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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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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 “请为人民‘鼓咙胡’”（1）

- “请为人民‘鼓咙胡’”（2）

- “请为人民‘鼓咙胡’”（3）

- “请为人民‘鼓咙胡’”（4）

- “请为人民‘鼓咙胡’”（5）

- “请为人民‘鼓咙胡’”（6）

- “请为人民‘鼓咙胡’”（7）

- “请为人民‘鼓咙胡’”（8）

- “我和许多人一样”（1）

- “我和许多人一样”（2）

- “我和许多人一样”（3）

- “我和许多人一样”（4）

- “我和许多人一样”（5）

-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1）

-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2）

-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3）

-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4）

-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5）

-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6）

-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7）

-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8）

-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9）

-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10）

-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11）

-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1）

-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2）

-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3）

-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4）

-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5）

-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6）

-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7）

-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8）

-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9）

-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1）

-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2）

-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3）

-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4）

-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5）

-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6）

-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7）

-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8）

-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9）

-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1）

-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2）

-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3）

-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4）

-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5）

-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6）

- 万箭穿心（1）

- 万箭穿心（2）

- 万箭穿心（3）

- 万箭穿心（4）

- 万箭穿心（5）

- 万箭穿心（6）

- 三条保证（1）

- 三条保证（2）

- 三条保证（3）

- 三条保证（4）

- 三条保证（5）

- 三条保证（6）

- 三条保证（7）

- 三条保证（8）

- 三条保证（9）

- 三条保证（10）

- 百思不解（1）

- 百思不解（2）

- 百思不解（3）

- 百思不解（4）

- 百思不解（5）

- 百思不解（6）

- 百思不解（7）

- 百思不解（8）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1）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2）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3）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4）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5）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6）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7）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8）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9）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10）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11）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12）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13）

-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14）

-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1）

-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2）

-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3）

-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4）

-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5）

-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6）

-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7）

-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8）

-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9）

-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1）

-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2）

-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3）

-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4）

-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5）

- 有意见都不提，老百姓怎么办（1）

- 有意见都不提，老百姓怎么办（2）

- 有意见都不提，老百姓怎么办（3）

- 有意见都不提，老百姓怎么办（4）

-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1）

-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2）

-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3）

-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4）

-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5）

-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6）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3）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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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6）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7）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8）

- 旗开得胜（1）

- 旗开得胜（2）

- 旗开得胜（3）

- 旗开得胜（4）

- 希望出现了（1）

- 希望出现了（2）

- 忻口战役（1）

- 忻口战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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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不过黄河

- 战略战术（1）

- 战略战术（2）

- 战略战术（3）

- 秋风凉（1）

- 秋风凉（2）

- 愿与你同归（1）

- 愿与你同归（2）

- 本色（1）

- 本色（2）

- 本色（3）

- 本色（4）

- 本色（5）

- 屹立太行（1）

- 屹立太行（2）

- 屹立太行（3）

- 屹立太行（4）

- 屹立太行（5）

- 屹立太行（6）

- 鹿钟麟入冀（1）

- 鹿钟麟入冀（2）

- 鹿钟麟入冀（3）

- 鹿钟麟入冀（4）

- 蒋介石弄谋（1）

- 蒋介石弄谋（2）

- 蒋介石弄谋（3）

- 一波初平（1）

- 一波初平（2）

- 一波初平（3）

- 阎锡山“下雨”（1）

- 阎锡山“下雨”（2）

- 阎锡山“下雨”（3）

- 阎锡山“下雨”（4）

- 彭德怀“张伞”（1）

- 彭德怀“张伞”（2）

- 打第二枪（1）

- 打第二枪（2）

- 打第二枪（3）

- 打第二枪（4）

- 打第二枪（5）

- 九死不悔（1）

- 九死不悔（2）

- 九死不悔（3）

- “可以这么干!”（1）

- “可以这么干!”（2）

- “可以这么干!”（3）

- “可以这么干!”（4）

- “定名为百团大战”（1）

- “定名为百团大战”（2）

- “定名为百团大战”（3）

- “毛主席表扬了!”（1）

- “毛主席表扬了!”（2）

- 大后方（1）

- 大后方（2）

- 关家垴之战（1）

- 关家垴之战（2）

- 没能看到这一天（1）

- 没能看到这一天（2）

- 没能看到这一天（3）

- 新回合（1）

- 新回合（2）

- 新回合（3）

- 棋逢对手（1）

- 棋逢对手（2）

- 棋逢对手（3）

-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1）

-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2）

-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3）

-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4）

-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5）

-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6）

- “彭老总呀!”（1）

- “彭老总呀!”（2）

- C号作战计划（1）

- C号作战计划（2）

- C号作战计划（3）

- 突围（1）

- 突围（2）

- 突围（3）

- 突围（4）

-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1）

-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2）

-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3）

-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4）

-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5）

- “怕你骂娘嘛!”（1）

- “怕你骂娘嘛!”（2）

- “老百姓真苦啊!”（1）

- “老百姓真苦啊!”（2）

- “老百姓真苦啊!”（3）

- “老百姓真苦啊!”（4）

- “老百姓真苦啊!”（5）

- 生死粮食（1）

- 生死粮食（2）

- 背水一战（1）

- 背水一战（2）

- 背水一战（3）

- 如果记载下来（1）

- 如果记载下来（2）

- 回延安（1）

- 回延安（2）

- 华北工作座谈会之谜（1）

- 华北工作座谈会之谜（2）

- 华北工作座谈会之谜（3）

- 心碑

- 柳堤说雁奴不幸而言中（1）

- 柳堤说雁奴不幸而言中（2）

- 比邻若天涯 老彭原住中南海（1）

- 比邻若天涯 老彭原住中南海（2）

- 比邻若天涯 老?原住中南海（3）

- 红墙一去后 挂甲度春秋（1）

- 红墙一去后 挂甲度春秋（2）

- 红墙一去后 挂甲度春秋（3）

- 毛泽东来电约见 何故又相对默然（1）

- 毛泽东来电约见 何故又相对默然（2）

- 学员自特殊 学习亦特殊（1）

- 学员自特殊 学习亦特殊（2）

- 学员自特殊 学习亦特殊（3）

- 学员自特殊 学习亦特殊（4）

- 思过本无过 心怀亿万斯民（1）

- 思过本无过 心怀亿万斯民（2）

- 读书有心得 评批《庐山决议》（1）

- 读书有心得 评批《庐山决议》（2）

- 读书有心得 评批《庐山决议》（3）

- 读书有心得 评批《庐山决议》（4）

- 读书有心得 评批《庐山决议》（5）

- 浦安修只有眼泪 回答不了问题（1）

- 浦安修只有眼泪 回答不了问题（2）

- 浦安修只有眼泪 回答不了问题（3）

- 浦安修只有眼泪 回答不了问题（4）

- 留得正气在人间（1）

- 留得正气在人间（2）

- 留得正气在人间（3）

- 留得正气在人间（4）

- 留得正气在人间（5）

- 留得正气在人间（6）

- 留得正气在人间（7）

- 一分试验田 欲究高产谜（1）

- 一分试验田 欲究高产谜（2）

- 朱彭朱彭　残棋憾千古（1）

- 朱彭朱彭　残棋憾千古（2）

- 毛泽东改弦纠“左”（1）

- 毛泽东改弦纠“左”（2）

- 青山不复旧　乡情依样浓（1）

- 青山不复旧　乡情依样浓（2）

- 青山不复旧　乡情依样浓（3）

- “我要顶一下，都冇顶住哩!”（1）

- “我要顶一下，都冇顶住哩!”（2）

- “我要顶一下，都冇顶住哩!”（3）

- 五篇调查诉民情（1）

- 五篇调查诉民情（2）

- “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1）

- “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2）

-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1）

-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2）

-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3）

-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4）

-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5）

-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6）

-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7）

- 如查有实据，甘处死刑无怨!（1）

- 如查有实据，甘处死刑无怨!（2）

- 如查有实据，甘处死刑无怨!（3）

- 如查有实据，甘处死刑无怨!（4）

-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1）

-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2）

-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3）

-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4）

-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5）

-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6）

-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1）

-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2）

-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3）

-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4）

- 2250日悄然一页过（1）

- 2250日悄然一页过（2）

- 2250日悄然一页过（3）

- 千年挂甲屯 长忆大将军（1）

- 千年挂甲屯 长忆大将军（2）

- 山高雾重 壮志难酬（1）

- 山高雾重 壮志难酬（2）

- 山高雾重 壮志难酬（3）

- 山高雾重 壮志难酬（4）

- 悠悠故人　无从话短长（1）

- 悠悠故人　无从话短长（2）

- 被“揪”回京--仍然是江青做后台（1）

- 被“揪”回京--仍然是江青做后台（2）

- 被“揪”回京--仍然是江青做后台（3）

- 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1）

- 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2）

- 却原来是坐班房（1）

- 却原来是坐班房（2）

- 却原来是坐班房（3）

- 却原来是坐班房（4）

-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1）

-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2）

-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3）

-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4）

-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1）

-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2）

-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3）

-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4）

- 最后的战斗（1）

- 最后的战斗（2）

- 最后的战斗（3）

- 最后的战斗（4）

- 最后的战斗（5）

- 血！（1）

- 血！（2）

- 血！（3）

- 最后的吼声（1）

- 最后的吼声（2）

- 最后的吼声（3）

- 魂归（1）

- 魂归（2）

-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1）

-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2）

-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3）

-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4）

-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5）

-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6）

内容简介

简介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纪念彭德怀元帅诞辰110周年，由《彭德怀传记组》编撰的《彭德怀全传》日前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发行。

《彭德怀全传》全面记述了彭德怀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内容。作者经历了30多年的广泛收集、汇总了公开出版的各种史料，并实地考察、访问，研究整理，运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详细客观地记录了彭德怀光辉而坎坷的一生经历和发展过程，既反映了彭德怀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贡献，也没有回避他在一些问题上的错误。实事求是地写出了一个极具个性化的彭德怀。书稿观点鲜明，思想突出，史料学术价值高，能给读者以深思和启迪。

导语

导语

本书从彭老总苦难的童年、参加湘军到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以及中国20世纪上叶波澜壮阔、风云变幻、大起大落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一代忠帅”彭德怀不可抹杀的历史功勋。同时，从毛泽东题词“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到“庐山会议”以及后面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彭德怀受批挨整，也不难看出中国历次大的路线斗争以及围绕这些斗争中的各种人物的命运和关系。

21世纪的今天，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怀念为全中国解放和新中国建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彭德怀元帅。

目录

目录

前言

第一篇 走出长夜

一、路漫漫

一棵苦槠树

乌石峰的呼唤

从军

小镇风雨

出逃

闯粤南

婚姻的悲剧

二、彭得华——彭德怀

再从军

闹饷

幸遇引路人

在血写的岁月里

决心分手

三、初见曙光

一生的转折

准备迎接革命风暴

第二篇 谁敢横刀立马

一、平江惊雷

一支队伍

开赴平江

长久筹谋

当机决断

壮举成功

适时撤兵

二、上井冈山

开展游击战争

红五军抵新城

临危受命守山

突袭于都县城

请缨重返井冈

一次错误行动

三、回师湘鄂赣

重返平东

论游击战

永新事件

所向披靡

长沙大捷

情暖老翁

四、鏖战在红色土地上

力排众议

粉碎敌人阴谋

活捉张辉瓒

五战皆捷

挨了两拳

围攻赣州

西渡赣江

猛将断臂

东征入闽

前线和谈

战争失利

痛斥李德

五、长征路漫漫

突破封锁线

支持毛泽东

阵前哭邓萍

无端的指责

迎接徐向前

保卫党中央

向陕北进军

六、驰骋在陕甘宁

一块珍贵怀表

东渡挺进山西

西征频频告捷

三大红军会师

众志成城歼敌

礼待被俘军官

力行统一战线

第三篇 与华北共存亡

一、红军——八路军

旗开得胜

希望出现了

忻口战役

决不过黄河

战略战术

秋风凉

愿与你同归

本色

屹立太行

二、摩擦年

鹿钟麟人冀

蒋介石弄谋

一波初平

阎锡山“下雨”

彭德怀“张伞”

打第二枪

三、百团大战

九死不悔

“可以这么干！”

“定名为百团大战”

“毛主席表扬了！”

大后方

关家垴之战

没能看到这一天

四、艰难转

新回合

棋逢对手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

五、五月血

“彭老总呀！”

C号作战计划

突围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

六、大将理财

“怕你骂娘嘛！”

“老百姓真苦啊！”

经济战

七、心碑

生死粮食

背水一战

如果记载下来

回延安

华北工作座谈会之谜

心碑

第四篇 决战大西北

一、临危受命

协助毛泽东、朱德运筹帷幄

注视胡宗南的举动

南线六天六夜

中央军委副主席——野战军司令员

在毛泽东之后离开延安

二、四十天打三个胜仗

青化砭巧布口袋

羊马河虎口夺食

蟠龙镇首次攻坚

周恩来参加祝捷大会

彭德怀大抓军队纪律

三、扭转局势的沙家店之战

从陇东开始

烈日酷暑下过沙漠

把敌人调到北面去

关键的一仗

四、乘胜追击不顺利

活捉敌师长

再攻榆林未果

五、创造政治工作的新方式

彭德怀决定整军

胜利之中莫轻敌

六、及时转入外线

米脂定计

刘戡上钩

瓦子街大捷

七、向西府挺进

西取宝鸡，东复延安

打败仗不馁能得100分

震撼心灵的土基会议

八、胸中有全局

打开壶梯山这把锁

改变方案，荔北取胜

敌变我变练好兵

彭德怀和文艺

不要当泥菩萨、字纸篓

九、铁流向西无不胜

太原歼穷寇

渭水克顽敌

陇东大追击

兰州再激战

宁夏捣敌巢

新疆创奇迹

十、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

第五篇 挥师援朝

一、征衣方解又挥师

朝鲜半岛爆发内战

美军在朝鲜登陆

毛泽东电召彭德怀到京

彭德怀临危受命

援朝紧急会议

立即出兵

军情紧急单车渡江

战场寻见金日成

二、第一次战役

喜见先头部队

当机立断分途歼敌

美军挨了当头一棒

怒斥三十八军军长

三、第二次战役

巧布天罗地网

在美机轰炸下脱险

三十八军万岁

美军“圣诞节总攻势”破产

四、第三次战役

组成中、朝联合总司令部

突破三八线

攻占汉城

中朝联军首次高干会议

五、第四次战役

中朝联军被迫后撤

浴血苦战，伤亡严重

紧急回京，直闯毛泽东卧室

撤出汉城

“联合国军”总司令被撤职

六、第五次战役

集中兵力大反击

毛泽东：“要消灭敌军数万人”

转移兵力，向东线出击

供应困难，后撤休整

七、停战谈判

新战术：“零敲牛皮糖”

荣获朝鲜勋章

被疑患癌回国

应邀密访莫斯科

八、以战逼和

发动金城战役

签署停战协定

被赠予“朝鲜英雄”称号

载誉回京

第六篇 第一任国防部长

一、屡辞兵符难酬农桑志

服从决定任新职

多次恳请脱离军职

企求摆脱军职之谜

终生憾事

二、整军经武创制垂法

两项重大决策

划时代的会议

四项制度半项夭

裁军省钱不盲从

整编中的回波——“选妃”

民兵工作的争议

三、战略文件蒙尘复重光

战略方针文件缘起

阐释战略方针内涵

实现积极防御的基本准备

倡议发展火箭和核武器

筹谋战略战役后方建设

战略方针报告的际遇

四、倡以我为主

为何将军掴元帅耳光

贯彻毛泽东指示——学习苏军经验

运用苏军经验于我军实际

对苏军认识深化的一年

以我为主祛除消极影响

在军事学院的讲话

“训总”四级干部会

陷入“左”倾误区

军委扩大会余波任评说

五、筹边安邦倡建新长城

上任伊始倡议修建海防工程

风尘万里勘海疆

是非功过待评说

六、襄助中枢运筹决胜台湾海峡

建议缓攻大陈岛

再战金门费思量

制定沿海军事行动法规

千里决胜一江山岛

积极筹划空军早日入闽

炮击金门何来“借故外出”

七 高饶事件卷入旋涡

中共中央公开文件的说法

彭德怀遗墨中的说法

八 捕风捉影被诬“里通外国”

三次奉命出国

“里通外国”罪名的缘由

历史真相不容颠倒

第七篇 庐山海瑞

一、怀忧上山

“请为人民‘鼓咙胡’”

“我和许多人一样”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

二、风云突变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

万箭穿心

三条保证

百思不解

三、功臣？祸首？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

有意见都不提，老百姓怎么办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第八篇 苍凉岁月

一、元帅解甲

柳堤说雁奴不幸而言中

比邻若天涯老彭原住中南海

红墙一去后挂甲度春秋

毛泽东来电约见何故又相对默然

二、读书思“过”

