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奈塞尔： 认知心理学开拓者

奈塞尔

总序

阅读大师 走近大师

第一章 辗转流离的早年时光

一、出身名门的犹太之子

二、随父母迁渡美利坚

三、“我是个美国男孩！”

四、羞涩的初恋情怀

五、挑战自我： 哈佛是第一选择

第二章 孜孜不倦的求学生涯

一、发现心理学

二、成为心理学家

三、斯沃斯莫尔学艺

四、婚姻生活

五、求真知： 哈佛再续缘

第三章 认知心理学之父

一、布兰迪斯大学的任教生涯

二、视觉搜索实验

三、《认知心理学》

四、苦思量： 路向何方

第四章 由室内到室外：“我的生态梦”

一、康奈尔遇知己

二、《认知与现实》

三、知觉环

四、新路向： 生态研究是真谛

第五章 走进日常生活的记忆

一、从知觉到记忆

二、关于约翰•迪安记忆的研究

三、《观察的记忆》

四、更进一步： 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

第六章 花甲后的不老松

一、旨趣转向“自我”

二、钟形曲线， 我们在行动

三、别了， 埃默里！

四、退休生活： 卡尤加湖畔的小屋

第七章 他人评说

一、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开创者

二、认知生态学研究的推动者

三、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四、大师带给我们的启示

奈塞尔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创立者

阿德勒

总序

阅读大师 走近大师

第一章 自卑早年

一、疾病缠身的童年

二、追求卓越的自我

三、执业医师的训练

四、炽烈真挚的爱情

第二章 结识弗洛伊德

一、投身社会医学事业

二、与精神分析早年结缘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

四、十年筵席终散去

第三章 另立门户

一、创立个体心理学

二、战争孕育新思想

三、创办儿童指导诊所

四、超越奥地利

第四章 走向世界

一、初登新大陆

二、再度访美

三、定居美国

四、辗转各国

五、猝然离世

第五章 后阿德勒时代

一、经典阿德勒学派的代表

二、阿德勒著作的出版

三、组织机构和刊物的发展

四、思想理论的发展

五、实践应用的发展

第六章 千秋功过任人说

一、开辟了心理学的新天地

二、开启了心理治疗的先河

三、开创了教育的新观念

四、美中也有不足

阿德勒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荣格：分析心理学开创者

荣格

总序

阅读大师 走近大师

第一章 智力早熟：对自己的信赖和怀疑

一、一切思想都围绕着上帝

二、是一号还是二号人格？

三、职业只能是精神病医生

第二章 一段珍贵的友谊：与弗洛伊德在一起

一、寻找到精神的父亲

二、获得启示

三、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第三章 中年危机：正视潜意识

一、巧遇精神向导

二、是个人的精神错乱还是世界的客观状况？

三、领悟曼荼罗， 达到顶点

第四章 履行天命：分析心理学的建立

一、世界旅行， 寻找集体潜意识之根

二、建造塔楼， 用石头表白信念

三、各地演讲， 帮助理解潜意识

第五章 再攀新的高峰：分析心理学的完善

一、炼金术的启示

二、遭遇濒死幻象， 接触到自己的客观性

三、体验神秘结合， 超越人生的痛苦

第六章 后继有人：荣格学派

一、是荣格学派还是新荣格学派

二、经典的荣格学者

三、反荣格的荣格学者

四、“新的” 荣格学者

第七章 我自坦然：历史的评说

一、人类精神探索的集大成

二、为什么那么“另类”？

三、与中国文化结缘

荣格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温尼科特：儿童精神分析实践者

温尼科特

总序

阅读大师 走近大师

第一章 早年生活：成长与脱离

一、多个“母亲” 的独生子

二、自由的寄宿学校生活

三、医学院的学生生涯

四、与精神分析的亲密接触

第二章 人生起点：事业与婚姻

一、特殊的儿科医生

二、过劳的第一次婚姻

三、接受精神分析

四、开展儿童精神分析

五、与克莱因的早期交往

第三章 战争年代：发出独立的声音

一、战时疏散项目与三“组” 鼎立

二、“从来没有婴儿这回事儿”

三、反社会倾向是求救信号和希望

四、“只有体验到了被恨才相信被爱”

五、“治疗在根本上意味着照料”

第四章 走向成熟：创造的高峰

一、工作与生活的高峰体验

二、“只有完美的客体才值得破坏”

三、“第一个非我之物” 与“我们生活的地方”

四、“虚假自体障碍是环境缺陷障碍”

五、儿童的成熟过程与发展成就

六、“退行是治疗过程的要素”

第五章 游戏治疗：自发的姿势

一、游戏理论

二、压舌板游戏

三、涂鸦游戏

四、涂鸦游戏治疗： 患并指症的利罗

五、涂鸦游戏治疗： 口吃的阿尔弗雷德

第六章 最后时光：“愿我死时是生机勃勃的”

一、“健康地使用不交流以建立真实感”

二、皮格儿案例

三、纽约之行

四、甘当后辈的促进性环境

五、结束是开始的地方

第七章 历史评说：真实而个性的儿童精神分析大师

一、独特的贡献

二、批评的声音

三、冲破领域的樊篱

温尼科特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奈塞尔： 认知心理学开拓者

奈塞尔

乌尔里克•奈塞尔（Ulric Neisser，1928—）

在心理学史上， 有这样一位传奇式的学术人物， 他总是扮演着“边缘人”和“反叛者”的角色，从来都不迎合主流。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总是处于喜欢他人所不喜欢的事物的位置……我通常把自己视作一个边缘的、批判性的理论家……我通常处于边缘地位……我不能很好地把握主流。”或许，正因为他如此独特的学术性格， 才成就了他光照千秋的学术伟业。他就是人人皆知却又人人少知的认知心理学大师———奈塞尔。 他一生都在心理学道路上跋涉耕耘， 一生都在为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开拓方向。他先是在反叛行为主义的浪潮中， 因一部堪比《圣经》的认知心理学经典赢得了“认知心理学之父”的雅誉， 相隔十年之后又以另一部标志性著作对自己“已打下的江山”进行批判，从此将认知心理学送上了偏远的“生态之舟”。他划着这叶扁舟驶向了现实生活的海洋，利用“生态工具”在知觉、记忆、思维、自我、智力、教育等资源丰富的海域不断开拓， 收获着自己的执著和希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将是对奈塞尔的最好赞美！ 尤金•威诺格拉德（Eugene Winograd）等人在 《认知的生态学取向———奈塞尔纪念文集》一书指出：“尽管奈塞尔似乎真的不能很好地把握主流， 但在许多情况下， 似乎是主流习惯于追随他。”这是对奈塞尔的学术成就的准确评价。

总序

阅读大师 走近大师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说过，“心理学虽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心理学的长期过去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心理学曾一度是灵魂的奴仆、神学的婢女、哲学的附庸。直到1879 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才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其相对短期的历史。从那时至今，科学心理学走过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历程。其间，心理学产生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硕成果，名家不断辈出，论著不断涌现，理论不断更迭，方法不断更新。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一些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著作、理论和方法在时间面前已变得沉静无闻。而另一些心理学家至今仍是备受人们推崇之大家，一些经典名著至今仍是大众必读之作品，一些经典理论至今仍是业界必学之内容，一些经典方法至今仍是人们必用之工具。如果将整个心理学学科比喻成一顶精巧的皇冠，那么心理学大师无疑就是这个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也许有人会问，什么样的人才配称得上心理学大师呢？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又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在心理学某个领域具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就可以称之为心理学家，但只有那些具有开风气之先而影响深远的心理学家才配称心理学大师。心理学大师要有大的创造、大的主张、大的思想乃至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时代相互激荡。

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面对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抑或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是，与一般人不同，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命运，而且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心理现象时，他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个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孤傲、怪癖、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达尔斐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在这里，我们通过这套“世界心理学大师传记丛书”向广大读者朋友展示心理学大师们的人生风采。为了便于读者朋友阅读大师，走近大师，这套传记丛书的编写力求体现如下三个原则。1. 雅俗共赏。这套传记丛书不打算写成过于学术化的作品，而是希望将其打磨成雅俗共赏的大众读物。我们相信，诚如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言，“欣赏音乐者不一定要通晓音乐的形式规则，只要具有与之相通的生命经历便可”。通过让读者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略大师的创造成果，与大师的个人成长同行，最终实现读者与大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近距离感悟大师的学术风范与生活点滴的同时，来感同身受地丰富并启迪读者自己的人生。

2. 简明扼要。这套传记丛书不打算写成研究某位心理学大师思想的理论专著，而是编撰成心理学大师的人物传记。在写作方式上，我们贯彻了人物传记的特殊要求，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叙述为主，以点评为辅。具体而言，就是以心理学大师的生平为主线，将其理论创立过程和理论成就穿插其中，尽量发掘心理学大师的生平事迹和趣闻逸事，特别是影响心理学大师学术成长和创造活动中的一些偶发事件，展示一个个血肉丰盈的、“在世之在”的大师形象。正如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指出，“在许多人的生命中偶尔会有对其发展具有决定性、方向性影响的事件，而且，展现生命历程中的这些里程碑正是传记所关切之事。所以，传记作者应该挖掘出他所要描绘的生命中所发生的那些典型的、独特的以及有影响的事件，其他的就留给读者的经验去扩充”。我们相信，心理学大师也不例外。在内容选择上，我们注意阐述大师思想的理论内容，但不刻意追求系统化和体系化，而是抓住核心主题，进行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描述，尤其重视大师在为心理世界“立法”过程中所提出的原创性观点和思想体系的创生源头与建构过程，并通过典型的例证或案例加以说明。在内容编排上，我们注重一定的连贯性与故事性，同时希冀把心理学大师放在特定的学术背景下进行合理的评价，指出他在心理学界内外的影响。

3. 生动活泼。在语言表述上尽量避免一般心理学教科书或专著的枯燥与单调，力求文风洗练、生动活泼，做到集通俗性和可读性于一身。在形式上重视图文并茂，通过插入一些精美的照片和图片，让读者在理性理解之余更多一层感性和直观的认识，从而提高读者的理解性和接受性。当然，我们也不唯“图”是图，而是严格筛选插入的照片和图片，使其符合具体的语境，使它们所包含的信息与文字信息互为补益、相得益彰。

诚然，就像伟大诗人泰戈尔所说的那样，“源自伟大心灵体验的生命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种逻辑体系加以详尽无遗的阐释，只能通过个性生活的具体经历来获得亲验和寓身显示，并在各自的新发现中增添更丰富的价值内容”。因此，亲爱的读者，你们的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心理学大师们最完美的诠释，你们的每一番领悟都是对心理学大师们最崇高的致敬！现在就让我们怀揣着这种崇敬而又期待的心情去走近这些心理学大师吧！

郭本禹2011 年11 月

于南京郑和宝船遗址•海德卫城

第一章 辗转流离的早年时光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唧唧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每当罗大佑的这首回忆童年的经典老歌在耳畔响起，每个人都会禁不住对美好少年儿童时代产生无限遐思：她宛若清澈小溪里的束束浪花纯洁而有趣，宛若浩渺蓝天中的小鸟自由而期待，宛若倾泻落地的干果脆裂而不碎，宛若……那么奈塞尔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心理学大师，其少年儿童时代又是怎样一番图景呢？让我们带着这无限遐思一同走进大师的早年故事。

一、出身名门的犹太之子

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六百多年前，一位王子在与敌人的一次战斗中遇险，被一位美丽的姑娘救起，王子与姑娘一见钟情，结成良缘。为报答姑娘救命之恩，王子便在当年遇难的森林里与自己的新娘合植了一棵橡树。人们羡慕王子的奇遇，便纷纷到此瞻仰，并希望巧识意中人。巧合的是，果真有一些男女通过这棵橡树结缘，并在树下举办婚礼。久而久之，在这棵老橡树树干的高处，神奇地长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酷似一个天然“信箱”。后来，这个传说不再仅仅是个传说。19 世纪末，森林护林员的女儿爱上了巧克力作坊主的儿子，可是女孩子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两人来往。为了至真爱情，两个年轻人把给彼此的信件偷偷藏在这棵老橡树的树洞里，通过书信往来，互诉情思。最终，真情感动了女孩的父亲。1891 年6 月，两人在老橡树下终成眷属。婚礼当天，这对年轻人来到老橡树前，把她当做自己的媒人真诚感谢了一番。这个故事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世界。老橡树也以“月老树”之美誉感动了众多青年男女的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向老橡树投信，树洞里时常存有大量的求爱信，很多男女通过阅读“月老树”中的信件，结缘结婚。

后来，当地邮政为“月老树”专门设立了一个邮政编码，1927 年还在“月老树”的树干上架起了长梯。每天都有收信地址为“D—2420 多道尔森林布里格罗姆的橡树”的情书被专门的邮递员投入老橡树的树洞中。一百多年来，几经风雨沧桑，邮政编码也几经变更，但老橡树上的天然“信箱”依然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的渴望，促成了无数对美好姻缘。说到这里，想必你一定想知道这棵神奇的老橡树位于何处。其实，她就生长在一座环境幽雅、绿树成荫的美丽港城附近，似乎洞悉着人类的前世今生，热心不倦地为来自各地的少男少女们牵着红线。本书传记主人公奈塞尔就是在这座美丽的港城诞生的，并且一出生他就沐浴在这个美丽的童话中。奈塞尔于1928 年12 月8 日出生在德国基尔市（Kiel） 一个颇有名望的犹太家庭。其家族的荣耀很大程度上要首先归功于他父亲的叔叔艾伯特•奈塞尔（Albert Neisser，1855—1916），现在一般将其名字译为艾伯特•奈瑟。艾伯特•奈瑟是一名德国医生，生于波兰的施韦德尼茨（Schweidnitz），他的父亲就是一位具有崇高社会声望的犹太医师。艾伯特•奈瑟几乎一生都从事医学研究，擅长医治淋病和麻风病等病毒性疾病。1879 年，他发现了导致淋病的病原体，推动性病研究发生了质的转变，这可以说是他对人类医学的最大贡献。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将他所发现的淋病病原体命名为淋病奈瑟氏菌（Neisseria gonorrhoeae），奈塞尔家族也因此声名远扬。

奈塞尔的父亲汉斯•奈塞尔（Hans Neisser，1895—1975）出生于西里西亚的一个职业家庭，是一位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者身份的经济学家，早期先后担任魏玛政府的经济顾问和德国著名商业杂志主编。1927 年后，他开始担任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这是基尔市智囊机构的要职，对于政府的经济决策起着关键作用。在担任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期间，汉斯出版了其第一部论述货币价值的重要著作，获得了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热情称赞。1932 年，汉斯又因批判瓦尔斯一卡塞尔的一般均衡模型（Walras-Cassel general equi librium model） 而名震世界。奈塞尔的母亲夏洛特•奈塞尔（Charlotte Neisser） 曾经是一位拥有社会学学位的天主教徒，在德国妇女运动中非常活跃。尽管她在年轻时就已经背弃了天主教，但她仍然保持着一种强烈的宗教敏感性。奈塞尔的父母1923 年结婚后，于次年就生下了奈塞尔的姐姐玛丽安娜（Marianne），并于四年后的1928 年生下了奈塞尔。奈塞尔与姐姐都是母亲剖腹所生。或许奈塞尔天生深知母亲的剖腹之痛，故与母亲的默契度非同寻常，远胜于与父亲的默契。奈塞尔本名是乌尔里克•古斯塔夫•奈塞尔（Ulrich GustavNeisser），后来因为“Ulrich”拼读起来过于沉重，所以经常只被称作“der kleiner Dickie”，意思是“胖嘟嘟的小孩”。奈塞尔一出生，父亲就对他寄予了厚望，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一个尊重知识、富有智慧，并且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强者。或许父亲的期望果真发挥了作用，性格羞怯、体质瘦弱的奈塞尔虽不擅长与人交往，但却有着一种追求卓越、锲而不舍的挑战精神，并且这种精神与他相伴了一生。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奈塞尔的父母对儿子寄予厚望并疼爱有加，但他们很少给他灌输社会政治方面的思想，而更多的是希望他接受一些中性的知识性的东西。

为使奈塞尔更好地成长，家里专门为他请了一位家庭女教师。据说，儿时的奈塞尔“对她非常依恋” （Neisser，2007，p.271）。他总是喜欢跟随着她，甚至愿意形影不离，因为从她那里除了可以学习语言方面的知识外，还可以听到许多美丽动人的童话故事，闹情绪时可以毫无顾忌地依偎在她的身旁，老师的怀抱似乎就是奈塞尔安全的港湾。而且，这位慈母般的女教师也非常喜欢这个稍显憨厚但绝对聪慧的孩子，似乎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充满温馨的感情联结。然而，这样美好的生活终于没能持续多久……

二、随父母迁渡美利坚

1933 年初，希特勒开始掌控德国政权，掀起了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运动。昔日在欧洲占据优越地位的犹太民族，被降为“次等公民”，逐渐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地。他们被禁止当公务员、法官、律师和医生，被禁止进行正常的商业活动，被禁止进入公共娱乐场所……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活动都开始受到限制，无论生活还是精神都开始遭受摧残，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开始惶恐而难以入眠。生活在基尔市的奈塞尔一家也深深感到局势的动荡，他们的生活再不像以前那样自由了。奈塞尔的父亲所在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也面临着倒闭的威胁，因为所里的成员都是反纳粹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并且多数都是犹太人。对于一个涉世未深、尚不满5 岁的孩子而言，或许他还不能清晰地知晓自己的民族身份，但耳濡目染的一切使他深刻地感受到他所在的“群体”已不再优越，昔日具有的那种群体认同感和自豪感已随着法西斯的穷凶恶煞和狰狞谄笑日渐消逝，并且终生未得复原！

面对残酷的民族迫害，无数犹太人纷纷离开世代居住的德国，远涉重洋，移居充满希望的美国，一场历史罕见的大规模的社会移民浪潮正在兴起。尽管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对等待自己的新大陆所知甚少，但他们仍然相信，新大陆必将给他们的生命带来福音，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希望。由于已预见到可能到来的灾难，奈塞尔的父亲早已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Wharton School） 洽谈了一个职位，并且为了安全起见，他很快就离开了德国而暂时前往英国。几个月后，奈塞尔一家在英国会合，并准备乘坐汉堡远洋轮船跨越大西洋前往没有种族迫害的美利坚合众国。临行前，仍然保持着宗教虔诚的母亲使奈塞尔姐弟两人接受了正式的洗礼：施礼者口诵经文，把经过祝圣的水滴在奈塞尔姐弟额头上，表示赦免了其“原罪”和“本罪”，并赋予“恩宠”和“印号”，这样他们两人就成为基督教徒。尽管年幼的奈塞尔并不真正明白这样的礼仪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这代表着母亲对他们的一种美好祝愿。

1933 年9 月，天气已有几丝寒意，随着汽笛一声长鸣，满载着离愁也满载着希望，赴美的轮船远离了即将陷入战乱的欧洲大陆，也使这个昔日熠熠闪光的犹太家族远离了被送入纳粹集中营的厄运。年幼的奈塞尔穿着水手装在蓝色的海洋上留下了英姿飒爽的身影。然而不知因何缘故，后来他说他已忘记了这张别有意味的童年照片。（Neisser，2007，p.271） 或许，如果他不离开自己的故乡，他会继续待在漂亮的家庭女教师身旁度过自己快乐的童年，他会在成年后像其他少男少女一样延续老橡树的美丽童话，与自己的意中人约会于“月老树”下。然而，一切都随着这一声长鸣变成了遥远的梦。1933 年9 月15 日，奈塞尔一家抵达美国纽约，开始编织另一幅生活蓝图。

三、“我是个美国男孩！”

抵美后， 奈塞尔一家在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镇（Swarthmore） 的一所大而舒适的房子里安顿下来，并且在那儿居住数年。斯沃斯莫尔是一个知识氛围浓厚的自治市镇，与东北方向的费城只相隔17 公里远，并且有到费城的市郊往返列车，交通非常便利，这或许就是奈塞尔的父母选择在此处定居的主要原因。奈塞尔进入住处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就读。

他的母亲则很快加入斯沃斯莫尔教堂，成为了一个长老会教徒，并规劝对上帝假说持有异议的奈塞尔也加入长老会。他父亲作为第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供职，收入丰厚。因此，尽管美国当时正经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生产大幅下降，企业大量破产，无业人口颠沛流离，但奈塞尔一家依靠父亲丰厚的收入，在那儿过着幸福、舒适的生活，以致他“并未意识到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大萧条” （Neisser，2007，p.271）。

法西斯反犹主义所留下的创伤是难以磨灭的，奈塞尔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有一种潜意识的排斥，以致他把自己小时候在德国生活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而对美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说（Neisser，2007，p.271）：斯沃斯莫尔是我的记忆开始的地方……我已不记得我在基尔的早期经历， 不记得讲德语， 甚至不记得我的德国女家庭教师， 据说我曾经对她非常依恋……有记忆的生活开始于我在美国刚上幼儿园时。

在现实生活中，奈塞尔极力渴望把自己打造成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不顾一切地归属于他所在的美国同龄群体，并且不断地暗示自己：“我是个美国男孩！”

在奈塞尔成长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棒球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可以说是全美国人的运动。尽管奈塞尔并不擅长这种运动，总是最后一个被选入棒球队参加比赛———这种经历促使他成为一个终生同情和捍卫弱势者的人———但他仍然极力迷恋棒球，没完没了地收听棒球比赛赛况，并为球员们的特长而激烈争辩。后来，他自己揭示了缘由（Neisser，2007，p.270）：

我强烈地依恋这个全美国人运动的一个原因可能是， 它证实了我作为一个美国男孩的身份。我需要能确保这种身份才安心， 因为我天生无权享有它。

也正因为这种深刻的“美国人情结”，奈塞尔当时把自己的名字乌尔里克•古斯塔夫•奈塞尔（Ulrich Gustav Neisser）改成了德语味极弱的迪克•奈塞尔（Dick Neisser），并且一直坚持使用它。

1941 年12 月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这一天对奈塞尔而言也非同寻常，因为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成了他后来研究“闪光灯记忆” （flashbulb memory） 的一个有效例证。顾名思义，“闪光灯记忆”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一闪而过的特殊画面或者经历昙花一现的特殊场面时，对这一瞬间所留下的精确而深刻的记忆，它一般侧重于个体所亲身经历的重要而稀奇的私人或公众事件，如结婚、金榜题名、恐怖袭击和洪水地震等，并且往往包含个人情感在内。这一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布朗和库里克提出，它具有鲜明性、准确性和持久性的特点（Brown & Kulik，1977，pp.73-99）。关于这一天，奈塞尔的记忆是这样的：在他13 岁生日的前一天，即1941 年12 月7 日，他正蜷缩在客厅的扶手椅上收听一场棒球赛。突然，播音员中断球赛而开始播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他惊慌地上楼告诉了妈妈。许多年后，奈塞尔突然想起12 月份并没有人打棒球，那天收音机播报的是一场职业橄榄球赛，并且那场比赛的两支球队是纽约巨人队（NewYork Giants） 和布鲁克林道奇队（Brooklyn Dodgers），听起来非常像棒球队。这一细节，即把橄榄球误认作了棒球，激起了奈塞尔对“闪光灯记忆”的深入研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奈塞尔的父亲开始到美国物价管理局工作，他们一家则搬到华盛顿郊区居住。由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原因，这份工作并没有长久。一年后，即1943 年，奈塞尔的父亲被吸引到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的研究生院担任教授职务，因为那里有他在基尔的许多流亡同事，如阿道夫•洛（Adolph Lowe）、格哈德•科尔姆（Gerhard Colm） 和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Marschak） 等。奈塞尔的父亲对这份工作特别满意，在这里他又找到了一种“家”的归属感。于是，奈塞尔一家又搬到了长岛（Long Island） 近郊一个被称作花卉公园（Floral Park）的居住区。长岛位于纽约州的东南部，三面濒临大西洋，风光秀美，交通便利，是一个中产阶级聚集的海滨宜人区。奈塞尔则到他们新居所附近的西温哈卡中心高中（SewanhakaCentral High） 就读。

奈塞尔在学习方面游刃有余，成绩非常优秀，很快就成为“优秀学生联合会” （Honor Society） 的一员，即有权到楼梯下的一个房间里打桥牌。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快乐，偏内向的性格往往使他在面对女同学时显得异常羞涩，红热的脸颊上甚至挂满汗珠，瘦弱的体质使他不擅长运动；相对闭塞的交际使他缺乏朋友的陪伴，甚至缺乏购物能力，他常常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难以融入同龄群体。战争，一种残酷的东西！它毁灭了一个少年本应该有的兴趣。当时，德国基本上是世界的敌人，来自德国的奈塞尔时时感受到这种压力，以致他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更加积极地从思想和行为上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他开始从情感上疏远自己的家庭，竭力排斥父母的犹太人口音、学术兴趣、欧洲人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学术界的朋友，他认为这些生活方式不适合像他这样的美国男孩。由于不想与成年人的文化有任何关系，奈塞尔实际上浪费了自己的青春。他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读小说、演奏乐器、写诗、形成政治认同感以及坠入爱河，甚至从来没去过纽约市，尽管从花卉公园只需乘一次汽车、再转一次地铁就可到达。

虽然奈塞尔和当时美国的其他孩子相比失去了很多，但他也从家庭生活中获得了其他孩子无法获得的宝贵财富：奈塞尔很少受到姐姐的批评，相反却极受姐姐宠爱；更重要的是父母自由的教育思想，他们从未试图向奈塞尔灌输过任何东西，这使得奈塞尔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自由地发展，这为他后来产生许多创造性的想法奠定了基础，也为他最终成为一个卓越的“美国男孩”插上了自由飞翔的翅膀。

四、羞涩的初恋情怀

在高中即将毕业那年，奈塞尔终于迎来了他渴望已久的第一个女朋友。相对于他的同龄人来说，这已算得上是一份“迟来的爱”！前面已经提及，一方面，由于奈塞尔先前排斥成年人文化，因而耽误了恋爱；另一方面，由于他自幼就是一个腼腆、羞涩而不善交往的人，因而恋爱对于他似乎并不比打棒球简单多少。

对于奈塞尔的这位初恋女友，我们无从知道她的名字和身世，更无从知晓她的容貌和性情，我们只可以猜测她和奈塞尔一样，也是第一次触摸人生这份甜美的秘密。在整个初恋过程中，可以说，奈塞尔的内心始终交织着爱、冲动、彷徨、紧张和不安。他们时常“以一种笨拙的方式搂抱亲吻”（Neisser，2007，p.274），俨然没有现代情侣诗一般的浪漫和朦胧。过度羞涩和压抑必然导致过度放纵，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奈塞尔将那份本有的羞涩深藏起来，而不自禁地以拥抱和热吻的方式表达强烈的爱意，似乎显得有些笨拙，但正是这种“赤裸裸”的笨拙体现了爱情“赤裸裸”的纯真与朦胧，折射出其内心深处那份羞涩的初恋情怀！初恋是甜美的，但初恋的经营是有难度的，因而初恋的结局往往也是苦涩的。奈塞尔与他的初恋女友最终未能踏上红地毯，其中的缘由我们难以知晓。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奈塞尔对这段恋情只是轻轻一笔带过，看似非常轻松和淡然，但我们可以从中隐隐约约地读出些许感伤。

五、挑战自我： 哈佛是第一选择

奈塞尔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自记事时起就渴望成为一名科学家。不过，他的这种信念似乎并非源自科学自身的魅力。尽管他比较擅长科学课程，但对科学知识本身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西温哈卡中心高中的科学课程并不怎么能激起他的兴趣。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核裂变原理，奈塞尔只是略知皮毛，而并未真正掌握。至于心理学，他更是从未听说过。不管背后动力究竟是什么，“我是个美国男孩”的强烈信念似乎时刻在激励着他，促使他通过凸显自己的强项来超越与之同龄的其他美国男孩，从而弥补自己那颗在反犹浪潮中和战争阴霾下受伤的自尊心。

更令人不解的是，奈塞尔曾试图超越他自己的父亲。有一次，奈塞尔在做作业时，突然遇到一个问题，需要查阅资料，他便问母亲为什么自己不像其他家庭一样有一部百科全书。他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因为你父亲知道一切。”正是这句话深深刺激了奈塞尔。他内心思忖，要想超越父亲，就必须坚持从事父亲专长之外的事情，例如棒球，而不能与他在同一领域竞争，否则就很难超越他。这可以说是奈塞尔后来“不追随主流”思想的萌芽。

不久就到了申请上大学的年龄了，奈塞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哈佛大学，因为在他看来，哈佛名震四海，竞争激烈，只有敢于迎接这个挑战才能体现出自己的非凡能力，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美国男孩”。奈塞尔参加了学业评定测验（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AT） 和米勒类比测验（Miller Analogies Test），并且在后一个测验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他还向哈佛大学长岛校友会（Harvard Club of Long Island） 提出了正式申请以取得支持，并且接受了无线电新闻广播员卡滕伯恩（H. V. Kaltenborn） 的采访。奈塞尔带着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朦胧梦想，迈入了哈佛大学的校门，并且获得了400 美元的奖学金，这是西温哈卡中心高中校史上第一个进入哈佛的学生。

第二章　孜孜不倦的求学生涯

一个明智的选择，可以成为人生的黄金起点；一颗勇敢的心，可以为翱翔天空的生命插上雄健的翅膀；一种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可以使一个人的心智不断得到历练和成长。18 岁，一个被世人奉为花朵一样的年龄，奈塞尔以哈佛大学这一革故鼎新、包纳个性的智慧圣地为起点，在攻读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的漫漫征途上，勇敢而坚韧地勾勒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求知经历和成长轨迹。其间，他培养了学术兴趣，历练了学术心智，锻就了学术品格，为成长为一个“成熟”心理学家奠定了基础。

一、发现心理学

1946 年，新入哈佛大学的奈塞尔，学术兴趣尚不成熟，依然延续“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早期梦想，选择主修物理学。正如他自己所说（Neisser，2007，p.274）：1946 年， 我进入哈佛大学， 个人同一性不稳固， 社交技能较差， 缺乏政治承诺， 不了解历史、文学或文化， 并且除了对“科学” 有一种模糊的忠诚外， 不具有任何职业志向。

然而，经过两年的苦读，奈塞尔深切地感受到物理和化学并不怎么能引起他的兴趣，甚至令他无比的厌烦。他开始增选历史、政治和文学等课程。他不再回避在花卉公园时曾决然避开的文化生活，而是常常通宵达旦地阅读小说、打桥牌、参加音乐会和联谊会，苦苦思索像意志自由之类的深奥问题，还常常与哈佛自由联合会（Harvard Liberal Union） 的朋友到有种族歧视的企业担任罢工纠察员，唱左翼歌曲，为民主党候选人助选，并参加会议讨论时事。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奈塞尔在1948 年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时的表现。

奈塞尔在大学三年级时，正好赶上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当时的情况是，占绝对优势的共和党人杜威（Dewey） 要与占绝对劣势的民主党人杜鲁门（Truman） 来一次大比拼。

杜鲁门是在任总统， 比别的候选人自然具备较多的有利条件。但当时民主党内部矛盾很多， 财力不足。而且杜鲁门在党内威信不高， 有些人认为让他出马， 等于双手把总统位置奉送给共和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杜威， 出身望族， 祖父是共和党的元老。杜威本人当过纽约州州长， 背后还有洛克菲勒财团等的支持， 实力雄厚， 是个极有希望的候选人。共和党尽管在野16 年， 但内部较为团结， 信心十足。他们认为过去难以与罗斯福竞争， 如今对付这位来自“密苏里的小人物” 就容易多了。他们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大揭杜鲁门的老底， 讥讽他无能。社会舆论几乎一致认为杜威必胜无疑。

民意测验的结果也是杜威占上风。芝加哥的一份报纸甚至在大选揭晓前就印好了醒目的大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梅人， 1992， 第333~334 页）

在哈佛大学也是一样，几乎每个人都确信杜威会取胜。年轻的共和党人为了他们稳操胜券的政党花高价租了一个宽敞、明亮的礼堂，以准备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杜鲁门这边则呈现一片死机，即使还抱有几分自信的民主党人也充分做好了接受失败的心理准备。同情弱势者、喜欢站在少数人一边的奈塞尔，毅然决定支持杜鲁门。他和少数几个杜鲁门的支持者一致认为，即使自己的候选人最终不能取胜，也不能在精神和气势上输给对方。于是，在选举结果公布的当夜，他们聚集在一个狭小的公用休息室里，为了一个“精神上胜利的政党”，静静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自己的候选人输给别人。然而，最终的结果怎样呢？

选举结果出乎意料， 获胜的是杜鲁门， 使那家报纸十分尴尬， 成为人们的笑料。杜鲁门特意把这份报纸收藏起来， 作为珍贵的纪念品。

杜鲁门之所以获胜， 主要缘于人们对民主党罗斯福政绩的怀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暂时的繁荣也使许多人对杜鲁门有幻想。这次胜利也是杜鲁门及其竞选顾问们煞费苦心、巧妙设计的结果。杜鲁门以“平民代表” 自诩， 采用争取广泛选民支持的方针。他曾先后两次乘“杜鲁门竞选专车” 横穿全国。不管骄阳似火， 还是大雨滂沱， 每到一地，必和当地居民见面， 向选民们宣传他如何关心选民们的切身利益。在八周之内， 他旅行了三万多英里， 发表讲话两百多篇， 打破了总统竞选的记录。

而对手杜威， 则大肆演讲只有共和党执政， 才能替动乱的世界带来和平， 美国必须扩军备战， 等等。他的演讲内容枯燥， 他的态度傲慢， 自命不凡。《纽约时报》曾这样写道：

“杜威的所作所为， 好像他已经当选， 现在只等就职的日子。”情况的确这样， 他已在华盛顿的旅馆里预订许多房间， 准备供支持者参加就职典礼时使用。对于这次失败， 杜威思想准备不足， 懊丧之余， 发誓不再参加竞选， 两年后， 退出政治舞台。（梅人， 1992， 第334 页）

这一结果着实令奈塞尔喜悦万分！他和朋友走上街头，兴高采烈地为共和党的失败者喝倒彩，而从心底里为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的胜利而高兴。美国历史上这一最富戏剧性的总统竞选，给奈塞尔正在形成的“非主流”心态注入了活力，可以说为其日后学术上的“非主流”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当日的那番哗然景象，奈塞尔记忆深刻。此时，我们可以切实感受到，昔日那个怀抱“科学家”梦想的奈塞尔正意欲弃“科学”而去！那么，茫然困惑中的他将走向何方？正当奈塞尔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为难之时，著名心理学家波林（Edwin G. Boring，1886—1968） 的心理学导论课拯救了他。或许你要问，波林是何许人也？波林是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且讲课不怎么精彩的老头儿，但对写作要求甚高，认为如果良好的写作能够让读者节省五分钟时间，那么作者花费五个小时也是值得的。他原是构造主义心理学派的创立者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B.Titchener，1867—1927） 的学生，1922 年由克拉克大学转任哈佛大学教授，并兼任心理实验室主任长达25 年之久。当时的波林已具有崇高威望，在美国心理学界享有“心理学先生（Mr. Psychology）”之美誉。他早在1928 年就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29 年因出版《实验心理学史》一书而誉满国际心理学界，1932 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波林在哈佛大学的研究兴趣除心理学史外，主要集中在皮肤感受性、视觉大小常性、月亮错觉等感知觉的实验研究。他尤其对“月亮错觉”进行了饶有趣味的实验研究，认为月亮在天顶显得小，在地平线显得大，其原因在于眼睛上仰。在关于视知觉的研究中，波林还特别注重使用一幅两可图形来研究两可错觉（ambiguous illusion），它描述的是一位少妇或老妇，这幅图像也因此被研究者们幽默地称为“波林画像”。

作为最忠实于铁钦纳的学生，波林爱屋及乌，对老师的崇拜，使得波林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铁钦纳为其选择的各种研究项目中，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在参与一项探索感受性恢复的实验中，他为了满足实验要求，不仅花费了四年的时间，并且毅然把自己前臂上的一条神经隔断，以亲自感受其神经再生的过程。铁钦纳爱好抽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铁钦纳邀请波林等人到家里庆祝他的生日。宴会后，兴致不错的铁钦纳开始派发雪茄，尽管波林从来不抽烟，但他也强逼自己接过雪茄并抽了起来。抽了雪茄的波林马上感到恶心而不得不立即跑到外面呕吐。以后每到铁钦纳的生日，这一幕都会重演。

由于当时心理学系和社会关系系正在闹分裂，作为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创建者（1934 年） 的波林将很多社会心理学的主题都排除在外，只保留了感觉、知觉和学习等内容，但他把保留下来的心理学描绘成了一门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科学。尽管在那样一个庞大的班级中，很少有学生喜欢波林，但奈塞尔有自己的独特立场，他自信地说：“我能做这个！”奈塞尔当时内心思忖，“心理学刚出茅庐，前途大有可为，说不定我也能作出一些新的贡献”。（李绍昆，2000，第83 页）于是，年少的奈塞尔受到波林的鼓舞，连续选修了好几门心理学课程，并逐渐将心理学确定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此外，J. B. 莱因（J. B. Rhine） 的《心灵所及》（TheReach of the Mind，1947） 一书也激发了奈塞尔对心理学的兴趣。该书是一部探讨超感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ESP） 即俗称“第六感觉”的入门性著作。莱因在做超感知觉实验时，让两位被试者对面而坐，中间隔上一幅布帘，彼此间不通信息，也看不到对方的动作和表情。每人面前各放置一副图形不同的卡片（共25 张），先让一方被试者随机抽出一张卡片并注视它，然后将卡片反面向上置于桌上，接着要求对方被试者凭其直觉指出这张卡片上的图形是什么。如果指认正确，则表明双方被试之间存有心灵感应。奈塞尔为莱因的超感知觉实验所深深吸引，由此更加坚定了学习和研究心理学的信念，以致产生了成为一名出色心理学家的强烈渴望。出于对超感现象的好奇，奈塞尔与他的同学大卫•卡恩（David Kahn） 一起做了一项关于超感知觉的研究，为了使研究正式化，他们自称为哈佛超心理学协会（The Harvard Society for Parapsychology） 的成员。他们抛弃了当时在超感知觉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洗纸牌” （shuffled decks ofcards） 研究法，转而采用标准的IBM 多项选择答题纸来进行研究。在他们的实验中，借助一张随机数表给一张答题纸填好数字，然后把它藏起来，当做目标。给被试者空白答题纸和铅笔，让他们尽可能地复制目标。然后，他们的反应就可以对照着那张目标答题纸机械计分了。他们的实验由于消除了误差和偏见，因而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发表在1949 年的《超心理学杂志》上。但奈塞尔对超感知觉的研究兴趣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之后的整个暑假，他和卡恩又进行了多项超感知觉研究，但都失败了，这使奈塞尔很失望，决意不再进行此类研究。然而，对这种奇异研究领域的早期接触深深地影响了奈塞尔的一生，使他对激动人心但不可能的假设始终保持着一种偏爱。

二、成为心理学家

哈佛大学堪称学术自由的圣地、求知者的温床，她并未强行将奈塞尔塑造成一名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而是因势利导、爽性而为，成就了一位具有科学献身精神的心理学家。心理学家之为“家”者，就在于要有执著求真的钻研精神，坚定正确的学术立场，开阔超前的探索眼光，求奇创新的冒险意识，切实可行的研究思路，崇高明确的奋斗目标。在心理学求知道路上不断拼搏进取中的奈塞尔，正离这些学术素质越来越近了。

奈塞尔竭尽全力攻读心理学专业。在心理学史学习的过程中，他第一次接触了许多相互冲突的理论，特别是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学术立场十分坚定的奈塞尔，没有一丝犹豫，立即选择了反对行为主义而支持格式塔心理学。他对行为主义的反感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行为主义“自下而上”的人性观机械而沉闷， 而马克斯•惠特海默（MaxWertheimer） 等格式塔理论家“自上而下”看待人性的方式更为合理。例如，在他看来，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Koehler） 的心物同型论（principle of psychophysical iso-morphism） 是一种探讨心身问题的新方法。二是不满行为主义在当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当时任职于哈佛心理学系的激进行为主义的代言人斯金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同情格式塔心理学的劣势处境，这与他早年形成的捍卫弱势者的秉性有关。奈塞尔后来在与巴尔斯（Baars，B. J.） 的对话中曾这样陈述他当时的学术立场（Baars，1986，p.274）：

那时我很喜欢读书， 并且变得尤其对格式塔心理学感兴趣。它具有一种吸引我的唯心主义的品质。在格式塔心理学家看来， 人性是奇妙的、值得探索的和值得了解的东西。他们一直在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作斗争， 后者貌似将人性看作条件反应或盲目联结的纯粹集合而已。从格式塔的观点来看，心理是某些美好的、结构完善的、与宇宙和谐的东西。奈塞尔还选修了弗里克（Fred Frick） 的实验课程、利克莱德（J. C. R.Licklider） 的方法课程以及布鲁纳（JerryBruner） 和波斯特曼（Leo Postman） 关于知觉和动机的课程，这些课程讨论了心理学的新进展。更重要的是，他选修了他的指导老师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 讲授的语言与交流课程，这使得他较早地了解了语言学和信息理论；同时，他还接受了米勒的建议，多学数学特别是高等代数，这为奈塞尔后来从事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研究奠定了基础。大四临近毕业那年，好学的奈塞尔作为两名学生之一参加了一个毕业研讨班课程，讨论了赫布（Hebb） 的新书《行为的组织》（1949 年），从中获益匪浅。

奈塞尔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是“视觉刺激对绝对听觉阈限的影响”，这是一个偏僻隐晦的题目，但在奈塞尔自己看来，对这一相互通道间效应（intermodal effect） 的研究像格式塔一样诱人。或许这恰恰迎合了奈塞尔的选题口味，“它要足够远离主流而具有独创性……但不能远离到近似疯狂的古怪（也就是说，不是超心理学的东西）” （Neisser，2007，p.277）。由于通常致力于言语产生和言语知觉研究的米勒，当时正和弗里克一起尝试运用香农（C. E. Shannon）的数学方法来描述操作条件反射行为，他对奈塞尔的这一研究主题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他仍然宽厚而慷慨地给予了指导。奈塞尔在米勒的实验室使用标准的心理物理学方法来测量听觉阈限，并通过开、关房间的灯来操纵视觉刺激，尽管实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他仍以优等生的荣誉顺利毕业了。对奈塞尔而言，大学是一次发生转变的经历，他由当初一位追求“科学”梦想的天真少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年轻心理学家，并在心理学的旅途上继续播撒辛勤的汗水和智慧的种子。正如他后来回忆说（Neisser， 2007， p.274）：

然而四年以后， 我才知道我是谁、我对什么感兴趣以及我将要做什么： 成为一名实验心理学家， 并且与行为主义打一场漂亮的战争。

三、斯沃斯莫尔学艺

接下来去哪里呢？走完求学第一站的奈塞尔苦思良久。他深知，寻得一片滋养丰富的学术沃土对于刚踏上心理学旅途不久的自己意味着什么！

1950 年秋， 奈塞尔慕名到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 Kohler，1887—1967） 所在的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 攻读硕士学位。斯沃斯莫尔学院创建于1864 年，是美国赫赫有名的文理学院之一，它在学术上强调合作精神而非竞争，注重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术好奇心，其优秀严谨的本科教学质量可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相媲美。虽然斯沃斯莫尔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没有设立专门的研究生院，但上天似乎赐予了奈塞尔一个良机。20 世纪30 年代，格式塔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苛勒因公开反对希特勒的纳粹专政而被追杀，于是他逃离德国而前往斯沃斯莫尔学院任教，并且在此一待就是二十余载。苛勒在那里继续做格式塔方面的知觉研究，对于奈塞尔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碰巧，学院当年为了吸引苛勒，为他的同事汉斯•沃勒克（HansWallach） 创设了一个职位和一个研究项目，还为他们两位提供研究生助手。奈塞尔抓住这个机会，随即递交了申请，并幸运地获得了批准，于1950 年秋天前往斯沃斯莫尔学院学习。

奈塞尔在斯沃斯莫尔学院做学生的两年是快乐的，他除了参加和斯沃斯莫尔学院的荣誉学生一样的硕士班课程外，还担任导师的研究助手和教学助手。但事情并不像当初所预料的那样，奈塞尔并未从苛勒那里获得多少具体指导，除了一次研讨课外，他几乎和苛勒没有什么接触，因为苛勒那时正忙于他的视觉皮质中的直流电研究。奈塞尔真正的导师是汉斯•沃勒克和亨利•葛莱门（Henry Gleitman），从他们那里，他学到了两种非常不同的研究心理学的方式。

沃勒克1934 年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36 年因躲避希特勒的残暴统治而作为苛勒的研究助理任职斯沃斯莫尔学院。到1950 年前后时，沃勒克在人类视觉和听觉方面的研究已非常出色。当时他正在做诸如动作深度效应（kinetic depth effect） 等方面的知觉研究，奈塞尔担任他的实验助手。沃勒克的演示实验设计精巧而严密，能用简单的装置解决重要的问题，这给奈塞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对精巧的实验始终持有一种偏爱。

葛莱门是一名助理教授，刚刚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托尔曼（Tolman，E. C.） 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奈塞尔和同学雅各布•纳区密亚斯（Jacob Nachmias） 与葛莱门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他们毫无拘束地谈论心理学，评论论文，还常常幽默地讲些笑话，很快成了朋友。他们对当时以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 和肯尼斯•斯彭斯（Kenneth Spence） 为首的机械行为主义者和以托尔曼为首的格式塔取向的预期（expectancy） 理论家之间的殊死搏斗非常关注。为了批判赫尔的消退理论，他们寻找其理论的漏洞，还在《心理学评论》发表了一篇批评赫尔消退理论的文章。奈塞尔初步实现了大学毕业时“与行为主义打一场漂亮战争”的夙愿，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和自豪。

第二学年，奈塞尔有幸和葛莱门、纳区密亚斯共住一栋公寓。这样，他们便有了更加密切交往的机会。奈塞尔倍加珍惜这难得的机遇，不论学术还是生活，他都虚心求教。除了在理论和思想方面求取进步外，奈塞尔还频繁地亲自操作实验。为了驳斥斯彭斯关于学习的转换理论（theory oftransposition），他经常到导师的实验室做操纵老鼠的实验。斯彭斯认为，如果动物已经通过强化作用而学会在两个方块中挑选一较大方块进行反应，那么当此较大方块与另一更大方块同时出现时，动物将放弃对原有较大方块的反应，而转向选择新的、更大的方块，其原因在于较大方块所激起的有效兴奋强度总是较大，因而动物每次总是对较大方块作出反应。而持格式塔观点的奈塞尔对此持有异议，认为动物作出反应所依据的是两个方块之间的大小关系。在实验的过程中，那些老鼠似乎不怎么能够忍受奈塞尔的摆弄，采取了“不合作”态度，有时会将他猛咬一口，令他哭笑不得，但这似乎更加强了奈塞尔“制服”它们的决心和兴趣。

对于闲散的人，时间总是慢如死水；而对于忙碌的人，时间总是一闪而过。两年的硕士生涯转眼即将结束，奈塞尔又一次面临奔赴何处求学的重要选择，“我的下一站在哪里？”当时奈塞尔认为，行为主义大势即将逝去，而格式塔心理学似乎也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当时新的观点是信息理论。于是，他想到了他的大学指导老师米勒。

出于冷战时期对远程预警系统进行人因工程学研究的需要，米勒受利克里德（J. C. R. Licklider） 的邀请于1951 年来到素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荣誉的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正在建设心理学系，米勒到任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言语知觉实验室，力图运用香农的方法来考察信息的输入（口语音节） —输出（听者的判断） 变化。由于大学时对米勒的教诲印象深刻，奈塞尔决定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

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后，奈塞尔对这里的课程和研究导向很失望。他发现那里的研究者对信息理论的关注过于狭隘，并且没有人对他的反行为主义观点作积极的响应。迫于无奈，他所撰写的大多数学术论文也都是关于对“信息单位”等测量的，而这并不合他的本意。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时，奈塞尔以同音异义词为刺激材料进行了一项知觉定势（perceptual set） 的实验研究。实验程序很简单：首先让被试读一张词汇表，然后主试通过速示器非常短暂地呈现一些词汇，以测验被试是否能够准确地报告这些词汇。结果表明，对于先前词汇表上原有的词汇，被试能很容易识别出，但对于它们的同音异义词（例如，用“phrase”取代“frays”） 则很难识别。这表明，知觉定势效应可以便利识别过程，但一般不会便利相应的言语反应。奈塞尔于1954 年在《实验心理学杂志》上以《知觉过程与言语反应之间的一种实验区分》为题独立发表了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关注。

当第一学年渐近结束的时候，斯沃斯莫尔学院给奈塞尔提供了一个讲师职位。这对于他的学术、生活和婚姻都是一个诱人良机！于是，奈塞尔又于1953—1954 年趁机回到斯沃斯莫尔学院担任了一年讲师。在那里，他既通过讲授各种心理学课程锻炼了自己，又照顾了自己怀孕的妻子，真是“爱情事业两不误”！

1954 年夏天，奈塞尔一家搬回了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以便他能继续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但不久奈塞尔就感觉到，麻省理工学院实在不适合自己继续发展。于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打算转回母校哈佛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

四、婚姻生活

是该专门谈谈奈塞尔的感情生活的时候了！爱情和婚姻，往往可以彰显一名学者独特的生命状态和生命体验，透过它我们可以探析其深邃幽秘的内心世界。自高三经历初恋后的五六年中，奈塞尔似乎徜徉在“独身”的纯粹精神世界里，一直没有遇到令自己心慕的女孩。奈塞尔在情感方面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人，他讨厌感情的空洞肤浅，拒斥相处的虚情假意，而追求一种深沉的、刻骨铭心的真爱之美！青春不待人，但上帝总会在适当的时候将爱之女神送下凡间！在斯沃斯莫尔学院读硕士的第二学年，奈塞尔和一位来自缅因州的漂亮的大一新生安娜•皮尔斯（Anna Peirce） 开始了情感交往，他们常常一起到导师的实验室做实验。每当奈塞尔不小心，在实验中被小白鼠咬伤时，安娜总是心疼得流泪，并亲自为他包扎伤口。他们的感情发展很快，甚至已经昭示了美好的未来，彼此决定厮守在一起。

婚前的浪漫只是瞬间的彩虹，婚后的日子才是久远的缠绵。1952 年秋天转入麻省理工学院不久，奈塞尔就与安娜结了婚，并且生活在一起，但当时安娜还未完成斯沃斯莫尔的学业，这是令他们为难的事情。到第一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奈塞尔抓住机遇，又赴斯沃斯莫尔学院担任了一年讲师，陪伴和照顾已怀孕的安娜完成了学业。1954 年4 月，作为他们爱情的结晶，奈塞尔和安娜的第一个孩子Mark 出生了，几经生活波折的这对恩爱夫妻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憧憬！

到1957 年奈塞尔任职布兰迪斯大学时，他们已经拥有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未出生。尽管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富足，但他们似乎并未对生活产生任何抱怨。奈塞尔在马萨诸塞州的林肯市建造了一座房子，他每天骑小型摩托车到位于沃尔瑟姆市的布兰迪斯大学上班，安娜则在家照顾孩子。基本上每年夏天，奈塞尔的艺术家岳父都会邀请他们一家到缅因州度假。婚姻往往是一种奇妙的东西，看似平静的生活其实滋生着不安分的种子！在这种繁忙而紧张的生活中，奈塞尔和安娜的感情生活开始出现危机，两人在许多问题上逐渐产生分歧。到1963 年末，奈塞尔与安娜的婚姻生活几近完全破裂，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当婚姻成为幸福的绊脚石而实在无法挽救的时候，请给美丽圣洁的爱情放一条生路吧！1964 年初，奈塞尔和安娜离了婚，并由林肯市的房宅搬进了萨默维尔（Somerville） 的一套两居室的公寓。同时，他还开始了与阿登•塞德勒（ArdenSeidler） 的交往，阿登已有三个孩子。经历感情变故的奈塞尔，心情有些烦躁，思想充满了压力，他渴望离开这个地方，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于是，奈塞尔与阿登于1964 年除夕举办了婚礼，并且很快搬到了费城一个郊区小镇巴拉辛维（BalaCynwyd） 居住。之后，奈塞尔常常去安娜所在的新居所曼哈顿上西区（Upper West Side of Manhattan） 看望安娜和他们的四个孩子。

或许由于奈塞尔和阿登都经历过一次婚变的缘故，他们都能给对方多一分理解和关爱，在很多事情上都能相互忍让，很少怒颜以对。例如，尽管阿登带着三个孩子，但奈塞尔一点儿也不嫌弃，而是视他们如己出。平日里，奈塞尔还喜欢带着阿登及孩子们外出旅游，增加生活的新鲜感和惬意度。奈塞尔夫妇相依相惜，但并不厮守缠绵。彼此的情投意合和宽容理解，再加上双方都有相处的艺术，使奈塞尔一家过着幸福和睦的生活。到1967 年9 月份时，奈塞尔与阿登的儿子约瑟夫（Joseph） 降生，这给平淡的生活又增添了几分活力，同时也使他们之间的感情更深。

风雨同舟数十载，奈塞尔与阿登维持了和谐的婚姻关系。阿登不仅在生活上给奈塞尔以温柔体贴的照料，而且在学术和事业上也给予真挚的鼓励和关心。然而，20 世纪末，阿登因病离世，奈塞尔永远地失去了至爱他一生的好伴侣！如今，奈塞尔老人仍时常独自漫步在美丽的卡尤加湖（Lake Cayuga） 畔，用心守护着对老伴的那份真情和思念。

五、求真知： 哈佛再续缘

关于奈塞尔的婚姻和爱情故事或许还有很多，但我只能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下面让我们继续转向奈塞尔的求学生涯。前面讲到，奈塞尔于1954 年夏天搬回坎布里奇后，厌倦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生活，打算转回母校哈佛大学继续学业。幸运的是，开明、包容的哈佛大学给予了奈塞尔机会，允许他上研究生课程。能再次成为哈佛的学生，奈塞尔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只是遗憾自己在过去的四年中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于是，他为了弥补损失，加速追赶，第一年就通过了各种资格考试，并且到第二年年末的时候完成了博士论文。当时格式塔心理学和信息理论都已经丧失了原有的魅力，所以奈塞尔又以史蒂文斯（Stevens，S. S.） 的“听觉阈限的神经量子假设（neural quantum hypothesis）”这一隐晦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尽管奈塞尔与史蒂文斯本人并没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但因为史蒂文斯的神经量子假设已经对结果作出了明确预测，并且还准备好了仪器装置，所以奈塞尔在进行实验和数据分析时并没有耗费多少心力，就很顺利地于1956 年从史蒂文斯手中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求知若渴的奈塞尔依然对哈佛恋恋不舍。正如他本人回忆说（Neisser， 2007， p.279）：

说来也奇怪， 这时候我开始感到离开哈佛为时尚早。的确， 在匆忙的两年中， 我的所学仅仅是它能给予我的很少一部分！

于是，奈塞尔没有立即离开哈佛，而是继续攻读博士后，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一个讲师职位，讲授关于感知觉的课程。同时他还获得了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Health） 的一个研究员职位，从事疼痛阈限的最新测量技术研究，而他对这项研究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他并不是很擅长使用复杂仪器。

一年以后，即1957 年，奈塞尔打算离开哈佛。当时，他大学时候的朋友理查德•赫尔德（Richard Held） 正在布兰迪斯大学教书，他建议奈塞尔也来布兰迪斯大学寻一份工作。而这个时候奈塞尔因家庭原因也急需资金，于是他决定奔赴薪水还不错的布兰迪斯大学应聘。

第三章 认知心理学之父

求学结束，求知未止，“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自上哈佛算起，十余年的漫漫求学路，奈塞尔没有厌倦，没有退缩，反倒是奋斗热情更加高涨，求知欲望更加强烈，这无不根源于一个坚定信念：“我能做这个！”或许，独领风骚，成为心理学界的“风流人物”，是其永不消逝的梦想。时代的召唤，个人的努力，一部堪比《圣经》的认知心理学经典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应运而生。如此卓著的成绩，如此生命的光华，奏响了一个学术时代的号角，催化了一场学术革命的发生（Sheehy，2004，p.178）。于是，人们将巨大的荣誉归属于他，尊称他为“认知心理学之父”。

一、布兰迪斯大学的任教生涯

布兰迪斯大学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地方。它于1948 年建成，尽管起步晚规模也不大，但自创办之日起就在美国教育界获得了良好口碑，有“全美最年轻的主要研究院大学”之称，这主要得益于校长艾布拉姆•萨克尔（Abram L. Sachar）“伯乐”式的人才招募和令人振奋的校园规划。

锐意进取的萨克尔秉承学校创立者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 D. Brandeis） “学习、尊重创造和多元文化”的办学理念，竭力为先锋派学者提供最佳学术舞台。在萨克尔及其行政管理者看来，只要是优秀人才就可以聘任，而不管他有无博士头衔，也不管他具有何种身份。这一人才招募策略，吸引了一大批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思想家，如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 和保罗•雷丁（PaulRadin）、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文学与社会批评家欧文•豪（Irvig Howe）、社会学家菲利浦•里夫（Philip Rieff） 以及作曲家阿瑟•伯格（Arthur Berger） 等。对于布兰迪斯这样规模的学校，能汇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是令人瞩目的。整个学校散发着新鲜、活跃、自由的学术气息。

经过萨克尔呕心沥血的筹集资金和规划建设，到了20 世纪50 年代中期时，布兰迪斯大学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现代化的演讲厅、图书馆、博物馆和宿舍拔地而起，而且每个建筑上都镌刻着一位慈善家的名字，甚至在长凳和小树上也挂着捐赠者的名字。学校专门为第一个捐赠者即布兰迪斯大学的创办者路易斯•布兰迪斯雕刻了青铜像，矗立在一座小山上。为了体现信仰的公平性，学校建造了三座富有特色的教堂，每座教堂都设计得像一本本展开的经书，一本是犹太教的，一本是天主教的，还有一本是新教的。信仰上的自由和公平，对于吸引人才也起了重大作用。为了学校建设，萨克尔还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拉捐赠活动，正如布兰迪斯大学教授欧文•豪后来在回忆录《希望的空间》中写的：“萨克尔会高兴地咧开嘴笑着说：‘讲得稍微高深一点，好使那些可能捐助的人对这里浓厚的学术气氛留下深刻印象。’” （转引自霍夫曼，2003，第189 页） 时任布兰迪斯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的亚伯拉罕•马斯洛（Maslow，A. H.，1908—1970） 此时也积极地投入到这一活动中来。

马斯洛1951 年被吸引到布兰迪斯大学创建心理学系并长期兼任系主任。作为一位在学术上持人本主义观点的系领导，马斯洛并不排斥与他专业兴趣不同的其他学者，甚至拒绝聘任那些只知道一味顺从和同意其观点的平庸学者。他像萨克尔那样渴求有前途的青年学者和有建树的老年学者加盟他的院系。于是， 仅短短的几年内， 就有像理查德•赫尔德（Richard Held）、里卡多•莫兰特（Ricardo Morant）、尤金尼亚•汉夫曼（Eugenia Hanfmann） 和沃尔特•托曼（WalterToman） 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学者汇集到这个刚刚建立不久的心理学系。在这些人当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在专业和学术兴趣上与马斯洛接近，他似乎有意避免招聘自己观点的拥护者，以免他们干扰自己的研究思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经理查德•赫尔德引荐，于1957 年来布兰迪斯大学心理学系应聘的奈塞尔很自然地就被录用了。而且，在面试的过程中，奈塞尔以其新颖别致的学术见解和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博得了马斯洛的欣赏。转入布兰迪斯大学之后，奈塞尔被任命为助理教授，年薪4000 美元，这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份正式教职。布兰迪斯大学心理学系的规模虽小，但却因马斯洛富有亲和力的领导而充满了温馨和欢乐，奈塞尔在那里过上了相对快乐的日子。他每天骑小型摩托车到布兰迪斯大学上班，而且每次都尽量早到一些，为的是赶着倾听善于调侃的系主任讲故事。马斯洛是一位机智诙谐、开朗随意的健谈者，他能够一连几小时妙语连珠地讲述逸闻趣事，引得大家开怀大笑，为的是在情感上给大家以积极扶持。在学术研究上，马斯洛更是展现出他的温文尔雅和与人为善。他常常鼓励和夸奖他的教职员工，希望他们能以独创性成果为目标不断进取，以便使潜在的创造力和才华得到开发。马斯洛从不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强加于人，他致力于使心理学系各个学术领域的人和睦相处，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取得共同进步。由于马斯洛的良苦用心，无论哪个心理学派别的人，都尊敬聘用他们的这位绅士，尊重其开阔的视野以及把心理学作为理解人类钥匙的看法，彼此之间尽量保持一种和平共处的状态。例如，心理学系的每次研讨会，全部教员都会尽量出席，这往往使来访的学者惊叹不已。

当时的布兰迪斯大学心理学系因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及其《动机与人格》（1954 年） 一书而广为人知。心理学应该是一种向善的力量，而且应该和其他的事物一样花更多的时间来理解人性的积极面，马斯洛的这个看法给奈塞尔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Sheehy，2004，p.177）。奈塞尔对马斯洛的理想主义和重人性的思想颇为赞赏，并和他在心理学需要一种既非行为主义也非精神分析的“第三势力” （thirdforce） 这一点上产生了共鸣，但他并没有听从马斯洛的规劝走上人本主义道路，而是认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当是认知取向的。因为“‘认知心理学’一词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至少还没有现代性的涵义” （Baars，1986，p.276），所以奈塞尔在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是认知心理学，但他有一种模糊的预感，至少确定它会和认知有关。

其实，人类关于认知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提出了关于理念世界的回忆说，亚里士多德就对记忆和学习规律以及心理表象进行了研究。近代的古斯塔夫•费希纳（G. T. Fechner）、弗朗茨•布伦塔诺（F. Brentano）、威廉•詹姆斯（W. James）、约翰•杜威（J.Dewey） 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 Freud） 等人也对认知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释。例如，詹姆斯“提出的初级记忆与次级记忆的划分以及记忆结构与记忆过程之间的区别为20 世纪60年代多存储模型的提出开了先河”。（龚浩然主编，2000，第146~147 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下面几位学者在认知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推动了认知的心理学研究的步伐，也对奈塞尔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启迪作用。

威廉•冯特（W.Wundt，1832—1920） 作为科学心理学的鼻祖，以意识经验为研究对象，以实验内省为主要方法，对感知觉、反应时、注意等认知问题进行了卓越的实验研究。赫尔曼•艾宾浩斯（H. Ebbinghaus，1850—1909） 则受费希纳的影响，利用精密的实验方法对学习和记忆等高级心理过程进行了研究。他开创性地利用无意义音节为材料对记忆进行了量化研究，并总结出了反映记忆规律的遗忘曲线，即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开始，遗忘的过程最初进展得很快，以后逐渐缓慢，“保持和遗忘是时间的函数”。20 世纪的许多记忆研究都可溯源至他的研究。弗莱德里克•查尔斯•巴特利特（F. C.Bartlett，1886—1969） 是英国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著有《记忆：实验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1932 年）和《思维：实验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1958 年） 两部重要著作。他强调抽象表征在认知中的作用，认为记忆是一个由认知主题或图式（schema） 控制的反复推敲的建构过程，强调记忆过程中的主动作用和心理功能的整体性，并认为思维是一系列有指向的整合活动。尽管巴特利特的理论推测成分居多，但它促使人们思考记忆和思维的性质与动力问题（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2003，第21 页），对奈塞尔后来强调认知是一个主动的建构过程的思想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奈塞尔后来在其《认知心理学》一书的导论中曾两次提及巴特利特的影响，“早在计算机到来之前，就存在认知理论家。巴特利特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对我自己思维的影响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变得很明显”。认知取向“与巴特利特的取向的关系要比与其他任何当代心理学家的取向的关系都更加密切……其核心主张是， 视、听和记忆都是建构（construction） 的行为”（Neisser，1967，pp.8-10）。受格式塔传统影响的爱德华•托尔曼虽然是一位行为主义者，但他的中介变量、认知地图、符号—格式塔、期待、方法—目的（means-end） 层次等概念均具有明显的认知倾向，在认知的心理学研究的历史上是一个关键人物。

如果说大约20 世纪前50 年，认知的心理学研究迫于行为主义的强势抵抗而不得不在“酝酿”和“潜伏”中艰难跋涉，那么到了20 世纪50 年代左右，受惠于信息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在行为主义发生“妥协”和“松绑”的情势下，认知研究赢得了可喜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到50 年代中期，认知研究兴起一股“革命”热潮，其最主要的标志体现在一次重要学术会议的召开。1956 年9 月10—12 日，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了一次信息理论研讨会，许多信息和认知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在这次会议上，诺姆•乔姆斯基（N.Chomsky）发表了其关于语言起源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把语言看做是一种遗传的、受规则支配的系统；乔治•米勒发表了短时记忆容量有限的研究结果，即神奇的数字“7±2”，而且他还将信息论的概念应用到人类信息加工的表述当中；杰罗姆•S•布鲁纳（J. S. Bruner） 等人第一次从认知加工的观点系统考察了概念形成的规律，并且还提出了知觉者的人格与社会背景在知觉中起着积极作用的观点；艾伦•纽厄尔（A.Newell） 和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 A.Simon） 开发了“通用问题解决者” （General problem solver） 计算模型。这次会议的内容主题涉及广泛、成果新颖并且基本上都围绕认知展开，给与会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都普遍感觉到，在心理学领域，某种新的因素正在诞生，行为主义将作为历史的一页被翻过。无论人们是否预感到，心理学其实已经开始进入“认知”时代。数年后，米勒在反思这次会议时写道（Miller，1979， p.9）：

从研讨会归来时， 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信念， 这个信念与其说是理智的， 不如说是直觉的。我想， 人类实验心理学、理论语言学和对认知过程的计算机模拟， 都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未来我们将可以看到这些学科所共同关心之处的逐渐完善和相互协调……

有感于这次会议的盛况以及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同事对心理学的狭义理解，米勒和布鲁纳于1960 年在威廉•詹姆斯住过的房子里建立起了哈佛认知研究中心。尽管米勒知道使用“认知”一词是极具挑战性的行为，但仍然选择了“认知研究中心”这个名称。米勒后来回忆说（Baars， 1986， p.210）：

在使用“认知” 这个词时， 我们的目标是远离行为主义。我们想找一个心理（mental） 性质的术语， 但是心理的心理学（mental psychology） 似乎太过累赘。常识心理学（common-sense psychology） 向人表明的是某种文化人类学研究。民族心理学（folk psychology） 表明的是冯特的社会心理学。

那么使用什么术语来表示我们的观点呢？ 我们选择了“认知”。在米勒和布鲁纳的带动下，哈佛认知研究中心广泛开展了对语言、记忆、知觉、概念形成和思维等认知过程的研究，并做了许多推广皮亚杰发展心理学观点的工作。可以说，哈佛认知研究中心的建立在反对行为主义、推动认知科学的早期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具有高度学术敏感性的奈塞尔当然也看到了心理学向认知方向发展的前景，对认知的心理学研究充满了希望和热情。于是，尽管马斯洛是多么渴望这位机智敏锐的年轻人能够随他一道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但这些邀请都被带有点学术狂傲品性的奈塞尔婉言拒绝了。可喜的是，慷慨宽容的马斯洛并没有强人所难，而是对奈塞尔从事认知方面的研究给予了极大鼓励和支持。奈塞尔执著于并坚守着自己感兴趣的认知研究，尤其是视知觉研究，并且开始在心理学界崭露头角。那时，奈塞尔在布兰迪斯大学的教学任务之一是讲授一门关于记忆的课程。由于标准的词汇学习研究让人觉得乏味，他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其他主题，如巴特利特的记忆图式（memory schemata） 概念和沙赫托尔（Schachtel） 的幼年遗忘理论（theory of infantile amnesia）。或许，正是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奈塞尔得以应人类学家汤姆•格拉德温（TomGladwin） 的邀请，向华盛顿人类学学会发表了一次演说，并于1962 年发表了《文化和认知的不连续性》（Cultural andcognitive discontinuity） 一文，引起了较大学术反响。

由于哈佛大学离布兰迪斯大学不远，奈塞尔在保证为他的学生讲好每一堂课的前提下，经常到哈佛认知研究中心参加研讨，聆听米勒、布鲁纳以及著名的访问学者们讲述认知研究的最新进展，并适时发表自己的看法，受益匪浅。然而，在认知研究方面对奈塞尔影响最大的理论家，既不在布兰迪斯，也不在哈佛，甚至不是一名心理学家，而是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的奥利弗•塞尔弗里奇（Oliver Selfridge，1926—2008）。

二、视觉搜索实验

塞尔弗里奇不仅是一名数学家，还是人工智能的倡导者，他一生从未停止过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理论探索、演讲和写作，并且享有“机器知觉之父”的美誉。他出生于英国，与奈塞尔年龄相仿，19 岁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一个数学学位，后又返回母校跟随计算机科学的先锋理论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 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塞尔弗里奇关于模式识别的研究激起了奈塞尔对于知觉探索的兴趣，他们两人进行了多项合作研究，其中包括受到广泛赞扬的“机器模式识别”研究。更重要的是，塞尔弗里奇对奈塞尔后来的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奈塞尔后来所说：“我的确想提一下奥利弗•塞尔弗里奇；在本书一开始就多次提及他也远远无法表达我对他的理智上的感激。” （Neisser，1967，p.viii）奈塞尔是通过朋友介绍结识塞尔弗里奇并知晓他的兴趣所在的。经塞尔弗里奇建议，奈塞尔每个星期四都到他的实验室担任顾问，这从经济上和学术能力发展上都对奈塞尔有利。当时塞尔弗里奇正研究机器模式识别的问题，尤其是手写字母或莫尔斯电码等的模式识别。模式识别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智能，即从感觉记忆向短时记忆传递信息并赋予其意义的过程。他颇有创意地提出了字母识别的平行加工模型———鬼蜮（Pandemonium）。后来经奈塞尔建议，1960 年他们在《科学美国人》上共同发表了这一成果。

机器模式识别魅力无穷，那么人类模式识别又如何呢？受塞尔弗里奇的启发，奈塞尔试图用经验证实的方法研究人类模式识别。奈塞尔认为，反应时虽是一种研究方法，但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每个反应时不仅包括识别刺激所需要的时间，而且包括计划和执行必要反应所需要的时间。为了规避那些不可避免的反应时间，他设计了一种视觉搜索范式（visual search paradigm）。

实验原理是这样的：被试在由上至下扫描一栏字母或数字以寻找一个特定目标的时候，往往必须在每一个项目上花费一定量的时间以确定它是不是目标。在发现目标之前，被试通常不会作出任何选择反应，所以被试的搜索速度完全反映了知觉过程，而不包括反应时间，奈塞尔将之称为“不含反应时的决策时间” （Neisser，1963a，pp. 376-385）。他还将显示目标位置与搜索时间之间关系的函数的斜率称为扫描速率（scan rate），以反映每次决策所需要的时间。搜索实验范式被认为是心理测时法（mental chronometry） 的一种早期的、简单的形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奈塞尔还和布兰迪斯大学的研究生一起利用搜索范式来寻找平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 的证据。平行加工指的是多个方面的刺激信息可以在不同信息加工单元中同时进行的加工方式。研究结果表明，经验丰富的被试搜索10 个目标（例如，a、f、h、k、m、p、u、z、9 或4） 中的任何一个可以和搜索5 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或单独搜索一个目标一样迅速。这就支持了先前提出的平行加工的相关假设，即许多加工视觉信息的子系统可以平行地运作，至少在不需要较高精确度的情况下可以做到。（Neisser， et al.， 1963，pp.955-961）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例来说明奈塞尔视觉搜索实验的具体过程。实验材料是两栏（a 和b，如下页图） 字母串，每栏50 串字母。在每一栏中，都只包含一个“搜索目标”，并且它所在的位置是随机的。a 栏中的搜索目标是字母K；b 栏中的搜索目标是一个不包含Q 的字母串。当其中一栏字母串呈现时，被试应立即由上到下开始扫描以寻得目标，同时开启计时器。当发现目标时，被试应立即按停计时器，这样整个搜索时间就被记录下来了。

以视觉搜索为主题，奈塞尔发表了约七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数年来关于视觉搜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使得奈塞尔对“认知”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和体悟。他在进行视觉搜索实验过程中，特别强调搜索信息的认知过程，认为认知过程是一个主动的、持续搜索的过程，是功能性的和动态的，搜索和信息是两个关键性术语（Winograd，et al.，1999，p.126）。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奈塞尔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观点的早期萌芽，具有重要的铺垫意义。然而，奈塞尔这么多年关于视觉搜索行为的研究，却因到费城马丁•奥恩（Martin Orne） 的实验室的休年假而中断了。也正是在那里，奈塞尔完成了其划时代巨著《认知心理学》。

三、《认知心理学》

20 世纪60 年代初，奈塞尔一直为心理和计算机之间的关系所困扰。一方面，他认为计算机操作和编程是分析心理过程的一种好的方式；另一方面，他受格式塔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而不能接受心理和大脑仅仅是计算机这一提议。1963 年他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反映了他的这种矛盾心态。在《思维的多样性》一文中，奈塞尔阐述了现存的两种思维过程即单一的序列思维和多样性思维，并用平行加工和系列加工的对比来阐明思维和问题解决研究中的一些常见的不同：创造性与因循守旧、直觉与理性、生成性思维与盲目重复、自闭思维与现实思维、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在同年发表的《机器对人的模拟》一文中，奈塞尔列举了计算机加工与人类思维的三点不同：没有经历自然的发展过程，不受情感和情绪的驱动，以及通常能同时满足多种动机。而这个时候，心理学的局面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占据科学心理学主流地位的行为主义，因其局限和弊端日渐彰显而危机四伏，许多与行为主义精神相悖的心理学取向纷纷出现，甚至在行为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妥协”倾向， 如班杜拉（Albert Bandura， 1925—）、罗特（JulianBernard Rotter， 1916—） 和米契尔（ Walter Mischel，1930—） 等新的新行为主义者开始大胆地吸纳和使用被传统行为主义摒弃和拒绝的认知、思维、意象等心理学概念。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信息论、系统论、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一批新学科兴起，并逐渐渗透融合到心理学研究中，不仅为心理学提供了许多新鲜术语，而且还提供了新的理论隐喻、核心假设或研究模式。

许多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已经进行了大量与信息加工有关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涉及知觉、注意广度、视觉搜索、计算机模式识别、人类模式识别、记忆和问题解决等多个方面，“已经充分到保证有一本书那么长的总结” （古德温，2008，第505 页）。

虽然学者们都在从事着与信息加工有关的认知心理学研究，但他们并不能给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作一个准确恰当的定位，并不明确知晓自己应该隶属于哪一个学术团体或派别。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相对零散，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归属的理论框架，缺乏学科结构上的逻辑联系，更没有人清晰有效地提出一个为众人知晓的“合法”称谓。因此可以说，“时代精神” （Zeitgeist） 正在呼唤一部能反映认知心理学的过去与新近研究成果的概论性著作诞生，并渴望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恰当的名字，以便将这些彼此相关而又“无家可归”的领域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结构框架。那么，究竟谁才是“时代的伟人”呢？

当行为主义尚处于强势地位时，奈塞尔曾作为心理学中的“说服者” （persuaders） 之一，试图说服大多数人改变占据主流地位的心理学理论框架，挑战行为主义；当格式塔心理学稍有起色但仍处于劣势时，奈塞尔曾青睐其“自上而下”的非机械人性观，并称赞格式塔心理学家为认知研究提供了早期的原动力（转引自瓦伊尼、金，2009，第472 页）；当人本主义者马斯洛的理想主义和积极人性观魅力十足时，奈塞尔曾表现出情有独钟，但仍然坚守“认知岗位”；当塞尔弗里奇的人工智能思想和机器模式识别研究为众人热捧时，奈塞尔创造性地提出了视觉搜索范式，并亲身践行数余年。当面对20 世纪60 年代初期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研究所取得的丰富成果时，奈塞尔清晰地意识到，知觉和模式识别是输入，回忆是输出，并且两者之间是某种心理加工。“这已经是很明确的观念，但是没有人清晰有效地提出来。我要写一本书！”（Neisser，2007，p.282） 到了1964 年，奈塞尔再也难以压制内心的冲动，“我的生命似达到某种高峰状态，宛如水银泻地一样，我感到心中有说不尽的话……我决定将这些不同的程序纳入一本书中” （李绍昆，2000，第84 页）。

奈塞尔制订了写作计划，其首要目标是展现认知心理学的概貌，并开始对相关研究进行整合。天赐良机！1965 年春，度公休长假的时间到来了，奈塞尔准备利用这段时间撰写此书。这个时候，他的朋友马丁•奥恩答应在费城的实验精神病学研究中心（Unit for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为他提供一个可以待任意长时间的办公室，奈塞尔欣然接受了朋友的盛情，并且还从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获得了一份资助。在写作的过程中，奈塞尔得到了奥恩夫妇多方面的慷慨相助，并对催眠术有了些许了解，这对写作起了很大帮助。宾夕法尼亚大学还给他提供了一个研究助手职位，使他得以与昔日的良师益友亨利•葛莱门重逢，并合作开展研讨课。这无疑给奈塞尔相对闭塞的写作生活增添了许多趣味和新意。当卡耐基基金会的资助用光的时候，奈塞尔又幸运地从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获得了资助。

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历时两年半，奈塞尔终于完成了这部宏伟著作，并将之命名为“认知心理学” （CognitivePsychology），于1967 年由美国普林泰斯—霍尔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总结了认知心理学第一发展阶段的研究成果，将以往看似没有关联的知觉、注意、语言、记忆、意象和思维等多个认知研究主题统一到了“认知心理学”这个具有一致性的学科框架下。这是心理学史上第一部以“认知心理学”冠名的开山之作，它赋予各种不同的认知研究范式以合法地位，标志着现代认知心理学或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诞生，有着非凡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巴尔斯赞誉道（Baars， 1986， p.271）：

到目前为止， 这些适合时宜的著作中最成功的是奈塞尔的《认知心理学》（1967 年）， 它首次呈现了对与日俱增的经验研究进行整合的观点。它给一场已经蔓延开来， 但直到那时还仅仅被模糊地感知到的运动命了名， 并使之明朗化……奈塞尔在合适的时间写了合适的书。

《认知心理学》是奈塞尔参考实验心理学领域及认知研究领域近300 位心理学家的近560 篇论文撰写而成。它既是一部客观公正的概论性著作，又是一部思想性很强的个人专著。一方面，奈塞尔竭尽所能地回顾了20 世纪以来所有与认知相关的文献资料，尽量客观地描述认知心理学的当前发展状况，涵盖重要的实验、理论和事实；另一方面，在写作过程中奈塞尔又并非那么“不偏不倚”，而是渗透和贯穿着个人的“思想建构”与“归纳选择”，体现出他对信息加工认知观和建构隐喻的偏爱，也体现出他整合认知心理学学科框架的深刻用意。正如他自己坦言，尽管此书“仍勉强称得上是一本概论性著作……但它决不像所计划的那样不偏不倚或兼收并蓄。更精确地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对一种特殊的心理学有一种明确的承诺” （Neisser，1967，p.vii）。其实，这里的“特殊心理学”就是指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奈塞尔“希望所呈现的不仅是一本认知心理学概论，而且是一种整合的开端” （Neisser，1967，p.10）。在《认知心理学》第一章“认知取向”中，奈塞尔开门见山地指出，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既受到感官的影响，又受到解释和再解释感觉信息的复杂系统即认知系统的影响。认知系统的活动导致肌肉和腺体的活动，即我们所称的“行为”。那么，什么是认知呢？在奈塞尔看来，认知是（Neisser，1967， p.4）：

……感觉输入凭其被转化、简约、精加工、储存、恢复和应用的全过程。它与这些过程相关， 甚至当它们在缺乏相关刺激的情况下运行时， 如在意象和幻想时也是如此。诸如感觉、知觉、想象、保持、回忆、问题解决和思维等术语，和许多其他术语一样， 都指的是认知的假设阶段或方面。由此推之，每一种心理现象都是认知现象。诚然，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等其他心理学观点也是正当和必要的。只是到了20 世纪60 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正如奈塞尔所言（Neisser， 1967， p.5）：

约30 年前， 人们想要拥有一本像这样的书， 至少需要一章的篇幅来针对行为主义者的观点进行自我辩护。而今， 让人高兴的是， 舆论氛围已经发生了改变， 我们几乎或者完全不需要再进行辩护了。实际上， 刺激—反应理论家自己正在精力充沛和热情高涨地虚构各种假设机制， 而结果只是受不了良心的痛苦而晕厥。研究认知过程的基本理由已经变得和研究任何其他事物的理由一样清晰： 因为它们就在那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必须设法从刺激输入开始得到某些发展……认知过程确实存在， 因此对它们进行研究几乎不是非科学的。他认为，通过模仿不同心理阶段的信息流，就可以对认知进行最好的研究，而且计算机隐喻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解释性模拟。

除第一部分导言（第一章） 外， 《认知心理学》的主体部分详细阐述了认知心理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而且，奈塞尔以认知过程各环节的先后顺序作为安排其结构框架的逻辑线索，即刺激信息输入—→多次转换和重构—→在记忆和思维中的运用。第二部分“视觉认知”包括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阐述图像储存和言语编码、模式识别、焦点注意和形象合成、词汇作为视觉模式、视觉记忆。第三部分“听觉认知”包括第七章至第十章，分别阐述言语知觉、声像记忆和听觉注意、主动言语记忆、句子。第四部分探讨高级心理过程，只包括一章内容即第十一章，主要论述记忆和思维的认知取向。纵观全书结构和内容可知，知觉、注意、记忆和语言方面的内容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而涉及思维、概念形成、问题解决和推理等更高级认知过程的内容所占比例相对较少，这反映了当时认知研究水平的局限性。不过，奈塞尔在书中明确指出了记忆和思维的认知性研究路线，为日后认知心理学向重视高级认知过程的研究方向发展提供了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 《认知心理学》不仅是对认知“历史”的一个总结，而且是基于“历史”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认知心理学》不仅内容全面、线索清晰、结构严谨，而且语言通俗、笔调温和、时代性强。奈塞尔在书中穿插了许多生动的例子和形象的图表，并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内涵，可谓深入浅出、易读易懂。在书中，奈塞尔压制住了对行为主义的直面攻击，而是以温和轻松的笔调和乐观的态度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也是此书在读者中盛行的原因之一。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该书的321 本参考书中有60％是20 世纪60 年代的10 年间出版的，这充分说明它代表了当时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极强的时代性。

一部经典著作之所以被称为学术“经典”，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生动地表达了作者的学术心声。徜徉于《认知心理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品味奈塞尔流畅的情感表达，感受他深邃的思想意境，倾听他新颖的学术思考。

1. 认知心理学家探究什么

或许，当你读到或者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进行认知活动。让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两个小女孩在雨日对话。我们可能觉得其中涉及的认知过程很简单，其实不然。

张霞： 哇噻， 刘婷快看， 雨下得好大啊！

刘婷： 呵， 还有强烈的闪光！

张霞： 你这辈子经历过这么大的雨吗？

刘婷： 当然啦！ 在我四岁的时候， 比这还大， 而且雷电还伤了很多人呢！

张霞： 哎哟， 想起来好恐怖啊！ 那你知道雷电是怎样产生的吗？

刘婷： 这个， 这个……似乎不太清楚。

张霞： 我来告诉你吧， 是云彩在作怪！ 天空中的云是带电的， 有的带正电， 有的带负电， 当两块带不同种电的云相互碰撞时， 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放电现象。放电时出现的电火花就是闪电， 发出的声音就是雷声。

刘婷： 哦，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妈妈不让我在有阴云的雨天出门呢， 尤其是去高的地方！ 比方说， 我姥姥家房子后面的那座石山就不能去！

张霞： 嗯？ 你姥姥家后面有座石山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刘婷： 有啊！ 你才去过一次， 怎么会记得？

张霞： 你感觉冷吗？

刘婷： 有点儿， 你看你穿那么少， 会冻感冒的！

张霞： 对了， 我的小花猫还在院子里淋着呢！ 我得赶快去救它！ （冲出房门）

刘婷： 危险！ 等等！ 伞！ 伞！ （快步跟了出去）

上述场景的持续时间不超过两分钟，但两个人需要知觉和分析的信息量却是惊人的。如果一个外行人看到上述交谈如此繁杂，他可能会将其简化为“你问—我应—你再问—我再应……”但在奈塞尔看来，如果是一位认知心理学家，仅仅做这样的总结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探究在这种“你问”、“我应”背后有着怎样的潜在过程。

奈塞尔认为，我们无法直接、即时地接触客观真实世界及其属性，我们关于现实的一切知识或经验都是通过大脑认知系统这个中介起作用而获得的。因此，认知心理学应注重对人的内部心理过程即感觉信息被转化、简约、精加工、储存、恢复和应用的全过程的研究，关注人怎样学习知识、储存知识和运用知识。认知心理学家们需要着重探究这样的问题：一个人的行为和经验是如何通过其认知系统产生的？也即认知系统的内在工作机制是怎样的？就此例而言，两个小女孩是怎样注意并获取信息的？信息在她们头脑中又是怎样储存和加工的？她们头脑中经历了怎样的信息加工过程或程序？

2.“计算机类比”与“程序类比”孰更优

受信息论和计算机科学的启发，奈塞尔认为，尽管计算机的硬件和人脑的神经结构不同，但两者的工作原理是基本一致的，可以在计算机的程序所表现出的功能与人的认知过程之间作类比，以形象地考察人的心理是如何工作的。奈塞尔警告说，莫把程序与它所控制的计算机相混淆。计算机是机器，而程序是控制计算机的一连串的符号指令。程序不是一种用于测量信息的器具，而是一种用于选择、储存、恢复、汇集、输出以及广泛处理信息的妙方。心理学家要考察的并非“硬件”，而是“硬件”的工作机制，即程序。

奈塞尔认为，在术语表达上，“程序类比”要比“计算机类比”更恰当一些。程序类比在说明“心理如何工作”方面有着明显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程序类比消除了哲学上的疑虑。尽管程序仅仅是一连串的符号，但它拥有足够的实在（reality） 来控制切实有形的机器的操作。这样，一个试图发现计算机程序的人就不是在做自相矛盾的事，从而研究人的认知加工程序也就有了客观理由；另一方面是“程序类比”为研究认知过程提供了丰富而有用的假设和概念。例如，“平行加工”、“特征抽取”、“合成分析”以及“执行程序”等概念就是从程序编制者那里借用来的。（Neisser，1967，pp.8-9）

3. 如何研究认知呢

认知是一个信息加工的系统过程，信息由输入到输出，中间是复杂的加工过程，包括转换、简约、精加工、储存、恢复和应用等具体环节。那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研究这些“看不见的”过程呢？奈塞尔主张，在控制的实验室情境中让被试完成以字母、数字、图形等为刺激材料的特殊认知作业，通过测量其相应的反应时或正确率来间接考察被试的内部心理操作过程，他所设计的视觉搜索范式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奈塞尔看来，通过严格控制条件下的实验，并根据实验结果构建认知的信息加工模型，就可以揭示认知现象的本质和认知的内部加工机制。

4. 认知活动是怎样的一种过程

在与巴尔斯的对话中，奈塞尔曾这样说道（Baars， 1986，p.279）：

我对此书（指 《认知心理学》 ———作者注） 非常满意。我整理了我的所想， 并把它纳入了一个连贯的体系。此观点给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感觉： 以输入为起点， 并逐步分析信息， 从图像记忆到短时储存， 再到长时储存。不过我感觉它还具有一种明显的人本主义品质。这些过程是建构的和主动的。信息加工不是刚刚发生在（happened to） 知觉者身上的某些东西， 而是他曾经做过（did） 的某些东西。并且当一个人越来越深地涉入该系统时， 动机、预先之见和认知结构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认为它是一种积极的人性观。

由此可见，受巴特利特建构思想和马斯洛人本主义思想启发，奈塞尔坚持认知的建构观。他认为，除了意象和幻觉存在争议外（Neisser，1967，p.280），知觉、注意、识别、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都是主动的建构（constructive） 活动，即个体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被动者，而是一个将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或认知结构与新信息进行有效整合的主动者。人的认知活动是一种主动寻找信息、接受信息、进行信息编码并在一定认知结构或信息结构中进行加工、建构的过程。视、听和记忆等都是建构的行为，并且建构可能或多或少地利用了依赖于环境的刺激信息。这些建构过程被假定有两个阶段（Neisser，1967，p.10）：第一个阶段是迅速的、粗略的、整体的和平行的，而第二个阶段是蓄意的、注意的、详细的和序列的。下面以记忆为例探讨奈塞尔的建构观。奈塞尔曾指出：“我们大部分最古老的记忆都是反复历练和重建的产物。” （转引自熊哲宏，2008，第113 页） 在他看来，记忆过程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心理活动。记忆中必定会储存某些信息， 它由早期建构性心理活动的“ 痕迹”（traces） 组成，这些痕迹的组织方式与这些活动的结构相对应。当前的记忆过程必定会受到先前经验所留下的某些痕迹的影响。记忆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初级过程是一种多样性活动，有点类似于计算机的平行加工，它在先前储存的信息的基础上，粗略地、整体地建构“思想”或“观念”，所建构的产物通常会在次级过程中得到精加工。次级过程的加工是系列的、蓄意的，它对观念和意象的建构受到先前储存的信息、初级过程的初步组织以及愿望与期望等因素的影响。

5. 认知是孤立模块的机械集合吗

受格式塔理论和信息论的影响，奈塞尔反对传统意识心理学和行为主义的割裂的、静态的分析研究，而主张整体地、动态地看待人的认知过程。尽管他赞同将认知活动分解为一系列独一无二的阶段或模块，但他强调各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同时，奈塞尔强调信息在体内的流动性，认为认知过程是信息从低级感知到高级记忆、思维的流动，是一个不断“活动”的有机整体。

6. 认知里面有人格吗

用计算机程序来模拟人的认知过程，这在奈塞尔看来是研究心理加工机制的好办法。但同时他也看到，人类心理过程的复杂性要远远胜过计算机编程。计算机程序往往是机械而无感情的，并且在每一问题的开始它就配备了所需要的一切“认知”资源，而复杂的人是充满人性和情感的，动机、期望、情绪、性格以及所处环境等人性因素往往会参与到人的认知活动中。因此，奈塞尔所主张的“程序类比”只是把人的心理过程和计算机内的信息、流程作粗略的比较。认知过程包含或受到动机、情感、预先之见等人格因素的影响，信息加工是在人格结构中进行的。

《认知心理学》赋予各种不同的认知研究范式以合法地位，并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通过给它们一个名字将它们汇聚到了一起。它的出版引发了轰动，似乎就在眨眼之间，“认知心理学”成了一个时髦的话题，“它不仅吸引了临床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而且对实验和知觉心理学家也具有感染力。甚至某些人工智能研究者也喜欢它。” （Baars，1986，p.280） 此后，认知心理学得到了迅速发展，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并逐渐取代行为主义成为心理学的主流。各大学的心理学系忙于创建认知实验室并聘请认知心理学家，召开认知研讨会，开设认知课程，设立认知心理学培训项目，发表和出版关于认知心理学的论著。不仅《实验心理学杂志》等传统的杂志向认知研究侧重，而且《认知心理学》（1970年）、《认知》（1972 年）、《认知科学》（1977 年）、《记忆和认知》（1985 年） 等一批新杂志纷纷出现。认知心理学还延伸到心理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等。由于赋予了认知运动一个名称，奈塞尔被称为“认知心理学之父”。对此，他感慨良多（Neisser，2007，p.284，p.297）：

这对一个还不满40 岁的年轻人而言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经历， 它对我的影响是造成了某种全能般的错觉。如果我曾经改变了这一领域， 或许我会再次改变它！ 并且如果我能够的话， 也许我应该这样！ 自打《认知心理学》取得成功以来，对该领域未来趋向的个人责任感一直萦绕着我。

我真的不是认知心理学之父， 而只是为它命了个名字的教父（godfather）。

四、苦思量： 路向何方

《认知心理学》的确使奈塞尔获得了巨大成功，享有“认知心理学之父”美誉的他顷刻之间在心理学界被家喻户晓。但正如人们对一位“弱势群体的同情者”所预料的那样，他不久就对这本曾使他成为优胜者而非失败者的著作产生了疑虑。（Neisser，2007，p.284） 接下来，他没有紧跟认知心理学的新进展或者进行实验研究，而是开始反思《认知心理学》及现有信息加工研究的不足。当然，其中有些与吉布森先生的启发是分不开的。

首先，奈塞尔开始怀疑书中关于建构隐喻（construction metaphor） 的观点存在不完善之处。他早先认为，知觉、注意、识别、记忆、思维等认知加工阶段都是建构的产物，如知觉是建立在感觉基础之上的心理建构物。但现在他发现，这些阶段并不都是建构的，“建构隐喻对于回忆非常适合，对于辨别短暂闪现的词汇中度适合，但对于对当前环境的一般知觉而言则一点儿也不适合。” （Neisser，2007，p.284）知觉不同于幻觉（hallucination），建构不是一种描述知觉所基于的真实信息的好方式，因为，如果可以直接从现实世界中采集或选择真实信息，那么建构就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奈塞尔清醒地认识到，“建构隐喻”具有特定的适用对象。其次，奈塞尔认为当时的认知心理学存在太多心理测试研究，太多相互冲突的模型，而关于人性的研究太少。认知心理学家们过分钟情于模型建构和心理测试，而所建构出来的那些信息加工模型，又并不像奈塞尔当初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认知研究策略。面对这种现状，奈塞尔充满了失望和厌恶（Baars， 1986， p.281）：

我那时不喜欢认知心理学中正在发生的状况。但它已变得非常流行， 而且所有人都在研究它。当时有许多种模型出现， 人们通过做实验来确定七种模型中的哪一种是最好的。实验总是表明， 七种现存模型中没有一种是恰当的， 而只有作者提出的第八种模型是完美的。我发现我不再喜欢阅读多数出版物。虽然我不完全知道原因何在， 但科学中有一条经验法则很有道理： 如果它惹你厌烦， 那它就存在问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奈塞尔对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前景表示担忧。认知心理学家们似乎都在接受同一种范式：呆在人为的实验室做信息加工研究，构建种类繁多的认知模型。他们就像一群只知道窝在课堂里而不愿出门闯荡的书生，谁也不愿走出实验室去搞研究，谁也不愿体验真实的外部世界！认知心理学家们的“闭门造车”，导致了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围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脱离实际生活，也越来越难以将研究结果推广到现实场景中去。正如奈塞尔后来痛心地描述道（Neisser， 1976， pp.6-7）：

尽管信息加工研究的气势和威风十足， 但是它还没有致力于适用于实验室范围之外的人性观。并且在实验室范围内，信息加工研究的基本假设并没有超越使信息加工研究得以存在的计算机模型。信息加工研究仍然没有说明人们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活动或与之相互作用的。

心理学应该是关于人性的， 它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使世界更美好。我似乎觉得， 认知心理学即将完全倾入一个无人关注的、狭小的学术偏隅。尽管有人偶尔尝试着将它应用于（例如阅读问题）， 但这些尝试似乎并未产生非常好的效果。（Baars， 1986， pp.281-282）

认知心理学日益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似乎它正在走向“歧途”！见此悲状，作为这门学科开创者的奈塞尔情何以堪？于是，这位学品高尚而又一贯不愿“追随主流”的“心理学勇士”，陷入了极度沉思、焦虑和痛苦之中！认知心理学应路向何方？

第四章 由室内到室外：“我的生态梦”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经过一番苦思和心智折磨，又得贵人相助，奈塞尔终于找到了学术发展的新路向：走出实验室，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认知。于是，将认知心理学引向“生态学殿堂”便成了他永恒的追逐梦想。如果说《认知心理学》（1967 年）成就了奈塞尔作为认知心理学“开创者”的地位，那么相隔十年后的另一本著作《认知与现实》（1976 年） 则彰显了他作为认知心理学“开拓者”的独特魅力。该著作的诞生不仅预示着奈塞尔的学术理念实现了生态学转向，而且标志着生态论认知心理学在20 世纪70 年代初露端倪。从此，奈塞尔迈向了认知心理学改革的风浪口，欲借助“生态效度” （ecological validity） 为“关键词”改变认知心理学自身发展的方向。万道河，千重山，举步维艰。君不怕，视等闲，勇往直前！

一、康奈尔遇知己

早在1966 年底， 《认知心理学》刚刚收笔不久，预印本初已发行之时，奈塞尔就接到了去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任职的诚挚邀请。邀请电话是由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哈里•莱文（Harry Levin，1925—1993） 打来的。莱文教授是阅读心理学研究领域知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当时正在主持一个被称为“阅读计划”的联邦资助研究项目，以考察阅读与学习之间的关系。由于刚刚担任系主任，他急需招揽一批学术界知名人士，以突显自己对心理学系的学科建设所作出的努力。

自从1963 年发表视觉搜索范式以来，奈塞尔就在莱文心目中树立了良好形象。《认知心理学》预印本的发行，更使得这位眼光犀利、求贤似渴的系主任对奈塞尔“垂涎三尺”，他一定要得到这位小他三岁的“学术奇才”似乎才肯甘心！莱文邀请奈塞尔到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担任全职教授，言辞恳切，并且答应给予丰厚的薪水，年薪高达25 000 美元。奈塞尔当时已在布兰迪斯大学工作了七年半，在同一地方如此长久的居住，不免使他那颗喜欢追求新奇事物的心有些不安分。奈塞尔原本就想在费城实验精神病学研究中心的“闭关”写作彻底结束之后，不再回布兰迪斯工作，而是希望换个工作场所“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或许这更有利于自己学术的发展。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莱文的邀请，于次年携家眷到了康奈尔大学，并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座漂亮的大房子。正是在这里，奈塞尔结识了他学术上的知己、生活上的朋友———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

康奈尔大学是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伊萨卡小镇。校园主体处于小山之巅，两个深谷将校园切开，四周群山环绕，森林密布，与美丽的五指湖群相望。站在图书馆凭窗远眺，苍苍茫茫，一派辽阔的乡野气象，凸现出一种生态、自然之美。校内建筑以大红色为主，鲜艳热烈，热情奔放，象征着任何人的青春都能在康奈尔这里燃烧。康奈尔大学以尊重自由创新而闻名。

傍晚的康奈尔大学宁静而安详，只有麦格劳塔（McGrawTower） 顶端的清脆钟声在传承和诉说着百年的故事。夕阳的余晖穿过树叶的缝隙轻柔地洒下斑驳的光点，在微风的拂动下泛起层层涟漪。云端的霞光为色调温暖的红色建筑更增添了几分鲜艳与热情，仿佛在向人们表露着甜蜜兴奋的心情。这条小道，一到傍晚时分便成了热恋男女谈情说爱的绝佳去处，就连空气中似乎也弥漫着温柔的浪漫情调。远远而来，一对老夫妇相携的身影逐渐清晰，他们步履矫健，目光充满了睿智、慈祥与坦荡。路上行人，见到他们都频频颔首致意，足见他们在这所知名学府的地位和声望。他们，就是康奈尔大学校园里的第一对“教授夫妇”、曾经风靡整个史密斯学院的“师生恋人”———詹姆斯•吉布森 （J. J. Gibson，1904—1979） 与埃莉诺•吉布森（E. J. Gibson，1910—2002）。

詹姆斯•吉布森先生是从行为主义转向格式塔心理学思想的实验心理学家，也是夫妻搭档合作研究知觉心理最有贡献的人（张春兴，2002，第252 页）。他早年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师从整体论行为主义者霍尔特（Edwin B.Holt，1873—1946），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对形状知觉进行了研究。1928年博士毕业后，赴史密斯大学任教，任教期间结识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位是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受其影响吉布森开始专注于知觉心理的实验研究；另一位是他的学生埃莉诺•杰克（Eleanor Jack）。埃莉诺对吉布森一见钟情，在初识后的第二天就有了第一次约会。后来，埃莉诺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嫁给了吉布森。按照吉布森的话说,“为什么一个魅力四射的女孩选择嫁给一个穷教师而不是百万富翁？因为学术生活更吸引她。她希望在学术上有所发展，而不仅仅是流连于派对舞会” （转引自熊哲宏，2008，第85 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布森应召在美国空军服役，指导一个心理学研究室开展陆军的空军航空兵的心理学研究项目。吉布森研究发现，由于当时飞机降落仍靠目测判断，降落的成功或失败与驾驶员的视知觉能力高度相关。于是，在此工作期间，吉布森以运动知觉能力作为甄选飞行员的重要考察指标。战争结束后，吉布森先回史密斯学院任教，1949 年偕同妻儿转任康奈尔大学教授兼心理学系主任，并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职业生涯。到达康奈尔大学之后，埃莉诺担任吉布森的无薪实验助理，直到1965 年才获得正式教职。她可以说是吉布森最亲密的、对他影响最大的同事和学术挚友，但两人却保持着思想的独立性，从不迁就和依附于对方。正如吉布森所说（转引自熊哲宏，2008，第86 页）：

学术上我们有合作， 但不是经常的事， 而且也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夫妻档”。与人们对科学家夫妇“夫唱妇随”的想法不同的是， 我们总有争论不完的看法， 因为我们受不同的思想影响。

吉布森强烈地提倡用一种“生态学方法”来理解和研究知觉与行为，主张将环境或“背景”置于知觉研究的中心。他在1950 年出版的《视觉世界的知觉》一书中，提出了其创新性的知觉理论———直接知觉论。他反对之前的传统知觉理论，即主张知觉是由刺激引起感觉后转化而来的，是间接的。他认为，人类对某一刺激所得的知觉经验，是由刺激本身特征直接引起的，无需经由心理运作予以组织而后再进行判断。人类和其他动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因适应环境的需要，逐渐形成了一种依据刺激本身特征即可直接获得知觉经验的能力。也就是说，知觉是先天遗传的，不是后天学习的（张春兴，2002，第253 页）。后来，他的夫人埃莉诺与人合作设计的“视崖” （visual cliff） 实验支持了这一观点。实验是这样的：实验装置中央是一个能容纳会爬儿童的平台，平台两边覆盖着厚玻璃。玻璃上铺着黑白相间的格子布料，一边布料与玻璃贴紧，形成“浅滩”，另一边布料与玻璃相隔数尺距离，造成深度，形成“悬崖”。实验时让婴儿的母亲先后站在“深”、“浅”两侧招呼孩子，诱导其爬向母亲身边。1966 年，吉布森又出版了其另一本重要著作《作为知觉系统的感觉》，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直接知觉理论和生态光学这门新学科。吉布森关于知觉研究的生态学思想对奈塞尔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决定了他后半生职业生涯的基本方向。奈塞尔与吉布森的初次见面还是在他1967 年的聘职会上。聘职会在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举行，参加者除了系主任哈里•莱文和其他几位教授外，还特别邀请了康奈尔大学资深心理学家63 岁的詹姆斯•吉布森。整个谈话基本上是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也产生了一个令奈塞尔终生难忘的小插曲。奈塞尔首先报告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关于认知的信息加工观点。“你为何认为信息必须要被加工呢？”吉布森不解地问道，接着做了一个耸肩的滑稽动作。这一问题对奈塞尔来说实在来得过于突然。尽管他之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过这个问题，但从未作深入思考。吉布森在学术上一向是“极端固执和毫不让步的”，甚至有时“怒气冲冲”。然而，这次他很快就意识到面前这位“中年小伙子”的尴尬，迅即以只有像他这样的智慧老人才具有的迷人和可爱打破了僵局。奈塞尔感受到了吉布森的友善，也预感到这位老人将是自己未来学术发展的“贵人”。

“信息必须要被加工吗？”聘职会上的那一幕，使奈塞尔急切地想了解吉布森夫妇所从事的研究，以期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启发。尽管《认知心理学》的出版奠定了奈塞尔在心理学界的地位，使他声名远扬，但他并没有沿着由“认知心理学之父”这一美誉所奠定的传统路向继续发展，没有紧跟认知心理学的最新文献，从事信息加工心理学的实验研究，而是在不断反思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所暴露出的问题，试图寻求一条新的道路加以弥补。

奈塞尔在康奈尔大学教授一门知觉课程，恰巧他的两位教学助手是吉布森的学生。他们对奈塞尔较为传统的知觉研究取向表示不解，建议他读一些吉布森的著作。在他们的影响下，奈塞尔阅读了吉布森的经典新作《作为知觉系统的感觉》，并通过他们正式结识了吉布森夫妇。吉布森夫妇对奈塞尔那种执著求知的精神甚是欣赏。他们主动邀请奈塞尔访问他们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旧仓库中建立的实验室，观看他们精巧的实验。而且，除了学术方面的交往外，两家还经常在一起玩桥牌、喝咖啡，成为要好的朋友。或许，对奈塞尔未来帮助最大的，要数与吉布森先生无数次的自由谈话。

吉布森对在《认知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种种实验完全不感兴趣，而是坚决主张使用具有生态有效性的方法，以便知觉系统能够正常运转。这一点与奈塞尔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有很多相同之处。然而，视觉系统“采集” （pick up）已经“在光中” （in the light） 而根本不需要被加工的信息，吉布森的这一观点让奈塞尔苦思冥想了好长一段时间。“如果信息不在光中，那它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待呢？”奈塞尔思忖道。几次谈话之后，他终于明白了吉布森的意思：信息是完全存在于刺激环境中的，它可以为任何作出视觉努力的观察者所获得。知觉者在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直接采集外在世界所提供的丰富信息，而根本不需要任何推理的步骤和信息加工。或者说，心理事件在知觉中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理解人类的行为首先并且只需对情境中可获得的信息进行仔细分析，而无需关注知觉有机体的作用。对知觉的分析不是从感觉器官或有机体开始，而是从个体所感知的环境开始。慢慢地，奈塞尔开始意识到，吉布森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开始确信，原来他所支持的认知信息加工模型，倾向于低估有效的刺激信息，过多地依赖在人工实验室情境中所获得的结果，而忽视认知如何真正地在信息丰富的自然环境中产生。

于是，1968 年他开始修改其在《认知心理学》中所坚持的“信息内在于有机体”的观点，而融合采纳吉布森所主张的“信息存在于光中，外在于有机体”的观点。不过，奈塞尔只是部分吸纳和借鉴了吉布森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照搬。正如后来他在《认知与现实》中所说：“然而，尽管我十分地感激吉布森夫妇，以致把这本书题献给他们，但是我的观点并不真的与‘吉布森式的’ 原则相一致。” （Neisser，1976，p.xii） “是否存在某种我们可能都正确的情况？信息可能被采集又被加工吗？”奈塞尔产生了一个创造性的想法，这直接导致了其后来“知觉环理论”的产生。

吉布森信奉现实主义，强调心理学研究要关注真实的生活世界，并且他还把知觉者看做主动的信息寻求者。这一点对奈塞尔更是颇具吸引力。“我喜欢它们远远胜过由《认知心理学》所激发产生的机械的精密测时模型。” （Neisser，2007，p.286） 而且，在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处于一个事故频仍的时期。青年学生开始奉行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掀起反主流文化的思潮，参加政治抗议活动，反对越战和任何形式的战争。例如，康奈尔大学的非洲裔美国学生，通过武装自己并实际上接管一座大楼而制造了全国性的新闻。“整个国家正处于变化的阵痛之中”，“这种激进的氛围似乎增强了”奈塞尔“对发展一门新的且更具生态性的心理学的兴趣”。（Neisser，2007，p.286）

二、《认知与现实》

1973—1974 年，幸运的奈塞尔又获得了一次外出度公休假的机会，这次是应位于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邀请。他带着妻子阿登和四个孩子一同前往，在帕洛阿尔托租了一座为期一年的房子，准备在那儿开开心心度过一个长假。平日里除了带着妻儿出去游玩，奈塞尔还到沿海的各大学作报告。凭着他当时在心理学界的声誉，几乎每一所大学都不会放过邀请他作一场精彩报告的机会。报告自然是精彩的，所到之处都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一个思想深刻、见解独特而又幽默风趣、精力充沛的中年人。

至今奈塞尔依然记得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那个值得回顾、引人发笑的时刻。当时“电子邮件”作为一种迅速便捷的通讯工具刚被发明不久，那里的教学人员对他们最新的技术进步自然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奈塞尔先生，您请看，这是我们最先进的技术！我们的计算机可以在眨眼间相互传递超大量的信息！”“哦，是吗？可我以为这算不了什么！”奈塞尔摊了摊手，耸了耸肩，不以为然地笑着回应道。这不合常理的一幕，令在场的人都笑了，并且对奈塞尔刮目相看。度公休假期间，正赶上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洛朗•雷斯尼克（Lauren Resnick） 在匹兹堡举办关于“智力之本质”的研讨会，奈塞尔应邀到会上评论论文。论文内容基本上都是围绕人工智能和人类思维的主题展开的。在奈塞尔看来，这些论文几乎都坚持一种过于狭隘的智力概念。于是，他在评论中阐述了自己的智力观点，将“学术智力” （academic intelligence） 和“一般智力” （general intelligence） 作了明确区分。让奈塞尔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这一小小的贡献居然引起了较大反响，后来经常被作为智力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而为研究者所引用。

按照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的潜在规定，每个来访者都应承担一个研究项目。“我应该承担什么项目呢？”奈塞尔自问。在出版商的建议下，他打算修订初版已达6 年的《认知心理学》。但最终情况如何呢？ （Neisser，2007，p.287）不幸的是， 做这件事情意味着要阅读快速增长的认知文献———这一类文献被信息加工模型和心理测时法所主导。 我对它的厌恶迅速增长， 终于有一天， 为了拯救我的生命， 我感觉我不能再多读一份反应时研究报告了。

于是，他丢弃了已写的草稿，花费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与 《认知心理学》 截然不同的另一部经典之作———《认知与现实： 认知心理学的原理与含义》（Cognition and Reality：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1976 年由美国知名出版社W. H. Freeman and Company 出版，阐述了其认知心理学研究应与生态学研究相结合的观点。

其实，这部著作的产生并非奈塞尔一时感情用事，而是他数年思想的积淀。如前文所述，自打1967 年《认知心理学》出版以来，奈塞尔就一直在反思信息加工研究范式的不足，并且在吉布森生态心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对自己原来的信息加工观点进行了修正和弥补。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奈塞尔，深知“现实和实用”才是一门学科永葆青春的根基。然而，他很难彻底舍弃伴随自己多年的信息加工思想，而是希望找到一条能将传统思想与新思想完美结合起来的“中间”道路，毕竟信息加工研究也并非一无是处。于是，他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终于实现了认知心理学思想的升华与转向：将实验室研究的严密性与生态研究的“现实性”相结合，使认知心理学研究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更加注重认知研究的生态效度。这部经典著作《认知与现实》便是该思想的反映。

《认知与现实》一书旨在推广吉布森的生态学观点，实现认知心理学与生态学研究的结合，试图改变认知心理学自身的发展方向。根据奈塞尔的观点，该书主要致力于解决《认知心理学》问世以来引发的四个重要问题。一是人性的概念问题。奈塞尔认为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令人失望，仅局限于特定的实验室情境，而忽视实验室之外的环境，无助于对人性的深入认识。二是认知心理学的发展问题。当今的认知心理学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看待？其大方向是否真的富有成效？三是吉布森对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信息加工观点需要重新被审视。四是注意、容量和意识问题。奈塞尔在写作《认知心理学》时尽力避免讨论意识，因为他觉得那时的心理学还不足以研究这一问题，任何的尝试只能导致无知和胡乱推测。然而，此时的许多认知模型都把意识看做信息加工的特殊阶段，这是不对的，需要作出新的理论解释。奈塞尔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Neisser，1976，p.2）：

一种对未来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心理学理论能够改变整个社会的信念， 正如精神分析确实已经做到的那样。然而，这只可能发生在这一条件下： 该理论解释的是人们在真实的、具有文化意义的情境中的行为。该理论阐明的必定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它必须对这些情境中的被试自身具有某种意义。如果一种理论缺乏这些品质———如果它不具备今天所说的“生态效度” ———那么它迟早会被抛弃。

接下来，他以内省心理学、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盛衰为例进行了阐述。内省心理学之所以被舍弃，除了内省方法本身的缺陷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远离日常生活，所持的人性观过于狭隘和理性，仅仅适用于实验室情境。与之相对，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不仅促进了人们对人性的进一步了解，而且能应用于日常生活，因而它们取得了成功。如果认知心理学过于依赖信息加工的计算机模型，那么它的发展势必会遇到大麻烦。缺乏生态效度、漠视文化、忽视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知觉和记忆的主要特征，会使得认知心理学变成一个狭隘、无趣的专业领域。有迹象表明，这的确有可能发生。

由此，奈塞尔提出，为避免重蹈内省主义的覆辙，认知心理学不应再过于依赖信息加工的计算机模型，而应实现更为“现实的” （realistic） 转向。首先，认知心理学家必须更加努力地理解发生在日常环境和有目的的自发性活动背景中的认知。这并不意味着实验室实验的终结，而是致力于研究那些具有生态重要性的变量而非那些易于操控的变量。其次，认知心理学家有必要更多地关注知觉者和思考者所生活的真实世界的细节以及真实世界中易得信息的细微结构。已有的研究过于追求心理的假设模型，而未充分分析影响心理形成的环境。再次，心理学必须设法接受人们实际上有能力习得的认知技能的精密性和复杂性，以及这些技能要经历系统发展这一事实。让缺乏经验的被试在短暂的时间内执行新奇的、无意义的任务，这种纯实验几乎不能建立令人满意的人类认知理论。最后，认知心理学家必须审视其研究对于更为根本的问题———人性的意义，而不能将之完全留给行为主义者和精神分析学家来决定。

除第一章导言外， 《认知与现实》接下来的七章内容分别考察了知觉理论、日常生活中的视觉、图式、注意和容量问题、认知地图、想象和记忆、言语的知觉和使用等主题，最后一章进一步强调了认知研究中生态学研究视角的选择以及在研究中考虑自然场景、文化、情绪、个体差异、自我意识等因素对认知的重要性。纵览全书，这部著作对知觉的关注最多，它主要以知觉为例阐述认知研究的生态学理念、方法与实践，体现信息加工和生态学两种研究范式之精髓理念的有机融合。奈塞尔原本打算在“现实的”框架中论述认知的所有方面，但鉴于知觉是最基本的认知活动，是所有其他认知活动的起点，并且是认知与现实的交汇点，所以就着重对知觉给予了生态学关注。（Neisser，1976，pp.8-9）

或许，一种新的学术潮流（信息加工取向的认知心理学）一旦兴起，就很难在短时间内使它改变方向。《认知与现实》一书并没有像《认知心理学》那样引起广泛关注，所产生的效果也与预期相差甚远。正如奈塞尔所言（Baars，1986，p.282）：

……我在《认知与现实》中所介绍的信息不如1967 年我在《认知心理学》中所介绍的信息那么受欢迎。那时， 我想要做的事情正是所有人都想要做的。我并没有发挥巨大“领导作用” 或其他什么作用： 我只是幸运地在人们设法想要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撰写了我的书。我给了他们一个框架。但是现在， 我要说的是， 人们想要做的事情也许并不值得去做；也许他们应该去做其他的什么事情。这样的一条信息并不怎么受欢迎。认知心理学家们似乎非常自我满足， 非常确信他们懂得很多， 也非常确信他们正在取得重大进步。我的看法则不同。 的确， 正在从事的实验都很精巧———有些简直出乎想象———但是我们对我们过去尚不了解的人性知道得并不多。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生态的取向， 它要更加致力于理解自然发生的认知， 而非在复杂的实验中检验独创性的理论。

尽管如此，但奈塞尔并未感到遗憾，其实他也无需遗憾！《认知与现实》一书的出版至少标志着他本人的认知心理学思想发生了生态学转向。同时，它也标志着认知心理学在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生态论认知心理学初露端倪。虽然生态论认知心理学是由吉布森提出的，但正是由于奈塞尔凭着他在认知心理学中的地位积极地加以推广，才使得生态论认知心理学的影响逐步扩大，使得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虽然奈塞尔自谦地认为自己“总是处于喜欢他人所不喜欢的事物的位置……通常把自己视作一个边缘的、批判性的理论家……通常处于边缘地位……不能很好地把握主流” （Baars，1986，p.280），但是正如威诺格拉德等人所说，“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是主流习惯于追随他”（Winograd，Fivush，& Hirst，1999，p.viii）。

关于《认知与现实》一书出版的意义，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表述：在认知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两部著作不容忽视，它们观点几乎截然不同，却出自一人之手，而且颇有点“自己反自己”的味道。其中一部在认知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波澜，标志着一种研究取向作为一门新学科正式登上了心理学舞台；相隔仅十年不到，另一部著作又出版，而且它是以一个“拯救者”的身份，试图将之前的那种研究取向引向一个新方向。尽管它的目标并未像预期的那样完全实现，它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及前一部，但这不是它的过错，我们只能说这是由“历史的惯性”所决定的，即一种新的学术潮流一旦兴起以后，人们就很难在短时间内使它大幅度地改变方向。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它毕竟使认知心理学的“历史车轮”向前迈了一大步，并且它将继续对认知心理学甚至整个心理学的未来发挥着作用！

三、知觉环

自从19 世纪中叶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 提出知觉经验论以来，心理学家有关知觉建构性和直接性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他们沿袭各自不同的实验思路，得出了支持各自知觉理论的实验结果。其实，关于知觉的争论，主要还是围绕知觉的形成机制与加工机制问题。建构知觉理论又称间接知觉理论，认为刺激本身的信息是模糊的、不完整的，知觉过程需要有机体主动选择刺激并将感觉与记忆相融合，进而对知觉对象作出推断、评价和解释。也就是说，个体必须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感觉信息，对刺激信息作出假设和检验，才能实现对刺激的真正知觉。例如，你的一个多年未见的好朋友从远处走来，尽管他的容貌、衣着和身材都已发生了很大改变，但你往往还能认出他，这就是你在根据自己过去的印象进行推测和辨认。

直接知觉理论以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为代表。经过多年在真实生活条件下对知觉的研究，吉布森指出，自然界的刺激信息是完整的、丰富的，人完全可以直接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直接产生与作用于感官的刺激相对应的知觉经验，根本不需要在过去经验基础上形成假设和进行检验。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们在一个环境中采取行动需要的信息系统都包含在那里的物体当中，我们无需任何别的知觉机能” （Gavin，1998，p.26）。知觉就是知觉者在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直接产生的，无需过去经验的参与。例如，在视崖实验中，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可以说在深浅方面没什么过去经验可言，但他们仍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悬崖”恐惧，这表示婴儿已感知到了视崖的深度。

起初，奈塞尔坚持知觉的建构论，认为知觉是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心理建构物。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在不断反思和吉布森影响下，他通过把知觉看成连续性活动，提出了一种新的知觉理论———知觉环理论 （cyclical theory of perception），试图综合直接知觉观和建构知觉观，即调和“信息采集” （information pickup） 和“信息加工”。在知觉环理论中，包括三个关键概念，即图式（schema）、搜索（exploration） 和刺激（stimuli）。其中，图式是知觉者大脑中预先存在的认知装置，是过去感知过的某些刺激信息有机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一个结构稳定的内部表征，它解释了有机体如何从环境中采集可获得的信息。搜索即信息选择。刺激即环境中可直接获得的丰富信息。

知觉环理论认为，人们的视线中存在许多可以利用的信息，对这些信息的选择需要图式的指导。选择信息的活动会改变原有图式，使之再选择或搜索新的信息，而这些新的信息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改变图式，如此循环往复。因此，知觉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环，从图式—→搜索（图式指导信息搜索）—→客体或可获得的信息（通过搜索过程采集信息或进行信息取样） —→图式（信息修正图式）。这种循环活动出现于每一个知觉系统中。奈塞尔在《认知与现实》一书中对知觉环作了这样的阐述（Neisser，1976，pp.20-21）：

在我看来， 对视觉起关键作用的认知结构是这样一些预期图式（anticipatory schemata）， 它们使知觉者准备接受某些种类的信息而非其他信息， 从而控制注视活动。因为我们只能注意到我们知道如何去寻找的东西， 所以正是这些图式（连同实际可获得的信息） 决定着什么将被知觉到。知觉的确是一种建构过程， 但所建构的不是出现在意识中的意象……

在每一时刻， 知觉者都在建构着对某些种类信息的预期， 使得他能够在这些信息变得可获得时接受它们。通常， 他必须通过移动他的眼睛、头或身体主动搜索光阵列（optic array）以使信息可获得。这些搜索要受到预期图式的指导， 预期图式是为知觉活动制作的计划以及为特定种类的光结构做的准备。搜索的结果， 即采集的信息， 会修改原初图式。修改后的图式会指导进一步搜索， 并为更多信息作准备。

根据奈塞尔的知觉环理论，人们注意某些事物，无非是将这些事物置于一个知觉环中。他和罗伯特•贝克林（RobertBecklen） 用选择性注视（selective looking） 现象来说明了这一点。实验的基本过程是：两个屏幕分别播放两种游戏场景，然后用一面镜子将这两幅影像叠加到一起，就好像一台电视机在同时播放两个频道。让被试注视其中掷球的游戏场景，而忽视另一种叠加场景。当目标事件（即进球） 发生时，被试按压反应键。结果显示，当每分钟投进40 个球时，被试很容易做到只注视其中的掷球游戏场景，而察觉不到另一个叠加的场景。这时，镜子中出现了一位女士撑着一把伞慢慢穿过的影像。结果，很少有被试注意到最后叠加的影像（Neisser & Becklen，1975，pp.480-494）。也就是说，当两件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影像同时呈现在同一屏幕上时，观察者会注视其中的一个事件，而察觉不到另一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只有被关注的场景进入了知觉环，因而只有它能被觉察到。

奈塞尔的知觉环理论既强调了大脑中原有认知结构的作用，体现了建构论观点，又突出了环境中刺激的作用，体现了直接知觉的观点，巧妙地综合了“信息加工”与“信息采集”两种知觉理念，即知觉是“信息加工”与“信息采集”交互作用的结果。知觉环理论可视作奈塞尔的信息加工思想与生态学思想在知觉研究领域有机结合的典范。

四、新路向： 生态研究是真谛

《认知与现实》的出版，标志着奈塞尔经过多年反思，终于找到了认知心理学发展的新路向：生态研究是真谛！渐成心理学主流的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所存在的缺陷和局限让奈塞尔焦虑万分。在他看来，用生态学理念和研究范式改造传统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建立一门具有生态有效性的认知心理学，这将是认知心理学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下面让我们通过虚拟一个与奈塞尔的对话场景，来切身聆听和感受他关于认知心理学生态化取向的一些见解和想法。

问： 认知心理学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作为“认知心理学之父”， 您似乎对当前的认知心理学现状有些失望和遗憾， 请谈谈您此时此刻的感受好吗？

答： 是的， 我的确有些不满， 但更多的是担忧。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态势与我当初所料想的差距很大。我原本以为它会发展成一门前景喜人的“人性” 学科， 怎料想它离我当初的愿望越来越远。当然， 我当初在这方面的认识也不够深刻、不够透彻， 以致犯了许多观点上的错误。现在的认知心理学，研究面越来越狭窄， 只关注内部心理加工过程， 而置认知形成和发展的现实背景于不顾。研究选题并不是社会现实所亟需的， 而是离平常百姓的生活很遥远。况且， 研究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 一味追求人为控制的实验室情境， 将被试当做机器一样研究， 假设太多生冷的机械模型， 想当然地以为这样可以完美无缺地探究人们的认知“真理”。结果反而事与愿违。他们的研究结论在实验室条件下还适用， 可一旦走出实验室， 十有八九就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数据。不能很好地说明日常生活中的认知现象， 很难推广到受特定社会、文化和教育影响的人群， 不具有多少实际应用价值。认知心理学的整个学术导向像行为主义一样， 正在走向另一个不好的极端。长此下去， 势必会遭人们唾弃。作为一名认知心理学研究者， 我有责任为这门学科的明天作出更多努力！

问： 拜读过您的《认知与现实》佳作之后， 感觉您已经为认知心理学的未来发展找到了正确方向， 那么可以谈谈您在这方面的认识吗？

答： 这本书是我比较喜爱的， 它是我的学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标志。对于认知心理学的未来发展， 坦诚地讲，我是受了吉布森生态学思想的影响。生态学着眼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真实情境开展研究， 对人性关注较多， 给我们研究认知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我希望能够借用生态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范式去改造和弥补传统信息加工心理学的不足， 将认知心理学发展成一门生态学取向的学科。当然， 我并不主张完全抛弃原来的信息加工研究范式。这并非是因为我出于多年感情对它难舍难弃， 而是因为它的确有我们需要保留的长处。它也致力于更好地理解人类认知， 它的实验室研究的严密性体现了认知研究的科学精神。或许， 将生态学范式的“现实性” 与它的“严密性” 有效结合起来， 能更好地探究认知的奥秘。生态学取向最典型的特征不是嫌弃实验室， 而是试图保持在自然背景中至关重要的变量的完整性。因此， 认知心理学的未来发展， 当是在继承原有研究范式之优势的基础上， 建立一门具有生态有效性的认知科学。

问： 您现在对“认知” 概念的理解是否发生了很大变化？

答： 的确是的。我曾经着重从有机体内部加工的视角来定义“认知”， 认为它是大脑的内部信息加工过程， 即感觉信息被转换、简约、精加工、储存、恢复和应用的全过程。我的思想发生生态学转向后， 我几乎不再提及这一观点。现在，我把“认知” 界定为处理知识的技能。这些知识来源于环境，即有机体所处的真实世界和日常生活情境。我不再试图理解心理可以加工哪些信息以及具体如何加工， 而是把注意力转向探知哪些信息在环境中是可得的。当然， 尽管我强调现实环境， 但我并不像吉布森那样忽视认知主体自身的作用。我认为有机体与环境不是两个脱节的实体， 有机体的内部认知结构在处理外界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并且环境信息也在使认知结构发生着改变。认知技能正是在有机体与环境长期交互作用的过程中， 通过处理环境信息获得发展的， 它是一个需要经历系统发展的复杂过程（Neisser，1976， p.8）。

问： 在您看来， 认知心理学应该研究什么样的认知现象？答： 人们日常经历的认知现象应当成为研究的重心。我们大家都想知道人类在与他们的各种环境进行正常交往时实际上在做什么、看什么或认识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对某些原本引人注目的新鲜事物视而不见？ 为什么经历同样事情的人对该事情的记忆会不同？ 为什么我们对于生命最早期的记忆会如此之少？ 为什么我们会清晰地记住某些特定的事情， 而对其他一些事情则似乎会完全遗忘？ 为什么有的人在紧急情况下处理问题的思路依然清晰， 而有些人则乱作一团？ 诸如此类的认知现象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它们背后蕴含着特定的文化、社会、教育以及人格等因素， 是人们比较感兴趣的主题， 其研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理解发生在日常环境和有目的的自发性活动背景中的认知， 应成为认知心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问： 如何有效地研究这些认知现象呢？

答： 依我之见， 认知研究的情境必须是自然的， 而研究本身也必须是严格的。生态学的自然主义范式和信息加工的实验室范式相互配合， 不失为研究日常认知现象的最佳策略。具体来说， 我们不应再像原来那样拘囿于人为控制的实验室情境， 正如我们不能将记忆与其他认知过程分离开来而对其进行研究一样， 我们也不能在人们所生活的背景之外对认知进行研究。我们要走出实验室， 把实验室固有的严格性移植到自然的、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去， 在自然背景下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认知。搜集资料的方法可以多元， 自然观察、参与观察、访谈、问卷调查以及现场实验等方法都可以依据需要综合地加以运用。我们的根本目的在于如何更好地研究和解释日常生活中的认知现象， 因此任何有效的研究策略都是可供选择的手段。

当然， 我并不反对实验室研究， 但要保证实验情境的自然性和真实性。可以依靠自然主义的研究范式收集原始资料，然后在实验室中验证资料， 再把资料放在自然背景中进行解释。实验室中所选用的实验材料要具有生活性， 不应让被试面对那些任意的、被拆开的、为检测特殊理论模型而设计的无意义任务。被试的选择应具有广泛代表性， 而不应只基于方便的考虑。研究者还应该多花费精力来分析影响被试认知形成的文化和生活背景因素以及情绪人格因素。

问： 您对最终的研究结果有什么期望吗？

答： 说到研究结果， 我最看重的一点就是生态效度， 也就是一个理论或一个实验结果能够说明或预测人们在真实的、各种不同背景中的行为的程度。通俗地讲， 就是研究结论应具有现实推广性和实用价值， 而不应只适用于受约束的实验室情境、特定的被试人群或特定的实验材料。这一点的确很重要！ 然而， 据我了解， 目前大多数实验室研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生态效度的缺乏， 可以说是当前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最大弊端。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降低对实验条件的控制要求，在较开放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研究， 来努力提高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生态效度。

问： 您对学术的执著和为认知心理学前途作出的努力，让我很受感动。但我一直有个担心， 那些习惯于从事信息加工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们会响应您的号召吗？答： 我自认是一个批判性的理论家， 总是喜欢他人所不喜欢的事物， 不能很好地把握主流， 通常处于边缘地位。事实证明， 《认知与现实》并没有产生像《认知心理学》那样明显的效果， 它所引起的关注比我希望的要少。某种程度上，它摧毁了我作为一名主流认知心理学家的声誉。其实， 人们一旦习惯了搞某种研究， 短时间内是很难转变思维的， 也很难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无论他们是否赞同我的观点， 我都不会放弃我的努力！ 我想用但丁的一句名言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 不过， 我还是希望， 那些在实验室中从事信息加工研究的学者们， 能够尽早走出实验室， 关注一下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认知现象， 这不仅有趣，而且更有意义。我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

问： 在今后的漫长岁月中， 您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什么打算？

答： 生态学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更不是一句空话。今后， 我要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丰富和加强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建设。首先， 我要在追求事实和观察资料的基础上， 加强认知科学的生态理论建设。对于一门学科， 指导思想始终应处于领先地位！ 其次， 我打算做些具体的生态学研究， 比如我所感兴趣的生态记忆研究。只有做出些成功的具体案例， 才能吸引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学者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认知心理学能有一个美好未来！

第五章 走进日常生活的记忆

赫克斯科说：“每个人的记忆都是自己的私人文学。”悲欢离合，爱恨情愁，一切经历与感怀润就了记忆的海洋。记忆是一个神秘而妙趣横生的事物，它承载着一个人过往岁月中所发生的全部生活故事。古往今昔多少年，记忆一直是人们探索和诠释的对象。一个世纪以前，艾宾浩斯首次创造性地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研究了记忆。一个世纪之后，在认知心理学道路上不断开拓的奈塞尔，抛弃艾宾浩斯奠定的传统记忆研究模式，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记忆问题。他于1978 年在一篇关于“记忆实用方面”的演讲稿中坦率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Neisser & Hyman，2000，p.3）：

传统的记忆心理学百余年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部分原因在于它系统地避免了最有趣的问题。正如对动物行为自然的、生态的研究被证明比传统的“动物学习” 研究要有趣得多一样， 对记忆的自然研究可能要比它的实验室研究更富有成效。

之后，用生态学方法研究日常生活背景中的记忆成为奈塞尔的主要兴趣所在。1982 年，奈塞尔出版了《观察的记忆》一书，这是继《认知心理学》和《认知与现实》之后又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它激发了人们对记忆生态学研究的兴趣，在特定范围内改变了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方向。除了亲自从事日常记忆研究外，奈塞尔还发起了一场记忆研究的生态学运动，并成为该领域的“领头雁”。

一、从知觉到记忆

到20 世纪70 年代末，奈塞尔的研究兴趣逐渐由知觉转向记忆。特别是1979 年吉布森去世之后，处于悲痛之中的奈塞尔几乎完全抛却了知觉研究，而转向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记忆现象，并且也逐渐开始关注智力和教育问题。他经常用自己在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培训津贴资助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色的学生和博士后，鼓舞和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和有志之士。然而，尽管奈塞尔的研究主题开始转向记忆，但他自己的记忆力却大不如从前。年过半百的他常常不能准确地记起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哪怕一些重要的事情也戏剧般地隐没到记忆中不肯显身。例如，他常常无法回忆起所欲引用的重要学术观点的提出者是谁以及是谁告诉了他什么重要信息。颇有点“只知吃鸡蛋，却难识下蛋鸡”的幽默心怀！或许，对自身记忆问题的关注也是奈塞尔转向生态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1885 年艾宾浩斯以无意义音节为材料研究记忆以来，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研究记忆一直是记忆研究领域的主流范式，而在真实生活情境中研究日常记忆的自然传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几乎没有专门探讨日常记忆研究的学术会议召开。奈塞尔坚持认为，在生活背景之外研究记忆的做法是不应当受到欢迎的，而用生态学方法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记忆才是一条明智的道路。在奈塞尔之前，以巴特利特为代表的一批记忆心理学家曾践行了与之类似的观点。巴特利特对艾宾浩斯所开创的标准实验室研究程序持批判态度，认为它抹杀了记忆的真实特征与本质。采用无意义音节作为记忆材料来避免已有知识经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在漠视被试文化背景、情绪、态度、先前经验等与记忆有关的其他重要特征，这会把记忆实验完全限制在人为情境中，使得研究缺乏现实意义。他主张以具有丰富意义的故事、图画等为材料来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记忆特征，并且还特别强调图式对记忆的影响。奈塞尔虽然赞赏巴特利特等人在记忆的自然研究道路上已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他仍然认为他们的研究生态效度还不够充分，因为几乎没有哪个被试是在记忆实验过程之外的故事。

奈塞尔希望能在记忆的生态研究方面取得真正突破，从根本上改变大家对记忆研究的态度和模式。与前两次一样，上帝再次垂青这个有准备的“头脑”！1978 年，关于“记忆的实用方面” （Practical Aspects of Memory） 的国际研讨会在英国威尔士的卡迪夫（Cardiff） 举行。奈塞尔无意中收到了一份关于该消息的宣传单。于是，他急切地与好友道格•赫尔曼（Doug Herrmann） 递交了一份篇幅适中的实证论文。道格那时在汉密尔顿学院教书，是奈塞尔在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到康奈尔大学参加他们举办的研讨会。幸运的是，奈塞尔凭着自己的知名度和所提交的论文，应邀到会作主题发言。

云天、碧海、金沙滩……卡迪夫是一座气候温暖潮润的海滨丽都，不仅拥有壮丽的海岸风光，虚无缥缈的山峰，富饶青葱的山谷，而且还有神秘古堡里的美丽童话。研讨会在此召开，额外地吸引了众多学界人士。对于奈塞尔来说，这是一次在学术界确立和推广记忆生态学研究取向的难得机遇。“我岂能错过！”于是，经过精心准备，他向大会作了题为“ 记忆： 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Memory： What are theImportant Questions） 的演讲报告，阐明了对记忆进行生态学研究的基本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啧啧称赞。

首先，奈塞尔结合自身的日常记忆经验分析和批判了记忆研究的现状：那些坚持运用标准实验室程序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们，虽然经过近百年努力已经取得了丰富的记忆研究成果，但他们没有致力于回答记忆在人类可理解的情境中是如何运用的，没有对日常生活中有趣味的、有意义的记忆现象给予应有的关注，因而并未真正揭示记忆的本质和特征。

在认知科学和心理学中，还有许多重要的记忆问题没有得到解答。特别是自巴特利特之后，记忆研究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状态，用一个简单的规则表示出来就是，“如果X 是记忆的一个有趣的或具有社会价值的方面，那么心理学家几乎从未研究过X” （Neisser， 1978. 见Neisser & Hyman， 2000，p.4）。奈塞尔在报告中遗憾地指出（Neisser， 1978. 见Neisser& Hyman， 2000， p.5）：

……你只需要告诉任何一位朋友（他自身不是心理学家）， 你是研究记忆的。哪怕受到一点点鼓励， 你的朋友都将会描述各类有趣的现象： 他的早年记忆存在诸多局限； 他无法记起约会； 他的姑妈能够凭着记忆按时间背诵诗歌； 他回忆人名的能力最近令人遗憾地下降； 离乡30 年后， 他能够多么顺利地找到家乡附近的路； 他的记忆与其他人的记忆存在很多不同。当然， 我们的研究事实上对于这些论题是无话可说的。

如果记忆研究只是刚刚开始， 心理学在这些问题上异乎寻常的沉默还情有可原。我们不可能顷刻间做好一切。然而事实是， 我们研究记忆和设计记忆实验已近百年了！ 关于记忆主题的研究即使在行为主义者占统治地位的阴郁的几十年中也从未间断， 并且最近已经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记忆研究不是由无知者或无能者来进行的； 心理学中某些最有才华的学者已经并且至今工作在记忆领域。

人们一直期望心理学家们能够急切地抓住机会，研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和所关注的记忆现象，为他们可信服地解答有关自身记忆的现实困惑。然而，为什么心理学家们没有将注意力转向记忆的实际问题和自然背景呢？

接下来， 奈塞尔深刻地阐述道（Neisser， 1978. Neisser & Hyman， 2000， pp.5-6）：

心理学家们之所以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 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他们正在从事更为重要的事情。他们正在致力于记忆的一般理论， 对记忆的潜在机制给予科学的理解， 这要比任何有关世俗问题的研究更加根本、更加意义深远。他们可能声称， 他们的工作已经确立了普遍适用的原则并导致了新的发现； 甚至现在正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强效的理论。如果这些断言是有确实根据的， 他们就可以为忽视那些对我们非心理学家朋友们来说似乎更明显、更有趣的问题作辩护。

奈塞尔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用大量篇幅从“普适原则”、“新发现”和“理论”三个方面对记忆心理学家们的断言进行了生动有力的驳斥。他总结道：心理学经历了近百年的记忆研究，其结果不免令人沮丧。虽然确立了可靠的经验普适原则，但它们大多都是显而易见的，以致十几岁的孩子都了解，如对意义材料的记忆优于无意义材料，曾经熟悉的材料再次被学习时会节省时间，相似的材料会对原有记忆产生干扰作用；虽然取得了许多新发现，但它们与记忆的关系甚微，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知如何去处理它们，以致它们在无穷不尽的实验变量中“耗尽”了；虽然提出了许多给人印象深刻的记忆理论，但它们并不能为了解和研究自然行为提供多少有意义的视角，如E. 亨特（E. Hunt） 的分散记忆模型和恩德尔•托尔文（E. Tulving） 的编码特异性概念几乎没有涉及记忆的日常运用。

鉴于此，奈塞尔建议，记忆心理学家们应该改变“心理”定向的研究模式，更多地研究日常生活中更加有趣的记忆现象，更多地关注与记忆有关的实际问题和自然情境。其实，在奈塞尔看来，那些在实验室中研究深奥（esoteric） 记忆的心理学家们，并非真的对日常形式的记忆不感兴趣，而是一直希望他们的研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他们之所以偏好人为的实验任务，其理性基础在于他们在实验室中比在自然背景中能更容易控制变量和操纵条件，其方法论假设在于“存在一般‘记忆’”。然而，奈塞尔认为，记忆是由人类不同的日常经验特征组合而成的，并不存在一般“记忆”。因此，他这样说道（Neisser， 1978.见Neisser & Hyman， 2000， p.12）：

依我之见，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人们如何运用他们各自的过去经验来应对现在和未来。我们想要理解这在自然条件下是如何发生的： 它所发生的环境， 它所采取的形式， 它所依赖的变量， 在运用过去经验的过程中个体间的差异。“自然条件” 并不意味着在丛林或者在沙漠， 除非那里碰巧是我们的被试所生活的地方。对于无忧无虑的孩童， 它意味着在学校和在家中； 对于深思熟虑的老人， 它意味着在工作中和在思考的过程中。因为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会改变过去经验的使用， 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许多背景。心理学实验室是这些背景中最易于做研究的， 但它也是最无趣的； 我们是自愿在那里花费大量时间的唯一的人。

在发言中，奈塞尔还对日常记忆的分类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他倡议与会的心理学家致力于解决记忆的重要问题，即记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他也认识到现实的记忆研究具有挑战性。他认为，在记忆研究中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解答（Neisser，1978.Neisser & Hyman， 2000， pp.16-17）：

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寻求答案。我们的寻求不必是完全随意的； 我不是在建议大家漫无目的地累积生态的细枝末节。我们的确要受到某些观念和假设的指导， 即我们关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一般观念以及关于我们所研究的现象的更加特殊的假设。如果没有这些观念和假设， 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进步。我们的艰巨任务将由为假设而验证假设转向利用它们来探究现实。它是一个不容易应对的挑战。记忆的现实研究比我们已经习惯的研究要困难得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奈塞尔对生态记忆研究已灰心丧气。这次演讲报告，可以说是他正式涉入生态记忆研究领域的宣言书。随后他发现，目击证据的许多研究表明，非常有自信的记忆有时候是错误的。于是，他对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的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John Dean） 的记忆进行了个案研究，这是心理学与现实生活事件相结合的经典范例。同时，他还对瞬间记忆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且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提出真实世界中的记忆研究可以和实验室研究一样严格。在他的倡导下，一大批关于日常生活的生态记忆研究成果开始出现。

二、关于约翰•迪安记忆的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末由研究知觉转向研究记忆后，奈塞尔关注了日常生活中许多有趣的记忆现象。当时，目击证据的许多研究表明，非常有自信的记忆有时候是错误的。这引起了奈塞尔的极大兴趣。他认为，目击证据是容易犯错误的，但它们并不总是错误的。“正确”与“错误”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它们具有更加丰富的含义。记忆心理学不应只告诉法官们对证词要谨慎对待，它必须要试图理解目击证据的成功与失败，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记忆。“水门事件中约翰•迪安 [1]的记忆不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实案例吗？”奈塞尔自问道，并为自己的新发现感到兴奋。约翰•迪安在245 页的证词陈述中，准确地描述了几年来他所参加的数十场会议。会议参加者都是白宫高级官员，如总统助理兼白宫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约翰•米切尔（J. N. Mitchell）、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顾问戈登•李迪以及总统特别顾问查尔斯•柯尔逊（CharlesColson） 等，有时总统也亲自参加。迪安的证词似乎可以证实，这些高级官员都曾就白宫参与最初的水门盗窃案进行了掩盖真相的活动。然而，迪安是在讲真话吗？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在讲真话？他实际上记起了多少内容？对此，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奈塞尔准备展开心理学研究。

在心理学实验中，确定被试是否在讲真话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其中一种重要方法就是，将被试的报告与实验者的原本记录作比较。不过，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这样的记录。法律证词真伪的鉴定更多依靠的是间接方法，如确凿的目击证据、交互讯问、引入旁证等。巧合的是，研究迪安的记忆是个戏剧性的例外：可以将迪安的证词与事实记录即总统办公室的录音文本进行反复比较。尽管这些文本已被尼克松做了某些技术处理，但仍然有大部分事实保留着。在对约翰•迪安的记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奈塞尔主要就是采用这种比较的方法。他认为，通过反复比较和详细分析，不仅可以相当精确地评估迪安的记忆准确到何种程度，考察他记忆一系列发生在白宫里的事件的方式，而且还可以澄清我们关于记忆本身的某些理论观点。

迪安的证词和那些录音文本现在都已成为公开资料，这为奈塞尔的研究带来了方便。他将这些资料视作实验数据，就好像它们来自一个精心设计的记忆实验。不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与传统不同的是，它的结果是预先知道的。即，迪安没有撒谎，他的确记住了那些谈话并如实作了陈述。因为如果迪安确实做了伪证，或者总统办公室的录音文本证明他根本上是错误的或不诚实的，那么在随后的水门事件审讯中，辩护律师就会抓住机会证明迪安在撒谎。然而，审判的结果支持了迪安的证词。不过，奈塞尔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如何评定迪安证词的真伪，而是主张“事实”、“准确”和“记忆”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简单概念。他认为，迪安的证词决不总是准确的。不过即使他是错误的，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在陈述事实。甚至在他正确的时候，也并不一定是因为他很好地记住了一场特殊的谈话。（Neisser，1981. 见Neisser &Hyman，2000，p.265）

在奈塞尔看来，在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真实生活背景中研究记忆，可以加深我们对与记忆心理有关的某些机制的理解。然而，记忆心理学一般很少关注更深水平的分析，很少处理像迪安这样复杂的真实情境：如此重要的现实材料，如此长的时间跨度， 如此模棱两可的动机。正如奈塞尔所言（Neisser， 1981. Neisser & Hyman， 2000， p.266）：对迪安证词的分析， 的确可以揭示某些关于特殊场合中谈话要点的记忆的实例。然而， 在其证词的其他地方， 谈话过程与他的回忆报告之间存在惊人的不一致。不过， 即使在这些情况下， 通常也存在一种更深的水平， 迪安在此水平上是正确的。他准确地描述了真实情境、他所了解的人的真实性格与责任感、他试图记起的谈话背后的事件。心理学不习惯在这一水平上分析记忆的真实性， 因为我们通常用实验室材料来做研究， 那些材料不具备其自身以外的任何参考意义。我对约翰•迪安的证词进行分析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提醒大家对这一水平的记忆给予关注， 也许还要设想研究它的方式。

奈塞尔首先关注的是，迪安的证词在多大程度上是与白宫谈话的录音文本相匹配的。由于迪安的证词太过繁多，他不可能对它们一一进行考察。况且也并非所有的证词都有相应的录音文本记录。奈塞尔不是要评估迪安对水门事件调查的全部贡献，而是旨在阐明谈话记忆的本质。它是一个解释性的、单一的心理学个案研究。因此，奈塞尔在其研究中主要利用了两种资料来源：一是在总统办公室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分别在1972 年9 月15 日和1973 年3 月21 日召开）的录音文本记录，这些文本保持了原样，未经尼克松编辑处理；二是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对约翰•迪安就这两次会议的内容进行盘问的文本记录。这两次会议都与尼克松总统有关，在水门事件调查中起着关键作用。奈塞尔将每次会议的录音文本记录与迪安在盘问期间对会议的陈述进行了详细对比和分析。下面我们就以案例呈现的形式，具体看一下奈塞尔的对比和分析过程。

9 月15 日的会谈

1972 年6 月17 日， 五个人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国家委员会办公室被捕。他们原本计划窃听委员会的电话， 这是为尼克松总统1972 年连任选举而开展的非法“政治情报” 活动的一部分。接下来， 白宫高级官员们主要开始致力于掩盖他们曾参与这一事件， 甚至给其中某些被捕者付“封口费”。约翰•迪安在掩盖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他的主要任务是， “遏制”（contain） 对水门非法闯入案进行合法调查， 隐瞒已被捕的下属与白宫之间存在任何联系。9 月15 日， 这一目的似乎已经达到， 因为那天大陪审团正式宣布只对七个人提起诉讼： 五名窃贼， 外加霍华德•亨特和戈登•李迪。由于亨特和李迪是“小鱼”， 并且司法部说没有证据可以起诉任何其他人， 迪安感觉大获全胜。当总统那天下午召见他去办公室的时候， 他期待着会受到表扬。

录音文本表明， 会谈持续了50 分钟。它以总统、迪安和尼克松的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之间的如下对话开始。请注意，迪安和霍尔德曼显然都为当天的事件感到高兴， 但总统关于他们二位则几乎什么话也没说。

总统： 嗨， 你好！ 今天对你来说非同寻常， 你使水门事件有了进展， 不是吗？

迪安： 我们尽力了。霍尔德曼： 结果怎样？迪安： 嗯， 就目前来讲， 我觉得还不错。媒体正按我们所期望的进行报道。

霍尔德曼： 掩饰住了？

迪安： 不， 还没有， 报道才刚刚开始。

总统： 这可是一条大新闻。

霍尔德曼： 被起诉的有五个人， 还有以前在白宫的那家伙。

迪安： 两名白宫的同事。

霍尔德曼： 这是条好消息， 它可以降低掩饰的程度， 真的。米切尔常说， 对于美国人民来说， 李迪和亨特都是大人物。或许这是条好消息。

总统：麦克格列高尔应付得如何？

迪安： 我觉得非常不错。他有个很好的提议， 说大陪审团已经达成一致， 我们现在是应该做出某些道歉的时候了。

霍尔德曼： 不可能。

迪安： 见鬼！ （近乎听不见）

霍尔德曼： 我们不能那么做。

总统：谨记， 我们今天所付出的所有努力， 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补偿回来。你的另一项调查搞得怎样？（Presidential Transcripts， p.32）

接下来的简短谈话是关于水门“窃听装置” （电话窃听器） 的其他细节， 然后是关于正在进行的调查的范围。对他们而言， 一切似乎都显得“荒唐可笑”， 尤其是他们认为“窃听” 是政治中常见的事情。

总统： 是的（多余的话已删除）。“（多余的话已删除）每个人都会窃听一切其他人。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当戈德华特（B.M.Goldwater） 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将它放在具体背景中。

迪安： 这是极其可贵的。

总统： 这完全是真实的！ 1968 年在飞机上甚至1962 年竞选州长时， 我们都遭到了窃听———（多余的话已删除） 这些事你都见过的。

迪安： 遗憾的是， 1968 年发生的那件事的证据从未出现过。据我了解， 只有前任局长〔联邦调查局前任局长胡佛（Edgar Hoover）〕知道内情。

霍尔德曼： 不， 那不是真的。

迪安： 有证据吗？

霍尔德曼： 还有其他人知道内情。（同上， p.34）

关于“窃听” 的这段交谈是值得注意的， 不仅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参与者的态度， 而且因为它在迪安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在其九个月后的证词中将得到认可的谈话的少数几个部分之一。

此后， 谈话继续探讨更多关于“窃听” 的话题、对抗白宫敌人的行动计划以及与另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法律诉讼有关的问题。当尼克松接电话时， 谈话会暂时中断。他一挂断电话， 迪安就开始讲话。迪安想表明事情进展得多么顺利。迪安： 三个月前， 我可能很难预测会有一天这件事情将被人们忘记， 但现在我觉得我可以说， 从现在开始的54 天中（也就是， 到11 月选举的那一日）， 将不会有任何事情出乎我们的预料。

总统： 你的意思是？

迪安： 将不会有任何事情出乎我们的预料。（同上，p.36）

迪安终于从总统那儿得到了一些回馈性表扬：

总统： 哦， 好！ 正如你所知， 这是非常棘手的事情， 其中很多都正在发生着。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是极端局促不安的。但是你处理整个问题的方式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巧妙的，顺势而变， 恰到好处。大陪审团现在解散了吗？

迪安： 是的……（同上）

接下来谈话开始涉及许多其他领域———麦戈文的竞选经费， 迪安提议要保留的“敌人” 清单， 更多政治策略。稍后，迪安和霍尔德曼（但不是尼克松） 抓住另一次机会， 相互祝贺掩盖行动取得成功。

总统： 你真的不能一直干坐着为它发愁。最坏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但也可能不会。所以你要尽量圆满地把事情办好，往最好的方面想。但要谨记， 倒霉的事情减少， 我们的损失也会减少。

迪安： 您当然是对的， 当然没有对您产生任何影响。这是件好事。

霍尔德曼： 不， 我们已经使这件事与白宫无关， 当然完全与总统无关。它与白宫的唯一牵连是， 他们正试图拘审柯尔逊。

迪安： 当然， 还有那两个较低层次的白宫人员———也就是———一个顾问和一名工作人员。 那算不上什么牵连。霍尔德曼： 那是！ （同上， p.40）

迪安关于9 月15 日会谈的证词

九个月后， 迪安就9 月15 日的会谈提供了大约两页纸的陈述报告。第一段旨在描述会谈开始的方式。这段证词很重要， 因为迪安归于尼克松所说的那些话， 可以表明尼克松完全了解（和赞同） 掩蔽真相的活动。下面就是迪安的陈述：9 月15 日， 司法部声称， 调查水门事件的联邦大陪审团已经正式宣判了七项指控罪。那天下午已经很晚了， 我接到了去总统办公室的电话。当我到达总统办公室的时候， 我发现霍尔德曼和总统已经在那里了。总统请我坐下。他们两位看上去精神都很不错， 对我的接见也非常温暖亲切。接下来总统告诉我说， 鲍勃（即霍尔德曼） 已经向他汇报了我处理水门案件的情况。总统说， 我干得非常出色， 他理解这是多么困难的一项工作。他为此案件到李迪那儿就停止而感到高兴。我回应说， 我不敢居功， 因为其他人完成了比我还要困难的工作。当总统谈及当前境况时， 我告诉他， 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遏制案件， 帮助白宫摆脱它。我还告诉他， 在这件事情结束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并且我的确难以确保这件事情开始得到澄清的那一天不会到来。（Hearings， p.957）与录音文本的比较显示， 迪安的陈述几乎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尼克松并没有说过迪安归于他的任何话语： 他没有请迪安坐下， 他没有说霍尔德曼已向他汇报， 他没有说迪安表现很出色（至少在那一部分谈话中没有）， 他没有说关于李迪或者起诉的任何话。迪安本人也没有说过他后来描述自己已说过的那些话： 他没说过他不敢居功， 没说过事情有一天可能会澄清， 等等。（事实上， 他后来所说的恰恰是相反的方面： “将不会有任何事情出乎我们的预料。”） 迪安的陈述貌似可信， 但完全是不正确的。在谈话的这一开始部分， 尼克松根本没有给予他任何表扬， 除非“今天对你来说非同寻常， 不是吗？” 被视作一种称赞……我们不能够说迪安已经报告了会谈开场白的要点……

迪安纯粹是在向参议员撒谎吗？ 我不这么认为。录音文本清楚地表明， 尼克松完全知晓掩饰真相的活动： 霍尔德曼和迪安在他的面前自由地讨论这件事情， 并且当他偶尔问些问题的时候， 他似乎从不感到惊讶。后来他甚至赞扬迪安“顺势而变， 恰到好处”。由于真实的会谈和迪安的描述同样都是罪证， 迪安似乎不可能记起一件事， 而说另一件事。交互讯问（见下文） 期间， 他对参议员贝克（H.Baker） 的反应也表明， 他是在尽最大努力表现诚实。玛丽•麦卡锡（MaryMcCarthy） 对迪安的评价经受住了时间考验： 1973 年， 她挥笔描述了她极端强烈的印象： “……没有哪个诚实的人像他那样下定决心真实地告知这一系列的特殊事件， 因为他的理智警告他必须这样做。” （McCarthy， 1975， pp.40-41）如果迪安是在努力讲真话， 那么他对9 月15 日会谈的错误报告又源于何处？ 每个人都懂得普通事件的某些“脚本”（scripts）， 并且这些脚本在回忆的过程中会被使用。（Bower， Black， &Turner， 1979） 目前这种流行的观点或许可以在某些方面对此加以解释。迪安对会谈开始部分的回忆， 可能已经在“进房间脚本” （entering-the-room script） 的基础上被进行了建构。人们的确经常会请他们的客人坐下来，尽管尼克松显然没有邀请迪安这么做。不过也可能是， 迪安关于这一邀请的回忆是一种关于未用言语表达的要点的回忆，而非一种基于脚本的建构。也许尼克松的确曾邀请迪安坐下，只不过是用手势而不是语言———简单地挥一下总统那具有指挥风度的手。将这样一个手势回忆成一种口头邀请， 也不能算是一种错误。当前对书面文本回忆的理论兴趣， 不应该使我们忽视真实谈话的非言语成分。

尽管迪安回忆中的某些错误可以用熟悉的脚本和非言语线索加以解释， 但大部分错误似乎有着更深刻的根源。我认为， 它们源自迪安自己的性格， 特别是他对白宫发生的事件以自我为中心的评价。他的证词实际所描述的不是9 月15 日的会谈本身， 而是他对它的幻想： 就是说， 会谈应该是什么样子。在他的脑海中， 尼克松应该是高兴的， 因为起诉到李迪那儿便截止了， 霍尔德曼应该告诉尼克松迪安的工作做得多么出色； 最重要的是， 表扬他应该是第一要务。此外， 迪安应该告诉尼克松掩蔽真相的活动可能会被澄清， 因为结果最终是这样的， 而不是告诉他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到6 月份时， 这种幻想变成了迪安回忆此次会谈的方式。

几乎是这样的。但是迪安对他的回忆实际上并不像他陈述时的语气所表明的那样自信； 对他自己并不像他在与参议员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 的交谈中所声称的那样肯定。这在参议员贝克所进行的一次非常尖锐的审讯中变得很明显。

贝克： 我们今天的谈话将完全集中在9 月15 日的会谈。

迪安： 好的。

贝克： 我之所以要集中探讨9 月15 日这次会谈， 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揭示有关这次会谈的信息。我想要做的是再一次检验证据的质量， 即它是否是直接证据， 而不是你的证词的可靠性。

迪安： 我明白。（Hearings， p.1474）

迪安的确明白， 贝克想要的是生动的细节和准确的表达。

接下来的交谈表明迪安是如何尽力将其实际回忆的模糊性与贝克对具体性的要求相调和的， 避开某些问题而最终对其他问题发表看法。在毫无争议地陈述完他如何得知那天傍晚尼克松要见他之后， 迪安开始汇报他走入办公室的情况。

迪安： 当我进入办公室的时候， 我可以回忆起来———你去过办公室的， 你知道在总统办公桌旁边有两张椅子。

贝克： 你是在说总统办公室？

迪安： 总统办公室。当面对总统的时候， 左边椅子上坐着的是霍尔德曼先生， 他们显然已经在全神贯注地谈话。总统让我进来，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他说： “请坐吧！” 于是我在另一侧的椅子上坐下来。

贝克： 你坐在右手边的椅子上？

迪安： 我坐在右手边的椅子上。

贝克： 那是他通常不让人坐的。请继续说。

迪安：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笑了笑）

贝克： 继续说， 迪安先生。（同上， p.1475）

现在， 迪安已经投入到谈话中。他现在所报告的内容与某些天以前他在准备好的陈述报告中所讲的几乎完全相同。实际上， 他开始的措辞表明， 他是在回忆他的陈述报告而不是9 月15 日的会谈本身。

迪安： 正如我在我的陈述报告中所试图描述的， 接见是非常温暖和亲切的。最初是一些打趣的客套话， 接下来我回忆起的下一件事是， 总统非常明确地对我说， 霍尔德曼先生已向他作了汇报。他已了解了我对水门案件各个方面的处理情况， 以及案件的另一事实， 你知道的， 就是多项控诉这个时候已被正式宣布， 白宫还没有人被起诉， 它们在李迪那儿就打住了。（同上）

参议员贝克对迪安的回答不够满意， 他想知道迪安实际所说的话有多么准确。

贝克： 停， 停， 停一下。“白宫还没有人被起诉” 这一说法接近精确语言吗？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是在给你设圈套，我只是想知道而已。（同上）

现在已很明了， 对贝克这一问题的正确回答应该是“不”。尼克松并没有使用过任何接近上述“精确语言” 的语言。会谈根本就没有那样进行。迪安的回答非常谨慎。迪安： 是的， 有人提及过这一事实， 多项起诉已被正式宣布， 并且十分显然， 在已被正式宣布的几项起诉中， 白宫还没有人被起诉。（同上）

请注意， 尽管迪安的回答以“是的” 开始， 但他现在避开将这些关键话语归属于尼克松之口。他躲藏在诸如“有人提及过这一事实……” 和“十分显然……” 这些模糊的说法背后。贝克不满于这些逃避行为， 继续迫切要求一种直白的回答：

贝克： 可是尼克松说的？ （同上）迪安决定对此以诚相待。

迪安： 他是否说过白宫还没有人被起诉， 我无法回忆起来了。（同上）

在我看来， 这一回答表明， 迪安正在尽可能地表现诚实。毕竟， 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回答“是的”， 而不是“我无法回忆起来了”。但是他不想放弃他已经取得的成绩， 所以他又重复它们。

迪安（继续）： 我能够回忆起， 有人提及过多项起诉现在已被正式宣布这一事实， 并且总统知晓了这一事实以及起诉的状况。在我看来， 他还表达了起诉在李迪先生那儿就打住了这一事实给他带来的愉悦。（同上）

这段对话很好地概括了迪安回忆起的9 月15 日会谈的内容， 并且表达得如此准确以致一切都是符合事实的。有人提及过多项诉讼的事（霍尔德曼和迪安）； 尼克松知晓了此事（尽管他没有这么说）； 而且他的确以某种方式表达了迪安在结果中所阐明的愉悦。可以公正地说， 迪安在这里捕捉到了那天下午在总统办公室进行的会谈的“大意” （tenor）， 尽管不是“要点” （gist）。但贝克注意到， 迪安仍然没有报告尼克松的任何确切说法， 因而再一次尝试。

贝克： 请告诉我尼克松说了什么。

迪安： 喔， 正如我所说， 他告诉我我工作做得很出色。

贝克： 不， 让我们来谈论“愉悦”。当得知起诉在李迪先生那儿打住时， 他表现出了愉悦。你能仅仅为了我们获取信息的目的， 告诉我他所使用的语言吗？ （同上）迪安再次闪避。

迪安： 参议员， 请让我清楚地解释一下。正如昨天我对参议员格尼（E.Gurney） 所讲的， 尼克松的这种愉悦只是我根据自己的印象作出的一种推测， 因为他那时称赞了我。（同上）

贝克坚持不懈。

贝克： 你能给我们一些信息， 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总统所说的话吗？

迪安： 可以， 我能记起他告诉我， 他理解这对我而言是多么困难的一项工作。

贝克： 这接近精确语言吗？

迪安： 是的， 它接近精确语言。（同上， p.1476）

迪安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 将尼克松没有说过的话强加于他。他可能感觉到别无选择： 如果他不声称记得尼克松说过的某些话， 他的全部证词就可能受到怀疑。而且他可能已经相信了它。尼克松的称赞是他最渴望得到的， 并且这种虚构版本的赞语可能原本就是他记忆中最为迫切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况， 与贝克的交谈似乎已经增强了他证实尼克松的精确语言的意愿。几分钟后， 当迪安说他曾告诉尼克松“事件已经得到遏制” 时， 贝克和他再一次努力交谈。贝克反复询问他是否是使用的“遏制” 这个词， 并且迪安也反复断言他就是这么做的。然而， 当贝克紧接着问他总统对“遏制” 作何反应时， 迪安说他记不起来了。他当然记不起来， 因为“遏制” 这个词在录音文本中根本就没出现过。

概括地说， 迪安对9 月15 日会谈的开场部分的描述， 无论是就所使用的语言还是就它们的要点来说， 都明显是错误的。而且， 交互讯问并没有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明确地揭示他的错误。贝克的拼命追问所产生的效果是混淆不清的。尽管它的确揭示了迪安一字不差的回忆存在缺点， 但总体结果可能是提高了他的可信度。迪安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一个对谈话要点有着良好记忆的人……他并不是这样一个人。他记起了他感觉自己是怎样的、他本来想要的以及事件的一般状况； 他没有记起任何人实际所说过的话。他的证词包含许多真相， 但不是在“要点” 这一层次上。它在一种更深的层次上是真实的。尼克松就是迪安所描述的那种人， 如迪安所归属于他的一样， 他知晓存在掩蔽真相的活动。迪安记住了所有这一切； 他只是没有回忆起他要为之作证的实际谈话。

迄今为止， 我一直集中研究前几分钟的会谈， 它包含在迪安精心准备的陈述报告的单独一段中。接下来这一段是有趣的， 因为（不像第一段） 它涉及一些实际发生的谈话。迪安： 在我们谈话的初期， 总统对我说， 在他1969 年上任不久， 联邦调查局前任局长胡佛曾告诉他， 他的竞选活动在1968 年遭到过窃听。总统说， 某个时候， 我们应该将与此有关的事实散发出去， 并利用这来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同上， p.958）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会谈开始后不久， 关于胡佛以及在从前的竞选运动中遭到窃听的对话的确发生过。不过， 尽管的确是尼克松提出了这一话题， 但是迪安而非尼克松引入了胡佛的名字： “据我了解， 只有前任局长知道内情。” 迪安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一点， 因为霍尔德曼如此尖锐地斥责了他（“不， 那不是真的”）， 或者他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更喜欢将尼克松没有说过的话强加于他。无论如何， 他不是完全正确的。

迪安关于会谈证词的其余部分， 并不比我们已经考察的部分好多少。他所提及的话题曾经的确被讨论过， 但是他从来都不能复现所说过的任何内容的真实要点。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不能记起总统实际上对他的赞语（“顺势而变， 恰到好处”）， 尽管它是一个特制的词句。在其陈述报告的最后， 迪安呈现了如下的总结。

迪安： 会谈结束时， 我给总统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为成功地使白宫不致卷入水门丑闻， 总统明确知晓什么事情正在进行； 我还向他表明了我的担心， 即我不相信掩饰真相的行为能够无限期地保持下去。（同上， p.959）

此总结的前半部分是足够正确的： 尼克松确实“……明确知晓什么事情正在进行”。后一部分不够准确。迪安严重———或许故意地———歪曲了他所作的乐观预测。 事实上， 9月份他没能足够聪明或足够勇敢地提醒尼克松， 尽管到6 月份时他足够敏锐地希望他曾经已经这样做了。

3 月21 日的会谈

掩蔽真相的活动仅仅是暂时取得了成功。尽管尼克松以绝对优势于1972 年11 月获得了连任， 但迪安所面临的问题与日俱增。被起诉的水门事件被告提出了更多勒索要求， 更多的调查也渐渐逼近白宫。迪安曾屡次与尼克松、霍尔德曼以及其他人会面， 但他们的进攻策略都未取得成功。迪安开始认识到， 他和其他一些人都在参与犯罪（“妨碍司法公正”）， 并且有可能最终走进监狱。他不确信尼克松是否了解事态的严重性。最后， 他下决心请求总统召开一次秘密会议，在会上他可以陈述所有事实。这次会议于1973 年3 月21 日召开。迪安在自传（1976 年） 中讲述了发生在这次关键性会议前一天的一个事件。当他正试图向另一位白宫助理理查德•摩尔（Richard Moore） 描述水门事件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时， 摩尔将它比作一个毒瘤的生长。这个比喻吸引了迪安， 并且他决定将它运用到第二天的报告中： 去告诉尼克松， 在总统的职位上有一颗“癌瘤” 在生长。会谈的录音文本表明， 他的确这么做了。就那日的事件谈论了几分钟后， 迪安和总统继续会谈如下。

迪安： 我认为今天上午我们之所以应该做一下交谈， 是因为在我们的数次谈话中， 我的印象是您不了解我所知道的一切， 因而您很难判断只有您能够在某些目标上取得成功。并且我认为……

总统： 你是说， 我有必要知道你为何觉得我们不应该澄清某些东西？

迪安： 让我先来谈谈我的总体想法吧！

总统： 也就是说， 你关于目前形势以及我们应向何处发展的判断。

迪安： 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是毋庸置疑的。在总统宝座上或者紧挨着它的地方， 有一颗“癌瘤” 在生长，并且它一天天在膨胀。它被加重了， 现在正成几何级数生长，因为它自身已恶化。您知道， 如果我就为什么会这样做一些细节上的解释， 那将会很清楚。基本上原因有两点。一是我们正遭到勒索； 二是很快将会有人作伪证， 以保护系统内的其他人， 只是他们还没有到必须这样做的时候。但不能确保……

总统： 那样， 我不就失败了？

迪安： 那……那或许还不至于那么严重。（PresidentialTranscripts， pp.98-99）

在3 月21 日会谈的这第一部分中， 迪安独自与总统在一起。他们这样单独会谈了大约一个小时， 然后霍尔德曼就进来了， 参与了接下来大约45 分钟的讨论。霍尔德曼的进入，被证明是迪安后来对那天上午记忆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他几乎完全忘记了谈话的后半部分内容。相反， 他对前一小时会谈的叙述是相当准确的。录音文本与迪安后来证词的比较表明， 他清晰地回忆了这部分谈话内容的要点。然而， 由于认识到3 月21 日的会谈与其说是一场谈话还不如说是提供了一份已准备好的报告， 人们对迪安记忆的钦佩稍微有些下降。迪安占用了绝大部分谈话时间， 20 分钟用于描述行窃之前的事件， 接下来的40 分钟用于谈论掩蔽真相的活动。尽管尼克松偶尔会插入一些评论、问题或感叹语， 但这一小时的谈话非常接近于迪安已提前准备好的脚本。

这次会谈和9 月15 日的会谈之间的区别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这次会谈让迪安满足了在前次会谈中没有满足的愿望：他真正地给美国总统作了一次个人演讲， 他在讲， 尼克松在听。他的证词（由于太长， 不便在此复现） 强调了会谈的说教性质。几乎每次陈述都开始于“我告诉他……”、“我进一步告诉他……”、“我告知总统……”， 或者某些类似的短语。他在回忆一份报告， 该报告是他提前早已排演好的， 按计划呈现的， 并且事后可能继续进行了排演。它成了约翰•迪安自己的故事； 3月21 日仅仅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讲述它。

