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总统——朴正熙传.第1卷/（韩）赵甲济著；李圣权译.一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399-6230-6

Ⅰ.①总…Ⅱ.①赵…②李…Ⅲ.①朴正熙（1917～1979）-传记叹Ⅳ.①K833.1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4254号

书名 总统——朴正熙传.第1卷

著者 赵甲济

译者 李圣权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策划编辑 汪毓楠

特约编辑 张松敏

文字校对 郭慧红

封面设计 陈璇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片反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282千字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230-6

定价 3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忘掉不快的记忆

距离朴正熙被暗杀已过了30多年时间，可是在韩国，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村夫都依然很敬佩他，称颂他。

因为朴正熙在整个韩国现代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位置。

《朴正熙》传记的作者赵甲济先生是韩国一位刚直的记者，也是大学里教授现代史的导师。在看别人眼色行事的许多知识分子当中，他固守了真实的历史——仅凭一支笔。

要想直观、切实地讲述大韩民国现代史，我们必须把赵甲济先生的陈述放在首位。因为他以果断、正直、客观的文章唤醒了我们韩国国民无知的历史意识。站在大韩民国历史的主流角度，堂堂正正陈述朴正熙，这给了我们每一个韩国人深刻教训。

朴正熙功绩之一，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与“汉江奇迹”的赞美一起对东南亚和对中国开放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朴正熙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成了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南针。

尽管朴正熙去世已经过去了30多年时间，但他所取得的功绩几乎没有人怀疑过，作为今天享受其成果的韩国人，对其预知未来和果断的领导能力不由得低下头，并生敬畏之心。

作为生活在今天这个富饶韩国社会的祖训后代，有很多惭愧之处。最常见的就是责怪他人的最不可取的习惯，它体现在违背了早在朴正熙时代就学习和实践过的自主自立自助精神的最愚蠢、没出息的后代身上。

他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应重新勒紧腰带，成为简朴、谦虚、科学的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打着改革和开放的旗帜，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在一党领导制下团结一致，做到了世界羡慕的经济成长，且今天也持续稳定地发展。这里不得不谈及邓小平这位具有杰出领导能力的伟人。

邓小平非常清楚人民的烦恼是什么，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清楚首先发展经济，让人民吃饱才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并付诸实践了。在推动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再也没有比“实事求是”更重要的思维和领导能力了，这正说明他具有与韩国朴正熙几乎相同的哲学。

中国甩掉过去，凭借30多年来始终如一的经济政策和国家领导能力，已经与美国平起平坐了。今天也是，借鉴经济发展模式孜孜不倦地推进着整个国家发展。其他西方国家所谈及的人权似乎与中国的观点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刻骨铭心地懂得解决饥饿便是解决70%人民人权的深奥真理。

从此角度来看，可以肯定朴正熙是韩国最高人权论者，又是人权主义者。换言之，韩国选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当了第十八届总统，其意味是韩国公民认可对朴正熙的所有。

据说，其父朴正熙总统被杀后，她边洗父亲沾满血迹的衬衫边哭，几乎流完了一生的眼泪。我们祈盼其卧薪尝胆的努力能打造出焕然一新的韩国。

总而言之，目前东北亚三国的政治经济来看，韩国是进世界前10位的经济强国，它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欲在中式和平（Pax-Sinica）的未来战略下崛起为世界中心，其最好的例子就是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这并不是说说而已，它有足够的实力。在我们周围，日本也在鼓足劲推动再腾飞，以巩固经济强国的地位。

为此，东北亚三国应和平的集中这种劲力，忘掉过去令人不快的记忆，打造和平未来。

南开大学 亚太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李圣权（韩） 2013年3月

原序 人是一条污水河

1979年11月3日为朴正熙举行国葬当日，崔奎夏代总统向已故朴正熙灵前献上建国勋章。当时，国立交响乐团演奏的是由德国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作曲的交响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这首交响诗演绎了德国诗人、哲人尼采的同名著作里的序文。

尼采在序文中写到“人是一条污水河”，他还说“一个人要接受污水河而不致自污，必须成为大海”。无论是那些几度踏入地狱门槛的岁月，还是长期执政的岁月，朴正熙始终保持着从未被玷污的纯净的灵魂。当子弹穿过他的胸膛，后背涌出鲜血之时，他仍不忘对旁边的人说“我没事，你们赶紧逃吧”。据医院处理遗体的医生说“总统戴的手表是一块儿日本精工牌老手表，领带夹镀层已脱落，腰带也很旧，很难想象这些物件来自于一国总统”。

1963年，朴正熙在其《国家、革命和我》一书中表明过他遗言般庄重的决心：

我一生的夙愿是创建一个以朴素、勤劳、正值和诚实的平民为社会基础的自主独立的韩国。用一句话来讲，我希望在平民中出生、成长、工作，并在平民认可中结束自己的一生。

拥有朴素精神的人通常不会被杂念和虚伪所迷惑，相反他会认真客观地、务实地对待一切事物。对待像朱子理学、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等外来思潮，他也会以国家利益和民众福利为重，从辩证的角度将其吸收消化。

朴正熙的思想核心就是根据事实看待现实，以国家利益为准则来分辨是非。这是实事求是的政治哲学。这也是笔者选择朴正熙作为代表我们民族史的实用、独立自主路线人物的原因所在。

朴正熙是一流的思想家，又是一位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的思想家。

他具备了某些在韩国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所没有的品质，比如自主精神、实用思维方式、统筹的谋略、准确的语感等。从1392年朝鲜王朝开国以后600年间，这个国土的知识分子就在追崇大国，丧失了自主国防意志，失去了对战争意义的正视和军队重要性的估算。

一个国家好的领导层必须文武兼备，但我国领导层大部分为懦弱呆板的知识分子。这些二、三流知识分子选择的道路只能是懦弱而失去自我的。如果出现与自己不同主张的先驱者，他们会把他逼成异端，至少在诬陷手段上属于一流。

朴正熙将韩国知识分子对外来先进思想的盲目尊崇，转化为将外来先进思想根据本土的情况进行有修正的应用。他把西欧式民主主义转化为韩国式民主主义。朴正熙一生信奉实用自主的政治哲学，并将其融合在他致力的韩国特色民主主义中。一方面，韩国要限制国民基本权利中的政治自由，另一方面保障私人拥有财产自由。“韩国特色民主主义”的建设是朴正熙将当时年轻韩国的民主主义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尝试。

朴正熙在亲身体验过日帝国军事教育和韩国战争后，在体验战争和军队本质的基础上，600年来首次在我们社会重新点燃了黩武精神和实用政治的火种。1988年，全斗焕总统卸任，后军事政权时代告终，但可悲的是，朴正熙时代后我们社会再次丧失黩武、自主和实用的精神，朝鲜王朝党派性、懦弱性、名分论有回归的迹象。如果不遏制这个复古风潮，我们自由统一和建设一流国家的梦想就会夭折。

韩国经济发展在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四位总统的领导下远超国民平均水准，接近了一流国家门槛，但3代所谓平民总统的登场，使我们成长的动力和国家秩序被削弱，原地踏步。

1987年以后，韩国民主化的本质是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名义来掩饰地区利益、个人利益、党派利益之争及其不断深化的过程，结果严重影响和损坏了国家利益，阻碍了政府效率。朴正熙的现代化是以国家利益为先的富国强兵政策。由于韩国的民主化容许社会的多元化，致使朴正熙的强健、朴素的建国之梦遇到重重困难。

韩国的民主化恢复朝鲜王朝的保守性，被有名无实的力量所笼络，所以国家危机不可避免。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曾批评说，韩国民主化速度过快，未能打下法治基础。

虽然，朴正熙的执政被人指责有独裁的影子，但他并不是人权侵犯者，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加强人权而做出贡献的人物。摆脱贫困在维护人权的范畴中至少占50%，朴正熙解决了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其实就是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我国人民的人权。他认为解决“温饱”问题是政治的主题。

朴正熙出生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是经历过荣辱起伏的人物，是把污水河般混乱的时代打造成了大海一样焕然一新的时代，同时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伟人。他虽然不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豪迈，也不像拿破仑一样有光火电石般的谋略，但他也是一位英雄，尽管这位英雄害羞、爱流泪，甚至携带着韩国本土的土气。他是将韩国人民的悲喜刻在心中，将民族之恨转化为能量，以现代化为目标的革命家。

这本传记曾在《朝鲜日报》和《朝鲜月刊》上连载达9年之久，如果没有前《月刊朝鲜》记者李东昱不分昼夜的取材帮忙，是很难完成的，在此对他表示真诚的感谢，同时也向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撰写此书笔者有个夙愿：读者读了朴正熙的这本书之后，能像朴正熙少年时代受《拿破仑》的指引走上军人之路一样，能深受启发，并走上领导者之路，能成为新世纪的朴正熙，把韩国建设成一个朴素、勤劳、自主独立、统一的发达国家。

赵甲济

2007年3月

- 第一章 掌权竟如此容易

- 一场事先通知的军事政变

- 军队像大哥一样监督政治

- 借着演戏之名义，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团出动了

- 下属不满，导致行动泄密

- 跟踪朴正熙

- 政变中的女儿朴槿惠

- 面对镇压军的演讲

- 被朴正熙骗了？

- 炮兵团在等枪声

- “骰子已经扔出去了”

- 总理、总统四处避难

- 革命广播

- “革命本身就已经是非法了，还走什么合法程序？”

- 总统拒绝调兵镇压

- 手脚被捆住的美军

- 雄心勃勃的军官们开始接手大韩民国

- 政变之后是改革

- 记者靠敲诈吃饭

- 调查非法敛财的公务员、企业家

- 美国对韩国刮目相看了

- 知识分子眼中的革命政府

- 美国眼中的军官统治

- 第二章 军官治国

- 还在用朝鲜总督府的法律治理大韩民国吗？

- 即使改朝换代，也能让公务员安心工作的制度

- 没有萝卜，只有拔萝卜的人，这毫无用处

- 一次偷偷摸摸的货币改革

- 英国印钞厂成了秘密根据地

- 装武器的箱子里塞满的新货币

- 会引发大混乱吗？

- 美国叫停

- 草率地处理经济，会导致失败

- 一位会做生意的研究员

- 政治家可以说谎，但技术员不会说假话

- 为什么是韩国的三星？

- 朴槿惠报考电子工程系

- 第三章 韩国的复活

- 德国总理劝韩国与日本握手

- 被德国学生的“示威”吓怕了

- 把矿工和护士派到德国去

- 韩国想向日本要钱

- 韩日处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延长线上

- “请不要强迫我爱国”

- 日本的正式道歉

- 为什么菲律宾失败了？

- “总有一天，马来西亚会有政治爆炸”

- 49岁的朴正熙和79岁的蒋介石

- “政变就是给韩国做手术”

- 韩国提出向越南派兵

- 从没有在自由舆论中露过脸的独裁者难免会受气

- 后悔怠慢了尼克松

- 总统们的秘密派对

- 阻止韩国搞核武器的难度不比朝鲜小

- 只有朝鲜支持美国撤军？

- 第四章 向越南派兵

- 大胆的想法

- 邀请向越南派一个战斗师

- 向越南派兵，恢复男人的自信

- 将越战打成政治战

- 朴总统的预言：“熬不过一年”

- 气愤的基辛格

- 登上最后一架直升机

- 越战孕育了韩国的野性

- 第五章 异常危险的半岛

- 朝鲜和韩国的一次秘密接触

- “要是遭到朝鲜扣留，你们就喊金日成万岁”

- 假如朝鲜的游击队冬天来袭击

- 情报部关键时刻“掉链子”

- 朝鲜的秘密渗透

- 朝鲜和韩国战斗力的比拼

- 刺杀朴正熙的“朝鲜小分队”

- 爆炸让生擒的间谍消失了

- 战争一触即发？

- “对付疯狗最好的方法就是棒子”

- 金日成也曾援助过韩国粮食

- 第六章 石油毁了世界，救了韩国

- 石油危机的爆发

- 廉价石油时代最受益者

- 去海湾弄石油

- 沙特帮助了韩国

- 经济应急措施

- 石油与朴正熙真正结怨了

- 总统很失望，“让情报部部长马上过来”

- 朴正熙为何保留着让自己失望的石油瓶呢？

- 第七章 敢与知识分子叫板的总统

- 政变三年，学生抬棺示威

- “爸爸接电话，他说自己是总统”

- 比起学生示威，更折磨朴正熙的是内讧

- 调兵护城？

- 满足学生的要求，还是严加镇压？

- 学生示威背后的幕后操纵者

- 韩国军人就是知识分子

- “只有学生改掉示威的毛病，国家的事才能顺利进行”

- 没有任何一个总统这样毫不留情地攻击学生和教授

- 第八章 遇刺：生命乐章的最后一个高分贝

- 总统的孤独

- 翻不过去的日历

- 一切好像早有征兆

- 未佩带手枪的警卫室室长

- 情报部长被逼入困境

- “连朴正熙也干掉”

- 五人刺客组

- 曾亲密如兄弟

- “在我死后朝我的坟墓吐唾沫吧！”

- 强权总在笼子外面

第一章 掌权竟如此容易

“如果革命取得成功，就要马上把政权让给思路新颖、有良知的政治家，军队则回归本职。但是，军队回到兵营后也要像大哥一样监督政治，若不尽如人意，则要重新介入政治。”

军事政变似乎总伴随着密谋和血腥、叛变和杀戮，而朴正熙上将发动的这次“革命行动”，虽然参与者命悬一线，也委实让观者捏了一把汗，但总觉得组织散漫——他们甚至将政变的消息事先通知给了当局。有时看来，视如儿戏。

军人朴正熙发动的政变其实并不激烈，甚至可以说：有点啰唆。

一场事先通知的军事政变

1961年5月14日下午，朴正熙少将的家里出现了奇怪的场面。

朴正熙把反间谍队长李熙永上校和陆军直辖的第十五犯罪搜查队方滋明中校叫到了自己家中。这两位来之前已经猜到了朴正熙可能在密谋革命。前一天晚上，他们俩还往返于检察总长和参谋总长之间，讨论要不要拘留朴正熙少将的事情。

在这种时候，朴正熙还胆敢叫来这俩人，还若无其事地给他们讲关于政变的事情：“由军队出马做一次大扫除，之后军队再返回兵营，监视政治，如果不尽如人意，会再出马一次。这就是缅甸尼温的方式。”除了日期没有提以外，朴正熙放出了所有举事临近的信息。同时向两人暗示了“已经向总参谋长张都暎也清清楚楚地说明情况了”。

听完这些话，方滋明觉得朴正熙好像把自己和李熙永当成了革命同志，这让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排斥感，“他哪来的胆子，竟敢这样”。

朴正熙后又找来在国防大学学习的尹泰日、宋赞镐准将。朴正熙给了他们一封由李洛善代笔的信，嘱咐他们举事以后，去找张都暎并把信转交给他，说服他参加军事革命，即使不愿参加，也不要让他妨碍这次行动。

朴正熙后又给陆军本部教育处长张坰淳准将打电话，叫他下午6点之前来一趟。

来新堂洞之前，张坰淳还不知道朴正熙为什么叫他。

一见面，朴正熙就说：

“张将军，我们明天就举事。”

袭击总理的办公室

空降团营长金悌民中校家里也正忙得热火朝天。

这里聚集了朴钟奎少校、车智澈上尉等11名组长，室内弥漫着紧张又类似于亢奋的气味，仔细听他们讨论的内容，更让人心跳加速。

他们正在讨论占领张勉总理办公室所在的半岛酒店的计划。

听起来计划还算周密：组建电梯组、紧急出口组、楼梯组和正门组，约要为此投入70名兵力。第二天（15日）上午，金悌民他们就开始行动起来了。他们去了半岛酒店对过的中国餐厅雅叙园，因为这里有观察半岛酒店最佳的角度。他们从此处对半岛酒店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并制订出了袭击张勉总理办公室和宿舍的行动计划。

5月15日这天是星期一，住在青坡洞淑明女大附近的金钟泌早上换上军装准备去新堂洞的叔丈家，临走时他又深情地看了一眼他即将临盆的妻子。大概11点，他敲响了汉城钟路区安国洞光明印刷工厂李学洙社长家的门。金钟泌那天戴了个墨镜，看到李学洙便摘了下来：“我们决定明天天亮之前举事。”

李学洙和金钟泌来到朴正熙家里时还见到了金东河将军，他应该也是和朴正熙商量密谋举事之事宜的。“相关的人应该都被分配了重要的任务，”李学洙想，“而他的任务就是印好到时候要宣传的文件。”

朴正熙领着李学洙进了里屋，拿出一本笔记本和一份文件给他。那是革命公约和革命章程以及告示草案。朴正熙征求了李学洙的意见。李学洙说，若以32开大小印刷35万—50万张，大概要从午夜开始印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朴正熙说“告示要等革命军进入汉城市区后再印刷”，并说好由金钟泌在晚上把确定的革命公约、告示印稿送过来。

李学洙要离开时，朴正熙又一次郑重叮嘱他：

“李社长，万一在事前或工作当中被警察或搜查机关抓走，至少在15小时以内请不要开口。另外，请严加管束工厂员工，以防他们在作业期间泄密。”

这天，革命派军官们不断地在朴正熙新堂洞的家里进进出出。上午来了在镇海陆军大学学习的陆校8届郑文淳中校，他分配到的任务是占领民主党舍。光州航空学校校长李元烨上校，步兵学校参谋长崔载明上校也来了。

朴正熙分派给他们的任务是“向全国主要城市散发告知革命宗旨的传单”。

军队像大哥一样监督政治

15日下午，朴正熙、金钟泌、张泰和，还有稍晚一点加入的李洛先等四个人在里屋继续审查没完成的革命公约、告示、政府机构表等文稿。朴正熙在金钟泌草拟的《革命公约》中补充了后来成争论对象的第6条：

“如果我们任务取得成功，要马上把政权让给思路新颖、有良知的政治家，军队则回归本职。”这一条款体现了朴正熙宣扬的缅甸式军事统治。军队回到兵营后像大哥一样监督政治，若不尽如人意，则重新介入政治。但是，不管是朴正熙还是金钟泌，他们都把国家现代化定为革命目标，并非一味地想为了清理旧政治而一时干预政治。

金钟泌虽然反对补充这第6条，但拗不过固执的朴正熙。

朴正熙指示“以军事革命委员会议长、陆军总参谋长张都暎的名义颁布革命公约”。这次金钟泌又反对了，他几乎顶撞道“我们为什么要拥戴那种人”。但朴正熙坚持自己的主张。李洛善誊写了由朴正熙、金钟泌、张泰和三人审核校对的文稿。

军事革命委员会告示1号中规定了禁止出国，禁止集会，审阅舆论，禁止离开岗位，延长禁行时间，对于违反规定的人，可以不经请示直接拘押及处以极刑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

告示2号的内容是从16日下午5点起，冻结一切金融交易。

后来因为从16日上午9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宣布紧急戒严令，因此把冻结时间也改成上午9点了。这是为了防止银行出现大量储户提款。告示3号的内容是封锁机场和港湾。告示4号的内容是解散国会（民议员、参议员）和地方议会，接手政府，禁止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政治活动，逮捕国务委员。告示5号的内容是从金融机关提款额度限制在每次10万元，每个月不得超过50万元。告示6号的内容是对操纵物价和囤积居奇或垄断物品者处以极刑。告示7号的内容是保护外国人的财产。

决定稳固革命以后政权和权力结构大纲的文件审核工作是当天在小屋里进行的，这间小屋可以说是新政权诞生的产房。屋内弥漫着烟味。

借着演戏之名义，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团出动了

5月15日清晨开始，驻金浦海军陆战旅旅长金润根准将有条不紊地做着军队外出演练准备。在上午9点的参谋会议上，金润根指示作战参谋，“今晚安排吴定根的营实施夜间乘车机动演练”。参谋们还不清楚这场机动演练是为了推翻政权而组织的。

金润根让左炳玉上尉负责组织协助自己的指挥部，而让文成泰中校组建联系前后方指挥所的无线电通讯网络。同时为了保密，命令分别于下午5点钟，晚上9点钟切断汉城和旅部之间、旅部和军部之间的电话线。

一切部署完毕后，人事参谋崔龙琯少校和军需参谋朴哲秀中校带来了新的难题：“我让兵器参谋给出动部队发放一期数弹药（一场战斗所需分量），但他不答应。他说机动演练不需要弹药，我使出浑身解数都要不出弹药。”

让参谋给机动演练发放弹药的要求其实是无理的。金润根思考了一会儿后，给兵器参谋打了电话。

“是我要求给机动演练部队发放弹药的。兵器参谋你也清楚，停战后入伍的将士连一期数的分量有多少都不知道，我这次就是想让他们携带真枪实弹出去，真正体验一下。”

“我会照您的吩咐发下去，但请让他们不要拆开包装，直接携带弹药箱，因为如果拆开包装很容易丢失。”

“我会叮嘱营长的。”

5月15日，约600名空降团兵力约定在道峰山和安城进行演练。金悌民在军队出去演练之前指示：去演练的军官天黑之前必须归队。此次演练是在美军空降部队顾问官的指导下进行的。金悌民指示：“宁肯放掉美顾问官乘坐的汽车轮胎的气，也不能让他们阻止空降部队队员归队。”

这天晚上，2个连空降团演练部队从道峰山出发，晚上10点15分钟左右回到金浦本部。疲于降落演练的他们一回到本部又进入政变出动准备状态。

这天晚上，留在部队里的金悌民叫来了各部门负责人，向他们亮出了举事计划。他说海军陆战队也会参与，领导这次政变的是参谋总长张都暎。直到那时，部门负责人朴致玉和金悌民还相信朴正熙的话，以为张都暎领导政变。组长们都赞同举事。

15日上午朴正熙的密使李洛善少校携带着亲笔信来找一军司令部作战处曹昌大中校。曹中校是一军内部革命组织的核心。李洛善转交的亲笔信是写给朴林恒、蔡明新的，这些信必须在晚饭后转达。

在写给曹昌大的亲笔信和通过李洛善转达的口信中，朴正熙告知他们16日凌晨3点钟举事，并托付朴林恒说服李翰林，李翰林是决定朴正熙发动政变能否成功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曹昌大接到政变领导人的亲笔信后，只对李钟根、沈怡燮、朴容琪讲述了内容，而对其他军官则下通知说“今晚9点钟穿着工作服到朴容琪家集合”。

晚上曹昌大去找了朴林恒、蔡明新将军，递交了朴正熙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说服李翰林司令官，别让他妨碍革命”。晚上9点钟，曹昌大去了朴容琪中校的家。今晚来的除了曹昌大以外，还有李钟根、沈怡燮、安赞熙、金德润、金寿万中校。安赞熙中校在李翰林司令官秘书室工作。曹昌大念完朴正熙的亲笔信后立即烧掉了。他们决定晚上11点钟转移到曹昌大中校的官邸，等待第二天凌晨5点钟播出的广播。按照计划，后方政变军军官们则以KBS电台早上5点钟播出的革命公约为信号开始行动。

下属不满，导致行动泄密

驻扎在汉城近郊的30师虽然是一支不到一个团兵力的预备师，但因接近首都，所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5月15日，作战参谋李白日中校一上班就给各团下了指示：“今晚举行紧急出动演练，各单位做好准备”。

但就是这条命令引起了下属不满，进而导致了革命消息的泄露。

参谋长李甲荣上校、90团团长朴常勋上校是李白日争取过来的革命同志。下午一点左右，李甲荣领着朴常勋爬到师辖区内的野山，倾诉了对李白日的不满：从今天下达的等待紧急出动的命令来看，这分明是为革命而进行的一场行动，但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或通知我们一下。

朴常勋上校去了李白日的办公室。一进屋他就表示不满：

“听说今天要出动，是真的吗？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我不干了。”

李白日也发作了：

“干不了就别干了，这又不是儿戏。晚上10点钟陆军本部会来人，到时候什么事都清楚了。如果不愿当战斗团长，下午5点之前给我明确的答复。”

朴常勋回到自己办公室正静坐凝思，参谋长李甲荣进来了。

“把情况汇报给师长。”

听到这句劝他告密的话以后，朴常勋说：“等到晚上10点钟再看看。”李甲荣去了师长李相国的办公室。

“阁下，朴常勋团长有私事要跟您见面。”

“我跟别人有约定，马上要下班，让他赶紧过来吧。”

听到传唤后朴常勋上校横穿过练兵场走向师长办公室，在门外迎接他的李甲荣参谋长催促他：“全部汇报给师长阁下吧。”

朴常勋团长和李甲荣参谋长进了师长办公室。

“阁下，您知不知道我们部队今晚按照作战命令出动的事？今天作战参谋李白日让我担任战斗团团长。”

“不对，这种出动令我怎么不知道？”

李相国一边发火一边逼问，朴常勋只好把实情全部吐露了出来。

“这次出动不是演练，而是具有军事革命性质的调兵。之前以B型战斗团的名义进行的演练也是为了准备革命。”

一看李相国大发脾气，参谋长李甲荣便哄他说：“团长，靠我们这个不足1000人的预备师搞革命？如果不想被说成万古逆贼的话，从现在开始听我的命令！”

团长朴常勋在这里把自己知道的革命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师长。跟来的李甲荣走到他跟前说：“今晚革命军还制订了包围师长和司令官的住宅并监禁他们的计划。”

李相国那天稍晚的时候碰上陆军本部情报局的金判吉上校，于是问他：

“喂，金上校，今晚有人要发动政变，你知道吗？”

“我也听说了类似的情报，但今天要发生那种事还是第一次听说。”

金上校给陆军反间谍部队打了电话。他对姓郭的少校说：“赶紧去找李哲熙队长，让他跟李相国师长见一次面。”这天，队长李哲熙、副队长白云祥上校、汉城辖区506队长李喜英上校正在位于小公洞的韩国会馆吃晚饭。赵锡日中校突然跑了进来说：

“阁下，李相国准将为部队骚乱的问题正找您。”

“自己部队的骚乱应自己解决，为什么找我吵闹？”

这期间，对这天的行动毫无头绪的李甲荣参谋长开车回到自己在市区的家，给李白日中校打了电话。

“作战参谋，革命计划全暴露了，我现在马上就要被反间谍队带走了，你也赶紧逃吧。”

打完电话后他回到了三熙亭。李相国师长指示朴常勋团长说：“你现在马上回部队，解除准备出动的部队武装。”李相国和李甲荣一起去了位于今天朝鲜酒店对面的506首尔地区反间谍队办公室。李哲熙队长正在那儿等着他们。李相国、李哲熙两人也和朴正熙一样是陆校2届同学。

“李准将，到底什么事，这么嚷嚷呢？”

“喂，今晚要出大事了，会杀人放火的。”

李相国露出慌张的表情，反复说“我们师要发生叛乱”。李哲熙将军马上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到外面准备联络张都暎总长。在队长室李喜英上校拿出画有政变军指挥系统图的情报图表给李相国准将看了。一张系统图最顶端标有朴正熙，另一张图表的顶端标有朴炳权（时任国防大学院长）少将。革命领导人朴正熙将军下面标有包括30师在内的4个师的名单。李喜英指着图这样说明：

“30师造了反，这说明是朴正熙将军发动的革命。除了师长以外，参谋长、团长全被收买了。”

反间谍队郭少校补充了一句。

“这些人从5月12日开始就已经制订好了发射实弹后的出兵计划。我们根据师长的心态判断他不会是参加政变的人。”

李相国把这个急告转达给了六辖区司令官徐钟喆少将。

跟踪朴正熙

张都暎跟情报参谋部长金容培、参谋次长张昌国约好在位于校洞的一家叫银城的饭店一起吃晚饭。其间，反间谍队调查科长赵锡日中校把张都暎叫过去。赵中校说：“李相国师长传来消息说30预备师正准备发动叛乱。李将军现在已经到了506。”

张都暎对金容培、张昌国将军说完“我有事失陪一会儿”后，立刻就去了位于朝鲜酒店对面的506部队办公室。

李相国准将以稍兴奋的口气向总将汇报了情况。后来，张都暎陈述那次报告的内容是“李白日中校鼓动部队军官发动叛乱，以夜间演练为借口出兵，想杀害师长及其家属”。他报告中一句也没提朴正熙将军，只说是一个对师长抱有成见的军官发动的骚乱。但据李相国在接受反革命事件裁判时的陈述，当时他报告“朴正熙少将准备发动军事革命，作战参谋李白日也是共谋者，且企图背着师长出兵”。张都暎斥责了李相国后给宪兵监曹兴万打了个电话。

“如果李相国师长到你那儿的话，就给他派2个连的宪兵和一位上校一同去30师。”

接着，张都暎指示陆军反间谍部队副队长白云祥上校：“你去30师调查真相吧。”李相国师长去六辖区借了1个分队的宪兵作为护卫兵，然后直奔30师。张都暎想找管30师六辖区的司令官徐钟喆少将，但始终联系不上。接下来他又给陆军本部值班司令打了电话：

“有没有异常情况？”

“今晚驻汉城部队准备进行夜间演练，总长您知道吗？”

张都暎说：“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他又询问了陆军本部作战参谋部的值班军官，对方回答“已经下发了演练计划”，并说空降团将在汉江白沙滩举行夜间降落训练。张都暎指示“取消所有训练计划”，同时向富平33师师长安东淳准将下达了取消训练的指示。

那会儿是晚上10点30分左右。张都暎在其回忆录中认为，“即便下命令取消了夜间训练，但当时仍没有把这起事件和朴正熙策划的政变相联系”。

可是506部队队长李喜英说，他从张都暎那里接到“跟踪朴正熙”的指示是在总长第一次来到506办公室的时候。他说自己按照总长的命令加急派了金应瑞上尉及若干名搜查官分乘两辆装有无线电的吉普车到朴正熙新堂洞的私宅。金应瑞上尉把车停靠在朴正熙家外面，开始监视屋里的情况，过了一会儿，他向李喜英上校传来报告：“现在有几个人在屋里喝酒。”

这时，假如张都暎总长对李喜英上校下令“马上逮捕朴正熙将军”，是很容易抓住朴正熙的。这天晚上，张都暎最终没有下理所当然的“逮捕政变领导者的命令”。

假如朴正熙被逮捕，政变可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历史也将改写。

革命军的慌乱

那天晚上，为了缓解焦虑的心情，革命军作战策划者之一——六辖区司令部朴圆彬中校开始打起了麻将。这期间，30师作战参谋李白日中校打来了电话，说参谋长和团长向师长告发了举事计划，自己正在藏身。

朴圆彬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对妻子说：

“如果谁来电话找我的话，你就说我换上便衣去参加朋友儿子的周岁筵席了。”

过了一会儿，徐钟喆司令官亲自往朴圆彬家里打了电话。朴圆彬的妻子拿起话筒就照丈夫刚才说的那样重复了一下，徐钟喆少将追问：“他走的时候是穿便衣还是军装？”

“我也外出刚回来，我去看一下。”

这样卖完关子后，她本来想说“穿了便服”，结果说成“穿军装出去了”。她对自己的失言吃了一惊，突然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外出回来的丈夫递给她一沓文件，让她埋在地下。这些文件是“5·16”的举事作战计划。接完司令官电话后，朴圆彬的妻子开始后怕，为了销毁文件她试图划火柴，但手抖得太厉害无法点着。

朴圆彬叫来本部司令桂忠义少校，指示完“加强司令部警戒，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出入”后，自己坐车奔向了富平33师。到了那儿后，他叫来33师作战参谋吴学镇中校和战斗团团长李炳叶上校。“30师已经露馅，不能寄希望于他们了，33师必须准时出动。”

同样，对于在这一晚极其混乱的情况下要发挥重要作用的六辖区司令部参谋长金在春来说，这一夜（5月15日）是漫长和焦躁的延续。为了独自一个人消磨时间，他去了位于退溪路的阿斯托利亚酒店。在咖啡吧他听到了警笛声。白色宪兵车正朝新世界百货商店方向奔驰。不知怎么，他感到有些不安，于是走出了酒店。经过退溪路驶向南大门的途中，他把车停在一家药房前面，拿起公用电话，拨通了六辖区司令部电话后找了朴圆彬中校。对方说朴圆彬不在。

“那换一下治安司令。”

“您好，我是李京华中校。”

“刚才我看见市区有白色宪兵车疾驶，司令部没什么事吗？”

“现在部队进入紧急状态了，所有将士正在归队。有些不对劲儿。”

“作战参谋去了哪里？”

“没看着他。一进入紧急状态，不跟我们一伙儿的军官们也正在归队。”

“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原定革命计划是司令官和部分军官下班后，把六辖区司令部用作政变作战指挥所，主事军官将在那里指挥作战，结果一开始就出错了。金在春又拨通了朴正熙少将家的电话。响了几下后，朴正熙接了电话。

“阁下，好像暴露了。进入紧急状态了。”

“是吗？那怎么办？”

朴正熙用为难的口气说。

“这样也死，那样也死，反正都得死，还顾虑什么。您赶快来六辖区吧，我先去指挥一下，您快点出来吧。”

“知道了。”

朴正熙挂了电话。

金在春回到后岩洞里，换上军装后又佩带了手枪。他对妻子只是说：“进入紧急状态，回一趟部队。”换上衣服走出大门时他陷入了苦恼，“这一走也许不能再见面了，要不要与家人告别”。金在春膝下有3男1女，他挨个看了他们一眼后，一声不吭地走到马路上，又乘坐吉普车到了六辖区司令部。

政变中的女儿朴槿惠

1961年5月15日，陆英修把槿惠和槿英两个女儿送到学校后，叫来了帮忙做家务的大嫂，给了她足够的路费后就让其回家了。

这天，来找朴正熙的客人络绎不绝。他和金钟泌、张泰和、李洛善一起在里屋面对面坐着，整日读、改和抄写文件。陆英修为他们端来咖啡和水果。一有空她就从房间的各个角落翻出旧衣服和要洗的衣物。女儿不顾顽固父亲的反对和朴正熙结婚以后，李庆玲就和他们住在一起。那天，李庆玲觉得女儿陆英修举动可疑，就问她：

“现在都忙成这样子了，还有工夫洗衣服，有什么事吗？”

“不用担心，妈您不用管这个事。”

到了晚上，陆英修让李庆玲带着槿惠、槿英、志晚三姐弟在里屋睡觉。陆英修用熨斗熨好每件洗好的衣服后又将其整整齐齐地叠起来了。晚上10点钟后，陆英修走进朴正熙工作的房间里。朴正熙和张泰和、金钟泌、李洛善正准备出去。陆英修喊了一声“喂，你看这个”。陆英修叫丈夫时从不说“喂”，而是说“你看这个”。

“你检查一下槿惠的作业后再走吧。”

朴正熙爽快地回答“好吧”，就跟着妻子走出了房间。朴正熙俯视了一下坐在桌子上学习的槿惠，她现在是国民学校五年级的学生，又看了一眼在炕梢外婆旁边熟睡的槿英、志晚后走出了房间。张泰和问：“什么作业？”

“没什么，就是画画。”

张泰和很难忘掉陆英修和朴正熙这一瞬间的样子。他估计陆英修想到她丈夫现在出去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他们见面了，所以创造机会让丈夫自然地和子女打招呼，而朴正熙在那种紧迫的关头还能表现得如此从容自然，这恐怕就是朴正熙人格魅力所在吧。

现任大韩国总统朴槿惠这样回忆说：

“我还记得当天爸爸进门看我的那一眼，但不记得我做的是什么作业。母亲在那儿收拾屋子。家里的气氛跟平时不一样，那天特别紧张，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一想，母亲忙着收拾东西，可能是在准备不时之需。”

换上军服以后，朴正熙佩带上妻子从小包里取出来的手枪。穿完军靴后他在椅子上坐下了。据前总理金钟泌回忆，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朴正熙接的电话，通话的内容是“一群宪兵涌到六辖区司令部，准备逮捕革命派军官”（这个电话可能不是第一个通报30师泄密情况的金在春打来的，而是另外一个人来电话汇报进展情况的）。朴正熙挂掉电话后凝思了片刻。

就在这时出现了陆军情报学校校长韩雄震和陆军本部教育处长张坰淳。这两位将军一出现，朴正熙就说“全暴露了”。据张坰淳回忆，朴正熙当时脸上不是惊慌的表情，面部更偏向于无表情。刚准备坐下的韩雄震、张坰淳听完那句话以后，几乎同时说：“那咱们赶紧走吧。”朴正熙也跟着起身说：“走吧。”大家都跟着出来了。走出门厅时朴正熙对妻子说：“你听一下明早5点钟的广播。”

金钟泌走到胡同一看，刚才那两辆吉普车还停在那里。他猜那是反间谍队安排跟踪他们的吉普车。金钟泌想，反正举事计划已经暴露了，只要安全度过今晚就行，所以不想为这两辆吉普车操心。

两辆吉普车上坐着组长金应瑞指挥的7名506部队（管辖首尔地区）反间谍队要员。当然这些人都佩带了手枪。他们用无线电向本部汇报完“屋外有两辆轿车，里面有几个人正在喝酒”后，就开始盯着大门的方向。假如这时张都暎下令“抓捕朴正熙”，他们就能够毫不费劲地逮捕政变领导人，制止举事。

甩掉跟踪者

“阁下，我们正在被跟踪。让我处理一下，您赶快走吧。”

韩雄震带来了两把苏制手枪。朴正熙把自己佩带的45口径手枪换成了苏制。他乘坐的车重新出发驶向了安国洞方向，但不知什么时候跟踪车又出现在后面了。在经安国洞——中央厅——市厅去汉城火车站和去小谷洞韩国银行的路岔口，张坰淳拦住了尾随的车，让朴正熙乘坐的车驶向汉城火车站方向。为了把尾随车辆引到韩国银行方向，他的车驶向了小谷洞。回头一看，尾随车并没有上他的当，而是继续跟随朴正熙的车。张坰淳再次赶超了尾随车，并拔出手枪装了实弹。他正想，不管如何得将其处理掉的时候，尾随车横穿三角地带，在离汉江人道桥一步之遥的地方消失了。

这时，乘坐尾随车辆的金应瑞上尉用无线电向506部队报告完“11点钟左右，包括朴正熙少将在内的2～3人离开了新堂洞私宅，现在正横穿三角地带，马上会过汉江人道桥”后撤退了。在过汉江人道桥之前和朴正熙同行的金钟泌下了车。金钟泌之前想，搞不好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于是他怀着送行的心情来到了这儿。下车时金钟泌招呼说“明天凌晨再见吧”，然后便乘坐后面自己的吉普车驶向了安国洞光明印刷厂。

为了甩掉尾随车东跑西窜，张坰淳在过汉江人道桥时找不到朴正熙的车了。经过“六臣墓”驶向永登浦和金浦方向的岔口时，朴正熙把吉普车停下了，等着张坰淳赶过来。

朴正熙问跑过来的张坰淳“为什么迟到”，又重新上车驶向了永登浦六辖区司令部。就在这时候，李锡济中校在六辖区司令部前面度过了心急如焚的每分每秒。走出家门时李锡济腰上佩带了45口径手枪，小左轮枪则放在衣服口袋里。越是不安，他越是看重手枪。李锡济摸着手枪想起了前一天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朴正熙嘱咐的话：

“不许伤害无辜的人。解决问题要顺其自然。对待市民要亲切。”

销毁文件

晚上10点钟，李锡济乘坐吉普车到鹭梁津一家茶楼，和柳承源上校、李亨柱中校等人碰头。只有李锡济是开车来的。行政组长李锡济在自己吉普车后座上放了6个文件包裹，都是些执政后所必需的文件。其中包括按部门推进的政策方案、民主党主要政策方案、将来起用的人物名单及其个人资料、准备在革命初期使用的各种传单、报道文件、声明、对外信、落后国家经济资料、立法资料、革命法令等。因为后座放了包裹，只能坐下李亨柱一人。

吉普车到了六辖区司令部的正门。门口有全身武装的宪兵们在把守。即便说“我们是陆军本部检阅团”也不让通过。李锡济感到有点不大对劲，就掉转车头把车停在离司令部较远的地方。李锡济下车后发现正门附近有20多名军官藏身在黑暗中，便走过去问他们：“朴将军来了吗？”有人回答说还没到。李锡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想起了的作战会议。

李锡济认为举事秘密已泄露，他担心放在吉普车后座上的革命相关文件，尤其是那份革命成功后准备起用的人士的相关文件一旦暴露，可能引发超乎想象的灾难。李锡济对后座的李亨柱中校说：“亨柱，帮我一点忙。”

“什么事？”

“情况不妙啊，先烧掉人事资料吧，你帮我找出来吧。”

李亨柱解开后座上堆满的包裹，拿出文件往外扔了出去。李锡济划着火柴，开始烧这些文件。正在这时，一辆带星标的吉普车驶近正门，那正是朴正熙乘坐的吉普车。李锡济停止了文件焚烧，上了自己的吉普车，紧跟在朴正熙的吉普车后面。宪兵喊话“是谁”，2年前担任过六辖区司令官的朴正熙威严地回应“是我”。宪兵们往里面打电话请示了参谋长金在春。里面传来“放过去”的命令后，宪兵挪走了路障。那一瞬间，贴靠在外墙下面的数十名军官呼啦一下紧跟在朴正熙将军的车后面进入了司令部里面。军官们是徒步走过去的，而朴正熙和李锡济则开着吉普车到了司令部的办公楼。

政变的24小时

朴正熙通过六辖区司令部的正门走进本部大楼时遇到了尹必镛中校，他是在陆军大学学习当中接到联络后从镇海下来的。朴将军一边跟他握手一边说：“那么老远的地方赶过来，辛苦你了。”

在参谋长办公室跟电话较劲的金在春上校向朴正熙报告说：“联系不上水色洞（30师）和富平（33师）。”

聚在参谋长室里的军官超过二十人。这些人表情僵硬地踱来踱去。这会儿过了午夜15分钟左右。朴正熙比约定的时间——晚上11点晚到了一个小时左右。

日历已经翻到5月16日。几小时之前还以为顺利进展的举事一步也没有前进，本应成为指挥所的六辖区司令部陷入一片混乱。无数次渡过生死关头的朴正熙正面临生命中最严峻的危机。到现在为止，他手中连一个营的兵力都没有。张都暎总长已经开始制止政变。隔壁房间里，宪兵次监李光善带着宪兵准备调查参加革命的军官们。5月16日零时的情况十分暗淡。

这一刻，六辖区司令部内既有敌方又有我方。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未发生武力冲突，全靠金在春上校的积极活动。金在春这人平时爱帮助别人，善于随机应变。他向朴正熙汇报完举事暴露的消息后，就径直来到司令部了。

据说，徐钟喆司令官派来镇压叛乱军的宪兵连一出现，六辖区参谋长金在春就对指挥官说：

“军营内有制丝厂。那里有个大仓库，你们在那儿等我的命令吧。叛乱军也有武器，我担心发生冲突，你先到那儿等我的命令吧。”

之前，政变主事军官们每人分到了一挺卡宾枪。金在春恰当地应付了在不知缘由的情况下紧急召集来的非革命派军官们的提问攻势。过了一会儿，数十名宪兵手中拿着调查表、手铐、绳子等冲进来了。率领他们进来的是宪兵次监李光善。李上校和金在春两人都是陆校5届生，关系非常亲密。来之前李光善接到了“让今晚到六辖区司令部的军官们全部回家，如果不听从，则带走调查”的命令，他看见金在春后马上问：“喂，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一瞬间，金在春心里反复下了决心：“若要想争取主动，就绝不能气馁。”于是他这样说：

“喂，你还不知道我们正在搞革命吗？”

“什么？我们是来逮捕你的。”

“谁抓谁？弄不好被逮捕的是你。”

“喂，不要对来抓你的人开那种玩笑。你给我详细讲一下。”

“那听好吧，指挥官是朴正熙将军，海军陆战队、空降团及陆海空军全部参与了。你这家伙，搞不好你们都得被抓进去。刚才我接到报告，舰艇已经到达仁川港。海军之所以派来舰艇，目的就是抓走所有将军。”

金在春想，反正他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既然说谎就夸大一点吧，这对朋友也是好事。六辖区司令部参谋长金在春一边焦急地等待朴正熙的出现，一边为守住革命指挥所——六辖区司令部使出了浑身解数。

面对镇压军的演讲

加入政变的军官们不停地说服来调查的宪兵次监李光善上校，正挫败对方锋芒时，张都暎总长来了电话。

“听说那边聚集了很多军官，都在干什么？”

“是的，来了很多人。”

“那些人都在干什么？”

“说是陆军本部派来监督紧急演练的。”

“金上校你不知道？什么演练，把那些人都抓住。”

在这种叛军和镇压军军官乱成一锅粥的情况下，朴正熙进来了。金在春向朴将军汇报了到现在为止的情况。朴正熙走进两年前自己用作司令官室的办公室，现在它是副司令官室。革命派、非革命派及镇压军一方的军官们也都跟在朴将军后面涌进来了。所有视线都集中在朴正熙身上。据金在春回忆，朴正熙面对敌我双方混在一起的数十名军官作了这样的演讲。

“各位，4·19革命后我们一直等国家走上正轨，但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包括国务总理在内的军官们只顾着预订酒店收受金钱等权益运动、封官运动，这像什么样子。今天我们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凌驾于人民权益之上的腐败和无能的自由党政权了，它正把国家推入灭亡的深渊，所以我们才冒着生命危险革命的。希望同志们从现在开始站在救国革命的队列，尽力做好所分担的任务。”

听这场演讲的人群当中有六辖区反间谍队（508部队）郑名焕中校。他也是陆校8届出身，本应该站在镇压军一方，但听完朴正熙的演讲后深有感触。后来，在担任6师师长时他说：“至今我还记得，在那种不利的情况下，朴将军还强调了使用和平的方法——‘无论如何这场革命不能见到血’。”

结束演说后，朴正熙把宪兵次监李光善和郑名焕中校叫到跟前嘱咐说：“请协助革命吧。”据说，郑名焕中校不由自主地说出“是，我会尽力配合”。朴正熙一听张都暎将军多次找过自己，便指示手下连线张都暎。郑名焕中校拨了电话号码。张都暎和朴正熙之间的通话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朴将军，你去那儿干什么？今天预定的夜间演练全部取消了，回家吧。”

“为了挽救这个垂亡的国家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对不起，提前未取得您的谅解。从现在开始我会全力以赴。”

“不要多说了，这次就当警告张勉政府，适可而止吧。明天见面后再详细谈吧。”

“部队已经开始出动了。”

“我已经禁止部队出动了。”

“说什么也没用，您就在一边看就行。”

空降团部队出动

5月16日凌晨2点之前，朴正熙离开六辖区司令部和韩雄震准将一起上了吉普车。后面紧跟着的是李锡济的吉普车，上面坐着李亨柱、朴淳权中校。穿过漆黑一片的黑暗，在驶向金浦的车里面，坐在前座的朴正熙跟后座上的陆军情报学校校长韩雄震谈了很多话。据已去世的韩雄震准将留给笔者的证言，这天他们在车里谈了这样的话。

朴正熙：“地方上估计还不知道汉城当前的情况，所以情报部队必须迅速出动才行。我让他们听凌晨5点的广播，如果不播出广播，原来约好响应的部队中可能出现自杀的人。”

韩雄震：“如果失败后实在不行就进山里头跟他们谈判吧。”

朴正熙：“有兵力才能谈判啊，走像老挝贡勒上尉一样的路，也许才是救部下，使大家全部活下来的路。”

韩雄震：“大哥，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成功的。即便你是为了国家举事，但一旦失败就会成千古罪人，让我们战斗到底吧。”

朴正熙和韩雄震在车里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看来只有烟才能稳定两人的心情。据说这天两人在车里一共抽了六盒烟。

一方面，空降团出动部队指挥者——金悌民营长正等待六辖区约定派出的卡车。这辆车在晚上11点钟到达，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一个小时。金中校把10辆卡车上的司机全部换成了空降团的要员。六辖区所有的司机都被隔离在部队里面。金悌民把卡车停在位于营部练兵场旁边的空降训练场，开始等待担负逮捕政要任务的军官们出现。按照计划，等空降团进入汉城后，这些军官们每人指挥一个小组逮捕总理、长官们。只有负责逮捕总理的朴钟奎到深夜才出现。

有一个主事军官说：“当晚举事暴露的消息传开后，有些人躲到了其他地方过夜，等第二天早上情况好转后才出现的。”车队到达后，由于朴致玉团长不下出动命令，金悌民中校就给空降团本部打了电话。营本部离空降团本部约有2公里路程，都不清楚对方有什么事情。

“报告团长，做好出动准备了。”

“是吗，那再等一会儿。”

金悌民营长先让部队队员上了卡车。除了争取过来的负责人以外，普通士兵都以为是镇压暴动的演练。据说出动时间已经过了，但金悌民营长仍没有接到出动命令，这让他很焦急。就在这时，朴正熙到了空降团正门。据朴致玉最近证言，朴正熙到达的时候空降团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正想出正门。

坐在后面车上的李锡济通过车窗远远看到朴正熙把朴致玉叫到了正门。据说在两人谈话期间李锡济下了车并把卡宾枪枪口对准了正门方向。据说朴正熙催朴致玉“赶快出动”，而朴致玉追问“为什么带头的军官还没来？为什么派车这么晚？”在正门谈完话后回到吉普车上的朴正熙表情阴沉。

朴正熙边上吉普车边说“去海军陆战队”。这时李锡济的吉普车无法发动了。朴正熙说“你们在这儿等吧”，然后自己离开了。据说，在驶向金浦海军陆战旅的车上，朴正熙对后座的韩雄震准将说了这样的话。

“海军陆战队本应顺着这条路线进攻，但道路上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是不是很奇怪。如果海军陆战队真没有出动，就算对其他部队谎称‘海军陆战队已经出动’也要让他们出动。”

吉普车到达路边的警察分署。朴正熙下车后走进了分署。他问里面的人“海军陆战队路过了吗”，回答是没有。他让分署里的海军陆战队宪兵给旅本部打了电话。

“那边说30分钟前已经离开部队了。”

朴正熙想：到底从哪条路走的，怎么没看见，便又让吉普车司机继续往前开1公里左右。对面正驶来一辆海军陆战队的吉普车。朴正熙拦住那辆吉普车后问了一下。坐在吉普车上的海军宪兵军官回答说，“我们部队可能抄近路走了”。朴正熙让司机掉头后驶向了空降团的方向。据说朴正熙少将这样嘱咐过在正门等候的李锡济一行。

“如果遇到海军陆战队最好别提30、33师的事情。海军陆战队那边可能以为陆军已经出动了。我们就暗示他们因为有一个同志背叛而泄密了，所以出动稍晚了，不得已才让海军陆战队带头。如果告诉他们实情，可能会伤及士气的。”

海军陆战队出动

副官叫醒金浦海军陆战旅金润根时已经是晚上11点。在外面等候的人事参谋崔龙琯少校、通信参谋文成泰中校报告“已经做好出发准备了”，并说连旅内的美国顾问团也没有看出来，非常安静。崔少校提出了坦克连出动的问题。如果出动坦克连，会发出轰鸣，在过汉江桥之前就可能被发现，因此从原来的出动计划中排除了。

午夜过后进入5月16日时，吴定根营长终于来电话汇报情况了。“前头的部队已经出发。”指挥组被部署在主力部队后尾。

凌晨4点，金润根率领的主力部队也浩浩荡荡出发了，跟在金润根最后面搭载着营队兵力的60余辆卡车纵队奔驰在金浦街道。这是个没有月亮但星光皎洁的夜晚。当海军陆战队到达盐仓桥时，发现了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站在路边的朴正熙将军一行。金润根急忙下了车。戴着钢盔的金将军跑到朴正熙跟前，向他举手敬礼后，作了报告。

“海军陆战队顺利出动了。”

“辛苦了。”

朴正熙握住金将军的手低声说。

“金将军，30师举事计划暴露了。所以30师、33师及空降团都无法出来。现在只能靠海军陆战旅强制执行了，全靠金将军你了。”

“是吗，那没办法，就靠海军陆战旅硬干吧。”

金润根平静地说完后，重新上了车，他这样坦白了当时的心情。

“我重新上了车，虽然汽车大灯照亮前方，但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仿佛后脑勺挨了一棍子似的头昏脑涨。虽然一开始就做好了搞不好就得死的心理准备，但一听到陆军部队无法出动的意外消息后，这个那个全都后悔了。”（回忆录《海军陆战队和5·16》）

朴正熙和军官们站在盐仓桥入口向路过的海军陆战队车辆挥手，高喊万岁。对于朴正熙来说，惊天动地前进着的海军陆战队简直是一个起死回生的奇迹。朴正熙一度想过“手里有部队才能撤退到山里打游击，或者举行谈判”，但看到眼前的情景，反而有了取胜的信心。在盐仓桥上10余名曾在六辖区司令部集合的陆军军官们正等候着，这时他们跟朴正熙及海军陆战队会合了。

朴正熙用坚决而充满自信的语气向这些军官下了命令：“现在马上到富平33师监督鼓励他们出动。”朴正熙的车也跟在了海军陆战队的后面行驶。海军陆战队最后面是晚出发的空降团卡车。这下海军陆战队成了先头部队。这本来是金润根想回避的情况。他认为，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海军陆战队肯定会遭到陆军的袭击。5月16日凌晨3点30分钟，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团到达汉江人道桥南端一侧。南汉江派出所的警察们想出来看一下究竟，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放了空枪。警察们纷纷夺路而逃。

被朴正熙骗了？

当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团兵力到达汉江人道桥南端鹭梁津时，陆军参谋总长张都暎不是在陆军本部，而是在汉城地区反间谍队办公室（朝鲜酒店对面）指挥作战。在回忆录中他声称到凌晨3点他都不知道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团已经涌过来了。他被金在春欺骗了，以为朴正熙放弃革命，回家睡觉去了。

但当时张都暎身边的部下所讲述的证言却不一样。当时，张都暎收到报告称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团正一起开进汉江桥。据说张都暎亲自拿起话筒拨通了陆军本部直属宪兵中队队长金锡律上尉的电话。

“调来用卡宾枪武装的50名士兵和8辆GMC卡车封锁汉江桥。”

张都暎指示旁边的方滋明中校说：

“你也回到陆军本部指挥、监督宪兵队部署，隔一段时间就报告一下。”

方滋明觉得靠少数兵力根本无法对抗大规模兵力，于是建议：

“阁下，南山驻扎着一个工兵团，且每支宪兵队都配有重武器。”

“不用了，那些就足以应付了。”张都暎说完后开始关注其他事情。当时在场的汉城反间谍队队长李喜英也证明方滋明提过那个建议。有些人怀疑张都暎总长没有正确使用可调动的兵力，故意投入了少数兵力。如果这时候调动工兵团和机关枪攻击聚集在汉江桥上面的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团，足以阻止革命军进入汉城。

方滋明中校在汉江桥上将卡车以八字形排开，并设置了三重路障。方中校和金上尉瞅了下金浦街道方向，但看不见靠近的物体，非常安静。方中校下令“金上尉，必要时就开枪”，说完后他回到汉城反间谍部队向张都暎汇报了情况。

炮兵团在等枪声

没有仔细阅读《5·16革命史》的人会误解这天第一个进入汉城的部队是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团。其实在他们渡过汉江桥之前的凌晨3点30分，文在骏上校指挥的6军炮兵团所有兵力早已进驻陆军本部了。

由于炮兵司令官（文在骏）下面五位营长全部加入了政变，这支部队在凌晨就毫发未伤地路经议政府——弥阿里到达并占领了目标地。这支部队由68名军官、1283名士兵组成。文在骏司令来的时候猜测，按照两天前确定的计划汉城市区可能被革命军占领，但过于安静的场面，令他惊愕不已。

他的心头突然浮上了一个想法：本来计划凌晨3点钟进入汉城市区占领主要目标的，我们是不是上了朴正熙将军的当了。文在骏上校带着6军作战参谋洪钟哲上校和参谋们去了之前定为革命军指挥所的南山，那里也同样连人影都没有。然而，搭载6军炮兵团士兵的卡车伴随报晓的轰鸣声陆续涌入了陆军本部。文在骏夹烟的手瑟瑟发抖，偶尔还因为紧张把烟倒过来叼着。

“今天确实是16日吗？对吗？”

“没错。”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即便是那样，也不能退兵吧。现在已经晚了，全暴露了。这也不是借演练名义能遮掩的事情。”

说完话后，文在骏回到了陆军本部，刚好遇上在汉城地区反间谍队见完张都暎总长后回来的作战参谋部长宋锡夏少将。

“你们是哪支部队？”

“按照陆军本部指示出动的6军炮兵团。”

“来得好，现在海军陆战队发动叛乱了，你去汉江镇压吧。”

“明白了。”

文在骏惊恐万分，跑回来跟其他参谋们商量了一下。申允昌营长提议“马上抓吧”，但文在骏说“再等等看”。作战参谋部长说不如派值班司令确认一下兵力部署情况。申允昌顶了一句值班司令：

“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吗？是为了军事革命。不要废话。”

这时汉江方向响起了枪声。这一刻6军炮兵团指挥部的焦虑和不安一扫而光了。

“骰子已经扔出去了”

海军陆战旅前锋部队——第2连刚进入汉江人道桥时，宪兵们以八字形排开的两辆卡车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连长李俊燮上尉曾听说参谋总长也支持这场革命，所以以为宪兵是领了总长的命令出来迎接他们的，还非常热情地和宪兵连长金锡律握手。可是金上尉竟说：“我们接到总长命令，禁止所有部队通行。”

接到这个报告后，吴定根营长立即跑去找金润根旅长了。吴中校到现在还以为参谋总长支持革命，所以追问金旅长“这到底怎么回事”。金润根把朴正熙少将所讲的内容说给他听了并命令：“我们已决定只用海军陆战队强制执行，如果宪兵继续阻拦的话，我们会硬闯过去的。”吴定根中校爽快地回答：“明白了，我们会硬闯过去的。”之后便向前跑过去了。此后，前方传来了枪声，但马上又安静下来了，过一会儿吴定根用无线电发来了报告。

“我们刚才撵走了宪兵，现在通过防线上了人道桥。”

在突破汉江人道桥南端用卡车设置的路障时发生了枪战，战斗中3名宪兵和李俊燮上尉等6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受了伤。跟在海军陆战队尾后的金润根旅长的吉普车也上了人道桥。由于用来设置路障的卡车发动机已熄火，挪走它需要一段时间。金润根下了吉普车。这时中之岛方向又传来了枪声。吴定根中校跑过来了。

“汉江人道桥中间中之岛上有第二防线，我部队受到抵抗。桥上也许安放了爆炸装置，需不需要带部队从鹭梁津绕着走。”

“哪能那么容易安放爆炸装置。不用担心，继续突破。可是作为防线的卡车上的大灯光线太刺眼了。先把它解决掉吧。”

吴定根中校下令瞄准设置在中之岛支点上的第二防线上的大灯，集中射击。灯光一暗，第二防线也被突破了。现在金润根准将过了半座汉江人道桥，可以朝龙山方向走过去了。慢慢前进的海军陆战队卡车纵队又一次停止了。吴定根中校又跑来了。

“出大事了，又出现了防线。”

“有什么大事，遇到防线就立即突破掉。”

但金润根一想，以后不知道还得突破多少道防线，便开始担心起来了。

这时，朴正熙也下车正徒步过汉江桥。以下是通过护卫他的军官——韩雄震准将和李锡济中校的证词复原的当时的情景：

朴正熙一行过了中之岛即汉江桥中间正往北走。北端有第三防线，是调来的4辆卡车建的一道隔离墙。宪兵们正埋伏在卡车左右射击。一些海军陆战队员弯腰跑到防线跟前趴下来回击，但因不清楚宪兵到底有多少人，进攻队员更加不安。

朴正熙少将并没有俯下身体，而直接走过去了。举着卡宾枪的李锡济中校跟在他后面。他想起了在“6·25”动乱时所积累的战斗经验，当时他是连长。这经验就是“一个人再快也快不过子弹。是子弹躲人，人躲不过子弹”。李锡济和朴正熙知道子弹不是你想躲就能躲过去的，所以两人挺起胸膛往前走，耳边不断划过子弹嗖嗖飞过的声音。

金润根准将跑到朴正熙身边。

“还有其他防线。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道。我看在天亮之前很难占领目标。”

“继续往前攻。”

据说金润根准将从朴正熙沉着、坚决的态度中得到了勇气。朴正熙看着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情景，靠在栏杆上叼上了一支烟。李锡济说：

“阁下，如果事情最后失败，那阁下旁边的桩子是我的。”

朴正熙微微一笑说：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哪能那么容易死掉？”

过了一会儿，朴正熙喊了声：

“李中校，如果情况不妙，就实施第二方案吧。”

朴正熙所说的第二方案是利用出动部队占领某一区域，然后和政府进行谈判。据韩雄震证言：“在子弹飞来飞去的情势下朴将军抓住栏杆愣愣地看着河水，蓦地用日语说‘骰子已经扔出去了’。”后来韩雄震问他：“大哥，当时你看着河水想什么了？”朴正熙回答：“家人的脸映照在河面上。”

很多人证言，那一刻朴正熙坚定的态度稳住了军官们正在动摇的心。当时受到意外抵抗的所有革命军军官们都注视着朴正熙，朴正熙则展现了激发他们勇气和信念的行动。在关键时刻的那种决定性行动成了后来18年间他的领导力和权威未受到一次正面挑战的源泉。

总理、总统四处避难

5月16日早上4点15分钟左右，堵住汉江人道桥的卡车路障完全被突破。金锡律上尉正指挥50名用卡宾枪武装的宪兵，同时随时向汉城反间谍队办公室里的张都暎总长汇报情况。据说张都暎下令“尽可能阻止渡江，但不得已时撤到汉江北侧上坡”。金上尉从汉江人道桥北端，即从龙山方向防线上撤退后，向张都暎报告：“继海军陆战队之后，空降团过桥，向陆军本部方向推进。”

张都暎这才给张勉总理和尹潽善总统打电话，叫他们到其他地方去避难。张都暎说：“不用太担心，您知道有这事就行。”

“是不是一周之前我提过的那件事？”

“不，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担心，交给我处理吧。”

“是吗，那你过来一趟。”

“是，我马上过去。”

张都暎最终没有出现。国防长官玄锡虎虽然无权干预军事作战，但在首尔反间谍部队静观过张都暎的指挥样子后，对他的指挥相当信不过。

凌晨4点钟，尹潽善总统在秘书室长李载恒的帮助下从熟睡中醒来。总统一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了张都暎急促的声音。

“阁下，方才爆发了军事政变。我调动宪兵在汉江桥上设置了防线，但因寡不敌众，防线被突破了，政变军已进入汉城，看来不太好镇压。现在政府人士都在藏身，为了安全起见，请总统阁下找个地方避一下吧。”

尹潽善总统决定先把老母亲和妻儿送到亲戚家避难，自己则留守青瓦台。

正当张勉总理为自己去哪儿避难一筹莫展时，李太熙总长自告奋勇地说：“请上我家吧。”汉江方向传来了枪声。张勉总理下楼准备上李太熙总长的轿车，但没看见司机。司机好像是听见枪声后逃走了。一个警卫员跑到马路对面敲响了美国大使馆的铁门，但里面没什么回应。这时放哨的警卫员大喊“军人来了”。张勉总理夫妇急忙上了专车。这时总理的眼镜掉到地下碎了。轿车经由清进洞后面的胡同，停在了位于中学洞《韩国日报》对面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住宅小区前面。

据目击者讲，当张勉总理夫妇走进位于惠化洞环岛（回忆录）的卡梅尔修女院时，面带疲惫不堪的表情。据说张勉总理一进屋就做了祷告。

假如张都暎总长把当晚的事态进展如实地报告给张勉总理，那他就有足够的时间躲到美8军军营或美国大使馆，人身安全也能得到保障。要是在那种情况下指挥反政变行动，历史或许要改写了。张都暎先报告称“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又向张勉总理报告“去您那儿亲口报告”，但最终没有出现。

凌晨，席尔瓦从美国大使馆CIA值班要员那里接到“汉江上响起枪声”的报告后，就离开家向大使馆跑去了。全副武装的政变军控制着街道，正在确认身份。光华门街道上已经部署了机关枪。席尔瓦开的SEDAN车一路上受到多次盘查。就在这时张勉总理敲响了席尔瓦住宅小区的大门。在回忆录中席尔瓦写道：“张总理是在关闭了正门后才到的，加上穿着便装没有报出真实身份，所以被拒之门外了。”

光明印刷厂

5月16日凌晨，在汉江响起枪声后，国防次官助理申应均只身一人出现在现场。他遇到了海军预备役陆战队少将金东河，并乘坐他的吉普车一起去找了朴正熙。

因为过汉江桥花了很多时间，朴正熙改变了作战计划。原定计划是用33师的兵力占领南山中央广播局大楼，由于情报泄露，该部队出发晚了。

朴正熙指示空降团占领了广播局。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团经汉江桥涌入了龙山。在龙山火车站，海军陆战队前锋部队遇上了6军炮兵团兵力。这时炮兵团已经占领了陆军本部。朴正熙的车没去陆军本部，而是直奔南山去了。

这天凌晨，在中央广播局（KBS）值班室的播音员朴钟世正盖着脏被子呼呼大睡。凌晨3点，值班门卫过来叫醒了他。

“刚才就传来了枪声。”

朴钟世和门卫换好衣服下楼梯时，刚好遇到上楼的宪兵军官。他是陆军本部派来警戒广播局的。

“金浦那边一些军人发动了叛乱，好像是赤色分子。据我们收到的情报，广播局是第一个占领目标，所以我们过来保护。”

朴钟世播音员跟随那个宪兵军官下了楼，其他部门的值班人员都围坐在一起，在不安中折腾。凌晨4点20分左右，宪兵们突然乘着一辆卡车消失了。过了一会儿，枪声大作，穿着野战服的军人经过门道涌了进来。值班人员纷纷藏到各个屋的桌子底下。就在这时朴正熙少将到了。韩雄震准将走进门厅，对空降部队队员说：

“马上去把播音员和工作人员带到这儿来。”

韩雄震问朴正熙：“阁下，带公告了吗？”

“原定计划是由钟泌带来……”

朴正熙露出了担心的表情。这时李锡济中校一行进来了，他们向朴正熙举手敬礼。军官们聚拢在朴正熙周围。尹泰日准将看了下手表，快到早上5点20分了。他说看来时间来不及了。朴正熙说：“咱们一起去吧，韩将军你留在这里。”之后坐上吉普车奔向位于安国洞的光明印刷厂。

整个晚上的每一瞬间，金钟泌都是在折磨人的焦虑中度过的。晚上12点，他和李洛善少校一起携带革命公约等文稿来到光明印刷厂，李学洙社长和金龙泰（历任共和党院内总务）正在等他们。李学洙把金钟泌拿过来的原稿递给了检字工，并这样嘱咐：

“不要吃惊，干活儿要沉着，不要出现错别字。他们是军人，拿武器胁迫我，我也没办法。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干。万一出了问题，你们就推在我的身上，不会有什么事的。”

读完文稿的检字工们脸色刷地变得煞白，手也开始瑟瑟发抖。李学洙安慰他们说：“所有责任我来承担，不用太担心。”金钟泌也叫来厂长并安慰他。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你就说是我们用枪威胁你们干的。我们承担全部责任。”

厂长读完文稿后这样说：

“该来的来了，咱们干吧。”

听完这句话后，金钟泌心里想：啊，这件事好办了。

前总理金钟泌曾这样说过：

“我上了二楼一边监视印刷工一边往下看着外面。本以为这一夜会平安地过去，可是凌晨2点钟出了问题。我往下一看，两个正在巡查的警察站在工厂门口。至今为止，工厂晚上从不印刷，突然响起了‘哐当哐当’的机器声，可能让巡警觉得很奇怪。听不清楚他俩到底嘀咕什么，但好像是说‘这家平时晚上不印刷’。一会儿其中一个人把手放在了门把上。我拔出手枪，然后心里苦苦地祈祷：

‘千万不要进来，你一进来我只好开枪了。千万不要进来。’

那一瞬间，巡警慢慢拿开手，好像以为是‘加班’，掉转脚步了。当时我不知道有多么感激……”

金钟泌在印刷厂正给六辖区司令部和陆军本部打电话问询情况。送朴正熙到六辖区时他就已知道举事秘密已泄露，所以非常担心之后的事情。到凌晨2点为止，还能凑合着通话，但自此以后怎么也联系不上军官们了。拨通新堂洞朴正熙家的电话后，也没有人接，这让他更加不安，“到底怎么回事？”李学洙社长也担心起来了。金钟泌只能说，“请你放心，再等等看吧。”凌晨3点刚过，禁行的街道上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而且不是一辆，是好几辆汽车行驶的声音。金钟泌夺门而出。过了一会儿，金钟泌走进来时喜形于色。

“6军炮兵团一秒不差地准时出动了，正在路过安国洞环岛。”

凌晨5点之前，有人敲响了工厂大门。朴正熙少将领着尹泰日准将和朴淳权中校出现了。金钟泌从2楼跑下去了。李洛善说着“阁下……”激动得两眼泪汪汪。朴正熙拿起四五张革命公约过目后说：“马上去广播局。”

革命广播

当朴正熙到达南山KBS广播局时，空降部队队员正在四处寻找播音员和广播技术人员。值班播音员朴钟世本来躲在1楼报道室，后来转移到了电传室。金钟泌年初就预料到了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便提前侦察好了广播局内部，于是他大声喊着“朴播音员，出来吧，我们不是赤色分子”，之后走进了电传室。

朴钟世跟着金钟泌到外面一看，好几个肩章带星的将军站在那里。

其中有个瘦小精干的走过来说“我叫朴正熙”，然后伸出了手。在这种急迫的情况下，朴正熙还向朴钟世简单说明了军事革命的必然性，然后递给了他记载革命公约的传单。

朴正熙一行让朴钟世走在前头，上了2楼的广播室。朴钟世四处张望后说：“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广播。”

“不要撒谎，该死的家伙，你这种人应该立即杀掉。”

一个空降团军官一边打开手枪保险一边大喊。韩雄震准将劝阻他说“你忍一下”，然后问朴钟世，“现在已经有五个人了，还需要吗？”

朴钟世说缺一个能操作播放设备的工程师。一群技术人员紧接着被空降团队员押过来了。不一会儿，室内的红灯、绿灯开始亮了。朴钟世开始广播：

亲爱的各位爱国同胞们！我们的军队今天早上终于一齐开展行动，完全掌握了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继而组建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军队之所以崛起，是因为他们断定再也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命运托付给腐败无能的现政府和老政治家，并解除祖国的危机。

