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

[美] 凯茜·苏丹 著

刘国枝 李静娴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 /（美）苏丹著 ；刘国枝 , 李静娴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3.7

书名原文 ：A Beirut Heart

ISBN 978–7–5086–4053–2

I. 我…   II. ① 苏…   ② 刘…   ③李…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6288 号

A BERUIT HEART: ONE WOMAN’S WAR @ 2005 Cathy Sulta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CARLETTA PRESS, 10 South 5th Street, #1105, Minneapolis, MN 55402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

著       者 ：［美］凯茜·苏丹 译       者 ：刘国枝   李静娴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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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中国读者

黎巴嫩大事表

序言 围裙上的弹孔

私奔

贝鲁特，我的恋人

内战的教训

多亏了亲人和朋友

我这辈子还能跳舞吗？

离开

回家

宠物、火箭弹和狙击手

人与鼠

希望幻灭

煎熬

后 记

致 谢

致中国读者

年轻的时候，我梦想着去异国他乡生活。1969年，我与我的黎巴嫩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美国，到达黎巴嫩的贝鲁特，从而实现了这个梦想。我很快就爱上了那个新的国家及其语言和文化。1975年，内战爆发时，我不愿被赶出家园，不愿失去人性。

由于内战及其对我家人所造成的巨大影响，1984年，我们不得不返回美国。我现在经常回黎巴嫩探亲访友。我非常幸运。我享有两种生活，因为我行走在两种文化之中。这是上天对我的巨大恩赐。我的生活拥有不同的语言、广泛的友谊和丰富的阅历。

能够得到这个机会与你们——我的中国读者——分享我的故事，而且是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我深感荣幸。我的中国之行也将让我有机会了解另一种文化，进一步丰富我的生活。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凯茜·2013年6月10日

黎巴嫩大事表

公元前3000年 — 在有记载的历史上，我们今天所说的黎巴嫩最早是一系列海滨城市和为森林所覆盖的内陆，居住着迦南人，即希腊人称之为腓尼基人的一个闪米特民族。每个海滨城市都是一个独立王国：提尔和西顿是海运和贸易中心；比布鲁斯和贝鲁特斯（即贝鲁特）则是贸易和宗教中心，在不同时期，这里曾先后被希腊人、埃及人、希泰人、亚述人和波斯人所统治。在战后的贝鲁特废墟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他们认为始于8000年前的古腓尼基人的遗址。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占领提尔。亚历山大死后，将领们为争夺腓尼基（今天的黎巴嫩）而混战了两个多世纪。

公元前64年 — 罗马将黎巴嫩并入其帝国。奥古斯都大帝承认贝鲁特斯的殖民地位，该城成为罗马法的一所著名外省学院，直到6世纪中期毁于一连串的自然灾害。

公元634~1258年 — 20世纪黎巴嫩宗教冲突和内战的种中世纪就已播下。基督教于4世纪传到这里，当时黎巴嫩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所统治。伊斯兰教创建于公元634年，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1]艾卜·巴克尔将伊斯兰教传入黎巴嫩。其间伊斯兰教分裂为什叶派和逊尼派。1021年前后，德鲁兹派在黎巴嫩定居。该国先后为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统治，直到马穆鲁克人于公元1187年最后掌权。在穆斯林统治下，黎巴嫩迅速发展成为航运中心和玻璃、纺织品及陶器产地，还是著名的文化中心。

1512~1840年 — 奥斯曼帝国兴起，并于1516~1517年打穆鲁克人后，将黎巴嫩纳为自己的属地。奥斯曼人让曼家族—定居在黎巴嫩山区的德鲁兹派的一个当地望族—行使管理权，直到其领导人法赫鲁丁发起独立运动而被奥斯曼人处死。接替他的贝希尔·谢哈布增加税赋，强征兵役，引起基督教派和德鲁兹派的反抗。

1840~1860年 — 奥斯曼人和英国人将贝希尔·谢哈布流放。

为了遏制独立思潮，奥斯曼人在基督教派和德鲁兹派之间挑拨离间。

1860年，德鲁兹派屠杀了一万二千名马龙派基督徒。由于奥斯曼人未能阻止流血事件，法国政府为马龙派出兵干涉。

1914~1918年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联手奥、匈武装，与英、法、俄，以及后来还有美国所组成的同盟国武装抗衡。随着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瓦解。

1916年 — 由英、法、俄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对曼帝国进行瓜分，英国控制了巴勒斯坦，而今天为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地区则落入法国手中。

1941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自由法国”武装入侵黎巴嫩，从维希法国军队手中夺取贝鲁特。

1943年 — 黎巴嫩摆脱法国获得正式独立，最后一批法国军队于1946年撤出。

1948年 — 以色列国建立。随后，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难民们纷纷涌入黎巴嫩和约旦。

1958年 — 穆斯林响应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泛阿拉伯运动，第一次黎巴嫩内战由此爆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出一万五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到达贝鲁特，以稳定局势。

1964年—各阿拉伯国家首脑在开罗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

1969年—亚西尔·阿拉法特当选为巴解主席。

1970年—巴解游击队被赶出约旦。他们将司令部设在贝鲁特，从黎巴嫩南部对以色列不断发动攻击。由于以色列军队与巴解武装频繁冲突，黎巴嫩—尤其是贝鲁特，因为巴解组织将基地设在贝鲁特难民营—陷入动荡之中。

1975年 — 在巴勒斯坦问题日益凸显的同时，穆斯林认为政治权力和社会福利分配不均并因此感到不满，从而加剧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分歧。

1975年 — 教堂枪击事件发生后，一辆载有巴勒斯坦人的汽车遭到基督教派武装的袭击。这两起事件被视为引发内战的导火线。巴勒斯坦武装与左翼穆斯林联手，战火在贝鲁特蔓延开来。

1976年 — 内战升级。基督教派对卡伦迪纳和特勒扎塔尔的巴勒斯坦居民大肆屠杀，巴勒斯坦人则对达穆尔的基督教徒以牙还牙。应基督教派请求，叙利亚军队进驻黎巴嫩。

1978年 — 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南部。联合国部队（即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被派往黎巴嫩南部巡逻。以色列在占领区成立亲以黎巴嫩民兵组织（南黎巴嫩军）。叙利亚军队对贝鲁特的基督教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1980~1981年 — 以色列及以色列所支持的基督教民兵组贝卡谷地、桑宁山和贝鲁特抗击叙利亚军队的战事升级。

1982年 — 阿里埃勒·沙龙领导的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占领贝鲁特，包围并密集轰炸该城七十二天。基督教长枪党领导人贝希尔·杰马耶勒在当选为黎巴嫩总统后遇害。基督教长枪党民兵在贝鲁特的萨布拉- 夏蒂拉难民营杀死几千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士兵则向难民营投放照明弹。法国和意大利军队抵达贝鲁特，加入多国维和部队。

1982年 — 巴解组织被赶出黎巴嫩，阿拉法特在突尼斯设令部。

1983年 — 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被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自杀式炸弹炸毁。美法两国军事司令部被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自杀式炸弹夷为平地，三百多名军人丧生。

1984年 — 贝鲁特西区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德鲁兹教派向黎巴嫩政府军发起攻击，导致黎巴嫩政府军瓦解，随后多国部队撤出贝鲁特。

1984~1987年 — 贝鲁特发生西方人遭绑架事件，其中包终被折磨致死的中情局驻该地情报站负责人威廉·巴克利。绑架事件继续发生，包括美联社记者特里·安德森。坎特伯雷大主教特使特里·韦特在寻求解救美国人质时在贝鲁特西区失踪。什叶派与德鲁兹派的民兵战使叙利亚军队重新开进贝鲁特。巴勒斯坦营地再度遭到围攻，叙利亚军队在贝鲁特驻扎下来。

1988年 — 黎巴嫩议会选举新总统失败；对立两派的总理鲁特东西两区各自为政。

1989年 — 基督教派黎巴嫩总理米歇尔·奥恩将军对在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军队宣战。贝鲁特东区遭到叙利亚军队和黎巴嫩民兵联盟围攻。奥恩弃战，躲进法国大使馆，后来乘飞机飞往法国，其余部上千人则遭到杀害。

1991年 — 黎巴嫩各派领导人通过民族和解宪章，即《塔协定》。

1991年 — 特里·韦特在被关押一千七百六十三天后获释，他的头四年是在单独监禁中度过。

2000年 — 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占领后，主要由于真主党对其发动的游击战，以色列从黎巴嫩大部分地区撤军。

2005年 — 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遭暗杀身亡。该事件引发黎巴嫩“雪松革命”，继而使叙利亚在长达二十九年的占领后撤军。联合国真相考察团到达黎巴嫩，对哈里里遇害事件进行调查。9月初，四位将军—均为黎巴嫩情报机构领导人—因与暗杀事件有牵连而被捕。议会选举举行，结果还是原来那批实权派领导人重新上台。

[1] 哈里发（Khalifah），伊斯兰教教职的称谓。—编1920年 — 法国宣布将黎巴嫩山与贝鲁特、的黎波里、西顿、提尔、阿卡以及贝卡谷地等地区连为一体，成立大黎巴嫩国。

序言

围裙上的弹孔

叙利亚军队轰炸我们社区已经三天了。

轰炸停息后，我们返回公寓，发现窗玻璃像以往一样变得粉碎。我准备清扫碎玻璃，因此走进厨房去拿围裙和扫帚。我的紫红色长围裙衬有一层塑料布，挂在厨房门背后的挂钩上。我伸手去取时，注意到围裙的正中间有个洞眼。我将手指穿过洞眼，捅进橡木门上打烂的木屑里。一旁的地板上，有颗三英寸长的机关枪子弹，已经变形，很难看出原来的形状。在房间的另一头，我发现窗户的左侧一角有个圆形弹孔。子弹是打在厨房水槽前的白瓷砖上，再反弹回来穿过我的围裙和木门，然后落在我女儿的芭比娃娃厨房系列玩具旁。我做饭时，奈拉常常在那儿玩耍，身旁摆着她的锅碗瓢盆，一举一动学着我的模样。我儿子纳姆从我身边凑过去，捡起子弹，说：“归我收藏了！”

我走到窗户旁，把食指伸进弹孔。在想象中，我能看到自己站在水槽边忙碌时，子弹射进我的后背，我能感觉到自己躺在厨房的地上动弹不得，呼吸艰难，我能听到亲人们的哭喊声在我身边渐渐模糊起来。

我丈夫伸手搂住我的腰，让我定了定神。他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受：这一次，我们又侥幸逃生。

但是，仍然没有谁提起离开的话。

如今，我住在威斯康星州的欧克莱尔，在这里，围裙安全地挂在挂钩上，也不大会发生子弹打烂厨房门窗的事情。我1983年回到美国，当时贝鲁特内战已进入第八个年头。尽管我开始喜欢上威斯康星州宁静祥和的乡村生活，但时隔二十二年之后，我仍然怀着迫切的心情期盼着每年一度的贝鲁特之旅，就像一个女人即将与自己俊朗迷人的恋人久别重逢一般。而且我从来不曾失望，我为那座城市的温暖拥抱而开心。我为自己走在大街上，观赏各种景色，聆听社区重建的各种声音而欣喜。我喜欢各种晚宴，以及与朋友们在装修一新的腓尼基酒店享受精美的午餐，大家一边品尝着丰盛的食物和当地的美酒，一边回顾一年来的种种趣闻逸事。我总是想搬回贝鲁特，与那些朋友们相伴到老。但是，在欧克莱尔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很难想象重返贝鲁特—一座其发展被十五年的战争所中断的城市—会是什么情形。我心中的贝鲁特还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座繁华市，有高楼大厦、城市公园、古老的露天市场，还有九重葛和紫藤，以及两旁桉树挺立的林荫大道—那个地方已经不复存在。

离开贝鲁特让我深受打击。犹如心心相印的恋人一般，那座已经融入我的灵魂。当然，我所说的城市是指那里的人们、文化、历史以及黎巴嫩人和蔼可亲的处事方式。四十岁时，在一个我所热爱的地方生活了十四年之后，我被迫离开那里。经过这么多年，我的心脏仍然跟着那个生机勃勃、熙熙攘攘的贝鲁特的日常节奏而跳动。我对别人说我不由自主，但其实是我不愿放手。我仍然坚持说法语和阿拉伯语。我喜欢那些语言从我口里说出来时的声音。它们让我觉得自己还在那里与朋友们畅谈。每当我制作鹰嘴豆酱汁和茄子酱汁，品尝着鹰嘴豆的硬实和添加了芝麻酱、大蒜和柠檬的茄子的烟熏味时，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双脚仿佛依然牢牢扎根于那种饮食与文化（我称之为我自己的饮食与文化）之中。

战争之初，出于实际的考虑，我选择留下来战斗。我所谓的“战斗”是以家庭主妇的方式来战斗。作为家庭温暖的守护者，你是一家人的核心。当你的孩子们的卧室墙壁被炸弹炸塌一部分时，你是给他们宽慰的母亲；在你的丈夫一上午都忙着医治受伤的平民，并将残缺不全的遗体送往殡仪馆后，你是给他安抚的妻子。总而言之，你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的脉搏。你的职责数不胜数，没有止境。

你得对付缺水问题。三更半夜里，当水终于流出来时，你开始清洗全家人的衣服。你把大桶小桶都盛满水，好用来洗碗、浇灌花草、冲洗厕所。你想方设法应对每天的断电。当你准备晚餐时，孩子们借着厨房餐桌上的烛光来完成作业。你手里握着手电筒，走下八层楼的楼梯去遛狗。尽管你所在的街道通宵都在打仗，你还是早早地让孩子们穿好衣服，填饱肚子，以便及时赶上六点四十五分的校车。而当学校由于战争而关闭，有时一次要关好几个月时，你就请一位家教，让孩子们把心思花在有益的事情上。

你得储存白糖、面粉、大米和罐头食品。你把用来做饭的备用煤气罐存放在阳台上，并祈祷炸弹不要落在上面。走在街上时，你不再漫无目的地逛进蔬菜水果店和面包店，而是藏在掀翻的海运集装箱后，避开潜伏于屋顶的狙击手的视线。他不可避免地会打中什么人。某个上午，当你出门办事时，发现有位邻居躺在街上已经死去，子弹射中了她的头部。你穿上黑衣，参加又一场毫无意义的葬礼。你为家人的平安和坚持下去的勇气而不断祈祷。

你退回到厨房，做饭犹如服用镇静剂。多数日子里，你的餐桌旁坐满了热烈交谈的人们，这对提振心情，尤其是你的孩子们的心情很有好处。你尽力营造一种紧密团结、同舟共济的氛围。这有助于缓解恐惧、驱除绝望，因而是一种抵抗疗法。

你尽量让家里变得井井有条。国家领导人却没有你这种家庭主妇式的精力和专心。他们不能让街道保持清洁，不能投递邮件和清运垃圾。你可以在自己家中维持一种和平的气氛。你已经成为一位高明的协调员，常常被大家族的人请去调解劝和。国家领导人有责任使黎巴嫩这个大家庭保持和平。看到敌意升级时，他们没有办法阻止不同的政治派别演变成别有用心的民兵组织。可能是因为个人的贪欲或政治上的僵化，也可能是纯粹的无能，他们没能挽救这个老百姓交给他们来保护的国家。

战争爆发之前，我过着美满惬意的生活。人们把我当作黎巴嫩人来接纳和爱护。我住在漂亮的房子里，里面有各种罗马手工文物、波斯地毯和腓尼基双耳陶罐，我觉得这些东西与我的黎巴嫩生活密不可分。我有热情友好的朋友，我叫得出邻居们的名字，我丈夫的医疗诊所颇有名气，我的孩子们说着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长大。当你顺心时，就不会仅仅因为街头的机关枪交火而匆忙卷铺盖离开。起初，你对自己说战斗会停止，交战的双方会恢复理智。一旦自己的城市危在旦夕，他们怎能不恢复理智呢？你太天真了。你不知道，如果没有英明的领导人来消除各种引发人们不满的社会弊病，怨愤的情绪就会日积月累。

有人问我为什么留下，为什么没有采取明智之举返回美国，对此我只有一个答案：大多数人都会做出与我同样的选择。就算你所住的街道出现了一条大裂缝，就算发生了几次余震，你还是不会撤离震区。下一次余震过后，如果你的街道毁了，你会怎么办？依然坚守；你认识的所有人都在坚守。又譬如说你住在南佛罗里达。上帝凭着自己无穷的智慧，决定时不时地来一场扫荡。在飓风摧毁你的家园后，你会离开吗？不，你会重建。还有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两岸、遭受过两三次洪灾的人们，他们离开了吗？没有，因为他们热爱自己所生活的流域。

我们的决定不合常理吗？完全符合！说到底，我们毕竟是人。

私奔

/ 离开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跑到动荡不安的中东去生活 /

我并非总是固守着一个地方。我在华盛顿特区长大，那个城市与贝鲁特有着惊人的相似，倒不是因为文化的多元，而是因为贫富的悬殊。我离开的原因之一在于青春期的叛逆心理。我怪我父母在许多方面太僵化、太冷漠，我以为只有他们是那样。我还受不了他们那些老观念：认为父亲的话就是圣旨，母亲则极少介入。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是老一辈人的典型作风。正如使人对一座城市产生或改变印象的往往是那里的人们一样，我把华盛顿与我父母的思维方式相等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提到思想开明这个特点，我就只会联想到贝鲁特，它用恋人般的怀抱让我心醉神迷。因此，当那个我已经扎根并爱上的城市渐渐变得比华盛顿还要糟糕得多时，于我就成了一件最为可怕的事情。

当然，我和我父母都错了。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内讧和幼稚都是动荡的种子。由于不够成熟，不能站出来处理分歧和解决争端，家庭，还有国家，就会陷入战争。

高中阶段是我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修女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们。她们经常互相交流看法，认为我学习不行并且永远不可能成器。在我摆脱她们的控制后并在大学里表现相当出色时，不难想象所有的人该是多么惊讶。

毕业后，因为一时难以决定自己的职业路径，我在华盛顿的普罗维登斯医疗中心找了份工作，成为助理医疗顾问。我的职责是为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服务，他们大多是外国人。我帮助他们组织各种会议，安排值班时间，落实住宿问题。我还负责写推荐信和简历，并帮助他们提高英语。我喜欢与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打交道，并与许多人成为朋友。他们把我介绍给他们的家人，我还受邀参加他们的文化庆祝活动。餐桌旁的欢声笑语，发自内心的亲吻和拥抱，他们的孩子轻轻松松地用多种语言进行交流 — 这一切与我自己的家有着天壤之别。

我开始与一两位医生约会。我甚至想象自己嫁给其中的某位，并在国外生活。由于我与我父母还在冷战，那种场景令我十分向往。

有好几年，我想象自己生活在中亚的某个地方。我想象自己坐在一位健壮的塔吉克人身后，骑在奔驰的马上。有时候，我梦想着在前往婆罗洲[1]的途中，正航行于南中国海上，空气中弥漫着肉和桂皮的芳香。我还想象自己被一位苏丹[2]绑架，在璀璨的星空下骑着骆驼穿越沙漠。

我在贝鲁特的未来始于一个梦，梦境中，一片片沙地和波浪似的沙丘蜿蜒起伏，远处则是宁静美丽、一望无际的沙漠。我梦中的女主人与她的贝都因丈夫居住在帐篷里。她跟他一样身材高大，气宇不凡。当她走到太阳底下时，那绣有金丝图案的蓝色长裙闪闪发亮。她的金发梳成两条长长的辫子，几乎垂到了地面。在阿里巴巴和舍赫拉查德王后的《天方夜谭》中的异国他乡，她是她丈夫部落的王后；在那个异国他乡，满载着货物的骆驼组成的商队沿着宽阔的沙道，朝沙漠边缘的集市走去。

1964年12月初，我遇见了我的“苏丹 ”，不是在梦中的沙漠，而是当他开始在华盛顿医疗中心实习之时。是一位共同的朋友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位朋友在贝鲁特时跟他上过同一所医学院。在随后的半年里，只要不是轮到米歇尔值夜班，我们就时时刻刻待在一起。他带领我走进他的音乐、艺术、语言和文化世界。我第一次到现场欣赏歌剧，聆听了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还听过让·皮埃尔·郎帕尔[3]的笛子演奏。米歇尔将我带进乔治城别具一格的餐厅，我们坐在角落里的烛光餐桌旁，点一瓶香槟。我过生日时，他送给我一对镶嵌着绿松石的金耳环。在华盛顿教堂，我第一次聆听了巴赫和维瓦尔第曲，听完音乐会后，我们有时会漫步穿过石溪公园。

从这个我仅仅认识半年、名叫米歇尔·纳姆·苏丹的黎巴嫩男人身上，我找到了违背父母意愿、离开他们位于华盛顿的家的勇气。我喜欢他把我当一位女士看待，总是为我开门和拉开椅子。当他握住我的手时，他会亲吻它；当他看着我的眼睛时，他的笑容让我心里踏实。他不断努力地想把英语说好，犯错时也愿意让人纠正。我爱米歇尔的一切。我爱他黝黑的皮肤的纹理，及阳光释放的温暖让他的黑眼睛炯炯有神的模样。他长着一头卷发，那些小发卷耷拉在后颈的样子别有一番风采。他的指甲修得短而干净，还有他的高级皮鞋、羊绒袜子、香奈儿香水，以及他穿着剪裁得体的全棉衬衣和里面缝有法国商标的漂亮柔和的羊毛西服、系着丝质领带的装束，都让我迷恋不已。他的右侧裤袋里总是有一条折叠整齐的手帕。与他并排坐在黑暗的剧院里时，我喜欢他握着我的手，喜欢他用拇指在我的掌心画着圆圈。而让我最为心仪的，则是他的儒雅温柔。

经过这么多年，我依然相信，激励我离开华盛顿的是我的外婆凯瑟琳·希翰。1905年，十八岁的她离开了贫穷的爱尔兰。在爱丽丝岛登陆后，她搭上一列火车，去投奔几位住在华盛顿的表亲。在那里，她遇见并嫁给了一位带着六个小孩子的鳏夫威廉·柯林斯，接着又给他生了六个孩子。我母亲是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叫凯瑟琳，作为老大，她得帮忙照看年幼的弟妹。

六十年后，二十二岁的我所逃离的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想逃离我父母的狭隘世界，寻找更为广阔的天地。从孩提时起，我就让我的父母大伤脑筋。我父亲不知道怎样对付一个固执、自作主张、他的每一道指令的孩子。很显然，如果开诚布公地交谈，肯定会让我们之间形成一种更健康的、充满爱与理解的氛围，可我父母却认为，做孩子的就应该被管教，而不应该多说话。遗憾的是，我渴望关注，一旦得不到，就用反叛的方式来获取，这只会使他们更加相信我是个被惯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当我渐渐长大，不再受到体罚时，我发现自己更能随心所欲了。到二十二岁时，我与父母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紧张和抵触关系，家庭战争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如果我的父母能够与我讨论我们之间的分歧，情况又会怎样？虽然由于代沟而存在误解，（我知道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还会努力寻找什么人带我走得越远越好吗？如果他们把米歇尔当成家里的一员，了解一下他的家庭、国家和文化，如果我父亲花点儿心思，学一两个阿拉伯语单词，并在哪一天说出来让米歇尔感到惊喜，我的生活就会大不一样。如果我父亲把米歇尔叫到一旁，主动提出想办法帮他在这里行医，或者如果他说：“我们很希望你和凯茜能住在附近，希望看到外孙们在我们身边长大。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这里可能比回黎巴嫩安全一些。”如果事情朝这个方向发展，而米歇尔能慢慢地爱我父亲，就像我爱他父亲一样，我可能就不至于走极端，离开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跑到动荡不安的中东去生活。

1965年6月底的一个上午，我和米歇尔启程前往波士顿，他将在那里的莱黑诊所开始自己的内科住院实习。他并没有承诺要娶我，可我知道他已经与一位年轻的黎巴嫩女人解除了婚约。他也没有说过“我爱你”，只有“你的绿眼睛捕获了我的心”这句话勉强算得上的爱情宣言。也许我该有所疑虑，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那么自信。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决心要俘获他的心，直到他向我求婚，但我潜意识里肯定有这种念头，因为我竭尽全力地想把我们的爱情变成某种永恒的东西。后来，当米歇尔敞开心扉，谈到自己的更多情况时，我才知道他也做出了同样的努力。真诚的两性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双方不约而同地决定要让它变得完满持久。我知道米歇尔一旦培训结束，就无意留在美国。他希望在贝鲁特行医，正因如此，一想到要嫁给他，我就兴奋莫名。

对于跟米歇尔一起生活的情景，我的设想非常浪漫，所以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得有人会做饭，而那个人可能就是我。

在去波士顿之前，我很少进厨房。那是我妈妈的领地，而我连最基本的烹饪技巧都不会。烤火鸡准备起来似乎并不难，所以是我最早尝试的菜品之一。一个星期五的傍晚，在我们出去参加一个聚会之前，我把一只我在超市特卖时购买的小火鸡拿了出来。星期六一（尽管头天晚上睡得很晚），我脚上还穿着白色的软毛拖鞋，就走进厨房。我不知道从哪里了解到，在烤箱里用低温长时间慢烤，可以使火鸡汁多肉嫩。我想在上午晚些时候把火鸡放入烤箱，以便我和米歇尔能腾出下午的时间放松一下。从火鸡上取下保鲜膜时，我在烤箱背后的镜子里瞥见了自己。我的头发乱糟糟地竖着，就像一只大公鸡。我一边撕开保鲜膜清洗火鸡，一边不断地看自己，看我前臂上肌肉的颤动。

“瞧啊，凯茜，”我说，“你是厨师了，你做的第一只火鸡一定会很棒。”

我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知道怎样做填料。我用植物油煎了些洋葱，只是稍稍有点儿糊。接着，我把调好的填料倒在上面，结果又干又硬，直到我查阅烹饪步骤，才明白得“加水”。当然，现在我难以想象自己当年居然那么笨。觉得加够了水时，我就把填料一股脑儿塞进火鸡肚子里，再用牙签缝上。在与米歇尔一起去查尔斯河边散步之前，我把火鸡放进温度设定为300℃的烤箱。

散步回来后，我做了土豆泥，将青豆解冻，开了一罐橘子酱。然后，我特地穿上漂亮衣服，精心打扮一番。觉得火候到了时，我从烤箱里端出一只烤得金黄的火鸡，装在大餐盘里，得意地摆到桌上。直到将烤盘用水浸泡后，我才意识到没有留肉汁。好在厨房的食品柜里有一罐现成的酱汁。

随着我一刀猛切下去，血水涌了出来，溅在我的裙子和白色的桌布上。米歇尔急忙退开，才让他的晚礼服衬衣逃过一劫。火鸡只烤熟了大约一英寸，其余都是生的。我顿时觉得满面发烫，脸上似乎都冒出热气来。米歇尔静静地坐在那里，垂着眼睛，双手放在腿上。我在火鸡的表层搜寻着，挑出一点点烤熟的肉放进他的盘子里，但是只有几小片。他的盘子大半都还空着，于是我给了他一大团土豆泥，很多青豆，再浇上一堆罐装酱汁。

“你会喜欢填料的。”我一边说，一边把火鸡侧过来，这样便于给他分填料。更多的血水流了出来，接着还有一大包内脏—在往火鸡里放填料之前，我忘了要掏出内脏。米歇尔站起身，把餐巾扔在桌上，走进洗手间，锁上了门。

一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我就端起流血的火鸡，走进厨房，倒入了垃圾桶。等他出来时，我正坐在沙发上。

“你有兴趣带一位饿着肚子的女士出去吃饭吗？”我难为情地问道。

第二天上午，我出去买了《烹饪的乐趣》，那是我妈妈用的食谱，不过我真正的收获是茱莉亚·查尔德的《掌握法式烹饪的艺术》一书。就那样，我成了一位迫切好学、如饥似渴的厨师，翻看着一页页的菜谱，了解什么是焯、焖、去油和煎炸。过去的我，那个在成长过程中特别缺乏安全感的我，那个统考常常不及格的我可能会说，“这又是些我不擅长的事情，我甚至不会做饭。”但是我的生活变了，我不仅没有接受初次的失败，反而决心要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厨师。

晚上，当米歇尔阅读他的医学期刊时，我就研究菜谱，并将需要买的东西列在单子上。有天晚上，为了让米歇尔开心，我尝试了一道全新的菜：扇贝，我觉得那些圆圆的、白嫩可口的食物就像湿漉漉的舌头，但茱莉亚·查尔德称之为“圣雅克扇贝”。用白葡萄酒在文火上煮过之后，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舀到搅拌好的奶油蛋黄糊里，然后重新放入贝壳中，撒上碎瑞士奶酪，再稍稍烘烤。除了这道主菜之外，我只上了一杯长相思白葡萄酒和一个长形烤面包。我未曾预料的是，当晚我们早早地回到卧室后，米歇尔表现出很不一样的浪漫温存，与我为他做生火鸡的那个夜晚简直判若两人。我想，要成为优秀厨师，这无疑是最佳的动机。

享受过海鲜在米歇尔身上产生的效果后，我迫切地想尝试其他菜品。我只能想象酸甜菜肴所带来的快乐，或者某个夏日，在科德角的一处偏僻沙滩上，品尝着微辣的凉菜，或者某个透着凉意的秋夜，在火边就着醇正的波尔多红酒，品味柔软的法国卡芒贝尔奶酪或布里奶酪，该是多么惬意。

我每周六都会带着从茱莉亚的书上摘抄下来的所需调料的单子，去逛波士顿的露天集市。我逛着一个个摊子，发现不少我前所未见的食物：茄子、洋蓟、各种不同的生菜 — 我一直以为生菜只有一种，即球形生菜。我买了迷迭香和罗勒，甚至还知道怎样用它们烹饪鸡肉和牛肉。我发现了长霉的奶酪，有白霉、绿霉和黑霉。“这东西能吃吗？”我问，“还是得把它刨掉？”

集市上，整头的牛在大卸几块后被分割售卖；一堆堆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而且不是罐装；各种我以前闻所未闻的的鱼整条摆在冰上，看上去就像长着大脑袋和海狗胡须的怪物。

米歇尔从医院一到家，我的诱惑游戏就开始了。等到我喊他吃饭时，我们的小公寓里四处弥漫着诱人的香气。他坐到餐桌旁，显得迫不及待。作为主题的前奏，我先端上一些简单的东西来逗他，比如用带果香味的橄榄油、醋、松子、小葡萄干以及蒜蓉腌渍过的烤红椒，好吊足他的胃口。接着可能是一道用小茴香和很多大蒜调味的扁豆和蔬菜浓汤。

当我为感恩节再一次尝试烹饪火鸡时，我已经把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烹饪用的填料是新鲜板栗和香肠。我发誓再也不做这道菜了，因为那几磅美味的板栗仅仅是浸泡和去壳，就花了我差不多六个小时。当然，后来我又多次为感恩节重显手艺，因为在肥腻的猪肉香肠和香草中烤板栗的香味实在是让人难以抵挡。

烹饪过这么多年的美味之后，每次烤火鸡，米歇尔都还要调侃我。

“可别忘了掏内脏。”他说，自己也忍俊不禁。我抓起一块干海绵朝他砸去，但他敏捷地闪开了。

被我好吃好喝地伺候了八个月之后，米歇尔开口向我求婚。出于十二分的明智—我已经二十三岁—我答应了。

“我们是不是该邀请你父母来参加婚礼？”他问。从本质上说，我是个性格外向的人，总是喜欢引人关注。我他说：“可以啊，如果你想看到这一幕的话。” 我坐到餐桌旁，轮流模仿我父母说话的语气，我的脑袋侧向就代表我父亲，侧向右边就代表我母亲。右边先开口。 “你对他有了解吗？” “你怎么能指望我了解？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凯茜倒是说过，他是一位希腊天主教徒。”“这就是说，他是真正的天主教徒吗？” “他叫米歇尔。我还以为那是个女孩的名字。” “我才不管他叫什么名字，我就叫他迈克。” 米歇尔忍不住哈哈大笑，眼泪都流了出来。 “不知道他吃不吃汉堡和热狗？”“如果他吃一种名叫‘kibbeha’[4]的东西，恐怕就不会吃‘真食物’。Kibbeh这个词多难念啊，听起来就像狗叫。”

米歇尔这时已经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又擦眼睛又擤鼻子的。我自己也快要喘不过气来，但我的观众欣赏得那么投入，我也就不想打住。我把头侧向我父亲那边。

“真见鬼，我敢说他甚至连橄榄球都不懂。”

1966年4月14日，我与米歇尔举行了婚礼，在场的只有几位黎巴嫩朋友。那天的晚些时候，我给我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喜讯。他们知道我在跟米歇尔恋爱，因为圣诞节回家时，我开口闭口都是米歇尔。兴奋之下，我以为他们就算不会表达由衷的开心，起码也会显出几分热情。没想到我父亲只说了一句：“你们好歹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吧？”我自以为是地认为，对于我所接受的60年代所流行的那些观点，他也会赞同。当然，我希望他说：“太好了，我为你感到高兴，凯茜。”可我父亲不是那种人。我与一个男人私奔，并且未经他同意就嫁给那个男人，现在居然指望他因为这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我父亲更会表达自己的感情的话，可能会把我大骂一顿。几天后我又给家里打电话，这一次接电话的是我母亲。让我的是，她说：“哦，我很高兴你打来电话。” 我能听到我父亲在一旁喊道：“别忘了告诉凯茜……” 他们俩听起来一反常态。接着，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跟姐妹们打过电话，请求她们帮忙。她们中有谁出面帮我说了情，并让我父母对我的婚姻表现得积极一些。也许她让我父母坐了下来，跟他们解释说，希腊天主教徒跟他们这种天主教徒差别不大，这桩婚事对我来说很不错。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我十分感激。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被介绍给米歇尔的部分家人。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弟弟雅克时的情景：他站在我们家门口，比我高出一截，黑眼睛里含着笑意。他鼻子很尖，体格健壮，就像某位古希腊的神。他走了进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闻了闻我正在做的饭菜，接着朝米歇尔眨眨眼，说：“没错，你们会很幸福的。瞧我带什么来了！”

他从背后拿出一瓶香槟酒，望着米歇尔，脱口说出一串我听不懂的法语。我喜欢那种声音，喜欢它在口里绕动的方式。我以前几乎没听过米歇尔说法语，现在他也叽里呱啦地说起来。突然，他们一同转向我。

“对不起，”米歇尔说，“我们应该说英语的，让你也能懂。”

“不，没关系。”我笑了起来，“我很喜欢它的声音，尽管我听不懂。”

“可我们在说你啊。”雅克开玩笑道，低下头来亲吻我的面颊。我正在想该怎么接话才合适，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我这两位兄弟太无礼了。”

在雅克身后，站着一位气质优雅的女人，她留着黑色的短发，穿着剪裁合身的套裙和高跟鞋。她抱着胳膊靠在墙上，笑吟吟地看着我。

“他们总是这样，”她说，“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跟他们一起生活。” 事实上，雅克和他最好的朋友乔·苏素将在麻省理工学院学造，他们准备搬进来跟我们一起居住。

米歇尔的姐姐安德蕾走了进来，热情地亲吻我的两边面颊。“我会用英语跟你讲话，不过还会教你一点儿法语和阿拉伯语。那么，当这两个家伙使坏时，你就不会蒙在鼓里了。”

我们的小餐厅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我时刻备有食物以便可以随时端到桌上，哪怕只是切好的胡萝卜片或黄瓜片。我知道如果不这样的话，家里的三个男人就会像醉醺醺的酒鬼一般大呼小叫地要吃的。我常常假装对被他们呼来唤去很生气，但其实我并不介意。有时候，尽管下着大雪，朋友们还是会带着各种酒到来，偶尔还会带些食物，只需加热就行。就算要从头到尾准备一顿饭，对我来说也不是太费事。我会在厨房里品着一杯酒，并参与他们的聊天。

到我们家来的大多是黎巴嫩人，过了一段日子，我才明白他们彼此很不一样：有穆斯林，有亚美尼亚人，有希腊正教徒，有毛乎乎的胸脯上挂着大项链的马龙派天主教徒，还有米歇尔和他弟弟那样的希腊天主教徒。他们都各有职业，彼此开着玩笑，喜欢聚在一起。

有时候，开心的时光会演变成愤怒的争吵，而且总是用阿拉伯语。我觉得他们听上去就像是在恶斗。女人们会躲进厨房，围成一团，多数时候会因为他们的争吵感到好笑，而我却忐忑不安。接着，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争吵声戛然停止，又成了一片欢声笑语。

在米歇尔即将结束第二年的内科住院实习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如果说我们对即将做父母感到兴奋的话，那么我贝鲁特的公公就是欣喜若狂。他坚信我怀的是个男孩，将以他的名字命名，每隔几周，他就会寄钱来，让我们购买他孙子所需的任何东西。当我们让我公公的希望落空时，我才舒了一口气。1967年1月12日，我生下一个七磅六盎司[5]重的健康男孩，取名为纳姆·米歇尔·苏丹。在阿拉伯语中，“纳姆”是“亲切、宽和”之意。

要等到一年多之后，我们才会移居黎巴嫩。米歇尔在波士顿完成培训后，我们将搬往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他将在那里的大学医院从事肠胃病学研究，度过在美国的最后一年时间。我又怀孕了，尽管我们很想在离开美国之前再要个孩子，但当时实在不是时候。米歇尔的研究将于1968年7月1日开始，而我的预产期紧随其后。那段日子特别忙，也特别紧张：我既要为三个男人操持家务，还要照顾孩子，并为所有人准备晚餐。

我父母对我们打算在米歇尔实习结束后移居黎巴嫩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每周都打来电话，想劝我不要去。与此同时，我外婆凯瑟琳则给了我一个惊喜，她自告奋勇地来到波士顿，帮我们为搬往麦迪逊做准备。我觉得她可能有某种秘而不宣的动机，因为她也不断地想劝阻我去黎巴嫩。

由于我们的生活一片忙乱，当阿以战争于1967年6月5日爆发时，我几乎没怎么留意。对我而言，那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米歇尔和他弟弟总是在谈论，因为从情感上说，他们当然非常关心。当我看到米歇尔深受影响，看到他总是守在电视机前，心事重重，无法做任何事情时，我才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我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另一个即将出生。我们将迁往中东，我孩子的未来对我尤为重要。我看到美国人赞成我们的政府支持以色列。这种行为有合法的理由吗？阿拉伯人真如报纸所言是侵略者吗？官方对于中东的判断与我从中立的黎巴嫩观察家那里听说的大相径庭。当我问米歇尔时，他建议我自己去做些调查，以便更好地了解那里的地区冲突。

1967年5月下旬，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宣称要封锁蒂朗海峡[6]，这会对以色列的航运造成极大影响。美国和联合国都同意制订出某种埃及和以色列双方都可接受的折中方案。但是未等方案达成，以色列就先发制人，对西奈半岛上的埃及军营发动攻击。联合国敦促立即停火，以色列却置若罔闻，相继从叙利亚手中夺取戈兰高地，从埃及手中占领加沙地带，从约旦手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

战争期间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在吃饭时，米歇尔说：“我今天听说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跟战争有关吗？” “我给一位病人做检查时，”他说，“他问我是哪儿人，聊着聊我们很快就聊到了战争。他说他在中西部拥有很多家报纸，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新闻报道有那么多的偏见，为什么被描写成侵略者阿拉伯人而不是以色列人。那人回答说，‘归根结底在于钱。我意靠的是广告。如果我写的是我所看到的真相，而这种真相会让某些人不高兴，事情就会传出去。过不了多久，广告商就不会在我的报纸上登广告了。那么我就没有钱印报纸，于是就会破产。’”

“可这是政治勒索啊！”

“我就是这么说的，”米歇尔答道，“可那位病人只是耸耸肩，似乎在说，这儿的潜规则就是这样。”

“都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干吗不说出真相呢，哪怕是有损以色列的形象？”

“因为在这个国家，犹太人比阿拉伯人更有影响力。” “甚至可以是非颠倒？怎么能这样？”我问，“昨天，以色列了美国‘自由’号军舰，导致三十四名美国士兵丧生。他们声称是一次事故。那是一艘在地中海航行的美国情报船，还挂着美国国旗。怎么可能是事故呢？我们的政府是怎么回事？明明是以色列错了，他们干吗那么害怕谴责它？”

“凯茜，你刚才就说到点子上了，”米歇尔说，“这是政治勒索。” 我开始多读多问。我对整个中东，尤其对是以色列了解得那么少，真是令人难堪。我们在波士顿的美国朋友大多是犹太人，还有一位是记者，所以我有很多可以咨询的专家。当了解到为什么要建立以色列国时，我赞成1948年的联合国决议，该决议宣称，从法律和道义上说，历经劫难的犹太人有权拥有一个家园。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了接纳犹太移民，为什么就得将成千上万已经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人赶走。而事发之后，对彼此的自我决定权和生存权，为什么不能达种互认？我发现，因为多少年来互不宽容、思想狭隘和未能抓住的和会而导致的阿以冲突，其实跟家庭冲突没有两样：由于谁也不肯做出必要的妥协，它一旦开始，有时就会无止无休。

米歇尔不曾料到这种冲突会跟随他到麦迪逊，但事实就是如此。开始研究工作几天后，他参加了一次会议，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实习医生对他做了自我介绍。

“你是哪儿人？”

米歇尔回答后，那位实习医生说：“我在西奈看到过你的阿拉伯同胞讨水喝。当然，我们一滴都没给。看着他们渴死可要有趣得多。”

米歇尔后来告诉我，他一时不知道如何应对，他惊呆了。他很想揍那家伙一顿，但知道那样会把事情闹大。于是他站起身，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房间。事后他才知道，那位实习医生是美籍犹太人，六月战争期间曾自愿加入以色列军队。他和他的战友们不仅让西奈的埃及战俘活活渴死，还逼着他们自掘坟墓。詹姆斯·班福德在他的《秘密机构》[7]一书中披露，主要是因为美国“自由”号战舰在对这次屠杀进行侦察，以色列人才用F-16轰炸机和鱼雷艇袭击了它。我们到达麦迪逊的当天，我就阵痛发作。1968年6月27日，我生下一个六磅四盎司重的漂亮女儿，我们为她取名为奈拉·玛丽亚。[8]

在产后康复并作为一双年幼子女的母亲而开始按部就班的生活后，我渐渐为我们公寓的位置感到庆幸—这里俯瞰着曼多塔湖，是为贝鲁特生活做心理准备的最佳场所。我得决定将哪些东西留下或卖掉，再将哪些东西运走。我开始自学法语，并尽量找米歇尔练习。他的所谓辅导就是上床并让我自己看书，过不了几分钟，他就呼呼大睡。

我的外婆凯瑟琳又待了两个月，帮忙照看纳姆和奈拉。她不停地谆谆教导我美国是多么伟大。“听着，亲爱的，”她总是说，“你不可能离开美国，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她越说，我的眼神就越呆滞。有天下午，孩子们睡觉后，我们面对着湖，坐在沙发上喝茶。

“这么说，凯茜，”她说，“你还是一定要放弃美国吗？”

“外婆，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不是放弃这个国家，只是想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东西。”

“嗯，我想不出能体验些什么。你知道，美国一直待我不薄。如果我待在爱尔兰，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您离开爱尔兰的原因跟我离开美国的原因完全是两码事儿。不过我现在不想就此多谈。”

“我知道，亲爱的。别以为我不懂有多难。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父亲就很难相处，一会儿喝得烂醉，一会儿和蔼可亲。如果他回家的时候很清醒，那么你要什么他就会给什么。如果是灌了一肚子酒回来，他会立马抽出皮带，打得你皮开肉绽，说了你都不会相信。哎呀，天啊，有好几次，我整整一周都没法儿坐。所以你瞧，我不仅仅是因为穷才离开爱尔兰。当然了，那儿很美，我很爱它，但是我了这里。美国才是真正的鱼米之乡啊，凯茜。”

“嗯，外婆，有个更广阔的世界在召唤我。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回来的，谁知道呢？”接着，我凑近她，噘起嘴，用夸张的法语说，“Ma Cherie, je cherche quelque chosebeaucoup plus exotique.”[9]

凯瑟琳望着我，闭上一只眼睛。“瞧瞧你，都已经说上那种愚蠢的语言了。我猜等你回来的时候，一准儿满口说的都是让人听不懂的玩意儿。”

我给她添了一点儿茶，她很喜欢这种加了全脂牛奶和两块方糖的热气腾腾的浓茶。那兑入牛奶时的枫糖浆般的棕色，还有散发出来的香气，都十分诱人。她靠到沙发背上，抿了一口茶。

“ 唉，”她说，“在我的孙子辈中，只有你能沏出一杯像样的茶。你知道，亲爱的，我真的不希望你走，可我知道你像我当年一样坚定，所以我闭嘴好了。我会为你祈祷的，凯茜宝贝儿，并祝你一切顺利。”

[1]婆罗洲，马来群岛的世界第三大岛，一半属马来西亚，一半属印尼。

[2]苏丹，对伊斯兰教国家君主的称呼，但在本书中，作者丈夫的姓氏也是“苏丹”。

[3]让·皮埃尔·朗帕尔，法国著名长笛演奏家，1956年起任巴黎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首席长笛，巴黎音乐学院教授。

[4]kibbeh，黎巴嫩传统食物“碎肉面饼”，最经典的做法是由碎羊肉、面粉、果仁和多种调料制作而成，共有五十多种。

[5]盎司，英制重量计量单位。等于1/16磅，或约等于28.3495克。

[6]蒂朗海峡，位于埃及的西奈半岛东南岸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亚喀巴湾与红海在此交汇。

[7]詹姆斯·班福德：《秘密机构：超级秘密的国家安全机构解剖》，2001年201~202页。

[8]在阿拉伯语中，“奈拉”意为“接受礼物的人”。

[9]意为“亲爱的，我要寻找某种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东西”。

贝鲁特，我的恋人

/ 我心爱的城市，很可能还有我全部的生活，正渐渐走向毁灭 /

1969年6月17日，当我们的航班飞临贝鲁特时，我看到碧蓝的海水边绵延着数英里的天然海滩。在滨海大道旁，许多白色的大理石建筑在夕阳下如珍珠般闪光。我激动得心脏怦怦直跳。“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心里想，“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飞机着陆后，乘客们都鼓掌欢呼。站起来取行李时，他们转头对旁边的人（尽管大多都素不相识）说，“Hamdalah alsalame.”米歇尔告诉我，他们的意思是“欢迎回家，感谢上帝让你旅途平安”。

“他们干吗要欢呼？”我问，“是为我们没有失事而庆幸吗？” 坐在我们身后的一位年长男士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不是，夫我们之所以欢呼，是为回到我们心爱的城市而高兴。”

我从未见过如此的热情和如此的生活乐趣。后来我渐渐了解到，这是温文尔雅、性情开朗的黎巴嫩人的普遍行为。

贝鲁特这座城市就像它的人民一样宽容，在这里，不管是光塔[1]里报告祈祷时刻的人，还是教堂里洪亮的钟声，都能让信徒们开始祈祷。我刚到贝鲁特时，常常坐在市中心烈士广场[2]的长凳上，倾听各种声音：汽车收音机里的声音—有时播放的是法国民歌，有时是喉音很重、热情奔放的阿拉伯歌曲；在我的周围，人们说着法语、阿拉伯语和带有口音的英语；闭上眼睛时，我能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和头顶上飞机的轰鸣，还有轻柔的海风在拂动着棕榈树叶，以及鸽子扇动着翅膀落在烈士铜像那伸长的手臂上；附近小餐馆里的厨师亮着大嗓门对话，服务生匆忙收拾餐桌时碗盘叮当作响；在烈士广场周围各自的等候区，出租车司机按照古老的传统，高声报出自己的目的地。

犹如没有耐心的孩子一般，我迫不及待地等到一个空闲的下午，去哈姆拉街上的一家露天餐馆享受了一顿小吃。随后，我顺着那一长溜密密麻麻的商店晃悠，踏进“新书心语”书店买了几本最新的美国畅销书，再逛到一个街区之隔的“窈窕淑女”时装店。我走进店里，只是摸了摸那些卡夏尔真丝裙子、羊绒毛衣和时尚的羊毛套裙，就转身离开，心里盼望着有朝一日，我也能买上一件这种来自巴黎的高级时装。

最能体现黎巴嫩人社交习俗的莫过于他们的咖啡礼仪。在各种场合，哪怕是慰问死者亲属，人们都会用咖啡待客。在对丧亲者说“Awat bi Salamtek（愿上帝保佑您健康）”之后，我会坐到那些亲友旁边。某位邻居或专门请来帮忙的主事人会给屋子里的吊唁者逐一送上咖啡。我会从银托盘上端起一小杯浓浓的土耳其咖啡，转头对死者亲属说，“Allah Yer Hamou.”（“愿他 / 她安息。”）

上午出门办事时，我经常顺道去看朋友。我以喝咖啡为幌子，但真正的原因在于朋友相伴的乐趣。一些我不太相熟的人也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并且很自然地要留我吃午饭，仿佛我也是家里的一员。我往往会婉言谢绝，于是他们就用在社交礼节上必不可少的土耳其咖啡来招待我。像许多黎巴嫩人一样，我的衣服也是找裁缝定制。每年秋天和早春，我都会去位于塔维里露天市场的卡萨特利兄弟布店。店主会请我坐到长桌旁，让人送上咖啡，同时指导店员展开一匹匹上好的丝绸、羊毛和亚麻让我挑选。

我对烹饪的热爱像磁铁一般把我吸引到贝鲁特的露天市场。我带着两个很大的塑料购物袋，穿着平常的夏装和结实的鞋子，沿着具有两千年历史的铺着鹅卵石路面的街巷，在三个街区转来转去，就像以前在波士顿一样逐个小摊地闲逛。但两者的相似仅限于此。与在波士顿不同的是，在贝鲁特，我注意倾听人们怎样与小贩交谈，学会怎样用阿拉伯语就一公斤西红柿或鱼的价钱进行还价。这里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新奇水果，如红石榴、黄榅椑、仙人果、鲜橙般色泽子以及西柚般大小的黄色皱皮柚。这里有沿街叫卖的小贩，他们推着装满茄子、小胡瓜、嫩羊角豆、西红柿、柠檬和青菜豆的小车，穿行在狭窄的街道上，时不时地停下来与家庭主妇和女佣讨价还价。

逛露天市场是一种奇特的嗅觉体验。在涂有百里香和橄榄油包那令人垂涎的味道旁，可能就是肉商们倒在牲口残渣上的消毒剂的气味。登喜路烟叶和古巴雪茄的浓郁气息与烤咖啡豆的香气在同一条街上弥漫。任由你的鼻子引导着转弯，扑面而来的可能是一摊驴子屎尿的气味。在另一条巷子里，你可能闻到一阵抹有大蒜蛋黄酱的串烧鸡肉的气味而开始垂涎欲滴，也可能是为附近路边的一堆烂水果和剩青菜的气味而几乎大倒胃口。

尽管我对贝鲁特深深痴迷，但我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阅读它的历史。真正阅读之后，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爱上它。它至少已有五千年之久。那些古老的露天市场，还有阴暗的鹅卵石街巷，与人们传说克丽奥佩特拉[3]在公元前48年所走过的没有两样。我追随着她的脚步，而温暖的太阳则玩着影子的游戏，由浅变深，再重新变浅，一会儿很热，一会儿又凉飕飕的，让我的前臂长出鸡皮疙瘩。在一个古代曾经散发着松木和麝香，以及焚香和没药的芬芳的地方，不难想象女人们就金铜器物讨价还价的情景。在这里，腓尼基人用自己的陶器和珍贵的紫色染料与波斯人、巴比伦人和希腊人进行贸易。在露天市场的尽头，是一家沐浴着阳光的漂亮花店，看上去五彩斑斓：有红色的剑兰、粉色的康乃馨、黄色的水仙，还有栀子花、玫瑰以及橙色的卷丹。店主说着一口纯正的英语。出于好奇，我问他这家店开了多久。

“很久很久了，”他说，“早在一百年前，我们家族就在这个角落做生意。”

阿加米餐馆是贝鲁特餐饮业的“地标”，它倚靠着塔维里露场的后墙。这里顾客盈门，要想有一席之位，就得在巷子里排长队等候。不过没有人会介意。想到可以品尝调有西芹、桂皮和多香果粉并浇上鹰嘴豆酱汁的肉串，或者享用配有芝麻酱、大蒜和柠檬酱汁、夹在热乎乎的面包里的那种鲜嫩、腌渍过的羊肉片，就算久等也值。初冬的傍晚，贝鲁特的另外一个标志是从烤板栗的壳里所散发出来的扑鼻香气—那些板栗十来颗一包，包在头天的报纸里；当我和米歇尔手挽手沿着滨海大道散步时，我只需剥掉那热乎乎的松开的壳，就能一饱口福。

贝鲁特一度是罗马帝国最著名的法学院所在地，直到公元551年，这座城市（当时名叫“贝鲁特斯”）在一次地震中部分被毁。我对这个有许多名字的地方很感兴趣。我常常坐在阳台上，俯瞰着城市，默默地念着：“贝里特”，“贝鲁特斯”，“贝鲁斯”，“贝鲁特”。感觉就像在口里念叨着我的新恋人的各种不同的名字。

作为一个被恋人般的城市所迷住的外国人，起初，我很容易就被其异域风情的一面所吸引。1969年，贝鲁特的繁荣达到巅峰。人们常对我说，“你来到了中东的巴黎。”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些奢华的酒店、高级的餐馆以及夜总会和海滩，比起法国或意大利海滨胜地的景致毫不逊色。但贝鲁特也有其脏乱差的一面，我抵达那天瞥见过这样一幅场景：沿着机场路旁的一道带刺铁丝网背后，有不少波纹铁皮屋顶的棚屋。那是萨布拉 - 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水沟里有成堆的无人清理的垃圾。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什叶派穆斯林从南方来到这里，因为以色列军队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摧毁他们的村庄。他们在贝鲁特南部安顿下来—人们要我对那里避而远之。处于上流社会的黎巴嫩逊尼派穆斯林常常在哈姆拉街的时髦咖啡馆里与有钱的基督生意，却瞧不起那些为他们清理烟头、收拾餐桌的贫穷的什叶派穆斯林。在私立学校里，黎巴嫩孩子学的是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受教育率达到惊人的百分之八十八。而背街小巷贫民窟里的难民孩子则栖身于用废弃的混凝土块砌成的陋室，上的是联合国开办的学校，学的则仅仅是阿拉伯语。

从1969到1975年，我和我的家人平静地住在巴达罗街的一套漂亮的顶层公寓里，那里不仅有种满花草的露台，还可以观赏迷人的市容。我喜欢地中海的夜晚那缀满繁星的天空，喜欢月亮渐渐升到梅顿山上，喜欢夏天的盛风将茉莉花的醉人芳香吹到空中。

