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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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 后记

- 参加西战团，结识丁玲（1）

- 参加西战团，结识丁玲（2）

- 参加西战团，结识丁玲（3）

- 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1）

- 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2）

- 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3）

- 转战山西（1）

- 转战山西（2）

- 在西安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1）

- 在西安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2）

- 在西安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3）

- 凯旋延安（1）

- 凯旋延安（2）

- 凯旋延安（3）

- 与丁玲结合（1）

- 与丁玲结合（2）

- 与丁玲结合（3）

- 参加整风和审干（1）

- 参加整风和审干（2）

- 参加整风和审干（3）

- 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1）

- 丁玲受诬（1）

- 丁玲受诬（2）

- 丁玲受诬（3）

- 丁玲受诬（4）

- “文化大革命”遭难（1）

- “文化大革命”遭难（2）

- “文化大革命”遭难（3）

- “文化大革命”遭难（4）

- 新的家（1）

- 新的家（2）

- 进京上诉（1）

- 进京上诉（2）

- 丁玲逝世前后（1）

目录

第一章 走向革命（1927-1937）

幼年离乡，求学京沪

投身上海学生救亡运动

告别上海，奔向西北

第二章 在延安（1937-1945）

1、 进入抗大

2、 参加西战团，结识丁玲

3、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4、转战山西

5、在西安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

6、凯旋延安

7、与丁玲结合

8、参加整风和审干

9、唱词《平妖记》——我的新尝试

第三章 在晋察冀 （1945-1949）

1、依依难舍别延安

2、参加晋察冀边区土改

3、进驻石家庄

4、去东北

第四章 在北京（1949-1958）

1、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2、工作落在电影局

3、从《海港生涯》到《六号门》

4、改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电影剧本

5、丁玲受诬

第五章 北大荒岁月（1958-1970）

1、在荒原上建新家

2、悲喜交加密山重逢

3、王震把我们安排到汤原农场

4、不想回北京，留在宝泉岭深入生活

5、“文化大革命”遭难

铁窗（1970-1975）

1、带上手铐押离农场

2、走进秦城监狱

3、审 讯

4 、国家无宁日，狱中奈何天

5 、狱中生活

6、出 狱

第七章 嶂头村（1975-1979）

1、又见丁玲

2、新邻居，新朋友

3、新的家

4、进京上诉

5、中组部同意丁玲回京治病

第八章 重返北京定居（1979——）

1、平反，恢复党籍

2、与周扬的关系

3、《杜晚香》、《牛棚小品》与《三访汤原》

4、关于丁玲的历史结论

5、出 访

6、丁玲逝世前后

7、关于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遗物的处理

8、晚年生活

后记

10多年前，北京某著名学府的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历史文化名人口述丛书》，陈明也被列入名单之内。查振科的一位朋友，参与这套丛书策划，受朋友之托，查振科担负起记录、整理陈明口述的任务，那时他在国家某部委任职，工作不太忙。

他买了一部小录音机、几十盘录音带，主要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来到木樨地陈明公寓，听老人讲述他那五味俱全、波澜起伏的一辈子。查振科带来录音机，陈明也备了一部录音机，两人各留存了一套录音磁带。现在翻检陈明留存的磁带，第一盘的录制时间是1998年3月31日下午，那应该是工作开始的日子，最后一盘是1999年6月16日，内容是“平反前后”。陈明保存的磁带一共有26盘，查振科那里还要多些，有30多盘。

查振科大概没有料到，这件工作既不轻松也不顺利。首先，他要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再录入电脑，工作量很大；其次，这件事占去他很大一块业余时间，不得不牺牲许多文化娱乐和与朋友交往；第三，他过去不认识陈明，对于老人讲述的许多人物、地点和事件脉络都很陌生，整理起来比较困难。况且陈明老人已经年过80，记忆和表述，有时不大连贯，不大准确，不很清楚。但查振科一直坚持做下来，其间还拉上他的夫人陈玉立帮忙，整理文字，录入电脑，断断续续一年多，整理打印出10余万字的稿子，那就是这本书的雏形。

当时，这项工作并没有结束。第一，陈明只讲到了1979年；第二，陈明还要对于打印的稿子进行修改和补充。但是，这项工作却被陈明暂时地撂了下来。

2004年是丁玲百年诞辰，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丁玲研究会，丁玲的家乡湖南省的一些单位，要相继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而河北人民出版社也从2000年开始，着手出版一套完整的《丁玲全集》，所有这些活动，都少不了陈明的指点和支持。在陈明心中，丁玲的事情永远都是最重要的，而他自己的事情都是不要紧的，这一次也不例外，为了丁玲，他坚决地中止了他的口述回忆录工作。

2004年底，丁玲百年诞辰活动结束，老伴张钰提醒陈明：你得抓紧了，赶紧把你的口述稿子完成吧！这时，查振科已经出任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身肩重任，无暇继续这项工作。好在张钰既是老新闻工作者，文字功底深厚，又会操作电脑，处理文档熟练自如，舍她其谁？接力棒理所当然交到她的手里。

丁玲说过：陈明是个改家！她晚年的作品，几乎全部经过他的修改。以致陈明形成一种习惯，只要他看手稿，不管谁写的，他都要拿起一支笔，一边看就一边下意识地在上面修改。对于自己的回忆录，他自然更是精益求精。他对最初整理的稿子，多次进行修改，有些是文字上技术上的，更多是内容上的，尤其是涉及1955年丁玲被诬“反党集团”、1957年他与丁玲被诬“右派”，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平反恢复名誉，这些他与丁玲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历史时段，他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大段的删节，大段的增补。张钰则端坐电脑前，把这些修改仔细誊在电子文档上。陈明在纸上改，张钰在电脑上改。那时陈明老人的眼力依然很好，竟能把字写得如蚂蚁般大小，密密麻麻，许多章节涂涂抹抹勾勾画画，改得一片花。张钰先要仔细辨认准确理解，再噼噼啪啪敲击键盘，改完一遍，打印出清样给陈明看，著名的改家又习惯性地拿起一支笔，在新的清样上进行新的修改。就这样，一遍遍地打印，一遍遍地改，精益求精，永无休止。

这样的工作进行了两年多。2006年秋天，戛然而止。

张钰突患食道癌，住进肿瘤医院，做了大手术，其间出现险情，76岁的老太太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好几天，终于转危为安。在那以后，年届九旬的陈明老人也两次患脑出血，住进医院，虽然医生几次下过病危的医嘱，但终于化险为夷度过险关。由于两次发病，医生十分郑重地嘱咐他：一定不能长时间阅读思考，一定要让大脑好好休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他的回忆录还差好大一截呢。

陈明发病前，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修改旧稿上，好处自然是精益求精，但也严重影响了回忆录的进程。1980年以后的部分，刚刚开始涉及；此外，老人心中的“丁玲情结”异常顽强，他讲着讲着，写着写着，回忆录里的主人公就从陈明变为丁玲，结果，就变为由陈明来讲述的丁玲的历史，而不是陈明自己的历史。所以，即便已经整理出来的部分，也应该增加陈明自己的经历活动。

陈明、张钰的健康状况，已经无法继续承担繁重的文字工作，他们经过商量，物色了新的人选。2007年的某一天，李向东应召来到木樨地，两位老人告诉他：这项工作，只能由你来完成了。

李向东与陈明老人走动较勤，关系较密，又曾经与王增如一起编辑撰写了《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陈明爱情书简》等书，对于陈明的历史和经历的那些事件都较为熟悉。他是最理想的人选。他毫不犹豫地接过接力棒，这是冲向终点线的最后一棒。

这时，陈明已经不能长时间地系统地讲述自己了，只能是讲一个大概的提纲，讲一个梗概，然后，李向东根据他的日记、书信和他过去的著作，进行整理，整理出的稿子经老人过目、修改，李向东再按照他的意见进行修改，直至得到他的认可。好在，这时的陈明已经没有精力再去一遍又一遍精益求精反反复复地修改了，这样，工作进展的速度就快得多了。

最后，张钰又通读了全稿，按照陈明的意见添加了几个重要的段落章节。这部稿子前后历时10年，经过查振科、张钰、李向东三个人，齐心协力终于完成。

陈明一生经历了许多重要事件，有些他是参与者，有时他是见证人，所以，这本书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但它还是留下许多遗憾，陈明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并没有得以充分展现，如果在上个世纪末，在他身体和脑力都还好的时候，能够一鼓作气地完成它，此书的内容和质量，都会比现在好许多。

最后，还要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重视与支持，使这本书能够得以较快出版，让92岁的陈明老人，了却他的一大心愿。

——李向东执笔

参加西战团，结识丁玲（1）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同志的秘书朱光常来看我们排戏。朱光是长征过来的知识分子，瘦小的身干，套一件灰色列宁装，显得精明、热情、活跃。他对我在十三队开展的文娱活动表示赞许，还说有的戏如果拿到前方巡回演出很有意义，我们之间很快就熟悉起来。他看到我去绥远劳军时的照片，发现那几位华侨女青年中有他的爱人，又听我谈起学生时代的经历，对我格外亲切。他为《解放》周刊创刊号设计封面，拿到一点稿费，还是苏维埃特区发行的布币，便高兴地来邀我到抗大合作社吃酥肉。

有一天，朱光又来找我，告诉我说：七七事变后，丁玲和吴奚如打报告给中央，建议成立一个记者采访团到前线去，中宣部指示，把抗大四大队演出《母亲》和《回春之曲》的主要演员留下来，成立一个宣传队，他建议把这两个准备成立的组织并在一起，成为一个带有文化服务性质的团体，名字叫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派出去，这样在前线，在全国能产生更大影响。朱光要我参加这个队伍。我当时在抗大十三队当了排长，十二队、十三队同学正和城外几个队的学员成批地出发上前线，我早就坐不住了。一听朱光的话，我当即表示很愿意。

西战团筹备的时间不长，大约一个月左右，成立时大概是三十多人。西战团的负责人是毛主席指定的。丁玲到毛主席那儿汇报西战团筹备情况，毛主席说：西战团的负责人不叫团长，就叫主任吧，你是主任，吴奚如是副主任；下面不要设科、处，叫股就可以了。丁玲是大家早就熟悉的作家，当时是延安文艺协会的主任，吴奚如是抗大的教员，大革命时期是北伐军的连指导员，让他们来担任领导，足见中央对这个团的重视。

我认识丁玲，是在西战团的第一次会议上，她穿着军装，打着裹腿，系一根皮带，和大家一样，我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印象。后来熟悉了，丁玲告诉我，在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演出中，看到我扮演的伯惠尔，便知道了我。我在上海时就知道有丁玲这样一个作家，她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后，我也听到各种传说，但没有引起怎样的关注。我那时虽然热衷演戏，也看过一些进步的文学作品，爱读《申报·自由谈》上“何家干”（鲁迅的一个笔名）写的杂文，但很少接触戏剧界之外的文化人，对当时他们关于“两个口号”的一些争论很不理解，也不以为然，认为大家都是为了抗战，这样反复纠缠于口号、提法，实在没有必要。这反映了我那时的幼稚无知。

在西战团第一次会议上，朱光代表中央宣传部宣布了上级的任命，除了正副主任以外，西战团下设三个股，通讯股长是陈克寒，宣传股长是我，总务股长李唯是抗大四大队十二队的，《母亲》演出时，他做后勤工作。宣传股下设音乐组、戏剧组、杂技组、张发组、演出委员会等，张发组负责标语口号、漫画的张贴和散发，杂技组负责创作和收集杂技等民间艺术作品。

参加西战团，结识丁玲（2）

西战团确定为半军事化的文艺工作单位，配备了三个军事班长。西战团未出发前，三个军事班长一次在背后议论说，丁玲不懂军事，让她担任西战团的负责人不合适，到前方后我们找机会把她换掉。这事不知怎么汇报到了支部书记吴奚如那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此，西战团临出发前开了一次支部会，揭发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会后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那三个班长便调走了。丁玲告诉毛主席，还有一两个人也有点问题，希望能把他们也调走。毛主席说，就让他们留在团里吧，不要怕麻烦，这样你们就有工作做了嘛。

毛主席多次说过，艺术要接近民众，要老百姓喜闻乐见。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努力。西战团一成立就开始搜集、整理民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劫夫，在西战团，他是艺术全才，小提琴拉得好，也会弹三弦，拉二胡，为京韵大鼓伴奏。我们业余文娱活动扭秧歌，敲锣打鼓非常热闹，李劫夫鼓足腮帮吹唢呐伴奏。我们当时考虑，如果把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带到前线，把它变成宣传抗战的武器，一定会受到欢迎。我们就把秧歌稍稍加进了抗日的内容，演员化装工、农、商、学、兵、日寇、汉奸，边舞边唱，最后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万民同乐，欢呼狂舞。我们给这个节目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字：《打倒日本升平舞》。西战团就这样第一次把秧歌舞搬上舞台，并且使它成为西战团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我在这个节目里扮演的是人人痛恨的汉奸，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演出的剧照。

通讯股有位同志叫高敏夫，是陕西人，人称“老夫子”，会唱许多陕西民间小调，李劫夫把这些谱子记下来，通讯股的黄竹君、史轮等几个秀才填写新词，旧瓶装新酒，就变成新民歌了。

每天行军，打前站的同志走后，接着就是李劫夫，背着背包，拿着颜料桶，每路过一个村庄，都要在墙壁上写一些标语口号，画些漫画。到了宿营地，他又拿着胡琴，在村口一坐，先拉几个自己熟悉的陕北调子，老乡们就围上来了，听着听着，他们就开始唱起他们的歌。李劫夫跟着他们的曲调拉，就把谱子记下来了，再填上新词，新民歌又出来了。这些民歌内容是新的，曲调是老百姓熟悉的，所以能很快流行。1938年新年，从上海来的音乐家贺绿汀与西战团在山西相遇，特别赞扬了这些新民歌。

西战团开工作会议时，主任、副主任和各股股长参加，一起研究、布置工作，我和丁玲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我以为她和吴奚如都是作家，主要精力应放在写作上。宣传工作的一些杂务，我们应该多做，做这些具体工作，我有热情，也比较熟悉。丁玲对人、对工作都很热情，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从善如流，唱歌、排戏和大家一样，很投入，她唱得并不好，常常跑调。尽管我和丁玲接触较多，但只是尊重她，感到她平易近人，并没有产生特别的感情，我也不觉得她对我有什么不同。那时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想到恋爱。对于恋爱，在上海时我就有自己的想法，当时的年轻人都讲“追求追求”，似乎只有追求才能得到爱，我不这样认为，也不这样做，我认为爱情的到来应当自自然然，追求得来的爱情不一定可靠。

西战团筹备之初，团员有的住在城里，有的住在城外。后来人多起来，就集中住到东门外原抗大四大队队部所在地，丁玲也从城里搬到城外，和大家住在一起。丁玲初到延安时，住在城里一家老百姓的院子里。院子朝南的正屋，住着抗大校部的供给部长，丁玲住对面的北屋，靠墙还存放着老百姓的一口空棺材。那时丁玲担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没有其他职务，只是搞创作。她在延安的知名度较高，抗大的许多知识分子经常走访，她的住处常常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她也去抗大听课，但没有去抗大讲过课。西战团成立后，她就经常和西战团的同志们在一起。住到城外后，她更是整天和大家在一起，早晨起来做操、跑步，白天一起练习发声、唱歌，与大家相处得很融洽。

参加西战团，结识丁玲（3）

在延安时，有同志好心，有意将丁玲和彭德怀往一起掺和。丁玲后来对我说：如果我和彭德怀结合，只能做一个官太太，但我只想当作家，所以这事是搞不成的。

西战团通讯股有一个青年作家张天虚，云南人。他在日本留学时创作过一本巨著，书名叫《铁轮》，郭沫若为他写的序。西战团初建时要排几个戏，需要本子，团里分配他写一个独幕话剧，剧名叫《王老爷》，写全民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么一个主题。丁玲也写了独幕剧《重逢》。《王老爷》、《重逢》和秧歌舞剧等节目在延安都试演过。演《王老爷》时，大家起哄要丁玲也演一个角色——八路军政工人员。就她平时的装扮，平时的面目，不需要特别化装，稍施粉墨就勇敢地上台了。那天毛主席来看演出，因为到得晚了，站在舞台的边幕后面，看了丁玲的演出，为她鼓掌。

毛主席很关注丁玲。丁玲1936年到保安时，中央开了欢迎会，就是毛主席给丁玲的《临江仙》词里写的：“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都出席了。据说大家还开毛主席的玩笑，说毛主席今天更漂亮了，刮了胡子了。毛主席问丁玲来到根据地后的想法、打算，她说她要当红军。于是丁玲在保安住了很短时间，就随着总政治部上前方了。在前方，她写了《彭德怀速写》，毛主席写给她的词也是在前方收到的，是毛主席通过军用电台发给聂荣臻转交丁玲的。1937年年初，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丁玲也从前方回到了延安。那时延安的民主气氛很浓。丁玲刚到延安不久，毛主席问丁玲对延安的印象怎么样，丁玲在主席面前很随便，信口开河开玩笑说：我看像个小朝廷。主席也笑着说：好哇，那你给我封官哪。丁玲说：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做国防大臣，董必武可以做司法大臣。毛主席又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东宫、西宫咧。丁玲说：那我可不敢封，弄不好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呀！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平等和谐融洽。那时毛主席的住处没有那么戒备森严，同志们来来往往，接见和访问都比较随便。丁玲有时去拜访毛主席，毛主席有空也到丁玲那里坐坐。现在留下的毛主席那首词的手迹，就是在那时写的。毛主席是信笔而为，丁玲也不会特意要毛主席留下手迹作为纪念，可以肯定是在他们谈话中的即兴之作。丁玲保留下来的毛主席诗词手迹，也不只是这一首，还有其他几首。现在说不准的是，这几首手迹是在毛主席的住处写的，还是在丁玲的住处写的。但丁玲那里没有毛笔和那种毛边纸，估计在毛主席住处写的可能性大些。现在几首手迹原件都在丁玲的儿子那里。

那时毛主席亲自过问和安排丁玲的工作。丁玲刚从前方回来，毛主席又问她：怎么样，还当红军吗？丁玲答：是！于是毛主席任命她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主要负责部队教育和人员、家属过往生活、给养、娱乐、接待等事务。丁玲不善于做这方面的工作。毛主席逐渐理解丁玲，知人善任，同她说：丁玲呀，我看你还是习惯于接近知识分子，抗大的学员老去找你，警卫团的工农战士你却没有办法接近，我看你还是适合做知识分子工作，在工作中要一个一个去认识人。丁玲在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和以后的工作中，一直记着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西战团出发前，毛主席两次打电报给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通知他丁玲带西战团什么时候过黄河，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要他们沿途搞好接待。

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1）

1937年9月22日，西战团从延安出发。那天早晨天气很好，我们在抗大四大队的操场集合整队。队伍前面是“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红旗，丁玲走在红旗后面，按照级别，丁玲有一匹坐骑，但她从不把马匹作为私有专用，谁有病就让谁骑。全国解放进北京后，机关给她配备小车，她也从不当专车用，这是她的一贯作风。丁玲的后面是男女、团员的队伍，吴奚如领着收容队断后。我们还带有炊事班，炊事员都是工农出身、经过长征、富有行军经验的老红军，开始他们有个别人看不惯这些背着胡琴、三弦，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后来看到我们刻苦、紧张的工作，逐渐改变了态度，关系越来越亲密。大家都很珍视西战团时结下的友谊，全国解放后偶尔见面还非常亲热。

我从上海带来的衣被等都已分送给留校的同学，有的给西战团作服装、道具，一本相册也交给留在延安的同志保管。这时我的背包有一床薄被、一条军毯、一个枕套里装着几件单衣，还有一个挎包和朱光送的一双新布鞋。我穿着军装，左臂戴着八路军的臂章，胸前是写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宣传股长”字样的胸章。我来到延安后，长途行军奔赴前线还是第一次。我们和前来送行的同志们挥手告别，大家唱着歌，呼着口号。西战团的队伍三十多人，加上马匹、驮道具炊具的七只小毛驴，迤迤逦逦，迎着朝阳奔向前方，初次体验军旅生活，令我油然而生壮怀之情。