迪安的证词中有一些片段几乎是逐字逐句的回忆， 这后来给他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名声： 他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引用他自己关于“总统宝座上长有‘癌瘤’” 的说法。这也是排演好的一个片段。我们知道， 他提前已准备好， 并且录音文本表明他反复使用它。（他可能也在其他场合使用它； 为什么要让这么好的一个短语浪费掉呢？） 他第一次提出这个比喻是在会谈早期， 上文中已引出。20 分钟后他又提及它：

迪安：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颗正在生长的“癌瘤”， 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同上， p.111）

再后来， 他又拐弯抹角地引入了它：

迪安： ……我们应该开始思考……如何使这个东西的生长速度达到最慢……（同上， p.119）

有趣的是， 迪安在参议员面前的自我引证并未如实地反映其中的任何场合：

迪安： 我一开始就告诉总统， 在总统宝座上有一颗“癌瘤” 在生长， 如果不铲除它， 总统将会因它而“丧命”。我还告诉他， 立即铲除这颗“癌瘤” 至关重要， 因为它在生长，每天它的致命性都在增强。（Hearings， p.998）

回头瞥一眼录音文本的摘录就可发现， 迪安是再一次让自己从“后见之明” 中获益。例如， 他根本就没有说过总统将会因“癌瘤” 而“丧命”。到6 月份时， 他可能希望自己已经这么做了。我不知道是否是迪安有意在他的证词中改变了说法， 还是他的记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他的自我形象。在迪安的内心中， 3 月21 日会谈的意义必定在于他对它的控制程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迪安在他的证词中很少提及会谈的后半部分内容； 霍尔德曼的加入破坏了他的私人“御前演出” （co

And performance）。然而， 会谈的剩余部分绝不是没有趣味的。实际所发生的内容是， 尼克松、霍尔德曼和迪安考虑了各种选择策略， 试图找到能解决水门困境的最好办法。其中一种策略是， 筹备资金以满足那些已被定罪者的勒索要求。这种可能的选择策略似乎令尼克松很感兴趣；他再三回过头来提到它。他在前一小时的会谈中已讨论过它，当时只有迪安和他在一起。

迪安： 我认为， 这些人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需要花费一百万美元。

总统： 我们能够办到。关于钱， 如果你需要你就能拿到。你可以拿到一百万美元。你可以拿到现金。我知道在哪儿能拿到钱。虽然不容易， 但能够拿到……（Presidential Transcripts， p.110）

关于钱的事， 尼克松似乎比迪安本人还要热情。

总统： 看一下当前的问题， 难道你不觉得应该立即解决亨特的经济困境吗？

迪安： 我认为是的———昨天夜里我跟米切尔谈论过此事。

总统： 在我看来， 我们必须守口如瓶， 否则我们别无选择。（同上， p.112）

后来尼克松尽可能使此事明确。

迪安： 勒索者， 对。

总统： 喔， 我想知道是否其中的某些不可能是———我想知道是否它不———坦白地说吧： 我想知道， 是否不必被继续？我这样来表述吧： 让我们假定你拿到了一百万美元， 并且你找到了合适的处理方法。你还能站在这一边吗？

迪安： 嗯哼。

总统： 在我看来， 这似乎是值得的。（同上， p.117）

霍尔德曼加入以后， 像这样的话语继续零星散布在谈话中：

总统： ……首先， 安抚监狱中那群笨蛋将需要大约一百万美元。这个可以安排……（同上， p.127）

总统： 现在我来告诉你。我们可以拿到这笔钱。不存在任何问题， 因为……（同上， p.129）

总统： 我刚刚对此有一种预感。是的， 听起来像是一笔大款子， 一百万美元！ 如果让我来说的话， 我认为我们能够搞到这笔钱……（同上， p.130）

一位总统能说出这样的一席话， 的确是非同寻常的。它们似乎理所当然地令人难忘， 并且迪安确实没有忘记它们。他只是将它们归于了另一个日期！ 尽管迪安在其关于3 月21日的证词中没有提到总统说的这些话， 但他关于3 月13 日即八天前的证词中， 描述了他与尼克松的这些会谈内容。

迪安： ……在这次谈话期间， 霍尔德曼走进了办公室。在由霍尔德曼的进入带来的短暂中断之后， 但霍尔德曼依然在场， 我告诉了总统这一事实： 没有钱付给这些家伙， 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问我将花费多少钱。我告诉他， 我只能估算一下， 可能高达一百万美元或者更多。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他还看了看霍尔德曼， 并作了同样的表述……（Hearings，p.995）

在交互讯问期间， 迪安后来又进一步详述了这一陈述。

迪安： ……关于勒索钱的事情， 我们在3 月13 日也有过一次讨论。当时， 总统谈到了这一事实， 即一百万美元不成问题。他重复了好几次。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回忆起， 他稍稍从办公桌往后转动了一下他的椅子， 倾向霍尔德曼先生说，“一百万美元不成问题！” （同上， p.1423）

迪安记起这些关于“百万美元” 的说法几乎并不令人惊讶， 特别是因为尼克松如此经常地重复它们。让人感到有些惊讶的是， 他将这些说法置入了错误的谈话中（3 月13 日的录音文本中， 并未包含总统所说的那些话）。根据现有证据来看， 迪安基于剪报行为即兴创作的时间位置（temporal loci）法， 并不像他与参议员丹尼尔•井上的交谈所表明的那样有效。他的自我（ego） 再一次起了阻碍作用。3 月21 日的会谈本来应是他向总统作自己的个人报告的场合， 他不可能允许任何其他值得提及的情节已经发生。如果其他记忆真的要存在的话， 就必须被转移到其他日期。（Neisser， 1981.NeisserHyman， 2000， pp.269-282）

凭借自己丰富的专业知识，奈塞尔对约翰•迪安的记忆进行了饶有趣味的深刻分析。结果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尼克松根本就没有说过迪安后来回忆的他所说过的话，至少不是在迪安认定的情境下说的。奈塞尔认为，基于意愿、欲望、自我中心等人格特质的重构（reconstruction） 在迪安的回忆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在他试图讲真话的时候，迪安也禁不住要强调自己在每个事件中的独特作用。但是，奈塞尔并不认为迪安经过重构的记忆是完全错误的。虽然迪安混淆了一些事件的内容、时间和地点，重组了一部分在尼克松办公室内对话的内容，但在某种意义上或者在“更深层次”上，迪安的确是在讲述与尼克松的白宫有关的事实。如，他准确地描述了真实情境、他所了解的人的真实性格与责任感以及他试图记起的谈话背后的事件。有时候，迪安在某些具体细节上也是正确的，如他关于3 月21 日的证词。这是何种记忆，表面上是错误的，而在更深层意义上是正确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奈塞尔像多年前在《认知心理学》中创造性地提出图像记忆（iconic memory） 和声像记忆（echoic memory） 一样，又创造性地提出了“重复情节记忆”（repisodic memory） 的概念。

那时，恩德尔•托尔文1972 年提出的情节记忆（episodicmemory） 和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 的区分是非常流行的。情节记忆是指对发生于特定时间、地点的特定事件或情节的储存与提取，这种记忆与个人亲身的生活经历分不开，如对情人约会、应聘场景的记忆就是典型的情节记忆。语义记忆是指对事实、词义和一般知识的储存与提取，与特殊的时间和地点无关。作为证人，迪安的任务就是要在忠于事实、避免推测和泛化的基础上回忆特定的、界限明确的谈话。然而，用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这两个概念来说明迪安的真实记忆过程似乎并不完全合适。

在奈塞尔看来，迪安对谈话过程中一些人的说法（如尼克松关于百万美元的说法） 的回忆似乎是“语义的”，但又不仅仅是，他似乎在回忆一个或多个具体事件。迪安的回忆似乎是“情节性的”，但它们也不是，他对其中任何事件的回忆并不是孤立的、单一的，任何单个情节都难以进入迪安的回忆。迪安回忆起的看似具体的东西，实际上依赖于多次重复的情节、一系列相关的事件以及对会谈的整体印象。因此，奈塞尔主张，将记忆看做是“重复情节的” （repisodic） 比看做是“情节的”更有用，因为它基于一系列类似的事件，只不过这些事件被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情节而记住。用奈塞尔的话说，“看上去是一个情节而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情节的重复” （Neisser， 1981. 见Neisser & Hyman， 2000，p.284）。“重复情节”体现了一系列重复出现的事件的共同特征。这意味着人们关于这些“重复情节”的叙述在更深层次上是真实的，尽管它不忠实于任何一个特定场合。奈塞尔这样阐述道（Neisser， 1981.见Neisser & Hyman， 2000， p.284）：

迪安可以记起关于百万美元的说法， 是因为尼克松如此经常地提到它； 他能够记起“癌瘤” 的比喻， 是因为他先是计划了它， 然后又重复了它； 他可以记起3 月21 日对总统的讲话， 是因为他计划了它， 然后陈述了它， 并且后来无疑又在自己脑海中再三重复了它。迪安关于这些“重复情节” 的叙述本质上是正确的， 尽管它实际上并不忠实于任何一个场景。他不是在回忆一个单一情节本身的“要点”， 而是在回忆整整一系列事件的共同特征。

关于约翰•迪安的证词，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心理：迪安关于谈话的陈述报告中，存在数不清的错误，为什么要说它“表面上是错误的，而深层意义上是正确的”？迪安的证词究竟告诉我们关于什么的事实或真理？对此，奈塞尔利用“重复情节”概念作了很好的解答（Neisser， 1981.Neisser & Hyman， 2000， pp.284-285）：

我认为， 迪安摘取了贯穿许多谈话和许多经历而保持不变的共同主题， 然后将这些主题纳入了他的证词中。他与尼克松的许多会面本身就是一种“重复情节”。在所有这些会谈中， 存在某些一致的、重复的要素； 这些要素有一个主题，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尼克松希望掩蔽真相的活动取得成功； 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 他感到愉悦；当事情开始败露的时候， 他陷入不安； 当非法活动可以扩大他的权力或者挫败敌人的时候， 他完全乐意考虑它们。约翰•迪安在其证词中没有歪曲这一主题， 他只是戏剧性地描述了它。在记忆实验中， 被试经常回忆一个句子的要点但常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它。迪安的一致性更加深刻， 他回忆了整整一系列谈话的主题并在不同的事件中表达它。尼克松希望， 录音文本通过证明迪安是错误的， 将可以削弱其证词的有效性。它们没有达到这种效果， 因为迪安仅仅就孤立的情节而言是错误的。情节并非唯一的事实类型。除了对自身角色重要性的描述存在问题外， 迪安关于白宫中实际在进行着什么的陈述是正确的。他后来告诉参议员们的内容相当接近于真实情况； 他的大脑不是录音机， 但它无疑接收了正在被给予的信息。

尽 管奈塞尔的“重复情节记忆”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日常记忆现象，但可惜的是，这种记忆类型从来都没有流行起来。令人欣慰的是，他对约翰•迪安的记忆所做的个案研究，1981 年在《认知》杂志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记忆心理学家开始逐步尝试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奈塞尔也成为最早走出实验室专门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

三、《观察的记忆》

自1978 年那次关于“记忆的实用方面”的国际研讨会结束之后，奈塞尔就开始特别关注与日常记忆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在研究约翰•迪安的记忆的过程中，奈塞尔深刻体味到了日常记忆研究的无穷魅力。尽管与日常记忆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相对缺乏，远不及实验室记忆研究的资料那么丰富，但还是有一批心理学家从事了这方面的研究，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 和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Luria） 以及其他许多虽不怎么出名但其研究非常重要的心理学家。他们的研究主题涉及童年回忆、目击证词、自传体记忆、人物记忆、事件记忆等。

1980—1981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盛情邀约奈塞尔去度年休假，并给予了友好款待。为表明记忆生态学研究的趣味性，推广记忆研究的生态化，奈塞尔趁度公休假时，广泛搜集了大量有关记忆生态学研究的阅读材料，并进行了精选和评论，然后汇总成了一本书，即《观察的记忆：在自然背景中的记忆》（Memory Observed： Remembering inNatural Contexts，以下简称《观察的记忆》），于1982 年出版。在搜集资料和撰写评论的过程中，奈塞尔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学生尤其是妻子阿登的无私帮助和关怀。这份撰写工作对于奈塞尔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心醉神迷”的享受：在挑选精品、撰写评论、进行资料汇总的整个过程中，他饱览了众多常人熟视无睹的有趣记忆现象，品味了许多心理学家巧妙独特的研究视角。或许兴趣是化解疲劳的灵药妙方！面对如此繁琐的文献材料，奈塞尔却并无乏倦之感。

《观察的记忆》不同于一般的记忆心理学的教科书，它是一部带有故事性的趣味读物，一般读者甚至外行读者阅读起来都饶有兴趣。作者所选取的阅读材料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日常记忆研究案例，内容涉及童年回忆、目击证词、闪光灯记忆、特殊人物的记忆等多个主题，其中包括他本人做的多个研究案例。他对每个案例所作的导读和评论都通俗易懂，并且在通俗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发人深省。该书突出了记忆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给我们提供了多种看待日常记忆现象的新颖视角。它还对许多日常记忆现象进行了归类，使日常生活中某些带有神秘色彩的记忆现象真相大白。为了便于读者分享其中的快乐，初步窥探《观察的记忆》的全貌，特将该书的目录呈现如下。

前言

第一部分 观点

1.记忆： 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第二部分 记起

2.闪光灯记忆

3.人们听说林肯遇刺的那一日

4.快照还是基准？

5.一些重要时刻

6.来自歌德自传的一种早期记忆

7.童年记忆

8.日常生活中记忆的转变

第三部分作证

9.现实实验

10.对汽车毁坏的重构

11.目击者证词

12.照片与个人认同： 法律的视角

13.对面孔及其偶遇场景的记忆

14.约翰·迪安的记忆： 一个案例研究

第四部分 遗忘

15.对一个普通物品的长时记忆

16.桑福德教授的晨祷

17.对以前所持态度的回忆

18.关于记忆与童年期遗忘

19.对一个重要的童年期事件的记忆

20.父母对儿童抚养实践的回忆

21.一种改进的问卷调查技术

22.回忆美国总统过程中的系列位置效应

第五部分 表现

23.读写能力与记忆

24.南斯拉夫的口头诗歌

25.利比里亚的部落史

26.新几内亚的图腾知识

27.作为故事回忆的决定因素的读写能力、文化熟悉性和“智慧”

28.一个与夏洛克·福尔摩斯有关的实验

29.对散文和诗的极为长期的记忆

30.“ShassPollak” 的记忆成绩

31.记忆中的语用学： 对自然谈话的研究

第六部分 执行任务

32.记得去执行未来行动

33.永久的记忆助手

34.儿童的前瞻性记忆

35.学龄前儿童的自主性记忆的发展

36.生态龛位的选择

第七部分 特殊人物

37.记忆家

38.一位记忆专家的大脑

39.第二位记忆专家

40.一位能看到遗觉像的成年人

41.一个非同寻常的视觉记忆案例

42.可尊敬的菲尔普斯博士的天赋

43.托斯卡尼尼的记忆

44.一种异常的记忆

然而，《观察的记忆》绝不是一般纯粹为了迎合读者口味的趣味性读物。在通俗和趣味的背后隐含着作者深刻的思想主旨。该书是对奈塞尔1978 年提出的记忆研究的生态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理解人类记忆如何工作需要更多地强调日常情境，摆脱对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实验的过分依赖。奈塞尔在《观察的记忆》的序言中，一开篇便形象地阐述道（Neisser，1982，p.xi）：

在记忆研究方面， 心理学一直沿循着两条路线。高速路 上的旅行者希望发现能在控制严密的实验中证实的基本心理机制， 而低速路上的旅行者渴望理解日常人类经验中记忆的具体表现。《观察的记忆》是一种适于低速路的旅行指南。像任何旅行指南一样， 它可以使读者熟知重要的界标， 即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重要而知名的记忆观察。此外， 我希望它将会对那些正在偏远区域和杳无人迹的小径上寻觅的旅行者和探索者起到帮助。低速路区域还没有被很好地绘制地图，因而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发现。

可见，奈塞尔区分出了两种记忆研究路线：“高速路的”和“低速路的”。接下来，他便对两种研究路线进行了详细论述。“高速路的”记忆研究路线指的是由艾宾浩斯所开创的标准的实验室研究路线，它希望找到能在控制严密的实验中得到证实的记忆的基本心理机制，该研究路线百余年来一直占据记忆研究的主流地位，发展速度很快，已取得了丰富成果。“低速路的”记忆研究路线是相对于标准实验室研究的“高速路”而言的，它指的是自然背景中的记忆研究，旨在理解日常人类经验中记忆的特殊表现。“低速路的”记忆研究是刚刚兴起不久的一种研究路线，它比标准实验室记忆研究路线出的成果更慢、更少。但是奈塞尔认为，“高速路的”记忆研究路线得出的研究结论复杂而又难以解释，建立的模型很快就被否定掉了，而“低速路的”记忆研究路线却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如果说1978 年在国际研讨会上的精彩发言是奈塞尔正式步入生态记忆研究领域的宣言书，随后所做的关于约翰•迪安记忆的案例分析是其最具经典性的个人实践，那么《观察的记忆》便是他开始向一般心理学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推广生态记忆思想的重要标志，他用更多的案例证明了生态记忆研究的可能性并启发更多的人进行这类研究。和15 年前的《认知心理学》一样， 《观察的记忆》没有让奈塞尔失望。它在一_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确改变了记忆心理学的方向：记忆的生态学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并且继续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在记忆研究领域，生态学方法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可行的替代信息加工的方法。一股生态记忆研究的潮流以令人吃惊的姿态出现，内容涉及自传体记忆、学校学习记忆、期待记忆和注意分散、法律证词记忆、事件、地点和人物以及其他记忆等，这些研究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记忆研究。诚然， 《观察的记忆》所引发的批评也很多。例如，坚持标准实验室记忆研究的巴纳吉（M. R. Banaji） 和克劳德（R. G. Crowder） 并未对此表现出任何热情。他们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发表了《日常记忆的破产》（1989 年） 一文，对奈塞尔的生态记忆研究进行攻击和批判。面对这些批评，奈塞尔泰然处之，“如果有人不辞辛劳地攻击一部已出版的作品，那么它一定是重要的”！ （Neisser，2007，p291）

四、更进一步： 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

或许，像奈塞尔这样一位学术造诣精深而又不随波逐流的风云人物，一直都是那些眼光敏锐的高校领导者“拉拢”的对象。《观察的记忆》出版后不久，在美国素有“南哈佛”之称的埃默里大学便打来了电话，试探性地询问奈塞尔是否有意要换个地方工作，并愿意为他提供非常丰厚的待遇，满足他在生活和学术上的一切要求。而这个时候，奈塞尔已在康奈尔大学待了整整16 年，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他正打算找一个新鲜的地方，做一些新鲜的东西。那么，埃默里大学是否有足够的魅力来吸引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埃默里大学位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所在地亚特兰大，在那里有机会可以现场观看棒球比赛的精彩场景，切身体验与棒球运动员近距离接触的兴奋与冲动。这对奈塞尔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因为他自幼就与棒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亚特兰大还是美国著名的花园城市，交通便利，气候宜人，风景秀丽。每到春天，粉红色的山茱萸花，娇艳美丽，与鲜艳的杜鹃花交相辉映，争奇斗艳。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有一种清爽优雅的舒适感，沉醉在鲜花的海洋中，如处仙境。埃默里大学具体地处亚特兰大的上流地区，蔚蓝的天空，森林葱郁，绿草茵茵，整个校园好像一座秀丽的植物园。古典雅致的建筑群，洋溢着浪漫的地中海风情，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于美丽的南欧。埃默里大学不仅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而且提供极为充足的科研资金，可以充分保证任何一项有价值的科研计划顺利完成，这也是吸引奈塞尔的重要因素。

当埃默里大学诚恳邀请奈塞尔提出一些生活和科研方面的要求的时候，毫无贪心的他只请求学校资助他开展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Emory Cognition Project）。该计划旨在推广认知研究的生态学思想，特别是生态记忆的研究，吸引和培养对生态学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壮大学术队伍，扩大学术影响。如此小小的要求，自然得到了学校的应允。于是，奈塞尔于1983 年秋季偕妻子阿登移居亚特兰大，开始担任埃默里大学的讲座教授，并且一待就是13 年。

在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的资助下，奈塞尔组织了一系列关于记忆以及思维、语言、自我、智力等认知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邀请许多来自心理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并请他们作学术讲座，这些会议基本上都旨在探讨认知研究的生态学取向问题。每次研讨会几乎都被对生态学研究感兴趣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学者们精彩的发言和独到的见解往往能够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有时学生们突然提出的怪癖问题也会令学者们陷入困惑之中，不过研讨会基本上保持了和谐的互动氛围。奈塞尔创设了一个小型图书馆，专门存放与认知的生态学研究有关的书籍和杂志，供学生们阅读和学习。他还和同事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将其中几次会议的内容汇编成了一套系列丛书，并命名为“埃默里认知论文集” （EmorySymposia in Cognition）。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的实施，不仅扩大了认知生态学研究在学术界和学生中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吸引和培养了一批从事认知生态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形成了一个以奈塞尔为中心的学术团队。

在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中，奈塞尔组织和领导的第一项研究是关于概念及其分类的生态学研究。他主张在生态学的框架内研究日常概念及其分类问题，并为概念分类的生态学研究做了总体规划，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即考察和描述在日常经验中使用的概念，它基本上是生态学的；第二步即从生态心理学的角度对概念分类进行理论研究。此外，他还在某种程度上关注了概念发展问题。（Neisser，1987，pp.1-10） 与概念及其分类的生态学研究有关的研讨会结束之后，奈塞尔根据会议内容主编了《埃默里认知文集》的第一卷《概念和概念发展：分类中的生态学和智力因素》（Concepts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Ec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Factors in Categorization），并于1987 年出版。

或许由于奈塞尔本人兴趣的影响，在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中，探讨最多的还是生态记忆问题。任职埃默里大学后，奈塞尔借助这一研究计划，继续对生态记忆进行研究和推广，尤其关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记忆问题。例如，20 世纪80 年代早期美国出现了多起儿童虐待案件。由于年幼儿童荒诞不经的口头证据，有些日托所看护者受到错误指控并被关进监狱。

同时，接受心理治疗的某些成年人（大部分是女性） 会突然想起在童年期受到的家庭成员的性虐待。她们的描述是那样的生动逼真，以至于受指控的家庭成员无论怎么辩解都几乎不起作用。最终，费城的一些父母组织了错误记忆症状基金会（False Memory Syndrome Foundation），为那些发现自己遭受错误指控的人提供支持。由于奈塞尔曾论述过错误记忆，在马丁•奥恩（Martin Orne） 的推荐下，他成为该组织的科学顾问。尽管奈塞尔缺乏专业的临床经验，但他的确作了许多有关这些问题的专题发言，并且1997 年还写了一篇短文来介绍这场“社会瘟疫”。

我们在本书第一章提到，奈塞尔早年经历过一次闪光灯记忆，即把橄榄球误认作了棒球。顾名思义，“闪光灯记忆”就是对瞬间发生的重大场面的生动记忆。四十多年后，他对闪光灯记忆进行了专门研究。例如，1986 年1 月28 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意外发生爆炸。次日早上正在淋浴的时候，奈塞尔突然想到：“听说这一灾难时的场景对许多人而言可能会成为一种闪光灯记忆，这可是一个获取基线描述资料的好机会，得赶紧抓住！”于是，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奈塞尔布置了一份特殊的作业：让心理学系的大一新生填写一张与“挑战者号”遇难有关的调查问卷，内容涉及他们何时听到这个消息的、在哪里听到的、当时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谁第一个通知的、当时感觉如何等。三年后，他再次联系这些已进入毕业班的学生，对他们进行重测并附加了一个新题目，即他们“对自己答案的确信程度”。结果令人惊讶，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能正确回忆当日现场的每一个细节，四分之一的人存在部分错误，而相当多的被试所报告的满怀信心的记忆是完全错误的。例如，其中一个女生回忆说：“一个女孩子尖叫着穿过了宿舍，大喊‘航天飞机爆炸了’。”相反，她最初的描述显示，她实际上是午饭时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当被试看到1986 年他们自己原来的说法时，奈塞尔说：“很多人在看到自己原来的说法与现在的说法之间出现的差距时感到惴惴不安……有趣的是，很多人继续认为自己此时此刻的说法是正确的，而原来的说法可能有出入。” （转引自熊哲宏，2008，第119 页） 他将这种“错误”称为“叙述重构”。

奈塞尔还进行了另一项闪光灯记忆研究。1989 年，加利福尼亚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后的那个早上，奈塞尔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史蒂夫•帕尔默（Steven Palmer） 尽可能多地获得大学生真实地震体验的相关信息，并通过吉恩•威诺格拉德（Gene Winograd） 联系玛丽•休•韦尔登（Mary Sue Weldon） 在圣克鲁兹进行同样的调查。他本人则和吉恩调查了埃默里大学的学生听到地震消息后的感受。一年半之后，三组被试对当初体验的回忆存在显著差异：加州大学的被试几乎完全正确地回忆了他们的经验，而埃默里大学的被试则出现了回忆偏差或错误。奈塞尔总结认为，由于地震发生在加利福尼亚而非亚特兰大，可能是直接经验在起作用。

奈塞尔在从事日常记忆个案研究的同时，不忘从宏观上考虑生态记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早在1985 年，他在《理论在生态记忆研究中的作用：对布鲁斯的评论》（TheRole of Theory in the Ecological Study of Memory：Co

ent on Bruce） 一文中，阐述了生态记忆的理论问题。布鲁斯（Bruce） 于1985 年曾发文批评奈塞尔的生态记忆研究过多地注重记忆研究的经验策略，而理论所起的作用很小。对此，奈塞尔予以了反击。他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对日常记忆进行严格的经验研究是必要的，理论在生态记忆研究的未来发展过程中同样很重要，但就目前来说，生态记忆研究将采取何种方向，还没有到回答的时候。

1988 年，奈塞尔对前一阶段生态记忆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与威诺格拉德一起主编了《埃默里认知论文集》的第二卷《记忆的再思考：记忆研究的生态学取向和传统取向》（Remembering Reconsidered： Ecological and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Memory， Neisser &Winograd，1988）。在这本书中，他用1978 年的规则反过来形容这一阶段的生态记忆研究所取得的丰富成果：“如果X 是记忆的一个有趣的或有社会价值的方面，那么一些心理学家可能正在尝试研究！” （转引自易芳，2004，第83 页） 更为重要的是，奈塞尔在该书中提出了生态学取向与传统取向两种记忆研究范式之间的联系与结合问题。鉴于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以来以实验室为基础的记忆研究所取得的革命性成果，奈塞尔认为，在探讨生态心理学的研究与传统研究之间关系的时候，仅仅抨击旧的实验室方法和呼吁生态心理学的做法是不够的，现在需要在生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之上，思考它们是否能用传统记忆理论中的原理来解释，如果能的话，又是哪些概念能用。（Neisser & Winograd，1988，p.2） 奈塞尔研究发现，许多日常记忆主题也能在实验室里进行研究，而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的记忆研究也可由严格的实验控制来修正。

奈塞尔得出结论说：“我相信在未来，生态学和传统研究之间的关系更可能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新的记忆心理学同时具有实验范式和自然主义现象，并在理论上对它们进行一致性的解释。” （Neisser & Winograd，1988，p.3） 奈塞尔的这一方法论思想，为未来生态记忆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1996 年，奈塞尔在《作为行动的记忆》一文中，再一次探讨了传统记忆研究与日常记忆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传统记忆研究与日常记忆研究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在传统记忆研究中，实验者一般鼓励被试尽可能准确地完成记忆任务。而日常记忆研究应该基于“记忆（remembering） 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 （Neisser，1996，p.204） 这一观点。该观点涉及或隐含着日常记忆的三个假设：它是有目的的；它是有着某种个人特性的，即它受到个人人格和其他特征的影响；它受到情景要求的影响，如加深听众印象的愿望等。从表面上看，奈塞尔又在重新强调日常记忆研究与传统记忆研究之间的对立。其实不然，明确两者之间的关键差异，旨在更好地促进它们之间的优势互补。这与其1988 年的观点并不矛盾。

奈塞尔及其学术团队在埃默里大学期间的记忆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卷本《埃默里认知文集》中。这些文集除了前面提到的第二卷《记忆的再思考：记忆研究的生态学取向和传统取向》外， 还有第三卷《年幼儿童的认知和记忆》（Knowing and Remembering in Young Children， Fivush，1990） 和第四卷《情感和回忆的准确性：“闪光灯”记忆研究》（Affect and Accuracy： Recall Studies of “ Flashbulb” Memories，Winograd & Neisser，1992）。

第六章 花甲后的不老松

“老年疏世事，幽性乐天和。”这是多少文坛老人向往的晚年生活。然而，“夕阳无限好，青山不老松”。年过花甲的奈塞尔，并没有退出学术舞台，过颐养天年的生活，而是依然执著地守护着心理学这方精神家园，不懈地开拓着自己的研究领域。他在继续对生态记忆保持浓厚研究兴趣的同时，重新把自我引入心理学，将生态学和深度认知这两种曾经被视作对立的研究取向结合到一起（Winograd，et al.，1999，p.125），提出了一种新的自我认识理论。几年后，针对智力所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又开始对人类智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包括智力的群体差异、IQ 测验及其社会意义等。如今，八十有余的奈塞尔老人依然关注着他所钟爱的记忆和智力问题。或许，时光不是衡量生命的唯一尺度，求知和兴趣才是滋养生命、丰富人生的最佳方式。这对奈塞尔再合适不过！

一、旨趣转向“自我”

在希腊北部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上，有一座历经两千多年沧桑的神庙，史称德尔菲神庙（Temple of Delphi）。在神庙入口处的石柱上， 镌刻着这样一句警世箴言：“γνωθι σεαυτ、ν”，英文即“Know yourself”，意思是“认识你自己”。两千多年来，这句话凭着其深刻的哲学蕴含，启发着无数人对自我的思考。

岁月悠悠，天地不老。人贵有自知之明，“认识你自己”的箴言永久地镌刻在人们心中。无论文人雅士还是平民百姓，都在以自己特定的方式认识和诠释着自我。特别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人们对自我的关注越来越多，对自我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然而，我们对自我有哪些了解？我们是如何认识自我的呢？60 岁的奈塞尔也开始思考这个老人惯常思考的问题。不过，他对自我的理解并非停留在常人所理解的“朴素”水平上，而是将之上升到一种理论高度，提出了一种新的自我认识理论。

1987—1988 年，奈塞尔又有了一个度公休长假的机会。这次是去英国度假，上半年在伦敦，下半年在牛津。那么，谁来支付他的一切花费呢？奈塞尔一点都不犯难。这时候，他凭着自己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已获得了古根海姆研究基金（Guggenheim fellowship） 的资助。成立于1925 年的古根海姆基金会是美国最为著名的基金会之一，所颁研究基金历来被认为是美国文化艺术界和学术界荣誉最高的奖项，申请者必须已取得较高学术成就，并且所提交的研究项目必须具有潜在的文化价值或学术意义。奈塞尔能够获得此奖，说明社会和学界对其学术贡献非常认可。

这次度假，奈塞尔没有像以往那样撰写新的学术专著，而是开拓了自己新的研究领域，逐步转向了对自我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此同时，他还平生最后一次涉入了知觉的生态学研究，即关于“是什么—在哪里” （what—where） 假设的研究。当时，有好几位神经科学家提出，在灵长目动物的脑皮质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视觉系统。背侧的在哪里（where） 系统控制空间知觉和运动，腹侧的是什么（what） 系统专门从事识别和分类。深受吉布森思想影响的奈塞尔突然意识到，在哪里系统具有很强的吉布森理论色彩，它采集信息，与具体说明环境布局的不变量相协调，并且控制运动；而腹侧的是什么系统实际上是一个联想网络。由此可知，吉布森和他的批评者都是正确的，只是关于不同的系统而已。基于这一深刻见解，奈塞尔在相关会议上作了许多发言，特别是1989 年还应邀到认知科学协会（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举办的学术年会上作了发言。但由于顾虑到自己对神经科学的掌握不够精深和全面，他没有将发言内容撰写成文公开发表。在这里，我们将着重阐述奈塞尔是如何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自我认识理论的。

早在吉布森时代，受其影响的奈塞尔就认识到，所有的知觉都包含自我知觉，光线中总是存在可以具体说明我们如何移动和我们正在做什么的信息。然而，关于自我当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可以说是吉布森式的或纯粹生态式的，认为自我建立在直接知觉基础之上。这一观点主要是基于当时许多一致的实验发现，即很小的婴儿就具备了这种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另一种观点可以说是深度认知的，主要由社会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他们认为自我建立在内省和思维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社会建构物，在各个社会之间有所不同。与二者都不同，奈塞尔则坚持一种综合的观点，认为自我既是知觉的对象，又是思维的对象。为调和这两种对立的自我观，奈塞尔打算用认知心理学的语言即信息术语来重新阐释自我。“信息”可以在这两种对立取向之间搭建起一座对话桥梁，因为认知心理学中的“信息”被心理学家长期以两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这两种方式恰恰与这两种取向相对应：在吉布森的生态知觉理论中，信息客观存在，凭借物理原则具体说明对象和事件的特性，并且被知觉者“采集”；而在传统的思维和记忆理论中，信息被认为储存在脑中并且经历诸如“ 记录” （recording） 和“ 检索”（retrieval） 等心理操作。奈塞尔认为，可以把自我认识看做是基于几种不同形式的信息来进行的。

于是，奈塞尔细致撰写了一篇表达该意思的理论文章，并通过伦敦的约翰•拉斯特（John Rust） 先生，于1988 年将之发表在其新办杂志《哲学心理学》（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上， 题目为《五类自我认识》（Five kinds ofself-knowledge）。在文章中他这样写道（Neisser，1988，p.35）：

自我认识基于几种不同形式的信息， 它们如此不同， 以致每一种信息本质上都可以建立一种不同的“自我” （self）。生态自我， 是直接知觉到的、关于当前物理环境的自我； 人际自我， 也是直接知觉到的， 是通过种族特有的情感融通和交流的信号来建立的； 扩展的自我， 基于记忆和预期； 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意识经验仅仅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候， 私密的自我就出现了； 概念的自我或“自我概念”， 其意义来源于各种基于社会的假设和理论， 这些假设和理论一般是关于人性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虽然这些自我很少被经验为截然不同的（因为它们被特定形式的刺激信息结合到了一起）， 但它们在如下方面存在差异： 它们的发展历史， 我们认识它们的准确性， 它们所易患的病症， 以及通常情况下它们对人类经验的贡献。

由此可见，奈塞尔认为，自我可以通过五类信息来加以详细说明，并且每一种信息可以确定为自我的一个不同方面。据此，自我可以分为五类：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人际自我（interpersonal self）、扩展的自我（extendedself）、私密的自我（private self） 和概念的自我（conceptual self）。

1. 生态自我

生态自我是个体参照自身所处的当前物理环境而直接知觉到的自我，是作为环境的感受器来体验的，如“我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人，正在从事这一具体活动”。它是基于吉布森的生态知觉观点提出来的。根据吉布森的观点，一个人如果改变自己的运动和姿势，那么他对客体的知觉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生态自我就是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和一个人对环境所施加的影响中所感受到的自我，是一个与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自我。（杨韶刚，2009，第113 页） 奈塞尔将生态自我的特征总结如下（Neisser，1988，P.41）：

①生态自我像环境一样， 是客观存在的。它的许多特征是由客观存在的信息来具体说明的。这些信息不仅可以使我们知觉到生态自我所处的位置， 而且可以使我们知觉到它与环境正在进行的交互作用的性质。②许多相关信息是动态的，由随时间而变化的结构组成。光结构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具体说明自我的信息通常可以同时供几种知觉形态利用。③生态自我从婴儿早期就可以被真实地感知到。然而， 随着年龄增长和技能的提高， 自我知觉会得到发展， 并且变得更加充分。④此外， 生态自我通常还伴随着一种明确的、强烈的意识（awareness）， 无论对于成人还是婴儿， 甚至对于所有其知觉系统采集能具体说明自我的信息的动物都适用。但这种意识并非我们通常所称的“自我意识” （self-consciousness）。生态自我不像扩展的自我、私密的自我和概念的自我， 它本身不是思维的对象， 而是直接知觉到的； 非常幼小的婴儿没有任何内部的自我表征去意识（conscious of） 或思考。

2. 人际自我人际自我是通过种族特有的情感融通和相互交流的信号来表现的自我，如“我是这里的一个正在进行人际交往的人”。认识人际自我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与他人交往时直接体验到的情绪关系以及面对面交往时的相互作用。当一个人活动的性质、方向、时间安排和强度与另一个人活动的性质、方向、时间安排和强度恰好一致时，就产生了一种我们通常所称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此时，他们共享一种情感或情绪体验，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听见和感受到另一个人作出的适当交互反应。这些与某人自己知觉到的活动有关的反应，可以具体说明人际自我。和生态自我一样，人际自我也是基于客观存在的信息而被直接知觉到的，并且从婴儿初期就产生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般很难将人际自我和生态自我分离开来。对此，奈塞尔这样论述道（Neisser，1988，p.46）：

对人际自我的意识几乎总是同时伴随着对生态自我的意识。有许多信息可以具体说明它们的共存性： 我可以看到，你正在对其讲话的那个人（人际的“我”）， 就是位于此环境中这一观察点的那个人（生态的“我”）。由于这个原因， 自我的这两个方面很少被经验到， 是独立的。然而， 如果我们只关注一类信息而完全忽视另一类， 这种分离就可能会发生。只关注生态的信息结构而忽视人际的信息结构， 就是要把另一个人仅看做一个非人类客体———也许从他旁边走过或者将他撞到一边， 而不参与任何形式的主体间性。在非常亲密的人际交往中， 如情侣之间（精神分析学家很久以前就指出的）或者母亲和婴儿之间， 相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 一个人的注意力如此完全地指向正在进行的主体间经验， 以致他根本就不会采集任何具体说明生态自我的信息。这并不意味着恋人和婴儿没有生态自我， 只是在某些时刻他们自我的生态方面可能被忽视。

3. 扩展的自我

前面我们所讲的光、运动、手势、交流信号等几种客观存在的信息，只能用来说明现在的自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昨天或上周做了什么？此时我们只能依靠回忆我们大脑中已储存的关于过去的信息来认识自我。扩展的自我就是基于我们个人记忆和预期的自我，如“我是具有某些特定经历并且经常做一些具体而熟悉的常规事务的那个人”。对扩展自我的认识，是通过一个人主动的思维活动来进行的。通过对生态的经验和人际关系经验的回忆，一个人就可以对他的自我进行重新建构。因此，扩展的自我又称回忆的自我（remembered self）。不过，奈塞尔认识到（Neisser，1988，pp.49-50）：

尽管我们对扩展自我的认识基于储存的信息， 但对这些信息的利用并非不存在问题。记忆通常是重新建构的； 我们回忆什么取决于我们现在相信什么以及我们曾经储存了什么。这意味着， 回忆的自我并非独立于概念的自我； 我们的自我理论会影响我们选择去回忆什么以及回忆的准确性（通过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可得信息的某些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这些理论甚至可以影响我们知觉什么， 生态的和人际关系的）。由于我们所拥有的用于认识扩展自我的信息， 是私密的和有限的， 而非公开的和无限丰富的， 它尤其易于被错误识解。

4. 私密的自我

私密的自我是指一个人的经验在某些方面是不能和别人直接分享的，如“我是唯一一个能感受到特有苦痛的人”。当儿童第一次注意到他们的某些内心体验不能与他人直接分享时，私密的自我就产生了。这一般发生在童年期晚期。

5. 概念的自我

概念的自我也称“自我概念” （self-concept），是由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决定的，其意义来源于各种基于社会的假设和理论，并且这些假设和理论一般是关于人性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有些理论通过社会角色（如丈夫、教授、美国人）来界定自我，有些理论则通过假设的内在实体（如灵魂、无意识心理、心理能量） 或具有社会意义的维度差异（如智力、吸引力、财富） 来说明自我。奈塞尔以他本人为例对之加以说明（Neisser，1988，p.52）：

作为一个熟悉的世界中的一个特殊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有一个概念。这些自我概念产生于社会生活， 并因此有着很大的社会和文化差异。我自己的某些概念可以作为适宜的例子： 我是一个美国人、一位丈夫和一名教授。我假定，我有某些社会义务和政治权利； 我有一个肝脏、一个脾脏和一种与众不同的DNA； 我是一个读书很快的人， 不擅长记名字， 并且我既不英俊也不丑陋； 通常， 我对自己行为的未来结果思考不够充分。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列表， 并且没有任何两个列表是相同的。

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多种多样，但并非所有这些看法和认识都是正确的，自我概念也可能会歪曲和隐藏一个人的真实方面。此外，概念的自我很少受到环境约束，它的形成依赖于口头形式，并且一般在个体生命的第二年开始得到发展。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前面的两种自我是建立在直接知觉基础上的，后面的三种自我不是人们直接体验到的，而是建立在内省和思维基础之上，也即通过对过去的生态自我和人际自我的回忆、想象和思考，对当前环境中的自我进行新的建构。可见，奈塞尔的这个自我理论是发展得比较好的，是比较完整的生态学理论：它既注意到了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在生态自我和人际自我中体现），又注意到了有机体内部机制的发展（在扩展的自我和私密的自我中体现），体现出奈塞尔将生态学理念与深度认知观点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说到这里，或许你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五类认知上不同的“自我”，为什么我们通常还会将我们自己经验为统一的、完整的个体？奈塞尔作这样的区分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自我究竟是统一的整体还是分离的碎片？对此，奈塞尔这样解释道（Neisser，1988，pp.35-36）：

被作为一个统一对象来考虑的自我， 充满了明显的矛盾。它同时是物理的和心理的、公开的和私密的、直接知觉到的和错误虚构的、普遍的和文化特异性的。虽然我们对自己已经很熟悉了， 但我们通常还必须要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澄清这一难题的一种方式可能是， 考虑究竟是什么使得个体认识自己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 去分析自我认识最终所基于的信息。这里所要进行的分析区分了几种可以具体说明自我的信息， 每一种信息都可以确立自我的一个不同方面。这些方面如此不同， 以致它们本质上是不同的自我。其不同体现在：

它们的起源和发展历史， 我们对它们的认识， 它们所易患的病症， 以及它们对人类社会经验作出贡献的方式。这几种“自我” 一般不会被经验为独立的和截然不同的，因为有刺激信息来具体说明它们的聚合性（coherence） （例如， 我通常能够看到， 是我在这里正在从事一种特殊的社会交往活动）。在这些信息不太明显的情况下， 自我的统一性会相应地被减弱。但无论统一与否， 所有五种“自我” 都是极为重要的。它们都开始于生命的早期， 尽管并非都在同一时间或以同种方式。它们都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跨时间连续性，因此每一种“自我” 都会为普遍经验到自我的连续性作出贡献。它们都是被经验到的， 尽管意识的品质或许会有不同。它们都是受重视的： 人们不仅会不遗余力地去拯救他们的生命， 而且会不遗余力地去保持可以确立他们身份的人际关系，维护他们对过去的解释和对未来的计划， 保持他们的心灵秘所不受侵犯， 以及维持他们已经接纳的靠文化界定的自我的完整性。

我对自我的分析将更多地集中在我们知道什么以及我们如何知道它， 而不是集中在我们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它。外显的行为是不可分割的， 或者至少它只是按照这里所提供的方法偶尔可分。例如， 我并不打算指出， 某些行为由生态自我负责， 其他行为由概念自我负责。一种特定行为所基于的信息的权重可能或多或少地取决于生态的或人际的知识、公开的或私密的知识、来自个人记忆的或通过接纳社会准则而获得的知识； 然而， 在真实环境中活动的是整个人。这一事实为几种“自我” 或者至少为那些基于知觉信息的“自我” 的聚合性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

由以上论述可知，奈塞尔在自我问题上依然坚持整体论的观点。他之所以要对自我进行区分，是基于自我本身存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在对自我进行“剖析”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几种“自我”之间的关联性和聚合性。总体而言，奈塞尔认为自我是影响整个人的一种倾向。

当下半年在牛津休假的时候，奈塞尔突然接到了埃默里大学教务长比利•弗赖伊（Billy Frye） 打来的电话。具体情况是，学校从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 获得了一笔巨大的捐助，征询奈塞尔是否有需要资助的研究项目。用奈塞尔本人的话说就是：“我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一条途径花掉这笔钱吗？” （Neisser，2007，p.294） 奈塞尔首先想到的就是，扩展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目前已经在做的项目，集中研究不同种类的自我认知。

不久，奈塞尔招收了一名在心理哲学方面非常出色的博士后戴维•乔普林（David Jopling）。他们先后一起成功举办了五次关于自我认识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最终，这些会议取得的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结集为三卷本《埃默里认知文集》。

二、钟形曲线， 我们在行动

晚年的奈塞尔对智力和教育问题也极为关注。他主要研究如何测量人的智商以及如何解释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在智商上的差异，还特别关注个体和群体的智力发展问题。

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奈塞尔便开始了对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学业成绩差异的研究。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经过少数民族长期反种族歧视的斗争，美国的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种族歧视在法律上已基本被消除。然而，“白人天生优越，黑人天生低能”，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依然像幽灵一样在美国社会徘徊。在白人占多数的学区，少数民族儿童面对“白人至上”的校园氛围，往往会形成一种强烈的自卑感。特别是到80 年代初，新上台的里根（Ronald W. Reagan） 总统奉行保守主义政策，实际上助长了种族主义在美国的复燃。为什么美国少数族裔儿童（特别是黑人儿童） 的学业成绩往往低于白人儿童？受种族主义影响的许多专家学者和民众，依然确信六七十年代盛行的“亏空理论” （deficiency theory） 的解释，想当然地认为少数族裔儿童学业成绩较低的原因在于其智能不足，而智能不足的根源在于其遗传因素或童年早期的文化剥夺（culturaldeprivation）。他们从来不寻求其他更为合理的解释。正如奈塞尔后来在《少数族裔儿童的学业成绩：新视角》（TheSchool Achievement of Minority Children： New Perspectives，Neisser，1986） 一书的导言中所描述的（Neisser，1986，p.1）：

这显然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其政治性如此之强， 以致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再对之公开讨论。私下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 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由20 世纪60年代的“亏空理论” 所提供的： 或者是先天智能低下或者是文化剥夺。尽管这些观点到80 年代似乎有些过时， 但它们仍然被人们心照不宣地广泛接受。这种接受几乎不是基于科学依据； 这两种观点从来都不具有多少直接证据， 况且从最近的发展来看， 它们已经变得不怎么可信了。它们能够在今天持续存在， 与其说是反映了它们的正确性， 不如说是反映了明显缺乏可供选择的解释。在理解少数族裔儿童的学业表现方面， 有没有其他方式呢？

这段话虽出自奈塞尔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著作，但它也可以生动地反映80 年代初的教育和学术氛围，恰当地表达奈塞尔涉入群体差异研究的初衷。为对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作出新的、科学合理的解释，奈塞尔在康奈尔大学组织了多次“早餐会议” （breakfast meetings），广泛讨论与之有关的问题。1982 年，在奈塞尔的积极努力下，康奈尔大学召开了一次“刺激性的”研讨会，专门讨论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问题。会议邀请了八位演讲者，其中四位是黑人，四位是白人。会议发言生动深刻、情感真挚。特别是黑人朋友那情绪激昂、富有想象力的精彩演讲，给奈塞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奈塞尔第一次有机会与黑人学者讨论类似问题，他从约翰•奥布（John Ogbu）、罗恩•埃德蒙兹（Ron Edmonds） 和韦德•博伊金（Wade Boykin）那里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Neisser，2007，p.289）后来，奈塞尔以此次会议为基础，整理出了一本书———

《少数族裔儿童的学业成绩：新视角》，于1986 年出版。这本书针对少数族裔儿童与白人儿童之间的学业成绩差异问题，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许多新的、发人深省的解释。总体的观点是，少数族裔儿童与白人儿童在学业成绩和测验分数上的群体差异，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由智能不足（根源于遗传因素或早期文化剥夺） 所致，而是由现实文化、标准的教育实践、种族偏见等因素所致，它根源于整个美国社会。这本书出版以后，奈塞尔收到了许多黑人学者的积极反应，都认为这本书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从未遇到过一位白人声称已经读过它。

1994 年秋天，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尔斯•莫瑞（Charles Murray） 出版了《钟形曲线：智力与美国生活的阶层结构》（The Bell Curve：Intelligence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以下简称《钟形曲线》） 一书，该书很快便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但也正是这本书，在美国引发了热烈争论，被称为心理学史上出版的最具争议的图书（Hothersall，2004，p.440）。该书的主要作者赫恩斯坦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曾师从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然而，在《钟形曲线》出版前，他便因患皮肤癌而过早地去世了。另一位作者莫瑞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Enterprise Institute） 的一位政治科学家，他没有像赫恩斯坦那样“幸运”，而是无奈地卷入了由《钟形曲线》所引发的争论，承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

“钟形曲线”这样一个形象而且生动的书名，并不是纯粹为了煽动读者的情绪，而是在向公众呈现一个事实，即美国人的智力水平呈正态分布，智力水平很高和很低的人所占总体人群的比例都很小，大部分人处于一般水平。“钟形曲线”是统计学中“正态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 的一个形象说法，它是一条中间高两端低且左右对称的和缓曲线，就像一口倒扣的大钟，反映了事物的一种概率分布规律。赫恩斯坦和莫瑞通过经验证据表明，美国人群智商的分布形态就是一条钟形曲线：低于75 分的人占总体的5%，75~90 分的占20%，90~110 分的占50%，110~125 分的占20%，高于125 分的占5%。（Herrnstein & Murray，1994，p.171） 作者在该书的英文版封面上展示了这条曲线，横轴代表智商得分，横轴上特定智商范围与钟形曲线对应部分的面积，就是该智商范围内的人占总人数的比例。

这本书的副标题，即“智力与美国生活的阶层结构”，预示了该书将要引发的争议。其实，赫恩斯坦和莫瑞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结果，正如他们在序言中所说（Herrnstein & Mur ray，1994，p.xxiii）：

我们并不是对这本书被误解时可能产生危害的方式不关心。从着手写作的那天起， 我们就已经开始担心。但是， 当遇到像如今这样的误解时， 在解决美国社会问题方面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了解智力与社会结构和公共政策的关系会产生好处吗？ 我们只能说， 如果不了解它， 就不会有好的结果产生。

《钟形曲线》的正文共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基于智力的社会分层现象自20 世纪初以来明显加强；第二部分介绍了最初的研究结果，即智力与各种社会和经济结果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第三部分考察了智商在促进美国种族群体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异方面所起的作用；第四部分讨论了这些发现对美国教育和社会政策的意义。基于由权威部门提供的大量经验证据，作者在552 页正文、7 篇附录和100 多页的注释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1） 智力是存在的，并且是可以跨越种族、语言和国家界限进行准确测量的。

（2） 人们在智力方面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并且这些差异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导致的（40%~80%）。如果允许智力水平较低的人比智力水平较高的人持续性地生更多的孩子，那么从长远来看，整个美国人群的平均智力必然下降。

（3） 智力对人们在生活中表现的好坏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或教育水平相比，智力是预测经济收入、工作绩效、意外怀孕和犯罪等许多社会和生活因子的更好指标。

（4） 在现代社会，智力，准确地说是认知能力，越来越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因素。一个人的智商越高，他的收入和地位就越高，智力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出身、性别、种群和信仰等传统的社会阶层分界线。

(5） 不同群体之间巨大的智力差异，已导致了美国“认知精英” （cognitive elite） 的出现。那些拥有较高智力水平的“认知精英”，正逐渐与那些智力水平一般或更低的人脱离，将不可避免地增进美国现代社会阶层的形成，这将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社会趋势。

（6） 公众有必要对智力本质及其社会相关因素进行更好的理解，以引导美国政府的未来方针决策。

《钟形曲线》一出版，就立刻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大部分争论是围绕该书的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的内容展开的。在这两章中，作者阐述了智力的种族差异，探讨了这些差异的遗传性和意义，并提出取消鼓励穷困妇女生育的福利政策等建议。一些批评者公然抨击这本书及其作者支持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而另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书中的观点则给予了支持。正如维基百科中所阐述的（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Bell_Curve）：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鲍勃•赫伯特（Bob Herbert） 将这本书描述为“一部冒充严肃学术作品的粗俗的种族色情文学”。赫伯特写道， “莫瑞先生可能反对他想要的一切， 他的书只是称某人为‘黑鬼’ （nigger） 的一种文雅的方式”。经济学家兼保守作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 批评了该书关于种族及智商可塑性（malleability） 的结论， 他写道，“当美国的欧洲移民群体在心理测验上的得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时候， 他们在其中的抽象测验部分得分是最低的。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初接受测试的美国山地白人儿童也是如此……‘犹太人和其他移民群体的智力被认为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奇怪的是， 赫恩斯坦和莫瑞认为这是‘民间传说’ （folklore）。其实， 这既不是‘民间传说’ 也不是任何像思想一样主观的东西。它是基于确凿的数据， 和《钟形曲线》中的数据一样确凿。这些群体在重复接受一战时期的心理测验（军队中使用的和平民生活中使用的） 的测试时， 得分仍然低于平均水平。对于犹太人来说， 平民生活中使用的测验明确显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其间， 不存在近亲结婚改变美国犹太人的基因组成的情况。”

为维护《钟形曲线》， 52 名教授（其中大部分是心理学家， 由从事智力研究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组成） 在一份题目为“关于智力的主流科学” 的意见声明书上签了字， 以支持《钟形曲线》中所提出的观点。这份意见声明书是由心理学家琳达•戈特弗莱森（Linda Gottfredson） 撰写的， 并发表于1994 年的《华尔街日报上》。

诸如此类的争论于1995 年的春天达到了顶峰。作为对这场争论的反应，许多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积极行动起来，来验证《钟形曲线》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为解决由《钟形曲线》所引发的种族问题、教育问题、遗传学问题、智力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美国心理学会科学事务委员会早在1994 年的11 月份就召开了专门的学术会议。鉴于会议上所出现的激烈争论，科学事务委员会认为，急需一份关于这些争议问题的权威报告，以便为各方讨论提供基础。经过一致投票，科学事务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来专门负责准备这样一份报告。此时，在20 世纪80 年代就对群体差异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奈塞尔已是科学事务委员会成员。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委员会决定由奈塞尔担任特别工作组负责人，由各选区推荐的10 位著名心理学家出任工作组成员，其中包括耶鲁大学的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J. Sternberg）教授、哈佛大学的韦德•博伊金（A. Wade Boykin） 教授、康奈尔大学的斯蒂芬•塞西（Stephen J. Ceci） 教授等。

奈塞尔组织特别工作组成员会晤了两次，分别在1995 年的1 月和3 月。他们首先确定了报告的结构以及各成员组所要承担的撰稿任务，奈塞尔将群体差异这一主题留给了自己。然后，各成员“各司其职”地对《钟形曲线》中的结论及其所依据的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写完草稿后，各成员之间通过电子邮件相互传阅，并不断进行修改、再修改。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奈塞尔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实质性问题上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奈塞尔本人的观点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异是真实的和重要的，但是差异的原因目前尚未知晓。经过工作组成员的加速努力，一年之后，即1996 年2 月，整个研究报告《智力：已知与未知》（Intelligence：Knowns and Unknowns） 就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它同时引发了左派和右派的批评性回应，奈塞尔将此作为论证研究报告公开性的重要依据。（Neisser，2007，p.295）研究报告开宗明义地写道（Neisser et al.， 1996，p.77）：

1994 年秋天， 赫恩斯坦和莫瑞的著作《钟形曲线》的出版， 引发了人们对智力测验分数之意义和智力本质的新一轮争议。这一争论以极力主张和感情强烈为特征。不幸的是，这些主张常常会暴露出人们对这一领域中已经（和尚未） 被科学研究证明了的结论的严重误解。虽然很多东西现在已经明了， 但问题依然复杂，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仍未得到解决。这场争论的另一个不幸方面是， 许多参与者没有尽力将科学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研究结论的评估与其说是依据结论本身的是非曲直或科学立场， 不如说是依据它们所假设的政治意义。在这样一种气氛中， 那些希望作出自己判断的个体就很难知道要相信什么。

接下来，研究报告主要围绕着五个重要问题分六部分展开论述：

（1） 第一部分：目前重要的智力概念有哪些？

（2） 第二部分：智力测验分数意味着什么、预测什么以及预测的程度如何？

（3） 第三、第四部分：为什么个体在智力上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智力测验分数上？作者主要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两方面对该问题展开讨论。

（4） 第五部分：各种族群体在智力测验上表现出不同的表现模式吗？如果是这样，如何解释这些差异？

（5） 第六部分：目前未得到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有哪些？

特别工作组的某些研究结论与《钟形曲线》中的某些观点是一致的，如智力测验分数对个体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具有很高的预测效度；当对教育和家庭背景等变量进行统计学控制时，智力测验分数对成人的职业状况具有预测效度；没有证据表明儿童好的饮食会影响智力，除非在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男性和女性在智力测验得分上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但特别工作组研究报告对《钟形曲线》中所提出的种族差异的遗传性假设持怀疑态度，认为种族差异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彻底考虑了每一个问题和相关证据后，奈塞尔等人在研究报告的最后总结说（Neisser，et al. 1996，p.97）：

在一个有如此众多的争议问题未被解决、如此众多的问题未被回答的领域， 用肯定语气描述有关这些话题的大部分争论显然是不恰当的。智力研究不需要政治化的主张和反诘；它需要自我克制、反省和更大量的研究。余留的问题无论从社会还是从科学方面来说都是重要的。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无法回答， 但是， 要找到答案将需要共同而持久的努力和大量科学资源的投入。这一投入恰恰是我们所强烈建议的。

三、别了， 埃默里！

智力研究报告虽已圆满完成，但奈塞尔的“行动”并未就此结束。在主持撰写智力研究报告的过程中，奈塞尔首次了解了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 关于智力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后来被称为“弗林效应” （Flynn effect）。弗林1934 年出生于美国，20 世纪60 年代早期赴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 讲授哲学。70 年代，为反驳“黑人先天智力低下”这一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观点，他开始了对智商（IQ） 测试问题的深入研究。1980 年，他在其著作《种族、智商与詹森》（Race，IQ and Jensen） 中指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智商差异是由教育环境造成的，而非遗传因素所致。为给自己的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弗林开始了对美国征兵记录档案的跟踪研究，以考察每个参军者接受智力测验的情况。他在研究中发现，随着美国教育机会逐渐平等化，黑人与白人之间在智商指数上的差别正逐渐缩小，这一经验证据支持了他的“智商的环境成因论”。

在跟踪调查的过程中，弗林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美国人的平均智商分数一直在增长，至少自20 世纪30 年代以来（1932—1978 年），每十年大约增长3 个百分点。在世界其他地方，增长率差不多是每十年 7 个百分点———被试更多的是接受标准瑞文渐进推理测验（Raven's Standard Progressive Matrices） 等抽象思维测验。弗林的这一发现令人感觉不可思议，因为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智商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人类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快的“进化”。此后，弗林又对这一结果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各国人口中智商增加最显著的部分都集中在视觉空间智商上，而语言和数字智商的提高非常有限。视觉空间智商代表着人们的抽象思维和空间想象能力。

在《钟形曲线》中，赫恩斯坦和莫瑞主张，智力测验上的得分主要反映了一种单一的潜在能力，称作g。某些人拥有更多的g，而其他人拥有更少的g，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遗传因素。如果g 是高度遗传的，并且g 水平较低的人群比g 水平较高的人群倾向于生更多的孩子，那么从长远来看，美国人群的总体智力水平必然会下降。可见，这与弗林的发现正好相反。赫恩斯坦和莫瑞意识到了弗林的发现，但他们无法对这两种结论的矛盾性作出解释，于是将弗林的这一神秘发现（即智商测试结果逐年增加的现象） 命名为“弗林效应”。为防止“弗林效应”颠覆《钟形曲线》中所提出的某些结论，赫恩斯坦和莫瑞对“弗林效应”作了冷处理，并未给予积极反应。

什么因素会引起智商分数的这种增长呢？为了帮助人们澄清这种在智力基本假设中处于中心位置的神秘现象，奈塞尔组织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弗林效应”问题。这次会议于1996 年春天在埃默里大学举行，参会者很多都是心理学、社会学、心理测量学和营养学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尤其令奈塞尔感到兴奋的是，他在会议期间见到了弗林本人，一位来自新西兰的迷人而老练的政治哲学家。研讨会本来打算只讨论两个大问题，一是智力测验分数在世界范围内的稳步增长，二是黑人和白人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逐渐缩小。后来在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 的建议下，会议又增加了第三个议题：人类基因库的不良趋势对智力的威胁。这一主题已在智力争论的背后“潜伏”了一个多世纪了，很少成为公开争论的话题。奈塞尔之所以对林恩的这个提议表示欢迎，主要是考虑到这一论题近期已被许多研究所触及。围绕着上述三个主题，学者们作了精彩发言和广泛讨论，给奈塞尔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他后来所说（Neisser，1998，p.xiv）：

在埃默里大学， 一群杰出学者对这三个议题进行了讨论。詹姆斯•弗林通过呈现与智力测验分数增长（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 有关的基本事实开启了讨论。他还就人们对“弗林效应” 的各种解释进行了怀疑性分析， 这些解释是当时在会上由其他发言者讨论和辩护的。在接下来的会谈中， 罗伯特•豪泽（Robert Hauser） 和戴维•格里斯默尔（David Grissmer）描述了最近黑人儿童学业成绩的急剧增长， 并评论了它们的意义； 这一话题也得到了广泛讨论。最后， 林恩介绍了他的种族退化假设（dysgenic hypothesis）， 引起了塞缪尔•普雷斯顿（Samuel H. Preston） 和其他几位评论者的强烈争议。

经过奈塞尔等人的积极努力，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最后奈塞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弗林效应”的确存在，人类智力有普遍提高的趋势，而现代社会丰富的视觉环境冲击对智商分数的提高起了关键作用。

这次研讨会是奈塞尔退休前送给埃默里大学的最后一份礼物！此时，68 岁的他已和妻子阿登在亚特兰大生活了整整13 年。追念古昔、怀思旧友的情感在两位老人内心变得越发强烈。他们想念康奈尔大学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一草一木，思念曾经相处多年的朋友和同事，梦想着到山水相依的康奈尔过优雅静谧的退休生活。这一切能成为现实吗？于是，奈塞尔拨通了康奈尔大学心理系那几个曾经熟悉的号码。结果是令人喜悦的。康奈尔大学热情欢迎奈塞尔回去，并答应满足他所提出的“ 并不过分” 的要求： 提供一个半工的（half-time）、非占有的（nontenured）、三年续签一次合同的职位。1996 年的春天，奈塞尔从埃默里大学退休，并从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Teachers Insurance and Annuity Association） 兑换了现金。妻子阿登也早已忙着收拾行李。两位老人可谓归心似箭！

春天，正是亚特兰大山茱萸花盛放的季节。远望满坡的花树，矮壮蓬勃，傲然而立，透出这个城市不服输的个性。近看红白相间的花朵，姿态妖媚，粉嫩而温柔。在奈塞尔夫妇离开不久，奥运圣火将在这里燃起。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比不上康奈尔的魅力！离开埃默里的那天，心理学系的同事以及奈塞尔培养的许多学生都前来相送，他们对这位曾经在大学讲坛上魅力无穷的“老头儿”难舍难离，有的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眼眶中润出了热乎乎的泪珠。奈塞尔夫妇也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这个曾经给他们留下了美好印象的城市，踏上了奔赴伊萨卡的列车。“别了，埃默里！”

四、退休生活： 卡尤加湖畔的小屋

回到伊萨卡后，奈塞尔和夫人阿登在康奈尔大学附近的卡尤加湖（Lake Cayuga） 畔买了一幢黄色的小房子，远远望去它就像天然地镶嵌在山水之间。卡尤加湖是北美五指湖群（finger lakes） 中面积最大、里程最长的湖，湖水流向由南至北，与湖群中的其他湖一起最终注入安大略湖。湖区中拥有二十余座州立公园，内有峡谷、激流、瀑布和湖滨游船等，是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湖区周边是缓缓的丘陵，土壤肥沃，农业发达，是美国东部著名的葡萄酒之乡，沿途葡萄园随处可见。居住在卡尤加湖畔，就感觉像住到了海边，湖光蓝碧，水天一色；居住在卡尤加湖畔，又感觉像住到了田园农家，鸟语花香，蛙声此起彼伏。康奈尔大学坐落在卡尤加湖区南端伊萨卡小镇东北面的山顶上，站在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钟楼上眺望，可以看到卡尤加湖就像一条蓝带横卧在北侧的群山之中。

奈塞尔从埃默里大学退休后，开始担任康奈尔大学的名誉教授。他常常和阿登一起拜访以前康奈尔大学的同事和朋友，叙谈一起工作时的美好时光。有时子女们也来看望他们，这往往是他们心情最愉快的时候。除此之外，奈塞尔还喜欢偕夫人一起，从他们可爱的小屋出发，沿着美丽的卡尤加湖，一路漫步到康奈尔大学。这所矗立在乡村小镇闭塞之地的大学，却拥有着40 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校友。每当迈入这所学校的大门时，奈塞尔和阿登便不由地产生一种神圣感和亲切感。正是在这里，奈塞尔遇到了他学术生命中的贵人詹姆斯•吉布森，实现了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转向；正是在这里，阿登曾经在吉布森夫妇的影响和帮助下，完成了其畅销之作《沉默的另一面：身势语言与美国聋人社区》（The Other Side ofSilence：Sign Language and the Deaf Co

unity in America，1983）。退休后，奈塞尔夫妇又一次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来到了这里，欣赏康奈尔的青山秀水，感受康奈尔的温馨典雅，品味康奈尔的至真境界。他们准备将自己的余生完全“交付”于这所大学，在这里度过舒适惬意的晚年生活，并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平日里，奈塞尔在康奈尔大学的教学任务并不繁重，除了指导一两名研究生外，还讲授一门本科生课程。他的办公室和授课地点在尤里斯大厦（Uris Hall）。该大厦于1973 年建成，是康奈尔大学的社会科学楼。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以及心理学实验室等单位都在这里面办公。奈塞尔的办公室在大厦的二楼，因而学生和老师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位慈祥的老头儿在这里出入。奈塞尔不仅讲课幽默风趣、深入浅出，而且喜欢和学生一起自由畅谈，就像在埃默里大学主持研讨会时那样。讨论的主题十分广泛，他从不限制学生的思想自由。每当看到有些学生羞于发言时，那种自幼形成的“同情心”便油然而生，他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打消胆怯的念头，勇敢地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过，当轮到奈塞尔发言时，他往往又惯性似地将话题引向生态记忆以及生活中有趣的认知现象。待同学们各抒己见之后，奈塞尔会作出精彩的点评和总结，将学生的具体观点升华到理论高度。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对奈塞尔的博学和深刻佩服之至，而且还感动于他讲话后浅露出的那丝羞涩得有些可爱的表情。

其实，奈塞尔并没有像一般老人那样悠闲地安度晚年。

他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继续追求着自己的学术兴趣。返回康奈尔大学的第一年，他便根据在埃默里大学主办的“弗林效应”学术研讨会编著了《上升的曲线：智商的长期增长及相关测量》（The Rising Curve：Long-Term Gains in IQand Related Measures，以下简称《上升的曲线》），这是一本受到美国心理学会支持的著作，于1998 年出版。奈塞尔从事这一工作，可以说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发善心”，帮助弗林向智力部门（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挑战。自从发现美国人的平均智商分数逐年在增长的现象以来，弗林一直处于众人的怀疑和批判声中。在奈塞尔眼中，他明显成了一名“值得同情的弱势者”。二是继续平息或解决由《钟形曲线》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扭转人们对智力问题的错误认识。正如奈塞尔在《上升的曲线》的序言中所说（Neisser，1998，p.xiii）：

心理测量研究很少作为重要新闻见报， 但当它见报的时候， 报道也几乎都是负面的。赫恩斯坦和莫瑞的《钟形曲线》， 一部全国性的畅销书， 只是对有关智商及其群体差异的令人沮丧的“事实” 进行的最近的、最好的宣传总结。智力是遗传的， 所以没有什么措施可以提高它； 黑人和白人在智商上的平均差异显然是难以根除的； 拥有最低智商的人生育最多的孩子， 所以基因库必然会变得更坏。但是， 我们怎能只从表面上理解这些事实呢？ 结果表明， 这一问题还存在另一面， 导致相当不同的结论产生： 智力测验分数在提高， 而非下降； 黑人和白人在学业成绩上的差距近些年已急剧缩小；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种族退化趋势是存在的。如果这些鼓舞人心的发现得到更广泛的理解， 智力争论就可能会呈现出另一种调子。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促成这种转变。

在组织编写的过程中，奈塞尔分别给当时参加会议的学者通电话或写信，请他们贡献出当时的会议发言稿。学者们对奈塞尔的这一做法深表赞赏，都很爽快地应允。面对来自外界的种种详细而复杂的批评，他们在撰写相关章节的过程中，并没有局限于当时的会议发言稿，而是对其进行了反复修改。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撰写的章节都远远超出了他们在埃默里所作的发言。在奈塞尔的精心组织和参会者的共同努力下，便形成了这本各部分协调一致的学术著作。大家都为这样一部优秀著作的出版感到兴奋和自豪，期待着它能对解决当下有关智力测验及其意义的争论发挥重要作用。《上升的曲线》以接受“弗林效应”这一事实为出发点，阐述了弗林之发现的意义，从“智力测验分数的增长”、“黑人和白人学业成绩差距的缩小”和“种族退化趋势的假设”三个方面驳斥了《钟形曲线》中所提出的观点。这本书的结构框架由导言（第1 章）、第一部分（第2~8 章）、第二部分（第9~12 章） 和第三部分（第13~16 章） 组成。除导言外的这三个部分分别围绕着上述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奈塞尔给这本书写了简明导言，并将每一部分都放在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接下来的每一章内容都对一个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回顾或对特定数据集进行了详细说明，使得观点有理有据。

1. 智力测验分数的增长该书首先用一半的篇幅来阐述这一问题，奈塞尔和“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 将之视作对《钟形曲线》调查结果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弗林依据近百年来人们在标准瑞文渐进推理测验上的分数分布的变化情况，总结认为，世界范围内人的智商在过去几十年中已表现出明显增长，而非下降。在本书第一部分，包括弗林在内的几位专家讨论了“弗林效应”的意义，并从测验技巧（test wiseness）、环境复杂性、文化演变、学校影响、家庭因素和营养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奈塞尔认为，无论人们对“弗林效应”作出何种原因解释，赫恩斯坦和莫瑞在《钟形曲线》中所提出的假设即存在一种单一的很大程度上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潜在的g，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g，那就只有两种可能性：弗林所发现的智商逐年增长，或者反映或者不反映g 的真实增长。如果它的确反映了g 的真实增长，g 显然就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因为没有任何遗传过程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无论这些环境因素是什么，我们至少可以拒绝智力是由遗传决定的假设。如果它不反映g 的真实增长，而是如弗林所认为的，它只反映某些琐碎的人为现象，那么智力测验就是存在问题的，基于测验分数的所有观点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钟形曲线》中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2. 黑人和白人学业成绩差距的缩小

该书第二部分集中探讨黑人和白人儿童在成就测验尤其是在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中测验分数的差异。结果表明，近几十年来，黑人和白人测验分数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环境因素对二者之间的差距起着重要作用。赫恩斯坦和莫瑞在《钟形曲线》中指出，遗传因素对黑人与白人平均智商之间的差异起着重要作用，因而这种差距是难以根除的。而奈塞尔依据“弗林效应”得出结论，黑人与白人多年来在智商测验上的分数差异，并不能反映遗传因素对黑人心理能力的限制。他这样分析道（Neisser，1998，pp.5-6）：

20 世纪30 年代， 黑人与白人在智商上的平均差异大约是15 分， 而半个世纪后的80 年代， 这种差异仍然是15 分。这些结果意味着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吗？ 相反， 考虑到弗林所发现的智商逐年增长（每10 年增长3 个百分点）， 这两个群体在这50 年中都增长了15 分！ 黑人的智商增长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因为它们缩小了曾经的整个差距： 20 世纪80 年代的黑人处于20 世纪30 年代白人的智商水平。或许， 过去很难相信环境因素能够保持（或消除） 这种巨大差异， 但依据这些增长， 今天我们不难相信这一点。此外， 基于学业成绩测验而非智力测验得出的新结论表明， 黑人和白人之间类似的差距在大幅度下降。

3. 种族退化趋势的假设

该书第三部分用四章篇幅来讨论“种族退化假设”问题，即如果低智力（或至少是低智商） 人群倾向于比高智力人群生育更多的孩子，那么从长远来看，整个人群的平均智商必然有下降的趋势。赫恩斯坦和莫瑞在《钟形曲线》中明确赞同这一假设。尽管弗林的发现表明这一假设是不合时宜的：智力事实上在上升，而非下降，但这一问题仍然未能解决。因为低智商的人群的确倾向于比高智商的人群生育更多的孩子，所以担心优生学问题的学者认为，这种下降趋势必然会发生。尽管由环境因素推动的智商在升高这一事实可能掩蔽了这一下降趋势，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理查德•林恩像高尔顿及他之前的其他许多学者一样，认为“种族退化假设”是理所当然的，人类平均智商下降的危险是存在的。而塞缪尔•普雷斯顿持强烈反对态度，他从数学上证明了林恩等人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智商不同的人群在出生率上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总体人群智商分布状况的变化。奈塞尔认但至少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智力的种族退化趋势是存在的。仅仅依据父母的智商来预测孩子的智商，即便作最乐观的估计，也是有问题的。基因和环境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使这种预测带有冒险性。或许，对智力的代际变化进行纵向研究是探明此问题的一个良好选择。

《上升的曲线》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被引用的几率相当高，这在扭转人们对智力问题的看法、解决智力争论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奈塞尔成功达成了编著此书的目标。

在关注智力问题的同时，奈塞尔依然关注着记忆特别是生态记忆研究的发展。《上升的曲线》完工后，他便着手完成《观察的记忆》的修订工作。自《观察的记忆》第一版于1982 年出版至今，16 年过去了。在这16 年中，无论是标准实验室中的记忆研究还是自然背景中的记忆研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观察的记忆》中的许多案例已严重过时，急需删除一些陈旧内容，补充和充实一些反应生态记忆研究最新进展的内容，以便满足读者对新鲜事物的渴望。那么，记忆研究领域在这十多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Neisser，2000，p.xiii）

如今， 在1982 年版序言中所描述的两条研究路线都处于交通繁忙的状态。 “高速路” ———实验室记忆研究———不再像第一版序言中批判性地描述的那样， 是狭窄的、沉闷的。一大批给人印象深刻的新的实验室记忆研究范式近些年来得到了发展， 某些与神经科学中的新方法存在着前景广阔的联系。 不过， 当时所谓的“低速路” ———自然背景中的记忆研究———变化更大。 曾经缺乏系统研究、 在主要心理学杂志中得不到认可的边缘研究路线， 如今已变成了一种有影响的、被广泛接受的研究传统。关于记忆实用方面的国际研讨会，当1978 年第一次召开时， 是如此激进的一种冒险行为， 而现在几乎成了一种惯例： 又有两次会议已经召开， 并且第四次会议计划在2001 年召开。最近成立的记忆和认知应用研究协会（Society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SARMAC） 以及它的会刊《应用认知心理学》（AppliedCognitive Psychology） 都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东西。新一代自然记忆研究者已经成长起来， 并且他们有代表性的研究通常会在标准教科书中得以呈现。

由于记忆生态学研究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一大批魅力无穷、趣味无限的生态记忆研究案例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82 年，奈塞尔遇到的难题是如何找到足够多的好文章填满一本书。而现在他却遇到了相反的难题：如何从大量足够优秀的备选论文中精选出更好的作品。此时奈塞尔已经70 岁了，精力和体能都不足以支撑如此繁重的劳动。于是，他邀请了他在埃默里大学的研究生、现任职于西华盛顿大学的艾拉•海曼（Ira Hyman），与他一起确定什么样的论文该列入、什么样的论文该剔除。艾拉•海曼本科毕业于杜克大学，后来在埃默里大学从奈塞尔手中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对生态记忆研究情有独钟，尤其关注歌词记忆、童年期错误记忆、协同记忆和创伤事件记忆等。因此，他很乐意地接受了奈塞尔的邀请。在具体修订《观察的记忆》的过程中，奈塞尔和海曼一方面保留了初版中许多经典的或他们自己特别喜欢的案例，尽管这些主题很多都不再属于记忆研究的前沿；另一方面，他们精选了许多涉及旧有主题的新研究，如闪光灯记忆、儿童期遗忘、目击者证词以及日常事件的回忆等。同时，他们还引入了当今备受关注的几个新主题，尤其是对真实和想象的心理创伤的记忆。奈塞尔和海曼作了精挑细选后，为每一项新研究撰写了生动的评论，他们都对《观察的记忆》的第二版内容感到满意。该书于2000 年出版。

第二版的《观察的记忆》一书保留了初版中的27 项研究，新加入了23 项新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和新颖，可读性和趣味性更强。为了便于读者具体了解这一版的内容主题，并与第一版相比较，特将第二版《观察的记忆》的目录罗列如下。

第一版 前言

第二版 前言

第一部分 观点

1.记忆： 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2.日常记忆研究的破产

3.不适宜的“怀旧” 案例

第二部分 特殊场合

4.个人事件记忆

5.一些重要时刻

6.闪光灯记忆

7.人们听说林肯遇刺的那一日

8.快照还是基准？

9.虚幻的闪光灯

10.地震记忆： 直接经验与道听途说

第三部分 日常经验

11.日常生活中记忆的转变

12.逐日记忆

13.对一个普通物品的长时记忆

14.桑福德教授的晨祷

15.对储藏在特殊地方的事物之位置的遗忘

16.通过修改你曾经拥有的来得到你想要的

17.高中成绩记忆的准确与失真

18.父母对儿童抚养实践的回忆

19.亲密关系回忆的性别差异

第四部分 宣誓

20.现实实验

21.目击者证词

22.对面孔及其偶遇场景的记忆

23.学前儿童对山姆·斯通的回忆

24.对犯罪目击记忆的一项个案研究

25.约翰·迪安的记忆

第五部分 童年早期

26.来自歌德自传的一种早期记忆

27.关于记忆与童年期遗忘

28.自传体记忆的起源

29.童年期遗忘的结束

30.童年经验的错误记忆

第六部分 心理创伤： 真实的与想象的

31.集中营幸存者的记忆

32.历史上由托尼·科尼利亚罗带来的思想束缚

33.一个真实复原的记忆

34.一位食言者的故事

35.记忆论战

第七部分 表现

36.对散文和诗的极为长期的记忆

37.“ShassPollak” 的记忆成绩

38.南斯拉夫的口头诗歌

39.利比里亚的部落史

40.新几内亚的图腾知识

41.作为故事回忆的决定因素的读写能力、文化熟悉性

和“智慧”

42.学习剧本的两种方法

43.谈话记忆

第八部分 特殊人物

44.记忆家

45.一位记忆专家的大脑

46.第二位记忆专家

47.圆周率记忆大师———瑞简

48.一位能看到遗觉像的成年人

49.托斯卡尼尼的记忆

50.一种异常的记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第二版的《观察的记忆》并没有像第一版那样引起广泛关注。奈塞尔感叹道（Neisser，2007，p.297）：

或许记忆的生态学研究不再新鲜和令人兴奋， 抑或是选读著作在互联网时代不是那么亟需。 抑或是———似乎到了该这么说的时候了———我可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就在奈塞尔即将完成该书修订工作的时候，相伴他三十多年的妻子阿登病逝，这对一位情感丰富的老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35 年来，阿登的爱为乌尔里克•奈塞尔提供了鼓舞，不幸的是，她无法再给予这种爱了！” （Neisser，2000， p. xiv） 从此，卡尤加湖畔的小屋中，少了一份陪伴，多了一份孤单；通往康奈尔的美丽途中，少了一份相依，多了一份思念；漫漫求知路上，少了一份鼓舞，多了一份寄托；夕阳余晖下的晚年生活中，少了一份安慰，多了一份惆怅。

阿登去世后，奈塞尔没有委靡不振。他多年来的学术兴趣主要是记忆（尤其是对生活事件的回忆） 和智力（尤其是IQ 测验与它们的社会意义），但他不再活跃于研究领域。自2000 年以来，他没有再编写新书，而是写了十几篇与记忆、智力等主题有关的理论文章，如《对棘手问题的仔细审视》（2000 年）、《认知冒险：从〈认知心理学〉到〈上升的曲线〉》（2003 年）、《记忆发展：新问题与老问题》（2004 年） 等。平日里，奈塞尔除了追求学术兴趣外，还喜欢邀请儿女和朋友们来访，喜欢与他们聊天，喜欢与他们一起回忆过去。

2007 年，他在为自己写的一篇传记文章中，对自己的学术人生作了一个回忆总结。在文章的最后，他这样写道（Neisser，2007，pp.297-298）：

自从波林的课致使我认为“我能做这个” 那一刻以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真的存在这么一个时刻， 还是我只是像约翰•迪安那样产生了一种重复的情节记忆？ 关于我的珍珠港记忆的好消息（这一记忆可能是正确的， 除了把橄榄球转换成了棒球外） 使我有信心认为， 这种记忆也是正确的。不管怎样， 结果证明， 心理学的确是我能做的， 也是我所喜欢的。我的心理学研究产生什么影响了吗？ 甚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揭示出我存在很大程度的自负倾向， 但这几乎并不令人惊讶。写自传会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剧作家， 因此我并不是第一个偶尔受诱惑而把自己塑造成剧本中主人公的人。我清醒地意识到， 我在心理学的过去半个世纪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要比这些回忆所表明的小。我真的不是认知心理学之父， 而只是给它取了个名字的教父（godfather）。这个名字本身甚至也不是非常具有原创性， 因为哈佛认知研究中心已经在运行了。我也不是生态心理学的一个主要贡献者， 而只是它的目标的一位宣传者。我的确为我在正在进行中的自然背景中的记忆研究方面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 但是即使没有我， 该研究也将会以某种方式发生。

关于诸如此类的发展最主要的不是我对它们起了什么作用， 而是心理学因为它们而取得了进展。和波林那个时代或者和我那个时代相比， 现在的心理学是一门非常不同的科学：更少依赖于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以及喜欢争吵的学派， 与脑科学的联系更加密切， 并且一般崇尚多做研究， 少讲话。我非常赞赏新的心理学， 但是我的反应不再是“我能做这个！”而更像是， “再见， 祝好运！”

第七章 他人评说

纵观奈塞尔的整个学术生涯可知，他一直都在适时把握并改变着认知研究的新方向。作为认知心理学的开拓者，奈塞尔先后跨越信息加工论和生态学两个大的研究领域，用毕生精力撰写了十多部著作，发表了百余篇论文，组织召开了数十次学术研讨会，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为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正是凭着这些学术贡献，奈塞尔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协会成员、美国心理学会科学事务委员会委员，并获得了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和多个荣誉博士学位。2002 年，由美国西肯塔基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史蒂文•海格布鲁姆（Steven Haggbloom） 组织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表明，在20 世纪最著名的前一百位心理学家排行榜中，奈塞尔位居第32 位。2004年，诺埃尔•希伊（Noel Sheehy） 所著的《心理学中的50 位重要思想家》也将奈塞尔列入其中。可见，奈塞尔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是为心理学界广泛认可的。当然，奈塞尔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思路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作为极富开拓精神的学术大师，其贡献是主要的，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必将带给今天的我们以深刻启示。

一、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开创者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虽依然占据心理学主导地位但大势已去，而融合现代科技成果的认知研究，逐渐成为历史发展潮流。在这种情势下，一直对行为主义满怀敌对情绪而对认知研究充满好感的奈塞尔，适时把握历史机遇，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 提出视觉搜索范式，奠基了心理测时法

20 世纪60 年代早期，受塞尔弗里奇的机器模式识别研究的启发，奈塞尔试图用经验证实的方法研究人类模式识别。为避免反应时研究方法存在的致命缺陷，他设计了一种颇有创意的实验范式：视觉搜索实验。让被试向下扫描一栏字母或数字，直到目标出现时才作出选择反应，扫描速率（也就是，目标位置对搜索时间的函数的斜率） 就能够反映每一次识别所需要的时间。围绕着视觉搜索范式这一主题，奈塞尔发表了七篇有影响的研究性论文，成为该领域名副其实的专家。该范式巧妙地避开了那些难以避免而又产生干扰的反应时间，成功地用经验证实的方法研究了人类模式识别，并且证实了平行加工的存在。视觉搜索范式旨在探明认知加工（模式识别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的内在机制，因而可以说，它为后来的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加有效的研究方法。

视觉搜索实验范式被认为是后来心理测时法的一种早期的、简单的形式。心理测时法是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核心范式之一，主要是运用被试在知觉—运动任务中的反应时间，来推测认知操作的内容、持续时间和时间序列。目前，在认知神经科学和行为神经科学中用来阐明认知加工潜在机制的心理测时法，某种程度上就是起源于奈塞尔的视觉搜索范式。例如，长期以来，认知心理学家们就延用奈塞尔设计的这种范式，来研究复杂视场中的注意分配问题。典型的视觉搜索任务是，要求被试记住搜索目标，并对视场中是否存在目标作出相应反应。

2. 催生认知心理学诞生，掀开了心理学史新篇章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信息加工理论为基础的认知心理学思想兴起以后，虽然学者们原则上都认为行为主义所持有的机械而被动式的学习理论，不足以解释人类主动获取知识的内在复杂心理过程，但直到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心理学界仍然缺少一部完整而又系统的专著来阐述人类如何主动吸收知识的问题。1967 年，奈塞尔出版了《认知心理学》一书，正好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巴尔斯称赞说，“奈塞尔在合适的时间写了合适的书”。（Baars，1986，p.271） 威诺格拉德等称赞该书是“权威性的、明晰易懂的、及时的”。（Winograd，Fivush，& Hirst，1999，p.viii） 心理学史家舒尔兹夫妇称赞说：“在心理学史上，这本书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Schultz & Schultz，2007，p.392） 《认知心理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认知心理学（即信息加工取向的认知心理学） 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从此心理学史开启了新的篇章。《认知心理学》一书出版的意义如下：

第一， 《认知心理学》一书首次赋予了认知运动一个正式名称。在奈塞尔的书出版之前，“认知”、“认知学习”和“认知主义”等名词虽早已有之，但“认知心理学”一词，却是从奈塞尔的《认知心理学》专著出版之后才流行起来的。这是在心理学史上第一次以“认知心理学”给一门学科命名，赋予了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以合法地位。奈塞尔也因此被称为“认知心理学之父”。

第二， 《认知心理学》首次对认知心理学这门学科作了界定，并率先充当了第一部认知心理学经典教材。奈塞尔认为，认知心理学是对感官接受刺激（信息） 而输入后，如何经由转换、简约化及精致化等心理运作，从而获得知识、储存知识及运用知识等内在历程的科学研究。这一定义一直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家广泛认同和采用，故而有人称他的书不啻为认知心理学界的“圣经”。（张春兴，2002，第354 页） 除了首次对认知心理学这门学科作了概念界定外，该书还是第一部经典的认知心理学教材。它将信息加工的理论系统运用于对知觉、记忆和思维等各个认知主题的分析，所呈现的核心材料除取自实验心理学自身外，还广泛涉及其他领域的数据和概念，如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催眠术，探讨心理实验的社会心理学、睡眠生理学和心理学、阅读研究、计算机编程、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认知心理学》全面合理地反映了认知心理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对后来认知心理学教材或著作的编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提供了一种已被多位作者复制的模型结构”。（Sheehy，2004，p.177）

第三， 《认知心理学》整合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心理学学科框架。在此之前，有关认知的心理学研究虽然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些研究之间缺乏结构上的逻辑联系，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归属的理论框架，因而可以说是零散的。奈塞尔的《认知心理学》，以信息加工观点为核心线索，对认知心理学第一发展阶段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首次全景式梳理和系统总结，使以往关于知觉、语言、意象、注意广度、视觉搜索、计算机模式识别、人类模式识别、问题解决和记忆等多个方面的认知研究归属于一个有机的学科框架中。从此，零散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有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

第四， 《认知心理学》的出版，在心理学界掀起了一股认知研究的热潮或引发了一场认知革命。在《认知心理学》出版之后，世界各大学的心理学系纷纷创建认知实验室并聘请认知心理学家，召开认知研讨会，开设认知课程，设立认知心理学培训项目，发表和出版关于认知的论著，创办各种专门研究认知的新杂志，如《认知心理学》（1970 年）、《认知》（1972 年）、《认知科学》（1977 年）、《记忆和认知》（1985 年） 等。而且，认知心理学还延伸到心理学的几乎所有的分支学科，如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等。这时候行为主义领域的许多研究者也逐渐开始向“认知”妥协，不再极端地固守原有的“行为主义”观念，行为主义组织的势力逐渐走向衰落。可以说，行为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认知心理学开始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流，心理学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因此，有人称《认知心理学》是“认知革命的催化剂”（Sheehy，2004，p.178）。

二、认知生态学研究的推动者

认知心理学建立后不久，其脱离现实生活的发展态势便令奈塞尔感到失望。在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的影响下，作为认知心理学开创者的奈塞尔，深刻认识到这门学科已误入了一个狭隘的“死胡同”，急需生态学的“观照”。1976 年，他撰写了《认知与现实》一书，对认知心理学研究越来越狭窄化的趋势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认知心理学运动兴起之初，人们之所以反对行为主义，主要是因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不能解释人类知识的来源问题。可是，认知心理学兴起后不久，便将研究范围局限于实验室内，只从事一些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琐碎心理现象研究。如果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不能面对现实，承担研究人类有效获取知识问题的责任，将来难免有重蹈行为主义的覆辙之虞。（张春兴，2002，第354 页）基于这种认识，奈塞尔开展了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改造运动，试图实现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转向。

虽然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研究最早是由吉布森发起的，但真正将这一取向发扬光大的是奈塞尔。奈塞尔凭着自己在认知心理学界的崇高地位，通过各种形式积极推动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研究，广泛传播认知研究的生态学思想，使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将奈塞尔比喻为认知心理学生态研究的“传播机”。奈塞尔对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建设、具体研究、人才培养和教育推广四个方面。

1. 理论建设方面

奈塞尔对认知生态学研究取向的推动，首先是思想和观点上的推动。他在对认知进行生态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对认知生态学研究的发展成果及趋势进行历史总结、分析和反省，不断地思索认知生态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奈塞尔的生态学理论观点主要反映在其专著《认知与现实》（1976 年） 和两篇文章即《走向一种生态学取向的认知科学》（1985 年）与《认知科学的未来：一种生态学分析》（1997 年） 中。例如，在《认知科学的未来：一种生态学分析》一文中，奈塞尔强烈呼吁加强认知科学的生态理论建设。在此，我们主要从认知观、方法观和学科发展观三个方面来谈及奈塞尔对认知生态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在“认知”界定问题上，奈塞尔不再强调“认知是大脑的内部信息加工过程”这一定义，而是认为“认知是认识的活动：知识的获得、组织和运用。它是机体所做的事情，尤其是人所做的事情” （Neisser，1976，p.1）。也就是说，他认为认知就是处理知识的技能，并且这些知识来源于环境。可见，奈塞尔由着重从有机体内部加工的角度来看待认知，开始转向关注知识的环境来源问题。但奈塞尔并没有像吉布森那样为了关注环境而完全忽视有机体的作用，没有把有机体与环境看做两个脱节的实体，而是强调认知是认知结构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在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问题上，奈塞尔不再赞同囿于实验室的信息加工范式，而是强调走出实验室，到真实的自然情境中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认知现象，提高认知研究的生态效度。但奈塞尔同时又强调，自然主义的研究路线，并不是要完全排斥传统的实验室范式，而是要走一条“优势互补”的道路，把生态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范式与信息加工的实验室研究范式有机结合起来。正如他所说：“生态学取向最典型的特征不是嫌弃实验室，而是试图保持在自然背景中至关重要的变量的完整性。” （Shlechter & Toglia，1985，p.25）在认知心理学的学科发展问题上，奈塞尔认为“一种无法解释日常经验的心理学几乎是在忽视它的全部自然主题。它可能希望将来有一天带着一批新的、重要的思想由实验室脱颖而出，但是这种结果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已经在利用其自然情境的适用性可以被预见到的原则来工作” （Neisser，1976，p.4）。这充分反映出奈塞尔在学科发展上的生态学倾向。不过需要说明，尽管奈塞尔对传统的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极为不满，特别强调认知心理学应向生态学方向发展，但他并不完全摒弃传统的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他认为，信息加工取向的认知心理学与生态学取向的认知心理学尽管是认知研究未来规划的两种不同的选择道路（Shlechter & Toglia，1985，p.18），但它们在根本研究任务上具有内在联系，即都致力于更好地理解人类认知；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互补性，传统研究范式实验的严密性正是生态学范式所缺乏的，而生态学范式又可以弥补传统范式生态效度缺乏的弊病。因此，奈塞尔认为，认知心理学应该通过更加关注生态心理学的发展来弥补信息加工取向的不足。

2. 具体研究方面

奈塞尔自20 世纪70 年代实现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转向后，先后在生态学范式下进行了知觉、记忆、思维、自我认识以及智力等多个认知主题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特定领域范围内推动了认知心理学向生态学方向发展。在此，我们主要阐述奈塞尔在四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提出知觉环理论。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奈塞尔提出了一种新的知觉理论———知觉环。该理论认为，人们的视线中存在许多可以利用的信息，对这些信息的选择需要图式的活动。选择信息的活动会改变原有图式，使之再选择新的信息，这又会进一步改变图式，如此循环往复。这一循环活动存在于每一知觉系统之中。人们注意某些事物，无非是将这些事物置于一个知觉环中。奈塞尔的知觉环理论既强调了大脑中原有认知结构的作用，体现了建构论观点，又突出了环境中刺激的作用，体现了直接知觉论的观点，巧妙地综合了“信息加工”与“信息采集”两种知觉理念，即知觉是“信息加工”与“信息采集”交互作用的结果。知觉环理论可视作奈塞尔的信息加工思想与生态学思想在知觉研究领域有机结合的典范。

第二，领衔记忆的生态学研究。一百多年来，艾宾浩斯所开创的标准实验室条件下的机械记忆研究模式，一直是记忆研究的主流范式。在认知心理学道路上不断开拓的奈塞尔，致力于打破这一格局，成为最早大力倡导并真正走出实验室研究日常记忆现象的心理学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方向。

20 世纪70 年代末，奈塞尔由知觉转向了对生态记忆的研究。1978 年，他在关于“记忆实用方面”的国际研讨会上，做了提倡生态记忆研究的精彩发言。随后，他做了大量以生动有趣的日常记忆现象为主题的个案研究，证明了生态记忆研究的可能性和趣味性，并启发更多的人进行此类研究。其中，对约翰•迪安的记忆所做的研究和分析就是一个典范，而且在研究过程中，奈塞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重复情节记忆”的概念。1982 年，奈塞尔为表明生态记忆研究的趣味性，推广记忆的生态学研究理念，出版了《观察的记忆》。该书不同于一般记忆心理学的理论教科书，而是一部带有故事性的趣味读物，一般读者甚至外行读者阅读起来都游刃有余。作者所选取的阅读材料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日常记忆研究，与平常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每个案例的导读和评论都通俗易懂，并且通俗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发人深省。因此，该书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扩大了生态心理学思想在一般读者中的影响。在书中，他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生态记忆研究思想，将在自然背景中的记忆研究路线称为“低速路”，以区别于标准实验室中的“高速路”记忆研究路线。1983 年后，奈塞尔借助“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领衔发起了一场记忆研究的生态学运动，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记忆的再思考：记忆研究的生态学取向和传统取向》（1988 年）、《年幼儿童的知识和记忆》（1990 年） 和《情感和回忆中的准确性：“闪光灯”记忆研究》（1992 年）三部《埃默里认知文集》中。

在奈塞尔的积极倡导和模范作用下，一大批魅力无穷、趣味无限的生态记忆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生态记忆研究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正如他在《观察的记忆》（2000 年） 第二版序言中所说（Neisser，2000，p.xiii）：

曾经缺乏系统研究、在主要心理学杂志中得不到认可的边缘研究路线， 如今已变成了一种有影响的、被广泛接受的研究传统。

……记忆的生态学研究之地位所发生的这一戏剧性转变，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编著《观察的记忆》的任务。汇编第一版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 寻找足够的文章填满一本书。相反，这次所遇到的难题是， 如何从浩如烟海的迷人而有趣的研究中作出筛选。

第三，提出了新的自我认识理论。奈塞尔在花甲之年仍然继续开拓着自己的研究领域，逐步对自我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面对在自我问题上存在的两种矛盾观点，即生态观和建构观，奈塞尔用认知心理学的语言即信息术语重新阐释了自我。1988 年，他在《哲学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五类自我认识》一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自我认识理论。他认为，自我可以通过五类信息来加以详细说明，由此自我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即生态自我、人际自我、扩展的自我、私密的自我和概念的自我。前面的两种自我建立在直接知觉基础上，后面的三种自我不是人们直接体验到的，而是建立在内省和思维基础之上，也即通过对过去的生态自我和人际自我的回忆、想象和思考，对当前环境中的自我进行新的建构。

奈塞尔的这个自我理论是发展得比较好的、比较完整的生态学理论。它既注意到了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在生态自我和人际自我中体现），又注意到了有机体内部机制的发展（在扩展的自我和私密的自我中体现），体现出奈塞尔将生态学和深度认知这两种曾经被视作对立的研究取向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这一理论在某些方面和早期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观点相似，但在某些方面又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杨韶刚，2009，第114 页） 奈塞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论著来进一步阐述他的自我认识理论，还组织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这些会议取得的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结集为三卷本的《埃默里认知文集》： 《知觉到的自我：自我认识的生态学和人际起源》（1993 年）、《回忆的自我： 建构与自我叙事的准确性》（1994 年）、《背景中的概念自我：文化、经验、自我理解》（1997 年）。

第四，关注文化背景下的智力研究。奈塞尔晚年对智力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同样引人注目，这些研究主要涉及智力的群体差异、IQ 测验及其社会意义。1982 年，奈塞尔在康奈尔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智力研讨会，专门讨论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问题，之后编写了《少数族裔儿童的学业成绩：新视角》（1986 年） 一书。1994—1996 年，奈塞尔被邀请担任美国心理学会科学事务委员会的特别工作组负责人，考察当时由智力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组织撰写了《智力：已知与未知》（1996 年） 研究报告。1996 年初，奈塞尔组织召开了弗林效应学术研讨会，之后编写了《上升的曲线：智商的长期增长及相关测量》（1998 年） 一书。奈塞尔在研究智力问题的过程中，多从文化和社会角度加以分析。他认为，对智力进行研究，必须对智力概念所处的文化情境予以解释，注重智力概念的文化和种族差异，揭示智力的社会历史制约性，强调智力是一种主体对生存环境的适应、选择和改造的行为。在对智商分数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变迁，因为复杂的环境也许更有利于产生复杂的心理。奈塞尔在智力研究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产生了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3. 人才培养方面

1983 年，奈塞尔启动了“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在该计划的赞助下，他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关于认知生态学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内容涉及认知心理学的多个主题，如记忆及其发展、概念分类及其发展、语言发展和自我等。他还提议将研讨会的内容结集成书出版，并命名为《埃默里认知论文集》。后来，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系还专门成立了认知图书馆，提供与认知生态学研究有关的丰富书籍。在奈塞尔的积极努力下，埃默里大学实际上成为当时宣传认知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阵地。参加研讨会的人员除来自心理学领域外，还广泛来自人类学、文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和哲学等。这一方面为生态心理学吸收新鲜营养和扩大自己的影响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认知研究的生态学思想传播和推广到其他更广泛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事实证明，许多来自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的确从生态心理学思想中受益匪浅，他们有些已尝试着 将生态学思想引入其所研究的领域。

通过生态学思想的传播，奈塞尔使一大批心理学研究者和学生、甚至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走上了认知生态学研究的道路，成为专门致力于该领域的杰出人才。如艾拉•海曼（IraHyman）、尤金•威诺格拉德（Eugene Winograd）、罗宾•菲伍什（Robyn Fivush）、威廉•赫斯特（William Hirst）、卡伦•阿道夫（Karen E. Adolph）、玛丽昂•埃普莱（Marion A. Eppler）、菲利普•__________罗卡特（Philippe Rochat）、约翰•帕尼（JohnPani）、伊丽莎白•斯皮克（Elizabeth Spelke）、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阿诺德•斯托佩尔（ArnoldStoper）、戴维•乔普林（David Jopling）、卡罗琳•梅尔维斯（Carolyn Mervis）、罗伯特•麦考利（Robert McCauley） 和弗兰克•凯尔（Frank Keil） 等。据说，阿道夫和埃普莱曾经趁导师奈塞尔外出之时，偷偷溜入其实验室，做了许多实验研究，并由此对生态心理学产生了迷恋。后来他们在奈塞尔的进一步影响下，凭着在《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 杂志上发表的《儿童早期的动作发展对认知发展的作用》一文，成就了在心理学界的地位。

受奈塞尔影响的这些人并不仅限于埃默里大学，而是来自多个地区的多所大学。对此，尤金•威诺格拉德等这样描述道（Winograd，Fivush，& Hirst，1999，p.x）：

不仅迪克关于心理学的思想受益于他所工作的场所、他与之交往的学生和同事以及他与之分享自己最为私密的思想的人们， 而且它反过来也影响了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生、同事和知己……他所在的每一所学校、他与之交往的每一个学生和同事都已从他个人的、敏锐的心理学观点中获益……迪克对心理学那种极为温和的、包容性的热爱， 教导我们所有人不要从我们狭隘的专业的视角来看待它。他鼓励我们所有人采纳一种批判的视角， 一种外部的视角……

奈塞尔从埃默里大学退休后，认知研究的生态学运动并没有在埃默里停止。尤金•威诺格拉德和罗宾•菲伍什等人继续主持了“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并定期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编写相应的《埃默里认知论文集》。奈塞尔的影响在埃默里大学继续存在，并通过它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

4. 教育推广方面

除了对心理学本身进行研究外，奈塞尔还极为关注教育实践问题。他主张从实验性行为分析中走出来，进入到应用性行为分析中，提倡在真实的自然背景中研究个体的真实认知和行为，并且注重环境对个体认知发展的影响。他的这些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学生的认知和活动规律，更好地探知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的因素。受此类生态学思想启发，学校教育模式以及家庭教育模式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批新的教育模式进入到学校和家庭，如师生互动模式、情境体验教学等，产生了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三、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奈塞尔作为一位杰出的认知心理学家，对认知心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们从已发表的文献来看，很少有人对奈塞尔提出批评，难道奈塞尔就真的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心理学家吗？恐怕过于乐观。其实，奈塞尔的研究还是存在某些缺陷或局限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缺乏完整明晰的理论体系尽管奈塞尔一生跨越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和生态学两种研究取向，为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但他并没有给我们呈现一套完整明晰的理论体系。就信息加工取向而言，虽然奈塞尔及时创作了第一部认知心理学专著《认知心理学》，并且也提出了许多与该取向有关的理论观点，但正当他在认知心理学领域获得崇高声誉的时候，他却很快抛弃了这一领域，而转向了另一个极为不同的领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奈塞尔除了为认知心理学勾勒了一个初步的学科体系外，的确没有再进一步构建一套独特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就生态学取向而言，虽然奈塞尔继承了吉布森的生态学思想，在认知心理学领域领导了一场气势磅礴的生态学运动，并做了与多个认知领域有关的生态学研究，但他并没有给我们呈现一套用生态学方法研究认知现象的系统思路，很大程度上只是给我们以思想观点的启迪。因而，如果要问奈塞尔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恐怕我们脑海中很难映现出一个完整清晰的印象，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引领主流的边缘人”。

2. 在某些方面研究不够深入

可以说，奈塞尔一生都在为改变心理学的发展方向而努力奔波。他先是在反抗行为主义的情势下，于1967 年催生或创建了信息加工取向的认知心理学；相隔十年不到的1976年，他又明确转向了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取向。实现生态学转向后，奈塞尔先是从事知觉的生态学研究；20 世纪70 年代末，他转向了对生态记忆的研究；80 年代中后期，他在保持生态记忆研究兴趣的同时，又对自我、智力和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可见，奈塞尔的整个学术生涯以“多变”和“广泛”的主题为主要特征。尽管这种特征使得奈塞尔多次引领学术潮流，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负面效应：很难对同一领域或同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免给人留下“打游击”的印象。例如，奈塞尔在1976 年的《认知与现实》一书中就提出了“生态效度”概念，但之后他基本上没有再围绕这一概念作更多的理论阐述。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奈塞尔是靠“生态效度”来支撑他的学术框架的，但他却未能让我们清楚全面地知晓他所谓的“生态效度”有何更深刻的内涵。再如，奈塞尔曾经创造性地提出了“图像记忆”、“ 声像记忆”、“重复情节记忆”等新颖概念，但他仅仅是“提出”而已，之后并没有再对它们进行深刻阐述和研究，将之发扬光大。

3. 在具体操作层面存在困难

奈塞尔提倡将实验室研究范式的严密性植入到真实生活情境中，对日常生活中的认知现象进行具有生态效度的研究，这一观点是合理的。然而，这种实验室范式与生态学范式相结合的研究理念在具体操作层面的效果如何呢？这两种范式在具体研究中真的可以做到完美结合吗？二者在结合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其他意想不到的难题？正如对奈塞尔的修正主义观点持有异议的批评者们所声称的：“具有生态效度的研究很少使用恰当的实验控制，往往在表达不够清晰的理论框架内进行，并且所产生的结论通常不能推广到所观察的特定情境之外。” （Sheehy，2004，p.179） 或许，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4. 对认知的生理机制未给予充分关注

关于信息加工取向的认知心理学，有人批评它只是从抽象的信息水平上进行分析，而没有深入到大脑的实际生理活动过程，没有从大脑神经活动的水平上去研究。（余嘉元，2001，第21 页） 这一批评无论对信息加工取向的奈塞尔还是对生态学取向的奈塞尔都同样适用。信息加工取向的奈塞尔认为，认知心理学家只需探究认知加工的程序，而无需过多地关注认知的生理机制，就像研究计算机编程的人只需关注“程序”而无需关注计算机的“硬件”一样，对信息加工过程和生理机制的分析是在不同水平上对心理进行的研究。然而，奈塞尔没有看到，深入地研究认知的生理机制可以更好地探究人的认知过程。生态学取向的奈塞尔，只强调神经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生态心理学，而没有强调生态心理学研究也需要对人的神经生理机制给予必要的关注。他曾乐观地说道： “我们不需要被后现代主义的冷嘲热讽所折磨，我们还没有被我们的神经科学的朋友们消灭的危险。” （Johnson & Emeling，1997，p.258）

此外，有学者对奈塞尔在《认知心理学》一书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观提出了批评。认为奈塞尔对人性的分析过于片面，尤其忽视了认知与情感、认知与意志的联系，称他是一位唯知主义者而非唯情主义者，建议他走知行合一的路线。（李绍昆，2000，第89~90 页）

四、大师带给我们的启示

自1879 年科学心理学建立至今，心理学已走过了一百三十余年的风雨历程。在这一百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心理学取得的进步是明显的：学科的科学地位不断得到巩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丰富，更重要的是它对人们生活的意义也越来越大。然而，当前的心理学出现了一种令人困扰和担忧的尴尬局面：一方面社会生活急切需要心理学，而另一方面心理学又无法很好地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因为它并未朝着人们所需要的那种心理学的方向发展。目前的心理学正面临着分裂与破碎、脱离社会现实、被医学化或生物学化的危险倾向，并且有学者认为认知神经科学正取代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发展的新阶段（索拉索，2002，第12 页），心理学的这种危险局面日益严峻。那么，我们将如何使我们今日来之不易的心理学摆脱被人们抛弃的潜在危险呢？奈塞尔一生都在为心理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先是开创了仍占据今日心理学主流地位的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而后又对其弊端进行了极力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倡导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取向。从某种程度上讲，相比于我们今日仍纯粹用信息加工实验范式研究认知心理学的学者们，奈塞尔的思想步伐明显是快的，在很多研究者还未充分认识到心理学所面临的潜在危险的情况下，奈塞尔早已认识到并且作出了“拯救”的努力。为了我们心理学学科的长远未来，我们是否应该对奈塞尔的思想加以深思并从中获得某些启发呢？奈塞尔孜孜求索的学术人生，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可以用五个关键词来简单概括：“理论建构与整合”、“生态效度”、“实用价值”、“探索精神”、“科学与人文交融”。

1. 适时进行理论建构与整合

五十多年前，尽管认知的心理学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各研究领域之间缺乏结构上的逻辑联系，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面对这种情况，奈塞尔适时撰写了《认知心理学》一书，将相对零散的认知研究整合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框架，催生了认知心理学的诞生，这是奈塞尔用实际行动进行的一次大的理论建构与整合。之后，奈塞尔又对其认知心理学理论观点进行批判和反思，实现了生态学转向，并试图用生态心理学的理论范式改造和深化传统的认知心理学。他在推崇认知心理学生态学取向的过程中，依然适时地进行理论建构与整合。例如，他对五种“自我”的理论整合，对传统实验室范式和生态学范式进行的优势互补和理论整合。今日，心理学仍处于一个“缺乏理论”的时代，各领域的研究者埋头于只关注自己领域的具体研究，而不关心自己领域之外的世界，研究范围越来越狭小，所研究的课题之间往往互不相干并且得出的结论也经常相互冲突，研究者们彼此之间缺乏共同语言和有效的交流平台。心理学家们没有一种共同认可的研究范式或理论，心理学研究处于一种“零散”的不和谐状态，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势必会削弱心理学的力量，因此我们有必要像奈塞尔那样，适时地对心理学进行理论建构与整合，改变这种不和谐的状况。例如，我们建议相似领域的研究者们多加强对话与交流，彼此协商在概念上尽量统一，及时地对该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并尝试着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建议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在课题选择上也要加强对话，寻找彼此研究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借鉴彼此有效的研究方法或范式，逐渐实现理论和方法上的整合。

2. 提高心理学研究的生态效度

今日的心理学，仍以信息加工取向的认知心理学为主流，而且认知神经科学有取代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发展新阶段的趋势。如此一来，心理学将会更加脱离现实生活，更加生物学化或医学化，更加非人性化，甚至完全囿于实验室。这势必会造成研究结论在日常生活中的推广受限，使得研究缺乏生态效度。对此，奈塞尔最有话语权，因为他一直在为改变这一状况而努力！奈塞尔明确提倡应加强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研究，强调外在于实验室的世界，批评主流认知心理学缺乏生态效度，过于狭隘地关注内部认知过程，过分重视知觉者而忽视环境的丰富内容。他认为知觉像进化一样，包含着对环境的适应。

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奈塞尔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根据研究需要，将实验室研究范式的严密性移植到真实的生活情境中，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认知现象，把严密的实验室范式与生态学范式结合起来。我们建议那些主要从事实验室研究的研究者们，在被试选择、实验材料选取以及实验设计方面多考虑一下研究将产生的生态学效果，在注重研究内部效度的同时，多关注研究的外部效度或生态效度。

3. 注重心理学研究的实用价值

应用性始终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一门学科研究出来的东西如果一味与现实生活脱节，那么其生命力必然会受到影响。满足社会生活与生产实践的实际需要，是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奈塞尔批驳信息加工取向的认知心理学对实验室人为控制情境过于依赖，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室外推广性，无法应用于实验室之外的生活世界，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由此，他倡导建立一种生态学取向的认知科学，而这种“生态学取向”所暗含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认知心理学研究应该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正如心理学史家舒尔兹夫妇所说的：“奈瑟认为，认知心理学家应该把他们的研究结论应用于实际问题，帮助人们解决在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问题。” （Schultz & Schultz，2007，p.392） 可以这么说，奈塞尔为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化所做的一切努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为推动心理学向应用方向发展而不断努力。

当前的心理学研究自然化倾向严重，过于重视经验的方法，忽视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缺乏对人类精神的关怀。无论就研究选题还是就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来说，当前的心理学都与现实生活关系疏远。即使某些实验结论能够应用于现实生活，其应用的范围也很狭小。因此，我们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过程中，有必要在注重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同时，对研究的实用价值认真作以评估，使心理学真正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

4. 批判、继承和超越，探求心理学发展的新思路奈塞尔一生致力于探求心理学发展的新方向。他先是在批判行为主义的洪流中开创了信息加工取向的认知心理学，而后又对其弊端进行了极力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实现了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转向，并相继对知觉、记忆、思维、自我、智力等进行了生态学研究，试图在特定范围内改变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思路。但奈塞尔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的信息加工研究范式，而是继承了传统范式中有价值的方面。他在对待传统问题上，表现出其“温和”的一面，既注重借鉴传统实验室研究的严密性，又更加倡导认知研究的生态学效度，注重二者的优势互补和理论整合。可以说，奈塞尔在批判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思想超越。这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任何一个事物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就必然拥有其有价值的方面。但任何一个事物长期存在之后，都会暴露出其缺陷和弊端。就信息加工取向的认知心理学而言，其实验设计的严密性就是其优势所在，它不仅对某些研究课题特别适用，而且还可以验证现实生活中得出的某些结论；但它与现实的严重脱离就是其不足之处，是应该批判和弥补的地方。我们应该借鉴奈塞尔的做法，在对今日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探求心理学的新方向，实现心理学发展思路的超越。

5. 促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话与交融

心理学自1879 年以来，已经历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在基础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这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是“两条腿不协调”的发展，是科学主义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心理学相对分野和对立的发展，彼此之间少有相互交流和借鉴，并且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而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处于非主流或边缘地位。前者主张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忽视人性的存在和真实情境因素的影响、坚持实验室内的量化研究；而后者与之相对立，主张心理学的人文（社会） 科学性质、研究真实情境中“人性”的人、坚持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质化研究，但并不排斥量化研究。到了今天，这两种取向虽然出现了些许融合的迹象，但总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科学主义心理学（特指认知心理学或认知神经科学） 仍占主流地位，人文主义心理学更加边缘化。

这两种研究取向的对立与分裂给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不仅造成了心理学内部的长期纷争，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更好地揭示人类心理的本质。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来说，心理学既需要主流的科学主义的科学探究精神、技术和方法，也需要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观点。在当前这种分裂局面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促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研究取向的对话与交融应是未来心理学努力的方向。那么，如何促进两者的对话与交融呢？

或许，奈塞尔的成功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富参考价值的范例与启示。奈塞尔既注重借鉴传统信息加工范式的严密性（科学性的表现），又更加注重生态心理学研究的真实性，企图克服原有范式的“人为性”缺陷（人文性的表现）。他不仅从理论上对这两种研究范式进行了整合，而且还成功地做了大量实践研究，如对知觉、生态记忆和自我的研究。当前，我们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分歧既要持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又要积极地促进两者的对话与交流，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取向相融合的模式。

奈塞尔大事年表

1928 年12 月8 日  在德国基尔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出生。

1933 年9 月，为逃避纳粹迫害，随父母移民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镇定居。

1943 年进入西温哈卡中心高中就读。由于成绩突出，入选“优秀学生联合会” 会员。高中三年级时， 拥有了第一个女朋友。

1946—1950 年在哈佛大学接受本科教育。先是主攻物理学专业， 后来受波林和米勒影响改学心理学。在米勒指导下，以“视觉刺激对绝对听觉阈限的影响” 为题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 获得学士学位。

1949 年与同学戴维·卡恩合作， 在《超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关于超感知觉的研究。

1950—1952 年在苛勒所在的斯沃斯莫尔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其间， 与亨利·葛莱门和雅各布·纳赫米阿斯合写了一篇批评赫尔消退理论的文章， 最终发表在1954 年的《心理学评论》杂志上， 初步实现了大学毕业时“与行为主义打一场漂亮战争” 的夙愿。

1952—1953 年在米勒新任职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其间， 通过坎布里奇的城镇神职人员与安娜结了婚。

1953—1954 年回到斯沃斯莫尔学院担任了一年讲师。

1954 年再次进入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深造，并以史蒂文斯的“听觉阈限的神经量子假设” 为博士论文选题进行了实验研究。

1956 年， 顺利地从史蒂文斯手中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

1956—1957 年留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 同时担任哈佛大学的讲师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

1957—1965 年在马斯洛任系主任的布兰迪斯大学心理学系任教， 达7 年半之久。

1960 年与塞尔弗里奇在《科学美国人》上共同发表了有关字母识别的平行加工模型———鬼蜮的研究成果， 引起了较大反响。

1962 年以在华盛顿人类学学会所作的演说为基础， 发表了《文化和认知的不连续性》一文， 引起了较大反响。

20 世纪60 年代早期提出了具有创造意义的视觉搜索范式， 并做了大量相关实验研究。该范式成为后来心理测时法的一种早期形式。

1963 年发表了《思维的多样性》和《机器对人的模拟》两篇文章， 反映了其在心理与计算机关系上的矛盾心态。

1964 年与安娜离婚， 并于同年除夕与阿登结婚。

1965—1967 年在马丁·奥恩的实验精神病学研究中心度公休长假， 其间撰写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认知心理学》， 于1967 年付梓出版。该书是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第一部专门著作， 标志着认知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 为其赢得了“认知心理学之父” 的雅誉。

1967—1983 年任职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夫妇所在的康奈尔大学， 开始了对认知生态学研究的探索。

1973—1974 年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度公休假， 同时,开始撰写另一部标志性著作《认知与现实》。

1976 年出版《认知与现实》一书， 阐述了其认知研究的生态学观点， 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觉环” 理论。该书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他由传统的信息加工研究范式转向了生态学研究范式， 而且标志着认知心理学在20 世纪70 时代的一个重大变化———生态论认知心理学初露端倪。

1978 年为在英国威尔士卡迪夫举行的关于“记忆实用方面” 的国际研讨会作了题为《记忆： 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的演讲报告， 阐明了对记忆进行生态学研究的基本观点。

1981 年在《认知》杂志上发表了《约翰·迪安的记忆：一项个案研究》， 并提出了“重复情节记忆” 的概念， 成为最早走出实验室专门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

1982 年出版了《观察的记忆》一书， 力图通过此书激发记忆的生态学研究， 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心理学的发展方向。

1982 年在康奈尔大学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学业成绩差异问题的研讨会。

1983 年秋天转到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任讲座教授，启动了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 专门提倡对认知特别是记忆进行生态学研究。同时， 启动了《埃默里认知论文集》出版计划， 将一系列研讨会的内容整理成书， 便于推广认知研究的生态学思想。

1986 年编辑出版了论文集《少数族裔儿童的学业成绩：新视角》， 针对少数族裔儿童与白人儿童之间的学业成绩差异问题， 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许多新的、发人深思的解释。

1987 年主编出版了《埃默里认知论文集》第一卷《概念和概念发展： 分类中的生态学和智力因素》。

1988 年与威诺格拉德共同主编出版了《埃默里认知论文集》第二卷《记忆的再思考： 记忆研究的生态学取向和传统取向》， 系统总结了前一阶段生态记忆的研究成果。同年，在《哲学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五类自我认识》一文， 提出了一种新的自我理论。

1992 年与威诺格拉德共同主编出版了《埃默里认知论文集》第四卷《情感和回忆的准确性： “闪光灯” 记忆研究》。

1993 年主编出版了《埃默里认知论文集》第五卷《知觉到的自我： 自我认识的生态学和人际的起源》。

1994 年与罗宾·菲伍什共同主编出版了《埃默里认知论文集》第六卷《回忆的自我： 自我叙事的建构与准确性》。

1995 年被推举为美国心理学会特别工作小组负责人，以解决由《钟形曲线》引发的种族、教育、遗传和智力等问题。

1996 年2 月主持完成了一份高质量的智力研究报告《智力： 已知与未知》， 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 引起了强烈反响。

1996 年春天在埃默里大学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学术研讨会， 专门讨论“弗林效应” 问题。不久， 便从埃默里大学退休， 与妻子阿登返回康奈尔大学， 任名誉教授。

1997 年与乔普林共同主编出版了《埃默里认知论文集》第七卷《背景中的概念自我： 文化、经验、自我理解》。

1998 年根据在埃默里大学主办的弗林效应学术研讨会，编著出版了《上升的曲线： 智商的长期增长及相关测量》一书， 受到广泛关注， 引用率相当高。同年， 开始与研究生艾拉·海曼精心修订《观察的记忆》一书。

2000 年修订版的《观察的记忆》出版。就在即将完成该书修订工作的时候， 妻子阿登病逝， 给奈塞尔以沉重的心理打击。

至今奈塞尔生活在康奈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小镇， 依然关注着记忆和智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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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创立者

阿德勒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

阿德勒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个体心理学的发展史，他的人生是其个体心理学思想的最完美诠释。 阿德勒终生都在战胜自卑 ， 追求超越，创造自我， 奉献社会。 他不单纯是在建立一种个体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或一个学派， 他的工作目标更是塑造一个独特完整的人， 引导人们克服自卑与困难， 追求至善至美， 寻找人生和生活的真谛。 阿德勒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态度， 他坚持乐观向上的人性观， 指导人们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风格， 帮助人们铸就一种有创造力的自我， 努力激发人们关爱他人和关心社会。 他的作品通俗易懂、 朗朗上口； 他的演讲简明、 清晰、 生动； 他的为人亲切、 友善、 真挚。他的宏伟蓝图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了解 “生活中的心理学”， 希望所有的父母都以民主和鼓励的方式教育孩子， 希望所有的教师都积极地培养学生的自信、 自尊和自豪， 希望所有的儿童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2010 年是阿德勒诞辰 140 周年， 他本人及其思想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削弱其影响， 相反， 在当今的世界越来越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总序

阅读大师 走近大师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说过，“心理学虽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心理学的长期过去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心理学曾一度是灵魂的奴仆、神学的婢女、哲学的附庸。直到1879 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才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其相对短期的历史。从那时至今，科学心理学走过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历程。其间，心理学产生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硕成果，名家不断辈出，论著不断涌现，理论不断更迭，方法不断更新。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一些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著作、理论和方法在时间面前已变得沉静无闻。而另一些心理学家至今仍是备受人们推崇之大家，一些经典名著至今仍是大众必读之作品，一些经典理论至今仍是业界必学之内容，一些经典方法至今仍是人们必用之工具。如果将整个心理学学科比喻成一顶精巧的皇冠，那么心理学大师无疑就是这个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也许有人会问，什么样的人才配称得上心理学大师呢？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又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在心理学某个领域具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就可以称之为心理学家，但只有那些具有开风气之先而影响深远的心理学家才配称心理学大师。心理学大师要有大的创造、大的主张、大的思想乃至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时代相互激荡。

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面对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抑或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是，与一般人不同，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命运，而且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心理现象时，他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个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孤傲、怪癖、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达尔斐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在这里，我们通过这套“世界心理学大师传记丛书”向广大读者朋友展示心理学大师们的人生风采。为了便于读者朋友阅读大师，走近大师，这套传记丛书的编写力求体现如下三个原则。1. 雅俗共赏。这套传记丛书不打算写成过于学术化的作品，而是希望将其打磨成雅俗共赏的大众读物。我们相信，诚如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言，“欣赏音乐者不一定要通晓音乐的形式规则，只要具有与之相通的生命经历便可”。通过让读者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略大师的创造成果，与大师的个人成长同行，最终实现读者与大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近距离感悟大师的学术风范与生活点滴的同时，来感同身受地丰富并启迪读者自己的人生。

2. 简明扼要。这套传记丛书不打算写成研究某位心理学大师思想的理论专著，而是编撰成心理学大师的人物传记。在写作方式上，我们贯彻了人物传记的特殊要求，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叙述为主，以点评为辅。具体而言，就是以心理学大师的生平为主线，将其理论创立过程和理论成就穿插其中，尽量发掘心理学大师的生平事迹和趣闻逸事，特别是影响心理学大师学术成长和创造活动中的一些偶发事件，展示一个个血肉丰盈的、“在世之在”的大师形象。正如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指出，“在许多人的生命中偶尔会有对其发展具有决定性、方向性影响的事件，而且，展现生命历程中的这些里程碑正是传记所关切之事。所以，传记作者应该挖掘出他所要描绘的生命中所发生的那些典型的、独特的以及有影响的事件，其他的就留给读者的经验去扩充”。我们相信，心理学大师也不例外。在内容选择上，我们注意阐述大师思想的理论内容，但不刻意追求系统化和体系化，而是抓住核心主题，进行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描述，尤其重视大师在为心理世界“立法”过程中所提出的原创性观点和思想体系的创生源头与建构过程，并通过典型的例证或案例加以说明。在内容编排上，我们注重一定的连贯性与故事性，同时希冀把心理学大师放在特定的学术背景下进行合理的评价，指出他在心理学界内外的影响。

3. 生动活泼。在语言表述上尽量避免一般心理学教科书或专著的枯燥与单调，力求文风洗练、生动活泼，做到集通俗性和可读性于一身。在形式上重视图文并茂，通过插入一些精美的照片和图片，让读者在理性理解之余更多一层感性和直观的认识，从而提高读者的理解性和接受性。当然，我们也不唯“图”是图，而是严格筛选插入的照片和图片，使其符合具体的语境，使它们所包含的信息与文字信息互为补益、相得益彰。诚然，就像伟大诗人泰戈尔所说的那样，“源自伟大心灵体验的生命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种逻辑体系加以详尽无遗的阐释，只能通过个性生活的具体经历来获得亲验和寓身显示，并在各自的新发现中增添更丰富的价值内容”。因此，亲爱的读者，你们的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心理学大师们最完美的诠释，你们的每一番领悟都是对心理学大师们最崇高的致敬！现在就让我们怀揣着这种崇敬而又期待的心情去走近这些心理学大师吧！

郭本禹2011 年11 月

于南京郑和宝船遗址•海德卫城

第一章 自卑早年

阿德勒于 1870 年 2 月 17日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近郊的犹太商人之家。他自小生活舒适安逸，在原野中尽情玩耍，物质生活相对满足。加之又时逢处于欧洲文化中心的维也纳，阿德勒与家人同享音乐盛宴，这都构成了他的优越生活。然而，尽管生活优越，但阿德勒丝毫未感受到童年的快乐和幸福。相反自卑倒成为了他早年生活的阴影。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是现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个体心理学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和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他和弗洛伊德、荣格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深蕴心理学的三大奠基人。阿德勒于 1870 年 2 月 17 日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近郊的犹太商人之家。他自小生活舒适安逸，在原野中尽情玩耍，物质生活相对满足，加之又时逢处于欧洲文化中心的维也纳，阿德勒与家人同享音乐盛餐，这都构成了他的优越生活。然而，尽管生活优越，但阿德勒丝毫未感受到童年的快乐和幸福。相反自卑倒成为了他早年生活的阴影。他自认长相既矮小又丑陋，在家中排行第二。他与长相英俊、身材魁梧的哥哥产生了激烈的对抗情绪。阿德勒身体羸弱，患有软骨病，直到 4 岁才会走路，5 岁又患了严重的肺炎。这一连串的不幸在幼小的阿德勒心理上笼罩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身体软弱无力的愤怒。这种童年经历对他后来选择医生作为终生职业，战胜死亡，寻求卓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疾病缠身的童年

数百年以来，维也纳一直是欧亚的天然门户和贸易中心。她坐落在美丽的多瑙河畔，位于旖旎的阿尔卑斯山脚下。公元 1278 年，哈布斯王朝开始统治这片沃土，实现了七百多欧洲史上的最长控制。到了 18 世纪晚期，玛利亚•特蕾莎女王和约瑟夫二世接掌大权。他们以开明专制而闻名，维也纳也因此以音乐之都而享誉世界。此时人才荟萃，涌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音乐大师，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尽管他们星光熠熠，但是许多少数民族如犹太族，却默默无闻，很难崭露头角。

1848 年欧洲革命爆发，奥地利人民揭竿而起，奋起反抗梅特涅（Metternich）的残暴统治。虽然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即被扑灭，但是革命的火种却燃起了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急切渴望，强烈要求修改宪法，保障自由，犹太人也因此从严密控管下解放出来。1849 年，弗兰茨•约瑟夫一世颁布新宪法，命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得依赖宗教”。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国家便开始对犹太团体实行特别管制并征税。以前，向犹太人开放的需要高深学问的职业只有医学等行业，现在五花八门的行业正等待他们选择。犹太人渴望拥有自己的不动产，维持犹太教徒的生计，生活在帝国的任何一个角落。不久以后，一些犹太人甚至被选举为维也纳城市委员会理事。1867 年奥匈帝国采用新宪法，当这部宪法确认这个基督教国家为二元君主制时，却宣布全体公民享有宗教自由和公民权利。

虽然反犹太主义仍然很活跃，但是绝大多欧洲国家已经开始结束对犹太教的正式歧视。约瑟夫一世决定在公民平等和政治平等的理念上建立一个多国联盟的新帝国。由于憧憬其自由的前景，维也纳的犹太人口从 1860 年的 6000 人激增到了 1890 年的 150 000 人。在绝对数量和总体比例上，维也纳都已成为欧洲的最大犹太人集聚地。布达佩斯和华沙也有很多犹太居民。

第一波涌向维也纳的犹太人主要包括匈牙利人，接着是来自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阿德勒的祖父西蒙•阿德勒（Simon Adler）就在这第一波人潮中。他是来自布尔根兰（Burgenland）基特西（Kittsee）的一位优秀毛皮商。他和卡特琳娜•兰普尔（Katharina Adler）喜结连理。数个世纪里，布尔根兰一直是匈牙利和奥地利的缓冲地带。虽然拥有这片土地的匈牙利贵族和奥地利人民友好相处，但在阿德勒的祖父离开时，这个地区实际上已属于匈牙利控制。布尔根兰是个如诗如画的乡村，芦苇荡漾在湖畔，田野一望无际，果园硕果累累，山顶的城堡庄严而肃穆，还有引以为荣的土生土长的作曲家海顿和李斯特。19 世纪中期，布尔根兰大约有 30 000 人，这些人主要讲德语。其定居者由匈牙利人、克罗地亚移民、吉普赛人以及富裕的犹太人构成。

奥匈帝国幅员辽阔，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布尔根兰犹太教徒和其他地区的教徒相比，拥有更加宽容的政治氛围。许多人是游历甚广的贸易商，他们为普雷斯堡（Pressburg）的犹太人和维也纳商业中心提供中间代理服务。由于整个政治环境宽松，又不加以迫害，所以，布尔根兰的犹太居民没有受到太多的种族压迫，普遍感到内心的自由和安逸。

西蒙和兰普尔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情形已无从考证，依稀可以知道的就是他们至少养育了两个孩子，并和他们一直生活到成年。西蒙和兰普尔的长子名叫戴维（David），生于1831 年，婚于 1862 年，以裁剪谋生。幺子利奥波德（Leopold，阿德勒的父亲）生于 1835 年。他们都可能出生在布尔根兰，并于 19 世纪 50 年代或 60 年代来到维也纳。1866年，利奥波德正值而立之年，与波林•比尔（Pauline Beer，阿德勒的母亲）结为秦晋之好。从结婚证上可以看出，利奥波德当时和岳父母住在一起，并为家庭的繁荣奔波操持。阿德勒的外祖父母赫尔曼•比尔（Herman Beer）和伊丽莎白•比尔（Elisabeth Beer），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出生在摩拉维亚的特雷比奇（Trebitsch），巧合的是精神分析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出生在此地。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赫尔曼和伊莉莎白在摩拉维亚居住了多久。大约在 1859 年，当他们搬迁至维也纳的郊区彭青（Pen￣zing）之前，至少已经生育了 5 个孩子。他们分别是：伊格纳兹（Ignaz，1939 年以前出生）、莫里茨（Moritz，生于1843 年）、波林（Pauline，生于 1845 年）、萨洛蒙（Salomn，生于 1849 年）和阿尔伯特（Albert，生于 1858 年）。另外两个出生在彭青的孩子是路德维格（Ludwig，生于 1859 年）和朱利叶斯（Julius，生于 1861 年）。赫尔曼、伊莉莎白和孩子们开了家小作坊，经营糠麸、燕麦和小麦等农产品。那时他们的作坊欣欣向荣，但是随着铁路交通时代的到来，竞争日趋白热化，这样的小经营最终难免会淹没在商业洪流中。后来，萨洛蒙从父亲手中接管了小作坊。1861 年，定居彭青两年后，赫尔曼一家开始置办家产，并于此居住多年。

利奥波德和波林•比尔（婚后改名为波林•阿德勒）的早年婚姻时光是在彭青和鲁道夫谢姆（Rudolfsheim）的邻村度过的。利奥波德是一名谷商，他几乎未受过任何正式教育或者知识熏陶。儿孙们回忆说，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穿着得体、谈吐幽默的老人，但不曾深信犹太教，而波林则认为她的丈夫容易激动而且意志薄弱。后来阿德勒回忆说，父亲自信、快乐，甚至日常生活中最沉重的磨难都没能打垮他。而波林是位勤勉的母亲，同时帮助丈夫打理公司。利奥波德经营了一段时间妻子家的谷子业务，几乎濒临破产。波林接手之后，力挽狂澜，带领家庭走出困境。她挣来了家里需要的所有食物，照看所有的孩子，日益操劳以致筋疲力尽。其实波林并不快乐，也不开心，甚至有点神经质和抑郁，刚过花甲之年便已离世。阿德勒的传记作家和追随者菲利斯•波托姆（Phyllis Bottome）后来回忆说：“她被疾病和过度的劳动彻底弄垮了。”阿德勒未从母亲那得到过亲密的抚育，而弗洛伊德却被母亲宠爱有加。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阿德勒对俄狄浦斯情结不太重视。母亲的孤僻和悲观后来被阿德勒解读为是母亲负担过重的后果，他潜意识地愤恨母亲的吹毛求疵和冷漠。也许正是亲眼目睹母亲的劳累和冷遇，才让他一方面坚定地拥护改革，提倡男女平等，大肆宣传婚姻需要信任和合作；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母亲的首要义务是以宽宏慷慨、乐观和鼓励的方式抚养孩子。利奥波德的长子西格蒙德（Sigmund）出生于 1868 年。两年后，1870 年 2 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出生在维也纳郊区鲁道夫谢姆的一套公寓里。这套公寓有 15 个小单间，面对喧闹的露天市场，附近是一片广袤的田野，邻里孩子于此玩耍嬉戏，乐此不疲。在后来的漫长生活中，阿德勒经常从早年时光里寻觅个体心理学的踪迹：

回首往事，我一直被朋友和伙伴围绕，最重要的是，我深受大家喜爱。这种发展很早就已开始，且从未停歇过。我认为与他人的这种团结感是产生合作的需要，这种动机成为了个体心理学的关键。（Hoffman， 1994， p.5）

事实上，纵观整个成年生活，阿德勒总是表现出一种合群的性格，很容易和朋友相处。甚至到了中年，频繁辗转于欧美之间，他也能和其他人打成一片，几乎从不幽居。这种亲切、随和的性格，让他广结新朋，不忘老友。因为阿德勒和双亲有些疏远，所以同侪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帮他树立自信，形成乐观向上的性格。

阿德勒这种合群的性格毋庸置疑被整个家族兄弟姐妹间的关系强化。在他出生之后，家里又迎来了五位成员，他们依次是：赫尔米娜（Hermine，生于 1871 年）、鲁道夫（Rudolf，生于 1873 年）、阿尔玛（Irma，生于 1874 年）、马克斯（Max，生于 1877 年）和理查德（Richard，生于 1884年）。在成长过程中，阿德勒享受着兄弟姐妹间的友谊；成年以后，因为彼此生活轨道的差异，兄弟姐妹之间日渐疏远。除了阿德勒之外，家族里再没有其他人获得过像他那样的殊荣，也没有第二个人对某一个行业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从阿德勒的住所到恢宏的奥地利帝国宫殿———美泉宫仅有几步之遥，宫殿宏伟，地面广阔。宫殿以美轮美奂的花园建筑而闻名全国，后来因维也纳分离派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的题画而名垂千古。作为一名学龄前儿童，阿德勒深深震撼于花园的瑰丽和美艳，为采摘姹紫嫣红的鲜花而欣喜若狂。后来他幽默地回忆道：

我罪恶的生涯很短暂，某天因为城堡守护的喝令，花园的大门从此向我紧闭。（Hoffman， 1994， p.6）

然而对年轻的阿德勒而言，大哥西格蒙德比美泉宫的哨兵更强大。他聪明伶俐、身体强壮而且气势逼人，时常让阿德勒觉得四面楚歌，无法在强烈的竞争中赢得父母的青睐。长子西格蒙德在家中享有一种稳固的优待地位。在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中可以看到，早期记忆为人们理解成年生活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其实，阿德勒的早期记忆都是围绕着疾病和医疗干预而来。在极少数自传叙述中，阿德勒追忆说：

姗姗学步时，我一愤怒，声音就紧缩，就会气喘吁吁。数十年后，当我知道那是争强好胜时，我打趣道，我才 3岁，那种情形太痛苦了，于是我决定放弃与愤怒同眠共枕。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愤怒了。（Hoffman， 1994， p.6）

哥哥的“压迫”还不足以让阿德勒气喘吁吁，严重的佝偻病才使他真正危机四伏。由于乡村医疗水平落后，这种疾病在当时的少年身上普遍存在。正是这个病的缘故，使得他与哥哥的竞争更加激烈。成年后，阿德勒有时看到那些患病的儿童，总难免伤心地回忆起往事：

我所能回忆起来的最早往事是，由于罹患佝偻病，我被绷带绑着坐在椅子上，健康的哥哥坐在我对面。他上蹿下跳，来去自如，然而我每动一下都会极度紧张，非常费力。每个人都尽力帮我，父母更是呕心沥血。（赫根汉， 1988， p.87）

为了锻炼阿德勒的毅力，波林和利奥波德极力满足他对户外玩耍的渴望。自从他们一家子住在维也纳郊区的这所房屋之后，便经常在空气新鲜的户外活动。房屋的后面是延绵到天边的广袤无垠的田野，阿德勒和伙伴们在离离原上草里尽情追逐嬉戏，佝偻病最后变得无影无踪。其实这也许并不令人奇怪，阿德勒在新鲜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和愉快的环境中，慢慢强壮了身体，疾病也一天天远离了他。

犹太人素来重视家庭教育。利奥波德和波林虽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有陶冶情操的音乐。阿德勒自小学习钢琴，偶尔也会让小手指感受一下律动的美妙，尤其在诵唱舒伯特的乐曲和德国民谣时，便让人分外感受到那音色饱满又略带磁性的男中音。3 岁的某一天，利奥波德夫妇参加了亲戚的婚礼，把孩子丢给女家庭教师看管。婚礼完毕回到家时，他惊奇地发现阿德勒站在餐桌上引吭高歌。那情深意长的诉说似乎是在讲述一位妇女因为自己的高贵而自豪不已。感情如此强烈，仿佛哭着看到鸡脖子被拧了。“如果小鸡的悲伤如此不可承受，那么一贫如洗的丈夫为何能用炊具催熟食物呢？”小阿德勒曲调优美以致利奥波德忍俊不禁。马上他意识到女家庭教师一定未经允许就把他们带出去欣赏卡巴莱歌舞表演了。结果可以预料，家庭教师迅即被解雇。没有她的监督，阿德勒则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这段滑稽的插曲后不久，弟弟鲁道夫得了白喉病。那时，人们对恐惧和绝症的医学认识非常匮乏。利奥波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防止疾病传染，就让阿德勒和鲁道夫同住一室，这非常危险。家庭医生虽担忧却爱莫能助，也只好建议孩子们在病房里用热水洗澡消毒，时常也会放一些蒿草和干花。这个令人怀疑的方子使用不久后，一天早晨，4 岁大的阿德勒醒来发现，鲁道夫静静地躺在他的身边，不再醒来。

这个场景让阿德勒备受精神创伤。在鲁道夫的葬礼上，亲戚痛哭哀嚎。为了保护阿德勒幼小脆弱的心灵，他被带到祖父母的家里。他和祖父母并不十分亲近，那天在他的记忆里成为了永恒。乘马车回家时，他注意到：母亲穿着黑衣服，带着黑面纱，一路哭泣；祖父转过来窃窃私语安慰母亲，母亲脸上露出了勉强的微笑，祖父一定在为孩子们的将来祝福祈祷。当时，阿德勒感到一阵惊悚，对母亲转瞬即逝的微笑极其厌恶。“一个母亲怎么能在孩子的葬礼日笑得出来！”（Hoffman，1994，p.8）时过境迁，阿德勒深深明白了母亲这种行为是无声的愤怒，更是一种无法言喻的苦笑的痛。

转眼间阿德勒 5 岁了，他也遭遇了威胁生命的疾病。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一个大男孩带着小阿德勒去滑冰。大男孩很快滑出视野，而小阿德勒却站在冰面上，瑟瑟发抖。那个男孩没有回来，阿德勒一路紧张，一路颤抖，一路痉挛，最后跌跌撞撞到了家。由于筋疲力尽，一到家就倒在了床上。波林忙于家务，未能发现异常之举。利奥波德一进家门就感到了异样，看到熟睡的阿德勒，立刻警觉地大吼。

夜幕降临，医生被召集过来。阿德勒意识模糊，依稀感觉一个陌生人在面前晃来晃去。医生对阿德勒仔细检查后，转过来摇摇头，对利奥波德说：“不要再烦恼，孩子已无望了。”阿德勒在弟弟鲁道夫宁静的死后，脑海里就刻下了死亡的痛苦画面。阿德勒再次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另一人站在身边，父母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和腿。他感到左大腿阵阵锥心的痛，惊恐地张望着。血喷涌而出，几条水蛭趴在身上。虽然水蛭疯狂跳动，阿德勒却不能弄走他们。

出人意料的是，阿德勒战胜了肺炎，活了过来。阿德勒童年时光大多是和医生一起度过的，医生好像总在那所房子里转悠。他们成了阿德勒心中的英雄；阿德勒从英雄那儿学到了生命中最伟大的一课：一个人必须永远挑战死亡。于是，他决定了未来的职业，发誓做一名医生。几年之后，他的父母讲述了医生可怕的警告：肺炎可能对他的第二个孩子带来致命一击。阿德勒后来的成就证明了他当年的果断和远见。他不仅成为一名医生，而且成为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家。在今天看来，他的决定依然正确无比。

二、追求卓越的自我

阿德勒儿时对医学和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对宗教却索然乏味，因为医学能够战胜死亡，而宗教却不能。在彭青和鲁道夫谢姆，他们一家子和非犹太人住在一起，这些人对阿德勒的宗教背景很宽容。利奥波德和波林也像很多匈牙利的犹太人后代那样，并不严格遵守犹太教仪式，他们只是名义上的犹太教徒。除了偶尔参加犹太教礼拜和少数毫无兴趣的主要节日之外，他们的生活与犹太教并无多大关联。这些礼仪规矩属于古老的犹太人，在蒸汽机时代，这些陈旧的传统已过时了。

成年以后，阿德勒只回忆起与犹太教传统有关的些许片段，但这并没有使他精神为之一振。5 岁的一天，全家参加犹太教集会。无聊又无声的祈祷似乎没完没了，阿德勒发现了一件礼服挂在橱柜上，触手可及。他开始小心谨慎地拖拽那神秘又迷人的礼服，礼服宛如一尾蛇从橱柜里游出来。然后，整个橱柜突然向前倾斜，发出一声巨响倒在地上。阿德勒噌地跳起来，冲出教堂。他完全相信这是天降愤怒于集会。

还有一次，阿德勒一家人正在庆祝逾越节。父母告诉小阿德勒，天使会到每个犹太家庭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有未发酵的面包。小阿德勒似懂非懂，却疑窦丛生，决定自己做个小试验。在逾越节的深夜，所有人都已入眠后，他悄悄爬起来，蹑手蹑脚走下楼，用发酵的面包代替无酵饼，放在碗柜里。门虚掩着，他坐了数个小时，渴望来自天堂的意外造访。后来他幽默地回忆道：“直到天亮，天使都没有出现，我并不十分惊讶。”

尽管阿德勒很早就有了对宗教质疑的精神，但是他仍然坚信《圣经》是心灵智慧的来源。他尤其喜欢创世纪的故事，比如约瑟夫和嫉妒他的哥哥们。创世纪故事讲述了家庭关系中所有人的弱点。纵观阿德勒以后讲演和写作的生涯，他经常引用圣经的故事说明个体心理学的一些概念，比如同胞间的竞争、梦的解释以及自卑情结。阿德勒作为父亲，他排斥宗教仪式，但却会教导孩子们重视《圣经》，领悟人性。

虽然绝大多维也纳的犹太人像阿德勒家一样，急切地寻找摆脱祖先的传统生活方式，然而他们聚集在帝国 21 个不同的地区，依然过着祖先们日复一日的生活。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Martin）后来回忆说：

穷人和富人……都融入了犹太圈。我们的朋友、医生、律师都是犹太人。如果你是一名商人，你的合伙人就是犹太人。你读的报纸是犹太人写的，也是犹太人经营的。度假胜地也聚集了众多犹太人。（Hoffman， 1994， p.9）

阿德勒 7 岁时，全家从彭青和鲁道夫谢姆这样的乡村搬到维也纳的利奥波德区（Leopoldstadt）。它是维也纳犹太人最大的聚集地，位于多瑙河畔，被戏称为无酵饼岛（Maztoisland）。数个世纪以前，自从文艺复兴时期利奥波德区就成为维也纳犹太人的聚集区，所有经历关押和死亡痛苦的犹太人被迫在黄昏时分回家。虽然这种高压统治已被废除，但是直到 19 世纪末，许多犹太工人阶级的移民依然定居在拥挤的利奥波德区，事实上这里变成了贫民区。利奥波德和波林搬到此地的原因并不清楚，经济原因如便宜的住房可能是个重要的理由，让子女能接受好的教育也是考虑之一。

阿德勒后来很少提及童年生活所在的彭青和鲁道夫谢姆这种乡村地区，加之他本身就对宗教不怎么痴迷，以及后来转为新教徒这一事实，阿德勒对他的犹太教背景并不自豪。实际上，在后来若干年里他与弗洛伊德迥然不同，他认为这有点尴尬。在这一点上，阿德勒并不独特，他的确和弗洛伊德具有两种宗教倾向。居住在利奥波德区的 4 年时光里，绝大多数犹太居民沉溺在德国文化里，而不是犹太文化。直到1880 年，犹太儿童参加希伯来课后活动和接受犹太教会洗礼的机会日趋减少。加利西亚学者建立了一所讲希伯来语的神学院，但这所学院和当地的维也纳人完全没有关联。

1881 年，阿德勒一家从喧闹的利奥波德搬到了宁静的赫奈尔（Hernal）。赫奈尔当时是维也纳郊外一个很大的乡村。阿德勒很高兴，因为赫奈尔与人烟稀少的彭青和鲁道夫谢姆很相似，他很享受之前的时光。阿德勒父母租下了隶属于农场的毗邻的两栋房子，来自布尔根兰的匈牙利伯爵拥有这家奶牛农场。利奥波德极有可能被雇佣为代理商，经营伯爵的奶牛业务。同年，阿德勒的外祖父赫尔曼辞世。第二年外祖母伊丽莎白也接着离世。双亲相继逝世，波林和 6 个兄弟姐妹分割了遗产。波林于 1883 年 6 月变卖了自己那份遗产给了其中一个哥哥。利奥波德和波林在瓦赫林（Wahring）购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位于维也纳市郊的瓦赫林，单层平房鳞次栉比，田园里花团锦簇，一派美丽动人的田野风光。这所房子是那时典型的商业住宅，房产主向住户承诺，房子上部是住宅，下部是马厩，面朝葬有贝多芬和舒伯特等人的著名公墓（如今称为舒伯特公园）。

阿德勒喜欢瓦赫林的田园风光。家里饲养了鸡、兔，甚至还有牛、羊和马。但是与哥哥西格蒙德残酷的竞争，使他的青春暗淡无光。哥哥西格蒙德是个非常典型的自力更生的人，尽管阿德勒的一家只是处于边缘甚至较下层的中产阶级，但是西格蒙德却交友甚广，朋友很多，有医生、律师、银行家甚至还有富有的商人。他努力经营并维持着一个巨大的私人图书馆，同时也享受着美味佳肴和悦耳动听的音乐。西格蒙德的棋艺出类拔萃，家里每个人都敬慕和尊重他。而阿德勒却一直黯然失色，怨恨哥哥得到家里宠爱。数十年以后，阿德勒已成为蜚声世界的著名心理学家，他把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间情感的发展颇有诗意地比喻为花园里树苗的竞争，每一棵树苗都为足够的阳光和生长的空间而争夺。甚至到了中年，他还会小心翼翼地评价这位富有的商人———西格蒙德：“一个善良又勤奋的家伙，他一直胜过我———一直胜过我。”阿德勒对哥哥的醋意并未使西格蒙德以牙还牙，相反哥哥将自己挣来的财富用于家庭生活，并继续创造财富。他极其深爱弟弟阿德勒，并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这个被疾病困扰的弟弟，免遭身体和心理的伤害。

阿德勒是否品尝过初恋的青涩，岁月并没有留下半点追溯的线索，尽管存在种种与异性交往的可能。因为犹太教背景的缘故，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少年很少有机会与异性有浪漫的交往。端庄的年轻女性都希望在婚前保持贞洁，竭尽努力维护女性的矜持和温婉。然而对于那些无教养的年轻男性，社会却给予了双重标准：他们得到默许，甚至得到年长男性的鼓励去逍遥行乐。而底层妇女如佣人或者工人，虽生命短暂，唯唯诺诺，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和接纳。

此时阿德勒仍然过着纯朴的青少年时光。这个时期仅存的照片是阿德勒 15 岁时青涩、瘦弱、沉思的模样，照片中的他既天真无邪又无限渴望。在未遇到真爱莱莎（Raissa）之前，人们并没有看到阿德勒青年时期任何浪漫的恋爱史，子女和阿德勒的友人后来也没有提供任何的回忆。成为父亲以后，阿德勒仅有一次向成年的儿子———科特（Kurt）谈及性的问题，并提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建议：“在庆祝毕业之旅———意大利行时，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未婚先孕。”

自从童年开始，阿德勒就享受着户外的无忧无虑和朋友的海阔天空。然而学校生活却是另外一个世界。利奥波德和波林一直对他们伶俐聪明的儿子期待甚高。然而讽刺的是，他们并不要求孩子追求真知，不去广泛阅读犹太法典或者文化典籍。与绝大多数奥匈帝国的犹太教父母一样，阿德勒的父母很看重教育的实用价值，为孩子的美好未来提供力所能及的方法。虽然利奥波德用尽毕生时间经营稻谷，维持家庭生计，但他的梦想仍然是希望阿德勒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像律师和医生一样，在受人尊重的行业中获得令人垂涎的职位。利奥波德这样的中产阶级关心能否给他们的子女提供安全稳定的职业生活，而不是起起伏伏、漂浮不定的商业生涯。这些家庭渴望进入更广阔的欧洲社会，希望自己的子女比精于世故的异教徒得到更多大学教育的机会，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功。

当然，利奥波德也相当希望第二个儿子去做一名律师或者医生。幼小的阿德勒像其他孩子一样，从 6 岁开始上小学，10 岁毕业。如果阿德勒在学校的表现优异，将会被送进私立中学进行严格的 8 年学习。这样才会被维也纳大学录取，最后得到理想的医学学位，并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回忆起战争前的维也纳：

假如仅仅为了纯粹的社会原因，那么每个殷实的家庭都会注重孩子的教育……只有所谓的学历教育才会启迪智慧，追求真理，每个家庭都希望他们的孩子拿到博士的头衔。（Hoffman， 1994， p.12）

起初，阿德勒可能会使他们的父母感到高兴，因为他在小学时一帆风顺。在 19 世纪晚期，维也纳中学要求对学生进行四个方面的基础训练：阅读、写作、算术和宗教信仰。在彭青和鲁道夫谢姆这样的乡村地区，很少有家庭拥有阿德勒家这样的犹太教传统———强调教育成就。同学对阿德勒的竞争微乎其微，他因学习能力出众而受到老师和同学称赞。正如阿德勒后来创造的术语———补偿，在青春期发展的不同领域，他正是通过获得成功来补偿自己的身体缺陷。当阿德勒 9 岁时，这种幸福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愉快的小学即将结束，父母正准备将阿德勒送进私立中学学习，为进入梦寐以求的维也纳大学做长期而艰苦的准备。未能考进中学的孩子都进入了各种不同的行业，为日后的生活学习各种技术，这种训练到 14 岁便终止。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工人和农民家的孩子只能去选择参军或者做神职人员。事实上非犹太工匠或者店主不会把他们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维也纳非犹太商人一般也不会为他们的子女寻求高等教育。他们不需要像犹太人那样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获得社会的认同。时值 1879 年的金秋，父母把阿德勒送进著名的史伯尔中学（Sperlaum）学习。学校位于维也纳的史伯尔地区（Sperlgasse），该地区以史伯尔中学闻名。巧合的是，年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4 年前也曾在此校就读。阿德勒就读后不久，中学改变了入学规则，规定小学至少读十年才能入学。也许正是父母的善意违心，阿德勒入学的年份被改为了 1869年。就社会交往和智力发展来看，阿德勒发现这所学校和他读的小学有着天壤之别。虽然有着将近半个世纪的悠久历史，但这所学校仅向男孩敞开怀抱。当时几乎所有教育家都认为这样的高级学校面向女孩实在是浪费资源，他们当然愿意男女分化，将男孩带进更好的机构学习。

9 岁的阿德勒惊奇地发现许多新同学都有着共同的犹太教背景。然而，利奥波德和波林显然知道，自从约瑟夫二世反对学校传播犹太教以来，犹太教在这所学校已生根百年了。约瑟夫二世虽然反对宗教传播，但是却鼓励犹太人追求学术教育，以此作为同化犹太人、稳定社会的一种方法。1782 年，约瑟夫二世终止向犹太教团体征收几种特别税。之后的几十年，犹太人人口稳定增长，他们通过学术教育，例如众所周知的哈斯卡拉运动[2] ，试图进入更广阔的文化领域。作为社会整合和接纳的一种途径，犹太人极其重视这样的社会运动。

史伯尔中学是奥地利的高级文科中学（Gymnasium），也是大学预科学校。这类学校的教育通常是 19 世纪奥地利社会从低层向高层跃进的一种渠道。教育的分化使得工匠、体力劳动者和店主的子女更难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个问题看似与经济无关，教育费用通常不高，有时会对贫困学生免除学费。但这个问题可能部分与心理原因有关，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维也纳人不会考虑把子女送进著名中学学习。出身贫寒的农民屈从于社会等级，也不会把他们的孩子送进这些学校。而像阿德勒这样的犹太人则不遵从社会习俗，他们追求卓越，渴望进入社会高级阶层。

不论什么原因，犹太人几乎都会把子女送到所有维也纳高级中学学习，犹太孩子在学校的比率远远超过犹太人占维也纳总人口的比率。犹太居民大概占据了 8%的人口。然而这些地区比如内城区、利奥波德等区，犹太学生的人数占了学生总人数的 40%~ 80%。早在 1875 年，阿德勒进入高级中学四年之前，犹太人的子女就占据了学生总人数的 30%。虽然这个数目很庞大，但是维也纳两所最著名的高级中学却少有人犹太学生就读，史伯尔高级文科中学是其中的一所。这些学校为维也纳的孩子提供了最完备、最上层的教育，同时也是奥地利社会精英的摇篮。

由于父母篡改了阿德勒的入学年龄，阿德勒实际上要比同学小一岁，加之背负着父母对成功的极大渴望，可想而知，他是多么艰难地适应史伯尔中学的生活。尤其是数学让他烦恼不堪，甚至在第一年数学都未能及格，被迫重修。阿德勒学业表现得如此糟糕以致利奥波德恼羞成怒，威胁让他退学去做一名鞋匠的学徒。父母这样的威胁在犹太教父母中十分普遍，但难免让幼小的心灵有些难堪。只有少数犹太儿童会去做鞋匠和店主的学徒，或者参加下层社会的职业训练。即使学校有为从事缝纫工作准备的学习课程，但是选读的犹太学生也只占了 2%。实际上，犹太年轻人避开了这些职业，部分原因是这些行业存在普遍的反犹太主义，而史伯尔高级文科中学没有种族偏见，近乎一视同仁；另外的原因是，这些犹太家庭为生计而奔波，更希望他们的子女从事贸易和商业维持生计，这比做鞋匠和裁剪更有前途。

然而，阿德勒真的被父亲的恼怒吓倒了。也许他想到了叔叔戴维裁剪生涯的艰辛，担心会步叔叔的后尘。后来，作为一名医生，阿德勒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裁缝行业的健康手册》（Health Book for the Tailor Trade）。无论如何，他都已决心在高级中学努力学习，不辜负父母的一片苦心。

正因为阿德勒学习数学困难重重，偶然有一次老师也想用一道哥德巴赫猜想似的难题刁难他。结果令老师和同学惊诧不已，他成功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他回忆说：

这次成功改变了我对数学的态度。以前我对所有的科目都失去了兴趣，现在我却喜爱它们了，并千方百计地提高学习它们的能力。结果是我成为班里数学最好的学生。这次经验让我看清了特殊才能和天赋异禀这种论断的荒谬。（Hoff-man， 1994， p.15）

另一段回忆也显示了阿德勒不甘人后的一面：

我记得通往学校的小路上要经过一座公墓。每次走过公墓我都很惊恐，每走一步都觉得心惊胆战，然而看到别的孩子走过公墓却毫不在意，自己感到十分困惑不解。我常因自己比别人胆小而苦恼。一天，我决心要克服这种怕死的恐惧，采用了一种使自己坚强起来的办法。我在放学时故意落在别的同学后面而间隔了一段距离，把书包放在公墓墙壁附近的草地上，然后多次地来回穿过公墓，直到我感到克服了恐惧为止（Brinich & Shelley， 2002， p.65）

阿德勒一度喜爱过这个学校，这似乎并不准确。遍查欧洲的所有学校，像史伯尔中学这样的学校都认为它们的任务相当传统：为准备进入大学和高级地位的职业或者行政部门的年轻人提供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著作的训练。这些人道主义（而不是宗教趋向）教育机构已于 18 世纪晚期建立。设计这些教学科目的教育家强烈认为，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语法对形成逻辑思维模式相当重要，浸淫于古典文学对提高艺术敏感度大有裨益，熟读古代史、精通哲学将会培养高尚的情操。阿德勒开始中学学习的前十年，奥匈帝国高级中学的课程一直位于政府控管之下，因此在全国都统一标准化，完全没有革新或者改变。

教育一经标准化，课程则极其规范和严格。10~ 18 岁的学生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文学、历史、地理、数学、物理以及宗教。他们也可以选修法语和英语。在德语班，像阿德勒这样的学生学习中古高地德语（middle high German）和新高地德语（new high German），从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到马丁•路德的德语版《圣经》，从《尼白龙根之歌》到歌德的文学著作《浮士德》。最后一年分析从浪漫主义时期到现今的德语文学作品。

阿德勒渐渐发现对德语字母毫无兴趣，也没有发现任何引人入胜的课程，也许是重视拉丁语语法和文学的核心课程不能激发他的兴趣。因年级要求不同，学生在整个八年里每周得学习 5~ 8 个小时的拉丁语；从第三年开始学习希腊语，每周 4~ 5 个小时，学习柏拉图、索福克勒斯的著作以及所有经典文献，接触西塞罗（Cicero）、贺拉斯（Horace）、李维（Livy）、奥维德（Ovid）、塔西佗（Tacitus）、维吉尔（Vir-gil）和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等人的作品。相比之下，高级中学的学生每周只花 3 个小时的时间学习数学或者科学。体育、唱歌、绘画和书法也是必修课。

1881 年，阿德勒一家因为商业经营的需要从利奥波德区搬到荷奈尔区（Hernals）。阿德勒也转到荷奈尔高级中学。随后家庭再次搬迁至瓦赫林（Wahring），他也随着转到这个区的学校，并在这个学校一直读到 18 岁。遗憾的是，学校档案已毁于二战的战火中，使我们无法目睹阿德勒这个阶段的学业表现。

阿德勒显然对这八年的高中生活并不满意。后来大量的作品也没有提及给人启迪的老师或者令人激动的学习体验。实际上，阿德勒作为战后主要的教育改革家，把自己当作社会改革家卡尔•福特穆勒（Carl Furtmüller）的盟友。在他们看来，学校教育需要旧貌换新颜。虽然奥地利高级中学毕业生都选择除了心理学和教育以外的职业，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把人文和科学领域的成就归功为学校的教育。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挖苦说：

上学时几乎没有剩余时间进行身体锻炼和体育活动，更不用说娱乐了……整个中学时光充斥着无聊和乏味……在那个单调、无情、死气沉沉的学校里，我实在回忆不起什么值得高兴或者喜悦的事了。整个中学毁坏了我整个最美好、最自由的时光。（Hoffman， 1994， p.16）

茨威格和阿德勒都有着类似的感受，这一点从学校的陈旧便窥得一二。中学的大部分校舍从建筑和装饰上来看似乎有点可怕。教室经常被粉刷得一片惨白，也没有裱上画或者贴上装饰。学生成双成对坐在低矮的板凳上数个小时，空气不流通，弥漫着厕所的异味，让人感到极不舒适。课程受到严格限制，一成不变。茨威格观察道：八年了，没有哪个老师会问学生你想学什么，每个年轻人内心都渴望老师的激励。（Hoffman， 1994， p.16）

事实上，教学的主要方法也只重视前面一课中犯错学生的数目，而不管犯错的学生和错误的根源。学生两两之间或者小群体不允许相互交流，老师一本正经地坐在前排，学生坐在老师后面的矮凳上，回答老师认为适当的具体问题，一切都服从于标准化课程。茨威格回忆说：把学生看成独立个体的教师，特别关注学生的特性……

这可能逾越了那时老师的权威，也违背了那时的教育方式。（Hoffman， 1994， p.17）

更糟糕的是，这种冷漠使学生退化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甚至到了 18岁，在中学的最后一年，也会如此对待这些孩子。叼一根烟即会受到惩罚，命令他们乖乖举起手用洗手盆净手。阿德勒在他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提到 19 世纪末奥地利学校的这种传统教育方式。例如，茨威格对自己的中学生活回忆如下：

学校是个强制性的、无聊又可怕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把不值得了解的科学融入可精确测量的知识内……这就是陈旧的教学方法所强加给我们的无聊又不得要领的学习。我要感谢学校的唯一真正快乐的幸福时刻是毕业那天，我永远关上身后的那扇破落的大门。（Hoffman， 1994， p.17）

对于年轻的阿德勒而言，幸福的那一天出现在了 1888 年的春天，他拿到了中学毕业证书。18 岁那一年，维也纳大学向他招手，他也准备好全身心学习医学预科的所有课程。阿德勒的哥哥———西格蒙德，已被迫放弃中学学业，为家里经营的困境解燃眉之急。苦苦挣扎的利奥波德和波林梦想阿德勒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给其他孩子做一个榜样和引导。

三、执业医师的训练

1888 年的金秋，阿德勒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他已经决定成为一名执业医师，而不是一名研究者；也许主要因为这个原因，学校开设的课程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后来，阿德勒对医学训练几乎没有回忆起什么令人激动的往事或者开启智慧的人生导师。当然，他的学业生涯也就平淡无奇了，学业成绩也并不突出。他用平均七年的时间完成了医学学习，仅仅修完了必修课并通过了正式的考试。

考虑到医学院的学习取向，很难想象阿德勒会把未来考虑成什么样。他的指导教授极其强调经验的丰富性和分析性的诊断，而不是对病人进行精心的护理。到 19 世纪中期，维也纳医学院的治疗被人道主义治疗师嘲笑为毫无作用的治疗，因为他们很少对遭受疾病的个体进行富有同情心的治疗。海德堡（Heidelberg）一位受训的医师对维也纳医学院的无情冷酷恐惧之极，以致他写了一首有关中世纪黑暗的诗，讽刺他们对病因争论不休时眼睁睁看着病人告别人世。但是这些批评通常对医疗实践影响微乎其微。医学院最臭名昭著的治疗虚无主义案例与匈牙利出生的产科医师伊格拉茨（Ignaz）有关。1847 年，他在维也纳大学总医院发现，当医生直接从解剖室出来，不经意间把病菌带进了产房时，实际已导致了可怕的产褥热。因为敢于坚持，他和维也纳的一些同僚都积极采用适当的卫生预防措施，直至伊格拉茨 1861 年去世前，这些举动都一直遭到外界的嘲笑和谴责。

阿德勒 18 岁以后开始医学学习时，情况并未有多少显著变化。城市的穷人疯狂地涌入总医院，让人惶恐是否还能活着。入院的病人得预先支付费用，病逝者得经受验尸以提高诊断过程的准确性。医学院的一个男毕业生后来回忆说，曾经有一阶段，一组学生急切地围绕着一个因胸膜炎和肺炎而病逝的妇女，只是为了听一听她肺里的噼里啪啦声。当来访在理智上很激动时，也很少写日记记录生活。令他兴奋的是思想碰撞时，无论探讨哲学还是社会学，一群朋友都围坐在一起轻松自如地交换看法。十多年后，阿德勒已成为享誉世界的维也纳名人，在咖啡馆和友人畅谈仍成为了他后来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阿德勒在大学期间并没接受过正式的精神病学训练，也没有听过弗洛伊德教授关于癔症的讲演，虽然在大学没有机会和弗洛伊德接触，但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后来的命运还是将两个人联系了起来。在大学的第五学期，阿德勒选修了维也纳最著名的精神病理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的一门课，这门课程对神经系统以及相关的各种疾病进行了详细阐述。克拉夫特•埃宾出生于德国一个天主教家庭，他发现了梅毒如何导致瘫痪，“受虐狂”（masochism）一词也是他的创举。克拉夫特•埃宾最著名的作品《性心理病态》出版于 1886 年，它的影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一年恰好也是现代性科学肇始之年。

阿德勒的大学档案记载了他在第五、六、七这三个学期的时候学习尤其勤奋。在这三个学期里，他每周要花去十个小时学习内科和外科。人道主义治疗（humanistic treat-ment）的忠实提倡者、内科医生赫尔曼•诺特纳格尔（Her-mannNothnagel）教他内科医学。“暂时我们对病理过程本质的了解很有限”，诺特纳格尔在日记里写道，“然而，这不意味着医学注定袖手旁观，无能为力”。如同阿德勒一样，诺特纳格尔也选择了医学作为终生职业，他的理想就是为了帮助其他人。他最有名的格言是，“只有好人才能成为伟大的医生”。他是一位多产而兼具创新的研究者，深入研究大脑疾病，同时也是在诊断中完善血压测量技术的第一人。

在阿德勒读完第七个学期后，于 1892 年 3 月 24 日通过了第一次合格测验。四月份他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军队义务服务。第九学期他跟随萨洛蒙•斯特里克（Salomon Stricker）学习神经系统的病理学。斯特里克是组织学方面的领军人物，因脉管神经（vascular nerves）和坏死组织研究的新技术而闻名于世。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学期，阿德勒每周仅用十个小时学习外科，并于 1894 年 5 月 22 日顺利通过了面试，一年半后通过了第二次考试。像阿德勒这样的医学院学生都要进行临床实践而不是学术研究。学生通常会在两家机构实习：维也纳大学总医院和一家相当小的维也纳联合诊所。因为带薪职位只留给奥地利公民，加之阿德勒是匈牙利公民，直到1911 年才成为奥地利公民，所以做义工是他的唯一选择。

德国人本尼迪克特（Benedikt）打破旧习，兴利除弊，于 1871 年建立维也纳联合诊所，工薪家庭因此而得到免费治疗。作为维也纳大学的副教授，本尼迪克特对用催眠治疗歇斯底里很感兴趣（早于弗洛伊德使用催眠术好几年），但是一些资深教授提醒他放弃这个非传统的禁忌领域。直到 1899 年在普雷斯堡（Pressburg）的第八军队医院，于 1896 年 9 月30 日完成服役。阿德勒在诊所对穷人的治疗反映了他更宽广的政治愿景。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他已成为了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深深地激励了他，为他通过医疗干预实现帮助人们的理想指明了方向。他不太关注理论和分析，而是采纳社会主义的乐观观点，认为人的生命因特定的社会行动而得到极大的提升。

阿德勒每晚都会在史蒂芬大教堂（Stephansdom）附近的咖啡馆和友人聊上数小时，一边品尝价廉物美的食物，一边热烈地探讨哲学观点。赫尔曼•巴哈（Hermann Bach）这样言及维也纳：“维也纳的每一家咖啡馆，尽管烟雾弥散，但很像一所所柏拉图学院。”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那些在维也纳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摧枯拉朽、标新立异的人们，就是在这里的咖啡馆中认识和交往的。虽然阿德勒没有参与哪个政党组织，但不久之后却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正如阿德勒的老友卡尔•福特穆勒后来所回忆说：