1975年3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坐在阳台上。孩子们已经入睡，米歇尔也刚刚上床。我磨蹭了一会儿，品尝着杯子里的葡萄酒，欣赏着美丽宁静的夜晚。回头想想，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自我们离开美国后的六年来，我收获颇丰，我不禁为自己喝彩。但与此同时，我也深感不安。我心爱的城市，很可能还有我全部的生活，正渐渐走向毁灭—就算我希望相信有人会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阻止，我再也不能无视这一事实。我的担忧源于有关国内骚乱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各种新闻报道。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城里，失业率节节攀升。以色列定期对巴勒斯坦目标实施轰炸，而黎巴嫩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刚刚在联合国发表了一番言辞激烈的讲话。

4月13日下午，我丈夫的姐姐安德蕾要去拜访黎巴嫩的阿拉伯语报纸《今日报》的老板加桑·图韦尼，途中顺道来到我们家。她想就一起严重事件给我们提个醒—该事件可能会引发一场大灾难。

当天早些时候，基督教长枪党领导人皮埃尔·杰马耶勒按计划前往位于我们附近的艾因拉马奈社区的一座新教堂参加供奉仪式。他正要进入教堂时，有枪手从一辆路过的车上朝他射击。他的两名保镖被当场打死，但皮埃尔毫发无损。袭击发生后，长枪党民兵受命在社区的街道上巡逻，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一辆满载着巴勒斯坦人的公共汽车从杰马耶勒遭袭的街上驶过。通常情况下，巴勒斯坦人不会从这个基督徒聚居的社区经过，而是选择两个街区之外的主干道进入夏赫穆斯林飞地[4]。长枪党枪手朝公共汽车射击，二十七名乘客被打死，另有十九人受伤。巴勒斯坦人谴责长枪党先开火，而基督教派则声称是巴勒斯坦人先动手。为了平息进一步的骚乱，长枪党将对此次屠杀负责的两人交给黎巴嫩政府。这一姿态却于事无补。到星期天傍晚，基督教派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波及邻近的街道。装备有M-16冲锋枪的年轻人把守着临时路障，开始朝昔日的朋友—突然间变成敌人的民兵—开火。双方雇佣的狙击手纷纷占据屋顶的位置，开始漫不经心地朝无辜的男女瞄准射击，犹如朝篱笆桩上的目标射击一般。从那天起，在我们街道的尽头，一阵阵机关枪声打破了我们的夜晚原有的安宁。

我那两旁大树成荫的街道变成了一条致命的领土分界线，也臭名昭著的绿色分界线。

[1]光塔，清真寺旁由报告祈祷时刻的人使用。

[2]为了纪念被奥斯曼人杀害的黎巴嫩民族主义者，1916年，贝鲁特市中心座公园被命名为“烈士广场”，1950年又建立了一座烈士纪念碑。

[3]克丽奥佩特拉，“埃及艳后”，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法老。

[4]飞地，指在本国境内的隶属另一国的一块领土。

内战的教训

/ 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就把我视为关系到他们生活好坏的晴雨表，他们时刻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看到我头脑冷静，他们就觉得安心 /

很显然，我并没有从自己在1967年6月阿以冲突期间的政治觉醒中吸取任何教训，因为后来发生了叙利亚军队那次空前的、子弹洞穿我的围裙的进攻，而在事情发生之前六周就有人提醒过我，可我却置若罔闻。

我和米歇尔受邀出席埃里·哈耶克上校家中的晚宴，美国使馆的武官也是当晚的客人之一。晚宴时我们与他相对而坐。我对他在用餐时说的话印象不深，却记住了他在喝咖啡时的言论。武官一脸严肃地探过身来，对我和米歇尔说：“有件事情你们应该知道。”

看到他的表情突然变得这么严肃，我感到不解，也许还有几分好笑，便问：“什么事情？”

“大约一个半月之后，叙利亚军队会攻打基督徒聚居的贝鲁特东区。”

我紧张地一笑，说：“您在说些什么？这种事情您怎么可能知道？”

那位彬彬有礼的武官此前给我们讲了不少他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长大时的趣闻，现在却没有回应我的微笑。“叙利亚人觉得基督教派是和平解决这场内战的绊脚石，”他说，“所以该教训他们一下。”

他看到我不相信地苦笑和抬起眉头，不禁有些懊恼。“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武官说。他催促我带着家人离开这个国家，或者起码离开这座城市，夏天不要待在这里。出于礼貌，我没有当面反驳，但我根本没有把那个预言放在心里。就算叙利亚军队准备进攻，美国政府怎么可能在了解信息后仍然袖手旁观？

那是内战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的1978年，7月的第一个周末，米歇尔难得地可以在星期六休息。他去一公里以外的阿什拉菲耶看他妈妈了，但答应尽早回来带我们去海滩午餐。那天正好是我们为女儿十岁生日举行大型聚会的一周之后。快到中午时，米歇尔打来电话，说他妈妈坚持要留他吃午饭—她经常这样。

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孩子们那天并不介意留在家里而不去海滩。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吃。他们走进厨房，站在冰箱前，说，“我们饿了，妈妈。快点儿，我们要吃东西。”他们开始毫不客气地笑话我，因为我很失望，行动起来也慢吞吞的，不过我已经准备好去海滩野餐的食物。纳姆和奈拉帮我把盘子拿到阳台上。我揭开芦笋乳蛋饼和鹅肝糜的保鲜膜，拿出刚刚烘烤的面包，我们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忘记了对米歇尔和他妈妈的不满，享受着下午的宁静时光。那种宁静令人十分惬意，十分轻松，于是我回到厨房，解下围裙，挂到的挂钩上，倒了一杯红酒端到外面。仿佛全体一百五十万贝鲁特人都倾城而出，把这个下午留给了我们。

我马上听出了那种声音。我的杯子从指间滑落，在地板上摔得粉碎。不等第一枚火箭弹于一分半钟之后落到我们社区，我和孩子们就已经奔进室内。经历了三年的战争，我很清楚该如何应对。我从卧室的柜子里一把拎出那个黑皮包，里面装有我们的护照、米歇尔的医学院文凭、他在美国培训的证书、我们的黎巴嫩身份证、珠宝首饰和几沓现金。接着，我把冰箱里的食物装起来准备搬到米歇尔的诊所—诊所位于二楼，遇到轰炸我们就在那里藏身。纳姆和奈拉也已经轻车熟路，把书和玩具塞进自己的包里。

我和孩子们正下楼时，听到米歇尔在下面的楼梯井气喘吁吁。他一看到我们的大楼笼罩在火箭弹爆炸后的滚滚浓烟之中，就从他妈妈家冲出来，奔下楼梯，钻进车里。听到他的鞋子有节奏地落在石阶上的声音，我就知道他正在三步并着两步地赶。我们在五楼和六楼之间的半道上会合，他抓住孩子们的手，转身带着他们飞奔下楼，随着一阵“咚咚”的脚步声，他们冲进了诊所。我下楼很慢，长期的膝关节毛病一直折磨着我，越是紧张就越发疼痛。

一发炮弹爆炸了，我无法判断是否击中这幢大楼，但扶手抖动起来。我一个趔趄，肩膀重重地撞在墙上。我吓坏了，忘记了膝关节的痛苦。转眼之间，我就已经下楼，来到了米歇尔身后。

他难以置信地望着我。“你是怎么下来的？膝关节不痛了吗？” “现在开始痛了。”我说，并大笑起来。战争开始时，我在米歇尔诊所的一间空储藏室里放了四张床垫及毯子、枕头和床单。有个备用房间里本来就有水槽和工作台，我了一台小烤箱和电冰箱，并给这个新厨房补充了简单做饭可能需要的其他东西。

我们带了二十多本法语漫画书到米歇尔的诊所，都是精装本《丁丁历险记》、《阿斯泰里克斯》、《奇克·比尔》、《卡托·马尔蒂斯》— 这些书在美国不像在欧洲或中东这么容易买到。在我们公寓的门厅里，有个整整一面墙高的书架，上面按系列存有约五百册漫画书。将床垫在地上摆好后，我们把漫画书堆在大家伸手可及的地方。拿的是哪一本并不重要，每一本我们都已经看了上千遍。

第四天上午，叙利亚军队同意停火后，我们离开米歇尔的诊所。当我们踏上楼梯，朝位于八楼的公寓走去时，看到新的一天从每个楼梯平台的破窗户里渗透进来，我不由得感到振奋。

走进厨房后，我发现了围裙上的那个弹孔。阳台的桌子上，只见一大群黄蜂苍蝇正嗡嗡乱叫地叮食我们被迫中断的野餐。在我那个方圆约八十英寸的迷你盆景花园里，米歇尔在花盆中找到了一些弹片和迫击炮的零星碎片。

在那场持续三天的战斗中，我们隔壁的邻居在一次轰炸中丧生。每天早晨，我拉开孩子们的鲜橙色窗帘，总能看到瑞耶斯太太正面对着我们，坐在自己家中的床边。每次一看到我，她都会微微一笑，随意地挥挥手。五年来，我们每天早晨都这样打着招呼。我常常想，她之所以坐在床边，就是为了等着看我在孩子们的窗口出现，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挥手致意。但愿她在公寓被炸毁时是顷刻身亡。从那天起，每当我抬眼望去，都只能看到一片饰有花边的窗帘在风中飘动，让我想起她挥动的手。

在那场战斗中，与我们家一街之隔的一栋漂亮别墅也遭受厄运：

有颗炸弹从它的屋顶落下，将三层楼悉数炸穿，屋顶的红瓦飞到了巴达罗街上。那栋楼似乎不确定是该倒塌还是顽强挺立。绿色的百叶窗斜挂在那儿，阳台像断桥般摇摇欲坠。几周过去了，几个月又过去了，那栋房子依然耸立着，我觉得它的正面简直就像一张面孔，顶层主楼梯两侧那两扇没有玻璃的圆形窗户就像它的眼睛。但花园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倒下来的大石块摧毁了楼房周围的草木，可短短几周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两支小茎从石缝中钻了出来，还长着鲜嫩的绿叶。它们一天天长大，直到整整一排小茉莉花树沿着巴达罗街上的黑色铁栅栏互相缠绕，并渐渐向栅栏顶部爬去。

在叙利亚轰炸期间，我将武官提醒我们离开城里的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后来，当我举目远眺，看着那些残垣断壁时，才想起他说过的话。我转向米歇尔，“我们跟武官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

米歇尔闭上眼睛，沉吟片刻。“大约六周之前。” 我们四目相对，点了点头。在中东这盘棋局中，我们只是些而已；对于冲突的渊源，内战的含义，以及那些重要的地区玩家，我们要了解的还有很多。

1970年，由于亚西尔·阿拉法特及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约旦的基地攻打以色列，侯赛因国王将他们驱逐出来。侯赛因认为，如果他对巴解听之任之，以色列就可能毁掉他的国家。于是，阿拉法特将他的司令部迁到贝鲁特的萨布拉 - 夏蒂拉难民营。

贝鲁特再也未能恢复如初。

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是黎巴嫩人中最贫穷的群体，早在1968年，他们就开始因为巴解驻扎在他们的村庄而深受其害。巴勒斯坦人从这些村庄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则以报复性袭击来回应，毁掉了不少房屋、庄稼，有时甚至是整个村庄。以色列政府认为，只要黎巴嫩村民允许巴解利用他们的地盘来攻打以色列，他们就应当受到惩罚。以色列强调，避免报复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巴解赶走。在没有外力帮助、缺乏可以与装备精良的巴解游击队相抗衡的武器的前提下，巴勒斯坦村民无法做到这一点。[1]

黎巴嫩政府不可能帮助这些村民。政府军在所有的地区冲突中都保持中立姿态，他们认为，一支中立的军队不会被以色列或叙利亚视为威胁。而巴勒斯坦人却将与以色列的斗争视为他们神圣的使命，因为以色列夺走了他们的土地。

1971年，弗朗吉亚总统削减了“二局”（黎巴嫩政府的一个相当于联邦调查局的机构）的力量。有传言说，弗朗吉亚与二局局长约翰尼·阿卜杜严重不和。弗朗吉亚想解除阿卜杜的权力。这种私人恩怨发生得太不是时候。一个被严重削弱的情报搜集机构没有资源去查明贝鲁特城内与日俱增的巴勒斯坦武装的格局。

事实证明，这对国家将是致命的隐患。

1973年4月，以色列突击队员潜入哈姆拉街一个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暗杀了三名巴勒斯坦重要领导人后逃之夭夭。我没有在意，以为这只是巴以之间的又一次交手，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却不能接受。虽然属于逊尼派，但他们也是穆斯林，所以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5月，弗朗吉亚总统命令他的六架军用飞机袭击萨布拉 - 夏蒂拉巴勒斯坦营地。对以色列的入侵和巴勒斯坦人的报复，黎巴嫩已经忍受太久。巴勒斯坦领导人不把黎巴嫩放在眼里，仿佛那些营地是他们自己的领土，甚至不允许黎巴嫩警察进营地抓人。他们自诩有自己的 “法律和秩序”。黎巴嫩的这次轰炸意在警告阿拉法特及其巴解不要太嚣张。自此之后，黎巴嫩似乎又恢复了正常。我们以为巴勒斯坦人已经开始与黎巴嫩政府合作。

1974年12月上旬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和孩子们出门去贝鲁特西区参加一场生日聚会，不料正好碰上以色列的炸弹袭击。纳姆和奈拉钻进我的车里时，通常会坐在后面。尽管当时的大众甲壳虫没有座位安全带，但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那紧凑的后座和小巧的窗户相对更为安全。我从来不用担心他们会掉出去或被武装分子抓住。小家伙们每次一爬进车里就有一个习惯：面对后窗跪在那里，寻找我扔在座位后面的后备厢里没有付费的停车罚单。这种游戏的目的在于弄清自他们上次坐车后我又积攒了多少张，并逗我说要告诉爸爸。

我们开到巴达罗街的尽头后，半绕过特尤奈转盘，向西朝海边驶去。我忘记了那条街的名字。大家都懒得去记贝鲁特的街名，除非是大马士革街、巴达罗街、滨海大道等主干道。要告诉朋友去我家的路线时，我总是说，过了大马士革街的国家博物馆后，往前两个街区，在别克专卖店右转，找到街道左边的科利菲谢和鲁内特精品店，再左转，然后停车。

那天的贝鲁特非常安静，因此我以为像平常那样选择绕过萨布拉 - 夏蒂拉营地的路线没有关系。街道在营地前到达尽头，所经之处曾经是一片伞状雪松—那是地中海地区特有的常青树。一长排仿佛被大火烧焦的高高低低的树构成街道中间的隔离带。

驶近营地正前方的下一个路口时，我听到一连串尖厉的声音，紧接着是巨大的轰鸣。我探身向前，前额几乎顶在挡风玻璃上时，看到三架飞机正在朝营地投掷炸弹。那是以色列的飞机，与一年半前轰炸过营地的黎巴嫩飞机有明显区别。

我连忙掉头，从两棵树间穿过隔离带，朝家中驶去。我慌慌张张地把车停在大楼前，然后与孩子们一起冲向米歇尔的诊所。我刚一开门，他几乎一头撞在我身上。“你们看到飞机了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飞机了吗？’”我回答道，“有颗炸弹差点儿击中我们。所以我们才回到这里，而不是在生日聚会上。”

米歇尔对我的话似乎充耳不闻。他听上去就像个小男孩，一心只想观看战机从他的城市低空飞过，而我则是带着两个小孩子的女人，刚刚看到那些战机几乎把炸弹扔在我们头上。我举起双手。“米歇尔，我们差点儿没命了！”米歇尔想要开口，又连忙止住，理亏地走到我们身边。他将我们拥进怀里，可我挣脱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满不在乎？”

“对不起。”他说。

“巴勒斯坦干吗要在贝鲁特扰乱我们的生活？”我问道，“当然，我也同情他们，但是天啊，难道这意味着，当以色列来轰炸他们时，我和孩子们也得搭上性命吗？”

看到我怒不可遏，米歇尔用了一个阿拉伯词“Wallouw”来引起我的注意 — 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其中之一就是，“你怎么能说种话？” “你太夸张了。”

“才不是，”我抢白道，“我和孩子们险些死在那儿，所以我很生气。”

“放松点儿，凯茜。很抱歉我让你不快，但你其实是恼火阿拉法特和他的巴解组织。我不是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及其巴解组织与可怜的巴勒斯坦人（其中既有逊尼派穆斯林，也有基督教徒）并不是一回事。我长叹了一口气，说：“你说得没错，对不起。”

1974年5月，黎巴嫩总统弗朗吉亚代表由十九个成员组成的阿拉伯联盟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他的目的是请求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接着，他向大会介绍了亚西尔·阿拉法特。我记得自己当时想，他这样做很高明，试图修复关系，改善黎巴嫩政府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不信任氛围。也可能他只是想安抚以逊尼派为主体的穆斯林世界，因为他们认为他的马龙派基督徒政府对巴勒斯坦人太过强硬。弗朗吉亚总统在演讲中责备以色列不该那样对待巴勒斯坦人，他演讲完毕，阿拉法特自己也发表了一番息事宁人的演讲。时至今日，如果我在贝鲁特的任何一条街上随意询问五十个人，那么四分之三的人会说，弗朗吉亚对以色列的指责是引发黎巴嫩内战的导火索之一。时任美国大使麦克·戈德利在启程前往美国和联合国之前，曾去总统府拜访弗朗吉亚。有传言说，他请求弗朗吉亚不要发表那番演讲，但是被总统拒绝。当弗朗吉亚的飞机在纽约着陆时，缉毒人员先后三次缉毒犬，在他的随从人员身上及行李中搜查大麻。[2]弗朗吉亚拒不接受福特总统的致歉，一定要有正式的书面道歉函，才允许美国大使回到贝鲁特。在弗朗吉亚总统任职期间，黎巴嫩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未能恢复。

1975年1月，南部的赛达县发生严重骚乱，导致一位民众爱戴的地方领导人身亡。他的葬礼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我以为这是南方的问题，但1975年4月13日，当我那位于巴达罗街的绿树掩映的宁静社区变成一条致命的领土分界线时，我才知道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对于内战，我们毫无心理准备。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当第一轮炮火雨点般地落在我们的街上时，我们已经吃一堑长一智，知道要飞快地找地方藏身，通常是到最近的建筑物或地下室里。但内战不仅仅是一轮炮火的问题。起初，基督教派与德鲁兹 - 巴勒斯坦联盟之间的战斗仅限于跟巴达罗相邻的艾因拉马奈 - 夏赫地区，没有波及贝鲁特的其他地方。但是，犹如浸润性癌一般，它渐渐扩散。在越来越多的区域，炸弹开始一连几天甚至几周地从天而降。到了最后，内战蔓延到各个社区。各民兵组织不断交战，有时在十字路口，有时隔着街道，有时在建筑物之间。在酒店区，他们朝彼此所占领的酒店狂轰滥炸，直到贝鲁特的许多地标都毁于一旦，如圣乔治酒

腓尼基酒店和假日酒店。在烈士广场周围的市中心，他们打起巷战，毁掉了贝鲁特那有两千年历史之久的露天市场。民兵战斗结束后，凡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碑、建筑或景点，几乎荡然无存。

设想一下你自己的城市吧。也许它是一座与纽约一样高楼林立的大都市。来自斯塔顿岛的炮火突然落在你位于布隆克斯区的街上，你的窗户全部粉碎。在华盛顿市中心你所在的社区和弗吉尼亚的阿灵顿，敌对的派别隔着波托马克河，你来我往地发射一百五十毫米迫击炮弹。芝加哥的敌对帮派在你们家大楼后面以行刑的方式解决分歧，而戴着面具的枪手则在密歇根大街游荡，威慑商人和吓走顾客。当你在尼科莱特购物中心朝自己的上班地点走去时，狙击手从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大楼屋顶朝你开枪。设想一下，那会是什么情景。

几个月过去了，毫无意义的杀人和绑架事件有增无减。爆炸成了这里的人们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你尽量不把它放在心里。你得顶住，得出门办事，送丈夫去上班，送孩子上校车。那些左邻右舍你看着从小长到大的年轻人成了民兵。他们设置路障，拦截无辜的平民。在城里的各个角落，每天都会出现新的尸体。你的丈夫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不知所踪。几小时后，他奇迹般地重新出现，说自己遭到抢劫、殴打，别人以为他已经咽气。街对面那位杂货店店主你已经认识多年，突然间却因为宗教信仰而成了敌人。长期为你服务的出租车司机拒绝搭载你，因为你是基督徒；他再也不能去你的社区，以免被人割喉。

炸弹不停地落下，你的家迟早会被其中一颗击中。家里的许西在爆炸中毁坏。现在你回家得爬上八层楼，因为轰炸造成社区全部断电。这意味着就算有水，也没有热水。你的车停在下面的街道上，车身满是弹片，看上去就像瑞士奶酪，可是你并不恼火。你庆幸子弹没有击中车的引擎，所以还能驾驶。

这场战争始于这一年的春天。你坚信熬到冬天，交战各方就会恢复理智，解决分歧。冬天来了，他们却一如既往。当一支敌对的民兵组织强行侵占你的社区，企图控制它时，你就选择从心理上拥有你的街道，在精神上保护它们。当你自己的民兵组织拿起武器时，你的丈夫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不经意间，你的社区变成了战区。你坚守着，准备一直战斗下去，直到重新控制你的街道。你坚信你的权利会得到伸张，你迟早会取得胜利。

整个冬天，战争都在持续。你的中央暖气不再有用。你一直尽力对付着。你照顾好自己，以便更好地照顾家人。要鼓起勇气一天天地熬下去并不容易。你不再有基本的必需品，每一件事情都变得艰难。汽油已经短缺。每次经过一辆停着的车，你都担心有炸弹。走在街道上时，你心惊胆战。你不知道狙击手藏在哪个屋顶。尽管弹，你的狗还是得每天出去遛一遛，除非你想床底下出现“地雷 ”。不管你多么累，孩子们做作业时还是需要帮助。虽然总是很疲倦，你还是尽力捕捉和珍藏那些稍纵即逝的、在餐桌旁与亲朋好友分享美酒佳肴的快乐时刻。你很少如愿。漫长的一天过后，当你与心爱的丈夫一起上床时，你已经因为挣扎着活命而疲惫不堪，所以脑海里根本都没有做爱的念头。

你忍受着从窗户外飞进来的子弹，甚至还有落在你的厨房水槽（你刚刚从那里挪开）里的三英寸长的子弹。你对取下来挂在厨背后的围裙上的弹孔视而不见。为了不至于发疯，你就得假装那些子弹是黄蜂，仅仅是些令人讨厌的虽然蜇人但并不致命的黄蜂而已。你做好各种防范，但有时还是不够，于是你一命呜呼。

当生命危在旦夕时，有时很难既维持按部就班的生活又遵循人之常情。对于我一生中最紧张时期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我并不感到自豪。我根本就不该让我的孩子们在贝鲁特待那么久。当米歇尔三番五次地催我带他们去山上时，我该听从他的意见。可是我没有。比起分隔两地、不停地为我丈夫的安全担心，我更看重全家人待在一起—哪怕是待在贝鲁特。

我对贝鲁特的痴情以极不理性的方式影响了我的判断力，而且正如所有畸形的两性关系一样，我是甘愿上当。不管你多么生气，每当你想离开时，你恋人般的城市就会花言巧语地哄你回来。某种看似可信的传言，或者某位外国高官的来访，都会让你产生虚幻的希望，以为这些恐怖事件会结束。一旦宣布停火，你就会第一个欢呼，“瞧，我说过的吧。”尤其是如果这种状况延续时间较长，生活似乎又恢复常态时。只有当你渐渐适应战争的习惯，当一天又一天的冲突延伸成一周又一周的战斗，你才突然发现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你心乱如麻，于是干脆不再去想离开的事情。

我去贝鲁特东区办事受到限制，因为携带着机关枪的年轻人把守着路障，他们坚持要查看我的身份证，并用威胁的口气盘问我是不是外国人。我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渐渐产生了本能。不管是出乎意料的声音还是突如其来的寂静，都有了新的意味。如果尖厉的哨音越逼声音越大，就表明有火箭弹飞来。我听说，就算在真正听到炮弹射来的声音之后，也还来得及找藏身之处并保住性命。

巴解组织和黎巴嫩穆斯林各派分别都雇有雇佣兵当狙击手。基督教长枪党民兵组织也有狙击手，但往往是他们自己的人。巴解雇佣兵朝我们的社区开枪，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为了保命，我们常常在两排沙袋之间狂奔，或者躲在航运集装箱后面—那些长方形金属箱长十七英尺，宽八英尺，原本用于海上运输货物。我们的民兵找到了一个把集装箱用作掩体的绝妙办法。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去码头偷集装箱，用叉车把它们装到货车上，然后给每个社区至少送来一个。我们的集装箱扔在巴达罗街的中间，就在与我们家两街区之隔的阿鲁夫药房对面。

尽管我们社区的民兵很有创意，狙击手还是能找到办法杀害无辜的民众，譬如我们的邻居索妮娅。我们两人经常在巴达罗街右手第三个拐角的蔬菜水果店碰面。一天上午，我快要到达时，发现商店的对面，也就是我这一侧街道的一栋大楼旁，有一群人正围在那儿观看什么。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我看到街中间有一具尸体。我马上知道是索妮娅，只见她脸朝下躺在路上的血泊中。

起初，我不明白那么多的血是来自哪里。我只看到索妮娅后颈上那个相对干净的弹孔。等我稍稍走近看得更清楚后，才发现子弹射出来时，完全打掉了她脑袋的前部。哦，上帝，我但愿根本没有看到那一幕。她看上去就像一头被宰杀的牛，胀鼓鼓、软绵绵的，还在不断流血。那个一贯优雅的女人该多么憎恨这副模样啊！她每次一定要化好妆、做好头发才出门。那天上午她穿的是一条黑色短裙。当她倒下时，裙子在腿上卷起，露出了内裤边。我不假思索地脱下自己的羊毛衫，跑到街中间盖在她的腿上，好帮她稍作遮挡。我听到大家在我背后惊叫，但她的死让我太过愕然，所以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多么愚蠢或想到狙击手在暗处观察。有个男人大声吼叫，才终于让我恢复理智。我转身跑回到路边，有人顺手把我拉到了大楼旁。我站在那里，怔怔地看了一会儿。她的购物袋里的东西在她的身子底下压碎了，其中有破鸡蛋，蛋白流进了破损的蛋黄中。我看着索妮娅的血流进糊状的鸡蛋里，再缓缓流过沥青路面。我不知道在我的朋友附近站了多久。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怎样走回公寓。只是在打开门，看到米歇尔后，我才从索妮娅的死中回过神来。

我从未遇见过狙击手，但我们的朋友乔治和玛丽亚·克莱尔夫妇遇见过。在战争爆发不久的一次晚宴上，玛丽亚·克莱尔的身边坐着一位法国人，包括东道主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一位来访的商人。

喝咖啡的时候，玛丽亚·克莱尔问：“您从事哪一行？” 他回答道：“Je suis franc-tireur, Madame.”（“我是狙击手，夫人。”）她事后告诉我们，他的淡定和坦率使她一时失控。“你太可怕了，”

她叫了起来，“怎么可以干这么恐怖的事情？” “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他回答道，“而且报酬很高。”他毫不地解释说，他是职业雇佣兵。受雇为狙击手期间，每天结束时，他堆起来的尸体数量与他的收入直接相关。

我从1969年起就一直住在贝鲁特，内战爆发之前，我从未听任何人说过“他是穆斯林”或“他是基督徒”之类的话。因此，我以为贝鲁特是一个基督徒与穆斯林和谐共处的社会。

我在贝鲁特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早早地起床，沿着一条平常很繁忙，但早晨七点时还在沉睡的街道，走两个街区去做弥撒[3]。我经由巨大的橡木门进入天使圣母教堂，一边轻手轻脚地从左侧过道朝圣坛方向走去，一边向邻居们点头致意，然后坐在我惯常的座位上。教堂里弥漫着一股松木的芳香，牧师用拉丁语和阿拉伯语夹杂的经文主持弥撒，听上去肯定很像耶稣所说的阿拉米语—这种语言在大马士革北部的马努拉地区仍在使用。

黎巴嫩共有十七个不同的宗教派别，其中有几个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黎巴嫩基督教派分成了三个很有实力的派别，即马龙派（该派得名于5世纪的隐士马龙）、希腊正教派和希腊天主教派。根据深受法国影响的宪法，只有马龙派才是总统职位的合法继承人。

逊尼派穆斯林认为自己是穆罕默德先知的真正后裔，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商人。在跟基于共同的逊尼派信仰而结成的盟友奥斯曼土耳其人交往过程中，他们获得了经商的知识。

自8世纪他们的领袖阿里 — 穆罕默德的女婿 — 被杀害以来，什叶派穆斯林就与逊尼派在伊斯兰教领导权问题上争执不休。他们认为，阿里的后代伊玛目才是先知的合法继承人。罗马帝国时期，逊尼派领导人对他们不屑一顾，将他们赶到了黎巴嫩南部的穷乡僻壤。

德鲁兹派则是公元997年由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阿里·哈基姆所创立。他们的信仰由一位名叫德拉兹的传教士所传播，教派称也由此而来。他们的信仰包含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希腊和印度哲学的元素。他们相信再生和灵魂的转世。他们与舒夫山脉的马龙教派一直势不两立。

一个安静的星期天下午，我和米歇尔发现有辆小货车停在街对面我们的穆斯林杂货店主的商店门前。至少十来个武装分子—都是长枪党基督教民兵—正一股脑儿地把店里的东西搬到货车上。我一直观看着，而米歇尔则穿过街道，问他们在干什么。

“不关你的事，”其中一个人回答，并用枪指着他的胸口，“我给你一分钟，赶快消失。”

米歇尔没有动弹，于是那个民兵拿枪用力顶住米歇尔的胸口。米歇尔后退几步，从街那边撤了回来。

基督教派偶尔会越过宗教界线实施谋杀行动。1978年6月13日，年轻的长枪党基督教民兵组织领导人贝希尔·杰马耶勒命人暗杀了他的政敌托尼·弗朗吉亚；托尼·弗朗吉亚是前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之子，有望当选新总统。他们杀死了托尼、他的妻子维拉、他们三岁的女儿吉哈茵和另外三十六人。只有他的儿子苏莱曼（根据他的祖父而命名）因为在上寄宿学校而幸免于难。

穆斯林内部很少交火，但1990年那次除外：那一年，什叶派民兵组织阿迈勒试图强行占领贝鲁特，于是德鲁兹 - 逊尼派巴勒斯坦联盟与之发生了激烈战斗。

我们的公寓楼是黎巴嫩不同宗教团体的缩影。米歇尔是希腊天主教徒。房东阿里·阿卡尔是什叶派。其他的租户中有逊尼派，有希腊正教徒和叙利亚天主教徒，还有马龙派。战争期间，由于没有门卫，米歇尔担起了大楼守护人的角色。房东一家人临时搬到了贝鲁特西区，所以只有我们留在这栋楼，住在八楼的一套小公寓里。阿里·阿卡尔之前就住在我们楼下。其他人租的是办公场所，只有在社区安全的时候才来这里。每天晚上，米歇尔会锁上大楼的前门，然后走上八层楼的楼梯，在每个楼梯平台都仔细听一听厕所里的水是否已经关好，以免水箱里的水流完。有天晚上，正好没有水，米歇尔发现阿里·阿卡尔的车停在大楼前。他心里想，不知道房东是否因为某种原因而关掉了水阀。他下了一层楼，来到阿里·阿卡尔的门口，按响门铃。按了两次之后，米歇尔转身又走上楼梯。不到半小时之后，我听到街上一阵喧闹。我从阳台上看去，只见黎巴嫩内部治安部队的六辆汽车慌忙之中停在路中间。与此同时，我们的门铃响了。是我们的朋友，杂货店店主卡萨布，他想知道我们是否听说有人威胁阿里·阿卡尔和他的家人的事情。米歇尔说，“我没见到阿里·阿卡尔，刚才我去按过门铃，他甚至都不肯开门。”

当米歇尔之前转身走回我们的公寓时，阿里·阿卡尔正从猫眼里往外看。他看到米歇尔插在背后的皮带里的那把枪，以为米歇尔是来杀他的，所以跟治安部队打电话报了警。尽管米歇尔再三保证这全是误会，阿里·阿卡尔还是坚持要治安部队将他、他妻子以及他们的八个孩子护送回贝鲁特西区。后来，当米歇尔想跟阿里·阿卡尔谈谈时，便请一位逊尼派穆斯林朋友代我们出面联系。米歇尔以为阿里·尔可能愿意听一位穆斯林同胞的意见。但米歇尔的朋友拒绝了。“你要我去跟那个什叶派房东老狗谈？没门儿！”

对我们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们家成了战争激烈程度的观测站。每天一大早，就不停地有朋友打来电话，因为我们家距离最先在艾因拉马奈 - 夏赫发生战斗的地点只隔着三个街区。他们想知道头天晚上是否“平静”，他们是否该让孩子去上学。

“拜托，”我恨不得要尖叫，“怎么能问我这种问题？我怎么可能告诉你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我们的孩子当时一个八岁，一个七岁，我自己都难以决定是否该让他们去上学。每当我站在阳台上，目送他们那辆显眼的碧蓝色校车慢慢地穿过社区，特别是如果头天晚上被迫在米歇尔的诊所避难时，我心里就非常难过。我觉得经过一夜的激战之后，要孩子们去上学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教育部强调说，他们的校车司机完全能够躲开任何“危险区域”。

纳姆和奈拉对战争感到新鲜和兴奋。在那段日子里，只要学校不开门，他们就跟我一样高兴。而一旦重新开学，孩子们就闷闷不乐，尤其是奈拉。她是个优秀的学生，很喜欢读书，但是讨厌学校。阅读适合她腼腆、不爱与人交往的性格。从五岁时起，她就常常缩在床上，一连几个小时地躲进她的女主人公的世界。

她八岁的哥哥有时会让人受不了。在饭桌上，只要奈拉说句什么，纳姆马上就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往往是跟她唱反调，让她顿时哑口无言。她不战而退。在书籍的世界里，没有人打扰她。即使在打仗期间，纳姆也比他妹妹有优势：他的朋友们都住在这个社区，而且最后总是会跑到我们家，在餐厅的桌上玩大冒险或大富豪游戏。而奈拉最好的朋友西尔维娅和苏茜则住得很远。当奈拉想跟他的小伙一起玩时，纳姆就很生气。 “他们是我的朋友，而不是她的朋友。” 有很多次，当奈拉几乎要哭时，我把纳姆叫到一旁。他很清的惯用手法。

“这一次你想要什么，才让你妹妹跟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玩？” 我会问他。

“她藏在抽屉柜里的巧克力饼干。” 与奈拉不一样，纳姆非常喜欢谈论战斗、民兵组织和武器。肯定在校车上，他和他的朋友们很少谈其他话题。有天晚上，他正准备睡觉时，突然问我战争是什么。我不知道如何向一个八岁的孩子解释，一个和平的城市怎么转眼间就像着了魔一般，充斥着对于暴力的特别渴望。黎巴嫩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教派的冲突：是巴勒斯坦人和穆斯林与基督教派的对抗。当战斗者在杀死对手之前先施以百般折磨，当他们在死者的胸口刻上十字，或者把尸体拖上吉普车后，而很少保留俘虏时，我能对孩子说些什么呢？如果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还不理解，那么也会很快理解。他已经亲眼见到长枪党民兵组织的人开着车，朝一具扔在富恩尼谢巴克和萨米索赫勒拐角的路中间的尸体碾压过去，我还能给他什么样的解释？

发生激烈轰炸期间，我总是高度紧张，所以，一旦生活恢复正常，我就会猛地“瘫软”下来。我还没有学会按一下大脑里的某个开关，让一个声音说：“好了，凯茜，坚持住。”但是渐渐地，我熟悉了战争的节奏，变得更为坚强。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觉得更能自我了。很早以前，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就把我视为关系到他们生活好坏的晴雨表。他们时刻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看到我头脑冷静，他们就觉得安心。我慢慢适应了机关枪开火的声音；当炸弹在附近爆炸时，我不再一跃而起；尽管知道自己可能进入狙击手的视线，我还是把洗好的衣服拿出去晾晒；我采购不易变质的罐头食品和大量的面粉白糖；我一次买回好几罐做饭用的煤气，就算知道一旦我们的公寓被击中就可能引起巨大爆炸，我也无所顾忌。

我一点点地学会了必要的应对技巧，以克服战争所带来的各种混乱和不便。开始时，我希望了解各种信息，看法语和英语报纸，坚持要米歇尔帮我翻译阿拉伯语新闻。看到和平解决的机会一失再失，停战协议被违反，死亡率不断上升，绑架和滥杀无辜的事件频繁发生，我常常心灰意冷，每当这时，贝鲁特这位让人痴狂的恋人就会花言巧语地承诺以后会变得更好，从而让我回心转意。

由于暴力不断升级，我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让自己对周围的事件变得麻木起来。当城里其他地方发生爆炸时，我的反应是，“感谢上帝不是我们，让它轮到别的什么人身上吧。”

1978年6月，在一次停火期间我们逃到贝鲁特西区时，我想起了自己的这些话。我们来到了滨海大道靠近巴比尔医院的一个十字路口，这里离我们家大约一英里。我以为我们走错了路，把车开到了某个以大规模车辆拥堵、人行道水泄不通为常态的国家。人们都忙着各自的日常事务，对发生在仅仅几个街区之外的我们社区的事情不闻不问。他们看上去那么冷漠，让我十分反感，直到我突然明白，他们只是在尽力应对，就像我每天所做的一样。我对自己说，每当我再默默地祈祷“感谢上帝不是我们”时，一定要想想这些人。我们都在忍受同一个地狱的煎熬，只关注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同时稳稳地戴好眼罩，以便不必去看我们周围那可怕的世界。

说来奇怪，战争对我们的婚姻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战争开始之前，我得独自照料孩子们的饮食起居。家里的一切，不管是经济还是人情往来，都由我负责。这并非因为我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妻子，而是我作为医生妻子的角色使然。我丈夫成天忙于医务工作，基本上无暇他顾。战争期间，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米歇尔不再是满负荷工作。他的穆斯林朋友觉得穿过分界线跑到基督教徒聚居的贝鲁特东区来找他看病不安全，而他的许多基督徒患者则逃到了国内更安全的地方。除非是紧急情况，人们不会再因为溃疡出血、严重肠胃炎或肝脏疾病而去医院。即使在平静的日子里，对于是该去看病还是把钱花在更紧要的地方，人们也总是慎重选择。所以，尽管米歇尔每天上午都去医院，主要也是为了守在那里，以防病人需要找肠胃病专家。

与他相反，我的家务活似乎越来越多。尽管从天而降的炸弹和一个个不眠之夜让人心力交瘁，我还是得买菜，做家务，在没有暖气的厨房每天做两顿饭，还要对付停水和断电。米歇尔现在待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往要长。看到我膝关节不方便，断电的时候却得把沉甸甸的蔬菜水果一步步地搬上八楼，他便主动代劳。看到我在冰冷的厨房里为一家人和经常光临的客人做饭，他也开始问一问能帮什么忙。

战争使米歇尔变得更谦恭。作为医生，他看到重伤者来到医院，看到太平间里满是死得毫无意义的人，内心不禁深感震撼。了解到人类在灾难面前如此无助，使米歇尔变得更加温和与耐心，他把这种温和与耐心带回家里，带到我们的婚姻之中。他渐渐明白，一家人共同生存的任务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战争使得倒垃圾之类的简单小事都变成了大事。冲突开始之前，我只需要拉一下过道里的操作杆，然后把垃圾从滑道里扔下去。战斗爆发之后，全城的垃圾清运停止了。像所有其他社区一样，巴达罗也有规定的垃圾站。当邻居们开始把我们大楼旁边的空地当成自己的垃圾堆后，米歇尔只好采取行动。为了保持这一地区的干净和控制不断增长的老鼠的数量，他每天下午都要焚烧垃圾。

停水成了家常便饭。当我们听到（通常都是半夜里）有水流进我们家屋顶上面的大储水箱时，米歇尔就会起床用大桶接满水，好用来冲厕所。如果把水烧开的话，我还可以用来洗碗做饭。至于饮用水，我则购买瓶装水。如果供水时间比较长，米歇尔就会给阳台上的植物浇浇水，我就洗上一两盆衣服。

比较轻松的活儿落在了我身上。信件投递停止后，我在邮局租了一个邮箱。我每月去相应的部门交一次电话费和电费。水费是一年一次，有人直接上门收取。

大部分的必需品我们还是能够得到。这主要得益于黎巴嫩商人的经商能力，而他们则将自己的智慧归功于他们的腓尼基祖先—历史上最早，也可能是最精明的商人。古老的露天市场上的商店被毁后，黎巴嫩商人就根据数百年来的传统，把商店开到城里其他的地方。尽管障碍重重，这些商人还是给城里运来蔬菜水果和家禽鱼肉。贝鲁特港关闭后，他们就在其他地方开设港口，进口汽油和做饭用的天然气。他们给面包店提供面粉，给药店医院提供药物和手术用品，他们让电影院得以开门，让录像店摆满最新的电影。就连服装商人也继续进口最新的时装。

贝鲁特是一个现金社会。我们不管买什么东西，包括冰箱、和衣服，都是当场付现。如果没有钱就不买。正因如此，我和米歇尔没有负债。战争期间，许多人都没有工作。只有少数幸运者才能在月底拿到全额薪水。米歇尔是自己当老板，现在收入锐减，所以我们得特别明智地决定怎么使用手中这点儿宝贵的黎巴嫩镑。

战争期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喜欢做饭，我才没有让自己发疯。一起吃饭可以使家人朋友济济一堂，分享快乐的时刻。我几乎每天都请人吃饭。家里的人越多，就越有利于振作大家，尤其是孩子们的心情。我们的亲戚朋友正一同经历着战争和生存的艰难，我让自己相信，在这种彼此间的紧密联系中，只要纳姆和奈拉觉得安全，他们就会平安无事。

所有生活在黎巴嫩以外的正常人都会觉得我的行为很荒唐。我脑海里依稀还记得“正常”的含义，不过既然我的周围已经没有正常人，所以也就没有关系。战争带来的离奇世界逼着我和我周围的所有人有了不同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因而赋予了“正常”这个词新的意义。现在，当我走在街上时，为了不被狙击手发现而紧贴着墙面成了“正常”。当我们驾驶大众甲壳虫经过十字路口时，为了防止被狙击手瞄准，我要纳姆和奈拉趴在车后部的地板上成了“正常”。经过彻夜的轰炸之后，让孩子们去上学成了“正常”。为了避开狙击手的瞄准器，米歇尔跪在阳台上给花浇水成了“正常”。

战争的头三个月过去后，我不是唯一一个重新界定“正常”这个词的人。我的丈夫和孩子们也形成了类似的心态。炸弹落下时触目惊心。当东部山上的一个巴勒斯坦营地特勒扎塔尔朝我们这个方向发射炮弹时，我们四个人会在黑暗中挤作一团，站在我们家的浴盆里— 浴盆靠墙放置，高及一面朝东的窗户的底部，窗户有三英尺见方开后可以看到外面。我们只需要把一个操作杆推开到最远，它就可以插入一个凹槽。我们凝望着那越来越近的磷弹。随着一声轰然炸响，那些赫然的火球落进我们前方一百英尺处的黑暗中。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四个人连忙在浴盆里蹲下。不等耳朵里最后的嗡嗡声消失，我们又重新站起，犹如偷窥者一般，站在这个我们自以为安全的黑洞洞的浴室里观看着，因为刺激而头晕目眩。

如今一看到示威游行或义愤填膺的人群，我就会想起战争开始约三个月后的那一天，当时，因为平静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比较有信心地放胆离开了自己的社区。我和孩子们决定去贝鲁特西区的珊瑚海滩，在我们的俱乐部待上一天。米歇尔过去与我们一起吃了午餐。他两点钟离开去上班后，我和孩子们多逗留了一阵，不愿结束海边这美好的一天。回家时，我没有走拥挤的滨海大道，那是城里最繁忙的主干道之一，而是选择我常走的捷径，即沿着乌扎伊，经过科威特使馆，绕过萨布拉 - 夏蒂拉巴勒斯坦营地。距离营地还有一个街区时，我看到二十来个人正朝我们要去的方向跑去。片刻之后，他们涌到路中间，就在我的大众甲壳虫旁边。如果换一种场合，我可能像是在参加某种胜利游行，但这不是庆祝活动。我觉得这伙人犹如气势汹汹的巨人一般围在我们旁边。我的手开始发抖。我连忙摇起车窗，并与他们前行的队伍保持同样的速度，缓缓向前开动。我别无选择。孩子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后面，只是眼睛还在东瞄西望，关注着旁边激动的人们。我尽量安慰他们，起码我觉得自己是在安慰他们。我随着人群继续朝营地的门口驶去。这时，群情更加激愤，更加失控。我听到在高喊，但没有去注意他们说的是什么。前方有浓烟升起。稍稍靠近之后，我才透过人群看清是怎么回事。一群青年将轮胎扔到路上，另一群青年则将它们点燃。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告诉纳姆和奈拉趴到地上，双手抱着头。我把手放在喇叭上，不停地按着。人们惊讶地转过头来，没想到像大众甲壳虫这么小的东西还能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我脚踩油门，加速前进。我没打算停下。人们飞快地闪开，我则将车驶上人行道，绕过燃烧的轮胎，一溜烟地开走了。

纳姆和奈拉上的是一所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名叫雅穆尔，他们的爸爸和叔叔们也曾在那里上学。在那所百年老校里，几乎一切都维持不变：教师用法语和阿拉伯语上课；学生每天要完成几小时的作业；他们穿的是海军蓝和白色的校服。战争造成了两个少有的变化。由于民兵们在一点左右开始午餐，前后休息两个小时，学校决定在同样的时间结束上课，以便在下午的战斗重新开始之前，学生能回到家里。为了做到这一点又不缩减实际课时，午餐时间便减少了一半，所有的非学术课程也全部取消。另外，虽然雅穆尔以前是一所男校，现在却同意接受女生。神父们认为，如果兄弟姊妹们能够上同一所学校，家长就不会那么紧张。如果轰炸在上课时间开始，而校车又不能运行，家长只需要担心去一所学校接孩子就行。

战争开始半年后，我性情温和的丈夫加入了名为“坦齐姆”的社区民兵组织。其首要目标在于，如果巴勒斯坦人侵犯巴达罗地区们就得阻止，或者起码做些反抗。萨布拉 - 夏蒂拉巴勒斯坦营地位于我们街道尽头特尤奈转盘的另一端。米歇尔根据一位著名的蒙古勇士和《斯皮鲁》中一个受人喜爱的法国卡通人物的名字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帖木儿的化名。尽管担心他的性命有潜在的危险，我还是很羡慕他能直接参与战斗。我还记得，当听说他被分去与杂货店主卡萨布搭档时，我不禁舒了一口气，因为卡萨布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友善、最温文尔雅的人之一，而且非常强壮。他能一脚把门踢开，能用一根手指拎起一箱瓶装啤酒。米歇尔拿着一杆猎枪，每周四个晚上在我们大楼前的沙袋路障后执勤。他执勤时，我在阳台上观察。从我所在之处能看到一大片区域。巴勒斯坦人控制着巴达罗街的尽头，一个街区之外的博物馆附近有叙利亚军队的路障，还有其他的基督教派民兵想渗入到我们社区，以便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劫掠无人居住的公寓，所以，巷战成了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米歇尔出去执勤的一个晚上，我和孩子们听到一声爆炸声。我要他们待在室内，我自己则蹑手蹑脚地来到阳台，小心地朝外面看去。爆炸声来自巴达罗街的远处。我看到几个人正朝那个方向的什么东西开枪。其他人则从街上向我们大楼前的执勤岗位跑来。就我所能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民兵们似乎抵挡住了什么人的入侵，但是我错了。

“我们今晚去报到执勤时，奉命要在九点半准时开始朝巴达罗街的尽头开枪，”米歇尔后来解释道，“据说是长枪党获知巴勒斯坦人想渗入，所以需要支持。”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是，”米歇尔说着，大笑起来，“我们刚一开枪，长枪党却炸毁了肯德基店。我们在那儿开火，倒像是要袭击那些溜进去执行的人。” “长枪党干吗要这样？” “他们想给穆斯林店主传个信儿，让他再不要在巴达罗街上做生意。” 还有一天晚上，米歇尔和他的同伴们得知，有人可能企图抢于大马士革街和巴达罗街拐角的别克专卖店。半夜时分，有辆车出现在十字路口。四个人下了车。米歇尔后来对我说，他认定那些人就是歹徒。在当时那个时刻，站在路障后面的只有他一个人。我看着他拿起猎枪朝那个方向射击。那些人应声而倒。我大惊失色，简直喘不过气来；我以为我丈夫把他们打死了。后来，有个人终于动了动，并站起身来，我才重新开始呼吸。他高举双手，走到巴达罗街中间。其他三个人也慢慢站了起来。那个人一边走一边自报家门：他是来自富恩尼谢巴克的长枪党民兵，他和他的同伴们来到这里，是要与黎巴嫩政府军交换俘虏。几分钟后，一辆军用吉普驶来。米歇尔看着一些人被换来换去。他敢肯定向他们小组透露抢劫消息的那个人是内奸，想在不同的基督教民兵组织之间引起内讧。

虽然发生了这件事，米歇尔仍然坚持执勤，起码一直坚持到他和卡萨布被派到我们社区最危险的地点特尤奈转盘的那个晚上。

当他在半夜刚过不久打开我们家的前门时，我看到他满脸惊恐，那种神情我终生难忘。我扑进他的怀里，紧紧地搂住他。他用几乎低不可闻的声音说，“今晚我们差点儿没命了。”

他和卡萨布被分配到街道尽头一栋废弃大楼的顶层，他们受命每隔一段时间，就向转盘另一侧的一个已知的巴勒斯坦驻点开枪射击。说到这里他顿住了，将头靠在墙上，闭上眼睛，眼泪几乎流来，我从没见过他这样。他说，他和卡萨布在同一个地方反反复复地开枪，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射击时的火光会暴露他们的位置。不出几分钟，他和卡萨布就被压在猛烈的炮火之下。巴勒斯坦人朝他们那栋大楼发射火箭弹。一枚火箭弹直接射进他们所在的房间，然后从另一扇窗户里飞出去，在大楼的另一侧爆炸。我知道，只要火箭弹稍稍擦碰到墙壁或地板，米歇尔和卡萨布就会当场丧命。

那天晚上之后，他没有再回去执勤。他知道，所谓死得像个贝鲁特人，其实意味着死得毫无意义。这是我们所有人最终必须吸取的教训。

[1]罗伯特·费斯克：《哀哀子民：绑架黎巴嫩》，1990年，第74页。

[2]乔纳森·C·兰德尔：勇往直前：基督教军阀、以色列冒险家和黎巴嫩战争1984年，第156页。

[3]弥撒，天主教的一种宗教仪式，用面饼和葡萄酒表示耶稣的身体和血来祭祀天主。

多亏了亲人和朋友

/ 妈妈，非常对不起，我很少笑。我保证尽力改正 /

我有了一位婆婆，名叫维迪娅。很显然，我希望她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就像我丈夫米歇尔经常描绘的那样，总是把他当独子一般宠爱。我希望自己彻底融入米歇尔的家庭。成为他们家族的一员，意味着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可以扎根成长的地方。1969年6月，当维迪娅在机场迎接我，亲吻我的两边面颊，把我紧紧搂在她丰满的怀抱时，我顿时相信我能够梦想成真，会成为她疼爱有加的长媳。维迪娅那头染得乌黑的头发让我有些意外，我以为会是灰白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她却像年轻人那样将头发留至齐肩。她穿着一双两英寸高的高跟鞋，站在那儿有五英尺七英寸，跟我不相上下。她的真丝长裙上散发出来的香奈儿香水的芬芳，她的琥珀项链贴在我发烫的脖子时的清凉感觉，以及当她把我拉进怀里，连珠炮似的说出一串我完全听不懂的话语时她口里的大蒜气息，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公公纳姆则用传统的法语表示欢迎：“Tu es la bienvenue, Cherie. ”（“欢迎你，亲爱的。”）

“应该不是难事，”我心里想，“我只需要做一位诚实的黎巴嫩妻子和孝顺的媳妇就行。”我准备像苏丹家的子女那样称米歇尔的父母为“爸爸”“妈妈”，尽管大多数黎巴嫩女人称丈夫的妈妈为“婆婆”。在黎巴嫩，人们认为美国女人都很傲慢，喜欢孩子气地自作主张。我决心不让人看到我这种表现。相反，我力争找到将两种文化的精华融合起来的最佳平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有傲慢和孩子气表现的不仅仅是美国女人。

起初，当我和米歇尔决定住在他父母家里，直到我们能自己租房时，我没有料到住宿安排会是难题。我的公婆住在阿什拉菲耶，那是贝鲁特市中心的一座精心建成的小山，是有钱人夏天常去避暑的地方。他们住的是一栋八层高的公寓楼，位于一个街道狭窄但很宁静的社区。他们的公寓在五楼，十分宽敞，可以看到贝鲁特的全景。纳姆和奈拉共用一间卧室，我和米歇尔住在一个面向阳台的漂亮房间里，阳台上摆满了玫瑰、栀子花、金银花、芙蓉、天竺葵和茉莉花。

由于妈妈的女佣纳蒂姆每天有一部分时间可以帮我照看孩子，我得以腾出精力学习法语和阿拉伯语。而住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除了我丈夫和孩子们外，其他人都不说英语，这对我也很有帮助。我发现自己对这两种语言学得很快，尤其是相对比较熟悉的法语，尽管也有些负面影响。晚上上床睡觉时，我常常满脑子还是叽里呱啦的声音，连做梦都是夹杂着英语的法语和阿拉伯语。米歇尔的《丁丁历险记》和《斯皮鲁》漫画书作为轻松读物派上了用场。看到印刷出来的词语，有助于强化我只是听到过的部分基本的法语。

尽管我想学习比较简单的黎巴嫩式阿拉伯语口语，但发现难是不小。另外，由于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自己的方言，而外交家、广播记者说的是更复杂、更难懂的古典阿拉伯语，所以这个任务就更有挑战性了。