我兴奋地和大家边走边唱，走过了川口，不知不觉到了预定的宿营地——四十里铺。第二天继续行军，到了甘谷驿，天下起了雨。这是一个仅有一二十户人家的小村，离延安七十里，驻扎有地方保安部队。在这穷乡僻壤，竟然有一座教堂，外国神父早走了，当地群众把我们接到那里宿营。教堂淡黄色的墙壁上绘着美丽的图案，礼堂音响效果也好，只是舞台小，不能演戏，开一个音乐会还是可以的。试一试吧！大家顾不得休息，有的打扫会场，有的悬挂幕布，有的还到野外采来五颜六色的鲜花，放在挂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大红团旗的舞台前。村长派人通知邻村，我们就地打响锣鼓。不一会儿，从四面八方涌来年轻的小伙子、拖着辫子的小姑娘、发髻上插着红花的媳妇、白胡子黑胡子的老汉，连小脚婆姨也扭扭捏捏地走来了，娃娃们你推我搡地挤在锣鼓家什的周围。人越来越多，场子里坐满了，窗台上、墙边神龛里也坐满了，人们都用惊喜的眼光打量着台上。这里过年玩过社火，也有盲人说过书，可是这么多穿军衣的男兵女兵来唱歌演戏，却从来没有过。演出开始前，我们一个同志站在台上教群众唱歌，歌的曲调是陕北小调，歌词简短只有四句：“诸位同胞听我来说，对日作战嘛咿呀嘿，老百姓都来参加抗战，才能打胜仗嘛咿呀嘿。”观众情绪很高，很快便学会了。

这是西战团告别延安后的第一场演出。我们和观众都很兴奋，场子里气氛热烈。节目一个接一个，有齐唱、独唱，有二胡、三弦、小提琴，还有梅花大鼓《劝夫从军》等等。每一曲完了，观众便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完了预定的节目，观众不肯散去。天已黑下来了，我们没有准备照明，正在着急，有人点着了吊灯上的蜡烛，高高低低闪烁着小小的烛光。在群众的热情要求下，我们又加演了《打倒日本升平舞》，从台上舞到台下，再舞到院子里。天很晚了，大家都忘了饥饿，还是早晨七点钟吃的早饭呢。炊事班管理员几次来催：该吃晚饭了，明天还要赶早行军呢。

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2）

这一夜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谁说农民不懂音乐？只要抒发的是人民的心声，就会引起他们的共鸣。人民热爱共产党，人民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为他们歌唱，唱出了抗战必胜的豪情壮志。他们被我们感动，因为我们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下一站是延长。翻山越岭走了两天，到延长的时候是下午，我们带着征服高山的豪情，从一条陡峭的山路上直冲下去，到山脚整队进城。这天晚上，几乎没有人不叫腿肚子痛，但大家都乐呵呵的，为经过一场新的锻炼而高兴。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正在延长视察工作的徐特立同志看望我们来了。徐老曾是延长师范学校校长、毛主席的老师。他和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是参加过长征的延安著名的“四老”。当时他主管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到延长来视察教育工作，还调查这里的石油生产情况。延长有油井，当时采油是用土办法，只能生产少量的煤油和蜡烛，在国民党的严格封锁禁运之下，延长的小油井对陕甘宁边区至关重要。徐老一身灰军装，亲切和蔼的笑容，虽已年过花甲，须发花白，却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对我们这些年轻的新兵，充满了爱护关切之情。当我们为当地群众演出之后告别延长时，徐老含着眼泪带着微笑，送我们走出很长一段路。

我们继续向东行军，离黄河越来越近了。黄河两岸都是层叠的山峦。我们在西岸行军，上上下下，左右绕行，刚翻过一座山，眼前又是一座山岭，山间有无数的小河沟涧，有一天下午竟然蹚了十七八次河。我不禁想起过去在杭州春游九溪十八涧的情景。这时，才真正感受到跋山涉水的滋味。

走着走着，隐约听到时断时续的雷声，渐渐雷声越来越大，山和谷应，恰似霹雳轰鸣。哈，黄河就在眼前！下山来到平渡口，只见那黄色的浊流，像万马奔腾，蜂涌而下。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们伫立河边，放眼望去，阳光下浪涛翻滚，上下无尽，看不到一条船。对岸是壁立的山峰，也看不到渡口。打前站的李唯同志找来了船工，十来个人抬着两条长方形的平底木船。问船工才知道，对岸的渡口在下游约两里远的地方，顺水转弯，这里看不见。我目眺黄河，带着好奇，看着那些黝黑壮实的船工，心想：他们将怎样驯服这野马般奔腾叫嚣的激流，把我们运到彼岸呢？

每只渡船一次载十多个人，因为还带有牲口，要分三次渡河。第一船是打前站的同志。船工们不用桨，只摇几把大橹，齐心协力，把准航向，顺水飘舟。我们在岸边眺望，人人都捏着一把汗。船到中流，只见波浪涛天，那一叶扁舟，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沉落浪底，不见船影。就这样几上几下，几分钟后就靠拢对岸渡口了。渡船在东岸由船工们拉着纤，逆流而上，一个多钟头拖了三五里路，再把船放回西岸。这时船顺水势，如离弦之箭，转眼便回到我们等候的岸边。

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3）

第二船载着丁玲和几位女同志。这时我们宣传股的一个男同志脸色泛白，对丁玲说：“主任，我有心脏病，怕渡不过去，在河当中出事。要不，我走西安到山西追你们去。”丁玲宽慰他说：“不要紧，你看那些船工，那么从容、自信、平常，我们可以放心。你心脏不好，让卫生员陪着你，先吃一点药。”我也劝说：“第一船已经平安到达，看来不会有问题。你就上这条船，和主任在一起。行吗？”他不再说什么，跟着丁玲上了船。

第三船是吴奚如、我和几个断后的同志，还有马、毛驴、道具、行李等“辎重”。水声太大，那几条毛驴吓得不敢迈步上跳板，我们只得用衣服把它们连眼睛带耳朵蒙住，然后左右扶持，前拉后推，一个个把它们弄上了船，有的硬是拽着尾巴抬上去的。在船上，我们紧拉着缰绳，站在它们身边，又摸又抚，防备它们受惊乱动。为了照顾好这些牲口，黄河惊险的波涛已经不放在心上了。幸好它们在船上都十分老实，一路平安无事。我站在船上放眼四望，把这山高水急，一似驾骏马、乘浮云、转瞬千里的东渡情景，都摄入眼底，然而来不及仔细观察，船已经到了岸边，我们踏上了山西省的土地。

我隔河遥望对岸的高山，心中不由得涌起了对延安的依恋之情。啊，延安，我们经历种种险阻，抛弃了温暖的家庭，千里迢迢投奔你，为的是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挽救国家危亡，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党的教导比父母还殷切，同志间的友谊比骨肉兄弟还深。我们在这半年里得到的教益，胜于过去二十年。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带着党的指示奔向前方，开辟抗日救亡的阵地，点燃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怒火，推动人们跟着共产党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再见了，延安，我们要向你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转战山西（1）

一过黄河，就有地方政府和群众组织的欢迎队伍，主要是学生，他们排着队列，挥动着小旗子，喊着口号欢迎我们。一路上我们感到沿途的群众真好，非常欢迎我们。我们给他们演戏，他们给我们送慰劳品，真的是如鱼得水。阎锡山“老抠”，连山西的铁路也修得比邻省的窄，怕中央军坐火车开进来，所以他有这么一个绰号。他虽然不信任中央军，但与国民党保持着联系，又与日本人勾结。他也与我们拉关系，甚至觉得共产党比中央军更值得信任。当时薄一波在山西大小城镇、乡村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属于我们党领导和影响下的组织，同时发展抗日武装。我们每到一县，都由牺盟会出面接待我们，“阎老西”的组织“主张公道团”也来接待我们。我们所到之处，一看是牺盟会的，就觉得是老熟人。我曾在太原参加过军政训练班，填表加入了牺盟会，也是牺盟会的成员。

我们一路演戏、宣传，经大宁、蒲县、临汾，从临汾坐火车到太原。那是1937年的10月、11月。上火车时，我们坐在有座位的车厢里，炊事班的几位老战士带着行军锅等炊具坐在闷罐车厢里，他们有意见。丁玲对吴奚如说，你去处理吧。吴奚如就去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红军？红军应该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安排，搞宣传的同志有文字任务，要写宣传材料，现在是战争时期，不能闹平均主义！这几位炊事班的同志不说话了。

到太原后，丁玲、吴奚如带着秘书王玉清（全国解放以后他当过鞍山钢铁公司的经理、冶金部的副部长，还当过陈云同志的秘书），去面会阎锡山，作礼节性拜访。

在太原，周恩来同志结合形势作战地动员报告，那时他很忙，但很关心西战团的安全和工作。西战团在太原增加了一些团员，有的是地方党组织介绍来的，有的是自己主动找来的热血青年。

当时的战事很紧，我们到太原没几天，日本军队就攻占了娘子关。在太原失守的前两天，我们从太原到了榆次，当晚去一个大纺织工厂为纺织工人演出，那天晚上来的工人很多。我们正在化妆时，突然停电了。我们赶紧找人来修，我就走到前台，在黑暗中稳住观众。我的拿手戏就是教唱歌，教会之后，让他们这边和那边赛着唱，然后又一齐合唱，观众很兴奋，他们从来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何况我们又是八路军。一会儿电来了，我们正常演出。

那时只要是工作需要，无论什么，我都去做。有一次，我们在榆次的一家澡堂子洗澡，轮到女同志洗，她们说：“陈明，你给我们放哨！”榆次是交通要道，来来往往的溃兵散军说不定什么时候闯进来。我二话没说，拿着枪就给她们放哨。我们离开太原一路行军，碰到很多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我就跟他们喊话：——你是哪儿的？——我是四川的。——我也是四川的。就这么跟他们套近乎，知道了他们的部属、行列。还有一次下大雪，路很滑，我和王玉清在后面押着行李当收容队，路上收容了一个国民党部队的病号，是个文弱书生，没受过什么锻炼。他的脚痛得不能走，我们就让他坐在毛驴上。行军时碰上友军是常事，大家都很友好，他后来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我们从榆次刚到太谷，暂留太原的陈克寒就赶到了太谷，通知我们，周恩来同志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不随西战团一起行动了。他还带来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一、西战团重新分组，身体好的，能走的，随丁玲与王玉清、陈明等大队人马到榆社等地找八路军总部；二、体弱的小部分人由吴奚如带领，去找八路军一二九师。周恩来同志还指示，要我们这支队伍和刚成立的东北大队一起行军，当时东北大队正在太谷，负责这个大队的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

我们从太谷出发，去的宿营地叫范村，打前站的同志刚到范村，就被国民党的一支溃军扣住了。我们队伍在离范村几里路的地方停了下来，派人去了解情况。溃军问我们是哪一部分，我们说我们是八路军。又问我们后面有多少人，我们回答有一个团和一个大队。溃军早在范村大肆抢掠，听说来了一个团还外加一个大队，就想逃。一个连长抢了好几套衣服穿在身上，手上还戴着金戒指，东北大队把他逮住了，送到丁玲这儿审问。大家商量怎么把溃军的枪缴下来。东北大队有几杆枪，我们也有几杆枪，丁玲还有一把手枪。我们把这些武器集中起来，把会打枪的同志集中起来。炊事班的一位老红军跑出去看地形，说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好背起主任跑。丁玲在屋里和几个同志给那个溃军连长做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把抢来的衣物还给老百姓，同时又派人去做那些散兵游勇的工作。我们的人去了溃军所在的大院子，还没对话，对方的一个人就举枪动武，东北大队的一个同志眼疾手快，一枪就打中了他的手腕，枪就掉下来了。溃军一看这情况，都一齐叫起来，拉响了枪栓。这时，西战团里说相声的苏醒痴，一下?跳到八仙桌上，掀开皮大衣喊：“我带枪了吗？没带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站在周围的同志也都一起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日！”这时他们的连长被带过来了，在连长劝说下，溃军把枪集中在院子里的一角。我们离开范村时把这些人交给了地方，枪都给了东北大队。在当时的情况下，出于安全考虑，只能这么做。我们到达八路军总部后，丁玲向总部作了汇报，总部首长认为这样处理是可以的，但枪还是退还给了人家部队。丁玲后来把这件事写了一篇小说，叫《冀村之夜》。

转战山西（2）

离开范村，我们又到了一个宿营地。晚上我正在洗脚，听说八路军总部在榆社，领导商量连夜派人去联系。我自告奋勇，带了一个向导，打着灯笼，还拿了一杆枪，就出发了。夜晚漆黑一片，大风把灯笼刮灭了，道路崎岖不平，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很不好走，走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总部。第二天，西战团的大队也到了榆社。此后，我们就跟着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总部的路标常常更换，今天是“长江”，明天是“长城”，后天是“黄河”，我们就跟着这些路标走。

在榆社那一带的行军途中，我们遇到一位过去的红军战士，他在甘肃的一次战斗中被俘虏，现在阎锡山的部队里当兵，人显得年轻精干。我们在行军中总是唱歌，他一听我们唱的是他熟悉的红军歌曲，就悄悄跟在我们后面，对我们讲他的经历，要求回到自己的部队。我们相信他讲的话，认为应该收留他，但我们也要警惕不能给人把柄，诬告我们在阎锡山的部队里搞“扩军”，破坏统一战线。于是，我们把第二天出发的时间、路线、目的地告诉他，让他开小差追上来。他就这样参加了西战团。他叫黄明清，全国解放后曾经在黑龙江省一个军分区当过司令员，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有来信外调，还找我写了一份有关此事的证明材料。

我们一路跟着八路军总部行军，经过武乡、沁县、沁源、洪洞等地，又回到临汾。在这长长的行军途中，我们一直为部队和老百姓慰问演出。在临汾时，国民党将军卫立煌到八路军总部来慰问，拜访朱总司令，我们还为他演出过。我们还去过国民党李默庵的部队慰问，演出结束后，李默庵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给每人派了一匹马，送我们回宿营地。那时搞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国共两军是相互配合呼应的。西战团除了演戏，还写战地报道，经常写稿子的，有一个是赵荣声，又叫任天马，安徽太湖人，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与赵朴初有宗族关系，他1937年还在北京上大学时就去过延安采访，写了长篇报道《活跃的肤施》（肤施是延安的别名），在国统区出版了单行本，是最早向国统区人民介绍延安的作品。赵荣声和他的女朋友靳明，是在太原参加西战团的，他们是燕京大学的同学，赵荣声分在通讯股，靳明后来给丁玲当秘书。1938年春节，他们俩在运城结婚，婚礼是我给张罗的，拿演戏的服装给靳明作结婚礼服。

卫立煌来八路军总部慰问时，看到西战团搞得这么好，也想在他自己的部队里搞这么一个战地服务团，于是向总司令要人帮助组建，赵荣声就被派去卫立煌的部队。卫立煌很信任赵荣声，让他当秘书，他在那里做了不少工作。因为与卫立煌的这一层关系，解放后他一再被审查，吃了不少苦头，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彻底平反，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卫立煌先生》，还请丁玲写了序言。

1938年的元旦我们是在刘村过的，当时八路军总部就驻扎在那里。后来被称作“西北歌王”的王洛宾和他的夫人罗珊，就是在刘村参加了西战团，我们为他们开了一个欢迎会。近年我看到一个写王洛宾的电视作品，其中有一个他在西战团的欢迎会上唱意大利歌曲的画面，其实他当时唱的是苏联的《伏尔加船夫曲》。王洛宾在西战团里既演唱也编曲，有一首歌曲，词、曲都写得好，我至今印象很深：“打起火把拿起枪，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日本强盗到处杀人，多少村镇都被烧光！要活命的别彷徨，老百姓要求解放，只有上战场！”到西安后，王洛宾离开了西战团，这与塞克有关系。塞克认为西战团不是专门搞艺术的团体，于是他们都离开了。

从临汾到运城，驻在万安镇时，党中央指示西战团到国民党的后方西安去开展工作，向那里的人民群众宣传我们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和在山西前线取得的胜利消息。我们就在万安镇作去西安的准备，并在那里过了春节。我们把整个镇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连路边的厕所也贴了春联：“备好手纸进厕所，系好裤带再出门。”我们还请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来团里，给我们作形势报告。彭德怀同志给人的印象是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们想让他活跃放松一下。他为了感谢我们的好意，还让警卫员买花生招待我们。

在西安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1）

西战团在1938年3月初到达西安。丁玲带着几个团员，参加了三八节西安各界妇女集会，她穿着日本军大衣，坐在前排，并且发表了演讲。集会由省政府主席孙尉如的夫人主持，在我的印象中孙尉如属于进步、开明人士。在这次集会上，丁玲与国民党女飞行员林朋霞拍了一张合影，是赵定明拍的。

在西安，我们从3月一直呆到7月。当时，国民党封锁八路军抗战的消息，大后方看不到八路军的捷报，党中央要我们去西安，就是要我们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战绩，像平型关大捷、阳明堡夜袭日军飞机场等等，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同时广交朋友，扩大统一战线。当时中共陕西省委设在西安，但不是公开的，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是公开的。1936年丁玲逃离南京到西安时，就住在七贤庄，那时公开对外是个外国人开的诊所，实际上是我们党的联络活动站，抗战爆发后成为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任办事处主任。在西安，有一位高级参议宣侠父，是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与西安国民党将军蒋鼎文是同学，他对西战团很关照，与我们关系很密切。当时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都驻扎在陕西。续范亭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职，徐梦秋的侄儿也在省政府，都和我们党有关系。还有一些我们党领导和影响的群众救亡团体，如民族解放先锋队、学生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西安有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有抗敌后援会，这些是国民党操纵的。西战团是拿着八路军的关防去的，一到西安，就去找国民党省政府。国民党表面上给我们安排住地，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多限制。

我们被安排到梁府街女子中学，这个学校很大，房子很多，有好几进。国民党省党部的一个训练班就办在那里，是训练特务的，和我们混在一起，比我们人还多。我们进去的时候，屋子里没有电灯，没有铺板，我们一件一件交涉。针对国民党在这里开办特务训练班，我们特意留出一间房子作救亡室，就是俱乐部，抗战前在延安，各个单位都有俱乐部，当时的名称叫列宁室，抗战后改叫救亡室。我们在救亡室里放置了一些抗战书籍，也有蒋介石的书，布置了一些画，还有缴获的战利品，像打棒球的棒子之类。这样一来，我们与国民党训练班的学员就有了一个联络、接触的地方。

一到西安，我们就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很巧的是，在招待会上我碰见了陈翰伯。他当时在西安的西北文化报社。意外地见到过去在上海时一起搞学生运动的老朋友，我心里十分高兴，就悄悄地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上面写着：“请提议西战团唱歌。”我们事先已经做了准备，挑了八个男女同志，唱贺绿汀的四部合唱《游击队之歌》，借此在西安亮相。接着，丁玲在会上介绍西战团在西安的活动安排。第二天，陈翰伯在《西北文化报》上发了西战团的消息，说我们将要演出三幕话剧《突击》。

还是在万安镇准备来西安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西安，不能只演小节目，要有个大戏，于是丁玲就找了塞克，还有当时随团的萧红、聂绀弩等，请他们创作个剧本，《突击》就是他们几个人和戏剧组的同志，你一句我一句凑起来的，有几个人物，安排什么样的情节，最后由塞克执笔。这是一个三幕话剧，到西安后我们就进入了紧张的排练。当时西安的报纸这样报道：“西战团以突击的精神排练《突击》。”这个戏的布景也搞得好，没有花多少钱，塞克和李劫夫是根据转战太行时对自然环境的印象设计的，布景画在三合板上，剪下来，放到舞台上。我们正在演出《突击》时，上海第一演剧队路过西安，他们中的许多人我们都认识。我们演出没有人搞灯光，只能点大碗油灯，上海第一演剧队有个左明，给我们介绍了在西安一家剧社搞灯光的，我去把他请了来，特别优待，给他开小灶。他看到我们作风好，也参加了西战团，去了延安。