这个圈子里的所有成员都强烈地追求精神生活，满怀为世界共创美好未来的激情，这迥然不同于德国民主主义团体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肤浅处理。这个圈子里相当一部分人在公众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Hoffman， 1994， p.23）

实际上，在阿德勒的大学年代，整个欧洲逐渐弥漫出一种全民性强烈地反犹太气氛。这种对犹太人的敌意和后来纳粹组织的残暴无法相比，但却标志着一种社会倾向。年轻人组成联盟，满脸伤疤、酒气熏天、残暴冷酷是他们的代名词。他们时常手握硬他终其一生辛勤奋斗授予全职教授后，才被持有保守立场的同僚接受。阿德勒似乎被本尼迪克特强烈地追求独立思考和对医学传统不偏不倚的精神所启发。这种品格一直主宰着阿德勒的整个职业生涯。

联合诊所的医疗成员虽是无偿服务，但却得到一个极好的机会，获得直接的临床经验。1895 年，阿德勒在奥古斯特•冯•罗伊斯（August von Reuss）教授的指导下在眼科工作。这一年的 11 月 12 日，他通过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考试。十天后，也就是 22 日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利奥波德和波林因阿德勒的优异成绩和未来的美好前景而欣喜万分。阿德勒也是家里第一个获得专业身份的人。阿德勒在接下来几个月里继续在诊所的眼科工作，并于 4 月 1日继续开始余下半年的义务兵役。他被安排到匈牙利地区，并被误称为阿拉达•阿德勒（Aladar Adler）。其实，他被派驻的同僚被如此的麻木不仁震惊时，维也纳的一位教授反驳道：“治疗，治疗，什么都不是。诊断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种无情的方法和阿德勒想成为医师以最好的方法帮助人类的全部动机完全背道而驰。尽管排满了这些不满意的课程，但阿德勒仍下定决心要实现目标，有很多途径可以让他不再沮丧。直到现在，阿德勒一直想征服或者补偿他早年的身体缺陷，成长为一个强健、活跃的小伙子。阿德勒身高虽不足 5 英尺 5 英寸，却不受身体缺陷的限制，喜欢和朋友一起享受跋山涉水的乐趣。后来，阿德勒在各种讲演中都建议父母亲这样的听众要培育子女的自信，教育子女学会游泳或者其他可以强身健体的娱乐休闲项目。

在大学期间，令阿德勒心满意足的是可以每晚和朋友在附近便宜的咖啡馆谈天说地。他很少感到孤独寂寞，但即使严格限制，一成不变。茨威格观察道：八年了，没有哪个老师会问学生你想学什么，每个年轻人内心都渴望老师的激励。（Hoffman， 1994， p.16）事实上，教学的主要方法也只重视前面一课中犯错学生的数目，而不管犯错的学生和错误的根源。学生两两之间或者小群体不允许相互交流，老师一本正经地坐在前排，学生坐在老师后面的矮凳上，回答老师认为适当的具体问题，一切都服从于标准化课程。茨威格回忆说：把学生看成独立个体的教师，特别关注学生的特性……这可能逾越了那时老师的权威，也违背了那时的教育方式。（Hoffman， 1994， p.17）更糟糕的是，这种冷漠使学生退化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甚至到了 18岁，在中学的最后一年，也会如此对待这些孩子。叼一根烟为止。（Brinich & Shelley， 2002， p.65）阿德勒一度喜爱过这个学校，这似乎并不准确。遍查欧洲的所有学校，像史伯尔中学这样的学校都认为它们的任务相当传统：为准备进入大学和高级地位的职业或者行政部门的年轻人提供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著作的训练。这些人道主义（而不是宗教趋向）教育机构已于 18 世纪晚期建立。设计这些教学科目的教育家强烈认为，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语法对形成逻辑思维模式相当重要，浸淫于古典文学对提高艺术敏感度大有裨益，熟读古代史、精通哲学将会培养高尚的情操。阿德勒开始中学学习的前十年，奥匈帝国高级中学的课棒，看不顺眼便大打出手，没完没了地攻击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天主教徒，毫无防备的意大利学生被轮番赶出大学。每周六学生都会外出高呼狂欢，每一次周末狂欢都会血流成河。

阿德勒是否被这种反犹太团伙迫害过无据可查，然而阴云笼罩却将非德国裔的学生为社会主义事业团结起来，使他们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阿德勒成长于一个宗教之家，尽管不严格遵循传统仪式，但是作为一名犹太教徒，却对民族崛起提不起兴趣。相反，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激发了年轻犹太知识分子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他们重视弱势群体，注重社会的合理性和进步。相比之下，对那些世俗的维也纳人而言，犹太人在新工业时代显得毫不相干而且不入时流。并没有历史事实表明，绝大多数奥地利社会主义党派的领导人都来自于同一种犹太教背景，包括极有影响的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r）以及更早一代的先辈们。

维克托•阿德勒———奥地利社会主义之父，可能是阿德勒的榜样。虽然两位名流从未亲密接触过，但他们的人生经历却惊人地相似。维克托出生于 1852 年，为了满足父母的心愿，他在维也纳大学接受了医学训练。起初维克托以弗洛伊德为榜样，想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并去巴黎完成了研究生学习。不久之后，他选择做一名普通医生，为穷苦人医病疗伤。19 世纪中期，他倾尽全力组织奥地利严重受挫和四分五裂的社会主义运动。以“1886 无政府主义法”（AnarchistLaw）为法律依据，奥匈帝国总理格拉夫•冯•塔弗（Graf vonTaaffe）将其逮捕。因为维克托的影响力巨大，每次释放都会引起社会的极大骚动，政府不得不将其关押数次。凭着坚定不移的意志，他于 1888 年 12 月成功组建社会民主政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维克托成为了领导奥地利社会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以民主非暴力方式表达政治和民生诉求。

1890 年 5 月 1 日，维克托在维也纳庆祝社会主义大会上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领导才华。他在会上公开要求为工人争取每周八小时工作制，并提议政府制定普选法，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无力承担五基尔德（Five-Gulden）的投票税。红旗招展，歌声飞扬，数以万计的工人和他们的孩子在普拉特街游行示威，帝国卫兵排列街道两旁，维护治安。作家茨威格就这段历史回忆道：

主要街道道路宽阔，沿街充满了可爱的栗色，通常大街上只有四轮马车、贵族马车和富有的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个词在当时已经流入了德国和奥地利国民的血液里。（Hoffman， 1994， p.24）

1890 年 5 月 1 日的维也纳示威游行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最成功的一次，这给当时见证者留下了生动鲜明的印象。虽然游行是和平非暴力的，但是，立场温和的《新自由报》仍然担忧：

囤积食物似乎是为了即将而来的包围，每个人都饱受严重困扰。如果中产阶级还没有如此沉沦，还没有失去信心，那么这种恐惧则是种耻辱，永远将被埋藏心底，不会冒出来。（Hoffman， 1994， p.24）

此时，阿德勒正值弱冠，年少方刚，意气风发，深受社会思潮的影响，非常担心父亲利奥波德的生意，而不是维护维也纳中产阶级的尊严。眼看这个家庭陷入经济窘境，阿德勒一家位于风景秀丽的瓦赫林（Wahring）的住宅成了沉重的负担，被抵押了出去。第二年，他们被迫变卖了所有财产，回到利奥波德的区郊外。阿德勒全家一直因经济困难勉强维持生计，直到哥哥西格蒙德成为一名优秀的商人后，家里才摆脱困境，所有的人都重新过上了舒服又惬意的生活。

阿德勒对早年的生活充满了无奈和沮丧，后来不断努力地探求生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种不如意的补偿。童年和青年都没有令他激动和开心的回忆，住在拥挤繁华的维也纳犹太工人阶层区域的那段岁月也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回忆。从这一方面来说，他虽然来自一个犹太教家庭，但对犹太教的态度却不完全像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托，维克托对古老的宗教很反感，受其父亲的影响，26 岁时成为了新教徒。维克托热切希望社会主义思潮迅速融进社会，也期盼犹太教和犹太文化不会迅速消失。虽然阿德勒后来也成了一名新教徒，完全从奥地利犹太团体分离出来，但从未公开表达过这种对宗教的敌对情绪。绝大多数拥护社会主义的犹太知识分子也走上了这条路。他们没有看到宗教和文化遗产里有价值的东西。从政治上而言，他们兴奋快乐，维克托以和平的方式极其成功地领导了这次运动。社会民主党借此次运动得到迅速的成长，并于 1897 年在议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四、炽烈真挚的爱情

1897 年的夏天，注定是阿德勒一生都难忘的炎热的盛夏，不仅因为天气炎热，更是由于内心里那团燃烧的烈火。他遇到了此生的真爱，也是生命的知己——莱莎•艾普斯腾（Raissa Epstein）。阿德勒没有公开谈论或者提及他们何时何地相遇并相爱了。阿德勒的女儿亚历山大和儿子科特也没有从父母和亲戚朋友那里道听途说一些罗曼史。

社会强大的习俗主导着维也纳中产阶级的生活，阿德勒期望在经济独立后一直保持单身。他也渴望自己和女性有着柏拉图式纯粹的精神交流。中产阶级之间的两性交往也是得到允许的，只是需要彼此认真严肃而且要专一。茨威格后来回忆：“通常只是与下层妇女的简单交往，比如女店员、女服务员、舞女等。”

虽然没有信息表明阿德勒婚前的个人行为，但是他的早期著作强烈地反对和谴责虚伪的反女权主义行为。正派的中产阶级妇女，像其妹妹赫尔米娜（Hermine）和阿尔玛（Ir-ma）一样，严守传统习俗，保持婚前的贞洁。社会传统对性生活的控制甚至更加严格：结婚前的完全性节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茨威格观察道：

出于安全角度考虑，年轻的女孩不能被单独丢下片刻，得受到监护人的看护，不经允许不得随意出去，出去还得有人陪同或者照看。上学、舞蹈训练、音乐练习都有人接送。她们像温室的花朵，精心呵护，不经受一点的风吹雨打电闪雷鸣。（Hoffman， 1994， p.26）

莱莎于 1873 年 11 月 9 日出生于莫斯科，是安娜（Anna）和提墨菲•艾普斯腾（Timofei Epstein）的第二个孩子。莱莎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俄罗斯的传统教育。她和阿德勒都来自相似的犹太教家庭，深受良好的教育：莱莎得到家里的鼓励，学习知识，追求真理，姐姐罗萨（Rosa）后来成为图书管理员。姐妹俩很幸运，因为父亲很富有，有条件为他们提供完善的教育。莱莎因其母亲早年就过世了，童年并未享受到同龄孩子感受的母爱。父亲提墨菲再婚并育有一子，莱莎和继母的关系很冷淡。在 19 世纪晚期，俄罗斯盛行反犹太主义之风，像莱莎这样的犹太人都有种种不安，担心他们是否健康、顺利的成长。莫斯科大学因为她是女性而拒之大门外，因此莱莎在 22 岁时去了中立国瑞士。1895—1896 年，她在苏黎世大学学习了三个学期，选修了生物学、显微镜学、动物学等以自然科学为主的课程。1897 年，莱莎来到维也纳。此时她已深深为社会主义着迷，阿德勒很有可能于 1897 年 3 月或者4 月和娇小、白净的莱莎邂逅于一次社会主义活动上。阿德勒拿到医学学位，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婚娶之事已提上议事日程。

阿德勒发觉莱莎不仅长相迷人，而且追求真知，充满了智慧和理想。他觉得来自俄罗斯的莱莎充满了异国神奇的风采，莱莎也因为阿德勒的犹太教背景而感受到了人生的安全。两人志趣相投，都力图通过社会主义运动改造世界。两人都互相从彼此那儿获得一种温暖和信任。虽然阿德勒并不信奉宗教，但是他可能体会到了一些家庭压力促使他对婚姻真诚而且忠诚。23 岁的莱莎似乎被阿德勒彬彬有礼而且满怀敬意的方式所吸引。

燥热的夏日，阿德勒难以抑制心头的烈火。7 月 11 日他以抬头“尊敬的小姐”和结尾“发自内心的问候”写信给莱莎。信寄出去数日后，阿德勒没有收到回复，如坐针毡。一周后，阿德勒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冲到莱莎的住所，当他发现莱莎不在家时，顿觉神情失落，惆怅迷惘，寝食难安，夜不成眠。7 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晚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阿德勒约好了和莱莎通话，然而不巧的是电话那端无人回应，阿德勒再次失魂落魄，漫无目的地徘徊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那伤心的身影在昏黄灯光的映射下悠长悠长。一周之后，他再一次冲往莱莎的宿舍，渴望莱莎的神奇出现，并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可是他再一次沉浸在万千惆怅里，莱莎不知所踪。接下来的数周，阿德勒越来越不知所措，越来越心慌意乱。8 月 13 日，他继续写信给莱莎，仍然称呼“尊敬的小姐”，一开始就情深意切地表达一腔热情：

我已切断身后和你联系的通道，唯一能带我靠近你的扁舟也流逝在时间的河流里。一旦停泊在海岸，我就再也找不到方向，目光变得迷离而又闪烁不定。我凭借新鲜自由的空气，聚集力量，寻找事物背后的神奇，优美背后的奥秘……一个人想从生活里寻找本源时，他就成为了先知：全能、全知、全智。正是如此，他明辨善恶，是非分明。我们的目光变得犀利， X 光穿透躯壳，直到发现其本质核心。（Hoffman，1994， p.27）

对于阿德勒如此热烈的追求，莱莎如何回应我们不得而知，至今未存留一份她的回复，亲戚和友人也没有提供什么信息。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但爱情还是朝着阿德勒希望的方向发展。在经历了一整夏的踌躇犹豫后，阿德勒再次热烈地写道：

莱莎！一听到你的名字我就局促不安，每个字母都开始翩翩起舞。你没有任何答复，让我情何以堪。你的身影占据了我的脑海，你的声音萦绕在我的耳畔。亲爱的姑娘！我的真诚和真挚是否感动了你。你高贵的品格将拯救我，我没有失去什么，也就不用担心什么。（Hoffman， 1994， p.7）

9 月初，春华秋实的季节，莱莎终于被阿德勒的痴情感动了。她离开维也纳，回到祖国俄罗斯。尽管婚姻日期还没商定，但她已开始为婚礼做准备。9 月 17 日，阿德勒异常兴奋，收到莱莎的回信后，立刻动笔回信：

我收到你的信了，太激动了。此刻语言是多么的苍白，但是没有语言我的情感将无从表达。我用整个身、整个心感受你的气息。你给我的爱让我惊慌失措以致吞吞吐吐———宝贝，我在伤心欲绝和欣喜若狂之间痛苦不堪———我诅咒命运的不公，将你我千山万水相隔。想到你我很快就会形影不离，我就心花怒放。（Hoffman， 1994， p.27）

在同一封信里，阿德勒还告诉莱莎，朋友建议他推迟婚姻，因为他在事业上还没有什么成就，还不足以支撑未来的家庭。父母也没有多少能力在他们生活拮据时给予多大的帮助。阿德勒在信中还引用了名言警句：“如果你生病了，不能工作了，那么想一想，你的妻子和子女将如何生活呢？”阿德勒就这句话坚定又自信地告诉莱莎：“虽然小时候我患过重病，但现在我很健康，我成为了医生，我战胜了死亡，我有能力和你共创美好未来。”（Hoffman，1994，p.28）

计划 12 月举行的婚礼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利奥波德和其他家庭成员对这次俄罗斯旅行特别兴奋，哥哥西格蒙德和其他家人都准备前往参加阿德勒的婚礼。由于父亲年逾花甲、身体欠佳，阿德勒劝说父亲取消这次艰辛的冬季旅行，利奥波德为了减少儿子的担心，勉强同意了。未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见证儿子的幸福，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阿德勒一边忙着妥善准备外币，一边在维也纳寻找婚后合适的住所。寻找的过程旷日持久，当地经纪人提供的信息也不令人满意，最后阿德勒委托朋友寻找公寓。时间紧迫，心情紧张，他已等不及朋友的消息，决定立即动身，赶往莫斯科，婚礼前阿德勒花了些时间和莱莎待在一起。阿德勒不敢告诉父母这个冲动又不合常规的举动。遗憾的是朋友也没有找到一处合适的房子。10 月 4 日他写信给莱莎：

你的父亲还没有写信给我。有点迟了。如果你的父亲通情达理，那么我将捎点只言片语给他。想问他是否已经知道我的心思，是否想进一步了解我。我可能有点鲁莽，没有邀请你和你的家人。但是事情就是这样，我迫不及待地想见你，很快我们就在俄罗斯见面了。（Hoffman， 1994， p.28）

后来，阿德勒激动地补充道：

我已准备收拾行李。书和纸币散落一地，房间一片狼藉。你收到信后，没有给我回信，我将于周五离开。我准备好了所有外币，护照的期限是六个月，现在我所需要的就是得到允许和你在俄罗斯结婚，明天我将得到俄罗斯使馆的签证。如果我不能马上得到，我会把它寄给你。万岁！我的宝贝，大声呼喊：万岁！几天后我就会拥你在怀里！（Hoffman，1994， p.28）

27 岁的阿德勒和 24 岁的莱莎于 1897 年 12 月 23 日在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市举行婚礼，家族成员和亲朋好友参加了这个喜庆的犹太婚礼。后来他们的儿子科特说，这可能是他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正式的犹太教仪式。阿德勒的几个子女都没举行这种仪式的婚礼。婚礼之后不久，两位新人返回维也纳。在他们离开维也纳奔赴俄罗斯的数个月里，阿德勒的朋友并没有为他们找到一处合适的住所。利奥波德和波林腾出自己的房子，阿德勒和莱莎暂且住在父母的旧居里，直到他们拥有自己温馨的新家。

阿德勒和莱莎拥有的第一处住房位于维也纳第九区一排高大、陈旧的法式风格的房屋。这所房子比邻狭窄、斜长、幽暗的街道，距离阿德勒经常拜访的医院并不远。一排排房屋笔直地延伸至维也纳中心广场。起初，阿德勒和莱莎的生活轻松愉快，对那些了解他的人而言，他看似放松而自信。他激动地告诉一位友人：“如果我在实验室遇到莱莎，我就不会发觉她有多么适合我！”但是没有什么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引起莱莎的兴趣，她越来越远离家庭成员和远在数百公里以外的俄罗斯旧识。某种程度上，孤独正被一件新的具有变革意义的事情赶走，1898 年 8 月 5 日，阿德勒的第一个孩子瓦伦汀•迪娜（Valentine Dina）出生了。她出生于婚礼后七个半月，不清楚是不是早产。但可以确定的是，小迪娜给莱莎带来了很多欢乐，也充实了她的生活，让她暂时忘却了孤独。

第二章 结识弗洛伊德

历史总会在缘起之时将仁人志士撮合到一起，又会在缘灭之际拆散组合。1902 年阿德勒被弗洛伊德的《释梦》一书所吸引，并受他之邀，加入精神分析团体。

因为对科学真知的向往，使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结识，也因为对真理的追求而和弗洛伊德决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十年的友谊终究在越演越烈的理论分歧和人格差异中各奔前程。自卑并没有阻挡阿德勒寻求优越的人生，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做医生的理想，战胜死亡。阿德勒积极关注社会发展，注重将医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裁缝行业的健康手册》是阿德勒学术生涯的开始，也是阿德勒关注社会的开端。《器官自卑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一书受到了弗洛伊德在内的众多精神分析同仁的赞誉，奠定了阿德勒在精神分析团体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埋下了阿德勒和弗洛伊德分歧的种子。历史总会在缘起之时将仁人志士撮合到一起，又会在缘灭之际拆散组合。1902 年阿德勒被弗洛伊德的《释梦》一书所吸引，并受他之邀，加入精神分析团体。阿德勒未曾受过精神分析的训练，也没有做过弗洛伊德的学生。他和弗洛伊德在意识、梦、早期生活和补偿等观念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观点的分歧，致使两人的关系出现裂痕，最终无法愈合，不得已分道扬镳。因为对科学真知的向往，使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结识，也因为对真理的追求而和弗洛伊德决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十年的友谊终究在越演越烈的理论分歧和人格差异中各奔前程。

一、投身社会医学事业

几年后，阿德勒渴望在治疗实践中开始医学生涯，而不是辛勤耕耘于学术研究的象牙金字塔里。和莱莎婚后不久，他在利奥波德区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们也拥有了自己的公寓，面朝普拉特大街，院里有花园和喷泉。这是夫妇俩在维也纳的永久居所。这个时期的阿德勒面容英俊，表情严肃，时常穿一件合体的小背心，系一条精致的领带。阿德勒是一位崇尚理想和勤奋工作的医师，早年他并不热衷于写作，也许是大学时光让他看到了实践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把绝大多时间奉献给了私人诊所，照顾起患者费尽心力，细致认真。他精力充足，睡眠很少，辛勤工作，一年 365 天几乎从不间断。虽然阿德勒喜欢吸雪茄和烟，但很少放纵自己酗酒。也许是幼年羸弱的身体让他体会到强壮身体的重要性，他一直严格控制自己，只有在 64 岁的生日宴会上才开怀畅饮过。

咖啡是维也纳人津津乐道、颇为自豪的一种饮料。维也纳人甚至把它和音乐、华尔兹相提并论，称为“维也纳三宝”，可见维也纳人与咖啡的情缘。有人说，维也纳是“五步一咖啡馆”，这也许是诗人的夸大之辞，但维也纳的咖啡馆数量不菲却是事实。从街角供人们站着喝的咖啡亭，大学附近学子聚会的咖啡店，到剧院旁、宫殿边富丽豪华的咖啡厅，少说也有几十家，有的咖啡屋早晨 6 点半即开张，直到凌晨 2点才打烊。因此，说“音乐之都”的空气里不仅流动着音乐的韵律，而且弥漫着咖啡的清香，一点也不为过。喝咖啡在维也纳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一种悠闲的气氛中，人们只要付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在咖啡馆会友、下棋、看书、读报、著书。某些咖啡店通常都有自己固定的顾客——艺术家、作家、政治家和各界名流，大多数咖啡馆里则是各类顾客云集。

维也纳最出名的咖啡馆是位于市中心区的中央咖啡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里一直是著名诗人、剧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外交官们聚会的地方。有人说这里是奥地利的许多诗歌、剧本、小说的摇篮，这也许有些夸张，但是当年音乐大师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圆舞曲之王”施特劳斯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中央咖啡馆的生意十分兴隆，但不管里面多么拥挤，客人还是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这是维也纳咖啡馆百年不变的传统。在维也纳还有许多知名度很高的咖啡馆，它们总是与一些过去或现在的知名人士有着密切关系。维也纳人喜欢如数家珍地告诉游人，哪些艺术家和作家在哪一家咖啡馆经常聚会，哪些政治家爱在哪一家咖啡馆与记者们见面。维也纳人喜甜食，他们喜欢在点上一杯咖啡的同时，再添一块精致的甜点。咖啡馆备有报纸、画报、杂志供读者阅览，这也是维也纳咖啡馆的一大文化特色。

阿德勒常和妻子莱莎、友人在喜乐咖啡馆度过愉快的夜晚时光。咖啡和糕点是放松休闲的最好点缀，新闻和杂志是谈资的最佳来源，他们轻松愉快地谈论政治、哲学、戏剧、艺术等。阿德勒仍然享受着音乐表演的乐趣，弹弹钢琴，偶尔引吭高歌。然而，日益增多的工作重担减少了休闲的时间，也只能偶尔拜访父母。

阿德勒的私人诊所位于犹太人和中下层工人阶层的聚集区。虽然缺乏内城区域那样的名气，许多著名的专家在繁华的内城区都有其私人诊所，但是阿德勒有更多的机会在普拉特地区塑造自己。这里有维也纳著名的普拉特公园。1766 年，约瑟夫二世首先向奥地利民众开放公园，从前巨大的皇家狩猎场依然保存在多瑙河畔，最终被建成为田径场、动物园和马戏场。阿德勒和蔼可亲、眼光敏锐，不久之后成为利奥波德区著名的医生。他因为怀有精确诊断症状的神奇能力，而受到父母和同事的称赞。据其女儿亚历山大回忆，父亲的第一个治疗咨询客户是一个远房亲戚，她抱怨遭受急性头痛之苦。阿德勒温和地告诉她：“我知道你头很痛，但是，没有哪个人只会头痛，你确信自己过得开心吗？”由于话语的触犯，亲戚愤怒地冲出办公室，几个月后，她提出了离婚，事实证明了她不只是头疼，更是心痛，婚姻的烦恼让她饱受痛楚。

阿德勒的父母并不太富有，这对阿德勒影响并不大。他不追求堆积如山的个人财富，只想凭借个人的医学知识和技能为他人做点什么。他的咨询客户来自各个阶层，包括各种人群，有商人、学生、会计、律师、作家、政府官员甚至厨师、商店服务员，等等。也许他最丰富多彩的咨询客户是普拉特公园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大力士、艺人、杂技演员这些被人们颇为瞧不起的人。这些人每年冬天都要在室外为游人演出，阿德勒惊叹于他们精湛的技艺，对生活的热情和乐观。这些人像一个团体一样互相关心爱护，每个人都因为能够对团体做出贡献而受到尊重。即使一个长相奇特的人，作为一个小丑站在舞台上为人们演出，也能作出积极的贡献，拥有自己有意义的人生。他们凭借特殊的技能养家糊口，和阿德勒分享他们的生活经验、挫折、渴望、期待和目标。为了更充分地帮助患者，他决定认真探究隐藏在这些人身体和心理背后的神秘现象。

阿德勒开始思考身体在决定成人的人格和习惯行为中起着什么作用。他发现，许多演艺人员在生活的早年都经受着同一类的缺陷，然后通过运动的超凡技术成功地战胜了这一缺陷。这些心得让他回忆起早年为身体羸弱所做的抗争。几年后，阿德勒将这种努力战胜困难的观察慢慢融合进自己器官自卑和补偿理论之中。

阿德勒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医生时，维也纳在政治上由当地中产阶级组成的基督教社会政党控制。其领导者是极具煽动性的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他是维也纳一所院校楼房管理员之子。卢埃格尔出生在工人阶级的家庭，这使得他从小就切身了解中下层市民的疾苦。卢埃格尔于 1870 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从事律师职业多年，后来进入政治圈，从基层一步步做起，组织建立并领导了自由政党，统领维也纳长达三十余年。许多工匠和店主担忧新经济实体对他们的威胁，越来越不满意帝国的政策，卢埃格尔开始抨击资本家和犹太人。他渐渐偏离于温和的政治，开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领导新的政治运动。高大、优雅、英俊的卢埃格尔成功领导的基督教社会政党成为了维也纳最强大的政党。1895年，维也纳市议会选举他为市长，但却遭到约瑟夫二世的否决，他反对激进的反犹太人士担任市长，并委派代表代替市长执政两年。市议会坚持再投票一次，约瑟夫二世再次拒绝任命。市议会继续举行第三次和第四次投票，约瑟夫二世为避免市民的不满导致起义，最终妥协。1897 年 4 月，在市议会第五次投票后，约瑟夫二世终于任命卢埃格尔市长一职。

卢埃格尔连任三届，他把持市政 13 年，在维也纳拥有着绝对的权力，直到 1910 年去世。他领导的基督教社会政党积极反对政府腐败，掌握银行和实业大权，广泛传播基督教在城市商业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尤其惯用反犹太词汇，以获得中下层店主和工匠的支持，这些人担忧来自新兴百货商店和大型超市的竞争。卢埃格尔的说辞激励了年轻的希特勒，后者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赞扬卢埃格尔为“德国空前最强大的市长”。

然而，卢埃格尔不是一个典型的摧残对手的纳粹分子。他曾开玩笑地把反犹太主义解释为“不必再憎恨犹太人”，甚至在维也纳的精英圈中有一小伙犹太支持者和朋友。这位被市民称为“未加冕的维也纳国王”，掀起了一场重要的现代化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公共部门对煤气和电力加以控制以扩大权力，授权维也纳市政府发展交通网络，建立劳务市场，帮助建立一百多所新学校。在民生方面，市政府还从南方的阿尔卑斯山引进了一条长达 150 公里的渠道，来改善城市水供给紧张的问题，同时大力发展维也纳的林业以保持首都的绿化，改善住房，提高就业和生活保险。维也纳储蓄银行在卢埃格尔主政期间吸纳了十多万储蓄户。卢埃格尔的社会福利政策还包括采取大量的措施改善城市的医疗和卫生状况。除了给城市的公园、花园和森林预留大量的土地之外，他还建立现代化屠宰场、孤儿院、疗养院、心理医院以及海滨休闲浴场，同时也为城市贫民着想，为他们建立公共浴池和医疗救助系统。公园里有嬉戏的操场，路灯都被花团装点。公共学校设计新颖，为贫穷学生提供免费午餐。

此时，社会民主党不断向国王施压，要求制定意义深远的政策、经济改革的宏大计划。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r）视自己为连接欧洲和国外工人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拥有一百六十多万人口的维也纳居民分化为一小撮富有的资本家、自我满足的中产阶级和为生活苦苦挣扎的大量中下层工人，社会民主党把维也纳看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小天地和固有平等的分布。

1898 年，阿德勒时年 28 岁，出版了第一本专业著作《裁缝行业的健康手册》。那时，奥地利裁剪行业濒临倒闭，难以维持生计的工人过着一种凄凉和贫困的生活。他们往往食不果腹，居无定所。雇佣他们的厂商剥削他们劳动力，工作不分季节，工资发放不规律，甚至被迫一天工作 18 个小时以上。维也纳的裁剪工人像阿德勒的叔叔戴维一样，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亲人的困苦生活和家庭经营的困难，从情感上激励阿德勒撰写这本书，呼吁政府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人住宿条件，保障工人生命的健康和安全。

阿德勒撰写这本书的目标是“呼唤社会要正视工人工作的恶劣环境，关注他们所患的疾病和低生活标准下公共健康的危险”。根据有关社会调查得知，中欧的裁剪工人所患的疾病比其他工人要多，他们的平均寿命最短。在这本书的头两个章节里，他描述了德国和奥地利裁剪工人最近几十年社会经济的总体情形，像阿德勒的叔叔戴维这样的裁剪工人们曾以独立工作、为人们量体裁衣而自豪，他们有行业工会保护其权利。然而，机械时代的到来决然改变了数个世纪的传统制作。

阿德勒认为，政府应该更加规范管理，建造条件更好和设备更完善的大型工厂。这些工厂雇佣裁剪工人，拥有更多的资源进行统一生产。相反，小作坊的裁剪条件相对有限，存活下来更加困难。裁剪工人没有多少技术革新，仍然秉承传统的缝纫工艺，他们应该形成一个组织为自己争取权益，这样或许可以更加适应经济的波动。

这本《裁缝行业的健康手册》还详细描述了工人工作条件的凄凉景象。因为少有政府监管，工人都在昏暗、不卫生的厂房里工作和生活。潮湿、昏暗、不通风、过度拥挤的环境加速了疾病的传染。流行病肆虐，工人的健康受到极大的威胁。情感的压力也损害了工人的健康。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描述了小工厂工人所共患的特殊疾病，如肺病。事实并不令人惊讶，工人一般都坐着工作，每天都大量呼吸布匹的尘灰，他们患上令人恐惧的肺结核的概率是其他行业工人的两倍。长期坐着工作也带来其他医学问题，包括诸如静脉曲张和痔疮等的循环障碍，也会频繁地患有肠胃问题，疾病影响了 30%的身体器官。同样，身体弯曲也增加了患关节炎、风湿病和脊椎病的可能性。工人健康不良的另外两个原因是，他们过多接触有毒物质，以及顾客的旧衣裳需要修改带来的疾病传染。阿德勒总结工人高发病率的原因时，强调工作条件多么恶劣、居住环境多么糟糕、过度工作、缺少政府监管等因素，许多裁剪工人选择以此为生只是因为身体孱弱不适合做其他的工作。

在此书的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阿德勒提出结束这种令人不满意状况的建议。他提出迅速制定新劳工法的必要性，并推出日程表，还前瞻性地提出一些现代观念：针对小企业的事故提供保险，设定每周最大工作时限，强制休息，提供失业保险，分离工人生活和工作环境，禁止计件工作补偿。最后，他提议要为工人建立更加舒适的用餐和家居环境。阿德勒不仅仅奉献了一本学术性的、满怀关切真情的作品，而且，通过这种呼吁让人们了解到他的品性——为社会奔走呼号的社会责任感。他的著作并非曲高和寡，他所关心的正是社会亟须改善的地方。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他批评“世界市场的无序竞争迫使小企业主依赖廉价的劳力，最大化剥削劳力，剥削季节工作”。

阿德勒通过此书打开了通往职业医学领域的大门，书中特别强调医生作为社会活动家和改革家的特殊作用，抨击现代学院医学忽视社会疾病的存在。他坚持认为，广泛流传的职业疾病的最终消除，比如欧洲苦苦挣扎的工人所患有的肺结核等病，要取决于医学专业乐意负起新的社会责任。阿德勒特别建议，政府应授权健康巡视员监管工作环境的卫生，这些环境应拥有充足的空气、足够的空间和明媚的阳光。医生要更加积极地提供公众健康教育，这样工人才有机会了解职业疾病的种种危险，以保护自己的人生安全。

阿德勒接下来三年所发生的事情在岁月长河中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迹。他偶尔去看看父母，但却不和其中一位特别亲近。父母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和知识的熏陶，他发现自己逐渐长大成熟，和父母所关心的事情不再相同。据孙辈们回忆，祖父利奥波德几乎每天早晨都会边喝咖啡，边读报纸，身着优雅、合体的衣装，脚穿锃亮的靴子，祖母每天忙着做家务。从阿德勒后来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反对父母溺爱孩子，因为被宠坏的孩子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无法与别人合作，解决不了生活问题。因此，阿德勒有可能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和父母存在较大的分歧。阿德勒对最小的弟弟———理查德（Richard）非常好，他发挥自己的天赋成为了钢琴家，阿德勒为此很高兴，虽然弟弟没有取得他那样的成就，至少也让父母有所欣慰。阿德勒一家没有和哪个同辈走得特别近。姐姐赫尔米娜（Hermine）和莱莎来往很少，不久就和莱莎断了联络。阿德勒和哥哥西格蒙德继续保持竞争和紧张的关系。为帮助家庭渡过经济困境，西格蒙德放弃大学教育，和父亲一起经营家产。也许是鉴于这个原因，他对弟弟阿德勒似乎怀有一丝隐藏的怨恨。

1901 年 9 月 24 日，阿德勒的第二个孩子亚历山大（Alexandra）出生。阿德勒和莱莎的婚姻生活渐趋紧张。28岁的莱莎发觉自己背负过重的家庭负担，花费太多时间用于家务和养育孩子。她思想敏锐，热衷于政治活动，在日常繁琐的家事中体会不到任何快乐。她也不喜欢住在奥地利，内心更加怀念祖国俄罗斯。阿德勒毋庸置疑受到当时社会风俗的影响，期望妻子热情、幸福地经营好家务。他自己则越来越繁忙于诊所事物，并为越来越壮大的家庭提供经济来源。

因为他的咨询客户大都来自利奥波德工人阶层，许多人没有太多时间或者根本就没有时间诊治。实际上，这就是阿德勒的特点，通过医学治疗，获得适当的费用，批评那些依赖咨询寻求财富的人。阿德勒通常在诊所工作一整日后径直回家，饭后多会在喜乐咖啡馆和朋友畅谈，维也纳的社会学家和各界名流经常光顾这家咖啡馆。莱莎在日复一日的家居生活中难免有些失落，她追求的是在社会主义思想下激情澎湃的社会新生活。起初女儿的出生让她排解了不少孤寂，现在这种单调又重新占据了她的整个生活，社会活动已离她远去，生活的激情、乐观和幸福也不见了踪影。阿德勒对莱莎的感受并非熟视无睹。在写给一位记者朋友弗兰茨•布莱（Franz Blei）的信中说：自从有了第二个孩子，莱莎就被家务捆在一起了。很幸运，小孩子已经蹒跚行走了。我期望一切越来越好。（Hoff-man， 1994， p.38）

三年后，第三个孩子科特来到了人世，莱莎感到更重的负荷、更大的压力。

事实上，阿德勒像绝大多数 20 世纪初的维也纳男人一样，很少担负起家庭责任，即使是常常待在家里也较少关心家庭事务。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家庭厨师和佣人索菲亚（Sophie），在他家生活了二十余年，晚年回忆说：当我第一次来到他们家时，就看见小科特手里空空的，没有拿一支笔或捧一本书。阿德勒工作回家后，一直熬夜到凌晨，读书、写作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有人到家里做客时，他就会暂时搁置工作，陪客人谈话，聊天。客人走后又继续工作。有时女儿乖巧地跑到阿德勒身边，他就转过身，摸摸女儿的头，轻轻问几句。年轻时，他讲话并不多。莱莎不停地忙着家务和管理孩子，有时难免会性子上来，发发脾气。这时阿德勒会向关心女儿一样安慰莱莎，有时闲下来也会把莱莎带到咖啡馆去。（Hoffman， 1994， p.38）阿德勒和莱莎因性格差异难免在生活中有一些摩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奥地利和俄罗斯两国文化和教育的差异。但是，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维也纳人，阿德勒却对妻子穿着不够讲究颇为失望，他和许多维也纳知识分子一样希望妻子穿着打扮跟随潮流，符合医生颇有声望的社会地位。阿德勒经常外出，社会活动很多，练就了机智圆滑的性格。当两人因为一些分歧出现争论时，他就努力避免面红耳赤，取而代之以轻松诙谐，化干戈为玉帛，而莱莎待人举止则更加直率和严苛。

阿德勒一门心思放在工作上，莱莎则感到家务事负担过重，孩子的培养有时就放在一边了。一次客人到家里做客，阿德勒最小的孩子悄悄地走进厨房，挥舞着一把刀叉就出来了。“瞧瞧！他们如何看我！”孩子自豪地向坐在客厅里惊奇的客人大呼小叫。但是这种事情往往很少发生。亚历山大和科特后来回忆说，父亲和蔼可亲，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对他们从不体罚。他的教育方法是讲理，而不是命令或者威胁。就这一点而言，他把他的教育方法传授给了数以千计的父母和专业人士。

由于不停忙于诊所的日常咨询事务，阿德勒四年后才在《医学新闻公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这份重新创办的双月刊杂志旨在吸引奥地利医生的关注，提高他们的职业兴趣。阿德勒显然已作为关键人物被这份杂志盯上了，他号召“将社会力量渗透进医学之中”，这一疾呼就展现了其文章专业性的特色。

阿德勒一边继续宣传《裁缝行业的健康手册》中的进步思想，一边催促医学同事坚定信心投身于社会医学事业，特别是预防和疾病控制领域。他认为科学医学将为民众提供最有价值的成果。他谴责政府有关机构和其他专业机构在涉及公共健康的重要议题上，将他的医生同僚排除在外，远离政策制定，而由非专业人士评估包括职业卫生和大规模疾病的治疗在内的政策问题。人们常常将日常生活的小烦恼、永远虚幻的期望和严谨的研究计划联系在一起，然而，医学却无法满足人们的长久期待。愿望往往和现实的发展背道而驰，阿德勒疾呼：

直到那时人类才从犹豫、艰难、常常令人绝望的治疗转移到确保成功的预防上来，从无力转移到自信的行动上来。（Hoffman， 1994， p.40）

阿德勒赞扬积极关心社会的医生鲁道夫•菲尔绍（RudolfVirchow），年轻的菲尔绍曾经一度与志同道合者竭尽全力要求社会解决疾病问题。阿德勒指出：

这不是个偶然，细胞病理学勇敢的创立者把生命作为一种社会细胞组织，大声疾呼，勇敢号召进行一种社会治疗。（Hoffman， 1994， p.40%）

菲尔绍这位优秀的研究者起初支持机械论，后来逐渐坚持为穷人呐喊，并成为德国社会医学的创建者。1848 年，他创办了一份自由刊物《医学改革》，后来在德国国会任职，为公益事业奋斗。他倡导医学人道主义，并宣布，是放弃科学的循规蹈矩时候了，不能再把生命活动过程视为基本粒子所固有的分子结合力的机械运动的结果。他后来又说，生命不能被简单还原为物理和化学力。菲尔绍长期有效的社会活动和卓越的医学工作激励了阿德勒整整一生。

同年晚些时候，阿德勒在《医学新闻通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即“社会医学的学术地位”。他特别建议，为了改善公共卫生有必要设立大学教授职位，开办研讨班。医学研讨班需要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合作，也包括那些活跃的公共教育人士的参与。阿德勒乐观地认为，政府和社会将支持这个职位并同意开办研讨班。这篇短文除了继续关注社会医学之外，更至关重要的是预示了阿德勒后来强调的，教育是关注社会发展的关键这一观点。此后的数十年，阿德勒都作为奥地利改革领域的重要人物，提倡社会革新，尤其是训练教师和治疗师更好地理解儿童的情感需求。实际上，在撰写这篇文章以后的二十多年里，阿德勒身体力行，创办儿童治疗诊所，新建个体心理学的实验学校，为不计其数的老师和家长提供咨询和培训，预防、减少并消除了无数青少年的不良行为。

尽管阿德勒充满热情地关注社会医学，希望通过预防医学来满足社会改革的需要，然而他必须继续进行军队服务。从 1901 年 8 月中旬到 1902 年 9 月中旬，阿德勒在汉维特（Honved）的第 18 步兵团短短服役了 35 天。18 兵团的主力人马是驻扎在欧登堡（Oedenburg）的布尔根兰讲德语的士兵。阿德勒很快又回到维也纳，9 月 30 日他写信给好友布莱。他因军队服务而不能及时回信向友人致歉，并幸福地详述起一家人的出行：“我正享受着匈牙利的瑰丽景色。那就是吉卜赛式的生活。”突然话锋一转，谈及专业兴趣时，他又幽默地说：“我给《医学新闻通报》的编辑写信，直到现在都没收到回信。难道编辑们都移民去了月球？”他还问布莱近来是否读到维也纳当地一位名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撰写的文章。在大学时代，阿德勒曾有机会聆听弗洛伊德的讲演，那时他并不钻营于研究，所以也就错过了更早地结识弗洛伊德。不过后来借维也纳《新自由报》的一篇文章再次将两人联系到一起。

二、与精神分析早年结缘

也许是阿德勒的朋友，也是他的传记作家菲利斯•波托姆（Phyllis Bottome）掀开了他们相识经过的神秘面纱：1900 年至 1902 年间的某一天，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嘲讽弗洛伊德的著作《释梦》。

该文认为，《释梦》荒诞不经，毫无科学价值可言，完全是个人推论。阿德勒看完这篇文章后，到书店买了《释梦》，细细品读后发觉这本书很有价值，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追求科学真理的人有必要捍卫这本书的价值。他向《新自由报》写公开信声援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为感谢阿德勒，邀请他参加精神分析会谈小组，后来这个小组更名为星期三精神分析协会。遗憾的是这个解释没有得到确凿的证实。没有发现这样一篇文章或者信件发表在《新自由报》或者其他报刊上，是阿德勒写来捍卫弗洛伊德的。但是阿德勒参加弗洛伊德的星期三协会却是来自一封信，这是有据可查的。

1902 年 11 月 2 日，弗洛伊德写信给阿德勒：非常令人尊敬的同事先生：为了探讨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小组里的同事和追随者每晚在我家八点半开始的讨论，正在给我带来会谈的快乐。我认识马克斯•卡哈内（Max Kahane）、鲁道夫•莱特勒（Rudolf Reitler）和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你愿意加入我们吗？我们已经同意第一次会议于下周四举行（后来固定在周三举行），我期望你早日答复是否愿意加入我们，今晚你过得愉快吗？

作为你的同事致以我诚挚的问候!

弗洛伊德博士（Hoffman， 1994， p.42）

阿德勒收到信后，立即回复弗洛伊德，他很愿意参加进来。数十年后，两人形同陌路，阿德勒拿出褪色的明信片给记者作为实实在在的证据，告诉那些质疑他是弗洛伊德学生的人们。弗洛伊德长阿德勒 14 岁，最初他是来寻找追求真知的同道者，而没有其他的意图。弗洛伊德是如何让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同僚参加每周例行的讨论的呢？一些历史学家指出，阿德勒作为一名技艺精湛的医生对医学进步有所贡献而闻名遐迩，弗洛伊德早有所耳闻。阿德勒视自己为弗洛伊德的亲属或者朋友。看似肯定的是，阿德勒很少怀疑这张明信片会影响自己的整个心理学生涯，乃至整个现代心理学。星期三协会成立于 1902 年秋天，起初是个规模不大的非正式团体。十多年后，弗洛伊德回忆星期三协会的成立缘由时说：

当时，有一些年轻的医生聚在我身边，想要学习、实践和推广精神分析。最初出主意的是一个亲身体验过分析治疗好处的同仁。（盖伊， 2006， p.194）弗洛伊德所说的“同仁”就是威廉•斯泰克尔，之所以不提及他的名字，可能是因为两人后来产生了隔阂。不管起初星期三协会规模是多么小，但气氛确实是生机勃勃的。除斯泰克尔以外，弗洛伊德还写明信片邀请了三个维也纳医生参加：马克斯•卡哈内、鲁道夫•莱特勒和阿德勒。这五个人构成了后来的精神分析协会的核心成员。卡哈内如同弗洛伊德一般，曾经把夏尔克（Schalke）的一卷讲演录译成德文，而斯泰克尔就是在他的介绍下，认识弗洛伊德及其著作的。莱特勒是继弗洛伊德之后世界上第二个精神分析师，于 1917 年英年早逝。每当弗洛伊德引用他的著作时都语带敬意，不过他在协会的发言有时颇具锋芒，难免使人不快。三个年轻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阿德勒，他是名医生，也是个社会主义者，对精神病学的社会应用很感兴趣，呼吁医生积极关注社会医学事业。

回忆起星期三协会最初几期的集会时，斯泰克尔自豪地回忆道：

相当激动人心，五个人之间完全和谐一致，没有杂音。我们就像在一块新发现的土地上进行探索的先锋，弗洛伊德是领导者。一团火花在一个个心灵间跳动，每一个周三晚上都是一次启迪。（盖伊， 2006， p.195）

斯泰克尔使用的比喻很平常，但他的描述却传神地捕捉住了当时的气氛，异议和杂音是后来的事。斯泰克尔绝不是协会成员中唯一一个如此形容协会气氛的人。葛拉夫（Graf）也回忆说：

我们的聚会依仪式般的程序进行，首先是由一个成员宣读论文，接着，黑咖啡和糕饼就会摆上桌，然后是雪茄和香烟。讨论会在一小时的闲谈后开始，每次为会议做总结的都是弗洛伊德本人。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弗洛伊德是这个团队的先知，他宣誓的教诲，让当时流行的心理学探究方法显得肤浅。（盖伊， 2006， p.195）

但这种措辞，不会是弗洛伊德本人所欣赏的。他认为自己一点也不权威，只是先知的传话筒而已。不过，当时有某种兴奋感弥漫在协会的成员间，却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到了若干年后，协会的气氛才变得越来越窒息，导致某些成员———尽管他们仍然敬仰弗洛伊德———决定退出。

阿德勒在星期三协会上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几周前弗洛伊德鼓励协会成员将他们的协会专业化，与会的每个人有规律地参加例会。大家一致同意聘请兰克担任秘书记录协会相关事宜。兰克时年二十有余，个子不高，年轻有为，正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兰克与阿德勒的结识源于兰克因肺上的一点小问题找阿德勒看病。阿德勒向兰克介绍《释梦》一书，兰克被书中的某些观点所吸引。两人开始探讨心理学的有关问题，慢慢熟悉起来。兰克在聆听了阿德勒给教师协会讲演后一个月，阿德勒就把兰克带进了星期三协会。

星期三协会里不仅有年轻有为的男性，还有位著名的女性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 Salome），同样受到弗洛伊德青睐。她年轻时身材高挑，美丽动人，曾是哲学家尼采的追求者，诗人里尔克（Rilke）的情人。50 岁时，她开始师从弗洛伊德，学习精神分析。由于她具有直接深入到他人思想深处的天赋，很快就成了弗洛伊德的密友，当时，弗洛伊德已经 55 岁。莎乐美曾一度对阿德勒的观念产生过兴趣。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里多次拜访阿德勒。她在日记里写道：

当我到达阿德勒那里时，他正在和斯泰克尔通电话，因此我听到了谈话的全部内容。在和阿德勒的谈话中，我清楚地了解了他的个人发展道路。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哲学思辨见长，以民族经济利益出发点。正像无产阶级通过建立羡慕和恨来维持社会乌托邦一样，阿德勒认为，儿童期望通过社会建立乌托邦式的个人理想。在一种理性主义的环境和生理上的器质性低下的两面夹攻下，亦即在身体损害和理想形成之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被狠狠摔了一跤。这种状况使得阿德勒比弗洛伊德更容易引起生理学家和理论精神家的认同，但与此同时，他也牺牲了其根本问题，因此，他的方法不能完成根本的拯救；这一点或许将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此外，只要他认为自卑起因于器质性低下，而器质性低下归根于生殖器问题，那么他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分歧就过大了；由于身体其他部位的残疾无法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他只有用“身体隐语”来变相地表达力比多理论的内容。我还和阿德勒一起听取了欧本海默（Oppenheimer）关于《浮士德》第二部的报告。报告很好，很有意思。浮士德在很大程度上算是一个补偿的器质性低下者，只有难以达到的目标才能使其获得满足；但是关于什么是创造性的，什么是神经症的，二者的界限模糊不清，正如这个本身模糊不清的问题。在阿德勒这个圈子里，许多激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阿德勒坚持自己处于精神分析之外。（莎乐美， 2006， p.114）

莎乐美看到了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不同。阿德勒在一次例会上就“神经症的器官基础”这一主题做了讲演，弗洛伊德给予了温暖的赞赏。弗洛伊德很少使用阿德勒常用的术语“器官缺陷”，而喜欢用“器官的特殊变异”。除此之外，他发现阿德勒的这篇文章对他有所帮助。当晚其他评论者都附和弗洛伊德，只有莱特勒敏锐地感觉到，阿德勒的说法只处理了生理和遗传因素所造成神经症的问题，而完全忽视了其他因素。

莱特勒的异议犹如蚊子叮咬无关痛痒，阿德勒仍旧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护佑下建构自己的心理学。表面上，阿德勒和弗洛伊德似乎有许多相同的观点，都把遗传和环境看作神经症的病源。在强调器官缺陷对人类心灵会造成的混乱上，阿德勒强烈地依赖生物学取向，当然，这是弗洛伊德并未全然拒绝的观点。同时，作为一个主张从教育以及社会工作来改善人性的社会主义者，阿德尔同样把环境当成塑造心灵的重要因素。如人们所知，弗洛伊德实际上提倡童年经验对心理发展的冲击——包括父母、兄弟姊妹、玩伴，所造成的性欲创伤和未解决的冲突。但是阿德勒对于环境的想法其实和弗洛伊德并不相同。事实上，阿德勒还公开地质疑弗洛伊德所谓早期性欲发展是日后性格塑造关键的这个基本命题。之后，阿德勒继续将他转向精神病医学的主张加以修正和精细化，演绎出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阿德勒的文章、评论以及第一本心理学专著都非常地具有个人特色，它们全都重复同样的信念，即神经症实际上是要试图补偿器官缺陷的结果。不论阿德勒如何严肃地对待外在世界，他的心理学实际上把生物基础视为先天的结果，但这些并没有剥夺阿德勒对这个刚起步的精神分析群体的兴趣。

阿德勒除了参加精神分析协会，并没有放下手中的事，他继续关注社会医学的发展，并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在一篇题为“城市和乡村”的文章中，他反对认为住在乡村的人比住在城市的人身心更健康的流行观念，事实恰恰相反，城市交通便利，医疗卫生设施完备，服务优良，医生和护士专业水准也高。这些优势都是乡村人无法比拟的，乡村的唯一优点就是空气清新。他积极呼吁立法，为乡村提供城市一样的卫生预防和保护。法律条文不能只在城市实行，广大的农村有更多的人等待卫生法的保护。除了缺乏法律保障外，农村还缺乏足够的实物供给，许多家庭因为缺乏足够的营养而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孩子撒手人寰。

在另一篇“国家救助或者自我救赎”的文章中，阿德勒号召广大的医学同仁多多参与社会福利事业，改善社会福利的现状，改变社会。保守势力阻止医学进步，维也纳医学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势力的干涉。工人阶级要改变自己就要努力获得合法的政治权力。这时阿德勒已越来越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是妻子莱莎和朋友从事社会主义活动耳濡目染的结果。

1904 年，阿德勒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医生作为教育者》（As Educator As Physician）出版。这是阿德勒关注儿童成长和心理发展的第一本书。在这本书中，阿德勒强调预防的重要性。科学医学的首要任务不是治疗患病的儿童，而是保护健康的儿童远离疾病。医生作为教育者要帮助教师和家长预防出现情感问题。成人要赢得孩子的爱，教育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拥有爱。孩子成长和进步最大的支持就是父母的鼓励和自己的自信。懦弱和患病的孩子通常都会失去自信。在这本书中，阿德勒没有花多少笔墨讨论社会和经济因素对儿童情感问题的产生具有何种影响，没有将家庭经济状况和培养儿童联系起来，也没有将社会形态和家庭结构考虑在一起。

阿德勒关心医学的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好友卡尔•福特穆勒（Carl Furtmuller）的影响。福特穆勒于 1880年出生在维也纳的犹太教和天主教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上学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后来成为著名的改革家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20 年后，阿德勒在公开讲演和建设儿童指导诊所方面都得到福特穆勒的巨大帮助。福特穆勒的妻子和阿德勒的妻子都是俄国人，两个人都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活动。福特穆勒和阿德勒因此熟悉，成为了至交。福特穆勒比阿德勒年轻 10 岁，在奥地利社会改革方面两人观点一致。阿德勒向福特穆勒介绍公共健康和医学治疗的新观念，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福特穆勒则向阿德勒灌输教育改革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性。年轻的福特穆勒不仅在社会观念上影响了阿德勒，从情感上也积极感染阿德勒。阿德勒很快就放弃了原本不十分坚持的犹太教信仰。

阿德勒在 1907 年又推出一部力作《器官自卑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A Study ofOrgan Inferiori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这本书包含有三个基本观点。首先，所有神经症都来自于先天性的不足即器官自卑（organ inferiority），比如听力障碍或者视力障碍或者身体残疾。其次，性早熟的主要原因在于患先天性疾病儿童的身体缺陷，因为身体缺陷会对性的活力产生消极影响。再次，人们必然要努力战胜这些身体缺陷，努力寻求适应社会。

阿德勒认为，人们特别容易罹患器官的疾病，致使这些器官没有得到发展，或较其他器官“低劣”。有些人天生视力不好，有些人天生心脏有毛病。这些身体缺陷在生活中产生了不少问题。这些器官障碍阻碍了个体的健康发展，所以，必须以某种方式给予解决。既然身体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挥作用，那么个体就能通过竭尽全力发展有缺陷的器官，或突出发展能补偿这种缺陷的其他功能来实现补偿。在某些情况下，个体能通过把身体缺陷改变成优势功能从而获得过度补偿。在一次周三的聚会上，阿德勒向精神分析协会的同事介绍了此书，绝大多与会者都被他的第三个观点吸引住了，弗洛伊德也在其列。弗洛伊德最后总结说：

他感谢阿德勒奉献了一部佳作，这部作品带给他进一步深思。客观公正地评价阿德勒，绝大多数的观点都很正确。（Hoffman， 1994， p.57）

为支持阿德勒对过度补偿的见解，弗洛伊德还举了当时一个德国画家法兰兹•伦巴赫的例子，分析了器官自卑的不同类型以及各种行业里过度补偿出现的不同情形。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阿德勒印象深刻，一些人批评他过多依赖零星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严格的统计数据。另一些人认为，阿德勒夸大了身体原因在人格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缺少对器官自卑的严格定义。虽然此书没有提供什么经验性的数据，但阿德勒在10 月份的心理学大会上仍然列举了一份医学研究报告的结果，一份样本调查显示，70%的德国文科生被发现曾有患有视觉异常。《器官自卑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成为这个时期阿德勒最有力的作品。薄薄的一小本书反复用例子说明过度补偿是人格中一种可证实的现象。

这本书体现了阿德勒和弗洛伊德在观念上的不同。阿德勒坚持认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证明了压抑、替代、转换这些有趣的心理现象，他也发现了神经症最重要的结构即器官自卑的形成。换句话说，身体缺陷导致自卑，启动了弗洛伊德未发现的隐藏着的情感过程。如果一个人不能适当的补偿，就会产生神经症。当然，这种观点并没有能走多远，它缺乏可支持的证据，阿德勒几年后便放弃了它。更重要的是，在《器官自卑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中，他隐含了某些后来的观点。如果补偿和过度补偿是基本的人类特性的话，那么，就必然存在一种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寻求控制和竞争的驱力。虽然他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已经模糊地提到一种向往权力的驱力。此后，阿德勒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维也纳大学哲学协会所做的一场讲演中，他强调，器官自卑的真正定义一直蕴含在个体独特的生物组成和社会的外部要求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同一年，阿德勒在一篇题为“儿童的发展缺陷”的文章中协调了器官自卑和预防学。他敦促父母关注教育，确保孩子的健康成长。空气、阳光和营养，孩子都应该充分享有，但事实上却远离了孩子。家长得为拥有稳定的薪水、享有尊严的工作而努力，以使自己的孩子获得健康的成长环境，获取丰富的知识。这些都会是孩子以后生活的保障。孩子的健康需要家长的奋斗，孩子的甜蜜都是家长的幸福。阿德勒仍沉浸在《器官自卑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的喜悦之中，星期三协会的其他成员也对这本书认可有加。每个人都认为这本书是部重要的著作，都认为是对生物驱力影响神经症发展的重要补充。这一年星期三协会正悄悄地发生一些改变。由于支出费用的增加，成员们得交出更多的会费。最大的支出是支付给兰克担任秘书的酬劳。协会的成员增加到了 21 人，协会的气氛也慢慢发生一些变化。斯泰克尔回忆说，成员们日益好斗起来，开始出现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语，最初的和谐正渐渐退去。到了 1908 年 2 月，协会采取了一些措施。成员间举行会议投票，一致同意每年出版新著作和新杂志。秘书兰克全权负责，海特曼协助兰克工作。每个成员每年都得提交一份自己的成果。为了协调协会的矛盾和纷争，弗洛伊德同意以主席的身份出面处理内部事务。他提出，希望对心理学的更深层次理解将会战胜个人的矛盾。阿德勒似乎没有卷入内部的一些纷争，他一贯以协调者的身份出现。虽然他开始寻求一种独立的心理学体系，但是他也保持和其他协会成员间的友好往来。然而在情感上从来没有和谁保持过密地联系，无论是匈牙利的桑多尔•费伦茨（SándorFer-enczi）、英国的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还是瑞士的卡尔•荣格（Carl Jung）。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

1910 年的春天，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二次国际大会在纽伦堡举行。这次大会是精神分析学在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精神分析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一个被称为“国际精神分析学运动”的国际性学术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第一次公开争辩即发生在此次大会及其后续的活动中。1911 年 1 月 4 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召开的大会上，主席阿德勒首先报告说，学会新办公室的搬迁已经基本完成，会员们空闲时可以仔细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副主席斯泰克尔通报说，2 月 1 日的大会将完全留给主席阿德勒来做题为“男性抗议”（the masculine protest）的讲演，此讲演所呈现的观点将对所有人提出挑战和激励。阿德勒在会上指出，女人拒绝成为那种无助又被动的生物，拒绝接受那种将她们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这让她们感到窒息，她们表达了对这种不公的抗拒和愤恨。

接着斯泰克尔请主席宣读他的论文“与精神分析有关的一些问题”。对这篇论文作了简短的讨论之后，弗洛伊德站起来对阿德勒的看法表示赞赏和感谢。阿德勒在承担了主席这个职位的压力以后，还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写作趣味盎然的论文，弗洛伊德为此感到愉快。弗洛伊德总结说，阿德勒所展现的困难，是由于错误地理解了潜意识的性动机在神经症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错误地理解了自我的防御性作用，并希望所行使的管理职责不会像这篇论文那样得出“碎屑并有着方法论上的不幸”的结果。这次会议于晚间 10 点 28 分休会。阿德勒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第一任主席的 4 个月任期就此结束。阿德勒是弗洛伊德最初的也是最忠实的参与者之一，1902 年弗洛伊德的小团体刚开始的时候，阿德勒风雨无阻，每周都来参加会谈。弗洛伊德于 1910 年任命他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和《精神分析杂志》的主编，以对他多年来在精神分析领域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和欣赏。即便这样，弗洛伊德仍旧忐忑不安，阿德勒那未实现的神经病学抱负对整个发展是个潜在的变数。

阿德勒在弗洛伊德圈子里的数年间，“器官缺陷”一直是他谈话和写作非常关注的话题。1904 年，阿德勒在对医师进行教育指导时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汇。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器官的不健全是造成儿童的羞怯、紧张、胆小这些心灵创伤的原因，他反对着重强调心灵创伤的理论即认为一个人的器官构成造成了其性欲创伤。通常，心灵发现了某些性质或者心智上的残缺时，便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去弥补它。阿德勒把神经症定义为对缺陷感寻求补偿时出现的失败。在星期三协会一次讨论儿童性启蒙的会谈中，阿德勒对弗洛伊德所主张的性启蒙持有不同看法，他反对性启蒙是针对神经症的有效预防。阿德勒认为，婴儿时期的创伤只有在与器官的缺陷相关时才有意义。个人观点间的分歧还不足以解释弗洛伊他”。两年后，如此宽宏的语气已不可能再从弗洛伊德的口中听到了。

1911 年 1 月和 2 月，阿德勒把自己的一些观点汇集成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叫“男性抗议作为神经症核心的问题”。阿德勒显然没有觉察到他在听众中引起的惊愕，他继续讲下去。男孩和男人同样被传统的性别不平等观念所损害。男孩子们要么推崇、夸大男性的特征，要么拒绝、排除性别强加于其身上无法实现的种种限制。在某些极端情形下，男性抗议显现为一种固定的渴望：像女孩那样略施粉黛，顾盼生辉。阿德勒劝告精神分析家同伴们，作为真正的拥护者，必须在智力、政治和伦理上作出表率，以推翻确立起来的男性特权的腐败。希契曼于 1905 年加入协会，写作并出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论》一书。他在精神分析圈里最同情阿德勒。他认为，阿德勒详细阐述观点是为了让其他人可以顺畅地沟通。大多数协会成员，包括弗洛伊德本人原来都把阿德勒的观点当作是对精神分析的有意义的补充，而非具有威胁性和挑战性的取代品。但此言一出，协会成员立即骚动。有的人指名道姓地诘问，有的人大声地谩骂，更有甚者威胁要开打。阿德勒的观点是明确无疑的“反叛”，这正是弗洛伊德所担心的。通过倡导社会改革，阿德勒背叛了精神分析真正的核心，即弗洛伊德仅仅从精神生活中探寻出了唯一的生物性事实———俄狄浦斯情结——然后将其作为独断的社会动力学。弗洛伊德颇有威严地站起来，用他那富于穿透力的眼神审视了整个会议室，他告诉骚动的会员，像不开化的野蛮人一样搞街头斗殴是毫无理由的，也不是文明人的所为。

一开始弗洛伊德说阿德勒的报告太过抽象，以致常人无法理解。后来，他又认为阿德勒的理论忽视了他极端重视的潜意识以及性欲的重要作用，这样简化只会是“一般心理学”，并且是“反动保守以及倒退的”。他不断地宣称尊敬阿德勒智慧的同时，也指控阿德勒正把心理学摆在生物学和生理学之下，将心理学的自主性地位妥协掉了。弗洛伊德坚定地认为，阿德勒的这些基本信条会给人产生极深的印象，而对精神分析造成伤害。在弗洛伊德强烈的反应背后，实际上是害怕他的那些观念，会被阿德勒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获得大众的喜爱，因为阿德勒抛却了许多极端和玄奥的观念，例如婴儿性欲、俄狄浦斯情结等，换之以人人皆知的自卑和超越。弗洛伊德担心阿德勒会将精神分析改头换面，更加符合大众的口味，而偏离了他原本正统的立场。

阿德勒坚定地捍卫自己，他坚持自己的理论和弗洛伊德并无实质上的差异，只是他的关注更为大众接受和理解。古罗马的斗士已经在竞技场里，必须要力拼到底。面对这一可能的分裂危机，几个极为痛苦的成员勇敢面对这种情形，他们认为阿德勒和弗洛伊德观点并非南辕北辙，大相径庭。斯泰克尔称赞阿德勒的深远见解，深化并发展了“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事实”，这些想法都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之上。但弗洛伊德对此并不认同，最终导致了从分裂走向了决裂。

结局只是时间问题，到了 1912 年底，阿德勒辞去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主席一职，斯泰克尔紧随其后，追随阿德勒也辞去了副主席一职。1911 年 6 月，弗洛伊德曾试图寻求让阿德勒辞去《精神分析杂志》编辑的职位，但是遭到了阿德勒拒绝。阿德勒自己的说法一开始是比较温和的，7 月在向琼斯说明其中的争执时，阿德勒称琼斯是“诚实伙伴里最聪明的一个”。他感叹弗洛伊德“防御的姿态”，并坚持自己“如同每个原创者”一样，也需要被认可，“我总是适度地节制自己，这样我可以让自己等待，并且不去羡慕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他告诉琼斯自己在维也纳为精神分析奋斗了 15 年，并发自肺腑地感慨道：如果在今天的维也纳，临床界与知识界对精神分析研究曾加以严肃看待或者赞赏，而不是嘲笑与排斥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也在其中尽了力。（盖伊， 2006， p.248）

诚然他重视琼斯对他的评价：“我不希望你误解我。”这年夏末，阿德勒的声调转为强烈，并且对琼斯抱怨弗洛伊德在公开场合当着大家的面无视他。他认为，弗洛伊德对他的漠视是个性使然，他容不得异见和别样的声音，这一点在后来弗洛伊德和荣格那里得到了印证。8 月弗洛伊德告诉琼斯说：与阿德勒有关的内部争论就要来临，危机已迫近。（盖伊， 2006， p.248）

四、十年筵席终散去

燥热的夏日没有火上浇油，漫长的假期让争论暂时停止了下来。但是当盛夏一去，初秋的秋老虎便卷土重来，已濒临绝境的危机，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秋季再聚时，达到了顶点。弗洛伊德在 10 月初向弗伦茨宣称，“协会的第一个议程”将会进行某些举措，“迫使阿德勒一帮人离开”。会议中，弗洛伊德宣布阿德勒以及三位追随者已经退出协会，弗洛伊德称他们为“有敌意的对手”。阿德勒和追随者筹划组建新协会，事情的发展截断了所有可能挽回的局面，弗洛伊德坚持加入新组织的成员将无法继续留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并且要求每个在场的会员在一周内选择其中一方。福特穆勒作为阿德勒最亲近的同伴，尝试对这无法弥补的裂痕进行修补，他非常详细地陈述了为什么反对两个组织之间水火不相容的提议，但弗洛伊德丝毫不为所动。阿德勒的追随者眼看覆水难收，一切已无法挽救，决然离走。

阿德勒比弗洛伊德更视这个决裂为思想上的竞争，当两边处于水火不容时，弗洛伊德曾在私人晚餐聚会上，要求阿德勒不要遗弃协会出走，阿德勒回应道，“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在你的阴影下做事？”无需纠缠这样的回应是出于愤怒还是抗议，阿德勒后来将之解释为害怕他会“为他越来越不相信的弗洛伊德理论负责，而自己的理论不是被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误解，就是被晾在一边”。

阿德勒和斯泰克尔辞去了职位之后，号召那些相信“研究自由”的人们加入他们。7 个人静静地离开，一起走进了附近的喜乐咖啡馆。他们当即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团体———自由精神分析协会（Free Psychoanalytic Study），并相互保证无论通向何方，都永远不丧失追求真理的勇气。阿德勒一行迅速被迫退出协会后，弗洛伊德为自己表面的胜利而喜悦开怀，他四处诽谤，散布谣言：“我的敌人已被野心所驱使，他已得了偏执妄想症。”（Gay， 1988，p.223）

他暗地里告诉斯泰克尔：阿德勒不是个正常的人，他的嫉妒和野心是病态的。他的所有著作一文不值，根本得不到真正精神分析学家的认可。（Hoffman， 1994， p.75）

一年后，斯泰克尔也因为他的独断退出了协会。他在为拒绝向弗洛伊德的恶意行为进行挑战辩解道：我的最初动力是加入阿德勒团体，但是就我的精神分析实践而言，在经济上仍旧部分依赖于弗洛伊德，我也十分喜欢精神分析杂志，如果能继续效力的话，我其实不想放弃主编这个职位。（Hoffman， 1994， p.75）

至少在最初，维也纳精神分析的绝大多会员和外国支持者仍然追随弗洛伊德，他们都一致认为，阿德勒雄心勃勃，通过否认婴儿性欲的真实性以及对人格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而突然从精神分析的真理中转身出去。一些人蔑视阿德勒充满激情的社会主义，积极摆脱他的社会民主阵线。因为阿德勒与学术不相干的社会政治走得太近，这些人认为社会政治污染了精神分析的科学纯净。

阿德勒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表面看起来，阿德勒和弗洛伊德有许多共同点。两个人都出生于犹太教家庭，都是从乡村搬迁到维也纳城区。他们的父亲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商业经营也都不太成功，没有给一家老小提供丰衣足食的生活保障。两个人自小都生活在犹太人聚集的利奥波德区，先后就读于同一所学校。两个人最初都把医学当作自己的终生追求，对人类心灵的玄奥都有浓厚的兴趣。年轻时也同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虽然阿德勒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在学术上展现出超人的天分和才华，纵观他的整个学习生涯只是个普通的学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后在心理学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两个人分裂的原因是在理论和观点上不可调和的分歧。阿德勒强调意识和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关注人的理性一面，认为人有部分自由创造人格的能力。而弗洛伊德则关注潜意识、性驱力和生物因素的作用，注重人的非理性一面，认为人完全由遗传的本能和早期经验所决定。阿德勒和弗洛伊德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人格的整体性、个体的内在创造力以及社会因素作用的看待上。

然而，这些观点背后的不同显示了人格的多样性，这远远比理论和观点的分歧来的重要。年龄的巨大差异也让他们无法建立更亲密的友谊。阿德勒认识弗洛伊德时，弗洛伊德已时值中年，两个人相差 14 岁。年龄的巨大差异，使得交往总有几分敬畏。弗洛伊德父亲般的角色，很难像朋友一样和阿德勒相处。阿德勒也视弗洛伊德为长者，他认为自己虽不是弗洛伊德的门徒和学生，却是来向弗洛伊德学习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自己似乎也依稀感受到这种距离感。约瑟夫•沃提斯（Joseph Wortis）师从弗洛伊德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训练。他于 1935 年察觉到弗洛伊德和一些追随者相处不那么融洽，其间存在一些分歧甚至敌意，这十分令人不安。弗洛伊德这样回应：

这并非科学见解上的不同，明白这一点很重要，通常敌意、嫉妒或者仇恨这些情绪激化、加速了憎恨，慢慢就产生了科学见解上的分歧。（Wortis， 1954， p.163）

人格上的巨大不同使得阿德勒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和谐关系难以为继。弗洛伊德雄心勃勃，极力捍卫精神分析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与持异见者中断关系。而阿德勒争胜好强，永远以一种追求超越的精神挑战权威，这正是弗洛伊德无法容忍的。作为星期三精神分析协会的一位成员，他时常挑战精神分析的一些传统观点，这种争执不休无法使弗洛伊德开怀舒心。阿德勒的好强争胜加上弗洛伊德的细心敏感最终使这种关系走向了决裂。

阿德勒不屈不挠的本性可以追溯至童年。作为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他和哥哥西格蒙德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原型竞争来自于阿德勒和哥哥两个人不一样的身体素质。西格蒙德拥有健硕的身体，而阿德勒早年羸弱多病。为了战胜儿时的多病多灾，阿德勒决定战胜千难万阻，形成一种强大的人格。

阿德勒发现自己比拼不过哥哥。西格蒙德在家中备受父母宠爱，这一点令阿德勒羡慕不已。如果正如阿德勒所假设的，早期回忆是个人生活风格的晴雨表，那么，这种记忆在成年生活风格中便有迹可循。它告诉人们他已经把自己视为失败者，必须勇敢地挑战强大的敌人。然而，早期回忆也表明他认为自己受益于别人。受助于别人给予阿德勒的自信来和强大的敌人抗争。这种自信加之不屈不挠的性格延续了他与弗洛伊德貌合神离的关系。

阿德勒和哥哥西格蒙德以及弗洛伊德的激烈竞争绵延了整个一生。少年时期，阿德勒感到在榜样哥哥面前黯然失色，并且怨恨哥哥在家得到宠爱。后来，哥哥西格蒙德勤劳致富且受人尊重，给予一家老少极大的经济支持。这个支持促使中年阿德勒改弦更张，认为“哥哥西格蒙德是个勤勉的家伙，他超过了我，一直超过我”。（Bottome，1957，p.27）如果阿德勒和哥哥保持了一生的竞争的话，那么他对弗洛伊德似乎也怀有强烈的嫉妒甚至嫉恨。和弗洛伊德决裂后，阿德勒拿出明信片：弗洛伊德 1902 年 11 月写信邀请他和其他三个人到弗洛伊德家聚会，讨论心理学和心理病理学。这个小组不久后成为著名的星期三心理协会，尽管第一次会议是在周四举行的。在后来的漫漫人生岁月里，每当有报道称阿德勒是弗洛伊德的门生时，阿德勒德就会变得些许恼怒，拿出那张早已褪色的明信片，证明说“弗洛伊德，比我大 14岁的长者，最初是来寻找有志同道合者，而不是觅得门生”。1937 年阿德勒去世前不久，在纽约一家餐馆和年轻有为的同仁、后来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建者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共进晚餐。当马斯洛随意提及阿德勒作为弗洛伊德的门生时，阿德勒当即变得愤怒，他说这是个谎言，是个欺骗，因为这个他完全责备弗洛伊德。他不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也不是他的门生。他很清楚，从一开始弗洛伊德和他就莫衷一是，各抒己见。他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马斯洛认为阿德勒平易近人，和他兴趣相投，却被他的勃然大怒惊吓不已。反应如此剧烈，似乎暗示了他一度曾是弗洛伊德的学生，随身携带的明信片也试图证明他用一生来超越自卑以战胜弗洛伊德，起初是哥哥西格蒙德，后来变成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巧合的是两个人的名字里都有“西格蒙德”。

阿德勒和弗洛伊德之间的竞争不是哪个人对另一个人失之偏颇的妒忌或者嫉恨。两个人对彼此评价都不留情面。一战后，当弗洛伊德把攻击提升到人类的基本驱力的层次时，阿德勒已经放弃这个概念，他颇具讽刺地评论道：“攻击驱力丰富了我对精神分析的认知，我欣然将其作为礼物。”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弗洛伊德的评价则会更加令人不快。两个人痛苦的分裂后，弗洛伊德指责阿德勒具有被害妄想症，运用恐怖主义战术。他告诉朋友琼斯，阿德勒的反叛是抱负驱使了不正常的个体驱力。

然而，弗洛伊德最后保留了他最严苛的评价。当被告知阿德勒病逝于苏格兰的阿伯丁时，弗洛伊德耿耿于怀地说：对一个从维也纳郊区走出来的犹太男孩来说，死在阿伯丁这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经历，这也证明他已经出人头地了。对于他为反对精神分析而作的努力，这个世界的确给予他丰厚的奖赏。（Jones， 1957， p.208）两个人除了都互不倾慕之外，气质上也迥然不同。弗洛伊德离群索居，专营于心理学体系的宏大构造。然而，阿德勒喜爱社交，热情好客，平易近人，向大众宣传通俗易懂的心理学常识。弗洛伊德从人格上来讲更适合学术研究，阿德勒则在咨询领域一显身手，他把精神分析视为一种学习工具，而不是治愈神经症的一种方法，他的患者绝大多数来自中下层工薪阶层。相比而言，阿德勒体会了临床咨询的酸甜苦辣，欣喜于工人阶层患者从治疗中获得的感悟。两者之间的种种差异延伸到了看待妇女的态度上。生命之灯即将燃灭，弗洛伊德仍然在思考妇女究竟想要什么，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假设——解剖学已经注定了男女不仅仅在解剖结构上有所不同，而且从心理上而言也有差异。那时，阿德勒已积极提倡性别平等多年，他假定男女或多或少都是一回事，因为二者都有同样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他们如何看待妇女的态度也体现在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女子共度一生上。弗洛伊德的妻子玛莎•伯奈斯是位甘愿奉献的家庭主妇，为家庭尽心尽力，却对弗洛伊德的职业工作毫无兴趣。相反，阿德勒的妻子莱莎•艾普斯腾追求独立，痛恨传统家庭主妇角色。爱德华德•霍夫曼（Edward Hoffman）详述了莱莎具有独立性格的一面。一战前夕，莱莎带着四个小孩回祖国俄罗斯度假，那时战争日益逼近俄罗斯，阿德勒发电报要求莱莎及孩子立即回奥地利。然而，莱莎则回电拒绝，说再等等吧。这一回绝显示了她独立的一面，结果是她和孩子们濒临危险，受困于俄罗斯。在觅得良机获得沙皇接见后，她谎称自己是名忠诚的俄罗斯公民，因此才带着四个孩子成功逃离险境。这种独立的人格、意志坚强的品质深深为阿德勒折服。即便阿德勒蜚声世界，莱莎依旧延续着自己独立的生活风格。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寻求政治革新。在斯大林执政期间，著名政治领导者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受到迫害，莱莎则尽全力帮助她的朋友托洛茨基逃离困境。婚后初期，莱莎和阿德勒在政治观点上有共识，后来这点共识被打破。阿德勒变得更像一名资本主义信徒，提倡人格自由，而莱莎继续作为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国家控制财富。有人问她如何看待丈夫阿德勒时，莱莎回答道：我并不赞同阿德勒所有的教导，我也不反对个体心理学的主要原则，所有事物都有经济基础，应该从政治上予以处理。（Bottome， 1962， p.182）很难想象弗洛伊德的妻子玛莎会做出如此的评论。

阿德勒移居纽约后，莱莎依然保持自己的独立。尽管阿德勒三番五次要求莱莎和他一起住在美国，但莱莎都予以婉拒，并继续住在欧洲，宣传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观点。纳粹占领奥地利后，莱莎因为参加共产党活动被逮捕，关进监狱数天。莱莎并未因此受阻，依旧选择住在奥地利，参加政治活动。最终，1936 年成为政治受害者后，她才决定前往纽约，与丈夫阿德勒和儿子科特相聚。非常不幸的是，阿德勒于次年便离世。莱莎没有因为阿德勒在美国受到人民的敬重而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她继续住在纽约，直到 25 年后辞世。

第三章 另立门户

对于阿德勒来说，离开弗洛伊德小圈子后的岁月是其丰产的时期。随着个体心理学协会（Individual Psychology Society）的迅速发展，阿德勒发表讲演，举办讲座，治愈患者，并发表了重要著作《神经症的性格》。这本书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其个体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阿德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睹战争的恐惧和死亡的悲怆，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他给个体心理学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概念——社会兴趣，并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探索人类的互助合作中。他认为，人类必须培养这一潜能，从而建立起责任感，并来关心同伴和社会。阿德勒在提出新思想的同时，还把工作重点转向实际应用，通过实践来验证、推广并发展个体心理学。他和个体心理学同仁在维也纳建立起 30 多所治疗诊所，指导问题儿童解决学习和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同时也对教师和家长进行培训。事实证明，阿德勒取得了巨大成功，个体心理学的影响逐渐从维也纳扩散到了整个欧洲，其声誉也传播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一、创立个体心理学

1911 年秋天，阿德勒和一批志同道合者离开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精神分析协会内部派别的斗争和弗洛伊德的教条作风，让他长期感到不适，渴求不断超越他的年长同事。如今阿德勒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阿德勒精力充沛地精心筹划组织“自由精神分析协会”。他对这个协会的命名绝非偶然，那时他仍然视自己为一名忠实的精神分析学家，但是他却在寻找一种科学真理，而不是屈从于某个人的教导。阿德勒新建的自由精神分析协会的核心组成人员包括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里的积极支持他的同僚。这些人包括朋友福特穆勒、格鲁那（Gruner）兄弟、希法亭（Hilferding），还有哲学家亚历山大•诺伊尔（Alexander Neuer）、医生奥托•考斯（Otto Kaus）和欧文•威克斯伯格（Erwin Wexberg）等人。

阿德勒的自由精神分析协会的地址最初设立在维也纳上流社会的内城区。如同许多犹太富足的家庭一样，包括弗洛伊德家族、阿德勒家族已决定离开种族密集和工人阶层居住的利奥波德区，搬迁到上流社会的内城区。从事商业活动和职业工作的维也纳犹太人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居住在第九街区，如弗洛伊德长期居住的地方；二是安身于内城区，被环境优雅的内环街围绕。

阿德勒一家的新住宅位于维也纳内环街附近一座宽敞的两层公寓，数个世纪来这样鳞次栉比的公寓成功抵御了土耳其的侵略而完好无损。这所公寓简约舒适且靠近市中心，备受阿德勒的喜爱，他把这里作为自己在维也纳的家长达 25年。一位频繁造访的客人颇具诗意地回忆道，周围环境典雅，庭院错落有致，小巷安宁祥和，咖啡馆鳞次栉比。歇脚于房屋的任何一处都能仰望到斯蒂芬大教堂（Stephansdom）熠熠生辉的金顶。中世纪的标志依旧摇曳在商铺前的旗帜上，年迈的妇女依然秉烛穿梭于古老的街道间。经年废弃的古老大学背对邮政局，大学里所传颂的自由民主精神仍旧在明月的照耀下，萦绕在铺满鹅卵石的广场上空。

为反对令人困惑的旧世界，寻找充满希望的新世界，自由精神分析协会在阿德勒的领导下举行了一系列会议。1912年秋天和 1913 年初春的一些会议记录揭示了自由精神分析协会建立之初所讨论的广泛议题，包括“歇斯底里案例中自我诬告的治疗观察”、“帕斯卡的心理学”、“恐惧心理学”、“个体的神经症生活”，等等。弗洛伊德的妻子玛莎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仅有的作用是端茶倒水，为例会做各种各样的后勤服务。与专心家务的玛莎不同，阿德勒的妻子莱莎则积极参与会议的讨论，并一度担任会议秘书一职，为她的丈夫和新组织留下详尽的记录。1912 年 12 月下旬的一个寒夜，斯泰克尔作为嘉宾参加了会议，听完考斯关于神经症的讲演后指出：“在弗洛伊德的协会里听到的只是有关这个议题的空洞争论。”他很高兴地看到具有如此实质性和可操作性的工作正在开展下去。虽然斯泰克尔已和弗洛伊德走到分裂的边缘，但是他对敌营的诚恳拜访正式将分裂推向了决裂。不久之后，严苛的弗洛伊德认为斯泰克尔已退化到成为受雇于阿德勒派的布道者，斯泰克尔随后也正式退出弗洛伊德阵营。

阿德勒不仅在维也纳本地，而且在整个欧洲迅速赢得了很多支持者。来自法国、德国、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医学同仁写信给阿德勒，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精神分析协会的强烈兴趣。其中有许多莫斯科精神病学家比尔斯泰因（Birstein）和俄罗斯双月刊杂志《精神病监狱》的主编威卢博（Vvyrubou）。自由精神分析协会成立之初，威卢博极其渴望刊印阿德勒的最新文章和书评，也包括介绍自由精神分析协会的一系列活动。阿德勒感到《精神病监狱》这种学术兼容的氛围和威卢博积极渴望的心态，最终加入了这份杂志的编辑委员会，他的维也纳同事考斯、斯泰克尔以及威克斯伯格也同时参与进来，成为其中一员。

随着在精神病学、神经病学治疗方面越来越专业，以及日益广泛的学术拓展，阿德勒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繁忙。然而，莱莎受困于家务的繁重，四个孩子的养育以及奥地利中产阶层医生妻子身份的应酬，她日益感到身体疲惫和心力交瘁。此外，阿德勒的自由精神分析协会已壮大到一定的规模，不再适合最初阿德勒家一间狭小的居室了。因此，整个组织被迫把会议转移到维也纳各种宽敞的俱乐部里，莱莎因为家务和各种社会活动，逐渐不规则地参加会议，慢慢感到自己已和丈夫拓展的事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自由精神分析协会会员的身影除了出现在各个俱乐部，咖啡馆也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喜乐咖啡馆是个体心理学家最喜爱的咖啡馆，坐在咖啡馆里可以一饱多瑙河畔的美景。阿德勒和个体心理学家围坐在咖啡馆的圆桌旁。阿德勒喜欢大家围坐一圈，于是把一些小桌子拼凑成一张大桌子，依此便可发现个体心理学家的心贴心，这是阿德勒希望看到的有别于弗洛伊德阵营的一种气氛。聚会的气氛既温暖又活跃，阵阵欢笑，张张笑颜。阿德勒的嘴里时常夹着雪茄，有时讲些引人发笑的轶事。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当阿德勒心情愉悦时，虽然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艺术家就偷着给他做了素描。这正是描绘他内心世界的难得机会。然而素描并不能完全概括阿德勒这个人。阿德勒穿着得体，下巴中间有一条深沟，前额宽广，侧面凸显，下唇厚实，一丝浓黑的胡须遮盖了弯曲的上唇，一双大耳直垂肩膀。绝大多数肖像恰当地展现了他细长又弯曲的眉毛，却很难发现眼神的真情表露。眼睛是其最具性格之处，亦庄亦静，亦思亦察。在他的眼神里有些许温暖和友善。他关照一草一木，对所有人都予以鼓励赞许。一次他和同事在咖啡馆聊得正欢时，一个年轻人突然冲过来，激动地抓住阿德勒的手，询问阿德勒博士，是否记得以前曾给他做过一件特别的套装。这个年轻人幼时曾因饥饿跑丢了，到阿德勒的私人诊所求助。阿德勒热情款待利奥波德区的饥饿孩子，并让他在自己家住了一段时间，直到帮助他找到了亲戚。虽然年轻人向众人如数家珍般地谈起曾在阿德勒家吃过的各种食物，但他仍鲜明地记得刚到阿德勒家时，裁缝为他量体裁衣，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量身定制一件套装。个体心理学家大多都过着简朴的生活，得知一位颇具音乐天分的儿童极其渴望一把小提琴，然而父母却无力承担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集体捐助买了一把小提琴送给这个孩子。《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的编辑不时和阿德勒在咖啡馆讨论编辑事宜。有时当地其他团体的领导不期而至，例如，匈牙利组织管理协会的主席斯蒂芬•马达（Stephan Maday），他是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的创建者之一。个体心理学家通常围坐在圆桌旁，处理案例时也向“圆桌”报道，征求各个专家的意见。为了取得和维也纳其他各种协会的合作，个体心理学家纷纷从各处聚集过来，加入圆桌会谈。在漫长的会议过程中，讨论的议题往往不拘泥于形式的设定，大家各抒己见，求同存异。

这个圈子不仅包括同仁和信徒，阿德勒还经常带来朋友和国外宾客。有时一场歌剧后，他遇到莫名拜访者，三言两语解决不了问题，需要长篇大论时，他便带着拜访者坐到咖啡馆里。每个进入到这个圈子的人都受到热烈欢迎，感到宾至如归般的温暖。偶尔会谈后，阿德勒还会邀请几位同事一起打打台球和桥牌。然后，一起陪同阿德勒回家，因为他喜欢肩并肩一起愉快地前行。

虽然阿德勒将大多时间留给了个体心理学，但孩子们却似乎仍然视阿德勒是位称职且甘愿奉献的父亲。亚历山大回忆说：

我们日益长大，父亲更加繁忙，但是他一直挤出时间和我们在一起玩耍、聊天，在乎我们的疼痛和哭闹。（Hoff-man， 1994， p.81）

如果家里有什么事需要阿德勒的话，小女儿莱莉有时就会走向阿德勒的办公室，砰砰地敲门，然后阿德勒就会开门出来，关切地抱起小女儿，问问是什么事。

晚餐时段，孩子们常常和善于交谈的父亲以及来访的朋友热烈讨论。亚历山大回忆说：我们作为孩子，吃饭时一直参与大人的谈话。父亲任由我们，并鼓励我们自己约束自己何时离开餐桌，何时休息。他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第二天早晨准时上学。我记得我们都全神贯注地趴在桌旁听他们讲，然后瞌睡把我们一个接一个赶走。（Hoffman， 1994， p.81）

亚历山大也记得她的父亲毫不含糊地反对身体惩罚：他从不打我们，从来没有过。只是母亲偶尔会打一两下，我至今都没有原谅她。那时父亲外出在乡村工作，我不敢告诉父亲，或许他已知道此事，那天他看似由于某事而非常烦恼。（Hoffman，1994， p.81）

四个孩子中，亚历山大和科特后来都成为了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长女瓦伦汀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只有小女儿科尼莉亚（Cornelia）作为舞台演员申请了一个非学术学位。积极进取的阿德勒从不颐指气使子女选择何种职业，任凭子女自己做理智的判断。当阿德勒一家搬到富有的内城区时，10 岁的小亚历山大也随着转到更具挑战性的学校读书，最初的压力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感到分外挫折。她回忆说：

我现在发现学习数学困难重重，因为学校活动，我错过了一节课，老师布置的题课上都没做出来，回到家感觉依然做不了那些题。（Hoffman， 1994，p.81）

阿德勒看到女儿焦虑，安慰说：

怎么呢？那些题别人都能做，就你不能吗？也就错过了一节课。你看看书，再试一试，你也能做好的，相信自己。（Hoffman， 1994， p.81）

亚历山大得到父亲的鼓励，越发自信起来，她回忆说：在很短时间内，我就成了班里数学最棒的学生。老师告诉我，瞧瞧，亚历山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Hoff-man， 1994， p.81）

颇为相似的是，同一时期，科特回忆说，他在二年级也遇到了学习问题。虽然科特进了一所优秀的学校，但阿德勒丝毫不受老师的影响。一天，科特的老师在班上数落科特学习落后，脑子笨。那晚阿德勒听说了老师对儿子的指责后，一整晚都愤愤不平，心情沉重。小科特惊讶地听到父亲意想

不到的回应，“你的老师就是个白痴”。数十年之后，科特依然微笑地记得父亲简洁有力的回击如何助长他的自尊和培养了他的自信。

1912 年 3 月下旬，在离开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阿德勒的小团体就已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这些论文被命名为“自由精神分析协会研究文集”，以民主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阿德勒所称的正在萌芽中的心理学的发展。接下来的几年里，论文探讨的主题从精神病治疗扩展到文学分析和哲学思辨。在介绍这一系列论文中，阿德勒作为编辑解释道，他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对于人类发展和心理疾病的理解，更在乎处理道德和伦理观念以及艺术家、平常人和深为疾病折磨者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原则。这个初衷明显和弗洛伊德相悖，阿德勒在文章中说：

我把发表的这些文章刊印在自由精神分析协会文集中，这应该继续成为我们促进心理学发展的温室。在经过一致努力后，取得的研究成果要在协会里得到发表。它们显示了我们并不和其他心理学观点以及其他取向的学派相冲突甚至矛盾。我们要求从教条中解放自己的权利，走自己的道路。欢迎了解我们研究风格重要性的任何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和我们并肩作战。（Hoffman， 1994， p.82）

对于阿德勒的方法是否和弗洛伊德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普遍存在的疑问，不久之后就永远地销声匿迹了。1912 年，阿德勒的主要作品《神经症的性格》出版。这本著作明显区别于精神分析的传统观点，清晰地描绘了阿德勒自己的方法。在阿德勒后来 25 年生涯的发展中，作为国际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这本书只是他为数众多的著作之中的一部作品。这本书以德文出版，尽管 5 年后在美国发行了英文第一版，遗憾的是英文版本离阿德勒的初衷还有一段距离，未曾准确地传达阿德勒的思想。2002 年，美国阿德勒研究所又重新翻译出版了该书的新英文版。这本书明显受到德国哲学家法兴格（Hans Vaihinger）的影响。法兴格出生于 1852 年，父母诚实本分，他大学就读于杜平根大学神学院，毕业后任职于哈雷大学。1911 年法兴格出版了一本《“虚构”的哲学》（ThePhilosophy of “as if ”）。法兴格认为，个人生涯受他自行编造的虚构物所指导，以便使生活更有意义性和组织性。尽管这些主观信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他们对个人企图解决生存中的问题非常有用。“一旦我得到足够的钱，我就会十分幸福”，“假如能娶一位贤妻，生儿育女就会给生活增添意义”，“如果我能取得哲学博士学位，那就万事如意了”，“如果我能写一本书，就能摆脱经济困境”。这些生活中虚构的目的指引着人们如何朝向理想的生活，而不论其正确与否。生活如果没有了方向就四处茫然，不知所向，正是这些目标使生活的步伐更加轻快和便捷。在离开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之后，阿德勒一直在努力寻找另一种心理学出路。读罢法兴格的《“虚构”的哲学》一书，阿德勒如饮甘泉，觅取了丰沛的营养，急不可待地将这个观点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阿德勒在《神经症的性格》一书中指出，在法兴格的著作中，他发现了和自己从神经症中提出的相似的思想。此后，阿德勒与法兴格书信往来，交流思想。阿德勒在1912 年给法兴格的信中说：

您是指引我们理解“似乎”健康和不健康的精神生活带来很大澄清的一位哲学家。（斯蒂潘斯基， 1983， p.154）阿德勒在《神经症的性格》一书中指出，所有人在童年时期都无意识地发展了一种关于生活的信念，即虚构目的论。童年和成人都无意识地受到这种虚构目标的牵引。如果个人没有一个无时不在的目标来决定、推动、规定和指引，就不可能进行思维、感觉、希望或梦想。生物体需要适应环境，对环境做出反应。除非有一个无时不在的目标，一个其本身由生命的动力所决定的目标，否则很难想象人们的精神会进化发展。这个虚构的目的就是有目的地追求人生的意义。儿童自出生起就不断地寻求发展，追求伟大、完善和优越的美好前景，这种前景是无意识形成的，但却无时不在。这种追求反映了人所具有的独特思考和想象能力，主宰了个体一生的具体行为，甚至决定了其思想，因为个体的思想绝不是客观的，而是和所形成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相一致。这种虚构目标指导行为的观点使阿德勒的理论摆脱了以弗洛伊德理论为特征的决定论。成年后的个体和儿童时期一样无意识地受到这种虚构目标的指引。正如阿德勒后来所言，他自己的生活目标就是成为一位医师去战胜死亡。

由于对《神经症的性格》一书非常满意，阿德勒在 1912年的 6 月末已做好到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讲课的准备。为了接受无薪讲师的授课允许，他提交了这本新书以及一份正式申请。阿德勒明白这份职位竞争的残酷性，没有任何政治关系，一个人很难确保迅速的学术进步。凭借对失语症的研究，弗洛伊德如愿地在 1885 年获得这份职位，弗洛伊德为此则耐心等待了 12 年。之前医学院承诺推荐他晋升到更高级、更有声誉的教授职位，但却给了他一个无薪的额外编制。弗洛伊德实际上在 1901 年已接受了这个学术任命。当然，阿德勒在 42岁时，一定期望自己不用像弗洛伊德那样用去十多年才获得学术声誉，弗洛伊德是在快到 60 岁时才获得教授职位和与其相配的声誉的。

虽然阿德勒非常希望获得讲课席位，但是他已准备积极活跃在维也纳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阿德勒和莱莎的身影常常出现在中央广场的咖啡馆，和友人开怀畅谈。中央广场位于繁华的市区，坐在广场里便看见斯特凡大教堂的金顶和环城大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每到夜幕时分，艺术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都聚集于此，为宁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喧嚣。广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杂志和新闻，顾客可在多达 200种的各色出版物中挑选自己钟爱的刊物。

阿德勒不停地忙于发展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念越来越远，偶尔闲余下来和朋友对弈一局，也是一种享受。除了在医学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大会上讲演之外，阿德勒在 1913 年还发表了几篇重要的文章，进一步突出了自己的特点。这些文章包括：“神经症的无意识作用”、“个体心理学实践的新原则”以及“神经症的个体心理学治疗”等。在这些文章中，阿德勒反复强调，成年的情感困难可以追溯到学龄前形成的错误生活计划。在这个时期，个体应该从社会环境和生活构成中寻找追求优越的目标。阿德勒放弃了弗洛伊德让患者躺在长椅上安静、被动自由联想的技术。他积极提倡面对面友好、坦诚地揭露患者的生活计划。他认为，治疗的关键之处在于揭露神经症系统或者错误的生活计划。治疗师一旦完全理解这种生活计划后，治疗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帮助患者实现这种计划。

治疗师在每个案例中要完成四阶段的任务。在第一阶段中，治疗师首先要和患者建立治疗关系，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患者的问题，并加强患者面对自己生活的责任。治疗师有责任协助患者去察觉自己的长处，而不是一味地探讨他们的缺点，也因此会使用各种支持与鼓励的方法。在起初的阶段里，治疗师借助倾听、尊重，相信对方能够改变及表达真诚等方式，建立起治疗关系。通常患者普遍缺乏自我价值意识，自尊心低落，缺乏对适应生活任务能力的信心。治疗者所提供的支持可以祛除患者的绝望与沮丧感。在第二阶段中，治疗师深入探索患者的内心动力。在这个阶段里，患者须达成两项目标，一是了解自己的生活计划，二是了解此种生活计划对自己生活中各项功能的影响。治疗师会去探索患者的爱情、工作、友谊以及邻居关系，患者也应提供相关的资料，并充分表达想加以改善或改变的愿望。在第三阶段中，治疗师鼓励患者洞察。个体心理学治疗解释跟生活计划有关，即在评定患者的生活计划后，解释患者洞察其生活目标与意图。阿德勒并不认为这是绝对的需要，只是视之为朝向改变的一个步骤，而重要的是应能将对自己的了解转为建设性的行为改变。在没有太多洞察的情形下，个体也能够产生突然与显著的行为改变。在第四阶段中，治疗师引导与协助患者。治疗历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透过引导与再教育，使洞察能转化为行动。此阶段的焦点是协助患者看见新而光明的选择，鼓励他们鼓起勇气去冒险，在生活中尝试新的改变。在引导中，患者须做决定，并修正自己的目标。在治疗师的鼓励下，患者仿佛已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如此方能打破自我设限的假设。在治疗师的要求下，患者必须在重复旧行为模式时把持自己。此时，承诺是个重要的部分，因为希望改变，所以必须乐于让自己执行一些任务，为自己的问题做一些特别的事。只有依照这种方式，洞察才能化为行动。

治疗师必须和患者建立联系，揭示其在生活中的错误，鼓励患者对同伴发生兴趣。有时有必要立即建立联系。治疗师通常很难和患者建立联系，因为患者不信任治疗师，不想对治疗师倾吐心声。咨询师要极尽其能克服限制和阻碍而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赢得患者的信赖。治疗师最好不要以权威的身份和患者谈话，而是要同志般地润物细无声，并向患者解释其症状完全可以在积极的合作下彻底治愈。为了保持自信，治疗师有必要向患者做完全谨慎的承诺，这种谨慎在任何情形下都要保持。当然，患者可以和其他人谈论他的治疗。阿德勒告诫治疗师，在治疗时要严肃认真对待患者，不容一丝马虎，最好使用隐喻，有时也可以谈笑风生，尝试帮助患者解释其生活计划。他建议治疗师和患者建立一种愉快和友好的关系。当患者不以一种枯燥无味和形而上的形式解释自我时，其生活计划就得到了揭示。

随着新思想的不断涌现，阿德勒决定将他的团体和精神分析团体区别开来，1913 年重新命名为“个体心理学协会”（the Society for Individual Psychology）。这是阿德勒思想的巨大改变，他彻底走出了精神分析的阴影，努力构建自己别具一格的心理学体系。他希望人们能够明白他的观点和方法是对人性的一种关怀，这与精神分析有着本质的区别。1914 年，为了感谢个体心理学同仁在心理学、医学、教育等诸多领域里的辛苦工作，阿德勒和福特穆勒共同编辑了一本书《治疗和教育》（To Heal and To Educate）。这本书涵盖了过去十年的文章选集，阿德勒的 16 篇文章已通过各种场合出现过，其他人的文章还是首次发表。这一年的冬天，阿德勒和几位同事成功发行了第一期《个体心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Individualpsychologie），阿德勒作为主要负责人，委托福特穆勒负责日常编辑工作，因为其文笔优美，阿德勒认为他完全胜任这份工作。福特穆勒希望个体心理学能有利于心理学、心理治疗和教育的发展。《个体心理学杂志》为个体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探讨和聚焦的阵地，其目标不是片面依赖某个人的言论，而是仰赖个体心理学所有同仁平等交换看法，相互支持。

在杂志的第一期中，阿德勒写道：个体心理学这个名字传达了这种观念，心理过程及其表征唯有在个体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所有心理学的真知灼见都源于个体本身。我们当然知道完全理解一个单独的个体绝无可能，但是不能阻止我们从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了解个体的整体人格。在各种情况下，我们得问神经症从哪里来，更重要的是向何方去。神经症是源于童年的器官自卑还是生活的挫折，向何处去就是他的生活计划是什么。（Hoffman，1994， p.87）

自从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辞世后，克拉克大学的霍尔就成为了美国心理学的领导者。1909 年，霍尔在克拉克大学庆祝建校 20 周年之际邀请弗洛伊德等人到克拉克大学讲演。鉴于弗洛伊德在美国获得的巨大成功，霍尔开始关注欧洲的心理学发展，阿德勒新创的个体心理学逐渐引起他的兴趣。他开始筹划邀请阿德勒到美国做一系列演讲。霍尔在同年 4 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赞扬阿德勒的补偿概念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发现。他还于同月写信给阿德勒：“在我看来，心理学涉及太多东西，您的研究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一种新理论。”随后他要求阿德勒就其作品中的几个问题提供一些解释，包括儿童人格特质和神经症治疗等。阿德勒收到信后，很快寄给霍尔几篇文章以及一份《个体心理学杂志》。阿德勒回信说：

您对我们工作的持续关注是我们的莫大荣幸。我们的个体心理学是一种关注人性的哲学和重视个体整体性的心理学。与贵校的合作将是个体心理学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Hoff-man， 1994， p.88）

并不是所有人都乐于看见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日益壮大，弗洛伊德听说克拉克大学对脱离出他阵营的对手感兴趣时，就很妒忌甚至嫉恨。弗伦茨更是挖苦说：可以肯定的是，霍尔校长的目标是将世界从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中拯救出来。（Hoffman， 1994， p.90）自阿德勒离开阵营后，弗洛伊德就坚定地认为阿德勒一伙人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阻止了心理学的发展。斯泰克尔和荣格的纷纷出走更加强化了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

不久之后，弗洛伊德完成了一本《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著作。在该书中，他没有提到曾在 1902 年秋天给阿德勒、斯泰克尔等人发去邀请信，而是描绘成一群年轻的医生想聚集在他身边，想要学习、实践和推广精神分析。他说：阿德勒的理论寻求一举解释人类的行为和特点，以及人类的神经症和精神病。这个理论与其说适合于神经症领域，倒不如说更适合于其他领域。多年来我有机会研究阿德勒医生，也从未拒绝承认他的不同寻常的能力。……在阿德勒的体系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生观，是完全建立在攻击本能基础上的，这个体系中完全没有爱的立足之地。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这样一种惨淡的世界观竟会受到人们极大的注意。（车文博，2004， pp.186~191）

阿德勒曾愤愤地就此番言论对弗洛伊德说：你认为使我的一生都处在你的保护下，会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吗？（车文博， 2004， p.186）

弗洛伊德对阿德勒创建个体心理学的价值一直没有正面的承认。他认为这根本就是完全错误的，不是对科学的一种新思考和观察。从阿德勒的体系中获得的生活观完全是种攻击的冲动，没有给爱留有余地。他的许多基本观念太简单而且错误百出，他的人性观充满着竞争，不是每个人都有器官自卑。但是，弗洛伊德的这种批评并没有阻止阿德勒的追随者认为阿德勒是救星。在以后的生活里，阿德勒的所做和所言明显地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他不是一个令人反感的人，更不是基于攻击的冲动建构一种错误的心理学体系。阿德勒所构想的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是一个追求优越但不妨碍他人的个体，是一个关注社会兴趣的个体，是一个创造自我的个体。随后世界发生了重大改变，阿德勒的人生轨迹和他的心理学道路也随之发生改变。

二、战争孕育新思想

1914 年的初夏，整个欧洲弥漫着一种令人迷幻的气氛，极少有人能想到，6 月 28 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费迪南大公夫妇后，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重大事件。虽然奥匈帝国调查委员会两周内没有发现任何确凿证据，证实塞尔维亚政府和这起恐怖刺杀事件有关，但整个奥匈帝国政府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奥地利民众群情激奋，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萨拉热窝事件的发生，奥匈帝国决定以此为借口挑起战争，吞并塞尔维亚。7 月 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限 48 小时答复。通牒内容极其苛刻，要求制止一切反奥活动，惩办进行反奥宣传的民众，由奥匈帝国派员共同审判萨拉热窝事件的“凶手”等。7 月 25 日，塞尔维亚复文，除拒绝共同审判外，全部接受其余条件，但奥匈帝国仍不满意。当天奥匈帝国即宣布与塞尔维亚断交。7 月 28 日奥匈帝国正式对塞宣战，主要欧洲国家形成两大阵营，卷入战争。战争的规模是史上空前的。在 1912 年完成军队服役后，阿德勒并没有感觉到征兵制度对个人生命存在任何危险。但是在刺杀事件之后，他直觉战争已迫在眉睫，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在繁花凋谢的晚春里，莱莎、四个孩子和一些富足的亲属前往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市度长假。虽然之前莱莎也曾去过俄罗斯，但是这次却是她结婚 15 年以来与阿德勒分离最长的一次。因为莱莎远在千里迢迢的俄罗斯，阿德勒有些孤单落寞，维也纳的一些亲朋好友也仿佛若有所失。6 月末，一位朋友写信给远在俄罗斯的莱莎：

亲爱的阿德勒夫人，我们所有人都在喜乐咖啡馆，很想念你。希望你在俄罗斯和四个孩子过得愉快。（Hoffman，1994， p.93）

莱莎也回信告诉寂寥的阿德勒和失落的朋友：我和孩子们在乡村过得很愉快，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民风淳朴，我们怡然自得。（Hoffman， 1994， p.93）阿德勒收到信后心中坦然不少，落寞的情绪也消散在了清新的空气中，但是一想到战争的来临，他就立即感觉到这样的桃园美景如同过眼云烟，战争恐怕会摧毁一切。到了 7 月，国际关系已相当紧张，战争一触即发。阿德勒发电报给莱莎，要她迅速带着孩子和亲属一道返回维也纳。莱莎并未因为黑云笼罩的天空而急着回奥地利，她回复说：再等等看。儿子科特后来颇有感慨地说，最初是悲惨的严峻考验，母亲感觉到了危险的迫近。阿德勒没有耐心等待事件往悲剧方向发展，他积极想方设法前往俄罗斯营救。在梵蒂冈一位高级牧师（他曾经的患者）的帮助下，他踏上了驶向罗马的列车。此时意大利还没有卷入战争，属于中立国，而奥地利和俄国正分庭抗礼，阿德勒计划和莱莎在安全的罗马碰面。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列车行进到中途，停在了意大利的东北部地区。深夜，列车员手持一盏灯烛，缓慢地行走在各列车厢里。一位牧师担忧地问道，“出了什么事？”列车员诚实地回答，“我也不知道。”牧师要求道，“但是至少得给我倒杯水吧”。阿德勒在平安抵达罗马后对异常镇定自若的牧师说，你非同一般的要求反映了人们内心一直需要拥有一种感觉来控制外部活动。幸运的是，列车只是出了一点小故障，短暂修理后，又重新上路了。一抵达罗马，阿德勒就急迫地通过各种途径寻求罗马官方的协助以援救莱莎。天助自助者，莱莎在各方朋友的帮助下，成功地获得沙皇的接见。她声称自己是名忠实的俄国公民，被迫嫁给阿德勒，含辛茹苦抚养几个孩子。沙皇同情莱莎生活在异国他乡的遭遇，爽快地发放了通关令，准许她返回敌对国奥地利。在焦躁不安地行经芬兰后，莱莎和四个孩子安全地登上了驶往瑞典的轮船，途经德国，最后于 1914 年 12 月回到维也纳。事件亲历者科特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次惊心动魄又令人唏嘘的旅行。

持续的战争给欧洲各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阿德勒和他的个体心理学自然也不能幸免。从政治取向上而言，阿德勒和莱莎都是国际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从个人角度而言，他们都同情英格兰和法国甚于德国和奥匈帝国；对个体心理学而言，战争爆发后，阿德勒领导的新运动就暂告一段落。许多阿德勒的追随者积极参与军队服役，包括他最亲密的友人福特穆勒。每周例行的聚会也停止了，个体心理学的文章和杂志刊印也不得不无限期中止。阿德勒只好招募还未参军的医生斯特拉瑟（Strasser）作为杂志的第三任合作编辑。但自 1914 年 8 月以后的两年里，个体心理学只发行了一季的期刊。

1915 年 1 月，阿德勒接受了渴望已久的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授予的无薪讲师职位。自从他向维也纳大学提送《神经症的性格》一书以证实他的专业水准后，两年半的时间已悄然逝去。瓦格纳•尧雷格（Wagner Jauregg）时任维也纳大学神经精神病院的院长。他于 1880 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83 年在一家精神病院任职，从而对精神病学产生兴趣。1927 年，尧雷格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及医学奖，以表彰他发现了用疟原虫接种治疗麻痹性痴呆的治疗价值。20 年前阿德勒的专业考试正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1895 年，阿德勒获得了自己的医学博士学位。

尧雷格看过《神经症的性格》一书后，简要地评价了阿德勒的学术成就：

过去四年，阿德勒以医学博士身份活跃在维也纳医院里，取得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但是他在写作中缺乏经验性的证据支持。其他申请职位的人都为他们的研究，例如在解剖学、组织学等方面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客观数据，而阿德勒在科学性方面有所欠缺，某种程度上纯粹是一种推断性的解释。器官自卑作为神经症的一种致病源颇有意思，也有几分道理。但是这个概念太含糊不清，似乎包含了所有的生理系统，而确实推断过多，在医学研究领域缺乏严谨和客观的证据支持。

十年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家奥托•波特茨（OttoP觟tzl）拒绝弗洛伊德《释梦》的理由和当时拒绝阿德勒的一样，这同样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品，哲学思辨的意味非常浓厚。事实上，弗洛伊德获得教授的职位是凭借他在失语症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为此等待了 15 年。

意大利于 1915 年 5 月正式加入俄国、英国组成的协约国，奥匈帝国开始遭受更大的损失，奥地利人越来越认为这场战争是十足的灾难。奥地利军队规模有限，许多新人被征召入伍，以弥补前线士兵源的不足。1916 年，阿德勒以军医身份征召进来，派往距离维也纳 55 公里外的军队医院的神经精神病部门工作。如果阿德勒对维也纳大学漠视他的成就严重受挫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在心理学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阿德勒抱着全然服从、一心一意的态度参与军队工作，关闭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并委任 26 岁的精神病学家欧文•克劳茨（Erwin Krausz）等继续开展个体心理学的相关工作。

战地医院的目标只有一个，尽可能快速地从身体和心理上治愈所有负伤的将士，以便重新投入战斗。战士的病症各不相同，如何确定谁真正受伤，谁装病糊弄？哪种方法能最快捷地将战士的战斗力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呢？阿德勒抵达战地医院不久，他的医生同僚就已触及到问题的关键：说服医院的伤兵，唤起战场爱国的热情远比保持担忧、恐惧的症状要好得多。为了治愈伤病员，军队医生无所不用其极，使用了各种各样的休克治疗法，包括让伤病员反复淋凉水，做模拟手术，等等。最普遍的技术还是使用突然、激烈的电击。医生使用各种技术试图让士兵恢复战斗力，但是这些方法很少奏效。绝大多数伤病员并未恢复健康就又重新投入战斗，至少他们可以进行简单地做防御的工作。

斯泰克尔战后在自传回忆中说，阿德勒来了不久以后，他也到了同一家医院服役，发现很多同事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战士们像劳工一样身体恢复了一半又再次投入战斗中，仍在康复的伤病员，依旧痛苦不堪，伤口没有痊愈，就要被编入军团，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前线。在许多医院里，士兵饱受电击的折磨，以使他们更愿意面临战争的恐怖。有一次，医院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前来病房探视时宣布，大家必须撤退，护送 50%的伤病员离开，运送卡车马上就到！

很难想象，阿德勒在情绪上如何被这种环境所激发，但是他却对人性有了一些新发现。阿德勒昼夜不停地围绕这些神经症患者工作，他意外注意到士兵睡眠时的姿势和清醒时的人格存在某种奇妙的联系。那些睡成一团的士兵通常害怕白天的战斗，睡觉姿势舒展的士兵则看似需要更多的护理。战争结束后，阿德勒不断地思考这个新发现。通过比较医院里的各种各样伤病员的睡觉姿势，他断定精神态度通过睡眠以及清醒时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成人习惯于特定的睡眠姿势，一旦姿势突然发生变化，那么就可以断定他的精神态度必有所改变。所有的睡眠姿势都有特定的含义。焦躁不安的人，彻夜翻转不停，他们不满足，一直想做些事情以满足自己。安静的睡眠者面对生活的问题都已心中有数，他们的生活井然有序，夜晚只是一种休息的生活方式。

阿德勒觉得这个发现很有意思，并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想法。他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可以通过各种细微的姿势和微小的动作察觉。但他深知，这些发现只是他的生活目的论的一些附属品。正是生命的冲动和创造力才促使个体冲破重重阻力，才使个体有所作为。然而，此时受伤士兵的人生目标在哪儿呢？他们寻求生存，在情感上他们真正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治愈他们心灵的创伤，使他们拥有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寻找生活的意义才能真正地治愈他们，使他们回到战场上，生龙活虎地投入战斗。

不是哪个专门受到损害的器官。（Hoffman， 1994， p.95）尧雷格认为精神分析的科学性值得商榷，科学是客观可证伪的，精神分析充斥着推断。他对阿德勒的批评并非完全针对个人，而是从科学的角度看待任何一部作品和评价一个人。维也纳大学的评审会委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很大，最终经过激烈争论后，25 个人的投票给予了他无薪讲师的职位，而不是带薪的职位。阿德勒的身心受到了巨大打击，他已明知获得教授的职位更加希望渺茫。他后来痛快放弃哥伦比亚访问教授正是有维也纳的前车之鉴。

那时阿德勒的许多友人都认为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活动是被拒绝的真正理由。不过解剖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士泰德勒（Tandler）已稳坐教授一职 20 余年。政治背景似乎解释不通，尧雷格的客观评价其实更具代表性，《器官自卑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和《神经症的性格》两本书就其内容而言，确实推断过多，在医学研究领域缺乏严谨和客观的证据支持。

十年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家奥托•波特茨（Otto Po tzl）拒绝弗洛伊德《释梦》的理由和当时拒绝阿德勒的一样，这同样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品，哲学思辨的意味非常浓厚。事实上，弗洛伊德获得教授的职位是凭借他在失语症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为此等待了 15 年。

意大利于 1915 年 5 月正式加入俄国、英国组成的协约国，奥匈帝国开始遭受更大的损失，奥地利人越来越认为这场战争是十足的灾难。奥地利军队规模有限，许多新人被征召入伍，以弥补前线士兵源的不足。1916 年，阿德勒以军医身份征召进来，派往距离维也纳 55 公里外的军队医院的神经精神病部门工作。如果阿德勒对维也纳大学漠视他的成就严重受挫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在心理学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阿德勒抱着全然服从、一心一意的态度参与军队工作，关闭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并委任 26 岁的精神病学家欧文•克劳茨（Erwin Krausz）等继续开展个体心理学的相关工作。

战地医院的目标只有一个，尽可能快速地从身体和心理上治愈所有负伤的将士，以便重新投入战斗。战士的病症各不相同，如何确定谁真正受伤，谁装病糊弄？哪种方法能最快捷地将战士的战斗力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呢？阿德勒抵达战地医院不久，他的医生同僚就已触及到问题的关键：说服医院的伤兵，唤起战场爱国的热情远比保持担忧、恐惧的症状要好得多。为了治愈伤病员，军队医生无所不用其极，使用了各种各样的休克治疗法，包括让伤病员反复淋凉水，做模拟手术，等等。最普遍的技术还是使用突然、激烈的电击。医生使用各种技术试图让士兵恢复战斗力，但是这些方法很少奏效。绝大多数伤病员并未恢复健康就又重新投入战斗，至少他们可以进行简单地做防御的工作。

斯泰克尔战后在自传回忆中说，阿德勒来了不久以后，他也到了同一家医院服役，发现很多同事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战士们像劳工一样身体恢复了一半又再次投入战斗中，仍在康复的伤病员，依旧痛苦不堪，伤口没有痊愈，就要被编入军团，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前线。在许多医院里，士兵饱受电击的折磨，以使他们更愿意面临战争的恐怖。有一次，医院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前来病房探视时宣布，大家必须撤退，护送 50%的伤病员离开，运送卡车马上就到！

很难想象，阿德勒在情绪上如何被这种环境所激发，但是他却对人性有了一些新发现。阿德勒昼夜不停地围绕这些神经症患者工作，他意外注意到士兵睡眠时的姿势和清醒时的人格存在某种奇妙的联系。那些睡成一团的士兵通常害怕白天的战斗，睡觉姿势舒展的士兵则看似需要更多的护理。战争结束后，阿德勒不断地思考这个新发现。通过比较医院里的各种各样伤病员的睡觉姿势，他断定精神态度通过睡眠以及清醒时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成人习惯于特定的睡眠姿势，一旦姿势突然发生变化，那么就可以断定他的精神态度必有所改变。所有的睡眠姿势都有特定的含义。焦躁不安的人，彻夜翻转不停，他们不满足，一直想做些事情以满足自己。安静的睡眠者面对生活的问题都已心中有数，他们的生活井然有序，夜晚只是一种休息的生活方式。

阿德勒觉得这个发现很有意思，并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想法。他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可以通过各种细微的姿势和微小的动作察觉。但他深知，这些发现只是他的生活目的论的一些附属品。正是生命的冲动和创造力才促使个体冲破重重阻力，才使个体有所作为。然而，此时受伤士兵的人生目标在哪儿呢？他们寻求生存，在情感上他们真正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治愈他们心灵的创伤，使他们拥有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寻找生活的意义才能真正地治愈他们，使他们回到战场上，生龙活虎地投入战斗。

两年后，战争已往纵深方向发展，战争的硝烟并没有阻止阿德勒的思考。他渐渐认识到，对和平时期国民的神经症的治疗有其不言自明的对象，治愈患者或者将其从症状中释放出来，这样患者可以再一次发现自我追求并主导的生活。而军队的神经症自然也有其对象，不是渴望治愈患者本身，而是治疗军队以及国家的一些疑难杂症。

阿德勒并不觉得到军队服役是一种爱国的美德，反而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把士兵从生死线拯救回来的义务。那些失去信心、饱受精神创伤的士兵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重返生死由天的战场，这些决定和他们求生的本性恰恰相反。医生的天职就是为了保障生命的健康和安全。数十年后，阿德勒仍然记得，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他都极其痛苦于垂垂挣扎、奄奄一息的生命。1917 年初，他被安排到更远的、更吸引人的地方：波兰克拉科夫（Cracow）的奥地利第 15 集团军医院。像阿德勒这样一名缺少军衔的普通军队医生，有机会到克拉科夫大学城这么舒适的地方实乃罕见。其中缘由便是，经他救治的一位高级军官夫人从中牵线将他调到安逸、安全的地区。很少有档案和文字记载阿德勒在克拉科夫半年的活动，依稀可循的只是日常工作和一些讲演。在克拉科夫短暂的时间里，阿德勒曾就“战争神经症”这一问题向战地军医做了几场讲演。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家人依然是阿德勒心中所有的牵挂。7 月中旬，阿德勒以亲切、温暖的口吻写信给大女儿瓦伦汀，祝贺她从维也纳大学顺利毕业：

昨晚我收到你的电报。我是多么希望能和你一起欢度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帮助你为整个夏季和遥远的将来制定愉快的计划。我想以后有时间我一定弥补上。现在你完全自由了，你得以自己的方式营建自己的生活。我们不用条条框框束缚你，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知道，选择并不是什么难题，知道何种选择而去践行才是问题。现在你得明白自己的理想目标，不能为了逃避现实而寻找借口或推辞。和亚历山大建立友好的关系，我相信你能做到。（Hoffman， 1994， p.100）1917 年 8 月至 11 月间，阿德勒被再次转移到维也纳北部的格林津地区，他在这里给备受斑疹伤寒症苦楚的士兵进行治疗。至此，阿德勒已经花去大量的精力思考战争的心理原因，他未能在传统的宗教领域寻找到答案。自年少时代，阿德勒就是一位不可知论者。童年在逾越节彻夜等候天使的造访，并没有让他看到上帝的身影。此时自然也不会有神谕来指引阿德勒，现代哲学家也没有给出令他满意的答案。虽然尼采把个人意志置于最高的地位，阿德勒也非常赞同这种看法，但是略有区别的是，阿德勒认为，人们需要的不仅是个体主义，更要拥有社会兴趣：同情、利他、无私和忘我，如此这般的品质。当然，拥有这些品质似乎过于理想和完美，但却是心理的最终根源所在。

新思想正一步步迫近诞生。总结早期的工作，阿德勒越来越相信，许多人缺乏这些重要品质的原因在于他们感到自卑和无能为力。相反，健康的人以强有力的措施在内心里拥有社会兴趣，并能鼓励他人拥有这种社会兴趣。如果男人和妇女（包括孩子）能征服自卑感，那么他们就能真正帮助他人。现代科学尤其是心理学，而非宗教，是掌握主动权和培养这种关键人格特质的时候了。社会兴趣是全人类和谐生活、相互友好和渴望建立美好社会的天生需求。完美社会的实现作为首要动机取代了个体的完美化。充分发展的社会兴趣几乎与个体生活的所有方面息息相关。

每个人在生活中必然会遇到职业选择、参与社会活动和爱情婚姻这三个重大主题。个体能否正确完满地解决这些问题，反映了他的社会兴趣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也表示了他对生活的意义是否有最深切的感受。一个人如果有美满的爱情生活，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有一定的成就，在社会生活中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可以说，这个人就具有丰富的社会兴趣和各种正确的“生活意义”的共同尺度。相反，如果一个人爱情婚姻很不美满，工作又不尽心尽力，无所作为，在社会上有没有朋友，难以和别人交流，那么，这个人就一定缺乏社会兴趣，他的生活意义就是错误的。显然，所有的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酗酒者、堕落者、娼妓——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从属感和社会兴趣。因此，要想使失败者恢复有意义的生活，就要发展他们的社会兴趣。

在离开军队去拜访友人期间，阿德勒首先袒露了他的新想法。阿德勒于 1917 年在个体心理学体系下阐述了社会兴趣的特点，并越来越感受到外界的支持。同一年，《器官自卑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由纽约著名神经病学家威廉姆•怀特（William White）的朋友———史密斯•吉莱福（Smith Jellife）翻译为英文。怀特和吉莱福在纽约北部的宾汉姆顿州立医院相识，他们俩于 1902 年创办了《神经症和心理疾病的精神分析评论杂志》，1913 年创办了《精神分析评论》杂志。怀特还为阿德勒《神经症的性格》一书的美国版本写了序言，这本书由精神病学家伯纳德•格拉克（Bernard Glueck）和约翰•林德（John Lind）合译出版于 1917 年。阿德勒的两本主要著作同时拥有了英文版本，以享誉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自从两年前被维也纳医学院拒绝教授职位后，阿德勒的自尊受到极大的动摇，这两本英文著作的问世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对他的心灵伤害，也再次唤醒了他的自信。

1915 年，这一整年，阿德勒都没有发表任何文章。接下来的两年，他只撰写了三篇文章，《个体心理学杂志》于1916 年末也只出版了一卷。但到了 1918 年，整个面貌焕然一新。阿德勒在瑞典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运送患病的伤员和受伤的士兵。这种并不繁忙的军队工作为阿德勒存留了大量的时间思考新的问题。这一年阿德勒探讨了六个新问题，包括战争神经症、强迫性精神障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以及个体心理学教育等广泛的主题。

同年 1 月，阿德勒有关战争神经症的文章批评了政府用“医学观念和纯粹的医学思考”为军队目标服务，却未获得任何和平主义或者反征兵制度者的支持。他把战争神经症归咎于那些患有情感困难的人。他在克拉科夫的神经症中心收集的大量数据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政府官员很少有独自掌握战争神经症这些清楚又易识别的案例。当面对社会义务时，犹豫不决的本性就显露无遗，并最终成为神经症患者。（Hoffman， 1994， p.103）阿德勒主张，精神病与身心紊乱的斗争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每个神经症患者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怯懦的个体，他无能为力使自己适应大多数人的观念，以一种神经症形式出现，努力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阿德勒思想变化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志是同年 11 月向苏黎世神经病学家协会做的一场讲演。在探讨如何对人们所称的强迫性精神障碍诸如反复洗手等进行治疗时，阿德勒强调理解患者的整体人格的重要性，而不仅仅关注分离的症状。应该尝试获得与患者有关的信息，洞察他的本性、生活的目标和态度，检查包括生活中的一些决定，例如爱情、婚姻和职业的选择。

此间，阿德勒还特别关注出生顺序在形成强迫性精神障碍人格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家庭中的次子或者独生子的成长。他认为，没有任何两个儿童的成长环境是相同的，哪怕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家庭。在同一个家庭里，围绕着每个孩子的家庭氛围也是独特而有差异的。长子所处的环境明显不同于他的弟妹们，他最先是独自一个人，因而是所有注意的中心。一旦次子出生后，长子便发现自己被置于镁光灯聚焦的范围之外，落寞和不平充斥了内心。对于这种变化他是决不乐意接受的。事实上，这也确是他一生之悲剧所在，昔日的万人瞩目如今一去不复返。所遭遇的这种戏剧性突变使他在自己的生活计划中掺入了某种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出现在他成年之后的性格特征和日常行为里。

次子因处境不同于长子，因而地位独特。他总有一个榜样近在咫尺，始终努力寻求超越长子。年长的孩子由于对竞争的畏惧和无力胜任，转而越来越失去父母的重视，次子则受到双亲乃至祖父母的宠爱。他一直处于竞争之中，所有性格特征都反映出在家庭中的这一特殊地位，特立独行，不承认权威，寻求自我的优越目标。独生子女会发现自己处在特殊的境遇之中。他完全受其环境中的教育方法的摆布，父母也别无选择，只好万千宠爱于一身。他们把自己全部的教育热情都贯注在这个孩子身上，他变得高度依赖别人，时常等着别人给他指引明路，随时需要别人搀扶。他一生都受人娇惯，不习惯面对任何困难，因为人生道路上的障碍都已被宠爱他的人清除干净。

闲暇之余，阿德勒还以钦佩之情阅读了俄国 19 世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和《卡拉马佐父兄弟》。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读到了“人类价值以友爱的形式做最完满的诠释”。人们一直在寻找内心的模式，乐意帮助他人。阿德勒在《个体心理学杂志》上的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写道：

爱，一种可以洗掉一切罪恶的补偿性的爱。人必须找到自己的准则，这样他就会发现他愿意帮助别人，有能力为别人牺牲自己。并未犯罪而却在西伯利亚的煤矿里劳改的米特亚•卡拉马佐夫居然有一种潜藏的满足感和优越感，因为他知道他是无辜的。一个奇怪的吝啬鬼在饿死之后竟被发现有 17万卢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肯定是因为装穷、挨饿、不花钱使他有一股莫大的优越感。这种异化的非理性行为，就像《群魔》中基里洛夫的自杀一样；但这种荒谬的行为是使对他们的意志的一种维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驱力有这样一种认识，“如果屈服本身就含有因优越于别人而产生的隐秘的快乐感，那么拯救也就存在于这种屈服之中”。（威尔森， 2001， p.70）

阿德勒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心理学家的成就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他应该如同尼采一样被当作人们的导师。没有哪个人没有目标就开始行动或者思考，他的创造性、伦理观以及其中的艺术无不在引领人们理解人类的合作。奥匈帝国进行了四年的斗争，此时已迅速溃败。阿德勒怀有一种令人振奋的乐观，他期望战争早早结束，阿德勒在11 月就“个体心理学教育”发表了一篇讲演，面向苏黎世医生协会，他引用了 19 世纪德国医学改革者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的名言，“医生终将成为人类的教育者”。阿德勒特别强调对年轻人进行训练的重要性，由于道德的约束和美德的规范，他们会被训练成为良好团体的一分子。这样一项颇具挑战的任务由父母和教育者来承担，医生则专门关注人性及其发展。他强调童年的疾病和身体的虚弱会导致成年期的情感问题，而且会对情感的社会化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缺乏关爱的环境里成长的个体，即使长大了，也会显露其缺少爱的迹象。他会一直怀疑别人对自己心存不善，将自己和别人隔离开来，不与人相处。要求那些犯错的个体或者备受心理疾病困扰的个体来完成这项任务显然令人不快，这也会浪费巨大的资源，是时间由父母和医生通过教育力图达到目标的时候了，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宣传个体心理学的这种真知灼见，帮助自己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这种乐观的看法似乎被遗忘在了战争的残骸里，阿德勒透过战后的千疮百孔来传播他的思想，治愈满目疮痍的心灵。他的乐观受到妻子莱莎的革命精神的影响，但是暴力政治革命解决不了心灵问题，唯有心理学才能拯救灵魂。11 月 11日，世界恢复宁静，德国向盟军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战争夺去了五千多万人的性命。卡尔一世宣布退位，奥匈帝国不复存在。奥地利的第一个共和国成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阿德勒终于有时间来全身心投入个体心理学的发展了。

三、创办儿童指导诊所

尽管阿德勒以一个心理学革新者的形象渐为人知，但是战后他的主要影响还是在儿童心理的应用领域。在奥地利和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因为阿德勒在儿童心理健康以及在教育、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努力，人们才最终熟悉他的伟大成就。他也把治疗的观念推广给了数以千计的非专业人士，与弗洛伊德、荣格不同，他们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成人的人格方面，而阿德勒的名字越来越和学校以及家庭的儿童教育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与阿德勒长期关注儿童教育有关。早在 1904 年，他就在医学报刊上撰写一系列文章，倡导医生就是教育者的理念。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九年的时间里，他也十分重视学校的教育改革。然而，直到战后才有条件兴建儿童指导诊所，他也把重心转移到了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方面。战后初期，阿德勒利用这些条件作为宣传个体心理学的最有力途径。实际上，在阿德勒的整个余生，他都认为，从长远看教育改革才是通往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

阿德勒在儿童心理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对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掌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19 年 5 月，社会民主党在市议会选举中一举赢得半数以上的席位，虽然在第二年因为联合其他政党的失败失去了国家领导权，但是他们在维也纳依然拥有决策权。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志在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红色旗帜和改革声音一直飘荡在维也纳上空长达 20 年。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全力发展社会健康和福利事业，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一位奥地利历史学家这样描述他们的愿景：

终有一天，工人一起齐声欢唱，阅读社会主义报纸，学习社会主义课程，聆听社会主义讲座。社会民主党当选的主要承诺是改变公众教育落后的现状，创造一种不同于以往资本主义的新文化、新环境。（Hoffman， 1994， p.107）在市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在理想主义的改革气氛下，阿德勒和同事于 1919 年和 1920 年一道建立起几所正式的儿童指导诊所。阿德勒无偿为诊所提供服务，给教师提供建议，应对各种各样的学生。这种心理学训练之前在奥地利甚至在整个世界都还没有出现过。人格和心理治疗对大多人而言还是新鲜的事物，人们还不太了解。在经历过少年时期令人窒息、沉闷不堪的学校时光后，阿德勒此时感到异常振奋。他可以为教师做很多有益却从未有人尝试过的事情，运用个体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帮助教师处理学校日常问题。他的目标在于改革传统的独裁教育，帮助所有孩子成长为完整、独立的个体，拥有社会兴趣和理智需求。教育家塞德勒曾说，那时还没有受过训练的心理治疗专家在维也纳学校工作，也没有咨询人员和指导老师。唯一专业的服务就是那些毕业的学生，他们曾在专业指导中心受过有关专家的培训。战后，奥地利通货膨胀，经济疲乏，民众内心失落，亟须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指导。

学校的老师非常渴望帮助无助的学生，阿德勒的指导正是雪中送炭。诊所提供的服务迅速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欢迎。教师无论遇到多么令人烦恼的情形，无论孩子是心理问题，还是患有身体缺陷，在教师详细描述孩子的所有情况后，阿德勒都会给出自己的建议和指导。因此，父母和孩子都愿意接受阿德勒的指导。一个家庭咨询完毕，下一个就会接着开始，直到接待完所有家庭。阿德勒的这种自由开放的咨询形式吸引了众多父母的兴趣，但是独木不成林，阿德勒一个人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1922 年，在阿德勒的指导下正式组建了一支由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组成的治疗团队。队伍的身影出现在维也纳的各个街区，无偿为家庭提供指导。

通常，治疗团队都会在每周的一两个晚上选择学校的一间空教室作为咨询场所。获得父母允许后，他们便会和学校教师谈论各种案例，也会邀请一些专业人士和社会工作者参与讨论。在谈论完毕后，父母和孩子先后被邀请进来，一些成员喜欢先和父母谈，以确立他们的权威性，另一些则偏爱和孩子交流，以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顺序不分先后，以个人的习惯而定。阿德勒一般都会先向父母询问一些家庭情况，也顺便了解孩子的成长经历以及一些早期经验等。有时，因为对某个案例看法不一，团队成员也会展开激烈的讨论，再三斟酌后才会向父母通告最终的处理方案。一些家长在初访后，还会再陆续寻求咨询。大多数孩子的年龄都处在 6 岁至13 岁之间，有时团队还会针对年龄很小的儿童给予特别的指导。

在这个阶段，阿德勒和他的同事也会给年轻的父母上课，讲述如何运用个体心理学的知识教育孩子。个体心理学的教育艺术在于完全理解孩子，避免权威性对其性格的发展带来的困扰；父母使用间接的方法，不强迫孩子，尽力引导孩子走上康庄大道。当孩子显示了积极的适应性、乐观、勇气、自信和社会兴趣，学会了合作和奉献时，父母才真正完成了任务。父母在儿童心灵里绘制的无条件信任的图画会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儿童不是出生时就带有完美的性格特质，但是却形成了与生俱来的能力，提供给教育新的创造性力量。个体心理学的教育任务就是指导儿童形成必要的能力，发展成为受人喜爱的性格模式，为正确和勇敢地解决生活问题做好准备。个体的生活计划最初在 4 岁或 5 岁就已形成，这个时期的培养就极其重要了。母亲的影响对儿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儿童是在和母亲的日常关联中成长的。母亲通常第一个和儿童建立起持久和密切的关系，她是孩子通往社会生活的第一座桥梁。这个阶段父亲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像母亲那样整天接触儿童。父亲和儿童的关系不够密切，他的基本任务是对家庭和社会的幸福作出自己的贡献。

每所学校每个月都定期为所有感兴趣的父母召开会议，一些学校更渴望进行一些公开讲座。阿德勒等人在他的年少居住地利奥波德区和人民学院（People蒺s Institute，Volk-sheim）的所在地定期开设讲座，每当他的个体心理学同仁出现时就会受到格外热烈的欢迎。精神病学家奥尔加•科诺夫（Olga Knopf）总结说：

众所周知，很多父母不愿意带他们的子女去儿童指导诊所，部分原因是认为他们的孩子和自己是被刻意安排到这儿来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孩子。因此，指导诊所对他们而言毫无用处。为了挽救这种情形，重新赢得父母的信任很重要，定期开会商讨有关事宜就是很好的方法。开设讲座不失为一箭双雕的好方法。（Hoffman，1994， p.118）

阿德勒在儿童指导诊所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和学生展开互动。自从 40 年前阿德勒厌烦学校这种一成不变的教育方法后，现在他终于有机会抛头露面，实践自己的想法了，年轻一代的教师也渴望改革。和阿德勒一起践行的同仁中有一位优秀的年轻人奥斯卡•斯皮尔（Oskar Spiel），他在日记里写道：

儿童有的鲁莽无礼，有的品行不端，有的懒散堕落，他们把所有精力都用到了和学习无关的地方。现在有必要通过个体心理学的治疗，通过私人谈话形式帮助他们重塑自我。（Hoffman， 1994， p.119）

斯皮尔鼓励学生独立自主的做法得到阿德勒的赞赏。他作为主要负责人，带领两名副手，一同引导学生讨论他们关心的话题。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达成一致意见以便和教师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三个人不仅有责任帮助学生处理师生关系，而且还有义务和学生一起探讨学习问题。阿德勒自己的孩子尤其是亚历山大和科特也在这个时期开始频繁地参加个体心理学的会议。两个年轻人探求真知，发觉自己在气氛活跃的谈论中特别兴奋和激动。自从创办儿童诊所以后，阿德勒就很少在家，两个孩子很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机会。阿德勒忙于讲演、授课、实践、写作等各种事务。莱莎已很长时间没有参加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集会以及其他专业活动了。她精通法语、德语和俄语，忙于翻译、写作和参与一些社会主义活动。莱莎通过写作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莱莎一边尊重丈夫的心理学工作，一边继续开展她自己的革命活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阿德勒在整个德国广泛宣传个体心理学思想。他的主要伙伴、精神病学家伦纳德•西弗（Leon-hard Seif）于 1922 年在德国慕尼黑也开展了很多活动。西弗协助组织了第一次国际个体心理学大会。许多年里，他都在德国领导个体心理学运动，广开讲座，讲授课程，举办各种论坛。尤其是在 20 年代后期，阿德勒把活动的重心转移到美国后，西弗仍旧在整个欧洲为专业人士提供治疗训练，以培养他们成为个体心理学家。西弗并不是孤军作战，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还有约翰尼斯•诺依曼（Johannes Neumann）和保罗•罗姆（Paul Rom）等众多同仁。

由于西弗等人在德国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阿德勒就有机会频繁地往来于德国和维也纳之间。一天晚上，阿德勒已被安排好在柏林就儿童心理学做一场讲演。一位临床医师仰慕阿德勒的大名，坐火车来到柏林。在前往柏林的火车上发生了一件小事。和他邻座的是一位年轻的母亲，母亲身旁是她那吵闹不休、烦躁不安的 5 岁的儿子。年轻的母亲起初还有耐性和儿子温和地说话，后来越来越怒火攻心，一改慈善的面庞以冷峻的脸色出现。她管治不了调皮的儿子，就索性一巴掌打过去，娇小的儿子顿时放声大哭。这时，一位略微矮胖的中年男子微笑着走过来，从兜里拿出一个木马玩具，递给哭闹的小男孩。小男孩被和善的面孔和可爱的玩具吸引住了，哭声渐渐停止，吵闹也慢慢消失。车厢里萦绕着一股温暖、清脆的笑声，男孩的母亲也一改严峻的表情，转怒为喜了。令这位医师非常意外的是，晚上在大厅发表讲演的正是他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位善良又亲切的人，此人正是他仰慕已久的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博士。

在创办儿童指导诊所的三年里，阿德勒吸引了 600 多名维也纳教师前来参加他开设的课程，他也从来没有耽误过一节课。这些经历都为他的著作《学校中的个体心理学：对教师和教育家的讲演》（德文版出版于 1929 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本书告诉人们，阿德勒和他的同事已为教育咨询中心奋斗了许多年，他们改变了很多父母陈旧的教育观，改变了很多问题孩子，也改善了这些家庭。

阿德勒在儿童指导中心的工作取了很大的成就，也越来越受到众人的关注。来自欧洲四面八方的专业人士前往维也纳一睹阿德勒的风采，了解个体心理学的全貌，学习个体心理学家如何处理儿童的情感问题。毋庸怀疑，《个体心理学杂志》在 1923 年恢复后，阿德勒领导的个体心理学获得了重要的进展，吸纳了一些颇具声望的国外编辑，其中有美国颇有名望的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阿德勒不仅仅通过个人的著作和讲演赢得他人的青睐，更是借助儿童指导中心的治疗效果的口口相传捕获了世人的心声。这一年，阿德勒第一次访问英格兰，在牛津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德文名为“个体心理学的一般体系和原则”的文章。同年，他受邀前往荷兰做一系列报告和讲演。至此他已展开了欧洲之旅和国际之旅，等待他的将是异常繁忙的旅途奔波。

尽管受到如此之多的国际邀请，阿德勒在维也纳所取得的成就也并非众口一词，他也听到了一些批评和指责。个体心理学家在学校指导和诊所治疗时的公共开放性首当其冲受到了批评，一些专家认为这种开放式的咨询是对隐私的不尊重，对儿童和父母都造成了伤害。无论初衷是多么的具有善意，然而几十个陌生人面对不为人知的隐私，没有人能保证守口如瓶，即便是谦谦君子也难免走漏风声。阿德勒和同伴面对这种批评据理力争，年轻人享受着这种众人的瞩目，从情感上获得了别人的支持。一些个体心理学家也指出，如果父母有所要求，或者儿童不习惯面向公众的话，他们当然会关起门来咨询，并不是所有咨询都是敞开大门的。

另一种指责的声音指向了阿德勒对儿童指导中心工作中数据统计的不完善。时光回流，青少年时期的阿德勒就对数学敬而远之。成为医生后，他的主要兴趣集中在了理论构建上，从成长的经历看，阿德勒似乎一点都不喜欢实验和统计工作。部分原因可能是，维也纳大学医学院 1915 年拒绝了他的任教申请。最根本的缘由还是阿德勒本人执著于教育推广和实践，他的最终目的是战胜死亡，寻求优越。虽然批评者也赞许阿德勒在《神经症的性格》一书中的真知灼见，但更批评他缺乏经验性的努力。遗憾的是，纵观整个阿德勒的生涯，他都未曾对此类批评做过积极的回应，也没有改变自己著书立说的风格。

1935 年末，就阿德勒在维也纳儿童指导中心所做的工作，一位热心关注指导中心工作的评论家分析认为，指导中心的记录太简要，前来咨询的父母和儿童很不规律。记录的不完整是因为没有人能讲清他们是否已经治愈而不来咨询了，父母认为自己完全没必要告诉心理学家他们停止咨询的理由。还有一些专业人士认为，阿德勒和他的同事没有进行系统地追踪调查和干预。其实阿德勒对方法学研究不感兴趣，他在读大学时也没有选修类似的课程。当然，从学术角度而言，他并不反对这种思考，时常还会在著作中专门引用埃利斯•弗里德曼（Alice Friedmann）等人的一些新发现。他对实验工作的冷漠终究影响了他在心理学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阿德勒一方面越来越关注儿童指导中心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不断拓展研究的主题。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无论是公开讲演还是科普文章，阿德勒都受到社会主义浪潮的强烈影响。1920 年秋天，阿德勒在人民学院的主办下讲授心理学课程。由阿德勒的好友、社会主义教育家福特穆勒在 20 年前创建的人民学院，后来经过社会民主党的努力，维也纳市政府已部分掌控这所学院。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的利益，党首鼓励设立论坛，广邀社会贤达人士就政治、历史、文学、妇女权益、新心理学等广泛问题展开讲演和讨论。人民学院在维也纳还开设了几所分院，在阿德勒幼年居住的利奥波德区，犹太人积极参加论坛。诚然，人民学院无法与维也纳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相媲美，但是它却有自身的特点，吸引了许多有名的作家和学者，分享自己的著作，容纳各层次的观众各取所需。起初学院的目标人群是工人阶级，后来大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成为了主要的成员。

到 1922 年秋，阿德勒在人民学院的课程已经将重点集中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诸如法国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特等人。在社会民主党创建的《劳动》刊物上，阿德勒撰写了一篇文章，他努力尝试将个体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机的结合。在他看来，法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发展的步伐也随之跟上，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大多数有识之人被排除在决策部门之外。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表达了他们的民众情感，试图创建革命阵线。批评的声浪随之袭来，政府极力控制不安的局势。这直接引发了革命的浪潮，为伟大的革命家领导革命铺平了道路。马拉特愿意为国捐躯，因为他的健康已被毁。丹东雄心壮志，他还是名学生时就偷偷逃学只为了观看国王的加冕礼。罗伯斯庇尔一直是个模范生，处处都是他人的榜样。革命领袖的政治行为可追踪到童年时期的经验和日后面对生活的态度。

阿德勒被邀请来讲授心理学课程，力图超越维也纳传统落后的培养方式，寻找更先进的家庭教育方法，帮助父母教育下一代。战后一些进步的年轻人想成为欧洲的主流作家，他们对个体心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曼尼斯•施佩尔博（Manes Sperber）于 1905 年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犹太教家庭，因一战爆发举家搬到乌克兰。作为战争难民，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于 1916 年重新回到维也纳。1921 年的盛夏，他因患肺结核，被迫转移到乡村疗养院，在那里身体慢慢得到康复。除了身体得到康复，他在心灵上还遇到了一位知己。他的室友是一位阅读广泛的大学生，两个人在一起无所不谈。尼采成为了他们谈论的一个焦点，施佩尔博非常倾慕尼采的才华，室友曾一度在人民学院聆听阿德勒现身言说，他把阿德勒受到尼采的影响，告诉给了施佩尔博。于是，施佩尔博跟随这位室友前往人民学院一睹个体心理学创建者阿德勒的风采。初遇在人们心中往往没有多少印记，后来年逾花甲的施佩尔博回忆说：第一次看到阿德勒博士，我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印象，没有多么激动，也不特别。他对向上意志的诠释既朴实又清晰，他并非即席讲演，有时不断重复一些概念，也许这些已经在之前的课上反复强调过。（Hoffman， 1994， p.12）

尽管如此，施佩尔博仍然决定在一个周一的晚上参加个体心理学家的集会，后来他成为了集会的常客，很少间断。他后来坦言，自己被阿德勒的超凡魅力打动了，不仅是阿德勒所创立的心理学，而且是那独特的人格。

阿德勒鼓励那些有个人见解的人向所谓的权威挑战。施佩尔博受到激励，在一次聚会中自告奋勇地站起来就“心理学的革命”主题做了抑扬顿挫的讲演。阿德勒被他充满激情的讲述深深打动。一周后，阿德勒对施佩尔博说，你讲演起来仿佛是一位个体心理学家。施佩尔博激动得有些颤抖：我不是一名个体心理学家，但或许我应该成为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爽快地回应：当然可以，我很乐意帮你，所有人都愿意帮你。不久，施佩尔博就收到阿德勒的邀请，参加个体心理学协会的会议。此时，阿德勒还没有蜚声世界，前来与会的都是维也纳的当地人士。施佩尔博进入协会就感到了一种自信，因为个体心理学协会里都是年轻有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教育者和作家等高级知识分子。

另一个怀有伟大抱负的青年才俊是鲁道夫•德雷克斯（Rudolf Dreikurs），他完全被个体心理学的魅力所吸引。数十年后他成为了儿童治疗专家，并在阿德勒逝世后领导个体心理学继续向前发展。德雷克斯在大学里接受过完整的医学训练。由于对精神病学和社会主义感兴趣，后来他和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成为朋友。他们都曾想加入弗洛伊德的圈子，由于要经历长时间的精神分析治疗，因此都扫兴而归。但参加阿德勒的团队却是件简单的事情，德雷克斯后来回忆说，你想参加就参加，没有人会拒绝或者阻拦，每周一的例会向所有慕名者开放。不久之后因为一件事，让他和个体心理学同仁之间产生了一些不愉快。1923 年的一个夜晚，个体心理学的一位同仁批评精神分析的言语有些过重，德雷克斯站起来辩解道：弗洛伊德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家，你怎么能这样菲薄一个人呢？一位同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德雷克斯推到一旁，指责德雷克斯的无知和大胆。此人粗鲁的举动使德雷克斯感觉受到了委屈，曾一度离开阿德勒的团体。

虽然德雷克斯和施佩尔博迅速地融入了阿德勒的团体，但是赖希的反应却没有他们积极。赖希和德雷克斯的身世非常相似，同样出生于 1897 年，来自一个富有的维也纳犹太教家庭，也接受过完备的医学训练。1920 年 3 月，作为一名精神病专业的学生，他曾在社会医学协会聆听阿德勒就“个体心理学创建”所做的讲演。此时赖希已是弗洛伊德圈中的一员。阿德勒讲演后不久，他写信给阿德勒，就几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首先，他感觉阿德勒将性对生活的潜在影响最小化了；其次，他拒绝认可阿德勒重视性别平等的原则；最后，他认为阿德勒所称的“男性抗议”不适合心理学这片土地。他认为，绝大多数妇女并不嫉妒男性的地位和社会权力，而是羡慕他们的性自由。20 世纪 20 年代末，赖希就政治问题和弗洛伊德分裂后搬到德国，加入了共产党。历史往往充满了偶然，阿德勒没有与赖希建立友好的关系，但他良多。

虽然阿德勒及其同仁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也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但却很难说明这些成果能否有效地推广到维也纳学校的日常教育中。似乎也不是每个人都拥护阿德勒对教育采取的心理学方法。保守的基督教尤其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宗教自由，他们极力反对教育改革，对学校放弃宗教活动表示强烈不满。强制性的宗教活动仍然存在于奥地利的各个学校，牧师在和学校改革的对抗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每周都会有一个下午，基督教的牧师拜访每间教室并进行指导，这时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则安置一旁。政治和宗教争斗充斥了各个学校。最终在法西斯政府上台后，学校改革戛然而止，学校里的学生心理诊所也陆续关闭。阿德勒和他热情的同仁失望至极。

阿德勒不仅通过公开讲演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其早期著作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1920 年末，阿德勒的主要选集《个体心理学的实践和理论》（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Individual Psychology）最初以德文的形式得到刊印，这本选集由 28 篇文章构成。许多文章在一些期刊上已发表过，其他一些则以公开讲演的形式出现。一战后，这些文集对推广和宣传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22 年的秋天，阿德勒的另一本著作《治疗和教育》以再版的形式重新发行。这本书八年前曾经刊印过，阿德勒的朋友福特穆勒是这本书的合著者，在筹划和编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福特穆勒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维也纳教育委员会的管理上，再版的工作就留给了欧文•威克斯伯格（ErwinWexberg）来完成。

和阿德勒的很多亲密合作伙伴不一样，威克斯伯格在教育和文学方面有所修养，他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职业医师。1922 年 5 月，他在《治疗和教育》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世界战争不仅阻碍了国家之间的科学往来，而且夺走了很多国家的研究热情。在第一版面世八年后，我们能再次面向公众重版此书，真乃是学界的一大幸事，借此机会可以唤起更多人的研究热情。（Hoffman， 1994， p.122）在介绍《治疗和教育》新版时，威克斯伯格还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个体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将阿德勒的研究方法和弗洛伊德的区别开来，他写道：

精神分析这个术语出现在个体心理学书籍中并不是一种巧合，精神分析在旧版里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新版中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历史的回顾。我们并不低估精神分析的价值，也不忽略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历史渊源。我们相信个体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两者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不会背负上精神分析某一学派的重任，因为书中没有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子。（Hoffman， 1994，p.122）

威克斯伯格在前言的结尾写道：个体心理学的理念很早以前就已超越了阿德勒和他的众多同事个人的思想，我们开始慢慢获得国际上的关注。（Hoffman， 1994， p.122）

同一年，阿德勒为《神经症的性格》的第三版写了序。1912 年撰写的这本书并没有为他获得梦寐以求的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教授职位。年逾不惑的阿德勒略带点苦涩地说：因为大学的这个决定，我未能给大学学生和医生讲课和作报告。维也纳大学的那些教授不明白，也不理解，传播我的观点是多么的困难。如今，我的想法通过这本书得到了传播。个体心理学如同友人、伙伴一样关注人们的内在需要。（Hoffman， 1994， p.122）

在往后的几年里，阿德勒正处于精力旺盛的中年，他以的儿子科特却曾经和赖希同住于维也纳的一幢建筑里，两个人还曾一同滑雪旅行，有过一段交往，后来就各奔前程，断了来往。

1924 年，维也纳教育研究所的治疗教育分部正式聘请阿德勒担任教授。他后来回忆说，得到支持和鼓励的教师已经到维也纳的教育委员会任职。阿德勒在教育研究所最初的课程是“困难儿童”，他还就“学校中的问题儿童”等主题向听众做了许多讲演，这些都给了与会的老师和同仁很大的启发和感触。在人民学院七年左右的讲授过程中，阿德勒形成了简洁、清新、生动的演讲风格。来自外国的拜访者惊诧于这种讲演的别异，他们通常都被德国教授的严谨和刻板所左右。阿德勒尽可能少用术语，而是视实际情形将通俗易懂的话语带给每一位听众。以这样的方式，阿德勒详细阐明个体心理学如何处理、应对儿童在发展和治疗方面的各种问题。当然，他也注重强调情感、身体、家庭因素在学校里如何影响儿童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阿德勒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效处理儿童的困难。正如福特穆勒所说，阿德勒有本事让教师准确推测儿童心理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下一步该如何处理儿童对老师的反应。在阿德勒看来，教师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儿童，或者将问题归咎于遗传。“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是阿德勒这一时期的教育格言。

到 1925 年为止，阿德勒除了继续为毕业生和教师讲课，以及为家庭提供咨询以外，他的工作触角已延伸到中学教师和特殊教育者的培训之中。教师深造的内容除了知识和理论，还包含了孩子的情感、认知和身体方面的不足。除此之外，教育委员会还创办了两份教育杂志《学校改革》和《资源》，前者探讨一些学术问题，后者则将重点放在如何处理实际问题上。教育委员会还刊印了由布勒（Buhler）和法德鲁斯（Fadrus）共同编辑的教育心理学杂志，对教育心理学贡献良多。虽然阿德勒及其同仁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也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但却很难说明这些成果能否有效地推广到维也纳学校的日常教育中。似乎也不是每个人都拥护阿德勒对教育采取的心理学方法。保守的基督教尤其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宗教自由，他们极力反对教育改革，对学校放弃宗教活动表示强烈不满。强制性的宗教活动仍然存在于奥地利的各个学校，牧师在和学校改革的对抗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每周都会有一个下午，基督教的牧师拜访每间教室并进行指导，这时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则安置一旁。政治和宗教争斗充斥了各个学校。最终在法西斯政府上台后，学校改革戛然而止，学校里的学生心理诊所也陆续关闭。阿德勒和他热情的同仁失望至极。

阿德勒不仅通过公开讲演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其早期著作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1920 年末，阿德勒的主要选集《个体心理学的实践和理论》（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Individual Psychology）最初以德文的形式得到刊印，这本选集由 28 篇文章构成。许多文章在一些期刊上已发表过，其他一些则以公开讲演的形式出现。一战后，这些文集对推广和宣传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22 年的秋天，阿德勒的另一本著作《治疗和教育》以再版的形式重新发行。这本书八年前曾经刊印过，阿德勒的朋友福特穆勒是这本书的合著者，在筹划和编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福特穆勒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维也纳教育委员会的管理上，再版的工作就留给了欧文•威克斯伯格（ErwinWexberg）来完成。

和阿德勒的很多亲密合作伙伴不一样，威克斯伯格在教育和文学方面有所修养，他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职业医师。1922 年 5 月，他在《治疗和教育》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

世界战争不仅阻碍了国家之间的科学往来，而且夺走了很多国家的研究热情。在第一版面世八年后，我们能再次面向公众重版此书，真乃是学界的一大幸事，借此机会可以唤起更多人的研究热情。（Hoffman， 1994， p.122）在介绍《治疗和教育》新版时，威克斯伯格还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个体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将阿德勒的研究方法和弗洛伊德的区别开来，他写道：

精神分析这个术语出现在个体心理学书籍中并不是一种巧合，精神分析在旧版里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新版中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历史的回顾。我们并不低估精神分析的价值，也不忽略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历史渊源。我们相信个体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两者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不会背负上精神分析某一学派的重任，因为书中没有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子。（Hoffman， 1994，p.122）

威克斯伯格在前言的结尾写道：

个体心理学的理念很早以前就已超越了阿德勒和他的众多同事个人的思想，我们开始慢慢获得国际上的关注。（Hoffman， 1994， p.122）

同一年，阿德勒为《神经症的性格》的第三版写了序。1912 年撰写的这本书并没有为他获得梦寐以求的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教授职位。年逾不惑的阿德勒略带点苦涩地说：

因为大学的这个决定，我未能给大学学生和医生讲课和作报告。维也纳大学的那些教授不明白，也不理解，传播我的观点是多么的困难。如今，我的想法通过这本书得到了传播。个体心理学如同友人、伙伴一样关注人们的内在需要。（Hoffman， 1994， p.122）

在往后的几年里，阿德勒正处于精力旺盛的中年，他以乐观的精神和超常的努力发展壮大个体心理学。个体心理学也赢得了更多的信徒，得到更多人的了解。个体心理学不仅走出了维也纳和奥地利，而且走向了欧洲和全世界。

四、超越奥地利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阿德勒越来越被中欧国家视为儿童心理学和家庭领域的一位领导人物。由于在此领域的广泛影响，阿德勒于 1925 年被邀请去讲授关于全新的婚姻观讲座。富有创造力的凯瑟林（Keyserling）编辑了《婚姻》一书，最初在德国出版，第二年被翻译为英文。一起受邀请的还有卡尔•荣格（Carl Jung）、哈夫洛克•艾里斯（Havelock Ellis）、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著名精神病学家和作家。爱情和婚姻是人们关注的永恒话题。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在当时从未质疑过爱情的至死不渝和婚姻的从一而终。就此而言，阿德勒的观点并不十分新颖，更不具有革命性。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现实中的婚姻生活一点也不令人满意。阿德勒关注给人们提供改善婚姻生活质量的建议，而不是去结束一段姻缘，再续一段佳话。这正是当时人们所急需的，人们并不奢求从琐碎的婚姻生活中完全解脱，也许改变琐碎才是最好的出路。

在阿德勒看来，许多丈夫瞧不起他们的妻子，认为妻子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在家里的地位低人一等。也许是想到了父母四十余年的生活，由于母亲波林的离去而永远结束，阿德勒坚信，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事业。双方越合作，对彼此越是尊重，幸福感就越多，两个人的联系也就越紧密。他因此极力赞同至高无上的一夫一妻制，这也是他所讲的社会兴趣的一种特殊形式。甚至在到达美国几年之后，阿德勒的所见所感一直没有被美国的情形所改变，他一直坚信一夫一妻的忠贞和尊重是爱情和婚姻最完美的表现形式。不像同一时期许多著名学者一般，阿德勒从不建议人们用一种新鲜刺激、更令人满意的成人关系取代一夫一妻制。现代婚姻中，夫妻间真正的平等不是一方附属于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屈从于另一方，而是平等和谐相处。尽管阿德勒和莱莎两个人在脾气和世界观上多少都有着一些差异，但平实和宁静的生活未必不是对婚姻的一种承诺。激情澎湃、豪情万丈的青春爱恋似乎并不属于结婚多年的阿德勒和莱莎。传统的犹太教家庭孕育出来的阿德勒显然也不是一个巧舌如簧、轻浮风月之人。阿德勒在自己的信条下过着自己的生活。虽然阿德勒和莱莎长期分居，但是他仍然坚守一夫一妻制。莱莎在中年写信给子女说，她自己是位关爱子女甚至溺爱子女的母亲，即使她继续活跃在托洛茨基领导的社会革命活动中，也常常飞鸿往来于家庭和革命之间，问候孩子的衣食住行。曾有一段时间因为革命活动的焦灼和急迫，莱莎和阿德勒的情感似乎紧张起来，他们之间的共同话语也少了很多，然而家庭却是永远的避风港湾。很快这种陌生感就在家长里短中化为乌有。莱莎后来对友人说，革命只是对现实的一种美好改造，家庭生活才是现实的真实写照。每个人都需要在婚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

在奥地利，绝大多数社会民主人士拥护阿德勒提倡的一夫一妻制。社会民主党首领在维多利亚时代受到中产阶级的拥护。像阿德勒一样，许多来自犹太教家庭的人遵守夫妻承诺，对婚姻负责，践行一夫一妻制。虽然这些社会民主人士宣称要用暴力革命推翻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是他们对婚姻生活却忠贞不二，视阿德勒的婚姻观是明世警钟。但也有些党派领袖表里不一，如健康和社会福利部部长泰勒（Tay-lor）对民众宣称自己是一夫一妻制的楷模，而暗地里则金屋藏娇，从不敢公开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提倡婚姻自由和平等。正如一位奥地利历史学家所言：

社会主义改革者从不把性作为一种快乐的源泉，也不视其为生活的重要部分。性纯粹令人为难，应该间接处理，把它当作一种道德问题加以控制，妇女和年轻人是关注的主要对象。（Hoffman，1994. p.125）

1925 年，阿德勒经历了一战后个体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许多阿德勒的亲密战友认为事情的发生已不可避免。阿德勒以其温和包容的性格，极力避免这种不必要的面对。为了不重蹈从精神分析协会毅然出走的覆辙，这次他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尽早处理与奥斯瓦德•施瓦茨（OswaldSchwarz）日薄西山的友谊。15 年后，亲历者回忆说，分裂的导火索是阿德勒圈子里受人尊敬的医师奥斯瓦德•施瓦茨，他撰写过《心理病理学》一书。他在书中批评阿德勒过于强调团体精神，忽视个体使用自己的意志改变世界的独特能力。当几位同事平静地要求他拿出此书时，他迅即照办。令他措手不及的是突然遭到这几位同事的指责和谩骂。施瓦茨据理力争，斥责马克思主义者施佩尔博领导的小集团。精神病学家阿勒斯（Allers）声援施瓦茨，批评施佩尔博带来的不良风气。施佩尔博年轻气盛，甩手将手中的笔记本扔向阿勒斯，阿勒斯转向阿德勒寻求援助：

我想施佩尔博并没有什么错。你们是真正的英雄好汉么？你们有勇气站出来说真话吗？你们站在我这一边，还是站在他们那一边？（Hoffman， 1994.p.144）

令在场所有人都意外的是，阿德勒没有从中调停斡旋，说完这句话后，坐下来半天一直没有讲什么话。

这时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维克托尔•弗兰克尔（ViktorFrankl）打破了现场的安静，站起来，朝向阿德勒说：我同意阿勒斯和施瓦茨的观点，施瓦茨和您的观点并无实质性分歧，应当为不同的观点保留一席之地，分歧不应是驱除人的理由。（Hoffman， 1994. p.144）

阿德勒一怒之下命令他们同时离开。阿勒斯、施瓦茨、弗兰克尔和其他几位同情者冲出会议室，再也没有回到个体心理学团体里。虽然其他同事后来继续为个体心理学奉献自己，但始终找不到之前那种融洽活跃的气氛。一位个体心理学同事后来回忆说，“阿德勒没有做出更积极的举动，我们都有些失望，他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有多强大，个体心理学的发展也有我们的一份力”。

弗兰克尔 15 岁时就成为了阿德勒的热烈拥护者，后来加入个体心理学阵营。尽管阿德勒没有原谅弗兰克尔，但是阿德勒的女儿亚历山大却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弗兰克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亚历山大曾回忆说，有一次弗兰克尔参加其父亲主持的会议，弗兰克尔的态度仍然一如既往的坚持，他的观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阿德勒这位年轻的追随者是坚定而不驯服的，如此才成就了弗兰克尔寻找生命意义的伟大。是什么使得阿德勒如此沉默，如此无动于衷？毕竟 15 年之前他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毅然出走的。也许是他个人对施佩尔博的偏爱。凑巧的是施佩尔博当时正和阿德勒的儿子科特一般大小，他正有从心理学转行的念头，阿德勒父亲般的慈爱似乎占了上风，急于将他悬崖勒马。分裂事件发生不久后，阿德勒对《个体心理学杂志》的编辑职位作了调整，并意识到要扩大个体心理学的影响，不能仅仅局限在医学和心理学范畴里。因此，他开始在人民学院讲授家庭咨询的课程。1925 年阿德勒的第二本文集《个体心理学的实践和理论》在英国首先出版，第一次面向英语读者。第二年发行了美国版本。这时，阿德勒在心理学界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不仅吸引了专业人士的关注，而且得到了广大民众的青睐。1925 年9 月，阿德勒首次成为《纽约时报》的封面人物。文章的标题是“自卑将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文中把阿德勒称为个体心理学的创建者，并认为战争可能会结束，爱情的问题通过平等合作得到圆满解决，在这一点上他和弗洛伊德有所不同。

《纽约时报》描述了“新心理学”如同欧洲文化一样对美国产生的巨大影响。文章解释说，心理科学最重要的新流派是个体心理学，创建者为维也纳学者、神经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博士。非专业人士可能会把个体心理学误以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分支。《纽约时报》主要关心阿德勒所创建的个体心理学那为人关注的理论体系，是否能应用于处理社会和政治事务；同时也提出阿德勒所强调的影响所有人类关系的两个方面：自卑情结和社会兴趣这两种推动力。1919年，阿德勒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另一边”（The Other Side）的文章，猛烈抨击帝国的激情已经点燃了自卑的火焰，谋杀奥地利皇储的年轻人和声称战争才是解决问题唯一途径的大众，包括了各种各样意见不一的个体。阿德勒后来补充说，仇恨的动机明显来自当时经济形势的混乱。要求生活内外平衡但得不到满足而十分挫败的个体组成了团体，阶级斗争一触即发。这些群众运动进一步激发了个体令人不安的动机，事态正朝向毁灭一切的方向发展。

阿德勒还在文中描述了个体心理学如何把追求权力视为加深自卑感的一种反应。如今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大多数方法不是陈旧过时就是不合时宜，这些方法要么激发民族情感和宗教情绪，要么就会导致压抑、自杀和战争。个体心理学努力寻找人们内在渴望美好的力量。战争、怨恨和斗争，人类这些敌人都根源于对逃避的渴求，根源于自卑。个体心理学就是治愈这种自卑和逃避的一剂良药。这剂良药形成强大的工具战胜这种自卑，控制任何的逃避。

阿德勒急切地将个体、社会、整个国家贴上自卑的标签，以彰显个体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区别。这一点也不奇怪。十年后，年轻的个体心理学家施佩尔博指出，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协会的一拨人已经严重影响了阿德勒，阿德勒不断念叨着那些无端指责和谩骂。精神分析已到了见不得一丝杂音，容不得任何异见的地步了，荣格的出走就是极好的证明。

1926 年的冬天，阿德勒开始充满激情地指导另一个满怀理想、活力四射的年轻人沃尔特•沃尔夫（Walter Wolfe）。这位 26 岁具有奥地利血统的美国精神病学家专门来到维也纳跟随阿德勒学习，并成为个体心理学协会里首位美国成员。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阿德勒的信任，成为了协会的编辑，并将《理解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一书翻译成英文。自协会分裂后，阿德勒再次找到了工作的激情，高兴地看到自己为儿童所做的工作已在稳步前进中，也开始准备动身前往英国和美国讲演。阿德勒不仅向医学同仁介绍个体心理学，他还渴望在伦敦建立个体心理学的分支机构。到达伦敦后，阿德勒写信给妻子莱莎，“昨天我结束了两场讲座，没有任何准备，整个过程自如顺畅，他们都欢呼喝彩。我还在伦敦逗留一些时日。虽然有些费用比较高，我已收到牛津和剑桥的邀请。我非常开心。”虽然在伦敦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仍然担心陌生的美国。离开伦敦的前一晚，他做了个有趣的梦。他梦见自己站在轮船的甲板上，轮船摇晃不停，海浪将船击沉，所有人都掉进海里，阿德勒拼命地向前游，凭着坚强的意志，不知过了多久之后，他终于游上了岸。

