢地浮现，越来越清楚了。我很后悔，到老才认真地想这个问题，年轻时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如果我早几年想，早几年找到答案，我的人生会少犯许多错误，自己也会过得更顺利些。

这也难怪，人生意义，或者人生目的的大问题不是没人研究，恰恰是研究的人太多，各说各的，莫衷一是，搞得大家稀里糊涂，索性不闻不问，过一天算一天拉倒。我不是说人家的研究不对，没有价值，而是太抽象，太高大，过于理论化，没法付诸实践。我们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这个答案要能够清楚地指导日常的所作所为。

现在我把这个思考了好几年的答案告诉大家，和大家分享。答案很简单，复杂了就没用了。它必须是简单的。这个答案就是“享受人生，并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

需要稍微说明一点，什么是享受人生。我的意思是：人生一世所得到的快乐总量极大化。它不是某时某刻的享受极大化，而是一生一世的快乐总量极大化。这儿所说的享受不光是物质的，更包括精神的，包括主观的满足感。它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顾现在，不顾将来，而是既顾现在，更顾将来。人们要追求健康长寿，因为长寿的人活得更长，当然得到的快乐可能更多。要远离有害的环境和物质，这些事物会减少你的快乐。行动要考虑后果，不要贪图一时的痛快，贻患无穷。

要帮助别人享受人生。为什么？人生一世顺利不顺利往往不仅仅取决于自己，更多地也取决于环境，或者说取决于别人。如果别人处处跟你捣乱，你就过得很不顺利。别人希望日子过得快乐一点，大家就应该帮助他实现这个理想。所谓“君子成人之美”，这是孔夫子留下的格言。如果大家都懂得帮助别人的快乐，我们就有了一个创造快乐的环境，大家都比较容易实现快乐总量极大化的目标。所以帮助别人享受既是为了别人，其实也是为了自己。这一点儿也不矛盾。

用这条信条处理周围的事情，会使自己的日子过得高兴。凡是碰到难于决策的事情，想一想怎么能使自己快乐，也使别人快乐，答案就有了。有了这样的信条，养成了习惯，用来对待父母子女，妻子朋友，同事或领导，并且用它来处理自己在公务上的问题，你就不会犯愚蠢的错误，就会远离烦恼，周围的人都会喜欢你。

第96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22)

享受人生，这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谁不愿意享受啊？但是有人批评说，这个目标太自私，至少也是太庸俗，大家只管享受，国家大事，世界和平谁来关心呢？我想说的正好就是：享受人生是世界的头等大事，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我们不要被别人误导，去做妨碍别人享受人生的事，去做愚蠢的事。恐怖分子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自己不享受还妨碍别人享受，真是愚不可及。可是恐怖分子还自以为做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是人生的最崇高的目标，是最值得为之牺牲的事。也不光是恐怖分子如此，二战时的一些日本兵来到中国杀人放火，作恶多端，害人害己，还自以为是效忠了天皇，光荣得不得了。我们在“文革”的时候，一些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把别人斗得死去活来，自己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享受，同样是愚不可及。如果有许多人都被坏人误导，这个世界真就不得安宁了。

享受人生的目标不但是个人与个人相处的原则，同样也是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相处的原则。两岸关系、中日关系、劳资关系也应该本着这样的原则来处理，其他的考虑统统都应该让位。懂得这一点我们的世界就会平安得多，幸福得多。

还要不要牺牲？牺牲应该尽量避免。但是如果一个恐怖分子要拉响炸弹，我一定要扑向前去，减少伤亡。之所以要牺牲，正是因为有人受了蒙骗，要害别人。如果没有这些受蒙骗的人，牺牲可以少多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需要人牺牲的事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有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但是这种情况一个人一辈子也未必会碰上一次。现在人世间绝大部分的冲突都是人跟人的矛盾引起的，是在愚蠢的人之间发生的，不是智者之间发生的。懂得享受人生，就不会有无谓的牺牲了。

懂得享受人生，而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这是我发现的至理名言。

在日常生活中大舅的确很喜欢帮助别人，听说什么人遭到不幸，他就会尽量出钱出力替人家解燃眉之急。听大舅妈说，有一次，大舅从非洲出差回来，正值北京寒冬腊月，他却穿着一件单薄的衣服就进了家门，走的时候明明穿了大衣去的，怎么回来却如此单薄？一问才知，大舅在从非洲回北京的飞机上遇到一位东北人，这人在非洲打工数年，现在回国探亲。非洲很热，他上飞机时就穿了一件衬衫，由于对地理和气候等等没有丝毫概念，以为到中国也一样热。没想到到北京后，冷得上下牙打颤，于轼便把自己的羊毛大衣给了这名工人，自己就穿着薄衣服回家了。大舅妈埋怨他太不注意身体，可大舅说，他乘出租马上就到家，可那人还得换飞机飞到沈阳，那地方就更冷了。

大舅已经八十岁了，除了耳朵有点聋以外，身体还不错。只要有时间，每天和老伴在玉渊潭公园散步一个小时，有时也打打太极拳。几年前他还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下大雪，他骑自行车出门摔了一跤，把肋骨摔裂了三根，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才放弃骑车。大舅喜欢吃甜食，吃很多甜食也不发胖，这可能是茅家的遗传基因决定的，茅家人都喜欢吃甜食而且都能保持较瘦的体型。为了给大舅补充营养，大舅妈每天给他吃西洋参和六味地黄丸。一次，看到大舅吃早餐，我和丈夫都笑翻了：一碗牛奶，里面加了西洋参、六味地黄丸，就着咖啡，饼干，干果，果酱和面包。甜酸苦辣应有尽有。我说，这怎么能咽得下去，他却说，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尝过饥饿的人，什么都觉得好吃 !

大舅现在一有时间就同舅妈去自费旅游，他的稿费全用在旅游上了。前年去了日本，还去了澳大利亚，今年去了新西兰。他觉得旅游不但观赏风景，了解民俗，也是休息和调整自己的机会。各国的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美食小吃，旖旎风光都令人心旷神怡，让人忘却烦恼，有益于养性健身。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和可能。大舅说，三十多年前，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好，没人敢想象自费到国外旅游。记得我外祖母活着的时候，看到我们大家都出国去，她很是羡慕，因为她这辈子没有到国外看过，可是当时大家的条件都不好，出国一般都是邀请单位出钱或者公费出访。现在大家条件好了，外祖母却不在人世了，大舅感叹地说：“如果你外祖母现在还活着，我一定要带她出国看看，背也要把她背出去。”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赵燕玲在给茅于轼梳理头发。（图片提供：《中国企业家》杂志）

茅于轼一家近照。后排左起：茅于轼的女婿余小平，女儿茅燕星，孙女茅尚彬，儿媳赵小平，儿子茅为星。前排：赵燕玲，外孙女余雅文，茅于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