学员自特殊学习亦特殊

思过本无过心怀亿万斯民

读书有心得评批《庐山决议》

浦安修只有眼泪 回答不了问题

留得正气在人间：《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一分试验田欲究高产谜

朱彭朱彭残棋憾千古

三、情满乌石

毛泽东改弦纠“左”彭德怀欣然请行

青山不复旧乡情依样浓

“我要顶一下，都有顶住哩！”

五篇调查诉民情

四、雪上加霜

“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陈情八万言书成泣鬼神

如查有实据，甘处死刑无怨！

心曲千万端更与何人说

张飞乎？魏延乎？海瑞乎？于谦乎？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2250日悄然一页过

千年挂甲屯长忆大将军

五、梦断三线

山高雾重壮志难酬

悠悠故人无从话短长

被“揪”回京——仍然是江青做后台

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六、伟大的囚徒

却原来是坐班房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

最后的战斗

血！

最后的吼声

魂归

附录

六十五年辨是非

《彭德怀壮烈人生丛书》前言

彭德怀生平大事年表

前 言

前 言

何定

一百一十年前，公元1898年10月24日，湖南省湘潭县高耸的乌石峰下，从一问茅舍里传出了新生儿的呱呱啼声，这啼声给已单传两代的彭姓贫苦农家带来了希望。

然而，等待这个新生儿的命运是，8岁时母亲染疾去世，父亲久病卧床，幼弟啼饥号寒，祖母扶杖乞讨，为了生计，他不得不辍学去打柴、放牛、下煤窑做：苦工。

15岁那年，湘潭大旱饥馑，他参加饥民的“闹粜”被官府追缉。年少的他，带着对童年苦难的回忆和为贫苦人寻出路的朦胧意识，告别乌石，远走他乡。

这次出走，走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彪炳千秋的人物--彭德怀。

年不满18岁，他投身湘军，当了一名二等兵。以战功从代班长、班长、代排长、排长、代连长、连长、代营长、营长、代团长、团长，升任湘军劲旅独立第5师的第1团团长，跨过了行伍阶梯中的每一级。他已经崭露头角，本可继续沿着这个阶梯上攀。

但这不是他的人生追求。和那个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他在湘军中苦苦寻索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他惩杀恶霸，组织救贫会，搞士兵自治，终是前程茫茫。

1928年，年届30，他找到了共产党，顿见曙光。同年7月，他在驻地湖南平江城毅然率部暴动，创立红5军，奔赴井冈山，自动接受朱德、毛泽东的指挥，开始了生命的新征程。

他在湘军中素以骁勇著称，但只是从这时起，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了为天下受苦人谋幸福的崇高理想，有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才使他焕发出非凡的胆略和才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立下了赫赫战功。

从1928年到1953年，25年中，他22年身在前敌，从苏区驰骋，长征开路的任红3军团长；到辟地千里、开拓陕甘宁的西征军司令；到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到临危受命以2万之众抗击国民党20万大军，保卫党中央、解放西北5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到再次临危受命，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恢复朝鲜半岛和平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政委、司令。他参加和指挥的战役战斗数百次，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民族战争和出国作战的每一个战争阶段，成为国际知名的军事家。

他成为巾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名列朱德总司令之后。

1953年，他终于结束丫长达38年的军旅生涯，他渴望解甲从农，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余，卜。但他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国防部长，又为建立现代国防，保卫祖国的建设呕心历血，万里奔走，他为新中国的欣欣向荣而兴奋。

1959年，他在外出巡视巾看到了被扭曲的共产主义一狂热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酿成的巨大灾难，饥饿在祖国大地蔓延，他震傈了。他满怀忧虑，在当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给头脑并未真正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陈盲目冒进造成的危害。旬日之间，他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从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在接踵而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罪行”不断升级，从“投机革命”、“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到“里通外国”。

时光推移到30年前，公元1978年，十亿神州在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后，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蒙冤者一批批从监狱、囚禁所、劳改场、流放地走出来。但人们没有看到彭大将军的身影。他已于1974年11月29日在囚禁中含冤辞世。迎回北京的是他被“流放”到成都东郊火葬场的骨灰。

这一年，在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直言在亿万人的心中叩响，人们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重新认识、重新发现了彭德怀。他的丰功伟绩，刚风劲节令人敬仰，他百战未死却死于为民谏诤的结局令人悲痛。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老将军、老干部、老乡亲、老战友、亲人……为他泪洒灵堂。

会后，经杨尚昆、黄克诚等老革命家的提议，由中央军委办公厅和北京师范大学支持，成立了基于自愿参加的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准备以两三年的时间，写出一部彭德怀传，把长期被歪曲颠倒的彭德怀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彭大将军以本来面目。但很快，传记组发现自己把事情估量得过于简单了。从1959年9月至1978年12月的近20年间，彭德怀的手稿、笔记大部被销毁，关于他的公开的、内部的文字资料，则充斥着对他的历史“罪行”的清算。

面对连篇累牍的“批彭”材料，从1978年春起，传记组沿着彭德怀生活和战斗的足迹，踏访了湖南、江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山西9个省的几十处旧战场、几十个城镇村庄，访问了上百名的老将军、老红军、老八路、老民兵、老乡亲。从他们的深情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彭老总，他叱咤风云又朴质近人，秉性刚烈又仁心慈怀，美德丰功也有缺点失误。正如张爱萍上将所说，他不是一个“完人”，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在传记组3年的采访中，从中央到有关省、市、县的数十处档案馆、文化馆、图书馆，管理者怀着激奋的心情向我们敞开库藏，让我们广泛查阅，钩沉索隐。从他的家谱、湖南讲武堂的同学录，多个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原始资料，到“文革”中审讯彭德怀的专案组笔记和监视彭德怀一言一行的哨兵(看守)日记，这才使传记组得以在还没有详细的军史、党史、文革史的历史条件下，弄清他生命每一个阶段的经历。

更为珍贵的是，彭德怀在1962年曾给中央上书八万言，回顾生平，就对他一生历史的不实批判进行申诉，在8年囚禁中，他又在所谓“罪行交代”中，对自己的历史作了多次申辨。1982年，传记组对彭德怀的历次申述进行多方考证，整理出版了《彭德怀自述》一书(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发行达290余万册。

1985年彭德怀传记组归由中央军委办公厅党委领导。1986年应陕西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7万字的《彭德怀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对彭德怀一生的初步概述。1988年，传记组编撰了67万字的《彭德怀年谱》，弄清了他76年较详细的生命轨迹。同时期，编辑出版了39万字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发表了多篇关于彭德怀历史重大是非问题的论文。传记组还编写出版了《彭德怀元帅故事》、《一个真正的人》、《中国人的脊梁》等书，记述在采访中获得的许多关于彭德怀的轶事。

在以上一系列的写作编纂的基础上，1993年于彭德怀诞辰95周年之际，传记组完成58万字的《彭德怀传》，纳入作为国史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达11万册。

1998年，彭德怀诞辰100周年，由传记组成员撰写的120万字的《彭德怀壮烈人生丛书》(8册)，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前言附后)。

时光推移到今天，2008年，彭德怀诞辰110周年，《壮烈人生丛书》早已售罄。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有若干过去仍未能触及的彭德怀历史公案，终于可以由时间来澄明是非。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一方面，老一代革命家的身影在新一代青年的心中渐行渐远；另一方面，人们对历史的永恒探索，又在激发更多的人去研究彭德怀、撰写彭德怀。作为对彭德怀历史真面的第一批探索者，我们的水平有限，但我们所根据的第一手资料，不会再有人能全部翻阅；我们访问过的彭德怀同时代的人已经逝去。因此，我们奋力将120万字的《彭德怀壮烈人生丛书》修订增删，用《彭德怀全传》的书名，交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我们相信，作为根据原始资料记述评说的这一部全传，对今天、今后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它的出版，是传记组对历史赋予自己的为彭大将军洗冤立传的使命的最后交代。

1898～1974历经76个春秋，彭德怀的生命历程是如此波澜壮阔，起伏跌宕。他的生命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的苦难、追求与奋斗。反映出中国现代史上一场翻天地覆的人民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辉煌胜利，也反映出历史进程中曾经发生过的错误和应当吸取的教训。

一曲传唱千古的正气歌，一部革命英雄、民族英雄的传奇，一出人民利益坚守者的时代悲剧。彭大将军将永远闪烁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天幕上。当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会发现他，而赞叹、沉思。

“请为人民‘鼓咙胡’”（1）

“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从东北回到北京，处理了国防部的一些重要军务，度过了建国九周年的国庆节，就开始了对西北地区的考察。他先后到了内蒙、青海、甘肃、陕西等省(自治区)，重点是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情况。

彭德怀要去西北地区看看，是有他的考虑的。将近10年前，是他指挥着西北野战军解放了这片土地。他熟悉西北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和那里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10年后再去看看那里发生的变化，感受会更深、更新鲜，更便于作出比较和判断。

1958年10月15日，彭德怀从北京乘飞机先到包头，17日飞赴青海西宁，在西宁后子河人民公社察看了深翻土地和土法炼钢情况，参观了公社的保育院、食堂。19日彭德怀又从西宁乘飞机到格尔木，处理了青海南部地区藏族少数反动头人煽动叛乱的问题，安排、布置了平叛部队的物资供应工作。接着，便转赴甘肃、陕西进行考察。

在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的陪同下，彭德怀乘吉普车从格尔木出发西行，21日到大柴旦，23日到敦煌。为了能更多地看到真实情况，他坚持自己多年来视察工作的老习惯：不让事先通知要去访问的单位领导，也不许惊扰群众。因此，当日落西山，他们的车子开进沙漠绿洲中的敦煌，在县委门前停下来的时候，县委的领导没有一个在家，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县委的一位年轻秘书。这位小秘书一看是敬爱的彭老总和军区司令员到了，没有领导接待，十分惶恐。彭德怀倒觉得这样很好。他和蔼地笑着对秘书说：“小同志，我们要在这里住一住，吃两顿饭，一顿在你们机关食堂吃，一顿到人民公社食堂去吃，大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跟大家一起吃。”秘书刚转身要去安排，彭老总又叫住他叮嘱说：“小鬼，你记住，如果要另外给我们搞饭菜，我们可就不吃了!”秘书孩子似的一咧嘴笑了，彭老总自己也笑了。

彭德怀走进县委机关食堂，只见中间大锅里是清汤叶子面(面片)，桌上摆着一碟香菜，一碟辣椒，再看看旁边县委干部的桌子上，摆的小菜也是这两样，满意地点点头。

在食堂就餐的人看到敬爱的彭老总也在食堂用餐，都站起来笑着向他这边致意。彭德怀也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他和去盛面汤的人随意交谈，还提出愿和一个小伙子比赛，看谁吃得多，吃得快。

食堂里不时响起阵阵笑声，气氛轻松而热烈。

晚上，由敦煌县县委副书记刘孟晋介绍情况。刘孟晋是个淳朴老实的中年人。他的介绍给彭德怀带来的不是兴奋和喜悦，而是担心和一连串的问号。

“请为人民‘鼓咙胡’”（2）

敦煌县全县是一个人民公社，共有8万多人口，分8个生产大队，10个农场(原来的国营农场)，共有耕地24万亩。公社是9月2日试办，11日正式成立的。成立的时候，群众写了7万多张大字报，表面看去轰轰烈烈，实际上由于公社的成立过于仓促，规模又过大，许多问题难以解决，群众的反映是各不相同的。

贫农最积极，他们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给人民公社，不要任何代价。

中农很勉强，有些随大流，有些是被迫的。

富农思想有抵触，他们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把毛驴杀掉……

听到这里，彭德怀想起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话，心头顿时出现一个问号。他对刘孟晋说：“你们一县一个公社，不一定是方向。公社并不是越大越好，主要看对发展生产有利没有利。超过现实条件就不能算先进了。由高级社并公社的时候，要能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就好了。”

刘孟晋又介绍了公社组织领导生产和生活的情况，也都不是令人鼓舞的。

由于公社规模太大，住地又很分散，干部感到组织领导生产很困难。

全县除城关和七里镇两个镇外，全部实行了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穿衣发代金。

公社化以后，有的人劳动生产很积极，也有的人产生了依赖心理，少数懒人很高兴……

彭德怀越听越觉得情况复杂，决心再深入地摸一摸，便对刘孟晋说：“明天到生产大队去看看吧。”

第二天(10月24日)，在县委副书记的陪同下，彭德怀参观了县城外的杨家桥生产大队。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随处可见的浪费现象。从棉田通向村里的沙路上，哩哩啦啦到处是一团团雪白的棉花，远看就像初春尚未融化的残雪。菜地里，大白菜零乱地堆放着，菜叶菜帮散落得遍地都是。看到这些，贫苦出身、自幼饱受饥寒的彭德怀非常心痛。他尝过数九寒天光着脚板上山砍柴的滋味，懂得那一朵朵棉花的可贵。他对刘孟晋说：“应当派人把地上这些棉花捡起来，丰产了，还要丰收才行啊!”

在菜地里，彭德怀一边拾着地上散落的菜叶，一边和蔼地嘱咐身边的社员：“应当把这些菜叶都收拾起来，大叶子晾干，还可以吃嘛!”

到了村里，社员们正在开饭，彭德怀走过去，用勺子搅着盆里的稀面汤看了看，发现下面是些大大小小的土豆块，便问炊事员：“社员每天都吃这个?……小娃娃也吃一样的吗?”

炊事员点点头。

彭德怀转身带着疑惑的神情小声对刘孟晋说：“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究竟行不行?”

中午，彭德怀面带忧郁地来到生产大队队部，只见饭桌上摆着热腾腾的四大盘炒菜和一大盘雪白的花卷。不用说，这是专为他们这些“上面来的大首长”准备的。彭德怀在餐桌旁站了一会儿，很自然地立刻想到在公社食堂看到的那一大锅土豆清汤，他没有说话，只用眼神向陪同他的刘孟晋示意：“回县委招待所去吃饭!”就转身出门，上了吉普车。

“请为人民‘鼓咙胡’”（3）

10月25日，彭德怀一行离开敦煌，又先后到了嘉峪关、武威等地观看那里的工农业生产和大炼钢铁的情况，29日便沿河西走廊回到兰州。没有很好休息，31日就由甘肃省委副书记霍维德陪同，参观了兰州郊外东岗区的雁滩人民公社。这个公社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使彭德怀那颗被阴影笼罩的心又变得明朗起来。

雁滩公社地处黄河两条水流之间，是黄河网状河道中间的几个狭长的小岛，自然条件很好。这天上午，阳光灿烂，秋高气爽，虽是深秋季节，雁滩的田野仍是一片葱绿，看去令人心旷神怡。雁滩公社一位姓马的社长，先领彭德怀一行看了公社的人工湖，然后又领他们登上高处的一座凉亭，请他们饱览全滩的秀丽景色。一边看，马社长一边向他们介绍说，雁滩公社是由五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社共17000多人，26600多亩耕地，其中有1万亩是菜地，主要是向兰州市、工矿区及玉门油矿区供应蔬菜。由于公社规模较小，土地肥沃又集中，管理上也比较有秩序。从果园、苗圃到鸡鸭场、奶牛场，从托儿所到幸福院，处处搞得很整齐，很清洁，井井有条。这使彭德怀更加坚信：人民公社方向虽然对，但绝不是规模越大越好。

彭德怀从8岁起，就给财主看牛、砍柴、挑煤，以后又外出打短工，做堤工，吃尽了饿肚皮的苦头。每到一处，他最关心的是群众的温饱问题。在公社的第七食堂，彭德怀一面同手上沾着面粉的炊事员握手，一面耐心地反复询问：“现在能不能吃得饱?”一个女炊事员笑着答道：“饱得很，没得数地吃!”一句话说得彭德怀开心地笑了。

在幸福院，彭德怀同一位双目失明的老汉交谈起来。他反复问老汉吃得怎么样?能不能吃饱?马社长从旁介绍说，现在这里的孤寡都由公社包下来。社员每人每月伙食费是六元。幸福院每人每月是七元，比普通社员吃得好，都是大米白面，青菜不算钱，每人每天可吃到两斤。

彭德怀宽慰地点点头。

在雁滩公社，彭德怀边走边看，边与人交谈，参观了三个多钟头，仍然兴致勃勃。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告诉他，今年全省的粮食是特大丰收，每人平均可达到1500斤。洮河引水工程也已经全面铺开，竣工以后，黄土高原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结束了。

雁滩公社的见闻，省委领导所描绘的美好前景，都使彭德怀心情振奋，激动不已。兰州，西北高原，还有谁比彭德怀更熟悉这座城市和这片土地!这里的土地是他和战士们用血汗浇灌过的，这儿的人民是与他有着血肉关系的、灾难深重的人民。他清楚地记得解放兰州前，他带领参谋人员和部队指挥员察看地形时所看到的那种悲惨情景：老人、妇女和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有的人家，五六口人只有一条破裤子，谁出去谁穿，在家时，男女老少赤身蜷缩在土炕上，靠彼此体温抵御严寒的侵袭。寒冬腊月，民工们没有鞋袜穿，赤着双脚为部队抬担架、运军粮，支援前线。想想那时，再看看现在的雁滩人民公社，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过去那种悲惨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面对这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彭德怀怎能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呢!