第四章 走向世界

尽管法西斯的上台迫使阿德勒流落异乡，然而美国这片沃土给了个体心理学新的生机。个体心理学从此在美国扎根，开花结果。新的荣耀并没有让阿德勒停下脚步，他辗转于欧洲和美国之间。他希望个体心理学的种子能散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1926 年，阿德勒初登美国新大陆，他四处讲演，足迹遍布美国大小城市。他佳作迭出，一连奉献数部作品，这些作品奠定了阿德勒在美国的地位，同时也标志着其人生步入到巅峰期。《理解人性》、《生活的科学》、《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等一系列作品的问世给了阿德勒极大的荣誉和赞美。长岛医学院教授的职位终于给了他应有的名分。尽管法西斯的上台迫使阿德勒流落异乡，然而美国这片沃土给了个体心理学新的生机。个体心理学从此在美国扎根，开花结果。新的荣耀并没有让阿德勒停下脚步，他辗转于欧洲和美国之间。他希望个体心理学的种子能散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天不假年，阿德勒疲于奔命，心脏病突发，终至猝然离世于阿伯丁的街头。未竟的事业留给了后人，也带来了巨大的遗憾。个体心理学再也没有像阿德勒在世时这样获得过广泛的影响和崇高的声誉。

一、初登新大陆

如果说阿德勒在初次美国之行的前夕还感到些许自我怀疑和担忧的话，这完全在情理之中。他在欧洲可以用娴熟的德语和谚语为听众自如讲演，但是笨拙又蹩脚的英语怎么也不能让他放心。不过，有几位同事将和他一道访问美国，他似乎还没有必要去担忧四个月陌生旅途的孤单。如果说语言障碍只是表面原因的话，那么最让他担心的还是美国和奥地利两个国家之间的种种差异。之前在阿德勒的人生履历里，他只在奥地利生活过，近几年才穿梭于欧洲各国宣传个体心理学思想。美国对于他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国土不大的奥地利和幅员辽阔的美国比起来，真是让阿德勒有点卑微，幼时疾病缠身已让他痛苦不堪，此时卑微心理再次作祟，居然和懦弱的身躯共同与他为敌了。一战虽然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经过社会民主党及民众的艰苦努力，奥地利的经济正缓慢地走上发展的正轨。世界经济普遍萎靡，美国却一枝独秀。战争初期，美国利用交战双方对军需物资的大量需求，充当双方的兵工厂，迅速扩大军工生产和重工业生产；战争期间对英法贷款，并趁欧洲交战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减弱的良机，扩大工农业生产，进行商品输出。战争结束时，美国已从战前一个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战后，美国控制了国际金融市场，世界金融中心由英国转移到了美国。大洋彼岸的美国才是欧洲民众梦寐以求的淘金热土。阿德勒深知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民风开放。但众多渴求真知又富足的美国人却渴望来到欧洲，来维也纳学习先进的治疗理念和技术。

美国人在工作之余，悠闲地到各处名胜景区度假，很少有提升自我和从事宗教事务的精神活动。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多么渴望心灵的丰赡，在经济繁荣的年代里，他们只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和安逸。美国各家书店的畅销书不是海明威的悲情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和惠特曼的优雅诗集《草叶集》，而是类似《饮食与健康》与《生活指南》这样的普通读物。组织有序的宗教活动已在繁忙的工作和悠闲的生活中退居二线。神职人员也远不如一战前所享受的尊重，教堂和周日学校的参加人数远远跟不上美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全国只有总人口一半的人参加教堂等宗教集会，在西部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数，年轻人更是鲜有问津。一方面是宗教信仰活动的日趋减少，另一方面却是民众对婚姻和爱情的迷失。一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历史学家刘易斯•艾伦（Lewis Allen） 评论说，美国上下到处都弥漫着一种突破旧有文化传统的冲动。战争的痛苦结束后，一切都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年轻的一代并不想过前辈们单调乏味的生活，就像什么有趣的事都不曾发生一样。他们追求的是另一种新鲜刺激的生活。虽然年轻一代憧憬不确定的未来，但大多数中产阶层的美国人还是日复一日过着平实的生活。他们享受着物质生活的富足和大众娱乐的轻松。

阿德勒初次造访美国很大程度上是种偶然。由于他在欧洲的名望越来越大，他对婚姻、家庭和儿童教育的观念已传播到各地。阿德勒也看到了太多的不幸婚姻与性别角色的不同地位有关。女性通常都由传统文化主宰，受到歧视和不公的对待。阿德勒在《婚姻》一书的有关章节中曾批评了很多不良的婚姻关系，大胆提出婚姻平等这一观点。他在书中指出，恋爱和婚姻只有在平等的原则下才能幸福。婚后，一方如果想要成为征服者或者控制者，其结果都将是灾难性的。

婚姻之道需要关注对方，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德国流行的一个古老方法，可以测出一对伴侣是否准备好了面对婚姻，过二人世界的生活：给这对伴侣一把两个把手的锯子，每个人握住一边，锯树干，旁人拿表观看计时。锯树是两个人的事，双方都要为彼此考虑，尽量配合另一个人的动作。《婚姻》一书恰好在阿德勒来到美国的这一年出版，这似乎是为阿德勒的美国之行做好了准备。

和深居简出忙于探寻心灵奥秘的弗洛伊德不同，阿德勒对辗转于美国几座城市进行讲学异常兴奋。虽然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早在1914 年就发出了邀请，但是随后旷日持久的战争，让阿德勒不得不无限期搁置了他的美国之行。当阿德勒终于如愿以偿踏上美国这片广袤的沃土时，霍尔已经离世，阿德勒这次美国之行也就没有收到克拉克大学的邀请。维也纳大学曾经的拒绝让他心潮难平，然而美国之行的种种邀请则让他感怀不已，哈佛、布朗和芝加哥等大学都邀请他前往讲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向美国广大听众宣传个体心理学思想千载难逢的良机。但1926 年11 月末离开南安普敦的那晚，阿德勒仍旧忐忑不安，害怕所在的豪华轮船如同当年的泰坦尼克号一样撞上冰山，折戟沉沙。事实并没有向阿德勒担忧的方向发展，一切都风平浪静。轮船一靠岸，阿德勒就迫不及待地练习口语，他极力想在美国人面前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念，而不会因为浓重的口音影响美国人的兴趣。最初几周，阿德勒在曼哈顿的多家机构进行讲演。后来那些聆听讲演的人士回忆说，阿德勒博士亲切友好，讲演生动活泼。虽然略带点欧洲口音，偶尔也会错用一两个词，但是并不妨碍我们的理解。

阿德勒亲切和善，开朗热情，这种性格使得他在维也纳的咖啡馆结交了各界朋友。在美国的这几周，他也不失时机地在各种场合接触纽约的各界精英，儿科医生所罗门•维尔（Soloman Wile） 很快就成为了他的朋友，他们一见如故。维尔比阿德勒年轻7 岁，曾在纽约市教育委员会任职。他在1919 年创办了纽约第一家儿童指导诊所，此诊所隶属于纽约总医院的儿科部。诊所的工作人员包括一名专业医师和一位社会工作者，阿德勒到诊所参观时，日常值班的专业医师已超过十位，五千多名儿童曾经在此就诊，一千多名儿童还在排队等待咨询。和阿德勒在维也纳的努力有些相似，维尔也同样强调多学科联合。他认为开办诊所不仅仅需要医学和心理学的参与，还要注重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家庭的协同合作。维尔是位多产的作家，撰写了《儿童的挑战》一书，编辑了几份杂志。他指出：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将人们的活动简化为性本能， 承认弗洛伊德对心理动力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生活不只是俄狄浦斯情结。（Hoffman， 1994，p.160）

在这一点上，他和阿德勒的看法颇为一致。他们也同样关注妇女权益、自由平等和社会改革这些问题。受阿德勒的《婚姻》一书的婚姻平等、夫妻合作思想的影响，1927 年冬，维尔和他人合写了一本畅销书《现代方式的婚姻》，积极宣传新的婚姻观，将心理学的知识运用到婚姻中。维尔曾在教育委员会任职，担任过计划生育协会的会长，借助他在公共教育和健康方面的社会影响，阿德勒越来越得到美国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在初次会见维尔和纽约的行业精英后的数周里，阿德勒感到分外的愉悦和自尊，虽然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不久之后情形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居住在豪华舒适的格拉梅西花园酒店期间，他就接受到《纽约世界》杂志的专访。该杂志尤其对他如何评价墨索里尼非常感兴趣。阿德勒动身前往美国前， 《纽约时报》也曾就有关欧洲以外的国际事务和共产主义信仰采访过他。圣诞节后， 《纽约世界》详细描述了阿德勒如何就墨索里尼作为一个儿童战胜自卑、追求权力进行的分析。在阿德勒看来，墨索里尼和意大利都被一种强烈的自卑围绕着，社会主义是战胜自卑情结继承权的一种表达。自卑感越强烈，追求优越的方式就越暴力。墨索里尼的生活就是这样展开的，意大利的历史也如出一辙。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就来自于此。一旦个人和国家无法忍受低人一等，就会寻求权力。除了法西斯组织，墨索里尼还得到封建贵族的后代以及上层人士的支持。一战后数千万人感到无所事事，墨索里尼让他们找到了方向。人们的行为方式可通过社会、工作和婚姻观察出来。自卑感影响了人们的关系。在社会和工作中可以清楚发现墨索里尼的行为方式。

阿德勒强调自卑是理解人性的中心，尤其在1927 年1 月11 日面向纽约医学会的精英就“自卑及其补偿”题目所发表的讲演时说，每个人从一开始生活时就具有自卑感，因为所有儿童的生存都要完全依赖成年人。襁褓中的婴儿对生活无能为力，不停地啼哭以唤起母亲注意他的饥饿。而成长则意味着自己有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站立、走路和自食其力。孱弱的儿童与强壮的成年人相比感到极其无能、自卑，这种虚弱、无能以及自卑的情感，一石激起千层浪，把儿童追求力量的无限渴望激发出来，以此克服自卑。在困难问题和失去勇气面前，神经症作为一种情感混乱表现自我，个体开始犹豫不决，停滞不前。神经症患者担心失败更甚于冒险成功。他不是真正的征服者，却满足于“没有一点妨碍的话，他就是征服者”这样天真的假设。他向别人隐藏自身的自卑。补偿自卑的方法就是寻找奋发上进的内在动力，力求补偿缺陷，取得成功。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演说家和雄辩家狄摩西尼在7 岁时父亲去世，留下巨额财产被监护人侵吞。天生的不幸，使他的齿唇上留有缺陷，说话含糊不清，难与人沟通、交流，这很令他痛苦万分。虽然他身体羸弱，但意志分外顽强。为了纠正这个毛病，狄摩西尼面对惊涛骇浪练习嗓子，跋山涉川以增加肺活量。他用心良苦，把一块小鹅卵石含在嘴里练习说话，纠正发音，尽量放开喉咙背诵诗文，一口气念好几个句子。经年累月，石子磨破了他的牙龈，每次的练习都满嘴是血，血染红了嘴里的石头。但这些困难并没有使他放弃练习，一直到口齿伶俐、侃侃而谈为止。成年之后，他决心向法庭提出控诉，凭借着雄辩的口才和机敏的反应，最终成功索回自己应得的遗产。他的辩论演说《金冠辩》成为史上最雄辩的杰作。此后，他长期代人撰写状纸，犹如后世的律师一样，并投身政治，成为希腊人民的杰出领袖。

阿德勒的精彩讲演捕获了美国人的好奇心。三天后，阿德勒带着满心的欢喜离开纽约，动身前往新英格兰进行首次讲演。在随后的数周里，阿德勒在各种场所展示他的激情和活力。他的诚挚和热情给他带来很多拥趸。他的讲演既不哀婉动人，也不含糊不清，更不卖弄玄虚。他的讲演简洁、清晰，言辞坚信不疑。无论他讲述什么主题，都向听众传达出对他人性的深刻洞察。他温和、清晰、富有韵律的声音穿透到了每一个角落，布满了每个讲演场所。他首次于1927 年1月14 日在罗德岛州府（Rhode Island） 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种植园俱乐部的讲演经过了广泛宣传。几周前，纽约当地的报纸自豪地说，受畅销书作家索菲•鲁斯汀（SophieLustig） 的盛情邀请，阿德勒博士将造访本市。阿德勒博士的妻子出生于俄罗斯一户富有的纺织品生产商家庭，她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和品德修养，毕业于沙皇统治时代的彼得斯堡大学。

鲁斯汀于1926 年途径欧洲时决定拜访维也纳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阿德勒和斯泰克尔。初次造访阿德勒就相谈甚欢，鲁斯汀当即决定取消后面的行程，并在维也纳居住了三个多月。鲁斯汀满怀羡慕地告诉《普罗维登斯杂志》的读者：

在个体心理学这个气氛活跃、民主融洽的团队里， 无论贫贱还是富有， 患者还是学生， 著名医师还是国际知名精神病学家都围坐在一起， 听阿德勒以及大家的讲演。每个晚上的咖啡馆都人满为患， 阿德勒和他的个体心理学同仁聚集在此讨论， 这多么像古代的希腊啊， 那时雅典人在寻找苏格拉底， 而现在我们需要阿德勒。（Hoffman， 1994， p.178）

《普罗维登斯杂志》称阿德勒为“维也纳著名的心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广为人知的自卑情结之父”。该杂志还报道了他在俱乐部的讲演：

每个出生后就饱受自卑之苦的人要为看不见的目标而奋斗。职业、社会和爱情， 生活中这三个伟大的问题要求每个人都有解决的答案。母亲和教师在帮助孩子成长、形成适合自己独特的生活风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Hoffman，1994， p.178）

阿德勒1927 年1 月份在普罗维登斯讲演期间，他还与当地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教育家玛丽•海伦娜（Mary Helena） 见面。海伦娜曾在芝加哥大学著名教育家杜威名下学习，充分吸收他的进步教育理念。杜威认为应该将孩子作为一个整体来培养。民主进步的思想家偏爱杜威，他是美国教育理念的理想化追求。同样，阿德勒也重视培养孩子的自尊和情感健康，在海伦娜看来这一点也不奇怪。因此两人的观点不谋而合。海伦娜和阿德勒在教育观念上有很多相同之处，阿德勒也借助海伦娜的广泛影响有效推广个体心理学的教育思想。海伦娜见到阿德勒时激动地说：

我作为一名妇女， 特别感谢您为妇女提供的帮助。您著作中所写的对自卑的解释给那些渴求追寻社会地位平等的女性以巨大的帮助。自从我们知道它来源于恐惧和虚荣之后，男性的帮助就不会压垮我们。您对妇女的要求是正当合理的，她们必须唤醒自己那部分的责任。（Orgler， 1963， p.195）阿德勒略开玩笑地说：

如果妇女知道我为他们所做的， 那么也许他们会为我建立一座丰碑。（Orgler， 1963， p.195）

海伦娜也笑了笑：

我们是应该为您建一座。自从柏拉图之后， 还没有哪一位男士像您一样为妇女的事业做出这么多。想必您也一定知道那些理解您为妇女所做贡献的人， 会深深感激您。但我认为， 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丰碑， 那是妇女在心中为您建造的。（Orgler， 1963， p.195）

阿德勒的脸颊稍微有点泛红：哦， 我太荣幸了， 我想我做得还不够， 我还能做什么呢？（Orgler， 1963， p.195）

海伦娜告诉阿德勒，她正计划为妇女筹建一所文化学校，阿德勒非常感兴趣，并允诺一道合作。天不假人，后来阿德勒的仓促离世，让此事成为了永久的遗憾。

离开普罗维登斯后，阿德勒在波士顿地区讲演了好几天。受精神病学家莫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 的热情邀请，阿德勒在哈佛及其心理健康机构以及法官指导中心进行讲演。

法官指导中心的发起人威廉•赫勒（William Healey） 曾就儿童治疗问题做过研究，他尤其关注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原因，并从弗洛伊德的性理论那里找到根源。然而，阿德勒给法官指导中心的同事们提供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思路，他长久以来把青少年犯罪置于社会关系中的自卑感里，认为罪犯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罪犯习惯于把每个人都当做自己的敌人，不了解世界上还有同胞之爱；另一种是被宠坏的孩子，父母骄纵他，让他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他只为自己而存在，如有不满意，就责怪周围的人和环境。尽管罪犯所受的教养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没有学会合作之道。故而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法在于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教他们抛弃对世界的个人解释以及对自己能力的低估，消除对社会问题的恐惧，拥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面对生活。

尽管在言语上存在一些障碍，但阿德勒的讲演仍然是成功的。1927 年2 月10 日，他对纽约儿童研究协会的会员做了一场讲演。第二天《纽约时报》报道说：

阿德勒博士对儿童睡眠姿势的分析引人入胜。维也纳教育机构的专家、阿德勒博士在讲演中这样告诉儿童研究协会的会员： 如果你的孩子睡觉时头被蒙在被子里的话， 则不要给他安排有挑战性的任务， 因为他会害怕担心， 完成不了任务。阿德勒博士曾经一度和弗洛伊德共事。他力劝父母在儿童睡眠时观察儿童的姿势。除了关心孩子的睡眠外， 还要注意身体问题。身体缺陷会导致自卑情结， 儿童不断征服自卑，最后这些缺点成为优点。但是他也认为， 一些儿童的自卑将会驱使他们沿着无用甚至有害的方向发展， 他们努力摆脱自卑。观察儿童的睡眠姿势以确定他的自卑情结， 这些情结影响儿童设立正确的目标。（Hoffman， 1994， p.180）

阿德勒来美国后忙于讲演还没有来得及和家里联络。在波士顿康桥饭店居住下来后，他以轻松愉快的口吻写信给妻子莱莎：

这次讲演让我非常激动， 在这里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和热捧。但是好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 我有些失落和伤心。我都不记得上次是何时收到你的信了。家里情况如何？ 孩子们怎样了？ 我的心其实一直都在维也纳。（Hoffman， 1994，p.180）

莱莎没有回信给阿德勒，部分原因可能是忙于她的社会主义活动，也有可能是家庭事务的繁重。作为一位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她没有像子女那样尾随阿德勒，她有着自己的事业和理想。

维也纳远在大洋彼岸，阿德勒在纽约的整个冬季都和精神分析的政治活动脱离开来。有一天，他在经过火车站的道路上，诧异地遇见了熟悉的弗伦茨。他冲向前，友好地打招呼，试图询问一些精神分析协会的事，但是弗伦茨似乎有意冷落他，继续走路。在这次美国造访中，阿德勒还了解到兰克和弗洛伊德已经分道扬镳，也在纽约的社会福利学校进行讲演。1927 年2 月13 日，阿德勒结束了纽约为期六周的讲演，赶往美国中西部。3 月上旬，阿德勒在辛辛那提市告诉大女儿瓦伦汀，“明天，我将在此做最后一场讲演，晚上我就前往芝加哥。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极大的欢呼。我收到了芝加哥的邀请”。（Hoffman，1994，p.181） 首次美国之行最令他心动的邀请来自芝加哥。芝加哥教育委员会邀请他给全市的教师和有关人士做六场讲演。虽然阿德勒在芝加哥城并非家喻户晓，但他在教育行业已经赫赫有名。《芝加哥论坛报》于2 月22 日就售票情形报道说，艺术馆太小，无法容纳阿德勒的众多听众。由于场馆的限制，有两千五百多人未能购买到门票。因此将讲演场地移至菲尔德博物馆。第二天， 《芝加哥论坛报》详细报道了阿德勒的讲演为何吸引这么多人。他以幽默和轶事使讲演趣味盎然，用丰富的案例阐明他的观点，以信手拈来的想象和隐喻使听众铭记自己的思想。虽然他讲演时术语解释不多，但是却不拘泥于德国人的严谨和呆板。他是位天才语言大师。回味整个讲演，他神采飞扬，机智敏锐和诙谐幽默充斥了整个讲演。阿德勒认为，不断鼓励才会铸就成功，任何成就和成功都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心理态度。这种观点迎合了20 世纪20 年代经济繁荣下的美国的社会思潮。儿童需要乐观，给儿童不断灌输努力向上的观点，他就有能力做得更好。向他灌输他一无是处的观念，他就会低人一等。儿童必须要拥有成功的自信和勇气。勇气会激发儿童所有的潜能，缺少勇气则会遏制发展。阿德勒不仅向数以千计的听众讲述儿童心理学知识，而且还获得教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的支持，在维也纳和芝加哥之间启动一项交换计划。个体心理学名下的会员有机会到芝加哥讲演和实践，芝加哥的教育界人士则可到维也纳培训和学习。除了在芝加哥委员会讲演，阿德勒还受邀在芝加哥大学布道授业，并花了一周时间在城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就他在维也纳儿童指导中心的工作做详细解说。3 月下旬，阿德勒辗转到东部的底特律。如同他在芝加哥受到热烈欢迎一样，各种专业团体、医院和儿童指导中心均向阿德勒张开了双臂。3月21 日， 《底特律消息报》报道说，阿德勒在迈克劳林医院向三百多名医学人士作了报告：每个儿童对生活无能为力，天性渴望依赖，缺乏安全可能会形成无助感和自卑感。一些人长大后以自卑感的形式带进后来的生活，但是大多数儿童抛弃了这些感觉。成功和幸福很大程度上是目标的产物。如果儿童拥有助益于社会的志向，他就会心满意足。如果他的目标有害于社会，他则遭受不幸。教师和父母应该明白：孩子的目标一定要适当。

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一样历史悠久，闻名遐迩。阿德勒在这两所大学都给渴求真知的莘莘学子做了激情澎湃的讲演，获得了一致好评。此时美国的中西部在心理学领域已经从学术化方向转向了实用路线。阿德勒的积极乐观、实用的思想自然会吸引了这里众多的专家和教师。一系列美国之行之后，阿德勒在4 月初返回到了美国的东北部，以完成剩余的讲座。他也开始着手考虑如何将他的美国短暂之行成为永久之旅。他和哥伦比亚大学豪斯（House） 教授商议，领导一个教育心理学组织。4 月10 日， 《波士顿全球报》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赞扬阿德勒的美国行，四个月的美国行，四个月的美国讲演，无论在哪个城市，哪所大学，阿德勒都受到了美国人的热烈欢迎。一篇题名为“何谓你特殊的自卑情结”的辞藻华丽文章谈论到，什么是自卑情结呢？是什么产生了自卑情结呢？它是如何表现？我们又如何治疗呢？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询问已持续了数年，我们也找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一些过于学究，一些则可笑之极。最终，我们从一位权威那获得了答案，他在20 年前就发现了自卑情结，并和自卑一直斗争到了今天。维也纳教育机构的专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建者，自卑情结之父，22 所儿童指导诊所的主办者，阿德勒博士，于今在美国为我们揭开自卑的神秘面纱。四个月之前，阿德勒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美国，那时他还不为美国人所知，现在他离开美国，已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幸福已经爬满了返回欧洲轮船的甲板，海鸥在茫茫大海上如此轻快地飞翔，急速地向维也纳传达美国之行的圆满。

二、再度访美

阿德勒于1928 年2 月上旬再次访美，与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忧虑不安相比，这一次他多了几分从容和自信。因为他力图超越自卑、追求优越的思想更适合追求自由平等的美国。在下榻宾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阿德勒告诉记者，他将在芝加哥、宾夕法尼亚等州进行讲演。人们随即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阿德勒博士将就“忧郁症、娇惯的青年和自杀”这一主题进行讲演，和人们了解的正好相反，阿德勒并不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只是曾经共事过而已。所有心理学的疾病都源于儿童的早期。受娇惯的儿童试图成为以后生活的中心。这种人长大后不是好的婚姻伴侣，因为他总是关注自己，而忽视别人。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结果。两个人以平等原则和谐相处，才会缔造美满的婚姻。自杀是种懦弱的逃避。早期生活的重点在于学会如何战胜挫折和失败。成功人士掌握了这种能力，不战胜困难就不会成功。

虽然阿德勒已经在欧洲就这些问题阐述过多次，但是在美国依然获得了巨大的认可。《理解人性》（德文版和英文版均出版于1927 年） 几个月以前就在美国出版发行，这是阿德勒的第一本英文畅销书，比《神经症的性格》和《个体心理学的实践和理论》更加吸引人，其原因在于这本书不仅为专业人士研究所用，更是向普通大众宣讲人性。阿德勒在维也纳人民学院讲演的组织、编辑和翻译工作就交给了美国精神病学家沃尔特•沃尔夫。他跟随阿德勒在维也纳学习两年有余，对阿德勒的著作和治疗工作有着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一年的冬季， 《理解人性》已经发行第二版了，销售量有几十万册。阿德勒每年都会在维也纳人民学院就成人教育问题举行讲座，而《理解人性》却是彻头彻尾与美国人分享的作品。与弗洛伊德追求丰富的想象和优美的表达不同，阿德勒在讲演之余，用通俗易懂的笔法将个人思想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每个人，让人们充分了解何为人性，而不去探寻人性背后深邃的动机和神秘的源头。虽然《理解人性》这本书看上去似乎是为非专业人士写作的，却是一部难得的心理学佳作。阿德勒通过这本书让人们了解了从出生成长到青少年的人格发展的几个关键方面。此书对成人的婚姻、家庭生活笔墨较少，因为这已包含在他所有的讲演中。阿德勒就著书的宗旨向广大读者解释道：

此书旨在向普通大众介绍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本书以我在维也纳人民学院为期一年的演讲为基础写成的， 演讲的听众是年龄各异、职业不同的男男女女。本书的目的是：指出个体的错误行为如何会影响我们社会和共同生活的协调；在此基础上教会个体识别他自己的错误， 并在最后为他指出可以和共同生活协调一致的方法。本书的任务是照亮人们更好地理解人性上前进的道路。（阿德勒， 2000， 序）

他告诉人们，每个人生活中的困难都源于四五岁时形成的面对生活的挫折和失败。儿童努力战胜自卑，寻找各种方法保持他们的自尊。这些方法既含有生物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瘦骨嶙峋的男孩会关注阅读，增加大脑智慧的活动；肌肉强壮的男孩会把精力用在体育运动上面。不管是少年、青年还是成年，当目标成功实现，自尊得到满足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体验到了一种内心的激动。

通过这本书，阿德勒乐观地告诉人们，每个人都以这样的方式成长，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必要时就得改变生活方式，这或许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很强的意志。即便有其他情感因素的困扰，也不能放弃努力，以致前功尽弃。阿德勒认为，不是客观经验在指导每个人前进，而是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和对生活事件的评价以及评价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虽然维也纳人民学院有很多拥护社会主义的专业人士，但是《理解人性》这本书里却少有涉及意识形态的内容。阿德勒非常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诸如“经济基础、生活形态如何决定思维和行为”这样的真知灼见。书中出现的“人们生活的逻辑”、“绝对真理”这些概念和马克思的一些观念不谋而合，阿德勒长期和社会民主人士接触，难免受其影响。在美国出版的其他著作中，阿德勒尽量避免使用和马克思思想有关的概念。自20 世纪20 年代后，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影响逐渐缩小，社会主义似乎也失去了吸引力，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也慢慢超越了政治的藩篱，关注人性成为了他新的落脚点。他逐渐认识到，所有的制度、传统习俗、法律、道德都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男性的特权主宰一切，对儿童的心灵产了巨大的影响。男女性格特质的差异无所谓公正，社会要关注妇女的不平等地位，掀起一场妇女平等权利的运动，生活的幸福与否最终取决于平等和自由。所有的社会改变在于父母。如果父母双方善于教育，在发展伊始就有远见卓识发现孩子成长的错误，那么他们就会以正确的教育观和这些错误斗争，没有哪所机构比父母更善于教导孩子了。遗憾的是，大部分父母既不是杰出的心理学家，也不是优秀的老师。

《理解人性》是20 世纪20 年代阿德勒出版的一本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以实用和有益的方式讲述人格的发展。虽然缺少弗洛伊德的深邃和玄奥，但是却列举了很多引人入胜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豪斯这样评论道：

真正理解了人性就是拥有一种社会哲学， 崇尚合作而非竞争， 培养孩子一种可塑性和创造性的人格， 家庭和学校都是孩子人格成长的重要场所， 生活就是平衡自我和社会环境的一系列问题。阿德勒博士的作品告诉我们， 心理学为生活而服务， 对人们大有裨益。（Hoffman， 1994， p.199）

他还在《周六文学评论》上撰文进一步指出：

阿德勒的人性观为心理学增添了新内容， 更重要的是这始于教育领域。阿德勒的思想其实是一种教育哲学， 与一般社会哲学相比更具有创造性， 和杜威的观点有点类似。阿德勒的哲学思想也有点尼采的影子， 拥有向上的意志。他的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格式塔心理学。很高兴发现这样一位心理学家的写作如此人性， 充满了智慧， 避免了纯粹的学术和技术操作以及教条式的精神分析。（Hoffman， 1994，p.199）

《理解人性》不仅获得了非专业人士的青睐，在学术界同样得到很高赞誉。美国《社会心理学杂志》声称，在所有精神病学家中，阿德勒博士在气质和观念上最与社会学接近。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他就非常重视人格发展中的社会因素。在这本书中，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社会因素的种种作用。2 月中旬，阿德勒开始了他的学术之旅，给社会研究新学院授课，介绍个体心理学的有关知识。从一开始，新学院就容纳了大量思想进步的学者。著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曾在此讲过心理学。学院的所有课程包括公共事务、社会科学和社会工作。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毕业后寻找继续深造的进步青年。尽管在学术方面颇具竞争力，但是在经济方面却遇到了一些问题，不得不中途暂停了很多活动，直到后来资金注入后才重新恢复。阿德勒有机会第一次向美国专业人士系统讲授他的个体心理学，高兴自不待言。他的课程每周安排两个晚上，周三和周四各开一个半小时的课程。阿德勒用整整12 个课时讲述了个体心理学的所有概念，包括个体心理学及其在科学和生活方面的重要性，自卑感作为心灵和心理发展的基础，优越情结，生活计划，家庭和学校中的问题儿童，作为社会问题的生活问题，爱情和婚姻，梦以及解释的艺术，等等。阿德勒在讲述的过程中，同样把在维也纳儿童诊所的方法借用过来，建立讨论小组，寻求更深入理解儿童的一种方法。协助阿德勒工作的是他的几位美国助手，包括社会工作者曼德尔（Mandel） 和《理解人性》的译者、年轻的精神病学家沃尔夫。

阿德勒早已为讨论小组准备好题为《个体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简要比较》（A Brief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and Psychoanalysis） 的小册子。在这个没有正式出版、鲜为人知的册子里，阿德勒描述了个体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两者之间的主要不同。阿德勒说，真正的不同在于，弗洛伊德假设人本质上只希望满足自己的驱力，文化和文明与这种满足相对立。个体心理学认为，由于身体的发展不充分和自卑感，个体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因此，社会感是与生俱来的，和个人的特性天然相连。

为期一个月的课程结束后，阿德勒将接下来的六周时间辗转在东北部和中西部进行讲演。他的目标是尽可能推广个体心理学。他享受面向公众讲演的自由方式，用非学术的语言分享他的思想。这与离群索居的弗洛伊德、寻求神秘的荣格不同，阿德勒渴望面对各种各样的专业或者非专业人士。他的足迹遍布美国各个城市，无论是大都市芝加哥、底特律，还是小城克利夫兰、辛辛那提。他的听众不仅有专业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还有教师、家长以及众多慕名而来的求知者。他讲演的主题也从最初的儿童教育、理解人性等个别问题到个体心理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第二次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最为引人瞩目的一站。这是阿德勒第二次来芝加哥做讲演。这一次他将就儿童治疗工作进行更实际、更详细的讲解。阿德勒提出与患者家庭建立治疗联盟的必要性。他举著名政治领袖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个性成长为例，对一位同仁说：

请告诉母亲， 你已经充分理解了， 你的方向很正确。现在我得做些补充。你愿意试试吗？ 我想你会成功的。我想告诉你， 父母和孩子是朋友， 应该避免那种教条式的说教。如果父母不停地指责， 只会适得其反。不论是否与孩子还是与成人打交道， 他一直都将自己置身于患者的位置； 不论罪犯、神经症或者成瘾者， 他一直将自己置身于个体的位置， 他的态势是， 如果我怀有这个人的生活的错误观念， 那么我就应该恰好表现出那个样子。（Hoffman， 1994， p.207）甚至最微小的失败都被阿德勒轻视为人性的懦弱，他认为这些人轻率粗心，沿着错误的方向误入歧途。为了鼓励他们，阿德勒的目标是让他们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把他们放置在正确的道路上。在整个治疗中，他不能完全排除自己的人格影响。因为阿德勒具有娴熟高超的技能、无法言喻的耐性、源源不绝的乐观，并始终不渝地相信人性之善是个体心理学的巨大财富，所以，他成功拯救了据说过去得到过治疗的罪犯和患者。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个事实，让最孤僻的人渐渐感到，有一个人极尽所能帮助他；一个可以向其倾吐秘密的人，一个可信赖的、热诚的人。这就是阿德勒的人格特征。迥然相异于之前的伟大心理学家，他取代了理论的堆积，阿德勒创立了一种获得科学支持的学说，教导人们形成亲切又良好的伙伴关系，纵观其整个一生，他本人就是一个好伙伴。数不胜数的例子可以证实他的亲切友好。他用语言和行动以有限的方法帮助人们。一位社会工作者问他是否值得治疗一个生活于贫民区的人，他回答道，如果你做了，就像如同把一本游泳技术的书扔给一位溺水者。首先你必须帮助这个人摆脱贫苦，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向他提出建议。他常写信问候、帮助同事，也经常对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给予生活的支持。

阿德勒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治疗都有好的结果，他也有许多不成功的案例。他从不向患者许诺，他只是谦虚地说尽量试试。在治疗时，他还偶尔幽默一把。他的幽默并不是嘲弄或者戏耍，而是以一种善意的友好，有时幽默可化解一些尴尬和困窘。他深知自己的不足，不断努力从较大的错误向较小的错误进步。他谦虚地说：

我们不自鸣得意， 我们即使已探求到了最终的事实， 也不能轻言最终的真相。我们已获得的只不过是整个知识和文化的一小部分。我们期望个体心理学同仁继往开来。（Hoffman，1994， p.209）

三、定居美国

阿德勒携着再度访美的巨大成功，满载而归，于1929 年回到维也纳。不久之后，他收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聘请他担任访问教授，尽管不是他梦寐以求的教授，但是美国人的热情，早已抹去了维也纳大学带给他的不悦。异乡的盛情竟然会比祖国的亲情更让人激动。他决定定居美国。不仅是因为美国人给了他自信和未来，更是由于个体心理学拥有了发展的新天地。他在美国的足迹遍布大中城市，美国人无不满心欢喜于个体心理学的真知灼见。虽然阿德勒两次登陆美国都得到了极大的认可，但是其妻子莱莎却不愿意随同他一起定居美国。她的社会主义活动蒸蒸日上，美国资本主义这块圣土并不适合社会主义的种子发芽生长。女儿亚历山大和儿子科特回忆这段岁月时说，在随后的日子里，父亲每年夏季都会回到维也纳，和母亲以及他们住上一段时日。母亲和父亲都有各自的事业追求。父亲在美国开辟了新天地，母亲在维也纳依旧推动社会民主运动。

阿德勒即将长驻美国，维也纳仍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虽然不能亲自主持维也纳事务，但他早已物色好了人选莉迪娅•施切尔（Lydia Sicher） 主持大局，同时放弃维也纳人民学院的教授职位。医生出生的施切尔于1923 年加入个体心理学协会。她凭着杰出的个人能力和精湛的专业水平，很快就成为个体心理学协会维也纳地区的领导人。安排妥了维也纳的事宜后，阿德勒安心来到美国。

曼哈顿温特米尔酒店的一间套房就是他在美国的居所。周围有宁静怡人的中央公园，庄严肃穆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将近花甲的阿德勒却无心念此美景，除了偶尔与同事散步外，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与周围的幽静不相关。他的身影出现在哥伦比亚的医学院、成人教育机构和公共讲演所这些场所。好莱坞的喜剧，尤其是查理•卓别林的诙谐幽默和马克斯兄弟的滑稽表演让阿德勒暂时忘却了繁忙。

在曼哈顿，他用九周时间就“个体心理学教育观、家庭生活、母亲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父亲的影响”这些主题作了详细的讲演。面对容纳3000 名听众的大厅，阿德勒告诉人们：

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正确理解合作的意义和发现正确的合作方式， 生活的意义是通过人与人的相互交往建立的。生活就是现在和未来、自己和他人以及世界之间的一种合作。个体心理学找到了错误的根源， 指导人们如何改正错误， 那就是合作。（Hoffman， 1994， p.236）

在这次讲演过程中，还遇到了点意外。一位听众在讲演时突然昏厥倒地。阿德勒立即停止了讲演，冲向他施以援救。阿德勒伏在听众身边，双手平放，上下按其胸脯，尝试恢复他的生机。阿德勒和随从医生还没来得及向最近的医院打电话，这位听众就因心力衰竭而死。他尽力掩饰内心的难过回到讲台，没有提及刚才的意外继续完成余下的讲演。他无意中听到台下各种各样合情合理的抱怨，于是注意力无法再集中，神采也不那么飞扬。事故发生之前，阿德勒讲得精彩生动；事故之后他却心神恍惚，一直试图寻找恰当的词语，以准确表达对意外的怅惘和叹息。陌生的死亡让他深深沉痛以致无法恢复往日的风采。

阿德勒一如在维也纳提倡学校改革一样，他在美国各个学校也积极宣传他在维也纳所获得的成就，倡导建立教育咨询中心。这一年秋天，他已在社区教会作了多场讲演。除了四处讲演宣传个体心理学思想之外，他还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将他的著作翻译出来奉献给美国人。《生活的科学》（TheScience of Living） 是阿德勒自《理解人性》之后在美国出版的又一本畅销书。书名通俗易懂，意在告诉人们，科学不仅滞留在研究的殿堂里，也会带给人们幸福和自我实现。《生活的科学》共有12 章内容，涉及诸如“个体心理学原则、自卑和超越情结、生活风格、梦及其解释、爱情和婚姻”等主题。

这些主题涵盖了阿德勒以前在社会研究新学院讲演的所有主题。虽然这本书并没有包含真正的新材料，但是“生活风格”成为了此书的亮点，第一次出现在了他的著作中，代替了以前诸如“生活路线”、“指导路线”、“生活计划”等用语。此词一出，迅速成为了流行词，很快便遍布大街小巷。这本书主要关注人们在四五岁时如何形成人格。依赖于家庭教养和教育，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的生活风格。追求优越的目标帮助我们达到一种稳定的自我掌控和自尊。正是由于个体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风格，他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预测自己的将来，找到解决生活难题的方法和答案。阿德勒坚持认为，成人生活风格的混乱是由于外部的引诱，不是来自于血液川流不息的遗传，而是源自外部环境的慢慢渗入。阿德勒赞同环境观而不是遗传观，认为“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其目的都在于培养和指导人的个性。教育的最一般原理就是必须与个人以后将要面临的生活相一致”。（阿德勒，1987，p.124）

阿德勒在以前的著作和讲演中，太重视家庭中父母的作用而忽视了学校里教师的影响。现在他把关注的中心稍稍转移。学校是人生第二个受教育的场所。离开家庭上学后，教师对个体的人格发展的影响甚至比父母还重大。人格发展的最合适场所就是学校。这首先是因为大多数学生都聚集在学校；其次，生活风格中的一些错误大多发生在学校里，而不是在家里；再次，教师有充足的时间了解每个学生的问题。

实际上，阿德勒并不主张一味地追求个人的优越，相反，他强调追求要符合人类利益的一面。他把完美的追求作为生活风格的正常发展，完美的追求与社会利益相结合才是健康的生活风格。它可以使人逐步达到完美并与他人协调相处，并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如果是为了逃避生活问题而追求个人优越，其生活风格则是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之上，与社会目标相抵触，将会导致各种失败，则是错误的生活风格。由于在家庭中所经历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磨炼以及对这些磨炼的理解，个体便形成了个人的指导性目标和明显的生活风格。引起严重的破坏性和神经症式的生活目标的因素有三个：器官缺陷、忽视与拒绝和溺爱。阿德勒认为最具有破坏性的是溺爱。神经症患者对自己的自卑相当敏感，并通过树立不现实的高目标来加以补偿，他们相信这些目标能使他们获得一种比别人强的优越感。神经症患者在自我评价方面不够准确，一贯低估或高估自己的价值。尤其是在作决定、测验以及遭遇失败时，他们常常紧张和恐惧。归根到底，他们害怕没能很好地掩饰，而被他人发现自己心存自卑。这种人不能按照社会兴趣行事，没有勇气，总是采用防卫或抵御策略来保护自己。

具有健康的、建设性生活风格的人，在家庭生活中，父母重视和尊重他们。在这种条件下，个体可能会懂得人与人之间平等和合作的重要性，并形成与社会兴趣相一致的目标。他对这些目标没有做详细的说明：它们可以是一些原则，如 “诚实是最好的方针”，“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等；也可以是一些特殊的职业目标，如教授、医生、工程师等。阿德勒相信，个体可以按照社会兴趣来履行这些角色，为社会福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因此，如果都按照社会兴趣来行事的话，工程师和内科医生一样是有价值的。阿德勒还提出，健康的人还可以根据环境的要求来改变自己虚构的目标以及指导自我理想。那么这种人是否会违背诚实的信念，为一个饥饿的孩子去偷一个面包呢？阿德勒可能会回答，“会的，但仅仅是当此人连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健康的人生活有原则，但在特殊的环境中他们又很现实地改变这些原则。

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正确的和错误的生活风格的特点，阿德勒对生活风格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其实他不是很愿意这样做，因为他认为，人是不可以进行简单分类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都有其独特的生活风格。但他认为这种分类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他将生活风格类型分为四种：统治类型、获取类型、回避类型以及社会利益类型。前三种类型属于错误的生活风格，而社会利益类型则属于正确的生活风格。

按照阿德勒的观点，统治类型（ruling type） 的个体缺乏社会兴趣和勇气。当受到威胁时，他们往往通过反社会的行为方式来减少焦虑感。他们对优越感的追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不惜剥削和伤害他人；为了显示强大和与众不同，他们需要控制他人。这种类型的孩子往往选择弱者作为玩伴，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驾驭局势。当他们不能达到目的时，往往会躺到地板上打滚、屏息、尖叫、踢打和叫喊，希望父母做出让步。长大成人后，统治类型的人渴望成为征服者，他们对配偶为所欲为，希望配偶能满足自己的一切需求，时刻对自己保持注意。作为父母，他们命令孩子服从自己，“因为这是我说的”。作为教师，他们傲慢、虚荣，喜欢威胁孩子，

“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得去校长室”。统治类型的人可能试图利用金钱来控制他人，他们相信任何人都是可以出价收买的。阿德勒认为违法少年、自杀者、吸毒者都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获取类型（getting type） 的人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不会努力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依靠别人来照顾自己。很多富裕的父母经常放任地给孩子所需要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们不需要为自己做事情，对自己的谋生能力以及供养他人的能力缺乏意识。由于对自己缺乏自信，他们试图让能满足自己需要的人围绕在身边。这种类型的人通常用魅力打动别人来帮助自己。回避类型（avoiding type） 的人缺乏应付危机的必要信心。遇到问题时，不是努力奋斗，而是为避免失败而试图逃避。这种个体常常自我关注，他们沉浸在白日梦和幻想中，因为只有此时他们才会感受到优越感。社会利益类型（socially useful type） 的人在互相帮助、相互支持的家庭中长大，成员间相互尊重和体贴，他们不是用冲突和挑衅来处理压力和问题，而是勇敢地去面对。作为成人，他们对家庭成员的态度建立在尊敬、亲情和友谊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互操纵和欺骗蒙蔽。这种类型的人心理健康，他们自信地面对生活，随时准备与他人合作，为他人的幸福以及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

生活风格是人克服自卑感追求优越的手段，在现实的追求中，每个人达到目标的方式都不相同，每个人特有的反应形式是相对固定的。心理疾病是由错误的生活风格导致。错误的生活风格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个体追求个人的权力和优越，缺乏足够的社会兴趣。当个体缺少社会兴趣而面临无法解决困难的窘境时，心理上就会失调。尤其是当个体受到失败的威胁时，一些症状就用来保护自尊心，并为那种错误的生活风格寻找借口。个体心理学力图通过形成和发展正确的生活风格，提高个人的社会兴趣来治愈各种心理疾病。

《生活的科学》获得了与《理解人性》同样的美誉。《纽约时报》甚至称这部书的作者阿德勒为“美国西部的孔子”：阿德勒博士， 维也纳人民学院的著名医生、心理学家、教授， 对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做了清晰简洁的描述。（Hoffman，1994， p.238）

陆续发行了几本畅销书之后，第二年阿德勒又迎来一本专业作品《神经症问题》（Problems of Neurosis）。这本书在治疗方面提出了很多见解。早期记忆对后来的成人生活提供了很多有迹可循的线索。并不是早期的所有回忆都是事实的正确记录，许多可能是虚构想象出来的，绝大一部分也已改头换面甚至是歪曲了的事实。但这不妨碍人们理解早期记忆的重要性。所改变的和想象的都是目标的一种表达，为理解四五岁时形成的生活风格提供了线索。早期的记忆特别重要，显示了生活风格的根源。从其中可以判断一个孩子是受到宠爱还是被忽视，他和别人如何合作，愿意和什么样的人合作，曾经面临过什么问题，怎样应对这些困难。从儿童时代起记下的事情和个人的主要兴趣密切相关。知道了个人的主要兴趣，就能知道他的目标和生活风格。至于记忆的正确与否，并不起决定作用。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代表了个人的判断：“在儿童时期，我便已经发现世界是这个样子了”，“在童年时期，我就是这样了”。

各种记忆中最富有启发性的是个人开始述说其故事的方式，能够记起的最早事件。早期记忆能表现出个人基本的人生观和起初的态度。一般而言，人们都很喜欢谈起最早的记忆，他们把它当成既单纯又美好的事实，不会探究隐藏在背后的意义。很少有人了解最早的记忆，大部分人都会从最早的记忆中，坦然无疑地透露出他们生活的目标、与别人的关系以及对环境的看法。

该书中包括了各种案例。“童年时期中，有件大事记忆犹新。大约4 岁时，曾祖母来看我们。”通常祖父母都很宠爱孙儿，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至于曾祖母如何对待这些曾孙儿，则很少有讨论。“当她看我们时，我们要拍一张四世同堂的照片。”这个女孩对她的家族很感兴趣，由于她如此清楚地记得曾祖母的来访以及他们的家族合照。由此可见她对家庭的依恋非常之深。“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开车到另一个镇上，抵达照相馆后，我换了件白色绣花的裙子。在拍合影时，我和弟弟先合照了几张。他坐在我身旁的扶手椅上，手里拿着一个明亮的红球。我站在椅旁，什么也没拿。拍完了姐弟照后，开始拍四世同堂的大合影。每个人都竭尽其力地展现最美的笑容，而我一点都没有笑的兴趣。我的弟弟很聪明，笑得很甜，以后我再也不拍照了，非常讨厌拍照。”这个女孩的回忆让人们领悟到大多数人应对生活的方式。弟弟在家中受到宠爱，取代了她原本被宠的地位，她非常不高兴，拍照时连笑的心情都没了。她在拍照时觉得非常不愉快，以后便讨厌拍照。当一个人讨厌某物，而要找出这种厌恶的理由时，他通常会从记忆里挑选出某些东西来承担解释之责。《纽约时报》评价这本书时指出：

阿德勒通过其讲演和著作在美国已广为人知。这本书尤其令非专业人士感兴趣， 因为书中所举的案例和生活中所见的不无二致。（Hoffman， 1994， p.238）在20 世纪30 年代早期，美国就渐渐进入了经济萧条期，阿德勒的著作能如此畅销，讲演能如此受欢迎，这看似有些奇怪。他在家庭、学校、教育和治疗方面积极乐观的思想捕获了很多美国人的心灵，正是这样的萧条，人们才需要寻找乐观生活的希望。此时的美国，行为主义大行其道，行为主义开山祖师华生已从心理学界转战商业战场，除了他和阿德勒已没有什么人能在日益疲乏的经济形势下获得美国人的青睐。阿德勒除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外，他还把视角延伸到了密歇根，他的目标人群是教育界人士。他的朋友戴维斯（Davis） 已筹建好了个体心理学基金，支持阿德勒在美国包括讲演、出版和治疗在内的众多活动。令人激动的密歇根之行的前十天， 《底特律消息报》就特地撰写了一篇文章介绍阿德勒：阿德勒博士，起初是弗洛伊德弟子，后来因观念不同出走。抵达密歇根后，阿德勒向教师们介绍了个体心理学的一般观点。他强调帮助孩子形成社会情感的重要性，尽早放弃遗传的观念，不放弃就很容易隐藏遗传影响背后的东西，孩子身上最显著的不同不是由先天遗传造成的，而是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教师应该了解如何识别孩子的人格，以其眼观察，以其耳聆听，以其心感受。惩罚和指责毫无效果，只会起反作用。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问题，每个人都有所不能，但是爱和同情都可以灌注在孩子的心灵上。

结束了密歇根的行程之后，阿德勒回到纽约，继续他日以继夜的活动。除了指导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儿童指导诊所的工作外，他还要给医学院的学生讲课。其他的教学活动还包括心理专业学生30 个课时的课程，以及科学和艺术学院的两门课。除了授课，阿德勒还就犯罪、爱情和婚姻等主题开办了一系列讲座。他关注罪犯的心理，讲述了一个叫“笼中诗人”的妇女。她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曾用笔名创作，荣获了多个诗歌奖。阿德勒品读了她的作品，感慨地说，她是个心理个案，不属于监狱，可被收容所收留。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位妇女应该在他的照管下被释放出来。他认为，世界失去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实在可惜，因为心理的困扰完全可以治愈。

在听课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个体心理学的领导者海因茨•安斯巴切特（Heinz Ansbacher）。他后来回忆说，在我最失落之时，前来向阿德勒博士寻求帮助。他的讲演精彩，非常吸引人。他就自我实现提出一种人本主义倾向的心理学。两年后，他接受了阿德勒的私人治疗，并接纳了阿德勒的建议，以心理学为终生职业。多亏了与阿德勒相识，他才有机会遇到生命的伴侣罗伊娜（Rowena）。

虽然阿德勒的著作越来越受到美国人的喜爱，美国人从他的讲演和作品中也看到了他和弗洛伊德的区别，但是多年前维也纳大学的拒绝再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上演。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病学研究所教授弗雷德里克•特雷（FrederickTilney） 事先未和阿德勒商量，就向学校推荐阿德勒申请医学院的终生职位，但很快就遭到了学校的拒绝。拒绝的原因被传得沸沸扬扬，哥伦比亚的精神分析学家对学校的决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不允许弗洛伊德的背叛者有任何作为，自然教授职位也就与阿德勒擦肩而过了。阿德勒感受了百般无奈，再次让他想起了维也纳医学院的拒绝，愤然辞掉了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一职。特雷教授对阿德勒辞职非常意外，《纽约时报》随后对此事件进行了大肆报道，但未能从守口如瓶的阿德勒口中得到任何正面的解释。在整个课程全部结束后，阿德勒便再也未和哥伦比亚大学联系。

虽然哥伦比亚大学令他非常失望，但是随即《生活的类型》（The Pattern of Life，1929）、《指导儿童》（Guidingthe Child，1930）、《儿童的人格教育》（The Education ofChildren，1930） 这三本书的出版，让他转悲为喜。《生活的类型》是基于两年前他在社会研究新学院讲课的内容，阐述了学校儿童不同情感困难的12 种情形。自20 世纪20 年代后，纽约涌进了一批年轻的欧洲人，他们所处的环境一般，生活收入也不高。阿德勒此时还没有过多关注经济和文化因素。《纽约时报》对这本书作出高度评价，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这首儿歌的流行标志着美国大萧条的来临，20 世纪20 年代的那种繁荣正离美国人远去，阿德勒的乐观自信慢慢淡出萧条的现实。美国人越来越觉得他的思想简单了点，有点不合时宜。虽然罗斯福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措施，但阿德勒的心理学似乎并没有为改善美国的社会萎靡带来点希望。有些杂志开始批评阿德勒的心理学已经陷入一种宗教囹圄，这正是为什么很多人宁愿把阿德勒看作为先知而不是心理学家的原因。一位著名德国犹太牧师曾说过，如果阿德勒继续宣传他的社会思想，那么犹太教也会建立宗教心理学的。《指导儿童》这本由个体心理学专家合写的作品，共包括12 章，少了些道德的说教，多了些专业的阐述。阿德勒为其中撰写了一章，女儿亚历山大这时已是维也纳个体心理学的一名骨干，她写了两章，其他部分由施佩尔博等人完成。这本书不像《理解人性》一样针对美国的一般大众，其专业性更强。全书具体描述了个体心理学家如何诊断、治疗适应不良的学校儿童。所有的案例都来自儿童指导诊所和教师培训会议。阿德勒的同事在阿德勒离开欧洲到美国讲学时，曾在几所公立学校专门为教师培训召开了会议。

《指导儿童》一书主要关注维也纳低收入家庭和工人家庭的孩子。许多年幼的孩子失去了父母，产生了绝望的念头。他们的身体状况很差，心理状态更不好。缺少父母的监督和管教，很多孩子浪迹街头，胡作非为。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就社会经济因素如贫穷如何影响生活进行讨论。个体心理学家更多关心他们早期生活中的不良适应，这些不良适应还在流淌着自卑的血液，都可以在个体心理学的原则下得到成功治疗。培养自尊和自信比惩罚更有用，身体惩罚是培养孩子最不道德的方法。维也纳的父母和教师在阿德勒的指导下逐渐学会了培养孩子的正确方法，城市的青少年犯罪率也明显下降。此书得到美国读者的积极评价， 《纽约时报》评价说，这本书告诉我们如何运用个体心理学原则让孩子适应学校生活和家庭环境。维也纳儿童指导诊所在维也纳已运营了十多年，获得的成功完全可以照搬到美国来。在此书出版的同时还发行了《儿童的人格教育》一书，与此前的《神经症问题》、《生活的类型》和《指导儿童》关注人格的发展不同，这本书是特别为父母而写的，指导父母如何教育孩子。所有孩子都遭受了自卑，阿德勒将早期的行为问题归咎于强烈获得自尊和权力，父母应该感受到这种无助和无能。阿德勒建议父母要温和并且理智，而不是冲动地面对问题。威胁和惩罚最终都会无效。除了强调父母的作用外，阿德勒还一如既往地重视学校对帮助孩子情感发展的影响。教育者最重要的任务是鼓励每一个孩子。入学前得不到鼓励的孩子在学校要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都要得到学校和老师的鼓励和支持。教育的未来在于孩子。

阿德勒在《儿童的人格教育》里告诉父母们，儿童的每种活动都是他生活和整体人格的表达，不了解行为中隐蔽的生活背景就无从理解儿童所做的事。他把这种现象称为“人格的统一性”。人格统一性的发展就是行动和行为手段协调成一个单一的模式。生活的要求迫使儿童整合和统一自己的反应，对不同情境的反应方式不仅构成了儿童的性格，而且还使他所有的行动个性化，从而与其他儿童相区别。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会出现心理问题和障碍，童年时期的心理障碍和问题对后来的人生轨迹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一个孩子的行为变化，或出现了新的令人不快的迹象时，父母不仅要注意这种行为开始出现的时间，还要考察其产生的原因。儿童通常在四五岁时就确定了自己追求优越的目标。这个目标指引、激励着他，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优越。

这本书体现了阿德勒的人格观。他认为，整体人格内在于每个人的存在之中。每一个体都体现了人格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同时每一个体又为其整体人格所塑造。每个人既是一幅画作，又是画作的作者。个体是他自己人格的画作者。不过，他既不是完美的作者，也不会对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具有完整的认识。他只是一个极易犯错和不完善的存在。人格的整体及其独特的生活目标和生活风格并不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个体对生活事实的主观看法的基础上。人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但却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来塑造自己。

尽管这本书给父母很多指导，但是它与阿德勒先前的一些作品一样，不断重复一些观点。《纽约时报》一反对前几本书的好评，对该书指出批评：

一个人可能在这本书里发现一些有用的观点， 但是整本书的体系有点杂乱， 描述和说明多于科学意义上的解释。（Hoffman， 1994， p.253）

美国精神病协会主席威廉姆•怀特（William White） 也严厉地对此书进行了批评：

我越来越觉得， 阿德勒这些书越来越落入俗套， 似乎他已江郎才尽。（Hoffman， 1994， p.253）尽管这些著作没有得到像以前作品那样的好评，但阿德勒的用心在于将他在维也纳指导诊所的工作告诉人们，希望有一天在美国也大规模地建立指导诊所。回到维也纳后，阿德勒全身心投入各种活动中，虽然他已辞掉人民医院的职位，但是咨询中心仍然充满了他的身影。美国经济萧条已蔓延至整个欧洲，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失去工作，指导诊所也亦步亦趋。阿德勒决定给予完全免费治疗，这在风雨飘摇的维也纳乃至奥地利都非常令人振奋。维也纳城市议会为了感谢阿德勒的伟大奉献，决定授予阿德勒城市公民奖。这种荣誉不仅是献给阿德勒60 岁的礼物，更是感谢他为维也纳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四、辗转各国

1930 年，当第5 届国际个体心理学大会在柏林召开时，德国教育部长莅临大会，容纳数千人的大会厅座无虚席，与会者来自四面八方、全球各地。因为与会者众多，一些人只能站在门外通过扬声器收听大会内容，另一些人则被迫离开。个体心理学已经发展到了第18 个年头。反观个体心理学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如此宏大的规模， 西贝克（Siebeck） 教授写道：

阿德勒的思想在现代文献中已被广为引用， 通过这些渠道流传至各个地区。当我们接触这些思想时， 尤其是大学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 时常不能确定哪些来自个人经验， 哪些来自书本。他使用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 维也纳大学已经决定允许他讲学。强大的弗洛伊德学派激烈地反对他， 许多科学家由于他不因循守旧而猛烈抨击他。战争也阻止了其思想的传播。（Orgler， 1963， p.183）受国会的邀请，阿德勒在柏林进行定期讲演，两百多名教师参加讲座，他现场处理问题儿童，给所有人展现他的咨询技术。在其中一个讲座中，一名学校校长做了一个有关17 岁女孩的报道。阿德勒一边阅读这个案例，一边解释女孩的生活风格。这个女孩的主要问题是她完全隔离自己，异乎寻常地沉默寡言。她的特点在于擅长写作。她文章写得很好，因此很想成为一名作家。学校同事戏称，“那就是她的职业了。你是一名作家就不会整天空谈了”。阿德勒向这位女孩的父亲询问女儿在家的日常行为，向他解释女儿的生活风格，建议他以后采取何种态度培养女儿。阿德勒得到这位父亲的允许，当他不在场时和女孩进行谈话。父亲笑着说：“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不妨一试，但是你别期望从她嘴里吐出一个字。如果只有几个人在场，她不会说话的，更不会在如此多人面前讲话。”女孩进来时，阿德勒拿给她一把椅子，这样她可以背对听众，开始和这个女孩谈话。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女孩和阿德勒谈话自如，毫不拘束，阿德勒就像是她的一位闺蜜。她告诉阿德勒早年的记忆、梦，等等。谈话证实了阿德勒对其生活风格的解释。聆听讲座的教师蜂拥而上，以便听得更加真切。有人惊诧不已，这不是天方夜谭吧？后来学校的有关报道揭示了这个事实，女孩经此一谈彻底改变了自己。

1931 年，阿德勒的又一部重要著作《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3]（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问世。“生活的意义”的首次提出是同年阿德勒在伦敦个体心理学大会上的讲演主题。这次大会上他首先询问，人们一直就一些问题寻找一些答案：生活究竟是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人们如何获得真正的社会情感？

这些疑问的答案后来都出现在了这本书中。

在这本书中，阿德勒从个体心理学观点出发，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还描写了自卑感如何去争取优越感，从而获得成功。阿德勒告诉人们，人类生活于“意义”之中。假使哪个人想脱离开意义的范畴，使自己生活在单纯的环境中，那么他一定非常不幸：他将自绝于他人，他的一举一动对自己和别人都毫无作用，都毫无意义可言。人们所感受和体会的，察觉和领悟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赋予了现实意义。虽然这些意义多多少少有些不完整，不完全正确，甚至充满了错误，但这正是生活的本来面目，生活不是一潭死水，而是平静湖面下涌动的急流。

从呱呱坠地起，人类就在摸索着追寻“生活的意义”，在生命的第五个年头，儿童即已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也奠定下“对这世界和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的最深层和最持久的守望。此后，儿童经由这套赋予了意义的模式观察、审视世界。有时这种意义会错误百出，处理问题的方式会不断带来痛苦和不幸，儿童也难以轻易改变和放弃。只有重新检讨造成此种错误解释的情境，认出谬误之所在，修正这套模式，这种生活的意义才能被矫正过来。人类的目标不是寻求心理或灵魂的安宁，而是在从现实到理想的健康奋斗中体验生命的意义。

生活意义因人而异，每一种意义都可能或多或少含有错误的成分，没有人拥有绝对正确的生命意义。真正的生活意义是与别人分享的意义，得到他人认可的意义。这种意义能够有效地指导生活问题的解决，能够被他们效仿、学习。也许有人会怀疑，生活的意义是否真的是：奉献，对别人发生兴趣和互助合作。一个人总是为他人着想，为他人考虑，岂不是痛苦不堪？一个人起码得为自己设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每个人都应该适当地保护自己，寻求自身的利益。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

阿德勒在这本书中特别强调自卑感，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没有一个人对其现时的地位感到满意；自卑感是所有人都具有的一种正常的感觉状态，也是所有人之所以努力奋斗的源头。自卑感非但不是弱点或异常，反而是创造的源泉。人类都有对优越感的追求，这是所有人的通性。而优越感即是自卑感的补偿。一个健康、正常的人，当他的努力在某方面受到阻挠时，他就会在另一方面找到新门路，去争取优越和完美，从而获得成功。特别是在幼年时期，在自卑感的驱动之下，个体的发展才能够持续地往更高层次迈进。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的通性。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能超越自卑，关键在于正确对待职业、社会和性，在于正确理解生活。

那些自幼就有器官缺陷或被娇纵、被忽视的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家长和教师应培养他们对他人、对社会的兴趣，使他们真正认识“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这样，他们就能够从自卑走向超越。不管有无器官上的缺陷，儿童的自卑感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这是因为他们常常仰赖成年人的生活，且一举一动均受到成年人的控制。当儿童利用这种自卑感作为逃避行动的借口时，便发展成神经症倾向。如果这种自卑感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存在下去，它便会形成“自卑情结”。

《纽约时报》评价这本书时指出：

这本书和《理解人性》一样浅显易懂， 笔法通俗， 语言简洁。人类生活在意义的国度里。生活的意义是对同伴发生兴趣， 作为团体的一分子， 对人类幸福做出贡献， 生活是富于创造性的过程。假使我们每个人都以合作的方式， 面对生活， 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永无止境。生活真正的意义在于：接纳并分享他人的活动， 善于合作、甘于奉献， 恰当使用“追求优越” 的心理动力补偿与生俱来的自卑感。虽然阿德勒已是我们熟知的最优秀的心理学家， 但是他没有用学术的语言描写一本晦涩难懂的书， 和之前的作品一样依旧朗朗上口。（Hoffman， 1994， p.275）

自从1926 年起，阿德勒被邀请到很多地方进行讲演，大部分时间都在旅途奔波。尽管他不喜欢旅行，不适应火车的轰鸣，但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他仍旧不辞辛劳。仅有一次，他在车厢里遇到一位妇女感到舒适，虽然这位妇女已年迈，但正是这位年迈妇女的安详，让他感到了人生的安定和满足。

阿德勒于1926 年来到伦敦。他希望个体心理学远离政治干扰，尤其是教条作风和独裁专制，保持纯粹的学术特色。同时因为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美国和奥地利的所有活动上，无暇分身英国事务。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从伦敦个体心理学协会中除去，委托同事米特洛维奇（Mitrovic） 管理所有事务。令他意外的是，伦敦协会在米特洛维奇的领导下，越走越远，越来越远离阿德勒的初衷。伦敦协会的一位同事回忆说，虽然伦敦协会还没有解散，但米特洛维奇已经将很多人从阿德勒那里带走了。他让别人完全听命于自己，无偿为他服务。阿德勒再也不能对这种情形继续恶化熟视无睹，他痛下决心撤掉米业洛维奇的领导权，委派弗朗西斯•克劳克谢克（Francis Crookshank） 全权负责。克劳克谢克和米特洛维奇一点也不一样，他是个医生，而不是个哲学家，关心的是治疗而不是政治活动。个体心理学的伦敦分会在克劳克谢克的领导下，逐渐将失散的人心收拢，又重新回归正常的发展轨迹。克劳克谢克比阿德勒小三岁，受过大学医学的专业训练，大学毕业后一度在法院工作，后来一战爆发，他的兴趣转向了医学治疗。和阿德勒以及很多医生一样，克劳克谢克也服过军役，并精通法语和德语。由于有着相似的军医经历，都关注社会情感对人格的重大影响，两人很快就成为至交。得到阿德勒的鼓励，克劳克谢克很快加入个体心理学协会。1929年，他把阿德勒的《神经症问题》一书推荐给英国人，并撰写《个体诊断》一书大力宣传个体心理学思想。他以“个体心理学和成人生活”为题举办讲演，他赞同阿德勒的一夫一妻制，提倡婚姻平等和共同合作的婚姻观。

从1929 年到1932 年间，阿德勒每年只花几个月的时间在维也纳生活，给高级中学和教育指导机构讲授常规课程。1931 年和1932 年他被邀请到柏林为六百多名医学、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进行专门讲演，持续了数月之久。讲演会场很拥挤，他还在城市医院为医生做实际说明。1929 年1 月7 日，阿德勒从巴黎写信给女儿说：

我刚讲演完毕———巴黎之行的第一次讲演， 身体虽已疲惫不堪， 似乎耗尽了身体资源， 但是下面还有很多讲演等待着我， 我还得振作精神。（Hoffman， 1994， p.269）此时的阿德勒已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他在法国进行的第一次讲演是在1926 年的巴黎大学，巧合的是最后一次也是在巴黎大学。巴黎大学借这次机会给予了他崇高的荣誉，

1937 年5 月他在巴黎又进行了一次讲演。此后的数年，阿德勒有规律地辗转于多个城市进行讲演和讲授课程，尤其是在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旧金山等城市。他的成功是如此巨大，哥伦比亚大学于1929 年邀请他做访问教授。他同时还在一家诊所进行工作。工作负荷如此之大，从一封信中即可得知：

正如我写信告诉你的， 整个上午都有两个助手协助我在诊所工作， 这看似安排妥当， 后来没有我一切都照常进行。下午我得面向医生做一场报告， 几乎每晚都有一场公开讲演。（Hoffman， 1994， p.269）

1932 年以后，他将大部分时间用在美国，但会在每年春天回到欧洲。他一直把整个假期都奉献给维也纳的家庭和工作。他写信告诉美国的朋友，回到维也纳后和旧友在咖啡馆聊天是多么愉快，和家人在一起是多么幸福，虽然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还有很多讲演在等待他，但他仍然挤出时间陪同儿女。他常常和女儿去看电影，以训练自己的推理艺术。情到深处时，阿德勒偶尔也会温柔地抚摸女儿的头发，显示出父亲的无限慈祥和深情。这似乎显得不同寻常，人们常常在书本里看到，阿德勒不愿意显示出其亲切的一面：在他去世前不久，在荷兰告诉好友奥格拉（Orgler），他多么希望再一次见到女儿瓦伦汀。

阿德勒还向朋友讲述他二女儿亚历山大的有关往事。依稀记得，亚历山大尚在襁褓中时，她和姐姐以及父亲一道去阿尔卑斯山旅行。傍晚时分，三个人在一家小旅馆落脚，旅馆只剩下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三张不同大小的床。女儿瓦伦汀担心把最小的一张床分给她，她就问父亲，她睡哪张床。阿德勒立刻看出了她的心思，回答道，“随你挑”。她高兴地选了一张最大的。尽管亚历山大已不记得儿时的往事，但阿德勒每每谈起女儿，幸福总洋溢在嘴角边。

每年回到维也纳，阿德勒都会邀请朋友到他维也纳郊区的别墅和花园做客。德雷克斯回忆说，他一踏进花园，就闻到满园的花香，羡慕之情溢于言表。阿德勒牵着牧羊犬不紧不慢地修剪玫瑰。妻子和孩子们出门热烈欢迎他和一道来的朋友。住宅美丽漂亮，品位高雅，装饰现代。屋后如诗如画，绿树成荫，花团锦簇，正好领略维也纳郊外的绝佳美景。阿德勒非常自豪地向他们展示从美国带回来的仙人掌和稀有植物，这些植物都种植在屋后的暖房里。屋里设置很现代，厨房里有台冰箱，客厅有架钢琴，每有客人造访，阿德勒都会弹上几曲舒伯特的作品，边弹边引吭高歌，唱到动情处还手舞足蹈。一个人唱歌不过瘾，他还邀请朋友一起唱歌。唱罢便开始聊天，阿德勒喜欢讲笑话和旅途轶事，他讲笑话时面部严肃，两道眉毛横起来，两眼炯炯有神看着朋友，直到笑点出来，才开怀大笑。他边讲边比画，宛如卓别林表演一般。当他想不起故事时，就叫儿子科特临时救驾，“科特，快来，帮帮我，我想不起来了”。科特比他父亲还一本正经，“我也没货哦，下次我一定要跟你去讲演，生活真是一张白纸”。面对阿德勒的尴尬处境和儿子的爱莫能助，大家都开怀大笑。女儿和妻子为大家献上鲜嫩的水果和丰富的食品，满屋欢歌笑语。

1932 年，阿德勒和七名合作者在个体心理学的国际夏季学校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进行巡回讲演。他的巡回讲演激起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极大兴趣，丹麦一位雕塑家回忆说，我在哥本哈根遇到了最尊贵的客人，内心受到深深震撼。我和阿德勒博士以及几位教授共进午餐，席间的讨论如此愉快和有趣，以致阿德勒笑着说，“我很奇怪你们都是父母的次子”。的确如此，在场每个人都是次子。阿德勒后来解释了他对儿童性格发展差异的有关理论。阿德勒迅速受到大家的喜爱，没有一刻是独处，而是一直被周围人环绕着。新朋旧友每日早餐时间聚集一起，天文地理无所不谈。他享受谈话的乐趣，微笑着聆听每一位坦诚父亲的自白。阿德勒真实，不虚假做作。无论谈笑风生抑或沉默寡言，无论是私下探讨还是公开讲演，其真实的人格一直似乎在说，“生活是至善的，得有尊严，发生的一切都很重要”。他讲演时，听众的感受是：

他的确是一个真诚、善良的先知， 告诉我们不屈从于命运， 力图超越自卑， 追求优越， 实现自我。他的声音温和，讲话既人性又简洁。（Orgler， 1963， p.192）

五、猝然离世

1932 年，阿德勒受邀前往长岛医学院。该院已为他准备了一个医学心理学席位，这个职位一直保持到他猝然离世。1933 年，戴维斯为阿德勒赢得大学的席位而欢欣鼓舞，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积极努力将阿德勒的作品翻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因为经费过高而未能将阿德勒的《宗教和个体心理学》（德文版，1933） 翻译出版，阿德勒对此难免有些失望，从美国内地讲演回到长岛后，阿德勒向美国当局申请成为永久居民。除了在长岛讲课，开展诊所咨询工作，阿德勒还在纽约市讲授两门课。虽然在著作出版方面遇到了一些挫折，但个体心理学在美国的进展依然让他有所安心，而在英国的发展却不尽人意，由于弗朗西斯•克劳克谢克的自杀，个体心理学在伦敦的分支已走到濒临解散的地步。在这之前，这位中年精神病学家拒绝了阿德勒给他提供治疗的建议。他自杀的真正原因至今仍是个解不开的谜。虽有传闻说是丑闻让他身败名裂，但克劳克谢克的死的确是个悲剧。他一方面接受个体心理学的观念，另一方面却未能遵守道德准则。他的死在某种程度上葬送了个体心理学在英国的发展。

他的离去的确给个体心理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虽然在英国仍有许多精神病学家为个体心理学贡献心力，但谁都无法替代克劳克谢克。自此个体心理学在英国的发展日薄西山，而在美国的发展却蒸蒸日上。不久之后，阿德勒结识了另一位美国富有的商人爱德华•法林（Edward Filene），法林也和戴维斯一样热衷于公共事业，他因建立了20 世纪基金和美国商业社团而为人所知。两人成为好友的原因是法林请求阿德勒给予治疗指导。

1934 年2 月6 日，阿德勒在64 岁生日这一天度过了生前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在他简朴的人生岁月里，并不想为自己庆祝，报纸也没有任何报道，家里也没有哪个人临时赶往纽约。然而，朋友和追随者却不甘愿让这个重要的日子就这么平淡度过。实际上，个体心理学协会的所有成员一致同意，主动将“阿德勒基金” （Adler Fund） 作为礼物献给阿德勒。那天早晨，医生科诺夫和一位友人去他所住的旅馆拜访他，打算带他出去用早餐。阿德勒见到友人很高兴，邀请他们一起用餐。阿德勒带领朋友参观了令他自豪的电子厨房，厨房里摆了一台冰箱。三个人就坐在一起品尝阿德勒调制的咖啡。没有人提到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午饭时依旧没人提议，但是科诺夫问他是否想冒点风险喝点葡萄酒。自1930 年以后，由于经济低迷，物质匮乏，他就很少喝葡萄酒了，以前在维也纳倒可以喝上两个小时。阿德勒没有丝毫怀疑，抿了两口，“我不怀疑瓶子的品质，这酒好像掺杂了什么”。饭后两个小时突然导致了暂时性失明，阿德勒决定不再碰它。科诺夫医生非常惊慌，定睛看了一下表，坐在椅子上烦躁不安。她不能控制自己，冲出去找那酒商。没过多久她相当高兴地回来，酒商当着她的面喝了几杯葡萄酒，使她打消了疑虑。晚上阿德勒坐进朋友的汽车，没有问带他去哪里，却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群穿着晚礼服的朋友围坐在宴席旁。阿德勒精神爽朗地品尝吐司和葡萄酒，几个小时前他就迫不及待地同意喝酒了。这无疑给阿德勒巨大的惊喜，但在所有收到的礼物中，他最喜爱的还是阿德勒基金。为了促进个体心理学的发展，他把基金交给了一位委托人管理，每个国家都亟须这样做。他真诚地报答了朋友的感情，在纽约准备做讲演之际，听说老友戴维斯患病，便马上冲到病床边，换了一位讲演人。对阿德勒来说，这是他最值得纪念的时刻，这也许让他想起了维也纳很多美好的时光。美好的过去一去不复返，生日过后第六天，基督教社会党宣布解散国会，引起社会民主党的恐慌，生怕自己的实力会被削弱；同时，因为经济大萧条和解散国会的作为，基督教社会党已经失去了部分民众的支持，所以他们担心社会民主党会趁机争取支持，遂开始搜捕社会民主党党员。当一群基督教社会党党军在林茨市搜捕社会民主党党员时，双方爆发多起小型冲突，战事很快波及全国，后来军队介入，数日内逼使社会主义者投降，内战结束。社会主义拥护者都纷纷逃离国家；而基督教社会党继续掌权，打击曾经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的组织如工会。得到社会民主党支持的儿童指导中心不得不关闭，家庭和教师培训计划也被迫终止。国内战乱很快平息，阿德勒感到欣慰，但诊所的关闭却让他伤心欲绝。之后法西斯组织的上台，让阿德勒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妻子莱莎因为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活动，被右翼政府逮捕，数日后释放回家，毫发未伤。这次逮捕引起了莱莎的深思，她越来越觉得维也纳已非容身之地，苏联已非托洛茨基之乡，美国成为了她不得已的归宿。在拒绝了阿德勒多次的要求后，莱莎开始准备和儿女一道移民美国。由于过度担心莱莎和家人的安全，加之流行病的传染，阿德勒很快病倒，病情一度很严重。他写信告诉莱莎，他病得很严重，估计很快就不行了，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一周。令人意外的是，他和儿时一样，大难不死，很快就恢复了健康。然而这种快速的康复并没有持续多久。大女儿瓦伦汀和母亲莱莎一样积极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她和丈夫被右翼政府关起来，最后于1942 年病逝在俄国的古拉格（Gulag） 集中营。阿德勒通过多方努力都未能打听到瓦伦汀的行踪，女儿的消失对阿德勒而言是致命的打击，他的心脏再也不能承受起坏消息了。

波托姆回忆说，她和丈夫租了一间公寓，临近阿德勒。一天晚上，他们带了几位朋友和阿德勒在一家客栈聚会。很快身边就聚集了美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学生，美国、德国学生纷纷唱起各国民歌，而维也纳的学生却哑口无声。阿德勒转向波托姆，呜咽着，当一个国家的人忘了祖国的歌曲该是件多么悲哀的事啊！阿德勒很少在别人面前表露自己的情绪，这肯定是他最落寞的时候了。阿德勒的悲伤还没有结束，沃尔夫的车祸更让他悲伤难过。沃尔夫是在送一位病人去医院的途中，为了避免撞上自行车，刹车失去控制撞到了大树上，不治身亡。年仅35 岁的沃尔夫是阿德勒在美国最得力的助手，他的离去一如个体心理学在英国失去了克劳克谢克一样，阿德勒失去了左膀右臂。他在美国的助手最后只剩下了自己的孩子科特、亚历山大和德雷克斯。1936 年，阿德勒没有回维也纳，整个暑假都未曾休息，在为个体心理学的发展奔波。夫人随着他来到了纽约，放弃了维也纳的家。夏季学校的讲演、旅行的讲演和课程占据了他所有的空闲时间，他就是如此合理地运用自由时间。整个1936 年的冬季，阿德勒都忙于各种活动。经过一个繁忙的冬季，阿德勒于1937 年4 月返回欧洲。大量的规划正等着他来实施。他得在一个月内辗转于四个国家开设56 场讲座。他在巴黎讲演，在布鲁塞尔大学作几场讲座，然后行经荷兰，那里有他众多的追随者。几年前他曾来此讲座，参加卡斯米尔（Casimir） 教授在海牙和乌得勒支组织的活动。在这里阿德勒可以使用母语讲演，人们在此领略到他讲演的生动活泼、不拘形式、幽默诙谐。大量的人群潮水般涌过来聆听讲演，一睹大师的风采。莱顿大学的学生挤满了整个演讲大厅，甚至没有立足之地。他几乎没有时间自行安排拜见旧知，欣赏风景，有时一天得在两个城市间奔波讲课。尽管疲惫不堪，他已经67 岁了，几近古稀之年，但他从没有抱怨过疲劳。他在巴黎度过了圣神降临周，然后来到伦敦，滞留一天，前往阿伯丁。他计划在阿伯丁给学生讲授一周的课程。

在途经苏格兰进行讲演时，阿德勒在伦敦待了一天。他曾发布命令，不接受任何患者。然而，一位难民找到了他的地址，拜访了他，进行了一次面谈。咨询结束时，拜访者问他欠了多少钱。阿德勒笑着说：“我从不接受难民的金钱。”拜访者回答：“这样的话， 你不会富有的。”“我知道”，阿德勒简单回应着。他对金钱缺乏兴趣，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个体心理学的传播上。他在柏林做了一些讲演后，从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自然你知道我对金钱事宜多么随意， 我请求你查明我接受了多少， 以便你能保存收据， 你以自己的判断爽快地填上。（Orgler， 1963， p.206）

5 月27 日他工作到深夜，28 日早晨在阿伯丁大街上散步时晕倒在地，尽管救护车及时赶到将他送往医院，但是心脏病发作夺去了他的生命。6 月1 日和2 日分别在阿伯丁和爱丁堡举行了两场葬礼。阿伯丁的仪式在国王学院的小礼堂举行，阿伯丁大学和这座城市的各界精英悉数参加，哀荣备至。棺材陈列在礼堂里，大学代表抬棺，各界人士和学生列队送行。花圈包裹整个校园，一行大字“纪念伟大的科学家———阿德勒”赫赫在目。爱丁堡葬礼行毕后，阿德勒火葬于此。许多国家的代表参加了爱丁堡的葬礼，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发布讣告。《伦敦时报》追述了他在英国的最新讲演。《新周刊》也对他进行了报道。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自然不会落后，合众新闻社刊文说阿德勒是和弗洛伊德比肩的一位伟大心理学家。《纽约时报》详细报道了阿德勒的猝死过程，并在几天后的专栏中讲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以及他在美国的影响。《纽约先驱论坛》的讣告说：阿德勒， 自卑情结之父， 拒绝成为精神分析的某个零件。他既有点像科学家弗洛伊德， 又和预言家荣格相似， 他就是他自己， 传播福音的人， 他离开了他心爱的个体心理学， 离开了敬爱他的民众， 也离开了这个深爱他的世界。（Hoffman， 1994， p.323）

阿德勒猝然离世，但还有许钱事宜多么随意， 我请求你查明我接受了多少， 以便你能保存收据， 你以自己的判断爽快地填上。（Orgler， 1963， p.206）

5 月27 日他工作到深夜，28 日早晨在阿伯丁大街上散步时晕倒在地，尽管救护车及时赶到将他送往医院，但是心脏病发作夺去了他的生命。6 月1 日和2 日分别在阿伯丁和爱丁堡举行了两场葬礼。阿伯丁的仪式在国王学院的小礼堂举行，阿伯丁大学和这座城市的各界精英悉数参加，哀荣备至。棺材陈列在礼堂里，大学代表抬棺，各界人士和学生列队送行。花圈包裹整个校园，一行大字“纪念伟大的科学家———阿德勒”赫赫在目。爱丁堡葬礼行毕后，阿德勒火葬于此。许多国家的代表参加了爱丁堡的葬礼，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发布讣告。《伦敦时报》追述了他在英国的最新讲演。《新周刊》也对他进行了报道。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自然不会落后，合众新闻社刊文说阿德勒是和弗洛伊德比肩的一位伟大心理学家。《纽约时报》详细报道了阿德勒的猝死过程，并在几天后的专栏中讲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以及他在美国的影响。《纽约先驱论坛》的讣告说：

阿德勒， 自卑情结之父， 拒绝成为精神分析的某个零件。他既有点像科学家弗洛伊德， 又和预言家荣格相似， 他就是他自己， 传播福音的人， 他离开了他心爱的个体心理学， 离开了敬爱他的民众， 也离开了这个深爱他的世界。（Hoffman， 1994， p.323）

阿德勒猝然离世，但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例如，他原打算回到美国后，计划于8 月14日到27 日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来的威廉姆学院（WilliamsInstitute，Berkeley） 举行“个体心理学”讲习班，工作计划都已安排好了，但这一“计划”只能永远是计划了!

第五章 后阿德勒时代

阿德勒的思想不仅没有湮没在红尘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发出夺目的光彩。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后阿德勒学派的其他代表在世界许多国家继续传播和发展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思想，通过创办刊物、建立儿童指导中心、培训学员、举办讲座等形式，使阿德勒思想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壮志未酬身先卒，阿德勒仓促告别人世后，个体心理学的发展大业传给了后人。阿德勒的思想不仅没有湮没在红尘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出夺目的光彩。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阿德勒在美国的事业一方面有女儿亚历山大和儿子科特继承发展，另一方面德雷克斯、安斯巴切等人也将之继续发扬光大，德雷克斯成为后阿德勒时代著名的个体心理学领导者，他在美国帮助创办阿德勒学派的杂志，在芝加哥建立儿童指导中心，在多国从事个体心理学的培训工作。除德雷克斯等人外，后阿德勒学派的其他代表在世界许多国家继续传播和发展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思想，通过创办刊物、建立儿童指导中心、培训学员、举办讲座等形式，使阿德勒思想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安斯巴切曾确切地表述了后阿德勒学派的发展现状，当今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尤其是在德国，阿德勒心理学运动的成员已达成千上万。组成这一运动的主要是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教育者以及传播阿德勒思想的芸芸众生。

一、经典阿德勒学派的代表

在阿德勒逝世以后，一批个体心理学家坚持研究和发展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他们坚持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理，遵循阿德勒的临床实践方法和教育干预方法，形成了一个经典阿德勒学派。在理论方面，他们围绕创造力、自卑感对意义的追求，集体感，克服困难、补偿、过渡补偿和低级补偿，生活风格，虚构终极目标，对立的统觉图式，沮丧，鼓励的艺术、意识与潜意识，常识与私人逻辑，梦和释梦，出生顺序特征等广泛的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临床实践方面，他们遵循阿德勒深蕴心理学的基本阶段，探讨阿德勒方法与苏格拉底方法的异同，在短程治疗、家庭评估与治疗、发展缺陷、物质成瘾等领域进行积极的尝试和实践；在教育干预方面，他们坚持阿德勒的教育儿童指导原则，提倡对儿童父母风格和家庭氛围的影响，有效地处理儿童错误目标，对儿童生活风格进行测验。

经典阿德勒学派的成员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在坚持和发展经典阿德勒理论与实践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下面列举介绍他们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第一代经典阿德勒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历山大•阿德勒（Alexandra Adler，1901—2001 年） 是阿德勒的次女，1926年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维也纳大学神经精神病学医院进行实习，并在这家医院的神经病部门主持工作多年。她是第一批从事临床实践的奥地利女性，协助父亲于1934 年主持维也纳儿童指导中心的工作。1935 年秋移居美国后，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她先后在多家机构任职。1929 年，亚历山大发表了《在儿童训练中给予指导的技术》一文，1935 年，她又发表了一篇《关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边界》的文章。她将个体心理学的知识运用于精神分裂症、神经症和人格障碍的治疗工作中，并开展团体治疗活动，积极关注存在主义的崛起以及宗教心理治疗等问题。阿德勒去世后，亚历山大担任《个体心理学杂志》的编辑，担任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的主席，领导个体心理学的发展。1948 年，她成为曼哈顿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心理卫生诊所的医学主管，并积极活跃于纽约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还担任过美国阿德勒心理学协会的主席。科特•阿德勒（Kurt Adler，1904—1997 年） 是阿德勒唯一的儿子，1935 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41年在长岛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科特曾以精神病学家的身份在美国军队中服务。战后，他从事私人实践。他以医学主管和讲演者的身份在纽约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工作45 年，并在雷诺克斯山医院（Lenox Hill Hospital） 进行实践。科特在其著作和讲演中发展了其父亲的思想。他认为，个体因融入团体而获得心理健康，个人应将自我兴趣和人类的共同利益融为一体。父亲去世后，科特和姐姐亚历山大一道领导个体心理学的发展，1963 年和1969 年两度担任国际个体心理学大会主席。鲁道夫•德雷克斯（Rudolf Dreikurs，1897—1972 年） 于1918 年开始其医学研究生涯。1923 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德雷克斯与阿德勒展开密切合作，研究家庭与儿童咨询。1928 年，他创立团体心理治疗法。1937 年，德雷克斯第一次赴巴西讲学，并创建了里约热内卢阿德勒学会。1940 年，德雷克斯定居美国芝加哥。阿德勒逝世后，他担负起领导个体心理学的重任，并在美国创办了《个体心理学杂志》。为了仿效维也纳儿童指导诊所，他在芝加哥建立了儿童指导中心，并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培训父母、团体领导者和社区咨询人员。1940 年，德雷克斯提出了“ 两次谈话” 疗法， 1950年，他为发展音乐疗法作出了贡献。作为一位发展团体疗法的领导人，他的研究激励了莫雷诺（Jacob LevyMoreno） 在心理剧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德雷克斯的主要著作有： 《父母的挑战》（1958 年）、《阿德勒学派的家庭咨询手册》（合著，1959年）、《鼓励孩子学习》（1963 年）、《儿童挑战》（合著，1964 年）、《婚姻的挑战》（1965 年）、《教室中的心理学》（1968 年）、《逻辑结果：训练的新方法》（合著，1968 年）、《儿童训练的父母指南》（合著，1970年）、《维持教室中的心理稳定》（合著，1971 年）、《没有流泪的教室常规》（1972 年）、《社会公平：我们时代的挑战》（1972 年） 等书。海因茨•安斯巴彻（Heinz Ansbacher，1904—2006 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924 年来到美国，并定居于纽约。他第一次接触心理学是1930 年阿德勒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晚间讲演。后来，他和阿德勒成为好友，并通过阿德勒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R.罗伊娜（R.Rowena）。当时，罗伊娜正在同阿德勒从事合作研究。安斯巴彻在1957年至1973 年间负责编辑《个体心理学杂志》，曾担任北美阿德勒心理学协会主席、美国心理学会哲学心理学分会主席。安斯巴彻澄清了阿德勒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区别。他提出，阿德勒是第一个在与弗洛伊德合作期间抛弃了弗洛伊德发展元心理学的人。他还与其妻子合作编辑了两卷本《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从其著作中选辑的系统表述》（1956 年），此外，他们还翻译、编辑出版了阿德勒的《超越与社会兴趣：阿德勒后期著作选辑》和《两性之间的合作：关于妇女、爱情、婚姻及其障碍的著作》。安斯巴彻的代表作是其自传《心理学：一个生者之路》。

索菲亚•德•弗里斯（Sophia de Vries，1901—1999 年）于1919 年在荷兰获得教育学士学位。她最初通过荷兰讲演家弗里茨•昆科尔（Fritz Kuenkel） 了解阿德勒的思想。1922年，她跟随意大利教育家玛利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 学习。

1935 年，她来到维也纳，参加阿德勒、莉迪娅•施切尔（Lydia Sicher）、亚历山大•穆勒等人开设的个体心理学课程。他跟随施切尔学习心理分析，穆勒成为她的案例督导。

她在维也纳研究儿童的身心发展，并参与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协会和儿童指导诊所工作。二战后，荷兰禁止传播阿德勒的理论。她不得已进入荷兰哲学国际学校学习。1945 年，阿德勒培训组织得以在荷兰重新建立。

索菲亚当选为阿德勒心理学科学委员会的委员，和穆勒一起在阿姆斯特丹传播个体心理学。1948 年，弗里斯移民美国，和施切尔展开密切合作。她以导师和咨询师的身份为纽约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服务了将近二十年。她参与翻译、编辑并出版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临床著作选集》，还与穆勒和安东尼•布鲁克（Anthony Bruck） 等人一道编辑经典阿德勒学派其他学者未出版的手稿以及作品。

亚历山大•穆勒（Alexander Müller，1895—1968 年） 生于匈牙利一个传统犹太教家庭。在匈牙利读完高中后，他来到维也纳学习医学。一战中断了求学之路，当兵参战被俘，被关在俄罗斯监狱四年。战后，穆勒回到维也纳，成为阿德勒的合作伙伴。他协助组建了儿童指导诊所，积极活跃在治疗、讲演以及培训中。纳粹民主党上台，穆勒辗转多国，最后定居荷兰阿姆斯特丹，并组建个体心理学组织。纳粹吞并荷兰，穆勒被关进集中营。二战结束后，穆勒回到荷兰。1952 年，他在苏黎世应用心理学研究所讲授个体心理学，成为瑞士个体心理学协会的负责人，并担任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的首任秘书。1961 年退休后，穆勒为个体心理学著写了一本书《你必蒙福：宗教人文主义的主要特质》（You Shall Be A Blessing：Main Traits of a ReligiousHumanism）。由于身患重病，此书在他生前未能完成。他的好友伊迪斯•汉斯（Edith Hans） 最后将此书编辑完成，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 和亨利•斯特恩（Henry T.Stein） 对此书进行了再编并出版发行。

安东尼•布鲁克（Anthony Bruck，1901—1979 年） 生于匈牙利的阿帕丁，自小具有语言天赋，会讲德语、法语、英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1922 年，布鲁克在维也纳获得商业管理硕士学位。1925 年，布鲁克从一本名叫《母亲》的书中读到了阿德勒的有关思想。受这本书的启发，他开始学习心理学，并在维也纳大学解剖学院的礼堂旁听个体心理学协会组办的讲演。此后，他在阿德勒的推荐下加入个体心理学协会。1929 年，布鲁克担任个体心理学协会的荣誉秘书，并参与到儿童指导诊所的工作中。1942 年后，布鲁克在美国多个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1978 年，他完成了几部手稿，包括《20 年生涯》一书。这本书反映了他在阿德勒短程治疗中的精湛技能。布鲁克逝世后，所有手稿都捐赠给了旧金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学院的经典阿德勒学派资源图书馆。

布兰奇•威尔（Blanche C. Weill， 1884—1974 年） 于1911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她先到欧洲跟蒙台梭利和阿德勒学习，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又在哈佛获得教育博士学位。一战期间，她在墨西哥给文盲和住院儿童进行辅导。战后，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失去信心儿童的指导上。她在纽约、波士顿、坎布里奇等城市，以儿童心理学家的身份从事临床和私人实践长达30 多年。作为弗里斯的好友，她积极参与旧金山港湾区阿德勒协会的工作。威尔有两本著作： 《同一家庭中的幼儿童行为》和《通过儿童的眼睛》。

莉迪娅•施切尔（Lydia Sicher，1890—1962 年） 于1916年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一战期间，她以中尉身份跟随丈夫到军队服务。1917 年，她开始关注阿德勒的著作。1919 年，施切尔就自己的一个咨询案例向阿德勒求教，进而认识阿德勒。作为阿德勒的助手，她在维也纳的弗朗茨•约瑟夫诊所工作。阿德勒离开维也纳后，施切尔成为维也纳个体心理学的实际负责人。1929 年至1938 年间，施切尔在英国、荷兰、波兰等国讲授个体心理学，1939 年，施切尔跟随丈夫移居美国。在美国，她担任了美国个体心理学协会主席，并编辑《个体心理学杂志》。1948 年，施切尔组建洛杉矶阿德勒团队，创办个体心理学研究所。她还在加利福尼亚贝克尔斯菲市（Bakersfield）建立儿童指导诊所。

第二代经典阿德勒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亨利•斯特恩（Henry T. Stein） 是一位第二代经典阿德勒学派的心理治疗师，目前担任旧金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的负责人。他曾跟随弗里斯和布鲁克学习个体心理学。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以经典个体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和治疗原则为训练基础，并学习和研究了经典阿德勒学派的其他学者的临床和哲学著作。他擅长苏格拉底式疗法，并提出个体心理治疗12 步法。自1993 年始，他担任经典阿德勒翻译项目的负责人，主编《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临床著作选集》（12 卷），同时也出版了经典阿德勒学派的其他学者未出版的著作。

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学习心理学是源自自己的治疗史，其治疗过程引发了他对心理学的兴趣，并开始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学习心理咨询。他在这所大学的儿童发展研究班上和亨利•斯特恩的夫人劳瑞•斯特恩（Laurie Stein） 一起学习。劳瑞•斯特恩向他介绍了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在斯特恩的介绍下，沃尔夫加入了旧金山港湾个体心理学协会，并作为弗里斯的助手在旧金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工作。持续进行的培训课程和案例分析塑造了沃尔夫的人性观和心理治疗观。弗里斯的熟练、温和、共情的苏格拉底式疗法深刻影响了沃尔夫。沃尔夫从事婚姻和家庭咨询已二十余年。

玛莎•爱德华兹（Martha Edwards） 是纽约阿克曼家庭研究所（the Ackerman Institute for the Family） 早期预防项目的负责人。她跟随阿黛勒•戴维森（Adele Davidson） 学习个体心理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阿黛勒曾在洛杉矶跟从施切尔学习个体心理学，并受到他的极大影响。爱德华兹协助阿黛勒将施切尔的讲演和著作编辑为书。1989 年，爱德华兹参加了斯特恩在旧金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举办的个体心理学活动。深受斯特恩的影响，爱德华兹加入该阿德勒研究所，并工作至今。

芭芭拉•赫奇库（Barbara Hitchko） 了解阿德勒源自她的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哥哥。她的哥哥接受过阿德勒、德雷克斯、莫萨克、舒尔曼等人的训练。她的哥哥推荐一位阿德勒学派的治疗师给赫奇库。赫奇库从这位治疗师身上了解了个体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后来，赫奇库参加了旧金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的讲座。从1982 年开始，她在心理教育日治疗计划（psycho-educational day treatment program） 中为受情感困扰的青少年服务，并跟随斯特恩进行训练。期间，她还曾和弗里斯一起学习和工作。

二、阿德勒著作的出版

在阿德勒逝世以后，个体心理学家将阿德勒在美国的讲座内容陆续编辑出版，也将他发表的文章整理编辑成册刊印。在美国出版阿德勒的单行本著作主要有：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从其著作中选辑的系统表述》（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A Systematic Presentation in Selectionsfrom His Writings， Ansbacher， H.L. & Rowena， R.，1956）、《问题儿童：作为在特殊案例中分析的困难儿童的生活风格》（The Problem Child：The Life Style of the DifficultChild as Analyzed in Specific Cases， 1963， original German，1930）、《社会兴趣：人类的挑战》（Social Interest：AChallenge to Mankind，1964，original German，1933）、《超越与社会兴趣：后期著作选辑》（Superiority and Social Interest：A Collection of Later Writings， Ansbacher， H.L. &Ansbacher，R.R.，1964）、《两性之间的合作：关于妇女、爱情、婚姻及其障碍的著作》（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ex：Writings on Women，Love，Marriage & Its Disorders，ed.andtrans.by H.L.Ansbacher & R.R.Ansbacher，1978）、《理解生活风格：阿德勒心理学导论》（ Understanding Lifestyle：AnIntroduc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2009）、《社会兴趣：阿德勒对生活意义的答案》（Social Interest：Adler sKey to the Meaning of Life，2009）、《关于合作与捐献的儿童教育，第1 卷》（Educating Children for Cooperation andContribution：volume I，2009） 和《关于合作与捐献的儿童教育，第2 卷》（Educating Children for Cooperation and Contribution：volume II，2009）。

在阿德勒著作的出版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由美国的西北华盛顿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来完成的。该研究所的亨利•斯特恩领导的经典阿德勒翻译项目（Classical AdlerianTranslation Project） 团队，历时15 年，将阿德勒的著作重新翻译、整理并编辑为12 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临床著作选集》（The Collected Clinical Works of Alfred Adler，2002—2006），这套作品共包括了阿德勒自1898 年到1937 年的所有临床心理学著作、小册子、两百多篇杂志文章以及未公开出版的手稿，表明了他的理论观点发展的连续性。通过按照编年体顺序阅读他的这套完整的系列临床著作，我们可以理解阿德勒是如何将他的人格模型、心理病理学理论、干预原则、心理治疗技术和生活的哲学逐渐地整合成一套理论体系的。在对心理学解释的漫长的独创性探索过程中，他形成了一种关于独特而整体的人的观点。这些著作和文章都重新进行了准确的翻译，并加上清晰的脚注、尾注和详细的索引。这些著作浓缩了阿德勒一生的智慧结晶。在三位早期经典深蕴心理学代表人物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当中，弗洛伊德出版过《弗洛伊德标准版心理学全集》（24 卷），荣格出版过《荣格著作选集》（20 卷），此前唯独没有出版过阿德勒的大型著作文集。现在这套《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临床著作选集》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临床著作选集》第1 卷收录了阿德勒的《神经症的性格：个体心理学与心理治疗的基本原理》（Neurotic Character： Fundamentals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and Psychotherapy） 一书。该书最早以德文出版于1912 年，是阿德勒的第一本心理学著作。它曾于1917 年由格拉克（B.Glueck） 和林德（J. E. Lind） 翻译成英文出版，即《神经症的构成：一种比较的个体心理学与心理治疗》（The NeuroticConstitution：Outline of A Comparative Individualist Psychologyand Psychotherapy）。该译本与阿德勒的原著相差太大，他生前也深表不满。现在这个译本完全根据1927 年的德文第4版重新翻译，具有五个新的特点：第一，采用新的准确的标题；第二，包括了阿德勒所写的四个版本的前言；第三，比其第一个英译本多了20%以上的篇幅；第四，包括了阿德勒加的所有脚注并增加了三百多条尾注；第五，包括了一个综合索引。该书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心理自卑感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作用、心理补偿及其准备和作为逐渐积累的引导神经症的指导观念的虚构。该书是阿德勒的理论与实践的最早系统表述，后来在《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和《理解人性》中有更为通俗的表述。

第2 卷收录了阿德勒在1898 年至1909 年间的杂志文章和《器官自卑及其补偿》一书，涉及身心联系、社会行动主义和性欲问题。1898 年至1909 年间发表的早期17 篇文章均为首次翻译。其中阿德勒的第一篇论文《裁缝行业的健康手册》（1898 年） 的行文非常生动、感人，用详尽的笔调阐述了19 世纪90 年代后期维也纳裁缝工人艰困的工作环境、恶劣的住宿条件和糟糕的健康状况。1902 年的两篇文章《社会力量渗透进医学》和《社会医学的学术地位》，提出要发展国家健康保健事业和制定预防计划。1903 年的《国家救助或者自我救赎》一文继续阐发了这种观点。1904 年的《医生作为教育者》表达了他早期对儿童指导和教育的关注。1905 年至1909 年间的11 篇文章谈及性、梦、攻击驱力、器官自卑、儿童的情感需求和神经症的性格等问题。追踪其早期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医生的阿德勒，从对人类身体的意识，到出现对社会的意识，再到对认知、情感和身体的相互关系的意识。而1907 年出版的《器官自卑及其身体补偿》一书则对人类的器官系统提出了一种成熟的观点，表明了阿德勒关于器官语言（organ dialect） 思想的来源。这些著述表明了他对人性的智慧和乐观的看法，照亮了更有希望的未来之路。第3 卷收录了阿德勒于1910 年至1913 年间的杂志文章，详细阐述了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本卷的24 篇文章涵盖了各种广泛的主题，阿德勒讨论的这些主题初看似乎缺少一致性和发展的模式，只是抓住那时他认为是重要的问题。但看起来变化多端的心理活动却一点也不显混乱，每篇文章都反映了个体心理学不同方面的几种理论构想。从总体上看，他撰写的每一篇文章都可归属到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在广义上，尽管他似乎在不断重复某些观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文章的话，就不难发现另外一些重要的新意义的细微差异。阿德勒的人格结构观点和俄罗斯的伟大戏剧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Constantine Stanislavsky） 的戏剧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后者主张演员和导演运用道具和语言来分析虚构的人物，这种观点与阿德勒的理解真实人的理论观点十分相似。例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超客观” （super-objective） 概念几乎等同于阿德勒的虚构终极目标概念。这两个富有创造性的心灵在不同的领域对人类行为的动力进行深思，都得出了相似的目的论的结论，这一点也不奇怪。阿德勒通常主张，理解人性更多的是艺术而非科学。对于不熟悉阿德勒思想的读者，本卷的附录还专门收录了一篇简短概述《经典阿德勒心理学的基本原理》。

第4 卷收录了阿德勒于1914 年至1920 年间的杂志文章，扩展了对儿童指导、神经症和精神分析的视野。本卷的24 篇文章主要关注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动力学，也同时开始探索家庭和学校对年幼儿童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后者包括这一时期讨论儿童指导的5 篇文章。此外，本卷还收录了两篇书评和两篇主题不同的文章，后者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心理学》和《论同性恋》。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促使阿德勒用敏锐而具有分析性的头脑提出激情洋溢并具有说服力的辩论，其中《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心理学》就是一篇揭露引起民愤的滥用权力的经典文章。《论同性恋》一文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该文也反映了他的时代和文化的普遍偏见。尽管阿德勒在20 世纪之初，就已摒弃了对妇女和儿童的普遍误解，但是对同性恋的观点仍然反映了他的历史局限，并与他的一般观点显然相矛盾。出于对学术和历史真实的尊重，这篇有争议的文章也被收录在此卷中。

第5 卷收录了阿德勒于1921 年至1926 年间的杂志文章，涉及才能与职业、犯罪与革新和生活哲学的主题。本卷的43篇文章进一步阐释了人性的深度与广度。这些文章反映了阿德勒日益感兴趣于神经症和犯罪的预防，同时谈到了问题儿童的指导、惩罚、青少年犯罪、神经症父母以及错误教育等。他关于神经症、犯罪、抑郁症、虐待狂、受虐狂的文章提供了他对各种心理病理问题的经典理解，但他对同性恋的讨论也反映了他的时代和文化的一般偏见。《婚姻作为一项相互合作的任务》一文在论述青春期的挑战和男女性欲问题之后，还提出发展健康的伴侣关系的指导原则。在《丹东、马拉特、罗伯斯庇尔：性格研究》一文中，阿德勒分析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位领袖的性格，揭示了激发革命精神的人格动力学。《对生活意义的批判性思考》和《个体心理学与世界观I 和II》等文章体现了他对社会进化的未来方向的观点。《对马克思•阿德勒教授讲演的评论》一文探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许多政治问题。最具有煽动性的文章是《讨论合法堕胎的144 个短评》，阿德勒支持妇女有权利中止怀孕。这篇关于合法堕胎的文章提出了完全领先于他时代的观点。在《神经症的改变和梦的训练》一文中，他强调梦的自我训练的目的。《论神经症和才能》一文挑战了天才及其发展的广泛性的一般观点，倡导鼓励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兴趣，强调形成一种乐观的世界观和生活哲学的重要性。他对本卷的各个主题的讨论都具有广泛而有深度的智慧。

第6 卷收录了阿德勒于1927 年至1931 年间的杂志文章，涉及神经症的结构与整体性、理性与情感以及情绪—梦的理论。本卷的26 篇以具有煽动性的文章《性格与天才》开篇，挑战了对性格与天才的传统假设，提出强化天才训练的观点。本卷的大多数文章探讨了神经症的多个方面问题，包括原因、预防、结构、整体论、理论、角色游戏以及开玩笑和恶作剧的相似性。其中有3 篇详述了对梦的理论的早期探讨，包括失眠和尿床等问题，还有2 篇文章详述了犯罪和罪犯问题，另有一篇文章敏锐地提出对权力心理学的理解。剩下的文章讨论了其他的主题，包括勇气、感情、情绪、理智、智力、心理迟缓，以及寡妇神经症（widow neurosis） 这个不常见的主题。也许最具争议的一篇文章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论美国》。此文是一位医生聆听阿德勒讲演时所做的笔记。在这篇文章中，阿德勒比较了美国和欧洲的文化，批评美国人一心追求野心、竞争和速度以及溺爱孩子的倾向。阿德勒的哲学观的最重要的立场之一体现在索菲亚•德•弗里斯翻译的《生活的意义》一文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为什么亚历山大•穆勒认为个体心理学对哲学人类学学科是一种动力性的刺激。第7 卷收录了阿德勒于1931 年至1937 年间的杂志文章，涉及出生顺序与早期回忆、社会兴趣与教育、处理策略等。该卷的28 篇文章浓缩了阿德勒的理论和实践观点的最成熟表述。其中有5 篇文章关注儿童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包括症状的筛选、溺爱的后果、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以及教育等。另有5篇文章涉及人格的自身一致的整体性、心理活动的结构、追求优越和社会兴趣等理论问题。与心理病理学有关的3 篇文章阐述了神经症的性格、症状和世界图景以及神经症的预防等问题。还有5 篇文章谈及强迫性神经症、妇女恐惧、酒精和药物滥用、身心关系以及身心紊乱等问题。在论述家庭排序和早期回忆这两篇文章中，阿德勒提出了实践诊断指南。此外，阿德勒还将自己的个体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作了引人注目的比较，并提出了对心理治疗技术的独特理解。本卷集为人们更深刻地理解阿德勒关于人性的杰出思想提供了基本资源。

第8 卷收录阿德勒面向医学学生和医生的讲演稿，包括在城市医院（Urban Hospital） 的医学课程讲演稿和在长岛医学院的博士生课程讲演稿。本卷包括阿德勒未发表过的28 篇讲演稿。从1932 年的11 月至12 月，阿德勒每周都用英文给长岛医学院的博士生开设7 场讲演。他在“城市医院”用德语发表了至少15 场讲演。所有这些讲演稿或是速记或是录音文本，编辑时做了大量的修改，以改进文风和增加可读性。第1~7 章对个体心理学作了简洁的概述，并阐述了大量的案例。他以敏锐的洞察和实践在医学和心理学之间架起桥梁，阐述了对身心的相互影响的质疑、症状、疾病和痛苦的作用、药物滥用、药物的适当使用、失眠症、口吃、尿床和性功能失调等问题。第8~22 章是他在城市医院给医科学生所做的讲演稿，这些讲演重点关注心理病理学，涵盖了从神经症到精神病的诸多问题。阿德勒凭借着熟练的技能，以丰富的案例说明并通过几次与病人会谈的生动演示，将医学和心理学的历史整合在一起。他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医学知识和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借助生动的案例给人们进一步了解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机会。第22~28 章是未发表的6 篇讲演稿，还包含了讲演后的一些讨论。它们分别是《心理补偿的差异》、《强迫性神经症的讨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潜意识》、《神经症的病因学和治疗》、《犯罪与神经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的男性案例》，所有这些未出版的手稿都增加了我们对阿德勒人性观的深刻理解，并加深了我们对心理疾病治疗的认识。阿德勒对心理学和医学知识的独特综合以及其超常的、创造性的直觉为我们提供了持续探讨治疗能力的丰富资源，他的理论构想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探索人类心理领域差异的清晰的地图和指南。

第9 卷收录案例史，包括阿德勒论述案例史的3 部作品：《神经症问题》、《A 夫人的案例》和《R 小姐的案例》。虽然这几本书以前都发行过英文版本，但本卷在收录时进行了编辑加工以提高其可读性。《神经症问题》一书提供了33 个鲜活的小案例，包含了抑郁、强迫观念、酗酒、精神分裂症、超感视、广场恐惧症、阳痿、虐待狂、受虐狂和嫉妒等症状。他也探讨了家庭排序、早期回忆、身体姿势、睡眠姿势、器官语言以及催眠症状等一般主题。《A 夫人的案例》是阿德勒根据另一个医生提供给的病例，对该病例的每一个部分都进行了评论，深度分析了患者的生活风格。该病例采用了医学的一般诊断程序：收集数据，进行推断，做出测试，最后得出结论。《R 小姐的案例》是对生活风格的更为深入的分析，其材料来自一本名叫《克莱尔•马赫特的日记》。这是一位来自工人阶层年轻女性的自传性叙述，她十分坦率地描述了自己于20 世纪初在维也纳的性觉醒。毫无疑问这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这本日记是20 世纪20 年代一位记者赠送给阿德勒的，阿德勒研究过这本日记后，在个体心理学协会连续做了八次系列评论。这本书最初以《个体心理学的技术，第一卷：阅读一种生活史和案例史的艺术》（The Technique of IndividualPsychology，Volume 1： The Art of Reading a Life -and-Case History） 的书名用德文出版（1928 年），1929 年翻译成英文版时以《R 小姐的案例：生活故事的解释》（TheCase of Miss R：The Interpretation of a Life Story） 为书名出版。

第10 卷收录《问题儿童》（The Problem Child） 和《生活的类型》（The Pattern of Life）。这两本书涉及案例阅读和展示。《问题儿童》最初于1930 年以德文出版，作为《个体心理学技术》的一卷，其副标题为“学校困难儿童的心灵”。《问题儿童》于1963 年发行英语版，副标题为“作为在特殊案例中分析的困难儿童的生活风格”。这本书展示了阿德勒在维也纳诊所针对情感混乱的儿童，与儿童、父母和教师进行个人面谈的过程。《生活的类型》最初于1930 年发行，这本书包含了阿德勒和成人、儿童以及父母面谈的案例阅读和展示。1929 年，阿德勒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为学生举办的系列展示性讲演，涉及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移民家庭的生动面谈过程。他阐述了焦虑、学校失败、被动性、青少年犯罪、严重疾病和智力发展迟缓等问题。尽管本卷对面谈过程做了大量的编辑和转录，但这也只是案例分析和咨询过程的部分展示，而非全面性的阐述。即使是这样，也展示了阿德勒与儿童、成人迅速建立关系的特殊能力以及对他对人性的敏锐洞察力和积极的乐观性。

第11 卷收录《学校中的个体心理学》和《儿童的教育》，涉及教育干预主题。这一卷主要是关于针对教育者和心理治疗师的儿童指导问题。这个《学校中的个体心理学》版本是该书的第一个英译本。此书最初于1929 年以德语出版，1933年翻译成荷兰语出版，1936 年翻译成西班牙语和希伯来语出版。《学校中的个体心理学》代表了阿德勒首次尝试将个体心理学引入到维也纳教育研究院（the Pedagogical Institutein Vienna） 的学校中去。虽然他在讲座中向教师做了阐述，但是他也希望在改进儿童、教师和家庭的过程中得到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父母的合作。1924 年至1927 年间，阿德勒吸引了超过600 名维也纳的教师听他的课。“任何人都可学到任何东西”成为他的著名教育名言。这些讲演成为了这本书的基础。《儿童教育》最初是1930 年以英文版出版的，收入本卷时经过重新的编辑加工，以提其高可读性。此书由阿德勒的讲演稿构成，体现了阿德勒对儿童人格发展的丰富又详细的理解。这本书不仅吸引了父母的眼球，更吸引了大量专业人士的关注。阿德勒强调早期自卑感的作用，这种自卑感常常激发儿童不健康地追求权力，也会导致成人若隐若现的冲突。他还阐述了虚弱或者恐惧的儿童可能使用的大量武器，诸如尿床和饮食问题等手段。阿德勒鼓励父母通情达理、善解人意、鼓励孩子，并认为惩罚和威胁毫无用处，只会适得其反。他对性教育献计献策，并建议依据孩子的兴趣和智力水平作适当地调整。他对教育者的主要建议是避免使学校里的任何孩子灰心丧气。阿德勒最具特色的尝试是用心理学知识教育父母、教师和专业人士。

第12 卷收录个体心理学的一般体系，涉及经典阿德勒理论和当前实践的回顾和概括。本卷的13 篇文章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的未署日期的阿德勒讲演手稿。这些讲演稿以章节的形式出现，构成了阿德勒在纽约用英语讲演的全部系列。它们最初由弗兰克•皮尔斯（Frank Pearcy） 以阿德勒的“美国同事”的名义进行编辑，收入本卷时经过重新编辑，以增加可读性。以阿德勒的用词和风格表明，这些讲演稿是在其生涯的后期完成的，代表了对其成熟的人格理论及其干预和治疗原则的概述，收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临床著作选集》的最后部分，这些精华作为阿德勒从1898 年至1937 年所探讨的各种主题观点的集中体现。第一章强调了个体的创造潜力和虚构终极目标的神奇能力。第二章指出了早期自卑感和对理想目标的实现推动了个体的发展，这种推动力使得个体努力克服困难，寻找实现理想的方法。第三、第四两章研究了典型的儿童期负担、器官自卑以及阻碍团体感的忽视和溺爱。阿德勒用许多生动的案例，向人们展示如何通过持续关注来解释生活风格，追踪了从儿童到成年的系列发展步伐。他还考察了出生顺序和早期回忆，揭示了个体的儿童期原型所隐藏的动力学。这种原型对后来成人的生活风格提供了一种预览。第五、第六两章阐述了家庭和学校的早期训练，也探讨了青春期的诸多问题。阿德勒对战争的社会问题、身体惩罚和种族偏见都具有深刻的洞察。第七章论述了犯罪、职业选择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学问题，强调需要拥有更多的社会兴趣来解决妨碍使所有人受益的问题。第八章将个体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做了清晰的比较，就神经症案例中的早期回忆作了深刻的阐述。第九、第十章阐述了记忆、幻想、白日梦、记忆幻觉、诗歌和宗教在保持生活风格中的作用。第十一章从成人的未来成功或者失败追溯了儿童原型的影响，澄清了主动失败和被动失败的区别，也论述了与休克效应相关的神经症策略。第十二章将个体的性格特质和爱情、性欲、婚姻联系起来，并用几个案例做了分析说明。第十三章总结了阿德勒的理论和哲学，强调形成有意义的幸福生活的最重要因素，并密切关注道德、伦理和社会兴趣三者间的重要联系。为了让读者了解当代经典阿德勒学派的最新实践，本卷的附录收录了4 篇文章。附录A 《经典阿德勒治疗理论和实践》，概述了个体心理学的基本结构，扩充了个体心理治疗的阶段，并整合了马斯洛的最佳功能（optimal functioning） 观。附录B 《提供经典阿德勒心理治疗中缺失的发展经验》，探索了如何运用可指导和清晰的想象来促进治疗中的情感突破。附录C 《阿德勒和苏格拉底：相似和不同》，澄清了经典阿德勒心理治疗中的苏格拉底式质疑的风格和目标。附录D 《运用经典阿德勒心理治疗的苏格拉底方法治疗一位拖延症患者》，阐明了治疗师在治疗中如何以熟练的苏格拉底式质疑来引导患者的领悟。阿德勒的心理学一直被误认为主要等同于一种基于认知的短程疗法。实际上，一些治疗师已逐渐简化和系统化了阿德勒的思想，并且往往走到了阿德勒哲学的对立观点方面。而真正纯粹的阿德勒遗产却能够找到深蕴心理治疗的艺术。阿德勒的思想提供了一种工具，帮助患者突破局限于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的牢笼，渐渐发展到最佳机能和作用于社会的新水平。尽管短程咨询可能会软化一种不合作的人格的坚硬边缘，但是经典阿德勒学派的深蕴心理治疗的目标在于解决核心的生活风格和虚构终极目标。阿德勒以一种温暖、平缓、尊重的苏格拉底风格引导患者领悟自己。阿德勒学派的治疗师的哲学观必须和阿德勒的哲学观一致，因此，训练一位经典阿德勒学派的心理治疗师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培训师和学员之间是一种良师益友的关系。训练的目标在于掌握这门学科，成为一位治疗艺术家。

三、组织机构和刊物的发展

自阿德勒创立个体心理学协会以后，其分支机构最初迅速发展到欧洲各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阿德勒到美国定居，个体心理学发展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经过几代个体心理学家的努力，个体心理学的组织机构和培训机构得到蓬勃发展，多达数百个，遍布世界各地。

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和国际个体心理学大会。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成立于1922 年。目前，其会员组织遍布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立陶宛、卢森堡、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旨在将全世界的个体心理学组织机构联合起来，通过国际团体促进各地的组织机构开展国际对话、合作和共同研究，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个体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的发展。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主要通过国际个体心理学大会开展活动。

国际个体心理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简称ICIP）。ICIP 是个体心理学追随者开展交流和研究的国际性组织，现在每三年举行一次大会。1922 年，第1 届ICIP 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与会的个体心理学同仁来自维也纳、慕尼黑、纽伦堡和德累斯顿。1925、1926和1927 年，分别在柏林、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和维也纳举办第2、第3、第4 届ICIP。1930 年，第5 届ICIP 在柏林召开，与会者超过1000 人，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德国教育部长亲临大会。

二战后的1954 年，第6 届ICIP 在苏黎世召开，这次大会决议与会者以代表身份参与大会，取代了之前非正式的参加方式，亚历山大•穆勒成为大会首任秘书长。1957 年，第7 届ICIP 在荷兰举办，维克托•路易斯（Victor Louis） 担任大会秘书长。1960 年，第8 届ICIP 在维也纳召开。这次大会表明了个体心理学并非无足轻重，无论在精神和组织上都展现出巨大的力量。阿德勒的女儿亚历山大•阿德勒被推选为大会主席。1963 年，第9 届ICIP 在巴黎举办，阿德勒的儿子科特•阿德勒当选为大会主席，其姐姐亚历山大则荣任名誉主席，纳特•鲍姆加特尔（Knut Baumgartel） 担任大会秘书长。1966年，第10 届ICIP 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举办，科特和鲍姆加特尔均担任原职。1970 年，第11 届ICIP 在纽约举行，伯恩哈德•舒尔曼（Bernhard Shulman） 担任大会主席，马文•尼尔森（Marvin Nelson） 担任大会秘书长。1973 年，第12 届ICIP 由发展、过程和品质”。这次大会在参会人数上比前两届有较大的改观，大约有300 多名来自17 个不同国家的与会者参加了此次大会。这次大会正式接纳立陶宛个体心理学协会（Lithuanian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为新会员。马拉斯特教授再次当选为大会主席，加塞东多•马佐里（Giansecondo Mazzoli） 当选为大会秘书长，财务部长由霍斯特•格鲁诺担任。2005 年，第23 届ICIP 在意大利的托里诺市举办，大会主题为“权力与文化生活”。2008 年，第24 届ICIP 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召开，大会的主题是“亲切和侵犯：时代的挑战”。第25 届ICIP 将于2011 年7 月在维也纳举办，届时正值ICIP 建立一百周年，大会主题定为“分离、创伤和发展”，这似乎代表着ICIP 的百年发展历程。

个体心理学的各地分支机构。目前，个体心理学的分支组织机构遍布世界各地，欧洲的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希腊、匈牙利、立陶宛、罗马尼亚、卢森堡、马耳他、以色列等国均建有个体心理学的分支组织机构。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南美的巴西、乌拉圭，亚洲的日本也都建有分支组织机构。当然，当前美国仍是个体心理学发展的重镇，其分支机构数量最多。下面重点介绍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个体心理学分支机构。在德国，个体心理学的追随者在一战之后就组建了三支个体心理学团队。1919 年，莱昂哈德•塞弗（Leonhard Seif）在慕尼黑领导建立了一支团队。1924 年，弗里茨•昆奈尔（Fritz Kunel） 和摩尼•施佩尔博（Manes Sperber） 在柏林领导了一支团队。1924 年，奥托•吕勒（Otto Ruhle）、埃利斯•吕勒（Alice Ruhle） 夫妇和雨果•弗洛伊德（Hugo Freund）在德累斯顿组建了一支团队。这三支队伍都是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的分支。此外， 德国个体心理学协会（DeutscheGesellschaft für Individualpsychologie e.v.）、慕尼黑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Alfred-Adler-Institut für IndividualpsychologieMünchen e.v.） 和亚琛- 科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Alfred-Adler-Institut Aachen-K ln e.v.）也是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的会员组织。

在意大利，意大利个体心理学协会（Societ  Italiana diPsicologia Individuale ）、米兰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Istituto Alfred Adler Milano）、托里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研究所（Istituto di Psicologia Individuale“Alfred Adler”Torino） 和阿德勒团体分析协会（Societ觓Adleriana Italiana Gruppie Analisi） 均是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的会员组织。

近年来，欧洲个体心理学发展最蓬勃、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英国。英国的个体心理学分支机构包括：英国阿德勒协会（the Adlerian Society UK）、威尔士阿德勒协会（The Adlerian Society of Wales）、剑桥阿德勒协会（Cambridge Adlerian Society）、巴克斯阿德勒训练中心（Bucks Adlerian Training）、英国阿德勒家庭网络（Adlerian Family Network UK） 等机构。其中英国阿德勒协会是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的会员组织。

英国阿德勒协会成立于1952 年。1923 年，阿德勒参加完第7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之后，曾在牛津大学用德语做了“个体心理学的一般体系和原则”的讲演。此后，阿德勒又于1926 年和1936 年两度再访牛津大学。在阿德勒初访英国后不久，伦敦就成立了一家名叫“个体心理学高尔街俱乐部”（The Gower Street Club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的组织。1928 年和1930 年间，这个组织的所有医学成员因政治见解的分歧而解散，重新组建了个体心理学医学协会（the Medical Society for Individual Psychology），个体心理学在英国的活动继续发展下去。直到1937 年去世之前，阿德勒一直担任个体心理学医学协会的主席。在他逝世后，其女儿亚历山大继任主席一职。二战期间，医学协会中断了活动，战后，为了延续个体心理学的发展，1952 年又重新建立了“英国阿德勒协会” （The Adlerian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隶属于个体心理学医学协会。尼尔•贝蒂（Neil Beattie） 当选为主席，现任主席由其女儿莉莲•贝蒂（Lilian Beattie） 担任。英国阿德勒协会现名为英国阿德勒协会和个体心理学研究所（the Adlerian Society UK and Institute for Individual Psychology，简称ASIIP）。1952 年，英国阿德勒协会创建时，协会成员在伦敦市中心的“朋友会议大厦”举行公开讲演，每年从6 月到10 月，持续5 月之久，直至今天。现今讲演的地址搬迁到了康威大厅，阿德勒曾于1936 年在此做了三场讲演。英国阿德勒协会在保罗•罗姆（Paul Rom） 的努力下，创办了《个体心理学时事通讯》（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News letter）。罗姆本人成为第一任编辑，直至离世。《时事通讯》最初以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的名义发布讯息。后来，英国协会拥有了自己专门的《时事通讯》，一年发行四期。20 世纪40 年代以后，协会每周末举行聚会，70 年代以后聚会地点改在了牛津大学的圣希尔达学院。英国阿德勒运动的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曼福特•桑斯特盖德（Manford Sonstegard），他于1974 年首次在英国阿德勒协会进行讲演。英国阿德勒协会的培训课程如今遍布英国许多城市，包括伦敦、剑桥、艾尔斯伯里、威尔士的纳博斯、利物浦以及坎布里亚等地。协会每年8 月份都会在白金汉郡文多弗的格林公园开办为期一周的家庭学校培训活动。对父母和教师的教育培训也同时开展了许多年。由于活动的丰富、成果的丰硕，参加人数的日益增多，协会在1996 年又创办了一份新杂志《ASIIP年鉴》（The ASIIP Year Book），刊登和报道协会的最新发展。

美国是阿德勒晚年的栖居地，也是二战爆发后个体心理学发展的重镇，拥有个体心理学发展的最大阵营。美国的个体心理学分支组织机构和培训机构有上百个：北美阿德勒心理学协会（North American Society of Adlerian Psychology）、芝加哥个体心理学协会（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Society of Chicago）、宾州西部阿德勒心理学协会（The Western PA Society of Adlerian Psychology）、亚利桑那州阿德勒协会（The Adlerian Society of Arizona）、萨斯卡通阿德勒协会（The Saskatoon Adlerian Society）、阿德勒心理学会有限会社（Adlerian Psychology Associates，Ltd.）、佛罗里达阿德勒协会（Florida Adlerian Society）、乔治亚阿德勒心理学协会（Georgia Society of Adlerian Psychology）、爱达荷州个体心理学协会（Idaho Societ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马里兰州的麦克阿比阿德勒心理学协会（McAbee Adlerian Psychology Society [Maryland]）、普济特海湾阿德勒协会（Puget Sound Adlerian Society）、南卡罗来纳州阿德勒心理学协会（South Carolina Society for Adlerian Psychology）、芝加哥个体心理学协会（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Society - Chicago）、旧金山港湾区阿德勒协会（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dlerian Society）、旧金山与华盛顿西北地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Alfred Adler Institute of San Francisco & Northwestern Washington）、芝加哥职业心理学阿德勒学院（the Adler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Chicago）、佛罗里达阿德勒培训研究所（The Adlerian Training Institute in Florida）、里奇菲尔德阿德勒研究生学院（Adler Graduate School， Richfield，MN）、菲尼克斯的西南地区阿德勒职业训练学校（Adler School of Professional Coaching-SouthWest [Phoenix]）、阿德勒训练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Adlerian Training Insti- tute，Inc.）、纽约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Alfred Adler Institute of New York）、旧金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Alfred Adler Institute of San Francisco）、阿德勒夏季学校和研究所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Adlerian Summer Schools and Institutes）、生命过程研究所（Life Course Institute ），等等。下面重点介绍作为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会员组织的北美阿德勒心理学协会、阿德勒夏季学校和研究所国际委员会、芝加哥职业心理学阿德勒学院和纽约阿德勒研究所。

北美阿德勒心理学协会（North American Society of Adlerian Psychology，简称NASAP） 成立于1977 年，其前身是1951 年成立的阿德勒美国心理学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Adlerian Psychology）。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分支组织机构都隶属于NASAP。协会的任务就是鼓励运用个体心理学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提高心理咨询和治疗、父母教育、家庭拓展项目的实用性，出版个体心理学杂志、书籍以及其他刊物，发展隶属于NASAP 名下的地方和地区性组织，建立个体心理学培训中心、研究所和其他教育机构，借助网络平台将个体、团体、协会和机构一体化运作。如今，个体心理学不仅在心理、教育等传统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被创造性地运用到团体项目、商业和艺术等领域。NASAP 的相关信息都刊登在《时事通讯》这份双月期刊上。《时事通讯》（Newsletter） 是由资源、阿德勒学派的咨询和治疗、教育、家庭教育、临床医师等几个部分组成。NASAP 出版了阿德勒本人的许多著作，以及安斯巴切特、德雷克斯等人的作品，还包括阿德勒学派当今学者的著作，最近又发行了斯特恩主编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临床著作选集》。

阿德勒夏季学校和研究所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Adlerian Summer Schools and Institutes，简称ICASSI） 是1962 年创建的一个非盈利性教育组织，下设鲁道夫•德雷克斯夏季研讨会（Rudolf Dreikurs the Summer Institute）。其目标旨在帮助专业人员、学生和非专业人士学习阿德勒和德雷克斯的学说，通过掌握恰当的技能，传授阿德勒和德雷克斯的原则和方法，去帮助那些寻求职业发展和个人发展机会的人。鲁道夫•德雷克斯夏季研讨会为世界各地训练个体心理学专业人员，帮助各地建立个体心理学协会。从1962 年开始，ICASSI 每年都将鲁道夫•德雷克斯夏季研讨会放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举行，帮助各地推广阿德勒和德雷克斯思想，训练个体心理学人员，建立个体心理学组织。

纽约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Alfred Adler Institute of New York） 成立于1948 年，是纽约第一批心理分析培训机构。同年还建立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心理卫生诊所（The Alfred Adler Mental Hygiene Clinic） 和心理健康中心（Center for Mental Health）。亚历山大•阿德勒和科特•阿德勒都曾主持过该研究所和诊所的工作。该研究所在心理分析、心理健康咨询、婚姻和家庭治疗以及创造性艺术治疗（Creative Arts Therapy） 等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芝加哥职业心理学阿德勒学院（the Adler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Chicago， 简称ASPP） 建于1952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心理学独立院校。阿德勒是第一位团体心理学家，其心理学理论和实践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和完整性以及与社会的关联。这所学院延续阿德勒的工作，致力于培养对社会有责任心的学生，为个体和团体提供整体服务，以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学校以创新性的课程而闻名，通过教育和培训，促进社会公正，为社会打造负责的实践者。学校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在一种合作的氛围下跟随经验丰富的治疗师学习个体心理学知识。学校的一大特色是开设了一门“团体服务实践课” （Counity Service Practicum，简称CSP）。CSP 允许学生参与团体组织、志愿者项目、政治的积极性（political initiatives）、辩论以及公共政策分析。这门课让学生感受到了令人兴奋的实践体验。2007 年，美国心理学会的教育事务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al Affairs）就该学院对心理学在毕业生教育方面的创新性实践工作给予了奖励。这是对学院的重要认可和奖赏荣誉。该学院还凭借一些创新性的计划致力于为社会教育和培训有责任心的心理学家。这一揽子计划将以CSP 形式出现的课程服务和职业培训结合在一起。该学院为团体提供服务，追求社会责任感，在美国和加拿大提供了数百个实践点，同时还在德雷克斯心理学服务中心（Dreikurs Psychological Services Center，简称DPSC） 为学生提供现场实习的机会，为世界各地的学生培养熟练的技能。

加拿大也有多家个体心理学分支组织机构和培训机构：英属哥伦比亚阿德勒心理学协会（The Adleri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魁北克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Alfred Adler Institute of Quebec）、多伦多职业训练阿德勒学院（Adler School of Professional Coaching－Toronto）、多伦多阿德勒托儿所（Kinderschool Adlerian Nursery－Ontario） 等。其中英属哥伦比亚阿德勒心理学协会和魁北克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研究所是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的会员组织。

英属哥伦比亚阿德勒心理学协会（The Adleri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简称APABC） 是一家非盈利性机构。成立三十余年来，协会为父母、教师和咨询师提供优质团体项目培训，开办职业发展工作坊等各种活动。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需求，2006 年6 月，协会和阿德勒治疗诊所在温哥华成立阿德勒中心。

个体心理学的杂志。1914 年，阿德勒为了给个体心理学提供一个阵地，创办了《个体心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Individualpsychologie），并邀请教育学家卡尔•福特穆勒（KarlFurtmuller） 担任编辑。这个新杂志培育了心理治疗与教育之间的富有成效的关系，服务于治疗师和教育工作者的理论与实践。该杂志的第5~6 期宣布由苏黎世的夏洛特•斯特拉瑟（Charlot Strasser） 担任主编，他及其妻子维拉（Vera） 在一战中的中立国瑞士出版了第6~9 期。此后由于战争，杂志停办了几年。一战后又恢复出版。

1923 年9 月，阿德勒又创办了一份新的《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Individualpsychologie），由拉迪斯劳斯•齐拉希（Ladislaus Zilahi） 担任编辑。这份杂志定期报道各个分支组织的活动和个体心理学日益增加的文献。这份杂志主要刊登德文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其摘要为英文），偶尔也会发表一些英语、法语（其摘要为德文） 文章。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该杂志每年都在莱比锡出版6 期。1934 年杂志转移到了维也纳。1937 年，该杂志出版最后一期，刊载了纪念阿德勒逝世的所有文章，并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对阿德勒逝世的报道和评论。该杂志后来在亚历山大•阿德勒、费迪南•波恩保姆（Ferdinand Birnbaum）、卡尔•诺沃特尼（Karl Nowotny） 和奥斯卡•斯皮尔的发起下，又以最初的形式从1947 年至1951 年恢复出版，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杂志最后还是寿终正寝了，因为个体心理学发展的中心已经从欧洲转到了美国。

从1926 年至1937 年，阿德勒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长岛医学院教学，并主持长岛医学院医学心理学部门的日常工作。在美国，阿德勒创办了《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这份杂志从1935 年一直发行到1938 年。

1940 年，二战蔓延至整个欧洲。鲁道夫•德雷克斯被迫从维也纳移居到芝加哥，也带去了一份小型杂志，起名为《个体心理学新闻》（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News）。这份杂志提供了个体心理学团队和研究者之间联系的良好纽带。发行四年之后，这份杂志变为季刊，改名为《个体心理学通报》（Individual Psychology Bulletin）。1952 年成立阿德勒美国心理学协会之后，这份杂志成为该协会的官方科学刊物，并改名为《美国个体心理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dividualPsychology）。这份杂志作为阿德勒学派的一个论坛，将个体心理学和其他学派联系在一起，强调个体心理学的独特性，力图将个体心理学整合到整个心理学的发展中去。

1958 年在佛蒙特（Vermont） 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的海因茨•安斯巴彻担任这份杂志的编辑，并重新改名为《个体心理学杂志》（the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以满足美国以外的阿德勒学派成员的需要。在安斯巴彻的领导下， 《个体心理学杂志》保持了较高的学术水准，致力于将阿德勒的心理学发展为一种具有整体论、现象学、目的论、场论和社会取向的心理学，并致力于继续保持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传统。1974 年，雷蒙德•科西尼（Raymond Corsini） 在安斯巴彻之后担任主编职务。1976 年，盖•J•马拉斯特（Guy J. Mnnaster）又从科西尼手上接任编辑职务。1982 年，马拉斯特和乔恩•卡尔森（Jon Carlson） 担任主编，又将该杂志改为季刊。1995 年，杰拉尔德•莫茨德尔茨（Gerald Mozdzierz） 和詹姆斯•比特（James Bitter） 接任主编。四年后，罗•科恩（Roy Kern） 和威廉姆•科莱特（William Curlette） 接任主编。在欧洲，各国的个体心理学组织也都发行了各自的期刊。1950 年，保罗•罗姆（Paul Rom） 在英国伦敦创办了《个体心理学时事通讯》（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News Letter，简称IPNL），成为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的官方刊物，作为联系世界各地的阿德勒学派团体的纽带。1984 年，罗姆去世后，霍斯特•格鲁诺（Horst Groner） 负责编辑这份杂志直到1990年，其后由科林•布雷特（Colin R. Brett） 协助编辑工作。从1993 年至1996 年，该杂志在德国的哥达（Gotha） 出版。2000 年以后，简•马拉斯特（Jane Manaster） 担任编辑，继续出版该杂志，作为国际个体心理学协会的公告。1962 年，赫伯特•谢弗（Herbert Schaffer） 在法国巴黎发行了《法国阿德勒心理学协会通报》（the Bulletin of the Societe Francaisede Psychologie Adlerienne）。1973 年，意大利个体心理学协会（the Rivista di Psicologia Individuale），弗朗西斯科•帕伦蒂（Francesco Parenti ） 和他的意大利同事鲁道夫•考森（Rudolf Kausen） 创办了《个体心理学杂志》（the Zeitschrift für Individuapsychologie），从1976 年开始以德文版出版。

四、思想理论的发展

个体心理学的后继者对阿德勒的自卑、生活风格、社会兴趣、创造性自我、出生顺序等学说做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完善，并进行了很多实证研究，以验证其科学性。

自卑感和自卑情结。自卑感和自卑情结是个体心理学的两个重要概念。阿德勒认为，当个体面对困难情境时会产生一种无法达成目标的无力感和无助感，对自己所具备的条件、作为和表现感到失望与不满，对自我存在的价值感到缺乏重要性，对适应环境生活缺乏安全感，对自己想做的事不敢肯定，这就产生了自卑感。如果个体不能对自己进行适当的补偿，就会产生自卑情结。

莫萨克（H. Mosak） 和马尼亚奇（M. Maniacci） 在阿德勒观点的基础上对自卑和自卑情结作出了更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自卑是客观的，且是可以被测量的；自卑感具有整体性和主观性，与实际的自卑并不相关。当个体对自我的认知达不到自我理想、世界观以及伦理信念的要求时，就会产生自卑感。自卑情结是自卑感的行为表现。自卑情结有正常和精神病理两种类型。正常的自卑不会在生活的任务中起干涉作用，精神病理的自卑情结则限制了功能器官发挥作用，干涉了生活的任务。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会遇到自卑的情况，如何处理这种自卑感就变成了问题的关键。

生活风格。阿德勒认为，个体的最终目标是优越或完美，每一个人都形成了实现目标的行为、性格和习惯的独特模式，这种模式被称为“生活风格”。后来的个体心理学家从生活风格的内容、特性、作用等角度对生活风格进行了研究。莫萨克认为生活风格包括四个部分：自我概念，或者视自我“如斯”；自我理想，或者个人想要成为的自我；世界的图景，关于在自我之外事情为何如此进展的个人模型；个人的伦理信念。兰伯蒂（D. Lombardi） 认为，生活风格兼具攻击和防御两种特性，可以通过防御反应、心理防御来表达。生活风格普遍存在于统一自我的所有方面，其外部表征明显存在于人格特质中。生活风格是人们用来获得成就感或者体会存在于世感的策略，也是人们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适应生活的一种有组织的一贯方式。生活风格因人格差异而有所区别。德雷克斯曾形象地描述了生活风格。他认为，生活风格就好比一首曲子的曲调，是生活不断重复的旋律。个体特殊的生活计划形成了生活风格。这种风格代表了个体本人以及行为的特点；他的思维、行为以及愿望都表示了特定的象征，含有特定的模式。在兰伯蒂、梅尔基奥（E. Melchior） 和墨菲（J.Murphy） 等人看来，生活风格是个体生活的蓝图，决定了个体如何感知、解释、反映信息。生活风格是个普遍存在的概念，影响个体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生活风格有关。佩罗索则指出了生活风格的发展趋势，他认为，生活风格一旦固定下来，在成年期也相对稳定；但并不意味着生活风格一成不变，不可改变，它包含了个体生活稳定的和可预期的各个方面。莫萨克在生活风格的作用方面作了说明，他指出，每个人都发展出不同的生活风格，一种对生活的基本取向，一份成为行动指南的心理地图。心理上的生活风格是具体行为的一个指令系统，它帮助我们应对生活的需要。社会兴趣。社会兴趣是阿德勒后期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可以通过个体面对生活中的三大任务即职业、社会、爱情和婚姻来考察社会兴趣的发展状况。莫萨克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体必须面对五大任务：友谊、工作、爱与家庭关系、自我接纳和精神层面的修养。个体对自己的感觉和自我接纳的程度是与别人交往的重要因素。个体要在价值观、意义、生活目标等这些问题上进行自我提升。他进一步把工作阐述为生存的条件，个体应积极在工作中创造意义，努力接受在职业中的角色。安斯巴彻就阿德勒的“社会兴趣”这一概念做了澄清，认为阿德勒的“Geminschaftsgefühl”一词翻译为“social interest” （社会兴趣） 一词并不恰当。德语中“ Geminschaftsgefühl” 的本意是指“ co

unity feeling”（团体感）。安斯巴彻认为，团体感和社会兴趣两个术语存在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团体感和社会兴趣所隐含的意思不同。团体感暗含了心理的怠惰状态（an inactivestate of mind），而社会兴趣则标志朝向目标的动机或者行动。安斯巴彻认为，阿德勒将社会兴趣理解为团体感的行动路线。

后来的研究者还对阿德勒的社会兴趣概念进行了实证研究。格兰德尔（J. Crandall） 曾编过一个信度和效度都较高的社会兴趣测验来验证阿德勒的观点。他得出结论认为，高社会兴趣的个体与低社会兴趣的个体相比，很少以自我为中心，较少敌视和挑衅他人，有更强的合作和互助意识。里克（G. Leak） 等人用社会兴趣多项测量法进行研究，发现具有较高社会兴趣的人认为生活的目标不是“赚很多钱”，而是“拥有一个愉快的家庭”、“成为社会领袖”、“为消除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而努力”等。阿德勒提出早期记忆是探索生活风格的三大因素之一。查普林（M. Chaplin） 和奥洛夫斯基（J.Orlofsky） 对早期记忆进行实证研究后，分析了酗酒者和非酗酒者的早期记忆内容。他们发现，酗酒者的早期记忆反应了其错误的生活风格。这些人具有较少的社会兴趣和更消极的自我概念。而非酗酒者具有正确的生活风格，积极关注社会和他人。

创造性自我。阿德勒在《个体心理学基础》一书中，曾专门将第四个生活任务解释为朝向艺术和创造性努力的态度。安斯巴彻对此书进行重新编辑时，推测认为第四个任务也是一种工作任务，包含了休闲和嗜好。安斯巴彻对第四个任务的解释基于这样的事实，个体通过构建一种主观的、个人的观点，为解释世界、如何思考和行事，显示其自身解决生活中这些任务的创造性。这就构成了工作中的创造性自我。阿德勒认为，自我的创造性努力构建了个体的生活路线、指导路线。赫尔和林德基把阿德勒的创造性自我看作是阿德勒“作为人格理论家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他们认为，这起码是原动力，是点金石，是生命的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是阿德勒一直寻找的人类间万事万物的最初起因。

出生顺序。在阿德勒逝世以后对出生顺序进行的实证研究最多。罗伯特• 琼克（R. Zajonc） 以阿德勒的观点为基础提出了集家庭影响模式（confluence model） 来解释智力的发展以及长子比后来的孩子智力更高的原因。此模式认为，家庭环境既可以促进也可能阻碍孩子的智力发展。在其他孩子出生之前，长子主要与成人交往，处在一个成人化的语言环境中。之后出生的孩子主要与兄弟姐妹们交往，很少接触到这些成人化的语言，很少目睹成人交往中抽象思维的形成过程。与此同时，掌握了语言的长子会延伸出教师的角色，家长期望他们在各种活动中能教导技能较少的弟妹们，这样他们必须懂得更多，由此促进了其智力的发展。年龄小的孩子通常没有资历来教导哥哥姐姐，缺少教育别人的机会，因此智力发展不快。琼克还指出单亲家庭的不足，其家庭中只有一个成人对孩子的智力成长发挥作用。但这种不足可以克服，如果家中有很多成人，如叔叔、姑姑、祖父母等，他们便可以提供一个丰富的环境促进孩子的智力发展。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得出了与阿德勒不一致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阿德勒某些观点的修正和发展。罗德格斯（J. Rodgers） 等人认为，除了出生顺序外，还有许多变量，如父母的智商、营养、学校质量、种族、宗教、家庭规模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都可以对智力发展的快慢进行解释。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孩子的智力发展呈正相关。智力发展的决定因素可能是社会经济地位而不是出生顺序。法尔伯（T. Falbo） 和波利特（D. Polit） 以美国儿童作为被试的研究以及以中国儿童作为被试的研究，都进一步表明独生子与来自其他类型家庭中的孩子一样喜欢社交、心理适应良好。法尔伯也发现在那种既可选择竞争性行为，又可选择合作性行为的混合动机游戏中，独生子比长子和末子更倾向于合作。而阿德勒则认为，独生子由于不能通过与兄弟姐妹的交往来学习足够的社会技能，而往往社会适应不良。尽管后人的研究与阿德勒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正说明了阿德勒的思想在现今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也从另一个侧面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阿德勒思想的源远流长。

五、实践应用的发展

后阿德勒学派的心理治疗是一种成长模式，形成了短程治疗、团体治疗、游戏治疗、婚姻和家庭治疗等多种治疗形式。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德雷克斯就引入了团体治疗，并且开辟了配偶共存治疗的先河，家庭治疗是纳粹占领前维也纳学派提出的公共家庭咨询的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40 年代，德雷克斯提出了心理治疗的“两次谈话”方法。50 年代又提出了音乐治疗方法，并在治疗中把“心理剧”和阿德勒的个体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后阿德勒学派的学者惯用苏格拉底式方法进行咨询。斯特恩就阿德勒心理治疗的四步法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提出了十二步法。德雷克斯效仿维也纳儿童指导中心，在芝加哥建立儿童指导中心，施切尔在加利福尼亚的贝克尔斯菲市也建立了儿童指导诊所。

斯特恩的心理治疗“十二步法”。传统阿德勒学派的心理治疗分为四阶段：即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探索内心动力、鼓励洞察和引导与协助。经典阿德勒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斯特恩将这四阶段发展为六阶段，并命名为“十二步法”。六阶段的第一阶段为支持，分两步。第一步主要基于温暖、共情和接纳建立合作的治疗关系，给来访者以希望、保障和鼓励；第二步主要收集相关信息，寻找来访者呈现问题的细节，探索其儿童早期的影响和早期记忆。第二阶段为鼓励，分两步。第一步以苏格拉底式质疑并澄清模糊思考，评估观念和行动的后果，纠正对自我和他人的错误观念；第二步则帮助来访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促进其脱离旧生活风格的行动，澄清所做努力和接受结果的感觉。第三阶段为领悟，分两步。第一步解释自卑感和优越的目标，确认应该避免些什么，探索来访者的出生顺序、记忆、梦和白日梦；第二步促使来访者意识到自己的生活风格，让个体明白并接受需要改变什么。第四阶段为改变，分三步。第一步促进情感突破和弥补缺失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角色扮演、指导想象和叙述（narrative）；第二步转化领悟为新态度，打破旧模式，将转化的步骤具体化；第三步巩固和鼓励朝向重大改变的所有新行动，肯定积极的结果和感觉，评估进程并增强勇气。第五阶段为挑战，分两步。第一步协助来访者走出原来的自我和原有的虚构目标，改变旧的生活风格，发现新方向，打开新的心理视角，以新价值观主导生活；第二步则激励来访者热爱奋斗，加强沟通和渴望分享，促进对自我和他人的持续发展。第六阶段为后治疗对话，治疗师和来访者就新价值展开一种哲学和心灵上的探讨，寻找生活的意义。总之，斯特恩吸收了当代心理咨询的一些手段，诸如角色扮演、指导想象等，在治疗中加强了来访者对自身观念的澄清和领悟，通过角色扮演、指导想象等手段促进了情感突破，并在治疗结束后展开心灵对话。这些有益的补充都是对传统阿德勒心理治疗方法的发展。

苏格拉底式质疑始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是一种采用对谈的方式，以澄清彼此观念和思想的方法。他认为人类有天生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在别人对自己提出特殊问题时会被呈现出来。深思熟虑的发问使人们对观念在逻辑上进行自我审查，并且使这些观念界定起来更加容易。透过对话可将理念、想法加以澄清，使谈论的内容得以清晰。只要一直更正不完全、不正确的观念，便可使人寻找到“真理”。阿德勒学派的治疗师通常在第二阶段运用苏格拉底式质疑。这种方式可以指导来访者，澄清意义、理由和感觉，领悟意图和结果，思考替代选择的机会，作出理想的决定，实施有效的行动计划；帮助来访者澄清对自我、他人和生活的核心观念；然后评价这些观念的后果，纠正错误的观念和个人逻辑以达到和常识一致。例如一位来访者认为，如果他的妻子没有给他所想要的，那么他的妻子就不爱他。治疗师针对此则发出一连串的质疑，试图澄清这句话背后隐藏的个人逻辑。“你的意思是，爱就是给予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你想要的对你没有好处，你的妻子是否也应该都给你呢？难道这就是爱吗？”治疗师运用诸如此类的质疑帮助来访者探索他理解的爱的真意，以改变他旧有的个人逻辑和原本错误的观念。短程疗法。阿德勒是短程疗法的最早提倡者，他将咨询的次数限定在20 次以内。威廉姆•尼科尔（William Nicoll）和詹姆斯•罗伯特•比特（James Robert Bitter） 将阿德勒心理学及其治疗理念整合在一起，发展了阿德勒的短程治疗。阿德勒学派的短程治疗包括四阶段：描述来访者的行为、评估来访者的行为、重新定位来访者的行为以及指导来访者的新行为。短程治疗的阶段是连续的、不间断的。阿德勒学派的短程治疗以具有结构化的，而不是以机械的、固定的方式来展开咨询。这种治疗形式要根据每个来访者的特殊情况和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短程治疗依据一种三级框架，评估来访者出现的问题和治疗中的行为表现。这种三级框架包含三个水平，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详细阐述。在第一个水平里治疗师对来访者的行为和情绪进行鉴定。在第二个水平里分析来访者的感受、行动。在第三个水平里探索与来访者的互动原则。

团体咨询。阿德勒最早使用系统化的方式对团体进行咨询。阿德勒团体咨询过程的模型源于阿德勒当年在维也纳儿童诊所工作时，与问题儿童、家长和教师的面谈过程。莫雷诺（Moreno，1953 年） 指出，阿德勒从1910 年开始进行团体治疗。1928 年，德雷克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心理卫生学的发展及其超越》的文章，详细地描述了个体治疗和团体治疗之间动力学的不同之处。此时，他也开始在他的私人诊所使用团体治疗。1931 年，莫雷诺提出了“团体心理治疗” （grouppsychotherapy） 这个术语。阿德勒学派的团体咨询关注每个团体成员在其团体和社会背景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模式和动机。咨询原则基于四种假设，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所有的行为都具有社会意义和目的，生活风格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激起社会兴趣是必要的。咨询的流程为：建立成员信息数据库、形成团体关系、团体成员签订协议、进行主观性访谈、提出问题、心理暴露、再定位和再教育、解决团体问题。阿德勒学派的团体咨询的特点在于，咨询师在咨询时注重询问包括出生顺序、生活风格、早期记忆以及梦在内的个体心理学的典型问题。这一点是阿德勒团体咨询和其他团体咨询学派的最大区别。

游戏治疗。阿德勒本人并未亲自从事游戏治疗，但是他运用生活风格指导问题儿童则给了科特曼较大的启发。特里•科塔曼（Terry Kottman） 从20 世纪80 年代晚期开始发展了阿德勒的游戏治疗。阿德勒的游戏治疗将阿德勒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与游戏治疗的原则和方法整合起来。其目标在于帮助儿童理解和自身、他人以及世界不一致的观念；帮助儿童从自我破坏的目标和不良行为转向建设性的目标和行为；促进儿童在关键阶段的成长；帮助儿童了解和接受其能力、优势，从而减少挫折感；最终，增强其社会兴趣。阿德勒游戏治疗由四个阶段组成。在第一阶段，治疗师致力于和儿童发展一种平等的关系。在第二阶段中，治疗师探索儿童的生活风格、行为的目标以及不适宜的信念。在第三阶段中，治疗师帮助儿童了解其生活风格、行为目标和不适宜的信念。在第四阶段，治疗师帮助儿童思考追求意义和与他人互动的新方法。

教育应用。在教育方面，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思想最先由奥斯卡•斯皮尔（Oskar Spiel） 加以补充和发展。他最早根据阿德勒的思想在维也纳建立个体心理学的实验学校。默萨克把完整的教学体系改变为全部使用阿德勒的观点进行教学。德雷克斯及其合作者在美国倡导运用阿德勒的思想来教育儿童。其目的是培养儿童成为具有正确的社会兴趣、良好的生活风格的现代人。在德雷克斯看来，所有学生的行为都有其特定的基本目的，学生总想获得认可，其行为也倾向于达到这一目的。学生出现行为不当，主要是为了追求某种目的，或者是因为某种错误的目的。学生表现出这些违反常规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作出必要的个人调节以适应在个人间结构平等的团体中共存的需要。这种无能表现是由于学生早期家庭生活中出现的自尊问题而造成的。而教师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析一个特定学生的不良品行，然后以个人谈话的方式让学生明确，并帮助学生理解他自身行为背后的目的，而且还应告诉学生，并让学生体验其不良品行的自然后果。通过自然后果，教会学生评估情境、作出负责的选择和从经验中学习。教师亦应该鼓励学生，并帮助其建立期望行为的规则及列出不良行为的后果，鼓励学生作出良好行为的承诺。群体控制就在于，那些自然的令人不愉快的后果总是不良行为的结果，因而教师不应处理惩罚本身。教师应能分析学生的团体行为以及确定促进如此行为的目标。

社会领域的应用。后阿德勒学派还致力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他们把阿德勒的学说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心理学，用来研究社会问题，在诸如社会政策、宗教、战争、贫困和社区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德雷克斯在探讨神经症的根源时指出：

每个人都试图成为更多……获得更多， 结果我们都成了一个神经症的社会中的神经症来访者。这个神经症的社会鼓励人们过分野心勃勃地去寻求威望， 追求优越。这种追求又鼓励人们去进行自我评价和获得个人荣耀……正是这种以不适当性和自卑感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的怀疑， 限制了我们的社会兴趣， 也构成了一切顺应不良和心理疾病的根源。（叶浩生， 2000， p.186）

其他领域的应用。默萨克等人深入考察了男性反抗及性别平等问题的影响，还有人以文献分析法用阿德勒的学说研究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后阿德勒学派的信徒数量仍在稳步地增加，阿德勒的许多概念和方法也逐渐渗透到心理学主流体系中。例如，自卑感和自卑情结的概念已被心理学体系所吸纳，社区治疗、家庭治疗和合作治疗已被社会普遍接受。阿德勒的许多观点正被后阿德勒的心理学家们继续发展着。正如米尔罗所说：

我们都是剽窃者， 尽管我们不愿承认。阿德勒的术语和概念甚至被那些反对他的人使用着： 自卑情结、补偿、早期记忆、男性抗议、社会兴趣、生活风格，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若没有阿德勒的先驱热情， 整个社会精神病学的建立就是不可能的。（叶浩生， 2000， p.186）

第六章 千秋功过任人说

以今日之观点看来，阿德勒在20 世纪所从事的工作已成为现代精神分析运动的主流方向之一。米洛（J. Meerloo）在纪念阿德勒诞辰百年时说：“如果没有阿德勒先锋的激情，几乎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精神病学。”

阿德勒突然逝世后，他的声望和荣誉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湮没无闻。近些年来，阿德勒更是受到学术界、临床界和教育界的积极关注。阿德勒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被称为“自卑情结之父”，今天“自卑情结”一词早已脍炙人口。他把补偿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拓展，成为理解神经症的主要理论基础。个体心理学对理解人性和提高深蕴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政治科学家与社会精神病学家梅森（F. W. Matson） 所说：

阿德勒的影响……似乎并不较弗洛伊德少多少……阿德勒在1911 年所独立从事的工作， 预期并鼓舞了这些旺盛的发展， 例如新弗洛伊德派（或新阿德勒派）、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来访者中心疗法、存在心理学与当代的人格理论。（阿德勒， 2010， p.16）以今日之观点看来，阿德勒在20 世纪所从事的工作已成为现代精神分析运动的主流方向之一。米洛在纪念阿德勒诞辰百年时说：“如果没有阿德勒先锋的激情，几乎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精神病学。” （转引自沈德灿，2005，p.219）

一、开辟了心理学的新天地

对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影响。从历史的视角看，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代表着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的过渡或转变。阿德勒曾是弗洛伊德学术团体中十分活跃的一员，后来因理论观点和人格上的差异导致两人分道扬镳。阿德勒沿着社会文化方向和自我方向发展心理学，越走越远。他的个体心理学为古典精神分析的进一步转向播种下了最有价值的种子，影响了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两个方向，即社会文化方向和自我心理学方向。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学家罗伯特•华生（Robert Watson） 指出：“阿德勒预期了时代的心理学气质，他强调社会因素的影响……自我功能……每一个人的个体统一…… （以及） 一种伦理观点。” （阿德勒，2010，p.16） 甚至连弗洛伊德也不得不承认阿德勒的贡献，弗洛伊德在得知阿德勒猝死之后曾以讽刺的口吻说，世人对阿德勒曾在对抗精神分析方面所作的贡献实在给了他足够的奖赏。首先，个体心理学强调人格的社会因素，扭转了精神分析的方向，使精神分析不再依赖于自然的生物因素，而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开创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先河。可以说，阿德勒是社会文化学派的直接先驱，成为由注重本能和个体因素的古典精神分析向注重社会和群体因素的社会文化学派过渡的桥梁。例如，社会文化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卡伦•霍妮（Karen Horney） 在谈及“追求优越”时承认自己得益于阿德勒，认为阿德勒在精神分析学家中最先把“追求优越”看作为一种综合现象，并且指出它在神经症中的重大意义。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舒尔茨（D.Schults） 认为，阿德勒提出了关于人的一种更令人满意和乐观的概念，强调了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这种态度加强了已经增长着的对社会科学的兴趣，也加强了更为传统的精神分析开始重新确定研究的方向，以便使它的原则更能应用于不同文化条件下的不同的行为方面。

其次，个体心理学提高了自我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使自我成为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为自我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阿德勒反对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人格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即使作出划分，那么强调的也不应该是伊底，而应该是依据现实原则行事的自我。自我并不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受制于伊底，它本身具有积极性和能动性。阿德勒强调自我的努力促使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等人进一步系统地提出了自我心理学理论。正如范因（R.Fine） 在《精神分析史》中指出：“阿德勒的一些看法代表了一种萌芽时期的自我心理学。” （转引自，沈德灿，p.218）安斯巴彻从历史的角度阐释道，阿德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蛮荒中的一个声音，他呼吁心理学如果要提供满意的回答，就必须将自我或灵魂作为一个基本主题。阿德勒之所以能够较早地转向自我而离开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我们可以在其病人的构成中找到最明显的原因。阿德勒的病人大多来自维也纳郊区的穷人和工人，这些人需要迅速地解决问题。这就促使阿德勒将意识作为人格的中心，这也使阿德勒成为自我取向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先驱。阿德勒认为，人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一般都清楚自身行为的理由，也意识到自身的卑微、为之奋斗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是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按计划指导行动，清楚明了行动对自我实现的意义。在阿德勒的理论中，意识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是意识大海里漂浮的一座航标。（Brinich & Shelley，2002，p.70）总之，就像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拉特纳（Carl Rattner）认为的那样，阿德勒最先揭露了精神分析理论人为性地脱离了实际生活的主张。他第一次动摇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础，为深蕴心理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种子。他还进一步认为，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所强调的重点与弗洛伊德截然不同，正是这种迥然相异给精神分析带来了扑面的清晰气息，使人精神一振。

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阿德勒对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了积极影响。阿德勒在个体心理学体系中强调并引入被主流心理学极力回避的“意义”、“价值”、“责任”、“自由选择”与“生活理想”等概念，这就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一条沿着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向发展的心理学道路，成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更为重要的是，阿德勒提出了“创造性自我”的概念，否定了遗传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这就成了从精神分析心理学走向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重要环节。他强调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造人格，通过创造性选择使人确立某种生活态度的思想，这一思想对戈登•奥尔波特（GordonAllport）、马斯洛、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 等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创造性自我的概念是马斯洛自我实现理论的新起点，马斯洛在他的《存在心理学探索》一书中就把阿德勒列为“第三势力”心理学家的首位。马斯洛第一篇真正的论文是从研究猴子开始的，该文题为《个体心理学与猿猴的社会行为》，也是他早期论文中最有趣的一篇。那时，他已经结识了阿德勒。在他的头脑里，绝不敢肯定个体心理学理论是不是比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更深刻，但后来他认为阿德勒的理论还是比较令人信服的。马斯洛认为，阿德勒心理学包含的事实比弗洛伊德的更令人信服。当他告诉阿德勒他的观察时，阿德勒鼓励他把它们发表出来。

阿德勒在治疗理论中强调自尊、同情和平等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影响了罗杰斯，罗杰斯在治疗中也强调同情，尊重患者，以患者为中心。阿德勒学派的学者证实了阿德勒的有关社会兴趣中的共情作用的观点，正如奥康奈尔（O’Connel）指出，社会兴趣“包括与他人智力、情感和行为方面有关的理想关系，即理解、共情和代表他人的行为” （O’Connell，1965，p.47）。安斯巴彻也认为，已形成社会兴趣的个体有能力“理解和体会来访者的主观经验，他们的个人世界和他们的观念。这样一个个体是宽容的，即他是理智、善解人意、能共情和认同的” （Ansbacher，1991，p.36）。对存在心理学的影响。存在心理学家维克托•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 把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对立阐述为：“……与哥白尼给世界带来的骤变相比并不逊色。人类不再被看做是驱力与本能的产物、奴隶和牺牲品；相反，驱力和本能只是构成了那种为人类的表现和行动服务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也许更能称得上是一位存在主义思想家和一位存在主义的精神病学运动的先驱者。” （赫根汉，1988，p.109） 弗兰克尔认为，阿德勒强调病人要恢复个人的责任、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是阿德勒认为，环境和教育包括家庭气氛、出生顺序和家长的价值观对个体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弗兰克尔吸收了阿德勒有关自由与责任的观点，认为自由选择在人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另一位存在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 May） 在欧洲游历时曾与阿德勒有段交往，在许多研究主题上和阿德勒具有一致的看法。阿德勒重视意识本身的作用，认为人是自己生活方向的创造者，个体从童年早期的经验中就形成了为自我而奋斗的基本模式。罗洛•梅也相信意识本身的力量，只是表述和阿德勒不同而已。他把勇气看做是成熟的道德，它能使人避免陷入对创造性工作和爱的依赖，通过人的自由选择、责任性和社会存在而获得一种替代的价值感。罗洛•梅对阿德勒怀有深深的感激和钦佩之情。

对积极心理学的影响。塞利格曼（M. Seligman） 在《积极心理学手册》中提出，“应将积极心理学的目标从病理学转向一种更加平衡的视角，注重把积聚力量作为治疗武器库中最有效的武器的可能性”，拥有一个实现自己抱负的个体和一个繁荣的团体这样的观念” （转引自Jon Carlson et al.，2005，p.34）。他认为，积极心理学并不是一种全新的观念，拥有着许多杰出的先驱。积极心理学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其本身即是一种阿德勒学派的观点。积极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与个体心理学都具有一致性。积极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不仅仅关注精神病理学和来访者的无能，还共同强调正常人的成长和发展，防御与教育，关注心理健康，挖掘来访者的力量、资源和能力以及多元文化和社会公正这样的大主题。对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影响。在西方心理学史上，长期存在着分析研究与整体研究之争。自从冯特创立了科学心理学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学院心理学主要采取分析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即主张对心理现象进行分析和还原。分析研究的方法论虽然能够促进人们对心理现象细节的了解，但一味强调这种方法的科学性，排斥整体研究的方法论，可能会导致丧失对心理现象整体的清晰把握。

阿德勒在《个体心理学理论和实践》一书中说：旧的心理学， 目前已到处被另一些观点所代替， 这些观点企图把生命现象及其变异作为有联系的整体， 从生物学、哲学和心理学方面来加以掌握。从个体统一的设想出发， 尝试着去获得关于同一人格的画像。只有已经了解了整体之后，才有了解部分的可能。（Adler， 1924， p.5）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将人格视为统一的整体，认为每个人都是由各种动机、兴趣、价值所构成的不同部分的整体，同时强调意识和潜意识、主观性和客观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都是相互联系的。即使在对单一个体进行研究时也应该突出完整的人，把人放在家庭和社会的意义场中进行研究。阿德勒对个体的自卑及其补偿、追求优越、社会兴趣、创造性自我等的研究就突出了完整的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试图全面地研究人。虽然这种研究仍然过多地停留于主观，但无疑开创了精神分析的整体论先河。

二、开启了心理治疗的先河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创始人艾利斯（Albert Ellis） 指出，阿德勒于20 世纪初期所首创的观点惊人地先于一些现今最流行的“新方法”，“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较之弗洛伊德更有可能是真正的现代心理治疗之父”。可以说，个体心理学引领了心理治疗的先河，影响了以后许多治疗方法和技术，甚至整个社会精神病学。伊文•斯泰克尔（Erwin Stengel） 指出：“由于阿德勒预期了一大部分的社会精神病学，他应该得到应得的报偿。” （阿德勒，2010，p.16） 不管后来提出的新心理治疗方法的学者是否提及自己受惠于阿德勒的观点，但我们却可以看到许多心理治疗方法都与阿德勒的观点与方法具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对人本主义治疗的影响。在心理治疗史上，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事实是罗杰斯在1927 年至1928 年间研究了阿德勒的思想，当时阿德勒是纽约一个儿童指导机构一名客座讲师，罗杰斯是一个博士实习生。在去世前不久，罗杰斯回忆：我有幸能遇见、聆听、观察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博士……在机构里我已习惯了严格的弗洛伊德方法———七十五页的个案史， 以及即使在考虑如何“治疗” 一名儿童之前都要进行无数组的评估———我被阿德勒博士迅速与孩子和父母建立关系的方式震撼了， 这种方式非常直接又看似短程。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我已从他那儿学到了多少东西。（转引自Jon Carlson et al.， 2005， p.47）

在阿德勒看来，一个业已形成社会兴趣的个体会以社会兴趣行事。这样的个体不仅有自尊和乐观的感觉，而且还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他人，把他人看做是值得尊敬的、有价值、有尊严的人。罗杰斯在对无条件积极关注进行描述时，体现了阿德勒这种对他人的关注：

在某种程度上， 治疗师发现自己体验了来访者各个方面经验的热情接纳， 就像成为了一部分的来访者， 他体验了无条件积极关注……它意味着对个人的奖赏……接受与他不一致的方面同接受与他一致的方面一样多。这意味着对来访者的关心……治疗师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被准许有自己的感受，有自己的经验。（转引自Jon Carlson， et al.， 2005， p.225）对认知或认知—行为治疗的影响。默瑞和雅各布森（Murray＆Jacobsen，1978 年） 把阿德勒看做是许多现代认知治疗的先驱，包括那些由乔治•凯利（Georg Kelly）、阿尔伯特•艾利斯和阿尔邦•贝克（Aarbon Beck） 发展起来的理论。科里也指出，“当代认知—行为治疗看起来非常像阿德勒的治疗”。（Corey，1991，p.164） 艾利斯把阿德勒看做是理性情绪疗法的具有奠基意义的现代先驱者，并认为“没有阿德勒开拓性的工作，理性情绪疗法的主要成分可能永远不会产生”。（Ellis，1973，p.112） 认知治疗的发起者贝克认为阿德勒是最早的态度治疗家，他“关注个人观念———他的内省，他对自己的观察，解决问题的计划”。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强调在病人自己意识经验的框架内理解病人的重要性。对阿德勒来说，治疗包含了尝试去阐明个人如何感知世界、经验世界。根据斯佩里（L. Sperry，2003） 的观点，在认知治疗中至少有三个阿德勒心理治疗的基本要素得到了普遍承认：（1） 一种关注生活风格信念的治疗焦点，或者认知治疗师所称的潜在图式； （2） 一种强调合作和协作的治疗关系； （3）治疗的改变，或者重新教育和重新定向的过程。对建构主义治疗的影响。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和建构主义理论都认为，人类是建构他们自己的人格及随后对他们自己、他人以及世界的感知和解释的创造性动因。卡尔森和斯佩里（Carlson and Sperry，1998 年） 认为，个体合作建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并且他们也能够自己质疑、解构或重构现实，这种认识不仅是阿德勒心理治疗的根本原则，而且也是其他建构主义心理治疗的根本原则。建构主义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创立者凯利（G. Kelly） 认为，他的“高级结构”和阿德勒的“生活风格”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当代两位著名的建构主义者迈克尔•马奥尼（Michael Mahoney） 和罗伯特•内梅伊尔（Robert Neimeyer） 都承认阿德勒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是一种建构主义理论和治疗方法。马奥尼指出，阿德勒和凯利都明显受到汉斯•法兴格的著作《虚构哲学》的影响。法兴格强调人类的认知过程对其在世界的生存和活动具有目的性、工具性和功能性的意义。阿德勒和凯利都利用了法兴格著作中的虚构概念、主体的观念建构，虽然不一定和现实相符，但它可以作为有用的工具来处理生活中的任务和难题。对叙事治疗的影响。在《个体心理学杂志》（1998 年）一期题为“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 和阿德勒心理学”的专辑中，阿德勒学派的学者证实了两种方法间存在着大量的共同基础。叙事方法和阿德勒学派的方法对社会建构主义的问题作出了回应，并且它们拥有共同的治疗方法，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术语。辛格和萨洛维里（Singer＆Salovery，1993年） 指出，阿德勒是探讨自我定义或叙事记忆在心理治疗中的核心作用和使用的最早的人格理论家和心理治疗学家。他们指出，许多当代学者所阐述的有关意义记忆内容的本质，阿德勒在20 世纪最初的30 年里就已经提到过。迪斯克和比特也指出：