我一到西安就住进了医院，是单人病房，没有参加演出，但去过剧场，看过一两场。《突击》写的是山西老百姓抗战的内容，因为是临时凑起来的，剧本比较一般，但舞台的布景、气氛很好，很有山西农村战地的味道，加上有那么多群众团体支持，有宣传媒介报道，在西安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个戏演了3天，一天两场，第三天又加演了一场，慰问国民党伤兵，一共演了7场。从临汾迁来的山西民族大学的一些名教授，像施存统、何思敬等，个人捐了一点钱，买了一架照相机送给我们。西战团里有个陈振清，是从抗大四大队九队调来的，丁玲就让他负责使用，后来摄影竟成了他的主业，西战团能有一些照片留下来，他有功劳。他后来成为一个知名的摄影家，建国后在北京经常为领袖们照相，“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诬陷迫害，不幸身亡。他的爱人何慧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在太原参加了西战团，也与他同时亡故。

在西安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2）

我们还深入到学校、工厂，去教歌、开演讲会，还到火车站、伤兵医院慰问伤兵。我们写标语，宣传我党的全面抗战的主张，字写得很大，白底勾上蓝边，十分醒目，大部分是李劫夫的杰作，他的颜体字颇有气势。标语写在哪些地方，写些什么，我们都做了记录，以防国民党找茬子。果然他们来找麻烦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主任叫国子俊，是南京派来的，专门与我们作对，说我们的标语“穿靴子，戴帽子”。什么叫“穿靴子，戴帽子”呢？比如“拥护三民主义”，我们写成“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这叫“戴帽子”；“拥护蒋委员长”写成“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这叫“穿靴子”。还有一条标语：“争取国际友军”，国民党造谣说我们写成了“争取国防友军”。在西安我们每天早晨都出去跑步，顺便去看那条标语，发现已被白石灰水涂掉了，但字迹仍依稀可辨，是“国际友军”几个字。

从3月到5月，国民党省党部与我们摩擦不断，丁玲和王玉清特地回了一次延安，汇报情况，请示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磨擦。他们回来后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毛主席讲了八个字：“针锋相对，磨而不裂。”丁玲回延安那次，正赶上陕北公学成立，毛主席在会上讲话说，中国因为有了共产党，中国不会亡。丁玲也应同学们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她套用毛主席的句式说，中国有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国不会亡。她回来讲给我听，我说你这个话讲得太过头了，有点胡说八道！

在丁玲和王玉清去延安时，西战团举行了第二次公演。第二次公演都是些来自民间的小节目，三弦、大鼓、相声、民歌小调、独幕话剧，有丁玲编剧的话剧《重逢》等等，压台的节目是《打倒日本升平舞》，反响十分强烈。

国民党通过这两次演出，看到了我们的力量，感到害怕。为了配合第一次全国反共高潮，国民党封闭了西安几乎所有的进步团体，也给西战团下了告示，要我们限期离开西安，开赴战地，如果一旦违反，就要逮捕领导人。团里商量对策，又请示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该如何应对这一复杂局面，宣侠父也来出主意。我们反驳敌人说，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来轰炸，西安人心惶惶，实际上这里也是战地；蒋委员长在抗战之初说过，战争一旦打起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要离开西安。我们又说，离开西安需要路费，可是我们没有钱，要举行第三次公演筹集，如果不让我们演，那就请发给路费。国民党当然不会给钱，只好同意我们搞第三次公演。

搞第三次公演我们有个想法：西安原来就有一些剧团，演秦腔的、演京剧的等等，能不能把这些艺人组织起来，演抗战的节目呢？于是我们选了老舍的两个剧本，一个《忠烈图》，一个《烈妇殉国》，决定一个用京剧来演，一个用秦腔来演，还排了《新打城隍》，作为幕间休息的轻松节目。西战团只有张可会唱京剧，秦腔也只有一个女同志夏革非会唱，她是西安人。京剧《忠烈图》我们请了西安一位有名的票友裴东篱来导演，文武场面是西战团自己担任，不会就现学，指挥、伴奏也是西战团的团员，周巍峙学打镲，我打小锣。

当时西安有个演秦腔的著名剧社叫易俗社，自己有剧场，社长叫高培支，是位老先生，端庄严肃，不苟言笑。我们第三次公演，借用他们的剧场。开始我们去租用剧场时，带了一些礼品，都是八路军从日本鬼子那里缴获来的蚊帐、花伞等等，高培支老先生说，我本从不收礼，但这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我且收下，以作纪念，但你们演出的场租是一分也不能少的。夏革非在这两个戏中都出演重要角色，那时她正在怀孕，天气又热，一天两场，不能卸装，很辛苦。但她的表演得到好评，当时西安唱秦腔的有个王天明，被称为“西安的梅兰芳”，他们看了夏革非的演唱，誉之为“延安来的王天明”。开始让我在戏里扮演一个丑角，但我总是演不好，最后换上吴坚同志。为了防止国民党来捣乱，我们事先做了准备。安排了一些观众，这里一掀帘子上场，下面就有人叫好。邵子南挎着盒子枪，在门口收票，嘴里喊着：“二楼三位！”“一楼两位！”里面就有人把观众往座位上引。我们也学地方戏院的样子，演出中间为观众递毛巾把子。这两个戏演完了，原来连陕西话都不会说的团员，不少人都会唱几句秦腔了。

在西安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3）

在演出中，高培支对西战团的作风非常佩服，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剧团。演秦腔时，他打开箱子，说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衣服尽管拿，文武场人手不够，我们全包了，个别演员也可以给予支援。老社长亲自出马担任导演，他号召易俗社的同仁要学习西战团的作风。演出结束，我们赔钱了，但还是按照约定，带足了钱去交场租，高培支硬是不肯全收，本应收700元，他只收了200元，我们离开西安时，他还送了我们许多戏装。

7月底，西战团奉命离开西安，临行之前，举行了了一个座谈会，与西安各界告别，感谢他们对西战团的支持与帮助。

凯旋延安（1）

回到延安，我们住在城里西北旅社，组织了几次汇报演出。不久组织上在北门外大砭沟分给西战团几眼窑洞，我们就分别搬过去了。这是几座老窑，干燥坚固，冬暖夏凉。在西安我们有了利用旧形式演出新内容的经验体会，产生了兴趣，回到延安，想继续搞戏曲改良，弄一个京戏，邵子南、戏剧组的同志热情都很高，搞了一个本子，叫《白山黑水》，裴东篱导演，他也参加编剧。周巍峙负责改良音乐。漫画家胡考这时也到了延安，他负责服装设计。紧张排练之后，很快举行试演。从内容到形式，人物、音乐、舞台布景、服装都进行了大胆尝试。但是这次戏改只凭一股子热情，事先商量策划得不够，失败了。一位女同志在剧中饰演女政治委员，披件红斗篷，部队出发之前，她的台词是：“且慢，待我鼓励一番。”陈赓将军他们在台底下看了哈哈大笑。这个戏只试演了一次就没有再演。

1938年11月20日上午，日寇飞机轰炸延安，下午，总部决定，城里所有机关单位全部撤到城外，一个夜晚，延安成了一座空城。西战团也接到命令，当夜出发，再赴前方，明晨一定离城二十里。

再次去战地，是原来就有的计划，为此我们曾到中央组织部组训班选调干部，补充团员名额。全团学习讨论，在新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应该怎样开展工作，丁玲就此提出意见，发表文章，更重要的是，向领导推荐新的领导人。原来，回到延安后，中央有意调丁玲去马列学院学习，王玉清因为爱人夏革非要生产也留在延安，我因胃病频繁发作需要留延安治疗。我们几个，都要暂时离开西战团。丁玲、王玉清和我三个人反复考虑，从团员中间推荐新的领导人，联名向组织建议，周巍峙为主任，王在江为政治干事（党内支书）。中组部审批后，决定丁玲仍为西战团主任，周巍峙为副主任，王在江任政治干事。周、王两人带队奔赴前方，1939年到达晋察冀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继续做出贡献。到1940年，周巍峙被正式任命为西战团主任；1945年夏，西战团奉命再度回到延安。

1938年底我们送别西战团时，有个团员叫朱焰，那时正在闹离婚，丁玲批评他，要他留下来先处理好与妻子的关系再走。早晨他从城外赶来，正好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他被炸伤了。我在窑洞里听说了，拉了一条被子就往外跑，到抗大医务室捆绑包扎，用担架把他送到南门外的边区医院。他住了几个月医院，身上取出十几个弹片。

从这以后，我就完全脱离了西战团。丁玲当时虽然名义上还是西战团主任，但是也没有再管西战团的事了。事隔半个多世纪，我看到一本《新文学史料·纪念西北战地服务团70周年史料专辑》，上面有《西北战地服务团大事记》，我这个亲历西战团创建、至今仅存的人，很想看看那上面关于西战团的创建和前期活动是怎么写的。我看到：西战团成立大会中央宣传部宣布任命，丁玲是主任，吴奚如是副主任，陈克寒为通讯股长，李唯为总务股长；唯独没有我这个宣传股长陈明的名字。大事记里记到不少团员的名字和他们的活动，甚至演出时乐队板鼓、吊钹、大锣、小锣各由哪几个人负责都记录在案；而却没有我的身影。对了，只是在1938年10月的大事记中有一段话：“经中央组织部同意，留丁玲、陈明、王玉清……等同志在延安治病……”一年多的大事记中，就这里出现了一次陈明的名字。唉，如果当年我不在西战团，后来的历史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说到这里，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批丁玲的时候，一位当年的西战团员，解放后长期在文化战线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大会上对西战团的前期活动提出过质疑。这是我当时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他的发言是这样记的：

〖GK2！〗〖HTK〗周巍峙发言：……1938年西战团在西安工作，当时国民党封锁延安，封闭团体，只西战团未封。赶走，又不走。临走还开座谈会，省党部参加，住址梁府街女中。为什么能？值得查清楚。是否有问题。……西战团小集团从1937年开始。在山西，团的行动不受党的约束。……过去以为陈明是丁的参谋长。谈话时，一搭一档，思想合作，分不开。现在看来，陈明对丁、陈反党集团一无所知，不可能。坚决搞清楚。〖HT〗〖HK〗

凯旋延安（2）

我前面对西战团的回忆，既是对西战团的创建和前期活动提供了订正、补充的材料，也是对怀疑西战团前期活动的回答：西战团当年的行动不但没有“不受党的约束”，而且是遵照毛主席亲自指示的“针锋相对，磨而不裂”的原则行事。

送走西战团，第三天凌晨，丁玲、王玉清和我就离开大砭沟，赶在天亮之前去马列学院报到。我和王玉清抬着行李，丁玲拿着半截蜡烛照明。当时天色微明，我们踏着石头过了延河。到达院部办公室那孔窑洞后才得知，全院同学已经在黎明前转移到七八里外的一个小山沟上课去了，于是我们三人立即又赶了去。

开始，我们三个都插班在第二班，不久第三班开学，我们又都到了第三班，从头学起。我所在的二班和三班的学员，有徐海东、阎红彦、谭余宝等著名的红军将领和具有丰富解放区领导工作实践的同志。学院的院长是洛甫同志，他在全院传达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时，不带讲稿，也没有笔记本，操着南方口音的北方话，娓娓道来，亲切生动，接连几个半天时间才传达完。我们后来对照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报告全文，他的传达竟然完全一样，他的准确记忆力让我们十分惊奇、佩服。洛甫同志还为我们讲授“苏维埃运动”、“战略与策略”等课程。陈云同志给我们讲授“党的建设”课程，他讲课的内容深刻，语言生动，后来我在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任大队长时，有一次回到学院，总支书记张启龙同志问我，你认为马列学院里哪门课程对你工作帮助最大？我立即回答说：陈云同志讲的“党的建设”帮助最大。陈云同志当年坐在小白木桌边讲课时候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的教员里还有王学文、杨松、吴亮平等，他们理论修养高深，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那时，我们穿的是布衣草鞋，吃的是小米干饭，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大家十分团结，互相帮助照顾，革命热情饱满奔放，我在三班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长先后是孙鸿志、江帆、赵志萱等，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们是“小干部”。赵志萱同志比我大两岁，我一犯胃病，她就借来军用水壶，装满热水，让我热敷，又到行政处为我报病号饭，对我十分照顾，像个可亲可敬的大姐姐。20世纪80年代，我和她同住在北京木樨地一所公寓大楼里，我比较详细地知道了她这些年来经历的坎坷，但是她依旧保持着坚强的党性，生活态度乐观开朗，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也是激励我前行的榜样。

凯旋延安（3）

我的胃病回延安后经常犯，一犯就得躺下来，每周几乎要躺倒两三天，医生也很难确诊。我曾经到中央机关的干部休养所休养了两三个月，休养所在一条僻静的山沟里，我好像是和沙英同志住一个屋子，当时，著名科学家高士其也住在那里，他是个很乐观的人，1928年就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硕士学位，1930年得病后回国，在南京中央医院任职，抗战爆发后，他带着病残的身子来到延安，尽管袭入他脑子里的细菌不断折磨他，但他总是带着笑容，说话十分幽默风趣。后来我担任休养员的党支部书记时，成为高士其的入党介绍人之一。高士其同志已经于1988年去世，但他的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至今还策励着我。

到马列学院后，我在上海时有个同学，这时也在延安，他跟国际防疫学会的工作人员有些关系，能从那儿弄一两听牛奶给我，丁玲给我煮好后，从山上送到山下来，我住在山下的平房。我的胃病不适应吃小米，丁玲就把她的津贴省下来，到合作社给我买烧饼，她自己吃小米饭。

那时我们的关系很自然，傍晚总在一起散步，我心里也很坦然。对于爱情，我有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的关系朝前发展时，我也曾经有过犹豫，有一次，在太原国民师范一同参加军政训练班的同学廖井丹，从山西来延安挑选干部，我为了疏远与丁玲的关系，决定随廖井丹去太原，王玉清也决定和我一起去，中央组织部批准后，我们就搬出了马列学院。但是这时阎锡山开始反共，进攻新军（决死队），我们去山西的事情就搁浅了。

与丁玲结合（1）

到马列学院后，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啦，等等。我听了很不高兴，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励我：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我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我和丁玲结婚的时候，柯仲平问我说：你们年龄相差这么大，行吗？还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魏金枝老师带我们去富春江游玩，在船上，同学们谈起各自的恋爱观，我说我最讨厌娇滴滴、花枝招展的女孩，坐电车碰到这样的女孩，我也不让座。漂亮不漂亮在其次，“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不讨厌就行，关键是心要正，思想要一致。所以，我在西战团里对丁玲这样非常热情、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她对我那么悉心照顾，我在心里把她当作姐姐一样，虽然朦胧中觉得她对我的关切超过了一般的同志关系，但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说实话，我没有心理准备。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对我的生活、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她1936年11月到陕北，我1937年5月到延安；她是主任，我是股长，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地位”这个概念。我思想上压根儿也没这个准备，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文化大革命”时关在“牛棚”里，有人劝我说，老丁已经定性了，你因为她吃了那么多苦头，何必还守着她呢？我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反封建的战士。

〖TP10.TIF，BP〗〖TS(〗〖HT5”K〗〖JZ〗1939年，陈明在延安〖HT〗〖HJ0〗〖HJ〗〖TS)〗1939年9月我离开马列学院，去了烽火剧社。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西战团回到延安后做汇报演出时，我在前台主持，观众席上有留守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他向中央指名要干部，把我要去了，让我当宣传大队长，也是总社社长。烽火剧社是个总社，留守兵团下属各个旅、团的文工团员，都送到这里轮训。文工团员都是部队的文艺活跃分子，我把他们按艺术种类分成不同的班进行培训，原来是按照班排编制，我到职后改为按戏剧、歌咏、美术、写作来分组。我原以为自己了解部队，能够适应部队的环境，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我所想。部队知识分子少，在烽火剧社这样一个工农成分比较多的部队文工团里，像我这样多多少少感到吃不开，受歧视，容易受排挤。有一个陶行知学校的学生，是搞戏剧的，也会变魔术，他也有类似感觉。我在烽火剧社认识了一个女团员，叫席萍，鲁艺毕业，搞音乐的，也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容易相互同情。她平时对我很好，那时我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些顾虑，而与她则没有，于是我们俩开始好起来。剧社的同志也常常开我们玩笑，驻地部队的首长耿飚、王维周看到这个情况，也说，你们就在这儿结婚吧。我把我与丁玲的关系也告诉了席萍，如实讲了我对丁玲的同情，觉得她岁数不小了，又是那么一个好人。1940年秋，剧团在陇东庆阳，我和席萍结了婚。

与丁玲结合（2）

1938年时，丁玲委托她的亲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祖林、祖慧，从湖南接到了延安。我到烽火剧社后，丁玲和我谈起，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祖林比较内向、不活泼，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那里环境比较活跃。我同意了。我是大队长，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着我睡。我觉得带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容易，怕他尿炕，夜里得喊他起来小便，他睡得正熟，有时虽然站起来了却好像还在梦中。我那时才20岁出头，尽管喜欢孩子，可我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有时也顾不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到一个班里，那个班的好几个小学员后来成为名演员。祖林跟他们在一起，过起真正的部队生活，冬天早晨起来，围坐在木炭火炉旁，祖林就给其他的孩子讲故事，讲《三国》、《水浒》，连裹腿烤着了都不觉得。排练合唱时，祖林就当小指挥。祖林在我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学校去了。

我与丁玲在结婚前就有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带祖林似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的预演。祖林现在是离休干部，他参加革命的年龄，就是从烽火剧社那一段生活算起。他后来去苏联留学，学潜水艇制造，回国后因为受到丁玲被打成右派的影响，不能搞潜水艇，改搞民用船舶。1979年丁玲和我回到北京，祖林也调到北京的中国船舶总公司。后来祖林对他母亲和我的结合似有所不满，但我泰然处之，对他仍是友好相待。祖慧对我一直很好。我生病住院，她还常来看我。延安时期，祖林的学校和祖慧的托儿所都在安塞，每次丁玲去看他们兄妹俩，都是我陪着去的。有时为过河，我们还要争吵一番，河水刚刚化冻，丁玲非要自己蹚水，我就不让，要背她过河，因为她住窑洞落下了关节炎。

我和席萍结婚时没有告诉丁玲，对她的打击很大，当时就有好朋友对我说，丁玲听说我结婚了很痛苦。为这事我一直很后悔，觉得应该事先跟她商量，也许那样就不会发生与席萍结婚的事。这不是说席萍不好，而是我考虑不周。

在烽火剧社呆了一年以后，我就吵着要走，要求回马列学院。部队领导不同意。后来洛甫同志要我去文协的文化俱乐部，文化俱乐部是胡考、方纪在那里筹办，没有职务名义。洛甫、萧三对我说，你去当副主任。这时席萍已经怀孕。这段时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说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我想：席萍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好，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决断，不能让三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于是我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我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们的感情不合，要求离婚。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医院院长是我在马列学院时的一个同学，我告诉她说我要和席萍离婚，请她协助做席萍的思想工作。席萍当然不同意，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那时也太年轻，不应该在她生孩子时提出离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我们分手了，分手时我说，孩子给我吧，你带着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愿意，她舍不得孩子。她带着孩子留在中央医院工作，做化验员。1945年我离开延安准备去东北时，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时她已经结婚了，爱人也在中央医院，搞化验，也姓陈。我再一次提出孩子让我带走，她还是不同意。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萍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三个人的痛苦，而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萍，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萍，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全国解放后，席萍他们一家到了北京，在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我们见过一面。以后他们又去了广州，仍在药品检验所工作。1983年我听说她有病，和我们的孩子东海一起生活。后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装了心脏起搏器。这两年，东海夫妇来过北京几次，住在我这里，照顾我的身体，东海还参加了当年洛杉矶幼儿园师生的一些活动，东海幼年时在这个幼儿园待过，与李铁映、杨勇等许多老同志的子女都是小朋友。东海的小名叫毛毛，毛主席去幼儿园看望他们，小东海说：我的名字和你差不多，你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毛。

与丁玲结合（3）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婚后我们去看望罗烽的母亲罗老太太。当时我们一排四个窑洞，分别住着高长虹、罗烽的母亲、张仃（后来曾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丁玲。丁玲对罗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一次在路上碰到陈云同志，丁玲告诉他我们结婚了，陈云同志表示祝贺，说要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