“请为人民‘鼓咙胡’”（4）

但是，在敦煌、在河西走廊所看到的几个人民公社的状况，却像一片乌云一直在他心头笼罩。在西北地区的这段考察，彭德怀可以说是喜忧参半的。他不怀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确性，但是，公社究竟如何办才好，却是一个十分重要、亟待解决的课题。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像雁滩人民公社这种优越自然条件的毕竟还是少数。

彭德怀在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的那些日子，正是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期。农村的人民公社已经普遍成立，许多城市要求急起直追。全国已有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钢铁生产指标一翻再翻，从600万吨增加到几千万吨。粮食高产纪录一破再破，从亩产一两千斤猛增到三四万斤甚至十多万斤，省与省、县与县互相攀比，各种各样的“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大。不少省份提出吃饭不要钱，生活发代金。“理论家”陈伯达等人出来推波助澜，大叫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全民实行供给制，甚至要求废除商品、货币。有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社论，宣扬“大闹共产主义”。一些像神话一样荒诞的具有蛊惑性的口号，也相继出现在报刊、文件和城镇乡村的墙壁上：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

在那凯歌高奏、捷报频传的跃进年代，彭德怀和许多人一样，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但是，他的乐观是有限度、有保留的。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特别是经过在西北地区的一段考察之后，看到了情况的复杂，他处事就更加谨慎。

当时，“大跃进”的热风已经吹进营房，有的部队写信给他，要求军队也成立公社，还有几位团政治委员联名上书给他，要求部队立即实行供给制。彭德怀冷静、及时地给部队回了信，进行耐心解释，作了妥善处理。他明确地告诉下边说：

“社会分工不同，军队是一个担负战斗任务的军事组织，把军队改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

“现在在军队内部实行供给制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不能把我们过去采用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混淆起来。我们现实的分配原则，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彭德怀这些意见在军队中的及时传达，避免了许多不应有的思想混乱。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在认识上的明显变化，是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开始的。彭德怀1958年12月7日到达武汉，开会时他首先对当年粮食产量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的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1．2万亿斤，还有人甚至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样多。”

“请为人民‘鼓咙胡’”（5）

经过实地考察和参阅下面送来的有关材料，他已开始意识到，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数字中，有不少虚假和浮夸成分。北戴河会议以后接连提出的全民大办钢铁、全民大办工业、全民大办水利、全民大办教育、全民大办交通运输等口号，都是和过高估计粮食产量，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看法有密切联系的。如听任这种不切实际的浮夸风气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1958年12月，彭德怀副总理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时，和他乘坐的飞机机组人员合影。当时有人批评彭德怀思想“保守”，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

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

武昌会议批评了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错误，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造成的危害，可以说是一次“降温”的会议。会议考虑了彭德怀的意见，决定公布当年的粮食产量为7500亿斤。彭德怀同意这样公布。但他心里仍觉得不够踏实，会议结束后，他便回到湖南家乡去作调查，想彻底把情况弄清楚。

彭德怀在湖南的考察，是从12月中旬开始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彭德怀一起进行了考察。周小舟和彭德怀是同乡，也是湖南湘潭人，学生出身，过去曾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是由毛泽东叫他“小周”叫起来的。他是一个有头脑、有才华、工作深入、讲求实际的人。彭德怀和周小舟从长沙出发，12月16日首先到了湘潭县乌石彭德怀的家乡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周小舟和彭德怀同车，两人边走、边看、边谈。彭德怀最关心的首先是粮食产量。周小舟告诉他，前些时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得那么多，把次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过“白旗”。可是后来证明，“插红旗”的某些省粮食相当紧张，而他们这个被拔了“白旗”的省，粮食倒还富裕，出现了“红旗省”向“白旗省”借粮的怪事!

谈到土法炼钢，周小舟说，全省共建起5万多个小土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

谈到公社食堂，周小舟告诉彭德怀，公社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

周小舟还认为，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裕的时候也不能搞。

听着周小舟的介绍，彭德怀发现，湖南的情况和他在甘肃河西走廊看到的情况是那样地相似。他更感到这次回乡作调查的必要。

“请为人民‘鼓咙胡’”（6）

几十年的军队工作实践使彭德怀深深懂得，要了解真实情况，仅仅听领导干部的介绍是很不够的，必须深入基层直接和群众见面，亲自去摸一摸、看一看，就像作战一样，指挥员越靠近前沿，就越能看清战场上的真实情况。考察中，彭德怀不住条件较好的县委招待所，而住进了彭家围子他幼年时的旧居。当天晚上，乡亲们都来看望彭德怀，老人、妇女、孩子，挤了满满一屋子，问长问短，说说笑笑，甚是热闹。彭德怀向乡亲们宣传党的六中全会精神，询问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在公社和大队干部的座谈会上，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德怀未敢轻信。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蔸禾茬，数着一蔸禾上有多少株稻秆，估算着有多少稻穗，每个穗上又共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精确产量。他对干部们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

1958年12月16日，彭德怀同志回到家乡湖南省湘潭县乌石公社考察。图为他向社员们亲切问候。听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钢厂出了640多吨铁，彭德怀又去看了公社的炼铁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只见运料大军川流不息，人们担着矿石、铁砂，汗流浃背争先恐后地奔跑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更令彭德怀惊异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也和其他人一样，挑着沉甸甸的两筐铁砂，跌跌撞撞地裹在人群里走着。彭德怀急忙赶上去，接过孕妇的担子，自己挑上，加入了运料的行列。事后，彭德怀跟公社干部们坐在一起，掰着指头给大家算了一算：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了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彭德怀对干部和社员们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才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还这样搞不是好办法。”

在乌石学校，彭德怀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在赵家弄子大队，彭德怀参观了设备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16两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子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德怀忍不住对干部们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

他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了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垫的东西。

对家乡的考察，使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给他增加了新的疑虑。

“请为人民‘鼓咙胡’”（7）

故乡之行，使彭德怀感触最深、让他最感不安的，是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许多乡亲向他反映：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就越来越坏。不讲民主、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捆绑人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彭德怀想起了在延安、在太行山的岁月，那时的干部和群众，军队和群众，甚至领袖和群众，关系是何等亲密啊!真是血肉关系和鱼水关系。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为这种变化而深感痛心。

离开家乡彭家围子时，彭德怀殷切地叮嘱前来为他送行的干部：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直到20多年以后，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对彭老总当年规定的“八不准”还记忆犹新。

农村干部领导作风问题，彭总直到回北京以后仍然放心不下。过了三个月，他借着退还给生产队蜂蜜折款的机会，又写了一封长信，寄语乌石大队的干部。信中说：“回到北京住地，数星期以后，才发现你们送我一瓷坛蜂蜜。这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的劳动果实。我对中国人民和邻友们无多贡献，吾心为之不安，深感惭愧。拟将原物奉还，又不便投寄，约折款30元，请予查收，交大队投入副业生产。”接着他又写道：“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是领导和群众的共同要求。既然领导与群众愿望相一致，就应当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例如长远计划与年度的具体工作安排，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拟制。拟制以后又必须同群众反复研究，反复商量，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对于不同意见的部分群众，还需要耐心地不断地进行教育。长远计划也好，年度工作安排也好，如果不认真发动群众，反复讨论，取得多数群众的认识一致，计划和安排即使是正确的，也难以完成各项任务。何况少数负责同志缺乏与群众商量的精神，得不到群众的热情支持，工作任务当然要遭到挫折。”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怎能不让干部们刻骨铭心。

12月17日，彭德怀和周小舟离开乌石，又先后到了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公社和30多年前彭德怀率领部队举行起义的平江县，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

1958年12月17日，彭德怀参观了毛泽东主席的家乡韶山。18日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并在故居前合影。12月21日，彭德怀去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他吃惊地发现，为了显示“大跃进”的成就，有两个产量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产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经常忆及此事，他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可怕!”

“请为人民‘鼓咙胡’”（8）

还有一件事给彭德怀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平江县作调查访问时，12月22日早晨，有两位老人到住所来见彭德怀，其中一位在土地革命时期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暗中悄悄递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钢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在平江农村视察。(“鼓咙胡”，《古诗源》注：“不敢公言，私咽语。”)

彭德怀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事后，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当时，全国流行着一句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在各地考察中的彭德怀，脚踏实地地站在“桥梁”上，他清晰地听到了来自“天堂”的人民的呼声!

在湖南考察之后，彭德怀曾写信给中央，建议把当年的征购粮从1200亿斤减到900亿斤。这是彭德怀在听到人民沉痛的呼声之后，第一次为人民“鼓咙胡”。后来在庐山会议向毛泽东上书进谏，已是彭德怀又一次用更强烈的声音为人民“鼓咙胡”了。

从北戴河会议以后，彭德怀赴东北考察，到这次回京，为时共三个半月。他先后到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等十多个省(区)，看到了“大跃进”取得的成就，也发现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他在庐山写给毛泽东的建议信，就是以他在考察中的所见所闻作为主要根据的。

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也曾多次赴各地视察。1959年6月毛泽东也到过湖南湘潭县的韶山人民公社，但他与彭德怀的见闻和感受却截然不同。毛泽东视察后写下了气势磅礴具有浪漫色彩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优美诗句，而彭德怀从父老饥饿的脸色和妇孺的泪眼里，看到的却是一场正给人民带来痛苦的群众运动。两人谁看到的情况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只要人们的头脑冷静一点，态度稍微客观一点，本来是不难分辨清楚的。

不幸的是，在庐山会议上，清晰的中国现实图像被严重扭曲了，谬误压倒了真理。

“我和许多人一样”（1）

“我和许多人一样”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说他是群众运动的反对派，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中还说，彭德怀在北戴河会议以后，跑遍十几个省专门收集反对“大跃进”的材料，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事实证明，这些都是主观臆测，是毛泽东判断的重大失误，这种失误导致毛泽东在庐山作出了给整个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错误决策。

在“大跃进”那个狂热的年代里，特别是在“大跃进”初期，彭德怀不仅不是什么反对派，而且是那场群众运动热情的支持者。

5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到195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国已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前进道路上还有种种困难，但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有把握完成。经济建设上的胜利，犹如一场春雨，滋润了干涸千年的神州大地，使亿万人民欢欣鼓舞。但是，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深深知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仅仅是开始，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把中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强国，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在红墙碧瓦的中南海，党中央的领导人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一面接收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胜利信息，一面紧张地进行着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研究今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制定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的所有成员都清楚地知道，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完成得比较顺利，但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一个刚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国，当然是非常宝贵的，有的经验对我国经济建设起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也证明，苏联的有些经验不很适合或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需要加以研究和调整。新中国的设计师和缔造者们感到，一个国家不能总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路，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应该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使国家经济建设的速度发展得更快一点，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更快一些。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十大关系”，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结晶，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迫切的愿望不是毛泽东或哪一个领导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时代的产物。长期的封建反动统治造成的贫穷落后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摆脱贫困落后，使自己的国家尽快地强大起来。

走自己的路，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点上，彭德怀和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作为国防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彭德怀考虑较多的，还是如何建设一支强大的革命化和现代化的军队。

由于彼此目标一致，那时彭德怀和毛泽东在日常工作中的关系是很和谐的。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总是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实施；毛泽东对待彭德怀的请示和建议，也总是欣然同意。彭德怀和毛泽东的这种和谐关系，经常从一些具体事情上反映出来。

“我和许多人一样”（2）

1956年夏天，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9月份召开的“八大”会议上，军队要有一个军事工作的发言。发言要求不超过1万字。会后，彭德怀、黄克诚亲自主持了发言的起草工作。这个发言，首先回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近30年的英勇奋斗历程和建国后7年军事工作上取得的成就。在讲到今后军队建设方向的时候，发言明确指出：部队建设要从我国和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制度：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和军队民主制度。这些，在学习苏军经验中，曾经是长期激烈争论的重大问题，彭德怀在发言中第一次指明了军队建设应该遵循的正确道路。特别在发言稿的最后部分里，彭德怀以非常坚定而鲜明的态度提出：我们要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现代军事科学。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学习中要把我军历史经验和外国的先进军事经验结合起来。对于苏军经验，必须采取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能迷信盲从，机械照搬。在建国初期，在向苏军学习的热潮中能如此鲜明地提出问题，应该说是很有胆识和勇气的。

1956年8月29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为“八大”的军事发言稿，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发言稿起草好之后，彭德怀如释重负。他高兴地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军事工作发言稿除标点外，还有一万数百字，长了一些。军委会议对其中项目不同意再削减，文字上就难以缩短。是否可用，请审核。”

发言稿很顺利地通过了。送审稿退回来的时候，毛泽东在文稿的上部作了如下一段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作了一点小的增减修改，请斟酌。”下面又附注：“文字通畅，可以不再缩减。”字里行间流露出满意和欣喜之情。

从这样一些具体事情上可以看出，那时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工作上的配合也是默契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在任何问题上两个人的看法都完全一致。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对于一些问题的提法和有些工作的做法，也曾产生过一些不同的认识，但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很快又会一致起来。

1957年11月，彭德怀以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随毛泽东、宋庆龄到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彭德怀发现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跃进。不是一家报纸这样提，而是许多报纸这样提；不是一处这样提，而是许多地方这样提，有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当时，彭德怀对这一新提法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跃进”和“飞跃”是一个意思，它代表着一种质的变化。如果仅仅是说明工农业产值幅度增长比较大一些，那只能算量变，不能叫质变，就不应该叫“跃进”。这是彭德怀对于“跃进”这个口号最早萌生过的一点不同看法。基于这种看法，彭德怀在1958年春节为《解放军报》撰写《元帅和士兵的愿望》专稿的时候，把秘书在文章初稿中使用的“大跃进”，全部改成了“大发展”。

“我和许多人一样”（3）

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出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文中不仅使用了“跃进”这个词，而且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社论写道：“……要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彻底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一个《人民日报》，一个《解放军报》，都是全国性的报纸，同一天发表的文章，提法却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不多见，也是不应该的。彭德怀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他觉得军队应该服从中央统一的提法，和中央一致起来。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示中不仅使用了“大跃进”，而且把它作为一次运动明确地提了出来。指示中写道：“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

彭德怀对于“大跃进”这一提法尽管还有些疑虑，但不论是发表文章和讲话，都严格注意和中央提法保持一致，没有再使用过“大发展”这一提法。

彭德怀真正从思想上接受“大跃进”这个提法，是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彭德怀是3月12日到达成都的。在那次会上，他听了各省省委书记汇报时毛泽东的二十几次插话和他的几次长篇讲话，深受启发。毛泽东在讲话中详细叙述了总路线的形成过程，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已经开始形成，它是在过去八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在全国6亿人和全党1200万党员中，现在认识并从思想上接受这条总路线的，可能还只有少数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接受这条总路线。

毛泽东讲的是当时全党和全国的情况，并无具体所指。但彭德怀却觉得毛主席的话仿佛是专门针对自己的思想情况讲的。特别是毛泽东讲到另一个重要问题——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做的时候，彭德怀受到极大鼓舞，他仿佛又回到战争年代，听到了向敌人发起总攻的号令，热血沸腾了。毛泽东的话言简意赅，通俗深刻，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他说：我们要发扬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创造出来的。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机会主义(帽子)，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脸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也不怕了。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彭德怀确实被打动了。原来对“大跃进”这一口号的疑虑也随之烟消云散。

在成都开会的那些日子里，彭德怀想了很多。他回忆了建国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三反”、“五反”、“镇反”等一连串的胜利，回忆了自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过程，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客观形势，对已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对现实中涌现的新生事物缺乏应有的敏感。他把自己的这种思想状况归结为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太慢。在成都会议后期的谈心会上，彭德怀曾以非常诚挚的态度检查了自己过去对于毛主席的认识。他说：“回想十余年前，有惭愧感，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不是同床异梦，也不是一见如故，而是在两者之间。”他表示，这次会议使他大彻大悟，思想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新的提高。

“我和许多人一样”（4）

成都会议可以说是彭德怀思想上的一个转折。通过这次会议，他在认识上向毛泽东更靠近了。这就为他后来一度执行毛泽东“左”的错误决策打下了思想基础。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点，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批判“反冒进”的错误，把一些不同意生产上搞高指标的人说成“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彭德怀虽然知道毛主席批评的“反冒进”的代表人物是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但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小社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会议还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会议设想通过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的途径，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彭德怀都参加了，是举了手的，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的热情所迷惑”。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建议信里写的这些话，是他当时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

