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吴晗的青少年时代（1）

- 吴晗的青少年时代

- 对吴晗同志的回忆

- 缅怀吴晗同志

- 老同学高申甫先生忆吴晗

-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1)

-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2)

- 怀吴晗

- 万金难买生死情

- 怀念吴晗（2）

-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2)

-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4)

- 狮吼虎啸永志于心(1)

- 狮吼虎啸永志于心(2)

- 狮吼虎啸永志于心(3)

- 狮吼虎啸永志于心(4)

- 闻一多与吴晗(1)

- 闻一多与吴晗(2)

- 难忘的记忆

- 学者和战士(1)

- 学者和战士(2)

- 学者和战士(3)

- 学者和战士(4)

- 我对吴晗的印象和纪念

- 心丧，忆辰伯师（1）

- 心丧，忆辰伯师（2）

- 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 吴晗帮助我进步

- 回忆吴晗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

- 天真犹自笑盈盈

-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

- 学生的思念

- 馨香祝嘏哭晗师

- 纪念吴晗同志

- 光明磊落肝胆照人（1）

- 光明磊落肝胆照人（2）

- 信得过的人

- 怀念吴晗（1）

-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1)

-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3)

-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4)

-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1)

-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2)

-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3)

- 心丧，忆辰伯师（3）

- 心丧，忆辰伯师（4）

- 心丧，忆辰伯师（5）

- 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 吴晗帮助我进步

- 回忆吴晗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

- 追念吴晗先生（1）

- 追念吴晗先生（2）

- 天真犹自笑盈盈——悼吴晗师

-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1）

-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2）

-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3）

-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4）

- 学生的思念（1）

- 学生的思念（2）

- 学生的思念（3）

- 学生的思念（4）

- 学生的思念（5）

- 学生的思念（6）

吴晗的青少年时代（1）

今年是我的大哥吴晗诞生75周年，被江青、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15周年。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协、北京市历史学会和清华大学、北京电视大学、吴晗的家乡义乌县以及吴晗生前的许多友好、学者、干部、知识分子都正在用各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吴晗同志的深厚感情。作为他的胞妹，从小得到他的培养教育的我，怀着极为深厚的手足之情，和大家一起来纪念我的大哥吴晗。

彭真同志对吴晗的重要题词指出：“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这题词极为中肯，恰如其分地概括评价了吴晗的一生。纪念吴晗，为的是学习吴晗。我觉得吴晗一生有两大特点非常值得学习。这两大特点：一是他一生勤奋学习的精神；二是他高尚的品质和革命情操。

吴晗能成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自然有他主客观的种种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勤奋好学。至于吴晗中年和晚年的刻苦学习，奋发有为，这是世人所共知的。可是，对他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爱好，情操品质，为世人所知者甚少，我作为他的胞妹，自幼在一起长大，对他青少年时代的学习品德等情况是深知的。现仅就我所了解的几件小事，略述如下：

一 勤奋学习

我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秀才，他一生爱好文史，能诗会赋，有一手好书法。吴晗是他的长子，是弟妹们的“带头羊”，于是，父亲对吴晗的教育极为严格，对吴晗的学习抓得很紧。

我家有一部祖传史书《御批资治通鉴》。这部书素为父亲所喜爱。记得吴晗7岁时，父亲就开始教他念这部线装古书，每天念多少页，熟悉到什么程度，父亲都有明确的规定。开始时，吴晗年少贪玩，完不成作业，每每遭到父亲的严厉训斥。有时，要他跪在地上念，待背熟规定的页数，才让他站起来；不然，就要他晚上在煤油灯下念、背。那时，父亲就坐在桌边抽着旱烟守着，直到吴晗理解、背熟为止。吴晗上中学时，父亲还要他吟诗填词。父子在书信来往中经常以诗词酬和唱答。因此，吴晗少年时代，父亲对他的教导是煞费苦心的！待到吴晗12岁升入中学时，他已把那部线装古书《御批资治通鉴》全部读完了，甚至有些章节都能背诵如流，可以说这部书培养了吴晗对文史的学习兴趣，也是吴晗一生中研究史学的启蒙教科书。

1916年，吴晗7岁，父亲把他送入浙江金华傅村私立育德小学上学。教他语文和历史的老师杨志冰，是一位正直不阿、很有学问、很有声望的老先生。他很器重吴晗，认为吴晗聪明，记忆力强，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惊人才华。杨志冰还常常向人说起吴晗在他班上上语文课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杨志冰在课堂上讲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全班学生都认真地盯着课文听讲，只有吴晗连课本也不打开，只抬着头注意听，杨老师误认为吴晗上课不专心，就罚他“站”，要他复述《祭十二郎文》，他不仅讲得流利，理解深透，就连《祭十二郎文》全篇约两千四百字都口若悬河地给背诵出来了。

从此，全校师生对吴晗都刮目相视，小学周围几十里内就有吴晗“才华出众，博闻强记”的赞誉。

父亲一生喜爱文史，在苦竹塘老家，他有个书斋，名为“梧轩书斋”。斋内藏书很多，有三个齐天花板高的书柜，装满了文、史方面的线装古书。吴晗少年时代，把父亲的全部藏书都看完了。因此，学校的课本已不能满足吴晗的求知欲。自己买书吧，腰包里没有钱，怎么办？吴晗想了个妙法，“借”。向父亲的亲朋好友去借，谁家有书就向谁借，尤其向义乌县里和邻近各县知名的藏书家去借。从此，无论是夏日炎炎，或是寒冬腊月，人们在田野山间的羊肠小径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个翩翩少年来往，有时还手持书卷，边走边看。这个少年就是乡亲们称之为“读书入了迷的书呆子”吴晗。吴晗为求知去借书，往往步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忘了吃饭，不知疲劳。有好几次，他借书回来，一路上边走边看，脚尖尚未到家门，就已把借来的书看完了。于是，他爽性不进家门，又转身跑回去还了书再借。藏书家见此情况，还以为吴晗没看就送回的。当吴晗说明已经全部看完，人家还不相信，直到吴晗把全书内容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遍，亲友们才相信，于是又都赞不绝口。

1921年，吴晗12岁，考上了浙江金华省立第七中学（旧制四年毕业）。吴晗虽在七中上学，但吃饭时在他们的饭厅里、上课时在他们的教室里，经常看不到吴晗的身影。因此，在他的成绩单上关于他的操行评语总是不大好的，主要是说他不遵守学校纪律，经常旷课，有时也不回学校去吃饭。假期回家，父亲每次看到这样的评语，总不免要大发雷霆，予以训斥，甚至狠揍他一顿。人们可能会问，吴晗时?不到学校上课，不?学校饭厅吃饭，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原来，老师教授的内容已远远满足不了吴晗的求知欲，他非常希望能买些自己所喜欢的书来攻读，但手头无钱，于是，就经常躲到书店里去借阅不花钱的书。书店里，文学、史学的书籍很多，在这个新天地里，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正是吴晗所梦寐以求的乐园呀！于是，常常书店早上一开门，他就进去，一个人总是蹲在书店的角落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他所需求的营养，常常是忘了回校吃饭，也忘了返校上课。经常整天待在书店里看书，直到书店关门，他才心满意足地返回学校睡觉，当然在学校的课堂上、食堂里，就难以找到他了。在那时，金华县城有两个书店，一家是商务印书馆，一家是中华书局，这就是吴晗上中学时最爱去的地方。就这样，吴晗在少年时代已博览群书。由于他对文、史有特殊爱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一生钻研史学的兴趣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晗上中学时，对史学的兴趣愈益深厚，连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能买几部自己盼望已久的史学书籍来攻读。可是难哪！哪里去找钱购买呢？

我幼小时，每年都用三个大竹筒做成扑满。新年春节，把亲友长辈送给我的压岁钱和平时父亲给我的零花钱丢进扑满。扑满是只进不出的，这样，我每年都可积满三大竹筒的“私蓄”，可换得好几块银元。这笔“私蓄”，家里任何人向我要都不给。可是，我却乖乖地都送给吴晗，因为我们兄妹四人中，大哥吴晗脾气最好，我从小就喜欢他。以后，我知道吴晗就用我送给他的一点“私蓄”购买了四部史书《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

吴晗念中学时，每当放假回家，以及后来他中学毕业后在村中苦竹塘小学当教师的空闲时候，父亲总叫他去田野间放牛。吴晗就背着书包，带着一本文史书，骑在牛背上专心致志地看着。有时，自己坐在树荫下看书，任牛自己去找草吃。有一次，夕阳西下，农民们都收工回家，家里等呀等的，就是不见吴晗放牛回来，家里请了乡亲们四处寻找，也找不到牛和吴晗。原来吴晗看书着了迷，竟忘记自己是放牛了。那条老牛，在田野间随意啃吃青草，逍遥自在，后来就不知去向了。吴晗丢了牛，四处寻找，也找不到；倒是乡亲们把吴晗找回来了。当然这次免不了遭受父亲一顿训斥，牛呢？幸亏被邻村的乡亲们抓到，第二天就送回来了。

1925年，吴晗16岁，在金华七中毕业，一心想到北平报考清华、北大这两所国内最高学府。因为在这两所大学里有很多他所崇敬的著名史学界老前辈，他一心想在史学方面求得深造的机会。可这时家里经济日趋窘困，弟妹也已逐渐长大起来。况且父亲已患了肺病，又增添医药费的负担，全家收入，就是五六千斤谷子，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已是很勉强了，哪里还有力量供吴晗上大学呢？虽然吴晗的老师、父亲的世交杨志冰老先生一再劝说：“吴晗天资聪明，有才华，记忆力过人，家庭再困难，也应让他升学深造。”说实在的，父亲何尝不愿意让儿子升学深造？然而家庭经济负担不起，无奈何，只好把吴晗安排在村中苦竹塘小学当教员。

早在吴晗上中学时，父亲就给他订过婚，那是父亲的世交陈老伯的独生女儿，长得很漂亮，曾随其父亲数次来我家做客，她与吴晗年龄相仿，学龄相当，也在金华的一个女中上学。旧社会生活在浙江农村的人家，能供养女孩子上中学的，真是凤毛麟角。吴陈两家因为门第相当，在当时被认为是“诗书人家”。又因是世交，亲友中就有人为吴晗说媒，双方父母满口赞同。可吴晗立志求学，爱学问不爱红妆。十多岁的吴晗向父亲提出：“我要求学，不要美女！”满脑子封建父权思想的父亲，见儿子竟敢不遵父命，气得非同小可，狠打了儿子一顿，结果，还是给吴晗订了婚约。吴晗在少年时期，十分调皮爱闹，喜欢饮酒玩牌，爱游泳、骑马、抓鱼，豪放不羁，很像一匹野马，学校校规约束不住他。所以，学校对他的操行评语不好。女方因此认为吴晗这人将来不会有什么出息，主动提出与吴晗解除婚约。吴晗毫不在乎，于是就解除了婚约。

对解除婚约，吴晗无动于衷；但不让升学，吴晗却耿耿于怀。因此，中学毕业后，吴晗曾瞒过父亲，得到母亲“私蓄”之助与中学同学傅樟风二人去南京考学校。二人到了南京，恰逢军阀孙传芳和卢永祥打仗，时局紧张，二人只好逃回家来。

吴晗不安于小学教师工作，总要求父亲让他升学。1928年暑假的一个晚上，吴晗为升学事与父亲争论起来，父亲有肺病，脾气很躁，又狠打了吴晗一顿。这一回，吴晗深知靠家中力量培养升大学已经无望，就暗暗地从厕所后门溜出，不辞而别了。这天夜里，大雨滂沱，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水淹没了田地塘池。村里众乡亲高举灯笼火把张网携械，到远近池塘、河沟里打捞吴晗，直到天明也没有发现吴晗的踪影。大家都以为吴晗已被洪水冲走了。在家中，父亲低头沉思，一声不吭。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但还日日依闾遥望，盼着有那么一天，儿子会突然归来。过了几天，果然接到吴晗从义乌县里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升学已经无望，只好到天台山去向佛门有造诣的高僧求教学问了。

不过，吴晗在义乌县城得到朋友们的资助，到了杭州，考进私立?江大学预科。因为这所教会学校学费很贵，上不起，吴晗凭着出售母亲陪嫁的发髻上的珠花翠钿所得的钱做盘费，又到了上海，考进中国公学大学部。在中国公学他选读了当时的校长胡适教授的中国文化史课程，在班上他还写了一篇《西汉经济状况》学年论文和其他文章，深得胡适的赏识。这时，吴晗在学术上已初露头角了。

吴晗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仍向往转学到清华、北大去深造。为此，他卖了《西汉经济状况》那篇文稿，得80元大洋，就以此做盘费到北平。到北平后，吴晗得其好友、同学罗尔纲先生的资助，转学到清华大学。吴晗在清华得到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一边刻苦攻读，一边钻研，遂发表了大量文章。凡是吴晗发表的文章和史学考证，常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些确实很有分量，因而受到当时和以后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夏鼐同志在《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一文中说：“吴晗同志学识渊博，而且博而能专。……” 夏鼐：《我所知道的历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又说：“吴晗同志干起事来总有那末一股劲儿，勇往直前，热情洋溢，但是从来不计较报酬、名义和地位……”同上。吴晗在清华上学时的老师郑天挺教授说，吴晗是一个“有学力、有能力、有魄力的历史学家”郑天挺：《有学力、有能力、有魄力的历史学家——追念吴晗同志》，《光明日报》1979年9月18日。。吴晗在中国公学大学部上学时的老师王庸教授说，他所教过的学生中天分高而用力勤的，只有二人，后来都有成就，其中之一，就是吴晗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称赞吴晗“有国士之风，可托任大事”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吴晗的青少年时代

二 高尚情操

吴晗青少年时代，不仅学习勤奋，尤其可贵的是他高尚的情操。

“文化大革命”后，我去看望史学界老前辈、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罗老是吴晗一生的挚友，也是吴晗青少年时期的同学，对吴晗的了解是很深的。我去看望他，这位老人痛悼吴晗泣不成声，他还说，吴晗不仅勤奋好学，他对明史的造诣很深，而且具有高尚情操，他对朋友忠贞不渝的品质也是世所罕见的。

袁震与吴晗是30年代清华文学院的学生。那时，我家经济窘困，家中无力供应吴晗升学。吴晗经过艰苦奋斗，于1931年夏考进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在清华，他是一个有名的穷学生，全靠半工半读和写文章卖得稿费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费，还要负担弟弟吴春曦上大学、妹妹吴浦月上中学的全部生活和学杂费用，并要偿还父亲生前欠下的400元银洋的债务。吴晗学生时代的生活和学习是很艰苦勤奋的，母亲亲手为他纺织制作的一件兰土布长衫一穿就是好多年，母亲为他亲制的布鞋穿通了底还修补了继续穿。吴晗在清华生活上的困难，学习钻研上的勤奋是非凡的，在莘莘学子中是个有名的穷学生。

1933年，吴晗24岁。说也新奇，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位曾被誉为“校花”、比吴晗高一个年级又比吴晗大两岁的文学院女生，竟谢绝了当时清华教务长（一位年轻留美博士）的追求，而偏偏爱上了一个尚未成名的穷学生吴晗。这位女士，就是后来成为吴晗夫人的袁震。

在清华时，袁震爱吴晗刻苦勤奋学习，聪明有才华；吴晗钦佩袁震思想进步、博学有见识。有一次，吴晗说起胡适的治学方法时，袁震说：“你常提起胡适，是不是因为胡适比你高三尺？！”吴晗风趣地答道：“若说胡适比我高三尺，那袁震要比我高一丈！”吴晗、袁震这一对清华老同学，在学术上他们互相仰慕，在感情上他们日益亲密，终于成为伴侣。

袁震先患有肺病，后来又患骨结核并去掉两节脊椎骨，全身固定在石膏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每天都要由吴晗与其弟吴春曦（当时也住清华大学）两人抬到露天晒太阳（紫外线杀结核菌），在经济上她也是“两袖清风”，还靠吴晗接济些药费解决医疗费用。而吴晗当时虽然是个穷学生，但学有专长，深得当时学术界两位名人——胡适和蒋廷黻的看重。在吴晗即将毕业时，争着把吴晗罗致自己门下。胡适要吴晗到北大任教，而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则破格提升吴晗为清华大学教员，破格要他担任研究生的课。这时候，吴晗年轻，壮实，正是春风得意的年华，学术声望正在扶摇直上。如果是一个爱情稍不坚定的人，对袁震这样一位既病又穷的姑娘，早已断绝关系，丢弃不管了。在吴晗与袁震结婚前，吴晗已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昆明当云大教授。不久，清华与北大、南开一同南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吴晗又回到清华教学，并兼云大的课，这时吴晗28岁，袁震还留在北平。

彼此遥遥万里相隔，只有“两地书”频频往返。那时吴晗已被人誉为名教授了。像吴晗这样未婚的青年，追求他的女大学生为数不少，可是吴晗对袁震的爱情坚贞不渝，绝不旁骛。吴晗学问日增，声誉日高，而袁震患肺结核、骨结核，后来，还因子宫瘤而被摘掉了子宫，然而，吴晗对袁震的爱情忠贞不渝。

回溯到抗战前，清华尚未南迁，吴晗和袁震还住在清华园时，他俩正在恋爱的消息传到远居浙江义乌苦竹塘农村的老母亲耳朵里，老母欣喜极了，整天笑得合不上嘴。可是，过不多久，又传来“吴晗的对象是一个生肺病卧床不起的姑娘”。她听到“肺病”二字，就痛哭起来，以致昏厥过去。老母深知，肺病在旧社会是不治之症，而且会传染人的。我父亲就是患肺病而死的呵！老母亲爱子心切，一急之下，全然不顾自己的年迈力衰、裹足又不识字，冒着风险，竟独自一个人，千里迢迢乘火车辗转到北平，决心亲自说服爱子与袁震一刀两断，不要再与那位身染重病的姑娘来往。 吴晗是个孝敬父母的人，一见年迈老母不辞辛苦冒着风险，千里迢迢为自己亲事来到北平，心中着实不安；但更不愿使母亲痛苦失望，就与其弟吴春曦二人把固定在石膏床上的袁震抬出藏了起来，并安慰母亲说：“袁震已到外地出差去了，所以不能去看望您老人家。”老母亲听到袁震出差去了，既然能出差外地，可见身体一定还可以，就高高兴兴地由二哥吴春曦护送回浙江老家了。一跨进家门就兴奋地对我说：“传闻袁震患肺病不能起床，那完全不确实。袁震能出差到外地，我虽未会见，可我知道，她的健康不会太差，我放心了！”从此以后，老母一心盼望长子早日成婚，盼望早日能抱孙子呢！

母亲离北平回浙江老家去后，吴晗也染上了肺结核病，住疗养院了。他的挚友罗尔纲先生去看他，劝他对袁震的关系问题，是否也应该考虑老伯母的见。……吴晗躺在疗养?病榻上，眼眶里含着泪；静静地听着罗先生的话，默不作声，过了半晌，回答说：“袁震有病，卧床不起，需要我照顾呀！”吴晗这种专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是很令人钦佩的！

1937年吴晗到昆明后，由于日寇侵华，他担心母妹安全，就于1937年冬天把我和母亲及小妹浦星等一家人从浙江接到昆明大后方去了。到了昆明，全家人同住在昆明市白果巷五号。母亲到昆明见到吴晗的第一件事，就是催吴晗尽快把袁震从北平接来昆明成婚，日催、夜催、天天催。于是，吴晗遵命于1938年把袁震从北平接来昆明。袁震由其胞姐袁溥之及堂妹袁熙之护送来到昆明与我母亲及我们兄妹住在一起。谁知老母亲一见到未来的儿媳是躺在石膏壳里病床上的病人，竟顿足捶胸又哭晕了过去。1938年，侵华日寇一日数次轰炸和扫射昆明，袁震固定在石膏床上不能行动，老母亲年迈裹足，步履维艰，根本无法躲“警报”。后来，敌机对昆明市的空袭，越来越频繁，每次空袭警报一响，大哥吴晗就把我们弟妹轰出家门，要我们都疏散郊外，逃避空袭去；而自己陪着袁震和母亲二人闭门静坐，置生死于度外。昆明的雨季过后，敌机空袭愈益频繁，大哥吴晗把母亲和袁震及我们一家人迁到距昆明市二十多华里的东北郊黑龙潭落索坡一座唐继尧的墓地祠堂里去住。这时，吴晗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我是西南联大化学系学生，我每星期日都回家看望母、兄及袁震。

母亲和袁震同住在落索坡这所墓地祠堂里，目睹袁震的病情，老人为儿子未来的幸福万分焦急。老人整日哭哭啼啼，还经常对我唠叨说：“你二姐（指袁震）生的这种肺病，是要传染人的，是不治之症，她这样的身体状况，是肯定不会生育的，你大哥若和她结婚，将当一辈子‘和尚’，定要断子绝孙了……”母亲知道我与大哥手足情深，要我去说服大哥不要和袁震结婚。那时我还很年轻，对许多事还不大理解，听了母亲的话，觉得母亲也是为大哥好，就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把大哥拉到祠堂前面的松林里，将母亲说的话一五一十全部转达给大哥，并加上我自己的看法戏谑地说：“你和二姐是两个大傻瓜。二姐放着大名鼎鼎的清华教务长——年轻的留美博士不嫁，偏偏要嫁你这个穷书生，这不是一个大傻瓜吗？而你，那么多美丽、健康、年轻有学问的女郎向你表示好感，都被你拒绝，却偏要和这样一个既比你岁数大又卧床不起的传染病人恋爱，你更是一个大傻瓜！你们俩，真是一双莫名其妙的神经病！”大哥吴晗静静地听完我的话后，长叹一声，用一个食指敲敲我的脑壳说：“呐！这个葫芦才是个未开窍的傻瓜呢！你还太年轻，我和你二姐的感情很好。”“我们的事你现在还不懂。简单地说，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在政治上、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就是说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互相学习，共同探索理论和实践问题。你二姐学问渊博，对一些问题的见解比我还要高明呢！你也要向她好好学习才是。我们是精神上的好朋友！”等一会儿，他又用教育我的口吻说：“一个人的为人，不仅在别人顺利时对人好，更重要的是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应关心爱护人家，对朋友要患难与共；否则，那就是不义，你难道愿意你大哥做一个不义之人吗？！至于我和你二姊是否结婚，我完全尊重你二姐的意见。如果她愿意，我一定和她结婚；如果她不愿意和我结婚，只要她需要，我也一定照顾她一辈子。”大哥的话严肃、恳切，发自肺腑，我被他深深地感动了，深感大哥吴晗品德高尚，于是我又转回去做老母亲的工作。母亲听了我所转告的大哥的一席话，也深感自己有这样一个品德高尚的儿子而自豪。但转而又说：“你二姐身患重病，在昆明举目无亲，又无经济来源，是应好好照顾她。但你要说服你大哥一定不要和她结婚，我愿意把老家你父亲留下的家产房屋全部卖了，把所得的全部钱财都赠送给你二姐治病和生活之需。”于是，我又把母亲这番话原原本本告诉大哥。大哥严肃地对我说：“你大哥不是市侩，人的精神、感情是不能用金钱来代替和换取的！转告母亲她老人家，只望她安度晚年，不要再为儿女婚事操心了！”老母亲不为儿女亲事操心，看来是办不到的，但经过我和大哥的朋友们的反复劝说，老母亲无可奈何，答应了大哥和二姐的婚事，而自己则哭哭啼啼由二哥二嫂陪同返回浙江义乌老家去了。

1939年，吴晗与袁震结婚了。袁震仍不能起床，一切家务事全部由大哥料理。那时，吴晗已是一个有点名望的教授了。对外，他总是热情接待不断来访的师生朋友，积极参加学术活动，还要帮助来滇的友人解决困难。对内，买菜、运水、做饭、清扫、洗刷和细心护理重病的妻子。他常常紧张劳累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每天搀扶着袁震在林阴道上散步，直到日落西山，吴晗又搀扶着袁震慢慢走回，照顾她上床安睡后，自己才安静下来，挑上煤油灯芯，开始他的著述和备课。在以后的日子里，袁震病情恶化，由于又得了子宫瘤，出血不止，脸色苍白，需要输血，吴晗因付不起医疗费，多次用自己身上的鲜血输给袁震，弄得自己一度脑贫血，几次晕倒。吴晗过的生活真是穷苦不堪，然而，他始终是那么爽朗，谈笑风生，毫无愁窘之?，从无怨言。他始终像一?火，煎熬着自己，温暖着别人，走到哪里，热到哪里。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都坚持著书立说，始终不懈。他发表了大量著作，算得上一个多产的学者了。

吴晗无微不至地照顾和护理着袁震这位满身是病的情侣，三十余年如一日，从不皱眉，从不丧气，对袁震每遇困难而情益笃。吴晗这种忠贞专一的高尚情操，真足以为后世楷模！

自1939年他们结婚，到1969年他俩于同一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可怜他们三十余年来的夫妻生活，正如他们的养女吴小彦在生前的日记里所写：“我的父亲是革命的，道德最高尚……我的父母生前未能同纱帐，死后不能共墓穴！”

如今，吴晗袁震这对同生共死命运的恩爱夫妻，已“双双飞去也，只留鸿爪在人间！”他们的纯真爱情，吴晗的高尚情操，令人感叹不已，崇敬不已！将永留人间。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对吴晗同志的回忆

我和吴晗同志是住在同一个村子，从青少年起就有交往，建立了友谊。我父亲杨志冰是清代的秀才，辛亥革命后接受新潮流比较快，特别是五四运动对他的触动很大。当时他在金华县付村镇育德小学教学，吴晗本人和弟妹都是在这个小学毕业的，吴晗除了在这学校接受一般教育之外，我父亲受吴晗父亲的委托，还负有德智方面课外辅导之责。我父亲教语文和历史，吴晗对这两门课都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历史的爱好，这说明吴晗同志成为有名的历史学家不是偶然的。小学毕业后为研究历史问题，吴晗曾反复求教于我父亲，我父亲以《左传》授之。他小学毕业程度，能够通读一部古典著作，很有要领，是和吴晗资质聪颖过人，对古文有深厚基础和高度自学能力分不开的。

在考取清华大学之前，由于吴晗同志研究历史有突出成就，已经受到当时历史学名家的器重和推荐，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考取清华大学以后，得到胡适、顾颉刚等教授的引导，造诣很深。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到我父亲执教于金华八婺女中，因患伤寒于1934年病故时为止，吴晗与我父亲信件上往来，从没有间断过。凡在学术上有所心得，必有汇报，有所疑难，仍以虚诚求教；对于着重明史的研究，就有过很长时间研讨；毕业就业有所感想，都会推诚置腹相问，就是一些家常事物，一如父母必有所商。

无论自己成就多大，地位多高，对我父亲始终以师事之，来信总以“志冰吾师”开头，“生晗”签名，这也可看出他尊师敬长和自我谦虚精神，也是求知笃诚的一种表现。每逢休假回乡，必然探望我父，促膝谈心，亲如骨肉。

吴晗老家虽是小康之家，但因弟妹等人都在求学，费用上仍感拮据。吴晗除自给以外，还要帮助弟妹们的求学所需，所以吴晗的青少年时代是从苦读、勤工俭学中度过的。不但如此，还要帮助像我这样师谊上的困难。如，把我父的旧作《俗原》介绍给顾颉刚教授主编的历史刊物中登载，获取一些稿费济我之贫。又如，我父去世后，吴晗在北平还组织过一些友好资助基金，接济我们求学中的困难。

吴晗待人接物都做到和善可亲，真诚相处，热情帮助，他的人生哲学中，没有虚假和欺骗；认定是真理，又是那样坚决不挠。如对胞妹浦月婚姻问题，巧妙地说服了他父母的包办；对于与袁震同志的结合，虽遭到母亲和亲朋的反对，但他坚定不移地以友谊为重，冲破重重阻碍，还是和袁震结为伴侣，“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旧社会里是不容易办到的。这些高尚的品德，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他的民主思想和进步倾向也不是一朝而起的，在青少年时期已有萌芽：早年和我的舅舅吴璋（他是很早的共产党员，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是亲密朋友，曾由吴晗介绍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在那日常共事和生活当中，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和对民主与进步的要求上，都有共同的理想。

吴晗和我父亲的来往信件中，很能说明吴晗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初、中期的思想作风，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价值。我在家乡空闲时曾把它装订成册，并保存有几帧照像，无奈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做那帮人的“宝贵的罪证”，连同我父亲一切遗物遗像都一股脑儿焚毁，一无所存了。

青少年时期我和吴晗相处，了解到他是一个严谨治学，思想进步，为人善良，正直不阿，苦学成名的学者。后来，他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海瑞罢官》的文章和戏剧我都有时间欣赏过；这是吴晗的历史研究和艺术结合，正是他的光辉成就，亲朋之间是喜悦的。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这是一场文字之冤。

庆幸党的正确领导，拨乱反正，吴晗同志的冤案得到了昭雪，这是党和人民的胜利。我以师兄弟加朋友的情谊，如实反映一些吴晗同志青少年时期的点滴事迹，以表达我们的深切缅怀。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第9期）

缅怀吴晗同志

吴晗同志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15年了。每一念及这一千古奇冤，辄悲愤填膺，不能自已。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与我同乡、同学、同庚，后又一同参加民主同盟，从事民主运动。许多同志常戏说我们两人有“四同”之雅。我们都生于1909年农历八月，他仅长我十多天。我是浙江武义人，他是义乌人，同属浙江金华府治。当时浙江教育落后，县城连一座中学都没有。只有府城才有一座中学与一所师范。金华旧辖八县，即金华、兰谿、东阳、义乌、永康、浦江、武义、汤溪。金华为府城所在，设有省立第七中学与省立第七师范各一所。1921年我在武义壶山高等小学毕业后，去金华投考七中，春晗也是这一年考入七中的。同班中以我们两人年龄为最幼，还不满12周岁。我们一见如故，结为莫逆，受了旧社会结拜兄弟的思想影响，还交换了生辰八字，结为金兰之好。春晗天赋过人，一目十行，从幼有神童之目。12岁就学会写旧体诗。我们都自恃天资高，不认真听课，整天偷看古典小说。当时金华有一家世界书局，专卖廉价的石印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今古奇观》、《野叟曝言》等等，这些小说印刷恶劣，字体细小，极伤目力，因此我们两人都变成了近视眼。我13岁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在七中读了一年，我因家庭经济关系，次年就转入第七师范(当时师范免交学杂费，膳费公家补助一半)。吴晗仍在七中上学。我转学以后，我们比较疏远了。后来听说他经常出外喝酒赌博，深夜返校，越墙而入，被学校记过多次，只因碍于他父亲的情面，未被开除。1926年我七师毕业后，来北京上学，考入北京大学。我与春晗不通音讯，约有五六年之久。

1931年8月间，我忽然在北平《世界日报》上看到清华大学录取新生名单中有“吴春晗”其人。我就写一信去问他，是不是金华七中的吴春晗，并告诉他我住在北大西斋。春晗收到我的信后，第二天就从清华跑到城里来看我了。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家驹，败子回头金不换，我已经完全改过了，只是现在香烟还没有戒掉。”我说：“改过就好，抽烟算不了什么。”他告诉我七中毕业后的生活经过，从此我们又来往如初。他来北京是胡适的关系。胡适原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春晗曾在中国公学上过学。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晗想转学入燕京大学，因英文成绩是C，燕大不同意他转学，于是就在燕大图书馆当临时工。他原来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因为数学考了零分，未被录取，又改考清华大学历史系，清华本科是不考数学的一说是考数学的，吴晗还是考了零分，但清华鉴于他文史考的好，破格录取了。，被录取了。胡适对吴晗是非常赏识的，他曾一再对人说：“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像吴晗这样有才华的学生，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太可惜了”。我认识胡适也是吴晗介绍的。1932年春，我在北大经济系还没有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适看到我写的一篇题为《抵制日货史的考察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文章，他大为欣赏。回北平后与吴晗谈起，吴晗约我去看胡适，胡适就介绍我到陶孟和先生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但我对胡适的反动政治立场是深抱反感的，他在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应该征服中国人民的心；又说，我们要再等50年才有资格抗日等等谬论，极为进步青年所不满。而吴晗当时却是胡适“读书救国论”的崇拜者，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两人的私人友谊。我在1932年北大毕业后，即在社会调查所做研究工作，自己租了一幢房子，与我母亲、姐姐同住在一起(当时我尚未结婚)。吴晗每逢周六就到我家里来度周末，有时陪我母亲喝酒，或打小牌，我也经常去清华看他。他在清华读书时期，已写了许多文章，如《胡应麟年谱》、《〈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不但有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十分成熟，许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出自一个大学生之手。当时清华大学教授对吴晗也另眼相看。我们两人虽所从事的专业不同，他搞历史，我搞经济，但我们发表了著作以后，总互相赠阅。而且由于我们交谊密切，凡是吴晗的朋友，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反之，凡是我的朋友，也一定是吴晗的朋友。我们都对当时的政治不满，但他仍埋头于他的明史研究，没有参加学生运动。老实说，那时候，吴晗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

吴晗的思想转变是在昆明联大教书时期。他目击国民党政府的腐化无能、独裁统治，感到十分愤慨。他由于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现实的教训使他离开了象牙之塔，奔向革命的洪流。他一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无论是监牢或杀头，都阻止不了他的前进。抗战时期，我在广西，颠沛流离于桂林、香港之间，而吴晗执教于西南联大。我们虽然很少通信，但都知道彼此的情况。许多朋友告诉我，吴晗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昆明著名的民主战士。他写文章、讲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坚决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与闻一多、李公朴等共同战斗。我虽然没有和他在一起，但我深刻了解他的为人、他的性格、他的疾恶如仇和刚强不屈的浙东山区人那种倔强性格。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绝不会回头的；他也深知道我，了解我，我们心心相印，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北平再次会面了。那是1949年的3月间，我刚从香港来到北平，吴晗也是从蒋管区间道来到解放区的，但他比我略早一些，我们都住在北京饭店。我们握手言欢，畅谈往事。当时他主持北平民盟市支部兼在民盟中央秘书处工作，我也参加民盟中央的工作。我们除了同乡同学之外，又增加了民盟的同志关系，我们经常往来。他当时还负责清华大学军管会，他邀请我去清华教课，聘我为清华教授。我还介绍了王亚南同志任清华大学教授，亚南同志教了不到一年，教育部任命他为厦门大学校长，才离开了清华。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吴晗，再也不是抗战以前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的了。但他对胡适还是敬仰的，书房里挂着胡适赠给他的一副对联，大意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的话。新中国成立后，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这完全是他所料不及的。他是一个史学家，是专心致志做学问的人，做官不是他的素志，也非他所愿。他曾向毛主席、周总理表示过不愿做官，仍想教书，以后党的领导说服了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也被任命为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的副局长。从此我们都离开了教书的工作岗位，做起行政工作来了。但他除主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和北京市民盟工作以外，仍继续搞他的明史研究，还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他的兴趣显然不是在做官而在学术工作上。我也继续写一点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老实说，我们都是书生，不是搞政治活动的人。

吴晗的书生气，举一例子就可以说明。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不敢写文章了，民盟成员也是如此。有一天(大概是1958年秋)，吴晗和民盟的一些同志在颐和园听鹂馆聚餐，吴晗鼓励大家继续写文章，不要有任何顾虑。当时有一位同志问他：“吴晗同志，你既然鼓励大家大胆写文章，你自己写文章为什么要用笔名呢?”吴晗同志说：“我用笔名决不是有什么顾虑。好，从今天起，我以后写文章，一律用真名，不再用笔名。”他看政治过于单纯，由此可见一斑。

吴晗自投入政治舞台以后，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他除了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和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以外，还兼了十多个职务。正因为他政治上一帆风顺，他不自觉地滋长一种自满情绪。他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政府工作的，后来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一次在民盟中央开会时，吴晗说了一些低估民主党派工作的话，楚图南同志委婉地加以批评。楚老是老党员，他的党龄比吴晗要长得多，然而楚老始终谦虚谨慎，不像吴晗那样锋芒毕露。这要算是吴晗性格中的一个缺点吧，与他政治上遭到挫折，也多少不无关系。

当然，“四人帮”对吴晗的蓄意迫害是另一回事。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于1960年，说这个历史剧是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恐怕是吴晗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对毛主席绝对信仰，对党绝对忠诚，这是吴晗一贯的政治态度。当彭总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时，我们这些民主党派的朋友都是相信毛主席是正确的，吴晗更不例外。说吴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真是冤哉枉也。其实，文痞姚文元之流，何尝不知道吴晗与彭德怀毫无关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免职，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四人帮”的目的是要借吴晗这篇文章打开一个缺口，以打倒当时主持北京市委工作的彭真同志，但是这一步棋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当文痞姚文元发表他臭名昭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1965年11月间)，我正参加全国政协的一个学习组，在四川参观访问(1965年全国政协组织一参观团，赴川、贵三线参观学习，参加的有胡愈之、周培源、朱光潜、冯友兰、叶圣陶等同志)。当时我们这些朋友谁也料不到这是一场政治上十二级台风前夕的信号。我们都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学术上的争论问题。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没有说吴文是为彭老总翻案。姚文只是说吴晗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不是一回事，吴晗剧中提出的“退田”，是为“分田到户”打掩护的，他根本未提到为彭老总翻案的问题。以后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罢了官，所以吴晗写此剧本来为彭翻案”。这才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案联系起来，深文周纳，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按照“四人帮”的部署，通过批判吴晗，揭出“三家村”，通过“三家村”，揭出“彭罗陆杨”，再通过“彭罗陆杨”，揭出“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可见批吴晗的最终目的是在彭真与刘少奇同志。为了达到阴险的政治目的，吴晗竟平白无故地成了“文化大革命”开场祭旗的牺牲者。

现在，吴晗的冤案早已得到了平反，“四人帮”和康生一伙也受到了历史的裁判。但每念及吴晗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受到了精神上的摧残，还受到了肉体上的折磨，据说连他的头发也被拔光了。像这療一个刚直无私，忠心耿耿，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一代学者，竟得到了如此的结局，真是公理何存，天道宁论！

我常想，如果吴晗不参加政治活动，继续做他的教学研究工作，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明史的深厚造诣，加以他那聪敏过人的天赋，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作出的贡献，将不仅在我国史学界，即在世界史学界也将放出光辉的异彩。吴晗的惨死，对中国学术界的损失，真是难以估计啊!他被害时年仅60岁，这正是他学问上成熟的时期，正是他大有作为、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的时期。他的不幸逝世，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不幸。回首前尘，缅怀老友，不禁涕泗交流，感慨系之矣。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老同学高申甫先生忆吴晗

重阳节后的一天夜晚，踏着蒙蒙细雨，我们在热情的李老师夫妇的陪同下来到一幢临街的楼房。登上四楼，叩响了走廊尽头处——吴晗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的同学，76岁高龄的高申甫先生的家门……

走进了高先生简朴的住所。我们细细地打量着这位老人：几十年的沧桑过去，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烙印。但是隽智的眼神，宏亮的话音，仍不失其当年的风采。

高先生谈锋很健，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并得知义乌将举行“吴晗故居”揭幕仪式等纪念吴晗的活动后非常高兴。

正邪自古如冰炭。他为吴晗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评价更感到高兴。

我们问道：“高先生与吴晗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略微想了一会儿说：“我与吴晗的相识是在1928年，那时我们一起报考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恰好我们坐在一起参加考试。吴晗原先在杭州之江大学念了一年大学预科，因为之大停办，他才来报考中国公学。他的成绩不错。”高先生款款说着……

通过这次相会，他俩成了好朋友。

同年夏天，他俩都跨进了地处上海吴淞口的中国公学。吴晗在历史系学习，高先生在文史系学习，因此有许多课是在一起上的。他们时常往来，亲密无间。

那时的中国公学宿舍，有新房子，也有旧房子。吴晗住在旧房子二楼，二楼四个人一间，面向大海，海风阵阵，风景很好。中国公学的食宿费很低，因此吴晗勉强可以支撑。“吴晗那时生活很简朴，穿一件蓝布衫，一双布鞋，每天除了读书抄写卡片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也不善于与人交际。有时他自己翻译一些东西，写一些小文章，换得一些稿费……”随着高先生的叙述，我们仿佛看见了吴晗同志当年在校园苦读的情景。

吴晗后来回忆学生时代读书生活时曾经说过：“我自己找书读，没有人指点，读了很多好书，也读了不少坏书，我是自己抄书没有人帮助，向别人千方百计地借书，有些书求了人家还是不肯借。有的书某些地方不懂，只好自己摸索。拿这个书同那个书互证……自己读目录书，学目录学，自己校勘，自己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地方方言，自己试着标点，自己写卡片。”正是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为今后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先生一口气喝干了盛在保温杯里的开水。“吴晗在中国公学开始不被人注意，后来他努力学习，写历史论文，渐渐地在中国公学有了一点名气，并且得到了当时公学校长胡适先生的赏识。吴晗每次从外面回到寝室，总是抱一大堆书回来。晚上看书老是很迟……吴晗他个子很矮小，可他从来也不服输，同学们拿他这个人真是没办法……”

高先生接着说：“我与吴晗在上海中国公学相处的时间不长，可我们的友谊是不浅的。两年之后，吴晗的一篇论文被大东书局采用，得了八十元稿费。这时，胡适已经不当中国公学的校长，吴晗对中国公学失望了，他就用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去了北平，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我因为离家近些就随其他同学一起留在复旦大学借读。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整整五十多年啊，一直到解放后，吴晗当时已是北京市副市长，我在金华农校教书。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吴晗曾向人打听过我的下落，他知道我在金华，可是他公务在身竟未能见面，引为终身憾事。”“1960年，吴晗的《海瑞罢官》发表了，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当时我也很为关注。1965年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横加诬陷时，我还为此与同事争论，赞成吴晗的观点，为老同学辩解。结果，可想而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过去的年代，灾难的年代，我们在心中暗暗地说，高先生，不仅你，不仅吴晗，是一个国家，几代人的灾难啊。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对你，对我们，对我们的国家的未来，是何等的重要啊！

天仍下着细雨，灯光下的夜色显得恬静。我们告别了高申甫老人走在小城纷攘的大街上。我们想起了吴晗写的几句诗：

“叱咤世惊狮梦醒，汤除人作国魂夸。”

一个战士、一个同乡离我们而去，但他的英魂永存。

（原载《枣林》1984年10月纪念吴晗同志专辑）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1)

30年代初的清华园，是《早春二月》中的芙蓉镇，一座“世外桃源”。校园中的古月堂，据住在这里的诗人吴雨僧(宓)教授说，就是大观园中的怡红院，虽然红学专家们都不同意这种说法。校园中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绿荫中露出矗立于小丘上的白色气象台，背衬着蔚蓝的天空。园中还点缀着红砖砌成的大礼堂、体育馆和图书馆，以及几座宿舍和教学楼。教学大楼中教课的有几位当时中外闻名的大师。吴晗同志的治学，就是在这个环境中熏陶出来的。他在校读书的几年中，勤奋攻读，打下后来做学问的基础。

吴晗同志当时名叫吴春晗，字辰伯。他个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衣着朴素，几乎终年穿着一件布大褂。那时他刚年过二十，但已是一位饱读古籍的青年学者了。他是1931年暑假后转学来清华大学的。听说他曾在上海中国公学读过一年书，选读了胡适校长的中国文化史课，写了一篇《西汉经济状况》学年论文，初露头角，受到胡适的赏识。他后来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不过在政治觉悟提高后就“反戈一击”了。曾在中国公学教过书的王庸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闲谈中曾对我说，他在中国公学教过几年书。他所教过的学生中天分高而用力勤的，只有二人，后来都学有成就，其一就是吴晗同志。

1930年他因家贫辍学，北上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工作了一年。在燕大时，结识了燕大国学研究所的陈垣所长和研究员顾颉刚、容庚等，文学院的钱穆、张尔田、邓之诚等诸教授。次年他转学来清华大学。当时清华教授中的著名学者，仅就文史方面而言，就有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郑振铎、俞平伯、黄节、潘光旦、金岳霖、雷海宗、冯友兰、蒋廷黻等诸教授。他又时常进城，到他的老师胡适家中做客，又与在北大执教的一些学者相结识。他那种求知若渴的精神，很为前辈学者们所赏识。同学中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做“太史公”。

我和他相识，是由于我也是同一年转学来清华历史系的。当时清华大学制度，自二年级起所开课程多是选修课程，而我又须补读历史系一年级的一些必修课。那一年中，我们很少共同上课(也许没有)，所以当初并不相识。第二年(1932年）他担任清华学生会所办的《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看到我所投的几篇稿子，都采用了。是年十月的一天，他来了一张条子，约我去面谈。我们虽然已经同学一年多，这还是第一次正式相见面谈。我们谈得很融洽。我最初觉得他是以一个老大哥的身份来招呼我的，加之我不善于与陌生人交际谈话，所以初见面时有点不自然。但他是那么爽直和坦白，谈了一会儿就驱散了我的拘谨。

到了第二年即1933年的初春，有一天，他忽然来找我。他说：他已决定不再担任文史栏主任的职务，他要推荐我来担任。我拒绝了，说我不会组稿，不能干这种工作，还是由他继续干下去为是。他劝我说：“答应下来吧，不要害怕，你会办好的。拉稿的事，我帮你的忙。我所以要你来替代我，因为我有朋友，也有敌人。你呢，你似乎没有很亲昵的朋友，但也没有反对你的敌人。”经过他几次的劝说，我才答应下来。那一学期的《清华周刊》(第39卷)中文史栏所刊登的稿子，有许多篇是他拉来的，尤其是第八期“文史专号”，更是如此。我的工作主要是审稿和退稿。半年的工作使我深感到来稿不少而可采用的太少，拉稿不易而退稿更难。由于退稿，不知得罪了多少投稿者。半年后，我也步吴晗同志的后尘，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我们临毕业的前两个月，即1934年的4月下旬，吴晗同志约我到他房间去商量组织史学会事，这事他从前也曾向我提起过。这时他已约好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筹备已有眉目，约我加入。他说：我们组织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经常聚会一起，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

5月20日星期天，我们进城到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和别的发起人一起开个会。发起人一共十人：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和我(那天孙毓棠因事未来)。我们开了一天的会，通过了会章，把这团体叫做史学研究会。曾有人提名吴晗同志为主席，因为筹备工作中他最卖力气。他再三谦让，后来大家推汤象龙为主席。吴晗同志干起事来，总是有那么一股劲儿，勇往直前，热情洋溢，但是从来不计较报酬、名义和地位。那天会上还决定每月聚会一次，并且继续征求会员。后来，张荫麟、杨绍震、吴铎诸位也加入这个会。当时大家都是青年人，有的还在大学读书，有的也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后来加入的会友张荫麟先生当时已是名教授，但是他是个早慧的学者，那时仍很年轻，不过30岁左右。这个研究会，后来主办过两个日报的《史学副刊》。此外，《社会经济史集刊》(社会科学研究所出)主编和撰稿人也是我?会友。那年冬间我离开了北京，但由吴晗同志的私人通信中，我知道在他们的主持下，会务蒸蒸日上。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此后，烽火连天，会友星散，这个会才跟着也“寿终正寝”了。

我们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爱国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大学生，分别走上了三条道路：第一种人是投笔从戎，拿起枪杆子；第二种人是执笔从戎，披上了戎装，从事文化救亡工作；第三种人是仍留在原岗位上工作，但是思想上有矛盾，内心很苦闷。吴晗同志就属于这里的第三种人。他仍是埋首在故纸堆中，有时按捺不住心中那一股感情，就动笔写一些爱国伤时的诗词。清华大学校史组的人曾在1932年的《清华周刊》上抄录下吴晗同志的两首七律诗寄给我。诗的题目为《感事》，署名是“辰伯”：

阴风起地走黄砂，战士何曾有室家。

叱咤世惊狮梦醒，汤除人作国魂夸。

烦冤故鬼增新鬼，轩轾南衙又北衙。

翘首海东烽火赤，小朝廷远哭声遮。

将军雄武迈时贤，缓带轻裘事管弦。

马服有儿秦不帝，绍兴无桧宋开边。

江南喋血降书后，北地徵歌虎帐前。

回首辽阳惊日暮，温柔乡里著先鞭。

他当时曾把这两首诗抄出来分赠他的一些诗友。校史组的人又抄录给我一首默存诗人回赠的诗，题目是“辰伯以诗见赠，大佳。调二十八字”。50年的岁月使诗人成为诗翁。最近我遇到默存诗翁，曾向他打听过。他记得当年和吴晗同志往来很密，时有唱酬。不过，他不仅没有保留吴晗同志的原诗，连他自己的那一首诗也在当时就扔到字纸篓中去了。我现抄录如下：

精研博综一身兼，每读高文意不厌。

余事为诗亦妙绝，多才多艺太伤廉。

我并不是想搞“辑佚”的工作，想编一本《默存诗佚存》，希望得附骥尾。我只想以这首诗来表明：吴晗同志钻研史学的成就，在学生时代就已以“精研博综一身兼”而赢得师友们的钦佩。

吴晗同志学识渊博，而且博而能专。他在校读书时已是明史专家，已发表过好几篇有关明史的论文。除了《清华周刊》之外，他还曾在当时几种重要学术刊物如《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学季刊》等上面发表过几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他是胡适的信徒，以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座右铭。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平心而论，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在当时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有他们的阶级立场，有意地或无意地为本阶级服务，因之，他们的史学研究，尤其是历史观、选题和评论方面，都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但是，他们那种搜集、鉴别和排比史料的方法方面，仍有许多可供我们参考的地方。

吴晗同志对于治学方法，总是强调要先打好基础，主张“多读多抄”。他自己在青年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他自己说，在大学学习时，虽然住在北京，京戏却一次也没有看过。但是他当时却经常进城上北京图书馆去摘抄卷帙浩繁的二千九百余卷的《明实录》(当时未有刊本)和一千七百余卷的《李朝实录》(当时日本有影印本，但印数极少，国内仅北图有一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滔滔不绝地大谈他自己的这种治学方法。他还提起在馆中时常遇到的前辈史学家孟森(心史)先生，当时已年逾花甲，但还是一有时间就来馆摘抄《明实录》和《李朝实录》。吴晗同志提倡抄书，不仅眼勤，还要手勤。他说：“抄录下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记忆，也为了应用时可以查考。”(《学习集》第14—15页)听说他后来积累了一万多张摘抄史料的卡片；又听说在他决心离开清华教学工作从事政治时，把全部卡片送给接他的明史课程的学生丁则良。丁死后，这批卡片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他在鉴别史料方面，态度很谨严。对许多文献和传说，都不轻易置信，要加以考订。尤其是遇到有矛盾的地方，总是去细心寻求解决的线索，鉴别真伪，以求得到客观史实的本来面目。他当时曾对我们说：一篇好的考据文章，犹如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剥下去，终于得到真正的核心。写作的人写得痛快，读的人读起来也觉得痛快。他自己的许多文章，就是这样的。为了《朱元璋传》中彭和尚(莹玉)的结局问题，虽然毛主席曾对他指出彭和尚的结局不应是功成身退，吴晗同志还是一定要查出有关彭和尚被元朝军队杀害的可靠史料，才心安理得地把它写入书中。