丁玲对于她的历史，都很坦率地对我说，我也从没有对她的政治身份有过怀疑。她曾对我说，在南京时她得了伤寒，大病一场。住在医院里，田汉、阳翰笙两人去看她，她听见他们在外面的说话声，她知道他们也被捕，在南京演了戏，她很痛心，开始不想相见，怕徒增双方的难过，后来还是让他们进了病房，坐了5分钟。他们叫她“冰之小姐”。从这件事我就判断丁玲在南京没有叛变，她不忍相见，说明她对同志的感情。所以后来几次运动中，我都站出来为她辩护。1956年审查丁玲历史时，陆定一、周扬他们说丁玲被绑架后开始还有斗争，后来就没有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丁玲在南京时始终在同敌人斗争，如果她有过动摇，就不会逃离南京。

我与丁玲的结合，有些朋友对我们的关系能否长久表示担心。我知道，自己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变化，我不能错了一次还错第二次。丁玲是值得我去爱的，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爱的。我欣赏她的为人，她在西战团的工作，她一生的创作，我希望她能不断取得成功。她是个热情、正义、直率的好人，值得我终生帮助她。丁玲并不总是那种男性化的风风火火，她也有女性妩媚的一面。

我们新婚后，没有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碍工作。我对她说，我没有当爸爸，也当不好这个角色。我们是反封建的，在孩子问题上，我的观念也是不顺从封建传统的。我们都有了孩子，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烈士的遗孤，都是革命的后代，也都是我们的后代。我对祖林、祖慧也视若己出。1944年祖慧在延安得了一次猩红热，她往日都住学校，开始两天发烧是在我们窑洞里，一天，有位医生来我们这里，谈话间得知还有个小病人，一检查，要我们赶紧送医院。我立即抱着她去医院，丁玲跟在后面。几天后祖慧出院，但还需要继续隔离，只好把她安置在山上单位的空窑洞里，每天想尽办法为她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我们结婚，祖林虽小，似乎不乐意。我每次陪丁玲到安塞幼儿院和保小去看他们兄妹时，都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孩子们不愿见，不叫妈妈，假日接回家也不肯回，宁愿呆在学校里，和同学小朋友在一起。祖慧也明白，丁玲去幼儿园看她，幼儿园的阿姨让她叫妈妈，她就是不叫。祖林从不喊我叔叔，总是直呼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喊我什么，丁玲也不要求，直到解放后他去苏联留学，写来一封信，信上说：“我想还是应该喊叔叔。”这是他的主动，我觉得也好。

1975年5月，我们从秦城监狱出来，定居在山西长治郊区嶂头大队。1977年年初，祖林突然走进屋来，我没有看清楚，正要问他找谁，丁玲先说：“这不是儿子吗！”好不高兴。这次祖林到嶂头，大概住了一个星期，天天缠着跟妈妈谈话，谈到深夜，我有时劝阻说：“妈妈累了，明天再谈吧。”他都不听。他在山西住了好几天，可是从没给他妈妈挑过一担水，挑水、做饭、买菜、刷碗，那都是我这个“叔叔”的事。他很爱妈妈，但对妈妈有些意见也很深，他妈妈晚年对他也有一些看法。他到山西，听我们谈话说捐了一万元给生产大队买拖拉机，他掉过头，说了一句话：“本性难移。”实际那些钱主要是补发给我的扣发了20年的工资。

我和丁玲都不爱钱，全国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中国作协的丁玲、白朗都不领国家工资，靠稿酬生活，连勤务员的工资都是自己发，还安排时间让他去上业余学校，这个勤务员努力学习求上进，后来考取了化工学院，1958年由于我们出了事，他没有去，后来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成为保管鉴别文物的专家。50年代中国作协办托儿所，一时没有房子，丁玲也捐了一些钱。朋友来借更不用说，舒群买书，丁玲说拿200去，作协要陈企霞下去，他迟迟不走，丁玲问他为什么还不下去，他说他要先弄点安家费，第二天丁玲就送去200元，并写了“以壮行色”几个字。后来批判所谓的“丁陈反党小集团”，查出这张字条，成了丁玲一条罪状。沈从文借钱，丁玲也给了。

参加整风和审干（1）

丁玲1939年离开马列学院去了边区文协，吴玉章是主任，艾思奇和丁玲是副主任。

〖TP11.TIF，BP〗〖TS(〗〖HT5”K〗〖JZ〗1940年，陈明在延安〖HT〗〖HJ0〗〖HJ〗〖TS)〗1940年底，我离开留守兵团，洛甫同志调我去延安文化俱乐部任副主任。在文化俱乐部工作一年，洛甫同志对我的工作多有赞扬，1941年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我又要求到中央研究院。研究院设有文学研究室、新闻研究室、教育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等等，我对新闻较有兴趣，就去了新闻研究室。罗迈（李维汉）是室主任，他下面有个秘书叫何定华，是位非党人士。我是党小组长。新闻研究室内部分工，有研究《大公报》的，有研究边区自己的报纸的。我们还集体去《解放日报》实习。

1943年在延安整风中间，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央党校的三部。党校一部都是老同志老将军，林彪、陈赓、宋时轮等都在一部，丁玲这时也在一部。二部也都是资历较老的同志，三部是文化人，知识分子。以后又有了四部、五部。我是在三部参加审干的。

1942年2月，毛主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之后，中央发了22个文件，《整风文献》。每个党员学习讨论这些文件，对照检查自己，然后写“思想自传”，讲清自己的思想、历史，要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社会影响等方面分析，写出思想的发展变化。当时我想，我是抗战之前主动跑到延安来参加革命的，家庭、父母都不要了，从大城市跑到陕北农村来，住窑洞吃小米，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要交代？我不是因为婚姻恋爱来延安的，不是生活困难没有出路才来延安的，我是为了投奔共产党，寻求革命理想才来到延安的。通过学习和总结，我逐渐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加理解了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正确，使我在思想理论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指导着我一生的工作实践。

自我对照检查之后，还要开展批评帮助。当时中央研究院整风学习的领导人，实际上不是院长范文澜，而是罗迈（李维汉）同志，他同时兼任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那年夏天，他的痔疮病犯了，他忍着病痛，带着他写的检讨，从杨家岭过河到蓝家坪，给新闻研究室的10来个同志传看，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

这次整风是一次思想爬坡。由于我在新闻研究室，所以没有参加文艺整风。

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阶段，7月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我和丁玲也被隔离了，我们无法互通消息。即使同时参加一个活动，因为有很多人在，也无法交谈。外单位的朋友、熟人也暂时中止了交往，偶尔碰面也就打个招呼，决不多谈。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我在三部，整个夏天，我们不能单独见面，不能在一起说话，丁玲由于1933年在上海遭绑架那段经历，思想压力很大。这在她当时的日记中有记载：7月25日她写到：“夜不能寐，奈何！”8月12日她写到：“党终会明瞭我的。在八月不能搞清楚，九月一定可以，九月不行，今年一定行。我应该与平日一样的尽一个做党员的本分，那末生活着，那末工作着才对。我要极力设法使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使党明白我。我既然知道我是不能消极的，我既然知道消极是不对的，我就要极力努力使自己冷静。一激动我的头就剧烈的痛，头一痛便什么也不能干了。什么也不能想了。我何苦更添加一些罪让自己来受呢？”中秋节那天她想到了我，在日记中说：“夏：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知道你是在你们狂欢晚会中热闹的笑着玩着呢！我知道，你的心是不能为月饼弄甜的，你会想着我，痛苦的想着我！”感冒时她又想起我：“所以当我有病的时候我总是不愿意睡，总是愿意找点书看，或者有人来谈天，而曾经常常遭受你斥责说我不爱惜自己，不听话的事是有过的。然而现在我却不能不踡伏在被窝里，盖着所有一切能盖的东西，两边太阳穴里各有一个锤，有节奏的撞击着我的脑中央，每一个毛孔都感觉着冷和刺痛，我希望我能停止我的一切活动，我放心的睡着，希望睡熟去，我昏昏的好像是无知的睡着了，然而却看见了更多的东西，却亲历了更多的东西，我如何能使自己安静而舒服的睡着呢？”今天，当我重新翻看丁玲60多年前亲笔写下的这些日记，想到她当年所遭受的巨大压力，仍然禁不住心痛如绞，悲从中来。

审干结束后，有一些同志参加党校一部的路线学习，但这个学习班里没有丁玲，我估计丁玲的问题有点严重。听丁玲后来说，李伯钊当时叮嘱她：如果要把你分配到外地去，你可千万别去。李伯钊有内部斗争的经验。当时分配到外地去的人，甚至还有带枪的人监视着。彭真对丁玲很关?。她住的是一间破窑洞，挡不住风雪，住在她隔壁的是杨植霖，解放后当过青海省的省委书记，近年，有一次，延安文艺学会在人民大会堂组织晚会，中间休息时我去看他，向他询问了丁玲当年在中央党校时的情况。他告诉我，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

参加整风和审干（2）

文艺整风中批评延安演大戏，我在文化俱乐部的业余剧团时就曾组织演过一个大戏，剧本是德国沃尔夫写的，题材是反法西斯的。我在党校三部学习时也组织、参加了很多演出，并且是主要负责人，在批评演大戏之后的1943年，我还组织演出过另一个大戏，苏联作家波列沃也夫写的反映卫国战争的戏《俄罗斯人》，萧三翻译，陈波儿导演，我在剧中演一名老红军。一开幕是红军的指挥部，艰苦的战斗使大家显得很疲劳。于是在排演时有人提出批评说：红军怎么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呢？恰好彭真路过我们窑洞，听见争论就进来了。大家一看是彭真同志，就问：“彭校长，你看我们的戏怎么样？”彭真同志发表的具体意见，我已记不清了。我们这个戏到中央党校一部去演出，我也碰到丁玲。二部的同志搞了一个戏，叫《同志，你走错了路》，党校教务处主任刘芝明还请丁玲帮助修改剧本，有关文艺的事也还找丁玲。1943年年底搞秧歌队，我还参加演出了《牛永贵负伤》。

对于丁玲的审查，还涉及到她1942年写了《“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约写这篇文章时，她手里有很多材料，可不知从哪里下手，我帮她看材料，她就跟我谈，终于找到切入点，一挥而就。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矛盾。我爱她，也同情她，对于文学方面，我也努力学习，想减轻一点她的负担。其实我对文学的兴趣不太浓，坐不住，我更喜欢做群众工作。她担心我过于迁就她，为她分忧，这样反而给她精神上增添了负担，她不让我硬去学做案头工作。

因为《“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丁玲被某些人“封”为延安“暴露黑暗派”的头头。1978年在赵浩生写的访谈录《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中说，周扬认为，在延安时，丁玲主持的文协是“暴露黑暗派”，丁玲是头，还有艾青、萧军、罗烽；周扬领导的鲁艺是“歌颂光明派”，周扬是这一派的头。毛主席批评过《“三八节”有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批评过“暴露黑暗”的问题，但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延安有个“暴露黑暗派”，更没有说过丁玲就是这一派的头头。在文协时，丁玲主张萧军、舒群都去鲁艺，周扬不要萧军，只要了舒群。解放后东北文艺界搞了个“舒罗白集团”，就是舒群、罗烽、白朗，1958年舒群到底被周扬打成反党分子。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11月，在西苑饭店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同时召开第三次作代会，周扬在一次讲话时向曾经被他伤害过的同志表示道歉，但他似乎记不起舒群被打成什么了，舒群就在台下高声提醒他：“是反党分子！”我始终认为，周扬从未认真道过歉，他的所谓道歉就是四句话：“我左过，我也右过；我整过人，我也挨过整。”如果道歉是认真的，真诚的，就应该结合某一具体事件，分析你的思想来源、错误影响。因为你的原因，人家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几十年，你轻描淡写几句话就把自己解脱了，解放了，过关了！？如对于左联时围攻鲁迅的错误，仅仅就是一句话：“我对鲁迅先生尊重不够。”如果你的检查是真诚的，是不是应该写一篇文章，仔细地说一说呢？

延安时周扬在边区政府任教育厅长，丁玲在文协和马列学院，我们去安塞看孩子，路过边区政府，去看过周扬。在鲁艺，周扬与徐特立竞选边区教育厅长，发表竞选演说时，周扬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仗着自己年轻，用这样的语言对待一位革命老人，似乎有些过分。萧三到延安后去了鲁艺，他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一些，有些外国作风，他们看不惯，开了一个讨萧大会，萧三就离开了鲁艺。所以塞克、柯仲平他们都不愿意到鲁艺去。他们看了《白毛女》之后上我们家来聊天，谈了一些意见，说：“中国农民难道都像杨白劳那样懦弱吗？”我说：“你们可以在讨论会上提啊。”柯仲平说：“我不提，提了周扬又要拿去做结论了。”为什么他们都对周扬是这个态度呢？周扬自身应该是有原因的。丁玲和这些人的关系就比较好，像胡考、塞克这些所谓“怪人”，她都能团结。她不是搞无原则的团结，她也批评塞克，而且很严厉，塞克却说：“骂得好，骂得痛快。”丁玲从没有整过谁，她对人很热情，总是看到人家的长处；她又善于体会人家的心情，很理解人。塞克要搞艺术，离开了西战团，丁玲能够体谅，就让他走了。

参加整风和审干（3）

《“三八节”有感》之后，周扬编了一些马、恩、列、斯、毛的书，地位也渐渐上去了，跑在丁玲的前面。有人劝丁玲也要走走上层路线。丁玲说：“首长们都很忙，我没事找他们干什么？”1936、1937年丁玲刚到保安和延安时，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经常在一起谈天，很随便。那时中央领导都很容易接近。后来丁玲看到首长门前有了站岗的，就不进去了。毛主席后来也跟丁玲谈到过周扬：“周扬这个人有点逻辑。他的特点是，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洛甫同志让丁玲编《文艺月报》，她说，编辑部三个人，我，萧军、舒群，他们两个人老是一个意见，我是少数，管不了。萧军天马行空，是独立大队，在萧军他们之间丁玲受夹板气，所以《文艺月报》只编了一期，她就退出来了。她不闹宗派，她也害怕宗派，所以，对宗派斗争她总是躲得远远的，而致力于创作。在丁玲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鲁艺学生的文章发得最多。

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1）

1949年6月，丁玲应召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委会会议。去北京之前，我跟丁玲就和东北局宣传部的李卓然部长、刘芝明副部长商量好了，文代会结束后丁玲就回东北，我们一道下工厂去，体验生活搞创作。丁玲到了北京，文代会筹委会主任沙可夫同志提议，要我也作为代表参加文代会，6月下旬我随后也到了北京。

文代会期间，周扬提出，要丁玲会后留在北京主持文协的工作。周扬将要去文化部工作。丁玲后来对我说，周扬和她谈时，认为她有原则性，识大体，顾大局。周扬还说，他对几个老同志是有一些戒心的。我们猜测，他指的老同志是萧三、柯仲平，因为这两个人都能“通天”。萧三是毛主席的同学，为人正直，敢说，也有地方说。柯仲平是老左联“狂飙剧社”的，在边区领导民众剧团很有成绩，在延安的群众晚会上朗诵他的长诗《边区自卫军》，博得毛主席的好评，他资格老，敢骂人。在城南庄华北局时，他曾在酒后借着酒劲骂周扬：“你是什么东西！”周扬也只能冷眼相看。

本来，丁玲没打算留在北京工作，她到北京开会时连组织关系都没带。那时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出版，欧阳山写了《高干大》，周立波写了《暴风骤雨》，都有些影响。文代会前，周扬决定编辑出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其中没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柯仲平是选编者之一，不满意周扬的这些做法。

关于文代会让不让沈从文参加的问题，丁玲没有和我谈过。后来我听康濯说，周扬找沈从文谈过，说你（指沈）不是参不参加会议的问题，而是应该进理事会。沈从文是否参加了会议，我不清楚。

关于丁玲与沈从文的关系，尤其是解放后的关系，现在当事人都已经先后辞世，死无对证。但我能谈点我所知道的事实。建国初，沈从文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开头的一句话就是：“自从你和何其芳来谈过后……”这样的信，只有朋友才会这么写。他如果认为丁玲看不起自己，冷淡自己，而去自杀，就不会写这么一封信。但刘祖春同志的文章却说，沈从文去见丁玲，丁玲表现很冷淡。我不清楚是沈从文告诉他人的，还是间接听到的传闻。丁玲1949年来京时已是6月，说丁玲与沈从文见面时穿着棉袄，明显不实。丁玲来京后第三天就去看了沈从文。我写了文章《澄清几件事》，刊登在《新文学史料》上，更正事实，刘祖春没有再说话。但沈从文的儿子虎雏后来写文章还是这样说。沈从文还向丁玲借过钱，如果不是好朋友，他会向丁玲开口借钱吗？

丁玲在南京和延安时没有看到过沈从文写的《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1979年回到北京后才看到。在延安时，丁玲多次谈过，她对沈从文有两点意见，一是说当年沈从文看不起左翼青年作家，二是说沈从文的趣味低。他们过去有过深切的友谊，并没有因为志向、趣味、主义的不同而有太大的变化。全国解放后不久，丁玲写了《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可以看出，对她和胡也频同沈从文的友谊是很珍惜的，没有忘怀、轻视。丁玲看到《记丁玲》之后，说沈从文是在写小说，很生气，在书上作了很多批注，但没有写文章反驳。后来《诗刊》要发表胡也频的几首未刊诗，请丁玲写几句话，丁玲在文章里捎带了沈从文几句，说他市侩，当时不听友人劝告，一心想依附胡适往上爬。1979年回京后，一次在友谊宾馆，我们遇见了沈从文夫妇，不期而遇，大家寒暄了几句，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我们回京后不久，在山西大学教书的美国人葛浩文先生与中文系总支书记以及翻译来访，交谈之后，葛浩文征询丁玲的意见，是否可以采访沈从文，丁玲自然同意，我打电话向作协询问了沈从文的地址和电话。他们采访之后告诉我们，沈从文说，关于他和丁玲的关系，各自所说不同，他已记不得了，以丁玲说的为准。丁玲纪念胡也频的文章，是在沈从文健在时写的，发表的，沈对丁文有意见，是通过给徐迟等人的信来表达的，在丁玲去世之后才公开发表的。

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代表们有来自各个解放区的，也有来自国统区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盖叫天等著名戏曲艺术家也出席了大会，并且为代表们演出。

1953年9月，丁玲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有个发言，题目叫《到群众中去落户》。那次文代会的前夕，有些文章谈到现在作家的问题、文学创作上的问题，着重在技术问题。丁玲的发言谈到技术是个问题，但根本的问题是生活问题，所以她提出来到群众中去落户。当时有人说，丁玲是唱反调。

前一时期《作家文摘》和《文汇报》都转载了这样的文章：50年代初，北京的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有矛盾。东总布胡同是中国作家协会，西总布胡同是《工人日报》社。东总布胡同要捧丁玲，西总布胡同要捧赵树理。周扬主持召开了一个调解会，一边出席五个人，东总布胡同出席会议的有丁玲、陈企霞、严文井等人，西总布胡同有《工人日报》社的社长、总编等人。结果达成了共识，以后谁也不要批评谁了。我看到了，这纯系胡编乱造，子虚乌有！《工人日报》是属于全国总工会的，《文艺报》是归中国作协管的，周扬能主持这样的会吗？丁玲从来也没有排挤赵树理，丁玲没有接触过赵树理时，以为他是农民出身，会不会有点狭隘？后来彼此很熟悉了，觉得他有很大长处，他的农村题材的东西写得很好，把农民写活了。丁玲对许多作家都能容纳，关系都处得很好，为什么她偏偏容不得赵树理？当时有个评论家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寄给《文艺报》，陈企霞主张不登，还是丁玲坚持发表的。

丁玲受诬（1）

丁玲回北京开完全国人大会议，紧接着就参加作协的批判会，开始是批判胡风，追查匿名信。事情是从一封密信引起的，丁玲在开会之前看到过这个信，陈企霞有一天拿着这封信到我们家里来，当时我也在场，他把这个信拿给丁玲看，我们看了信的内容，都说，这是个文艺界的老同志写的，要不然他对情况怎么这么熟悉？而且我们觉得这些意见都不坏。陈企霞好像很高兴，问丁玲，你看这是谁写的？我们不知道内幕，只知道有这么一封信。就是从追查这封信谈起，会议开了两三天，就转到丁玲头上了。