几个月之后，我才有了一次用阿拉伯语跟贝鲁特出租车司机砍价的、令我很有满足感的经历。我想穿过市中心去拜访一位新朋友。米歇尔因为下午约了人而把车开走了，所以，在阿什拉菲耶的萨辛广场，一看到有出租车过来，我就伸手拦住。司机停车后，我下意识地用阿拉伯语问他去哈姆拉要多少钱。听到我问“Adesh bit reed min hon laHamra”，他说出的第一个数字简直高得离谱。我抬起眉头，舌头啧啧作响，就像黎巴嫩人表示反对时那样。我说，“Homstash.”也就是他开价的一半。他望着我，嘴角现出一丝笑意，然后一摆头，示意我上车。当时已经开始下雨，我跟出租车司机还价时正踩在一摊水里。当我面带得意的笑容坐在后座上时，几乎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双脚湿透。出租车开动后，看着外面大雨如注，街面到处积水，我心里升起一股巨大的快意。

我原本以为我的法语水平已经很好，直到有一天，维迪娅开始指出我的错误。第一次是我们一起坐在孩子们的卧室里，我答话时用的动词时态不正确，她便笑了起来，说，“哎呀凯茜，你永远学不好法语的。”我也跟着笑了，以为她只是开玩笑而已。

“可是妈妈，”我说，“我才开始学啊。”

还有一次，我说“il manque moi”，她改成“il me manqué”，并像大发雷霆的老师一样吼了起来：“Tu es incapabled’apprendre le Francais.”（“你不可能学会法语的。”）我觉得非常受伤，便起身走到阳台。我眺望着远处，尽力平复自己的自尊，并想弄明白维迪娅么如此刻薄，最后我天真地得出结论，以为她一定是在考验我的决心。我想，她对我怀有几分不满也很自然。米歇尔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贝鲁特的富人圈子里娶一位媳妇。

20世纪60年代初，贝鲁特流传着一些关于美国女人的传闻。有几个美国女人嫁给了在美国学习的黎巴嫩医生，年轻的医生们结束培训后，带着妻子回到贝鲁特。可是最后，那些女人全都无法适应贝鲁特的生活，纷纷返回美国，并带走了孩子。我和米歇尔结婚之前，曾经十分详细地探讨过这种可能性，但是我没有动摇。我的调适能力让我度过了人生中的头二十二年，肯定也能帮助我适应贝鲁特，守住我的婚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让我与一个极具破坏性的地方结下不解之缘。

我和米歇尔初次参加医院为员工举行的晚宴时，我遇到一位对我极为冷淡的医生。我问米歇尔是怎么回事。

“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那些打道回府的美国女人之一。”

我一直没弄清那些抛弃丈夫的美国女人到底有多少；有人说四个，还有人说六个，但是关于那些女人的故事越传越多，众说纷纭。起初，我以为维迪娅对待我的不理智行为与那些美国女人直接相关。我一贯大大咧咧，对她的顾虑甚至表示理解。不过，我父亲曾经认为，一个黎巴嫩人之所以愿意娶我，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获得美国公民权。维迪娅对待我们的婚姻的态度，让我很寒心地想起我妈妈，她对我的恋爱经历总是想插手包办，有时甚至表现得像个满怀醋意的情敌。

维迪娅似乎认为我是一种威胁，会削弱她对米歇尔生活的影响。她远不只是怀疑我会抛弃米歇尔，而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嫉妒心理。

她的举止就像一位遭到抛弃的恋人。

我原本以为她的风格与我父母的恰恰相反，过了好久我才明白，其实这是一种更不成熟的行为方式。尽管在我父母的家里我觉得处处受到约束，现在却是更加艰难，因为我寄人篱下，没有资本与女主人作对。她喜欢冷嘲热讽，不管我做什么她都挑三嫌四。我丈夫眼看着我这样与他妈妈相处也不无同情，所以我不能向他抱怨，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尽量表现得贤淑有礼。在维迪娅面前，要做到这一点有时也十分艰难。

我们刚住进米歇尔父母家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美国女人打来的，她从使馆得到了我的名字。她邀请我与另外一些在贝鲁特生活的美国女人共进午餐，因为她们的丈夫要么在这里的美国大学教书，要么在美国公司工作。我回来后，维迪娅出奇地友好。她刨根问底地打听各种细节：午餐的菜单，那些女人，以及她们的丈夫的职业。

“对那些人我没怎么特别在意，”我说，“她们从头到尾都在谈论桥牌和数落女佣。她们不说阿拉伯语和法语，她们的孩子上的是美国社区学校。”

“哦，”她说，“你还指望别的不成？”

“不知道，”我说，“我以为她们会好好利用这个在国外生活的机会。她们还不如回美国去好了。”

“ 别自欺欺人了，凯茜，”维迪娅说，“到头来你会跟她们一样。迟早有一天，你会觉得受够了而一走了之。”

“不会的，妈妈，绝对不会。我可是个倔脾气。”

有天下午，维迪娅要我陪她在阳台上坐会儿。想到要单独跟她在一起，我就心里打鼓，但又不敢拒绝。对她我希望做到有求必应。她示意我把椅子挪到她身边。跟你讲话的时候，她总是要你挨近她，倒不是因为想亲热地伸手抚摸你，而是因为她在表示强调时喜欢在你的手臂上又戳又打的。我虽然厌烦她这样不停地戳我的手臂，却不敢躲避。她想给我讲她年轻时的故事。

“我当时是叙利亚拉塔基亚市数一数二的美女，”她说，“所有的社交场合都少不了我。”接着，她一一列举她的那些追求者—几位法国军官，一位知名商人，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想得到她的青睐，以便陪她去各种舞会并与她共舞。

“有好几个人都曾向我求婚，”她说，“我总是逗他们，暗示说我可能会接受，但最后我全都拒绝了。”她说，现在碰到当年的追求者时，有些人还会手抚胸口，感慨道，“哎呀维迪娅，你当时太漂亮了。”维迪娅就会直视着他们的眼睛，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就不漂亮了吗？”

维迪娅于1912年出生于土耳其的塔尔苏斯，家中有六个孩子，五女一男，她排行老大。她母亲是希腊人，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长大。她父亲费赫亚拉·夏勒福恩是出生于土耳其的马龙派基督徒—其黎巴嫩父母早年从黎巴嫩山迁往土耳其。维迪娅的父亲是一位裁缝，后来成了一位比较富足的土地所有者，而他的几位兄弟则是富甲一方的土地所有者。

奥斯曼帝国于1918年崩溃时，法国已经占领西里西亚，即土耳其境内金牛山脉以南的地中海东海岸地区，包括塔尔苏斯、梅尔亚达那。塔尔苏斯的基督徒家庭，尤其是夏勒福恩家族，公开庆祝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溃败。维迪娅的一位堂兄亨德发表了一场支持法国的公开演讲，结果激怒了土耳其人—他们认为奥斯曼统治时期，并没有亏待基督徒。

维迪娅的叔叔阿明，也就是亨德的父亲，拥有“贝伊”头衔，这对基督徒是一种荣誉。“贝伊”的土耳其语形式是Beg，它是授予奥斯曼军官和土耳其政府中的高级官员的一种封号。“贝伊”的地位仅次于“帕夏”，就像公爵仅次于国王。1915年，当土耳其人借口亚美尼亚人是俄国的支持者而对他们大肆屠杀期间，阿明搭救了数百人。正如难民在教堂受到庇护一样，任何在贝伊府邸寻求庇护的亚美尼亚人只要不出大门，就会平安无事。

1921年，法国因无力继续支撑而从塔尔苏斯撤军，在撤军之前，他们把即将离开的消息暗中透露给基督徒。当时，土耳其人已经开始将支持法国占领土耳其南部的基督徒判处死刑。当法国的八万大军撤离塔尔苏斯的时候，夏勒福恩家族的人也一同逃离。费赫亚拉和他的家人把大量金币缝在马鞍和腰带上，趁着夜幕的掩护离开了叙利亚的拉塔基亚。他的兄弟们去了黎巴嫩北部的的黎波里—它与更为有名的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可是两回事。

维迪娅谈到了不同的国家以及国境的跨越，谈到了入侵和势力范围，这些精彩的故事激发了我的兴趣，使我想研究一下法国长期以来在土耳其、黎巴嫩和叙利亚所发挥的作用。

1916年，法国和英国签署了秘密的《赛克斯 - 皮科协定》，本上将中东划分为名义上的独立国家。法国一贯是黎巴嫩基督教派的保护者，现在获得了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控制权。已经占领埃及的英国掌控了巴士拉和巴格达。但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存在争论。最后，英国得到了海法港，而法国则得到了包括塔尔苏斯、梅尔辛和亚达那在内的叙利亚北部的亚历山大勒塔海湾。

塔尔苏斯是圣保罗的诞生地，在罗马统治时期是小亚细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在塔尔苏斯河游泳受了风寒而险些搭上性命，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在河中溺亡。拜占庭人和波斯人在那里战斗过，还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那位率领自己的游牧部落从中亚的撒马尔罕一路横扫到波斯、叙利亚和土耳其地区的蒙古统治者也同样如此。

1926年5月23日，依然是法国委任统治地的黎巴嫩获准制定自己的宪法。查尔斯·德巴斯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当他的任期于1932年结束时，埃米尔·埃德和贝沙拉·埃尔·扈利都想成为下任总统，两人的争斗使国家面临分裂的威胁。德巴斯政府的议长、逊尼派穆斯林穆罕默德·吉斯赫趁着分裂之机，宣布自己为候选人。法国不希望一位穆斯林当选为总统，所以中止了宪法。1936年，法国恢复宪法，允许重新选举。还是原来的两位候选人参选，一方是希望保持与法国结盟的埃德，另一方是亲英、希望黎巴嫩独立、将会进一步向阿拉伯世界开放的埃尔·扈利。结果埃米尔·埃德获胜。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国再一次中止黎巴嫩宪法。黎巴嫩人走上街头，愤怒抗议。生活成本急剧上涨，食物也出现短缺。

迫于压力，埃米尔·埃德辞职，当时统治着被占领法国的贝帅立即任命了一位新总统。

1941年6月8日，在总部设在伦敦的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武装一个营的力量帮助下，英国军队从巴勒斯坦进入黎巴嫩，赶走了贝当的人马。自由法国的飞机扔下几千张传单，宣布黎巴嫩自由和独立。卡特鲁将军代表戴高乐签署了宣言。黎巴嫩于1943年正式获得独立，最后一批法国军队于1946年最终撤离。

我的公公纳姆·米歇尔·苏丹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中亚和波斯的塔吉克人。苏丹家族的部分人定居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其余人则去了土耳其。爸爸是一位希腊天主教徒，于1910年出生于亚达那，家中有七个孩子，他排行第四。他的父亲米歇尔是电话电报局局长。爸爸的几位兄弟在欧洲学习法律和工程，而他自己的终生抱负则在于药学。轮到他上大学时，他父亲却说已经无力支付他的教育。爸爸得开始工作。他被任命为叙利亚的一家法国工厂的厂长，该厂生产橄榄核渣，也就是一种用作燃料的压缩橄榄核的副产品。1946年，他买下贝鲁特的一家汽车修理店，举家迁往那里。经营失败后，爸爸又在拉塔基亚开始从事石膏运输生意，向位于黎巴嫩的黎波里附近谢卡市的一家瑞士水泥公司提供石膏—这是生产水泥的一种必要原料。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商人，一生中几经挫折，又重新积累起了财富。

用“纳姆”和“米歇尔”顺序交替地为长子命名是一种家族的传统，已经沿袭了好几代人。我公公之所以叫“纳姆”，是因为老大夭折了。在中东的社会里，长子十分重要，他将延续家族的香火，并终生对家里的女性成员负责。

当维迪娅发脾气时，米歇尔和他爸爸都不敢说她表现过分；他们都连忙退避三舍。一天上午，我正在用冷水洗孩子们的衣服。她走进洗手间，看到我的做法，开口就数落起来，“你们这些美国女人真不会干活，这些衣服得用热水洗才行。”

“不行，妈妈，”我回答说，“用热水会缩水的。”

“你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她训斥道，并转身走了出去。她有只耳朵很背，可她那副样子却像是什么话都不想听，而对任何批评她或者她的行为方式的话显然更不愿意听，所以不免有些滑稽。

我接受了她的严厉训斥，没有回答。刚到贝鲁特不久，我就非常有幸地遇见一位很明智的女人，名叫伊娃·哈耶克。她告诉我千万不要在丈夫和婆婆之间挑拨离间。她的话无疑很正确。由于对婆婆的迁就，我从米歇尔和家中其他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尊重。

我的公婆午休后常常会招待客人，每当我和孩子们出去几个小时，他们都会感到庆幸。我往往会将孩子们带到楼下，在大楼入口处有一片宽敞的区域，可以骑自行车或玩玩具。一天下午，有辆车开了过来，停在入口旁。一对夫妇边下车边说着英语。他们似乎也住在这栋楼里，因为他们正将购买的物品搬下来。想到有说英语的人当邻居，我不由得心里一动，于是上前做了自我介绍。

伊迪丝和福阿德的家比我们高两层。伊迪丝是荷兰人，在贝鲁特生活了五年。像许多荷兰人一样，她的英语说得很地道。她还会说法语、阿拉伯语和德语。她丈夫福阿德是银行家，是一位信奉希腊正教的黎巴嫩人。他们的孩子玛丽安和拉米跟我的两个孩子一样大个两岁半，一个一岁，也能轻松自如地说不同的语言。我们商定尽量经常见面。伊迪丝上午在瑞典电信公司爱立信上班。两家的孩子们很快就亲密无间，要么在纳姆和奈拉的卧室里玩耍，要么就在楼上由伊迪丝的女佣照看。等伊迪丝下班回来并吃完午饭后，我就跟她一道喝茶，孩子们也在一起玩耍。可以随意在任何一个下午走出我公婆的家，爬上两层楼梯，受到伊迪丝这样好心的女人用我的母语热烈欢迎，使我日常的挫折不再那么难以忍受。她允许我诉说烦恼。她深知，对待一个喜欢引人关注的人，这是最佳方法。听完我的倾诉后，她不仅理解我的感受，还以令我满意的方式开导我，尽管她并未经历过类似的困扰。我把烦恼一吐为快后，她就要我抛开它们，坚强起来往前看。伊迪丝的这种优点使她成了一位难能可贵的朋友。

有一天，我问维迪娅，她和女佣纳蒂姆能否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因为我要去美国大使官邸参加每年一度的茶会。

“我干吗要帮你？”她没好气地说，“你住在我的家里，连个笑脸都没有。”

我没有料到她会这样突然发作，但暗暗反省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她的抱怨也有道理。我们之间三天两头的摩擦既有她的问题，也有我的原因。在我婆婆身边，我很难笑得出来。因为她的行为举止太容易让我想起我妈妈，我可能开始像对我妈妈那样，想把维迪娅从我的生活中推出去。

如果早知道维迪娅会拿这件芝麻小事大做文章，我肯定会立刻道歉。她一口回绝我之后，马上从椅子里起身，走到衣柜旁，穿上外套，拎起包，就冲出了房间，说要去跟她女儿安德蕾一起住，因为她“不要跟一个不会笑的人住在同一所屋子里”。

如果不是因为想到要告诉米歇尔我把他妈妈从她自己家里赶走了而惶恐，我可能就忍不住会打电话给某位黎巴嫩的电影导演，建议他请维迪娅去扮演一些夸张的角色。这种愚蠢的念头暂且不提，当房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后，我以为我的世界要塌了。我心烦意乱，完全放弃了去参加茶会的念头。我原本可以请伊迪丝照看一下孩子，但是对我自己惹出的麻烦，我不想显得若无其事。

如果我希望米歇尔帮我说情，那可就错了。 “你已经向她道歉不下十几次了，再多一次就管用吗？” 他说得倒是轻巧！他不相信道歉，而更愿意让矛盾自行化解。

第二天下午，当米歇尔陪我去他姐姐家时，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心里像打鼓一般。维迪娅神态庄严地坐在客厅里一张有软垫的高背扶手椅上，等待接见她的不顺服的臣民。我强忍着内心的委屈，走进房间，站在她面前，说，“妈妈，非常对不起，我很少笑。我保证尽力改正。”我双膝发抖，转身朝米歇尔走去。他迎过来亲吻我发烫的面颊，接着爸爸和安德蕾也相继亲吻了我。

在我心目中，爸爸是一位我以前所缺少的无微不至、非常慈爱的父亲。由于我与维迪娅之间经常磕磕碰碰，米歇尔又不愿意在他妈妈面前帮我说话，有时候，我觉得爸爸是我唯一的朋友。在一定程度上，他那宽大的脸庞、挺拔的鼻子，以及那让人印象深刻、晒成棕褐色的秃顶使他看上去特别帅。他明亮的褐色眼睛在黑框眼镜后面炯炯有神。他还经常梳一梳头部两侧及后面所剩不多的经过精心修剪的花白头发。那不凡的气质，带着对于年龄和成功的自信而站直身板、迈开步伐时的神态，彰显出他的绅士风度。爸爸穿着三件套西服，一根金表链从马甲口袋里垂了下来。他的皮鞋总是擦得锃亮，可以照自己的脸，他的指甲也总是修得整整齐齐。他有很多顶帽子，用于不同的场合。当他走过去打开衣柜时，我都能闻到它们的气息。他对女士脱帽致意时，会说“向您致意，女士”，而不是一句言不由衷的“很高兴”。爸爸的声音也很动听。他经常哼歌，特别是当他独自在房间里工作时，听上去就像科西嘉男高音蒂诺·罗西。我的孩子们很喜欢他们的纳姆爷爷搂着他们，在房间里跳起两步舞，一边旋转，还一边哼唱罗西的歌。

米歇尔开始上班后，就很少在家。我们一家四口偶尔会在星期天与福阿德和伊迪丝一家去比布鲁斯北部无人光顾的海滩野餐，或者背着孩子去梅顿山爬山，并一路观赏因融雪而形成的湍急瀑布。每逢这时，爸爸就会慷慨地供应葡萄酒，从他的酒窖里献出一两瓶香菠萝 - 玛西尼。由于米歇尔成天忙个不停，是爸爸教会我怎样成为一个通晓人情世故的贝鲁特人。

生活在贝鲁特的外国人都得有某种形式的身份证明。在美国使馆工作的萨米尔说，既然我们打算在黎巴嫩永久居住，就建议我和孩子们申请黎巴嫩公民权。爸爸知道该打点谁（wasta，即“中间人”）以及需要打点多少（baksheeh，即“打点费”），才能高效稳妥地把事情办成。作为外国人，我们还需携带必须每年更新的永久居住证。在这件事情上仅凭“中间人”不行，我们得亲自到场。不过在我们到达移民局后，“中间人”可以让我和孩子们排在队列的最前面，只等官员一坐下来办公，就安排我们进去见面。

我们的汽车需要年检。车辆管理部门不在乎谁开车去，所以要花点儿小钱，爸爸就可以找人帮我们代劳。对于我没有支付的停车罚款，他也有办法让人减免。

由于无法按要求开着手动挡吉普车翻越一座土丘，我第三次未能拿到黎巴嫩驾驶许可证，于是爸爸让我获准开着自己的大众甲壳虫参加路考，并且请了两名警察陪同。警察的陪同是为了吓唬考官。这一招果然奏效。

在贝鲁特，有一种老式的奔驰车被用作可载五名乘客的出租车。爸爸带我第一次乘坐时就强调，一位女士应该购买前面的两个座位，并坐在靠窗位置，以免司机不慎碰到她。必要的时候，她得买下后面的全部座位独自乘坐。

爸爸请了一位女佣帮我照顾孩子，他以为这是助我一臂之力。我没有意识到我婆婆的女佣纳蒂姆会讨厌她。一天上午，米歇尔去医院后，妈妈和纳蒂姆来到我的房间。根据她们的说法，我对我的女佣发过牢骚，说不得不与公婆住在一起。我的确开始怀疑住在这里是否明智，但我显然不至于蠢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人，尤其不会告诉我的女佣。我矢口否认对她说过任何话，可我是个外人，在她们面前有口难辩。

1970年10月，爸爸经历过一次轻度心脏病发作，当时我们仍然与我公婆住在一起。维迪娅一定要我和孩子们从家里搬走。爸爸需要绝对的安静。她说，我们待在家里，孩子们发出任何微小的声音，都会打扰他的休息。我不同意她的说法，我认为孙子们每天早上去看看他，坐在他的床边，握着他的手，恰恰是促进他迅速康复的良药。

万一发生不测，万一他到了弥留之际，有孙子们在他耳畔轻轻地说他们爱他，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也害怕离开他，害怕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但维迪娅不为所动。于是我和孩子们稍作收拾，搬到了米歇尔姐姐的那幢冬天已经关门的避暑别墅。我们在那儿住了两个星期。

1970年12月，在我和米歇尔终于搬进我们自己公寓的那一天，爸爸把我叫进他的房间。

“我知道这一年半对你不容易。我想让你知道，我很感激你对我妻子这么恭敬谦让。她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他还要请我帮一个忙。

“您尽管说，爸爸，”我回答道，“我能做什么？” “请你去对她说几句好话，她在卧室里哭呢。” 我走进她的卧室时，看到她弓着背，可怜兮兮地坐在椅子里这个大半辈子都在与人作对的女人，我突然满怀同情。她抬起头，哭哭啼啼地说，“Ah, ma Cherie, je ne vais plus tu voir.”（“哦，亲爱的，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别哭了，妈妈，”我一边说，一边拥抱了她，“您会经常见到我们，甚至以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搬走呢。”

离开她的房间时，我笑了。我心里暗暗升起一丝胜利之感。我觉得我与维迪娅心意相通了，尽管时间很短暂。在很多方面，这种冲突与战争非常相似。一旦结束时，即使没有人宣布大获全胜，起码会有一种表面的和平。我错误地以为我赢得了战争，其实只是一次停火而已。

在真正的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个月里，我们经历了二十多次停火。

1975年6月下旬，教育部宣布学年正式结束时，我们的朋友吕西安·卡西亚主动提出把位于法拉亚的房子借给我们。我和米歇尔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可以让纳姆和奈拉离开贝鲁特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接受了他的好意。冬季的几个月里，我常常在星期六上午带孩子们去法拉亚滑雪。它的山顶桑宁峰海拔六千英尺，距离贝鲁特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每年11月到次年4月降雪丰富。到了夏天，当法拉亚及其周围的村庄褪去白雪的银装，换上由紫鸢尾、红罂粟和白雏菊编织成的霓裳时，同样美不胜收。当我发现有几位朋友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带着孩子来到法拉亚时，就每天跟他们一起享受这安宁的景致。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在水潭边碰头。孩子们在那儿自娱自乐，我们则聊聊天，或者在附近的球场打一两场网球。尽管膝关节不好，我还是喜欢打网球。

到了周末，米歇尔就来与我们会合。周日的早晨，太阳即将升起时，我们常常出发去爬山，曾经两度爬到桑宁峰的乌岩希曼峰顶野餐。从那里，可以远眺嫩绿绵延的贝卡河谷和黑门山。我还记得，在下午的暖阳照耀下，它们显得那么宁静，与山脉另一边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形成强烈的反差。

9月中旬，我们回到贝鲁特，为新学年（通常从10月延续到次年6月）做准备。10月5日，新学年刚刚开始，教育部又宣布结束，因为战斗重新打响和缺乏安全。学校关门让纳姆和奈拉喜出望外。就应对战争而言，我们仍然是新手，但我不想让这新一轮的战事剥子们受教育的机会。无所事事对他们年幼的头脑会有害无利。我想到米歇尔的堂弟萨米尔，于是有了一个良策。萨米尔正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攻读药学。由于他的课程也被取消，我就请他搬到我们家暂住，并辅导孩子们的学习。

1975年12月6日，我们让萨米尔周末留在家里看房子。我、米歇尔和孩子们把外出留宿用的必需品装进旅行包，离开贝鲁特，去拜访福阿德和伊迪丝，他们住在贝鲁特以北的科奈谢霍恩，距离我们家约四十分钟的车程。

出城的途中，我们在圣乔治医院稍作停留，以便米歇尔去例行查房。当我们把车开进停车场时，只见十来个人荷枪实弹地守在入口处。有几位医院的员工现在已成为长枪党民兵，他们认出了米歇尔，便朝我们的车走来。

“Marhaba（您好），Hakeme（医生），您知道出事了吗？” 米歇尔摇摇头。有人砍死了四位基督徒。他们的尸体当天上些时候才被发现，刚刚被送往太平间。

在餐厅工作的纳比勒走上前来。“医生，里面那些民兵都疯了。他们在医院里四处乱窜，并高呼要‘将穆斯林斩尽杀绝’。趁着还来得及，快带着您的家人离开这儿吧。”

我记得我们听着那个可怕的故事时面面相觑。那些年轻的基督徒如此愤怒、如此狂热地说出的“将穆斯林斩尽杀绝”这句话，让我的后脑勺一阵发麻。犹如困在噩梦中一般，某种模糊的直觉告诉我，一种黑暗的、无可名状的恐怖即将来临。

米歇尔坐在那儿沉吟片刻，然后发动引擎。他一言不发地开出停车场，这让我更加惊恐。米歇尔居然不去查看病人，意味着他觉经大难临头。我双手冰冷，全身开始发抖。

“我们不会有事吧？”我小声问道，不想让坐在后面的孩子们听见。米歇尔看了我一眼，但是没有回答。

当我们驶下阿什拉菲耶的山坡，飞快地拐一个弯，然后稍稍减速准备转另一个弯时，那密密麻麻的基督徒聚居区，包括高层公寓楼、电影院、教堂、商店（金属卷闸门已经被毁坏在地）渐渐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直到事情过后，我才想起曾看到一群群携带手枪、步枪、刀具的民兵聚集在街角巷尾。

不到五分钟，我们就上了沿海高速，接着右转沿海岸往北驶去。走了一百码[1]后，我们在黎巴嫩政府军的一个检查站被拦住了。

有位军官走到我们的车旁，说，“你们不能过去。” “为什么？”米歇尔问。

“库尔德人在朝过桥的人开枪。”他指的是卡伦迪纳镇上的居民，那是一座破败的小镇，住着数千名贫困的库尔德人，他们支持与基督教派作战的穆斯林 - 巴勒斯坦联盟。对所有想过桥的人而言，他们的存在都是一个潜在的致命障碍，而这座桥却是北部唯一的出城通道。

“你们得转回去。”军人说。 “不可能了。场面已经不可收拾。基督教派和穆斯林又开打了。” “我们听说出事了，”军人说，“很严重吗？”

“那儿已经戒严了。圣乔治医院的太平间里有四具尸体。那兵在四处乱窜，并高呼要‘将穆斯林斩尽杀绝’。”

“真见鬼，”军人说，“我们只需要了解这些。听着，你们如果想冒这个险，一定要过桥，那么车速最好不低于每小时九十英里。要想活着过去，这是唯一的办法。”

“好吧，就这么办。”米歇尔说。我看了我丈夫一眼。“你疯了吗？我们过不去的，回头吧。”

“不行，”他回答道，“我们不能在贝鲁特坐等它爆发，这是我们逃走的唯一机会。”

“纳姆，奈拉，”我在座位上转过身，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宝贝儿。趴到地上，双手抱头，不要抬头张望，直到我们说可以才行。”

即使以那种速度，即使引擎在轰鸣，敞开的窗户旁大风呼啦啦地响，我还是在想象中仿佛看到那可怕的一幕：一颗子弹穿过汽车，击中米歇尔的左臂；他惊叫一声，松开方向盘；汽车扭头冲向桥边的防护栏；随着车身的翻滚，并像慢镜头般坠落和砸在下面的岩石上，我听到了尖叫……

我依然沉浸在想象中时，米歇尔探过身来碰了碰我的胳膊。“你现在可以睁眼了，凯茜。我们没事儿了。”

我们抵达科奈谢霍恩后，伊迪丝告诉我们，福阿德上午去了位于贝鲁特西区的银行，预计下午三点左右回来。从她欢迎我们的开心语气看，她显然还没有听到消息。她很高兴我们正好赶上午饭。我和米歇尔对视一眼，会意地只字不提。

下午较晚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福阿德的灰色汽车在拐弯处出现。那条路在半英里外到达尽头。我们通常把车停在一小块空地上，走上一段较陡的土路才到他们家。我们下去迎接福阿德，正好看踉跄着下车，并倒在地上。他的啜泣声起初几乎低不可闻，但接着就越来越大，我不禁双臂发抖。他一遍遍地亲吻着地面。他肯定吃进了一点儿泥土，因为他突然一阵猛咳。他吐着泥土，胸脯剧烈起伏着，气喘吁吁地跪起身。

他抬起头，闭上眼睛，喃喃自语，“啊，上帝，我今天看到的事情太可怕了。”

米歇尔飞奔上前，扶起福阿德。我们搀着他沿小路朝家里走去，米歇尔和伊迪丝在他两旁，我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拎着他的公文包。他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讲述事情的经过。

他与他的朋友兼同事阿里在大约一点一刻离开银行。阿里早上去上班时是乘出租车，所以请福阿德捎他回家。福阿德在回科奈谢霍恩的途中，刚好要路过阿里位于多拉的家，因此他欣然同意。在开进贝鲁特东区之前，他们对危险的事态一无所知。

身为希腊天主教徒，福阿德可以相对安全地从城里任何一边经过，因为希腊天主教社区与其他十六个宗教派别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此相反，任何一个穆斯林，尤其是名叫阿里的穆斯林，在贝鲁特东区则会遇上麻烦。

福阿德从哈姆拉进入贝鲁特东区时，选择了一座名为“圆环”的立交桥。当他在阿什拉菲耶山脚驶出匝道后，不料在一处路障前被一群蒙面武装分子拦住。其中一人背后握着一把刀，阿里看到仍有鲜血滴到地上。他紧张地瞥了福阿德一眼，福阿德说，“你别开口，让我来对付。”

福阿德把两人的身份证递过去。“这儿怎么了？”

“不关你的屁事儿！”武装分子一边检查他们的证件，一边回答。

他把福阿德的身份证还回来，看了看车内的阿里。“你，下车。” 一名武装分子猛地拉开副驾驶座的车门，另一人则骂骂咧咧住阿里的肩膀，把他拖出来顶在车身上。

“Da Heelkum.”（“求求你们。”）福阿德连忙下车，恳求道，“这人是我的朋友，饶他一命吧！阿里在多拉与基督徒邻居和平相处。就在上周，有个男孩被狙击手击中，躺在那儿大量出血，命悬一线。是阿里冲到街上，抱起那孩子，开车送到了圣乔治医院。他挽救了那孩子的性命。这么好的一个人，你们干吗要杀他呢？”

武装分子一言不发地放开阿里，示意他回到车上。福阿德不记得自己是否感谢了武装分子饶恕阿里的性命。他头痛欲裂，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动汽车，尽快开走。他觉得自己似乎要拉肚子，而且不知道如果真的拉肚子该如何是好。与此同时，由于觉得万分侥幸，他心里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负罪感。就因为他不是穆斯林，才不会像牲口一般任人宰割。而出于这同样随意的原因，武装分子就想割断阿里的喉咙。

“疯了！完全是疯了！”他一边捶打着方向盘一边吼道，而阿里则愣愣地直视着前方，仿佛已经魂飞魄散。

在下一个检查站里，他们亲眼目睹前面车里一位衣着体面的男人被人当着他妻子儿女的面拖了出来。一名武装分子倒拽起他的胡子，另一人则切断他的喉咙，鲜血溅到了挡风玻璃上。只见他的身体一软，从引擎盖上滑下去，瘫倒在地。两位民兵抓住他的脚将他拖开，留下一道鲜红的血迹。接着，他们各抓起他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将他的尸体扔到路边的一个死人堆上。

随后，一名武装分子将脑袋探进车内，命令那女人把车开走。

“我不会开车。”她哭道。民兵们大声咒骂和威胁她，直到她爬进驾驶座。当她好不容易找到一挡时，汽车猛地向前一冲，又突然停下，接着就像一台疲惫的、即将熄火的旧机车一般缓缓驶去。

阿里看到这里，转向福阿德。福阿德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恐惧，尽量镇静地重复着刚才说过的话：“你别开口，让我来对付。”

当他们好不容易到达多拉后，阿里想说点儿什么，结果却只是捧起福阿德的双手吻了吻，才下车离开。

那个日子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六”，到傍晚时，双方各杀害了约三百名无辜百姓。

1971年，伊迪丝和福阿德买下位于科奈谢霍恩的周末别墅时，我和孩子们是他们的第一批客人。这幢房子当时显得很荒凉，它矗立在村子尽头的一处悬崖边上，阳台岌岌可危，露天平台也摇摇欲坠。接下来的几年里，福阿德在里面安装了水电，将这栋废置的石屋变成一处逃避贝鲁特战乱的温馨庇护所。

黑色星期六之后，战事进一步升级，迫使我们在科奈谢霍恩待了三周时间。为了不增加伊迪丝和福阿德的负担，我和米歇尔跟他们达成一项协议。我们不论何时到他们家躲避，都得平分开销和分担家务。每天上午，米歇尔会花一个小时辅导孩子们数学和阅读作业，接着就去劈柴，准备好够烧一天的柴火。奈拉和玛丽安在完成作业后，就画指画，玩过家家，或者穿上伊迪丝的衣服取乐，如果玩腻了，就去哥哥们的树上城堡一起玩耍。在大人严格的看护下，纳姆和比奈拉小半岁的拉米可以试用一下福阿德的机关枪。

我和伊迪丝则收拾屋子，洗衣做饭和从井里打水。活儿终于干完后，我们会热一点格拉格[2]，把脚放在柴火炉子前的小凳上，好好放松一下。

交战双方常常会有些奇怪的举动。除了类似坦齐姆这样的社区民兵组织外，正规民兵都属于工薪一族。每到月底，战斗就会暂停，以方便民兵们领取薪水。在艾因拉马奈 - 夏赫这样的社区里，穆斯林和基督徒家庭此前一直和平共处，孩子们也都相互熟悉，上的也是同一所学校。战争让一些人变成了敌我双方，但是，当哪位母亲端着咖啡和糕点来到街垒旁时，他们认为邀请昔日的朋友一同分享很平常。每逢对方的宗教假日，他们一定会提出休战。当他们同意圣诞节休战时，我们得以从科奈谢霍恩回家。12月25日，民兵组织将停火协议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的社区再度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

作为一种心理上的反抗之举，我拉下百叶窗帘，给餐桌铺上买自大马士革的红黄两色桌布，摆出我最好的碗盘刀叉，点上蜡烛，让家人享受一次盛宴—一公斤白鲟鱼子酱和一瓶唐培里侬香槟王，均为米歇尔的一位病人所赠送。

按照传统，黎巴嫩人迎接新年时，会在阳台上用大大小小不同口径的枪支射击。1976年新年前夜，基督教和穆斯林派别的各个民兵组织一致同意停止对射，转而为所有的贝鲁特人集体表演一光秀。

我们一家四口坐在阳台的地上，就在厨房门口的屋檐下，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空。午夜时分，成千上万条绵延不绝的红色荧光带照亮了夜空。民兵们发射起曳光弹来都是行家里手，乃至于在天“画出”了星星、圆球、钻石等。不等我们听到那震耳欲聋的响声，那些图像就如同上万只同时亮着的闪光灯泡一样爆炸开来。接着，那七零八落的亮光，那各种“图画”的残迹，缓慢地坠落，消失在黑暗之中。除了重新装弹的短暂间隙之外，民兵们足足表演了四十五分钟。

1976年1月2日，米歇尔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由贝希尔·杰马耶勒的基督教长枪党民兵组织所拥有和主办的“黎巴嫩之声”广播电台要找一位英语新闻翻译兼播音员。后来，各个主要的民兵组织都会有自己的电台，并从自己的角度报道新闻事件。但在1975年底，黎巴嫩之声是唯一对外广播的基督教派电台。懂英语的记者和外国使馆员工都是通过黎巴嫩之声来收听长枪党对于当下新闻的倾向性观点。我一向喜欢引人关注，所以很想成为那个播报这些观点的人。

我坐下来接受面试时，贝希尔说：“嗨，凯茜，上个月我在我表妹安德蕾家的晚宴上见过你。”

我笑着点了点头，尽管有几分不自在，但对于他在那么大的场合能注意到我还是感到高兴。贝希尔的魅力之一就是善于记人。不出几分钟，他就让我完全放松下来，以至于我敢问他是否听说过一个关于叙利亚人的最新笑话。他探身向前，听到精彩的结尾时，发出一阵特别有感染力的笑声，让我也跟着笑了起来。等到终于开始描述工内容和时间时，他顺口问道，“你以前播过音吗？” “从来没有。”我紧张地回答。他露出惊讶的神色，但接着又哈哈大笑，褐色的大眼睛促狭动着，似乎在说，“Baseeta.”（“没关系。”）

在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之后，他站起身。“嗯，凯茜，你做好上班的准备了？”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答应，但我显然是答应了，因为他跟我握了握手。接着，几分钟之后，我就走在我所热爱的这座充满生气的城市的人行道上，觉得自己仿佛刚刚觐见了上帝一般。

“我要上电台了，”我对自己说，“我恨不得马上告诉维迪娅。她肯定会非常自豪。”我知道，最让她兴奋的莫过于可以告诉她的姐姐妹妹、堂亲表亲以及所有愿意听的人，她的媳妇现在成了一位重要人物。我还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凯瑟琳外婆。如果她有这种机会，一定也会接受挑战。

面试时，贝希尔跟我谈起过他对未来的展望。对中东地区的基督徒来说，黎巴嫩是唯一的安全之地，他希望保持这种局面。1943年，当黎巴嫩脱离法国获得独立时，宪法规定总统将永远是基督徒，从而确保了基督教派的统治地位。贝希尔坚持认为，如果根据不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来改变现状，那么，黎巴嫩基督教派的特殊地位也将随之而变。1975年，他将他父亲的政党长枪党改编成一个可以自卫和抵抗巴勒斯坦 - 德鲁兹 - 穆斯林联盟的民兵组织。鉴于黎巴嫩政府军已经宣布在冲突中保持中立，此举尤为必要。

不过就个体而言，政府军的人还是介入了战争。一旦局势紧张，他们还是会分别对穆斯林和基督徒予以提醒。一天，我和米歇尔绿色分界线，经过离我们家不远的博物馆旁的一处政府军街垒。士兵一边挥手让我们通过，一边说：“巴比尔的穆斯林在绑架基督徒，别走那条路。”

我的工作时间是下午三点到六点，与米歇尔的时间正好错开。由于工作量急剧减少，他只有上午才接待病人。

第一天去电台时，他们交给我的新闻稿已经从阿拉伯语翻译成了法语。我得在两小时之内把它们全部译成英语。我几乎没有时间重读和校对，也来不及将一些比较难读的阿拉伯词语练习几遍，就走进了隔音的播音室，播音室很小，满是烟头和剩咖啡的气味。我坐在一张长桌后面，眼前有一个麦克风，对面是一堵墙。

我勉强带着几分自信说出的只有“这是黎巴嫩之声”这句话。我的双手不由自主地发抖，后面的内容几乎无法念下去。

当天晚上，那间气味难闻的播音室跟随我进入了我的梦境：我喉咙沙哑，发音不准，现场有观众气愤地对我指指点点，我的老板— 在梦中与维迪娅非常相像—举起双手大叫：“无可救药！”

对那些常常读错的人名地名，我在家里大声练习，米歇尔也在一旁帮我纠正，直到我能读准为止。只是在过了几周之后，当我不再紧张时，我才开始关注自己播报的新闻的内容。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滔滔不绝地宣传着，播出一些半真半假的新闻，有时甚至完全是无中生有。那些假新闻经过了巧妙的编辑。

1月底，当基督教派民兵在酒店区遭到惨败，而电台却无耻地捏造事实时，我几乎要递交辞呈。是米歇尔鼓励我坚持下去。到2月底，我们的民兵在舒夫山脉不仅输掉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还死亡二十余人，他们却不允许我播报，我对自己几乎忍无可忍。那天晚上离音室时，我听到有个男人在走廊里哭泣。他在跟负责人亚历克斯谈话。他想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否被派到了舒夫山脉，因为他已经一连数天都没有儿子的消息了。亚历克斯向那位父亲保证他的儿子平安无事。我退回到黑暗的大厅，看到那人对亚历克斯表示感谢。离开时，他耷拉着肩膀，似乎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他的身影在门外消失后，我听到亚历克斯说（显然是在回答另一个人的问话）“没错，我知道他儿子已经死了，可你要我怎么办，跟他说实话吗？”

当叙利亚外长阿卜杜拉·哈利米·哈达姆为促成停火而开始访问贝鲁特时，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他密切监控出现了什么言论，以及出自谁之口。战争之前，黎巴嫩曾经以多语种的自由出版物和可以公开探讨政治观点而自豪。在危机时期，这种言论自由消失了。当黎巴嫩编辑联合会主席利亚德·塔哈的尸体被冲到岸边后，每一位播音员都明白必须安守本分。1975年，我所供职的节目是唯一的英语新闻广播。我的名字广为人知，虽然我在播音时从未提及。我很可能还上过什么人的暗杀名单—尽管我当时从未想过这一点。

3月底，我辞职了。说到记者们在黎巴嫩的遭遇，最悲惨的例子显然莫过于后来害的萨利姆·拉乌兹—在伦敦出版的阿拉伯语杂志《事件》的总主编。他想回贝鲁特参加他母亲的葬礼，但是顾虑重重，因为他曾撰文批评过叙利亚政府。他请他的朋友费萨尔国王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那里得到承诺，确保他回国后不会受到伤害。尽管有这些保证，他还是在刚抵达贝鲁特机场就被绑架。遭受八天的折磨后，他的尸体被扔在一条公路上示众。当我初次看到他尸体的黑白照片时，我没能看出他的手指被硫酸烧掉了大半截，眼睛被挖，舌头也被拔掉，但报纸文章对此有详尽的描述。另外还有一张他在赴贝鲁特之前不久拍于伦敦的照片。他身上有某种东西，可能是那儒雅的秃顶，使我想起了爸爸。想到他的妻子儿女在得知他的遭遇后会多么痛苦，我心里就非常难过。

1978年，由贝希尔·杰马耶勒自己新成立的民兵组织“黎巴嫩力量”所主办的另一家电台开播。当他邀请我担任他的英语新闻播音员时，我拒绝了。

“哦，你可不能这么对我啊！”他说。

当我好不容易说服他另请高明时，意见最大的却是维迪娅。“我该怎么跟我的朋友们解释？说我媳妇放弃了一个大好机会吗？”

也许她期待我继续干下去，成为一名光彩照人的电视新闻人物，这样她就多了一项炫耀的资本。不过，我外婆肯定会为我的决定感到自豪。

[1]1码，等于0.9144米。

[2]格拉格，一种由伏特加、红葡萄酒和香料调和而成的瑞典酒。

我这辈子还能跳舞吗？

/ 请赐予我们永不放弃的勇气 /

1976年1月底，叙利亚政府对基督教派和巴勒斯坦 - 穆斯林联盟同时施压，促成至少在贝鲁特的停火。教育部迅速做出反应，要求学校重新开学。我们也热情响应，尽管这是九个月来的第三十次休战。

我和米歇尔都喜欢跳舞。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位于腓尼基大街拐角的怡东酒店，到“国王之洞”度过一个夜晚，但那里已成为一片废墟。事实上，整个那片区域—假日酒店，腓尼基酒店，圣乔治酒店，还有许多餐馆（如我们的朋友费伊和乔治·齐蒂亚克所开的布加勒斯特餐馆），以及灯火辉煌的夜总会— 如今都只能看到建筑物的坍塌的屋顶、残缺的墙壁以及黑乎乎、空荡荡的框架。狗和猫在破裂的水管和敞开的下水道旁艰难地觅食。

某位颇有前瞻性的黎巴嫩人已经想到在阿什拉菲耶新开一家会所，那里与东边阿考维社区的苏赫索克博物馆只有一个街区之隔。会所的入口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在较高的灌木和树枝的掩映几乎难以被发现。会所附近根本无法停车；阿什拉菲耶的街道纵横交错，十分拥挤。从餐厅通往地下室的迪斯科舞厅的台阶太窄，我只能侧身而行，膝关节也感到酸痛，但是一进入舞厅听到音乐，我就将那些痛楚忘到了九霄云外。当米歇尔搂着我跳舞时，我能感觉到贝鲁特这座城市紧紧包围着我，仿佛我的丈夫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我的恋人，这座城市本身。我多少有些明白，贝鲁特是一位可怕的恋人，一个不该与之纠缠的危险对象，但是我开心而不顾一切地跳着。我和米歇尔原本已经很擅长跳摇摆、狐步和桑巴舞，只是最近才开始学迪斯科。有时候，在我不受干扰的卧室里，当只有我想象中的恋人贝鲁特在场时，我会拉开衣橱门，现出门内的长镜，播放法鲁兹[1]的快节奏音乐，试着跳肚皮舞。当然，米歇尔才是我真正的恋人；不过，我还爱上了贝鲁特这座城市及其人民。正是那种解放和充满自信的感觉，才使我能够在我丈夫面前像肚皮舞娘一样扭臀摆胯，而他则双手放在背后，斜靠在床上大笑。

在家里，我和米歇尔经常放上唱片并随之起舞，这让我的孩子们也兴高采烈，他们总是跳到沙发上观看。当米歇尔带领我随着查克·贝里[2]的节拍一遍遍地旋转时，他们就大声欢呼。一旦我没有跟上而忘了转身，他们也同样热情地喝倒彩。在他们毫无防备，以为我们完全沉浸在舞蹈之中时，我和米歇尔会突然分开，抓住他们的胳膊，将他们拉起身来。奈拉在他爸爸的怀里，一边跟着他在房间转，一边无忧无虑地开心大叫。纳姆则因为步伐不熟而感到难为情，当我试图让他迈步时，他的身子僵硬得像个木头人。九岁的他已经是个有趣的小男人了。

1976年3月11日，音乐停止了。

我和米歇尔打开电视，调到法语频道时，以为会看到平常那位播音员，一位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没想到摄影机却对着一个空空的播音席，毫无声息地停留在那儿。在这个奇特的镜头中，最令人吃惊的是没有声音。我们默默地坐着，盯着画面上空荡荡的房间。仿佛过了好几分钟之久，摄影机仍然对着播音席时，我们听到实木地板上响起了脚步声。一个穿着军装的黑发男人出现了，胸前的一连串勋章表明了他的高级军衔。我没有认出他来。他在座椅后站了片刻，然后坐下，展开一张纸，尽管他的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他却伸长胳膊，远远地举着稿纸。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现在本该是法语新闻时间，他却选择用古典阿拉伯语讲话，而我听不懂这种语言。我看了看米歇尔，他正皱着眉头。等到讲话完毕，我扭动一下手腕，询问是怎么回事，“Shoo？”

“发生政变了，”米歇尔回答，“那是阿哈达布准将，刚刚宣布自己为黎巴嫩军政府首脑。”

“原来是这样，摄影机才对着那张空椅子！”

“他要求弗朗吉亚总统及其内阁在四十八小时内辞职，并且已经要求议会推选一位新的国家首脑。”

弗朗吉亚拒绝辞职，并发誓要与准将决战到底。几天后，当总统府遭到炮轰和严重破坏时，他却逃往黎巴嫩北部。

由于绿色分界线上的新一轮冲突在所难免，米歇尔认为我们应该去阿什拉菲耶，到他父母家暂避。去那里倒不是因为更安全，因为他父母家的客厅、餐厅及两间卧室都面朝贝鲁特西区。我们之所以离开自己的家，是因为从区划上说，巴达罗街位于绿色分界线上的贝鲁特西区一侧，米歇尔担心这两个地方会出现某种正式的封锁，从而影响我们的活动，使他无法前往阿什拉菲耶的医院。

绿色分界线最早是由一位名叫艾柯卡的法国人所设计。在他的监督下，从市中心开始，沿着大马士革街一直到富恩尼谢巴克的尽头，都种满了九重葛和桉树。交战各派将绿色分界线变成了贝鲁特东西两区致命的领土分界线，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人区—在这里，你的生死只能交由身份证件和命运来决定。

自战争爆发以来，我一直未能将贵重物品好好收拾和保存起来。我们往往是等到周围炮火连天，才匆忙将几件东西扔进提箱，然后仓皇出门。

但这次不一样。苏丹家族的人对有些东西—诸如地毯和古董—十分珍惜和米歇尔有两块波斯地毯，是爸爸的一位生意伙伴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它们约二十五英尺长，差不多有七十五年的历史，必须非常小心地卷起来。我不厌其烦地将桌椅沙发一一挪开，然后卷起地毯，在两头各系上一个塑料袋，以防小虫爬进去，再将它们堆放在长沙发背后。我拉起百叶窗，将客厅和餐厅的窗帘挽起来，绕在窗帘杆上。

我们最为珍贵的物品是十来个已经有三千年历史的花瓶，其中几个只有三英寸高。它们原本是我公公的藏品；我公公收藏了约五百件完好得令人惊叹的文物，有花瓶、古罗马半身塑像、油灯、硬币等，全都陈列在阿什拉菲耶家中的玻璃柜里。

我喜欢触摸这些珍贵的物品，喜欢让手指在它们光滑的表面移动。那透明的瓶体使它们显得非常易碎，但其实非常结实，就像刚刚制成一般。它们的颜色从浅蓝到碧蓝各不相同。其中几个较大的花瓶约有一英尺高，其磨砂表面又平添了一种视觉效果。它们的用途也彼此不一。最大的花瓶存放香料。中等花瓶装的是护肤精油：既有男士用的麝香和杉木精油，也有女士用的薰衣草和茉莉精油。用来存放泪珠的宽边小花瓶也许曾经容纳过另一场战争或某个遭到抛弃的恋人的忧伤。

我从壁橱的地板上搬出一个很重的金属箱，把花瓶放在金属箱旁边的地上，再从浴室里拿来一条浴巾，叠成三层垫住膝盖，然后跪在那里忙乎起来。

这次收拾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在我之前，许多别的女人曾经呵护过这些花瓶。而我此前居然从未想到这一点，真是太自以为是了！我只是一个管理员，有幸受命看护这些承载着古代文明的珍贵文物。起码是自从巴比伦人、罗马人和希腊人入侵以来，男人们在外作战期间，女人们就主动承担起了保存这些特殊花瓶的职责。几千年之后，作为战争期间的另一位家庭主妇，我也在这里举行同样的仪式。

当我仍然跪在那儿，用棉布将最后一个花瓶包起来时，米歇尔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他看到我很难过，知道我很不愿意将这些宝贵的东西收起来藏好。

“收拾完了吗？”他问。

“是的。”我叹了口气。 “那就让我拉你起来吧。”他笑眯眯地说。 “你怎么笑得像柴郡猫一样？”在我问话的同时，他吻了我一下。 “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傻瓜。你忘了吗？”

我笑着点了点头。

纳姆和奈拉笑着跑了进来。“妈妈忘记自己生日了，妈妈忘记自己生日了！”

临近中午时，我们到达我婆婆家里。我吃惊地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我不喜欢去维迪娅家的原因之一，就是她爱惜自己那些珍贵物品的方式。我喜欢抚摸我自己家的珍贵物品，还用它们待客，特别是那些银器和玻璃器皿。我认为偶尔碰坏撞裂在所难免。维迪娅不允许我们任何人碰她的东西。由于她的客厅里的每一张桌子、每一个架子上都有些东西，所以很难遵守她的规矩。不过她的枝形吊灯是个例外；她喜欢这些传家宝，喜欢别人羡慕地走上前去，轻轻地触摸它们。它们沉重的金属链子低垂在天花板下，客厅和餐厅里各有一盏。在太阳的照耀下，那种少有的深橙和暗蓝色刻花玻璃会熠熠发光，每当轻柔的海风吹来，它们就会发出十分柔和的碰撞声。

“你妈妈呢？她不知道我们要来吗？”我问。

“我没告诉你吗？她和纳蒂姆昨天上午就去拉塔基亚了。爸爸打电话要她们去的。”

“你没告诉我。”我回答道，一边扭过头去，掩饰我的满脸笑容。米歇尔头一天就订好了山莓馅巧克力蛋糕。他和奈拉找了个借口，跑到街角的糕点店取蛋糕。回来后，他们把它藏在食品柜里，直到午饭后才拿出来。世界上我最爱的三个人用蛋糕成功地给了我惊喜，坦率地说，我无法确定到底是因为他们那自豪的笑脸，还是因为维迪娅不在，才使得这个生日成为我有生以来最为开心的生日。

我们一家三口住在阿什拉菲耶的最初几天很愉快，仿佛我们是找了一个假借口来到这里。我们以为阿哈达布与弗朗吉亚的军队之间随时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在总统府被炸之后，但是却不见动静。不过，仅仅是一周之后，阿什拉菲耶就遭到一个更可怕、更长久的（贝鲁特西区的巴勒斯坦 - 穆斯林阵地）的猛烈轰炸。几个月之前，在我公婆家所住的大楼旁边的空地上，长枪党架设了炮位，装有六门一百五十毫米口径的大炮。炮手是十二个不到二十岁或者二十刚出头的民兵。午餐后，当周围安静下来，我们想小睡片刻时，他们的谈话声清晰可闻。他们脱掉上衣，有意让自己晒成棕褐色，他们的身躯和脖子上的金项链在炎热的天气里闪闪发亮。他们时不时地发射一通炮火。让我们长嘘了一口气的是，始终都没有人回击。正如战争期间以往的多次情形，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渐渐变得不以为然，甚至忘记了他们的存在。我觉得应该邀请我们的朋友麦娜和托尼·厄斯塔过来共进午餐，米歇尔欣然同意。

那是一个星期三，是3月下旬的一个晴朗日子，在经历了漫长而阴雨连绵的1月和2月后，在这样的日子里，你会为自己活着而感到庆幸。我们敞开所有的窗户，风儿正从海面吹来。

我的开胃菜即将做好时，我听见有位邻居在吹奏科尔曼·霍金斯[3]的一首乐曲。当那人用萨克斯管吹奏爵士乐时，我几乎难以自己的双脚。我正随着节拍摇摆之际，米歇尔走进厨房，握住我伸长的胳膊，于是我们跳起了慢摇摆。听到我们的笑声后，麦娜走了过来，站在门边观看。当米歇尔扶着我下腰时，她扭头喊道：“托尼，快过来。孩子们，快来看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在跳舞。我觉得……”

她话音未落，房间里的一切突然震动起来。吊灯开始叮咣作响。有枚火箭弹爆炸了。我们不确定它是落地还是发射。我们面面相觑了片刻，我清楚地记得大家心照不宣地决定对这次爆炸置之不理。

“好了，”我说，“我们来享受这顿美味吧。” 我在桌上摆好开胃菜、鸭肉和兔肉香肠以及熏鲑鱼，还有一配有蒜泥蛋黄酱的烤虾和一大碗蔬菜沙拉。大家开始给自己分菜，米歇尔则开了一瓶白葡萄酒。又是一声沉闷的轰响，我抬头看了看吊灯，吊灯没有动静。这一次我们没有面面相觑，而是专心吃饭。