1958年8月30日北戴河会议结束，8月31日彭德怀就乘火车从山海关出发到东北进行考察。9月1日，彭德怀一行到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个坐落在松江平原上、占地50多万平方米的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其他院校一样，正处在“大跃进”的滚滚热浪中。一座座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的墙壁上，悬挂着鼓舞人们“苦战”、“攻关”、“争放卫星”的巨幅标语。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有成群的人在辩论，在思考，在汗流浃背地忙碌着。彭德怀在哈尔滨市招待所住了一夜，9月2日便搬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要亲眼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这座人民解放军科技人员的摇篮，是如何迎接正在全国澎湃兴起的“大跃进”的。

在军事工程学院政委谢有法、副院长刘居英的陪同下，彭德怀深入到各教学系和专业教学组，同教授们进行了交谈，并且亲自察看了许多试验室、实习工厂、学员食堂和进行野外作业的帐篷。考察中，彭德怀听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1958年，彭德怀视察军事工程学院。在学院一系，一位教授告诉他说，我们已经设计出一种新型飞机，这种飞机上的装备，从发现敌机到追踪、瞄准、射击等，全部系统都是自动化的，可以不用飞行员去人工操纵了。

在学院的实习工厂，正在日夜奋战的教师、学员和工人告诉他说，他们已试制成功一种名叫“松花江八号”的拖拉机，这种拖拉机28匹马力，可以烧柴油，没有柴油也可以用煤炭和谷糠作燃料。

在白城军械靶场，一位场的领导告诉他，全场人员正在大搞钢铁生产，根据现有条件，每年可以生产3万到5万吨钢。靶场现有100多台精密机床，场党委决定，每年要用自产的钢制造300～500台机床……

“我和许多人一样”（5）

这些信息中尽管包含着许多不准确和浮夸成分，而当时的彭德怀仍感到深受鼓舞。飞机上的自动化操纵系统、能烧多种燃料的拖拉机(有了拖拉机也就意味着有了坦克)、钢铁、军工厂的精密机床……对于一个戎马生涯几十年的老战士，对于一个统率几百万大军的国防部长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有诱惑力，更激动人心!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当看到自己指挥的部队被敌人强大炮火杀伤，一批批倒下，阵地久攻不克的时候，当看到性能先进的敌机在天空肆虐，用机关炮射杀无辜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用凝固汽油弹把和平的村庄变为一片火海的时候，他日日夜夜所想的、所渴望的，不正是这些东西吗!今后我们可以用自己制造的、性能良好的飞机、坦克、大炮来装备自己的部队了，这怎能不令人感到由衷的兴奋与欣慰呢!

彭德怀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返回沈阳，一路上，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大跃进”的生动图景。在一望无际的松辽平原上，到处是一座座刚刚建起的炼钢的小高炉，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光冲天。列车经过的城镇和车站的墙壁上，贴满了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大字标语和工人农民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向着党所指引的宏伟目标开始跃进了!”彭德怀感到自己的热血在沸腾。在千万群众冲天干劲的鼓舞下，他不但对“大跃进”不再有任何疑虑，而且像许多领导干部一样，成了那场群众运动热情的宣传者、支持者和组织者。在东北地区进行考察时，每到一地，他都热情地鼓舞群众要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每当发现群众有了什么新的发明创造，他都非常认真地记在自己随身带的小本子上。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师们讲话的时候，他曾激动地对大家说：“……过去唱歌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今年解决了!今年粮食产量是7000亿到8400亿斤，明年是10500亿斤，每人平均有1吨粮，什么战争、灾害都不怕了。今年钢产量是1070万吨，明年钢产量是2500万吨，可能达到3000万吨。马克思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

9月21日，彭德怀结束了对东北地区的考察，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从东北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很快给党中央和军委起草了考察报告，报告以兴奋的语调写道：“……两三个月来，军事工程学院在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号召下，基本上树立了‘以我为主，和大胆创造的思想。现在他们已设计出了不少新式武器和战斗器材，有些达到或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种乐观的估量，与当时的现实显然是有很大距离的，但它却反映了彭德怀当时的思想实际。彭德怀不是未卜先知的神灵，而是生活在社会上的活生生的人。在那“大跃进”的浪涛席卷神州大地的狂热的年代，他和许多高级领导同志一样，头脑也狂热过。他曾以非常虔诚的心情，拥护过“大跃进”，并指望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能取得人们原先所期望的、震撼世界的成就。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1）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

彭德怀是在并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奉命上庐山开会的。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七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便不顾旅途疲劳，到旃坛寺国防部大楼去办公。

在旃坛寺国防部大楼，彭德怀和黄克诚两人的办公室是连在一起的，中间仅隔着一间小会议室。一个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一个是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两人平常几乎每天见面，或是开会研讨部队建设的大政方针，或是就某个具体问题交换意见，可以说关系非常密切，无话不谈。分别50多天，两人都感到有许多话要跟对方说。黄克诚首先向彭德怀询问了一些他出访东欧八国的情况和观感，然后向彭德怀介绍了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和部队思想情况。黄克诚虽然年过半百，但头脑清醒，记忆力很好，不用翻笔记本和文字材料，就可以把全国和全军一些重要情况介绍得一清二楚，就连部队当前人员、装备、编制方面的许多数字，他都可以准确地对答如流。

彭德怀静静地听着，使他感到意外和担心的是国内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黄克诚向他介绍情况时说，全国不少地方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省，有的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

彭德怀听完，再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脸上布满阴云，在室内踱来踱去。甘肃省是他亲自考察过的省份，就在几个月之前，省委领导和下面干部还告诉他，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全省每人平均可占有粮食1500斤。过了短短几个月，现在怎么忽然变成了严重缺粮省?

他为自己当时未能了解到真实情况而感到懊悔。

黄克诚补充说，现在中央正采取应急办法，从别的地方往甘肃运粮，但是运输力量又很缺乏。

“部队还能抽出一部分车辆来帮助运粮吗?”彭德怀焦急地问。

“能抽的都已经抽了。不光抽了车辆，海军还抽了部分舰只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了，如果再抽会影响战备。”黄克诚解释着，因为日夜操劳而疲惫的脸上，显出一筹莫展的神色。

“平叛用的车辆呢?”

“西藏平叛虽然已经结束，可是眼下运输力量还不能减少太多。”

沉默。

好长一段时间两人谁也不说话。他们苦思苦想，寻找着既不影响战备又能帮助群众度过灾荒的办法。最后，还是彭德怀以果断的口吻说：

“还要抽。部队再困难也要抽运输力量来帮助地方运粮。”

看来彭德怀的决心已经下定。

“那就只好抽调西藏方面的车辆了。”黄克诚略带难色地说。

长期的并肩战斗、朝暮相处，黄克诚了解彭德怀就如同了解自己的兄长。他知道，彭德怀一旦下了决心，是不容有半点犹豫的，天塌下来也要坚决执行。

“很好地调配一下力量。车辆要抽，西藏的平叛工作也不能受影响——你知道，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世界各国，对我们西藏问题都是很关心的。”

彭德怀态度坚决，犹如斩钉截铁。黄克诚深深感到压在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他表示再与有关部门研究一下，力争把这件事办好。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2）

彭德怀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回国的最初几天里，彭德怀阅读了大量中央文件和各地送来的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材料。他发现国内形势远不像他在国外从报纸上看到的报道那样乐观。在国外，一个驻外使馆的同志曾向他详细介绍了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向全国各级干部发出的“党内通信”，信中着重谈了讲真话的问题。其中写道：“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的而又勉强讲能够做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边跟着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这篇切中时弊、既深刻又精辟的谈话，曾深深打动了彭德怀。他欣喜地想：毛主席的话说得多好啊!如果大家都照主席的话去做，事情就好办了。

可是，现实情况远非如此。

从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逐渐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接着在郑州、武昌、上海等地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全会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区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制定了方针政策，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这些方针、政策、措施虽然部分得到了贯彻，但看来收效甚微。彭德怀接触的大量文字材料告诉他，全国的粮食、日用品、建筑材料、电力、运输……已处于全面紧张状态，而且日益严重。

出国访问期间，各国朋友曾多次向彭德怀问起1958年我军炮击金门和1959年春天平定西藏叛乱的情况，可以看出，各国人民是非常关心中国的统一和强大的。在布达佩斯，彭德怀曾听人详细向他介绍了匈牙利事件的经过和教训，他感触颇深。匈牙利每人每年平均吃到40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红军去镇压。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人、农民真是太好了，他们勤劳勇敢，不怕吃苦，千难万险也要跟党走。彭德怀常想，有这样好的人民，我们的国家还愁不能很快富强起来?

出访归来的彭德怀在听了汇报和看过大量材料之后，陷入深深的忧虑和困惑之中。

1959年6月30日，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部队系统，由黄克诚留守北京，负责担任中央和军委的值班，彭德怀去庐山开会。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3）

接到通知后，彭德怀沉思良久。他想让黄克诚去庐山开会，自己留下值班。彭德怀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出于几种考虑：一是黄克诚是书记处书记，对地方和军队的情况都比较熟悉，研究问题比自己更方便；二是自己刚出访归来，在国外一个多月，每天排得满满的参观、拜访、会谈、宴会、接见、送往迎来等等，使他这个不善外事应酬的人，一天到晚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尽管他身体还好，可毕竟是61岁的人了，回国以后感到很疲劳，想休息一下，抽空看看出访期间积压下的文件和材料。另外，他还想利用这段时间写点东西。

1959年6月16日，彭德怀提出要编一本全面系统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专著，把几十年来有关我军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的经验加以整理，印出来发到部队，作为指导军队建设的教材。彭德怀曾把自己这个想法同办公室主任王焰和秘书郑文翰谈过，准备由他们两人收集材料，负责承办这件事。彭德怀自己也正在考虑为这本书写点文章，所以，他不大想去庐山开会。

当彭德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黄克诚以后，一向不避辛劳的黄克诚却出乎意外地没有立刻表态。以稳重老练著称的黄克诚，此时对问题的考虑比彭德怀更深远、更缜密一些。单就一次会议而言，彭德怀不去，由他去出席完全可以，但这位总参谋长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误解。就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还曾点名批评了彭德怀，口气严厉而且突如其来，使彭德怀一连几天迷惑不解，郁郁不乐。黄克诚对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个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都是很熟悉的。在当前情况下，若因彭德怀不去庐山开会而引起毛泽东的怀疑和误解，那就不好了。想到这里，黄克诚用非常恳切的口吻说：“彭总，这次庐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是政治局委员，指定要你去，你怎么能不去呢?还是我留下来值班，你去开会的好。”黄克诚还说，“你到庐山一面开会，一面还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其他的事情等以后再说。”

无论是彭德怀还是黄克诚，都没有预料到庐山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当时考虑的只是如何维护党的团结，促使国内经济形势尽快地好转。

彭德怀是7月1日早晨到达庐山的。和他一起到达的有贺龙、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康生、张闻天、贾拓夫、李锐等。他们从北京出发，乘一组专列先到武汉，然后换乘江轮到九江，由九江登岸乘汽车上山。在火车上，彭德怀一直埋头阅读这一时期中央发的重要文件、内部资料和群众来信。50多天的八国之行，他与国内隔绝，需要了解的情况太多了。

有一次，保健人员项文芳发现彭德怀吃饭很少，两顿饭都是只吃几口就把碗筷一放便回自己包厢去了。在包厢里，他长时间地凝视着窗外，闷坐不语。小项不敢多问，便在彭德怀吃饭时，站在旁边观察。看到他又是只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就跟过去不安地问：“是不是病了?”

彭德怀轻轻摇摇头。

“是在车上睡眠不好?”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4）

彭德怀又摇了摇头。接着用手指了指窗外说：“你看看他们……叫人怎么还能吃得下去!”

小项这时才注意到，在列车停靠的站台栅栏外边，拥挤着许多逃荒的人。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有的背着肮脏的行李卷儿，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他们一个个面带菜色，手把着站台边的白色栅栏，向列车这边张望着。

项文芳被彭德怀那时刻关心人民疾苦的伟大情感深深触动了，泪水顿时模糊了视线。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的住所。彭德怀投身革命后，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战斗了30多个年头，当面对车窗外那悲惨的场面闷坐不语的时候，他心里想什么?是不是想起了1958年磅礴于全国的那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想起了那一颗比一颗耀眼也更荒唐的粮食“高产卫星”?想起了那几千万人上阵，以群众的铁锅和大片山林作为原料和燃料的大炼钢铁?想起了甘肃河西走廊人民公社食堂那清水煮土豆汤和湖南平江老红军战士那一字一泪请求为人民“鼓咙胡”的诗句?……

彭德怀是带着出访后的疲劳，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到庐山赴会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两次会议互相衔接：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八届八中全会。这说的是会议名称。如果按会议的内容划分，一般人常常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为界，将会议分为两段，前一段是“神仙会”，后一段是反右倾。

彭德怀7月2日到达庐山后，被安排住在河东路一侧的176号别墅。这是一座有一间大厅，两头各有一套卧室、书房、卫生间的设备齐全的英式建筑。房前房后松杉挺拔，院内花草茂密，是个环境优美而安静的住所。

7月的庐山，万木葱郁，百花盛开，景色宜人。奇峰、峭壁、清泉、飞瀑，掩映在松柏绿荫中的一座座造型精美的别墅、疗养院、文化宫，以及数不清的亭、台、楼、榭，把这座屹立在大江和鄱阳湖之滨的青山，装点成了一个超脱于尘世的桃源仙境。特别是那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忽而像轻纱从翠绿的峰顶飘过，忽而似不尽波涛在峡谷中奔腾倾泻。这云雾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术师，为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庐山不断地改变着容颜，给她涂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不知毛泽东是为庐山的秀丽景色所陶醉，还是从手头那厚厚的线装书中受到了某种启示，他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

这次会议原来决定在别处召开，因天气酷热才把会址改到庐山来的。上山之前，与会人员得悉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传达毛泽东提出的13个问题。上山以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也明确说过：“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5）

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庐山举行。在此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图为庐山会议旧址。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中央和各省的领导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克服由于失误造成的种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奋斗，废寝忘食，度过了十分紧张而艰辛的几个月。这次到庐山开会，一可以避避暑，远离尘嚣，让紧张的精神放松一下；二可以坐下来好好想一想，议一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便把某些被搞乱的东西理顺，今后更好地干下去。

7月2日开了一次中央常委会，会上确定的庐山会议正式议程是分组讨论毛泽东先后提出的19个问题。这些问题是：

一、读书。

二、形势。

三、今年的任务。

四、明年的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

六、宣传问题。

七、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

八、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

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

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四大下放权力现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区党委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

十二、公社食堂问题。

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立于不败之地。

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

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

十九、国际问题。

19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全国各地视察过程中，经过反复思索逐渐定下来的，都是现实生活中需要重视加以解决的问题。它体现了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对形势高瞻远瞩的气概。尽管人们一时还琢磨不透毛泽东所提那些问题的主旨所在，出于对领袖的绝对信赖，没有人怀疑毛泽东所提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谈到形势，毛泽东说湖南省委的同志说得很好，他把湖南省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加以精练，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特别是他对国内形势的精辟概括，言简意赅，符合实际，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深受鼓舞。他对会议满怀希望，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6）

会议初期，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每天会外时间，可以看到松林里、凉亭上，人们三三两两地自由交谈。一些诗兴正浓的“秀才”们，聚在一起填词赋诗。夜幕降临之后，灯火辉煌的河对岸小礼堂里舞曲悠扬，人们三五成群地向舞影翩跹的小礼堂走去。

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继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由轻松、融洽变得紧张、压抑。这种变化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是明显的。

认识上的分歧是从对毛泽东那三句话中间四个字的不同解释开始的。对毛泽东所说的“问题不少”究竟应该怎么看?

一部分同志认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系列的会议采取措施后，缺点错误已经纠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热情、最积极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大多是些“实力派”，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封疆大吏”。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就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在华东组的会议上就有人说：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为指标越低越落实，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

另外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值得重视。中央虽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如批评“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的比例失调，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等，但至今收效甚微，有的地方上述现象还在发展，需要继续下大力才能解决。持这种看法的同志，有的是原来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疑虑，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有的开始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烈拥护、积极支持者，但经过一段实践，改变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同志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样做不但不会否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相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彭德怀是属于持后面这种观点的人中的一个。

会议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为六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至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和插话。因为是党的会议，讨论的问题又是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关系着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所以彭德怀仍保持他一贯的风格——知无不言，直言不讳，每次发言他都是开门见山，从不拐弯抹角，有的发言直接涉及毛泽东，他也完全不加以回避：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7）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这句可以称为朴素真理的话，现在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平常。但在50年代后期的中国，在毛泽东的权威至高无上，个人迷信正进入巅峰的情况下，敢于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坦诚地说出这种话的，也只有彭德怀一个。

这句话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巨石，在与会者的心上激起巨大波涛。善良正直的人为彭德怀的直言捏一把汗，受“左”的影响较大，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暗中认为：“这老兄要闯祸了!”