后来丁玲写信让我回来，我才从无锡回来了。我回到家，丁玲说：“哎呀，你也不管我的事，你不知道会议上提的问题可高了。”我心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文艺界，周扬、丁玲都是处在主要位置上，人家都把你们当领导啊，你们之间有些意见，有些不调和的地方当然不好，对文艺工作有意见，当然是找你们两个人算账嘛，批评得严一点，要求高一点，那有什么呢？经过延安整风，无所谓，没什么可怕的。所以我根本不管这事，她再说我也不在乎。但是丁玲可不这么看，她告诉我说，这个会好像不简单，她一回到北京，李伯钊就来封她的口。李伯钊和丁玲的关系很好，她佩服丁玲，也照顾丁玲，丁玲刚回来不久，李伯钊就来提醒她，说我跟你可没谈什么周扬的事。丁玲还告诉我，田间曾经跳海自杀，就是什刹海。我们想到，田间为什么要自杀，大概是因为他和胡风的关系呀，胡风在国统区办刊物，发表过他的诗，赞扬过他的诗。丁玲就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我们两人就想，怎么一下搞得这么厉害啊？

从丁玲挨整这事来讲，有些情况，是我看到李之琏的文章《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以后，才明白的：

1955年6月间胡风的第三批材料见报不久，作协一个党组副书记和一个党总支书记，就是刘白羽、阮章竞，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的问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接了这个报告之后，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7月下旬，陆定一就署名把这个报告转到中央书记处去了。8月3号到9月6号，作家协会就开了16次党组扩大会，批判“丁陈反党集团”。9月30号，作协就把关于开会的报告送到中央去了。12月15号，中宣部就开会，传达中央的批示。现在把它总起来看，就看得很清楚了。那么我就说，刘白羽、阮章竞他们两个人具名的报告，党组书记不同意，不点头，不参加讨论，能写吗？敢用副书记的名义送上去吗？所以我说根子在这个地方。中宣部报到中央，中央批了，这下就拿到硬件了。

这样，作家协会从8月3日开始开会，一共开了16次党组扩大会议，从第四次会议起，会议就集中揭露批判所谓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有70多人参加，除了作协党组成员外，还有部分党员作家，还有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单位的人，周扬在这些会议上讲过一两次，说开这样的会，中央不会不知道，不会不请示中央，中央不点头，我们不能开这种会。我那时心里想，中央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要开这个批斗丁玲的会呢？

9月30日，会议开完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了一个报告，题目叫做《关于丁玲同志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央。但是，这个报告既没有经过作协党组集体讨论通过，对于会议上揭露出来的那些个所谓的反党事实，也没有向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调查核实。就是这样，很不负责任地把一个报告上报给中央了。所以，这个事情就留下了后遗症。

丁玲受诬（2）

报告列出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活动，主要有四条：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报告》说，丁、陈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实际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起了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的作用。胡风反革命集团把丁、陈反党小集团看作“可以合作”的“实力派”；而丁玲同志对于党所发起的批判胡风的运动，一直是消极旁观的。

报告还说，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会后要对丁玲的这一段历史重新加以审查，并且作出结论。

〖TP27.TIF，BP#〗〖TS(〗〖HT5”K〗〖JZ〗1955年12月，陈明听关于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传达时的笔记〖HT〗〖HJ0〗〖HJ〗〖TS)〗12月15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作为（55）266号中央文件发出。12月27日至30日，中宣部在出版总署礼堂召开会议，传达中央266号文件，并且揭发批判丁、陈，参加者有全国各地作协分会负责人、文艺工作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共1100多人。丁玲本人没有参加，她根本不知道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传达会通知我了，我去了，亲耳听了陆定一、周扬、刘白羽等人的讲话、传达。听完了4天会，我就觉得，给丁玲定下的那四大罪状，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我过去虽然没有管她的事，可那些事我都知道，听了这个传达，我心里有底了，我一点都不怕了，他们整不倒丁玲。

这个时候，丁玲在家里等待组织上下结论，等待对她的处理结果。在等待期间，她深入到北京市的海淀区农村，采访成立高级合作社的情况，还采访了一个种瓜能手，在乡下还遇见了作家白刃。回到家里，她就想写小说，写的稿子还在我这里。我那天晚上开完听传达报告的会回去，她还在那里写，还要把她写的东西念给我听。我要严守组织纪律，不能把会议的内容告诉丁玲，但是看到她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我就忍不住了，我就说：“你这个小说是不是暂时停下来？有这么一个文件，关系到你的，我也是听说的。你是不是找中宣部的党委要一份来看看？”我那时还是遵守党的纪律，党的会议和文件这些东西，我不能直接告诉她，只说我听说有这么个东西，你是不是自己去找党委，要求看一看。我那时心里想，如果她看了文件，她自己可以写申诉材料，如果不给她看这个文件，那么我就不住在家里，我就住到电影局的剧本创作所，去找一间房子，我来替丁玲写申诉材料，根据我知道的事情写。

1956年的春节，我们没有在北京过，我和丁玲商量，到我们的勤务员夏更起的老家，河北曲阳县夏赵邱村去过春节。那时火车票已经很不好买，因为我们动手晚了，就要过年了，回家的人很多。最后夏更起只买到三张临时加车的火车票，我们三个人就乘坐闷罐车，先到了定县，又从那里坐了一上午的胶轮大车，中午的时候到了夏更起家。那天好像已经是大年三十了，晚上我们就同夏更起一家人吃年夜饭，有十几口人，很热闹，他家里有人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还讲了不少战斗故事，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大年初四，我就先回北京了，因为我还要上班，还要写检查。丁玲的事情多少也牵连到我，所以要我写检查，写揭发材料。丁玲一个人继续在那里住了些天。我虽然回了北京，但是心里一直在惦念她，我们来往的书信很多。我怕她太沉重，想不开，总是在信里开导她，鼓励她。我在信里写到：“你的心情，我是可以体会的。但我觉得应该克服下去，用党性来克服，而且是可以克服下去的。……回来后，我的确在认真思考，检查自己，晚上偶然也失眠，不过不要紧，不厉害。我很平静。”我还告诉她：“家里兰花盛开，那盆最好的开了十朵，还有苞待开，等着你呢。”

那几天我一个人在家里，哪里也没有去，没有看电影，也没有上街，在家里写了一万多字的材料。

我把材料交上去，参加了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那已经是2月末了，听了周扬的报告，还有刘白羽做的工作报告，有小组会，也有大会发言，开了大约有一周时间。丁玲在2月底回到北京。

丁玲受诬（3）

回北京以后，丁玲经常头疼，有时候疼得很厉害，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脑神经痛。这样，为了养病，6月我们就搬到颐和园的云松巢去住，那是分配给作家协会疗养的一处房子。在那里，丁玲开始动手写申诉材料，我也帮助她一同写。丁玲要求看党组扩大会议记录，我们两人有分工，她写甄别的材料，写辨正书，我整理党组扩大会议的记录，写对整个会议的看法。奇怪的是，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扬、刘白羽的讲话，会议却没有记录，这两个发言的记录据说是遗失了，丢掉了，这两个人最后的总结性讲话都没有了。

根据会议的记录，我就看出来了，这个会议，其实早在开会之前就给丁玲做了定论了，反党集团也好，逆流也好，头子就是丁玲。不是先有材料后做结论，而是先定了性质，再到会议上去找材料。我就说，这个会议是领导上制造出来的，开会时，领导一步一步把群众往这上面引，把丁玲的问题一步一步提高，提到反党上面去了。我把每一次会议的记录仔细看了之后，写了对会议的看法和意见，当然是作为丁玲的看法和意见，以丁玲的名义起草的。

这个时候，陈企霞也写出了陈述书，在这种情况下，6月28日，陆定一主持召开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复查小组，由张际春负责，重新查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

丁玲要求，先审查她在南京的历史，然后再来查现行的“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宣部组织上接受了这个要求。这样，中宣部就组织了几个人，来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有张际春、李之琏、刘白羽等，组成一个专门小组。张际春、李之琏这几个同志都是很负责，很公正的。他们找丁玲谈话了解情况，十分理解丁玲在那个特定时期的心情。

在等候组织审查结果期间，我去四川写电影剧本，经请示中宣部同意，丁玲就跟着我们去了四川，后来又去了云南等地。我当时的想法，是让她散散心，调整一下情绪，因为我们要说的话都说了，要写的材料都写完了嘛。你们去调查好了。

我原来是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的编剧，后来剧本创作所取消了，所有的编剧都分到上海、北京、长春这三个电影制片厂，我就留在北京了。邵荃麟的爱人葛琴也是左联的，她也留在了北京，还有周立波的夫人林蓝。就这样，我就到了北影。

1953年，我在汉口看过一个川剧，剧名叫《望娘滩》，是一个神话故事，四川的一个民间传说，写一个小孩子如何善良孝顺，反映了群众对于地主的强烈反抗，表现了群众的丰富想象，人化为龙，驾云腾空，水淹地主。我看了，觉得很好，很动人，回到北京我就和剧本创作所谈起，准备改编为电影。当时没有别的任务，就着手改编。后来我到了北影厂，厂里派了一名导演参与创作，把它改编成电影。但是1957年初这个剧本完成后，北影厂汪洋副厂长和我谈话，说这个剧本不行，不能拍摄，也没有提修改意见。

我们下去之前，中宣部先跟地方的宣传部打了招呼，说丁玲的问题正在审查中，现在她还是作协副主席、共产党员，介绍她到四川来。

我们那一行还有北影厂的几个同志，有一个编剧林艺，一个编辑赵慧深，还有一个导演李恩杰。我们先坐火车到了武汉，从武汉坐船去重庆，又从重庆坐车到了成都。国庆节是在成都过的。过完国庆，我们去了都江堰，住在灌县统战部，《望娘滩》那个故事就是发生在灌县。晚上我忽然发高烧，丁玲起来找药，照顾我吃药，吃了药，后半夜烧就退了。我们又去了云南大理，参加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大会，在大理见到了张冲副省长，他很热情，很友好，我们还照了合影，从云南又去了广西南宁。在南宁，接到北京的通知，要丁玲赶紧回北京，她的历史结论出来了。

据李之琏同志的文章说，中宣部的这个《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是经过了斗争才形成的。审查小组里边已经不统一，张际春、李之琏等同志很尊重历史事实，但是周扬那边几个人，坚持说丁玲有变节行为。这个结论说：“丁玲同志在被捕后虽然犯了上述的错误，但除了已查明的上述情况外，没有查出有其他不利于党的言行。因此，她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在这次审查中，她对这一错误又作了检讨，这次审查的结果，也没有发现她在历史上有什么新的问题，因此，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李之琏同志在文章中说：“专门小组根据当时党关于处理党员被捕、自首等类错误问题的文件精神，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对丁玲被捕的问题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她从南京回到陕北根据地，结论为：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

结论里还说，丁玲被捕后，在最初一个时期对敌曾有过斗争。

对于这个结论，我和丁玲商量，我们的态度是：对这个结论否定了“自首”一点同意，但对结论中说“有变节性行为”难以接受。还有，结论还说丁玲只是在被捕初期有斗争，后来没有了，这不符合事实。如果说她后期没有斗争，她就不可能积极找党组织，最后去了陕北苏区，去了延安。她在南京后期，有了一定的行动自由，那是要松懈敌人对她的防守，这样她才能最后有机会出去找到党，如果说她后期没有斗争的话，她就不可能找到党，也就不可能跑出来。后来我帮丁玲写了对于这个结论的意见，里面就说：“对敌人进行斗争，不是限于在最初一个时期，在后来我几次拒绝敌人的骗诱为敌人工作（如拒绝为张道藩写和修改剧本，拒绝姚蓬子要我写稿子等）寻找党的关系等也是斗争，而最后得以在组织帮助下逃离南京，也与自己的争取有关。”我们把这个意见交给了中宣部。

历史问题查完了，中宣部开始查所谓的“反党”问题，经过调查，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揭发出来的那些个所谓的罪行，大部分都查无实证，站不住脚的，许多发言揭发的人，自己都把自己的发言否定了。最后，搞得周扬很被动，陆定一很不满意，埋怨说你们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中宣部给丁玲起草的《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中也说：“调查的结果证明：党组扩大会议及《报告》中提出的例证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些例证而做出的主要判断——以丁玲为首，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也是根据不足，不能成立的。但是，根据此次查对所证实的事实看来，丁玲同志还是有错误的。”这个稿子据说是郭小川起草的。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准备要整风了，作家协会整风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1955年批判丁陈那个党组扩大会，许多人都提出意见，说整丁玲陈企霞整错了，应该甄别平反。

〖JP+1〗这样，6月初，作家协会又开了三天党组扩大会，准备纠正“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错案。李之琏同志在文章中说：“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有这样的话：‘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示承担责任等等。”〖JP〗

那三天开会我也参加了，丁玲我们俩坐在一起，我带了个小本子，当场把发言都记下来了。丁玲也发了言。我记得会议是邵荃麟主持的，有很多人在会上讲话，绝大多数都是批评作协党组，同情丁玲的。周扬说，这个会是由中宣部领导开的，我是当事人，也是中宣部的，我不是来开会的，是来学习的，表示他不是领导，他是以普通身份参加会的，希望大家尽量发言，不要拘束。

刘白羽发言时介绍了一下1955年的会议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会开那么个会。一个原因是胡风认为丁玲是实力派，是可以争取的；另一个原因是丁玲自己领导下的人，揭发了丁玲的问题。好像还有第三吧？会上发言的人很多，康濯也发言了，刘白羽说丁玲领导下的干部揭发了丁玲的问题，实际指的就是康濯。康濯说，我是觉得丁玲讲话有自由主义，跟领导的关系不是太和睦，我是向组织上反映过这些问题，哪里晓得你们把这个问题提到反党这个高度呢？你们这样一来，就把我放在“起义”的位置上了，我下不了台。因为康濯原来是文学讲习所的副秘书长，丁玲是主任，所以，文学讲习所的同学在这个问题上对他都有意见。但是丁玲对康濯的看法一直还是很公正的，一直到1979年我们回到北京，康濯来看她，对于过去的事情表示歉意，丁玲对他还是这么说：你无非就是想做个好党员。实际上康濯有他的难处，他对丁玲还是好的，是有认识的，人家利用他了。赵树理也很老实，他说，听你们作协这么讲，好像批判丁玲、陈企霞是个误会，不是错误。这样的事情不能赖账，更不能混账，做了错事你就得认账。他这话讲得很好。那个时候他讲话也很痛快。我记得韦君宜在会上也发言了。

丁玲受诬（4）

从他们在会上的发言中，我还了解了一点情况。1955年那次会议开始追查一封匿名信，为此还动用过公安力量，公安部把作协很多人的笔迹都对过了。这是在会议上有人讲的。

这个党员会是有代表性的，大概有六七十人参加，就在现在的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开的，那时是文联新盖的机关办公楼。开了三天会，只有一个人是义愤填膺，要保护党、保护周扬，他是最后一个发言的。

本来我们都很乐观，以为很快就要给丁玲甄别，重新做结论了，那些整丁玲整错了的人也要做检讨了，我们就等待消息吧。那些天家里也很热闹，祖林在苏联留学，放暑假，回国来探亲，和李纳的妹妹李灵源确定了恋爱关系，李灵源刚从北京艺术学院毕业，她是学习声乐的，正要去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她和祖林两个人感情很好，丁玲也都很满意。智利的著名诗人聂鲁达来华访问，丁玲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请他吃饭。艾青还邀我们一家人，还有朱丹、李纳他们一起，在北京饭店吃了顿饭，好像是吃的谭家菜，很有名的。总之，大家的心情开始好起来，关系又恢复到过去那个样子，朋友们不用躲着丁玲，敢和我们来往了。丁玲还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过一次会，见到了周总理。

可是6月份这个会开完了，就没有消息了。会议就说是暂时休会了。这时候，反右派斗争就开始了，那时我们还没有想到反右派会反到我们头上，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自己会是反党的右派分子。但是7月25日，下午两点钟，中国作协党组重新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扩大会议，在休会40多天之后重新开会，在文联礼堂复会，这一次，就改变为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扩大会议。会议的规模比6月份那一次大得多，非党人士也来参加了。会议还是由邵荃麟主持，一开始就宣布中宣部关于丁玲历史问题的结论送到中组部，中组部退回来了，不同意这个历史问题的结论。接着周扬讲话，他说，丁玲在历史上有三次反党。第一次是在南京，第二次是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第三次就是现在，搞“丁陈反党集团”。调子定下来了。他这个讲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接着，就按照周扬定下的这个调子批判，斗争，会议的气氛很厉害，很激烈，比1955年那次要厉害得多，有一些人喊口号：“打倒反党分子丁玲。”1955年那次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让我参加了，我也成了批判对象，要我在大会上揭发丁玲，交代问题。

揭发批判的所谓“罪行”，一种是莫须有，凭空捏造，一种是上纲上线，牵强附会。发言的人，有的是出于无奈，有的是听党的话，为了当一个好党员，也有的人，不知怀着一种什么目的，瞪着眼睛说瞎话，让我很难理解。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同志，过去参加过西战团的，也是老同志、老熟人了，他在批判发言中，忽然讲了这样一件事，说当年西战团在西安的时候，西安的国民党顽固派压制取缔各个进步群众团体，像学生组织什么的，但是惟独西战团却可以在那里公开活动，他的言外之意，好像西战团跟国民党有什么私下勾结、秘密交易。我听了，真是非常气愤，他当年也在西战团，当时的情况不会不知道，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要赶我们走，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磨而不裂”的指示，通过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和宣侠父等同志的支持帮助，做了很大的努力，才站住脚跟，并且成功地举行了三次公演，打开了局面。我们采取的策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我很难理解他讲这个话，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什么动机？

这个会议一直开到9月中旬，总共开了二十几次，大概是27次，最后在首都剧场召开总结大会，全国各省、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各地作协分会的负责人，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把会场都坐满了。就是在那个总结大会上，周扬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报告，就是那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后来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接下来，就是等候组织的处理了。我们有精神准备，不管到哪里去都不害怕，都不亏心，只要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遭难（1）

“文化大革命”遭难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宣传小分队的，下去宣传“十六条”，还叫我带队呢。我带队下去第一站，脚就被开水烫坏了。那是在汽车上，路不平，刚下过雨，道路被雨水淹着，司机也是个转业军人，看不清路，车颠簸得很厉害，猛的一跳，车上有夫妇两口子，抱着个热水瓶，一下子热水瓶跳到我这边来了，开水全烫到我的腿上脚上。我被烫坏了，下不了车，是宣传队员背我下车的。在医务室包扎了一下，我就回家了，我没钥匙，进不了门，就坐在门外头等着。有人去告诉丁玲，丁玲就回来了。那时我们还住在招待所的套间，但是造反派已经勒令我们搬家了，要我们搬到“六十户”去，那里是全场部最简陋最破旧的房子。我的腿不能动，老是这么吊着，这家怎么搬哪。这时文化宫的同志来帮忙，包括文化宫的主任董辰礼，他是个老红军，还有邓婉荣，她是垦区标兵，就是丁玲写的那个杜晚香，她原来在乡里做家属工作，现在也是在工会。他们都来给我们帮忙。

当时场部有八个家属区，我们搬去的那个地方是八委，又叫“六十户”，都是土房子，很简陋，这六十户，是1958年转业官兵刚到农场的时候，为了解决住房困难，临时突击抢建的草棚土墙简易住房，经过八年的风吹雨打，人们形容是“披头散发，拄着拐棍，满身膏药，整天掉泪”，意思是说苫房的草已经乱如散发，土墙歪斜，用木杆支撑着，墙体的裂缝处糊着泥巴，一下雨屋子里就掉泪。冬天，屋里水缸里的水都冻冰，所以每一年过冬之前都得加泥巴，加草。东北的冬天很冷，窗户都是双层窗户，但我们那个房子是单层窗户。那个时候已经是秋天了，大概是9月份，北大荒的9月已经开始冷了，要做过冬的准备了。邓婉荣的爱人在管资料的地方干活，他从仓库里搞来几张包装肥料的纸，比较厚实，邓婉荣就给我们糊个窗帘。老红军董辰礼也劝我们宽心，不要难过，说他会照顾我们。搬家的时候，邓婉荣帮了我们很多忙。