“祝你健康”我举起酒杯说。

“Sahah.”（“祝你健康。”）米歇尔也跟着说，我们喝了一口酒，擎着酒杯相视而笑。

一声巨大的爆炸让大楼剧烈摇晃。麦娜把叉子搁在盘子上。“哦，天啊，”她说，“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托尼翻了翻眼睛，说，“什么事都没有，只有这些美味的烤虾。”

“那是从……” 这一次，炮弹的呼啸声更加尖锐；它们越来越近了。我发现我儿子在看我。我知道自己应该采取行动，但在那短一两秒钟里，我决心不让自己被战争吓倒，托尼则抓紧机会又往嘴里塞进一些烤虾。接着我行动起来。我起身时，麦娜也同时站起，翻了椅子。旁边的迫击炮开火了。托尼这时也跳了起来。

“妈的，我们吃饭都不得安宁。”他一边说，一边把最后一只烤虾塞进嘴里。

“好了，麦娜，”托尼说，“我们最好快走。” “我送你们上车。”米歇尔说。

我能判断出火箭弹越来越近，于是我把孩子们带进过道，蹲在靠近前门的角落里。有片刻功夫，我想将他们带到楼梯井，但是一开门，看到邻居们惊慌失措地冲下楼梯，都想跑到更低的地方时，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米歇尔回来了，说：“我们最好离开这儿。” 第一枚火箭弹落在不远处，第二枚更近。当第三枚火箭弹击楼时，米歇尔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们。有什么地方的玻璃碎了。我们不敢抬头去看是哪里，但是我感到有个针尖般的东西刺中了我的右腿后侧。我伸手去摸腿肚，抽回来时，发现指尖上沾有鲜血。我想可能是一块玻璃碎片。

周围安静下来。

在那些惊天巨响后，这突如其来的宁静显得十分难得。我坐起身，发现在刚才的三分钟里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开口喘气时，我才觉得肋骨和胸口都发痛。我看了看小腿后面，血已经凝固了。孩子们动了动，坐起身来，我把他们搂进怀里，抱着他们，直到他们的身体放松下来。米歇尔站起身，并把我拉起来。我肿胀的关节像火烧一般疼痛。到处都是灰尘。我抖了抖裙子，拍了拍头发。我的第一个反拿起扫帚，开始清扫门厅。过了好几分钟之后，我们才敢走进客厅。火箭弹在我们位于五楼的公寓和楼下邻居家的房子之间撕开了一道直径约十英尺的裂口。金属窗框变得奇形怪状，如果是换了一种环境，还会以为这是现代艺术。墙上的空调从架子上掀了出去，飞到了客厅的另一边。从前墙进来的各种碎弹片散落在地板上。维迪娅的丝绒长沙发和配套的椅子不再是深蓝色，而是布满灰尘成了白色，玻璃碎片到处都是，不管是在床上，还是拖鞋里。但爸爸那些古老的花瓶却完好无损，他的玻璃柜甚至连裂缝都没有。我们听到的玻璃破碎的声音来自维迪娅的古董吊灯。客厅那盏掉在一堆彩色碎冰上，另盏则在餐厅的桌子上砸得粉碎，遮住了没有吃完的午餐。米歇尔把我喊到阳台边，指着让我看楼下的街道。我双肘拄属栏杆上，探身望去。十来个人围在三具尸体旁。有个男人脸朝下倒在地上，他的双腿乃至裤子上的褶缝都完好无损，但脑袋已经血肉模糊。他旁边是个女人，我顿时想起了麦娜和托尼。那个男人穿着与托尼一样颜色的裤子，而那个女人……

“当然不是他们。”我对自己说。纳姆和奈拉想知道我们在看什么，我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们往外看，他们的视线就一动不动地落在大街上。我想让奈拉转过头来，想将她带进室内，以免她晚上做噩梦，但是她推开了我放在她肩上的手。她在盯着那个死去的小男孩。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人推开人群，朝那孩子走去，然后在尸体旁跪下。孩子大约七八岁，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一般。那人把孩子抱进怀里。站在一旁的两个男人将他扶了起来。他把孩子搂在胸前，轻轻地吻着他的额头。那人抱着孩子的尸体走开时，孩子的脑袋晃动着，瘦小的胳膊也随之摆动。那人走了几停住了。他抬起头，举起孩子的尸体，问道：“Ya Allah？”（“哦，天啊，这是为什么？”）人群自动散开，我们大家都默默地目送着他离去。

有人在拉我的胳膊，我低下头，是纳姆。 “妈妈，”他说，“妈妈，你怎么听不见我说话？” “你说什么了，宝贝儿？”我问。 “我说，‘这会让我做噩梦的。’”我看着他，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我们都会做噩梦，宝贝但是我知道你完全能够对付。你需要做的就是过来找我或者爸爸。” “是的，没错。”他说。我的手仍然停留在他的肩膀上。我打量着奈拉。我为她担心种事情让她深受刺激，而我自己则似乎形成了一种自动反应。我不确定她有多强的控制力。她转头看着我，脸色煞白，毫无表情。

“那是麦娜，”她说，“我知道地上那个人是麦娜。她穿的就是一件那样的毛衣。”

我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我女儿。她说的难道是对的吗？那是麦娜吗？米歇尔是亲眼看到他们把车开走，还是仅仅以为他们开走了？

“是他们，”她哭了起来，“我知道是他们。”她开始全身发抖。 “不对，不是他们。”纳姆说。 “那你就证明啊。”她说，她的样子很凶，似乎要揍他一般。 “看她的头发呀，傻瓜。跟麦娜的头发颜色不一样。”

“ 宝贝儿，”我说，“那只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我听着自己的声音，发现我的语气是那么冷漠，不由得在心里想，不知道再过多久，我剩下的文明外表就会消失殆尽。

爆炸后的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十分疲乏，但是庆幸自己依着。上床之前，我尽可能地清理了一下客厅和餐厅的残渣碎土。我用一大块透明塑料布遮住破洞，米歇尔用锤子钉子将它固定。我们的床上满是碎玻璃片，我将它们抖落，并更换了床单。我无法消除自己口里的灰尘味。

不知道孩子们醒来后会是怎样。两人上床前都只是喝了一碗汤。纳姆夜间起来上了一次厕所，但是没有来到我们的房间，所以我猜他没有做噩梦。而奈拉呢，据我所知，睡得很平稳。我自己是时睡时醒。我梦见了我的家人，他们都死了，全都圆睁双眼躺在地上。阳光很明媚，他们的眼白看上去就像玻璃珠。我的两个孩子、丈夫、维迪娅、爸爸，甚至我自己的父母，全都死了。我妈妈的眼睛被挖了出来，我能看见她的脑袋里面。

我侧过身，发现米歇尔正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他面容憔悴，而且出奇地苍白，嘴唇也失去了颜色。

“你整晚都没睡吗？”我问。他没有回答，于是我明白不要去理他。我下了床。我的膝关节仍然像火烤般疼痛，但是我想给玻璃打电话，以免晚了之后他忙不过来。战争期间，玻璃厂加班加点，来满足更换窗玻璃的需求。尽管他们要价奇高，服务倒是很好，我知道一小时之内工人就会上门。他会量好尺寸，转身回去切割好玻璃，然后很快就返回来将窗户装好。

我回到卧室时，米歇尔正看着外面的城市。“我们得离开这儿，” 他说，“去科奈谢霍恩吧。”

“我已经给玻璃工人打电话了，我们可以等他一干完活就马上离开。”

盗窃问题在贝鲁特越来越严重，而维迪娅家里有很多贵重物所以我不想让工人知道我们即将离开。在等待工人到来时，我收拾了几个箱子，并把它们藏在卧室的壁橱里。纳姆和奈拉已经醒来，但还是有些迷糊。一听说我们要去科奈谢霍恩，他们顿时雀跃起来。

我的大众甲壳虫的挡风玻璃已经粉碎。我们尽量清理掉座位上的碎玻璃，然后米歇尔将它开到一个街区之外，停在那儿的一处地下通道里。米歇尔的菲亚特被弹片打成了大花脸，挡风玻璃上也有几条大裂痕，但引擎还能工作。孩子们钻进车里时，我朝空地上看去。炮位仍在那里，没有丝毫受损的印迹。穿着迷彩服的队员们也守在原位。奇怪的是，我之前居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头发，特别是米歇尔那头浓密而卷曲的黑发现在也像他们的一样盖住了耳朵，他还留了一脸的胡子。队员们随意地躺在地上抽烟，从气味上判断像是大麻。有传言说，战士们吸食大麻，是为了好让他们干坏事。由于贝卡谷地的毒品贸易十分猖獗，要弄到大麻并非难事。有个人一边吸，一边从一只塑料袋里倒出南瓜子，递给其他队员分享。

春天的科奈谢霍恩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是一个海拔约九百英尺的小村，住着五十来户人家。房舍都建在石台上，远远看去，那些石台犹如巨大的台阶。我们从贝鲁特出城半小时之后，离开通往朱尼耶的沿海高速路，再过一刻钟左右就到了科奈谢霍恩。那天天气很好，在行驶途中我们敞开了车窗。纳姆和奈拉坐在后面，行李堆在他们中间。开车的是我，米歇尔则像往常一样望着窗外出神。临近路上的最后一个转弯处时，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这是提醒大家抬头关注右侧，及时留意福阿德和伊迪丝的家—那幢房子位于一处山崖边面是一片苍翠的树林。最先进入我们眼帘的是它的屋顶，是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鲜亮的红瓦。在房屋的下方，阶地的边缘长满了大丛大丛的红色罂粟花。我们停好车后，沿着小路往上爬，无数的花蝴蝶在我们的腿边飞舞。在我们的脚不经意的触碰下，路边新长出的野百里香散发出淡淡的芬芳。伊迪丝的绿色阶地上，还有几棵缀满白花的苹果树，那粉红色的花蕊惹人怜爱；通往屋子的鹅卵石小道旁，蔓延着开着红花的植物。快到前门时，纳姆将伊迪丝家的一支喇叭花轻轻地拢到唇边，假装要吹响，以宣告我们的到来。

“我们来了！”他喊道。

没过几天，孩子们似乎就从轰炸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奈拉与玛丽安像往常那样，一起玩布娃娃和采摘野花，而纳姆和拉米则走进山谷，像所有的小男孩那样，去进行各种探险活动。

令人感慨的是，在贝鲁特目睹了那么多的死亡和破坏后，一件鸟儿受伤这样的小事居然能引起所有人的关注。那是在我们到达一周之后，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一，纳姆和拉米在山谷游玩时听到有人开枪。他们连忙卧倒，等待那阵枪声停息。当周围归于沉寂后，他们在一块平地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鹳，便连忙奔回来报信。

十五分钟后，透过窗户，我看到两个孩子从树林里跑出来，后面跟着怀里抱着一只白色大鸟的福阿德。伊迪丝已经在露台的桌子上铺好报纸，福阿德小心翼翼地把鸟儿放在上面，好让米歇尔检查。

“它中弹了，”他说，“掉下来时可能还摔断了腿。” 鸟儿在颤抖，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小小的心脏在胸膛里跳动。尔一边轻柔而又牢牢地扶着它，一边查看是否有其他的伤。福阿德准备了一个小夹板，协助米歇尔将那条伤腿固定，我们其他人则在凝神观看。孩子们在房屋前部的储藏室里做了一个草窝，福阿德小心地伤的白鹳放在那里，希望它能康复。我们留下了水和用牛奶浸泡过的面包，孩子们轮流着坐在旁边，静静地守护。

“它需要和平与安宁才能康复。”奈拉用一种奇怪的语气说。我看着我的女儿。她声音里的迫切使我想到，不知道她指的是白鹳还是她自己。第二天，我和伊迪丝忙着为复活节烘焙糕点，奈拉、玛丽安以及她四岁的妹妹卡蒂娅则装饰复活节蛋。她们认真地给鸡蛋涂上从深紫到嫩黄等各种颜色，然后挂到架子上让太阳晒干。在客厅那张靠近大窗户的白色方桌旁，她们度过了一个开心的下午。阳光照在她们的头上，当我探头去看她们时，只见她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就连她们的笑声也像天使一般。从奈拉脸上的笑容来看，她似乎忘记了自己对于和平与安宁的祈求，不管是为她自己还是为了白鹳。我不禁如释重负。我心里想，和平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只要看看孩子们的脸，我就知道什么叫作和平。在科奈谢霍恩的那段日子的那个时刻，一切是那么宁静而祥和。我和伊迪丝享受着彼此的相伴，米歇尔与福阿德十分投缘，纳姆与拉米每天出去探险，而在储藏室里，我们还有一只似乎在渐渐康复的受伤的白鹳。

星期四上午，当奈拉和玛丽安进去查看时，发现白鹳已经死了。 “它干吗要死呢？”奈拉哭着问。

“我不知道，宝贝儿。我们已经尽力了，”我说，“关键不在于我们希望怎么样，而在于事实是怎么样。白鹳知道自己再也不能飞了，所以放弃了求生。”

在基督受难日那天，我们埋葬了白鹳。奈拉和玛丽安组织了葬礼。纳姆和拉米负责挖掘坟墓，米歇尔和福阿德则制作了一个十字架作为标记。我们几个大人在阳台上观看；姑娘们哼唱着《圣母颂》，举着点燃的蜡烛，走在队伍的前面，纳姆和拉米则紧随其后，他们抬着装在纸盒里的鸟儿，将它送到与驴子夏塔尔所生活的牲口棚相邻的安息之地。

复活节当天，我们两家人在一座炎热、拥挤、香火弥漫的教堂里参加弥撒庆祝基督复活时，我有些恍惚。我觉得自己看见白鹳在祭坛后展翅欲飞，那白色的羽毛在明亮的光线下熠熠生辉。直到听到“羔羊”这个词，我的心神才回到弥撒中来。我听到神父说“上帝的羔羊”，不由得想起我的儿子。就在头一天，纳姆和拉米外出游玩后，在一位牧人的陪伴下回来。纳姆的肩上驮着一只羔羊。神父念出第三声也是最后一声“上帝的羔羊”后，为了我们大家心中的白鹳，我跟着说道，“赐予我们永不放弃的勇气。”

有天早晨照镜子时，我看到自己的头皮上有一道白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以为肯定是光线不好的缘故，于是撩起前额上的头发。我凑近镜子重新打量，只见我头发的根部已经变白。我用手指拨开其他地方，发现到处都是这样。我放下马桶盖，坐了下来。等眼泪变干，心脏不再狂跳后，我重新起身，看着镜子里的女人。由于一直忙于躲避炸弹，晚上也很少睡眠，我没有留意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每天洗脸刷牙，有时涂点儿口红，有时根本不用，但是我最顾不上的事情就是好好地照照镜子。拿梳子梳头时，我也从未想过自己的发根有何变化，因为这一点并不重要。可现在我却非常不安。我的身消瘦了，最先表现出来变化的就是在脸上。我双颊凹陷，看上去不再像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而是像四十甚至更老。

战争是多么残酷地践踏你的自尊啊！ 我不愿离开科奈谢霍恩返回贝鲁特。尽管轰炸没有停止，议是竭尽所能召开了会议，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但对于长期停战的可能性，人们公开地表示悲观。这让我感到恐惧。我第一次考虑起离开的问题。我对当时的愧疚心情还记忆犹新。米歇尔称我为“钢铁般意志的女人”。我愚蠢地以为，如果我坦承再也无法忍受战争，会让他感到失望。也可能这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在内心深处，我是否真的以为，如果抛弃贝鲁特这位毁灭性的恋人，就会辜负了自己？

这座我所深爱的城市，这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已经满目疮痍。迪斯科舞厅和夜总会已经关门停业。在猛烈炮火的轰炸下，我喜欢的地标、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和古老的露天市场已经荡然无存。长着木槿树、九重葛和年头久远、树干粗壮的柏树的花园已经荒芜。露天空地变成了垃圾场。绵延数英里的白色沙滩变成了一批批无家可归者栖身的棚户区。曾经由一层层粉红色天竺葵所装饰的阳台变成了从破洞里伸出来的奇形怪状的金属架。它们变成一张张哀号的嘴巴，那是被蒙住眼睛、钉在水泥墙上无人照管、只等着活活饿死的囚徒的嘴巴，在我的梦中反复出现。

我们街道上的建筑物都弹痕累累；商店的遮棚破成了碎片；毁坏的窗户无人修理；缺水断电问题十分严重；取代轰炸声的是响遍全城的发电机的嗡嗡轰鸣；黑色的电线在大街小巷牵得满处都是。

看到这一切，我心里想，贝鲁特这位折磨人的恋人啊，不知道我这辈子是否还能与你相拥起舞。

[1]法鲁兹，出生于1935年的著名歌手，被称为黎巴嫩的“国民天后”。

[2]查克·贝里，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黑人摇滚歌手。

[3]科尔曼·霍金斯（1904~1969），美国演奏家，也是爵士乐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

离开

/ 有生以来，孩子们第一次能够自由自在地骑车，而不用担心从天而降的炸弹 /

要让米歇尔相信我们必须离开黎巴嫩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他也认为贝鲁特的音乐可能再也不会奏响之后，并不是一件难事。困难的是如何找到最安全的撤离途径。基督教派在各条战线节节败退。我们无法穿过绿色分界线进入贝鲁特西区，也不敢冒着被绑架的危险将车开上由穆斯林民兵所把守的机场路。到1976年5月底，叙利亚宣称要维护和平和解救基督教徒，将四万大军集结在黎巴嫩边境，准备发动全面侵袭。阿拉法特的盟友 — 与基督教派作战的穆斯林 - 巴勒斯坦联盟中的德鲁兹派领导人 — 瓦利德·琼布拉特前往大马士革，请求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不要出兵。琼布拉特向阿萨德保证说，他和阿拉法特很快就会稳定局势；只需要再给他们几天时间，就能马到成功。阿萨德对阿拉法特不屑一顾。琼布拉特显然不知道这一点。只要能出手阻挠，阿萨德就绝不会允许阿拉法特在黎巴嫩取得任何胜利。通过入侵黎巴嫩，阿萨德将一箭双雕。一方面，他会成督教派的拯救者；另一方面，他也借此确保阿拉法特永远不可能宣告胜利。

到6月1日，一万二千名叙利亚军人进入了黎巴嫩。据目击者说，叙利亚坦克在地中海沿岸排成了数英里，只待一声令下，就从亚利达边境口岸进入黎巴嫩。当它们穿过贝卡谷地，翻山越岭，经过艾利村和布汉敦村时，村民们一连几个小时顶着烈日，目送约三百辆坦克鱼贯而过。当爸爸传来这个消息时，我非常高兴。我再也不用为留在贝鲁特的亲朋好友担心了。[1]

黎巴嫩的基督教派领导人对叙利亚的干预也同样表示欢迎，否则他们就会节节败退。据1976年6月6日《今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皮埃尔·杰马耶勒宣称：“一旦局势稳定，黎巴嫩和叙利亚将根据黎巴嫩当局和各党派对于解决黎巴嫩冲突的新的要求，就确定叙利亚驻军期限一事达成协议。”很显然，并非只有我一个人从未想过，叙利亚久不撤军对黎巴嫩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我们都该想到的。

1976年10月，在沙特阿拉伯召开的一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叙利亚的武装干预得到正式批准。为了“稳定黎巴嫩局势 ”，一支由三万人组成的名为“阿拉伯威慑力量”的精锐维和部队成立了，其主力是叙利亚军队，并受到叙利亚的坚定掌控。

几乎与此同时，福特总统下令，要求所有的美国人撤离贝鲁特。

当大使馆打来电话，指示我前往贝鲁特西区艾因姆赫斯沿海的一个地方时，我说我们不能冒着危险穿越市区。于是他们建议我去大马士革，我解释说，搭乘出租车翻山越岭经过叙利亚控制的贝卡谷地会更加危险。对基督徒而言，要离开这个国家，其实只有一条途径。有艘小型客船从贝鲁特以北的朱尼耶海港开往塞浦路斯，每周两趟。船票几乎无法弄到，除非我们愿意付出高得离谱的黑市价。

在我们决定必须离开的第二天，那个与维迪娅一样从不把我放在眼里的女人竟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说要帮我们出城，想想我是多么惊讶。

纳蒂姆已经伺候我公婆四十二年左右。在叙利亚的一些贫穷村庄里，有些家庭家大口阔，因此常常将女儿卖给别人。纳蒂姆只有八岁时，被她爸爸卖到米歇尔的外婆家当佣人。这些童仆往往身体太过弱小，必须站在凳子上才能够到水槽刷锅洗碗。米歇尔的外婆去世后，纳蒂姆来到我公婆家。她出生于一个阿拉维派教徒家庭，阿拉维派是穆斯林中的少数派，几乎全都聚居在叙利亚沿海和土耳其南部。哈菲兹·阿萨德也是阿拉维派，却统治着大部分逊尼派穆斯林近三十年。在我婆婆的敦促下，还是个小姑娘的纳蒂姆从伊斯兰教改信了基督教。

鉴于纳蒂姆多年的侍候，我对她十分敬重，并以为她也会尊重我，认可我作为维迪娅的长媳的地位。但由于我和维迪娅之间总是磕磕碰碰，纳蒂姆便与她的女主人一样对待我。而且遭受她轻视的不只我一个人。

纳蒂姆还在我公婆那儿耍手段占些小便宜。她偶尔会撒个谎，家里时不时会丢失一件东西，家庭开销中的钱有时会神秘地消失笔；只要他们睁只眼闭只眼，她倒也不折不扣地贯彻维迪娅的各种指示和要求。一旦她太过自以为是，而被我公婆责骂几句，她就假装头痛欲裂或者背部疼痛，一连几天卧床不起。

所以，当纳蒂姆出现在我们的门口，解释说是我公公叫她来接我们去拉塔基亚时，我太高兴见到她了，不禁亲吻了她的两边脸颊。

她是搭乘一艘小型货船来的，两天后，那艘船将满载着黎巴嫩苹果离开。船长是爸爸的一位朋友，在沿地中海东部前往拉塔基亚的十六小时航程中，他同意把船长室让给我们使用，我猜他为此得到了一大笔钱。

爸爸知道我们的一些必需品快用完了，所以让纳蒂姆给我们带了四塑料桶五加仑装的汽油。在贝鲁特，即便是对享有优惠待遇的医生来说，要弄到汽油也特别难。爸爸只是吩咐我们把不用的东西留给米歇尔的姐姐安德蕾。纳蒂姆是携带汽油这类物品的最佳人选。她很有条理，而且擅长让别人给她帮忙，这样她就根本不用自己拎着那沉甸甸的油桶。有位船员把汽油搬到码头上后，就有十来个出租车司机围了过来，主动要送纳蒂姆去任何她想要去的地方。很显然，他们把一个带着这么多汽油的女人当成了容易得手的猎物。这些可怜的家伙，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跟谁打交道。她挑中了一位司机，等他把她的行李搬上车后，她就命令他交出车钥匙。她还得先去移民局取回证件，所以不想冒险，得提防自己回来时发现出租车载着那宝贵的物品跑得无影无踪。

纳蒂姆还带来一个很大的冷藏箱，里面装满被称作kibbeh的小肉丸，以及一种散发着肉桂和多香果味、名为sambusak的炒肉和松仁馅半月形酥饼。爸爸知道我喜欢lambajeans，所以也给我带来打；这是一种蒜香薄肉饼，只需在炉子里加热，再淋点儿新鲜柠檬汁就行。

我们有机会带一辆车上船，于是我和米歇尔决定带上他那辆在黑色星期六曾载着我们安全驶过卡伦迪纳大桥的菲亚特134，而把我的大众甲壳虫寄存在一位朋友家的地下车库里。启程当天，我们与安德蕾一家道别后，就早早地前往朱尼耶。我和米歇尔想在离开之前与一些朋友见见面，其中就有当时的埃里·哈耶克上校，他安排手下的一位士兵帮忙把我们的车运上船。

开船时间是晚上九点，我们提前一小时到达港口，只见跳板上已经闹哄哄地挤了一大群人，我不禁有些恐慌。陪同我们的朋友萨利姆也慌张起来。

“那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等在那儿，你付再多的钱，也上不了那艘船啊。”他说。

有个男人说，大多数乘客已经排了一整天的队，只是想在船上占个位置。

“贝鲁特西区也在轰炸我们，”他说，“那帮混蛋似乎知道我们想离开。”

十二名全副武装的长枪党民兵站在跳板附近，使场面显得更为紧张。他们的右胳膊下夹着M-16自动步枪，枪口对着人群。他们就像一群无耻的街头混混，要索取用美元缴纳的所谓“离境税”后才允许自己的基督徒同胞上船。最令人屈辱的是，我们明知道他们要把钱收为己有。

天快黑时，一枚火箭弹落进海里爆炸了，一百五十英尺长的船剧烈地摇晃起来，撞击着码头边的橡胶轮胎，海水也溅到了人们身上。

纳蒂姆跑去寻找她所认识的一位船员，转眼间就与那人一起回来了，他带领我们绕开人群和民兵，来到船尾，他的同事已经等在那里帮助我们登船。纳蒂姆和米歇尔抱起纳姆和奈拉，递到船员张开的臂膀里。接着他们跳上船，再伸手把我拉了过去。我们静静地站了片刻，让眼睛适应黑暗的环境，然后小心翼翼地摸索着穿过甲板。不少汽车已经停在平稳的甲板上，但看不出我们的是否也在其中。

那位船员领着我们走下狭窄的楼梯，进入一个干净而简陋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门上有一把结实的锁。早在离开阿什拉菲耶之前，纳蒂姆就备好了一个野餐篮，到了这时，大家都饥肠辘辘。我们在阿拉伯面包上涂上一些乐之牛奶酪，吃了小黄瓜，喝了瓶装水。我们把葡萄、香蕉和磅饼留作第二天的早餐。

我和纳姆及奈拉共睡那张床，米歇尔和纳蒂姆则坐在椅子上，头伏在桌上休息。纳姆和奈拉几乎马上就睡着了，可我却毫无睡意，直到确定我们已经启程，我才渐渐入睡。我丝毫不想看向窗外，不想对我曾经称为“恋人”的城市投去最后的匆匆一瞥。我曾心甘情愿地接受贝鲁特的诱骗，现在却完全心灰意冷。

直到终于感觉到驶向远海的船儿那轻柔的摇晃时，我才进入梦乡。

我梦见自己陪着维迪娅坐在她的客厅里。她双臂环抱在丰满的胸前，一脸得意的笑容。

“你瞧，我说得没错吧。”她扬扬自得地说。 “您指什么？”我问。

“我说过你会像所有其他人那样一走了之返回美国。” 我惊得坐了起来。 “哦，天哪，维迪娅一定以为自己赢了，可事实并非如此。”

想到维迪娅可能会对我们1969年那次谈话做出新的解释，我心里就怦怦乱跳。

如果她真要这样，我就会辩解，我会坚称自己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战争，而不是因为无法适应贝鲁特的生活。

几小时后，由于要上厕所，我醒了一次。米歇尔打开门上的锁。过道里有灯。我抬腿准备出门，却把脚停在了半空。约十英尺长的狭窄过道上到处是人。有的背靠着墙坐得笔直，还有的蜷缩在地上。他们都在尽力让自己入睡。我尽量轻手轻脚地绕过他们的身体，到达厕所门口时，发现门开着，有个女人正在里面睡觉。我叫醒了她，请她出去一下，才得以关上厕所门。

第二天我们醒得很晚，因为打开房门时，过道上已空无一人，甚至厕所也成了我们的专用。在那么多人使用过后，厕所居然没有堵塞，我不禁感到奇怪，米歇尔便提醒我说，它可能是直接排向了大海。

吃过早餐后，我们决定去甲板上消磨上午剩下的时光。据我们估计，只需再过一小时，就能到达拉塔基亚。我们爬上楼梯，发现来到了瞭望台上，船长就在旁边。

“昨晚睡得好吗，医生？”他问。 “是的，谢谢您。”米歇尔回答。

听到船长的讲话声，人们都转过头来。 “那女人是谁？”我听见有人问。

“ 是个外国人，我只知道这一点，”一个女人答道，“ 昨天晚上，她要我从厕所里出来，就因为她要用。”

第一个声音又说，“她是什么重要人物吗？是不是因为这样，他们一家才得到这种优待？”

我假装没有听见。我尤其不愿与任何乘客发生冲突。我们走到甲板的另一头，那里有足够我们五个人就座的空位。这时，纳蒂姆问船长船上有多少乘客。

“这艘船上有一百二十人。” 她猜船长和船员加在一起通常是十个人。我问：“你觉得船长这一趟能挣多少钱？” 纳蒂姆翻了翻眼睛。“Kteer（一大笔），”她说，“Kteer.”靠近拉塔基亚时，我看到十几台大型金属起重机犹如奇形怪腿一般立在那儿。直到纳姆说“妈妈，那边有三十八艘船”，我才注意到停泊在岸边的大型货船。

我转过头，朝船只拥挤的远处看去。尽管贝鲁特的港口关闭了，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大得出奇的数字，但米歇尔告诉我说，拉塔基亚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商用港口之一。运往黎巴嫩和约旦的货物，乃至从马赛运往沙特阿拉伯和更远地方的商品，都要经过拉塔基亚。航运公司常常发现，从欧洲直接运到拉塔基亚比经过苏伊士运河要节省得多—在苏伊士运河，他们常常会延误，并且要支付高昂的过路费。

叙利亚通过拉塔基亚的港口出口大量的农产品，包括棉花、烟草和各种水果。位于拉塔基亚东北方向的阿勒颇所出产的小麦和大用来生产欧洲啤酒。在早年的一次投机生意中，爸爸将蜗牛出口到法国，法国人则不可思议地将它们制作成美味的勃艮第蜗牛，然后作为法国产品出售。

我以前到过叙利亚，那是1974年，我父母来到黎巴嫩，我们搭乘公共汽车旅行。我记忆中的拉塔基亚是一个难看的巨大港口，堆着一排排锈迹斑斑的船运集装箱。现在它依然如此。可我却忘了地中海水那清澈碧蓝的颜色是多么美丽，与贝鲁特港有着天壤之别。时间遗忘了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遗忘了我公婆所住的宁静居民区和我们吃过烤鱼烤虾的海边餐厅。

最迷人的风景位于拉塔基亚城外，即乌加里特的拉斯沙姆拉，我准备带纳姆和奈拉前去游览。茂密的洋茴香和红罂粟丛中，坐落着高度发达的王国的遗址，当黎巴嫩的提尔以及比布鲁斯尚处童年时期时，那个王国就已达到鼎盛。人类最早的完整字母表就写在那里的圆形陶罐上，但只有辅音字母，而缺失的元音字母就只能靠读者去填补了。[1]

1974年，我和我父母也去过巴尔米拉，那是叙利亚沙漠中部的一个绿洲，我记得当我们靠近该镇时，适逢太阳即将落山。我们停下脚步，目送一队骆驼迈着从容优雅的步伐，大摇大摆地穿过我们的公路。在基督教时代，巴尔米拉是叙利亚的首都，也是丝绸之路上连接欧洲和东方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商业中心。时至今日，它仍然因为那气势恢宏的罗马庙宇和占地约六平方公里的柱廊而闻名于世。

当我们离开巴尔米拉时，一辆箱式客货两用车从我们身旁驶过。乍看之下，那就像行驶在叙利亚沙漠中部的一辆载着方形铁皮箱的货车，铁皮箱上有栅栏和小窗户。我有些不安，便问导游这是什么车。

“哦，那只是把犯人运到巴尔米拉地下监狱的囚车。”她说。

“在这样的高温下，他们怎么能呼吸呢？”我问。

“他们呼不呼吸其实都无所谓，”她耸了耸肩说：“反正到头来都会死在那座监狱里。没有人能离开巴尔米拉。”

那番情景以及那些话充分说明了我不喜欢叙利亚而且不愿再来的原因。人们都知道，叙利亚的街上当时到处都是monhabarat，也就是权力无边的秘密警察，你得当心祸从口出。在黎巴嫩的时候，我们常说，“贝鲁特就算再糟也没什么，它还是比叙利亚好一千倍。”当然，米歇尔的家人住在拉塔基亚，使得这里有了一点儿安全感。

奈拉让我从那些令人不安的思绪中回过神来。她拉着我的胳膊，说，“妈妈，你怎么不听我说话？”

“对不起，宝贝儿，”我回答道，“我刚才在想别的事情。” “在想什么？” “其实我非常不愿踏上这块土地。”我回答。 “我们是不是不能去游览，也不能去海滩？”奈拉问。

“不，当然能去，宝贝儿。只是对大人来说，这不是个好地方。” 我说。

由于叙利亚政府最近财政紧张，阿萨德总统改变了规定，如是因为这样，我们原本不会选择拉塔基亚之行。根据新规定，所有尚未服兵役的男子都可以缴纳一笔一千美元的罚金来代替服役，并免除今后的一切军事义务。我公公马上帮米歇尔和他的两个弟弟缴纳了罚金，他们都是前不久才回到拉塔基亚，帮爸爸经营石膏和货运企业。米歇尔没有携带能够证明他已缴纳罚金并因此免服兵役的官方文件，但他相信事情已经处理妥当，所以搭乘一艘贩运苹果的船来到拉塔基亚不会有麻烦。

我们从朱尼耶到拉塔基亚的航程平安无事，但下船后就不一样了。

我们走进沐浴着阳光的入境大厅时，工作人员已经去吃午饭了。纳蒂姆建议我们坐下休息，而她自己则跑去打听我们得等多久。纳蒂姆不仅长着一张方方正正的脸，棕色的头发也剪得很短，几乎像男式发型，而且她身上没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她身高约五英尺四英寸，几乎总是穿着一件棉T恤和一条及膝的短裙，光着的脚上是一双拉链式网球鞋。她只是在很少的场合才穿连衣裙。由于她的雇主，我的公公，是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纳蒂姆认识拉塔基亚的所有重要人物，而且很受敬重。她对复杂的任务应付自如，还能说会道，并知道哪些人可以信赖。爸爸经常要她携带大量现金往来于贝鲁特和拉塔基亚，她把钱绑在内衣里面。

我和米歇尔等在那里，孩子们则在大厅里四处观察，在一排排直背长木椅间跑来跑去，偶尔还爬到长椅上寻找我们的位置，并大声跟我们打招呼。

纳蒂姆回来时，入境官正要走进办公室。他停下来向她打招呼： “Marhaba（你好），纳蒂姆，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刚刚把医生一家人从贝鲁特接了过来。”她回答道。

“Ma Bi Sir（我太不应该了），”他说，“让他等了这么久，我真是失礼。”

接着，他走进办公室，坐在桌子后面，整理了一下文件，然后喊道，“苏丹医生，Ta Faddel（进来），请进来。”

米歇尔走进他的办公室，我则坐到纳蒂姆身边。但紧接着，我就看见米歇尔脸色大变。我转向纳蒂姆，她已经站了起来。我也起身跟着她来到门口。

“你被捕了，医生，”入境官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气说，“因为你是叙利亚军队的逃兵。”

我想走到米歇尔身边，可纳蒂姆伸手拦住了我。

“别进去，凯茜夫人，”她说，“免得使事情更糟。你去跟孩子们坐在一起吧，我这就给纳姆主人打电话。”

纳蒂姆大步走进一间空办公室，仿佛办公室就是她的一样，接着她拿起电话，打给了爸爸。简单交谈几句之后，她又转而去安慰米歇尔，说他爸爸正在赶来的路上。

“他不出十分钟就会到这儿。”她说。

我看到米歇尔在椅子上耷拉着肩膀，双手抱住了脑袋。我看到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知道他在责骂自己，觉得根本就不该来拉塔基亚。也许他脑海中正在快速浮现他所听说过的关于叙利亚监狱的一连串恐怖故事。叙利亚的司法制度跟黎巴嫩的一样，都是效仿拿破仑法典：在证明无罪之前做有罪推定。在叙利亚，如果有人不幸被捕，就很少会被认定为无罪。

不到五分钟爸爸就赶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米歇尔的豁免文在桌子上，入境官便连忙道歉。 “我只是在履行职责。”他说。米歇尔作为叙利亚军队的逃兵在所有的边境口岸都榜上有名境官敦促米歇尔在离开叙利亚之前把事情解决好，否则他每次入境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第二天上午，米歇尔去过所有相关的政府部门，各个部门都保证说会把他的名字从所有的名单上删除。

1976年6月，我们到了美国，与我的凯瑟琳外婆一起住在华盛顿。米歇尔联系了他的两位前上司，麦迪逊大学医院的鲍勃·巴瑞拉博士和约翰·莫里西博士，他1968年曾在那里从事过肠胃病学研究。他说自己在找工作，他们便给他提供了一个访问助理教授的职位，为期一年，这样他就有了学习的时间，好为参加联邦医药协会的考试做准备。为了在美国行医，米歇尔必须通过相当于医药协会考试的联邦执照考试，这是针对医学院毕业的外国学生而设立的考试。

在刚到美国的三周里，我们租了一栋别墅，用从二手店和旧货铺里淘回的家具简单布置了一下，买了一辆车，并让孩子们进了一所教区学校。经历了贝鲁特的紧张生活后，麦迪逊是一个理想的休整之所。这里节奏很慢，给了我们喘息之机，并得以重新学习正常的生活技能。我们的房子与曼多塔湖的一片小沙滩只有一个街区之隔。有生以来，孩子们第一次能够自由自在地骑车，而不用担心从天而降的炸弹或城里横冲直撞的车辆。

9月份，雅克最要好的朋友乔·苏素打来电话，向我们报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电话铃响时我正在厨房。纳姆接了电话，我看到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请稍等，乔。”他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说。他把话筒放在桌上，走到楼梯下喊他爸爸—他爸爸正在楼上休息。直到听筒里传来他爸爸的声音时，他才挂上电话，转头对我说，“妈妈，爷爷去世了。”

“是乔告诉你的吗？” “他不说我也知道。”纳姆回答道。爸爸似乎是在午后散步回家后感到不适。他给医生打了电话掉衣服，上了床。医生五分钟后赶来时，爸爸已经去世了。维迪娅决定不要马上告诉米歇尔他父亲的死讯，因为葬礼必须第二天就举行。在中东地区，人们不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所以死者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下葬。当我们得知噩耗时，爸爸已经去世一周了。

米歇尔对他父亲的死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就在我们离开拉塔基亚之前，他们还争吵过。米歇尔的弟弟们告诉他说，爸爸在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当米歇尔就此询问爸爸时，爸爸说他其实是在挽救生意，因为他不赞同雅克和雷蒙德的做法。他们刚刚解雇了一名为爸爸工作了二十五年的员工，爸爸简直气坏了。米歇尔只是在离开拉塔基亚之后，才意识到他父亲是对的，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为自己曾质疑他的商业判断而道歉。米歇尔还说自己非常爱他，为拥有这样一位宽宏大量的父亲而备感幸运。爸爸保障米歇尔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支付了所有的学费。1969年，当米歇尔完成在美国的医学训练后，我们身无分文地回到贝鲁特，爸爸又确保我们拥有所需要的一切。米歇尔的姐姐安德蕾说，爸爸在去世前几天收到了那封信。

我也会怀念爸爸。他把我当亲生女儿一般疼爱与呵护。爸爸慷慨大方，他送给我的结婚礼物是一枚嵌有钻石和红宝石的戒指。他是一位独具慧眼的买家，经常会带一些新潮的小玩意儿回家。1970年12月，我和米歇尔搬进自己的公寓时，需要买些家具，爸爸非常乐意帮忙。他建议我们去一个叫巴斯达的社区看家具，那里满是古董和二手家具店。就是在那里，我一眼看中了一张别致的齐本德尔式基座的胡桃木方桌，如果加上两块活动面板，就可以坐下十二个人。一位英国妇女和她丈夫也喜欢那件家具。我把这一点小声告诉爸爸，他说，“别担心。”然后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问我，“亲爱的，这张桌子你是想配八把还是十二把椅子？”

爸爸还知道哪里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家电，当他帮我订购一台新的西屋双门冰箱时，忍不住给自己也买了一台。

6月初我们离开拉塔基亚之前，爸爸把一条精美的钻石项链交给了我。

“这是土耳其产的，有一百多年历史了，”他说，“很可能是为苏丹王的某位妻子制作的。你现在可以戴，但是必须答应将来把它传给奈拉。我希望她在结婚那天能戴上它。”

1977年2月，米歇尔通过了联邦执照考试，于是马上申请威斯康星州行医执照。凯瑟琳外婆最先听到这个好消息。

“我一直都知道他会通过，”她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莫里西博士鼓励米歇尔多投几份简历，没准能碰到一位正在合作伙伴的胃肠病专家，结果米歇尔得到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的一位医生提供的令人心动的工作机会。米歇尔去那里进行了面试，正在考虑期间，收到他弟弟雷蒙德的来信。雷蒙德极力主张米歇尔先回贝鲁特，看看那里已经改善的事态，然后再作决定。他说黎巴嫩人公开地对未来感到乐观，又开始花钱娱乐了。银行和学校已经重新开门，商店里的新商品琳琅满目，开发商们（多数来自阿拉伯国家）将大笔资金投入到海滩度假村和新大楼的建设项目，显然是希望让游客重返此地。还有各种其他的规划，如修筑新路，建立更健全的电信系统，完善水电设施等。雷蒙德还向米歇尔提起那三百五十天的日照。在麦迪逊度过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之后，贝鲁特的阳光和温和的气候就显得格外诱人。

如果我们当时住在贝鲁特，并密切关注新闻，那么，在得知瓦利德的父亲卡马尔·琼布拉特于1977年3月16日遭到亲叙利亚派势力暗杀时，我们就不会那么惊讶了。事发地点距离舒夫山脉的一处叙利亚检查站只有几米远。很显然，早在1976年4月去恳请阿萨德总统不要干预黎巴嫩内战之前，这位德鲁兹派领导人就死期已定。

1975年11月，阿萨德起草了一份宪法文件，呼吁在黎巴嫩政府内部形成各宗教派别权力的更加平衡，还在不损害黎巴嫩政治体制基础的同时提到穆斯林的不满情绪。琼布拉特认为该文件没有切入实质，因此拒绝签署。暗杀他旨在提醒人们，不要公开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作对[3]

“你对哈里斯堡的这个工作机会只是在敷衍，”我说，“你心里对贝鲁特日思夜想，魂都快要丢了。雷蒙德给你寄来了一张往返票。你去吧，去看看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回去了。”

在我看来，选择不言自明。整整一年来，没有人邀请我们一同进餐。我知道美国人很少有时间或兴趣去娱乐，但我被贝鲁特的社交生活宠坏了。我想念与那些关注新闻时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兴味盎然地交谈。我想念那个从不会把友情看成理所当然，而是将其视为无价之宝的地方。在贝鲁特做完弥撒后，我带着一颗受祝福的心离开圣母大教堂，而麦迪逊教堂里的吉他和民歌却无法满足我心灵的需要。

我习惯了张开双臂拥抱别人，并亲吻他们的双颊，不过我明白这是文化的习俗。我知道多数美国人并不在乎这些，这本身也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无法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人们与我握手时要隔着一臂的距离，大家明知道我卧病在床，却懒得打电话问候或主动来帮帮忙。生病的时候我不喜欢独自一人，我喜欢家里高朋满座。我知道美国人并不缺乏情感，他们只是不愿意表示。问题不在于他们，而是在于我。我需要生活在一个更加热情奔放的环境，人们可以坦然表达自己的感情。另外，我还想念那座让我痴迷的恋人般的城市，它宽宏地把我这个异乡人拥入怀中，可我的双脚却没能牢牢扎根在它的水泥人行道上。

4月，我和孩子们在麦迪逊等候，米歇尔则前往贝鲁特，去亲眼看看局势是否有所改善。他差一点儿就回不来了。

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米歇尔平静地度过两个星期，然后准备返回麦迪逊。前往黎巴嫩时，他选择了芝加哥—纽约—法兰克福—贝鲁特航线。当他再次确认回程时，旅行社建议他改换成经大马士法兰克福—芝加哥航线，这样更省时，更便捷，米歇尔同意了。想到既便于转乘又节约时间，米歇尔就一时冲动，放弃了要远离叙利亚的决定。第二天下午，他弟弟雷蒙德自告奋勇地陪他去大马士革，从贝鲁特出发将是三小时的车程。

当米歇尔和他弟弟抵达黎巴嫩和叙利亚交界处的梅斯纳时，由于没有入境许可证，他们被挡了回来。在贝卡谷地的齐托拉拿到相关文件后，两人于1977年4月16日晚上八点左右回到梅斯纳。雷蒙德要米歇尔等在车里，他自己则把许可证交给边境卫兵检查。过了一会儿，办公室的门猛地打开，重重地撞在水泥墙上。身高六英尺一英寸的雷蒙德站在门口，身旁有个人比他还要高出一截。只见雷蒙德身体前倾，那位身材壮实的军人显然牢牢地扭住了他的胳膊。在米歇尔看来，那位军人似乎可以通过拎起雷蒙德的胳膊，就让他身体离地，然后像扔铁饼一样扔出去。军官用力一推，雷蒙德就站立不稳，一个趔趄。米歇尔看着这一幕，却不知如何是好。没等他反应过来，军人就拉开车门，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拖了出来。

“你的叙利亚证件，”他吼道，“快交出来！” 米歇尔吓坏了，几乎想不起自己把证件放在哪里。等他终于后，军人查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命令他进到里面去。 “你是叙利亚军队的逃兵，现在被捕了。”他吼道。米歇尔试释这是误会，他有文件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只需打个电话到拉塔基亚就能弄清楚。

雷蒙德说他会开车去拉塔基亚取文件，但军人听到这里，一把从雷蒙德手中夺走了他的汽车行驶证。没有了行驶证，雷蒙德就不能在叙利亚境内合法驾车。接着，军人抓住米歇尔的胳膊，将他带进间拘留室。

“我会想办法去拉塔基亚，”雷蒙德用英语低声说，“别担心，我会把你弄出来的。”

为了把他哥哥从监狱里救出来，雷蒙德甘愿冒着被秘密警察逮捕的危险无照驾驶。过了边界一英里处，他看见有士兵想搭顺风车。他捎上了士兵，心里想，车上有了士兵，在经过沿途的多处安全检查站时，自己遭到阻拦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早晨四点左右，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雷蒙德车里的油彻底用尽。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位出租车司机看到雷蒙德车里的士兵，就主动停车，把自己车里的油抽到雷蒙德的车里。六小时之后，他抵达拉塔基亚，身边还坐着那位士兵。

雷蒙德径直去自己的办公室取文件，却发现文件柜上了锁，于是找来当地的一个混混，付钱让他砸开柜门。拿到文件后，他找到拉塔基亚的一位他所认识的将军，那位将军又打电话给大马士革军事监狱的监狱长。将军在电话中向对方保证米歇尔的文件的确符合程序。拉塔基亚的将军知道，米歇尔将会从边境监狱自动移送到大马士革，这是在边境拘捕的人都要经过的例行程序。他请求监狱长把米歇尔留在大马士革，直到他弟弟带着文件回到那里，监狱长同意了。雷蒙德在离开拉塔基亚之前，给正在大马士革看望父母的堂妹吉赛尔打了电话，把正式文件的编号报给她，当他仍在途中时，要她带着这些信息去监狱长的办公室。

而在梅斯纳这边，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囚室里，米歇尔在一张狭窄的长木椅上度过了一个漫长之夜。地上的一个坑就权当厕所，没有人管他吃喝。第二天早上，一位看守靠近他的囚室，介绍了一下自说他也是来自拉塔基亚。他提醒米歇尔说，他将被转移到大马士革，然后押往巴尔米拉。接着，他看了看左右，确定无人注意，便把脸凑近栏杆之间，悄声说，“我本来不该这么做，不过，你有没有我可以帮你找的什么人？你一旦离开这里，就不会有人知道你的下落了。”

米歇尔把吉赛尔的名字和大马士革她父母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了看守。由于逮捕他的军官没有没收他的个人物品，米歇尔的口袋里还有钱，于是他给了看守约二十五美元的现金，以感谢他的好意。

从梅斯纳转移到大马士革的三小时行程里，米歇尔在囚车上得以闭上眼睛休息了一阵。

当他被关在大马士革的牢房里，等待被押往巴尔米拉时，他透过小窗户往外看去，正好瞥见吉赛尔从一旁走过，他心里的一块大石头顿时落了地。几分钟之后，他被带进监狱长的办公室，吉赛尔正坐在那里。她让他放心，说雷蒙德带着文件正在赶来的路上。这时，监狱长开口了。

“这么说，你是医生。” 米歇尔解释说他是胃肠病专家，监狱长把这看成一种许可，讲起自己的个人病史，并且想知道有没有比泰胃美更便宜的治疗溃疡的方法。米歇尔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令他非常满意，然后他让人将米歇尔带回了牢房。

米歇尔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医生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六位看守涌进他的牢房，每人都搬了一把椅子，围着角落里米歇尔的长凳坐成一个半圆。他们倒坐在椅子上，双脚环住椅子后腿，胳膊搭在齐胸高的椅背上。米歇尔以为他们会问些医学问题，但看守们却对叙利亚之外的生活更感兴趣。他们想知道黑人在美国受到何种待遇，他们找容易吗？是不是想住哪儿就可以住哪儿？他们的问题都是出于好奇和羡慕，而不是嫉妒和反感。其中一个想了解以色列的技术，以色列的所有武器是真的由美国提供，还是以色列人自己制造的？以色列真的对美国指手画脚吗？他说他们在新闻里听到的一直都是这样。“我们甚至听说他们收买了整个美国政府。”

“只有国会而已。”米歇尔笑着说。由于吉赛尔已经向他保证，雷蒙德带着文件正在赶来的路上歇尔自己也有一个问题要问。 “如果我不能证明自己的豁免资格，结果会怎么样？”

看守们紧张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不得谈论这种话题，所以大家一时无言。接着，有人笑了起来，摇摇头，似乎在说，“你肯定已经想到了。”其他人也跟着摇摇头。最后，其中一人大着胆子说了出来。

“医生，你会被押上一辆没有窗户的囚车，送往巴尔米拉的地下监狱，”他说，“谁也不会知道你的下落。你会死在那里，因为没有人能离开巴尔米拉。”

得知米歇尔已经登上飞往麦迪逊的飞机时，想到可以重返贝鲁特，我和孩子们就兴奋异常，以至于懒得去为叙利亚监狱的事情而心有余悸。不管这件事有多么倒霉，结果还算是幸运。在登机之前，米歇尔还跟纳姆和奈拉通了电话。

“你们考虑一下，看要不要回来。我们见面之后再好好讨论。”

奈拉在跟她爸爸通过话后，想知道我们能否在学期结束前就离开。“留在这里参加考试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给卡米尔·哈耶克（埃里·哈耶克上校的儿子）买一件礼物。”

纳姆说，“也许我可以送他一套乐高积木或一款冒险游戏。” “我能带上我的全套芭比娃娃吗？”

“我们会在巴黎停留吗？我们可以跟吉赛尔一起待上几天，并且乘船游览塞纳河。行吗？求求你了！”

“嘿，伙计们，”我说，“听起来你们好像已经打定主意了。我们要回家吗？”

“是—的！”他们开心地叫道。

米歇尔回来后不久，我跟琼 — 我从1968年就认识的一个女人—讲起他的遭遇。

“你们真的要回去？” “是啊。我太兴奋了，迫不及待地想回家。”

“凯茜，你刚刚告诉我米歇尔被关进了叙利亚监狱，接着又说你们要回去。你们疯了吗？”

我很想像我妈妈那样翻翻眼睛，但按捺住了这种冲动。“你不明白，”我说，“叙利亚和黎巴嫩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但叙利亚在黎巴嫩驻有四万军队啊。”

“没错，但主要是在贝鲁特西区，你只要避开他们的路障，一般就不会跟他们纠缠不清。”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琼说。

“如果你理解中东的政治，就不会这么想，”我说，“你瞧，在战争期间，叙利亚人也会冒着生命危险到贝鲁特来购买奢侈品。叙利亚一无所有。他们本地产的卫生纸像砂纸一样粗糙，超市货架上空荡荡的，药房里的药品也是寥寥无几。而反过来，黎巴嫩人都是了不起的商人。你知不知道他们是腓尼基人的后代？”

“我当然听说过，”琼说，“谁会在乎历史或叙利亚人？你的孩子们怎么办？难道你不关心他们的安全吗？”

“琼，别忘了只是因为战争，我们才带着孩子们离开黎巴嫩，而据米歇尔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他刚刚在那里待了两周来核实这一点，然后说可以安全回家了。我知道你的经历不一样，我很感谢你的关心。可你成年后的日子主要是在麦迪逊快乐地度过，这里成了你的家，所以你不会想到要去别的地方生活。同样，我以贝鲁特为家，我只想生活在那里。”

[1]引自www.Cedarland.org（黎巴嫩内战）。

[2]罗伯特·福克斯：《内海：地中海及其人民》，1993年，第445-446页。

[3]罗伯特·福克斯：《内海：地中海及其人民》，1993年，第445-446页。

回家

/ 看在孩子们的份儿上，我强装笑脸，并坚持化妆 /

我们飞临地中海的东海岸时，我把脸贴在舷窗上，怀着即将与恋人相拥般的迫切心情注视着窗外。当贝鲁特终于出现时，滨海大道旁的悬崖在落日的余晖中熠熠闪光。我以为自己会看到温柔的海浪轻拍着人迹罕至的海岸，唉，我错了！

与海岸平行的机场跑道右侧，出现了一个乱搭乱盖的贫民区，甚至延伸到了那片曾经无人光顾的天然沙滩。人们成群地挤在狭小的白色更衣室里，就在一年前，那里还是圣西蒙和圣米歇尔沙滩俱乐部。其他地方也竖起了帐篷或建起了铁皮小屋。临时牵起的晒衣绳上晾晒着洗净的衣物，门窗上挂着床单加以遮挡。

至少机场还保持原样。看到黎巴嫩人仍然用钱换取服务—“中间人”和“打点费”仍然管用，行李员和海关官员串通一气，这熟悉的情景令我安下心来。航站楼肮脏不堪，显然已经许久没有供应肥皂和水了。出于安全考虑，等待接机的人群如今被挡在距离航站楼码之外的地方。我朝人群走去，很喜欢这种生活在贝鲁特这样的异乡的感觉，虽然我始终是个外来人，这座城市却不断地让我感到惊讶。而麦迪逊的日子则总是平淡如水。在贝鲁特，这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气味，用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书写的标记，多种语言同时说出之际的各具特色，人们彼此问候、互相挥手时的亲切方式，都令我备感温馨。接着，我在人群中看见了他们，看见了我的家人的面孔。我最先看到的是安德蕾，她的双手举过头顶不停地挥动，还张着嘴，唱歌似的喊道，“米歇尔，凯茜！”她的身边是维迪娅，原本想皱眉，却又强作笑脸，让我忍俊不禁。可怜的维迪娅，大家迎接的不是她，而是我们。我最想念的是爸爸。我希望看到他那闪闪发亮的秃顶，希望他握住我的手，像一位彬彬有礼的年长骑士那样亲吻它。