军事革命委员会将，第一，把反共放在国策第一位，重组并加强至今止于形式和口号的反共体制；第二，遵守联合国宪章，忠实履行国际公约，进一步巩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友邦纽带；第三，为了扫清这个国家社会的腐败恶疾，纠正颓废的国民道义和民族精神，弘扬新风气；第四，尽快解决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民生疾苦，全力重建国家自主经济；第五，为了实现民族夙愿——祖国统一，全力培养能够对抗共产主义的实力；第六，我们将做好准备，一旦完成这些任务，随时把政权移交给崭新、有良知的政治家，军队将回归本位，履行本职任务。

希望各位爱国同胞完全相信军事革命委员会，照常上班和生活。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不会辜负祖国对我们的希望，创造崭新而有力的历史。

祖国要求我们团结、忍耐、有勇气及不断前进。

大韩民国万岁！崛起军队万岁！

军事革命委员会议长、陆军中将张都暎

这个被大韩民国成年男女背得烂熟的革命公约是由金钟泌起草，朴正熙校阅的。这篇文章中包含了将成为一个时代大命题或流行语的单词。例如，恶疾、老政治家、清新风气、饥饿线上、崭新等等。这个革命公约中政治家爱使用的思想术语很少，而是多了具体、实用的表达手法。假如说语言表达思想，思想创造时代，这份革命公约预示着把实事求是，即在现实和事实中追求伦理和价值当作行动理论的新生国家领导层的诞生。

朴钟世播音员反复播报了这份公告。朴正熙直直地站着观看这个播放场面，部下们劝他“阁下，请您亲自广播吧，哪怕一次也行”，但朴正熙一声不吭地摇了摇头。

革命广播播出后，李锡济中校欣慰的同时也感到了虚脱。他随便打开一间办公室的门进去，坐在沙发上向对面的女员工说“请给我一杯水”，女员工哼着说：

“对不起，我……我的腿动不了了。”她因为恐惧而双腿麻木了。

在自己名字被盗用后，张都暎总长才下达了调兵令。正在小谷洞汉城反间谍队办公室指挥作战的张都暎一接到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团兵力过汉江桥进入市区的情报，就给水色30师李相国准将打了电话。昨晚李准将压住了一场叛乱企图，但从声音中可以感觉到他还没有完全解气。张都暎问他：“现在可以动用的兵力有多少？”

“有一个连左右。”

张都暎想，如果派其他军官可能又会突然变成叛乱军，于是他指示师长亲自率兵进入汉城保卫市厅。为守护第二共和国而出动的兵力全部加起来只有1个连。这个连到达市厅时同样倒转枪口，最终被革命军接收了。

占领陆军本部

陆军参谋总长张都暎到美8军司令部跟马格·路德司令官进行秘谈。

据当天马格·路德发给美参联会的电报，早上6点30分张都暎来找马格·路德。据说这次密谈是马格·路德要求的，他说凌晨3点钟接到过张都暎的第一个电话。当时张都暎请求“调动美军宪兵制止海军陆战队进入汉城”，但遭到了马格·路德的拒绝。

早上7点之前，朴正熙离开南山，他乘坐六辖区参谋长金在春的吉普车，在海军陆战队的前后护卫下，进入陆军本部。陆军本部练兵场上站满了加入革命军的6军炮兵团士兵。和昨晚进入六辖区司令部时截然不同，朴正熙这次堂堂正正地走进了陆军本部。吉普车停在了陆军本部走廊前。金在春和朴正熙正准备下车时，一个军官一边部署宪兵一边说：

“你们在这儿守着，如果叛军进来立即开枪！”朴正熙对那个军官说了一句“开什么开！”后就走进了大楼。

朴正熙好像感到不安，指示后面的海军陆战旅旅长金润根说：“金将军，派出海军陆战队包围这栋建筑吧。”据陪同朴正熙的金在春回忆，当时刚好碰上从2楼参谋总长室下来的美顾问团团长豪斯将军。豪斯将军用指挥棒指着朴正熙这边用英语说着什么，但金在春只听懂了大概。据猜测，好像是说“你就是叛乱军领导人朴正熙吗？”

朴正熙这样回答：

“我们只有这条活路了。你不要干涉，滚开！”

因攻击性语气而气馁的豪斯将军让开了路。朴正熙在上通往2楼的楼梯时，正好碰上下楼的陆军本部作战参谋部长宋锡夏少将。宋锡夏接任了朴正熙作战参谋部长的职务。他是满洲国奉天军官学校5届出身，和丁一权是同届，是朴正熙满州学校时的前辈。朴正熙说：

“不对，大哥，开什么枪。”

宋锡夏想起了刚才命令宪兵“从现在开始管制出入者”的事。他拉着朴正熙的手边说“没那回事，咱们上去再说”，边把朴正熙请到了总长室。宋锡夏劝他“把手枪交出来吧”。朴正熙回答“好吧”，就解开手枪交给了副官室，然后走进了房间。

金在春也跟进去了，房间里空无一人。两人刚到走廊没走几步张都暎就进来了。朴正熙和金在春向他敬礼，但张都暎没有回礼，径自走进了房间。朴、金两人也跟进去了。金在春还记着在总长室的对话。

朴正熙说：“我们刚播完广播，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想要怎么办，请阁下阵前指挥吧。”张都暎回应：“你怎么调兵占领了陆军本部？我现在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革命本身就已经是非法了，还走什么合法程序？”

从5月16日上午8点30分开始，朴正熙一方的军官50人和张都暎一方的参谋们在陆军本部2楼的作战室召开了联合会议。朴正熙先这样说：

“我们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出动之前已经写好了遗书，就连手指甲也剪好了。为了挽救陷于危机的祖国，请参谋总长及各位接纳我们的意志一起完成革命大业吧。”

张都暎总长说：“这次行动已足以警告行政部了，出动部队应回到各自的位置。”

这下主事军官们不干了。有的敲打桌子，大声喊叫。在这里已经找不到对参谋总长的尊敬，而成了中校威逼总长。朴正熙向张都暎建议，“请同意宣布戒严令。”张都暎回答，“这件事需要跟尹潽善总统商量，走合法程序。”朴正熙顶了一句：

“革命本身就已经是非法了，还走什么合法程序？”

张都暎总长准备抬腿走出去。革命派军官们站起来了：

“把他处理掉吧。”

“抓起来吧。”

6军炮兵团营长白泰夏中校拔出手枪，拦在了张都暎前面。

“您不能出去。没有时间了，请当机立断吧。”

朴正熙厉声呵斥：“你们这些人，这样无秩序干什么革命！”

朴正熙护着张都暎向总长室走过去。文在骏上校一边喊“总长绑架了阁下”，一边冲到了外面喊“马上包围陆军本部”。

走进总长室后，张都暎对朴正熙说：“喂，带着那种人干什么革命？”这时跟随朴正熙进来的李锡济中校出面了。

“阁下，要是您坚持反对这次革命的话，作为一个负有保护国家责任的将军，您要承担历史责任。现在大韩民国处于无政府状态。革命军要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

李锡济因为太激动，手总摸装在右裤兜里的手枪，好不容易忍住了。在张都暎顽固拒绝宣布戒严令期间，这天早上9点钟还以军事革命委员会张都暎议长的名义播送了戒严宣告和1号公告。是金钟泌开启的第一封公告，之前他不论到哪儿去，衣兜里总装着1号到15号公告。

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军事委员会于5月16日上午9点开始，在大韩民国全境内实施了积极的戒严。禁止一切室内外集会。禁止出国旅行。媒体舆论需接受事前审查。禁止罢工和怠工。禁止编造、散布谣言。如发现违规者，立即逮捕拘留，并处以极刑。

戒严司令官张都暎

这个广播播出后约30分钟，朴正熙走出总长室，对革命派军官说：“我们决定去找尹潽善总统获得裁决。”于是他带着金在春和柳元植上了吉普车。

这时，国防长官玄锡虎被关在汉城市厅市长秘书室。凌晨，空降团抓住玄锡虎长官和邮电部韩通淑长官后，让他们站在体育会大楼前面。正好路过的张都暎总长看到这个情形后，指示空降团团长朴致玉：“请两位到市厅里面吧。”

去青瓦台之前张都暎总长又来找过朴致玉团长。

张都暎总长以嘱咐的口吻说：“为了处理问题我得去见尹潽善总统，能不能让玄锡虎长官陪我去？办完事我会把他送回来的。”革命的成功使张总长的威风一落千丈。这也是革命。

几个月前，朴致玉去找张都暎求情才当上了今天的空降团团长。上午10点30分钟左右，国防长官、3军参谋总长，以及朴正熙少将聚集在了青瓦台。凌晨，尹潽善总统接到了张都暎的急告，就起身去找张勉总理，但怎么也联系不上他。在内阁责任制下，国军统帅权只是在形式上握在总统手里，实际上，一般指挥是先通过长官和总长，最后由总理具体进行的。

在国务总理逃走、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尹总统现在临阵行使国军统帅权。两个月以前，他曾劝过张勉总理“即便组建内阁，宣布紧急情况，也要闯过这个难关”。现在他心里可能想：搞出事的是你们，现在残局却让我收拾。

走进候客室之前，朴正熙还带着手枪。秘书说“交出手枪”时，朴正熙身体震了一下。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一看朴正熙面露沉重表情凝思的样子，就感觉他因为要和手枪分开而感到不安。在革命还没有成功把握的情况下，他能够依赖的也只有这支冰凉的枪。

尹潽善总统走出办公室来到了接待室，军队首脑层人士排成一列向他敬了礼。当时尹总统嘴里无意吐出了一句话，“该来的来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尹潽善解释那句话的意思是“要来的终于来了”。意思是“不甘心的事情终于爆发了”。

政变者面对总统

5月16日，在青瓦台接待室第一个向尹潽善总统报告的人是张都暎总长。

脸色很难看的他打官腔：

“对不起，让您操心了。跟昨晚汇报的一样，驻扎在汉城近郊的部队和一部分前方部队已经进入汉城市区。”

朴正熙开了口：

“阁下，我们绝对支持和尊敬阁下。让您操心，实在过意不去。我们也有妻儿，但出于爱国、爱民族的念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发动了革命。以国防部、陆军本部和广播局为代表的汉城各地已落入了革命军手中，且已宣布戒严。恳请您支持这个举动，事后认可戒严。”

后来，尹潽善评价首次见面的朴正熙“语气平静而沉稳”。听完朴正熙的话以后，尹潽善沉默许久，但终于开口说：

“如果你们是因为爱国才发动的革命，那应该朝爱国的方向做事。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们表面上的忠诚。当然，这次事件的责任在像我们这样的政治家身上，但既然已经宣布了戒严，那你们的话就是法律了。很显然，生死取决于你们的一句话。如果真是出于爱国之心的举事，则不能流血。还有，既然已经宣布了戒严，我不能追加认可。”

朴正熙屡次要求追认戒严，但遭到了总统坚决的拒绝。

据张都暎回忆，这时国防长官玄锡虎作了发言，“本人认为尹潽善总统反对军队非法行动的发言还不够坚决。”据说，当时尹总统反击他说“造成这种事态的责任在于现政府”。张都暎、朴正熙一行走出了接见室。

过了一会儿，朴正熙少将和柳元植上校又回来见了尹总统。朴正熙再次表明了忠于总统的决心，朴正熙建议“请宣布支持这场革命的生命”。尹潽善来气了：

“按我的处世信条，是反对军人掌握政权的。还有，我一次也没见过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我怎么能随便支持，承担责任。如果我立即宣布支持声明，那国民肯定推断我跟革命军勾结或受威胁宣布的声明，我帮不了这个忙。”

尹潽善接着说，“既然你们占领了汉城，那我再也不能待在这个地方了。我要马上回家。”朴正熙极力地挽留他：

“总统阁下您不能这样，请继续执行公务，收拾事态吧。”

“不管怎么样，既然政变已经爆发了，我就不想继续留在这儿了，先跟你们打个招呼。”

虽然朴正熙最终未能让总统宣布支持声明，但证实了尹潽善没有积极镇压革命的意思。朴正熙从青瓦台出来后，上了金在春的吉普车，他对柳元植上校说：

“你为什么乱说？”

因为金在春在接见室外面等候着，他不清楚里面的人说的什么。在走进接见室之前，朴正熙看见国防长官玄锡虎和张都暎总长一起出现，便对金在春悄悄说：

“为什么把玄锡虎放了？给朴致玉打电话问问。”

金在春留在外面给朴致玉上校打了个电话。

“刚才朴将军生气了，为什么放了玄锡虎长官？”

“参谋总长来带走的，我有什么办法。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在回陆军本部的车上朴正熙给金在春讲述了和总统谈话的内容。他说尹潽善总统对革命做出了善意的反应。朴正熙比来青瓦台之前更加有自信了。这天上午，朴正熙出现在了青瓦台，这是他第一次在市民和舆论媒体前公开露面。

当时出名的照片是《朝鲜日报》摄影部的郑范泰记者拍下的，即朴正熙和朴钟奎少校、车智澈上尉、李洛善少校站在一起拍的照。郑范泰回忆说：“看到朴正熙毅然决然的姿态，甚至觉得他是个冰冷、呆板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发动革命。”

上午11点钟，朴正熙一行离开青瓦台后，驻韩美国临时代办马塞尔·格林和驻韩美军司令马格·路德拜访了尹潽善总统。两人对总统说：“已经向美国政府报告了这起事件，虽然还没收到准确的通令，但刚才来这之前美国政府发表了声明‘支持符合宪法的张勉政府和鼓励革命军归队’。”

总统拒绝调兵镇压

5月16日上午10点18分，美8军马格·路德司令官发表了重要声明。主旨是：“作为联合国军司令官，本人要求在本官指挥圈内的所有人支持张勉领导的合法、公认的政府，并希望韩国军参谋总长们行使各自的权限和发挥各自的影响力，使国政统制权回归到政府当局，恢复秩序。”

其后，美国临时代办马塞尔·格林也发表了声明，全面支持马格·路德的立场。马塞尔·格林声明的要旨是“在此强调，美国政府支持经去年7月国会大选和8月总理选举所组成的符合宪法的韩国政府”。这两份声明只在“美国之音”和驻韩美军广播里播放了，因此一般百姓都不知道。

在这份声明中，朴正熙的革命军被定为叛乱军，从马格·路德司令官具有韩国军的指挥权这点来看，此次声明也可解释为镇压命令。据当天马格·路德发给美联参的电报，“一军司令官李翰林读完声明后，告诉我他会支持韩国政府的”。

假如这时张勉总理从卡梅尔修女院打电话命令张都暎总长和李翰林司令官镇压政变的话，局势也许可以扭转。假如具有韩国军作战指挥权的马格·路德和具有军令权的总理一致下达镇压命令的话，我军指挥部是不敢反对的。当然必须知道那种镇压会导致流血事件的发生。一线指挥官也有可能拒绝服从上司命令，站在革命军这一边。

这天上午10点30分，当马格·路德和马塞尔·格林来到青瓦台时，尹潽善总统还没听到美方强硬的声明。马格·路德用坚决的语气说：

“现在进入汉城的叛乱军兵力不过约3600人。不但1军所属兵力没有动摇，连作为地方的大邱也只是少数兵力参加了革命，而且正在陆续归队。假如从1军所属部队中调出十倍兵力包围汉城，革命军则会马上投降。”

尹总统问：“你的意思是从一线调兵吗？”

“是的，那样的话，他们只能投降。”

因为发动政变利用的是自己指挥圈内的部队，马格·路德非常愤慨。尹潽善总统一直听从马格·路德的话。于是他向总统建议：

“现在应该行使军队统帅权的张总理不知去向，行政部也随之不存在了。也搞不清其他国务委员的行踪。现在国家元首——总统阁下是大韩民国留下的唯一宪法机关，依宪法规定，总统您具有国军统帅权，请同意调兵吧。”

格林临时代办也插了一嘴：

“总统，您现在负有保护宪法的责任。应该击溃叛乱军。”

尹潽善向格林问起华盛顿的态度。格林回答说肯尼迪总统现在在加拿大，腊斯科国务长官也不在华盛顿。于是他认为，华盛顿尚未确定坚定的方针，马格·路德和格林正在靠自己的判断来主张强硬论。

尹潽善又问：

“刚从参谋联席会议本部接到北朝鲜军集结在停战线一带的情报，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们也刚刚收到那个情报。大邱2军司令部的军人有点动摇，但马上归队了。把守停战线的1军现在还没有动静。不用过于担心，请允许出兵吧。”

“我的意思是在现在事变爆发的情况下，听说北朝鲜军正集结在停战线一带，如果从一线调兵收拾这边的事态，那边的北朝鲜军将浪潮般涌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们有无抵挡措施？”

因为尹潽善提高了嗓门，马格·路德便踌躇了一会儿，其间总统说了一句对“5·16”成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话：

“我不同意从一线调动国军。如果司令官你想得对，我看不如动员美军镇压叛乱军吧。”

“除非是外敌，否则原则上我们联合国军不能介入内战。如果总统您同意调动国军，我会让脱离的部队复位的。如果您担心巷战，调3万到4万大军包围汉城一带，动员空军散发传单，掩护归队通道的话，3天至1周之内不流一滴血便能镇压的。”

为了给默默无闻的总统吃定心丸，他又补充了一句：

“假如阁下听取我们的要求，我会派8军司令部本部中队来负责青瓦台的警备工作，这样不是也能保证阁下的安全吗？”

“你敢保证包围青瓦台的叛乱军和来警备的美军之间不发生冲突吗？”

尹潽善还说：“我认为总统没有军队统帅权。”

在第二共和国宪法中只记载了“军队统帅权归属于总统”，但没有制定支持性法律。因此按尹潽善的逻辑，军队统帅权实际在国务总理手上。

手脚被捆住的美军

由于自己的韩国军指挥权被藐视，美8军司令官马格·路德同时感到冲击和愤怒。容忍自己指挥下的部队发动叛乱是一个军人最大的失败。马格·路德之所以执拗地要求尹潽善总统调兵镇压叛乱，也有恢复自己权威的意思。但尹潽善说，“你说动员10倍于叛乱军的镇压军可轻松收拾事态，但我不那么认为。”

“3600名政变军是誓死战斗的人，假设一名叛乱军打死一名镇压军，那也会有3600人战死。如果北朝鲜军在我们自己相互残杀期间攻进来怎么办。”

这天，一直浮现在尹总统脑海里的是政变军和镇压军对峙发展成内战，招来北朝鲜南侵的危险。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分裂的国家中，国军齐心协力守卫国家的钢铁长城就是生命线。我没有分裂这条生命线。”

最终，马格·路德未能从尹总统那儿领到镇压命令。他回去以后，总统和格林大使在青瓦台食堂边吃午餐边继续争论。据格林最近回忆，那次午餐是在凄凉和苦涩的气氛中进行的。同样，格林在吃饭的过程中继续说服尹潽善下达镇压命令。

“如果这场政变取得成功，估计韩国要经历长时间的军事统治。美国只能支持符合宪法的政府，不能支持军事革命。”

对此尹潽善甩下了沉痛的反问。

“我也不赞成军事革命，只是在解决方法上跟大使不同。撇开这个问题，大使你说美国政府只支持符合宪法的方式，但去年爆发的4·19革命你们认为符合宪法所以支持吗？”

据说对这个反击，格林大使最终没能做出答复。虽然各自的盘算和信念不同，但在5月16日这天朴正熙少将和尹潽善总统从正面拒绝美国要求这点上两人的步调一致。

在韩美关系中尹潽善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李承晚总统时期，美国对这位老反共斗士怀有一种恐惧感。为了防止李承晚选择自主路线，独自北进，重新把美国拉入战场，他们打算把韩国军束缚在自己这边。他们试图让韩国军指挥部走亲美化路线，当事件发生时，让其听从美军指示，而不是总统。

在任命韩国军陆军参谋总长之际，驻韩美军司令官一直行使着发言权。在任命张都暎总长时，也是经过马格·路德同意的。在韩国军中，就算级别达到将军级以上，也存在看美军脸色、思维方式美国化的倾向。

以朴正熙—金钟泌为代表的革命军军官们并不是亲美派。对马格·路德来说，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群体。不但语言沟通不了，文化上也有差异。革命派军官一直瞧不起那些自以为懂点英语就跟美国将军打得火热的上司。

当4·19革命爆发时，美国政府可以利用亲美的军首脑层、媒体舆论及在野党来有效压制李承晚政府。但5·16政变一发生，美军放走了可以操纵局面的杠杆。亲美的张勉总理已经销声匿迹，一直信任的陆军参谋总长张都暎则对镇压军的调动表示出消极的姿态，尹潽善总统也反应冷淡。像1980年全斗焕新军部掌握政权时那样，5·16以后美国丧失了在韩国组建一个自己所希望的政权的力量（但仍保持着把组建的政党引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的影响力）。

美军反间谍队调查舆论

5月17日是韩国命运的十字路口，是朴正熙的政变取得成功还是被马格·路德的美8军和李翰林的1军所镇压，双方分出胜负的决定性的一天。这天，马格·路德司令官给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议长拉姆尼策发了一份电报。

马格·路德的电报传达了诸多事实。比如汉城大多数市民即60%的人支持政变；拴住1军的目的是应对或许出现的张勉和镇压命令；一旦张勉总理下镇压指示，马格·路德也会采取向1军下作战命令的态势；虽然具有作战指挥权，但单靠自己的权限镇压叛乱未免牵强等。这份电报也证实了张勉总理的藏身对政变的成功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与此同时，扮演革命军智囊角色的金钟泌逐一发表提前准备好的公告，把军事革命的力量扩散到全国。公告第5号的内容是“金融机构提款额度最高每次10万元，每月50万元”；6号的内容是“物价冻结于现在16日的水准上，若发现囤积居奇者，处以极刑”；7号的内容是“保护外国人财产及生命安全”；8号为“金融冻结令中军费除外”；9号是“放宽禁行时间，从17日起缩短至晚10点起到第二天5点”；10号的内容是“若为完成革命需要，没有法院命令也可进行逮捕、拘留及搜查，设立军事裁判所”；11号是涉及检察和法院的指示：

在法院和检察部门任职的公务员戒除一切陋习，立足革命精神，采取创新、充满正气的司法工作态势。一切民、刑事案件必须在正常法制下迅速、公正地处理。高级法院长和法务部长官须将关于上述事项的实情纲纪提交给本官。

在已变成革命军本部的陆军本部作战室掌握司法职能的人是在当军官时期通过备考，并精通法律的李锡济中校。他听到美国情报机关正在暗地里调查朴正熙和金钟泌的思想背景后，认为“这下麻烦来了”。他甚至想，假如在这种情况下朴正熙的左翼前科暴露的话，会被别人利用，政变有可能失败。

李锡济又不能跟别人商量这种微妙的问题。眼下朴正熙和金钟泌正忙着四处奔波。李锡济判断只能靠自己下决心找到解决对策了。他正琢磨要拿什么给多疑的美方看才足以证明朴正熙的清白，最后想到的主意是“逮捕全国左翼政治犯”。

他命令全国军队搜查机关的宪兵、警察及检察人员马上进入紧急状态。接着下达了“逮捕左翼政治犯”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检举旋风。在张勉政府时代公开露面的左翼势力，革新政党相关人员、教员，劳资相关人员、前辅导联盟成员（转变立场的共产主义者组织）、劳资领导人等4000多人在没有拘票的情况下被逮捕。这里边混杂着真正的左翼和被冤枉的人。在历史的蜿蜒曲折的长河中，个人会无力地卷入激流当中。

韩美联合声明

5·16革命以后，韩美之间第一次有意义的对话是于5月19日上午在美8军司令官室召开的。5月16日金钟泌恢复了中校职务，与马格·路德参加了会谈，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韩美就发表了联合声明。

1.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声明，从此刻起恢复联合国军司令官的一切作战指挥权，如果韩国受到共产主义侵略，联合国军总司令官行使作战指挥权。

2.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指示目前在汉城市区执勤的第一海军陆战旅及第6军炮兵团归队。目的在于恢复过去执行的战线防御军事力。

3.联合国军总司令官从第30师、第33师、第1空降战斗团及前方部队再抽出5个宪兵连置于国家重建委员会的控制下。

1961年5月26日

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张都暎

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马格·路德

这份声明从联合国军司令官作战指挥权范围中删掉了“受国内共产主义势力威胁时保护韩国”这部分，限定为“受北朝鲜威胁时保护韩国”。

这等于切断了联合国军介入国内问题、调动韩国军的路。

美军之所以以这种方式追认5·16革命，有很多原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军心。另外，除5·16主体势力以外，韩国所有舆论都倾向于“反对张勉政府，支持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下达镇压令，也不可能顺利地执行。支持朴正熙政变的不光是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军官。像不关心政治，只关心战斗的5师师长蔡命新将军等也成了积极的革命派。

美军放弃镇压革命军的重要原因是驻扎在抱川的5师2个战斗团于18日上午宣布支持革命，进入汉城。5月16日，1军司令官李翰林给蔡命新准将打过电话，指示他“禁止出动部队”。当时蔡命新这样大声喊：

“军司令官阁下，野战军不是您的私人军队。如果我们自相残杀，高兴的只有金日成一个人。”

第二天，马格·路德司令官为了再次说服蔡命新准将来到师本部。蔡命新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想利用以下逻辑说服马格·路德：

“为了保护国家免受我军内部亲共产主义势力的侵犯，也要站出来阻止韩国从内部赤化，这不也是美军司令官的任务吗？像我这样为躲避共产党而南下的人将近600万。一旦容忍赤化，这些人只有死路一条。”

在出动之前，蔡命新师长叫来所有连长级别以上的指挥官说：“是否支持革命全凭个人自愿。”当时他们是这样喊的：

“我们跟随师长同生共死。”

雄心勃勃的军官们开始接手大韩民国

5月19日，军事革命委员会改称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并把办公室迁到了太平路旧国会会堂大楼。最高会议议长是陆军参谋长兼戒严司令官张都暎，副议长是朴正熙少将。

这天上午，尹潽善总统下定了下野决心。他向最高会议通知了这项决定，但不知什么原因，谁也没来青瓦台。这天晚上8点钟，尹总统油印了下野声明书并发给了各家新闻社，以此代替了声明。概要如下：

这次军事革命爆发后，我首先祈祷不要发生造成人身伤害的事情，并希望顺利善后。多亏上帝保佑我们让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人负责处理国家事务，还了解到人民对其抱有厚望，我现在便可以放心地退位了。

请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人务必救出贫困中的国民，同时谆嘱国民们积极配合。

获知总统下野声明以后，张都暎准备去青瓦台。他先去了对面朴正熙的房间。

“总统这时候辞职，会对国内外产生巨大冲击，现在马上去青瓦台劝解他吧。”

“他不想干的话也没办法。”朴正熙冷冷地回了一句。

敢于发动革命，朴正熙就已把这位没有实权的总统当作装饰品了。张都暎这时却想借用总统的权威收拾事态，因此两人的革命观从根本上就存在着差别。访问青瓦台后，张都暎恳请尹总统改变主意。

“如果阁下离开，对外关系马上就会出现问题。您现在是唯一的宪法机关，革命尚未得到国际认可的情况下您一走了之的话，不仅与建交国家，与联合国的关系也会出现问题，这是外交官们的见解。”

直到夜深时分了，张都暎还在继续说服总统。其间朴正熙独自一个人待着，他实在看不惯张都暎那种说服方式。尹潽善问张都暎：

“什么时候进行民政转交工作？”

“虽然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计划在三个月到半年以内完成。我认为即使阁下不满意，也请您继续担任总统职务，直到完成民政转交为止。请帮我们一把。”

尹潽善被张都暎有诚意的说服劝得动了心。如果自己退位，代行总统权限的人是张都暎，但他觉得张都暎挽留自己并不是为了摆脱那个责任。第二天下午2点钟，外务次官金溶植来找总统，指出了国际法上的问题点，劝阻他下野。

“假如阁下辞职后北朝鲜军马上南侵，我们都束手无策，因为还没被承认为国家。想求助于联合国或自由友邦国家，都是没有用的。”

金溶植还说，假如总统下野，我们政府和54个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可能会失效。这天下午，尹潽善在张都暎和朴正熙在座的情况下举行了撤销下野声明的记者见面会。

这天，国家重建最高会议组建了革命内阁。

内阁首脑兼国防部长官是张都暎（39岁）、外务部长官是预备役陆军中将金弘壹（57岁）、内务长官——陆军少将（国防研究院）韩信（40岁）、财务长官——陆军少将（陆军本部军需参谋部长）白善镇（40）岁、法务长官——陆军准将（国防部法制委员长）高元增（41岁）、文教部长官——海军上校（海军陆战队作战教育局长）文熙奭（40岁）、替换复兴部的建设部长官——陆军上校（2军工兵部长）朴基锡（34岁）、农林部长官——陆军少将（陆军本部教育处长）张坰淳（40岁）、商工部长官——陆军少将（国防研究院）丁来赫（38岁）、保社部长官——空军准将（空军医务监）张德升（44岁）、交通部长官——海军上校（海军大学校长）金光玉（36岁）、邮政部长官——陆军准将（1军通信部长）裴德镇（38岁）、国务院事务处长——陆军准将（陆军本部常规参谋秘书室长）金炳三（40岁）、公报部长——陆军少将（陆军本部人事参谋部次长）沈兴善（36岁）。

这14人中年龄50岁以上的只有一人，其中7人是40岁以上，6人是30岁以上。较张勉内阁年轻20岁左右，年龄几乎差一代。

这个换代象征着5·16政变是革命的开始，即用实现目标和效率、责任感和推进力武装的三四十岁的人替代60年代的政治家，占据了国家领导班子。

年轻的国家领导班子像充满干劲的年轻人，连日推出了闪电迅雷般的改革措施，即雄心勃勃的军官团开始全面接手大韩民国，推进改造工作。

出任中央政府部、国营企业、警察、地方行政机关长官和干部的军官们无疑是一批当时体验现代组织经营的大韩民国最先进的力量。当时韩国军军官约6万人中约10%的人有赴美留学经验。这个比率比当时外务部的公务员还高很多。

政变之后是改革

5月16日军队的行动是政变，但其后的局势是我们民族未曾经历过的：改革。

20日，赴任汉城市警局长的宪兵次监李光善受理了前警署署长们的辞呈。这天，戒严司呼吁要粮食节约，但警告并严处私自酿酒，建议混食和面食。军人们开始体会到，虽然靠枪口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民生疾苦是不能靠枪口解决的。多亏从农村进来的粮食量有所增加，革命以后汉城的米价下降了。戒严当局没收囤积居奇的600袋米，分给了低收入阶层。

5月21日是星期天，除了各级学校以外，全国公务员和银行员工照常上班了。因为革命政府下达了严令，许多部门组织活动迎接来赴任部门负责人的年轻军官。从此，他们像开展军事作战一样拼命干活儿，稳步有序地踏上了发展的道路。心细的军人、内务长官韩信在就职演说时承诺“肃清同情共产主义的分子，杜绝腐败，实施公正的人事行政，引进专业官僚制度，严格选拔公务员”。

这天，警察一齐查处黑社会和违反禁行者，并以无证组织室内集会的名义拘留了白天在舞厅跳舞的男女。这些跳舞的人均被移交到戒严军法会议，判处徒刑，理由是“应全身心投入国家重建，不能利用白天的宝贵时间纵情歌舞”。

21日下午，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发表了“革命期间，国民授权的特别检察部花了很大的精力处置了舞弊选举者、非法敛财者，自己却被怀疑受贿。今天17名特检干部和1名高法首席法官被拘留”的消息。这是一项重视效率的措施，像极了军事政权的处事风格。至今在全国范围内，已拘留了2014名共产主义同情分子。21日下午，包括自由党时期的政治流氓头目李丁载在内的约200名流氓分子在军警的监视下到了市区中心街道进行悔过自新的游行。

这些人打着写有“我是流氓，愿意接受国民审判”“告别流氓生活，过和平生活”“我们把年轻的身心奉献给国家”的横幅走过大街小巷。这些横幅上也能看见反政府的“龙蝎派”“狗肉”“生蟹”“猪”等名签。

第二天，内务长官韩信宣称“一些流氓头目潜入了地下，只要他们在国内一天，我们就一定会将其抓出来的”。韩长官承诺“对于服完刑出狱的流氓，如有改邪归正的表现，就会被派到煤矿或土建工地，让他们体会勤劳精神”。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外出的军官经常被流氓殴打，为此朴正熙下的最早的指示便是剿灭流氓。这一举动得到了一直深受流氓折磨的市民们的支持。

距发动革命过了一周的5月22日，全国警察拘留的犯法者已达到22700名。其中4200名是流氓，还包括475名娼妓及娼妓组织者。这天，张都暎议长发表了不符自己风格的讲话：“非常感谢大家举行示威支持我们，但现在正是国家重建的重要时刻，请停止一切示威活动，回到各自岗位，尽职尽责。”

22日，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张都暎领着最高委员和阁僚，参拜了铜雀洞国军墓地（国立显忠院）之后发表了国民运动大纲。内容为“反对共产主义，同情中立主义；强行忍耐贫困生活；发挥勤劳精神；增强生产；发扬道德精神”。

5月27日，革命政府检举了约3000名逃避兵役的公务员，并决定将其全部开除公职，将由此省下来的7亿元预算用于国民福利事业。

28日，革命政府任命张荣淳陆军上校为检察总长。这天，内务长官韩信向全国下发了公务员工作指南，这预示着军事文化的典型扩散：

所有公务员必须在正常上班时间30分钟前到办公室，完成室内打扫和环境清理，以清净的心情办公。严守工作时间，严禁迟到、旷工、工作当中离岗、接见外来客人闲聊，绝对服从工作指令，准时完成上司指示的事项，对于上司指示或命令的事项必须确认结果。制订每日办公工作计划，确认当天业绩，不得浪费一分一秒的工作时间。在信访工作方面，严守免费代书及时间制，提供亲切服务，不得给百姓增加负担。纠正虚文浮礼的恶习，以简朴的服装和朴素的生活作风带头履行。严禁出入娱乐场所，严禁抽外国烟。

记者靠敲诈吃饭

要想了解5·16时的社会生活状况，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当时为“电视前时代”。因为没有电视、电脑等多媒体的介入，那时的生活可以用单调来形容。当时汉城市民能接触到的三大媒体是新闻、广播及电影。当时占市民总户数55%的人看报纸，51%的人听广播。占市民总数的45%的人每月至少看一次电影。

5月28日，公报部公布了可继续发行的报刊、杂志及通信社名单。经过这项强行整顿，64家中央报纸最后只剩下15家。地方报纸杂志由原来的51家最后减少到24家，中央通信社最后则由原来的252家留下了11家。64家地方通信社全部遭封锁，355种周刊中留下了31种，130种地方周刊只留了1种。公报部表示，“未列在此名单上的媒体社尽快退还注册证和记者证，今后严禁从事采访活动”。

在活跃着316家通信社的民主党执政时期，大部分通信社都可以出售记者证，许多记者靠敲诈吃饭。革命骨干朴钟奎少校在密谋革命期间也从一家通信社领过假摄像记者证用。张勉政府失败的原因，从一定程度上讲，跟媒体舆论不无关系。

调查非法敛财的公务员、企业家

5月28日，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发表了处理非法敛财者总纲要。纲要主要以腐败公务员、企业家以及把财产转移到海外的人为处理对象。截止到当时，依据本纲要已经逮捕了25人。

列在名单里的人当中，后来有很多人的罪刑未被证实，也有一些人干脆没有被起诉，因此打击腐败的行动在可信性上存在问题。这些被起诉的人除了白斗镇（前国务总理）、金永善（前财务长官）、柳泰夏（前驻日大使）等公务员以外，还包括5名将军。他们是前3军军长杨国镇、前6军军长白仁烨、陆军工兵监严鸿燮、前论山训练所所长白南权、前海军参谋总长李龙云。

企业家中包括大韩洋会李庭林、三湖纺织郑载护、大韩产业薛卿东、远东燃料李龙范、华信产业朴兴植等我国代表企业公司老板。住在日本的第一制糖李秉喆（现三星集团前董事长）则列在未逮捕者名单上。搜查对象限定为“从金融机关获得融资1亿元以上政治资金者，垄断外汇买进或买进外汇的分配，牟利超过2亿元者，并把超过2万美元的财产转移到海外者等”。

三星物产李秉喆社长详细记录下了1961年6月27日跟朴正熙的谈话内容：

他就非法敛财者的处理问题问了我的意见。我现在被指控为非法敛财的头号人物，怎么开口好呢，便沉默了片刻。朴副议长在一旁催促“谈什么都行，不要有顾忌”。心情多少平静下来以后，我决定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认为被指称为非法敛财者的企业家其实没有任何罪。”

朴副议长好像对此感到意外，表情顿时凝固。但谈话继续了。

“就拿我自己来说，因为逃税被指控为非法敛财者。但现行税法还是沿用的战时的应急税制，征收远超出收入的税金。在这种税法下，按照规定缴税的企业估计无法避免破产。如果有哪个企业幸免于破产，那真算是奇迹。”

朴副议长偶尔点点头，表示理解。

“从数额来看，只有名列一到十一的人才以非法敛财罪名被拘留，但名列十二以下的企业家也有数千数万人。他们也是在相同的条件下经营的企业，也想排进十一以内。但因缺乏实力或努力，或者没有赶上好机会而排在十一以外，这绝不能说明他们谦让。因此我想随便画一道线就判定实业家有无罪是欠妥的。企业家都会努力提高利润，扩大企业规模的。换句话说，妥善经营，把企业做大的人却沦为被处罚的对象，而拿着援助资金或银行贷款挥霍的人判为无罪，这是违背企业自由竞争原则的。我不清楚处罚非法敛财者有何政治意义，但这毕竟是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向您进言。”

朴副议长问：“那你说怎么办才好？”

我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处罚所谓的非法敛财者，则可能会造成经济萎缩的后果。那样的话税收会马上缩减，国家运营将会受到打击。倒不如让商人承担经济建设的一部分任务，这样对国家更有益。”

朴副议长好像对我的话极感兴趣，但他说，那样国民可能不会理解。我说，如果是国家根本的需要，那就说服国民，政治不就是来说服国民的吗？室内长时间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朴副议长面带笑容问可不可以给个再次见面的机会，并问了我的住处。我说自己正被软禁在麦德龙酒店，他露出了颇为惊讶的表情。第二天早上，中央情报部汉城支部部长李秉禧过来说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我问：“其他企业家也都释放了吗？”李秉禧回答他们现在还处于监禁状态。

我当时拒绝说：“他们跟我关系都不错，只有我这个非法敛财一号人物从酒店出去的话，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同志们。我要跟他们一起出去。”

朴正熙叫来了最高会议法事委员长李锡济。

“企业家们都差不多清醒了吧，放他们走吧。”

“不行，还没有清醒过来。”

“我说你呀，既然从现在开始权力掌握在我们手里了，就应该让国民吃饱吧。靠还不如北边的经济力你打算怎么办。再怎么说，他们过去也敲打油桶制作过什么东西。差不多就行了，从现在开始让那些人为经济复兴尽点力吧。”

李锡济无法反驳朴副议长这句话。据说第二天李锡济把释放的企业家集合到了最高会议会议室，警示了他们一番。他拔出随身佩带的偌大的左轮手枪，“哐”的一声扔在桌子上，说了这样的话：

“我一直都反对释放各位。但朴副议长让我释放你们，我只好照做了。但如果你们今后还打援助物资、国家预算的主意，我的下一代、我的后辈军人中肯定会出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处决你们的。”

6月29日早上，情报支部室长李秉禧来到李秉喆社长逗留的麦德龙酒店，告诉他已经释放了所有企业家。李秉喆这才以轻松的心情回家了。据报道，李秉喆在中央公报馆自愿召开记者见面会，做出了“为了从贫困中救出国民，从共产主义侵略中救出国家，捐出我全部财产”的保证。

三天前从日本返回国内的李秉喆说，“去年11月份左右我就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朋友，但没有正式告知政府当局，原因是与李承晚执政时相比，当前的不正之风更严重，我担心钱不能花在刀刃上。”他接着表明，“我觉得军事革命以后，政府能够挽救这个国家，所以才通告自愿把全部财产捐给革命政府。”他说，划入各企业的财产总额约为150亿元，其中37%～38%是私人资产。并说要把这些钱全部捐出用于国家重建，强调“我没有转移到国外的财产”。

朴正熙和李秉喆的会面为一个梦想祖国现代化的革命家创造了认识企业家重要性的契机。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习惯了朴实生活的朴正熙对富人天生具有排斥感，但其务实、灵活的思维使他倾向于鼓励企业家投入富强国家的建设。

但朴正熙绝对不允许一个大企业靠其巨额资本挑战权力，或操纵政治。朴正熙时代的政经结合是国家彻底控制大企业，使其朝国家所希望的方向行进，从这点上讲，这跟后代的政经结合存在性质上的差异。

“要建设一个健康的国家，首先这个国家的国民应正直。在韩国，民主主义并没有失败，只是缺乏实践的努力。只有今天渗入国民心中的军队纲纪由被动施加变为道义精神在他们心中自主树立的那天，民主主义才能在韩国找到机会。

“今天，韩国所面临的最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消除人事走后门、偷汽油、逃税、逃避兵役、伪造毕业证等腐败行为。如果现在统治韩国的军人继续以正直、朴素的纲纪为国民做榜样，公正、合理地行政，排斥走后门等行为，平等地对待万民，这片悲剧的国土才会变得政治清朗、经济富饶。”

当时72岁高龄的斯科特菲尔德博士对担心军事革命变成无情独裁的全泽凫（YMCA名誉总务）说了这样的话。

“朴将军是农民的儿子，且非常正直。他不会贪污腐败的，加之他坚强的性格，必将成为韩国最后一个希望。”

美国对韩国刮目相看了

因为未能制止朴正熙政变，美国只能承认这个既定事实，开始摸索着与新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和李承晚—张勉政府完全不同的血气方刚的军官集团，必须开发新政策逻辑。

1961年6月5日，总统直属韩国问题紧急处理小组向国家安保会提交了关于韩国问题的综合报告书。该文本资料38页，附件多达100页，于1981年9月18日解除了保密限制。

这份报告的核心——“序文及建议”部分是由当时内定为驻韩大使的萨缪尔·博格所编写的。这个紧急处理小组负责人是前驻韩美国大使沃尔特·P·麦康瑙希。这份报告书这样定义了瓦解李承晚政权和张勉政权的力量本质：

“民族主义意识受挫折后怨恨的堆积，年轻一代的愤怒，国家目标的不明确，国民的挫败感。”

这份报告还分析“5·16政变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少数军人制订了非常周密的计划，加上张勉政府未能得到国民对其解决国家问题能力的信任”。这份报告建议应把推翻李承晚和张勉政府的年轻能量应用于建设。

“美国政府应尽力支援和指导，使这股力量转向社会改革。假如无法做到这些，韩国人会继续走革命路线。如果这种不稳定局势继续下去，可能会带来和北朝鲜共产党合作的结果。”

这份报告列举三点说明了美国必须支持军事政权，在韩国试行民主主义，决议胜负的理由——同北朝鲜共产主义的对决中，证明民主主义优越性；美国的国际威信；南韩的战略价值，即在西太平洋和日本防御上具有至关重要性。这份报告书还深藏着一种忧虑，那就是朴正熙势力不同于对美国百依百顺的张勉势力，而是极具民族主义热情、不好操纵的势力。尽管这样，美国政府还是期待这个军官集团能向政府机关注入效率，扫除不正之风。这份报告还做了预言性的展望：

“若把积极的领导力、激励措施、社会统一以及切实的国家目标和激情组织起来，韩国人能够消除当前的挫折感和自残意识，发展经济，创建稳定的民主社会。为此韩国需要构筑一个能够代替旧时代老传统思想的新文化价值体系。”

这份报告提出的对韩政策新基本框架是制订和实行长期经济开发计划。要想操控这个野心勃勃、主观性强的政治军官集团，就不能像过去一样仅靠军事援助为中心的框架，而应该引进所谓经济合作的新框架。这份报告书还以“行使美国影响力的方式”为标题指出以下内容：

“动员美国的力量和权威，以美国经济、军事支援为手段，引导韩国人正视国家问题。对待韩国人，我们应摒弃保护姿态，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在制订和实践经济开发计划上，我们不应代替韩国人发挥作用，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做的只是引导韩国人让他们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市民，自己负责实践经济开发。”

接下来这份报告书强调，今后应该主要靠经济手段对韩国政府施加影响。

“美国对韩国行使影响力的过程中，经济开发计划应起到中心点的作用。在制订计划和预算的过程中，美国代表应组织洽谈，使这项计划的业绩和援助有条件挂钩。其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减少援助资金或暂停发放援助金等方法对韩国经济开发计划行使影响力。”

这份对韩政策建议书还主张必须改革韩国的教育制度。它批判学校教育过于偏向儒教传统，只重视文化、哲学、艺术等人文领域，而忽视了自然科学、工学、行政和社会科学。并主张应加强技术、职业教育，培养出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年轻一代。

读这份报告时，会产生一种错觉：这不是朴正熙的现代化策划书吗？这份报告和朴正熙策划书的基本认识正好一致，即为了把韩国人的挫折感和无目标感改换成自信心和希望，必须推进长期经济开发计划。这份报告书的高效行政需求，扫除腐败，树立新价值观，朝实用主义方向改革教育等主张，都跟朴正熙的推进方向相吻合。

距爆发政变不过20天，华盛顿和汉城就准备相同的“韩国愿景”了。这份报告书证实，韩美关系不顾政变造成的不便，也不顾朴正熙充满傲气的自主路线，其后之所以走向基本相同的轨道，是因为两国首脑层就国家目标和发展战略自然地达成了共识。

读完这份报告后，令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美国政府觉悟到，以朴正熙—金钟泌势力的挑战为转折点，对待韩国的立场应从优越的监护人立场转变为平等的同路人的立场。

在韩国青年军官团挑战美国，并取得政变胜利后，美国对韩国刮目相看了。这跟美国经历了太平洋战争后对日本和亚洲刮目相看如出一辙。面对这个立场坚定的挑战者，重视力量对决的美国给予其一定评价。

国务部骚乱

即使是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件，一旦深入追究下去，你也会发现最初的线索均是从人际关系和感情问题展开的。7月初革命主事内部的肃清事件也属于相同情况。

6月22日，政府替换了财务长官白善镇，同时任命前韩国银行总裁金裕泽接任其位置，另外，任命汉城大学的申泰焕教授接任建设部长官朴基锡的位置。革命成功的第36天，终于诞生了第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长官。22日，政府还宣布将2军司令官崔庆禄中将和釜山军需基地司令官朴炫洙少将编入预备役。除了这两人以外，还有数十名将军以反革命、腐败、无能等嫌疑脱掉了军装。

就在这天，国务部发生了小规模骚乱。总统直属韩国问题紧急处理小组负责人麦康瑙希次官助理收到美国驻韩大使馆和美国驻韩司令部传来的报告书后，召开了紧急会议。

崔将军说，之所以那么肯定是因为他掌握了这方面的情报，其中有针对骨干势力内部军官个人的情报，从骨干势力内部朋友那里获得的情报，以及调查骨干势力军官过去的记录。他声称骨干势力内部有一些1945—1949年间同共产党建立关系的人。崔庆禄还说，自己不清楚朴正熙将军到底是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也没有指出具体的名字，只说有4名将军和3～4名上校是共产主义分子。

读完汉城传来的报告后，麦康瑙希次官助理提请大家注意，要留意崔将军跟过去的直属部下朴正熙关系不和。代表美CIA出席这次会议的菲茨杰拉德说，“调查政变成员的个人信息及跟情报员商谈后发现，革命骨干都是对张勉政府心存不满的人，但绝对不是共产主义分子”，并说，“有一点让我担心的是，这些人过于单纯，容易做出‘能够与北朝鲜实现统一’的错误判断。”

就此问题，几天前国务部情报负责人霍尔兹曼同USIM（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Board，美国情报局）的人讨论过，最后得出结论，韩国政变势力不是共产主义分子。霍尔兹曼说，无法断定军官当中到底有没有人琢磨过纳赛尔的方法，即摆脱美国追求独立路线的人，但他觉得他们不会选择那条路。

当然，北朝鲜要想收集情报，可以派间谍渗透到中坚势力里面。海军舰队司令海因茨担心金钟泌中校的权力日益增大。他披露了自己的见解，金钟泌很可能会搭建一个个人独裁的舞台，那样的话，共产主义分子很容易掌握权力。麦康瑙希说，崔庆禄将军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他目睹了军事政权所采取的措施，比如抓捕流氓后让其沿街道游行等。代表国际协助处（ICA）出席会议的谢泼德说：“我们掌握的相关情报也极其有限，我们曾跟军事政府经济官僚开过会议，他们也只是表明了一下社会主义经济观而已。”这次紧急会议上得到的结论是“朴正熙政变不是共产党政变”。

2军副司令官朴正熙多少冷落了司令官崔庆禄将军。崔庆禄将军担任陆军参谋总长时，朴正熙是其手下的作战参谋部长。美军对朴正熙施压促使其转业后，崔庆禄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时2军司令官张都暎出面，接纳了朴正熙，让他当上了2军副司令官。其后，张都暎被提拔为陆军参谋总长，崔庆禄被调到大邱接任了2军司令官的职位，当时再次碰上了朴正熙。5·16举事当日，崔庆禄采取了支持美军反对革命的姿态。自从经历了这种曲折，朴正熙不太喜欢崔将军。

距政变成功几天后，朴正熙把崔庆禄叫到最高会议副议长室，并让李锡济中校和吴致成上校也出席了。“崔将军好久不见”，朴将军打完招呼后，便缄口不言。场内陷入了令人尴尬的沉默。刚开始李锡济想不通朴正熙为什么把自己叫到这种场合，但马上领悟了其意思。他想，朴正熙是让自己扮演得罪人的角色，劝崔将军离开军队。于是他对崔将军开了口：

“阁下，其间您为国防操了不少心，现在军事革命也成功了，恳请您为晚辈们广开才路吧。”

崔庆禄并没有明确答复退职与否，但开始为自己辩解，朴正熙蓦地起身，打断了他的话：

“崔将军，那你想什么时候让位？”

崔庆禄将军好像是遭到朴正熙这种冷待，被编入预备役后，去找的格林临时代办，谈了关于共产党的话题。当时美国派驻韩国的兵力达到6万人，对不断传开的关于朴正熙思想的情报，美国必须严肃对待。

如果查看最近公开的机密资料，可以发现美国政府非常理性地对待了那方面的情报。虽然保留了“一开始一度判断朴正熙是共产主义者，但证实他确实转变了立场”，另一方面积极地收集关于他的情报。

据李锡济证言，美方情报机关几乎没有关于中坚力量——校级军官的个人情报。据说美国CIA托平时密切合作过的英国谍报机关帮忙。英国谍报机关又委托了中国情报机关，中国则动员设在平壤的情报网提供了当时拥有的关于南韩军官的情报。参与革命政府各种立法工作的李锡济感到自己被手下的CIA要员监视着。

6月初，美伯克利大学斯格利皮诺教授访韩，与李锡济见了一面。斯格利皮诺教授在1年之前的科隆协会上发表的“科隆报告”中预测“韩国没有可以发动军事政变的势力”，这刺激了许多青年军官。见到李锡济后，斯格利皮诺用了长达5个小时审问似的仔细追问了革命政府的政策和理念。

李锡济认为，美方无法消除对革命政府思想问题的深深疑惑，甚至动员学者来探寻。会谈结束时，斯格利皮诺忠告他说“领导层的团结、清廉以及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计划就是成功的条件”。

朴正熙就任议长

革命当初，大部分国家都非常混乱，在处理事情上有时候会分不清是非，但朴正熙强调他们革命的初衷是为国民服务，因此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就要亲切、谦虚地对待普通百姓。

19日上午，朴正熙议长举办国内外记者招待会时说：“关于今后出台的民政形态和时期的政策，我们会在8月15日前详细阐明的。”针对记者“有些人提意见说韩国报纸未能正确批评政府，您怎么看”的提问，他是这样回答的：

“革命一周后，我们解除了报道限制，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媒体因惧怕政府而不做评论，如果这是事实，那说明新闻工作者缺乏气概。希望新闻工作者亲自参与到革命任务中。”

变为权力者的朴正熙依然保留了其朴素的人生观。之前动员陆校学生支持革命，后来成为朴正熙警卫员的陆校11届李祥薰（前国防长官）上尉陪同朴议长来到光州准备出席革命支持大会，他们找了一家小酒店就投宿了。深夜，他正在酒店门口站岗，听见洗手间里传来了动静。李上尉一进房间就看见朴正熙正把洗完的袜子晾在衣绳上。原来他没多带袜子，于是晚上偷偷出来把白天脚上穿的袜子洗了。

关于朴正熙的袜子还有一个故事。5·16时，李容相在革命政府担任公报部报道处报道科长。朴正熙任9师参谋长时，李容相在其手下担任政训部长一职。李容相作为一名诗人，抛开上下级关系，他在私情上跟朴正熙家人很亲密。

记者们知道这种情况后，纠缠李容相让其说服朴正熙议长参加记者的见面会。李容相拨通了奖忠洞议长公馆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陆英修。他只弄清了朴议长什么时候回家，便领着中央厅特派记者们毫无准备地去了奖忠洞。

外出回来的朴正熙洗完脚后连袜子都没穿就走到接见室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看到这个情形，李洛善少校急忙揣衣兜里一只袜子跑过来，他在朴正熙的耳边悄悄说：“摄像记者也来了，请把袜子穿上吧。”朴正熙大声说：“叫他们别拍脚。”最后他光着脚接受了采访。《韩国日报》的尹宗铉记者问：“朴议长酒量怎么样？”

“这个问题你问李容相同志吧。”

尹记者听错后，再次问：

“不是，我们非常清楚李容相科长的酒量。我问的是议长您的酒量。”

“各位记者可能都不清楚李容相同志的真正酒量。他从宗路出发到东大门需要一周的时间，因为路边的每个酒家他都得进去一趟。”

5·16革命以后，在朴正熙身边静观他举动的人当中还有洪得万中士。5·16革命爆发时，他是陆军参谋次长室首席下士官。1952年朴正熙在大邱任陆军本部作战局次长时，洪得万是其手下的一名下士官。

有一天，当值司令朴正熙上校命令士兵集合。洪中士报告：“集合完毕！”朴正熙命令：“全体脱帽子！”，发现士兵们的头发状态不合格时，朴正熙命令：“去拿剪刀。”

朴正熙用剪刀咔嚓咔嚓剪断了洪中士的头发后，只说了一句“解散”便不声不响地回自己房间了，事实上洪中士的头发并没有问题。洪中士去找朴正熙抱怨：“名义上我还是下士官，这样做，部下们会怎么看我？”朴正熙笑着说：“我想是吧。你现在马上去看看士兵们都在干什么。”洪中士去营帐一看，里面空荡荡的。士兵们都去剪发了。看到下士官被冤枉，士兵们都自觉去剪头发了。洪中士问：“这也是一种战术吗？”朴正熙笑而不语。5·16爆发后，洪中士就一直在听候朴正熙指示了。

朴正熙几乎日夜都待在最高会议办公室，且始终以清醒的头脑工作，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睡了。朴正熙睡在行军床上，每天睡醒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早报，然后读中央情报部、陆海空军情报部队送上来的各种报告书。接下来读建议书。有时为了读报告书，他连早餐都忘记吃。

有一天，陆英修让在新堂洞出勤的朴焕荣中士捎过来一瓶蜂蜜、一袋松子和一瓶洋酒。只有当洪中士在时，朴正熙才偶尔把几粒松子放入嘴里，喝一杯洋酒，舀一勺蜂蜜吃。

革命成功后，朴正熙新堂洞的生活即将结束，妻子陆英修的生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当时陆英修的表弟宋在宽（前儿童会馆馆长）是《和平日报》的记者。听说表姐夫领导了军事政变后，给表姐陆英修打了个电话：“不对，姐夫为什么带头做了那样的事情？”

宋在宽以为表姐会说“可不是嘛……”，并准备好了安慰的话。但听筒那边的陆英修已经不是原先那个对政治或时局漠不关心的人，她一本正经地说：

“不，表弟，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听说姐夫参加了危险的事情，所以……”

那一瞬间，宋在宽想“难道我说错话了吗？”话筒里传来了陆英修清清楚楚的声音：

“社会沾染不正之风，陷入一片混乱，百姓怎么活下去？再这样下去，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宋在宽随便应付了几句后，边挂电话边叨咕：“奇怪啊，姐姐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知识分子眼中的革命政府

朴正熙喜欢读书，在革命前他就跟很多文人关系亲密。诗人具常、李容相，作家张德祚、金八峰等人都是因敬佩军人朴正熙的素养，才经常跟他来往的。朴正熙想通过接触这些文人得到军人无法得到的东西。诗人具常以自述的形式表达了他对朋友发动举事的感想。

“我在一个舞姬的家中迎接了5·16的早上。她边化早妆边听广播，一再问我‘这样的话世道将会怎么变？会不会伤及先生您？’我把她的话当作耳边风，吟了一句‘马鞭声也静悄悄地趁夜渡河，远望围在大将旗帜周围的士兵群’。模仿那个朋友的日本诗吟，想起了凌晨的汉江。”

虽然朋友朴正熙的政变对具常来说是“可预料的冲击”，但对于许多文人、知识分子来说，军人掌握政权本身就是超乎想象的事情。

自从新罗统一后，韩国就传承了文人治国的传统。历经100年左右的高丽武臣统治期是唯一的例外。在这种历史风尚中，大部分平民做梦也没想到军人会发动政变，掌握政权。因此知识分子乍一听到这个消息，会有种对异物条件反射般的排斥。

三天后，具常遇到了朴正熙。关于他们相遇的情景，具常在自传诗集《木瓜节子也有故事》中这样写道：

我和他在一家酒店的空房间里面对面坐着，酒店院子里停靠着一辆架着机关枪的装甲车。我们两人只默默地喝酒。终于，他说道：

“你能不能去美国？”

“我可不会说英语啊。”

“那个没问题，找个翻译不就行吗？”

“哪怕懂西餐礼节也行啊！”

“那随便负责哪个方面，你也得助我一臂之力啊！”

“你就把我当作南山沟的秀才，放过我吧。”

我们说着乍一听像相声的话，接连干了几杯酒。

朴正熙把具常内定为最高会议议长常任顾问，并试图亲自说服他，但具常自愿当《京乡新闻》的东京特派员。

“在现实中，诗人就是异类。所以柏拉图被其理想国家放逐！”

那么在精英官僚眼中，军人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当时的财务次官是李汉彬（历任经济副总理），他是第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韩国人。担任财务部预算局局长期间，他到美国出差时正好爆发了5·16。回国晋升后，他开始在军人长官们的手下工作，通过演讲和许多军官拉近了关系。内阁首脑宋尧赞在自由党时期也听过李汉彬讲的关于企划预算制度的课。有一天，宋尧赞首脑传唤了李次官。李汉彬一进屋，宋尧赞就在会议桌上铺开了一大张纸，并递给他一支红色铅笔，说：

“李次官，现在准备在政府各部门设立企划协调室，企划协调官的职位将排在长官、次官后面。各部门的局长或前任都行，请记一下最佳人选的名字。”

李汉彬茫然地坐在椅子上，犹豫不决。宋尧赞首脑催促他：“现在马上得定下来，准备在今天工作时间内发表，赶紧写吧。”李汉彬写了金泰东、金永周、李喆承、李昌锡、姜凤秀等的名字。

第二天，看完人事发表后，李汉彬大吃一惊。人事名单上贴的就是昨天自己写的名单，分毫不差。李汉彬心里想：“真是，除了革命政府谁还能干出这种事。”

美国眼中的军官统治

华盛顿时间1961年7月7日，最高会议外务国防委员长柳阳洙少将和驻美大使丁一权一起拜访了美国务卿迪安·腊斯科。在场的还有曾任美国驻韩大使的远东主管次官助理麦康瑙希。曾在驻美大使馆当过武官的柳阳洙这次率领友好使节团访问了美国。柳阳洙虽然精通英语，但他用韩语说话，再由旁边的翻译官将他的话翻译成英语，但他没让翻译官翻译腊斯科的英语。

柳阳洙将军首先对美方表现出的态度表示理解，然后说：“今后我们要做好各项工作，不会辜负美方的同情和期望。”他概括，“革命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加强安保，扫除不正之风，一旦完成革命公约，就会把政权移交给有良知、清廉的政府。”

柳阳洙将军还说：“我知道因为汉城事件使美方陷入了困境，也很清楚美方对我们要求什么。”同时指出“消除美韩之间的障碍尤其重要”。对此，腊斯科列举了其间积累的对革命政府的不满。他说：

“我方代表很少有机会接触韩国政府的实权者。我们希望两国能加强合作，以帮助韩国的发展。我国总统和国务部非常信任新任大使博格先生，希望韩国领导者们和他一起商讨将来的计划。如果韩国政府脱离法律和正义原则擅自行动，会让那些支持韩国的国家失望。”

这时，丁一权发言了：

“通过此次访美，柳阳洙特命大使知悉了美国政府、议会及国民的想法。回国后，他会把这些舆论传达给韩国政府的。”

柳阳洙将军说：“虽然我的权力没那么大，但回去后一定会向同志们解释将来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次会谈结束后，腊斯科长官叫来了英国驻美大使和法国大使，邀请他们协助处理韩国事务。

“我们对韩国行使权力的政府的状况感到困惑。但对于朴正熙跟北朝鲜接触的传言，我们认为没有可信性。”

7月9日，美国驻韩大使塞缪尔·博格概括了自朴正熙上任后20天来的活动结果，并汇报给了华盛顿。他分析“朴正熙已经卷入了生死攸关的权力斗争中，现在任何忠告他都听不进去，而且可能会带来相反效果”，并指出，“一旦忠告不合理，他或许会采取更加抑制性的措施，或有引发反政变或内乱的危险”。

塞缪尔·博格大使补充说，“朴正熙是个非常了解革命属性的人，他是在纯粹的爱国心驱使下采取行动的人。”

7月18日，以CIA为中心，美国各个情报机关编制的“关于韩国现政府的特别情报评估书”重点评价了韩国军事政权的性质和意图。距离革命成功已经过了两个月，但美国政府对朴正熙政权带着怎样的心态把国家引向哪个方向不断提出疑问。

这份评估书称“现在统治韩国的军人是个顽强、崇尚民族主义、野心勃勃的集团”，“他们的大半生都在军队度过，积累了相当多的战斗经验，并说他们的做事方式不同于知识分子或专业政治家”。

“他们是熟悉组织重要性和政治控制技术的行动家。他们对政府和军部特权阶级的无能和腐败以及文人统治下的政府发展迟缓，绝望已久了。

“他们具有权威主义国家观，并确信要治好经济、社会、政治的疾病，就要建立公众纪律性强和中央集权坚固的政府统治。韩国新的统治阶级正准备给韩国人的生活注入新秩序和纪律。

“虽然希望跟美国密切合作，但在国内问题上，他们希望独立处理，不愿受任何人的干预。短期内看起来他们是不会把政权转交给知识分子的。直到现在他们才慢慢认识到当前问题的复杂性及解决手段的有限。”

第二章 军官治国

“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即使是改朝换代，公务员也能安心工作的制度。”

“先不要通知美国，这次货币改革我们偷偷地搞。”

“韩国的三星要向德国学习，槿惠也可以报考电子工程系。”

这群高效率、高度责任感的三四十岁的青年军官们替代了60年代的老朽政治家。这个年轻的国家领导班子充满干劲——当时韩国军官中约10%的人有赴美留学经验，这个比率比当时外务部的公务员还要高很多。在连日推出了闪电迅雷般的改革措施后，雄心勃勃的先进军官团开始了数十年的治国。

一般人眼中的军官治国，可能草莽气重，然而，军官的素质可不比知识分子逊色。

还在用朝鲜总督府的法律治理大韩民国吗？

在召开内阁会议之前或结束后，长官们会顺便去朴正熙副议长办公室向他汇报。朴正熙因盘问得过于仔细，业务量猛增。最高会议法事委员长李锡济建议他：

“阁下，一些小事情就叫内阁做吧，您就做其他大事或歇息吧。”

“知道。我现在主要是为了熟悉业务。”

朴正熙像踏实的学生一样开始学习国政。进入第二年以后，朴正熙的这种姿态才有所缓解，在那个时候，他大概掌握了国政流态。因为长期执政，朴正熙在生前对国土开发等国政整体了如指掌，使当时的政府官员们深为佩服。

建国以后，军事政权对法律制度进行完善，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法律改革的最初，韩国法律的大部分都不是用韩文写成的，而是直接使用了朝鲜总督府时期用过的日帝法令及美军政的法律。当时担任最高会议法事委员长的李锡济曾慨叹：“我们国家光复已经有16年了，并且韩文专用法早在1948年就出台了，但至今仍没有我们语言的法律汇编。竟然用日文和英文法律治理大韩民国……”

李锡济将此事报告给了朴正熙副议长，朴正熙大吃一惊。

“难道至今还在用朝鲜总督府的法律治理大韩民国吗？这样成何体统。在这之前的国会议员、政治家还有公务员到底都干什么了……法事委员长，你看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现在只能亡羊补牢了，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建立一套大韩民国特有的法制体系。”

“工作量肯定很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修改、制定那么多的法律。”

“阁下，法律体制是统治大韩民国的基石，我想试试。”

这需要一边翻译法令，一边废止不符合韩国实情的日本法令，同时制定必要的新法令。为此，各个部门新设了法务制度室。李锡济退役后，曾为准备考试学习的法律，正好在法律改革中派上了用场。

即使改朝换代，也能让公务员安心工作的制度

“当时官场中有很多大学毕业生，但他们学到的知识没有很好地得到实践。我在军队学过归纳法和演绎法。收集情报，做出合理判断的过程叫归纳。即提交几种情况后选择其中一个的过程。这个方法正原原本本地应用在行政实务中。相反，制定一项政策，实现其目标的过程就是演绎。军队作战计划等所有计划是从演绎法逻辑派生出来的行政技巧。”一位军人回忆说。

文人的落后并不奇怪。因为留美的缘故，军官们的认识非常超前，而知识分子却没有机会接受那种类型的行政教育。

5·16革命以后的军政3年间，韩国社会先进团体——军官们运用了现代化组织制度改革了我国落后的公务员体制，这是朴正熙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头戏。

1963年12月，把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后，军官团从政治中分离，军人出身精英阶层以平民身份领导了国家。

军队中主导公务员组织重组工作的关键人物是总务处李锡济长官。作为革命主体的核心，军政时期他曾担任最高会议法司委员长和内阁事务处处长，指挥修改法令、制定第三共和国宪法、整肃公务员等工作。把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以后，他在总务处长官、监察院院长职务上干了13年，其间他把韩国行政转变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生产性组织。

在把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时，李锡济梦想当一名教授。他出生在新义州，光复后独自一个人越过三八线来到南边，由于没有靠山，他说：“第三共和国一亮相，我该做的事情已做完，想出任国会议员吧，对一个流离失所的人来说，没有可依赖的故乡，于是想继续攻读法学，走学者之路。”

调入青瓦台后，李锡济说：“阁下，现在我打算回去继续学习。”“不要乱说。”朴总统一句话就给拒绝了。

朴正熙也一直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原因和他们坚固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持有莫大的兴趣。

李锡济同意担任总务处长官职务后，朴总统把他叫过来。

“公务员是一个有稳定身份后才认真工作的团体。只有公务员自觉协调，最高领导者的意志才能准确地传达到下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可以担当国家现代化先锋的公务员制度……李长官，你负责打听一下合适的公务员。请李长官出马设置一个即使改朝换代，亦能让公务员赤胆忠心地工作的职业公务员制度。”

一听“职业公务员制度”这一说法，李锡济长官有自己的看法。5·16以后担任法司委员长时，他曾整肃了全体公务员，并改善了公务员待遇。

“阁下，制度再怎么好，设备再怎么好，活儿还是得人来干。阁下再怎么英明，要是用错了人，也成不了事。难道李承晚博士爱国心不够吗？能力不够吗？自由党政治家大部分是地主阶级，他们照样有敲诈勒索佃农的习惯，有骗取援助物资的恶习，若公务员不搞不正之风，就难以维持生计。”

“是，你说对了。”

“为了了解公务员怎么样才不腐败，能兴致勃勃地工作，我得出国考察一下。”

“行，就那样吧。”

1964年春天，李锡济长官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访问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菲律宾，查看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务员制度。在美国行政部人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协助下，李长官在2周的时间里每天同12个部门的局长轮流见面。

“有时，他会像考试一样提出许多问题，这些局长对他们自己负责的领域总能对答如流。李长官当时觉得很神奇。原来，他们大多数只是从事局长职务就已经十多年了。这些人已经习惯了不晋级只涨工资的制度。”

为了考察美国的公务员录用、工资设定、人事考核、退休保障等相关制度，李长官连日加班加点。美国人事委员会委员们对他说：“你们的国家一定行的。过去其他国家也派人来我们人事委员会考察过，但还没见过像你这样认真工作的人。”

“回国以后，看到自己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自然有了‘我国公务员制度这么落后’的想法。当时我国还没有公务员名额限制，长官可随意增减人员，因此即使公务员参加了考试，最后决定是当选还是落选的还是关系。”

总务处李锡济长官把确立五种职业公务员制度的方案定为目标，其中包括完善名额制度、落实公正的任用考核制度、引进人事考核制度、改善待遇、养老金制度。

李长官首先建立了各部门的名额制度。他从政府组织的上层到基层，详细了解了需要的业务内容和相关人员情况后，把相关业务集中在一起，给有能力的人进行了集中分配。各部门人员名额通过业务量多少来决定，每年部门空缺人手的话就集中进行公开选拔。

公务员改革最让人伤脑筋的是公务员选拔。在选拔过程中，走关系的现象普遍得几乎超出了想象。由于当时除了公务员以外企业或社会上的就业岗位不太多，所以大家都通过各自的门路涌向国家单位。

为了能建立公平的考核制度，李长官采用了陆军大学实行的题库方式：在考试时，搅乱应试者姓名和接收编号。这样如果想在打分过程中照顾某人的答卷，至少需要打通五名负责人员才能追溯到那个考生的编号。

李长官把接收编号的流程制成图表，夹在自己桌面的玻璃板上。要是国会议员和知名人士来长官室求情，李长官说明这个图表后会问他们：“如果我想让那个人通过，必须跟决定接收编号的五个人一起合谋才行，要这么做吗？”对方就无可奈何，只能断了这个念头。