〖TP56.TIF；%80%80；Z5；Y5，BP#〗〖TS(〗〖HT5”K〗〖JZ〗文革期间，陈明、丁玲在北大荒宝泉岭农场住过的草屋〖HT〗〖HJ0〗〖HJ〗〖TS)〗我们原来住的是两间套间，现在搬进这个七平米的土墙茅草房，我的书都摆不下，没地方放啊。我本来还想提意见，说地方太小，我的书没地方放，后来我一打听，这七平米的屋子，原来住的是两口子加几个孩子，一大家子住这么一间小屋子，我就不说话了。我想办法把屋子整修了一下，炕对面是一个土墙。我在上面钉个楔子，搁块板，下面也钉个楔子，搁块板，这两块搁板上面放油啊盐啊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我有一藤条箱的《新华文摘》，舍不得丢。

这时，原来汤原农场的书记程远哲也调到宝泉岭农场来了，他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有些情况还得问我。有天晚上，我杵着一个四条腿的凳子，和丁玲一道去看他，我们向他提出，想到生产队去，不要在场部了。他还劝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很快就过去了，很多工作还得靠你们啊。

慢慢的，有些造反派，青年人，就开始找到我们家里来了。

有一天中午，三个北京的知青，到我们住的房子来了。他们守大楼，说没烟抽了，来找我要钱。我说我没钱啊，我有钱也不能给他们啊，要是给了他们，人家不是会说，他拿了我的钱，我支持他们吗？当时两派武斗很厉害，那怎么行呢？他问我要存折，我说你翻吧。他就翻箱子。我们的箱子很简单，就那么一个，没多少东西，一下就翻完了，存折就拿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赶快到我旁边的医院门诊部去给银行打电话，那个门诊部有些医生我们都熟，对我们挺好的，他说你用不着打电话，这钱他取不走的。我说我还是打个电话吧，我就在电话里说了一下这个事，告诉银行不要给他们取钱。

第二天，我到招待所的食堂去买馒头，在食堂门口碰到了一个北京青年，姓米，就是会打快板的那个，他扎了根皮带，别了一把刀。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小米啊，昨天有三个人到我那里去要存折。他问，是些什么人啊？我不认识那三个人，我就把他们的样子、说话声音等等都讲了。他说我知道了。第二天，那三个青年就跑到我屋里来了，他们说，我不知道你认识我们米大哥，现在我们来向你赔不是，道歉来了。我说那就算了，存折呢？把存折还给我吧。他们说存折撕了。我说那就算了。他们就回去了。

这个小米是头啊，挺哥们义气的，如果有人对我们不好，他就要管的。那时几乎天天有人到我们家里去，抄家拿东西。我跟他说了。他问：是哈尔滨青年，还是我们北京青年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样吧，明天我到你那儿等着，我看看是谁。我说谢谢了，你千万别来了，将来说我挑动群众斗群众?那我还受得了吗？这事你别管了。

还有个温州青年，是一个基地司令员的儿子，他讲普通话我都不太听得懂，跟我关系也很好。我一喝酒，他就要，说给我也喝一口。我说我可不能随便给你喝，我是右派，怎么能随便给你酒喝呢？他说，没关系！我为什么要喝点酒呢？夏天我给麦地里割麦的人送水，下着雨，路上都是污泥，很滑，我穿着胶底的水鞋，挑着担子，常常陷在泥巴里。我晚上回家就喝点酒，我怕湿气，要驱潮。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要开会斗争我，那温州青年就说，交给我，我来处理。他也不打我，也不骂我，出个题目叫我背语录，说是背毛主席语录哪一页哪一段，我都背得下来呀。实际上他是在保护我。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驻军部队38军找丁玲谈话，告诉她，你不要参加群众派别，连观点都不要有。他们对我们还比较友好，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前过年的时候，我带着文艺小分队去慰劳过，他们以礼相待，我们现编现演了相声，表扬部队的模范人物，歌颂英雄麦贤得。那时还没有把老丁当做批斗的重点，她只是有时候做个陪斗，等到后来，北京的红卫兵到了农场串联，才开始抓丁玲去斗。

本来要斗的是两个人，一个姓冯，在宝泉岭农场管房产，另外一个是造纸厂的厂长，说这个人是走资派，但是宝泉岭中学的红卫兵去抓这个厂长的时候，厂长不见了，可是他们已经糊了两顶高帽子，那一顶帽子给谁戴呢？他们商量商量，就抓丁玲吧。于是他们就来抓丁玲。那时我正在工会办公室，在文化宫的楼上，有人来告诉我，说批斗丁玲了。我就在楼上朝下面望，看见丁玲穿了一件蓝色的大襟褂子，脸上被抹了灰，戴着高帽子在游街。红卫兵还要她站在板凳上，丁玲就领着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孩子还跟着喊。这是丁玲第一次挨批，是很滑稽的事。斗争完了，学生还跑来找我，要我把丁玲领回去。我拒绝了。我说：“你们从哪里抓的，就把她送回哪里去。”我下午回家了，看见丁玲躺在炕上。

第二天，常委徐官书记在大会上讲，北京的红卫兵来批斗，没什么了不起的，抹了黑，洗洗脸，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嘛。我知道他这是讲给我听的宽心话。

高大钧那时已经调到东北农垦总局当副局长，佳木斯局里的人把他押回宝泉岭来批斗。他是个老干部、老红军，在宝泉岭当场长时对职工很好，威信很高，很有人缘。把高大钧拉到宝泉岭来斗时，也把丁玲拉去陪斗。高大钧“坐飞机”，实在受不了了，就说，让我跪下吧。那些造反派就让他跪下。跪下之后，又把他背上加上一只脚，把他头靠下，这样更不好受了。他是这个样子，丁玲也得跪下来，也是头靠到地了，再踩上一只脚。这时，宝泉岭的两个女职工，对佳木斯来的小将说：“你们休息一下，让我们来。”她们俩站在丁玲旁边，喊：“丁玲，站起来，抬起头来，让大家看看你的鬼样子。”丁玲就站起来了。实际上，她们是看着丁玲太难受了，想让她好受一点。丁玲到了宝泉岭之后，组织家属学毛选，学时事，家属吵架的少了，出工的多了，把猪圈里的肥料都攒起来积肥。丁玲还组织成立农忙托儿所，和场部交涉，搞了一间房子，还给家属们买点书、画，还搞了一个邻里服务站，帮助光杆青年洗衣服，缝补衣服。她干了这么多好事，所以那些家属和女职工要保护她。

到了1967年，几乎天天晚上有人来抄家，他们把我们门上的纱窗撕开，抄的东西从窗户往外扔，有人在外面收，我们的衣服、饭票、菜票、笔记本、书、毛选，都拿走了，弄得我夏天只剩下一件绿衬衣了，那件衬衣还是我刚到北大荒时在汤原买的，袖子都撕掉了，背上都是汗渍，一搓就烂，都不敢过水，这件衬衣挂在角上，他们没有拿走。有一回，他们翻我的箱子，问，工资呢？刚发的工资呢？我说我还没去领呢。那时我们的房子小，一来人，我们就只好坐在炕上。他们打丁玲，我就坐在炕上念“十六条”，念“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大声读。头几次还有效，后来他们把我的头一摁，说现在不讲这个了。他们也打我呀，用皮带打，把我的脑袋揪在她的膝盖当中，拿皮带从后面抽，浑身都打紫了。丁玲一看打我，总是用手来挡，把她的手都打肿了，是用擀面杖打的，后来丁玲的胳膊一直有毛病。有一次在斗争会上，丁玲从桌子上被人推到台底下，腿扭了，肿了。找谁呢？找不到人哪，医院不给看病啊，没办法，我就去找支部的蔡书记。我问他兽医院有没有关系，得给丁玲看病哪。他说可以，他就给我写了个条，我就去拿了点治牲口的药，回来给丁玲敷了。还有一回，丁玲的脑袋被打破了，出血，晚上下了班了，我们到医院去，人家问是怎么搞的？我们都不敢说，就说是劈柴时崩的。医院离我们家很近，有个姓吴的医生，是协和医院下去的，她不但有医术，对我们也很好，看到我们那个样子，家里没法休息，就说，我隔壁有个床，你到那里去睡吧。以后有几天，一到晚上天黑了，我就躲到医院里头，我在屋里头，丁玲跑到后面去。在那种情况下，只有靠这些知情达理的人了。

那时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晚上睡觉时，我心里想，老丁年纪大了，睡着了一来人，一进来凶神恶煞的，她见了，心里一惊，这可不行。我就说：“老丁，你先睡，?坐一会儿。”老丁说，你坐着他还不是照样要来吗？我说我晚一点睡，你先睡。只要听到狗叫，知道是来人了，我就叫醒她，让她有个精神准备。

我们那时烧煤，煤没有了，我要热饭就点报纸，炕上有个火口。小米里还有沙子，有一天下班了，我衬衣脱下来了，挂在那里，拿个小盆子挑小米里头的沙子，弄到一半，造反派来了，我说还没吃饭呢，他们说走、走、走，就拉我去陪斗。他们当然也斗我。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吃了很多苦，认识了一些坏人，但是也认识了更多的好人，帮助我们，关心我们的人。宝泉岭七队，是个模范队，“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去参观过，认识了一些北京青年，一些转业军人，觉得那里很好。我们去七队，正是麦收的时候，我们帮助出墙报，还认识了一个姓强的转业军人，人很直爽，怪话也多，好发牢骚。我们跟他说话不是顺着他说，可他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文化大革命”时，北京中央专案组来人到农场审丁玲，丁玲让他给我通信的，丁玲讲，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过头话。他就提醒丁玲，说你就给他们拖，他们来人总是要走的啊。他还给丁玲说，我看你饭吃得少，水喝得多，你怎么喝这么多水啊？因为都是他给打水。实际当时丁玲已经患上了糖尿病。丁玲上厕所他们都跟着去的，站在外头，看守得很严。后来，丁玲得上工劳动，一上班，就有些小孩拿石头子儿扔她。那时老强在招待所上班，我到招待所去干活时，就告诉了他。他说，你叫老丁走我这条路，走我管的苗圃这条路，我管得住这批孩子。可是丁玲不敢，丁玲说，苗圃那边是条小路，走小路，要是人家搞我，更没办法，更无人知道，要走就走大路，走人多的地方。这也是对的。你走小路，你晓得会碰到谁？老强他能管得住孩子，万一有些坏人呢？

我们那间七平米房子的隔壁，是21队的拖拉机手，他听到我们这边来红卫兵了，要打我们了，他就跑过来，说，那一派红卫兵来了，在路上呢，要截你们呢。这一派红卫兵赶快就走了。他说，我真想不到他们这么对待你们。这个人后来有时敲敲我们窗户，问我们要不要鸡蛋，他给我们买。但是住在我们对门的那个女的不好，我们还曾经帮助过她的孩子，学校组织要去什么地方参观，她家里没有钱，不让孩子去，我说去参观还是好嘛，钱我们给你就是了，几块钱嘛。但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她对我们说，你们这样遭罪，还不如死了好呢。看到情况这样，我们得有个精神准备呀，我们俩想，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死，也不能疯。我们在宝泉岭农场相约了两个事：第一，不死；第二，不能疯。

有个时期，我把原来铺在床底下的一个大毯子拿出来，是我自己的军用毯子，折叠好几层，晚上把我们那个不大的窗子遮起来，外面看起来是黑的，这样也躲过几次，晚上没人来了。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文化大革命”遭难（2）

秋天，我吃辣椒炒玉米粒，炒毛豆，吃得犯了胃病，疼得三天不能吃东西，当时正闹武斗，农场的医生白天都躲起来了，不敢出来，怕挨打，晚上才出来看病。我住的地方离医院还比较近，晚上我就去找医生，医生说，这里看不了，你是不是到萝北县医院去，那里医疗条件好一点。我跟医生比较熟悉，关系也还不错，就问县医院是哪一派掌握着啊？他们说是革委会掌握着。我说那我可以去。到县医院得坐汽车，第二天一早我就出了门，我那时很难哪，因为武斗厉害，我要是去住医院，丁玲一个人住在那间七平米的房间里头，打水怎么办？井口上结着很厚的冰啊，我不能让丁玲去打水呀。可是我现在有病，得看病啊。我把照顾丁玲的事情，托给另一派对立的人，我们关系都不错。我说我要走了，请你们照顾老丁啊。他说你放心走吧。我一出门，碰到另外一个工人，姓梁，他一看到我，说，几天不见，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你现在到哪里去呀？我说我要去县医院。他说，我用自行车带你走。一般的人不敢这么做，他是工人，才不管呢。他就用自行车带我去了长途汽车站，看着我买了票，他才走。他还跟我讲过，老陈啊，只要王震不倒台，你们就不会有事的。

我到了萝北县医院。宝泉岭农场医院给我写了介绍信，县医院的人也是革委会这一派的，我觉得他们可靠，就托他们带两封信给萝北县文工团的两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为什么呢？我出来没有带钱，我就告诉他们，说我来了，请他们过来。第二天，这两个人都来了。我让他们俩想办法给我借50块钱，结果第三天他们就把钱给我送来了。我在县医院吃了钡餐照透视，一查，说我是胃下垂。我说行啊，我知道了，因为在1938年我就查出是胃下垂，许多年没犯，这回犯了。我知道了是这个病，就要回去，我不放心家里啊。医院给我打了许多葡萄糖，看到我太瘦了嘛，一查没有别的什么病，就是胃下垂，我就出院回去了。

后来就搞武斗了，斗得很厉害，我跟宝泉岭场部的支部蔡书记讲，哎呀，马上又要武斗了，怎么办呢？能不能到外面去呀？他就说：“你说吧，你要去哪里？我们（指他们那个派系）的关系在铁路上一直连到南叉，连到去往哈尔滨的那条线，看你想到哪里去？”我说不是我走，是丁玲得走。他说丁玲没有办法，她已经定性了，我不能管。他害怕放走了丁玲要担责任。

1967年冬天，汤原农场来了红卫兵，一清早就把丁玲从家里揪走了，天还不太亮呢，等我追出来，不知道丁玲被揪到哪里去了，我就跑到指挥部去问。指挥部几个值勤的正好出来打球，看到我就问，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还要挥拳打我。有人就赶快推我走。我回家的路上，又碰到那个姓梁的工人，我告诉他老丁被揪走了，我想去指挥部找她，可是进不去。他说我带你去。他也是那一派的，就带我到了指挥部里。指挥部的人都不告诉我，他们说，她一个右派能跑到哪去啊？想去投苏修啊？那时传说从我们家搜出一本世界地图，说我们想逃跑，去苏联。从指挥部出来，碰到指挥部的一个头头，过去是党委的干事，我就问他，丁玲被揪到哪里去了？他说可能是被揪到汤原去了。我说那我想去汤原看看。他说应该去看看，岁数大了，去看看吧。我们在农场，人缘都挺好的。后来那个姓梁的工人用自行车把我驮到了汽车站。

丁玲是一早揪走的，我是晚上坐火车到了汤原农场，在火车上还碰到了别的农场的几个人，他们要去汤原农场的中心医院，不认识路。下了火车，我说，你们跟我走。那时已经是晚上了，我们走了一条小路，路上有哨兵，看到我带了几个人，就喊：站住，过一个人来！我就走到前面去了，一看，都是老熟人。他一看，噢，是老陈哪。我就问他，老丁是不是到你们这里来了？他说，是啊，在我们这里啊。我说，那好啊，那我就放心了。这些人都是武装排的，都带着枪。我就告诉他，这几个人是哪个农场的，他们要到中心医院去看病，让他们走吧。他就让那几个人走了。我就到了他们放哨的帐篷里。寒暄之后，他们说，现在天已晚了，等到天亮你再去看老丁吧。我就在炉边烤火，一边向他们打听一些熟人的情况。等到天亮，他们就把我送到指挥部去了。

可是到了那里，还是不让我见丁玲。武装排的排长原来就是我那个生产队的，他是1958年山东来的支边青年，那时他想回老家接老婆、孩子到北大荒来，没有路费，问我借。我很支持，因为一般支边青年并不安心，只想呆一段时期就回去，或者挑一个赚钱多的地方，比如到林场去，而他只想在这里安家，所以我就借了钱给他。回来以后我还去他家看了他的小孩，小孩很瘦，躺在炕上。以后我也没催他还钱。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揭发他，说他向我借过钱。他很大方，说是啊，我是借过他的钱啊，他也没要我还，我一个工人，我家是贫农，我又不求他什么，我回家搬家嘛。现在他看见我，说哎呀，上面有命令，没办法，上面的意思你们俩不要见面，老丁在这里，你放心吧，你们俩在我们这里都有威信，不会有人动她一个指头。我说，那好，我就不跟她见面了，你告诉她我来过了。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斗争汤原农场原来的场长，要游街，丁玲陪斗、陪游，站在汽车上，不让我见面。监督她游街的，是她原来工作过的畜牧队一个工人的弟弟，扫盲时丁玲还教过他。在那种情况下，我没见到丁玲。那是我第一次去汤原。前后我一共去过三次，第三次去汤原时，才见到她。

后来宝泉岭农场一个造反派，还是转业军人呢，是个愣家伙，我们管他叫二虎，“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叫他二虎他没有意见，这时叫他二虎他却火了。他跑到汤原去了，要审丁玲，打了丁玲嘴巴，那手多重啊！汤原农场的红卫兵在那里盯着呢，就告诉了武装排的人了。汤原武装排就派人进去，说，你问完了没有？问完了我们还要问呢。走，跟我们走！这样就把丁玲叫出来了。他们还到他们的司令部去汇报说，宝泉岭来的是什么造反派啊，完全是土匪，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纪律呀，怎么跑到这儿打丁玲呢，你要打她你回去打。这样，汤原农场就把二虎他们轰走了。

汤原农场开丁玲的批斗会时，工人们净给她评功摆好，畜牧队的一个技术员主持会议，以前丁玲很佩服他，他很有经验，到鸡场一看，就知道鸡有什么毛病，该吃什么药，丁玲经常请教他。所以一开会，他就给丁玲评功摆好，批判会开不下去了，就说下次再开，下次再也不开了。汤原农场有一个老工人，老雷头，山东人，丁玲在那里，他是看管监视丁玲的，对丁玲很好。有一次和丁玲闲谈，问起她可记得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丁玲说我可记不得了。老工人说我可记得，那天我正在缝衣服，你过来了，你说，哎呀，我今天没带眼镜，要是带了眼镜，我来给你缝。这个工人就记得这句话。

丁玲在汤原没受人身攻击，倒是宝泉岭的人回去打了丁玲。

后来我去汤原接丁玲回来，汤原他们也得做个样子，怕人家说是保护她。临走时他们给丁玲背上缝一块大白布，写上“大右派丁玲”。我们出来就穿上大衣，那时正是冬天，火车车厢里人也多。汤原的红卫兵送我们走。这个人是木匠，过去跟我们关系好得很，我们调离汤原农场的时候，畜牧队的队长还叫他给做了个大木头箱子，我们到了宝泉岭，这个箱子既当箱子，又当桌子。这个木匠担心宝泉岭的红卫兵还会欺负我们。丁玲在汤原，我在宝泉岭，这点不放心，所以我老想要她回来，希望两个人能在一块儿。可是回到宝泉岭，到了家一开门进去，我就有点后悔了。我想，丁玲在汤原不是挺好吗，我何必把她弄回来呢？也许丁玲在汤原还能得到保护。到宝泉岭我们不熟，呆的时间短啊，没有人保护我们啊！

丁玲是最早住“牛棚”的，1968年夏天，她就进了“牛棚”，进去了倒安静了。她进了“牛棚”不久，到了秋天，我也进了“牛棚”。住“牛棚”的时候，给我的生活费是15块，我是职工，丁玲是8块。我说这不对啊，我得找理由给丁玲增加生活费啊。找个什么理由呢？当时选民证都被他们撕了，介绍信什么的都没有了。我想出来一条，我说丁玲是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只有职工才享受。这样，造反派就去调查了，一查，丁玲的确是公费医疗，才给她增加到15块生活费。

丁玲关“牛棚”是个单间，有两个女将看着她。我们是个大间，就在丁玲的隔壁，上下两层铺。1969年春节，过年了，有的人可以回家过年，剩下几个不能回家的。我说，好啊，你们都有家可归了，替你们高兴啊。于是批斗我，说我说怪话。我说这不是怪话，是真话。我和丁玲说了，我们俩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现在我们俩都在“牛棚”，所以我们把“牛棚”也当做家了，那还不可以呀？