我们家位于机场以北稍稍偏东方向，大约八公里的距离，但从航站楼出发后，一路看到的情景形成了天壤之别，令我大为不解。漂亮的别墅已经被人擅自入住。周围的田野上处处都是临时搭建的住宅。还有人住在被严重炸毁的危楼里。

“那都是些什么人？”我问。

“是从南方来的什叶派难民，”安德蕾说，“他们被以色列人赶出了自己的家园和村庄，已经无家可归了。”

快到特尤奈转盘时，我们发现那些熟悉的地标已经无影无踪。我试图回想伞松公园的位置，这时奈拉扯了扯我的衣袖。“妈妈，你看那栋楼。它的墙全都没了。”

没错。剩下的部分就像由几根柱子支撑着楼面的古罗马竞技场，里面一片阴暗，隐约显出一种可怖的对称。尽管遭受了暴力和破坏，它却具有一种奇异的美，显示出某种抵御重创的力量，那种重创能摧毁墙壁，对其他部分却徒唤奈何。它充分表明贝鲁特的楼房建得多么牢固。

当我们到达曾经发生过多场激战的特尤奈时，不禁陷入了沉默。米歇尔和卡萨布保卫过的大楼比其他楼房情形较好，似乎不久前还有人居住。透过三楼的一个大洞，我看到餐厅的桌上还铺有桌布。我很奇怪它居然没有被风刮走。也许爆炸发生时，桌上正摆满了大盘小碟，准备一大家人聚餐或举行生日宴会。奇怪的是，那些回来查看损失或送走死伤者的人也没有费心去将餐桌收拾一番。

奈拉通常是个寡言少语的观察者，现在却又开口了：“妈妈，这里现在好可怕。”

没错。此时此刻，我对麦迪逊井然有序的一切突然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贝鲁特哪怕只有一点点那种秩序和整洁，就可能产生奇迹。尽管到处都显出清理和维修的迹象，我们家对面大楼的二楼上那个大洞却无人修补。也许主人死在里面，没有幸存的亲人来收拾残局。我看到了卧室，那张宽大的双人床显然久未整理，床单和毯子一半在床上一半在床下。我觉得自己就像偷窥者，在窥视别人的私生活，心里还想着炸弹落下时是否有人正躺在床上。我们所住的大楼也有一个大洞，就在我们阳台下的七楼，临房的一侧。这套位于七楼的公寓已经被主人所废弃，目前住在里面的是一位人称艾伊德太太的难民，她没有修补洞口，而是用几层透明塑料布将它封住。一楼的两家精品店鲁内特和科利菲谢正在维修，其损失与别处大同小异：粉碎的窗玻璃，破损的遮阳棚，以及破裂的塑料陈列柜。想到巴达罗所经历的战斗和无数次的火箭弹袭击，社区整体上却变化不大，你会感到惊讶。

巴达罗街的维修工作也正在进行。看见市政工人在修补街面和人行道，并更换已死或将死的树木，我不禁有些意外。经历了三年的战争后，我没有想到黎巴嫩政府居然有能力把钱花在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上。

“恰恰相反，”安德蕾说，“总统认为重现这座城市的美非常重要。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明智之举，有助于恢复民众的信心。”

与我们家两栋楼之隔的阿扎姆熟食店已经开门营业。干洗店、理发店乃至书店都已粉刷修整，门面焕然一新，看上去就像新开的店铺。社区的老字号餐馆阿尔方索正在宣传自己的主食菜单。更有创新精神的是两家新开的餐馆，两者均提供黎巴嫩食物，并且都开设在特尤奈转盘一个街区的范围之内。车喇叭肆意鸣叫、为找停车位而往往感到头疼等这些原本令我感到沮丧的事情，现在却似乎成了恢复正常的健康信号。巴达罗正在复苏，人们也开始上街走动，忙着各自的事情，对于未来，他们显然感到乐观。

我们家客厅那整面墙高的书架倒在地上。两个我忘记收拾的玻璃水瓶已经摔成碎片。挂在天花板上的大鹿角坠落下来，砸破了陶罐，溅得尘土满处都是。米色的透光窗帘变成了破布条，家具都褪了色。露台上的许多花盆都已被掀翻，枯萎的根部露在地上。家里的一片狼藉和无人照管的盆景花园令我沮丧至极。我知道会是这样，但内心里还是隐约希望不会如此。我忍不住哭了起来，但是不想被人看见，于是走进卫生间，并将门锁上。维迪娅可能会觉得我的行为很任性，很孩子气，可是我不在乎。米歇尔马上过来敲门。

“让我自己待会儿行吗？”我记得自己当时喊道。接着，我婆婆—成熟和理智行为的最高权威—来到了门口。

“别担心，亲爱的，”她说，“你们一家可以来跟我住在一起。” 维迪娅和纳蒂姆是最能激发我力量的人；我将全部精力投入里的整修工作之中。

莉拉是我雇佣了五年的清洁女工。她住在贝鲁特西区，家里没有电话，所以我无法打电话联系她。于是我采用了家庭主妇们称为“阿拉伯电话线”的方式，先联系我的英国朋友费伊，她雇佣的是莉拉的堂姐莉娜；莉娜接着联系上莉拉，告诉她我回来了，并需要她的帮助。在她动手之前，窗玻璃和阳台的玻璃门需要更换。大扫除的第一天早上，玻璃厂的两名工人就来到家里，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切割玻璃，并严丝合缝地将其安装在窗框和门框上。他们的工作还包括将房间和阳台的碎玻璃清扫得干干净净。完成这一步后，我就准备就绪，只等莉拉的到来。

莉拉精力充沛，十分敬业，当我开始第七次战争“大扫除”时，她是我唯一想要的帮手。她二十八岁，娇小的身材苗条而结实。她一进门就脱掉鞋子，由于穿着长裤，她把裤脚卷到了膝盖处。

她最先清洗的是阳台，只见她挥动着一把由柔软的猪鬃毛扎成的短柄扫帚，泼上大量掺有清洁剂的水，在花盆和家具旁边反复清扫。为了对付某些角落里的灰尘，她有时会跪在地上，咬紧牙关，头发晃动着，手臂上的肌肉颤抖着，背部弓成一个完美的弧形，眼睛搜索着可能遗漏的任何污迹。我亲切地称她为“我的雷奥瓦克电池”，当时的黎巴嫩电视广告上所说，这种电池工作起来永不停歇。

莉拉擦过窗户后，窗玻璃就闪闪发亮。她先用水冲洗玻璃的外侧，再用报纸擦干净，这样就不会留下污渍。她找到一支旧牙刷，最适合用来清洁散热片之间以及厨房卫生间的边边角角和细小缝隙。大理石地板极难清洗。与那些奢华典雅的家庭不同，我们家的地板没有那种经过精心打磨的优质表面，而是有不少气孔，容易粘上灰尘和玻璃碴。我和莉拉跪在地上，一次对付一小块地方。进度非常缓慢，活儿也非常单调。一天结束时，我不记得自己身上更为酸痛的到底是膝盖还是手臂。

莉拉用甜美的嗓音哼起了阿拉伯歌曲，使得干活不再那么沉闷。当我在厨房里准备两人的午餐，而她准备面向麦加祷告时，我常常听到她低声吟唱。我会把午餐摆在桌上，上床休息片刻，她则跪在垫子上祈祷。等她祷告完毕，我们会坐下来共进午餐。

莉拉教我如何烹饪黎巴嫩食物。她曾在黎巴嫩的好几个大户人家工作过，从城里的一些最为出色的厨师那里学到了不少手艺。除了草莓塔波利、葡萄叶粽子和鹰嘴豆酱汁这些更为传统的食品外，她还教我如何用新鲜柑橘烹制调有蒜香和新鲜薄荷味的小牛腿肉。她把香菜末和石榴汁添加在秋葵汤和用烤红椒和辣味香料混合而成的孜然红椒酱里，还添加在她的羊肉面饼中。她在烤白鱼上浇上大量由胡桃粒、大蒜、香菜和柠檬汁调制而成的酱料。我学到的最有用的一课就是边烹调边收拾，而等到饭菜做好，水槽里也就干干净净。

好在按美国人的标准看，厨房是典型的简约派风格，便于莉拉清扫。除了一个大理石水槽及其两边相对宽大的工作台外，里面空荡荡的。多数情况下，她只需要清空橱柜，搬出里面的东西，将其擦番，再将东西放回原处。我那台四个火盘的炉子对付起来并不难，因为黎巴嫩的所有炉子都是用的煤气，难看的煤气罐藏身在炉子旁的一个封闭柜子里。我只需将煤气管接在炉子后侧的一个洞眼上。我们用火柴点燃炉子。战争期间，我们的公寓里没有暖气，因为房东不肯支付取暖费。尽管在冬天的几个月里，温度很少降到华氏零下四十度以下，贝鲁特却极度潮湿。我们用燃气取暖器为其他房间取暖，但厨房里依靠的却是炉子。

这一次的厨房大扫除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一次。大团大团的黑霉像疯长的野草一般布满天花板，并顺墙而下。我们越想把它擦掉，污迹就变得越大，因此最后我们只好认输。一层底漆再加两层油基漆，我们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莉拉擦完公寓里所有的墙面后，就轮到我来刷墙了。厨房里的湖蓝色油漆有助于遮盖裂纹和污垢。纳姆和奈拉非常喜欢这种颜色，因此要我给他们的卧室也涂上这种颜色。客厅和餐厅刷成了杏黄色，与波斯地毯上的杏黄色相得益彰。

有一天，我踩在梯子上刷天花板。从我所在的位置看去，整座城市尽收眼底。我能看到有个人在擦洗窗户，一群人在拍打地毯，一位家庭主妇在晾晒衣物，还有一位则像我一样，在做粉刷工作。我看见一个女人抱着婴儿在阳台上走来走去。我听见城市生机勃发的声音： 车辆往来穿梭，喇叭声此起彼伏，还有从过往车辆的收音机里流淌出来的音乐。这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晴朗日子，天空是只有地中海地区才有的湛蓝。我听见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还有主妇们讨价还价、最后成交的声音。阿拉伯乐曲从街对面的出租车站传来，我还能听到莉拉在阳台的另一端，伴着她烂熟于心的音乐唱出了歌词。从她声音里量和节奏来看，我能猜出她正在擦洗地板。

两周后的1977年7月1日，我们搬回了自己的公寓。在我1976年5月奔赴美国之前，星期三是我一周里尽量与朋友相聚的日子。由于忙着大扫除和搬家，我将这件事忘到了九霄云外。有一天，我正坐在沙发上休息，双腿也靠在沙发上，在干净整洁、粉刷一新的客厅里全身心地享受着片刻闲暇所带来的满足感。莉拉在中午离开前为我泡好了一杯茶。米歇尔带着纳姆和奈拉去他妈妈家吃午饭了，因为他想让我下午放个假。重新运行的电梯升到了八楼。从脚步声来看，我能听出有几个人出了电梯，还听见有人在说英语。费伊的英式口音在走廊里响起，接着是伊迪丝那吐字清晰而急促的德国式英语。她们开始敲起门来，一边还低声窃笑。我突然想起是星期三，便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我的朋友们居然还记得这个日子，真是太棒了！我打开门，她们走了进来，张开双臂拥抱了我。两人都带来了漂亮的鲜花，费伊还从包里拿出一瓶香槟酒。我们坐在阳台上，品着酒，说说笑笑地回顾这一年来的大小事件。

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回到贝鲁特，对米歇尔这种期望值极低的人而言最为容易。在他看来，贝鲁特从来就不是一个干净的城市。至于那些被炸毁的大楼，虽然令人惊讶，却也不过是战争所留下的不幸后果。至于我们家里那令人沮丧的情景，米歇尔也没有多想，而是把它留给了我。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医务工作。

由于贝鲁特被分成了东西两区，米歇尔改变了接诊方式。他在阿什拉菲耶的圣乔治医院租了办公场地，每周五个上午接待自己的基督徒患者。考虑到穆斯林患者可能不愿意到贝鲁特东区就医，于是，他将位于我们大楼二楼的诊所进行了修缮，这里距离绿色分界线只有一个街区之隔，对贝鲁特西区的所有人都很方便。他重新雇请以前的秘书弗雷娅来接听电话，并安排他的穆斯林患者下午来巴达罗就诊。

1969年6月，当米歇尔第一次返回贝鲁特时，只是作为一位内科医师，肠胃病学是他的第二专业，他还为黎巴嫩带回第一台胃镜。他曾在胃镜及其用途方面的泰斗级人物约翰·莫里西博士的门下受训。日本企业奥林巴斯生产精密的光纤胃镜，莫里西博士则负责试用。训练结束时，米歇尔购买了一台旧胃镜。

米歇尔的患者向他支付的是现金。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贝鲁特没有保险公司，因此患者每次看病都会当场付清。费用可以协商。如果患者贫困，米歇尔就会不收钱。即使最穷的患者也有自尊心，所以会用某种形式的礼物作为回报，比如一条刚捕的鱼，一只养鸡场饲养的鸡，或者自制的果酱。

患者入院后，有五种级别的服务可供选择，医生再根据患者所选的级别来收费：最贵的是豪华级，包括一间私人会客室；其次是一级、二级和三级病房，住有三位甚至更多的患者，所以更便宜。患者出院时，用现金支付住院和诊疗费。对于住在大病房的贫困患者，医院和医生为其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返回贝鲁特对纳姆和奈拉而言最为艰难，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学校 — 由耶稣会开办的雅穆尔 — 不认可他们在美国的成绩，因此，如果想升入高一年级，他们就得通过两门考试，一门拉伯语，另一门是法语。我们搬回公寓后，我马上就雇请了家庭教师。每天上午，纳姆在家里跟着奥恩先生学习，而我则开车送奈拉去伊薇特小姐家中学习一个半小时的阿拉伯语。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一年里，萨米尔每周三天辅导他们学习法语和数学。当他们没课时，我会带他们去珊瑚海滩以示奖励。有时他们会带上作业，坐在某个安静角落的遮阳伞下，直到做完为止，我则坐在附近，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书。穿着“速比涛”牌泳衣的胖男人试图引起那些戴有首饰、穿着比基尼的女人们的注意，而那些女人却更专注于享受阳光，这种情景比我所携带的任何书都远远要有趣得多。

9月中旬，孩子们参加了考试。两天后，我们回到雅穆尔去查看张贴在学校礼堂里的考试成绩。奈拉全部通过，但纳姆的阿拉伯语没有及格。他对自己的成绩感到沮丧，那痛苦的神情几乎让我心碎。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要安慰他，而他最不愿意他妈妈在公众场合这样做。我看到有位神父站在附近；他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是布鲁诺·宾神父，是纳姆班上的新任法语教师。了解事情的缘由后，他说，“可是夫人，他还这么小啊。如果留一级对他会好得多。”

事实上，纳姆在四岁零九个月就开始上一年级了，即使根据法国的教育体制也年龄太小。宾神父向我保证，他会请求校长把纳姆分到他的班上。“而且，”他说，“我会好好照顾他的，苏丹夫人。”

真希望奈拉也有这样一位关怀备至的老师。自从头一年维迪娅家遭到轰炸后，我就一直在密切关注她的行为举止。从考试的表现来看，她在学习上显然没有问题。需要她解决难题时，她可以出色应对。我当时懂得太少，没有想过她的心理在如何适应生活中的动荡和变化。

1977~1978学年于10月开学。1977年11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掀起轩然大波。这次访问也成为叙黎关系的转折点，因为叙利亚突然发现自己受到孤立，得独自对付以色列。于是，叙利亚转而支持基督教派，并开始重新装备和加强左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力量。在叙利亚看来，绝不能让黎巴嫩从与以色列的冲突中抽身而出，也不能出现任何联合的黎巴嫩力量。叙利亚扮演了占领军的角色，将军队派至黎巴嫩的所有地区，包括基督教派控制的区域。基督教派向以色列寻求支持，使得叙利亚更加恼羞成怒[1]在随后的七个月里，贝鲁特平安无事，但其他地方并非如此。

1978年3月，约两万五千名以色列士兵入侵黎巴嫩南部，实施“利塔尼行动”。梅纳赫姆·贝京总理宣称，他的预期目标在于消灭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并摧毁其基础设施。事实上，南部只有为数不多的巴勒斯坦基地，对于被迫逃离家园的几千名无辜的黎巴嫩平民，他毫不关心。

贝京其实怀有双重目的。其一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永久据点。其二则比较隐蔽，意在控制利塔尼河的水资源。水资源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关键问题，几乎与石油一样珍贵。贝京想将利塔尼河水调往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区。一个月后，以色列似乎迫于国际上的压力而让步和撤军，但南黎巴嫩军却得以成立并代之[2]

南黎巴嫩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居然有人愿意作为雇佣兵去打仗：前长枪党队员、黎巴嫩政府军的士兵（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以及地痞无赖都准备一起并肩作战，只要每个月的月底能按时拿到薪水。以色列人在其自称的“安全区”里任命一名黎巴嫩政府军的变节少校萨阿德·哈达德为南黎巴嫩军的首领[3]

两周后，联合国驻黎临时部队，也就是联合国的维和军队，奉命进驻黎巴嫩南部，以督促以色列撤军并帮助黎巴嫩政府在该地区重新行使权力。联合国驻黎临时部队未能完成任务，最后不得不奉命撤出该地区[4]

自此以后，黎巴嫩内战的态势瞬息万变。两个将要决定黎巴嫩未来的国家—已经派驻约四万大军的叙利亚和掌控着亲以军队的以色列—进入了战场。

直到2000年5月，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长达二十二年的占领才终于结束，不过，以色列虽然撤走了大部分军队，却仍然占据着戈兰高地附近的萨巴农场。

近几年来，我和米歇尔每年夏天访问黎巴嫩时，我都会让他与他的家人团聚，我自己则与我的朋友伊迪丝一起待上几天。但去年我们没有留在科奈谢霍恩，而是去了北部的黎波里上面的山村。到达艾赫登时，伊迪丝驾车带我从托尼·弗朗吉亚及其家人被贝希尔·杰勒手下杀害的那栋房子旁经过。走在那栋住所旁，想到里面曾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我就不寒而栗。我不自觉地想象着墙上的斑斑血迹和地板上的尸体。托尼·弗朗吉亚是苏莱曼·弗朗吉亚总统的儿子，怀着与贝希尔同样的政治抱负，想成为共和国的总统。

腐败的弗朗吉亚王朝因其无处不在的敲诈勒索 — 尤其以北部谢卡附近的水泥生意为甚—而人所共知。有批评者指出，为了消除长枪党在他的地盘上的影响，托尼的马拉达民兵组织开始杀害贝希尔的手下。当马拉达组织在左霍塔杀害长枪党领导人并且不允许当地的一所教堂为他举行葬礼时，贝希尔决定出手反击。贝希尔的父亲皮埃尔对儿子的行为表示谴责，称其有违长枪党的原则。对许多基督徒而言，这比犯罪更为严重。罗伯特·费斯克在《哀哀子民》一书中写道，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它使得这个国家的所有基督徒处境更加艰难，结果只是让为了各自目的而希望黎巴嫩一直处于混乱之中的以色列和叙利亚渔翁得利。[5]

托尼·弗朗吉亚被暗杀后，贝希尔·杰马耶勒成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黎巴嫩力量”。1975年，当我第一次见到贝希尔时，他看上去丝毫不像军阀。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难道完全是错觉？既是，也不是。如今回想起来，我当然显然是有意只看他风度翩翩的一面，因为我希望有一位领导人为了维护基督教派在黎巴嫩的统治而准备不惜代价。就连那些对他偏袒基督徒毫不在意的穆斯林当时也认为，他是一位民心所向的领导人。在强调黎巴嫩需要新的领导人这个神话中，他要的一部分。正如困难时期的所有人那样，我也接受了这个神话。

相信，只有这位魅力四射的年轻人才可能重新稳定局势，统一这个国家1978年6月20日，随着叙利亚军队对基督徒飞地的轰炸，为时七个月的和平宣告结束。这就是在哈耶克上校家的晚宴上，美国使馆武官曾经提醒过我和米歇尔的那次袭击。

停火后，我们查看家里的受损情况，发现了围裙上的那个弹孔。我和米歇尔认为，明智的做法是穿过市区前往珊瑚海滩酒店。我们原本计划在一周之内启程去希腊度假，而酒店距机场不远。

问题在于要找到一条离开社区的安全途径。我收拾了两个行李箱，拿出装有我们重要证件的黑皮包，而米歇尔则打电话给卡萨布，他了解最佳的方法。其实选择十分有限。我们不能从滨海大道上博物馆和巴比尔医院之间的“无人地带”通过，因为那条路上到处都是叙利亚军队把守的路障，而我们不确定米歇尔的名字是否终于从他们的名单上删除。

卡萨布建议我们选择与特尤奈平行的一条小道。“如果你们运气好的话，”他说，“那里不会有叙利亚人。”

“我们只能赌一把了，”我尽量用勇敢和乐观的语气说，“既然要去希腊，我们就必须去贝鲁特西区。”

把守路障的只有一位叙利亚士兵。我们放慢车速，开到他身边时，心脏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他神情淡漠，几乎像个姑娘似的胳膊，让我们通过。我们在珊瑚海滩酒店住了一个星期。这是一座离大海不远的酒店，掩映在开着粉红花朵的桂树和九重葛之中。多数时候，我们都会遇见同一群法国外交官，尽管天气闷热，他们四个人却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坐在泳池边品着威士忌，嚼着开心果。他们与正在招待城里那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军火商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些着装花哨、头发油亮的军火商与法国人大相径庭，他们敞着衬衫，毛茸茸的胸前坠着宝石，一边大声说笑，一边大口喝酒。他们用粗糙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沓钞票分发出去，似乎根本不在乎那是法郎、黎巴嫩磅还是美元。其中一个人右脸有道疤痕，当他看你的时候，一只黑眼睛盯着其他的地方，所以你永远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在看你。他喜欢从口袋中掏出一沓钱，再用一只大手从中抽出一张作为付给服务生的小费。

一天下午，奈拉跑到了他的桌子旁。她想接住她哥哥扔给她的球，但是球从她手上滑落，滚到了他的椅子边。他伸出大手捡了起来，并笑眯眯地递给她，表明他也是一位父亲。

有天晚上，德鲁兹派领导人瓦利德·琼布拉特走了进来，坐在与我们有两张桌子之隔的地方。他身边一个人跟米歇尔打了招呼。

“那是谁？”我问。

“我的一位患者，”米歇尔说，“也是琼布拉特的得力手下。我今天白天见过他，他邀请我们明天共进午餐。”

“好主意，”我说，“没准我们去机场会需要他的帮助，谁知道呢。” 我们真的与他共进了午餐，随后，他建议我们把车停在他的车库，并将我们送到机场。在我们启程前往希腊的头一天，米歇尔乘出租车去哈姆拉街票。到了中午，我和孩子们坐在泳池边的餐桌旁，等待他随时归来。我刚刚点了一瓶冰啤酒时，几架以色列F-16轰炸机突破音障从低空飞过。周围的空气颤抖起来，泳池里也水花四溅。人们惊慌失措地朝最近的门奔去。有个女人只顾自己逃命，居然把年幼的孩子忘在了沙滩上。当四位法国外交官一同惊跳起来，朝酒店大堂跑去时，军火商们哈哈大笑。我和孩子们也笑了，尤其是在那些以色列飞机很可能已经返回基地之后。

到希腊后，我们一家与我们的朋友、带着三个儿子的基诺和南希夫妇在斯基亚索斯岛上合租了一套别墅。从宽敞的露台往外看去，苍翠的悬崖和我们的私人沙滩尽收眼底。由于粉刷过的墙壁的反光，我们在户外都得戴上太阳镜。在白色的墙壁和湛蓝的天空映衬下，大红、粉红和紫红色的九重葛显得格外鲜艳。在两周的时间里，我们犹如置身天堂，将贝鲁特和战争都抛到了脑后。我们晒日光浴，打网球，喝美酒，吃羊乳酪和橄榄沙拉，享用鲜嫩多汁的烤猪肉；我们欢声笑语，在沙滩和山野长时间漫步。接着，一天傍晚，我正坐在阳台上观看日落时，听见远处一个房间里传来BBC（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声音。

“我是德里克·谢伯斯，正在贝鲁特为您播报，这里的局势已经再度恶化。”

我看见米歇尔起身走进里屋，以便听得更清楚，我的心不禁一沉。我想侧耳倾听，但距离太远，于是我留在原处，心里开始七上八下。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米歇尔走到电话机旁，拨了号码听见他用阿拉伯语跟他妈妈或纳蒂姆通话，然后他回到阳台，对我说：“凯茜，我要回贝鲁特去。”

从米歇尔离开斯基亚索斯的那天上午起，我余下的假期就成了一场噩梦。据BBC报道，由于战事激烈，机场已经关闭。我无从得知米歇尔是否在机场关闭前就抵达贝鲁特，也不知道就算他已经抵达，又能否安全进入贝鲁特东区。我不敢将这些胡思乱想说出来，以免孩子们担心。

多数日子里，我都比其他人醒得早，然后带着便携式收音机到外面的走廊上收听BBC发自贝鲁特的新闻。一天早晨，我正在收听时，基诺走了出来。

“贝鲁特又是一天的激战。”我说。基诺没有答话，而是拿起报纸，看了起来。 “基诺，我的话你没听见吗？”我问。 “哦，听见了，”他说，“但是饶了我吧。”

“可你是贝鲁特人。你父母都住在那儿，”我说，“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你怎么能毫不关心呢？”

他朝我转过身来，放下报纸，眼神黯然。我能看出他十分厌烦我。“我一直辛苦工作，才得以休这次假，我不想总是忧心忡忡。明白了吗，凯茜？”

“哦，对不起，但我不由自主会去想。那里有我的亲人。我担心米歇尔丢掉性命。”

“别说了。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请帮我一个忙，把坏消息留在你自己心里。只要没有接到电话说米歇尔受了伤，他受伤的可能性就极小。明白了吗？所以放松点儿。”

是基诺一手安排了整个假期，因此，尽管我心里就像藏着一座火山，我却别无选择。看在孩子们的份儿上，我强装笑脸，在沙滩上打排球，去潜水或者钓鱼，穿得漂漂亮亮地参加晚宴，并坚持化妆。但与此同时，我内心却是一片惊涛骇浪。基诺不肯理解我的情感需求，让我非常生气。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已经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尽管对基诺而言可能已经很明显。我不停地念叨着贝鲁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情绪化，当然也从未想过要冒犯他人，可事实上却成了冒犯。我的要求超出了友情所能承受的范围。

我们回到雅典后，米歇尔打来了电话。我记得自己拿起听筒，说了一句，“你好。”

他用非常平静的语气说：“ 又开始了。他们在轰炸阿什拉菲耶。你们得待在那儿。现在回家不安全。”

“但是我该怎么办呢？只有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这里的所有人都很烦我。”

他的声音很镇定。“你需要放松，凯茜。会好起来的。” 两个星期后，米歇尔终于打来电话说我们可以回家，这让我重负。我在雅典简直快要发疯了。南希已经跟我说，我和孩子们得去住酒店。她说有位朋友要来拜访，她需要我的房间，但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否是实情。

米歇尔在机场接到我们后，马上带我们去朱尼耶，他的两位弟弟不久前在那里买了一处旧宅。

“我们干吗不回家？”我问。

“现在还不行，贝鲁特太危险。而且我们的公寓被盗了，里面一片狼藉。”

等我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他解释说，盗窃犯很可能就是我们大楼的门卫卡利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们不在家。他留下了波斯地毯，因为地毯太重，难以从八楼一层层地搬下来，另外他还低估了我们那些文物的价值，对瓷器银器也完全不屑一顾。这让我感到庆幸。我并不介意他搬走了所有的家电，我们可以再买一台收音机或电动打字机或电视机。令我难过的是那串琥珀念珠，那是爸爸留给我的特殊纪念。它本身并不值钱，但是具有很高的情感价值。立体声音响被盗是一大损失，因为我们总是播放音乐，不过好在他没有偷走唱片。我们不可能马上就去买新的，而只能等到买得起一台好音响时再说，因为它们价格不菲。他偷走了我的香水、丝巾和米歇尔的真丝领带。令人十分恼火的是，他还把枪都偷走了。没有了枪，我们觉得更加难以自保了。

朱尼耶位于贝鲁特以北约十五英里处，曾经是个宁静的海港，战争将它变成了基督徒的庇护所。当贝鲁特被分为东西两区，古老的露天市场被战火摧毁时，许多基督徒商人来到朱尼耶重新开店。战争还给当地居民制造了一个发难民财的机会。店主们哄抬蔬菜、水果、肉类和面包的价格，房产中介开出并收取高昂的租金，更是日进斗金。雅克和雷蒙德的房子离商业中心很远，十分平静和安宁。屋前有一个面向朱尼耶老街的小院，院子里长着棕榈树和低矮、布满灰尘的绿色灌木丛。为了安全起见，绿色的前门一直紧锁。幸运的是，几英里外的一条主干道分流了不少从这条狭窄的沿海小路经过的朱尼耶的车辆。我们打开院子左侧的一扇门，沿着依房而建的人行道，走进这栋一层楼的石屋。在人行道的尽头，我们右转进入一个宽敞而隐蔽的露台，露台的围墙很低矮，下面就是大海。从这个最佳地点，我以观赏地中海日落的壮观美景，而转头朝相反方向看去，高耸入云的雄伟而苍翠的山峦则令我们叹为观止。这里会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宁静的庇护所，只可惜我们要与另外十二个人共住，包括维迪娅和她的女佣，安德蕾一家及其女佣，还有在前往波士顿之前从拉塔基亚过来稍作停留的雅克一家。

紧邻露台的大房间被当成客厅和餐厅。那些直背椅和福米卡贴面的长桌被赋予交流和用餐的双重用途。卫生间和小厨房位于左侧，都没有热水。朝屋子的前部走去时，会发现那边还有两个特别宽敞的房间。一间是安德蕾全家的卧室，雅克一家用的是另一间。纳蒂姆和安德蕾的女佣哈丝娜睡在客厅地板上的床垫上。在这两间大房的对面，还有三间并排的卧室。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屋子前部离街道最近的房间，维迪娅住的是另一头与客厅相邻的房间，中间那间则被米歇尔用作办公室，他每周三个下午接待病人。

多数上午，米歇尔都会去阿什拉菲耶的医院。由于他直到中午才回，我便自告奋勇地出去购买十二个人的日常用品，面对与一大家人共同生活的压力，这给了我一个必要的喘息之机。我开始想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回来。在雅典就算住酒店也比这样好。不过至少纳姆和奈拉很开心。如果我出门办事，纳蒂姆或哈丝娜会照顾他们吃早餐，然后他们会与表哥菲利浦一起去海滩玩耍— 菲利浦是安德蕾的小儿子，比纳姆大两岁。

一天中的主要活动开始于午休后不久。理想的日子是至少有两三位客人来访，与维迪娅打打牌。这种时候她就最开心，我们也一样。因为这样我们就能腾出身来，在我们卧室外的前屋与自己的朋友们来一场热火朝天的乒乓球比赛。有些铁杆球友会自带球拍，不过也用。谁也打不过常胜将军米歇尔。

1978年8月，我们加入了卡斯里克海滩俱乐部，那是一个占地十五英亩的乐园，草坪经过精心修剪，长有粉色的月桂树和红色的九重葛。它位于离我们住处不远的朱尼耶湾，有奥林匹克规模的泳池和大片沙滩可供选择。我们的几位朋友以及孩子们的朋友都已经是会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可以彼此见面、放松和讨论周围不断变化的局势，这十分重要，尤其是在那个夏天，因为我们认识的所有人都逃离了贝鲁特。

贝希尔的“黎巴嫩力量”已经公开讨好以色列，并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海滩接受运来的武器装备。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各种传闻。我们无力改变事件的走向，但就我们的集体心态而言，起码必须尽量弄清当前的局势。事实上，我们不过就像一群瘾君子，每天需要这些传闻来聊以度日。

8月15日之后，我就不必再为米歇尔的安全而担心。叙利亚切断了从朱尼耶到贝鲁特的道路，他无法去医院了。那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对叙利亚心怀感激。那个夏天剩下的时间里，尽管周围局势混乱，我们却过得平安无事。

11月中旬，双方宣布停火。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叙利亚同意重新开放通往贝鲁特的道路，并撤走驻扎在阿什拉菲耶的军队。维迪娅和纳蒂姆回到了贝鲁特，安德蕾一家收拾东西离开了，雅克一家飞往了波士顿。我们家却没有那么幸运。我们所在的社区很不安宁，尽早回家的希望似乎很渺茫。如果学校决定开学，纳姆和奈拉就得在朱尼耶和学校之间往返。自私点儿想，我但愿学校不要开学，直到我们能返回家中。

学校开学后，只坚持了两天时间。作为停火协议的一部分，叙利亚军队撤出了阿什拉菲耶，驻扎到了雅穆尔周围的田野上。由于无法保障学生的安全，耶稣会士们决定关闭学校。

1978年11月底，发生了四件奇迹般的事情。在我们找到住处之前，安德蕾邀请我们去贝鲁特与她同住。我们在她家安顿下来不久，雅克从波士顿打来电话，建议我到他没有退租的一套公寓，那里与安德蕾在阿什拉菲耶的家只有几个街区之隔。

同一社区的一所名为“拿撒勒圣母”的学校愿意接受雅穆尔的全体学生。学校将于12月1日开学。课堂上人数很多，教师们都超负荷工作，但似乎没有人介意。这是黎巴嫩人应对危机的方式。每个人都帮忙，每个人都参与。大家都明白，让孩子们有事可做十分重要，哪怕这意味着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教师和家长愿意同心协力、竭尽所能地让孩子们有一个完整的学年。

第四件事情是，米歇尔的两个弟弟每月资助米歇尔三千黎巴嫩镑—当时约合一千美元—直到他的工作重新走上正轨。黎巴嫩镑兑换美元的汇率之前一直为三比一，到80年代中期才降至六比一。

90年代初期，它一路狂跌，三千黎巴嫩镑才能兑换一美元。现在则是一千五百黎巴嫩镑相当于一美元。

在为搬往雅克家做准备的同时，我回过几趟巴达罗街，去取厨具、食谱、游戏、冬衣等各种东西，好让我们觉得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中。我发现巴达罗街被战争毁得满目疮痍，只有少数人仅仅因为无处可去才大着胆子留了下来。在枪林弹雨和无数次爆炸的威力下，包括我们家在内的那些楼房都弹痕累累，墙面发黑，一片荒凉破败之景。

光秃秃的褐色杨树如同倒立的扫帚一般竖在人行道上。我们家的窗户又一次不复存在。我克制住自己的冲动，没有去修补破窗帘或清扫沙发上的玻璃碎片，也没有去抢救在我下次回来之前可能会消失的任何东西。我把我的家以及物品都藏在脑海深处。我学会了只顾眼前，所以每次逃离时都会这样。如果在别处—眼下是雅克的公寓—更为安全，那么，我就需要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这里。

当我们仍然住在雅克的公寓，大家都没有丝毫判断力时，一只名叫“滑头小姐”的德国牧羊犬成了我们的一员。伊迪丝和福阿德家的狗蒂娜产了十只狗崽。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有过养狗的打算，但不知怎么就养了起来。而且我们大家对这个小家伙尤其喜欢。

“瞧它跑得多快，”奈拉说，“而且比它的兄弟姐妹要滑头多了。” 这个名字就这样叫了开来。

整整一年之后的1979年6月，我们搬回了自己的家。这一次的回家与以往不同，而是安排得更有目的性。我和孩子们打算等到月底他们学年结束时就前往美国。我通常每两年回一次美国。我原本可以抓紧时间，早在5月份就搬回家中，在启程前更好地准备，但我不愿打扰孩子们正常上学。他们可以从雅克家步行上学，他们的很多朋友也住在那一带，所以我起码可以等到学年结束，再带他们去美国。

我和莉拉每天工作几个小时，不会很累，而是不慌不忙地进行。我们依然面临着同样辛苦的清扫工作，尤其是在离家一年之后。窗户需要更换。一年的风吹雨打使家具积上一层难以清除的污垢。碗柜和衣橱需要清空，将所有的东西洗净后再放回原处，窗帘需要更新本以为我的“胜家”牌缝纫机已经被盗，结果却发现它被扔在一个角落里，我不禁大感欣慰。卡利姆想搬走它时，把手却断了，于是只好放弃。这样我就可以缝制窗帘了。另外，我露台上的花园这一次也保存了下来。

尽管我精心筹划，我们在动身去美国度假之前，在家里仍然只是手忙脚乱地过了一天。我筋疲力尽。我熨衣服一直忙到凌晨五点，不过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我知道到达美国之后，反正会被时差整得够呛。

1979~1980学年开学时，孩子们得以回到雅穆尔。自从1975年爆发内战以来，这才是在贝鲁特度过的第二个正常学年。纳姆和奈拉如今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二岁，首次参加放学后的田径运动。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去滑雪。纳姆是一位高手，能够疾速而精准地对付雪坡，奈拉则更加小心，宁可速度更慢、更有把握地下坡。1980年12月，他们开始学空手道，后来在各自的小组比赛中都名列前茅。

贝鲁特并非总是战火纷飞。在和平的日子里，当一切恢复到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正常”的状态时，我仍然为我的城市神魂颠倒。我常常把这种感情比作是跟一个完全失去理智的人谈恋爱。不过有那么多的时候，它是一个令人快乐的地方。正因如此，我当初才爱上它，并留了下来。正因如此，我才总是相信它有朝一日会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这样我就能再去“国王之洞”跳舞，就能与朋友们在“老地方”共进晚餐—那里的厨师会调制美味的博洛尼亚酱汁，斟上香醇的蒙达奇诺的布鲁奈罗葡萄酒，那种酒品尝起来犹如亲吻爱人的嘴唇。

这美好宁静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81年春天。

[1]罗伯特·费斯克：《哀哀子民：绑架黎巴嫩》，1990年，第142 ～ 143页。

[2]罗伯特·费斯克：《哀哀子民：绑架黎巴嫩》，1990年，第148页。

[3]罗伯特·费斯克：《哀哀子民：绑架黎巴嫩》，1990年，第136页。

[4]罗伯特·费斯克：《哀哀子民：绑架黎巴嫩》，1990年，第137页。

[5]罗伯特·费斯克：《哀哀子民：绑架黎巴嫩》，1990年，第76页。

宠物、火箭弹和狙击手

/ 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危及性命的事情，我们彼此甚至来不及说一声“再见”或者“我爱你” /

到了春天，紫红色蔓生天竺葵如瀑布般挂在白色的墙上，使得我的盆景花园尤其漂亮。较高的树上那些娇小的粉红桂花，还有栀子花、茉莉花、黄红两色的芙蓉花、粉若薄纱的秋海棠、清香扑鼻的伊丽莎白女王玫瑰等，终于又恢复了其战前的繁茂。我在露台上已经举行过几次晚宴，孩子们回到了雅穆尔，滑头小姐刚满两岁。

与大多数狗相比，它也许更加活泼，不过这无疑是因为我们一家人都很开朗，我们的性格对它也有影响。德国牧羊犬通常只听命于一位主人，但滑头不同 — 它有四位主人，并且对每一位都忠心耿耿。带它散步主要由米歇尔负责，我则给它喂食并允许它跟我睡一张床。尽管街上车水马龙，但孩子们的校车还在一个街区之外时，它就能辨别出它的声音。它会竖起耳朵，犹如接收信号良好的天线一般，追踪着校车的精确方位。循着引擎的轰鸣声，它能准确地知道校车什么时候会停在我们的大楼前。到那时，它会站起身，走到前门，蹲在等候着，先是电梯的声音，接着是纳姆和奈拉一边上楼一边说笑的声音。孩子们一到八楼，滑头就会欢快地汪汪叫着，宣布他们的归来。每逢全家外出时，它总是抢占后座右侧的靠窗位置，纳姆和奈拉感到无可奈何，只好就另一侧的靠窗座位讨价还价。它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科奈谢霍恩，在那里它可以自由自在地奔跑。偶尔我们会带它去比布鲁斯北部的一处海滩，我们会在水中朝它扔球，让它拍打着来跑去地捡球。滑头不喜欢行李箱，因为它本能地知道这意味着它的正常生被打乱。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它看到纳姆把一个行李箱放到前门，便连忙起身，跟着他回到他的房间。它看到奈拉也在收拾行李，不禁有些恐慌，便紧张地跑进厨房。它蹲坐在我的面前，直视着我的眼睛，直到引起我的注意。有时候，我忍不住要逗一逗滑头，尽可能地等到最后一刻才让它放下心来，于是就会听到它土狼般的兴奋叫声。它从厨房里看到米歇尔和纳姆把行李箱搬到门厅，然后又搬进电梯。它朝他们奔去，却听见纳姆说，“你留下，滑头。”接着他就关上了门。滑头顿时垂头丧气，犹如被人抛弃的拖把一般蹲坐下来，脑袋耷拉在前爪上，微弱地汪几声。

当我们准备出门时，纳姆会唤来滑头，让它坐下，解开拴在它脖子上的皮圈，带它走进电梯。它会一路叫到一楼，直到确信自己可以跳上车。

但有些时候，我们却无法带上它，比如1981年4月15日。

事情发生在中午前后。我正在厨房里，一边给酒焖仔鸡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一边煎洋葱和蘑菇。再过半小时，米歇尔就会从医院回来，所以我正好有足够的时间洗菜切菜和准备沙拉米饭。洋葱煎好后，我开始用橄榄油炒粉丝，等到颜色变黄，再加入米饭、盐和水。在热油发出的咝咝声中，我隐约听到了一种声音，似乎是“轰”的一声闷响。我把锅从火上移开，侧耳细听。那确定无疑的声音让我头皮发紧。

“唉，”我叫苦道，“又来了。” 滑头听到我的叫苦声，顿时竖起双耳，直视着我。“我也不知丫头。我们去看看吧。” 我关上煎洋葱和煮米饭的炉子，走到外面。原以为是以色列机，所以我先来到阳台的南端。它们在对南部郊区的一个目标实行定期轰炸，并称之为“报复行动”。我又听见了那种闷响，但是风越来越大，很难辨别确切的位置。我在阳台上更快地走动，来到东侧时，看到了浓烟翻滚的熟悉情景。炸弹坠落的地方离孩子们的学校很近。

我隔壁的邻居安德蕾也有两个孩子在雅穆尔上学。战争爆发后，我们两人就约定，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其中一人要负责接孩子们回家。尽管有了一年半的平静，我还是知道该如何行动。我跑到紧邻厨房的阳台北端，大声喊她的名字。她家也在八楼，与我们家平行，两家只隔着大约三十五英尺。她的女佣听到我的声音，连忙跑到阳台上。

“安德蕾夫人不在家。”她说。

“你告诉她凯茜夫人去学校接孩子了。”我大声说。我原本想等米歇尔从医院回来，但如果他遇上交通阻塞，到家比平常更晚可怎么办？于是，我在餐桌上给他留了一张字条。我转身朝门口跑去，下一绊，差点栽倒在滑头身上。我之前没有注意到它在我脚边瑟瑟发抖。我将它搂在怀里。“别担心，滑头。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以最快的速度冲下楼梯。发生轰炸时，我从来不用电梯。

我的大众甲壳虫停在大楼前。我在巷子里调转车头，沿着巴达罗街驶去，然后在大马士革街右转。路上肯定有其他的车辆，但我没有留意。我记得在下一个拐角的萨米索赫勒十字路口上的确放慢过车速，但其他的一切— 穿过富恩尼谢巴克，我了如指掌的那些地标，那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商店、公寓楼、电影院和双车道大街旁的教堂—都只是一掠而过。

我的确想到过狙击手，寻思他们是否已经重返岗位。尽管收手了一年半，但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习惯，一看到骚乱的迹象，就马上重新露面。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我们的朋友耶法尼恩神父的样子：狙击手的子弹在他的前额上留下了一个洞眼。等待我的会是同样的命运吗？他的遇害地点就是位于富恩尼谢巴克尽头的这个我即将驶过的十字路口。

雅穆尔及其宽敞的校园坐落在一座小山包上，俯瞰着西边的国防部、南边的哈兹米耶社区以及东边的开阔田野 — 叙利亚军1978年撤出阿什拉菲耶后，就一直驻扎在那片田野上。我把车停在正对着前门的一条指定车道上。我朝大门走去时，能真切地听见炸弹离得很近，就落在不足一公里远的国防部旁边。

我走进雅穆尔，隐约听见远处有闹哄哄的声音，似乎是从通常比较安静的学校食堂传来。我循着那嘈杂的声音下了楼，经过校长办公室，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越靠近食堂，声音就越大。我推开门，眼前的一幕不禁让我想起闹哄哄的猴舍，只不过这里的“居民”都统一的深蓝与纯白两色的制服。约七百名学生肆无忌惮地放开嗓门叽叽喳喳，宣泄着紧张而激动的情绪，那情景不亚于较小的灵长类动物的尖叫。我在大厅里寻找奈拉的老师—我们的朋友梅耶特神父；我知道我的孩子们会跟他在一起。我找到了他们，并在大厅中间朝他们挥手。奈拉奔进我的怀里，纳姆拥抱了我，接着又突然松开，想要告诉我他多么生气。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他不可能同时既生气又害怕。即使当一颗炸弹在约两百英尺远的地方爆炸时，他的老师也没有让他们离开教室。

“最后我干脆站起身，朝门口走去，”纳姆说，“你知道接着怎么样吗？班上的其他同学也跟着走了出去。”

奈拉害怕的时候就不说话，尽管她很少哭，但从她现在紧紧搂住我的腰的样子看，她显然很痛苦。

“妈妈，那声音太可怕了，我简直吓坏了。”她说。她指的是卡秋莎火箭炮，那是叙利亚的特别武器，可以快速地连发七枚火箭弹。

我打发纳姆去找安德蕾的两个孩子。等他回来后，我们与梅耶特神父道了别，然后转身离开。纳姆坚持要坐在前面，于是奈拉只好与纳比勒和法瑞德一起坐到后排。当他们在后面找地方放书包时，一颗炸弹落在附近，我听见玻璃粉碎的声音。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保持镇定，他们就不会惊慌。我重新下了车，将座椅往前挪了挪，并帮助他们把一个书包塞进后备厢，另一个放到前面纳姆的脚旁。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向上帝祈祷。

我回到车里，关上车门，然后瞥了纳姆一眼。他正紧盯着我，看我脸上是否有恐惧之色。坐在奈拉右边的法瑞德开起了玩笑，说他希望炸弹落在哪里，但我没有听到他话语中的精彩之处。我正一心怎样绕过国防部才最安全。我上了主干道，这条宽阔的四车道公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侧没有楼房，右侧是个大峡谷，我一边疾驰，一边惊恐地感觉到炸弹在紧跟着我们，并且随着每一次爆炸越来越近。当然，他们不是专门要炸毁我的汽车。叙利亚人可能只是想炸毁道路而已。

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一个奇怪的情景，仿佛公路本身正在爆炸。起初只有一点微弱的闪光，但当我再次看去时，我后面的一切似乎都炸到了半空。我更加用力地猛踩加速器。

另一枚炸弹在我右侧的峡谷边缘爆炸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尘土再一次腾空而起，犹如火山喷发一般。

与此同时，后座上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一刻也没有停止，当我竭力一边稳住车辆，一边留意孩子们时，他们的说话声在我的意识里时隐时现。

法瑞德说到学校里有个小霸王哭了，四个孩子马上就齐声欢呼： “他活该。”

第三次爆炸似乎就在我们的身后，我觉得它几乎要把我们的车从路上掀出去。

纳姆脱掉了深蓝色运动上衣，并解开了衬衫领，当我们驶近下一个十字路口时，他大声叫道，“当心，妈妈，有辆车过来了！”

我进入富恩尼谢巴克并穿过那个社区，由于速度太快，只有纳姆注意到我左转开上了巴达罗街。后排的三个小家伙发现我们已经抵达安德蕾的车库时，才终于安静下来。我开进车库时，看到安德蕾等在门口。我停好车—打算把它留在这里，直到轰炸结束—然后朝她走去。

“你们就在我们这里待一会儿吧，等平静下来再走。”她说。

我正准备答应，奈拉却开口道，“妈妈，求求你，我们快点儿回家吧，我想见到爸爸。”

我们一同上到一楼，然后安德蕾带着她的孩子继续上楼，返回他们位于八楼的家，我则带着我的孩子们出来。我们只需要出门后左转，穿过一条将我们两栋大楼隔开的小车道，再从人行道上斜插过去，跑到与此相对的我们大楼那一侧，然后再左转，就算大功告成。穿过车道时，我听见有颗子弹“嗖”的一声从我耳边飞过，连忙大叫着要纳姆和奈拉躲到大楼的墙边。我帮他们拿着沉甸甸的书包，以便他们能够快速躲避狙击手的射击。我猜狙击手大概是像往常那样，在巴达罗街尽头的某栋高楼上占据着有利位置。我们背贴着墙，安全地避开他的射程，因为我们这栋楼比其他楼房离大街要远得多。我们就这样贴着墙，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前门。

直到听见滑头在米歇尔诊所的门底下嗅嗅有声以及它的尾巴拍打着门框，我才确信我们已经平安无事。那些欢快的声音几乎缓和了下午的紧张气氛。我知道它对孩子们也产生了同样奇妙的效果，因为一听到它的声音，他们那紧绷的肩膀顿时放松下来。就在我们正要上楼时，米歇尔诊所的门开了。转眼间，他和滑头同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米歇尔几乎无法凑近来亲吻我们，因为滑头不停地上蹿下跳舔我们的脸。米歇尔从我手中接过书包，带着我们进屋。一进诊所，我就瘫倒在黑色的皮沙发上。

我在诊所的厨房里存有一罐奶粉，因此我让米歇尔帮我们冲点儿热巧克力。双手捧着热气腾腾的饮料，把它凑到鼻子前，闻着它的浓香，让人顿时平静下来，精神也好了很多。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子我那么近，但我清楚地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本能地知道子弹与我近在咫尺。米歇尔有一次在阳台上浇花时也有过这种遭遇，他所描述的声音跟我听到的一样。不过他依然活着，我也毫发无伤，因此我将这次遭遇狙击手的事件抛到了脑后。

凡是不愿多想的创伤性经历，我已经习惯于将它们埋进心里，回头看去，这是一种对健康十分有害的方式，最终给我带来了大麻烦。当时，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太多危及性命的事情，思来想去似乎并无帮助。现在回想起当时那一幕，我不禁想到，万一孩子们突然看到自己的妈妈倒在人行道上，或者我看到他们那样，彼此甚至来不及说一声“再见”或者“我爱你”，将是不堪设想。

喝了几口热巧克力后，纳姆和奈拉与他们的爸爸聊了起来。他们说起轰炸开始时学校里的情景，以及他们回家的经过。我完全没有料到，最先提起狙击手的是奈拉。“告诉他，妈妈，”她说，“告诉他当我们在楼下时狙击手朝我们开枪的事情。”

令我欣慰的是，她似乎已经能够应对了，因为紧接着她就抱怨道，“回家的时候纳姆坐到了前面。这不公平，爸爸。下次该轮到我了。你跟他说。他总是坐到前面，而我总是得坐在后面。”于是我知道她已经缓过神来。

“奈拉，你该庆幸自己今天坐在后面。”纳姆回嘴道。每到这时，不等他开口我就知道他会说什么。我还知道他的伤害他妹妹，可能会击碎她那层脆弱的壳。 “你当时不知道……”他接着说。我想吸引他的视线。我把手指贴到唇边，想示意他“别把你的事情说出来”。可他没有注意到我。

“回家时，炸弹一路紧追着我们，我在侧视镜里都看到了。有些就落在我们后面，把路都炸烂了。沥青满处乱飞。”他转向米歇尔，“可惜你没看到妈妈的样子。她的脚一直踩在油门上，几乎连车都控制不住了。”接着他转向我，“是这样吧，妈妈？”

我希望他住口。难道他看不到她妹妹的痛苦吗？难道他看不见她在躲过狙击手的子弹和安全抵家后才稍稍放松的心情顿时化为乌有吗？难道他看不见，在明白我们其实是死里逃生时，她嘴巴缓缓张开的可怜样子吗？她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到角落的床垫旁，靠墙而坐，双膝缩在胸前；我不知道她会如何应对这种新的创伤性信息。

纳姆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妹妹的反应，还在对他爸爸喋喋不休。但滑头感觉到了不对劲。它原本蹲在房子中间，这时站起身，朝奈拉走去，爬上床垫，坐在她身边。我看到狗狗把头靠在奈拉的腿上，眼神温和地望着她。犹如回应邀请一般，奈拉开始抚摸滑头脑袋上那团光滑的软毛，她平常也喜欢这样，接着，我看见她开始深深地呼吸。

在中午留出一段时间吃午饭后，大约到六点半至七点，民兵们又会饥肠辘辘。枪声一停，我们立刻上楼返回公寓。我让纳姆和奈拉去洗个澡，换上睡衣。我自己则走进厨房。我也饿了，心里想着那没有完工而不得不继续的酒焖仔鸡和米饭。

我用来焖鸡的平底锅躺在地板上，几只小洋葱和一个蘑菇滚到了炉子底下。滑头不知用什么办法把锅从炉子上掀了下去。

“鸡让谁吃了？”我皱着眉，直视着狗狗的眼睛。肇事者像晕倒一般，趴到了地板上。

叙利亚的轰炸过后没几天，我们又听到传闻，说可能发生新一轮冲突。贝希尔·杰马耶勒似乎准备在扎赫勒挑起一次大的较量，那里位于贝鲁特东北方向约四十英里处，是贝卡谷地的一座宁静小镇，聚居着希腊天主教徒。他想让叙利亚和以色列彼此作对。扎赫勒和整个贝卡谷底当时都是叙利亚的势力范围。贝希尔知道，任何渗入扎赫勒的企图都会被叙利亚视为纯粹的挑衅。为了确保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做出回应，贝希尔的手下杀死了几名叙利亚士兵。阿萨德别无选择而不得不回应，尽管他并不想引起战争，于是正好落入贝希尔的圈套。当叙利亚攻击贝希尔的军队时，贝希尔公开宣称，扎赫勒是基督徒的大本营，正面临着被叙利亚人占领的危险。国外媒体也纷纷他的说法，出现了“基督教少数派誓死不移地抗击伊斯兰教多数派” 之类的标题。我不知道贝希尔是独自策划了整个阴谋，还是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参与了合作。反正贝京插了进来，宣称以色列是黎巴嫩基督徒的保护者。[1]