李长官劝待在家里正找工作的高中学历的小舅子报考公务员。他的小舅子没做什么准备就参加考试，两次落榜。李锡济长官到处宣扬这件事情。

“总务处长官的小舅子考两次都没考上”的消息传开后，托关系求情的现象才沉寂了。走到这一步足足花了5年。

改革公务员制度，花费最大的就是改善公务员待遇这一举措。如果公务员的收入无法让他们养家糊口，就无法杜绝贪污，也不能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更进一步就会导致国民不信任政府，这样就会使社会陷入矛盾，造成政治动荡。

在确定政府预算时，原则上要把各部委的预算方案提到国务会议上讨论，要是这样，就很难达到基本共识，总统、国务总理、经济企划院长官、共和党政策议长、青瓦台秘书室室长等若干人通常在其他长官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在青瓦台对预算进行审议、协调。这已成惯例。

当时在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的背景下，像改善公务员待遇等需要巨额预算的议案是很难通过的。但李锡济认为公务员也要先吃饱了肚子才能有力气为国家做事。

1965年8月的某一天，李长官听说青瓦台正在审核下一年度预算。虽然总务处长官没有资格出席预审，但他还是去了青瓦台。

李长官贸然推开门走进会议室内时，朴正熙总统泰然地抬头看了一眼，而其他与会者都露出吃惊的表情。李锡济向总统点头行礼后，一声不吭地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过了一会儿，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张基荣逐条介绍了有关下一年度预算编制的内容及编制准则。过了约一个小时，便说到了公务员待遇改善等项目的预算。张基荣说：

“明年要做的事情很多，待遇改善的问题只好暂时搁置，等以后再解决。”

李锡济长官像等着这一刻似的从座位上站起来了。

“阁下，首先我知道在阁下面前同长官们争论很无礼，但我今天一定要说，失礼之处，请阁下和诸位原谅。我会承担所有责任。”

说这些话时，李锡济长表情坚定：

“要是不解决公务员一日三餐的问题，他们只能搞贪污腐化。这样，国民会像讨厌小偷一样厌弃公务员的，以至于还会不信任政府。并且，公务员也会牢骚满腹。他们会埋怨政府不积极改善他们的待遇，如果这种抱怨不断积累下去，谁还愿意为政府干活儿。我们善待公务员，就是善待为国民服务的公仆啊，只有善待了他们，他们才会跟国民培养鱼水之情，民怨才会减少，社会才能安定啊。”

李锡济长官斩钉截铁说完这些话，张副总理并没有让步。

“李长官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得修建工厂积累了财富才能改善公务员的待遇吧。连赚钱的工厂还没建起来，谈什么……”

李长官打断张副总理的话后，提高了嗓门：

“你们老说建厂建厂，工厂也是人建的。建一个厂子从侧面捞走的钱少吗？基层公务员家属不分昼夜地制作火柴盒、信封，把这个当成副业来维持生计，一些人还去工地做苦工，难道为了建厂就不管他们了吗？”

会议室的氛围紧张起来了。朴总统绷着脸，把做笔记的钢笔倒着个儿轻轻拍打桌面，只管听着。

没有萝卜，只有拔萝卜的人，这毫无用处

这时秘书室李厚洛室长试图出面缓和一下气氛。

“喂，总务处长官，据我了解，外国公务员制度中还有这些……”

对于就任长官后曾访问美国等行政发达国家的李锡济长官来说，这一席话算是班门弄斧了，李长官打断了李室长的话。

“喂，李室长，别的我不知道，但在公务员制度方面，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和你相比，我算是专家。现在不是你出面的时候。”

会议室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国务总理丁一权也一声不吭。在尴尬、沉重的气氛中，会议室内只响起了朴总统敲击钢笔的声音。最后还是他打破了沉默。

朴总统把目光转向张副总理一侧：

“怎么样，张副总理，这次试一把吧。”

张基荣也无可奈何地听从了朴总统的意思。

李锡济高兴得跳了起来，但回长官室他仔细一想，张基荣副总理才是最后把关的人，他又开始担心了。晚上，他给丁一权总理打了电话，没人接。给张副总理也打了，也没人接。他重新联络青瓦台，想探问个中究竟，得到的消息是在审议过程中张副总理咬着“这也要做，那也要做”不放，结果还是削减了用于改善公务员待遇的预算。

李锡济想，如果不提公务员生活很困难的事实，再过很长时间也不能解决公务员待遇改善的问题。

“公务员腐化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看不到生路。若把改善待遇喻为胡萝卜，那通过稽查驱逐腐败公职人员就是拔萝卜的人。没有胡萝卜而只有拔萝卜的人是毫无用处的。”

第二天早上，李锡济没有上班，他给张基荣副总理打了电话，但连不上。于是李锡济打给了经济企划院长官秘书室室长，留下了这样的口信：

“我打算从今天起离开内阁，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和张基荣长官一起离开。依我判断，不管张长官还是我，对这个政府都没什么帮助。按道理，要是无助于国家，一个小小的主管也得离开，何况两个耗着国库、只会阻碍国家发展的长官。你把这句话如实转告给长官。”

李锡济与外界断绝联系后，第二天也没有上班。下午总理秘书室室长来找他，核实李长官的决心。这天晚上，丁一权总理叫来了李长官。李锡济说如果张基荣副总理在，自己就不出去，于是就两人去吃了晚餐。虽然俩人都没提关于改善公务员待遇的事情，但丁总理好像弄清了李长官坚定的决心。

李长官缺勤的第三天下午，丁总理打来了电话。

“李长官，刚才我叫来副总理，说服他这事不要惹麻烦。他也让步了，现在改善公务员待遇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马上上班吧。”

国务会议表决《公务员报酬规定修订案》，决定从1966年1月开始把公务员的工资统一提高30%。

提薪后，特殊公务员的工资情况是：总统的工资78000元，监察院院长的工资55000元，中央情报部部长、总统秘书室室长52000元，国务总理71000元，国务委员、处长、汉城特别市长40000元，普通行政职（以最低级别为准）公务员工资为1级28500元，2级甲22000元，3级甲9500元，4级甲7270元，最低职5级乙每月可领5210元。

当时工薪阶层一个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2，090元，劳动者家庭为8770元，每个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为8850元。

总务处李锡济长官还制订了公务员待遇改善的5个年计划（选拔考核制度、名额制度、提薪、人事考核制度、养老金制度），并致力于计划的实施和推行，直至1969年他辞去长官的职务。截至当时，公务员报酬与前一年比提高了20%～30%。

当时出任工商部工业一局局长的吴源哲回忆：

“当时大学毕业的基层公务员特别艰苦。基层公务员的月薪还不如大学生家庭教师的收入高，一旦结婚了，就先担心起生计。虽然从1966年开始涨工资，但物价也随之上涨，感觉不到明显变化。后来，又给公务员发奖金，他们才觉得状况好一些。虽然达不到国营企业的水准，但基层公务员的生活的确改善了很多。”

一次偷偷摸摸的货币改革

1961年夏天，为经济开发筹资而伤脑筋的朴正熙做出了惊人的决定。1961年9月初，财务长官千炳圭去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IMF年会的前几天，最高会议财经分会委员柳原植准将约他共餐。两人在位于三仙桥附近的柳原植家中畅谈，柳准将说：

“在搞经济开发时，引进外资固然不易，但调动内资更是麻烦。据说我国华侨私藏的资金有1000多亿元。如果能揪出那些钱，就能解决资金困难的大部分问题……”

千炳圭半信半疑地问，当时的通货量只有2830亿元，华侨们持有的现金能有那么多吗？柳原植把话题引向了货币改革。他说，为了调动内资投用于经济开发，缩小贫富差距，货币改革是必需的。因为他的想法过于庞大，千炳圭既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千炳圭问：“这是柳委员你自己的想法还是朴议长的想法？”

“朴议长也知道此事，明天你们见一下吧。”

不能事先通知美方

第二天，财务长官千炳圭去找朴正熙议长汇报了前一天同最高委员柳原植的谈话内容后，这样说道：

“比起军事革命，货币改革能给全体国民带来更惊人的好处。”

“货币改革看来要势在必行。我已经指示朴喜范教授进行有关货币改革的研究了。计划在明年3月底推行。”

自韩国银行创立以来，千炳圭先后担任了东京支行行长、大阪支行行长、香港支行行长等职务。一直辗转于海外的他，没有经历1950年9月份的紧急货币措施和1953年2月15日的货币改革。

“我至今都没有体验过货币改革，相关方面的知识都只是从学校得来的。我没有自信。另外，这种事是不是先要通报美方？”

朴议长说：“要是告诉美方，一旦遭到他们的反对，我们的计划很有可能要泡汤。”千炳圭长官说：“即便是那样，也至少应让韩国银行总裁、经济企划院院长、最高会议财政经济分会委员长提前知道吧。”朴正熙反对说：“那样做无法保密。”朴正熙说等自己的经济顾问——汉城商大朴喜范教授的方案完成后，届时再进一步商量，并叮嘱千长官也研究一下。后来千炳圭打听后才知道，提出货币改革设想的主角是柳原植。据说，在经济开发5年计划方案发表的7月下旬，柳原植向朴正熙议长转达了他改革货币的想法。

当时柳原植讲，既然新政府有调动内资的需要，就应该使用新资金。“那我们好好干一把！”朴议长很爽快地应承下来了，从那时开始，货币改革的车轮启动了。朴议长把柳原植从原来的商工部调到了财经部当委员，之后指示他在绝密状态下推进货币改革的筹备工作。差不多同时，这份计划传到了内阁首脑宋尧赞那里。至此，知道货币改革计划的人有朴议长、宋首脑、千长官、柳原植委员以及朴喜范教授5人。情报部长金钟泌还不知道。

问题是印刷新货币的地点。要是在国内印刷，泄密几率极高，要是在日本印刷，虽然方便，但也容易走漏风声，无法使人放心。要是在美国印刷，就像朴议长担心的那样，美方立刻就会知道此事，那是绝对行不通的。于是他们决定在欧洲寻找印刷地点。千炳圭长官到维也纳参加第16届IMF大会后去了西德。他假装购买印刷机，四处寻找能印刷新纸币的工厂，但始终没有找到可在货币改革预定时间——1962年3月之前完成印币任务的地方。

千长官回国后的10月中旬，最高会议议长室举行了关于货币改革的会议。知道这个秘密的5人，即朴议长、宋尧赞首脑、最高委员柳原植、千炳圭长官以及汉城商大朴喜范教授出席了会议。朴喜范教授在会上报告了其研究的货币改革方案。千炳圭长官听完后觉得这是一份根本不可能执行的粗劣方案。比如按照该案设想，由洞会（街道办事处）负责兑换货币，而不是银行，这根本不现实。朴喜范教授离开后，四个人得出一致结论——“朴教授的方案行不通”，于是告知朴教授“我们决定不搞货币改革了”，从而将他从改革小组中剔除了。就这样，货币改革计划回到原点，财务长官千炳圭负责筹备工作。

这时，千炳圭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金正濂（后任总统秘书室室长）。当时在韩国银行工作的金正濂曾作为实务人员参与了1953年2月15日推行的货币改革，其后被派到财务部担任理财局局长，正好赶上4·19。在民主党执政时期他返回韩国银行，后来被调到韩国银行纽约办事处当了所长。好不容易解决了棘手的护照手续和子女转学问题，刚到纽约上任三个月，又遭遇了5·16。金正濂卷入了伴随革命袭来的人事整顿风潮中，被解除纽约办事处所长职务后，接到回国命令。在自由党和民主党时期担任要职，给他带来了不利影响。返回韩国银行后，他的头衔是“人事部所属参事”，但没有具体工作内容，整天无所事事。

回国后，金正濂来找财务长官千炳圭，当时千炳圭对他说：“咱们一块儿在政府干吧。”他暴跳说今后再也不担任公职。千长官本想把金正濂拉入货币改革中，但要是提议后遭对方拒绝，有可能造成机密泄露，所以绝不能冒险，可是如果强行让其加入货币改革中，从人情上又说不过去，这事害得他苦闷了好几天。于是千长官去找柳原植准将商量。

“要想顺利地完成货币改革，必须得到这个人的协助。这个人不光在货币改革方面，在各方面都能干，希望革命政府起用他。但他本人不愿意，我也没办法。”

柳原植爽快地回答：

“没有问题，你告诉我姓名和地址。”

几天后，柳原植来电话说：

“我已经请来了金正濂先生，想见他的话过来吧。”

金正濂正待在中央情报部院内的一个办公室里。虽然看来柳原植没跟他谈及货币改革的事情，只是让他做关于经济开发的研究，但人总算给弄来了，现在要解决的是印刷厂的问题了。

为了把金正濂动员到货币改革的筹备工作中，财务长官千炳圭托最高会议柳原植委员从韩国银行将他带进情报部。声称不再担任公职的金正濂以此为转折点，人生道路发生了变化。从1969年开始，金正濂连续9年担任秘书长，辅佐朴正熙，其间他对有关经济的国政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说，直到最近，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动员到情报部，被安排在那儿工作。1988年，千炳圭出版了名为《千马在草原嬉戏》的回忆录，金正濂读了这本书上刊载的文章后才知道当初自己政府之行的背景。

关于柳原植怎么说服金正濂的，那可是费了番周折：情报部干部康诚元（历任共和党国会议员）收到柳原植的指示后，几乎连续三天都是去韩国银行上的班，去那儿恳请金正濂到情报部协助。因为无法忘掉从韩国银行被派到财务部理财局当局长后在官场受的苦，金正濂无情地拒绝了。第四天，韩国银行总裁把他叫过去，说：“情报部下了指示，指名让阁下担任派遣工作。”

不服从正式人事令意味着自愿离职。金正濂虽然不甘心，但开始到情报部政策研究室上班了，职务是咨询委员。上班时一看，发现崔圭夏（前总统）、李钟极、金成熺、金云泰、朴观淑、刘镇舜等各界专家都在这里工作。听说金鹤烈（后任经济企划院院长）先前也在这里工作，后来调到政府去了。金正濂在这儿主要负责给未解决的经济问题提出意见和指导。

有一天，千炳圭长官把金正濂领出去，将他引荐给了柳原植委员，之后自己回去了。柳原植说：“金先生，久仰大名，听说是您起草了1953年2月的紧急货币金融措施。”接着又说，“我想拜托你对货币改革的情况进行研究。请你对各国货币改革的案例、我国历次货币改革和货币改革的本身等进行研究后，制定一份报告给我。现在不是真正要进行货币改革，只是想做一份有关货币改革的调查。另外还有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请务必保守秘密。”

英国印钞厂成了秘密根据地

成为秘密进行货币改革实务负责人的财务长官千炳圭一直在琢磨印制新纸币的场所。后来，他突然想起了在英国进修时曾去过的汤玛士德纳罗（thomas de la rue）印钞公司。拥有很多殖民地的英国经常为各国印制货币，所以印钞业非常发达。柳原植和千炳圭都在的时候，宋尧赞首脑把驻韩英国大使叫到内阁首脑室。宋尧赞开口问：

“我们想托贵国印制货币。请问能否保密？我们必须向贵国政府报告货币改革的计划吗？”

“是的。必须要报告。我们会负责保密。我先确认一下本国能否印制，两天以后再给予答复。”

两天后，英国大使答复说：“可以作业，也可以保密。”

下单前，就剩下计算各种面值的印制数量问题了。因为没法询问别人，千长官只好亲自把韩国银行的统计资料拿过来，计算了一下，然后委托为了交涉贷款问题正准备去西德的工商长官丁来赫，让他同汤玛士德纳罗公司预先签订印制合同。千炳圭打算跟随正要访美的朴正熙一行先到美国，然后马上从美国前往英国，这是为了防止被记者跟踪。朴正熙议长在记者面前按照预先编好的剧本作了一场秀。

“喂，千长官，听说你接到了英国的邀请？”

“是的，阁下，英国经济团体知道我随同阁下访美的事情后，向我发出了邀请。我准备在4～5天内到英国视察。”

据说，在朴正熙议长前往美国之前，柳原植才对情报部长金钟泌讲了关于货币改革的事情。千炳圭在华盛顿和朴议长一行道别后飞到英国，顺路去了汤玛士德纳罗公司。千长官发现，比他先来的丁来赫长官和这家公司把货币印制费定为646万美元。1961年我国的出口额为3800万美元。

汤玛士德纳罗公司设计的小面额货币的尺寸也太小。差不多跟邮票那么大。可是如果增加尺寸，就得多支付印制费。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增加大面额纸币的张数，减少小面额纸币张数的方法来放大纸币面积。就这样，千炳圭长官最后把印制费砍到了450万美元。当时下订单的纸币，最高面值为500元，下面依次是100元、50元、10元、5元、1元。为了防伪，面值500元的纸币采用嵌入金属线的特制纸，100元面值以下的纸币采用嵌入安全线的特制纸。

装武器的箱子里塞满的新货币

1961年底，筹划工作的实务人员——财务长官千炳圭跟英国汤玛士德纳罗公司签订新货币印制合同，回国后他才向正以情报部研究室要员身份研究货币改革的金正濂倒出了实情。曾参与过韩国战争时期的货币改革，并担任过财务部理财局局长的金融专家金正濂听完后嗖地跳起来了。

“搞货币改革？千前辈，你到底想干什么？这绝对不行。”

当金正濂提出反对时，事情已经走得太远了，根本无法阻止货币改革的进行了。这时千炳圭长官为从韩国银行悄无声息地拿出1953年货币改革文件的事情而烦恼。金正濂说：“那个不用担心。我收藏了一套当时的资料。”于是这件事解决了。金氏说：“虽然我不赞同货币改革，但无论如何都要进行的话，我会全力以赴，给我派些人员。”

1953年推进货币改革时，金正濂担任调查部企划调查科科长职务。与其共过事的科长代理裴秀坤（后任商业银行行长、银行监督院院长）当时在韩国银行调查部担任次长。千炳圭长官给韩国银行总裁打电话请求把裴次长调到情报部。金、裴两人又找来了1953年进行改革时担任韩国银行纸币发行局局长，负责新货币运输、分配等工作的金并玉（后任朝兴银行专务）。当时他从韩国银行辞职后，在朝兴银行当了监事。几个月后，韩国银行人事科科长代理安钟起（后任新韩银行监事）也参与了进来，与他们组成了一个小组。

刚开始他们在情报部下面一个办公室工作，后来为了保密四处流动，有时甚至在自由党时期李承晚总统用作别墅的麻布场工作。这四个人都参加过以往的货币改革，如果四个人结伴出行难免被别人看出来，于是他们格外小心。货币改革指挥者——最高会议财经委员柳原植任命金正濂为驻美参赞，并在报纸上公布了人事令，也是出于保密而伪装的。

金正濂小组虽然反对旨在动员产业资金的货币改革，但还是决定继续在坚持己见的同时制订计划方案。

1962年5月17日，包括朴议长在内的内阁首脑宋尧赞、柳原植委员、千炳圭长官等人出席了朴正熙议长在奖忠洞的公馆召开的对策会议。金正濂在会上提出了计划案，同时发表了计划不可行的观点。

“我认为，要想筹措产业资金，比起所谓货币改革的应急手段，使用传统财政金融手段更合理。如果必须要进行，需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据说，金正濂汇报完计划案后，再次陈述了他的不可行论。其他与会者却从国家角度出发得出了靠传统方法行不通的结论。在朴正熙议长前面，金正濂强调了美国协助的重要性。

“虽然我国是自主独立的国家，但既然接受美国援助，就应通过事前协商，使其提前储备援助物资，以保证今后援助的顺利引进。”

所有出席者都同意了这个观点，就连货币改革指挥者柳原植也说：“不用担心，交给我处理吧。”大家都称赞金正濂的报告“编得好”。直到这时候，金正濂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进行货币改革。但报告结束后，出席者们说，在英国印制的新货币明天到达釜山港，从6月10日起推行货币改革。金正濂惊愕不已。本来他心里想，自己小组里有货币发行专家，在新货币的印制问题上，理所当然地由自己负责。他做梦也没想到革命政府已经在外国印制新货币，并定好了改革的日子。

第二天（5月18日），情报部长金钟泌、次长李永根以及金正濂到美军机场，乘坐双引擎小型飞机飞往釜山。一个多小时后，飞机抵达水营机场。他们立即赶往釜山港第二码头。码头尽头的仓库区是禁止通行的。有一艘荷兰籍大货船停靠在码头，车智澈大尉等空投部队队员正在那儿等候。

新钞票是在李永根次长的指挥下由军人们负责卸船的。装新钞票的箱子相当于四个苹果箱子加起来那么大，卸货的军人们都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新货币。来之前他们已经听说箱子里装的是武器，所以小心翼翼地将其搬到贴有“灭火器”“轻机关枪”“重机关枪”“曲射炮”“通信装备”“化工药品”等标识的场所。有一次，用吊车吊起的箱子掉在地面上。金正濂担心箱子里的新货币跳出来，还好箱子里面有很厚的包装纸。

结束了两天的卸货作业，荷兰籍货轮准备离岗。据说，这艘船要去日本。金正濂又担心这些船员会泄密。负责这次运货的英国印刷厂德纳罗公司代表说，知道货物秘密的人只有自己、船长以及事务长，并承诺对保密性负责。

会引发大混乱吗？

推行货币改革两天前的6月7日，财务部从银行监督院选拔了13名检察派到了釜山码头。这些人都伪装成军官。他们的工作是跟情报部要员一起指挥军人把新货币运到兑换地点。他们对军人们有言在先：“里面装有爆炸物，不小心会出大事。”在搬箱子的途中，有的军人吸了吸鼻子说：“有怪味儿，是不是化工药品泄漏了？”然后急忙跑过来汇报。

韩国银行负责兑换货币。由情报部和军队负责把货运到兑换地点。保安措施非常完善。财务长官千炳圭甚至对韩国银行总裁闵丙涛也保密了。据千炳圭生前的回忆录，朴正熙议长48小时之前才通报了驻韩美国大使塞缪尔·博格。

据说，当博格大使被叫到议长办公室时，货币改革指挥者柳原植委员还跟他开玩笑，“我给您件礼物，猜一下吧。”博格大使问：“内阁总体辞职吗？”当朴正熙议长说“我们搞货币改革”时，博格大使露出惊讶的表情，说这是“好事”。单纯的柳原植议长真信了那句话，后来跟记者们说美国大使也赞成货币改革。

这时，博格大使在心里头肯定揣摩着“走着瞧”。对于未能提前探明5·16军事政变的美国大使来说，这次又得知了所谓货币改革的经济政变，自尊心一定严重受伤。况且，对于一直提供巨额援助的美国来说，这种受援国的“为所欲为”应该会让他们感到背叛吧。后来，千炳圭长官也拜访了联合国军司令官梅洛伊并向其通报了货币改革的事。

1962年6月9日晚上7点一过，本来安静的最高会议大楼开始变得人声嘈杂。最高会议全体议员、全体官员及韩国银行总裁都被叫过来了。会场大门紧闭，朴议长简单介绍了一下紧急召集大家开会的理由。接下来，柳原植陈述了由全文和附则构成的29条“紧急货币措施法提案”。晚上8点35分，法案在最高会议上全票通过了。紧急召集的内阁会议上表决了这一法律的施行令和细则。

朴正熙议长下指示说，“除了极个别人以外，事前没有跟大家协商，我深感抱歉。今晚10点10分之前，请全体官员和最高委员断绝一切对外联络，处于软禁状态。”就在这时，有个人必须离开这里，他就是韩国银行闵丙涛总裁。看守会议室出入口的警卫兵挡住了闵总裁的去路。这个场面被记者们瞧见了。有个记者高喊了一声“货币改革”。

8点40分左右，公报室长李厚洛面带兴奋的表情跑进了最高会议记者室。他要求记者们写保证书。内容是“晚上10点整为止绝不对外泄露或发表这份资料”。

一方面，到达韩国银行的闵丙涛立即召开金融货币委员会议，命令员工们进入紧急状态。其间金正濂一直忙于制订有关货币改革的秘密计划。他递给了总裁一个文件包，里面装有有关紧急货币措施的法令、说明、机构组建、指示内容等。

“任命李相德董事为货币措施对策委员长，把这个文件包交给他吧，他参与过第一次货币改革，有丰富的经验，处理事情会更得当些。”

朴正熙议长在货币改革之前，1962年6月9日晚上10点钟发表的（10日0点起生效）谈话中说，“现在仍有很多通过贪污腐败等手段积累的隐形资金，这些资金还没有变成产业资金。”并说，“屡增的通货量暗含着随时投机化的危险，这成了恶性通胀的要因。”接着又说，“我们必须把隐形资金和过剩购买力转为真正的长期储蓄，将其用作投资资金，同时需要防止通胀的措施。”

这次货币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把原来的货币单位“圆”改成“元”来使货币价值贬值10比1。朴正熙的谈话中透露出了这次货币改革的真正目的——以长期储蓄的形式把货币兑换时暴露的隐形资金留在银行，留做今后投资资金。这一做法不用说就是国家侵害私有财产，从另一角度来看，可谓是国家资本主义设想。

6月10日早上，朴正熙议长叫来了三星社长李秉喆。

“昨晚听广播了吗？”

“是，听了。”

“您怎么想？”

“会引发大混乱。”

“要为经济建设筹资，只有这条路可走，所以我们推行了货币改革。由于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最高会议里面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事。新纸币是由千炳圭长官在英国印制的。”

“为了兑换新货币，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在银行柜台前排长队，怨声会全部指向政府的。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浪费能源，全世界至今进行过货币改革的都只留下了祸患，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德陷入严重的通胀，于是推行了货币改革作为通胀的对策，但韩国的情况不同。韩国拥有巨额财产的人不太多。”

“应事前听一下企业家的意见。”

谈话当中来了几个电话，是各界对货币改革的反应，尽是些不尽如人意的。朴正熙面露尴尬的表情说：

“该怎么办？”

“我觉得还是取消原计划吧。”

“如果那样，政府会失去国民信任的，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李秉喆说：“我认为要想全面解决存在的困难，只能靠技术手段了。”说完他就走出来了。

美国叫停

从最近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来看，美国大使塞缪尔·博格于1962年6月7日从朴正熙议长的口中听到关于货币改革的事情后，当天就向国务部提交了反面报告。

博格在报告中分析的结论是“货币改革具有一种处罚非法敛财的性质，还将使政府失信于企业，因此也会妨碍经济开发的5年计划”。美国务部的看法也一样。即如果从生产厂家长时间抽走经营资金，予以冻结，这将存在很大的危险，且看起来像是对企业家课以沉重的资本税，这样不利于引资。博格大使马上接到了华盛顿的指示——现在中断货币改革为时已晚，只能缩小货币改革规模，尽快解除存款冻结。

从6月10日开始推行的货币改革包括了各种过激的措施。从第一天开始就禁止了100圆面值以上旧货币的流通。50圆面值以下的小额货币可以用到7月10日。对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措施是截至6月17日全面禁止金融机关存款等债务支付，对于存入旧货币的家庭，人均只能兑换500元，剩余的全部强行储入银行。钱本来是要周转，但因暂停流通，社会陷入了大混乱，经济活动也快瘫痪了。

6月10日，韩国银行召开了韩美对策会议。驻韩美国大使塞缪尔·博格带着政治参赞哈比卜、经济参赞帕帕诺、USOM（美国援韩使团）基伦处长、USOM霍伊泽尔博士来了。韩方出席会议的有最高会议财经委员柳原植、财务长官千炳圭、韩银总裁闵丙涛、货币改革筹备小组事务负责人金正濂。

博格大使说：“事前未向我方通报，也未与我方协商，我感到很遗憾。但对于贵方在没有泄密的情况下有序、有规律地推进货币改革措施的做法，我们予以高度评价。”柳原植委员说：“那样做都是为了保密，没有别的意思。”并承诺，“对于从6月16日开始实施的紧急货币政策，会跟美方商量。”博格大使的表情也温和了。

当时在场的金正濂曾参与过1953年的货币改革，因此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心里很清楚同美国援助当局的事前协议是货币改革取得成功的要因之一。所以在向朴正熙议长报告货币改革计划时，他强调了这一点，柳原植委员也予以肯定。但情况落到这个地步，他也吃惊不小。

6月16日下午，最高会议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存入银行冻结资金处理基准的“紧急货币措施法”。该法虽然通过了，但最高委员们埋怨柳原植事前没有跟他们商量，连财经委员长金东河也遭到了冷落。柳原植甚至跟美方也没有进行之前承诺过的事前协议。柳原植在生前编撰的回忆录里说：“美国大使馆多次邀我举行面谈，我都拒绝了。”

按照紧急货币措施法，在兑换货币时，人们需把部分预存在银行的钱及之前的存款划入冻结账户，并由政府出马强行将其用作产业资金。若是6个月以上1年以内的储蓄存款零存整取，冻结率适用预存款项的35%，对于其他存款，若超过1000万元，则被全额划入冻结账户。像这样，紧急措施法根据存款性质和期间规定了一定比率。

冻结账户上的资金即被6个月后成立的产业开发公司的股份所取代。另外，这笔款作为专项支付准备金存入韩国银行，并向储户支付年15%的利息。问题是冻结资金仅为约970亿圆，比预想的少多了。当初柳原植想出货币改革这种形式，说服朴正熙议长时说“华侨拥有通货量的约1/3，规模将达到1000亿圆。”但揭开盖后才发现隐形资金也好，华侨资金也好，都寥寥无几。

政府虽然采取了给储户最高融资冻结金额的50%等弥补对策，但这个强制措施的冲击太大了。由于资金流受阻，最先受打击的是中小企业。据拥有约17000家企业的中小企业联合工会中央总会统计，假设实行货币改革的6月10日开工率为100%，6月10日的开工率仅为42.5%。紧接着标题为“一两个月内即将面临完全停业的危机”“规模越小打击越大……连原料也枯竭”的报道出现在了6月22日《朝鲜日报》的经济版面。6月21日，大韩工商联合会和汉城工商联合会向政府建议：“对所有货币改革之前的存款，解除冻结措施。”

这次美军的态度非常坚决。从未搞过货币改革，神化私有财产权的美国必然觉得靠国家之力强行动员民间资金的设想基本上接近于社会主义。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博格大使向朴正熙议长转达的见解称，冻结一部分期限不满一年的存款是不合理的。

金正濂整理出一些西德货币改革的类似案例，向美方做了说明，但美方不理解，称“西德是靠与国际金融机关的密切合作得以成功的”。朴正熙议长指示金正濂，“期限不满一年的存款占整个冻结账户的15%，解除这部分存款的冻结。”美国的施压并未就此停止。他们又要求解除所有冻结账户。

USOM基伦处长会见工商部丁来赫长官后，从理念上批判了货币改革。

“这次货币改革的目的是把韩国经济引向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美国政府不会对韩援助被用于伤损资本主义体制信誉的行为，并且改革也会导致企业生产活动萎缩。”

草率地处理经济，会导致失败

6月21日，美国务部次官助理爱德华·赖斯叫来驻美韩国大使丁一权，并表示“美国一直尊重韩国主权”“在相同背景下，美国也在行使主权时有权自行判断”，然后警告说，“如果我们觉得（准备帮助韩国的）努力可能变无效的话，会重新考虑美韩政策的。”意思是说要是不解除通过货币改革冻结的存款，他们会中断援助。这下，近半数政府预算依赖美国援助资金的革命政府不得不举手投降了。

金正濂起草了一份专项措施法案提交给了最高会议，内容是解除冻结存款总额的三分之一为自有账户，剩余三分之二转换为定期1年的存款账户。至此，以强行冻结资金为基础成立产业开发公司，推进经济开发5年计划的货币改革中止，止于将货币单位“圆”改为“元”，货币价值贬值为原来的十分之一。后来，最高会议追究货币改革的责任，把财经委员长金东河调任为外务国防委员长，辞退了货币改革提案者柳原植委员。在这之前，内阁首脑宋尧赞和财务长官千炳圭也以承担证券波动的责任卸任了。至此，参与货币改革的要人全被否定了，唯独反对货币改革的金正濂得到了重用。

货币改革的失败是朴正熙执政后经历的第一次危机。但货币改革像其他很多危机一样，暗藏着良机。因为朴正熙久久没有忘记这次失败的教训，通过货币改革的失败，朴正熙打消了动员内资实现民族主义经济开发战略的念头。货币改革让他明白了当前根本没有能够动员的资本储备。靠民族资本建设支柱产业、建设代替进口的产业等设想失去了可行性。从此以后，引资、保税加工贸易、进出口等对外开放路线成了经济发展的主流。

革命政府在搞货币改革时立的名目是对旧政权时期的非法敛财资金等隐形资金予以公开化。从道德角度出发，朴正熙的货币改革类似于前总统金泳三从司正角度出发推进的金融实名制改革，两次都落得个失败的下场。通过这种失败朴正熙得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从道德上草率地处理经济，会带来不太好的结果，从此他非常务实地对待经济。

短时间内学到了经济的本质

1962年初，朴正熙左右摇摆的两条经济路线——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终于在互相摩擦中决出胜负。如果说为动员民族资本秘密推进货币改革，靠民族资本建设国营炼油厂等是自力更生路线的典型表现，那么引资推进工业化及培养出口产业等则是对外开放政策的表现。1962年，经历了货币改革这场骚动后，朴正熙放弃自力更生路线，选择了对外开放式工业化——进出口国政策。

在那场旋涡中，货币改革失败，本打算用民族资本推进炼油厂建设的计划也改成引进国际大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来投资。随着朴正熙方向的修正，以最高委员柳原植和汉城大学教授朴喜范为代表的具有激进倾向的人物退出舞台。相反，李秉喆等企业家，朴忠勋、金正濂等实务官员跟以朴正熙议长为中心的革命骨干们围绕着实事求是的路线开始共呼吸，同进退。朴正熙议长在5·16以后约一年时间内出现的执行错误可以被看作这位革命家学习经济的过程。

朴正熙之前的人生经历跟经济完全不搭边。在军队生活时他就对理财一直不感兴趣。他把钱看成石头，一直对它敬而远之。即使晋升为将军后，他仍没有抛弃之前对钱的看法，以致家庭全靠妻子陆英修精打细算，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虽然朴正熙对钱漠不关心，但他依然能看清经济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朴正熙不断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倡导新村运动，以此来推进经济开发，朴正熙这么做，不仅是让国民过舒适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为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在通过搞好经济建设摆脱数千年贫困，与北朝鲜共产主义一争高下双重动机的趋势下，朴正熙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一直在革命的紧迫下推进的。

革命之前，虽然朴正熙几乎没有读过经济方面的书籍，但他热爱历史书籍。正是因为他熟悉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学问——历史，所以在判断和决断经济政策和现代化战略方面占了很大优势。在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时，朴正熙一直贯穿着以史为鉴的思维，即将现实的问题放在历史的时空里，放在韩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思维使他在处理问题时能更客观，而不是受制于主观理念和当时自己狭隘的身份局限。

从政以后，朴正熙谦虚好学的态度又让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学到经济的本质。并且，比起侧重于理论的学者或慎重的官员，重视实践能力的朴正熙和那些实际能搞出名堂的企业家更合得来。

曾任过全经联常勤部会长的金立三曾描述过1961年6月朴议长和企业家会面的情况。

朴正熙议长指示最高委员柳原植把京城纺织的金容完社长（后任全经联会长）、天友社全泽珤社长和江源产业郑寅旭社长叫到最高会议办公室。

“我请各位来就是为了听一听大家对复兴经济有何高见。请随便谈谈你们的想法吧。”朴议长说这些话时语气非常恭顺。

全泽珤社长先开了口。

“1949年我去香港目睹了他们那儿的情况。当时香港到处是从大陆涌过去的难民。看到数百万难民在连饮用水也靠进口的香港都能找到工作，生机勃勃地生活下去，我很想知道其中的秘诀。经济实行‘保税加工’就是其中的奥妙所在。我觉得我们较香港当时的条件更优越。”

虽然全泽珤说得绘声绘色，但朴正熙仍无法真正理解。他困惑在“保税加工”到底指什么。朴正熙说：“明天我腾出时间，能不能麻烦你再来说明一下。”据说，第二天企业家们在朴正熙议长面前继续他们类似经济课的宣讲。

其中，金容完社长还建议，“进行基础学科的大学太多了，而技术专科学校太少了，所以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太少了，这点需要改革。”金社长还说，“还要释放以非法敛财罪被关起来的企业家。企业家的使命就是像蚂蚁一样死心塌地工作。培养一个实干的企业家，至少需要20～30年。’

郑寅旭社长说：“我国从来没有勘探过30米以下的地下有什么矿物。必须马上进行勘探，为失业者创造工作岗位。”正渴求振奋经济良策的朴正熙非常认真地倾听着这种忠告。他态度如此谦逊，反而让企业家不好意思。

一位会做生意的研究员

韩国科技研究所（KIST）首任所长崔亨燮博士之所以能够成功对研究所进行改革，除了有朴正熙总统个人对科技有极大的兴趣外，还和研究所的成绩直接和国家利益挂钩有关。研究所研究出的成果可以尽快出售给企业，通过企业将科研转化为生产力。

崔所长要彻底改变那种只有轻松悠闲的运营模式，他要将竞争的理念注入研究中，将研究所的研究目标和韩国当时励精图治、推进经济开发的背景契合起来。

KIST仿效了多家研究所的经营模式：虽然研究所花政府的钱，但采取自主经营方式，如加拿大NRC研究所；重点研究本国所需的澳洲CSIRO；促进研究结果产业化的日本物理化学研究所以及美国巴特尔研究所的合同研究方式等。

学习发达国家的研究所制度或专有技术，仿效但不崇拜，根据祖国所处实情和国家目标吸收他们的精华加以改变利用，重塑成韩国的方式，这也是朴正熙式的经营理念。朴正熙的现代化经营方略始终贯穿着市场逻辑和竞争逻辑。从这一点上看，它的方式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但从国家强有力介入的计划经济这点来看，它是社会主义。另外，从以忠孝为美德的人生观为基础上看，它是儒教主义。

朴正熙还以韩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合了美国科学技术、日本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人文教养后创建了他特有的现代化战略。朴正熙在解决各种问题时，首要考虑的是韩国的客观情况，将它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这种做法使其能将增加国家社会稳定、提高国民福利放在首要位置。

崔亨燮之所以得到朴正熙的重用（他在朴总统手下当了13年KIST所长、科技处长官、经济科学审议会议员），是因为其思考方式跟朴总统非常相似。

为了聘请在海外工作的韩国研究员，崔所长精心制作了一本研究所的宣传册。他从众多申请加入研究所的研究员中选拔了78名，并为了面试亲自前往美国。

“目前在韩国搞自己喜欢的研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韩国，你要搞能为企业做贡献的研究，那种研究可能没什么意思。但可以利国利民。”

最后，崔亨燮选拔了18个人，这18个研究员均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的研究年历均在5年以上。在回国工作之前，崔亨燮还将他们派到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去学习一段时间。

一个贝尔研究所出来的人说：

“我来自贝尔研究所，为什么要把我派到不如贝尔研究所的巴特尔研究所去进修？”

“派各位到巴特尔并不是为了增强你们专业领域方面的知识，而是学习如何做生意。在那儿你们首先要学习的是怎样编制研究计划书，怎样从企业争取研究项目。”

崔亨燮和KIST无疑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始于将科技和赚钱联系在一起。在把赚钱视为一种罪恶、轻蔑士农工商当作主流意识的韩国，崔亨燮或朴正熙这种务实的发展路线必定招来高喊民主主义的当权阶层——知识分子强烈的反抗。

“我们要做的不光是学术研究，而是要研究企业需求的东西。所以研究人员需要很务实。但现实往往不一样。读过书的人，尤其在国外取得学位的人还是喜欢学术研究。切实地协调社会需求和研究员的研究方向就是当时研究所管理层需要完成的任务。”（摘自崔亨燮回忆录《不熄灯的研究所》）60年代中期企业要求更多的是技术指导，而不是抽象的学术成果。比如以主要针对出口，有短、平、快等特点的纤维工业需求的不是新纤维合成的技术，而是需要织物加工中如何处理染色这类技术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让国外学习回来的研究员做，他们都不乐意做。

崔所长只能临时找与这个领域相关的研究员。于是，他聘请了毕业于汉城工大纤维系，曾在釜山一家叫大元染料公司的中小企业做过事的尹汉植博士。

技术员出身的研究员尹氏要待在重视学术研究的海归研究员中间，其中的辛酸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最终他不辱使命，取得了大成就，开发出了第3代合成纤维——芳纶纤维的制造方法，他提出的高分子形态学新理论被介绍到世界权威学术杂志——《自然界》（Nature）。

政治家可以说谎，但技术员不会说假话

朴正熙总统推进现代化战略的精神内核就是务实主义、合理主义。这种精神其实是和科学的本质相通的。朴总统虽然不是科学家，但他理解科学的精神和宗旨。

朴正熙曾上过满洲国、日本及韩国的陆校，陆校的教育更偏重于理工科方面。而且朴正熙由步兵转为炮兵，掌握了炮兵术。炮兵不但要熟悉大炮和炮弹的性能，要想命中目标，还得熟练掌握看图法、测量法及三角法。

当朴总统搭乘直升机出差时，看见同乘的长官看地图，有时会问：“你知道现在到哪儿了吗？”如果那个长官说不知道，总统就用手指着地图告诉他准确位置。在直升机上找对地图上的飞行位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朴总统乘坐直升机巡行时，有时能在地图上直接画出京釜高速公路路线。朴总统认为，政治家或行政家可以说谎，但技术员不会说假话，所以要尊重他们的意见。

1962年军政时期，担任工商部化学科科长的吴源哲接到最高会议朴正熙议长的传唤。朴议长正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议长室里抽烟，他问吴源哲：

“现在第三水泥厂和第四水泥厂建得太近，相互间因为竞争资源矛盾很多，先建的第四水泥厂提交请愿书说用水不够，希望将第三厂搬走，吴科长，你怎么想？”

“如果不是严重的枯水期，生产水泥不需要那么多的水。即使存在问题，各自修建水库，也没什么大碍。还没到政府干预的时候。”

“是吗？知道了。”

汉城大学化工系出身的工程师吴源哲建议把石化工业建设纳入1967—1971年的第二次经济开发的5年计划中，并且还编制了报告书，想等1965年工商部年初巡回考察时报上去。

当吴源哲将报告的内容讲解给总统听时，他非常认真，尽管报告中有很多难解的技术术语。看着这样的总统，吴源哲报效祖国的干劲更足了。他在讲解报告时还特别对一些项目进行了南北朝鲜比照。

“北朝鲜把煤炭作为生产肥料、维尼纶等所有化学及纤维产品的原料。由于耗电，生产成本也高，在其他国家这种生产工艺已经淘汰。要是我国能完成石化工业，那与北朝鲜比在轻工业领域绝对占优势。”

听完这句话后，朴总统非常高兴，他当场指示组建一个“石化工业企划团”，来做相关的筹备工作。后来，蔚山石化工业园举行竣工仪式时，朴总统乘火车前往，途中对同乘的长官们说：“你们说一下石化产品的名称。”长官们只说出了2～3种。有人说的错得很离谱，朴总统都进行了一一纠正。

朴总统亲自到工厂，或土建工地，或武器开发现场和技术人员进行讨论。因为技术员们大都对自己的技术很自信，所以有时会毫不犹豫地反驳朴总统。朴总统并没反感，反而耐心倾听他们的见解。

为什么是韩国的三星？

对于今天韩国主力的电子通信产业的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1969年夏天工商部报告的电子工业培养方案。

1969年，工商部企划管理室吴源哲室长向朴总统做了以下的经济汇报：“从今年到1971年为止要集中开发62个项目，出口创收1亿美元，到1976年为止出口额要达到4亿美元。”

吴源哲室长的报告持续了约2个小时。吴源哲室长善于用简单语言来描述科技项目，并且他制定的方案可行性也比较强。吴室长强调，为了重点培养电子产业，政府需要投入140亿元。为筹集这些资金，制造业可以援助资金124亿元，研究及振兴机构可以援助16亿元。

朴总统屏住呼吸听完让人心潮澎湃的宏伟蓝图后，对在座的经济企划院金鹤烈长官说：

“金副总理，可不可以拿出这笔钱？”

“是，就照工商部的方案执行吧。”

“那按工商部的方案执行吧。”

1976年电子产品出口额大大超过了当初的目标（4亿美元），达到了103600万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7.6%。吴源哲后来评论朴正熙说：“不光是工业领域，朴总统在农业、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都秉持向技术人员虚心求教的态度，所以，他在决断涉及与技术相关的项目时，才够客观果断。”

1968年4月18日，逗留在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朴总统收到一封李厚洛室长转交来的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金玩熙博士寄来的，信中金博士表达了想和总统见面的意愿。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到随后的10年，金玩熙博士在朴总统着重发展电子工业的过程中，以平民的身份扮演起了顾问角色。1968年，他为连晶体管也造不出的韩国提供了韩国型电子产业培育方案，得到了朴总统的全面支持。

金玩熙博士于1926年出生于京畿道华城郡乌山，毕业于京畿中学后，在汉城大学工程大学攻读了电气工程专业。接下来，从1953年开始到1955年，他到美国犹他大学攻读了博士课程。读博士期间，他发现了可称得上“电子工程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布鲁尼定理”，并将它作为博士论文发表。

金玩熙博士的理论成了电路设计的重要标准，他通过这篇论文，获得了国际声誉，从1958年开始，他便在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系任教授。

金玩熙博士第一次见到朴总统是在1961年11月份，当时朴正熙受邀访问美国，金玩熙博士也正好去了为参与韩国战争的美国将军举办的酒会。金博士因为是哥伦比亚大学唯一一位韩国人，所以有机会坐在最前座，他仔细观察了在台上演讲的朴正熙。

“朴将军拿声明书的手直哆嗦，身穿军装的随行人员透着一股土气，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那里没有熟人。因我还有个讲座，便在酒会中途就出来了。”

与朴正熙总统的第二次见面是1965年5月19日，朴总统访问纽约的时候。纽约市长华格纳为朴总统在华尔道夫酒店举办了晚宴。金玩熙博士也应邀出席了。

“按照主办方的安排，他和妻子一起上台与朴总统握了手。朴总统这次跟上次很不同，这次看起来要气派得多。”

俩人的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1967年8月底，金玩熙博士收到工商部朴忠勋长官的邀请函。当时金博士是电子及计算机工程系主任，正负责一个美国政府赞助的研究项目。不仅如此，为了编写第二本教科书，他整个暑假都没有闲暇，根本抽不出时间。就在这时，一个韩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书记员提醒他：“其实是青瓦台邀请的。”韩国政府甚至预备了泛美航空公司的机票，以便金博士随时出发。

当时，朴总统正寻找电子工业领域的旅美科学家。韩准石秘书、秋仁锡秘书和当时正创建KIST（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崔亨燮博士商量后推荐了金玩熙博士。

1967年9月4日，到韩国的金玩熙博士听取了工商部朴忠勋长官关于韩国电气机械工业的实况介绍。“电气机械工业”一词是日本造出的术语，当时还没有“电子工业”或“电子产业”的说法。这时，金玩熙博士开始把“电子（Electronics）”和“产业（Industry）”两个词组合成电子产业或电子工业使用。后来日本也跟着使用了这种叫法。

当时，韩国主要经营发电——送电——配电等所谓的电力领域项目。能称得上电子产业的行业还停留在装配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初级制造业水准，因而只将这些列为“电气机械工业”。

在美国，与半导体、电脑、无线通信及数据通信等相关的产业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展了。电力系统工业当时在美国已经走下坡路了，电气工程科目在一流大学也逐渐消失了。

为了让金博士回国效力，朴忠勋长官对金博士说：“我们也想制定出像日本那样的能促进电子工业快速发展的方案，请帮忙吧。这是总统的意思。请明天亲自考察一下相关研究所和生产工厂吧。”

从第二天开始，他和工商部李哲承次官一起考察了韩国电力、大韩电线、电波研究所、中央工业研究所和位于釜山东莱的金星社等工厂。在当时来说那就是全部。看完这些大概就能推测出当时电子工业的水平。

一句话，和西欧相比，韩国处于原始水准。当时韩国生产的电子品种非常粗杂。连当时被称为电子行业老大的金星社都仿制香港产的晶体管收音机。

金玩熙博士花了4天时间到全国转了一圈。察看电子行业现况后，他准备了用于报告的图表。做这个工作，工商部电气机械工业科尹祯宇系长和李泰久常务等协助了金博士。

1967年9月13日上午10点，金博士在青瓦台总统办公室开始做报告。出席报告会议的有朴正熙总统、工商部朴忠勋长官、申范植代言人、韩准石秘书等。因为出席者比想象的少，金博士抱着失望的心情开始了介绍。

报告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就是在这两个半小时里，金玩熙博士第一次对朴正熙这个人物产生了好感。

“这两个多小时，朴总统一动也没动。眼光从没有离开过我为他们展示的图表。我在讲台上教过许多学生，可没有见过像朴总统那样这么集中精神听课的学生。我在做报告时，偶尔会看一下总统，他好像连专业一点的内容都理解了。”

12点30分，报告结束了，金博士同朴总统共进了午餐。朴总统边夹起苏子叶放在金玩熙博士的羹匙上边说：

“金博士，这个我不太喜欢吃，内人听说金博士要来特地准备的。”

金玩熙博士回忆说：

“饭食朴素得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为总统准备的。唯一的肉类就是炖排骨。就那个排骨朴总统也几乎全部放在了我的前面。”

用完餐后，朴总统把金玩熙博士请进了书房。过了一会儿，朴总统从抽屉中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子上，说了这样的话。

“金博士，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希望在韩国购买工厂用地用来生产这个东西，要我们批准。”

放在桌子上面的是一个小晶体管。

“据说，这样一个小东西要20～30美元，手提包一个要几万美元。可是我们现在只能出口棉织品……用车装满一个粮仓也还不如一个手提包……我想见金博士也是因为这个。金博士，我国也想发展电子工业，请帮忙。”

金玩熙博士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光凭我的力量做不到，得回美国求专家帮忙。”朴总统问需要多少费用。

“估计需要20万美元左右。初期需要10万美元。”

金玩熙博士告别后正要走出青瓦台，朴总统把装有2000美元的黄色信封递给他。这个数额当时相当于约100万韩元，和韩国至美国往返的机票价格差不多。到1979年10月26日朴总统死亡之前，金玩熙博士每年来回韩国3～4趟，每次都是朴总统亲自将装有这个数额的信封递给他。

1967年9月底，金博士回美国后发现，工商部给他汇了10万美元。“韩国政府财政窘困。还汇巨款给金博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朴总统对电子工业抱着相当大的期望。于是，我在处理完期间堆积的工作后，便正式开始构思电子工业发展的方案了。”

金博士制定的目标是建立符合韩国国情的“韩国型”电子工业。为了了解其他国家的成功案例，他委托美国专家展开了调查，同时委托韩国的KIST调查了韩国电子工业的现况。

1968年1月，金玩熙博士根据劳务处提供的资料编制了题为“创立作为国家基础和出口支柱的电子工业”的报告书。

金玩熙博士再次来韩国是1968年3月7日。为了做报告，金博士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大学学长亨尼西博士和既是音响系音响装置领域权威又是电气建筑系教授的哈里斯博士以及主攻市场调研的蔡斯社的会长、经营国防企业——哈佛工业的国防电子工业专家赫尔利社长等一起赴韩。

1968年8月1日上午9点，在青瓦台办公室，金玩熙博士做了报告。以朴正熙总统为中心，在座的有工商部金正濂长官、申范植代言人、申东植首席秘书、金东洙秘书等人。共80页的图表报告经众人的手传递过去又递回来竟花了3小时30分钟。

报告的结尾，金玩熙博士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对电子工业来说，产品周期非常短，所以在国内老老实实开发自主技术时间会来不及。要想办法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才行。为此，要成立振兴电子工业的学院，调动举国资源，在短期内将电子工业发展起来。”

报告结束后，朴总统起身说：“辛苦了。边吃饭边谈吧。”

就餐时，工商部金正濂长官夸奖了金玩熙博士，但这句夸奖的话有很大的自谦的成分：

“金博士，辛苦了。可是简报中有很多专业术语，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比如说蓄电器和蓄电池有什么区别。”

正在用餐的朴总统说：

“喂，你这人，蓄电器指电容器（condenser），蓄电池指电池（battery）。”

金玩熙博士在心里咂舌。快用完餐时，朴总统对金玩熙博士提议的电子工业振兴院提出了疑问。

“金博士，你觉得这项工作由谁来推进好呢？”

看到金博士答不上来，朴总统又问：“让谁负责振兴院呢？”这时金正濂长官答话了：

“阁下，除了编制这个方案的金博士以外没有更合适的人。”

朴总统把目光转向了金玩熙博士，他慎重地问：

“金博士，你愿意回来吗？”

金玩熙博士对这个要求有点意外。他向朴总统解释说：

“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辅导几个读博士课程的学生，并且还要和他们一起做几个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大型项目。要是我回来了，学生的学业和几个研究项目都会受到影响。不好办啊。”

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金玩熙博士回忆说，当时才发现朴总统不是一个盲目推进工作的人，他对金正濂长官说了这样的话：

“金长官，那就不要另设机构了，利用现有的吧。反正除了金博士以外没有合适的人选！”

朴总统所提及的“现有的”就指精密机器中心。

金玩熙博士回忆：

“那时我根本没有料到他们会想把振兴院交给我负责。”

从那以后5年，一直没有找到胜任振兴院院长这一职务的人，电子工业振兴院成立方案就那样搁置在总统抽屉里。

朴正熙总统通过金玩熙博士坚定了对电子工业的信心。金玩熙博士算是朴总统屈指可数的几个平民好友之一。朴总统把曾任工商部工业局局长，现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的吴源哲引荐给金玩熙博士，他说：“这位是吴首席，不，是吴博士，这位是我们金博士。”他开始把“我们”两字加在名字前面。从此，金玩熙博士一来韩国，他就说“我们金博士来了，欢迎欢迎”并热情接待。金玩熙博士虽然没有正式编制，但可以自由地于工商部、邮电部、科技处出入，并一直担任信息通信部的业务顾问。

朴总统和金玩熙博士之间来往的书信达130多封。在朴总统的引荐下，金玩熙博士同金星社、三星电子、大宇电子、亚南电子、大韩电线等国内电子行业经营者一直有联系，并一直担任他们的顾问，或介绍外国可信赖的合作公司给他们。在电子工业发展上，朴总统一直很仰仗金博士。

朴槿惠报考电子工程系

1968年夏天，听了金玩熙博士做的关于电子产业的报告，朴总统也觉察出国际市场的变化，便让当时正读圣心女子高中三年级的大女儿槿惠报考了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

1974年8月15日，陆英修女士遇害以后，朴槿惠小姐便扮起了总统夫人的角色，于是金玩熙博士也经常跟槿惠小姐联系。由于专修电子工程专业，槿惠小姐和金博士更能用专业术语对话，这样沟通更容易也更有效果。

“外部人很难想象槿惠小姐为韩国电子产业发展立下的功劳。从她母亲去世后，她开始为发展国家电子产业积极努力，没有槿惠小姐就没有今天的韩国电子产业，这句话毫不为过。”

陆英修女士遇害后，朴总统觉得剪彩等仪式类的活动既烦琐又没有什么意义，便开始拒绝参加。每当这时，槿惠小姐便会代替总统去参加。

从1976年开始，只要青瓦台或工商部召开出口扩大会议，金玩熙博士就回国，正式代表韩国电子行业出席这个会议。这时，纺织协会会长坐上座，金玩熙博士坐次席。当时纤维产业是第一产业，电子产业是第二产业。金博士对此表示不满。

“我下决心有朝一日要看到电子产业被认定为第一产业，于是于1978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谅解，提交休职申请后，回韩国出任电子振兴会常设会长职务，开始正式做事，为电子工业奔忙了一年。为了振兴电子产业，几乎踏破青瓦台、国会、教育局、企业等机构的门槛，而且决定承办1979年9月24日到10月2日的第10届韩国电子展览会。”

他托工商部崔珏圭长官邀请朴总统出席展会剪彩。可崔长官说，陆女士去世后朴总统不出席剪彩等活动。总理也来消息称不能出席揭幕仪式。金玩熙博士心里有点不高兴。

“韩国政府比我更希望发展电子工业。这种电子展览会总统是应该出席的，那样可以提升电子行业的士气，掀起发展电子工业的热潮。可是现在的一国之主都撒手不管了，而我是放弃了教授职务满怀热忱来韩国的，总统这样真让人泄气。”

1979年9月18日，金玩熙博士写了一封邀请朴总统和槿惠小姐出席揭幕仪式的信寄到了青瓦台秘书室。对于总统能出席，金博士没抱什么希望。

“大概是晚上10点，工商部长官来电话，通知我朴总统和槿惠小姐将出席揭幕仪式并和我一起吃午饭，让我做好准备。到时现场会比较混乱，总统要参加的话，需提前做好现场调查，甚至就餐时用的夹具和餐具也要从青瓦台带来。距离揭幕式仅剩12个小时，还有宵禁，哪有办法做准备。”

上午10点朴正熙总统和槿惠小组来到了展览现场，参观了约2小时后，走进了休息室，并把工商部崔珏圭长官和金博士也叫了进去。

金玩熙博士对崔长官说：“我准备向阁下建议推广彩电，打开韩国的彩电市场。”当时，彩电还没有在韩国上市，政府也不允许推广彩电。金玩熙博士认为这是拉韩国电子工业的后腿，他想强行推进，可是官僚们只看朴总统的眼色。

金玩熙博士提议彩电上市已不是第一次。

“发达国家早在50年代就开始生产彩电了。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生产彩电了。70年代国家不生产彩电的只有韩国了。从70年代初开始，推广彩电，打开彩电的市场成了韩国电子行业的夙愿。为了赚外汇，彩电的生产是必需的。

“国内电视广播公司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并且电子行业的技术都很成熟，资金也充足，并且已经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彩电了，就等销往美国等地了，可这时美国不干了，理由是韩国的国内市场都没开辟出来，为什么要卖给我们国家。”

1972年，金玩熙博士第一次试图说服朴总统。

“阁下，为了国内电子工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开通彩电广播啊，这样才能推广彩电，才能拓宽内销市场，进而扩大出口量。3基色彩电比黑白电视需要多3倍元件。所以只有做彩电广播才能带动国内电子行业。尤其是现在美国有限制从韩国进口的动向，而他们限制的理由竟然是韩国都不卖自己生产的彩电却要出口到美国市场。况且全世界都已经跨入彩电的时代了。”

当时朴总统是这样说的：

“金博士，作为总统我最不愿听的话就是政府只关心有钱人，不理睬穷人。现在还有很多没有黑白电视看的人，要是推出更昂贵的彩电，人们会觉得生活更悲惨。当然，我也不可能让生活在清溪川桥下的所有人过得富裕，但不愿看到穷人产生更落魄的想法。还有，如果金博士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工商部不向我提议呢？”

一听金玩熙博士准备向朴总统建议彩电广播的问题，崔长官极力劝阻他：“会出大事的。那是阁下最不愿听的问题。在这里不要提了。博士！”金玩熙博士很后悔，“不该先跟长官说，直接上诉就好了……”

“然后我进了休息室，朴总统坐着那儿，整个人都靠在椅背上，显得很疲劳。跟他交往了近12年，头一次看到他那种样子。槿惠小姐笔直地坐在他旁边。”

朴总统面带倦色说：

“金博士！展示的产品都是外国产吧？”朴总统清楚国内企业大多现在生产出来的产品，还只是采用国外的核心部件，有时候只是更换一个外壳，就把它当成国产的啦。

吃午饭时，朴总统和槿惠小姐、贸易协会会长朴忠勋、秘书室金桂元室长、警卫室车智澈室长、吴源哲经济首席秘书以及金玩熙博士围坐在饭桌上进餐。

“要是过去……”朴总统先开口了，可是这天他脸色凝重，这句话并没说完。

贸易协会朴忠勋会长非常了解金玩熙博士的心思，他提起了话头。

“金博士，怎么样？10年前拟订的电子工业发展方案，现在亲自上阵指挥……跟过去比是不是有很大变化？”

“是的，当时我制订5年内出口额达到1亿美元的出口计划，没人相信。可是不到3年，计划就实现了。如果以这个速度发展，电子行业马上会成为第一产业。要想那样，就需摆脱现在这样的出口一边倒倾向，要开拓国内市场。”

为了把话题转向彩电问题上，金玩熙博士瞥了一眼朴总统。

“朴总统露出什么也没听见的表情，只顾着吃饭。是劳累、疲惫而消沉的表情。在这种气氛下我能说什么呢？”

20多天后，展示会结束，松了一口气的金玩熙博士又想起了彩电问题，于是他于10月26日上午给朴总统写了一封信。

“日前，您亲临电子博览会，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电子行业的士气，我们承诺今后会更加发奋努力。电子行业的出口规模依然会扩大，为了实现目标额我们会更加努力。

“……可是现在一些大型家电厂的处境非常困难，像金星、三星等大企业面临着破产危机。如果您在这个时候能解决下面两个问题，会拯救这些企业的，电子业也会取得飞跃性发展。

“……一个是您熟知的彩电上市问题。不管从技术还是经济上考虑，为了振兴电子工业这是必须通过的关口。”

寄完这封信后，金玩熙博士为了其他的事情去了龟尾，第二天早上听到朴总统过世的消息。朴总统读不了金博士的最后一封信了。

“不知不觉泪水夺眶而出。天塌下来的感觉。那一刻，我特别想为朴总统做点什么。

“让韩国电子工业屹立在世界市场上。朴正熙总统需要我的唯一理由正是那个。我决定以后的日子，我要为此更加努力。

“不久后，哥伦比亚大学来电话问我是否继续挂名誉教授之名，我回绝了。当时我想，失去朴总统的那一刻我也失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朴总统去世后，金玩熙博士直到1984年一直兼任电子工业振兴会常设会长、电子工业合作社常设董事长职务，创刊《电子时报》（《电子新闻》的前身）。目前以电子工业界情报简报发行人兼总编的身份活动，他在硅谷成立TACI（国际技术评估株式会社），出任董事长及法人代表，经营把美国产业技术引进国内的专业企业。他的学问为韩国立下的功劳得到了美国务省下属团体US-Asia institute的认可，1989年为他颁发了“Achievement Award”（成就奖）。

2001年1月初访韩时金玩熙博士给笔者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为了遵守和朴总统的无言约定，我会终身为韩国电子工业而努力。”

第三章 韩国的复活

为什么韩国成功了，菲律宾失败了？

为什么朴正熙预言马来西亚要发生“政治大爆炸”？

朴正熙去台湾会见蒋介石，都说了什么？

德国总理为何劝朴正熙和日本握手？韩国向日本要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朴正熙如何怠慢“不得势”的尼克松？如何赢得了美国的尊重？

1963—1965年朴正熙卷入政治混乱，他不但并未失去方向，而且还把国家发展确定为外向型发展模式。这个时期国家将“现代化建设”进军到了国外，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比如向西德派遣矿工、护士，鼓励国民移民南美，决定向越南派兵，开拓远洋渔场，制定促进进出口的方案以及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等。因国土分裂失去半壁江山的韩国想通过进军海外世界来确保其有广阔的民族活动空间。换言之，朴正熙总统的这些决策把握住了重新复活的契机。

德国总理劝韩国与日本握手

“韩国是贫穷的国家。因为100年前我们祖先弱小，不了解世界，所以错失了发展的机会。现在我们到德国学习莱茵河边上的奇迹，也想建设一个像德国一样富强的国家，成为不受威胁的自由强国。我小时候所处的时代是日帝时代，总饿着肚子……”

白永勋翻译官回忆：

“朴总统翻来覆去地讲了两三遍大韩民国命途坎坷。讲了5·16军事革命的背景，日帝时代的事情，6·25时期的经历，自由党时期的故事后，又讲了遍日帝时期的事情，语无伦次地讲着。在一旁翻译的我都觉得过意不去了，但德国埃哈特总理抽着雪茄烟一直听着。认真倾听朴总统讲韩国的过去。并且时不时在脸上明显露出感动的表情。因为老重复同样的内容，我都焦急了，手一直擦流下来的汗。”

朴正熙一个人用完预定的40分钟时间还觉得不够。埃哈特总理通知秘书再延长30分钟会谈时间。朴正熙最后梳理了自己的讲话内容后，这次着重请求西德政府对韩国进行经济援助。埃哈特总理这才开了口。

“阁下，和日本握手吧。”

当白永勋教授翻译这句话时，朴正熙对他发了火。

“什么？我说借点钱，怎么说起日本来了？”

埃哈特总理好像从朴正熙的表情就理解了他的意思，在白教授开始翻译之前，就又接着说道：

“阁下，在历史上我们德国跟法国共打了42场战争。但阿登纳总理跟戴高乐见面握手后，我们两国便和好了。韩国也跟日本握手吧。”

朴正熙总统也不甘示弱，他对击双掌，说：“德国和法国是在平等的地位上打的仗。”接着他又用右手掌猛击一下左手背，激动地说，“而我们是一直受压制的。”

“我们跟日本从来没有在平等的地位上打过仗。悄悄变强大的日本侵略了我们，但到现在还没道过一次歉。你说，怎么能跟这种国家握手？”

“是吗？日本应该道歉。在和法国的战斗中德国一次也没有输过，但在战争中德国一次也没有赢过（大笑）。我的前任阿登纳总理是位很优秀的人。尽管德国和法国关系那么不好，他还是跟法国总统见面，握手言和了。”

“阁下，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应该看未来，而不是总是执着于过去或现在。两个国家间建立合作关系，才能更好地应对威胁。我劝你跟日本握手吧。

朴正熙再次把右手手掌叠在左手手背上，反问：“我们是这样受压制所以反抗的，还要握手？”埃哈特总理面露慈祥的表情，握住朴正熙的手，接着说：

“是的，阁下，不管是因受压制而斗争，还是平等斗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和日本握手发展经济吧。我们会在背后支持你们的。让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发展吧。”

听完埃哈特总理的话，朴总统面露感激，握着总理的手，从座位上起身。距离开始会谈已经过了1小时10分。结束会谈后，埃哈特总理决定向韩国政府提供无担保财政放款25000万马克（约4770万美元）。

1964年12月9日下午，和埃哈特总理成功结束高层会谈后，朴正熙轻松地出席了埃哈特举办的午宴，这是他这次来德国后第一次心情如此舒畅。

午宴一结束，朴正熙就把准备好的礼物赠送给了埃哈特总理，下午4点钟回到住处。其间，张基荣副总理通过与埃哈特总理的单独会面详细商讨了有关韩德经济合作的具体内容，并得到了西德政府明确的答复。双方一致同意了制订的从1965年到1967年为止的韩德经济合作的3个年计划，西德方将韩国棉织品进口配额由原来的100万马克增至200万马克。

这天晚上8点钟，朴正熙总统举办了晚宴。埃哈特总理开朗的话语和和蔼的表情让晚宴现场一片欢乐。他举着香槟酒杯朝席上说：“我当总理之前是经济长官，当时我想去韩国当经济顾问。想参与韩国经济复兴。”这句话得到了喝彩。

他还说：“今后在韩国经济重建的问题上，要是韩国政府需要我个人的知识和帮助，我在任何时候都会愿意效劳的。”埃哈特总理提议大家唱舒伯特的《菩提树》，酒宴上即传出了韩德合唱。

被德国学生的“示威”吓怕了

1964年12月10日，朴正熙总统一行离开汉博恩矿产公司，去访问了蒂森钢铁公司，之后便出席了由钢铁工业中心的北莱茵州州长迈尔斯夫妇举办的午宴。

这天下午4点15分，朴总统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北豪森机场搭乘泛美航空公司所属的飞往柏林的客机，约一小时后，抵达了位于北德国平原地带的西柏林市腾佩尔豪富机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柏林被苏联占领，地理上与西德（德国联邦共和国）隔离。白天东德居民们到西柏林地区干活儿，一到晚上又回到东德地区。在维利·勃兰特（后来任德国总理）出任西柏林市长的1961年，频繁出现东德居民搬往西柏林的事情，这加剧了东德人口的空洞化。感到制度有崩溃危险的东德当局于1961年8月20日砌筑了总长为50公里的混凝土墙，将柏林人为地进行空间隔离。

勃兰特市长在西柏林机场致了欢迎词：“有机会让您看到柏林的问题和业绩，本人感到很高兴。”对此朴总统回答：

“今天，本人只是本着精神上成为一个自由柏林市民的心情来到这儿。方才飞越东德上空时，看到像海一样漆黑的东德，想起了我们在北朝鲜生活的同胞的处境。今天的柏林不仅是各位的城市，也是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精神城市。

在被饥饿和恐怖所笼罩的地方，柏林的自由和复兴之火熊熊燃烧，它的存在是今天自由胜利的象征，也意味着戳穿一些人宣称的谎言福音火花正在向四方传开。柏林和板门店结束悲剧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终结悲剧才能使人类的和平和繁荣永久下去，我们要自始至终团结在一起向前进。”

机场仪式结束后，朴正熙总统在凯宾斯基饭店休息了一会儿后，之后又访问了柏林市厅。维利·勃兰特市长向朴正熙表达了敬意：“见到勇敢人民的勇敢总统，我非常高兴。”晚上，朴总统与维利·勃兰特市长共进了晚餐，结束了他在柏林的第一天。

第二天即12月11日，柏林冬天的早上，风凉飕飕的。朴总统和德国企业家们共进早餐后，一起视察了柏林墙。在柏林市住宅建设部罗尔夫·施韦德勒长官的引导下，朴总统在波茨坦广场登上了瞭望台。朴总统远望了一阵子笼罩在寂寞中的东德。在一旁静观的翻译官白永勋教授回忆，“在访德期间，朴总统那一刻的表情是最严肃的。”朴总统望了一阵东德后，转身对随行记者们说出了感想。

“今天我看到了北朝鲜。虽然在韩国看不到北朝鲜，但今天我通过东柏林看到了北朝鲜。这个地方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为了和平和自由，柏林市付出了多大的辛苦。自由柏林市的这种努力成功打破了共产主义迷信，其功劳与日月同辉。”

上午11点，朴总统访问了自由柏林工科大学。保罗·希尔比校长把朴总统请进了电气工学系演讲室，那里有1000多名学生在等候。朴总统一走上讲台，下面的西德学生就一边哐哐敲桌子，一边大声叫嚣，表示欢迎朴总统。这一瞬间，朴总统的表情僵硬了。朴正熙把柏林工大学生的这种欢迎方式误解为了抵抗，于是面露不快地开始读演讲稿：