至于排比史料和写作论文或专著的问题，他继承了我国从《左传》、《史记》以来的传统，文笔简练谨严，而又生动活泼。他是写文章的能手。他写的杂文另具一种风格，是中国作家协会中这方面的一员健将。他主张“文章非天成，努力才写好”，因之，他提倡“三多：多读书，多写作，多修改”；而不同意“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旧说法。(《学习集》第16页)他的史学著述，不仅内容充实，逻辑性强，而且文笔流畅，没有含糊或晦涩的地方。这是得力于他青年时写作方面的修养。

他的史学文章，充分表现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他青年时就主张为学要实事求是。到了晚年，在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他仍是主张“违反实事求是的学风，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是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学风”。他对于60年代初期我国史?界开始出现的那一股邪风的苗头，很不以为然。他说：“不从历史的具体实际研究出发，而只从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针出发，强迫历史服从今天的实际，是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他是“坚持反对”的(《学习集》第244页)。谁知道这种邪风后来越刮越厉害，成为一股血腥的恶风。在“四人帮”统治史学界的时候，他就成为这股恶风的牺牲品。

我回想起往事，时常不胜惆怅。我仍然记得1935年初夏，我由安阳参加考古田野实习后返北平，顺便参加了在清华工字厅举行的史学研究会的年会。吴晗同志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明成祖生母考》。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后，扶植傀儡溥仪为满洲帝国皇帝，正向华北作进一步的扩张。华北乌云满天，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我在古月堂与他握手凄然告别时，彼此都感到后会不知何时何地，但是也都估计到后会不会是在北平了。

一别六年，我们虽然相隔万里，通信也不多，但是我知道他为学日进，著作日富。我由伦敦到开罗，又勾留了一年余。1941年初，我返国到四川南溪李庄工作。途经昆明时，我在城里遇到他和向达同志。久别重逢，欣喜可知。三人一起下乡，步行二十多里，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他们所住的浪口村。在路上和在他们的家中，我们畅谈一切。昆明冬天和暖如春，阳光灿烂，山茶花正盛开，但是时常有日寇飞机前来昆明上空投炸弹，大家胸中充满着憎恨和愤慨，心情很不安静。向达先生于1938年8月提前由欧洲返国，当时他是抱着奔赴国难的满腔热情。但是返国后一年多的经历，把他的梦想完全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消极抗日，内政腐败专制，他觉得很是失望，说还不如回到书斋中安心学术工作为佳。我问吴晗同志，“老吴，你是否也有回到书斋的打算?”他苦笑着说：“我还没有离开过书斋呢!”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2)

但是，他不久终于离开书斋，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斗争中去了。昆明一别，我们又是十年未见面。我只知道他从1943年起，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响应时代的号召，挺身投进斗争的激流中去。他这段转变过程和后来斗争的情况，他的许多朋友近来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写得很多，这里不再重复了。抗战胜利前后，我正在西北荒漠中从事考古工作和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作室内研究。我只听说他在昆明和在北平，同其他进步教授和学生在一起，展开对反动派的斗争。当时反动派恨之入骨，称他为“赤化分子”，叫他“吴晗诺夫”。他与被叫做“闻一多夫”的闻教授齐名。闻一多同志被反动派暗杀后，我们都替他担心。但他并没有屈服，反而斗志更为昂扬。最后他由北平跑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去了。

北平解放后，吴晗同志以军代表的身份回到清华园，参加接管工作和后来学校的管理工作，但不久就担负起北京市副市长的职务。1950年7月我接受中国科学院的聘约，北上北京到考古研究所工作，乘间到清华园访友。那时吴晗同志已当上副市长，但仍住在清华园西院的旧式平房中。十年未见，他已老得多了，头上添了几根白发，并且开始脱发。但是他还是有那么一股劲儿，甚至于可以说比从前更加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了。那时他很忙，家中接见来客时，几次城内打来电话。我们只匆匆地说上几句话，我就起身告辞了。临走时，他说：不久要搬到城里来住，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见面。不过我后来始终没有去过他的副市长“官邸”，只在公共场合或会议上曾几度相见。他除了副市长的工作以外，还担任民盟领导工作。195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全心全意地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是很有贡献的。

自从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以后，他没有大块时间可以坐下来专心从事史学研究了。但是他仍抓时间、挤时间来读书和写作。他这时期内很少写长篇的学术论文，但是却写下许多杂文、评论和札记，还修改或重写他从前的著作。在领导史学研究工作方面，他是中国史学会的理事，又是北京市史学会的会长。他还亲自领导主编过好几种小丛书(“中国历史小丛书”等)，还主持过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后改名《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他真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又有专业知识的领导干部。我还记得1951年2月初，在一次新史学研究会上，大家讨论了在中国科学院中应该筹建历史(古代史)研究所的问题。会后郭沫若院长曾和郑振铎所长商量，打算将考古所历史组划出来，成立一个历史(古代史)研究所，并且打算请吴晗同志来具体领导这个所的业务工作。后来考虑到北京市未必肯放他，这事就搁下来了。事虽未成，但可见他当时在史学界的声望，大家对他的组织能力是有很高评价的。

吴晗同志在保管首都文物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重视出土的考古资料，认为“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学习集》第282页)。1955年他同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张苏等同志，写报告请示国务院，要求发掘十三陵中的长陵。后来决定先试掘定陵。郑振铎同志反对这件事，以为当时考古工作很忙，这些不急之务可以暂缓。我还替郑作说客，知道吴晗是此举的发起人，亲自劝说他不要急于搞这项发掘工作。我说：“老吴，你还记得我毕业后改行搞考古的时候，曾经问过你：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掘什么古迹。你不假思索地说：‘挖明十三陵’。但是现下你应该从全国整个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他笑了，说记得有这样一回事，但是还是坚持要发掘，先发掘定陵。后来郑振铎同志以主管全国文物工作负责人的名义打报告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接受郑的意见，由国务院下指示，短期内不准再发掘古代帝王陵墓。吴晗同志也同意在定陵发掘后暂时不再发掘长陵，认为周总理的指示和郑的意见是正确的。1965年9月，我还陪同他到元大都后英房发掘工地去参观。这是一座保存比较良好的元代民房遗址。我建议加以保存，可以作为一个现场博物馆。他同意了，还吩咐在场的市文化局的同志作计划及预算。后来不到两个月，反动文痞姚文元写的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吴晗同志横遭迫害。这保存古迹的事不再提起了。他想保存的古迹也遭破坏。

他的治学精神的另一特点是谦虚不自满，乐意接受别人的意见。1959年9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海瑞》。其中有一段引《海瑞行状》中的“特其质多由于天植，学未进于时中”一句话。他译为“他的本性是天赋的，大概读的书和当时的人不大一样”。我读了后，写封信给他，大意说：尊译“时中”一语，译文大成问题。《札记&#8226;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郑玄注：“时节其中。”?颖达疏：“时节其中，谓喜怒不过节也。”这里是说他的学习还未达到“随时节制而不偏”的境界。古人处世治事之道，都称之为“学”，不一定指读书。他收到信后，立即回信说：“示悉。承教‘时中’译文，甚是。这是我的疏忽，当在出集子时改正。谢谢。一隔几十年，头发都白了。得兄信，恍如重温旧谊，极喜。以后盼多指教。”过了几年，我有一次又给他去信。那是我在1963年春做胃切除手术后在小汤山疗养的时候。我在病房无事，就翻阅他所赠的《学习集》。我发现引文有问题，就写信给他，大意说：大作《〈敕勒川〉歌唱者家族的命运》一文中，引斛律金的话“明月猎得虽少，他射的鸟总是背上中箭”。就常理而论，这是错误的。鸟飞戾天，猎者仰射，着箭处应在胸部，不在背上。就训诂而言，《北史》和《北齐书》的《斛律金传》中都说：“光（即明月）所获禽兽或少，必丽龟达腋。”其中所引斛律金的话皆为“明月必背上着箭”。虽未确说是禽或兽，但猎人骑在马上射兽，中箭处为背脊而非胸部。“丽龟”一辞，出于《左传&#8226;宣公十二年》：“射麋丽龟”，孔颖达疏曰：“丽为着之义。龟之形，背高而前后下，此射麋丽龟，谓著其高处。”鸟背并无龟形隆起，可见此乃指兽无疑。吾兄酷嗜钓鱼，而不习打猎，故易致误。他回信说：“承指出背上着箭是指的野兽而非飞鸟，甚是。我确是只会钓鱼，不会打猎。有渔无猎，只能算个半个渔猎社会的人，不如你全面也。出院后，请你吃一次小馆子，吹吹牛，如何？”实则我不仅不会打猎，并且也没有钓过鱼。他不仅虚夸了我，后来还真的请我吃一次馆子。那是一年以后的事，我已出了疗养院，恢复上班。5月间，石榴花正盛开。他在北海庆霄楼召集修改杨图委员会的一部分同志，商谈抽出有关北京城的几幅历史地图，另编一集。我不是杨图编委，但这次承他约我参加，会后在仿膳饭庄吃了一顿。谁知道后来“四人帮”迫害他时，竟把这次会议叫做“庆霄楼事件”，说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阴谋搞政变。这是他的几大罪状之一，同时也牵涉了我，说我参与了这件反革命阴谋。谁叫你嘴馋，这是活该！当时某单位还特别派人三番两次来外调，要我写材料。那位外调人员指着他皮包里的文件说：吴晗都已经交代了。他交代的材料就在这里。我说：“他既已交代了，那就解决问题了。我确实不知底细，不知道有什么阴谋。既然是阴谋，难道人家还会在公开会议上宣扬吗?”他瞪着眼骂了我一顿，说我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真是有口难分。但是他们也没有如愿以偿，没有获得假证明。

吴晗同志于1959年年底动笔试写京戏《海瑞罢官》，写完修改后曾经上演。1965年11月10日，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了他的黑文后，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开始了，到12月底就逐渐展开。听说吴晗同志最初还很自信，认为这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曾忿忿地说：“姚文元的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后来被迫写自我批判，在12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中虽承认“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但他仍以为通过这次的批评和讨论，展开百家争鸣，分清是非，可以提高学术水平。文章用大量的篇幅来考证退田、除霸、修吴淞江等的史事。有人以为吴晗同志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实则他始终是个文人、学者，书生气很重。中年以后他喜欢谈政治，后来又投笔从政，但是并不懂得政治。有人说，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直刺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刚正不阿，致遭毒手。实则1959年年底他着手写这本戏时，林彪刚取代彭德怀同志当上国防部长，劣绩未显，“四人帮”则还未登台操权作孽，而且吴晗同志曾多次声明，这戏只是为了歌颂海瑞的刚毅精神，并没有隐射讽刺任何人物。我是相信他的话的。“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借《海瑞罢官》以掀起批判运动，打开一个缺口，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指向党中央许多革命老前辈。吴晗同志和别的千千万万的无辜受害的好人一样，成为这个阴谋的牺牲品。

1966年5月间，批判《海瑞罢官》运动已入高潮，并且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中另一位健将邓拓同志。有一天，向达同志进城开会，会后和我一起到东安市场和平餐厅用餐。他对我说：“辰伯真害人不浅!他写了一本戏，害得我好几次远道来城里参加批判会。”又问我去过老吴的副市长“官邸”没有。我说从来没有去过。他叹口气说：从前我经过他家时，门前总是停着几辆小轿车。今天我经过时，双门紧闭，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我听了后，深有所感。回家后写了一首打油诗《赠吴晗》：

史学文才两绝畴，十年京兆擅风流。

无端试笔清官戏，纱帽一丢剩秃头。

还没有等到我寄去，传来关于他的消息越来越恶，遂未寄出。后来我将诗稿毁掉，深恐被发现又得多挨斗一次。最初我还时常在报纸和小报上看到全市性斗争黑帮大会的挨斗者名单中有“反共老手吴晗”的名字，后来就阒然无闻了。好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已于1969年10月11日含冤逝世。他的遭遇非常悲惨。他是被投入监狱，打成内伤，口吐鲜血，最后被折磨摧残致死。

粉碎“四人帮”后，吴晗同志的冤狱得到了平反。1979年9月14日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会上看到他的遗像时，生前那种谈笑风?的形象又复呈现在眼前。回忆起将近50年的往事，仿佛如昨，时光若驶，他已成为历史上的人物了。前几天，我参加了重建中国史学会的筹备会议，看到了当年(1951年)史学会理事名单，一共43人，已去世的达27人之多，其中就有他的名字。吴晗同志终年60岁。如果他不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可能他今天还生活在我们中间，生龙活虎地工作着，继续为中国史学作出贡献。不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正在迅速萌长、壮大。他们中有许多都曾受到他的影响，有的还是他的受业弟子。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史学园地中将是春色满园。我们更会想念他这位辛勤的园丁。他不仅用笔杆写作史籍，还用他的鲜血、他的生命，写出了悲壮的史篇。我们深刻地怀念他。他的崇高品质和治学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写于1980年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怀吴晗

一

去年苏双碧同志因为要和王宏志同志写《吴晗传》来访问。他说吴晗担任北京史学会领导时，他做秘书，得过吴晗指教，所以要写部传记来纪念。双碧同志这样地追念吴晗，使我感愧交集。

四年前，追悼吴晗时，吴晗的大妹吴浦月同志来看我。浦月说：“我见了我哥哥的好朋友，如见我哥哥。”这句话使我伤心哭了，回到寝室来，停了哭，出去见浦月又哭起来了，再回寝室来，过了一刻，再出见浦月又再次哭了，家人要我回寝室去不准再出来。过几天，吴晗追悼会要我写篇追悼文，我伤心难过，写不出。约一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吴晗杂文集，又叫我写篇序文，我执笔怆伤，也仍然写不出来。今天，双碧同志他们写成《吴晗传》，叫我在他们的大著内写些吴晗事迹，我再不能不写了。

二

我和吴晗是上海中国公学同学，我毕业那年，他是大学一年级，在校不认识。1931年初夏，我在北平，他带一封中国公学程憬教授介绍信来找我，一见成为知己。吴晗是个爱闹的人，对朋友都是嬉笑顽皮。我比他大好几年，他对我，犹如他的弟弟吴春曦的对他，彼此相敬如宾，终生不渝。

1934年我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家属来北平，全家五口，每月工资60元。那时北平小学很少，离家几里路才有一所小学，学校中午又不开饭。大儿子7岁上学，一天要来回四次，每月包一架人力车，要15元，占了工资四分之一。最小一个女儿有病，医生疑是肺病，成年服药，一月要上医院几次。生活很困难，只有卖稿补助生活。但我是个书呆子，埋首伏案，报刊编辑一个都不认识。我一写成文章，吴晗就给我跑，亲自送去，有时还帮我预支稿费。我写成《洪大全考》，这篇长文，估计可得一百多元，那就是我两个月的工资了，那是多大的希望。吴晗赶快给我送到某学刊去。那学刊的主编怕发表此文会得罪别人，把稿退回。吴晗跟那主编闹了一场，又立即送到另一个学刊去，终于刊了出来。

吴晗不但帮我卖稿，他还帮我找研究资料。其中最重要一种，是他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书库里给我找到了一部太平天国史重要资料《忠武公会办发逆奏疏》十二卷。这部资料，就是今天刊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内的《向荣奏稿》。《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作者郭廷以在清华大学撰著此书多年还没有找到，因为当时未登目录，只有到书库去翻查才能发现。他直到我在报刊上发表《向荣奏疏中之太平天国史料》一文才知有此书。

那时我对我在北大的待遇并不介意，可是朋友们却大为不平。因为他们都比我年纪小得多，又没有家眷，年年加薪晋级，工资都比我高，有高过差不多四倍的。而我工作也还算不错，不但把北大考古室尘封已满的艺风堂金石拓本作了初步的整理，并且在《国学季刊》上发表的《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讹误举例》，又取得金石学者的重视，所以都要我离开北大。于是吴晗就给我在清华大学找了一个职位，北大不放。朋友们大骂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负责人，吴晗不出声，他又和另一个朋友给我在南开大学另谋了一个职位，北大仍不放。朋友们把那个负责人更加痛骂，吴晗还是不出声，他再和另一个朋友给我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又谋了一个职位，这才迫使北大把我从助理升为助教，工资加了20元。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我是个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患者，吴晗怕我神经受不住。那时要离开北平极困难，他设法把我和大儿子先送到天津去。他叫吴春曦来照料我家。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设法由他兄弟俩带我家人离开北平到天津来。

1964年7月，我因为参加当时关于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篇《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受到大批判。批判开始后，亲朋绝迹，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有一位在外省工作的老朋友，到京来我住的宿舍探朋友，还三过其门而不入。可是，吴晗在我被批判最高潮的时候，竟同袁震一起到我家来帮助我。他说批判是好事，检讨使人进步。他因写道德继承问题文章被批判，写了九次检讨才得通过，要我好好地写检讨。吴晗就是在这种时刻，还是不顾一切来帮助我。追怀往事，友谊如山重，似海深。

三

前几年，我读过许多追悼和回忆吴晗的文章，说他肝胆照人，才华焕发，我完全同意。但我感到还要再加豪放不羁、忠厚诚笃八个字，才能把他的个性刻画得全面些。肝胆照人，才华焕发，豪放不羁是一种类型的人，忠厚诚笃，又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两种类型的人物历史上都有，而以一人之身兼有这两种类型，在历史人物上却是少见。

吴晗待人忠厚诚笃，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他对待被未婚妻解除婚约一事。他由父母给他订了婚。后来他在金华中学读书，他的天性本来就是豪放不羁的，少年时更是一匹野马，做了一些越轨的行为，学校要开除他。那女子感到跟这样?人结婚，终身何托，把婚约解除了。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反对封建婚姻，争取恋爱自由，风靡一时的时期。千千万万的男子把未婚妻或已婚妻抛弃，使无数妇女陷入苦海，但我却不曾听说过有男子被未婚妻解除婚约的事。这在那时说来，是吴晗一件大耻辱。汉代朱买臣贫穷，被妻抛弃，后来一朝得志，做了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在那个女人面前扬眉吐气，使她羞惭自杀的故事，吴晗是熟悉的。可是，吴晗对那女子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反之，他认为是他少年时行为不对，才使那女子退婚，不是那女子对不住他，而是他对不住那女子。别人对不住他，他却深深地原谅别人，后来还帮助那人，吴晗这类事件还有。试问像吴晗这样对人忠厚诚笃，古今有几人?

吴晗对袁震的爱情知道的人更多了。吴晗认识袁震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知道袁震得的是骨结核病，在那时候是没有药可治的。出医院后，一直睡在床上，不能起立。吴晗与袁震恋爱，他的母亲和弟弟吴春曦极力反对，他的几个好朋友也不赞成。1936年春，吴晗生肺病住在疗养院。他母亲从浙江义乌来看他，要阻止他和袁震的恋爱。他不肯从命。到他母亲要回家时，春曦和我商量，由我向他再作最后一次劝告。他睡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听我的话，一句都不回答。后来我把我和他类似的婚姻问题跟他相提并论，有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的意思，他睁开了眼睛，眼边有些湿了，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我以前，以为吴晗恋袁震，抗拒母命，只由于他爱袁震才高貌美，此时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袁震有重病离不得，所以才不顾母命，这完全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关系上作出坚决不移的决定，完全是他做人忠厚诚笃的行为。吴晗，吴晗，你在恋爱问题上，真是超凡入圣，我们不了解你，实在是惭愧无地了。

吴晗发表的道德继承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以及他写的检讨，那时我在南京工作，都不知道。从我对他的认识看来，他绝不是个维护封建道德的人，可举他两件大事为证。第一件，就是上面说的抗拒母命与袁震恋爱的事。在封建道德里，不从父母之命为不孝，不孝就要给人唾骂。吴晗敢于反抗母命，就是反封建道德。另一件大事，是他于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断绝，划清界线。1952年，我在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后，来北京学习，到了吴晗家，谈起思想改造的事。袁震对我说：“你和吴晗都是受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我说：“我一定奋力改造，把思想中的毒连根挖掉。”吴晗曾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吴晗就是在这时候跟胡适划清界线的。在封建道德里，是把天、地、君、亲、师并列的。吴晗并不讳言胡适是他的恩师，但是，到了认为胡适无可挽救的时候，就站在人民的立场，跟他断绝关系，划清界线了。又可知他断不是封建道德的拥护者。在封建道德上，他对母亲和老师尚且如此，其他可知。有人举出1954年胡适思想批判时，吴晗没有写批判胡适的文章，是他没有跟胡适划清界线的证据。其实吴晗在全国解放前三年已经跟胡适划清界线了。他这个民主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又努力改造思想，虽在家庭燕居之间，不忘改造。他的为人，已见于行事，为众所共知，又何必再用文字作自我表白呢。我认为这也正是吴晗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

四

吴晗的明史研究，世有定评。他在这方面研究开拓之功，将来还要记录在中国史学史上。他研究明史的时间，起于1931年冬，到1937年夏止共五年，其中有两年半是学生时期，需要学习各种课程，他又是工读生，要给学校做工作。毕业后三年，他留校做教员，要预备功课教书。他于1936年生肺病，医病时不算，只住疗养院就住了半年。计算起来，他研究明史实在还不到三年，若非天资卓绝、精力过人，曷能臻此。吴晗是史学界的一代人才，他如不死，得专研明史，其成就断不在陈寿、范晔之下。吴晗之死，岂仅仅吴晗个人的不幸而已。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我们从天津南归，在徐州分路，他取道越南去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我到长沙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39年春，社会研究所迁到昆明，设了个工作站在城外十多里的落索坡村，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吴晗因昆明频遭轰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来住。那时吴晗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前是生龙活虎，此时却消沉抑郁。他除了进城上课外，整天在村边桥头钓鱼，有时放下钓竿，在大路上低头踯躅。我看出他心头怀有极大的苦闷，对他生命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就要来临。果然，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一个民主战士向反动统治战斗了。

1940年秋，社会研究所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从此与吴晗一别11年，直到1951年夏他到南京来才得相见。我问他能不能摆脱行政工作，再做明史研究。他说：“不能。组织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他绝不考虑自己的愿望，只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吴晗虽然是担负行政工作和民盟工作，但在史学上他也发挥了大作用。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是他领导的，他对我说这件工作，是毛主席亲自叫他做的。毕沅《续资治通鉴》也是他请专家标点的。年轻一代得以读到这两部中国通史的标点本，应毋忘吴晗的功劳。他又秉承毛主席的指示，领导重编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艰巨工作，现在大家见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吴晗奠下的基础。吴晗是北京史学会的领导，对北京史学的推进做过不少工作。吴晗在他年轻组织史学研究会时，就定有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计划，并列有目录，只因那时人才少，没有实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人才辈出，吴晗得实现他当年的计划了。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在普及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1964年5月，我从南京调回北京。他十分欢喜，同我说周总理和他谈清史，我回来得正好，叫我计划一下。我从他的话里，知他渴望专做撰著历史的时候将要到来了，替他欢喜。怎知一旦平地风波，竟尔凋落了！

（原载《吴晗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万金难买生死情

——记吴晗、袁震夫妇的爱情生活

吴晗同志的道德、文章，世人广为传颂，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崇高品格却很少为人所知。他一生挥毫不辍，发表了大量文章，却很少提到个人生活。在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吴晗、袁震夫妇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崇高爱情，为年青一代树立了优秀榜样，也使老一辈亲友缅怀钦敬不已。

我二妹袁震，十来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五四运动，是担任当地国货维持会会长父亲的好帮手。她和一大批青年学生，热情宣传爱国道理，大力抵制日货。1921年她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即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接受了先进思想。我们姊妹带头剪掉长发引起的“头发的风波”，使校长气急败坏，大骂我们“惊世骇俗，有伤风化”。我们姊妹同另外五位女生被开除学籍。1922年，袁震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1925年，袁震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学校当局又说她是个“危险人物”而解聘。1930年，她又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正在她身患重病又不名一文的时候，吴晗来到了她的身边。当时她已27岁，吴晗25岁。吴晗对这个缠绵病榻的姑娘一往情深，非常钦佩，坦率地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意。袁震不愿意拖累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没有接受吴晗的爱情，但吴晗仍然不断来找袁震。真的祸不单行，袁震肺病之外，又加上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壳固定在病床上，饮食起居都不能自理。感情稍不坚定的人，对这样一位朝不保夕的姑娘，早已避之犹恐不及；但是，吴晗对袁震的爱情更深了。这时候，也正是吴晗青云得志的当口，他同时得到了学术界两位名人——胡适和蒋廷黻的青睐。在吴晗毕业的时候，争相要把他罗致门下，胡适再三要吴晗到北京大学任教，蒋廷黻就破格提升吴晗为清华大学教员。像他那样一位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要找一位富家美女易如反掌。但吴晗精诚专一，绝不旁骛，他到袁震的病榻前的次数更多了，立谈的时间更久了。由于袁震被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吴晗只有立着才能同她谈话，但他毫无倦意，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袁震要喝水，吴晗就把一根玻璃管递给她，替她捧着水杯，喝了水又谈，用愉快的谈话，减轻她肉体的痛苦。他们谈些什么呢？绝大部分是对理想的探求，时势的分析，学问的研究。袁震由于较早地接受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加上她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因而在各方面都能发表清新的意见，尤其在吴晗专攻的历史学领域，袁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切使吴晗非常佩服。记得有一次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当时很尊重的“适之先生”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却被袁震驳倒了，吴晗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震笑着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哈哈大笑，说：“那么，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多年以后，吴晗对我和陈郁同志说：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当年的袁震却是一个失学失业、贫病交迫的姑娘。

吴晗在北平找了一位瘫痪在床的姑娘做未婚妻，急坏了家乡的老娘。普天之下，哪个母亲不关心儿子未来的幸福？母亲立即驰书北平，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吴晗婉言奉禀，极力称赞袁震的人品学识。母亲心急如焚，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乡下赶到北平，她要亲眼看看使儿子如此眷恋情深的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吴晗深知，这种不愉快的见面只会加深双方的痛苦，他只得违心地声称，袁震的健康大有起色，刚刚动身到外地疗养去了。母亲见儿子对这个姑娘如此敬爱，现在她又可以“动身”到外地疗养，健康状况当不像传闻的那样严重，只好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

吴晗刚刚毕业，虽然被破格提升，每月有80块银元的工资，但他要分出一半给袁震治病，又要寄钱奉养老母，还要担负两个在大学读书的弟妹的费用，其艰难拮据，可以想见。幸亏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有一部分稿费收入，借以维持生计。

袁震也是别具慧眼，识英雄于莘莘学子之中。她同吴晗认识之前，中学时代就坚决废弃了同一个家财万贯的独养公子的婚约，接着又谢绝了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位年轻的留美博士的追求，而把自己的纯洁的爱情，献给了尚未成名的吴晗。后来，吴晗学问日增，声誉益高，他对袁震的爱情也愈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吴晗应云南大学的聘请到了昆明，袁震还被固定在病床上，只得留在北平治病。两地书信不绝，安慰鼓励，情词真切，互相增加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勇气。吴晗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进一步靠近了党的组织，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抗日统战工作，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袁震也在吴晗执著的爱情的鼓励下，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吴晗关山万里把袁震接到昆明。吴晗的母亲这时也到了昆明，当她见到面色苍白、步履艰难的未婚儿媳时，大吃一惊：这样的姑娘岂是儿子的配偶？她老人家心地善良，她在袁震面前强忍悲痛，好言相劝。但她对儿子如此固执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非常伤心。她痛哭流涕地对吴晗说：“这个姑娘端庄大方、彬彬有礼，是个好姑娘，但她已病成这个样子，又不能生育，你怎么能同她结婚？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治病，替你尽心！”吴晗满含热泪地对母亲说：“您完全错了！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一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忠贞之士，金石之言，真是万金难买生死情！

袁震的身体虽有好转，但行走仍要人搀扶，日常生活还不能自理。吴晗当时已是著名教授了，但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生活十分清苦。然而，他还是满怀喜悦地照料着袁震，做饭、洗衣、挑柴、担米，都是吴晗亲自动手。他当时既要教书，又要写作，还要从事党交办的工作，奔波劳累，紧张异常，唯一的休息就是在晚饭后扶着袁震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晚上，他把袁震扶上病床之后，又挥笔著述了。在吴晗的精心照料下，袁震慢慢地可以自己走路了，慢慢地可以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了，慢慢地在脸上有了些红润的颜色了。1939年，他们在昆明结婚了，一双患难情侣，终成眷属。

袁震康复之后，仍然充当吴晗的好帮手。可以说，在吴晗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着袁震的心血。我至今不能忘怀他俩一字一句推敲每篇文章严肃而又亲密的情景。国内外许多人都知道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吴晗的大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学识渊博、见识独到的“家庭学术顾问”。

全国解放后，吴晗参加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工作更忙了，名声也更大了，但他对袁震的感情更深了。有一次北京市军管会几位领导人一起饮酒，“酒逢知己千杯少”，吴晗大醉而归，第二天还不能同袁震一起商定一篇文稿。袁震在批评了吴晗饮酒误事之后，心想其他领导同志也应当注意类似问题，于是，她提笔给军管会主任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导同志切莫饮酒误事的建议。聂总看了信很高兴，称赞吴晗有位好夫人！这是袁震同吴晗结婚后唯一的一次“干预外事”。

陈郁同志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吴晗同志是鼎鼎大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友谊很深。陈郁同志在北京工作期间，吴晗经常邀我们一起去玩，他们谈笑风生，诙谐融洽，情同手足。我打趣他们说，你们两位是不是算得上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典型？！吴晗风趣地说，他这个工农分子留过学、当过技师，知识化了。可惜我这个知识分子还没有彻底工农化！

1969年，吴晗夫妇先后不幸去世了，两个人去世的时间前后只隔六个月！他们结合于颠沛流离之中，死亡于沉冤未白之时，真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夫妇，言之令人泣下！

吴晗和袁震在恋爱、婚姻上表现的高尚情操，代表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古往今来，在神州大地上发生过多少万代传颂的忠贞爱情故事！吴晗、袁震夫妇与前人相比，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还闪耀着前人所没有的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

（原载《羊城晚报》1982年9月11日）

怀念吴晗（2）

1945年冬天，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几位负责人之间，有过一场关于民盟与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在民盟云南省支部中有一个工作部门叫青年工作委员会)。当时民盟在云南方面的成员以教育文化工作者为主，也有一些大学生和职业青年加入，其中有一些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后来这些青年同志在地下党的领导与民盟的帮助下，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民青的发展是比较快也是比较健康的，经过“一二&#8226;一”斗争的锻炼以后，昆明青年运动形势越来越好。民盟领导层中对于民青与民盟的关系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民青与民盟的关系应当是以前的共青团与共产党的关系那样，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民青是民盟的后备组织。楚图南、吴晗、闻一多我们几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青年人要走的路比我们远，不能把青年人的政治生活局限在民盟这个范围之内，但在工作上双方可以加强联系。民盟在青年中确实作了不少工作，特别是闻一多和吴晗两人在青年中的影响很大，但民青的成立和发展，主要是地下党的领导。民青与民盟关系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民盟应不应该与共产党争青年运动的领导权，这一点，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不过在民盟会议上还没有把问题的实质点破。我们的主张，得到常委会多数的同意。后来，又进行了局部的人事调整，闻一多同志兼管民主周刊社，原来的青年工作委员会由吴晗同志负责，主要是和民青联系。1946年夏，吴晗同志离开昆明，与民青联系的任务由我负责。民盟与民青还合办了一个地下印刷所，过去是由吴晗单线联系的，在他离昆明前也交我联系，并陪我亲自去看过那地方，规模相当小，只有一部四开印刷机。在当时工作条件日益困难的情形下，有这样一个不受反动派控制、专为进步宣传工作服务的小印刷所也很不错了。

和吴晗同志在昆明共同工作这几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热情、爽朗、有组织能力、善于联系群众、原则性强，接受党的领导不含糊。在后期历次重要的群众运动中，他和闻一多同志配合得很好。1946年秋，我被国民党政府驱逐离开云南时，吴晗同志已先期赴上海转北平。此后，我们大约两年没有联系。1948年我在香港，得知他在北平与刘清扬等同志建立了民盟的地下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以后北平成立的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2年，我从西南回到北京，与在中央教育部工作和居住的妻儿团聚。不久，我就到北京农大教书去了。有一天，吴晗同志用车接我和陈端仪同志去他家吃饭。我和他谈了不想再搞民主党派工作的想法。我说：“辰伯(吴晗字)，你知道，解放前我全力以赴搞民盟工作，是不得不搞，我连做教书匠的权利都被国民党剥夺了，没有出路。那时候，你我处境再艰险也要提着脑袋干革命。今天全国解放了，民主党派和我们这些教书匠也得到解放了。我可以在没有反动派控制的、自己的学校里做自己心爱的教育工作。”辰伯理解我的心情，但不赞成我完全不过问民主党派的活动。他希望我抽业余时间写些文章，帮助搞好民盟北京市的宣传工作；并说，市委决定要陈端仪同志担任民盟北京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北京盟讯》发表我的一篇《论当前教育工作要面向社会主义前途，着手培养建设社会主义人才》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读者中间有过不同的反应。当时，“新民主主义长期论”在许多人认识上还起着主导作用，认为我的观点脱离实际，问题提得过早。宣传部副部长陈鼎文告诉我，吴晗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很高兴，在同志们中间称赞文章写得好，思想敏锐。吴晗同志对老朋友的诚笃情谊实可称道。然而我毕竟有负他的厚望，连后来他接办的《新建设》杂志，要我任主编也都辞谢了，改由陶大镛同志负责，我只承担一个编委的名义。我的社会活动渐多，学校的教学任务也逐渐加重，感到时间不够用。1953年召开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被连选为中央委员，又先后被选任中央组织部及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负责职务，时间就更不够用了，只好辞了市里的工作。1958年在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晗同志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仍兼北京市主委，但很少见他参加民盟中央的会议，大概也是忙不过来。确实吴晗同志在市政府的工作就已够忙的，首都的文教建设百废待兴，任务很大。但我看他搞得很从容，除了市政府及民盟工作外，还担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他组织人力编写出版大批中外历史小丛书，承他赠我许多册，可惜后来全都散失了。他治学甚为勤谨，多年积下所写札记甚多，其中仅从朝鲜《李朝实录》中辑录有关我国明代史实的重要史料即达80本，已由中华书局印行。此类资料及其他未发表的手稿还有不少，不知下落如何。吴晗同志在解放前写的《朱元璋传》，后来曾送请毛主席审阅过，?按毛主席的指示，在某些事件的观点及史实上作了认真修改才发表。在他逝世前数年间，大体每年要出一本书。我问他工作如此忙，写作如此多，时间从哪里来?他说他的办法就是挤零碎时间写，利用失眠时间写，要等有比较宽裕时间来写作，就什么也搞不成，自己没有这个条件。

我在北京农业大学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先后工作了七八年，心情颇为愉快。1958年，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央要我到山西工作，由于某些原因我不拟接受这个任务，部里同志鼓励我，由于工作需要还是非去不可。后来吴晗同志告诉我，要我到山西工作的事，事先他不知道，如知道他也是不赞成的。

1963年，我受山西省政协、民盟省委、山西大学等五单位的委托，邀请吴晗同志到山西讲学。他应邀在太原作过两次关于武则天及其他问题的学术演讲；在山西太谷农学院讲过一次；应大同市委的邀请在大同作过一次关于反修问题的报告，每次讲演都受到热烈欢迎。我受山西省政府的委托，顺便协助照应吴晗同志及由京同来视察的政协委员俞澄寰老先生。同时，我本人和他们一样也有全国政协委员的视察任务，所以在山西各处讲演视察参观，我们都一同活动。离太原时，省政府派了一位处级干部陪同照料。我们到大同，又到呼和浩特和包头进行参观考察。吴晗同志在山西时，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同志很热心，也陪他在太原、太谷各处演讲。记得吴晗在山西大学演讲时，王中青同志发表即席讲话，盛赞吴晗同志学问渊博，甚为钦佩。不想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中青同志在省城首先被揪到杏花岭体育场挂牌批斗，1964年他在山西大学演讲会上赞美吴晗的话竟成了被批斗的罪名之一。而我本人，更是在劫难逃了。

1965年我在南方养病，1966年回到北京继续治疗。是年6月，从批判吴晗所著历史剧《海瑞罢官》入手，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被召回太原交代问题，主要的问题是1963年我为什么要为吴晗这个“反革命分子”到山西“放毒”“鸣锣开道”。还有，民盟山西省委欢迎吴晗同志的座谈会上，我为什么要恭维吴晗是著名学者、民主战士?而吴晗又称我为老战友。我陪吴晗同志在欢迎会后与民盟省委同志的合影照片，以及抄家抄出的吴晗同志赠我的几本他的著作《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朱元璋传》等都成为我的罪证。后来，给我扣上“吴晗黑帮”、“吴晗在山西的黑据点”等主要罪名，对我实行隔离审查，关了我两个月黑房子，经常有人逼我交代罪行。在此期间，造反派派了一人到各地调查我的材料。两个月以后，调查的人回来了，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材料，这才逐渐放松对我的管制。第一步准我回家吃饭，第二步准我回家住宿。我当时还感谢对我的宽大。比起吴晗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来，我是很幸运了。后来我被送到晋南临猗县临晋公社，一面劳动，一面学习。1976年9月，我忽被召回太原，以省政协负责人的名义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这才又定居于太原。

吴晗冤案，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文字狱，株连之广，为始料所不及。吴晗夫人、身体病弱的袁震同志直接受到株连，早吴晗半年被迫害而死。他们的女儿小彦受刺激过深疯狂而死。吴晗的胞弟吴春曦被迫害死于安徽。春曦之子吴昆亦受伯父吴晗的株连被关了几年。曾经演过《海瑞罢官》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亦被迫害致死。此外，学术界、文化界在各地受吴晗案株连的人就更多了。

写到这里，隔窗忽见庭院里前不久自己所书的春联：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2)

一片赤诚，全力帮助民主青年同盟

随着昆明民主运动日益深入开展，人们深深感到光靠进步骨干个别串联和松散的读书会社团一类组织形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经过我和联大进步骨干王念平、严振、肖松、朱谷怀、许世华等多次酝酿研究后，一致认为只有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青年组织，才能在群众运动中发挥核心作用。1944年11月初，我们秘密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同志会，但由于它的宗旨过高，名称颜色太红，很难开展工作。不久，受到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的启示，我们决定组织名称上冠以“民主青年”四个字，并对组织的宗旨、任务、活动内容以及如何设法寻找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取得了共识，最后决定将组织定名为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着手开展筹建工作。

我到昆明后，从对实际情况观察中认定这儿有党组织在起领导作用，但到哪里去找党的关系呢？从和吴晗、闻一多两个多月来的接触谈话中，我估计他俩可能和党组织有联系，认为不能错过机会。经过慎重考虑后，我将筹建民青的计划向他俩作了和盘托出的介绍，立即得到热情的支持和赞扬。我将他俩的态度告知大家后，都感到有说不出的振奋和高兴！12月中下旬，第一批参加筹建民青活动的同志达到30多人，一致推定洪季凯（洪德铭）、陈定侯、严振、王念平、肖松、何东昌、朱谷怀为筹划发起人，委托我起草民主青年同盟章程草案。一天晚上，闻一多、吴晗约我和陈定侯、王念平、肖松等在吴家叙谈了如何准备举行12月25日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和游行，还详谈了民青筹建工作问题。闻、吴表示要介绍我们加入民盟，我们研究后婉言谢绝了，但诚挚地表示民青成立后一定接受两位老师的指导，支持民盟的政治纲领，给民盟通报工作情况，和民盟通力合作。不久，吴晗告诉我，他已将筹建民青的情况告知了中共朋友华岗，得到同意。吴晗还亲自起草过一份民青入盟者要“谨以至诚接受民主同盟政治主张”的誓词。我看过后向他俩婉转表示了保留态度，说明不宜于采用这样的誓词。闻一多立即坦率地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你们讨论后按你们的意见办，讲民主就得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所以这份誓词虽然现在还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但除了我和极少数人知道外，民青成员一般都不知道有这回事情。

经过一段紧张筹备工作之后，民青于1945年2月4日秘密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修改通过了民主青年同盟章程和工作计划，选出了陈定侯、洪季凯、严振、肖松、何东昌为执委会委员，并派我为民青联系民盟的代表。民青将这次情况向民盟写了第一次通报书。同时，民盟云南省支部正式书面通知民青，以闻一多、吴晗作为民盟联系民青的代表。从这时起，双方各自代表自己的组织，建立了正式联系。春节除夕，吴晗、闻一多请民青几位发起人和执委吃饭，大家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吴晗很有风趣地说：“季凯呵，季凯，我们真是成忘年之交了！”“哪里，哪里，我们永远是两位老师的学生，吾既爱真理，又爱吾师啊！”师生都沉浸在一片欢愉的氛围之中。至今回忆起来，还仿佛是昨天的事情。

从1944年11月民青筹建到1945年6月我们找到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关系止，由于吴晗、闻一多热忱无私的指导帮助，并且通过他俩的关系，使民青和民盟以及昆明各种团体建立了联系，大家互相默契配合，推动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昆明民主运动。在实际活动中，我们也感受到有党组织的暗中领导和支持。

西南联大是昆明民主进步活动的主要阵地，但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却还一定程度受到三青团的控制。民青在筹备过程中，多次和吴晗、闻一多研究，决定利用1945年2月自治会改选之机，通过斗争夺得自治会的领导权。2月中旬，自治会改选工作开始后，民青通过自己能起骨干作用的进步社团和系会、级会的广泛发动，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竞选活动。吴晗、闻一多以参加学生社团集会，回答壁报记者提问等方式，批判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帮助进步学生参加竞选。改选结果，三青团候选人全部落选，民青通过进步社团和系、级会以及其他进步同学联名推荐的候选人都当选为自治会理事，党员齐亮（1949年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牺牲）、民青负责人陈定侯当选为常务理事（即正副主席）。早期民青成员被选为理事的有5人，进步力量取得了这次选举斗争的完全胜利，从而使党和民青的活动有了公开合法的阵地。

为了在进步青年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在闻一多、吴晗、尚钺的指导下，由民盟资助经费，民青编印了先后命名为《民主通讯》、《渝风》的内部刊物，转载新华社、《解放日报》重要文章（当时《新华日报》在昆明有营业处），刊登思想评论、介绍解放区情况和各地民主运动动态。稿子集中后请这三位先生审阅，吴晗还参加了选题、定稿工作，付出了更多精力。

3月下旬，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分别寄来《国是意见书》。前者要求坚持团结抗日，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取消特务机关，根绝党化教育，加强和同盟国合作；后者拥护国民党统一政令、军令，赞成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都贴在联大民主墙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在同学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民青和吴晗、闻一多研究后，建议联大学生自治会讨论决定。4月3日，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由理事会起草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意见书》，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坚持内战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实质，提出了和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国是意见书内容基本一致的六项要求。对此，部分学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自治会无权代表全体同学发表政治主张。三青团乘机鼓噪，兴风作浪，贴出以各种名义写出的大字报，指责自治会强奸民意，散布谬论，反对政府。斗争十分尖锐。民青和闻一多、吴晗研究后，建议自治会将《意见书》交付全体同学讨论。经过民青和进步社团的广泛发动，同学们十多天的激烈争辩，终于获得了80%以上的系会、级会通过赞成，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斗争过程中，吴晗、闻一多和民青、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一起分析动态，研究对策，吴晗、闻一多还受委托，精心修改稿子，字斟句酌，付出了大量心血，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民青在给民盟云南省支部第二次通报书中，有过详细叙述，现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完整保存着。4月中旬，这份《国是意见书》公开发表了。这是西南联大首次以全体学生名义发表的政治宣言，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4月中旬，民盟云南省支部主要负责人和几位先生提出要把民青建成民盟的外围组织，提出将民主青年同盟更名为青年民主同盟，简称“青盟”，将民青章程上写的“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宗旨，改为“为实现民主主义而奋斗，接受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我们明白表示民青是独立的先进青年组织，决不隶属任何政治团体。我代表民青多次向吴晗、闻一多申述意见。他俩由于心地纯正，理解进步青年的思想感情，同意和支持民青的态度，终于挡回了那几位先生的要求。就这点说，吴晗、闻一多实际上充当了民青的“保护神”。

与此同时，在吴晗、闻一多全力帮助下，民青筹办了一个小型秘密印刷厂。民青执委会多次研究了这件事，人力技术都不成问题，关键是缺乏资金。我多次向闻一多、吴晗汇报情况，他俩认为民盟也需要这样的印刷厂，表示全力支持。除可以从民盟捐款、《民主周刊》广告费拨出10万元外，还可从闻先生本人的治印收入和吴先生自己的稿费中补助一些。我们觉得闻先生有八口之家，吴师母要治病，就婉言谢绝了。为了购买脚踏印刷机，经过东拼西凑之后，还差3万元资金。实在没有办法，我用洪田禾化名亲自给吴晗写信，汇报印刷厂进展情况，请设法再投资3万元（此信原件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只过几天，这3万元就转到肖松手里（肖接替王汉斌分管工人分支部和印刷厂）。资金设备都落实后，秘密印刷厂很快就在徐庆华家中办了起来。昆明四大学《国是意见书》、《民盟通讯》、《渝风》、昆明《五&#8226;四纪念特刊》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在这儿排印的。后来“一二&#8226;一”运动中的宣言、文告、《罢委会通讯》、《一二&#8226;一惨案实录》以及百多万字的各种宣传材料，也是在这里印成的。印刷厂在昆明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吴晗、闻一多的功劳。

为了严守秘密，吴晗、闻一多都不知道印刷厂厂址，民盟要印文件、材料都交肖松带去。有几次，吴晗忍不住想去印刷厂看看，肖松只好支吾其词；他问我，我说也从未去过。闻一多却从未打听厂址的事。后来，民青工人分支部改称民主工人同盟，连同印刷厂都交给了党组织直接领导，但我们仍以民青名义向吴晗、闻一多汇报印刷厂经营情况，继续得到他俩的支持和指导。

4月底，闻一多、吴晗向民青转告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在国统区发展民主运动的方向。民青、民盟协商后，通过西南联大等四大学学生自治会作出决定：从4月30日起，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五四”纪念周活动，使昆明学生和各界青年受到深刻的民主教育，并在5月4日举行昆明各界青年反内战、争民主的示威游行，用散发传单、标语方式公开向社会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和人民的要求。事先，吴晗、闻一多参加了策划工作的全过程，当出现阻力时，他俩用“一二&#8226;九”大游行震动全国的事例来鼓励我们，坚定了大家的决心。经过民青的串联发动，举行游行的主张获得四大学学生自治会多数理事和进步社团赞同后，他俩又通过各种渠道，在地方上层和文化教育界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疏通和发动工作。吴晗还悄悄告诉我，华岗基本上是赞同的，龙云也不会为难。

可是，直到5月3日，联大、云大、中法三校自治会中的个别党员和少数理事还坚持反对，争论不休，未能作出决定。除陈定侯、王念平、严振等把民青的主张带到四大学自治会内进行辩论和发动许多进步社团向四大学自治会提意见外，闻一多、吴晗亲自出马?找进步骨干中的反对者谈话，告诫他们不要顾虑重重，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影响运动大局。5月3日在联大食堂举行的“五四青年运动讨论会”上，参加的青年达三四千人，除闻一多主旨讲话和按预定计划上台讲演的人外，工人、学生、职员，一个接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联大十多个社团当场给主席团递上了要求行动的建议书，获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散会后，陈定侯立即把老进步骨干许寿谔（许师谦）、李晓（李曦沐）（后均为“民青二支”负责人）拦住，诚恳而又激动地说：“现在行动的障碍不是反动分子，而是你们，听听闻先生、吴先生的意见，

看看今天晚会上群众情绪吧！你们如不改变态度，是会受到群众责备的。”当天深夜，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听了马千禾（马识途）、许寿谔（许师谦）汇报后，立即决定支持群众示威游行。联大、云大等校学生自治会理事中的党员和老进步骨干得到党的指示后，也立即主动和民青、四大学自治会一道连夜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第二天，在有万人参加的昆明各界青年“五四”26周年纪念大会上，闻一多即席作了慷慨激昂的动员讲话，振奋了全场情绪。会后，大会主席齐亮宣布举行示威游行。沿途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汇成一万五千人的铁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团结抗战！”“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声响彻云霄，震撼春城。这是皖南事变以后昆明民主力量的大检阅、大示威，影响川、滇、黔、陕四省，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9个多月来的风风雨雨，充分说明了吴晗、闻一多对民青和昆明学生运动的发展，的确倾注了全部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7月上旬某一天，我听说吴师母病中缺乏营养，恰巧我领了家庭教师的酬金，到市场买了一只鸡、两斤肉和几把蔬菜到吴家看望师母。吴晗见到后，高兴地跳了起来，连声称谢，并约我到他家吃晚饭，也邀闻先生参加。我说只有将活鸡给师母留下，我才来吃晚饭，吴晗微笑点头说：“不只是吃饭，还要找你谈心呢！”下午不到五时半，我就去了。过一会儿，简单的酒菜摆在桌上，师生三人边吃边谈。闻一多突然问我：“季凯，你是不是已经和CP接上了关系，不然，为什么成立‘民青二支’和‘五四’纪念周结束后，你们还没有给民盟写个书面通报呢？又为什么近一个月来你和我们谈工作时，好像早就胸有成竹似的，不像过去那样和我们商量来商量去了呢？”我顿了一下，坦诚地回答道：“是的，我像个遭难的孩子找到了亲娘一样，已经和中共地方组织正式取得了联系。不过，请老师放心，你俩不仅是民青的指导者和保护神，而且实际上是我有机会找到党的关系的牵线人，是我最尊敬、最信任的师长和前辈，我们的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民青已经发展到20所大、中学校，现已划分为两个平行支部，原民青已改为‘民青一支’，又组建了‘民青二支’。我任‘民青一支’主委，兼一、二支联系负责人，王汉斌、严振分管组织、宣传工作；许寿谔任‘民青二支’主委，李明任一、二支联系负责人（李病后，许乃炯、许寿谔相继兼一、二支联系负责人）。当前由于斗争情况复杂，以后怕不宜于再给民盟写通告书了，万一泄露了出去，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请老师向民盟多多解释，也不要将民青的组织情况告诉别人。”闻一多大笑起来：“你还不很了解老师。……民青如果已和中共地方组织取得了联系，我们今后只会合作得更好些。什么通告书，捐款要你立字据，以后都可以免掉。我们虽然分属师生，可情同战友。说句老实话，我和吴先生经常从你们这批青年身上得到热情，得到活力，哪里是我们领导着你们，而是你们推着我们前进！季凯，你如见外，那我和吴先生是不会原谅的。”我被这番真诚的话深深感染，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立即站起来，激动地表示：“民青一定永远和两位老师战斗在一起，肝胆相照，患难与共。”“这就对了，咱们来个门前清吧！”吴晗边说边举起酒杯，三人同时一饮而尽。饭后又交谈了一会儿工作，直到深夜11时多才握手告别。从此以后，即使没有工作去找他俩商量，我也总要从学校踅步悄行，到闻、吴先生家去看看谈谈；否则，心里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真是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战友的双重情谊。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4)