人们过着“故事化的” 生活： 作为人类， 我们不仅通过我们的感官直接体验生活， 而且我们也可以对我们体验之外的东西进行转换， 努力使其有意义。我们一直和他人生活在一起， 而且我们在社会关系的背景中计划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我们与他人交往的生活中， 我们体验到的意义的顺序绝大部分经常采取一种故事或叙事的形式， 这种故事或叙事是关于我们是谁， 他人是谁， 我们对自己、他人和世界有什么价值； 引导我们的结论、信念和种族密码是什么……阿德勒是最早认识到人类发展中的这一过程的学者之一。他把我们体验的顺序纳入一种对我们生活风格的目标性叙事之中， 是我们存在、应对以及推动（解决） 生活任务的独特方式。（Disque ＆Bitter， 1998， p.431）

对家庭治疗的影响。根据舍曼和丁克迈耶的观点，阿德勒极可能发展了第一个专业的夫妻、家庭咨询和家庭教育模式，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就立即被应用于欧洲的儿童指导中心，直到1934 年纳粹德国的官员们迫使他们关闭中心为止。因此，有大量的文献探讨了阿德勒学派和家庭系统的学者所使用的阿德勒治疗与家庭系统方法之间的相似性或整合兼容性。在他们看来，“阿德勒的主题，思想和方法”超越了今天所称的结构性的、策略的、沟通的、实验的、行为的、认知的、多代的以及自我心理学的家庭研究取向”（Sherman＆Dinkmeyer，1987，p. xi）。为支持这个观点，舍曼和丁克迈耶要求六位家庭治疗专家（每位专家持有不同的理论框架） 根据他们特殊的理论视角对66 个家庭治疗的概念、改变方法和技术的重要性或可接受的程度进行评级。描述的六种方法是： （1） 阿德勒学派的； （2） 人性确认过程（萨特尔模型） 的； （3） 心灵研究所（MRI） 的； （4） 合理情绪的； （5） 结构性的； （6） 策略性家庭治疗。结果发现，66 个项目中有92.4%的项目，即其他五种方法的大部分与阿德勒的方法在项目被接受还是被拒绝上具有一致性。作者得出结论认为，阿德勒的治疗方法和家庭治疗方法间存在着重要的重叠和交集。因此，他们提出的“阿德勒理论尤其与大多数其他家庭理论高度重叠”的假设得到了支持。许多其他家庭治疗学者也都赞同，阿德勒治疗和各种家庭治疗具有大量共同的基础。例如，福利认为，阿德勒显著地影响了家庭治疗，并且阿德勒治疗和家庭治疗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阿德勒治疗强调家庭排序是被家庭治疗师借用来的一个主要概念。与家庭治疗一样， 阿德勒的方法是整体性的。家庭治疗中的一个主要武器即悖论的运用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那里有其根源。……即兴发挥的自由是家庭治疗的一个特征……在阿德勒那里也有其根源。……阿德勒强调改变意识、积极性和能力。这是家庭治疗的典型特征。（V.D.Foley，1989， p.460）

戈尔德贝格夫妇也认为，阿德勒治疗和家庭治疗模式在概念上相似和相容：

阿德勒治疗强调行为的社会内容， 个体在他或她的关系中的嵌入性， 以及当前环境和未来目标而非童年期未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阿德勒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都对人持有整体性观点， 强调有目的、有意识的选择。阿德勒在关注发展家庭实践的同时， 努力开创了一种儿童指导运动， 同时关注改进养育实践， 这表明他的兴趣超越了个人而转向了家庭功能。（Goldenberg & Goldenberg， 2000， p.379）

三、开创了教育的新观念

个体心理学不仅提供了一种心理治疗模式，而且揭示了制约人格发展的各种教育因素。阿德勒坚信，通过各种教育可使个体顺利解决生活的三大问题———职业、社交与恋爱，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职业问题主要是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来帮助社会的发展，社交问题则解决如何与他人发生联系，恋爱和婚姻问题主要解决人类社会的延续。这三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问题的处理有助于另一个问题的解决。它们是同一种情境、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阿德勒发现，能够成功应付人类生活问题的人，往往已经认清生活的意义在于对别人发生兴趣以及互助合作。他们在遭遇生活困难时，不会用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方法加以克服。反之，那些生活失败的人总是在追求属于私人的优越感，不与别人合作，追求的东西对别人和社会也没有多少贡献。

个体心理学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培养儿童的合作能力，训练他们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积极主动参与社会生活。阿德勒曾说，“儿童的可教育性得自于他先天的、分化了的和成长着的社会兴趣的广度”，而社会兴趣正是一种必须加以发展的潜能。

阿德勒重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自出生之日起，个体就必须接受家庭教育，最早的影响来自母亲，母亲不仅是孩子生存的依靠，也是孩子合作能力的启发者，是母亲搭起了孩子通往外界的桥梁。母亲通过言传身教，教育孩子如何发挥潜能，与别人建立良好关系，促进人格健康发展。父亲的教育不只是鼓励孩子如何适应环境，而且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种影响往往持续子女的一生。许多孩子在一生中都把父亲当作偶像，孩子的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与父亲的教育分不开。

阿德勒认为，一个人的生活风格在4 岁或5 岁就形成并固定下来。父母只有从早期就开始训练儿童，才能使他们形成对职业、友谊和爱情的正确态度，形成自信、乐观、勇于探索等良好的个性特征以及善于与人合作的能力。阿德勒还指出，父母在培养孩子合作能力的过程中要注意：首先，要营造美满的婚姻生活。对孩子而言，婚姻不美满的情境是危险的。如果母亲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把父亲留在家里，她就希望完完全全地拥有孩子。也许父母双方都会为个人的利益把孩子当作争执的焦点。他们都希望孩子依附在自己身上，爱自己胜过爱对方。在这种气氛包围下的儿童，是不可能训练出合作之道的。其次，父母必须合力协商有关孩子教育的每件事情，使孩子觉得父母是平等的、合作的，这样他们就会对与他人的互助、合作有良好的准备。最后，父母不应该在家庭中过分强调自己的成功，也不应在孩子面前抱怨生活艰难、世道险恶，这会使孩子泄气、自卑，或是产生对社会、对他人歪曲的看法，不利于社会兴趣的形成和发展。

学校是家庭的延伸。学校提供的教育永远是家庭不可比拟的。关注儿童的困难、纠正父母教育儿童方式的错误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心。在学校教育之始，大多数儿童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以应付广阔的社会生活。但也有少数儿童依然没有准备，他们进入新环境时，会举棋不定、畏缩不前，表现出对生活缺乏信心。这些儿童并非心智低下，只是在社会生活的适应方面犹豫不决。教师的作用就是帮助他们做好各种准备，应对各种情境。

教师要做的事情和母亲一样，那就是和学生联系在一起，并对学生产生兴趣，而决不能只用严厉的惩罚。如果想要引起学生的注意，就必须先了解这个学生以前的兴趣，并使该学生相信能获得成功。从学校教育的一开始，教师就应该发现孩子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孩子的特长等，以便结合多种手段培养孩子。当然，只有教师自身健康、平衡，懂得学生心理，才会像朋友一样接近孩子，传给他们自身已唤醒的社会情感。

在教育所犯的各种错误中，相信遗传可能限制发展的看法是最糟糕的一种。这实际上是老师和家长对学生和子女管教无方时的一种托词。从事教育的人如果把性格和智力的发展全部归之于遗传，就看不出他在职业中还能做出哪些完善。个体心理学可以帮助人们真正了解遗传的缺陷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在教育中引起最大问题的不是儿童本身的各种限制，而是具有的各种限制。教师和家长应该全力设法增加儿童的勇气和信心，帮助儿童消除因自己能力有限而设定的各种限制。

阿德勒强调人的价值和社会性，重视将其在心理治疗中阐发的理论应用于社会生活，推动了心理学走向应用。实际上，阿德勒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关注甚至要早于他的心理学研究。他认为，一种心理学理论体系必须与产生它的生活哲学紧密相连，为个体顺利解决生活的三大问题提供指导。他相信，通过各种教育就可以使个体顺利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应对社会生活。他及其学生在维也纳的几十所学校里开设了“儿童指导诊所”，并为教师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他还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呼吁家庭和学校要培养儿童正确的社会兴趣，为儿童教育提供了实际的指导。可以说，阿德勒是最早关注教育问题的心理学家之一，他的工作不仅在当时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而且对后来的家庭与学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美中也有不足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自创建以来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说明它本身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阿德勒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思想深邃，也不如荣格那样遐思神往。他的著作大多是基于其讲演稿编辑整理而成，其作品往往不够完整系统，而且作品之间相同之处颇多。他的许多观点和思想为马斯洛、罗杰斯等后人吸收，逐渐署上了后来者的名字，阿德勒这三个字和这些新观点失之交臂。阿德勒的心理学的具体局限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性问题一直是阿德勒心理学的阿基琉斯之踵。阿德勒力图建构一个可让一般人都能理解的个体心理学，其理论包括了心理学的部分常识。这使得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他的理论过于肤浅，也难以解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他使用的许多基本概念都缺乏明确的操作性定义，难以对其进行验证，导致他的理论缺乏一致性。他的学说虽然是建立在临床观察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性观察的基础之上，但后来的许多研究并未对其科学性提供更多的支持。例如，他的出生顺序概念激起了大量的验证性研究，但其中的许多研究表明，出生顺序仅仅是影响性格的一个因素，因而无法以此为根据对某种性格特质作出一致性的假设。追求优越这一引导人们不断积极向前的动机，过于简单，难以公正地批判人们力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众所周知的自卑也因为过于抽象，而不能得到广泛地实证。

第二，阿德勒心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存在非理性色彩和生物学化的倾向。尽管阿德勒是站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立场上来阐发自己的理论的，但是他毕竟没有完全脱离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传统。正如鲁宾逊在《现代心理学体系》一书指出，“阿德勒的学说是一种放宽限制的弗洛伊德主义”，其理论基调仍然是潜意识的。而且，阿德勒还将尼采“超人哲学”的观点应用到他的个体心理学中，这就使他的理论仍然带有非理性和生物学化的倾向。例如，他认为，作为人格发展动力的追求优越和自卑与补偿，实际上根源于儿童的器官缺陷或先天的软弱无能，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生物本能决定论的色彩。霍尔在《人格理论》中曾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阿德勒的生物倾向如同弗洛伊德和荣格一样，他们三个人都认为人具有一种形成人格的先天性质。弗洛伊德强调性，荣格重视思想原型，而阿德勒关注社会兴趣。因此像古典精神分析一样，个体心理学对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方面都未能作出科学性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是个体心理学的一种不足和遗憾。

第三，阿德勒心理学对人的社会性理解存在主观抽象化倾向。阿德勒的理论非常重视家庭对人格发展的制约性，却忽视了社会关系对塑造人格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始终没有看到众多制约因素的现实联系的基础在于人的实践活动。这是对人的社会性理解的表面化与抽象化的表现。阿德勒还把心理疾病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缺乏社会兴趣和不健康的生活风格，没有看到社会的异化是人性扭曲的根源。因此，尽管他倡导培养正确的社会兴趣，但还未真正认识到应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人性。（郭本禹等，2009，pp.124~125）

阿德勒大事年表

1870 年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出生。

1888 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

1897 年获得医学博士文凭。同年与莱莎结婚。

1901 年创办私人诊所， 出版第一本著作《裁缝行业的健康手册》。同年女儿亚历山大出生。

1904 年参加“星期三协会”。《医生作为教育者》出版。儿子科特出生。

1907 年《器官自卑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出版。

1910 年担任“精神分析协会” 主席。

1911 年与弗洛伊德决裂， 成立“维也纳自由精神分析协会”。

1912 年《神经症的性格》出版。

1913 年将“自由精神分析协会” 更名为“个体心理学协会”。

1914 年《治疗和教育》出版， 创办《个体心理学杂志》。

1915 年担任维也纳大学无薪讲师。

1916 年以医生身份服军役。

1918 年创办维也纳儿童治疗诊所。

1922 年《个体心理学的实践和理论》出版， 举办第一次

国际个体心理学大会。

1924 年担任维也纳人民学院教授。

1925 年个体心理学内部发生分裂。

1926 年《理解人性》出版， 阿德勒初访美国。

1928 年《R 小姐的案例： 生活故事的解释》出版。

1929 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 出版《学校中的个体心理学》、《生活的科学》、《指导儿童： 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神经症问题》。

1930 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辞职， 出版《儿童的教育》、《生活的类型》和《问题儿童： 作为在特殊案例中分析的困难儿童的生活风格》。

1931 年《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问世。

1933 年担任长岛医学院访问教授。《宗教和个体心理学》、《社会兴趣： 人类的一项挑战》出版。

1934 年纳粹占领德国， 维也纳儿童治疗诊所关闭， 阿德勒移民美国。

1937 年逝世于苏格兰阿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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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分析心理学开创者

荣格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

在20 世纪西方心理治疗界有一位著名的医生， 他主张用文化历史和神话、童话放大联想的方法来释患者的梦， 从而帮助他们发现潜意识幻想的意义， 找到自己的神话！他的角色不再只是一个医生， 同时也是社会工作者、宗教导师！他就是荣格。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对人类潜意识精神世界的无畏的探索！

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许多领域都受到他的影响， 人们惊叹他有着对未来世界的准确的直觉和深刻的预见。同时， 他对精神考古和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深深的爱。他有时像西方的圣哲和中国的道家那样活着。

他实现了完整性， 成就了独特的真正的自己！

总序

阅读大师 走近大师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说过，“心理学虽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心理学的长期过去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心理学曾一度是灵魂的奴仆、神学的婢女、哲学的附庸。直到1879 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才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其相对短期的历史。从那时至今，科学心理学走过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历程。其间，心理学产生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硕成果，名家不断辈出，论著不断涌现，理论不断更迭，方法不断更新。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一些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著作、理论和方法在时间面前已变得沉静无闻。而另一些心理学家至今仍是备受人们推崇之大家，一些经典名著至今仍是大众必读之作品，一些经典理论至今仍是业界必学之内容，一些经典方法至今仍是人们必用之工具。如果将整个心理学学科比喻成一顶精巧的皇冠，那么心理学大师无疑就是这个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也许有人会问，什么样的人才配称得上心理学大师呢？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又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在心理学某个领域具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就可以称之为心理学家，但只有那些具有开风气之先而影响深远的心理学家才配称心理学大师。心理学大师要有大的创造、大的主张、大的思想乃至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时代相互激荡。

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面对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抑或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是，与一般人不同，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命运，而且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心理现象时，他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个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孤傲、怪癖、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达尔斐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在这里，我们通过这套“世界心理学大师传记丛书”向广大读者朋友展示心理学大师们的人生风采。为了便于读者朋友阅读大师，走近大师，这套传记丛书的编写力求体现如下三个原则。1. 雅俗共赏。这套传记丛书不打算写成过于学术化的作品，而是希望将其打磨成雅俗共赏的大众读物。我们相信，诚如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言，“欣赏音乐者不一定要通晓音乐的形式规则，只要具有与之相通的生命经历便可”。通过让读者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略大师的创造成果，与大师的个人成长同行，最终实现读者与大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近距离感悟大师的学术风范与生活点滴的同时，来感同身受地丰富并启迪读者自己的人生。

2. 简明扼要。这套传记丛书不打算写成研究某位心理学大师思想的理论专著，而是编撰成心理学大师的人物传记。在写作方式上，我们贯彻了人物传记的特殊要求，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叙述为主，以点评为辅。具体而言，就是以心理学大师的生平为主线，将其理论创立过程和理论成就穿插其中，尽量发掘心理学大师的生平事迹和趣闻逸事，特别是影响心理学大师学术成长和创造活动中的一些偶发事件，展示一个个血肉丰盈的、“在世之在”的大师形象。正如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指出，“在许多人的生命中偶尔会有对其发展具有决定性、方向性影响的事件，而且，展现生命历程中的这些里程碑正是传记所关切之事。所以，传记作者应该挖掘出他所要描绘的生命中所发生的那些典型的、独特的以及有影响的事件，其他的就留给读者的经验去扩充”。我们相信，心理学大师也不例外。在内容选择上，我们注意阐述大师思想的理论内容，但不刻意追求系统化和体系化，而是抓住核心主题，进行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描述，尤其重视大师在为心理世界“立法”过程中所提出的原创性观点和思想体系的创生源头与建构过程，并通过典型的例证或案例加以说明。在内容编排上，我们注重一定的连贯性与故事性，同时希冀把心理学大师放在特定的学术背景下进行合理的评价，指出他在心理学界内外的影响。

3. 生动活泼。在语言表述上尽量避免一般心理学教科书或专著的枯燥与单调，力求文风洗练、生动活泼，做到集通俗性和可读性于一身。在形式上重视图文并茂，通过插入一些精美的照片和图片，让读者在理性理解之余更多一层感性和直观的认识，从而提高读者的理解性和接受性。当然，我们也不唯“图”是图，而是严格筛选插入的照片和图片，使其符合具体的语境，使它们所包含的信息与文字信息互为补益、相得益彰。诚然，就像伟大诗人泰戈尔所说的那样，“源自伟大心灵体验的生命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种逻辑体系加以详尽无遗的阐释，只能通过个性生活的具体经历来获得亲验和寓身显示，并在各自的新发现中增添更丰富的价值内容”。因此，亲爱的读者，你们的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心理学大师们最完美的诠释，你们的每一番领悟都是对心理学大师们最崇高的致敬！现在就让我们怀揣着这种崇敬而又期待的心情去走近这些心理学大师吧！

郭本禹2011 年11 月

于南京郑和宝船遗址•海德卫城

第一章　智力早熟：对自己的信赖和怀疑

对自己的信赖和怀疑这一行为动力在荣格的人生早期甚至一直到他正视潜意识时期都主要是怀疑的成分常常大于信赖的成分， 此后的时期则是怀疑的成分和信赖的成分大体持平， 而到了晚年时信赖的成分似乎大于怀疑的成分。

按照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E. H. Erikson） 的人格发展八个阶段的理论，一个人如果在人生的早期没有得到过很好的适当照料，就非常可能形成一些特定的人格问题。荣格自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虽然都很善良，但是也都有一些性格上的弱点，特别是他父亲常常在家里大发雷霆，与母亲关系不和睦、争吵不断，母亲性情有些古怪，在他3 岁时甚至还曾离家数月，导致他受到感情的折磨而生病。因此，荣格自幼年起就形成了对他人的不信任，常常独处，沉默而好幻想，这种状况直到他16 岁时阅读了古希腊哲学和欧洲近代哲学时才开始获得明显的改善，原因是他在恩培多克勒、柏拉图、康德、叔本华和埃克哈特等哲学家、神学家身上发现了与自己相同的兴趣和观点，从而减少了对自己的怀疑，增加了自我认同（self identification） 或形成了自我的同一性 （identity）——埃里克森认为，同一性的形成是少年阶段的最主要心理任务，意味着形成了稳定的人格，知道自己是谁。

实际上，荣格和任何一个实现了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人一样，他的性格确实是独特的。个性化是荣格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简单地理解，就是成为真正的个体或真正的自己，他强调，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最大的意义。我们知道，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体的反面是作一个集体的人。我们大多数人还只是集体的人，成为真正的个体的人很少。因此，我们对“真正的个体”究竟是怎样的往往缺乏了解。荣格的性格确实是独特的，他对自己的信赖和怀疑构成了一种他人生中前行的动力，使他在探索潜意识（the unconscious） 时既能倾听潜意识，又能关注到意识（the conscious），并促使潜意识和意识之间进行充分的必要的交流。当然，这么说并非表明性格的弱点总是可以变成优点，而只是说明人格发展的一种实际状况；事实上，一个人在人格发展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他所冒的危险和付出的代价也越大，这不仅应该理解为个体为人格发展自愿承受痛苦，而且按照荣格的观点，潜意识可能不顾个体的有意识的意愿而强行在意识中呈现，这就是着魔或精神病——自我被集体潜意识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内容所压倒，或分裂的情结（complex） 控制着人格。简单地说，在荣格心理学看来，潜意识不仅包括个体因受到压抑而暂时遗忘的个人经验（个人潜意识），也包括永远无法回忆的集体经验（集体潜意识），意识则相当于当下明白的知觉经验或思维内容。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的区别在于集体潜意识是非个体的经验，因为它超出了个体经验的范畴，所以是个体永远无法知觉到的，它只能以象征意象的形式向意识传达自身。情结则是一个个的自主的小人格，它表面上源自个人潜意识，实际上还是源自集体潜意识。

对自己的信赖和怀疑这一行为动力在荣格的人生早期甚至一直到他正视潜意识时期都主要是怀疑的成分常常大于信赖的成分，此后的时期则是怀疑的成分和信赖的成分大体持平，而到了晚年时信赖的成分似乎大于怀疑的成分。荣格在自己的前半生，还难以理解内部世界的真实性，他在外部、内部两个世界或一号、二号两种人格之间进行切换也常常是被迫的，并带来混乱，因此内心备受折磨，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精神错乱。这种情况在他正视潜意识期间或中年危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后半生，他逐渐理解并最后趋于完全地接受了内部世界或二号人格，于是原来的内心矛盾得以转换或超越，智慧和创造性得以迸发出来。

我们在这一章里主要是描述荣格早年的生活状况，并追溯他的分析心理学思想的个人起源，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确实是智力早熟，因为当他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时，已经自发地体验了内心世界或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而当他逐渐长成一个青年时，就表现出对自己一生志向的高度敏感——对探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强烈兴趣和深刻的直觉。

一、一切思想都围绕着上帝

1875 年，荣格出生于瑞士图尔高州的一个叫凯斯维尔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如今在这个小村庄的主教住宅的墙上嵌着一个石碑，上面写着：“在这间房子里诞生了荣格，他生于1875 年7 月26 日，卒于1961 年6 月6 日，是人类灵魂及其深处的探索者。”

荣格在20 岁上大学以前，虽搬过几次家，但一直居住在离莱茵瀑布不远的靠水的乡村，可以说，瑞士乡村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对造就荣格巨人的身影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说，瑞士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具有崇尚民主自由、公民责任和精神内省的特点，而荣格无疑受到了影响，他注重现实、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和性格内倾。瑞士乡村的宗教传统十分浓厚，人们大多过着淳朴的生活，因此，荣格对宗教的兴趣实际上是十分自然的，在他对上帝的体验中，上帝不是教堂里庄严或华美的雕像，也不是哲学家或神学家书籍里抽象的概念，而是大自然本身或是大自然所传达出来的精神。水的低下谦卑和变幻无常的特征使它最容易成为潜意识的象征，因此荣格不仅自幼亲近水，在中年以后更是选择临水而居，这对他创立自己的学说提供了无尽的灵感。

现代心理学认为，儿童受父母的影响很大。荣格的父亲名叫保尔•荣格（P. A. Jung），是一位深受当地教区教民爱戴和尊敬的乡村穷牧师。根据荣格在自传中对父亲的描述，他的父亲对上帝的信仰十分虔诚，他为人善良，性情平和，但偏于软弱。不过后来，荣格的父亲逐渐对宗教信仰产生了怀疑，但是却一直压抑着自己不敢直接去体验上帝的存在，于是他在理智中产生的对宗教信条的怀疑和潜意识的情感之间便无法沟通，结果只活了54 岁就患癌症去世。荣格相信，父亲的过早离世跟他无法解决自己的信仰冲突有关。荣格的父亲无疑是一位慈父，但是他对儿子的爱却因其自身性格的问题及与其妻子的关系不和睦而在儿子的感受中归于平淡，父子之间始终无法产生亲密的感情，长大以后父子之间也无法进行思想的交流。总之，荣格之所以在青年期以前显得非常不自信，是和他父亲的性格软弱有重要关联的。令人惊叹的是，荣格在很小的时候就对父亲的这些人格中的秘密十分敏感，他在三四岁时做的梦，也是他记得的最早的一个梦，似乎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住宅孤零零地立在洛封城堡附近， 教堂司事农场的后面有一大片草地。梦中的我站在这片草地上。突然， 我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石砌的洞， 我过去从没见过这样的洞。我好奇地走过去， 朝里面窥视， 看见有一排石阶一直通下去。我迟疑了半天， 还是胆战心惊地走了下去。洞底走不远有一个圆形的拱门， 门上挂着一块又大又沉的绿色帷幕， 那幕好像是用加工过的锦缎制成的， 显得十分气派。好奇心逗弄着我， 很想看看幕后边是什么， 于是我便掀开了它。在暗淡的光线下， 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大约30 英尺长的长方形屋子， 屋顶呈拱形， 由加工过的石头砌成， 地板上铺着大石板， 中间还铺着一条红地毯， 从门口一直通到低低的平台， 平台上放置着一个金光灿烂的宝座， 座上也许有一块红色的垫子， 那豪华的派头简直就像童话中描写的国王的宝座一样。宝座上立着一个什么东西， 最初我以为是个树桩，大概有12 到15 英尺高， 一英尺半到二英尺厚， 它十分高大，几乎顶到了屋顶。后来才发现， 它的成分挺有意思， 它不是由木头， 而是由皮和肉组成的， 顶上有一个圆圆的像人头那样的东西， 上面没有脸， 没有头发， 顶端有一只眼睛， 一动不动地盯着屋顶。屋子里很亮， 可是没有窗户， 也没有其他光源， 头顶处是一片灿烂的辉光。……这时听见从外面和顶上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看看它吧， 那就是吃人的怪物！”（荣格， 1988， pp.28~29）

这个梦困扰了荣格很多年，后来他才知道梦见的是男性的生殖器。在这个梦中，母亲说男性生殖器是吃人的怪物，这很可能暗示着母亲和父亲的关系存在问题。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尽管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感情不和，争吵不断。虽然，这个梦展示的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生殖器崇拜，问题是它是如何闯进一个年幼孩子的心中的呢？根据分析心理学，这可以解释成是原型意象（archetypal images） 的自发呈现，这是不需要个体有任何经验的，或者在这里可以更确切地解释为：年幼的荣格家住在阴森森的墓地附近，他平日经常看到死人下葬，听见父亲和母亲的祈祷，目睹父亲和母亲的争吵，这一切激发了他的潜意识幻想，使原型意象得以呈现。所谓原型意象，简单地说，就是集体潜意识中的某种形式——原型 （archetype）——借某种具体的经验内容呈现出来。在这个例子中，代表心灵的核心和调节者的最高、最重要的原型——自性 （the self）——借男性生殖器这种意象来传达自身。

这个梦可以看做是荣格最早的关于上帝的直接体验。荣格后来把它看做是上帝降下的恩宠。但是荣格的父亲作为虔信的牧师，虽然熟读基督教的教义，整日地祈祷，却丝毫没有得到过上帝亲临的恩宠，对此，荣格后来深感同情，认为这正是父亲命运的悲剧所在！

这个梦对荣格来说确实是意味深长的，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荣格在自传中甚至认为，它表明：在自己的幼年时代，智慧之根已经埋下，命运之神已经做好了安排。也就是说，荣格这一生只可能献身于对潜意识的研究这项事业！荣格自幼除了深受父亲的影响外，还深受母亲的影响。

荣格的母亲名叫埃米莉•普里斯威克（E. Preiswerk），来自一个富裕的教授家庭，但是她性格古怪而压抑，具有人格的双重性，一方面笃信宗教、非常仁慈，另一方面却富于直觉、性情反复无常。荣格在幼小的时候就常常看到母亲会突然转变成第二人格来说话，那时她显得非常古怪，她说的是她潜意识中的真实的想法，因此常常是深刻的不同寻常的另一种看法，这种有点恐怖的神秘的现象给荣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荣格的身上第二人格始终很活跃，这显然跟他的母亲有关。荣格成年以后，他既跟母亲保持亲密的感情联系，又故意不跟母亲住在一起，与她拉开距离，这表明他早就多少意识到了母亲对自己的深刻影响，而他对这种影响是有意识地加以抗拒的，其目的可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实际上，荣格的外祖父喜欢异教，外祖母更被认为是具有超心理学意义上的视觉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在那个时代的淳朴的瑞士乡民们看来，除了确实有些让人感觉恐惧和神秘外，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古以来就有人相信鬼神的存在并能与之交流，这种事情就像有些动物能够看见我们人类看不到的东西、听到我们人类听不到的声音一样，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荣格的家族是个名副其实的宗教家庭，除了他的父亲是牧师外，还有八个叔叔也都是牧师。不过，牧师在当时只是一个相当于知识分子的普通职业，并不一定表明牧师本人在宗教体验方面比其他人更多或更强烈。当然，荣格身处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他确实产生了宗教体验，并被其深深地影响。

荣格是父母的独子，直到9 岁才有了一个妹妹，他在童年时期一直缺少玩伴。幼年和童年的荣格经常一个人在墓地附近观看死人下葬、牧师祈祷的仪式，因此，在这种孤单的和略带阴森恐怖的环境里，上帝反而离他最近。在幼年荣格的体验里，上帝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无限恩慈地保护着人，人们只要向他祈祷就能获得安慰，另一方面他又似乎是出于魔鬼存在或其他不可理解的原因而无情地吞噬人，给小孩子带来噩梦。

几十年以后，荣格对基督教早期的一个分支诺斯替教以及西方正统基督教的历史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认为基督教的上帝实际上是每个人心中的自性原型的一种体现，上帝意象（God-image） 是一个心理学的事实，而无论上帝在物理学的意义上是否真的存在。在荣格心理学中，自性原型是最重要的原型，因为它是心灵的全部和核心，负责心灵的各个部分的协调和调节，就像在宗教中，上帝是造物主，在荣格心理学中，上帝意象象征的自性原型是心灵的最高主宰。因此，荣格在自传中说自己的一切思想都是围绕着上帝的，就像行星围绕着地球，这就不难理解了。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非但不回避宗教，反而常常主动地与之攀上联系，这使他的学说与许多现代科学学说不一样，后者大都希望尽可能不要涉及宗教的问题或者对宗教采取明确的批判的态度。由于荣格这一表面上的逆时代潮流——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而动的举动，许多批评家就不负责任地把他斥为神秘主义者，把分析心理学简单地贬为现代宗教。其实正像一个事物的优点往往和其缺点是一回事，或它们是同一个事物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荣格的这一“反常之举”恰好是对现代社会崇尚唯科学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反驳，他的分析心理学是对传统的意识心理学或理性心理学的一种补偿。

二、是一号还是二号人格？

6 个月时，荣格随父母搬到洛封，4 岁时又迁到巴塞尔附近的小惠宁根。三四岁时，荣格已经开始记事，根据他的自传，留在他最初记忆中的，除了金色的阳光、牛奶的香味这些非常迷离的印象之外，还有一些比较清晰的印象，比如，阿尔卑斯山沐浴在夕阳中，莱茵瀑布在浅唱低吟，实际上，他也清楚地记得自己看见过从瀑布冲下来的死人，记得母亲生病离开了家，然后家里来了个女仆，等等。显然，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自幼年起就深深地留在了荣格的心灵中，他终生亲近大自然，特别是在后半生，每当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或是遭遇人生的痛苦打击，他总是去湖边劈石头、玩石头或去登山远眺，这对他就像是一个入门礼的仪式；而他对女性的依恋也自幼年起就留下了痕迹——荣格依稀地记得母亲在他的幼年时身材窈窕，而且她的形象似乎和美丽的月亮联系在一起；记得女仆皮肤黝黑、肩膀厚实，她总能给他以一种安全感，这些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深刻地影响了他关于男性的女性意象阿尼玛原型（anima） 的看法和他与女性的关系——实际上，荣格长大后与女性的关系总是容易相处得比较融洽。换句话说，荣格对女性心理的把握似乎比较准确，而且，在女性看来，荣格比较受欢迎、容易接近。相形之下，荣格与男性的关系则相处得不是那么融洽，特别是在如何做儿子以及像儿子一般的男学生的慈父上，他有时会显得对他们毫不关心。这表明，荣格在理解男性心理方面似乎有些主观，或在男性看来，他显得有些刻板或自我中心。

6 岁时，父亲开始教授其拉丁文，他很快学会了阅读，同时开始上小学。荣格在小学里学得很轻松，和乡村小学的同伴一起玩得也不错，但是由于父母关系不和睦导致的家庭的压抑氛围和父亲的牧师职业带来的阴郁的环境，使他常常陷入孤独和恐惧之中。7 岁到9 岁时，荣格常常坐在自己家花园里的一面老墙前的一块大石头上，发出这样的疑问： “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我呢，还是上面坐着他的石头呢？”这就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庄周梦蝶而又疑为蝶梦庄周的故事。荣格当时当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这个谜一样的问题总是让童年的他非常着迷，有时竟会沉思几个小时之久。长大后荣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寓意是如此的深远：它启示人们可能存在着一个像植物的根一样不死的“永恒的”世界，而个体的生命就像花开花落、草木一秋那样是短暂的、有限的。因此，像植物的根和石头这样一类的东西是可以象征永恒的生命的，它们是不朽的，和它们打交道就是和神打交道，是和自己内心深处的神性或原型打交道。

10 岁的时候，荣格在自家的阁楼上偷偷地藏了一个铅笔盒，里面放了一个精心刻制的小矮人。荣格对小矮人的装扮是：穿礼服、戴高帽、登黑靴，并有一张床和一件羊毛大衣，他还在莱茵河畔为其找了一块黑色的石头。每当荣格感到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溜上阁楼，打开铅笔盒，去看看小矮人及其石头，而且还要放进一个小纸卷，纸卷上是他在学校里用只有自己能懂的语言写的一些话。这整个的过程类似于一个严肃的仪式，而荣格每隔几周就要举行一次这样的仪式。显然，荣格在潜意识中通过举行这样的严肃的仪式来表明微不足道的自己是和一个高贵的神秘人物是有联系的，这个高贵的神秘人物就是他后来提出的自性原型的象征或是智慧老人原型的象征。这是荣格所记得的他的童年的高潮，也是终结。

11 岁那年，荣格终于离开了乡村，进入巴塞尔的大学预科，这对他的自我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少年期正是一个人的自尊和自我意识发展的高峰期，因此特别喜欢把自己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并对周围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十分敏感。荣格的同学大多是些出生于城市、父母有权有势的富家子弟，相形之下，他自然对自己的穷乡村牧师之子的出身感到非常自卑。同时，荣格在学校的学习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他无法适应数学、绘画和体操等课程，而神学也只是使他感觉枯燥。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学校的生活简直就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折磨。12 岁那年，他感到内心的折磨已经达到了高峰，他患上了神经症。那是一个中午，荣格正等着与一位同学一起放学回家，突然，另外一个男孩冲了过来，将他推倒，结果他的头重重地撞在了路旁的石头上，几乎失去知觉。在被打击的一瞬间，他的头脑里闪过了一个念头：“现在你再也不用上学了。”从那以后，有6 个多月的时间，荣格只要不得不返校或父母叫其用功，就会昏厥发作。因此，荣格实际上休学了半年多，这对于他来说，是又回到了上帝的王国。每天，荣格独自在乡村的田野里闲逛，那里有树木、水塘、沼泽、石头和动物，他在那里玩各种绘画和战争的游戏，幻想生命的诞生和死亡。直到有一天，荣格偷听到父亲及其朋友的谈话，父亲表达了对他所患怪病的无可奈何和对他前程的无限担忧，这让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头脑并没有真的受伤，而只是在心理上逃避与现实的冲突，他对自己竟这样可耻地选择逃避而感到无比的愤怒和羞耻！随着对自我问题的认识和责任心的恢复，荣格很快战胜了神经症，而作为报偿，他获得了我是我自己的体验，也就是自我力量的增强。

其实，荣格在童年时就有了关于两种人格的体验，例如前面提到的“我是石头，还是上面坐着他的石头”和“藏在阁楼上的有权威的小矮人”。不过，这种体验在少年期变成了更为有意的想象，并且更为经常和强烈。在自传中他提到自己在12 岁那年曾应邀到一位朋友家度假，结果因违背了朋友父亲的要求而遭到了一顿怒骂。荣格当时也怒不可遏，准备回嘴，但是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两种人格：第一人格还不到12岁，是个学生，父亲只是个穷牧师；第二人格则是位老人，有职位和尊严，需要他人的尊重和敬畏。对这第二号人格，荣格把其想象成是一位18 世纪的老人，在此之前，他曾多次有过对18 世纪的“怀旧”，也就是说，对据说是18 世纪的东西的亲切的体验，仿佛“就是这样的，是我的东西”。少年荣格已经觉察到，当自己以第二号人格自居的时候，虽然感到自身的权威和力量，但是自我就容易膨胀，并因此冒着脱离现实的巨大危险；当自己以第一号人格压抑第二号人格的时候，虽然能感觉到自己是在尽责，从而心安理得，但是自我又会不可避免地感觉到自身的渺小，甚至生活充满谬误，看不到意义。荣格显然陷入了人格的危机和道德的危机。

有一天，荣格在路过阳光下的大教堂时产生了一种自发的想象——上帝坐在大教堂上，在遥远的蓝天上的一个金御座上。突然，一种可怕的想法似乎就要冒出来了，荣格拼命地抑制住了，但是，他后来觉得必须要把问题想清楚。荣格认为，这是和他的第二号人格有关的问题，那么，自己的第二号人格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荣格认为，他好像和自己的祖父、曾祖父有关，但是，最终，他还是想到了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想到了创造他们的上帝。荣格当时已经能够对《圣经》中所说的上帝造人的故事予以彻底的思考，他根据对上帝的全知全能的描述符合逻辑地推断，所谓人类的祖先犯下的原罪其实原是上帝的本意，从而不应由人或蛇来承担责任。荣格认为，自己所遭受的两种人格的困扰其实也是上帝的意愿，正是上帝把他置于这种困境中的，并非出自他自己的意愿，从而也不需要由他来对此承担什么道德的责任。荣格这么想当然是给了自己一种莫大的安慰，并且使他产生了一种勇气， 那就是继续信仰上帝，并按照上帝的意愿去做。

因此，荣格决定不再抑制自己的想象，于是他产生了如下的幻想：忽然，从上帝的宝座下落下了一块无比巨大的粪块，把教堂那闪闪发光的屋顶和四壁击得粉碎！从而，荣格终于体验到一个活生生的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人们只有真正顺从 上帝的意志，并有承担世俗或第被一人格责备的勇气，才能获得这样的天恩，尽管天恩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并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个体更无法与他人交流这样的神秘体验，因此体验上帝的存在可能只是增加了个体的孤独！荣格长大后理解了这个幻想的多重的深远的寓意，其中的一个寓意是：基督教神话因为已经不再能激起人们生活的意义，所以上帝本人已经不会再对教会、教堂负责！

14 岁时，荣格产生了其一生中第一个系统的幻想，其实它也是逐渐形成的，因为受到一次在上学途中所见情景的启发而突然完整地显现出来。一次，在荣格去上学的路上，西北风呼啸着，可是，他却看见一条帆船，顺着风往莱茵河的上游驶去。于是，荣格突然想到，莱茵河变成了一个大湖，湖中行驶着各种帆船和大轮船，巴塞尔成了一个大港口……

一切都变化了，自己也就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了，不再是高中生，而是个成人，可以如愿以偿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了。荣格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小的中世纪的城市，居住在一个防卫森严的城堡里，他的职务是治安法官、仲裁人和顾问。这整个布局的关键及存在的目的是城堡上塔楼的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只有荣格一人知道，那就是塔楼的地下室里有个实验室，正在进行制造黄金的活动。因为在荣格的内心里，精神和自然并无不同，都属于永恒的上帝，而在地下室里精神变成了可见的黄金，这就是自然的神圣奥秘（荣格，1988，pp.139~142）。

荣格的这个系统的幻想是非常意味深长的：第一，他的第二人格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老人，他有权威和智慧，并负责安排和维持整个人格的秩序，显然，他就是自性原型的象征； 第二，第二人格和第一人格之间，或内部心灵和外部世界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在这里防卫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又是相互连通的；第三，第二人格的核心秘密在于制造黄金，即把普通的物质转变成贵金属，或是把物质转变为精神。可见，虽然荣格直到1926 年才发现了炼金术（alchemy），并直到1934 年才正式潜心研究炼金术，而且花了近10 年的时间才得出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是炼金术——他的分析心理学思想的历史对等物——早已以幻想的形式在他的少年期就异常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总之，在童年期和少年期，荣格已觉察到自己有两种人格存在，并发出疑问：“我究竟是一号人格，还是二号人格？”换句话说，哪个人格才是真正的我呢？有人认为，荣格的这种体验是人格分裂。对此，荣格著名的女弟子汉娜（B.Hannah） 正确地指出：

一号人格是人的意识自我， 二号人格是人的自性， 它们在个体身上都存在， 只是一般人很少领悟、认识二号人格。“自我” 与“自性”、“第一人格” 与“第二人格” 的同时活跃和聚集， 是一种对完整性的强烈的情感体验。“自我” 需要“自性”， “第一人格” 需要“第二人格”， 否则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不可能寻找到“意义”； 永恒的“自性”也需要有限的“自我”， “第二人格” 也需要“第一人格”，因为正是“自我” 或“第一人格” 赋予这种体验以三维的形式， 使“自性” 或“第二人格” 得以在外部现实中体验其自身。（芭芭拉•汉娜， 1998， 译者前言， pp.7~8）

不过，汉娜所说的两种人格同时聚集而意指个体追求完整的体验的情况实际上只适合于中年及以后的人，因为那时，一号人格已经十分成熟，所以有意识和有能力去与二号人格进行对话和交流，而且也应该进行这样的相互作用，才能达至人格的整合和健康。如果是在人生的前半期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一号人格那时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与力量强大的二号人格的拉锯很可能导致一号人格被毁灭。在荣格的早年，两种人格的斗争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例如他的内心经常是郁郁寡欢，他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常常显得固执、胆怯、不合群以及他的神经症，这些都是明确的证据。但是，话说回来，荣格毕竟是“侥幸地”度过了这种危险的，并且最终不仅是“化险为夷”还“因祸得福”，早年的心灵痛苦为他后来提出自己的学说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直接的材料。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显然，荣格在两个方面非常与众不同：一是许多人看不到二号人格，或者感觉到了也不太为其所打动和吸引，而荣格则是看到了、听到了、体验到了，甚至完全被吸引了过去；二是荣格具有强烈的求知精神，这是他人格中最重要的品质或至少是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我们知道，荣格从未放弃把自己作为一个问题来进行探索，也就是说，他用自己做实验，寻找存在于自己身上的各种问题、症状，同时还有优点、神性特征的原因；他在自传中称，人生是一场可疑的实验，当然，他又并非把它看做是一场完全的科学意义上的实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当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体验和对这些体验的经验的解释，他后来所创立的分析心理学也正是这样的一门学问。

三、职业只能是精神病医生

在16 岁的时候，荣格阅读了一些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深深地为古代哲学大师们思想的精美所折服。而在近代哲学家、神学家的著作里，他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研究兴趣和所持观点与自己的内心想法非常一致，例如，现代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对世界阴暗面的深刻描述和他的世界观非常类似；古代理性主义哲学家康德的知识论推翻了叔本华关于世界的意志本体论，给他以更深刻的启发；他直觉到自己和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尼采是有共同之处的：查拉图斯特拉是尼采的第二人格，而这和自己的第二人格其实是一回事。总之，荣格从历史上那些大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获得了莫大的精神支持，他终于显示出了内在的自信和幽默，变得活泼开朗、能言善辩。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开始对他比较放手，允许他自己出门旅行和探亲访友，这也大大增加了他对于与现实中的人们接触的兴趣。

因此，当荣格进入青年期的时候，他似乎已经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正常”了——有着年轻人惯常的思想敏锐、富于理想主义，也有着年轻人惯常的见识有限、盲目冲动。当然，荣格的变化不是突变，在自传中他花了不少篇幅谈自己当时实际上仍在两种人格的拉锯战中徘徊、挣扎，而此时的一些梦则让他惊醒，意识到年轻人要不可避免地投身到外部世界中去的重要性，例如，在一个梦中，他梦见自己身处于某个陌生的地方，周围一片漆黑，而他则顶着强劲的大风艰难地向前走着。浓雾到处飘飞。他把两只手作成杯状来护着一盏小灯，这灯似乎随时都可能被风吹灭。他在梦中便意识到一切均取决于能否保住这盏小灯使之不灭。突然，他觉得背后有个东西在向他靠近。回头一看，一个巨大的黑色人影正跟在他的后面。荣格噩梦醒来后，意识到第一人格就是那提灯者，而第二人格正是那个跟随着他并要吞噬他的影子。因此，虽然那盏灯与无边的黑暗的威力相比十分脆弱和渺小，但是，却是他唯一的灯盏、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荣格，1988，p.152） 显然，由于荣格对内心世界过于留恋，在现实世界显得过分彷徨不前，所以，在这里第二人格以负面的方式表现出来，它类似于阴影原型 （shadow）——在分析心理学中，阴影原型是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没有得到发展的方面，可能是能力或才能，也可能是一种态度或倾向，因为被意识或自我所忽视，所以常常以黑暗的原始的形象且作为意识的一种补偿表现出来。总之，到了青年期，荣格虽然还无法忘怀、很是留恋二号人格，但是，他已经明显地站到一号人格一边了，他成长为一个可以为了精神理想和现实生计而努力拼搏的青年。

荣格起初在选择大学里的专业方面一直很为难，因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他似乎有着一样大的吸引力。他喜欢自然科学主要是指动物学、古生物学和地理学，显然这些跟他淳朴的乡村生活有关，他从小便亲近大自然中的各种动物和植物，而科学是建立在以可靠的事实为根据的经验主义的基础上的。荣格喜欢的人文科学则是指比较宗教学和哲学，因为他在父亲的藏书室里早已阅读过这方面的著作，积累了不少的知识，这无疑锻炼了他的理性思辨能力，使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有了自信心。显然，荣格在这两方面的兴趣分别对应于他的两种人格的需要。但是最终，荣格认为自己对哲学等人文科学更感兴趣，不过，在巴塞尔大学读书要选择人文科学又是没有前途的，于是他决定选择医学。为什么选择做医生呢？荣格后来认为这实际上是自己的命运，虽然他曾试图逃避这种命运的安排，这里有几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与荣格同名的祖父是个著名的医生，而同时祖父的生世、个性和行为又备受争议，因此，他似乎希望自己不要再重复同名的祖父的命运；二是荣格在童年时期制作的小矮人就是与医神相似的东西，虽然他当时并未意识到，但是他的二号人格确实是以类似医神的样子出现的；三是荣格在晚年生病所产生的幻觉中发现自己的原始形式就是医学王子。

在1895 年至1900 年的大学期间，荣格变得更加眼界开阔和思想成熟，他认为那是一段十分美妙的时光，充满理智的活力和同学之间的情谊。不过说起来，荣格一号人格力量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竟要归功于他父亲的过早去世或是在“恰当的”时刻离世。事实上，荣格刚上了大学不久，父亲就患癌症去世了。因此，荣格不得不向几位亲戚借钱以筹措学费和照顾母亲及妹妹的生活，并且他实际上也做些生意和助教、助手之类的工作来挣钱，正是这些艰苦的经历锻炼了他，使他受益良多：一是他必须为自己以及家人负责，这增加了他的责任感；二是锻炼了他的与人交往、谋生等现实生活的能力；三是使他正确地认识了金钱的价值，因为金钱虽然与幸福无关，但是人们在为谋生而去挣钱时也是十分快乐的。

总之，父亲的死确实促进了荣格的成熟，把他向第一人格的方向又推进了一大步，而如果父亲还在世，那么他迈向成熟的步子可能不会这样快！荣格在大学里继续深入地阅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一些书籍，特别是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宗教的历史和唯灵论方面的起源。他参加了学生社团并曾任主席，热衷于就科学的有限性和宗教、神学的心理学方面等问题发表演讲，并与其他同学进行辩论。另外，他坚决主张科学应该研究神秘主义。可见，荣格在大学时代是充满活力的，他基本上已经从早年那种懵懂的郁郁寡欢的状态中走出来，变得既理智而又富于激情，而他对研究精神问题、特别是非理性的精神的兴趣已经表露得非常明显。

荣格一直不甚清楚自己未来的医生生涯究竟应该作何定位。1898 年时，他曾倾向于做一名外科医生，因为自己在解剖学方面受过训练和喜爱病理学，不过，在临近毕业考试时，由于有人已经帮他谋得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他又开始考虑要做一名内科医生。当然，荣格在毕业考试前夕最终决定自己要做一名精神病医生，而且不可能再考虑别的选择！荣格在自传中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由于要参加国家考试，他不得已拿出了精神病学教科书来准备复习，精神病在当时是一种无望治愈的疾病，其性质并不为人们所理解，而且，精神病医生这个职业在当时很不为人们所看好，他们不仅报酬低，而且也被人们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就像他们本人精神不正常似的。但是在克拉夫特- 埃宾所编著的精神病学教科书的序言上，他赫然发现了那些令其怦然心动的句子——“精神病学教科书被打上了主观性的印记”、“精神病是人格之病”。

荣格饱含着深情和激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的心突然开始怦怦地跳了起来。我只好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变得十分激动， 因为在一闪而过的启示里，对我来说已变得很清楚， 精神病学才是我的唯一的可能目标。只有在这里， 我的兴趣的两股激流才能汇流到一起， 形成一条水流并冲出一道河床来。这里是经验性的天地， 与生物学和精神性的事实存在着共性， 这样一个天地我一直在寻找着，可是却一直没找到。这里终于有了一个天地， 一个大自然和精神的冲撞变成了现实的天地。（荣格， 1988， p.188）

我们从荣格作出这一职业定向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它貌似一种偶然的随意的过程，但是却是经过了理性的长期的深思熟虑的，尽管他的选择在当时并不为他人所理解。精神病医生这个职业使他可以同等地满足自己的两种人格、两种兴趣，从而可以最好地平衡潜意识和意识的需要。换个角度来看，荣格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的职业定向过程确实是富于戏剧性的，就好像是潜意识早有安排，或潜意识给意识出了一个谜，其实谜底早就知道，但是，谜底的揭晓却要等到最后的时刻。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之所以能“得来全不费工夫”，是因为曾经“踏破铁鞋”，但话说回来，谁又能保证“踏破铁鞋”一定能“觅”到呢？在荣格心理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术语叫“超越功能”（transcendentfunction），就是指潜意识能够超越对立面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整合，荣格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忍受对立面的张力，能够等待，那么，潜意识一定会为我们遇到的难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象征。要注意，潜意识提供的是象征，不是直接的解决方案，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还取决于我们能否理解象征。在荣格本人的这个例子中，他把精神病学象征地理解为可以整合他的两种兴趣，他抓住了某种内在的联系，而这在其他人，比如他同时代的其他一些精神病医生或他的母亲等人看来，则可能并不认为精神病是一种人格之病，或精神病学能够同时满足人的两种人格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着荣格在作出怎样的职业定向上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在1898 年荣格作出决定将来要做外科医生不久，在两星期内他家里就接连发生了两件奇怪的事情，一件事情是他家的一张结实的老圆桌突然断裂，另一件事情是他家的一把很好的钢制的切面包的刀突然变成了几片碎片，这两件事情都找不到任何可以解释的原因。这些事情当时就引起了荣格的高度重视，他仔细地追查了原因，并将实物一直精心地保存了下来。几个星期后，荣格又听说自己有几个亲戚在搞降神会，他于是准时地定期参加。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证实一下那些现象的真假，如果是真的，就要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他坚持了两年之久，详细地记载了有关情况，后来还用这个事例作了自己的精神病学的博士论文的主题。不过，荣格在刚参加降神会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自己将要当一名精神病医生，这个决定是在毕业考试前夕、参加降神会后不久才突然作出的。从总体来看，就好像是说，潜意识是十分有意识地安排了这些事情，以保证荣格把注意力确定在心理学的方面。所以，荣格在他早期与潜意识的打交道中就发现，潜意识并非是一个垃圾堆或全然无用，而可能是一个宝库。他后来假设，集体潜意识有着百万年的进化所积累的无尽的智慧，这种智慧当然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以原型这种集体潜意识中的一个个单纯形式的方式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并影响我们的感情和行为的倾向，最终证明有利于我们的自我保存和发展，这也就是说集体潜意识具有前瞻性或目的性。当然，究竟该如何解释荣格身边发生的这些像桌子突然裂开等的奇怪的事呢？荣格暗示，这可能跟心理动力或紧张有关，即在潜意识当中聚集的紧张与一些奇怪的事情的发生之间似乎是相关的，而要完整地解释这些事情可能还要涉及灵学或特异功能，对于后者，由于它们超越了科学的基本界限，荣格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具体的看法，只是从心理真实性和心理动力的方面做过一些论述，从而有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进一步的探索。

第二章　一段珍贵的友谊：与弗洛伊德在一起

荣格不仅能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知识上的启发，而且还能得到情感上的支持，因此，弗洛伊德对于荣格是一位理想的精神上的父亲。从两人缔结友谊到最终分道扬镳，从象征的角度可以理解为是儿子的逐渐成长、成熟的过程， 即儿子以父亲自居、向父亲学习和儿子对父亲的反抗的过程。

1900 年，荣格大学毕业后到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开始了他的精神病医生的职业生涯。在荣格看来，这里虽然有严格的工作规章制度，院长布洛伊勒（E. Bleuler） 和其他同事的事业心很强，但是，这家医院也和当时的其他精神病医院一样，仅仅满足于对精神病人按照常规作出诊断，然后对患者进行看管就算了事，因此这里肯定无法让他施展抱负。不过，荣格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积累了大量的关于精神病患者症状的资料，阅读了当时关于精神病治疗的各种文献，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精神病人的内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显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荣格当时根本还缺乏理解精神病人的经验，因此他必须寻求事业的联盟。事实上，荣格不仅是在理智上遇到了未知的难题，渴望得到智力上的启发，而且在情感上也陷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母亲和其他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业选择的疑问，即：“你究竟是为什么要放弃做一名内科医生的大好前程，而选择不被人们所理解的、待遇也很低的精神病医生的职业呢？”

在荣格的内心中，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父亲情结。当代著名的荣格学者托马斯•科茨（T. B. Kirsch） 也指出：精神分析的许多早期的先驱都被弗洛伊德的作为一个父亲的权威所吸引， 对于荣格来说， 他想要寻找一位可以依赖的父亲也是事实。弗洛伊德给荣格留下的印象是他具有自己的父亲所缺乏的那种强烈的令人信服感和道德的勇气。（Kirsch， 2010， pp.154~159）

一方面，在父亲去世前几年，荣格曾就神学问题和父亲进行过相当热烈的讨论，但是两人无法达成共识。这当然也算不得是谁的错。但是既然荣格总是认为父亲的早逝跟其无法解决信仰危机有关，而自己又未能帮上忙，因此对他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另一方面，父亲去世后荣格不得不立即代替其掌管家庭经济，而且也搬进了其书房。事实后来证明，父亲死后，荣格的一号人格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他在大学里的情况非常好：情绪稳定而乐观，理智活动积极，但是，这就好像是说父亲死得正是时候、死得其所。荣格的母亲在潜意识中是很清楚这种情况的，因此她曾对他说：“他（父亲） 为你及时地死去了。”母亲的这句话当时给了荣格很大的震动！

弗洛伊德（S. Freud） 是一位奥地利的精神病医生，他比荣格年长19 岁，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时候，他已经提出了一套关于精神病的病因和治疗方法的理论，他的理智感很强，具有坚韧不拔的性格，荣格不仅能从他那里得到知识上的启发，而且还能得到情感上的支持，因此，弗洛伊德成为了荣格的一位理想的精神上的父亲。从两人缔结友谊到最终分道扬镳，从象征的角度可以理解为是儿子的逐渐成长、成熟的过程，即儿子以父亲自居、向父亲学习和儿子对父亲的反抗的过程，当然，这种反抗的原因我们不应看做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俄狄浦斯情结——儿子对父亲的性忌妒——而是文化上的和知识上的，是新生事物取代旧的事物。

在荣格与弗洛伊德合作期间，他主要是在弗洛伊德的个人潜意识的框架里进行潜意识的研究，主要的著作有： 《联想、梦与歇斯底里症状》（1907）、《早发性痴呆症之心理》（1907）、《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理论》（1908）、《梦的分析》（1909）、《对谣言心理学的贡献》（1910/1911）、《论数字梦的意义》（1910/1911） 和《论对精神分析的评论》（1910） 等。

一、寻找到精神的父亲

早在1900 年，也就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刚出版的那一年，荣格就阅读了这本书，不过当时他还缺乏理解它所需要的临床经验，所以读过后就随手把它放到了一边。1903年荣格重读此书，突然发现自己的想法其实与弗洛伊德的是殊途同归。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潜意识受到意识的压抑的结果，而荣格当时正在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字词联想实验，也发现了压抑机制的存在。字词联想最早是布洛伊勒要求荣格及其同事进行的实验，意在了解精神分裂症的根本原因。布洛伊勒只是从精神病人的“心理张力联系松弛”这个比较含混的概念的角度来思考字词联想实验的结果，而荣格却从弗洛伊德那里受到启发，认识到这其实是提示存在着意识对潜意识的压抑机制，他还从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让内（P. Janet） 那里获得启发，认识到潜意识中有特定的感情和观念的结合即情结。情结是荣格早期就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思是在潜意识中的情感和观念聚合而成的丛集。他认为在潜意识中有许多的情结，它们就像是一个个的小人格，具有自主性，它们像独立的个体那样去行动，这可以解释患者似乎突然被另一种人格所占据了的现象。

布洛伊勒在当时的精神病学界因其对精神病起因等的理论探讨、对精神病治疗手段的锐意改革和对病人的关心而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荣格似乎并不太喜欢他的有些欠缺想象力的个性。而让内对于精神病的理解似乎太简单，不注重情感价值和个人人格。因此，荣格对这两位精神病学界的前辈都难以产生情感上的接近感。

弗洛伊德在当时的医学界强调性欲的理论而遭到正统和权威的排斥，谁要是敢公开地对他表示支持都可能使自己的学术生涯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正因如此，反映了弗洛伊德具有反抗权威、不畏世俗的坚强性格，而这种性格也正是荣格的父亲所缺乏的。在荣格看来，自己的父亲虽然慈祥，但是性格软弱，而且不敢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因此相形之下，弗洛伊德是位理想的父亲。荣格通过公开支持弗洛伊德，不仅可以获得智力上的支持，而且还可以以此接近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得到情感上的满足。荣格在自传中承认自己对弗洛伊德投射了父亲意象，而且即使是当他和弗洛伊德的裂痕增大、即将分裂的时候，这种投射仍然“远未失效”。（荣格，1988，p.278） 投射（projection）是精神分析的重要术语，意思是潜意识地把自己的内心想法或品质归结到他人身上，认为是他人所具有的。当然，荣格在这里并未明确说自己对弗洛伊德的父亲意象的投射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许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呢？——人们通常这样来看待精神分析成员的内部，即弗洛伊德是父亲，他的一群追随者们是儿子，但是，这种看法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外表的情况，只是表明弗洛伊德因严肃而有威望，后来者们便承认其长辈的地位，这绝对不表明在每个追随者的潜意识中都存在父亲情结，并把它投射到弗洛伊德身上——抑或是确指自己有父亲情结呢？温森特•布罗姆（V. Brome） 在他写的荣格传记中也提到过荣格有恋父情结（布罗姆，1997，p.167），但也只是一带而过，并未明确说明它的形成以及对荣格和弗洛伊德两人的关系的影响。

我们可以断言荣格确实有父亲情结，这是跟他对自己的亲生父亲的体验有关的，而后来被投射到了弗洛伊德身上。因为这是符合荣格的性格以及他和弗洛伊德之间的交往经历的，也是基于他学说的以下观点：

提供哺育作用的家长（母亲） 和作为家庭生活支柱的家长（父亲）， 会在儿童的心目中永久地铭刻下荣格所谓“母亲原型” 和“父亲原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儿童， 在其潜意识深处都会有父母给他留下的某种消极或积极的影响。当儿童长大以后， 遇到合适的情境， 这些原始的动力就会被激活，从而使人的境况变得紧张起来。（杨韶刚， 2002， p.169）也就是说，在荣格看来，父亲和母亲对个体的影响远比个体所能意识到的和所愿意承认的要深刻和长久得多，个体其他人际关系的建立和他们对父、母意象的投射是有关的。荣格在自传中承认，他和父亲之间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个人意义上的思想交流和沟通，但是他却用较大篇幅专门谈论自己的父亲，并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反复提到父亲，而且父亲生前和去世后都多次出现在他的梦中，可见，荣格在内心中一直在跟父亲进行交流，包括他真实的父亲和原型的父亲。因此，当荣格的父亲去世后，当他顺从自己的内心愿望、选择去做精神病医生而却又面临事业上的难题的孤独时刻，他在潜意识中是很可能把父亲意象投射出去的。这从某个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荣格和弗洛伊德七年的友谊中的矛盾复杂和充满激情。

根据精神分析学家琼斯（E. Jones） 的说法，荣格与弗洛伊德初次见面时的情景是：

荣格有许多问题， 要同弗洛伊德交谈， 他异常激动， 兴致勃勃一连讲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 还是耐心地沉浸在荣格的谈话中的弗洛伊德打断了荣格的话， 建议他们应该更深入、更系统地继续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于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谈， 间或有短暂的中断一直持续了13 个小时， 如果不是因为双方都十分困倦， 这场谈话还会持续到24 小时。（转引布罗姆， 1997， pp.118~119）

荣格则说：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确实重要的人； 在我那时的经历中， 没有任何别的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他的态度中根本没有一点儿浅薄的东西。我发现他极为聪明、机敏和卓尔不群。（荣格， 1998， p.255）

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从1906 年到1913 年共保持了七年，这段珍贵的友谊既促进了荣格后来提出自己的学说，也促进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国际上的发展，在荣格和弗洛伊德其他弟子的共同努力下，精神分析在1909 年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弗洛伊德从1890 年开始陆续提出自己的观点，起初并不为学术界所认可，例如，他于1900 年出版的精神分析的经典著作《梦的解析》在八年里仅售出600 册。不过，弗洛伊德并不气馁，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观点，他于1901 年出版了《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5 年出版了《性学三论》。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越来越多，1908 年，在奥地利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会议决定出版精神分析年鉴。同年，在弗洛伊德原来组织的“心理学星期三讨论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这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正式成立。1909 年，弗洛伊德应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S. Hall） 的邀请，参加克拉克大学建校20 周年纪念活动，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并作了五次演讲，题名为《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后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这标志着精神分析终于为国际所承认。也就是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思想开放、尊重个性自由的美国文化中大受欢迎，这改变了它在思想保守、崇尚正统或传统的欧洲世界一直处于的不利地位。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关系一度曾经非常融洽。荣格起初在弗洛伊德面前并不讳言自己对他的性欲理论的质疑，而弗洛伊德也并不在意荣格的反对意见，他只是将之归为荣格缺乏经验。1909 年，弗洛伊德提出让荣格作为自己精神分析学派的继承人，可见他对荣格的欣赏和重视。但是，随着两人交往的增多，两人在世界观和学术兴趣上的差异就变得日益明显，而弗洛伊德对此的反应似乎是过于敏感，荣格的反应则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在弗洛伊德面前再不敢大大咧咧、畅所欲言，而是变得小心谨慎甚至与之产生隔阂感，另一方面又仍然暗中坚持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指导思想进行研究，这时他主要关注的是精神病症状的意义和精神病人幻想的神话性质，这最终导致他提出了对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的公开批评，他从象征的角度来解释患者的潜意识的意义而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明患者的潜意识的原因，因此，这里已经蕴涵了集体潜意识的思想。在荣格看来，尽管精神病患者失去了通常人所说的理性，你很难与之进行思想交流，但是，他们的精神病症状却是有意义的。例如，荣格提到他所在的精神病医院里有一个老妇人，她被认为是患有紧张症，经常做一些古怪的动作，像是在钉鞋底、做针线活。荣格通过和她的家人攀谈了解到这位妇人曾经和一位鞋匠相爱，而这位鞋匠由于某种原因却不想娶她，在他决定和她断绝关系后，她就疯了。荣格认为，这位老妇人的精神病症状是很有意义的，她以重复所爱的人的动作的方式向自己表明这个人还和自己在一起，这是一种潜意识的防御机制，即自居作用。再如，一个叫巴贝特的病例。巴贝特被诊断为带有典型的夸大狂特征的偏执狂式的早发性痴呆。她经常会呼喊一些奇怪的口号，如“我是苏格拉底的代言人！”、“我是意大利馅饼！”等等，而当医生问她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时，她总是回答“这我也不知道”。荣格通过了解她的卑微的出身——她出生在贫穷不堪的肮脏环境里，父亲是酒鬼，姐姐是妓女——认识到，她的那些意思奇怪的口号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潜意识的补偿作用，因为在意识中她是那样的地位卑微，所以潜意识便以抬高和夸大自己的方式显现了出来！对于这个病例，荣格曾经告诉过弗洛伊德，但是，弗洛伊德的反应是问他：“你为什么竟对这个又老又丑的妇人有这么大的兴趣呢？”荣格遇到的许多患者的症状是具有神话特征的。例如，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总是听见自己身体各处发出声音，而胸膛中间的那个声音是“上帝的声音”。荣格告诉她，“我们必须信赖那个声音”，并指定她阅读《圣经》来考验她的信念，结果，这位患者幻听的情况有所改善。再如，一个出身于有教养的家庭的年轻女孩，曾经被哥哥诱奸，并被一个同学凌辱，后来她听到各种声音，并拒绝说话和进食，被诊断为患了紧张症。荣格在经过与她的多次接触后，终于使她开口说话，女孩告诉荣格她一直居住在月亮里。荣格后来对她解释了她的神话性的幻想：她被迫发生的乱伦关系使她在其他人面前感到耻辱，但是在幻想的王国里她却变得高尚了。她进入了一个神秘的王国，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乱伦是王室和神拥有的特权。结果她变得“超尘绝俗”，断绝了和他人的一切联系。最后，这个女孩真的康复了，过上了正常人的平凡生活。

无论如何，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这段友谊对于分析心理学和精神分析都是如此重要，因此堪称一段佳话，不过，由于后来两人决裂了，人们对两人缔结亲密关系的原因和这种关系的性质也就有了一些猜测。荣格对此在自传中指出了自己当时主动接近弗洛伊德的原因在于后者确实比自己更早对潜意识的压抑进行了临床研究，而且他的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给自己以深刻的启发；与后者接触后发现，其具有一些可贵的人格特征，如为人稳重，一点也不浅薄、非常聪明和敏锐、意志坚强等。一些人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指出，他要避免人们把精神分析学说看作仅仅是犹太人的学说，因此对来自非犹太人世界的荣格的支持便格外看重。当然，在弗洛伊德眼中，荣格也一定具有一些宝贵的特征，能够赢得他的赞赏，如真诚、坦率和特别具有想象力等。不过， 布罗姆说，荣格在与弗洛伊德的通信中，曾公开承认自己同他的关系具有同性恋的因素（布罗姆，1997，p.117），且不论对于此话的正确理解应该放在上下文中，不能断章取义，而且我们也需要考察荣格对同性恋问题的观点。荣格认为，男同性恋者在潜意识中部分地是以女性自居的，因而他们进行心理投射的对象是男性。后来有一些分析心理学家进一步研究后指出，同性恋实际上是自恋的一种表达方式。不过，最重要的是，荣格强调的是同性恋的心理象征作用而非性行为本身。我们倾向于认为，荣格同弗洛伊德的友谊确实跟许多人的友谊关系一样，起初有相当部分是建立在心理投射的基础上，他之所以在弗洛伊德身上投射了坚强理智的父亲形象，是因为他一直强烈地认为自己的父亲太软弱和无法解决理智、信仰的冲突，后来随着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人格越来越自信和成熟，这种投射被大部分收回，使他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和弗洛伊德之间其实存在着极大的意见分歧，而且很难沟通，因此最终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

二、获得启示

尽管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比较大的差异，但是，心理学界还是把它归入精神分析流派，理由主要是它们都研究潜意识现象，并强调潜意识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从心理学历史或学派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可以把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归入精神分析流派的，可以肯定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尽管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反映了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荣格常常跟他的学生提起，自己对弗洛伊德的最深印象是他首次将心理学引入了精神病学。（L. 弗雷•罗恩，1989，p.3） 虽然荣格后来因反对弗洛伊德理论中强烈的泛性论色彩而与之分道扬镳，但是，他未否认弗洛伊德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所作出的一系列经典性的贡献，这实际上也为他奠定自己的学说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首先是弗洛伊德对梦的心理学研究。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敢于探索梦的世界这种黑暗领域的做法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科学成就，因为自古代和中世纪以来，梦的探讨一直属于宗教和迷信的地盘，所以，几乎不会有科学家希望把自己的研究和梦的研究扯上联系。但是弗洛伊德不仅敢于以梦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对梦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和系统的：他正确地认识到梦是“潜意识活动信息极为重要的源泉”——对梦的研究可以给潜意识的真实存在、潜意识的内容和潜意识与意识的关系的理论提供依据；对梦的解析即对梦的象征、包括一般象征的解释是一种最大胆的尝试。对此，我们需要立即给出一些解释和澄清。荣格从与弗洛伊德建立友谊的一开始就不赞同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从而也不会同意他把梦中出现的许多象征都解释成是性的象征。在弗洛伊德看来，性的象征简直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东西或意象都可以和性的满足扯上联系。例如，树、棍子、枪等长形的东西是男性生殖器的典型的象征，而洞穴、容器等圆的、凹陷的东西则是女性子宫的典型的象征。而在荣格看来，性只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生物行为，它对人的重要性甚至还比不上吃饭，因此，弗洛伊德把两性关系的问题看作是神经症的来源，把几乎一切梦的意象都作性欲的解释，这实在是小题大做，也是站不住脚的。相反，梦中出现的性行为的意象或具有性色彩的意象则可以作为神秘精神的象征。因此，简单地说，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一切都可以象征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梦的象征其实也只是性的符号而已；对于荣格来说，性经常象征神秘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梦的象征就是真正的象征。分析心理学认为，象征和符号的不同在于：象征的意义是未知的，它要求作放大的解释，而符号的意义则是已知的，它要求作还原的解释。例如，在一个人的梦中出现了乱伦意象。荣格认为，它通常并不一定表示做梦的人存在俄狄浦斯情结，而通过把它和许多神话、历史、文学作品中相似状况相联系，很可能揭示这一意象对做梦者的意义，如象征着其人格整合和精神发展的需要或状况。荣格认为，对梦的象征究竟作何种解释，特别是作放大的解释还是还原的解释，这需要根据对做梦者的具体情况的了解而定。

总之，荣格没有根本否定弗洛伊德对梦的意象的象征的解释，而只是作出了以上的必要的修正和限定。事实上，荣格从根本上继承了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的重视态度，他是精神分析学派中除了弗洛伊德以外对梦研究最多的心理学家；如果说梦的研究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那么这也同样适用于荣格和他的分析心理学。其次是弗洛伊德对神经症症状的看法。他强调创伤和症状之间的关系，认识到症状不是源于自我和创伤之间的意识的冲突，而是潜意识对意识的对抗作用导致了病症的形成。也就是说，弗洛伊德以一种自明性定义了什么是神经症，并且也指明了神经症的治疗过程和内部机制：既然病症的原因存在于潜意识中而非意识中，那么，对症状的治疗就是使潜意识中被压抑的内容意识化。荣格受到弗洛伊德的启发，同样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神经症及其治疗的。最重要的是，荣格同意弗洛伊德的这样一种隐含的观点，即认为神经症不像传染病那样有特殊的决定因素，因此无需寻找病源之类的刺激物；神经症容易转变为“正常”，也与“正常人”的心理特征没有差别——神经症可能是功能障碍，更可能是正常功能反应。（熊哲宏，2010，pp.107~112）

荣格在此基础上比弗洛伊德更加强调神经症包括精神病，一般是一种心灵的正常功能反应，他有许多患者是中年人，他们甚至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的症状或功能障碍，而只是表现出对生活缺乏意义感，并由此产生精神错乱。荣格认为，对于这些患者，主要是进行心理分析而不是治疗，即关注点不是放在症状的形成过程和如何消除症状上，而是放在症状的意义和如何促进人格的发展上。由此，荣格看到了潜意识自身具有潜在的目的性，具有自愈的功能，这可以理解为是潜意识中其实包含着意识或意识的萌芽，潜意识是含目的性的客观的心灵。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认为，荣格基本上是在和弗洛伊德观点的对比中阐述自己的学说的，那么纵然他对弗洛伊德的许多观点表示了不赞同，如心理能量里比多（libido） 的性欲性质、婴儿性欲理论、动力的潜意识单纯是个人创伤和潜意识的还原论的研究方法等，但是，这种比较能够存在本身就足以表明荣格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换句话说，荣格只是把研究潜意识的参照系进行了调整——弗洛伊德的参照系是狭隘的个体的生活，而荣格的则是广阔的人类的生活，甚至是包括了各种动物、植物和无机物在内的整个大自然本身。荣格把自己的学说叫做分析心理学，就是一方面意在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包括另一位在他之前已与弗洛伊德决裂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A. Adler） 的个体心理学相区分，另一方面意在包容一切对潜意识的研究，当然其中包括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当然，荣格思考和研究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弗洛伊德，他的一些概念和观点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东西，这主要是指他的关于心灵的形而上的本质的观点，也就是他暗示存在心身的连续统一体这样的原始宇宙，因此，心灵虽然是埋置于身体中的，但是原始宇宙的作用同时在身体和心灵上打上了印记，并创造了对立面相互重合的模式，这就可以解释身心之间的密切的关系， 相关的概念主要有类似原型（psychoid unconsciousness）、共时性（sychronicity） 和超验因素等等。弗洛伊德假设的心灵则是完全以有着各种冲动和需要的肉体为载体的，他虽然在《从一个婴儿神经病史谈起》（1918） 中不得不提出了“种系发育遗产”这样的术语来谈论全人类共同的内容，但是，他只是强调了古代经验的潜意识记忆痕迹，例如，他把俄狄浦斯情结解释为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儿子在对父亲的性忌妒的冲动下杀死父亲的记忆痕迹，在个体后天的经验中，由于遇到刺激（父亲的强悍或专制，母亲的性诱惑等） 而导致记忆痕迹重现，或也可能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呈现出来。不过，弗洛伊德在实际的心理治疗活动中还是强调个体经验的重要性。

三、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什么是插进荣格和弗洛伊德两人友谊的心脏里的东西？

荣格在他的自传中认为是弗洛伊德对性欲理论怀有宗教般的虔诚。两人在1907 年初次见面的时候，荣格除了强烈地为弗洛伊德的科学精神和人格魅力所吸引外，再就是对他的印象有些不确定。他们于1914 年正式分手后，荣格才得以逐渐地理清这种印象：

弗洛伊德已在情感上非同小可地深陷进了他那有关性的理论中去了， 这是不会有错的。当提到它时， 他的声调变得急迫起来， 甚至几乎达到焦急的程度， 而他那正常的批判性和怀疑性的一切迹象也就随之不见了。这时他脸上便会现出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就无从知道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觉得性欲对于他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神秘之物。三年后（1910 年） 我们再次在维也纳进行的一次谈话证实了这一点。我仍然能够生动地回想起弗洛伊德是怎么跟我说的： “亲爱的荣格， 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欲的理论。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您知道， 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 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 （荣格，1988， pp.256~257）

也就是说，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是把未经证明的性欲假设提到了宗教信仰的位置，而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科学精神。荣格后来认为，弗洛伊德对性欲的宗教崇拜是对他在理智上强烈地反对宗教的一种补偿——他受对科学的信仰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在理智上强烈地坚持机械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所以作为补偿，在潜意识中宗教的因素会大量聚集，使他对某种东西着迷。当然，弗洛伊德之所以把性欲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上升到上帝的宝座，是因为他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大多受维多利亚时代的禁欲主义的影响，从而性压抑确实是造成神经症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弗洛伊德和荣格一样，都认识到了性欲包含着灵性，具有一种本质性的意义，这从弗洛伊德对性欲的崇拜和荣格对性的象征的重要性的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因此，两人的巨大分歧实际上不是由性欲是否重要或性欲问题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起的：弗洛伊德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他用因果论和还原论来解释一切潜意识现象，把潜意识现象仅仅限定在个人经验的范围和归结为生物学的性欲的驱动，而荣格则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机械性，他坚持要用现象学的方法来放大阐释个人的潜意识而不仅仅是用因果论的方法来说明原因，从精神意义方面把潜意识现象扩大到了超越个人的人类集体乃至整个大自然，等同于宗教体验或超个人的体验。

荣格从初次结识弗洛伊德起就表示不赞同他的性欲理论，随着两人的交往深入，由此引发的冲突不断增加，并且使双方越来越感觉到不快。1909 年对两人的关系是有决定意义的，那年的三月，荣格到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时，就他当时正感兴趣的关于未卜先知和灵学的问题求教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诘难，并斥之为胡说八道。荣格几次把溜到嘴边的尖锐反驳又咽了回去，但是，他突然觉得自己的横膈膜好像变成了铁做的并在发热，然后变成了一个灼热的拱顶样的东西。而就在那时，在他们身旁的书架突然发出了十分响亮的砰的一声，把他们都吓得跳了起来，担心书架倒下压倒他们。荣格随即对弗洛伊德说：“瞧，这就叫做催化显示现象。”荣格又十分肯定地预言，还会再响一声。果然如此。弗洛伊德目瞪口呆。这件事充分暴露了两人在兴趣、气质甚至世界观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预示着两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很难调和。

1909 年底，荣格和弗洛伊德两人因同时受到邀请去美国的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开设讲座而决定一起前往。他们相约在德国的不来梅会合。在一天的午餐时荣格谈到了他在报纸上刚看到的有关德国北部某些地区有泥煤沼尸体的报道，这种尸体是史前时期的，荣格有点不清楚，把它们和该市铅棺里的木乃伊混同了。荣格兴致勃勃，弗洛伊德却好几次打断他的话，并问道：“何以您对这些尸体是如此关心呢？”弗洛伊德后来竟当场昏倒了。事后，弗洛伊德对荣格解释说，荣格关于尸体所进行的一切交谈，含有盼他早死的成分。1912 年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精神分析大会期间，相似的一幕再次发生，弗洛伊德再次产生了荣格杀死自己的幻觉，并当场昏倒。

弗洛伊德对荣格的言辞作出如此过激的反应反映了他已经再也不能承受他和荣格之间的意见分歧所带给他的巨大压力了，因此，从他单方面来说，他的潜意识以那种方式预见到了他和荣格的分手将是不久以后的事。就荣格来说，他虽然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两人之间的观点差异很大，但是由于他对弗洛伊德始终怀着极大的仰慕，后者在他心目的地位无人能代，他也常常因感觉到两人分手的不可避免而沮丧和不安。

荣格1900 年进入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那时他还是一个年仅25 岁的青年，他虽然对治疗精神病患者满怀热情，但是却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经验，随后的9 年是他的“学徒期”，期满后他已经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荣格于1909 年决定离开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是因为私下里找他看病的患者很多，而且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工作，这似乎已经成为他那时内心生活的迫切需要。荣格在刚走上社会的几年里，第一人格表现得非常积极热情、勤奋执著，而第二人格则相对地不是那么活跃，结果是他在事业和家庭生活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可谓春风得意。

荣格于1903 年和小他7 岁、出身富有而又聪慧美丽的埃玛•罗森巴赫（E. Rauschenbach）缔结了幸福的婚姻。

有趣的是，他实际上在5 岁时就有了关于后来的岳母的美好记忆，她当时是他父亲的一位仰慕者。当荣格大学二年级时有一次去她家拜访，第一眼见到了她的女儿埃玛——那时仅是一位 14 岁的少女，他就认定了这位姑娘，知道他们之间是注定有姻缘的了。事实上，荣格确实没有看走眼，埃玛对他来说就像他房屋的基石一样重要 [4]，他对她一往情深，把她看作是自己的王后，他们的家庭生活很美满，到1909 年他决定离开精神病医院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1905 年，荣格已经任精神病医院的高级医生、苏黎世大学讲师，此后，他的事业逐渐越出了国界，在英国、德国和美国都赢得了赞誉。不过，对于荣格来说，似乎情况永远是这样的：

内心生活的重要性总是大于外在的生活。换句话说，荣格在他的而立之年取得这些外在的成就并不能真正地使他感到满意或心安，他需要再重新确认一下自己的人生方向究竟有没有走错，并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因此当他在1909 年决定离开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时，他就已经是在调整自己的生活了。当然，荣格肯定没有料想到自己的调整幅度会是那样大，而实际上在他的人生的后半期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他要坚持自己内心的想法，就不得不向弗洛伊德这个精神分析“宗教” 的“教父”挑战，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人亲密关系的结束，失去和弗洛伊德之间的伟大而温暖的友谊，失去精神分析组织成员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他就等于重新把自己投入到了孤独的不可知的命运的掌控中。这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荣格为自己的个性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分析心理学认为，人格或心灵发展的目标是个性化，指个体成为真实的独特的完整的人。个性化作为人生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其实现往往需要个体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它绝非是一种在思想或想象中的抽象的实现，而是一种在行动或生活中的具体的实现，它是活生生的，其印迹和影响是现实存在的。

一个连荣格也没有注意到的巧合是，1909 年这一年也是他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出现明显裂痕的关键的一年。荣格在1909 年4 月第一次和弗洛伊德一同去美国访问，期间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实际上是他发现集体潜意识的梦。这个梦是这样的：

荣格处身于一所陌生的两层楼的房子里。二楼好像是个客厅， 配备有洛可可风格的做工精致的老式家具， 墙上悬挂着一些古老的珍贵名画， 整个房间显得古朴典雅、富丽堂皇。他在梦中奇怪这竟会是他的家， 于是想道： “真不错。” 然后他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一楼是什么样子， 便沿着楼梯下到底层房间。在这里， 一切东西显得更加古老， 仿佛是15 或16 世纪的——红砖铺就的地板、 中世纪的陈设和家具。 这里一片漆黑。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 心想： “唔， 我实在得探究一下这整座房子。” 他在黑暗中摸索向前， 终于来到一面坚固厚实的门前， 用力地推开它， 发现有一道石头楼梯向下通到一间地下室。他再次走下去， 结果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有着华丽拱顶的小房间， 这个小房间看起来显得极为古老，四面的墙壁是在大石块上又砌了一层层的砖， 这墙壁显然是古罗马时代的。至此， 他的兴趣高涨， 更加仔细地观察起地板来。它是由石片铺成的， 突然， 在这些石片之内他发现了一个铁环。拉动铁环， 石片被开启， 他再次看到一道窄窄的石梯通往地下更深处。他异常不安， 顺着石梯走下去， 最后便进入到一个在坚硬的山岩里凿成的低矮的洞穴里。而这时，似乎在一种明亮的灯光下， 他看见地面到处散布着一些零碎的尸骨和陶器， 像是一些原始文化的遗物。他找到了两个人的头盖骨。当他向着头盖骨走去时就从梦中醒了过来。（荣格， 1988， pp.270~271）

这个梦包含了大量的象征性材料，弗洛伊德当然无法解释。他所关心的只是荣格在这个梦中表达了一个怎样的愿望，因此一再追问荣格梦中的头盖骨究竟是谁的，他怀疑荣格（“儿子”） 在潜意识中是希望杀死自己（“父亲”） 而独占精神分析（漂亮的“母亲”）。荣格认为，自己一直对弗洛伊德心怀尊重和感激，而且弗洛伊德发展他的事业根本就不会妨碍自己什么，因此他的猜测完全没有根据。荣格对自己这个梦的解释是：房屋代表的是一种整体的精神形象，包括他那时的意识状态和潜意识的附加物。客厅代表着意识，尽管其建筑风格是古代的，却显示出有人居住的气氛。楼下的一层代表着潜意识的第一层，越往下，景象变得越古老、越陌生，光线也越黑暗。那个洞穴里的头盖骨代表着原始文化的残存物，也是他身上的原始性精神，它几乎是意识所无法接近和照亮的。这个梦启示着荣格：个体的意识层次可能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基础。因为这个梦恰好构成了人类精神的一种结构图，它暗示了有某种完全是非个人化的集体经验，集体的本性潜藏在个体的精神之下。这个意味深长、非同寻常的梦大大激发了荣格旧日对考古学的兴趣，并促使他对古老民族的象征和神话进行了研究，最终写下了《变形的象征》一书。《变形的象征》最初于1911 年和1912 年分两部分发表在《精神分析年鉴》上，它包含了导致荣格和弗洛伊德决裂的观点，因为荣格在此明确提出乱伦并非是实际的、文字上的，而只是作为一种更高观念的象征。因此，荣格这样做就等于公开了他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基本观点的对立，而且他们之间的对立不可调和。他们之间的友谊在1912 年其实已经结束，尽管1913 年在慕尼黑国际会议上两人又见了一面，但是再也无法达到相互理解。荣格遂主动于1913 年辞去了《精神分析年鉴》的主编职务，于1914 年辞去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职务。

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合作的这几年，他是在弗洛伊德的个人潜意识的框架内工作的，但是他在临床上一再观察到精神病人为来自集体潜意识的原型体验所淹没的情形，这使他不得不对弗洛伊德的观点表示怀疑，同时他又从自己的梦中获得启示，转而深入研究起古代的神话和象征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例如，荣格提到精神病医院里有一位男患者，他会看着太阳并把自己的头来回摆动。这个奇怪的动作引起了荣格的好奇，他就询问患者这样做的原因。患者的回答竟然是太阳是一个巨大的阴茎，它会伸出一个管子把精液输送出来。荣格后来发现该患者的想象并非完全离谱，因为它跟一个古老的部族神话的记载很相似。他随即又查阅了该患者的家庭史，认为他根本不太可能阅读过这个神话，也不大可能从别人那里听到过，那么，也许可以假设：正是由于精神病患者的意识很弱，所以，集体潜意识——一种种族遗传的经验，或思维的倾向、模式——便可以比较轻易地在意识中呈现出它的影响。因此，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最终两人只能因学术观点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对此，他当时的感受十分痛苦和沮丧，不过，也只能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准确地说，荣格是被他的最主要的精神即创造性精神所支配，而这也无疑是一种原型的力量。

荣格一生可以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梦和潜意识， 他深受自身的创造性原型的力量的驱迫， 因此， 他将这种力量比喻成是魔鬼， 同时， 又心甘情愿地忍受这魔鬼的支配， 因为他知道， 人的命运归根结底并不像我们每个人的意识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由的……因此， 荣格对潜意识的这种强大的决定命运的力量怀着一种深深的敬畏之感， 就像虔诚的教徒敬仰上帝一样。而且在他看来， 一切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人无疑都受这种命运的支配， 而这也正是伟大、神圣的创造力的秘密所在。（施春华， 2004， pp.127~128）

值得一提的是，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组织把荣格的离开说成是背叛，而在荣格和分析心理学组织看来，则是两人的思想观点的分歧所必然导致的。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决裂期间做了许多梦，他反复梦见：有某种东西死了，但同时它又仍然活着，比如，尸体被放进焚化炉中，然后又发现它居然是活人；当他的目光注视一具具木乃伊时，竟使这些尸首活动起来、恢复了生命，等等。（荣格，1988，p.292） 我们认为，荣格在这一时期做的梦大多是噩梦、大梦。荣格后来强调，梦与意识的关系主要是一种补偿关系。而所谓的噩梦，则是以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方式来实现对意识的补偿功能。这些噩梦通常又是所谓的大梦，即提出警告或挑战、能使人改变生活的道路的梦。荣格之所以在这一时期频繁地梦到尸体、死人和死而复生，从表面上或从客观层次上来看，很可能跟他与弗洛伊德的决裂有关：也许他在潜意识当中承认自己的行为乃是一种“背叛”的行为，他“杀死”了弗洛伊德，为此他深感愧疚和不安，所以才急切地想要使死尸复活。同时，从深层上和从主观上来看，这些梦也恰当地表明荣格自己当时正经历着某种心灵的危险，因为“死”掉的也可能是他自己身上曾经有的某些东西，比如对待潜意识的抗拒的态度等，总之是他自己而非别人，所以他希望“死而复生”，更确切地说，是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荣格后来在对梦的研究中提出，梦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或者说可以从这两个层面来解释梦。如果从客观的层面来看梦，就会把梦的意象看成是外界真实的表达，把梦还原为对外部情景的记忆。如果从主观的层面来看梦，则会把梦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和内容都看作是做梦者自己心灵特征的人格化，实际上是使记忆脱离外部的原因，将其视为自身的倾向。他认为，作出这一区分十分重要。

因为个体常常有过高地评价外部世界的倾向，忘记了做梦者才是做梦的全部原因，所以必须用主观层面的释梦方法才能使个体意识到不适应的症状和感觉其实是根源于自己的内心。

第三章　中年危机：正视潜意识

荣格决定正视潜意识也是出于他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的道德和勇气——他坚信自己作为医生应该为患者做表率，如果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根本无法相信和要求患者做到！ 因此，当荣格决定正视潜意识时，他是把它做为一个实验，并且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荣格与弗洛伊德在思想观点上存在根本分歧，这最终导致两人在1913 年分道扬镳。当时荣格虽然在事业上发展顺利，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是在内心深处仍然对自己不够自信，尚未完全收回对弗洛伊德的父亲的投射——这种投射多少是幼稚的、神经症式的。因此，与弗洛伊德个人友谊的结束以及由此而受到精神分析组织其他成员的误解和孤立——当时许多精神分析组织成员都并非完全同意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但是他们对他在个人经验的范围内对个体进行分析解释的方法是非常赞同的，而且这也是易于操作的。在他们看来，荣格主张从象征的角度来看待潜意识现象，超出了个人经验的范围，而借助宗教、历史和神话对个体进行分析，这简直不可思议，也很难操作——这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使他仿佛又陷入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那种两个世界、两种人格相互倾轧的混乱之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确实有被潜意识的黑暗淹没的危险。不过，荣格在关键时刻决定改变策略，即不再与潜意识对抗，而是顺应它，甚至主动迎向它，显然，这种智慧来源于他早年就有的对二号人格或潜意识的深刻体验，即潜意识并非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全是恶的，而是一座宝库！换句话说，荣格恰当地认识到“与潜意识的战斗”实际上应是“理解潜意识”，因此，化敌为友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很重要的。此外，荣格决定正视潜意识也是出于他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的道德和勇气——他坚信自己作为医生应该为患者做表率，如果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根本无法相信和要求患者做到！因此，当荣格决定正视潜意识时，他是把它作为一个实验，并且已经作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荣格的正视潜意识发生在他与弗洛伊德决裂期间（1912—1913），当时欧洲正弥漫着紧张、压抑的气氛，战争的危险一触即发，当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的正视潜意识的个人体验也刚好达到了顶峰，他走出了心理危机，进入到事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这种个人内在体验和外在集体的客观事件相一致——他后来称这类现象为共时性现象，是潜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仅帮助他解除了对自己面临心理崩溃的怀疑，而且促使他探索个体心理的更深层次，从而拥有了更多的关于集体潜意识的认识和体验。荣格在《变形的象征》（1912） 中已经显示了他初步的集体潜意识的思想，他在精神病人的幻想、历史和神话中的象征之间找到了对应，从而不仅明确提出性欲应该被作为更高的观念的象征来看待，而且也为从集体的、客观的角度理解潜意识提供了一把钥匙，当然，也为从潜意识理解神话的产生和意义提供了一把钥匙。

而且，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改成了自己的“分析心理”。显然，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概念较之弗洛伊德的个人潜意识概念要复杂难懂得多。弗洛伊德仅在狭隘的个人经验范围内理解潜意识，荣格则在广阔的人类历史甚至还包括人从无机物开始的进化史的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理解潜意识，因此集体潜意识包容广泛，它实际上是指个人经验范围以外的所有的潜意识，它产生于个体的意识诞生之前，是主体和客体未分化的，在荣格后来的设想中，它甚至是无时间的。荣格经常强调集体潜意识的这样一个重要特征，即它是可以被投射出去的，因之则被个体认为是外在的客观世界；如果未投射出去，则被个体体验为是混沌的宇宙整体，其中万事万物是相互关联的、个体的心理可以影响其他的人这是原始人的一种不同于文明人的重要的神秘的心理特征，由此可以解释宗教信仰和许多神秘现象。总之，在荣格的学说中，集体潜意识确实是一个包容广阔、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概念，它不仅和精神错乱、原始心理、梦等心理现象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也和外部的客观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换个说法，它有时简直就是自然或上帝本身。

弗洛伊德的个人潜意识概念很难解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深层次的相互吸引甚至是决定性的命运，他只好勉强地归因于性欲的动机。而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概念在解释这些问题上则是游刃有余，那就是一切人包括事都处在一张联系之网中，只不过这张联系之网是平时个体没有意识到的，那么当它某个时候由于某种机缘而似乎是突然地呈现出来时，我们的意识当然会被吓了一跳，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根据荣格的学说，意识和潜意识是相互补偿的，因此当个体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而无法前行时，你只要充分地信任潜意识，那么它迟早会给你提供一个恰当的解决办法。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奇迹”在荣格本人的身上确实是发生了的，在他正视潜意识的最为艰难的时候，潜意识为他提供了绝妙的帮助——一位可以代替弗洛伊德的“父亲”和一位来自灵魂深处的“红颜知己”——由于他和他们的非同寻常的友谊，使他在内心里克服了对自己的怀疑，创造的勇气和智慧得以迸发出来，最终他不仅战胜了个人危机，而且获得了对潜意识的惊人的发现——这两者又常常显得就是一回事，因为他的个人危机其实是和他对自己潜意识的不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荣格在自传中对自己的正视潜意识的这段经历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自己的学说正是来源于那时的内心岩浆的迸发所带来的启示。

我追溯我那些内心意象的年头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岁 月——一切根本性的东西都在其中确定了。 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后来的细节详情不过是这一材料的补充和详述而已；这材料是从潜意识中爆发出来的并在开头时把我完全淹没了。这， 便是那可供终生进行研究的“原始素材”。（荣格，1988， p.338）

荣格的正视潜意识的这个时期也常常被叫做中年危机时期。荣格后来认识到，中年——男性大约是从 40 岁开始，女性从 35 岁开始——便产生了一个不同于以前青年期的明显的变化过程。人到了中年期，从外表上看，往往已经适应了社会生活，在事业上站稳了脚跟，在生活上已恋爱结婚，人生历程似乎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接下来的行程就是开始缓慢地走下坡路。从个体的内心体验来看，前半生主要是积极地适应社会生活，主动地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力求塑造一个坚强的自我，因此，外倾的态度占主导地位，而后半生则是需要个体积极地体验内心世界的存在，主动与内心世界建立联系，力求使意识和潜意识达到整合，使自我变得更有力量和更有弹性，因此，内倾的态度占主导地位。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所引发的心理危机恰巧发生在他的中年时期，他的正视潜意识也就是他对自己的中年危机的解决。实际上，个体只有到了中年期，才可能正视潜意识，正视潜意识也只会发生在中年期，而不会是在更早的青年期或更晚的老年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年期的内涵就是正视潜意识。荣格的看似极为特殊的正视潜意识的经历也因此成为每个个体如何度过中年危机的典型体验，当然，许多个体的中年危机一般是不那么激烈的，最终他们可能只是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和比较浅的层次上理解他们的潜意识。总之，荣格看似独特的偶然的正视潜意识的个人体验，实际上却对我们每个个体如何度过中年危机都有启示作用。

在荣格正视潜意识期间，他虽然经历了极大的心理混乱，但仍写下了不少著作，对集体潜意识的理论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主要有： 《关于精神分析》（1912）、《变形的象征》（1912）、《精神分析理论》（1913）、《精神分析面面观》（1913）、《精神变态的满足》（1908—1914）、《论心理理解》（1914）、《论精神病理学中潜意识的重要性》（1914）、《梦心理学面面观》（1916）、《超验功能》（1916/1917） 和《潜意识的作用》（1918）。

一、巧遇精神向导

荣格在1909 年去美国演讲时做了那个发现集体潜意识的梦，回国后就阅读了大量的关于神话学和古代诺斯替教的书，但是他仍然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梦。恰在这时，日内瓦的一名医生特奥尔多•弗劳诺伊（T. Flournoy） 发表了一个美国姑娘的幻想症的病例，这使荣格非常感兴趣。弗劳诺伊是一名医生，同时也是心理学、哲学教授，他比荣格年长21 岁，是荣格的一个伟大的支持者，特别是在荣格和弗洛伊德决裂期间。遗憾的是，几年后（1920 年） 他就不幸去世了。那几年里，荣格经常到日内瓦看望弗劳诺伊，跟他谈自己在灵学和宗教心理学等方面的兴趣，他发现后者的态度是既科学又热心的， 因此这种交谈总是既能使他更加自信、激发出进一步探究的热情，又能获得一些理智的启迪。他们也谈到了弗洛伊德，弗劳诺伊依据当时的反宗教的时代精神对弗洛伊德对性欲的片面态度提出了极有见地的看法，帮助荣格更进一步看清了他和弗洛伊德在世界观上存在的根本分歧及其产生分歧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弗劳诺伊热情地赞许荣格用积累下的大量神话学的材料对那个患幻想症的美国姑娘的分析，才使他最终写成了《变形的象征》。此书中，荣格公开向弗洛伊德提出挑战，直接导致了两人的分裂。荣格在写此书的时候对自己这样做的结果是早有预感的，他一直处在一种十分沮丧的情绪中，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要不是由于得到了弗劳诺伊这另一位“父亲”的支持，荣格恐怕不会那时就有勇气公开自己与弗洛伊德的分歧。事实上，荣格在他的自传的德文版中，用了两页纸来表达他对弗劳诺伊的感激之情。对荣格来说，弗劳诺伊是“他后来通往独立的一座有益的桥梁”。（芭芭拉•汉娜，1998，p.116）

潜意识不仅给荣格送来了弗劳诺伊这样的一位伟大的“父亲”，还给他送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红颜知己”，她叫托尼•沃尔夫（T. Wolff）。托尼生于1888 年，比荣格小13 岁，她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比母亲大20 岁，母亲有东方血统。托尼自幼性格孤僻，多愁善感，很早就想脱离家庭而自立，在大学期间她学习的是德国文学，并尝试过诗歌创作。后来托尼的父亲突然去世，而她又与母亲向来不和，导致她越来越感觉精神抑郁，出现了定向力障碍。1911 年，母亲将23 岁的托尼带到荣格那里。荣格立即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凡聪明的姑娘，她需要一个新的生活目标，以重新唤起对生活的兴趣。于是荣格给托尼一些自己写书所需要的资料，让她进行一些研究，而她果然很快被这些资料所吸引，结果抑郁症和定向力障碍也就不治而愈了。同年，托尼还参加了在德国魏玛召开的一次著名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表明她已经在心理学界找到了朋友，心理学赋予了她新的生命。

荣格对托尼的分析大约持续了三年，分析结束后两人分离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托尼再次陷入了抑郁，但是没有原先那样严重，而荣格也显然为她所吸引，但是他极不愿意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痛苦。又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荣格夫妇和托尼似乎都各自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们能够以一种理智的、爱的感情对待各方，而不是相互伤害和自我伤害——托尼曾告诉她的友人，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才克服了妒忌的感情，战胜了想去破坏荣格的婚姻的想法，她认识到荣格维持他的婚姻对荣格以及对她自己都是有着最大的益处的。而埃玛也终于认识到，荣格并没有从她这里把什么东西拿走，而他给予托尼的东西愈多，恐怕能给自己的也会愈多。在荣格那里，似乎这是潜意识的安排，是命中注定，只要能够平衡意识和潜意识，那么最终出现什么结果都是好的。事实上，托尼终身未婚，在荣格从潜意识的黑潮走出来以后的几十年里，她也继续关心荣格，做荣格夫妇的朋友。

可能是由于大家都很容易理解的原因，荣格在自传中并没有提及托尼，但那些熟悉荣格的生活的人都知道，荣格甚至还包括其妻子埃玛都对托尼带着由衷的感激之情。荣格曾这样告诉自己熟悉的学生和朋友汉娜：或者她不爱我， 并对我的命运毫不关心； 或者她爱我——像她真正所做的那样——当时， 这都不乏英雄主义气概。这样的事情永远存在， 我将永远感激她。（芭芭拉•汉娜， 1998， p.145）

埃玛曾这样告诉她的一个朋友：

我总是非常感激托尼在最关键的一段时期为我丈夫所做的一切， 而那是我或者其他任何人所无法做到的。（文森特•布罗姆， 1997， p.241）我们认为，荣格在内心中一直存在着对自己的怀疑，这在他同弗洛伊德决裂期间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当此时托尼对他投射了父亲和情人的意象后，便可能极大地激发他的勇气和智慧，使他对潜意识的探索更加坚定、无畏并富于创造性——托尼正是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而出现精神抑郁的，荣格则不仅外表出众而且性格幽默、学识渊博，他正好是她理想中的父亲和情人的形象。荣格和托尼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托尼对荣格的单方面的投射，荣格也对托尼投射了智慧女神和浪漫情人的意象，这激发了托尼的女性气质和智慧，她不仅克服了精神抑郁，而且最终也成为一名出色的分析师——荣格对女性有着深深的依恋，他尤其喜欢女性温暖和神秘的气质，这可以从母亲和女仆给他的幼年留下的美好印象中看出来。而荣格在正视潜意识时又是特别脆弱的，托尼的神秘高贵的气质正好是他理想中的智慧女神和爱情女神的形象。总之，在荣格正视潜意识期间，他和托尼之间发生过强烈的心灵相互作用，这对双方的意识和潜意识都产生了影响，不仅激发了双方的潜能，而且使双方之间缔结了一种奇妙的感情关系。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意识增加，投射被越来越多地收回，原先的浪漫激情会归于平淡，变成一种更为持久的亲昵和自觉的责任。在托尼1953 年去世后，荣格为她刻了一个纪念碑，上面是用汉字书写的四行字，每行两个字：“托尼——莲花——修女——神秘”。

那么荣格在托尼的支持下到底经历了哪些极为重要的潜意识的体验呢？实际上很容易看出，在荣格的主动想象（activeimagination） 中出现的老智者以利亚（Elijah） 和年轻盲目的美丽女子沙乐美（Salome） 在一起的情形，就类似于在现实中人们看到的他和托尼在一起的情形——虽然他们的年龄只相差13 岁，但是荣格长相偏于老成，所以36 岁看上去已颇有些老者的风范。而托尼当时虽然已经23 岁了，但是性格单纯，看上去格外年轻。这种老少互补配合的形象在许多神话和童话中都有。荣格的这一想象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以利亚的形象后来逐渐变成了上帝的仆人腓律门（Philemon），他把腓律门看作是自己的精神导师，“不时地，他对我显得很真实，像是个有生命的人。我与他在花园里到处散步，他对我来说就是印度人叫作宗教导师的人”。（荣格，1988，p.311） 也就是说，荣格认为，腓律门代表的是更高级的洞察力，正是从腓律门那里他了解了心理的真实性，不再把潜意识自发产生的幻象或其他的潜意识现象仅仅看做是个体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认为它们并非由个体的自我所产生，是客观存在的，就好像：一个人走进了屋子，看到屋子里有许多的人，不会认为是自己产生了他们，他所关心的也不应该是究竟是谁产生了他们，而应该是只是观看他们在做什么。在荣格对腓律门的主动想象中，后来又出现了带着邪恶表情的护卫灵的形象，他会把精神弄得含混或者用“美的形象”取而代之。荣格认为，腓律门是有翼的精灵，代表精神方面，而护卫灵来自地下，像炼金术中的自然之精。当时荣格只是记下了这些幻象或梦，并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多少年以后，在他对炼金术进行研究时，才得以把腓律门和护卫灵的形象结合在一起。

荣格在正视潜意识时亲身体验到了“我心里的这个女人”，他后来称为阿尼玛原型，即男性的女性意象。在分析心理学中，阿尼玛是最重要的几个原型之一，它是指一个男性所具有的内在的女性形象，它是一种心灵意象，是男性的“女性的”方面的基础，由于是处在潜意识中的，它不仅对意识是有益的，而且也能由于着魔而损害意识。荣格常把阿尼玛叫做心灵的“救火梯”或“灵魂的向导”，认为它能够与创造的可能性和个性化的手段产生必要的联系。神话中的许多人物都是阿尼玛的象征，像阿芙罗狄蒂、雅典娜、特洛伊的海伦和比阿特丽斯等，不过，它也被投射到公众人物上，如电影明星身上，以及被投射到普通的人际关系中，如妻子、情人和朋友身上，从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和引发激情。荣格认为，男性要想整合阿尼玛，需要在生活中或心理咨询中有一个女性与之配对。当然，荣格后来也假设了与男性的阿尼玛原型相应的女性的阿尼姆斯原型（animus）。也就是说，阿尼姆斯是每个女性所具有的内在的男性形象，它同样是一种心灵意象，是女性的“男性的”方面的基础。荣格在20 世纪20 年代去非洲旅行时，曾感叹那里的原始部落的妇女生活是多么完整，她们除了有自己的丈夫、孩子以外，还有土地、牲畜，她们才是生活的中心，男性不管在外面如何辛苦地工作或贪图享乐，总要回到其实是属于她们自己的那个家。同样，荣格在50 年代去印度旅行时，曾感叹印度妇女的服装是最美丽的，她们穿着的是真正的女性的服装，而不像现代西方女性那样，穿着男性的服装、做着男性的事情。也就是说，荣格似乎喜欢强调现代西方女性被阿尼姆斯迷住的不幸，她们丧失了天然的完整性，把自己等同于男性！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是男权统治的社会，所以荣格对阿尼姆斯原型的研究远不及对阿尼玛的研究那么深入，他几乎很少探讨阿尼姆斯的积极的或自然的方面对女性心灵所起的作用。

荣格无疑在感情上出了轨，而且他并不打算向外界隐匿自己的感情，他坚持让托尼参加他的家庭聚会和让她出席一些学术活动，因此人们很容易就知道了他们之间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对于荣格的这段婚外情，当时曾经在维也纳和苏黎世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圈子里引起各种猜测和纷纷议论。从表面上看，这件事确实也很有讽刺意味，即荣格正是因为反对弗洛伊德的过分强调性欲的重要性而同他分道扬镳的，但是人们并未见到弗洛伊德本人闹出什么婚外情，起码，弗洛伊德显得格外的小心谨慎，关于他和他的小姨子之间的暧昧关系的传闻在当时并没有对他的形象和声誉造成大的影响。倒是强调性的精神象征性的荣格自己却流传出这样的“风流韵事”！根据汉娜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荣格之所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这对他作为医生和心理学家的声誉无疑都有不好的影响——是因为他并不立即回避来自潜意识的吸引力，他要对意识和潜意识双方都给予重视，然后让事情得出一个自然的结果，结果是三个当事人当时都经受了很大的痛苦，然后他们又逐渐恢复了平静，都获得了成长。荣格本人对这段婚外情的辩护是出人意料的，他竟把它说成是为了自己的女儿着想：

父亲能够由于造成女儿过一种没有性爱的生活而极大地伤害了她们， 这种生活很少完全是婚姻造成的， 而父亲那缺少活力的生活潜意识地转移到了女儿身上。（汉娜， 1998， p.144）

如荣格所说，这种情况确实也是司空见惯的，不过，放在他自己身上，也就等于是他承认了托尼潜意识中对自己有吸引力，而且如果自己回避了这种吸引力，那么自己的生活就必然失去活力。而这就清楚无误地表明，荣格至少是在正视潜意识的那个艰难时期，心理还不够成熟，他确实依赖托尼，无法收回对托尼的投射。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托尼成了陪伴荣格进行精神探索的分析师，而荣格成了患者。

二、是个人的精神错乱还是世界的客观状况？

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决裂期间和决裂后的几年里一直感到精神压抑、内心混乱，他出现了定向力障碍，以致不得不主动终止在苏黎世大学的授课。这时苏黎世的精神病学界还是比较倾向接受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治疗，即努力找到症状后面隐藏的个人的童年创伤，而对于荣格从人类的象征的角度来理解症状觉得不可思议。因此，到荣格这里来看病的患者也减少了很多。对于荣格来说，他也正好有了充足的时间到花园里去散步。荣格常常在湖畔的花园里一边走，一边沉思，甚至在湖畔重新玩起了他9、10 岁时玩过的游戏：他捡石子，用石头建起一个个堡垒、村庄和祭坛等。在游戏的过程中，童年的往事逐渐回到了他的意识中，他试图仔细地检查自己过去的历史，看有没有什么精神错乱的痕迹。荣格一方面为自己竟玩些小孩子的游戏而感到羞耻，另一方面他确信自己正走在发现自己的神话的路上，而游戏只是个开端，是入门礼。

1913 年10 月，荣格一人出去旅行，突然被一种压倒一切的幻觉怔住了。

我看见了一场大洪水把北海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北部和地势低洼的所有土地都淹没了。当洪水淹到瑞士时， 我看见群山长得越来越高， 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我看见了滔天的黄色巨浪， 漂浮在水里的文明的残片及成千上万具被淹死的无数死尸。这整个汪洋大海然后变成了一个血海。（荣格，1988， p.297）

两周后，在同样的情况下，这一幻觉再次出现，景象比上次的更加具体生动，血海更为突出。当时，荣格的心里有个声音说：“好好瞧瞧这个，这完全是真实的并且行将这样。对此您无须怀疑。” （荣格，1988，p.297）

荣格当时确实模糊地想到这是否表明在血的河流经过的地方要爆发一场革命，但是，他还是从主观的方面来看待自己的幻象，认为这意味着自己即将或已经精神错乱了，因为那时他对潜意识的客观方面还不了解，而且，在20 世纪初，人们普遍相信这是一个文明的理性的时代，极少有人会认识到发生战争这种残酷的可能性。

1914 年7 月末荣格应邀去英国作报告，当时潜意识的各种幻象搅得他内心混乱、恐惧不安，他便决定以“潜意识在精神病理学中的重要性”为题稍微谈谈。8 月1 日这一天，世界大战爆发了！荣格辗转了一个月才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家，沿途他看到了人们都在忧心忡忡。战争的爆发消除了荣格对自己患上了精神病的疑虑，他决定要探索自己的内心体验和外界的一致性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因此，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潜意识就成为了他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荣格在正视潜意识期间所体验到的幻象和梦往往带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并且有不少是血腥的、令人恐怖的，而他的行为也确实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例如以腓律门这一自己主动想象中的人物——说到底不是现实中的人物而是“鬼魂”——为师，与之一同散步和对话；再如，1916 年，他在库斯纳赫特的家中居然闹起了鬼——家里有东西不见了、有白色的影子从屋子穿过、无人也无风，门铃却发狂似的响个不停——而当他走进书房让潜意识通过他的笔表达出来的时候，一切就立即恢复了安静，紧张气氛消除了，他写下的文章叫做《向死者的七次布道》。显然，荣格的这些行为非常地与众不同，很容易让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和外行的人抓到证据，说他本人就是精神病患者，而他区别于其他精神病患者可能只在于他的精神病是间歇发作的且自我康复了。

事实上，就是精神病学的发展到了今天，所谓精神错乱和精神正常之间的界限也并非十分清晰，我们常常只是根据个体的行为对大多数人的行为的偏离程度来判断个体的行为是否属于异常，而这就把病态行为和创造性行为混淆在了一起。对荣格来说，他的痴迷于玩儿童游戏、主动想象、甚至包括他对待自己与托尼关系的方式等等，都是与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似乎很难也不应该凭此就说他的行为一定是病态的，说它们是创造性的或带有创造的成分似乎更准确些。另外，我们对个体行为是否属于异常的判断往往忽略了不同文化的差异。对荣格来说，他以腓律门为自己的导师，经常与之一同在花园里散步和对话，这在西方文化看来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他后来在1937 年至1938年去印度访问时发现，在印度文化中，以鬼魂为宗教导师是完全正常的。荣格虽然是西方人，但却向往东方文化。如果从东方文化的角度去看待他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认为他的一些行为一定是病态的了，毋宁说那是独特的。

最重要的是，荣格的正视潜意识类似于他有意识地而又不得不进行的一场科学实验。在此期间，荣格确实常常顺从内心的冲动，迎向潜意识，或者说让潜意识活动占了上风，但是并没有放弃意识活动或自我理性，例如，他从心理类型的角度看人际关系写成的《心理类型》是一部有关意识心理学的长篇巨著，它虽然于1920 年出版，但是研究和大多数的撰写工作是在正视潜意识的时期完成的。荣格写作这本书的一个意识到的动机是他希望从人格类型的差异的角度来解释自己与弗洛伊德的冲突。他认为，自己是内倾（introversion）的，弗洛伊德是外倾（extraversion） 的，内倾的人对体验自己的内心世界感兴趣，他们在与人交往中往往不善于体会对方的感受，而外倾的人则对认识外部世界的人或物感兴趣，他们在与人交往中，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他反省到，如果自己当时能早一点认识到这一点，在与弗洛伊德的交往中能够策略一点，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对他的理论提出不同意见，那么，或许他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友谊就不会以那种方式结束了。再如，荣格这时虽然把很多精力放在体验自己的内心上，但是没有放弃对患者的心理治疗工作，而且他时刻关心患者，于1916 年建立了心理学俱乐部，主要是让他们在咨询以外的时间有一个能够相互交流的环境，他也可以更好地观察他们，并把他们推入现实的外部生活中，俱乐部很快成了评价很高的社会团体。这些都足以表明，荣格即使是在正视潜意识的最黑暗的时期，也是两种人格同时活跃的，而非精神错乱。

三、领悟曼荼罗， 达到顶点

荣格在正视潜意识期间主要体验了腓律门的意象（智者原型） 和女性意象（阿尼玛原型），这些帮他进入了心灵的内部，能够更好地理解心灵的真实性和自己精神中的女性化的部分，这样他已经能基本上走出潜意识的黑暗。不过，荣格似乎还需要体验一种更高的象征才能达到他正视潜意识的顶点，那是1917—1918 年，他在奥克斯城堡服役期间，他发现自己每天早晨都会不由自主地在一个笔记本上画一个圆圈，这个笔记本似乎与他的内心状况相一致。荣格在这些画的帮助下，可以观察自己的精神变化。如果心情不好，圆圈就显得纷乱，甚至边缘突然崩开，对称被破坏了。多年以后，荣格才把这叫做曼荼罗（mandala），认识到它是自性原型的象征。曼荼罗代表了一切象征的王冠。在全世界， 在一切的时代， 当人们试图为人的整体性找出一种象征的时候， 他们用圆形或方形作为他们为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理解力的一个整体所能找到的最为满意的表现形式。这样的象征在印度达到了最高的成熟程度。在那里， 用梵语说， 这些象征称为曼荼罗，荣格则借用这个词。（芭芭拉•汉娜， 1998， p.154）

荣格在那个时期画了许多幅的曼荼罗，他在自传中这样说：

我此时正被迫经历潜意识的这一过程。我必须让自己被这股急流裹胁着前进， 根本不知道它要把我引向何处。然而，当我开始画曼荼罗时， 我便看出， 一切东西， 我一直在走着的所有道路， 我一直在采取的所有步骤， 均正在导向回一个单一点——也就是说， 导向那居中的那个点。事情对我变得越来越明白， 曼荼罗就是中心。它是一切道路的代表， 是通向这个中心， 通向个性化的道路。……慢慢地， 我的内心平静而复归。我知道， 在找到曼荼罗可作表现我性（自性） 的工具之后， 我便获得了在我看来是终极性的东西。也许某个别的人会知道得更多， 但这不会是我。（荣格， 1988， p.333）也就是说，荣格在正视潜意识期间，特别是在奥克斯城堡服役期间，靠本能画了许多的曼荼罗，通过观察这些曼荼罗，他逐渐理解了存在自性这一包容一切而又是发展中心的原型，从而达到了他的正视潜意识的顶点。

1927 年，荣格做了一个梦，证实了以上他对自性的观点：在梦中，荣格发现自己置身于烟雨蒙蒙的利物浦（Liverpool）。他和几个瑞士人一起来到了市中心广场，广场的中心是一个圆形的水池，水池中央是一个小岛。由于烟雾弥漫和昏暗的灯光，周围的一切都无法看清。但是小岛却被阳光照得光辉灿烂。岛上有一棵美丽的木兰花树，树上开满了千百万朵红花。这棵树仿佛就立在阳光下，但同时又是那光源。他在梦中对这棵树的美和阳光照耀的这个小岛感到心旷神怡。有一个瑞士人就定居在这中心点的附近，别人对此感到奇怪，但他却仿佛心领神会。（荣格，1988，pp.335~336） 这个梦中的小岛使荣格有一种非尘世之美的幻觉。“利物浦”这个英文字分开来便是“生命之池” （the pool of life），“利物” （Liver） 一词是肝脏，据古人的看法，就是“生命之根”的意思，而这“生命之根”便创造了生命。荣格在梦中还看到广场四周有许多社区，每个社区也以与此相同的格局排列，不过，仔细看，中心和周围的辐射在每个社区都稍微有些不同。荣格认为，梦中的广场是一个人类集体的神话，意味着人类不可能走出自性的中心之外，因为，这个中心就是那目的，一切都引向这个中心。而每个社区则意味着每个人类的个体，显然，每个人的神话与人类集体和他人的神话是类似的，但是又彼此有所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曼荼罗在荣格的体验中不仅使他领悟到自性的原型以及集体和个人的神话，而且还通过一个共时性事件将他和中国文化以及炼金术联系起来，后者为他的集体潜意识学说提供了重要的证据。那是在1928 年，在这个梦过去一年以后，荣格又画了另一幅曼荼罗，他画的是一个金色城堡，不知为什么，具有明显的中国味道。而正在这时，远在法兰克福的理查德•维尔海姆（R. Wihelm，又译卫礼贤） 给他寄来了《金花的秘密》，这是一部中国道教的瑜伽术文本，也是炼丹术手册。炼丹术是中国对炼金术的叫法。荣格立即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本书，发现里面对于他关于围绕一个中心（曼荼罗） 绕圈圈的想法提供了证实，而这些证据是他梦寐以求的，他曾经在残存的诺斯替教的资料中苦寻多年未得，如今却在中国文化和炼金术中找到了关于它的明确记载。荣格认为这使他第一次走上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引领他对中世纪炼金术和集体潜意识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最终他认为炼金术是现代潜意识心理学在中世纪的对等物。

第四章 履行天命：分析心理学的建立

正是因为荣格以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去履行“天命”，这就使他能够领悟自己正视潜意识时期的体验，并从中提炼出“黄金”，可以说，这一阶段，他的基本思想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阐述，分析心理学已经建立起来，他完成了许多著作。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荣格也完成了他的正视潜意识，当然，战争前和战争期间，许多体验、想法像火热的岩浆从他的生命中喷涌出来，尚没有得到提炼或使之成型，因此他后半生的任务就是设法去理解这些根本性的东西。荣格在他的正视潜意识当中已经达到了顶峰，体验到了自性原型是生命的中心，这给了他一种“天命”感，就是使自己的生命向着一个中心去巡回，对于他来说，这个中心即是对意识和潜意识给予同等的重视，或者说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完整性——他明白实现完整性对于个体是多么重要，它可以使个体摆脱各种专制的强迫而拥有可贵的个性；他也明白作为一名心理医生，他的工作成效完全取决于自己个人的内心世界的状态，所以，他总是把对于自己的潜意识的探索放在首位，他相信，只有他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人，那么，才能帮助患者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或者更进一步地，引领他们中的那些也是注定要正视潜意识的人成为完整的人。

荣格在中年时期，大约是1918 年从潜意识的黑暗中走出来到1934 年研究炼金术以前，他已能很好地做到把外部活动和内部活动加以平衡和协调，他可以比较容易地根据当前的需要在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或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做出快速的切换而不再产生以前那些强制的和混乱的反应。在这些年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气氛一直在酝酿和加剧，荣格深切地感受到那种外部的压力，他一方面对外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即每星期用于接待患者和对他们进行分析的时间都在两天以上，把患者组织起来，并参加他们的活动，在世界各地的分析心理学组织或心理学组织中对人们进行演讲——他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够被避免，而他能够做的就是让患者、学生和一些公众变得对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状况更有意识；另一方面他还在不断地探索自己的潜意识，但不是像正视潜意识时期那样，主要是待在家里或固守在瑞士，而是走出家园、走出瑞士和欧洲，这样就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外部世界更好地看待自己和欧洲。

正是因为荣格以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去履行“天命”，这就使他能够领悟自己正视潜意识时期的体验，并从中提炼出“黄金”，可以说，这一阶段，他的基本思想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阐述，分析心理学已经建立起来，他完成了许多著作，主要有：《本能与潜意识》（1919）、《灵魂与生活》（1926）、《精神结构》（1927—1931）、《论心理能量》（1928）、《精神病与灵魂》（1928）、《心理构成与遗传的意义》（1929）、《自我与潜意识的关系》（1929）、《人生各阶段》（1930—1931）、《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设》（1931）、《现实与超现实》（1933）、《论情结理论》（1934） 和《个性化过程之研究》（1934）。在这一阶段，荣格不仅获得了国外的许多荣誉，如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而且也获得了本国的荣誉，如苏黎世城于1932 年给他颁发了文学奖。

一、世界旅行， 寻找集体潜意识之根

旅行在荣格的一生中注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他的自传中记载着他在青少年时期两次难忘的旅行经历。一次是在荣格14 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带他出门探险，他们来到卢塞恩，进入了难以进入的大山。荣格和父亲坐了汽艇，他还被允许单独登上里基山的峰顶，在那里他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离上帝很近，而里基山的山峰就是“上帝的世界”。另一次是荣格十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被允许到靠近卢塞恩的一个小村庄去看望在那里度假的父亲。那里有一个修道院，处在一道深深的峡谷里，显然也是“上帝的世界”。当荣格走出修道院时，他看到一个穿着当地服装的美丽的女孩，他奇怪地感到自己异常激动而又窘迫，这件事几天不能忘怀，甚至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中，显然，这是他体验到的阿尼玛原型的投射。

当荣格走出了潜意识的黑暗以后，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产生了强烈的去世界各地旅行的愿望。1920 年春，荣格去了非洲，目的是到自己的文明以外，了解完全不同的文化。在突尼斯时，荣格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总结了他的这次非洲经历。

在梦中，荣格处在一个阿拉伯的城市里，有城墙，还有四个大门，显然那是个曼荼罗。在城市的中央有一座城堡，那是一个旧城区，虽是北非的式样，但由于被护城河围绕着，又像是一座欧洲中世纪时的古堡。荣格很想看看城堡里面，便走上了一座桥。但是，这座城堡的主人——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漂亮的阿拉伯王子——在半道与他相遇，并且想把他打倒。他们在扭打中撞坏了护栏，结果两人都掉进了护城河。那位王子把荣格的头按进水里，想淹死他。可是，荣格反过来把王子的头按进水里，不过，他非常喜欢王子，因此只是让王子昏过去，两人不再扭打。此时梦境骤变。荣格和王子坐在城堡中央一间八角形的大屋子里，他用“父亲般的善意和耐心”迫使王子读一本荣格用维吾尔语写的华丽的书。读这本书是绝对必要的，最后王子屈服了。（荣格，1988，pp.409~411）

荣格认为，那个王子显然是一个阴影，但不是个人的阴影，而是自性的阴影。但是，荣格当时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个梦，直到他后来研究了炼金术，才明白了它的全部意义。也就是说，自性作为一个整体的象征，必然是既包含肯定的方面又包含否定的方面，而荣格在正视潜意识时期所体验到的都是自性的肯定方面——以以利亚和腓律门的形象来表现，他们都是给予帮助的——但是，正如他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所体验到的，上帝也有其阴暗面——以吃人的阴茎和砸坏了大教堂的上帝的粪块的形象表示——或者，在荣格看来，自性也无所谓善与恶，它是一种与良心无关的决定性的力量，道德只与自我有关。不了解这一点，正视潜意识就不会是充分的。当然，这个梦最直接的含义就是欧洲人并不完全了解他的非洲人的阴影，非洲就像是欧洲的童年，欧洲则像是非洲的成年，因此非洲需要不断学习以理解欧洲。

1925 年初荣格去美国新墨西哥州普韦部落印第安人居住地旅行，主要目的还是从外部来看白人。荣格曾与一个名字的意思叫“山•湖”的部落首领进行交谈，山•湖尖锐地批评了美国白人， 认为他们简直是疯子，因为他们竟然用头脑来思考，而印第安人则是用心！ 这给荣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认识到不同种族有不同的信念，越是原始种族越容易用更低下的器官思考，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所谓的理性思考其实是和感情、直觉等非理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推崇前者的时候，就是在压抑后者。山•湖还极其痛苦地跟荣格谈了美国白人对印第安宗教的态度。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是住在世界屋顶上的民族，他们离天空最近，因此，他们对太阳即上帝的崇拜中带有这样的宗教意义——我们每天以我们的宗教仪式帮助太阳父亲穿过天空运行，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整个世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10 年之内，太阳就再也不会升起了。

荣格领悟道：首先，这种原始人的神秘参与看上去十分荒唐，但其实基督教中也充满了同样的观念，即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如祈祷，或通过一种美德如虔诚的信仰，能够对上帝产生影响；其次，印第安人的太阳神话能够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即他们就是太阳之子，因而他们看上去的沉着冷静是出自这种尊严和荣誉的。荣格在自传中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

“人类与某种无限之物究竟有没有关系？”在他看来，显然基督教神话中缺乏人能够帮助上帝的观念，因此这种神话似乎不能赋予人们的生活以意义，而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过这个问题。

有一次，荣格站在河边，昂首望着巍峨的群山，这时一位印第安老人悄悄出现在他身边，老人用“一种深沉、响亮而又充满感情的声音”向他问道：“你难道不认为万物之生命都来自于大山吗？”荣格听懂了老人的话，他知道印第安人常在大山上举行神秘的庆典，因此他回答说：“世人皆知，你说的话确是真理。”在荣格看来，这次偶遇对他意义重大，从这位印第安贤人那里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白人和印第安人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荣格对印第安人的访问使他相信，美国文化极少受到印第安文化的影响，在以后教授学生时，他常常告诫他们在给美国白人做心理分析时要特别小心，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会有一个印第安人的阴影。

其后，荣格还到了新奥尔良，他想接触一下那里的黑人，他发现黑人在行为方式上给白人以强烈的影响，例如，他们那令人惊奇的大笑和四肢放松、臀部摆动的奇特的走路姿势。荣格还发现，美国的音乐舞蹈的灵感、富于感情色彩的宗教复兴运动、絮絮叨叨的报业、大门常开、极少个人隐私、无限制的聚会和社交活动，这些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特点都可以在新奥尔良附近森林里的黑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现。

1925 年夏末初秋，荣格到东非旅行，出发前，他用《易经》进行占卜，占得“渐卦”。我们知道，荣格早在1922 年就结识了汉学家威廉•维尔海姆，两人因共同喜欢中国文化而随即成为好友，当时他已经对《易经》有所了解，1923 年，两人还共同讨论了《易经》。因此，荣格此次的《易经》占卜其实是蕴藏深意的——他在去东非前就已经预感到此行将是非常艰难的，所以，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去冒险。而所得之卦也正好表明，他将逐渐取得进展，但是也可能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事实证明，荣格的此次东非之行，确实多次遇到死亡的危险，但是他的收获也很大，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之一。

荣格在东非产生了许多的感悟：

第一是对于东非原始人的一种强烈的熟悉感和怀旧感。那是在从蒙巴萨开往内罗毕的火车上，荣格看到了在火车上方一块峻峭的岩石上，“一个细高的黑褐色人一动不动地站着，依着一根长矛，俯瞰着火车。他的身旁高高耸立着烛台形的仙人掌”，荣格当时的感觉是“似乎此刻我正在返回我青年时代的土地，似乎我早就认识这个黑肤色的人，而他等待我已有5000 年之久”。荣格在东非旅行的全过程中，这种奇异的感情一直伴随着他。

第二是在阿泰平原上，荣格看到了一个宽广的热带草原气势磅礴的景象——大群的动物像河流一样在草原上流淌，除了一只猛禽忧郁地鸣叫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声音。荣格猛然意识到：如果没有人，没有意识，那么自然只是潜在的存在的，因此，人类对于创造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是在乌干达铁路的一个临时站点发生的事。当时荣格正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抽烟，一个在当地住过50 年的年长的英国人走了过来，坐在他旁边和他聊天，老人给他的忠告是“这不是人的地方，是上帝的地方。如果出了什么事，你就坐下来，不要惊慌”。说完这句话后，老人再也没说什么，站起来消失在周围的黑人人群中。荣格后来领悟到，“坐下来，不要惊慌”的意思是不要企图控制那些不可控制的东西，而这不仅适用于这次旅行，在面对集体潜意识时也是适用的。

第四是在埃尔贡火山上发生的事，这是荣格东非旅行的高潮。荣格每天上午都要安排和当地人交谈，他通过观察发现，当地人甚至包括野兽都有着对太阳的崇拜，因为当白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它） 们全都充满了乐观精神，而当太阳落山时，乐观情绪则会突然消失，人们变得无助而恐惧，而在他们身上，这种对立面联系紧密，他们没有意识到矛盾。

最令人难忘的是，每天黎明时分，当地人走出小屋，先往手心吐唾沫，然后手心向太阳。同时，荣格还发现，当地人还崇拜初升那一瞬间的月亮。事实上，当地人只是崇拜初升的太阳和月亮，而在其他时候，他们并不崇拜它们。荣格领悟到，初升的太阳和月亮是自然原型，表示意识的诞生。荣格解释说，唾液对人来说是精华，而当地人的这一举动是在表明：“我把我生命的精髓奉献给上帝。”

第五是在巴吉舒发生的事。在那里，荣格一行人与部落里最野蛮的人一起狂欢跳舞，一开始这些人很友好，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们面临着生命危险。荣格向头领示意停下来，但是对方不断要求再跳一次，在这危急时刻，他很自然地拿起自己唯一的武器——一把长鞭——甩得啪啪响，然后用瑞士口音的德语——他不懂得当地的语言——友好地念起了咒语，那些人似乎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跳着舞散去了。荣格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真是吓坏了，但是，他又本能地知道如何去轻松地应付。

第六是在苏丹和埃及发生的事。荣格觉得沿着尼罗河从非洲进入这里比从欧洲直接到这里要好得多，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四处游历，觉得埃及就是非洲，它并没有受到来自早期希腊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荣格不由得为埃及古代文化的登峰造极而深深打动，并且还为伊斯兰教的智慧而无比震惊。荣格在那里看到过一个清真寺，它完全是方形的，每一边都有美丽绝伦的宽敞的带着柱子的走廊。中央是沐浴堂，洗礼在那里进行。当人们从肮脏的、拥挤不堪的街道走进沐浴堂，会感觉就像是进入了天堂，因此会自然地感觉到上帝在召唤。荣格在1918 年正视潜意识的最后时期曾经体验过曼荼罗，但是当时他不知道曼荼罗是属于他个人的主观体验还是属于全人类的客观象征，他只是在1921 年以后才谈起了这种体验。因此，这次的埃及之行对荣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直到1933 年，荣格才公开谈论并撰写坛场。

除了以上总结的之外，这次的东非之行对荣格还具有一些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在旅行期间，荣格看见了别人身染恶疾而死亡、同行人中也有人身染恶疾，他本人也曾患上疾病，再就是在蛮荒之地曾差点遭到野蛮人的刺杀，这些都提醒他注意到人必有一死的事实，虽然那年他才50 岁，仍然是身强体健。荣格由此领悟到，如果在人的后半生还没有认识到人必有一死的事实，那么生活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其次，几次的旅行已经打破了他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再也不占有重要的位置了。

荣格在尼罗河畔做了一个梦，总结了他对这次东非之行的印象，他梦见一个黑人理发师正在给他做黑人式的头发。荣格立刻醒悟到这是表示自己在非洲这一原始的和平的世界里待得太久了，而且自己正处在“变成黑色”——向潜意识的倒退——的危险中，而且他还痛苦地认识到，自己这次东非之行的目的并非是原先设想的对原始人的心理学考察，而是想知道自己在非洲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最为重要的是，他不得不承认，正是由于欧洲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冒险——这也可以理解为，他是在逃避欧洲，逃避责任，因此是可耻的。于是荣格决定立即回国，并且用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欧洲。

荣格除了去过上述的地方以外，还于1938 年去过印度，在那里他体验到了佛所代表的自性原型。值得一提的是，荣格一直想去罗马和中国，而最终都未能成行。因为，荣格知道罗马是古代文化的传播中心，至今仍残留着很多基督教世纪和中世纪的东西，所以他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承受力和理解力。而对于中国，荣格向往了很久，他解释说是因为自己那时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炼金术文本，所以只好忍痛割爱了。

总之，荣格一生中所做的世界旅行并不算很多，但是，在他从正视潜意识中走出来的这十几年中，也是在他整理自己的体验，提出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学说的这些年中，这些旅行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不是使他的人格发生剧烈的变化，或产生一些根本不同的认识、体验，而是加强和验证了他以前的那些认识、体验。如果说以前的认识、体验主要来自梦和幻象，因而可能是个人的、主观的，那么这些通过旅行所得来的看法和印象则相对地是集体的、客观的，尽管这些旅行可能没有一次可以算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考察。对于荣格来说，这些世界旅行其实是他寻找个人的乃至整个欧洲人的集体潜意识的根的活动，其中，他对自性阴影的体验和认识以及对原始人的神话能帮助他们自己发现生活的意义的领悟对于他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荣格后来越来越强调，自性必然有其阴影，这样才是对立统一，而且说到底，自性不涉及伦理道德，后者是自我的属性。荣格对神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神话是人们遭遇到原型的故事，是原型本身起作用的隐喻。也就是说，神话故事说明了当原型施加其影响时会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类的有意识的干预。当然，人们认识到了命运（原型的原初的力量），但是并不向它低头，而是提出挑战和与之对话，这才造成了人的个性。现代人和古代人一样，是神话的制造者。比如，我们每天晚上睡眠时做梦，就是在制造神话，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对梦的忽视，把梦斥为胡说八道，因此，也就不再能领会到我们的心灵自发产生的有意义的神话。而且由于我们转而信奉某种宗教的或政治的现成的神话，就用僵死的没有生命力的教条抑制了鲜活的原型体验。

二、建造塔楼， 用石头表白信念

荣格在正视潜意识期间经历了内心深处火热的岩浆迸发，当时他把许多的体验都记录了下来，并画了很多画，但还是觉得内心不够踏实，因此他想到要用石头来表白自己的信念，这就是建造塔楼的初衷。此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瑞士的边界开放，许多的患者和学生来到荣格身边，而国外的讲演和研讨会的邀请函也接踵而至，导致他不得不比战争期间过上一种更加外倾的生活，从而对于内倾的他来说，内向安全感的需要也就变得更加强烈。于是，荣格在1922 年在波林根买了一块地，那是在莱茵河的上游，十分宁静，距离他在库斯纳赫特的家大约20 英里。1923 年荣格开始在波林根建造塔楼，当时他母亲刚去世2 个月，此后基本上是每隔4 年就重新修建一次，一直到1956 年最后完工，而那是在他的妻子去世几个月之后，因此，塔楼又是一个与死亡有关的地方。

塔楼的初建和以后的重修都是根据当时的需要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犹如做梦的情况下造成的，因此，荣格建造塔楼并逐渐重修的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他用石头进行的主动想象。不过，每次建成以后，总会发现它确实是精神完整性的象征。塔楼初次完工时就是一个简朴的曼荼罗，随着一次次的重修，就显得更加完整。初次建造时，荣格本想将它建成一个原始非洲人的小屋，只有一层，是一种圆形的结构，屋子的内部是这样的：屋子中央是用几块石头围成一圈的火堆，然后全家人的生活便是围绕这个中心而转动的，包括家庭中驯养的小动物也加入这个整体中。但是，在刚开始建设的阶段，荣格就意识到这样的塔楼太原始了，因此放弃了这个设想，改为两层的圆形房屋。

1927 年第一次重修时，增加了一个中央结构以及一些附属建筑物。1931 年，附属建筑物扩大了，荣格有了一间只供他个人专用的房间，这是效仿印度人的房间的样子，居住者要有一个退身之所，以供冥想或练习瑜伽之类的修行。1935 年，荣格产生了想要有一片围起来的地块的愿望，他想要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总是朝着天空和大自然敞开的空间。于是添加了一个庭院和一个靠近湖边的凉亭。这样，塔楼便成了一个四位一体的结构。

1950 年，荣格用石头做了某种纪念碑式的东西以表达塔楼对自己的意义。

1955 年，荣格的妻子去世，他意识到自己一直隐藏在母性和精神性后面，现在该是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他认为房屋正中的小小部分就是他自己，于是在这部分之上又添加了一层，意味着老年时的意识的扩大，而不是突出自己，或以自我为中心。

荣格除了注重塔楼结构上的逐渐完善外，还注重内部的装饰。他在象征是他自己的屋子的墙壁上绘画，想要表达他已经从时间里跳了出来而进入了永恒。他还在最初建的塔楼里，自己的睡床的上方，绘制了一个巨大的曼荼罗，一种东方的带有西藏色调的道家的曼荼罗。白色的光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中心，第一圈有12 个圆环，第二圈有24 个圆环，所有的一切都笼罩于一种海天一色的背景之中。外圈的四周是红色的，展现出一种火焰的感觉。这个曼荼罗代表着道家神光的概念，源自于水（阴/ 女性） 和火（阳/ 男性） 的结合。荣格还用拉丁文刻了许多石碑。在塔楼的大门上方，荣格刻下了这样的话：“腓律门的圣殿，浮士德的忏悔。”

腓律门是荣格在正视潜意识时的精神向导，根据18 世纪中叶到19 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剧作家、诗人、思想家歌德（J. W. V. Goethe） 的长篇诗剧《浮士德》，他是上帝的仆人，因而荣格认为他是自性的象征。浮士德的扩张领地的野心导致了腓律门夫妇的死。荣格早在青年时代就读过这部巨著，并被深深震动，因为它唤起了他内心中那“ 善与恶、精神与物质、光明与黑暗这两相对立的问题”。《浮士德》实际上是歌德用一生的时间才完成的他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荣格认为，它不仅反映了自己而且反映了人类集体所面临的一种内在矛盾，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无法逃避的“灵”与“肉”或道德境界和自然欲求、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根据荣格心理学，浮士德这位愚蠢无能彷徨在自杀边缘的哲学家象征着死气沉沉的自我或第一人格，他遇到了魔鬼靡非斯特，后者实际上就是他那充满野心的邪恶阴影的投射。歌德在诗剧中设想，凭借浮士德的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前进的可贵精神，他的灵魂会得到上帝派来的天使的拯救，而办法是使靡非斯特受骗。不过，荣格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魔鬼是不会轻易受骗的，实际上，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我们不得不长期与之共存的一种社会现实！因此，荣格只能寄希望于有越来越多的个体通过心理分析能够增加对自己内心的邪恶认识，这样才能收回这一阴影的投射。当然，话又说回来，魔鬼的行为是得到上帝的允许的，所以，魔鬼又可以看成是自性的阴影，也就是说，自性本身既包含着肯定的方面，又包含着否定的方面。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是平衡潜意识和意识，他在晚年结合对炼金术的研究体会到，对立物之间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他把这写在了《神秘结合》中，这是他正视潜意识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荣格建造的塔楼尽力保持原始的气息，没有安装电灯、电话，没有自来水。因此，荣格在晚上要照明，就会点上老油灯；做饭和取暖用火，则是劈柴烧；生活用水，就到井里打水。许多年里，荣格都是亲自做这些事，直到他晚年身体衰弱时，才需要他人来帮助做一些重的体力活。对于荣格来说，塔楼就是他的第二人格之家，住在这里，他得以深切地恢复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在波林根， 我处身于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之中， 我极为深切地恢复了本来面目。在这里， 似乎可以说， 我就是“母亲的上了年纪的儿子”。这也是炼丹术很明智的说法， 因为我从小就已经体验到“老人”、“古人” 就是第二人格， 这一人格一直存在着， 将来也会一直存在下去。他存在于时间之外，并且是具有母性的潜意识的儿子。在我的幻觉中， 他以费尔蒙（腓律门） 的形式而出现， 而在波林根， 他又再次恢复了生命。（荣格， 1988， p.381）

荣格在塔楼的生活就像是一位中国古代的道士或欧洲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他仿佛已经化入了周围的风景和物体中，而精神却得以自由驰骋。

在这种情况下， 思想便会浮到表面上来， 会回溯到千百年前， 也会预见到遥远的将来。在这里， 创造的痛苦缓解了，创造性和游戏一起变得很接近了。（荣格， 1988， p.382）对荣格来说，在塔楼和库斯纳赫特之间的往返是令他十分愉快的。早些时候，他是划船、坐火车、骑自行车或徒步，后来也开汽车，当他回到库斯纳赫特，便意味着他的第一人格要忙于一些外在的事物，而回到塔楼，则意味着他把自己交给了第二人格，于是，他的最富创造性的著作往往都是在塔楼写下的。

三、各地演讲， 帮助理解潜意识

准确地说，荣格内倾的性格使他不喜欢接触过多的人，所以，如果不是受到邀请或学生、患者自发地涌到他那里，他是不会主动地参与到一个群体并在其中发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荣格还处在他的正视潜意识的内心斗争中，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他的学生和患者。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外国人，他们因战争的原因滞留在瑞士，显得非常孤立。而瑞士本国的学生和患者由于互不相识也显得孤立。因此，早在1916 年，荣格就在苏黎世建立了心理学俱乐部，这样他的学生和患者，也包括他的一些朋友就有了一个现实的基地，能够在一些娱乐活动或学术活动中相互认识、相互交流，在这种更接近外部生活的环境中，他们的反应也远不止是咨询室中的那些反应，而是更为丰富和自然。荣格一直是这个俱乐部的精神中心，但是他从不亲自担任主席或管理者，而是作为一个普通成员默默地观察和积极地参与活动，这使俱乐部成了评价很高的社会团体。

1920 年夏天，荣格在他的学生和助手的帮助下，在英国的康沃尔举行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当时大约只有12 人出席会议。荣格喜欢这种人少的集会，他为他们作分析并与他们进行研讨。以后这样的研讨会几乎每年召开一次，规模不断扩大，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对分析心理学的国际发展很有作用。

1922 年，荣格的一些学生在美国纽约成立了第一个荣格心理学研究小组。1936 年，又创立了纽约分析心理学俱乐部。纽约小组坚持个人内省的重要性，为培养荣格式的分析心理学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5 年，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对荣格心理学感兴趣，他开始在苏黎世用英语讲课，从3 月底持续到7 月初，共作了16次讲演。从此以后，每隔几年，就会召开苏黎世的英语交流研讨会。此外，在20 世纪20 年代后期到30 年代中期，荣格还曾多次赴英国、美国和德国讲课或出席研讨会。

从20 世纪20 年代到30 年代中期，荣格一方面在反省、提炼自己的学说，另一方面又应当时时代的要求和环境的需要参加了很多的实践活动——更多的患者慕名来找他进行心理治疗或心理分析，而纷至沓来的学生不仅包括本国的，也有不少是外国的。这段时期，荣格不断思考的问题是：分析心理学究竟是什么呢？它要如何解释、预测和干预社会现实呢？但是，荣格并不想把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严格地体系化，他喜欢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对神话、象征和历史等的研究，并根据当时时代的状况和他研究某个问题的需要，不断地在各种语境中阐释和重新阐释他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集体潜意识、原型、梦、主动想象、共时性和投射，等等。荣格在这一阶段的学术演讲中集中谈论的主题不仅有像梦和主动想象这样的分析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技术，而且也大量涉及他对当时欧洲潜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危险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的心理学的研究，试举三例。

例一，早在1923 年的英国康沃尔研讨会上，荣格就谈到了由于教会的影响下降，人们不再坚定地信仰那些刻板的教义，而是秘密地为潜意识中的一种非人格的观念——他后来称为“原型意象”——所吸引，导致了潜意识和意识紧张的加剧。因此，在心理分析中可以发现一些患者有非常多的移情反应，而仔细观察便可发现，移情的范围并不限于个人的幼年，而是由一些非个人的内容引起的，后者直接起因于在宗教中缺乏令个人信仰的神的形象。荣格随即对非个人的集体因素被压抑提出了四点主要原因：一是教会增长的排斥大自然的行为方式。在根源的意义上，上帝即大自然，所以，大自然被污染和大自然被归入科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都表明大自然神性的丧失，也就是上帝的死亡。二是教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动物。由于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滥杀动物，现在许多动物都处于被完全灭绝的危险之中，而这也违背了人的本能。三是对能力低下者的排斥。而所谓的能力低下者，常常是因为人们排斥阴影，并将它投射到他人或一类人，如一个种族身上的结果。四是对创造性幻想的压抑。显然教会这样做是为了不要动摇教会的权威。而现在这种压抑又延续到其他方面，全世界的现代化工厂要求工人日复一日地做单调乏味的机械重复劳动，这导致了对人的创造性幻想的压抑。荣格认为，这第四种压抑造成的损害也是一切损害中最大的。

例二，荣格在1933 年7 月受柏林的荣格协会也即心理学俱乐部的邀请作了一系列的演讲。其中，他花了很长时间谈论当时德国人的那种恐惧心理，还谈了自己的担忧，他指出在德国人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非人格性的态度，因为它只是潜意识的，所以可能以一种古代的、不可接受的形式出现。荣格很早就从他的许多德国患者那里发现了当时德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中存在的魔鬼撒旦在蠢蠢欲动，他提出了警告和担忧。

例三，荣格在苏黎世的英语研讨会上从1934 年开始一直到1939 年讲的主题都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尼采（F. W. Nietzsche）的查拉图斯特拉。尼采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然而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直到20 世纪，才激起深远的且是声调各异的回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包括了他的全部思想；这本书宣讲“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揭示了基督教所造成的精神奴性的方方面面。荣格认为，尼采对于“超人”的见解就是德国人对他们便是超人的观念的直接先兆，也就是说，查拉图斯特拉这个超人是尼采的第二人格，而这种超人的形象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当时整个德国人的第二人格，由于它不被第一人格所认识，受到压抑，所以就会在潜意识中积聚起巨大的力量，从而可能摧毁第一人格。因此要想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就取决于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认识他们的潜意识，特别是潜意识中的阴影，它并非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民族的。

总之，荣格认为，既然在个人的和集体的现实生活中，道德在根本的方面规范、调节着人际关系从而构成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最重要的准则，那么对道德的压抑就必然会使集体潜意识中的某种原型意象异常活跃，因此，个体变得有意识、勇于承担应有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就成为个人免于心理疾病和集体免于狂乱的社会运动的重要条件。事实上，荣格常常认为，使个体变得更有意识，了解目前正发生的事情的真正状况，这是解救个人和社会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当然，荣格认识到，只有极少数人能踏上个性化的艰难旅程，那么这是否会对其他人造成消极的影响呢？荣格坚定地认为，不会。他相信，分析师不仅是在为患者而工作，也是在拯救自身的灵魂，因此分析师所做的工作对社会的贡献虽然是微小的、甚至是不可见的，但是它不是私人的事，代表了最高尚的责任。在荣格看来，分析心理学是一门深刻地涉及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学问，因此要避免把分析心理学只是看成一门单纯的学问，或者把个性化进程仅仅了解为是涉及意识的增加、知识的增长。正如荣格本人不仅是在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为基础的科学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以现实和历史为基础的文化的意义上奠定了他的学说，我们对它的认识、理解和实践也应该是全面的。

第五章 再攀新的高峰：分析心理学的完善

在人生的最后16 年里，荣格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成熟的思想努力表达出来——不仅是对集体潜意识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本体论方面的探讨，而且他也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完成了对自身角色功能的延伸，即既是心理治疗家，又是社会工作者和宗教改革家，从而他实现了对分析心理学的完善。

随着年龄的增加，荣格由中年逐渐步入老年，人格更趋成熟，各种经验和阅历也大为增加，使他体会到自己对潜意识的探求其实是没有终点的，原来的正视潜意识的体验也需要得到更好的理解，因此，他以勤奋的工作和坚强的意志逐渐迎来了自己的创造性发展的新高峰。我们之所以以1934 年为界，主要是因为荣格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研究炼金术的，而发现炼金术在荣格的心理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使他找到了其学说的历史上的对等物，从而为其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荣格在晚年除了坚持仍以极大的精力奉献给患者、学生和公众以外，他的其余时间大部分都用于潜心研究炼金术，而且只是在经过了近10 年的艰苦研究之后，初步的成果《心理学与炼金术》才问世，他对炼金术的钻研一直持续到1956 年，那时他写成了《神秘结合》，该书代表着他对炼金术和心理学研究的最高成果。

荣格在1944 年曾生了一场大病，在濒临死亡时出现了奇妙的幻觉，这是他除了中年危机时期面对潜意识的黑潮以外的又一次面对潜意识的巅峰体验，造就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里程碑——他通过死亡体验到了生命的意义，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样他才能在余下的生命里达到最大的完整性。因此，当荣格1945 年逐步康复以后，在人生的最后16 年里，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成熟的思想努力表达出来——不仅是对集体潜意识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本体论方面的探讨，而且他也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完成了对自身角色功能的延伸，即既是心理治疗家，又是社会工作者和宗教改革家，从而实现了对分析心理学的完善。

这一时期荣格的主要心理学著作有： 《决定人类行为的心理因素》（1937）、《论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发生》（1939）、《论梦的本质》（1945/1948）、《神话中的灵魂的现象学》（1945/1948）、《移情心理》（1946）、《论灵魂的本质》（1947/1954）、《关于曼荼罗的象征》（1950）、《共时性：一种偶发性的关联原则》（1952） 和《集体潜意识的概念》（1956） 等。荣格对宗教（主要是基督教） 的批评和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宗教问题的分析的主要著作有： 《对〈西藏度亡经〉的心理学评论》（1935/1955）、《心理学与宗教》（1938/1940）、《三位一体教义的心理学探讨》（1942/1948）、《弥撒的变形象征》（1942/1954）、《东方沉思心理学》（1943）、《心理学与炼金术》（1944）、《答约伯》（1952）和《神秘结合》（1956） 等。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评和从心理学角度对现代人问题的分析的主要著作有： 《世界大战这一灾难过后》（1945）、《同阴影的斗争》（1946）、《未发现的自我（现在和将来）》（1957）、《飞碟：现代之谜》（1958）、《对良心的心理观察》（1958） 和《分析心理学里的善与恶》（1959） 等。

一、炼金术的启示

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决裂后曾不得不面对潜意识的黑潮，他做了很多带有宗教神话性质的梦，产生过很多这方面的幻象，这些梦和幻象为他的潜意识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后半生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资料进行某种加工，使之能被科学所理解。潜意识在荣格的直觉体验中，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精神，一种自然物，所以，分析心理学应该是一门自然科学。

荣格想到在历史上肯定有许多人也经历过跟他类似的那种内心体验，如果能找到历史先例，那么就有可能使自己的想法具体化，就有可能对它们进行科学的研究。在历史上，诺斯替教作为早期基督教的一个分支，非常推崇神秘的直觉，因此，荣格推测诺斯替教派的一些人物肯定也曾遭遇过潜意识的黑潮，因此在1918 年至1926 年，他认真研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他发现，在诺斯替教的体系中，只有一小部分讨论了直接的心灵体验，而大部分则是思辨的和系统化的陈述。而且这些诺斯替教的文献距今至少也有1700 到1800 年的漫长时期了，已知的大部分材料又都是出自反对者即基督教产生后头6 个世纪的教父哲学家之手，因此，诺斯替教派所推崇的神秘直觉与现在的联系实际上已经被割断了。

在发现炼金术之前，荣格曾做了一系列相同主题的梦，梦中他总是发现在他的房子旁边还有另一座未知的附属建筑物。有一次，在梦中，荣格走进了这所未知的建筑物，发现这里是一座奇妙的图书室，收藏的是中世纪的古版书和16 世纪的印刷品，这些书中有几本饰有特色古怪的铜版画，插图上包括有一些他从未见过的古怪的象征性符号。在梦中，荣格意识到这些奇妙的符号和整座图书室散发出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做了这些梦以后，荣格当时并没有认识到那间图书室里的书涉及的是炼金术。

值得注意的是，荣格这里所说的是反复出现的同一主题的梦。按照荣格的学说，这样的梦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是潜意识发出的一种告诫或提示；反复的频率高，表示其重要性之大，以及尚未引起做梦者应有的注意。要解释这样的梦有一个便捷之处，就是象征往往是连续的、一致的。例如，在荣格的这些梦中，反复出现的象征总是“房子”、“另一座未知的附属建筑物”、“图书室” 和“ 古怪的符号或画面”。我们知道，就人格的发展来看， 房子通常可能象征一个人的人格、未知的建筑物则是表示人格中未知的或未得到发展的部分， 图书室表示与知识和学习有关、古怪的符号和画面象征了奇异的未知的事物。当然，美的感受是梦的自我的感受，这往往与清醒时的自我的感受是一致的，显示了这些东西对于做梦者来说有着积极的或重要的意义。

预示着荣格会遇到炼金术的决定性的梦出现于1926 年左右。这个梦是这样的：

我置身于意大利的前线， 搭乘一辆矮个子农民的马车从前线归来。我们处在枪林弹雨之中， 因此情况十分危险。我们过了一道桥， 穿过了一条隧道， 隧道的拱顶已经部分被炸毁。在隧道的另一头， 我们看到了一片阳光灿烂的美丽景色。他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马车已经来到了一片充满生机的、翠绿的平原。田野上有许多美丽可爱的乡村， 它们被稻田、橄榄树和葡萄园所环绕着。车子来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庄园， 庄园有许多附属建筑物和外屋。马夫和我坐着车穿过第一道门进入到庭院， 远处有第二道门， 门外仍是一片春光明媚的风景。他察看了一下四周， 只见右边是这庄园的正面， 左边是仆人住宅区， 还有马厩、谷仓和其他的建筑物。我们继续往前走， 过了第二道门， 来到了庄园的中央处， 突然， 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了， 那农民从马车上跳下来喊道：“好啊， 我们现在可被关在17 世纪了。” 我无可奈何地想道：“从现在起， 我们将不得不被关在这里好几年了！” 但是， 我又冒出了一个念头： “总有一天， 从现在起再过几年， 我总会再次走出去的！” （荣格， 1988， pp.343~345）

做了这个梦之后，荣格查阅了一大堆世界历史、宗教史和哲学史的材料，但是却没有想到梦里17 世纪的庄园指的是炼金术的世界。事实上，炼金术正是在17 世纪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而且，奇怪的是，荣格竟也忘记了自己的一位朋友赫伯特•西尔伯勒，他对炼金术深有研究，还出版过有关的书，此人后因未能顿悟炼金术而自杀。荣格在那时认为，炼金术还只是旁门左道，是十分可笑的，所以，根本没有想到梦中启发他要去研究的竟会是炼金术！

1928 年，荣格的一位十分敬重的朋友、著名的汉学家理查德•维尔海姆寄给他一本中国道教炼丹术的书《金花的秘密》，这才使他激起了对炼金术的强烈的兴趣，他立刻设法弄到了一本16世纪的拉丁文炼金术的论文集。

荣格要研究炼金术首先遇到的障碍是语言，在这方面他有幸得到了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年轻女大学生玛丽—路易斯•冯•弗朗兹（M-L.Von Franz） 的帮助，后者后来成为荣格研究炼金术的合作者，荣格称赞她是自己所有的学生中唯一真正理解他的心理学的人。而接下来荣格还要对炼金术中使用的各种难解的术语进行前后的比对以理解其意义，对各种奇怪的象征的意义进行仔细的考察，这些都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荣格正式研究炼金术是从1934 年开始的，他专心致志地深入研究了十余年。在荣格看来，中世纪欧洲的炼金术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化学试验，炼金术的整体成果，与其说是在寻求炼金的秘密，不如说带有一种精神性，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修炼，目的是精神的转化。炼金术士自己就宣称：“我们的金子不是一般的金子，它是人心中的金子——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金子。” （Jung 1968，p.34） 也就是说，一方面，炼金术士在他们的试验工作中，产生一定的心理体验，他们把它投射到物质上，认为是物质的特性；另一方面，炼金术士体验着他们自己的潜意识，从中发现了潜意识和意识的转化以及人格发展的秘密。

因此，炼金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的对等物，它们是不谋而合的。不仅如此，炼金术提供了从古代的诺斯替教派的神秘主义到现代潜意识心理学的中间的智慧的链条，它为分析心理学提供了历史基础，并为他本人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证据——自 1913 年以来，荣格一直埋首研究集体潜意识的过程，由于其理论远远地超出了学院派的实证心理学和与个体身体有关的医学心理学的界限，其研究方法论属于一种影响深远的现象学的传统，因此，集体潜意识理论仍然缺乏科学的验证，直到他意外地发现了炼金术，才知道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人类体验的王国，凭借它，多多少少可以使荣格坚信自己的发现。因此，炼金术的发现和对炼金术的研究对于荣格及其分析心理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遭遇濒死幻象， 接触到自己的客观性

荣格一生都在探求精神现象的奥秘，他不可避免地会对所谓濒临死亡的体验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很庆幸自己能够拥有这种体验，使他对潜意识的客观真实性有了更强烈的体认。在晚年他的创造力不减，将对精神的探索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1944 年，69 岁的荣格不慎踝骨骨折，接着又心脏病发作。在接连三周中，他病情危急，在生死线上徘徊。他进入了一种潜意识的精神错乱状态，有了一次灵魂出体的体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已经达到了外部世界的最边缘的地界”，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还是神智昏迷”。

荣格觉得自己仿佛是在高空中，在那儿，他向下俯视，看见地球正沐浴在巨大的湛蓝色的光影里，大海和陆地隐现在其中。他感觉到自己正在飞离地球，到达了大约一千英里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才能有宏阔的视野看地球，地球的景色恢弘壮美极了！观察片刻之后，他转了一个身，面对着印度洋站着。他看到天空中有一大块类似流星的巨大黑陨石。他想起自己曾在孟加拉湾见到过类似的巨石，被人凿空变成了寺庙。由于某种神奇的力量，他得以平安穿过了前庭，看见一个皮肤黝黑的印度教徒正盘腿静坐。他知道那位印度教徒正在等他。接着，他被引到了寺庙的门前，那里安放着无数极小的神龛，壁龛里点着椰油灯发出幽幽的光，庙门被点点灯光照亮了，很像他曾在锡兰参观过的一家圣庙。他意识到是他“进入这个石头”的时候了！这时，他体验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整个世俗生活的幻觉”完全与他自身相脱离——他先是体验到一种毁灭感，遭到掠夺和抢劫感，但突然之间，这种感觉化为乌有，他不再感到被剥夺的痛苦，代之而起的是感到一种镇定、慰藉的情感：“我是一切存在过、一切业已完成的事物的总和。”在接近寺庙时，一种新的预感占据了他的心头，他确信，他将在那光明的大厅里遇见他在“现实世界中所熟悉”的一切人，最终将发现他的生命中真实的一面，知道“在我之前存在过什么，我为什么存在，我的生命流向哪里”。

就在荣格在寺庙门前思考之际，发生了一件事。从欧洲的那个方向浮升起为他看病的医生的形象。这个医生头戴金的月桂花环， 像科斯的国王一样到来。而科斯是希腊的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庙所在地， 也是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诞生地。梦中的医生受地球的派遣向他传递消息，告诉他说大家都反对他离开， 他没有权利离开地球， 必须返回。他听到这个消息， 便苏醒过来。（荣格， 1988， pp.476~479）

荣格对重新恢复生命感到沮丧和怨愤，因为他没有能够进入寺庙去了解他想要知道的生命之谜，现实的生活与幻觉中所见到的那个气势宏大、蕴涵更高的智慧的、富于意义的世界相比，简直是毫无意义的，令人难以忍受。同时，他又为为他治病的那个医生的生命担忧，因为医生以原初的形象出现在他昏迷的状态中，便意味着其已经属于“更大的群体”了，也就是说要死了！荣格惊恐地想到，医生必须代替他去死，这难道不是一项致命的交易吗？——由于潜意识缺乏因果和逻辑性，因此可以认为医生是代荣格而死的。实际上，医生的死和荣格的康复的巧合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但这种巧合是有意义的，荣格把它叫做共时性事件。事实正是这样！当荣格第一次能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医生却病倒了，不久之后，死于败血症。荣格一度很为这件事而内疚和伤心，直到他后来听说该医生在数月之前就有了重患的征兆时才释然。共时性是荣格后期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来源于他的个人体验和对患者的治疗经验。在荣格的一生中，每当他遇到转折或关键时刻，总会发生共时性事件。除了上面刚提到的荣格濒临死亡得以生还，而他的医生却死去了这个例子外，还有很多，如荣格刚到巴塞尔上中学时曾极端厌学，有一天，他的一个同学突然把他推倒在地，他的头撞到了一块石头，因此他似乎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得以在家休学半年。荣格后来谈到这件事时总是说，其实他心里一点也不怪那个男孩，因为他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那个男孩倒成了自己内心不想上学的那个念头的帮凶。再如，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后曾跌入了潜意识的黑暗中，那时他出现了很多噩梦和幻象，其中就包括瑞士周围的国家被血海淹没、到处漂浮着尸体的幻象，他当时以为是表示自己即将精神错乱，或者已经精神错乱，但一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的情况和他幻象中出现的景象非常相似。荣格观察到共时性现象在患者身上也十分常见。例如，他曾多次提到一位女患者，她来看病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日常的生活总是那样的机械无趣。荣格认识到她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根本不相信非理性和潜意识有什么价值。于是荣格要她报告她的梦。有一次，她报告说自己梦见了一只金色的圣甲虫。这种甲虫在当地是不多见的。恰在那时，他们发现咨询室外的窗户上有一只甲虫正在用它的触角拍打着窗户玻璃，想要爬进来，于是荣格打开窗户，把那只甲虫拿了进来，交给患者，并告诉她它正是她梦中的那只圣甲虫，她立即怔住了。荣格向患者解释说，在古埃及的神话中，圣甲虫是神圣的象征。自从那件事后，患者的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好转，荣格解释说共时性事件就好像是在她对潜意识的态度的坚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再如，一个患者有着比较严重的恋母情结，他似乎无力从童年的痛苦记忆中走出来，治疗也一度陷入了僵局。但是，有一天，患者童年时居住的房子的阁楼突然被闪电击中而毁坏了，这使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终于克服了恋母情结，得以从过去的痛苦中走出来。显然，在这些例子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两件没有因果联系的事情，它们通常在时间或空间中发生了巧合，而它们有着有意义的心理联系，这就是荣格所谓的共时性事件。荣格指出共时性现象实际上非常常见，我们之所以认为它们很少发生，是因为根本没有意识到，但即使是没有意识到，它们也可能对意识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在分析中，对共时性现象予以利用十分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问题可能出在什么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因果决定论或宿命论中解脱出来，从而促成改变的发生。荣格对共时性事件进行了进一步的沉思，他的直觉是：这个世界如果只存在着因果联系，就太单调了，一定还存在着一种非因果的联系原则，即共时性；共时性体验通常发生在内部的和外部的交界上，在意识水平较低时可能更加明显，因此，共时性现象很可能暗示了原始宇宙或类似原型之类的存在。

当荣格逐渐恢复后，他继续体验到不同的幻象，仿佛神圣的婚礼正在举行，连续好多夜他都处在极大的喜悦状态中。婚礼的意思是对立面的结合，因此常常被作为是死亡的一种象征。从象征的意义上看，死亡也并非是完全消极的，表示彻底的消失、归于无，而是表示回归到了大母神原型世界中，并将获得再生。荣格认为，这些幻象和体验都是完全真实的，就像客观的事实一样，这就是“永恒”的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合而为一，一切都处在那个统一体中。

经历了这次大病和幻象体验之后，荣格的工作又开始了一个富有成果的时期，他的主要著作开始问世。此时，他已经70 岁了，对他来说，被称作灵魂的这个奇怪的东西，还从来未曾像现在这样得到亲身的体验，他已准备好了将它描述出来。

三、体验神秘结合， 超越人生的痛苦

《神秘结合》（1956） 是荣格晚年对自性的一部文学的和理论的沉思之作。其中，他以晦涩的术语和间接的方式总结了自己把自性看作是心灵的全部的思考，并暗示自性可能比个人更大，为自性提供了一个本体论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本书涉及自性的性质的截然对立以及克服意识、潜意识心灵之间的鸿沟。该书的内容包含了“反论”、“对立的人格”、“女王与君王”、“亚当与夏娃”和“合取”这五个部分。该书的一开始，荣格就宣布心灵结构是性质截然对立的，宣布炼金术的作品是为了统一对立物，而这也是分析的目标。可是往后，他的写作风格就不再是直接的了。例如，在《月亮》这一章中，有一节的题目叫“狗”。狗的意象实际上是对自性的矛盾的一种象征，即既高贵又低级，既是最大的珍宝又是灾祸。荣格在书中把狗的意象描述成既是“狗的儿子”又是“哲人的儿子”，因此强调了这一形象的模棱两可：既是明亮的白昼，又是漆黑的夜晚，是完美的对立物的结合。对于阿拉伯的炼金术士来说，“狗的儿子”是个灾难，而“哲人的儿子”则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名称。荣格认为，“哲人的儿子”显然是炼金术中关于自性的意象，把哲人的儿子叫做狗的儿子，就把这种模棱两可性强调到了一种非同一般的程度。因此荣格用狗的意象精确刻画了炼金术和自己的分析的主题：对立面的结合。

荣格在晚年对自性这一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和基石达到了全面的理解。他认识到自性就是人类的全部潜能和人格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种原型意象。自性作为人的心灵内部的一个统一的原则，在与心灵生活的关系中占据权威的中心位置，因此，它是个体的命运。荣格有时把自性看作是心灵生活的开端，有时认为它是要实现的目标。他强调自性是一个经验的概念，不是一个哲学的或神学的简洁陈述，但是又将它与宗教假设——宗教体验就是自性体验——联系起来。显然荣格的这一看法常常遭到人们的误解，且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宗教信徒要接受他的这种看法可能都有一定的困难。荣格经常强调，自性在生活中是要求被认识、整合和实现的，但是要在人类意识的有限范围内把它那如此巨大的全体的许多个碎片结合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自我和自性的关系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自我和自性终身相互作用。另外，荣格唯恐人们认为自性是全善的，因此，他强调应把它与魔鬼或一种不涉及良心的决定性的力量联系起来，相反，人类或自我则与伦理道德的决定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涉及了自性对自我的干扰作用。荣格警告说，个体要尽可能地意识到自己作出了什么决定和自己做了什么，不能仅仅是顺从原型——跟从某种好像是奇怪的念头——这样，他就不仅能消除某种干扰，而且不至于落入原型支配的宿命、得到自由的机会。

荣格晚年对自性的深刻体验和思考显然得益于他对炼金术的研究。荣格认为，从象征的角度来看，炼金术可以被认为是潜意识的研究——炼金术士将他们内在的过程投射进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上，他们进行着各种冶炼的操作，深深地体验着激动的情绪和精神。这里的关键是，炼金术士并不把铅、铜等贱金属转化为金、银等贵金属作为唯一的目的，他们并不打算把他们的体验和活动区分开来，因此，炼金术就部分地成为了一种心理学。实际上，炼金术在古代和近代常常是被官方禁止的，除非官方需要，人们不得私自从事炼金术。

荣格从对15 世纪和16 世纪的炼金术的文本的研究中发现，人们私下里冒险从事炼金术实际上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目标：第一，把贱物质转变成更加贵重的东西——常指金子或一种仙丹或哲人石；第二，把贱物质转变成精神，简言之，即释放出被拘禁在物质中的灵魂。当然，反过来也是正确的，炼金术士努力要把自己灵魂中的东西转变成物质的永恒的形式，而潜意识投射则服务于这一需要。因此，炼金术中这些各种各样的目标可以被认为是心理发展和生长的隐喻，它实际上是现代分析心理学对人格转变的研究的先驱之一。

具体地，炼金术士会根据对立面制订一个方案，以此来仔细挑选物质要素。因为炼金术士认为，对立面的相互吸引才导致它们最终的结合，并产生一种新的物质。这种新物质经过了多次的化合和再生，因此是纯净的，实际上这种物质在自然中似乎并不存在。也是根据这一点，荣格认为，应该从一个象征的观点而不是科学的角度去研究人类历史上自古有之且长期存在的炼金术现象。在炼金术士的著作中，常常用性交或其他身体活动的意象描述所谓的“化学的”过程——炼金术也是现代化学的先驱。例如，两种要素的化合可以用男女两性的结合来表示，他们性交，最终生出了一个婴孩，他们结合的过程是神秘的，常常可以用一个赫尔秘斯方形石或一个两性人来表示。因此，荣格认为，男女两性可能是最根本的对立面或心理对立面的最根本的代表。实际上，炼金术士——通常是男性——工作时也有一个助手，他或她有时是真人，有时是一个幻想中的人物，被称作他的神秘的姐妹。这当然类似于荣格所谓的阿尼玛的原型。这也说明了炼金术不仅强调炼金术士内部的心灵过程，而且同样重视他的人际关系，这种观点又是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完全一致的！荣格常常说，一个人在阿尔卑斯山上是无法实现个性化的。而且一个实现了个性化的人总会对他的人际关系产生促进！