与此同时，叙利亚已经停止轰炸贝鲁特，由于学校仍然关闭，米歇尔建议我带上孩子们去朱尼耶的房子度一个长周末。很显然，在针对学校是否开门做出决定之前，教育部想看看扎赫勒会发生什么情况及其对贝鲁特有何影响。尽管米歇尔不能陪着我们，想到能去海边悠闲地度周末还是非常让人心动。而由于维迪娅已经去波士顿探望一家，纳蒂姆在拉塔基亚，两人在7月上旬之前都不会回来，这个主意就更加令人难以抗拒。我不愿独自带着纳姆和奈拉住在那栋大房子里，因此邀请吉赛尔一同前往。

到这时，在收拾打包方面我成了行家。只需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将地毯、文物、瓷器和银器等打包放好。我将米歇尔的黑皮包、我们的重要证件和为紧急出门而备的一沓现金放在一起。我们已经从家中逃离过九次，所以我知道该带些什么。尽管有了过去的经历，清单上还是增加了一条狗，还有它所需要的维生素、干粮和玩具。不管你多么喜欢宠物，战争期间，它们仍然会成为巨大的挑战。要决定何时出门以及去哪里躲避，常常取决于谁会接纳动物。我们很幸运，可以带上滑头去朱尼耶的大房子。

吉赛尔有一只十五岁的鹦鹉，名叫维科，住的笼子高度和笼围均为四英尺，往往不能从常规的门中通过。维科的笼子无法放入一般的轿车，所以吉赛尔只好租一辆雪佛兰英帕拉带它去朱尼耶。

临近中午时，我们在那里会面了。进屋后，我发现没有做饭用的煤气罐。我们让纳姆、奈拉和滑头上了甲壳虫汽车，出去寻找煤气和吃的东西。让我们大出所料的是，所有的商店和餐馆都关门歇业，以支持贝希尔·杰马耶勒及其在扎赫勒的军队。我将车开到邮局，给米歇尔打了个电话。好在他还没有去医院。我解释了我们的难题和我的两个选择。要么我回去运几罐煤气，要么他忘记他的病人一次，来与我们共度周末。我猜他对留在炎热的城里已经有些动摇。他连忙答应送煤气，尽管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他得穿过从贝鲁特出城的周末的拥挤车流，这有点儿不符合他的性格。

吉赛尔是一位新闻迷，每天大概有十六个小时会把自己那台小型便携式收音机凑在耳边，搜寻最新的战况。正是因为这样，下午整时，我们得知几分钟之前，叙利亚军队已经开始轰炸阿什拉菲耶、斯恩菲勒、特尤奈和巴达罗的基督徒聚居区。我一点半左右与米歇尔通过电话，但是我无从了解他是在轰炸前已经离开，还是随着从贝鲁特大量出逃的人流赶上了如雨般的火箭弹。大约两点半时，他若无其事地走进后门，我才如释重负；他对轰炸一无所知，并且说他可能是在轰炸开始前几分钟才离开。我终于可以重新戴上眼罩了。我可以忘掉贝鲁特、贝希尔和扎赫勒，转而全心关注我的家人，享受这温暖的天气和后门外的沙滩。看到孩子们在海水中开心嬉戏，我十分欣慰，看见滑头为了跟上他们而不停地划水，我大笑不止。

事实上，在那个时刻，生活十分美好，起码对我们人类而言是这样。

自从到达海滨别墅的那一刻起，维科对自己的新家非常满意，它就被安在客厅左边角落的白色冰箱顶上。它会运用三种语言对所有人，包括每一位进门的客人发号施令。维科约有一英尺高，灰色羽毛的身子上顶着鲜艳的红冠，如果心情不好，它就可能用你所能想象的最粗俗的语言羞辱客人。它几乎知道阿拉伯语中用来描述别人的妈妈、姐妹等的所有脏话。平常的日子里，它会模仿电话铃声，尽管屋子里根本就没有电话，它还会用吉赛尔的声音接电话。有时它会心血来潮，模仿吉赛尔的爸爸接电话，询问想象中的致电者的名字，问他近况如何，有没有生病，天气可好，最后还以一句“维科很好，谢谢关心！”作为结束。当傍晚来临，它想得到和平与安静时，就会大“吉赛尔，维科觉觉！”于是她就会尽心尽责地给它的笼子罩上白布，将它转移到一个安静黑暗的房间里。

滑头小姐是维科主要关注的对象。它显然知道自己所处的位安全，滑头对它鞭长莫及，因此，它喜欢像放机关枪似的接连不断地快速大叫“滑头滑头滑头”。等滑头听见自己的名字而冲进房间，维科便顿时住口。我敢说，每当看到狗狗迷惑的神情，它肯定都会暗自窃笑。

米歇尔每周至少回巴达罗一次，去看看家里是否受损，并给花草浇浇水。我们离开期间，房子由邻居艾伊德太太照看。他们一家是来自南部乡村达穆尔的难民，家乡已经被巴勒斯坦人摧毁。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因此有天早上，我决定跟米歇尔一同回去。我们与纳姆、奈拉、吉赛尔、滑头和维科挥手道别。终于可以换一个环境，关上车门，单独与米歇尔在一起，这种感觉真好。我都记不起我们有多久没有单独相处了。米歇尔开车，我则头靠着椅背，全身放松。我们并没有谈到什么特别的话题，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就像人们心满意足时那样。

这是一个美丽、平静的春日，上午十点左右，我们抵达巴达罗街。在这个时段，就连路上的车辆也让人觉得踏实。阿扎姆的店门口停着一辆送货车，表明他终于又从巴黎运来了一批熟食猪肉和肉酱。在下一个街区，阿尔方索的菜单上可能又有了上等里脊，以及烤得正合我口味的海湾小虾。一阵烤面包的香味传来，我顿时有了食欲，尽管我才刚刚吃过早餐。我碰了碰米歇尔的胳膊，说：“闻到了吗？我又觉得饿了。”

“我也是，”他说，“我们去买半打长面包带回朱尼耶吧。”

我们回来得正是时候，刚好赶上巴达罗街的自来水供应日。楼顶的储水箱已经在放水，因此我们开始给花草浇水。我负责室内的花草，米歇尔则把软管接到厨房的水龙头上，开始浇灌盆栽花园。这项工作通常需要四十五分钟，可我们刚忙了半个小时，一阵车轮从柏油路面上碾过的刺耳声响打破了所有的平静。每当听见这种声响，我就会想起成百上千把锋利的钢刀彼此撞击的声音。

自1975年以来，我们社区一直在黎巴嫩政府军的保护之下，路口街角都停着他们的坦克。在过去的六年里，我们不仅对这些坦克习以为常，而且它们的存在也让我们更有安全感。如果政府军突然将坦克转移，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那么我们就知道这表明危险即将来临。其位置的变化不外乎两种含义，要么是进入战斗岗位（也许是到社区的外围抵御进攻），要么就更糟糕，是奉命隐蔽起来，因为它们不是即将落下的火箭弹的对手。无论如何，我们心里明白，如果黎巴嫩政府军要撤出我们宁静的社区，我们最好就不要留下。

“我们快离开这儿。”米歇尔一边大喊，一边抓住我的胳膊拉着我冲出了前门。我们刚跑下一层楼，第一颗炸弹就落了下来，而且距离非常近，我手里的栏杆都在抖动。米歇尔握住我的手，带我冲下楼梯，口里还不停地催我快一点儿，尽管我的膝关节很痛。

“你先走，”最后我说，“求求你，快走。我自己会下去的。” “别说傻话了，我绝对不会丢下你的。” 我们刚转过四楼的楼梯平台，整栋大楼就摇晃起来。 “估计我们这栋楼被击中了。”我大叫。

米歇尔突然转过身，想将我背在身上，可我拒绝了。“求求你，米歇尔，你不能这样，亲爱的，非常感谢，但是你不能这样。”

我暗暗使劲，希望僵硬的膝盖能更争气。紧接着，由于爆炸击力，好像是一扇门被掀到了我们头顶上的楼梯井里。 “天啊，”我叫道，“但愿那不是我们的前门。”

碎片如雨般落在楼梯井里，也在我们身上撒下一层白灰。到一楼后我们仍然没有停步。米歇尔拉着我的手又下了一段楼梯，来到地下室。他推了推门，但门没有开。他又试了一下，然后开始用力捶起来。

“艾伊德太太，您在里面吗？是我们，苏丹夫妇，请开门！”

我们听到门背后传来她的声音，在问，“谁呀？”她想确定是我们之后才开门。

艾伊德太太和她丈夫埃里把原本老鼠横行、光线阴暗的地下室变成了舒适的住所，既有卧室，也有卫生间。他们在地下室里最干燥的区域砌了墙，再修起一道门，使它自成一体。用电方面，埃里使用了一楼门房里的电源，将线牵到地下室。新房间里吊了几只简单的灯泡。我记得每次爆炸时，那些灯就会摇晃并吱吱地响。像所有的黎巴嫩人一样，为了预防停电，艾伊德夫妇备有电池、手电筒、蜡烛和许多火柴。艾伊德太太还拼凑出了一间像模像样的厨房，不仅有我家那样的炉子，冰箱、水槽、橱柜等也一应俱全。

我惊讶地看到工作台上有十几枝香橙花。不等我开口问她是从哪儿弄来的，她就看透了我的心思。

“上周比较平静的时候，埃里开车去了达穆尔。他在我们家老屋附近那些废弃的果园里剪了些盛开的花枝，许多年前我教过他这种方法。这真是个大大的惊喜。”

她还说，到每年春天的盛花期，她会小心地采摘那些娇嫩的花朵，用糖浆熬制，使液汁凝成最纯的精华，然后装入瓶中。需要候，她会用水稀释，加入咖啡和甜品里。

房间的中央，在一盏灯的正下方，有一张红色的旧天鹅绒沙发，直到我们一同在沙发上坐定之后，我才注意到米歇尔的手划伤了。我问艾伊德太太能否给我一点儿水，好帮他清洗伤口，她却坚持要亲自动手。这位矮胖的女人不管做什么都很开心。她的笑容和那双蓝得出奇的眼睛—由于戴着一副淡蓝色镜框的大眼镜，她的蓝眼睛就愈发明显—也表达出同样亲切的信息。处理完他的伤手后，她开始烧水沏茶。我准备从沙发上起身帮忙，但她坚持要我坐着别动。由于她正背对着我，我看不清她还在干什么。片刻之后，她用盘子端来了几杯热茶和一碟切成方形的杏子酱三明治。我用拇指和食指拿起一块。阿拉伯面包还是温热的，我能感觉到薄面包中又软又黏的水果粒。我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伴随着外面的每一声炸响，这种美味似乎也在我口里轰然扩散。炸弹在周围频频坠落，我们却吃着这难得的佳肴，这是多么奇特的感觉！我饿极了，如此精美的三明治我简直可以吃下一打。

吃完后，我靠在沙发上，四下打量着房间。 “艾伊德太太，你们有没有从达穆尔抢救出一些物品？”

她摇了摇头。“没有，我们失去了一切。不过感谢上帝，我的家人都还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天发生了什么？是突袭吗？”

“巴勒斯坦人袭击了我们的村庄，让我们完全措手不及，好在当时有几十名长枪党队员还在家里。他们开始反击，正是他们的枪声才发出了警报，救了我们的性命。我们有一栋漂亮的老屋，正面是黄色的石墙，它坐落在村子的尽头，面向大海。听到枪声后，埃里赶我们上了车，然后穿过橘园的土路，一直把车开到了邻村。” “枪声停止后，你们回去过吗？”

“没有，我们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我但愿自己根本就没有回去。我们的房子被炸毁了。接着我们开车去了我妹妹家，发现她躺在地上，双腿张开。她被……”艾伊德太太哭了起来。

“长枪党队员也都被处死了，”埃里说，“从身上的伤痕看，他们显然受尽了折磨。太可怕了！据说阿拉法特在了解情况后，想处决当地的巴解领导人。即使他这样做了，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我看到了我的邻居们，他们怔怔地望着死去的兄弟、父亲、叔伯和朋友。他们的脑袋里只有‘复仇’两个字。就连我们的儿子萨米尔和萨利姆都义愤填膺。而他们当时一个才十二岁，另一个只有十三岁。”

“巴勒斯坦人还干出了更坏的事情，”艾伊德太太说，“他们在墓地里挖出棺材，掀开盖子，把尸体肆意乱扔。我在一堆碎石里找到了我可怜的母亲的萎缩的遗体。”

“我能跟他们讲讲你妹妹的孩子吗？”埃里看着他妻子问道。 “求求你，”她叫了起来，“他们不需要听到这种事情。” 藏身在地下室里，听着这些勇敢的人们的可怕经历，我不愿者担心自己显得很恐惧，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觉得医生的妻子是个胆小鬼。

当我祈祷时，进入脑海的东西真是既有趣又奇怪。“上帝啊，请让我活着离开这里。如果你保佑我，我会把酒彻底戒掉。”

这不是我在做弥撒时那种低声细语的虔诚祷告，而更像是觉得自己死到临头时口不择言的讨价还价。我很惭愧自己最先想到的是这些，但理智并没有一开始就占上风。好在几分钟之后，我最关心情变得明晰起来。

“求求你，上帝，请原谅我的自私。请将我和米歇尔安全地送回到孩子们身边。求求你，上帝，让战斗停止吧，以便我们能够离开，请保佑我的膝盖，好让我能跑到车上。”

两点左右，也就是轰炸持续约三小时后，米歇尔看着我说，“我想我们得冒险试一试。听上去好像战斗暂停了。”

“是的。”我说，“我想回家，回到孩子们身边。” 我们告诉艾伊德太太，我们想试试看能否离开。 “别这样，”她说，“战斗随时都可能重新开始。” “您怎么知道？”我问。

“ 我们就是知道，” 她说，“我们在这下面住了很久，所以知道。你们瞧好了，随时都可能重新开始的。”

我们又等了一会儿，但轰炸并没有重新开始，这时埃里却开口了。

“也许是时候了，也许真的会暂停几个小时。如果你们真得赶回朱尼耶的话，那就赶快，趁着现在就走。”

米歇尔开口问我是否想上楼去看看家里的情况。我打断了他。 “不，我们马上离开这儿。”

埃里帮我们打开门。“赶快，”他说，“越快越好。”

“再见，谢谢！”我们一边大声说着，一边朝米歇尔的车门奔去。他的菲亚特汽车就停在前门外面，车身覆盖了一层白色粉末，引擎盖像是被人撬过一般。我发动汽车，以确认发动机未被弹片毁坏，而米歇尔则搬开掉在路上的大水泥块。我们开着车，犹如障碍滑雪似的东绕西拐，避开落在路上的各种碎片，直到大马士革街的拐角。我能像以往那样继续直行，因为狙击手控制着下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在大马士革街右转，开到萨米索赫勒路口再左转，然后在司法部旁边上了滨海大道。由于公路仍然处于十字路口上的狙击手的视线之内，我们没有在马路上行驶，而是沿着绿树成荫的人行道前行了大约一英里。在知道自己已经逃出狙击手的射程之后，我们才把车重新开上马路。二十分钟后，我们回到了朱尼耶。

当我们朝大门走去，看到纳姆和奈拉张开双臂向我们奔来时，我忍不住哭了。

“欢迎从死亡线上归来。”吉赛尔说，她也满含泪水。根据新闻广播，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轰炸，是叙利亚军队迄今为止对基督徒飞地的最猛烈攻击。

两个月之后，又发生了一场劫难。也许是战争的各种压力在我身上积累而成的一种自然反应。还有可能是维迪娅回来所致。

7月上旬的一个晚上，也就是她从波士顿回来两天之后，我突然头痛欲裂。到了第二天上午，就像我以往的紧张性头痛一样，症状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我的脑袋甚至无法从枕头上抬起，米歇尔怀疑我患了脑膜炎。他咨询了一位神经科的朋友托尼·阿瓦德，由于无法将我送往贝鲁特的医院，托尼亲自上门，准备为我进行脊椎穿刺。他住在山上的一栋房子里，在前来看我的途中，顺道去离家不远的一个小诊所取了一套器械。

托尼还带上了他的妻子诺尔玛做帮手，她是一位理疗师。她爬到我的大床上的另一侧，帮我躺成胎儿体位，双手抱住双膝，然后住我，使我不能动弹。不管有多么痛苦，我都想表现得很勇敢，但是我听见托尼对尔说，他所能找到的唯一一支针比通常的穿刺针要粗。当我感觉到托尼的手在我背上第三腰椎区域轻轻触摸，接着用棉球擦拭消毒时，我几乎屏住了呼吸。那种冰冷、清爽的东西给我滚烫的皮肤带来了舒适的感觉，但只是转瞬即逝。托尼将一支针插入我的背部，感觉就像是用一根锯齿边缘的粗吸管刺穿一层层皮下组织，直抵椎管。当那支针进入到只有液体的蛛网膜下腔区域时，我感到脊椎升起一股巨大的压力，不由得惊恐地倒抽一口冷气。

一阵阵触电般的感觉传遍我的双腿。剧烈的疼痛使我开始挣扎扭动。

“不，别动。”米歇尔说。

为了控制我不动，他抓住我的双腿，帮助诺尔玛把我按在床上。托尼动作敏捷地将测压计连接在穿刺针上，以便在抽髓前测量我椎管内的压力。大约十五分钟之后，他终于把针抽了出来。脊椎穿刺证实了米歇尔关于脑膜炎的诊断，治疗方法是彻底的卧床休息。

吉赛尔想让我保持干净，不停地帮我擦洗，并用护肤液轻轻按摩我的四肢，但我不断地发热和出汗，让她前功尽弃。米歇尔给我吃止痛药，她则将冷毛巾敷在我的眼睛上，既缓解疼痛，也挡住刺眼的光线。我的身体躺在被汗水湿透的床单上，思绪则漫无目的地飘忽，只是对擦擦洗洗有些零星的印象。我的脑袋仿佛埋在一条长长的隧道里，既分不清喧嚣的车辆与拍岸的波浪，也分不清叽喳的鸟儿与街上的行人。我觉得我梦见维迪娅站在我的床尾，数落我不肯多花点力气起床。

那不是一个梦。

我一直都很喜欢狗，也许是为了报复我父亲 — 在我们小时候，他说有他就没有狗，有狗就没有他，因而不许我们得到养狗的乐趣。尽管战争期间养狗很不容易，我仍然坚信是滑头帮助我们大家幸存下来。

当我卧床不起时，我知道什么时候滑头就在身旁，因为它会像护士一般专注地坐在我床边的地上，并把脑袋贴在我的脸边，让我抚摸它柔软的白毛。它的淘气行为常常逗得我们自豪地微笑或捧腹大笑；它曾把我的酒焖仔鸡打翻在地并吃个精光而惹我生气；当我把它撇下太久时，它曾把床上弄成一团糟，把枕头和床单都扔到了地上；我从来都不忍心呵斥它；发生轰炸时，它在床底瑟瑟发抖的样子让我心生怜悯；它需要我把它搂在怀里，把脸埋进它柔软的皮毛中；只要我们一打开门，它就会上前迎接；它会舔着我的脸欢迎我回家，让我一天的紧张感烟消云散；它会蹲坐在我的车里，前爪搭在半开的车窗上，打量着外面的一切。战争期间，人们知道生活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但宠物却始终如一，让人内心踏实，而且有所牵挂也十分重要。这是滑头对我们一家人的贡献。

大约两周之后，当我恢复了足够的体力时，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冲个澡。我仰着脸，双臂举过头顶，让那清凉、干净的水痛痛快快地在身上冲了许久，才伸手去拿香皂。

在我康复期间，以色列正忙于制订一项全面入侵黎巴嫩的宏大计划，不过我当然无从知晓。确切的日期可能不会早在1981年秋天就已确定，但阿拉法特已经获悉该计划，他还明白，其具体的时间完全取决于他的巴解组织。以色列在寻找一个入侵的“借口”。在随后的半年里，他们有意对巴解组织挑起事端，在黎以边境不断挑衅，希望巴勒斯坦人进行反击。据联合国统计，从1981年8月至1982年5月，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南部边境一直遵守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促成的停战协议，而以色列却违反协议达2777次之多。[2]

像往常一样，黎巴嫩民众是最后才知情的人。

随着我渐渐康复，7月和8月不知不觉地消逝，我们迎来了9月，这是黎巴嫩一年中最美丽的月份，尤其是在海边。尽管贝鲁特的局势正趋于平静，人们也在陆续返家，我却没有这种愿望。尽管我的身体已经好转，可以享受海滩，但在离开半年之后，要将家里好好清理，让它回归原样，是一份太过熟悉却十分艰苦的工作，即使有莉拉帮忙；我还没有彻底恢复，不敢做那种尝试。

有通知说，学校的1981~1982学年将于11月1日开学，虽然晚了一个月，这仍然是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当雅克从波士顿打来电强调说最艰苦的战争即将开始，并催促我们离开时，我们没有把担忧放在心上。表面的稳定和平静使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活重新恢复了正常。

贝鲁特这位变幻无常、背信弃义的恋人又一次让我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我自欺欺人地相信我们可以快乐地在一起。

“他住在波士顿，”我对米歇尔说，“又能知道些什么？”

[1]罗伯特·费斯克：《哀哀子民：绑架黎巴嫩》，1990年，第188页。

[2]罗伯特·菲斯克：《哀哀子民：绑架黎巴嫩》，1990年，第194页。

人与鼠

/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那些营地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男人”或“女人”，其中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却生活在又脏又乱的难民营里，那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过错——除了身为巴勒斯坦人之外 /

我正在参加妮可·艾布哈卡家的午宴时，听到了以色列入侵的消息，此时距离事发仅几个小时。她邀请了约二十位医生及其配偶前往她位于巴布达特的避暑别墅。这是山上的一个晴朗日子。由于太阳不是太大，我们有些人便可以随意坐在妮可家的漂亮花园里，享受那沁人心脾的芬芳。较为高大的茉莉树丛中开满了白色的花朵，草坪周围环绕着一行行红色或黄色的玫瑰，通往阳台的楼梯侧面爬满了紫红色的九重葛。与贝鲁特的平常聚会一样，女士们聚在一个角落聊天，男士们则占据另一个角落，大家都满足地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一点刚过不久，妮可就摆好了食物。她的自助餐包括几道黎巴嫩特色菜肴：Kibbeh nyeh（一种相当于鞑靼牛肉末的肉食），seyyadi（浇有辣味芝麻酱的烤全鱼），还有mougrabia（鸡肉小米饭）。我们取好食物后，在阳台或花园里的小桌旁坐下，而管家则为我们斟酒。吃完午餐后，妮可的六位客人—三男三女—聚在阳台上啡和抽雪茄。乔治有一位亲属是长枪党的高官。卡里尔和理查德认识贝鲁特的所有要人。我不知道坐在桌旁的其他男士是否也都大有背景。卡里尔高梧，肩宽胸阔，看上去有些傲慢，不管说什么都显得咄咄逼人。每当他和乔治争论时，我都觉得好笑。尽管两人平时性情温和，但争论起来却可能剑拔弩张。乔治能言善辩，擅长跟各种人打交道，即使在争论时也能镇静自若。我喜欢看到他把左臂环在卡里尔的肩膀上，犹如至交一般紧搂着他，右手则举到半空，头三根指头贴在一起，一边上下挥舞，一边阐述自己的观点。

“你瞧，”他说，并把脑袋凑近卡里尔小声低语。一开始我听见 “ ……以色列入侵……” 几秒钟之后又听见“…… 所有的巴勒斯坦营地……”

其他人肯定也都听见了，因为所有的桌子旁突然安静下来。当卡里尔大声吼出“那些狗娘养的都该杀”时，我和妮可的客人都站起身，朝他们的桌子走去。

乔治解释说，以色列人当天早上入侵了黎巴嫩。根据他了解的信息，以色列军队打算沿海岸推进二十五英里，直到贝鲁特南部才止步。我环顾了一下周围。除了极少数客人不赞同地皱眉之外，大多数客人都一致点头，表明对以色列的行动有了共识。尽管我也明白，清除巴解组织的老巢很有必要，但对于我们所赞同的事情本身，我仍然感到不安。就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也许是那种令人不安的心态吧—当我们说起消灭那些人时，仿佛他们只是老鼠而已。现在承认这一点让我感到惭愧，但在1982年的黎巴嫩，这是一种普遍的态度。在关于巴织的问题上，我们的想法非常明确：我们厌倦了亚西尔·阿拉法特。他已经无数次地吹嘘，通往巴勒斯坦的道路从贝鲁特经过。他和他的巴解组织应该被消灭，因此，以色列人是帮了我们一个忙。

在内心里，我隐隐地希望相信这一点，而只要以色列人是在南方从事卑鄙的行径，只要我们在贝鲁特的生活没有危险，我们就心安理得地谈论着他人的战争，他人的死亡。如今回想起来，我为我们幼稚的想法感到脸红，但当时的情形就是那样，那是内战，我们都在明哲保身。

“也许以色列人会趁机朝萨布拉 - 夏蒂拉营地扔下几颗炸弹，” 卡里尔说，“把那些老鼠彻底消灭掉。”

“这可不是好玩的事儿，卡里尔，”妮可说，“如果以色列人直接向贝鲁特进军，那么谁来阻止他们呢？他们已经对南部的黎巴嫩人干出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不仅仅是在杀害巴勒斯坦人。”

“所以有些无辜的人会死去，”理查德说，“我认为这个代价不算太高。难道你不想看到我们的生活重新走上正轨吗？只要巴解组织还在贝鲁特周围活动，这一点就无法实现。”

“你瞧，”卡里尔转向妮可，说，“事情很简单。黎巴嫩不是阿拉法特的祖国，不该跟着毁掉。让我们消灭掉这个混蛋和他的巴解组织，而如果以色列人愿意接下这个活儿，那么我说，‘Ahlan waSahlan’（欢迎之至）。”

1982年6月3日，有人企图暗杀以色列驻伦敦大使，这正中以色列政府下怀，为其入侵黎巴嫩提供了一个借口。阿里埃勒·沙龙导演了“加利利和平行动”。在两天的时间里，他的军队大举向贝鲁特进军。6月6日，以色列战机开始对贝鲁特西区狂轰滥炸。

这次攻城持续了六十七天。

经过七年的战争后，我们一家人本该习以为常，不会因为听到爆炸就一跃而起，拉开房门，并朝爆炸的方向张望。但是那一次，我们却站在巴达罗街的阳台上，观看以色列轰炸机。我们仰着头，手搭在眼前遮挡阳光，目送那些飞机在空中一掠而过。

“有一架‘幻影’。”米歇尔大声叫道。

“不，那是F-16战斗机。”纳姆一边“咔嚓”一声给它拍照一边反驳道。米歇尔看了看儿子，对他居然能辨别出两者的差异感到讶然。就米歇尔而言，几乎难以看出那是一架飞机。作为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纳姆对战争很感兴趣，喜欢收集各种弹壳，熟悉每一种火箭弹的声音，因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大约有六架飞机朝着萨布拉 - 夏蒂拉区域的特定目标飞去。它们投下炸弹，再围着目标飞行，然后又返回来重新轰炸。营地内的巴解组织用防空炮火回击，这是他们所能采用的唯一方式。十五分钟后，轰炸停止了。

根据1968年签署的《开罗协议》，巴勒斯坦人有权在自己的营地里维护治安，而不受黎巴嫩当局的干预。20世纪70年代初期，苏莱曼·弗朗吉亚总统突然解散“二局”，巴勒斯坦人便利用了由此导致的安全漏洞。由于该情报收集机构不再是一种威胁，巴勒斯坦人踏出营地，开始管理贝鲁特的大片区域。有些时候他们干得还不错。他们似乎得到了美国的允许，在美国大使馆周围的艾因姆赫斯社区巡逻。阿布 - 贾马尔社区的黎巴嫩犹太人聚居区聘请他们来保护其犹太教会堂— 1982年夏，以色列人为了将犹太人聚居区赶走而进行轰炸的就是该会堂。[1]

尽管巴勒斯坦人帮助黎巴嫩警察抓捕不法分子和找回失窃的汽车，似乎在为城市的安宁做贡献，但他们还在忙于兴建地下基础设施，不仅有隧道和地下堡垒，还有复杂的通讯网络。我从未见过那些隧道，直到几年后读到罗伯特·费斯克的《哀哀子民》 一书时，我才知道它们远不只是无中生有的谣传。“巴勒斯坦人修建了一连串混凝土衬砌的隧道，在营地底下绵延约四英里；他们在隧道里装满火箭弹、迫击炮和轻武器弹药。有一条隧道几乎有整个夏蒂拉营地那么长，同时有八英尺高，六英尺宽，里面有许多混凝土砌成的、存放着导弹的房间。[2]以色列的轰炸持续了一天又一天，于是米歇尔认为我们得再一次离家躲避。每当一颗重达一千镑的炸弹落在一点五英里之外的萨布拉- 夏蒂拉难民营时，我们的墙壁、地板以及周围的空气都会震动。我们无法交谈，也听不见电话铃声。米歇尔的两个弟弟头一年卖掉了朱尼耶的房子，所以，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去投奔维迪娅和纳蒂姆，在阿什拉菲耶的公寓里暂避。由于我家人的安全高于一切，尽管搬去与那两个女人同住持保留意见，我却没有说出口。战争已经教会我妥善地考虑问题—往往还要讲求实际。

没有以色列人时，由于基督教派民兵组织是阿拉法特的敌人，所以阿什拉菲耶经常遭到巴勒斯坦人的轰炸，但它仍然比我们的社区要安全。巴达罗不仅过于靠近萨布拉 - 夏蒂拉营地和以色列的炸弹袭击，而且正好位于绿色分界线上，相隔两个街区就是进入贝鲁特西区的十分危险的博物馆十字路口。阿什拉菲耶在两英里之外，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基督徒社区，那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房屋给人一种安全感，哪怕非常虚幻。

如果是在过去，对于放弃自己的家我可能会表示反对，但是现在我更加佩服米歇尔，他遇到紧急情况时头脑冷静，对具有潜在危险的情形也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就算我也同样理性，当炸弹开始坠落时，我还是可能公然反对去米歇尔的诊所。回头想想，我对自己给孩子们树立的坏榜样并不感到自豪，不过，作为一个决不让战争左右自己生活的女人，这种立场似乎也情有可原。有几次我都不肯半夜里起床。我无法面对冲下黑暗的楼梯，奔往米歇尔的诊所，尤其是在膝盖疼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宁可舒舒服服地死在床上，也不愿在地下室里担惊受怕。有一天，轰炸尤为猛烈，责任心强的米歇尔下了床。

“快起来，凯茜，”他说，“我们得下去。” 我翻了个身，把枕头压在耳朵上，接着睡了起来。米歇尔不摇晃我。“快点儿，”他叫道，“孩子们已经下去了。”

“那好啊。”我回答道，“我就死在这里好了，谢谢。你走吧，别管我。”

孩子们对米歇尔的催促也表现出同样的抵触态度，但我当时知道。再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后，米歇尔十分懊恼，有天早上便把我叫到一旁。

“你瞧，”他说，“别那么自私。孩子们昨晚跟我说了些什么，你没听见吗？”

“没有。”我回答道。 “‘如果妈妈能死在床上，那么我们也可以。’我们的孩子最重这一点你知道。所以别再胡闹了。”

我像政客一般与维迪娅打起了家庭战争，尽我所能地让一切有条有序。不过，有些责任远远超出了一位贤妻孝媳的本分。尽管学会了一些与人相处之道，我还是根本就不愿意与维迪娅待在一起，尤其是可能挨得很近时。但是，由于她不愿放弃自己的床—那是她的特权，我和米歇尔就得有一个人睡在她房间里的另一张双人床上。我们两人都想逃避这桩可怕的差事，因为维迪娅的鼾声比一台生锈的割草机的声音还要响。我和米歇尔同意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看谁可以睡在客厅，结果我赢了，沙发归我了。

“抱歉啦，亲爱的，”我笑着说，“可是你输了。” “哦，得了，凯茜，”他央求道“，你不会真的想要我跟她一起睡吧？” “哦，是的，我是当真。”我笑着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尔来厨房找我，纳姆和奈拉也跟了进来，看上去似乎串通一气，我不禁感到好笑，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形，可我控制住自己，并把戏继续演下去。

“行了，伙计们，这是怎么了？”我问。

米歇尔用胳膊搂住我，央求道，“求求你，答应跟我妈妈一起睡吧。” “不，不，不。”我哈哈大笑。“我可是光明正大地赌赢了。” “妈妈，”纳姆说，“你不想爸爸心情不好，对吧？”

“求求你，凯茜，”米歇尔说，“反正你得服药才能睡觉。所以，这对你能有什么区别呢？”

我把双手别在身后，看着世界上我最爱的这三个人，说：“哦，那好吧。”

我的孩子们比我要聪明得多。一到维迪娅家里，纳姆就主动提出要睡在活动室地板上的床垫上，而奈拉则对她奶奶说，她想睡在爷爷以前的房间里。维迪娅觉得这孩子重感情，因此很受感动，便答应了她的要求。维迪娅从来没有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

我之所以让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除了我婆婆之外，我不想再有一个脾气不好、睡眠不足的丈夫。不过，在这方面维迪娅是绝对的赢家。她并不在乎跟谁睡一个房间，只要不用放弃自己的床就行，再说，她一取下助听器就什么都听不见，因为如果没有助听器，她就是个十足的聋子。于是，维迪娅如雷的鼾声、炸弹的爆炸声以及炮火的轰鸣组成了一首刺耳的噪音交响曲，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每一个音符。让我难以置信的是，凭着我在战争中生存的所有经验，那个夏天，我居然从未想过要购买诸如耳塞之类的必需品。

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军用坦克在我们的街道上巡逻了七年，所以我对两者都十分熟悉。而以色列的梅卡瓦主战坦克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一天，我们正在阿什拉菲耶的维迪娅家中吃午饭，突然听到一阵震耳的声音，那刺耳的隆隆声使通往餐厅的双扇玻璃门也震动起来。与以往的每一次爆炸和空袭一样，我们被那声音不由自主地吸引到了阳台上。从体积和声音来说，梅卡瓦坦克意在实施威吓，制造恐惧，逼迫对方无条件投降。我不知道它距离地面有多高，但是从我在五楼的位置看去，其驾驶员似乎可以跳到沿途的任何二楼的阳台上。我们看着它大摇大摆穿过马路，后面喷出蓝灰色的烟雾，碾坏了夏天里滚烫的如粘胶般的沥青路面，所经之处均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时刻提醒着我们，以免有朝一日我们忘记了应该感到庆幸。这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物对路上的一切视若无睹，肆无忌惮地向所有人炫耀着它的力量，连着碾压了两辆汽车、一个大垃圾箱和一块禁行标志牌，才终于止步，停在附近的一处场地上，以“保护我们的社区”。

几天后，我在附近的加油站等着给汽车加油时，就站在一辆梅卡瓦坦克旁，我五英尺六英寸的身高还远远不及其轮子的顶部。令人畏怯的不仅仅是它那骇人的高度；那黑色的圆形炮塔俯视着我，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当我走动时它也跟着转动。感觉非常阴森怪异，仿佛里面并没有人一般。

就在那同一个星期，我和米歇尔与一辆梅卡瓦坦克正面相遇。当时，我正驾驶着大众甲壳虫，在从维迪娅那里返回自己家的路上。刚刚驶过主宫医院后，我不得不绕来绕去地穿过几条彼此相连的单向行驶街道，然后才能到达滨海大道的大十字路口和司法部。那位以色列士兵及其驾驶的坦克显然在赶时间，因此决定抄近路，也在这些街道间穿来穿去。活该我们倒霉，正好遇见这个快速行驶的庞然大物逆向朝我们开来。鉴于这些不顾后果的驾驶员根本不把汽车放在眼里（在南部，曾经有个家伙就因为一辆汽车挡了它的道，便毫无人性地从这辆载有一口人的车上碾了过去），我和米歇尔连忙分别从两边窗户伸出手去，示意我们很愿意后退。这显然是上策，我们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们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昨天，一位优秀的医生及其美国妻子无意间与一辆以色列梅卡瓦坦克狭路相逢。尽管苏丹太太的大众甲壳虫汽车具有超强的操作性能，仍然没能挽救他们的性命。”

撇开梅卡瓦坦克不谈，等我们适应了在维迪娅家的生活后，我的首要任务就是为没有轰炸的日子制定一些临时计划。尽管以色列的炸弹没有扔向我们这个社区，巴勒斯坦的火箭弹却不会放过这里，尤其是梅卡瓦坦克—以“保护”我们的名义停在这个社区—开始向贝鲁特西区开火和挑起对方回击。有些上午，当我和米歇尔认为带孩子们去海滩是个好主意时，我就会给一帮朋友打电话。我常常打包带上午餐，包括蜜汁烤火腿和瑞士硬干酪三明治，还用冷藏箱装上一些七喜饮料和阿姆斯特啤酒，然后开车前往卡斯里克，也就是我们于1978年加入的位于朱尼耶的海滩俱乐部。那些日子属于我最喜欢的时光：五位母亲带上一共十二个孩子，既可以让孩子们自由地奔跑玩耍而不必担心他们的安全，还可以享受彼此相伴的快乐—在战乱时期的黎巴嫩，除了那片海滩，哪里还有这种乐土呢？

不能去海边时，我和孩子们就祈祷供电至少能持续到晚上十一点。否则我们就只好点着蜡烛吃晚餐，打着手电筒阅读，直到进入梦乡，而且不能看电影。纳姆负责去当地的音像店里搜寻影碟和补充我们的收藏。我们小心翼翼地安排着晚上的活动，那些计划甚至对米歇尔都守口如瓶—他通常在九点钟就去休息了。维迪娅和纳蒂姆在回各自的房间之前，要收看八点半钟的阿拉伯语新闻，这时我和奈拉会道过晚安，假装准备去睡觉。而纳姆则耐着性子等到九点钟新闻结束，然后放下活动室（也是电视室）里的床垫。等到家里安静下来，维迪娅取下她的助听器后，我和奈拉就蹑手蹑脚地折回活动室，关上门，与纳姆一起挤在他的床垫上，观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曾好心好意地邀请维迪娅和纳蒂姆与我们一同观看，但如果是法语影片，维迪娅就会用听力不好的人所特有的大嗓门对纳蒂姆解释故事情节，于是我们就听不清影片中的对白，而如果是英语影片，她就会要我们给她讲解，然后她再用阿拉伯语原原本本地向纳蒂姆复述一遍，所以，我们很久以前就不再做出那种姿态了。

1982年6月24日，亚西尔·阿拉法特准备妥协。他只要求体体面面地撤出贝鲁特。前总理萨伊卜·萨利姆试图从中斡旋，但阿里埃勒·沙龙不愿以和谈方式来解决。他执意要让阿拉法特丢尽脸面，一败涂地。

在华盛顿，里根总统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没等这个计划到达白宫，就将它推翻，使得对于贝鲁特的围困又延长了四十九天。[3]

7月3日，贝鲁特西区平民的食物和燃料供应都被中断。7月4日，供水停止，第二天，供电也中断。对选择留在家里的约六十万居民而言，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阿拉法特及其巴解组织不会面临这种问题。他们的地堡里有足够的发电机和食物储备，哪怕是再围困半年他们也能坚持。当巴勒斯坦人逃离南方后，贝鲁特的难民营接纳了他们，给了他们食物和栖身之所。而当贫穷的什叶派教徒为了躲避以色列对其家园和村庄的袭击—以色列以此作为对什叶派“允许”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地盘上发动攻击的习惯性报复—他们却只能自谋生路。

从我婆婆家的阳台上，我们拥有了观看这部恐怖片的前排座位。我一夜又一夜地靠在阳台上，看着炸弹坠落和亮光在空中一掠而过。我丝毫不觉得那些亮光来自人类，看上去更像是天堂与地狱的战斗。我站在那里，胳膊搁在栏杆上，身体微微前倾。接着我渐渐明白，我和孩子们都不该观看。这是令人恶心的场景，它完全有悖于我的信仰，但是我仍然站在那里观看。那些炸弹的下面有人，每落下一颗炸弹，下面就会有人丧命。随着每一发射向空中的照明弹，就会有数千发子弹射向飞机，而每一架飞机里面都有一两位飞行员，除了飞机尾部的一盏红灯之外，在漆黑的夜空中根本就无从发现它们。他们可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唯恐有什么东西钻进飞机并引起爆炸。也许他们的手指上戴着戒指，有女朋友或妻子在特拉维夫等着他们；也许这些年轻人的头发上还留有妻子的香水味；也许他们是头一天才被召集起来的预备役军人；也许他们相信自己要消灭的是“恐怖分子”，因此，将重达上千磅的炸弹投向一座他们看不见目标的漆黑城市—如果有目标的话，也是情有可原。而在地面上，在炸弹爆炸之处，只是普通的民众，是怀里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的妇女，是搂着惊恐的狗的老人，是因为妻子儿女外出未归而心急如焚的丈夫。漆黑的城市乱成了一片，我却在阳台上观看着这一切。

与此同时，在政治战线上，贝希尔正在为成为总统候选人做准备。几个月前，他就通过一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之间的协议为自己打好了根基。他同意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助一臂之力，作为交换条件，以色列将说服美国政府，使其相信贝希尔是黎巴嫩新总统的最佳人选。阿里埃勒·沙龙也与贝希尔联手，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人们常常看到他们在阿什拉菲耶的复古酒店一同进餐，但我和米歇尔去那里时却从来没有碰上。当贝希尔得知以色列军队已经杀害八千多黎巴嫩平民时，便不声不响地退出了同盟。

直到这个时候，当贝希尔终于有勇气摆脱以色列时，我们才觉得他是一个致力于全体黎巴嫩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人。他竭尽所能地向不同的宗教团体解释，说他的首要目标是结束内战。他承诺重建一个更好的国家，消除宗教隔阂，根据能力而不是宗教关系来选用政府公务人员。

事实上，没有一位黎巴嫩政治家能完成以上任务。但是我们在期待一位拥有好主妇的技能的领导人，期待他让自己家里重新变得井然有序，并在大家庭里调解劝和。不管是基督徒还是温和的穆斯林，都一致拥护贝希尔。

自1976年起，叙利亚军队就一直占领着贝鲁特东区。1978年，在对基督徒飞地连续轰炸三个月之后，作为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亚同意撤出一部分兵力。部分队伍被派往雅穆尔附近一带，但多数被转移到贝鲁特西区。1982年，以色列军队携带着梅卡瓦坦克和重型大炮进入贝鲁特东区后，也驻扎在曾经被叙利亚人所占领的那些拥挤的社区。当他们进入巴达罗地区时，显然觉得我们的公寓大楼很适合安顿军官，于是迅速搬了进去。我们不在期间，艾伊德太太充当了管理员，主动承担起职责，了解谁搬了进去以及他们需要什么等。当一位以色列军官到我们的公寓看房时，她将给我们的电话打到了维迪娅家里。

“苏丹医生，您最好马上回来，”她说，“以色列人想征用你们的公寓。”

米歇尔向艾伊德太太保证说，他会竭尽全力地将以色列人拒之门外。

不到十分钟，他就穿好衣服，出了门，开车朝巴达罗驶去。起初他想，可以跟以色列军官解释说，自己是一位医生，只要能从医院里抽身，他随时都会回家。但到达大楼时，他却转而决定去帮一个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人求情。我们有时称她为艾伊德太太，有时喊她“萨米尔的妈妈”（萨米尔是她的长子）。私下里，我称她为“守护天使”。

“你不能进这栋楼。”守在入口处的以色列士兵说。 “我要回自己的家。”米歇尔回答。 “未经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米歇尔做了自我介绍，并要求见负责的军官。士兵离开了片刻，显然是去向上一级请示，然后又回来了。

“你可以上去了。我的指挥官会见你的，他在八楼。” 米歇尔看到一位年轻军官坐在我们家阳台的一把椅子上，端的一个杯子喝茶。

“你有什么事？”军官问。 “这是我的家，你知道吗？”米歇尔反问。军官摇摇头，并想听听米歇尔接下来要说什么。 “你见过艾伊德太太了。”他开口道。以色列军官又点点头，米歇尔便说了下去。“你知道他们一家是从达穆尔逃出来的难民吗？自从1976年斯坦人摧毁他们的家园后，他们就一直住在我们楼下的空房子里。如果你们住进这栋楼里，就会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而且，请恕我直言，我觉得他们已经够遭罪了。”

米歇尔一提到达穆尔，就引起了以色列军官的注意。1976年1月，巴勒斯坦人摧毁了达穆尔，作为对长枪党野蛮清洗卡伦迪纳的报复。

“艾伊德一家完全支持你们将巴解组织赶出贝鲁特的行动，”米歇尔说，“事实上，他们的两个儿子就是长枪党民兵组织的成员，因此也是你们的盟友。上个月，其中一个儿子所在的队伍遭到巴勒斯坦人的炮火攻击，那孩子胸部中弹十分严重。至今他还躺在医院里。”

米歇尔后来告诉我，他说完后，以色列军官没有马上回答。他一边考虑着米歇尔所说的话，一边久久地俯瞰着城市。

最后他开口道，“我仔细一想，觉得对我和我的部下来说，你的公寓太暴露了。”

米歇尔笑着伸出手去，说：“谢谢！我十分感激。” 年轻军官决定把指挥部搬到巴达罗街与大马士革街的拐角，是米歇尔早年执勤时曾经朝四个人开枪射击过的别克汽车行的对面。我们一直很钦佩那位军官，米歇尔还留心寻找他，希望邀请他来家里吃饭，但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出于黎巴嫩人典型的乐观主义精神，别克汽车行的展厅里摆满了新车。当老板看到以色列人带着梅卡瓦坦克和其他武器装备在他店铺对面的拐角安顿下来时，便知道自己的汽车有了危险。当米歇尔还在巴达罗街，在位于七楼的艾伊德夫妇家中与他们聊天时，突然听见老板在大声吆喝。米歇尔从阳台上看去，发现那个年近六旬、开始秃顶的矮胖男人正慌慌张张地朝一个街区之外的出租车站跑去。他将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雇请过来，帮他把新车开走。米歇尔说，看到八个男人跟在那个滑稽的小老头身后，沿着巴达罗街朝别克汽车行奔来，那情景十分有趣。不到几分钟，司机们就亮着车灯，像送葬队伍一般将新车全部开走，可能是开到了山里。

把大炮坦克架设或停放在我们社区的以色列人与他们发誓要消灭的巴勒斯坦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巴勒斯坦人把火箭筒和防空导弹架设在村子里，结果使得村里那些脊背佝偻、穿着花长裙的老太太和穿着肥大的黑裤子、蓄着大白胡子的老头们遭到以色列人的报复。

现在轮到我们遭殃了。

我和孩子们原本打算7月份去华盛顿探亲，但空战一开始，我就取消了行程。在当时的情形下，我觉得选择非常明确：我无法想象要离开贝鲁特。虽然偶尔出城一段时间是一件好事，但想到要远赴美国，而且可能陷在那里，我就无法忍受。

决定不去之后，我就说服米歇尔让我动用一部分钱来装修公寓。就算我根本不知道短期内甚至是否还拥有这套公寓，也没有关系。我需要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回家，这种需要遮蔽了我的判断力。纳姆拉显然也想玩这个游戏。如果我想让家里变个样子，他们就坚持要参与决策。他们为自己的窗帘和床上用品选择布料，还选择了墙壁的颜色，并且要亲自粉刷。

多数时候，我们都很会挑日子，可以一连粉刷几个小时，然后毫不费力地回到维迪娅家。但米歇尔与我们一起去的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个离奇的场面。

我们从阿什拉菲耶出发，沿着大街经过主宫医院，直到在司法部附近的下一个拐角转弯后，才发现情况不妙。放眼看去，每一寸地面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车辆，成百上千辆车形成了极为严重的交通堵塞。其实我需要做的只是开上倒挡，从那片乱局中后撤，米歇尔也在大声催促我那样。但是出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我的脚却不听使唤地踩在油门上，将车往前开去，使我们退无可退地陷入巨大的人潮之中，周围都是想返回贝鲁特西区的家中看看的难民。我们只想去博物馆附近的自己家里，距离这儿只有大约两个街区。前方有个军方检查站，使得局面更加混乱和令人心烦，因为所有的车辆和行人不得不从四五个车道并成一个通道，以便通过关卡。

我把车开到右车道上，打算慢慢地向左挪动。我看了看旁边车里副驾驶座上的女人。她的车顶上堆着高高的行李。后座上有四个孩子，都比我们的要小。后备箱里装得太满而关不上，只好绑了一根橡胶带。我看不清里面装着什么。她微微一笑，并用英语向我问好。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我问。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她丈夫就将车向前挪了一个车身。

我们重新跟上去之后，她说：“我们一直呆在我哥哥那里，就在的黎波里以北。”

我们用英语交谈。她叫娜迪亚，显然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穆斯林妇女。

“轰炸还没有结束，你们怎么现在就回来了？”我问。这一次是我往前又挪了几英尺。

当我们再一次并排时，她回答道：“昨天有位邻居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公寓受损了。”她耸了耸肩。“我们要回去看看该做些什么。”

“娜迪亚，最近有个可怕的传闻。”我说。

为了听清楚，她把头伸出窗外，并用胳膊支撑着身体尽量朝我靠近。

“这里的人说，以色列人计划进入贝鲁特西区，”我说，“如果真是这样可就糟了。你们要小心。”

她丈夫又让车往前挪动了一下。

“万一传闻是真的，娜迪亚，你们一定要备足食物和水，还有煤气罐。”她笑了。这些她都明白。

她和她丈夫快到检查站了，而我也靠近了我们的街道。“上帝与你们同在。”我一边说，一边最后一次向他们挥手告别。很显然，她并不需要我的建议。

“凯茜，也许我们该让你当全国的最高指挥官。你似乎对每个人都能给点儿忠告，哪怕是萍水相逢的人。”米歇尔笑着说。

我顿时脸上发烫，并气恼地瞪着他，尽管他说得没错。那位友好的女人可能至今都把我当作“那个自以为是的美国傻女人”。

8月5日，我带着纳姆时，遇见了另一种情形。没有交通堵这本身就应该是一种警报。我们的大楼终于供电了，于是我们乘了电梯。那天上午，我们计划对付我的卧室，正当我们忙着调油漆和给家具蒙上罩布时，突然听到坦克从街道上碾过的金属声响，我和纳姆顿时被吸引到了阳台上。只见十多辆梅卡瓦坦克从富恩尼谢巴克和司法部周围一带向巴达罗街和大马士革街的拐角集中，然后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以色列飞机的轰鸣。仿佛从飞机上得到指示一般，梅卡瓦坦克纷纷发动引擎。当坦克沿着大马士革街朝滨海大道与博物馆的十字路口开去时，飞机开始对博物馆背后区域进行俯冲轰炸。为了看得更清楚，我和纳姆在阳台的西侧移动，然后停在餐厅外面。飞机正在轰炸跑道。

梅卡瓦坦克开始朝运动场开火，而F-16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则引起接二连三的爆炸，犹如小火山喷发一般。片刻之后，那一带就笼罩在滚滚浓烟之中，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没想到巴勒斯坦人居然从整整一点五英里之外的萨布拉 - 夏蒂拉深入到了这里。

“他们只是又挖了一条隧道。”纳姆说。他无所不知。据《耶路撒冷邮报》的赫希·古德曼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了具有战略地位的博物馆旁的十字路口。但我和纳姆所见却并非如此。以色列飞机轮番轰炸，但固守阵地的巴勒斯坦人却从未停止还击。那声音就像既有合唱队放声高歌又有管弦乐队全力演奏的瓦格纳歌剧的最后一幕。巴解组织证明了自己是顽强的对手。梅卡瓦坦克没能守住阵地，终于不得不撤退。

与此同时，贝鲁特机场附近也受到袭击，但结果相同。以色列人太过暴露，失去了两处阵地。我所崇拜的英雄、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地报道—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泰晤士报》记者罗伯特·费说，这两起事件“造成以色列军队自入侵以来单日伤亡人数的最高纪录：十九人阵亡，九十二人受伤”。[4]

密集轰炸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既不会让你损兵折将，又能摧毁敌人—如果真有敌人的话。其道理不难理解：一个中队的战斗机群对某个特定目标连续不断地投掷炸弹，直到敌人被彻底消灭。密集轰炸的声音难以形容。还记得社区里定期测试的空袭警报的刺耳响声吗？如果离你太近，那种尖锐的声音会让你脑袋发痛，双耳轰鸣。好在它只持续一两分钟。现在不妨设想一下，警报声就在你的头顶，连续叫上九或十一个小时，有时甚至十六个小时。那声音你关不了，躲不掉；只是一刻不停地呜呜叫。密集轰炸如果发生在晚上，就让人更加难受。你可以用枕头压住耳朵，尽量堵住那种声音，可炸弹每次落地和爆炸时，你还是会感觉到震动，感觉到脑袋里“轰”的一响。

作为一种声援，二十五万以色列人勇敢地走上特拉维夫的街头，抗议政府针对无辜的黎巴嫩民众的惨无人道的行为。

1982年8月21日，亚历山大· 黑格宣布辞去美国国务卿一职，紧接着三分钟之后，以色列的轰炸结束。这里再一次引用罗伯特·费斯克的话：“在与阿里埃勒·沙龙的几次交谈中，黑格默许了以色列的入侵。在整个夏天的时间里，沙特阿拉伯向华盛顿发出了一连串急电，请求里根总统对以色列施压。里根从未收到这些电文；黑格把它们拦截在国务院里。”据费斯克说，“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警告说，如果以色列军队不能得到控制，那么，沙特将立刻从美国全面撤资，并在几小时内对西方实施石油制裁。里根终于获悉事态的严重性，于是黑格引咎辞职。[5]

根据随后的安排，亚西尔·阿拉法特及其巴解组织游击队离开了贝鲁特，队伍分散到叙利亚、约旦、南也门、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只有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在萨布拉 -夏蒂拉营地。

8月22日，我回了一趟公寓，想看看在搬回家前需要做些什么。我用“阿拉伯电话”联系上了莉拉，让她知道，在这第十一次大扫除中，我比以往更加需要她的帮助。

巴达罗街冷冷清清。几乎没有商店重新开门。别克汽车行一片狼藉，展厅的橱窗变得粉碎，后墙不翼而飞。从科利菲谢和鲁内特精品店的铁栅门往里看去，只见它们的窗户也不见了。奇怪的是，两家商店的招牌—用大大的黑色玻璃字写成，悬挂在各自的门顶 —却完好无损。我们大楼旁的人行道在一次爆炸中开了花，楼门口还有一堆渣土。