彭德怀发言从来都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他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载再搞，就好了。”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公社，我曾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

彭德怀的有些发言虽然不是批评毛泽东，而是批评别的人，却也联系到毛泽东。例如：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人们知道，“算账派”、“观潮派”都是出自毛泽东之口)

彭德怀的发言，无论是直接批评毛泽东或间接联系到毛泽东的，都会引起毛泽东本人和一些“左”派人物的极大不快，这是可以想象的。

美国作家斯诺在他的著作中曾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在延安时期，在战争年代，在革命队伍里，特别是在党内，人与人都是赤诚相待、肝胆相照的。说话开门见山，不转弯抹角，曾经是我们革命队伍所共有的品质，是我们的优良作风。但解放后，我们党成了执政的党，有人官做大了，地位高了，也沾染上了旧官僚的习气，对下冷若冰霜，对上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工作不负责，办事不认真，高高在上，生活奢侈，中国人那种“不可多得的品质”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了。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8）

而彭德怀却依然故我，仍然保持着他的本色，所以就越显得可贵。

彭德怀在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提出批评时，没有任何个人的得失考虑，目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使全国人民免受灾难和痛苦，也是为了爱护毛泽东本人。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即使当着毛泽东的面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共约50个亿以上，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面带不悦地看了彭德怀一眼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上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毫无疑问，彭德怀的那些发言和在常委会上类似上面那样的插话，都会使毛泽东感到不快。

其实，对1958年“大跃进”有意见的何止一个彭德怀!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7月4日他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储备。看来凡事不可轻信。要有办法让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日子不好混。”

“1958年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都要充分估计。有些同志怕把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要讲清楚，吹点冷空气，就是说你右倾也不要怕。”

“去年11月12月大吃大喝，当时老农已经提出了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像武汉，大家挨饿，还要给你们调粮。”

朱德，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7月6日他也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现阶段，我国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了农民私有性，目前是行不通的。”

“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要自负盈亏。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农民欲富，要使他们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的。这关系到5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还是回家好。多年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很紧，不能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北戴河会议高兴起来了，各项指标和对形势的估计，全从粮食多得不得了出发，结果搞乱了。”

且记住，主张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和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在中央不是别人，首先是毛泽东。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9）

刘少奇、朱德的发言谈的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问题，意见中肯、实在，基本精神和彭德怀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们发言口气缓和，没有公开提到毛泽东。

凭心而论，彭德怀虽然尖锐地提到了毛泽东，但他内心对毛泽东毫无恶意，仍像以往一样，从心底尊敬他。他那样尖锐地提出意见，只不过是为了引起毛泽东对问题的重视，以便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在7月5日小组会后，傍晚散步的时候，彭德怀还和警卫参谋景希珍谈到毛泽东。他说他很赞成毛主席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五不怕”，说能有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他当时深信他的意见会被毛泽东采纳，彭德怀的自信和乐观情绪曾深深地感染了景希珍。

7月7日晚上，彭德怀散步时遇到张闻天(他们两个人的住所相隔只有一条甬道)，两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谈到小组会上的发言，张闻天说：

“现在所搞的小高炉炼铁是得不偿失。”

“我看是有得有失。”彭德怀说。

“你的估计是比较高的，比我乐观……咱们都要很好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就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

“是啊，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停了一下，彭德怀又深有感触地说，“还要好好学习政治经济学。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讲，是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

彭德怀在会上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和会下对他的热情赞扬，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在庐山，经常和彭德怀见面的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外，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水电部副部长李锐，中央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乔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等。他们几个除周惠以外，都在不同时期当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被毛泽东称为“秀才”的人。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是和彭德怀相同或相近的。特别是周小舟，曾向彭德怀反映了许多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情况和问题。7月12日，他曾到176号去看望他们所尊敬的彭老总，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

“彭总，去年粮食产量造了假!”

“为什么呢?”彭德怀问。

“是压出来的。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10）

“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彭德怀愤怒起来。

“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为难地摇摇头。过一会儿他又对彭德怀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我昨天向毛主席谈了一些。”

7月11日晚上，毛泽东确实曾把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召到他住的“美庐”去作了一次长谈。经过是这样的：毛泽东先找了周小舟、周惠到他住的“美庐”去谈话，当他们谈到会上不能畅所欲言，并举例说，李锐发言刚谈到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就被人顶回去了。毛泽东一听，马上让秘书打电话给李锐，让他立刻到“美庐”来。李锐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周小舟、周惠听了都笑起来，气氛轻松而融洽。

周小舟和李锐都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他们在毛泽东面前谈话也比较随便，别人不便说的话他们也敢说。毛泽东对他们仿佛也很喜欢。李锐在沙发上坐好后，毛泽东说今天是找“秀才”们来聊聊，听听他们的“高见”。可是一扯起来，还是毛泽东谈得最多。他说：“19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各部门。否则的话，人家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接着他又讲到大炼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全忘记了，本末倒置!”

毛泽东由此讲到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同错误的认识是在不断的斗争之中。他说：“要有对立面。我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与下半夜就互相打架。”

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他特有的风格，谈话高屋建瓴，思路敏捷开阔，能把细琐的小事与深刻的哲理很自然地结合起来，加以发挥。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的坦诚解剖，使“秀才”们深受感动。趁着毛泽东兴致正浓，周小舟大胆进言说：“主席，高指标是上面压出来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对于如此尖锐的批评，毛泽东不但能听进去，而且还微微点头表示同意。

“秀才”们呼吁请陈云同志出来主管经济，说他搞经济工作很稳重。毛泽东说：“陈云这个人，有长处，也有短处。”他所说的“短处”可能是指1956年陈云和周恩来二人搞的“反冒进”。对于那次的“反冒进”，毛泽东一直是很不满意的。

不过，毛泽东仍明确表示：“同意陈云当总指挥。”

毛泽东还赞扬了陈云，讲了三国时曹兵大败于袁绍，曹操思念郭嘉的故事。“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会议上发言从不拐弯抹角（11）

“秀才”又趁机向毛泽东反映说，会议还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的同志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一谈就扣帽子。所以，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揭出来。

毛泽东说：“转告大家，不要那么沉重。”

“秀才”们又斗胆进言：“1958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粮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

毛泽东当即表示：“以后可以不再提这些口号了。”

交谈中周惠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周小舟、李锐立即建议说，最好将大区组打烂，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这个建议毛泽东当时就欣然接受。

这次谈话持续到深夜，气氛一直是轻松、活跃的。从交谈中，“秀才”们感到主席对纠“左”问题的许多看法，跟他们是一致或接近的。毛泽东乐观的心境和通情达理的豁达态度，也使“秀才”们深受鼓舞。

周小舟把他们在毛泽东那里谈话的情况，向彭德怀详细谈了，并建议说：“彭总，主席对我们的意见是能听得进去的，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当面谈容易谈崩。”彭德怀以非常诚恳的口吻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

“他能看到吗?”周小舟问。

“能看到。”彭德怀说。

彭德怀虽然暂时不想去找毛泽东谈话，但周小舟介绍的与主席长谈的情况，还是使他很受鼓舞。他相信毛主席会非常重视他的意见和他上送的那些材料的。会议一定能顺利地开下去，并取得预期的效果。

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彭德怀还是“秀才”们，都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1）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会议印发的简报中，把彭总意见中那些内容最重要、言词最尖锐的部分，特别是直接涉及毛泽东和在激愤情况下说的一些原话都删去了，变成了口气温和的、与其他同志态度差不多的表态性发言。发现这种情况，彭德怀很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负责整理简报的工作人员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啊。

当时，有一个人对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从心眼里感到不舒服，这个人就是1958年5月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

柯庆施在批判“反冒进”中，以所谓“革命激进派”代表的姿态作了出色的表演，因而博得了毛泽东的青睐，可以说他是黄浦江畔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星”。1958年组织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块文章，积极鼓吹“大跃进”的是他；在上海华东区工作会议上提出每年要搞6000万吨钢高指标的是他；在成都会议上起劲宣传“对毛主席就是要迷信”的也是他。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一个时期内曾出现了一种荒谬透顶的理论：“对毛主席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这不禁使人想起10年浩劫中林彪那两句“名言”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相比之下，林彪的“格言”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在柯庆施看来，彭德怀那些尖锐的发言，简直是大逆不道，应该立即加以挞伐!

但是，目前他还只是潜心研究简报和观察会议动向，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时机未到。

注意研究彭德怀发言的除了柯庆施以外，还有个别人，比如康生等。但他们看到彭德怀的发言在会上博得那么多人的赞同，也只能面带苦笑地沉默着。

7月10日，在各组长的联席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一次讲话。他首先从形势谈起，他说：“对形势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接着，按他自己特有的习惯，纵横驰骋地把话题扯开来：

“有人说我们人心丧尽，说我们天安门工程犹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党内也有人议论纷纷，如天津有的局、科长议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上海有个党委书记否定1958年‘大跃进’，大辩论中，杀头也不承认‘大跃进’好。后来到家乡调查，看到确实增了产，才算服了气。可以不杀头，进行教育。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得’是什么，‘失’是什么。”

“去年四件事，钢铁翻番，基建项目1900多个，粮食翻番，大办人民公社。忽视了综合平衡，引起了各方面不满。这些缺点都承认。但是，有人因此从根本上否定总路线、‘大跃进’。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2）

“打仗，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三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威信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的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成绩与错误可能是十个指头与两个指头、三个指头、七个指头、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

“一年来有好的经验与坏的经验，不能说光有坏的、错误的经验。”

“北戴河会议后，一部分问题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当时不公布就好了。郑州、武昌、上海、庐山，逐步认识了客观规律，腰杆子才硬起来。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嘛!”

“对‘左’的错误要批评，但不应该总是扳住不放；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现在已经批了九个月的‘左’，差不多了，应赶快抓工作，争取1959年的跃进。”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

“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

“北戴河会议以来，虽然有些事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我自己负了责任。有些事可能是主观主义的，但是，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那么多经验。”

毛泽东的整个讲话，情绪乐观，态度轻松，显得通情达理，也很真诚。当然，谈话的倾向性也是很明显的。虽然他说到了去年的缺点错误，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仍然是充分肯定的。他还一再提到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供给制。对1958年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坚持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谈话中批评了“得不偿失”论。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虽然经过几次调整，设想仍然过高，他谈话中对此并未涉及。在毛泽东看来，经过中央一系列的会议，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已经克服。

在这次谈话中，有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毛泽东已不再提纠“左”的问题，却又一次提出了“同右派作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与当时全国城乡出现并日益发展的严峻形势相距甚远。

也是在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指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吴冷西、李锐和田家英，成立一个起草文件的小组，胡乔木任组长。由他们负责把各组对19个问题的讨论意见加以集中、归纳、整理，写出庐山会议议定的记录(草案)，印发各组研究修改，准备最后定稿，然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会议原计划开半个月左右，胡乔木等人搞的会议纪要须在会议结束前搞出来。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3）

会议纪要的草稿，14日印发给各组，名叫《关于形势和任务--1959年7月2日至×日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这个文件在第一个问题“形势和任务”中，也只概括地讲到“比例失调”、“共产风”和“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等现象，既未讲到上述缺点错误引起的严重后果，更没有认真探讨产生上述问题的思想根源。在讨论这个“议定记录”稿时，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文件。

另外，有一部分“神仙”对这个文件非常不满，认为抹煞了他们的伟大成绩，因而纷纷起而指责“议定记录”：

“对‘大跃进’的成绩写得不够，缺点问题写得太多了!”

“对形势的估计太泄气了，是给群众泼冷水，是右倾!”

“应当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伟大成绩，强调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记录”谈到产生缺点的原因时有这样一句话：“对于1958年以前我国建设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这样一句并不过分的话却受攻击最厉害，有人说：“看到这句话我就读不下去了!”

会议表示将考虑大家意见，让“秀才”们根据大家意见继续对“议定记录”进行修改。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再用几天时间把“议定记录”修改好，通过一下，印发下去，庐山会议就可以按期结束了。许多人已看出这种趋势，会上人们不再谈什么缺点、问题，研究经验教训的空气也很淡薄了。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已在筹划下山的路线和交通问题。一种大功告成、洋洋自得的情绪洋溢在庐山会议人员住所的里里外外。

对这种状况最感失望和焦虑的是彭德怀。他觉得庐山会议的结果与他原来对会议的期望相距太远了。特别是当听到会议将于7月15日按时结束的消息后，他的焦虑就更重了：开了这么多天会，什么问题也没解决，难道就这样结束了?

在彭德怀看来，什么“高产卫星”、“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事物的表面，只有从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去找找根源，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在今后工作中避免失误，才能使目前已濒临危机边缘的情况得到扭转。可是听了毛泽东在组长联席会上的讲话，彭德怀感到主席并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会议如果就这样草草结束，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的“左”的错误就不可能得到纠正，去年“大跃进”造成的那些严重后果，不仅不会消除，还会进一步恶化；人民已经很深重的痛苦，还会加重。“群众迫切希望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做，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干什么!”

彭德怀喜欢说“热锅上的蚂蚁”，用这句成语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是很确切的。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4）

7月12日上午，彻夜未眠的彭德怀踩着晨露向毛泽东住的“美庐”走去。经过一夜的反复思索之后，他决心去找毛泽东面谈一次，把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看法、想法统统告诉他，希望他能在会议上把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再着重讲一讲。凭着他的崇高威望，他的话对扭转被动局面一定会发生巨大作用。

但事有不巧，“美庐”的警卫人员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有睡，刚刚躺下。

彭德怀只好失望而归。

过去在井冈山有事去找毛泽东，如果他在睡觉，进屋去把被窝掀掉叫他起来就是。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一次为了汇报前线情况和商讨军机大事，彭德怀也曾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只身闯入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也只好披着睡衣接见了他。谈完要谈的问题，毛泽东还用赞许又无可奈何的口吻笑着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进来提意见!”

现在的情况虽然也紧急，但毕竟已不是战争年代。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国家机器的日益巩固、强化，两个人的关系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到毛泽东住的“美庐”，走林荫甬道不过200米，但在彭德怀心理上却是关山阻隔。

一次面谈的机会失掉了，这是一次对于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阴错阳差。

当晚，彭德怀从周恩来总理处开会回来，对随行参谋王承光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一般性的问题，听不到有思想性的发言。我在西北小组会上讲的一些意见，简报上也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

随行参谋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彭德怀又说：“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可是在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下。主席讲一讲会有很大作用的。”

这是彭德怀第一次明确表露要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在此之前，还有一次，周小舟到176号去看望彭德怀时，两人也曾谈到写信问题。彭德怀在自己“笔记”中记下的情况是这样的：周小舟向彭德怀问了一些他出访八国的情况后，话题转到这次会议上，彭德怀问周小舟：“你们小组对于国内形势讨论得怎样?”

周小舟说：“不怎么样。讨论不容易展开。”

周小舟还谈到在小组会上发言时，只要一谈缺点和问题就会被人打断的情况。

彭德怀说：“西北小组讨论得还不错。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把没有讲完的意见，写一封信给主席。”

周小舟说：“你同主席当面谈谈不好吗?”