“……在此谨向创造这次机会的学校当局表示深深的谢意。”

当第一部分演讲结束时，学生座位上再次传来了雷鸣般的吼声。听着学生敲桌子的哐当声和喊叫声，朴正熙越说越泄气。朴正熙没有找到演讲稿的下一段，便开始了即兴演讲。给总统翻译的白永勋教授直冒冷汗。在即兴演讲中，朴正熙讲了德国学生们感兴趣的事情。

“德国一直是我钦佩的国家，而柏林工科大学是德国创建科学文明的本营。”

学生们再次敲桌子跺脚。仔细看了一下当时的场面，朴总统这才明白学生们是在欢迎自己。朴正熙仔细打量了演讲稿后，找出中断的部分开始念下去。这天，因学生们的欢呼朴正熙演讲中断了十几次。结束演讲后，走下讲坛的朴总统拍了一下白永勋教授的胳膊说：“白教授，你早点告诉我呀……”这时，朴正熙的脸笑得像一朵花。

把矿工和护士派到德国去

在李承晚政府时期，李基鸿曾担任复兴部（经济企划院前身）企划局局长，且参与了经济开发计划的制订工作。1962年3月，他被派到韩国驻西德大使馆担任经济企划院驻在员。当时，韩国军事政府为了向国外输出劳力，对各国驻韩大使馆下发了训令。李基鸿驻在员（历任经济企划院次官助理）和金泰卿助理寄希望于鲁尔矿区。这里的矿工有很多来自于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日本，他们常被称为“异地工人”。李基鸿心想，既然躯体矮小的日本矿工能干这些活，韩国矿工没理由干不了。况且因日本本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日本矿工逐渐对在德国劳动失去了兴趣。

李基鸿驻在员访问鲁尔地区煤矿公司时，曾试探了对方的想法。对方虽然答应雇佣韩国矿工，但称韩国矿工必须取得德国劳动厅许可。于是，李、金两人去找了劳动厅劳动政策局的凯弗比茨局长，精通德语的金泰卿事务官介绍了情况：

“我们国家虽然贫穷，但人民很勤劳，而且我国派来的矿工们都曾在部队服役过，所以训练有素，熟悉集体生活。”

凯弗比茨欣然同意了。李基鸿便很开心地回到了韩国大使馆，向大使做了汇报。

谁知，大使竟然勃然大怒说，为什么干那种事。要是劳务人员来德国，会使朴议长伤脑筋的。当时在即使一美元也要赚的口号下，全国国民正在朴议长的领导下倾注全部力量搞建设。朴议长非常认真地工作，很难相信他是革命政府的领导人。他看起来很可怜，孤独。我决定向经济企划院提交这个案件，予以推进。（李基鸿回忆录《经济现代化背后的故事》）

1963年夏天，前情报部部长金钟泌曾利用到国外旅游的机会访问过西德。他与中央情报部所属派驻韩国大使馆的陆校8届同学尹兴祯参赞及金泰卿事务官一起进入鲁尔区某煤矿厂参观。回大使馆后，金泰卿说：“如果本国不赶紧办手续，矿工们到这时就晚了。”

1963年8月8日，经济企划院院长元容奭声明：“就我国向鲁尔矿区派1500名工人的事宜已与西德政府达成一致，我们决定第一批选派500名。”企划院称几天之内向全国发布公开招募公告，并公开了劳动条件：

期限为3年，劳务者在煤矿工作的同时接受技术培训。每月工资为162美元50美分（折合650德国马克），具有中学以上学历的20岁至30岁以内人员。

报名的有2800多人，其中1600人因身体条件失去了资格，剩余1200人中约有500人过去没在矿山工作过，在提交假资历证明后露出了马脚。剩下的700人经过第一次考试，最终确定了367名最终合格者，这些合格者大多具有高中或大学学历。各家报纸像公布司法考试合格者名单一样在社会版面刊登了合格者的姓名。

《朝鲜日报》派李基阳记者写了专门的报道介绍了“等候韩国矿工的西德矿山村”。在出国本身就是特权的当时来说，文章题目就足以让读者的心激荡起来。

“不逊于酒店的宿舍/每个房间都配有书房及误乐设施/金钱、啤酒和小姐/两周假期，假期内可去巴黎约会/地下800米处可乐像自来水一样喷出/莱茵河边的姑娘喜欢东洋小伙子/平民外交，韩国的骄傲”。

因具有高学历，这些矿工们被称为“绅士矿工”，在派往德国之前他们接受了为期20天的高强度训练。

被选派到德国的矿工中有很多人不是矿工出身。白天，这些人进入煤矿公司长省矿山井下实习采煤作业，晚上回去则学德语直到深夜。第一批123名派德矿工于1963年12月21日乘坐法国飞机飞往西德。

海外就业者们在机场跟家人辞别。禹东川（当时29岁）毕业于釜山大学法学系，后来报名当矿工，其妻子赵英姬（当时26岁）说：“虽然今后两人要分开3年，生活会很艰辛，但为了丈夫我会抱着希望等他回来。”她满眼含泪地微笑着。这种场面将在经济大开发时期的机场和港口不断上演。这天《朝鲜日报》社论这样写道：

“从解决失业问题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矿工们的西德之行是幸运的，他们也都是优秀的，但到西德以后，在各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虽然只能在井下工作，但只要留心干三年，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当这些人结束三年的服务期回国时，将作为模范员工为国内采煤业做出巨大贡献的。

另外，德国人因勤劳而闻名世界。都说创造西德经济复兴奇迹的最大原因也在于其勤劳。如果和他们一起工作，能学到不少东西。要是先去的人全心全意工作，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将为韩国矿工建立良好信誉，德国会陆续向韩国邀请人员，但如果给他们留下韩国人不行的印象，则会阻碍后派人员的道路，所以先去的人要意识到自己肩负着的重大责任。”

一段时间后，1964年2月21日《朝鲜日报》发表了“韩国矿工优秀/来自莱茵河边春天的消息”。有则报道介绍了矿工们写给劳动厅长的信的内容。矿工吴学莑等3人传来消息称“在7日进行的各种井下考试中，我们250名矿工全部及格，没有一个被淘汰的”。他们还感叹了西德宽松的劳动条件。“在地面作业当中手指受了轻伤，都给按工伤处理，即使不干活儿，仍全额发工资，患感冒或闹肚子，不但能请假修养，还能领平时工资的80%。”据当初打开矿工派德之路的李基鸿（当时经济企划院次官助理）讲，“比起有经验的老矿工，没有矿山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者们更好地适应了德国的环境。”

1960年春天，经旅德韩国人李钟洙博士（医科大学医院外科医生）介绍，柏林卫理公会妇女传教会与法兰克福卫理公会议员招收了两个韩国护士学生。以此为转折点，从1962年开始，每年有20名左右的韩国卫校学生为接受培训和教育被派往德国。李钟洙博士把这一项目由护士学生扩大到助理护士与护士。到1968年为止，韩国共派遣了1200多名护士人员到德国就业。

1964年，西德美因茨大学医院少儿科医生李修吉博士发现在西德有护士短缺的现象，之后他便以享受和西德护士相同待遇为条件，为德国输送护士。1966年，128名护士去了西德。

一开始由两个平民发起的派护士到西德就业的项目，从1969年开始由政府通过海外开发公司介入。到1977年为止，政府共派出10371名护士到西德就业。1973年至今，共有6124名护士在相当于占西德全部医院12.6%的452所医院工作。

驻韩德国大使克劳斯·波拉说：“对于普通德国人来说，同韩国护士的相逢，是与来自平静的晨之国的人的初次见面，在很多情况下，是与亚洲人的首次接触。”并说，“韩国护士们的热诚和奉献精神在德国人眼中树立了良好的韩国形象。”他还说：“住在韩国的德国人的人数之所以仅次于美国人的人数，也是因为两国以护士为媒介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韩国护士们尤其以“对年老患者的真诚看护和迅捷的处事”而受到好评，并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遵守秩序、勤俭节约等积极良好的生活态度”。（弘益大学丁海本教授《向德国派护士对全球化产生的影响》）

派往德国的护士在人次上超出了矿山劳动者（8395名）。据几年前统计，派往德国的护士，约1000人跟德国男人结了婚。跨越女性就业和海外就业双重壁垒的韩国护士是最先唤醒韩民族血统中蕴含的强大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的群体。从此，到发达国家当护士成为被羡慕的对象，这也为打破社会对女性就业所持有的固陋做出了贡献。

1965年，包括派德国的矿工和护士在内，国外劳务人员向国内汇寄的外汇占商品出口额的10.5%，非贸易收入的14.6%。到1967年，伴随向越南派兵而产生的特需，国外汇款额占商品出口额的36%，非贸易收入的31%。

5·16军事革命后，西德最先给朴正熙政权提供了贷款，从此，两国关系得到飞速发展，到1964年12月，朴总统访问了西德，但因金炯旭情报部错误处理东柏林间谍集团事件，两国关系趋冷。

韩国想向日本要钱

革命开始之前，朴正熙的经济开发设想中就有一个概念，那就是通过韩日国家关系正常化借用日本资金。当时朴正熙对身边的人经常这样说：

“要发展自立经济，需要以工业立国。为此美国的援助是必需的。但美国佬的援助是施恩。所以要继续从自由党时期到民主党时期一直未有突破的韩日会谈，从日本那儿获得索赔权。有了资金，我们国家就能尽快实现由民主党设想的经济开发5年计划。”

韩日国家关系正常化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5·16中坚力量对李承晚政府的“对日观”持有批评态度。自从李承晚以扫荡“左翼”为由大范围接纳包括日帝时代宪兵和警察出身在内的曾从事亲日活动的地方势力，就开始受到舆论批判。为了免受舆论的指责，李承晚政府只是对悬而未决的对日外交奉行强硬手段。1952年1月18日，李承晚总统对朝鲜半岛周边海域宣布了海洋主权：离海岸平均距离60海里内的区域属于排他性经济水域，在这个区域里，禁止日本渔民捕捞，并开始截获侵犯此海域的日本渔船。

从1951年到1953年，召开了3次韩日会谈，会谈的主题是对日的索赔权问题和渔业问题。最后的结果都止于双方意见分歧很大。1953年10月15日的第三次韩日会谈期间，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说出“日本对韩国36年的统治有益于韩国的发展”后，会谈最终走向决裂。

在1958年4月15日重开的第4次韩日会谈上，虽然双方意见差异有所缩小，但因韩国政局动荡严重，日本采取了观望态度。4·19以后，民主党政权上台之后，虽然召开了第5次韩日会谈，但会议还未来得及开，就迎来了5·16革命。

1961年8月1日，韩国想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于是崔永泽被任命为外务部驻日参赞去了日本。他的正式职称是中央情报部日本支部部长兼外务部政务参赞。

本应柳大使也一块儿去的，但因国内舆论反响不太好，最后崔永泽决定只身一人去日本，他依次拜访了日本外务省、旅日侨胞侨民团中央本部、韩国旅日企业家联合会等，做完就职见面礼后，他就开始考察起了日本政界。

崔永泽最初接触的岸信介既是日本前总理又是保守派巨头。岸信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为阁僚，因为在伪满洲国扮演了重要角色，战败后作为战犯接受了审判。朴正熙在差不多时期也有过在满洲的经历，因此朴、岸两人在情感上相投。1960年，岸批准每日安保条约修改案后，遭到舆论轰炸，于是提交辞呈，把总理职务传给了池田。

崔参赞曾和岸信介见过面，他们约在了达新日本酒店。当他到达时，他看见一位父亲辈的老人静坐在地板上。见他进来后，老人起身，郑重地行了个屈膝礼。惶恐万分的崔参赞急忙回礼后，开了口：

“我不是外交官，是为了妥善解决韩日会谈的问题而来的。我们希望能重启韩日会谈。朴正熙议长对此立场也很坚定。岸先生，我知道您的影响力很大，请帮帮忙。”

“到现在，我为撮合韩日会谈也做了不少努力。听说朴议长为了发展经济也非常希望促成韩日会谈，他的意愿让我很受感动。见到池田总理时我会转告你们的意思的。”

10月初，两国决定重启韩日会谈，会谈的日期定在10月20日。崔参赞曾建议，最高会议的首席代表应选择精通经济的人才来担任，于是最高会议任命裴衣焕为首席代表，他曾在日帝时期赴美学习经济学，并在军政时期当过财务长官特别助理，后来担任远东贸易社长和韩国银行总裁。

首席代表裴衣焕去找驻韩美国大使塞缪尔·博格弄清了美国的态度。博格大使说：“我们美国会积极支持这次韩日会谈的。”

“为了复兴经济，韩国正在建立经济开发5年计划，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或设备。虽然日本是战败国，但它已经跟其他国家打开通商之路，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默默无闻的韩国要想发展，就需要与日本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

韩日处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延长线上

被选为第六次韩日会谈代表的共有22人，这个团体由首席代表裴衣焕、次席代表李东焕（驻日公使）、顾问李汉基（汉城大学法学教授、最高会议议长）以及各部局长组成。在出发之前，他们慎重思考了谈判中要遇到的两个关键问题的立场：索赔权问题和渔业问题。

10月25日上午11点，崔参赞把金钟泌部长、李东焕公使、二局局长石正善请到日本国会议事堂内的总理办公室。池田总理、小坂外相、亚洲部局长伊关、前田东北亚科长正等候客人。据崔永泽的回忆，对话是这样进行的。

金钟泌：“为国会召开的事各位一定很忙，我们这时候突然到访，真不好意思。感谢各位在百忙当中抽空见我们。”

池田：“金部长作为朴议长的后盾协助其举事，一定很辛苦。希望能事遂人愿。”

金钟泌：“大家都很忙，我就直奔主题了。重开韩日会谈，使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我们目前的革命任务之一。过段时间朴议长将应美国肯尼迪总统的邀请访美，朴议长希望途中能在日本暂停，同贵国首脑见面，认真商量关于调解韩日会谈的事情。并且，我希望我们此次见面能取得好的成绩。”

池田：“为了两国的将来，我想韩日会谈是必需的。”

金钟泌：“过去发生过6·25南侵，日本也被列在共产主义世界同化的延长线上。我们两国必须联手制止它。所以我想促成韩日会谈是最好的方法。”

池田：“我赞同。”

金钟泌：“我喜欢读书，也读过很多日本书籍。知道日本有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等优秀的领导人。他们三个每个让笼子里的布谷鸟鸣叫的方法都不同。”

池田：“是的。织田信长是强行让鸟叫的领导人，丰田秀吉是哄着鸟叫的领导人，而德川家康是一直等着鸟自己叫的领导人。”

金钟泌：“总理觉得这三位统治者中谁的方法最好？”

池田：“在我回答之前，想反问金部长，您喜欢哪个领导人的方法？”

金钟泌：“我觉得等着鸟自己叫的德川家康的方法最好。”

池田：“我和您有同感。咱们的意见这样一致，这是韩日会谈的好兆头啊。”

金钟泌：“您怎么看朴议长访日的事情？”

池田：“听了金部长的话，就能猜出您辅佐的朴议长也一定是个贤政爱民的人。欢迎首脑会谈，我会正式邀请朴议长。”

金钟泌：“那我们合力促成韩日会谈吧。”

池田总理一边说“好的，让我们好好干一把”，一边伸出了手，金钟泌握着池田总理的手说“好好干吧”。

“请不要强迫我爱国”

1961年11月11日下午，朴正熙议长乘坐大韩航空（KNA）从金浦飞抵东京。除了朴议长，由最高会议包租的这架飞机上还坐着15名随行人员以及10多名记者。

到达东京的当天晚上，朴正熙一行应池田总理的邀请去他的官邸参加了晚宴。在晚宴致辞中池田总理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说，“两国间永久的睦邻友好是以人和人相互理解为基础的。”针对这句话，朴正熙议长说道：“我们两国距离非常近，只要天气好，在釜山就能看见大麻岛。”并说，“韩日会谈不应就琐细问题反复去争论，而应从大国发展的角度出发努力寻找共赢的对策。”

晚宴上，小坂外相起身逐一介绍了两国代表后，又指着坐在席位最尽头的老翁说：“今天这个宴会上，应朴正熙议长的要求，还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朴议长曾待在满洲军官学校时期的校长南云先生。”

南云将军起身向大家郑重地打了个招呼，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主持人小坂外相的提议下，与会者们开始一起举杯后，晚宴便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下继续向下进行。这时朴正熙议长悄悄离开了坐位。大家也停止了用餐，都注视着朴议长的举动。朴议长平静地走到餐桌尽头。南云慌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只见，朴正熙向他昔日的校长郑重地鞠了个躬。

“感谢校长先生的培养。看到您健康的样子，学生非常高兴。愿您健康长寿。”

“看到朴君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非常高兴。承蒙谬奖，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我给您倒一杯。”

朴正熙一手递过去空杯，一手给南云倒了酒。这时在一旁静观这个场面的全体来宾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朴正熙停留日本期间一直随行的崔永泽参赞后来回忆那个场面说道：

“宴席上，日本政治领导家们变得非常激动。我心里面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啊，今后事情好办了’。”

当时领导日本政界的一代人平均要比朴正熙—金钟泌集团大20岁。从他们的角度来讲，比起具有强烈排日思想的前总统李承晚及其亲信或软弱的张勉政府，朴正熙、金钟泌等年轻、有雄心的军人不管是在文化还是情感上，都让他们觉得更亲近。

第二天，在前总理岸信介主办的午餐会上，朴正熙议长说：“我们正模仿过去日本帝国士官学校训练学生的方法训练韩国军。”

针对这句话，《朝鲜日报》专栏“万物相”评论说，“对于尝尽日帝侵略之苦的我们来说，其他方面也许可以，但在军队方面不想听到我们沿袭日帝传统的言论。朴议长这个发言也许缘于误传或是某些通信机构故意歪曲报道的。”

为了应对韩日首脑会谈，朴正熙他们把第二天会谈上要提出来讨论的议题概括成了以下五项：①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②财产及索赔权问题；③旅日侨胞待遇问题；④渔业关系；⑤文物返还问题等，并以简报形式说明了会谈战略。

“五项议题中，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是最终议案，可能最后提出来讨论，明天实际讨论的议题是其他四项。我们重点提出来讨论的议题是‘财产及索赔权’。在外交上称为property & claims，实际指赔偿请求权。

“估计这时，池田总理一方也正跟自民党内的官员们就索赔权的范围进行商讨吧。我们估计日方最关注的应该是渔业关系。因为渔业关系到日本的国计民生，所以池田总理也一定想把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讨论。

“现在我方把侵犯和平线的日本渔民关押在了釜山收容所，而日方则关押了我方偷渡过去的国民。双方的意见万一因渔业关系出现分歧，我们还可以提出将日本渔民和我方偷渡者进行交换。”

上午10点整，池田总理的办公室里坐着朴正熙议长和池田总理以及双方的工作代表。双方坐定后，池田总理先开了头，“您来得正好，我很高兴。我们应该经常这样见面，不是吗？”朴正熙回应，“我也很高兴。本来我这次是应美国总统的邀请去美国的。杉代表带来了总理阁下的邀请函，所以顺路来这儿了。谢谢您邀请我。”并说，“在会谈开始之前，我想声明一下，我们不是为了经济发展才请求日方向我们提供补助资金的，而是我们理所应当要回来的。”

针对朴正熙议长的这一席话，池田总理始终以“明白了”，“对啊”，“啊，是吗”，“当然，应该那样做”等语句对答。且主要采取了倾听的姿态。但在谈话当中，他也询问了一下韩方在关于双方渔业等悬而未决问题上的立场。

朴议长能听懂池田总理的话，因此能够争取足够的思考时间。朴正熙甚至提前准备好自己要作的答复，跟翻译郑代表商量“……这样回答好吗？”或“…这样说合适吗？”，然后再向池田总理准确答复。当时负责翻译的郑一永曾回忆这次会谈：

“朴议长当时感觉到自己责任重大，所以谈话非常谨慎，他没有故意渲染日韩的历史，但在该宣示权力时，会单刀直入，直接表达。因为朴议长在日本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待过，所以擅长日语，其实无须翻译，但为了谨慎起见，还是由我来翻译。如果我在翻译时使用了蹩脚的单词，他当场就会给我纠正，每当那时我都会出一身冷汗。因为翻译时过于紧张，我连他们谈话的内容都记不起来了。”

两天后的11月14日，朴议长抵达美国，在同美国务卿迪安·腊斯科举行秘谈时，将与金池总理的面谈内容传达给了他。传达的内容一直列为美国的外交密文，这份密文于1996年才得以公开。

“为了远东的和平，切切实实需要韩日关系正常化，这是我和各个部门领导人们的一致意见，但不敢肯定韩国国民和媒体舆论也这么想。为了安抚国民情绪，在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先要解决几项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这一点，与池田总理进行单独秘谈时，我们彼此曾坦诚地交换过意见。

我和池田总理就以下问题达成了共识：要尽快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为此要先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先把政治关系上的分歧解决，再来解决经济关系的问题。相当一部分韩国国民鉴于以往历史，对韩日关系正常化以后可能发生的日本经济侵略表示担心。”

访日的第二天，1961年11月12日，朴正熙议长在下榻处——迎宾馆举行了晚宴。出席晚宴的有池田总理、小坂外相等日本政财界领导人。晚宴结束后，朴正熙还接见了50多名旅日同胞代表。其中包括为引进西德资金出国交涉的商工部长官丁来赫和最高会议商工分部委员长朴泰俊以及大韩造船公司的李英振社长。

申东植（历任总统经济首席秘书，前韩国海事产业研究所董事长）曾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于汉城大学造船工学系，但发现在国内找不到一个可以施展他技术的舞台，后他又去了瑞典留学，最后成为英国劳埃德船级社国际船舶检验官。

这时期，申东植公派在日本，从事对日制船舶合格与否的判定工作。这天早上，申东植接到驻日代表部的电话，叫他来一趟迎宾馆。接见会上，申东植被引荐给了朴正熙议长。他一进房间就看到朴正熙坐在正中间，周围坐着随行人员。朴议长好像很喜欢这位在国际上活跃的青年申东植，还站起身跟他主动握了手。

一个身着军装的随行人员走近申东植以命令的口气问：“你就是申东植吗？去韩国和我们一起干吧。做好回国的准备吧。”听完这句话，申东植怒火中烧，因为他想起当年他为出国留学，申领护照比申请出狱还难。刚喝完鸡尾酒的申东植借着酒劲发泄了心中的怒火。

“因为自己戴了个勋章，就这样强迫别人爱国吗？我今天在国际上有点成就了，就让我回祖国，当年我想出国时你们有没有顺顺当当地签发过护照？我在外国辛苦时，什么时候给我提供过奖学金？”

朴正熙议长出面稳住了申东植的情绪后，一一介绍了随行人员。

“这一边人去华盛顿，那一边人去西德，都是为发展重工业去借钱。虽然有几项具体计划，但涉及船舶制造和海洋方面的事项力量薄弱。希望你能回国助国家一臂之力。”

“对不起，刚才酒后失礼了。说老实话，我对祖国没有什么好的回忆。从汉城大学造船工学系毕业时，本来说给我颁发海务厅长奖，但颁奖典礼的当天总务科长喝多了酒没有上班，结果颁奖仪式被取消了，只是把奖状邮寄给了我。

为了留学离开祖国，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没有一个人真诚地为我的旅途祝福过，但我一分一秒也没有忘记祖国。现在如果没有我的签名，在日本建造的船舶都不能出海关，但请不要无条件地强迫我爱国。我提一个建议。日本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我领您参观一下从北海道到下关的造船工业设施和工业园。”

话音刚落，一个随行人员就说：“年轻人，你太放肆了！你算老几，竟敢对别人指手画脚。”朴正熙又中断了那人的话，然后指示大韩造船公司的李英振社长，“你把离开的日期往后推几天，和这个青年一起转一圈再走吧。”申东植心想：“能维护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这人不是一般人。”

第二天，申东植领着朴议长一行视察了各造船厂。申东植以此为契机，向劳埃德船级社提交了休假书，回国担任了经济企划院的长官顾问，为发展我国造船工业做了重大贡献。

这天（11月12日）晚上，朴正熙议长一行在羽田机场坐上了西北航空客机。至此30小时繁忙的访日行程就结束了。

“日本再统治二十年就好了？”

相对于1961年的韩日会谈，1965年韩日第七次会谈时，国民的情绪和舆论报道都更激烈些，尽管如此，这次会谈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次担任日方首席代表的是终身在三菱集团工作的财界巨头高杉晋一。他1965年1月7日在外务省派常驻记者会面的场合上说了一句妄言。

“韩方就过去日本统治朝鲜的事情一再要求我们道歉，我们无话可说。我们统治朝鲜是为了把它变得更加富饶。现在朝鲜的山都成了秃山，这都是因为朝鲜离开日本造成的。要是日本多统治其20年就好了。”

日本共产党官报《红旗》报道了这次发言。我国驻日大使兼首席代表金东祚认为，要是韩国报纸也报道这个内容，会使韩日会谈破裂。他给次席代表牛场打电话说：“要是事态扩大，我们别无他法。所以劝告高杉晋一，在同韩国记者会面时要无条件否认这个发言。”

牛场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劝告高杉晋一于1月18日同韩国记者见面时要否认自己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当天大会结束后，高杉同韩国舆论特派记者谈话时，坦然地说：

“《平壤劳动报》报道说，我说过去36年的朝鲜统治对韩方有益这句话，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这是为阻挠会谈编造出来的谎言。”

第二天，《东亚日报》不顾高杉的辩解，大肆报道了其严重失言的内容。读过这则报道的首席代表金东祚在20日的代表大会上警告说：“如果此内容属实，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继续会谈。”高杉首席朗读了否认报道内容的文卷，这场发言风波才就此收场了。这份文卷是金东祚大使事前要求日方制定的。

外务长官李东元认为，净化国内反日情绪的关键是日本政府对日帝殖民地统治正式道歉。1964年10月，金东祚大使到日本上任时，曾嘱咐日方尽量安排像前总理吉田这样的巨头来韩国道歉。金东祚大使在日本同椎名悦三郎外相见面时，曾邀请其访韩。

兼任韩日会谈韩方首席代表的金大使修正过去的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战略，转为分问题、委员会、单独解决的方式。索赔权、渔业、基本条款、旅日同胞问题是韩日会谈的4大议题。其中索赔权问题，决定以1962年《金钟泌——大平备忘录》为大纲。金大使认为，要是完成基本条约，其余两个问题会随之得到解决，这样国家关系正常化即成为定局，这有助于问题的早日解决。最后决定，各分科委员会先在工作层面上试着达成一致，若协商不成，再通过幕后谈判或政治会谈的方式解决。日本也同意了这个程序。

就在这时，三星物产李秉哲社长为了解决蔚山化肥厂所需的贷款问题，来到日本。

有一天，金东祚大使来找李社长问：

“现在，跟日本说好的索赔款是无偿3亿美元，有偿2亿美元，商业贷款1亿美元，要是把其中的3亿无偿贷款增加到6亿美元怎么样？”

“从当前日本的外汇情况来看，增加无偿贷款确实有困难。但商业贷款是日本用来销售的商品，是要收取利息的，我觉得可以通过谈判增加。”金大使说，“我向牛场（当时日本外务省审议官，韩日会谈次席代表）请求过很多次，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李社长，你能不能出面交涉一下。”

李秉哲和金大使带着争取贷款的目的和牛场及韩国银行东京分行在一个名为福原的餐厅见了面。

在饭桌上，李秉哲社长说了向日本请求增加贷款的提案，牛场听后面露难色。李社长问：“韩国、印度、巴基斯坦中，日本最器重的是哪个国家？”牛场回答：“当然是韩国。”于是李社长又问：“你知道日本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商业贷款供应额是多少吗？”

牛场回答：“回去调查一下，明天再告诉你。”

第二天，牛场联系了李秉哲。他说，对印度的贷款供应额为55000万美元，增加对韩商业贷款的问题，他会尽力而为。李秉哲一回来就和朴总统、丁一权总理及张基荣副总理见面，将此事告知了他们，并请求他们一定要促成此事。

但比起增加商业贷款，政府却要为降低有偿资金2亿美元的利息进行了谈判。李秉哲在其回忆录中慨叹“这是贪小失大”。牛场也评论说：“日本政府总是听企业家的话，而在韩国，事事都由官吏决定。”

日本的正式道歉

韩日两国均认为促成会谈的突破口是1965年2月17日的椎名外相访韩。这是日本外相第一次正式访问韩国。两国还拟订在首尔举行的两国外务长官会谈上草签基本条约，为韩日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奏响序曲。

在国务会议上，关于是否要在金浦机场升日本国旗、演奏日本国歌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尽管丁一权总理和情报部部长金炯旭在召开国务会议之前说服过各部门长官，但大多数人还是表示反对。朴总统对此很焦虑。这时外务长官李东元发言了，措辞相当严厉。

“要是害怕触动国民情绪而无视外交惯例，那这不能说是一个国家。要是在国际上留下我们政府被国民舆论牵着鼻子走的印象，外交工作是很难进行的。不管国民怎么样，国家要遵守国际规则的。所以在机场必须挂日章旗，演奏《君之代》（日本国歌）。”朴总统对李东元长官的话表示支持。

会上，李长官建议汉城市长尹致暎同意在野党民政党提出的反对椎名访韩的集会，但尹市长拒绝了。“这个不是政治，是礼节问题。怎么能让建国以来第一个访问我国的日本要人撞见示威队伍呢。我决不允许。”

2月17日上午，67岁的椎名外相乘坐的JAL（日本航空）飞机抵达了金浦机场，但因丢失抵达声明文稿，他在飞机上耽搁了3分钟。因为这个小小的意外，他下舷梯时，因为焦急连皮鞋带也没来得及系上。他的到达声明大意是这样的：

“日韩是一衣带水的重要邻国，一直以来，两国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中也有一段不幸时期，对此我实在表示遗憾，也进行了深深的反省。”

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对日帝殖民统治表示歉意。椎名外相访韩的前一天，亚洲局后宫虎郎局长向外务省常驻记者分发了到达声明函后，并听取了意见。记者的反应是，“要真想道歉，应再明确一点。不想道歉，干脆一句也别提。这样模棱两可，反而会带来负面效果。”

作为先遣队先到汉城的外务省调查官前田利一读完文卷后，也建议“最好再明确一点道歉之意”。

后宫虎郎局长补充了句“深深反省”后，把文卷拿到外相那里。

“要是大家都那么想，就那么做吧。”

椎名很简单地答应了。为了说服日方在文卷中再加进去更加强有力的道歉语句，李东元、金东祚也在幕后费了不少心思。

尽管在日本首相到达我国之前的会谈上，我国政府已经同意当首相到达金浦机场时，演奏日本国歌。但是当67岁的椎名在比自己小30多岁的外务长官李东元的引导下检阅仪仗队时，他们本应听到《君之代》激昂奏起的，耳朵里却听到了阿里郎这首歌。李长官心里想，“朴议长不是同意了吗……难道又改主意了？”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波澜，就那么过去了。当天晚上，在华克山庄晚宴上演奏了《君之代》。

在椎名和李长官同乘一辆轿车驶向住处朝鲜酒店的路上他没怎么说话。只说了一句“比起东京，汉城更干净、安静”。当车快达到朝鲜酒店时，他们又迎面撞上了示威群众扔过来的鸡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李东元用生硬的日语说：

“请不要惊讶，这是表示欢迎。要是憎恶，可能开枪了。”

椎名脸上流露出不快，像独白一样说：“作为欢迎的动作，有点过分……”

第二天，朴正熙总统在青瓦台和椎名外相一行，举行了30分钟的重要会谈。

朴总统说：“日本应先理解韩国国民对历史的情绪，你们应该先伸出和解的手，表示出诚意。”

中午，朴总统用韩式套餐招待了椎名。椎名外相吃得津津有味，甚至发出了啧啧的咂嘴声。

吃饭期间，椎名还不无幽默地说：

“阁下，我有个请求。”

“是，请说。”

“这饭菜真好吃。能不能再吃一碗？”

以巨头政治家椎名洒脱的言行为转折点，韩日双方人士开始敞开心胸了。

“阁下，韩日两国的饮食风俗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不愧是邻邦啊。”

“可能在种族上也接近吧。”

“其实也有很多有韩裔血统的人活跃在日本政界。岸名福田也提醒我，自己的祖先好像是韩裔。东条内阁的东乡大臣也公开说自己是朝鲜人。”

“啊，是吗？”

结束其乐融融的午餐后，双方在外务部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外务长官会谈。争论的焦点是韩日间基本条约中规定的大韩民国管辖权和旧条约失效的时间等问题。

韩方主张，应追溯到韩日合邦时期，从那之前韩日两国签订的所有条约都无效。这句话的内涵是因为韩日合并本身非法，所以日帝统治也非法。

对此日方主张“日本和韩国之间签署的条约是否无效，应以日本战败时签订的《旧金山讲和条约》为依据”。

日方其实想把日帝殖民统治只是当作一个史实来处理。因为这就属于对日帝统治的一种历史观争论，是得不出结论的。

日方还主张，应将大韩民国管辖权范围界定于停战线以南这个事实写清楚，但我们无法接受。日方还说，在“大韩民国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段前面加上限定语“按照1948年12月18日联合国对韩国问题的决议”。从这点看出，日本不想对这个主张负责任，而要把全部责任转嫁给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双方立场存在差异：我们把北朝鲜当局看成反国家团体或傀儡，而日方不能完全这么看。但是这个问题又关系韩国的历史和国家的统一，所以不容易调解。

韩日的深夜谈判

1965年2月18日，在汉城举行的李东元—椎名韩日外务长官会谈中，双方在大韩民国政府的管辖权和旧条约问题等关键问题上，分歧很大，无法达成共识。

当天晚上，双方代表在牛耳洞一家叫仙云阁的饭店参加了晚宴。

晚宴结束后，椎名留住李长官说：“找个安静的地方，我有话说。”俩人去了一间屋子，椎名一进屋马上露出严肃的表情说：“李长官，打算怎么处理竹岛（独岛的日本式叫法）？佐藤总理也有特别指示。要是看外务省的证据资料，竹岛分明是日本领土……”

“我们手里也有一些历史资料能证明竹岛是我国领土。那把对马岛和独岛交换一下吧。”

对话就这样无聊地进行着，毫无进展。第二天也一样，李东元和椎名坐在长官室里也只是费时间。

2月19日举行的外务长官会谈上，实务人员之间仍没有什么进展。但在旧条款作废的时间上，双方意见逐渐趋于一致。对于韩日双方的旧条约，双方同意在文章中加进表示“已经无效”的单词“already（已经）”。这就使两国的主张得以中和：之前，日方以1951年《旧金山讲和条约》作为两国间所有条约无效的起始时间，而韩国则主张以1910年韩日合并作为起始点。

在大韩民国的管辖权问题上双方没有进展。日方借联合国决议承认大韩民国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倾向于同意将韩国的管辖权局限于停战线以南的主张，韩方对此全面拒绝。

看来这次访谈，双方的意见不可能完全达成一致，所以佐藤总理等日本政府首脑也采取了“没有必要勉强达成一致”的姿态。

在椎名回国的前一天下午5点左右，李东元长官去青瓦台见了朴正熙总统。

“阁下，在旧条约问题上我们可以让步，但管辖权问题关系到国家根基，双方都很坚持，所以会谈还没有结束。”

朴总统面带不快的表情说：

“当时我任命你为外务长官时说过，韩日会谈全权交给你处理。所以你要尽心尽责呀。”

这天晚上，椎名在朝鲜酒店举办了晚宴。张基荣副总理走到李东元长官旁边说：

“看来会谈不太顺利啊，真糟糕。会谈能不能成功将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经济复苏啊。要不铤而走险吧，有时候，我们是可以先斩后奏的。”

李长官也已下决心这天晚上要再努力一下。晚宴结束后，他对椎名长官说：“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喝一杯吧。”李长官、驻日大使兼韩日会谈首席代表金东祚、外务部亚洲局局长延河龟以及椎名和亚洲局局长后宫虎郎一同去了青云阁饭店。当时已经过了晚上10点钟。

一行人刚走进大厅，“啊，这是怎么回事？”有个人出现在大家面前，那是陆军中将出身的国会国防委员长金钟甲。原来，军部首脑们正在会餐。于是在得到椎名的谅解后，他们就与金钟甲同在一桌席上了。好酒的椎名拿出常带在身边的拿破仑白兰地喝。

不懂韩语的椎名，看着李长官和几位将军们大声谈话，像是在吵架，就问：“他们因什么事吵架？”

将军们正求两位外务长官“想办法促成会谈”。

据李东元长官讲，这天椎名接到佐藤总理的传话：“如果会谈不顺利，回日本就交给他处理。”鉴于这句话的刺激，他找来了在隔壁屋喝酒的亚洲局后宫虎郎局长说：

“给佐藤君打电话！告诉他我在这里解决完韩日会谈后再走！笨蛋！我是外务长官，我自会处理。总理算什么，在国内坐着知道什么呀……”

椎名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和将军们的偶遇是朴总统为了给会谈施压，故意策划的。”

晚上11点，两位长官让在座的其他人都出去了，只留他们两人进行密谈。

“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椎名外相直接问李东元长官。

“李长官，如果这次谈判失败，日韩会谈可能要推迟几年。现在轮到李长官你决断了。”

李长官一本正经地说：

“您的岁数比我父亲还大。连我这样年轻的人都能豁出命解决这件事。所以咱们再为此事想想办法吧。”

“想不出好办法了。”

李东元长官走出房间，去找了延河龟局长。正好看到延局长和后宫虎郎局长正在门外侧耳倾听，听听两位长官谈什么。看两位专业外交官出身的局长的神情是担心两个外交经验少的长官。

李长官问延局长：“材料准备好了吗？”

“是，虽然有些牵强，但已经准备好了。”

“拿进来吧。”

李长官把延河龟局长带来的材料放在椎名面前。这是折中方案，即日方放弃“将大韩民国管辖权限于停战线以南”的部分，韩方同意“照联合国决议……大韩民国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

椎名跟后宫虎郎商量后说：“如果是这样，可以向本国解释……”

“好吧，我负责说服我们国家，您负责韩方吧。”

因椎名过于积极，李东元退让了一步。

“不行，必须得到总统谅解。”

就这样，双方商定，在均获得领导裁决后，于椎名回国的当天下午举行基本条约草签仪式。

当时韩日间电话接通情况不怎么好。日方决定用韩国军和驻日美军之间的军用电话线，并嘱咐从下午6点开始，每隔30分就连接本国总理、自民党副总裁、干事长、外务次官一次。谈完后，时针已经走过了1965年2月20日凌晨2点。

李长官往青瓦台朴正熙总统镇海的住处打了电话。朴总统没有睡觉，正等李长官的电话。他叫李长官读了一下协议文卷。

“我觉得这种程度可以说服国民。”

“椎名外相说什么？”

“他也说这样可以在日本国会解释。”

“好吧，就那样吧。”

这天早上，椎名外相向佐藤总理汇报了协议内容。佐藤问了几句将协议通过了。1951年韩日会谈已经持续了14年之久，终于在此刻有所突破口。20日下午2点延河龟和后宫虎郎局长在外务部会议室草签了《大韩民国和日本国之间有关基本关系的条约》，这个条约由7条构成，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后来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第二条：在此确认，1910年8月22日或之前大韩帝国和日本帝国之间签订的所有条约及协定已经无效。

第三条：在此确认，像联合国大会决议第195号中明示的一样，大韩民国政府为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

为什么菲律宾失败了？

1966年2月7日上午，朴总统乘坐从西德汉莎航空公司包下的波音707走上了访问马来西亚—泰国的路。离开汉城时气温达到零下10摄氏度，下了飞机却感受到了赤道的炎热。

当飞机飞过南中国海上空之际，朴总统审读了离开金浦之前布劳恩大使转达给约翰逊总统的亲笔信，并通过无线电向青瓦台下了指示。

本来，朴总统打算也访问菲律宾的。外务长官李东元就此事同菲律宾方进行了交涉，但对方来消息说，因总统马克仕的日程太紧，不能见面。以这种理由拒绝友邦国家的元首访问，是一件外交失礼。

李长官为了报告这个情况走进总统办公室时，朴总统说了这样的话：

“放肆的家伙，走着瞧。今后数年内我们一定能赶超菲律宾。且10年后我们成为发达国家，菲律宾将永远留为落后国家。”

从统治者的统治力度看，朴正熙和马克仕具有共同点。朴正熙执政了18年，马克仕为21年。俩人给人的印象也相似。但是俩人当总统的成绩单差别很大，就像今天韩国和菲律宾两国经济的差异一样大。

当时菲律宾的现代化起点比较高，朴正熙执政的1961年，我们政府内部甚至有学习菲律宾的热潮，但为什么马克仕的现代化失败了，而朴正熙的现代化取得成功了呢？

在诸多原因中，最关键的差异是韩国进行了农田改革，而菲律宾则没有。李承晚总统不顾主要政党——韩民党和其势力圈下舆论的反对强行推进农田改革，6·25南侵之前，农田改革基本完成，这次改革使韩国的土地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造成了地主阶级的没落，带来了预防同化的效果。

靠6·25凌晨奇袭占领南韩大部分地区的北朝鲜人民军要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后分给佃农，或许能获得农民的支持。若是那样，当国军和联合国军反击时，很多农民为了守住自己的农田也许会站在人民军一边。但由于战争之前李承晚已经结束农田改革，人民军没什么可给做的，反而使很多农民为了守住自己分得的土地，反对了人民军。

在没有搞农田改革的菲律宾，地主出身的政治家和军人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警卫，扮起了牺牲国民欲望和福利的传统势力角色。在韩国，像朴正熙这样的贫穷农民及平民出身的人组建了军官团，因此军队更容易改革，与此相反，菲律宾的军官们却当起了守护部分上流层以及反改革势力的走狗。

虽然这两国都挂着民主主义体制的牌子，但菲律宾的民主主义不过是地主出身的政治家之间的民主主义，游戏化的民主主义。政治家们只不过是党派和地区以及家族利益的代表，未能成为代表整个国家的精英。多数平民是既得利益集团展开的权力斗争的观众或受害者，国家的高文盲率进一步限制了这些人参与政治。

相反，以扎根于平民阶层的朴正熙为中心的韩国军官团跨出党派、地区利害关系变身为以国家和国民整体利益为根本来实行政策的国家精英。这决定了朴正熙与马克仕，韩国与菲律宾之间有质的差异。像朴正熙一样，能通过长期执政来确保权力，并将权力用作实现现代化的领导人很少。与朴正熙不同，马克仕把权力主要用作保护自己和家族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朴正熙能够取得成功，也和李承晚为他打下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有很大关系，比如在农田改革、建军、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扩大教育等方面。

1966年秋天，菲律宾马克仕给李东元长官传来信儿，表示在访日途中想顺道访问韩国。

朴正熙总统斩钉截铁地回绝说：

“给他发电报，说我没有时间。”

“总有一天，马来西亚会有政治爆炸”

1966年2月7日下午4点53分，朴正熙总统夫妇和随行人员乘坐的汉莎包机飞抵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附近的雪邦机场。在21发礼炮声中，驻马来西亚崔圭夏大使和马来西亚礼宾长官基普乔哈里两人登机迎接了朴总统夫妇。

朴总统通过抵达声明说：“我坚信，自由友邻团结互助，更加坚定‘自由意志’，更能贯彻安定和繁荣的目标。”

随后马来西亚，伊斯梅尔·纳西尔丁·沙阿国王也致了欢迎词。朴总统夫妇和随行人员受到了沙阿国王夫妻、拉曼总理和高层官僚的欢迎，在机场举行完40分钟礼宾活动后，前往了住处。

在住处安定后，朴正熙总统于晚上8点钟拜访了国王夫妇，并赠予他们木槿花勋章。晚上9点钟，在徥特姆宫举行的晚宴上，沙阿国王通过欢迎词强调，“两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所以，必须一起同好战的共产主义斗争。”

当时大韩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00美元左右，是亚洲最贫穷国家之一。当时马来西亚出口丰富的地下资源（橡胶、马口铁、石油资源等），人均年收入达到323美元，富裕程度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这个国家主要依赖同英国的防御条约，所以他们本国陆海空军加起来兵力规模还不超过2万人。

在访问马来西亚之前，朴总统决定向越南增派兵力，这成了在亚洲唯一派师级战斗部队（韩国45000人，菲律宾2000人，澳洲4500人，新西兰150人，泰国17人）的国家，因此，面对富裕的马来西亚朴总统和随行记者并未有自卑感。

第二天早上，朴总统与侨胞共进早餐后，于上午11点30分与随行人员访问了马来西亚国家开发办公室。在那里，朴总统听取了拉扎克副总理关于当年年底结束的第二次马来西亚经济开发5年计划推进情况的报告。朴总统拿出笔记本做了笔记，当讲述引资部分时，他还向拉扎克副总理提问了他认为有效的方法。

这天，朴总统对马来西亚的房屋政策颇有感触。当时马来西亚政府推行了“引导人们在远离市中心的森林或腹地盖房，由政府修路”的政策。由于解决了交通问题，人们开始分散聚集，结果路的附近就逐渐繁荣起来了。

拉扎克副总理也讲述了马来西亚的苦恼。据他介绍，相当于橡胶、椰子等大农场的83%、马口铁产量的63%、贸易实权的70%都被英国人掌握不说，剩下的份额大部分又被更善于商战的华侨掌握。

同行的《釜山日报》金钟信记者回忆说：“听完介绍后我有种想法，‘总有一天马来西亚会有政治爆炸。’”

这天下午5点钟，朴总统出席了马来西亚国会议事堂对面的独立显忠纪念塔的揭幕仪式。1948—1960年间，马来西亚在英国特种部队SAS的支援下成功肃清了在密林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为了纪念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勇士，马来西亚政府建立起了18米高的铜像。

结束揭幕仪式后，朴总统对外务长官李东元说了充满悔恨的话，“马来西亚为勇士设立国立墓地和显忠塔的做法非常好，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其间过于疏忽了。”回国后，朴总统下指示装修铜雀洞国立墓地。

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朴总统还特别关注了马来西亚国会议事堂所在的建筑。在铜像揭幕仪式途中，朴总统望着超现代式的议事堂建筑说：“起码象征民主主义的国会议事堂要漂亮才行。”

随行的李万燮议员也非常羡慕马来西亚的国会议事堂。回国后，在撰写的随行记上他写道：

“最让我羡慕的是每个议员都有自己的房间。有种迫切的想法浮上心头，如果经济上允许，我国也从现在的剧场搬到新议事堂，每个议员分一个房间，塑造研究气氛，摒弃茶馆政治。”

49岁的朴正熙和79岁的蒋介石

1966年2月15日上午10点，朴总统一行飞离香港启德机场，约一个小时后进入台湾上空。上午11点钟，在出迎的“中华民国”空军飞机编队的护卫下，朴总统的专机飞抵松山军用机场。那天是22摄氏度的晴朗天气。朴总统和蒋介石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握了手。49岁的朴正熙和79岁的蒋介石在他们生涯中有多个交会点。

和出生在贫困佃农家庭的朴正熙一样，蒋介石于1887年10月31日出生于浙江省一个农民家庭。1906年，他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东京武官学校，1910年以日军少尉身份服役于高田野战炮兵团，算是与朴正熙一样的炮兵军官出身。蒋介石和朴正熙的不同之处在于，蒋介石在武官学校时期就遇到中华民国创始人、革命战略家孙文老师，之后，一生都传承孙文精神。

1911年，蒋介石擅离军队回上海后，组建100多人的敢死队进攻杭州，在与清军的战斗中立下赫赫功劳。孙文在本土打出民族主义旗帜创建了国民党，但他在1925年3月12日不幸去世，蒋介石便掌握了国民党的指挥权。当年4月份，他建立国民政府，12月份与浙江省财团宋氏家门三女儿宋美龄结婚。这跟朴正熙同忠清道巨富陆钟宽的女儿陆英修结婚的经历也很相似。

1937年，蒋介石反对日军侵略，与中国共产党握手建立联合战线，主导国共合作，致力于制止日军。在这期间，朴正熙毕业于满洲军官学校和日本陆校后，在满洲军任军官职，与蒋介石对立。

1945年8月15日，因日本败亡，两人重新开始接近。朴正熙以落魄的形象找到蒋介石麾下的军队，希望先图个人安全后再回国。之后中国国共爆发内战，蒋介石战败，于1949年12月7日退守台湾。

在机场握手的朴蒋好像忘了词似的半晌握手不放。随行的外务长官李东元在回忆录中说：“朴总统生前受恩惠最多、最喜欢的是美国总统约翰逊，但在心里最敬重的可能是蒋介石。”

结束机场欢迎仪式后，他们同乘一辆轿车前往住处——台北市区大饭店（grand hotel）。沿途站满了人群，少说也超过20万，到处飘着太极旗和青天白日旗。台北大酒店是日帝统治台湾时用作新宫的地方，可将台北市区尽收眼底。

这天，台湾发行了纪念朴总统访问台湾的邮票，且这天的邮包上加盖了“韩国总统访问纪念”的日戳。台湾政府还派三名校级陆海空军官作为朴总统的联络军官，安排礼宾司室长的夫人夏女士作为陆英修女士的随行秘书。

在联合国（UN）中，台湾同英国、美国、法国、苏联四强一起处在可行使拒绝权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但1966年时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的不过57个。15年来（1964年6月份中断）靠美国援助资金成长起来的台湾，其经济得益于1961年起步的第三次经济开发计划，从1963年开始，台湾在国际收支方面创利，到1965年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68美元，领先韩国（约100美元）。

随行采访朴总统夫妇东南亚巡访的韩国记者们却受到了冷遇。泰国政府为韩国记者团提供了轿车，使其享受了贵宾待遇。而中国台湾为下飞机的随行记者团提供了在韩国乡下常见的一辆大巴士。

更让韩国记者团不愉快的是台湾以安全为由禁止拍摄抵达机场的照片。中国台湾的舆论界长期受政府控制，有点像政府官吏的下人。这种对待本国记者的方式直接套用到了韩国记者身上。韩国记者稍拍一些扎眼的场面，官吏们就大发雷霆，想夺去韩国记者们的相机。

中国台湾国防部报道科科长是战斗机操纵师出身的空军少将，他举办宴会邀请了韩国记者团，金钟信记者借那个场合向他抗议说：“台湾自称为自由中国却没有舆论自由。”

报道科科长挖苦金钟信说：“街道上有位漂亮的小姐正在赶路，有个二流子凑过来动手动脚地搭话，我训了他几句，结果那家伙顶撞说舆论自由。”

金记者立马发了火，他顶撞说：“你知道自由和放纵的区分吗？”对方红着脸没有继续说下去。随行记者团团长——《韩国时报》政治部次长金泰雄回忆：

“由于交通阻塞我们乘坐的大巴停在马路中间，当时街道像刚结束足球比赛的汉城运动场一样吵杂。宪兵、巡警、特务队队员们到处吹着口哨在马路上横行。他们在蒋总统的领导下处在以‘收复本土’为大目标的战时体制下。所有东西都是军队方式，所有活动中军人就是主角。”

后来，朴总统随行的李万燮议员回忆说：“我们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实践民主主义方面比韩国更好的。”

1966年2月15日下午3点，朴正熙总统在下榻大酒店卸下行装，拜访蒋介石。他们交换勋章后，一起出席了会谈。这天晚上8点，朴正熙总统一行人出席了蒋介石在“总统府”举办的晚宴。

朴总统以亚洲年轻反共领导人的气魄做了一次演讲。

“有的人称中国台湾和大韩民国为自由的防波堤。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比喻。我们为什么就得默默忍受波涛的冲击。我们要前进。”

2月17日晚上，朴总统应蒋介石的特别邀请改变行程参加了在台北郊外“总统府”举行的晚宴兼第二次首脑会谈。

蒋介石照中国传统用筷子夹菜递给了朴总统，并讲述了自己的统治哲学。

“如果你是个领导人，应该会用人，还要学会用远处的人，而不是只用你周围的人。依我的经验，对国家有价值的人才都藏得很严实，找起来很费劲。国事还是人最重要，而且优秀人才干得越长越有益，应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支持，以确保他们能充分发挥能力。”

“是，明白了。”

“在亚洲要想治理一个国家，领导人必须有权威。但以行使权威为理由胡乱拔刀是要不得的。刀的权威不在于拔，而在于插入状态下的光。领导人脸上应该时刻洋溢着德望，私生活也一尘不染。”

“还有……很多事不是靠刀枪做的。为国民谋福利会更有效。”

李东元长官在旁边看着，这天朴正熙好像对蒋介石的建言感触很深。当晚，回住处的朴正熙总统始终面带肃然表情，一句话也没说。

2月18日，两人就“为了协商有关安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共同关注事项，两国间必要时召开自由亚洲领导人最高层会谈”达成了一致。声明中接着还表明就“承认急需援助越南共和国国民，加强两国间技术合作与通商关系，增强文化交流”一事达成了一致。

这天，在松山机场21发礼炮声中朴正熙同蒋介石并肩检阅仪仗队，握手告别。蒋介石握了好几次手后才放。朴总统和一行人乘坐的专机起飞后，中国台湾两架空军飞机编队护航至领海外。

不是总统规格

1961年8月15日朴正熙议长发表了关于转交政权的日程后，韩美间的关系急速亲密起来了。8月23日，美国驻韩大使博格给迪安·腊斯科发来了电报，要旨是“希望能邀请朴正熙议长”访美。

“（来自肯尼迪总统的）访美邀请意味着我们承认了军事政权。美国的承认将有利于韩国国内稳定，加强朴议长在国家重建最高会议中的权威。这样还可以向北朝鲜、中国、苏联显示韩美间没有裂痕，韩美可以就韩国的经济问题和长期经济开发计划坦诚交换意见。韩方高层访美，还方便我们传达我们对军事政权的期望，我们希望军事政府严格遵守其向文人政府转交政权的承诺，并由合适的机关制定宪法和选举法。为了传达我方对韩日间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意见，我们也正式邀请朴正熙议长。”

9月1日，国务长官腊斯科向肯尼迪总统建议11月13—17日之间邀请朴正熙议长到美国访问。邀请方式采取非正式访问。获得肯尼迪总统的同意后，美国务部指示博格大使“华盛顿以外地区的交通费由韩国负担，随行人员控制在10人以内”。内阁首脑宋尧赞要求美国驻韩大使博格“删掉首脑会谈发表声明中的‘非正式’一词”。

10月26日，军检警联合侦察本部部长兼陆军反间谍部队队长金在春领着4名先遣队员朝华盛顿出发了。来迎接的是驻美大使丁一权和驻联合国大使李秀荣。李秀荣对金在春说：“美方对贵国拘留高级将军的事情不赞同，希望在议长阁下访美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丁一权大使就美方的迎接仪式作了说明。

“美方的招待实在很不像话。到华盛顿机场迎接议长阁下的竟然是国务卿次官助理麦康瑙希。”

年少气盛的金在春甚是恼火。

“怎么说也是迎接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啊，哪能这样？来这受那种气干什么？”

“美方的解释是他们也很为难。在韩国，民选总统还在位，所以不能按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朴议长，也不能给予其总理待遇，最后派了前任驻韩大使。”

“这成何体统，对待当权者竟然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名人一样。如果本国知道了，人们会气得跳起来的。应该取消议长阁下的访美计划。”

金在春通过国际电话跟中央情报部部长金钟泌商量了一下。金钟泌部长又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高会议，他认为，对待美方要有主见。最高议会的部分人甚至提出对“议长访美”要重新考虑。最高会议还向美国驻韩大使塞缪尔·博格正式提出了抗议。几天后，美国务部韩国科科长来找在华盛顿逗留的先遣队长金在春，“为什么要重新考虑朴议长访美？”

金在春说：

“贵国迎接朴议长的规格不是总统的标准，并且迎接仪式也存在诸多问题。我把这些情况都报告给了本国。至于为什么要重新考虑‘访美’，我也不清楚。”

第二天，美方通过丁一权大使通报说他们已经修改了仪式。具体是由副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科到机场迎接，并检阅仪仗队，当朴议长到达白宫时，肯尼迪总统到门道迎接来宾。

“政变就是给韩国做手术”

11月12日下午4点20分，朴正熙议长一行抵达西雅图机场。由我国战争孤儿组成的宣明会合唱团唱着爱国歌迎接了朴正熙。来美留学的姜文奉将军也来到了设在机场大楼内的临时接待酒会。

朴正熙议长在这儿被跟来的美国记者围住，被迫接受了采访，看起来他心情很不好。一个美国记者问：“军事政府现在连违反交通秩序的人也严惩，是真的吗？”朴正熙做出了以下回答：

“必须遵守的就是规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违规者必须接受处罚。交通规则早在革命前就已颁布，但无人遵守。我们政府只是督促人们遵守这个规则，重罚的说法只不过是捏造的谎言。”

第二天早上，芝加哥留学生和侨民在德雷克酒店主持召开了欢迎朴正熙议长到访的早餐会。目前在芝加哥生活着约15万侨民，但当时这个人数还不足以成立韩人会。原来，当时部分美国媒体刊登了批判朴议长访美的报道，气愤的芝加哥学生会（会长金俊烨）向朴议长发了邀请函。芝加哥学生会总务是西北大学材料工程系的一年级学生千兴淳。他后来担任了韩国科学技术院院长及大田产业大学校长。据他后来回忆：

“对于朴正熙将军靠政变取得政权，我们留学生并没有持批判态度。我们只关心如何让祖国更强大。在美国电视中播出的关于韩国的画面大多是孤儿伸手求助的场面。我们在这儿学习，是忍受着巨大种族歧视的。有一次我在马路上走，旁边经过的公交车上的一个白人学生竟然朝我吐痰。所以我一听说军事政权上台，果断推行改革的消息后，感到很骄傲。见到朴议长后，我感觉他有刚毅的性格，对国家的发展应该有很强的推动力。那时我便相信他能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富饶的国家。”

据说，这天的早餐欢迎仪式令朴正熙议长很受感动。在作训示时，他把演讲稿丢到一边，作了即席演说。

“我们发动过两次革命。若将国家比喻为患者，算是对它动了两次手术。因为4·19的手术不太成功，就再次对它进行了5·16手术。多亏手术结果不错，目前国家正在康复。通过改革根除数百年传下来的顽症，不仅是我们革命力量的任务，也是民族的任务。要是这场革命失败，下一个来临的只有共产主义革命。

“同肯尼迪总统会谈时，我准备与他讨论一下关于经济重建的问题。因为没有经济革命，就没有民主主义。虽然我不懂政治这东西，但我们不能对国家走向灭亡坐视不管。我们确信，各位掌握先进技术和学问回国后，会为重建国家做出贡献。”

学生会总务千兴淳将法槌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朴议长。据千兴淳讲，“因为我们都是穷留学生，想着送既省钱又有意义的礼物，最后准备了法槌，意思是希望朴议长为重建国家做出决策时，法槌定音一样果断。”其后一段时间，千兴淳在犹他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在引进海外科学家时，他回国担任了韩国科技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

如此善变的美国

朴议长一行从芝加哥到华盛顿时，肯尼迪总统向其提供了美政府要人乘坐的双引擎螺旋桨专机。离开芝加哥约4小时以后，飞机于下午4点钟抵达了华盛顿国际机场。美陆军仪仗队员吹响喇叭，以示国宾抵达，高个子林登·B.约翰逊副总统先走过来主动握手。因为朴正熙夫人没有随行，出来迎接的人都没带夫人。

以前朴正熙任师长时，莱曼·L.莱姆尼策是联合国军的司令官，现在莱姆尼策担任参联会议长。5月16日时，联合国军司令官马格·路德对朴正熙少将一派采取了强硬的镇压姿态，而他想阻止这些。他很欢迎朴正熙议长的到访。

在华盛顿国际机场，约翰逊副总统和朴正熙议长互致欢迎词和答谢词。结束后朝登机车走过去的朴正熙议长突然改变方向，朝机场围栏后面挥着太极旗欢迎朴正熙的旅美同胞走去，隔着围栏跟他们握手。朴正熙这种擅离仪式路线的行动，着实让美方护卫神经极度绷紧，一度惊慌失措。在宴席上，国务长官腊斯科向朴正熙谈及此事时，开玩笑说：“假如在竞选中我是同朴议长对决，那还是早早放弃的好啊。”

朴议长同副官、警卫官、主治医生一起住进了麦吉尔街2838号驻美大使的官邸，其他随行人员下榻到相邻的修翰酒店。这天（11月13日）下午，因没有正式活动，朴议长留在大使官邸，听了金东焕参赞的关于华盛顿访问行程的报告。到晚上，他和随行人员一起参加了丁一权大使举行的晚宴，吃了韩国料理。

朴正熙议长抵达华盛顿的当天，白宫安保助理华特·W.罗斯托博士为了应对第二天举行的韩美首脑会谈，以备忘录的形式编制了概要报告，提交给了肯尼迪总统。

“从朴议长访美中我们能够获得的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向韩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表明了美国对韩国的未来长期持乐观态度。

这对因祖国分裂而对未来容易绝望的韩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如何实现经济自立，韩国人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学生们对于军事力量推翻李承晚政权，进入军事独裁，感到很失望。

其他国家也很困惑。他们更倾向于韩国政权回到李承晚模式，美国一开始反对韩国政变，现在却郑重地接待政变领导人，对此，这些人正经受着困惑。”

韩国提出向越南派兵

最近公开了从1961年11月14日下午3点30分开始举行的，历时1个小时20分钟的肯尼迪、朴正熙首脑会谈的记录。我方出席的有最高会议外务、国防委员长柳阳洙、外务长官崔德新、国防长官朴炳权、财务长官千炳圭、经济企划院副院长宋正范、驻美大使丁一权、翻译官韩相国。美方出席的有国务卿腊斯科、国防长官麦克纳马拉、驻韩美国大使塞缪尔·博格、总统特别助理华特·罗斯特、国际开发处（AID）处长福勒·哈米尔顿、远东问题担当国务部次官助理华特·P.麦康瑙希、USOM处长基伦、东北亚问题研究所所长科伦、翻译官克莱因。

肯尼迪总统看完提前准备好的联合声明书后说很满意，并说要是朴议长同意的话就那样发表了。朴议长也同意了，于是肯尼迪总统指示可以发表。

肯尼迪：刚才和朴议长共进午餐时我们谈到了韩日关系的很多事情，并同韩国外务长官谈了谈关于越南事态的问题，外务长官答应制定一份有助于解决这个事态的备忘录给我们。怎么做能阻止越南瓦解，本人也忧虑重重。当然最后手段是投入美军兵力，但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并且我们觉得越南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朴议长您怎么看？

朴正熙：我曾向腊斯科长官和哈米尔顿处长提起过越南的问题。我觉得美国的负担太重了。我相信，只有世界上的其他自由国家也分担自己力所能及的责任，才能增强自由世界的整体力量。我们之所以强调韩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原因也在于此。作为自由国家，韩国希望为远东的安全全力以赴。越南拥有训练有素的游击部队，而韩国为了打越南式战争，也培养了100万训练有素的士兵。如果美国承认并提供支援，韩国政府将同意向越南派遣这支部队。若正规军队不适合，则可以招募志愿军。这个举措宣示了自由世界的团结。我在出国之前就这个问题曾同韩国军指挥官讨论过，希望总统阁下跟贵方军事助理们商量本人的建议，并告知结果。

肯尼迪：非常感谢。以柏林隔离墙为始，美国是担起了维护世界自由的负担。我希望朴议长明天能跟麦克纳马拉长官、参联会议长莱姆尼策见一次，详细谈一下向越南派兵的事情。其实还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我们同菲律宾人商量一下。正如法国人在越南得到的经验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能采取的行动是有限的。

当时朴正熙表明向越南派兵的事情至今还没有传开。因为美国政府公开外交文件时，删掉了朴议长建议向越南派兵的部分。1996年美国国务部出版了《美国外交》的文集，才在本书中正式复原了删除部分。在当时接受美国援助的情形下，朴正熙议长没有可向肯尼迪总统亮出的底牌，能想到的就是向越南派兵。这次派往越南的兵力数为30万人次，驻扎兵力最多时达到5万名，也就在这时，韩国史上首次播下了向国外派兵的种子。

后来，肯尼迪总统又举行了一次计划外首脑会谈，这次会谈貌似为了更深层讨论朴议长提出的向越南派兵的建议。朴正熙表明了向越南派兵的想法，逻辑是“作为自由世界的一员，应分担美国过重的负担”。但派兵要取得美国的承认和支援，即发兵之前要理清与每次派兵相关的经济利益。之后，肯尼迪把话题引到了援韩问题上。他讲述了美国为什么必须执行“买美国货”的政策背景。朴议长说韩国希望的不是美方全面撤销“买美国货（Buy America）”的政策，而是承认对特定商品例外。国务卿腊斯科说希望在晚宴上进一步谈论这个问题。

朴正熙：我们带来了一些文件，它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政府在革命前后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本人曾围绕这个主题同腊斯科长官、哈米尔顿处长讨论过。

肯尼迪：两国大使就韩国革命政权取得的业绩已对我讲过，这是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故事。本人很有感触。我保证美方会尽一切力量支持朴议长。我们知道援韩的重要性。假如韩国被赤化，日本也会步其后尘，那样的话，太平洋全部区域都将有可能失去自由。韩国和我们的关系利害攸关。麦克纳马拉长官，你给议长说明一下美国军力。

麦克纳马拉：比起当初的计划，核武器及常规武器发展的预算增加了60亿美元。1700架可携核武器战斗机中有850架可在15分钟内起飞，且时刻处于应急待命状态。虽然最近苏联在核武领域进行大气层实验，但美国在量上是他们的3～8倍，在质上具有更大的优势。苏联最多能将200～300架可携核武器的轰炸机派到北美大陆上空。再说洲际弹道导弹，我们拥有5艘可携80枚核弹头导弹的北极星级核潜艇。

肯尼迪：即使苏联先发制人，美国也可以进行较之更可怕的反击。我们的老大难问题集中在伊朗、越南、古巴等地。

肯尼迪总统问朴正熙议长：“有无通过三八线进行渗透？”

朴正熙：“那帮家伙想动用一切手段渗透三八线，但均以失败告终，都被我们一网打尽了。”

肯尼迪：“北朝鲜人的士气和政治风气怎么样？”

朴正熙：“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当然在基础产业和地下资源方面他们比南韩优越。目前北朝鲜的电力年产量为110万千瓦，而南韩是在5年计划结束的那一年才能达到103万千瓦的水准。”

肯尼迪：“怎么没有建核电厂？”

朴正熙：“造价太昂贵，没敢想。但（笑着说）如果美国愿意帮忙的话，我们会考虑的。南北朝鲜陆海军的战斗力差不多，但北朝鲜的空军实力较南韩强四倍。”

腊斯科：“空军实力是单指北朝鲜吗，还是包括中国和苏联的空军实力？”

朴正熙：“就指北朝鲜。如果加上驻扎在韩国和日本的美空军力量，那基本上跟北朝鲜持平。现在北朝鲜狠抓经济产业化，南韩有可能已经落后。我国当前最大的任务是在维持军事力的同时开发经济。就像德国一样，国家在分裂的情况下，经济实力不持平的话，经济落后一方在其他各种领域也会落后的。韩国绝对不能陷入那种处境。本人来这的目的就是想把韩国军兵力维持在现在的水准，并请求总统支持援助我国经济的开发和重建。联合声明的意思是愿意援助吗？”

肯尼迪：“本人希望跟朴议长之间没有任何误解。本人之前也说过，韩国的安全对美国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但您要知道，今年我们并没有从美国议会申请通过援助预算方案。请议长阁下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真是爱莫能助啊。”

朴正熙：“我想重申我的意见：自由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自立是我们面临问题的重中之重。我认为援助时应选择最短时间内可以取得最大成果的国家重点来援助。”

肯尼迪：“本人也同意这个观点。我们议会和国民也认为应援助能够最有效使用援助资金的国家。比如，我们曾大力援助过老挝，但他们都没有最大化地使用援助资金。更让我们失望的是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不愿分担援助资金。他们好像有意提供贷款，但要求年利6%。至于柏林的危机，我们不能保证能够成功同苏联签订和平协定，自由世界这边可能仍难以接近柏林。总之，现在我们同时面对来自越南和柏林的难题。”

朴正熙：“总统阁下，可能占去您太多的时间了，不好意思。我们马上要回去了，在离开之前，您能不能就本人请求援助的事情给个‘令人愉快的答复’呢？”

肯尼迪：“与其许下不能兑现的承诺，倒不如承诺可以兑现的。其实，本人正等着有人送我那种‘心情好的礼物’，刚好议长您提及向越南派兵的事情，这让我心情很愉快。或许是议长您知道美国拥有能够摧毁一切的原子弹后，受到了鼓舞。请不要有来这儿的目的未达成、空手而归的沮丧。议长您可能已经知道我们面对的问题多么严重。希望丁一权大使好好跟您说明。”

和朴正熙分手时，肯尼迪说第二天再见一次面。这也是计划之外的好意。同肯尼迪举行第一次会谈时，朴正熙虽然请求了援助，但没有一味地请求，而是以“应该优先援助有自立意志的国家”的逻辑来说服肯尼迪。朴正熙想通过合理的理由，堂堂正正地向美国伸手。

“发扬自助精神建设自立经济，基于自立经济加强自主国防，实现自主国防才能成为真正统一、独立的国家”，这种自助→自立→自主→独立、统一的逻辑是朴正熙终生坚持的国家现代化战略的哲学基础。朴正熙把这种想法同样用于新村运动等现代化工作上。在推进新村工作时，最先受到援助的不是最穷的村子，而是那些自助精神最强的，朴正熙的这种做法让村子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的氛围。

结束同肯尼迪总统的首脑会谈，回到驻美韩国大使馆后，朴正熙议长参加了丁一权大使为其举办的酒会。驻华盛顿外交官和参联会莱姆尼策等很多军人都出席了酒会。酒会进行当中朴议长一行离开会场，去了白宫附近的布莱尔大厦（总统国宾逗留的迎宾馆），因为他们要参加国务卿腊斯科主办的晚餐。朴正熙在致辞中这样开的头：“我来美国感到了三种痛苦。第一种痛苦来自美韩的时差；第二种痛苦是美方过于郑重款待，因此必须每三四个小时换一种姿势，腰都疼；第三种痛苦是众多记者的袭击。”