“文化大革命”遭难（3）

1969年的春天，“牛棚”结束了，丁玲到21队劳动，接受监督改造，我到5区一队。那时给我开个会，我又重新带上右派帽子了，说是师部批的，场里的电台还广播了，我就担心丁玲听到了，会有思想负担。我的手表也没有了，看管我们的人说，你们的时间都由我们贫下中农掌握着，要手表干什么？就把我的表拿走了。

我那时经常给丁玲送《红旗》杂志和生活用品，托我的专政办公室的人送给她，我就是要让她知道我还在。我给她送褥子，都是通过办公室送。快过冬了，管理我们的人给我们一天假，让我们去割草。我借了一部胶皮轱辘的手推车，一个人去割草，割了一天。黄昏回来的时候，路上有个坡，我推着车子，上坡还可以，下坡的时候，我在后面拽着车子，前面碰到一块大石头，车子一下弹回来，铁架子碰到脸上，打得很重，我一下就躺在坡上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慢慢醒过来，用一条手绢擦擦，一看有血，哎呀，我想真危险，还好，没死，自己又推着车子回家。回来人家问我了，你脸上怎么有血呀？我不敢说啊，我就说是劈柴时候弹的。

那时我在队里劳动，也很苦啊。夏天，他们都有蚊帐，晚上天气热，要开窗户，屋子里还开着灯，东北的小咬特别多，他们有蚊帐，就我没有，小咬咬得我没办法，可是我也不敢叫他们关灯啊，也不能要求他们关窗户啊。我自己有个草帽，那时可以买敌敌畏，是一种杀虫的农药，有毒的，我就买了一瓶，用棉花擦一点敌敌畏在草帽沿上，盖着脑袋，小咬就不咬我了。

他们到别的农场去支援麦收或者收玉米，我等他们快要回来了，从锅炉房给他们打回一大桶热水，送到他们房间，还在桶上盖上脸盆。他们回来一看，谁干的呀，有这么好的人啊！我躺在上面，听着他们说话，我不吭声。他们不知道是我打的。一到雨季，厕所里都是满的，都是水，大便浮在上面，很不舒服呀。我就去割草，一早人很少的时候，我把草往茅坑里撒下去，这样它就浮在上头，盖住大便了。我弄完男厕所，又去女厕所，先问里面有没有人，没人再进去撒。我现在想，我那时太大意了，人家要是抓我的毛病，会问我你跑到女厕所干什么？我那时没想这些呀。我尽干这样的事。还有一次，我在21队的时候，到井边给伙房打水，我先去了，接着有两个北京知青来了，拿着脸盆到井边打水洗脸，问起我干过什么，我说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六号门》，是江青提议写的，当时江青很红。他们说，你胡说，你污蔑！他们把我拉到井边，背朝着井口，要审我。我机灵了一点，赶快换到另一边，面对着他们。我怕他们万一把我推下去怎么办？有口说不清啊，说我畏罪自杀！这点我是警惕的。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右派在外面劳动，职工宿舍冒烟了，大家都去救火了。我们这几个右派都是熟人，我们想，知道起火了，该不该去呀？他们都说不去，也不是不该去，是怕。人家可能要问：你们是右派，是来救火的，还是放火的？他们不敢去，我就一个人去了。先去的那些人上房了，我就在下面，他们把水拿来，我就把水举上去。我觉得我去是对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这些都是小事，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我当时就认为，你要是有理，是可以说得清的。

又见丁玲〖MZ)〗

1975年5月22日早晨6点，我们乘坐的火车抵达山西省阳泉。晋东南地区有人接站，有车在那里等着，我们换乘汽车，经过昔阳、平定、左权、潞城，中午到了长治市。在长治宾馆还招待我吃了一餐饭，下午就到了嶂头村。

我一听说要我去长治的消息时，脑子里就有印象，毛主席的文章里讲到过长治这个地方，有鱼有肉嘛，长治是个大脚盆，毛选里面都有的。长治我没有去过，它在晋东南，但是山西的很多地方我们西战团过去都走过的，什么榆次、运城、临汾、洪洞，这些地方都还有印象。

〖TP31.TIF，BP#〗〖TS(〗〖HT5”K〗〖JZ〗1975年5月，陈明与丁玲在山西长治嶂头村劫后重逢〖HT〗〖TS)〗我到嶂头村时，已经是傍晚了。从长治到那里并不太远，汽车要不了半个小时就到了。丁玲先一天已经到了，她从住的地方走出来，走到大门口，我们见着了。我们分别已经六年了，劫后重逢啊。我一看，她老了，讲话声音也老了。丁玲第一句话说：“哎呀，这个地方好！”我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我们俩就紧紧握着手往屋子里面走。

长治市革委会的人把我们交给公社了，让我们先住下来。当天晚上我和丁玲没有畅谈，我们很累了，只是谈谈相互的身体，丁玲也不希望一下子就诉她的那些苦处。

我们暂时住在一个姓李的社员家里，那个房子是嶂头村质量比较好的，砖房，屋子比较高，还有阁楼，阁楼不住人，是放东西的。一个院子里面，连我们一共是三家，我们住正屋，坐北朝南，有一个?间，一个小间。东屋、西屋是叔侄两家。这两家，每家都是两三个孩子，西屋还有个老妈妈。人都住满了。

我们住一大间加一小间，小间做厨房。大间屋子里有一铺炕，上面铺的都是新炕席，屋里的摆设，有一个长的条几，条几下面是一个方桌，两边两把椅子，一般的家庭里是没有的。桌子上是新的热水瓶，被子是从公社里借来的。我随身只带了衣服来，一套是进牢时穿的衣服，另外发了我一套新的蓝制服，还是咔叽布的。丁玲也穿着她原来的衣服。我们什么都没有啊，需要什么东西，可以到长治市里去买，先给我们发了布票、工资，以前的工资还没有补发，后来才给补了。

我们就商量，这个地方怎么安家？伙食给我们安顿了，这里有个供销社，让我们暂时先到供销社去搭伙，将来再看怎么办，慢慢再说吧。我们就是要求订报纸，订了报纸送到供销社那里。

这个地方是嶂头公社嶂头大队，公社和大队都在这个村子里，村子比较大，有千把人。我们住的地方离公社不远。村子离长治市只有十来里路，很方便。村东就是太行山，山上有很多树木，有一望无际的果木林。我们那时的安排在农村来说算是好的，公社有时来人，问我们缺什么，他们为我们想办法。口粮，给我们拿了一点大米，一般的农民是没有大米的，给我们的口粮里边，有三分之一是大米，三分之一是白面，三分之一是粗粮。

他们的原则是，你到这里来了，我接收你，户口、粮票、布票在这里发。要想进城嘛，给你买辆自行车，当时买自行车是要票的。我们缺什么东西都是市革委会批。丁玲身体不好，我们要做一把躺椅，可以呀，市革委就给我们开介绍信，到市里面一个纺织机械厂去联系。我们要写东西了，丁玲不能老趴在桌子上写啊，她的颈椎增生，想做一个写字板，四合板的，都是市革委会给我们开介绍信。

那时我们真是开眼界，要重新学习，学习怎么样和人打交道，怎么样与人相处。市革委会给我开的介绍信去做躺椅，做一个用稍微厚一点的胶合板粘起来挂在脖子上的写字板，这都是要送礼的。那个躺椅倒是快，先拿来了，搞点帆布自己钉一钉就成了。那个写字板，我到工厂里跑了十几次才拿到手。后来我们才慢慢懂得了“碗大的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啊。在那里生活时间长了，需要买煤，得有人去拉啊，公社就派拖拉机给我们去拉。煤拉来了，两个司机就坐在那里不走，等着你给饭吃。我真是不懂，我那时认为，这是公家派你们干的，我还得管你饭啊？我就没理这个茬儿。两个司机一见这个情况，就说走吧。这以后我们在村子里慢慢地学这些规矩，在生活里也慢慢懂得了一些东西。人家对我们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都有。说这个话，都是等着你送礼。你送礼了，他就什么都有了。有人说，哎呀，我在外贸工作，你要核桃啊什么的，我们都有。我们慢慢懂得一点，学聪明了，不敢惹，都不要。我那辆自行车，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是供销社的人替我跑，他供销社进自行车就是嘛，结果也是跑了多少次都没有进来，一直拖了好久。

“文化大革命”遭难（4）

我们的炕是个凉炕，想换个热炕，因为老丁有关节炎，腿疼。村支书就跟我讲，我明天给你安排一个人，他在这里是个最好的把式，叫他来给你换炕，你跟他把关系搞好一点就行了。我回来就问房东，要我把关系跟他搞好，是怎么搞法？房东就告诉我，你去找那个师傅，说活儿紧，请他明天早点来，来吃早饭就行。我就当天晚上去找那个师傅。那个师傅我们平常也认识，我就跟他这么说了，请他明天早点来。从他那里回来，我在路上碰见大队书记了，他问我，这么晚上哪里去了？我说我去找师傅了，让他明天早上过来吃饭。支书听我这么说，立马抱住我说，哎呀，这就对了。我在那里学聪明了。大队支书的丈母娘去世了，她是全村最早的老党员，食道癌死的。我们想，这也得送礼啊。送什么呢？送两包饼干就可以了。我们就买了两包饼干，我还写了黄纸条，写上：献给村里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人家还退给我一块饼干，我也得收。过去我们没干过这种事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家也请，那家也请，我都去，丁玲就不去了。我都带点东西去，送礼这事我得学啊。

我们慢慢也懂得了一些事情。老百姓为什么要走后门呢？老百姓家里有病人，他不找医生，不送礼，能看上病吗？看上病了，医生给你开药，你能拿上药吗？你家里死了人了，要买木料做棺材，你不送礼能买得来吗？哎呀，我们感到痛心哪！但是社会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小孩子摔跤了，人家告诉我，你可千万不能扶啊！你扶了他，人家家长还会怪你，说是你把他弄摔跤的。

这些事情，有些是村子里的农民讲的，有的是从我们的房东那里听来的，有些是从来往的几个熟人那里知道的。

房东讲给我们听，说国务院有一位副总理，老家是山西的，他爸爸去北京找他，他不见，让他爸爸回去。可是他爸爸一回到家，他需要的东西，他们那个村里要的东西，汽车、拖拉机什么的都来了。这就是有关系，走后门啊。所以后来我们那个村子里头的支部书记就来找我们，要我们给他找关系，买一台拖拉机。我说，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旁边一个村，是个大村，叫关村，一个人家里有人在国务院，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家也搞到拖拉机了。我们村子的书记说，你和丁玲都是名人，在北京有熟人哪。我说，我们都是文艺界的，又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集团了，我们去找谁啊？我们没有这个权，没有这个势啊。他总是再三求我们，怎么办呢？后来正好我的补发工资来了，从1965年算起，每个月129元，当时我只领了几个月，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工资就冻结了，这些补发的工资，扣了我在秦城的伙食费，总共还有一万多元钱，我就把这个钱拿给村子里的书记，让他们用这钱自己去找人买拖拉机吧。我还叮嘱他，不要说是我们拿的钱。我估计他们也不会说出去的，因为那时是1976年末，丁玲那时还没有改正。

我们在长治几年也交了一些朋友，有医生，有老红军，有技术员，还有北京打下来的右派。后来我们把给大队一万元钱买拖拉机这事告诉了一个朋友，他开导我们说，你们如果把这些钱分给大队干部，一人给他们几百元，那你们在大队里便会要什么有什么了。我们那时哪里想到这些事呢？你要我给你找关系买拖拉机，我们没办法，那么我给你钱，你自己去找关系吧。

我们在农村时，一个最大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因为我和丁玲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吃了很多苦，差不多从1967年开始，我们就很少见面；从1970年坐牢以后，就根本见不到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现在年岁大了，身体越发不好了，既然能在一起，就要认真治病。

1975年11月初，我和丁玲两个人都中了煤气。我们烧了一个热炕，炉子在厨房里面，做饭取暖都挺方便，炉子有两个火口，从早到晚都点着，不做饭的时候，用煤压着火，封上火就行了。那个炉子和屋子里面的炕是连着的，我睡靠墙的一边，她睡在外面。有一天早上，天还不算太亮，丁玲起来上厕所，她出了屋子，经过一个小院，大概有个十来米，还没有出大门，我就听到她叫：“老陈！”那时天刚刚冷，她穿着棉毛裤，她起来时我知道，她这么一喊，我就赶快爬起来，跑了出去，看见她趴在门上。我就问，你头晕啊？当时还不晓得是煤气中毒，我就扶着她，出了大门，再走了十来步，到了厕所。厕所是蹲坑，那地方的厕所都很深，平常要起粪时，得用竹竿，头上绑一个瓢，往外出。厕所的蹲坑是两块板子。我就扶着她蹲好，她小便完了，我又扶她站起来，这时就感觉她很重，因为她已经没有力量了，她自己完全昏了，没有劲了。我扶起她，走出茅坑，她就再不能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房东，是个中年人，叫西子，走出大门来了，他就过来帮忙。他怎么会起来的呢？是他家里的老太太在屋里喊他?“西子，西子，堂屋里的老两口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你去看看。”是老太太把他叫醒的。我们两个人把丁玲扶到屋里，扶到炕上，她那时已经完全晕倒了，我坐在炕上，她就倒在我怀里了。

卫生所就在村里，西子就跑到卫生所，找了一个大夫过来。来的是个女大夫，还是有点知识的，她就掐丁玲的人中，问我家里有没有葡萄糖。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丁玲有糖尿病，我说我们哪儿来的葡萄糖呢？还幸亏没有，要是有，用了就更糟糕了。我说，我们没有，我们是公费医疗的。大夫就掐人中，也没注射什么。她走了之后，我扶着扶着丁玲，自己也晕倒了。本来我还在跟老太太他们说话呢，老太太另外一个儿媳妇正生孩子，我说我这里还有几个鸡蛋，我们不能吃了，把鸡蛋拿给他们吃，说着说着我就晕过去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屋子里的煤气不应该太重啊，厨房里的窗户是打开的，而且丁玲是出去了又回来的，我也在外面经了一阵风了，怎么还会晕倒了呢？

那时天还没有全亮，他们再去把那个医生找来，医生又问有没有葡萄糖之类。我就叫西子告诉大队，大队告诉了公社，公社的秘书就到市里医院去找医生。经过了那么一阵忙乱，我可能是轻一点，先缓过来。大队书记来看我们，我就说，天天我们都是自己挑水，现在我也不行了，能不能请房东每天给我们挑一点水，照顾一下？他同意了。就这样，西子的老婆就给我们挑水，我也给她工钱的。我恢复得很慢，丁玲恢复得比我快，等到我们都恢复好了，差不多接近一个月时间，我对西子他们说，谢谢你们了！我买了一斤猪肉，包饺子，请全院子的人吃，东屋，西屋，加上五个孩子，一共有十多口子，吃得真是高兴，他们平时难得吃上一点肉啊。



新的家（1）

我们下来的时候，给我们拨了两千块钱交给了大队，就是解决住房的。后来大队就在修配厂的对门，马书记家的屋子前边，给我们盖房。那块地方很大，原先说盖三间，后来盖了七间，分给我们住三间，另外的四间给队里办公用。可是我们看了以后，觉得那个地方太闹，太嘈杂，还有高音喇叭，离得很近，我们不太满意，不愿意搬。大队也同意了，说另外给我们找个地方住。当时丁玲和我的想法，都没有打算在这个地方长久居住，还是想将来找机会跟儿女住在一起，这样照顾起来方便，所以对于找不找房子搬不搬家都无所谓。

后来，大概是1976年底的时候，有一个保管员告诉我们说，有一处房子，你们想不想去看看，我们说那就去看看吧。那是一所大宅院，就在我们原来住的房子的后面，有三间房，前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还有几株苹果树、核桃树，那家原来的房主是老两口，都死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东北，不回来，小儿子在市里文工团工作，将来也不想回村子里来了，所以就想把这个房子卖掉。现在房子空着，大队当储藏室。我们看了，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我就去找到大队的干部说，你们别给我们盖新房了，我们不会在这里久住啊，我们还是要走的，就把那三间房给我们修起来，改成五间，两头一边接一小间，再把前面的院子给我们拾掇拾掇，我们就住这个地方，这样，不需要太多的木料，也不费太多的钱。大队当然高兴了，就派人把这个房子给我们修缮整理了一下。

我们原来的房东有一个是看风水的，听说我们要搬过去，就说，哎呀，那个房子的风水不好，大门对着后墙，后墙角上是个缺口，气都跑了。还说，你们老俩口住过去不安全，遇见小偷强盗就麻烦了，不如住在我们这个四合院里好，人多，安全。我们跟他很熟了，我就和他开玩笑，我说，这里气不好，我们都是有晦气的，现在对面是个缺口，大门正对着那个缺口，我们的晦气就从那个门走了，挺好的。我又说，至于安全问题，我离你们的后墙很近嘛，将来我们想办法，从你这个后面搞一个通道，把咱们两家连起来，就没事了。其实我们的考虑是，如果万一有坏人进来，他要什么就拿什么就是了，我们本来也没有多少东西。

过了半年多，到了1977年8月，那个房子修好了，在原有的三间房两边又加盖了两间，那里环境很好。我们把原来借住的那两间房子还给人家，从原来合住的那个院子里搬出去了。我们搬家的时候，还是那个说风水不好的男劳力，和我们同院的另外两个男劳力一起帮忙。这样，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的五妹陈舜芸，还专门从北京来嶂头村住了10天。我这个妹妹很能干，善理家，我们在北大荒的时候，需要衣物，经常找她帮忙。这次她来嶂头村，帮我们把新家安顿好才走。后来在北京，丁玲晚年病重病危的时候，她总是来帮着照顾。

这五间房子都是北屋。中间的三间，两间作我们的活动室，平时我们两个人吃饭、听广播、看电视、接待客人什么的；一小间作我们的卧室，同时也是写作的屋子，当中放个小桌子、椅子，两边一边一个铺，就占满了。墙角上生个火，这个火炉烟筒从天棚上一直伸到外面的客厅，客厅里就不用烧火了，再从客厅外面通过去，一直伸到厨房。我那个炉子是两个炉口，一个可以坐水，一个可以烤，等于烤箱一样，烟筒可以开关，可以调节大小，煤是现成的，不用时可以封住炉子，一天到晚我们有的是开水喝。有了苹果，搁上两个苹果，热的苹果挺好吃的。新接出来的两间小房子，一间做厨房，另外一间，准备将来请个阿姨住那边。阿姨住的小间下面有个地窖，是我自己挖的，冬天可以储藏点白菜、土豆和水果啊。什么厕所，卫生设备，都尽可能搞得像个样子。房子弄得挺好，原来的窗户小，现在改大了些，又是玻璃窗。

我们自己在园子里也种点菜。有那个园子我干吗不用呢？我种了山药，老丁有糖尿病，吃山药好呀。我们养了14只母鸡，一个大公鸡，老丁过去在畜牧队养过鸡。我们买了铁丝网把它们围起来，铁丝网通往这边的破房子，墙角底下给它挖个洞，鸡要下蛋就到里面去下。我们那个厕所通到外面的公共厕所，里面用砖头砌起来，可以用水冲。大队在山顶上搞一个水库，从那个水库通管子一直通到下面来，等于村子里有自来水，我们的新家就在马路边上，有一根管子通到家里来，我装在水缸里头，所以用水也很方便。我们是长治久安呐，想在那里长住下来了。我们两个身体搞得挺好的，又不多花钱。

村子里有一个进城掏大粪给大队积肥的社员，叫安子。嶂头村有个政策，长治市里的粪都归他掏，掏了之后交给大队用。我们和这个人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我要进城的话，有时就不骑自行车，就坐他的拉粪车，搭他的车就去了。这个人很朴实，他几乎每天?进城的，那时掏大粪是用粪桶，粪车外面还是干净的。他一出去就带个筐子，搁在桶子上头，自己拎一把铁锨跟着车走。他有的时候也坐在车上，但坐的时候很少。从嶂头到长治城里大概有20多里地，他一边走，见到马路上有粪就铲起来，装在筐子里，所以他一方面掏大粪，一方面拾粪，拾的粪是自己的。我看这个人的劳动习惯很好，过年过节我就给他送春联，人家说他给自己捡粪，要割他资本主义尾巴，我就给他送春联，说他每天要走多少路，每一步都是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在队上还是有点影响的，所以这样我们俩的关系搞得非常好。我要种菜，他有时还留点粪给我。让我不要上化学肥料，要上有机肥料。他家里喂了羊，我吃他们的羊奶，一碗羊奶给他多少钱。