自以色列实施密集轰炸以来，我们大楼的供电就中断了。好在阳光透过楼梯平台的破窗户照了进来，在台阶上投下不同的形状，我可以借着这种亮光上楼。

就是在这种境况下，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只大老鼠。它来到了亮光下，那张怪异的白脸正对着我。我们对视了片刻，时间很短暂，只是表明已经认出了彼此，然后它就消失在黑暗中。

我唯恐再碰到一只老鼠，便稍稍扶着墙让自己站稳，一边继续上楼，一边小心地看着脚下。每次隔了很久再回来时，我都祈祷有某种奇迹，但始终都没有发生。上到五楼时，我看到一只腐烂的动物的尾巴从渣土中露了出来。到了六楼，我发现楼梯平台的最暗角落被刚刚撤走的队伍当成了小便池，便知道这一次也不会有奇迹。

我们的公寓像以往那样又是一团糟，窗户上没有玻璃，透光窗帘成了布条，仿佛被人故意剪坏了一般。纳姆和奈拉卧室外的阳台第一次缺了一块，被什么东西削出了一个两英尺宽的大V字形。估计是一块大弹片所致，我没有太在意，只是庆幸弹片落下时孩子们都不在卧室。我听说过有些孩子在外面玩耍、与朋友们逛街，或仅仅是坐在窗户旁边时，突然被弹片击中头部而倒地身亡。

我走进孩子们的卧室，去看看是否掉有渣土，特别是奈拉的床上— 那里紧靠受损的阳台。我要找到奈拉最喜爱的洋娃娃蓬发安，她要我把它带回阿什拉菲耶。我拿起蓬发安时，发现底下有黑色的粪便。奈拉的二十多个绒毛动物中间到处都有。我宁愿相信这些颗粒是小老鼠留下的，但我心里知道是大老鼠。床上皱巴巴的，似乎有什么东西曾经钻进奈拉的床单里。我感到一阵恶心，胃里痛苦地搅动起来，仿佛大老鼠侵犯了我女儿的身体一样。

多数时候，我是一个比较理性、头脑冷静的人。有时我甚至自己是个“钢铁般意志的女人 ”。时至今日，我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尽管在贝鲁特生活十四年后，我仍然无法鼓起勇气杀死一只蟑螂。想想大老鼠吧，那机灵敏锐的黑眼睛，尖尖的鼻子，几乎像人一样大胆，它们竟然在我的家里做窝！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扫除就能清除掉它们吗？我不是杀手，可眼下我准备破一次例。不过，我制订的所有灭鼠计划却因为一项更紧迫的事情而暂时搁浅。

1982年8月23日，黎巴嫩举行了总统选举，对黎巴嫩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率领我们抵抗巴勒斯坦 - 穆斯林联盟的贝希尔·杰马耶勒将被选为黎巴嫩总统。被称为“议员”的黎巴嫩议会成员将推选出总统，而他们常常把选票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为了让议员们出面并把选票投给贝希尔，巨额资金不断转手。据传有些选票单张卖到了一百万美元以上，还有人说美国特使迪恩·布朗为选举提供了资金。

在以往的选举中，叙利亚一直充当权力掮客，但1982年的情况有了短暂的改变。

议会起初没有达到法定人数。于是又匆匆忙忙地打电话，许诺给更大笔的钱。最后，在会议本该结束之后很久，又有四位上了年纪的议员被“护送”到会场，凑齐所需的法定人数，推选出了贝希尔。

有人可能会说，这比1969年的选举文明多了，当时苏莱曼·弗朗吉亚竞选总统，在投票过程中，他的一位助手在议会大楼里当众开枪。

与此同时，在阿什拉菲耶 — 贝希尔的地盘的中心，我、纳姆、奈拉以及他们的堂哥菲利普，还有米歇尔和纳蒂姆都坐在维迪娅的公寓里，正像其他成千上万的贝希尔支持者一样，从电视上观看选举。我们几乎听不清主持人报出的最终票数。从我们这个拥挤的基督徒聚居区传出的一阵阵欢呼声震耳欲聋。人们敞开家里的窗户，跟邻居大声交流，为自己的好运而欢欣鼓舞。选举结果一得到官方认可，庆祝活动就热烈地开始了。普通的黎巴嫩民众听到消息兴高采烈，开始在阳台上鸣枪庆祝。黎巴嫩人具有拥有枪支的悠久传统，但主要是在迎新年这样的特殊场合才使用。

这一切都因为战争而改变。按着喇叭在阿什拉菲耶穿行的汽车上人满为患，连车顶和引上都挤满了人。在连续十二小时的时间里，民兵们从司令部、吉普车和十字路口的中央对天鸣枪，以示庆祝。我没有想到这样会很危险，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有五人不幸身亡。

当选几天后，贝希尔在比克费亚的老家举行家庭招待会，邀请全体黎巴嫩人光临。在当选总统的第二天，贝希尔就拜访了所有的穆斯林宗教领袖和政治家，希望在统一国家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都接受了他的邀请，前来参加招待会以公开表示对他的支持。我带上了纳姆、奈拉、纳蒂姆和菲利普。只见人山人海，我不禁想到是否全国人民真的都接受了贝希尔的邀请。大家都彬彬有礼，喜气洋洋，每个人都怀着新的希望，这种心情从我们说话的声音和脸上的表情都能看出来。哪怕是要耐着性子排队等上几个小时，似乎也没人介意。既然要与我们的大救星握手，时间又算得了什么？贝希尔就像招呼好朋友一样跟每个人说话。看到我时，他那双褐色的大眼睛顿时一亮。微一笑，伸出双手握住了我的手。

“哦，没错，”他说，“我记得你。我怎么可能忘记那个拒绝在我的电台工作的女人呢？我本来想找个漂亮的女人，好给办公室增加点儿生气。我的手下都太难看，可你还是拒绝了！”

我笑了起来，并摇了摇头。“可您想不到我因为没有接受那份工作而遇到了多少麻烦。”

“哦，”他说，“那你又有麻烦了，因为我想让你为我工作。”

1982年8月25日，作为多国维和部队（其中还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军队）的一部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登陆。他们此行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督促一万两千名巴解组织游击队员的撤离，这是经由里根总统的特使菲利普·哈比卜和前总理赛义卜·萨利姆斡旋而达成的停火协议的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在三十天内，保护留在萨布拉- 夏蒂拉营地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里根总统希望这些部队能帮助结束贝鲁特的流血事件。

到头来，事实却并非如此。

贝希尔当选之事过去后，我开始为搬回公寓做最后的准备。我和莉拉确定了做最后一遍清洁的日子。我迫切希望尽快安顿下来，因为只等我们的生活重新走上正轨，我就需要接受比较大的膝关节手术。莉拉已经完成初步—也是最重要—的清扫工作，扫掉了所有物品上的老鼠屎，而我则清洗了床单、床罩和毛巾。奇妙的是，干洗然可以让奈拉的绒毛动物还原成被老鼠糟蹋前的干净样子。

我比莉拉早到。就连我们的公寓外面似乎也在表示欢迎：楼梯平台干干净净；墙壁都很明亮；镶着深绿色板条的前门洁白光滑。我转动钥匙，开门走了进去。经过那么多次的缝缝补补后，我终于将那破烂的透光窗帘扔掉，给客厅和餐厅换上了新窗帘。现在，这些房间里的一切—大理石地板，闪闪发亮的新落地窗，贵重的胡桃木和樱桃木家具，重新修好的书架，爸爸的文物，色彩鲜艳的波斯地毯，陈列柜里擦得锃亮的银器，橱柜里的瓷器—都在欢迎我归来。

我走进厨房，把一些水果和奶酪放进冰箱。由于顶着酷热爬楼梯，我觉得有点儿头晕，于是坐了下来。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不禁呆住了。我心里怦怦直跳，马上明白它们还在那里，还没有走。莉拉说它们会离开的。

“我们给公寓做清洁时，老鼠就会离开。” 她错了。想到老鼠我就觉得肮脏。我摸了摸双臂，感到很恐怖，仿佛么东西在上面爬动。我听见下面的街上有车辆的声音，我甚至听见了风声。接着，我听见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压低嗓门轻声低语。我坐直了身子。它们显然是在烤箱背后的洞里，那是个做窝的好地方，既温暖又舒适。愤怒取代了恐惧。“太猖狂了！”我咬牙切齿地说。它们听见了我的声音，顿时安静下来。

我知道该怎么办，但我无法让自己来实施这种暴力行动。莉拉也许有办法除掉它们，但我却得到了艾伊德先生的帮助，让他来执行它们的死刑。他带来了他的妻子，老太太拿了一只麻袋和一把小铁铲。我站在客厅门口，看着艾伊德夫妇走进厨房。他在随手关上门之催促我出去散散步，或者起码到楼下去等。我拒绝了。我听见“咣”的一下，不禁纳闷是什么声音。随后我就明白是铁铲敲打烤箱侧面的响声。

接着，我听见他用阿拉伯语对他妻子说：“嗯，这是第一只，也许比我想的要容易。”

然后是艾伊德夫人说：“哦，等找到母老鼠再说吧。为了小崽子它会拼命的。”

接着又是“咣”的一下，然后是一声拖长的尖叫。艾伊德夫人喊了起来：“那是母老鼠，快用力打！”接着又喊声：“再打，还没死呢。” 当我听见铁铲砸在厨房地板上的母老鼠身上的声音时，简直倒过去。接着艾伊德夫人说：“真奇怪！瞧它两眼之间的那个白点。” 厨房里的桌子倒了，瓷砖墙上也紧跟着“咣”了几下。天哪真把那些小东西追上墙了吗？我听见有什么东西砸在门上，然后艾伊德先生说：“好了，应该就是这些。”

“是的，”艾伊德夫人说，“我也这么想。” 艾伊德夫人把门打开一条小缝，要我给她一只桶和一点儿汰洁精。当他们终于出来时，艾伊德先生手里紧紧拎着那只装着死老鼠的粗麻袋。我进了厨房，看见白色的瓷砖墙上和灰色的大理石地板上到处都是淡淡的血迹。我心里想，“我要把家里重新刷上一遍又一遍，直到把这件可怕的事情彻底清除掉。”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为自己对待那些老鼠的行为感到心神不宁。几天后，我端着一杯茶坐在阳台上，突然明白我自己也创造了一个布拉 - 夏蒂拉营地。但老鼠毕竟是老鼠，而不是人，我也不想自欺欺人地把它们当作人。家里有老鼠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让我特别不安的是，在我的脑海里，老鼠与巴解组织十分相似。既然我觉得老鼠会致命而希望将它们消灭，那么，如果我怀着同样敌意的心理来看待一群想占领我的城市的人，并同样希望他们死去，难道不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吗？

那只有着奇特白点的老鼠走到阳光下，在人前露面的样子，让我明白了一些我以前从未考虑过的事情。起初我以为那是一只公老鼠，但艾伊德夫人本能地知道是母老鼠。

“瞧那母老鼠身上的奇特的白点。”她曾说。

我望着萨布拉 - 夏蒂拉巴勒斯坦营地的方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那些营地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男人”或“女人”，其中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却生活在又脏又乱的难民营里，那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过错—除了身为巴勒斯坦人之外。

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过。

[1]朗·戴维：《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初学者指南》，1996年，第325页。

[2]朗·戴维：《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初学者指南》，1996年，第463页。

[3]朗·戴维：《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初学者指南》，1996年，第268页。

[4]朗·戴维：《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初学者指南》，1996年，第298页。

[5]朗·戴维：《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初学者指南》，1996年，第268~269页。

希望幻灭

/ 你就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改变自己 /

1982年9月1日，在最后一批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乘船离开贝鲁特的那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访问了贝鲁特。他宣称，维和任务“实事求是地说，完成得很不错”。他命令海军陆战队撤离，尽管根据停火协议，美国政府有义务让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停留三十天，以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由于海军陆战队的撤离实际上意味着整个维和任务的终止，法国和意大利也相继撤军。在这项停火协议中，以色列曾向美国保证，只要阿拉法特和他的游击队同意撤出贝鲁特，他们就不会进入贝鲁特西区。[1]

1982年9月11日，在原本为期三十天的维和任务进入到第天时，海军陆战队离开了贝鲁特。

9月14日，我们搬回了巴达罗。我和孩子们与维迪娅和纳蒂姆一起早早地吃完早餐，八点不到就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我的维修工易卜拉欣带着手下早已到达，在为新的供水系统做最后的调试工作，结果却让他们忙乎了大半天。是莉拉让他们进来的。她头天晚上留了下来，以便在我们到家之前再将阳台最后擦洗一遍，并将地板和厨房清理干净。纳姆和奈拉对于能够回家，回到他们装饰一新的卧室—墙壁是湖蓝色，窗帘是亮黄色，床罩是海军蓝—感到特别兴奋，乃至于都自告奋勇地要清理自己的书桌和抽屉，并重新整理衣橱。我要他们在做那些事情之前，先把家里的五百册精装本漫画书重新摆上书架，而我则去维迪娅家取我们剩下的行李。

当我抱着箱子，正准备离开我婆婆家时，一声巨大的爆炸使得大楼摇晃起来。我把箱子放在餐桌上，与维迪娅和纳蒂姆一起跑到阳台上。社区上空已经浓烟滚滚。我扶着栏杆探出身去，看到人们正涌到街上。其中有个女人用手大把地抓着自己的头发，不停地拉扯着，口里还嚷着一些听不清楚的话。她不断地重复着，就像念祈祷文一般，后来我们终于明白：“是长枪党的大楼，贝希尔在里面。”

我很熟悉那栋大楼，电台就在那里。我还记得位于大楼中间的那间隔音的小播音室，我曾坐在那里播报新闻。贝希尔应该在他的办公室里，就在那个房间的正下方。

作为当选总统，他坚持亲自与他的支持者接触。尽管有很大的安全风险，他还是每周三都去阿什拉菲耶的总部参加一次社区会议。那天，当一颗两百磅重的炸弹就在他头顶的天花板上引爆时，房间里全都是人，贝希尔正站在房间的中央，周围都是他的拥护者。大楼坍塌。整个晚上，各种报道都坚称他还活着。发生爆炸时，艾伊德太太的小女儿努努就在大楼里，她逃了出来，只受了一些轻伤。因此我们都抱着希望。

那天晚上，我和米歇尔参加了一个宴会，其间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件事。东道主乔·夏因给主宫医院的一位同事打了电话，据说贝希尔就在那家医院，对方再三保证说，贝希尔在爆炸中幸免于难。

9月15日，我们刚刚醒来就打开收音机。所有的电台都在播放古典音乐，这是黎巴嫩人表示哀悼的信号。于是我们马上明白：贝希尔死了，我们的梦想破灭了，我们的希望幻灭了。在一大早的那个安静的时刻，一架以色列F-16飞机从满目疮痍的城市上空低低飞过，微侧机翼，向一位倒下的英雄致意。

1982年9月18日，也就是贝希尔遇害四天后，有人发现约一千五百到两千名男人、女人和儿童在萨布拉 - 夏蒂拉营地被杀。具体人数并不清楚，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有多少人遭到杀害。黎巴嫩政府的数据显示，找到了七百六十二具尸体，但据官方估计，至少有两倍于这个数字的尸体已经被私下掩埋。

9月16日深夜，当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派出的约两百民兵进入营地后，大屠杀便开始了。这支队伍是一个精心组织起来的联盟，既有贝希尔的基督教“黎巴嫩力量”，也有南黎巴嫩军 —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自封的“安全区”的亲以力量—的成员。基督教派民兵直接听命于贝希尔的一位指挥官埃里·霍贝卡，他们都是选自达穆尔的“达穆里部”，该部是基督教派民兵中较为极端的一支，而达穆尔就是艾伊德夫妇的南部乡村老家，1976年1月被斯坦游击队劫掠一空。[2]这些年轻人曾经目睹自己的亲人遭到杀害和侮辱，目睹自己的家园被毁。霍贝卡和他的队伍由以色列国防部总司长阿摩斯·亚隆将军所指挥。

从9月16日晚到9月18日，在三十八小时的时间里，以色列军队守在营地外面，防止有人逃跑。飞机扔下照明弹，协助营地里的民兵。

受害者是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我曾经诅咒过他们，盼望他们死去，直到最近我才明白，他们也是一个个的人，是人类的一分子。

他们都死了，像我家里的老鼠一样被消灭了。

在9月18日离开营地之前，民兵们用推土机把尸体堆在一起，推进临时挖掘的浅坟坑里，用土草草掩盖了事。[3]

罗伯特·费斯克在2001年为《独立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再次探讨了萨布拉 - 夏蒂拉大屠杀问题。他在以色列度过几个星期之后，对阿里埃勒·沙龙再三地将巴勒斯坦人称为“杀人犯，恐怖分子”而感到好奇。费斯克先生以前也听沙龙这样说过。“我给一位很擅长查阅档案的老朋友打了电话。我给了她一个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日1982年9月15日，那是在贝鲁特的萨布拉 - 夏蒂拉营地里即将被杀害的多达两千巴勒斯坦人的最后时刻。”她找到了美联社于1982年9月的一篇报道。“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在一则声明中指出，谋杀朗吉党c领袖杰马耶勒[4]）事件与巴解组织有关，认为‘这表明了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的恐怖主义凶残本性’。”几小时后，沙龙派出的弗朗吉党成员就进入了营地。费斯克接着说，“重读那篇稿件时，我感到不寒而栗。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以色列人就像十九年前的弗朗吉党人一样，对巴勒斯坦人满腔怒火。而我今天听到的，还是从同一个人口里说出的针对同一个民族的同样的话。这究竟是为什么？[5]

也许是因为我们仍然没有英明或者勇敢的领导人，能够让敌对派别坐下来，商讨出某种具有理性、合乎人性的解决方案？

大屠杀之后不久，我和米歇尔遇见了正在等电梯的艾伊德太太。由于到处都在讨论萨布拉 - 夏蒂拉惨案，米歇尔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口道，“真是悲惨，对吧？出了这种事，我简直为自己是一名基督徒而感到羞愧。”

接着他又问，“您有没有得到萨米尔和塞勒姆的消息？他们知道屠杀事件吗？他们是什么反应？”

艾伊德太太良久没有回答。

“他们根本就……他们当时不在营地里，对吧？”米歇尔小心翼翼地问。

艾伊德太太站在这里，身高只有五英尺二英寸，为了直视我们而不得不仰起头。

她明亮的蓝眼睛里满含泪水。

“不，”她回答道，“他们去了营地。”

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女人啊，发生轰炸时掩护过我们，帮助我们灭过老鼠，我们不在期间替我们照料过房子和花园，她还曾经失去过一切。但她仍然怀着满腔的爱和同情，甚至为她以前的敌人而伤心流泪，其中有些人可能就死于她儿子之手。艾伊德太太的悲悯之心让我肃然起敬，我但愿自己能学会用一颗心去更清楚地看问题。

米歇尔的巴勒斯坦秘书弗雷娅住在萨布拉 - 夏蒂拉营地附近的一栋公寓大楼里。当她周一早上来上班时，我很想知道她所了解的大屠杀的情况。

她听到了机关枪的扫射声，几乎持续了两天，但是她说，至今还在她耳边回响的是那些哀号，是孩子们的哭喊声，女人们的哀求声。 “我简直吓坏了，甚至不敢拉开百叶窗往外看，”她说。“但是我听到的那些声音，他们哀求中的痛苦，我会终生难忘。”

直到周六上午晚些时候，营地陷入寂静之后，她才敢蹑手蹑脚地走到阳台，透过栏杆往外看。

“空气中有一种难闻的、几乎有些甜腻的味道，”她说，“还有苍蝇 — 到处都是成群的苍蝇。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有一群小男孩让她深感震撼，他们之前似乎正在玩一个手挽手肩并肩围着一个球的游戏；他们一同倒下，堆在一起。他们的脸上仿佛被涂上了暗红色的水彩。在距离那群男孩不远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小姑娘侧躺在地。弗雷娅起初以为那是谁的洋娃娃。她的裙子上有血迹和泥土，头部有一圈深红色。

中午前后，她看到一群记者进了营地。为了看得更清楚，有个男人爬上了一个大土堆。土堆大概有十英尺高。他吃力地想上到最顶部，一边走一边伸出双臂保持平衡。

“你有没有见过别人从蹦床上走过而不跌倒的样子？”她笑了起来，问道。“他看上去就是那样。”

那人脚下一滑，失去了平衡。为了稳住自己，他抓住了一块从土堆中伸出来的暗红色石头—那种颜色与黎巴嫩肥沃的土壤很相近。

“那不是石头，”她说，“而是一个人的鼓胀的肚子。” 大惊之下，他连忙松手，于是失去平衡滚到了地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穆斯林政治家们都谨小慎微，不愿公开谴责马龙派基督徒参与营地惨案的行为，因为议会—他们都是其中的成员—现在得重新开会，推选另一位马龙派教徒担任总统，以取代贝希尔。保守派政治家们认为贝希尔的哥哥阿明是一位比较折中的合适人选。阿明在议会当了多年议员。在很多方面，他与贝希尔刚好相反：他本分实在，贝希尔老练圆滑；他为人矜持，贝希尔亲切随和。他认为自己最擅长折中与调解，而贝希尔对对手总是毫不留情。阿明对贝希尔手下的长枪党队员嗤之以鼻，他与以色列也毫无瓜葛。

1982年9月21日，在他弟弟遇难一周之后，阿明·杰马耶勒宣誓就任黎巴嫩新总统，任期六年。

但人们对此并不关心。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就在阿明上台之前，一架以色列飞机朝尼谢巴克附近的黎巴嫩军方弹药库扔了一颗炸弹。当时我和纳姆正在我的卧室里搬动家具。尽管莉拉在另一个房间里开着收音机，我还是听见了飞机从头顶掠过的声音。转瞬间，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声响城。我和纳姆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正想冲出去看个究竟，却被热浪掀倒在卧室的地板上，与已经聪明地躲进床底的滑头大眼瞪小眼。由于爆炸而产生的巨大的蘑菇状浓烟，全城都笼罩在可怕的之中。有人认为，以色列人那天是在向阿明传递一个信号，提醒他，如果目前他还不像他哥哥那样成为以色列的支持者，那么他也许就该改变立场，而且要尽快！

在阿明宣誓就任总统后的第八天，美国海军陆战队悄然返回贝鲁特，因为美国政府试图修复由于提前撤离而造成的外交裂痕。

在随后的半年里，这种愿望却不幸落空。

经过四个月的几乎连续不断的心理折磨后，由以色列入侵、不间断空袭、密集轰炸、贝希尔遇害、灭鼠行动、萨布拉 - 夏蒂拉惨案、脑膜炎以及反复发作的膝关节疼痛等形成的累积效应，让我觉得筋疲力尽。另外还有与维迪娅共处一室的三个半月，一夜又一夜地听着她鼾声如雷。我已经到了极限—我一生中有过几次这样的极限— 觉得再也无法应对另一次灾难。我快撑不住了，我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我总是觉得累，即使在晚上好好地睡过一觉之后，仍然觉得疲惫，这是我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情，而且我还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膝关节手术。

人们通常不会期待做手术这类事情，但在眼前的痛苦状态下，我却刚好相反。我把它当成一次可以稍稍休息的机会。当我跟米歇尔提起这件事时，他只是摇摇头，称我为他的“钢铁般意志的女人”。他并不知道，为了能够站立、做饭、在八层楼上爬上爬下，帮助莉扫等，我现在服用的止痛药是平常的两倍。他似乎还忘了我的膝关节已经做过十二次手术。所以再多一次也无妨。我想减轻痛苦，但更重要的是，我想有人来照顾我，而不总是我照顾别人。

在这一点上，莉拉是我所认识的最佳人选，我也求之不得地把家务活都交给了她。她要我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决定每天中晚两餐的菜单。其他的事情全部由她负责。

我记得自己手术后在病房里醒来，还记得听见有人说英语。那是费伊。她在角落里跟孩子们小声说话。在因为麻醉药效而重新昏沉沉地睡去之前，我最后听到的内容是关于第二天的午餐。后面再醒来时，我听见了不同的声音，这一次说的是法语。我睁开眼睛，看见索妮娅、赫黛、麦娜和莉娜靠在床边的栏杆上，一边轻声交谈，一边等我醒来。当索妮娅看见我想睁开眼睛时，便朝我弯下身来。

“凯茜，你需要什么吗？”她问。我笑着摇摇头，又昏沉沉地睡去。

米歇尔的姐姐安德蕾几乎是搬进了我的病房。她带来了一张床，陪了我五个晚上。过了最初的几天，当我变得更清醒，不再是一睁眼又重新想睡时，我们就聊天，或者更准确地说，她说我听。安德蕾很会讲一些趣闻轶事，她能像舍赫拉查德一样把每个故事都讲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可以讲得让我忘记疼痛。

在我做膝关节手术的同一天，米歇尔的弟弟雷蒙德也做了腰椎间盘手术，所以我们住在同一家医院，只隔着一层楼。维迪娅每天都去看她儿子，但从来都没有时间来看我。我出院十天后，她终于往里打了个电话，看我是否需要什么。米歇尔对他妈妈的行为非常失望，有一天，我无意间听到他德蕾说：“你知道她什么时候才给我妻子打电话吗？”

我从未问他是否当面跟维迪娅谈起过此事。我根本就不想知道。是我陪维迪娅去看病，是我带她去购物，我从来不说“不行”，从来不说“对不起，我很忙 ”。我既生气又伤心，决定再也不随叫随到；我以为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弃作为一位好说话的媳妇的义务，但是我大错特错。

我的朋友们像维迪娅和纳蒂姆一样很忌妒我。大家都知道莉拉是家事能手，都希望她能去她们家里干活。莉拉最拿手的是厨艺。在我康复期间，关于莉拉会做特别美味的饼干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

沙布列是一种三层的圆形奶油饼干。顶层和底层是饼干，有精美的花边。根据传统，顶层饼干的中间有一个圆孔，这是正宗沙布列的标志，由一种特殊的模具在面团上按压而成。这两层饼干烤好后，用厚厚的杏子酱粘在一起，然后在上面撒不少糖粉，就大功告成。

莉拉在端上这些可口的点心时，还会配以鲜榨柠檬汁。不管怎样忙个不停，她制作的饼干和榨出的柠檬汁还总是不够。即使在没有电的日子里，我们以为不会有客人来访，到头来还是常常出现惊喜。一天下午，当我的法国朋友凯瑟琳打来电话时，我告诉她停电了，所以不要来。可她还是来了，一只脚上绑着石膏，径直走上了八楼。她与从事考古学的丈夫在为一次展览做准备而搬动一些沉重的大理石时，有块石头不慎砸在她的脚趾上。过了这么久之后，我仍然怀疑她是冲着莉拉的沙布列而来。

1982年9月26日，以色列军队撤出贝鲁特，转移到贝鲁特以南由马龙派基督徒和德鲁兹派共同掌控的舒夫山脉。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为了躲避逊尼派统治者的迫害，以上两教派逃到了这一地区。内战期间，德鲁兹派武装分子将大多数基督徒赶出了他们的村子。以色列军队在舒夫站稳脚跟后，就允许基督教“黎巴嫩力量”重新返回。他们了解该地区的历史，知道这样会再度点燃马龙派和德鲁兹派长达一百四十年的争斗。不出所料，“黎巴嫩力量”企图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用强硬手段重新控制该地区，但德鲁兹派进行了反击。不出几天，装备精良的德鲁兹派民兵就大败基督教派力量，并围困了在山上少数地方负隅顽抗的马龙派余部。只有以色列军队隔在马龙派和德鲁兹派之间。

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维持了近一年，直到1983年9月，以色列军队突然从舒夫撤离。马龙派与德鲁兹派随之发生了一场尤为激烈的战斗，并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983年1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喊大家上桌吃饭之前，我到过道的橱柜去取盘子，突然看见奈拉右手拿着她爸爸的手枪朝卫生间走去。没等我快步上前，她就进了卫生间，随手将门关上并反锁。我听见她在哭泣，连忙大喊米歇尔和纳姆来帮忙。我们求她把门打开，可她拒绝了，只是继续伤心痛哭，我简直心如刀绞。过了好久，米歇尔才说服她，就算她不愿开门，起码可以跟我们谈谈，告诉我们她是为什么难过。她终于扭开门锁，米歇尔走了进去，放下马桶盖，请坐在他的腿上，并将她搂在怀里。我和纳姆站在外面等待着。

在米歇尔的慢慢诱导下，她开口说了起来。她的几位同学最近似乎举行了聚会，但是没有任何人邀请她。她讨厌被排除在外。她只有两个朋友，苏西和西尔维娅。班上的男同学都不喜欢她，他们都怕她。除了那两个好朋友，她也不喜欢班上的其他女生，因为她们不成熟。她一方面想像她们那样表现得傻里傻气，以便被她们接受，另一方面又不想为了融入进去而违背自己的意愿。米歇尔轻言细语地开导她，他的声音是那么哀伤而温和，我不禁哭了起来。他说，在她这个年龄时，他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他说，“你就是你，奈拉，无论如何都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改变自己。”他说她以后一定能够找到成熟和聪明的朋友。

米歇尔从奈拉手中接过枪，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后来，他把枪藏在一个上了锁的柜子里。

几天后，我问奈拉为什么带枪进卫生间。“你打算用它吗？”我问。 “不是，”她回答道，“我只是想引起你们的注意。” 米歇尔坚持认为奈拉的失控是因为青春期荷尔蒙失调所致，宁愿相信他的话，比起担心她可能患上严重的疾病，这个说法要让人安心得多。

这是一个奇怪的冬天和早春。二十年来，雅穆尔附近的贝鲁特郊区第一次下了雪。滑雪场上的雪太厚，在花了一周的时间清扫停车场和滑雪道之后，人们才能够滑雪。那一年，以色列游客来到了贝鲁特，从那蓝色的车牌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国籍。黎巴嫩人也破天荒次可以开车去以色列。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城市的街道上巡逻，而驾驶着护卫舰和巡洋舰的第六舰队也在海岸边巡逻。如果说美国人的存在作用有限，它起码又让投资者回到了这个国家。黎巴嫩镑与美元的兑换率从之前的六比一升至了三比一。在这个经济增长、人们开开心心、情绪乐观的奇怪时期，尽管我们的问题根本就未解决，尽管黎巴嫩仍然被叙利亚和以色列所瓜分，我们却有意识地选择忘记这一切。

战争期间，人们会患上健忘症。

4月18日，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将一辆装有五百镑炸药的卡车开进了美国大使馆的主楼。

我五天前去过那栋大楼更换护照。萨米尔指导我填写了相关表格，他是领事处的黎巴嫩职员，我们从1969年就已经认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和另外五十八人（包括十七个美国人）在爆炸中身亡。我常常想起萨米尔，因为他救了我的性命。是他建议我和孩子们成为黎巴嫩公民。战争爆发后，当我在检查站能够出示黎巴嫩身份证而不是美国护照时，我就对萨米尔深怀感激。

美国大使馆由三部分组成，中间是一栋七层楼的行政大楼，两侧各有一栋附楼。大门的两边都没有水泥护栏，所以，那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得以将卡车从滨海大道驶入环形车道，再冲进大楼。爆炸的威力十分强大，乃至于一辆当时正从使馆旁经过的汽车从路上被掀起来掉进了大海。而在签证处，那些毫无防备的黎巴嫩人为了申请去美国访问而排队等候了一上午，结果却在爆炸中被活活烧死。爆炸发生时，中情局的中东地区领导人恰好都在使馆。事后，专家们怀疑们开会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讨论伊朗所支持的真主党什叶派武装分子问题，那些武装分子不久前来到贝卡谷地，准备向西方发动一场“伊斯兰圣战”[6]

那些年里，对于中东地区，尤其是黎巴嫩，美国政府不理解的事情有很多。它显然不理解，由于社会极端不公，黎巴嫩逐步成为这样一个地方：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不满开始找到发泄的渠道和方向，伊朗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思想逐渐生根，并形成一种统一的反对美国的声音。[7]可悲的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事态毫无变化，美国也没有改变对中东的政策，于是，阿拉伯国家针对西方的暴力和仇恨愈演愈烈。

黎巴嫩和以色列于1983年5月17日签订的和平条约充分表明了美国的无能。在美国的斡旋下，该协议包含以黎双方的一系列私下谅解。它承诺以色列将分批从黎巴嫩全部撤军，条件是叙利亚也同时撤军。在没有外国干预的情况下，黎巴嫩政府可以与以色列寻求达成正式和平。该协议有一个巨大的失误：美国没有将情况通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于是，阿萨德召集舒夫山脉的德鲁兹派对基督徒聚居的贝鲁特东区进行轰炸，以惩罚杰马耶勒政府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勾结行为。我刚刚走出离我们家一个半街区的理发店，就听见了爆炸声间新闻报道称，多国维和部队的法国分遣队将对巴勒斯坦人留在

周围的地雷进行一天的排爆工作。由于跑道距离我们家只有两个街区，我以为爆炸声来自那里。我在蔬菜水果店稍作停留，买了些做午餐用的莴苣，对店主奇怪的眼神也没有多想。在阿扎姆熟食店，我吃惊地发现法式面包已经销售一空。

“今天没有烘焙吗？”我问。

“有啊，夫人，”他回答道，“可您知道，每次一掉炸弹，大家就乱成一团。他们把我的东西都买光了。”

“那不是炸弹，”我说，一边笑着转身离开。“那是地雷的爆炸声。你早上没有听新闻吗？”

我十分肯定是店主弄错了，所以，当我看到米歇尔的车停在大楼前时，还以为是他提前回来在诊所里接待病人。我打开公寓的前门，发现滑头和莉拉都没有过来迎接，不禁有些奇怪。我刚在家里找过一圈，米歇尔就从门外冲了进来。

“凯茜，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你干吗这么激动？”我问。“莉拉和滑头呢？她们出什么事了吗？”

“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难道没听见炸弹的声音？”

“ 炸弹？我还以为是 ……”我想起了纳姆和奈拉，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得去雅穆尔。”我转身去拿包，差点儿撞在米歇尔身上，他扶住了我的肩膀。

“放松点儿，安德蕾已经去接他们了。” 我身子一软，瘫倒在旁边的一张餐椅上，哭了起来。“我的们在那儿躲避着狙击手和炸弹，我怎么可能放松呢？本该是我去们回家的，那样我就不会坐在这里担惊受怕了。” “好了，我的钢铁般意志的太太，”米歇尔一边说，一边扶我身。“我们去诊所吧。” 我的膝关节剧痛，差点儿就无法从楼梯上下来。莉拉回公寓我们取了些食物，我服过止痛药，尽量舒服地靠在皮沙发上，用抱枕垫着膝盖，等待着。半小时后，滑头突然一跃而起，跑到门边嗅了起来。当我看见它开始摇尾巴时，便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安全到家。我忘记了膝关节的疼痛，一下子跳起来，跑去拉开房门。奈拉从我的怀里挣脱出去，躺到沙发上。当我问纳姆情况有多糟时，一贯滔滔不绝的他只是摇了摇头。

舒夫山脉的战斗来得太不是时候。米歇尔原本计划第二天启程，去美国参加医学会议和威斯康星大学的进修课程，然后去波士顿看望他弟弟雅克，一共为时六周。爆炸发生后，我以为他肯定会取消行程。随着下午的流逝和爆炸的继续，他矢口未提自己的计划。最后，我心里再也悬不住了，便说：“嗯，我猜你会取消行程，对吧？”

“不，”他说，“我还是要去。” 他已经计划好了。他姐姐安德蕾和姐夫欧内斯特正在巴黎，米歇尔认为我们应该搬到他们位于阿什拉菲耶的房子里。 “明天早上我就从那里乘出租车去机场。”他说。

我本来想问，“你怎么会想到要走？”可当他看着我时，那副神情使我想起了科奈谢霍恩那只想逃到别处的浑身颤抖的白鹳。

“我觉得这计划挺好。”我口里说着，内心却想，不知道自己在漫长的六周里该怎样独自面对那种焦虑。

米歇尔要我保证我们会一直待在安德蕾家里，直到轰炸结束虑到我们社区的激烈战斗，我连忙答应了。

在米歇尔的姐姐家，她的女佣哈丝娜照料我们的饮食起居，五天后，我和孩子们返回了自己家。米歇尔不在期间，我认为我们对这新一轮的战斗应付得很不错。所以学校复课后，当奈拉不肯起床时，我非常意外。

“我不能去上学，妈妈，”她说，“请不要强迫我去。” “那好吧，宝贝儿，你今天可以待在家里。”

“不是的，妈妈，你不明白，”她哭了起来，“我不能去上学，再也不去了！”

等她重新睡着后，我给在波士顿弟弟家的米歇尔打了电话。 “她只是耍性子而已，”他说。他的话让我想起之前的手枪事件，以及我怎样相信了他对女行为的解释。这一次我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跟他聊过之后，我给埃里·卡拉姆打了电话，他是一位精神科医生，是米歇尔的朋友兼同事。他答应下午稍晚时来看看奈拉。

与奈拉谈过之后，埃里走进客厅，在我旁边坐下。他看到我心神不宁的样子，便知道我承受不了任何太直白的医学术语。于是，他把奈拉的抑郁描述成为一种自我保护。

“她将自己的思想封闭了起来，这样就不用置身于周围的残酷现实中。”

在那种艰难的时刻—你觉得自己的整个世界可能已经坍塌，你担心自己的女儿可能永远不会好转，而你丈夫的支持却远在三千之外—你不介意听到这么简单的解释。埃里认为她最好开始接受药物治疗。

米歇尔回来后，情绪像奈拉一样低落，我几乎宁愿他留在美国。 “你回来后，怎么能是这种状态呢？”我问。

“没办法，”他说，“我在那边的时候，自始至终没有听到任何关于黎巴嫩的正面消息。”

米歇尔得到的消息大多来自我们的朋友麦克·C，我们一直觉得他是中情局特工。考虑到美国在中东 — 尤其是在贝鲁特 — 的表现，我不禁嘟哝道，凭什么要相信麦克的话，他的所谓专家意见不过是来自于一个无能的机构，连自己人都保护不了，致使他们在使馆爆炸中丧生。

我直视着米歇尔的眼睛。“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指什么？”

“你是不是放弃了黎巴嫩？是不是已经决定移民去美国，而只是还没有告诉我？”

“不，当然不是。”

“那你干吗要相信那些关于黎巴嫩的胡说八道？这么多年来，你弟弟不断地从波士顿打电话来催我们离开。他每次打电话来，我们都觉得好笑，还说，‘他知道些什么呀？’难道现在变了？我哪儿也不去，你也一样。我们是一直都有战争吗？不是。我们不是也有正常的时候吗？”

他点了点头。

“那么请帮我一个大忙，米歇尔。再也不要对我说什么完蛋了或者倒霉呀之类的废话。”

我走到电话机旁。

“我要给埃里·哈耶克打个电话，邀请他和伊娃今晚来喝一杯。他能为这个城市把脉，他会告诉你一切都会变好的。”

有时候，抑郁症患者需要更换好几种药物，才能找到最有疗效的一种。当奈拉服用的第一种药物没有明显疗效后，埃里给她换了一种新药。如果患者用药对症，可能也需要两周时间才能看出变化，当你迫不及待地期望哪怕是一点点好转的迹象时，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等待过程。奈拉一连几天都不吃，只是不停地睡觉，即使醒着的时候也显得心不在焉。我想问她在另一个世界看到了什么，但是又害怕她回答说“什么也没有”，这会让我更加恐惧。她也不想见朋友。她们起初还打来电话，想邀请她一起去海滩，但过了不久就放弃了。接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那天是个好日子—我们的好运来了。她最要好的两个朋友西尔维娅和苏西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

“妈妈，是你邀请她们的吗？”奈拉问。 “没有，宝贝儿，我也不知道她们要来。” 她开心地笑了起来，我不由得心跳加快。但第二天，她又突回到内心深处某个黑暗的空间。有时，看到她在阳台上往外看时，我就紧张地胡思乱想。在想象中，我似乎看见她突然翻过栏杆跳了下去，而我则从阳台边沿朝下望去，看见她四肢伸展地躺在下面的路上，就那样一走了之。

每当奈拉接受埃里的治疗时，我就坐在角落的褐色皮沙发上注视着她。有时，她会轻言细语地回答埃里温和的提问。有时，她茫然的眼神越过他，似乎不知道他就在面前。

有一次，我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悲伤。起初，我以为那是源于我的忧虑，唯恐奈拉可能再也好不了，但其实是因为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低落情绪。我羡慕我的女儿，她可以退缩到一个宁静的世界里，不用负对自己以外的任何责任。可我却是每个人的依靠，是“钢铁般意志的女人”，而且我无法逃避。我不禁哭了起来。

埃里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他以为我是为奈拉而哭，并向我保证她会康复。我边听边点头，想说点儿什么，但是我无法强迫自己像我女儿那样诚实。

与奈拉同龄的孩子中，约有百分之三十都因为战争而曾经患过抑郁症。就在那段时间，她的堂哥菲利普以及安德蕾的女佣哈丝娜也在因为抑郁症而接受治疗。我带奈拉去看病时，几乎总是会碰到几个熟人，要么是自己患病，要么是陪亲人去看病。

让我们如释重负的是，用新药治疗三周之后，奈拉的病情开始有了好转的迹象。我和米歇尔都认为应该换一个环境。我和孩子们已经有四年没有出国，所以我决定带他们去美国探亲访友，度两个月的假。埃里认为这对奈拉可能是最好的治疗，因此我们计划等纳姆六月底学期一结束就出发。

1983年夏天，海军陆战队没有返回美国。有些人永远留在了贝鲁特。10月23日星期六早上6点20分，距离美国大使馆被炸六个月之后，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驾驶一辆装有四千磅炸药的卡车，从贝鲁特机场附近海军陆战队大院的卫兵身旁经过。爆炸将四层楼高的营级登陆队指挥部夷为平地，两百四十一名陆战队员当场丧生。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将车开进执行维和任务的法国分遣队总部，致五十八名法国伞兵身亡。那天早晨，在海军七号岗亭执勤的年轻美国士兵无法朝袭击者开枪，因为与在贝鲁特其他地方执勤的所有陆战队员一样，他不得携带装有弹药的武器。

毕竟他们是在执行“维和任务”。

[1]朗·戴维：《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初学者指南》，1996年，第351页。

[2]朗·戴维：《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初学者指南》，1996年，第387页。

[3]朗·戴维：《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初学者指南》，1996年，第364页。

[4]即皮埃尔·杰马耶勒创建的长枪党。——译者注

[5]罗伯特·费斯克：“行走在没有希望的土地上。”《独立报》，2001年8月29日。

[6]罗伯特·费斯克：《哀哀子民：绑架黎巴嫩》，1990年，第478~479页。

[7]罗伯特·费斯克：《哀哀子民：绑架黎巴嫩》，1990年，第443页，第449页。

煎熬

/ 我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完全不正常。我甚至不知道是怎么熬过了每一天。如果我做对了什么事情，也只是因为运气或习惯 /

1983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带着两个孩子前往美国，他们现在一个十五岁，一个十六岁。四年来，我们终于要度第一个长假，这几乎让我难以置信。尽管要与米歇尔分别这么久而有些不适应，但对于我们能够成行，米歇尔还是很高兴，并且不介意自己带上滑头搬到他妈妈家里。我做了精心的筹划，但我们的离开还是演变成一段紧张、惊险的经历。

我们预订的黎巴嫩中东航空公司的航班将于十一点四十分从贝鲁特起飞，经巴黎飞往纽约。我已与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乔治商量好，由他送我们去机场，我经常用他的出租车。我不想要米歇尔陪我们，因为叙利亚人仍然占领着贝鲁特西区，并把守着机场路上的关卡。

我们已经收拾好行李，甚至已经出了门时，突然接到旅行代理人阿克拉姆·伊塔尼慌慌张张打来的电话。

“米歇尔得陪你们去机场，”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叙利亚允许妇女儿童离开，除非她们的丈夫在现场签字放行。”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米歇尔时，他瘫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 “凯茜，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也说不明白。这一次逃不过对吧？万一我的名字还在他们的名单上，该如何是好？” 当乔治上门来帮我们把行李搬下楼时，我告诉他米歇尔得陪去机场。 “别担心，苏丹夫人。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那条路上太繁忙他们不会拦车检查的。” 乔治想错了。尽管交通很拥挤，叙利亚士兵还是在不断拦车求检查身份证件。轮到我们时，那位士兵只是匆匆扫了一眼我和孩子们的证件，就还给了我们。当他看到米歇尔的出生地是叙利亚时，却拿着他的身份证走到路边，交给坐在警卫室里的长官过目。米歇尔仰起头，闭上眼睛，而我则看着那两个人，他们似乎正在名单上查找他的名字。过了几分钟（那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几分钟），只见那位士兵转过身，走回到路中间。他的长官站起身，走出门外。他戴着墨镜，所以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但我敢发誓他正盯着我们的车，并等待着什么。与此同时，我觉得有人在轻掐我的左臂，不禁瑟缩了一下。奈拉坐在我和米歇尔之间，正注视着这一切。她一言不发，只是扭动一下手腕，在问，“怎么了？”

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当我重新往外看去时，在侧视镜中与纳姆的视线相遇；他知道。士兵走到米歇尔那一侧。我敢肯定他会说， “你被捕了。”我屏住呼吸，等待着。他甚至都没有说一声“给你 ”，就把证件还给米歇尔，微微歪了一下脑袋，示意我们过去。大家都没有说话，但我们不约而同地长舒了一口气。

米歇尔把我们安全送达机场后，回家的路上还得面对其他的叙利亚关卡。我们一边卸行李，一边讨论怎样让米歇尔回到医院。乔治会送他到那里，并给维迪娅打电话，告诉她米歇尔已经平安返回。由于很难接通医院的总机，我决定通过最后一道安检后就给维迪娅打电话。

上飞机之前，我试着给维迪娅打了几次电话，可每次都是占线。当通知我们登机时，我最后拨打了一次，还是没有成功，但我假装打通了，装模作样地让纳姆和奈拉相信我跟他们的奶奶通了话。他们得知爸爸已经回到贝鲁特东区，不禁如释重负。但我当然知道不是这么回事，登机时，我几乎要哭出来。

“怎么了，妈妈？”奈拉问。

“只是有点儿紧张性头疼，宝贝儿，”我回答道，“把你的随身听和书拿出来，放松一下吧，我试着睡一会儿。等我们到了巴黎，我就会好多了。”我服了几片阿司匹林，祈祷米歇尔安全无事。

在巴黎奥利机场，中东航空公司的一名职员告诉我怎样购买电话卡。我对纳姆和奈拉说，我要告诉爸爸我们到了巴黎，好让他放心，然后拨了维迪娅的号码。我唯恐听到他根本就没有回家的消息，以至于双手发抖。电话响了一声，接着是第二声。我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耳朵里嗡嗡直响。难道没人接听吗？响了第三声时，米歇尔接起了电话，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顿时落了地。

“我没事儿，”他说，“但是很惊险。我又被拦住了，以为他们肯定会把我押走，不过最后还是平安无事。我再也不去那边了。”

“哦，米歇尔，”我哭了起来，接着才想起孩子们就站在我身边， “你一定照顾好自己。我们给你一个大大的吻，等到了纽约后，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挂上电话，心里以为我巧妙地瞒过了孩子们。纳姆生气地瞪着我。

“你骗我们了。” “没错，宝贝儿，但那只是为了不让你和奈拉担心。” 我看了看奈拉，她直直地站在那儿，望着她哥哥。她只有手动，在拉扯自己的裙摆。

“妈妈，你看我猜得对不对，”纳姆说，“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又被叙利亚人拦住了，对吧？”

我点点头。 “他们会带他去哪里？”奈拉问。 “你以为呢？”纳姆回答，“巴尔米拉。你忘记了吗？沙漠里下监狱就在那儿。那里没有人能活下来。”

纳姆滔滔不绝地说着，我则看着我的弱不禁风的白鹳，她似乎明白了什么，明白有什么东西在对她紧追不舍，而她之前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脸色也越来越白。我回想起那一次，我开着甲壳虫去学校接他们，而在赶回家途中炸弹不断在我们后面的路上坠落的情景，还有那天的狙击手。随着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涌现，我渐渐明白，她一直担心的并非只是她自己的性命，她还担心可能失去亲人，比如她爸爸。那些死里逃生的经历像垮塌的屋顶一般向我压来。

突然间，我恨不得拔腿就跑。我太累了，无法应对这些疯狂的思绪。我需要有人照顾我。我再也无法清晰地思考。是啊！我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完全不正常。我甚至不知道是怎么熬过了每一天。如果我做对了什么事情，也只是因为运气或习惯。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与孩子们一起登上飞机。

对肯尼迪机场外的混乱场面，我毫无心理准备。我们出海关后，只见迎接亲友的人群被拦在一道落地防护网的后面，距离我们不到十二英尺，他们还像要求释放的犯人那样摇晃着防护网。有几个人甚至爬上了防护网，一边大喊一边挥手，想引起仍在里面或者与我们一同出来的人们的注意。离开四年后，这不是我记忆中的美国。我发现还有一件事情也同样奇怪：我置身于自己所出生的国家，但听到的其他国家的语言却比英语还多。

当我没有看到我姐姐希拉在外面等我们时，便更加焦虑了。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航班提前了四十分钟到达，直到纳姆调整手表后才发现这一点。我们在一个开有空调、能看到街道的大厅里等我姐姐。半小时过去了，她还是没有出现，这时我才想到给她打电话。我在钱包里找她的电话号码，可之前却忘了把它写下来。我本该知道她一定会来，但我的心脏开始怦怦直跳，就在我觉得自己快要哭时，突然听见纳姆叫道，“妈妈，你看，她来了，希拉来了！”并跑过去迎接她。

我心里那个有点儿势利的自我 — 那个已经成长为一位老于世故、讲究着装的贝鲁特人的女人 — 看见我姐姐还是60年代那种嬉皮士装束。她友好大度地邀请我们去拜访她和她丈夫路易斯，我却在意起她的大摆长裙、短袖上衣和勃肯凉鞋，相比之下，我真是个小肚鸡肠。

一周的时间里，我们在纽约参观博物馆，看演出，逛街购物，然后，我和孩子们以及希拉和路易斯去与我父母、另外两位姐姐、一位弟弟以及他们的家人相聚一个星期。我爸爸在弗吉尼亚海滩找到了一所临海的大房子，食宿费用由几家人分摊。

上次回来是四年前，当时我的父母让我非常失望：他们到机场接上我们，把我们送到他们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二室一厅的公寓，然后就去赴之前与朋友们约定的晚宴。而在贝鲁特，我的家人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凯茜，你不会介意，对吧？”我爸爸问。“我们觉得你肯定累坏了，想睡会儿。”

我跨越了半个地球来看望我的父母，我真正希望的当然是与他们在一起。

他们去中东时，我们带我爸爸去巴尔米拉参观古罗马遗址，他居然不想去沙漠里看日出—尽管那是我们从大马士革乘六小时公共汽车去那里的主要目的—而原因仅仅在于他把帽子忘记了，担心头发会吹得乱七八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现在却选择来到弗吉尼亚海滩，这里总是很大风。

这一次也没什么两样。我妈妈像以往的每天早晨一样，在厨房里开着收音机，收听和天气预报。我正在餐厅里吃早餐时，突然听到“贝鲁特”三个字。我奔进厨房，调高音量。我爸爸紧随我走了进去，没等我听完就关掉了收音机。

“我可不听这些，凯茜，”他说，“我不想你把贝鲁特带到我们的假期中。”

在弗吉尼亚海滩的那一周里，纳姆几乎完全是在水里度过，与他的表兄弟和舅舅姨夫们一起游泳和冲浪。我姐姐唐娜的新丈夫迪克与纳姆非常投缘，有两天，他租了一条船，带着纳姆和我弟弟乔去深海钓鱼。

一天，迪克组织我们去当地的一条河漂流。我和奈拉乘同一艘小船，这是个错误，因为我们对划桨都一窍不通。她坐在前面，而我则戴着漂亮的迪奥太阳镜—这是孩子们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坐在后面，使出浑身力气让船在水中行进。纳姆和迪克在前面开路，唐娜和我的另一位姐姐芭布在最后。经过一处小急流时，我们的船翻了。我们没有穿救生衣，我和奈拉掉进了水里，水不深，但是很冷，而且流速快，泥沙也特别多。我们一触到水底，泥沙就翻腾起来，河水一片浑浊，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我猛地跃出水面，一方面为太阳镜掉了而有些懊恼，另一方面，尽管心里怦怦直跳，我还是十分开心，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们的小船随着接下来的急流往前冲去，迪克和纳姆笑成一团，同时想抓住我们的船。我回头寻找奈拉，却没有看到她。我正焦急时，她突然像喷泉一般冲出水面，口里大叫着，眼睛睁得溜圆，瞳孔显得漆黑。我连忙奔向她，把她搂进怀里。

“没事，宝贝儿。没事，你不会有事的。”

越过奈拉的头顶，我看见纳姆在水中朝我们走来。他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我们。

“妈妈说我不会有事的，对吧？”奈拉问她哥哥。 “对的，奈拉。”他哭着说道。

为了再看几场百老汇的演出，我和孩子们返回纽约。在奈拉的要求下，我们观看了《猫》，还在林肯中心看了一场芭蕾舞剧。我们只弄到两张《莫扎特传》的日场券，因此我和奈拉去了。贝鲁特的朋友们早就建议我看这部剧，所以我一直非常期待。我们的座位在前排包厢。随着灯光熄灭和演出开始，音乐在剧场中响起，我不自觉地想起了贝鲁特，想起了贝希尔和托尼·弗朗吉亚，而不是莫扎特和萨里埃利。我对奈拉说我得去一趟洗手间，然后哭着离开了座位。我往出口走去时，人们朝我投来奇怪的眼光。他们可能觉得我疯了。我努力平静下来，几分钟后回到了座位，但有时候，紧张的剧情使我又仿佛回到贝鲁特，我只好再去拿纸巾擦泪。

开车回希拉家的路上，我不时地看看从窗外掠过的那些零星的生活画面：一个拎着酒瓶的男人站在门口；一位妓女穿着红色的绸缎裙子，脚踩一双超高、像铅笔一般细的高跟鞋；在公园附近，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抢一位老太太的钱包，周围的人却无动于衷。在希拉的公寓的拐角处，有位警察正一边用枪顶住一个男人的脑袋，一边摸出手铐。情况很不对劲。我们把车停在我姐姐家的褐砂石房子外面，有个男人正站在台阶上。他死盯着我们，我脑袋里“轰”的一响，仿佛有颗炸弹突然爆炸了。

他的白T恤上的袖子几乎卷到了肩膀上，露出大块结实的二头肌。就是他，二十年前在华盛顿企图强暴我的就是这个人，我确信就是他。我肯定是神经错乱了。我无法控制住自己。我抓紧我女儿的手，在座位上往下滑去。