彭德怀说：“当面谈固然很好，不过我说话总是不容易说完全，又喜欢顶人。主席虽然很好谈话，但他对问题的看法很尖锐，看得很深，对问题没有很好研究时，当面谈不仅浪费他的时间，有时还容易引起误会。”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5）

周小舟说：“那你就写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和插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怀笑着说：“你当了我的参谋了。”

可以看出，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前，彭德怀曾作过反复考虑，他的心情是急切而坦荡的。

就这样，7月12日中午，彭德怀把参谋王承光叫来对他说：“有个事说说。”

彭德怀坐在藤椅上，拿着他自己写好的一个简单提纲，向参谋王承光口述了他准备给毛主席写信的内容，并嘱咐王承光：“成绩要讲充分，计委有材料，可以去找一找，你先把初稿写起来。”说完，彭德怀就去开会了。

7月13日，王承光把写好的初稿交彭德怀，彭德怀仔细修改后交还他抄清楚。7月14日上午，彭德怀又对抄好的信稿作了修改，然后让王承光誊清。7月14日下午，彭德怀把信稿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于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由王承光直接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这就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的简单过程。

从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决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是他在自己赴全国各地做了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看了大量反映国内经济情况的材料，和熟悉情况的同志作了交谈，又看了会议简报，听了许多同志在会上的发言之后，经过反复考虑而作出的决定。当时他认为“有不同意见，不应该隐瞒，写信或面谈都是应该的，有错误公诸讨论也是应该的。”(《庐山笔记》)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在庐山会议上接受批判时，彭德怀一直坚持说这封信是他自己花了一夜的功夫写成的，而不说别人参与了此事，为的是避免株连身边的工作人员。彭德怀在信的初稿上修改得较乱，致使王承光在抄信时，把“有得有失”错抄成“有失有得”，为此，毛泽东曾尖锐指责说把“得”放在后面，“失”放在前面，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为了保护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作一句解释和辩驳。

彭德怀写给毛主席的是一封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信。没料到，就是这样一封信，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改变了庐山会议的进程和性质，也给彭德怀本人招来了一场大祸。鉴于这封信的特殊的历史价值，我们还是把信的全文抄录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长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来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6）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的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美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贫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7）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所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件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8）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有不同意见就不应该隐瞒（9）

对于彭德怀这封曾触发了一场巨大政治风暴的信，历史已经有了评价，我们的后人将会继续对它作出评论。

信送上去之后，彭德怀是怀着如释重负的轻松心情等待毛泽东的回音的。他丝毫没有感到他的信和他这种做法在动机和组织原则上有什么不妥之处。从萌生了写信的念头之后，他就多次向人说过：有些意见少奇、恩来同志都不便讲，陈云、小平同志又都未参加庐山会议，只是他来谈比较适当。说错了，主席生气也没有关系，可以批评，“撤销国防部长也可以”。“如果有意见不讲出来，那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彭德怀按照自己对毛泽东的了解，对他那封信的命运作过三种估计：

一、主席看完信找他去谈谈；

二、把信拿到中央常委会上去议一议或作批示后传阅；

三、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参考。

彭德怀的猜测都落空了。毛泽东对他那封信的处理方式，出乎彭德怀和其他许多同志的意料。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1）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

毛泽东在庐山的住所“美庐”，原是本世纪初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巴瑞女士修建的一座别墅。1928年巴瑞回国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蒋介石。1930年4月，蒋介石以其夫人宋美龄之名，亲自题写了“美庐”二字，镌刻在园中的卧牛石上，从此人们便把这座别墅叫作“美庐”。

“美庐”是庐山千余座别墅中比较高大和豪华的一座，两层楼房全部用花岗岩砌成，二楼有可以俯瞰庐山东谷的宽大阳台和三四十平方米的大会客室。高大的卧室内光线充足，陈设考究，古香古色。当年蒋介石夫妇常来这里避暑。1959年庐山开会时，毛泽东便住在这里，别墅门牌编号为180。经过修葺后，庭院仍维持原貌，室内陈设也都保持中国风格，整座别墅，气氛恬静而雅致。

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认真阅读并研究过了，他既没有立刻对信作出评论，也没有跟其他人提起这封信，而是不动声色地让那封信在“美庐”书房内那宽大明亮的写字台上静静地躺了两天。

两天中，毛泽东主席的生活起居一切如常。白天，人们看到他独自在“美庐”后面的松林里散步，或者坐在阳台上的藤椅里悠闲地抽着烟，观赏东谷的美丽景色。晚上，有时他坐在写字台前批阅文件，有时埋头在大沙发里，翻阅派人新从山下找来的一册册线装书，仿佛生活中什么事都不曾发生。

其实，毛泽东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每当要作出一项重大的决策之前，他总要让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把面临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得失利弊，认真仔细地思索一番，找出他自己认为最适宜的方案，才果断地采取行动。一旦决心下定，就坚持到底，百折不回。这是毛泽东从幼年时候起就养成的处事习惯。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这种遇事沉着、深思熟虑和处理问题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的作风，几十年来曾使毛泽东在形势严峻的关键时刻，从危局中挽救了党，作出过许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亿万人民的幸福休戚相关的英明决策。但1959年在庐山，他经过两天的苦思冥想之后作出的，却是一个给党的事业和他个人都带来严重损害的灾难性的决定。

7月16日，毛泽东提笔在彭德怀写给他“亲启”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7月16日上午，毛泽东找当时在庐山的几位常委谈了话。他提到彭德怀的信并对常委们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关于会议的开法，毛泽东提议把会议讨论时间延长一周，并且通知留在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参加讨论。打电话时还对彭真说，如果林彪身体情况允许，请他也一起上山。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2）

就在同一天，会议将原来的编组重新划分。由原来按大区编成的六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六个小组。混合编组的建议原是由“秀才”们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交流情况，但现在这样做当然增添了另一层含义，就是为了消除彭德怀在某些小组的影响。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如果我当时想到此信会要印发的话，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和分析一下。”(《庐山笔记》)他摸不透主席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

彭德怀心中隐隐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出于对自己行为的自信，他又想：让大家讨论一下也好，真理越辩越明嘛!

7月17日上午，与会人员每人得到一份刚印出的《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并被告知：从即日起，结合讨论“议定记录”，同时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在与会者阅读“意见书”的同时，毛泽东按照他的既定计划，开始进行自己的工作。

7月17日下午5点钟，毛泽东再次把“秀才”们找到“美庐”去谈话。这次去谈话的除参加7月11日晚上谈话的周小舟、周惠、李锐外，又增加了两位：胡乔木、田家英。

谈话从下午5时开始，像往常一样，乍听上去，仿佛并无一定主题，而是天南海北的漫谈。当然还是毛泽东谈得最多。他先从形势谈起，毛泽东说：“总路线能有多少人拥护?我看真有70%的人拥护就不得了喽。拥护者中真正骨干有30％就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又谈到“乱”的问题。谈到1957年反右以前的情况。“秀才”们主张“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为好。”他们说社会跟人体一样，如果“乱”得太厉害，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就无法治了。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毛泽东亮出了他历来坚持的观点。

话题转到当前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你们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本人便是一个。我是机会主义头子。”

接着，毛泽东又反复讲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如果以此来证明当前经济上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是正常的，“秀才”们恐怕不会同意。但因没有摸清毛泽东此话的本意，所以大家没有表态，他们在细细品味毛泽东那番话的含义。

谈到由谁来主管经济工作问题，“秀才”们再次进言，还是让陈云同志挂帅好。胡乔木补充说：“少奇同志意见，也是由陈云同志主管计委好。”对此，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3）

最后谈到了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正面谈信的本身，却谈起了洛川会议。又说：“华北军分会的决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接着谈了洛川会议前后的经过。“秀才”们这才意识到主席是在说彭德怀的“历史问题”。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钟。表面看，毛泽东的心情是平静的，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人，只是反复说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指各省的头头们)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谈话后毛泽东还请“秀才”们一起吃了晚饭，并以茅台酒相招待，气氛亲切而和谐。这一天彭德怀的“意见书”刚印发，从毛泽东跟“秀才”们的谈话中，还看不出立刻要发起反击的迹象。但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人却感到那天晚上的谈话与11日晚上的谈话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主席的有些话令人捉摸不透，比如，他为什么说要交几个右派朋友?为什么要谈洛川会议?这是不是在暗示“秀才”们说彭德怀历史上有问题，不要跟他搞到一块儿去?

彭德怀的“意见书”使原已沉寂下来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人们的发言由研究修改“议定记录”(草稿)转向集中讨论“意见书”。许多人受到启发，开始谈出自己对形势的真实看法，模糊的观点趋向明朗，会上开始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小组讨论逐步深入。

7月17日~22日，各组共讨论了六天，总的情况是：完全赞同和明确反对“意见书”的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同志基本上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意见书”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讲够了，但在第二部分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时，有的地方讲得重了一点。还有的同志说“意见书”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治性的”等说法不妥，值得斟酌。在赞同“意见书”的发言中，包括参加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几位“秀才”。他们感到彭德怀信里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彭总说出了他们心中未能说出的话。有的“秀才”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于这样写”。他们都认为，彭总的信引导大家畅所欲言，打破会议的沉闷空气，把讨论继续引向深入很有好处。当在讨论中听到有人批评信里的某些提法不妥时，他们还主动起来为彭德怀解释、辩护。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们说：彭总信中说的是局部、暂时现象。有的地方热得过火，有的县提出三五天消灭文盲，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并不过分。

关于“政治性”一语的提法，他们说：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说它是政治性也未尝不可。过去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文件的批语中，也说过市场紧张是政治问题。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都称赞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而大胆直言的精神。有一位省委领导同志说：“彭总那封信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法需要斟酌，但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字句可以不去计较，要看总的精神，我们目前很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有一位在中央搞工业领导工作的同志看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深受感动，在会上联系自己作检讨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了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致造成这种后果，想起来感到很沉重。”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4）

彭德怀是7月17日收到他那封信的打印稿的。7月19日他在小组会上作了说明，他说：“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完全写明我的本意，有些不大合逻辑的地方。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后将此信收回，不要下发。”

在讨论中，发言是热烈的，相当多的同志开始畅所欲言。无论是赞同或基本赞同彭德怀意见的，或是联系自己思想、工作作检讨的，态度都是真诚的，都是由衷之言，这与会议前一段的沉闷、压抑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个别同志，基于对毛泽东和当时政治形势的深刻了解，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大约是7月18日，在田家英的住处，几个“秀才”谈起了彭德怀的信，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要惹乱子。”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究竟是什么态度，当时谁也摸不清。只是后来听说，毛泽东与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的时候，谈到彭德怀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时，毛泽东说过：“现在我不发言。”

在为数众多的赞同的发言中，最重要的就是黄克诚、周小舟和张闻天三个人的发言了。他们三人都因此而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

黄克诚是7月17日早晨才到达庐山的，上山后也住在彭德怀住的176号。他俩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黄克诚对彭德怀的信并不是完全赞同的。到庐山后第一次见面，彭德怀就问黄克诚：“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率地说：“我看了，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在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上，黄克诚作了第一次发言。他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认为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问题不少”，两头是一致的。他说他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此外，他又补充了以下几点：

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

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

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认为，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后果是：

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

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了影响。

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5）

他还指出：“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

黄克诚在发言中没有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政治性”等词句，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德怀的信基本上是一致的。

7月19日，周小舟在第二组小组会上有一个发言，他认为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他赞成刘少奇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他说，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周小舟明确表示：“我认为彭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在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言中，最系统、观点最鲜明、对问题的阐述最透彻、最深刻的，要算7月21日小组会上张闻天的发言了。

张闻天的长篇发言共讲了13个问题：“大跃进”的成绩；缺点；缺点的后果；对缺点的估计；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必要；光明前途问题；关于彭德怀的意见书；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张闻天的发言逻辑严密，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入木三分，是一篇闪耀着理论光辉、充满着科学批判精神的宣言。庐山会议开幕迄今20多天来，像这样态度严肃、内容精辟的发言还没有第二份。

张闻天发言中对“大跃进”中问题的看法，是和彭德怀完全一致的。他列举了许多说服力很强的数字和实例，说明“大跃进”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巨大损失：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

“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

“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的失调，引起很大损失。”

“所谓‘元帅升帐’，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比例发展的法则……”

“问题不单是赔了50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7000万至9000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

“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

谈到产生缺点错误的根源，张闻天说：“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而不达，好事变坏事。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的。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6）

“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意义?是否注意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

“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从这些发言中不难看出，其批评的锋芒不只是指向那些搞浮夸、“升虚火”瞎指挥的省委书记们，也指向最早提出某些片面口号的毛泽东本人。可能是受到彭德怀“意见书”的启发和鼓舞，张闻天这个向来处事谨慎的理论家，在发言时竟直言不讳，无所顾忌，不怕“触犯龙颜”，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非凡的勇气。张闻天不仅毫无保留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表现了毫不含糊的赞同与支持：

“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10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个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关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参谋在抄稿时错成‘有失有得’，前已说明--笔者注)。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

“当然，各地区、各部门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7）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倾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在张闻天谈的13个问题中，包括一个人人都说重要而又人人都怕触及的问题--党内民主作风问题。可以说它是庐山这场现代悲剧的一个重要根源。但在那个生活被扭曲的年代，谈论这个问题是要担风险的。

党内民主问题，毛泽东过去讲得很多，讲起来也很生动，很感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不仅是党内民主最热情、最积极的倡导者，而且在维护与实行党内民主方面，曾是全党的光辉典范。可是在“大跃进”那个时期他所做的，特别是在庐山正在做的，却和“党内民主”这几个字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一点，到会的众多高级干部并不是看不到，而是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谁也不想讲，不愿讲，不敢讲。于是，党内民主这个关系着党的盛衰存亡的神圣课题，就成了谁都怕涉足的禁区。现在，张闻天却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决心去“闯祸”了。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被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8）

“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已经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不对……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多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随着发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张闻天是在他所在的华东组的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以反“右倾保守”而正在走红的“左”派代表人物柯庆施。他早已看透张闻天那按捺不住的心态了。所以，21日上午会议一开始，他便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口气发出了邀请：“洛甫同志，是不是你来谈一谈?”

这种“邀请”是显而易见的，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而张闻天却没有理会它，他以近似绅士的派头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两个手指扶了扶深度的近视眼镜，开始侃侃而谈。他以外交家的从容态度，回答一些人用插话方式提出来的一些质疑，耐心地倾听别人的发言。质问也好，粗鲁的插话也好，都不能干扰他清晰的思路。质问插话一完，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直到把自己要讲的话讲完，才如释重负似地舒了一口气，端起茶几上的青瓷杯来呷了一口茶，小心翼翼地把面前摊开的发言提纲折好，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柯庆施的不同看法和有些同志的偏激情绪，张闻天并非没有察觉，而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在张闻天看来，彭总的“意见书”是理应得到支持和赞扬的，因为它所代表的才是我们党的正气，他的意见传达的才真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像彭总“意见书”中那样一些非常难得的真知灼见如果在会上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冷遇，那才是我们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莫大耻辱呢!

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还有许多同志虽然不很系统但观点鲜明的发言，都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有力支持。彭德怀的信是为人民“鼓咙胡”，他的“鼓咙胡”在庐山引起了巨大的回响，这回响是那样强大、猛烈，就像8月钱塘潮一样呼啸奔腾而来，势不可当。

张闻天和彭德怀不在一个小组，事先张闻天也没有对彭总说过他将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言。只是在发言之后，7月21日傍晚外出散步的时候，张闻天在树林里遇到彭德怀，才走过去说：“彭总，今天我对你的信支援了一下。”彭德怀随口说了一句：“我不要你支援。”说完就转到别的话题上。临分手的时候，彭德怀问了一句：“你发言尽谈了些什么?”张闻天说：“晚上我把提纲送给你看看。”

当天晚上，张闻天派秘书把自己的发言提纲(实际上是发言草稿)送给彭德怀，由于字迹模糊，涂改得较乱，看起来困难，彭德怀让参谋把稿子念了一遍。彭德怀听完之后说了一句：“张闻天讲得不少啊!”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9）

自己的意见被别人理解，有人支持，彭德怀当然感到高兴和宽慰，仅此而已。他既没有对张闻天的发言加以评论，事后也没有再与张闻天谈起他的发言。就这样，在会议期间两个人完全属于正常的接触，后来竟成了什么“军事俱乐部”有组织的“反党活动”。

在分组讨论“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各组讨论的情况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鉴于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意见书”中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作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在听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消息之后仓促写成的。他承认他的信在文字上、逻辑上的确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严密，未能充分表达他的本意。他欢迎大家对信多提意见。他说他的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中央留下存入档案。

事后证明，彭德怀的这些完全出于诚意的解释、说明、要求都是徒劳的。他的信已作为“反党罪证”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和少数“左”派人物的手中了。

对“意见书”持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不多，能量颇大。但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他们很少发言，发言时也是笼统、含蓄地提到彭德怀的信“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等等。比较尖锐和鲜明的反对的意见，不是在会上，而是在会外，在餐厅里和树林里表现出来。在餐厅就餐时，有的同志就对身边的人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是指的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还有，说我们处理经济问题时，没有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又是指的谁?我看这些话都是有所指的。”

有人明确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刺”很多，“是影射毛主席的”。更有人加以发展和推断，说“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才能纠正错误喽!”