荣格认为，如果再考察在临床中分析师和患者的相互作用，那么，炼金术仍然是一个很贴切的隐喻。荣格认为，在分析中，患者对分析师产生移情（transference），因此，分析师就既是他本人，又是患者的内部内容的投射——患者将他与父母的关系、他的问题和潜力都一股脑儿地转移到了分析师身上，认为是分析师所客观具有的品质，而分析的任务就是要从神经症中释放出潜力。这和炼金术士努力从物质的囚禁中释放出“灵魂”是一样的。只不过分析师是在心理中理解了这一过程，而炼金术士则是在化学形式中把握了它。总之，荣格强调了分析是个辩证的过程，分析师和患者的人格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变的，这可以用炼金术的物质成分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来说明，正如当代著名的荣格学者，同时也是炼金术的研究者希尔曼（H. Hillman） 所说的，在分析中，分析师处在与患者的关系中，他的“人格是浓厚的压抑的铅与易怒的进攻的硫磺、厉害的聪明的盐和能飞行的逃避的汞的一个特殊的结合”。（Hillman，1975，p.186）

荣格在自己后期的著作中经常提及炼金术，他曾经列了一个炼金术的简略词表，对其意义与分析心理学的联系进行一些提示，例如：老手：指炼金术士， 他有意识地参与工作， 因此是自我和分析师的象征。连结：指放在管子中原来完全不同的要素的结合。当把炼金术的这个隐喻用于分析中时， 应该注意有几种不同的连接。第一， 分析师和患者之间发展起来的有意识的工作联盟，即发展出一个分析要达到的联合的目标。第二， 当患者变得更加有自我意识时， 他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连接。第三，在分析家身上同样的过程。第四， 在患者的潜意识中的敌对的、冲突的倾向的逐渐整合。第五， 在分析家身上同样的过程。第六， 完全是感觉的或物质的与完全是精神的东西的逐渐融合， 产生出一种较不片面的立场。

发酵：指炼金术过程中的要素的酿造阶段。在分析中指移情和反向移情的发展。

圣婚：是一种特殊的连接， 强调了“神圣” 和“结婚”；因此， 是精神和肉体的联合。在奥古斯丁基督教神学中， 圣婚指基督和他的教会之间在十字架的婚床上实现的结合。怀孕：指炼金术过程的这样一个阶段——灵魂从身体或物质的囚禁中获得了解放， 并升上了天空。在分析中指患者的变化， 一个“新人” 的出现。

哲人石：指炼金术的目标， 有时炼金术士也把它看成是自己要达到的目标的一个隐喻。因此， 哲人石谈论的是自我实现或个性化。

变黑：指炼金术过程的一个阶段， 要素的发黑意味着有重要意义的某个事情将要发生。在分析中， 在一开始的“蜜月” 阶段到来之前或快结束前， 可能会采取一种压抑的形式。一般指面对阴影原型的困难。

加汞：对于炼金术士来说， 汞的重要性在于这一事实——它同时具有两种相反的品质， 一方面是邪恶、 低劣、发臭， 另一方面是神性的、天启的和发端于上帝能连接的。加汞指上帝能采取无数种形式来变换， 但仍保持自身不变。在分析中这正是在心理变化中所需要的。同时在分析中个体的邪恶的方面能够被其神性的方面所平衡， 荣格称之为“联盟中的第三个当事人”。

局部组织坏死：指炼金术过程的一个阶段——创造性的要素“死了”， 在原来的形式中不存在。在分析中指症状可能会获得一个新的意义， 分析关系获得一种新的重要性。

作品：指炼金术的过程和工作。在分析中指人生的过程和工作， 即个性化。

原初的混乱：指炼金术中， 原初的要素处在混乱的状态下。在分析中指分析开始前的状态。

纯化：指炼金术中要素挥发出气体的一个阶段。在分析中指转变的先兆。

姐妹：指炼金术中的老者与之相联系的真实的或想象的人物。在分析中分析师和患者分别对应于老者和姐妹的角色。

要素的转化：指炼金术的一个中心观念， 即要素能被转化并产生一种新的产物。这在分析中就是指的患者人格的转变。

管子：指炼金术的器皿。在分析中指分析的关系所包含的各个方面。（Samuels， 1986， pp.12~15）在《神秘结合》中，自性被荣格设想为是以对立物的重合的形式出现的神的意象。那么问题之一是，自性与身体以及和自然世界是如何联系的呢？古代的诺斯替教主张，自性是居住在异己的物质形式中的单独的、纯粹精神的实体，而现代文明则会主张自性是亲密地埋置于社会的和文化的世界中并受其调节的，因此事实上是完全地居住在人的身体中的。

荣格并不同意古代诺斯替教关于心灵和物质是完全不同的实体甚至心灵对物质是充满仇恨的看法——灵魂居住在异己的悲苦的世界中——当然对于现代文明中流行的把心灵贬低为物质的副产品的观点他也是不赞同的。荣格在后期的理论文章《论心灵的性质》中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的答案：

“既然物质和心灵都包含在一个同样的世界中，而且是不断地相互联系的，并最终是基于不可表达的超越的因素上，那么心灵和物质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在同样是后期的著作，例如《共时性：一种非因果的联系原则》中，荣格提出了一个心身世界的统一领域的模式，即存在一个心物的基本的单元，它是一种身心模式的连续体，它在可认识的宇宙中是主动的，并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的宇宙。因此，处在心灵王国的自性即使是以神经解剖为基础的，并依赖于此，但仍然能够多少可靠地反映一个总的模式发生器。荣格始终有这样的直觉，即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舞台的下面工作，把它的印记印在了身体和灵魂上，并创造了对立面重合的模式。

问题之二是，自性虽然作为神的意象，但是被埋置于人体中，那么它还会变化吗？其实，发展心理学早就知道人的心灵不是静止的实体，而是在人的整个一生中经历或者缓慢的或者快速的发展变化。自性也是一样。自性作为意识和潜意识的全部以及中心，它会随着个体意识的增加而变化，当然，不管朝向意识的发展能够有多远，潜意识仍然是存在的，我们不可能穷尽潜意识，因此，自性这个神秘的王国也仍然在那里。荣格总是强调要体验和认识潜意识，特别是在中年期以后。因为心灵本身是具有宗教性质的，换句话说，自性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回避宗教体验或自性体验就必然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对于中年期及以后的人来说，往往意味着缺乏人生的意义感。

问题之三是，既然自性是神的意象，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体验这一超越的心理学的事实或概念，把它带进我们有限的和狭隘的意识中呢？换句话说，体验自性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能够站在自我意识的优越地位来观察自性吗？在《神秘结合》中，荣格写道：“对于自性来说，事实上它是不可见的人们的不可描述的整体，但是它作为一个直觉的概念不是可有可无的。” 荣格在这里把它叫做不可描述的“一个事实”。作为事实，它从物理上是无可辩驳的真实的，因此人们可以谈论“自性的体验”或“作为体验的自性”。但是，即使人们认识到并把它叫做“一个事实”，它仍然是矛盾的和不可接触的，是一个直觉的概念。直觉的概念是未知的和不可言喻的，其本身永远超出了自我的把握。荣格本人似乎把对神或神圣的宗教体验等同于对自性的体验。因此，对自性的体验就是一种宗教体验，反之亦然。此外，在荣格看来，根据各种文化的和传统的观点，我们能够描述自性的原型。因此，宗教学溜进了心理学。

荣格在一生中有过许多次的自性体验，下面的一个可能堪称极致或至少是非常令人向往的和意味深长的，那是他在1946 年从心脏病中康复过来以后给怀特的信中写道的：

昨天我做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梦。一个带蓝色的像宝石一样的星星高高地挂在天空， 映在一个圆形的平静的池塘里——天空在上， 也在下。 神的意象在地球的黑暗中， 而这就是我自己。这个梦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不再是一个黑色的无边无际的海， 充满悲伤和痛苦， 而是被包含在一个神性的容器中的那个海。（Laers， 2007， p. 60）

在这里，带蓝色的星星象征着神，它被映在了黑暗中的无边无际的海中，后者象征悲苦的自我，这一生动的意象反映了内在的心灵，它是包含着我们所有的自我矛盾、多极化的人格的各个部分和令人困扰的情绪状态的神圣的容器，赋予我们特定个体生命以非个人的神的形式和意义。对此，斯坦因评价说：

紧紧地抓住这个里面映有意识的容器， 这就是自性的体验。这就是当所有的特定的内容和心灵同一性的个人结构被清除后还剩下来的东西。它是一个过剩的因素， 是灵魂本身。（Stein， 2008， pp. 305~327）

事实上，1955 年11 月30 日，荣格的妻子去世，那时，他已经完成了《神秘结合》这部巨著，但是，他意识到自己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而这也是他得以克服丧妻的巨大哀痛而继续活下来的理由。在荣格生命的最后六年里，他不顾年老体弱，仍然在勤奋地写作，他的大部分著作的主题都是对世界未来的忧虑和关心。

荣格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晚上所做的梦是非常美妙的：一是他看见在一个高高的、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大圆石头，上面刻写着“这是你的完整性和同一性的标记”；二是许多器皿、陶瓶，在一块方形地的右边；三是一块长着大树的方地，所有的须根都从地里长出来并包围着他。在这些根中，有金线在闪光。也就是说，在梦中，荣格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得到了证实，以一块大圆石头为象征向他展示出来。而方形地右边的罐子也充满了意义。在古代埃及，人们把主神之一俄西里斯的尸体的一部分放入罐中，等待他的复活；在古希腊，人们把罐子里装满泥土、埋进种子，罐子和泥土代表阴间，种子代表死去的东西在等待复活，因此这些梦告诉荣格，他虽然即将死去但是必将复活或再生。大树的根须象征着看不见的生命，或是第二人格，它们从地下伸出来并包围着他，意味着他的第一人格快要死了；大树的根须中有金线在闪光，表示第二人格具有高贵的永恒的意义。因此这些梦告诉荣格，虽然他的第一人格即将死去，但是他的第二人格还活着，并且是永恒的高贵的！ （芭芭拉•汉娜，1998，pp.453~454） 对于荣格来说，这当然是非常值得欣慰的，因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实现自己的完整性，成为独特的个体，而临终前的梦明白无误地向他确证了这一点！

1961 年6 月6 日下午四点差一刻，荣格终于走完了他的极不平凡的一生，他撒手离开了这个他为之深爱的和为之深深忧虑的喧嚣世界，归入到永恒的寂静的潜意识世界中。对于荣格来说，死亡可能是解脱，是新的生命的开端，因此死亡是值得庆贺的；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虽然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他对人类心灵的勇敢无畏的探索精神以及他探寻到的宝藏却永远地留存了下来，永远激励着后来者继续前行！

第六章 后继有人：荣格学派

著名的荣格学者汉德森（J.Henderson） 指出：“现在有一个荣格的知识组织，它不允许对荣格的理论进行无限的实验或推论”，但“荣格憎恶任何一种体系化，这就是荣格的学派拖了很长的时间才得以建立的原因”。

与弗洛伊德分裂后，荣格花了近10 年的时间才建立起分析心理学——一般以 1921 年 《心理类型》 的出版为标志。当然，即使是在更早的书《变形的象征》（1912） 中，荣格首次把自己的思想叫做分析心理学，以区别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但是，他也很可能并没有建立一个分析心理学的学派之念头。荣格的内倾性格使他关注的只是对潜意识我们将作何理解，而不是要建立什么学派去相互争论。而且他并不喜欢用概念化和理性化的方式表述自己关于潜意识的思想，实际上，他的每一部著作几乎都是在强大的内心压力下完成的——那是当时潜意识交给他的任务，他必须要完成，而他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也总是要从临床经验和他自己的体验出发，因此，他的叙述或论述总是具体的，避免了概念化；是饱含激情的，避免了理性化。至于《荣格文集》的翻译者赫尔（R. F. C. Hull），他使用了直白的理性的方式来翻译荣格的著作，一方面使荣格的本来是比较深奥难解的思想变得易于理解，另一方面却使荣格的著作丧失了“双重的发言权”，变得不再那么富于感染力，更糟糕的是易于让人产生误解，以为集体潜意识或原型所意指的客观心灵或类似精神也和个人潜意识一样，只是一种主观的精神！荣格也不喜欢刻意将自己的思想体系化，他喜欢让思想的逻辑自发地呈现出来。荣格写的每部著作都是围绕一个或几个主题从经验方面加以阐述的，只有把他的许多著作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看清他的思想体系。著名的荣格学者汉德森（J. Henderson） 指出，“现在有一个荣格的知识组织，它不允许对荣格的理论进行无限的实验或推论”，但“荣格憎恶任何一种体系化，这就是荣格学派拖了很长的时间才得以建立的原因”。（Henderson，1975，pp.120~121）。

一、是荣格学派还是新荣格学派

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是个性化，他强调每个人都要区别于他人，成为真正的自己，因此，他向来对荣格学派、荣格主义这种说法表示不赞同。荣格曾经说：“幸亏我是荣格，而不是荣格主义者！” 荣格与荣格学者的关系是十分有趣的。一方面，他宣称自己不需要追随者，反对他们形成各种派别；另一方面，又积极地鼓励他们提出有价值的思想，丰富和发展分析心理学。有证据表明他对追随者们确实十分关心、爱护，他经常花费时间情真意切地为其早期的追随者，如阿德勒（G. Adler）、F. 福德汉姆（F. Fordham）、M.福德汉姆（M.Fordham）、哈丁（E. Harding）、汉娜（B. Hannah）、雅各比（J. Jacobi）、E. 荣格（E. Jung）、纽尔曼（E. Neumann）、冯•弗朗兹、韦克斯（F. Wickes） 和维尔海姆等人的著作写前言，对他们的思想的价值和对分析心理学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例如，他高度评价纽尔曼的《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1949） 一书是用分析心理学的原理对人类的道德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作的“第一次值得注意的尝试”。（诺伊曼，1998 年，“前言”，p.22） 这样从客观上便增加了追随者们著作的权威性，有利于分析心理学的发展。

荣格对分析心理学作为一个学派的的发展所作的最大的支持应该是在其生前就组织创办了荣格学院。1948 年在瑞士苏黎世建立了第一家荣格学院，进行正规的分析心理学的教学与训练，专门培养有志于学习和研究荣格心理学的分析心理学家。荣格亲自帮助设计教学大纲，并坚持应有多种严格的考试，同时他也服从大家的意见，容许对教学体系作一些改变。无疑，这直接促进了分析心理学的发展。因为这些人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又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荣格学院或分析心理学的研究机构，创办分析心理学杂志，从而使分析心理学得以传播和发扬光大。目前影响最大的是英国伦敦的分析心理学，以M. 福德汉姆等人为代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分析心理学，以希尔曼等人为代表；瑞士苏黎世的分析心理学，以G. 阿德勒等人为代表。

至于荣格的这些追随者，包括追随者的追随者，到底是该叫荣格学者还是该叫后荣格学者，这个问题是存在争议的。根据塞缪尔斯（A. Samuels） 的看法， 用“ 后荣格”（post-Jungian） 的称呼是有道理的，它实际上强调的是荣格之后分析心理学发展中的多样性，尽管后荣格学者并没有提出多少原创性的概念。而且用“后荣格”一词也可能表明在荣格之后分析心理学中掀起了一个运动，它旨在促进分析心理学和其他学说之间的交流，而不是把分析心理学作为一个封闭的孤立的学说。（Marcus，2010，pp. 217~224）

而荣格本人的公开态度是反对荣格学者和荣格主义的，因此可以推论他对后荣格学者、后荣格主义这样的称呼更是不会公开赞成。无论如何，如果后荣格学者的称谓只是表明他们是荣格之后的，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含义，所以和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荣格学者也几乎是同义的。

由于每个荣格学者的个性和经验不同，因此，实际上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去理解分析心理学，并逐渐发展出与荣格的思想有着明显区别的新的思想，这就为划分后荣格流派提供了客观依据。现在已经提出了四种划分后荣格流派的方法。

首先是G. 阿德勒的观点。G. 阿德勒于1967 年首先指出，正如荣格本人的思想经历了修正一样，分析心理学也有必要变化和发展，他描述了从正统的到非正统的态度变化的连续谱，将分析心理学分为三派：

一是正统学派，即基本上继续沿用荣格留下的概念和方法，在临床治疗上，强调对原始意象的解释，通过放大技术和利用主动想象方法，达到对个体的潜意识精神现象的意义的意味深长的认识，或者说是发现个人的和历史文化中的相似的心理材料所具有的目的论的要素。

二是新荣格学派，该学派试图通过吸收和整合精神分析的概念来修正荣格的观点。在美国，他们吸取了埃里克森的观点，在英国则吸取了克莱因（M. Klein） 和温尼克特（D.Winnicott） 的观点，导致偏离了荣格的“前瞻的”解释法、放大技术和主动想象方法，而倾向于弗洛伊德的“还原的”解释法。该学派更强调婴幼儿期的材料、在成人生活中重复的婴幼儿期的模式和成人的童年时代的重要性。该学派在分析和治疗中要对婴幼儿期的材料进行处理，实际上就必然会强调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患者对分析师产生移情，分析师对患者产生反向移情，双方恰当地配合，才能够发现患者婴幼儿期的愿望、各种冲动和原始的防御机制等。三是中间学派，即试图把以上两种相当不同的研究取向结合起来，兼容并蓄。G. 阿德勒认为，中间学派与新荣格学派的区别在于：对中间学派来说，对移情的分析只是分析师所掌握运用的工具之一。梦的分析至少与对移情的分析同样重要，稍次的是主动想象这种分析心理学中更加专门的方法。

其次是M. 福德汉姆的观点。M. 福德汉姆按照对荣格工作强调的不同方面而区别出各种后荣格学派，但他的方法又是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他区分出两个学派：苏黎世学派和伦敦学派。

M. 福德汉姆所说的苏黎世学派指苏黎世荣格学院的成员。他认为，这一学派的特点是注重荣格的后期风格。他认为，荣格在后期离精神分析越来越远，而趋向去研究他在潜意识中所能辨别出来的各种可能性，而苏黎世的教学可能过分夸大了荣格后期的这一取向。不过，M. 福德汉姆指出，荣格本人并没有想要以后期的偏重潜意识的超验性质的研究的思想来取代早期的通常是更加注重临床实践的兴趣。此外，荣格本人也从未写过关于“苏黎世风格”的分析是什么样的文章，对他来说，对病人的分析和治疗早已经发展成为某种高度个人特质的东西——荣格强调每个分析师都要有自己的分析风格，同时也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决定采用什么样的分析风格，当然，只有当分析师已经高度地个性化，他才能适应不同患者的不同需要。M. 福德汉姆认为，所谓苏黎世的分析风格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由于苏黎世的荣格学院靠近荣格和他所处的那种文化，所以加强了这种风格，但是这种文化的实质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临床的，而更准确地说是研究的兴趣和态度。具体来说，苏黎世学派的全部重点是揭示患者材料的类似神话的特征，并将既定的心灵模式如各种原型运用于这些材料中，这就好像患者的材料只是为了说明某种原型或神话模式的作用。

伦敦学派指在英国伦敦的分析心理学家或分析师，大体上对应于G. 阿德勒的“新荣格学派”。M. 福德汉姆观察到，伦敦的后荣格学者的最主要特征是对移情的关注。这一学派的发展有两大动因：一是早期的成员对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二是荣格心理学中缺乏对婴幼儿的心理发展的直接观察，而且他倾向于把个体发展的早期描述为是老成的、难以适应环境的，这似乎和人们的实际经验有出入。这一学派注意到了大量的患者与分析师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潜意识幻想和反向移情，使得大量的相互作用成为可能。

此外，按照地域来分，M. 福德汉姆还提出，美国旧金山的荣格学者的特征是对类型学理论的应用，而德国的荣格学者的特征是对反向移情感兴趣。

再次是戈尔登伯格（N. Goldenberg） 的观点。戈尔登伯格在1975 年提出了她的看法。她注意到荣格学者尚未形成各种学派，因此，团体之间缺乏有组织的自我评价的传统，而只有个别的分析师之间的相互影响。她按照思想发展史和与荣格的关系将荣格学者划分成三代，认为这种划分方法可以使荣格学者之间能够进行交流，并澄清各自的观点。

第一代是荣格本人，他独自地创立了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模式。

第二代是与荣格关系较密切的人，如G. 阿德勒、F. 福德汉姆、M. 福德汉姆和雅各比等。他们的特征是“将自己看成是荣格的门徒，并试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出一种首尾一贯的说明”。“第二代”和“首尾一贯的说明”是荣格在给纽尔曼的《意识的起源和历史》（1954） 一书所作的前言中首次使用的术语。戈尔登伯格选择这些重要的前言以说明后荣格学者思想的发展，或者说这些作家继承了荣格的衣钵。由于第二代荣格学者把荣格的晦涩难懂的著作解释成通俗易懂的内容，因而他们的著作特别流行，但他们未对荣格的思想作重大的修正。

第三代荣格学者把自己称作是“原型心理学家”。在戈尔登伯格看来，第三代区别于第二代的突出特点是感到自己不必对荣格负责，尽管他们也承认荣格对他们的影响。希尔曼受了荣格的“不是我们拥有原型，而是原型拥有我们”的思想的影响，在1970 年首次提出“原型心理学”这一术语，他在总结该学派研究的启发式时，反复强调原型心理学区别于荣格心理学之处在于强调这样的一种观点，即“毕竟，分析也是一种原型幻想上演的一出戏剧”， （Hillman，1975，p. 42） 按照这种观点，原型心理学家认为，心理学研究可以超出治疗或咨询室，不需要分析而可以直接向神讨教。这一学派对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很大的发展和修正，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第三代荣格学者的主要代表还有艾文斯（R. Avens）、白瑞（P. Berry）、杰格瑞奇（W. Giegerich）、楼拜兹- 派杰惹（R. Lopez-Pedraza）、M.斯坦因（M. Stein） 和R. 斯坦因（R. Stein） 等人。

最后是塞缪尔斯的观点。塞缪尔斯认为，以上三种划分学派的方法虽然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很好地概括现代荣格心理学内部的分歧和分裂的状况。例如，G. 阿德勒所谓的中间学派的特点不明确；M. 福德汉姆按地理位置为标准来划分学派显然欠妥，因为地理位置与学术取向没有必然的联系；戈尔登伯格提到了第三代荣格学者，而G. 阿德勒和M. 福德汉姆的分类中都未提及等。鉴于此，塞缪尔斯在《荣格和后荣格学者》（1985） 一书中首次提出按照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倾向性，将后荣格分析心理学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学派：经典学派、发展学派和原型学派。塞缪尔斯的划分依据和方法如下：

首先假设确实存在着以上三个主要学派，并预列出所有的分析心理学家在理论探讨和临床实践中都要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理论的三个方面是：原型意象的定义、自性的概念和人格的发展，临床实践的三个方面是：对移情和反向移情的分析、对自性体验的强调和对高度分化的意象的研究。然后，对每一学派确定其对这些理论和临床实践的重要方面的不同排序，这样就将三个学派的主要特点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区别揭示出来了。例如，经典学派在理论方面最强调自性的概念，其次是原型意象的定义和人格的发展；在临床实践方面，则最强调对自性的体验。发展学派在理论方面最强调人格的发展，其次是自性的概念和原型意象的定义；在临床实践方面，则最强调对移情和反向移情的分析。原型学派在理论方面最强调原型意象的定义，其次是自性的概念和人格的发展；在临床实践方面，则最强调对高度分化的意象的研究。显然，塞缪尔斯的这一分类与较早期的分类有交叉的地方。经典学派类似于G. 阿德勒的正统学派和M. 福德汉姆的苏黎世学派。发展学派类似于G. 阿德勒的新荣格学派和M. 福德汉姆的伦敦学派。原型学派则类似于戈尔登伯格称为的“第三代荣格学者”。

总之，塞缪尔斯的观点能够比较全面地衡量不同的荣格学者在理论观点和分析风格上的差异，从而能够比较好地描述分析心理学现在和未来的不同的发展方向和突出特点。以塞缪尔斯的分类为依据，我们将更容易理解荣格的观点究竟是什么——透过每派荣格学者和每个荣格学者对荣格的不同解读，我们实现了“视阈的融合”——以及更容易理解不同的荣格学者思想的根本联系与区别。当然，最重要的是，分析心理学的发展需要内部存在这些不同的思想观点和技术风格的差异，因为这些内部差异导致了内部张力的产生，从而使发展具有了方向和动力。同时，各种不同的观点看似差别很大，其实也存在着一些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就构成了包含着多种趋向和特点的分析心理学的统一的整体。

二、经典的荣格学者

塞缪尔斯认为，经典的荣格学者或经典学派的特点是基本继承了荣格本人的观点，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最强调自性的概念，在临床实践上最强调对自性的体验。根据G. 阿德勒的看法，他们可被称为正统的荣格学者，或者根据M. 福德汉姆的看法，他们在地域上主要是指苏黎世荣格学院的成员，且一般是荣格早期的直接追随者。

虽然经典的荣格学者基本上未对荣格的思想作出大的修正，但不等于说他们没有对分析心理学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应是纽尔曼。纽尔曼（1905—1960） 是荣格的少数几个最有创造性的学生之一，他出生在柏林，1927 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搬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许多年里，他总是去苏黎世的荣格学院做讲座。他也经常在英国、法国和荷兰做讲座，是国际分析心理学协会的会员并且是以色列分析心理学家协会的主席。他从1934 年开始在特拉维夫进行分析心理学的临床工作，直到1960 年去世。纽尔曼在发展心理学、意识心理学和创造性的领域都有很大的贡献。与英国和美国的荣格学者更多关注临床问题不同，他对分析进行了理论的和哲学的研究。他最有价值的心理学贡献是提出了一个经验的概念，叫“中心倾向”，它是荣格的外倾和内倾的综合。可是，他是以女性的发展的理论最为出名，在《大母神》一书中他提出了这个理论，该书流传非常广泛。这部书也阐述了历史上的神话，揭示了意识在个人和社会上对应发展的方方面面。

纽尔曼试图阐述一种新颖的发展或自我发展的原型阶段理论，这一理论隐含了对婴儿早期心理发展的系统理解。我们知道，自我代表着意识和理性的功能，因此，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中不被认为是一个原型。荣格主要是在自我与自性的关系中来探讨自我，并没有详细地提出自我发展的阶段。纽尔曼认为，既然英雄意象可以作为自我意识的一个隐喻，那么，英雄神话的各个阶段则反映了自我发展的原型阶段。他认为，通过用神话作为隐喻，可以避免将人类种族的进化和个体的发展相类比。也就是说，他主张用文化解释学的方法来对神话、童话和传说等“意识的民间历史”材料进行放大，从而获得对自我发展的原型阶段的理解，而不是用经验观察的方法在这些材料中寻找自我发展的原因。因为他认为，荣格的原型理论实质是一种文化解释学而不是进行因果分析的一门科学。

纽尔曼提出个体的自我经过三个原型的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自我会与原型或情结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使自我意识的范围增加。纽尔曼强调意识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认为它处在个体性和集体性的边缘。

纽尔曼把自我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为有尾的阶段。它是以一条环形蛇咬住自己的尾巴这一古代的象征为标记的。他说，这条环形蛇“杀死自己、自己和自己结婚并自体受孕。它同时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既是父授精又是母受孕，既吞噬生命又创造生命，既主动又被动，既在上面又在下面”。（Neumann，1954，p. 10） 它不是婴幼儿期的整体的象征，而是那时的意识特征状态的象征。这种意象描述了婴幼儿期的全能、唯我论和相对缺乏意识分化的本质。

自我发展的第二阶段叫母权阶段。它是以潜意识的母亲占统治地位，即以大母神为标记的。她控制着食物的供给，并用其他方式显示其权力和保护性，强迫自我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纽尔曼认为，在这一阶段，婴幼儿和母亲、自我和非我、女子气和男子气、主动和被动之间其实还尚未分化。父亲和母亲也被婴儿看成是未分化的，不是两个单独的人通过婚姻被结合在一起的。

自我的最早的活动是用侵略性的幻想把自己和母亲区分开来，随后是把母亲和父亲区分开来。这以后，一对一对的对立面才会出现。把融合的东西区分开来，一分为二。纽尔曼认为，造成这种区分是一种英雄的行为。“通过对世界的创造和对立面的区分的英雄的行为，自我从魔圈中向前迈进了，并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孤独的、不和谐的状态。” （Neumann，1954，pp. 114~115） 于是，象征着自我意识的英雄便开始了一次旅程或寻求，他会碰到许多的冲突和斗争。它们代表了成长中一般常见的各种困难。这些困难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成长中的烦恼”，它是一个人在成长中所必经的，虽然以后回头来看，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成年人眼中普通的、可以预料到的事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则可能是激动人心的、令人害怕的和非常重要的。英雄在他的寻求或斗争中要努力做什么？纽尔曼区分出三种心理目标：第一，英雄（自我） 努力把自己和母亲以及母亲般的环境区别开来。

第二，努力辨别和区分出自己的男子气和女子气，并把它们整合起来。

第三，寻求心理功能的种种价值和模式，以补偿和平衡自我所具有的过分定向的和夸张的意识态度。也就是说，为了挣脱大母神的控制，自我不得不以过分强调刻板的男子气的方式来行动，因为，处在大母神的控制下，并不总是一种可怕的经验——个体处在大母神的保护下，可能感受到那种无需负责的令人愉快的漂浮感，对于成年人来说，倒退到这种状态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总之，片面的“男子气”是不可避免的、必需的，因此，它也需要其对立面，即公主式的女性人物或珍宝所象征的“女子气”。

纽尔曼认为，自我的男子气的对立面即女子气，女子气是一种与自我价值相当不同的世界观。他的结论是：把自我和母权世界区分开来的必要性导致个体暂时地失去了灵魂的深度，从而支持着冲突和战争。而当灵魂这一少女——女子气象征着灵魂——与英雄这一自我结婚时，个体便再一次地恢复了平衡，这是因为当英雄拥有了他的新娘，就能够放弃在家庭内的乱伦幻想，并能向家庭外看去，而禁止乱伦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纽尔曼注意到英雄在他的旅途中会碰到帮助他的人，例如，希腊神柏修斯——宙斯和达那厄之子，杀死了女怪美杜莎。冥王哈德斯给予了他能隐身这一礼物；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和道路的神赫尔墨斯，送给他一把剑；掌管智慧、技术、学问、战争的女神雅典娜，给了他杀死女怪所必需的能反射的头胸甲。从柏修斯的观点来看，这些帮助他的人是父母的形象，他们促进了自己的孩子自我的成功发展。因此，单靠英雄或自我的能力并不能征服世界，这对个人的自我英雄主义是一副必要的解毒剂。另外，在现实的生活中，父母也必须明白，孩子不得不长大并离开他们，因此，他们要想办法促进孩子自我的成长，尽管这会给他们带来痛苦。

自我发展的第三阶段是父权阶段，以英雄和国王之间的斗争为标记。纽尔曼认为，这具有不同于英雄与龙或怪兽斗争的意义。这象征着代与代之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之间的一种永恒的斗争。他不承认弗洛伊德用基于性的竞争的观点来解释杀父的冲动，相反，他认为父子冲突的性质是文化方面的。

总之，纽尔曼主要借助对英雄母题的神话的分析来阐明自我意识发展的原型阶段。他认为英雄的主要特征有龙或怪兽、公主或珍宝。前者与母亲原型相联系，是英雄要与之搏斗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自我意识独立出来。后者是一种补偿，它能够矫正自我意识，使之达到更平衡的状态。纽尔曼以英雄作为自我的承担者，认为英雄的力量控制着愿望和塑造着人格，从而使整个意识体系能够“挣脱潜意识的专制的统治”。（Neumann，1954，p. 127） 纽尔曼认为，自我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咬尾蛇的阶段、母权的阶段和父权的阶段，同时自我的发展过程有四个特征：一是自我从集体潜意识中分化出来，以英雄与怪兽或龙的斗争为象征；二是自我的力量得以发展，以英雄得到类似于父母亲的人或神的帮助为象征；三是自我的片面态度得到纠正和补偿，以英雄找到珍宝或与公主结婚为象征；四是自我的不断发展，以英雄和父亲的冲突为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不应认为纽尔曼的自我意识发展的原型阶段理论是在探讨原型的发展，因为这是违背荣格的基本观点的。荣格认为，原型作为先验的遗传的纯粹形式是不会发展的。当然，围绕某一原型的母题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因此，实际上，纽尔曼是以英雄母题的变化来象征和解释自我意识的发展阶段或各种自我意识的风格。显然，在这一方面，纽尔曼确实丰富了荣格的一些思想，填补了空白。

了解了荣格的经典学者的理论贡献，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个典型个案来了解他们在临床上的一些技术特征，虽然这些技术都正是荣格本人所经常使用的，正好体现了他本人的分析风格，但是要知道，正确并熟练地掌握它们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的个案将从梦的分析开始，还要涉及主动想象技术和文化、原型的放大技术。这个个案本身是由安东尼•史蒂文斯（A. Stevens） 在《两百万岁的自性》中提供的，本书作者在《心灵智慧的发现：神秘的梦》一书中完整地提到过这个个案并加以自己的评论和说明。

安东尼•史蒂文斯研究的是一个叫加里的30 岁出头的男性农民的梦。这个梦是这样的：

这是夏末的一个金色的夜晚。空气中洋溢着因庄稼成熟而即将获得大丰收的情感。周围的景色在明亮的夜光下隐约可见， 夜光的强度使我感到像处在超自然状态。我站在我们的农舍后面的院子里， 等待着一个在进行了一天的收割之后从田野里归来的人。

突然我听见一辆拖拉机驶进小巷的声音。 一位老人——我想是我的父亲——在驾驶室里手握方向盘。 当他快要驶近标志着进入农场的那个17 世纪的大石柱时， 我注意到我的叔叔约翰潜伏在附近的一棵栗子树的阴影里。他的手上拿着一把大砍刀， 上面标的日期是英国内战即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的战争的时期， 1642 年至1646 年， 这把刀正常情况下是挂在农场的大厅里的。我惊恐地意识到， 他的用意是想要袭击我的父亲。我试图大声喊叫并向他那里跑， 但是有某种力量使我动弹不得， 我喊叫不出来， 也无法移动。我感到完全无助而又无力， 我极度痛苦地眼看着我的叔叔跳上拖拉机， 把那个老人——现在看来他显然就是我的父亲——从驾驶座上拖下来， 把他扔在地上。然后， 叔叔以令人作呕的残忍手段用刀朝父亲乱砍一气。

“住手!” 我尖叫起来， 但是这句话听起来却不过是我的喉咙里发出的一种“咯咯” 的声音。当我意识到我的父亲绝不可能在这种可怕的袭击中幸免于难时， 一种令人惊骇的悲哀涌上我的心头。

然后我在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天快黑了， 不知怎么她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并试图安慰我。她好像是我的未婚妻， 但比我的未婚妻黑一些， 高一点儿， 年纪也大些， 事实上有点像是我母亲。她告诉我一定不要忘记我看到的事情， 并且用我的一生来加以昭雪。

加里说他醒来后觉得筋疲力尽， 充满了纷乱的情绪。心剧烈地乱跳， 担心要得心脏病了。事情虽然过去了， 但在这一天的其他时间里， 这个梦一直在干扰着他。在对这个梦进行研究时， 分析师首先要求加里进行某种主动想象， 也就相当于继续把梦做下去， 然后要求他对梦中的事件和人物提供他的个人联想。最后， 是对这个梦的文化和原型背景进行放大。

首先是主动想象。打动加里的第一个想法是， 他的叔叔是一位幸存者， 他总是能够证明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理的， 并且做了坏事也不会被追究， 无论事情多么可疑， 因此他是不会坦白认罪或正视他的可怕行动的后果。既然约翰并不知道他的攻击行为已被人发现， 那么， 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把他兄弟的尸首和存留的东西埋在一个不会被发现的地方。

加里说： “我能听见他的声音在说， ‘一个杀人者首先关心的就是处理掉尸首’。”

然后是个人联想。加里的父亲安德鲁是他的同胞兄弟中最年长的， 当加里的祖父在63 岁时在一次拖拉机事故中身亡之后， 作为长子， 安德鲁便继承了家族的农场。安德鲁的弟弟（做梦者的叔叔） 只比安德鲁小一岁， 而且两人之间总是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虽然安德鲁是约翰的兄长， 但安德鲁较敏感， 身材较瘦小， 而且较少攻击性。在他们还是孩子时，约翰便很快学会了利用自己的身材和较强的体力来威胁安德鲁， 他几乎毫不掩饰他看不起哥哥这个事实。另外， 约翰一直是他们的父亲最喜爱的儿子， 当这位老人身亡之后， 约翰对于安德鲁继承了农场而不是他继承农场深感不满。更使他感到雪上加霜的是， 他认为安德鲁完全不应该拥有这个地位。和约翰不同， 安德鲁是非常赞成“绿色种植” 的： 他不喜欢在地里使用化学制品， 对动物的机械化畜牧也漠不关心。相反， 约翰则提倡利用一切最新的科学发明， 使之达到最大的效益和最高的产量， 因为他的父亲给他在农场里留下了一份权益。

分析师：这种家庭冲突对做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加里很爱他的父亲而相当害怕他的叔叔， 但他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他的父亲似乎误入歧途， 而且农场在财政上确实在趋向衰退。当他的父亲和叔叔之间因吵架而怒气发作时， 加里常常就在现场， 后来他逐渐感觉到他的叔叔在争论中正慢慢占上风。然而， 他的父亲却顽固地拒绝退出主导地位。过去，在这两个人吵架期间加里保持沉默不语， 但他越来越觉得他应该介入进来支持他的叔叔约翰提出的某些主张。加里对于这种介入可能会给他的父亲带来的影响深感忧虑， 因此在他的梦中表现出对此深感矛盾。

这个梦显然代表了做梦者的这种矛盾心理。他仿佛认识到， 若站在他叔叔这一边， 实际上就是杀害他的父亲。那把标有英国内战时期的剑反映了在这个家庭内部和在做梦者的精神内部发生的战争的性质。自我瘫痪无力和无法介入， 这可以归咎于每个人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所体验到的实际的瘫软无力， 但也可能象征着在醒觉的现实中加里在面对他的两位长辈的冲突时所体验到的情绪上的瘫软无力。

这个梦是在告诉他， 如果他想通过采纳他叔叔的态度来解决这种冲突， 他就必须做好准备去象征性地杀死他实际的父亲和他内心深处的父亲——与他父亲的态度和人格相一致的他自己人格的那一部分。

那个部分像他的未婚妻、部分像他的母亲的女性人物在本质上是他的阿尼玛。她理解这男性冲突的深刻意义， 并告诉他必须花费毕生的精力来解决它。这是相当真实的。因为当加里的父亲年纪越来越大并且去世之后， 加里将亲自管理，以后还要继承这个农场。在这个梦里也隐含着一种死亡的愿望： 他的父亲在一辆拖拉机上， 而他的爷爷正是死在拖拉机上的。

现在所有这一切似乎都相当清楚和明确了， 大多数学派的分析师都会这样去进行分析， 虽然他们可能会更细致地强调某些方面而较少强调其他方面。例如， 弗洛伊德的信徒们无疑会要求人们注意那把剑是一个阴茎的象征， 指出通过他与他父亲的亲密关系和认同， 他的叔叔约翰却实际上具有比其父亲安德鲁更大的阴茎力量， 并且最后象征着在做梦者的精神中的这种力量。而且叔叔的杀人行为代表着加里心中的杀父心理——他渴望杀死父亲并继承这个王国（即拖拉机的联想）。弗洛伊德的信徒们无疑会以俄狄浦斯情结， 特别是根据加里的阿尼玛和他的母亲之间的类似性来解释这个梦。那么， 一个荣格的信徒会对此补充些什么呢？ 补充一些文化的和原型的维度是不可避免的。文化联想。17 世纪的农舍、大门的石柱和大砍刀都是英国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的内战（1642—1646） 时代的东西。和所有的内战一样它是权利之争： 谁是统治者？ 是国王还是议会？ 奥利弗•克伦威尔砍掉了查理一世国王的脑袋并篡夺了他的权位。克伦威尔的政府最终又被推翻， 国王的儿子复辟，但现在他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君主， 必须经过议会和人民的同意来实施统治。

这段历史为加里提供了一种比喻： 他正处于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君主的过程中， 他将要接任由于他的父亲（国王）和他的叔叔（克伦威尔） 之间的斗争而遭到破坏的王国。原型联想。这种戏剧性事件在神话学中有任何类似的情况吗？ 确实有！ 其中有很多是与此相类似的。最迅速地涌上心头的、几乎是完全类似的神话是关于地狱判官俄西里斯（Osiris——古埃及的主神之一） 的神话。 地狱判官俄西里斯无疑的是最有感染力的埃及主神。他是和平地给人类带来文明的人， 他教给人们怎样种粮食和种植葡萄， 以及怎样制作面包、啤酒和葡萄酒。他建造了最早的城市和庙宇并把所有这些好处都给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世界， 连同给人带来快乐的音乐和艺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通过暴力得到的， 而是通过良好的意愿和榜样得到的。

但是， 这是一个不完善的世界。俄西里斯有一个妒忌的兄弟赛特， 他想要从俄西里斯那里把权力夺过来， 用这种权力来达到他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目的。赛特和一群帮凶一起绑架了俄西里斯， 把他钉在一口木箱里， 扔进了尼罗河。这口木箱被冲到了大海， 并穿越腓尼基海岸的比布鲁斯， 停在了一棵柳树下。

俄西里斯的妻子、他的妹妹爱希斯（埃及神话中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 登场了。她到腓尼基亚去并且找到俄里西斯的尸体。为了骗过赛特， 她把尸体藏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沼泽地里。但是， 有一天晚上， 当赛特乘着月光出去打猎时在那里发现了它。赛特用他的刀对着尸体一阵猛砍， 把它砍作14大块， 然后他把这些尸体碎块扔得散落在很远很分散的地方。爱希斯并没有被战胜。她找回了这些宝贵的身体部分并把它们收集在一起， 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阴茎除外。她把这些部分重新聚集起来， 并且在历史上第一次举行了用药物涂尸防腐的仪式， 使这个被杀害了的神又恢复了永恒的生命。阴茎被那种古埃及的杰德石柱所取代， 象征着永恒的生殖能力。

地狱判官俄西里斯是伟大的个人、人类的一个榜样， 可以把他理解为代表着人类和自性的完整的原型才能。他是我们人类的那种创造性天赋才能的体现， 这种才能把从事狩猎和采集的人类变成了文明化的农学家。他还代表着死亡与再生的原则， 因为他是一种使谷物、藤本植物和树木具有了生命的植物精神。

赛特则完全不同。如果说俄西里斯是旨在提高生命质量的创造性活动的自性， 那么赛特就是贪婪的自我， 为了他自己的贪婪和毁灭性的目的而抢夺俄西里斯的权力。重要的是，赛特并不是自然地生出来的。他是被粗暴地从他母亲的子宫中撕扯开而生出来的。另外， 他长着白皮肤和红头发， 这些都是埃及人所不喜欢的。特别是红头发， 他们把它比作驴皮。因此， 赛特是北欧日耳曼民族外表特征的某种预兆， 他们粗暴地对待自然和本性以满足自己的自我需要。

分析师得出结论：在俄西里斯的神话和加里的梦之间的类似性如此惊人， 因此无需加以评论。这个梦使加里的父亲扮演俄西里斯的角色， 他的叔叔约翰扮演赛特的角色， 他的母亲、未婚妻和阿尼玛扮演爱希斯的角色。这兄弟两人之间的争吵与两种相反的管理农场的方式有关——有机的方式和技术方式——这只不过意味着这种神话已经成为现代的东西了。在这个梦里加里制造了一个当代的神话， 他自己的神话， 是为我们的时代特制的。

加里的父亲和他的叔叔约翰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进一步的神话学上的类比， 是普罗米修斯（“他能够提前预知”） 和他的兄弟埃皮米修斯（“他在事件发生后知道”） 之间的类比。普罗米修斯从诸神那里偷来天火， 以便向人类补偿他的兄弟非常浪费的愚蠢行为， 他的兄弟浪费了诸神送给他的礼物，没有给人类留下多少资源。对于他的这种勇敢的挑衅行为，诸神惩罚了普罗米修斯， 把他捆绑在高加索山上， 派了一只兀鹰每天啄食他的肝脏。他们还送给埃皮米修斯那位漂亮的但背信弃义的潘多拉， 她把死亡和毁灭带给了世界。

这个神话以不同的形式讲述了人类堕落的故事。通过公然反抗诸神， 人类意识到了自然的规律， 并且使这些规律服从于人类的意志。从狩猎的采集为生的状态演化过来之后，人类掌握了世界上所有的商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埃皮米修斯是一个冲动的喜欢寻欢作乐的人， 和赛特一样， 他一点也不关心以后的事。他的格言就是吃喝玩乐， 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死去。

做梦者对分析师释梦的反应：毋庸赘言， 加里从未听说过俄西里斯， 虽然他知道关于普罗米修斯把天火这个礼物送给人类的事， 但他一点也不知道埃皮米修斯在这段悲哀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当分析师向他讲述了这些事情之后， 他显然受到了震动， 在他相信自己还能说话之前他坐在椅子上，有五分钟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个梦以及我们对这个梦所做的研究产生的后果是， 加里对在他自己内部和外部所发生的冲突的全部理解已经被改变了， 使他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向前看， 这超越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所采纳的两种极端观点。这对促进他的个人成长和个性化也有一定作用。分析师的评论：通过把这个梦和神话的背景联系起来，加里就能突然发现， 他的心理内部的这出戏是在一个全球范围内演出的更大的戏剧的一部分， 这种想法使他怀着一种更新了的同情心与他父亲的事业关联起来， 赋予它一种形而上学的、几乎是宗教的强度。在西方文明中， 俄西里斯沉睡在集体潜意识的深处， 这种睡眠如此深沉， 就像是处于昏迷状态似的； 而赛特在集体潜意识中则处于统治地位而且到处横冲直撞。赛特根本无暇顾及永恒的自然循环， 也无暇对它们进行文明化的调整： 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自私自利的需要， 他随时随地暗中破坏一切事情， 根本就不关心生态问题和以后的事。当推土机开进来并在乡间横冲直撞时， 赛特就是开推土机的人。当一千平方英里的雨林就要荒芜时， 赛特点燃了大火。当一大批伊拉克士兵在从科威特撤退的路上就要遭到火焚时， 赛特就在掌握着操纵器。因为赛特把自己放在与自然的规律相及的位置上， 而且和所有真正的亡命之徒一样，进行强奸和抢劫时根本就不考虑后果。赛特是个生态学上的精神变态者， 在我们的世界中他进行着统治。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 赛特是从无私的自性中分离出来的自私的自我。因为我们对环境所做的一切是我们对自己所做事情的一种直接后果。荣格说：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是错误的， 那就是人。”

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 加里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因为他证明了治疗自我与自性之间分裂的一种手段， 这样， 赛特和俄西里斯可能会和解： 我们应当相当严肃地注意我们的梦，梦是自我和自性在枕头上的谈话。这基本上是一种炼金术的谈话， 因为梦是我们心理生活的原材料。在意识与潜意识、个人与原型的相互作用中， 出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转变， 对精神整体性的追求也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在夜晚的景物基础上注意这类对话能够改变我们如何看待我们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我们如何对付我们周围的世界。（施春华， 2004， pp.73~80）

本书作者现在的评论和说明：此例很好地说明了对梦如果只从做梦者的个人生活经验的角度加以分析——通过做梦者的联想或再加上主动想象——那么只能得出因果决定论和还原论的解释，它们必然是神经症的。对此，梦和清醒时的意识都不能告诉做梦者将如何做才能走出困境。而如果对梦进行文化历史的和原型的放大——这并非牵强附会，同样是严格地依据梦的意象进行联想，尽管不同的分析师可能采用不同的神话——那么，个体的梦就能够和人类历史和神话原型的世界相联系，个体能够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梦和内心的困扰：他会理解在自己内心隐藏着的神经症式的冲突的背后——在这个例子中是俄狄浦斯式的杀父冲动，是陷入个人的矛盾情感的冲突不能自拔——还有一个更广大的精神深层次的存在，后者具有完全不同于个体精神的客观性、必然性、意义性和创造性，从而，不仅能缓解个体因神经症式的冲突而造成的内心的情绪紧张，而且，能从内部和深层改造个体的人格，使其和现实形成创造性的合作，而不是消极地对抗或妥协。这正体现了荣格式的梦的分析的主要意义！

三、反荣格的荣格学者

塞缪尔斯认为，那些对荣格提出明显的反对意见的荣格学者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原型学派。他们的特点是在理论上强调原型意象的定义，在临床实践上强调对高度分化的意象的研究。戈登伯格称之为“第三代荣格学者” （第一代是荣格本人，第二代是经典学派的成员），认为他们区别于经典学派的突出特点是感到自己不必对荣格负责，尽管他们也承认受到荣格的影响。

原型学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希尔曼。希尔曼（1926— ） 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被许多人认为是当代文化的最激进的和最富于创造性的批评家之一。他出生在亚特兰大，二战期间在美国海军医院工作了两年。二战结束后，他到巴黎大学文理学院以及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他在苏黎世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1959 年完成了作为荣格式分析师的训练，同年成为探讨研究所（Institute ofStudies） 的主任，任该职务十年。1970 年，他任《春天》杂志的编辑，该杂志致力于心理学、哲学、神话、艺术、人文科学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当成为达拉斯大学的研究生院的主任时，他来到了美国。他的工作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心理学、哲学、神话、艺术和文化的研究。他的开辟新天地的书《重新看待心理学》在1975 年获得普利策奖， 《灵魂密码：对性格和感召的寻求》在泰晤士报上名列排行榜上最畅销书近一年。他的著作总是批判心理学和文化论坛上经常是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还原主义的观点。他主张在心理学和文化中必须给心灵一个有权利的位置，这主要是通过想象、隐喻、艺术和神话来实现的。他把这叫做灵魂制造，该术语来源于英国18 世纪末浪漫诗人济慈（J.Keats）。

希尔曼和苏黎世的其他一些荣格学者在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初创立了所谓的原型心理学，这是对荣格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的一种严肃的批评、发展和完善的结果。希尔曼等人创建这一学派的初衷是为了反对荣格思想中那些不必要的形而上学的假设和一些荣格学者傲慢、机械地照搬荣格的一些原则。它属于一个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派，即主张在现象学的立场上，反对原型的实体的概念，只承认原型意象的存在；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上，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坚持把自我等同于意象之一，并且，以这些根本的立场和态度来“重新看待”荣格心理学中的各个方面。

美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亚当斯（M. Adams） 指出：虽然原型心理学目前还只有大约25 年的历史， 但是它对“重新看待” 荣格式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重要的观点。它的最大贡献可能是在文化中和分析中都强调了想象。在这一方面，它修正了传统的荣格式分析中的每一个意象。（Young-Eisendrath， Dawson， 1997， p.116）

原型学派对分析心理学的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重新看待原型的独特的视角。这些视角包括：一是承认“原型的”，而拒绝“原型”。原型学派拒绝了名词“原型”，但是接受了形容词“原型的”。希尔曼认为，将荣格的原型和原型意象之间的区分比作是康德的物自体和现象之间的区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看，个体在心理上所遇到的一切都是意象，即现象，没有新康德主义的范畴或物自体，只有现象或意象，而它们可能是“原型的”。希尔曼认为，原型的意象不是一个范畴，而只是一种考虑问题的方法——任何意象都可能被认为是“原型的”，将一种意象认为是原型的，即认为它具有典型性，或者希尔曼宁愿用“价值”一词来表述。而荣格则认为，对原型只进行图象式的描述会不可避免地屈从于形而上学的具体主义，因此，原型不能被等同于一个图像，它似乎必然地具有质的方面，而这又是根本不可能被描述的，除非是根据具体的现象来描述。当然，许多荣格学者都不赞成原型学派对术语“原型的”的这一后荣格的、后结构主义的用法，他们认为应该保留“原型”这一术语，并继续沿用荣格对它的定义。简言之，在原型心理学家看来，原型的意象是主观的，因为它存在于主体的眼光中；又是客观的，因为它存在于想象当中，而想象最终不能被还原为主体内部所固有的任何东西， 它是一个超越的维度（Young-Eisendrath， Dawson，1997，p. 104）。

二是主张想象就是现实和意象的不可还原为外部的客体。希尔曼喜欢用“想象的心理学”作为“原型心理学”的同义词。他认为，想象就是现实，“想象的”不是“虚构的”，后者意味着是“非真实的”。希尔曼认为，想象的与外部的现实一样真实，或甚至比外部现实更加直接地是真实的。这一观点和荣格对“主动想象”的做法所规定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是希尔曼把想象等于现实的观点用于所有的意象，而不只是那些在主动想象中出现的意象。想象的心理学的座右铭是“贴近意象”，贴近意象就是紧扣住这一现象，而不是像例如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样对它进行自由联想，因为这可能导致偏离这一现象。弗洛伊德认为，意象不是像它表面上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实际上隐藏着另一个东西。而荣格和希尔曼都认为，意象正是它显示出的那样，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心灵为了表达它的主张，从个人经验的所有可能的意象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意象以服务于一个相当具体的隐喻的目的。在想象的心理学中，分析技术能促使意象增多，它严格地贴近这些意象，并对它们的性质和隐喻进行描述、说明。贴近意象的方法会激起越来越多的意象，并鼓励个体密切地注意这些意象，以对它们进行质的描述和阐明其中隐喻的含义。作为一名想象的心理学家，他必须是一个意象主义者、一名现象学家和一个隐喻家。希尔曼还认为，意象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还原为外部现实中的客体。想象不是次级的和派生的，而是初级的和构成的。一个意象并不必然来源于或精确地对应于外部现实中的客体。荣格在讨论心灵意象时，持一种相似的观点，把意象看成是对客体的主观的关系，客体仅仅是传送主观因素的一个方便的“中介”。例如，当荣格释梦时，他倾向于把梦中的意象看作不是与外部现实中的客体相关的，而是主体人格的一些方面的反映。他认为梦更多的是反映自身的，较少是关联外部的。希尔曼不同于荣格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想象有更多的自主性。简言之，希尔曼在认识论中把想象和现实等同起来，主张意象是不可还原为外部客体的，这是他把荣格关于原型的现象学观点贯彻到底，抛弃了其中的经验主义的残余的结果。

三是反对强调主体性和意象源于主体，发展了交互主体性的观点。希尔曼反对他称为的对主体性的一种紊乱的强调。他不相信意象和客体之间的不相宜只是因为有主观因素在起作用。想象的心理学家既不把意象还原为外部现实中的客体，也不把它还原为主体人格的一些方面。希尔曼认为，想象是真正自主的，独立于个体，超越了主体。交互主体性是胡塞尔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交互主体性是指诸主体之间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使人们公认有一个客观的世界超越地存在着，而这个意义上的“客观”被现象学规定为“交互主体的可涉及性”，即：这个“客观”是各个主体都可以涉及的，在康德哲学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针对所有主体普遍有效的。在对真实经验或亲身经验以及在其中所包含的对陌生主体性之同感的现象学分析中，先验的交互主体性原则得以贯彻。它意味着，在每个自我中都蕴涵着他人，并且这个蕴涵构成了客观世界的意义。胡塞尔提出交互主体性理论的目的，在于使先验现象学摆脱唯我论。

希尔曼对主体性提出质疑，因为它占有欲太强了。他认为，意象并非来自主体，而是来自于想象，主体只是一个必要的中介。这里的“想象”一词是在“构想的”意义上使用的，表明一种知觉或存在的模式，并不表示一种评价，它是指处在身体的感官印象和发展起来的认知（或精神性） 之间的真实的秩序或者一个恰当的层次，是原型意象的所在地， 属于交互主体性的领域。显然，这里原型心理学家提出反对意象源于主体和提出交互主体性的观点是重要的，如此就可以说明集体潜意识的“客观”来源，避免把集体潜意识看成是纯粹主观的幻想。

四是把自我相对化。在荣格的整个理论中，自我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心灵中唯一有意识和能够将潜意识内容加以同化或整合的部分。在荣格式分析中，分析的目的就是使自我与自性建立联系，从而促进个性化的进程。与荣格不同的是，希尔曼认为，分析的目的是由想象而使自我相对化或者去中心化——它表明自我也是一个意象，且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意象，而仅仅是和其他许多意象重要性程度一样的意象之一。例如，当自我作为一个意象出现在梦或主动想象中时，它倾向于不谦虚地、甚至傲慢地假设自己是心灵的全部或至少是中心，而实际上它只是心灵中的一部分。希尔曼认为，为了说明所有的意象的相对性，实际上有必要使自我变得谦虚一些，但不是羞辱自我，而是去揭露自我的欺骗或偏见。希尔曼在这里提出要使自我相对化的理由是自我通常的不恰当的态度——自我与自性认同。荣格称之为人格的膨胀，因此，这正是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换句话说，希尔曼的观点是，人格的发展固然要增强自我，指意识和潜意识的整合、意识内容的增加，但是必须首先承认自我对心灵中的大部分是无知的才是有可能的。可见，希尔曼提出自我的相对化的思想与荣格的勿使自我与自性认同、以避免人格膨胀的观点是一致的。按照荣格的观点，自我似乎不应该与其他意象直接比较，因为，它要整合其他的意象。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荣格的这一看法会不恰当地抬高自我，因为人格的膨胀和自我的整合潜意识的功能是不同的两回事。因此，希尔曼在提出自我的相对化的观点时，似乎犯了混淆人格膨胀的概念和自我整合潜意识功能的概念错误。也就是说，像希尔曼认为的那样，自我的确只是众多意象中的一个，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把自我相对化，自我因其是唯一有意识的心灵的一部分和它要整合潜意识的功能，因此似乎永远是重要的。

五是主张意象和想象，反对象征和解释。荣格认为，原型的意象是一种象征，因此，对它的意义的澄清和放大必须借助于文化解释学。他注意到，在梦和主动想象中，许多意象是以人格化的方式出现的。例如，他在“正视潜意识”中，以利亚和莎乐美在他的主动想象中出现。他认为这两个人格化的意象代表了两个原型：智慧老人（逻各斯） 和阿尼玛（爱洛斯）。他立即把这些人格化的意象还原为先验的范畴。

但随后，他又对这一观点持一种重要的保留态度，也就是说，认为如果把那两个人物说成是逻各斯和爱洛斯的人格化，就是太过于理性了，更加有意义的是让它们就像在那一时刻的样子那样，即它们是一些事件和体验。因此，荣格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理性化，另一种是体验化。希尔曼坚持强调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他认为，理性化或使意象典型化太过一般和抽象了，而体验化则是特定的和具体的。想象的心理学的现象学方法不是一种解释的或解释学的方法，因为解释学不可避免的是还原主义的，解释就是对想象的意象的概念化。例如，把在一个梦中梦见的一位特定的妇女还原为抽象的阿尼玛的概念。再如，荣格常把水看作潜意识的最常见的象征。但是，希尔曼警告要避免把梦中的水，如洗澡塘的水、游泳池的水和海洋里的水，作为潜意识。他主张个体要注意具体意象的具体性，如对“一个梦中的水的种类”进行现象学的注意，注意到水可以有深、浅，清澈透明、肮脏浑浊，固体、液体或气体等各种特点，这表示了不同的隐喻的含义。这也和弗洛伊德形成对照，弗洛伊德认为，分析是要从海洋（本我） 中收回陆地（自我），而希尔曼认为，实际上，出现在梦中和主动想象中的意象，它有着无限多种可以描述的性质，不要将其概念化或理性化。这个主张其实是符合荣格的原意的，有助于消除许多荣格学者的过分依赖象征词典的弊端。他们将丰富具体的意象与少数几个象征涵义固定地联系起来，结果确实犯了与弗洛伊德同样的错误——荣格曾经批评弗洛伊德的态度是非象征的，因此意象在他那里不是象征，而是记号，他犯了还原主义的错误。而许多荣格学者们把象征作为固定的涵义，实际上就是杀死了象征，同样是犯了还原主义的错误。

总之，以希尔曼等为代表的反荣格的荣格学者其实在很多方面是符合荣格的原意的，因为他们和荣格一样都是现象学的，不过，他们的现象学的和后结构主义的立场比荣格要更加一贯，荣格还保留了一些经验主义的残余。原型心理学主张重新看待心理学，实际上使人们更加看清了分析心理学的哲学基础以及它与后现代社会的紧密联系。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典型的个案来看看原型心理学家是如何重视那一个个的心灵意象的。该例子是由M. 斯坦因在《变形：自性的显现》中提供的一个患者的梦和简单的解释，本书的作者在《心灵智慧的发现：神秘的梦》中已经完整地提到了，这里还要再加上一些简单的评论和说明。

一位35 岁的女性曾经来到我的办公室， 讨论一些近期的梦。使我惊讶而且也让我永远感激的是， 她告诉我了一个关于那样深度的变形以致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梦：

我正沿着一条路步行， 心中闷闷不乐。突然我跌倒在一块墓碑上， 在它上面看到了我自己的名字。起初我受到震惊，但后来奇怪地释然了。我发现自己在力图把那尸体弄出棺材，但认识到我就是那尸体。因为没有东西留下来让身体再保持在一起了， 要把我自己维持在一起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我走过棺底， 进入了一条又长又黑的地道。我继续着，直到来到一扇小的、很矮的门为止。我敲门。一位极老之人出现并说： “你终究来了。” （我注意到他正在搬弄一根有两条蛇面对面盘绕着的柱子。） 静静而意志坚定地， 他拿出一码一码的埃及亚麻布， 把我从头到脚包在里面， 使我看起来像一具木乃伊。然后他把我挂在低矮的天花板的许多钩子中的一只上面吊起来， 并说： “你必须做一个病人， 它将要花很长时间。”

茧房里暗无天日， 我的另一边呈八字形。

与此同时， 我看到那老人坐在一扇窗前， 看着流逝的季节。我看到冬天来了又去； 然后是春天、夏天、秋天， 再又是冬天。许多季节次第而来。房中别无他物， 只有我在这茧房中， 与蛇、那老人和面向季节开放的窗户相伴。那老人终于打开了茧房。有一只湿漉漉的蝴蝶。我问道：

“它很大呢， 或是一只小东西？”

“既大又小，” 他回答说， “现在我们必须到阳光房去，以便把你弄干”。

我们来到了一间顶外有一个圆形坑道的大房间。我躺在这房屋下面的光圈上以便变得干爽， 而那老人则监视着这一进程。他告诉我不要想过去或将来， 而“只要在那儿并保持平静就行”。

最后他把我领到门口并说： “当你离开时， 你可以四处行走， 但你仍将生活在中间。”

现在这蝴蝶飞上了空中。然后它又降到地上， 落在一条烂泥路上。渐渐地， 它长出了一个女人的头和身子， 那蝴蝶被吞并了， 我能感觉到它在我胸中。

斯坦因对这位中年妇女做了此梦后的情况作了简要说明，并给予了简单的解释：

梦见变形为一只蝴蝶的人经历了她中年生活期的变形，这部分靠回到学校和接受一个职业身份， 部分靠建立一些新的个人关系和改变旧的个人关系， 但最主要则是靠学会信任她的潜意识和按她深层次存在的精神本性生活。她能够与荣格称为“超越功能” 的东西——意识和潜意识过程间的联系——搭上界了。 一个新的生命形式通过这动能交换产生出来。这动能交换吸纳了一些过去的东西， 抛弃了别的东西，使潜在的意象和结构脱离了潜意识中原始的潜能之海， 并将这种种成分聚集到一个成年期新的成熟形式中。这是后来个人整个余生将要经历、深化和予以丰富的形式。我相信， 这个梦比任何种类的概念化语言都能更好地说明这一过程。

斯坦因指出， 这个例子是他在1983 年时就写进了一本书中的， 之所以再次转记这个梦， “是因为在现代心理的个人复现中， 它是一个关于人的变形和蝴蝶的变形之间古老和无所不在的相似类比的给人如此深刻印象的例子”。（施春华，2004， pp.158~159）

显然，原型心理学家在分析中会提醒患者注意梦的意象，在这个例子中，它确实是如此的生动，是她的潜意识心灵为她制造的神话。用毛毛虫到蝴蝶的变形来比喻人生中从成年阶段向中年阶段的转变确实是非常生动、非常贴切的，这个神话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因此，分析师无须太多的还原的解释——是否告诉患者她的梦中的极老的老人是智者原型的象征、蝴蝶是自性原型的象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提醒患者注意并记住这个梦的生动意象，这就会让她感受到来自心灵内部的力量。这种深深的铭记包含着内心深深的感动，会驱动个体坚定地朝着转变的方向前进，而不是退回到毛毛虫阶段，即永远长不大的不成熟的阶段。

四、“新的” 荣格学者

塞缪尔斯认为，那些在理论上强调人格的发展、在临床上强调对移情和反向移情的分析的荣格学者实际上是发展学派。根据G. 阿德勒的看法，它属于“新的”荣格学派，即试图通过吸收和整合精神分析的概念来修正荣格的一些观点。而它吸收的主要是美国的埃里克森的观点和英国伦敦的客体关系学家克莱因和温尼科特等人的观点。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员都在英国伦敦。

荣格和他的直接追随者们所详细阐述的分析心理学没有很关注早期婴儿和儿童期的发展的深度心理学的方面。他们也没有太注意理解在咨询室内的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而弗洛伊德和其追随者们则进行了一种想象性的跨越，即把两个研究领域联系起来：一方面是发展的早期阶段和心理的状态，另一方面是移情和反向移情的性质——并把它们包含进精神分析的理论中。尽管荣格仍然提出了一些关于早期发展的观点，并且很早就一直坚持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性。

这些方面之所以对荣格和一些荣格学者缺乏吸引力的原因是，他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研究创造性的和象征的活动以及集体的和文化的追求这一丰富的和吸引人的领域。但是，荣格学者感兴趣的这些活动其实也植根于早期发展的领域，因此，对这些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是分析心理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正如英国著名的荣格学者所罗门指出的：

由于分析心理学缺乏对临床的和理论的传统的两个重要方面——早期的心理发展阶段和移情、 反向移情——的研究，导致它没有兴趣借助于对移情的分析而理解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 分析心理学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相当贫乏的。如果分析心理学要继续发展， 要在心理治疗的职业中使人信赖， 占据重要的地位， 那么它就必须修正这一不足。荣格对于理解心灵的前瞻的功能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包括提出自性的原型）， 心灵的前瞻功能是基于成长和转变的辩证法的一种观点， 但是， 由于缺乏一个关于早期心理活动的历史的和起源的理论作为基础， 因此他的观点很可能是有局限性的。（Young-Eisendrath， Dawson， 1997， pp.119~120）“新的”荣格学者以M. 福德汉姆为最主要的代表。M. 福德汉姆（1905—1995） 生于伦敦，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少数几个分析心理学家之一。在他的工作生涯中，除了是一个分析师外，他还从事了对分析心理学的传播和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其他工作。首先，以他为主，于1946 年在英国创建了“分析心理学协会”这一著名的荣格式组织，这个协会是最早提供荣格式分析的培训的，荣格本人担任主席。在协会刚开始的9 年中，它发展到共有40 名成员接受荣格式培训，其中22 名为医生，包括10 所医院、3 所精神病专科医院和儿童指导诊所的代表。在后来的发展中，协会遇到了困难，一些成员感到他们的方向不是荣格兴趣的主流，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又是M.福德汉姆站出来力挽狂澜，指导协会避免走入绝境。到1994 年，分析心理学协会共有140 名成员（40 名为培训师），是一个兴旺的教学和培训的组织。其次，在分析心理学协会，M. 福德汉姆亲自设计对儿童和成人进行分析的分析师的培训内容和要求，他既是儿童分析师的培训师，又是成人分析师的培训师。再次，二战后，M. 福德汉姆通过他在英国心理学协会医学部的论坛传播荣格的思想，使许多临床医生了解荣格的思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此是陌生的，或者，尽管能看到荣格著作的英译本，但是出于对弗洛伊德的忠诚而没有阅读。这一论坛很有价值，它使荣格的思想占据了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一样的地位。最后，M. 福德汉姆是《荣格文集》的编辑之一，这一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他对编辑工作的细节非常精心，就内容、意思、翻译和标点向荣格澄清，但是却保留了荣格写作的“自由联想的” （散漫的） 风格。他甚至对荣格的一些论文向他提出了修改意见，例如荣格的共时性的论文，他先向统计学家寻求意见，后给荣格提出详细的建议，告诉荣格该如何修改而使之完善，这些意见的大部分都被荣格所采纳。他也是《分析心理学》杂志背后的激励力量，他担任了首任编辑，做了15 年，建立了严格的科学传统。M. 福德汉姆本人也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著述，主要的作品有：《童年期的生活》（1944）、《分析心理学中的新方向》（1957）、《客观的心灵》（1958）、《作为个体的儿童》（1969，是《童年期的生活》的修订版）、《自性和自我中心》（1976）、《自性的探索》（1985）、《一个分析师的产生过程：自传》（1993）、《作为个体的儿童》（1994 年，修订版）、《无防御的领域》（1994，论文集） 和《分析师—患者的相互作用》（1995）。

M. 福德汉姆对分析心理学的最主要的贡献是把自性原型和婴儿期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提出了关于自性原型的新的观点。M. 福德汉姆受到克莱因、温尼科特、拜昂（W. R.Bion） 和其他研究客体关系的人的思想的影响，并受到分析心理学内部对婴儿进行观察和讨论的研讨小组的影响，以荣格的原型理论为基础来看待婴儿的发展，从而在他的临床工作中推论出原初的自性或原初的整合的观点，这是对荣格描述的自性概念的重要修正，使自性以婴儿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从先验的自性一下子跳到人生后半期的个性化。原初的自性是胎儿就有的。婴儿一出生时，原初的自性是包含着婴儿的原初的心身统一体这一独特的同一性，同时包含着以后的发展的全部潜能。婴儿通过不断地遭遇到环境，从内部或也无所谓内外——因为原初的整合是尚未分化的，也就没有内外之别——开始了所谓的分裂，个体逐渐地获得了一些体验，这些体验在连续的再整合中，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后，构建成这个人的独特的自性。因此，M. 福德汉姆也假设了一个不同于原初的自性的自性，即再整合后形成的自性。

无疑，再整合后形成的自性来源于原初的自性，但是又包含着个体的后天经验的影响。不过，先天和后天、经验的发动者和经验的接受者、本能和精神、内部经验和外部经验等，都被包含在这一整合后的自性当中。而且，分裂和再整合的过程贯穿着人的一生，所以，自性是不断地形成的，这意味着个性化从婴儿期开始，并持续终身。

M. 福德汉姆描述了原初自性是如何分裂的或者说自主地分成几个部分。由于与环境的接触，原初的自性每一部分活动着或被驱动着，随后通过心理消化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发育和成长——如睡眠、思考等对经验进行重新整合。更具体点说，可能因为婴儿饿了（他哭喊） 或看护者已经走进了他的领域（母亲向他微笑并与他讲话），婴儿原初自性的一个方面便从内部汲取了能量以接触外部的环境。这种母亲和婴儿的交流在早期是经常发生的，并可能具有各种性质，例如，可能婴儿吃奶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或母亲是富于同情心的、注意他的；或者婴儿吃奶的需要未得到满足，母亲很冷漠，缺乏同情心。这些不同性质的早期经验被重新整合进自性，随之矫正了自性的结构和储存库，导致自我发展起来，自我是从自性中分裂出来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M. 福德汉姆认为，婴儿的发展具有生理的、心理的和情绪的内容，自性积极地参与到其自身的形成中，使其潜能在时间中得以实现，同时使它适应于由环境特别是看护者提供的条件，包括多样性的或不同性质、内容的经验。这样就将荣格关于自性的理论扩展为原初的自性和再整合后的自性，并把（再整合后的） 自性作为一个发展的概念来使用。它假设了在生命开始时就存在一个初级的或原初的自性。它包含着所有固有的、可能被个体所表现的原型的潜能。在适当的环境中，这些潜能开始了从原先的潜意识整体中分化的一个过程。它们在外部世界中寻找对应的东西。结果婴孩的积极的原型潜能和母亲对此的反应二者“配合”，重新整合为一个内在化的对象（自性）。分化和再整合的过程贯穿于整个一生。并且，发展学派假设了在婴孩期，由分化所造成的激动程度需要婴孩在较长的睡眠中才能被再整合。慢慢地，在分化中形成的自我的碎片聚集起来形成了自我。据说初级自性有它自身的防御组织，从婴孩的观点来看，当出现某种环境的缺失时，防御功能的运作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防御功能保护着自性，不仅使它免遭外部攻击和烦扰，而且也使它免于由于一种不可控制的焦虑而产生的破裂的恐惧，焦虑则对应于期待未被满足和被体验为是攻击的剥夺。自性的防御机制如果能被适当地使用是正常的，反之，则会造成病态的自恋或孤独症。

总之，“新的”荣格学者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受到了来自精神分析的影响，主要是来自英国的客体关系的理论家思想的影响，并受到了来自分析心理学内部的研讨小组对婴儿的观察和讨论的影响，不仅逐步形成了关于自性的新的观点，也对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些新观点对于弥补荣格的自性概念缺乏与早期的联系，以及荣格的晚期分析风格或典型的分析风格相对重视放大阐释而忽视儿童早期的还原分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典型的个案来看看“新的”荣格学者在治疗中是如何运用各种技术的，特别是他们重视对移情和反向移情的分析。这个个案是由塞缪尔斯在《荣格和后荣格学者》中提供的，本书作者在《心灵智慧的发现：神秘的梦》中曾经完整地提及过，这里再增加一些简单的评论和说明。D 来找塞缪尔斯看病时， 28 岁， 未婚。她说她主要的问题是过度地害怕会出什么事情， 以致于会呕吐。她的恐惧是从9 岁时就开始的， 虽然她从未真正生病。在首次见面时，她抱怨说她的生活没有方向感， 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完成任何计划， 描述自己是个“中年的颓废派”， 屋子里堆满了象征被遗弃的破烂东西， 如一组算命用的纸牌、一把吉他、一柄船桨等。而且， 她承认自己幼稚、感伤， 易于沉湎在幻想中而不是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她用“易受伤的” 一词来描述她是怎样对其他人施加影响的。她必须给人一种值得同情的、好哭泣的依赖他人的脆弱的印象。当其他人趋向于满足她的愿望时， 这一影响效果特别有威力。因此， 易受伤更准确地说是她的全能幻想的一种表达。

她从外表上看像个男孩子似的， 身材苗条、特别瘦。她走起路来非常精确， 像个机械的玩具娃娃； 在躺椅上， 她常常是僵硬地躺着； 她的衣着也不同寻常， 典型的服装是一件剪短的男子的工作外套， 外面再罩上一件20 世纪60 年代的旧的小衣服， 配一条黑色的丝质领巾和一双惠灵顿的长靴。她不化妆、不戴首饰， 卷着自己的雪茄， 吃着能益于长寿的 素食， 读着荣格的书， 恨着伦敦。她像是一个避难者。

D 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小的， 她母亲生她时已经年过40岁了。D 的母亲死于乳腺癌， 当时她只有13 岁， 几年后她的父亲再婚。在童年期（和进入成年生活中）， 她体验她的父亲是一个支配性很强的人， 他性格暴虐、精力旺盛、知道什么东西最适合他的孩子。D 总是觉得父亲对生活的态度是用禁止干什么来表达的， 这使父女之间有很多的冲突， 特别是在母亲死后， 冲突的中心是她在学校应该选学什么课程、她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她的约会将如何选择， 诸如此类。

对此， 塞缪尔斯暗自分析道： 父亲的形象如此刻板， 似乎是消极的原型的父亲的一种表征。母亲的死亡建立起一个原始的象征等式： 女性的= 死亡。青春期的恋父挣扎和母亲恰好在此时的去世正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恋父杀母的幻想的实现。她失去了一个可以作为角色效仿的人、一个通向成年女性的性欲的知己或向导。

D 感到父亲希望她以艰苦的工作为理想， 因为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所以特别希望她在技术或实用的领域工作。她被迫放弃了舞蹈和艺术。并不使人奇怪的是， 她坚持努力要当一名演员， 她在大学里学习的是艺术。她的专业选择可以被看成是对权威主义的父亲意象的一种过于坚决的反应。

因为D 在母亲去世和离开家上大学之前， 实际上是单独和父亲住在家中的。因此， 塞缪尔斯认为， D 对父亲的完全是消极的描述反映了有否认的防御机制在起作用， 把父亲描述为是不可爱的， 就可以阻止她的积极情感的出现。这是源自乱伦冲动的一种潜意识的逃避行为。

D 对母亲的体验是， 她是能干的， 但是不吸引人， 并称她是“农家院里的母亲”。塞缪尔斯认为， 这反映了D 在母亲去世之前没有与母亲建立起一种个人的关系。她真正的母亲在活着的时候， 没有成为那种能引起有威力的、慷慨的、农业的“女神” 的媒介。一个农家院里的母亲只对于动物和婴儿来说是非常优越的， 因为她能供给营养。而且她也不很性感。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专横傲慢的、吝啬的、缺乏性吸引力的母亲的意象。

从一开始， D 就对分析的结构感到不高兴， 她认为每天分析的那段时间， 都是塞缪尔斯在表现无限的权威。她就分析约见的时间、费用和目的与他争论。

显然， 这是D 对塞缪尔斯产生了消极的移情反应。在她的移情幻想中， 塞缪尔斯既是农家院里的母亲， 也是暴虐的父亲， 而她自己则被迫扮演了一个小女孩的角色。虽然在分析前她是压抑的、退行的和对陌生环境恐怖的， 但是在移情幻想中， 她认为是塞缪尔斯造成了她的问题。

D 曾经说她之所以选择荣格式分析是因为它的宇宙论的观点， 它是向上的和扩展的， 并且因为分析家是较不冷漠疏远的， 甚至能成为及时的朋友。

塞缪尔斯认为， 她的意思是她不喜欢弗洛伊德对性的强调。无疑许多人选择荣格式分析是希望避免对本能的材料的分析。她认为， 在荣格式分析中需要强调的是“平等”， 因为她感到自己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平等， 她被未被整合的优越感和自卑感所撕扯。

然后， 她做了第一个梦：

我正站在威尔士的一座被毁掉的农舍前， 打算重建它。我认识到这不会像我想的那样容易， 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如用钻锤测查是否垂直或布置电线。我向上看， 看到在远处的小山上有一座电站。我觉得虽然这座电站是丑陋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 它对解决这个问题是会有帮助的。电站有两个大的烟囱。

对于这个梦， 塞缪尔斯基本上从主观层次进行解释： 测是否垂直， 与她的呕吐恐惧相联系； 毁掉的农舍与她的自我意象相联系； 不容易实现是她自我解释的， 并与分析工作相联系； 她意识到讨厌所有的工业产物和梦到一座会有帮助的电站的事实之间的联系是潜意识产生的补偿的一个例证——她将不得不用到她意识中不喜欢的东西。

此后， 她在一段时间内变得较易于合作。但是， 她不承认那两根烟囱象征了分析师的乳房的客观解释。

在后来的九个月里， D 同塞缪尔斯在控制她的幻想作斗争， 她采取了反复不来的方式， 其高潮是有三个星期她与一个刚结识的男友到威尔士的农庄度假。而这一时间刚好等于分析师不久前的度假时间。塞缪尔斯对此反应是感到很不舒服和被抛弃了。

三周过去了， 没有任何的联系。最终塞缪尔斯打电话到D伦敦的寓所， 得到了她在威尔士的地址， 并写信给她要她作出一个解释。然后塞缪尔斯接到了一张前面是一只羊的明信片， 她还写了一行字， 说她不知道何时回来。塞缪尔斯立即写信努力设置一些限制， 说如果她不立即返回， 那么就将不得不终止分析。结果， 她立即返回。

显然， 这里起作用的是反向移情和移情。借反向移情，塞缪尔斯可以理解D 的感受， D 觉得自己是在报复她所觉得的塞缪尔斯的残酷。而D 也需要塞缪尔斯这样的感情作为她理解自己的父亲的心态的线索。D 被塞缪尔斯的态度激怒了。D 回来后告诉塞缪尔斯， 那只羊象征了她对自己的生活的全部感受。以一种驯服的方式等待人们告诉她做什么、怎样生活。换句话说， 她去威尔士是去打开、爆破或“改变” 她自己的那种意象——同时也是报复。 因为塞缪尔斯不久前的去休假让D 觉得自己是被他抛弃了。报复是她的行为的转变方面的阴影。

D 与塞缪尔斯的斗争从试图获得“平等” 变为试图改变或促进他的生活。她想要使他行动起来， 离她更近一些。她幻想自己和塞缪尔斯之间应该用社交的眼光看着对方， 一起去公园或乡村。她把这些幻想称为是对他的“滋扰”。也就是说， 她把自己变成了塞缪尔斯的造反的阿尼玛， 但不是一个潜在的情人。

她梦见：

自己去看一个卧病在床的医生。他请求自己留下。然后， 她记起了当她的母亲去世后， 她的父亲是如何的孤独和伤心。她又幻想塞缪尔斯生了病， 虚弱不堪以及他个人的创伤。

这里塞缪尔斯以受伤的治疗者的装扮出现， 但这也是D个人移情的显示， 假定这是她童年期的记忆。说明分析正在接近被压抑的俄狄浦斯情结材料——她能在梦中“处理” 它。塞缪尔斯没有把这解释成乱伦的行为。

对D 来说， 内部对她的控制是极难摆脱的， 因为她难以面对在她与塞缪尔斯斗争背后的内部的空虚的情感。她的日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一本厚厚的日记， 她已经记了许多年。日记上记的事情是塞缪尔斯不知道的， 但是她确信他知道。塞缪尔斯认为， 问题是， 如何向D 指出这一点， 但是又不阻止她继续写日记。D 提议塞缪尔斯读她两年半前刚开始治疗时记的日记。他接受了。

塞缪尔斯认为， 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她在人际关系中产生的生产性和慷慨性的首次表现。也说明了个人界限的界定。同时， 这也是她通过显示她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在与塞缪尔斯关系之外的而防御性地逗弄他。

日记中记述的大多是关于D 与男性的关系的。她总是把男性理想化。在青春期， 她已经构造了一个完全是虚幻的男性的形象。他是一个诗人、有钱， 但又是个天才和诸如此类。她会与他谈“所有的神秘的东西” ……但却不与他睡觉。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精神化的） 阿尼姆斯的意象的投射。但这也是她的自我处理潜意识的人格化的第一次提议。在这里，塞缪尔斯觉得没有必要找到神话中对应的人物Apollo（阿波罗， 太阳神、美男子） 和Artemisn（阿耳特弥斯， 月神与狩猎女神） 来放大。

几乎就在这不久， D 看了Ken Russell 的电影《野蛮的救世主》。这是关于一位年轻浪漫的雕刻家Heri Gaudier， 他深深地爱上了一位比他大的妇女Sophie Brzeska， 作为两人亲密关系的一种信号（不是性关系）， 两人决定在各自的名字中加上另一个的名字； 因此， 这位艺术家就叫Gaudier-Brzeska。D 在告诉分析家这部电影的内容后， 说她已经猜出了电影中两人的关系， 她说这适用于她自己的生活。这种关系是“理想化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性的、乱伦的和被注定的”。塞缪尔斯暗自认为， 这表明在D 的原型意象的精神方面和力必多的本能冲动之间存在分裂。

在对D 的分析过程中， 塞缪尔斯感觉到那种只能被描述为是乱伦压力的东西是什么。有三次他发现必须使之公开化。每一次， 塞缪尔斯都使自己致力于一种强烈的相互作用， 并且被泄露出来的东西强烈地感染了。这三例说明了分析的对话过程和分析师、患者的心理结合起来产生某种不同的东西的方式。

D 经常提到她的一群艺术和嬉皮士界的朋友， 声称他们喜欢她， 并且以一种和塞缪尔斯不同的方式理解她。她与他们的相互作用和与塞缪尔斯的相互作用一样充足。但碰巧的是，塞缪尔斯认识他们中的几个人。塞缪尔斯发现， 每过一段时间， D 就会有规律地向自己提及这些人， 因此， 他相信D是知道自己讨厌他们而故意提及他们的， 她这是在用全能的、施虐的方式来利用这一点。

塞缪尔斯说， 这可能包含着一种神经症的甚至是精神错乱的反向移情的要素， 但渐渐地， 自己较能容忍D 的这种心态了。第二个例子发生在D 在剧院里看见塞缪尔斯之后。该剧是“莎乐美”， 是一群男性用实验式的风格所表演的。在演出过程中塞缪尔斯有一种强烈的幻想， 即演莎乐美的男演员使他想起D。所以当D 告诉塞缪尔斯自己在碰到他时的情感时，他就把自己的幻想告诉了她。D 回答说， 莎乐美对她总是一个重要人物， 当这出戏要在大学中演出时， 她就四处活动，想办法要演这个角色， 并且她已经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她特别被莎乐美和Herodias（莎乐美的母亲、希律王Herod的妻子） 联合反对希律王所吸引。对她来说， 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莎乐美被英俊的、精神性的圣徒施洗者约翰拒绝。但难解之谜是莎乐美拒绝对希律王跳舞， 除非他答应她的每一个要求（最终是把约翰的头砍下并给她）。

在D 的生活中从来就没有一个Herodias， 帮助她与希律王（她的父亲或国王） 作斗争并推翻他。的确， 她的母亲爱着她的父亲。在这一点上， 塞缪尔斯记得自己的指导者说过的话， 即D 和他都没有认识到他生活中的女性比他本人对D更重要。这件事使D 研究起这位妇女（她在戏中见到的） 以及塞缪尔斯与这位妇女的关系的幻想。

第三次相互作用发生在D 攻击物质主义和她曾在一次晚会上见到一些心理治疗家的“意象” 的时候。塞缪尔斯认识D 提到的这些人， 于是变得愤怒了。他带着感情， 暗示对D来说， 服装和生活方式当然是她最为关心的事情。实际上，她非常注意根据外表、工作和成就来评价自己和别人。例如，她曾告诉塞缪尔斯她想这样介绍她自己， “我是D， 我是一名制陶工”。

回顾一下， 在面对所有这些事件暗示的乱伦的全能中，分析师划定一些边界是必要的。在那一点上， 分析师害怕地防御着她的敏感性， 而实际上， 她却在寻求着“坚定的爱”。在分析的早期， 她说自己与分析师的关系是单方面的。表面上她是指她提供所有的原始材料、经历所有的情感和痛苦。在更深层次上， 她发现不能体验到两人在一起的感觉或相互作用。从她的全能的一体性到边界感和两人感， 这可以被认为分析所取得的进步。当分析师将自己对她的莎乐美的幻想和她是在故意戏弄分析师的感觉告诉她时， 实际上是在拉近自己和D 的关系距离， 让D 感觉到他们是站在一起的两个人，而不只是她孤独地站立着。她的反应是， 这些事件标志着她对分析开始有了信心和希望。

在后来的6 个月里， D 逐渐巩固了她的职业， 并和一位男子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她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在一篇报告中， 她记录了她所取得的进步。一次， 在一场痛苦的争论后， 当对方大踏步地离开屋子时， 她突然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若有所失的情感， 她失去了这个人。她说，“不是失去控制和受伤， 而是充满了失望的爱”。这一转变是针对把这个男子作为另一个人而产生的一种情感， 而不是为可能丧失控制而焦虑。一天， 在谈到受伤害的话题时， 她评论说她自己是如何摆布这个男子的。塞缪尔斯把这比作一个专横的母亲对她淘气的孩子， 她回答说， “如果我是一个母亲， 我就是一个冷酷的母亲”。这标志着她开始发展一种意象。她称之为“铁石心肠的母亲”。

塞缪尔斯认为， 这里重要的是有意识地运用了人格化。她给意象起了个名字。

围绕这一意象， 在第一阶段， D 处在与“铁石心肠的母亲” 认同的状态。当她描述自己时， 她就是那个残酷的母亲。在她带来的一幅画中， 男友和她的联系要通过一个哭泣的小女孩（受伤的、有权威的自性）， 而且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一根锁链。

在第二幅画中， 一个阴森森的、板着脸的妇女正逼近一个微小的D 的形象， 她是裸体的、蜷缩成一个胎儿的样子。

但是母亲并没有注意孩子， 她们是不相关的。这幅画使她产生了对母亲的情感回忆， 即她目前对母亲的偏见和母亲对她的遗弃。回忆集中于当她父亲消化系统不舒服时， 母亲就会为他一勺一勺地往洗澡间送开水。“整个家庭的人都围绕着他的胃忙碌着”， 她愤怒地说。她希望那是她的胃， 能吸引同样的注意。

在第三幅画中， D 正举着一把锤子对准一个雕像般优美的女性， 这位妇女已经开始不再歧视D 了。D 的身体散发出生命的活力。一个男子正在等她。

这些画是在分析时间以外D 自发地完成的， 并且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完成的。她把它们同时带来。

D 自然不喜欢这一事实， 即塞缪尔斯有其他的人际关系。例如， 她把那个与塞缪尔斯住在一起的女人， 即塞缪尔斯的妻子称为是“他—她”， 以避免过度的嫉妒。逐渐地， 她开始能够接受还存在另一个女人， 并且这个女人在她的潜意识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她十分重要。首先， 她有了一种幻想， 即她的公司（她此时开始干一些临时工） 派她去打扫塞缪尔斯的房间。她喜欢那种帮助塞缪尔斯的妻子打扫房间的念头，就像一个小女孩帮助母亲。她并不觉得打扫卫生的念头是没有意义的， 正相反， 很有意义。

她梦见：

当她的男友来找她时， 她正在为塞缪尔斯打扫房间。她和男友开始在卧房里， 塞缪尔斯的妻子走了进来， 并用一种坚定但善意的口吻劝告她， 说已经为她做爱准备好了一个房间。塞缪尔斯的妻子要她用那个房间。

这里意味深长的因素是对D 的性欲持肯定态度的母亲形象已经出现， 因此补偿了早期的缺乏。分析师的伴侣提供了原始材料， 使这一原型的潜能活跃起来。已经为D 的性活动准备了地方， 但是又有严格的限制条件。显然， 性欲是她需要的某种东西， 而不是乱伦。分析师的伴侣象征了一个母亲，D 可以和她具有母女关系。

因此， D 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 从“去世的母亲” 到“农家小院的母亲” 到“冷酷的母亲（胜利者）” 到“冷酷的母亲” （被打败者） 最后到“在性方面接受她的母亲”。分析中的人际关系和分析师的干预， 使她能够收回她那全能的控制的投射， 先是在分析师身上， 然后是从冷酷的母亲身上。这使原型母亲的潜能被释放出来， 易于她的心理性欲的发展。这以后， 移情开始显著地具有了性欲色彩。

D 最后的一个梦：我在艺术学院的一个展览会上。墙角有一个小橱柜， 在橱柜里面的一面壁上挂着一张很大的阴蒂的生物学挂图——这是不让我们这些学生看的。它是那么详细， 能看到神经末梢和肉的横切面。它看上去像一只昆虫。透过一扇橱窗， 在橱柜的另一面内壁上， 我看到了一个已经破裂的、又用银子弥合起来的头盖骨。头盖骨是史前的文物， 我记得以前曾看过头盖骨。一位中年妇女走进来， 把挂图和头盖骨之间的隔开物移开了。她似乎理解发生了什么。然后画面转向了一个湖。有三个男人站在一只木筏上向我招手， 但我决定选择另一只木筏。我很害怕。我记起各种童年时的梦。它们似乎是对此的某种准备或排演。我知道我的木筏会转来转去。直到它停到岸边。我思考着要尽力地掌握好这个木筏。

塞缪尔斯对这个梦的分析指出， 许多年来D 已经切断了对阴蒂的直接体验， 它是女性性高潮、情欲亢奋的象征。这幅画相当专业， 但也非常清楚， 没有什么东西是模糊的， 或故意隐瞒的。这幅画的另一个维度是昆虫的主题， 因为昆虫的本能生活是生机勃勃的， 而且在D 的联想中昆虫的本能生活实际上是不可摧毁的。

要把阴蒂—昆虫的画与古老的用银子修补过的头盖骨联系起来。这是一个自性的象征； 它被剥夺了外面的覆盖物——它已经被以某种方式损坏了（在婴幼儿期？）， 又已经被修复了（被分析修复了？）。

那个中年妇女移开分割的内壁是非常重要的。这导向了一个湖， 湖在这里是作为行为活动的发源地， 而不仅是一个社交的场所。她选择了离开那些男性自己踏上旅程， 对他们说“不”。她认识到大胆地拒绝这些男性会让她感到焦虑， 因此被那种情感所安慰， 即她的童年期的梦已经为将会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

她开始了一种令人头晕眼花的螺旋形的旅行。在分析的早期， 螺旋形的意象就曾经被提到， 因为在分析中她总是一再回到同一个地方， 而每次都更远一点或更高一点。因此，这是艰苦赢得的成长和意识成就的一种象征。她终将到达彼岸， 她通过操纵好她的木筏， 能够最终实现她的目标。（施春华， 2004， pp. 92~102）

显然，在这个个案里，分析师没有做太多的放大联想，而只是进行了一些还原分析。这是因为分析师对患者的移情反应——在这里主要是把他当做一个“坏父亲”——有敏锐的觉察，然后他允许自己在患者投射过来的角色的方向上滑行一段距离——在分析师的自性的关照下，他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关心和爱，这样他就通过自己的感情体验了解了患者的问题——患者的问题在于他被坏父亲的原型所控制，他再把自己的体验适当地表达给患者，向患者表示他对她的父亲般的关心和爱的情感，这样，患者就体会到和原来被原型控制时不太一样的感受，从而矫正了原来的体验——关于真实父亲的好的记忆开始浮现出来，同时，在梦或主动想象中出现了有帮助的原型意象，这是由分析师的妻子所象征的好母亲的原型。

第七章 我自坦然：历史的评说

荣格是20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对内部的未知世界的探索，其意义至少和阿波罗登月探索外太空的意义是一样的”。（Stein，1998，p.1） 荣格在20 世纪20 至60 年代创立的分析心理学是一种关于集体潜意识的深度心理学，它内含着深刻的洞察力，已经对现代心理学和文化领域产生了广阔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它的影响还会在未来继续，因为荣格的学说并未过时。但是，由于分析心理学研究的是极为复杂的人类的集体潜意识现象，研究内容包括了很多科学尚未予以仔细探讨的现象，如非理性、潜意识、超感官知觉、精神病症状、宗教体验，等等，所以，人们对分析心理学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实际上，分析心理学在学院心理学家和其他派别的心理治疗家看来，在一些“正统的”社会或人文科学家看来，都显得很“另类”。但是，荣格显然会坦然地面对这些历史的评说，因为在他的生前就早已经历过别人的误解和冷遇——精神分析学家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那时他已经去世） 才转变了对他和分析心理学的看法。在此之前，他被贬低为精神分析的“叛徒”，他的学说被指责为不可思议的“神话”或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拙劣的模仿以显示出他的智慧和自信。荣格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因为他经历了正视潜意识，实现了个性化，实现了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完整性！

一、人类精神探索的集大成

荣格吸收了他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思想养分，创立了分析心理学——它可以看成是 20 世纪对人类精神探索的集大成。尽管它并非尽善尽美，或者说人们对它的看法尚有争议，但是，它总会对很多人和很多领域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从目前来看，分析心理学已经对现代心理学和文化领域产生了广阔而深远的影响，总的来说，影响较大的领域是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宗教及其信仰、文学和文学评论。

对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影响。荣格首先是一个精神病医生、心理治疗家，他创立的分析心理学完全是以他的临床经验为基础的，是一种心理学的和心理治疗的理论。荣格的核心思想是集体潜意识或原型理论，它涉及的是最终不可证明的精神本体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学院心理学对此是大加反对的。不过，分析心理学中也有一些有科学色彩的部分或是可以加以证明的部分仍然可以为学院心理学所借鉴，目前来看，影响最大的还是字词联想实验和人格类型理论。

字词联想实验并非荣格首创，而是来源于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F. Galton），后被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W.Wundt） 引入了实验心理学。荣格和他的一些同事将字词联想实验，从测量意识反应的工具创造性地改造为研究精神病患者的潜意识的一个工具，它是一种严格的实验，无疑是分析心理学中最具科学色彩的一个部分。荣格在早期曾用这种实验方法证明了弗洛伊德对压抑的潜意识的临床发现，并把潜意识或半意识的情感和观念的聚集体称为情结。这些成就使他在当时的国际心理学界赢得了荣誉。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把荣格的联想实验看成是“人格测验的当代非问卷类型的先驱”。例如，罗夏（H. Rorschach）的墨迹测验和主题统觉测验的技术就曾深受荣格的联想实验的影响。另外，荣格还用字词联想实验研究了被试的皮肤电反应，现代科学利用荣格的研究发明了皮肤电流计，即所谓测谎仪，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判断例如犯罪者的内心反应。因此，可以认为，荣格的字词联想实验是当代生物反馈理论的先导之一。

荣格的人格类型理论主要是探讨意识的态度和功能的划分，他认为不占优势的意识态度和功能便是潜意识的。荣格根据自己的临床观察，区分了内倾和外倾两种态度类型和思维、情感、感觉、直觉四种机能类型。它们之间按一定的方式结合则形成了八种不同的性格类型：内倾思维型、内倾情感型、内倾感觉型、内倾直觉型、外倾思维型、外倾情感型、外倾感觉型和外倾直觉型。荣格的这一人格类型理论是从心理学角度对人格类型进行研究的先导之一。

在荣格的类型理论的影响下，许多实验心理学家对此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例如，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H. J.Eysenck） 借助于因素分析，把内倾和外倾作为人格的三个主要维度之一，另外两个维度是神经质和精神质。并且他认为自己的发现是对荣格的学说的一个基本证明。此外，梅尔斯（I. Myers） 和布里格斯（K. Briggs） 对荣格的类型理论进行了综合的实验研究，提出了“梅—彼类型指标”（Myers-BriggsType Indicator，1962），该指标自1976 年正式形成和发行以来，已经在企业管理心理学的实际研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为分析和鉴别人格类型差异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当然，荣格的人格类型理论并非完善，但是可以肯定，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

另外，尽管分析心理学的集体潜意识理论与学院心理学有着天然的较大的隔阂，但是，其中的某些思想仍然可能影响到学院心理学。例如，人类的创造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的领域，而分析心理学中关于原型或集体潜意识、自性和个性化等主要概念都与创造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它对学院心理学对创造性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而且从更乐观的意义上看，分析心理学可能与认知心理学相互取长补短，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提供更为完整的心智图画。

在荣格看来，分析心理学旨在包含所有的研究潜意识的种种努力，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或其后精神分析的发展是可以被包含进来的。因为荣格的潜意识的概念是相对于意识而言的，包含了所有的个人潜意识，同时还包含了集体潜意识，所以就把所有的人类精神现象都包括了进来，必然会涉及各种研究的范畴，如先天/ 后天或遗传/ 环境、意识/潜意识、形式/ 内容、结构/ 功能、本能/ 精神、内部心理/外部现实等。而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的概念实际上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色彩的，所以，它几乎就是世界的全部或上帝的代名词，而荣格又假定潜意识和意识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样，集体潜意识可以通过与个人经验的联系或与人类集体经验（历史、文化） 的联系来说明几乎是一切的人类精神现象。换句话说，集体潜意识的概念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当然，准确地说，集体潜意识根本不是一个解释的概念，而只是一个意义的概念——集体潜意识是根本无法证明的，它只是用来说明精神现象的意义的一个方便的假设，分析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而不是经验主义或实体主义。

主要由于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决裂，分析心理学不易为精神分析学家和其他学派的心理治疗家所了解和接受，但是，分析心理学对精神分析和当代其他心理治疗学派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界对荣格经历了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原先是将他看成是一名神秘主义者和宗教导师，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才逐渐地公认他是一位惊人的现代思想家和心理治疗家。虽然，迄今为止，还有一些人对荣格及其分析心理学持不信任之感，例如，一些心理治疗学派直接汲取了分析心理学的观点、技术或与之相一致，却不予以承认。下面我们来看看当代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若干趋向，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分析心理学的影响。

第一， 强调俄狄浦斯阶段前的儿童对母亲的依恋和与母亲的分离的重要性。主要有克莱因和英国客体关系学派的其他一些理论家。

第二， 强调遗传的心理结构即原型在心理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主要有克莱因、斯皮茨（R.Spitz） 等儿童精神分析学家。

第三， 认为存在一种创造性的、有目的的、非破坏性的潜意识方面。主要有米尔勒（D.Milner）、瑞克劳夫特（C.Rycroft）、温尼科特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 H.Maslow） 等。

第四， 认为不应只用因果还原的方法来看待症状， 而且要考虑症状对病人意味着什么。主要有瑞克劳夫特和存在分析心理学家们。

第五， 在分析理论中， 以男权文化、男性主宰和男性生殖器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已发生转变， 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的心理学、心理治疗受到关注。主要有米歇尔（J.Mitchell）、斯陶勒（R.Stoller） 和拉康（J.Lacan） 等人。

第六， 强调在临床中运用反向移情， 今天这一观点已为大多数的分析师所接受。

第七， 强调分析是相互转变的过程的观点， 因此， 分析师的人格和分析经验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有朗斯（R.Langs）、塞耶斯（J.Sayers） 和相互作用主义分析家。第八， 认为分析中的倒退是有益的和应被加以利用的。 主要有巴林特（M.Balint） 等。

第九， 认为分析应更多地与自性（self） 而非自我（ego）相联系， 自性是一个人的有内聚力的表达， 不是自我的一些表象。主要有科胡特（N.Kohut） 和温尼科特。

第十， 认为存在着人格的亚成分即情结， 分析家可对此进行分析。主要有温尼科特、格式塔治疗家和人际关系的心理分析家。

第十一， 认为乱伦幻想只是象征性的， 而非真实的乱伦欲望。主要有拜昂和拉康。

第十二， 认为人格的整合问题或个性化比“精神健全”或“生殖倾向” 更重要。主要有埃里克森等。

第十三， 认为精神分裂症的现象是有意义的。主要有莱因（R.Laing） 和其同事。

第十四， 对人生后半期进行分析的兴趣的扩大。主要有莱威森（D.Levinson） 和埃里克森等。

第十五， 认为父母之间的问题会在孩子中得到表现的观点。主要有家庭治疗的心理学家等。（Samuels， 1985， pp.10~11）

总之，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预言了许多东西，精神分析的现代思想和其他心理治疗思想便由此发展出来。20 世纪70 年代在精神分析中，占据主流的仍是弗洛伊德的个人潜意识的思维方式，之后，则逐渐转变为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的思维方式占据重要的地位，对其他心理治疗学派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宗教及其信仰的影响。荣格有时被叫做宗教导师，他作为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当代西方非教会方面的最杰出的宗教思想家。他一生关注宗教问题，共写下了20 多种宗教学著作，其中主要有：

《心理学与宗教》（1938/1940）、《以心理学方法研究三位一体教义》（1942/1948）、《弥撒中的转化象征》（1942/1954）和《对约伯的回答》（1952） 等。这些著作涉及原始人和原始宗教、东方道教和佛教、心理治疗家和牧师工作的关系等，特别是涉及了基督教。荣格从现代潜意识心理学的角度对基督教中关于上帝及其超越的本性的教义进行了独特的深入研究。

对于分析心理学和宗教的关系的问题研究在两个领域中都是热门话题。这个问题一直是分析心理学历次国际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分析心理学对宗教研究的影响已经是巨大的。但是，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心理学界和宗教界对于荣格思想的激进内涵才有了较充分的认识。在《荣格对基督教的治疗：一种宗教传统的心理治疗》（1985） 一书中，M. 斯坦因指出了荣格的一些解释者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并说明了荣格心理学致力于超越基督教。

下面，我们先探讨荣格是如何运用集体潜意识理论来分析宗教问题的，然后分析集体潜意识理论对宗教信仰和研究的影响的双重性质。

首先，荣格用集体潜意识理论来重新解释宗教。为此，区分了宗教和宗教信条，把宗教从宗教学和神学的领域置换到心理学的领域。在《心理学和宗教》（1938） 一书中，荣格给宗教下了一个定义，宗教是“对某些充满活力的要素的细致而小心的体察。这些要素被设想为是各种‘力量’（powers）——灵气、魔鬼、神祗、法则、观念和理想等”。 （荣格，1997，p.8） 换句话说，他认为宗教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体验，即它是直接的、主观的，因此是心理现象。他将自己对宗教的定义与新教神学家奥托 （R. Otto） 对宗教的定义——“圣秘” （the numious） 等同起来，意思是对一个最高的客体的敬畏和尊重。他认为宗教体验是一种自性原型的体验。由于自我只是意识的中心，自性才是心灵的整体和中心，因此，当自我突然遭遇自性时，过分理性化的、片面的自我意识便会产生敬畏和恐惧等强烈的情绪体验。荣格认为，与宗教体验的强烈的情绪特征相反，宗教信条是“原初宗教体验的法典化了的和教条化了的形式” （荣格，1997，p.9）。宗教体验的内容在一个严格的和往往十分精致的思想结构中被神圣化和凝固就形成了宗教信条。宗教信条是宗教神学的语言，由于它很可能会歪曲或压制作为其源头的宗教体验，使之变得模糊不清、不可体验，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揭示宗教体验的结构和过程对于宗教研究来说是必要的。宗教体验是心理学的对象和目标，从某种意义上看，分析心理学的任务在于挖掘出宗教体验的结构和过程，这是一种新的心理学体系，其核心是个性化的理论。个性化的涵义是个体在经历了一系列艰难困苦或精神痛苦之后，能超越自我而进入到更大的心灵整体（自性） 或宇宙的世界（与自性相对应的宇宙整体） 中，从而获得完整性。

荣格主要关注的当然是西方的基督教，因此，他必然要对上帝问题发表看法。而他首先也是严格区分了上帝和“上帝—意象”。他认为，关于上帝是否作为一种实体而存在以及上帝具有怎样的性质等问题都超出了人类的直接经验，从而不是科学研究的问题，而只能是属于宗教和神学的信仰领地。因此，尽管我们有时会经历某种特殊类型的体验，获得神秘的灵感和启示，它们仿佛是来自心灵之外的某种更高的存在，但是准确地说，不应该是说我们遇到了上帝，我们所遇到的只能是上帝的意象，上帝作为实体是否存在是不可知的。基于同样的理由，荣格认为，唯物主义以在银河系中不能发现上帝的存在而断言上帝不存在也是错误的。因此，他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明确地确定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上帝—意象”，而非宗教或神学所信仰或思辨的对象——上帝。而且他强调，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不要求将“上帝—意象”实体化。但事实是，不管上帝是什么，必须重视“上帝—意象”的存在，“上帝—意象”对应于心理事实的一个确定的情结。

其次，荣格对“上帝—意象”的性质进行了描述。在许多著作中，他都表达了以下的两层意思：第一，“上帝—意象”同任何意象一样，是不同于它试图代表或所指对象的一个心灵的产物。也就是说，“上帝—意象”是一种象征。第二，“上帝—意象”是一个能将异质的心灵的碎片整合起来或把对立的两极统一起来的、超越的象征。它超越了意识、特别神秘，能迫使注意力转向它、吸引心灵的能量，并且它类似于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和在所有的时代以一种相似的方式作用于人类身上的那种观念，即它是一种代表整体的原型，是自性原型的象征。自性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型，指意识和潜意识心灵的整体和全部精神的中心，它有两种功能，一种功能是能赋予心灵活动以秩序和组织，即使潜意识转变为意识或促进意识的增加；另一种功能则是使意识活动复归混乱或将其破坏、摧毁。前者可以被类比为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创造了人，后者则是神毁灭了人，或者前者是上帝的善，后者是魔鬼的恶。因此，对于荣格来说，一切都取决于意识和潜意识或自我和自性的对话，而且“上帝—意象”同时具有善和恶两个方面，或者说善和恶其实也是一回事，这跟基督教传统中将善和恶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上帝是全善的、魔鬼是全恶的是完全不同的。荣格从心理学上指出产生恶的原因可能跟自我的狂妄自大、对自性的无知有关，而消除恶的办法也只能是增进自我意识或个性化。第三，荣格对“自性”一词的使用也是颇具深意的。如荣格学者汉娜指出的，它是荣格从东方的古代智慧中借用的。根据汉娜对分析心理学中自性和自我的关系所作出的出色解释：“自性和自我”以一种现代的陈述表达了一个古老的事实，这就是圣保罗所说的：“我活着，然而并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身上活着。” （《加拉太书》，第二章第20 行）。从古代起，东方人就已用“自性”这个词来表示更为广义的人格中心了（芭芭拉•汉娜，1998，译者前言，p.6）。

那么，荣格究竟是怎样完整地描述宗教体验或上帝体验的呢？实际上，他不仅强调宗教体验的原型的性质或动力，还从关系的视角——既包括个人内部的意识、潜意识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从宗教体验的个人发生的角度来理解它。第一，荣格强调，从宗教体验的心理发生的动力或基础来看，它是原型的。所谓宗教体验，他认为就是个体的自我进入到更大的精神整体中去时所产生的某种强烈的情绪体验和获得的某种知识观念。根据他对人格结构的假定，人格的最深层是人类共有的心灵，即集体潜意识或原型，它是一切存在的本源或精神的背景，个体的自我和意识只是很迟才从这一本源中分化和发展出来，并且又要经常被迫回到这一精神背景中，自我回归的过程就会产生宗教体验。荣格把集体潜意识看成是整个人类经验的结晶，它超越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法则的制约。他用一种人格化或类比的方式指出，集体潜意识就是一个“兼有男女两性特点的、超越青春与衰老、生与死的集体人”，或者就是“我们不可见的前边所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潜意识简直就是神的代名词。原型浸染着圣秘的色彩，特别是自性的原型，荣格认为，自性就是“内部的上帝”。他指出，那些没有意识到长生不死的宗教的潜意识起源的人就没有理解宗教的本性。第二，荣格认为，从宗教体验中自我与“上帝—意象”的联系来看，它的性质是一个关系的事物而不是孤立的事物。在宗教体验中，个体的自我与“上帝—意象”处在一个统一体中，个体的自我是部分，是被创造之物，是现实，而“上帝—意象”则是整体，是创造者，是超现实，在二者的统一体或宗教体验中，个体的自我既意识到在自己与超现实的权威之间有一种强烈的个人的、双向的关系，又无限地反射着超现实。荣格对宗教体验的性质应该是涉及关系的理解与布伯（M. Buber） 既相类似又有所不同。布伯认为，宗教只是人类与上帝的关系的事，而不是上帝本人的事，“我—你关系”即与其他人、与自然和与上帝的关系，在心灵的最深处被体验到，形成了宗教体验的基础。荣格认为，布伯的观点是人在与其他之物的关系中体验到神的中心性，因此这种宗教观是过于理性的，是超出心灵定向的（an extra-psychic orientation），而自己的观点则是宗教体验是非理性的，因此只能是内在于心灵定向的。不过，荣格对布伯认为的宗教的性质是“关系的”的新思想持开放的态度，他总是强调没有相互关系，个性化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宗教体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人们的相互关系，只是无法知道这种程度的大小。第三，荣格认为，从宗教体验总是发生于个体的内心中、是个体的体验来看，它不是集体的、抽象的，而是个体的、具体的。在荣格看来，虽然原型作为一种先验的模式对个体的经验起模塑作用，从而使在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某些经验总是反复出现，成为神话、传说、童话和民间故事等的母题，但是，原型在个体心灵中的呈现并不可能是“纯粹”的，它总要被染上个体后天经验或所处的文化的色彩，因此宗教体验就总是和个体的经验、动机、价值观等有关的，也就是说，不同个体的宗教体验可能是很不相同的。第四，宗教体验的这三个要素在荣格心理学中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宗教体验与个体的心理发展密切相联——个体在心理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原型、后天经验和人际关系的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处于心理发展的一定阶段和水平，“上帝—意象”有时便会自发地呈现出来，它要么是因为现实中自我的脆弱而作为一种补偿，要么是因为自我变得更加强大，能够理解大于自身的东西，总之，这种宗教体验是自主心灵的一种个人的表达和理解方式。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关于宗教本质的看法，在心理学上它是由荣格首先提出来的。

总之，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对宗教进行了重新解释，揭示了宗教根源于人类普遍的心灵结构，即原型，“上帝—意象”是个性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自主心灵的自发的表达和理解方式，这就为宗教信仰提供了现代心理学或现代科学的基础。而且，荣格肯定了历史上的宗教具有心理治疗或拯救人的灵魂的功能，因此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只是因为启蒙运动以来，宗教的信仰和价值观日益衰落，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丧失了可以拯救人的灵魂的功能，所以，他的分析心理学才必须被创造出来，以给旧的宗教传统输入新的活力，或者说代替旧的宗教传统。严格说来，分析心理学当然不是宗教，但是它和宗教一样，都对某种超越于人的自身或自我的东西感到敬畏和尊重，并把寻求生命的意义作为目的和出发点，从而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归属于宗教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荣格确实创造了一种现代宗教，他把上帝和教堂从外部搬到了人的内心，揭示了宗教信仰和宗教体验的心理来源，它正是固定化的宗教教条和宗教仪式的活生生的基础，是真正的本质。荣格学者埃丁格（E. Edinger） 就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或原型理论作为继基督教之后西方社会的一种新发展的宗教形式，他认为，每种宗教都内涵一种独特的“上帝—意象”，“上帝—意象”的进化经历了六个历史时期，即泛灵论时期、母权制时期、等级制的多神教时期、部落的一神教时期、普遍的一神教时期和荣格对自主心灵的发现——个性化进程时期。这一观点似乎也暗示了人类的历史时期与宗教形式之间存在一种平行对应的关系或因果的决定论，暗示了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或者，埃丁格所说的这些“上帝—意象”是“上帝—意象”的不同风格，它们也是可以并存于同一历史时期中的。（Edinger，1996，p. xv）。无论如何，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对宗教信仰和宗教研究提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积极支持。但是同时，分析心理学对宗教的这种重释实际上也否定了传统的对外在于人的神的信仰，并且也否定了以后一切的对外在的神的存在的信仰。因此，分析心理学对宗教信仰或宗教研究产生了同样是意义深远的消极或否定的影响。这就是分析心理学对宗教信仰和宗教研究的影响的双重性质。

对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分析心理学和文学、文学评论可以说是交相辉映的。因为分析心理学和文学、文学评论的关系实际上是相互的，从解释学上来看，文学作品的文本属于人的精神现象的广义文本，从而，一方面，分析心理学部分地来源于由文学作品所提供的所谓集体潜意识存在的证据或说明，从而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辉映着分析心理学；另一方面，分析心理学也对文学的起源、本质和职能等提供了一套独特的、系统的看法，形成了具有自己学科特色的文学评论，并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一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从而分析心理学也辉映着文学和文学评论。

在荣格的浩繁卷帙中，有不少是专门涉及他的文学艺术思想的，例如， 《创造的赞美诗》（1912）、《美学中的类型问题》（1921）、《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1922）、《心理学与文学》（1930/1950）、《〈尤利西斯〉：一段独白》（1932） 和《毕加索》（1932） 等。概括起来，他主要在文学的本质、创造、分类和职能这四个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思想。

第一，荣格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表现集体潜意识。作家们是以个人身份来表现集体潜意识的，但是，文学在本质上只能是属于集体的，而不是属于个人的。他断言，要是有人认为文学是表现个人的，那么他肯定患有精神病（荣格，1987，p.141）。弗洛伊德主张文学形式是表现自我的，荣格认为，这种理论与文学的特征格格不入，个体只有沉潜到人类的潜意识深层，把这种潜意识传达出来，才能使文学作品具有感动读者的力量。例如，他自己就深受歌德的《浮士德》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还在青少年时期，他就从阅读《浮士德》这部伟大的诗剧中领悟到，自己和浮士德一样，具有两种人格，而且魔鬼靡菲斯特实际上就是浮士德内心中的阴暗面的外化体现，从而浮士德每次做错事、受到良心的惩罚，他都觉得感同身受。同样在青少年时期，他也从阅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感受到超人和自己的第二人格其实是一回事，并且由于害怕尼采发疯的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而故意不再阅读这本书。荣格后来认识到，这些伟大的作品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它们传达着集体潜意识。总之，在荣格看来，一个人要想成为文学家，就必须以表现集体潜意识为己任，尽量摒弃个人自己的性格特征和私欲；一个作家如果脱离了集体潜意识而去表现自己的个性，也就算不上是个文学家。荣格认为，弗洛伊德把文学作为本能的升华，从而文学作品的分析是把它看成是作者本人受到压抑的思想情感的反映，这其实是把文学作品和神经症的行为等同看待了，这样就偏离了文学的本质。总之，集体潜意识是整个文学大厦的根基，是文学家的文学生命的根基。

第二，文学创作的源泉也在于集体潜意识或原型。因为集体潜意识和原型对于个人来说是纯粹的抽象的形式，为了传达并领悟它，个体必须借助于原始意象，这在梦中，或在精神病患者的幻觉中都是可以发现的，不过，文学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于神话来提供丰富的素材。荣格认为，神话确实能够为文学家的创作提供原始意象。他认为，神话是人们遭遇到原型的故事，是原型本身起作用的隐喻。

第三，创作的整个过程也始终伴随着集体潜意识。创作的过程就是作者沉潜到心灵的深层，在那里感受到人类的集体精神的冲击的过程，个体的自我不起主导作用，似乎被潜流冲走。例如，歌德在创作《浮士德》时，浮士德的精神始终伴随着他；尼采创作《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时，主人公一直伴随着他。这两个人物都是一种原始意象，代表着人类的导师或救世主。这是智者的原型，自人类文明之初，就一直埋藏在人的潜意识当中。每当人们遇到难以解决的困境或感到迷茫的时候，这种原型就可能被激活。歌德和尼采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时代人们精神上的困惑和内心深处的渴求，因此，重新艺术地塑造了这一原型的意象。

第四，荣格把文学作品分为心理型和幻觉型两类。所谓心理型的作品，它表现人们生活的外表、意识和感情，作者从生活教训、感情波动、情欲体验、人的命运的各种转折点和意识生活等中取材，表现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喜怒哀乐，这类作品容易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所谓幻觉型的作品，一般不是取材于外在的生活材料，而是种种曲折的原始的经验，在作品中，它们可能会彻底摧毁平常的现实世界的秩序，使人们对原型的意象的意义有所认识和领悟。这类作品中的形象一般稀奇古怪、荒诞离奇、似乎体现了原始诸神的复活。荣格认为，幻觉型的作品因全面而充分地体现了原型，所以是文学中的上品，比心理型的作品更有诱惑力、更耐读和更能传世。

第五，荣格认为，文学的作用在于引导人们对集体潜意识和原型的感受、认识。文学家的创作实际上是在预感和表现着原型。荣格说：

每当集体潜意识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 并对一个时代的意识观念产生影响的时候， 这就进行了一次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作家创造的艺术作品包含着那种可以真正称之为代代相传的信息。因此《浮士德》触及了每个德国人灵魂中的某些东西。（荣格， 1987， p.143）

也就是说，每一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思想倾向，它可能是特有的偏见或心理病症，因此需要通过集体潜意识来进行调整，人们会盲目地追求和期待某种共同的东西。而文学家能够预感和表现这一原型，从而在客观上引导着人们去感受和认识支配他们的原型，并有可能从它的强迫控制中解脱出来。预感和表现原型正是文学家的全部才能的核心。

神话原型批评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派别，兴起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到50 年代后期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W.Frye） 的《批评的解剖》问世，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此后，原型批评仍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所发展。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瑞士的荣格、英国的郝丽生、鲍特金和墨雷、美国的费德莱尔和威尔莱特、法国的巴什拉、列维- 斯特劳斯和加拿大的弗莱等。其中对于原型批评贡献最大的是加拿大学者弗莱。

弗莱是20 世纪屈指可数的大师级思想家和理论家，其贡献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之所以能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于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荣格的原型理论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他的文论是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的自然延伸或应用。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来源甚广。它实际上是一种人类学的原型批评或文学人类学，意思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观照文学，把文学纳入到人类学的模式之中；从文学看人类学。弗莱认为，文学是人类学的精华，文学的视野广阔，能够反映和表现自然中的几乎一切的生命和物质，而文学评论的任务在于揭示文学与神话、仪式及其模式的关系，探寻文学史中的种种模式。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涉及：首先，弗莱吸收了精神分析的把文学看成是本能冲动的“升华或转移”的思想，从而把文学看成是神话的更替和发展。表面上看，文学讲述的是许多不同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基本结构或精神是不变的，都是原始神话，因此文学是神话的延续。其次，文学和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神话仪式普遍存在，因为两者都表达了强烈的内心感情与愿望。弗莱认为，神话仪式和艺术都开始于某种动作的反复——仪式，其目的正在于表达人所共有的、深切的愿望。而文学显然包含了这种仪式、情感和愿望；再次，文学的目的不在于独创，而在于发现人类的模式或原型。弗莱认为，神话是一个隐喻的同一的整体，其中包含多种潜在的模式或原型，文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潜入到神话世界中去，发现这些潜在的模式或原型，从而表达人类的愿望；最后，世界是生与死、成与败、努力与安宁等的循环所构成的一个运动过程，神话表现了这一运动过程。弗莱认为这种循环运动有七种表现形式，从而文学中也表现出相应的一些范畴或模式。此外，弗莱还提出了文学的模式或范畴、文学作品的神话原型模式和文学史的循环等思想。

总的来看，神话原型批评在西方影响很大，尽管其中的有些看法近乎游戏。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是以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为基础的，弗莱借鉴了荣格的原型假设和文化解释学，从而揭示了文学现象中体现出来的共同的人类模式，两者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正如程金城所指出的：

原型批评承认原型现象的存在， 并用原型理论对文艺现象进行了研究， 但是对于原型的生成、存在方式， 原型的特性， 原型的概念， 原型的内涵与外延等等却没有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它注意到原型现象类似生物遗传现象， 它存在着“不变项”， 却又不能用科学理论证明， 也没有从生理、心理和文化等不同角度和层次做出具体解释。这是原型理论的困惑，也是原型批评在后来遇到困惑的原因。要对原型这种有重要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 不能只在荣格的思路和范畴中探索， 而应站在荣格的基础上又跳出荣格的理论圈子， 重新解释原型。（程金城， 1998， p.129）

二、为什么那么“另类”？

显然，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在20 世纪的心理学中乃至在社会文化思想中都显得很“另类”，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往往非常不同。例如，有些人认为荣格的思想是对弗洛伊德的局限性的超越，因此予以肯定，有些人则认为它只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拙劣的模仿，因此予以否定。再如，有些人看到了荣格心理学对于拯救现代人的灵魂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他和其学说大加赞赏，有些人则认为荣格是在建立什么新的宗教，因此对他和他的学说大加批评。有些人看到了荣格心理学与现代自然科学（如量子物理学和复杂系统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认为它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有些人则认为它的基本概念和观点很难得到科学的证明，因此是不科学的，甚至是伪科学。即使是同一个人对荣格心理学的看法也可能是矛盾的，或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看法。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更准确地说，荣格是如何做到如此的与众不同的呢？因此我们将考察分析心理学的哲学基础，了解它的方法论的奥秘。

弗雷- 罗恩指出： 荣格在弗洛伊德身上不止是看到了他个人的成就。他还把弗洛伊德看成为19 世纪末主要标志的理性动力学的化身。在某些方面， 他把弗洛伊德看成是科学唯物主义的支流， 刻意将19 世纪因果决定论和机械论的基本假设转用到精神现象上。……但是， 关于精神病诊断和治理的普遍不确定性， 以及对病例进行科学解释的高度主观性， 促使荣格发展了一种更精确的方法。（L. 弗雷- 罗恩， 1989，p.10）也就是说，荣格和弗洛伊德在哲学的方法论上完全不同。

从本质上看，分析心理学的概念基石即集体潜意识或原型并不是一个类似弗洛伊德的个人潜意识那样的实体的概念和说明的概念，而只是一个方便的假设和解释的概念。因此，荣格的学说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即一种不假设任何实体存在的意象主义，是放大的解释学，即对意象的意义予以多种的理解，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是经验主义，即一种假设实体存在的形而上学，是缩小的解释学或还原主义，即把意象的意义归于一，并与实体的决定作用联系起来。

荣格本人和他的一些追随者较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造成了他们的分析心理学思想有时显得混乱、不一致，而分析心理学的批评者也常常不能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不能抓住它的实质和基本特征。总之，分析心理学是建立在现象学哲学的基础上的，文化解释学则构成了其方法论的特色。

现象学是代表了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趋势和具有“转型”意义的哲学学派，它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核心，上溯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E. Cassier） 的符号论现象学，下接海德格尔（M. Heidegger） 的存在论现象学构成了现代现象学思潮。现象学所研究的“世界”既不是经验的客观世界，也不是思想的主观世界，而是在主体和客体未分化之前的完整的、前科学意义上的世界。现象学的这一新的思想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是西方传统哲学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而产生的对自己的传统的背离，突破了西方传统的以逻辑形式和感性内容相结合的科学性思想方式和哲学—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叶秀山，1988，引言，p.7） 而当代的解释学所研究的“世界”的意义，也是既不能为感性经验又不能为理性思维所捕捉到的，是本源性的意义，所以与现象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总之，现象学和解释学作为新的思想方式可能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一系列观念上的变化，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它（们） 是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哲学方法论。似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荣格直接接受过以胡塞尔为核心的现象学哲学的影响。因为他不是一名专业哲学家，尽管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广泛地涉猎过古希腊、中世纪和近代的哲学，并熟知现代哲学家如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哲学。

不过，荣格与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处于同一时代，不可能不知道影响深远的现象学哲学的存在。事实上，确有证据表明荣格是知道这一新的哲学思潮的，而且他还正确地认识到了它与自己的集体潜意识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荣格说：

1913 年以来， 我一直埋头于研究集体潜意识的过程， 也得出了一些结论， 但其中很多地方让我感到不能肯定。它不仅远远地超出了“学院” 心理学所熟知的一切， 而且逾越了医学心理学——准确地说是与个人人身有关的心理学——的界限。这些发现与影响深远的现象学有关， 对现象学而言，迄今为止已知的范畴和方法都是不能照搬其上的。（卫礼贤，荣格， 1993， 德文修订版前言， p.7）

当然，我们不必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与现象学哲学的契合看成是有意的借鉴，实际上更可能是不谋而合。

通过阅读荣格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思想逻辑与现象学哲学家的思路是内在一致的，即他们都首先看到了现代西方社会存在的种种危机，并认识到这些危机与西方文化观中存在的弊端有关，如传统哲学中的过分的理性主义和机械论、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或文化观的盛行等，但又都不是到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中寻找产生危机的根源和解决危机的办法，等等。而且，荣格和现象学哲学家解决现代文明危机的方式也是相似的，即都是回复到主客未分的前科学或前苏格拉底的某个概念，以此作为“本源”去重新理解“人”和“世界”，从而试图恢复或重新赋予它们以意义。

为此，荣格提出了集体潜意识、原型等概念，认为它们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自主精神，而且意识是从中分化、发展出来的，这种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意识的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机械论的看法，如把意识等同于心理、把意识看成是对当下的现实的直接反映，也就是把意识的心灵看成是一块“白板”，完全否定过去的经验的沉淀可以作为一种潜在的结构（原型） 而对后天的意识经验产生一种“期待”的作用或者说是后天的内容需要和先天的形式相匹配。

胡塞尔则提出了各种意识观念不能归结为客体，但是，他也不把它们归结为主体，而是归结为所谓的意向性，即意识在自身活动中构造出种种对象的能力，它是指向一个对象，包含一种内容的，因此，意向性本身就隐含着主客体，并且二者尚未真正分化，是原初的完整的。也就是说，在胡塞尔那里，主体的一种心理功能或机制（意向性） 被看成是主客体尚未分化的一种前科学意义上的东西，从而意向性的构造先于感官的具体的感知，保证了通过这一思想方式所获得的知识是“本源性”的知识，或绝对的知识。

总之，无论是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或原型的概念还是胡塞尔的意向性的概念都是前科学意义上的概念，实际上指的都是存在不受物质所决定的精神，从而这些概念和思想能够把精神从物质的奴役中拯救出来，极大地维护精神的独立的价值。而且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回复到“前科学”、“前文明”，而实际上则是纵贯神话和科学、古代和现代乃至将来。

由于实证主义在科学界中占据主流，以及其他的学科在19 世纪后期都驳斥非经验主义，因此，主要是出于对分析心理学的科学地位的一种历史性的防御，荣格也经常强调经验主义和因果的分析、解释。他经常以一名经验的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而自居。也就是说，荣格本人在现象学思想方式上不是十分自觉或一致的。这最明显地表现在：荣格一方面承认原型理论涉及超验的本质，因此最终是不可为经验所证明的，只能源于历史的比较和说明（文化解释学），从而原型理论或分析心理学应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另一方面，他又把集体潜意识现象说成是经验的，似乎只要借助经验观察和实验的证明就能得出原型理论，从而原型理论或分析心理学应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

一些科学主义心理学家希望证明荣格的原型理论，结果却发现神秘的原型理论的基本假设——存在所谓的集体潜意识或原型，难以得到严格的科学证明。近年来的一些事实已经表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具有科学证实的余地，人们已经采用临床以外的实验方法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证明，这些方法产生的证据对他的一些重要的概念，如防御机制、俄狄浦斯情结、阉割情结和驱力等，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虽然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更复杂，但是也应该具有科学证实的余地。这种证明不仅应在实验心理学中进行，也可能还应在量子物理学、生理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的广泛范围内进行。

荣格本人对集体潜意识假设所能提供的经验科学的证据是间接的、不十分可靠的和不充分的。首先，荣格只是根据自己本人的内心体验和他对患者的观察，就断言有所谓的原始意象的存在。而他又进一步地从原始意象中推导出了原型的假设。其次，他借鉴了人类学对原始人心理特点的著名的研究成果，认为原始人的心理就是一种集体潜意识的现象，且不说人类学的研究其结论的可靠性是值得做进一步地研究的，而把人类心灵的整体和深层次与原始心理完全等同，这本身就是不妥当的，换句话说，即便原始人的心理真的像人类学家列维- 布留尔等所描述的那样，但是也不能直接用来证明原型的存在。再次，荣格对原型存在的假设是用集体潜意识的材料，即童话、神话和传说等中存在与文化无关的共同的模式和结构来加以证明的，这在方法学上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充其量他只是用阐释学的方法说明了原型假设的意义。我们不应忘记，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的思想虽然立足于生物学和生理学，尽量融入了自然科学的背景，但是，他毕竟没有能够提供生物学和生理学上的证据来证明集体潜意识存在和起作用的生理机制。例如，没有说明生理和心理究竟是如何相关的、集体潜意识是如何通过遗传而为个体所先天地获得的、集体潜意识又如何从一种潜在的先天的禀赋成为现实的后天经验的一部分，等等。

总之，荣格朴拙的现象学思维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即误认为集体潜意识理论属于自然科学的经验论的范畴，原型存在的假设是完全可以从科学实验中得到证实的。但是实际上，荣格自己多是在阐释学的意义上使用原型概念的，不管它能否为科学实验所证实，它却能赋予个体的生活以意义。换句话说，荣格和其他分析心理学家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对原型是否客观存在的科学证明，不如说是对原型的象征意义进行阐释。因此，原型理论即使难以为自然科学领域所接受，也完全可以隶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

我们应该认识到，荣格的思想中虽然确实留有笛卡尔的自然科学经验论的残迹，从而使集体潜意识理论显得逻辑混乱，但是，他毕竟已站到了现象学的哲学立场上，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提出这一独创性的理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批评是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作出的，而现象学家正是以这同样的理由来批评精神分析的。经典的现象学家与荣格在写作风格上非常不同，他们很少提到荣格，而具有心理学取向的存在分析学家宾斯汪格（L. Binswanger）、鲍斯（M. Boss） 和现象学史学家斯皮格伯格（H. Spiegelberg）确实提到过荣格，不过也倾向于瞧不起他或攻击他。事实上，现象学家倾向于把荣格和弗洛伊德看成是同类而予以批评，但是荣格又正是以这同样的理由来批评弗洛伊德的。也就是说，荣格预料到了对弗洛伊德的现象学的批评，而问题只在于现象学家对荣格的批评通常是草率的。（Brooke，1991，Preface，p. xvi），虽然分析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一样，都属于潜意识心理学，但是它们在哲学基础上是不同的。荣格批驳了弗洛伊德的过分的理性主义和机械论，认为它们不适宜用来研究潜意识心理现象，而他对弗洛伊德的这一反驳是站在现象学哲学的立场上来进行的。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主要强调：第一，它是个人经验的；第二，它是以压抑为机制而形成的。这种对潜意识的观察和理解显然来源于他的理性主义的哲学观，带有因果机械决定论的色彩。荣格的（集体） 潜意识概念与弗洛伊德的（个人） 潜意识有很大的不同，他强调：它是心理结构的一个层次，因此作为一种潜在的结构，它是不可意识的，只能被后天的情境和活动所激活，也就是说，他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功能概念（潜意识是由于压抑机制的作用“不能”意识到的内容） 转变为一个结构的概念。荣格赋予了作为心灵结构的一个层次的潜意识以集体的而非个体的、先验的而非经验的、形式的而非内容的、遗传的而非习得的特征。他设想了这种潜意识的心灵结构直接地根植于肉体之中，因此包含着本能，作为一种心灵结构，还包含着一种类似本能的原始模式，即原型；由于原型本身是纯粹的形式，因此必须借助原始意象（古老的、圣秘的、潜意识的和自主的意象） 才能在意识中得到显现。因此在他那里，原型是一个身心的概念，能够把身与心、本能与意象联系起来，而心理和意象也不再是由生物驱力所决定的，或是对它的反映，相反，可以认为，原始意象唤起了本能的目标，这隐含着意象和本能具有同等的地位。简言之，荣格所理解的这种潜意识既然同时是生理的和心理的，而二者又是相似的（即一个是本能，一个是类似本能），所以它是身与心或物质与精神尚未分化的，是“完整的”、“本源的”一种结构；由于它产生于人的一切经验获得之前，所以用一切经验思维的方式——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的方式——都不能理解它，荣格称它是超验的。

正是因为荣格站在现象学哲学的立场上来理解和观察潜意识精神现象，因此，他作出了独特的重要发现或洞察，例如，潜意识现象并不遵循宏观的物理学的规律，而是和新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如观察者效应相一致，这就是他提出潜意识和意识相互转化、补偿的依据；潜意识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可以和当代的解释学相联系，也就是把个人的潜意识内容，如梦和其他的精神文本，神话、童话和其他人的梦等相联系，找到其共同的结构或模式，这也就是原型。

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中有许多前科学的现象学意义上的概念，除了“心灵”、“集体潜意识”和“原型”以外，还有“心灵真实”、“类似潜意识”、“共时性”和“唯一的世界”，等等，它们都暗示着一种现象学的思维方式。例如，正是在现象学哲学的立场上，他特别喜欢声称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认为心理学涉及的领域不是心理的产物（即主观臆造的），而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心灵。（Samuels，1985，p. 5）澄清了荣格是在现象学哲学的立场上建立其心理学的，我们就可以明白分析心理学的最根本的特征应是所谓的“现象学构成”的这一识度。从现象学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现象学构成”这一概念的意思就是，不再采用传统的哲学和科学意义上的主客二分法，而是把显现与被显现者、经验与被经验物、现象与本质视为在同一个意识活动中彼此交融、渗透的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也就是说，按照这种方式看待世界，实际上，事物的本质不是通过感官知觉到的，也不是通过逻辑思维得到的，而是通过本体向显体的自我展现，这种得到本质的功能和方法就是所谓的“现象学的构成”，它是现象学的内在本质。

现象学构成的识度是分析心理学的最根本的特征，并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第一，荣格认为人类的精神现象是高度复杂的，因果还原的方法虽然符合思维经济的原则，但无助于理解精神现象的意义或实质： （1） 集体潜意识理论在本质上是非还原论的，也就是说绝不是奠基于现成的“存在者”（生理过程或意识成分） 的心理学。心理学与生物学、形态学和整个的自然环境处于同一基础地位上。（2） 集体潜意识理论在本质上是非机械决定论的。相反，它主张目的论，认为这是无意识心理现象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决定了把潜意识心理现象理解为是阈限下某个未知的东西以类比的语言来表达所呈现出来的象征或意象，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理解的是阈限下的已知的某个东西所呈现出来的符号。第二，分析心理学的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和来源是心理分析和治疗，在荣格式的心理分析和治疗中非常强调法无定法，强调个人性和灵活性。荣格式的新分析和治疗不像传统的控制疗法只是旨在消除症状，其最终目的是救治灵魂，促进意识层次的提高或精神的转化。但是这一转化过程具有危险性和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转化又是个人自愿的和完全个人性的，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单独进行的。因此在心理治疗上，应采取一种十分灵活的、完全针对个人特点的态度和方法，不是从某一预先的概念、理论出发和固定地使用某一方法，而是要使心理治疗完全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即法无定法。荣格在五十多年的心理分析和治疗实践当中，写作了大量的文献，提出了许多理论和方法，但是，他总是强调在心理分析和治疗时，只有能与潜意识交流对话才是正途，一切取决于分析师和患者、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对话。第三，分析心理学以某种方式既肯定了宗教的价值，又批评否定了宗教，最关键的是，分析心理学不是宗教而是心理学。宗教是荣格著作的一个主题，他有很多著作是用原型理论的概念和理论以及心理治疗中的例子来说明宗教问题的，通过把宗教定义为是原型的体验，他揭示了宗教乃是人的一种固有的本性，因此肯定了宗教价值，但是否定了已丧失象征意义的宗教传统的教条和仪式。他对宗教问题的态度与宗教信仰者的态度是不同的，因为他对上帝、灵魂等是否真的存在持怀疑态度或将它们“悬搁”起来、存而不论，只是在心理体验的意义上来谈论它们，因此使分析心理学区别于宗教信仰。第四，集体潜意识理论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解释学。文化解释学不能证明集体潜意识理论，但能够对之进行说明或放大。而且，只有借助于文化解释学，我们才可以将各种来源甚广的意象和知识组织起来，这种组织起来的关于原型的意象和知识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的知识体系，而是一个意义的体系。这一文化解释学的维度充分体现了现象学的构成的本性。由此，集体潜意识研究既区别于对概念和逻辑进行思辨的形而上学或哲学，也区别于对理论假设进行实验的证明的科学心理学。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是以文化解释学作为方法论的特色的。1986 年，在纽约专门召开了名为“荣格与人文科学”的一次国际性的、跨学科的大会，会议的宗旨是为了重新评价荣格在现代思想和文化历史中所起的卓越的和尚有争议的作用，重点是确定其对人文学科的解释学方法学所作的特殊贡献。（Barnaby，1990，p. xv）

文化解释学是荣格独创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从根本上说来源于他对潜意识的目的论的理解，也就是说，潜意识的心灵是自我调节的，它不仅受过去的影响，而且还指向未来。相反，他认为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对潜意识的理解是机械的因果决定论的，因此，他们将潜意识确定为某种已知的意义——性本能和权力欲望，他们的解释方法实际上变成了通过因果还原的程序、简化潜意识的意义的一种方法，这也是一种传统的确定病因的方法。他肯定了因果还原的方法在某些场合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可以使患者理解患病的原因，理解过去的经验是怎样对现在的症状产生了影响，但认为这种方法也有极大的局限性，因为在治疗的某些阶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使患者理解患病的原因，而是要帮助患者发现从现在通向未来的道路，而患者的心灵所自发产生的潜意识心理现象本身实际上就具有这种自我调节或预期的功能。换句话说，这些潜意识心理现象包含着尚未被意识所理解的完整的意义。而只有使这些意义展示出来，为患者的意识所理解和吸收，才能使患者摆脱疾病、走向未来。基于以上的思想，荣格提出了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传统的“分解还原法”相反的“综合建构法”，目的是“放大”、“增加”和“生产”潜意识的意义。“综合建构法”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解释学，即根据历史上各种广义的文化文本，特别是神话、童话等文学作品和宗教信仰等对个体的潜意识现象，如梦、幻想和精神病症状等的意义进行“放大”和“说明”。

文化解释学在集体潜意识理论中居于中心的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集体潜意识理论是探讨意识的本原的一种理论体系，集体潜意识或原型作为意识的本原，它们本身是不可表征的，只能以象征的形式显现于意识中，而这些潜意识象征的意义又必须通过文化解释学的方法才能被揭示出来。反过来，文化解释学的方法所揭示出来的潜意识象征的意义也说明了集体潜意识或原型存在的假设。

下面，我们对文化解释学的根本特征作一简要分析，它们正体现了荣格对人文科学的解释学方法论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首先，文化解释学首先是一种象征的解释学，因此展示为一种建构的和累积的方式。对此最好的隐喻可能是荣格在自传中所提到的儿童的“建筑游戏”，即其意义在于建筑的过程，而不在于结果。同样地，文化解释学方法的目的与其说是恢复象征或梦的文本的固定的或原有的意义，不如说是致力于一个能生产多种意义的过程，并不对最终的意义寻求一个僵死的答案。可见，荣格的解释学涉及一种灵活的、比较的和多学科间的“注释”的展开，这种“注释”寻求的是解释的各种可能性，不是结论，通过个人的经验和文化中集体的经验的比较和累加，个人的潜意识象征的文本就会被放大。荣格的解释学是“相关的”意义的展示，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揭示固定的“那个意义”，前者促进了意义的发生。荣格的解释学可称为“前进的” （progressive） 解释学，而弗洛伊德的则是“倒退的” （regressive） 解释学。（Barnaby，1990，p. xvii）

其次，强调文化解释学这一“前进的”解释学，并不是要排斥“倒退的”解释学。“前进的”解释学意指一种目的论的解释，运用综合放大法，产生更多的意义；“倒退的”解释学意指一种因果决定论的解释，运用还原分解法，把丰富的意义归结为少数固定的意义。例如，一个人的神经症症状，如果按照“倒退的”解释学，往往可以解释为跟他的婴幼儿期的性欲和创伤有关，而按照“前进的”解释学，则还应解释为其人格趋向发展和完善的一种自然的努力。荣格把二者的冲突结合进自己的方法中，提出了策略性地应用“倒退的”或消极的、批评的解释学（弗洛伊德的解释学） 和“前进的”或积极的、建构的解释学（自己的文化解释学），即要根据患者的心理状况和人生发展阶段的不同来决定这两种方法的功效。这充分表明了他意识到了“否定”的东西的生产性。

再次，文化解释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性的解释学和文化 在自性中的解释学。荣格认为，归根结底，梦、神话、幻想、艺术和宗教等文化产品都是人类心灵的产物，是自性这一作者所写作的文本，因此，文化解释学就是关于自性的解释学。自性虽然是在人类的历史文化中经过长期的沉积而形成的心理结构，但是，它作为先验的范畴对个体后天在文化中的经验产生制约和影响，因此，文化的作用被内含于自性这一心理结构中，而不是外在于自性的，更不是由它来决定自性。

也就是说，尽管荣格认为对于个体的经验来说，文化因素是重要的，但是他只把文化因素看成是填充到先验的原型结构的形式中的内容，因此，原型结构永远是第一位的，他从未反过来设想文化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它直接决定个体的经验，而原型心理结构是次要的。可能正因如此，他没有试图提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理论，即以文化为主题而形成的一个文化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的理论。他也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后者在《一个幻想的未来》（1927）、《文明及其不满》（1930） 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 中提出了一个文化的经济学的理论，即文化的发展和人的本能的满足都需要消耗一定的心理能量，因此文化和人的本能是对立的，文化是对人的本能的否定，在本能的满足受到一定抑制的条件下文化才有可能发展起来。当然，荣格确实关注文化问题，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衰落和缺陷，并对政治进行过批评。

最后，文化解释学具有后现代的意义，特别是与解构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原型是前科学的理解必然使荣格以对语言意义的深刻怀疑为基础，这里的语言是指的他所谓的定向思维（directed thinking） 的语言。在荣格看来，这种语言涉及有意识地运用语言和概念，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或按与现实有关来建构的，从根本上说，它是要与人交流的，思考指向外部的他人，并且是为了他人，因此就是理性、科学研究（尽管可能不是科学发现） 和常识的语言；另一种是幻想思维（fantasy thinking），指运用单独的或某一主题的意象、情绪和直觉，对此，逻辑、物理法则和道德的戒律都不起作用，这种思维是隐喻的、象征的和富于想象力的，通常是潜意识的。并且荣格强调对这两种思维要平等地看待。荣格既然认为原型是前科学的，那么也就是前语言的，因此，它本身是不可表征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诉诸对话的或人格化的形式，或者说是借助于原型的意象的形式而得到显现，意象便先于可言说的语言而存在，因此，荣格是一个意象主义者而不是一个以语言为中心主义者。由此，荣格的文化解释学也为保持沉默或绝对地拒绝解释留下了余地，而且他的这一观点还有力地回击了“庸俗的荣格主义”，即根据原型的主要“编码”对文本进行一种机械的、还原的象征的重写。荣格是一个意象主义者，即认为意象先于语言而存在。因此，他必然认为，与语言的意义值得怀疑相比，意象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这也就涉及到“意义”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荣格的观点不同于传统之处在于：其一，他通过把意义和价值、情绪等非理性的功能联系在一起，从而提出意义并非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意识和理性领域所独有的，相反，它部分地属于非理性的潜意识的领域。也就是说，意义是介于意识和潜意识、理性和非理性两者之间的东西。这样，他就既把意义从意识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同时又使其区别于潜意识的意义。其二，他提出，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也并不像传统所认为的，是针对意识领域中确定的东西的，而是把给定的事实看成既是它本身，又是一种象征，即是潜意识中完全未知的某种东西的一种表达。我们之所以不能看到事物的象征的意义，是因为意识常把自身对事物的缺乏理解投射到对象上，所以把潜意识中未知的东西等同于无意义的东西，也就是否定潜意识的意义。其三，不同于传统中认为的意义是文本所固有的、是不变的，他认为，在意义的解释中关键在于在有意义和没有意义之间作出选择的行动。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取决于解释者的赋予。正是在与意义问题的联系中，可以发现“后现代”的荣格。“解释是针对那些我们所不理解的东西的；只有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才有意义”这句话似乎可作为他的后现代主义的宣言。

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对荣格作一个最简单的分析，那么，他的集体潜意识理论正是处在西方理性主义的、语言中心的文化的边缘。他正是从边缘位置出发去解构他那个时代的防御物，其中大部分是“理性意识的明白的高高在上”。再如，荣格放弃绝对心灵现象的体系化的探索。在心理治疗中，他不是从理论和概念出发，固定地采用某种技术、方法，也不主张建构完整的心理学体系，这似乎与他的解构策略相一致。他大胆地追求潜意识的表现——非理性、非逻辑、非科学、幻想、秘教、炼金术、占星术、诺斯替教、神秘主义、超心理学、东方宗教和原始的仪式，这使他遭到了理性方面的批评、谴责，却也为他赢得了极为重要的洞察，即对心灵现象的象征的和超个体的性质的认识。他把“心灵现象不应只从一方面来看，也要从另一方面来看”奉为第一公理，并借用英国著名政治家和小说家迪斯雷利（B. Disraeli） 的格言“对于重要的事情无需再加强其重要性，而不重要的事情并非真的像它们显得的那样的不重要”。这些观点正表明了是荣格的解构原则。也就是说，解构主义能够说明荣格在西方文化背景中的总的现象，而反过来，集体潜意识理论也应能阐明在一些解构的发现下的心理动力。另外，荣格和解构主义者在由对立面原则所引申出的许多根本观点上也是非常一致的，从而使集体潜意识理论和解构主义呈现出总的根本观点上的一致性。

阐述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特色，我们就知道该如何评价它了。一是如果我们站在实证主义的角严格的科学标准，因为它的基本概念和核心思想还停留在假设的阶段，但是也不能轻易地简单地否定它所可能蕴涵的科学价值，特别是它的一些观点和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和新物理学之间还有着许多内在一致性，这些可以看作是对它的科学性提供了间接的证据。而且，我们还应该继续在各种学科中积极寻找对分析心理学的科学性的间接证据。二是如果我们站在现象学和解释学哲学的角度，那么也应该一分为二。上面的阐述已经充分说明了分析心理学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作为哲学基础，从而对探索人类的深层心理和维护精神的价值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是一种有独特价值的心理学理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这种独特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使分析心理学必然带有局限性。关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局限性，正如叶秀山所深刻地指出的：

我们看到， 现象学、存在论、解释学揭示了生活、世界的一个方面——在他们看来， 这是基础性的、 本源性的、 真实的方面， 这个方面的‘意义’ 的确不能完全归结为抽象概念或具体表象， 即不能归结为逻辑学或经验科学； 但从这些思想家对这种“意义” 的“遗忘” 所表现出来的关心来看，也说明这种“意义” 与“知识” （科学与技术） 有相当的关系， 因为如果是不相干的两个方面， 那么一方面的“过分”发展， 并不一定会引起另一方面的“遗忘”， 那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 的态度或是一种虚假的说教， 或是思想不清楚的表现。（叶秀山， 1988， 引言， pp.12~13）现象学和解释学作为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哲学，必然使分析心理学具有唯心主义的弊端，主要是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分析心理学所谓的集体潜意识或原型的概念实际上带有脱离历史和实践的虚幻的色彩，它们作为先验的存在不能正确地解释和引导人们的心理生活和行为实践。

三、与中国文化结缘

我们都知道，荣格向往中国文化，他曾学习过汉字，深深地被汉字的丰富意象所吸引，称其为“可读的原型”，而且他曾经说：“在内心里，我们要做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因此可以说，荣格在骨子里是中国人。事实上，荣格在创立他的分析心理学的过程中确实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极大的启发，这主要是指道家文化、《易经》和中国佛教。

“荣格是中国人，而且是道家。”这个说法其实是毫不夸张的。关于荣格受道家的思想影响，前面已经有介绍，那是在1928 年，他画了一幅金色城堡的曼荼罗，正觉得它的中国味道怎么这么浓时，他收到了维尔海姆寄来的《金花的秘密》，这是一本中国道教的瑜伽术文本，也是炼丹术手册。荣格认为这使他第一次走上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引领他对中世纪炼金术和集体潜意识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最终他认为炼金术是现代潜意识心理学在中世纪的对等物。而且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个让荣格非常喜欢的道家的故事。一个中国的小村庄久旱无雨，于是他们从远方请来一位老者，老者在搭建的房子里闭门三天，谢绝他人的打扰，专注于入静，三天以后，真就下了大雨。维尔海姆请教老者其中的奥妙，老者告诉他，那里久旱无雨是因为那里的人没有遵循道，而他则来自一个秩序良好的、遵循道的地方，现在在那里他受到了干扰，所以必须再次入静，那么道就恢复了，道恢复了，也就下雨了。2002 年，时任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主席M. 斯坦因在广州召开的第二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国际论坛上，就“中国思想对荣格及其心理学理论的影响”作了主题发言。他以荣格和维尔海姆的十余封通信为研究数据，引用了托马斯•科茨1994 年作为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来华访问时所阐发的一种思想，即：荣格自称在他的一生中，维尔海姆对他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这让那些想当然地认为弗洛伊德对荣格的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人吃惊不已。

美国的荣格心理分析家、荣格心理学教授罗森（D.Rosen）在他的《荣格之道》（1997） 一书中说：我长期以来深受道家思想的吸引， 当我第一次读《老子》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在对我说话。实际上， 我第一次阅读荣格的时候， 也有同样的体验。后来， 我逐渐发现荣格自己在其很早的时候， 便已经具有了道家的生活态度。（大卫•罗森， 2002， pp.29~41）

荣格心理学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与道家思想相吻合。这在荣格与维尔海姆合著的《金花的秘密》（1929） 一书中得到了清楚的反映。我们也可以通过下面的一些例子来了解道家与荣格心理学的一致性：由阴—阳、暗—明、阴影—面具、邪恶—善良，以及女性—男性等所表现出的对立世界；母性作为世界万物起源的思想； 《易经》与“共时性”，以及道与自性；完善之路与自性化（个性化） 等。（大卫•罗森，2002，pp.29~41）

那么，荣格究竟是怎样理解中国的道家思想的呢？他曾经这样说过：

道家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心理学原则……最大而又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 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与途径， 引导人们去获得那不可缺少的心理体验， 能够正视与面对潜在的真理。这种真理是统一的， 并且具有一致性。我只能这样说， 道家是我所知道的对这一真理最完美的表达。（转引自大卫•罗森， 2002， pp.29~41）

也就是说，荣格对道家的理解就是，“道”是“普遍的心理学原则”。在中国文化中，“道”这个汉字是具有许多有趣的意思的，如：“道”通常是表示走路经过的过程与印记；“道”也可表示走路要去的目的地，因此是目标、中心的意思；“道”既然是一种可寻印记，因此可以引申为规则、规律；“道”既然可以表示规则、规律，因此进一步地又可引申为善，因为按照规则、规律做事，就是好的；诸如此类。总之，“道”确实是非常玄妙的一个汉字，它可以是指极其普通的可见东西，也可以表示非常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 强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25 章）

这里所说的“道”，最好理解为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在荣格心理学中，自性原型就有些类似于“道”，因为它是潜意识和意识的全部和核心，是最重要的原型，对心理和行为起重要的组织和调节作用。

因此，顺从于“道”就是顺从于自己的自然本性，让自性自然显现和起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不仅荣格的心理学可以说是“道”的心理学，而且，他本人就俨然是道家哲人或仙人，特别是他在波林根的生活方式——他远离尘世的喧嚣，远离现代化的机巧生活，独自亲近大自然，亲近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中国的道家非常相似。至于荣格受《易经》的影响，那也是为荣格学者所津津乐道的。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大约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素有“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之美誉。从本质上来讲， 《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的书。《易经》是一种人工编码系统。它由阴阳通码卦符组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三个不同水平的系统层次，同时配以卦辞和爻辞进行文字说明，有着严密、完美的内码数理结构。《易经》预测利用偶合律，最早找到了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完美结合点，而其二元世界统一论的思想，揭示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宇宙空间的真相，暗示了二元世界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

在分析心理学发展初期，荣格便与《易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维尔海姆在劳乃宣的帮助下把《周易》翻译成德文的时候，已经通过他们的翻译，向西方人传递了一种神秘而智慧的思想，这正如维尔海姆的儿子海尔姆特•维尔海姆在该译本的英文版第三版（1967） 序言中所说：“《易经》中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人类心理现象。”荣格说：“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这个“阿基米德点”是荣格对于《易经》的接受和理解，而这个“阿基米德点”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通过《易经》的帮助和启发，荣格提出了他的“共时性原则”，并将这种“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一种内在基石。

荣格说：我自己在对潜意识心理学的研究中， 发现西方的因果性原则在解释一些潜意识心理活动和过程时， 是不充分的， 这也促使我寻求另外一种解释的原则。

在英国学者保罗• 戴维斯的名作《上帝与新物理学》一书的第六章“精神与灵魂”中，将荣格的一段话作为该章的“导引”：“我就是相信人类自我或曰人类灵魂的某一部分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法则。” 荣格深信，心理现象必将遵循着一种有别于物理法则的法则。“共时性” 原则是荣格的心理学信念，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基石，也是荣格为之而奋斗的一种理想。荣格曾经说过：

建立在共时性原则基础上的思维方式， 在《易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是中国思维方式的最集中的体现。而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 这种思维方式从赫拉克利特之后， 便在哲学史上消失， 只是在莱布尼兹那里出现过一些低微的回声。（转引自申荷永， 2000， pp.348~352）

在这种意义上，荣格说， 《易经》正好适合于分析心理学发展的需要。实际上，荣格本人确实利用《易经》进行占卜，以此来对潜意识的内容进行探知，或与之相印证。例如，在他1925 年决定去东非旅行前，就曾占了一卦，为“渐”卦，表示会逐渐取得进展，但是可能会冒极大的危险。当时，荣格确实已经感到内心里有些紧张不安，可还是决定前往。而他的那次东非之行真是充满了艰难险阻，他冒过几次生命的危险，不过，他的收获非常大，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之一。

荣格之后的分析心理学家或分析师几乎都和荣格一样对《易经》非常感兴趣，他们甚至已将它发挥为其心理分析的实践。例如，开始于1933 年的瑞士爱诺思圆桌研讨会，主要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活动。1933 年到20 世纪50 年代初，荣格几乎每年都出席研讨会，每次都是核心人物，他谈论的主题总是《易经》与心理分析。后来，他们逐渐形成了爱诺思《易经》版本，1989 年以《爱诺思年鉴》的形式，发表了爱诺思《易经》的第一版，并且为其取名为: 《周易: 包罗万象的启迪》。接下来几年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基本上都是集中于对该《易经》版本的研讨，国际间著名的分析心理学家以及《易经》学者，频频聚会于爱诺思，共同研究爱诺思的《易经》版本，共同探讨《易经》中所包含的心理学意义。通过这些研讨，通过一种集体性的工作，也大大地改进与完善了爱诺思《易经》版本的内容与形式。1994 年，英国基础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了爱诺思的《易经》，将其定名为: 《周易：中国的经典，变化的启示》。（申荷永，2000，pp.348~352）

最后，根据华裔荣格学者、著名的文化评论家刘耀中的看法，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的形成也受到了中国佛教的影响。在 《佛教影响下的荣格——从 〈起信论〉 到 〈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一文中，刘耀中论述了两个事实：一是佛教对荣格的影响不是在荣格的思想成熟之后，而是在成熟之前；二是佛教对荣格的影响主要来自中国，荣格的思想基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刘耀中，2002，pp.87~91） 另外，曾有人把荣格比喻为慧能的化身，认为他在分析心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处处体现着东方禅宗的精妙。实际上，不管是荣格、马斯洛或是罗杰斯，都曾从东方禅宗的思想中获得过启迪和洗礼，从东方传统中获得了方法与智慧，并将其融于自身及其思想体系的完善。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的中国文化来源，这表明，荣格结缘中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已经开始走出去，学习荣格的心理学，然后再把荣格学者请进来，让更多的中国学者有机会直接与国外的荣格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活动，同时也是给国外的荣格学者以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国内的组织者是华南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申荷永教授，从1998 年开始，他组织了四届“ 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国际论坛，每次都邀请了当今分析心理学的重量级人物来中国进行交流，他们主要有：默瑞•斯坦因（M. Stein）、约翰•比（J. Beebe）、大卫•罗森（D. Rosen）、赫斯特•所罗门（H. Solomon）、乔•坎布雷（J. Cambray） 等。国内的参加者主要包括一些心理学教学科研人员、心理咨询师，还包括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佛教主持等。这些研讨会似乎已经使心理分析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了分析心理学历史的一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心理分析”是申荷永教授提出来的一个名称，意思是“这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可以包括弗洛伊德、荣格以及其他心理分析者的努力”，并且他认为心理分析是具有中国文化意义的。（申荷永，2005，pp.425~427） 另外，从1996 年开始，申荷永指导研究生从事有关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技术的专业研究。至2008 年，已有12 位博士、30 余位硕士、20 余位访问学者、2位博士后人员的学位研究论文都集中在研究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的主题。

显然，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缘分为他创立分析心理学提供了巨大的智力和情感支持。而今天中国人能够与国外的分析心理学家进行对话，能够吸引他们，还是因为中国文化的魅力。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是极其宝贵的，它蕴涵着深刻的高超的智慧。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无比的自豪。问题是，我们今天正忙着赶超西方，因此会很容易忽视自己已经有的珍宝，而捡到的却很可能是西方人扔掉的垃圾，那么，我们就可能会重蹈西方人的覆辙。荣格说自己内部是东方人，当然他的外部还是西方人，因此，他是在平衡东西方，他能实现东西方的整合，而这是他实现人格整合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心已经换成西方人，那么，不管我们的外表如何，我们都将失去平衡。也就是说，我们的内部永远不能变，必须一直是东方人，这才符合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这也是我们的心理分析所应特别强调的，否则，一旦我们与传统的联系在内部被割断了，集体潜意识中就会出现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的阴影，它由于受到压抑而变成一个魔鬼，我们就会被搅扰得内心惶恐、焦躁不安。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时代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学习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也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荣格大事年表

1875 年荣格出生于瑞士图尔高州的凯斯维尔村庄。

1895 年荣格考入巴塞尔大学攻读医学专业。

1900 年荣格从巴塞尔大学毕业， 到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做精神病医生。

1902 年荣格发表医学学位论文， 也即就职论文： 《论所谓超自然现象之心理及病理》。

1904 年荣格和同事开始研究语词联想实验， 认识到情结的存在。

1907 年荣格与弗洛伊德第一次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会面。

1909 年荣格与弗洛伊德一起赴美国讲学， 两人的分歧越发暴露； 荣格做了一个关于骷髅和房屋结构的大梦， 导致他后来提出了集体潜意识学说。

1912 年荣格发表《变形的象征》， 公开反对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 并提出用象征来理解潜意识。

1913 年荣格在正视潜意识中预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发明了主动想象技术。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荣格认识到探索集体潜意识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1916 年荣格在瑞士苏黎世号召成立心理学俱乐部， 注重心理治疗的外部效度。

1918 年荣格在正视潜意识中体验了曼荼罗， 它是自性原型的象征。

1920 年荣格出版《心理类型》， 标志着分析心理学的正式建立。去非洲旅行， 发现了人类的阴影。开始在英国的康沃尔举行分析心理学研讨会， 促进了分析心理学的国际发展。

1922 年美国纽约成立了第一个荣格心理学研究小组。

1923 年荣格在波林根开始建造塔楼， 塔楼是他的第二人格或自性之所。

1925 年荣格去美国新墨西哥州普韦部落印第安人居住地旅行， 他认识到基督教神话已经丧失了生命力； 荣格开始在苏黎世用英语讲课。

1926 年荣格做了一个自己被关在16 世纪的大梦， 预示着他会遇到炼金术。

1928 年著名的汉学家理查德·维尔海姆寄给荣格一本中国道教炼丹术的书《金花的秘密》， 使他认识到炼金术的重要性。

1933 年荣格开始出席瑞士爱诺思圆桌研讨会， 他是核心人物， 谈论的主题总是《易经》与心理分析。

1934 年荣格正式开始研究炼金术。

1936 年美国创立了纽约分析心理学俱乐部。

1940 年荣格去印度访问， 认识了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

1944 年荣格踝骨骨折， 后又心脏病发作， 病中产生了濒死幻象， 病愈后迎来了新的创造高峰。

1948 年在瑞士苏黎世成立了第一家荣格学院， 进行正规的分析心理学的教学与训练， 培养分析心理学家。

1956 年荣格出版《神秘结合》， 这是他晚年对自性的一部文学的和理论的沉思之作。

1961 年荣格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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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科特：儿童精神分析实践者

温尼科特

唐纳德·伍兹·温尼科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1896—1971）

在精神分析界有这样一个独特而有趣的老头儿， 他可以和儿童一起在地上打滚， 在纸上涂鸦， 玩游戏， 过家家， 由此轻而易举地进入儿童的内心世界， 洞察儿童无法表达的烦恼与恐惧。他就是英国著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大师——唐纳德·伍兹·温尼科特（ Donald Woods Winnicott， 1896—1971）。他一生致力于引导人们用新的眼光看待儿童与环境， 用新的态度与方法对待儿童。他虽然没有儿女，却把一生奉献给了儿童与母亲， 是一位杰出的儿童精神分析实践者。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亚伦·埃斯曼（Aaron H. Esman） 博士指出： 因为温尼科特独特的文字风格， 不知疲倦地努力与普通人、非精神病专业的读者、听众交流， 以及他的某些发展性概念引起的强烈反响与情感共鸣，所以他在普通公众的意识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诸如“够好的母亲”、“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过渡客体” 等术语已经成为讲英语的国家受过教育之人精神储备的一部分， 并将继续扩展到更多国家。

一篇登载于《纽约时报书评》的文章指出： “我不能想象有人读了这些（温尼科特的著述） 却没有对孩子、父母以及自己有更丰富的了解。”

总序

阅读大师 走近大师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说过，“心理学虽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心理学的长期过去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心理学曾一度是灵魂的奴仆、神学的婢女、哲学的附庸。直到1879 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才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其相对短期的历史。从那时至今，科学心理学走过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历程。其间，心理学产生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硕成果，名家不断辈出，论著不断涌现，理论不断更迭，方法不断更新。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一些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著作、理论和方法在时间面前已变得沉静无闻。而另一些心理学家至今仍是备受人们推崇之大家，一些经典名著至今仍是大众必读之作品，一些经典理论至今仍是业界必学之内容，一些经典方法至今仍是人们必用之工具。如果将整个心理学学科比喻成一顶精巧的皇冠，那么心理学大师无疑就是这个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也许有人会问，什么样的人才配称得上心理学大师呢？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又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在心理学某个领域具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就可以称之为心理学家，但只有那些具有开风气之先而影响深远的心理学家才配称心理学大师。心理学大师要有大的创造、大的主张、大的思想乃至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时代相互激荡。

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面对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抑或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是，与一般人不同，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命运，而且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心理现象时，他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个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孤傲、怪癖、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达尔斐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在这里，我们通过这套“世界心理学大师传记丛书”向广大读者朋友展示心理学大师们的人生风采。为了便于读者朋友阅读大师，走近大师，这套传记丛书的编写力求体现如下三个原则。1. 雅俗共赏。这套传记丛书不打算写成过于学术化的作品，而是希望将其打磨成雅俗共赏的大众读物。我们相信，诚如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言，“欣赏音乐者不一定要通晓音乐的形式规则，只要具有与之相通的生命经历便可”。通过让读者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略大师的创造成果，与大师的个人成长同行，最终实现读者与大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近距离感悟大师的学术风范与生活点滴的同时，来感同身受地丰富并启迪读者自己的人生。

2. 简明扼要。这套传记丛书不打算写成研究某位心理学大师思想的理论专著，而是编撰成心理学大师的人物传记。在写作方式上，我们贯彻了人物传记的特殊要求，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叙述为主，以点评为辅。具体而言，就是以心理学大师的生平为主线，将其理论创立过程和理论成就穿插其中，尽量发掘心理学大师的生平事迹和趣闻逸事，特别是影响心理学大师学术成长和创造活动中的一些偶发事件，展示一个个血肉丰盈的、“在世之在”的大师形象。正如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指出，“在许多人的生命中偶尔会有对其发展具有决定性、方向性影响的事件，而且，展现生命历程中的这些里程碑正是传记所关切之事。所以，传记作者应该挖掘出他所要描绘的生命中所发生的那些典型的、独特的以及有影响的事件，其他的就留给读者的经验去扩充”。我们相信，心理学大师也不例外。在内容选择上，我们注意阐述大师思想的理论内容，但不刻意追求系统化和体系化，而是抓住核心主题，进行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描述，尤其重视大师在为心理世界“立法”过程中所提出的原创性观点和思想体系的创生源头与建构过程，并通过典型的例证或案例加以说明。在内容编排上，我们注重一定的连贯性与故事性，同时希冀把心理学大师放在特定的学术背景下进行合理的评价，指出他在心理学界内外的影响。

3. 生动活泼。在语言表述上尽量避免一般心理学教科书或专著的枯燥与单调，力求文风洗练、生动活泼，做到集通俗性和可读性于一身。在形式上重视图文并茂，通过插入一些精美的照片和图片，让读者在理性理解之余更多一层感性和直观的认识，从而提高读者的理解性和接受性。当然，我们也不唯“图”是图，而是严格筛选插入的照片和图片，使其符合具体的语境，使它们所包含的信息与文字信息互为补益、相得益彰。诚然，就像伟大诗人泰戈尔所说的那样，“源自伟大心灵体验的生命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种逻辑体系加以详尽无遗的阐释，只能通过个性生活的具体经历来获得亲验和寓身显示，并在各自的新发现中增添更丰富的价值内容”。因此，亲爱的读者，你们的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心理学大师们最完美的诠释，你们的每一番领悟都是对心理学大师们最崇高的致敬！现在就让我们怀揣着这种崇敬而又期待的心情去走近这些心理学大师吧！

郭本禹2011 年11 月

于南京郑和宝船遗址•海德卫城

第一章　早年生活：成长与脱离

从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任何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创立者的经验之上。经验不仅反映在临床工作上，也反映在生活经历中呈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及弱点上。唐纳德•伍兹•温尼科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1896—1971） 独特的儿童精神分析思想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还与其个人特质性的生活与学术道路有关，与其独特的家庭环境、独特的性格特征与兴趣爱好以及独特的生活经历有关。