三 “鸟兽”横幅意味着什么？

吴晗后来回顾这次“不俗的夜访”说：“当你作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当你埋头研究诗经楚辞的时代，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上谈了三四个钟头以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此后的三年中，我和你分享着忧患，贫困，紧张，忙乱，痛苦的日子。”

事实确实如此。从那以后，他们经常来往，经过多次促膝谈心，关系越来越密切，几乎在一切问题上观点和态度都完全一致。不久（1945年年初），他们恰巧都中签分得西仓坡的住房，两家斜对门，出去开会或参加活动常能并肩而行，同出同进，不是这边喊一声“春晗，走吧！”就是那边喊一声“多公，时间到了！”就这样他们的关系真正达到了志同道合，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地步，成了并肩战斗的亲密无间的同志和战友。

从1944年五四纪念座谈会至1946年3月四烈士出殡仪式，除个别专业性、业务性较强的活动（如诗歌朗诵会、文学评论社座谈会等）外，他们俩几乎每次必到，到了，两人就必然要发表演说；发表演说就必然要猛烈抨击专制腐败。一个热情洋溢，声如狮吼；一个火力十足，猛如虎啸。此外，许多文电也都是他们合作的产物。吴晗写文章出手快，负责起草（罗隆基也起草了一些宣言或声明），闻一多是中文教师，负责润色，两人配合得很好。

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参加了民盟，而闻一多入盟介绍人之一就是吴晗；他们还相约将来一定要争取参加共产党。

他们一同参加了华岗发起的学习会——西南文化研究会。当华岗一提出来，闻一多就表示非常赞成。据当时也在场的尚钺说：“一多当时就介绍了吴晗、潘光旦、曾昭抡。楚图南介绍了冯素陶。罗隆基也由华岗介绍了进来，一共十多人。”他们两人对这个组织都非常热心，不但积极参加学习，讨论发言，而且积极为研究会做一些实事，如闻一多为学习会刻会章，吴晗帮助找地方，并介绍进步同学帮助剪报，收集资料。

他们都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反动派的专制腐败无比痛恨和愤慨，他们都怀着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心为祖国寻找救国良策，探索出路。学习了马列主义之后，眼界豁然开朗，明确了方向，有了共同的理想，看清了中国的前途，积极性更加高涨。

他们一同帮助同学们成立民主青年同盟，并且一同担任民盟与民青的联系人；又一同帮助民青筹建地下印刷厂，收集铅字，捐助资金（用稿酬和刻印收入）。

“一二&#8226;一”运动中，他们两人的基本态度和策略思想也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从头到尾坚决站在同学们一边，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出谋划策，大力支持和协助同学们开展斗争；在教授中做工作，团结争取更多的教授支持同学们。即使在运动初期一度与同学们发生分歧，他们也都是出自相同的想法和出发点。1945年11月25日时事晚会遭到驻军开枪开炮威胁破坏后，同学们无比义愤，迅即发动了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不达目的誓不复课。吴晗、闻一多对反动派的破坏威胁也非常气愤，吴晗在《民主周刊》上发表了《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的文章，闻一多在11月29日上午召开的当年第二次教授会讨论抗议书时也投了赞成票，而且他就是抗议书八个起草委员之一。但是他们对同学们罢课之举颇感意外。华岗撤离时曾特别叮嘱他们：“形势已发生变化，今后行动要谨慎，注意保存力量。”他们非常同意和重视华岗的嘱咐，考虑到昆明的形势，担心采取罢课之类的激烈手段可能会给同学们带来不利的后果，因而主张适时复课，吴晗为此同袁永熙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闻一多在29日学校召集的师生大会上自动登台发表长篇讲话，动员同学们复课。同学们没想到两位老师竟然会采取这种态度，内心既深感遗憾，也相当不满，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坚决坚持罢课。后来，民青在报送中共南方局的书面汇报稿《昆明学生惨案经过》中讲到闻一多当时的态度说：“至此闻一多出来讲演（预定不许他说话），他认为复课是一策略问题，而复课并非不干，同时表示罢课已获重大成果云云，并指责罢委会代表感情用事，想用感情煽动人，最幼稚亦最可羞愧。”笔下不免还流露出了不太满意的情绪。

多年来人们谈到吴晗、闻一多与“一二&#8226;一”运动时，可能是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受尊敬和爱戴的老师，这件事不过是他们光辉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失误，瑕不掩瑜，因而往往或一笔带过，或根本不提，有意回避。其实，毋庸讳言，任何人都是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地客观介绍，不会有损其整体形象，何况惨案发生后他们的态度就转变了。同时，许多事时隔几十年，往往会推出与当年有所不同的新认识、新评论。后来反动派对同学们进行法西斯血腥镇压，说明闻、吴两位老师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他们对“反苏游行”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和态度。1946年2月，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苏游行，这次反苏游行是事出有因的，但反动派蓄意借反苏来反共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实。当时联大许多教授都签了名。吴晗、闻一多一时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仅仅凭着一种直觉，断定凡是共产党做的一定是好事，凡是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因而，不但不签名，还动员被愚弄签了名的中间人士，发表声明，揭穿反动派的阴谋。

除了以上这些关系国家的、政治性的重大事情外，在一些不大不小的事诸如争取张奚若、宴请郭沫若、误批李公朴、筹建《时代评论》、闻一多不去美国去北平、不怕反动派威胁等一系列事情上他们也都是看法基本一致，态度雷同。

张奚若是追随孙中山干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为人正直，敢说，敢批评，甚至公然敢在大型集会上点名批评蒋介石；但个性特强，喜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一般情况下不愿和他人同谋合作。吴晗和闻一多为此多次双双登门拜访，商讨国是，拉他签名，争取他的合作，甚至暗中为他代订《新华日报》。

1946年春，美国加州大学来函，邀请闻一多去该校讲学，闻一多除在家里同夫人、孩子商量去不去之外，还向朋友们征求意见。其中，吴晗同他的想法最接近：和平正处在千钧一发的极端危急时期，此时此刻不能远离祖国，跨海越洋跑到美国去，要留在国内，为和平进行最后的斗争。

1946年6月，郭沫若应邀去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20周年纪念会，途经昆明，闻一多与吴晗、光未然联袂在冠生园与郭沫若会见并设宴宴请。

他们两人甚至连上当、中计都一起上钩，干出傻事来。1945年初春，特务刘健群奉蒋介石之命到昆明对李公朴劝降失败后，故意让三青团在大字壁报和标语上散布谣言说“李公朴已被收买，即将赴渝出任要职”。闻一多、吴晗，还有楚图南信以为真，怒气冲冲跑到李公朴家，拍着桌子质问李“为什么出卖民盟”，不容分辩地把李痛斥了一通。事后经光未然解释，才知道原来中了敌人的挑拨离间计，李先生根本没有答应去重庆任要职，“讨伐者”又连忙去向李先生道歉，一场错误的“讨伐”才告终结。

吴晗、闻一多在政治上思想上情感上须臾不能分离，而敌人也总不忘把他们俩连在一起。1946年5月，敌人以“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的名义接连贴出大字墙报，在捏造李公朴“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闻一多“组暗杀公司”等谣言的同时，还把罗隆基、吴晗、闻一多的名字俄国化为罗隆斯基、吴晗诺夫、闻一多夫，诬蔑他们是拿卢布的“俄国走卒”。

闻、吴二位同样经常受到反动派的“关怀照顾”，敌人的情报组织经常秘密监视进步人士，并将有关情况密报他们的上级。其中往往有闻一多也必有吴晗。

1944年8月，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召开了一次教授座谈会，闻一多、吴晗均被邀出席。闻一多在会上公然讲：“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吴晗举例批评了许多黑暗现象，并且说：“一切重要的焦点在政治，不在军事。”会后不久，社会上盛传闻一多、吴晗被解聘了。联大地下党派许师谦（笔名王一）前往两位先生家去慰问、关照。闻一多感动得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吴晗瞪大了眼，像连珠炮似地回答：“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亡国时总有些殉国的志士，今天中国到这种局面，也该有殉难的人了，我早就准备好了……”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随着活动性质的不同，与闻一多一起活动的人可能有所不同，但不管还有谁，其中大多都必有吴晗。可见，吴晗、闻一多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闻一多一生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些人是朋友，但不是同志；有些人是同志，但没有特别的深交。有些人既是朋友又是同志。吴晗与闻一多的关系就是第三种，而且是在所有第三种人中，关系最好、最密、最深的，并肩战斗的战友、同志。

人们提到闻一多，往往会想到李公朴，因为当年公朴先生是与闻一多同一时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史称“李闻惨案”。凡是多少有点文化的人，关心时局的人，提起李公朴、闻一多大概可以说人人皆知；但闻一多是联大教授，公朴先生是社会活动家，两人直接相识较晚，且抗战胜利后李先生主要在重庆活动，所以私交并不很深。

人们提起闻一多也常常自然而然地想起朱自清。朱先生与闻先生都是当代著名的文人、学者，同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毛泽东主席曾经高度赞扬他们两人。因此，人们往往是一提起闻一多，就想起朱自清；或者一提起朱自清，就想起闻一多。但闻一多在世时，朱自清还没有投入民主运动，那时，他同闻一多的关系是朋友，尚不是同志和战友。

闻一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之后，他的择友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一次他对自己的学生康伣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整日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适当的出路。今天有了共产党，你们的青年时代真太幸福了，我羡慕你们。“你看到我这两年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志爱……啊！同志爱是人间最崇高，最真挚，最深刻的爱，什么样的语言能表达出它的真实内容呢？‘崇高的爱！’这样的说法也只能近似而已。”

闻一多在这里说已经找到了超过亲人爱的“同志爱”，应该说当时在一起斗争的都是同志，都具有同志爱，而“鸟兽”那条横幅说明在他心目中，吴晗是最享有这种同志爱的一个。“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不是正好说明他如何重视和珍视同吴晗的友情嘛！

1946年5月7日，吴晗因夫人急于去上海治病，提前离昆飞沪。吴晗在《一多先生周年祭》中写道，临别那天清晨“你和一家人送我们到院门口，你看着我居然先走，有点伤感。嘴里说两个月后北平见，看神色，我明白你的难过，你的笑容是勉强的……”这短短几句话生动地反映了两人之间难分难舍的深厚感情。

同样，吴晗对闻一多的感情也是很深、很深的。得悉闻一多殉难，吴晗有如青天一声霹雳，又悲痛又愤怒，泪流不止。白居易的《琵琶行》有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那是诗人为琵琶女的凄惨命运而流泪。吴晗是为战友闻一多被杀害而哭，这里可以把他的诗句稍加更改曰：“友朋泣下谁最多，忘年春晗泪如梭。”盛夏酷暑他在小屋子里奋笔疾书，接二连三写悼念好友的文章，稿纸湿了一大片，已经分不清哪个是泪水浸湿的，哪个是汗水浸湿的。

据查吴晗先后写了《哭一多》、《哭一多父子》、《哭亡友闻一多》、《闻一多先生之死》、《闻一多先生传》、《一多先生周年祭》、《闻一多全集&#8226;跋》、《闻一多的道路&#8226;序》、《拍案而起的闻一多》等一批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纪念文章，他是个人写纪念、缅怀闻一多文章最多的人。

1933年鲁迅亲笔摘写了清浙江钱塘人何瓦琴（即何溱）一副联句中的两句话送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杨之华说这是鲁迅“借以表达他同秋白之间的知己深情和决意以同志相待的至诚”。瞿秋白得到这个题字后非常珍视，当时就高兴而郑重地挂在了墙上，并且经常欣赏着，沉思着。吴晗也是如此，他不论到哪里都把闻一多赠送给他的“鸟兽”横幅，挂在墙上以表示自己对老友的缅怀和思念。如今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幅字已不知下落，但他们的友谊将永恒地存于人间。

1946年秋冬之交，闻夫人率子女回到北平，无处安家，是吴晗通过中共为战友的遗属安置了住房；闻一多走了，他留下了大批遗稿，是朱自清与吴晗组织人力，花费大量精力整理出了第一部《闻一多全集》；是吴晗与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在清华大礼堂举行了闻一多死难周年纪念会，那是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唯一的一个周年纪念会；最后，当闻夫人一家无法再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下去时，是吴晗通过中共地下党把他们安全地输送到了前途无限光明灿烂的解放区。总之，吴晗以最大的热情帮助和照顾了闻夫人及其子女们，以告慰他最亲密的战友在天之灵。

2009年4月28日于莲花小区

狮吼虎啸永志于心(1)

——闻一多与吴晗的战友深情

2009年是闻一多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殉难六十三周年；吴晗诞辰一百周年，惨逝四十周年。本文谨以闻一多与吴晗的战友深情为内容，回忆两位尊敬的前辈的若干事迹，以表缅怀纪念之忱。

一

怒狮与猛虎是当年云南民主运动中，广大进步师生对两位杰出的民主斗士的赞誉，怒狮指时代鼓手闻一多，猛虎指民主炮手吴晗。他们都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著名教授，闻一多任教于中国文学系，吴晗任教于历史学系。

1899年11月24日，闻一多出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陈家大岭；1909年9月24日，吴晗出生于浙江义乌西乡苦竹塘，两人年龄相差近十岁。1912年冬，闻一多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7月赴美留学；1931年8月，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1934年7月毕业，两人为不同级别的校友。1932年8月，闻一多重回母校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4年8月，吴晗受聘任史学系助教，不久升任教员，两人同校任教。1943年秋后，吴晗、闻一多先后投身抗日民主运动，在政治思想上互相有了接触了解。1943年7月，吴晗由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1944年秋，闻一多经吴晗、罗隆基（另一说为潘光旦）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两人结为战友。1945年5月，闻、吴两家同时迁入昆明西仓坡西南联大教员宿舍居住。闻家居室是20号，吴家居室是13号，两户人家中隔土坡，东西相望，斜对而居。从此，闻一多和吴晗得以朝夕相处，无役不与。

对闻一多、吴晗这两位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人们在他们身后留下诸多评价，其中有两段话是被奉为圭臬的。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983年12月，彭真为纪念吴晗题词：“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

这两段话是对闻一多、吴晗这两位杰出的民主斗士追求真理，不断奋进的一生的历史结论，值得人们深思、学习和弘扬。

二

有几件遗物，见证了闻一多和吴晗生死不渝的深厚友情。

一是，1945年年初，在吴晗居室的墙壁上，增添了一幅闻一多篆书的横幅“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段语出《论语&#8226;微子篇》的名句，意思是我们既然不同鸟兽合群共处，如果不同人群交往又同谁去交往呢？条幅落款“甲申岁除书为辰伯兄补壁一多”，甲申岁除是旧历甲申年除夕之日，即公历1945年2月12日；辰伯是吴晗的表字。闻一多书写的横幅，生动展示了他同吴晗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关系。吴晗为纪念亲密战友，怀念旧时岁月，生前十分珍爱这幅横幅。1946年8月，复员回到北平后，数次迁居，不离其手。先后悬于清华园旧西院12号、宣武门内头发胡同1号和北长街90号寓所的书房内。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原物不知去向，现在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当年拍摄的一张照片。

二是，抗日战争后期，生活清苦的闻一多，为换取升斗，补充家用，在朋友们的怂恿下挂牌治印。其间，也为亲友、同事和学生多人治印留念。他曾经为吴晗篆刻过两方印章：阳文牙章和阴文石章各一。牙章镌刻边款：“

卅五年四月制时与吴晗同寓于昆明海子边之西仓坡一多。”

卅五年四月即1946年4月，是“七&#8226;一五”闻一多殉难前的三个月。两方印章的印模，收入闻一多自订印谱《匡斋印存》。印章虽小，情谊淳厚。吴晗在回忆此事时说：“他替我刻过两个私章，象牙的一个是离昆前刻的。另一个是石章，现在还寄放在昆明。”（《闻一多的“手工业”》）多年来，吴晗将这方牙章珍藏使用。1979年7月，在吴晗逝世后的第十年，“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平反。吴晗之妹吴浦月和吴晗之子吴彰在重版的《朱元璋传》和《灯下集》扉页上钤印这方牙章，分赠吴晗生前友好，以表达遗属的怀念心情。

三是，现在保存在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手中的“时代评论社章”，是由吴晗捐石，闻一多治印的。石章虽小，却记载了一段吴晗与闻一多的战斗友情。吴晗在《闻一多的“手工业”》中深情回忆了当年情景：“时代评论社章具有历史的意义。在刻这枚图章前两星期，我在逼死坡文具店用一千元买到一块旧石头，长方形，一边刻有双鱼。他也很喜欢，夸我眼力不错。问愿意刻什么字，是一句诗，还是连名带字刻在一起？我说，随便，你喜欢怎么刻就怎么刻吧！不久，时代评论社成立，要一个公章。他就自告奋勇，连带也替我捐献出这块石头。十月三日的早晨，在枪声炮声中完成这件艺术品。刻完，兴匆匆的走来说：‘今天我做成一件事，很得意，你来瞧瞧。’我看见也很高兴，连说好极了。又问：‘你没有听见枪声吗？这样密，这样响，亏你静得下心！’他说：‘昨夜晚就有一些声音了，管他呢！我今天高兴做我自己的事情！’”这里说的枪炮声，是指1945年10月初，蒋介石密令其嫡系将领、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发动军事政变，逼迫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下台离滇事件。龙云是云南地方实力派领袖，主滇18年来与蒋介石的矛盾极深。龙云对云南爱国民主运动是支持的，其去职离滇，对运动的扩展是有影响的。其后不久，发生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武装镇压昆明学生的“一二&#8226;一惨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闻一多挂牌治印的情景，给吴晗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你为了生活，学刻图章，成天在刻，通夜在刻，刻得右手中指起了老大疙瘩，刻得手发抖，写字都不方便，为了一升两升米，为了明天的菜钱，你常说你是手工业者。”（《哭一多父子》）

狮吼虎啸永志于心(2)

三

1944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吴晗受民盟组织的委托，到闻一多兼职任教的昆华中学家中，拜访这位著名教授。两人的谈话十分契合，对国家现状和时局走向的认识不谋而合。在这次谈话中，吴晗正式约请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经过认真思考，同意参加，并说了一段十分感人的话：“国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都可以共事。”他并向吴晗表示，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对此，吴晗深受感动，铭记于心。不久，闻一多经罗隆基、吴晗介绍加入民盟。此后，他对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学习活动和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充满了高度忘我的热情，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诸如出席群众集会，发表即席讲演，撰写时论文章，参与杂志编辑，润色誊录文稿，夜间刻写宣言，征集友朋签名，动员师生入盟等，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许多事情都是同吴晗一起筹划商量和协同完成的。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此期间，闻一多、吴晗协助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中共云南省工委外围秘密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与民青支部负责人洪季凯（洪德铭）、马千禾（马识途）、袁永熙等密切配合，为推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做了许多他人不可替代的工作，受到进步同学的爱戴，将他们尊为导师。

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革命文物中，保存着若干当年云南爱国民主运动文献，其中有几份手稿，上面留有吴晗写的简短跋语。

其一，1944年10月10日的《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吴晗题跋“努生起草，一多润色謄录，最末一段是公朴抄的吴晗”。努生即罗隆基，一多即闻一多，公朴即李公朴。在这篇文稿上留下的珍贵手迹，凝聚着四位民主战士的不眠心血，表达了当年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其二，1944年12月25日的《云南各界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宣言》。吴晗题跋“吴晗起草、一多謄录”。这份宣言接受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三项政治主张，表明了西南抗日大后方广大群众顺应时代潮流的明确立场。

其三，1945年3月12日的《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目前时局的主张》第四稿，吴晗题跋“吴晗起草，一多润色，努生补充”。在这里，几位先进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心，字斟句酌之作，溢于字里行间。

其四，1945年4月10日的闻一多、吴晗等51位昆明文化界人士致顾颉刚、郭沫若的慰问声援信。这封抗议国民政府强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机构，施行反民主罪恶行径的慰问声援信，是吴晗起草、闻一多润色抄录，然后征集签名的。郭沫若在收到这封热情有力的信件后，4月30日复信吴晗，对昆明进步朋友们的支持深表谢忱。

上述几件政治宣言文稿的形成过程，生动地体现了罗隆基的思路布局、吴晗的明快文笔和闻一多的严谨热忱。吴晗对这种亲密合作的战友关系，尤其是闻一多的突出表现，是这样回忆和描述的：

“不管是阴是晴，是冷天是热天，认为该作的事，你毫不迟疑，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宣言、通电的润色人一定是你，在深霄，在清晨，你在执笔沉吟，推敲一个字，每一句、每一段。朋友们安慰你的过度辛苦，你还在微笑着说：‘谁叫我是国文教员呢？’”（《哭一多父子》）

“热心的情形到这个地步，民盟是没有钱的，请不起人，有文件要印刷时，往往是他自告奋勇写钢版，不管多少张，从头到尾，一笔不苟。”“昆明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私家也无电话，任何文件要找人签名，跑腿的人一多一定是一个。要开会，分头个别口头通知，他担任了一份，挨家挨户跑，跑得一身大汗，从未抱怨过半句。”（《哭一多》）

当年，反动分子使用卑劣手法，将“闻一多夫”、“吴晗诺夫”、“罗隆斯基”这样的绰号强加于闻一多、吴晗等人头上，污蔑他们是领取卢布的“苏俄走卒”。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几位民主战士的工作成就和重大影响。

四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这个时期闻一多和吴晗的共同约定和相互保证。

1949年7月15日，吴晗在民盟清华支部纪念闻一多殉难三周年集会的讲话中，公开宣布闻一多生前的郑重表示：“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7月17日《光明日报》对此作了如下报道：

“吴晗教授是闻先生生前最亲密的战友，他站出来讲话的时候，会场上响起分外热烈的掌声。他首先报告了一些今晨民盟在城内一个纪念会的大略情形，指出我们今天不是不能开一个更盛大的纪念会，而是为有所待，专待中国的全面解放之后，一定要更好的纪念。关于闻先生的生平事迹，吴先生说已经写过十一篇文章纪念过，要说的话几乎全都说完了?可是还有两件事过去没有提到也是不可能提到的。今天在会上要向大家说一说。一件是闻先生生前极用功的读过两本书：一本是联共（布）党史，另一本是列宁生平事业简史。闻先生晚年的进步是和这两本书分不开的。这一本红皮面莫斯科版的联共党史，已经捐赠给一二&#8226;一图书馆了，希望好好的保存。另一件事是闻先生在应允加入民盟的晚上，曾对吴先生表示说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从这一件事上，吴先生提到民盟盟员中有不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丝毫不足为怪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过程。闻先生要是今天还在，也可能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

吴晗的这番讲话，掷地金声，意味深长，首次披露了影响闻一多思想转变的重大因素和他为之奋斗追求的人生归宿，为人们认识、把握和研究闻一多曲折光辉一生，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和发人深省的启示。

英年殉难的闻一多，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生前未能得到实现。战友的这个遗愿，对吴晗来说，一直是莫大的激励和强烈的鞭策。

1948年9月，吴晗进入华北解放区。不久，在西柏坡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得到亲切关怀和深刻教育。1949年1月3日，吴晗首次向毛泽东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4日，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1949年11月，吴晗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当选北京市副市长。1951年1月6日，吴晗在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的信中，反映自己未能解决组织问题的种种苦恼和工作状态，又一次强烈地表达了要求入党的愿望。1952年7月21日，吴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再次提出入党请求。次日，毛泽东在他的来信上批示：“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此后，吴晗又多次口头和书面提出入党请求。1954年，他在给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的长信中，又一次表达了这种迫切心情。他说：“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能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1957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吴晗的入党申请，介绍人刘仁、张友渔。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其党员身份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吴晗申请入党一事，历经八年得以实现，这既是本人从爱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也是对亡友闻一多生前约定的诚挚告慰。

狮吼虎啸永志于心(3)

五

“一二&#8226;一”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继“一二&#8226;九”运动之后又一次前所未有的规模巨大的青年革命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闻一多、吴晗等民主教授始终义无反顾地站在广大爱国师生一边，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组织学生斗争、争取团结教师、沟通与学校领导人联系等方面，倾注心血，竭尽全力，发挥了重要的特殊作用。

对“一二&#8226;一”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闻一多和吴晗的认识和评价，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闻一多在《一二&#8226;一运动始末记》中宣称：“‘一二&#8226;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这愿望不能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栗地倒下去！”吴晗在《“一二&#8226;一”惨案与纪纲》中指出：“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一日这一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周，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不体面的一周，也是从国民党成立五十年以来最不光明、最被玷辱的一周。”

1946年初，昆明民主周刊社先后编印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一二&#8226;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另一本是《论“一二&#8226;一”运动》。前者是为纪念“一二&#8226;九”运动十周年出版的，闻一多题签书名，吴晗作序，林薮编著。吴晗在序中阐述了“一二&#8226;九”和“一二&#8226;一”两次学生运动的异同和意义，指出：“一二&#8226;一继承了一二&#8226;九，上溯到五四反帝反封建使命，前人的血迹替后人指了路标，纵然万分艰苦，纵然前途修远，集合全民族青年人的力量，我们必然会到达，一定会到达。”后者是吴晗作序，史刚编著（作者史刚是中共云南省工委成员张子斋的化名，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民主周刊》编辑）。《论“一二&#8226;一”运动》对这次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和斗争经验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对运动的发展前景和斗争策略作了比较深刻的总结，诚然是出于一位富有斗争经验的人士的手笔。十分巧合的是，吴晗在《论“一二&#8226;一”运动》序中的一段话，同闻一多在《一二&#8226;一运动始末记》中的论述十分一致，他说：“一二&#8226;一运动本身就是现实的教育，牺牲了的战士，‘他们的血绝不会是白流的，别的东西可以埋没，战士的血是埋没不了的。糊涂的人看见这些血会清醒起来，怯懦的人看见这些血会勇敢起来，疲乏的人看见这些血会振作起来。’这一个月以至今后的无穷岁月，它将给予无数千万的青年，以判断辨别的智慧，是非的尺度，民主和反民主的标识，生长和毁灭的征候，和这一切的选择，来决定自身和子孙的命运。”当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是会得出闻一多和吴晗这两位民主教授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和“英雄所见略同”的感叹的。

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为“一二&#8226;一”四烈士举行庄严盛大的群众公葬仪式，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工人店员和各界群众三万余人参加游行和路间设祭。在长达六小时行程中，闻一多、吴晗等民主教授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下午五时，游行队伍返回西南联大新校舍东北角的四烈士墓园，举行悲壮的安葬典礼。在夕阳西下的薄暮微晖中，当主祭人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教授致悼词后，闻一多、吴晗相继发表沉痛讲话。闻一多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离我们还远得很……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吴晗说：“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成了民主的圣地”，“现在，四烈士墓上有‘民主种子’四个字（指石碑上用蓝纸白粉书写待刻的四个大字——笔者），我觉得这个种子应该迅速发芽成长，这个地方应该改为‘民主圣地’。”“我们要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前进，直到把反动势力完全消灭。”“将来民主的、幸福的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西南的国土上，也有一块‘民主圣地’！”

笔者当年是西南联大附属小学五年级学生。当天，断续观看了三万人的游行路祭，傍晚又赶到“一二&#8226;一”四烈士墓园现场，观看公葬典礼。在63年后的今天，回忆起当年的悲壮情景，历历在目；两位长者大吕黄钟般的沉痛话语，言犹在耳。

六

1946年7月11—15日，五天?内，国民党特务在昆明一手制造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11日夜间，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当时，已到上海的吴晗阅报闻耗，在愤怒的痛哭中写了《哭公朴》、《死，不是结束，而是开始！》。7月15日傍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常务委员闻一多及其长子闻立鹤，在昆明西仓坡宿舍门前遭国民党特务阻击，闻一多身中数枪，当即气绝殒命；闻立鹤为保护父亲，重伤垂危。17日，吴晗痛悉噩耗，至为激愤悲痛。他说：“在今晨看到报上消息的时候，目瞪口呆，欲哭无泪，昏沉了大半天，才能哭出声来。”“我在哭，在憎恨，在厌恶。”（《哭一多》）

从这时起，吴晗与闻一多之间，忧患与共、并肩作战的同志关系，转为弘扬英烈精神，继续完成未竟事业的斗争。他在数日之内，连续写了五篇怒斥独裁，鞭挞邪恶，痛悼亡友的檄文：《哭一多父子》、《哭一多》、《哭亡友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之死》、《闻一多先生传》；另外，在《论法统》和《论暗杀政治》等文章中，都以李闻惨案作为重要论据，抨击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呼吁实行民主，改革政治。1947年3月，吴晗为《闻一多的道路》作序。7月，他写的《一多先生周年祭》和《闻一多的“手工业”》，编入《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11月，吴晗又为《闻一多全集》写了跋文。1951年5月，吴晗为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哭一多》所写的说明性短文，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1960年9月28日，毛泽东将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签“吴晗同志审阅毛泽东九月廿八日”赠送吴晗。不久，吴晗写了《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和《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分别于11月20日和12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在这两篇文章中，吴晗适应时代变迁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对朱自清、闻一多的认识和评价，提到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吴晗的上述14篇文章，内容涉及闻一多的生平、成就、思想、品格和作风等诸多方面，立论精到，内容真实，情感充沛，文笔传神，为人们认识、理解和研究闻一多提供了一组不可替代的珍贵实录。吴晗作为一位成果卓著、特色鲜明的历史学家，在其一生的治学生涯中，着力于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评述，其中用力最勤奋、立论最深刻、论述最周详的是两个人：古人朱元璋，今人闻一多。他一生四写《朱元璋传》，十多次撰文评述闻一多，已成为一段现代学林佳话。

七

在大量的回忆和评论文章中，吴晗是率先和全面地把闻一多一生概括为“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并公诸于报端的论断者。

1946年7月17日，吴晗在《哭亡友闻一多先生》中悲愤地指出：“是诗人，是学者，是民主斗士的闻一多先生被法西斯暴徒有计划的预谋的狙击殒命了，”“日子是李公朴先生被暗杀以后的第五天，时间是下午五时卅分，光天化日之下。”“诗人”、“学者”、“民主斗士”这一精湛深邃的论断，并非吴晗一时即兴的豪言壮语，而是他同闻一多三载朝夕相处，共忧患、同苦乐的岁月中形成的切身体会，是在亲密无间的战斗情谊中逐步深化的认识，更是在不断流淌着悲愤痛恨的泪水中对亡友一生的终极概括。此后，吴晗又多次对闻一多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这三重人格，作出具体贴切的论析说明，诸如：

“父亲是忠臣，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儿子是孝子，孝于人民，孝于忠臣的父亲。父忠子孝，表现了民族的正气。”（《哭一多父子》）

“一多先生的一生是一首美丽的而又壮烈的诗。”“一多先生的一生永远在追求真理，也永远在否定自己。到晚年他找到了，大喝一声，在这里了！锲而不舍，竟以身殉。这真理就是民主。走到真理的路只有一条，生活在人民中，为人民服务。”（《闻一多先生传》）

“一多先生的道路是曲折的，青年时代是新月派新诗人，中年时代是旧经典的研究学者，晚年成为青年所爱戴，昂头作狮子吼的民主战士。……他一生在追求美，不止是形式上的美，而是精神上的美，真和善。他痛恨虚伪，勇于接受批评，有真性情，有血气，有骨骼，敢写，敢说，不做好不放手。早年搞新诗是为了美，中年弄文学也是为了美，晚年努力于民主运动也是为了美。追求的方式是有变化的，目标却从来没有变。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美，只有民主才是至美的显现。”（《闻一多的道路&#8226;序》）

“一多的拍案而起，有两个教员，一个正面教员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反面教员是国民党反动派。就时间说，反面教员在前，正面教员在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面教育和党的正面教育之下，一多便毅然决然参加了人民民主斗争的行列。”（《拍案而起的闻一多》）

总之，只有像吴晗这样对闻一多有着具体认识和深刻理解的长者，才能够对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卓越的科学文化战士闻一多曲折光辉的一生，作出如此深刻精湛和全面到位的评价。

狮吼虎啸永志于心(4)

八

1947年7月，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为纪念导师闻一多先生殉难一周年，由清华周刊社组织编印了《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这本由潘光旦题签书名的纪念特刊，虽然篇幅只有49页，但其内容丰富，战斗性强。诗文作者阵容强大，包括吴晗、朱自清、楚图南、黄裳、郭沫若、吴征镒、李文宜、周谷城、千家驹、周新民、张奚若、闻家驷、闻立鹤等闻一多生前的战友、同事、学生和亲属。纪念特刊是

继1946年9月编印的《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之后，

纪念闻一多殉难和弘扬闻一多精神的又一阶段性成果。吴晗在他撰写的《一多先生周年祭》中，指出：“这一年，尽管是最黑暗，最残酷，最痛苦的一年，但是，曾经受过你的教育的，曾经听过你的讲话的，曾经读过你的著作的，曾经为你的泪你的血所感发所启示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不论性别，不论职业，都起来说话了，起来行动了，起来斗争了。”“现在，你的声音，你的文字，是我们的鼓手，是我们的旗帜了。”“电光在闪耀，雷声在轰隆，新历史的一页在用血书写了。”这些话真是字字力重千钧，句句振聋发聩。

在编辑这本纪念特刊的过程中，吴晗起到了他人难以完成的作用。纪念特刊编辑者吴方（原名吴锡光，当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学艺部部长兼《清华周刊》总编辑）回忆：“1947年夏，闻一多逝世一周年的时候，由我主持编了一本闻一多逝世周年纪念集，又是请他（指吴晗——笔者）出面给全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写信约稿，很快这些人就把稿子寄来。这本书很快编印出来了，在闻一多逝世周年纪念大会时发到大家手上。”（《浮生十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这本纪念特刊的出版，是吴晗集纳各界友人的深情思念，奉献给亡友闻一多的一束圣洁清香的白花。

闻一多殉难后，1946年下半年，闻一多遗稿陆续由昆明运抵北平。11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朱自清（召集人）、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负责整理编辑工作。由朱自清组织清华大学中文系同事，用一年多的时间对汇集的文稿进行整理编辑。1948年8月，郭沫若、朱自清、吴晗、叶圣陶列名编者，精装四册八集的《闻一多全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闻一多全集》的出版，是继《鲁迅全集》之后，我国革命文化战士逝世后编辑出版的第二部全集，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厚重的学术价值。

吴晗作为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成员之一，在遗稿的蒐集汇总方面作了许多组织和联系工作，全集的整理稿是经他之手从北平寄给时在上海的郭沫若审校的。吴晗在《闻一多全集&#8226;跋》中对这部全集的编辑成书过程作了扼要说明，对手稿的征集整理作了认真负责的介绍，对全集编辑者朱自清、郭沫若、叶圣陶和开明书店的几位资深编辑付出的心血予以充分肯定，对翦伯赞、沈钧儒（衡山）先生的热情关注致以谢忱。这一切，体现了吴晗待人细心周到和处事认真负责的一贯作风。更重要的是吴晗在跋中写道：“这本集子，说出了闻一多先生一生的思想历程，他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强烈的正义感和对民主的笃信，对广大人民的热爱。”“一多是永远不会回到书房了，他这个人却长留在历史上，他这部书却留在每一个书房中。”

九

吴晗对闻一多一生走过的曲折道路、学术成就、人格操守和精神风貌所做的多方面、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写实和描述，生动传神，入木三分，给人们留下了不易忘怀的印象和启示。下面的几段文字勾画出吴晗对闻一多精神风貌的亲切回忆。

“我和一多认识，从朋友而同志，不过两三年。”（《哭一多》）

“此后的三年中，我和你分享着忧患，贫困，紧张，忙乱，痛苦的日子。”（《哭一多父子》）

“天真，任性，诚恳，勇敢，无所恐惧，爱人民甚于爱他自己，这些特征，结合成为为民主奋斗，为民主献身的名诗人，名学者，名教授，青年导师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传》）

“我记得你洪亮的声音，激昂的神情，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目光。……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哭一多父子》）

“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眸子，破烂的长袍，带着一根白藤手杖，出现在每一个集会中，每一次游行中。”“激昂的情调，生动紧凑的讲词，使每一个听讲人，增加了信心，增加了勇气。”（《闻一多先生传》）

“一部好胡子配上发光的眼睛，在演讲，在谈话紧张的时候，分外觉得话有分量，尤其是眼睛，简直像照妖镜，使有亏心事的人，对他不敢正视。”“去年旅行路南游石林，含着破烟斗，穿一件大棉袍，布鞋，扎脚裤，坐在大石头上歇脚的时候，学生给他拍了一张照，神情极好，欢喜得很，放大了一张，装到玻璃框里，到他家的人，都欣赏照片里的胡子。”（《哭一多》）

“你喜欢喝茶，我为你预备一点好茶叶，三天两晚在我的小书房中边喝边谈，有时到深夜。你也喜欢喝咖啡，要加多糖，还有，菜要口味重一点。你说，在蒙自那一年，包伙吃饭，盐太少了，简直受不了，现在要补一点回去。”（《哭一多》）

吴晗是一位风格独具的散文作家，他的那些怀旧忆友的文章，都写得亲切具体，富有激情。在他的笔下，朋友们的音容笑貌和内心情思，都栩栩如生，感人至深。其中篇数最多、文笔最美的是关于回忆纪念闻一多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吴晗从不同角度歌颂了闻一多的战斗精神，勾画了闻一多的体态风貌，表达了闻一多的人生追求。

十

在清华大学校园内，有三座几代师生为纪念本校名师修建的纪念亭：一座是建筑在工字厅后水池旁的闻亭，这座钟亭由潘光旦题写匾额，是1946年7月清华辛酉级同学为纪念同级学友闻一多建立的；一座是1978年秋日，清华大学为纪念中文系朱自清教授逝世三十周年，将原建在水木清华荷花池畔的古亭命名为自清亭；一座是1984年8月，建筑在近春园荷花池旁，由邓小平同志题写匾额的晗亭。这三座富有民族风格的建筑和坐落在校园内的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的石刻雕像，饱含着清华学子对老师的缅怀崇敬之心，反映着千万中国人民对先贤的怀念仰慕之情。

“中国人民永远忘记不了闻一多教授”，是文学巨匠巴金对闻一多的怀念和褒扬。2009年10月11日，是吴晗含冤惨逝四十周年。我们谨移用这句亲切感人的心语，以表达同样的衷情：

中国人民永远忘记不了吴晗教授。

2009年6月25日

闻一多与吴晗(1)

《光明日报》编者按：这是一篇三十多年前的纪念文章，至今读来还很感人。作者许师谦同志当时是我党在西南联大的地下工作者，名为许寿谔，笔名王一。1947年被迫在香港栖身，突然听到吴晗在北京遭到暗杀的消息，作者悲愤交集，一夜之间写出了这篇文章。后来证实消息出于误传，文章略作修改后发表在香港的一个刊物上。

闻一多和吴晗，是两个有高度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从不向黑暗势力低头，这两个硬骨头的知识分子，都因为他们不屈不挠地和黑暗势力作斗争而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一个牺牲在1946年的国民党统治区，一个牺牲于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间。今年是闻一多先生诞辰80周年，也是吴晗同志诞辰70周年，我们重新发表这篇文章，表示对这两位中国人民杰出的知识分子的深切怀念。因为原文篇幅过长，发表前我们作了一些删节，并请作者作了一些校正。

两个书生，两个战士。

一个是鼓手，一个是炮手。

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只凶猛的老虎。

闻一多和吴晗是昆明青年永远不会忘记的两个名字。

时代召唤着这两个有无比强烈正义感和无比勇敢热情的知识分子。当他们痛苦地而又痛快地走上历史新道路——中国新知识分子的道路时，两个人越走，手拉得越紧。

中途，一个中了暗箭倒在血泊里了。另一个大声痛哭了一阵，更坚决地往前走着……

一

闻一多和吴晗，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史学家，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还在北平教书。

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在清华教书，在昆明，最后还住在对门。可是，他们成为朋友却只有三年的时间。吴晗后来追述过这件事：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你住在昆华中学的时候，因为一件必要的事，我带了几个学生去看你。”

“在你作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当你埋头研究诗经楚辞的时代，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上谈了三四个钟头以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

“此后的三年中，我和你分享着忧患，贫困，紧张，忙乱，痛苦的日子。”

从那以后，吴晗书斋的墙上添了唯一的装饰品——一幅两尺宽一尺高的横幅。上面用钟鼎文写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一多”。

二

从他说着一口清脆地道的国语，谁也想不到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在他听到日本法西斯投降立刻剃去长须的前一天，没人会相信他才47岁。人人都知道他是新月派诗人，却很少知道他是在美国学美术的学生。他在五四运动时担任清华学校学生会书记，当时还偷偷在食堂贴过一首《满江红》的词，但这个故事是25年后才在昆明纪念会上自己说出来的。

因为出身于大地主的“望族”，任性地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在清华和留学美国时，流露出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留学回国后，在几所大学教过书，最后又回到清华。开“诗经”、“楚辞”、“唐诗”、“中国古代神话”几门课。

黄昏后，他高梳着浓厚的黑发，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大叠的手抄稿本，昂然走进了教室，坐下来，用着最慢的腔调念着：

痛——饮——酒——

熟——读——离——骚——

方得为真——名——士！

当大家听这位诗人讲课时，吴晗——一个比闻一多年龄小了十岁的青年，正在清华历史系读书。他是浙江义乌县人，说着一口带着浙江口音的国语。他爱读本国史，对明史的兴趣最大。图书馆的藏书和无数的档案文献，尽他去钻研发掘。他曾研读和摘录过一部朝鲜实录，整理有关明代建州的史料。

他在学校是工读生，每天课后在图书馆工作两小时，每月报酬15元。像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似的，他说话走路都特别的快。

大学毕业后，他就在清华大学作教员，开过“明史”的课。后来，昆明云南大学聘他去教书。在抗战以前，这位青年教授，就带着几箱史料书籍，到了永远是春天的西南高原。

三

1937年7月7日，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从卢沟桥边燃起，敌人接着占领了河北平原。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合并成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在长沙开课。敌人沿江西上，1938年春天，临大又迁云南，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学校组织了步行团，闻一多参加了。从湘西走到云南，三千里的山水风光，都收进了他一百多张写生的画面。长须留起了，心却更年青了。

在蒙自住了半年，联大文法学院搬回昆明，又过一年，闻一多休假，住到50公里外的晋宁，这里靠着滇池，交通方便而安静，他自己种菜，自己挑水，整理他多年还没定稿的讲义。每接儿子放假回家时，在路上常常和蔼而尖锐的辩论起来，他总是说：“你们不要对现状不满和失望啊！打仗本来要吃苦，我们?活算得了什么！中国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在领导抗战！我绝对相信他。……”这时他对政治现状没有不满。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的许多成绩好的学生突然休学了，学校里再没有一张壁报，再听不到雄壮的歌声。他想得很多，但不久，校内学术演讲的风气盛起来，闻一多的“九歌”讲演是最轰动受欢迎的一次。

从联大在昆明成立后，吴晗就被聘教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1941年他去四川叙永分校教了两学期。回昆明后仍然是教中国通史。每年讲课的笔记总是从“石器时代”到“抗战建国”12个大题目。史实的叙述侧重在每个制度形成发展和失败的原因，常提到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暴动反抗。他很少说到帝王的事迹，对李自成、岳飞、文天祥和王安石，给了很高的评价。黑板上的字迹很挺拔，讲课的声音宏大而急促。

但这时他对现实政治也还没有什么表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的天空载来了香港的几条狗，沉寂的联大突然爆发了一次“讨孔运动”。学生在课堂上问吴晗的意见，他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算媲美。过去的学生运动是虎头蛇尾，我希望这次是虎头而不是蛇尾。”大家惊异地望望他。

半年后，他开了“中国社会史（下）”一课，提到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说：“中国历史学界真可怜！一种是支离破碎的考据，有什么用处，一种是乱套公式的空洞理论——他们所说的也许对，可是他们没有证据，怎能使人信服呢？”

四

缅甸被日军占领了，昆明物价加速度的飞涨，两个月涨一倍，教员的薪水也增加了——平均半年增加一倍，有的教授家里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一顿干饭了。

吴晗全家连女佣只有三个人。夫人袁震是他在清华同系的同学。他们结婚后一直还没有孩子，吴晗一见到朋友的孩子就抢着抱，逗孩子笑，和他们跑、跳。几年来他夫人经常生病，每当太阳下山的时候，经常陪着她，两个人在翠湖堤上散步。袁震面色苍白，身材比吴晗稍微还高一点。

后来，她渐渐病重而不能起床，从此吴晗守着她，很少出门。她贫血，吴晗常输血给她，为了要送她进医院，吴晗将几大箱史书卖给了学校的图书馆，东拼西借，医药费还不够。历史系学生发动了募捐，一位教授连忙阻止他们：“赶紧停止！你们还不知道他的脾气吗？他是骨头最硬，绝不收别人的钱的——即使是同学自愿捐的钱，他也决不要的。”

闻一多一家，连女佣八个人，夫人高孝贞，一向身体弱，听不得大声响。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每学期开学时，闻一多总要为学费而奔波借钱。以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1石米，1万元薪水。最后，又刻图章卖钱。

国民党战场节节溃退。空前的腐败贪污现象在后方盛行着，美国空军来到昆明，不少人走“国际路线”发财。而联大校门口的公路上，经常有倒毙的士兵。

吴晗见了人就叹气：“大后方真和南宋一样，是亡国现象，但我们是中国人，有责任挽救国家啊！”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论社会风气》、《论贪污》等几篇论文。就在这时，他的中国通史参考书单上有了郭沫若、翦伯赞等人的著作，书案上有了《新民主主义论》、《新华日报》、《联共（布）党史》。学生到府甬道家里去看他时，他常常声泪俱下地说：“看看我对楼住的那几个学生，每天从早到晚就是跳舞和打扑克。我知道他们在学校是作什么事和谁给他们钱的。我真不懂党化教育政策好目的是什么？——我问你，联大三千学生中，还有多少没受党团利用麻醉的人，还有多少头脑清楚还有正义感的纯洁青年？”有些人为他的“火气太大”而担心。反动派却说：吴晗是神经病！

闻一多搬进了昆华中学的教员宿舍。暑假后开学，他在“唐诗”第一堂上说：“我十年没写没看新诗了，最近见了田间的诗，吓了一跳，这十年诗的进步太大了。这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战斗的、鼓舞的时代！”不久，在班上骂起来：“我昨天看了《月亮下落》的电影，真感动。为什么挪威人民那样勇敢？为什么中国大后方到处是汉奸？是谁压制人民不许他们起来抗战？这个人蒋介石要负责！我要问他：你这几年干的什么？”在三青团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时，他也鼓动学生从军。后来他的一个在教导团做事的侄子告诉他军队中的腐败情形，使他想了许多天。有一天在他沿着大西门外的公路走回昆中宿舍时，路旁油加利树下，一长列衣衫褴褛的“远征军”正走过校门口，一个骨瘦如柴的病兵落了伍走不动，军官用棍子打，这个兵翻了几下白眼倒下了，军官叫别人去剥下他的军衣，闻一多站着看呆了。回家就说：“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我一定要喊！”夫人劝他何必生这么大的气，他大怒，“不是你的儿子你就不管！”从此，朋友说他太天真，特务却喊他“闻疯子”。

1943年5月3日联大的晚会，是三年来昆明青年第一次大规模热烈的集会。闻一多和吴晗都讲了话。五四的文艺晚会遭破坏而流产，但5月8日的晚上，8000人坐在联大新校舍草地上，静静地听着闻一多的吼声：“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要打倒孔家店，我们现在还要里应外合，打倒封建文化！”

7月7日的黄昏，5000人坐满了云南大学的礼堂。在主持人讲完“纪念?七应加紧研究科学”后，闻一多站起来：“我真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让我们有人在这儿讲研究科学……我吃不饱肚子饿，我找到了真理，我懂得了真理……为什么别的国家反法西斯战争逐渐胜利，而我们越来越溃败，为什么，我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响亮的声音震得房梁都要断了一样。

闻一多与吴晗(2)

五

暑假到了，北大、南开的教员聘书都发了，清华的迟迟不发，传说教育部强迫学校解聘闻一多、吴晗等几人，而且要暗杀他们。

一些学生为了这件事焦虑。一个下午，吴晗正要出门去医院陪他夫人时，一个学生走进他的寝室：“解聘和别的谣言，吴先生想来都听到了，同学需要你们，你暂时少出去公开讲演吧！”吴晗瞪大眼睛，像连珠炮似地回答他：“什么？要我少讲话？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亡国时总有些殉国的志士，今天中国到这种局面，也该有殉难的人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有什么关系！”

黄昏，这个学生走进昆中宿舍。闻一多正在刻图章，听完来意后，他呆了半天，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断续地吐出了几句话：“我本来并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还考虑自己个人的安全吗？……”