应当说，在持反对意见的人中，多数人也是一片好心。他们在从彭德怀的信中仔细挑“刺”的时候，也并无恶意，他们主观上是在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利益，在那个时代，维护党的利益当然就要无条件地维护毛泽东的最高权威。

当然，其中也有少数是持有顽固的“左”的观点的人和个别怀有卑鄙个人目的的人。不过，这些人的面目当时并不明朗，他们有的沉默，有的听完别人发言还附和几句。整个会议气氛就像仲夏雷雨即将到来的闷热天气一样令人窒息、烦躁。两种力量在周旋，在凝聚，在角逐，在暗中对抗。之所以迟迟不明朗，是因为还缺少一个“引爆”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还没有明确表态。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1）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

经过几天的阅读材料、找人谈话和反复思索，毛泽东终于开口讲话了。

7月23日大会发出通知：上午召开全体会议，听主席讲话。

当人们三三两两夹着会议文件袋向大会会场走去的时候，所有人心里都在猜测着今天主席可能会讲什么。

不知为什么，今天毛泽东一改他往日那轻松、潇洒，边走边幽默地向人打招呼的习惯，进入会场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全体会议的突然召开和毛泽东面部表情的变化，使会场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鸦雀无声。

等人们都在座位上坐好之后，大会主持者立即宣布请毛主席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是以平淡的口气开始的，仍保持着他特有的演讲风格：通俗风趣，由浅入深，逐步揭示主题。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此，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就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

毛泽东所说的“一触即跳”的人，是指那些听不进对“大跃进”有批评意见的人。“感到有压力”的人，自然多半是那些提出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的人。

“人有一个嘴巴，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讲到此处，毛泽东开始激动起来。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万里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毛泽东列举了江西省党校一些人反对“大跃进”的情况之后说：

“现在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样一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于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的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交通、商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2）

上面这一大段漫谈式的讲话，乍听去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其实主旨是很清楚的，是在给“一触即跳”的人做工作，为他们鼓劲，坚定他们的信心。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

听到此处，人们才恍然大悟：主席今天的讲话主要是对着彭德怀来的。

毛泽东讲了去年7、8、9三个月先后有几十万人到遂平嵖岈公社、徐水、七里营等地去参观取经的例子之后，说：

“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

“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即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毛泽东在讲上面这段话时，调子是激越和愤慨的。可以看出，他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指责是非常反感和气愤的。

讲到“共产风”，毛泽东的口气稍微温和一些，他说：

“‘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抽款’，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大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今年3、4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

“为什么一个月能刹住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信，有历史材料为证。今年3、4月或加上5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了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

毛泽东的思路又从现实问题延伸开去，讲到干部应当学习政治经济学。他说，文化水平低不要紧，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胜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竟，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回到现实问题上，调子变得激昂起来：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

“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怪。我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它一两个星期。”

从这段措辞激烈的话里，人们清楚感到毛泽东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也明白了他为什么在沉默了好多天之后才讲话。所有与会者对毛泽东讲话的锋芒所向已非常清楚，多数人对情况突然变得如此严重缺乏精神准备，因而感到有些困惑与惶惶然。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3）

会场上气氛是凝重、压抑的。

彭德怀坐在自己座位上，脸上的表情冷峻而痛苦。毛泽东的讲话在继续着：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边讲?”

“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蒋帮叫我们‘秧歌王朝’。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

毛泽东说他现在不讲是什么性质，但当一谈到具体问题，他却毫不含糊地为问题定了性：

“比如说，‘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戴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毛泽东又一次提到1956年的那次“反冒进”，说：

“那次反冒进的人，恩来这次就站住脚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

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如何对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他以自己惯用的极而言之的比喻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全国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报纸上光登坏事，一定灭亡。

讲到此处，毛泽东的情绪更加激动起来，迸出了下面一段分量重得令人震惊的话：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到会人员，包括平日和毛泽东接触较多的中央领导，听毛泽东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激愤地讲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这还是第一次。会场上的空气凝固了。

在一阵激烈言辞的“炮火急袭”之后，毛泽东的语调又缓和下来，用规劝的口吻说：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他说有些同志：

“他们不是右派……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距右派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话是在大庭广众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毛泽东又谈到食堂问题，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

他主张试试看，不要散掉：“不是讲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

毛泽东把脸转向坐在他另一边的朱德，说：“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

毛泽东这里实际上是在批评朱德，因为朱德曾在中南组的会议上不只一次地说过，农村搞公共食堂，农民吃了大亏，很不满意，他说：“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4）

接着，毛泽东批评了有些人对农村公共食堂的责难，说他们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还引用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来告诫大家：不要像宋玉那样，把自己说成一朵花，完美无缺；攻击别人时则抓住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

毛泽东的思绪展开巨大的翅膀，在古今中外广阔无垠的知识领域自由翱翔，从宋玉讲到孔夫子，又从孔夫子讲到列宁。他说：“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

讲到“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

“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对建设也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没有领导哪来英明！58、59年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周、陈)，实在是一大堆事未办。”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钢铁指标柯老讲600万吨，我6月讲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该绝子灭孙。补贴8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实质内容讲完之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要敢于讲话，不能明哲保身。他说：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今天我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的，一种是方向有问题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问题他无发明权，有建议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他建议写的。他说他主要有两条“罪状”，一条是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一条是人民公社，全世界都反对。但他仍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他坚信他所倡导的事业不会失败，只是“多付了一些学费”。他说：

“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说是就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到列宁时候才来。那不是急性病?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的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责任问题：“第一责任是我。”他说：“1070万吨钢，9000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闯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毛泽东像打开了水库的闸门一样，以一泻千里的气势，用几句通俗的话结束了他的长篇演讲，讲完就宣布散会。

毛泽东近三个小时的讲话，犹如一阵突然降临的倾盆大雨，使所有的人感到震惊、惶恐、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事态一下子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从会场里走出来的时候，多数人的心情是沉重的，人群里看不到轻松开朗的笑容，也听不见畅快的谈论，而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这与前些天出现的自由交谈、热烈争论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5）

对彭德怀来说，毛泽东的讲话当然更是晴天霹雳、闷头一棒。这次打击是那样沉重，来得又如此突然，几乎使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丧失自制。他以极大的耐力压制着内心的痛苦，听完了毛泽东的长篇讲话，激动地走出会场。下了礼堂门外的台阶走出不远，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委屈与埋怨情绪推动着，彭德怀迎过去，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7月14日的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怔了一下。在这种场合竟有人用质问的口气来对他讲话(至少他自己认为)，这是过去很少有过的。但他情绪上的惊愕也只是暂短的一瞬，接着眉头微微一皱，冷着脸从容回答说：

“你也没有讲不要我印发吧?”

毛泽东的回答，使彭德怀这个不善辞令的“老总”一时语塞，头都要爆炸了。有一种说不出的苦辣滋味直冲心头。他感到毛泽东的这个回答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他没想到他一向敬重的毛主席会作出这样的回答。如果倒退二三十年，在彭德怀血气方刚之时，他一定会同毛泽东大吵起来，甚至骂娘。现在他毕竟成熟多了。他本来还有话要说，还是强咽下去了。正在这时，周恩来派人通知彭德怀去开会，彭德怀忍住一腔怒火，转身向总理住所走去。

中午，彭德怀回到自己住的176号，和黄克诚一起用餐。

两个人相对无言，没说一句话。黄克诚只吃了几口饭，把碗一推，站起来走了。彭德怀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离席而去。回到自己的住室，彭德怀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香烟，吸两口，熄灭；接着，又点上一支，又熄灭，丢进烟灰缸……

桌上堆着一摞文件，他拿过一份，信手翻两页，看不下去，又把它丢在桌上。

整一个下午，他恍恍惚惚，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痛苦，烦躁，受到不公正对待后的委屈和忿忿不平的情绪在他心中骚动。毛泽东上午那一顿尖刻的、带有嘲讽意味的批评，很多问题他实在想不通啊！从彭德怀亲笔写下的《庐山笔记》中知道，受到毛泽东突如其来的批评之后，好多天他脑子里反复想的是这样一些问题：

--我7月14日的信上，开头就写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并且列举了许多具体事实和数字来说明“大跃进”的伟大成绩。我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出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和对今后工作建议的。“意见书”在这里对庐山会议表示了克服困难、纠正缺点错误的充分信心，没有丝毫悲观失望情绪，这又有什么不对，这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性)呢?

--正因为我真心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才在7月14日的信里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例如：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和作风上的不够实事求是、浮夸作风。明知农业技术落后，生产力很低，还从各方面抽走农业劳动力，使农业生产更落后，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实际上成了空话。工业建设遍地开花，更增加了农业战线上许多困难，扩大了工农业的比例失调，许多轻工业原料直接依赖农业的发展，由于农业落后，使不少轻工业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不仅农村和城市主副食品紧张，日用百货也有许多脱销，也就造成市场紧张，到1959年上半年愈见严重，这难道不叫比例失调又叫做什么呢?由于比例失调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难道不会影响动员广大群众继续跃进吗?难道不是关键所在吗?人为的错误难道不应该使同志们忧虑吗?“意见书”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还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这难道不合乎事实吗?这怎么就成了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呢?我信中列举的那些具体工作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问题是不是事实呢?

怎样对党对人民有利（6）

--我的信里，在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之后，紧接着说，“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里首先说的是我自己和其他不少同志，没有说所有同志，也没有说中央哪个领导，更没有说广大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怎么能说是给几亿人民“泼冷水”，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呢?

--我在信的开头明明写了是“给你作参考”，还写了“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患难相处30年，我那封信即使有严重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事先也应该找我谈谈呀，为什么采用这种突然的、出人意料之外的方式处理呢?

特别使彭德怀感到惊异和伤心的是毛泽东的那几句话：“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彭德怀上书进言，目的无非是建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怎么能提到跟不跟你走的问题呢?

彭德怀在他的《庐山笔记》中写道：“这里明白说出，(我)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

可是，要让一向刚直不阿的彭德怀向谬误低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彭德怀在《庐山笔记》中写道：“像我这个人，十一种自由主义或多或少都有些，惟‘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种明哲保身的常识我没有。所以应该挨打。挨打也不应该屈服。”

一连几天，彭德怀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晚上在床上躺下，辗转反侧睡不着，又起来，背着手在房里踱来踱去。176号窗上的灯光从深夜直亮到天明。这些征候引起了保健人员的不安。保健科一面叮嘱警卫参谋景希珍，要更好地照顾首长，劝首长注意休息；一方面告诉负责彭德怀保健工作的小项：“送安眠药要注意限量。每天要看着首长服完安眠药再离开。”

单纯而善良的小项照办了。晚上她按时给彭德怀送去了安眠药片，并笑吟吟地耐心劝说，非要彭德怀立刻把药吃下去。彭德怀立刻明白了她的用意，走过去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大把安眠药片给小项看，这药片都是过去他积存下来的。他对小项笑笑说：“小同志，放心吧，我不会自杀的。”

保健人员是在恪尽职守，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天在大会小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小项无法明白，当前使彭德怀最感为难的不是吃安眠药，而是喝不下毛泽东送过来的那杯辛辣无比、满含屈辱的苦酒。

万箭穿心（1）

万箭穿心

庐山会议的主题，原本是要总结经验，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自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之后，会议突然来了个180°的大转折，变成了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对这个从纠“左”到反右的突然转向，使当时许多到会的同志感到震惊和困惑。若干年之后，经过人们的反复思考，才渐渐认识到：那次大转折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本人和相当数量的与会领导同志，对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严重性缺少深刻认识与切身体会。虽然提出了纠“左”，但他们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完全正确，是不能动摇的。某些“左”的错误只不过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且已经基本纠正。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所谓纠“左”只能走走过场，是不可能认真和彻底的。彭德怀的“意见书”触动了毛泽东和许多“左”派“大吏”最敏感的神经，是以高亢的声音唱出的“反调”，他们立刻起而反击就是自然的了。

毛泽东突然转舵，改变了会议方向，这件事没有经过中央常委讨论，有的常委成员并无思想准备，这可以从下面一些迹象中得到印证：

在7月4日和7月6日中南组的小组会议上，常委的两位成员刘少奇、朱德都作了发言，他们谈的都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和经验教训，其基本精神和彭德怀那封信的内容是相近的。就在7月23日下午的小组会上，朱德还坚持说“小食堂就是比大食堂好”，粮食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这种看法和毛泽东上午讲话的精神显然是不一致的。

中央常委的另一位成员陈云，因为健康原因没有参加庐山会议。邓小平由于腿伤没有上庐山。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常委重要成员之一周恩来的态度。就在毛泽东发表批评彭德怀的长篇讲话前三天(7月20日)晚上，在礼堂跳舞的时候，水电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通信秘书李锐有意坐到了周恩来身边。他悄声问周恩来：“总理看了彭总给主席的信吗?你觉得怎么样?”

周恩来以他特有的宽容豁达风度，顺口答道：“看了，我看那信没有什么嘛!”意思很明确，他认为这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奇怪的。

从7月12日至22日的10天中，周恩来曾先后三次找国务院各部领导人去开会，按照原定的纠“左”方针，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周恩来心力交瘁，面带忧虑，发言时语调是沉重的：

“陈云同志强调要保持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这一搞全冲乱了。”

“单生铁一项就补贴了15个亿。”

“综合平衡没有做好。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

“冶金部预算24个亿，上半年已经用了19个亿……”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后，形势急转直下，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当然只能中断。他和各部领导人一起搅尽脑汁，掰着指头制定出的那些措施、办法，也只好搁置起来。

万箭穿心（2）

会议方向的突然变化，不仅使一般与会者感到愕然，就连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因为缺少思想准备而感到手足无措。

7月23日以后的几天，也许是彭德怀30多年戎马生涯中最痛苦、最烦躁、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他的情绪如同一只被关在铁笼里的猛虎，急躁、暴怒，在铁笼中左冲右突，不时发出声声咆哮，已经冲撞得精疲力竭头破血流了，仍然找不到一条可以解脱之路。

庐山的仲夏，潮湿，闷热，待在房子里就像扣在蒸笼里一样酷热难当。太阳快落山了，彭德怀信步走到室外，在林荫道上漫步沉思。忽听对面有人喊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聂荣臻迎面走来。他仍像过去一样面带和蔼的微笑，走到彭德怀身边说：“老彭，在这儿做什么?”

“散步，乘凉。”彭德怀回答说。

“主席的讲话对你那封信已经提到原则的高度，你是怎么考虑的?考虑成熟了吗?”

“一下子说不清楚。只好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这是彭德怀对自己当时心境最确切的概括。意思是说：许多事当时是很难说清楚的，例如现在他就不可能把问题说清楚，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留待将来让后人评说吧。

聂荣臻担心自己这位生性憨直的老战友，由于思想严重抵触而产生自暴自弃或严重对抗的情绪，便耐心地劝说道：“老彭，可不能这样想，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怎样处理才能对党有利……考虑好了再写成稿子，到大会上去讲一下。”

“我现在很疲劳，一下也写不成。”

“可以请两天假，不参加小组会，把你考虑好的问题讲给秘书，让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斟酌、修改。这样既节省时间，文字上也会更周密些。”

“本来我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就没有带秘书来，他们留在北京搞别的事，现在身边只有一个军事参谋，他不能写这类文稿。”

“那就赶快打电话给军委办公厅，叫王焰立即来庐山，要抓紧，不要再迟延了。”

彭德怀沉思了一下说：“好吧，我再想想……”

彭德怀完全理解老战友聂荣臻的一番好意，他是希望彭德怀很快作一个既严密又比较深刻的检讨，以取得毛泽东的谅解。至少不要再节外生枝，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聂荣臻的良苦用心和他那热情恳切的态度使彭德怀深深感动。特别是他所说的“应当考虑一下怎样处理才能对党有利”，使彭德怀深受启发，他的心微微震颤了一下。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1928年4月入党的时候，誓词中就有一句“永不违背党和革命的利益”。究竟怎样才是“对党有利”呢?

万箭穿心（3）

彭德怀面临新的考验、新的抉择。

关在铁笼里的那只猛虎在黑暗中似乎看到了一束光亮。

但他所考虑的也仅仅是“如何……对党有利”，并不是承认自己信中那些意见都错了。

彭德怀回到自己的住处，参谋送来一份西藏军区要求增派运输车辆的电报，请示如何处理。彭德怀拿过电报看了看，认为这件事必须同总参谋长黄克诚商量才能解决，便向176号另一头黄克诚的住室走去。在门口他听见黄克诚用严肃的口吻高声说：“你们不要激动嘛，事情总会弄明白的……主席是不会错的!”

彭德怀推开房门，只见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在靠墙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个愁云满面。黄克诚正跟他们谈话。原来三位“秀才”听了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讲话，左思右想搞不通。周小舟就建议说：“走，去找黄老谈谈。”

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等要来谈话的电话，考虑到在当时非常敏感的气候下，“秀才”去找他谈话不太适宜，劝他们暂时不要来，可他们还是坚持来了。既来了，就谈吧。

在对彭德怀问题的看法上，黄克诚和“秀才”们的心是相通的，但他考虑得更多，看得更深远一些。谈话中黄克诚想尽量多听听他们的意见，自己少说话。但是“秀才”们情绪激昂，一谈起来就没遮没拦，越谈越气愤。特别是周小舟，把一些当时人们认为很犯禁忌的话都甩出来了。如说毛泽东到了“斯大林的晚年”，“个人专断”，听不进不同意见；说袁世凯要称帝时，有人为迎合他，特别办了一种报纸给他看，报上专讲“劝进”的话，袁世凯就最喜欢听这些话，等等。意思是说毛泽东现在也最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

其他两位“秀才”也讲了些过头话，一个说，主席提倡“五不怕”，要人家敢想、敢说，等人家说了真心话又抓住狠批，“这不是钓鱼吗!”