朴正熙议长到华盛顿的第三天和前两天一样，一直为满满的行程奔忙。上午8点整，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麦克斯韦尔·泰勒队长找到朴议长停留的大使官邸，一边共进早餐，一边商量维持韩国军现在的水准及现代化的问题。上午10点，朴议长拜访了农务部弗里曼长官，商量了国土建设项目及为支援此项目引进美国剩余农产物的问题。上午11点钟，朴议长再次去找国务长官麦克纳马拉。在那儿主要讨论了前一天朴议长提议的向越南派兵的问题。这次会谈一直持续到午饭时间。下午，朴议长拜访了商务长官霍奇思。霍奇思是一位63岁的老人，之前他好像听说朴正熙对记者积有不满，便先开了个玩笑。

“听说您深受记者的折磨，我教你一个对付他们的好方法。”

他从抽屉中拿出一个小黑猫的雕像：“我送您这个东西，等见到记者时您就抚摸它。那样记者就不会打扰您了。”朴议长把黑猫接过去，很开心地摸了摸。

接着，朴议长便向霍奇思长官介绍了韩国经济开发的5年计划，请求他协助韩国引进美国民间投资。下午4点钟，朴议长到白宫找了肯尼迪总统。朴议长说：“明年是5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最艰苦的一年。请求美方以国外贷款的形式给予重点扶持。”肯尼迪总统回答“我们研究看看”。肯尼迪对朴正熙建议的派兵到越南的问题采取了谨慎态度（这时美国政府尚未派兵）。

“我国对越南的援助暂时局限于经济援助及装备通信等物资的援助。需不需要更多的援助，将取决于越南国民是否支持政府，有无觉悟为自由而战斗。要是越南国民支持政府，个个都很上进，像朴议长所提议的一样，是不需要外部帮助的。”

就朴议长提议的向越南派兵的问题，肯尼迪总统表示出了“现阶段不需要”的态度。两年后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一个月之前，越南吴廷艳发动军事政变，并把美国拉入了泥坑。当时越南军部正预谋政变，美国对这场政变的支持把吴廷艳逼上了死路，但之后美国又没有找到能够替代吴廷艳的强有力的越南领导人，只好代替越南政府同共产主义游击队展开了战争。到了这时候，朴正熙向越南派兵的建议才具有了新的意义。

在朴正熙离美之前，朴正熙还要在国际记者俱乐部进行一场演说，就此肯尼迪总统给予了忠告。“相对于其他的领导人，美国记者对您算友好的。赫鲁晓夫，因为记者们过多地提问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一生气差一点取消访问行程。”

肯尼迪总统说：“1951年，我在韩国短暂逗留过，其实对韩国几乎不了解。”并说，“这次朴议长访美成了进一步了解韩国的契机。”就朴议长邀请肯尼迪访韩，肯尼迪说，“如果有机会到东北亚，一定去韩国。”分手时肯尼迪一直送朴议长到他的轿车前与他辞别。这一别，两人再也没能见面。同龄的肯尼迪比朴正熙早出生六个月，两个人均在现职上遭暗杀，尽管前后相差16年，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相同的命运。

从没有在自由舆论中露过脸的独裁者难免会受气

访问华盛顿的外国领导人都要怀着进考场一样的心情去一个地方，那就是国际记者俱乐部，即美国记者协会。在这里各国领导人都要面向记者发表演讲，并接受他们的提问，像赫鲁晓夫等从没有在自由舆论中露过脸的独裁者难免会受气。朴议长到达位于国际新闻大厦13层的招待会现场时已经是正午。在前带路的约翰·科斯格洛夫会长先请朴议长在留言板上签名。

看到朴议长写上“1961年11月16日”，科斯格洛夫会长说：“啊，我差点忘了，今天距发动革命刚好6个月。”看到朴议长眯眯一笑，他又说，“哈哈，您笑了，我听说您平时不大会笑，看来不是真的。”朴议长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就是这天，朴正熙在华盛顿国际记者俱乐部做了一场强调军事革命必然性的演讲：

“当时的国家状况是，任何一个企业家要办事必须行贿。官僚主义盛行，政府效率低下。立法部无视对国家的责任感。劳工团体被政治恶棍利用，许多报纸被收买，或被共产主义思想所污染。我们的农民每年需要以10成的利息借高利贷，负债累累，一辈子都无望逃出放贷者的魔掌。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本人是将他们的困境看在眼里的。极其危险的是部分阶层还倡导同北朝鲜协商。

比起共产主义者的直接侵略，企图从内部推翻我国的共产主义者反而对我们的威胁更大。本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发展了10余名革命核心势力，团结了220名左右清廉、有奉献精神的人组成了革命基层力量。革命后，我们解散国会，停止了工会等社会团体的活动，至于舆论，我觉得最好给予其一些引导。我们着手进行当前最紧迫的水路工程、造林及开垦项目，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我们简化了繁杂的行政手续，改革了税制，为了振兴中小企业，发放了很多贷款。现在，走私品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了。国民自觉地简化衣食住行，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我们还制订了从明年1月份开始施行的经济开发5年计划。”

演讲稿是由最高会议公报室长元忠渊起草的。稿子是写在稿纸的正反两面的。但朴正熙在读演讲稿时，漏看了一面。他读着心里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读起来文脉不连贯呢？发现自己失误时，为时已晚。多亏韩相国中校调整了翻译速度，外国记者们才没有察觉到这个失误。问题是广播，因为按原定计划是由“美国之音”录制这个演说后，再向韩国国内广播。一旦韩国人听到这个广播，朴正熙的失误马上就会暴露。

作为访美先遣队长，金在春准将及时解决了这个难题。他托主持“美国之音”广播的黄材景牧师在播出前，适当进行编辑。朴议长之所以犯下这种错误，跟过于紧凑的行程不无关系。同肯尼迪总统进行完第二次会谈，回到大使官邸的朴正熙叫来好欺负的金在春，发泄了不满。

“我说这帮家伙怎么编的行程，又不是来见习旅行，连早上起来洗脸的时间也没有……”

直到深夜时，最高会议外务、国防委员长柳阳洙才召开针对第二天行程的对策会议，但随行人员都已经筋疲力尽了，根本无暇深思熟虑。在这种情况下，朴正熙连读一遍演讲稿的时间也没有。公报室长元忠渊因为这个失误失去了朴正熙的信任。

在国际记者俱乐部的演讲结束后，记者们的提问接踵而至。

问：“韩国新闻工作者的下狱和舆论自由的弹劾是怎样合法化的？”

答：“你指的是‘民族日报事件’吧。说起这个事件，原委大概是这样。经公开审判，证实这些人是伪装成新闻工作者的共产主义间谍。他们的运作资金是北朝鲜通过日本朝总联提供的。他们事实上滥用了舆论自由。即便是新闻工作者，如果违反国法，也不能免除处罚。”

问：“韩国文民政治家受了那样的耻辱，恢复文民政府后，国民还能相信他们吗？朴将军和同僚们是否打算在1961年以平民身份当候选人。”

答：“政治家失去国民信任是咎由自取。一旦政府成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军人会返回原来的位置，履行应尽义务。我希望有良知的人早日出马。”

问：“您是不是觉得在爆发韩国动乱时，联合国军应该照麦克阿瑟元帅的主张出兵呢？”

答：“作为韩国人，当时我赞成这个方案，但今后历史会做出准确的评判的。”（听众鼓掌）

问：“先不提使用塑料筷子的事情，您想怎样解决木材困难的问题？”

答：“对我们来说，禁用木筷子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因为木材太紧缺，大家有义务使用（塑料）卫生筷子，请理解这一点。”

朴议长简短、精练的回答给许多记者留下了好印象。结束记者招待会时，朴议长最后说了一句，“听说很多外国领导人在国际记者俱乐部受到了折磨，今天大家对我很客气，非常感谢。”

后悔怠慢了尼克松

1966年8月13日下午，前副总统尼克松访问了欧洲和亚洲各国后抵达了韩国的金浦机场。1960年大选中他输给了肯尼迪，其后，又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选举中失败。

驻韩美国大使温斯洛普·布劳恩向朴正熙总统秘书室探询了能否为尼克松摆晚宴。朴正熙的反应很冷淡。于是布劳恩大使去找外务长官李东元求援。

李长官去找朴总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阁下，舆论认为尼克松已经玩完了，所以都冷待他，但他依然是巨头，有可能作为总统候选人再次参加竞选。要是在人家不幸时予以厚待，将来他不会忘记情义的。”

“那个人已经玩完了，何必……”

“阁下，那也是。”

朴总统的脸上萦绕着寒气。

这次尼克松没有带夫人一同前来，抵达韩国后，他到青瓦台拜访朴总统，两人喝着咖啡，走了个闲聊形式后就收场了。

这天晚上，焦急的布劳恩大使准备完晚餐后，拟邀请韩国军官们和尼克松同席。不凑巧，当晚朴总统突然在青瓦台准备会餐，叫走了军官们。当李东元长官走进美国大使馆晚餐现场时，尼克松跟美8军将军们一起坐着，韩方要员只有两三名到场。

看到冷清的气氛，晚餐后李东元提议：

“现在还早，我们去酒馆再喝点，怎么样？”

尼克松说好，但布劳恩大使回绝说还有别的行程，想就此脱身。尼克松说：“那我们在这儿再聊会儿。”

尼克松给人的初次印象是有点儿沉闷，但一开口，就能让人感觉到他满腹经纶和坚韧的性格。他说：“美国介入越南是错误的，但既然涉足了，应速战速决，把事儿了结。”

李长官对尼克松的说服力深有感触，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有种感觉，总有一天他会当上总统，这天朴总统对他的怠慢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回忆录《怀念总统》）

当时反共联盟理事长是曾担任国防长官，后来登上总理位子的金贞烈（已故，历任国务总理）。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下面当副总统时，金贞烈曾见过他一面。尼克松拜访金贞烈谈了一个多小时的不重要的话。据说，当时金氏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政府要如此安排巨头级要人的行程？”

1968年，尼克松终于当选总统，韩美关系变得难以对话。尼克松发表限制美军介入亚洲纷争的关岛主义（guam Doctrine），为驻韩美军（7师）打开了撤退之路。并且在越南停战协商结束时，朴总统未能受到参战国应享受的待遇，而是被排斥在外。

1969年8月，朴总统到旧金山一家酒店同尼克松举行了会谈，据说当时气氛非常冷淡。

总统们的秘密派对

1966年10月31日下午5点40分，约翰逊夫妇出席在市厅前广场的“和平台”举行的市民欢迎大会。晚上8点25分，约翰逊总统夫妇到青瓦台拜访了朴正熙总统夫妇。

朴总统和陆英修女士及槿惠（当时读圣心女中三年级）一起在青瓦台前厅迎接了贵宾。介绍槿惠小姐时，约翰逊总统在她手背上亲了一下。两国元首在朴总统的书房畅谈了一会儿后，又出席了朴总统在中央厅举办的晚宴。

约翰逊总统在晚宴现场问张基荣副总理：“今天到汉城街道欢迎我的群众大概有多少？”张副总理回答：“3201031人。”约翰逊眉开眼笑，说：“我数了一下，好像是3202031人。”

陪同约翰逊总统巡访东南亚的美国记者们甚至说：“其他国家总有反美示威，喊出‘洋鬼子，滚回家’等口号，但韩国不一样，有点奇怪。”

在晚宴现场，约翰逊总统还跟碧黛女士跳了舞。在晚宴达到高潮时，约翰逊总统向朴总统举起了酒杯。这时恰好外务长官李东元站在旁边。

约翰逊总统便在朴总统面前赞扬李长官。

“朴总统阁下，你身边这位李长官是个能干的人。不但促成了韩日会谈，还创建了ASPAC。要是我手下有这样一个人，现在的美国会大不一样。”

朴总统微微一笑，开玩笑说：“约翰逊总统您不知道。这个长官不但善于白天外交，晚上外交也很擅长。”

约翰逊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朴总统用耳语对高个儿约翰逊说：“我是被老婆管得很紧，但李长官一到晚上就成不法之徒了。”

弯腰听朴总统讲话的约翰逊总统用调皮的眼光看了看李长官。

李长官说了一句：

“约翰逊阁下，其实我是为了招待客人偶尔去妓院的，朴总统就妒忌这个事。”

约翰逊表露出了好奇心：“我听说娼妓们很有魅力……”

朴总统说：“李长官，办一回娼妓派对吧。”

“约翰逊阁下，那去一趟妓院，怎么样？”

约翰逊确定夫人碧黛女士在远处后，回答李长官说：“李长官，一言为定。”

李长官马上叫来礼宾局局长李笵奭（后来任外务长官），指示他第二天晚上在华克山庄另一幢房子里准备娼妓派对。对于没什么可拿出手的韩国来说，自有招待外国国宾的“美人外交”。

当时韩国可以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UN，但北朝鲜压根没有这个资格。而观察员资格是每年获得UN成员国半数以上赞成才能保持的身份。因此，韩国政府很在乎UN票，当非洲或第三世界高官访问韩国时，要是未享受美人外交这份独特的招待，他们在UN上往往投反对票。因此“娼妓派对”成了外务部礼宾局局长的一份工作。

在60年代的韩国社会，几乎没有美女可从事的工作，各知名酒店挑一些出众的美女经酒店老板娘特别训练后，将其培养成“外交要员”：她们可以接待客人但本人不可以喝醉；唱好流行歌等。

礼宾局局长李笵奭经常调用汉城长安五大酒店的招牌明星。礼宾局局长李笵奭生前对亲信说：“那时娼妓们都有爱国心。”

第二天，结束华克山庄的晚餐后，等待娼妓派对的约翰逊总统开始坐立不安。李东元长官陪同约翰逊夫妇回到他们房间。李长官对约翰逊说：“我认为今晚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越南问题。”约翰逊回答：“哦，我也想谈谈。咱们去安静的地方谈吧。”然后站起了身。那一瞬间碧黛女士突然说“不用出去了，在这儿谈吧”，然后“砰”的一声关上隔壁房门消失了。约翰逊的脸上瞬间浮现出了失望之色。李长官和约翰逊两人在客厅坐了半晌。

李长官开了口：

“怕您特意来韩国连娼妓派对也没有参加，回去会很遗憾，所以都准备好了，但现在毫无意义了。”

“我也期待过，但因为老婆成这样子了。还是感谢你们的诚意。李长官，你转告朴总统我感谢他。”

后来外务长官李东元回忆说：

“碧黛女士好像知道了关于秘密准备派对的事。在这天华克山庄的晚宴上，碧黛女士一直陪伴在约翰逊身边没有离开。虽然同行到住处，但最后还是未能去。约翰逊总统回国后，社会上长时间流传着他参加娼妓派对的传闻。那是在韩美蜜月时期上演的一出哭笑不得的闹剧。”

阻止韩国搞核武器的难度不比朝鲜小

几乎全世界人都知道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强力打压朝鲜发展核武器，甚至将朝鲜列入危险的国家加以防范。然而，对于美国来说，韩国这个看似忠诚的盟友同样靠不住，核武器问题上，也得严加控制，且其阻力并不比朝鲜小。

朴正熙确信，越南败亡后的三五年内驻韩美军一定会撤退，因为那时的美国总统必然面对着国内巨大的压力，因此，朴正熙强调，韩国必须在那之前具备自主国防能力，于是他领导开发核武器和导弹、建设国防产业等，跟时间赛跑。

这种气氛最后把维新时代打造成了韩国历史上最具生产性的转换期。

美国著名的东洋学者卢西恩·派伊这样描述了韩国参加越战后生存者的心理特点：

在战争中活下来的人们一开始因为死去的亲戚和知己感到内疚。为了克服这种负罪感，他们尽力安慰自己。处于危险时，这种想法将变成“我会没事”的自信，采取甘冒任何风险的攻击态度。

每个韩国公务员和平民都把自己想成是运气特别好的人，坚信自己是注定干大事的。战争体验教会了他们面对艰难任务时如何有序地应付。

受鼓舞的韩国人必然想，自己已经具备了像一个幸存下来的人果敢地想任何事情、干出宏伟事业的能力。

这种宏伟事业，在朴正熙看来，就是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

朴总统根本不想执意隐瞒开发核武器的意志，几乎半公开地进行了推进。当然，当时韩国未加入《核不扩散条约》，能依国际法阻止韩国核武器开发的只有美国。即使这样，1974年看到印度搞核试验大吃一惊的美国下定决心阻止韩国开发核武器，朴总统不会不知道这事。

朴总统对美国人说：“我们具有核武器开发能力，可没有着手开发，”并说，“如果美国的核保护伞撤走，我们会设法投入核武器开发。”

美国人回复说：

韩国获得核武器是极其危险的事，会直接打击美国。为了阻止这种危机，必须阻止韩国拥有核设施及钚。

韩国曾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申请了13200万美元贷款，并额外要求了11700万美元的信用，进出口银行的卡西总裁和议会商定把这笔贷款的听证会推迟至韩国国内废核燃料问题可以放心为止，否则韩国无法得到这笔贷款。

美方试图把韩方申请的约25000万美元美国贷款和信贷作为弱点拴住韩方。美方还提醒韩方，依据《韩美反应堆协定》，美国对其公司在韩国建设的反应堆中出来的废核燃料的所有再处理计划具有最终决定权。美国还恐吓，只有韩方对这种法定权限予以承认，才批准韩国使用在建古里的原子能1号机组。美国开始双重三重压制韩国。

驻韩美国大使认为，朴总统傲气十足，如果直接施压于他，肯定引发其反抗，于是由下往上做了工作。首先他约见了主管核技术相关工作的科技处长官、外务长官，并向金正濂室长转达了美国的立场。斯奈德大使把金正濂室长利用为说服韩方放弃核开发的窗口。金室长说：“斯奈德大使从没有提过原子弹。”斯奈德大使只是要求我们取消从法国引进核废燃料再处理设施。如果没有再处理设施，再多核发电站也无法提取核弹原料钚。于是斯奈德大使没有使用“核开发”这么直接的词汇，只是要求其放弃再处理设施。

施莱辛格与朴总统进行了一种禅语式的问答。朴总统没有承认秘密核开发计划，施莱辛格一句也没提自己知道韩国核开发计划的事情。后来施莱辛格述说：“朴总统好像看出了我已经知道。”施莱辛格借此场合表达的是“如果韩国强行坚持核武器开发，韩美关系将瓦解”的暗示。当年秋天和冬天，在华盛顿主管东亚、太平洋的国务次官助理菲利普·哈比卜通过驻美韩国大使咸秉春向韩国施加了压力。哈比卜是斯奈德之前的韩国大使。哈比卜要求韩国取消从法国引进核废料再处理设施的计划。

听完咸大使的报告后，朴总统说“这是关乎国家信誉的问题”，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朴总统很清楚如果这时硬搞核开发，韩美关系会有完蛋的危险性。所以决定学日本不马上制作核武器，而是转向核研究和储备技术的方向。”

当时参联会本部长柳秉贤称：“朴总统干净利索地下达了停止核武器开发的指示。当时给我的感觉，这个指示不是那种把相关资料或设施藏起来，躲躲闪闪的指示，而是干脆打消了念头。”当然，此后朴总统制定完核电技术循环的目标，开发出能应用于核武器开发的相关技术，成功试射导弹，但没有尝试过直接制造核弹或走私钚等。美方也非常清楚如果没有钚再处理设施就无法制造核武器，所以将此理解为韩国核开发问题到此终结。

事态告一段落后，斯奈德大使在发给安保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的电文中指出：“我最担心的是朴总统带领韩国开发核武器和导弹，追求独立，恢复自主。”他说，朴总统之所以选择这一步，与美方的态度也有关系。

1975年6月，斯奈德大使曾提交过长达12页的报告，称美国政府有必要全面重新评估韩美关系，建立新关系。在报告中他分析，“因为美国模棱两可的态度，朴总统为迟早到来的驻韩美军撤退做准备，作为对策，才推进核武器开发。”

遏制韩国发展核武器并不容易。1975年3月12日发给国务部的电文中，驻韩美国大使馆也分析称，韩国开发核武器不需要10年。“我们认为韩国开发核武所需的时间远短于10年。据我们获得的各种情报，韩国领导层把开发核武器放在最高位置，期望80年代初见成果。考虑到韩国人不顾后果的推进力和已拥有的高技术水准及可聘请外国专业人员的事实和上层不断的激励等，那绝不是不可能的事。”

发展核武器之余，导弹也必不可少。朴正熙指示韩国今后3～5年内开发短程导弹，他补充说，如果美国不采取帮助态势，韩国只能接受第三国的援助。

朴总统承认由此会带来的韩国财政负担，但他说：“我们应针对雨天做准备。”他说，如果把导弹开发拖延至美国正式向韩国政府通报撤出驻韩美军计划时，那就太迟了，所以韩国只能采取“有备无患”的姿态。

然而，导弹开发费用并不低，最好的方法就是同美国合作。如果不成，朴总统代表的韩国政府已经下决心在军需品供应上实现自立，尤其针对美军可能撤退的情况重视导弹开发，希望美国在该领域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果然，3年4个月后的1978年9月，射程为180公里的国产导弹“白熊”试射成功。朴总统计划的目标几乎全部完成了。

朴总统直截了当地向驻韩美国大使斯奈德表明已经预料到驻韩美军撤退这一点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朴总统从近处看到了越南走向灭亡的过程，一定不会忘记美军按照《巴黎停战协定》从越南撤出后，不遵守对越防御公约，而对越盟明显的违约行为置若罔闻的事实。

他认为，美议会会受席卷全美国的反战舆论的摆布，只要这样的美议会抓住美国总统一天，总统的《对韩防御公约》就不能相信。

几年内驻韩美军会撤退被朴总统说中了。

次年美国总统选举上，卡特候选人凭借撤退驻韩美军的承诺当选总统，并推进撤军计划。可是朴总统在越南败亡和驻韩美军会撤退的预感中推进的核武器开发却在最初就被美国卡住。

只有朝鲜支持美国撤军？

卡特是趁着掀起反越战运动、水门丑闻，主导美国社会潮流和舆论当选了总统的。

因为卡特讨厌朴总统，1976年总统选举时他承诺撤走驻韩美军。这时他已经完全被偏见所俘虏，以至于眼睛里只看到惩戒侵犯人权国家的名分，来不及想它会损害国家利益。

卡特一上任总统，就开始把撤走驻韩美军当作最优先的政策来推进。他跟同盟国韩国政府一次也没有商量过，便单方面做出了决定。

卡特给国务长官赛勒斯·万斯发了纸条。要点是“驻韩美军中地面部队撤退，空军不动。由美议会和美国言论决定的韩美关系将是最糟糕的。如果朴对政治犯不采取开放姿态，我对人权问题的忍耐和军事援助将是随时会改变的”。

1977年3月初，访问华盛顿的外务长官朴东镇不得不听卡特总统单方面撤军的通告。卡特特别强调“这是我的大选承诺”。为了利用美国言论营造的反韩情绪，卡特没什么逻辑或战略就要撤退驻韩美军，因此连行政部或其智囊阵容中也没有一个真正支持他的。

应负责推进撤军政策的国务长官万斯、国防长官哈罗德·布朗及安保助理布热津斯基只是装出执行卡特指示的样子，背地里为推翻这个政策而不断努力。布热津斯基助理并没有堵死反撤军者们向卡特提出反驳的言路。

在公开场合他们用无心的声音支持卡特的撤军政策，但背地里怠慢着这个政策。别说日本，连中国和俄罗斯也并不欢迎撤走驻韩美军。只有金日成支持卡特。

卡特做的蠢事最多。在选举期间卡特说：“韩国有700颗原子弹。我真搞不懂那儿为什么需要那个。”其实那时韩国有683颗原子弹。一当上总统，他就想在撤军之前先撤走原子弹。国防长官布朗是一名核物理学者，为了让卡特回心转意他费了不少心思。

有人盼着撤军，有人留，也有人说撤走可以，但得留下钱

过去一年间，不论广播还是报纸，没有一天不出现驻韩美军撤退的消息。

美8军将军们都反对撤退，并调侃道“卡特总统是军队出身，应该干得好吧”，美军将军们回答：“他呀，坐了三个月潜水艇。当然，那也算是参军经历吧。选举美国总统时，卡特智囊们建议要想多得选票，必须主张驻韩美军撤退。可是当选总统后，应该听国防省、CIA、国务部的话做决定才对。不过这是选举承诺，不能不兑现啊。他们内部也好像有分歧。”

当时，和平还没有扎根朝鲜半岛呢。

“直到和平扎根韩国，或者起码拥有能够战胜北朝鲜的力量，最好驻韩美军留下来。可是他们单方宣称要走，难道朝鲜半岛的安全只是韩国的责任吗？是韩美两国共同的责任。即使他们离开了，如果交给我们装备，加强我们的空军力量，有事时靠我们的力量也能挡住敌人。”

朴正熙又说，早在越南事态时，他就预料驻韩美军可能会撤退。“从总体形势来看，即使北朝鲜南侵，中国、苏联也不会支援兵力的。一旦我们的力量强大了，中国、苏联反而会牵制北朝鲜南侵的。”

这天，朴总统好像觉悟什么似的继续讲下去了。

“明年从法国引进150辆装甲车，秋天在西海会试射导弹。这次美国国务次官哈比卜来韩国时，威胁拿走核，想拿走就拿走吧。他们撤走后我们想自己开发核。”

如果分析这时候朴总统的面谈记录，会给人一种边跟驻韩美军交流情感，边批判卡特撤军的印象。就是说驻韩美军将军们在驻扎国总统面前诽谤自己的最高司令官，从这件事可以推断，朴总统和这些人都反对撤军。

在费用方面把“撤军补救措施”编成比继续保持驻韩美军成本更大的方案，以便在“费用对效果”层次上诱导美国国内。

他的盘算是，当显示因“补救措施”强行撤退驻韩美地面部队比继续保持驻韩美军的花费更高时，议会肯定出来阻止强行撤军。在韩国政府内，他的谈话对象是国防长官徐钟喆和参联会本部长柳炳贤。这时，朴正熙总统正对卡特总统大发雷霆。

“那，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们不会乞求的，我们走自己的路，”朴总统高喊自主国防，反而宣称“不反对驻韩美军撤退”。针对卡特的傲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负责国民安危，朴总统的响应果然像总统的作为。可那到底是总统分内的事，辅佐总统的主管长官或参谋们的情况却不然。

维西说：“总统越那么做，政府有关人员越要从实务层次上咬着美国不放，拟订一份最佳补救措施，以确保他们即使撤军，也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我们要承担的风险。”

“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了，出口扩大了，美国就不能疏远我们了。单说这次驻韩美军的撤退问题，美国暗自等我们挽留其撤军，可是我们的经济和国防力量都达到这个水平了，为什么还那样做呢。”朴总统对卡特的批评仍然继续，他引用了新西兰总理的话。

“新西兰马尔登总理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讽刺说，‘可能卡特最初是做花生生意的缘故吧’。”

无论如何，韩国人要给美国一个面子

之所以有人敢冒这个风险抵抗卡特的撤军政策，是因为撤军战略过于潦草，会成为军部的笑柄。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军心完全涣散的状态下，最高司令官的意志再怎么强大也行不通。美国卡特总统的特使——国务次官哈比卜和参联会议长布朗访问青瓦台，向朴总统转达了卡特的撤军计划。哈比卜和布朗想安慰朴总统，他们的说明要点如下：

撤军工作会在不破坏朝鲜半岛军事力量均衡或不引发北朝鲜误判的情况下进行。推行积极援助韩方计划以提高韩国的自主国防能力。对韩防御条约不会有变。美空军会继续留驻的。

朴总统逐条讲出了2～3天前开始仔细记下的看法。

美国总统要抽走本国军队，别国当然无法阻止。我认为，为韩美两国着想的话，4～5年内撤走全部驻韩美地面部队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美地面部队是阻止北朝鲜军南侵的关键，且为日本和东亚防御做出巨大贡献。

从美国世界战略层次上来看，驻韩美军和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牵制苏联的两大基石。兼任联合国军司令的驻韩美军司令指挥着4万多名驻韩美军和60万韩国军。此外还有250万乃至300万接受高度训练、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预备役军队。

苏联把其兵力的三分之二部署在西欧，三分之一部署在远东。由NATO军负责应付其三分之二，驻韩美军司令官麾下的韩美联合国军应付其三分之一。从这种美国世界军事战略来看，无法理解其撤走所有驻韩美军的意图。

在这里，朴总统暗示驻韩美军的主力地面部队要撤走，必须重审授予驻韩美军司令官韩国军作战指挥权。朴总统按照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和维西司令之间的密约要求先补救后撤军。

一张秘密“撤军时间表”

据《两个韩国》的作者唐·奥伯道夫记者讲，美国总统卡特于1977年5月初签了一个一级秘密文件——撤军时间表。内容是到1978年底为止，要从韩国调走1个旅6000人，到1980年6月底再撤走一个旅和支援兵力9000人，部署在韩国的核武器逐步减少，到完成撤军之时全部带走。具体撤军方案有：

1.把驻韩美地面部队的裁减局限于象征性规模。美陆军第二师有3个旅，在不改旅编制的情况下从其中一个旅抽两个营，1979年6月以后开始撤退，剩余部队无期限（最少5年）留驻在韩国。

2.决定撤退的2个营的各种火器和装备留在韩国，移交给韩国军队。

3.目前驻韩美空军只有2个营的规模，今后要增强至下属三个营加上2个飞行团，增强所必需的飞机不要从太平洋空军那儿调来，而是要从本土空军那儿调过来。（太平洋空军是驻韩美空军的后备，事实上等于已进入朝鲜半岛，因此来自太平洋空军的增强不能视为实质上的增强）

4.为了韩国军的现代化讲究以下措施……

这时的问题是根据韩美间协议卡特提出的撤军补救预算。这年7月，国防长官布朗向议会介绍了19亿美元的撤军补救预算，没有一个人赞成撤军，很多议员反对。

议员们对撤军补救预算持否定态度，与其说支持朴总统，不如说是讨厌他。他们无心为这个因侵犯人权，对美非法游说，强迫进军韩国的美国公司捐出政治资金。

美国已经向韩方承诺了撤军补救措施，如果不守约，就不能撤军。

当然，这也是卡特所面临的各种障碍之一。

在美国决定从韩国撤军之际，金日成罕见地对美国“示好”过。

早在1976年11月，卡特一当选总统，金日成就通过巴基斯坦总理给卡特写信建议直接接触。1977年2月，北朝鲜外务相许淡通过驻巴基斯坦美国大使馆给美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写了一封信，内容是“排除韩国干涉，直接跟美国对话”。

但美方坚持必须在韩国政府的参与下方能对话。

1977年7月，驻韩美军的一架直升机因操作失误进入朝鲜非军事区上空被击落，造成3名美军死亡，1人被俘。结果，北朝鲜意外地于第三天就退还了死者的遗骸和幸存的美军。金日成还通过加蓬的邦戈总统、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给卡特总统写信建议美国、北朝鲜面对面对话，可是美国每次都回答“韩国必须参与”，最终未能成功。

金日成一看卡特拖延撤军时间，改变当初计划，就慢慢转向批判卡特。

他开始管卡特叫“骗子”。

无独有偶，朝韩的领袖都喜欢用骗子去攻击对手。朴正熙总统说，1975年他自己见金泳三时，金泳三说金大中是一个骗子，他用此话代替了对金大中的评价，并深深认同。

第四章 向越南派兵

越战是美国在亚洲20世纪的最大败笔，但同样也参战的韩国，却“闷声发了大财”。

美国派兵打越南，必然会从韩国的驻军里抽调，若韩国直接派兵，不仅可以打消美国的顾虑，还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援助，且为韩国部队积累丰富的实战经验。向海外派军队意味着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扩大，韩国企业家、技术人员、生意人接下来也会跟随远征军前往，外交开始延伸到了海外——这才是韩国总统朴正熙的逻辑。

事实也是这样，韩国男人的自信心，从此大振。

最近，国内一部分势力总想把向越南派的韩国军解释为美国雇佣兵，贬低其意义，这是跟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的。因为向越南派兵是韩国在朴正熙政府的主导下完成的，而不是听美国的摆布。

虽然派兵的名义是“报答6·25战争时帮助过我们的美国，也是作为对抗国际共产主义尽自己的义务”，但朴正熙是从实用角度考虑这件事的，派兵的主要目的还是为国家发展战略考虑。

朴正熙通过把国军派往越南，不仅打消了美国打算抽出驻韩美军兵力调往越南战线的构想，同时获得了美方促进韩国军现代化的经济援助。并且去过越南的30万国军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包括建筑商在内的我方平民则随军人进军越南市场，创出巨额外汇，当时积累的海外工作经验则在20世纪70年代进军中东时得到很好地运用。从这点上来讲，朴正熙向越南派兵算得上是改变国家方向的一个大战略。

向海外派军队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扩大到了海外。企业家、技术人员、生意人接下来也会跟随远征军前往。随着我国向越南派遣军团规模的扩大，我们的外交也开始延伸到了海外。

大胆的想法

朴正熙就任最高会议议长的1961年11月，在和美国总统肯尼迪见面时就已提出向越南派兵，第二年5月11日，朴正熙向越南派遣了10多人的军官团，考察了当地形势。1963年7月上旬，在李承晚总统的别墅中，最高会议议长朴正熙在同国防长官金圣恩、参联会议长金钟五、陆军参谋总长闵机植等军首脑层的闲聊当中说了这样的话：

“要是那样放任越南的话，就会发生多米诺现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也会很危险，进而危及我们的安全。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清楚这个情况，它能袖手旁观吗？假如美国邀请我们派兵，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想知道大家的想法。”

金圣恩长官说：“要是我们拒绝美国的派兵邀请，它就会调走驻韩美军，干脆我们果断先出击吧。”

听完这句话，朴正熙很满意。曾当过朴正熙秘书室室长和外务长官的李东元向总统建议：“我们不能白白地援助美国，所以先不要提出派兵建议，就等美国发出邀请。”

1964年6月30日，外务部指示驻越大使申尚澈通知“越南政府正式向我国政府提出派兵邀请”。

7月15日，越南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兼总理阮庆将军向我国政府正式发来了援助邀请。韩美两国商定，首先派遣130人到越南组建一个战地外科医院和10名军官组成的跆拳道指导团队。

美方负责给韩国军队派发装备、设施、补给、维修及伙食供应等军需支援，韩国军队则承担他们的工资、津贴和差旅费等。美方承担了派兵预算支出的大部分。

在向越南派兵的问题上，朴总统主张“我们要报答6·25战争时帮助过我们的美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总统的道义感更强。但李东元长官非常务实地为朴总统分析了情势：

“越战未来不明朗。大势已倾向共产主义者那边，即使美军参战，也有可能输掉。我们没有必要着急。需要我们费心的是，怎样把我们的参战举措引向有利于祖国现代化建设上，如遇到最坏的情况——美国战败，应怎样把战争的后遗症降到最轻。”

朴总统说：“我们是不是太刻薄了？可不可以先派军队，再跟美国谈谈？”

“阁下，这事不像您说的那样。美国之所以这样积极，是因为他们着急。这时候，我们应该追逐最大的实利。如果先派兵，就不好讨价还价了。但向布劳恩卖个大人情吧。就说‘我们赞同向越南派战斗兵力。至于派多少怎么派等问题你们跟外务长官协商’，实务上的问题就交给我处理吧。然后暂时不要跟布劳恩大使见面。”

据参加韩日国家关系正常化会谈和向越南派兵时担任外务长官的李东元讲，韩美两国高层间围绕向越南派兵的问题正式展开讨论是在1964年10月2日美国务部次官助理威廉·P·邦迪访韩的时候。在和朴总统见面之前，邦迪问李东元长官：“李长官，你怎么看待美国介入越南战争？”

“我不能理解的是，美国为什么看着苏联、中国的脸色，在北纬17度以南展开有限战争。”

“不管怎样，约翰逊总统想靠武力屈服越盟。韩国能不能帮我们？”

这时，我们陆军140人组成的医务队和跆拳道教练已赴越南投入工作，邦迪所说的帮助是指派遣战斗兵力。“那个问题只能由朴总统来决定。”李东元说完这句后闭上了嘴。在和朴总统见面的场合上，邦迪提及了越南问题。

“目前美国在越南陷入了困境。约翰逊总统嘱咐我一定要把美国这种情况转告阁下。”

次官助理邦迪没有提起邀请韩国派遣战斗部队，只是说了些诱导朴总统先表明派兵意图的话。朴总统好像卷进了邦迪的战术。

“依我想，美国好像过分在意苏联和中国。越盟甚至动员越共进攻，美国却把柬埔寨的边境当作中立区，只想守住17度线以南的地方，战争这东西不是无条件先胜了再说的吗？”

“阁下，你说得对。现在约翰逊总统也下了大决心。”

“如果约翰逊总统以那种决心向我们邀请军事援助，我愿意随时配合美国。”

邦迪心想自己已从朴总统那儿得到了派兵的回话，心情非常愉快。和李东元长官一起回住处的路上，他在车中对朴总统赞不绝口。对此，李长官心里想，是时候给他泼泼冷水了。

“邦迪先生，关于总统说的向越南派兵的问题，我建议您不要完全相信他，一旦美国政府正式邀请派兵，届时我得务实地处理，要解决的事情一定很多。”

以派兵为前提举行的韩美协商中，面对驻韩美国大使温斯洛普·G·布劳恩，李东元长官自愿担任了反面角色。他想让美国着急，以获得最高补偿。

邀请向越南派一个战斗师

1965年3月12日，视察完越南战线回来的美国陆军参谋总长约翰逊将军建议上部“包括韩国军1个师在内，再投入3个师”。3月16日，美军海军陆战队两个大队登陆了越南岘港。这是地面战斗部队第一次参战，越战迎来了新局面。

3月15日，韩美正式讨论了向越南派韩国战斗部队的问题，之前的讨论只是以刺探的形式在驻韩美国大使布劳恩和外务长官李东元之间展开。这天，访问华盛顿的李长官同国务长官腊斯克举行了3个小时的午餐会谈。

结束会谈后出来的李长官对记者说：“韩方反对同越盟协商，我们已经向腊斯克长官转达了韩方这一立场。如果美国和越南政府需要韩国战斗部队援助，我们愿意认真考虑。”在此会谈上，腊斯克长官对草签韩日间基本条约感到满意，希望早日促成国家关系正常化会谈。

18日，李东元长官同约翰逊总统见面，与其举行了30分钟重要会谈。据说，这天的主要话题是向越南派战斗部队。李长官在会谈上说明了韩国军赴越南美国需要负担费用的项目，并得到了约翰逊的口头保证。

进入4月份后，为了促成韩国战斗部队的派遣，美国政府正忙碌地工作。若看4月1日总统安保助理麦克乔治·邦迪汇报给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会发现华盛顿当局正构想着以向越南派1个战斗师的韩国军为前提的越战扩大战略。

在此备忘录中麦克乔治·邦迪称“国防长官的意见是，韩国国内形势虽然微妙，但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韩国政府，使其能在现有2000名驻越韩国军的基础上再向越南加派战斗部队”。

1965年4月15日，国务长官腊斯克指示西贡驻美大使泰勒：“跟越南政府商量让韩国派战斗部队到越的问题，让越南政府在最短时间内向韩国提出派兵邀请。”

两天后，泰勒汇报：“像这种大批邀请外国军队进入，是不会轻松获得他们同意的。”

越南政府在派遣韩国军入越问题上心存疑虑，他们认为这种派兵与其说是帮自己，不如说是美国政府为了平息他们国内的舆论而走的一步棋。于是，美国政府对越南政府施压，若不接受外国军队则拒绝向越提供军需支援，逼着他们向韩国政府提出派兵邀请。

对韩国非战斗军的派遣，越南政府同样不欢迎。1965年2月份派遣的先到越南处理复杂行政问题的飞鸽部队先遣队长李勳燮准将写了一本名为《当时你在哪里——派越先遣队长的回忆》的书。

据李将军回忆，在韩、美、越联席会议上，韩方认为韩国军不能受越军作战控制，越南最高司令部作战参谋部部长汤将军站起来说：

“感谢韩国为我们国家派军队，但我们不是一定需要支援。是美国政府说服我们向贵国邀请援助的。”

1965年4月20日，美太平洋司令部在火奴鲁鲁举行的高层战略会议上，美国正式把派遣韩国战斗部队纳入政策。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防长官马克纳马拉在内的国防次官约翰T.麦克诺顿、国务次官威廉·邦迪、参联会议长惠勒大将、驻越美国大使马克斯韦·泰勒、美太平洋地区司令官夏普提督、驻越美军司令官威斯特·摩兰。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高层判断胡志明的越盟和越共在短期内不可能屈服，准备建议约翰逊总统同意美空军继续轰炸北越，并补充兵力。

当时越南驻扎着33500名美军和2000名韩国军（鸽子部队）。美军首脑部建议增加82000名美军和韩国、澳洲利亚和新西兰共同的7250名军人，为了额外增加兵力，美决定推进韩国军1个战斗师（14500名）的派遣工作。

另一方面，驻韩美国大使布劳恩向安保助理麦克乔治·邦迪指出，在向越南派战斗兵力的事情上韩国政府表现很积极，我们要慎重对待这种动态。这也是一种忠告，因为弄不好会卷进韩国政府的战略，美国要承担多余的负担。

向越南派兵，恢复男人的自信

1965年9月，政府加快组建拟派越南的战斗部队。包括随战斗师的军需支援部队等在内，派越南的总兵力数达到17890人。其中首都师9850人，海军陆战队1个旅4218人，后备军268人，军需支援司令部3554人，首都师3个团中只有2个团包含在派越南部队中。

军需支援司令部（司令官李范俊准将）的编成用了10天，工兵、通信、后方等7个兵种的19支部队集结在京畿道杨平郡龙门等地。1军司令部则在龙门和江原道洪川设立负责向派越将士分配补给物资的办事处，着手实施装备更换及维修。从9月4日起，派越南的部队在洪川（首都师）、横城（工兵营）、龙门（军需师）、春川（运输部队）开始了为期4周的培训。

1965年9月20日，朴正熙总统在东海岸基地出席了派越战斗部队第一阵容的海军陆战队第2旅成立仪式。他通过晓示称，“侵略自由越南的共产势力是越南的敌人，同时是我们韩国的敌人，也是自由世界的公敌。”

“这就如同邻居家着火，如果你袖手旁观，火早晚会烧到你家，要是现在不帮越南，我们国家将会被威胁。”

10月12日，在汝矣岛，广场举行了猛虎部队欢送仪式，近30万群众参加。朴总统在晓示中宣誓，“现在和过去，我们总接受别人帮助，历史即将转入我们帮助别人的新时代了。”

“古代希腊人曾说，要是后代被问：‘你的祖先是谁’，那你告诉他我的祖先是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勇士，我希望猛虎部队也怀揣一样的自豪感赴越。”士兵们个个也群情激昂。

不像围绕韩日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国民会有诸多反抗，在向越南派兵的事情上，我国国民并未出现不满情绪，反而打出了“全民族真心诚意欢送猛虎勇士”等标语，国家上下团结一心，支持赴越的勇士。

“‘6·25’动乱时留下的辛酸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我们会以打倒北朝鲜的心情，报民族之仇的凛冽心情揍扁越南共产党游击队的。”猛虎部队第一团李吉永准尉回忆道。

“我想正如早在‘6·25’事件时我们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一样，那边后方人民也一定在经受各种苦楚。希望用我们真挚的人间之爱和关切来体现韩国国民对难民，尤其对妇女、孤儿、患者们的关爱。”汉城永乐教会牧师韩景职回忆道。

继我们的年轻女工在缝制厂、假发厂等出口战线上创造新历史之后，年轻男性也投身于越南战线，出现在世界史的中心舞台上。“声扬国威”这一向越南派兵后出现的流行语也是韩国男性离开朝鲜半岛开始在世界舞台上驰骋的宣言。

争夺作战权

猛虎部队乘坐美海军运输舰开赴越南后，1965年10月20日，包括蔡命新将军在内的司令部兵力也乘坐美军运输机离开金浦机场，并于当晚抵达了西贡。第二天，蔡命新司令官去东海岸归仁迎接了登陆的猛虎部队。

驻越韩国军司令部第一个面临的问题是作战指挥权问题。同在韩国时一样，驻越美军想把韩国军放在驻越美军的作战指挥权下。我方则建议两国军队实行协商机制，直到韩国军登陆作战，指挥权问题仍没有得出结论。

10月23日，金兰海军陆战旅（青龙部队）向西贡的韩国军司令部发来了一份报告，称美军司令部对海军陆战旅第二营下达任务变动命令，准备调动部队。李勳燮副司令官认为可能发生了涉及作战指挥权的重要事件，给正在归仁的蔡司令官打了电话。他问蔡将军：“之前跟美野战司令官有没有商量过关于怎样运作青龙部队的事情？”蔡将军回答“没有”。李勳燮准将认为在事前未跟韩国军司令官商量的情况下控制我们部队，可能引发指挥体系的混乱，于是去找美军司令部参谋长劳森将军提出抗议，取消了调动命令。

美方向朴正熙总统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一天，朴总统请金长官到青瓦台。

“几天前，布劳恩大使和美8军司令官佩奇来找过我。说金长官坚决反对作战指挥权一元化，求我帮忙。”

“阁下，要是把我们的作战指挥权交给美军，他们会把我们军队部署在丛林中。那样我们必须360度防御，有可能全军覆灭。”

按金长官的理解，在越南所谓的作战指挥权就是作战区的决定权。要是韩国军负责丛林和内陆地区，不能跟民众接触，就无法取得外交成果，且无法保住包括建筑企业在内我们人力出口的桥头堡。

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出身的金圣恩长官考虑到朴总统是陆军出身时，解释说：

“海军陆战队是以海军舰艇的火力为后盾同前方的敌人对峙，跟在内陆四面受敌的陆军相比，能发挥更大的战斗力。要是沿着海岸部署驻越韩国军，只要监视前方即可。一旦进入内陆，很容易被四面包围。”

思维敏捷的朴总统说：“这事交给金长官处理吧，你坚持吧。”

将越战打成政治战

1965年11月2日，猛虎部队装甲团登陆以后，蔡命新司令官才出席美军指挥官会议表明了立场。其间蔡将军没有理睬美军方出席会议的邀请。一到会场，负责归仁地区的野战军司令官拉森就发神经。

“是我们给韩国军提供粮食、训练、开工资，为什么不想受我们控制？”

蔡命新将军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先看一下这场战争的性质。你认为这场战争是军事战争，还是政治战争？”

“不管你还是我一旦穿上军装，就别考虑政治啊什么的，只要打赢就行。”

“照你说，这是军事战争，我想反问一句。美军拥有由M16步枪及B-52战斗轰炸机、航空母舰、直升机组成的飞机装甲部队，但为什么不能剿灭用竹矛和弓箭及日军扔掉的长枪做武装的越共？从根本上讲，这场战争属于政治战争。我们应该把越南国民拉到我们这一边。为此，让他们意识到我们来越南不是掠夺他们的土地，而是来帮越南实现自由和自立的。要是韩国军的指挥权归属于美军，我们会沦落为在美军代理战争中的军队。韩国军具有独立作战权，彼此才能理直气壮：

驻越韩国军司令官蔡命新在美军指挥官会议上继续阐明了自己的想法。

“我个人挺尊重威斯特司令官。韩国战争时威斯特任第82工程师大校，是和部下一起从北朝鲜顺天上空跳伞扬虎威的指挥官。听从他的指挥是我的荣幸。但我认为，要是那样做的话，会给他带来政治麻烦。”

看场内的气氛，美军指挥官们也好像理解这一点。最后决定韩国军指挥权由韩国军同美国、越南方协商行使。游击战战术的专家蔡命新少将之前在陆军本部担任作战参谋部部长，专门研究了越战，当时他做出了悲观的判断：

“我一边拟定越战作战方案，一边想我自己不会去越南。我们的对手越共不是穿军装的正规军队，而是装成平民的游击队。越南政府已经失去民心，越盟领导人胡志明却日益受欢迎。连九岁大的小孩口袋里都装有手榴弹，背小孩的妇女衣服里都藏着手枪，在这种情况下真怀疑美军的作战理念——‘搜查及歼灭战’能否取得实效。”

蔡命新将军的作战理念是“隔离及歼灭”，即对民众发起攻心战，把藏匿于平民中的越共隔离到山中，并通过军事作战歼灭。蔡命新将军补充说：“在同美军一起活动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很不熟悉亚洲历史、文化。”

1964年，越盟开始派正规军渗透到越南中部高原地区。他们的职责是支援、指导在越南组建的越共。为了武器的标准化，越共和越盟正规军使用了同样的班组武器。1965年初，美国搞清楚在越南作战的是越盟4个正规师后，开始了“滚雷（rolling thunder）战”。这个作战内容是为了阻止正规师南下轰炸北纬19度线以南越盟军事基地。尽管如此，越盟正规师还是继续南侵。

越南民族解放战线虽然有人民革命党的称呼，但不过是共产党的伪装组织。在河内指挥越战的越盟国防长官武元甲确信其站在共产军一边后，认为应给越战赋予政治战争的性质。政治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受舆论和言论较大影响的国内政治舞台，而不是战场。

在国际法上，越战具有越盟非法南侵的性质。依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越南以17度线为界，被分裂成南北。越盟无视17度线向南边派了一个军规模的正规军。南派方式不像金日成南侵时所采取的奇袭式总攻势，而是长期伪装渗透，这一点就免不了国际舆论的指责。共产主义者把越共宣传成在越南自然产生的反政府力量，世界许多舆论则采取了“轻视越盟正规军明显南侵”的报道姿态。

对朴正熙来说，能为自己派兵找到的一个道德的、符合国际法的名分，就是击退违反国际法，为推翻自由阵容国家而南侵的共产势力。一方面，通过向越南派兵可事先阻止美方欲将驻韩美军抽调到越南战线的意图；另一方面，派兵时可以获得一定经济利益和美方对国军现代化的支持。所以，往越南派兵是一次兼具实利和名分的行动。

尽管此后越南和美军打输，越南被越盟吸收统一，但不应对韩国的派兵理由做负面评价。评价标准毕竟是国家利益和国际法以及人类的普世价值。现在，统一的越南朝市场经济，即朝资本主义方向推进改革。从这点来看，即使越盟是胜者，但“越盟的共产革命路线是对的，反对它的韩国派兵是不对的”这种解释将成为无法分辨胜败和善恶的争论点。

随着国军在越南开始展开战斗，国军战死沙场的消息也陆续传来，1966年1月12日，在越南战线战死的12位国军英灵搭乘美军飞机回到金浦机场。尽管如此“国军”一词仍给国民带来了很大的鼓舞。《猛虎下山》、《红色围巾》、《从越南回来的金上士》等军歌像流行歌一样在街头亲切地被传唱着。

从1966年1月开始，杂志和媒体开始报道韩国将向越南增派2万名军人的消息。随着由韩国外务长官李东元和美驻韩大使布劳恩参加的增派军队协商正式展开，韩国派军的消息才逐渐明朗。

尽管向越南派兵，国民总体是支持国家的这一举措的，但就此国会和媒体都展开了激烈的正反争论。记者出身的共和党议员徐仁锡指出，“即使没有宣战或宣布进入战争状态，4万多名国军同越南交战的局面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他接着说，“除了实现我们国家目标——南北统一的战争以外，我们已无暇再进行其他战争。”

徐议员称：“看来越南局势取决于敌方控制因素，而不是我们的控制因素”，并称，“我有种担心，我们派大批兵力介入靠我们的能力无法控制的事态中，是不是反过来会受越南事态的控制。”并批判，“外交应该顺应每个时期国家利益而开展，不应是以平民还债的方式。”

在野党民众党金俊渊议员称：“操纵越共的是越盟，操纵越盟的是中国，要是越南被赤化，东南亚会全部步其后尘的”，他赞成增派兵力。

无论国内是支持还是反对，朴正熙总统也不要让本国年轻人的血白流，他下决心要向美国政府高价索讨增派一个师的报酬，几乎动员党政全体展开了对美谈判。

李东元长官甚至威吓布劳恩大使重新考虑增派一个师的问题。美方传来消息称，为了协调异议将急派汉弗莱副总统到韩商谈。2月23日，朴正熙在青瓦台新馆三楼办公室同汉弗莱副总统、哈里曼大使、伦蒂助理，用一个半小时讨论了增派国军的问题。

1966年3月7日，美驻韩大使温斯洛普·布劳恩拜访外务部李东元长官，向其转达了“向越南增派韩国军前提条件公函”。并以“布劳恩备忘录”的形式把2月25日李东元—布劳恩协议内容编成了文件。备忘录内容中包含了朴正熙政府向美方提出的增派一个师战斗兵力的所有条件。

李东元要求美方修改韩美共同防御协定，当韩国受侵略时美国无须取得其议会的同意可直接介入，但就这个要求美国政府不能接受。不过这让汉弗莱副总统强有力地重申了美国政府对韩国防御的意志。

美国承诺了实现韩国军装备现代化、承担派韩国军所需的全部经费、改善派越韩国军待遇、确保韩国人可参与因战争形成的特需等14个条款。这是朴正熙政府在对美外交奉献中的一座金字塔。按照这份备忘录的条款，在越战期间韩方通过战争特需可创出约10亿美元的收入。

布劳恩备忘录的要点如下。

1.三个预备师完全装备化。17个陆军师和1个海军陆战师装备现代化。

2.由美国承担向越南增派兵力所需的所有装备和韩元经费。

3.若因向越南派兵需要补充韩国军，由美国承担一切所需的装备和训练经费。

4.提供封锁北朝鲜间接侵略所需的装备。

5.为了供应弹药，提供建设兵器厂所需的设施。

6.由美方提供韩国政府和派越部队间专用通信设施。

7.以韩元形式向韩国政府提供在韩国国内补充、维护增派兵力和其补充兵力所需的纯额外费用。

8.保留由韩方承担的军援移管计划。

9.从韩国国内提供驻越韩国军所需的物资、劳务及装备等，同样，驻越美军及越军军需品也尽可能购买韩国产品。

10.从韩国购买美国国际开发署（AID）在越南推进的农村建设及安抚、救护事业所需的补给品。

在越南推进的建设项目中雇佣韩国籍平民技术员，扩大劳务机会。

加强技术援助，以振兴韩国出口。

提前使用15000万美元AID贷款，提供更多的AID贷款用于经济开发。

为了实现今年财政稳定计划，今年内先提供1500万美元用作购买新材料的贷款。

在如此丰厚的条件下，一个师和一个团（派越猛虎师的残留部队）增派批准案于3月20日在国会大会上以95票赞成，27票反对，3票弃权，50人缺席的票数通过了。

朴总统把步兵9师选定为增派师。这个统称为白马部队的师也是1950年朴正熙中校作为参谋长指导创建的部队。

按照与美国的约定，朴总统于4月6日举行欢送仪式把猛虎部队（首都师）的残留团派到越南。这个由3，500人编成的团被称作惠山镇部队。

越南的局势

1966年5月，朴正熙总统同访韩的美驻越大使亨利卡博特·洛奇讨论了越南局势。这份5月25日编制的面谈记录（会议备忘录）很清晰地展示了当时越南的局势。

洛奇大使：这次本人见到阁下：1.首先祝贺韩国军队在越南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表示深深的谢意；2.向阁下转达约翰逊总统亲切的问候；3.同时想给阁下提供美国持有的关于越南局势的情报。

朴总统：我从报纸上看到，政府军和反政府军之间在越南展开战斗，出现了牺牲者，我想听听大使对越南局势的看法。

洛奇大使：那种事态局限于岘港市。越南岘港市是唯一地点。据最新消息，有若干名牺牲者。目前政府军掌握了岘港大部分地区，岘港市重要部分多数由政府掌握着。

越共的军事行动减弱了，这是因为越共内部有矛盾。因此在前方越共的战斗力也在减弱，韩国军、美军、澳军作战也只是维持现状。

朴总统：关于越南局势，我从派驻当地的司令官和派驻在越的大使那儿接到过作战的报告。得知当前越南有很多难题，但只要制定几种方针，依次推进，我相信能解决好。

洛奇大使：跟韩国或美国相比，越南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这指从传统上它就是具有强大派别主义的国家。国家处在热带地区，吃喝不愁，所以只要聚集几个人，就能组建一个派别。从这点来看，韩国是更统一的国家。

今天，越共很有利地利用了它。韩国军和美军仗打得不错，过去法兰西军队没有夺取地下要塞，但现在韩国军和美军夺了下来。越南处在中国的支配下，但它不愿意这样，所以可能引发邻邦间的战斗。反正我们无法理解这种派别现象。有时甚至能看到越南人在敌人眼前展开派别斗争的现象。

祺首相政府虽然不是合法政府，但实际统治着越南，且没有与之可对峙的，也没有代表国民的政党，人们只能拥护祺政权。祺首相承诺将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为了把这个诺言付诸实践，他需要强有力的支持。

要是此时不改掉军队将军们勾结宗教团体反对中央政府的坏毛病，政权移交后还会成问题。祺首相投入中央政府军中镇压驻岘港的一军，我认为，即便有一些牺牲，或即便局部有一些反抗，此时要彻底解决。希望美国政府即便听到一些指责但仍能强制执行。目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如果收拾得好，大家会觉得那个方法很好。从越南当前的治安情况来看，真担心大选能否顺利进行。但有一个好办法，今年秋季大选的目的在于组建制宪国会，并在制宪国会上制定宪法，然后再据此宪法进行大选。

今年秋天举行选举，届时要阻止亲共势力混入，使选举顺利进行。不要在宪法上明示移交权力的时间，制定宪法时再规定到了什么时期把权力移交给文人政府即可。如果是这样，越南现政府可具备伸缩性，若看韩国现行宪法的附则，里面规定自公布宪法一年之内举行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同样，要是也赋予越南这种程度的灵活性，考虑其间的治安状态等因素可以做到。

洛奇大使：您的讲话很有参考价值。我想奉上几句话。

1.越南还没有优秀的政治领导人。目前本人在越南同第五届政权共事，还没有见到一个优秀的政治领导人。

2.至今，越南还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政府。对于越南来说，问题不是谁来统治，因为所有事情均由地方来操纵。

3.在越南有以下五大恶。即火宅、洪水、饥荒、盗窃及中央政府。一讨论这些问题，就能自动得出一个结论：支持祺首相。虽然他对民政没什么经验，但在过去10个月他积累了很多经验。在支持祺首相时美国要有心眼儿。只有这样，越南国民也才觉得祺首相政权不是美国的傀儡。

4.大选前景，今年秋天举行的大选蕴含着相当大的危险，但已经做出了决定。

虽然形势不稳定，我们的损失不会太大。越南有48个州和5个市。1965年举行了地方后座议员选举，结果很好。越南总人口中，54%居住在中央政府统治的安全区域内，24%处在越共统治下，其余属于流动人口。在1965年选举中投票人数达到54%以上。

因为投票箱在城市，居住在危险地区的农民都到城市里投了票。地方选举也大概如此，何况这次是全国性的事件，我觉得稍微好一些。

5.三大危险性

（1）在越共投票日越共有可能威逼投票者。

（2）选出议员后，越共有可能威逼那些议员做与北部越盟协商的发言。依我看，越南的恐怖活动确实有惊人之处。

例：a.岘港市已经有海军陆战队，它有能力干掉越共的大规模兵力。但有说法是斗争委员会胁迫每一个岘港市民占领了整个市。

b.要是从本人办公室离开3分钟，只要付5美元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杀掉一个自己想杀死的人。

（3）假设一个集团获得51%的选票，那问题是少数派。在越南少数派受很大的支持，所以少数派不会百依百顺。

虽然它不是美国的殖民国家，但采取这次行动时祺首相一点也没跟美方商量。当时本人在华盛顿，威斯特摩兰将军在火奴鲁鲁。由于祺首相事前一句也没有跟我讲，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且陷入了很尴尬的处境。但我觉得这是祺首相主动做事的征兆，他正努力重新确立国家整体秩序。可以理解他的心情，说到底，比袖手旁观要好。

布劳恩大使：韩国有句俗语，“无牛，捉马耕田”。目前找不到其他人，因而应支持祺首相好好做下去。大选是承诺，就得照做，但要是组建的国会成为清一色的越共或亲共分子的国会，那怎么办？

洛奇大使：我觉得，由于投票箱在城市，共产主义者可能以不投票来抵制这次选举。共产主义者也能当候选人，但地方民众最终获知共产主义者走向反对其利益的方向。我们会严格监督这次选举。因为地方安插了美军事顾问，有利于监督，要是共产党有什么动静，我们会马上知道。

美驻韩大使布劳恩：中央政府是否了解大多数候选人？

洛奇大使：候选人大都是较有名的人物，非常配合中央政府。

布劳恩大使：我担心选举结果。要是事情搞糟了，国会提出撤走外军的问题，会让人头疼。此外，提出同河内协商的话也一样。

洛奇：我认为不会发生那种情况。共产主义者肯定抵制这次选举，因为投票者毕竟还是那些居住在安全地区的54%的人口。这正是一年前在地方选举中出现的现象。我见过一个月前出席西贡会议的60多名地方后座议员，全是爱国者。我觉得，军队有能力妥善阻止投票时可能发生的胁迫行为。

布劳恩大使：上次在西贡发生的示威，可以说完全没有亲共征兆。朴总统阁下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洛奇大使：奇怪的是越南人好像很喜欢示威活动。但最近在西贡发生的示威中没有一点共产主义征兆。当然，出现过个别反美横幅。除此之外，顺化市也出现过反美广播，其他没有特别的。虽然在法兰西的统治下反抗法兰西的越南国民具有一定亲共倾向，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即便有一些，那也是被逼无奈的。

朴总统：在越南也要除掉军阀。蒋介石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开始以为完全掌握了地方军阀，但不是那样，最后因为没能统治地方军阀，留下隐患。同样，在越南，军阀们成了英雄，要根除这种事情。在韩国，6·25动乱之前，共产党游击队骚扰了2～3年，军部也因共产主义者潜入内部乱了一阵，但最终通过严厉处决，根除了军队内部左翼。我想，越南也应那样做。

洛奇大使：您说得非常对。本人曾于1929年去过中国，当时中国到处是军阀割据。当时中国军阀掌握着全部军事权和行政权，若不通过他们，什么也做不成。现在越南4个军长与当时的中国军阀是一样的。祺首相对本人讲要罢免氏将军，本人说要抓住证据将其移交法庭。当然，结果阁下也知道。本人开诚布公地对朴总统阁下说了。这种话不能随便对别人说，因为韩国向越南输送了韩国年轻人，所以这样坦率地禀告。作为军长，氏将军掌握了占整个越南四分之一的地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他都随心所欲地任命。那些人没有地方可以去，只好服从氏将军。智光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氏将军和智光两者一合起来就发生了这种事情。祺首相是一个勇敢、爱国、勤劳、认真并善于学习的人，唯一的缺点是他年仅34岁，经验不够。

朴总统：照大使所说的，在支持祺首相的事情上要有诀窍，这是必需的，但要给人美国强有力地支持祺首相的印象。这样大家就想，如果祺首相倒下去了，任何人都可以上去，军长们自然产生野心。

洛奇大使：这话非常对。

朴总统：要是给军长或军队将军们一个人倒下去了任何人都能接受美国支持的印象，那种事件任何时候都会反复的。

洛奇大使：完全同意阁下的见解。这次本人在华盛顿待了7天，和约翰逊总统开了5次会议。有时每天举行两次会议。此外，还跟国务长官、国防部长官举行会谈。本人之所以能够明确地告诉朴总统阁下，是因为约翰逊总统和其助理们的决心丝毫不容置疑。和上、下两院议员也见过面，多数人充分表示理解和支持。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喧哗，但不会成问题。

朴总统：你们肩负着最艰难、最重要的事情，希望事事如愿。

洛奇大使：为了整个自由世界，韩国有像朴总统阁下这样强大、无私心的优秀领导人，实在是一件令人振奋、骄傲的事情。

针对越南军部出现的军阀阻碍国家统一的问题，朴总统强调，即便处死负责人也要强硬应对，这事令人难忘。

韩国的实惠

朴正熙政府为赴越流血的韩国军向美国索取了昂贵的回报。从1965年到1970年6年间，作为对派兵的回报，美方对韩国的援助额达到92700万美元。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在越南的韩国公司同美军签订的采购或工程合同达到3500万美元，居首位。韩方向美军提供的货款共计14400万美元，美军为韩国军支付的各种海外津贴数额为13000万美元，以向越南派兵为契机保留的军援移管计划（韩方承担军费）数额为9300万美元，美军方对韩国军军需物资的援助额为5000万美元等。

1966—1971年间，韩国公司在越南赚取的外汇达到53700万美元，是通过工程及提供劳务、韩国技术人员汇款以及出口军需物资创出的外汇收入。越战达到高潮的1968年，汇款额达到了11340万美元，1969年达到1420万美元，1970年达到9700万美元。

在全盛时期，80余家韩国企业和16000名技术人员主要同美军签约，开展活动。在越战达到高潮的1968年，列为贸易外收入的工程、劳务等从越南赚取的各种外汇收入占当年商品出口额的36%。

后来，美国驻韩大使威廉·波特这样说：

“韩国人认为，既然自己向越战派了大批兵力，应该共享伴随战争形成的市场，即不仅要共享战争危险，还想参与战争带来的机遇。”

越战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的同时造就了巨大的市场。美国战争预算也逐年增加，1966年会计年度为61亿美元，1967年为205亿美元，1968年为250亿美元，1969年增至262亿美元。随之，周边国家也体验了越战特需。据日本外务省调查，1966年韩国特需规模为7300万美元。第二年，韩国从越战中赚取了约2亿美元（国民总收入的3.1%），毗邻越南的泰国则创下26000万美元排第一的成绩，这样韩国继泰国居第二位。

从韩国企业家联合会统计的1967年韩国的越南特需规模来看，总额为13220万美元。其中，对美军等的劳务军供为3268万美元，劳动者工资为3250万美元，派越军人工资为3000万美元，形成了主流。劳务军供种类非常多。涉及表演、洗衣、医务普及管理、床具修理、拍照和写真、装卸、运输、介绍旅游、租船、修理手表及相机等。

1967年，在越南赚钱最多的公司是进军装卸、运输领域的韩进商社。当年韩进劳务的年度营业额为2500万美元，比其他所有公司劳务之和还多。由赵重勳、赵重建兄弟成立的韩进用在越南挣的钱收购了大韩航空。

虽然未能创造像韩进那样辉煌的纪录，但在越南默默培养底气的是现代建设。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企业的现代建设在当时是靠洗涤业和疏浚工程积累的资本。一个叫K.B.金的韩国女人在越南以美军为对象经营了一家洗衣店。现代以合作形式跟这个女士共同进军越南，回收资本后又开始独立经营。在芽庄、归仁、金兰成立了7家洗衣店，从1968年到1972年赚了170万美元。据说，虽然洗衣店规模不大，但利润率高，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1966年2月，现代从日本购置一艘疏浚船，在釜山和仁川招募技工后，投入到金兰港美军基地的疏浚工程中。现代甚至承揽外国公司承包后未能完工的危险区域，在工期之前完工，得到美方的信任，还取得了湄公河腹地永隆港疏浚工程、美拖港与头顿港湾的疏浚工程。对于加班部分，现代支付了相当于工资100%的奖金，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加快了工程进度。

虽然施工人员几乎没有经验，但通过一边施工一边学习的方式往前赶了工程。现代还承揽了金兰这个小城市的建设工程。从1966年到1970年间，现代在建筑领域创出了1783万美元的收入。同时期，现代在泰国承包了北大年—那拉提瓦高速公路工程，但遭受巨大损失。

1966—1972年间，投入越南战线的韩国军总兵力为317000人次，战死者为3806人，非战斗死亡人数为1154人，共计4960人，负伤者为11062人（战斗中8480人，非战斗中2582人）。总死伤者数达到16022人。

说我们政府从越战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是这些死伤者用鲜血换来的毫不过分。在此可以证实一个教训，那就是在国际关系中为了帮其他国家而流的血是最昂贵的。在韩国战争中美军流下的血一直由我们偿还。比如把国军的作战指挥权转让给美军等在外交和安保政策上的对美属性以及向美国开放国内市场等。军人的血绝不白流的。

伴随越战形成了一个庞大市场，进军这个市场的韩国企业在这里找到了自信，他们也确信他们能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70年代，韩国人把这种来自实战经验的自信当作飞跃的跳板，进军中东建设市场乃至全世界，扩宽了民族的活动空间。

朴总统的预言：“熬不过一年”

1973年10月，越盟几乎原原本本地接受尼克松总统在9个月前提议的停战方案：“阮元绍越南政府存续，美军撤出越南，双方停战，越盟军停止渗透越南，交换俘虏，继续政治协商。”表面上越盟方做了很大让步。美国舆论表示支持尼克松接受这个方案。

基辛格和尼克松认为，即使接纳越盟这个提案，若不保持强制军事手段，越盟也不会遵守协定。当时驻越美军开始撤退，一度在越南达到50万人的兵力减至3万人。尼克松的安保助理基辛格认为，美国应继续向越南政府提供军事、经济援助，越盟违反协定进攻越南时，若靠海空军力惩戒，在越南能保持军事均衡。

朴正熙总统的判断却不同。1972年10月21日，驻韩美国大使哈比卜见基辛格回来后，向朴总统汇报了协议方案，朴总统提出了反对意见。朴总统首先指出的是，没有写明渗透越南的越盟正规军撤退的问题。当时约14万名越盟军侵入越南伪装成越共打仗。美国和世界许多媒体把他们误传为自生的反专制斗争组织。朴总统扯高嗓门说，怎么相信这种允许渗透越南的越盟军继续留守，撤退驻越美军，这个停战协定无法在国际监督下协定。

朴总统警告说，要是缔结这种协定，阮元绍政府和越南国民的士气会跌落，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团体的巨大牺牲将化为泡影，越南政府1年也支撑不了的。

四天后，朴总统叫来驻越韩国大使柳阳洙，嘱咐他如果回返任职地方一定见见阮元绍总统，转达自己的担忧。

阮元绍总统也拒绝了美国基辛格拿来的协定方案。1972年10月22日，在总统白宫举行的会谈上，阮元绍总统对基辛格大喊“阁下打算叛卖越南吗”。预定在11月7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上，为了挫败受反战和平运动势力支持的民主党乔治·麦戈文，尼克松想缔结越南停战协定。算准这个时机后，越盟假装让步提出了带陷阱的停战方案。

会见柳阳洙大使时，阮元绍总统告诉了他和基辛格交谈的内容。阮元绍指出了在不撤出渗透越南的越盟军的情况下停战的不当性。他还要求再次确认1954年日内瓦协定。那样做是为了越盟侵略时可向国际舆论揭发。越盟方主张上到中央政府下到基层组织，阮元绍政府与越共联合，这意味着左翼与右翼的合作，是企图把越南政府变成傀儡的老计策。