无言的对坐了半天，闻一多含着泪送这学生出了门。

六

暑假里，他们经常出席各种讨论会。昆明当时成立了一个政治性的团体，叫做“十一学会”，“十一”两个字合起来是“士”，用来说明这个团体参加成员的身份。吴晗、闻一多这时经常以“新的士大夫”自居。吴晗写了一篇《说士》，分析了在历史上“士”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后，以为抗战失败，中国的“文士”和“武士”都要负责。

在一个秋天月光很亮的晚上。在一个大花园的客厅里，举行了讨论会，题目是“中国社会与士大夫”，吴晗兴奋地说着：“中国封建社会是个金字塔式的组织，在庶民之上，接近大夫。上古的士，文武不分，唐以后才分家。上古的士是为天子诸侯大夫服务，秦以后为君主服务。但士受着特别教育，有特别义务——忠。因此历代危难时，舍生取义慷慨殉难的都是这些士，士对历史的贡献很大。这次战争中，文士和武士都出了力，今后文士和武士都要负起救国赴难的责任。”闻一多接着又说：“我完全同意吴先生的看法，我们就是现在的新士大夫。我们应该负起我们神圣的责任！”散会时，中年人叹息着：“这两位可敬可爱的‘新士大夫’，什么时候他们能往前走一步——跳出士大夫的圈子呢？”

但不久，吴晗讲演中常提“人民世纪”的名词了，闻一多在鲁迅纪念会上说过“鲁迅对，我错了”。以后，又在南城一个中学演讲“屈原”，他说：“屈原的伟大在于他是楚国为人民的诗人，他本是统治者的佞臣，但他走进了人民里去，喊出了人民的呼声，他爱人民。”

听众问他什么是“为人民”“爱人民”？他说：“那就是要站在人民之中而不要站在人民之上。中国社会到现在简直还是奴隶社会，有奴隶和主人两个阶级。我们实际上都属于剥削人的阶级，不是人民。我们什么时候懂得了恨自己反对自己的阶级而替人民的利益服务，就算为人民了，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可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爱人民就是无条件的爱，他身上的虱子爬到我们身上来还是爱。全心全意的爱他们。”

七

开学了，他们并没有被解聘。

闻一多和吴晗都搬进西仓坡联大教员新宿舍了。抽签的结果，两家住在斜对门。听到吴晗屋里辩论的声音，闻一多常跑来参加。由于吴晗的介绍，闻一多也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从此，昆明民主运动的宣言文件常常是他们二人的作品，分析时事的是吴晗执笔，号召主张的是闻一多起草，再共同修改。

他们两个人成了联大许多壁报和学生团体的导师。几乎没有一次讲演会上没他们。吴晗讲演时，神气紧张，像个小老虎，和他日常谈话一样，没有一句废话，分条分点的叙述，事前有详细的讲稿。无论学生、工人、学者，都听得懂而又觉得很深刻。闻一多上台永远没有稿子，站一两分钟，就像心血来潮脱口而出，也再不像他平常的和蔼寒暄，而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在吼。听过他讲演的人，会感觉对“怒吼”、“鸦雀无声”、“掌声雷动”、“喊出了灵魂”等许多成语有了真的体验。

八

日本法西斯投降，内战扩大，昆明也被中央军“武装接收”。11月25日联大时事晚会遭到驻军包围鸣枪，昆明学生激昂的罢课抗议，宣传队在街上到处被毒打。

12月1日，凶手带着石子、铁棍、刺刀和手榴弹打到学校来，昆明青年献出了四个伙伴最宝贵的生命。闻一多、吴晗听了大哭。闻一多领着儿子走进灵堂，向他们说：“好惨啊！你们永远记着！”

3月17日，昆明三万大中学生送他们死去的伙伴入土，夕阳下山时，棺木放进墓穴。

闻一多在墓前讲话：“凶手还没捉到。我们一定要捉到！我们要追到海角天涯，今生追不到，下一辈子追！”

吴晗在墓前接着讲：“两千年来，有些地方叫做圣地，如今，‘一二&#8226;一’烈士埋在此地，此地成了光荣的地方——成了民主圣地！”

四烈士墓前的石柱上，刻着闻一多写的《一二&#8226;一运动始末记》。最后一段写着：

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这愿望不能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战票地倒下去！四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九

“五四”过后，吴晗去重庆了。在重庆民主人士一个聚会上，有人说他和闻一多几位领导了昆明青年运动，他连忙站起来说：“大家问昆明青年运动的领导者是谁吗？那正是昆明千万青年自己！”1946年6月，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举行各界招待会，闻一多起立致辞：“今天我们向诸位伸出手来，这是一群书生的手……是像粉笔灰一样纯洁啊！但是，就是这双手无寸铁的手，却正在参加扭转历史，创造历史的工作！”

十

吴晗到了上海，7月中旬，他写信给一个学生：“告诉你，我妻子多年的病已经治好了，现在正在休养。我真高兴！”就在这时候，震动全国的消息传出来了：

闻一多预备7月13日从昆明飞重庆，但他没想到7月11日，李公朴被暗杀了，闻一多跑去抱住他，“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闻一多留下来料理丧事。15日中午，《学生报》出版，刊出了闻一多的题字：“斗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了，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下午，云南大学至公堂里挤满了一千多人，李夫人讲完话，闻一多走上讲台，他开始说得很平静：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有理由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的杀！”（鼓掌）

他突然大吼起来：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你出来讲，为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暗杀人，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

“……”

“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散会后，在云大门口，十几个特务向着闻一多怒目而视。他问同走的朋友：“怕什么？”仰起头，哈哈大笑起来。

在府甬道民主周刊社，他主持记者招待会。5时40分，儿子闻立鹤接他一起回家，走到离联大宿舍十步地方，前后跑出几个人，向他放枪。闻夫人听枪声跑出时，闻一多头部中三枪，左腕断了，胸部及别处中弹更多，已经气绝。地上流着一摊血。

消息传到上海后，吴晗目瞪口呆，昏沉了大半天，才哭出声来。

学生写信给他：“吴先生：我们遇到了永远没法补偿的损失。”在上海的学生也来看他：“这几天吴先生要注意一些。”在那热得像蒸笼一样的日子里，他浑身只穿一条短裤，左手摇着扇子，右手写字，一边写，一边哭，墨水，汗珠，眼泪，湿成了一片。他写出了《哭一多》、《哭亡友闻一多》、《哭一多父子》、《闻一多先生之死》、《闻一多先生传》。

十一

吴晗要去北平清华了，一个学生去看他：“吴先生，你的中国通史讲义还是那一份吗？是不是可以将那些正统观点改改呢？”他微笑着：“改了，改了，早就修改了。”这个学生笑了：“吴先生，我初见你时，你和现在不一样啊！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你转变的呢？”他沉默了几分钟，肯定地说：“不是我自己：是时代，是历史，还有……”

闻夫人和几个孩子从昆明去北平，路过上海，学生去访问她，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闻先生的骨灰吗？一半已经洒在滇池里了，一半要带到北平去。四烈士墓前的衣冠塚，是我一定要立，学校才答应的。闻先生的遗著，清华答应整理，将来想交文协出版，有吴先生在，整理工作一定会成功的。”

冬天，一个燕京大学学生写的通讯说：“寒假的燕园静极了，大家耐不惯寂寞就跑到清华听课——特别是听吴晗先生的课去。真的，他讲得太好了。”

3月底，吴晗为一本《闻一多的道路》作序，里面说：

一多先生最后所走上的道路，就是中国人民应该走的唯一的道路。

（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2月16日）

难忘的记忆

——怀念吴晗老师二三事

1943年秋，我认识了吴晗老师。那时我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吴晗老师是文学院历史系的著名教授。我听他讲中国通史课，有时去请教他解答疑难问题，有所接触。吴老师对人热忱，没有架子，解释问题清楚，观点明确，深受广大学生的爱戴。我与吴老师工作上的联系是1945年初开始的，在这以前只是师生间的一般来往。

那时，联大是蒋管区的民主堡垒，进步师生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和“一二&#8226;九”运动的革命传统，民主气氛很浓；学生组织了民主社团，经常召开民主座谈会、讨论会。吴晗老师和闻一多老师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的领导成员，负责民盟青年工作，与进步同学接触较多，积极支持学生民主活动，经常参加学生举办的座谈会。1944年，联大的民主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学生民主活动更广泛、更深入了。党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生民主运动，迎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因势利导，于1945年初决定在联大成立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这是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作为团结进步学生、开展民主运动的核心组织。为了开展工作，民青与民盟云南支部有工作上的联系。我当时是民青领导成员之一，这样与吴晗老师有了工作上的来往，关系密切了。

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活动的限制愈来愈厉害了，对印刷厂加紧控制，严禁印刷厂印所谓“危害治安”的印刷品，并规定检查的办法。为了解决印刷问题，1945年四五月间，党组织指示我通过“工盟”（当时正在筹备中的党的秘密工人组织）尽快建立一个秘密印刷厂，并告诉我民盟有的文件也要这个秘密印刷厂负责印，要我即与吴晗老师联系。当天晚上，我就到了吴晗老师家里。当我说出建立秘密印刷厂的计划时，他非常高兴，连连说了几个：“好！好！”之后，又说：“国民党越卡我们，我们就要更坚决，我们只有这一条路，有什么困难来找我，民盟关系多一些，好解决问题。”

秘密印刷厂建成后，民盟有的文件就交这个厂排印。那时，民盟云南支部的重要文件不少是由吴晗老师和闻一多老师起草或润色的，因此我去吴晗老师家里的次数也就多了。每去一次他都招待一番，问寒问暖，格外亲热。

“你的功课学得怎么样？”一个晚上他关心地问我。“不怎么样，马马虎虎”，我随便回答了一句。“这可不好，学习不能马虎。革命工作要干好，学习也要搞好。误了功课不好，而且容易被特务注意，要改正。”这是吴晗老师对我的第一次批评，印象很深。

吴晗老师非常热爱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秘密印刷厂成立不久，党组织就交给了翻印《新民主主义论》的任务。厂里设备不全，铅字短少。这本书竟花了二十几天的时间才印出来。当我拿着一本送给他时，他高兴极了，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一页一页地翻。他笑眯眯地说道：“太好了！太好了！要很好地学，认真地学！”接着就问印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有什么困难。当我说明情况后，他马上就说：“要扩充设备，增添铅字，继续翻印毛主席的著作，这是武器。”而且立即写了一张便条，要我到云南大学找周新民老师，请他协助解决印刷设备。在灯下，我看到他那张兴奋而又喜悦的面孔，心里立刻涌上一股暖流，感到一股力量在激励着我。第二天我到云大找到了周新民老师，经他协助，秘密印刷厂很快就扩充了设备。不久，我们就翻印出了《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等文章。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占胜利果实，进一步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更加凶狠地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和压榨，全国人民怨声载道。吴晗老师和闻一多老师等著名的民主战士，积极响应党提出的停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不顾个人的安危，坚决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洪流之中。为了扩大反内战的影响，民盟云南支部决定发表一个向反动派抗议的文件。记得一天，吴晗老师通知我上午到他家里，他就将文件底稿给我，要我马上排印，及时发出去。我拿着文件底稿赶到印刷厂，把别的工作都停下来，立即排印。大概是晚上九时左右，我拿着印好的文件送到吴晗老师家里。他接过文件就问：“你校对过了吗？”“我没校对，是工人校对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他马上坐到灯下仔细地校对起来。当他发现有几处标点符号和几个字错了，就把我叫到身旁，一一指出并改正；同时要我马上回印刷厂重印，并且当晚要我把重印的文件送给他。我当时有些窘，也有些为难，但是看到他那坚定的表情和责备的眼光，我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拿着他改好的文件，急忙赶到印刷厂重印。大概是12点多钟，我拿着印好的文件又赶到他家。这时，四周静悄悄，人们都已经熟睡了。唯独吴晗老师的房间里还亮着灯。我敲门进到他房间，就把文件交给他。他像陌生人似的没说话，马上就看文件。吴晗老师躬着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非常认真。不多时，他站起来，高兴地说道：“行了，明天可以发出去了。”我看到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才松了一口气，好像放下了一副重担。“像这样的文件，你得亲自校对，不能马虎，幸好没耽误时间。”他说完就邀我吃夜宵，我告诉他还有两位护送我的工人在外面等着，于是他就拿了钱要我们到外边一起吃点东西。这个晚上我确实有些紧张，有些疲倦，但是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高兴。

1945年12月1日，昆明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8226;一”惨案。这一天，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学生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派出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捣毁联大、云大等学校。他们大打出手，用木棒、匕首、手榴弹、铁棍打死、炸死了学生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和教师于再。昆明市大、中学生相继罢课，教授、教师相继罢教，全国学生、进步人士掀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浪潮，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一二&#8226;一”运动。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吴晗老师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他奔走呼吁，积极组织联大、云大等院校的教授罢教，发表抗议书，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一二&#8226;一”运动，到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举行了隆重的四烈士出殡仪式。这一天，昆明市的大中学生、教师、工人、农民、军人、市民还有道士、尼姑等共三万多人，组成了庄严肃穆的出殡队伍，抬着四烈士的棺木，高呼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穿过了昆明市的主要街道，从上午11时出发，到下午5时许才回到在联大的四烈士墓地。吴晗老师和闻一多老师，参加了出殡队伍主席团，走在队伍的前列。在公葬典礼上，吴晗老师讲了话，他指着墓碑上“民主种子”四个字慷慨激昂地说：“四烈士墓碑上民主种子四个字应该发芽成长，这个地方应该改为民主圣地……我们要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前进，直到把反动势力完全消灭……”这是多么坚强的、充满信心的豪言壮语啊！他讲完后，群众振臂高呼“严惩凶手！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的口号，葬礼在怒吼的口号声中结束。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仪式，宣告联大结束，师生北上到北平、天津，分别入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到北平后，吴晗老师回到清华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担任民盟北平支部的领导工作。我入北大上学，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组织上还指示我代表民青继续与吴晗老师联系。

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反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卖国等一系列的民主运动。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吴晗老师始终与学生一道并肩战斗。每次运动结束后，我都要到清华向吴晗老师谈谈情况，倾听他的意见。那时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这一见面就得谈上半天，更亲切了。1948年秋，吴晗老师响应党的号召奔赴解放区，我与吴晗老师的联系暂时中断。

1949年初，北平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明朗的天终于来到了。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下，北平——这个驰名中外的古城终于和平解放了。吴晗老师随同解放军回到了清华，依旧住在他原来的四合院。北平各界举行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的第二天，我到清华看望他。我们紧握着手，激动得要流下泪来。

“在解放区见到了毛主席，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身体都很好……我向周副主席汇报了北平学生运动的情况，他很满意，北平的和平解放也有你们一份功劳！……”吴晗老师滔滔不绝地说着，满脸堆着笑容，我从来没有见他这样高兴过。他有时站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有时张开双手耸一耸肩膀，显得活泼、年轻。

我与吴晗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1968年五六月间，那时我们都是“专政”对象，集中在市委党校劳动。一天下午，我见他拿着一个长把锄，笨手笨脚地在锄地，便借机慢慢地从他身边走过，他看了我一眼没敢说话。我轻轻地说了一句：“注意身体。”“没关系，吃得消，”他小声地、若无其事地回答了一声。当我离他较远一点的时候，我回过头去看他，看到他那矮小的身材，躬着腰在笨拙地锄草，不觉一阵心酸。我默默地低着头走了。后来，他被捕了。天知道他有什么罪呀！1969年，我被送到农村插队劳动；1973年回到城里，才知道吴晗老师已经去世。上述这一次短暂的见面，悄悄的对话，竟成了我们师生的诀别！

吴晗老师是含冤死去的呀！他是多么希望能多活些年头，为人民多做贡献呀！他在他的《灯下集》前言中写道：“活了五十岁，有十年是在欢欣鼓舞的情绪中度过的。有人说我老了，头发又白又秃。我说不，才十岁呢，还不到成熟的年龄，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情绪很高，劲头很足，要多学习，多工作，愈干愈有劲，活得有意思，老这个字连想也没有想过。”这是多么有生气、有信心、充满激情的文字啊！这样一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工作、学识渊博的革命战士，竟被林彪、“四人帮”一伙任意诬陷，随意逮捕，随意摧残，以致含冤而死，这是多么使人痛心的悲剧！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第9期）

学者和战士(1)

——深切怀念吴晗老师

坚强的革命战士

吴晗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诬蔑陷害和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含冤死于非命，已经十多年了。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吴晗老师得到了平反昭雪。党和人民于1979年9月14日给吴晗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经过“四人帮”的十年猖獗和破坏，老师的讲课笔记、谈话记录、书信和照片，几乎丧失殆尽。但是，老师的音容笑貌、热情教导和事业文章，却依然深深地铭记在学生的心中。

史家本色

1943年吴晗老师在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任教，我在经济系读书。当时他和历史系另外的教师各自担任大课堂的中国通史课，是经济系学生的必修课。可是，吴晗老师在昆华北院的南教室讲课，我却被学校分配在昆华北院北教室另外一个班上听课。对于那位给我们讲课的老师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是深感不满的，于是我和一些同学就常去旁边听吴晗老师的讲课。他讲课既严肃又生动，史料详细，分析透彻，观点与众不同，别有新意，博得广大同学的尊敬，也提高了我对学习历史的兴趣。他所讲的殷墟考古发现，至今时隔40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

下一学年，我又继续去旁听吴晗老师给历史系学生开设的明史课。这门课程是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南区北门西边的一个小教室里上的小班课。他讲授的内容大致有：元末几乎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转战千里所向无前的红军；明皇朝和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明代皇帝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宫廷案件和明皇朝内部频繁发生的争夺政权的争斗；东西厂特务机构的残酷统治和瓜蔓般的株连；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遭到压抑；明末农民起义的不断兴起和农民战争大军的风卷残云，等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史实的细节渐渐淡忘了，但是其中有两条极为深刻的教导我是永远不会忘却的。第一条是任何反动统治者的统治寿命都是不会长久的，他们不是被革命的劳动群众所推翻，就是被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争斗所颠覆，这在明代的历史中是有不少表现的。这一教导，再加上现实的教育，在当时给人们以启示，使人们坚信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将很快地完蛋，中国人民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第二条教导是，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正直的史官，为了忠实地记载历史真相，不怕罢官、坐牢、刑罚、甚至杀头，他们的实事求是、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是每一个学历史的人的学习榜样。多少年来我深深地感到，老师的这些教导，不仅适用于历史工作者，而且对于一切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同志来说都是极为宝贵极为重要的。我更深深地感到，吴晗老师自己就是在史学工作中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好榜样，他既以自己的奋斗书写了历史，又以自己的生命维护了历史的真实，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教言。现在想来，吴晗老师对我们的这一教导，无异于他一生的自我写照。

畅谈生平

1947年春天，在清华园吴晗老师家里，他对我和同我一道去拜访他的清华历史系裘昌淞同学（建国后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畅谈了他的前半生的经历。当时，我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班学习，课余担任《文汇报》文教版的特约通讯员，还在文教版的“人物志”等栏目上写过一些文章。尽管那些文章都没有署真实姓名，可是吴晗老师竟看出来有些是我写的，并热情地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接着就详细地和我们谈了他的生平。我当时意识到我应当为他写点传记文章，就认真地加以记录。可是，后来我忙于其他更为紧迫的工作，不久《文汇报》就在1947年5月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闭，我准备写的这篇传记，就一直没有写出来。虽然，他早已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自己的光辉历史，但是就我自己来说，总感到有负于吾师，至今犹深以为憾！

吴晗老师生于1909年，是浙江义乌吴店苦竹塘人。中学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当过一年小学教员。他曾打算去广州上黄埔军官学校，也因经济困难没有去成，不久，跑到杭州考入闸口六和塔附近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私立之江大学预科。之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杂住宿等费用很贵，一年后他转入收费较低的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在那里他听过胡适讲授的中国文化史等课程，写了《西汉经济状况》论文，得到胡适的好评。后来，胡适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吴晗老师也很想到北大来读书。1930年他以写史学论文得到的稿费作为旅费，只身从上海来到北平，投宿在沙滩北京大学文理学院附近的小公寓里。小公寓每月的房租低廉，但人声嘈杂，不利于攻读。为了准备投考北京大学，他每天风雨无阻地走到北京图书馆里去读书。当时北京图书馆文津街新址尚未建成，旧址设在北海公园内琼华岛西南侧的山坡上。他那时的经济状况连买公园门票都很困难，但是和公园守门人说一声是到图书馆读书的，可以不买门票。就这样，他在北海公园内的北京图书馆里苦读了整整108天，才参加了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入学考试。他的入学考试成绩是：国文一百分，英文也一百分，可是数学却得了零分。当时北大入学考试有一条规定，即这三门主要科目中的任何一门如果得了零分，就取消录取资格。因此，他很遗憾地未能考取北大，而北大也很遗憾地失去了这一名出色的学生。

为了继续努力投考大学，他经顾颉刚教授介绍到北京西郊燕京大学图书馆作短期的馆员工作，在这所藏书比较丰富的图书馆里，他“左右逢源，屠门大嚼”，喜出望外。在读书之余，手录了各种书籍和碑帖中有关浙江藏书家的文献资料，后来于1932年4月编成《两浙藏书家史略》三卷。

从清华学生到清华教授

1931年夏天，他又再接再厉地投考清华大学史学系。虽然他的学科成绩仍和投考北大时一样，而且清华大学也有主要科目一门零分不得录取的规定，但是学校领导人考虑到他优异的语文成绩，认为他是大有培养前途的史学人才，经过研究竟破格录取他为历史系的二年级插班生。16年后，吴晗老师和我们谈起此事，对于清华能够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仍深为感激。吴晗老师也不辜负清华的培养，以自己一生的治学和斗争为清华人做出了榜样，也为清华争取了荣誉。今年庆祝清华校庆70周年前后，不少校友发起在清华园内建立吴晗教授纪念雕像，我想是完全应该的。清华发榜了，他就很高兴地带上少量行李到清华园入学，“那正是‘九一八’事变那一年的秋天”。

当时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是蒋廷黻。经过胡适的介绍，他受到蒋的照顾，给他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两小时，主要是在图书馆的研究室里整理历史系从书市上作为废纸买来的清宫档案。大学生时代，他写过一些学术论文，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清华季刊》、《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还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会办的《清华周刊》文史栏的主编、天津《大公报》史学副刊的编辑等工作。他的稿费和工作的收入，除维持自己的生活之外，还供给弟妹上中学。

1934年夏，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本来他是可以再入清华或北大研究院深造的，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只好在清华大学史学系担任助教。曾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的熊庆来教授是一位善于发现人才的前辈学者，他不仅发现和培养了数学界的卓越人才如华罗庚教授，而且也发现和提拔了吴晗老师这样杰出的史学人才。熊庆来在抗日战争以前调任为云南大学校长，他以当时罕见的胆识破格聘请大学刚毕业三年的吴晗老师为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于是，吴晗老师于1937年8月辗转来到昆明云大任教。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南迁，1938年春最后迁到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不久，他又回到自己心目中的母校西南联大任教，先是兼课，后改为专任。在联大专职任教期间，他先在四川叙永的西南联大分校，后回昆明本校。大约1944年左右经清华大学历史系提升为教授，从而成为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年轻教授。这在清华还算破格了。

愤然走出书斋

抗日战争中期，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教授们每月的薪金大约只相当于战前的十几元钱。1941年间，吴晗老师因生活困难，不得已将几千卷心爱的图书都卖给清华图书馆了。他的老友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给他写了一副对联：“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他认为很切合当时卖书换饭吃的困境，把它在壁上挂了好几年。那时候，有几年他家住在昆明府甬道附近西仓坡的一座旧屋中。由于夫人长期卧病，他主动承担起各种家务劳动，天天打水、买菜、做饭。大约1944年的一天早晨，我作为一个学生膳食团体的临厨（由学生轮流担任的）和厨工一起到府甬道的露天菜市场上购买副食品，碰到吴晗老师挎着一只空竹篮也出来买菜，他开口就对我说：菜（指副食品）又涨价了，什么都贵得很啊！等我和厨工在菜市场上转了一圈，买足了菜，看到他还挎着菜篮在市场里徘徊，菜篮里面仍是空空如也。他只好手指着空菜篮向我苦笑。

那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到处抓壮丁，抓去后军官们又克扣军饷不让士兵吃饱。被折磨瘦得皮包骨活像博物馆里的“木乃伊”的士兵，在昆明城外联大新校舍附近常常可以看到；行军中倒死在道路旁而被抬往联大北边山坡掩埋的，也屡见不鲜。他激于义愤，写了《给士兵以“人”的待遇》文章，进行呼吁和控诉。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却大发国难财，成为不同形式的百万富翁。他又写了《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豪而战》的文章，进行声讨。

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民不聊生，以及国民党军队在日寇的入侵面前的节节败退甚至不战而溃的局面，他愤然走出书斋。在华岗同志（当时改名叫林石父，字少侯）等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吴晗于1943年在昆明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此，他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深受进步青年和学生们的爱戴。

学者和战士(2)

在抗战后期的昆明民主运动中

记得在1944年5月3日晚上，五四运动25周年前夕，党的地下组织通过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会，在新校舍南区十号大教室里召开了五四运动历史座谈会，会上先请周炳琳教授报告五四运动时北大情况，闻一多教授报告当时清华的情况，吴晗老师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五四运动是要把人从旧思想旧观念旧牢笼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个牢笼直到今天还没有打破。现在又被关进另外一个牢笼。”“这两个时代的牢笼是有区别的。那时的金融资本还不能控制整个社会，现在则财富集中在四大家族等少数人手中。从前是军阀虽然坏，但他们还自己承认是混蛋，还并不自命为圣贤，不讲什么仁义道德。现在不同了，没有‘军阀’了，当局都是‘圣贤’了。而我们却都被关入新的牢笼中。”“因此，现时代应该做的工作不仅是继承前一时代人的打倒孔家店等新文化运动，而且还要注意现实的社会政治，绝不能隔岸观火。”“我们要有范文正公那样的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要有新的行动，来建设合理的社会政治，这是现代青年应有的抱负和应负的责任。”“过去，青年要求思想的解放，现在不但要思想解放，而且要有好的政治组织，要为民主国家的完成而奋斗。”

1944年12月25日，昆明文化界在云南大学操场召开盛大的云南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和在全市游行示威。大会上，吴晗老师、一多老师以及参加过护国战役的云南籍的退役将军和耆宿们都登台讲话，要求“发扬护国精神，彻底实行民主政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会后，他们又走在队伍的前列参加了示威游行。这是昆明学生倒孔（祥熙）运动以来第一次走上街头游行，标志着昆明民主运动的兴起。

1945年5月3日晚上，联大历史学会在新校舍北区东饭厅举行“五四”历史晚会，讨论“五四以来的青年运动的检讨”，讨论提纲上有三大问题：一、“五四”的经过及其意义；二、“五四”以来青年运动的回顾；三、青年运动与目前的民主运动。吴晗老师着重就最后一个问题讲了话。他说：“青年人必然要继承‘五四’光荣的传统精神，继承反帝的传统而反法西斯、反独裁，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解放，配合着全世界的民主潮流，努力于奠定人民世纪的伟业。”他还说：“在这新局面，史所未有的新局面之下，代表人民的青年，起来要求政治的民主，而且更进一步，要求经济的民主。要求思想、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居住、演剧的以至最基本的人身自由。要求团结，要求统一，要求整顿和革新内政，用全民的力量，驱除暴政，还我河山。这是一件庄严的历史任务，也是今日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他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1945年5月4日下午，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在云南大学大操场升旗台前联合举行了五四运动26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发扬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热烈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伟大号召。几千名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冒着急雨参加，吴晗和闻一多老师肩并肩地站立在升旗台上，相继讲话。大会以后冒雨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由云南大学同学前导，西南联大同学殿后，其他大学中学同学居中。吴晗、闻一多、费孝通、曾昭抡等教授也参加了游行，而且走在队伍的前列。游行者在昆明街头沿途刷了标语，并奋臂高呼口号：“立即停止一党专政！”“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雄壮的歌声响彻在祖国的南天。党领导的这次标志着昆明民主运动高潮到来的集会和大游行，也是和吴晗老师们的拥护、赞助和参与组织分不开的。

1945年7月7日晚，昆明各大学同学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东饭厅举行了“七七”抗战八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吴晗老师在讲话中，颂扬了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战果，指责了国统区战场一退千里的惨败，并且针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期就挑起小规模内战，以及正在准备利用美国的军事装备来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阴谋，痛加揭露和抨击。

这一时期，吴晗老师在党的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1944年夏，通过他的关系，闻一多教授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民青”的建立和发展得到吴晗老师的大力赞助。他还帮助建立起秘密的印刷厂，印刷党的一些文件和毛主席及朱德同志的文章，后来还出版了一些学生报刊和宣传小册子，在学生运动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吴晗老师还主编民盟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1944年12月8日创刊），并在它和其他进步刊物上，一再撰文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声讨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国土沦丧、贪污泛滥、特务横行、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滔天罪行。

抗?胜利后制止内战的斗争

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了。4日晚上，在地下党和民盟组织发动下，昆明文化界各团体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东饭厅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会上，吴晗、闻一多等教授都讲了话。吴晗老师在讲话中，针对蒋介石在9月3日庆祝抗战胜利典礼上所讲的所谓“召开国民大会”、“盼各党领导参加政府”、“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军队国家化”等骗人的鬼话，一一加以揭穿。他有逻辑、有分析、有事实根据地指出，这些说法“诚是欺人之谈”。

不出所料，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反动军队就加紧向我解放区进犯，阴谋发动全面内战。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学生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以“制止全面内战”为中心内容的时事晚会。晚会进行中，包围了联大新校舍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在会场周围用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向会场齐放，妄图迫使会议解散。自称是什么“王老百姓”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又在会场内部进行破坏。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和吴晗等教授，既没有被会场低空接连飞过的枪弹吓倒，也没有被特务的捣乱伎俩干扰，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和青年学生一起坚持把会议开好、开完。正在讲演的钱端升等教授提高了嗓门和枪炮声竞赛。会议通过了一项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的通电。次日，伪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一条捏造的消息，诬蔑昨晚学生集会为“西郊匪警”。同学们义愤填膺，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枪炮围攻和新闻诬蔑，决议举行罢课。

在“一二&#8226;一”运动中

在罢课抗议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拿出了最残酷的镇压手段，派武装特务和部队打到西南联大进行屠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8226;一”惨案。“一二&#8226;一”惨案发生时，吴晗老师亲耳听到捣毁器物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惨案发生后，他赶到屠杀和捣毁后的现场实地观察，慰问受伤的师生和参加死难四烈士的入殓典礼。他还到设在联大图书馆内的四烈士灵堂吊唁，细细阅读每天增加的挽联和挽幛中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滔天罪行的文字。他仔细保存了每一种有关“一二&#8226;一”运动的史料。后来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做这一光辉运动的证人，证明这一运动的正确性、纯洁性，证明武装干涉以至惨案的责任”。他还写了《“一二&#8226;一”惨案与纪纲》、《〈论“一二&#8226;一”运动〉序》等文章，进行血泪的控诉和正义的声讨，文章中认为“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一日这一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周”。要求“立刻严惩惨案的负责人”，“立即废除特务组织”，“保证对人民自由的绝对尊重”。

12月27日，昆明中等以上学校罢课委员会宣布：自罢课以来，所提复课条件已陆续得到答复，决定复课并继续进行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这时吴晗老师也表示：“罢课的结束，决不是运动的结束，而只是争取大目标的新开始。”并且表示要和同学们一起进行“更广大更深入更艰苦的灵活的有高度组织的斗争”。

1946年1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吴晗和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四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认为对于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不敢希望有任何奇迹可以在极短的时期中诞生一个民主的中国，但是我们也不愿低估这个会议的价值，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命运的转机”。公开信中还以惊人的胆识，提出取消国民党的党治和独裁，彻底改组国民党的军队，取消特务组织，争取民族自由等反映中国革命人民要求的主张，并对“中国人民民主的前途”，表示了充分的信心。

2月17日下午，昆明学生联合会等十个文化团体，为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以及抗议重庆“二一○”校场口血案、抗议“一二&#8226;一”惨案主凶李宗黄调升要职，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召开群众大会。大会由闻一多教授主持，吴晗教授和钱端升、费孝通教授都讲了话。国民党元老褚辅成先生也讲了话。他们都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种种罪行表示抗议，希望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能够实现。吴晗老师在讲话中举出近几个月来的一大串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控诉。他认为蒋介石是“好话都说完”，至于他的“坏事做完没有？我认为恐怕还要做”。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他激昂地指出：“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取消特务制度，不然一切保证都不发生作用，人民的基本权利就毫无保障。”最后，他又明确而深刻地指出：“要取消特务制度就要改组政府，使它成为能代表人民的政府。”会后，一万多名群众走出西南联大校门，到昆明城内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和闻一多、李何林、洪深等三十多位主席团成员走在队伍前面。一路上到处有市民群众加入游行行列，游行队伍陆续增加到一万五千余人。

参加四烈士殡仪和公葬典礼

1946年3月17日上午，昆明学生联合会为“一二&#8226;一”四烈士举行出殡仪式。三万多群众护送着四烈士的灵车在全市游行示威。吴晗教授和闻一多教授等凛然无畏地走在出殡行列的前列。我当时担任西南联大学生会的摄影工作。出殡先烈途经青云街云南大学校门外时，我拍下了一张吴晗和一多等老师英姿勃勃地并肩前进的照片，背景是云南大学大门口的“为国求贤”牌坊。出殡游行的队伍走遍了昆明城?主要大街。

夕阳下，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新校舍北部土坡上“一二&#8226;一”烈士墓地，举行“‘一二&#8226;一’殉难四烈士公葬典礼”。一位同学代表昆明学生联合会激动地宣读了《四烈士葬仪祭文》。吴晗老师也是陪祭人之一，他接着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讲道“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成了民主的圣地”，“现在，四烈士墓上有‘民主种子’四个字（指石碑上用蓝纸白粉书写待刻的四个大字），我觉得这个种子应该迅速发芽成长，这个地方应该改为‘民主圣地’。在历史上中国有圣地，而今天中国的圣地是民主的圣地（这里他用隐约的词句暗指着延安）……”“我们要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前进，直到把反动势力完全消灭。”“不久，将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这里，将来民主的、幸福的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西南的国土上，也有一块‘民主圣地’！”

学者和战士(3)

1946年5月初，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开始往北平、天津返校，恢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建制。

同学们在昆明时，已对特务的跟踪盯梢、伺机谋害，有所提防，对进步教授经常组织护送，使特务们难以下手。参加护送的同学有王植棠、赵元亮等，另外还有几位云南籍的同学。同学陆续离开昆明以后，国民党特务就乘机对早已列入他们暗杀名单的进步教授下毒手。7月11日和7月15日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几天之内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吴晗老师因送夫人袁震经重庆赴上海治病，早已于5月7日离开昆明，这才没有遭到特务的毒手。离开昆明时，他们到闻一多老师家中告别，临行时闻一多老师和家人送他们到宿舍院门口，闻一多老师露出伤感的神色，勉强作笑地说：“两个月后北平见！”“你们回到清华园时，要先去看看我旧居的竹子啊！”谁知这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吴晗老师一行好不容易在重庆于6月9日挤上飞机到了上海。他参加了上海的反蒋、反内战斗争，曾应邀给同济大学和中学教师联合会作反内战的报告。6月23日上午，还曾和上海的同志们一起到火车站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代表马叙伦等11人赴南京请愿，随后参加了上海10万群众的浩浩荡荡的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游行。

7月中，他在上海报上突然见到李公朴殉难的噩耗，义愤填膺，于14日愤笔写下了《哭公朴》。他沉痛而深刻地说：“公朴！你不会死，你永远不会死。死去的是一个万万人所痛心疾首的政权！”7月17日，吴晗老师惊闻他的亲密战友闻一多牺牲的噩耗，悲愤万状，“目瞪口呆，欲哭无泪，昏沉了大半天，才能哭出声来”。他彻夜不眠，于17日夜间挥泪写下了《哭一多》来沉痛悼念，不久又写了《闻一多先生传》等纪念文章。他明明知道特务暗杀的名单里还有他，但仍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了7月27日上海西南联大校友会在花旗银行举行的闻一多先生追悼会。他在会上报告了闻一多先生的生平和怎样从诗人学者转变为民主战士的，以及殉难的经过。他怒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认为这不能算是“暗杀”，而是光天化日下的“明杀”，因为那是在下午5点30分的昆明街头开的枪。他大声疾呼：“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什么世界？！”充分表现了他的悲愤和大无畏的精神。7月在上海，他荣幸地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在谈话中，周恩来同志对他和民主同盟的同志们在民主运动中的努力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勉励。

后来，吴晗老师不但多次撰写纪念闻一多教授的文章，还曾与其他同志一起建议民盟中央把闻一多殉难的7月15日定为“中国民主同盟先烈殉难纪念日”，经民盟总部第七次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通过。

吴晗老师1946年8月中旬回到北平，那时闻一多教授的遗稿陆续从昆明运来，11月到齐，他就和朱自清等教授们一起从事编辑《闻一多全集》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许多问题朱自清教授都和他共同商量。在他们和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及开明书店的共同努力下，四厚册的《闻一多全集》得以当时罕见的速度于1948年8月出版。在编辑过程中，吴晗老师坚决地认为闻一多教授既是学者又是民主战士，他的全集中光有学术著作是不行的，一定要把他参加民主运动所作的演说词收集进去。当时这方面材料不全，他把我从自己潦草的原始记录中整理出来的一多老师在昆明后期的几次政治性强烈的演说词也一一收入全集，并且来信表示亲切的鼓励。从这些演说词中可以看出闻一多老师是怎样拍案而起的，后来常常被人们引用。吴晗老师自己为《闻一多全集》写了跋。

吴晗和朱自清等老师在编写《闻一多全集拟目》的过程中，打算在“全集付印的时候，还想加上闻先生的照相、一些手稿和刻印，这样可以让读者更亲切的如见其人”。为此，吴晗老师写了《闻一多的“手工业”》一文，专门介绍了闻一多教授的治印。闻一多老师最后的一张照片，也是照得最好的一张半身像，就是剃掉了美髯围着围巾的那一张。那是抗战胜利后的一个冬天，裘昌淞同学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南区东南角拍摄的，左边的背景是生物学系的平房，右边的背景是厕所的茅草屋顶（现在常见的那张照片，往往只采取人像及厕所的一角）。开始编《全集》时，这张底片被一位同学带到上海去了，经过吴晗老师的催问和裘昌淞同学的多方努力，才将底片找回，刊载在《全集》中。

1947年7月20日星期天的上午，在吴晗老师的积极参与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和民盟支部在清华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大会，会上他作了《一多先生周年祭》的讲演，进行悼念。朱自清教授在会上也发了言，并报告了《闻一多全集》编辑计划和拟目。第二年7月15日晚上9时，他又参加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在清华同方部举行的闻一多先?死难二周年纪念会。新中国成立后，吴晗老师响应毛主席的“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的号召，写了《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和《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等文章。1947年，他鼓励和帮助王康同学写介绍烈士生平事迹的《闻一多的道路》一书，并为它写了序言；50年代，又支持王康写作《闻一多传》于1958年出版，支持吴方、廖仲安写的《闻一多》电影文学剧本。

重返清华园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的校园成了日本伤兵医院，校舍受到严重的破坏。1946年夏秋，清华师生陆续回到北平，由北大招待暂住在国会街北大第四院（现新华社所在地），那时吴晗老师就住在旧国会众议院会场的平房里。1946年10月中，清华校舍初告修复，在一个晴朗的上午，我作为一名北大学生送清华同学从北大四院坐上卡车回到清华园。这是阔别九年后第一批回到清华园的大学生，同学们在清华园牌坊前列队举行了简单的返校仪式，陈福田教授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了电影。那时吴晗老师已先期回到清华园，他不但到新斋学生宿舍来欢迎我们，而且向我们痛诉了李闻惨案、讲述了国民党反动派于1946年7月发动全面内战以来的形势，还向我们介绍了清华学生从“五四”、“一二九”以来的光荣革命传统。在吴晗老师的思想启发下，同月我在《浙江日报》上撰写了《清华和清华人》一文，讲了清华人的光荣革命传统，希望加以继承和发扬，并对清华人的孤芳自赏等缺点有所批评。1946年10月19日晚上，吴晗老师等几位教授与我们几位同学一起从清华园步行到燕京大学适楼（现北大俄文楼）楼上大教室，参加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晚会，会上他讲了要向鲁迅革命精神学习的话，会后又一同边说边走地回到清华园。

他一到北平，就参加民盟华北总支部的领导工作，接着又担任民盟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主要委员，积极投入北平的民主运动。1946年12月1日，清华大学举行“一二&#8226;一”周年纪念会，他作了《种子撒下去了！》的讲演，要求不是以消极的哀悼而是以积极的继承来纪念“一二&#8226;一”四烈士，要做耕耘施肥的工作，使他们撒下去的种子取得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的收获。他为上海《文汇报》组织了纪念“一二&#8226;一”学生运动一周年的专页；还在报上陆续发表多篇《旧史新谭》。

1946年12月24日晚，美军强奸北大先修班学生沈崇的事件发生后，吴晗老师在清华大学群众集会上愤怒痛斥了美蒋反动派的暴行，对北京大学的抗暴运动给予有力的支持。由于清华地下党组织的发动和他的积极活动，大批清华同学于12月30日下午到达沙滩北京大学大操场，和北平各校的队伍汇合，举行了上万人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并在东单广场沈崇事件发生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北平的抗暴大游行和集会，点燃起全国抗暴怒火，把“一二&#8226;一”运动掀起的反内战运动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反美反蒋爱国运动的序幕。

在北平从事民主运动

从此以后，北平的民主运动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不断地进行。在这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中，吴晗老师都与广大进步同学休戚与共，并肩战斗，并且团结了一批教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例如，1947年2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夜之间突击非法逮捕了符定一、王之相等大批进步人士，吴晗老师和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一起发动了朱自清、向达、吴之椿、金岳霖、俞平伯、徐炳昶、陈达、陈寅恪、许德珩、张奚若、汤用彤、杨人鞭、钱端升十三位知名教授，发表了被当时人们称为“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的《抗议书》。紧接着，他和民盟北平市的组织又发动北大、清华、燕京、师范、中法五所大学的教授、讲师、助教192人签名发表《响应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在这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非法逮捕的人士。又如，“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教授等，于1948年6月17日签名发表的，清华大学110位教师抗议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和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退还配购证的公开声明，就是吴晗老师参加起草的。

在北平，吴晗负责编辑民主同盟的《民主周刊》北平版，后改称《民主周刊》华北版、《民主半月刊》等。他在上面发表了《论军队国家化》文章，提出“不许以军队国家化之名行党化、私人化之实”，同时不指名地但却是明显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还发表了题为《人民怎样渡过这内战的难关？》的笔谈，指出和平与独立民主是不可分的，反对那种不与爱国民主运动相结合的所谓“和平运动”。

他和民盟北平市的同志（其中有些是地下党员）还秘密编辑和出版了一种不定期的地下刊物《自由文丛》。1947年他在《清华周刊》上撰文纪念“五四”，号召同学们“继承五四精神”，“把五四运动发展为新五四运动”，并且预示了“新中国在不远的前面”！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吴晗同志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不畏强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反动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拒不接受解散命令，并?导北平市民盟组织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1月，张申府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解散民盟华北总支部和所属一切地方组织，并且要求民盟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和所有盟员一律停止活动。吴晗同志和北平市临工会的同志们一起，立即发表了驳斥张申府的错误行动的声明，并且号召民盟同志积极开展民盟的活动，继续不屈不挠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斗争，同时还要求民盟总部开除张申府的盟籍。1948年以沈钧儒、章伯钧为首的民盟部分中央委员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积极恢复了民盟的活动。吴晗老师和北平市的民盟同志热烈拥护。

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时，北京大学教授周炳琳起草了《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宣言，在得到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的48位教授签名后，发表在《观察》杂志第3卷第11期（1947年11月8日）上。在这个宣言上各位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的签名，大都是吴晗教授等登门拜访取得的。

学者和战士(4)

从清华园到解放区

解放战争时期，吴晗老师住在今天清华大学旧西院12号。这个古老的院子是当时民主青年和进步教授经常出入的场所，多次民主运动的宣言和通电就是在这里起草的。那里还隐藏过军调处执行部结束我方办事处撤退时，徐冰送给民盟北平市支部的一台美国军用收音机，那时就是用它来收抄解放区电台的电讯，并且很快刻印出来传播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鼓舞人民反蒋斗争的意志。这台收音机后来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那时的北平，随着反人民的内战的展开，通货膨胀的加剧和物价的加速上涨，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收入也越来越低，一般教职工被迫在饥饿线上挣扎，大学教授也有不少过着贫困的生活。吴晗老师就曾到东单一带旧货地摊上买旧衣裤穿。1946年秋，他还特地向我们介绍过买旧裤子的经验，他说：“一定要将裤裆对着亮光照一照，看它磨损的程度，否则就会上当！”

北平解放前几个月，吴晗老师就准备响应党中央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到解放区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8年8月以来的紧张的政治空气，特别是8月19日公布的黑名单和大逮捕，使他下决心离开清华园去解放区。吴晗老师在8月12日朱自清教授逝世以前写给友人的信中，抄录了谭嗣同的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欲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了要献身革命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坚强决心。8月15日清晨，我去看望他，在清华旧西院西北边的树林中和他谈话，我们都坚信黑夜不会很久，黎明即将来临，要不了多久北平就会解放，他就会回来的。在树林边，我给他拍了一张半身照片留念，这就是《吴晗画传》封面上的那张照片。不久后，吴晗老师于9月6日乘飞机到达上海，本来准备次日就乘飞机到香港去和在香港的同志们一起进入解放区的，不料看到当天的报纸上登载的消息说去香港的飞机票一律要凭照片买，上了黑名单的他只好不走香港了。在上海，吴晗老师不好露面，隐姓埋名地在余庆路182号《中国建设》发行人王艮仲的宅中蛰居了一个多月，他抓紧时间阅读明史资料，为进一步修改《朱元璋传》做准备；其间，曾去淮海路（现名）虹桥疗养院里探望被幽禁的民主同盟中央的两位负责同志；又曾由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黄裳等同志陪同去苏州玩了两天。回上海后不久，接到北平地下党同志来信说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已经安排好了，他就坐飞机回到北平，当天就转车到天津，过了两天党派来的交通员来了，他和袁震夫人化了装，由交通员陪同顺利地进入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地区。11月，吴晗老师来到党中央所在地的平山西柏坡，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

在民主革命时代，吴晗不仅是一个有造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

北平解放以后

1949年1月31日北平城解放了，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吴晗老师身穿佩有北平军管会标志的灰军装和灰棉大衣，随同钱俊瑞同志到北京大学民主广场参加对北大的接管仪式；不久又参加了接管清华大学的工作，回到清华旧西院居住了一段时期。1949年10日初，他和陈毅、张奚若、李秀真、张茜等同志在清华大学操场参加了清华大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陈毅、张奚若、李秀真等政协代表讲了话（陈毅同志早在1926年3月1日就同李大钊同志一起到清华大学讲演过，宣传过共产主义）。他和张奚若、叶企荪、周培源、潘光旦教授陪同陈毅、张茜等同志参观了清华校园和图书馆，在图书馆大门口由张茜同志给他们拍了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

1949年5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市第一次盟员大会在沙滩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举行。在这次盟员大会上，我们正式投票选举吴晗老师担任民盟北平市支部的主任委员。等待开票时，我和他在解放后第一次个别谈话，并把去年在清华园拍的那张照片交给他，他很高兴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以挂着“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市第一次盟员大会”大字横幅和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三位民盟烈士的巨幅照片的主席台为背景，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全国解放后，吴晗老师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多种职务。从1949年11月起，他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分工主管文教工作和民政工作。他对提高首都中小学教育质量、普及文化科学知识、保护和整理首都文物古迹、建议发掘定陵和建立定陵博物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认真负责，许多工作往往亲自动手，例如颐和园内几个殿堂的解说词就是他执笔写的。就是在建设首都街头公共厕所这样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充分体现了他对广大市民生活的关怀。记得50年代末，吴晗副市长在西郊中关村公共汽车站附近发现没有公共厕所，而邻近的农家的厕所却又一个个都挂着“女厕所”的牌子。他就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群众的需要，从而在全市各街道和较大的公共汽车站附近都增建起公共厕所。这件事在他的生平事业中可说是排不上号的一件小事，却使首都人民至今身受其惠。

吴晗老师早在1943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后，就有在将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他终于在195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位资产阶级学者、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当时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的党员身份并没有公开，但是我们在北京市委大楼里开会时曾经见到他。

1956年，吴晗老师克服了身体上的困难，积极参加了赴西藏的慰问团，在拉萨，因有高山反应，曾靠吸氧气过日子。回京后却兴奋地向我们谈论西藏的丰富宝藏，极端残酷腐朽的农奴制，以及民主改革后的新貌。不曾想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就只曾在街头墙报上看到他“坐喷气式”的照片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吴晗老师除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外，身兼的职务很多，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历史研究》编委，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等。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从不放弃学术研究工作，而且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史学界的学术活动。他写过不少论文和杂文，还不断修改《朱元璋传》，书中对明王朝的封建专制，皇帝的独裁统治，宦官的擅权，东西厂特务的横行等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加以抨击。他对朱元璋的功绩基本上作了肯定，但对其晚年大杀功臣也作了如实的记述和批评。他写道：在朱元璋的衰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杀得无人敢出一口气了”。他由于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提高了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在解放前挺身而出愤怒声讨蒋介石政府的封建的、法西斯统治，在解放后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出《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深得广大群众喜爱的著作，这绝不是偶然的。

烈士丹心

吴晗老师是不甘心于庸碌无为地平平安安“死在床上”的。他在读史之余，早在1933年就表示要壮烈牺牲的愿望。那年2月20日，他在读完《碧血录》一书后的底页上写道：“读完此节，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1948年夏又抄录谭嗣同烈士的《狱中题壁》诗，寄赠友人，以表示准备去解放区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一片丹心。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1965年11月10日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黑文，把《海瑞罢官》这个正确的作品，诬蔑为“一株大毒草”；把一位积极反蒋并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竟诬陷为“反共老手”；一个历史清白从未被捕过的历史教授，竟然被蛮横地定为“叛徒”；解放战争中的坚强民主战士的一些历史功绩，竟被诬蔑为“特务活动”。真是敌我颠倒，是非混淆，令人发指！吴晗老师没有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无声手枪之下，却死于用“最最革命”的词句装扮起来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酷刑审讯和逼供之下。在他大口吐血的时候，周总理曾经指示抢救，可是“四人帮”及其“顾问”却以加紧迫害来对抗周总理对他的关怀。这不仅是老师一人一家的浩劫，而且也是从反面给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其深刻的教训。