一、多个“母亲” 的独生子

温尼科特于1896 年4 月7 日出生在英国丹佛普利茅斯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层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和唯一的儿子，这一般是手足排行中比较受宠的地位。在他幼年时拍摄过的一张全家福中能够清楚地看出他在整个家庭中的地位：中心的和受宠的。可以推断，他从小就不需要以顺从来博得接纳，这也可以解释其人格魅力的来源。长大后的温尼科特不愿被束缚于单一的思考方式，喜欢独立自主和自我实现。他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担任了两届普利茅斯的市长，并被授以爵位。他具有一种老式的沉着威仪和风趣感。认识他的人谈起他，都说他有智慧，判断精准。温尼科特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正如温尼科特指出：“他绝大部分时间把我扔给了我的妈妈们。”温尼科特与母亲和两个姐姐的感情甚好。除了母亲和姐姐，他还有一位保姆、一位女教师和一位经常住在他家的姑姑。可以说，他是在一个女人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多个‘母亲’的独生子”。他在理论工作中撇开父亲、着迷于母婴关系可能有此根源。小温尼科特毫不怀疑自己是被爱的，让他产生了一种深厚的安全感。他的妻子克莱尔曾说：“由此，温尼科特得以随意探索屋子里、花园里所有可用的空间，让这些空间充满他的身影，从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世界。”

温尼科特的母亲经常抑郁，他像很多敏感的孩子一样，学会放下自己的需要去照顾母亲，把让母亲快乐起来当做自己的任务。他曾写过一首名为《那棵树》的诗，回忆了自己的早年经历，母亲总是很抑郁，无力包容、保护他，部分内容为：

下面的妈妈总在哭泣， 哭泣， 于是我知道了她有一次， 躺在她的腿上， 就像躺在死去的树上一样我学会了使她微笑， 抑制她的眼泪， 免去她的罪过， 治愈她内部的死亡我的生活就是为了激活她的生活抑郁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也成为温尼科特日后重点阐述的论题之一。

但是即便如此，小温尼科特还是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品质。曾有这样一件事，一次他问父亲关于宗教的问题，他父亲说：“听我说，孩子，你去读《圣经》，体会《圣经》上说了什么，然后自己决定你要什么。信仰是自由的，你不必相信我的想法。自己做决定，只管读《圣经》就行了。”后来温尼科特描述自己“始终庆幸我成长期的教养是允许长大脱离的（growing up out of）。”

据说，温尼科特9 岁时，一次在照镜子时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他说自己“太友善（too nice）”了，从此决定表现出自己的另一面，随后他出现了一阵子不好的行为和较差的成绩。因为觉得自己太好，太受大家喜爱，他必须找出自己讨人厌的一面。

但是他父亲也有遵守传统，希望培养儿子良好教养的一面。当12 岁的温尼科特说了一句粗话“该死”时，父亲脸色沉痛，怪母亲没有盯着儿子结交正派朋友。从那一刻起，父亲就做好心理准备要把他送走。

据后来温尼科特的妻子克莱尔描述，温尼科特的童年给人一种几近理想化的感觉：一个完整的家庭、健康正常的外表，充满温情和良好的家庭关系。克莱尔解释道：这段有关温尼科特的早年和家庭关系的简略记述， 有些人读了或许会认为太完美， 不可能属实， 但是事实上它的确很完美， 我就算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以别的面貌来呈现它。关键在于他是个非常快乐的人， 他那种享受事物的能力， 始终能战胜他所遭遇到的挫折和失望。而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早年生活的品质以及他对其产生的感念， 的确给他带来一个大难题， 即要脱离家庭， 建立他自己的独立生活和自我认同， 却很难不牺牲早年生活的丰饶。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办到。（雅各布斯， 2003， pp.9～10）

二、自由的寄宿学校生活

1910 年，在温尼科特14 岁的时候被送到了一所寄宿学校——剑桥的莱斯 （Leys） 学校学习。在那里，他如鱼得水，能够以全新的方式展示自己。没课的下午，他跑步、骑车、游泳、玩橄榄球、参加学校的童子军、交朋友、在唱诗班唱歌。每天晚上，他都大声给寝室的男孩们朗诵一则故事。他常常写信回家，每一封信都流露出他的活力和兴趣，并且向家中每一个人致上他的爱，包括女仆甚至猫。下图就是这个时期他曾写给父母的一封信，图文并茂地呈现了他在活动中所受的伤（Rodman，2003，p.29）。

家人给了他充分的安全感，让他能自由地探索新的经验。“游戏”的概念与经验从小就有了，在他后来的理论与实践中强调游戏的重要性成为很自然的事情。有一次玩橄榄球的时候，他跌断了锁骨，被送进学校的疗养院。他想，如果身体出了问题，除非他自己成为一名医生，否则他必须依赖医生的帮助。从那时起，他就立志成为一名医生。

正是在学校读书期间，他发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曾谈到自己少年时读到此书时的感受：

我没法放下这本书。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如此重要， 但现在我知道， 主要是因为它表明了对生物可以进行科学的研究， 因而自然的结论就是： 我无须担心在生物间存在着知识和理解上的断层。对我来说， 这种想法无疑是精神上的极大放松， 我因此也可以把能量释放出来， 用于工作和娱乐了。（菲利普， 1999， p.1）

他的意思是，他要做的不是弥合知识和理解上的断层，而是找到一种方法去研究它们，这些断层可以成为想象力的潜在空间，断层正是思想起飞的地方。

此外，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提到物种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以及环境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他意识到个体多样性和变异性的生存价值，也意识到有机体适应环境要求的需要。有机体必须顺从和适应环境，但同时它们也必须进行大量的个别化和多样化，以增加存活的机会。他同时也相信，在过早适应外部环境的情况下，个人的自我将面临危险。

由此，达尔文的理论至少带给他两个影响：第一，不必害怕知识和理解上的隔阂，所以他使用自己的词汇来讲解自己的观点，有时候他会先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但发现和别人有相同的情况时，才会把它改掉。但某些治疗的理念和技术是他自己创造的。第二，环境和适应环境的重要性。达尔文强调自然选择，物种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成长是不容易的，所以环境的稳定性是使物种生存和成长的条件。而对婴儿来说，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环境，所以需要一个能使他们好好生长的环境。

克莱尔觉得，达尔文改变了温尼科特的整个人生，科学的工作方式令他兴奋，使他觉得这正是他想要追求的。可以说，达尔文是温尼科特最早的精神先驱。

三、医学院的学生生涯

1914 年，温尼科特进入剑桥的耶稣学院，攻读医学。当时必须参加自然科学荣誉学位的考试，才能成为一名医科学生。在准备考试的时候，他学习了生物学、动物学、比较解剖学、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1957 年，在向伦敦大学学院心身研究学会所作的报告中，他谈到，即使在当时，他对所学的科学方法的局限已经不满了。

我所学的生理学是冰冷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由对青蛙组织或心肺标本的认真检查而得到验证。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消除像情感这样的变项。而在我看来， 不管是动物还是人，在本能生活方面， 都是中性的。你可以看到一只狗永远处于受挫状态的驯化过程。想一想我们加给一只狗的压力吧， 它甚至不向膀胱里分泌尿液， 直到暗示它有机会排尿的时候。当我们研究人类躯体的机理时， 允许生理学因为情绪和情感冲突而复杂化， 这比在上述情况下重要得多。（菲利普，1999， pp.36～37）

温尼科特在大学时的成绩并不突出，可能他喜欢玩乐的天性超过了对课业的艰苦付出。他热爱音乐，他的房间里有一架钢琴，能唱男高音，经常是社交聚会的焦点。在任何情形下过得开心、玩得愉快是他最重要的目标。

学习之余，他部分时间在当地一些学院附设的军医院帮忙。他的一个病人，后来成为终生的朋友，回忆起那段日子：“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16 年剑桥的医院里，他当时还是医学院学生，喜欢在周六晚上的病房里唱滑稽的歌曲，唱‘苹果布丁’，逗得我们非常开心。”

但是他的学业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战争中，因为他是医学院学生，可以免服役，但是很多好友的阵亡，让他觉得有责任不仅为自己而活，也要为那些死去的朋友而活。在他短短几页的自传中曾写道：“我始终甩不掉一种感觉，好像我活着是某样东西的一个侧面，而他们的死是那样东西的另一面。”

1917 年，他加入皇家海军担任见习外科医生，在一艘驱逐舰上服役，直到大战结束。因为学医时间较短，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医生的工作，好在船上还有一位较有经验的医生，教他一些实用的医学知识。他在写给母亲的家信中曾说到，他在那里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让士兵们写信给他们的母亲时，说船上有位医生。在服役期间，他在空暇时也读书，不过不是医学书籍，而是亨利•詹姆斯和乔治•梅雷迪思的小说。的确，他一生都爱读书。

但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对战争“作出贡献”，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成年早期，就像他的中年早期一样，都为世界大战所困，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成为那个成长阶段的关键经历。在这段时期，他看到了敌人的行动，亲眼目睹了死亡，从而考虑自己的未来。

四、与精神分析的亲密接触

1918 年，战争结束后，他在伦敦的圣•巴塞洛缪医院继续他的医学培训。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开业医生，1920 年他取得了执业资格。他在那里接触到很多优秀的老师，但给他最深远影响的是汤姆斯•霍德（Thomas Horder）。他常提到是霍德医生教给他详细记录个案史的重要性，以及仔细听病人说什么，而不仅仅是问问题。他记得霍德医生对他说：“倾听你的病人说些什么，别一进病房就要把满腹知识全抖出来。静静倾听，他们会告诉你许多事。只要倾听，你会有很多收获。”实际上，温尼科特学到的是：认真倾听病人以理解疾病，而不仅仅是关注症状。可以说，温尼科特后来在临床实践上的成就就是这一病史采集过程的拓展。

这期间，有一次他因为不能回忆起自己的梦，就到图书馆找书帮助，偶然发现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书。这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他有一种深刻的感觉：精神分析将是他毕生工作的一部分。他在写给姐姐的信中以饱满的热情解释了刚刚接触到的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 一词意为弗洛伊德所发展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治疗心理失调， 而无需催眠的帮助， 同时与催眠所产生的短暂的治疗效果相比， 精神分析具有持久的效果……如果这里还有什么东西让人理解起来还不是非常简单， 希望你一定告诉我， 因为我正在尝试着有朝一日能把这门学科介绍给英国人， 使它变得路人皆知。

这封信写于1919 年11 月，当时精神分析在英国还知之甚少，而学界正是厄内斯特•琼斯创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之时。从这封信中不仅可以看到年轻的温尼科特最早对精神分析的热情与理解，也能看到他的雄心与胆识。在弗洛伊德的激励下，温尼科特找到了医学之外的一项新使命：通过一个“简单的”重述过程，使困难的（或者被压抑的） 东西为人理解。他开始热衷于研究精神分析。此后，他的兴趣从儿科学扩展到精神分析学，并在二者的交叉之处展开自己的工作。1938 年，弗洛伊德和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离开纳粹占领的维也纳，前往伦敦。据安娜•弗洛伊德回忆，温尼科特是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中唯一到他们在梅尔斯菲花园街问候的会员。

1950 年，温尼科特在《不成熟中的成长与发展》一文中明确表明了弗洛伊德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弗洛伊德的看法：读者应该知道， 我是弗洛伊德学派或者说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产物。这并不是说我认可弗洛伊德说过写过的每一句话——在任何情况下， 这样做都是荒谬的， 因为弗洛伊德直到1939 年去世， 一直在发展着， 也就是说在改变着自己的观点。

事实上， 有些弗洛伊德相信的事情， 在我和很多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看来， 的确是有错误的， 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 弗洛伊德开创了一种科学方法， 以研究人的成长问题；他打破了人们不愿公开谈论性特别是儿童性欲的传统， 把本能作为基本的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他给了我们一种可以学习的方法， 供我们使用和发展， 而且通过它我们可以检验别人的观察证据， 给出我们的观察结果； 他揭示了被压抑的潜意识， 以及潜意识冲突的处理； 他坚持心理实在的完全可知性（这种心理实在尽管不是客观实在， 但对个人来说却是真实在）； 他顽强地尝试建立关于心灵过程的各种理论， 其中一些理论已被举世公认。

弗洛伊德是温尼科特的理想客体与“父亲”，与他提出的“母亲”的形象相似。在1969 年《摩西与一神教背景中的客体使用》一文中，他说：“我感到弗洛伊德会欢迎新的工作。”他追随弗洛伊德，试图超越他，并在内心祈望获得这个“父亲”的认同。

第二章 人生起点：事业与婚姻

1923 年，对温尼科特来说是人生许多重要事件的起点：成为一名儿科医生；与艾丽斯•泰勒（Alice Taylor） 结婚；开始接受詹姆斯•斯特拉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的个人分析。似乎从一开始，事业与情感在温尼科特那里就总是如影随形，难以分割。

一、特殊的儿科医生

1923 年，温尼科特获得儿童医学会诊医师证书，随即在伦敦定居，成为一名儿科医生。他曾先后在哈克利的女王儿童医院、伦敦城市议会风湿病和心脏病临床医院、帕丁顿•格林儿童医院工作，并在帕丁顿•格林儿童医院工作了40 年直至退休。此外，他还成立了一家私人诊所，给一些他在医院门诊遇到而特别感兴趣的病人做治疗。他作为儿科医生有一个特色，就是关心一般家庭。他的病人包括很多贫穷人家，他经常会到他们家里看病。他总共对近六万对母婴进行了诊疗，获得了大量的临床经验。

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温尼科特喜欢研究人格而不喜欢研究机体组织或者疾病，他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把症状看做情感的表达。从他描述儿童症状的角度来看，害羞、遗尿、焦躁、湿疹等不再是身体的故障，而是对情感冲突的一种解决途径，儿童的症状是儿童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他认为，有病理学价值的，不是症状本身，而是儿童对症状的使用。

我们称之为症状的， 正是儿童们正常运用的手段。一个正常的儿童为了适应环境， 能够具有任何种类的症状。对于一个有病的儿童来说， 造成问题的并不是症状本身。问题在于， 这些症状并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它对儿童和母亲来说都同样有害无益。

因此， 尽管遗尿、拒食以及所有各种症状能够作为治疗的重要提示， 但是它们其实并非如此重要。事实上， 那些可称为正常的儿童也可以表现出这些症状。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生活的确是艰难之事， 对每个人都不例外， 而且从生活一开始就是如此。

他以尿床为例，如果儿童尿床是针对严格的管理作出了有效的自我保护，维护了个人的权利，那么，这种症状就不是病。相反，它表明这是儿童仍然想保留他那已经以某种方式受到威胁的个性。当这些症状不能构成有效的交流，不能保护儿童成长时，它们就变得刻板、习惯化，并成了疾病的一部分。症状是儿童应付和征服他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难的方式。健康儿童也有固定的症状，他们借此与环境进行沟通。温尼科特认为，医生要尽量从儿童的父母那里了解儿童的过去和目前的状况，并努力将儿童的症状与儿童的个性和内外经历联系起来。他说，儿童的生活片段就像散落满地的珠子，等着被串在一起。分析师帮助病人回想起这些事情，然后和病人一起把它们串起来。他曾举例说明：

一个聪明的12 岁女孩， 在学校里变得紧张不安， 而且夜间遗尿。没有人意识到她正在与一种巨大的悲痛作斗争， 这悲痛是由她挚爱的兄弟的死亡带来的。她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深重的悲痛， 因而这悲痛被隐藏起来， 等待着被唤醒。我出其不意地抓住她， 问道： “你非常喜欢他， 是吗？” 于是她终于失去了控制， 放声大哭。结果， 她正常地回到了学校，夜里也不再遗尿了。（Winnicott， 1964a， p.211）

在这个案例中，温尼科特要寻求的不是潜意识，不是未知的神秘，而是病人心中“有待唤醒”的东西。他“抓住她”，就像她正在坠落一样，他问的是她知道的事情，但因为她与自己的悲痛游离了，因而她预料不到这一询问。

温尼科特温和恳切、积极乐观，爱说笑话、喜欢想象，这些特质为他与儿童的交流带来了便利。他喜欢与儿童接触，总是带着极大的快乐对儿童会谈诊疗，并在与儿童的交流中游刃有余。他的同事，儿科医生杰克•提查德（J. P. Tizard）在悼念温尼科特的讣告中写道：

温尼科特有着最令人吃惊的与儿童相处的才能。我觉得说他理解儿童听起来是错误的， 而且似乎需要别人领他情的；实际情况刚好相反： 是孩子们理解他， 他是他们的一员。他曾经允许帕丁顿•格林医院的同事们参加他和儿童的会谈， 对大多数医生来说， 他人在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打扰， 最好能够避免。但事实是， 进入咨询室几分钟后， 儿童和温尼科特都把其他人忘掉了。

他当医生的态度在面临地位与工作对象产生矛盾时显露无遗。曾经在医院工作到有资格巡视病房，这是医生成功的标志，因为它能带来更高的地位。但是温尼科特拒绝了这一晋升，他觉得，即使婴儿和儿童住在条件非常舒适的病房里，他们的痛苦也是巨大的，踏进病房总让他心情不好。如果他成为一个给住院的儿童看病的医生，就得培养出不为他们的痛苦所动的能力，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医生。因此，他情愿专心做门诊的工作，也不愿到病房去工作，以免为了效率而变得无情。

二、过劳的第一次婚姻

1923 年温尼科特与艾丽斯•泰勒结婚，当时，温尼科特27 岁，艾丽斯31 岁。对艾丽斯的情况，资料记载不多。根据罗德曼（Robert Rodman） 为温尼科特写的传记记载，艾丽斯曾在剑桥上学，之后在特丁顿（Teddington） 的国家物理研究所工作，她热爱艺术，在婚姻生活中，她画画、制陶、雕刻、演奏音乐。她似乎不喜欢生活在城里，温尼科特也说过，她应该一直生活在乡村。她恨他的新工作，说他正在被工作杀死。一个叫汉纳•亨利（Hannah Henry） 的朋友曾经在温尼科特家里住了６ 个月，她描述艾丽斯长得很甜，有一张天使般的脸庞，长脸，漂亮的蓝眼睛，金发，从不化妆，自然的肤色，行动非常缓慢。汉纳记得温尼科特在忙碌的一天后还要在晚上看诊，在一个咨询时段之后，他已经筋疲力尽。但是艾丽斯毫不同情。她还回忆艾丽斯说过，城里的花儿比乡村的花儿败得早，这可能也在谈及人的生命，或者美丽的脆弱本质，或者表达她自己的哀怨。但汉纳觉得他们俩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一起演奏，乐在其中。

但是艾丽斯似乎受到情绪的困扰和神经性的损伤，经常处于一种梦样的朦胧状态。汉纳记得有一次和艾丽斯一起出去，艾丽斯开车，但好几次她都睡着了，还闯红灯，汉纳大声尖叫，艾丽斯平静地说：“不要大声喊叫。”汉纳告诉温尼科特有关艾丽斯不安全的事，他回答说：“我知道，但是我不担心，因为对此我什么都做不了。”艾丽斯有时吃饭时也会睡着。

第一次婚姻看起来是非常糟糕的，穆苏德•汗（MasudKhan） 曾写道：“她发了疯，而为了照顾她，耗尽了他的青春。”妻子的病症和乖戾的性格使他深受压抑，婚后不久他就开始接受斯特拉奇的分析。

1944 年，温尼科特在政府的疏散项目中和克莱尔•布里顿（Clare Britton） 相识并交往，直至1948 年他才决定和艾丽斯离婚，但觉得必须等到他父亲去世之后。当年的12 月31日其父去世，加之1949 年2 月他又一次冠状动脉血栓发作，之后不久他下定决心和艾丽斯离婚。其间正在跟随温尼科特做精神分析的利特尔也认为，温尼科特的冠状动脉疾病的发作和他明显的抑郁是由于他为离婚问题而痛苦。他的好朋友米尔纳很担心，认为如果他不离开艾丽斯就会死掉，就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他。他的秘书乔伊斯•科尔斯（Joyce Coles） 也认为：“他知道他再也不能忍受艾丽斯带来的紧张劳损了。”

三、接受精神分析

1923 年，温尼科特和艾丽斯结婚后不久，他就咨询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创立者、弗洛伊德的正式传记作者厄内斯特•琼斯，想找一位分析师为他做分析，他寻求治疗的明显动机在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到压抑的年轻人”，他需要帮助，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琼斯给了他詹姆斯•斯特拉奇的名字，斯特拉奇是弗洛伊德的标准英语翻译者，而且接受过弗洛伊德的分析。于是从1923 年起，他开始接受斯特拉奇长达十年的精神分析。很多人包括精神分析史学家们都很难理解，为什么温尼科特在斯特拉奇的躺椅上呆了那么长时间，斯特拉奇是严格而正统的精神分析师，而温尼科特则是一个充满了自己观点的人。

在1969 年温尼科特为斯特拉奇写的讣告中，就这位分析师对他的影响，他写道：

应该说， 作为访问弗洛伊德的结果， 斯特拉奇把一件事牢牢地记在心中： 病人的心理发展过程， 以及这一过程的披露， 虽然不能人为地产生， 但是可以合理地利用。这就是我在接受斯特拉奇的分析时所感受到的， 而且在我的工作中我努力实践这一原则， 并且用一种十分简洁的形式来强调它。

正是我接受斯特拉奇的分析这一段经历， 使我对精神分析中的解释性工作的描述产生了怀疑， 这些描述看起来似乎为了所有发生的事情而认可了那些解释， 就像病人的心理过程被忽略了一样。

在温尼科特式的精神分析中，对分析起决定作用的是病人的心理发展过程，解释的作用只是促进这一发展过程，而不是替代它，除非牺牲病人的真实自体，为了解释而解释。他对婴儿期的兴趣，培养了他对言语解释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作用的怀疑。

此外，他在1952 年写给琼斯的一封信中用“冷血”来形容斯特拉奇对他的分析工作：“在十年的分析中，他几乎没有犯过错误，他以一种冷血的方式坚持正统的技术……但是当需要作解释的时候，他会谈到并非解释的两或三件事。”从1936 年到1941 年，他又一次接受了分析，在克莱因的建议下，他找琼•瑞维尔（Joan Riviere，1883—1962） 做分析，瑞维尔是克莱因的支持者之一，也是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创立者之一。在分析中，她也坚持了古典精神分析的“中立”原则。和斯特拉奇一样，瑞维尔也不能为温尼科特提供他所渴望的知识。她坚持克莱因学派的一贯立场，关注内在攻击性愿望与幻想的展开，而温尼科特更关注母亲对婴儿的真实行为以及环境因素的作用。在瑞维尔给温尼科特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你要求一切都是出于灵感而自发的，对此我没有认同，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需要认真处理和检查的恐惧。”从中可以看到二者的差别，温尼科特对于内部资源的能量以及自发姿势（他后来称之为行动中的真实自体）的价值有着充分的信心，而瑞维尔则认为这太极端了，只有充满恐惧的人才会依赖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这实际上是两种难以调和的存在观的区别。

另外，这两任分析师的冷淡态度都深深刺痛了温尼科特，他后来提出以热情的态度支持病人“退行至依赖”的观点可能由此而出。他对于弗洛伊德提出的“节制”、“中立”的技术进行了灵活自然地整合，包括温暖（warmth）、卷入（involvement）与自我限制（self-restraint） 等原则。

四、开展儿童精神分析

1927 年，温尼科特成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第一批候选人之一，被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接纳，成为受训学员。1934 年，他取得了成人分析师的资格；1935 年取得了儿童精神分析师的认证，并向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宣读了他的论文《躁狂防御》。当时温尼科特是学会中唯一的一位男性儿童分析师。他曾说过：“当时其他分析师没有一位兼任儿科医生，所以有二三十年，我是个孤立的异象。”儿童精神分析学又称精神分析的发展心理学，是以儿童为对象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是对弗洛伊德以成人为对象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儿童精神分析学形成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奠基人物是安娜•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因，之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如：温尼科特、玛勒、斯皮茨、雅各布森等。他们的工作使亲子关系第一次成为精神分析学家们关注的核心。

儿童精神分析发展的起源其实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对小汉斯的治疗，但弗洛伊德的治疗是从病理学的角度展开的，治疗过程是通过小汉斯父亲的转述，医患双方并未进行直接的接触。自从哈特曼将精神分析纳入普通心理学的范畴，由弗洛伊德开创的心理病理学转向普通心理学，对儿童的精神分析也融入了发展心理学的轨道。但最初的儿童精神分析受到大多数成人精神分析师的拒斥，因为他们根据经典理论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儿童是不可分析的。比如，儿童不能意识到痛苦，没有变好的动机，不能延迟满足，不能主动寻求帮助，不能发展出领悟，不能独立于父母，不能形成一个持续的治疗联盟，不能做自由联想，不能做修通的工作，极少能发展为移情性神经症以得到系统的解释，等等。

随着克莱因1926 年抵达英国，温尼科特与鲍尔比在战时对儿童进行疏散，以及由安娜•弗洛伊德式的儿童精神分析带来的洞见，一幅新的图景在精神分析领域展现出来，它揭示了早期关系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意义。他们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开始了儿童精神分析的研究，他们都关注母亲和儿童，为前俄狄浦斯阶段心理病理的研究注入了生机，扩大并加深了对前俄狄浦斯阶段发展的理解。弗洛伊德于1933 年指出，儿童精神分析为精神分析作出了贡献，儿童是适合分析的，分析的结果是彻底而持久的。并且在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摩西与一神教》（1939） 中，他宣称：“儿童精神生活的分析性研究正在提供一种意想不到的财富，以填补我们对生命最早期知识的缺口。”儿童精神分析学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合法地位逐渐被确立，儿童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治疗技术也逐渐获得广泛的认同。有了儿童精神分析师的帮助，一般的精神分析师可以走得更深，从病人的生命早期开始追溯病因。

温尼科特展开其事业的过程先是作为儿科医生，然后才成为精神分析师，之后在两个领域的交叉之处开展工作，生命早期的发展与母婴关系自然成为他的关注重点。他从弗洛伊德与克莱因那里“偷”来，并自行改造、发展的精神分析思想成为儿童精神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运用客体关系（母婴关系） 的观点解释儿童精神世界的发展。因此，他的理论实质上是从客体关系（母婴关系） 的角度研究亲子关系与儿童发展的理论，是不同于克莱因与安娜•弗洛伊德的儿童精神分析学的。

温尼科特最早的一篇精神分析论文《躁狂防御》（1935）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指出了坐立不安、心神不宁的儿童无法通过游戏来应对并驾驭心理上的兴奋与焦虑，而把兴奋和焦虑转化为行为上的“小问题”，比如肌肉抽动、坐立不安、食欲缺乏、便秘等等，仿佛在向外界求助。也就是说，躁狂防御是内在精神状态应对焦虑的一种方式。他认为，躁狂防御的作用是企图否认内在现实。他举了一个名叫比利的5岁男孩的案例，比利因为躁动不安，不论手里拿什么东西都不能玩，他被转介到温尼科特这里。在分析过程中，比利表现出的不是游戏，而是猛烈攻击，直到被迫害的焦虑降低了，他才能拿起东西玩，并能表达出对幻想中的客体的关切。正是这篇有创见的论文使他被接纳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正式会员。

五、与克莱因的早期交往

在接受斯特拉奇分析的过程中，斯特拉奇曾跟他谈到克莱因，导致他后来接受克莱因的督导。克莱因是温尼科特在儿童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入门导师，他最初被克莱因所描述的丰富的儿童内心世界所吸引，他为“她已经知道的那么多事情”而兴奋不已，但同时又感到困惑。这就像她擅自闯入了本该属于他的领域而感到了轻微的愤慨一样。他这样写道：“这对我来说很难接受，因为一夜之间，我就从一个先驱变成了一个先驱的学生。”要了解温尼科特是怎样发展自己的思想的，克莱因的理念是关键。就像他的传记作者菲利普所说：“不参照克莱因，无法了解他的工作。”

温尼科特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积累的儿童治疗的经验使他对克莱因的理论产生了兴趣，因为根据他的观察结果，儿童发育期间的重要事件，比弗洛伊德断定的俄狄浦斯情结开始的时间还早，这与克莱因的论断是一致的。正如他所指出：“有情绪困扰的儿童，在幼年甚至婴儿期就显露出情感发展上的困难。”温尼科特的另一位传记作者罗德曼也提到，在他们交往的初期，克莱因写给温尼科特的信既长又充满关爱。

1935—1941 年，温尼科特接受克莱因的督导，受到克莱因的很多影响，尤其是有关幼年和童年的理论基础、内在世界的重要性、幻想的影响力以及原始贪欲的理念。这些有关儿童内在世界的东西，对他的发展意义重大。温尼科特的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躁狂防御》，就引用并支持了克莱因1935年《躁狂—抑郁状态》的论文。克莱因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抑郁样心态” （depressive position） 也启发了温尼科特提出“担忧的能力” （capacity for concern） 的概念。同时，温尼科特从其大量的儿科学实践中证明了克莱因的一些思想，比如儿童心理冲突远早于弗洛伊德所说的3 岁等。实证的方法有力地支持了克莱因的思想。从1935 年至1939年，在克莱因的要求下，他分析了克莱因的儿子艾里克。直至20 世纪40 年代中期，他都被认为是克莱因学派的一员。但是50 年代他却离开了克莱因，是因为他知道母亲与婴儿间的关系比克莱因所认为的还要复杂。他反对克莱因理论所倚赖的死亡本能的理念，尤其他认为实际的环境供给非常重要，这与克莱因所强调的先天素质和幻想大相径庭。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他作为儿童精神分析师的实际工作中，也反映在他的理论架构上，尤其他认为母亲的工作在儿童心理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温尼科特与克莱因一直保持着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先后持续了25 年，从1935 年温尼科特接受克莱因的督导开始，直至1960 年克莱因去世。

第三章 战争年代：发出独立的声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温尼科特被任命为牛津郡政府疏散项目的精神病学顾问，监控疏散旅馆工作人员对无家可归的孩子的护理。在这期间，英国被疏散儿童的心理问题改变了他关于儿童的精神分析思想。他开始形成自己的理论，在学会内部的冲突中发出独立的声音。在此阶段，他先后提出了够好的母亲与促进性环境、反社会倾向、反移情中的恨以及抱持性的治疗环境等观点。

一、战时疏散项目与三“组” 鼎立

1939 年，温尼科特在他与鲍尔比、米勒（E. Miller） 一起写给《英国医学杂志》的信“疏散2~5 岁的儿童会带来主要的心理疾病”中指出，“未成熟即离家的儿童所遭受的远不止于亲身体验忧伤，事实上达到了熄灭情感的地步。”

思考疏散给母亲和孩子双方带来的成长问题，标志着温尼科特工作的一个转折，他与克莱因之间已经出现了区别。他发现，在旅馆里的疏散儿童和分析情境下的儿童之间存在着可比性。他认为，儿童体内不仅携带着他的本能，还储存着他的早期环境，在新的条件下，这些东西还会卷土重来。比如，他发现，那些心理定位被摧毁了的儿童，一般是那些原来就缺乏好的照料的儿童，而早期经历良好的儿童则能够很好地驾驭环境，不会有强迫性服从的需要，也不会牺牲他们自己的需要为环境所利用。正是在这段战时工作之后，他越来越确信，真正的成长只能来自对环境的信任，真正的成长也就是寻找对环境的信任，这种自发性能力只能来自早期的可靠性体验。他还发现，儿童在新的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反社会行为，是对他的失落和被剥夺作出的完全恰当的反应，这正是儿童情感处于正常状态的一种表征。相反，那些以相对轻松的心态适应新环境的儿童倒是遭遇到了更为彻底的绝望。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的被疏散儿童，往往问题更严重。有问题的儿童，以他们表现出的令人讨厌的一面吸引他人为其提供所需；这实际上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一个好的护理员的品质就是后来温尼科特提出的“够好的母亲”的形象，对儿童来说，就是能够提供给他们一种连续感，以伴随他们经历所有的变化；必须有能力去同化儿童的经验；对于生活中的事件和关系，能以一种坦率的、自发的方式进行处理。

通过对母婴关系的持续关注，改变了他原来笃信的克莱因对儿童内心世界的假设。他认为，克莱因及其追随者把儿童从双向的母婴关系中隔离出来加以描述，使母亲处于隐匿状态，给儿童强加了过多的内在品质，如生来就具有对母亲的嫉妒等。在温尼科特看来，克莱因所描述的不是正常成长的儿童，而是环境方面的失败。在儿童成长的最早阶段，只有当母亲处于最认真、最敏感、原初的母爱贯注状态之中时，儿童才能做得够好。由于母亲的适应，儿童有了一个幻觉的领域，就像是他在幻想中创造了他所需要的母亲。早期完全的信任与依赖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温尼科特对儿童分析中的教条越来越不满，对于克莱因学派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内部过程有了不同看法。当时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对立严重。温尼科特所在的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由厄内斯特•琼斯于1919 年建立，直到1940 年前后都是一个相对统一的组织。自1926 年克莱因定居伦敦以及1938 年安娜•弗洛伊德随父流亡到伦敦，加之英国本土的精神分析师崭露头角，英国精神分析学界的相对平静被打破了。他们就儿童分析的技术、幻想的本质、超我的发展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1941—1944 年，克莱因与安娜•弗洛伊德的冲突尖锐的“论战式大讨论” （Controversial Discussions）之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分裂成三部分：以克莱因为首的“克莱因学派” （又称“A 组”），以安娜为首的“维也纳学派” （又称“B 组”），以温尼科特为代表的“中间学派”（the Middle School） （后改称“独立学派（the IndependentSchool）”），形成了三“组”鼎立的局面。

温尼科特是独立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独立阵营里的其他干将还有：费尔贝恩、约翰•鲍尔比、迈克尔•巴林特、玛丽恩•米尔纳、穆苏德•汗、玛格丽特•利特尔、克里斯多佛•博拉斯、查尔斯•利克罗夫特等人。他们都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也都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训练方式，但他们更欣赏多元论而不是英雄崇拜，更注重观察和移情，对抽象和教条主义表示怀疑。他们是经验主义的，理论著作总是参照临床实践。独立学派的宗旨是批判性地评价另两个阵营的观点，选择最正确的观点以丰富精神分析，他们把最有价值的理论与技术抽取出来，而不论其出自何处。

独立学派成员的共同特征包括：他们都基本接受经典理论与技术，如潜意识、防御与阻抗、解释、移情等概念；他们都承认克莱因的某些贡献，比如她的儿童幻想的体系、内部世界的复杂性，在人格形成过程中否认、投射、投射性认同以及分裂等机制以及偏执—分裂样心态与抑郁样心态等。但是独立学派的成员倾向于认为这些状态与心态是婴儿对源自环境的创伤性侵害的反应，而不是源自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原始冲突的结果，伴随着成为死本能外在表现的嫉妒。独立学派并不低估嫉妒的病理后果，但是他们也不过分强调破坏性冲动与过程。独立学派成员认为，环境即真实的外部客体在潜意识幻想的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想象和幻想源自婴儿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内部功能。因而，体验和记忆，特别是情绪方面的，主要是潜意识幻想的构成。独立学派成员还强调，对亲密及包容的需要与欲望和基于身体功能的需要与欲望同等重要。由此，独立学派认为分析的目标是提供一种设置、一种环境，病人能够在智力和情感上达到和理解自体，并将过去与现在合为一体，以新的方式把以前分裂和丧失的人格方面重新整合起来。在这个团体里，大家关系融洽，相互支持、相互学习，温尼科特的思想既影响了其他人，也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温尼科特曾谈到克莱因和安娜•弗洛伊德之间的冲突，并指出他自己的位置就是在她们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他找到了第三种立场，把二者明显不相容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并作出一定的修正。但是他支持克莱因的原始攻击性的理论使安娜•弗洛伊德疏远他，他强调真实的母婴关系又使克莱因敌视他，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这两个阵营的孤立。比如，克莱因和瑞维尔不断告诫他，他的构思绝非创新，只代表他没有能力完全理解克莱因的理论。而且在克莱因控制下的塔维斯托克诊所，所有的学员都接受教导，要避开温尼科特的理论。他在生命后期还回忆起他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处境：“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被邀请做任何精神分析的教学工作，因为弗洛伊德小姐和克莱因夫人都不用我，也不允许她们的学生来找我进行一般的教学，甚至儿童分析。”

但是，孤独与被孤立没有使他顺从，他给出自己的“姿势”，坚持发出真实的声音。他从克莱因那里任意取他需要的东西，但他不会变成她的理论的信徒或者鉴赏家。他曾写道：“我并不认为我能够以克莱因本人会同意的方式说出克莱因的观点。我相信我的观点是出自于她的观点，但是在每一点上，我又发现她并不能使我成为一个克莱因主义者。”

温尼科特的创造性观点不仅来自于对母婴关系的实际观察和治疗实践，还来自于他独立的人格。“我从来也无法跟随任何其他人，甚至弗洛伊德也不行。”他对精神分析的忠诚不是表现在个人崇拜以及对经典文献的解读与盲目赞美上，而是表现在理论和临床中对分析与实践进行不断的挑战上。他曾指出：

我不会首先给出一个历史的回顾， 表明我的思想是如何从别人的理论发展而来的， 因为我当初的思想并非如此形成。我所做的只是到处收集各种不同的材料， 专心于临床经验，形成我自己的理论， 然后， 作为最后一步， 我才有兴趣看一看我是从哪里偷来了什么。或许这方法和其他任何方法同样的好。

温 尼科特关于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的理论看来是回应他自己与顺从的抗争。他将虚假自体的开始定位于不够好的母亲不能对婴儿的自发性动作作出反应，相反，给出她自己的要求让婴儿顺从。温尼科特共花了15 年时间接受斯特拉奇和瑞维尔的分析，又与克莱因和安娜•弗洛伊德交往共事十多年，一直处于相似的情境中。他慢慢地不愿意顺从，逐渐发出独立的声音。

二、“从来没有婴儿这回事儿”

温尼科特在战前也曾强调过环境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强调过要有一个母亲来满足儿童的需要，但是战时的疏散是从外面强加给母亲和儿童的，割断了他们之间的连续性。这激发他从“环境供应”的角度来理解母婴关系。他有一句名言：“从来没有婴儿这回事儿”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aby），也就是说，当你看到婴儿的时候，一定同时看到照顾他的母亲。这是温尼科特思想的标志性语言，也是他理论的出发点，指称的是“够好的母亲” （good enough mother）与“促进性环境”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够好的母亲。弗洛伊德在自己的工作中很少注意养育配对和婴儿护理的细节；克莱因在母婴关系的框架内注重的是婴儿在爱与恨之间的冲突和内部幻想；温尼科特则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他关注的是早期的母婴关系中够好的母亲和促进性环境对儿童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婴儿的第一环境是母亲，促进性环境可以使个体有机会健康成长，如果环境不够好，尤其是在生命之初，就有可能导致心理不健康。强调环境的影响使温尼科特和那些更为关注儿童内心冲突的客体关系理论家们之间有了显著的区别，使他的理论别具特色。不论是适合的环境还是不适合的环境，都会影响儿童的发展。如果有一个促进性环境，婴儿将在成熟的过程中成长并取得成功。母亲是最早期的环境，够好的母亲就是促进性环境。促进性环境的特征是对婴儿需要的适应，适应婴儿的需要和成熟的过程是母亲的责任。她创造了一个抱持性的物理和心理的空间，在其中，婴儿受到保护却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保护。需要母亲的时候她一定在，这是至关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不再被儿童需要的时候她就后退。也就是说，在生命早期，母亲完全适应婴儿，然后逐步去除适应，鼓励儿童自己独立。他还创造了两个词汇代表母亲对婴儿的两种功能，即客体母亲（object-mother） 和环境母亲（environment-mother）。客体母亲是婴儿欲望的对象，是可以满足婴儿需要的人，并且是婴儿会表达自身恨意的对象。环境母亲则扮演积极提供照料的角色。

如果在生命早期，婴儿不能处于一个促进性的环境之中，即母亲不能进入原初母爱贯注的状态，那么母亲以后将弥补早期的关键时期对婴儿的疏忽与失误。他曾写道：

母亲虽然生出了孩子， 但如果错过了最早期阶段的船，就要面对弥补她所错过的任务。她们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密切关注适应成长中儿童的需要， 即使这样， 还不能肯定她们能成功地弥补早期的扭曲。她们这样做是在为儿童做治疗而不是在做母亲。母亲（或社会） 做的这项工作证明是非常有压力的， 因为它不是自然发生的。

温尼科特特别强调真实的感受，但是如果婴儿不够幸运，没有体验到促进性环境的抱持，那么他就不能产生真实的感受，即：没有最初的够好的环境供应，自体不能发展，真实感将缺失。不能进入原初母爱贯注状态的母亲不能与婴儿产生共情，因而她不能提供必需的自我支持（ego-support），婴儿只能依赖自己不成熟的机制，可能会造成多种心理不健康的后果。

对婴儿来说，什么样的环境是母亲能够提供的环境呢？温尼科特在1969 年对母亲们的演讲中谈道：你提供的环境主要是你自己， 你的人格， 你的本性， 你独具特色的特征， 这些帮助你认识你自己。当然还包括你身上的一切， 你的气味， 你的温度， 还有那个将成为你孩子父亲的男人， 还可能包括其他孩子——如果你有的话， 以及祖父母等。换句话说， 我所做的仅仅是描述一个儿童会逐渐发现的家庭， 包括你的家庭与其他家庭不太一样的特征。温尼科特使用了“够好的母亲”这样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为使婴儿获得良好生活的开端，而提供充分满足、适应婴儿需要的父母的作用。他使用这一术语，用以区分他自己和克莱因所使用的术语。他曾经在给克莱因小组的一位精神分析师蒙尼一凯里写的一封信中澄清了“够好”的含义：

我经常被认为在谈论母亲， 好像她们是完美无缺的， 也好像她们对应于克莱因的术语“好母亲”。事实上， 我总是谈论“够好的母亲” 或“不够好的母亲”， 因为我们谈论的是真实的母亲， 她能做到的最好的程度就是够好。克莱因术语中的“好母亲” 和“坏母亲” 是内部客体， 与真实的母亲无关。一个真实的母亲对婴儿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足够敏感， 使婴儿在开始时能够产生够好的母亲就是“好乳房” 的幻想。

在母婴关系的早期发展阶段，够好的母亲充分提供婴儿所需要的一切，她不仅认识到婴儿的本能需要，而且了解他的创造性，尊重他的边界，依据儿童需要的变化进行适应和改变。相反的，不够好的母亲不能提供婴儿成长所需的必要的环境，婴儿不是感到被容纳，而是体验到冲突。真正人格的核心——自发性和创造性暂停发展了，只是适应性地顺从有缺陷的环境，人格的发展围绕一个空壳进行。不够好的母亲没有提供一个自我可在其中自由发展的心理空间，而是呈现给婴儿一个他必须立即妥协和适应的世界，使其过早地关心外在世界，被迫关注、处理外部世界的要求，从而在内心产生了冲突，限制和阻碍了内在心理的发展。

在温尼科特的情绪发展理论中，母亲对婴儿需要的适应提供给婴儿全能的体验，这种全能的体验创造了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幻想。在一篇论文中，他把“够好的母亲”与“全能的幻想”联系了起来：

在一端母亲是一个够好的母亲， 在另一端母亲是一个不够好的母亲。就会有人问： “‘够好’ 的含义是什么呢？” 够好的母亲满足婴儿的全能感， 她反复地这样做。母亲通过执行并完成婴儿的全能表达赋予婴儿虚弱的自我以力量， 真实自体开始拥有生命。不够好的母亲不能提供给婴儿全能感，而且她反复地错过迎合婴儿的动作， 相反， 她给出自己的动作要求婴儿顺从。这一婴儿的顺从是虚假自体的最早阶段，属于母亲没有能力感受婴儿的需要。

在这方面，够好的母亲和“一般奉献的母亲”是一样的，是那种处于“原初母爱贯注”状态的母亲。当然，温尼科特也具体描述了不够好的母亲，他把不能给婴儿提供健康成长所需要的环境的母亲分为三类：精神病性的母亲、不能沉浸于原初母爱贯注的母亲和特别着急的母亲。精神病性的母亲能够很好地处理婴儿的需要，但是当儿童成长到要从她的视线中离开时，她不能忍受分离。有的母亲发现自己不能进入原初母爱贯注的状态，可能因为她太过抑郁或过于专注其他事情，她很可能为自己早年的丧失寻找替代。特别着急的母亲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会产生最坏的影响，因为环境的不稳定与不规律的特性将危害自体感的核心。

温尼科特曾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般可期待环境的失败对儿童心理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的论文（1965），记述了帮助一名被医生与父母视为“头脑迟钝”的6 岁男孩鲍勃克服心理障碍的过程。后来此案例也被收入《儿童精神病的治疗性咨询》一书中。通过此案例的描述可以看到不够好的母亲是怎样影响儿童的智力与情感发展的。

鲍勃案例

鲍勃的母亲由于惊恐和抑郁几年来一直处于精神科医生的照看之下， 她明显是个病得很重的人， 曾接受过心理治疗。鲍勃的父亲也曾有过抑郁时期， 而且夫妻俩都曾参加过团体治疗。鲍勃6 岁， 有两个分别是5 岁和1 岁的弟弟。父亲在一家工厂上班。

我和鲍勃第一次见面， 他是和父母一起来的。我发现鲍勃说的句子很短， 而且很多句子难以理解， 但是他交谈得很自由。他很激动地进来， 坐在一张小椅子上， 热切地盼望着能发生什么。可以说， 他充满了某种模糊的希望。此时， 父母去了等候室， 鲍勃和我进行了45 分钟的会谈。

与鲍勃的会谈。鲍勃很容易相处， 他期待着友善和帮助。

我拿出纸和铅笔， 建议玩一个游戏， 并示范给他看。鲍勃激动地说着话， 偶尔有些结巴。

（第1 幅画） 我先画出线让鲍勃添， 他很小心地用留下阴影的方法涂满， 并称之为“公牛” （bull），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这个单词是“球” （ball）。为了帮助我理解， 鲍勃上上下下地跳和冲撞。我看到了这男孩想象一个完整客体的能力， 开始质疑把男孩诊断为“原初缺陷” （primary defect）的正确性。

我提出让他也画一些线供我添成某样东西， 可能他没听懂， 也可能他不会画。他问道： “我能画汽车吗？”

（第2 幅画） 鲍勃画了一辆汽车。

（第3 幅画） 我画了一条线， 他看起来很迷惑， 说这是一只手， 但又说道： “这太难了。” 意思是他不会玩这个游戏。

（第4 幅画） 他选择了画太阳。小心谨慎的第一阶段结束了， 他尽力地呈现出顺从与遵从的一面， 但是没有传递感情， 也没有使用冲动。

第二阶段开始了。

（第5 幅画） 他以自己的方式画线， 使用了波浪线， 可能是一个人或是一个鬼。我把它变为月亮。

（第6 幅画） 我画线， 他添了眼睛， 称其为“矮胖的人”。在这一阶段， 我还没有意识到他画眼睛的重要性， 但在关键性的第26 幅画中， 矮胖人的主题和眼睛才有了意义。需要注意的是， 在工作中我并不总是作解释， 我会一直等到儿童交流的主要特征显现出来， 才会谈及主要特征。但重要的不是我说了多少， 而是儿童已经得到了什么。

（第7 幅画） 鲍勃画了一条新的包含波浪线的曲线， 他很快发现了想用它来做什么， 他把它变成了一条蛇。“它有危险， 因为它让人疼。” 这是鲍勃在自己画的线上添加而成的画， 不同于图2 和图4 的汽车和太阳。他对自己的画很满意。此时鲍勃开始对我标注在画上的数字感兴趣， 每次都说出下一幅画应标注的数字。

（第8 幅画） 我画线， 他说是头发， 后来又说是一头有着大嘴巴的象。他画上了眼睛。（又是眼睛！）

（第9 幅画） 他画线， 还是波浪线。他说这是一个“迂回的、使人迷惑的地方”， 我最终明白了他是指迷宫， 但他不会用这个词。他和爸爸一起去过。他以很快的速度讲了去迷宫玩的故事， 讲的时候很焦虑。

此时我脑中出现了“对环境失败的反应” 的想法。我想，在这个案例中是父亲的失败， 他没有意识到迷宫会触及鲍勃的原始焦虑。我已经深入接触到了鲍勃受到威胁的混乱状态，潜在的定向力障碍。很自然地， 我正在形成一个想法， 即，鲍勃的病是儿童精神分裂症， 正呈现出自发痊愈的趋势。

（第10 幅画） 我画线， 他加重描了一遍， 说这是“像矿井一样的迂回路线”。

（第11 幅画） 鲍勃画线， 他以其特有的方式， 即用波浪线画轮廓的方法画了太阳和一架喷气式飞机。他说： “这之后就是12 了。” 他随即给画编上号， 并能正确地使用单词“他” 和“我”， 这些是我标注在每张画的数字旁边做提示用的。

我问鲍勃愿不愿意坐飞机， 他说： “不， 因为它会翻下来。”

我由此收集到了进一步的证据， 即鲍勃正在让我了解他在接近绝对依赖阶段所经历的环境的不可靠性， 但我仍然坚守不做解释的原则。

我问他： “你还记得出生时候的事吗？” 鲍勃回答：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补充道： “妈妈带我看过我还是婴儿时待过的地方。” 之后， 我了解到他的母亲曾经带他看了他出生时的房子。

我们这样聊天的时候继续画着画。

（第12 幅画） 我画线， 他将其变成了鱼， 添上了眼睛和嘴巴。

（第13 幅画） 这又是鲍勃特有的画线， 他把它变成了一条船。他告诉我一个很长的关于某人乘坐一艘大船去澳大利亚的故事。他说： “我的线都是波浪形的， 波浪形的。”

（第14 幅画） 我画线， 把线画出了纸， 一直延伸到另一张纸上， 这让他觉得非常好笑。他把它变成了一只手。

（第15 幅画） 他画了弯曲的线条， 我在上面胡乱涂鸦，然后我们故意地乱涂乱画。然后他认为那是唐老鸭， 并画上了眼睛。

（第16 幅画） 我画线， 他将其变成某种动物。他补充道：“它有鸟嘴， 能抓住我。” 他夸张地表现着。

（第17 幅画） 他把自己画的线变成了一只鞋。

（第18 幅画） 我提供了类似脊柱的东西， 他将其变为

“可以吃你的动物”。这个时候， 他用手去摸阴茎， 感觉到危险。我就此向他指出， 否则他不会注意到自己做出了这个动作。

（第19 幅画） 他画了一只虎。现在他已经控制住了焦虑， 这焦虑产生于对口腔施虐的报复。他谈起了数字， “我们能写到100 吗？” 事实上他只能数到20， 再多一点就有些费劲了。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枯燥消沉的区域， 在第二阶段和下一阶段之间。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个阶段。

（第20 幅画） 应我的要求， 他写下自己的名字， 写错了一个字母。他还写了数字6 （他的年龄）， 因为他还不会拼写。

（第21 幅画） 他画线， 说这是“一座山， 你围着走， 然后就迷路了”。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 开始认真考虑重要的细节。图21 的内容使我准备提出一个关于环境失败的新的看法。

（第22 幅画） 我画线， 并以挑战的口吻说： “我敢打赌你在这上面什么也画不出来。” 他说： “我试试。” 很快他就画出了一只棒球手套。此时鲍勃要一张更大的纸， 很明显， 他要画一些重要的东西， 直到结束他一直都使用较大的纸。

（第23 幅画） 他慎重地画了“一座大山， 非常大的一座山”。“你爬上去， 然后摔倒了， 到处都是冰。” 他又问：“你有汽车吗？”

从此刻开始， 我确信他正在告诉我， 因某人撤走了对他的贯注， 他所受到的影响。我很想知道这是不是对他母亲抑郁的描述， 以及在婴儿时期对他的影响。我继续不予评论，问他是否他的梦都是关于这类事情。

鲍勃说： “我忘记了。” 然后， 他想起了一个： “噢， 一个关于巫婆的可怕的梦。” 我问： “什么可怕的梦？” 鲍勃说：“昨天晚上或另一个晚上。如果看见了它， 我会叫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是个巫婆。” 他开始讲起来。“很恐怖， 有一个魔杖。会使你消失。你能说话， 但是别人看不到你， 你也看不到自己。你说‘一， 一， 一’ 就能回来。巫婆有一顶帽子和柔软的鞋子， 是个男巫婆。”

（第24 幅画） 他把想告诉我的画了出来。他非常害怕，阴茎勃起， 他因为焦虑而扭动着。

（第25 幅画） 呈现他自己在床上做着噩梦。当看到高大的楼梯时， 他说： “哦！ 哦！ 哦！” 仿佛身临其境。他告诉我与这幅画有关的两件事。糟糕的一件事是噩梦， 但还有一件真实的事， 不可怕， 很好的。他确实从楼梯上摔下来过， 爸爸在楼梯底下， 他大叫， 爸爸把他抱给妈妈， 妈妈抱着他，让他感觉良好。

现在有了更清楚的证据， 表明鲍勃想告诉我环境提供中的失败， 虽然它是以“好” 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于是我边说边画。

（第26 幅画） 一位母亲抱着个婴儿。我涂画着母亲怀抱中的婴儿， 正当我要说出婴儿处于跌落的危险中的时候， 鲍勃拿走了纸， 在她的眼睛上涂起来， 边涂边说： “她睡着了。”

这是整个会谈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节。他的涂鸦表明了抱持他的母亲撤除了对他的贯注。

我把画中的婴儿放到地上， 想知道鲍勃是怎样处理与跌落有关的原始恐惧的。鲍勃说： “妈妈一闭上眼睛， 巫婆就来了。我就大叫。我看到了巫婆， 妈妈看到了巫婆。我大喊：‘妈妈会抓住你的！’ 妈妈看到了巫婆。爸爸在楼梯下面， 他拿了一把铅笔刀， 刺进巫婆的肚子， 杀死了它， 魔杖也不见了。”

从这个幻想可以看出， 神经症的组织建立和保存的材料，用以防御由于母亲抱持功能的失败而导致的儿童难以想象的、原始的、精神病性的焦虑。从创伤中恢复依赖于父亲的帮助。

（第27 幅画） 他的画， 表现了正在床上的他自己、男巫婆以及“能让你消失的” 魔杖。

交流达成了， 鲍勃也准备走了。他看起来对所发生的事情非常满意， 激动的状态也平静下来。他去等候室找爸爸，而妈妈向我描述了如下的家庭问题。

母亲的描述。鲍勃2 岁半时曾因不停哭闹而被带去儿童医院。那时妈妈正处于抑郁状态。一位儿科医生说鲍勃有问题。经过脑部检查和多种测试之后， 父母被告知鲍勃没有病，但是发展落后同龄儿童６ 个月。医生告诉父母， 他们必须接受他是“头脑迟钝” 的。

一年过后， 鲍勃3 岁半的时候又被带去， 父母又一次被告知他是“头脑迟钝的”。3 岁了， 鲍勃根本不会说话。为了使事情好转， 妈妈自己开办了一个日托。鲍勃是班上最迟钝的， 并且明显黏着妈妈。父母已经接受了鲍勃“头脑迟钝”这一事实。但是最近妈妈的精神科医生建议他们应该质疑这一诊断， 因为她在会谈中告诉医生鲍勃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他总是谈论空间、上帝、生命和死亡。他非常敏感， “迟钝”一词不能涵盖整个诊断。鲍勃的智力测验是93 分（斯坦福——比纳智力测验）。

吮拇指的行为一直存在， 手淫、勃起和白日梦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了。有时候他在学校和家里也会把阴茎露出来，但是所有人都尽力不去过多关注于此。

母亲谈起她自己的童年， 记得中学时不快乐， 感觉总是被挑剔。在语法学校的时候好一些， 那时她学会了裁衣和烹饪。她没有给人高智商的印象， 但是事实表明她无论如何也不是低智商。她获得了毕业证书。

父亲是家中唯一的儿子， 他“在梦里度过了童年” （母亲的描述）， 在家里是不快乐的。他的父母难以与人相处， 鲍勃的母亲就把自己最初得病的原因归咎于不得不与公婆接触。父亲的母亲一年前去世了。

鲍勃的妈妈不再遭受恐慌的折磨， 鲍勃的爸爸也已经平静下来， 有了安静的性格。这一家有几次缺钱的经历。儿子可能是“迟钝的”， 这对父亲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而母亲却并不非常在意。父亲是一名技师。

鲍勃的早期经历。鲍勃出生时并不困难， 母乳喂养很复杂， 母亲声称这是医生的错误。母亲曾对医生说： “我确信这孩子生病了。” 直到2 周时才发觉他是幽门狭窄，于是立即动了手术， 与母亲分开两个星期。母亲曾试着原谅医生不相信她说的孩子病了， 但是没有完全成功。

4 岁9 个月的时候， 鲍勃经历了扁桃腺切除术。父母很明显地发现他退步了， 因为他们能告诉其他孩子期待什么， 但是找不到一种方法告诉鲍勃。他在医院呆了5 天， 白天可以探访， 这期间他很忧伤。

妈妈说她在医院生了这第一个孩子， 决定在家里生其他孩子。第三次怀孕， 妈妈使用了“国家分娩信托” 法。生产是“绝对无痛的”。爸爸在身边。他们发现这种体验是“令人鼓舞和可爱的”。在这一积极的陈述中可以觉察到母亲疾病的一面， 一直带有理想化是其对立面的威胁， 包含于其中的是她潜在的抑郁。

尽管怀孕很顺利， 但是鲍勃出生的时候妈妈还是很畏惧医院。实际上， 分娩时间很短而且并不费力。在生第二个小孩之后， 也就是鲍勃14 个月的时候， 她开始了恐慌， 并接受心理治疗。我问： “你最初是怎么生病的？ 你的抑郁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 她回答： “我老是发现自己在忙着做事时会睡着。”

当鲍勃14～16 个月的时候， 她开始昏昏欲睡， 并且无法克服， 后来恐慌随之发生了。我对这些会谈末期呈现出来的信息很感兴趣， 因为我已经从鲍勃自己提供的材料中获悉了。鲍勃离开咨询室的时候对他妈妈说： “你看到我怎样涂抹那女士的眼睛了吗？” 显然， 这对他来说是治疗会谈的最精彩之处。

3个星期之后父母一起拜访了我， 他们没有带鲍勃。我了解到了父母以及鲍勃更多的细节。鲍勃的问题符合儿童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正趋于自发康复。他主要的麻烦是学习困难。

随访。7个月之后， “自从咨询以来， 鲍勃在学校的学习得到了释放， 虽然爸爸因病住院， 妈妈又因照顾生病住院的弟弟而住在医院， 但鲍勃还是在稳步成长”。

评论。可以看到这男孩对最初的发病以及将防御组织带进人格的模式有着清晰的观念。他能就此进行交流， 而且他一感觉到我有可能理解就非常迫切地与我交流， 从而使交流富有成效。

因为这孩子3 岁不会说话， 有学习困难， 被儿科医生、权威人士和父母认为“迟钝” 等， 治疗性咨询的工作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鲍勃不可能通过言语回答提问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但是， 在游戏治疗中他逐渐展示了他的复杂症状的病因。

咨询的过程中诊断从“原初缺陷” 逐渐转变为趋于自发康复的“儿童精神分裂症”。正是精神分裂症或精神病状态导致了严重的学习困难， 事实上，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防御组织。防御是为了对抗儿童在接近绝对依赖阶段由于环境失败而产生的原始的、古老的焦虑。如果没有防御， 心理组织就会崩溃、丧失真实感以及与客体联系的能力。在防御中， 儿童将他自己的东西隔离出去， 达到一种刀枪不入的状态。在防御的极端， 儿童不会受到精神创伤， 同时不会被诱使着重新去发现依赖与虚弱以及重返原始焦虑。

在鲍勃的案例中， 自我已经了解到了某种灾难， 体验到了崩溃， 重新组织自己以抵御再次受到精神上的创伤。体验的所有细节都被保留了， 并且正在被分类和整理， 成为思考的原初形式。可以假定， 作为治疗性咨询的结果， 这一围绕创伤性事件的复杂组织变成了可以被遗忘的材料。

结果。这一案例有个令人吃惊的结果。鲍勃的变化仍然在继续。咨询一年后鲍勃出其不意地对父母说： “我曾经去伦敦见过一个人……” 他们提醒他我的名字——“我想带弟弟去看看他。” 我安排了咨询， 没有会见父母， 让两个活泼的孩子进了咨询室。鲍勃好像记起了这个地方和画画的桌子，但是我想他不记得那些画了。他非常自豪地向弟弟介绍， 而且让我吃惊的是， 他决定带弟弟转转整座房子， 那是一座很高的四层楼。 他带着弟弟爬上去， 指给他看屋顶花园——那是我没有想到一年前鲍勃坐在那里可以从窗户看到的地方。然后他带着弟弟到了楼上的所有房间。恰好没有人在， 他能够仔细观察整座房子。他所要做的就是向弟弟展示他了解我房子的地形。两个孩子对每一个细节都很感兴趣。此次旅行还包括卧室。他们下来以后画了很多画， 但是这并不重要，之后他们准备走了。

我认为， 鲍勃找到了一种纪念一年前发生的事情的方式，那时他是一个退缩内向的孩子， 因为语音变形几乎不会说可被理解的英语。一年前可能对旁观者来说， 他没有注意到任何东西，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他不仅注意到了很多， 而且分辨出了很多他不认识的东西。可以说他正处于把我客观化的过程， 对他而言， 我慢慢地不再是主体客体（subjective object）。咨询５ 年后， 我被告知鲍勃的变化一直持续着。读者应该记得， 父母二人在鲍勃第一次来咨询之前就接受过精神治疗的帮助， 这种帮助还时不时地在继续。毫无疑问， 这得益于鲍勃获得和保持了一定的心理健康。

原初母爱贯注。温尼科特用“原初母爱贯注” （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 来表示那种能使“够好的母亲”提供婴儿所需环境的心理状态的特性，它的特点是从出生前到出生后数周之内的全神贯注。根据这一主题，婴儿的心理与身体健康依赖于母亲是不是能够进入与走出这种特殊的存在状态。母亲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与婴儿共用呼吸、吸收、消化和排泄器官，婴儿在母亲身体里的成长充满了她的身心。母亲越来越从自己的主体性和对世界的兴趣中退缩，越来越关注于婴儿的活动和活力。在为婴儿提供促进性环境的时候，母亲发现她自己的主体性、自己的个人兴趣、自己的生活节奏和自己关心的东西都退到背景中去了，她的运动、她的行为、她的存在都是为了适应婴儿的愿望和需要。原初母爱贯注是一种“高度敏感”状态，类似于一种对婴儿的原初的、心理的认同。弗洛伊德和克莱因认为是内在死本能所做的事情，温尼科特则认为是护理环境的失败。在他看来，不关注的或者心不在焉的母亲是婴儿持续成长过程的破坏者。母亲最初的母爱贯注，提供了一种背景，使婴儿的本性开始自我显现；使发展的倾向开始展开；使婴儿体验到自发性动作。作为婴儿成长中介的母亲给予的持续性关怀使婴儿开始存在，开始具有经验，开始建立个人的自我，开始驾驭本能，并克服生活中所有的困难。如果母亲不能充分适应婴儿的需要，如果婴儿的要求是对母亲自己需要的早熟的适应，那么真实感将不复存在，而会出现一个假我来掩饰真我、服从命令、对刺激作出反应。

温尼科特曾明确地以《原初母爱贯注》为标题撰写了论文。在这篇论文的导言中，温尼科特强调了与安娜•弗洛伊德以及玛格利特•玛勒的区别，他感到母亲在生产前后的状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我的论点是， 在生命的最初阶段， 母亲有一种特殊状态，一种可以称为“原初母爱贯注” 的心理状态。我认为我们的文献没有充分关注母亲的这一特殊精神状态， 对此我可以谈谈这些： 这一状态是逐渐发展的， 在怀孕期， 尤其是接近分娩时成为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这一状态在婴儿出生后持续几周。母亲一旦从此状态中恢复就不易回忆起， 并倾向于被压抑。

这 种状态类似于一种疾病，它发生在健康的母亲身上，而且必须发生以促进婴儿的健康。健康的婴儿能建立自体感和“持续存在” （going-on-being） 感，这只能发生在适宜的背景中，即只有当母亲处于“原初母爱贯注”状态时才能提供的背景。婴儿的这一早期经验为后来所有方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原初母爱贯注是婴儿早期特有的环境，在此状态中的母亲是健康的、够好的，并且能够提供一种促进性环境，在其中婴儿能够存在和成长。在生命的最初阶段，一个够好的环境供应能使婴儿开始存在、拥有经验、建立个人自我、驾驭本能以及面对生命中与生俱来的所有困难。

温尼科特通过“原初母爱贯注”力图传达这样一个主题，母婴的心理融合始于婴儿生命开始之时，那时婴儿还没有客体关系，有的只是母亲对婴儿的自我支持以及婴儿对母亲的自我关联（ego-relatedness）。

主观全能感。在成长的最早阶段，婴儿没有与真实世界相联系，但是可以在没有多少资源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个世界来，可利用的资源就是想象的主观体验和幻想。他的愿望使事情发生，他饿了需要乳房的时候，乳房出现了，是他使其出现的，是他创造了乳房；他觉得冷、感到不舒适的时候，开始变暖了，是他控制了周围的温度，是他创造了环境。母亲把“世界”给了婴儿，没有延迟，没有忽略，并且让婴儿幻想是他自己的愿望创造了他想要的客体。发展良好和健康意味着母亲配合婴儿的需要，并且允许婴儿存在可以进行创造的幻想。这样从全能的幻想中就产生了一个真实的自体。

设想这样一个婴儿，他还从来没有吃过东西，饥饿出现了，婴儿准备想出一些东西，出于需要，婴儿准备创造一种能使自己满足的资源，但是以前没有给过他什么，因此他无从体验可以期待什么。如果这时母亲将自己的乳房放在婴儿正期待某物出现的地方，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允许婴儿用嘴巴、手，也可能是味觉等去摸索、探查，婴儿就“创造出”正好被发现的东西。婴儿最终有了一种幻想，真实的乳房正是出于需要、贪欲以及原初爱的冲动而创造出来的东西。视觉、嗅觉和味觉记录在某处，过不久婴儿可能会创造出类似母亲所提供的乳房。婴儿在断奶之前上千次地由母亲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引领他接触外部现实。这种感觉存在了上千次，即需要的就会被创造，就会发现在那里。由此产生了一种信念，世界包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婴儿产生了希望，在内部现实和外在现实之间、在先天的原初创造性和与所有人共享的世界之间有着活生生的联系。

正是母亲在恰当的时机提供了自己的乳房才使婴儿感到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如果婴儿刚出生并且会讲话，他会说：“我需要些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才刚刚出生。”听到饥饿哭叫的母亲会对自己说：“我认出了这种哭声，它让我想起了我出生时的一种感觉——我想知道怎样才能减少这种需要。让我们来试试这个。”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交流使母亲为婴儿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引导婴儿产生了他能“创造”的感觉。婴儿感到自己像一个全能的上帝。温尼科特认为这种感觉在生命的早期阶段非常重要，它帮助婴儿学会相信，在真实世界中他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主观全能感（subjective omnipotence） 是在原初母爱贯注的状态下产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婴儿逐渐成长，母亲也慢慢从这种代理自我的状态中退出。她开始对自己的一切重新感兴趣，从而对婴儿愿望和姿势的反应越来越缓慢，开始错过一个，然后是两个、三个。母亲这种逐渐不再帮助婴儿产生主观全能感的做法对婴儿产生了痛苦但却是建设性的影响。他慢慢开始意识到，他的愿望不是全能的，不是他的需要和姿势本身创造了满足，而是他母亲的反应性促进创造了满足。这种逐渐开始的意识有着重要的含义，对外在观察者来说，婴儿一直是无助和依赖的，现在他第一次开始感觉到依赖，逐渐意识到世界不是由主观构成的，个人愿望的满足不仅仅需要表达，而且需要与别人协商，别人也都有自己的愿望和议程。

至此，对于温尼科特来说，母婴关系变成了精神分析情境的第一模型，母婴关系就是他工作中类比的源泉，够好的母亲与促进性环境就成为他进行分析和治疗的范式。

三、反社会倾向是求救信号和希望

“反社会倾向”是温尼科特较早提出的重要理论之一，对其内在含义的发现始于他二战期间的工作，他那时担任政府疏散项目的顾问。在对战时儿童的疏散工作中，他观察到了一群“反社会”的孩子，由于战争，他们被迫中断与以往环境的联系，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做出很多反社会行为。他带着深刻的洞察力，提出了反社会倾向的理论。此外，他还区分了反社会倾向和犯罪。

反社会倾向是求救信号。战时经验对温尼科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不得不去面对大批由家庭生活中断带来的混乱，不得不去体验分离和丧失、破坏和死亡带来的影响，还需要去处理、容纳和理解随之而来的犯罪行为。他为之工作的儿童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他们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可去，如何包容他们成为他最主要的关注点。

温尼科特逐渐理解，反社会倾向（antisocial tendency）与剥夺（deprivation） 是紧密联系的。反社会行为，如偷窃、吸毒等，表示在相对依赖阶段环境的失败。儿童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如偷窃、破坏、撒谎、争斗等行为最初表达了被剥夺儿童的一种无助感。他们希望找到一种方式以填补良好环境连续性的断裂。这种反社会行为是向养育者发出的求救信号，是对环境失败阻碍情绪发展的一种补偿。反社会倾向表明，婴儿在成长的绝对依赖阶段曾经体验到够好的环境，但是后来它缺失了。因此，反社会行为是希望的信号，表明个体希望重新发现丧失以前的够好的体验。

这一经历对温尼科特的影响使他在战时与战后作了很多讲座与广播讲话，探讨了分离与家庭生活剥夺之间的联系。很多讲话在他逝世之后集结成书，名为《剥夺与犯罪》。在该书的引言中，他的妻子克莱尔写道：

毫无疑问， 对被剥夺儿童的工作为温尼科特的思想与实践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并且影响了他的情绪成长与发展的基本概念。很快地， 他的关于反社会倾向之后驱力的理论开始成形并得到详细说明。

当然，应当看到，反社会倾向作为一个概念不仅与战时的疏散者有关，而且与社会以及那些没有在情绪发展的关键阶段经历过抱持性环境的所有个体有关。

犯罪与正常的反社会行为。二战结束后的1946 年，温尼科特在对法官们的一次讲座中谈到了“青少年犯罪的一些心理学问题”，他通过引入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想向法官们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即反社会行为是潜意识交流的产物。他认为一个正常儿童在婴幼儿期，如果对父母有信心，会想尽一切办法表现出反社会倾向，做点坏事，而父母对儿童原初攻击性的反应是核心。如果父母容忍了婴儿的攻击性，就会促进婴儿成长的能力。没有给予边界的儿童会感到不自由，相反，他会感到焦虑。如果这种反社会行为的潜意识交流没有被环境所理解，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就有发展为犯罪的危险。

青少年的违法行为暗示着他们仍然怀有希望。当他做出反社会行为时，并不必然是种病。反社会行为经常是渴望被强壮、有爱心、可信赖之人控制的求助信号。当然，大部分青少年犯罪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病的，在很多案例中，安全感没有较早地进入儿童的生活，所以也无法融入他的信念，通过这一事实，使用“疾病”一词是恰当的。在强有力的管理之下，反社会儿童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给了他自由，他就会感到疯狂的威胁。所以，他反社会是为了从外界重新建立控制。

反社会倾向代表着被剥夺儿童的希望，是向环境发出的SOS，希望断裂的环境可以连接起来，而对于犯罪者，希望已经丧失，心理治疗就已经太迟了。他写道：

由于交流的失败， 男孩或女孩变得冷酷麻木的时候， 反社会行为不再被视为包含SOS 的东西， 当二级获益变得重要， 反社会行为获得了擅长的技能， 那就更加难以看到作为反社会的男孩或女孩之希望标志的SOS 了。

可能成为罪犯的个体已经失去了和原初剥夺感的联系。但是，温尼科特也指出，如果承认了犯罪行为的根源，适当的治疗和恢复还是可以起作用的。这与治疗正好相反，惩罚只会使防御更为坚硬，只会导致顺从和虚假自体的生活。

偷的需要。对疏散儿童的观察使温尼科特产生了一个看似矛盾的观点，认为儿童对环境的信心的增长反映在他越来越愿意表现出有问题。比如，他可能很愿意来一次小小的偷窃，他需要知道环境是否能够承受他。

温尼科特曾记录了一个患有偷窃问题的 8 岁女孩——露丝的案例，简述如下。

露丝案例

露丝的案例是以如下的方式来到我这儿的。一位先生来为自己咨询， 他就是露丝的父亲。在为期一个小时左右的会谈中他谈了有关自己的事情。他告诉了我很多， 其中有两件事情在描述露丝的问题中很重要。 第一件事是他的女儿——三个中的老二开始在学校偷窃， 并且性格发生了改变， 变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她的功课下降了， 校方要求她转学。另一件事是这位先生一直试图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能够使家庭团结在一起， 但是在处理妻子的疾病上很是烦恼。他的妻子患有三种疾病， 他经常奔波于三家不同的医院之间， 而且三家医院的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缺乏沟通。他感到被扯成了三块， 大量的时间被用于遵从三家医院的要求， 带着妻子先去一家医院再去另外一家医院。在会谈的最后， 他说， 因为有一个人倾听了他许多各式各样的抱怨， 他第一次能够把它们看做一个整体， 他感到以后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不需要进一步的帮助了。

但是他确实感到需要帮助露丝， 于是我安排会见了他的女儿。在与露丝的会谈中我有必要扭转她反社会行为的倾向。如果我能够成功， 那么我会感到有信心相信这位先生能够应对整个家庭的困境， 包括妻子的三种疾病。

有必要列举那三种疾病， 因为它们影响了露丝试图处理的问题。露丝的妈妈喜欢有孩子， 特别喜欢他们的婴儿期和早期的依赖。她很好地照料了大女儿， 在怀第三个孩子（也是个女儿） 的时候也很喜欢还是个婴儿的露丝。这个时期实际上是整个家庭的烦恼时期， 露丝的妈妈明白， 伴随着即将到来的婴儿， 她将承担许多责任， 超过了她能够应付的程度。可能有一段时间， 她对丈夫失去了信心。当时露丝的妈妈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 这使她在第三次怀孕时病倒了。露丝成为了一名受害者， 尽管在当时这并不被父母所认可。露丝的妈妈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 变成了跛子。怀孕后期她还患了急性忧郁症。每患一种病， 她都要住院， 第三个小孩出生后， 严重时她在脑科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她拒绝物理治疗，逐渐返回家庭生活照顾她的孩子们。当小婴儿几个月大的时候， 她和丈夫开始意识到露丝被忽视了， 尽管这不是身体上的忽视， 正是这段时期的忽视在治疗性咨询中呈现出重要的意义。

露丝的妈妈虽然有第三种疾病， 却对医生满怀信心， 这帮助她度过了绝望时期。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患有支气管扩张， 她是一个外科切除整个一边肺部的早期病例。医院的相关部门对她很感兴趣， 为她提供了一处极好的疗养院，即使她是已经建立家庭的已婚妇女， 仍然可以使用。如果她觉得不舒服， 就可以去那里呆上两个星期。

当露丝来见我的时候， 我已经了解了这些和许多其他涉及家庭背景的事情。这一案例很有意义， 露丝在咨询后期发生了变化， 正如下文所述。

露丝。我见到露丝的时候， 她8 岁。她有一个13 岁的姐姐和一个5 岁的妹妹。她的家庭是完整的。父母严重地相互依赖， 这给了家庭一种儿童们可以利用的永恒的感觉。在与父亲的会谈中， 我发现破坏家庭的腐蚀性力量以及朝向自我治愈的先天倾向使露丝改变了性格。露丝曾经被深爱着， 甚至有点溺爱， 后来她变了， 现在她偷东西了。父亲对此觉得内疚， 因为（正如他们所说） 他们眼看着自己带来了这一变化。他们不能避免， 但是他们眼看着露丝发生变化，就从母亲怀第三个孩子开始。

我决定， 帮助这个家庭复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露丝见面， 并且， 如果可能的话， 帮助治愈她的强迫性偷窃。为此我必须到达她自己描述的剥夺性体验， 然后展开治疗性咨询。咨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除了标志着露丝偷窃的结束，还标志着情绪成长新阶段的开始， 以及学业的进步。对于露丝去除了儿童的反社会冲动， 家庭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父母充分利用了新的自由重建自己在家庭中的形象。

治疗性咨询。露丝很快就放松了。她告诉我姐姐和妹妹的事。她说她并不特别在意不去学校而来我这儿。如果在学校里， 她一定在学习英语。她接受了我的建议玩游戏。

（第1 幅画） 我随意画了条线， 露丝很快把它画成了一个婴儿车， 她自己的婴儿车用了一年。由此我得知她有三个洋娃娃。她说： “那是所有我想要的。”

（第2 幅画） 她画了线， 我将其画成了一种植物。她称之为天竺葵。

（第3 幅画） 我请她画她的三个洋娃娃。她说： “我想……” “她不合适……” 我说： “这不是学校， 这只是你想向我展示的东西。” 她说： “罗斯玛丽个子最大， 朱迪思的头发是卷的， 帕比有刘海和小辫子。” 我问： “你愿意当爸爸还是当妈妈？” 她很快地选择当妈妈。她说： “我想有很多小孩， 能有多少就要多少。” 这是一幅依据洋娃娃呈现的她自己家庭的图景。她是由朱迪思所代表的。在这幅画里可以看到她对母亲的认同， 她有一条腿是残疾的， 短了一截， 而且还没有手， 可以解释为妈妈在重病时的无助。

（第4 幅画） 我画线， 她将其变成了“一个人”。

（第5 幅画） 她画线， 说： “噢， 我知道！” 随即她把自己的画线添加成了一副弓箭。

（第6 幅画） 我画线， 她将其变成了一只蝴蝶。她谈到了花园里的路被一个男人弄脏了。“问题是， 它还会恢复吗？”我提出： “男人是笨拙的动物。” 可以看到， 我没有做解释。我只是在和她一起玩的时候进行交谈。

（第7 幅画） 她画线， 我把它变成了飞机， 但她说这是一只苍蝇。

（第8 幅画） 我画线， 她把它变成了一匹马。她对此非常满意。

（第9 幅画） 她画线， 我把它变成了一种动物， 她称之为长颈鹿。

（第10 幅画） 我画线， 她很快地反应道： “噢， 我知道！” 在把线变为竖琴的同时， 她跟我谈放录音机的事儿。一台录音机就放在她旁边的架子上， 但是她不想使用它。

（第11 幅画） 她画线， 我把它变成了一个正在跳舞的人。

（第12 幅画） 我画线， 她将其变成了一个女人的头。这女人的舌头伸出来， 但是露丝把舌头变成了香烟， 我猜想这样更高雅吧。

（第13 幅画） 她画线， 我将其变成了一株植物。我涂鸦的时候， 她给了我一颗糖， 我接受了。我问她： “你对这个游戏厌烦了吗？” 她回答： “没有， 我喜欢它。”这表明正处于中间阶段， 已经建立起了信心， 随后可以准备走得更远。

（第14 幅画） 听了她的话， 我更大胆了， 有意画了一些很杂乱的线条。她画了一个盆罩住了它们， 这样， 杂乱的线条就变成了盆中的水。这是个人的幻想， 我现在能够接近露丝的梦境世界。我问她是否做梦的时候也会梦到类似的东西。她说曾在电视上看到鱼在一个有洞的盆里。我继续梦的想法，问道： “有趣的梦或可怕的梦是怎样的？” 她开始转向梦的话题。“我的梦大部分都一样。我每天晚上都做梦。” 为了对此进行说明， 她拿起了一张大纸。（这总是意味着重要的东西就要呈现出来了。）

（第15 幅画） 一艘很旧的船进水了。“那时， 我妹妹还是抱在手上的婴儿， 我一直跑。这是在妈妈腿坏了之前。水猛冲过来。我拿着给婴儿吃的食品。梦很愉快地结束了。爸爸开车回家， 把车驶进车库。他冲进船， 使劲地击打， 所有的水都退了。所以梦很愉快地结束了。”

在描述这个梦的过程中， 在爸爸来解救危情之前， 露丝相当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母亲的嘴是弯的， 表明是微笑的。小孩跑向妈妈或在其近旁。婴儿好像还没出生， 因为妈妈没有腰身。妈妈有着一双无用的手和一条残疾的腿。

就她满怀希望跑向母亲的事实， 我需要在此做一评论。她感到可以通过帮助母亲喂养新生儿而变得和母亲一样。实际上正是在临近母亲怀孕的末期， 露丝变成了一个病儿。她第一次偷的东西是几罐婴儿食品， 然后是偷钱买婴儿食品，后来偷上了瘾。我碰巧了解到了这些背景资料的细节。这个梦是乐观的， 最终一切都很好， 所以一定有一个同样的梦的悲观版本。我需要这个版本， 因此我请露丝画出最坏的情形。

（第16 幅画） 露丝又画了一幅， 画中的母亲抱着个婴儿，当露丝画的时候， 她自己也很惊讶。“哎呀! 这么小的小东西！” 她说她后面的海水有毒， 使婴儿变得越来越小； 妈妈也会逐渐缩小。“噢， 看， 我离妈妈越来越远了！”

这幅画直接表明了露丝严重的分离焦虑和无望感。这幅画画得很快， 感觉有很深的根源。她把妈妈的嘴画成平的（忧郁）， 腰身表明婴儿已经出生了。但是婴儿因为毒水（与婴儿食品相反） 正在缩小， 画画的时候露丝感到她正离妈妈越来越远。

她在画自己的时候， 线条从肩部直接画下来， 因此嘴巴的线条拉下来连着手臂， 成为包的一部分， 包里没有婴儿食品。

她说： “所以我要使劲吃东西。毒药终止的时候我又会长胖了。”

我故意问露丝： “你偷过东西吗？”

她回答： “我小时候偷过； 我偷过婴儿食品。我刚好吃这些东西。我特别喜欢婴儿吃的罐装桃子。”

能从露丝那里获得这些信息很重要。

加上这些细节， 我可以合理地宣称这是一个儿童对于剥夺的真实说明， 剥夺发生在她不能通过与母亲认同来处理因母亲怀孕和妹妹出生而丧失希望之时。那时已经有了一种认同， 如洋娃娃的残疾以及梦中露丝自己的残疾。但是这些是对疾病的认同， 不是对积极母性功能的认同。

露丝离开之前， 我们又玩了两次涂鸦游戏， 以帮助她回到现实， 也使离开更容易。

（第17 幅画） 我画线， 她将其变成了一条鱼。

（第18 幅画） 她画线， 我把它们画在了一个盘子上， 这样就变成了一盘食物加面包， 等等。

在这一环节， 我只是试图呈现这孩子的画， 在画中她捕捉到了被剥夺感和无望感。在这样一个治疗性咨询的支持性设置中， 再度在完全的意识层面体验这些感觉， 露丝很快就丢弃了强迫性偷窃行为以及伴随的撒谎行为。此外， 还有在其整体人格中发生的有益的变化。学校也很快忘记了他们曾经担心她并让她离开的事情。

总结。在治疗性咨询中， 8 岁的露丝能够回忆并重新体验她成为一个被剥夺的孩子时的忧伤， 而且能够在画中表述出来。这一体验对于露丝来说是具有治疗作用的， 她的变化也使整个家庭受益。

随访。5 年后， 满意的发展， 没有偷窃， 家庭已经重建。儿童在新的条件下表现的反社会行为是他对失落和被剥夺作出的完全恰当的反应，而且，事实上是儿童情感处于正常状态的一种表现。那些以相对轻松的心态适应新环境的儿童，是遭遇到了更为彻底的绝望；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的被疏散儿童，往往问题更严重；有症状的儿童至少还相信环境有变好的可能性，即有问题的儿童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受到伤害的程度吸引人们增加对他们的适应，这事实上迎合了他们的需要。有反社会倾向的儿童在努力找回他曾经拥有的美好东西。处理这些反社会行为，最主要的是要提供一个关爱的、逐渐增加自由度的稳定的环境。温尼科特写道：

反社会倾向意味着希望。缺少希望是被剥夺儿童的基本特征， 当然， 他们并非总是反社会的。在希望期间， 儿童显示出反社会倾向。这对社会来说很尴尬， 如果是你的自行车被偷了， 你也会很尴尬， 但是旁观者可以看到在偷的冲动之下的希望。

因为反社会行为在大多数人中激起了怨恨和愤怒，温尼科特强调理解的重要性，要理解这是一种深刻需要的表达，成人要能够意识到它的含义。他指出，把反社会行为理解为是一种希望的表达，这对于治疗那些呈现出反社会倾向的儿童非常重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因为成人处理失当或者无法忍受，希望破灭了或枯萎了。因而，治疗反社会倾向不是使用精神分析，而是运用管理，准备去迎接和应对希望的瞬间。

反社会倾向与精神分析。反社会倾向的概念打破了精神分析的情绪发展理论的基础。之前，弗洛伊德将犯罪归因于与俄狄浦斯情结相关联的潜意识的内疚感，罪犯实施犯罪是为了减轻不能承受的潜意识的内疚感，外部的犯罪是分散了幻想的内部的犯罪，如弑亲或乱伦。而温尼科特则强调外部环境对于实施犯罪者的重要作用，其病因起源于早期的母婴关系。剥夺的发生是婴儿在相对依赖阶段必要的自我支持丧失的结果。反社会行为“逼迫环境变得重要”。

如果分析师能够辨认出病人的剥夺并且能够满足和应对他的希望，那么病人就有可能重新发现已经丧失了的好的经验。

呈现出强烈的反社会倾向的病人在分析关系中很难象征化，被迫用行为表达他的痛苦。如果分析师能够将反社会的行为解读为希望的信号，那么病人的交流最终就被接收到了，象征化的能力就可能得到提升。

四、“只有体验到了被恨才相信被爱”

“反移情”与“反移情中的恨”的理论也是温尼科特较早期的成就之一。恨的能力，伴随着爱的能力，意味着个体已经能够让矛盾情感并存。温尼科特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的成就，标志着儿童已经到达了相对依赖以及担忧阶段。

反移情内涵的变迁。精神分析对于反移情的看法经历了较大的发展变化。弗洛伊德于1910 年首先使用这一概念，认为它是病人对治疗师的潜意识情感影响的结果，认为治疗师应该意识到这种反移情的存在，并且征服它，否则治疗师将寸步难行。他在1912 年继续提出：“在病人面前，医生应该是不透明的，像一面镜子，除了向病人显示病人自己，不显示任何别的东西。”也就是说，弗洛伊德认为反移情是治疗师自由理解病人的障碍，他视分析师的心灵为一种“工具”，而它最有效的功能被反移情抑制了。克莱因坚持这一观点，不要求对经典分析技术做实质性的修正。但是对于温尼科特而言，精神疾病是“环境缺乏疾病”，分析师作为一个够好的环境，病人一定会向分析师传递他过去的信息，并对分析师提出新的要求，分析师如何能保持中立、抑制的态度？他与同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如海曼、赖希、斯皮茨、利特尔等人，从各自的理论与临床出发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反移情的正面价值，把反移情视为能够帮助分析师理解病人资料后面所隐藏意义的工具。从那时开始至今，精神分析文献中一个持久的话题是，反移情现象是精神分析治疗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伴随物。

早在1947 年提交给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著名论文《反移情中的恨》中，温尼科特就明确表达了有关反移情的观点。反移情是治疗师对治疗过程和病人情绪的、生理的与认知的反应，它是治疗师对过去经历和病人现在行为的反射，从中衍生出的可能是治疗者意识中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焦虑。他还指出，完整地利用分析师的情感反应，对于严重的人格障碍患者和其他严重的精神病人的诊断和恰当的治疗假设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反移情中的恨。在温尼科特的工作中，“恨”这个词与他的论文《反移情中的恨》（1947） 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篇论文关注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分析师的情绪紧张，其含义是，治疗师在与精神病人工作中所承受的紧张情绪激起了治疗师的恨，但这恨是病人所需要的情绪输入，正如婴儿也需要恨一样。

温尼科特不接受克莱因认为恨是婴儿天生的，是死本能的体现的观点。他认为恨的能力——意识到恨与爱有明显的区别——表明婴儿达到了情绪发展的一个更高的阶段。他谈到，把一个儿童带到另一个家里，给他爱，这是完全不够的。实际上，过不了多久，他就获得了希望，然后开始检验他所发现的环境，看他的保护人有没有能力恨他。看来只有当他体验到被恨以后，他才能相信自己得到了爱。如果这个儿童没有得到恨，如果他身上那些不可接受的东西没有被注意，那么他的爱和可爱之处就显得不真实。来自养育者的“适当的恨”是真正关系的一种功能。

在二战期间，温尼科特夫妇与一个逃学的9 岁男孩一起地狱般地生活了3 个月，那男孩是最可爱也最令人发狂的。庆幸的是，他们能够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之前男孩的问题是经常离家出走，他们在最初阶段的处理是给他完全的自由，当他出去时给他一先令。他只要打电话就会被接回来。很快，期待的改变发生了，逃学的状况好转了，男孩开始夸大地呈现内在的攻击性，也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这种情况“激起了我内心的怨恨……我有没有打他？答案是没有，我从来不打人。但是，如果我不了解自己的恨，如果我没有让他了解我的恨，可能我就真的会打他。”碰到最麻烦的时候，温尼科特就把那男孩抓到门外，不生气也不责备。男孩如果想进来，可以按门铃通知他，男孩也知道会被温尼科特重新接纳，并对过去只字不提。他一旦从疯狂发作中恢复正常，就会按那个门铃。温尼科特认为：

重要的是我每一次把他抓到门外时告诉他的话。我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让我恨他。这很简单因为它如此真实。我想这些话从他进步的角度来说是很重要的， 但是它们最重要的地方是使我容忍了整个状况， 没有爆发， 没有发脾气， 没有想杀死他。后来， 这个男孩上了经过认可的学校。我们之间根深蒂固的关系， 一直是他生活中几件稳定的事之一。

温尼科特建议，在婴儿恨母亲之前，而且在婴儿知道母亲恨他之前，母亲先恨婴儿。同样，在抱持性的分析情境中，分析师对病人的恨的表达是病人重新建立真实感、发展既爱又恨的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分析的特定阶段，病人会有意寻找分析师的恨，他所需要的是真实的恨。如果病人找到了真实的或合理的恨，他必须能够对其产生影响，否则他不能感到他获得了真实的爱。

为了提供更多的证据说明分析师需要先恨病人，温尼科特列举了正常母亲恨婴儿的17 条原因：

我相信弗洛伊德认为母亲在特定的环境中对她的婴儿只有爱是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对此有所怀疑。我们了解母亲的爱并意识到它的真实性与力量。让我们给出一些母亲恨婴儿的原因：

婴儿不是她自己（心中） 设想的那样。

婴儿不是童年的游戏， 不是父亲的孩子， 不是兄弟的孩子， 等等。

婴儿不是被神奇地制造出来的。

婴儿妨碍了她的私人生活， 对那些占据或吸引其思想的事物形成了挑战。

母亲或多或少地感到， 她自己的母亲需要一个婴儿， 因此生个孩子是为了安抚她的母亲。

婴儿伤害了她的奶头， 即使吸奶时也在伤害。这最初是一种咀嚼行为。

他是无情的， 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个下等人， 一个不领取报酬的仆人， 一个奴隶。

从一开始她就只好爱他、爱他的排泄物以及他所有的东西， 直到他开始怀疑自己。

他总是设法伤害她， 常常咬她， 说这些都是爱。他表现出对她的幻想破灭。

他的兴奋的爱是碗橱的爱， 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就把她像橘子皮一样扔掉。

婴儿起先一定是支配性的， 他被保护免于偶然事件， 生活必须以他的速度展现， 所有这些需要母亲连续地、逐条地研究。比如， 当她抱着他时必须不能焦虑， 等等。

最初他一点也不知道她所做的或者她为他所做的牺牲。特别是他不能体谅她的恨。

他怀疑她， 拒绝她的好食物， 使她怀疑自己， 阿姨喂他东西吃， 他却吃得很好。

经过一个糟糕的上午， 她带他一起出去， 他向一个陌生人微笑， 陌生人说： “他真可爱！”

如果她从一开始就抛弃或疏忽了他， 她知道他将会永远报复她。

他使她兴奋， 但也使她感到挫败——她不能吃了他， 也不能与他有性交易。

温尼科特认为，上述情况同样适用于与分析师相关的病人，在对精神病患者的分析中，以及在分析的最后阶段，面对的即使是一个正常人，分析师也必须使自己处于一个类似于新生儿的母亲的立场。

他谈到自己的一个病人，在治疗的好几年中都觉得让他讨厌。他说：

对此， 我感到很不好， 直到分析出现了转机， 病人变得可爱， 我才意识到， 他的不可爱是潜意识决定了的积极症状。（很久以后） 有一天， 真是美好的一天， 我终于能够告诉他，我和他的朋友都很讨厌他， 但是因为他的病情很严重， 所以我们不能让他知道。这一天对他来说也同样重要， 因为这是他适应现实的重大进展。

五、“治疗在根本上意味着照料”

与其理论相一致，温尼科特在精神分析的治疗实践上也坚持抱持和照料的理念。

抱持性的精神分析情境。对于温尼科特来说，精神分析的情境不是纯粹治疗性的，它首先是要提供一种适意的环境，一种类似于母爱照料的环境。这与传统精神分析重视解释的分析情境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分析情境的方式。

对弗洛伊德来说，病人的困难源自秘密、记忆中的缺口。病人的自由联想为分析师提供了一个揭开秘密、重新建构记忆、展现和修正病人内部阻抗的工具。成功的分析治疗使病人最终放弃了冲突性的婴儿期的欲望。而对温尼科特来说，病人的困难源自个体体验的内在割裂。问题不在于特定的欲望、冲突或记忆，而在于体验产生的方式。分析情境退行的拉力促进了旧的“自我需要” （而不是旧的欲望） 的产生，自体成长的发展性需求。温尼科特把病人看成是能有力地自我复原和塑造分析情境的人，能够提供童年时缺失的环境特征。在温尼科特的分析情境中，内容和解释退居次要，关键是病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的自我体验。他相信，“治疗在根本上意味着照料”，即照料个人的成长。

温尼科特认为，精神分析并不仅仅是解释被压抑的潜意识的问题，而更是要为信任提供一种专业性的背景，在其中，分析的工作得以展开。解释作为这个背景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识别和重构病人所缺乏的父母之爱，即什么样的早期成长需要没有得到确认。但其危险在于，分析中的解释很容易发生影响，会先入为主地占据病人本身尚未成熟的思想和情感。分析师必须具有一种能力，去控制病人内心出现的冲突，并等待病人自己找到解决办法，而不是焦急难耐地四处寻找治疗方案。即构造一种分析的背景，在其中，病人并不接受权威的解释（即把他的潜意识反馈给他），而是受到分析师的鼓励和帮助，将自己展示给自己看。分析师像够好的母亲一样提供一种环境，在其中，他自己的主观性被悬置。分析师像够好的母亲一样试着抓住病人体验较深的个体维度、病人自发出现的欲望。分析师给予病人庇护，使其免受外在世界要求的困扰，病人只需在分析情境中、与所体验到的发生联系并将其表达出来。分析师不要求病人具有“连续性”或“秩序”，接纳病人的“未整合”以及“不连续”。分析师和分析情境提供了一个抱持性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病人曾经失败的自我发展现在受到鼓励，并且可以使真实自体逐渐展现。

对于温尼科特来说，病人并非原本不可接受自我，只是他只能在适合自己的时间里接受自我。精神分析在一种类似的意义上，就是时间的允许，就是分析师让病人自己确定步伐的快慢。其隐含的意思是：重要的不是解释本身，而是病人对解释的利用。病人对给予他东西的方式，比给予他的那些东西更重要。

在治疗较严重的病人时，温尼科特尽最大努力围绕他们自发产生的需要设计治疗。即使设置特定的时间进行治疗也会产生一种病人需要适应的人为的、外部的结构，如同喂养婴儿是根据时间表而不是根据需要一样。温尼科特努力按照要求提供治疗时间。他讲述一位在他门帘后面守候的女性，时机是很关键的，当她接近他的前门，抬手准备敲门时，他会打开门，仿佛她对他的需要创造了他。

对儿童情感发展和自我形成的研究使温尼科特坚信，在治疗严重的退行性病人或精神病人的过程中，必须采用精神分析疗法，必须让病人在一段长时间内处于像婴儿面对母亲那样的依赖状态。他认为：

照料—治疗是抱持概念的延伸……在专业性的背景中，只要给予恰当的专业性行为， 病人自己会找到方法解决情感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复杂问题， 我们所做的就是促进成长，而不是提供解决办法。

由此，菲利普认为，温尼科特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发展出一个真正合作式的精神分析治疗模式，在这种治疗中，分析师创造一种背景，使病人有可能作自我解释。” （菲利普，1999，p.14）

精神分析的设置。设置（setting） 是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基本问题，从弗洛伊德开始，精神分析就对分析情境与设置有严谨的规定，如定时、定点及规定每周会谈次数等。对温尼科特来说，设置变成了抱持性的环境，强调的是精神分析师的行为。他在一篇题为《在精神分析中退行的元心理学与临床问题》的论文中，开始把精神分析的技术分为解释和设置，后来，设置又转变成了抱持性的环境。他认为，精神病人更需要稳定可靠的抱持性环境。

他提出了设置的12 个必要的方面，与弗洛伊德不同，他并不认为设置理所当然，而是描述和界定抱持性环境的每一个重要方面。

1. 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会面， 每周5～6 次。（这一时间的安排是为了医患双方的方便。）

2. 分析师必须可信赖， 要准时到达， 有精神、有活力。

3. 在安排好的时间内（约一个小时）， 分析师能保持清醒， 并能全神贯注于病人。

4. 分析师诚实地表达爱与恨， 即不否认爱与恨。

5. 分析的目标是与接近病人的心理历程， 理解呈现的材料， 用言语交流这种理解。防御意味着痛苦， 可以通过解释得以减轻。

6. 分析师的方法是一种客观的观察。

7. 这一工作要在一个房间中进行， 不是一个过道。一个安静的房间， 不会遭遇到突然的不可预料的声响， 也不是死一般的沉寂， 不排除正常的噪音。房间采光适中， 光线不会直射到脸上， 也不会变动不定。当然， 房间不能黑暗， 应当舒适而温暖。病人可以舒服地躺在沙发上， 可以随手拿到毯子和水。

8. 分析师维持关系中的道德评价， 不试图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观点强加给病人。

9. 在分析情境中， 分析师比一般生活中的人可信赖； 不会乱发脾气， 不会冲动性地陷入爱情， 等等。

10. 分析中， 在事实与幻想之间有非常明确的界限， 所以分析师不会被一个攻击性的梦所伤害。

11. 可以期待分析师的无报复反应。

12. 分析师在被攻击后可以幸存。温尼科特强调，分析师的行为在物理和现实的环境中是最重要的，其中移情和反移情又是这种特定环境的重要方面，

此外，这一环境的功能类似于一般父母的养育。从温尼科特自己的案例以及被他治疗过的病人所记载的分析治疗的片段中，可以看到他所倡导的治疗理念。冈特里普就是曾经被温尼科特治疗的病人之一。

冈特里普也是英国客体关系理论独立学派的重要成员，是费尔贝恩的学生。他曾经从1962 年至1968 年，每月前往伦敦接受温尼科特的分析，共进行了150 次会谈。他对每一次分析做了记录，并把与温尼科特的分析和之前与费尔贝恩的分析进行了比较（Guntrip，1996，pp.739～754），完成了《与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进行分析的体验》的论文。他在他们两人身上体验到的移情关系完全不同，费尔贝恩成为他的霸道的坏母亲，温尼科特却是好母亲。虽然移情的产生有当事人自己潜意识的作用，但也有来自这两位分析师的人格刺激的原因。在他的记述中，温尼科特一直是位够好的母亲。冈特里普曾记述道，温尼科特在谈到他在治疗中总是说个不停和强迫性地用心时解释道：“你必须努力工作，好让自己存在。你很怕停下来不做事，不讲话，不保持清醒。你很怕自己一停顿，而母亲什么都不做，你就会像珀西（他的弟弟）一样在空隙中死掉。她不能挽救珀西和你。你一定很担心我不能使你活着，所以你就用记录为我把每一次治疗连接起来。空隙就没有了。”因为这位够好的母亲的理解与照料，冈特里普逐渐允许自己有沉默的时候，逐渐变得放松和自如。

温尼科特曾在一次咨询中对冈特里普说：“我对你有益，你也对我有益。你前面那个人（病人） 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本来也没有义务对我有益，我也不需要，因为我自己有办法处理，但是事实上你就是对我有益。”这段话对冈特里普影响重大，“我终于有了一个重视自己孩子的母亲”。

冈特里普还描述了温尼科特的咨询室：简单朴素， 色彩与家具给人的感觉安详宁静， 不张扬……温尼科特太太告诉我， 他希望病人觉得自在。我先敲门， 走进去， 不久温尼科特就进来， 手里端着一杯茶， 轻松地喊一声‘你好’， 然后在长椅旁边一张小木椅上坐下来……结束的时候， 我要离去时， 他总是友善地伸出手和我握手。冈特里普记得，温尼科特曾说过：“我们和弗洛伊德不一样，他的目标是治疗症状，而我们关心的是活生生的人，有爱、有生命的整体的人。”

第四章 走向成熟：创造的高峰

从20 世纪40 年代中后期到60 年代中后期是温尼科特创造的高峰期，他以更为独立和原创的身姿为儿童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注入新的活力。战后，温尼科特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中扮演核心角色。他主管学会的儿童部门长达25年。因其富有创建的工作和广泛的影响，1956—1959 年和1965—1968 年他先后两度被推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1968 年获得斯彭斯儿科科学奖章。

一、工作与生活的高峰体验

温尼科特几乎所有的著作或著作的素材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也正是在此阶段，他在专业领域和社会领域均取得了广泛的影响。同时，第二次婚姻生活的幸福促进了他的活力，并且在与克莱因的关系中也更为独立。正如戴维斯所评：“自1945 年到温尼科特辞世，这四分之一世纪目睹了一波近乎不可思议的活力。”

著作、语言及其影响。温尼科特一生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 《关于儿童期精神紊乱的临床笔记》（1931）、《儿童与家庭：第一关系》（1957）、《儿童与外部世界：发展中的关系研究》（1957）、《文集：从儿科学到精神分析》（1958）、《儿童、家庭和外部世界》（1964）、《家庭与个人发展》（1964）、《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情绪发展理论研究》（1965）、《游戏与现实》（1971）、《儿童精神病的治疗性咨询》（1971）、《皮格儿：对一个小女孩的精神分析治疗记录》（1977）、《剥夺与失职》（1984）、《家庭是我们的出发点：一位精神分析家的文集》（1986）、《抱持与解释：一个分析的片段》（1986）、《自发姿势：温尼科特书信选》（1987）、《人的本性》（1988），等等。其中，除了第一本著作写于早期，其余著作或著作中的基本素材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

显示其理论发展线索的三部重要著作分别是：1958 年的《文集：从儿科学到精神分析》、1965 年的《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情绪发展理论研究》以及1971 年的《游戏与现实》。《文集：从儿科学到精神分析》通过对特定情境中儿童的观察，考察了正常与焦虑的儿童、儿童的躁狂防御、攻击性与退行以及儿童的原初情绪发展等，发出了与当时笼罩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克莱因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完全不同的声音，强调了早期母爱的缺乏造成的后果。《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情绪发展理论研究》的两个重点分别是儿童的情绪发展研究和儿童分析的理论与技术，考察了儿童的内疚感、独处的能力、忧虑能力的发展、自我整合、个体情绪发展历程，提出了精神分析的目标与分类、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的重要概念以及涂鸦、交流的技术，这本著作将其凸现于精神分析学界，是他儿童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集中反映。《游戏与现实》是他后期思想的总结，重返“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发展出“客体的使用”，提出了“母亲与家庭在儿童发展中的镜像作用”以及“游戏”与“创造性”等理论，重点关注儿童的内在现实及其与外在现实的关系，是对以往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发展与深化。

温尼科特著作的语言风格是简单明了的，接近日常经验。它们不同于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严肃而沉闷的写作传统，而以一种田园式的简单、明白与坦率的文风反映一种丰富生动的经验。他不同于克莱因和安娜•弗洛伊德的地方是，他的工作并不明显地源自弗洛伊德的文本。

精神分析学者乔纳森•李尔曾指出，如果仔细看1930 年至1960 年在主要的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许多文章显示出极好的洞察和深度，整体的智慧是很高的，有些还写得很优美。但是回过头来看，同时又显示出那一代精神分析师过于僵硬、呆板，与病人割裂。而温尼科特则是这一代人的例外，在他的作品和个人风格中渗透着真诚、活力、创造、愿意冒险和非教条化。

《欧美精神分析发展史》的作者约瑟夫•施瓦茨将温尼科特视为“精神分析诗人”。他认为，温尼科特具有某种程度的纯真，根据长期在儿科学领域的经验和他对儿童期经验的深刻共鸣与了解，这种纯真有助于他创造出如诗般的精神分析著作。这一评价准确地反映出温尼科特语言的诗意挥洒与创造性。他的语汇成为专家和大众采用的语言。他的名言——“原初母爱贯注” （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 成为父母如何适应婴儿的速写，而“一般奉献的母亲” （ordinarydevoted mother） 一词，则帮助父母减轻某些焦虑。“够好的照顾” （good enough parenting） 一词，为父母们进一步减压：父母不能也不可能完美，只要“够好”就够了。父母在帮助儿童正常成熟过程中的责任从“促进性环境”一词可窥见一斑。可能大众更熟悉的“ 真实自体和虚假自体”（true self and false self） 一词，更深刻地传达了儿童在以顺从而非诚实回应父母要求时所经历的痛苦。他的智慧、他的想象力、他仔细而关切的观察、他用词遣字的能力，以及他对矛盾词语的敏悟，使得阅读他的文章成为一种享受。温尼科特在精神分析圈内外获得了相当显赫的声名。他广受各方邀请演讲，致力于宣传把精神分析应用在其他职业中，比如，社会工作者、教师、医生、护士、助产士、神职人员，等等。在他的众多听众中，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他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系列谈话节目，大部分是在二战期间做的。他的谈话内容仍然以母婴关系为核心，演讲题目包括：“一般奉献的母亲和她的婴儿”、“了解你的婴儿”、“作为一个人的婴儿”、“孩子为什么哭”、“断奶”、“他们的标准和你的标准”、“幼儿及他人”、“正常儿童意味着什么”、“独生子女”、“双胞胎”、“偷窃和说谎”、“关于领养”、“独立的第一次实验”、“母亲对社会的贡献”，等等。这些演讲通俗易懂，同样触及到那些从未接触精神分析的父母。这些讲稿后来多次集结成册，1964 年的那本《儿童、家庭和外部世界》在温尼科特去世前的1971 年已经重印了5 次，迄今依旧畅销。该书编辑写道：“我怀疑还有谁曾经以如此切身的方式，来谈一般父母与婴幼儿之间相互的行为和感受。”广泛地传播精神分析，让路人皆知——这是他年轻时的愿望，而他也一直身体力行，致力于实现这个愿望。

完美的第二次恋情与婚姻。与他的工作发展相一致的是他情感生活的丰饶。二战期间，温尼科特受聘为牛津郡政府教育项目的精神病学顾问，与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克莱尔•布里顿——一名社会工作者在一起工作。

克莱尔于1906 年出生于英格兰北部小镇斯卡伯勒，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和温尼科特一样，她的思想观念非常独立。她于1937 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受训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之后在威尔士从事儿童、青少年的工作。1940 年，她重返伦敦经济学院完成了心理健康课程。二战中，她一开始在雷丁地区对被疏散者进行工作，然后转到米德兰兹郡，最后到了牛津郡，在那里，她遇到了温尼科特。他们要负责安置110 名被疏散的儿童，这些儿童因为身体或心理原因与家庭分离，不能很好地适应战时环境。当时共建立了5 个家庭或旅馆来安置这些孩子。当时管理人员存在的问题以及儿童的行为问题都很多。1943 年至1944 年间，克莱尔给温尼科特写了七十多封信，主要讨论工作中的细节，当然也包括私人的交流。平时温尼科特在帕丁顿•格林儿童医院工作，星期五回到牛津郡，他们会在一起讨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克莱尔非常欣赏温尼科特的能力，而她的坚毅、自信、聪颖和能力也吸引了温尼科特。从1944 年末开始，他们产生了亲密的交往。但是即使建立了这样一种关系，温尼科特仍然与艾丽斯生活在一起。直到1949 年他父亲去世、他自己心脏病发作，才结束了第一次不幸的婚姻。在这几年中，克莱尔一直站在他的身边，带着对未来的不确定，依然支持他的工作，用她自己的智慧影响他。

与克莱尔的交往激发出温尼科特对生活和创作的激情，呈现出崭新的精神面貌，他的大部分著名的论文都是此后写成的。比如，1945 年他向英国精神分析学会递交的论文《原初情绪发展》充满了自信，这是一个完全拥有自己力量的男人。在一封1946 年写给克莱尔的信中，温尼科特说道：我写了那么多论文……我的工作确实和你有很多联系。你对我的影响使我热衷于此而且多产， 但是这也非常糟糕——因为当我与你分开时， 我觉得所有的行为和创造力都瘫痪了。

1951 年，在与艾丽斯离婚两年后，温尼科特和克莱尔结婚了。他的第二次婚姻看起来是非常成功和幸福的，克莱尔既是他一起工作的伙伴，又是他生活的照顾者和玩伴。克莱尔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与研究者，她后来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教授应用社会研究学。1963 年她开始担任英国内政部儿童局儿童护理研究所主任，负责组织及督导训练家庭社工人员。1964 年她出版了论文集《儿童护理与社会工作》。

独立于克莱因。在这一阶段，温尼科特和克莱因的关系破裂加剧，直至完全划清界限。在不被允许独立的情形下，温尼科特选择了抽离与独立，并愿意承担被孤立的后果。20 世纪50 年代前后，他的两篇重要论文遭到克莱因的反对，两人的关系开始破裂。这两篇论文分别是《反移情中的恨》（1947） 和《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1951）。前篇论文强调建立分析师与病人的关系，并把这一关系作为提供再生的主体间性探索的基础，这与克莱因力求避开分析师的情绪世界相对立；后篇论文认为婴儿的创造性产生于既非主观又非客观的过渡空间，母亲应有能力允许婴儿这种创造性的发生，这又与克莱因的隐遁隔离、备受折磨的婴儿意象不相容。此外，温尼科特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与克莱因相对立的技术理论。克莱因把解释视为提供深层知识，而温尼科特把解释视为对游戏与探究的邀请；克莱因式的分析师是作为权威的观察者，温尼科特式的分析师是作为潜在空间的发明者。

1952 年，为了庆祝自己的70 岁生日，克莱因希望温尼科特写一篇述评论文，温尼科特最终拒绝了她的要求。由此，他明确确立了与克莱因强调内部心理（intrapsychic） 相悖的强调环境的立场。他在当年11 月给克莱因的信中写道：

我个人认为， 你的工作应该由其他人以他们自己发现的方法重新阐释， 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呈现所发现的东西， 这非常重要。只有这样， 语言才会有生命力。如果有人问我，我会毫不迟疑地发自内心深处地告诉他， 你是最好的分析师，并且是精神分析运动中最有创造性的精神分析师。但是你没有遇到的是“克莱因主义” （Kleinism） 的反对者。这在学会中对科学思想发展的阻碍与达尔文主义对由达尔文自己的工作所激发的对生物学发展的阻碍是一样的。我想， 只要存在有影响力的创造性的思想者， 这种现象还会再现， 还会产生某种“主义”， 成为令人讨厌的东西。

同样是在这封信里，温尼科特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一些寻找克莱因学派的分析师进行治疗的人，实际上在分析中不被允许成长或创造。

这封信可能是他与克莱因划清界限的时间，他开始把力量来源定位于自己，而不是克莱因。他仍然感谢克莱因，但他最终选择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道路。从此，他也开始受到克莱因学派的拒绝与排挤。

1956 年2 月，在克莱因发表有关嫉妒与感恩的新思想的讲习会后，温尼科特写信给他的前任分析师、克莱因学派的瑞维尔，内容是有关克莱因不了解母亲的重要性以及讨论克莱因的“好乳房”的概念。

当我开始和梅兰妮（克莱因） 谈论她关于婴儿期的陈述时感到很烦恼， 因为我觉得自己有如跟色盲谈论色彩。她只是说自己并未忘记母亲以及母亲所扮演的角色， 但实际上我发现， 她根本没有理解母亲在最开始时所扮演的角色……我担心梅兰妮关于婴儿早期心理学的陈述是建立在主观因素而非客观因素的基础上。

“好乳房” 不是东西， 它是一种方法的名称……是一种只有母亲一开始时就用最具好奇心的敏感度才能做好的事情，我称这期间的状态为原初母爱贯注状态。除非她一开始就能与婴儿产生极其亲密的共鸣， 否则无法成为“好乳房”， 因为仅仅拥有乳房对婴儿不具有任何意义。

当然，温尼科特也为克莱因的拒绝而痛苦，他说：“无法让克莱因接纳这些观点，或认为这些值得讨论，令我十分伤心。”

但是他没有被克莱因、安娜•弗洛伊德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任何其他人所限制，即使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与批判，也坚持自己的真实思想与独立人格。他对于真实母亲在婴幼儿期作用的强调只是他被克莱因及克莱因学派嘲笑、反对的多个观点之一。克莱因学派的研究者极少引用他的观点，比如西格尔在其关于克莱因的教科书以及两卷本的论文集中，只提到过温尼科特一次。而拜昂在其1950—1967 年的论文著作中从未提到过温尼科特，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容器理论”与温尼科特的“抱持性环境”如此相像，却无任何思想及理论上的联系。一套两卷本的关于克莱因贡献的文集，共670页，温尼科特的工作只被提及了一次，而且是在脚注中。

在1960 年克莱因患结肠癌去世的前一年，她着手写作《关于孤独的意义》的论文，在文中，她承认了真实母亲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不知是否受到了温尼科特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温尼科特的妻子克莱尔一直接受克莱因的分析。

克莱因去世后，温尼科特在1962 年的一篇题为《克莱因贡献的一种个人观点》的论文中，承认了克莱因对他的影响，除了他的个人分析师詹姆斯•斯特拉奇，克莱因是第一个与他一起工作的精神分析师。最初温尼科特对克莱因非常着迷，因为他对于将精神分析运用于儿童的工作非常感兴趣。除了儿童精神分析的技术，温尼科特对于克莱因专注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发展过程印象深刻，这一阶段也成为他自己工作的重心。他总结了克莱因的贡献：

对儿童采用了严格正统的精神分析技术。

在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的起始阶段， 使用玩具来促进技术。

分析的技术适用于两岁半及其以上所有年龄段的儿童。认为幻想被儿童定位于自体的内部或外部。

理解内部好的和破坏性的力量或客体， 以及它们在满意或不满意的本能体验中的起源（原初的口腔和口腔虐待）。提出了投射和内射作为心理机制并产生于儿童合并与排泄的身体机能体验的重要性。

强调了破坏性因素在客体关系中， 除了愤怒和挫折的重要性。

发展了个体获得担忧能力（抑郁样心态） 的理论。建设性的游戏、工作、潜力、分娩与抑郁样心态的关系。理解了抑郁的否认（躁狂防御）。

理解了内在心理现实的威胁性混乱以及与此混乱相关的防御（强迫性神经症或抑郁情绪）。

假设性的婴儿冲动、报复恐惧以及先于矛盾获得的客体分裂。

总是在不考虑环境供应的情形下表述儿童的心理。

二、“只有完美的客体才值得破坏”

温尼科特的攻击性理论实际上是逐渐发展而来的，是他三十多年不断探索的结果，最初的表述是在1939 年的论文《攻击性及其根源》之中，而最清楚地呈现其风格的论述是20世纪50—60 年代的一系列论文，其中最核心的是写于1950—1954 年的《与情绪发展有关的攻击性》一文，而60 年代中后期关于“客体使用”的理论则是其儿童精神分析思想发展的里程碑。

攻击性的概念。对温尼科特来说，攻击性（aggression）等同于活力（activity） 与动力（motility）。他认为攻击性最早的证据是，在子宫里或在母亲怀抱中，婴儿先天的攻击性在与母亲的接触与对抗中得到了表达，它还存在于热切、贪婪的吮吸与咀嚼中。随着婴儿的成长，攻击性的性质在改变，这一变化完全依赖于环境的种类，在够好的养育与促进性环境中，儿童的攻击性逐渐得以整合，如果环境不够好，攻击性则以破坏的、反社会的方式显示它自己。如果母亲在受到婴儿攻击后能够幸存（survive），这会让婴儿认识到，母亲不是他的一部分，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因此，攻击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性的力量。如果母亲不能应对婴儿对她的攻击，尤其是当她报复的时候，这时候所发生的破坏性，就会成为儿童人格中的一个特征，儿童可能通过抑制攻击或将攻击转向自身来对此进行防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温尼科特提出，在临床情境中，越是具有攻击性的儿童就越健康。

这种对攻击性本质的看法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观点。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的论文中提出了单独的攻击性驱力的概念，并提出了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理论。克莱因对婴幼儿的工作使她放大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她把攻击性视为死本能的体现。对克莱因而言，攻击性等同于嫉妒、恨和施虐。温尼科特从未澄清他对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看法，但他很明确地反对克莱因的死本能，因为他相信，嫉妒、施虐和恨是婴儿在成长中与外在环境产生联系的情绪发展的标志。

温尼科特提出，外在环境影响着婴儿处理其先天攻击性的方式。他曾经用过这样一个比喻：

谁能说出火在本质上是建设性的， 还是破坏性的？ 在好的环境中， 攻击性作为一种有用的能量整合进个体的人格之中， 参与工作与游戏， 但是在不够好的环境中， 攻击性会变为暴力与破坏性。

在温尼科特的工作中，攻击性的概念逐渐在其情绪发展理论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理解其他重要概念的关键，如“反社会倾向”、“创造性”、“够好的母亲”、“过渡性客体”、“真实与虚假客体”以及“客体使用”等。

原初攻击性。原初攻击性是温尼科特攻击性理论论述的核心。他在《与情绪发展有关的攻击性》一文中提出，攻击性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初是无心的攻击，在这最初的阶段，攻击性有目标，比如，想吃、想动、想咬乳头，但是没有伤害的意图。第二阶段是伴随担忧或内疚的人格的整合，类似于克莱因的抑郁样心态阶段。第三阶段是人际关系和冲突的阶段，既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这一阶段的攻击性是弗洛伊德研究的对象。

攻击性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温尼科特研究的重点，这是弗洛伊德和克莱因从未涉及的。他区分了原初攻击性和反应性攻击性。前者是无心伤害的，是原初爱的表达；后者是在自我组织的整合能够满足愤怒、恨等情感的存在之后出现的，其攻击性是有目的的，并且是有意的。对温尼科特来说，邪恶、罪恶、残忍或破坏性的观点以及谋杀、暴力的观念在先天攻击性的概念中是没有空间的。他认为，攻击性的概念首先不是与嫉妒、愤怒、施虐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婴儿活动的一部分，它导致了对外在客体的发现，这种攻击性就是原初攻击性。

温尼科特认为动力或运动性是攻击性的前身，并相信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发展动力，这种动力有一种特殊的攻击性，能够用来描述胎儿的运动及婴儿的手抓和咀嚼动作，这些动作最终都变得有攻击性。在健康的时候，这种“潜在的攻击性”大多与婴儿的本能经验以及关系模式混合在一起。这种不被称作本能的“潜在攻击性”相当于一种发展的潜力，是生命的证据。但是它必须被包括进婴儿对本能关系的能力中去。它们是不同的力量，需要融合到一起，与客体发生关系。否则这种潜在的攻击性就会被分解或体验为人格中的异常的力量。破坏性是尚未被关系规范过的攻击性；如果它孤立地存在，没有任何可以理解的背景，它就是无意义的。

温尼科特既不把原初攻击性当做是一种本能，也不认为它是任何破坏性的冲动。他指出，在人格统一之前就有攻击性，而且是一种原本意义上的攻击性，几乎总是与运动性同义。婴儿的攻击性并不是在有意破坏或伤害。对于温尼科特来说，生命之初的攻击性，是原初爱的表达的一部分……原初爱的冲动（伊底） 具有一种破坏性，尽管破坏不是婴儿的目的——因为这种冲动是在他还不知道怜悯的时候体验到的。在成长的最初阶段，攻击性是婴儿的自然爱好的一部分，温尼科特称这种爱好为“无心的目的”，在其中，婴儿的兴奋的爱包含对母亲身体的想象的攻击。

在此，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婴儿的无情性”（the baby’s ruthlessness），并反复陈说，婴儿本能的爱是无情的，这个阶段的儿童攻击母亲、想摧毁母亲，实际上他只是在毫无顾忌地爱她。这种无情性发生在婴儿能感到担忧之前（约2 岁之前），但是感到担忧的能力的发展依赖于无情的自体被允许表达。他指出：“我们假设一个早期的无情的客体关系……正常儿童喜欢与母亲的无情关系，大部分显示在游戏中，他需要母亲，因为只有她可被期望忍受与他的无情关系，因为这确实伤害了她并使她筋疲力尽。没有与她的这种游戏，他就只能藏起他的无情自体，以一种分裂的状态呈现生命。”母亲对无情自体作出反应是攻击性影响情绪发展的重要方面。如果环境不能容忍攻击性，婴儿就被迫隐藏起他的无情自体，这自体就会是分裂的，即没有整合和没有确认。

温尼科特认为，在成长的最早阶段，一个原本统一的“生命力”分裂为两种因素：得自于对立面的攻击性因素和得自于赞美的爱的因素。只有通过攻击性要素，与他者的关系才能够存在。他发现“爱”和“攻击性”会将客体卷入两种极为不同的关系之中。当客体被主观地感知或者个人化地创造时，可以完成爱的体验，饥饿的婴儿幻想着一个满足的客体，而这客体因为及时到达，似乎作为他自己的创造而从属于他。相反的，正是通过攻击性要素，婴儿才确立了一个独立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这世界通过违抗他的意愿而向他提供了一个关于其自身界限的定义。在早期阶段，当“我”和“非我”正在建立时，正是攻击性要素更为确定地驱使个人产生对一个外在的“非我”或客体的需要。通过早期阶段的爱的要素，婴儿和他的欲望的客体似乎化而为一了；而攻击性要素则满足了一种分化的欲望。攻击性要素要求有外在的对立面，以使成长成为可能。对温尼科特来说，生命力和真正活着的感觉明显地与攻击性因素相连。他还进一步认为，攻击性就是自发性（spontaneity）。正是外部客体的敏锐的对立，激起了成长所必需的攻击性。正是攻击性要素使得全身心的本能体验成为可能，而这种体验也由母亲予以满足。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温尼科特才说：“只有完美的客体才值得破坏。”

幸存： 从客体关联到客体使用。温尼科特提出了一个极具创造性又极具争议的概念——“客体使用” （object-usage），这是他后期论文中引入的一个概念，是为了探究攻击性在主观全能和客观现实的过渡中的地位。

客体使用理论的中心假设是，源于自然成熟过程以及与够好的环境交互作用的个体使用客体能力的发展，允许儿童离开他的投射——内射机制和充斥着全能幻想的内部世界的有限疆界。起初，婴儿仅仅体验到主观客体，慢慢地，通过过渡性体验，从与客体发生关联（object-relating） 发展到客体使用。过渡性体验发生于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或称主观客体与真实客体） 之间所体验到的中间领域，这是婴儿创造的世界，它既非内部的也非外部的，就像婴儿既不是母亲的一部分也没有与她分离。它处于开始内部生活和开始能够意识到外部现实之间的分界线上。

与客体发生关联要求运用投射机制。此时客体是有意义的，但是还没有被体验为一个完整的人。主体仍然是孤立的，没有意识到客体是有着自己权利的独立个体。而客体使用包括“接受客体的独立存在，接受客体一直具有其特性的现实”。客体必须被客观地认识，必须属于可分享的现实。温尼科特这样描述从客体关联到客体使用的过程：“主体与客体发生联系”之后是“主体破坏客体”，然后可能是“客体幸存于主体的破坏”。如果客体得以幸存，即客体被攻击后，在性质和态度上没有改变，也没有报复，那么儿童现在就能够使用客体了。客体有价值，因为他幸存了，他有自己的生命。客体使用是客体在幻想中的毁灭以及在现实中的幸存。

在主观全能中，婴儿“无情地”使用客体，他创造它、利用它，完全出于自己的快乐，在完全侵吞时又毁灭它。从婴儿主观性之外的视角来看，这种体验需要母亲交出自己并能在被使用后存活。渐渐地，婴儿开始觉察到受他的破坏但又生存下来的其他人。这是一个全能创造、破坏和继续生存循环的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为婴儿建立某种外在感，一个自存的、在其全能控制之外的真实的他人。

能够客观地感知世界的婴儿已经产生了客体从其原初攻击性中幸存的体验，这就意味着客体没有变化，没有通过拒绝或惩罚进行报复。如果母亲经过婴儿的使用不能“存活”，如果她退缩或崩溃或反击，婴儿一定会以他自己欲望的完整体验为代价，过早地注意外在，会感到危险。结果是伴随着对欲望的不合理抑制，婴儿害怕需要和使用他的客体与成人。不够好的母亲以及不能对婴儿的自发性动作予以反应的母亲没有“存活”，结果就会阻碍儿童的情绪发展，结果之一就是儿童处于发展出顺从、虚假自体的危险之中。母亲对儿童攻击性的宽容使温尼科特得出了这样的论断：“对于一个儿童来说，要成长起来以便能够发现他本性中最深刻的部分，必须有人受到蔑视甚至有时受到憎恨，而无须担心关系有彻底破灭的危险。”他的意思是说，一种公认的或是内在的不服从，在儿童那里有着成长上的必要性，它必定具有攻击性，但是这种攻击性与个人成长的动机息息相关。

这一观点颠倒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反应性攻击，反应性攻击被视为与现实对抗或冲突的反应。温尼科特认为，幻想的破坏性参与了建立现实的过程。儿童体验到了他的全能控制的局限，意识到了客体是一个完整的他人，在他的（主体的） 边界之外。温尼科特指出：

尽管我正在使用破坏（destruction） 一词， 但是真正的破坏产生于客体不能幸存之时。如果没有客体的失败（不能幸存）， 破坏依然具有潜能。“破坏” 一词还是需要的， 不是因为主体的破坏冲动， 而是因为客体倾向于不能幸存。可以看到，尽管温尼科特接受了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观点，但他关于攻击性的本质与内涵迥然不同于克莱因的观点。他认为，破坏性和客体的幸存导致了对现实（存活的外部客体） 的确认和对内部客体与外部客体的区分。

在温尼科特看来，成人之爱也需要周期性的相互的客体使用，每一方都听从于自己内在需要的节奏和强度，而不必担心另一方在被使用后的可生存性，正是另一方牢固坚实的耐久性使个体与自己的激情进行充分、强烈的联系成为可能。温尼科特还把客体使用的观点带进精神分析的治疗中，他强调，病人必须能够使用分析师，而分析师必须有把握能够承受住病人的攻击与破坏。这一观点是对移情概念的修正，通过将分析师作为过渡客体和客观客体来使用而使想象的或情绪的自我实现成为可能，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在临床领域和医患关系中。病人来到分析情境中，寻找使自体恢复活力所必需的体验。分析师在向病人提供缺失的体验时把他自己贡献出来让病人自由使用。分析师允许病人感觉是他自己创造了分析师，通过让病人无挑战地使用分析师，使病人重新发现他自己的想象和幻想的能力，以产生感到真实、个体化和有意义的体验。

攻击性具有积极的价值，如果自我是通过被认可而变得真实，那么分析师是通过攻击性的破坏而变得真实。分析师遭到破坏而事实上却承受住了破坏，这就使得分析师位于病人的攻击控制之外。如果分析师不仅承受住了病人的全部破坏，而且还不进行报复，那么病人就能够把分析师看做是超越他的力量而完全真实的个体了。分析师正是以这种方式发展起了自己的独立和生命。

在精神分析治疗实践中，破坏性是一种成就，因为病人冒着攻击性的危险，体验到了分析师的“幸存”，也体验到了自己全能感的局限。破坏性是一种成就，还因为它意味着对矛盾情感的容忍，并接受个人的攻击性。承受攻击和破坏的分析师要有弹性而不是相斥性，能够承受住攻击又不报复。那些被剥夺了这种早期经验的病人，需要精神分析来使他们发展出一种使用客体的能力，治疗的关键就是精神分析师对病人攻击的承受。

在下文将详细介绍的“皮格儿”的案例中，温尼科特与女孩儿加布里埃尔进行了16 次咨询。在第15 次咨询时，加布里埃尔快5 岁了，由于临近整个治疗的结束，与分离有关的破坏性的情绪自然地浮现了出来。她拿起一个爸爸形象的玩偶，开始虐待他，一边扭，一边说，还要求温尼科特大叫，仿佛被扭的是他。

加布里埃尔： 我在扭他的腿（等等之类）。

温尼科特： 啊！ 啊！ （接受她交给我的角色的诠释。）

加布里埃尔： 我现在扭得更用力了， 对， 现在要扭他的手臂。

温尼科特： 啊！

加布里埃尔： 现在扭他的脖子！

温尼科特： 啊！

加布里埃尔： 现在都扭过了， 他全身都扭过了。我现在要更用力扭你， 你要叫大声一点。

温尼科特： 啊！ 啊！ 呜呜呜！

她非常高兴。

加布里埃尔： 都扭过了。全部都扭起来了， 腿也掉下来了， 现在他的头也掉下来了， 所以你哭不出来了。我要立刻把你丢掉。没有人爱你了。

温尼科特： 所以苏珊（她的妹妹） 就永远也不会拥有我。

加布里埃尔： 每个人都恨你。

温尼科特： 所以你发明出来的温尼科特是你的， 现在你已经不需要他了， 别人也不能拥有他。

之后，温尼科特感觉到加布里埃尔对自己所作所为感到焦虑，于是在纸上画她，然后扭她的腿和头，问她痛不痛。她笑着说：“不痛，很痒！”

他需要使她了解，她毁灭了他，但是他仍然“存活”。她能够以安全的方式感受及练习攻击与破坏，因为他承受住了攻击，所以她不用担心会毁了好的内在经验。

三、“第一个非我之物” 与“我们生活的地方”

接下来，温尼科特提出了“过渡客体” （transitionalobject） 与过渡现象（transitional phenomena） 的概念，它们是指在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或称主观客体与真实客体）之间所体验到的中间领域。这是他对客体关系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安娜•弗洛伊德甚至认为“‘过渡客体’征服了整个精神分析世界”。

心理发展的新观点： 关于人类本质的第三种表述。与过渡客体及过渡现象相关的主题在温尼科特的写作中，尤其在《游戏与现实》一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在1951 年温尼科特发表《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的论文之前，精神分析的文献还从未表述过介于内在和外在之间的领域。弗洛伊德提出了从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发展的观点，有助于理解从出生到成熟的过渡，但没有关注过渡过程本身。克莱因关注内在世界和婴儿的幻想，对于外部世界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婴儿从自己的主观全能状态逐步发展为越来越具有客观性，并能象征性地思考，这中间有很多工作要做，但这一心理历程却从未被反映过。温尼科特经过与母婴三十多年的工作，发现儿童是通过对他的第一个“非我”对象，即他称为“过渡对象”的利用才最终达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终于提出了一个既非完全主观、也非完全客观的“中间领域”的概念。这是继弗洛伊德及克莱因之后对人类本质的又一种表述。温尼科特提出：

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 从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论述人类本性是不够的， 即使是详尽的阐述功能、意识和无意识的全能幻想， 其中潜意识幻想中还包括潜意识压抑的部分。在过去的20 年中， 有另外一种对人类本性的描述和研究。每一个心理成熟的个体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都会被一张膜（皮肤）分开， 我们也可以说每个个体都有一个内部世界。一个人的内部世界可以是富饶的， 也可以是贫瘠的； 可以是安宁的，也可能是苦恼的。以上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但是有了这些就够了吗？

我的主张是， 假如上述的内在与外在的双重说明是有必要的， 那么我们也需要第三重说明， 那就是在个体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内部现实与外部生活对其都有贡献的体验的中间区域。这一部分还从未被仔细探讨过， 因为它只被视为个人的休息处所， 当人类进行下面这项永无止境的任务， 努力把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分开， 却又让它们息息相关时， 只能到这个中间地带稍事休息。除此之外， 有关“体验” 这个中间地带的思考， 至今还无人提及。

温尼科特使用过多个术语指称这一联接并区分内在与外在的领域，除了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还有第三区域、中间区域、潜在空间以及文化体验定位，等等。

过渡客体的概念与特点。温尼科特认为，过渡客体是儿童的第一个“非我” （not-me） 所有物。婴儿在主观全能感中以为是自己创造了欲望的客体，如乳房，并相信能完全控制它。在根据客观现实组织的体验中，婴儿发现自己必须去找出欲望的客体；并敏感地觉察到与客体的分离和不同，感到缺少对它的控制。过渡客体被体验为既非主观创造可控的，也非可发现和分离的，而是在这两者之间。从对婴儿行为的研究中，温尼科特认为客体是母亲乳房（儿童在环境中接触到的最初及最重要的客体） 的替代物，既不是内部客体也不是主观客体，也不仅仅是外部客体，它存在于一个中间领域，既有客体的外在现实（母亲的乳房），又有儿童自己的主观性。这一中间地带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并不排斥任何一方。虽然外部客体代表着所有的母亲养育的成分，但它也表示婴儿创造他所需要的东西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过渡客体是婴儿的第一个所有物：它确实属于他，因为他创造了它。每个婴儿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方式创造出这第一所有物：当婴儿转动前臂用手指去抚弄脸部的时候恰好把手指放入了口中， 于是口与拇指， 而不是与其他手指建立了联系。手指去抚弄上唇或其他部分， 这或许比拇指和口唇的接触更为重要。此外， 这种抚摩行为是单独发生， 没有更为直接的“口—拇指” 的联合。

当讨论复杂的诸如“拇指吸吮” 之类的自我满足的体验时， 通常会得出如下经验：

1. 在另一只手的帮助下， 婴儿可以拿到一个外部客体，即一小块丝织品或柔软的毛毯， 并把它们和手指一起放到嘴里。

2. 以某种或其他方式， 一小片布被抓到并吸吮； 这些曾被使用过的物品包括很容易得到的小毛巾和手帕。

3. 从出生后的几个月开始， 婴儿就开始拔除丝织品上的毛， 并且把它们收集起来， 成为婴儿抚摩行为的一部分。不太常见的是， 尽管会不舒服， 有的婴儿还会吞掉这些毛。因此，一般的过渡客体可以是一块柔软的毛毯、一件旧的衣服、一个玩具、一块尿布或熟悉的声音等，这能让儿童保留母亲气味或有着同母亲的慰藉相联系的特征。他拥有过渡客体并与之游戏，直到不再需要它而将其抛弃。这些过渡客体很重要。父母都知道其价值并在旅行时也带上它们。妈妈会允许它很脏，甚至有气味了也不去洗它，因为她知道这样做会破坏婴儿体验的连续性，这种破坏会损毁这个物品对婴儿的意义。当然，过渡客体不必是真实客体，它也可以是一个词或一首曲，或者一种特殊的习惯，这些对于婴儿上床睡觉十分重要，婴儿会使用这些方式来对抗焦虑，特别是来自抑郁的焦虑。

如果父母不理解过渡客体的含义，不了解过渡客体的价值，就有可能在无意中无情地对待儿童的这种正常现象。温尼科特曾经提出这样的案例。

莉莉案例

莉莉（Lily） 于1965 年被带到我位于帕丁顿•格林儿童医院的诊所。

家中孩子： 哥哥（7 岁）、莉莉（5 岁）、弟弟（1 岁半）尽管父母常因口角而起纷扰， 但家庭是完整的。两个大点的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好。外祖母在家里很强势， 控制女儿（莉莉的母亲）， 溺爱男婴。

莉莉主动要求涂鸦， 画了她做噩梦时会出现的主角， 一只怪兽。这只人形怪兽有很多头发。我问她， 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和怪兽长得很像， 于是她画了自己的两只泰迪熊。随后她又画了第三只， 她说这只熊没有毛。她说妈妈总是让她玩洋娃娃， 但她不想玩洋娃娃， 只想和泰迪熊玩。她喜欢喊那两只泰迪熊为熊爸爸和熊妈妈， 同时声明它们不是洋娃娃。那只没毛的泰迪熊有个故事， 它曾经被妈妈烧过， 因为妈妈想让她玩洋娃娃。

我事后曾和莉莉的母亲交谈， 想了解真实情况， 我发现这位母亲很惊讶， 她没有料到孩子竟然记得那件让她羞愧不已的事情。她说， 当时她给莉莉买了一辆婴儿车， 但莉莉却去拉扯它， 想破坏它， 这让她非常生气。她曾在报纸上读到过， 如果孩子具有破坏性， 家长应该破坏一件属于孩子的东西， 所以她把那只泰迪熊（莉莉画的没有毛的那只） 扔进了火炉里。随后她意识到， 这件事情做得极其糟糕， 因为莉莉对那只泰迪熊特别有感情， 从莉莉还是婴儿开始就非常偏爱它。这件事情发生时， 莉莉已经4 岁了。有一次， 莉莉翻看儿时的照片， 还指着那只泰迪熊说： “那是我的！”

这位母亲很自然地从这件事说到莉莉近来的偷窃行为：

偷书、偷糖果、偷玩具表等等。仿佛她知道， 莉莉偷窃与寻找被妈妈盛怒之下损毁的过渡客体有关。母亲在破坏这个过渡客体的同时， 也毁坏了孩子与她自己、与妈妈、妈妈的身体以及妈妈的乳房保持联系的心理机制。

过渡现象比过渡客体包括得更全面、更宽泛，属于体验的中间领域，即处在内部现实和外部生活两者中间。过渡现象使儿童有可能完成早期的基本转换，即从主观性到客观性，从与母亲的融合到与她分离。过渡现象为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提供了桥梁，也为心理发展的过程提供了连续性，而在此之前的精神分析观点认为，这一发展过程是一些互相排斥的选择：要么是主观的，要么是客观的；要么与母亲统一，要么与她分离；要么是创造，要么是发现。在对客体的感知以及与客体的关系上从完全主观转变为客观，是通过过渡现象的发展获得的，过渡现象是通过过渡客体的最初出现来表征的。包含在过渡现象中的有婴儿的咿呀声、含糊不清的嘟哝、怪僻或者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大拇指），这部分儿童的身体，也不被认为是属于外部真实世界的。通过咿呀声、嘟哝、怪僻或者抚弄自己的身体等方式使睡觉时获得舒适感或者抵抗焦虑与孤独，这些事情或者声音对儿童来说变得至关重要。婴儿从全能的控制感过渡到被外界所控制，儿童需要幻想一个中间的状态——部分是主观的、部分是现实的状态。

在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温尼科特认为还存在第三个精神世界，即潜在的或过渡空间。随着婴儿主观全能感的逐渐破灭，开始区分“我”与“非我”、内部与外部，伴随着这种区分工作的进行，一个第三方的“过渡空间”被创造出来。外部世界是外部充满无数真实他人的生活现实，内部世界是内化的客体关系世界，而过渡空间是经验的中间区域，存在于幻想和现实之间。作为中介，它使得从幻想和无所不能到参与现实得以实现。过渡空间同游戏、象征的产生密切相关，属于游戏、创造力、幻想、想象和错觉的范畴。儿童的游戏场就是一个过渡空间，儿童由此发展出人际交往的能力。

在另一篇论文《被剥夺儿童以及如何补偿家庭生活的丧失》（1950） 中，温尼科特曾写道:

每个儿童都会体验到的一个困难， 就是将主观现实与可客观观察的公共现实联系起来。从醒到睡， 这孩子从一个观察到的世界跳向一个自我创造的世界。在这过渡的中间， 有一种对所有过渡现象——中间领域的需要。 没有人会声称这种真实的东西是世界的一部分， 或者是儿童创造的。它被理解为这两者都真实， 即： 儿童创造了它， 而且这世界提供了它。这是正常的母亲使她的儿童承担的那个最初任务的延续，这任务就是当她通过一种最精密的积极适应而将自己成千次地提供给儿童的时候， 这儿童要创造出某种像她所提供的乳房之类的东西。

“从醒到睡”清楚地描述了两个不同世界的特点——“内部”属于睡眠和梦境、潜意识和主观现实。“外部”属于环境和公共现实，可被视为“非我”。儿童用过渡客体连接了这两种状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儿童在要睡觉的时候特别需要过渡客体。

他还认为， 现实接受（reality-acceptance） 的任务从未被完成， 没有人能够从内部世界与外部现实的张力中挣脱出来，对张力的减轻有赖于体验的中间区域的发展（艺术、宗教等等）。此中间区域与沉迷于游戏中的儿童的游戏区域有着直接的连续性。

温尼科特在儿童游戏中已经注意到了儿童对“非我”所有物的使用。他认为，在儿童的成长历程中，早晚会有一种倾向，即将不属于“我”的客体编织进个人的模式中去。在被编织进去以后，它们就成了一个已存模式的补充。大多数儿童在较早时期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特别的且不与人分享的客体（一个玩具熊、一个特殊的布娃娃或玩具、一小片东西等），在一段时期内，它与自己不可分割。这种客体不能硬塞给孩子；尽管可以送给他，却不能被当做过渡客体送给他，只能被当做他可以选择将其变成过渡客体的东西送给他。

温尼科特列举了过渡客体的七种特性：

1. 儿童认为自己对这客体拥有权利， 我们也支持这一假设。但是全能感的废止是开始期的一个显著特点。

2. 客体受到热情的拥抱， 并且受到热烈的喜爱和摧残。

3. 它必须从不改变， 除非由儿童本人改变。

4. 它必须能够承受本能的爱和恨， 而且如果它有容貌的话， 还得受到纯粹的攻击。

5. 在儿童看来， 它必须能够给予温暖， 或者能够运动，或者有结构， 或者能做某种事情以显得它自己有生命力或真实性。

6. 我们的观点认为它来自于外部， 但儿童的观点不是这样。它也不是来自于内部， 它不是幻觉。

7. 它的命运就是逐渐受到冷漠， 但_____在数年的过程中它还不至于被完全遗忘。它失去了意义， 因为过渡现象慢慢变得弥散， 变得充满了整个“内部现实” 和“被通常察觉的外部世界” 之间的中间领域， 也就是说， 充满了整个文化领域（culture field）。

幻觉与幻灭的价值。幻觉（illusion） 是温尼科特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认为，婴儿在母亲够好的照顾下，最初形成全能的幻想，随之慢慢去除幻想，即幻灭（disillusion）的过程，逐渐发展出现实检验的能力，这本身就是儿童的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形成的过程。

这一对幻觉的看法与弗洛伊德不同，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 中，把幻觉与错误联结起来。客观和现实的思考是弗洛伊德一贯的目标，他不觉得幻觉有什么价值，除非它是一种病理特征，可能有助于理解神经症，但是在现实检验的过程中必须舍弃。而温尼科特认为，幻觉与幻灭是成长必经的特征，“接受现实的工作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没有人可以摆脱‘想弄明白内在与外在现实关系’的紧张压力，只有在不受挑战的中间领域（如艺术、宗教等） 里，我们才能纾解这份紧张”。

过渡客体和过渡现象属于基于早期经验的幻想的领域。这种早期发展阶段的形成有赖于母亲对婴儿的需要提供无条件的接纳，由此，使婴儿产生了创造的东西确实存在的幻想。但是随着婴儿逐渐长大，母亲的接纳逐渐减少，婴儿也逐渐发展出处理挫折的能力。如果所有的过程都很顺利，婴儿可以得到应对挫折的体验。不完全的接纳使客体变得真实。持续时间过长的过分接纳对婴儿的成长不利，这种过分的接纳使婴儿不能区分幻想和行为。然而，在开始的时候恰当的接纳是必需的，有了这种接纳后，婴儿才能发展出应对外在现实的能力，甚至形成外在现实的概念。

温尼科特给出了两个图形。第一个图形（Figure 1） 指出处于“原初母爱贯注”状态下的母亲所提供的客体导致了婴儿的幻觉：是他自己创造了所需要的东西。在生命之初，婴儿与母亲的心理交换是基于错觉或幻想的。在最初的时候，母亲会无条件地给孩子提供一种错觉，妈妈的乳房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即：乳房处于小孩的幻想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当母亲够好的时候，就会给孩子一个幻觉：外部世界是婴儿自己创造的。只要婴儿感受到需要乳房，他就会在那时那地创造出一个乳房。那里是没有母亲和婴儿间的相互交换的。在心理上婴儿把乳房当做自己的一部分，母亲对婴儿的喂养也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在心理上，婴儿和母亲的交流是依赖于婴儿的幻想的。

第二个图形（Figure 2） 阐明了幻觉的区域是怎样被转换成一种确定的形式——过渡客体的，说明了随着个体的发展，过渡客体和过渡现象形成的主要机制。从出生开始，人们就在关注现实客体和主观感受之间的联系，但是如果婴儿在早期没有得到母亲够好的照顾，是无法发展出良好的现实检验能力的。随着婴儿的成长，母亲的一个重要任务与最终的目的就是打破幻觉，对母亲来说这个任务就是准备断奶。如果进展顺利，在这个逐渐打破幻觉的过程中，断奶就是挫折的过程。没有幻觉破灭的过程，婴儿不能正常地断奶，也不能应对断奶这件事。断奶不仅仅是指乳房喂养的停止。在许多儿童身上会看到对断奶的复杂反应，这实际上是他们正在经历从幻觉到幻灭的过程。

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属于幻觉的范畴，这是婴儿展开生活体验的基础。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在幻觉和幻灭之间进进出出的。

象征的使用。从观察者的角度看，过渡客体是婴儿在其环境中经历的某一方面的象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过渡客体的婴儿已经达到了使用象征的能力，而是他正在学习使用象征。因而过渡客体表明是从客体联系（object-relating）向客体使用（object-usage） 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确实， 一块毛毯或别的什么是某种部分客体， 例如乳房的象征。然而， 重点在于它象征的价值比不上它实际的价值，它不是真实的乳房和母亲， 它是乳房和母亲的代表。

当象征被使用的时候， 婴儿已经可以清楚地辨明幻想与现实、内部客体与外部客体、原初的创造性与知觉。但是，根据我的论述， “过渡客体” 这一术语为婴儿提供了一个逐渐能够接受上述诸多异同的空间。我认为这一术语描述了一个婴儿从纯主观性发展到客观性的旅程。在我看来， 过渡客体（诸如一块毛毯等） 就是此旅途中一个朝向体验的发展。（Winnicott， 1971， pp.6～7）

在温尼科特看来，象征是可变的，这依赖于婴儿的发展阶段。象征只有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才能被恰当地研究，而且象征有着不同的含义。

温尼科特曾记述过一个男孩象征性地使用绳子的案例。绳子： 一种交流的技术

1955 年3 月， 一名7 岁的男孩被其父母带到帕丁顿•格林儿童医院的心理部门来。家庭中的另外两名成员也来了： 正在接受特殊教育的10 岁的姐姐和一个相当正常的4 岁的妹妹。这个个案是由家庭医生转介过来的， 因为这男孩有一系列的性格障碍的症状。男孩的智力测验的智商得分是108。我先跟男孩的父母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 他们详尽地描述了男孩的发展和发展中的扭曲。但是他们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这在我与男孩的会谈中呈现了出来。

不难看出， 这位母亲是一个忧郁的人， 她也报告说她曾因抑郁症而住院治疗。从这对父母的叙述中我注意到， 母亲一直照料着男孩， 直到他3 岁3 个月大时妹妹出生。这是第一次重大的分离， 接下来一次分离是在他3 岁11 个月大时，母亲住院开刀。在他4 岁9 个月时， 母亲去脑科医院住了两个月， 此间他由母亲的姐妹精心照料。到那时， 所有照顾他的人都认为， 这男孩虽然有很多优点， 但是难以相处。他会突然变脸并恐吓他人， 比如， 他说过要把阿姨碎尸万段。他还发展出许多奇怪的症状， 比如强迫性地舔东西和舔人； 用喉咙发出怪声； 拒绝大小便， 然后搞得一团糟。显然他很担心姐姐的心理缺陷， 但是他发展上的扭曲是在这个因素变得显著之前就出现了。

与男孩父母会谈之后， 我在个人会谈中见了男孩。在场的还有两位精神科社工和两位来访者。他并没有立即给人留下异常的印象， 很快和我进入到涂鸦游戏中。（在涂鸦游戏中， 我先随意画一条线， 再邀请男孩把它添加成某种东西，然后他画条线给我， 再轮到我把它画成某个东西。）这个特殊个案的涂鸦游戏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男孩的懒惰立即变得明显起来， 我所画的线条几乎都被他转变成与绳子有关的东西。在他画的10 幅画中出现了如下东西：

套索， 鞭子， 马鞭，

溜溜球的绳子，

一条打了结的绳子，

又一条马鞭，

又一条鞭子。见

过男孩后， 我又和其父母见了第二次， 问他们关于男孩对绳子着迷的事情。他们说很高兴我提出此事， 他们之前没有提到， 是因为不确定此事是否重要。他们谈到男孩沉迷于任何与绳子有关的东西， 他们每次进房间， 都会发现他把桌椅绑在一起； 比如， 他们曾发现他用绳子把椅垫绑在壁炉旁。他们说， 男孩对绳子的专注逐渐发展出一个新的特点，这使他们深感忧虑， 而不仅仅是造成他们一般的担忧。他最近把绳子缠绕在妹妹的脖子上（妹妹的出生造成了男孩与母亲的第一次分离）。

在这次特殊的会谈中， 我知道我行动的机会有限： 因为这家人住在乡下， 每6 个月我才能见他们一次。所以我采取了以下做法： 我向这位母亲解释道， 男孩正在处理分离的恐惧， 他通过使用绳子尝试否认分离， 就像一个人使用电话来否认与朋友的分离。她对此有所怀疑， 但是我告诉她， 如果她觉得我的话有些道理的话， 我希望她在合适的时间跟男孩把这事敞开来谈一谈， 让他知道我所说的， 然后再根据他的反应继续谈分离的主题。

我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 直到6 个月后他们来看我。这位母亲没有向我报告她做了什么， 但是我问了她。她告诉我上次见我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她本来感觉我说的话很傻，但是有一天晚上她向男孩聊起这个话题， 却发现他很急切地想谈谈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不能跟她在一起时的恐惧。在他的帮助下， 母亲把能够记得的所有分离细数了一遍， 他的反应让她很快就相信我说的是对的。此外， 自从谈话那刻起，绳子游戏就停止了。他再也不用原来的方式把东西连起来了。之后她又跟男孩谈过几次母子分离时她的感受， 她特别强调，她感到让他感觉失去她的最严重的分离是她重度抑郁那次：她说， 不仅因为她离开了， 还因为她完全陷在其他的事情里，没有跟他联系。

在后来的一次会谈中， 这位母亲告诉我， 在她跟男孩第一次谈话一年后， 玩绳子的游戏又回来了， 他又把房子里的东西连起来了。因为她要去住院开刀， 她告诉他： “从你玩绳子的游戏里， 我看得出你又在担心我要离开了， 可是这次我只是离开几天， 而且我只是要动一个小手术。” 在这次谈话之后， 这阶段的绳子游戏又停止了。

我一直跟这个家庭保持联系， 在男孩的教育以及其他事情上的各种细节上给予帮助。现在， 在最初会谈4 年后， 男孩父亲报告， 男孩对绳子的热衷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与母亲新近的抑郁发作有关。这一阶段持续了两个月， 后来在全家度假时得以解除， 与此同时， 家庭情况也有所改善（这位父亲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失业后找到了工作）。同时， 母亲的状况也有了改善。这位父亲进一步谈到了一个与讨论的主题相关的有趣细节。在最近这一阶段里， 男孩用绳子见诸行动（act out） 了一件父亲认为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表明， 所有事情都与母亲病态的焦虑密切相关。有一天他回到家发现男孩倒吊在绳子上。他看起来松软无力， 好像已经死了。父亲心里明白， 他必须不动声色， 他假装在花园里闲逛了半个小时， 做着零活。后来男孩玩腻了， 停止了这场游戏。这对父亲是一个莫大的考验， 足以证明男孩的父亲没有焦虑不安的症状。但是， 第二天， 男孩又在树上玩同样的游戏， 可以从厨房的窗口轻易地看到。母亲非常震惊地冲了出去， 以为他真的要吊死自己。

接下来的额外细节对于理解这个个案可能很有价值。这个男孩现在已经11 岁了， 虽然是沿着“硬汉” 的路线发展，但他很害羞， 容易脸红。他有好几只泰迪熊， 在他看来它们都是他的小孩。没有人敢说它们是玩具。他对它们很忠诚，在它们身上消耗了大量的情感， 还为它们做裤子， 其中包括精细的缝纫。他的父亲说， 他似乎从这个家庭中获得了安全感， 他也精心照料它们。一旦客人来访， 他会快速地把它们放到妹妹的床上， 因为他不能让外人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家庭。此外， 他不愿意大便， 倾向于把他的排泄物贮存起来。因此，不难猜到， 基于与母亲关系的不安全， 他有着对母亲的认同，这可能发展为同性恋。同样的， 对绳子的热衷可能会发展为一种性变态。（Winnicott， 1965， pp.153～157）

上述案例描述了一个强迫性地使用绳子的男孩，最初是在母亲因为抑郁而处于退缩状态下，不能提供够好的照顾，绳子的使用是为了象征性地与母亲沟通，但是，后来绳子就变成了对分离的否认。在这个案例中，母亲在温尼科特的帮助下实施了治疗，最终帮助男孩去除了对绳子的强迫性使用，并发展出一定的安全感。

“我们生活的地方”。温尼科特根据儿童心理发展顺序引入了过渡客体和过渡现象的概念，即：在原始形式中，儿童将过渡客体（如：深切依恋的一块地毯、一个枕头、一个喜爱的玩具或一只小布熊） 作为替代物，作为对母亲形象的临时移植，以使能够忍受与母亲越来越多的分离。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将过渡性体验扩展到心理健康和创造性领域中。过渡性体验成为一个受保护的领域，其间创造性自体可以操作和游戏；这也是艺术和文学产生的体验领域。如果一个人主要生活在主观全能中，没有通往客观现实的途径，那么他是自闭和自我关注的。如果一个人主要生活在客观现实中，没有主观全能的根基，那么他是受表面调节的，缺少激情和原创性。正是过渡领域的含糊性使体验扎根于自体内部，同时又与他人的世界产生了联系。

过渡现象逐渐变得广泛，从母婴关系延伸到成人生活，充满了整个内部现实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中间区域，充满了整个文化领域。这一观点扩展了对一些领域的理解，诸如游戏、艺术创作、爱情、信仰、梦想，以及恋物癖、说谎、偷窃、强烈情感的起源与丧失、药物依赖、强迫性仪式、对宗教的狂热等。

在《我们生活的地方》（1971） 一文中，温尼科特提出：“考虑一下人类的生活，有些人喜欢根据行为、条件反射和条件作用进行表面化的思考，但是大多数人厌倦了将自己限制在行为层面或可观察的外部生活上……相反，也有些人把重心置于‘内部’生活上……我试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介入。反观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现我们花的大部分时间既不是在行为上也不是在思考上，而是在他处。我想问：在哪儿？”他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是健康的，我们正生活在中间区域、第三区域、过渡空间里。依赖于各自所处的文化，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追逐兴趣——读书、游戏、踢球、跳舞。”

“游戏与文化体验是我们特别珍惜的事情，它们衔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占据了时间和空间，要求我们付出关注与精力。”正是在追求这些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我们的自我体验得到了增进与发展，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四、“虚假自体障碍是环境缺陷障碍”

温尼科特是在临床实践上开始区分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的。真实自体（true self） 与虚假自体（false self） 的提出为他的儿童发展理论作出了最后的定论。

虚假自体障碍。在临床上引起温尼科特巨大兴趣的不是精神分析传统意义上的病理症状或性格畸形，他更关心的是个体主观体验的质量，如内在现实感，个体意义感，自我体验的真实感，等等。他观察到很多病人，他们不是被强烈冲突撕裂的人，或是被烦扰的症状折磨的人，或是背负沉重抑郁和内疚的人，而是那些行动或功能像个正常人但感觉不到自己像个人的人。温尼科特用“虚假自体障碍” （false selfdisorder） 来表述这一心理病理的特征。

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均来自婴儿与环境的互动。温尼科特将成年病人身上的虚假自体障碍和他在婴儿生命初始就观察到的母婴之间的互动变化联系了起来。至关重要的不是严重的剥夺，而是母亲对婴儿的需要作出的反应的特性，是母亲对婴儿体验的“个性化”特征的响应。温尼科特通过这一深刻和富有创造性的洞察，在成人心理病理的特性与早期母婴互动的特性之间架构了一座桥梁，为自体发展和分析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把婴儿最初几个月体验的质量看做人格发展的关键，是早期母亲提供的环境决定了后来人格发展的结果。温尼科特的观点是，虚假自体障碍是“环境缺陷障碍”。对于有虚假自体障碍的人，精神分析成了一种环境的提供，在这种环境中，“病人将找到他的自体，能够存在并感到真实。感觉真实比存在更进一步，它找到了一种方式：作为自己而存在，作为自己而与客体发生联系，而且拥有一个可以退回其中休息的自体”。

温尼科特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自体，就像植物一样，但是在一开始，儿童的自体只是潜在的。通过母亲对儿童自发姿势的认可，通过她可靠的注视，自体被逐渐构造起来；通过破坏，通过母亲对儿童破坏性的承受，自体被独立出来。虚假自体发展自生命早期最初的母婴关系，那时在正常发展中虚假自体还没有成为一个显著的特征。在此阶段，婴儿处于未整合状态，许多感觉—运动成分的结合有赖于母亲对婴儿的抱持。有时婴儿的动作表达了自发的冲动；动作的发起者就是真实自体，动作意味着潜在的真实自体的存在。母亲在其中的作用可以通过这样两个极端来比较，一边是够好的母亲，另一边是不够好的母亲。够好的母亲满足婴儿的全能感，并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它。她反复地这样做。通过母亲对婴儿全能表达的执行，婴儿弱小的自我得到了力量，一个真实自体开始具有生命。不够好的母亲不能执行婴儿的全能要求，不断地错过婴儿的表情；相反，她给出自己的表情，让婴儿顺从。这种婴儿方面的顺从是虚假自体最早阶段的迹象，出于母亲无力理解婴儿的需要。

婴儿对母亲表情的顺从将导致婴儿与自己自发的、赋予生命以意义的核心保持一种隔离状态。虚假自体会顺从地按照环境的需要进行活动并建立虚假的关系。虚假自体隐藏了真实自体，使其不能自然地活动。只有真实自体才是自然的，能感到真实和真诚；虚假自体表现的是不真实和无效的，在关系中不能真诚地表现。

温尼科特认为，虚假自体具有三种功能：通过服从环境的要求掩藏和保护真实自体；照料母亲；替代环境所没有提供的护理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种功能。

温尼科特指出，虚假自体者的母亲并非有恶意，只是“不够好”，她没有通过积极应对、及时作出反应而赋予儿童的自发性动作以意义，而是用自己的动作替代之，让婴儿去顺从。这样，儿童与母亲就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儿童的响应度上，而不是自发性上。真实自体包含着自发性，除非在关系中有机会表现出自发性，否则不可能发展起来。儿童发展出虚假自体的一个重要使命是，通过使真实自体隐藏起来而保护它，这种功能是通过顺从环境的要求而实现的。

母亲用她的反应来实现婴儿的表情所表达的东西，如果她不能通过认可来对婴儿作出反应，婴儿就必须被迫顺从以求生存。在最极端处，虚假自体导致一种不真实感或者失败感。但是温尼科特也指出，虚假自体具有不同的程度，从最极端的分裂顺从的虚假自体到健康的、礼节性的自体，可以概括如下：

1. 极端的。虚假自体像真的一样建立起来，旁观者也认为它就是真实的个体。但是在生活关系、工作关系与友谊关系中，虚假自体开始表现欠佳，在那些被期待是个完整个体的情境中，虚假自体有着本质的缺陷。在这一极端中，真实自体是被隐藏的。

2. 不太极端的。虚假自体保护着真实自体，真实自体被认可为是一种潜能，并被允许有一种秘密的生活。

3. 趋向健康的。虚假自体有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就是寻找某种环境使真实自体成为它自己。如果没有找到这种环境，那么个体肯定要重新组织起一种新的防御，以防真实自体的开发。如果是不确定，那么临床的结果是自杀。自杀在这种情境中是毁灭整个自体，以避免被真实自体所湮没。当自杀成为唯一的对泄露真实自体的防御时，虚假自体就会组织自杀。当然，这包括毁灭它自己，但既然它的功能是保护真实自体免受凌辱，因此自杀也消除了它继续存在的需要。

4. 接近健康的。虚假自体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通过认同或模仿他人以保护真实自体不被冒犯、贬低。

5. 健康的。虚假自体代表一种日常的适应性的“社会礼节”。这是一种健康的对社会化礼节的妥协，个体仍然是创造性和自发的存在。

在温尼科特的语言中，顺从（compliance） 总是与虚假自体结伴同行，顺从与绝望而不是希望相连。在其1963 年的一篇论文《道德与教育》中，他谈道：“对婴儿的不道德是以牺牲其个人生活方式为代价让其顺从的……顺从会带来即刻的报偿，成人太容易将顺从错认为是成长。成熟的过程也可以采取一系列的认同，那样的话，临床上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虚假的、代理的自体，可能是对他人的模仿。真实或核心自体就被隐藏，并被剥夺了活着的体验。”

与顺从不同，让步（compromise） 的能力是在共享现实里的一种健康的标志，这是“虚假自体的正常等价物”的积极、健康的成分。真实自体在健康的生活中也有顺从的方面，婴儿有能力顺从而不暴露。让步的能力是一种成就，在正常发展中虚假自体的等价物是儿童可以发展出一种具有适应性的社交礼仪。同时，在健康状态下，当事情变得极其重要时就停止让步。这时，真实自体就能够征服顺从的自体。

与虚假自体相比，真实自体不具有程度性，也不能被严格地界定，因为它包含着每个人独特的、原创性的部分。在生命的最初阶段，真实自体是一个理论上的立场，自发性动作与个人观点皆由此而出。自发性动作（spontaneous gesture）是行动中的真实自体。只有真实自体才有创造性，只有真实自体才有真实感。真实自体感到真实，而虚假自体导致不真实的感受与无用感。

真实自体还与身体的活力联系在一起。温尼科特认为，真实自体源自身体组织的活力与身体功能的工作，包括心脏的动作与呼吸。真实自体从一开始在本质上就不属于对外部刺激的反应，而是一种原初的东西。

在虚假自体与真实自体之间需要平衡，在现实环境中不能完全没有虚假自体的存在，因为人必须适应制度、法规、人际礼仪、禁忌等，健康的虚假自体是需要的。但如果走向虚假的极端，又会完全失去真实自体，所以真实自体和虚假自体的互换是要巧妙且调适得当的。

在《梦境、幻想与生活》（1971） 一文中，温尼科特引述了一个幻想与白日梦全面干扰其生活的中年女性的案例。一次，在讨论一个梦时，温尼科特提出了一个词：不成形（formlessness）。在梦里，不成形是病人对自己的人格和自我的建立所下的评语。只有当她对分析师有信心，她才能觉得自己有希望从不成形之中，做出像样的东西，因为分析师将会解决她从童年带来的一切问题。她觉得，童年环境不允许她不成形，总是想把她塑造成或培养成别人心目中希望的样子。在那次分析的结尾，某一刹那，病人强烈感觉到，童年时代没有人能理解她必须从不成形开始。想通这一点后，她很生气。这次分析的治疗结果主要就是她能够感到勃然大怒。她理直气壮地对某件事感到愤怒，这愤怒是有合理动机的，而不是发疯（病人开始感受到真实）。

分裂的智力（split-off intellect）。温尼科特指出，虚假自体人格很容易欺骗世人，通常高智力有可能定位于虚假自体之中。

当虚假自体组织起来掩藏真实自体， 以及个体企图为了解决人际问题而使用智力， 那么临床描述的结果是奇怪的，因为它很容易误导人。世人可以看到高水平的智力成就， 却难以相信他所经受的真实的精神痛苦， 他越成功就会感觉越虚假。当这些人以某种方式毁灭自己的时候， 那些对这些人产生极高期望的人们肯定会产生一种震惊感。

在一篇写给教师的论文中，温尼科特说明了智力分裂的原因：

如果用一个婴儿举例， 他母亲在适应方面的失败是太着急， 我们能发现这婴儿可以通过精神智力的方式获救。母亲开发了婴儿思考、比较以及理解的能力。如果婴儿有好的心理机能， 其思想就成为母性的照顾与适应的替代物。婴儿通过过量思考的方式“照料” 他自己。这导致某些将大脑发挥到最大限度的人拥有的是心神不宁、缺乏安全感的智力。这种智力掩藏着某种程度的剥夺。

温尼科特曾经介绍了他的一位成年女病人的案例。这名病人来做治疗是因为她有很多症状，可以把这些症状归为“类分裂”这个诊断下面。她是好几个小孩的母亲，也是个才智很高的职业女性。跟她接触过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她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大家都很喜欢她，也很器重她。这名病人在童年时遭受过磨难，她很小的时候因为战争而被疏散，彻底忘记了自己的童年和父母，始终不肯称呼照顾她的人为“叔叔”和“阿姨”。她总是设法不称呼他们，以此记住母亲和父亲。她虽然发挥了过人的聪明才智，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她很早就开始阅读，读了很多书。她从很小就想得很多，总是运用智力来做事情，也很喜欢这么做。可是，当温尼科特告诉她，拼命使用智力正表示，她随时都害怕智能不足时，她反而松了口气。

母亲的镜像作用。母亲的镜像作用是温尼科特用来解释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形成的又一视角。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康曾有一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镜像阶段》，认为儿童使用镜子是自我发展的一个关键点。而温尼科特进一步延伸，把母亲的脸比拟为镜子，认为儿童在镜子中看到的东西，取决于他对母亲的脸的经验。

1967 年，他在一篇名为《母亲和家庭在儿童发展中的镜像作用》的论文中详细阐述了他关于母亲功能的观点。其主要论点是，个体为了创造地看（look） 并看到（see） 世界，首先必须内化被看到的经验。这种经验自然地发生在生命最初几周的母婴关系之中，镜子的前身是母亲的脸。这篇论文的创新之处是，婴儿为了建立自体感而看母亲脸时，依赖于母亲的面部反应。

当婴儿看母亲脸的时候他（她） 看到了什么？ 我认为，一般来说， 婴儿看到了他（她） 自己。换句话说， 母亲正在看婴儿， 她的表情与她看到的东西有关。所有这些都太理所当然了， 但是这件很自然地会被母亲做得很好的事情并不那么理所当然。我们可以直接举出一个婴儿的例子， 他的母亲反映了她自己的情绪， 或者更糟， 她反映的是她自己的防御方式的刻板僵化。在这种情形下， 婴儿看到了什么？

许多婴儿都有很长的经历不能得到他们应该给予的反馈。他们看， 但他们看不见自己。这有很多结果。首先他们自己的创造力开始萎缩， 并且他们以某种或其他方式去寻求其他的能使自己从环境中得到反馈的方法……第二， 婴儿习惯了这种想法， 他（她） 看的时候， 看到的是母亲的脸， 这样母亲的脸就不是一面镜子了。

够好的母亲的作用就是将婴儿自己还给婴儿。当婴儿看着母亲脸的时候，他可以在母亲的表情中看到他自己，看到他的感觉。如果母亲正关注于其他事情，那么当他看着她的时候，他将只能看到她的感觉，他将不能从环境中找回他自己。如果母亲反应的是自己的情绪，如果母亲的脸因抑郁的心境而变得僵硬，她反映的是自己僵化的防御方式，那么儿童就会被迫去感知和理解母亲的心境，而他自己的感觉却得不到认识。至少是在儿童自发姿势的时候，如果不被母亲看到，他就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在温尼科特看来，被母亲看到就是被认可，这使得母亲成了婴儿的真理裁决者，她反应中的认可构成了婴儿对自己的理解，母亲是婴儿的真实自体的见证者。如果她违背了婴儿的需要，而迫使他看她，那么她就伤害了婴儿，使真实自体趋于隐蔽。