我们和村子里的老百姓关系处得很好。丁玲在宝泉岭农场的时候，她搞邻里服务站，给那些知青、光棍缝补衣服，丁玲动员家属、妇女，组织她们去做这些事。到了嶂头村，她岁数大了，还要在家里写东西，就没组织这些，但还是很关心群众的。有一个妇女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我们都常去看她的，给她些支持、鼓励，也是交朋友，我们都是平等的嘛。人家死了人我们也去。有一个烈属，家里的棺材都准备好了，我经常买点东西去看看他。我们在农村的关系，老百姓都看得见，都放在心里的，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他们是热烈欢送啊。有个老太太，她的丈夫烫伤了，要借几块钱，我借给她了，借了我当然不想要她还了。但是等到我们要离开嶂头回北京了，这个老太太怎么也要把这个钱还给我，我不会要她的，但是不要不行。

丁玲要打针了，我找公社的一个医生，这个人文化高一些，打得比较好，可是他家里刚刚出了丧事，我去找他，他说，我去打针没事，可是我家里刚刚出了白事，去了恐怕你们的房东会有意见的。我们有两个房东，一个就是那个看风水的，另一个是转业的。看风水的说没有问题，让他来就是了，可是那个转业的却说这样不太好。他不同意，我就不管了，看风水的都没有顾虑，你这个解放军还反对什么？我就照样找医生来了。本来我们和房东关系都很好嘛，我们带着孩子们排队去看戏，就是带他们的孩子啊。我要把煤和泥巴混起来做煤球煤饼，我弄不好，都是他们轮流帮我弄，所以我们的生活很安定。要吃豆腐，经常有骑自行车来卖的，知道我们喜欢吃，一来总是敲我们的门，后来搞得丁玲有些恼火。有一个老太太，经常给我们送七八个鸡蛋来，我们收下鸡蛋，当然要给她一点钱，下回她又拿来几个，我再给她钱。我们的钱坐在炕上吃也吃不完，我129元，丁玲80元。

丁玲去世之后，我又去了一趟嶂头村，我们当年住的房子还在，房东的孩子去住了，当然不像我们在的时候搞得那样干干净净。丁玲曾经送给一个人一块小方巾，他还拿出来，说这是你们在嶂头时给我的纪念。老百姓还想着我们呢。

新的家（2）

但是我也不随便乱给人。有一回，有一个人的外甥结婚，想来问我借钱送礼，我那时很死板，我说你不要送这个礼啊，你没有钱干吗要还送呢？他怎么说我都不借，我说你没钱就少送嘛。他说，你可不知道啊，我们农村里，舅舅非得送啊，还有比着的，有几个舅舅啊。我就是没有借给他，后来我也后悔，我太过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北京给我们落实政策，把抄家抄走的东西还给我们，市革委会派了一个姓曹的，是组织干事之类，管人事的，和我们公社一个姓师的秘书，派他们两个到北京去接收还给我们的东西，那个姓曹的把他老婆也带到北京去看病。还给我们的物品中有一部分现金，也都交给他们了，这个姓曹的因为老婆要看病，就想用这个钱，姓师的秘书就劝阻他，说这样不行，但他还是借用了一部分，回来过了几个月也不还。我知道这个人有毛病，你有事求他，他就要你拿钱的。我就去问他钱的事，我说你借的钱就要还啊。我想，你讹人家的钱用，以为我和丁玲是摘帽右派，就可以讹我们的钱啊？他那时跟着组织部的部长到我们家里去，还得请教部长，跟丁玲拉不拉手。

日久天长，我们在那个地方处得很自然，和老百姓很合得来。我们觉得，就在这个村里也挺好嘛。我们要是到了城市里，就被控制住了，就没有办法了解情况了。所以我们住在那里很安心。

我们村子的旁边，有一个天津搬过去的印刷厂，那时只说是印地图，后来我知道了，是印钞票的。那个地方说印地图，很多外地的制图员、技术员就来送地图，有的是来拿稿子，渐渐地他们知道丁玲住在这里，工厂人多，一下他们都知道了，就都到村子里来看。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同情，好奇，谈得很自然，也不见外，我们也不怕见人啊，普普通通的。我们从谈话中得到的信息也比较多，各地方的情况都知道一些，仍旧是姑妄听之，姑妄言之，也不要求去证实什么。这样，我们就不是那么闭塞了。

这样，慢慢地我们就把生活弄安定了，家务也都安排好了，习惯了，丁玲的健康状况也好了一些，又有条件写作了。我写了一首诗给她，她说，那好，你念念看。她就躺在炕上，我念给她听：“满头银发胜少年，药不离口心常甜。泰山压顶步履健，葵花向阳色更鲜。太行山麓湘楠木，笑迎春色满人间。数不尽的风浪险，一部春秋乐晚年。”结尾这“一部春秋乐晚年”，指的是丁玲还想要写完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但是当时她还没有摘帽，还不能跟外面说这个事情，丁玲就问我，说如果人家要来查，要来问你这个“一部春秋”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说呢？我说，我指的是《毛泽东选集》呀。

要继续写作，首先得把原作找来，长治那里有个图书馆，我经常去借书，什么《红旗飘飘》等。图书馆那些人很好，我每次可以借不少书，用自行车推回来。很碰巧，我从那个图书馆里发现了1956年的《人民文学》，真的就找到了发表了《在严寒的日子里》的那一期，那一期上发表了小说前面的八章，我真是高兴，立刻就借回来了，想要把它抄下来。高来喜的儿子叫高金龙，是公社的赤脚医生，很年轻，由于他爸爸的关系，他自然跟我们的关系也好了，他看到我拿回来这些东西要抄，有空就自动来帮我抄，抄了之后丁玲再接着写，接着改。

有时丁玲我们两个人也商量，总得讨论嘛，前头那八章有什么问题，当时读者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反映，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接着写。她写作需要纸，我就去给她找，到印刷厂去找，那些印地图的边角料都是好纸啊，我攒了很多那样的纸，打眼，装订成本子，后来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原稿都是那样的本子。

进京上诉（1）

我们要和外界联系，要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得看报纸杂志。我考虑丁玲年纪大了，眼睛有问题了，文字东西不能看得太多，就订了份《人民画报》。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了，我们的感情很沉重。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我们哭啊，揪着头发哭，等到总理去世时，情绪就稳定一点了。我们当然还是痛哭，丁玲当然更痛心，她对总理的印象非常好，我们就把报纸上的总理照片剪下来，贴在我们屋子的正当中，还买了一张大纸，把邓小平的悼词一笔一笔用正楷字抄下来，也挂起来，好像搞了个小灵堂一样。村里的书记看见了还说，你们还搞这个啊？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是悲哀，丁玲总还在想，要把《在严寒的日子里》这本书写出来，将来如果有一天能够见到毛主席，能把这本书给毛主席看，证明丁玲还是个好党员，还是党的儿女。这些人在丁玲的脑子里像圣人一样，就是为了你们这些人，听了你们的话，我们才活下来嘛，总有一天能让你们了解的嘛。可是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这些人一个一个都走了，我们很痛苦。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村子里还设了灵堂，我们都去了。后来北京开追悼会的时候，全国广播，长治市里也开了，我到长治市去参加的，那天正下着雨，我里面穿着衣服，外面还套着雨衣。我心情真是很沉重，很压抑。

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接二连三都去世以后，我们心里很难受，觉得出头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哎呀，这些人都死了，将来怎么办？了解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不是说绝对没有啊，我们党内还有健康的力量啊。我们担心“四人帮”他们上台，但也认为“四人帮”长不了，看到他们的一些做法，觉得不对头，“文化大革命”也不对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有一场革命，因为我们党内确实是有不正之风，我们接触到了这些东西，我们对党内的问题是有意见的。后来慢慢的，就觉得这样搞法不对头了。就是对毛主席，我们也有意见。还是在宝泉岭那个时候，我们那间7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四面的墙上都贴有毛主席的相片。有一天晚上，我和丁玲在屋子里听到广播里面说，毛主席反对挑动群众斗群众，那时虽然我们不能很完整地、全面地认识大的形势，但是这些问题我们能看得出来，怎么这些老同志一个一个都倒下来了呢，这个不对呀，为什么要把贺龙他们搞下来呢？江青搞挑动群众斗群众，搞什么“文攻武卫”，我们看了报纸，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些东西。一直到坐牢，我就觉得，关我们干什么呢？丁玲已经是死老虎了，1958年就已经打倒了嘛，还有什么要反反复复地打呢？她在农场的表现很好嘛，应该是给她平反的嘛。原来对她还不错，“文化大革命”一来，又颠倒过来了，还要再次打倒。我跟丁玲开玩笑说：本来已经是打倒了的，再打，也就是站起来了。我们就这样自己安慰自己。我们想，第一个，不能死，不能自杀；再有一个，不能疯，一疯了，怎么讲，怎么工作？经过坐牢，我们的认识更深刻了些，没有人来斗你了，还有报纸看，可以冷静思索了，可以看书了，我们就想了一些问题。

后来，我们所接触的人，像钱明达等，他们不时给我们谈一些政治方面的信息。我们听了很感兴趣，但并非完全相信。那时我们不能准确判断中国未来的局势，对我们自己的前途也没有更加悲观，因为我们已经等了那么多年了，就像我们坐牢一样么，一年两年过去了，他们事多了，顾不上我们了，但也还没有绝望，我们就等着吧。等着等着，慢慢地，看到解放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思想上也有信心了。

钱明达告诉我们，有个什么文件，说是右派要平反了。那是1978年，先是4月份，中共中央有个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来9月份，中共中央有又有个55号文件，说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在那之前，1978年春天的时候，蒋祖林从上海去北京开会，在北京听到中央组织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息，开完会，他就来到嶂头村，把北京的消息告诉我们。这样，从4月开始，我就帮助丁玲开始写申诉材料，关于叛徒问题，关于1955年反党集团问题，关于1957年右派的问题，主要是写了这样几个问题。当时是写信给胡耀邦同志，因为过去和他接触过，比较熟悉，认为他这个人很正派，很公正。材料写好了，不能邮寄，害怕落到什么人手里，使事情更加复杂化，我们商量，决定我到北京跑一趟。我是可以出来的，因为1961年我已经摘了帽子了。

到了北京，我住在我的五妹陈舜芸家。材料往哪里送？我有几个老同志，给反映些情况。一些同志都提醒我，你到中央组织部去反映。胡乔木也这么对我说的，胡乔木很正派，他也不说什么别的，只说，你们来了，身体怎?样？别乱找人，都是提醒我。我那时也不敢随便找人。那时胡耀邦到了组织部了，我打听到胡耀邦住在富强胡同，就找到他家里，丁玲这个材料我是送到胡耀邦家里的，但是说他不在家，没有见到，这样，我就把申诉材料留在那里了。

对胡耀邦同志我们有一点亲身的感受，有印象的。他在延安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了，很年轻，也很能干。也听到一些对他的评价，说他还不大成熟。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我到野战军部队里去体验生活，去的是华北野战军四纵队，胡耀邦是四纵队的政治委员，我在他们纵队，下到一个团里，旅长是狼牙山五壮士那个团的，傅崇碧是旅的政治委员，我就在他下面的团里。胡耀邦把部队作家和谷岩调到纵队，要他给部队战士编一个文化课本，三字经，要求有政治内容，有自然科学，有文化，谷岩编好了，胡耀邦把我调到纵队，要我帮助修改。我看了一下，觉得很好，我提了一些意见，就又回到连队去了。但是胡耀邦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觉得在战争时候，野战军天天跑路，这么一种情况下面，他想到编这么一个课本，而且这么小心仔细，找了部队作家编，还不放心，知道我在，又找我帮助修改，我觉得他有魄力啊。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1957年把我们打成右派以后，我和丁玲每天晚上就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王府大街多福巷附近，沿着马路散步。我们那时很苦闷啊，已经都定案了嘛，有一次就在马路上碰到胡耀邦了，那时我们的事已经公布，见报了。他一看到我们，不是那种不屑于、不想见你的表情，他的表情是很愕然，很意外，还跟我们拉了手。

我还去找了王震，他问我的身体怎么样，跑到北京来干什么？我说要给丁玲申诉啊，跟他谈丁玲平反的问题。王震说，丁玲从南京出来，她不是到了延安嘛，没到别的地方去嘛，没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啊，没有去国统区啊！他的意思很明显，是同情丁玲的，支持丁玲平反的。过了几天，中组部要约见我。我到了中组部，接待我的是柯里同志，胡耀邦委托柯里管我们的事。柯里告诉我说，胡耀邦同志很忙，你们的材料都收到了，他看了你们的申诉材料，特别委托我和你们谈话，他对丁玲向来关心，我们会好好处理的，你就放心吧。柯里谈得很简单，也没有多谈，询问了一下我们的生活情况，说这是新的长征，要往前看，多接触社会，开阔眼界，并且说以后有事可以直接书信联系，把通讯地址及联系人都告诉我。这样，我就返回山西去等消息了。

这一趟去北京，听到很多消息，我们对于解决问题更加充满信心了。

〖JP+1〗1978年的7月6日，老顶山公社党委书记来通知丁玲，说是根据中共中央11号文件的规定和山西省委的指示，决定给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这当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了，我就给公社提建议，说是应该开一个正式的会议，在会议上宣布这件事，丁玲也想在会上发个言，表示表示心情。公社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但是我们的关系搞得挺好的，公社党委就同意了我这个意见，过了些日子，7月18日，在嶂头村公社办公室开了一个为丁玲摘帽子的会议，大概有六七个人参加。丁玲发了言，当然是表示感谢了，感谢给她摘了帽子，但是感谢之后又说：请求党“清理复查我这一生，特别是与我的政治生命有关的几个关键问题，并且做出相应的结论”。她的意思就是表示，不是摘了帽子，我丁玲的问题就结束了，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开始。〖JP〗

〖JP+1〗大约就是在那同一天，吃完午饭，公社秘书给我们拿来一封信，是中央组织部办公室的来信，写给丁玲的，通过山西省委组织部转来的。信的意思是说，丁玲同志，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所申诉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已经知道了，请等候处理。我们的意见，你们可以根据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安排，暂时住到太原去。〖JP〗

本来丁玲我们的想法，是希望以后能够回北京，或者去上海，还是想要和孩子们住在一起，这样相互有个照料，医疗条件也好一些。但是既然要我们去太原，那就先去太原吧。我们就等着，等候上边来通知我们。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个好消息，是中央组织部对我们的关心，说明他们还重视丁玲的申述。但是一连等了几个月，一直没有通知我们什么时候去太原。

进京上诉（2）

但是也有不好的消息。当时我们订了两份报纸，《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从报纸上先后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谈鲁迅《悼丁君》的诗，文章里边说，姚文元是丁玲的儿子，好像是登在第三版的上半截，很大一块，那个作者是从鲁迅的诗里牵强附会地解释，歪曲了事实。农场里有一个大学生，那也是个呀呀呜的大学生，年纪也大了，还有大队的支部书记，他们就来问丁玲：姚文元是你的儿子吗？丁玲就说：姚文元如果真是我的儿子，我还能在你们这个村子里住着吗？人家是政治局的常委啊，他要是我的儿子，我还住在你这里？还有一篇文章，也是解释鲁迅的《悼丁君》诗，他的结论是，鲁迅在诗里边痛斥丁玲变节。此外，《解放军报》刊登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词条解释，其中关于丁玲、冯雪峰的注释，仍然沿袭旧说，说成是右派反党集团。我们感到，这几篇文章不是孤立出现的，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就是制造舆论啊，就是说，丁玲你就别妄想平反了。

此外还有一篇文章，登在《人民文学》第五期上，这篇文章里写道，丁玲这个反党集团和胡风这个反党集团，一个是在解放区，一个是在大后方，一个在党内，一个在党外，他们是互相呼应的。接着又出现了周扬的“笑谈历史功过”的访问记。当时虽然“四人帮”垮台了，但是在丁玲平反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阻力啊，很困难啊，有一些人不同意啊，我们就得到这样的印象：有人并不希望我们回到北京。其实我们也并不想回北京，不想再回到文坛里去。

丁玲逝世前后（1）

从1985年开始，丁玲的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到了秋天，病重住进协和医院，我天天往医院跑，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说我是模范护士。我对祖慧的爱人周良鹏说，你懂些医学，医院这头的事，你多来照应。又对祖林说，作协那边的事，你多联系。蒋祖林夫妇是我们1979年回北京后，从上海调到北京的。蒋祖林原来留学苏联，是学习潜水艇制造的，因为受到他妈妈的牵连，回国以后没有从事军事工业，而是到上海去搞民用船舶制造。1958年我们到了黑龙江农场以后，蒋祖林从苏联给他妈妈写了一封信，就是丁玲在《风雪人间》那本回忆录里写到的《远方来信》。蒋祖林在信中说，要暂时与妈妈中止书信来往。这封信对丁玲的打击很大，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也是情有可原，完全可以理解的。1980年夏天丁玲和我去庐山休养，路过上海，住在衡山宾馆，蒋祖林、李灵源夫妇来宾馆看望，在这次见面时丁玲就对他们夫妇说了，要把他们调到北京来。祖林后来调到六机部，我们原来想把李灵源调到作协，给丁玲做秘书，但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搞音乐教育的，她还是想搞自己的专业，所以一直到退休以后才来北京。

丁玲去世时，作协由鲍昌写丁玲的生平，这个生平的修改引起了一些争论。我提出，应该写上“丁玲是继鲁、郭、茅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有人就不同意。这个生平征求了刘白羽、林默涵的意见，最后由邓力群定稿。丁玲的治丧委员会我提出不希望周扬参加。有人说，不搞治丧委员会，我也同意不搞。我向习仲勋同志和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提出，丁玲遗体要盖党旗，我记得似乎李伯钊同志逝世时盖了党旗，后来中组部老干部局的同志答复我说，李伯钊同志没有盖党旗。

我和《中国》编辑部的同志一起商量，有人又提议说，那就给丁玲盖个红旗，上面写上大字：“丁玲不死——北大荒人献”。可是临时上哪里找一面很大的红旗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同志说，他们那里有，一下子拿来了两面，缝成一块。找谁写这几个字呢？有人说找范曾，有人说找大康，就是康雍。最后决定派刘宇一去天津请范曾写。有位司机同志说：“为什么不能盖党旗？我带着，遗体告别的时候我给丁玲同志盖上，看谁来揭？”我制止了他。黑龙江农场总局来了4位同志，代表北大荒人给丁玲盖了红旗。作协印了很多讣告，据说寄了，但是遗体告别仪式结束那天晚上，邓颖超同志的秘书来电话告诉我说，对不起，邓大姐没有收到讣告，所以没能参加告别仪式，是看了电视新闻才知道的。

遗体告别之前，我还特地在《光明日报》登了广告：丁玲遗体3月15日在八宝山火化，因怕布告不周，特此奉告。那天新华社发消息说去了500多人，实际去了1000多人。那几天刮大风，我怕灵堂外面的挽联、花圈挂不住，被大风刮走，向作协提出来，要求他们想办法，采取措施，但作协说没办法。我就去找北京市副市长叶子龙，他和丁玲我们很熟，叶子龙批示，请天安门管理处帮助解决。天安门管理处就把原来开大会做临时厕所的大帆布拿出几块，把灵堂围了起来，搭了个棚子。中国现代作家排名早有一个公认的顺序，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理），现在到80年代之后，有的人被捧得很高，超过了前面这几位，似乎太过。

丁玲去世了，我还活着。她走了，但她的事情没有完。过去我们承担着共同的事业，她走了，我的负担加重了，能力我也不如她，动笔时总有不少的困难。丁玲的事情很多，老搞不完，因为读者和研究人员还在关心她，关注着她，有的是要写文章，有的是要出版她的著作，我有责任对于这些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帮助，做一点事情。比如，河北美术出版社来找我，要丁玲过去出版过的一本带画的儿童读物《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是写一个小红军的，1953年曾经由上海出版过，一下子印了20万册。河北想要重新出版。虽然这篇文章在《丁玲文集》里也收了，把文集给他们就可以了，但我还是费了很大力气，把1953年上海首次出版的单行本找出来，复印给他们，我觉得这样做才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