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这样一位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优秀的革命品质的历史学者和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81年10月改写于北京大学

（原载《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我对吴晗的印象和纪念

我和吴晗教授往来不多，相交不深，一共不过接触五六次，只能说有点印象；但是就这么很少的几次接触，却给我深刻的印象。

吴晗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之后的某一天，在吴晗教授来给我们讲中国通史的课堂上，谈到我们西南联大的著名教授陈寅恪等坐不上飞机回来，而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飞机送洋狗回重庆的事时，他疾言厉色地说，南宋有个喜欢玩蟋蟀的宰相贾似道，人称“蟋蟀宰相”，现在有用飞机运狗的行政院长，可称“飞狗院长”。他的讲话给正在酝酿抗议的同学们火上加油，结果上街游行示威，号称“讨孔运动”。吴晗大义凛然，令我敬佩。

吴晗在以后给我留下印象时，他已经是和闻一多等进步教授参加民主同盟和地下共产党多有联系了。那时我在党的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担任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和民盟教授特别是闻一多老师常有往来，和吴晗有两次重要接触。一次是联大一批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名叫民主青年同盟。这个“民青”在联大以至昆明的学运中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其中，许多同学和民盟教授多有往来。民盟右翼竟然想把民青变成民盟的青年组织。我得知这个情况，马上去找闻一多。闻一多的侄儿女都是共产党员，我对一多师说他的侄儿侄女都是我的好友，因而他猜知我的政治面目，加之他又是我的老师，和我关系较熟，往来较多。我对一多师说明情况后，他带我去找住在斜对门的吴晗师。我对他说明这个青年组织的章程就写明接受先进政党的领导，以《新民主主义论》作为自己的纲领。他听我这么一说，就明白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答应在盟内解释。同时他当然也猜到我的身份，就对我说以后多联系多配合。很明显地看出来他是乐意靠近共产党追求进步的。我和吴晗另外一次重要联系是我们在一次运动的宣言中，因为一个口号和民盟发生分歧，通过他得到了解决。

1946年吴晗随联大北迁后，和他再也没有联系。直到1949年春我代表党的川康特委领导去北平迎接解放军南下时，从同学口中才得知吴晗的情况。说他回北平之后，思想更进步了，在群众民主运动中表现激进，以致不得不避难到附近解放区。在解放区期间，吴晗受到党的尊重，把他作为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以北平刚解放，他就随军入城，参加接管工作，很是积极。吴晗不仅接管教育，还担任民盟北平市主委，民盟中央常委，又兼有各种重要职务，主要是担任北京市的副市长。我那次到北平住在中南海内的中央组织部，一天晚上，听说有跳舞晚会，我虽不会跳舞，也跟着大家去看热闹。我们坐在舞池边喝茶，忽然看见吴晗也在翩翩起舞，看他和周恩来、朱德等老领导谈话，很是自在。他忽然看到了我，走过来和我寒暄，十分亲切，继而各自道了别后情况。

从那以后，我们再未见面，但每年去北京开会，都能听到同学们说，吴晗是真心实意地靠拢党，勤奋工作。他特别出色的是在知识分子中带头改造思想，为众人瞩目。后来听说他和邓拓、廖沫沙在北京的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三家村”，经常发表时论杂文，批评时弊，锋芒毕露，全国闻名。还听说毛主席很欣赏发动农民战争打下江山的朱元璋，他就发挥其明史权威特长，驾轻就熟，修改出版了《朱元璋传》，很受欢迎。后来吴晗听胡乔木说毛主席在什么会上称赞明朝清官海瑞，于是闻风而动，写了有关海瑞的文章，在大报上发表，轰动一时。他还克服困难，自己写剧本，赶写出《海瑞罢官》，海内轰动。谁也想不到这个剧本竟然给吴晗招来杀身之祸，铸成千古奇冤。

有的人以为，吴晗是一个连胡适也颇为欣赏的学者，在西南联大那样一种学术自由的环境里，本可以在学术上有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可以说相当偶然的机会将他卷入政治大潮，和闻一多等大学者一起，成为民主运动的号角，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夙愿。有人说像吴晗这样的大学者，一旦功成名就，就应该回到自己的书斋，作民族文化的传人，继往圣之绝学，作今世之学者。但是吴晗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几千年儒家思想熏陶之下，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结果招来横祸。那意思是说吴晗不该去做官。这话说得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真是这样吗？难道这就可以说明吴晗蒙冤之所以为冤吗？如果在另外一种历史环境里，除开万岁爷坐龙位的封建王朝，比如今天，能有这样的奇冤大狱吗？我想，吸取历史的教训，不应该再有了。

（作者在西南联大时名马千禾，时年已94岁）

心丧，忆辰伯师（1）

七七事变，我离开北平，间关南下。9月初，自香港乘船趋海防，取道河口回滇。9月，在北国已经是凉秋了，可是南海上还炎热得很。我坐的又是炼狱似的“统舱”，更令人难耐。因此，一上船安顿好床位，我就带着一壶水和在香港买的一册英国小说到甲板上去。我正在看书看得入神，忽然，有一个人在我的旁边驻足停下。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三十来岁，个儿修长，架着一副银边眼镜，穿一件白绸大褂的斯文人。他见我看他，就把我手中的书接过去翻了一下，和我谈起话来。他问我是不是一个学生，是不是学文学的。我回答我是学历史的。他就说：“这船上有一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你认识吗?”我说：“我读过吴先生的文章，多次听到师友谈及他，却没有见过。”他接着说：“你要不要见见吴先生?要见，跟我去。”我早就想一见吴先生，于是跟了他到二等舱去。这位热情而和蔼的先生，原来是文学家施蛰存先生。

舱房里，像今天火车上的“包房”那样，有两张窄窄的床。辰伯师正坐在一张床上，看着一本书。施先生一进门就说：“吴先生，这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回云南去的。我带他来看你。”辰伯师放下书，望了我一眼，笑容可掬地让我坐下，开始和我谈话。

我过去从他那老练的论文中把他想象为一位年纪并不很轻的学者，可是一见面，原来还是一个青年呢。他那时才29岁，只比我长6岁。我像往常对老师那样，敬谨地面向他坐着，问什么答什么。可是他热情似火，才一相接，就令我强烈地感到，他是那么爽朗，那么和蔼，很快就消除了我的拘束，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从这时起，一直到昆明，我总是和他在一起。他告诉我，他和施先生是应新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云大文史系去任教的。七七事变前已接受了聘书，因战争交通梗阻，所以延至此时才去昆明。关于熊先生出掌云大之事，我已经知道。这学校原是唐继尧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师资不足，规模很小。滇中人士多年来呼吁整顿扩充。这一年，龙云、龚自知等决定把它改为省立云南大学，聘熊先生为校长，一切按照外地国立大学办理。熊先生受命后，在北平、上海等地遴选了许多学者，聘为教授。辰伯师、施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辰伯师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因熊先生坚约，清华大学同意让辰伯师请假到云大去，所以在这船上和我邂逅相遇。

辰伯师很健谈，又精力充沛。几天的旅程中，他一直娓娓而谈，诲我不倦。记得，最先谈的是战局。我告诉他我所目击的日寇进入北平的情景。他听后愤慨无已，激昂地说：“哼!东北沦陷，不抵抗；华北特殊化，仍不抵抗。日寇节节进逼，没有止境。看来，南京、武汉也将为北平之续。蒋介石只顾打内战，不管民族存亡，至有今日。”接着，他引古证今，纵谈起历史来。大意是，从历史上看，以弱御强，只有武装民众一法。当他谈到宋朝的时候，卒然问我：“你知道宗泽吗?”我说：“知道一点，在《宋史纪事本末》里看到他守汴的事迹。”他又问：“你知道他是哪里人?”我说：“不知道。”然后他说：“宗泽是浙江义乌人，和我是同乡。他之所以能抗击金兵，坚守汴梁，原因就在于他联合并领导广大义军。宋朝的禁军那时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只有义军才能抵抗。”于是他讲了许多故事。从《三朝北盟会编》讲到《精忠说岳》。关于岳飞，他说：“宗泽能识人。他从稠人之中识出岳飞，提拔任用。岳飞也不辜负他，一遵他联合义军的宗旨，英勇抗击金兵，终成一代名将、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要不是宗泽，岳飞可能早被杀害了。可是后人但知有岳飞，对宗泽则不甚了了。其实宗泽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应该和岳飞并称。”辰伯师的这番话，给我印象极深。因此，几年之后，我搜集一些资料，写了一本小书，叫做《民族英雄宗泽》。但写得不好，所以一直放着。

另一个谈得较多的课题是，关于云南的历史社会、风土人情、气候物产等等。我很惊异，辰伯师从未到过云南，但对云南的历史掌故却非常熟悉。每谈及一个地方，就讲述一些有关那地方的历史和故事。火车进入云南境后，路旁看到有叫什么所、什么哨、什么营的村落。他问我：“你知道这些村镇为什么叫做所、哨、营?”我说：“不知道，云南叫所、哨、营的地方多着呢。”他就给我讲，明初统一云南后，在云南设置卫所，这类地方因而得名。同时，还讲述了卫所设置的经过，卫所制的内容、作用等等。在我的记忆中，云南历史上的重大史事和重大战役，他都讲到了。他讲得那么有风趣，如唐李宓之征南诏，忽必烈之下大理，沐英、傅友德之进军云南，永历帝之逃窜滇缅和吴三桂之降清反清……我是云南人，又是学历史的，可是听了辰伯师一连几天的漫谈之后，深感自己对云南史事知道得太少，因此赧然地说：“以前尽忙?校功课，对桑梓史乘不留。这次回去，得看看通志了。”辰伯师立即指导我说：“最好先看《滇云历年传》和《云南备征志》。”这句话使我更加惭愧。我的中学历史老师是夏光南先生。他早就说过，这两部书是学习云南历史入门的必读之书，可是我不唯从未开卷，而且连书名都忘了。夏先生是以研究云南史地著称的。辰伯师的指导与他不谋而合，我不禁深为叹服。

到昆明后，辰伯师和施先生都下榻云大临时教授宿舍。这宿舍，是一个大四合院，位于东海子边(今翠湖北路)北头，与云大正门(即“为国求贤”门)斜相对。云大那时无教师宿舍，临时租了这院房子专供自省外聘来的教授们暂住。辰伯师、施先生和新自法国回来的数学系教授王士魁先生各住正房楼下的一间。三间相连，只有一门。辰伯师出进，得穿越施、王两先生的卧室。我到昆明以后，暂借读于云大文史系，住入学生宿舍。辰伯师开出“明史”，我选了。我完全按照他的指导，读《明通鉴》和《明史纪事本末》，同时也翻阅《明史》的一些纪传。因系初学明史，疑难很多，所以常去向他请益。几次以后，他说，他很想到郊外去逛逛，看看山川形势，名胜古迹，好不好出去边逛边谈。昆明的郊外，我是百逛不厌的，当然很乐意给他做导游，更何况这是再好没有的向他求教的机会。从此，只要天气晴和，课余有暇，我们就到郊外去。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但可以骑马。护国门前，每天都有备好鞍鞯的马百数十匹，供人租用。辰伯师很爱骑马，于是我们常租两匹马，骑到郊外，并辔徐行，畅谈古今以及为学治史之方……记得一个星期天，我们一早就到护国门租了马，骑着经状元楼，沿金汁河堤，到龙头村，然后循陆山之麓回城。到校已经是薄暮了，差不多游了一整天。不知由于什么话题引起，辰伯师从状元楼过后，就给我讲述他的身世、经历、苦学以至成疾(肺结核)的情景，以及和袁震同志相好的过程……谈到治学，他说：“别人研究宋史、明史，多从正史入手；我没有师承，是从笔记小说开始的。幼时喜看宋明人笔记小说，看得多了，觉得某些历史公案应当考证，于是进而系统地读史书、做笔记、写卡片，并写起论文来。你看我的行李中，不是有一个木箱吗?那就是我写的卡片。皮箱很重，因为其中有我多年所写的笔记和所发表的论文。”他还细致地讲述了怎样作卡片、笔记和写论文的经验。我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您讲的这些令我受益不浅，可惜现在骑在马上，不能记录下来。”他说：“用不着记。你有工夫去翻阅一下就行了，全都可以看。”第二天清早，吃过早点，我就到辰伯师宿舍去。他让我打开木箱自己看。我取出一匣卡片，从第一张看起，看了一会儿，他说：“这样看不好，最好是按自己所要了解的问题找着看。”于是他以靖难之役为例，教我怎样查有关的卡片和索引，以及他作的笔记。他的住屋不大，只有一张长桌。我怕打搅他，急急忙忙地去了三个上午把他指定我看的看完。可是他不厌其烦，要我下午再去，就这个问题谈谈。下午我一进屋，他就首先问我：“你看了有什么疑问?”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有的卡片，看不出与靖难有什么关系，不知何以也收入?二是，怎么知道哪些书里有着关于靖难的材料?辰伯师说：这得先有一点基础，大略知道明初的政治概况；其次要看看史部目录的书，按图索骥；再其次要联系思考，读书得间。他举许多例子，反复譬喻。接着，又着重地说：“有了这些材料，还不等于有了学问。这只是第一步工夫。必须更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审查真伪，消除抵牾，分析取舍；然后运用匠心，构思组织，下笔属文。”他拿出一篇他的关于靖难之役的文章给我，说：“我这篇文章用的就是这些材料。你带去看看我是怎样做的。文章并不满意，但方法就是这样了。这方法我是经过摸索才得到的，你们用不着再摸索了，还可以加以改进呢。”过了两天我送还文章时，他又把他自己收集装订成册的论文集，一册一册地借给我读。我每读一两篇就去向他陈述并就正我的体会。他不惜舌敝唇焦地给我讲写作的用心和过程，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修改易稿的原因……他的这一切教导，给我大开茅塞，终身受益，嘉惠不可言喻。我何幸得遇这样的良师!现在，四十多个春秋逝去了，然而他的教诲，他的音容，仍然如在耳际目前。它在我的心版上是铭记得多么深刻，多么新鲜啊！

这年将尽，辰伯师移居护国门内白果巷四号。因为辰伯师的母亲弟妹和袁震同志都将避地到昆明来，所以租赁了这一小院房子，共大小十间，正屋三间有楼。辰伯师和亲属都住在楼下和耳房里；楼上一直是借供朋友使用。那时，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平研究院等单位先后迁昆，辰伯师的一些朋友随而迁来。有的一时租不到房子，就到辰伯师寓所暂住。辰伯师好客，宁可自家挤一点，将楼上留给朋友住。我记得，顾颉刚先生、张荫麟先生都先后在那里住过。

心丧，忆辰伯师（2）

1939年后，辰伯师忙碌起来了。亲属到齐，举家共八口，单张罗日常生活就够忙的。而袁震同志久患肺结核未痊愈，须卧床静养，她的护理，全由辰伯师躬亲；弟弟妹妹还正在上学；母亲不唯年事高，而且不谙昆明话；因此，许多家务都得辰伯师管。加上来滇的友人日益增多，不免接待往还，还常常为朋友奔波，有时竟连饭也顾不上吃。可是，虽然如此，他仍然认真地备课授课，从不告假；著书撰文，也始终坚持不懈。《由僧钵到皇权》(又名为《明太祖》，后易名为《朱元璋传》)就是这时开始属稿的。此外，遇有学术活动，他总是热情地支持，积极地参加，常提供寓所供活动使用。他的寓所因而被朋友们戏称为“陋巷小沙龙”。他在北平时，和一些年轻的史学家创建了一个学术组织，叫做“史学研究会”。七七事变，研究会活动暂时中断。这时，成员中的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诸先生都到了昆明。于是研究会又恢复活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载夏鼐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一文说：史学研究会在七七事变后就“寿终正寝”了。此说不确，想系夏先生当时不在昆明，因而致误。，举行年会，并接纳新会员。1939年的年会就在辰伯师的寓所举行，我和缪鸾和、王崇武等四人同由辰伯师介绍入会，参加了这次年会。研究会还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编了一个纯学术性刊物，叫做《史学》，由孙毓棠先生主编。辰伯师以“燕肃”笔名，为这个刊物撰写了一些稿子。1938年9月，日机开始空袭昆明。第二年春节后，空袭越来越频仍。市区多次遭轰炸，伤亡惨重。白果巷位于市区中心。袁震同志卧病，太夫人步履维艰，根本无法“跑警报”。每次空袭，辰伯师都只好陪着两位女眷闭门静坐，置生死于度外。雨季过后，空袭更厉害了，市民们纷纷疏散乡下。但疏散谈何容易，哪个村子可以租到房屋呢。几经友好襄助，辰伯师终于在昆明东北郊落索坡找到一所房子。那是一座墓地祠堂，孤悬在半山上，到最近的村落也有一段路，鸡犬之声不闻。进城，只能徒步，得走二十多华里。这里虽然风景绝佳，但生活上不方便，治安也堪虞。幸好，梁方仲、汤象龙、谢文通三先生也因无处疏散，和辰伯师一同迁往。四家人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才算勉强凑合。辰伯师在这里住了一年多。1940年秋，因赴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分校执教才离去。

这段时期，辰伯师的经济状况严重地恶化了。他在清华上学时是一个穷学生，全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员，有了薪给，但又要供弟妹上学，仍然很拮据。到昆明的头一年，恐怕是他解放前的半生中景况最好的时候了。一方面，云大按国立大学标准致以教授薪给，为数不甚薄；同时昆明僻处边陬，物价很贱，所以他较为宽裕，买了不少的书。可是至多一年吧，通货的膨胀，物价的上升，使他的薪给实际折损了一半。而开支呢，单说家属来昆的旅途耗费、家具购置、日常开销、医药支付……就为数不小了。而他还乐于急人之难，每遇朋友、学生向他作将伯之呼，他无不慷慨相助。就我所知举一事。他的妹妹浦月，1938年毕业于杭州高中，将来昆升学。有一位女同学生计艰难，无处可去。浦月同情她，想约她相偕来昆，辰伯师得知就提供旅费。来后，又让她和浦月一起生活学习，供应和浦月无殊，一直到她能自给为止。这事情，辰伯师和浦月都未向我谈过，是这位女同学向别人谈，别人又向我转述的。当时，西南联大不少同学，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十分困窘。辰伯师，大概由于自己的经历吧，对他们深抱同情，常常对所识者给予接济。这样，尽管物价加速地上涨，开支却无法节撙。到迁往落索坡之际，他已经每况愈下，不得不忍痛卖藏书了。有两个书贾，常出入于他之门。不过，以前是去售书的，现在则是去购书了。

迁到落索坡后不久，可卖的书已经卖尽，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弟妹们都在城里上学，常住乡间的唯辰伯师和老母病妻三人。初去时还雇请了一位村里的妇女帮忙。一两月后，因无力支付工资，只好辞退。于是老母的服侍，病妻的护理，以及日常生活的运水担柴、买菜烹饪、洗涤洒扫……都由辰伯师一人独任之。除星期日弟妹归省，可以小休外，别的日子，他总是从早忙到晚。但是，他仍焚膏继晷，夜间在如豆的菜油灯下，继续修润抄缮《由僧钵到皇权》和其他著述工作。我十天半月去看望他一次。每去，他总把新写成的稿子给我读。虽然过的是人不堪其苦的生活，可是他依然那么爽朗，谈笑风生，毫无愁容。1940年，我将毕业于西南联大。毕业论文导师张萌麟先生指示我到中研院史语所去看书。史语所在龙头村，距落索坡几华里。所中没有寄宿之处，辰伯师就让我住在他的书斋里，住了整个寒假。他自己移到卧室里去工作。我每天早出晚归，归来，他常和我挑灯而谈，有时甚至谈到深夜。一?，我提出一部书的时代问题和自己对这问题的想法向他质疑。他说：“你没有看《四库提要》吧?那里已经谈到了。”我说：“没有。因为当时懒于为此跑一趟图书馆，后来又忘了。”他说：“这书，你应当有一部。这是进入史籍宝库的津梁门径，案头必备。我早就向你谈过它的重要性，你忘了吗?”第二天，他进城到云大授课。傍晚归来，一肩挎着一个帆布袋，全是书。他取出一包，递给我，说：“这是买送给你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万有文库精装本《四库提要》，而且已经题了赐赠的字。顿时，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一来我并非无力购置这书，可是一直没有买，说明我对他的教导没有认真领受；其次，让他从城里背着这书，徒步走二十多华里，多不应该!又其次，他手边那么拮据，还为此破费，能受之无愧吗?这件事，使我至今每一想起，就觉得无限的感激和不安。

这年暑期，清华要辰伯师回去，于是他辞了云大之聘到西南联大去任教，开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行将开学，学校决定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新生到那里去报到上课。这么一来，他就得到叙永去。因此，中秋过后，一方面，遵母命由弟弟春曦将母亲送回家乡，同时辰伯师和袁震同志候车首途入川。启程前夕，我去看他，他指着一堆书向我说：“这些书不带走了。你要的留下，不要的就随便处置吧。”后来我拣了几种，把其余的分送给同门。在我留存的几种中，有一部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我带回，在扉页上写了“辰伯师赠”四个字。哪知因此，时过二十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古书竟成了我们师生之间“黑线联系的罪证、物证。”真是“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辰伯师在叙永教了一年，学校变计，撤销分校，师生全部来昆。那时，我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住在龙头村。辰伯师返昆前给我来信，要我先期在附近替他租下房子，我当即在浪口村租了三间。可是他到昆后，因袁震同志需要在城中就医，结果竟未能去住。后不久，我因张荫麟先生之召，赴遵义浙江大学任教，又和他分袂了。到此为止，可以说，是我从他受业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辰伯师而言，不过是他对后学教诲奖掖的若干事例之一；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际遇，是我确立为学从业的决定性关键时期。在亲炙他以前，面对史学烟海，我“望断天涯路”，一片茫茫。史学的领域那么广阔，何去何从，自己连方向也不能辨。至于学习过程完结后，究竟干什么，更无从想起。是他，把我引上治史的道路，耳提面命，带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他因材施教，教我练基本功，教我从张荫麟先生学宋史，教我争取考研究生，教我毕生从事教学工作。尤其是他的为人，那不言之教，使我粗知怎样打发自己的一生。我虽然没有违背他的教诲，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研究的岗位上，但却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期许，作出应有的成就和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音书杳绝。关于他的存亡，道路传闻，无法确知。1978年冬，路过北京，才确悉他已经被迫害致死了。1979年9月，得知他的追悼会举行有期，我赶往北京，参加了这个庄严肃穆的会，稍摅了我的无限哀思。然而这哀思怎么能摅得尽呢，心丧将永无尽期啊！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我离开北平回云南。在从香港到海防的轮船上，与吴晗先生和施蛰存先生邂逅相逢。两先生是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云大任教的；我是为烽烟匝地、辍学返乡的。到了昆明，我为了要从两先生问学，就到云大文史系借读。吴先生讲明史，施先生讲中国现代文学，我都听课受业，朝夕问难请益。到了寒假，我将回里省亲，特邀两先生到路南一览石林叠水之胜。两先生欣然愿往。1938年春节方过，两先生和吴先生的弟弟吴春曦取道狗街子、大山坡而至路南。因我家逼窄，附近又无宾馆饭店，所以我请他们到我大舅父家后院花厅下榻。同时向亲友们借了四匹马以供骑乘。那时的路南，全县没有一辆轿车、旅行车、吉普车。若不骑马、坐滑竿，就只有徒步而行了。吴先生不愿坐滑竿，说那不人道，只愿骑马；而施先生又不善骑马，上下马都得别人扶。幸亏那几匹马都很驯顺，大家按辔徐行，没有出什么事故。他们住路南一个星期。头三天游览石林、芝云洞、大叠水及城郊的魁阁、孔庙、狮山。第四天，阴历正月初八，赶黑龙庙会。第五天，入圭山访彝族村寨。先到革温村，后到维则，都假宿于与我家常有往还的友好彝胞家。在维则，我的同学李凤林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陪同我们游览了长湖、独石头、天主堂，还拜访了几家彝胞，参观了公房，住了两宿，然后沿公路返城。李凤林君也骑马把我们送到县城。途中，吴先生把他昨天登独石头听讲赵官(即赵发)故事后作的一首七绝念给我们听。李凤林君立即请吴先生到城后写出，把它镌刻于独石头上。吴先生同意，但要请我先父李莲舟代书。诗的初稿第二句作“将军雄略妇孺知”，第三句作“我来已历沧桑后”。后采纳了施先生的意见，把“雄略”改为“英名”，把“沧桑后”改为“沧桑劫”。于是全首定稿如下：

独石山头树将旗，将军英名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桑劫，犹傍斜阳觅古碑。

在当天晚餐时，吴先生当着李凤林君请先父代书。先父欣然接受，过了不久就写了交付李凤林君。

这年暑假，吴先生第二度游路南。这是为了陪同他的好友西南联大教授张荫麟先生而去的。我当时已转学西南联大历史系三年级，从张先生学宋史。张先生与吴先生同住昆明南昌街白果巷四号。暑假有暇，遂联袂往游路南，仍假宿我舅父家。我陪同两位老师游了石林、芝云洞和叠水之后，就去维则，又登独石头。李凤林君把先父所书吴先生诗拿给他们二位看了，并说已请得石工，即将上石。大概这年冬天遂上了石，但年月仍依作诗时间为“民国二十七年二月”。

吴先生于“文化大革命”，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致死。“四人帮”粉碎后获昭雪，清华大学为立石雕像于校园，并在其旁建纪念亭曰晗亭。晗亭二字为邓小平同志所书。吴夫人袁震同志、胞弟春曦同志，均因株连迫害而死。张荫麟先生于1942年病逝于遵义。施蛰存先生今犹健在，居沪滨，已八十余高龄。前年夏我赴复旦大学讲学，曾往拜谒。昔年游路南时所摄照片，还完好无缺。但人生易老，屈指已半个世纪了。

(原载《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版)

吴晗帮助我进步

我1938年8月到云南大学任教时，吴晗早在1937年上半年“七七”事变前夕，就应熊庆来校长之聘，来到昆明。这个城市不久就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重镇。

我们原来不相识，在云大会泽院教员休息室首次晤面，一见如故。我们俩同在文史系工作，他教中国通史，我教英文。当时云大文科只有这一个系，各种专业都合在一起也很好，文史本来是一家嘛。吴晗平易近人，广交朋友，与其说我接近了他，毋宁说他主动接近了我。他诚恳、坦率、好说笑话，可亲可爱。我喜欢结交这样的朋友。事实证明，吴晗不仅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

吴晗的爱人历史学家袁震，不久也到了昆明。这个城市屡遭敌机轰炸，为了她的健康关系，吴晗全家搬到郊区名胜黑龙潭旁落索坡唐家祠堂内居住。吴晗进城上课后，常到青云街我的住处歇歇脚。如果他不忙着下乡，我们就打桥牌玩，常在一起打牌的有元史专家邵循正。当然，我们玩归玩，书还是要读的。吴晗更是埋首故纸堆里，但他从来也不是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

我们也谈论国事，对蒋介石的反动腐败的政府，表示愤慨。1939年后，昆明物价不断飞涨，民不聊生。靠薪水吃饭的教书匠，也贫困至极，对多数人来说，这样清苦的生活还是第一次。有的人找肥缺、做生意来增加收入，教书匠却偏偏不会也不屑于做这一套。我对反动统治下的社会情况，好发议论，表示不平，但因为我长期抱着超政治态度，没有想到要投身到改变这种情况的革命斗争中去。

昆明遭敌机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连我家也不得不下乡。我们搬到落索坡与吴晗家同住。在祠堂门口热烈欢迎我们的是袁震，她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很快就发现，她有冷静的头脑，对时事有精辟的分析能力。吴晗对她很尊敬，我们尤其如此。他们夫妇俩形影不离，在回忆中很难把他们分开。我更多地从共同生活中认识吴晗。我们六天一次到附近的龙头镇赶集，这中间还要轮流在那里的邮局取信。这种生活习惯了也蛮有趣。吴晗又加了一个消遣项目：在河边钓鱼。他除了有耐心之外，还表现出高超的技术，每次都满载而归。

落索坡、黑龙潭、龙头镇构成一个地区，集中了疏散下乡的大学和研究所人员，其中包括闻一多、朱自清、向达、蔡希陶等专家。虽然这里物质条件较差，但不受空袭的威胁，可以安心读书。在乡居期间，吴晗应清华之聘，转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他和袁震曾到过四川叙永，联大在那里办分校，设一年级学生班，吴晗讲授中国通史课。他在四川喝上了黄酒，整坛整坛地喝。豪饮适合爽朗的性格，同时对他的科研工作也有极大的帮助。一年后他们又回到昆明落索坡居住。

在乡下不能及时读报，又没有无线电，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好几天，我们还不知道。空袭威胁逐渐减轻，我们先后回到城里。我于1942年8月也回清华教书，在联大讲授英国戏剧等课。我兼任英文报编辑，工作较忙，同吴晗的接触少了，但我对他的政治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

进城后，吴晗有了一个大转变。眼看反动派制造分裂，破坏进步力量，不能再沉默了。他在通史讲坛上，在进步报刊上，大声疾呼，唤醒广大群众，反对反动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了。吴晗的政治活动有了方向，有了群众基础，就更加积极，收效也更大了。

“一二&#8226;一”运动前后，是吴晗最活跃的时期。他参加了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举行的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的大会。参加了追悼“一二&#8226;一”四烈士的抬棺游行。参加了每天下午召开的教授会。教授会上的斗争是激烈的，大家都记得闻一多同傅斯年的一场舌战。吴晗更多的活动在会外。教授会外有讲助会、学生会。怎样内外配合，加强斗争，吴晗是花了很大气力的。他立场鲜明，成绩卓著。反动派把进步教授看做眼中钉，在近日楼贴标语，诬蔑闻一多为闻一多夫，诬蔑吴晗为吴晗诺夫。

我在吴晗的鼓励下，担任了联大进步团体剧艺社顾问。

1946年夏，我们回到了北平。吴晗和我都住在清华旧西院，我常到他家阅读进步书刊。他家12号大门敞开，晚间灯火通明，客厅里高朋满座，经常在打桥牌，打麻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消遣了。他们在谈政治工作。对我不见外，所以我听到了不少事情，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由于吴晗的影响，我变得积极了。我参加了李广田家的学习班，参加了老教师活动，如在反饥饿宣言上签名等。我为骆驼剧社导演美国反法西斯剧本《守望莱茵河》，受到训导处的审查和阻挠。在整个过程中，吴晗给了我大力支持，幸获通过。

解放前夕，北平的形势越来越险恶，吴晗夫妇不得不前往解放区。临行前，吴晗托我替他转信，我做到了。这是对我的信任。我受托时感激万分，热泪盈眶。在漫长的思想改造道路上，我迈出了第一步。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9期）

回忆吴晗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

吴晗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他死于江青一伙人之手。每想起他的惨死，心情十分沉重。我认识吴晗先生是在1938年。那时他已是明史专家，在云南大学任教，我是刚跨进大学门槛的青年。他的胞妹吴浦月是我在杭州高中的同班同学，一到昆明，我前往小南门白果巷去看她，同时也见到了吴晗先生。那次交谈的时间不长，他给我的印象是直爽、亲切，不摆什么架子。此后很久不曾再见面。

1940年，我从西南联大地质系转到历史系。后来吴先生也离开云南大学，应聘到西南联大教课。同在一个学校，又同在历史系，求教的机会便多了。我的第一篇史学习作《三国时代吴国境内的山越》，是在吴先生鼓励下写出来的。有一天他对我说：学历史的人要多读书，勤动手。多读书就见多识广，不至于孤陋寡闻。勤动手就是读书每有所得，随时把它记下来，日积月累，日子多了，就很可观。他举顾炎武的《日知录》为例。他说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日知录》这部书是他的读书札记，在学术上很有价值，就是他读书时遇有心得，随手记录下来的，积数十年，有千余条，经后人整理，蔚成巨帙。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很值得学习。这番话一直萦回在我心中，到今天还能记得。遗憾的是我没有做到，第一我读书不多，第二慵懒成习，即使偶有所得，也往往难得动手，日子一久，忘得干干净净。但是吴先生本人确实非常勤快，勤于读书，勤于动手。我曾看到他亲自摘抄的卡片，数量很大，分门别类，井井有条。这是需要多大的劳动和毅力呀!可惜“文化大革命”被抄家时，这些卡片全部散失，至今不知去向。林彪、江青一伙轻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不仅残害了吴先生的身体，并且把他长年辛苦积累起来的资料卡片，毁于一旦，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那时逢到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吴晗先生一人!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同大后方许多城市一样，物价猛涨，民不聊生，而且涨风越刮越厉害。在这样情况下，西南联大教授们也捉襟见肘，日子越过越紧。吴先生原住白果巷，独门独院，比较宽敞，这同他的薪金收入不相称，住不起了，只好退租，一度搬到联大附近的文林街西仓坡居住。他同丁则良先生合租一所两层楼的民房。这所房子面积小，光线不足，年久失修，人走动时，扶梯、楼板格格作响，仿佛要散架似的。吴先生住在那里，安之若素，就在这个危楼上，他写了一篇又一篇杂文，鞭挞国民党，刺痛蒋介石，使反动派怀恨在心，暴跳如雷。

昆明气候凉爽，有四季如春之称。吴先生常穿那件褪了色的夹大衣，手提竹筐上街买菜。一些熟人看到他为生活琐事操劳，浪费宝贵时间，感到惋惜。但也有人认为他身为教授，自己买油打醋，有失体统。吴先生对这样的冷言冷语，充耳不闻。我们知道，抗战前大学教授待遇优厚，生活在象牙之塔里，其中有些人养尊处优，与世隔绝：不了解民间疾苦。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他们的生活水平随着迅速下降，仿佛从云端落到尘世。他们同群众相处久了，呼吸相通，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和悲伤，接触到时代的脉搏，思想感情逐渐发生变化，有的就勇敢地投身到历史前进的洪流中去。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对我说，过去他对政治并不太关心，后来有些事情实在看不惯，说了几句公道话，冒犯了蒋介石国民党，压力就随之而来。他愤愤地说，他们愈不让我讲话，我就愈要讲，我的有些文章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吴先生是西南联大有名的进步教授，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加上目击时艰，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关怀祖国的前途，从争民主、反独裁出发，逐渐靠近中国共产党，终于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也是旧中国其他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共同经历的道路。

1943年，我从历史系毕业了，对外国史、特别欧洲中古史很感兴趣，但苦于没有深造的机会，于是报考清华大学历史系作研究生。那时研究生的津贴实在少得可怜，连最简单的生活也难以维持。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介绍我去黄土坡中法中学兼课教地理，一面进修研究生的课程。这样生活是好了些，但失去的学习时间也不少。研究生修业期限一般为两年，我教了一年多的书，专业书读得不多，毕业论文连题目也没有定下来，心里很着急。一天遇见吴晗先生，他说：你搬进城来，回学校住吧。西南文献研究室刚成立，正需要人。那里报酬不多，但任务也不重，主要是搜集关于云南护国运动的资料，访问一些躬与其事的老人，笔录他们的讲话，不会占很多时间，可以安心读书。我同意到研究室工作。这个研究室设在北门街唐家花园内，唐继尧的墓就在那里，主人唐筱蓂是唐继尧的儿子。他特地为研究室辟了一间宽敞的房子，室内桌椅齐全，窗明几净，还陈列了几架古书。室外花木扶疏，群芳争妍，几株山茶树迎风招展，开花时?艳夺目，惹人喜爱。环境?是美极了。吴晗先生主持研究室，工作人员除我外，还有一位联大学生。研究室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全靠吴先生张罗，闻一多先生从刻字收入中，也资助过一些。闻先生还为我们刻了一颗“西南文献研究室”的精致图章。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访问了几位参加护国运动的当事人。他们年龄较大，但很热情。主要由于我们对云南地方历史很生疏，又缺乏可资参考的护国运动的资料书，既然自己没有研究，当然对被访者提不出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和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他们口述历史，有的海阔天空，不着边际，有的又过于繁琐。对他们提供的口头材料，我们无法核实，难以辨别真伪，工作进行得不顺利，心里感到不安。但吴晗先生并不介意，仍然鼓励我们继续搞下去。我到研究室工作后，发现有人夜间或星期日在研究室开会，起初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明白吴先生联系的民主人士，常借研究室作为叙会的场所。原因是唐家当时在昆明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国民党特务对其有所顾忌，没有敢于轻举妄动，进行捣乱，在那里开会比较安全。因此西南文献研究室对昆明的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活动起了某种掩护的作用。日本投降后，吴先生离开昆明，西南文献研究室也就不存在了。

吴晗先生去世时，年才60岁。他身体素来很壮健，工作热情又高，如果不是遭受迫害、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一定能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江青一伙尽管夺去了他的生命，但吴晗先生作为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的形象一直活在人们心里，那些残害他致死的恶魔将世世代代受到中国人民的唾骂而遗臭万年。

写于1983年9月21日（中秋）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天真犹自笑盈盈

——悼吴晗师

在“三家村”冤案平反之后，吴晗的难友廖沫沙同志，面对着吴晗1964年的一帧面带微笑的照片，写过一首痛悼吴晗同志的诗：

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

可怜一觉开封梦，留得身前身后名。

开封府，是北宋的首都汴京，包公做过开封府尹。这里指吴晗歌颂过清官海瑞，也联系他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天真犹自笑盈盈”，正好描绘出吴晗先生平时经常的音容笑貌，受过他教诲、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不会忘记的。在笑盈盈中，他把温暖给了人间，把心血倾注于革命，把做人的道理和渊博精深的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们。

1941年9月，我进入昆明的西南联大学习，吴晗先生主讲我们的中国通史课。抗战时，条件差，上课地点在一个食堂里，里面只有少数几张饭桌，几十条板凳，上课的学生总共有二三百人，有的自带凳子，有的席地而坐，杂乱地挤满一堂。我第一次去上课，只见吴晗先生早已笑盈盈地站在黑板前了。他身材不高，却很结实，戴眼镜，镜片后面眯着眼睛微笑着。上课时间一到，他又是笑盈盈地说：“上课了。”奇怪，课堂里立刻鸦雀无声。那时他才三十出头，已经是教授了，精力充沛，每次讲课总是站着连讲三小时。响亮有力，语句简洁，逻辑性强，时有警句，见解精辟，结构严密，笔记下来，一次课就是一篇好文章。他讲通史，很有创新，不只是流水账式，而是分成十几个大问题，如“官制”、“赋役”等，探溯源流，论及发展，明其得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实事求是，是非爱憎分明，对历史上的改革者如王安石，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评价甚高。对反动事物，倒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善于联系实际，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例如他讲元朝时把人分等，他就说一句：“我看现在也差不多吧。”又如，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急，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竟用飞机把几条洋狗抢救回重庆，而弃许多著名爱国人士于不顾，吴先生在课堂上就说：“南宋亡国前有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有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他在课堂上不仅给学生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启发学生关心国事，认识反动派的本质，提高爱国热忱。他又讲得生动，深入浅出，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1942年的春节，一位在北大印刷厂工作的义乌老乡，陪我去见吴晗先生。这时，吴先生住一间简陋的民房里，正忙着做饭，见到我们就笑盈盈地热情招待，谈些家乡义乌的消息，接着就说：“今天年初二，按照乡风，该在我这里吃饭。你们在昆明没有家，就算在这里过年吧。”不容分说，吴先生就自己去做饭，做完后，先拿饭给生病的师母袁震在床上吃，多年来都是这样的。袁震是吴先生清华时的同学，也是历史学家，思想先进，才华出众，曾发表过《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不少文章。他们常在一起研讨学问，产生了感情。袁先生患有结核病，而且是脊椎结核，长期卧床，吴先生细心周到地照顾她。老实说，吴先生家里的人是反对他们结婚的。吴先生说：“两个人要好，不仅应当在顺利时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难的情况下要好。”婚后，袁先生仍卧床不起，又没有儿女，吴先生对她感情真挚，照顾备至，始终不渝，联大师生传为美谈。

第一次和吴先生见面，他就主动地问我：“家乡沦陷了，读书费用有困难吗？要坚持下去。困难，大家想办法。”接着，他又是笑盈盈地拿给我十元钱，说：“以后你每月到我这里拿十元钱，方便的时候，你老家把钱还给我家乡的老父，这算是‘互汇’，也是‘互惠’吧。”并说：“以后再想办法找点兼差，半工半读，一定要把大学念完。”以后我真的这样做了，也是吴先生推荐的。当时，我心里十分激动，我们素不相识，家庭亦无渊源，我只是一个他的同乡和学生，初次见面，就想得如此周到，真诚关怀，并且，实在是多亏他的帮助，才使我终于读完了四年大学。如今，事情已过去40多年了，吴先生过早地罹难也已经15年了，想起那次与吴先生的会面，那笑盈盈的对青年人的热忱，怎能忘却？我总感到他虽死犹生。

吴晗是十分勤奋的学者，是民族的危亡和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迫使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革命。在抗战时的昆明，在党的领导下，他和闻一多先生经常并肩战斗，进步活动的场所，常看到他俩一起出现，他们大声地发表热情洋溢的精辟的讲演，宣传抗日，要求民主，指斥反动逆流，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同学们把闻、吴二先生，一个比作雄狮，一个比作猛虎。许多青年人受到激励，眼睛擦亮了，胆子壮起来了，看清前途，从而有的转向进步，有的走上革命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派对闻、吴二先生恨之入骨，把他们列入黑名单，想置于死地。他们还造谣说闻、吴是苏联特务，恶毒地把他们取名为“闻一多夫”和“吴晗诺夫”。他们的处境恶劣极了，学生们担心他们的安全。有一次，我对吴先生说：“要多加小心啊。”吴先生仍是那么笑盈盈地说：“他们的‘穷极无聊’，你知道‘黔驴技穷’的故事吗？”对个人安危，只是一笑置之。

抗战时教授的待遇很低，吴先生上要供养老母，爱人长年生病，几个弟妹从家乡出来求学，也要供给费用。吴先生自己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穿的经常是蓝衫一袭，破鞋一双，吸着昆明地摊上买的手工土制香烟，有时还不得不卖去一部分他十分喜爱的书籍。但是，他不管自己如何困难，总是先想到别人，又能洁身自爱，以模范行动感染学生。有两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件是我和他妹妹吴浦月、妹夫宋汝纪在宣威一起工作的时候，春节我回到昆明，送给他两个火腿罐头、几包香烟。临行时他交给我一个任务，把一百本《民主周刊》带到宣威销售。他送我到门口，忽然说一句：“这一百本，卖、送都由你，钱不用寄回了，你才工作，来一趟不容易，补充一点路费吧。”吴先生啊，你对青年人真是体贴入微。另一件是，有一次，大概是1944年吧，我在翠湖边遇见他，他手拿一捆线装书，往市区走，我知道吴先生又要上旧书店“割爱”了，就说“太可惜了”。吴先生说：“国民党军队在湘桂线大溃退，千家驹先生围困在广西，经济十分困难，大家在凑钱接济他。书嘛，以后好再买的。”我又看见他眼镜后眯着的眼睛，仍是那么笑盈盈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吴先生和千先生的关系，他们是金华中学的同学，又是民主革命的战友。我只是在心里想起古人说的一句“助人为乐”的老话，感到自己应该学习吴先生的“先人后己”的美德。

往事如烟，有许多是记不清了。但是，在和吴先生有较多接触的四五年中，我感到吴先生在当时虽然已经是名教授、名学者，可谓是名人了，却从不摆架子，而且在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一言一行中，从“心底无私”中流露出可贵的纯朴天真，还带着浓厚的义乌一带农村的泥土气息。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民主战士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而且，按照俗话说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了，但是有些义乌老乡去北京看到他，依然是天真朴素，笑盈盈的。他正直、善良，又加上天真，想不到竟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是英明的，如今陷害吴先生的人已受到应有的惩罚。千秋功罪终究分明。“天真犹自笑盈盈”的吴晗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站在他的学生面前继续教育学生为四化献身。

（原载《故乡的怀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

——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

一个人当他还健在的时候，同他接触、交往的一些印象，往往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冷漠与朦胧；但一旦当他不幸逝世，特别是蒙冤负辱离开人间，那已朦胧的印象，就会在怀念和激愤的泪水中得到“显影”。于是，他过去的一切就又清晰地、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的眼前，久久不能消失。

此刻吴晗同志那朴实可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同他那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品格情操，交织在一起，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也加深了我对他的怀念。

一

我第一次见到吴晗同志是在1941年。当时，德意日法西斯在军事上暂时取得了优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迅速地解决中国问题，以扩大它对国际的冒险。因此，它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诱降和威逼的相辅而行的方针，和平谈判不成，接着就用军事压迫，国民党由于坚持反共反人民，经不起日军的扫荡，相继丢失了大片大好河山。四大家族那种黑暗统治和危机，促进了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考进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中国通史的课堂上，我见到了吴晗同志。他个子不太高，身体很强健，穿一件灰色的大褂，戴一顶破旧的礼帽，脚上是一双旧皮鞋。这朴素简单的外表，使我颇有点不相信他就是颇有名望的吴晗教授。但是，一讲起课来，他就判若两人，完全是一副学者和战士的风度。他与他的博学多闻，多才善诱，像春风化雨，充分满足了我们每个同学对知识的渴求。他又以古为今用的讲授方式，用事实用隐喻，讲述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本质，像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我们同学要求进步、要求民主的思想窗口。

当时的昆明是抗日的大后方，由于地方统治者与蒋介石集团既有勾结又有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民主运动得以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吴晗同志又目击了国民党政府腐败，经济崩溃，人民受苦的境况，这些都使他感触很深。于是，在讲通史时，就不单单是讲历史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着重地讲了历史上的兴亡规律，并以此来影射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不能持久。他讲道：一个朝代的政策、措施，如果较开明，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朝代就兴；反之，皇道昏庸，任人唯亲，政治上不开明，则前途一定没有好结果。他大胆地揭露国民党四大家族压制民主、鱼肉人民，是在走衰落灭亡的道路。在当时国民党特务如蝗似蚁的昆明，吴晗同志敢于直言不讳地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显而易见，没有强烈的爱憎、无畏的胆识是根本做不到的。

在旧社会的大学里，一般教师都是教书，只管教书，不管教人；课上讲完，下课就走，什么都不管。而吴晗同志不是这样，他是又教书又教人；不仅在课堂上，而且在课后，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总是耐心解答，热情辅导，并且经常帮助大家进行时事分析。同学们都把这位性格奔放、平易近人的中年教授视为自己的兄长，非常乐意和他接近。记得那时他的家里经常成了辅导的课堂、时事讨论的场所。

二

时局发展得很快，1945年的秋天，抗日战争总算是以我们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了。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坚持倒行逆施，继续反共反人民，因此，内战的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应运而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些同学办了一个周刊，在昆明发行，宗旨是要民主，要和平，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当时类似这样的周刊，在昆明有好几家，吴晗同志对于这些周刊有些是进行了指导的）。由于吴晗同志工作很忙，加之刊物较多，他没有直接为我们刊物写稿，但他经常介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倾向进步的青年以及地下党同志，作为撰稿人，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那时国民党统治的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我们的周刊也没能逃脱这可怖的阴影，很快就发生了经费的危机，面临着夭折的危险。吴晗同志获悉后十分着急，他一面劝说一些撰稿人不要稿费，一面提议合并刊物，以便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那是一个秋风瑟瑟的傍晚，在一所私立中学里（因其校长也是刊物主办人之一），吴晗同志主持了我们与另一个进步刊物的合并仪式。狭小的屋子里，烟雾缕缕，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有时将眼镜拿下来，用手绢擦擦眼，心情看来不大好。“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他激动地说：“出版权不掌握在人民手里，老百姓没衣穿没饭吃，没有出版自由也没有出版的费用，岂有此理！愈是这样，我们愈应将刊物办下去！”过了片刻，他点着了一支烟，长吁了一口气：“眼下我手头不富裕，虽然我是教授，但物价飞涨，节余甚少，而且还要接济别人，所以我希望你们将刊物合并起来，把人力物力集中一下，让刊物继续办下去。”紧接着，慷慨激昂地分析了国内外?势，指出蒋介石要打内战，要我们刊物揭露这一阴谋，宣传和平、民主。

正因吴晗同志关键时刻的帮助，使我们这个合并后的刊物能在内战的激浪中站住了，一期接一期，宛如一支接一支小小的投枪、匕首，投向了内战祸首的胸膛。

三

吴晗同志坚持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刚直不阿精神，使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深为敬佩。给我印象最深的许多事情当中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们西南联大的同学组织了一次“五四”纪念晚会。以前像这样的纪念会、报告会，吴晗同志是常常出席的。他的精彩讲演总是博得阵阵的掌声。这次我们又准备邀请他，可是由于民主运动在昆明的日益高涨，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镇压，特务活动十分猖獗。有鉴于此，我们几个主办大会的同学到吴晗同志家里请他时，特别告诉他，肯定会有特务学生捣乱和破坏，会场秩序不会好，请他考虑要是不便去的话，就写个书面发言也行。他听见后，眉毛一竖，手拍书案，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怕，我一定去，发言不写书面的，我心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在那天的会上，会场里的确很乱，但是吴晗同志就像没看见似的，同往常一样走上讲台，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提出要科学，要民主，并说，从这一点上讲，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应该继续斗争下去。他满腔热情的演说，震撼了捣乱分子，使会场秩序异常热烈、严肃。

四

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的“四人帮”，曾经给吴晗同志编造了许多“罪状”，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然而正直的历史学家尊重历史，历史也为历史学家作出了公正的评判。“四人帮”诬陷吴晗同志是“反共老手”，但事实上，白璧无瑕的吴晗同志问心无愧地从未写过一篇“反共文章”。“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说吴晗同志是“胡适的弟子”，但请听听吴晗同志对胡适是怎样说的吧！

“你别看我是胡适的学生，但我已反戈一击。”他并且指出：胡适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是新文化的破坏者，他的“实用主义”是错误的。胡适不让青年谈政治，吴晗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青年人应关心政治，而且应该搞政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昆明时，他积极地领导民盟青年工作，推动了青年运动的发展。

严酷的现实，使吴晗同志在斗争的漩涡中愈来愈走上了民主、进步的道路。也正因如此，使国民党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特务们恶狠狠地管他叫“吴晗诺夫”，说他是一个完全“赤化”了的人，思想危险，倾向于当时进步的苏联，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因此，他被特务列入了暗杀的名单。

吴晗，这位爱国志士，民主战士，没有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洞洞的枪口下，却倒在“四人帮”法西斯暴行的血泊里。

他倒下去了，他的形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的形影不存在了，但他那爱国、民主的崇高精神却永远地留下来了，留在革命者的心中。

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毁其节。

吴晗同志安息吧！

(原载《北京盟讯》1979年第2期悼念吴晗同志专刊)

学生的思念

40年代初，我到昆明进西南联合大学听吴晗老师的中国通史，后来又和他接触多了，感到他平易近人，热情可亲。

他收入少、负担重，爱人袁震常年重病卧床，要他照顾。他忠贞不渝，求医买药，自己少吃，不吃，省给病人吃，还抽自己的血输给病妻；同学们要支援，他坚决不受。他尊重别人的感情，也最能体贴人，他表示：“大家的好意我知道，但大家都是从大江南北逃亡到后方来的，生活都很贫困，我怎么能接受他们的捐助呢！”他安贫自守，爽朗真诚，快人快语，很受同学们的尊敬。我钦敬吴晗老师，他对我的教育、关心、鼓励和帮助是很多的，我永远铭记在心头。在纪念他逝世15周年、诞辰75周年的时刻，记下我对他的感受，表达一个学生对老师深切怀念之情，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高尚品德，学习他的刚直不阿，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忘我的工作精神。

一

吴晗从学生时代写出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就受到胡适的赏识和重视，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这是历史事实。但吴晗没有盲从，没有依附门第，没有无原则的迁就。他无畏权威，坚持真理，在自己研究的学术领域中，逐渐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摆脱了胡适唯心主义的羁绊，走革命的道路，这也是历史事实。这需要多大的胆识和勇气啊！这正说明吴晗的光明磊落、受人们尊敬。“四人帮”诬蔑他、否定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他写的《由僧钵到皇权》，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改写成《朱元璋传》。《朱元璋传》的修改，四易其稿，更是一部名著。1948年秋，吴晗进到解放区后，毛主席和他谈话时，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的成就和所起的作用，并提出意见，建议吴晗修改。后来吴晗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了修改。但对明太祖晚年残杀功臣，这一事实没有改，他认为：“明末‘流寇’李自成是怎样起义的？为什么造反？就是因为朝廷腐败，又杀人太多。杀人越多，人民越反抗……导致明皇朝很快灭亡。”这是他研究明史得出的科学结论。

二

在那艰苦的年代，吴晗像兄长一般关怀周围青年的成长。

“一二&#8226;一”运动期间，我在老师周围，做一些我能做的工作，我代他传信找人，集会后陪送他回家，给他送罢委会印发的传单、专刊、宣言等。每次他总爱说“就只这些么!”还一再嘱咐：“你们印出来的，还有外地送来的，我都要的!”有一次，他认真地讲：“你知道，这就是将来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方面学生运动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那些亲身参加运动的人，写自己和反动统治者拼死斗争的事迹，是最可靠的。研究历史的人，搞社会科学的人，都得重视第一手材料啊！到将来，这就是宝贵的史料，切不要小看这些粗糙的土纸啊!”