“妈妈，你在干什么？”奈拉问，“你弄疼我了！”

“奈拉，je ne peux pas bouge（我动不了了），”我低声说道。“C’est I’homme, c’est lui, c’est I’homme qui a essayer de mevoler. Je sais que c’est lui.”（“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曾经想强暴我，我知道是他。”）

“妈妈，你在说些什么？”

“En francais.”（“用法语。”）我说，并指了指出租车司机。 “把你的钱包给我。我来付车费吧。” 她拎起我们的包，扶着我下了车，走进大楼。

随后，奈拉安顿我上了床，并坐到我的旁边。我把1965年发生在普罗维登斯医院的事情告诉了她。

“妈妈，那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没有丝毫恶意。看到我们走近时，他还连忙让路，你没看见吗？”

“看见了，宝贝儿，可是……” “妈妈，你不该让自己这样胡思乱想。” 战争期间，我一直是个把一家人拢在一起的沉着冷静、毫不动摇的家庭主妇。现在没有了压力，难道我要彻底崩溃了吗？在纽约的最后一天，我和奈拉以及希拉在海港南区的一家露馆共进午餐。奈拉似乎非常开心。她喜欢安·泰勒商店里的一套灰色套装，我帮她买了下来。我们从那里一路漫步，绕过华尔街，四点稍过才回家。

奈拉进了卧室，去收拾新买的衣物。十分钟后，我走了进去，发现她坐在床边，泪流满面，手里还有一把药丸。我平静地走过去，坐在她身旁。我亲了亲她的头，把她拥进怀里，她哭了起来。我问她是否打算吞下所有的药丸，她说自己也不知道。就那样，我挨着奈在床边，又一次想起了那只躺在科奈谢霍恩的草窝里的惊恐的白鹳。

由于兴奋得睡不着觉，1983年9月1日早晨，我起床很早。我们已经收拾好行李即将回家，我们搭乘的中东航空的航班将于当晚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经巴黎飞往贝鲁特。我很庆幸我父母已经去上班，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轻轻松松地过一天。过去的一周里，我们跟他们一起住在这套两室一厅的公寓里。房子小对我不是问题，我也不介意跟孩子们挤一间卧室，让我难受的是，我爸爸每次一看到我，就把报纸举到脸前，以免我用贝鲁特的消息来刺激他，而我妈妈也默许他这样，而不是制止他这种孩子气的行为。这一切是多么别扭和荒唐。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我父母的家，回到动荡不安的贝鲁特。我也许会死在那里，但即使如此，我也能够应付一切，除了我父母来访之外。

中午左右，米歇尔打来电话。一听到他的声音，我马上就知道出事了，可能是有人去世了。

“凯茜，你不能回来，”他说，“又开始了。”

“你在说些什么？”我问。我双腿发软，于是缓缓坐在电话机旁的扶手椅上。我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些什么。

“战争，又开始了。”

“我们两天前才通过电话，米歇尔，当时一切都还好啊。这是怎么回事？”

“以色列军队突然从舒夫撤走，于是又爆发了恶战。说出来你也许不信，凯茜。这一次比以前还要严重。轰炸已经持续两整天了，根本没有要停的迹象。”

“我要给航空公司打个电话，看看是否……”

“凯茜，听我说。中东航空已经取消了所有航班。飞机都停飞了。才过了两个月，你就已经忘了吗？只要发生轰炸，飞机就停止进出港。”

我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理智一些。“那我们该怎么办？”

“从目前的情况看，你们得在那边待上一阵，”他说，“也许该让孩子们上学。给雅克打个电话吧，看他有什么建议。”

“米歇尔，这太突然了！我现在没法思考。我晚点儿再给你打电话。”

我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思绪，没有时间在两个十几岁的孩子面前像成年人那样讲话；一听到我的语气，他们就知道出了大事。透过一扇宽敞的防风窗，可以看到树林、青草、一簇簇红色的鼠尾草、黄色的玫瑰和紫色的婆婆纳花。我很想到那里去，我想去长时间地散步，甚至走到某个遥远的地方，任何地方都行，只要此时此刻不是待在这个房间里，说出我不得不说的话。

纳姆和奈拉对暂时留在美国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反对其他的安排。

“不！”纳姆大叫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要准备在这边上学，对吧？你什么也别说，我们不会在这儿上学的。”

“我们可能要过好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 纳姆打断我了的话。“那又怎么样？”他声音嘶哑地喊道。突然，就像上次从浑浊的河水里冒出来一样，奈拉哭喊道，“妈妈，求求你，不要让我在这儿上学。” 她声音里的恐惧让我心如刀绞，我泣不成声。那个谈起炸弹后的路炸开花以及巴尔米拉和街上的尸体时曾经满不在乎的小伙子也在哭泣。

我没有时间去仔细考虑要在美国久留的复杂问题。我必须尽快做出决定，采取行动。有两点我很清楚：一是我们不能跟我父母住在一起，二是新学年已经开始。我多想跑到我外婆身边，听听她的合理建议，但她已经病重在身。白内障手术失败使她双目失明。想到再也不能阅读，生活不能自理，她心里无法承受。她放弃了求生的欲望，卧床不起，身心两方面都已经开始每况愈下。

1984年9月，凯瑟琳外婆离开了人世，享年九十五岁。我本该为她美丽而长寿的一生感到高兴，但我当时心情低落，没有清楚地想到这一点。由于没有其他的亲人可以求助，我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她的支持和明智建议。不过，就像米歇尔对他爸爸那样，在我外婆去世之前，我也有先见之明地从贝鲁特给她写了一封信。我告诉她，她是多么与众不同，有这样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来照顾我，我觉得多么幸福。为此我深感欣慰。

米歇尔的弟弟雅克住在波士顿，在跟他商量之后，我们决定两天后飞往那里。雅克的好朋友乔·苏素坚持要我们与他们一家住在一起，直到我们能够回家—苏素和雅克早年在麻省理工读书时曾经住在我们家里。雅克帮孩子们在私立学校办理了入学手续，纳姆上的是耶稣会士开办的波士顿学院中学，奈拉在牛顿乡村日校，因为那所学校很小，并且因为对女生能给予个别关注而有名。

乔和他那位为人亲和的妻子海伦将阁楼兼娱乐室的三楼改成的住处。我和奈拉则住在二楼的一间摆着双人床的宽敞卧室里。这里成了奈拉的小窝，她恨不得寸步不离，既不愿出去吃饭，也不肯与家里的人交流，到了后来，她的自我隔离引起了苏素一家的不悦。他们觉得她是耍性子，这使我又想起米歇尔以前说过的话。乔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并且问我，他们一直在尽可能地让她觉得自在，她为什么还要这么无礼，连米歇尔的弟弟也抱怨她太情绪化。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奈拉是患有因战争引起的抑郁症。雅克的儿子乔只有过一次战争的经历，那是1978年从朱尼耶乘出租车去贝鲁特机场的路上，可他至今还在做噩梦。奈拉在炸弹下生活了八年，但雅克却不愿接受她会患抑郁症这样一个事实。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曲解事实是人之常情。我们需要有亲身的经历，才能理解处于深度抑郁中的人们会是多么消沉。而站在苏素一家的角度来说，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在战争之中，所以无法理解我和孩子们内心的创伤，无法理解我们多么怀念曾经的美好时光。

有好几次我都觉得，我们仿佛是在用彼此听不懂的语言进行交流。每当我因为水龙头里流出热水而惊讶时，他们就觉得奇怪。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我们已经有八年没有享受过这种奢侈。每当他们因为雷暴天气引起断电，而抱怨不能收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时，我就觉得他们很可笑。战争期间，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没有电。

苏素一家尽可能地为我们提供各种方便。海伦把自己的车借给了我，便于我每天接送奈拉上下学。每当我弱不禁风的小白鹳在下车前与我吻别时，我们两人都知道她在学校里可能会一言不发。我那性情独特、心里承受着战争创伤的女儿完全无法走出去，无法去结识新朋友。每天放学时，看到一整天都没有跟别的女孩说过话的人儿还脸忧伤地走出学校，钻进车里，我就心痛不已。

我们搬进海伦家时，她正准备着手写自己的硕士论文。她知道我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我现在无所事事度日如年，便聪明地建议说，我可以负责购物和做饭。于是，我每天的生活就有了一个中心。她还鼓励我参加她的健身班，地点就在坎布里奇的一个小健身房。海伦对负责人桃乐茜说，我正承受着巨大的焦虑，桃乐茜便开始教我怎样通过锻炼来释放紧张。除了膝关节疼痛之外，我的坐骨神经也向双腿背部发送强烈的痛感。

“这是极度紧张的症状。”她强调说。通过跟随桃乐茜一起锻炼，我学会了倾听身体的需要，尽管立竿见影，我却开始学习终身受用的压力管理办法，虽然八年来所累积的压力并不会在短短的几周或几个月就消失。

纳姆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让痛苦吞噬和毁掉自己，而是把愤怒变成决心，去挑战学业，越艰巨越好。他在波士顿学院中学只做过一次让步，入学时是作为三年级学生而不是毕业班学生。根据校方的说法，多学一年可以让他有足够的时间适应美国的体系，并为SATsa备考[1]和选择好的大学。纳姆的导师建议他第一年里选择一些不太难的课程，但他坚持要选最繁重的课业。他的学校位于多尔切斯特，他往返要花三小时的时间搭乘公交和地铁。尽管纳姆也不愿与人交流，但好歹还让我为他准备早餐并在送他出门时吻他一下。他是经过厨房从屋子的后门离开。我站在门口，目送他穿过院子，走到加菲尔德街的人行道上。那是我看到的他最可怜的样子：低着头，仿佛扛着千斤重担似的耷拉着肩膀，从我身边走开。到小山顶上后，他满脸痛苦地转过身，看我是否还在门口，然后朝我挥挥手。我一直等到那一刻，然后给他一个飞吻，并再一次向他挥手道别。

从学校回来后，他吃过几块点心就回到三楼，直到晚餐时间才重新露面。他不愿跟我交谈，也不让我安慰他，这让我感到非常心痛。他比家里的其他人更早地知道我有多么抑郁，还明白我的情绪变得多么阴晴不定，与我相处有多么不容易。

我们一周里唯一的开心时刻是每周六上午九点，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电话轮流与米歇尔通话。我们事先都有一肚子的问题，但最后问的都是同样的话：“你还好吗？”“滑头怎么样？”“你还能去医院吗？”“情况有多糟？”“有停火的迹象吗？”而问得最多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他的声音必须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支撑我们熬过一周，直到下个星期六。

由于要时刻为米歇尔的安全担忧，并远离他和我的那些朋友，这比我在贝鲁特经受的所有艰难与危险更加难以忍受得多。波士顿的老朋友们虽然都很好，却无法理解我之所以难以适应他们的世界，是因为我在战争中生活了太多年。一提起米歇尔和贝鲁特，我就会泪流满面，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他们不再询问，最后干脆对我敬而远之。那次在希腊时，我总是不停地念叨贝鲁特而让基诺和南希感到厌烦，我显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过了许多年后，我才明白自己当时已经完全失控，波士顿的朋友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的情绪渗透在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里，我肯定就像一颗快要爆炸的炸弹。我的朋友们不忍心也不知道该如何向我指明这一点。我只能自己去慢慢想明白。但是纳姆知道，奈拉也知道。当她告诉我在我们曾经参加的一次宴会上，她朋友的妈妈觉得我 “有点儿歇斯底里”时，我还不理解她指的是什么。

如今回头看去，我想起了那天晚上的凯茜，不停地谈论着战争，镇静自若地描述我们对不同声音的反应。

“我们从来不把机关枪的声音太当一回事，”我解释道，“哪怕是就在附近。只要火箭弹不是直接落在我们社区，我们就会挤在浴室的窗户前，观看它们在周围坠落。”我迫切希望让所有人知道、理解和分享我们的经历。

我记得他们脸上的表情以及彼此交换的紧张眼神。很显然，我已经有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我常常想，如果我的生活中再遇到一场大灾难，如果我突然失去米歇尔或哪个孩子，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会有坚强的意志挺过去吗？还是会像永久性短路那样形成无法修复的情感创伤？我会比那些以前没有去过悬崖的人更快地走向崖边，还是会因为已经在那里徘徊多次，而能够在恐惧之神占上风之前就从崖边退回，控制住局面？

1999年6月，我在我亲爱的朋友伊迪丝身上看到的似乎就是这样，当时我们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黎巴嫩北部之旅。1989年，伊迪丝失去了最小的孩子卡蒂娅—因为不慎碰到被头天晚上的礼炮所炸断的一根垂下来的带电电线而身亡。像往常那样，我们在卡蒂娅的村子里稍作停留。卡蒂娅的朋友们为了纪念她而在路边修了一个神龛，我们会在圣母马利亚神像前点燃蜡烛。当我们走近神龛时，一阵巨大的悲伤向伊迪丝袭来，一时间，她说不出话来，我能感觉到她在克制自己的极度悲痛。接着，她庄重而肃穆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从悬崖边退了回来。

她又一次逃脱了恐惧之神的魔爪。

我在波士顿时，米歇尔给我寄来一张他的自画像。只有一张白纸，纸张的右下角有个方形的小笼子，旁边写着“我”。

在我的想象中，我常常看到他。他在去医院的途中经过司法部十字路口时，汽车突然熄火，结果被狙击手杀害。或者是他带着滑头去散步，却遇上轰炸，他们都不幸中弹，躺在街上血流遍地。或者是他心情烦躁，对着拦在路上的长枪党民兵大吼，于是那人走到他的菲亚特汽车旁，把他拖出车外，揍得他不省人事。

在我的想象中，他死去的方式数不胜数。

一天，雅克的妻子琳达问我是否有米歇尔的消息，我顿时失声痛哭。

“天哪，凯茜，”她说，“我都没法跟你说话，你太爱哭了。”

11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六的通话中，米歇尔说要过来一趟。纳姆要他感恩节来，他和奈拉到时候都会放假。米歇尔问我是否想从家里带点儿东西，我建议他把我在大马士革买的红黄两色台布和餐来。我想要些具有典型阿拉伯文化元素的东西，作为我在贝鲁特生活的纪念，因为我不确定有生之年是否还能见到自己的那些物品。

米歇尔带来了大量的现实信息。贝鲁特的局势十分动荡，战斗仍然很频繁，所以我们近期根本不可能指望回家。很显然，我们也不能继续赖在乔的家里。米歇尔认为我们应该租一套小公寓和买一辆车。雅克找到一辆雪佛兰骑士，我在萨莫街找到一处两室一厅的公寓，离雅克一家只有几个街区。

米歇尔一直待到帮我们搬完家，在圣诞节前不久才回贝鲁特。我对他选择与他妈妈一起过节而感到伤心，但我早就不再为此类事情纠缠。他说要到5月底或6月初学年快结束时再过来。我不由得哭了。“坚持住，凯茜，”他说，“为了我们大家，你得坚强。”他解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更应该把在贝鲁特挣的那点儿钱省着用，以维持你们在这儿的生活。我们要支付学费、房租和买车的费用，干吗还把钱花在机票上？也许你们想放个小假，去佛蒙特滑雪。唐娜和迪克不是邀请你们一起去吗？”

听起来虽然合理，接受起来却仍然很艰难。要为你所爱的人担心，五个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大家，我尽量强装开心，把相聚的每一天都变成某种庆祝。下午是属于我们两人的时间。其他的时候，我们长时间地散步，谈论贝鲁特，了解朋友们的近况。我们会开车去学校接奈拉，然后在哈佛广场与从地铁出来的纳姆会面。周末时，我们去雅克位于新罕布什尔的房子，在森林里徒步旅行，或者在一年中似乎最冷的日子里看纳姆和奈拉在附近的滑雪场上滑雪。

米歇尔于12月21日离开。将他送到机场后，我顺道去雅克家归还新罕布什尔的房子的钥匙。琳达正在为当晚的圣诞聚会做准备，她邀请了苏素一家，却没有邀请我们。我感到非常受伤，不明白她为什么没有考虑我们。她知道米歇尔刚刚离开，也知道他的离开让我们非常难过。我想来想去，就是没有想到我还没有弄明白的关于我自己的那个症结。

我很感谢希拉邀请我们去纽约过圣诞节，否则我可能会发疯。我也很庆幸手头宽裕，可以离开波士顿，去与她一起度假，或者说去忍受在美国的无限期流放。许多跟我境况类似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没有这种余地。我不断地感谢上帝带给我好运，让我嫁给一位事业有成的男人。

1984年2月底，米歇尔打来电话，说3月4日会来波士顿。他的患者兼朋友萨巴和杰姬·纳德尔夫妇要到他早年受训过的波士顿莱黑诊所做医疗体检，请他陪同前往。

命运之神通过纳德尔夫妇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他们在波士顿期间，恰逢黎巴嫩和谈在瑞士洛桑举行。交战各派领导人试图达成某种政治解决方案。萨巴认识参加和谈的所有人，每天晚上他与杰姬回到酒店后，就会与朋友们通电话。直到最后一天，萨巴和杰姬邀请我和米歇尔共进午餐时，我们才知道这一切。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在开车，我们把车开到丽兹卡尔顿酒店接他们。

我们到达安东尼四号码头后，萨巴给了领班一点儿好处，让他给我们安排了靠窗的座位。一时间，我仿佛回到了贝鲁特，并且很这种感觉。我身边是处事老练的朋友，了解系统是如何运作，不怕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而给别人偷偷塞几块钱。萨巴是一位周到细致的黎巴嫩东道主，知道该在哪个时刻转向米歇尔，把心里最重要的想法说出来。

“有些话我非说不可，希望你仔细听着，”他说，“我跟在洛桑的朋友谈过了。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政治家在发表一些可笑的声明，向媒体保证会达成和解，但这不会发生。和谈失败了。米歇尔，黎巴嫩的情况糟透了。如果你有机会在美国行医，那就留下来。作为你的好朋友，我劝你不要回黎巴嫩。”

我们送萨巴和杰姬回酒店后，我把车开回到斯多若街，这是通往我们在沃特敦的公寓的直达路线。还不到下午三点，车流相对比较通畅，而在贝鲁特却很少这样，除非是深夜里。尽管在斯多若街已经往来多次，我对自己是在波士顿沿着查尔斯河行驶，而不是在贝鲁特沿着地中海行驶，依然感到惊讶。在贝鲁特时，我从来不会这样想起美国。在贝鲁特时，我感觉就是在家里，从来没有但愿自己是在美国。我想这未免有些奇怪，因为我是一个身处异乡的外国人，但是回到美国，回到我本该属于并了解、但是却已忘记的这片土地，我感觉反而更加奇怪。

就这样，我们行驶在查尔斯河边，这是波士顿风景最为优美的路线之一。3月的中旬还为时太早，看不到装点着查尔斯河那熟悉的一队队小帆船，不过哈佛的赛艇队已经在那儿划着桨你追我赶。在贝鲁特的海边，季节的变化几乎难以察觉，不断有远洋船只在港口进出。到了夜晚，小渔船上的煤气灯就像落在地上的星星一般点缀在海岸线上。

在波士顿，圣帕特里克节即将来临，爱尔兰人在喝生啤，佩戴着绿色的康乃馨。而在贝鲁特，白色的圣约瑟百合花竞相开放，眼下正是大斋节，也可能是穆斯林阴历的斋月。在斯多若街上，开车的人即使无视限速规定，起码也还礼貌驾驶。而在贝鲁特，在没有限速— 或者有限速但是谁也不会在意—的路段，人们开起车来与高明的赛车手没有两样。

这些对比在我脑海中不断涌现，直到我突然想起萨巴说到的现实。我猛地把车开进河边的停车区，以为米歇尔会责备我的鲁莽行为，可他却一言不发。他似乎觉得我要爆发，而只要他保持沉默我就不会爆发，可我还是爆发了。附近的河面上横跨着一座由两个巨大的石拱所支撑的桥，它在水中的倒影形成了一颗心的上半部。

那是我的心，并且破碎了。 “没指望了，对吧？”我哭喊道，“我们回不去了，我再也看我的城市了、我简直无法相信。如果要生活在这里，我猜我会死的。” 米歇尔伸出胳膊揽住我。“冷静点儿，凯茜。你肯定不会死你会好好的。” “不，我不会的。”我呜咽着。

我的脑袋嗡嗡直响，仿佛有人在敲打着它。我越哭，脑袋就胀痛得越厉害。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充了太多气的气球，随时都可能爆炸，但是我无法止住哭泣。我心里的悲伤实在是太大。

米歇尔说：“凯茜，你听我说。”

“别管我！”我哭得更凶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又叫我的名我睁开眼睛，只见眼前模糊一片。 “我的眼睛瞎了！”我抽泣道。 “不是你眼睛的问题，傻瓜，”他笑着说。“已经下了一会儿雨而你刚才这么一闹腾，让窗玻璃都蒙上了雾气。你的眼睛没事儿。让它们休息一下，好吗？”

我好不容易才勉强控制住自己，然后开车去奈拉的学校接她回家。我和米歇尔等到纳姆回家后，才把消息告诉孩子们。我让米歇尔告诉他们。

他一点点地解释我们从萨巴那里了解的情况，当他说到“留在美国是唯一合理的选择”时，纳姆突然站起身，跑回房间，“砰”的一声关上房门。

米歇尔转向奈拉，刚说了句，“你瞧，奈拉……”可她已经坐在地板上哭了起来。我坐到她的旁边，搂住她，轻轻地摇晃了好一会儿，才觉得她在我的怀里松弛下来。我抬头看着米歇尔。我猜在那短暂的一瞬间，他看到那个一直是他的依靠的女人，那个“钢铁般意志的女人 ”，正在乞求他的帮助，几乎就要失去控制。他蹲到地板上，蹲到我和奈拉之间，将我们搂进他的怀里。

“情况会变好的，我保证。我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1]SATs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能力评估考试。是美国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的标准入学考试。

后 记

米歇尔请他的前任老板—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大学医院任职的约翰·莫里西博士—帮忙找一份工作。第二天早上，莫里西博士去办公室时，发现桌上有一封史蒂夫·伊默尔曼的来信。伊默尔曼博士是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市一群独立内科医生的代言人，目前正在物色一名肠胃病专家。莫里西博士给他打了电话，说自己心中有一位特别的人选。

早在1977年，米歇尔就取得了威斯康星州的行医执照，因此可以马上开始工作。我没有觉得失望，因为我还记得威斯康星的井然有序，记得它的森林和自然之美，记得那干净的水和清新的空气。如果说除了贝鲁特之外还有什么令我向往之处，那就是这样一个宁静的地方。

尽管我们觉得他会出人头地，但谁也不能保证。最难的是米歇尔，到了四十七岁的年龄，还向当地银行借贷五万美金；他以前有过负债的经历。纳姆没有与我们一起搬到欧克莱尔，而是留在波士顿学院中完最后一年。而奈拉则在欧克莱尔度过了两年极不快乐的时光。

对于被迫离开贝鲁特所造成的创伤，我们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件事情让米歇尔至今不能释怀，乃至于一提起来就会眼眶湿润，那就是无意中抛弃了滑头。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以及失去祖国、家园和朋友而带给他的所有痛苦，仿佛全都体现在不得不撇下滑头的无奈之中。

这一点因为维迪娅的来访而得到证明，那是在我们搬到欧克莱尔一周之后，她决定要来看望我们。尽管我们解释说还没有整理安顿就绪，不便接待她，她仍然坚持要来。

她住了六个星期。维迪娅以为自己抵达时，会号角齐鸣，有红毯接待。我们不情的欢迎令我们开局不利。她显然决定要尽早出这口气。米歇尔自然正全身心地忙于新工作，所以指望我来对付他那性的妈妈，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不亚于多年前倾听她从隔壁床上发出的如雷般的鼾声。其挑战在于，当她说出“既然你负责款待我，那我们今天打算干什么？”之类的话时，你都得听着。

在中西部的这个乡间小镇，连我自己也是初来乍到，所以要挖空心思才能筹划出一项让维迪娅满意的活动。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去购物，偶尔会去一家她不喜欢的餐馆吃饭，或者去看一场她看不懂的电影。

有位好心的叙利亚女人是我在欧克莱尔最先认识的人之一，有一天，她邀请我和我婆婆共进午餐。在与那位女士聊天时，维迪她丈夫比她要好。我的新朋友听到这话很不悦，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了我。

“她甚至根本就不认识我丈夫！怎么能说出这么过分的话来！” 米歇尔听说这件事后感到十分懊恼，因为那女人的丈夫是帮供客户的最主要来源。

还有一次，维迪娅对那位朋友说，她在贝鲁特家中的宝贝被我打破了无数件，包括她的古董吊灯。长期的经验告诉我，当她感到无聊而想挑起事端时，尽量不要招惹她，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那天晚上，米歇尔回来后，坚持要在晚餐前稍稍休息而没有去与他妈妈聊天，于是维迪娅等到了自己期盼已久的时刻。

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当时坐在餐桌的一角，椅子正对着我，以便能够密切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并不断地建议我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尽管我新找的美发师五天前刚刚将她的头发染得乌黑，但她的脸庞周围已经开始重新露出白色的发根。米歇尔来到桌旁时，我正端上米饭沙拉和牛肉片。维迪娅已经取好食物，吃了起来。

“我有没有告诉你我们是怎么处理滑头的？”维迪娅转向米歇尔，问道。他摇了摇头。

“当我们得知你不会回去后，纳蒂姆马上就为它找了一位新主人。可不到一周，它又回来了，在我们家门口汪汪叫，我们这才知道它回来了。纳蒂姆一开门，它就冲了进来，跑向过道。”

“别说了，我再也不想听了！”米歇尔叫道，并从餐桌旁起身，走出了房间。

维迪娅大笑起来，并更大声地接着说，“它冲进你的卧室，藏到了你的床底下。”

隔着紧闭的卧室门，我能听到米歇尔泣不成声。[1]

维迪娅离开后，我们在欧克莱尔的随后几个月有点像1977年— 当年我回到贝鲁特后，不得不对公寓进行装修。我全心全意地沉浸在对租住屋的装修之中，几乎是乐在其中，也许是因为这样我就不用思考。大多数日子里，我让自己筋疲力尽，于是，等到做饭、上菜以及与米歇尔和奈拉闲聊一阵时，我就已经太累，乃至忘记电话许久都没有响了。我结交了几位新朋友，原本可以打打电话，但她们不会理解，我的举止为什么像个被迫与恋人离别的患了相思病的女人。

每天早晨，奈拉匆匆忙忙地吃完早餐，然后由我开车送她上学；米歇尔也要为繁忙的一天做准备。只有晚上才是我们一家人相聚的时候。米歇尔通常五点半左右下班回来，辛苦了一天之后十分疲惫。我的笑脸相迎丝毫不能提振他的情绪，他总是在晚餐之前就回到卧室休息；我们一家人的夜晚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

奈拉的性格与她父亲十分相像。她已经十六岁，成天闷闷不乐，也没有朋友，眼下上的是三年内的第三所新中学。这种不健康的性格也有我的原因：由于我自己心情抑郁，对与人相处时的根本错误，我总是习惯性地加以掩饰。

到晚上六点半时，我们的餐厅已经成为一个战区，似乎成了特。奈拉上桌晚了几分钟，而米歇尔已经就座。

“你刚才在哪儿？你妈妈五分钟前就喊过你了。” 奈拉没有回答，只是垂着眼睛坐在那里。我开始跟奈拉说话装作若无其事。 “宝贝儿，你的英语老师喜欢你的作文吗？” 米歇尔的双手放在盘子两边，他的食物一动没动。

“这是什么行为？”他大声嚷道，“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甚至都不能开心地吃顿饭。每个人都不理我，我女儿连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愿回答。你不但不纠正她，还鼓励她！”他怒视着我吼道。

他猛然站起身，走出了房间。

米歇尔在自己的卧室里生着闷气，我则在奈拉的房间跟她说话。她正躺在床上。

“求求你，宝贝儿，你就不能去跟他说声对不起吗？”

“为什么对不起？”她问，“因为他发脾气而对不起吗？因为他不能理解我也有感情吗？我现在也觉得生活很不容易，你知道。”

“可是宝贝儿，说声对不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 “我觉得有，妈妈。”她回答。 “那就什么也不说，只是过去亲他一下吧。”我坚持道。

“妈妈，你总是以这种方式来解决你和爸爸之间的争议，但这并不表明就是对的。你不该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而道歉。”

“不要评价我对待你爸爸的方式，奈拉。这也许不是正确的方式，甚至可能对人际交往有害，但这是我所知道的把大家稳在一起的唯一方式。你总是说，‘如果贝鲁特的人能够和谐共处该多好。’嗯，这话说的就是我，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是妥协，是把自我暂时放到一边，说，‘好吧，我认了。你是对的，我错了。让我们忘掉这些续向前吧。’” 奈拉没有接话，于是我继续说下去。

“如果每个人都持这种态度，想想看我们能解决多少问题。如果人们愿意妥协，也许甚至就不会有战争。我不知道还能对你说什么，宝贝儿。我甚至再也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是阻止你们吵架吗？我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这些吗？”

“我为你感到难过，妈妈，”她说，“这并不是你的错，是他的。” “哦，”我说，“他其实跟你一样。他也很不开心。想想他所承受的压力吧，看看他工作得多么辛苦。他甚至都不是在自己的国家。你起码是在这里出生。都四十七岁了，一切要重新开始，想想他是感受？”

“我不知道，妈妈，”她回答道，“但我觉得他本来可以对付得更好。他应该更成熟一些。他比我更像个孩子。”

奈拉转过身去，面对墙壁哭了起来，我则坐在床边，抚摸着她的后背。我很想告诉她，我在她这个年龄时，跟她多么相似，只不过她之所以生气地寻求关注，不是因为缺乏关爱与呵护，而是离开了贝鲁特，离开了自己的朋友，并且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她可能认为绝对不会有人像她这么痛苦。我知道话语没有用，因为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改变她的想法。当她做好准备后，她会像当年的我一样渐渐明白，如果要成长，我们就必须抚平自己的伤痛。

1984年圣诞节前，纳姆得到消息，获知自己提前被哈佛大学录取。这个好消息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回到美国是多么幸运—夫在这里能找到工作，为我们提供良好的保障。我不由得想起1969年，凯瑟琳外婆想阻止我移居贝鲁特时曾经说过的话：“美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凯茜，永远都不要忘了这一点。”

保佑她的爱尔兰之心，她说得没错。在贝鲁特时，米歇尔曾经每月至少一次地问过我，世界上我最想要的是什么，而我的回答总是：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我和米歇尔留在黎巴嫩，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送纳姆上这么好的大学。这个长久的愿望实现起来既苦涩又甜蜜。我不得不放弃一个梦想，来使另一个梦想成真。

我看中了欧克莱尔市边界之外的一栋房子。尽管不是特别漂亮，但从那里看到的景色让我想起在科奈谢霍恩时坐在露台上看日落的情景。当我得知可以对室内进行重新设计以满足我们的需要时，我就根据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确定了一些变化，然后与房东商谈，又去银行申请了抵押贷款。

每当我向米歇尔问及任何有关房子的问题时，他总是回答：“别问我。在贝鲁特时我在浴缸里睡了三个月，住哪里我都不在乎。”

当我因为他不感兴趣而生气时，他会强调说：“ 这是你的房子，凯茜。你想怎么做都行。”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米歇尔很不公平地将这个重担甩到了我的肩上。只是在我的朋友艾琳指出我非常幸运，能够自己作决定时，我才反思起自己的不满情绪。艾琳在最近的装修工作中，事无巨细都得征得她丈夫的同意，直到有一天，他说，“我敢说，你肯定希望自己是凯茜·苏丹，这样你就不必什么都来请示我了。”

我顿时恍然大悟。我把米歇尔表面的淡漠当成了一种责备，而事实上，他让我做事情自己拿主意，正是体现了对我的绝对信任，相信我有能力把事情办好。这种尊重比多少句“我爱你”都更能表明他对我的爱。

奈拉本来可以上波士顿大学或纽约大学，但她选择了位于欧克莱尔以西的明尼苏达大学，离我们家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她在校园里住了一年，然后自己租了公寓。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国各地大学里，学生们都在谈论“美洲学校”[2]以及中情局介入危地马拉和中美洲其他地方的问题。奈拉已经很怀疑这个世界，她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对于冲突地区的被压迫人民很能产生共鸣。所以，她被吸引进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场学生运动，也是自然而然。这种新的目的感在她身上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在我的记忆中，她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充满活力。

奈拉多数周末都会回家，并且想跟她爸爸探讨自己的新政治观点。她希望分享她所了解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告诉他美国在支持哪些独裁者。不管她的分析多么深刻，不管她的陈述多么有条理，她说的话她爸爸一个字都不肯相信。这未免荒唐。米歇尔仿佛已然成了美国公民，将自己对贝希尔和基督教民兵组织的忠诚转向了共和事任何不同政见都成了一种犯罪。

米歇尔很爱争论，一旦奈拉质疑他或者发表与他相反的意见，他就感到不悦。想想看，当奈拉在争论的每一个环节都占上风时，他是多么难受！米歇尔每发表一个观点，奈拉就有更好的观点；每当米歇尔引经据典，奈拉也同样引经据典来证明他的错误。这让他的自尊心大受伤害。突然之间，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在餐桌上交战的时光。

最后，米歇尔总算学会让步，承认自己并非永远正确，他还学会了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见，但这种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由于奈拉上了明尼苏达大学，我就有时间在米歇尔的诊所做兼职。他的业务发展非常迅速，大量的文书工作让秘书应接不暇。当我提出要帮他整理整理时，他简直如释重负。紧接着，我在当地一所专科学校报名参加了计算机课程，六个月后，我们就在米歇尔的诊所安装了计算机系统。

我觉得自己正在从战争的阴影中慢慢恢复过来，其中可能有多重原因：远离了贝鲁特动荡不安的生活，接受充满刺激的新挑战，与女儿的关系不断改善—这让我更加自信，情绪也不再那么多变。

有一天，米歇尔说，“告诉你女儿……”我打断他，不客气地说， “你自己去告诉吧，我再也不当传声筒了。”说完我就走出了房间。

他沉默了片刻，不知道是该发火还是对这句话不予理睬。出乎意料的是，他用平静的语气问我，“这算什么态度？”

“新的态度，”我一边回答，一边重新走进房间，“这里的情况该变一变了。”

“请说清楚一点儿。”

“瞧，你女儿简直太像你了。不仅仅是像，她简直是你的翻版，你们同样焦虑，同样性格倔强，同样自尊心强，同样聪明过人。你如果能承认这些，就会渐渐与她更好地相处，否则你们会永远吵下去。”

米歇尔看着我，突然坏坏地笑了。这是第一次突破。

起初，我每天都去做弥撒，就像在贝鲁特一样。尽管有良好的意愿，我还是觉得精神飘忽不定。神父的布道都是老生常谈，与我的现实毫不相干。在贝鲁特，坚守并参与确立已久的仪式活动是日常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欧克莱尔，天主教仪式放弃了拉丁语而改用英语进行，我觉得这种仪式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于是我不再去做弥撒。但是我仍然会在圣心医院的小教堂里祷告。尽管我可以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沉思，不会被会众诵念的我再也辨别不出的主祷文所打扰，但我并不能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而在贝鲁特的教堂里，当风琴师弹奏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我手臂上的汗毛就会竖起，脊背也隐隐刺痛，于是我知道自己正站在上帝的面前。

1989年，奈拉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第二学年快要结束时，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暴动已经爆发。她志愿作为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个巴勒斯坦组织的官方观察员前往约旦河西岸。一个周末，我们两人坐在厨房时，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我。这间厨房与我们在贝鲁特的厨房很相似，我仍然把围裙挂在门后。坐在欧克莱尔的家里，回想贝鲁特期间与巴勒斯坦人的联系，得知我们的女儿想去以色列捍卫他们的权利，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完全理解和赞同她的想法，并且恨不得我自己也能去。

在我之前与米歇尔的那次交谈之后，他不仅开始跟奈拉说话，还开始倾听她的想法。所以，当奈拉告诉他想去以色列时，他不仅听她把话说完，还赞同地说这是个好主意。

奈拉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呆了六个星期，回来后就心绪不宁。在以色列期间，她遇见了法国观察团的几个人，现在想搬往巴黎与他们在一起。她在明尼苏达大学又读了一个学期，并考虑该怎样采取这一行动。当她回来寻求我的建议时，我找到了一个可行方案。

“你主修的是妇女研究、中东研究和法语。可以根据这些课程挑一个去巴黎留学的项目。”

我虽然不反对奈拉的做法，但还是担心她的心理健康。巴黎那么遥远，万一她在那边出了什么大问题，我在欧克莱尔不是鞭长莫及吗？我按捺住自己的忧虑，开始与米歇尔讨论她的计划。我们已经失去正常的、儿女绕膝乐在其中的婚姻生活。我们变成了一对坚强的夫妻，不过是以扭曲、异常的方式。我们每天都要躲避子弹，命悬一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识的很多夫妻都没能坚持下去，我们却艰难地熬了下来，无疑是因为米歇尔一直很依赖我和尊重我的判断。当我为奈拉说清，强调说这对她的心理健康十分有益时，他也就默许了。

奈拉在法国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她经常往家里打电话；她的抑郁症又犯了；她不喜欢她的室友；她很孤独。每次接电话时，我总是想方设法地开导她，似乎给了她一些安慰。在认识弗蕾德里克之久，她的情况开始好转。那位被奈拉称为‘弗蕾德’的姑娘自己有一套公寓，并邀请奈拉搬去与她同住。奈拉向巴黎大学提交了申请，并获得批准。她在明尼苏达大学所修的学分也转了过去，她的生活似乎终于走上正轨。

我仍然在米歇尔的诊所做兼职。我每周都设宴一次，大多是招待米歇尔的同事及其配偶。我在当地大学选修了法国文学课程。表面看来，我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生活，但事实上，我只是在运用自己在贝鲁特学会的生存技巧。在贝鲁特，主要是肉体的生存；而在欧克莱尔，我是在为精神的稳定而努力。如果让自己忙忙碌碌，我就不用去想我所舍弃的东西。我仍然梦想着回到黎巴嫩，住在一栋有着红瓦屋顶、可以欣赏迷人海景的古老石屋里，就像科奈谢霍恩的那栋房子一样。我期盼着有朝一日，我能再一次烹制浓味鱼肉汤或西班牙海鲜饭，开几瓶美酒，招待坐在我的餐桌旁的朋友。

1990年，萨尔瓦多的六名耶稣会神父遭到杀害，从而引发了米歇尔的政治顿悟。尽管美国政府做了大量表面文章，对这一暴行公开表示愤慨，另一方面，它却继续资助人们认为对该事件负责的政府。这场悲剧彻底改变了米歇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奈拉之前说的那些话突然变得很有道理了。现在每次听新闻时，他也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了仔细研究美国政府在支持哪些政权以及为什么支持它们。

有关萨尔瓦多的报道过去几天后，我建议米歇尔给身在巴黎的奈拉打个电话。我说：“关于中美洲的问题，你们两人毕竟一直都论。告诉她你学到了什么。” 米歇尔沉吟片刻，想确定是该对我的建议感到生气还是做出的举动。接着，他脸上又现出那可爱的坏笑。他拿起电话，拨了奈拉的号码。一听到奈拉的声音，他就说：想，你已经听说关于耶稣会神父的事情了吧？你一直都是对的，奈拉。我只是想告诉这一点。”

当奈拉要他重复一遍“你是对的”时，米歇尔笑了起来，“是的，我知道，”他在回应奈拉的某个观点，“你所说的关于美国介入中美洲事务的那些话都是对的。真不明白我以前怎么没有看清这一点。”

奈拉在巴黎再次投身于政治，这一次涉及阿尔及利亚学生及其留在法国的权利。我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赞赏我女儿对他人的关心，但我内心里却十分忐忑。每次电话铃响，我都害怕去接。

有天晚上八点钟，我所担心的电话终于来了。由于有急诊，米歇尔刚刚接电话去了医院。奈拉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很奇怪，因为巴黎正是凌晨三点。

“宝贝儿，你那儿是半夜啊，”我说，“你还好吧？”奈拉没有回答。 “奈拉，出什么事儿了？我听到了可怕的声音，是救护车对吧？

你出事故了吗？快跟我说话，告诉我你没有受伤。” 她终于开口道，“是救护车，他们在为什么人鸣警报。”

“出什么事儿了，奈拉？出了很糟糕的事情，对吗？我能从你的声音里听出来。你听上去不大好。”

她还是用那种恍惚的声音回答说，“不是很好，妈妈。”

“你在说什么？到底……” “我要放弃中东研究，”她说，“我再也不想学这门课了。” “你在说些什么？别犯傻了。你喜欢这门课啊。到底……”

“不，我要放弃了。我现在讨厌阿拉伯人。我再也不想跟他们打交道了。我要改修历史。”

“是什么时候……奈拉，请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会好起来的，妈妈。我只是得理清个头绪。” 我想帮她做点儿什么，但我所能做的只是让她保留隐私，如成凯瑟琳外婆，肯定也会这样。她会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坚强、有决心的年轻姑娘。

1992年，我才得以第一次安全返回贝鲁特。其间我途经罗马，那里的竞技场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在贝鲁特时，有一次，我和朋友费伊驾车从苏迪科出发，沿着大马士革街朝市中心开去，没想到一路所见与竞技场的废墟有着奇特的相似。这些建筑物不管是在气派还是规模上，都不能与罗马竞技场相提并论，但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从外面看去，它们都只剩下混凝土框架，其他的一切都荡然无存。我觉得自己也遭受了同样的经历。战争之后，我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经过了许多年我才把自己重建成现在的样子。

置身于这破败的情境之中，看到大自然坚强地抵抗住了战争，我不禁暗暗惊叹。在烈士广场和露天市场的遗址上，在克丽奥佩特拉曾经漫步、商人们为黄金讨价还价的地方，长出了黄色的太阳花。色九重葛和紫藤爬上了被炸毁的建筑物的残墙。尽管自来水主管道破裂，到处是一堆堆焚烧的垃圾和发黑的汽车残骸，但树木却长势喜人，绿叶葱翠，繁茂的树冠为那些弹痕累累的老墙遮挡着炎炎夏日。被战争破坏的建筑物正在拆除，以便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重建项目腾出地盘，考古学家们已经得到六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贝鲁特的过去。他们发现在烈士广场的地下，埋藏着一座有八千年历史的腓人的城市，这充分表明贝鲁特曾经是腓尼基人的疆土。1994年夏天，我参观了那个地方，周围的推土机正在推倒楼房，大卡车在运走堆成小山一般的砖石。我昔日的恋人贝鲁特的灵魂就躺在那片废墟的某个地方，深埋在瓦砾之下。我在现场目睹它被安葬在它杰出的祖先身旁，也算是情理之中。

考古学家们请求能给他们更多的时间，但开发商不为所动，因为整座城市都在等待他们重建。值得肯定的是，在1995年初开始重建之前，他们的确迁走了几处重要的古罗马废墟。其中一处就矗立在议会大楼前的弗什艾伦比区，该区域的建筑不折不扣地按照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的风格进行了修复。那崭新、醒目的黄色砂岩外墙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与近旁那些急待维修的建筑物融为一体。

在几个街区之外的银行区，开发商们发掘出了一套精心设计的罗马浴场系统，并明智地决定在重建过程中保留下来，那些废墟如今环绕在精美的花园之中，花园周围种植着芬芳的迷迭香灌木。90年代后期，重建项目因为经济困难而中止，并使黎巴嫩背上二百一十亿美元的巨额债务。

1999年，曾经遭受巨大破坏的国家博物馆重新向公众开放。战争伊始，为了保护馆内的文物，馆长带领着员工给每一件体积较藏品都浇上水泥，而将较小的物品装箱，然后贴上标签，储存在地下室里。他们将耗时三年的单调的修复过程拍摄下来，记录他们如何小心地凿去水泥，如何修复存放在地下室的藏品（他们错误地以为那里很安全，结果许多藏品都留下了大量的水渍），以及如何将每件物品翻新。如今，该录像向前来博物馆参观的游客播放。看到那些坍塌的墙壁，倒在地上的古罗马圆柱，以及社区的整体状况—那是我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社区，我们家与博物馆只有两个街区之隔—我就会泪流满面，无法想象我们一家人是怎样从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

在2001年的一次参观中，我从刚刚重新开张不久的富丽堂皇的腓尼基酒店往外看去，隔壁就是假日酒店，我和米歇尔以前常常去那里的舞厅跳舞，可如今那里只剩下发黑的断壁残垣。作为一名新闻播音员，我曾被迫隐瞒发生在酒店区的惨烈战斗，所以一直未能讲出那名年轻的长枪党战士的故事：在假日酒店门前，敌对方的民兵将那名战士的双脚拴在一辆吉普车的后面，然后一边在街上开来开去，一边嬉笑嘲弄，而那名战士的脑袋则像皮球一样在路面上弹跳。

还是在2001年，我第一次重访我们以前住过的公寓。我知道，临时住在那里的人没有理由让那里井井有条，但眼前所见还是让我大为震惊。房子因年久失修而十分破败，我的核桃木餐桌被随意地扔在外面风吹日晒，住在里面的人显然一贫如洗—这一切都悲哀地表明，整座城市在经过二十年内战而努力恢复的过程中承受着怎样的艰难困苦。

在时任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的率领下，黎巴嫩的大规模重建都是以重振旅游业为中心。但资金毕竟有限，这就意味着一些更为迫切的需要被忽略，如电网故障，供水不足，继续使用会引起极高度铅中毒和空气污染的加铅汽油等，而这些需要严重影响着所有黎巴嫩人的生活与健康。

2005年2月14日，哈里里的车队在贝鲁特海滨附近遭到炸弹袭击，哈里里当场身亡。生前，哈里里曾不知疲倦地与法美两国合作，为争取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自1984年后，我的家人和朋友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变化。维迪娅现在已经92岁，不能再四处旅行。她仍然与纳蒂姆一起住在阿什拉菲耶，附近宁静的街道变成了一条主干道，发生大规模交通堵塞时，那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吵得人在阳台上都无法交谈，但是这嘈杂的声音就像当年的以色列炸弹一样对她毫无影响，因为只要取下助听器，她就什么都听不见。

我父母退休后搬到了佛罗里达，在那里安享了十五年左右的生活，直到两年前我父亲去世，我母亲又搬到了纽约。

米歇尔的弟弟雅克和乔·苏素以及他们的家人仍然住在波士顿。伊迪丝在科奈谢霍恩照看她的花园，而福阿德则在黎巴嫩北黎波里市外经营一家大公司。

纳姆已经摆脱战争的阴影，甚至能从事有关战争的写作；他正在编一个短篇故事集，其中有几个故事涉及他在战争中度过的童年。他从哈佛的宗教对比研究专业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与他的朋友兼生意伙伴凯文一起在哥斯达黎加买了一块地，在清除丛林和种植十万树的过程中，还从农场工作人员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在随后的数年里，农场由一个变成了三个。他最喜欢投身在大自然里，他温柔的灵魂似乎可以从中得到真正的安宁。他和他可爱的妻子玛丽亚·特蕾莎目前生活在墨西哥的瓦哈卡州，周围是俯瞰着太平洋的九十英亩土地。

1994年1月，当我接受双侧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时，纳姆前来照顾我，并且一待就是五个月。他每天将我背进背出，开车送我去做理疗，还负责去杂货店购物和做饭，并不断地鼓励我，在精神上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奈拉于1992年从巴黎大学毕业后，出于浪漫情怀而去了罗马。她的意大利语很流利，在那里教了多年的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她和她丈夫阿德里亚诺以及他们漂亮的女儿卡特琳娜住在罗马。

经过这么多年，再也不用为她担心，让我大感欣慰。她所获得的力量使她产生了巨大的自信心。我经常笑话她的放肆和不饶人，哪怕这种放肆和不饶人是针对我。不久前在罗马时，我建议她不要为什么事情太过烦恼，她却好好地给我上了一课。

“如果你能学会对别人的蠢话置之不理，你一定会过得更好。” 我说。

奈拉双手别在身后，认真地看着我。“妈妈，”她说，“你能不能别说了？我做到了百分之九十九还不够吗？”

“我不是在批评你，”我说，“对你取得的成就，我感到特别自豪。” “是啊，是啊，”她笑着说，“可我太了解你了。你还在希望外的百分之一。你想把一切都做得十全十美，并且希望别人也跟你一样。”

“但我是出于好意啊。” “我知道，妈妈，”她说，一边用胳膊搂住我，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

她说的当然没错。这么多年来，我苦口婆心地跟她讲过多少道理，在电话里给过她多少建议？现在该轮到她来跟我讲道理了。想到她跟我是多么相像，我就忍俊不禁。我也并不因为她青出于蓝胜于蓝而生气，为此我更加开心。

在贝鲁特，我找到了成长的地方。战争期间我坚持要留在那里，是源于一种深沉的爱恋。我所嫁入的家庭绝大多数时候都充满了爱和宽容心。作为一名外国人，每天醒来后看到的是一大家黎巴嫩人，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种爱渐渐凝成一颗忠诚的、永远不会消解的贝鲁特之心。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对那座仍然在努力从内战中恢复的城市，我依然满怀着这种爱。直到前不久，叙利亚在那里还有驻军，以色列人现在仍然时不时地在黎巴嫩南部炸毁发电站和轰炸村庄，二十五年来他们一直如此。

1982年以色列入侵期间，叙利亚军队被迫撤到贝卡谷地，1986年7月4日，他们又重新进入贝鲁特西区。到1987年7月和8月间，叙利亚军队已经在贝鲁特驻扎下来，似乎准备长驻。叙利亚官员认为，黎巴嫩的混乱状态对叙利亚的安全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危险。驻黎巴嫩的叙利亚高级军事指挥官加齐·卡纳安准将宣布，黎巴嫩民兵组织在国内的作用已经结束，叙利亚的干预是“无限期的”，从而叙利亚将无限期地占领贝鲁特西区。

1989年10月，黎巴嫩各派领导人同意签署一项民族和解宪章，也就是《塔伊夫协定》。叙利亚要求协定中明确写着：“叙利亚军队将驻扎整整两年，以帮助黎巴嫩政府扩大权威。”协定没有制定叙利亚撤军时间表，只是规定所有的撤军问题将由黎巴嫩和叙利亚两国政府在合适的时间共同商定。

经过二十九年的军事占领、大规模贪污腐败、政治控制以及无数暗杀事件之后，2005年3月，叙利亚军方正式从黎巴嫩撤军。然而，其臭名昭著的情报部门依然存在，并牢牢控制着局面，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另外，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拥有武装，真主党也一样，以色列人也继续占领着黎巴嫩南部的萨巴农场。

我常常想起躲避狙击手和找地方藏身的情景，想起围裙上的弹孔，想起从学校里救出孩子。在记忆中，我仍然能看到弱不禁风的奈拉，还有她的绝望。

我回想起我们被火箭弹击中的那次经历，回想起街头的那些尸体，回想起可怜的贝希尔。我想起那只惊恐的白鹳，想起我曾经那么消沉，几乎要放弃希望，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放弃，而是选择去享受生活，去享受它难以置信的激情与美好。

我和米歇尔以及我们的狗丘吉尔如今住在欧克莱尔市边界之外，周围有十四英亩的土地。我得承认自己多少是个浪漫主义者，我喜欢生活在来自贝鲁特的我最珍贵的物品之中，包括古罗马文物，波斯地毯，腓尼基双耳陶罐，还有我们的五百册法国漫画书—几年前，尔得以通过船运，把这些东西寄给了我们。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脏仍然随着一座不复存在的城市的节奏动。在欧克莱尔，我也有可爱的朋友，我仍然喜欢为他们烹饪美食和举行宴会。多亏了新换的膝盖，我又可以跳舞了。欧克莱尔没有漂亮的夜总会，但我和米歇尔可以卷起地毯，放上唱片，假装又回到了复古酒店或“国王之洞”。

我每天中午仍然会小睡片刻，我仍然像黎巴嫩人一样说话，一会儿是英语，一会儿又不自觉地变成法语或阿拉伯语，取决于我想说什么或者哪种语言先到嘴边。我的心一片赤诚：忠诚于我的好丈夫米歇尔，忠诚于跟我一起经历战争并幸存下来的我的孩子们，忠诚于那个仍然处于危难之中的国家。我所入籍的国家，那个机能失调的昔日恋人总是麻烦不断—谈起它我就滔滔不绝，恨不得让你发狂。最后，由于普遍高涨的民族主义和世界舆论的压力，叙利亚终于撤军。但炸弹又在爆炸，政治人物频频遇害，悲剧再一次重演！我不可能以自己来之不易的健全心智为赌注，再回到那里并留下来，我也终于接受这个现实。虽然接受起来有些悲哀，但总算可以承认这一点，让我还是体会到一种轻松之感。在终于彻底摆脱战争的阴影后，我的贝鲁特之心得以享受欧克莱尔的平静和安宁。

[1]关于滑头的命运，我们一直没能向维迪娅询问更多的细节。有许多年，米歇尔一听到滑头的名字就会眼眶湿润。虽然不知道它到底如何，最后我们终于得知它被送给了一个小男孩。

[2]美洲学校，美国在中美洲设立的一种军事训练学校，在拉美地区共训练六万余名成员，专门用各种残暴手段对付右翼政权眼中的革命分子和异见人士。—译回想起来，我但愿自己当时就能理解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但愿自己当时能对他说，“让奈拉自己去发现吧，让她有高度的热情吧，不管事情是对是错。你并非永远正确。”

致 谢

衷心感谢我的编辑伊恩·李斯克，多年来，他不断鼓励我承担新的写作任务，不管多么具有挑战性。就本书而言，他的天才在于能够打开我埋藏在脑海深处的记忆，并帮助我把它们变成连贯的故事。

感谢克琳·迈克尔罗伊，她很看重我的写作，并使我于1999年获得明尼阿波利斯罗夫特文学中心提供的非小说类创作项目的资助。感谢她的激励和友谊。

感谢莎拉·哈德尔，感谢她邀请我担任全国和平基金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使我有机会为倡导巴以和平做更多的工作。

感谢我的朋友艾琳·伊默尔曼，感谢她帮我设计地图，并指导我如何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剪贴和加工。

感谢艾德·福尔曼，感谢他的出色才能，使一个平平淡淡的文本变成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

最后，感谢米歇尔—与我相伴了近四十年的丈夫。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一直甘苦与共，携手度过。全心全意地爱你。

Table of Contents

致中国读者

黎巴嫩大事表

序言 围裙上的弹孔

私奔

贝鲁特，我的恋人

内战的教训

多亏了亲人和朋友

我这辈子还能跳舞吗？

离开

回家

宠物、火箭弹和狙击手

人与鼠

希望幻灭

煎熬

后 记

致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