基辛格本打算逼越南政府只修改字句后，于10月26日发表协定，31日在巴黎签署，可因阮元绍的拒绝，计划泡汤了。阮元绍对基辛格几乎说了粗话。

“我们没有跟共产党直接对话，是阁下斡旋的，可您站在哪一边，为什么对敌人友好，却想牺牲友邦？为什么说越南的外国军队60天内撤退，却不要求越盟军撤退呢？”

一个小国拒绝曾帮助过自己的大国是一件不易的事情。但韩国曾成功拒绝美国急着从韩国撤军。1953年，韩国李承晚总统认为美国急着签署协定后撤出韩国，宣布北进统一声明和释放反共俘虏的做法不妥，他曾拒绝美国政府。为了哄李承晚政府，美国承诺了韩美共同防御条约、国军现代化计划、保持驻韩美军等。这成了直到今天朝鲜半岛和平和繁荣的保障。可是阮元绍总统无法跟尼克松玩那种把戏。与其说其能力不如李承晚，不如说美国舆论和言论转向反战、反阮元绍，在美国国内无法动员支持势力。

尼克松说服阮元绍做出书面保证，要是越盟违反协定来侵犯，美国会发兵惩戒，继续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可阮元绍仍不同意，1973年1月16日尼克松向阮元绍总统发了最后通牒。

他在信中称，如果阮元绍政府不同意停战协定方案，美国会跟越盟硬签署，并威胁“自己只能对美国国民解释越南政府妨碍和平”。

1月21日，阮元绍最终认输。他在写给尼克松总统的亲笔信中要求“美国把西贡政府承认为越南正统政府，并单方面声明越盟无权在越南留守兵力”，美国答应了这个要求。1月23日，双方在巴黎草签了停战协定。

从此，这个协定成了一张废纸。签署停战协定后，直到1975年4月30日西贡落入共产军手里为止，越南内战激烈地持续着。

有了即使违反停战协定也不会遭到任何制裁的自信后，越盟加强了越南内攻势，自签署协定后20个月间，26000名越南军人战死。

签署停战协定后一年半内，越盟向越南渗透了13万名正规军，为了准备决战，越盟展开了修建公路网、堆放补给品等活动。连停战协定中禁止的坦克、装甲车、火箭炮、远程炮、对空炮也被运往南边。基辛格在其回忆录《再生时机》中这样概括道：

“在越盟军持续渗透和违反协定期间，美国掐住越南的脖子，麻痹了自己的惩戒能力。在越盟正规军侵犯越南期间，因国民舆论分裂，这场悲剧以美国旁观的形式告终。”

美国CIA在1974年5月23日《国家情报评估书》中预测“越南军不可能恢复主导权。如果美国的海、空军不参与战斗，越南军很难支撑。美国的大规模支援才是阻止共产军攻势的起码条件”。

越盟指挥部围绕自己对越南发动总攻时，美国是否按约定调动海、空军力帮助越南的问题思前想后。他们判断美国不会介入。据说，越盟共产党书记黎笋说了这样的话：

“美国行政部的内部矛盾和政党之间分裂日益加剧。水门丑闻使整个美国陷入混乱。美国对西贡傀儡政权的援助正在展开，美国不可能阻止西贡政权的破灭。”

越盟把1976年定为决战之年，决定在1975年对越南政府展开攻势，试探美国的意志。

气愤的基辛格

1975年，越盟军占领了福隆省省都福滨。这算是在越战史上被共军占领省都后未能夺回的第一次。河内越盟指挥部决定观察一下美国如何应对后，再展开下一步的行动。因为2年前的议会决议，福特行政部对这种严重违反协定的行为也无法使用军力。气愤的基辛格拿出了加强对越盟上空的侦察飞行，把原计划从菲律宾苏比克湾起航前往印度洋的进取号航空母舰驶入越盟东京湾以警告越盟的方案。越盟立即做出了反应。

严重违反协定的越盟反而指责美方违反停战协定加强了侦察飞行。对此，美国言论和议会趁势要求福特行政部解释。议会和媒体言论并未批判更严重违反协定的越盟，反而扑向自己的政府。在这种情形下必须由美国国防长官出面解释才行。这时正好赶上议会对国防预算审议，美国国防部又不想惹事。

进取号一离开苏比克湾，河内就再次露出侵略意图。美国防省取消了进取号驶入东京湾的计划。

静观事态发展的河内越盟指挥部判断美国福特总统不可能为越南政府做好防御工事。范文同总理开玩笑称：“即便贿赂美国，他们也不会介入。”

福特总统和国务长官基辛格试图解救越南。他们请求美议会批准对弹药所剩无几的越南政府提供3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共和党和民主党没有动心。一直指责福特总统对共产主义分子过于温柔的反共堡垒亨利·杰克逊上院议员也拒绝说：“靠3亿美元武器购置费无法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

这时，阮元绍总统断然改变了部队战略部署。他把原来守护中部高原地带的精锐空降部队调到海岸岘港附近，来集中防御能力，缩小战线以图战略后退。这一举动给越盟指挥部发出了不好的信号。河内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们决定趁此机会提前实施原定于第二年的西贡进攻计划。参谋总长文进勇前往越南亲自担任了越南军司令职务。

为了掩盖这次侵略行为，越盟政府搞起了典型的伪装和平攻势。他们提议政治协商。内容是“为了中断美国介入，贯彻巴黎协定，在西贡建立新政府”。

基辛格这才知道这个提案意味着什么。他还记得3年前巴黎谈判对象黎德寿面不改色地提议“暗杀阮元绍”的事情。尽管越盟调动正规军侵犯越南，使巴黎停战协定变成了一张废纸，但他提议“为了贯彻巴黎协定，要更换阮元绍政府”时，美国言论称其为“稳健的建议”并表示了欢迎。

《洛杉矶时报》在1975年3月6日社论中不但反对了福特总统申请的3亿美元紧急援助，还主张削减已经通过的对越南援助额。社论还补充了一句：“应削减军事援助，以阻止阮元绍总统加强自己的权力，防止其妥协或让步。”

1975年3月，越盟正规军在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攻击了越南中央高原，越南阮元绍总统把亲信急派到华盛顿邀请了紧急援助。对此回应似的，民主党上院议员大会于3月12日作出决议反对对越南的任何额外援助。失望的阮元绍总统把中央高原防御部队和空降部队撤回后方，部署在岘港附近。

这支撤退部队可用的道路只有7B路线一条。道路状况非常差。约6万名军人和40多万平民涌入这条道路。当时越南军人家属吃住都在部队附近。这些军人家属也得跟军人一起转移。撤退消息一传开，许多越南人再次走上了避难之路。少数民族认为越南政府不管自己的死活，开始闹事。

军人们在挤满道路的人潮中肆意掠夺。对庞大人群的粮食供给根本不可能有保障，军纪也崩溃了，越南战斗机把后退的部队错认为越盟军进行了轰炸。在这种混乱状态下，转移的部队几乎溃不成军了。部队简直像蒸发掉一样。攻入中部高原地带的越盟军看到这个事态后，开始把进攻西贡完成统一的计划付诸了实践。

进入1975年4月份，谁都无法阻止越南的灭亡了，国务长官基辛格也感到无能为力。现在美国的目标不是保护越南，而是安全地撤退越南境内约6000名美国人和其间协助美国的越南人。要想顺利进行这个撤退工作，需要阮元绍政府发挥作用。

弄清阮元绍政权正与越南一起沉没的情况后，美国言论开始要求美国政府抛弃阮元绍马上撤退。当时美CIA局长威廉·科尔比建议，以美国让阮元绍退位为条件，让越盟保证美国人安全撤退，结果遭到基辛格的拒绝。

开始撤退

对于从1965年开始参与越战，一度投入5万兵力，创下30万人次派兵业绩的朴政权来说，越南的沉没绝不是可以隔岸观火的事。韩国政府较早就开始准备侨民的撤退工作了。因为朴总统自己对越南事态发展有着悲观的预测。

从1975年2月27日开始到3月1日，亚洲地区大使会议在卡塔尔举行。会上，驻越韩国大使金荣宽请求外务长官金东祚“尽快批准上次报告的越南官员及侨民撤退计划”，从3月15日开始进入了筹备工作。大使馆掌握的侨民数一开始是1200人，但实际分散在全国的侨民，包括非法居留者在内，远远超出这个数。随着北边越南军开始向西贡撤退，韩国侨民也开始集结在西贡。

海军参谋总长出身的金大使要求派撤退船，4月9日，两艘海军LST运输船驶离了釜山港。两艘船舰长告诉自己的士兵“到南中国海演练”。即使在这艘撤退船前往越南时，西贡只有少数人认为越南会灭亡。比起住在汉城的人，长时间习惯战争的人们更为乐观些。

派遣侨民撤退船是在1975年4月3日外务部次官金正泰主持召开的有关部委对策会议上决定的。这个会议上决定，把撤退侨民相关的决定权全权委托给驻越韩国大使，同时制定一些预案，于4月4日呈报给了国务会议。

在等海军LST期间，驻越韩国大使馆方面首先利用客机把大使馆家属和商社驻在员送出去，之后劝导侨民撤退，并同越南政府进行了谈判。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亡的情况下，越南政府仍要求“依法办理出国手续”。意思是说要得到出国签证。

4月22日，我们海军的两艘装载着救援物资的LST抵达了西贡外港——新港。驻越韩国大使馆举行了救援物资转达仪式，是为了得到越南人的帮助。23日上午开始了救援物资卸船作业。因为大使馆把撤退侨民乘船日期定为26日，需拖延卸货时间。4月25日，在上部指挥两艘LST的权尚虎大校收到指示电文。

其要旨是“马上停止卸货，载上侨胞后回国”。

看到越南事态急速恶化后，本部首先想的是必须防止韩国海军舰艇被越盟军扣留。金荣宽大使和权尚虎大校凭当地指挥官的判断无视这份电文，决定载上所有侨民后再走。26日，本部再次发来了回国命令。

“如果贵分队滞留西贡期间湄公河被封锁，随之而来的后果将非常严重，望考虑这一点，马上遵照军统帅部的指示行动。”

金荣宽大使对权大校表示同意。尽管大使馆揪心地组织侨民撤退，可一些侨民却故意从撤退船上下来，找借口逃避，做出了一些不像话的举动。

26日下午6点30分，两艘海军舰艇离开了新港。包括被送到某座岛的越南难民在内，共载了约2500人。除了韩国侨民以外还有很多跟侨民结婚的越南女性。两艘LST深夜出航，开始沿着湄公河出海了。后来LST 815舰长李允道中校这样回忆：

“虽然我们正处在战争中，可没什么特别的情报。因为美军对湄公河周边赶尽杀绝，雷达也没什么用处。只能在黑暗中估摸着河流确定航道。甲板上所有灯都打开了，还搭起了难民帐篷。这是为了避免对该船的轰炸。一般需要5～6个小时的湄公河下游航行，这次花了9个小时。凌晨才抵达波涛拍打的大海，没有比这个更让人高兴的。”

韩国海军舰艇载着侨民和难民离开后的第二天——27日早上，新港遭越盟军轰炸支离破碎了。据统计，侨民乘坐两艘海军舰艇离开之际，10多名韩国官员和164名侨民留在了西贡。

4月27日，天一亮，韩国人就涌入大使馆院子，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大家都打着包裹来闹。说明新事态正展开。

登上最后一架直升机

1975年4月28日，驻越韩国大使馆在紧急对策会议上决定关闭大使馆撤退。上午9点钟，美国大使馆发来了紧急通知。为了韩国大使馆人员的撤退，美国在新山一机场准备了飞机，并派了一辆大巴送他们到机场，让这边2小时内做好出发准备。从一开始就决定由美国来帮我们大使馆人员撤退。

4月29日天刚蒙蒙亮时，除了撤退的大使馆人员以外没有几个人想到这一天是越南政府的最后一天。西贡市区还在越南政府的控制下。秩序维持得还行。

这天早上，越盟军炮击新山一机场，开始了对西贡的最后攻势。29日上午11点，约3000人聚集在美国大使馆院内。因为不可能从机场出逃，都来这儿了。美国大使馆利用屋顶直升机场发出直升机，为了增多的人员又在院子里紧急搭建了两处直升机场。

屋顶直升机载上各国大使和越南高官，院子里的直升机载上了平民。金荣宽大使在大使馆三楼等候，其他使馆人员和侨民则在6000坪左右的院子里等候。这时，治安本部派来的徐炳浩警督带来了被关在西贡监狱中的七名韩国人。在大使馆三楼等候的金大使下楼走到院子中。人们翻过围墙继续拥入院子。

金大使向美海军陆战队警备指挥官表明自己的身份后，向围墙外面的人喊：“如果这里有韩国人请高举护照。”他亲自把他们带入院子里。当金荣宽大使会同李祥薰参事先搭乘直升机飞往韩卡克号航空母舰时，大使馆人员和侨民们正在美国大使馆院子中等直升机。金大使嘱咐美国大使马丁先让韩国人登直升机，并得到其保证后才离开的。之后的情况却不是那样。金大使离开后，剩下的使馆人员中级别最高的是李大镕公使。

都到晚上了，还没轮到韩国人，这让李公使很不安。利用直升机的撤退战进行得太缓慢了。他去找平时关系不错的美国大使班尼特公使，求他给韩国人优先登机权。公使露出难色劝说：“金大使先走了。你也在大使馆屋顶乘直升机吧。”李公使拒绝他的好意后下来跟职员们商量了，得出的结论是韩国人要想先登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说服管制排队的美军。

美军最后也被说服了。在李大镕公使的指挥下，只有韩国人单独站在通往直升机机场的出入口跟前。与管制官约定的是“绝对遵守秩序，保持安静”。终于轮到他们了，门开启，韩国人悄悄地向出入口走过去了。

这时，坐在后方等候场所中的韩国人和越南夫人们起身朝门口跑过来了。那样一来，其他国家原本默默地、用羡慕的眼光静观的人们也离开队列朝门口蜂拥而来。场面一下子陷入了混乱。管制官关掉了出入门。他宣布暂停直升机运输。后来，李大镕公使回忆说：“韩国人自己丢弃了全部撤走的机会，真是悲哀。”

直升机在大使馆庭院机场起落期间，午夜已过，迎来了4月30日。10多名还没有搭乘直升机的大使馆职员们开始不安起来了。李公使心里想，应阻止现役军人被扣押的事态，让郑永顺陆军大校等五人换上军装，跟美军管制官说说情。他进了本馆大楼直升机机场，李大镕公使（准将）决定自己留在后面。李达华少校进里面后看见了面熟的美国大使馆武官萨默斯中校。

李少校说：“我们上司陆军准将在外面等候。”萨默斯中校说：“不用担心，暂停撤退了，马上重新开始撤退战。”很快，通往本馆直升机机场的出入门敞开，所有在外面等候的人进去了。两架直升机以30分间隔运送人。李大镕公使也放下心了。

4月30日凌晨4点50分，韩国队伍最前排的人和一部分韩国人（包括《韩国日报》安炳赞记者）搭乘直升机向美国航空母舰方向飞去了。

李少校后来回忆了之后发生的事情。

“因为下一轮就轮到我们，便松了口气，可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管制大使馆警备朝450名友邦国民发射催泪弹，我转过身逃向大使馆本馆门厅。我边喊‘我是大韩民国公使，是将军。你们指挥官在哪里’边往后面跑。如果一个人的话，可以进本馆大楼。那样可以爬上屋顶乘坐直升机。可是一想下面还有140多名韩国人，也没有指挥官，就掉转脚步了。”

李公使说：“美国大使马丁误判了形势。可能听到凌晨敌军渡过西贡河的假报告后瞬间昏了头。不然凌晨4点50分怎么可能中断撤退呢。”

越盟军开着坦克进入西贡市区是4月30日正午时分。最后一架直升机离开美国大使馆后还有8个小时的余裕。包括李大镕公使在内的9名官员和140名平民（后来增至165名）先去了韩国大使官邸。李公使带着他们辗转于日本大使馆和法国大使馆等，寻找藏身处。李公使在日本大使馆向韩国外务长官发了一份电报，要点是“越盟军还没有进来，解救我们吧”。

5月1日上午，日本大使馆参事渡边把金东祚长官的回信转达给了李公使。其要点是“政府会通过外交渠道全力解救”。渡边参事说：“据我收到的情报，北朝鲜同越盟政府协商，准备把所有韩国外交官带到平壤，多留点神。”

李公使拿出了38口径5连发左轮手枪，他说：“要是出现北朝鲜要员，我会用这支枪自尽。”

越战孕育了韩国的野性

1975年2月12日，国民投票中维持维新宪法的赞成率超过70%，朴正熙总统趁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掌握了政局的主导权。在这段时期越南正好败亡。几乎每天都有因美军撤退，内部分裂的越南走向败亡的言论。

进入4月份后，作为合理化维新措施的案例，朴总统几乎在所有演说中都提及了越南事态，以此来推进维新体制的进程。

4月10日，在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典礼谕示中，朴总统说：“目前在越南到处是背井离乡的难民队伍，其状况惨不忍睹。老实讲，对于我们曾经历6·25动乱的国民来说，这种惨状绝不是隔岸火或别人的事情。”

他还说：“北朝鲜看到我们国内1971年选举后的状况，预测下一届选举时一定会发生严重分裂和混乱，准备届时武力南侵。”并说，“我们应设想一下，要是没有具备维新体制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4月29日，朴正熙总统发表了“关于国家安全和国际局势”的特别讲话，并通过电视和广播向全国进行了转播。朴总统的这次讲话刚好在西贡被越盟军包围，新山一国际机场遭炮击，驻越韩国大使馆关闭，侨民们沿着撤退线路回国的时候发表，因此让国民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的危机。

“我们一软弱，共产主义武装分子就会扑过来。”

兵力或装备占优势的越南是在窝里斗中吃了败仗。假如，将来北朝鲜共产集团挑衅战争，向汉城发动攻击时，我们绝不撤退，全体市民要留在原地死守。

1975年，4月30日，越盟军坦克推倒西贡独立宫（总统官邸）的铁门后，长驱直入，这标志着越战终结，也标志着越南政府的消亡。印度支那赤化变成现实后，下一个轮到的是不是朝鲜半岛呢？这种不安感占据了国民的头脑。

5月13日，搭载越南侨民的两艘海军LST驶入了釜山港。这天下午，朴总统宣布了相当于戒严令的紧急措施9号。他想就此给所有反政府运动画上句号。从此紧急措施9号时代拉开了帷幕。

9号所禁止的行为是从散布流言飞语乃至煽动他人否定、反对维新宪法的歪曲行为和学生的政治集会及示威等一切反政府活动。9号规定，国会议员做的发言可以免责，但报道或传播这种内容的行为需给以处罚。对于这项措施的违反者，没有逮捕证也可逮捕拘押。

在宣布9号措施前夕的一次特别讲话上，朴总统说：“最近，北朝鲜共产集团趁印度支那悲剧事态，误判可以南侵的可能性在增大。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每个国民要做的事情是为一切不必要的国力浪费、国民舆论的分裂以及阻碍国民和谐的行为画上句号。”在野党对此措施的反对连报道也不允许。舆论也安静了。

朴总统把因越南事态引起的安保危机利用于平定反对势力，其效果持续到1979年初。靠越南事态和紧急措施9号使政治稳定延续了约4年。其间朴总统朝以重化工及国防产业建设为基础的自主国防力建设迈进。他还策励建筑企业进军中东，把涌入这里的石油资金赚到韩国来用于国内经济建设。

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够有序、大规模进军中东建设市场，是因为它们在越南战线积累了消化各种工程和劳务的经验。韩国人首批集体海外进军——越战结束了，可是韩国人在那儿孕育的组织能力和野性算是打造了另一个活动舞台。

第五章 异常危险的半岛

朴正熙之前，韩国人民的日子并不好过，困难时，也曾从金日成那获得过粮食援助。

韩国也派过“特别代表团”秘密进入朝鲜，当然，临行前要嘱咐每一个人：“若被朝鲜方扣留，你们就喊金正日万岁吧！”回头我们再去救你。

半岛上的情报、间谍战异常活跃。最惊险的一次，朝鲜派出了游击队在冬天潜入了汉城。

北朝鲜也曾援助过南韩。但后来，一个富裕，一个贫穷，都是独裁，水平也不同。

朝鲜和韩国的一次秘密接触

1961年的朝鲜比韩国富裕得多。韩国年产煤量590万吨，朝鲜1200万吨；韩国年发电量约20万千瓦，朝鲜116万千瓦；韩国年生产铁矿石约14万吨，朝鲜116万吨；韩国化肥年产量为38000吨，朝鲜86万吨；韩国水泥年产量约51万吨，朝鲜207万吨；朝鲜以59万吨水产产量领先于韩国的45万吨。韩国只有在粮食产量上以600万吨多于朝鲜的220万吨，但朝鲜单位农户的牛、羊饲养数比韩国多。

就在这个时期，金日成夸海口说：“当前我们党的口号是思想主体，政治自主，经济自立。”

“从五、六年以前，我们就已经不用进口粮食。而韩国军队吃的粮食全部是美国剩余的农产物。韩国国防军穿的也全部是美国制造。军靴也是美制，枪和弹药也是美国佬给的。”

“朴正熙在韩国提出重农政策，吵着要搞自立经济，真乃幸事。我们赞成那种政策，但那种自立经济不能靠美国和日本的资金来发展。要是那样，会变成殖民地。只有跟我们北半部合作才能实现自立经济，但合作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反对美国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只为人民斗争，否则合作是强人所难。韩国从来不跟我们说‘养活朝鲜军队”的话。像这样，物质力量、经济自立非常重要。”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5·16政变一爆发，朴正熙上台，金日成急忙回到平壤，召集了政治委员会委员。3号办公厅文化部部长金中麟报告：“据刚收到的情报，朴正熙少将和陆校8届出身的少将军官开始活动了。”当金日成问“那些人是什么人”时，金中麟默默地没有回答。金日成下令将关于朴正熙的个人资料递到会议上。据时任3号办公厅干部、准备当日会议资料的前朝鲜高级官员黄日镐对中央日报采访小组透露的证言，“照金日成的指示，包括朴正熙在内的8名政变主要干部的个人资料被提到了会议上。由于当时韩军将军不多，每个人的情况资料准备得非常详细。朴正熙的资料是主要由庆北出身、曾是南劳党和国军军官后来逃到北边的人写的。其中70%的人对朴正熙予以肯定。”

5月20日和21日，在劳动党主办公厅会议室，专门展开了关于韩国事件的讨论会。据黄日镐讲，为了决定政变性质，即政变是由美军唆使的还是民族主义青年军官们发动的，大家争吵不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军介入了政变。

5月26日，劳动党对南联络部把称自己从小就开始注视朴正熙的黄泰成和跟朴正熙是陆校2届同学，6·25之前率领一个营的兵力逃到北边的姜太武等14人传唤到平壤旅馆特号房间。据说这些人提交了有关朴正熙的详细情报，连他的酒量、习惯等琐碎细节都包含在内。

朝鲜高层打的如意算盘就是跟朴正熙进行对话。后来，朴正熙开始肃清统一运动势力和拥共势力后，朝鲜高层又对其提出了怀疑。但朴正熙的三哥朴相熙的朋友黄泰成带头积极评价了朴正熙。当年7月，劳动党政治委员会下结论：“虽然朴正熙现在标榜反共，镇压革新派，但有可能跟我们协商统一问题。我方将派一个秘密协商代表，去倡议和平统一的问题。”

5·16政变时，李哲熙准将是陆军反间谍队队长，担负着阻止朴正熙政变的任务，这次他调任为陆军谍报部队（HID）队长。7月份，陆军谍报部队西海地区派遣队展开了有趣的对北工作。根据指挥这次工作的李某（预备役上校）的证言，工作的口令好像是“213—海上工作○号”。以“国际文化协会”的名义伪装的谍报部队通过来往于朝鲜和韩国的间谍向朝鲜的对南工作机关——大同江商社提出了举行政治会谈的建议。朝鲜方面的目的是打着政治会谈的幌子收集情报，但韩国是动真格地提议会谈，这下对此寄予厚望的朝鲜完全相信了将与韩国进行政治会谈。李某作了这样的证言：

“不清楚是谁提出了政治会谈这种想法，就当作谍报部队为了对北工作想出来的吧。由于这时革命刚结束，大家对朝鲜的动态仍绷紧神经并花费心思收集情报。当时屡次派谍报员潜入朝鲜，结果都被抓住了。我们可能也有这种盘算，想通过和他们的安全接触，传递我们的意思，即我们没有北侵意图，只希望和平统一，以便在革命政府趋于稳定之前赢得一些时间。”

谍报部队提议会谈时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朝鲜出乎意料地迅速做出了反应。对此，韩国从平民中选拔了会谈代表。谍报部队选拔的平民是一度担任汉城市议员的姜成国（当时35岁）和当过3届光州市议员的金锡淳（当时29岁）。姜成国伪装成代表团团长（中校），金锡淳则伪装成其副官（上尉）。

“要是遭到朝鲜扣留，你们就喊金日成万岁”

姜成国、金锡淳两人被陆军谍报部队选为韩国的南北秘密接触代表后，就共产主义思想和战术以及朝鲜体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集中教育。谍报部队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要是朝鲜方面扣留你们，你们就喊金日成万岁，服从他们。即便派出敢死队，我们也会救出你们的，对你们的家属也会负责到底的。”

1961年9月28日凌晨1点，两艘船离开仁川港，朝西北驶去，到达牛岛。谍报部队派来接送他们的军官嘱咐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下午4点之前必须回来。”只有这样，才能在涨潮时返回仁川。朝海州出发的子船航行了约1个小时时，领航员说：“现在我们正在驶过停战线。”

“为什么同一个民族不能在这个没有任何标志的海上自由来往？”出生在黄海岛的姜成国这么一想，心里一阵发热。从停战线往北航行了1小时后，子船到达了距位于海州港入口龙媒岛前面的朝岛南侧3海里的海上。姜成国让驾驶员发射了3枚信号弹。朝鲜方也发射了3枚信号弹。约10分钟后，朝鲜方的船驶到了跟前。军官、士兵们在甲板上挥了挥手。在他们的引导下，子船重新开始北上。没过多久，横卧在海里的龙媒岛出现在眼前。姜成国一行登上龙媒岛后大吃一惊，因为正等着他们的是意想不到的欢迎仪式。跟自始至终一声招呼也不打只相对而坐的板门店会场的气氛截然不同。穿着白上衣黑裙子的朝鲜妇女们给韩国政府代表胸前戴上花环，而一个肩上戴着中校军衔标识的军官一下子抱住姜成国，连声说：“同志，见到你真高兴。”继而热泪盈眶。姜成国说：

“我坐船离开仁川时，总觉得自己好像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但到这儿实际见到各位后，痛感到不管是皮肤颜色还是口音，都证明我们是来自同一个祖先的兄弟姐妹。虽然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但以这次会面为契机，让我们发挥全部才能，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吧。”

朝鲜的代表们领着我们的代表团爬到山坡上。爬坡的路上铺满了白色的贝壳。给人一种故意修饰的印象。山坡上面是400～500平方米的空地，还搭了四顶帐篷。大帐篷是会谈场所，小帐篷用作休息室。两方代表们聚在休息室边喝茶边闲聊天气等。朝鲜代表金某是位看上去40岁出头、瘦小的中等个中校，但怎么看他也不像军人。副代表叫李起春，高个儿，气色好，讲话很老练。吃完午餐后，双方在会场相对而坐。我们向朝鲜方面提出了一项议题。

“在汉城和平壤设立非正式代表处，并派要员常驻。实现文化、经济、人事的自由交流，即南北间自由往来。”

李起春对我们的提议想了半天后说：“好啊，议题就限制在这四项。”

金锡淳说：“那现在确定一下讨论顺序。”

李起春直截了当地说：“我看没必要讨论顺序，最好把四个议题汇总起来谈，这样还能省时间。”

“把议题汇总起来怎么可能认真地讨论呢，容易敷衍了事，还是逐项讨论吧。”

“认真讨论固然好，但得到何年何月才完成我们的大业。为了不辜负南北人民的期待，就算汇总也得尽快进行吧。”

姜成国说：“议题决不能分离。如果今天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那就下次再讨论吧。”

发现我们的立场很坚定后，李起春打了个电话，回来说：“我们同意分开议题，逐项讨论。”

就议题问题达成一致后，双方首席代表们会面了。姜成国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礼物。对此朝鲜方好像没有心理准备，多少有点惊慌。分手时双方留了合影。我方代表团正回船时，金某递过来了火速准备的礼物，是卷烟和饼干类。

10月份，第2次会谈同样在龙媒岛举行。朝鲜首席代表金某提出了破格性的建议：“不能止于机关对机关的会谈，应该升级为碰面会，为将来金日成和朴正熙两位首脑会谈做准备。”

假如朝鲜的游击队冬天来袭击

1967年10月初，朴正熙总统正在青瓦台办公室听取中央情报部分析科康仁德（历任朝鲜局长统一部长官）科长的报告。报告书的标题是《关于最近朝鲜对南渗透的分析——朝鲜冬季游击队渗透预想报告》。朴总统一边听报告一边做着笔记。

朴总统在一段话下面画了两次线：“从明年开始，北朝鲜转入冬季战，人民战争有可能正式拉开帷幕。”预想朝鲜冬季游击队渗透战的报告一结束，朴总统作了指示：“国防部长官，把各军参谋总长都叫过来吧。”

“康君，这是游击战，超出中央情报部控制能力。所以我让他们集合，你再说明一次吧。”

这天下午，康科长在国防部长官和陆海空军参谋总长及海军陆战队司令面前做完说明后，朴总统说：“我迟早会召集全军师长级别以上的指挥官和机关负责人召开反间谍作战会议，你准备说明这些内容。”朴总统对国防长官金圣恩说：“我现在把所有反间谍作战权授权给国防部，你准备一下。”

《朝鲜的冬季游击队渗透预想报告》成了到当时归属于中央情报部的大部分反间谍作战权移交给国防部的转折点。

康仁德科长做这种报告是从1967年1月初逮捕潜入停战线的三人组间谍时开始的。这些人在汉城市区靠行窃过日子时，遭到警察盘查后被逮捕，在身份查询过程中出现疑点，被移送到对共产党进行侦察的机关。

康仁德长官回忆说：

“三人潜入时并没有受领特殊任务。朝鲜只是让他们在汉城行窃、花钱，弄几个身份证之后再回北边，在当时来说这种情况很特别。尤其是6·25以后，在冬天通过停战线派遣三人组，当时是第一次。因为雪地上容易留下脚印，这是朝鲜极力避免的潜入方式。‘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派来呢？’我怀着这种疑问多方面分析，最后得到了冬季作战的结论。”

5·16政变时，康仁德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任战略情报官一职，后来借调到中央情报部。他在中央情报部脱离了军人身份，担任了分析局科长、副局长等职务，1970年12月晋升为朝鲜局局长，于1978年离职。在每月一次汇报朝鲜动向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朴总统的信任。

1967年9月初，朴总统从国防部长官金圣恩那里听到朝鲜组建游击部队的报告：“大概是9月初，反间谍队队长尹必镛来报告称，他们活捉了潜入海岸的共匪，经审问获得了以下情报。是‘124部队’的。虽然没有掌握他们准确的规模或位置，可是他们认为朝鲜将要加强军事挑衅。”

反间谍队的情报较准确。朝鲜在1967年8月12日创建了民族保卫省侦察局直属对南工作特殊部队。这个被称为“124部队”的集团共有2400名队员，分为8个基地，每个基地300人，进行对南游击训练。每个基地负责韩国一个道，第六基地负责京畿道和汉城地区。

这年秋天，第六基地挑选了35名精锐要员，投入了进攻汉城计划的训练。按计划，第一组15人奇袭青瓦台，其他四个组各5人，于同一时间各自打击其他目标。

按计划，第二组袭击美大使官邸，杀害大使及其家属；第三组爆破陆军本部，杀害将军；第四组爆破汉城教导所正门，让罪犯越狱；第五组奇袭位于汉城西冰库洞的反间谍部队间谍收容所，救出间谍之后逃往北边。

后来被生擒的人民军金新朝少尉说当自己被选拔时心里想“这下死定了”，“从来没想过任务会失败。况且，对部队队员来说，为党和领袖牺牲自己是最大的光荣”。

情报部关键时刻“掉链子”

1968年1月6日上午10点，朴正熙总统乘坐的专列抵达了江原道原州站。这天，在野战军作战室——军司令部会议室召开了间谍应急治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务总理丁一权和全体国务委员、中央情报部金炯旭部长、参联会任忠植主席、三军参谋总长及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师长级以上的指挥官、知事、检察长及警察局局长等173名各级机关负责人。

朴总统在开幕词中强调：“在封锁北朝鲜暴行、歼灭武装间谍时我们要留意的是军、民、官打成一片，建立互助体制，开展泛国民歼灭间谍战。”并称，“为此，政府正抓紧制定地域防卫法，今后要好好运用这项法规加强地方民众的胜共精神，建立地域防卫体制，这是首要问题。”

中央情报部分析科科长康仁德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向全体与会人员再次说明了三个月前曾在青瓦台向朴总统汇报过的内容，断言：“这次从1月份开始的朝鲜冬季战将成为不同于以往的大规模游击战。”“需要做好应对准备。”

朴总统列举了反间谍作战时各种案例，并特别提及中央情报部越权行为，责骂了出席会议的金炯旭部长。

“要是现在西海出现间谍船，好像是情报部出面指挥海军，当起海军司令官，或陆地上出现共匪时，该地区中情部支部部长坐在军司令官的头上指手画脚，在这儿部署兵力，在那儿部署兵力，搞越权行为……可是中央情报部不应出去，你们应该做的是收集北朝鲜情报，提供给相关部门。今后不允许情报部干预军队作战。”

中情部金炯旭部长脸涨得通红，在会议中一直低着头。

当时的国防部金圣恩长官回忆说：

“第一，朴总统好像对金炯旭指挥调查的‘东柏林事件’引发的严重的外交问题以及情报部高压调查知识分子的态度不赞同。

“第二，总统也知道，像他那天指出的那样，一旦发生反间谍战，现场中央情报部的越权行为过于严重的话，军人们将无法正常作战。只要有两三名共匪出没，军队、警察、情报部、反间谍队等服从不同命令的系统在现场对立，而不及时做出早期响应，这种情况很多。”

会议决定，要是出现共匪，就根据情况把紧急戒备令分为甲、乙、丙三种。具体划分是，只需调动警力时发布甲种紧急令，需要军警联合出动时发布乙种紧急令，需要军队全面掌握控制权时发布丙种紧急令。

作为总统特别指示，截至2月初，组建反间谍作战机构。这个机构采用军队为中心、警察和情报部配合的体制。

出席会议后的康仁德开始焦虑。按照自己的分析，朝鲜冬季渗透战应该开始了，但前方没有任何迹象。

他心里很烦闷，每天早上一上班，就问派驻在国防部的情报部员：“喂，有没有进来？”每当对方的回答是“还没有别的事情”时，心里就很焦急。

就在这时，金新朝所属124部队的35名队员重复着训练，等候出动日期。1月13日，民族保卫省侦察局局长金正泰称攻击目标过于分散，于是修改原定计划，缩小了任务范围，把攻击目标限定在青瓦台，只杀死朴正熙总统。攻击人员也由原来的35人减到31人。攻击时间定在1月21日20点整。

成为朝鲜暗杀目标的朴正熙总统从1月15日上午10点开始到11点40分为止在青瓦台举行了年初记者招待会。在这个场合上，朴总统说：“在推进祖国现代化时，经济建设和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要并行。”并说，“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应对事物进行积极、善意的观察和批判，这才是第二经济（经济的道德层面）的真谛。”

这天的招待会比原定的一个小时延长了40分钟，朴正熙总统游刃有余地微笑着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13个提问中朴总统只有一次是征询了工商部部长官金正濂的意见，其余全是独自举出准确的统计数值做答。在这个5·16政变以后举行的第四次正式记者招待会上，朴总统第一次分析国际形势，对越盟政策重申了平时的强硬论。

朝鲜的秘密渗透

1968年1月16日，朴正熙总统巡视农林部、建设部、工商部。这一刻，金新朝一伙穿上了贴有韩国军26师标志的国军服装，用能折叠枪托的铰接式AK步枪和手榴弹及反坦克手榴弹武装后，离开了驻扎在黄海道连山的部队。

午夜时分，他们抵达了开城。17日凌晨，他们到达了在非军事区内设有最南端哨所的涟川郡梅岘里，等待夜幕降临，并做了一些伪装。

这一天，国防部按照朴总统在原州会议上做出的特别指示，准备了一套将分散的反间谍战趋于一体化的新机构方案，提交到了国务会议上。

1月17日晚8点，渗透部队开始朝美2师区域正面匍匐靠近，晚10点整抵达了架设铁丝网的铁栅栏。他们用钳子等除去铁丝网后，越过停战线，开始秘密渗透。

从每个重要地段都部署着军GP的停战线南面警界线开始，直至渡过临津江，渗透部队未能加快速度。所谓秘密渗透是指不仅要压低自己的脚步声，还要屏住气息，利用地形暗处移动的特殊战术。在哨所或警卫兵附近，把身子完全贴在地面上，一个小时只能前进数米，因此需要耐心和耐力。渗透部队已经在训练过程中培养了这种能力，还接受了要是在夜间渗透中发现动静，以不同姿势坚持一个小时的训练。这个训练的目的是在黑暗中不被对方发现这边有人。

通过美2师区域后，直到在高浪浦渡过临津江，他们以俯卧、爬行、跑步、躲藏的方式前进了约10千米，天快亮时，他们才渡过临津江，抵达了坡州郡（今天坡州市）和法院里（今天坡州市法院邑）之间的小山脚。其间一直没有遇到警卫兵或地雷区。

这些人选择的渗透地区不光是离临津江和停战线最接近的地区，而且是能渡过结冰时临津江的特殊地区。与西海相连的临津江中下游发源地临津阁附近，每当涨潮时，海水带上的冰块像鳞片一样耸起，到处积有未结冰的海水，无法徒步通过。高浪浦地区属于上游，不受海水影响，冬天结坚硬的冰，他们只能选择这个地方潜入。

他们还考虑了一点，就是从停战线到达高浪浦的路线是由美军管辖的。美军有可能把武装渗透部队误认为韩国军，更重要的是美军地区的铁栅栏是老式铁丝网。

当时国防长官金圣恩说：“1967年南侵案例格外多，于是韩国方决定从停战线铁栅栏开始加固。当时的停战线铁栅栏都是停战当时朝鲜和韩国军人们亲手安装的几条圆形铁丝网而已。铁丝网表面生满厚厚的红锈，虽然偶尔也进行维修更换，可是这地方是人迹罕至的非军事区，加上预算不够，压根没想过改造。后来韩国方才委托美国防省发来的资材改造的，今天的这片铁栅栏就是那时候立起来的。当年冬天，这项工程在249千米停战线全区域竣工。只有美军辖区约4千米未包括在其中。”

美2师信不过韩国军打钢柱、拉电网对敌的姿态，称用电子感应报警器来应对，拒绝了这项工程。

1968年1月18日上午5点，秘密潜入并抵达法院里后山的31名渗透部队成员筋疲力尽，决定于这里休息，有5人轮流站岗。

渗透部队为袭击青瓦台而潜入韩国国内时，朴正熙总统正忙于年初视察，他到外务部、文教部、公报部听取了关于1968年度施政方针的报告。

1月19日，朝野总务会谈破裂。2月中旬，在国会空转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朴正熙总统视察了法务、国务、交通3个部委并指示相关部委改善国军将士待遇，促进湖南线双轨化，制订湖南地方高速公路计划。那时是下午2点钟。

就在那一刻，住在坡州郡草里沟的禹圣济四兄弟上山砍柴，正好遇到了藏在悬崖下面的渗透部队哨兵。

“国军大尉一名，少尉一名，还有戴士兵军衔标志的3名士兵共5人。他们身上都穿着我国军军服和黑色篮球鞋。所持的枪是可折叠枪托的AK步枪。一眼就能被瞧出是渗透部队，可是他们想逃走为时已晚。”

渗透部队发现禹氏兄弟后，假装若无其事，把他们叫住劝烟后，突然用机枪推着他们后背把他们驱赶到悬崖一侧。禹氏兄弟到悬崖下面一看，一小队兵用凶狠的目光盯着他们。

他们问受惊的禹氏兄弟：“你觉得我们像什么人？”“像军人！”其中一个渗透部队队员说：“我们是革命党。”他递给禹氏兄弟一些掺有芝麻的麦芽糖和鱿鱼，然后问：

“你一年吃几顿米饭？”

“饭不是每天吃三顿吗？”

“……”

之后31名队员向禹氏兄弟问了支部的位置和去文山、东豆川、议政府的方向等。

金新朝（现忠南礼山郡圣洁教会牧师）的证言：“原则上，要是在战争当中遇到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一律杀掉。可是当天一部分队员表示反对，‘要是杀掉，反而会出问题’。最后他们决定投票，放条生路的意见占了多数。”

禹氏兄弟在悬崖下面的树丛中被渗透部队围了4个多小时，成了他们的说话对象。等天完全暗下来后，才被放出来。有的共匪从口袋里拿出手表相赠，并威胁他们说：“要是不保守秘密，胆敢报警，我们后续部队下来会杀光你们家人和村子的。”

禹氏兄弟背着空背架下山了，回来时总顾忌身后。

“害怕会打黑枪。我们走一会儿就瞥一眼后面，黑暗中感觉到什么东西在动。我们知道那是他们在转移。”

到村口路灯处时，兄弟几个确定没有跟踪的人后，开始烦恼何时报警。他们跑到丹阳禹氏宗家，和老辈们一起到坡州郡法院里昌岘派出所报了警。这时候是1月19日晚9点钟。

朝鲜和韩国战斗力的比拼

很多时候在战场上才能弄清国家间的战斗力。一次刺杀事件成了十五年后比较朝鲜和韩国战斗力的契机。当时包括金新朝在内的一小队重武装兵力直到越过停战线、渡过临津江都未被国军巡逻兵发现。如果不算偶遇樵夫禹氏兄弟的事情，他们一次都没有被前方居民当成可疑人举报。6·25以后，我国当时反间谍作战能力也处在从未改善的状态。

尤其是通信系统都过时了。

禹氏四兄弟把目击渗透部队的事情报告给派出所的时间是1月19日晚上9点钟，正式传达到附近军队的时间是9点30分左右。午夜时分，情报到达了联合参谋总部。

金新朝牧师的回忆：“有点骄傲了。接受训练时，每天绑着沙袋在山岳跑步，教官们常对我们说‘同志们，你们是世界上最强的勇士。我们会好好训练同志们的，让国防军坐飞机也追不上你们’，就这样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训练。”

1月19日下午8点，放走禹氏兄弟们后，金新朝一伙几乎是在同时离开了法院里后山，朝汉城开始了急行军。当时韩国军认为急行军只能在道路上进行，而不是山岳。依韩国军军事常识，夜间山岳行军时速不会超过4千米，可是金新朝一伙以平均时速10千米飞快地穿过法院里—弥陀山—鹦鹉峰—老姑山—津宽寺—北汉山一带。

1月20日凌晨2点左右，电话铃声吵醒了康仁德：

“科长，黑压压地进来了一群。”

“有多少人？”

“不太清楚，估计有30名。”

康仁德科长心想：“游击战开始了。现在不是靠政治而应靠军事应对的时候。”

这时，金新朝一伙正位于京畿道旧把発附近的老姑山山脊。凌晨4点钟，他们越过老姑山，于上午6点钟抵达了北汉山飞峰。10个小时中，他们几乎没有休息地全力前进。

1月20日，星期六上午9点钟，金圣恩上班后才接到这个报告。9点30分，金长官坐车到青瓦台，向朴正熙总统汇报了这个情况。朴正熙用手摸着下巴问：“从哪儿进来的？”

“是临津江上游高浪浦那边。那个地方一旦结冰，便可以徒步过河。”

“他们来干什么呢？”

“阁下，去年这帮家伙不是已经展开了破坏我国各种基础设施的活动吗？这次也差不多，有可能是来破坏驻韩美军驻扎地的设施或搞恐怖活动的。也许韩国军部队或主要设施也成为目标。”

停战后，仅1967年一年，朝鲜创下了一年中挑衅170次的纪录，在前方地区面向韩国军和驻韩美军展开了好几次规模相当于战争的军事挑衅。

1967年1月19日，在东海停战线近海巡察的韩国海军56舰唐津号被两艘朝鲜炮舰袭击沉没。4月12日，90多名朝鲜军人侵入中部山岳地带停战线，和国军7师交战，7师3个炮兵营在停战后首次向朝鲜地区发射了585发炮弹。

4月22日，朝鲜军潜入西部战线炸毁美军兵营，造成两名美军死亡，19人负伤。5月27日，朝鲜警备艇炮击在延坪岛附近捕鱼的韩国渔船，韩国海军掩护射击了25分钟。

8月7日，渗透的朝鲜军在板门店南侧大成洞自由村前面袭击美军卡车，造成3名美军死亡，17人负伤。

3天后，韩国军卡车在西部战线遭袭击，我军3人死亡。8月28日，朝鲜军奇袭位于板门店东南侧30多公里处的美军兵营，造成3名美军死亡，25人负伤。

9月5日，发生了京元线火车爆炸事件，13日发生了京义线爆炸事件，东海上捕鱼的渔船数次遭绑架。

正向朴正熙总统汇报情况的金圣恩直到那时只是猜测渗透部队会展开类似于去年的作战，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目标是青瓦台。

刺杀朴正熙的“朝鲜小分队”

1968年1月21日晚8点，朴正熙总统咳嗽得很厉害。身体强健、平时不易感冒的朴总统晚饭后少见地吃完感冒药，9点钟就就寝了。

与此同时，在北汉山飞峰底下采取攻击态势的渗透部队静悄悄地收拾私人装备后，开始下山。

每个队员都佩带着冲锋枪，苏制TT手枪，10枚手榴弹，2枚反坦克火箭弹，300发子弹及一把战刀。虽然头戴防寒帽，穿了一身韩国军军服，但他们外面穿的是苏军式长外套和黑色篮球鞋，看起来很别扭，但被严寒和黑暗遮挡住了。

晚上9点30分，他们沿着山路下来，走上公路。因怀里藏着折叠式AK步枪和手榴弹，外套向外鼓着。他们像行军的军人一样排成两行纵队，在沉默中转移。只有眼珠是闪亮的。

金新朝牧师的回忆：

“你想想，1个小队越过停战线后，4天中一次也没被发现，顺利来到汉城。我们虽然知道半途放走樵夫后韩国颁布了戒备令，但我们一次也没有怕过韩国警察和军人。过去4天中的经验也成了我们嘲笑他们的理由。我们充满自信，即使遇到盘查，将其干掉就没事了。”

藏匿于飞峰期间，他们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分成渗透、袭击、脱身三组，打算3～4分钟以内完事。

具体任务安排是这样的，在渗透小组除掉哨兵警戒期间，袭击小组攻击青瓦台后撤退，脱身小组夺取青瓦台车辆并提前发动，等完成任务的战友们上车后一起逃往文山方向。

按计划，袭击小组细分为4个小组，第一小组袭击青瓦台二楼，杀死朴总统；第二小组侵入青瓦台一楼；第三小组侵入警卫室；第四小组则侵入秘书室，使用冲锋枪和手榴弹杀死所有人，然后逃离。

负责袭击青瓦台一楼的二组组长就是金新朝少尉。就在他们排成两行纵队走过三剑亭马路时被发现了，西大门警署署长李珏铉接到出现来历不明怪人的无线电报告后赶到现场，并马上向汉城市警报告。其后，李署长带着6名刑警乘坐三轮摩托追赶怪人们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CIC反间谍队的。现在结束训练正回部队。你们不要管。”

对方采取了不屑的态度，李署长只好坐车跟在他们后面走。晚上10点钟，转向紫霞门山路的怪人们爬到有楼阁的山坡后，再次转向了青瓦台方向。距离山坡下30米处有清云洞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隔着围墙有钟路警察署管辖的紫霞门临时关卡。

这天，在关卡上班的钟路警察署刑侦二科刑警朴泰安、郑钟寿发现了走下坡的怪人后上前盘问，之前他们未接到任何关于这群怪人的通知。

“你们是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

“钟路刑警。”

“我们是CIC反间谍队的，刚结束特殊训练回来。我们已经通知了署长，难道没听他说什么吗？跟我们谈你们还不够级别，要想知道，问你们署长吧。”

咸镜道语调冒了出来。由于渗透部队过度紧张做出了夸张的举动，没有意识到藏在外套里面的枪口露出来了。朴刑警一瞬间看到了微微露出的枪口。

凭直觉，他知道这些人就是渗透部队。站在一旁的郑刑警看出朴刑警的眼色后，感到问题非同小可。两位刑警拉近距离，跟这些人对峙起来。渗透部队推开他们后向前走去。

两位刑警用无线电向钟路警署崔圭植署长汇报：“出现不服从盘查的一伙怪人。”之后他们跑过去拦住了渗透部队。

“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我们没有身份证之类的东西。”

“我们和你们都在类似的搜查机关工作，彼此都很辛苦，最好互相表明身份。”

“想知道我们身份，继续跟来不就行了吗？”

从紫霞门走下去到孝子洞的话，反间谍队本部，很难发现这些人是不是在说谎，所以渗透部队是提前熟悉地理地形后进来的。可是刑警们相信直觉。

在数量上，两个刑警不是渗透部队的对手，于是渗透部队的队列重新移动了。为了多拖延一点时间，两个刑警跟走在队列最后的共匪搭话，一起走下了紫霞门山路。

1月21日晚10点5分，离青瓦台咫尺之遥的紫霞门下坡路上两个刑警一边跟渗透部队队尾的副队长级别的金春植交谈，一边走下山。

金春植问朴刑警：“你的口音是庆尚道，老家是哪儿？”朴刑警回答：“是大邱。”金春植吞吞吐吐地回答：“我亲戚家也在大邱……”

朴刑警打算和这些人开玩笑拖延时间，可是苦苦等待的增援部队仍没来，这让他心急如焚。这时怪人们叫停了由紫霞门山头驶来的元晓旅客60路大巴。

朴泰安的回忆：

“分明是渗透部队，绝不能放走他们。心想‘要是一个也抓不到，我们死定了’。已经有七八名队员上车了，我们开始拼命地制止，看似队长的家伙让部下下车。靠我们俩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急得快疯了。可是，到那时都没想过渗透部队目标是青瓦台。”

结束大巴上的争执后，队列重新开始移动。路过京福高等学校后门，到拐入青瓦台的转弯处时，由于朴刑警拼命和走在最后面的金春植搭话，金春植不知不觉间和队列拉开了七八米的距离。朴刑警心里想：“就这一个家伙也得抓住。”

晚上10点10分。

渗透部队一到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便开始和郑刑警闹上了。就在这时，吉普车停在怪人们的队列前。前进的队列也停住了。从车上下来了一个身躯雄壮的汉子，他就是钟路警察署崔圭植署长。

“我是钟路警察署署长。请说出所属部队。外套里面有什么东西？”

“什么也不是，我们正赶往CIC司令部所在的孝子洞。”

“这里是我的管辖区。不表明身份，谁也不能路过。”

当时站在队列中间的二组组长金新朝说，我在车灯的照射下目睹了崔圭植署长拔出手枪制止的样子，南侵后，这是自己第一次惊慌。当渗透部队的神经极度敏锐时，有辆公交车从崔圭植署身后上来，停在挡道的吉普车后面。渗透部队误以为这辆公交车是国军援兵的车。

过了一会儿，从弯道开来的一辆巴士看到前方车辆后急刹车了。渗透部队看到两车陆续到位，就把手悄悄放入藏有枪和手榴弹的外套里面。

一瞬间，渗透部队从外套里面掏出枪朝崔署长的胸部接连开了好几枪。

“突突突——”

“国防军出动了！”

36岁的崔圭植署长成为1·21事件第一个牺牲者，他胸部中了3发子弹，当场死亡。

枪声一响，渗透部队一齐朝巴士开枪射击，并扔了三枚手榴弹。巴士上的青云中学三年级的金亨基（17岁）和公司职员洪裕敬（29岁）当场死亡，巴士售票员金贞子（18岁）右胳膊受伤。巴士门开启后，乘客一个一个跳出来。黑暗中，渗透部队乘客以为是攻击自己的国军，开始四处散开。

在队列后面和副队长搭话的两个刑警撂倒了金春植。被石头砸伤的金春植变成血人昏了过去，朴刑警扣上手铐生擒了他。

渗透部队目睹战友被警察撂倒后，一边逃一边朝两个刑警开了枪。郑钟寿刑警倒下，一发子弹擦着朴泰安刑警的耳朵过去了。京福高后门一带乱作一团。枪声一传开，警戒青瓦台外廓的首都警察师30营（营长全斗焕中校）的兵力跑过来了。

金新朝牧师的回忆：

“看见一人倒下去，心想‘这下完了’。判断指挥部已垮掉的那一瞬间，自豪感什么的都没有了，队员们转眼间四处散开了。不管是青瓦台还是作战都不想了。交战好像只有5分钟，大家就四处散了。一部分朝三剑亭方向往回跑，一部分登上青瓦台后山，而我则跳过了京福高等学校的后墙，打算沿着仁王山逃到北边。”

金新朝选择了队员们很少选择的路线。逃往三剑亭方向的渗透部队向公交巴士扔手榴弹，机关枪乱扫。可是乘客们已经逃走，没有发生伤亡。渗透部队逃走时还向从三剑亭开往市区的两辆巴士扔了手榴弹，扫射了冲锋枪。这时候是晚上10点30分。

渗透部队虽然在夜间成功潜入到大韩民国首都汉城的心脏附近，可是边屠杀无辜平民边展开游击战，这样愚蠢的非常规战争也属史无前例。

晚上10点40分左右，首都警备司令部所属的30营兵力投入到三剑亭公路和北岳山一带，与渗透部队展开了枪战。10余门81毫米迫击炮照明弹射向天空，照得三剑亭和北岳山一带像白天一样。

此时，朴总统服下感冒药睡了一会儿后又醒来了。首都警备师崔宇根司令进来汇报了情况。

差不多同时，金圣恩听到枪声后，往国防部打了紧急电话。接到交战报告后，马上乘车赶到青瓦台。朴正熙总统穿着夹克来到办公室，他露出没心思的表情说：

“金长官，我得了感冒，喝完药睡了一会儿后醒来的。真是，谁想到这帮家伙打到这里来了。坏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一直搞破坏，最后打到这里来了。”

“我也吓了一跳。阁下，那些家伙们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一个晚上之内来到这里呢。”

反间谍队队长尹必镛随时向金圣恩汇报战果和伤亡情况：钟路警署署长中弹殉职，一个渗透部队队员被生擒，其他队员正被驱赶到青瓦台外廓追踪中。

临近晚上12点，重要的政府官员陆陆续续拥向了青瓦台。阁僚们在同总统的交谈中得出了结论：“既然枪声响了，为了减轻市民的不安，应尽快公布真相。”

第二天早上6点钟，和平时一样起床的朴总统打开了收音机，可仍没有关于此事件的报道。朴总统叫来青瓦台代言人申范植问：“为什么还没有播出？”并指示，“采用转播方式做详细的报道，减轻国民不安，让国民协助搜查间谍。”

爆炸让生擒的间谍消失了

在紫霞门交战之前的1月21日下午10点10分，一份紧急报告通过治安局蔡元植局长室的无线台传进来了。

“在三剑亭山路上有30多名装束可疑的军人喝醉了酒正前往青云洞方向。”

当蔡局长到达现场时，交战已经结束，被手榴弹炸成一半的巴士停在马路一边，钟路警察署崔圭植署长的尸体和还有一口气的郑钟寿刑警倒在路面上，朴泰安刑警正守候着被生擒的金春植。蔡元植拔出金春植腰上的手枪，从他两侧口袋中找出了一些干粮和一把小刀。蔡局长看完刻在刀上的字后给了朴刑警。刀上刻有“Made in Japan”。朴刑警帮蔡局长解开了金春植穿的马甲两侧的纽结。

就在这时，蔡局长喊了一声：

“趴下！”

几秒后响起了“咣！”的爆炸声，金春植的腹部碎成了片儿，治安局走廊满地都是血。

朴泰安的回忆：

“当时蔡局长刚解完马甲上一排第四枚手榴弹，正解除下面一排第三枚手榴弹。可万万没想到第三枚手榴弹用钓鱼线一样的细线系在第四枚手榴弹的保险销上。蔡局长除去第三枚手榴弹的那一瞬间拉掉了第四枚手榴弹的保险销。”

爆炸让生擒的间谍就这么消失了。

到处都在设岗盘查，中央日报社会部的孙石柱记者和摄影部的张洪根记者把插有报社旗的吉普车停靠在满贺场（现在的欧林匹亚酒店）附近，试图通过关卡。因为没有无线电，他们没有接到总社的撤退指示，仍留在现场。军人们威胁欲通过关卡的孙、洪两位记者，双方发生了争执。

蔡元植局长认为需要记录现场的人，于是叫了两个记者。

“喂！记者，过来！”

“哦，这不是蔡局长吗？我是中央日报社会部孙石柱记者。”

“你能不能跟我去一趟坡州？听说那儿正在交战。”

“当然要去了。”

两个记者就忙着上车了。蔡局长的车路过旧把発抵达京畿道碧蹄附近时，他的无线电又接到了一个报告：

“抓到了一个家伙，正送往弘济洞派出所。”

车马上掉头驶向汉城。

蔡局长和两个记者刚到派出所不久，30师的军人们押着一个在民房附近生擒的队员走进了派出所。该队员军装上衣的几个纽扣都被扯掉了，黑色棉裤前面的纽扣也被扯开，裤子滑落到膝盖处。张记者打开闪光灯拍了几张照片后，跑到外面去了。当时军队对报道严格管制，不一定什么时候胶片就会被抢去。

孙记者以盛气凌人的姿态向该队员问话了：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我叫金新朝，二十七岁。”

“地址和军衔是？”

“我是军官，家人住在咸镜北道清津市青岩区青岩洞3号。”

“派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是来砸青瓦台的。我们的计划是21日晚上8点钟开始攻击，5分钟以内结束战斗，夺取青瓦台的车辆后逃往文山方向。如果这一路线不行，则逃往飞峰方向。但因为指挥者失误，都失散了。”

“一共来了多少人？”

“31人穿国军服装来的，其中一个戴大尉军衔，两个戴中尉军衔，三个戴少尉军衔标志，其他人都是穿着士兵军服过来的。”

“什么时候过来的？”

“16日离开的平壤。”

“都有什么武器？”

“手榴弹、长枪和手枪。每人带了十枚手榴弹和300发子弹。我们接受了敢死队训练，都是军官。”

“现在什么心情？”

“一切都完了，现在什么也不怕了。”

孙记者在金新朝的上衣口袋中发现了一张传单，上面写着“知识分子们，为了言论出版活动斗争吧”。过了一会儿，金新朝被救护车带到反间谍队。

战争一触即发？

1月22日凌晨1点30分，潜伏在紫霞门外三剑亭附近的30师工兵队所属二等兵车章锡发现一个家伙出现了！

排长朴源造少尉和队员们跑过来布下了包围网。朴少尉用手电筒照石头方向，稻草堆里露出一个人影。他喊了口令：

“钢琴。”

“……”

“钢琴。”

“……”

对方没有应答，士兵们开始对石头周围射击。那人这才扒开稻草堆，晕晕乎乎地举起双手站起身。

“高举双手！不然开枪了！”

通过现场搜身，从那人身上搜出了很多携带物。2块芝麻糖稀，1条干鱿鱼，阿司匹林、消化药、青霉素、兴奋剂等药品和30厘米长的管子。那是在水或土壤中藏身呼吸时使用的管子。

21日晚11点，有一个逃往弘济洞方向的队员沿着屋顶逃跑时，因屋顶塌陷，掉在那个人家的灶房里。一家5口高喊着“抓小偷”，拿着木棍扑向那人。

跳过学校围墙的队员除了金新朝以外成群结队闯入校长住宅，向院子里扔手榴弹，保安郑四永被手榴弹炸死了。

晚上11点30分左右，在弘济洞派出所前面公交车站等候巴士的一个女人中乱弹死亡。这天晚上，包括崔圭植署长和6个平民在内，我方共有7人死亡，朴泰安刑警等3名警官和一个平民负了伤。

1月23日下午1点左右，一名队员在北汉山被打死，其他队员全部逃出了汉城外廓。审问金新朝的反间谍队让金新朝画出了整个朝鲜部队的位置，金新朝自己接受培训的部队位置及建筑略图。金圣恩拿着这张图去见了联合国军司令博恩斯蒂尔，目的是委托他派侦察机进行空中拍摄。

前长官金圣恩的证言：

“SR-71型侦察机从乌山机场起飞后，由西海岸直接北上，到平壤附近后右转弯了，到通过元山为止，准确地花了3分钟。回来后对照了航空照片和金新朝画的建筑，结果是一致的。”

1月23日凌晨，爆发了把朝鲜半岛逼入紧张状态的另一个事件。朝鲜调动4艘武装哨艇和2架MIG战斗机，成功地把在元山附近公海上搞电波监听活动的美海军情报收集舰普艾布罗号劫持到元山港。

这起事件促使韩国打算克服1·21事态危机，并予以还击的立场暂时保留了下来。因为韩方认为出现了共同的受害者。1月23日，美国下令航空母舰进取号和3艘驱逐舰返回东海，在元山湾待命。1月24日，美国务长官迪恩·腊斯克在上院外交委员会上称“可以定为一种战争行为”。

这天，联合国军司令官兼驻韩美军司令博恩斯蒂尔与金圣恩见面后，说了这样的话：

“这次我们美国不会视而不见。至今，朝鲜向韩国挑衅了很多次，也给美国造成了损失，但像现在这种情况无法再让人忍受了。这是美国的方针，我们计划轰炸包括元山港在内的几处军事设施。”

金圣恩一方面欣喜，另一方面不得不考虑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那时的美国还深深介入越战，力不从心。我们得好好盘算一下美国能否果真同时进行越战和朝韩战争。”

这天下午，金圣恩到青瓦台把这个情况转告给了朴正熙总统。朴正熙听完后说了这样的话：“啊，心情好极了！得狠狠砸他一下。好，金长官，我们也做准备吧。”

全军进入了紧急状态。休假军人马上归队，居住在军营外的人员则全都到军营内待命。军行政办公室和其他工作点也时刻全副武装，以便马上投入战斗。

“对付疯狗最好的方法就是棒子”

1976年8月18日，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中，15名韩美警备兵和工人正一起砍断遮挡南方哨所视野的杨树树枝。朝鲜军军官朴哲领着手下过来喊停止剪枝。美军军官亚瑟·博尼法斯大尉没有理睬，指示继续作业。

双方发生冲突，博尼法斯大尉挨了棍子和斧头后当场死亡。另外一个美军军官马克·巴雷特中尉被打死了。美军机动打击队到达时，朝鲜军已经越过分界线列完队了。

当这个消息传到华盛顿时，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正出席在堪萨斯城选拔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全党大会。平时罗纳德·里根总批评他对共产党太软了。因为总统不在，国务卿基辛格在白宫地下作战室召集了紧急会议。

美国CIA要员提交了报告，认为“肯定不是偶然事件。我们推测，可能是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制造对驻韩美军的反对舆论”。

代表参联会出来的海军参谋总长詹姆斯霍罗威提督分析称：“朝鲜要想顺利南侵必须靠奇袭，但我们已处于完全戒备状态，朝鲜不可能采取大规模军事攻击。”此次会议上，基辛格长官与福特总统通话后说：“这次朝鲜家伙们必须见血。”

开会之前，驻韩联合国军司令理查德·史迪威向参联会提出了报复方案，基辛格的态度是那点报复远远不够。

紧急对策会议决定先把兵力集结到韩国。从冲绳基地向韩国调动鬼怪飞机编队，再把位于爱达荷州的F-111轰炸机派往韩国。一方面把位于关岛的B-52战略轰炸机派到停战线上空进行投弹演习，另一方面决定把位于日本的中途航空母舰舰队调到大韩海峡。

这天的会议上，出席者没有把苏联和中国当回事，提出了相当强硬的报复方案。

可这些方案最后归为了温和。美国防部和海军方面警告说：“强硬措施可能再次引发一场韩国战争。”福特总统心里也想：“如果在朝鲜半岛过分炫耀武力，稍微不慎就有可能扩大为全面战争。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适当规模的兵力，显示美国的坚定意志。”

朝鲜被自己闯祸的严重性吓呆了，先进入了战斗准备态势。在平壤实行灯火管制，要人们都躲到防空洞中。在整个战线上，朝鲜军采取了临战态势。韩国军和驻韩美军也进入了紧急戒备态势。联合国提议马上召开军事停战会议。朝鲜马上答应了。看完这些后，史迪威司令报告说：“板门店事件有可能是朝鲜方偶发的行动。”

这一刻，华盛顿方面正召开紧急对策会议，可是在这边，不用说战时，连平时作战控制权也未能掌握的朴总统没什么可做的事情。

这天晚上，朴总统留下了这样的日记：

“上午10点30分，板门店非军事区内正在进行剪枝作业的11名联合国军将兵遭到30多名手持棍棒、铁钩等凶器的北朝鲜军的挑战，引发群殴，最后造成2名联合国军军官（美军）死亡，另外有1名韩国军军官和4名韩国军士兵，4名美军士兵，共9人负伤。

“对战争狂金日成党羽这种野蛮行为抑不住愤怒。这分明是对正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非同盟会议上奔走于促使驻韩美军撤退的政治宣传的北朝鲜捞取政治资本的一次有计划的暴行。

“对于他们这种暴行我们还要忍到什么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总有一天要严惩他们这种暴行。愚昧、蛮横无理的暴力分子们，不要忘记忍让也有限度。对付疯狗的最好方法是棒子。”

8月19日上午（从9点50分开始，共45分钟），在青瓦台召开了对策会议。出席的有国防长官徐钟哲、联合国军司令史迪威、秘书室市长金正濂，礼宾司首席崔侊洙则作为翻译出席。史迪威向华盛顿报告：“在会议上，朴总统的谈话始终保持镇定、稳重，表现出了积极态度。”“应该向朝鲜方转达强烈抗议，包括道歉、赔偿、防止再次发生等要求，但我自己也不指望能说得通。为了教训朝鲜，应采取适当的军事相应措施，但反对使用火力。”

8月20日，史迪威来到青瓦台，向朴总统汇报了华盛顿决定的报复计划：

“美军进入共同警备区，砍掉有争议的杨树。要是这时候朝鲜军进行回应攻击，我们也马上武力响应，越过停战线夺取开城，深入进攻到延白平原，解决西部战线太靠近首都的问题。”

美国政府批复给史迪威司令的报复计划内容如下：“如果朝鲜军使用步枪妨碍砍树作业，为了掩护作业队撤退，开迫击炮和大炮。如果朝鲜军（越过分界线）实施地面攻击，待命的支援部队对邻近朝鲜军目标物开始集中炮击。”要是后者，意味着第二次韩国战争的开始。针对这种情况还制定了这样的目标，联合国军和韩国军开进开城和延白平原，但不往北边进一步扩大战线。

听完史迪威司令的报告后，朴正熙总统强调了一点：“军事作战仅限于砍杨树，当朝鲜扩大战争时，我们也扩大。”朴总统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当时韩国的重化工建设正走上轨道。

这天，朴总统向联合国军司令史迪威下了一个命令：

“即便共同警备区归美国管辖，可我们不能看着不管。希望除了美国指挥官以外，砍树作业、警备、密接支援等一线任务由韩国军承担，美军负责二线。”

8月21日上午4点左右，美2师内RC4体育馆，由韩国空降部队队员组成的64名特工等候出动命令。朴熙道旅长召集特工队军官指示：

“一旦交上火，谁先开枪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交战结果。首先，我方不能有损失。特工队长以下干部们做好准备，如果敌人有攻击迹象，马上先发制人。我不能到现场亲自指挥，由特工队长判断后采取行动吧。我承担一切后果。”

朴熙道旅长指示去时把武器藏起来。特工队员们穿上防弹背心，戴上没有军衔的钢盔，只拿着木棒（镐头把）分乘了三辆卡车。防弹背心里面藏着手枪和手榴弹。这种武装跟共同警备区内规定和史迪威司令的“不带武器的指示”悖行。

不一会儿，韩国特工队兵力抵达了通往共同警备区的前方基地——吉提霍克村营地。

上午7点钟，23辆韩美护送车辆在未先通报朝鲜方的情况下进入了共同警备区。16名美军工兵队员使用电锯和斧头开始砍杨树。朝鲜在共同警备区内随意设置的2个路障也清除了。韩国特工队掩护了此次作业。空中，美军步兵乘坐的20架通用直升机和7架眼镜蛇攻击用直升机盘旋着，B-52轰炸机编队在韩美战斗机的掩护下盘旋，乌山上重武装的F-111编队在待命，海上停靠着航空母舰舰队。在靠近板门店的战线，韩美步兵和炮兵们正抚摸扳机待命。

开始砍树作业后，联合国军方通过值班军官向朝鲜方捎了口信儿：

“8月21日，联合国师作业队进入JSA（共同警备区）。目的是和平地完成8月18日因你们警卫兵的挑衅未完成的作业。我方作业队将砍掉阻挡联合国司哨所之间的树木。任务一结束，作业队会从JSA撤出的。只要这个作业队不受任何挑衅，那不会发生任何问题。”

这天美军监听前方朝鲜军部队通信后觉得“他们胆怯了”。朝鲜军只是在不归桥北侧静观了杨树被砍倒的场面。朝鲜方军事停战委员会首席代表韩州京所长为了转达金日成的亲笔信邀美方首席代表秘密见面。金日成给联合国军司令写信这是第一次。内容是“表示遗憾”。

美方当道歉接受了。结束“砍树战”后，金正濂室长走进总统办公室做了最终报告。朴正熙总统翻着文件，听完报告后面无表情地说：“是吗，都结束了？知道了。”

一段时间后，金正濂接到朴正熙总统的内部电话：“金室长转告国防长官、参联会议长、参谋总长及史迪威司令，他们费心了。”

这是美国第三次先考虑对朝鲜进行轰炸、封锁等强硬报复措施，后以温和的响应退缩。朝鲜有计划地犯下1967年青瓦台袭击事件和普艾布罗号被劫持，1969年美国电子谍报机被击落时，美国同样止于武力示威。