我果真看到他专门用一个纸夹子把小报、传单等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从这以后，我才懂得我们发出的这些宣传材料，不仅现在有作用，留到将来就是史料，还有更大的作用。在这之前，也知道收集、保存资料的重要，但不知怎么做，以为只有书本上写了的才有用，不懂得从实际斗争生活中找资料的意义。从此，也注意收集工作了，除了继续给晗师送去之外，我也收存了一份，从昆明带到北京，不管到哪里都一直跟着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之后，这包材料终于没有逃脱被焚烧的命运，多么可惜啊!晗师留存的，也同样没有下落了。

晗师还常讲道，大家都要想方设法用各种方式途径，把我们这里的真实情况传播介绍出去，鼓励大家多写、及时写：“虽然你们很紧张，但写写，总还是有条件。比如把每天重要的活动，发生的情况记录下来，每天有各界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四烈士灵堂悼念，他们说些什么？态度怎么样？把这些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把反动派的阴谋揭露出来，让外界群众明白真相，也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嘛！还可以把一些大会上有影响的发言记录下来发表，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我照着他说的做了，他看到刊登在《时代评论》上我写的《“一二&#8226;一”运动记》，就给我打气，说很好，鼓励我继续写，大胆写。复员回到北平后，1946年冬，上海《文汇报》文教版准备刊出“一二&#8226;一”纪念专页，约他写些纪念文章，他又转告我，随后又辟《教授群像》专栏，我先后又写了几篇。那时，主持这些栏目的黄裳同志，一直记得吴晗的支持，难得的是还把那时吴晗写给他的信保存了下来。

那时候，有很多进步报刊约他写文章，他是乐于支持的，他很重视报刊宣传教育作用。他学贯古今，纵横议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读者深受感染，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堪称匕首、投枪。这是革命斗争，哪里为什么稿费！晗师写那么多，《文汇报》给他用航空寄过一份报去，那些口口声声攻击吴晗为了稿费，该是多么无耻、无知！而我自己也就是在晗师的关怀鼓励下，才敢动笔，没有他的鼓励我是什么也写不出来。

三

1948年蒋介石疯狂镇压学生运动。4月的一天晚上，我到清华吴晗老师家。走进门，他就赶紧叫我坐在他身边，小声地说：“是不是避一避好？”“路费从我这里拿些去。”我把心里的话都对他说了，现在走的人很多，有的是安不下心，有的是上了黑名单的危险人物，我是上了公开的黑名单，如果不坚持下来，不正好上了反动派的反宣传的当么？再说都走了，这边工作谁去做？我能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自己自然也觉得紧张，但小心些，在学校里总没事，最好能坚持到毕业放假的时候，谁也不注意就跟着大家走了，那样好些。我又表示，到那时我随同学们一块“南下”。原来，一开始他以为我是来找他送我走，或是走前来辞行的，我自不量力说了这些话，发现他并无反对的表情，还有些赞赏的意思呢！“总是要有人坚持下来干的，实在不行，就立即行动，要小心，不能大意！去南方吗？也很好，是去武汉？党有这个号召，有条件能找到公开合法身份就好，只是自己苦些，有危险，但既然选择走这条路，就不能顾得那么多了。”

此后，我听说他对于走、何时走，也是有自己的想法，表示过：“还不到走的时候”，“还可以留下来作些工作”，“实在非走不可才走”。他是这样想的，也正是这样做的。

四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初，我第一次来北京开会，在一个星期天上午到他家，这是革命胜利后第一次见面。他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你不是到武汉去了吗？什么时候来的？”“变了，变化大呐!”然后，他边招呼我坐边说：“从武汉来的吧！”我说：“进这大门，可不像从前那样自由、方便！”他笑着说：“现在见面不像从前那么方便啊!以后总得改变的，不然，怎么和群众接近得了……哈哈，搞久了，我不也要成为‘官僚’了吗?……”他当了副市长，依然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谦逊周到。

我坐好后，看他身体比过去健壮扎实多了，就问袁震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他兴致勃勃地说：“她现在身体可好呐，还上班了呢?今天星期天也没有休息，开会去了。现在解放了，一切都变了，人都变年轻了……”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使我确实有“换了人间”之感。于是，我就告诉他，前天下午，我一到北京前门车站，下车就急忙想到天安门前看看，幸好招待所就在大栅栏，吃了晚饭，我就连跑带走到了天安门前，抚今思昔，心潮起伏，无限欢快，站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望着天安门城楼、情不自禁地围着褪了色的红墙四周走了两圈，天很晚才返回住地。这一夜怎么也睡不着。过去，在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每一次到天安门游行示威，心情总是激动的、紧张的，总是准备防止挨打、流血，那里牺牲了很多先烈，洒有战友的血。而今，天安门归人民所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天安门前屠杀革命青年的封建法西斯屠夫们，已被人民的铁拳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里断然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流血事件了……他听着欣然点头，该有人写一篇歌唱天安门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晗师为《北京赞》写了一篇《天安门赞歌》并被选进人民教育出版社编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五册。

1954年我调来北京后，开始也抽空去他家，只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是负责同志，工作忙，会又多，来来往往的人不少，回到家难得休息，去得太多不好意思，我这样想，又因为工作也忙，腿脚也就懒了。但他还记得我，我现在得老实承认，在我思想深处，是错把他当做一般“做官”的看待，其实他还和过去一样与文教学术界的人往来频繁不绝，一直没有中断他的学术研究。我失去了继续听他教诲的机会，追悔莫及，愧对老师。远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吴晗首当其冲，我是个普通学生，也被算在“三家村”黑店的一伙，逼着写交代、写揭发，没完没了，被奴役、被侮辱好些年月。

五

1959年年初，毛主席针对当时普遍存在讲大话、假话的风气，多次表扬海瑞，提倡海瑞讲真话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是明朝人，吴晗是明史专家，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实到他了，对党、对革命事业一贯忠诚的吴晗，就满腔热情地赶写起海瑞，《海瑞罢官》七易其稿，广泛征求意见才写成。演出后，毛主席还在住所接见马连良，一起吃饭，高兴地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赞颂毛主席礼贤下士，真伟大。可谁料到“文化大革命”就从《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开始，“四人帮”颠倒历史，胡作非为，只许他们围攻、栽诬，不许你辩驳，剥夺了吴晗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其他的同志，也莫能例外。

六

我思念老师，寻找海瑞，呼唤真理，晗师！你在哪里！1978年冬天，我见到浦月大姐和他的儿子吴彰，听他们哭诉。您没有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却死在封建法西斯专横迫害的现代文字狱中，不只是您一个人，还有同您患难与共的爱人袁震同志，女儿吴小彦，还有亲弟弟吴春曦。空前浩劫，株连网罗，莫此为甚！接着又在东城一家医院病房，听身体已被摧残得非常非常瘦弱、和您同命运共患难、幸存下来的廖老，声音嘶哑低沉讲述和吴晗囚禁在一起时所遭受的野蛮毒打。一阵悲痛以后，我?人民应当有权利不许这样的悲剧重演！要永远埋葬造成吴晗等一大批同志冤狱的灾难根源啊！

几经曲折，一直到1979年吴晗的冤案彻底平反了，我们长时期呼唤的春天来了，可以放声读他在《春天集》里写的：

我们生活在万紫千红的春天，让我们为春天而歌唱吧！

随着岁月的流逝，思念老师之情更深，老师的音容笑貌还那样亲切，我怀着虔诚的心告诉老师，您的许多学生没有辜负您的希望，都能像当年在昆明那样尽力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不少人还做得很出色。今天您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奋发一致地加快改革步伐，除弊兴利，开创新局面，我相信四化大业宏伟目标必将在本世纪圆满实现。

1984年5月15日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第9期）

馨香祝嘏哭晗师

——吴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殉难四十周年祭

题记：诞辰一百周年是应当祝贺的，想到先生殉难之惨，历四十年而弥增伤感，又不得不使人痛哭流涕。因以此意命题。

1942年，我考进西南联大历史系。中国通史是一年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学生多，当年学校开了两个中国通史班，由吴晗和孙毓棠两先生分别讲授。规定文理学院学生上吴先生的课，法商学院学生选孙先生的课，我是属于文学院的，理所当然成为吴晗先生中国通史班的学生。

联大的教室一般都不大，老师在黑板前或站或坐着讲课，学生都看得很清楚。上中国通史课的人多，安排在新校舍最大的南区10号教室上课，特别设个讲台，黑板也挂得更高一些，以免坐在后面的同学看不清教师和板书。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吴先生戴个眼镜，穿一套半旧的西服，不戴帽子。他矫健地跨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当天要讲的题目，没有开场白之类的套话，就开始讲课。吴先生讲中国通史不是按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元明清的顺序，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讲，而是分石器时代、殷商社会、春秋封建、战国七雄、土地制度、从募兵到征兵、刑法制度、科举制度等专题一一讲解。因为他认为，过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按朝代顺序讲，尽管繁简不同，重复之处却在所难免，因此他跳出前人窠臼，自成一个体系。他带点浙江口音，但讲课不难懂。吴先生讲课史料丰富，看似信手拈来，其实逻辑严密，而且不乏兴味。对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对锐意改革的政治家王安石等都倍加赞扬。他还常常以古喻今，讲到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皇家侦察机构时，自然就会同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军统等类比一番。1942年西南联大学生掀起倒孔运动时，吴先生讲南明弘光政权的奸相马士英有“蟋蟀相公”之称，因为他在军务倥偬，羽书仓皇之际，“犹以斗蟋蟀为戏”。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大批社会名流困于香港无法出走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妻女却占用极为短缺的飞机舱位，运自己的洋狗和什物，真不愧为“飞狗院长”，可以与“蟋蟀宰相”媲美了。诸如此类的讲述，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吴先生讲课不发讲义，又不是按某一本书讲的。学生必须要认真听课，做笔记，否则考试时就难以应对。吴先生打分还特别严，1943年暑假前公布学年考试成绩时，我得了最高分，才76分；最低的是一位热心搞创作的同学，他上课时常常心有旁骛，结果只得了12分。这是吴先生严厉的一面，因为他要求学生从一开始就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另一方面，吴先生对学生又十分关爱，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1944年，我的中学同学，在联大读经济系的倪代新(解放后改名李朋)休学到云南西畴县中学教书，因向学生宣传民主进步思想，被当地的国民党第五军特工人员逮捕。幸亏他在狱中托一位被释放人员带出一封信寄给同学，我们才知道他被捕了。为了营救倪代新，我们打听到联大政治系教授张奚若与国民党驻滇高级将领关麟征是陕西同乡，据说关还十分尊敬张先生。于是我们决定去求张先生设法营救，可我们与张先生不熟，怎么办呢?这时想到吴晗先生，就去求他为我们引见。那天已是晚九点多钟，昆明冬天的夜晚也还相当冷。听了我们的要求，吴先生立即起身与我们一同走到唐家花园张先生家，说明来意后，张先生当场就给关麟征写信，要他转请第五军放人，信的言词恳切，大义凛然。这封信寄出不久，倪代新趁看守不备，越狱逃脱。虽然最终不知道那封信发挥了什么作用，但吴先生、张先生爱护进步青年学生的深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另一件事是1946年4月初，联大即将结束，四年级的同学为毕业出路问题而忙碌，其他同学也多在考虑如何北上，如何回家探亲之类。总之，人心有点散。学生自治会为了给大家鼓劲，决定最后办一次演讲会，请一位老师来主讲。我们先后找了几位老师，有的说心脏不好，有时还摸不到脉搏，演讲容易激动，谢绝了；有一位将要访美的教授，说忙于办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难于承担这项任务。找到吴先生，尽管他忙着离开昆明为妻子治病的事，但还是慨然应允了。他向大家说：联大就要结束了，但联大的精神，不能也不会结束；北上复员以后，大家的责任还很重。他相信即将去北大、清华、南开的同学，一定会和在联大时一样，为发扬“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而继续奋斗。这次演讲会虽然到的人不太多。吴先生充满热情的讲话，还是令人十分感动的。

和吴先生的另一次接触是在1947年，我和联大经济系的杨邦琪(李定)在北大毕业后，同时到天津《大公报》当记者。这年冬天，我们一同到北平清华园西院12号拜访吴先生，并以两筒美国烟斗丝为贽。看见我们去了，吴先生很高兴。谈?中殷殷以国事和我们的所见所闻见询，他自己也谈了对时局和战争前景的一些看法。看得出来，吴先生这时的政治热情更高，也更深沉了。那天我们上午10点多钟到吴先生家，看到身体日渐康复的袁震师母，我们都很高兴，她还留我们吃午饭，下午两点多钟才告辞。这是我个人与吴先生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1948年9月，吴先生去了解放区，1949年以后他在北京工作很忙，就没有再作私人拜访了。

1956年《大公报》迁京出版。吴先生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我们曾请他到报社作了一次演讲，讲话中心是治史与新闻工作。他说，历史是过去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又是今后的历史。唐朝史学家刘知几讲治史要有史才、史学、史识，做新闻工作又何独不然?没有才、学、识，哪能作好新闻报道，写好评论文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史德，即立场问题、为谁服务问题……引经据典，生动感人。他的讲话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即厚积薄发，浑朴自然。只有学力很高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看起来似乎随便讲讲的道理和例证，细细思量，才感到是十分贴切而周延的。记得在休息的时候，我说读史书对锻炼新闻写作简练也很有帮助。吴先生接着说，中国文字最言简意赅的还是诗，短短二十几个字，就蕴涵很丰富的内容；因此要搞好新闻写作，不仅要读史，还要读诗，读大量文学名著，这应该是记者的基本功之一。吴先生这次演讲记录，我们曾把它登在《大公报》的内部刊物《大公报人》上。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些资料都再也找不到了。

以上是我和晗师交往的几件往事。这以后，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又反右倾，接着三年经济困难，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直至“文化大革命”，真是国无宁日；我和吴先生就再没有联系了。只知道在反右派斗争中，他作为民主同盟北京市的主委，积极响应号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误伤了一些朋友和同志。但是我确信，这是他的认识问题，而非蓄意为之。正如《吴晗传》的作者所说，“他的忠诚，有时使他是非不分，”是“忠诚的人，犯了忠诚的错误”。他写《海瑞罢官》，也是响应号召之作；但终因此“获罪”，惨遭凌辱，直至家破人亡。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无耻的迫害，竟加在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民主自由奋斗一生的学者、战士身上，真令人发指，令人痛惜，令人欲哭无泪!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与主题并非完全无关的话。1978年上半年，我在《人民日报》上连续看到一位学者的文章，讲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思想建设问题，分析“四人帮”的思想危害，如何拨乱反正，等等，说得头头是道，发人深省。从此我记住这位先生的名字。后来因想写点东西纪念吴晗先生，我重新翻阅1965年年末至1966年上半年批判吴晗先生的文章，发现那位学者有好几篇皇皇巨著，对《海瑞罢官》和吴先生其他著述大加挞伐，其立论之偏颇，用词之尖刻，丝毫不逊于梁效、罗思鼎之流。这使我大吃一惊，难道学者是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是非，随意褒贬的吗?后来一想，当时有当时的气候条件，有一向崇拜的伟人号召，自觉不自觉地跟风或者不敢不跟着风向转的人是不难理解的，这是时代的悲剧，不能苛责于一般人吧?但教训总应该吸取。如果那些写过错误批判文章的人，特别是那些有学问的、很有辩才的人，自己现身说法，讲讲当时的思想和今天的认识，一定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把这个意见告诉我的朋友，也是那位先生的同事严四光同志，他答应转述我的意见。不久反馈回来说：那位先生听了之后，一叠声地说：“我的那些文章有错误，有错误。”此外就别无下文。也就是说，写文章自我反省一下是不想做的了。我当然无权强迫别人接受我的意见。但我奇怪，谈谈过去的错误，对自己和别人都大有裨益的事，怎么就这么难呢?回想起来，整整十年，有多少疾言厉色，无限上纲，捕风捉影，乃至无中生有去诬陷别人的事情发生过，怎么不见有人写反省文章；还有那些打死正直的校长的娃娃，如今都该有五六十岁了吧，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公开出来讲讲自己的无知、盲动，乃至粗暴残忍的恶行，并且忠实地暴露一下自己当时的思想呢?要知道绝不会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但把潜伏在人心灵深处的丑恶或原罪曝曝光，晒晒太阳，对我们这一代人及下一代都是很好的教育呀!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那些曾经痛批好人和曾经严重伤害好人者的自白，哪怕只有三五篇也好。

纪念吴晗同志

吴晗同志提倡刚直不阿的海瑞精神，写了《海瑞罢官》一剧，“四人帮”一伙为策动反革命阴谋，拿他开刀，遂致死难。这件震动全国的大冤案，如今得到昭雪。文化教育工作者连声称快。吴晗同志做了一个先锋战士应该做的事，虽然惨遭家破人亡，也享有昭雪后的称誉和光荣，历史往往如此。在怀念吴晗同志的时候，作为吴晗同志的学生，联系一些往事，我觉得吴晗同志的治学态度和追求进步的精神，是最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

1942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我走进吴晗同志的课堂，从此我们就熟识了。吴晗同志讲课，简洁生动，才气横溢。他上课只讲一半时间，其余时间和几个学生共同讨论，师生各抒己见。我常去他家，一间小小的破楼，大堆大堆的古书，他一身破旧的灰布长袍，正是那时一个清贫教授的典型风度。我们谈话所及的多是“国家大事”。那时学校民主运动开始复苏，学生是主力，领导运动的是地下党。一批进步教授出现了，开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教育窒息的气氛。闻一多先生讲《离骚》，朱自清先生讲文学史，张奚若先生讲西洋政治思想史，课堂内外都是从学术研究来配合政治斗争。在这些进步教授所发的、我所听到过的“牢骚”中，比较年轻的吴晗同志的议论是最明确而突出的。例如，他讲明代锦衣卫和东、西厂的特务恐怖统治、明代官吏的贪污，完全酷似蒋家王朝，听了十分痛快，尤其突出的是：他大讲明代的奴隶、农民、工匠，讲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抨击朱明政权的腐朽。农民和农民革命战争这样的问题，当时一般的历史学家，讲到这里时多是一笔带过或者闭口不谈的，而吴晗同志则大讲特讲，课堂上讲了，还写成文章。如《论晚明“流寇”》一文，歌颂农民革命，就是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吴晗同志的治学观点已从爱国民主的正义立场，逐渐进到人民革命的立场了。

吴晗同志是从故纸堆中钻出来的。他原名吴春晗，是清华1931年历史系的“编级生”(插班生)，毕业后作助教，专攻明史，很有成绩，早就发表过二十来篇论文。他考据学的功力很深，材料搜集很广，后来在他家看到的分题卡片装满好些抽屉，都是他摘录的材料。他曾谈过：作助教时历史系买来故宫档案废纸成万斤，他曾在图书馆的研究室里整理。吴晗笑着说，有收获，像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后任临时大总统发布的第一道大总统令的原件，就是他从废纸中捡出的历史文献。用他的话说，“我起初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二&#8226;九”运动后，清华救亡活动很活跃，无疑对他是有影响的，使他逐渐地从故纸堆中钻了出来。1943年以后，吴晗同志开始积极参加民主活动。他作为民盟的左派与闻一多先生等开展了争取教师的工作，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更自觉地阅读革命书刊。党派了几个年轻党员和他一起工作。他们利用创办“西南文献研究室”的名义，秘密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44年在历史系主办的“五四”座谈会上，吴晗同志与张奚若、闻一多先生等一致强调继承“五四”民主精神，明确地提出青年要更勇敢、更进步地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独裁的革命任务。著名的昆明“一二&#8226;一”运动，四烈士被反动派杀害，党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已经发展成广泛的群众运动，进步的墙报张贴到昆明市的中心。次年举行四烈士的公葬典礼，闻一多先生在墓前发表演说，号召要集中一切力量向民主进军，吴晗同志同声疾呼，在教师中、在学生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原来在学术上，此时又在政治上赢得了崇敬和信赖。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心穷力绌，乘大批学校师生抗战后复原、离开昆明之际，连续阴谋杀害了李公朴先生、闻一多先生，企图一举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却更加激起了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吴晗同志当时已离开昆明，国民党反动派的小丑们非常可鄙地在联大附近街头，贴出小报，诬蔑地写了“闻一多夫、吴晗诺夫”等字样，我们看了义愤填膺，只觉得他们穷凶极恶，十分无耻。但从敌人所恨的，也正表明了吴晗同志进步的革命立场。

吴晗同志是民主运动中先进的一员，即在参加民主活动时也未放松他的历史研究工作。在这几年，他仍然完成了《明太祖》(即修改后的《朱元璋传》)这部书。抗战胜利后回到清华园，他既教课又写作，同时参加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这个运动形成了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学校的部分青年教师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通识学杜”，请吴晗同志担任导师，他经常参加讨论会、座谈会。这种会讨论政治、学术，曾请朱自清先生参加。人们称道朱自清先生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表现了民族的英雄气概，在那份拒绝美国救济物资宣言上签名的教授中，朱自清、金岳霖、陈寅恪等先生就是吴晗同志亲自去征请的。

在费孝通先生家，我们社会学?的青年教师组织过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等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吴晗同志时常参加，讨论“皇权、神权、族权、帮权(指青红帮之类)”，观点虽不尽正确，他的精辟见解却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认识。

至于他当时发表的史学论文，如《明初的学校》和《社会贤达钱牧斋》，前者写的是朱明封建统治者对学校的特务统治和屠杀学生的暴行。这篇论文当时被《清华学报》的编辑认为“不合传统”，不拟刊出，而朱自清先生指出“这样写法很新鲜，旧传统是可以也应该改变的”。经朱力争，文章才发表了。至于指钱牧斋为“社会贤达”，那是讽刺旧政协中的代表王××其人的。

解放前吴晗同志写的论文如《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一文，明确地说：“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则是为纪念甲申三百周年重写于昆明。这里很显然可以看出，吴文与郭沫若同志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出自一辙。吴晗同志解放前的论文及杂文“大体都是骂国民党的”，“解放以前这一批文章，都有点恨气，有根刺总想朝什么地方戳它一下”。这时的文集叫做《投枪集》。解放以后，他写的一些文章和解放前比“性质根本不同”。这种不同可以从《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的文章里看出来。吴晗同志天天对着春天，歌颂革命，除了担任繁重的革命工作，不停地业余写作，“不管什么题目，总得扯上一点历史”(引《春天集&#8226;序》)。他的历史论文和杂文都是力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写的。他还一再改写他的《朱元璋传》，对朱元璋作出了“功大于过”的正确结论。他不断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历史研究上逐渐进步，在政治上终于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这里，应该着重指出，吴晗同志之所以成为一个先进的历史学家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他一直生活在群众之中，从群众中吸取政治养料。无论在解放前或解放后，他参加各种讨论会、座谈会，接待学生和朋友，接触社会上各种问题，参加政治上各种活动，因而他不只是坐在书房里读书，写文章的。他在历史研究上和政治上，思想感情和群众贯通一气，他不是只想作一个历史专家，更想把历史知识普及于工农群众。他主编历史小丛书，切盼出版儿童读物。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他衷心接受毛主席的教导，努力改造思想。早在1946年，吴晗同志和闻一多先生闲谈时谈到民主革命胜利后要好好读几年书，做几年研究工作，这本是他们的志愿，吴晗同志解放后回到清华园仍旧教书。大概是在1949年年底，一次他谈到毛主席和他的一次谈话，谈到他写的《朱元璋传》。吴晗同志在书中写农民红军领袖彭和尚，以为他不知去向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神龙见首不见尾，对他赞叹不绝。这当然反映了吴晗同志自己的“功成身退”的旧思想。毛主席说，像彭莹玉和尚这样坚强的人物，不会引退的，不是记载有错就是史料有缺，后来吴晗同志考证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证明了主席的卓见。毛主席的谈话引导吴晗同志注意他的“功成身退”的旧思想，他原来不大愿意担任政府工作，经毛主席的教导才愉快地积极地做了北京市副市长，并在1950年2月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

吴晗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自然，也热爱他的专业。他生前虽然主要担任了一些领导工作，但对于历史科学贡献也是巨大的。1965年他改写的《朱元璋传》第四版，标志着他学习马列主义深入的里程。江青曾扣着这部书，无端诬蔑吴晗同志“要稿费、要名”，这不值一驳。当抗战之中，重庆的国立编译馆要出版他的书，书中农民革命军多称为“红军”，对地主反动武装则称为“民军”，编辑要吴晗同志改掉“红军”换成“民军”。吴晗同志当时还是一个清贫教授，说“我宁可不出书，这个字不能改”。二十多年后在新中国的吴晗，已成为先锋战士的吴晗，竟被江青诬蔑为要稿费、要名，简直胡说。《朱元璋传》是吴晗同志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研究，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的一部科学著作，但现在似乎可以说他的最大贡献是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特别是历史剧《海瑞罢官》。

《论海瑞》这篇学术论文，借历史上海瑞的刚直不阿、敢于说话的斗争事实提倡毛主席所要提倡的东西，完全是正确的。就在《论海瑞》一文发表后，他进一步“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一剧，剧中的海瑞更形象地突出了海瑞精神。如果说，《论海瑞》是篇学术论文，那《海瑞罢官》即是以学术研究作为基础写成的政治倾向性、针对性很鲜明的文学作品。这个剧本不无不足之处，如人民的蒙冤愤慨之情，艺术表现展开不够。但是，剧本以基本矛盾的展开作为背景，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清浊两派的斗争，结局是以海瑞为代表的刚直不阿的清官，纵然下场是“罢官”，也要把害人虫除掉，显示了正义的力量。这出戏应该说比那些至今受人欢迎的“包公戏”好得多。“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把《海瑞罢官》以至《朱元璋传》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把吴晗同志打成“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从而打倒一切，打倒大批的“海瑞”，造成很多的冤案。但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海瑞当时所处?明朝末代，当代海瑞是与?民连成一体的。新中国尽管出现了一小撮封建法西斯余孽，可以兴妖作怪于一时，但天下总归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天下。历史作出了结论，吴晗同志及大批革命老同志的冤案不是已经一一得到了昭雪吗!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应该不怕冤。为社会主义而献身，死了也是光荣的。

围绕以《海瑞罢官》为序幕而展开的巨大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历史，把吴晗同志的形象烘托得高高的大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一剧，有重大的贡献。全国许许多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许不会读完那部《朱元璋传》，但却赞赏着在电视机前观看着《海瑞罢官》的重新演出，心里叫好。如果海瑞将来会活在人民心中，那是因为吴晗同志活在人民心中。

（原载《吴晗和〈海瑞罢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光明磊落肝胆照人（1）

——深切怀念吴晗同志

吴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而他蒙受的不白之冤，已有15年之久。他是受“四人帮”和那个自命为理论权威的“顾问”残酷迫害致死的，并且株连了成千上万无辜的正直的知识分子，造成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文字狱、大冤案。吴晗同志蒙受的不白之冤必须昭雪，这是多年来人们心头的愿望，而这一愿望只有在“四人帮”被打倒，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才得以实现。

吴晗同志是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

1943年春，党中央南方局指派几位党员同志先后来到昆明，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做好争取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吴晗同志当时正在西南联大任教，他积极参加了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每两周秘密召开一次的集会。集会有时在唐家花园唐公墓旁的林荫下，有时又转移到滇池的船上，每次都有一个议论的中心，发言踊跃，争论激烈，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亲切、舒畅和受益。闻一多先生的《兽&#8226;人&#8226;鬼》，吴晗同志的《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和《说士》，都是他们在座谈会上所作发言的一部分内容。同时，大家利用集会的机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分析研究国际形势，传阅毛主席著作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使思想认识得到不断提高。在这一基础上，吴晗同志于1943年秋经周新民、潘光旦同志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从这以后，吴晗同志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他坚定地从象牙塔的书斋里走了出来，投入了党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和以后的反蒋爱国运动。他曾经常对人说促进他转变和进步的，主要靠两个老师，一个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他，使他懂得很多道理，分清了是非，认清了形势，增强了革命斗争的信念；另一个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从反面教育他。所以，吴晗同志在以后的昆明民主运动中，获有“炮手”的光荣称号。

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吴晗同志和民盟的同志一道，积极推动云南省民盟工作的开展，把一些在文化教育界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吸收到民盟中来。他先后介绍了闻一多、闻家驷、夏康农等同志加入民盟。1944年12月9日，民盟云南省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创刊，吴晗、闻一多都参加了编委工作，吴晗同志被推举为主编。《民主周刊》是当时在昆明进步青年学生中有相当影响的刊物之一，对于争取抗日民主，反对卖国独裁起了积极作用，其中是含有吴晗同志的心血的。

1945年年初，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昆明成立民主青年同盟，以便更好地把青年组织起来，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为了转移反动派的视线，“民青”的工作最初由民盟出面联系。吴晗同志在民盟内部分工负责青年工作，他直接参加了“民青”的筹备成立以及以后的许多工作。他和闻一多一起，成了昆明进步青年的中心。党为了扩大宣传工作，急需自己有一个印刷厂。吴晗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积极想办法，多方设法联系，终于帮助“民青”建立了秘密印刷厂，翻印出版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各种宣传材料，在黑暗的大后方传播革命火种。

从1943年起，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吴晗同志的思想作风和文风也发生了变化。吴晗同志早年在清华读书和任教时，受胡适、傅斯年的影响较深。他曾是胡适的得意门生。他的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就是在胡适的指导下写出来的。在清华念书时，他房里挂的是胡适送给他的对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清华毕业时，胡适曾著文要青年学习吴晗“埋头学习，不问政治”的精神。可是，这个时候的吴晗和过去判若两人，时代的激流把他冲到斗争的前线，他已很少写学术文章，而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了当时昆明的青年学生运动。他那锋利的笔，写下了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杂文和评论，公开揭露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教育了人民，也锻炼了自己。记得日本刚投降，许多人为这突如其来的胜利奔走相告，激动万分，吴晗也是其中之一。很快，他觉察出这“逼人而来的胜利，送上门来的胜利，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所有一切对国民党政府有利的事都做了，只有一件事没有做——对人民有利的事”。他呼吁：“第一，惩办汉奸。第二，立即颁布大赦令，赦免一切政治犯，包括战争以前和战争中一切因政治原因被捕的民族子弟。”

事实正是这样，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策动的内战阴云正在笼罩全国。1945年12月1日，面对昆明学生规模宏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抗议活动，国民党反动派用手榴弹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8226;一”惨案。面对这血淋淋的现实，吴晗和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一起，始终坚定?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他们积极组织教授罢课，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吴晗同志用笔作投枪，写下了《人身自由何在？》、《士兵们放下枪杆来！》、《抗议非法的干涉武装集会自由》、《〈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序》和《“一二&#8226;一”惨案与纪纲》等文，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

吴晗同志不但写，而且讲，他十分善于演讲。他演讲时听众总是满场，连窗户、树杈上都攀坐了人。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联举行“一二&#8226;一”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惨杀的四烈士葬礼，浩浩荡荡的群众送葬队伍从上午11时开始游行，吴晗、闻一多等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游行队伍回到联大墓地已近黄昏。公葬仪式开始。闻一多讲话后，吴晗接着讲话。他说：“两千年来，有些地方叫做圣地，如今，‘一二&#8226;一’四烈士埋在此地，此地成了光荣的地方——成了圣地！”他的声音如气贯长虹，响彻联大校园。

1946年5月，吴晗同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昆明，经重庆、上海回到北平。在重庆候机的一个多月，他住在民盟总部，几乎每天都要出去参加反内战、争民主的集会，也几乎跑遍了重庆的大学，以他犀利的语言为反对独裁，为和平民主大声疾呼。

1946年8月，吴晗同志和他的爱人袁震同志经重庆、上海，回到了久别的北平，又住进清华园。

抗战胜利刚刚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又把内战的烽火燃起来，吴晗同志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他到北平不久，就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和民盟华北总支部、民盟北平市筹委会接上了关系。他和张光年同志一起负责《民主周刊》（北平版）的编辑发行工作。

北平的民主运动逐渐高涨起来。在这一段时期里，吴晗同志和教授、同学、青年以及各界人士一起积极参加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抗暴示威游行，“五&#8226;二○”的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反迫害的运动等一系列反蒋反美的斗争。

1947年3月，国民党破坏和谈，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北平的军调部也停止了工作。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吴晗同志坚决反对，将民盟的活动转入地下，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民盟的工作。

就在这个时期里，吴晗同志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写成十五六万字的《朱元璋传》，他不知疲倦地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和创作。

1948年，国民党军队的反人民内战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打击，美国认为这个“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一时北平出现了“自由主义运动”和“新第三方面”。在民盟内部有些上层知识分子已被视为“民主个人主义”拥护者，成了争取的对象，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张东荪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受到了司徒雷登的“鼓励”。

光明磊落肝胆照人（2）

此时的民盟总部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彻底批判民盟内部存在的中间路线思想，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公开声明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主张。吴晗同志虽然没有参加三中全会，但他坚决拥护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各项主张，积极地与民盟内部的中间路线思想、民主个人主义者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1948年“八&#8226;一五”大逮捕以后，清华园也遭到了检查。吴晗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平山县解放区，即中共中央所在地。不久他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使他终生难忘。吴晗同志自己写了一段生动的回忆说：

“不是毛主席教育我，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糊涂的，不清楚的，自以为是的，‘超阶级’的。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传》的原稿。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除掉指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之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上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此吴晗同志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吴晗同志以军管会代表身份回到了清华园，在党的领导下开始接管清华大学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吴晗同志担任了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之一是负责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会的工作。他先后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在1958年举行的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在民盟工作中，吴晗同志最大的特点是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善于团结高等学校广大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总任务努力服务。

民盟作为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爱国民主党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这是经过斗争而总结出的经验。在吴晗同志领导下的北京市的民盟工作中，无论在土地改革、镇反、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工作中，或在以后进行的形势教育，推动成员积极服务，加强思想改造的工作中，都是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他通过民盟的工作，有效地调动了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出色地完成任务，使大家受到锻炼，受到教育，得到进步。他对于盟内的某些取消和怀疑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对于民盟今天能成为在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有贡献的。

吴晗同志在工作中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解和贯彻是全面的。他本人是知识分子，也了解知识分子，能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他经常上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家中串门，也经常请知识分子到自己家中做客，大家在一起，从学术到政治，从业务到思想，无话不谈。他是知识分子的“诤友”、“贴心人”。

吴晗同志善于处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反对空头政治，千方百计地鼓励、帮助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做好业务工作。1956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他欢欣鼓舞，精神振奋，一再鼓励大家搞创作，写文章，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努力作出贡献。同时，他严格要求自己，每天按规定时间学习和写作，没有大块时间，就抓时间、挤时间，见缝插针。每当回到家里，他总是坐在书房里读和写，即便再忙，每月也要去一次图书馆。他曾表示，从1956年起，每年一定要写一本书。1959年这一年，他一共写了47篇文章。他先后出版了《读史劄记》、《海瑞的故事》、《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并亲自领导主编出版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语文小丛书”等。他提倡实实在在工作，不要搞形式主义，主张“不作清谈家，爱惜时间，老老实实读点好书，写点东西，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当然首先要做好岗位工作”。1959年，知识分子相当沉闷，他邀集北京大学的民盟同志在颐和园听鹂馆集会，主动向大家挑战，看谁写的文章快和好。他的倡议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1960年，他在北京市多次组织“神仙会”，鼓励敞开思想，自由辩论，对当时活跃政治生活、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吴晗同志生气勃勃，精力充沛，雷厉风行。195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勤奋地工作。1959年，他年满半百，曾风趣地说：“有人说我老了，头发又白又秃，我说不，才十岁呢。还不到成熟年龄，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情绪很高，劲头很足，要多学习，多工作，愈干愈有劲，活得有意思，老这个字连想也没有想过。”他为人热诚、直率，既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也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快人快语，肝胆照人”，这是熟悉吴晗同志的同志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吴晗同志从接触革命以来，一直热爱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向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早在昆明期间，他的书桌上就经常摆着《联共（布）党史》、《新民主主义论》等书。1949年，毛主席看了《朱元璋传》以后，跟吴晗同志谈了很久，特别指出书中彭和尚这个有坚强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跑行为。吴晗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翻阅史料，终于查出彭和尚不是个人功成身退，而是被元朝军队杀害，并在以后再版时作了更正。他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学习，在写作时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写，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1959年，他遵照毛主席年初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先后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称赞。他哪里会想到，江青一伙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竟搞阴谋，从《海瑞罢官》这出戏打开缺口，由此发难，从而给我们党、我们祖国带来一场大灾难。

反动文痞姚文元的反动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同志进行歪曲事实的批评，实际上是把矛头对着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着反革命围攻，吴晗同志并没有屈服，他忿忿地说：“姚文元的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只要能活下去，我就要同姚文元清算！”他的话代表了一个忠诚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对“四人帮”一伙的忿恨！代表了千千万万爱国的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对反革命势力的抗议！

但是，凶狠的敌人没有让他活下去。他遭受了极为残酷的迫害，满头白发被揪光了，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1969年10月11日含冤含恨离开了人间。他逝世前提出的唯一要求是看一眼他的小女儿，结果遭到拒绝。他不知道，早在他离开人世的半年多前——1969年3月18日，他的终身伴侣、共产党员袁震同志，在受尽残酷折磨之后，已经悲惨去世。他更不知道，他心爱的女儿吴小彦，也没能逃脱“四人帮”的魔爪，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1976年9月23日含恨离开了人世。他一家四口，幸存活下来的只有他的儿子吴彰。

安息吧，吴晗同志！那些愚弄历史的小丑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人民决不允许造成一代浩劫的悲剧重演，而要遵循客观规律沿着历史的长河奋勇前进！

(原载《北京盟讯》1979年第2期悼念吴晗同志专刊)

信得过的人

——忆吴晗同志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郭沫若同志为《闻一多全集》作序时引用的一句诗。他说：“闻一多先生的大才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我想这句诗对于吴晗同志来说也是适用的。

许多朋友都知道：当年在昆明民主运动中，闻一多和吴晗都是深受青年敬重的民主战士。闻一多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暗杀于昆明街头，吴晗则被林彪、“四人帮”诬陷死于冤狱之中。一代学人，含冤而逝，“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

吴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的夫人袁震同志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史学家，多年病残，也遭毒手，女死儿散，真是家破人亡。如今，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吴晗同志的沉冤也得昭雪，学界是非，文坛功过，重得分明，老晗你可以瞑目了。

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专攻明史，著述甚多，学术上造诣很高，学生时代已露头角。他在解放后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在解放前，更长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了周围的师生朋友从事民主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样一位好党员、好战士，竟被诬为“黑帮”、“反共文人”，是非倒置，莫此为甚！

吴晗同志抗战以前和我同在清华，相识甚早，但彼此过从渐多而成为知己，是40年代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追忆往事，历历在目。他那光明磊落、爽朗刚直的性格，对敌人英勇无畏的神情，深深地印在许多朋友们的心中，尤其难忘的是他在当年昆明知识分子中所起的作用，自己的感受更深。

当时昆明知识分子比较集中，除少数先进分子，多数人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都少了解，大家主要是从爱国主义出发，要求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希望祖国经过抗战能得以繁荣富强，但事与愿违，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破坏团结，压制民主，特务横行，贪污腐化，广大工农惨遭剥削压榨，知识分子也备受摧残，许多人都弄得衣食不周，有的甚至濒于饥寒交迫之境。人们都祈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就在这国破家危、民不聊生的时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开展民主斗争。但怎样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把党的号召变成我们大家的行动，要有一些理解和熟悉知识分子的人来起个桥梁作用，把党和知识分子紧密联系起来，吴晗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本身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个知名的教授，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之中，熟悉周围的人和事，同大家有共同的语言，便于利用师生关系、朋友关系联系各种类型的群众，传达贯彻党的意图和方针政策，也能准确地把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及时汇报给党，供制定战略策略的依据。同时也由于他的学问、文章和行义，在师友学生中有相当影响，组织上充分发挥了他的这些长处，因此他能作别人一时难以做到的事情，起别人一时难起的作用。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反动派竭力阻塞党和群众的联系，一般从事教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是不容易和党接触的，而大家又是多么希望见到党呵!当时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在敬爱的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不断得到发展，有些久经考验的同志相继来到昆明参加指导工作，通过各种方式让我们直接听到党的声音，一些学习讨论活动我们多是经由吴晗联系，有些同志需要有公开身份便于参加活动，找到有关的人都是勇于承担风险的，如华岗同志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书，就是由吴晗同志引荐的，彼此都以能为党做点事情而感到荣幸。

吴晗和进步青年的组织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我看到不少学生都乐于找他“谈天”或出主意，他支持和鼓励了许多青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是当年昆明青年敬重的一位民主教授。西南联大被誉为“民主堡垒”，其中自然有他的一份辛勤劳动。解放初成立全国青联，他被选为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也正表明他和青年运动的关系。

当时他还花了不少精力，协同组织和青年学生一道，做了团结老一代教授的工作，像张奚若、潘光旦等老师，都同他有深厚的友谊，还有像邵循正、费青、向达等和我这样一些人，都是程度不同地受到他的影响。他同闻一多烈士的亲密交往，共忧患，同战斗，在师生中更留有深刻的印象。

对于一些暂时被认为是所谓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有的人怕麻烦，不愿做耐心争取的工作，吴晗和闻一多等同志按照党的指示，毅然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尽量利用原来的关系，让大家增多联系互相帮助，还特地找了一些朋友，办了《时代评论》周刊，给大家增辟一个说话的论坛，推动更多的人参加民主运动。他们两位生活都很艰苦，仍不辞辛苦奔走筹集经费，开办之初没地方印刷，又是他们联系地下印刷所支持承印。刊物虽然只出了十九期就被反动派封禁了，但经过这番努力，的确增加了不少朋友，使敌人更加孤立。吴晗和闻一多同志认真执行党的指示，谦虚诚恳，团结群众，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以后复员回清华，我们曾在一起组织过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等问题的学术讨论，尽管讨论中有些观点不尽恰当，有的研究水平不高，他从不以高明自居，总是用商量探讨的态度，把多年精湛的研究心得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会，毫无保留地摆出来，通过讨论引导大家提高学习革命理论的兴趣。从长期的接触中，可以看出吴晗同志不仅对中国历史知识丰富，而且对马列主义也下过刻苦的功夫。他还有一个好的文风，善于用自己的语言明确地表达出所要讨论的观点；文字简洁明快，更是文如其人。

正因为他既讲原则，又有耐心，熟悉情况，又真诚正直，热心助人，所以深受大家欢迎。既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也是大家信得过的人。解放后，他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工作十分繁重，大家看到他还兼任着许多社会活动，无论在学术研究上，在文化交流上，或科学普及和通俗读物的组织推动上，吴晗都力所能及地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团结了一些同志，调动了一批写作力量，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四人帮”妄图把吴晗同志搞臭，真是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

四十多年过去了，吴晗同志含冤逝去也十年了。重新回顾这些往事，思绪万千，他为写海瑞而遭千古奇冤，他的性格却也真和海瑞有些相似之处；他主张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我们也将深切地怀念他的战斗的一生，而他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经验，也都有不少内容值得珍视，希望能得到整理和印行!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老晗你安息吧!

(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2月20日)

怀念吴晗（1）

编者按：这是冯素陶老先生于1979年写的，刊载在《北京盟讯》1979年第2期上，原标题为《怀念吴晗同志》。而今冯老先生已104岁高龄，想到今年是吴晗诞辰一百周年，被害40周年，特嘱吴昆转给编者将此文编入这本书（吴昆在转稿时，订正了一些史实），借以表达对老战友吴晗同志的怀念之情。

今年，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卓越的史学家吴晗同志殉难15周年。解放前，吴晗同志幸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解放后，竟未免死于“四人帮”的冤狱，抚今思昔，犹有余哀!