许多遭受到这种相对抚育失败的婴儿研究母亲易变的面容，努力预测母亲的心情，就像我们每天关注天气一样。婴儿很快就学会作出预报：“刚才不去关注母亲的情绪，表现出自发性是安全的，但是当母亲的脸变得僵硬或者她的情绪占统治地位，那么我的个人需要必须退缩，否则我的中心自体会遭到侮辱。”

温尼科特认为，在个人身上有一个发展过程，这过程依赖于被看到：

当我看的时候， 我被看到了， 所以我存在。我现在可以看也看到了。我现在创造性地看， 我所感觉到的我也能知觉。事实上我尽力不去看不在那儿的东西（除非我累了）。

母亲是温尼科特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家，她必须认可和反馈婴儿的姿态表情，如果她有任何的拒斥，婴儿都必须服从她的反应。这种服从策略就是虚假自体的组织，就是被强加的对母亲需要的关注，使得婴儿的自体总是缺少某种本质上属于原创性的东西。

能够看并且能够看见的婴儿是幸运的，他有一位也能看而且看见并开始了解婴儿的母亲。婴儿的自发性动作（温尼科特定义为行动中的真实自体） 如果能以积极的方式获得回应就会鼓励婴儿发展他的自体感。温尼科特将这一互动转移到了分析的框架中：

婴儿与儿童在母亲的脸上， 随后是在镜子里看到了自体，这为分析中以及心理治疗工作提供了一种方法。心理治疗不是作出聪明的、恰当的解释； 总的说来， 这是一项长期的把病人带来的东西反馈给病人的工作。我喜欢这样看我的工作，也喜欢想， 如果这项工作做得好， 病人会发现他（她） 自己的自体， 并且能够存在、感觉到真实。感觉真实超过存在。（Winnicott， 1971， pp.137～138）

温尼科特强调，这项呈现镜像的工作，说比做容易，但是儿童或病人“被看到”才是最重要的。

抑郁母亲的影响。与虚假自体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且影响深远的理论是“抑郁母亲”的影响，即母亲的感觉在儿童身上的影响，以及由于儿童必须迎合母亲的心情而带来的成长中的变形。

温尼科特曾经在1948 年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母亲的抑郁怎样导致儿童不能分辨自己的抑郁和母亲的抑郁：“在10 年甚至20 年中，我不断地看到这些案例，现在已经能够明白儿童的抑郁可能反映了母亲的抑郁。儿童利用母亲的抑郁作为逃避自己抑郁的工具，这提供了一个与母亲联系的虚假的复归与修复，也妨碍了个人恢复（restitution） 能力的发展，因为恢复与儿童的内疚感无关。”

温尼科特认为，正常的儿童可以无条件地利用母亲为自己的成长服务，但是如果母亲抑郁，不能适应和回应，那么这个过程就反过来了，母亲将利用孩子来维系她自身的某种东西。一个有着抑郁母亲的孩子，有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们的任务首先就是应付母亲的心情。如果他们成功地完成了当前的任务，他们也仅仅是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气氛，在其中他们可以开始自己的生活。儿童牺牲了自己的需要，通过参与母亲的心情而承受母亲的犯罪感和抑郁感，他必须设法维持母亲的活力。抑郁母亲的孩子只能以被动反应的方式活着，他不能完全出于自己的愿望做出表情让母亲认可和满足，必须总是关注她，希望最终能够创造出一个会激发他成长的母亲来。

虚假自体的临床意义。温尼科特关于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的命题最显著的地方是对于治疗关系的隐喻。他发现，不能想当然地假定活着的体验，有一些人，他们经历过严重的早期环境方面的失败，使他们觉得自己还没有开始存在。他们生活的特点是由顺从而来的某种意义上的绝望。

极端的虚假自体反映了发展的失败，将引发许多严重的性格障碍。在虚假自体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婴儿不能体验到关系中的安全和相互满足。母亲不能移情性地与儿童接触，她们的反应大多建立在自己的内在幻想、自恋需要和神经症性冲突的基础上。儿童要生存，只能适应母亲的反应，从而远离了自己的需要。这样就逐渐训练婴儿顺应母亲所给予的，而不是寻找和发现婴儿所需要的。长大成人时，这些人或有神经症或有精神病，他们与世界的联系是通过一个顺从的外壳，对自己和分析师都是不真实的。他们易猜疑，倾向于退缩，只能通过保护性的外壳产生交流，这一外壳明显具有强迫性和顺从性，但却割裂了与他人有意义的联系。这些有障碍的人格类型反映了早期客体关系的损害，特别是早期母婴关系相互性和反应性方面的损害。温尼科特试图在够好的母亲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治疗原则。这要求治疗师有抱持的能力、移情反应的能力、创造性的游戏交流的能力，使患者有能力成长，使原来隐藏在虚假自体的顺从阴影里的真实自体得到扩张。

此外，在对心理障碍的分类中，温尼科特开创性地提出了“虚假自体”的分类标签。他认为：“虚假自体是一个宝贵的分类标签……其防御很强大，且可能带来相当多的社会成就。接受分析的指征是，病人主动求助，虽然防御明显成功，但仍然感到不真实或无用。”虚假自体有时会被误认为真实自体，连分析师也难免出错，治疗师必须小心，因为只有真实自体才是可被分析的。温尼科特曾经遇到很多经过长期精神分析的病人都是在做假分析（pseudo-analyses）。他认为，在分析虚假自体领域时，对病人“不存在”的分析使分析工作在短期内富有成效。比如，分析师可以直接指出病人缺乏的本质特征：“你还没有开始存在”、“在身体上你是个人，但是从体验上你对于男性特征一无所知”等等。这些重要事实在适宜的时间得以澄清，推动了与病人真实自体的交流。这是温尼科特对于精神分析的革命性贡献之一。

温尼科特曾谈到一个带有虚假自体的病人，那是一个浪费了50 年生命、没有任何真实体验的女性，但是在分析治疗的最后，她开始了新的生命，感受到了真实，因此想活下去了。“这位病人直到生命后半程才感到人生是真实的，愤世嫉俗者可能会说：这有什么用？可是她觉得这一切都十分值得……这一案例的早期发展环境在许多方面都极度令人不安，但我反复处理的是她母亲的抑郁对她产生的影响，作为精神分析师，我理所当然必须全面取代这位母亲，才能让病人以一个人的身份重新开始。”

五、儿童的成熟过程与发展成就

论述儿童心理发展的成熟过程及其发展成就是温尼科特儿童精神分析思想的重点之一，他把1965 年的文集取名为《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可以看出他对这个主题的重视。温尼科特有关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核心是强调母婴的养育性配对，即婴儿不是一个被隔离的个体，而是养育配对的必要部分，没有母亲的照顾就没有婴儿，婴儿的发展离不开母亲的照顾，“婴儿的发展”和“母亲的养育”是一个联合体。据此他提出了两条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的线索。其一，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发展，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从完全依赖，到相对依赖，直至趋向独立；其二，儿童在够好的母亲的照料下，从原始的未整合状态发展到有结构的整合状态，并伴随着建立客体关系的能力，成熟过程的三个阶段是整合、人格化和现实化，它们大致与母亲养育的三种形式——抱持、爱抚和客体呈现相重叠。此外，他还关注到独处的能力、抑郁的能力、担忧的能力，以及青春期的心理发展。

从依赖朝向独立。与弗洛伊德的口欲期、肛欲期和性器期的性发展三阶段理论不同，与克莱因的偏执—分裂样心态和抑郁样心态的理论也不同，温尼科特提出了自己的人格发展理论。对他来说，婴儿对环境的依赖是其情绪发展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因此，他提出了三个心理发展阶段：“绝对依赖”、“相对依赖”和“朝向独立”。他认为，从依赖到独立发展的观点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每个人都要开始这样的旅程，到达离终点差不多远的地方，带着内在的社会感达到独立。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它能使我们同时研究和讨论个体与环境因素，健康意味着个体与环境都健康，在一个不成熟或病态的环境中个体要达到完全的成熟是不可能的。前两个阶段的成功依赖于够好的环境提供，只有当这两个阶段完全建立了才会发展到成熟阶段，即朝向独立阶段。他这样定义三个阶段：

在抱持阶段婴儿处于极端的依赖， 可以这样予以分类：

1. 绝对依赖。在此状态中婴儿一点也不知道母亲的照顾。他不能控制好与不好， 只能处于一种被动获益或受罪的状态。

2. 相对依赖。此时婴儿开始意识到对母亲照顾的需要，而且越来越能和自身的冲动联系在一起。

3. 朝向独立。婴儿在没有真实照顾的情形下能想出方法来做事情。

温尼科特并不根据年龄划分特定的阶段，但是围绕他的工作可以看到绝对依赖阶段大致从出生到6 个星期至三四个月之间不等；相对依赖阶段紧随其后，到18 个月至2 岁不等。一旦婴幼儿成功地完成了前两个阶段的任务，朝向独立阶段就开始了。

“绝对依赖”是婴儿情绪发展的最早阶段，母亲处于“原初母爱贯注”的状态中，在婴儿生活的最早几天或几个星期里，母亲被她的婴儿全部占有，婴儿完全依赖母亲，甚至不知道这是母亲的关照，并且在很多方面母亲也处于依赖状态，她提供食物、测试洗澡水的温度，提供婴儿需要的环境。任何影响、冲突、伤害或适应失败都会引起婴儿的反应，这一反应切断了持续存在的状态。在绝对依赖状态，婴儿完全与母亲融合在一起，意识不到母亲的供养。

温尼科特使用“绝对依赖”一词是为了描述婴儿的困境——出生前，他需要母亲的子宫供其成长；出生后，他需要母亲完全地适应他的需要。如果母亲处于“原初母爱贯注”状态，他就可能身心成长得都很好。

从婴儿的角度来看，绝对依赖的主要特征是他绝对没有意识到母亲的照顾以及他对她的依赖。母亲就是他，当他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他相信是他造成了这些，因为他是“上帝”。

相对依赖阶段指婴儿开始知道他是依赖母亲的，并对这种认知感到焦虑。从绝对依赖阶段转变为相对依赖阶段象征着客体关系能力至关重要的发展。它伴随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在对客体的感知以及与客体的关系上从完全主观转变为客观的能力。这是一个逐渐减少对母亲依赖的阶段，是一个逐渐适应失败的阶段。从这一阶段开始，婴儿能够区分“我”与“非我”。较早具有智力理解力的婴儿能延迟对饥饿的满足，并且知道厨房的噪音表明食物将会很快到来。婴儿此时已经能意识到需要母亲。这一阶段包括五个重要的、有交叠的特征，它们都与断奶的过程有关。这五个特征是：

1. 母亲对婴儿发展的回应逐渐“失败” （failing） 并且“去适应” （de-adaptation）；

2. 婴儿开始显示出有智力的理解力；

3. 母亲可信赖而稳定地将世界呈现给婴儿；

4. 婴儿逐渐意识到他的依赖；

5. 婴儿有认同的能力。

此时，母亲逐渐恢复她自己或者在她的婴儿出生前的样子，逐渐重新开始她自己的生活。她开始从原初母爱贯注阶段脱出，从身体与情绪上逐渐脱离怀孕、生产、与婴儿完全认同的阶段。当她的孩子成长并且独立性增加时，她自己也独立起来。其实这也是婴儿此刻的需要，他需要母亲去适应。母亲的“失败”为孩子引入了“现实原则”，这是幻灭过程的一部分。通过这种形式的“失败”，母亲允许婴儿感觉和体验他自己的需要。这一“失败”有助于婴儿发展出自体感——一种我的、与母亲有区别的自体。如果此时母亲不能失败，那么婴儿自我实现的驱力就会受到阻碍。

这里有必要澄清温尼科特使用的“失败” （failure） 一词的含义。带有小写字母f 的“失败”与去适应相联系，这是健康的，因为它是婴儿发展的必要方面，通过母亲成为她自己促进了婴儿的幻灭过程。那些没有能力失败、婴儿已经过了绝对依赖阶段还紧紧抓住婴儿不放的母亲阻止了婴儿达到担忧阶段并发展使用过渡空间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一阶段的母亲完全放手，在婴儿的连续发展进程中引起了突然的中断，这就构成了带有大写字母F 的“失败”。反社会倾向就源自这一类的环境失败。

温尼科特探讨了依赖在治疗关系中的应用，指出了在移情关系中分析师犯错的重要性。如果错误犯得太早会使病人又一次受到创伤，但是在恰当的时候犯错会促使必要的幻灭过程，这与母亲的去适应和失败是一个道理。

朝向独立阶段描述了蹒跚学步的儿童和青春期少年的努力和发展，这一阶段意味着儿童发展了心理机制以及智力理解力，他们的成长采取了一种内部与外部现实连续的相互交换的方式，逐渐与社会认同，做事情时不用实际的关照。这是通过对照顾的记忆、对自身需要的投射以及照顾细节的内投逐渐积累而获得的，也伴随着对环境的信心的发展。这里要增加智力理解力的因素。温尼科特认为，依赖的前两个阶段发展得好，幼儿才能在经验基础上建立一个健康牢固的内部世界。这一阶段预示着以后生活的发展。

整合—人格化—现实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温尼科特提出，个体成熟的过程，即发展的阶段是从整合到人格化再到现实化。整合（integration） 暗示着个体被创造性地组织进入一个联合体，使婴儿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生活在自己的身体里，虽然这时人格还没有开始全部完成。人格化（personalization）提供了这样一个途径，个体的心理被固着在身体上，自我与身体联合成整体。现实化（realization） 伴随真实感觉，与真实的人和环境中现实的客体相联系。温尼科特认为，一个人完全“蜷缩在他的躯壳内部”时，是不可能感受外在现实的，于是会产生易感心身疾病的身心分离。温尼科特特别强调身心的相互关系，认为精神的基础是肉体，而在演化上肉体先于精神。情感的成熟和身体的成长一样是随年龄改变的，也和生理的成熟一样复杂。他认为，我们太容易把精神寓于身体视为理所当然，太容易忘记这也是一项成就。此外，温尼科特还强调了皮肤的重要性，把皮肤看做是与外界接触的一层膜，也是内在世界的界限。他认为，在儿童养育中，皮肤的处理是促进健康地生活在身体内的一项要素。被形容为界限膜的皮肤，功能如同容器，容纳“存在”的状态，存在的持续就是健康，但只要有来自外界的冲击，存在的持续就被打断。这类冲击是免不了的，而只要不是太严重或持续时间太长，婴儿就会渐渐习惯。

儿童的成熟过程是被母亲照顾和养育的过程，环境即母亲照顾的形式包括抱持、爱抚和客体呈现。抱持（holding）是环境的提供和母亲的照顾这两个方面，不仅意味着对婴儿身体的接纳与包容，还意味着来自整个环境的接纳和包容。抱持阶段婴儿与他的母亲合并了，逐渐地，婴儿从联合的状态转变到结构式的整合，婴儿变成一个单元、一个人、一个拥有他自己权利的个体，有内部，有外部，有我和非我。婴儿进一步发展与客体产生关系的能力，从与主观的想象客体的关系转变到与被客观感觉的客体的关系。爱抚（handling）是母亲接触和抚爱婴儿身体的一种关照形式，提供的是舒适和亲密。客体呈现（object presenting） 是母亲呈现客体的照顾形式，向婴儿呈现外部真实世界。

婴儿的成熟过程与母亲提供的类型以及质量密切相关，整合与抱持相联系，人格化与爱抚相联系，现实化与客体呈现相联系。

整合与抱持的功能紧密相连。婴儿最初是不整合的，还没有意识和潜意识……倒是有一堆构造的和生理的东西，外加发展出人格的潜能。温尼科特特别强调抱持，他认为由于有了够好的抱持，婴儿才能发展出整合体验的能力以及“我是”（I am） 感。抱持包括一天里所有的照顾内容，一些母亲不知道怎样抱持婴儿，使婴儿感到不安全，经常哭泣，心理的片段就得不到整合。如果抱持式的养育达到了整合，就使得婴儿成为一个个体或单独的自体，整个人生活在自己的身体里。整合把婴儿心理的片段结合到了一起。一个成功的抱持性环境在婴儿的现实生活中建立起积极的感觉，即好的母亲的关怀使婴儿感到自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温尼科特看到，母亲通过对婴儿作出反应而部分地唤起婴儿的存在，婴儿把在母亲的脸上所看到的当成他自己。因为当母亲看婴儿的时候，她的表情与她在婴儿身上所看到的东西有关，如，来自孩子的快乐被母亲反映在脸上，婴儿看到了喜悦，从而感到自己是好孩子、愉快的孩子。支持性抱持的缺乏将导致自我整合的发展受挫。温尼科特认为父母必须提供适应婴儿需要的环境，如果他们提供的是自己认为的他的需要，是没有用的。这种态度将迫使儿童变得顺从，因为在父母的压力下儿童会说他喜欢实际上不喜欢的东西。当父母为孩子提供什么的时候，必须重视孩子的完整性，把他们视为一个独立的人予以尊重，其中必然包括不同的权利。

人格化与爱抚。爱抚提供的是一种母亲关照的形式，这种形式促进婴儿的自我与身体形成一个稳固的联合体。够好的爱抚可以使婴儿的“心理存在于身体之中”。当母亲接触并温和地爱抚婴儿的身体时，婴儿就被放在他自己的身体里面。身体自我受到养育，为婴儿的自我提供了一个基础。身体的爱抚将自我与就身体而言的婴儿这个人连接起来，身体的功能和感觉是舒适和亲密的。温尼科特用人格化这个词来描述这一自我与身体的连接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本我驱力的满足。如果自我和身体之间固定的连接消失，将产生不真实的陌生感，还随之产生与自身接触之外的感觉和与自己的身体存在距离感。

现实化与客体呈现。客体呈现这种母亲的照顾形式所包含的是母亲呈现客体（乳房、奶瓶等），意味着婴儿以某种方式与外部真实世界以及外部客体产生联系。婴儿发展了模糊的期望，够好的母亲会呈现客体以满足婴儿的需要。婴儿开始建立一种能力，可以魔法般地变出有用的东西。母亲连续地提供给婴儿这种体验，婴儿似乎创造了客体，并且活跃地参与到自己的本能满足中。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非创伤性的不满足对于婴儿情绪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当婴儿一直与母亲融合时，本能的满足过程很少把客体定位或置于适当的位置，而不满足时会给客体一个适当的位置，即不满足唤起了攻击性，攻击帮助婴儿将客体从自身中分离出来，非创伤性挫折帮助婴儿尊重非我世界的存在。

独处、抑郁与担忧的能力。温尼科特经常作出一种独特的强调，将精神分析理念从负面的精神病理学转为正面的积极表述。比如他对独处、抑郁和担忧的解释就充满了智慧。他评论精神分析文献往往倾向于探讨独处的恐惧或愿望，却没有对独处能力的正面探讨。他提出，他人在场时独处的体验与情绪成熟密切相关。

独处（alone） 的能力是基于这样一个矛盾的论点，即在另外一个人在场的情形下独处，它表示着健康与最终的情绪成熟。尽管许多种体验帮助建立了独处的能力，但是有一种是最基本的，没有它，独处的能力就不能产生；这一体验是婴幼儿在母亲在场的情况下能够独处。因而独处的能力是一个矛盾；它是别人在场时的独处。

弗洛伊德认为，独处的能力意味着婴儿能够容忍父母性交的事实。在克莱因的“好的内部客体”的理论中，独处意味着好的内部客体已经被内化并建立在婴儿的内部世界中。而温尼科特认为，儿童独处能力发展的可能性依赖于他是怎样被抱持的，特别是在出生的头两年。

在考察“我是独处的” （I am alone） 这一短句时，温尼科特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绪发展阶段。“我” （I） 阶段代表自我从环境—个体结构中浮现出来，这时婴儿开始能够区分我与非我。“我是” （I am） 阶段发生于3～6 个月，获得了克莱因的抑郁样心态或温尼科特的担忧阶段的发展成就。

“我是独处的” （I am alone） 发生于6 个月以上，但是母亲可信的存在必须继续，以建立婴儿独处的能力。

只有当独处时（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 儿童才能发现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一种病理性的替代是建立在对外再刺激反应基础上的虚假生活……只有当独处时， 儿童才能做与成人世界称为放松相当的事情。儿童可以不整合， 可以犯错， 可以身处没有方向的状态中， 可以既不作为外在冲击的反应者也不作为兴趣取向的积极行动者而存在一段时间。这一阶段是为本我体验而设的。在这段时间里会出现感受或冲动。在此情境下， 感受或冲动会感觉真实， 是个人体验。只有在此情形下， 儿童才会产生感觉真实的体验。大量的这种体验构成了真实而非虚妄的生命的基础。（Winnicott， 1965， pp.33～34）

但是，独处的能力不能与退缩（withdrawal） 状态相混淆。在温尼科特的理论中，从与别人的关系中退缩的个体从一开始就经历了完全的冲击，退缩是为了保护核心自体免于侵害。退缩是一种隔离，就像自闭状态，无助于丰富和发展自体感。退缩状态很好地说明了无能力独处。同样地，体验到强烈孤独的个体因为缺少与可信赖的母亲在一起的自我关联的体验，也曾经经历过冲击。

温尼科特还把独处的能力看做心理治疗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发展。在几乎所有的精神分析治疗中，会存在独处的能力对病人很重要的时刻。临床上这是由一个沉默的阶段或沉默的片刻来代表的，这一沉默不是阻抗的表示，而是病人的一个成就。可能就在这儿，病人第一次能够独处。

温尼科特关于抑郁（depression） 的观点涵盖很宽广的范围，在一端，抑郁是一种成就的标志以及情绪发展的正常部分，在另一端，抑郁是一种病理性的情感障碍。温尼科特批评克莱因的术语“抑郁样心态”，认为它隐含着疾病，他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术语“抑郁”，同时指称情绪的健康与病理。他在很多情境中使用过“抑郁”一词，例如，在1954 年的一篇论文《正常情绪发展中的抑郁样心态》中，他很清楚地表述了“抑郁样心态” （克莱因使用的术语） 是一个容易使人误解的术语，因为抑郁样意味着健康的发展包含一种情绪疾病。但是在1958 年的论文《被抑郁样疾病影响的家庭》中，他暗指抑郁是正常的。1963 年在题为《抑郁的价值》一文中，他提出抑郁是健康的标志，创造了为社会负责任的个体成员。实际上，他对“抑郁”一词的使用可以人为地划分为以下三个领域：

1. 抑郁是一种能力，是作为成熟过程的一个正常部分发展起来的。

2. 抑郁是一种情感障碍，是因为早期环境失败导致的情绪发展受阻。

3. 抑郁是为了避免抑郁的伤痛而动员起来的防御。他把感到抑郁的能力视为健康的标志。这种抑郁类似于悲伤，与丧失感和内疚感联系在一起。意识到了丧失与内疚使个体能够承担责任。这是个体达到了“个体身份” （unitstatus） 与获得了担忧能力（capacity for concern） 的标志。在1958 年的一篇论文《被抑郁症影响的家庭》中，他提供了一个等级:

等级的一端是忧郁症（melancholia）， 另一端是抑郁（depression）， 这一状态对所有完整的人来说都是普遍的……在一个极端是忧郁症患者， 他们对世界上的所有邪恶负责任， 特别是那些明显与他毫无关系的邪恶。在另一个极端是世界上真正负责任的人， 他们接纳了自己的恨、污秽与残忍， 与他们爱与建设的能力并存。有时他们自己的畏惧感使他们沮丧。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看待抑郁， 可以看到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人才会变得抑郁。

当温尼科特谈及“抑郁的人”的时候，并不是指崩溃或住院治疗的人，而是“感到悲伤的人”。悲伤是有能力意识到自己畏惧的结果，这使他们愿意承担责任。儿童逐渐变得能够抑郁，这是情绪成长的一个成就。这听起来容易让人误解，但是温尼科特不是指儿童变得病理性的抑郁，而是能够感到悲伤和担忧，与健康的内疚感相连。“我们关于抑郁的观点是和自我力量、自我建立和个体同一性的发现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于此，我们才讨论抑郁具有价值这一观点。”

温尼科特对那些想办法使抑郁者“兴奋起来” （cheerup） 的倾向提出警告，认为抑郁者需要的是可以容忍的真正的朋友、一点帮助以及等待。因为抑郁包含着健康的因素，最好的帮助是接纳抑郁，而不是催促治疗。所以，对待抑郁的最好方法是等待，而不是治疗。从20 世纪60 年代起，温尼科特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就越来越强调等待的价值。分析师的等待是分析或治疗中最具有容纳性与抱持性的方面，它意味着治疗师相信病人能以自己的时间进度战胜困难。

温尼科特用“担忧” （concern） 一词强调内疚感的积极方面。1935 年，当他成为一名正式的精神分析师的时候，克莱因正在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抑郁样心态”而工作。这一术语已经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一样著名而重要。温尼科特像其他人一样明白其理论的成分与情绪发展关系的重要性，但他不喜欢这一术语，并以自己的方式描述这一发展阶段。1954 年的论文《正常情绪发展中的抑郁样心态》、1958 年的论文《精神分析与内疚感》，以及最后的集大成者——1963年的论文《担忧能力的发展》，温尼科特用“担忧阶段”取代了克莱因的“抑郁样心态”。

在《正常情绪发展中的抑郁样心态》中，温尼科特对克莱因的“抑郁样心态”的理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抑郁样心态的正常与发展成就，批评了这一术语，指出它是健康，而不是疾病。

抑郁样心态这一术语对于一个正常过程来说是一个坏的名称， 但是没有人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我的建议是， 它应该被称为“担忧阶段” 。我相信这一术语更容易介绍这一概念……经常被指出的是， 如果一个术语意味着疾病， 就不应该用于描述一个正常的过程。抑郁样心态这一术语隐含着健康状态下的婴儿度过了一个抑郁或情绪疾病阶段。实际上这不是它的含义。

在《担忧能力的发展》（1963） 一文中，温尼科特强调了婴儿总是与环境相联的健康、正常的成熟过程。“担忧”一词包含了这一过程的积极方面，而这一过程的消极方面可用“内疚”来指称。内疚感是与“矛盾”相联系的焦虑，它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我整合……担忧意味着进一步的整合及成长，与个体责任感的积极方面相联系。

在温尼科特那里，担忧能力的发展还与道德教育有关。他认为，如果儿童没有先发展起他自己内在的担忧感，道德教育就毫无意义。也就是说，儿童的担忧能力是道德感的基础，是情绪成熟与健康的一部分。

青春期的发展。温尼科特曾专门撰文论述青春期的发展与教育。他强调青春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成熟”，青少年需要被容许不成熟。不成熟本来就是青少年的本质，不成熟是青春期健康的一个基本要素。对于不成熟，疗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逐渐成熟。不成熟是青少年弥足珍贵的一部分。这里含有创造性的想法、新鲜的感觉、新生活的概念等等最令人兴奋的特征。温尼科特觉得成年人最不该对青少年做的一件事，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那会导致青少年早熟——一种虚假的成熟。成就属于经历成长过程而逐渐成熟的人，成就不属于模仿成人的虚假成熟。

温尼科特对青春期的父母说：假如你竭尽所能促进儿女的成长，你还要有能力处理惊人的后果。假如孩子可以找到自己，他们将不会以找到一部分为满足，他们需要找到完整的自己，这也必然包括他们的攻击性和破坏性，以及可以称之为爱的部分。你必须存活于这场漫长的争斗。你会犯错，而这些错误将无可逃遁，并且会被视为一场灾难，而孩子们也会让你觉得你应该为这个挫败负责，虽然你本不该负责。但你得到的回报是，儿女的个人潜能越来越富足。假如将来有一天，女儿请你帮她看小孩，表示她认为你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或者儿子希望能在某方面向你看齐，甚至爱上你年轻时也喜欢的那一类型女孩，你就会觉得获得回报了。回报是间接的。你当然要知道，你是不会被他们感激的。

在青少年成长期间，麻烦终将到来，即使成长顺利，没有发生重大危机，父母可能也需要处理尖锐的管理问题，因为长大意味着取代父母的位置。在潜意识的幻想中，长大本来就是一种攻击性的行为。假如孩子要长大成人，那么这一步是踩在成人的尸体上达成的。记住这些是明智的：叛逆是你给孩子的自由，以这样的方式抚养他们，他们当然有权这样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播种一个小孩，却收获一颗炸弹。”事实上向来如此，只是看起来并不总是这样罢了。正面冲突是必需的，青少年要有健康的发展，真实的感觉，父母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冲突中继续存活，完整地存活，不动声色，也不放弃任何原则。

六、“退行是治疗过程的要素”

1954 年，温尼科特向英国精神分析学会递交了又一篇引发争议的论文《精神分析设置中退行的元心理学和临床观》。实际上，迄今为止，大部分精神分析师都会认为，心理治疗要避免可能的崩溃，但是温尼科特却把一般治疗师视为崩溃前兆的退行视为一种治疗机会，而不是防御。他对退行至依赖状态的病人，尝试使用抱持，作为促进其心理发展的方式。

退行的理论。退行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有着多层意义，经典理论将其视为返回本能生活的早期阶段，退回到一个固着点；现代精神分析则更多地运用另一层意义，即过去（主要指婴儿期） 的重现，这可以视为一种被遗弃的或已经重塑了的功能模式的再现。退行可以是暂时的或长期的，也可以是轻度的或严重的。安娜•弗洛伊德认为，退行多见于个体发展的关键期，只要不特别持久或严重，可被视为正常。在精神分析中，分析情境的功能之一是允许或促使在分析设置下的退行。当移情现象发生时，退行的倾向会在分析中清晰呈现，它表现为指向治疗师的病人儿童期的欲望、感情、关系模式、幻想以及行为方式的再现。病人退行至何种程度，不同取向的精神分析师有不同的看法。

在温尼科特那里，退行至依赖作为一种创伤重现的方式，发生在分析情境中，而此创伤曾出现于早期环境的失败中。分析情境——也许是第一次——为病人提供了一种体验抱持性环境的可能性。反过来，这一体验将使退行至依赖的病人寻找和发现真实自体。

温尼科特治疗的观点紧紧围绕着他对环境本质的理解，即环境必须为儿童提供所需的一切。如果心理疾病是与早期环境的缺失有关，就会造成无价值感和虚假自体的发展，治疗要与此相反，必须提供早期母爱的过程，以产生真诚、健康的真实自体。他认为治疗是一个控制退行的过程，即治疗的条件、专业设置以及治疗师的忍耐可以促进患者的退行。退行是有组织地退回早期依赖和环境缺失的阶段，而不是退回到早期本能生活的某些固着。治疗的结果，不是治疗师做了什么，而是患者在退行的依赖关系中进行自我治疗而产生的结果。退行的目的是通过提供早期主观全能感的成功体验，置换掉早期失败的情感体验。当患者以自己的方式，在自我全能的氛围中，使早期的创伤性因素进入治疗情景中时，一些失败的环境因素会再现出来，此时，抱持性的环境替代了失败的环境，患者体验到满足和成功。为了帮助患者退行，治疗师必须宽容患者的不合理、混乱以及吝啬。通过治疗师的培养，患者能重新再现早期婴儿的体验，并且修补这些发展的空缺。在治疗中，患者感受到自信，因为治疗师提供了促进性的环境。体验的过程是独立性增长的过程，治疗师帮助患者的真实自体应付有限的环境，而不用去组织防御。他认为，童年创伤的记忆被冻结了，但是如果给予一个新的环境，就有机会实施解冻。冻结是婴儿建立的防御，以应对环境的攻击，这一防御可被视为对不够好环境的一种正常反应。个体能够通过冻结失败的情境以保护自体免遭特定环境的失败，这是正常而健康的……以后可能有机会在退行状态下及充分适应的环境中解冻和重新体验失败的情境，从而产生新的体验。可以说，退行是治疗过程的要素。温尼科特对退行在治疗中的作用一直深信不疑。他的一个女病人，四十多岁，已经在其他分析师那里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分析，她来找温尼科特，因为“她疾病的核心没有改变”。温尼科特很快意识到，病人一定是产生了严重的退行或者放弃了努力。他跟随着退行的趋势，让它带领病人往前走，最终到达了病人需要的极限，从那以后就有了一个自然的进步——行动中的真实自体而不是虚假自体。

温尼科特也会强调分析师与退行病人一起工作所承担的巨大压力。“治疗与处理这类案例要求我作为一个人、一个精神分析师、一个儿科医生所拥有的全部。在治疗中，我不得不进行个人的成长，治疗太痛苦了，我本会高兴避免，特别是当困难出现时，我不得不审视自己的技术，而且很多情况下证明，阻抗的原因多是反移情所致，需要分析师做进一步的自我分析。”他也明确表示，病人退行至依赖没有危险，分析师不能胜任才会有危险，危险不在退行，而在分析师没有准备好迎接退行以及随之而来的依赖。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越来越强调，体验到真实才使生活有意义。因此，在分析的情境中帮助发展出虚假自体障碍的病人重返早期失败的环境，即退行至依赖，重新发现真实感、寻找到真实自体是治疗的核心。

他还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我们通过失败而成功。”他认为，分析师的失败是这一新环境的重要成分。这在移情中，也即早年失败情境的重新展现中一定会发生。分析师的失败是一种展现，也需要在恰当的时间被清楚地表达。“是什么使病人变好？最终病人使用了分析师的失败，经常是很小的失败，这失败可能是病人调遣的……我们不得不容忍被误解。起作用的因素是病人现在因为失败而怨恨分析师，而此失败最初是作为环境因素出现的，是外在于婴儿全能控制的领域，但是现在在移情中上演了。所以，最终，我们因失败而成功。”

他提出，一旦病人开始治疗，一系列事件就发生了：

1. 提供给予信心的环境背景。

2. 患者退行至依赖状态， 伴随着冒险感受。

3. 患者体验到一种新的自体感， 被掩藏的自体逐渐向整个自我臣服， 已经停滞的发展过程重新开始发展。

4. 环境的失败状况被解冻。

5. 从新的自我力量的角度看， 愤怒与早期环境的失败有关， 此时被感受到并得以解释。

6. 从退行返回到依赖， 并有序地向独立发展。

7. 因为带着真正的生命力与活力， 本能需要和愿望都变得真实可感、可以实现。（Winnicott， 1958， p. 287）所有这些，必须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就像好的母亲必须向她的婴儿重复好的体验一样。

退行与退缩。温尼科特区分了退行与退缩（withdrawal），认为退行具有治疗的特性，因为早期的体验可以在退行中得到修正。从退行状态复原依赖于重新获得独立，如果治疗师处理得好，病人就会处于一个比退行前更好的状态。但是退缩不具有治疗的特性，也不会给病人带来益处。它仅仅表明病人不得不抱着自体，在此意义上，它是病人在治疗中哭求帮助的表示。

他在论文《退缩与退行》（1954） 和专著《抱持与解释：一则精神分析的片段》（1986） 中的案例分析都来自于他的同一个病人，这一病例成为他把退行视为治疗切入点的一个重要说明。

这名病人患有分裂型抑郁症，他已经结婚成家，发病之初，曾陷入精神崩溃，失去了现实感，也丧失了之前曾经有过的自发表达的能力。分析进行了几个月之后，他能够重新开始工作。他之所以能够持续地接受分析，主要因为他知道自己缺乏自发性，无法与人主动交流，缺乏朋友，是个无趣的人。长时间以来，他的自由联想呈现出内心总是在进行一场言辞考究的独白，这些自由联想的内容都被他精心考虑过，而且以一种他自认为分析师会感兴趣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有时候会变得退缩。

曾经有一次，他在长椅上又陷入了短暂的退缩状态，他说看见自己蜷起身体，靠在椅背上来回翻滚。当他提到缩起身体时，他举起手比划着蜷缩起身体四处滚动的样子。温尼科特马上对他说：“你描述自己缩起身体滚动的同时，你也暗示着，有些事因为你没有觉察到，所以自然也就不会提起，你暗示着一种介质的存在。”温尼科特问他是否了解这话的意思，他一听就懂了，说道：“就像让轮子转动的润滑油一样。”他继续用言语描述他的手势代表他不停地向前翻滚。作出介质这个解释以后，继而发展出分析情境这个主题。随后这名病人做了一个重要的梦，分析后显示，由于温尼科特已经证明自己能在他退缩时提供给他适当的介质，所以他可以抛开现在已经没有用处的保护壳。也就是说，当病人退缩的自我一出现，温尼科特就在它外围包裹了一层介质，瞬间把他的退缩转为退行，这样，病人就能积极地运用退行的经验了。这个分析的小细节带来了重大的成果，病人后来形容这次分析“非常重要”。之后的几次会谈里，病人终于可以自发地表现自己，比如表达对温尼科特的不满，等等。

退行的实践。玛格利特•利特尔是独立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她从1949 年起接受温尼科特的分析，并深受温尼科特的影响，特别是在退行的理论与应用方面。她高度评价了温尼科特对她的帮助，并于1990 年出版了《精神病性焦虑与容纳：与温尼科特分析的个人记录》，以第一人称报告了温尼科特对她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详细记述了整个分析过程，特别是退行，引起了很大反响。温尼科特对利特尔运用的退行方法引发了精神分析学界的讨论和争论。有人评价说，这是一本“可信的、令人感动的、有很强的可读性”的书。她曾经描述自己由于自杀及破坏性的想法而表现出敌意，把温尼科特的一个花瓶砸得粉碎。

我在绝望之余， 抓起花瓶摔在地上踩。花瓶原来插的是白色丁香。他转身离开了房间， 但是在咨询时间结束前回来了。看到我正在清理碎片， 他说： “我应该想到你会那样，不过比我预期早了一些。” 第二天， 房间里又摆了一个花瓶，花色和花都一模一样。几天后他解释说， 我毁坏了他很珍视的东西。以后谁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她谈到自己刚开始做分析没多久就生病了，这个时期温尼科特几乎天天来看她，一次90 分钟，如此持续了3 个月。“这个治疗期间，大部分都是他握着我的手，我躺在那里哭。”她还详细描述了自己身体的痉挛。温尼科特允许她握住自己的手。他理解她正经历原初的未整合，正在重新体验出生。

通过提供他所认为的促进性环境，温尼科特允许利特尔“退行至依赖”，还提供他所认为的抱持性环境，不仅包括身体的安抚，还包括解释问题的来源，解释早期母爱提供的不足。比如当利特尔痛苦地回忆起她的母亲把她的抱怨当做是一种孩子的烦扰时，温尼科特变得非常生气，说道：“我真恨你的母亲。”

这种治疗的立场代表了一种理解和解释病人的破坏性与攻击性的不同观念，允许病人“退行至依赖”。在这个案例中，当事人感受到了治疗师的帮助，并在退行至依赖的过程中重新整合了她的人格碎片。

利特尔一直致力于将精神分析的技术运用于照料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并坚持运用退行的方法。治疗性退行的工作被许多独立小组的精神分析师继续进行着。可以说，迄今为止这项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可能因为相对于其他技术，特别是那些强调单独使用此时此地移情解释的技术，退行需要更多的适应，以及长时间对结果未知状态的忍耐。

第五章 游戏治疗：自发的姿势

无论是在温尼科特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中，还是在他作为儿科医生与儿童精神分析师的临床工作中，游戏与游戏治疗都是他关注与工作的核心。游戏与游戏治疗的主题也贯穿了他作为儿童精神分析学家的整个学术生涯。1936 年，他写出《食欲与情绪障碍》一文，这标志着他对游戏的重要性与功能的最初认识。在40 年的临床工作中，他发展出儿童工作的特殊方法——压舌板游戏 （spatula game） 和涂鸦游戏（squiggle game），成为了解儿童并与儿童进行沟通与工作的有效方法。他认为，游戏理论是“他的咨询技术的一个特征”。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更加强调游戏的价值，特别是游戏与心理治疗以及游戏与寻求、发现自体的联系。1969 年，也就是在他去世前两年，他开始动笔写关于游戏的综述性论文《游戏：一种理论陈述》（1971）。这篇经典之作在他去世之后才得以面世。对这一主题如此深切的投入不仅仅是出于工作的需要，更是他自发的选择，因为游戏也是他生命的特征。

一、游戏理论

游戏能力是温尼科特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一个成就。在游戏中，婴儿、儿童或成人在过渡空间里或通过过渡空间沟通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对温尼科特而言，游戏的质量等同于创造性的生活，构成了纵贯生命始终的自我体验的模板。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游戏是治疗的最终成就，因为只有通过游戏，自体才能被发现和加强。

游戏的性质与功能。温尼科特认为，游戏的特性是婴儿的发展与存在感的指示灯。早在1936 年的论文《食欲与情绪障碍》中，他就提出：

对一系列的案例进行分类， 可以使用这样一个等级： 在等级的正常一端是简单、愉快的内部世界生活改编的游戏；在等级的异常一端是包含否定内部世界的游戏， 它们总是强迫性的、由焦虑驱使的， 更多的是追求感官的刺激， 而不是快乐。

在 1946 年的一篇论文《正常儿童意味着什么？》中，他又提出，享受游戏的快乐是成长中的儿童健康的标志。如果儿童在游戏，那么空间只会留给一两个症状；如果儿童能够享受游戏，不管是独自的还是和其他儿童一起玩的，都不会有严重问题。如果在游戏中运用了丰富的想象，而且从游戏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那么即使儿童处于问题之中，如尿床、口吃、乱发脾气或反复经受攻击或抑郁，他也可以是相当快乐的。游戏表明，只要给予够好的以及稳定的环境，儿童有能力发展自己的生活，最终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被人需要，受到世人的欢迎。

“在游戏中运用丰富的想象”意味着儿童利用过渡空间，这是健康的标志。

温尼科特关心游戏中的儿童或成人胜过关心游戏的内容，他强调的是个体使用游戏进行自我体验，同时进行交流的方式。对他来说，语言仅仅是游戏与交流的补充与延伸。在1942 年写给父母的一篇论文《儿童为什么游戏》中，他列举了游戏对于儿童的一些功能，这些功能覆盖了诸如表达攻击性、控制焦虑、自我体验、发展友谊等主题。

他认为，如果儿童在游戏中可以自由地表达原初攻击性，而无需担心受到报复，那么这种游戏本身就具有治疗作用。他曾举过一个小女孩的案例（见下文“游戏具有治疗作用的一个案例”），小女孩好转的关键是她能够咬温尼科特的指节，而不表现出内疚感。这说明婴儿需要表达她的攻击性，需要允许她的“无情的自体”自由主宰，同时也说明温尼科特承受住了她的原初攻击性并“存活”了下来。

控制焦虑是游戏的又一功能。焦虑总是儿童游戏的一个因素，通常是主要因素。过分焦虑的威胁导致强迫性的游戏、重复性的游戏或者夸张地寻求属于游戏的快乐；如果焦虑太严重，游戏就会变成只单纯追求感觉满足的开发。儿童的游戏可以用于处理焦虑，这依赖于成人的敏感性。

温尼科特认为，游戏整合了丰富的生活体验，儿童与成人只有通过游戏才能发现自体。游戏所体现出的创造性、活力以及真实感都是健康个体的特点。他还认为，只有通过游戏，友谊才能出现，与他人一起玩的游戏对于发展友谊关系是最基本的。

他还探讨了游戏在关系的发展序列中所处的位置：

第一，婴儿与母亲融为一体，婴儿对这个客体的看法是主观的，母亲调整自己，让婴儿以为自己发现的东西是真实的。

第二，客体先是被拒绝，然后才被重新接受，最后被客观看待。这个复杂的过程依赖于母亲或母亲样的人物随时准备参与游戏，并把婴儿拿出来的东西送回去。

第三，下一阶段是在某人面前独处。儿童现在游戏的假设基础是，这个爱他又可靠的人是可以随时得到的，即使在忘记以后又记起时依然如此。此人被知觉为会反馈游戏里发生的事情。

第四，现在儿童已经准备进入下一阶段，容许两个游戏领域重叠，并且乐在其中。首先，跟婴儿玩的人当然是母亲，她小心翼翼地融入婴儿的游戏活动。不过，她迟早会呈现出她自己的游戏，而且她发现，在喜不喜欢别人的看法上，每个婴儿都不同。这样，在关系中一起游戏的道路就铺好了。在《游戏与现实》（1971） 一书中，他写了一段关键性的话：“游戏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属于健康：游戏促进成长，因而促进健康；游戏导入团体关系；游戏可以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沟通形式；最后，精神分析已经发展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游戏形式，有助于个人与自己以及与他人的交流。”

最后，温尼科特对游戏进行了理论总结：

1. 想一想儿童游戏时全神贯注的样子， 这对于了解游戏的观点是有帮助的。游戏内容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游戏中的儿童进入一个几乎脱离现实的状态， 有点类似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的专注状态。游戏中的儿童处于一个无法轻易离开的领域， 也是一个不轻易允许侵扰的禁地。

2. 这一游戏领域不是内在的心理现实， 它处于个体之外，又并非外在的世界。

3. 儿童从外部现实收集客体或现象， 进入这一游戏领域，在源自内部或个人现实的样本的帮助下使用它们。在并非陷入幻觉的情况下， 儿童产生出一个可能的梦的样本， 然后从外在现实中精心挑选出一个片段， 作为与此梦的样本共存的场景。

4. 在游戏中， 儿童操纵外在现象服务于梦， 并且将梦的意义和情感投注在外在现象上。

5. 从过渡现象到游戏， 从游戏到分享的游戏， 再从这里到文化体验， 有一个直接的发展。

6. 游戏意味着信任， 属于母婴之间的潜在空间； 在这里，婴儿处于一种近乎绝对依赖的状态， 并且把母亲的适应功能视为理所当然。

7. 游戏牵涉到身体： ①因为要操纵客体； ②因为某种强烈兴趣跟身体兴奋的某些方面有关。

8. 性感区的身体兴奋经常威胁游戏， 因而也威胁了儿童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感。这些本能是对游戏， 也是对自我的主要威胁； 在性诱惑中， 某些外在力量利用了儿童的本能， 并且借此消灭了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感， 使得儿童不能玩游戏。

9. 游戏在本质上是令人满意的， 即使在它导致高度焦虑时也是如此。但是， 某种程度的焦虑令人难以忍受， 这将破坏游戏。

10. 游戏中令人愉快的因素暗示着， 本能的唤起是不能过度的， 因为本能的亢奋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 必然会导致：①高潮； ②失败的高潮， 以及一种心理上的困惑和生理不适的感觉， 只有时间才能改善这种感觉； ③其他高潮（比如激怒父母或社会反应， 愤怒等等）。可以说， 游戏到达了它自己的饱和点， 这归因于它包容体验的能力。

11. 游戏本来就是令人兴奋和不稳定的。这一特征不是源自本能唤起， 而是源自属于儿童主观的（接近幻想） 和可客观观察的（真实、可分享的现实） 心理相互作用的不确定性。游戏与创造性。温尼科特提出，游戏是创造性的活动与自体的追寻。“心理治疗是在病人与治疗师各自的游戏领域的重叠处进行的。如果治疗师不会游戏，那么他就不适合做这份工作。假如病人不会游戏，那么就需要做点什么让病人能够游戏，然后心理治疗才能展开。游戏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只有在游戏中，病人才能变得有创造力。”

他一再重申：“在游戏中，只有在游戏中，儿童或成人才有创造性，才能展现出整个人格；并且只有在有创造力的情况下，个人才能发现自体。”

他提到一个女病人的案例：“她每周来看我一次，在我之前，她有过6 年长期治疗的经验，每周5 次，可是她发现，她需要没有时间限制的分析，而我每周只能给她一次这样的安排。我们很快就约定每次谈3 个小时，后来又缩短为两个小时……长期以来，我一直压抑自己，不做解释，而且常常根本不出声。这项严格训练非常有收获。我做了记录，因为这对每周只见一次的个案很有帮助。我发现做记录并没有妨碍个案的进行。而且，写下内心刻意保留的解释，也常常让我缓释心情。我保留解释的回报是，病人在一两个小时后会自己做解释。”他强调，描述此案例的目的是要请求每一位治疗师，让病人有能力玩，也就是，让病人在分析工作中有创造力。病人的创造力很容易就会被懂得太多的治疗师偷走。治疗师懂得多少其实不重要，只要他懂得隐藏自己的知识，或者克制自己，不要大肆宣扬。

他总结道：只有出自散漫无形的功能，或者尚未发展完善的游戏，自体的追寻才能产生。我们所谓的创造性只有在这里，在人格尚未整合的状态下，才能出现。如果这能被反映回来，便能变成有组织的个人人格的一部分，但是只有在被反映回来时才能够如此；最终，这是个体得以存在，可以被找到，而且到最后，这让他或她自己推论出自体的存在。游戏与心理治疗。系统地运用游戏进行儿童分析治疗是从20 世纪20 年代前后分别由安娜•弗洛伊德和克莱因开始的，但游戏对于安娜•弗洛伊德只是用来帮助儿童做好准备期工作的重要媒介，她认为游戏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治疗的功能，但它是进行儿童心理分析的必要媒介；对于克莱因而言，儿童在游戏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游戏内容是其潜意识的表现，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利用儿童的游戏内容作为分析潜意识的素材，以取代分析成人的梦和自由联想。因此，克莱因也不认为游戏本身具有治疗效果，但游戏提供了治疗儿童不可或缺的分析素材。温尼科特和她们都不同，他认为分析师不能只注意使用游戏内容，还应当看到游戏中的儿童，应当把游戏看成其本身。

弗洛伊德把梦视为“通往潜意识的捷径”，温尼科特则把游戏作为“通往潜意识的入口”。他认为，游戏像梦一样，行使自我暴露的功能。

他认为，在游戏治疗中，治疗师特别关注的应是儿童自己的成长过程，以及去除发展的障碍。游戏本身就是一种治疗。安排儿童进行能力所及的游戏，这本身就是心理治疗，这种心理治疗有着即时、普遍的应用，它包括对游戏建立一种积极的社会态度。游戏是一种体验，永远是一种创造性的体验，是一种时空连续性的体验，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在治疗中，重要的时刻是儿童通过自发游戏，使自己感到惊奇的时刻，而不是治疗师清晰解释的时刻。他指出：心理治疗发生在两个游戏区域的重叠之处， 这两个游戏区域分别是病人的和治疗师的。心理治疗与两个在一起游戏的人有关……治疗师的工作是引导病人从不能游戏的状态进入能够游戏的状态。（Winnicott， 1971， p.44）温尼科特以这种方式将精神分析的重点置于治疗关系上，虽然是静悄悄的却是革命性地改变了传统精神分析的基本信念。弗洛伊德式的解释将重点放在了解病人潜意识的分析师身上，而温尼科特认为游戏与游戏的能力更为重要。对他而言，精神分析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游戏形式”。

游戏具有一般、共同的特质， 它属于健康： 游戏能促进成长和健康； 游戏能引导进入团体关系； 游戏能成为心理治疗中的一种交流形式； 最后， 精神分析已经发展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游戏形式， 服务于与自己和他人的交流。（Winnicott， 1971， p.48）

治疗师的任务是为儿童或病人发现自己创造空间。他还暗示，分析师的解释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有可能会使病人发展出虚假自体，这是假分析的结果。自发性动作源自真实自体，能够有自发性的个体就能够创造性地生活。

游戏具有治疗作用的一个案例。温尼科特曾记录了一个案例，用以说明在治疗过程中，发展一种具有信任关系的游戏是其咨询技术的重要特征。

一个女孩， 6 个月大时因患有较严重且易传染的肠胃炎第一次去了医院。她是家里的第一个小孩， 母乳喂养， 一直到6个月都有便秘的倾向， 但之后没有了。7 个月时她又去了医院， 因为她开始躺着不睡， 哭闹不止， 不喜欢母乳喂养， 给辅食， 几个星期后完全断奶了。9 个月时痉挛过一次， 之后继续发生偶尔的痉挛， 通常在早上5 点钟， 即醒后的一刻钟。痉挛影响到两侧， 持续5 分钟。11 个月时痉挛更为频繁。母亲发现可以通过转移婴儿的注意力终止某些痉挛。一天中痉挛要发生4 次， 婴儿变得神经过敏， 听到一丁点声响就会惊醒。睡觉时会有一次痉挛， 有时她会咬自己的舌头， 有时会不能自制地小便。1 岁时她一天要发作4～5 次。值得注意的是， 有时吃过东西后她会坐下来， 把身体弯曲起来， 然后爆发。给她橘子汁， 痉挛会爆发， 把她放在地板上站着， 痉挛也会爆发。一天早上她一醒来， 立即痉挛了， 然后又睡着了，没多久醒来又痉挛了一次。这次痉挛是因为想睡觉， 但是即使在这样很严重的阶段， 母亲也能通过转移她的注意力较早地停止痉挛。

温尼科特第一次会见女孩时做了如下注解： “把她放在我的膝盖上， 她不停地哭， 但是没有显示出敌意。哭的时候她不经意地拉起我的领带。当我把她递给她母亲的时候， 她对于这一变化没有显示出兴趣， 只是继续哭。给她穿衣服的时候， 她哭得更可怜了， 离开屋子时还在哭。”

这次我看到了一次痉挛， 其特征是僵硬的抽筋， 紧跟着睡眠。这婴儿一天发作4～5 次， 整天哭闹， 即使是夜间睡觉时也是如此。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身体疾病的症状， 根据需要会给她吃镇静剂。

一次咨询中， 我把她放在膝盖上观察。她偷偷地咬我的指关节。3 天后我又把她放在我的膝盖上， 等着看她要做什么。她使劲地咬了3 次我的指关节， 皮肤都要被撕裂了。然后她开始玩把压舌板扔到地板上的游戏， 不停地玩了15 分钟。两天后我把她放到我膝盖上半个小时。此前的两天她共有4 次痉挛。起初她像往常一样哭闹。然后又开始狠狠地咬我的指关节， 这次没有表现出内疚感， 然后又开始玩咬和扔压舌板的游戏。在我膝盖上的时候， 她开始能喜欢游戏。过了一阵子， 她开始摸自己的脚指头， 于是我把她的鞋袜都脱了。结果是一段时间的试验吸引了她的全部兴趣。看起来她仿佛在反复地发现和探索， 并且带着极大的满足， 发现压舌板可以放到嘴里， 可以被扔掉， 可以丢失， 脚指头却扯不下来。

4 天后她的母亲说， 自从上次咨询后， 这孩子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她不仅不再痉挛， 而且夜间睡得很好， 整天快乐，不再服用镇静剂。11 天后效果仍然保持着， 没有用药， 已经14 天没有痉挛了。

一年后， 我访问了这小孩， 发现最后一次咨询后， 就不再有症状了。我看到了一个完全健康、快乐、聪明、友好的儿童， 喜欢游戏， 不再焦虑。

小女孩的好转在于她表达了她的攻击性，她任意地咬温尼科特的指关节，而温尼科特承受住了她的攻击，从此，她可以自由地、不带焦虑地成为她自己了。

二、压舌板游戏

压舌板游戏是温尼科特用来进行诊断的工具，他曾有多篇论文予以描述，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既定情境下对婴儿的观察》（1941）。所谓“既定情境”是指他的诊所，这里的婴儿指5~13 个月大的儿童，因为过了这一年龄范围的儿童，对这一游戏产生的兴趣将有所不同。

他依照惯例，会把一个发亮的金属压舌板放在桌子的边缘，方便婴儿伸手可及。压舌板会引起婴儿的注意，接下来，就展开了一系列温尼科特所谓的正常事件。他从压舌板游戏的整个过程观察到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婴儿观看并触碰压舌板，接着停下、等待或离开，然后，婴儿会注视母亲及温尼科特本人，想探知成人的反应。温尼科特称此为“犹豫时刻”。

第二阶段，在犹豫时刻，婴儿动也不动，逐渐地，他对压舌板产生兴趣，接着，他变得很勇敢，整个画面迅速改变。压舌板被放进他的嘴里咬着，“婴儿不再期待、犹豫或是呆住不动，而是产生了自信！”此刻，压舌板已经属于他，他可以随便敲击，尽可能利用它制造怪音；或将它放进温尼科特或妈妈的嘴巴里。

第三阶段，婴儿好像不小心似地把压舌板掉到地上。如果压舌板重新被递给他，他会很高兴，然后还会把压舌板再掉一次，这次像进行一场新游戏，是故意掉的。如果婴儿想下到地上拿压舌板，或者开始不耐烦，开始去拿别的东西，就表示这一阶段即将结束。

压舌板游戏能够提供一些线索，如婴儿的心理状态，以及母婴之间的关系等。

温尼科特这样描述一个正常的儿童：

我想谈谈一个孩子的表现， 当时他正坐在母亲的腿上，我则和他们隔着一个桌角。一个1 岁的孩子是这样表现的：他看到了那个压舌板， 立即把手伸过去， 但是在拿到它之前，他大概有一次或两次的兴趣偏移， 同时看着我的脸和他母亲的脸， 以观察我们的态度。早晚他会拿到它， 开始用嘴啃。现在他享受着对它的占有， 同时他踢着脚， 表现出热切的身体动作。他还没准备被夺走压舌板。很快地他把压舌板掉在地上。一开始， 这看起来像是个偶然的事件， 但是当压舌板回到他手里时， 他又犯了同样的错。最后他把它往地下扔，明显地预料到它会掉下去。他看着它， 而且通常压舌板落地的声音变成了他快乐的新源泉。如果我给他机会的话， 他会乐意并重复地扔它落地。现在他也想下到地上去了……他针对压舌板（或其他任何东西） 所做的或拿或丢的行为， 正是他内心世界片段的一张幻灯片， 这片段当时与我和他母亲联系在一起。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猜想他在其他时间与其他人和物发生关系时他的内在世界的体验。

要完成这个游戏，儿童的整个体验过程要受到母亲的允许，这对于儿童是非常重要的。母亲允许一个包含不同体验的过程自然地发展，直到儿童长得足够大了，能够理解她的观点时，才予以干预。

压舌板的作用不仅限于诊断，同时也具有治疗的作用。温尼科特曾举一个9 个月大女婴的例子，她的耳朵疼了两个星期，而且缺乏食欲，不碰家里的东西。她来就诊时，非常难过，连看到压舌板都心烦，将其推开。但到了恢复阶段时，她拿着压舌板，偷偷地放进嘴里，然后，突然不再排斥它，而是勇敢地接受它，完全放进嘴里，还流出了口水。这一改变也带动了她在家里的变化，她又恢复了生病前玩东西并往嘴里放的旧习惯了。我们看到，儿童通过压舌板游戏可以修正事物与其本身内在与外在客体的关系。

曾经与温尼科特同为儿科医生的戴维斯曾说：“只要给婴儿一根压舌板，不消半分钟，就会得到你想知道的有关那婴儿的一切。”

三、涂鸦游戏

因为温尼科特自己也喜欢画画，所以他在对儿童的诊断和治疗工作中发展了一种他称为涂鸦游戏的绘画技术，用以邀请儿童游戏，并与其进行沟通。但是他多次强调技术是灵活的，是因人而异的。在他去世当年出版的专著《儿童精神病的治疗性咨询》（1971） 的导言部分，他谈到，做这一工作的技术几乎不能称作技术，因为没有两个案例是相似的。在报告的这些案例中， 我的技术通常以“涂鸦游戏”的形式呈现。但是让任何一个人去学习“涂鸦游戏”，然后就感到可以去做我称之为治疗性咨询的工作， 这是不对的。涂鸦游戏只是一种与儿童接触的方式。游戏以及整个会谈所发生的事情有赖于对儿童经验的使用。为了使用共有的经验， 治疗师应该将儿童情绪发展的理论以及儿童与环境因素之关系的理论深入骨髓。

可以看到，温尼科特并不把自己的技术看做是普适的，而是把这一独特技术建立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建立在坚实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温尼科特在与儿童第一次会谈评估的时候开始使用涂鸦游戏。一开始他先在一张纸上画几条线或者随意地画一些线，要求儿童添画，把这些线变成一些东西，例如兔子、房子等任何东西。然后儿童再随意地画一些线，温尼科特再将这些线变成一些东西。每次会谈，通常会产生30 幅图画。儿童逐渐地依据画线的内容表现出他或她的人格和他们所关注的东西。对温尼科特来说，涂鸦游戏不仅是诊断的工具，而且是他所称的“心理治疗性咨询”。在他所描述的许多个案中都应用了这种技术，并使他与儿童工作时充满了乐趣。

涂鸦游戏的主要特征有：

1. 在一个够好的环境中，它对于儿童是一个诊断的工具，也是一个治疗的工具。

2. 它建立在儿童的（以及家庭的） 希望与信任之上，可以找到帮助。

3. 它被激发和抱持，但不能被控制，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4. 这一技术是直接的，目的是促进游戏与惊奇。

5. 在纸上相互作用的结果类似于梦，是潜意识的象征。温尼科特称涂鸦游戏为“心理治疗性咨询”，是为了与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区分开来，以表明这种咨询是有治疗能力的。

温尼科特描述了涂鸦游戏的使用：病人到达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通常是在请父母去休息室以后，我对儿童说：“我们来玩点东西吧。我知道我想玩什么，让我带你去看看。”有一张桌子放在我们中间，上面有纸和两支铅笔。首先我拿起一张纸，把它撕成两半，给人一种印象，我们所做的不是非常重要的事，然后我开始解释。我说：“这个游戏没有规则。我只是拿着铅笔这样做。”我可能随便画条线。我继续解释说：“如果它像什么东西或者你能把它变成什么东西，你就告诉我或画出来，然后你也对我做同样的事，看看我能不能把你画的东西变成什么。”……必须要强调的是，即使在最初阶段，我也是绝对灵活的，如果儿童想画画或交谈或玩玩具或唱歌或嬉耍喧闹，我会很自如地适应他们的要求。通常男孩子想玩可以决出胜负的游戏。尽管如此，在第一次会谈的案例中还是有很高比例的儿童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满足了我的愿望。很快，报偿开始显现，游戏继续进行。通常在一个小时内我们画20~30 幅画，慢慢地，这些合成画的含义变得越来越深入，儿童感到它们是意义交流的一部分。

《儿童精神病的治疗性咨询》（1971） 一书展示了温尼科特积累了三四十年的儿童心理咨询经验，发展出的一套与儿童建立关系及沟通、治疗的独特模式，他通过“交互式涂鸦”，提供给儿童鲜活生动的专业情境，让他们游戏其中，探索自我。书中呈现了21 个治疗案例，这些内容对于儿童心理治疗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沿袭了弗洛伊德治疗成人神经症的病史分析的传统，另一方面开创性地将沟通的技巧，从语言转换成图像与语言并重的层次。

四、涂鸦游戏治疗： 患并指症的利罗

在《儿童精神病的治疗性咨询》一书中，温尼科特选取的第一个案例记述了对患有并指症的9 岁9 个月大的芬兰男孩利罗的一次涂鸦游戏治疗。这个案例的独特之处在于，即使在言语不通的情况下，借助于涂鸦游戏，温尼科特也能与利罗进行深入的交流。利罗原来受到阻碍的情绪发展经过这次会谈被疏通了，正常的发展能够随之展开。

一次我到位于芬兰库奥皮奥的一家儿童医院访问时， 受邀对一群医务人员讲解案例。这个群体由各类专业人员组成，包括医生、护理长、几名护士、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 还有几位参观者；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他们熟悉的案例好于使用我自己的案例。因此， 一个男孩被从矫正外科病房挑选了出来， 在没什么迫切问题需要儿童精神科医生介入的情况下， 我与他进行了会谈。

我了解到这男孩隐约表现出某些症状， 比如不整洁、头痛、肚子痛等， 不过他入院的原因是并指症， 这一先天的畸形让他从出生起就一直受到关注。他在矫正外科很出名， 受到大家的喜爱。这次会谈的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利罗只会说芬兰话， 我根本听不懂。我们请来阿西凯宁小姐当翻译。她对这个案例有一些了解， 并且还是负责跟他母亲联系的社工。阿西凯宁小姐是个非常出色的翻译， 我和利罗很快就忘记了她的存在， 可以说她完全没有影响到会谈的进行。其实，我们说话不多， 因此她的参与也很少。利罗、我和翻译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下， 桌上有两支铅笔和几张摊开的纸。我们随即进行涂鸦游戏， 我做了简短说明。

我说： “我会闭着眼睛在纸上这样随意地画， 然后你把它画完， 变成某种东西， 然后轮到你， 你也这样在纸上随意画， 然后我把它变成某样东西。”

图a-1： 我随意涂鸦， 结果画出一个不规则的圆。他马上说： “这是鸭子的脚。”

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我马上意识到他想和我沟通他身体的缺陷。我没有作出评论， 想先试探一下， 于是我画下

图a-2： 有长蹼的鸭脚。

我想确认我们谈的是同一件事。

这时他自己另外画了个图， 画出了图a-3： 他自己版本的有蹼鸭脚。

现在我确信我们想的都是有蹼的脚， 我可以安然等待这演变为有关他的缺陷的交流。

图a-4： 轮到我画线， 他很快将其画成在湖里游泳的鸭子。

此刻我觉得利罗向我传达的是关于鸭子、游泳和湖泊的积极感受。顺便一提， 芬兰是由湖泊和岛屿构成， 芬兰的孩子都会游泳、划船和钓鱼。

图a-5： 他画线， 并把它画成了一个号角。我们离开了鸭子的话题， 开始谈音乐， 以及他的哥哥怎么吹短号。他说： “我会弹一点钢琴。” 不过， 以他的缺陷来看， 我只能假定他的意思是， 他可以用畸形的手指弹出一段旋律。他说他喜欢音乐， 很想吹长笛。

此时， 我第一次说出对图画内容的看法。可以看得出，利罗是个健康、快乐而且幽默的男孩， 依据这个事实我对他说， 鸭子吹笛子会很费力， 他被逗得笑起来。

我没有进一步解释， 说他通过鸭子来呈现自己的缺陷。这样做太笨拙， 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也不可能有意借鸭子来呈现自己的缺陷。事实上， 我认为， 他还无法承认以及应对自己有并指症这件事。

图a-6： 我画线， 他将其变成了一只狗。

他很满意自己画了一只狗， 可以看出， 我画的线有几分态势可以发展成他画的狗。这可以用来说明自我支持。可以发现， 自我支持在必要时也会变得积极和活跃。

图a-7： 他画线， 我把它变成了一个问号。这显然不符合他的想法， 于是他说： “这本来是一根头发。”

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头发，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他认为我有魔力知道他的想法， 他会感到不安。

图a-8： 我把他的涂鸦变成样子相当古怪的天鹅。我想， 我隐约地继续着鸭子的主题， 不过当时我们俩玩得正高兴， 我也不记得自己当时有这样的想法。

这时， 我们可以自在地谈一些事情， 我问他： “你会游泳吗？” 他回答“是的” 的样子表明他很喜欢游泳。

图a-9： 我画线， 他说是一只鞋子。他说不需要再多画什么了。

图a-10： 我画线， 现在看来， 这是刻意画出的形状， 以便他能方便地将其变成一只手。

实在很难说这样做对不对， 不过我当时就是想这么做。利罗添了一条线， 把它变成一朵花， 他说： “如果我画上这个， 这样画一条线， 它就是一朵花了。”

现在看这幅画， 我能看出他不愿看到自己的手。我当然没说什么， 我很高兴自己什么也没说， 因为不管那一刻我说了什么， 都会妨碍现在出现的惊喜。

图a-11： 他画线， 虽然画得很快， 但更像是故意画的。可能是受到我上一幅画的影响， 这幅画看起来像个畸形的手。这是关键的一刻， 因为当我问他想什么的时候， 他说： “它就那么出来了。” 他自己也很意外。

可以说， 他现在比较愿意正视自己的手了。之前他把原本可以画成手的线画成花， 现在这是对他之前否认的反应。在此阶段我们暂缓了一会儿， 我确信我们沟通到重点了。我请他谈谈梦， 他说： “我闭着眼睛睡觉， 所以什么也看不见。” 过了一会， 他说： “我的梦大多是好梦， 我已经很久没做噩梦了。” 我觉得梦的主题结束了， 我等待着。

图a-12： 这时他画了这个， 我对他说： “这像你的左手，是不是？”

事实上， 这幅画中开口的角度像极了他左手两根突出手指开口的角度， 而他的手就在桌子上离这幅画三四英寸的地方压着画纸。

他说： “哦， 是的， 有点像。”

所以他现在可以客观地看他的手了， 但我不确定他以前是否曾客观地跟其他人谈过他手的状况。他告诉我， 他开过很多次刀， 而且还要开好几次。他说他的脚也一样， 我这才明白， 他把我的画线（图a-9） 看成鞋与此有关。

他说： “我现在只有4 个脚趾头， 我原来有6 个。”

我说： “就像鸭子一样， 是不是？”

此时， 我开始觉得他可能想谈谈并指症手术的事。事实上， 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 外科医生曾经观察过， 觉得利罗“简直是太温顺了”。

这时， 有个想法在我脑中逐渐成形， 也许已经从我的话中透露出来： “外科医生正试着要改变你出生时的样子。”他说他希望自己会吹长笛， 然后他告诉我即将进行的手术。

看着他放在我眼前桌上的手， 我非常清楚， 他吹笛子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 于是我问他： “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

跟孩子常有的反应一样， 他一开始说： “我不知道。” 然后说： “我想像爸爸一样， 当建筑承包商。” 他提到的另一个想法是， 他想在学校当一个教手工的人。

我发觉我们正沿着困难的想法行进， 他想做的事情都是他的情形不允许他做的。

我问他有没有为动手术发过脾气， 他很快回答说： “我没生过气。” 他补充道：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自己想动手术的， 分开的两个手指做起事来比连在一起的四根手指好多了。”我觉得， 他现在不仅愿意正视他的手， 而且愿意正视这一缺陷， 还用言语说出了他的问题。我想， 他正（无心地）伸出手， 和我提供给他的专业帮助相联接。

图a-13： 现在我们回到涂鸦游戏， 他把我的画线变成了一把剑柄。随后他画出这个：

图a-14： 他有意画的， 称其为鳗鱼。回头看来， 他画的倒像是上一幅剑柄的刀身。当时正是芬兰盛产鳗鱼的季节，于是我逗他说： “我们把它放回湖里， 还是把它煮来吃？” 他很快地说： “我们要把它放回湖里去游泳， 因为它那么小。”此时， 他把那条鳗鱼看成自己了， 我确信， 他在暗指自己的原初状态， 一种幻想中的出生前的状态， 这就与我脑海中已经形成的想法相合了。

因此我对他说： “如果我们把你想成是小小的， 你会想在湖里游泳， 或像鸭子一样在湖面划水。你告诉我你喜欢自己有蹼的手和脚， 而且你希望大家爱你天生的样子。你长大了， 开始想学弹钢琴， 吹长笛， 做手工， 所以你同意动手术。但是， 最重要的是， 大家爱现在的你， 也爱出生时的你。”

他说： “妈妈的手和脚也和我一样。” 似乎想用这句话来回应我。其实， 我并不知道他母亲的状况。换句话说， 他在应对自己的残缺之时， 还要应对母亲的残缺。

图a-15： 我画了条复杂的线， 他很快就把它看成台灯和灯罩。他妈妈刚给家里买了和这个涂鸦很像的大灯罩。因此，他还在心里挂念着妈妈。我提出各种建议， 把这条画线看成别的东西， 作为对他的测试， 但他一概拒绝。

图a-16： 这时他拿起一张纸， 刻意作画。他画的就是他按压着画纸的畸形左手。他惊呼道： “又是一样的！”

这会儿， 为了缓解中心主题带来的紧张气氛， 我们谈起了他的家庭及居家生活。他谈到家里好的一面， 以及爸爸在家中的地位， 并明确传达给我一个信息： 家里总在担心新生婴儿出现的可能性。

我问他是不是个快乐的家伙， 他回答得很笼统： “如果一个人伤心， 他自己会知道。”

我们重新回到涂鸦游戏。

图a-17： 他画线， 我将其变成脚和鞋。值得注意的是， 在画这幅画的时候， 他学我拿笔的方式，把笔握得近乎于水平， 以便画出粗细不同的线条， 显得更为有趣。我想， 我当时把它画成鞋子是因为我不想在接近会谈结束时冒险， 以免生出新的问题。

图a-18： 最后一次涂鸦由我画线， 我故意画得很复杂，是闭着眼睛画出来的。我挑战他说： “我打赌你不能从这图中变出任何花样来。” 他把图转了转， 很快看出他想画的东西， 添上眼睛和有蹼的脚， 又一次说道： “这是一只鸭子。”我们要结束了， 他重申对自己的爱， 这表明他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着的。但是， 他强调的是， 他需要以出生时的样子被爱， 也就是说， 他希望以进行矫正手术及一连串修复过程之前的样子被爱。

最后， 他应我的要求在图a-18 的背面写下他的名字和年龄。

与母亲的会谈

我没有料到利罗的母亲会想跟我会面。她当时也在医院里， 知道自己的儿子正在接受会谈， 现在她想见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必要见面， 不过， 我想她有权利了解， 这位和她儿子谈了一个钟头的英国访客是怎样一个人。会谈再次请来阿西凯宁小姐帮助翻译。阿西凯宁小姐其实已经以社工的身份见过这位母亲好几次了。我们俩很快就忘了翻译的存在，我不记得有翻译了， 感觉我和利罗的母亲直接进行了交谈。在将近一小时的交谈里， 大半时间她都是在重述她对社工讲过的事。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使整个案例豁然开朗， 并验证了我与利罗会谈时脑子里就已经形成的想法。这位母亲突然大哭起来， 显然很激动。她像卸下心头重担似地向我吐露一件事， 她说这件事从未跟社工说过， 她大概也从未清楚地意识或表述过这件事。

简而言之， 她说： “我知道每个人对性都怀有罪恶感。但是我的感受不一样， 我一直在性爱方面感觉很自由， 婚姻的性生活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性爱不会让我有罪恶感， 我担心的倒是自己手指、脚趾的状况会遗传给某个孩子。如果是这样， 我就是遭到了惩罚。自从结婚以来， 每次怀孕我都越来越焦虑， 担心即将出生的孩子会遗传到我的缺陷。我知道由于这种缺陷， 我不应该生小孩。每回出生的孩子是正常的，我就会大大松口气。不过， 生下利罗， 我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利罗的手指和脚趾长得和我的一样， 我受到惩罚了。我一看到他就恨他。我完全拒绝他， 有好一会儿（也许只有20 分钟或更久一点）， 我觉得没办法再看到他， 非得把他送走不可。后来我想到， 我可以通过外科矫正手术一步步地把他的手指、脚趾修正过来。我立即决定要把利罗的手指、脚趾矫正过来，尽管这看上去不太可能。从那时开始， 我发现我对利罗的爱回来了， 我想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他。所以， 从这个角度， 可以说他也得到了很多。不过， 我执意要利罗做矫正手术的想法从未动摇过。”

说出这番一直徘徊在意识边缘， 却没有机会或勇气说出的话之后， 她似乎有所转变。我随即发现， 她说的和利罗通过治疗性咨询告诉我的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利罗从母亲那里得到特殊的爱， 但他要为此付出代价， 就是下决心做手术，其决心之坚决受到矫正外科医生的注意， 医务人员都很奇怪，为什么这对母子这么坚持不懈， 相比之下， 许多父母和孩子却要经过苦劝， 才愿意接受这必要的手术。

可以说， 我和利罗母子的会谈带来某些成果， 也提供给我一份清晰的材料， 以医务人员熟悉的孩子为例， 向他们描述我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 这次会谈之后他们告诉我， 利罗母子对于矫正利罗手指、脚趾的态度更为实际， 能更为轻松、坦然地接受并指症的不便和限制， 态度上的转变也纾解了精神上的压力。有意思的是， 利罗并没有忘记这次会谈。这不是说他记得我的模样， 或者谈论与我会面的情形和那些涂鸦之作， 而是他经由阿西凯宁小姐的双向翻译和我保持着联系， 他寄给我他和小狗的合影以及他和朋友在湖上钓鱼的照片。那次会谈迄今已经5 年了。

五、涂鸦游戏治疗： 口吃的阿尔弗雷德

温尼科特在《儿童精神病的治疗性咨询》一书中还记录了10 岁的阿尔弗雷德的案例。该案例被认为清楚地归纳出了游戏的轮廓、用途，并结合使用了与父母访谈的治疗方式，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阿尔弗雷德年约十岁， 我仅见过他一次， 为了进一步约诊， 我曾与他的妈妈见过一次。阿尔弗雷德之所以前来就诊是因为他的口吃。我使用涂鸦游戏帮助了解了他口吃的动力性原因。与阿尔弗雷德的咨询共进行了1 小时10 钟。最初的接触很容易， 但当男孩回答有关父亲及父亲工作的问题时，口吃出现了。我意识到不能再问问题了， 因为我一提问， 他就会全力以赴回答问题， 就会口吃。所以我不再直接问关于环境因素的问题。他在接下来的咨询中没有再出现口吃。

图b-1： 我画线， 他将其画成了一张脸。我注意到他在做这项非常慎重的工作时， 每次总是略微用力地将气吐出，整个小时都是如此。最后， 我跟他谈了这个， 证实了这就是他的一个重要特征。

图b-2： 他画线， 我将其变成了男人的蝶形领结。

图b-3： 我画线， 他将其变成了两个气球， 说道： “我所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 仿佛我对他有更多的期待似的。

图b-4： 我画线， 他说像高音谱号， 就把它留在那儿，没有改动也没有增添。

图b-5： 我画线， 他将其变成了一条鱼， 对此他非常开心。

图b-6： 他画线， 我将其变成了一个汽车的道路标志，他对此非常满意。（这是一种超我的象征， 但是我并非有意为之， 而是在他所画线条的基础上即兴而作。）

图b-7： 我画线， 我说： “噢， 我想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说： “哦， 我想到了一个。” 他画了一个公共汽车停车标志——紧跟在我给他的灵感之后。 此刻， 我谈到他用左手画画， 他说他一直这样。

图b-8： 我画线， 并说这太复杂了。他尝试把它变成了一顶女帽， 并在帽中画了一个长发女郎的头。

涂鸦游戏的目标之一是使儿童安心自在并进入幻想世界和梦境。此时， 我开始和他讨论梦。他说： “哦， 我梦到的都是我做过的事情。我要用我的右手画条线。” 看起来他对这个想法颇为满意。

图b-9： 他画线， 用右手画的。我将其变成了一个带着扫帚和帽子的女巫。他谈到了赛车以及梦到了赛车。这时，他把我的画变成了——

图b-10： 一个有看台的赛马场， 还有很多人在看台上。他说： “是的， 我确实做过可怕的梦， 几年前我就做过一个。”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把他的线变成了——

图b-11： 一张复杂的脸。他给我画了许多乱糟糟的线条， 可能什么都不是（他有意这样做，画的时候还看着我）。我说： “一团糟， 是不是？” 他故意乱画来挑战我， 我将其画成了一张脸。他开始告诉我几年前的梦，“女巫来了， 把我带走了。”我说： “有趣的是我之前还画了女巫。”

此刻， 我希望自己没有画那个女巫就好了， 我担心这会影响他的情绪。

他说： “哦， 不， 与此无关。这是一个可怕的梦， 我好几年前做的， 但是从未忘记过。”

图b-12： 他的画讲述了梦中的故事。女巫从打开的窗户进来， 把他带到一个像煤矿一样的洞穴里。

他说他做过好几次这个梦， 那大约是在他6 岁半或7 岁的时候。他告诉我年龄， 说他知道， 因为正是那时候， 他家从另一个城镇搬到了现在爸爸上班的地方。

他说现在的生活很好， 他很喜欢， 但他离开原来的家也很伤心， 因为那里有一个更大的花园， 而且离主干道不近，他可以更自由地玩耍。他一直怀念那里的自由生活。我说： “也许女巫正把你带回旧宅。”

我试着弄清楚在他6 岁半或7 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困难，致使他现在也不能告诉我。他很清楚， 这一反复出现的梦属于6 岁半那个特定的时期。

接着， 他告诉我在此阶段他做过的另一个梦。

图b-13： 这幅画阐述了另一个梦， 他说： “你不能画这个……有许多箭改变线路射向了右边……” 在梦中， 他顺时针旋转着， 仿佛在床上翻滚。“这不是一个很可怕的梦。”此后， 在我的请求下， 他画了下一幅。

图b-14： 这幅画画的是女巫带他去的地方——煤矿。 煤矿中有一堆火， 架子上有炊具， 女巫有一顶尖型的帽子和一条尾巴。可以看到她坐在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

这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味的梦， 像是神话： 三条腿的凳子、火、尾巴、带着高帽的女巫， 炊具表示正在烹饪东西，黑暗表示潜意识。整个事件深入到深层的潜意识材料。社会为儿童提供名称、言语、神话， 以帮助儿童应对无法言说的恐惧。

此时， 我谈到他呼吸紧张的问题。我说， 他画画的时候，尽管并不想非常用力， 但是每次都是把气随着呼吸推压出去。他确认我说的是对的。我问道：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总是那么用力？” 他也不知道， 然后开始谈到他的口吃， “当我用力时就会口吃， 如果我不用力就会很好， 就像在这里， 我根本不用力， 所以不口吃。”

我们谈到了学校， 在那里他也非常努力。我说： “听起来你在努力排便。”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共同语。“大便” 这个词让人不舒服， 最后我们找到了“上厕所” 这个通俗的说法， 这是最接近排便行为的名称。（呈现出一种否认肛欲阶段事件的家庭模式。）

然后他说： “我不想那么用力了。” 接着他画了下面这幅画。

图b-15： 画线时， 他非常自由随意， 并把自己画的线变成了一幅画， 是一名男子， 携带了一个用绳子环绕着的小提琴盒。他的父亲就演奏小提琴。

会谈已经持续了1 个小时， 就要结束了。当我和阿尔弗雷德的母亲进行简短谈话的时候， 他很满意地去了等待室。我知道我没有发现线索， 但是有重要的事情引导我往前走，即， 这男孩在他6 岁半时的特殊状态， 那时他梦中的女巫把他带走了。

实际上， 接下来的15 分钟很有戏剧性。我见了这位母亲， 她看起来是一位可爱和善的女性。她告诉我阿尔弗雷德最近开始口吃了， 没有人让他那么努力， 也没有人让他使用右手。她同意阿尔弗雷德的观点， 困难一定源于他自己。最近他获得了奖学金， 她说正是他自己承受着要表现出色的焦虑以及总是要竭尽全力的焦虑。

我告诉她， 我有一个想法， 这个男孩在从旧宅搬到现在居住的处所之后曾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 也就是说， 是他父亲换工作的那段时期。我说： “我确定我们必须了解他6 岁半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位母亲说： “他有没有告诉你， 他爸爸在那时曾经精神崩溃呢？ 新工作让他爸爸感觉很吃力， 而他只是一味地想要努力付出以取得成功， 这让他无法摆脱， 结果发展为焦虑性抑郁症。他父亲总是担忧， 最终去医院治疗了几个月。”我说我肯定这就是阿尔弗雷德疾病的线索了。只剩3 分钟时间了， 我让阿尔弗雷德回到房间。我说： “我刚才和你妈妈谈话， 我问关于你6 岁半时的事情， 你说那时你做噩梦。你记得那时爸爸生病精神崩溃的事吗？”

阿尔弗雷德的头突然抬起来， 陷入了对父亲生病的回忆，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他看起来极大地放松了。我说：“你看， 你一直那么努力， 并不是基于你自己需要努力， 你也告诉过我， 如果你不刻意努力， 结果反而会更好。你在代替爸爸努力， 而且现在你仍然继续努力， 当他不能做得好时，你担心他的工作， 想治愈他对于工作的焦虑。这就是为什么你吐气的时候总是用力的原因， 正像你告诉我的， 这股推力及努力妨碍了你的表现和表达， 使你口吃。”

之后， 我们分别了， 他跟母亲一起离开， 看起来轻松而快乐。

在与阿尔弗雷德会面两个月之后， 我与他妈妈会谈了1个小时， 进一步了解到， 阿尔弗雷德在肛欲期所出现的强迫性行为始于1 岁半， 3 岁时最为严重。他的母亲不断发现自己提醒他说： “放松， 阿尔弗雷德。” 现在这一强迫性以在学校过度努力学习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这位母亲清楚地说明了父亲的病对阿尔弗雷德的影响，他目睹了父亲生病、住院以及强迫症发展为焦虑性抑郁症，正是在那时阿尔弗雷德开始出现了口吃。

她还谈到， 当他会谈后离开时， 他说自己之前已经全然忘记爸爸生病这回事儿了。他看起来轻松自在， 解除了负担。几周后， “温尼科特” 这名字在聊天中被提起时， 他说：“那个医生真了不起。”

这位母亲说， 阿尔弗雷德病情的好转并非始于见到我，而是在会谈的前一周， “事实上， 始于我知道我要来见你的那一刻起。” 我觉得这完全可能是真的， “在儿童精神病学中， 症状的改善通常与母亲或父亲从绝望的迷惘转变为怀有希望息息相关。” 因此， 同时对父母进行咨询很重要。7 年后这位母亲报告说， 阿尔弗雷德的口吃目前仅引起很小的不便。他的发展一直很平稳， 他喜欢表演和演讲， 不害怕大学的入学考试， 并准备攻读法律专业。这位母亲还补充说， 他看起来很会平衡， 偶尔会享受舞会和社交活动， 和同龄人相处得很好。

一次会谈当然不会产生所有这些结果， 这是男孩的成长过程、家庭的供给与管理等合力促成的。“但是， 当他需要帮助找到我时， 他的确得到了帮助。”

第六章 最后时光：“愿我死时是生机勃勃的”

对于一个疾病缠身的近70 岁的老人而言，关注死亡是很自然的事情，温尼科特却希望死时也如活着一般。的确，他的最后时光依然充满生气。

一、“健康地使用不交流以建立真实感”

温尼科特对于“交流与不交流”的探索是其生命最后十年的理论焦点。他关于交流的中心要点是，每个个体都是孤立的，因而不交流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他的论文《导致某些对立研究的交流与不交流》提交于1963 年，那时他已经67 岁了。这是他最后的关注，是他关于母婴关系的研究、观察与分析以及将其运用于治疗关系40 多年的成果，被菲利普称为温尼科特“最伟大的文章”。

经典精神分析的主要技术是解释，即言语交流，这受到了温尼科特的质疑。首先当面对的病人是儿童时，儿童与成人的区别在于，儿童总是在游戏而不是在交谈，其实，某些成人也乱涂乱画，也做游戏。其次，对于病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解释的精确性，而是分析师给予帮助的愿望，分析师认同病人的能力，以及相信病人需要什么并予以满足的能力。

再次，如果是朝着统一和成长的内在倾向产生了健康，而不是来自环境方面的供应产生了健康，那么分析的工作是由病人来完成的，这也不言自明。分析师的解释应当是让病人利用的，而不是用来颠倒、抄袭、服从的，解释只有在它被病人感觉为由他本人创造出来的时候，才是对病人有益的。在《儿童精神病的治疗性咨询》一书的导言中，他这样写道：“一个不起作用的解释，总是意味着我做解释的时机不对，或者方法不对，于是我无条件地将它收回……教条化的解释只给儿童两种选择，要么是把我的话当做宣传接收下来，要么对解释、解释者和整个解释背景采取拒斥的态度。”他相信儿童知道什么东西使他感兴趣。就像压舌板一样，解释不能强迫性地塞进病人的嘴里。在他看来，母亲和精神分析师可以促使人成长，但不应该说教，他们应当是一个持续成长过程的激励者。

温尼科特对于交流含义的探索专注于潜意识的交流，他认为交流的能力最初并不依赖语言的获得，而是通过“相互关系”依赖前语言期的互动。因此，婴儿游戏与象征的能力先于开始使用词语的时间。母亲与婴儿交谈与否都没有关系，语言并不重要。母婴之间的潜意识交流及情感状态与母亲认同婴儿的能力紧密相关。

温尼科特曾经描述了三种形式的交流：在最好的可能的环境中，成长出现了，儿童现在拥有三条交流线索：永远沉默的交流；明白、间接、令人愉快的交流；第三种可称为中介的交流形式，即在各种文化体验中进行游戏。温尼科特认为，第一种交流，即沉默的交流是绝对个人性的，它属于生命。他把第二种交流形式与语词联系了起来，它既是间接的，又是明确的，语言保护着分离性，保护着自我的孤立。在这里，他把自体看做是孤立的、秘密的、沉默的，真实自体必须永远不与外部现实交流，或者受到外部现实的影响。

我认为， 在健康状况下， 人格有一个核心， 它相当于分裂人格的真实自体； 我认为， 这一核心从不与已觉知的客体组成的世界沟通， 而个体知道此核心绝对不能与外在现实沟通或受到外在现实影响……隐秘的自体不仅有权不交流， 而且， 在本质上， 它必须从不与人交流或者不被外部现实所影响。（Winnicott， 1965， p.187）

他还勾画出了不交流的两种类型:“交流的两个对立面是： （1） 简单的不交流； （2） 主动的（active） 或被动的（reactive） 不交流。”简单的不交流就像静止休息，指未整合的安静时刻，存在于母亲与婴儿之间，是放松的前提。“主动的不交流”是健康的，它来自于选择。“被动的不交流”是病理性的，比如退缩状态，属于虚假自体，不能感受到真实，与真实自体相隔离，源自不够好的环境，不能促进成长。他曾经谈到一个女病人的临床案例：病人说她童年时（9 岁） 有一个本子，用来收集诗歌和格言，她在上面写着“我的私人笔记”。在第一页她写道：“一个人在心里想什么，他就是什么。”她母亲曾问过她：“你从哪里找到这句格言的？”这很糟糕，因为这意味着她一定看过这个本子。要是这位母亲看了本子却什么也没说就好了。这是一个儿童建立不交流的私有自体，同时又希望交流并被发现的图景。这是一个精妙的捉迷藏游戏，藏起来是乐趣，但不被找到是灾难。病人的这段童年记忆呈现了她感到被母亲侵犯了核心自体（由私人笔记表征）。

温尼科特明确提出：“真正的健康不必只依据疾病模式来描述健康人，我们可以作出一项积极的声明：健康地使用不交流以建立真实感。”他还指出，尽管健康的人进行交流并享受交流，但另一个事实同样真实准确，即，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立的、永远不交流的、永远不为人知的、事实上不被发现的存在者。每个人的核心都有一个不与人交流的成分。

“主动的不交流”对于健康的、创造性的生活以及心理治疗的技术与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是温尼科特对于精神分析技术的突出贡献。“在实践中，我们必须考虑病人的不交流，将其视为一种积极的贡献。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的技术提供给病人交流他们不交流的可能性了吗？”这改变了精神分析的要义，因为弗洛伊德要求病人自由联想，说出所有的东西，而温尼科特提出母亲/ 分析师要尊重婴儿/ 病人的私有自体，不说出所有的东西，不交流。温尼科特极力主张分析师要等待，给予病人空间与时间，让他们自己作出解释。温尼科特还提出，因为个体有不沟通的需要，所以精神分析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威胁。比如，青少年寻找自我认同，所以也需要与他人保持隔离，人格的核心会防御外来的入侵。因此，与青少年进行分析工作往往比较困难。这就是为什么青少年回避精神分析治疗，却对精神分析理论感兴趣的原因。他们感到被分析就像被强奸，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在临床实践中，分析师可以避免顺应青少年在这方面的恐惧，但是要准备好接受彻底的考验，并准备使用间接的交流形式，识别出简单的不交流。

温尼科特在他的心理发展理论中，给内在空间保留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们必须承认健康的这一方面：不交流的中心自体，永远不受现实原则的侵扰，永远静默。在这里，交流并不是非言语的表达；它就像天籁之音，是绝对个人的。它属于有生命力的人。而在健康情况下，交流就是从此处自然而然产生的。”

二、皮格儿案例

1964 年2 月至1966 年10 月，温尼科特为一个2 岁4 个月大的小女孩进行了近三年共16 次的治疗，整个治疗过程在他去世之后才被编辑出版，成为《皮格儿：对一个小女孩的精神分析治疗记录》（1977） 一书。他不仅记录了整个治疗的发展，并对所发生的事写下他的看法，并提供理论上的解释。书中呈现的内容及呈现的方式都生动地表明了温尼科特对儿童精神分析理论及技巧的贡献。

小女孩名叫加布里埃尔，“皮格儿” （The Piggle） 是父母对她的昵称。加布里埃尔的妈妈写信求助于温尼科特，因为加布里埃尔有很多忧虑，晚上睡不好。她21 个月大时，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之后，她变得很沮丧，对人际关系非常敏感。她不再像以往一样对妈妈冷淡，但热情中夹带着怨恨，她对爸爸的感情则越来越有保留。她被一些幻想所困扰，一个与“巴巴车”有关，另一个与“黑妈妈”、“黑爸爸”有关。黑妈妈在晚上来找她，对她说：“我的马铃薯在哪里？”（指的是乳房） 有时候黑妈妈会把她扔进厕所里。黑妈妈住在她的肚子里，常生病，而且很难痊愈。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她都会用力抓伤自己的脸。温尼科特通过观察与解释她的游戏内容，使她有机会把她的嫉妒、攻击幻想、焦虑及内疚感释放出来。

因为这家人居住的地方离伦敦较远，无法进行完整全面的分析，温尼科特在将近三年中共见了加布里埃尔16 次。每次会谈都由孩子主动提出。他称此为“应病人要求”而会面的模式。这种模式会谈的时间及频率不固定，且间隔较长。温尼科特认为会谈的间隔时间会冲淡病人对他的占有欲，让病人与其父母的关系自然发展成整个治疗历程的一部分。不见面的时候，父母会把家中的观察记录寄给温尼科特，加布里埃尔也常常把她个人的信息及画作附在父母给温尼科特的信中，告诉他自己的感受。温尼科特认为父母的分享“不是家庭治疗，不是个案研究，是分享精神分析”。

温尼科特是敏锐的，在前5 次会谈中温尼科特都叫女孩“皮格儿”，但从第6 次会谈开始就叫她加布里埃尔，因为他感到必须以此来称呼她，接待她，不是皮格儿，也不是任何与她许多其他角色有关的名字。之后加布里埃尔的母亲的来信证实了温尼科特直觉的准确性：“对这次会面，她只说‘我要告诉温尼科特医生我的名字是加布里埃尔，可是他已经知道了’。她说话时带着满足的神情。”

整个治疗过程呈现了温尼科特工作与思考的方式，显然游戏是其中的核心。正如他认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如果没有享受玩游戏的乐趣，就不可能从游戏中找到意义。通过每一次会谈的游戏过程，加布里埃尔的焦虑逐渐得以调整和包容。此外，他还提出，这些随意的游戏是治疗中很重要的部分，分析师帮助孩子在混乱中找到具体的方向，孩子渐渐能借此沟通她真正的需要。温尼科特鼓励皮格儿去玩玩具，并鼓励她和父亲进行游戏，他自己也乐在其中，进行角色扮演。在第二次会谈时，她在父亲腿上翻筋斗，当她把头从父亲的两腿之间伸出来，再落到地板上时，她说：“我也是婴儿。”温尼科特在书中注释道：“从爸爸的身体生出来，爸爸的身体在此时就像妈妈的身体。”之后温尼科特扮演皮格儿，有了如下对话：

我： 我希望我是唯一的婴儿， 所有的玩具都是我的。

皮格儿： 你已经得到所有的玩具了。

我： 对， 可是我希望我是唯一的婴儿， 我不要还有其他的婴儿。

（她爬上父亲的腿， 又表演了一次出生的情形。）

皮格儿： 我也是婴儿。

我： 我希望我是唯一的婴儿（以不同的嗓音）， 我应该很

生气吗？

皮格儿： 是的。

接着，温尼科特弄出很大的声音，打翻了所有的玩具，拍着自己的膝盖说：“我是唯一的婴儿。”此时，皮格儿虽然看起来有点害怕，不过她很高兴看到温尼科特这个样子。她继续这个游戏：“我也要当婴儿。”

在这一段中，温尼科特通过游戏，借由移情，帮助皮格儿解决了困扰：他扮演失落的加布里埃尔，皮格儿自己成为新生的婴儿，复制的新生婴儿。

整个治疗的重点在于，提供条件巩固自然成熟的过程。比如，温尼科特在第13 次会谈中向加布里埃尔列举他所扮演的各种角色：

我： 现在， 修理东西的温尼科特和煮东西的温尼科特都走掉了， 出现了另外一个温尼科特， 是教你的温尼科特。还有一个是玩游戏的温尼科特。

通过回顾温尼科特在她的世界里扮演的各种角色，加布里埃尔学会了整合客体的不同方面。这在此次会谈之后的父母来信中得到了印证：“加布里埃尔和苏珊（妹妹） 走得很近，小心地捧着她、哄着她，常常担任我们和苏珊之间的调停人……虽然她也有心情很坏、很无助、很嫉妒苏珊、怪罪苏珊做什么都不对的时候。有一次，她们两个吵得很厉害，她突然亲了苏珊一下，说：‘不过我还是喜欢你。’”第15 次治疗时，加布利埃尔通过游戏提出了分离的主题。

我们把滚轴推来推去， 然后玩捉迷藏， 她先杀掉我， 我再杀掉她， 她再躲起来。然后我杀掉她躲起来， 她来找。我说她借此让我知道在我们分开或放假的时候， 她忘了我， 我也忘了她，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找到对方。（温尼科特在旁边作出注释： 分离但不绝望。）

她说她一直就想见我， 并接受这个治疗——在她 5 岁之前， 温尼科特也要结束掉……她用胶水做的是个墓碑或纪念碑， 用来纪念已经被毁掉、死掉的温尼科特。听从她的指示，我拿了张纸， 在上面画了一个加布里埃尔……我可以看见她要在各个层面、各个感官上把我解决掉， 我这么说。她说：“对， 把你解决掉。”

最后她说： “好， 现在所有的胶水都用完了——现在该做什么？ 所有的温尼科特都变成碎片了， 这些都不见了以后，我们要做什么？ 如果温尼科特臭臭的又黏黏的， 那我真高兴不用再见到他了。没有人要他。如果你来看我们， 我会说：‘那个黏乎乎的人来了。’ 我们都会跑掉。”

第16 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治疗的结尾很温暖：

我（Winnicott）： “你很害羞， 不敢告诉我你心里想的一些事。”

她同意， 但是似乎并未全然赞同。

我： “我知道当你很害羞的时候， 就是你很想告诉我你很爱我的时候。”

她露出了非常同意我说法的表情。

时间到了， 该离开了， 她已经准备好要离开……显然她很享受这次拜访……仿佛她心里想做的事都做好了。她很自然地跟我道别， 我感觉到她是一个自在、心理健康的5 岁女孩。

罗德曼评论说：“这一记录是精神分析文献中深深打动人的记录之一。”

皮格儿的父母在此书的末尾谈了他们自己的经验以及加布里埃尔目前的状况：

当时， 我们的实际情况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其他形式的治疗。回顾我们每次决定要何时再带皮格儿去见温尼科特医生，及如何形成共识的经验， 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阅读治疗师所做的记录时， 很惊讶地发觉病人是如何顺着上次会谈的蛛丝马迹继续发展这次的内容， 仿佛中间不曾间隔那么长的时间， 也仿佛她此刻已经准备好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加布里埃尔是个率真的女孩， 在学校里很能融入团体中。8 岁的时候， 她遇到一些学习上的困难， 但她目前在学业上的表现非常好， 总能在当中找到乐趣。她现在的志愿是当一名生物老师。她的价值观、内在独立的判断力以及她待人处事的方式等， 不得不让人猜想， 某些深沉地被了解的好经验也许还在持续地发生作用。

她后来没有对这段治疗提出看法， 只有想起来时， 或对某个游戏咯咯一笑。有位客人带来温尼科特医生去世的消息，在这个外人也在的场合， 皮格儿对这个消息的立即反应并不明显。其实温尼科特医生已经用最温柔的方式预备皮格儿接受他最终的死亡， 她后来有一两次提到温尼科特医生的那次会谈。

三、纽约之行

晚年的温尼科特在英国精神分析圈内外已经获得了非常高的声誉，但在其他国家，他的理论与实践太过新异，接受它势必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批评是首先会听到的声音，正如它早期在英国的境遇。

1968 年末，病中的温尼科特去纽约接受斯彭斯儿科学奖，同时纽约精神分析学会邀请他作演讲，他把论文《客体的使用》交给纽约精神分析学会。之前他送给安娜•弗洛伊德一阅并征求意见，可能是考虑到她经常在美国工作，和美国同行的交流更多，更为了解他们。不久安娜•弗洛伊德回复说：“我对此论文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想知道你是否会获得良好的反应和讨论……我认为你的‘过渡性客体’已经征服了精神分析世界。”

然而演讲的反应远远出乎温尼科特和安娜•弗洛伊德的意 料。其实考虑到当时的纽约精神分析学会是美国自我心理学的大本营，严格地遵循弗洛伊德的研究和治疗原则，被认为是刻板的、教条的，对新思想不够开放的，所以并不难理解，当遭遇到温尼科特富有独创性且不同于弗洛伊德学说的客体关系理论时，纽约的精神分析学家们所表现出来的反对态度与尖锐批评。

这一主题虽然已经被温尼科特发展了好几年，但对于纽约同行来说，观点仍然过于新奇，而且是令人费解的，随后遭到三位参与讨论者轮番的攻击，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被当做靶子了。

纽约精神分析学会的一份会议摘要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温尼科特的表情迷人而古怪， 他回应说， 他的理念被批评得支离破碎， 使得他乐得放弃它。他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没有成功。那里有很多病人， 不是一般的病人， 他们并不想听他解释什么， 更想把他作为分析师来使用。重要的变化发生了， 当他们能够冒险时， 分析师存活了， 这在病人的生命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他结束后离开了， 毫无疑问他对这个主题的兴趣获得了新的活力， 我们也将从他那里听到更多。

纽约的精神分析学家们从对温尼科特的攻击中获得了新的体验，促进了成长。但温尼科特感觉却不好，他已经病了几个月，在纽约又患上了流感，心脏的负担更重。不久之后，他还在纽约时，严重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勒诺克斯山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在穆苏德•汗的笔记本上记有：“1968 年11月15 日，中午12 点。温尼科特在纽约严重心脏病发作。我祈祷，他能回来，平静地死在家里。阿门！”

经过一个多月的诊治，温尼科特终于脱离了死亡，于12月21 日回到伦敦的家中。穆苏德•汗看到他，身体虚弱，但意志坚强，头脑清晰。

又一个月后，温尼科特在给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写道：如果你问我“客体的使用” 那篇论文怎么样了， 我会说，答案很复杂。我宣读了论文， 从三个讨论者的反馈里获得了相当的收获， 所以我现在正在着手用一种很不同的语言重写它。不幸的是， 他们三个人占用了所有的时间， 所以没有听到更多反馈。当时安排了录像， 所以图书馆容纳不下的人是能够看到我的， 这很有趣。实际上， 我已经病了， 但是我想没有人注意到。（Rodman， 2003， p.348）

四、甘当后辈的促进性环境

作为教师和督导的温尼科特也总是给学生营造一种促进性的环境。一名精神分析师写道：“他有一种使人觉得特别的特质。我觉得自己和他直接连线，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他赋予人这种安心的感觉……”另一位学生这样谈到他：“他教你作为一名分析师，对你的病人所有的资料做自由联想。你一谈起你的资料，他就会将背往后靠，闭起眼睛，开始说话，自言自语，显然是在自由联想，联想病人，联想你说的话，联想发生的一切；不批评，也不问你为什么这么说，只是和你分享他联想到的东西。”

即使对于不甚熟悉的好学的年轻后辈，温尼科特也能保持一种完全的关注，甚至不顾惜身体的病痛。艾伦•斯通曾回忆道：

有一次我遇到了温尼科特，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经历。他刚刚在大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 之后我走到他跟前， 谈了与他所讲有关的我自己的一个观点。他建议我们一起走回他的旅馆， 以便继续进行讨论。在我们的谈话中， 他把我置于关注的中心， 这是我和其他人在一起从未体验过的。不是因为他与我保持目光接触， 不是因为他使用的传统精神分析倡导的共情， 也不是因为他无私的接纳。我们一起走着， 他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庄重而原创性地作出反应， 而我一直感到被确认和鼓励——我处在一种 “促进性的环境” 之中。 突然，他对我说： “斯通医生， 我们得停一会儿。我有严重心绞痛。”他的脸因疼痛而发白， 但是过了一会儿， 带着令人惊异的镇静与平和， 他又像刚才一样继续了。（Rodman， 2003， p.346）1969 年7 月底，国际精神分析年会在罗马召开，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为做准备，举行了行前活动。6 月，温尼科特邀请年轻的同事拉姆齐，要他在即将到来的行前活动中对其进行案例督导。他在给拉姆齐的信中写道：

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你还不知道这件事， 7 月22 日下午2 点30 分到4 点15 分， 你要在所有参加年会行前活动的人面前督导我。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我有病在身， 我的学生只好找别人督导， 而我手头没有适合在当天报告， 并由我当场督导的案例。所以我请求大会让我报告我自己的案例， 由别人来督导，他们答应了， 我想请你在当天做我的督导。我会先报告一次儿童分析的会谈内容， 你会发现这是一次很糟的分析， 不过， 这部分就留待大家一起讨论。我热切期待这次合作。我们见面的时候， 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问我任何你想知道的细节。我真心希望你爽快地答应我的邀请。（Winnicott， 1977， pp. xiii～ xiv）

拉姆齐一直把温尼科特视为最敬爱的老师之一，认为他“近二十年来，不仅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良师”。对于为温尼科特做督导一事非常忐忑不安。“我很担心与会者在得知温尼科特不做督导，却由一位较不为人知的同事来督导他时，将会多么失望。”然而温尼科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拉姆齐，他不需要花任何时间做准备，除了看那天将会呈现的资料以外，也不需要让任何其他的细节扰乱思绪，只需要根据那些资料做督导，并引导与会者进行开放性的讨论就好了。

之后，温尼科特递给他一份完整的案例记录。在随后阅读手稿的过程中，拉姆齐像进入了一个宝藏，这份手稿让他惊叹而欣喜，他的忧虑渐渐褪去，开始期待那天的到来。

会议的当天，整个大会议室坐满了人，晚到的人只好站着听。温尼科特先说明自己不做督导示范而改由拉姆齐督导的原因，接着他以舒缓的语调、不卑不亢的态度进行案例报告，并呈现第一次会谈的内容，即皮格儿案例的第一次会谈。之后的讨论围绕着一个主题：温尼科特报告的这个案例究竟是精神分析还是心理治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温尼科特谈到他在会谈中处理移情和潜意识，而不把重点放在分析情境的安排或分析频率的多寡及固定与否。在讨论中，有位听众低声说：“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不是精神分析，那么小汉斯为什么还被认为是精神分析的经典之作呢？”

五、结束是开始的地方

温尼科特晚年开始撰写的自传，标题是《不少于一切》（Not Less Than Everything），出自英国诗人艾略特（ThomasStearns Eliot，1888—1965，生于美国的英国诗人、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曾获1948 年诺贝尔文学奖） 的诗句。在笔记的内封面上，他写道：

T.S.艾略特  不少于一切

T.S.艾略特  我们所说的开始通常是结尾，

而结尾正是开始。

结束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祷告D•W•W 主啊！

愿我死时是生机勃勃的。

他的妻子克莱尔在评价他的自传时说：他希望活出生命。他喜欢在草地上打滚，喜欢踩着自行车把手，沿着伦敦汉普斯岱海维斯塔丘飞驰而下……他开车时还把头伸出车顶，用手杖踩油门。他什么都会去尝试。他是前所未有、最即兴的家伙。

当温尼科特的生命将近之时，他常听贝多芬的多重奏，着迷于它们的音乐结构。他也热爱巴赫，可以不看乐谱弹奏巴赫的乐曲。同时他也喜欢甲壳虫乐队，并且购买了他们所有的唱片。他还喜欢看画展，与现代画相比，更偏好古典画作。

克莱尔曾回忆道：他的冠心病已经反复发作了6 次，但他都恢复了，并且继续忙碌，疾病没有阻止他做任何一件事。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们在他德文郡的家里时，他爬到了树上，仅仅在他死前几个月。他在树上，正在砍去树梢。我说：“你到底在那上面干什么？”他说：“我早就想把树梢砍掉，它妨碍了我们从窗户看到的景色。”我想：“我一定要让他下来！他一定是疯了。”我又想：“不，这是他的生命，他必须活出他的生命。”

温尼科特一直习惯给办公室的植物浇水，后来他告诉秘书如何照料它们，很明显，他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生命的最后那晚，他先看了一部喜剧，然后和妻子讨论另一部谈论老式汽车的电影，他还说这是一部让人愉快的电影。之后他俩都在地板上睡着了。等她从睡梦中醒来，他已在睡梦中辞世。正如他所希望的，他死时是生机勃勃的。

温尼科特于1971 年1 月在伦敦去世，享年75 岁。在他去世后的当年，他的两部重要著作《游戏与现实》和《儿童精神病学的治疗性咨询》出版。他还留下了无数箱未出版的资料和无数信函手札。在他去世数年后，一个委员会在他妻子克莱尔的赞助下成立，其宗旨是让他最好的工作成果能出版成册。结束正是开始的地方。

穆苏德•汗在为他撰写的讣告中这样写道：“温尼科特是一位孤独、任性但又非常谦逊、无派别的理论家和临床医生。几十年里，他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渗透到邻近学科，从儿科学、精神分析到社会科学和教育。他在临床见解与思想方面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不带任何专断、狂热性质的革命者。”可以说，温尼科特是精神分析领域一位孤独的心灵旅者，他在学术上的孤独与人格上的独立造就了他特立独行、真实自发的大师风范。

第七章 历史评说：真实而个性的儿童精神分析大师

温尼科特终其一生都在从事儿童工作，他对儿童及其心理发展过程感兴趣，阐发儿童发展的观点，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并乐此不疲，这对于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是罕见的。临床上他对近六万对母婴进行了诊疗，大量的临床经验帮助他构筑了不同于克莱因与安娜•弗洛伊德的儿童精神分析理论。在对儿童的咨询中，他充分运用了儿童游戏的潜在治疗价值，发明了著名的“涂鸦游戏”，通过这种没有规则的游戏，儿童的内在世界得以呈现。许多人都认为“温尼科特是对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极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贡献者”，是“客体关系理论代言人” （雅各布斯，2003），是“现代精神分析学运动中的独行侠” （郗浩丽，2008，p.16），但从他工作的旨趣和对象来看，他更是一位真实而个性的儿童精神分析大师。

一、独特的贡献

温尼科特作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中独立团体的领军人物，用其独特的思想影响了精神分析世界。甚至不止于此，其著作的编辑及同事拉姆济认为：“在人性这门学科里，温尼科特具有划时代的成就，因为他发现了人类成长以及实现自我的重要因素，对此，人们长久以来已知其存在却不知其内容，也未曾评估过这些因素对人类成长及实现自我的重要性。”他无意于像弗洛伊德与克莱因那样建立庞大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他创造了很多掷地有声的理论，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的内心体验与心理现实。关于温尼科特在理论或临床上的贡献，任何精神分析师都可以随口说出几个，例如“够好的母亲”、“过渡客体”、“真实自体”、“游戏”、“抱持”等等。除了这些直观、有形的贡献，开创积极人性观、坚持独创性与自发性、对矛盾的开放与包容是他对精神分析发展无形却更为持久的贡献。

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贡献。温尼科特对精神分析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儿童发展的最初部分提供了自己的智慧，通过一个独特的视角，即母亲和儿童的相互作用是怎样促进或阻碍儿童情感发展的，由此对人的精神世界及人的心理发展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位著名的温尼科特的阐释者萨默斯曾指出，温尼科特给出了关于发展、心理病理与治疗的系统观点，它们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尽管他从未试图像弗洛伊德和科赫特那样发展出一个综合性的人格理论。

他的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与理论包括：够好的母亲与促进性环境、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朝向独立的心理发展过程、攻击性与客体使用、反社会倾向、独处的能力，等等。即使类似的概念或理论可能也被他人提出过，但他陈述的方式经常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雅各布斯在他为温尼科特撰写的传记里，试着列举出温尼科特的理论贡献，这虽然不是最好的描述，但因为是最具结构性的，也就最容易被转述。他把温尼科特的理论贡献分为四个部分：

1. 成熟期的获得： 身心合一、自我整合、我/非我、从依赖到独立、适应现实、智力的发展、内疚感与担忧的能力、创造力和游戏的能力、独处的能力、青春期、自体。

2. 母亲的任务： 原初母爱灌注、促进性环境、适应与疏于适应、镜像理论、幻觉与幻灭、过渡客体、够好的母亲、存活、剥夺与犯罪。

3. 父亲与家庭。

4. 心理障碍的分类。（雅各布斯， 2003， pp.56～95）

《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一书的编辑在书后附了书目，及至1965 年，温尼科特所出版的书和发表的论文就包含了190 个主题，这还不包括他晚年及去世后出版的著作。在心理发展方面，温尼科特以其作为儿科医生的大量临床实践为依据，把儿童心理发展的重心提前至出生前后的1～2 年内，这与克莱因的假设不谋而合，他们共同改变了弗洛伊德以来将心理发展重心置于俄狄浦斯情结前后（3～5 岁） 的发展观。

经典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是冲突理论——本能的欲望冲动与自我、超我、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正是在这些冲突中，产生了心理生活；在冲突及其解决中，个体心理得以发展。关系理论强调的是与他人的联系。如果人际环境为个体提供了与他人联系的机会，就不会有冲突。如果人际环境没有提供这种机会，那么结果不是冲突，而是剥夺。温尼科特（1954） 通过区分“需要” （needs） 与“愿望” （wishes） 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愿望源自本能的冲动，最终与社会现实相冲突，如果它们不被满足，就会被压抑或被升华或转变成目标被抑制的其他方面的满足，等等。需要是发展的必需品，儿童需要父母的某些养育行为提供必需的体验。如果父母提供了，儿童就继续发展，如果父母没有提供，儿童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同样的，如果分析师没有提供客体关系的机会，病人就不会发生变化。这不是本能冲动的满足，而是通过提供必需的体验到达自体的问题。温尼科特认为，严重的心理病理是没有充分提供需要的结果，是“环境缺陷疾病”。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驱力是核心性的，客体是次要的，而对于温尼科特来说，客体更为根本。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过度强调了婴儿内部世界的重要性，她的内部客体、好客体、坏客体等都是婴儿不断运用投射、内射、投射性认同等心理机制幻想出来的。可以说，在克莱因那里，母亲这个客体是一个虚幻的、难以捉摸的形象，她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空盒子”。另一位著名的客体关系理论家费尔贝恩眼中的客体也同样是概念性的。填满这个空盒子的是温尼科特，正是从他开始强调了在真实环境中母亲这个客体的影响。他的“环境母亲”以及母亲的“适应性”促进了婴儿的成长。温尼科特的客体关系理论在很多方面丰富了精神分析的主流。其独具创造性的理论既帮助确立了客体关系理论的地位，与驱力理论和自我理论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也为他自己确立了在客体关系学派中的特殊地位，强调环境的影响使他和那些更为关注儿童内心冲突的客体关系理论家们之间有了显著的区别，使他的理论别具特色。

在某种意义上，温尼科特的理论就是一种母婴关系的理论，他自始至终关注母亲这个环境，这使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精神分析学家。克莱因关注的是婴儿与儿童的内部幻想生活，而温尼科特的重心在于外在情境对于内部生活的影响。他超越了哈特曼（1939） 提出的模糊的“一般可期待环境”，注意到了养育者与婴儿在变化的背景中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在温尼科特的理论中，养育者除了是婴儿生活中的一个投射性的存在，还是一个真实的“环境母亲”，她有着人的情感与失败，不是完美的，而是“够好的”。

温尼科特反复强调心理发展与环境处于连续不断的反馈之中，就像他的著名文集《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的书名所提示的，个体与环境始终处于辩证的发展中。温尼科特关注的是个体与他人心理分离的体验以及与他人融合的体验之间的辩证性。他想搞清楚人类是怎样达到与外在世界相分离，而同时又与外在世界保持着难以分割的连通性的。他的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的理论是对母婴关系理论的直接延伸。母亲适应婴儿的需要，婴儿就发展出自发性的真实自体；母亲需要婴儿顺从自己，婴儿就发展出顺从性的虚假自体。

使他闻名于世的可能是过渡客体的理论。过渡客体是作为一个客体存在，又被主体赋予生命与意义的东西。迄今为止可能还没有人能完全理解其含义。这一理论思考了心理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与自体创造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主体的内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让他产生了过渡空间或中介空间的观点，在其中个体与环境可以辩证地出现。这一过渡区域是介于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潜在空间，它提供了一个空间的隐喻，使个体与环境相互交叠、相互创造的动力区域形象化。临床工作也发生在这个区域中，分析师和病人共同赋予病人的处境以意义。

温尼科特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理解和帮助来访者时也突出了环境的地位。这在当时是很有争议的，但也是革命性的。当温尼科特告诉他的第二个分析师瑞维尔，他打算写一本关于环境的书的时候，瑞维尔警告说：“如果你写一本关于环境的书，我就把你变成青蛙！” 温尼科特不顾种种警告与威胁，坚持关注环境，成就了另类的客体关系理论。温尼科特的儿童精神分析学是关注母婴关系的儿童精神分析学。作为与儿童精神分析学的两大创始人克莱因和安娜•弗洛伊德同时代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在她们两人的对立中寻找到与她们平等且独立的位置。他在工作中表达了对生命最早阶段的发展任务以及“重要他人”作用的深刻认识。随着他针对儿童的创造性的治疗工作以及他最初思想的发展，他提出了关于儿童发展的早期阶段理论。“够好的母亲”与“促进性环境”关注了儿童心理发展环境；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考察了儿童心理发展结构；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考量了儿童心理发展空间；攻击性、创造性、反社会倾向等研究了儿童心理发展动力；分别从绝对依赖—相对依赖—朝向独立、整合—人格化—现实化这两条线索考察了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他特别强调儿童自体的发展，把自体的发展作为贯穿儿童各个方面发展的主轴，关注他人促进或妨碍自体自然成长的方式。他认为人有内在的成为他自己以及与他人产生关联的趋向，但是这种趋向只能在合适的中介——促进性环境中才能实现。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临床心理学家最为关心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温尼科特将心理治疗看做一种心理助产术，保证环境的安全，这样自然的出生过程就会发生，并且准备好接纳新生的自体。这些富有真知灼见的观点不仅是对儿童精神分析理论的贡献，使他成为具有独特魅力的儿童精神分析大师，而且引导人们用新的眼光看待儿童与环境，用新的态度与方法对待儿童。

对精神分析治疗实践的贡献。温尼科特在精神分析治疗与技术方面的贡献比理论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他进行了大胆的变革，颠覆了经典分析中的“中立”态度，充分运用分析师的“抱持”功能；除了重视“移情”，更关注分析师的“反移情”；除了分析，更关注病人的“退行”；具体分析技术的修正更丰富了经典精神分析的治疗；发明了压舌板游戏和涂鸦游戏，充分运用于儿童分析中。

温尼科特不仅是精神分析师，还是儿科医生，他的工作地点不仅在相对安静的心理咨询室，还在喧闹无比的儿科门诊。大量的临床案例发展、验证着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也帮助他形成了独特且富有成效的精神分析治疗观。他的治疗观的核心仍然是抱持性环境，即够好的分析师。他为我们理解前俄狄浦斯阶段严重的心理病理作出了贡献，他对于过渡现象以及真实自体、虚假自体的分析，对于母亲功能与精神分析设置之间关系的分析扩展了传统精神分析的视野与范围。他强调改革精神分析技术，强调分析师在病人深度移情退行的情形下完成抱持功能。

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秉承治疗师的中立、冷淡的态度，其作用就如“侦探”层层撕破、直击病人的潜意识，虽然犀利但掩盖不了无情与血腥。温尼科特一般是在分析中等待发生治疗的退行阶段，然后治疗师以关怀的态度，顺应治疗性退行的病人，进行一种心理性的再养育，以促进来访者的人格完善，产生对于主体的真实感受，获得真实自体，重新健康地进入社会生活。这一精神分析方式在本质上已经超越了经典精神分析，不仅发展了移情治疗关系，注重反移情的作用，并且致力于使病人再次获得类似于生命早期的心理环境。在治疗中，病人的情感是被接纳的，类似于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师罗杰斯倡导的共情，这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是不多见的。在探索病人问题的过程中，精神分析师与病人结成了伙伴关系，他们用自己的语言、隐喻以及主体间构造的意义系统发展出独特的空间氛围，正是在这种治疗环境中病人才被推动，从过去的伤痛中恢复过来。在治疗中，他认为等待是重要的，不去干扰病人自己在解释上的创造性努力。

当代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克恩伯格认为，温尼科特在修正精神分析的技术，“温尼科特开创了一条技术修正之路，不仅丰富了精神分析治疗，而且使精神分析与分析性治疗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Kernberg，1993，p.187） 而安娜•弗洛伊德则认为温尼科特的工作根本就不属于精神分析。可见，温尼科特在精神分析治疗方面与传统精神分析相去甚远。不管这种变革属于何种性质，克恩伯格认为，在温尼科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分析师关注分析师的反移情、精神分析设置的影响、分析师的抱持功能以及对待深度退行病人小心谨慎的态度。

当代许多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都高度评价温尼科特，并认同温尼科特的治疗目的，即不是清晰地理解，而是患者产生某些体验的能力，包括感觉到真实、重要且与众不同的自己。

温尼科特扩展了精神疾病的治疗范围，深化了儿童精神病的治疗与研究。作为儿科医生兼精神分析师，他在临床上经手了大量的案例，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治疗了诸多遭受严重的精神病、边缘性障碍、环境剥夺与创伤的婴儿、儿童以及成人。这些精神疾病已经突破了经典精神分析以神经症为适应症的治疗范围，并推进了克莱因首创的对儿童精神病的治疗，使原先的许多“不可能”病例成为可能，进一步扩展了精神分析的治疗范围。

克莱因通过游戏治疗的方法分析治疗了精神病儿童迪克，从而开辟了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疗儿童精神病的道路。但是理论建构与临床实践相比，克莱因更重视前者，她对儿童的分析主要是为了验证她的理论假设。对于温尼科特来说，儿童精神病是他的职业对象，是其毕生为之付出的学术领域。可以说，儿童精神病治疗的开创者是克莱因，深化发展者是温尼科特。

并非所有的精神分析师都是在必要的实践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的，而温尼科特提供了充分的临床记录，让人了解他是怎样与病人一起工作的。在勤奋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治疗方法才是卓有成效的。

温尼科特的研究者们指出，他的理论概念不太容易转化成技术。实际上，温尼科特不喜欢技术的说法，他认为技术隐含着要坚持一套规则，包含特定的技术，需要完美地执行实施。这些情形与他坚持的医患共同构造治疗的理念相冲突。他在讲座中多次提出，让临床工作者自己去理解他的概念的含义，创造性地运用它们。他从未组织过自己提出的临床概念，它们只是不均衡地穿插在他的理论著述、所举的案例以及他治疗过的几位病人的论述中。

在对儿童与成人的治疗中，温尼科特更倚重的是治疗关系的修复能力，而不是传统的提供解释。他认为过度解释对于治疗那些因早期环境剥夺而产生精神障碍的人的价值是可疑的。当他运用解释时，他强调的是它们试误的特性：“我总是感到解释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确认分析师理解的限度。”他在治疗中一个突出的成就是对儿童的治疗。针对儿童的游戏治疗，他更多关注的是儿童在游戏中的自发性与体验。他所使用的“游戏”一词都是动词形式的playing，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过程，是自由游戏的能力。

他有着超凡的与儿童相处的能力，他能快速地抓住他们所关心的东西，轻松地进入他们的游戏与幻想世界，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儿童精神病的治疗性咨询》中看到他的这种才能。在他的临床方法中最突出的是涂鸦游戏，通过这种游戏增进与儿童的接触与了解。这种协作式的绘画不仅构成了治疗交流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投射测验。

开创精神分析的积极人性观。温尼科特一反弗洛伊德和克莱因对个体发展所持的悲观、消极论调，对个体的成长抱以乐观、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冲突是成长的必然，而不是传统理论中生与死的决斗；攻击性是创造性的先导，而不是本能中恶或焦虑的体现；抑郁也是有积极价值的，意味着自我的力量。他还专门撰文论述“健康个体的概念”、“创造性地生活”等，赋予成长以积极向上的特征。

克莱因没有给欢乐留多少余地，在她看来，欢乐是一种躁狂的防御。但是在温尼科特看来，欢乐（自我高潮） 和创造却不是防御，而是基本人性经验的一部分。

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斯蒂芬•米切尔致力于将各种精神分析的关系理论进行整合，在他眼里，经典精神分析的观点，如，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由自己完全不知道的内部力量所决定的，它们是神秘的、傲慢的、具有威胁性的。而好的精神分析概念应该是：有能力丰富人的生活，而不是使人衰竭；给人带来力量，而不是降低人的地位；深化人的体验，而不是以超自然的形式出现……好的观点是具有激励性与挑战性的。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温尼科特的思想与观点是能丰富人的生活、给人带来力量、深化人的体验的，是引领人积极向上的。

坚持精神分析研究的独创性与自发性。温尼科特不以牺牲自己的创造性为代价来追求体系的一贯性。他的思想魅力在于反对一切极端主义和极权思想，拒绝遵从，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治疗中，都坚持自发性与真实感。温尼科特的生命力充溢在他的职业与学术生活中，人们铭记他是因为他坚持成为自己。戈德曼认为：“温尼科特的个人奋斗始终如一地回应着他理论上的概念，使人不太容易把他的创造性概念从他所是的这个人中分离出来。” （Goldman，1993，p.3） 穆苏德•汗也称：“他的理论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和临床医生的温尼科特所持续经历的事件的抽象化。”（Khan，1975，p.xi） 同时代的人用不同的名称来指代他，如，“小精灵”、“彼得•潘” （意指天真的成年人） 以及“有超凡魅力的”。尽管他与他的两位导师——弗洛伊德和克莱因保持着理论上的联系，但他坚持突出自己的东西，抛弃或改造他们的理论以适应他得自于临床的经验。他对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们过于理智化，似有拘泥形式、墨守成规、言行迂腐、卖弄学问之嫌，减弱了治疗的自发性与创造性。他更喜欢出于直觉与自发的工作和写作。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不负责任的，他学习最新的医学、科学文献，做大量的笔记、坚持学术的严谨性。

对冲突与矛盾的开放、包容态度。温尼科特是开放、包容的，对其他学派如此，对他人如此，对自己也是如此。比如，在对待荣格和拉康的态度上。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决裂已经成为历史记录的一部分，但温尼科特在担任任何与心理治疗相关的职位时，却不断开放以迈克尔•福坦莫为首的英国的荣格学派，不去理会弗洛伊德学派顽固分子的诸多抱怨。同样的，20 世纪50 年代，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要开除拉康及其弟子时，温尼科特是拉康唯一积极争取支持的对象。之后，两人继续维持友谊，甚至在1960 年温尼科特还邀请拉康赴伦敦讲学。只因拉康当时在巴黎太忙，无法抽身前行。如今，各学派逐渐汇聚一堂，重新回到精神分析的大家庭，逐渐开始讨论、对话与融合，似乎温尼科特当年的做法与主张是有先见之明的。

虽然温尼科特不是某种思想学派的领导者，也不是一位系统的理论家，但他发展了一系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他从未想建立一个体系完整的庞大理论，只是想反映出人类心理活动的现实。因为心理现象是矛盾、零乱、难以捉摸的，所以他的理论也充满了矛盾与迷惑，但他从未以牺牲人类体验的复杂性为代价而追求清晰准确。他在《游戏与现实》一书的导言中谈道：“我请大家接受、容许并尊重矛盾，并且不要去解决它。虽然，逃入冷静理性的分析，或许有可能解决矛盾，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矛盾本身的价值。接受和容许矛盾，对每个人来说都弥足珍贵，因为我们不只生活在目前的世界，也需要跟过去与未来的文化连结，获得持续的充实。”

接受、忍受、尊重矛盾的能力能使人从不止一个角度看待生命。

他在《文化体验定位》一文中曾经提出过这样一种悖论：“分离不是分离，而是一种结合的形式。”有人认为，温尼科特这种呈现方式反映的是，他对人的发展和精神分析本身最关切的问题是“保持核心，但不要孤立”。的确，他在同一篇论文中就认为，原创与传统的关系是：“在任何文化领域中，除非有传统做基础，否则是不可能有原创性的。”

戴维斯等人研究温尼科特后得出如下结论：温尼科特更多了一份一般探讨人类本性的作者并不一定具备的宽大心怀。他并未跟我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界是怎么回事，所以你们一定要照着我的想法思考。”他反而跟我们说：“因为我们有同也有异，故而在你创造世界时，我也许派得上用场。”他希望被“用来且纳入创造”，希望被“发现和使用”。（雅各布斯，2003，p.201）

二、批评的声音

因为温尼科特的东西太过独特，使人对他的评价各不相同，有的人完全相信他，有的人完全不相信他，所以赞誉者有之，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理论缺乏系统性。对温尼科特最大的批评就是其理论缺乏系统性。许多研究者，如贝克尔（1990） 就曾指出，温尼科特的学说缺少系统化的理论陈述及结果的一致性。查尔斯•利克罗夫特是英国精神分析独立团体的重要人物，虽然他对温尼科特“非常景仰”，但对于他的某些令人困惑的理论，也曾作出过这样的批评：“一种个人的陈述，它太有个性了，因而很难被纳入任何科学理论的整体之中。他常常好像是在野地里呼喊，但那里其实已经有人住了。他又常常像个梦想家，却总是乔装成思想家。”

理论缺乏体系不利于它的发展。由于理论没有体系，缺乏明确的界定，因此很难有进一步的系统发展。他的很多思想被其他人，包括很多反对者所吸收，却不自知，因而不承认是受了他的影响。很多后来的研究者发展了他的某些理论，但这些发展因缺乏统整也显得比较零散。

同样，在治疗观与技术方面，他的很多思想与方法也没有明确地形成自己的精神分析技术体系，因而要有系统、长远的发展就显得有困难。虽然他的贡献也被整合进克莱因学派及现代自我心理学，对自我心理学与克莱因学派的技术产生了影响，却不被他们所意识。大部分人是从他那里撷取观念、获得灵感，大家都可以“拿来”，但用完之后却不知取自于谁。美国客体关系理论家克恩伯格曾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与理论缺乏系统性相关的一个批评是，论证不严密。在他的论文中经常可以看到从对婴儿的观察到精神分析治疗情境的巨大飞跃。这些巨大的飞跃凸现了温尼科特“田园式”或“诗歌般”的思维风格与写作风格的弱点，即没有充分注意到理论论证中所需要的严谨步骤。

其实没有提出一个理论体系本身并不是被批评的理由，个人可以对理论与实践有部分的贡献，并不一定要提出完整的体系。纵然没有搭建一个完整的架构，温尼科特仍然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从这个角度看，温尼科特被批评的地方可能恰恰是他的有特色之处。

母亲角色的理想化。温尼科特的儿童精神分析学的最突出之处是关注了母婴关系，但是突出之处也容易产生诟病。他分配给母亲的角色，承担了大部分养育照料儿童的责任，比如，他谈到“照顾新生儿是一种全职工作，只有一个人做才做得好”，因而母亲几乎要完全为儿童的发展负责，现在这个过于理想化的角色日渐受到批评。

“够好的母亲”这句话让很多母亲松了一口气，但是仔细想想，“够好”意味着什么，是由什么条件构成的？同样的，“够好”一词也用来说心理咨询师与心理治疗师的工作，在某方面，“够好”免除了他们对自己和工作的焦虑。只是有时候他们这样运用这个词，不免让人怀疑这个词是否已经变得无所不包。此外，这个词的使用会带来一种风险，那就是遮盖而不是解决责任所带来的焦虑。这个词或许令人欣慰，但是无法解决母亲角色与治疗师角色的冲突与矛盾。

缺少父亲的影响。温尼科特在其论著与治疗中提到的总是“母亲”，“父亲”也提到过，但总不是作为主角，除了作为母亲的替代或母亲的支持与慰藉，并没有独立的功能与作用，几乎成了隐身人，这也许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但是应当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父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母亲不可替代的。很多研究表明父亲的存在和参与对儿童是有好处的。父亲的参与有利于儿童的学习和社会化的发展，而且是越早越好。儿童的学业成就也受到父亲的影响，即使父亲只是最小限度地参加学校活动，他的孩子也将更有可能进入更高的学府并完成学业，而缺少父亲的儿童有更大的可能性较早地离开学校。儿童社会化的发展受到父亲的影响，特别是在儿童的自制能力、行为的外化和行为的内化方面。父亲与儿童的交互作用对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是重要的，父亲与儿童之间和谐的亲子关系可以增加儿童的社会责任感等。实际上，每个人都受过父母的养育，所以基本上都能够承担父母的职责，父亲对儿童是可以直接产生影响的。缺少父亲影响的温尼科特理论无疑是有缺憾的。

对性本能态度的模糊。阅读温尼科特的文集会发现极少谈及性本能、性欲或性别角色。性冲突在其理论基础中并非不在运行，只是他对这一领域并不感兴趣。在其《创造性及其起源》（1971） 一文中，温尼科特提供了少有的对性别的直接说明。

我很清楚你是个男人， 但是我现在听到的却是个女孩在说话……我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 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个女孩， 听到的是一个女孩。发疯的人是我。

他认为在客体联系中可以区分纯男性成分和纯女性成分。在最早期阶段，自体与客体还没有分化，本能驱力还不显著，他称之为客体关系中的纯女性成分。温尼科特怀疑行为学意义上的印刻作用可能会影响早期阶段的发展。当发生了客体分化，他称之为客体关系中的男性成分，本能驱力显著促进了分离过程。除此之外，温尼科特再没有对性本能进行过论述，而他对于攻击本能却非常重视。厚此薄彼无疑损伤了理论的全面性。

对退行的质疑。温尼科特在治疗中提出退行是进一步获取有用的、合适的以及与分析有关的资料的极佳途径，但是因为含义不明确，容易产生误导，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发展过程的逆转，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也很难把握退行的尺度。

不少临床学者指出，作为一种治疗关系原则，对退行不应过于轻信，也不要坚信退行会把其他情形下无法反映出来的病人与母亲在极早期的关系呈现出来。有学者指出，退行不像温尼科特说的那么简单，退行虽然是有创造力的，但是破坏力也很强，而温尼科特似乎只持前半部分的观点。

许多分析师，如安娜•弗洛伊德认为，温尼科特在治疗关系中对退行作用的强调过了头，莫戴尔虽然对温尼科特等人的临床观察价值很信服，认为母婴早期的关系通过移情可以重现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将退行解释为分析设置下的治疗反应是否合适？

关于退行功能的争论只能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加以验证。

三、冲破领域的樊篱

温尼科特对研究儿童心理的先驱深具影响与启发（雅各布斯，2003，p.202），这种影响是全面的，在多学科以及多地域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客观而言，在精神分析运动发展史上，弗洛伊德、荣格、拉康和克莱因的理论不仅都可以称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在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曾激起大的波澜。温尼科特的影响，相对来说，局限多了。他的影响除了精神分析领域，还包括精神医学、心理治疗、心理学、教育、社会工作等学科的儿童部分。虽然，他对大众在儿童教育方面的影响也许不如上述四位广泛，但却极为深厚。毕竟，在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的发展史中，能够有温尼科特这样的影响力的，并不多见。从传播途径上看，如今，他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英国本土，通过欧洲、南美逐渐为国际精神分析学界接受和认可。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学界，温尼科特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对精神分析领域的影响。温尼科特去世之后，由于他在理论与临床方面的概念厘清了各种人格发展的课题，因而在全球各地的精神分析学界和诸多人性关怀领域中，所引起的反响反而超过他在世时。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他的研究工作推动了精神动力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温尼科特的思想是散漫而深邃的，在其去世后的近三十年间，他的论著还是在不断地出版。他一生进行了大量的写作，生前身后共出版著作21 本，在专著、专业杂志、专业讲座、演讲、广播讲话等各种场合发表论文共计540 多篇。他是精神分析发展史上就著作的影响而言，仅次于弗洛伊德的学者，在整个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位精神分析学家都阅读过他的著作。

温尼科特在第二、第三代精神分析学家中独树一帜，他的研究教育了新一代的精神治疗师，帮助他们了解了治疗关系的事实。

当代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安德森（James Anderson，2004）曾经对其他精神分析师做了一个非正式的民意测验，询问自从弗洛伊德之后，哪位理论家对现代精神分析的实践影响最大，结果，绝对胜出者是温尼科特。

迄今为止，他的大量创造性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出版，仍然是有益的和具有启发作用的。哈特曼这样评价温尼科特：“作为一名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的现在，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可以说是时尚的，尽管他没有单独的学派，也没有建立任何学派。” （Hartmann，2003，p.2255）

贝克尔也指出：“与弗洛伊德和克莱因的理论不同，温尼科特的理论从未被视为是精神分析思想的一个学派，他自己也从未打算建构一个综合性的客体关系理论。但是，他的思想帮助精神分析师与心理治疗师理解每日遇到的普遍而重要的问题，对他们的影响超过弗洛伊德以后的任何一个人。”（Bacal，1990，p.185）

对心理治疗、社会工作等助人领域的影响。非常有意思的是，与精神分析的专业领域最初对温尼科特的孤立相比，心理治疗、社会工作等助人领域从一开始就对温尼科特的思想和研究给予热情的拥抱，不仅不乏活力，而且影响更为广泛。这些领域对其精神分析思想予以应用和反思，将“促进性环境”、“过渡客体”、“游戏理论”等观点均放在治疗实践中进行应用与发展。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以及社会工作的大量书籍论述了温尼科特的理论与实践。如：弗鲁姆和史密斯合著的《促进性环境：温尼科特理论的临床应用》（1989）、希尔兹的《烦恼的希望与倾向： 温尼科特与性格障碍在团体中的治疗》（2000）、托珀姆的《游戏治疗中的创新：事件、过程与特殊人群》（2003）、博特金的《家庭游戏治疗：一种在家庭治疗中抱持幼儿的创造性方法》（2000）、雷和阿姆斯特朗的《游戏治疗在小学低年级儿童中的应用》（2005）、佐斯克的《客体关系理论在家庭暴力中的应用》（1999）、克里斯的《青少年的攻击性与意象：客体关系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的贡献》（1996），等等，温尼科特的思想应用之广可见一斑。

温尼科特思想中对环境的关注被社会工作者引申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他成为社工领域广为接纳与称颂的研究者。阿普尔盖特和博诺夫兹在其合著的《促进性伙伴关系：一种社工及其他助人职业的温尼科特式的方法》（1995） 一书中这样评价温尼科特：“他的概念与复杂多样的社会工作实践领域极为相关。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是那些在内心、人际、结构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弱势的人，这些因素正是温尼科特的观点与我们职业的人道主义价值、原则与使命交汇的地方……他是一位倡导者、公众的代言人，是一位为了智力障碍者、需要援助的儿童、有过失者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而努力的激进主义者。”皮耶卓尼和卜帕也曾论及：“数代的社工人员和社工讲师，在运用建设性的游戏使儿童能够表达幻想、愿望和焦虑方面，深受温尼科特和克莱尔的影响。”温尼科特文集的编辑者之一戴维斯曾描述为他出版书籍的情形：“温尼科特在英国的助人职业，特别是那些涉及婴儿及儿童照顾的职业中有着巨大的读者群。一个不寻常的事实是，他的《儿童、家庭与外在世界》一书自从1964 年出版至今，每年都能卖出一万多本。” （Davis，1987，p.491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伦敦一名家庭护理工作者亚历山大•纽曼感到年轻的家庭护理工作者所受到的训练、支持和督导十分缺乏。他看到温尼科特的著述对家庭护理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于是他发起一系列学习活动，帮助这些工作人员打下理论基础，并提供一个促进性的、包容的组织。学习的形式是每周六纽曼以温尼科特的一个主题进行演讲，之后大家进行讨论。每年举办36 场研讨会，年年不同。此外，每年还有6 场公开演讲会，主讲人是当时英国精神分析界各学派的重要人物。短短几年，纽曼开办的课程和演讲会就吸引了许多人参加。发展至今，“涂鸦游戏基金会”已经成长为一个正式的组织，设立了章程、正式会员、受托人以及一名秘书长。周六研讨会也有了一套结构完整的课程，名为“温尼科特的原初主题”，有的课程以讨论健康的概念为主，有的考察健康与病理的主题，例如真实自体、虚假自体、身心相互作用关系等，有的以创造性与游戏为主题。现在周六研讨会的参加者包括家庭护理工作者、家庭社工人员、精神科护士、助产士、心理学工作者、家庭医生、社区工作者、艺术戏剧和音乐治疗师、音乐家、诗人、作家，以及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分析师等。

《温尼科特的语言：理解其工作的词典与指南》一书的作者艾布拉姆就是在参加涂鸦游戏基金会“周六研讨会”，即“温尼科特的原初主题”的系列课程中了解和熟识温尼科特的工作的。“多年来，这一每年举办的系列课程使许许多多学生能够分享困惑，与矛盾斗争，发现、创造并使用温尼科特。” （Abram，1997，p.XIII）

对文学、美学等领域的影响。在其他学术领域，如美学、文学、宗教等领域，温尼科特的过渡客体、游戏、客体使用等理论被学者们所认识，并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和应用。鲁德尼斯基把温尼科特对文学的贡献与拉康相媲美，认为他们都帮助文学学者们将精神分析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区别在于学习拉康，学的是他的后现代主义，而学习温尼科特，学的是他的人道主义。他还认为客体关系理论的独立学派提供了第一个令人满意的精神分析关于美学的论述。

弗洛伊德及其早期弟子，如兰克，将艺术工作视为手淫幻想被伪装变化的状态，克莱因及其追随者增加了一个角色，即艺术创造中的破坏与修复冲动，但是仍然把艺术看做本能欲望与冲动的派生，而本能欲望与冲动并不是美学与艺术的。

艺术是想象，是象征，是真实，这实际上就是温尼科特的精神分析美学思想的缩影。过渡客体介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的中介性质预示着艺术工作，它同时共享着现实与幻想。在潜在空间里，游戏与审美的体验能够发生。他还认为艺术源自游戏。的确，艺术就像游戏一样，必须同时处于世俗的与空间的维度，正像温尼科特的过渡客体与潜在空间的概念所揭示的那样。

在温尼科特的影响下，独立团体的米尔纳、博拉斯等人先后在文学、美学等领域有所建树，鲁德尼斯基认为他们共同“构成了客体关系美学的基础”。其他还有博拉斯的“审美瞬间与寻求转变” （1978）、赫特的“精神分析中的诗歌：霍普金斯、罗塞狄、温尼科特” （1982）、伯恩斯- 史密斯的“宗教信仰与温尼科特的客体关系理论” （1999） 等，分别对温尼科特的美学、文学、宗教思想进行了挖掘与探讨。

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温尼科特不仅在精神分析世界，在普通大众中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这在精神分析世界是极其少见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亚伦•埃斯曼博士就认为：“自从温尼科特1971 年去世以来，他的名字在现代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中有着更为突出的地位。因为他独特的文字风格，不知疲倦地努力与普通人、非精神病专业的读者、听众交流，以及他的某些发展性概念引起的强烈反响与情感共鸣，所以他在普通公众的意识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这在近当代精神分析学界是超过其他人的。诸如‘够好的母亲’、‘真实与虚假自体’与‘过渡客体’等术语已经成为讲英语的国家受过教育之人精神储备的一部分，并将继续扩展到其他国家。” （Esman，1990，p.695）

他著述了大量的论著，对不同层次和职业的人群做了大量有价值的指导。他总是满怀热情地把他的儿科学、儿童精神病学以及精神分析的观点以适合父母、教师、社会工作者的语言呈现给大家。他在各种场合作广播讲话和演讲，以通俗的话语向母亲、教师、护士、政府官员等宣传儿童心理学知识。他的众多著作和理论出现在电台谈话和专业讲座中，他的很多专业术语成为人们闲聊的话题和通俗的声音。他的高水平的论文帮助世人更好地理解母婴成对的观念，探讨了对不同类型的患者实施精神分析治疗的方法。他对于环境，特别是母亲及母婴关系在儿童成长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和对儿童内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不仅具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其社会意义也是极为深远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社会对儿童的看法和对儿童抚养的态度。

西方大众对他提出的“真假自体”、“过渡空间”以及“够好的母亲”等术语非常熟识。甚至在一些国家，如法国，因为过于受到“够好的母亲”的影响，很多母亲在生活中尽力争取做一个“完美的母亲”。这实际上是因为对“够好的母亲”这一术语产生了误解，够好（good enough） 是刚刚好的意思，而不是足够好（sufficiently good）、尽善尽美（perfectlygood）。因为这一术语的翻译问题，英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专家麦克杜格尔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进行解释。其实，温尼科特的“够好的母亲”并不是完美的母亲，在相对依赖以及趋向独立阶段，母亲要逐渐从对儿童的原初母爱贯注中撤离，逐渐使儿童体验到失败与挫折，以发展他们的现实感。追求完美、不允许自己犯错的母亲会使儿童永远生活在幻想中，不能发展现实的客体关系，会窒息而死。

他的著作和广播节目获得大众支持。在1939—1962 年间，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大约50 次演讲，题目包括父母的贡献、独生子女、探视住院儿童的重要性、收养的动力与继父母心理学等。他的6 次公开演讲，内容集结在《逐步了解你的婴儿》这本小册子中，此后的9 个广播节目收集成《一般奉献的母亲和她的婴儿》。他的研究成果通过大众传媒“教育了一个世代的英国父母，帮助他们注意到孩子的情感需要” （Schwartz，2001，p.331）。

他希望他的工作能被很多人理解，并不认为流行一定会贬损它的价值。他发现，使自己适应于不同的听众——就像母亲使自己适应于她的孩子——这行为本身就颇具创造力。穆苏德•汗曾写道：“相对于温尼科特每一次应邀对某个所谓的专业学会作演讲，他至少对社会工作者、儿童养护机构、教师、牧师等的集会作过十二次演讲。”

1970 年，温尼科特在与英国国教牧师的一次谈话中，牧师问他，该怎样分辨一个人是否需要心理治疗的帮助。他思索了一会儿，回答说：“如果一个人跟你谈话，你听了之后，感到他使你厌烦，那么他就有病，就需要心理治疗。但是如果他能够维持你的兴趣，那么不管他本人如何焦躁、如何冲突，你都能够帮助他恢复正常。”温尼科特区分正常与异常的标准在精神分析领域是闻所未闻的，他喜欢用一种普通的语言对抗专业语言，带给普通民众一种日常语言的精神分析。

对英国的影响。英国本土对温尼科特精神分析思想的研究深入而细致。

他的学生不多，穆苏德•汗是他最主要的学生，被称为是“毫无疑问的温尼科特专家”，是温尼科特认为最理解他工作的精神分析师。最初，穆苏德•汗是温尼科特的病人，接受分析，后来成为精神分析师，成为独立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他们在20 世纪60 年代共同帮助推进了精神分析的技术，从遵从经典精神分析的教义，即只能通过洞察和解释来获得变化，发展到关注关系和环境的重要性。这与温尼科特的理论是一致的。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道理，在当时却是时时遭到攻击的新生事物。穆苏德•汗还是游戏专家，发展了温尼科特的游戏治疗的理论。他是一个有活力的人，并且能激发他的病人发展他们的创造性。他把温尼科特的游戏治疗理论运用于成人的治疗，并成为他的临床技术。穆苏德•汗的创新之处还体现在他预先提出了很多美国精神分析的当前发展趋势，如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者用他的术语称为“相互关系”；发展缺陷以及与之相对的病理性的冲突；观察婴儿对理解成人的贡献；学习容忍他人愤怒的重要性；等等。此外，在他的诸如《自体的秘密：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论文集》（1974）、《被隐藏的自体：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之间》（1989） 等多本学术论文集中还有很多对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的创新性观点，不仅发展了温尼科特的思想，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在温尼科特晚年，其论文著作都是由穆苏德•汗编辑成书，他的演讲稿也是由穆苏德•汗准备的。温尼科特思想在20 世纪60年代之前还不太为英国之外的国家所了解，后来他的理论得到世界的广泛阅读和认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穆苏德•汗勤奋的编辑工作。

克里斯多佛•博拉斯是温尼科特和穆苏德•汗的学生，也是独立小组的成员之一，在温尼科特思想的基础上，有很多独立的建树。博拉斯深入温尼科特的发展理论，经由过渡领域到达客体使用，创造出他自己的“转换性客体”的概念。从一开始，婴儿通过母亲抱持、回应以及呈现客体的方式就体验到了“母亲养育的风格，一种有审美感的存在”。“转换性客体”既包括“客体母亲”又包括“环境母亲”。他把客体关系界定为“婴儿对客体的第一个主观性体验”，主要是影响婴儿的存在体验的个人特色或风格。“母亲与其说是一个重要的、可确认的客体，不如说是一个累积的内部与外部转换生成的过程。”母亲是一个客体，但是一个进展中的客体。博拉斯跟随温尼科特，把分析性治疗看成发生在中间领域，通过与过渡客体产生联系的方法，但他又不完全采纳温尼科特的过渡客体的状态，认为过渡客体包含客观的真实性。博拉斯希望分析师是卷入的，但不是侵入的。他认为反移情的工作应该是受到限定的，反移情必须不篡夺病人所做的。他使用“生产性分裂”的概念，指称分析师对自己投入程度的分析性观察。他使用温尼科特的“犹豫”的概念，表明他怎样允许病人自己做解释。他同样认可温尼科特的观点，认为有一些在本质上不可交流的东西是关于真实自体的，其他人看不见以及不能到达的是我们最真实的部分。用普通语言来说，真实自体部分意味着不受他人影响，或者我们自由地选择是否允许受到他人的影响。

玛丽恩•米尔纳也是独立团体中一位有影响的成员，她曾接受温尼科特的分析，是温尼科特的挚友与同事。温尼科特的传记作者罗伯特•罗德曼把米尔纳描述为“温尼科特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中唯一的智力上与想象力上的伙伴”。在温尼科特的影响下，她在美学和创造性领域作出了积极贡献。她有很多著作是关于温尼科特所提的“体验的第三区域”的，并且很多观点与温尼科特的观点相似，其中《关于不能绘画》（1950） 是她对过渡现象这一主题的最主要贡献。米尔纳一生写过多部有影响力的书，除了《关于不能绘画》，还有《一个人自己的生活》（1934），这是她在接受精神分析培训之前，根据内心体验的日记和解放潜意识想法的尝试写成的；还有《生命的上帝之手》（1969）、《永恒的日出》（1987）、《健全之人被抑制的疯狂》（1987），等等。《生命的上帝之手》一书描述了她从1943 年至1959 年对一名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精神分析治疗，最令人吃惊的是没有结尾。温尼科特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这样评论道：“任何一点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各种理论都可以运用，读者可以在已呈现材料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的发现。作者没有教条式的说教，所以读者可以不同意某种解释或某种处置的方法。”实际上，米尔纳思考的方式仿效了温尼科特的方式，她所提供的材料是温尼科特式案例最丰富的说明。

其他还有玛格丽特•利特尔、弗朗西斯•塔斯丁和亚当•菲利普等人，前两人是致力于将温尼科特的思想发扬光大的精神分析师，她们通过著述以及涂鸦游戏基金会发展温尼科特的思想并扩大探索的范畴。亚当•菲利普是“丰塔纳大师系列”中《温尼科特》的作者，也是一位颇具原创性的精神分析学家，曾担任涂鸦游戏基金会期刊《温尼科特研究》的编辑。

温尼科特研究小组（The Winnicott Research Unit） 是英国雷丁大学心理学院的一个研究机构。这个研究小组继承了温尼科特的思想，研究项目得到（英国） 医学研究理事会、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执行会、健康部以及婴儿猝死研究基金等的支持。林恩•默里教授和彼得•库珀教授是温尼科特研究小组的领导者。默里教授于1984 年开始在温尼科特思想的基础上开展研究，于1990 年和库珀教授一起在剑桥大学建立了温尼科特研究小组，1996 年转到雷丁大学。当前，温尼科特研究小组的研究专题包括：母亲的情感障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母亲情绪失调的干预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胎儿与母亲对婴儿状态调节的影响；裂唇对亲子互动的影响；等等。主要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婴儿出生头几个月的社会与情绪环境。研究小组的许多研究都证明，早期养育环境的不利对后来的智力与情绪发展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是以母亲对婴儿的反应为中介的。为了预防悲剧的不断发生，相应的干预研究发动了两组人群：一组是雷丁当地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母亲，另一组是南非地区经济和社会贫困的母亲。健康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被训练教这些父母对婴儿的交流更敏感些。此外，诸多论著在研究温尼科特的思想，如，艾布拉姆所著《温尼科特的语言： 理解其工作的词典与指南》（1997），详细解析了涵盖温尼科特主要理论的22 个术语；雷纳的《英国精神分析的独立思想》、冈特里普的《精神分析的理论、治疗与自体》（1973）、盖斯曼夫妇的《儿童精神分析史》（1998） 以及纽曼的《温尼科特言语中的不顺从》（1995） 等，都从不同角度考察和挖掘温尼科特的思想。1972年1 月《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为纪念温尼科特的贡献，组织了大型讨论，之后的三十多年间，许多学者在各种精神分析的专业杂志上撰文讨论温尼科特的理论观点。

英国的精神分析学者们认为，进入2000 年以后，英国的精神分析学界依然维持着三“组”鼎立的局面，只是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交融。客体关系的语言在理论与技术上都变得极为重要。也就是说，温尼科特的思想在英国本土仍然处于与克莱因、安娜•弗洛伊德的思想势均力敌的状态。虽然他不像克莱因与安娜•弗洛伊德那样有很多的弟子以及理论发展者，但他的思想还是吸引了众多精神分析学者的眼光，不断继续发展。这说明他的思想是极具生命力的。

对美国的影响。尽管1968 年温尼科特在纽约宣读《客体的使用》论文时，受到相当多的批评，但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对他的研究却很感兴趣。温尼科特多次访问美国，向许多州的精神分析学会提交论文。《自发的姿势》（1987） 的编辑和《温尼科特：生活与工作》（2003） 的作者罗德曼就是温尼科特的主要代言人之一。休斯著有《重塑精神分析领域： 克莱因、费尔贝恩与温尼科特的工作》（1989） 一书，将温尼科特列为对重塑精神分析领域贡献最大的三位人物之一。其他人还包括格罗尼克、格罗特斯坦等人，他们分别著书探讨温尼科特及其著作。

温尼科特在客体关系理论和儿童发展方面与美国自我心理学家玛勒、斯皮茨等人有一些共通的看法，其思想引起了诸多儿童心理学家的兴趣。

温尼科特对于美国精神分析的影响还体现在促进了美国精神分析发展的多样化。美国学者加巴德（2000） 认为，当今的美国精神分析学界理论众多，发展呈多样性。理论多样化的原因是影响的多样化。除了美国本土的人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对严重病人的精神分析工作的推动也是一个原因。“对精神疾病范围的扩展使克莱因及英国独立学派，如温尼科特为美国精神分析师所熟识。”

此外，美国精神分析师开始被反移情的概念所吸引，积极地将其运用到临床情境中。对于反移情越来越强调导致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观点，即精神分析既是一人心理学，也是两人心理学。两人心理学的观点是关系精神分析的发源地，关系精神分析受到美国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传统的影响，也受到独立学派，如费尔贝恩、温尼科特等人的影响。在当今美国精神分析多样化发展的多种源头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温尼科特的身影，无论是精神疾病范围的扩展，反移情的提出，对自体心理学的影响，还是客体关系理论对关系精神分析的影响，温尼科特的影响随处可见。

对法国的影响。法国精神分析深受拉康的影响，与其他国家精神分析的架构完全不同，但温尼科特却对某些领域有很深的影响。早在1949 年温尼科特就到过巴黎，在精神分析大会上演讲“退缩与退行”。他的一系列论文被翻译成法文，《游戏与现实》、《人类天性》和《自发的姿势》等著作也先后被翻译成法文，这也是他在法国精神分析界知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温尼科特和拉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独立且富有创意，但他们的写作风格与思想迥异，即便如此，他们对彼此的观点却很感兴趣。拉康去世后，有些拉康的学生转向温尼科特。很多法国精神分析学者推崇温尼科特的工作，肯定温尼科特概念的价值，也接纳他的独特之处。

通过涂鸦游戏基金会，各国精神分析学界对温尼科特的兴趣日增，包括法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瑞典、爱尔兰等等。其中有些国家还成立了与该基金会有关的研究中心，深入研究温尼科特的理论与实践。

小结。温尼科特是一个贡献与局限同样突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对其思想进行展望同样受到这些优点与缺点的影响。因其没有创建理论框架，没有确立明确的理论界限，因此其理论发展将是不系统的、发散的。但又因为他的思想极具创造性和吸引力，深刻地反映了人的心性发展，因而对它的关注也会历久弥新，其思想将会被后世的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师吸收进自己的理论，因而其思想的发展具有融合性和渗透性。

他虽然有时候自相矛盾，但是他的自发性与原创性的确可能鼓舞治疗师和咨询师“不要跟从他，自行发展个人的工作方式，因为他的方式基本上属于他的人格表现，也和他的人格表现不可分割”。（Little，1990，p.76）

正如穆苏德•汗在给温尼科特1975 年版的《从儿科学到精神分析》一书所作的序中所写：“温尼科特是那种我再也不会遇到的人。”温尼科特有太多吸引人的魅力，也太容易被理想化。但作为一个讨厌教条、喜欢创新的人，相信他并不愿意被当做偶像，受到崇拜，而更愿意自己成为一个过渡客体，让大家自由地使用，通过被大家使用，帮助每个人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句、理论和理解。把他作为过渡客体并使用他，也许这才是纪念他的最好的方式。

温尼科特大事年表

1896 年唐纳德·伍兹·温尼科特出生于普利茅斯， 是家里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有两个姐姐。

1910 年进入剑桥的莱斯中学，主修科学。

1914 年进入剑桥耶稣学院， 学习医学。

1917 年加入海军， 直到战争结束。

1918 年进入伦敦巴特医院， 研究医学。

1919 年首次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1920 年在医院工作， 开始主攻儿科学。

1923 年和艾莉斯·泰勒结婚。被任命为帕丁顿·格林儿童医院和哈克利女王医院的儿童医学会诊医师。开始接受詹姆斯·斯特拉齐的分析。

1924 年在哈里街开始私人执业。

1925 年母亲去世。克莱因在伦敦向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作讲演， 次年移居伦敦。

1927 年成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第一批签名会员之一。

1931 年出版第一部著作《关于儿童期精神紊乱的临床笔记》。

1933 年结束与詹姆斯·斯特拉齐的分析。

1935 年为加入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向学会宣读他的论文《论躁狂防御》。

1936 年接受琼·瑞维尔的分析。

1940 年被任命为牛津郡政府教育项目的精神病学顾问；向战时的母亲们作广播讲话。

1941 年结束与瑞维尔的分析。

1944 年与克莱尔亲密交往。

1945 年发表了一系列原创性论文。

1948 年父亲去世； 第一次冠状动脉血栓发作。

1949 年与艾莉斯·泰勒离婚。

1951 年与克莱尔·布里顿结婚； 发表关于过渡性客体的论文。

1952 年拒绝提供论文给庆祝克莱因70岁生日而出版的书。

1956—1959 年任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

1957 年出版广播讲话结集和演讲文集《儿童与家庭：第一关系》和《儿童与外部世界： 发展中的关系研究》。

1958 年出版第一部精神分析文集《文集： 从儿科学到精神分析》。

1964 年出版《儿童、家庭和外部世界》和《家庭和个人发展》。

1965 年出版文集第二卷《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 情绪发展理论研究》。

1965—1968 年再任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

1968 年获斯彭斯儿科学奖章。在纽约发表题为“客体使用” 的演讲； 随即患严重心脏病。

1971 年在伦敦去世。《游戏与现实》和《儿童精神病的治疗性咨询》出版。

参考文献

1. Abram J. The Language of Winnicott: A Dictionary and Guide to Understand his Work. London: Jason Aronson Inc，1997.

2. Bacal H.A. Theories of Object Relations: Bridges to Self Psych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3. Davis M. The Writing of D. W. Winnicot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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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oldman D. In Search of the Real: The Origins and Originality of D.W. Winnicott.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1993.

6. Greenberg J.， Mitchell S.Object Relations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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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Rudnytsky P.L. The Psychoanalytic Vocation: Rank，Winnicott and the Legacy of Freu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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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Winnicott D.W. The Child and the Outside World:Studies i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td，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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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Winnicott D.W. The Family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London: Tavistock， 1965.

22. Winnicott D.W.The Maturational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65.

23. Winnicott D.W. James Strachey （1887-1967）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69.

24. Winnicott D.W. Playing and Reality. Australia: Penguin Books Ltd， 1971.

25. Winnicott D.W. Therapeutic Consulations in Child Psychiatr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1.

26. Winnicott D.W. The Piggle: An Account of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a Little Gir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77.

27. Winnicott D.W. Deprivation and Delinquency. 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4.

28. Winnicott D.W. Holding and Interpretation: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New York: Hogarth， 1986.

29. Winnicott D.W. Home is Where We Start From. Penguin Books， 1986.

30. Winnicott D.W. The Spontaneous Gesture （ Selectedletters）. Cambride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1. Winnicott D. W. Human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8.

32. Winnicott D. W. Psycho -Analytic Explorations. London: Karnac Books， 1989.

33. Winnicott， D. W. Talking to Parents. Reading， MA:Addison-Wesley， 1993.

34. 郭本禹. 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35. 迈克尔·雅各布斯.客体关系理论代言人： 温尼科特. 于而彦， 廖世德， 译.台北： 台湾生命潜能文化事业公司， 2003.

36. 温尼科特.客体关系儿童心理治疗实例： 皮皮的故事.樊雪梅， 译.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0.

37. 郗浩丽. 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向： 温尼科特研究.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38. 亚当·菲利普. 威利柯特. 龙卷风， 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9.

39. 约瑟夫·施瓦兹.卡桑德拉的女儿——欧美精神分析发展史. 陈系贞， 译. 台北： 究竟出版社， 2001.

[1]约翰·迪安于1938 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 并在美国前总统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 的故乡马里恩（Marion） 长大成人。1965 年， 他从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70 年7月至1973 年4 月， 他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在白宫任职。任职期间， 迪安被卷入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 之中。从水门盗窃案的筹划准备到事发后一系列掩蔽丑闻的活动， 他都参与其中， 甚至后来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称为“丑闻掩蔽的操纵大师”。事情败露后， 迪安被宣布犯有多项重罪， 或将面临40 年的牢狱之灾。为将功赎罪， 他甘愿做起诉方的关键证人， 凭着自己的记忆， 不仅说出了白宫几名重要人物与5 名窃贼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一案有关， 而且坦白了案发后一系列掩蔽真相的企图。由此， 迪安获得了减刑， 仅仅在狱中呆了127 天便获得释放。

[2] “哈斯卡拉运动” 又称“犹太启蒙运动”。它不反对犹太教， 但反对犹太拉比的权威和传统保守的生活方式。还反对专门注重《塔木德》的传统教育而提倡传播新知识， 学习现代新的生活方式。“哈斯卡拉”运动促使犹太教的开放与世俗化， 改变狭隘与保守。

[3]该书在我国有多个译版： 《自卑与超越》， 黄光国译， 作家出版社， 1986 年版； 《超越自卑》， 刘泗编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版； 《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周朗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 年版；《让生命超越平凡》， 李心明译， 西苑出版社， 2003 年版； 《自卑与超越》， 李心明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年版； 《超越自卑》， 何怀宏、徐家宁、徐家康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超越自卑》， 黄光国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 年版、2009 年版； 《自卑超越》， 曹晚红、魏雪萍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010 年修订版。

[4]荣格的妻子1955 年去世后， 他曾为她刻了一个石碑， 上面用汉字写着“她是我房屋的基石”。

Table of Contents

奈塞尔： 认知心理学开拓者

奈塞尔

总序

阅读大师 走近大师

第一章 辗转流离的早年时光

一、出身名门的犹太之子

二、随父母迁渡美利坚

三、“我是个美国男孩！”

四、羞涩的初恋情怀

五、挑战自我： 哈佛是第一选择

第二章 孜孜不倦的求学生涯

一、发现心理学

二、成为心理学家

三、斯沃斯莫尔学艺

四、婚姻生活

五、求真知： 哈佛再续缘

第三章 认知心理学之父

一、布兰迪斯大学的任教生涯

二、视觉搜索实验

三、《认知心理学》

四、苦思量： 路向何方

第四章 由室内到室外：“我的生态梦”

一、康奈尔遇知己

二、《认知与现实》

三、知觉环

四、新路向： 生态研究是真谛

第五章 走进日常生活的记忆

一、从知觉到记忆

二、关于约翰•迪安记忆的研究

三、《观察的记忆》

四、更进一步： 埃默里认知研究计划

第六章 花甲后的不老松

一、旨趣转向“自我”

二、钟形曲线， 我们在行动

三、别了， 埃默里！

四、退休生活： 卡尤加湖畔的小屋

第七章 他人评说

一、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开创者

二、认知生态学研究的推动者

三、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四、大师带给我们的启示

奈塞尔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创立者

阿德勒

总序

阅读大师 走近大师

第一章 自卑早年

一、疾病缠身的童年

二、追求卓越的自我

三、执业医师的训练

四、炽烈真挚的爱情

第二章 结识弗洛伊德

一、投身社会医学事业

二、与精神分析早年结缘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

四、十年筵席终散去

第三章 另立门户

一、创立个体心理学

二、战争孕育新思想

三、创办儿童指导诊所

四、超越奥地利

第四章 走向世界

一、初登新大陆

二、再度访美

三、定居美国

四、辗转各国

五、猝然离世

第五章 后阿德勒时代

一、经典阿德勒学派的代表

二、阿德勒著作的出版

三、组织机构和刊物的发展

四、思想理论的发展

五、实践应用的发展

第六章 千秋功过任人说

一、开辟了心理学的新天地

二、开启了心理治疗的先河

三、开创了教育的新观念

四、美中也有不足

阿德勒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荣格：分析心理学开创者

荣格

总序

阅读大师 走近大师

第一章 智力早熟：对自己的信赖和怀疑

一、一切思想都围绕着上帝

二、是一号还是二号人格？

三、职业只能是精神病医生

第二章 一段珍贵的友谊：与弗洛伊德在一起

一、寻找到精神的父亲

二、获得启示

三、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第三章 中年危机：正视潜意识

一、巧遇精神向导

二、是个人的精神错乱还是世界的客观状况？

三、领悟曼荼罗， 达到顶点

第四章 履行天命：分析心理学的建立

一、世界旅行， 寻找集体潜意识之根

二、建造塔楼， 用石头表白信念

三、各地演讲， 帮助理解潜意识

第五章 再攀新的高峰：分析心理学的完善

一、炼金术的启示

二、遭遇濒死幻象， 接触到自己的客观性

三、体验神秘结合， 超越人生的痛苦

第六章 后继有人：荣格学派

一、是荣格学派还是新荣格学派

二、经典的荣格学者

三、反荣格的荣格学者

四、“新的” 荣格学者

第七章 我自坦然：历史的评说

一、人类精神探索的集大成

二、为什么那么“另类”？

三、与中国文化结缘

荣格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温尼科特：儿童精神分析实践者

温尼科特

总序

阅读大师 走近大师

第一章 早年生活：成长与脱离

一、多个“母亲” 的独生子

二、自由的寄宿学校生活

三、医学院的学生生涯

四、与精神分析的亲密接触

第二章 人生起点：事业与婚姻

一、特殊的儿科医生

二、过劳的第一次婚姻

三、接受精神分析

四、开展儿童精神分析

五、与克莱因的早期交往

第三章 战争年代：发出独立的声音

一、战时疏散项目与三“组” 鼎立

二、“从来没有婴儿这回事儿”

三、反社会倾向是求救信号和希望

四、“只有体验到了被恨才相信被爱”

五、“治疗在根本上意味着照料”

第四章 走向成熟：创造的高峰

一、工作与生活的高峰体验

二、“只有完美的客体才值得破坏”

三、“第一个非我之物” 与“我们生活的地方”

四、“虚假自体障碍是环境缺陷障碍”

五、儿童的成熟过程与发展成就

六、“退行是治疗过程的要素”

第五章 游戏治疗：自发的姿势

一、游戏理论

二、压舌板游戏

三、涂鸦游戏

四、涂鸦游戏治疗： 患并指症的利罗

五、涂鸦游戏治疗： 口吃的阿尔弗雷德

第六章 最后时光：“愿我死时是生机勃勃的”

一、“健康地使用不交流以建立真实感”

二、皮格儿案例

三、纽约之行

四、甘当后辈的促进性环境

五、结束是开始的地方

第七章 历史评说：真实而个性的儿童精神分析大师

一、独特的贡献

二、批评的声音

三、冲破领域的樊篱

温尼科特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