6·25战争中美军有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在朝鲜半岛决不能与朝鲜军打地面战。

金日成也曾援助过韩国粮食

1977年1月21日，朴正熙总统在年初记者招待会上提议向朝鲜援助粮食。

“朝鲜缺粮情况好像非常严重。从前年开始，我们的主粮大米和大麦实现了自给自足。去年我们的大米产量达到3600万石，与60年代相比增产了58%，是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和韩国总生产量的两倍。到了今年年底，大米和大麦各剩1175万石和1145万石左右。

“如果朝鲜方同意接受，那我们愿意提供可观的量。

“但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尽管出现了粮食骚乱，他们都不发放战争用储备粮让老百姓吃。”

1965年10月5日，金日成在金日成军事大学第七届毕业典礼上建议向韩国援助粮食：

“五六年前开始我们不买粮食了。韩国军队吃的粮食全都是美国剩的农产物。韩国朴正熙提出了实行重农政策，建设自立经济的口号，难能可贵啊。

“我们赞成这个做法。可是那种自立经济不能用从美国和日本借来的钱搞。那会沦为殖民地的，只有和我们北半部合作才能实现自立经济。”

2006年朝鲜《劳动新闻》新年词最强调的是解决粮食问题：

“今年也要把农业战线作为经济建设的主攻战线，再次把全部力量动员起来集中在种地上。把领袖‘大米即是社会主义’的遗训当作纲领性方针，全国要上下齐心奔赴到农业战线。

“今年我们要在种地上大显身手，有面子地实现党的意图和决心，使社会主义朝鲜大地五谷丰登、百果累累，圆满解决粮食问题、吃饱问题。”

通过几次会谈，金日成知悉了韩国没有北侵的意图。从1974年开始金日成提出“社会主义大建设”口号，开始在平壤盖起高层建筑。

朝鲜在引资方面也非常积极，1973年向西方的借款达到3.75亿美元，是苏联借款（1.75亿美元）的3倍。

20世纪70年代初，金日成为了把金正日推举为接班人做出了各种过分措施。为了扶持金正日，金日成进一步加强对党和军队的管制。

1977年，美国CIA在对照朝鲜和韩国劳动生产性的报告中关键性地指出：“因为冗长的思想教育，朝鲜的劳动生产性开始落后于以技术教育为中心的韩国。”

70年代，朝鲜政权只顾培养无法适应产业社会的无能忠诚分子，结果80年代以后出现了经济破产。

1966—1970年之间，韩国和朝鲜各创下年均10.4%和5.8%的经济增长率，可是1971—1975年之间，韩国创下年均9.7%的增长率，而朝鲜只有2.3%。

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韩国开始享受到重化工、新村项目、进军中东建设市场的果实，韩国用从中东建设市场赚来的美元支付从中东买来的原油款后还有剩余。

70年代后半期，每天陶醉于幸福中的是被奉为神的金日成，被追赶的是为了把韩国带入发达国家门槛而每天苦恼的朴正熙。金日成是舒服地度过了60岁，而1977年，60周岁的朴正熙遭到美国卡特行政部和媒体的集中炮火。

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

第六章 石油毁了世界，救了韩国

石油危机爆发前，韩国借着石油便宜的东风，大力发展经济。石油危机后，朴正熙政权又以惊人的爆发力和组织力把世界性的石油危机“转祸为福”。

当别的国家一个劲打晃时，只有韩国开拓了中东建设市场，延续了高速发展。

全世界都叫苦不迭，然而，韩国却得以复活。

朴正熙是如何做到的呢？

石油危机的爆发

1973年10月6日，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突袭为开端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这对全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给很多国家带来致命一击的石油危机却给韩国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负责重化工和国防产业的第二首席秘书吴源哲在工作上密切注视着第四次中东战争。他看到在中埃及先发制人用苏制导弹和火箭将以色列空军和坦克各个击破，“要是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苏制新武器会带来严重损失”。这种担心沉重地压在心头。

10月10日，美国尼克松行政部警告称：“苏联开始向埃及和叙利亚空投大量军需物资。”并决定于10月15日对以色列援助武器。

受此刺激的阿拉伯6个产油国于10月16日在科威特召开了紧急碰头会。这次会议上宣布把原油价格由原来的每桶3.12美元提高到3.65美元。17日，石油出口国家组织（OPEC）代表们聚集在科威特要求以色列从阿拉伯占领区撤退，并追溯到9月份，决议采取每月减产5%原油的措施。18日，阿布扎比，接着是沙特阿拉伯宣言中断对美供油。

11月4日，OPEC决定减产25%的原油。这些产油国代表们宣布，把石油消费国分为友好国家和非友好国家，对友好国家按照9月份的水准供应原油。这时韩国才知道因为亲美、亲以色列自己被列入非友好国家名单，石油供应量也减少了。

全部石油几乎都从中东进口的韩国当时转向“主油从煤”政策，坚持进行耗能产业重化工建设，把生命赌在出口上。四个月后暴涨4倍的石油价格本应该给这样的国家致命一击。

可是朴政权以惊人的爆发力和组织力把这次石油危机利用为转祸为福的良机。别的国家一个劲打晃时，只有韩国开拓了中东建设市场，延续了高速发展、拉动出口及集中投资重化工产业的战略。到了1977年，韩国甚至可以用在中东市场赚来的钱从中东进口原油。石油危机把韩国提升了一个级别。如果没有朴总统的维新体制，韩国果真能克服这次危机吗？这是一个有趣的争论。

廉价石油时代最受益者

20世纪60年代初，原油价格每桶2美元左右。一桶是159升。与1964年蔚山精油厂开始运作时期的韩国物价相比，每桶油的价格大约相当于一斗米或三斤牛肉。

五六十年代，在利比亚、尼日利亚、北海、阿拉斯加等地接连发现了巨大油田。随着原油陷入供应过剩，20年来油价趋于稳定。幸运的是，这时候韩国着手推进以石油为主要动力源的现代化，沾了廉价石油的光。如果我们晚搞10年现代化，则无法赶上廉价石油的末班车，也就永远进不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70年代出现了两次石油危机。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中，韩国进军石油资金涌入的中东建设市场，从正面突破取得了成功。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动摇过度投资的朴正熙政府的经济基础后，10·26事件在高物价和民主化要求相结合的经济、政治危机旋风中爆发了。具有极高政治性的物质——石油和朴正熙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

廉价石油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了变革。各种石油产品应运而生，方便了人类的衣食住行。廉价油价还产生了连锁反应，降低了其他产品的价格，促进了生产。

五六十年代开始现代化的国家沾了廉价石油的光。日本将廉价石油和国内丰富的人力资源相结合发展了加工产业，成了那个年代最受惠的国家。同样，韩国也采取了进口廉价石油资源，投入高级人力，制造高附加值产品的战略，适应了时代潮流。

切实感受到首要战略物资——石油重要性的就是朴正熙总统。在读满洲军官学校时期，他目睹了日本被美国的石油禁运勒住脖子后，为了控制石油资源丰富的印尼，决定开战的全过程。

“一滴油等于一滴血！”

韩国工业化是在廉价石油供应不会有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的。60年代后期，韩国果断实施主油从煤政策，用石油将煤取代。与10年前爆发5·16革命时相比，1971年韩国石油消费量达到那时的约14倍。在1973年能源消费总量中石油所占比重为53.3%。韩国的经济、社会、军事结构深深浸泡在石油中。

去海湾弄石油

1973年11月初，秘书室室长金正濂叫来了重化工责任首席吴源哲。一进室长室，金室长未作任何解释，就对他说：“去书房（总统办公室）吧。”蒙在鼓里的吴源哲走进总统办公室时，朴总统正坐在桌子前面沉思。

金室长报告说：“阁下，得派吴源哲弄来石油。最早建炼油厂的时候他就已经参与了，所以跟石油三公司最高层有很深厚的交情。”

这句话如同为危在旦夕的急救患者及时弄来特效药，吴首席大吃一惊。他下意识地退一步说：“即使我去了，也不可能弄来石油。”

金室长扯住往后退缩的吴首席的胳膊走到了朴总统面前。

朴总统愣愣地看着吴源哲惊慌的样子，说了一句：“去一趟吧。明天出发。”吴首席的嘴里无意识地迸出了一句：“是，我去一趟。”

11月9日，吴首席只带着金光模秘书前往了海湾、CALTEX、UNION总部所在的美国。他唯一的砝码就是朴总统写给石油三社会长的三份亲笔信。

肩负重任的吴源哲在飞机上头痛得睡不着。他最先访问了匹兹堡的海湾总部。海湾总部的门厅上挂有太极旗。吴源哲把手放在胸口上朝国旗敬了礼，他下决心一定成功。能否获得石油是决定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战线上的失利可能就会导致南北对峙情势下的军事失利。

因为建设蔚山炼油厂时打过交道，吴源哲认识海湾公司鲍勃·多尔西会长。吴首席把朴总统的亲笔信转交给了鲍勃·多尔西会长。等会长读完信后，吴首席开始做说明。吴首席讲的韩国石油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要是油类供应量减少20%，那只能实施定量配给制。可是从当前社会、经济环境来考虑的话，不能也不可能实施定量配给制。我们的石油100%靠进口，国内几乎没有能源。况且进口的石油100%来自美国石油公司。

“工业用油在我国石油消费中占了大部分。汽油在油类总消费中只占7%。要是供油量减少，很多产业都会受巨大打击。绝不能减少维持60万大军所需的油。驻韩美国大使也通报我们不能减少对美军的油供应。（注：驻韩美军使用的油由韩国石油公司供应）削减油供应还会导致工作岗位减少。”

报告结束后，吴源哲追问了在座的大韩石油公司的美国籍副社长。

“你不是负责供应原油吗？当初签署垄断供应合同时，答应的前提条件就是海湾公司全权负责原油供应。可是你连世界原油市场究竟怎么运转都不知道，连储备都没有做好。突然通报削减原油供应30%，这不是玩忽职守吗？”

吴源哲从同美国人的谈判经验中领会到最有效的方法是正面突破，所以他采取了进攻姿态。

鲍勃会长向负责原油的古德曼社长做指示，重新调整对韩国的原油供应计划。古德曼是在建蔚山炼油厂时说服海湾总公司投资的实务负责人，他和吴源哲的关系很亲密。吴源哲算是在关键时刻与朋友相聚了。古德曼制订了一份调整对韩供油的计划书，把1973年第四季度对韩石油供应量由原先通报的每日128000桶恢复至每天165000桶，并将其拿给了鲍勃会长。

鲍勃会长把那份文件递给吴源哲，并用严肃的口气作了说明。

“我们已经全力以赴了。作为礼物我为我热爱的大韩民国和尊敬的朴总统追加一艘运油船。请转告总统阁下。”

“是，我会的（Yes，I do）。”吴源哲的口中不由得迸出了这句话。直到现在，吴源哲还说：“我们应该记住，当韩国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时，海湾公司帮了我们一把。后来，鲍勃会长在美国因政治捐款丑闻陷入困境，海湾和我们不欢而散，我方的责任也很大。”

得到海湾大幅让步的吴源哲以此作为武器，又从CALTEX、UNION得到了把原油供应量上调至和海湾公司类似水准的约定。

11月17日，吴源哲首席编制了一份原油供应谈判报告书，向朴总统做了报告。朴总统在报告书封面上签名后，说：“放那儿吧。”吴源哲看到总统签名后吃了一惊。

平时青瓦台工作人员喜欢根据朴总统的签名形态，猜测其满意度。在最满意的报告书上签名时，他一定会用钢笔用力按住笔尖签名，同时记入年月日。意思是要永久保存这份文件。吴源哲的报告书上的签名字大得都溢出了签字栏。日期上有下划线。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朴总统这么签名的。朴总统一定通过那种方式表现出了摆脱一生一世危机的喜悦。

进入12月份后，朴总统任命外务长官出身的崔圭夏外交特别助理为特使，向中东产油国派了使节团。目的是请求这些国家给予韩国友好国家待遇。

12月15日一到沙特，崔特使就发表了以色列应撤出占领地等新阿拉伯政策。随后，沙特阿拉伯政府安排了其与费萨尔国王的面谈日程。性格细致的崔圭夏特使晚上召集全体人员，反复练习讲给费萨尔国王的内容，直到凌晨2点。

第二天，崔圭夏特使按照练习的内容向费萨尔国王做了较长的说明。国王全都耐心地听了。对于崔特使所讲的韩国同共产主义对峙的情况，费萨尔国王加重语气说：“比共产主义更可恶的是犹太主义，必须赶走这个恶魔一样的犹太主义。”后来，沙特政府把韩国列为友好国家，解除了对其限供原油的措施。

接下来，崔特使拜访科威特国王，呼吁其向韩国专供原油。虽然国王回答“对任何国家都一视同仁”，可崔特使还不放弃：“不是有剩余的原油吗？”国王用斥责的口气说：“你怎么听不明白我的话？”

最终，崔特使从科威特政府得到了给予韩国中立国待遇的保证。

沙特帮助了韩国

1973年12月，平民出身的全民济加入了崔圭夏特使率领的中东访问使节团。1972年，SK前身“鲜京”的创办人崔钟建、崔钟贤兄弟获得建造日产量15万桶规模的第四炼油厂许可后，为了在沙特阿拉伯寻找原油供应源四处奔走。

与鲜京共同参与炼油厂项目的日本综合商社伊藤忠的传奇人物濑岛龙三副社长指挥了对沙特的工作。

当时鲜京聘请精通炼油产业运作的全民济（全工程）代表作为韩方实务负责人。辅助其频繁到中东出差的年轻代理——金昌浩（后来任SK流通社长）。在爆发石油危机前的1973年8月，以鲜京崔钟贤社长和工商部次官助理崔钟明为中心的民官使节团访问了沙特。这时鲜京和伊藤忠建立的人际关系非常了得。

对中东方面的情报了解较多的伊藤忠瞄准了费萨尔国王的右臂，也是情报机关头目的K氏。K氏是王妃的亲弟弟。协商那天，K氏没有出席协商会议，而是让名叫贝德拉威的侄子参加了。贝德拉威是位30多岁的美男，他正想建一座不饱和聚酯树脂工厂。

最后鲜京、伊藤忠决定共同出资建造一个工厂，他们成了股东。民官使节团访问沙特国营石油公司Petromin，得到其供应原油的肯定。

此后两个月石油危机爆发。崔圭夏特使前往沙特时，崔钟明、全民济、金昌浩小组也跟着去了。和费萨尔国王见面后，崔特使先回去，全民济—金昌浩小组则要通过贝德拉威收尾。贝德拉威这样转达了沙特当权者的意见。

“韩国要想成为我们的友好国家，让我们解除石油禁运，首先要同以色列断交，宣布新阿拉伯。希望韩国能大篇幅报道这个内容。”

金昌浩带着这个口信回国后，向崔钟贤社长做了报告。崔社长同政府方进行交涉，履行了沙特的意思。金昌浩主张政府这一举措使沙特解除了对韩国的禁运。石油危机一来临，伊藤忠便从第四炼油厂建设中脱身了。

鲜京崔钟贤会长暂时保留了建设炼油厂的梦想，遵守了向K氏代理人贝德拉威所做的投资树脂厂建设的承诺。因为这份义气，沙特和K氏对崔钟贤更加信任了。

当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来临时，沙特方终于向崔会长赠送了实现其炼油厂梦的礼物——每天5万桶原油的供应。

现在回头看30年前的石油危机。这个时期的回忆之所以给人留下印象，是因为几乎每天都有关于石油的头条新闻。并且新闻标题，几乎全部被“上涨”这个单词所覆盖。1973年冬天的街道黑了下来，因为天黑，交通肇事逃逸事故也增加了。世道正在变。廉价石油所谱写的批量生产、少量消费时代的历史篇章正翻过去。“大的好”的时代精神正朝“小的美”改变。

因为石油出口组织声明，从1974年1月1日起到10月16日，石油每桶提高约70%，达到5.119美元的原油价格再次提高100%，每桶11.651美元。1973年1月1日，原油价格是每桶2.591美元，等于一年内涨了四倍。

由此，韩国年原油进口额由1973年的3亿519万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11亿78万美元，增加了3.5倍。因为原油价格暴涨，世界都在发疯。原油价格的暴涨不仅给石油及许多使用石油派生产品的产业，包括农产品、白糖、调味料、大众澡费等间接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成本上升压力。

结果，1974年批发物价较前一年同期增长了44.6%。这是6·25战争后的最高数值。进口物品价格一年内也涨了31.2%。

可从结果来看，韩国并没有经历石油危机！统计数字可以证明这个。1973年韩国国民总产值增长率为13.2%。与石油危机撞了个正着的1974年增长率并非负值，而是8.1%。1973年矿工业增长率为27.7%。1974年，对原油价格最敏感的矿工业附加价值也增加了15.3%。1973年出口额较前一年增长了98.6%。1974年出口增长率为38.3%。都创下了世界纪录。可以说，从数值上看韩国并没有经历石油危机。

吴源哲首席这样概括了其中的秘诀：

“石油危机降临到我们国家。我们国家一不小心会陷入经济灾难，无法再摆脱出来。可是我国政府和国民团结一致，克服这个考验，取得了奇迹般的发展。”

考验同样光临到使用石油的世界每个国家。因为只有韩国克服了这个考验，相对走在前面。石油危机是韩国决定性地赶超当时还差不多的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转折点。从1974年国民总产值（GDP）实际增长率来看，日本为-2%，美国为-0.6%，英国为-1.8%，法国为3%，只有韩国是7.1%。同样，1975年韩国增长率在主要产业国中排第一。

经济应急措施

据当时金钟泌总理讲，朴总统不相信“石油资源只够开采几十年”的批判说法，坚信石油危机也是暂时的，所以并没有修改重化工建设战略，而是继续向前推进了。

从1973年10月份开始的石油危机同时给韩国带来了石油不足、物价暴涨、国际收支恶化三重苦。到了1974年，石油出口组织决定增产原油后，石油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1月14日，“为了稳定国民生活，颁布、实行紧急措施”的总统特别声明中，朴总统称：“别让我国经济卷入萧条中的通胀”，“把现在当作转祸为福的契机”。

3号紧急措施的主调是减轻低收入层的负担，扩大贫民就业项目，严处拖延工资和不正当解雇，减少政府预算，支援中小工商业者，保护农民。吴源哲首席把这个紧急措施的效果解释为“恢复秩序”。

1974年2月1日，政府把油类价格、电价、航运费、空运费各提高了82%、30%、109%、60%。2月5日，又大幅提高了生活必需品、建材、报刊用纸等的价格。政府控制的物品及服务价格最低提高10%，最高提高100%，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尽管如此，市场和国民们乖乖地接纳了，没有出现囤积居奇、抢购、物品紧缺等现象。借吴源哲首席的话来讲，“犹如暴风雨之后的宁静。”

节俭10%石油使用政策具体的实施办法是“国营单位和政府单位的灯泡拆除三分之一”，“缩短咖啡馆、饭店、澡堂的营业时间”，“限制法定假日开私家车”，“每天缩短4小时电视放映时间”等等措施。结果证实，经过几个领域的努力，石油的节约量累积起来可以实现10%的节约目标。

1973年12月5日，经济企划院长官、财务长官南德佑、农水产长官郑韶永、工商部长官张礼准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公布了物价上涨率：石油类（30%）、电价（7%）、肥料（30%）、尼龙丝（32.6%）、白糖（16.7%）、复合肥料（25.5%）、淀粉（42%）、平板玻璃（25.5%）、牧场奶油（15%）、奶粉（0.8%）。

对此，消费者们以抢购生活必需品的方式应对了。言论批判，有钱人带头抢购卫生纸等。那时韩国才刚开始普遍使用卫生纸和马桶。连日本人都趁来韩国旅游之机买卫生纸回去。

进军中东

幸运总是光顾全力以赴的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朴总统。因为开始摸索进军中东，韩国的现代史进入了崭新的舞台。

1974年1月30日，沙特阿拉伯企划相纳泽尔准备访问韩国，为此韩国做了企业对中东进军的构思。

吴首席向总裁汇报韩国进军中东的三大优点。

“阁下，我国有三个优点。第一，拥有优秀人才。中东是工作环境最差的地方，属于高温沙漠地带，也没有什么娱乐设施。这样恶劣的条件才是对我们极其有利的条件。我国有用军队精神武装起来的数十万名转业军人。还有在越南积累下的国外生存经验。

“第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男性技能工的人工费非常低廉，且技术水准远高于落后国家。

“第三，在赶工期方面，我们建筑公司很有信心。可以借鉴修建京釜高速公路的方式进行抢建，这方面我们是有能力的。”

朴总统时期长官们从构想一件事到付诸实践所花的时间通常都非常短。2月16日我国就创立了韩国—沙特经济合作委员会。4月25日，工商部长官张礼准便领着民间企业负责人走上了访问中东之路。

1974年9月份，朴总统任命为人憨厚的金载圭为建设部长官。朴总统递给其任命状时强调说：“解决石油危机带来的外汇危机的方法应在靠石油危机赚足了钱的中东寻找。”

金长官召集干部们做了指示，“要想吃掉中东这个庞大的市场，我们企业的嘴太小了。应该把嘴张大些。”

经过秘密作业，建设部制定了一套制度，由政府负责支援欲进军中东的建筑公司。即，海外建筑公司，即使没有实物担保，国内银行凭其信用也可向其提供保付；对于他们的建筑出口收入，国家可以减免50%的企业所得税；国家还计划由25家企业共同出资成立韩国海外建筑株式会社（KOCC）。

企划院和财务部反对了这个方案。理由是如果仅凭信用向具有高风险的海外建设提供保付，一旦出事故，银行也会跟着倒闭。

面对两方的意见，朴总统最后做出了以下决策：对于要提供银行担保的企业，建设部长官必须严格挑选。

金正濂室长发现进军中东的企业之间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将其反映给了金载圭长官。

“金长官，必须阻止我们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杜绝他们报虚假工程。这样才能防止银行保付引发事故。批准向海外进军的企业必须严格挑选。”

“明白了。我也赞同。即便企业主再叫嚣，我也会把进军企业限制在20家以内。”

后来，金载圭长官果真遵守了约定。1978年大选前夕，地方建筑公司们请求共和党让其进军中东。金室长表示反对，可是建设部提出机会平等，给58家公司发了许可。于是，中东建设市场变成了韩国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战场。进入80年代后，海外建设经营情况便进入不好的状态。

1973年，韩国企业在中东接下了2400万美元的工程订单。开始有组织进军中东的1974年接单额为8881万美元，1975年7亿5121万美元，1976年24亿2911万美元，1977年33亿8700万美元，1978年约80亿美元，1979年约60亿美元，1980年约80亿美元，1981年则达到了126亿美元。

鼎盛期1978年，进军中东的韩国建筑工人和相关行业务工人员数达到了14.2万人。这是继向越南派军之后第二次宏大的进军海外的民族体验。朴正熙总统成功地解决了石油危机，通过进军海外，为韩国经济和韩国人民创造了新的活动空间。

石油与朴正熙真正结怨了

在1973年经历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朴总统对这个黏黏糊糊的矿物有了更加积恨的遗憾。这种心理状态所酿成的就是浦项石油大骚乱。

1975年12月5日，朴总统把主管重化工的首席秘书吴源哲叫到称为书房的办公室里。朴总统坐在会议桌前迎接了吴首席。

“您叫我？”

“嗯，听说浦项出油啦。”

朴总统拿出装有乌黑液体的输液瓶给吴首席看后，拔出瓶盖在大烟灰缸里倒了一点儿里面的液体。用火柴一点，火蔓延到了烟灰缸，还伴随黑烟。

吴源哲一瞬间觉得奇怪。原油里面混有瓦斯、汽油、轻油、重油等成分，如果点上火，瓦斯成分会伴随“砰”的声音点燃。可这瓶里面的油像精炼的石油，老老实实地就被点着了。

吴氏凭直觉知道这不是原油。

他没有心情与朴总统一起高兴，只说了一句，“要是出石油那该多好。”

“阁下，我去分析一下那些油，您给我吧。”

吴氏把输液瓶拿给金光模秘书看了。

“谁又做了荒谬的报告。”

那时吴首席也好，金秘书也好，都不知道情报部在搞钻探。俩人在当公务员期间数次经历过出石油的亢奋报告最终以虚假大白于天下的情况。挖水井时收到报告发现了浮油，可是到现场一调查，是因为附近美军拥有6·25战争时建造的油池，那些油渗入地下，挖井时混入水里冒出来了。金光模秘书叫来了平时关系不错的湖南精油企划主管董事，同时又是一流化学技师的韩圣甲。吴源哲首席把装有油的玻璃瓶递给韩氏，严肃地说：

“用最快的航班送到美国加德士石油公司做实验，一定要慎之又慎啊。对探测出原油的可能性也提出一些意见吧。”

韩氏问：“这是哪里来的？”

“不要多问了，要严格保密。”

大概过了4天，韩氏拿着分析报告进来向吴首席解释了：“这不是原油，是轻油。请看。”

他翻开了蒸馏实验图表，是用浦项出来的油做的。原理如下，当加热原油时，某些成分在低温下蒸发，重质组分则在高温下蒸发。以温度曲线表示的话，是呈小山的山脊状。可是韩圣甲拿出来的图表中是侧立的火柴盒形状。一开始持续一段零状态，到了轻油蒸发温度，曲线突然垂直上升，出现一段平坦线，到了轻油成分结束的地方突然下降又成为零。

吴源哲从这张图表认识到这种油只有轻油成分，没有其他成分。原油应该含有汽油、煤油、轻油、重油成分，可这种油只检测出了轻油成分，那这油只能是轻油。

总统很失望，“让情报部部长马上过来”

朴总统以为出原油了，所以向很多人炫耀。如果不是原油，那等于他说谎了。俩人做出了决定，应该如实报告。吴源哲回忆说：“不管是做报告的还是听报告的，这种喜事临门却被人扫兴泼冷水的报告都是让人心情不快的。”

过了一会儿，金正濂室长带着分析报告领着吴首席走进了朴总统的办公室。

“吴首席说有事要报告。据说浦项那边出来的不是原油。吴首席，你亲自报告吧。”

吴源哲如实说明了。朴总统喊“金室长！让中央情报部部长马上过来！”吴源哲之前和之后都没见过总统这样生气。朴总统坐在会议桌正面丝毫未动。一声不吭盯着前方。金室长和吴源哲首席坐在其左侧，承受着死一般的沉默。三个人谁也不想打破沉默。吴源哲说：“像一个等待处决的俘虏。”漫长的15分钟过后，从南山出发的申植秀部长慌忙走进来了。打完招呼后坐到了右边。

朴总统没接受问候，而是问：“申部长，听说浦项出来的不是原油！怎么回事？”吴源哲一瞧，事情发生得太突然，申部长好像答不上话了。“吴首席，你来说明。”

莫名其妙地扮演这种反面角色，吴首席觉得委屈。如果浦项出来的油真是原油，那聚在这里的人都会高兴。结果，吴首席技术专家般的傲气对像搞秘密工作似的展开石油钻探的情报部动了刀。吴首席想尽可能简单说明要点。

“听说出石油后我们都很高兴，便把原油的样本送到美国加德士石油公司进行了分析。经判断那些不是原油，而是轻油。”

他把报告书递给了申部长，随行的干部接过去看了。朴总统想先打破这种尴尬、紧张的气氛，他对吴源哲说：“吴首席，你怎么想？”

“阁下，就像情报部报告的，钻孔时确实采集了油。只因他们不是专家，所以误认为是原油。”意思是说“并非中央情报部故意捏造”，显然他的回答为情报部辩护了。朴总统重新凝思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凝重地开了口：

“申部长，现在围绕浦项有没有石油的问题是非很多，趁此机会钻到底，确认一下吧。”

吴源哲这才松了口气。

朴正熙为何保留着让自己失望的石油瓶呢？

我们只知道过去我国一滴油也没有出，现在突然说出油了，国民们对此激动和高兴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不亲自挖开谁也不知道，俗话说天助自助者，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只要国民们勤勉、自助、合作，勤奋工作，积极地追求，老天爷也许会带给我们好礼物，请大家耐心等待到调查结束吧。

顺便说一下，当时在日本，最大油田的埋藏量约为6000万桶，当时在中东，最大的油田为沙特阿拉伯的盖瓦尔油田，埋藏量约为700亿桶，被称作麦拉明的油田根本不存在。

自朴总统宣布发现石油的第二天开始，笔者慢慢变成对浦项石油的悲观主义者。

即，结论是用科学无法说明浦项B孔石油是原油。可是朴正熙宣称它是原油，从而阻止或逃避了30年来科学和事实报道的挑战，保护着那份虚假。权力是一时的，却能把虚伪硬说成是事实。

朴总统去世后，整理其办公室时，发现了装有浦项油的玻璃瓶。朴总统为什么一直保管着给自己带来失望的油呢？况且吴源哲首席已经报告那不是原油而是轻油。

未解的疑问是，为什么朴总统已经收到“不是原油”的报告后却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出来了原油呢？这时候，朴总统已经在那么多人面前炫耀过石油，朴总统接过油瓶后像孩子一样高兴起来。他边对站在旁边的金正濂室长说：“老天爷没有抛弃我们啊，现在我们也可以成为产油国了”，边把油倒在烟灰缸里，用打火机点着了火。然后说：“真想直接喝了它。”

朴总统曾对亲信们讲过，自己梦见了出石油，可惜醒过来后发现那只是梦。自从把装有原油的玻璃瓶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后，对石油爱恨纠结的朴总统一有机会就想向其他人炫耀。

而今天，很难让朴正熙坦白是“假的”。当时浦项继续着石油钻探，因此朴总统可以指望即使B孔石油是假的，但是明天或者后天，总有一天会冒出石油。

直到最后结束钻探，从事石油钻探的人们仍时刻抱着富矿的梦和期待。

第七章 敢与知识分子叫板的总统

知识分子天生看不起军官。然而，朴正熙的军官大都有留学经验，视野开阔，能力超群，做起事情来风风火火。相反，韩国知识分子，时而吵吵嚷嚷，时而唯唯诺诺，在美国人面前，全然没有气节。对于知识分子领导的学生示威，朴正熙多次大光其火：

有些大学看见别的大学搞示威，为了面子跟着搞示威，搞完示威后发现第二天报纸上没有刊登，所以决定再搞一次。只有学生改掉示威的毛病，国家的事才能顺利进行。

政变三年，学生抬棺示威

1964年5月15日，朴总统发表了5·16军事革命3周年纪念声明，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在改革和重建的道路上交缠着许多像乱麻一样的牵绊，这些牵绊一些是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一些是我们自己犯的错误。作为领导者，我跟各位国民一样愤恨，也感到非常惭愧。”

5月16日下午，在野党主办的“5·16军事革命批判形势报告会”在汉城桥洞国民小学校举行。这一天聚集了约2万名群众，讲演者金大中攻击说“5·16是用刀枪颠覆立宪政府的反民主行为”。从此，以救国为目的的5·16开始遭到质疑。

1964年5月20日，汉城市区9所大学的学生和约3000多名市民聚在汉城大学文理学院操场举行了“民族民主主义的葬礼仪式及军政的声讨大会”。他们抬着棺材走到街区，对发射催泪弹的警察扔了石块。这次示威惹恼了朴正熙和他的军人部下。学生们念的悼词、宣言、决议是连在野党政治家也未曾说过的激烈言词。文教部尹天柱长官认为“这些人表现出不像是学生，而是政治家的做法”。

次日凌晨，黄吉洙大尉指挥的一群空降部队队员携带枪械到汉城刑事地方法院大楼和梁宪法官家，要求驳回对示威学生的拘捕令。各家报纸则以“10多名武装军人闯入法院进行施压并占领值班室”的标题进行了大肆报道。虽然经查明这次行动并没有暴力，就连“闯入”、“占领”等说法也是言过其实，但政府和军队又挨了一次舆论的围打。

在丁一权总理主持召开的军首脑层会议上，对军人行为的赞同论占了上风。民政党召开党务会议，讨论了如何弹劾朴总统的问题。金泳三代言人称，“民生的痛苦，高物价，各种舞弊腐败事件，校园催泪弹事件，军人闯入法院等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总统，因此主张弹劾他”。

5月22日，国防长官金圣恩在国会批判了舆论的夸张报道。“空降团黄吉洙大尉结束当日的工作后，同11名士兵交换了关于学生示威的意见。激奋之余，大家搭乘凌晨停靠在那儿的救护车，连衣服也没换上，就直奔到法院和法官家里，目的只是抗议司法当局不冷不热的态度，呼吁采取严厉措施，结果正在法院采访的记者把这起事件渲染得相当吓人。这件事一旦公开，会对这些军人治罪的。”

因为此事，黄吉洙大尉等8人被拘留，黄大尉在军禁闭室中说了这样的话：

“在制止示威时，眼睛受伤的禹永吉警卫是我的战友。警官有什么罪呢？携带枪械是因为刚刚下班。军人也是国民中的一员，有权到官厅诉求，不对吗？要是民众之间相互毁谤，社会持续动荡的话，国家根本摆脱不了贫困。”

空降团闯入法院和法官家中的当日，3名中央情报部要员把正在受通缉的汉城大学文理学院学生宋哲元带到坐落于南山的一所孤零零的房子，并追问他“金重泰（文理学院示威指挥者）在哪儿”，并对其进行殴打，之后放他回去了。宋君是在“民族民主主义葬礼仪式”上念悼词的学生。

十天后，检察官拘留了这三个情报部要员。这些人是自己要求见检察官的，他们对记者说：“只是在履行职务时失误了而已，没什么可内疚的。”

出现学生和军人对决的事情后，在野党内部也开始提出慎重论。有趣的是，民政党代言人金泳三表现出强硬态度，如强烈主张对朴总统进行弹劾起诉等。相反，金大中（民主党）议员的论调就比较温和。金大中说：“当政治家对学生示威寄于期望时，等于放弃了国会责任，是政治家的堕落。”

“爸爸接电话，他说自己是总统”

1964年5月23日，朴总统在回答记者的书面提问时说了这样的话：

“我认为，政局动荡的根本原因是一些政治家的越轨言行，一些舆论不负责的煽动，一些学生们的不法行动以及政府的过度宽容。”

朴总统使用“一些”这个词，想强调反政府势力不能代表大多数国民。他非常清楚政治语言所具有的心理和战略意义。大多数报纸强烈反击了招惹舆论的总统。

其中，张俊河投稿的文章批判总统的激烈程度是报纸也很难刊登的。

“总统朴正熙先生！尽管你总是重复谎言，并总犯政治失误，但仍当上了总统，尽管你们执政者的舞弊和腐败那样泛滥，你仍能继续执政，尽管民生这样陷入水深火热，你们仍能说大话，这些难道不是得益于韩国舆论的栽培吗？现在，似乎和你们同生共死的韩国舆论顶不住国民的怨声和压力，从深深的噩梦中醒过来了。

“挥动像女招待裙子一样的毛笔，助您当选总统的不是韩国舆论吗？你要知道感恩！如果你真是那个以清廉闻名，以刚直见称的陆军少将朴正熙，有没有想过为今天这事态负责。我很伤心。今天，我找不到当年那个有勇气的男子汉了……”

5月27日，国会就野党提交的国防长官和内务长官免职建议举行了投票。这次，在共和党内没有违信票的情况下，这个建议被高票否决了。共和党一个院内干部把这个结果汇报给朴正熙总统后，走出来对记者说：“差一点失去总裁了。”因为朴总统想，如果共和党内部在这次表决中还出现违信票，他便辞去共和党总裁职务。

几天前的星期天，朴总统给正在家中休息的总统代言人朴相吉打了电话。朴相吉是朴正熙代表作《国家、革命和我》的整理者，5月初被提拔为总统代言人。朴代言人年幼的小女儿接了朴总统亲自打来的电话，她说了几句口齿不清的话后，说：“爸爸接电话，他说自己是总统。”朴相吉慌忙地把话筒接过去，总统问朴相吉：“你在做什么？”

“正在休息呢。”

“要是没别的事，你来一趟吧。”

处处笼罩着阴森气氛的星期天，主馆内除了门厅的两个警卫以外，看不见任何执勤的人，气氛非常冷清。朴相吉通过长长的走廊，走进了总统办公室。朴总统正呆呆地眺望窗外宽阔的庭院，听到有人来后转过身，重重地坐在沙发上。他取出一根烟点着，深深吸了几口后，把烟灰弹在了烟灰缸里。之后，他便凝视桌子下面，默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秘书室室长李厚洛走进来坐在朴相吉对面。朴总统换了个坐姿后，开口了：

“我决定辞去共和党总裁职务。请代言人马上起草一份声明。”

据说，当时秘书室室长李厚洛说了这样的话：

“阁下，您做得对。您早应该这样做。阁下是3000万国民的总统，不是共和党的总统。”朴相吉的想法却跟李厚洛不同，他说：

“阁下，写我会写的，不过我觉得最好写总统辞职声明，而不是总裁辞职声明。不要忘了，阁下是在共和党的正式推荐下，作为共和党的总裁当上的总统。辞去总裁职务，那不等于放下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吗？一个打仗的军长想继续战斗，但要辞去军长职务，这行得通吗？这样又能怎么样？‘我出于什么目的干了革命，当选总统后，为了扶正国家，我也这样那样费尽了心思，但因为这样那样的障碍，实在不能胜任这个位置，我决定辞职。’这么一来，国民或者接受，或者反对，该怎么办，肯定有所反应。要是接受辞职，你就清清白白地退下来，或者像法国戴高乐那样，要求一下应急大权。一定有什么办法的。”

朴总统凝视着朴相吉的眼睛默默地听他讲，最后说：

“知道了。你去马上整理那个戴高乐宪法给我。”

但总统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几天后，朴相吉整理好分析戴高乐宪法的资料，就等朴总统传唤，快到下班时，他悄悄去了总统办公室。朴总统没有任何反应。

比起学生示威，更折磨朴正熙的是内讧

比起学生示威，更折磨朴总统的是在敌前暴露出分裂迹象的共和党内讧。从1964年5月30日开始，汉城大学举行绝食示威，政局重新变得乱糟糟。5月31日是个星期天，主张金钟泌议长让位的国会副议长张坰淳等共和党内非主流人士和建议金议长留任的主流人士轮流来访青瓦台，折磨总统。

6月1日，金钟泌去向朴总统提交了辞呈，却遭到拒绝。

6月2日，数千名大学生涌到世宗路，展开反政府示威，要求朴总统下台，并跟警察发生冲突。当天，朴总统把朴相吉代言人叫到办公室：

“发表这个吧。”

他扔过来的文件标题是《关于当前时局的总统特别咨文》：

“本人和政府忍受着巨大的牺牲，听取真实的在野呼声和民意，为了打造建设共同目标，一直忍耐到最后底线。但学生示威远远偏离神圣的4·19精神，正在坠落为失去基点的骚乱。

“即使是有理由的示威，但如果妨碍了个人或国家做事，应该先被制止，否则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韩国位处广阔的赤色大陆一端，为了克服这个地理劣势，必须巩固与自由阵容的联系，促进经济建设，即国家首要任务，进而实现现代化。国家间妥协外交旨在创造最大利益和最佳条件。但同样重要的是获得时利。内外局势表明，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不利。

“先不说韩日会谈的妥善了结本身带来的利益，也不能忽视与之附带的、通往世界各友邦的经济支援之路。我断言，在两国之间调解中获得的金额，一分也不浪费，将全部用于重新恢复国家经济。”

使朴相吉受冲击的是这份声明的最后一段：

“最后，本人借此机会想对国内外同胞阐明一点，要是这些悬案的终结和随之而来的祖国安全及国家现代化基础得以确立，为了民主政治的进步，本人不会出马下一届选举，只在一届任期内为祖国服务，这是我想对内外表明的决心。”

朴相吉心里想，既然总统决心放弃再出马，连声明也是亲笔写的，没人能够改变他的主意。

但是6月2日的学生示威正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报道学生示威的各家报纸展现了檄文一样的内容：

“星期二下雨……学生高喊……在硝烟中扔石子，绝食示威……还有愤怒的大学街”，“‘不能抓走我的儿子。’泪流满面的母亲哽咽着，警察拉扯母亲的胳膊，这次儿子死死抱住母亲喊‘不能抓走我妈妈’。”

正在绝食的汉城大学学生投的煽动诗也直接刊登在报纸上。舆论似乎把形势视为革命前夕。但那是误判。

军队和多数国民支持朴正熙政权，而朴正熙确信自己权力的正当性，坚定了靠武力压制暴力的意志。

6月3日，朴正熙总统给朴相吉打电话：“先不要发表昨天那份文件。”历史在一天之内变了。这份差一点成为“历史文件”的特别咨文一直由朴相吉保存，直到他几年前去世。

在野党和学生以全国性示威向朴正熙政权展开大攻势期间，约20名共和党议员站在在野党一边，赞同内务长官严敏永免职决议案，这使朴正熙的心一片混乱。

合法的国家政府或政党一旦面临外部威胁，通常做法是内部先团结起来。但在我国常有怪现象，国家一旦面临危机，则内部分裂，不能有效对应。政治家的第一条件是能够准确分辨彼此和判断主要敌人，但我们政治至今仍表现出“忽视主要矛盾，紧抓无关紧要的次要矛盾”的状态。

在武力对峙的分裂局面下，朝野两党共同的主要敌人是朝鲜政权，但执政党和在野党却相互为敌，把应该成为政治第一课题的安保和经济问题抛在脑后，以抓住并揭露对方的弱点为目的，大搞阴谋活动的堕落政治在恶性循环。

朴正熙总统慨叹，其政权遭到在野党和学生联合势力的挑战，正面临危机。可是共和党内部呈现出矛盾征兆，更别说团结了。一年之前把权力移交民选政府期间发生的最高会议内部分裂像噩梦一样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3月29日晚上，共和党干部们聚在金钟泌议长的家中召开了对策会议。

金钟泌也说：“我知道这种话不该说，但和自民党干部们见面的场合上，我追问‘我们在战场流血打仗时，你们不是靠军需竞争每年赚走了10亿美元吗？别说给韩国6亿美元，给60亿美元也没什么可惜的。因为你们没有诚意，所以韩国学生们起来鼓励我们’。结果前尾干事长和铃木副干事长换了个姿势，屈膝坐下，然后道歉说‘实在对不起’。”

一直在一旁听他们讲话的国会内务委员会吉在号委员长说：“金议长，请狠抓侵犯和平线的日本渔船吧，直至促成韩日谈判。”

3月30日下午，朴总统请11名大学生代表到青瓦台，就韩日会谈进展情况作说明。“朴总统甚至透露外交机密来说明政府立场，恳请学生们理解。”

但学生们认为“和平线属于我国领海，为什么让步”，“公开备忘录”，自始至终不屈不挠。

朴总统承诺：“明天我会让外务次官郑一永跟同学们见面，做详细的说明。”

这时正是所谓的“残忍的春荒期”。人们为了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不饿死，四处挖葛根，致使祖国山野浑身发痛。

据《朝鲜日报》驻春城郡记者传来的消息称：“就连野山的葛根也都被挖没了，人们只好走三四十里路，进深山才能弄得到。”并称，“挖来一背架葛根，晾干四天左右再碾的话，可以做成三四升面。这种面也可以做糕，但为了节省面粉，人们只将其用来熬粥勉强活命。”

1964年4月4日，豪斯大将拜访朴正熙总统和国防长官金圣恩，并与其举行了重要会谈。这次暴动不仅仅是对韩日会谈的反对，也是对金钟泌的反对。许多国民认为金钟泌过于亲近日本。在野党甚至认为金钟泌预收日本巨额资金用于上届选举，为了庇护金钟泌，政府在加紧会谈。

调兵护城？

4月4日，美8军司令豪斯将军同金圣恩进行的谈话录中流露出韩国政府对削减驻韩美军的可能性绷紧了神经。

金圣恩对豪斯说：“2个师的驻韩美军中，只要美国抽走1个师，我们就必须相应地增加兵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营造有利于投资的环境。”

朴正熙政府制定了靠引资推进经济开发的战略，因此不得不从经济层面上考虑安保问题。于是为了留住驻韩美军，朴总统先向美方提议了向越南派韩国军。

朴正熙问：“北朝鲜拥有两艘潜水艇，国军也引进潜水艇怎么样？”豪斯表示了反对：“如果购置潜水艇，需要很多经费，有可能使其成为奢侈品。”但豪斯说，韩国海军最好加强反潜艇作战训练。

“为了让韩国海军更准确地了解潜水艇战术和躲避动作，美方已做安排，韩国军可乘美国潜水艇进行训练。”

就最近发生的反韩日会谈示威，朴总统这样说：

“学生示威是由于爱国心被误导和在野党的煽动而引发的。这种事态只会对韩日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展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政府正以学生和公务员为对象就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开展教育。我通过正在访问日本的外务长官丁一权向日方通报‘身临会谈的我们的立场没有变化’。”

进入4月后，学生示威平静下来，但这时朴总统秘密指示陆军参谋总长闵机植事先制订戒严令实施计划。一旦汉城发生重大事件，两个师将进入汉城进行戒严。他们悄悄着手安装通信网、确认占领地、进入道路检查、调动时间测定、夜间转移准备、控制舆论准备、对民政策准备等工作。朴正熙表面上对学生示威做出忍耐、让步的样子，但背后正在准备反击。

从这时候开始，朴正熙对学生、舆论、在野党产生的偏见，在他一生中都没有改变过。

3月30日，次官会议上，正在讨论中学生示威对策的次官们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位次官对文教部次官说：“管好那帮不懂事的孩子，千万别让他们再参加示威。”

文教部次官反问：“是政府把示威规定为爱国行为的，这时候却说，大学生做得对，中学生做得不对，那你的意思是不让中学生爱国吗？你知道柳宽顺搞独立运动时多大吗？”

朴正熙始终对喜欢谴责、说空话的舆论心存不满。

满足学生的要求，还是严加镇压？

韩国军指挥部对1960年4·19学生示威时军队的应对方式感到不满。他们对因4·19示威宣布紧急戒严令，开赴汉城的11师将兵未能镇压示威队伍，反而表现出站在对方一边的做法持有复杂的观点。虽然有军队站在国民一边的赞辞，但戒严司令官宋尧赞采取支持学生的姿态后，镇压军受其影响，模棱两可地做出了放任示威的政治选择，许多将军们认为，对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来说这是一种耻辱。

海军陆战队出身的金圣恩国防长官感到苦恼，“如果再次发生跟4·19一样的学生示威，应该怎样应对。”他和参联会议长金钟五和陆军参谋总长闵机植面对面编制了防止再次发生像4·19那样事件的戒严计划方针。在召集反对韩日会谈的各军总长说明戒严计划时，金长官可以察觉到军首脑层间微妙的气氛。

军指挥部对朴总统的忠诚没有任何变化，但“学生和在野党的主张有一定道理，只是金钟泌不行”。当时军指挥部的人很反感5·16革命以后我行我素的军后辈金钟泌和陆校8届生。

6月3日上午，朴总统听取了关于市区示威情况的汇报。下午1点左右，他判断汉城市区示威事态变得更严重了，便召集了金圣恩等有关长官。

在前往青瓦台的路上，金长官目睹了被示威队伍占领的派出所和学生们正驾驶着夺来的军队车辆满街跑。学生们冲过由首都警备司令部的围栏，闯入门厅开始跟军人们斗殴。目睹这些混乱的景象后，金长官心里想这是4·19的翻版。他躲过示威群众，绕着胡同抵达了青瓦台。

包括朴总统在内的总理丁一权、副总理张基荣、内务长官杨灿宇、参联会议长金钟五等国家安保会成员悉数到席。朴总统的面色很苍白。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夹烟的手在颤抖。朴总统沉重地开了口。

“现在我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满足他们的要求，另一个是镇压非法暴力示威。我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大家尽情谈吧。”

没有一个人开口。朴总统朝金圣恩长官说：“国防长官先说吧。”

“去年总统选举时，为了防止舞弊，阁下对军人们说‘与其靠舞弊选举当选，还不如落选，一定要公平选举’，结果军队支持的尹潽善候选人的选票更多。如因一部分学生、市民的暴力示威，立宪政府就被瓦解，还怎么守护民主主义？必须宣布戒严令收拾这个事态。我们有自信。只要阁下信任我们军队，宣布戒严令，其他的我们会处理好的。”

朴总统的表情顿时明朗起来了，手也停止了颤抖。其他与会者也纷纷说：“完全支持国防长官的意见。”据丁一权回忆录记载，朴总统在这个场合上命令金圣恩长官和杨灿宇长官“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军队都不能开枪。”朴总统还说，“要不要通知一下联合国军司令官和驻韩美国大使？”下午4点半，美8军司令官兼联合国军司令官豪斯和驻韩美国大使塞缪尔·博格搭乘直升机飞抵了青瓦台。这次朴总统只让金圣恩长官和金钟五议长出席了，他通过曹相镐秘书对两位美国政府代表说：

“国家安保会议下结论，对汉城一带下紧急戒严令，以收拾事态。希望联合国军司令理解我们的立场，同意把韩国军调用为戒严军，进驻汉城。还有请博格大使把这个情况通报给贵国。”

豪斯司令官点了点头，博格大使则称：“阁下，我只问两个问题。”（金圣恩证言）

“第一个问题，戒严时间估计有多长？”

“直到我们认为事态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现在很难说清楚到什么时候，但尽量会快点结束的。”

“第二个问题，戒严期间是否关闭国会？”

“国会会一直开放的。”

豪斯司令官问：“阁下，你想调几个师？”

金长官替总统回答说：

“28师和6师。师司令部将设在汉城大学和延世大学。”

豪斯和博格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会完全配合阁下的决定。”

学生示威背后的幕后操纵者

1964年6月5日，当局把在汉城大学攻读政治系的金正刚（当时26岁，历任统一民主党总裁特别助理）指控为学生示威的幕后操纵者，悬赏10万元对其发出了通缉令。

金正刚于1959年考入汉城大学文理学院政治系，当年加入理念小组“新近会”后，沉迷于马克思列宁理论，目睹了新近会前辈们是如何领导4·19学生示威的。

据说，金正刚是亲北主义者。在张勉政府时期，他幕后操纵了占领国会议事堂的游行等各种示威，5·16政变以后被通缉，之后他钻了松懈的行政空子参了军。1963年2月，他被军反间谍队逮捕。但因为他平时做事谨慎，没留任何证据，又马上被放出来了。

回学校的金正刚判断，“新近会”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没有了利用价值，于是他带头组建了合法带动学生运动的团体。在快要举行第五届总统选举的1963年9月份，金正刚和政治系晚辈一起组建了“民比研（民族主义比较研究会）”。

金正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地下组织。在汉城大学，不光是文理学院，在商科学院、师范学院、工科学院等各所专科学院都发展了组织成员。到1964年初，大邱、釜山、光州等地区各大学都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了，更不用说汉城市区主要大学了。全国组织名称为“反帝全国学生同盟”，由汉城大学文理学院组建的小组名称为“火花会”。

以“美帝看门狗朴正熙”为开头的火花会纲领中有这样一段话，“祖国北半部，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领袖的伟大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取得了成功”。

“火花会”把朴正熙定义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军事法西斯”，把朴正熙政权定义为“殖民地隶属法西斯”。另一方面，把金日成定义为“伟大朝鲜劳动党的革命领导力量”。金正刚的“火花会”是韩国第一个大学内部自生的亲北组织。

1964年3月，完成组织组建工作，金正刚正操纵3·24反韩日会谈示威和6·3示威，在听到颁布紧急戒严令后，就到外地躲避去了。连他的故乡——庆南镇州的胡同也贴上了通缉布告。当时金正刚正藏身于经营木材加工厂的父亲手下一个员工家的阁楼，6月7日，40多名警察在朴文秉警监的指挥下包围了这所房子，逮捕了金正刚。

被逮捕后，金正刚在汉城市区的一所秘密地点连续一个月被严加拷问。7月16日左右，警察的调查工作结束。

1964年7月18日，内务部杨灿宇长官发表了标题为《学生示威幕后操纵事件的火花会事件》的文章。

金正刚于1966年出狱后14年一直假装在劳动工地工作，其实暗地里一直在从事政治活动。他通过狱中认识的许多未转变立场的间谍了解到了北朝鲜真相。到了1980年，他才跟自己的信念——亲北、社会主义路线诀别。

距“火花会”事件34年的今天，笔者见到了金正刚先生。现在，金正刚已转变立场，坚持着保守右翼路线，以社会评论家的身份活动，他称自己是“历史的罪人”。他回忆说，组建“火花会”当时是过于埋头于把马克思理论套用于社会，并予以公式化，违背现实，并说，不管怎么样，因为朴政权时期仍主张法治，我的依法斗争才得以成功。是法治给我提供了一个逃脱左翼的机会。

“现在一想，当时说朴正熙是美国走狗，太说不过去了。当时我们的人生观停留在从朝鲜持续下来的半封建思想。国民收入人均80美元，相当于非洲加纳水准。由我们看来，走社会主义才容易取得成功。”

“其后证实，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朴正熙在这片土地上成功建设自主的现代国家，很好地发展了资本主义。朴总统成功打造物质基础的同时，没有在像我们这样‘否定朴政权成功的左翼’的斗争中败北，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未能树立一个能使自己的物质成功合理化的理念。”

韩国军人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天生爱嘲笑国家吗？

至少，在韩国是这样。然而，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同样存在。

最高会议议长公报秘书李洛善中校经常扮演对重建国家持有嘲笑、旁观态度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者的角色。他曾写过一篇名叫《行动的知识分子》的文章，罕见地从军人角度看韩国知识分子。文章很好地呈现了军人和文人的差异，而此差异一直是朴正熙时代引发矛盾的因素。

《光说不练的人就像院子里的野草》

对我们来说，5·16即“军人发起的国民革命”，就像一剂急救药。但（知识分子们）听到马格·路德将军的国军的回返令和美临时代办格林支持张勉政府的声明后，都鸦雀无声。如果这条路真是我们的活路，对于外国人明显的误判，我们应果断冲上去。其后知识分子却压根不吭声，没有行动，甚至连一点反应也没有。仿佛知识分子都绝迹了似的。自从强风吹过，政局进入无风的稳定局面，知识分子事事以玩世不恭的论旨贯穿，表面上好像同情军方失策，背地里却对其蔑视和喝倒彩，引起蒙昧国民无理由的反感。只为缩短政权转交时间而奔走施压，对完成革命任务没有任何诚意。

忘掉自己是李朝党派正统后裔的事实，作为“全国抵抗”日帝暴政的外部运动，其消极态度的余韵尚未打消，且最近还卷入了无视意义和沿革的肤浅的抵抗风潮中。作为血气的武器，把“无理由抵抗”作为信仰，在现实生活中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即使对方有道理，也和其他不正之风混为一谈。与其说在和对方的共同点上相互妥协、合作，倒不如说夸大琐细的差异，排挤、挑拨对方。

据称，知识分子觉得最惋惜、最不幸的就是自己出生在韩国。理由好像是骚乱频繁，贫穷，总是被工作所束缚，没有自由，实在没有希望获得幸福。“出生不幸”这一观念是解决所有不满的最终说服剂，是日常生活中的常备药。

李洛善认为军人在能力方面并不比知识分子弱。

当知识分子炫耀自己浅薄的知识时，我们军人会以有主见的智慧予以还击。若他们把技术技巧摆在首位，我们会以勤勉和激情来抵消。对他们发达的脑组织，我们会以健康的身心来弥补。若凭个人能力来攻击，我们会用团队合作的威力作为挡箭牌。要是知识分子拿悠久的行政经验威逼，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高强度训练、组织化，熟练、统一的机械化行政力量来反抗。若他们以灵感才华、随机应变的侥幸性来较量，我们会通过“反复研究实现完整性”的习惯予以还击，对各种可假想情况的“主导计划”作出思考后加以评估，经过再思考再评估做出结论。根据基于爱国心的色彩和强度及为国家贡献的程度来加以区别。

军队过去受了很多责难，受责难已经习以为常。现只因军人主导革命政府，而备受责难。人们被文尊武卑的历史思潮的锁链所束缚，企图无缘无故地划清平民和军人的界线。知识分子常常把军人和平民视为两种类型的人，认为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天性，对特殊问题的看法也完全不同，这是危险和有害的虚伪。英语中“人民（people）”这一词的语源“populous”的真正意思是“古代罗马时代的武将军”。组成军队的个人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作为国民和市民的基本品性，反而可以比作在一所学院的课堂上接受了关于武器使用方法的教育，当然这要跟所谓自由和人权的精神一致。让我们听一下一位知识分子的声音，“自由——若向往它，培养对行为结果负责任的习惯；自由——若向往它，树立共同感受贫困所带来的痛苦的博爱精神和对同胞之爱心。”革命政府行使权威局限于压制不该享受的自由、助长该享受的自由和范围，时刻关心是否偏离了必要的最低限。

世纪波动甚至波及密封的研究室。知识分子们，敞开心扉接纳社会、民主和国家吧！饥饿的社会，即使它有足够的理由被抛弃，但沦为半流氓的社会，变成乞丐和盗犯的民族，濒临死亡，有可能马上死去的祖国在路人的背上已经来到各位的门前。

以朴正熙议长为核心的军官集团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知识分子未能实现的经济发展。李洛善批评经常划清军人和平民，鄙视军人的知识分子的最大的问题是与之较强的批判能力不相称的寒酸的推进能力。在自由党、民主党时期，文民精英集团在振兴这个国家的经济时遭到失败，“无知的”军人却取得了成功。李洛善说的意思就是“真正无知、无能的是光说不练的知识分子，是你们”。

“只有学生改掉示威的毛病，国家的事才能顺利进行”

1965年8月20日上午11点钟，汉城庆熙大学1000多名学生借迎开学之机召开韩日协定批准声讨大会，举行了示威。沿着学校前方的胡同行进了800米左右时，学生和200多名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而学生们开始扔石子。

差不多同时，京畿大学和汉城大学法学院也展开了示威。

此时，在西归浦度假的朴正熙总统一行来到镇海，8月22日度过了休假的最后一天。

次日上午11点40分，朴正熙乘坐专机回到汉城。这天上午，汉城大学法学院生举行无期限大罢课，汉城大学文理学院学生和高丽大学的学生决议拒绝参加期末考试。汉城大学11所专科学院学生代表们也举行集会，决定整个学校拒绝参加期末考试。就这一天，全国有1万多名大学生参加了示威。

汉城市警发布消息称，在汉城有252名学生被警察带走，其中13人受伤被送到医院，警方也有28人负伤。

这天上午，内务、法务、文教、公报四部委长官通过联合声明表示“把最近发生的事件定性为逆民主主义行为，我们将严惩不贷”。

下午，治安局朴英秀局长指出，“最近学生示威具有反美—反国家倾向。”

8月25日早上，朴总统指示国防部金圣恩长官和陆军参谋总长金容培准备卫戍令。金圣恩长官决定，要是第二天即26日早上再次出现示威，立即发动卫戍令，任命首都警备司令官为汉城地区卫戍司令官，出动首都警备师自身3个连的兵力和汉城近郊某师阻止示威。

上午10点钟，在汉城，由于高中生也出来助威，示威有些过火了。武装军人开始正式投入了镇压作战。

这天上午，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汉阳大学1万多名学生和城东工高1000多名高校生高喊着“反对卖国政权下的美国”（高丽大学），“解散一党国会”（建国大学），“声讨已经结束，该显示实力了”（汉城大学）的口号涌上了街头。

这天下午1点30分钟左右，约500多名佩戴防毒面具的武装军人分乘22辆卡车和4辆吉普车进入高丽大学校园，他们用枪杆砸碎图书馆、教学楼、高丽大报社、广播室等的玻璃和实验器具并发射了催泪弹，行动持续了约30分钟，最后他们带走了学校里的34名学生。

还是这天下午，高丽大学副校长李钟雨和学生处处长玄胜钟以及教务处处长吕石基去找国防部金长官和文教部尹长官提出了抗议。

“不管原因如何，我感到遗憾。当军人路过高丽大学门前时，是学生们先扔的石头，一些愤怒的军人闯入校园，抓住现行犯并把他们交给了警察。至于砸坏器物的事情，我会彻查严惩的。”国防部金长官如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总统这样毫不留情地攻击学生和教授

五天后，在中央厅第一会议室，朴正熙总统通过全国广播网用19分钟时间读了特别声明。在朴总统执政期间做的多次演讲中，这次演讲属于最直接、使用表现手法最多的一次。此后，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像这次演讲中使用毫不留情地攻击学生、教授、在野党政治家的语词。这次演讲直接表露了总统当时的感情，从这一点上讲，它又是一份罕见的资料。

总统直接向“一些不自觉的政治家陈腐的习惯”和“一些不懂事的学生”开了炮。朴总统总用“一部分”来称呼反政府运动家，运用了争取心理主动的战术。

即便你是学生，哪有权利无视、否定宪法？即便你是学生，哪有谈解散国会，主张条约无效的特权？学生不是这个国家的全部。这个国家的社会出现了一个弊端，那就是掀起了学生们示威全能的风潮。动不动就举行什么声讨大会，静坐绝食，示威，斗争，喜欢在所谓参与现实的名目下跑到街头，说白了，这种弊端只能说是亡国风潮。

今天，学生们跑到街头淆乱社会，亲自干预政治问题。

这样的国家怎能成为一个好国家？政府滚蛋，解散国会，那然后由学生来搞政治吗？这个毛病是从什么时候养成的？即便是学生，也绝对没有被赋予过这种特权。

在过去两年中，我们遭受慢性示威折磨的国民对那个示威没有什么感觉，这是事实，但在外国人的眼里，你们难道没有想过他们究竟怎样评价我们吗？

为了保护一心研究学问的大多数学生，我深感一种实实在在的必要性，那就是根除一些政治学生出于不纯动机，或虽然动机是善意的，结果上却将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视为自己本分的坏毛病。

要是这种示威继续下去，除了对我们的敌人，无助于任何人。从这一点上，我会坚决纠正跑到学校外面，横行街头的这种学生亡国风潮，不管其理由和名分是什么。

我听说一些传言，在学生会会长选举中，公然盛行金钱交易。学生偶尔会采取恐怖、绑架等一般社会上见不到的龌龊、卑鄙的行为当上自治团体的干部并难为善良的和一心想学习的学生，甚至把这个职位当作走向社会的诱饵。令人唾弃的，自居为小英雄的风气在校园内蔓延。

有些学生因为不爱学习，讨厌考试，便以反对韩日会谈为借口，甚至用暴力胁迫善良的学生走上街头。尽管这种目无法纪的暴力行为在横行，那些不纯的学生们却喊着学校自由的口号，谈论学校自治，这不是事实吗？这种不正之风哪儿还会有呢？

抵抗、攻击流氓政治的学生们现在却站在那个流氓的位置上，专干不法和破坏的事，让社会为之揪心，这不能不让人失望。因为个人或学校的小小自尊心，就称“其他学校发动了示威，要是我们不响应，会损毁学校名誉；上次是哪个学校带头，这次我们先带头，这样才有面子”，你们认为这种思考方式果真是自负才高的学生该做的行为吗？

的确，他们当中一些学生是被无能、不纯、奸诈的教师收买而利用于学校民主化斗争。越是这样的学生，越容易被一些不纯政客收买或充当他们的鹰犬。以爱国为由，做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猖獗行为，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

还有一些教育工作者把学生示威说成是英雄行为，煽动他们。暗暗期待自己有显达机会的机会主义者和要是不阿附学生主张，迎合其感情，得到廉价支持，就不能掩盖自己无知和无能的冒牌学者，把保障身份当作珍品，用不负责任的妄言愚弄国民不负责任的学者，除非除掉这些草包学者，否则无法期待学问的自由和学校民主化。”

1965年8月晚上，朴正熙总统带有攻击性的特别谈话继续。

“我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根除这一小部分损毁大多数学生、大多数政治家、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名誉以及从宏观上阻碍国家民族正常发展的毒瘤。我宣示，不是担心一个政权的命运，而是为了民主韩国的百年大计，为了完成祖国现代化事业且为了‘建立和平更迭政权’的传统，为了留下通过示威成不了事的教训，从发表谈话的这一刻起，不管示威大小，都会彻底、坚决地予以管制。

因为学生示威，白白浪费了多少我们本应倾注于增产和建设的国力。遭破坏的公共财物和普通百姓的损失极大。况且自3·24事件以来，负伤的警察人数达到3182人，且非自愿而是被不良学生强行拉出来后负伤的学生数也不计其数。

很明显，目前我们毫无余力承担这种巨大损失，但让我觉得更痛心的不是已经遭受的人员和物质损失，而是今后10年、20年内我们将遭受的损失。让我比什么都难受的是忽视10年、20年后将成为这个国家主人公的学生们修炼实力和素质而造成的领导人才的贫乏。

从国家的将来来看，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的了。现在，跟我们学生同一代的日本学生都不分昼夜地学习，培养实力，可是我们的学生每天浪费时间搞示威，打算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培养实力呢？

为了戒备日本，防止再次遭到侵略，我们的学生应该比日本学生更加努力学习，培养实力，不是吗？要是学生仍不顾老师和家长的努力，不杜绝示威的话，即使是关闭学校，也要根除这个示威万能的不良风气，如果教师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那将追究教师的责任，让教育走上正常轨道，这就是我的信念。

为此，我再次强调，第一，从今天开始，所有学生回学校忠于学业，教育工作者和学校当局应尽全责保持学校秩序。在此我警告，对于不尽责的无能教师和学校当局，要严格追究其责任，采取严厉的行政措施。

在此我指示，负责保持社会稳定秩序的治安当局要更加严厉地管制一切非法示威，为了保证大多数国民的平安，对少数骚乱者要采取釜底抽薪的强硬措施。”

几年后，朴总统说了一句逐条批判学生示威的话。

朴总统说实在不能理解示威学生们为什么说“买办资本”、“隶属经济”。

我搞不清楚他们是确实知道后说的，还是瞎起哄的。像这样我们经济越成长、强大，韩国经济的自立程度越提高，依赖度越降低。隶属是不可能有的。

朴总统非常冷嘲地看待学生示威的动机：

有些大学看见别的大学搞示威，为了学校的面子跟着搞示威，搞完示威后发现第二天报纸上没有刊登，所以决定再搞一次，过去真有这种事例。

朴总统也向这一代没有好好告诫喜欢示威学生的人开了炮。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即使是违法，学生的行为是爱国行动’这种阿谀、投合的说法是伪善的，是自我欺骗。学生是明天的主人公，不是今天的主人公。明明我们这一代是今天的主人公，为什么自己不解决问题，而让学生们站在前面解决问题？”

朴总统猛烈攻击了大学生浅薄的知识。

“学生们要认识到，你们知道的仅仅是从教科书上学到的极其有限的一部分，自己还是未完成品。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必须认真学习。大学生们也应该懂得在国土分裂、民族分裂的准战争状态下生活的我们，民族的愁苦是什么。”

朴总统说，大伙儿一起想想怎样守护学生们高喊的那种自由。

当外来侵略者为了夺取我们自由来侵犯时，仅凭示威能阻止他们吗？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守住。

他还强调，“我不能容忍在剧场里为了夺座位大声喊‘着火了！’，导致许多人被踩死的那种自由。”朴总统还比照自己在日帝时代度过青春岁月的处境进行了批判。

“我们从妈妈的肚子里一出来就是没有国家的百姓。既不能随意说我们的话，也不能自由地写我们的名字。‘祖国’这个词决不能说出口。今天，已经有我们的祖国。我想嘱咐大家，不要歪着看所有东西，应怀着豁达的心气，怀着成为这个国家主人公的远大抱负，发奋图强。”

第八章 遇刺：生命乐章的最后一个高分贝

强权总在笼子外面。

长期执政造就了新的特权阶层，而特权阶层又成了贪污腐败的温床。无视责任的敛财和越权，不仅侵犯国民的利益，还侵犯了其他部门的利益，最终，权力阶层间的矛盾就会激化。

从金总裁重新登场的1975年5月开始到1979年5月为止的4年间，朴总统不必为国内民主化运动费神，大部分时间都集中于经济开发，另外需要朴总统费心的是韩美关系的恶化。

逃亡美国的前情报部部长金炯旭站在美议会证言席上揭露涉及朴总统的敏感案件，这在华盛顿政界引发了强烈的反朴舆论。到了1979年，韩美关系的破裂开始影响国内政治，最终引发了10·26事件。

这4年间韩国进军中东建设市场，国内重化工建设和新村运动取得成功，从60年代的轻量级国家晋级到中量级国家。其间朴总统大力推进的自主国防政策也开始出现了成果，从1976年开始，韩国的年国防费支出就赶超了北朝鲜。1977年工厂开始引进医疗保险。

朴总统宣布维新时觊觎的基于国力制度化和效率最大化的富国强兵目标是实现了，但在权力结构的深层正在滋长自我破坏的种子。

作为挑战政权的势力——在野党失去了应有的力量，而执政党则沦为唯唯诺诺的角色。虽然来自政治的敌对因素几乎都消失了，可是以朴总统的统治理念——韩国式民主主义为信念并扎根于大众的意识形态的保守政党仍未形成，成了只会执行总统和情报部命令的权力寄生组织。虽然朴总统成功地剥夺了在野党的力量，但同时削弱了执政党。

维新的心脏朴总统一死，缺乏自生能力的权力寄生结构——共和党和维政会把权力移交给了正规陆校出身的军官团。朴总统宠爱以全斗焕、卢泰愚为代表的正规陆校同心会将校们，将其培养为军内精英集团，当10·26以后出现权力空白期时，他们填充了真空状态。

朴总统把正规陆校出身的军官团储备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

总统的孤独

在冷冷清清的床上朴正熙总统睁开了双眼。最先映入他眼帘的是挂在对面墙上的已故陆英修女士的大幅肖像画。在东窗外曙光的照射下，妻子微笑的脸渐渐清晰起来了。1974年8月15日光复节活动中被文世光的枪弹夺去妻子后，每到妻子生日，总统就把亲手摘来的菊花整齐地放在肖像画下面。妻子走后，补其空白的是朴正熙枕头边的“老头儿乐”。

1977年，朴总统在2楼卧室睡觉时，得过急性胃肠炎。总统实在无法忍受疼痛，按下了与1楼秘书办公室连接的内部电话按铃。正在值班的朴鹤奉秘书跑上来了。总统露出筋疲力尽的表情说：“我已经去了10多次厕所……”朴秘书紧急传唤其主治医生后，揉着总统的肚子。接到联络的主治医生深夜跑到青瓦台，给总统注射了镇痛剂。过了一会儿，痛苦缓解后，总统才入睡了。朴秘书给总统盖上了被子，空洞洞的房内只留下总统一个人。朴秘书走出来后泪水夺眶而出。