抗日战争初期的1939年，由于沈雁冰(茅盾)同志的介绍，我才开始认识吴晗同志。

抗战开始后，昆明文化界的一些朋友，在1938年成立了以开展抗日民主运动为宗旨的云南文化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从这个会的成员构成及其活动范围来说是一个文化界抗敌协会，但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登记名称则是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这是因为文艺界抗敌协会是全国性的合法团体，用文艺界抗敌协会名称登记没有问题，用其他名称登记就不易通过。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设在重庆，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沈雁冰同志。1939年沈老到昆明住了一段时间，他对我们这个文协的活动很关心，很支持，并给我们介绍了几位新朋友，其中之一是吴晗。当时吴晗同志在云南大学教书。

有一天，我约楚图南、穆木天和沈雁冰同志泛舟滇池，在欣赏湖光山色的同时，顺便交换开展昆明文化界抗日民主运动的意见。沈老建议邀约吴晗一块谈谈。此次泛舟滇池，吴晗虽然还不是“文协”的成员，但对“文协”工作也提出很好的意见。我对他开始有了一个好印象，觉得他是个爽朗、热情、头脑清晰的人。

后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昆明14个比较进步的团体，联合成立云南文化界宪政联合会，通过批判国民党“五五宪法草案”的反动实质，掀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运动。在这期间，吴晗同志应邀参加过宪政座谈会，发表过一些好意见。后来，我们批判“五五宪草”的一些文章在《战时知识》半月刊发表后，立即遭到国民党、三青团的围攻，《战时知识》半月刊被封禁了，宪政联合会被压垮了，我在云南大学的教书职位也丢了。国民党在他们的报纸上指名道姓攻击我“假借名义发表反动言论”云云，这是因为我是宪政联合会理事会的召集人和《战时知识》半月刊的主编。吴晗同志知道我挨了打，曾来看望我，慰勉我。我们虽然还是新交，而在这种艰难处境中的友情，已很可贵了。我在昆明站不住脚，避居乡间从事研究工作约一年。抗战初期爱国民主运动相当活跃的昆明，在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的冲击下，此时转入低潮。此后，我和吴晗同志很久没有联系，但我知道他关心我，并曾向人探问我的消息。

日本侵略军占领越南后，蒋介石以防御日军入滇为名，让其嫡系军队、宣传机器、特务组织、经济统治机关源源进入云南，从而打破了多年来的云南地方势力割据的局面。国民党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具有反蒋倾向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在此期间和中共中央已有秘密联系。

大约1942年，在昆明工作的党的南方局代表华岗同志，发起成立了一个对外不公开的团体西南文化研究会，我和吴晗同志都参加了。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后，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朋友们，除华岗外，全都成为民主同盟的成员。吴晗和闻一多一样，进一步踏上新的生活旅程，英勇豪迈地走上新的战斗岗位。1944年下半年，华岗同志有新的任务离开昆明。他在昆明工作期间，以教书为掩护，化名林石父，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他离昆明时，由我接替他讲授这门课。吴晗同志此时已转任西南联大教授，尚在云大兼课，他热心帮我找材料，供我编写讲稿。

据我所知，吴晗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道路，华岗是一个重要的引路人。他们二人之间，也有深厚的交谊，在革命与建设事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要贡献。解放后，华岗受任山东大学校长，吴晗受任北京市管文教的副市长。华岗首次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约我同去看吴晗。在解放前的艰难环境中结成战斗友谊的同志，解放后又在首都重逢，大家都分外愉快。哪晓得，这两位亲密的战友，后来的遭遇又是同样的惨!一年之后，吴晗痛苦地告诉我：“少侯(华岗字)在山东出了问题!”但真相不明，也无法多谈。1979年接到山东大学寄给我的一份为华岗同志平反昭雪而举行的追悼大会专刊，才知道华岗同志在狱中十数年，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与著作，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和史学方面，继续作了大量的工作。刑满释放后，原来的住宅已经没有了，一家七口人挤住在一间小屋中，无法进行研究与著作?只好要求仍然回到狱里去居住。最后还是惨死于狱中。华岗同志冤案得到昭雪时，吴晗同志早已含冤离开人间!同样惨死于“四人帮”的冤狱中。

1945年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朋友们，多数被选为中央委员，吴晗是其中之一。同年，民盟云南省支部改选，我们又被选为委员会的负责人。吴晗担任《民主周刊》社长，闻一多分工管宣传工作，我分工管组织工作，我们合作得很好。吴晗和闻一多家住西仓坡联大教员宿舍，他们在一个院子里斜对而居，与我在北仓坡的住宅相距不远，彼此来往联系比较方便。民主周刊社在西仓坡与北仓坡之间的府甬道，实际上是尚未公开的民盟省支部的办事处，但省支部开常委会或其他重要会议，通常不在民主周刊社而是在北仓坡一号我的住宅。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各大中学师生在大西门外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争民主的时事报告会，吴晗同志是这次报告会的组织者，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等几位同志出席演讲，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破坏，他们在会场外施放枪炮，进行威胁。散会后，又关闭城门，使城内赴会的人无法回家。翌日，他们又在报纸上造谣，说“昨夜枪声，西郊匪警”。各校革命师生大愤，联合举行罢课与罢教，进行抗议。12月1日，国民党武装军警对罢课的几个重点学校——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进行冲击，各校革命师生坚决抵抗，在校门口用木头石块与暴徒搏斗。在这场搏斗中，革命师生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英勇牺牲，受伤者甚多。罢课联合会借用联大图书馆，布置了一个庄严肃穆的灵堂，举行空前盛大的“一二&#8226;一”死难烈士追悼活动。灵堂正中排列着四烈士的棺材，四周悬满各方面送来的挽联、挽词与祭文。这些挽联、挽词和祭文，都是控诉国民党反动罪行，血泪迸流的战斗檄文。各处前来追悼的人络绎不绝，历时二十多日。1946年3月17日，昆明各界举行空前盛大的送殡游行，参加送殡游行者三万多人。楚图南、吴晗、闻一多等民主教授，走在送殡队伍前面。送殡队伍所经的重要路口，都有人设案路祭，宣读祭文，国民党不许呼口号，青年们就沿途高唱自编的祭歌。群众以追悼、送殡的形式向反动派进行斗争，人数之多，时日之久，影响之大，在我国现代青年运动史上是少有的。这场斗争，是在地下党领导下，民盟积极参加的。吴晗、闻一多、张子斋等同志在这些日子，奔走、开会、代人写挽词、祭文，废寝忘食地工作。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1)

——忆吴晗、闻一多

闻一多惨遭反动派杀害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吴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去世，也已经整整25年了。可是他俩的光辉形象却活脱脱地留在我的心坎里，是永远不会淡忘的。

考入西南联大，和吴晗深夜密谈

1941年，我在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1942年秋，得到难友的帮助，在敌人押解途中逃脱了虎口；又经过一段艰辛曲折的生活，于1944年5月，迢迢数千里地来到了昆明。在中学好友、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进步骨干王念平帮助下，我住进了学生宿舍。除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准备迎接联大为战区学生举行的入学考试外，还偶尔听听吴晗讲中国通史课，也在学生群众集会中听到闻一多的讲演。那时，进步学生就向我介绍过：吴晗早年是胡适的信徒，埋头治学，信奉“读书救国论”，学术造诣深，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他和闻一多一贯具有爱国热情，也曾一度对国民党寄予一定的期望，但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专制腐败，倒行逆施种种罪行日益暴露，使大后方人民严重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也使这两位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学者，逐渐觉醒，大胆地批判、否认了过去，勇敢地投入了群众革命运动，终于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英勇坚定的民主战士。

吴晗讲中国通史课，把几千年历史分成为12个大专题，前后联系起来讲清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讲述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我到昆明后，听他讲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战救国三个专题，很快被他吸引住了。他严谨求是，着重讲清历史事实，又借古讽今，批判现实，充满了爱国激情和民主精神。1944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夕，西南联大壁报协会和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等联合举行时事晚会，参加的学生和各界青年近三千人，罗隆基、吴晗、潘光旦等分别作了坚持团结抗日、争取民主为中心内容的发言。可是著名数学家、某大学校长在讲话中却避而不谈晚会的主题，只大谈数学规律不能改变的理论，要求教师坚持学术研究，学生安心读书，不要搞治学、读书以外的政治活动，防止“变”“乱”。闻一多被这番话惹恼了，刷地站起来，作了即席发言。他大声地批驳道：“谁不想继续安心研究？但是，可能吗？现在不用说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请问，怎么能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闻一多这一席犀利的讲话，不仅使那位数学家陷于尴尬境地，而且拨正了晚会方向，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入学考试结束后，经王念平介绍，我认识了一批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或已毕业）的湖南籍进步青年，在多次交谈中，大家推心置腹，很快结下了深厚情谊。结识了这些知心朋友，聆听了闻、吴两先生的讲课和讲演，使我打从心眼里喜欢西南联大，也更加注意了解联大的情况。

“皇天不负有心人”，9月初，西南联大发榜，我幸运地被录取了。一天下午，我带着两篇手稿去看望吴晗先生。见了他后，我迫不及待地自我介绍起来：我是这次考入学校的历史系学生，早已听过老师多次讲课了，很受教益。我利用在家乡收集的材料，写了一篇揭露封建势力残酷盘剥农民、发国难财的通讯，题目叫《湘西农民剪影》，另一篇是谈谈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的变化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前途问题，是个人的学习体会，题目叫《知识分子阶层之史的发展及其前途》，恳请老师审阅指导。吴晗当即收下了稿子，热情表示他是很乐意和学生交往的，看了稿子后一定找我细谈。我怕耽误他的时间，道谢后就告辞了。大约过了十来天，我如约在一天晚饭后拜访了吴晗先生。他见我后，立即站起来，同我握手，给我让座、沏茶，连声说：“稿子写得不错，看来你不是一般青年学生，似乎是很有阅历的，今晚我们可以谈个痛快！”他先谈了对稿子的看法，提了修改意见，表示可以替我介绍发表（后来经他介绍，分别以洪田禾、洪子凡化名发表在《民主周刊》、《时代评论》上）。吴晗的热心快肠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竟然忘记了学生身份，和他讨论起形势、人生观等问题来，越说越热乎，一直谈到深夜12时。当时他询问了我的经历，我坦率告诉他，我原来是新四军战士，简述了皖南事变中受伤被俘，逃离虎口之后辗转来昆明的经过和进联大前后的情况以及今后的打算，希望得到他和闻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他听后饱含深情地说：“从你的文章、谈话和你在联大的朋友、活动来看，你是一位有见解而值得信赖的青年，今后，我们都为民主进步事业而一起工作吧！师生之间是可以结成忘年之交的！”送我出门时，他郑重表示，一定替我保密，但也一定会当做一项秘闻告诉闻一多老师，他说：“闻先生德高望重，真诚勇毅，既是青年的导师，也是青年的朋友，你是可以对他无话不谈，随时向他请教的。”果然几天之后，他就约我去看望闻先生。从此，我和吴晗、闻一多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1944年秋，日军侵入桂黔地区，云南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昆明人心惶惶，更加激起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情绪。在党的领导支持下，由有关方面发起，利用10月10日这个合法节日，在昆明举行了有五千人（主要是学生）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进行中，特务分子在人群里突然放了两个特大爆竹，有人高喊“手榴弹！手榴弹！”会场秩序顿时大乱。但主席团成员都稳坐在台上，李公朴立即把炸开的爆竹展示了出来，闻一多威严地大声斥责特务的卑鄙行径。群众很快安静下来，一小撮特务也只得夹着尾巴溜走了。最后，闻一多宣读了由吴晗和罗隆基起草、他自己润色的《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揭露抨击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提出了坚持抗战、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动员一切爱国力量保卫大西南的要求。因为我和一些进步同学参与了这个会的串联、发动工作，亲眼看到闻一多、吴晗和我们青年人一样，到处跑腿，传递开会信息。那时昆明只有一条公共汽车线路，私家也无电话，他俩负责串联的对象，都是在职人员，居住分散，要分别口头通知，就得挨家挨户跑，有时跑得气喘吁吁，也没有时间休息；晚上，还要备课、谈话、写文章、刻写宣传材料。他俩这种模范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激起了对他俩的一片崇敬爱戴的感情！11月初，我和王念平、严振（谭正儒）应邀参加了华岗（当时化名林石父，中共中央南方局驻云南秘密代表）实际主持下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资料室的剪报工作。这个资料室由吴晗负责，闻一多也很关心。多了这层关系，我和闻一多、吴晗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3)

吴晗、闻一多在“一二&#8226;一”运动中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代表经过43天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双十协定》，但是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即调动百万大军向解放区疯狂进犯。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用一切办法停止内战”的号召，昆明学生热烈响应。民青、民盟反复研究后，决定用时事晚会名义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发表宣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11月21日，中共云南省工委批准了民青的决定，并交代请哪几位教授讲演，要先征求民盟的意见。当晚，我去见了吴晗、闻一多，向他俩汇报请教。闻沉思了一下，态度严肃地说：“你们的意见很好，民盟坚决支持，但要开好会议，就得讲究策略，争取更多的群众参加。”因此，他建议邀请国民党籍爱国教授杨西孟、钱端升、伍启元主讲，并请杨做指导，还邀请民盟教授潘大逵和进步教授费孝通讲演，吴先生可以参加，但不要讲话，他本人就不出席了。吴晗立即表示同意。党组织很欣赏闻一多的意见，称赞他懂得争取中间群众的重要性。民青、学联也一致赞成。23日，西南联大等四大学学生自治会发出于25日在云大举行时事晚会的通告。24日，国民党云南省军政当局发布紧急命令：“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强迫云大校方不借会场给学生。我将情况紧急告诉吴晗后，他请李继侗教授向校方作了疏通工作，要求以校内集会的形式，允许学生在图书馆前举行晚会，联大代常委叶企荪非正式地经由李先生转告吴晗说，可以开会，但需“技术一点”。民青和学联立即决定将晚会地点改在联大校内草坪举行，并由民青和联大学生自治会组织了强有力的纠察队，维护会场内外秩序。25日晚7时，参加晚会群众从四面八方涌进联大，共达六千余人。被邀请讲演的教授，除杨西孟因受威胁未到场外，都坐在主席台上，吴晗也出席了。当晚云南反动当局调遣军队在墙外包围会场，鸣枪示威，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自发要求罢课。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民青和各校学生自治会进一步发动，昆明三万学生于26日举行总罢课，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干涉集会自由。

26日凌晨，几个联大学生急匆匆地来到教授宿舍，“闻先生、吴先生，同学们罢课了！”“你们考虑后果没有？自治会有布置没有？”闻、吴两位不约而同地走出房门，边穿外衣边关切地询问情况，却未得要领。早饭后，他俩赶来学校，我见到他俩后，连忙迎上去，谈了有关情况后就告辞了。下午，联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罢课宣言，提出了复课条件。吴晗、闻一多对罢课宣言、罢联所提复课条件和民青、罢联的工作部署表示完全赞成，还和著名教授张奚若、潘光旦一起，推动联大教授会于29日通过了《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可同时他俩也认为教授会关于规劝学生复课的决议很有道理。中午，我去见吴晗，向他申诉了民青反对无条件复课的理由，请民盟教授向学生做疏通工作，下午不要去参加校方召集学生训话会议。吴先生不仅不考虑民青的意见，反而指责我的幼稚简单，危害学校利益。我劝他冷静，等闻先生回来后再商量一下，他大声地说：“闻先生和我态度一样，用不着再商量了。”我们便争吵起来，不欢而散。我刚出去就遇见了袁永熙，他又进去，刚申述了几句，两人就冲撞起来，大吵一顿。闻一多探头望见后，忙过来把吴晗拉到一边，小声说：“他一家我认识，都是共产党，你别和他争了，不过他一个人不能代表共产党组织，我们还是暂时按照我们的想法干吧!”晚上，袁永熙去看望了闻一多，并向他透露了中共地方组织的意见，说明如果立即无条件复课，不仅同学们很难接受，而且可能给民主运动带来严重后果。闻先生凝神沉思了一下，认为袁讲得有道理，立即表示支持民青和罢委会的决定。这时，我也进了闻家，向他汇报了校内三青团的动态。他随即把吴晗找过来。我和袁永熙迎上去，和吴先生握手，向他做了自我批评。闻先生笑呵呵地说：“闹了一场三岔口，我们之间了解得更深了。”我紧接着补充了一句：“策略的灵活性不能损害原则的坚定性，书生气是不行的。”闻先生天真地说：“是的，我们太书生气了！那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要公开声明一下？”我和袁永熙不约而同地表示：“用不着，闻先生那个即席讲话还可能有利于您今后在教授会发挥作用哩！”

12月1日，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指使数百武装特务冲进联大、云大等处，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当场杀害师生4人，杀伤25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8226;一”惨案。吴晗、闻一多得知惨讯后，立即赶到学校，亲眼看到校门前留下了几滩污血，校门被捣毁的惨景，还到医院慰问受伤学生。在路上遇到同学抬着殉难者的尸体时，他俩浑身颤抖，忍不住放声大哭。

惨案发生当天晚上，作为第一线斗争的一个主要组织者和民青代表，我噙着眼泪去找吴晗、闻一多。三人见面后抱在一起痛哭失声，好一阵才平静下来，开始交换情况，商量工作。吴、闻表示，教授会、民盟中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方面，他俩一定负责，民青和罢联有什么要求，可以委托他俩办理。我当即把负责职业青年和校友会工作的民青同志向他俩作了介绍。吴晗说，老早就认识的，明确了民青关系，就更好办了，要我转告他们，可直接同他或闻先生交换情况，研究工作。当时，我着重把党的领导对如何坚持、扩大斗争的方针和民青的工作部署向他俩作了详细汇报，并约定每天碰头一次，商量如何配合行动。闻一多说：“大事不先和民青商量，决不随便向外表态。”末了，闻先生还对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加强对外宣传、做好争取教授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吴晗也作了些补充。中共云南省工委得知后深表赞同。第二天，罢联关于上述工作的安排，大部分是参照闻、吴两先生的意见办理的。

“一二&#8226;一”运动中一个突出特点是昆明多数大、中学教师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云大教授70多人签名支持学生的斗争，全市400多大、中学教师和各大学讲师、助教签名宣布罢教，和学生采取一致行动，特别是拥有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的西南联大教授会的正义行动，影响最大。吴晗、闻一多是广大教师采取正义行动的主要推动者，日夜奔走，做了大量工作。烈士入殓仪式刚结束，吴晗、闻一多找我谈教授会的情况，嘱咐我转告罢委会，当晚派代表分访教授，要哭着进老师门、哭着向老师控诉、求援的办法去做争取工作，尽快写出敬致教师书，要求教授会罢教抗议。闻先生果断地说：“我已和吴先生分工好了，他通过民盟抓云大、中法和中学教师工作，我集中精力抓联大教授会，你们民青、罢联从会外推动，一定要密切配合好。”12月7日，蒋介石发表所谓《告昆明教育界书》和关麟征被“停职论处”后，国民党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和新任北大代校长、西南联大常委傅斯年等被派到昆明“调查处理学潮”。傅斯年这次是奉蒋介石“面谕”来昆明的，刚到时做过一些表面文章，对罢委会代表拍着胸脯说，“我是同情支持学生的”，他拒不执行教授会的决定，迟迟不肯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西南联大由于一贯奉行“教授治校”的原则，凡是教授会通过的一切决议，谁也无权推翻。深谙其中奥妙的闻一多，利用这条原则，和进步教授一起坚持斗争，制止了傅斯年的阻挠。10日教授会作出决议：用本会名义转告政府，“对于此次惨案应严惩凶犯及主使人，其中负有行政责任者尤应先行撤职”，并决定将记者招待会的书面说明分送各报馆发表。这个书面说明介绍了“一二&#8226;一”惨案真相。当时昆明各报不敢刊登这个书面说明，闻一多以教授会书记身份交给《民主周刊》公诸于众。美国驻昆明总领事将此事专电美国国务卿，一些国外报刊也据此纷纷披露，在政治上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经过近一个月的斗争，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全国性高潮。国际上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希望中国和平统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2月15日飞抵重庆。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对昆明学生运动的态度，也由过去的高压手段改为明里让步、暗里分化的政策。12月13日，梅贻琦由北平返昆途经重庆时，耳闻国民党当局有乘机提前解散联大的企图。教授们听到上述传闻后，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主张复课的教授逐步占了上风。12月17日教授会上，傅斯年又拍着胸膛说：“只要学生一复课，我保证回重庆面见蒋先生，圆满解决学生各项要求。”他提出教授会作出决议，劝导学生“先行无条件复课”；否则教授就集体辞职。闻一多唰地站起来，愤怒斥责道：“大批武装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学校，打人杀人，傅先生不以为怪……现在连人身自由的起码保障也没有，学府尊严，荡然无存！在学生遭打击需要支持的时候，我们怎能忍心逼着学生无条件复课？”闻一多凛然正气，搞得傅斯年狼狈不堪。梅贻琦看到情况不对，立即宣布休会。

当天晚上，我到吴晗家和他俩碰头，向他们介绍中共云南省工委关于修改复课条件，改无限期罢课为“停灵复课，坚持斗争”的策略方针和民青的工作部署。他俩立即表示赞成。闻先生说：“如果不把梅贻琦争取过来，有条件复课还是困难的。”接着他分析了梅贻琦的思想状况，认为只要罢委会表示了复课倾向，是完全可能把梅争取过来的。第二天上午，我将闻一多的意见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决定由我和袁永熙正式请闻先生做梅的工作。18日下午，联大学生代表大会基本上通过了修改复课条件的决定，也增强了闻一多做梅贻琦工作的信心。当晚，闻一多带着民青的委托，以老清华的关系来到梅家，和梅先生恳谈了几个小时，详细介绍了从罢课到惨案前后的情况，说明罢课是国民党地方党政军当局迫使学生不得不采取的手段。闻一多这番精细真诚的陈述，拨动了梅贻琦的心弦，终于使这位政治上保守而有正义感的著名教育家打消了一切疑虑，转变了态度，连说学生要求确有合理之处，应当给予关心和考虑，答应第二天召开教授会重新进行研究。19日下午，在梅贻琦主持下的教授会开得很好，通过了《教授会告学生书》，推派三位教授和学生一道参加对政府的谈判。傅斯年感到处境孤立，会后悄然离开昆明。20日，梅贻琦又主持召开教授会，通过了控诉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的《告诉状》，要求“依法严惩”。同日，罢联召开昆明市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大会，根据西南联大罢委会的建议，修订、公布了五项复课条件。当晚，梅贻琦找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谈话，郑重表示学生所提五项复课条件，可以逐项实现。24日，国民党云南省党政军新领导人宣布全部接受学生复课条件。同日，李宗黄在一片唾骂声中，垂头丧气地滚出昆明。26日，国民党昆明《中央日报》等刊登罢联写的《“一二&#8226;一”惨案经过》和复课启事，重申了昆明三万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正确主张。“一二&#8226;一”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

但是，正当我们击破反动派阴谋，运动取得胜利的时候，西南联大一部分曾积极参加斗争而思想极“左”的同学，却出来反对罢联“停灵复课，坚持斗争”的决议，叫嚷“反对妥协投降，坚决无限期罢课！”“宁愿解散联大，也要罢课到底！”个别的人甚至在墙上贴出暴露、攻击民青组织的漫画、大字报，使运动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吴晗、闻一多得知情况后，心情沉重，除找这部分同学代表谈话，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和给予批评外，还要求民青“珍视群众团结，注意工作方法”。在这部分同学于12月底成立“除夕社”的当晚，闻一多约我去交换意见。我向他汇报了有关内部情况，申述了民青的严正立场。他沉思了一下后，语重心长地说：“除夕社做得太过分了，干了一些亲痛仇快的事；但他们毕竟是一群热血纯洁的青年，从昨天和我谈话情况看，他们已初步认识了错误，应该团结帮助他们。”闻先生这番赤诚的嘱咐深深触动了我们。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经过民青反复研究后，决定对除夕社多做争取团结工作，还同意吴晗、闻一多的建议，在除夕社表示拥护昆明罢联和学联领导、维护民主团结的前提下，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即罢委会）可以提前改选，欢迎除夕社推荐候选人参加竞选理事。这场内部分裂危险终于得到化解。吴晗、闻一多又为运动立了一功。

风雨同舟情兼师友(4)

迎着新的暴风雨奋勇前进

政协的胜利召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的希望，吴晗、闻一多深受鼓舞，非常兴奋，常常情不自禁地说：“只要民主果真实现，国家政治走上轨道，我们就回到书房，专搞学术研究，也才对得起自己所受的教育！”1946年春节的某一天，我去给吴晗、闻一多拜年，他俩满心喜悦地向我表明了上述态度。谈着谈着，闻先生又动员我参加民盟，我笑着婉转地说：“各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我只想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不打算参加其他民主党派。”吴晗接上茬：“那就是说你已接上组织关系了？是不是？”闻一多比吴晗老练得多，连说：“不要给季凯为难了，他怎好正面回答你。”这天我们谈得很高兴。

昙花一现的和平民主的希望不久就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扼杀，严峻的现实不允许闻一多、吴晗重新回到书斋。

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特务暴徒大打出手，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十余人，制造了“二&#8226;一○”血案。消息传来，吴晗、闻一多抑制不住怒火，立即联合昆明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给郭等写慰问信，表示“誓作后盾”。2月15日，国民党中央任命“一二&#8226;一”惨案凶犯李宗黄为中央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引起昆明各界群众一致愤慨。民青、民盟协商后，决定由昆明文协、昆明学联等十余单位于2月17日举行抗议大会。一些人认为开这样的会有危险，而闻一多却主动担任了大会主席，吴晗也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主旨讲演的任务。大会发表了宣言，声援“二&#8226;一○”血案，要求国民党政府执行“政协”决议，惩办血案凶手。昆明学联代表宣读了对国民党政府任用李宗黄的《抗议书》。当天，昆明学联组织全市学生罢课一天，会后举行万人示威游行。

不久，郑伯克从渝回昆，明确指出，我们应抢在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之前，举行盛大的“一二&#8226;一”烈士出殡典礼和送葬游行。根据党的指示和墓地工程进展情况，经民青、学联研究并和民盟协商后，决定以3月17日为烈士出殡典礼日期。吴晗、闻一多参加了各项筹备工作，还对殡仪、墓葬、路祭等方面提出了寓意深刻而便于操作的意见，倾注了全部心血。3月17日上午11时，三万多昆明学生和各界群众代表的送葬游行队伍从昆明西郊西南联大出发后，穿街过巷，绕行全市，昆明市民，万人空巷，齐集街头，低首含泪，肃穆悲痛地向烈士致哀告别。沿途各主要街道都设置了路祭，祭文挽歌通过扩音器四处传播。下午5时，这支带上白花素纱的队伍才回到联大校内四烈士墓地，举行公葬典礼，吴晗、闻一多和支持学生的四大学教授都参加了。在长达6小时的送葬游行中，闻一多、吴晗一直徒步跟进一刻也未离开过队伍。墓前石柱上刻着闻一多写的《“一二&#8226;一”运动始末记》。在典礼上，闻一多、吴晗是陪祭人。他俩都怀着悲愤的心情作了慷慨激昂和富有战斗性的讲话。三万多人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喊出同一个声音：“安息吧！勇士，你们死了，还有我们！”“让我们踏着你们血迹前进，誓把反动势力消灭掉！”

“三&#8226;一七”出殡游行结束后，四五月间，我们由于忙于工作，很少到吴晗、闻一多那儿去，但有几件事印象深刻，至今仍活鲜鲜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吴晗、闻一多是云南民盟领导成员中最尊重中共组织意见的进步教授，可以说，这两人都怀有和共产党脉搏一起跳动的感情。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于4月8日因飞机失事遇难的消息传到昆明后，吴晗、闻一多非常悲痛，建议由昆明学联举行追悼会。民青请示党领导后，认为由昆明学联或四大学生自治会出面，都不适宜，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去向他俩申述了理由，吴晗立刻表示同意，但闻一多却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又写信请人带给学联主席吴显铖商量，当然也没有同意。随后闻先生见到我说：“从理智上讲，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从感情上讲，我总觉得心里不安。那就由我和吴先生约几位知名朋友发一份哀悼的唁电吧！”情谊诚挚，溢于言表，我感动得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1946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27周年纪念日。西南联大在这一天正式宣布结束，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从此分批北上复校。早在4月间，吴晗、闻一多和中共云南省工委一样，十分关心这年的“五四”纪念周活动，一再提醒我们，在活动周全过程中，务必要云大、英专等校和昆明各主要中学的民青与学生自治会干部担负起领导责任，联大同学，不管是谁，只应当参谋，不能在前台指手画脚。闻先生很有风趣地说：“我原来是一个书生，不就是在这几年实践中初步锻炼出来了吗？何况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年呢？”果然，这年的“五四”纪念周活动在云南同学组织下搞得很成功，闻一多、吴晗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6月下旬，蒋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了。昆明这座光荣而美丽的城市，又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民青和同学们都为吴晗、闻一多的安全担心，劝他俩尽快离开昆明，但他俩却毫不畏惧。闻一多常说：“我是前脚跨出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进大门了。”吴晗笑着说：“干革命不能怕牺牲，我已做好准备了。”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参加斗争。由于吴晗夫人袁震病情加重，子宫流血不止，急需动手术，他才不得已托关系买了两张飞机票，于6月9日告别昆明，飞往重庆。7月5日，我和王汉斌、严振（均是“民青一支”执委、联大第一党支部委员）等搞完了昆明的各项交接工作之后，和两百多同学一起乘车离昆明北上。走前，我去看望了闻先生，向他辞行。他信心十足地说：“你在昆明上了黑名单，北平反动当局不一定知道，我们将来到北平后再一起战斗吧！祝你一路顺风，保重身体。”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是和敬爱的闻老师的最后永别！

吴晗回到北平后，一直参与领导民主革命斗争。我回北平后不久，被党组织调到沪、杭等地搞秘密工作，未能再和吴先生在一起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在政府工作和文化教育、史学各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光荣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吴晗惨遭迫害致死。

吴晗、闻一多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悲壮地和凄惨地离开了人间，但他俩的言行、业绩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他俩的一生和走过的道路，给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榜样。

吴晗、闻一多永垂不朽！

（摘自《红岩春秋》1994年第6期）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1)

1945年2月12日（甲申年除夕）晚上，闻一多用娴熟的篆书写了一条横幅，内容是《论语&#8226;微子篇》中的两句话：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原文大意是说人们不能和鸟兽同群，我不和你这样的人交朋友，又和谁交朋友呢?这是闻一多对自己与吴晗之间友谊的高度评价。

书法家题字通常都是同一个内容写上好几张，以便选用其中最满意的一张。那天晚上闻一多为吴晗题写横幅也是如此。当时中法大学进步青年学生杨明（字令光，白族）恰好在场，他也想要一幅闻一多的墨宝。闻一多就把比较满意的留给了吴晗，把副品给了杨。所以，应该说杨明虽然也同样得到一张“鸟兽”横幅，但并不意味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指的是学生杨明。

吴晗与闻一多不仅同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而且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联大时的亲密战友，他们两人经常以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而为人们所知。那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哪里有闻一多哪里就有吴晗，或者说哪里有吴晗哪里就有闻一多。就全国范围来讲，知道吴晗、闻一多两人关系特别密切的人可能并不太多。但是如果说当时的昆明，特别是在当时的联大师生中，人们不但普遍对这两个名字比较熟悉，而且也会很自然地把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一 吴晗、闻一多在联大民主运动中的特殊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皖南事变后联大和昆明市一度万马齐喑，空气沉闷，活动沉寂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疏散到外县的同学陆续回来了，各种活动又陆续开展起来。最初是各种形式的读书小组，各种名目的壁报社，后来就发展到成立全校的壁报联合会；开始时是各种兴趣不同的社团，最后通过民主选举把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从三青团控制的学生手上夺了过来；开始时是各系或各社团开小会，分散地、单独地活动，后来发展成为跨系别、跨社团的大会，最后甚至是跨学校，全市性的几百人、几千人的大会；开始时只是开开会，请几位教授先生作些演讲罢了，后来发展成为不仅开会还要发表宣言、声明，举行游行，甚至是几千人、上万人的游行，“一二&#8226;一”四烈士出殡时参加的群众竟达三万人左右。这是历来学生运动中从来没有过的。

所有这些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当时人们习惯于把这一斗争，简称民主运动。其中起带头作用的是西南联大，联大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堡垒。

出现这样的政治局面，首先，主要是中共地下党认真执行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提出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方针。这是决定性因素。

其次，是当时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蒋介石一心要想吃掉龙云，因而龙蒋矛盾极深。解放后龙云曾经说，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他和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接触、交谈，“谈到国家大事，所见都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独裁统治，大家都深恶痛绝……所以，我对昆明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是同情的”（转引自郑伯克《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龙云这个话是符合实际的。华岗就是应龙云的要求派到昆明的共产党代表，我们党的地下电台就设在龙云的小车库房里。同学们的许多重大活动事先都由华岗向龙云打了招呼，征得了他的同意。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没有龙云，昆明那时的民主运动不会有那么大的发展。

再次，就是民盟云南支部的密切配合与合作。民盟云南支部最初主要是在联大和云大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些盟员。云大那边有楚图南（党员）、尚钺（党员关系中断，尚未恢复组织关系）、潘大逵、冯素陶等。联大方面主要是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闻家驷等，他们团结中间势力，争取和分化右翼势力，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配合及促进作用。以联大为例，“一二&#8226;一”运动期间教授会发表的几个重要文告和“停课七天”的决议就是他们斗争和工作的结果。

其中《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以及《呈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告诉状》等三个文告和第四次教授会关于“自即日起本校停课七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措施表示抗议”（可谓“停七、三表示”），“委托校务会议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并以书面说明此项事件真相”，“促法律委员会加紧工作，务期早日办到惩凶及取消非法禁止集会之命令”（《三十四年度第四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馆藏）等几项决议都很重要，都谴责了反动派，同情和支持了学生的斗争，对运动?发展都很有利。

“停课七天”的决议是经过激烈的辩论甚至是斗争才取得的。看看朱自清先生的日记，和姚从吾（联大三青团主要负责人之一）事后给陈雪屏（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干事长）的信就可略知辩论与斗争的激烈程度。联大教授的政治态度跟中国社会的通常情况差不多，也是两头小中间大。那天赞成罢教的既有民盟的教授，也有张奚若这样的无党派人士和周炳琳（枚荪）、杨西孟、贺麟（自昭）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但加起来总共也只有十几个人，大约只占教授总数的四分之一。

那天的辩论很激烈，朱自清在日记里写道“会议气氛相当紧张”，紧张到“有分裂的兆头”，辩论的时间长达六个小时，“我疲惫不堪”。姚从吾在信中说：“教授会精彩紧张，可谓空前。一多自称反对政府，枚荪（周炳琳）发言也力量大增，几乎受全场支持。端升表现的最糟。奚若仍是骂人老套。他们竟真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吴辰伯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实毫无能力……”这场辩论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持续的时间很长，后来杨振声、汤用彤提出了周炳琳想出来的以停课代替罢教的折中方案，双方皆可接受，辩论方得结束。朱自清的评论是“结果相当不错”。

初看起来，“停课七天”似乎不如“罢教”理想，不如“罢教”态度强硬，但仔细琢磨，这个“停七、三表示”的决议，加上同时通过说明真相，促法律委员会加紧工作，力争早日惩凶及取消不准开会的禁令等其他几条，其效果并不亚于罢教，与同学们提的要求差不多。想一想“一二&#8226;九”和西安事变时教授们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在联大教授会上能争取到这个结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姚从吾以为这场斗争他们取得了胜利，他在给陈雪屏的信中洋洋得意地说：“一多开会前到处游说罢教，结果六十一对十九票，他应该恍然大悟了。”其实，停课的议案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是中间派提出来的，他们有什么胜利可言呢？会议一开始他们坚决反对罢教，后来在进步教授们的坚决斗争下被迫不得不有所退让，接受停课之议，这算什么胜利呢?从这个角度讲，进步教授们才是立下了大功劳，试想如果没有进步教授的长时间的激烈争辩，教授会会通过“停七、三表示”等决议案吗？可见，停课的决议是进步教授斗争的结果，如果要说胜利，那是进步教授们的胜利！

显而易见在要不要罢教这场斗争中，闻一多、吴晗是出了很大力，发挥了很大作用的。然而，他们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他们在联大的民主运动中，还发挥了一些特殊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1.当参谋，当顾问，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当时联大学生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利用适当时机举行各种集会，请一些教授演说、做报告。被邀的教授进步的或中间的居多，有时也有个别维护政府立场的。进步教授往往借此时机分析时局，针砭时弊，抨击黑暗腐败与专制独裁。民主运动初期，闻一多、吴晗也是如此，不时在集会上发表一些演说，或在报刊上写些文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教授们仅仅是第三者、是被团结争取的对象，是被邀请来的老师，他们最多只是从旁给学生以支持而已。随着运动的发展，闻、吴两先生逐渐感到只作第三者不行，不能只从旁给予支持，要站到第一线，要作直接参加斗争的斗士。于是，他们自觉地当参谋、当顾问，出谋划策，提建议，主动和同学们共同商量，组织活动，主持活动；1944年的双十节纪念大会、12月的护国起义29周年纪念大会，从筹划到动员群众参加会议，到草拟、润色宣言，乃至会后游行他们都积极参与了筹备和组织工作。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2)

“一二&#8226;一”运动中，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更加明显了，从11月25日时事晚会的筹备，到1946年3月17日大规模的四烈士出殡仪式及最后在联大校园内入土下葬，他们几乎参与了全过程中所有重大活动的筹划与组织工作。例如，惨案前11月25日晚的时事座谈会，地下党事先已有细心的考虑和准备，当地下党征求他们意见时，他们的想法与地下党完全一致，不谋而合。晚会演讲人的名单就是学生自治会与他们商议后定下来的。他们考虑到省政府被蒋介石强行改组后昆明的形势明显恶化，主张要注意策略，闻一多建议这次大会他和吴晗不演讲了，可以请几位平时言论不是太激烈的人士讲。这完全符合地下党的部署精神，演讲人最后就按闻一多提的名单定了下来（国民党籍三人，民盟两人）。惨案发生后，联大罢课委员会（简称“罢委会”）和市罢课联合会（简称“罢联”）同他们商定每天碰一次头，互通情况，商量如何配合行动。吴晗通过民盟抓云大、中法大学及中学教师的工作，闻一多抓教授会。后来洪季凯说，在“一二&#8226;一”运动全过程中，闻一多、吴晗一直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和党组织、民青风雨同舟，一致行动，在校内外奔走呼号，在第一线英勇斗争，为运动的发展和胜利作出了别人难以替代的贡献。

2.帮助成立联大民青一支部

吴晗的学生，联大历史系的洪季凯（现名洪德铭）原系新四军某部政治处副主任兼营教导员，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逃出辗转来到了昆明，考入了联大。他在运动中表现很好，非常积极，渴望早日找到地下党。他在同吴晗、闻一多的接触中下意识地感到两位老师很可能和共产党有联系，就想通过他们与党接上关系。1944年冬，他与几个进步同学串联起来，酝酿建立一个青年核心组织，并且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两位老师。两位老师非常支持他们的想法和做法，一面向华岗同志汇报，一面积极与他们商讨草拟纲领、章程等准备工作。华岗及时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并且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地方党支持建立这个组织。华岗即刻将这个肯定的答复转告给了闻一多和吴晗。此后不久，中文系的马千禾也团结了一批同学，组织起来。马千禾现名马识途，抗战初期曾任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因党组织遭破坏逃到了昆明，考入了联大。他在鄂西时闻一多的侄儿闻立志（后改名黎智）曾在他的领导下任利川县委代理书记。马千禾是中文系的同学，又有这样一层关系，因此与闻一多接触很多，关系十分密切。省工委同意两个青年核心组织定名为“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属于党的外围组织。洪季凯他们那个小组为民青一支部，马千禾这边的小组为民青二支部。他们之间互相保密，不发生横向联系。然而吴晗、闻一多是民盟指定与民青联系的联系人，他们与洪、马等同学又是师生关系，所以，他们同时与民青两个支部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云南大学那边成立了民青三支部，潘大逵代表民盟与他们联系。

民青筹建过程中，民盟的罗隆基、潘大逵等人认为民青是民盟帮助建立的，坚决主张民青应该是民盟的青年组织，接受民盟的领导。吴晗、闻一多一度也有过这种想法。民青二支部本来就是根据省工委指示成立的，一支部的洪季凯原来也是党员，成员们也都是为了追求党的理想而聚拢在一起的，因此，经过洪季凯解释后，闻一多首先转变了态度，他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你们讨论后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吧！讲民主就得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接着，吴晗也欣然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民青后来不断发展，队伍不断壮大，不论是留在云南的，还是随三校回到北平的，在斗争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全国解放后，民青盟员的这段历史在政治上均按加入青年团对待。

3.积极争取梅贻琦，为运动转弯刹车、善始善终作贡献

“一二&#8226;一”运动后期，省工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及运动进展的实际情况，认为运动应该适可而止了，再拖下去会失去大多数同学和社会群众的支持。但是弯子不能转得太急，不能无限期罢课，也不能无条件复课。经过认真地考虑后，省工委决定在斗争策略上作适当的调整和修改：第一步，将无限期罢课改为“停灵复课”，即只要罢委会条件初步达到，可以灵柩暂不下葬先复课；第二步，过一段时间，其他条件基本实现后，再安葬灵柩，正式宣布结束运动。地下党首先把这个方案告诉闻一多、吴晗，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马上就表示同意。接着，闻一多想到这个方案学校行政当局能不能接受，关键在校常委梅贻琦，如果梅贻琦通不过，方案还是不能落实。他毛遂自荐愿意去登门访梅，作梅的工作。地下党认为他的意见非常好，并且正式以组织的名义请他去与梅谈话。

惨案发生时梅贻琦正在北平，对昆明发生的事基本上不了解，重庆教育部连续发电催他回昆明处理学生罢课事，并且透露给他说，学生如果不很快复课，就要解散学校。梅先生是个一生忠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联大办到今天，倾注了他大量心血，当然不愿看着学校被解散。他回来后听了一些片面之词，对同学们的行动有很大的误解，就张贴通告限令全校17日复课。闻一多与他这位老师足足谈了好几个小时，说明同学们罢课是迫不得已的，他们非常通情达理，现在已经把复课条件降低了。梅贻琦听了闻一多的这一席谈，又看到了学生自治会修改后的复课条件，消除了顾虑和怀疑，态度转变了。他亲自出面和云大校长熊庆来一起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原原本本叙述了反动军警、特务、暴徒打杀学生的全过程，明确指出地方最高当局应当负责。《中央日报》及昆明市各报根据事先达成的协议，全文刊登了梅、熊谈话，等于辟了中央社的谣，不啻是狠狠扇了反动派一记耳光，给同学们大大出了气。梅先生态度的转变使运动得以比较顺利转弯刹车、善始善终地收尾。

4.调解矛盾，促进内部团结

“一二&#8226;一”运动的后期，市罢联决定停灵复课。当时时间仓促，条件所限，罢委会没有来得及做细致的解释，以致一部分同学因痛恨敌人残杀我无辜同学而无比悲愤，思想无形中滑向偏激，产生了过“左”的情绪。他们一共有百余人，于当年的除夕开会成立了一个新社团，所以社名就叫“除夕社”。他们认为罢委会领导“投降妥协了”，批评罢委会“出卖了四烈士”，“背叛了革命”。这个分歧本是学生内部的矛盾，他们却把矛盾公开化了，他们的领导人本是民青的盟员，竟然在壁报上揭民青的底，公布民青人员的姓名，泄露了民青的秘密，对斗争非常不利。吴晗不同意他们这种态度，同他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闻一多对双方都做了工作，他要求除夕社的同学要顾全大局，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但在敌人面前要维护罢委会的领导。同时他也建议民青注意发扬民主，采纳除夕社的合理意见。民青用直选的办法对学生自治会提前进行了改选。改选后不但进步同学在理事会中占了绝对优势，而且除夕社也有五位同学当选为理事，进入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集体，这样一场濒于分裂的矛盾终于基本化解。

由此可见，闻一多、吴晗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确实发挥了特殊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当然，无论是吴晗还是闻一多，他们都是党领导下昆明民主运动孕育出来的学者型革命者。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3)

二 吴晗拉着闻一多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在抗战胜利前后那些年里，吴晗、闻一多频频发表演说或杂文，猛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谴责黑暗腐败，针砭时弊，深受广大同学的热烈欢迎。他们秉性刚直，疾恶如仇，无私无畏，在群众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当然，闻一多原来就是享誉海内外的诗人和学者，加上年龄上的原因，其声望和影响较之吴晗更高、更大一些。

然而，如果就思想之进步而言，吴晗又早于闻一多。吴晗的夫人袁震女士及其姐姐袁溥之早在大革命时期思想就很激进，她们都是中共建党元老董必武的学生，都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过罢课游行等革命活动，后来袁溥之就是通过董老去延安的，而袁震也一直同董老保持着联系。1941年吴晗从四川叙永回昆明时，就曾同袁震一起专程到重庆拜访过董老。董老对他讲了抗战形势，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对吴晗以后思想的重大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正因为有这样一些因素，吴晗的思想自然觉醒得比较早，常在课堂上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抨击国民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时，大批社会名流、知名人士买不到飞机票，撤不出来，孔祥熙的家属却公然不顾他们的安危，独霸最后一架飞机甚至连洋狗都运了出来。这件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昆明联大同学自发愤怒地涌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倒孔游行”，当时不仅进步同学参加了，连三青团中一些正直的同学都参加了。吴晗气得在课堂上把孔祥熙与南宋灭亡前的“蟋蟀宰相”相比，严斥孔是“飞狗院长”。而那个时期闻一多的思想还停留在“前方将士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吃点苦是应该的”阶段。

不仅如此，闻一多后来加入民盟，也是吴晗先走了一步，而后动员他，并介绍他加入的。

1943年冬和1944年春闻一多拍案而起，不但大受广大青年同学的欢迎，而且引起了昆明中共地下党同志的注意，有的认为这是好的苗头，应该热情支持，引导他继续前进。有的认为他曾经热心倡导国家主义，一度曾持反共立场，后来又长期不问政治，现在发表点针砭时弊的言论，并不意味政治态度根本改变，怀疑支持和争取他这种人恐怕没有多大意义。周恩来同志得悉上述情况后，指出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1944年夏，华岗从重庆汇报工作回昆明时，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带给昆明的同志。从此，昆明党内同志的认识统一了，积极采取争取闻一多的工作。

恰好此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派周新民、李文宜、罗隆基来昆明建立民盟地方组织。周、李二人均系受中共之委派协助民盟中央工作的同志，其中李文宜是袁震在中学里一起罢课游行，搞革命活动的同学。通过这层关系，李文宜认识了吴晗，并且很快就把吴晗发展成了盟员。接着，他们又请吴晗去争取闻一多。

那时，闻一多接受昆华中学的聘请到该校任高中语文教师，全家已经从司家营搬到了昆华中学院子里的一座小楼上。一天晚上，吴晗突然登门造访。谈话之初，闻一多因为与吴素无来往不免有些出乎意料和诧异，态度比较谨慎，仅仅以礼相待，听的多，说的少。但是，吴晗却不然，他久闻“闻一多”之大名，近年来又见他拍案而起，振臂疾呼，内心十分高兴和钦佩，谈起话来激情洋溢，短促有力，口若悬河，有爱有憎，渐渐地闻一多也被他引入了角色，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到经济、文化，有喜有笑，有怒有骂，越谈越投机，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时间不知不觉已过午夜，话犹未尽。从那以后两人的思想和工作就都结合在一起了，并且频频并肩出现在战斗第一线了。

其间，吴晗谈到加入民盟的事，闻一多最初受“君子不党”的思想影响，以及听说民盟内还有某某一类的人，因而不想参加。后经吴晗耐心地解释，个人反复思索，终于想通了，认识到“国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都可以共事”。于是，他也加入了民盟。

加入民盟这件事对闻一多来说，意义极大，首先，它表明闻一多的活动从个人活动进展成为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活动了；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即入盟意味着闻一多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联系，这对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晗拉着闻一多或者说推着闻一多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心丧，忆辰伯师（3）

1939年后，辰伯师忙碌起来了。亲属到齐，举家共八口，单张罗日常生活就够忙的。而袁震同志久患肺结核未痊愈，须卧床静养，她的护理，全由辰伯师躬亲；弟弟妹妹还正在上学；母亲不唯年事高，而且不谙昆明话；因此，许多家务都得辰伯师管。加上来滇的友人日益增多，不免接待往还，还常常为朋友奔波，有时竟连饭也顾不上吃。可是，虽然如此，他仍然认真地备课授课，从不告假；著书撰文，也始终坚持不懈。《由僧钵到皇权》(又名为《明太祖》，后易名为《朱元璋传》)就是这时开始属稿的。此外，遇有学术活动，他总是热情地支持，积极地参加，常提供寓所供活动使用。他的寓所因而被朋友们戏称为“陋巷小沙龙”。他在北平时，和一些年轻的史学家创建了一个学术组织，叫做“史学研究会”。七七事变，研究会活动暂时中断。这时，成员中的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诸先生都到了昆明。于是研究会又恢复活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载夏鼐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一文说：史学研究会在七七事变后就“寿终正寝”了。此说不确，想系夏先生当时不在昆明，因而致误。，举行年会，并接纳新会员。1939年的年会就在辰伯师的寓所举行，我和缪鸾和、王崇武等四人同由辰伯师介绍入会，参加了这次年会。研究会还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编了一个纯学术性刊物，叫做《史学》，由孙毓棠先生主编。辰伯师以“燕肃”笔名，为这个刊物撰写了一些稿子。1938年9月，日机开始空袭昆明。第二年春节后，空袭越来越频仍。市区多次遭轰炸，伤亡惨重。白果巷位于市区中心。袁震同志卧病，太夫人步履维艰，根本无法“跑警报”。每次空袭，辰伯师都只好陪着两位女眷闭门静坐，置生死于度外。雨季过后，空袭更厉害了，市民们纷纷疏散乡下。但疏散谈何容易，哪个村子可以租到房屋呢。几经友好襄助，辰伯师终于在昆明东北郊落索坡找到一所房子。那是一座墓地祠堂，孤悬在半山上，到最近的村落也有一段路，鸡犬之声不闻。进城，只能徒步，得走二十多华里。这里虽然风景绝佳，但生活上不方便，治安也堪虞。幸好，梁方仲、汤象龙、谢文通三先生也因无处疏散，和辰伯师一同迁往。四家人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才算勉强凑合。辰伯师在这里住了一年多。1940年秋，因赴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分校执教才离去。

这段时期，辰伯师的经济状况严重地恶化了。他在清华上学时是一个穷学生，全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员，有了薪给，但又要供弟妹上学，仍然很拮据。到昆明的头一年，恐怕是他解放前的半生中景况最好的时候了。一方面，云大按国立大学标准致以教授薪给，为数不甚薄；同时昆明僻处边陬，物价很贱，所以他较为宽裕，买了不少的书。可是至多一年吧，通货的膨胀，物价的上升，使他的薪给实际折损了一半。而开支呢，单说家属来昆的旅途耗费、家具购置、日常开销、医药支付……就为数不小了。而他还乐于急人之难，每遇朋友、学生向他作将伯之呼，他无不慷慨相助。就我所知举一事。他的妹妹浦月，1938年毕业于杭州高中，将来昆升学。有一位女同学生计艰难，无处可去。浦月同情她，想约她相偕来昆，辰伯师得知就提供旅费。来后，又让她和浦月一起生活学习，供应和浦月无殊，一直到她能自给为止。这事情，辰伯师和浦月都未向我谈过，是这位女同学向别人谈，别人又向我转述的。当时，西南联大不少同学，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十分困窘。辰伯师，大概由于自己的经历吧，对他们深抱同情，常常对所识者给予接济。这样，尽管物价加速地上涨，开支却无法节撙。到迁往落索坡之际，他已经每况愈下，不得不忍痛卖藏书了。有两个书贾，常出入于他之门。不过，以前是去售书的，现在则是去购书了。

心丧，忆辰伯师（4）

迁到落索坡后不久，可卖的书已经卖尽，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弟妹们都在城里上学，常住乡间的唯辰伯师和老母病妻三人。初去时还雇请了一位村里的妇女帮忙。一两月后，因无力支付工资，只好辞退。于是老母的服侍，病妻的护理，以及日常生活的运水担柴、买菜烹饪、洗涤洒扫……都由辰伯师一人独任之。除星期日弟妹归省，可以小休外，别的日子，他总是从早忙到晚。但是，他仍焚膏继晷，夜间在如豆的菜油灯下，继续修润抄缮《由僧钵到皇权》和其他著述工作。我十天半月去看望他一次。每去，他总把新写成的稿子给我读。虽然过的是人不堪其苦的生活，可是他依然那么爽朗，谈笑风生，毫无愁容。1940年，我将毕业于西南联大。毕业论文导师张萌麟先生指示我到中研院史语所去看书。史语所在龙头村，距落索坡几华里。所中没有寄宿之处，辰伯师就让我住在他的书斋里，住了整个寒假。他自己移到卧室里去工作。我每天早出晚归，归来，他常和我挑灯而谈，有时甚至谈到深夜。一晚，我提出一部书的时代问题和自己对这问题的想法向他质疑。他说：“你没有看《四库提要》吧?那里已经谈到了。”我说：“没有。因为当时懒于为此跑一趟图书馆，后来又忘了。”他说：“这书，你应当有一部。这是进入史籍宝库的津梁门径，案头必备。我早就向你谈过它的重要性，你忘了吗?”第二天，他进城到云大授课。傍晚归来，一肩挎着一个帆布袋，全是书。他取出一包，递给我，说：“这是买送给你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万有文库精装本《四库提要》，而且已经题了赐赠的字。顿时，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一来我并非无力购置这书，可是一直没有买，说明我对他的教导没有认真领受；其次，让他从城里背着这书，徒步走二十多华里，多不应该!又其次，他手边那么拮据，还为此破费，能受之无愧吗?这件事，使我至今每一想起，就觉得无限的感激和不安。