总统始终在二楼卧室旁的小餐厅中吃早餐。服务员全永生通常在本馆一楼秘书办公室旁的厨房中准备早餐，然后通过厨房侧面的楼梯端到二楼食堂。两个女儿槿惠、槿英总是先来，坐在椅子上等父亲。

二楼食堂一侧角落还有电子琴、锯琴和洞箫。总统有时晚上自己吹洞箫。据说，响彻在幽寂青瓦台主楼的洞箫声音律婉转，令人断肠。一楼有一间摆放钢琴的小屋。总统偶尔到钢琴房，自己演奏《京城遗迹》等歌曲。

所有职员下班后，从下午6点开始，525坪大的本馆内只剩下总统、两个女儿和秘书办公室值班员工及警卫们。在青瓦台主楼上班的人们把下班后的青瓦台比喻为“寂寞江山”。在和外面世界完全隔离的这个地方，总统阅览未看完的文件，或与国家大事及自己应有的孤独相见。

人们只是看到了穿着西装整日忙碌的总统，有谁能真正看到朴正熙内心的孤独。他用西装裹住自己，防止任何人接近自己的内心世界。

翻不过去的日历

1979年10月26日早上8点20分左右，警卫室室长车智澈离开了连禧洞的家。车室长有两个副官，这天随行的是李锡雨。早上8点，李副官到达了车室长位于连禧洞的家。在一楼值勤的警卫室职员递过来了装有车室长5连发左轮手枪的手提包。谁也没料到，今天这把枪就会子弹出膛。8点40分左右，车室长到达了位于青瓦台正门右侧第一座四层建筑的警卫室。一进办公室，他就给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打了电话。此时是8点45分左右。

金部长称自己也想出席当天朴总统顺道去的KBS唐津发射站竣工仪式，希望和总统同乘1号直升机。金部长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了秘书室室长金桂元，但决定权在车室长手上。车室长冷静地拒绝了金部长的要求，他说：“现在局势动荡，总统又离开汉城，希望金部长留下来压阵吧。”金载圭部长没有说什么，不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不知道这时他心里装没装杀人的念头。

上午9点左右，朴总统在二楼食堂起身，走到通往一楼办公室的楼梯口。

“今天我去一趟插桥川……”

总统犹豫着终于没说出后面“回来”的话。

“爸爸，走好啊。”

两个女儿跟他俯首道别了。没想到这竟成了最后一次告别。朴总统亲自准备装有笔记文具、眼镜、演讲稿等东西的黄色皮包，哼着歌下楼梯了。从二楼到一楼上班了。

朴总统走进办公室后不久，金桂元室长为总统做了例行报告。朴正熙的办公室也叫书房。虽然他是军人出身，可整天活在书堆中。这个书房兼办公室里有约600本书籍，可找不到一本小说或随笔、诗集。大部分是像《资本论误译（日语版）》、《金日成（日语版）》、《思想犯罪论》、《韩国宪法》、《跨国企业》、《政经文化》（杂志）等一些传记类和财经类的书籍。

书架上还放着一本名为《暗杀史研究》的书。那是朴钟圭担任警卫室室长时期——1973年由警卫室研究发展室编撰的书，分为上、下两册。出书的目的是分析世界各国暗杀案例，开发出可预防暗杀的方法。研究这本书时，朴正熙总统应该不会想到自己将来也可能作为一个案例被收录在书中。

书房里摆放的物件都昭示着主人是个实用主义者。里面放满了与形而上学相距较远的务实、物质方面的东西：计算尺、老花镜、仁丹盒、消毒棉盒子、收音机、庭院树整枝用锯以及扇子和苍蝇拍。总统说要节省油，所以夏天不开空调，热的时候只是打开窗户，扇扇子就行了。开窗户必然会进苍蝇，所以书房里还准备了苍蝇拍。

书房南侧墙上有一道门。外面草坪上装有双杠和单杠。这道门旁边挂着宽50厘米、高80厘米左右的日历。每天早上，秘书办公室员工领清扫工进去打扫时就会撕一张。日历上的日期印得很大，年度和月份标得很小，最后翻到的日期是1979年10月26日。而这一页日历将再也不会被翻起。

这天上午9点20分左右，金室长结束报告，走出了办公室。从此，总统处理完当天需裁决的所有文件，几乎整理完了其他日常业务。

一切好像早有征兆

总统走上了已经发动好的空军1号直升机，在直升机准备起飞期间，他凝视了远野。机身升空之前，他朝聚集在几米开外的专访记者们挥了挥手。前往唐津的时间是11点40分钟，那边有一项非正式活动正等着他出席。

“在总统眼里找不到过去那种清晰敏锐的目光了。他双眼凹陷，目光僵滞地看着我，而且面部失去光泽，总统特有的紧张感也没有了，仿佛是死人的脸。”离他最近的金圣镇长官后来回忆说。

有一阵短暂的沉默。

“金长官，给我倒杯水。”

总统的声音也无力。

望着朴总统参加还不到一个小时的小型活动就这样筋疲力尽地要水的样子，金圣镇长官哽咽了。接过凉水后，总统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放松肩膀，斜靠在椅子上，他默默地好像沉思什么。到当时为止，金圣镇伺候朴总统已经整整9年了，因为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他心急如焚。金长官开始不安起来了。

道高酒店二楼会议室摆了午餐。总统的席位在最尽头单开了一桌，让人感觉有点像孤岛。其桌左右安排了长桌，忠南知事孙守益等17人坐下了。

要是过去，与总统共进的午餐桌上，秘书们会集合智慧，为午餐营造出愉快的氛围。但是那天的氛围不同，金圣镇长官回忆当天说：“人们像枯萎了的干树叶一样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儿凝视着总统，只顾着吃饭。”

谁也没料到这将是朴总统最后的午餐。

结束午餐后，总统乘坐的空军1号直升机离开道高酒店的时间是下午1点50分左右。朴正熙让机长朝牙山湾方向飞行，在显忠祠上空转了一圈。一有苦恼，他便会顺道来这儿，和忠武公李舜臣进行无言对话。朴正熙觉得与李舜臣同病相怜的部分是俩人都不期望当代审判，孤独地挑起历史重任前行。总统让机长飞到汉城上空转一圈。朴正熙偶尔说：“只要视察国土开发现场，就仿佛看到我画的图。”在朝鲜半岛这个画幅上画出最大画稿的人物——朴正熙正惬意地俯视着在6·25动乱的废墟上像不死鸟一样腾飞而起，在自己的时代成为世界大都市的混凝土丛林。他用手指着连接江南和江北的桥梁，一再感叹“桥梁真多啊”。

下午2点30分左右，总统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青瓦台。首席秘书们乘坐的2号直升机先到达，人们在着陆场敬候总统到来。总统向他们挥着手下飞机了，看起来心情不错。在风和日丽的秋日，转了一圈农村地区回来后，他好像消愁散闷了，暂时能忘记十天前爆发的釜马事态和还在伤脑筋的开除金泳三总裁议员职务后的新民党事态，也算是到农村化解了城市中头疼的事情。

下午4点10分左右，在南山，情报部部长室金载圭接到了车智澈的电话。

“今天晚上6点钟陪阁下举行大活动。”

大活动指除了总统以外，情报部部长、总统秘书室室长、警卫室室长等出席的晚餐。4点10分左右，情报部礼宾科长朴善浩在位于宫廷洞情报部设施主楼的部长礼宾秘书尹炳书的办公室。这时青瓦台警卫室警卫处处长郑仁炯打来了电话。朴善浩拿起了话筒，郑仁炯说：“有大活动。”同时嘱咐“安排两名跑腿的女人”。郑处长和朴善浩是海军陆战队第16届干部候补生同期。俩人关系像兄弟般好。这天朴科长需要做的重要事情是带来伺候晚餐的两名女子。于是，他打电话给了歌手沈守峰和电影演员志愿生申才顺，约她们到新内资酒店的咖啡厅见面。

离开南山部长室的金载圭大概在下午4点20分到达了宫廷洞。

下午4点40分左右，金载圭通过礼宾秘书尹炳书拨通了郑升和总长室的电话。郑总长拿起了话筒。

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一拿起电话，听筒里便传来了金载圭豪放的声音。

“您好郑总长，今晚有时间吗？”

“没有特别的事。”

“我也没有什么事，那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吧。”

“好吧。”

“宫廷洞，上次来过一次吧，知道吧？”

“知道。”

一个月前，金载圭来电话约他一起吃饭，可郑升和将军另外有约，便拒绝了金载圭的邀请。这天如果不是因为取消了金钟洙将军的告别宴，也不可能答应金载圭的邀请。郑将军回忆说：“当时金载圭的声音郑重，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并说：“至今我还相信，金载圭是先跟我约好晚上见面，又接到和总统共餐通报的。”

10·26事件谜团之一是金载圭给郑总长打电话的时间是在接到警卫室室长关于和总统共餐的联络后还是联络之前。因为如果先接到和总统共餐的联络，再与郑升和总长相约，那它将成为金载圭萌生杀机的起点。在这次采访中笔者发现了能为这个争论焦点画上句号的资料。

成为当晚舞台配角的情报部第二次长助理金正燮中午参加了朝鲜肥料金德烨社长三子的结婚典礼，在仪式现场遇到监察院严秉吉监察委员和财务部赵忠勋次官，三人挪到新罗酒店日餐厅共进了午餐。

下午5点左右，朴永学助理进来说：“金部长让您给他打电话。”金次长助理中断对话后，拿起了电话。

“今晚6点30分之前来一趟宫廷洞办公室。”金载圭说完也没听对方回答，就单方挂了电话。

宫廷洞情报部的本馆二楼有一张部长用卧室。那会儿正接受肝治疗的金部长一到下午就会睡一个小时左右午觉。1979年11月8日编制的亲笔供述调查报告书中，金载圭这样描述了当天给郑总长打电话后自己在这间卧室里做的事情。

“从保险柜拿出了32口径德制小型手枪，把7发子弹装入弹夹，把弹夹装入了手枪，然后检查了子弹是否入膛，没发现异常。枪膛内上了一发子弹，以便一扣扳机就能发射子弹出去。然后把枪藏在书柜顶层搁板上面的《国际情报资料》后面，以便能快速取出来。”

下午5点左右，部长随行秘书朴兴柱正在一楼办公室整理部长亲戚的护照资料，尹秘书从二楼下来说：“部长说把坎肩和带条纹的西装拿来。”朴大校和部长公馆取得了联系。这条西裤有个特点。放入打火机的衣兜里的小口袋做得特别大。能放入一把小手枪。过了约20分钟，内部电话又响了，拿起话筒一听，是部长。

“今天来客人，准备三人份饭菜。他们大概晚上6点30分来。”

下午5点一过，当天大活动的总负责人——礼宾科长朴善浩亲自驾车到广场酒店咖啡厅载上申才顺，和沈守峰会合后，便前往了宫廷洞。

未佩带手枪的警卫室室长

临近总统到达宫廷洞的时间，金载圭和金桂元前往了乙栋餐厅。据尹炳书秘书回忆，此时是晚上5点40分左右。金载圭走出本馆时悄悄嘱咐随行秘书朴兴柱大校：“第二次长助理会带客人来，要是7点之前我来不了，你让客人先吃吧。”

下午5点40分左右青瓦台。为了接总统，车智澈室长走出了办公室。副官李锡雨把手枪递给了正要离开的车室长。室长却还给他说：“你拿着吧。”李锡雨副官接过去后放进了像饭盒一样的枪匣里。之前每当车室长去宫廷洞随行总统时，李锡雨递给他手枪，他也都还回来了。这种不坚守自己职责的行为害了自己，也将总统推向了不归路。

下午5点50分左右，车智澈去了秘书办公室。总统秘书办公室李光炯副官这时才知道晚上有约会。总统走出办公室时略带不好意思地说：

“李君，我跟警卫室室长一起去吃晚饭，你锁好书房的门，呃……，我刚才打内部电话找槿惠，她好像不在，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当时朴槿惠正在接待室应酬客人。总统好像是往她的房间打的电话。

“告诉槿惠让她先吃饭。”

“是，明白了。”

“还有，把我刚才看的东西放在上面。”

“是。”

警卫室长和总统朝门厅走过去时，李副官跟到外面，朝总统的后背行了礼。

“走好。”

后来，李副官回想起这个鞠躬礼，都觉得它充满了仪式感。

下午6点5分，总统乘坐的超级沙龙到达了宫廷洞乙栋。这辆超级沙龙是总统因私事出行时使用的车，驾驶员也不是公用车司机李他官，而是金容太。在那儿等候的南孝周事务官打开了右侧后门。

南事务官把总统一行人请进了餐厅里屋。回厨房一看，郑仁炯、安载松、金容太三人正围坐在厨房中央餐桌上喝啤酒。

按照当时护卫惯例，到达情报部管辖的宫廷洞后，情报部警卫们就把总统护卫的责任移交给了情报部。所以到达宫廷洞的青瓦台警卫们松了口气，去吃饭了。警卫们和管理宫廷洞的情报部员工非常相熟，也有互相是朋友的，所以大家都放松了紧张情绪。

情报部长被逼入困境

总统朝坐在餐桌对面的金载圭部长说：“釜山和马山不会有什么事吧？”

“是，没别的事。”

金部长一边回答，一边把芝华士倒进装有冰的水杯内。

“釜山事态是新民党介入搞的，可大家虚惊一场，喧闹个不停。新民党议员也曾找我说过。今天去看了插桥川，大多数国民都认真干活儿，就说釜山示威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餐厅男服务员和马仔。他们怎么可能懂政治。我知道中央情报部非常辛苦，但要收集更准确的情报。”

“是，明白了。”

说这句话时金部长脸色阴沉。这天，朴总统还因为釜山事件斥责了金载圭和情报部的无能。这让金载圭更加窝火。金桂元在军检察面前陈述的内容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背景。

“去年10月16日在釜山发生的骚乱事件，车智澈向总统汇报新民党是暴动的幕后指使者，致使总统产生了成见。经调查，中央情报部报告的不是新民党，而是南朝鲜民族解放战线等危险团体和一部分反政府学生，可是总统不相信金载圭，还将他训了一顿，金载圭看出是车智澈搞的把戏，愤怒到了极点。”

之前金载圭也对金桂元倾诉了很多次。

“总统怎么命令我都没关系，可他算什么东西，对我说这样那样，坏家伙！”

总统没好气地又问金载圭部长：

“调查新民党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全完了，他们退回辞呈。”

这时，车智澈室长站出来了：

“小崽子们，如果再撒野，新民党也好，学生也好，我用坦克全碾压过去。”

金载圭心里想“这家伙，在这种场合上也这样”。总统用不以为然的语气继续讲：

“即使发生一起退回辞呈的事情，也不应该说任何话，可这帮人吵闹个不停，真让人郁闷。”

车智澈打边鼓说：“阁下，您说的正是。”总统嘟囔：“国会议长有什么错！”为了候客室的两位女子，车室长不断里外进出。

申才顺和沈守峰到达宫廷洞里屋旁候客室的时间是6点15分左右。礼宾科长朴善浩出去一趟回来，拿出了誓约书。誓约书的内容是“如果到外面说出今天看到和听到的内容愿意接受任何处罚”的内容。让她们签完字后，郑仁炯和安载松俩人又提了几个问题，车室长进来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朴善浩教了申小姐“单独服侍总统”的方法。

过了一会儿，警卫室室长走出里屋，领着两个女子进去了。俩女子换上拖鞋，把手提包和吉他放在候客室后，轻轻地进来了。沈守峰在候客室听见了情报部部长和警卫室室长提高嗓门吵架的声音，所以有些紧张。申小姐第一次来的这个房间是大约6平方米大的火炕屋。

正中央摆放着长方形餐桌，后面展开着画有十长生的屏风。旁边是小橱窗。两个女子进来了，但四人继续谈话。他们好像未察觉到有人进来。沈守峰坐在总统左侧，申才顺坐在右侧。

因为申小姐坐在金载圭对面的位子，可能是这天最准确的目击者。因为四人的谈话过于严肃，为了缓解紧张情绪，申小姐注意了一下餐桌上面的下酒菜。抹蜂蜜的人参、桔梗拌菜、煎饼、烤香菇、肉片、两瓶芝华士、两盒太阳烟，酒桌比想象的简陋。

总统先对沈守峰说了一句：“这位小姐我在电视里看过好多次。”

然后抬眼看申才顺说：“这位小姐是第一次见。”并问，“长得很漂亮，叫什么名字？多大？”紧张的申小姐用很小的声音回答了总统的问题。总统又问沈守峰“祖籍是哪儿？”沈守峰回答自己的祖籍是青松沈氏，故乡是忠清道，“原来是忠清道的人？”他笑着说：“和去世的总务处长官一样。”他说的是沈宜焕长官。

因为两个女子的登场，酒桌的气氛多少变得温和了一些。总统迅速干了酒。他把芝华士倒在酒壶里喝了。洋酒杯主要来回于总统和金桂元室长之间。车智澈室长和金载圭部长只是把酒杯碰在嘴边又放回去了。金载圭连烟也没有抽。

申才顺小姐看到金载圭低着头坐在对面，沉默不语，这时坐在申小姐右边的车室长又搭了一句话。

“真不知道最近情报部都在干什么，就说釜山事态吧，怎么搞的。”

总统又提起了时局问题。

“今天我去插桥川看了，那儿空气真好，但新民党为什么那个德行呢？”

“新民党以主流为中心转向了强硬立场。支持郑云甲的是非主流，可国民把这些人当成托儿，所以没有力量。要是没有主流的配合，郑代行体制不可能出台。我们推进的废除现职党务工作者的工作也泡汤了。”

“我去消灭那帮崽子们。”

车室长重复着强硬的话，而金部长则重复着无对策的悲观论，朴总统也露出了为难之色。

一方面，下午6点35分左右，郑总长到达了宫廷洞情报部办公室。正门哨所里面一个警卫往外瞅一眼后打开了门，另一个警卫出来带路了。郑总长正跟着带路人走进去，后面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绅士，也跟着进来了。便衣装扮的专属副官李在千对那个绅士介绍，“这位是我们参谋总长。”

绅士在门前打招呼说：“我是第二次长助理”，陪着郑总长走进一楼候客室坐下了。这时，情报部部长随行秘书朴兴柱大校过来，对次官助理说了悄悄话。

“部长去跟总统一起吃晚餐了，他说让两位先吃。”

金正燮次官助理求郑总长谅解，他说：

“总统阁下叫部长过去一起吃晚饭，所以我替他来了。他让我转告您对不起，那边应酬一结束马上赶过来。”

郑升和总长心里不快。他本想回去了，但突然想起了过去发生的类似事情。去年春天，金载圭邀请三军参谋总长在一家饭店吃晚饭，然后自己没来。说是总统突然传唤了他。当时也是由情报部监察室长金学浩替他招待的客人，金载圭晚些时候过来会合的。

乙栋里屋。金桂元看着坐在左边座位上的金载圭部长被大伙儿逼入困境，心里难受。他想缓解一下气氛，于是说：

“金部长喝鸡尾酒也行。可是金部长，鸡尾酒怎么兑呀？”

“一杯酒倒两杯水就可以。”

金部长冷冷地回应着。为了安慰他，金桂元劝了他酒，可金部长直接把没稀释的洋酒倒入大酒杯里递过来了。据至今公布的调查结果，为了准备暗杀，金载圭离开晚宴场所的时间是晚上7点以后。这次笔者仔细分析了相关调查资料，终于弄清他离开的准确时间是晚上6点40分左右。金载圭第二次离开座位后过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回来（估计离开了10～15分钟），秘书室室长金桂元开始不安了。

“连朴正熙也干掉”

其间，金载圭悄悄走出里屋，穿过院子，从便门出去到了距离约50米处的主馆。他到一楼用作餐厅的会议室，看到郑升和总长和第二次长助理金正燮正在畅谈。西装打扮的金载圭用略微夸张的语气说：

“郑总长，真对不起。本来想请您来谈一谈在戒严形势下的情报工作的，可总统阁下突然叫我去参加晚宴，也不能不去……结束后我很快就回来，您先跟这人聊聊天，我去去就回来。”

金载圭有些牵强地哈哈大笑，补充了一句。

“我这个次长助理，他比我还清楚国内形势发展情况。让他给你们说。我也快点结束后回来。您俩先吃饭，稍等我一会儿。”

负责伺候郑总长和金正燮次官助理的尹炳书秘书回忆，当时金载圭和这俩人谈了5～10分钟。金载圭走出会议室后上了二楼。他在洗手间时开始有了刺杀总统的惊人想法。

“给车室长来一枪？可是光打死车室长一个，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于是下决心除掉总统后举事。”

这段内容摘自金载圭作案后的10月28日他亲笔陈述的证词，如实交代了当时杀人动机的产生过程。照这份证词，激发他有杀人动机的是这天晚上车室长傲慢放肆的言行。明知和总统一起吃晚饭，却请陆军参谋总长到别的房间，从那时开始金载圭就种下了刺杀的种子，但意志还未定。

这天，要是总统和警卫室室长表现出另一种样子，或许金载圭就改主意了。

可是，这天的气氛俩人好像提前约好了似的，一起追逼金载圭部长。这一刻，赌气的金载圭想杀掉成问题的车智澈，可是总统成了绊脚石。

他有了“加上总统一直偏爱那个傲慢放肆的车智澈，这天也几乎是合起来围攻我”的想法。

于是，杀机慢慢酝酿而成。

当金载圭决定“连朴正熙也干掉”时，被请到隔壁的郑升和总长的存在对其具有崭新的意义。金载圭走出洗手间后，找出藏在书柜搁板上的32口径德制护身用小型手枪，放入了右侧衣兜里。乙栋管理负责人南孝周端着酒菜走进总统吃饭的里屋，发现部长不见了，便开始担心了。他走出房间，马上跑到门厅看了看，部长的鞋也不见了。于是他回到厨房，在那儿看见了食堂专车司机金勇南。

“科长在哪儿？”

“可能在后面。”

南孝周去警卫休息室看了。在那儿他发现了礼宾科长朴善浩，于是得知“部长出去好一会儿了”。朴善浩用随身携带的手电筒照着去了旧馆。他问了在旧馆和新馆之间便门处放哨的张珉淳警卫，张警卫说5分钟之前部长通过便门去了主馆。

五人刺客组

从上午开始，部长随行秘书朴兴柱大校就在主馆一楼秘书办公室整理护照资料。从金载圭同郑升和总长见面，上二楼取手枪放入口袋到下楼这段时间，他一直埋头于资料整理。

主馆正门的警卫通过内部电话通知他“部长走了”时，他这才走到门厅门外，恭候部长出来。金载圭走出主馆，对朴兴柱大校什么也没说，就朝旧馆走过去了。这时朴善浩碰上正走下主馆门厅的金载圭、朴兴柱俩人，照着手电筒跟着部长走。朴兴柱落在后面了。快走到通往旧馆的便门时，金载圭转过身向朴大校招手让他过来。三个人走进旧馆，进入了草坪。金载圭说：

“你们两个都过来吧。”

于是三人在漆黑的秋夜里呼吸着冰凉的空气秘密交谈着。朴兴柱看到金部长略带醉意的脸上露出了紧张的神色。金载圭掀起上衣，拍拍右侧裤兜，用兴奋的语气说着话。朴善浩看到他兜儿鼓起来了。口袋里的手枪喷薄而出。

“你们怎么想？要是国家变糟了，你我都得死。今晚我干掉他们。如果房间里响起枪声，你们就除掉警卫员。陆军总长和第二次长助理也来了。你们都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朴善浩随口回答。说这句话时他看了一眼朴兴柱。朴兴柱当时想“太突然了，只能目瞪口呆地听”（联合调查部陈述书），但嘴上回答了“是”，后来朴善浩说朴兴柱表情沉痛。金载圭用手指着本馆方向说了好几遍“总长和第二次长助理也来了”。朴善浩把嘴贴在金部长的耳朵上，窃窃私语。

“总统也包括在内吗？”

金载圭点头回答“对”。朴善浩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

“今晚不好。有7个警卫。下次再行动吧。”

“不行。如果今天不除掉他们，会有安全漏洞，今天必须干。挑三个精明的家伙协助我，完事后将他们全部干掉。”

一看朴善浩面露犹豫的神色，金部长紧逼不舍。

“能找到三个可靠的家伙吧。”

朴善浩下意识地回答：“是，有。”（在军检察面前陈述）

“好啊。那给我30分钟时间。”

“不行，那样太晚了。”

“需要30分钟。30分钟之前绝不能行动。”

“知道了。”

金载圭突然朝朴兴柱大校嘟囔“为了自由民主主义”，拍了一下装手枪的口袋，然后二话没说走进了乙栋。朴善浩照着手电筒跟在部长后面走到乙栋门厅。这时主馆正门哨所值班警卫李末允目击了他们搞鬼的场面，据他讲，这三人围拢在一起谈话的时间约1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认真讨论什么。只是金部长单方面，不顾后果的宣战。他扔下惊人的计划后，自己则走进了晚宴现场。

现在，决定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失败的钥匙离开了金载圭的手，转移到两朴氏的手中。

“部长刚说出‘今天干掉’时，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瞪大眼睛说不出话了。听完部长和朴善浩科长之间的对话，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自己杀死阁下和警卫室室长，让朴善浩和我除掉警卫。听完金部长的话后，我吓得几乎要晕倒。回到自己办公室时我专心想了想，部长是为了民主主义，做好心理准备后进去的，那我应该怎么做。”

当时我的右侧腰间已经佩带了护身用25口径贝瑞塔手枪，因为太小，没想过用它。到本馆停车场，拿出我下车时放在部长车里面的手提包，取出德制9连发手枪，装了7发子弹后，别在左侧腰间了。

宫廷洞本馆一楼秘书办公室朴兴柱大校正在凝思，一旁的尹炳书秘书看他焦躁的样子，问他：

“科长，为什么老抽烟？”

“什么也不为。”

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将暗杀命令直接下达给礼宾科长朴善浩。因为在宫廷洞内总管警卫兵力的是朴善浩。但是，在这晚暗杀总统的惊天大片中，不只有两个主角金载圭和朴善浩，部长随行秘书朴兴柱也被卷入其中扮演协助暗杀的角色。

朴兴柱后来在一审法庭上这样申辩：“关于此案，本人事前并不知情。部长的临时命令将我拉进来的，我觉得服从上司命令是应该的。”

金载圭回晚餐现场后，朴善浩陷入苦恼中。部长拿佩枪出来，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要是这时候我拒绝他，不管他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将无法存活。依朴善浩看：部长虽然说总统也包括在内，但应该只杀死车智澈室长就够了，我们做的事顶多算绑架总统吧。

在二审中朴善浩称：“有的人说我傻，说当时我为什么不告发他，但我不想当那种背叛者。”在法庭上金载圭供述：“命令这个东西不能选择性地接受。为了让他们无条件服从，我没有给他们时间思考而是强硬地下令了。”

要想理解这天朴善浩采取的行动，有必要了解他跟金载圭的关系。当时朴善浩45岁，在读大邱大伦中学时认识了当时的体育教师金载圭。

不仅如此，朴善浩卷入这个历史性事件中还因为金载圭给他介绍过工作。在军检察审问中朴善浩这样说：

“金部长不仅是我的恩师，还为我介绍工作，体谅我疼我，我一直很感激他。他好言教导我，多读《三国志》、《大望》等书籍，生活要朴素，不要得意忘形，所以我平时一直尊敬他。”

这天，朴善浩协助金载圭展开闪电迅雷般的暗杀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海军陆战队的气质。这天作战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个军人的行动与否。他马上克服了最初瞬间的犹豫和烦恼，果断开始了行动。

宫廷洞警卫管理负责人李基柱（当时32岁）和朴善浩一样，也是海军陆战队出身（下士）。和其他警卫一起每周星期三进行一次气枪射击练习。值勤时佩带的手枪中总装有子弹。朴善浩科长下达了命令——“只要接到指示，可射击任何东西”。因为都是海军陆战队出身，李基柱得到了朴善浩的格外关照。

朴善浩从李基柱手中接过5连发38口径左轮手枪枪匣后，打开弹夹，确认里面有5发子弹，又重新把枪放入枪匣内，别在腰间。和李基柱一起下一楼时，朴善浩对他说：“用M15武装吧，藏在西装上衣内。”

这时，朴善浩的视野里又出现了他的轿车司机柳成玉。

“看到柳成玉的那一瞬间就决定选他，因为他性格粗狂，服从心很强。（在联合调查部做的证词）”朴善浩和李基柱俩人一起去了位于休息室入口的枪械室。李基柱接下了警卫员递过来的一挺M15步枪和装有15发子弹的弹夹。据推测，M15是老型M16步枪的别名。警卫管理负责人李基柱把M15放入西装上衣里，走到外面。

朴善浩走出新馆，绕过建筑物拐角过马路时，突然对跟来的李基柱说：“柳成玉会开枪吗？”

“柳成玉是陆军中士出身。”

他的意思是不清楚他开枪的水平怎么样，但陆军中士出身，至少会开枪吧。

“叫他在手枪里装上子弹后过来。”

当天下午，柳成玉到东大门市场买来6万元做菜的原材料，送到厨房后，在休息室下围棋。李基柱对站在休息室门口的警卫喊：“科长说让柳成玉带枪过去。”柳成玉慌忙起身，问严贤左轮手枪在哪儿。

“科长拿走了我带的枪，那个屋里刘锡述有一把。”

有人去找刘锡述的枪取来后交给了柳成玉。柳成玉接过枪别在腰间，跑出去了。李基柱、柳成玉俩人呼吸着漆黑秋夜的空气，跟上了朴科长。

“把枪藏起来。”

三人通过本馆正门进入旧馆，再通过便门，走到晚宴正达到高潮的乙栋后院阴暗的角落。在军检察审问中，朴善浩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当时我可以和李基柱、柳成玉两人直接搭乘GEMINI车到乙栋的，可因心里太焦躁和不安，在本馆停了好几次步，最后经过旧馆走进了乙栋。”

走到乙栋建筑漆黑后院的角落处时，朴善浩说：

“这是部长指示。如果今天的事搞成了，会大捞一把。你们先待在厨房前面，如果听见房间里响起枪声，就控制住警卫们。”

“要是警卫开枪怎么办？”李基柱害怕地问。

“你也开枪。”

话是这样说了，可朴善浩的心也一样怦怦跳。朴科长对柳成玉说：“把GEMINI车停在厨房前面。”

“把车停在厨房前面，在里面等吧。如果警卫问起，就说科长让你们做的。让站在厨房前面的警卫去厨房里，如果有人反抗，干掉他。”

朴善浩走到乙栋正门哨所，命令正在站岗的徐永俊跟李基柱换班。徐永俊觉得奇怪，“刚换班还不到20分钟换什么班”，但只能默默地听从。朴善浩走进乙栋察看情况后出来时瞥了一眼李基柱，他上衣里面的M15枪托微露，一动就格格响。他指示他换掉手枪。李基柱说，当朴科长让他换手枪时他想过逃跑，但又改变了主意。

在法庭上他供述，“当时我想，既然当了一次海军，那永远都是海军。科长这么信任我，我怎能拒绝呢。科长说过，一旦有紧急情况要冒着生命忠诚。”他在二审中称：“我还埋怨过科长，为什么偏偏让我做这种事情，可我自我安慰，一定是他信任我所以才让我那样做的。”

现在，轮到李基柱和柳成玉感受不久前朴善浩和朴兴柱俩人突然接到金载圭举事指示时所感受的那种冲击和惊慌了。在法庭上李基柱说：“只要科长一指示，大家当场就冲出去。”律师问：“你的意思是没有拒绝、承诺或选择性判断的余地？”

“无条件遵从了指示。当时我想，因为上司的指示，只能无条件服从，死在这儿了。”

这个以金载圭、两朴氏、李基柱、柳成玉连接起来的5人组刺客们通过情报部僵化的上下服从关系和特殊的义气关系凝聚在一起，袭击了松懈的总统警卫们。

晚上7点刚过，在新馆（甲栋）警卫休息室里休息的李光哲看见乙栋正门警卫徐永俊走进来，很惊讶。

“咋这么早换班了？”

“李基柱和科长在正门。”

7点25分左右，警卫管理负责人李基柱跑进了休息室。他急急惶惶地向徐永俊要了其佩带的38口径左轮手枪。这时手枪里有4发子弹。

过了大概10分钟，同事金泰元警卫进来，对徐永俊说：“朴科长找你，你赶紧去食堂。”徐永俊朝乙栋正门跑去了。他没看见科长，只有李基柱。李基柱问他：“拿枪了吗？”徐永俊重新跑回休息室，要来了金泰元的手枪。李基柱让他站岗，然后自己朝乙栋厨房方向走过去了。徐永俊一边想今天是摸不着边的一天，一边守护着即将发生历史巨变的乙栋建筑。

司机柳成玉照朴善浩科长的吩咐把停在新馆前面的GEMINI开到胡同对面乙栋。大门是朴善浩科长打开的。

乙栋管理负责人南孝周看见GEMINI驶进这个连总统秘书室长也不能随便进来的地方，想知道个究竟，于是问：“怎么进来的？”柳成玉说：“是科长让我把车停在这儿的。”他把GEMINI停在总统警卫聚在一起的厨房墙面。

这时，总统警卫朴相范、金镛燮同总统专车司机金容太、情报部餐厅专车新科蒂纳司机金勇南一起在厨房外面闲聊。

新科蒂纳车前盖上放着从元堂买来的塑料米酒桶（10升装），金勇南和金镛燮正喝米酒，朴相范说肚子不舒服，喝了金容太递给他的Gasmyeungsu。朴相范等警卫看见了柳成玉驾驶的GEMINI从新馆警卫休息室开过来通过第二大门驶入乙栋，也看见了朴善浩科长打开了大门。好半天后，厨房司机金勇南走到GEMINI跟前，问柳成玉：“你怎么来了？”柳成玉说：“是科长让我把车停在这儿的。”

金勇南不敢对可怕的科长吩咐的事情多加追问。总统警卫们都被“这里的警备归情报部所管，自己无须操心”的惰性所支配。GEMINI的车窗上涂了黑漆，看不到里面坐了什么人。

负责保护总统的随行系长朴相范看见刚才朴善浩来过几趟厨房（他在察看警卫们的动态），这回又走近GEMINI轿车探头探脑。1979年12月12日，在陆军普通戒严军事法庭上针对辛皓洋律师的审问，柳成玉做过令人瞩目的发言：

“当时我想，要是反抗朴科长的暗杀指示，回头一定会死。我把车开到厨房后坐在车里等，这时窗外一个警卫路过，我示意他给我开门，可警卫没有发现就那么走过去了。要是当时他给我开车门，我就逃走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是警卫走过来打开GEMINI的车门，便告诉他“总统危险”，之后逃走。要是那个警卫开了车门，也许历史将被改写。

要是那样，厨房里的两个警卫和休息室里的两个警卫会采取自卫措施，遭殃的反而可能是金载圭一方。柳成玉之所以未能成功，与其说是因为那个警卫没有听见他的信号，不如说是在糊里糊涂的情况下他未能果断决定行动方向，就那么被情势左右。

就这样，设了一个凭普通人的意志奈何不了的局。运气不好的他被“导演”朴善浩选中后扮演了这个历史舞台的一个角色。

曾亲密如兄弟

除了金载圭（当时53岁）小朴正熙9岁以外，两人有很多共同点。同乡，个子也一样，陆校同届（2期），都在小学执教过。下面引用其在联合调查部做的供述，可以说明他与朴正熙的关系。

“1954年9月，我在5师36团担任团长时，朴将军调到我们部队就任师长，我们俩重逢。在那儿我们虽然是上司和部下的关系，但跟亲兄弟一样亲密。1960年3月，本人担任镇海陆军大学副校长，朴将军任釜山军需基地司令时，因3·15作弊选举，国民怨声载道，大家同意发动军事革命。朴将军说，最好让当时陆军大学校长李钟赞做主事的人，指示我试探一下他的意见。我远距离试探了李将军，但他不是参与危险事的人，我就如实汇报给了朴将军。5·16以后，他介绍我当湖南肥料社长，还把我晋升为准将，后来让我担任6师师长，后来的六辖区司令以及相当高的位子保安司令职务都是他在背后帮了忙。就这样，我和总统经常见面，接下来他把我提拔为三军军长，维政会议员，情报部次长，建设部长官，中央情报部部长。那是在1976年12月4日我担任建设部长官的时候，青瓦台秘书室室长来电话让我赶紧去一趟总统办公室。总统下令今日之内和申植秀部长交换工作。

“我说：‘我有很多不足，能行吗？’他说：‘自己琢磨好好干吧。’这次绝没有他人推荐，纯粹是总统自己掂量后决定的。”

1978年的一天，金载圭部长曾在汉城近郊某天主教教堂跟红衣主教金寿焕见过面。据当时在场的部长特别助理（前议员）李东馥讲，金载圭就其与朴正熙的关系平静地说“就当告解圣事听吧”。

“1973年12月，当时我是维政会国会议员，总统把我叫过去让我担任中央情报部次长。当时的部长是申植秀。上任情报部部长前一天，总统来电话让我一起吃晚饭。晚餐设在青瓦台主馆二楼的总统私宅，一开饭，总统和陆英修女士开始大声吵架。陆女士追问他为什么不重用李厚洛、朴钟圭等倾听国民怨声的人，总统则斥责：‘女人怎么干预国政！’陆女士也不服输。我心神不定，一口饭也没吃。大概10点，为了回家我起身向阁下告辞，可阁下气得没搭理我。

“陆女士送我到门厅。穿完鞋准备告辞时，她从后面抱着我说：‘金将军，您听见了吧。金将军跟谁一伙儿？’我说：‘和师母的想法一样。’陆女士嘱咐我：‘金将军马上上任重要位子了，一定要留意我家那位处理人事的问题。必要时干涉一下。’因为第二年陆女士去世，我更是把她的话当成遗训，铭刻在心了。那句话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红衣主教也那样理解我的。”

金载圭有其自身的正义感和对总统的忠心。1979年发生的政治剧变是一次对其能力的考验。5月金泳三当选总裁后在YH女工静坐示威事件中挑战民主化势力，9月金泳三总裁职务被停，10月金泳三议员被开除。在这种情形下，金载圭显得惊慌，决定时局对策的主导权随即落入了警卫室室长车智澈的手里。

看似金载圭大致坚持了温和论，可就像法务长官金致烈所讲的，那还称不上什么论。YH女工在新民党办公楼举行静坐示威时，尽管青瓦台和警察称安全对策欠妥，可金载圭不顾反对执意投入警察，导致一名女工死亡。还有一次，在8月下旬总统主持的时局收拾对策会议上他说：“阁下，您就颁布剑悬秋水的紧急措施10号吧，这样才能收拾政局。”

朴总统说：

“那现在把学生、宗教、工人都变成我们的敌人了，怎么打破僵局。暂时执行9号吧，你研究一下分离政治和宗教的方法。”

情报部干部们也反对新设紧急措施的设想。金载圭很善良，但不具备主导剧变期的眼光和行动力。局面的日趋混乱，远超出了金载圭的能力。在这种过负荷状态下，对车智澈的憎恶、自卑感、对偏护车智澈的总统的背叛感交杂在一起，让他心里怒火中烧。他应该向总统提交辞呈或者制止车智澈的越权，可他一直忍受着侮辱。

因为一直未能泄愤，心里的积愤便日益增加。终于，他将枪口瞄准了总统。他采取了谁也不敢想象的行动。从这一点上看，金载圭具有与众不同的一面：他人性的善良，具有正义感，对自由民主主义有崇高的理想，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日本武士精神的崇拜者。

暗杀行动指挥朴善浩科长结束作战部署后，于7点20分左右走进了警卫员休息室。这里和总统就餐的房间就隔一个木板。他决心自己负责解决两个海军陆战队朋友。他心里想，不用击毙，解除武装就可以了。海军陆战队干部候补同期生郑仁炯处长和晚辈安载松副处长边吃花生米边看电视，那是美8军的广播。朴善浩坐在靠近门的沙发上与他一起看电视，7点38分左右走出了门。他让一无所知的食堂管理人南孝周去转告部长有电话找他。金载圭来到位于里屋前面的秘书办公室，问朴善浩：“都准备好了吗？”

确认完准备情况后，金部长径直回去时，代表韩国出战世界射击大赛的选手安载松走出休息室，经过走廊，进了洗手间。朴善浩吓得几乎不能动了。安载松走出洗手间再回到休息室时，朴善浩也跟着安载松走进了休息室，坐在入口处的沙发上时，他的手已经放在腰间。

晚上7点40分左右，在金载圭悄悄到外面期间，受到车智澈室长的点名，轮到申才顺唱歌了。刚唱到“爱你，真的爱你……”这段儿时，吉他突然停了。因为沈守峰的吉他伴奏无法跟上申小姐近乎五音不全的歌声。为了合申小姐的音程，沈守峰试着调吉他空儿，总统说：

“这个歌好像我也会唱，我家孩子们偶尔也唱这首歌。”

金载圭回里屋时，申才顺正在唱歌。总统具有很深的音乐素养，都到了作曲的地步。他也低声跟唱了。

“阁下也会唱这首歌吗？”车智澈问。申小姐边唱歌边留心看到金载圭悄悄进来坐在对面座位上。

“爱你，真的爱你，你离开我身边后，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就在朴正熙合着申才顺的歌哼唱的时候，歌曲正进入副歌部分“嗯啊，嗯啊，嗯啊……”

金载圭开始行动了。他拍了一下坐在右手侧的金桂元的大腿，说：“你们倒是好好伺候阁下呀”，然后从右边裤兜里拔出了手枪。

“阁下，带着这些酒囊饭袋能搞什么政治啊？”

“啪！”的声音响起的同时，车智澈喊：“金部长，你要干什么！”他一边喊“血，血，血”，一边抓住冒血的右手腕，起身往室内洗手间跑去了。车室长大喊：“警卫员，警卫员在哪儿？”第一发子弹穿透了车智澈下意识伸出的右手腕。

这一瞬间，金桂元起身喊：“在总统面前你这是干吗？”然后推了站在自己左边的金载圭，这是他的说法。

“你们在干什么？！”

总统吼完这句后，端坐在自己座位上。在邻座准确地观察到总统的申才顺回忆说：“总统好像不想看见那个场面似的，闭目静坐着。在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纹丝不动。”

金载圭要追赶逃走的车智澈似的，站起身以稍蹲的姿势，俯视着朝朴正熙开了枪。从右胸上部打入的子弹，穿透他的肺，从右侧后背的下方穿了出来。朝车智澈开的第一枪和朝朴正熙开的第二枪之间有几秒钟的间隔。不清楚这是像金载圭所说的“为了决心以野兽的心射击维新心脏”所需的时间，还是对像亲弟弟一样疼爱自己，给予的关怀胜过自己能力的同乡前辈犹豫的一瞬间。

在法庭上金载圭供述：“朝车智澈啪一枪，朝阁下啪一枪，中间不到一秒。”归纳几个人的证词来看，金载圭的这个说法不符事实。他朝车室长开枪后，犹豫了5秒左右。

金桂元看到朴正熙中枪向左侧静静倒下去的样子后，才跑到木地板。金桂元说：“我以为总统会趁金载圭和车智澈打斗，向右躲避。”（一审法庭陈述）

坐在总统正右边位子上的申才顺（目前居住在美国洛杉矶）回忆：“朴总统中弹后低头倒下去了，额头碰在了餐桌上。”

“没见过金桂元劝阻金载圭，也没见过他起身。估计是在灯泡熄灭，我看不见的时候，金桂元起身走到木板旁边了。金载圭手拿黑不溜秋的手枪站在我的正面，表情很可怕。坐在我右侧的车智澈露出了无可奈何的表情。”

金载圭朝朴正熙开了一枪后，为了连发射击扣动了扳机，可是子弹没有射出去。他怕车智澈还击，便慌张地连连拉了枪栓，可是枪栓丝毫未动，于是他跑到了外面木地板。金载圭以为车智澈带枪了。

那一瞬间，灯泡同时熄灭了。隔壁休息室和厨房里啪啪的枪声和“不要动！”的喊声混杂在一起，陷入了一片混乱中。从里屋跑到木地板的金桂元大声喊：“开灯，开灯。”

和总统一行人的晚餐现场只有一地板之隔的警卫休息室，距离朴正熙约12米处的情报部礼宾科长，亦是这晚暗杀行动指挥者的朴善浩坐着。朴善浩正坐在位于通往木地板的休息室门正右方的接待椅子上等枪声。这个警卫休息室的面积约为6坪，中间有一张硕长的桌子，其三面有七把椅子。里面墙上挂有电视。

海军陆战队干部候补同期生警卫处长郑仁炯和朴善浩是比亲兄弟还亲的朋友，这时郑仁炯坐在和朴善浩对角线方向的椅子上边吃下酒菜边看电视。国家代表射击选手安载松副处长也是刚从洗手间回来坐在朴善浩左侧最里面的椅子上吃着什么东西看电视。

朴善浩把手放在腰间的手枪上，把神经集中在隔壁屋晚餐现场。沈守峰的吉他声响起时，朴善浩没有听见朴正熙的哼唱声。吉他声中响起了一声枪响，是金载圭朝车智澈开的。朴善浩拔出手枪站起来了。警卫处长郑仁炯和副处长安载松俩人坐在椅子上抬眼看着朴善浩的脸，一脸惊诧的表情。安载松把手挪到腰间准备拔枪时，朴善浩大声喊：

“不要动！”

接下来响起第二声枪响，是金载圭俯视着朴正熙的前胸开的枪。朴善浩说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有四五秒间隔。两个警卫的手移向手枪了。

“不要拔枪！一动就开枪。”

朴善浩朝独一无二的朋友郑仁炯喊道。郑处长的脸色一变，露出了放弃的神色。隔壁厨房方向接连传来了连发枪声和高喊声。安载松瞅了一眼郑仁炯的脸后，下了决心似的上身以坐姿猛地转向右侧准备拔枪。朴善浩的手枪开火了。安载松趴倒似的倒下了。

这一瞬间，坐在对面椅子上的郑仁炯也站起身，一边拔枪一边朝朴善浩扑上来了。朴善浩往门的方向退后两步后，朝挚友扣动了扳机。

“啪！”

郑仁炯往前栽倒了。子弹从他左侧颈部打进，往右侧直线穿透了。

在法庭上朴善浩供述：“当时俩人同时扑上来，我会处于下风的。后退时差一点被门槛绊倒在地。”他说着“咱们都活吧”并控制两个警卫的时间大概是15秒。朴善浩说他觉得那15秒特别漫长。他在军检察面前还供述：“要是安载松不拔枪，郑仁炯也不会拔枪。要是那样，自己也不会打死他们。”安载松具有在0.7秒内拔出手枪命中25米开外巴克斯瓶的实力，但被朴善浩抢先了。

朴善浩从休息室跑到木地板的瞬间，灯泡熄灭了。要是这个灯稍早一点熄灭，那遭殃的也许是朴善浩。如果是那样，两个警卫可能跑进里屋，救走没有受致命伤的朴正熙。走到木地板的朴善浩用手电筒照着厨房高喊“我是科长，开灯！”

乙栋地下室里有一间控制锅炉、制冷设施及配电设施的房间。管理此处的汽锅工姜茂弘是在读报纸时听到枪声的。他一时想可能是电线短路，于是打开制冷室门外配电箱，拉下了进线主闸。整个乙栋便停电了。姜茂弘正沿着地下室楼梯走上地面，厨房方向传来了“别动！动就开枪！”的声音。他判断那不是短路，便急忙跑下去，打开打火机照着配电箱，重新合上了闸。他顿时害怕起来了，从里面锁上地下室的门，关掉电灯后，屏住了气息。

电灯重新亮起来的同时，朴善浩的眼里映入了里屋门拐角处木地板上猫着腰站着的金桂元。金桂元供述，金载圭在里屋开了两枪，电灯熄灭后，自己跑到木地板靠着休息室、厨房、里屋之间的隔墙站着。他还供述：“大概20秒后灯泡重新亮了，没有看见金载圭在木地板上抢走朴善浩的手枪。”如果这句话属实，说明金桂元因恐怖和酒气靠墙站着闭上了眼睛。

在GEMINI轿车里面，朴兴柱、李基柱、柳成玉三人把手放在腰间的手枪上，就等枪声响起。车前后门稍微开着。这辆GEMINI停在跟厨房墙面并排的位置。柳成玉和李基柱坐的位子挨着厨房一侧，朴兴柱坐在相反侧。柳成玉正在车中注视着厨房方向，三个看起来像青瓦台警卫员的人正聚在厨房外的院子里闲聊。食堂专车司机金勇南走到GEMINI跟前，瞥了一眼坐在前座的朴兴柱大校后，消失在厨房里面。过了一会儿，两个警卫走进厨房里面，另外一个人留在外面。车里面的三个人把手放到手枪上，等着枪声响起。

里屋中传来了第一声枪响。海军陆战队下士出身的李基柱觉得有点像花炮声。朴兴柱、李基柱、柳成玉三人拔出枪，推开事先开好的车门，朝着约7米以外的厨房跑去了。朴兴柱大校一边跑一边解除了手枪上的保险。枪声响起的同时留在外面的人（总统轿车司机金容太）跑进了里面。柳成玉朝他跑过去了。那人（柳成玉以为他是警卫）通过右侧出入门走进厨房后，做了回头看的动作。柳成玉以为他在拔枪，于是瞄准3米前方的那人开了第一枪。那人一头倒下，朝里面爬过去了。

情报部司机柳成玉朝中了第一枪后往里面爬的总统轿车司机金容太连续开了三枪。金容太在左侧腰和后背中了两枪后毙命了。

部长随行秘书朴兴柱大校从GEMINI跳下来后，一边朝厨房跑过去一边解除了手枪上的保险，所以射击稍迟了。警卫李基柱和柳成玉俩人先跑过去，已经响起了啪啪的枪声。朴兴柱大校走到位于厨房墙面底部的地下室入口楼梯，通过窗户瞅了瞅厨房里面，可看不见一个人，映入眼帘的只有墙面。“别动，动就打死你！”朴兴柱大声喊完后开了枪。他总共开了五枪。他紧接着挪到右方，贴着出入门，又开了两枪。李基柱从车上跳下来后正朝厨房跑去，跑当中一看，朴兴柱、柳成玉两人已经朝右门跑去了。他觉得三个人同时在那个门上射击显得过窄，于是跳到了70厘米高的砌砖栏杆上面，从这里可以瞅见厨房里面。他看见了白墙和人。五六个人把餐桌放在中间围坐了个圆圈。他刚朝窗户里面喊“别动！举起手！”，枪声已经响起了。他通过纱窗往里面开了两枪。

李基柱以为厨房里面的警卫朝自己开枪，便弯下身从栏杆跳下来了。他边向右门移动，边又开了两抢。李基柱说：“如果枪里面还剩子弹，会被骂。别人都打完了你为什么还剩，所以多开了两枪。”这一瞬间灯泡熄灭了。在通往木地板的厨房里侧门上手电筒的光线照射了厨房天花板。

“是我，科长！开灯！”

柳成玉朝一旁的朴兴柱和李基柱高喊“是科长！不要开枪！”电灯重新亮了。朝警卫一齐射击的时间不会超过20秒。三个狙击手发射的手枪子弹总共15发。因为15发子弹集中射击，所以出现了那些“像炒豆一样”“像机关枪射击一样”等夸张的表现。

当申才顺用手掌堵住总统后背上流出的血，问总统“阁下，真的没事吗？”时，朴正熙说的“嗯，我不要紧……”成了他在今生留下的最后声音。目前住在美国洛杉矶的申才顺说，这句话里含着“我不要紧，你们快躲起来”的意思。

“当时听着那句话的感受至今还记得。我感受到，一国总统在那种紧急的瞬间，还更关心我们。”

27日凌晨，金钟泌接到消息赶到青瓦台时，金桂元向他讲述了前一晚的事情，说：“在那种情况下总统还担心女孩子们。”意思是说躲到木地板的金室长全听见了总统说的“我不要紧”的话。

“阁下，真的不要紧吗？”

申才顺和沈守峰两个女子轮流问总统。没有回应。只是断断续续地传来了总统的呻吟声。

为了打死总统警卫，情报部礼宾秘书朴兴柱大校伙同李基柱、柳成玉朝厨房里面集中射击后，里面一片安静，他们从右侧绕过乙栋建筑，跑到门厅前面。在黑暗的草坪上，他们看见白衬衫装扮的金载圭正慌忙地摆弄着什么。朴兴柱大校走过去说：“我是朴秘书”，他想抓住金载圭的两个胳膊。金载圭先看了看朴大校的手，没有枪。他用胳膊肘推开朴大校后，再次跑进了门厅里面。门厅里面有一扇悬挂起来前后摇摆的便门。朴兴柱从那扇便门往里一瞅，里头木地板上脱掉西装上衣的金桂元室长走出里屋，撒腿就跑。看样子他在慌慌张张躲藏。

这时金载圭以为车智澈有枪，所以心里不是一般的急促。他未能修好出了故障的手枪，从门厅再次跑到木地板，正好碰上了拿手电筒的礼宾科长朴善浩。朴科长在休息室打死两个警卫后，走到木板旁。他的右手上拿着手枪。金载圭把自己的枪扔在地上后，一把抢走朴善浩的手枪，走进了里屋。

在那之前，车室长从洗手间出来，边喊“警卫，警卫”，边朝门的方向跑。车智澈流的血沿着右边墙脚画出了一条线。车智澈正要跑出门的那一刻，遇上了拿着枪跑进来的金载圭。金载圭从朴善浩手中接过来的38口径左轮5连发手枪里还剩三发子弹。本来装有5发子弹，朴善浩打了其中2发。车智澈把置于内侧屏风旁边的装饰用文件柜当盾牌举起来了。

“金部长，金部长…”

车智澈不断哀求。他用文件柜护着自己，朝金载圭扑了上来。金载圭朝车室长的前胸开了一枪。车室长和举起的文件柜一起倒下了。文件柜里面的东西伴着哐当当声音一起倾泻而出。这时沈守峰离开朴正熙身边，从房间里冲出去了。

金载圭在1979年11月8日编制的二次亲笔陈述调查报告书中这样描述了下一刻发生的情况。

“我还记得，撂倒车室长后，朝前一看，总统把头枕在女子的膝盖上，我从餐桌左边绕到总统身边，坐在那儿的女子抬头用充满恐惧的眼神看了我，我把枪口伸到离总统头部约50厘米处开了一枪，总统当即死亡……”

第二枪从朴正熙的右耳上侧打入，穿透脑髓，停留在鼻梁处的肉里。这虽然成了致命伤，但没有造成当即死亡。金载圭走入房间时，一直守护在总统身边的申才顺马上躲入脚下的凹陷处，听到打车智澈的枪声后起身了。她抱着朴正熙，和走近的金载圭目光对视了。申才顺至今还记着“那不是人的眼睛，是发疯动物的眼睛”。当金载圭把枪抵在总统头部时，她想“这下我也得死”。她一骨碌站起来朝室内洗手间跑去了，身后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声。一会儿再醒来时，周围一片寂静。房间里面火药味弥漫。申小姐跑进室内洗手间，从里面锁上门后，仍不放心地用双手使劲抓住了把手。金载圭朝朴正熙头部开的枪是这支5连发左轮手枪的第四颗子弹。

直到金载圭把车室长和总统打成致命伤后出来，金桂元一直站在木地板上。这个木地板和餐厅挨着，站在木地板上，从敞开的门可以看到金载圭开枪射杀了车室长和总统。在金载圭和其手下开枪之际，未带武器的金桂元所采取的藏身行动该受到什么程度的批判，这将留为争论焦点。金桂元在法庭上称：“我准备到楼道开灯，却把头靠在位于休息室、厨房、餐厅之间中间点的洗手间入口，愣在那儿了。”“没看见金载圭重新进屋，电灯重新亮起后，房间里传来枪声、打斗的声音和哐地倒地的声音，我正准备进屋时和出来的金载圭相碰。”就俩人在木地板擦身而过时交谈的内容，金载圭在联合搜查部调查中这样陈述了：（1979年11月8日第二次亲笔陈述调查报告书）

本人：既然我说干就一定干。现在一切结束了。请做好保密工作。

金桂元：我怎么说？

本人：就说阁下疲劳过度昏倒了，不行你就找个合适理由吧。

金桂元：我明白了。

在法庭上金桂元证言，“当时金载圭拿着枪，一脸杀气，为了摆脱危险，我只好说‘明白了’。”

“在我死后朝我的坟墓吐唾沫吧！”

在枪口前，尽管被子弹穿胸，且在渐渐消失的意识当中，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第二枪，朴正熙所展现的行动是在世界暗杀史上也很难见到的伟人的样子。金载圭雷鸣般的喊声和朝车智澈开的第一枪仅4秒时间的间隔。这时朴正熙大喊了一句“干什么！”之后就那么闭着眼睛端坐着，他用胸口迎接了金载圭的子弹。然后说了两遍“我不要紧……”。首先分析一下这种行动的目击者——两个女人在联合调查部做的供述，然后唤起目前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申才顺的记忆，判断一下其真实性。经核实的确属实。那么，是不是因为朴正熙喝多了，失去了理性，才做出了这种贸然的举动。当晚就金桂元和朴正熙俩人在1个小时40分钟内喝掉了一瓶芝华士，酒劲确实上来了。酒量相当大的朴正熙直到遭枪击没有乱手脚，其言行很正常。

枪声一响，喝了几乎同等量酒的金桂元就躲到木地板，当晚行动都正常。因此说他因为酒劲才做了那种“贸然”行动是不合道理的。

为了理解朴正熙不可思议的行动，笔者见了一些曾受过枪伤的人，还到抱川射击场试射了手枪。6·25当时腰部中弹的孙章来（前安企部第二次长）将军说：“仿佛用滚烫的铁钩用力插进后再拔出来的感觉。”曾受弹片擦过头部的轻伤后还晕过去的李秉衡（前二军司令）将军说：“即使脚后跟中弹，也有后脑勺挨铁棍的冲击。”他说：“朴总统的死亡显示了他是一个在经验中锻炼的具有高贵精神的伟人。”

朴正熙如何忍住子弹穿透胸膛的痛苦，还能说出“我不要紧——”的话，这仍然是个不可思议的谜。朴正熙没有说过凯瑟对夹在暗杀小组中的布鲁特斯说的那种抱怨之类的话。

1995年遭暗杀的以色列拉宾首相是留下和朴正熙相似的话后殒命的人。他在后背和腹部中枪后，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说了一句“确实疼，可算不了什么”，之后在昏迷状态下身亡了。笔者在拉宾首相遭暗杀的前一天，对他进行了最后采访。拉宾给人的印象很像朴正熙。端雅而洒脱的样子。连艰难出生，孤独地肩负国家重担前行，遭同族枪击身亡，都很相似。拉宾首相在担任参谋总长的1966年，访问韩国见了朴总统。他讲述着当时的回忆，高度评价了朴正熙的领导能力。

有的人说，因为朴正熙自信金载圭不至于杀他，所以没有做躲避动作。如果是普通人，在眼前展开枪击，警卫室室长流着血逃跑的混乱中，更受本能的、条件反射行动的支配。朴总统泰然自若的行动应视为内化为其本能的生死观和领导人之道的自然表露。

他在别人面前腼腆，受到别人的当面表扬他会害羞。去和陆英修相亲时，因为心里紧张，在喝了酒后才去的。但每当面对死亡，他总是毅然决然。在旅顺叛乱事件以后，他受军内南劳党组织调查牵连，被逮捕，遭受电刑后，向调查负责人——情报局长白善烨求援。

职掌生杀大权的白善烨和调查实务的金安日称，站在地狱门槛求援的朴正熙样子一点不卑劣，而是毅然决然。白善烨回忆说，当时自己下意识地说出了“我帮你”。是人格救了他。1961年5月16日凌晨，在汉江桥上遭到阻止革命军先遣队的宪兵射击时，他仍泰然。1974年8月15日，在国立剧场，文世光的子弹飞来，陆英修遭枪击被送往医院后他继续演讲，无情到近乎不近人情。

10月26日晚上朴正熙出现的行动是在以往这种行为延长线上的自然流露，对他来说也许不是特别的。他是无数次穿越生死线，和死亡打交道，不断思考死亡，最终称为死亡之友的朴正熙。第一枪与第二枪的间隔是1分上下。在这个时间里他很有可能有意识。

如果肺部被穿透，肺部血管破裂，出大量血，会导致呼吸困难，并伴着呼噜呼噜的痰喘声大口喘气。在这个状态下仍能保持10分钟的意识。为朴正熙开死亡诊断书的国军汉城地区医院金秉洙院长说：“为了开第二枪，金载圭把手枪顶到朴正熙头部时，他已经意识到了，可没有拒绝的力量。”

意思是说，在朴正熙知道死亡即将来临的状态下，等了1分钟。死而复生的人们几乎一致的证言是，停止呼吸之前，自己的生涯，一生中的重要情景会像走马灯似的在眼前闪现。那么这1分钟内掠过朴正熙脑海的情景会是什么呢？

母亲的脸。44岁怀上朴正熙后觉得丢脸，为了打掉这个生命喝了两碗酱油后晕倒的母亲；因为仍不见效，从山坡跳下来，故意抱着脚踏碓往后跌倒，可肚子里的生命没有死。然后诞生了“差点不能诞生的生命”，他改变了我国的命运。

李现兰的脸。朴正熙和第一个夫人分居后，在军官时代认识李现兰并与其同居，朴正熙在肃军调查中被查出并判死刑，在鬼门关生还后，脱掉军装，以文官身份在军队里勉强混口饭时，李现兰把这个小军官抛弃了。朴正熙到处寻找这个离开家的女人时，朴正熙的母亲因为儿子病死。在这个同时失去职场、女人、母亲的时期救朴正熙的是金日成。有了他的南侵，朴正熙得以回军队，但因为朴正熙，金日成的北朝鲜走上了没落之路。难道这是历史高深莫测的报复吗？

陆英修的脸。据说相亲当日，陆英修先看到的是朴正熙的背影。

“脱军靴的背影显得非常壮实，难以用语言形容。人可以用脸骗人，但背影是不会骗人的。”

朴正熙在宫廷洞所展现的最后的样子就是他的背影。在朴正熙的脑海里最后留下的映像也许是穿素装招手的陆英修。生活在贫穷、亡国和战乱时代，把深埋心底的恨当作雷管炸开睡梦中民族能量的人，面对漫天责难，说：“在我死后朝我的坟墓吐唾沫吧！”放弃一切辩解，尽管胸膛被打穿，“但他好像打消了念头似的，平静地面对死亡（申才顺的证言）”的就是革命家朴正熙。

强权总在笼子外面

维新体制拉开帷幕，所有权力全都授权给总统一人后，这些亲信的权限相对变大，其利用这个权限进行越权的行为日益增多，也助长了社会的不正之风，

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到整个社会，说权力的核心机关——青瓦台秘书室、警卫室及情报部，是这种恶习的温床毫不为过。在这种权力机关谋过职的首脑们清一色的共同点是利用朴总统的信任和位居权力核心的便利谋私利。这是权力集中于一人的体制本身的副作用。因植根于权力核心的不正之风，让社会对政府百般不满，有时谴责的箭头会直接转向朴总统。

随着体制的僵直，亲信们的不正之风也愈演愈烈。腐败的不正之风已经不止于敛财，亲信们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其他领域。亲信之间还会围绕越权行为发生矛盾，只是车智澈和金载圭的矛盾走向了极致，引发了总统被杀的10·26事件。

朴总统对车智澈的过分信任导致的结果是，在决定各种政策时，与其以庞大组织为基础收集、综合中央情报部金载圭的情报或建议，朴总统更倾向采纳警卫室长车智澈片面、夹带成见的建议。

当中央情报部部长做了关于新民党的工作后去找总统报告时，警卫室室长已经做完报告，总统也已经下了决心了。这样的事不计其数。关于学院示威的说法，车智澈也把片面的谍报像真的一样汇报给朴总统，朴总统则指责情报部部长“情报部为什么不知道”，可是大多时候在车智澈报告里说的都不是事实。

在把朴总统推向独裁者的位置，车智澈承担着一部分责任。在警卫管理上，车智澈坚持要求封闭市区高层建筑朝向青瓦台的门，使国民和总统的距离越来越远。车智澈死后的调查表明，他对敛财没有兴趣。尽管这样，他做的很多事也超出了警卫室长的本职任务，介入了政治，扰乱了宪政秩序。从这一点上来看，毫无疑问这是比敛财更严重的不正之风。

10·26事件前，车智澈把手枪交给副官后出门，当金载圭把手枪瞄向总统时，一次也未能还击，别说自己，连朴总统也成了归天之客。一句话，从外面看，1979年的警卫室威风凛凛，但败絮其中。用华而不实来表达再恰当不过了。

70年代末，朴总统亲信们支配权力，并非是为了辅佐总统，成功解决大骚乱，而是注重自己是否在解决事情时立了功。他们的竞争在于，谁得到朴总统的表扬。像三岁小孩游戏一样，他们进行的是关于忠心的竞争。

10·26事件后，从联合调查部组织对相关权力机关进行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总统周围的亲信有多么腐败，他们是非法敛财者，也是越权者。

一句话，长期执政造就了新的特权阶层，特权阶层又成了贪污腐败的温床。无视责任的敛财和越权，不仅侵犯国民的利益，还侵犯了其他部门的利益，最终权力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机关间的矛盾阻碍了国民舆论的统一，降低了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这一系列的事件与1979年接踵而来的政治风波、社会骚乱一起，加剧了亲信间的矛盾，最后走到了杀害自己总统的地步。

朴正熙的梦想是通过自主现代化实现民族中兴。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把脚放在了权力和腐败的泥沼中，从而三面遭到敌人的攻击，连自己也无法维护自己的道德和形象。攻击他的势力不光是左翼。更是因为这一代民主主义经验不足，他们没有引进西欧国家的先进民主体制，所以逐渐将朴正熙推向了独裁的巅峰。

在机会主义者和机能主义者形成主流的政权内部，只有朴正熙用他光辉的理想与这些虚伪者作斗争，这样的朴正熙一定很孤独。朴正熙的夙愿是“创建以朴素、勤勉、诚实的平民社会为基础的自主独立的韩国”。

在1963年他融入自己灵魂撰写的《国家、革命和我》一书中他说：“同时这也是我的生活方式。”这本书上他事先留下了遗言。

“本人否定特权阶层，派别系谱，憎恶君主社会。一句话，本人希望在平民当中生长、工作，最后在平民的拥护中结束自己的一生。”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译者序 忘掉不快的记忆

原序 人是一条污水河

目录

第一章 掌权竟如此容易

一场事先通知的军事政变

军队像大哥一样监督政治

借着演戏之名义，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团出动了

下属不满，导致行动泄密

跟踪朴正熙

政变中的女儿朴槿惠

面对镇压军的演讲

被朴正熙骗了？

炮兵团在等枪声

“骰子已经扔出去了”

总理、总统四处避难

革命广播

“革命本身就已经是非法了，还走什么合法程序？”

总统拒绝调兵镇压

手脚被捆住的美军

雄心勃勃的军官们开始接手大韩民国

政变之后是改革

记者靠敲诈吃饭

调查非法敛财的公务员、企业家

美国对韩国刮目相看了

知识分子眼中的革命政府

美国眼中的军官统治

第二章 军官治国

还在用朝鲜总督府的法律治理大韩民国吗？

即使改朝换代，也能让公务员安心工作的制度

没有萝卜，只有拔萝卜的人，这毫无用处

一次偷偷摸摸的货币改革

英国印钞厂成了秘密根据地

装武器的箱子里塞满的新货币

会引发大混乱吗？

美国叫停

草率地处理经济，会导致失败

一位会做生意的研究员

政治家可以说谎，但技术员不会说假话

为什么是韩国的三星？

朴槿惠报考电子工程系

第三章 韩国的复活

德国总理劝韩国与日本握手

被德国学生的“示威”吓怕了

把矿工和护士派到德国去

韩国想向日本要钱

韩日处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延长线上

“请不要强迫我爱国”

日本的正式道歉

为什么菲律宾失败了？

“总有一天，马来西亚会有政治爆炸”

49岁的朴正熙和79岁的蒋介石

“政变就是给韩国做手术”

韩国提出向越南派兵

从没有在自由舆论中露过脸的独裁者难免会受气

后悔怠慢了尼克松

总统们的秘密派对

阻止韩国搞核武器的难度不比朝鲜小

只有朝鲜支持美国撤军？

第四章 向越南派兵

大胆的想法

邀请向越南派一个战斗师

向越南派兵，恢复男人的自信

将越战打成政治战

朴总统的预言：“熬不过一年”

气愤的基辛格

登上最后一架直升机

越战孕育了韩国的野性

第五章 异常危险的半岛

朝鲜和韩国的一次秘密接触

“要是遭到朝鲜扣留，你们就喊金日成万岁”

假如朝鲜的游击队冬天来袭击

情报部关键时刻“掉链子”

朝鲜的秘密渗透

朝鲜和韩国战斗力的比拼

刺杀朴正熙的“朝鲜小分队”

爆炸让生擒的间谍消失了

战争一触即发？

“对付疯狗最好的方法就是棒子”

金日成也曾援助过韩国粮食

第六章 石油毁了世界，救了韩国

石油危机的爆发

廉价石油时代最受益者

去海湾弄石油

沙特帮助了韩国

经济应急措施

石油与朴正熙真正结怨了

总统很失望，“让情报部部长马上过来”

朴正熙为何保留着让自己失望的石油瓶呢？

第七章 敢与知识分子叫板的总统

政变三年，学生抬棺示威

“爸爸接电话，他说自己是总统”

比起学生示威，更折磨朴正熙的是内讧

调兵护城？

满足学生的要求，还是严加镇压？

学生示威背后的幕后操纵者

韩国军人就是知识分子

“只有学生改掉示威的毛病，国家的事才能顺利进行”

没有任何一个总统这样毫不留情地攻击学生和教授

第八章 遇刺：生命乐章的最后一个高分贝

总统的孤独

翻不过去的日历

一切好像早有征兆

未佩带手枪的警卫室室长

情报部长被逼入困境

“连朴正熙也干掉”

五人刺客组

曾亲密如兄弟

“在我死后朝我的坟墓吐唾沫吧！”

强权总在笼子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