这年暑期，清华要辰伯师回去，于是他辞了云大之聘到西南联大去任教，开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行将开学，学校决定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新生到那里去报到上课。这么一来，他就得到叙永去。因此，中秋过后，一方面，遵母命由弟弟春曦将母亲送回家乡，同时辰伯师和袁震同志候车首途入川。启程前夕，我去看他，他指着一堆书向我说：“这些书不带走了。你要的留下，不要的就随便处置吧。”后来我拣了几种，把其余的分送给同门。在我留存的几种中，有一部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我带回，在扉页上写了“辰伯师赠”四个字。哪知因此，时过二十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古书竟成了我们师生之间“黑线联系的罪证、物证。”真是“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辰伯师在叙永教了一年，学校变计，撤销分校，师生全部来昆。那时，我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住在龙头村。辰伯师返昆前给我来信，要我先期在附近替他租下房子，我当即在浪口村租了三间。可是他到昆后，因袁震同志需要在城中就医，结果竟未能去住。后不久，我因张荫麟先生之召，赴遵义浙江大学任教，又和他分袂了。到此为止，可以说，是我从他受业的一个阶段。

心丧，忆辰伯师（5）

这个阶段，就辰伯师而言，不过是他对后学教诲奖掖的若干事例之一；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际遇，是我确立为学从业的决定性关键时期。在亲炙他以前，面对史学烟海，我“望断天涯路”，一片茫茫。史学的领域那么广阔，何去何从，自己连方向也不能辨。至于学习过程完结后，究竟干什么，更无从想起。是他，把我引上治史的道路，耳提面命，带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他因材施教，教我练基本功，教我从张荫麟先生学宋史，教我争取考研究生，教我毕生从事教学工作。尤其是他的为人，那不言之教，使我粗知怎样打发自己的一生。我虽然没有违背他的教诲，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研究的岗位上，但却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期许，作出应有的成就和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音书杳绝。关于他的存亡，道路传闻，无法确知。1978年冬，路过北京，才确悉他已经被迫害致死了。1979年9月，得知他的追悼会举行有期，我赶往北京，参加了这个庄严肃穆的会，稍摅了我的无限哀思。然而这哀思怎么能摅得尽呢，心丧将永无尽期啊！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我离开北平回云南。在从香港到海防的轮船上，与吴晗先生和施蛰存先生邂逅相逢。两先生是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云大任教的；我是为烽烟匝地、辍学返乡的。到了昆明，我为了要从两先生问学，就到云大文史系借读。吴先生讲明史，施先生讲中国现代文学，我都听课受业，朝夕问难请益。到了寒假，我将回里省亲，特邀两先生到路南一览石林叠水之胜。两先生欣然愿往。1938年春节方过，两先生和吴先生的弟弟吴春曦取道狗街子、大山坡而至路南。因我家逼窄，附近又无宾馆饭店，所以我请他们到我大舅父家后院花厅下榻。同时向亲友们借了四匹马以供骑乘。那时的路南，全县没有一辆轿车、旅行车、吉普车。若不骑马、坐滑竿，就只有徒步而行了。吴先生不愿坐滑竿，说那不人道，只愿骑马；而施先生又不善骑马，上下马都得别人扶。幸亏那几匹马都很驯顺，大家按辔徐行，没有出什么事故。他们住路南一个星期。头三天游览石林、芝云洞、大叠水及城郊的魁阁、孔庙、狮山。第四天，阴历正月初八，赶黑龙庙会。第五天，入圭山访彝族村寨。先到革温村，后到维则，都假宿于与我家常有往还的友好彝胞家。在维则，我的同学李凤林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陪同我们游览了长湖、独石头、天主堂，还拜访了几家彝胞，参观了公房，住了两宿，然后沿公路返城。李凤林君也骑马把我们送到县城。途中，吴先生把他昨天登独石头听讲赵官(即赵发)故事后作的一首七绝念给我们听。李凤林君立即请吴先生到城后写出，把它镌刻于独石头上。吴先生同意，但要请我先父李莲舟代书。诗的初稿第二句作“将军雄略妇孺知”，第三句作“我来已历沧桑后”。后采纳了施先生的意见，把“雄略”改为“英名”，把“沧桑后”改为“沧桑劫”。于是全首定稿如下：

独石山头树将旗，将军英名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桑劫，犹傍斜阳觅古碑。

在当天晚餐时，吴先生当着李凤林君请先父代书。先父欣然接受，过了不久就写了交付李凤林君。

这年暑假，吴先生第二度游路南。这是为了陪同他的好友西南联大教授张荫麟先生而去的。我当时已转学西南联大历史系三年级，从张先生学宋史。张先生与吴先生同住昆明南昌街白果巷四号。暑假有暇，遂联袂往游路南，仍假宿我舅父家。我陪同两位老师游了石林、芝云洞和叠水之后，就去维则，又登独石头。李凤林君把先父所书吴先生诗拿给他们二位看了，并说已请得石工，即将上石。大概这年冬天遂上了石，但年月仍依作诗时间为“民国二十七年二月”。

吴先生于“文化大革命”，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致死。“四人帮”粉碎后获昭雪，清华大学为立石雕像于校园，并在其旁建纪念亭曰晗亭。晗亭二字为邓小平同志所书。吴夫人袁震同志、胞弟春曦同志，均因株连迫害而死。张荫麟先生于1942年病逝于遵义。施蛰存先生今犹健在，居沪滨，已八十余高龄。前年夏我赴复旦大学讲学，曾往拜谒。昔年游路南时所摄照片，还完好无缺。但人生易老，屈指已半个世纪了。

(原载《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版)

吴晗帮助我进步

我1938年8月到云南大学任教时，吴晗早在1937年上半年“七七”事变前夕，就应熊庆来校长之聘，来到昆明。这个城市不久就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重镇。

我们原来不相识，在云大会泽院教员休息室首次晤面，一见如故。我们俩同在文史系工作，他教中国通史，我教英文。当时云大文科只有这一个系，各种专业都合在一起也很好，文史本来是一家嘛。吴晗平易近人，广交朋友，与其说我接近了他，毋宁说他主动接近了我。他诚恳、坦率、好说笑话，可亲可爱。我喜欢结交这样的朋友。事实证明，吴晗不仅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

吴晗的爱人历史学家袁震，不久也到了昆明。这个城市屡遭敌机轰炸，为了她的健康关系，吴晗全家搬到郊区名胜黑龙潭旁落索坡唐家祠堂内居住。吴晗进城上课后，常到青云街我的住处歇歇脚。如果他不忙着下乡，我们就打桥牌玩，常在一起打牌的有元史专家邵循正。当然，我们玩归玩，书还是要读的。吴晗更是埋首故纸堆里，但他从来也不是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

我们也谈论国事，对蒋介石的反动腐败的政府，表示愤慨。1939年后，昆明物价不断飞涨，民不聊生。靠薪水吃饭的教书匠，也贫困至极，对多数人来说，这样清苦的生活还是第一次。有的人找肥缺、做生意来增加收入，教书匠却偏偏不会也不屑于做这一套。我对反动统治下的社会情况，好发议论，表示不平，但因为我长期抱着超政治态度，没有想到要投身到改变这种情况的革命斗争中去。

昆明遭敌机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连我家也不得不下乡。我们搬到落索坡与吴晗家同住。在祠堂门口热烈欢迎我们的是袁震，她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很快就发现，她有冷静的头脑，对时事有精辟的分析能力。吴晗对她很尊敬，我们尤其如此。他们夫妇俩形影不离，在回忆中很难把他们分开。我更多地从共同生活中认识吴晗。我们六天一次到附近的龙头镇赶集，这中间还要轮流在那里的邮局取信。这种生活习惯了也蛮有趣。吴晗又加了一个消遣项目：在河边钓鱼。他除了有耐心之外，还表现出高超的技术，每次都满载而归。

落索坡、黑龙潭、龙头镇构成一个地区，集中了疏散下乡的大学和研究所人员，其中包括闻一多、朱自清、向达、蔡希陶等专家。虽然这里物质条件较差，但不受空袭的威胁，可以安心读书。在乡居期间，吴晗应清华之聘，转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他和袁震曾到过四川叙永，联大在那里办分校，设一年级学生班，吴晗讲授中国通史课。他在四川喝上了黄酒，整坛整坛地喝。豪饮适合爽朗的性格，同时对他的科研工作也有极大的帮助。一年后他们又回到昆明落索坡居住。

在乡下不能及时读报，又没有无线电，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好几天，我们还不知道。空袭威胁逐渐减轻，我们先后回到城里。我于1942年8月也回清华教书，在联大讲授英国戏剧等课。我兼任英文报编辑，工作较忙，同吴晗的接触少了，但我对他的政治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

进城后，吴晗有了一个大转变。眼看反动派制造分裂，破坏进步力量，不能再沉默了。他在通史讲坛上，在进步报刊上，大声疾呼，唤醒广大群众，反对反动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了。吴晗的政治活动有了方向，有了群众基础，就更加积极，收效也更大了。

“一二&#8226;一”运动前后，是吴晗最活跃的时期。他参加了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举行的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的大会。参加了追悼“一二&#8226;一”四烈士的抬棺游行。参加了每天下午召开的教授会。教授会上的斗争是激烈的，大家都记得闻一多同傅斯年的一场舌战。吴晗更多的活动在会外。教授会外有讲助会、学生会。怎样内外配合，加强斗争，吴晗是花了很大气力的。他立场鲜明，成绩卓著。反动派把进步教授看做眼中钉，在近日楼贴标语，诬蔑闻一多为闻一多夫，诬蔑吴晗为吴晗诺夫。

我在吴晗的鼓励下，担任了联大进步团体剧艺社顾问。

1946年夏，我们回到了北平。吴晗和我都住在清华旧西院，我常到他家阅读进步书刊。他家12号大门敞开，晚间灯火通明，客厅里高朋满座，经常在打桥牌，打麻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消遣了。他们在谈政治工作。对我不见外，所以我听到了不少事情，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由于吴晗的影响，我变得积极了。我参加了李广田家的学习班，参加了老教师活动，如在反饥饿宣言上签名等。我为骆驼剧社导演美国反法西斯剧本《守望莱茵河》，受到训导处的审查和阻挠。在整个过程中，吴晗给了我大力支持，幸获通过。

解放前夕，北平的形势越来越险恶，吴晗夫妇不得不前往解放区。临行前，吴晗托我替他转信，我做到了。这是对我的信任。我受托时感激万分，热泪盈眶。在漫长的思想改造道路上，我迈出了第一步。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第9期）

回忆吴晗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

吴晗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他死于江青一伙人之手。每想起他的惨死，心情十分沉重。我认识吴晗先生是在1938年。那时他已是明史专家，在云南大学任教，我是刚跨进大学门槛的青年。他的胞妹吴浦月是我在杭州高中的同班同学，一到昆明，我前往小南门白果巷去看她，同时也见到了吴晗先生。那次交谈的时间不长，他给我的印象是直爽、亲切，不摆什么架子。此后很久不曾再见面。

1940年，我从西南联大地质系转到历史系。后来吴先生也离开云南大学，应聘到西南联大教课。同在一个学校，又同在历史系，求教的机会便多了。我的第一篇史学习作《三国时代吴国境内的山越》，是在吴先生鼓励下写出来的。有一天他对我说：学历史的人要多读书，勤动手。多读书就见多识广，不至于孤陋寡闻。勤动手就是读书每有所得，随时把它记下来，日积月累，日子多了，就很可观。他举顾炎武的《日知录》为例。他说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日知录》这部书是他的读书札记，在学术上很有价值，就是他读书时遇有心得，随手记录下来的，积数十年，有千余条，经后人整理，蔚成巨帙。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很值得学习。这番话一直萦回在我心中，到今天还能记得。遗憾的是我没有做到，第一我读书不多，第二慵懒成习，即使偶有所得，也往往难得动手，日子一久，忘得干干净净。但是吴先生本人确实非常勤快，勤于读书，勤于动手。我曾看到他亲自摘抄的卡片，数量很大，分门别类，井井有条。这是需要多大的劳动和毅力呀!可惜“文化大革命”被抄家时，这些卡片全部散失，至今不知去向。林彪、江青一伙轻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不仅残害了吴先生的身体，并且把他长年辛苦积累起来的资料卡片，毁于一旦，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那时逢到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吴晗先生一人!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同大后方许多城市一样，物价猛涨，民不聊生，而且涨风越刮越厉害。在这样情况下，西南联大教授们也捉襟见肘，日子越过越紧。吴先生原住白果巷，独门独院，比较宽敞，这同他的薪金收入不相称，住不起了，只好退租，一度搬到联大附近的文林街西仓坡居住。他同丁则良先生合租一所两层楼的民房。这所房子面积小，光线不足，年久失修，人走动时，扶梯、楼板格格作响，仿佛要散架似的。吴先生住在那里，安之若素，就在这个危楼上，他写了一篇又一篇杂文，鞭挞国民党，刺痛蒋介石，使反动派怀恨在心，暴跳如雷。

昆明气候凉爽，有四季如春之称。吴先生常穿那件褪了色的夹大衣，手提竹筐上街买菜。一些熟人看到他为生活琐事操劳，浪费宝贵时间，感到惋惜。但也有人认为他身为教授，自己买油打醋，有失体统。吴先生对这样的冷言冷语，充耳不闻。我们知道，抗战前大学教授待遇优厚，生活在象牙之塔里，其中有些人养尊处优，与世隔绝：不了解民间疾苦。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他们的生活水平随着迅速下降，仿佛从云端落到尘世。他们同群众相处久了，呼吸相通，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和悲伤，接触到时代的脉搏，思想感情逐渐发生变化，有的就勇敢地投身到历史前进的洪流中去。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对我说，过去他对政治并不太关心，后来有些事情实在看不惯，说了几句公道话，冒犯了蒋介石国民党，压力就随之而来。他愤愤地说，他们愈不让我讲话，我就愈要讲，我的有些文章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吴先生是西南联大有名的进步教授，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加上目击时艰，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关怀祖国的前途，从争民主、反独裁出发，逐渐靠近中国共产党，终于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也是旧中国其他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共同经历的道路。

1943年，我从历史系毕业了，对外国史、特别欧洲中古史很感兴趣，但苦于没有深造的机会，于是报考清华大学历史系作研究生。那时研究生的津贴实在少得可怜，连最简单的生活也难以维持。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介绍我去黄土坡中法中学兼课教地理，一面进修研究生的课程。这样生活是好了些，但失去的学习时间也不少。研究生修业期限一般为两年，我教了一年多的书，专业书读得不多，毕业论文连题目也没有定下来，心里很着急。一天遇见吴晗先生，他说：你搬进城来，回学校住吧。西南文献研究室刚成立，正需要人。那里报酬不多，但任务也不重，主要是搜集关于云南护国运动的资料，访问一些躬与其事的老人，笔录他们的讲话，不会占很多时间，可以安心读书。我同意到研究室工作。这个研究室设在北门街唐家花园内，唐继尧的墓就在那里，主人唐筱蓂是唐继尧的儿子。他特地为研究室辟了一间宽敞的房子，室内桌椅齐全，窗明几净，还陈列了几架古书。室外花木扶疏，群芳争妍，几株山茶树迎风招展，开花时鲜艳夺目，惹人喜爱。环境确是美极了。吴晗先生主持研究室，工作人员除我外，还有一位联大学生。研究室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全靠吴先生张罗，闻一多先生从刻字收入中，也资助过一些。闻先生还为我们刻了一颗“西南文献研究室”的精致图章。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访问了几位参加护国运动的当事人。他们年龄较大，但很热情。主要由于我们对云南地方历史很生疏，又缺乏可资参考的护国运动的资料书，既然自己没有研究，当然对被访者提不出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和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他们口述历史，有的海阔天空，不着边际，有的又过于繁琐。对他们提供的口头材料，我们无法核实，难以辨别真伪，工作进行得不顺利，心里感到不安。但吴晗先生并不介意，仍然鼓励我们继续搞下去。我到研究室工作后，发现有人夜间或星期日在研究室开会，起初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明白吴先生联系的民主人士，常借研究室作为叙会的场所。原因是唐家当时在昆明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国民党特务对其有所顾忌，没有敢于轻举妄动，进行捣乱，在那里开会比较安全。因此西南文献研究室对昆明的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活动起了某种掩护的作用。日本投降后，吴先生离开昆明，西南文献研究室也就不存在了。

吴晗先生去世时，年才60岁。他身体素来很壮健，工作热情又高，如果不是遭受迫害、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一定能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江青一伙尽管夺去了他的生命，但吴晗先生作为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的形象一直活在人们心里，那些残害他致死的恶魔将世世代代受到中国人民的唾骂而遗臭万年。

写于1983年9月21日（中秋）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追念吴晗先生（1）

吴晗先生是我们西南联大历史系的教授，在西南联大和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们敬爱的老师。我在西南联大学习四年，师生之谊最深的就是吴晗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主要不是在课业研修方面，而是在政治活动方面。今年是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40周年。缅怀吴先生，不由得想起亲聆吴先生教诲和与吴先生接触交往的一些往事。

吴晗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明史专家。他在西南联大不仅讲授专史，还讲授全校各院系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我在1941年下学期入校读一年级的时候上的中国通史课就是吴先生讲授的。吴先生不仅向我们传授历史知识，还常常在讲课中联系现实，借古讽今，抨击当时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政治激情。给我们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在联大发生倒孔运动前的一堂课。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当时，包括联大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一批名人，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都无法及时撤离；而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却垄断中航公司的飞机抢运他的私人财物，甚至把他家的洋狗也运回重庆。重庆《大公报》于12月22日发表社论《拥护政治修明案》，透露了孔祥熙用飞机运洋狗之事，舆论大哗，吴晗先生对此十分气愤。他在给大一学生讲的中国通史课上尖锐地抨击此事，说中国古代有“蟋蟀相公”，现在又有“飞狗院长”，把孔祥熙和南宋的贾似道、南明的马士英这两个奸臣联系起来，更激起同学们的愤慨。1942年1月6日，联大住在昆华中学的一年级同学首先行动起来，发起示威游行。他们走到新校舍校本部后，二、三、四年级的同学也参加进来，上千人一起走上街头。后来，住在拓东路的工学院同学也前来汇合，沿途又有云南大学和一些中学的同学加入，形成浩浩荡荡的队伍，高呼“打倒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在昆明的主要街道游行了三四个小时。游行后，全市各大中学校纷纷停课，联大、云大学生自治会都发表宣言，发出通电，声讨孔祥熙。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和在四川的武汉大学的同学也积极起来响应。这就是当时在整个大后方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的“倒孔运动”。吴晗先生对这次运动的发动是投了一把火的。

吴先生进一步公开和同学走到一起的标志，是1944年5月3日晚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晚会。1941年皖南事变后，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白色恐怖，昆明虽然好一些，但也在这个阴影之下，倒孔运动活跃了一阵以后又归于沉寂。1944年春，抗战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4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一个月内郑州、许昌、洛阳相继失守，继之湘北日军南侵岳阳，前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联大学生忧心如焚。在此之前，这年3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节”，以黄花岗起义的3月29日为青年节，也引起同学们的强烈不满。那时，我正被同学选举担任联大历史学会主席，同室好友、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马识途（在校时名为马千禾）找到我（在校时我名叫李晓），建议我们历史学会在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的时候举办一次时事晚会，并指名让我们请吴晗、闻一多、张奚若、周炳琳、沈有鼎等几位教授参加，发表讲演，当然还要请上我们的系主任雷海宗教授。按照老马的意见，我们提前几天贴出海报，宣告5月3日晚在联大最大的教室南区10号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晚会，欢迎同学参加。结果来的人出乎意外的踊跃，能容几百人的教室挤得满满的，连室外也站满了人，会议中途下大雨，听众也不肯离去。会议由我主持，请几位教授讲话。周炳琳、闻一多先生讲了自己亲身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张奚若先生把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了对比，说“五四”是一场思想革命，它的价值远在辛亥革命之上。吴晗先生以“五四”精神讲到当前青年的任务，提出要打破思想上文化上的束缚，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束缚。因为有的教授在发言中说学生的天职是读书，过问国家大事，不免幼稚，容易冲动，是国家的不幸。闻一多先生又起来痛加批驳，并表示自己愿意“里应外合”和同学们一起来摧毁毒害我们民族的封建思想。同学们也慷慨激昂地争相发言，表达了对时局的焦虑和对现状的不满。有的建议通电全国学生以实际行动争取民主，有的要求政府确定“五四”为青年节，有的站在窗外的同学也把头伸进来大声疾呼。会场气氛之热烈，情绪之高昂，热情之高涨，为几年来所未见，一扫皖南事变后的沉闷气氛。这次晚会成为联大爱国民主运动掀起新高潮的起点。吴晗、闻一多、张奚若等几位教授，也是在这次晚会上，在广大群众面前，亮出自己的战斗旗帜，从此不断地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群众集会，可以说是无役不预。吴晗和闻一多两位先生更是参加了我们每一次示威游行，成为和学生一起战斗最多、同学最信赖的老师。

吴晗先生不仅积极参加同学们的公开活动，他和昆明地下党和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也有密切的联系，并共同商讨运动中的问题。在校外，他同南方局派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同志以及楚图南、周新民、李文宜等老同志有联系，参加了他们发起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后又参加了民主同盟。在联大校内，同地下党负责人马识途，后与袁永熙有联系，和“民青”的联系更密切一些。当时“民青”有两个支部，第一支部同他联系的主要是洪季凯（后改名洪德铭）；第二支部同他联系的主要是许寿谔（后改名许师谦）和我。我们都是历史系的学生。

追念吴晗先生（2）

在联大读四年级时要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导师就是吴晗先生。由于同吴晗先生在政治活动中接触较多，他知道我既在联大上课，又在中学教书，还有些政治和组织工作要做，时间很不充裕，所以对我很宽容，给予很多照顾。毕业以后，我受地下党派遣，去滇南石屏县农村办小学，做群众工作，所以没有参加“一二&#8226;一”运动，直到死难四烈士出殡前才回到昆明，先后在天祥中学和云大附中教书，做地下党和“民青”的工作。这期间，和吴晗先生仍时有过从。下乡前和回昆后都曾去看望过他和闻一多先生。他们两家人住在同一院内的斜对门，志同道合，相濡以沫。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吴先生家的墙上挂着闻先生用篆体字给吴先生写的条幅，上联“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上款是“辰伯兄补壁”，下款署“一多”，生动地反映了两人的亲密关系。那时在昆明街头已经出现特务们的大字报，称吴晗先生为“吴晗诺夫”，称闻一多先生为“闻一多夫”，暗示他们是拿苏联卢布的红色分子，阴谋以此给加害他们制造借口。后来闻先生终于惨遭杀害，吴晗先生因为离昆较早才幸免于难。

联大于1946年“五四”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平津复校，联大师生分批北返。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同我谈话说东北解放了，我是东北人，要我回东北工作。于是我同联大最后一批北上的同学一起，于7月11日离开昆明。途经上海时，我去吴晗先生的弟弟吴春曦先生家看望了吴先生，他听说我要去东北，又知道我申请读清华研究生已获批准（联大有规定，四个学年各门课程的分数总平均超过85分的可申请入三校的研究院作研究生），就说要我留在清华，帮助他工作。我说自己在学校“已经红了”（即在政治上已经暴露了）不宜再待下去，他未再坚持，告诉我闫宝航先生正在上海，准备搭苏联船只去东北解放区，最好能与他同行。他介绍我去找了闫宝航先生，闫先生说什么时候走还不一定，于是我继续同联大复员同学一起到了北平。路过南京去中共代表团转组织关系时，钱瑛同志要我到北平后，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找我方代表李秘书长。当时军调部国共双方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内外都有特务监视，根本无法与我方人员联系。这时我想到吴先生已到北平，一定会与我方人员有联系，于是找到他。他介绍我去找了刘清扬先生，经刘联系，徐冰同志接见了我，我才又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得到指示，去了东北。

北平解放时，我在旅大高级师范学校任校长，1949年春，到北京招聘教师，同时参加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会上见到了吴晗先生，他非常高兴地领我到北京饭店他的住处，在那里同一些名人同桌吃了一顿午餐。后又到清华园他的家里去看望他和夫人袁震先生，看到久病的袁先生已经康复，容光焕发，吴先生更是神采奕奕，感到解放在他们两位身上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直接效果，心中非常高兴。1950年年末，我调到旅大市委工作，不久吴晗先生到了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同志请他吃饭，要我这个学生给老师作陪。以后到北京开会，在北京饭店理发室又见到在那里理发的吴先生，我说常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说虽然忙，以后还要写下去。此后就没有再见到吴先生。

1966年年初，我到北京出差，帮助在京治病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同志办一点事。当时正在批判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欧阳钦同志这位留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入党的老革命家很不以为然，和我说“这样批判，谁还敢研究历史？”这时，北京市委也曾派人来找我调查吴晗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情况，我就自己所知如实给他们写了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北京市委还是很想全面客观地了解吴晗先生的情况，希望能据此给予正确对待和处理的。后来，我在东北局被打倒，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打倒吴晗的门徒李曦沐”。在批斗我的大会上，专案组长在发言中说道：我们去北京找了吴晗，他正在扫地。我们问他认不认得李晓，他说：“认得，东北人，小个儿，很精神。”你们看，隔了这么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学生，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吴晗先生的消息。原以为劫后还可重逢，哪里知道，这位全心全意拥护党，奋不顾身地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最后参加了党的爱国学者、民主斗士、忠诚党员，竟在罪恶滔天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祭旗最先倒下的牺牲者，连他多病的妻子和养女也未能幸免！这样的人间惨剧，怎能不让人万分愤慨，万分悲痛！

转眼间，今年已是吴晗先生逝世40周年、诞辰100周年。但愿先生地下有知，知道乌云早已散去，他的冤案早已得到平反昭雪；他的光辉一生和悲惨结局赢得了亿万人民的景仰、同情和敬重。在他的母校清华园内已为他建立了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词的“晗亭”，还有似他本人的雕像；他将永远成为青年学子的楷模；他的英名将记入历史，永垂不朽！

天真犹自笑盈盈——悼吴晗师

在“三家村”冤案平反之后，吴晗的难友廖沫沙同志，面对着吴晗1964年的一帧面带微笑的照片，写过一首痛悼吴晗同志的诗：

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

可怜一觉开封梦，留得身前身后名。

开封府，是北宋的首都汴京，包公做过开封府尹。这里指吴晗歌颂过清官海瑞，也联系他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天真犹自笑盈盈”，正好描绘出吴晗先生平时经常的音容笑貌，受过他教诲、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不会忘记的。在笑盈盈中，他把温暖给了人间，把心血倾注于革命，把做人的道理和渊博精深的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们。

1941年9月，我进入昆明的西南联大学习，吴晗先生主讲我们的中国通史课。抗战时，条件差，上课地点在一个食堂里，里面只有少数几张饭桌，几十条板凳，上课的学生总共有二三百人，有的自带凳子，有的席地而坐，杂乱地挤满一堂。我第一次去上课，只见吴晗先生早已笑盈盈地站在黑板前了。他身材不高，却很结实，戴眼镜，镜片后面眯着眼睛微笑着。上课时间一到，他又是笑盈盈地说：“上课了。”奇怪，课堂里立刻鸦雀无声。那时他才三十出头，已经是教授了，精力充沛，每次讲课总是站着连讲三小时。响亮有力，语句简洁，逻辑性强，时有警句，见解精辟，结构严密，笔记下来，一次课就是一篇好文章。他讲通史，很有创新，不只是流水账式，而是分成十几个大问题，如“官制”、“赋役”等，探溯源流，论及发展，明其得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实事求是，是非爱憎分明，对历史上的改革者如王安石，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评价甚高。对反动事物，倒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善于联系实际，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例如他讲元朝时把人分等，他就说一句：“我看现在也差不多吧。”又如，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急，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竟用飞机把几条洋狗抢救回重庆，而弃许多著名爱国人士于不顾，吴先生在课堂上就说：“南宋亡国前有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有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他在课堂上不仅给学生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启发学生关心国事，认识反动派的本质，提高爱国热忱。他又讲得生动，深入浅出，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1942年的春节，一位在北大印刷厂工作的义乌老乡，陪我去见吴晗先生。这时，吴先生住一间简陋的民房里，正忙着做饭，见到我们就笑盈盈地热情招待，谈些家乡义乌的消息，接着就说：“今天年初二，按照乡风，该在我这里吃饭。你们在昆明没有家，就算在这里过年吧。”不容分说，吴先生就自己去做饭，做完后，先拿饭给生病的师母袁震在床上吃，多年来都是这样的。袁震是吴先生清华时的同学，也是历史学家，思想先进，才华出众，曾发表过《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不少文章。他们常在一起研讨学问，产生了感情。袁先生患有结核病，而且是脊椎结核，长期卧床，吴先生细心周到地照顾她。老实说，吴先生家里的人是反对他们结婚的。吴先生说：“两个人要好，不仅应当在顺利时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难的情况下要好。”婚后，袁先生仍卧床不起，又没有儿女，吴先生对她感情真挚，照顾备至，始终不渝，联大师生传为美谈。

第一次和吴先生见面，他就主动地问我：“家乡沦陷了，读书费用有困难吗？要坚持下去。困难，大家想办法。”接着，他又是笑盈盈地拿给我十元钱，说：“以后你每月到我这里拿十元钱，方便的时候，你老家把钱还给我家乡的老父，这算是‘互汇’，也是‘互惠’吧。”并说：“以后再想办法找点兼差，半工半读，一定要把大学念完。”以后我真的这样做了，也是吴先生推荐的。当时，我心里十分激动，我们素不相识，家庭亦无渊源，我只是一个他的同乡和学生，初次见面，就想得如此周到，真诚关怀，并且，实在是多亏他的帮助，才使我终于读完了四年大学。如今，事情已过去40多年了，吴先生过早地罹难也已经15年了，想起那次与吴先生的会面，那笑盈盈的对青年人的热忱，怎能忘却？我总感到他虽死犹生。

吴晗是十分勤奋的学者，是民族的危亡和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迫使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革命。在抗战时的昆明，在党的领导下，他和闻一多先生经常并肩战斗，进步活动的场所，常看到他俩一起出现，他们大声地发表热情洋溢的精辟的讲演，宣传抗日，要求民主，指斥反动逆流，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同学们把闻、吴二先生，一个比作雄狮，一个比作猛虎。许多青年人受到激励，眼睛擦亮了，胆子壮起来了，看清前途，从而有的转向进步，有的走上革命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派对闻、吴二先生恨之入骨，把他们列入黑名单，想置于死地。他们还造谣说闻、吴是苏联特务，恶毒地把他们取名为“闻一多夫”和“吴晗诺夫”。他们的处境恶劣极了，学生们担心他们的安全。有一次，我对吴先生说：“要多加小心啊。”吴先生仍是那么笑盈盈地说：“他们的‘穷极无聊’，你知道‘黔驴技穷’的故事吗？”对个人安危，只是一笑置之。

抗战时教授的待遇很低，吴先生上要供养老母，爱人长年生病，几个弟妹从家乡出来求学，也要供给费用。吴先生自己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穿的经常是蓝衫一袭，破鞋一双，吸着昆明地摊上买的手工土制香烟，有时还不得不卖去一部分他十分喜爱的书籍。但是，他不管自己如何困难，总是先想到别人，又能洁身自爱，以模范行动感染学生。有两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件是我和他妹妹吴浦月、妹夫宋汝纪在宣威一起工作的时候，春节我回到昆明，送给他两个火腿罐头、几包香烟。临行时他交给我一个任务，把一百本《民主周刊》带到宣威销售。他送我到门口，忽然说一句：“这一百本，卖、送都由你，钱不用寄回了，你才工作，来一趟不容易，补充一点路费吧。”吴先生啊，你对青年人真是体贴入微。另一件是，有一次，大概是1944年吧，我在翠湖边遇见他，他手拿一捆线装书，往市区走，我知道吴先生又要上旧书店“割爱”了，就说“太可惜了”。吴先生说：“国民党军队在湘桂线大溃退，千家驹先生围困在广西，经济十分困难，大家在凑钱接济他。书嘛，以后好再买的。”我又看见他眼镜后眯着的眼睛，仍是那么笑盈盈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吴先生和千先生的关系，他们是金华中学的同学，又是民主革命的战友。我只是在心里想起古人说的一句“助人为乐”的老话，感到自己应该学习吴先生的“先人后己”的美德。

往事如烟，有许多是记不清了。但是，在和吴先生有较多接触的四五年中，我感到吴先生在当时虽然已经是名教授、名学者，可谓是名人了，却从不摆架子，而且在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一言一行中，从“心底无私”中流露出可贵的纯朴天真，还带着浓厚的义乌一带农村的泥土气息。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民主战士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而且，按照俗话说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了，但是有些义乌老乡去北京看到他，依然是天真朴素，笑盈盈的。他正直、善良，又加上天真，想不到竟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是英明的，如今陷害吴先生的人已受到应有的惩罚。千秋功罪终究分明。“天真犹自笑盈盈”的吴晗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站在他的学生面前继续教育学生为四化献身。

（原载《故乡的怀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1）

一个人当他还健在的时候，同他接触、交往的一些印象，往往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冷漠与朦胧；但一旦当他不幸逝世，特别是蒙冤负辱离开人间，那已朦胧的印象，就会在怀念和激愤的泪水中得到“显影”。于是，他过去的一切就又清晰地、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的眼前，久久不能消失。

此刻吴晗同志那朴实可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同他那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品格情操，交织在一起，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也加深了我对他的怀念。

一

我第一次见到吴晗同志是在1941年。当时，德意日法西斯在军事上暂时取得了优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迅速地解决中国问题，以扩大它对国际的冒险。因此，它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诱降和威逼的相辅而行的方针，和平谈判不成，接着就用军事压迫，国民党由于坚持反共反人民，经不起日军的扫荡，相继丢失了大片大好河山。四大家族那种黑暗统治和危机，促进了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考进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中国通史的课堂上，我见到了吴晗同志。他个子不太高，身体很强健，穿一件灰色的大褂，戴一顶破旧的礼帽，脚上是一双旧皮鞋。这朴素简单的外表，使我颇有点不相信他就是颇有名望的吴晗教授。但是，一讲起课来，他就判若两人，完全是一副学者和战士的风度。他与他的博学多闻，多才善诱，像春风化雨，充分满足了我们每个同学对知识的渴求。他又以古为今用的讲授方式，用事实用隐喻，讲述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本质，像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我们同学要求进步、要求民主的思想窗口。

当时的昆明是抗日的大后方，由于地方统治者与蒋介石集团既有勾结又有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民主运动得以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吴晗同志又目击了国民党政府腐败，经济崩溃，人民受苦的境况，这些都使他感触很深。于是，在讲通史时，就不单单是讲历史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着重地讲了历史上的兴亡规律，并以此来影射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不能持久。他讲道：一个朝代的政策、措施，如果较开明，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朝代就兴；反之，皇道昏庸，任人唯亲，政治上不开明，则前途一定没有好结果。他大胆地揭露国民党四大家族压制民主、鱼肉人民，是在走衰落灭亡的道路。在当时国民党特务如蝗似蚁的昆明，吴晗同志敢于直言不讳地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显而易见，没有强烈的爱憎、无畏的胆识是根本做不到的。

在旧社会的大学里，一般教师都是教书，只管教书，不管教人；课上讲完，下课就走，什么都不管。而吴晗同志不是这样，他是又教书又教人；不仅在课堂上，而且在课后，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总是耐心解答，热情辅导，并且经常帮助大家进行时事分析。同学们都把这位性格奔放、平易近人的中年教授视为自己的兄长，非常乐意和他接近。记得那时他的家里经常成了辅导的课堂、时事讨论的场所。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2）

二

时局发展得很快，1945年的秋天，抗日战争总算是以我们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了。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坚持倒行逆施，继续反共反人民，因此，内战的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应运而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些同学办了一个周刊，在昆明发行，宗旨是要民主，要和平，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当时类似这样的周刊，在昆明有好几家，吴晗同志对于这些周刊有些是进行了指导的）。由于吴晗同志工作很忙，加之刊物较多，他没有直接为我们刊物写稿，但他经常介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倾向进步的青年以及地下党同志，作为撰稿人，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那时国民党统治的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我们的周刊也没能逃脱这可怖的阴影，很快就发生了经费的危机，面临着夭折的危险。吴晗同志获悉后十分着急，他一面劝说一些撰稿人不要稿费，一面提议合并刊物，以便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那是一个秋风瑟瑟的傍晚，在一所私立中学里（因其校长也是刊物主办人之一），吴晗同志主持了我们与另一个进步刊物的合并仪式。狭小的屋子里，烟雾缕缕，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有时将眼镜拿下来，用手绢擦擦眼，心情看来不大好。“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他激动地说：“出版权不掌握在人民手里，老百姓没衣穿没饭吃，没有出版自由也没有出版的费用，岂有此理！愈是这样，我们愈应将刊物办下去！”过了片刻，他点着了一支烟，长吁了一口气：“眼下我手头不富裕，虽然我是教授，但物价飞涨，节余甚少，而且还要接济别人，所以我希望你们将刊物合并起来，把人力物力集中一下，让刊物继续办下去。”紧接着，慷慨激昂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蒋介石要打内战，要我们刊物揭露这一阴谋，宣传和平、民主。

正因吴晗同志关键时刻的帮助，使我们这个合并后的刊物能在内战的激浪中站住了，一期接一期，宛如一支接一支小小的投枪、匕首，投向了内战祸首的胸膛。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3）

三

吴晗同志坚持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刚直不阿精神，使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深为敬佩。给我印象最深的许多事情当中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们西南联大的同学组织了一次“五四”纪念晚会。以前像这样的纪念会、报告会，吴晗同志是常常出席的。他的精彩讲演总是博得阵阵的掌声。这次我们又准备邀请他，可是由于民主运动在昆明的日益高涨，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镇压，特务活动十分猖獗。有鉴于此，我们几个主办大会的同学到吴晗同志家里请他时，特别告诉他，肯定会有特务学生捣乱和破坏，会场秩序不会好，请他考虑要是不便去的话，就写个书面发言也行。他听见后，眉毛一竖，手拍书案，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怕，我一定去，发言不写书面的，我心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在那天的会上，会场里的确很乱，但是吴晗同志就像没看见似的，同往常一样走上讲台，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提出要科学，要民主，并说，从这一点上讲，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应该继续斗争下去。他满腔热情的演说，震撼了捣乱分子，使会场秩序异常热烈、严肃。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4）

四

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的“四人帮”，曾经给吴晗同志编造了许多“罪状”，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然而正直的历史学家尊重历史，历史也为历史学家作出了公正的评判。“四人帮”诬陷吴晗同志是“反共老手”，但事实上，白璧无瑕的吴晗同志问心无愧地从未写过一篇“反共文章”。“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说吴晗同志是“胡适的弟子”，但请听听吴晗同志对胡适是怎样说的吧！

“你别看我是胡适的学生，但我已反戈一击。”他并且指出：胡适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是新文化的破坏者，他的“实用主义”是错误的。胡适不让青年谈政治，吴晗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青年人应关心政治，而且应该搞政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昆明时，他积极地领导民盟青年工作，推动了青年运动的发展。

严酷的现实，使吴晗同志在斗争的漩涡中愈来愈走上了民主、进步的道路。也正因如此，使国民党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特务们恶狠狠地管他叫“吴晗诺夫”，说他是一个完全“赤化”了的人，思想危险，倾向于当时进步的苏联，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因此，他被特务列入了暗杀的名单。

吴晗，这位爱国志士，民主战士，没有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洞洞的枪口下，却倒在“四人帮”法西斯暴行的血泊里。

他倒下去了，他的形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的形影不存在了，但他那爱国、民主的崇高精神却永远地留下来了，留在革命者的心中。

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毁其节。

吴晗同志安息吧！

(原载《北京盟讯》1979年第2期悼念吴晗同志专刊)

学生的思念（1）

40年代初，我到昆明进西南联合大学听吴晗老师的中国通史，后来又和他接触多了，感到他平易近人，热情可亲。

他收入少、负担重，爱人袁震常年重病卧床，要他照顾。他忠贞不渝，求医买药，自己少吃，不吃，省给病人吃，还抽自己的血输给病妻；同学们要支援，他坚决不受。他尊重别人的感情，也最能体贴人，他表示：“大家的好意我知道，但大家都是从大江南北逃亡到后方来的，生活都很贫困，我怎么能接受他们的捐助呢！”他安贫自守，爽朗真诚，快人快语，很受同学们的尊敬。我钦敬吴晗老师，他对我的教育、关心、鼓励和帮助是很多的，我永远铭记在心头。在纪念他逝世15周年、诞辰75周年的时刻，记下我对他的感受，表达一个学生对老师深切怀念之情，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高尚品德，学习他的刚直不阿，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忘我的工作精神。

一

吴晗从学生时代写出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就受到胡适的赏识和重视，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这是历史事实。但吴晗没有盲从，没有依附门第，没有无原则的迁就。他无畏权威，坚持真理，在自己研究的学术领域中，逐渐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摆脱了胡适唯心主义的羁绊，走革命的道路，这也是历史事实。这需要多大的胆识和勇气啊！这正说明吴晗的光明磊落、受人们尊敬。“四人帮”诬蔑他、否定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他写的《由僧钵到皇权》，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改写成《朱元璋传》。《朱元璋传》的修改，四易其稿，更是一部名著。1948年秋，吴晗进到解放区后，毛主席和他谈话时，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的成就和所起的作用，并提出意见，建议吴晗修改。后来吴晗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了修改。但对明太祖晚年残杀功臣，这一事实没有改，他认为：“明末‘流寇’李自成是怎样起义的？为什么造反？就是因为朝廷腐败，又杀人太多。杀人越多，人民越反抗……导致明皇朝很快灭亡。”这是他研究明史得出的科学结论。

学生的思念（2）

二

在那艰苦的年代，吴晗像兄长一般关怀周围青年的成长。

“一二&#8226;一”运动期间，我在老师周围，做一些我能做的工作，我代他传信找人，集会后陪送他回家，给他送罢委会印发的传单、专刊、宣言等。每次他总爱说“就只这些么!”还一再嘱咐：“你们印出来的，还有外地送来的，我都要的!”有一次，他认真地讲：“你知道，这就是将来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方面学生运动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那些亲身参加运动的人，写自己和反动统治者拼死斗争的事迹，是最可靠的。研究历史的人，搞社会科学的人，都得重视第一手材料啊！到将来，这就是宝贵的史料，切不要小看这些粗糙的土纸啊!”

我果真看到他专门用一个纸夹子把小报、传单等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从这以后，我才懂得我们发出的这些宣传材料，不仅现在有作用，留到将来就是史料，还有更大的作用。在这之前，也知道收集、保存资料的重要，但不知怎么做，以为只有书本上写了的才有用，不懂得从实际斗争生活中找资料的意义。从此，也注意收集工作了，除了继续给晗师送去之外，我也收存了一份，从昆明带到北京，不管到哪里都一直跟着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之后，这包材料终于没有逃脱被焚烧的命运，多么可惜啊!晗师留存的，也同样没有下落了。

晗师还常讲道，大家都要想方设法用各种方式途径，把我们这里的真实情况传播介绍出去，鼓励大家多写、及时写：“虽然你们很紧张，但写写，总还是有条件。比如把每天重要的活动，发生的情况记录下来，每天有各界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四烈士灵堂悼念，他们说些什么？态度怎么样？把这些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把反动派的阴谋揭露出来，让外界群众明白真相，也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嘛！还可以把一些大会上有影响的发言记录下来发表，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我照着他说的做了，他看到刊登在《时代评论》上我写的《“一二&#8226;一”运动记》，就给我打气，说很好，鼓励我继续写，大胆写。复员回到北平后，1946年冬，上海《文汇报》文教版准备刊出“一二&#8226;一”纪念专页，约他写些纪念文章，他又转告我，随后又辟《教授群像》专栏，我先后又写了几篇。那时，主持这些栏目的黄裳同志，一直记得吴晗的支持，难得的是还把那时吴晗写给他的信保存了下来。

那时候，有很多进步报刊约他写文章，他是乐于支持的，他很重视报刊宣传教育作用。他学贯古今，纵横议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读者深受感染，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堪称匕首、投枪。这是革命斗争，哪里为什么稿费！晗师写那么多，《文汇报》给他用航空寄过一份报去，那些口口声声攻击吴晗为了稿费，该是多么无耻、无知！而我自己也就是在晗师的关怀鼓励下，才敢动笔，没有他的鼓励我是什么也写不出来。

学生的思念（3）

三

1948年蒋介石疯狂镇压学生运动。4月的一天晚上，我到清华吴晗老师家。走进门，他就赶紧叫我坐在他身边，小声地说：“是不是避一避好？”“路费从我这里拿些去。”我把心里的话都对他说了，现在走的人很多，有的是安不下心，有的是上了黑名单的危险人物，我是上了公开的黑名单，如果不坚持下来，不正好上了反动派的反宣传的当么？再说都走了，这边工作谁去做？我能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自己自然也觉得紧张，但小心些，在学校里总没事，最好能坚持到毕业放假的时候，谁也不注意就跟着大家走了，那样好些。我又表示，到那时我随同学们一块“南下”。原来，一开始他以为我是来找他送我走，或是走前来辞行的，我自不量力说了这些话，发现他并无反对的表情，还有些赞赏的意思呢！“总是要有人坚持下来干的，实在不行，就立即行动，要小心，不能大意！去南方吗？也很好，是去武汉？党有这个号召，有条件能找到公开合法身份就好，只是自己苦些，有危险，但既然选择走这条路，就不能顾得那么多了。”

此后，我听说他对于走、何时走，也是有自己的想法，表示过：“还不到走的时候”，“还可以留下来作些工作”，“实在非走不可才走”。他是这样想的，也正是这样做的。

学生的思念（4）

四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初，我第一次来北京开会，在一个星期天上午到他家，这是革命胜利后第一次见面。他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你不是到武汉去了吗？什么时候来的？”“变了，变化大呐!”然后，他边招呼我坐边说：“从武汉来的吧！”我说：“进这大门，可不像从前那样自由、方便！”他笑着说：“现在见面不像从前那么方便啊!以后总得改变的，不然，怎么和群众接近得了……哈哈，搞久了，我不也要成为‘官僚’了吗?……”他当了副市长，依然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谦逊周到。

我坐好后，看他身体比过去健壮扎实多了，就问袁震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他兴致勃勃地说：“她现在身体可好呐，还上班了呢?今天星期天也没有休息，开会去了。现在解放了，一切都变了，人都变年轻了……”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使我确实有“换了人间”之感。于是，我就告诉他，前天下午，我一到北京前门车站，下车就急忙想到天安门前看看，幸好招待所就在大栅栏，吃了晚饭，我就连跑带走到了天安门前，抚今思昔，心潮起伏，无限欢快，站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望着天安门城楼、情不自禁地围着褪了色的红墙四周走了两圈，天很晚才返回住地。这一夜怎么也睡不着。过去，在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每一次到天安门游行示威，心情总是激动的、紧张的，总是准备防止挨打、流血，那里牺牲了很多先烈，洒有战友的血。而今，天安门归人民所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天安门前屠杀革命青年的封建法西斯屠夫们，已被人民的铁拳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里断然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流血事件了……他听着欣然点头，该有人写一篇歌唱天安门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晗师为《北京赞》写了一篇《天安门赞歌》并被选进人民教育出版社编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五册。

1954年我调来北京后，开始也抽空去他家，只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是负责同志，工作忙，会又多，来来往往的人不少，回到家难得休息，去得太多不好意思，我这样想，又因为工作也忙，腿脚也就懒了。但他还记得我，我现在得老实承认，在我思想深处，是错把他当做一般“做官”的看待，其实他还和过去一样与文教学术界的人往来频繁不绝，一直没有中断他的学术研究。我失去了继续听他教诲的机会，追悔莫及，愧对老师。远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吴晗首当其冲，我是个普通学生，也被算在“三家村”黑店的一伙，逼着写交代、写揭发，没完没了，被奴役、被侮辱好些年月。

学生的思念（5）

五

1959年年初，毛主席针对当时普遍存在讲大话、假话的风气，多次表扬海瑞，提倡海瑞讲真话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是明朝人，吴晗是明史专家，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实到他了，对党、对革命事业一贯忠诚的吴晗，就满腔热情地赶写起海瑞，《海瑞罢官》七易其稿，广泛征求意见才写成。演出后，毛主席还在住所接见马连良，一起吃饭，高兴地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赞颂毛主席礼贤下士，真伟大。可谁料到“文化大革命”就从《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开始，“四人帮”颠倒历史，胡作非为，只许他们围攻、栽诬，不许你辩驳，剥夺了吴晗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其他的同志，也莫能例外。

学生的思念（6）

六

我思念老师，寻找海瑞，呼唤真理，晗师！你在哪里！1978年冬天，我见到浦月大姐和他的儿子吴彰，听他们哭诉。您没有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却死在封建法西斯专横迫害的现代文字狱中，不只是您一个人，还有同您患难与共的爱人袁震同志，女儿吴小彦，还有亲弟弟吴春曦。空前浩劫，株连网罗，莫此为甚！接着又在东城一家医院病房，听身体已被摧残得非常非常瘦弱、和您同命运共患难、幸存下来的廖老，声音嘶哑低沉讲述和吴晗囚禁在一起时所遭受的野蛮毒打。一阵悲痛以后，我想人民应当有权利不许这样的悲剧重演！要永远埋葬造成吴晗等一大批同志冤狱的灾难根源啊！

几经曲折，一直到1979年吴晗的冤案彻底平反了，我们长时期呼唤的春天来了，可以放声读他在《春天集》里写的：

我们生活在万紫千红的春天，让我们为春天而歌唱吧！

随着岁月的流逝，思念老师之情更深，老师的音容笑貌还那样亲切，我怀着虔诚的心告诉老师，您的许多学生没有辜负您的希望，都能像当年在昆明那样尽力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不少人还做得很出色。今天您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奋发一致地加快改革步伐，除弊兴利，开创新局面，我相信四化大业宏伟目标必将在本世纪圆满实现。

1984年5月15日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