另一个说：“他也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完全理解“秀才”们的心情，他自己也不赞成毛泽东对彭德怀那封信的处理方法。但经验告诉他，在当前情况下，任何放纵自己、感情用事都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他始终以一种十分克制的态度，安慰、劝说“秀才”们，给他们“降温”，让他们顾全大局，还建议他们“去找主席当面谈谈”。

李锐说：“主席正在火头上，谈不得。”

彭德怀的突然出现，使在座的几位“秀才”感到意外，黄克诚也觉得有些突然。

大家站起来为彭德怀让座。周小舟愤愤地说：“彭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看到“秀才”们那样激动，彭德怀反倒平静下来，他安慰大家说：“30公里也不要紧嘛……通过批评、讨论，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万箭穿心（4）

“秀才”们看到彭德怀手上的电报，知道他要和黄克诚商量事情，便立刻告辞。“秀才”们从黄克诚房里出来的时候，正巧被人看到了，这件事就成了后来追查彭、黄“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根据。

彭德怀和黄克诚商量好给西藏军区增派运输车辆的事情之后，本想多坐一会儿，和这位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友谈谈心。过去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在这种时候更想听听他对问题的看法，但考虑到主席讲话后，整个庐山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人们异常敏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俩单独在一起，显然不太合适。彭德怀没有再多说什么，研究完电报就回自己住所了。

彭德怀听了聂荣臻的劝告，考虑了两天，才打电话给北京，让办公室主任王焰和秘书郑文翰到庐山来。

从24日以后，彭德怀请了两天假，没有参加小组讨论。连续几天，他反复考虑的是对毛泽东的讲话如何表态。他是个心口如一从来不愿说违心话的人，但在当时情况下，若毫不让步，坚持“顶”下去，那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他不愿再想下去。

从毛泽东讲话以后，他不再到餐厅去同大家一起吃饭，也再没有人到他的住处来谈什么问题，每天很少和别人见面。一道无形的高墙把他同外界隔离开来。只有随行参谋和其他几个身边工作人员，有时可以听听他倾吐心声。

7月25日上午，彭德怀向随行参谋谈到自己的心情，他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这个人，就是爱放炮，伤过不少人。但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要讲。去年经济工作上出了不少问题，我想应该讲一讲，讲错了挨批评也不怕。有意见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这两天，我又把信看了两遍，觉得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地方。我的信是写给主席，向主席请教的，态度还是诚恳的。如果提得不妥当或有错误，主席应该找我说一下，批评一顿也可以。”

下午，彭德怀又把随行参谋找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信初稿，并把7月14日那封信作了一些修改，要参谋誊抄清楚，准备一并送给毛泽东。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变主意，不送了。他对参谋说：

“那封信虽然有的提法不够妥当，可是有些意见并没有错，不能全部否定。问题是毛主席已经讲了话，而且提得那样高，我若是不作检讨，这个弯子也不好转。”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彭德怀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他左思右想的，是寻求一条摆脱目前困境的正确途径，但没有结果。

毛泽东23日讲话以后，庐山会议进入了集中批判彭德怀错误的阶段。最初几天，大部分人发言态度比较冷静，语气也比较缓和，基本上还是按照处理党内思想问题的方式进行的。许多人发言明显带有“转弯”的性质。一般的表达方式是：

“对彭总的意见书，开始只当作一般文件看待，没有引起重视。经过大家讨论，特别是听了主席的讲话以后，再看意见书，就越看问题越严重……”

万箭穿心（5）

“对彭总的意见书有个认识过程。初读，只觉得有的提法不当，有些过火；但大胆地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听了主席讲话以后，才认识到这个意见书提出的是方向性问题。”

当然，这时已经有人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说彭总的信是“大是大非”、“路线之争”的重大问题。更有个别人以“先知先觉者”的姿态站出来说：“我早就说过，彭总的信不是个别词句问题，而是总的精神上有问题”，等等。

不论批评者讲得怎样严重，这一段时间批评的范围，还仅仅限于彭德怀那封信本身，没有人涉及到彭德怀的历史和他写信的动机。绝大多数人是怀着对这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的关心爱护之情，对彭德怀进行同志式的批评的。直到7月26日开会时还有人发言说：“彭总是一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劳。他的为人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一封信，引起争论，也是好的。他的意见书有错误，应该批评。我不会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的错误，也不会因为批评他的错误而影响对他的尊重。”

彭德怀完全理解大家的处境与心情。在7月26日的小组会上，他根据自己当时对问题的认识作了第一次检查。这是他几天来废寝忘食反复苦思的结果。他承认由于个人思想上存在片面性，7月14日那封信在“如何肯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和正确的研究经验的看法上是有错误的”。产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全面情况了解甚少”。谈到写信的动机，彭德怀说：

“当时我只感到这次会议，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简报上几乎看不到不同意见，会议上空气有些沉闷。于是思想上产生了急躁情绪，担心这样下去错误可能还会重复，不利于今后的跃进。特别是听说会议15日就要结束了，心情更加急切。为了让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13日给主席写了那封信。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这一错误。”

彭德怀再次说明：“那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作参考用的，写得很仓促，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或错误的。”特别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提法，彭德怀着重作了检查，他说这一说法“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

彭德怀在检查的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中央办公厅会后将我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收回，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对彭德怀的这个检查，多数人是谅解和赞同的。特别是敦厚、善良、具有长者之风的朱德，认为一向倔强憨直的彭德怀能作这样一个检查，已属不易，对写信问题的批评应该到此告一段落了。在7月27日的会议上，他以和蔼中肯的口吻发言说：

“彭总发言的态度好，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在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万箭穿心（6）

在另一次发言中朱德又说：“彭总的一个缺点，是有股傲气，今后应注意改掉。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上他。只要能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朱德的发言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但也并不是句句都符合彭德怀的思想实际的。朱德说彭德怀发言态度好，这是事实；说他发言时是“畅快的”，却不尽然。彭德怀是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在会议上作检查发言的。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

“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组会，对我7月14日信内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说法)作了检讨。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对革命群众热情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得严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

“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啊!真如万箭穿心似的。”

对于这一阶段会议上反映出来的温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最不满意、最不能容忍的是毛泽东。在他看来，这样的会议是一盆“温吞水”，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特别是不可能解决大是大非的路线斗争问题。他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来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就在彭德怀在小组会议上作检查的时候，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们接到通知，陆续到达庐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一到庐山就听到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耸人听闻的说法：

“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信，信里有很多‘刺’。”

“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

“彭德怀反党，反对喊毛主席万岁!”

……

在庐山，朱老总和一切善良的好心人又犯了一个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他们太单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就在他们为彭德怀的检查而感到满意和欣慰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发动一场大的斗争。对彭德怀的批判不是快结束了，而是刚刚开始。

三条保证（1）

三条保证

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对毛泽东这个指示的含义，不少人感到茫然，只有少数人心里是清楚的。

三天前，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秀才”到黄克诚住所去谈话，出门时被人看到，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很不高兴。他把这看成是针对自己的“非组织活动”。他前面那条指示就是针对这件事而发的。

另外，黄克诚又和彭德怀住在一起，有人自然会疑心：你们聚在一块，究竟要干什么?

于是，党的生活中最忌讳的“小组织活动”之类的流言传开了。

由于一时感情冲动，“秀才”们犯了一个那个时代最忌讳的、行动上的错误，结果招来大祸，事后三位“秀才”都很懊悔。

从毛泽东指示下达之日起，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人分别在自己所在的小组内接受批判，让他们交代在黄克诚处谈话的内容以及他们与彭、黄的联系情况。会议内容由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逐渐扩展到追查彭、黄在庐山的“非组织活动”。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的信里反映了许多当前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他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就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

写信人在党内的地位虽然与彭德怀相差甚远，但他信里对“大跃进”批评的尖锐程度却不在彭德怀“意见书”之下。毛泽东对这封信的作者表面上采取了通情达理、相当宽容的态度。毛泽东当然清楚，一个副局级干部，他的意见再尖锐，即使指名道姓地骂娘，也不及彭德怀几句略带批评的话的影响。

毛泽东在《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但是，毛泽东说“这个同志有个好处，他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接着笔锋一转朝向“另一些同志”。他说，“这跟我所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励，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点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

毛泽东所说的这“另一些同志”指谁，当然不言自明。

三条保证（2）

毛泽东所写“评论”的主旨不在李云仲那封信本身，而是以信为由头，借题发挥，来指导庐山会议按照他的既定航向前进。毛泽东在“评论”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反右问题，并向他所谓的“中间派”--在左派与右派之间“摇摆”的同志们发出了警告信号。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给同志们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大了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了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在“评论”的最后，毛泽东写道：“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

毛泽东“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像两把火，使庐山会议“政治温度计”上的水银柱很快升高起来。在批判彭德怀的会上，有人发言开始涉及到他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

有的说：“不管彭德怀写信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向总路线的进攻。”

也有的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不仅是立场上的错误，而且还有个组织问题，其锋芒是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是向主席和中央发出的一份挑战书，是想以他的思想观点来代替中央制定的总路线。”

有的人发出了令人惊心的警告：“对党的猖狂进攻已经到来，以彭总为主帅，以张闻天同志为副帅，他们两个发言都是带有反党纲领性的。”

有的发言慷慨激昂地提出了“四个坚决”：总路线必须坚决保卫，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必须坚决拥护，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坚决保护，右倾言行必须坚决回击。

7月29日，毛泽东在大区负责人会上宣布准备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这就意味着对彭德怀的批评不仅要扩大范围进行下去，而且要在全会上搞出一个正式的决议。

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叶剑英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和彭德怀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推心置腹的谈话。据彭德怀回忆说：

三条保证（3）

“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就要能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元勋，都曾统率过千军万马，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1959年在庐山，面对着一场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却一筹莫展，只能挥泪相向，彼此表明心迹，委曲求全。这种奇特的现象大概只有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才会发生，也只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这种奇特现象才能理解。

在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几位“秀才”参加的小组会上，批判的调子也明显升高。有人发言提出了“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等非组织活动方面的问题，这就更使几位“秀才”感到紧张和突然，有口难辩。

7月30日上午，毛泽东召见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和他们进行了谈话。

谈话气氛表面看去仍是缓和的，和前几次谈话相比看不出明显变化。毛泽东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历史谈起，谈到当时红1、红3军团的情况，像在引导大家重温党和军队的历史。毛泽东边回忆、边谈，不停地抽烟。

接着，毛泽东开始批评黄克诚，说他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还借别人之口说，有人反映彭德怀和黄克诚是“父子关系”，又提到什么“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等等。

黄克诚对毛泽东的尊敬和钦佩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坚定不移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当做自己的崇高使命。他怎么也想不到他无比敬重的毛主席竟会对他提出如此无理的指责。

黄克诚和彭德怀关系很好，这是事实，是有历史渊源的。1931年“富田事变”后，苏区打“AB团”，搞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当时黄克诚在红第3军团第3师当政治委员兼肃反委员会主任。基于对劳动人民的深刻了解，他不相信红军中有那么多“AB团”。他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保护了不少好同志，后来，竟以所谓“领导不力”，把他调离，不让他再领导肃反了，一直发展到说他本人也是“AB团”成员，要逮捕他。幸好，担任军团长的彭德怀了解他，亲自出面把他从第3师调出来，到军团政治部工作，黄克诚才幸免于难。

黄克诚感到，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不仅毫无道理，而且是对他人格的极大侮辱。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无法在这种无理指责和肆意侮辱面前保持沉默。他以有理、有力又不失礼貌的态度，对毛泽东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他说：

“我这个总参谋长，是主席提名要我当的，不是彭德怀要我当的，怎么能说我是他的政治参谋长!我和彭德怀完全是革命同志关系，是正常的，不是什么父子关系。难道共同在湖南工作过的同志到一起谈谈，就是湖南小集团吗?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无中生有的事情。”

三条保证（4）

黄克诚简单讲述了在江西他被打成“AB团”和彭德怀保护他的经过之后说：

“我和彭总的关系始终很好。但在某些思想认识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也常常发生争吵。”

毛泽东似乎发觉他对黄克诚的批评有些不妥，没有再坚持他的意见，而是把话岔开去，在几个名词概念上绕圈子。他认为感情一致，政治、思想观点必定一致。他说：政治、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总是一致的。

毛泽东又说，他不了解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关系，与在座的四个人“不通心”，“同周小舟尤其格格不入”。希望小舟“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周小舟说他感到会议的空气“太紧张”。

毛泽东说：“要容许交锋嘛，容许自由辩论。”

接着，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历史上，讲了在遵义会议以前，他怎样通过互相交谈把张闻天、王稼祥争取到自己这边来的事。

周小舟说：“有人说我们是‘湖南集团’，这事希望能给予澄清。”

“这可能是一种误会。”毛泽东的语气变得更随和起来，他说，“这些疙瘩要解开。”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内容也不广泛。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个人尽管有批评，但并不很严厉。总的看是一种安抚、和解的调子。这使几位被召见的人感到莫大宽慰。当然，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李锐等人谈话，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再受彭德怀的影响，其用心是很明显的。他详细谈起长征旧事，意味尤其深远。

从毛泽东住所“美庐”出来后，四人各回自己的住所。途中，李锐遇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就把毛泽东找他们四个人谈话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对田家英说：“主席还说这些疙瘩要解开。”

田家英听后轻轻摇摇头说：“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头哩!”

田家英向李锐谈了他自己的看法和忧虑。他说：“彭总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批判，而且拿到小组会上去批，太不应该了。朱总司令已经扯上了，总理千万不要再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

李锐听后，本来有些开朗的心上又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7月31日一早，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处去开会。当彭德怀走进“美庐”二楼客厅的时候，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七名常委中陈云、邓小平不在庐山，吸收了彭真、贺龙参加。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吸收来列席旁听的。

毛泽东对面一张沙发空着，不用说是留给彭德怀的。彭德怀向那张空着的沙发走去。

会议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一直开到下午5点。首先是由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谈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还说他在长征中会理会议时也有错误。在讲述了几次路线斗争历史之后，毛泽东说了一些政治分量很重的话。他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次他向党发起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目的、有组织的，是打起无产阶级旗帜，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对第一书记挂帅等等。

三条保证（5）

毛泽东的讲话保持着他固有的风格：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猛烈的轰击令对方猝不及防。

一进会议室，彭德怀就已经预计到毛泽东要对他进行批评。但把问题的性质一下提到如此严重程度，则是出乎他意料的。这次会议主要已不再是批判他的“意见书”，而是向纵深发展，算他的历史老账，并给他的问题定性了。

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接着是林彪讲话。他除了按毛泽东的调子罗列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所谓错误外，着重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长征中会理会议时给中央写信的问题。他说那次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提议由彭德怀指挥红军作战这件事，事先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要写的。这件事的背景和经过是这样的：

红军在长征途中，开过遵义会议以后，在鲁班场、土桥地区两次作战，均未打好。红军在赤水河上渡来渡去，整天行军，疲惫不堪。加上作战地区补给困难，伤员无法安置。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感到部队处境危急，便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指出毛、朱、周指挥作战不力，建议解除他们的指挥权，让彭德怀来指挥方面军北进。

毛泽东看到信后很恼火。因为在此以前，有人向他反映，红3军团干部战士中流传着对中央军事指挥不满的言论，所以在中央于会理地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说他“右倾”、“在困难面前动摇”，并武断地说林彪要毛、朱、周下野的信是彭德怀鼓动写的。彭德怀感到莫名其妙，也很委屈。当时他即声明，林彪写信一事，他事先根本不知道。林彪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

彭德怀当时认为，这件事只不过是一种误会，说明一下也就完了。事实证明并不那么简单。毛泽东以后反复提起这件事，几十年过去了，今天他又提起这件事，这不能不使彭德怀感到吃惊和伤心。

林彪在这件事上说了真话，总算把20多年的一个误会澄清了，彭德怀心中感到轻松了许多。

林彪说完，毛泽东又开始漫谈，谈井冈山，谈当时对敌斗争和几次党内斗争，谈打长沙、打赣州……与会者都明白，这仍是计较彭德怀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我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同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说：“抗战时期，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你听王明的话，不听中央的。李立三多高多大你也不知道，我是知道的。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纠‘左’比纠右难吗?从历史来看，共有五次右倾路线：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王明至今不认错，高岗死了，他们哪个能改?”

毛泽东反驳了彭德怀信中说的纠“左”比纠右难的观点之后，接着说：“犯路线错误的人，他们本身不能改，都是要别人来改的。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毛泽东讲到这里，彭德怀说了一句：“我都61岁了……我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三条保证（6）

毛泽东又讲起了“大跃进”，他说：“共产风，比例失调，是在伟大群众运动中发生的，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1958年的问题主要是一平二调三抽款，抽款也不过两个亿，群众不满的主要是一平二调。搞平均主义，性急了，无非是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里，毛泽东没有再批“共产风”，对平均主义采取了相当宽容和谅解的态度，这与前一阶段有了明显的变化。

谈到公社食堂，毛泽东说：“过去说食堂能保留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也好，这话对右派也产生了影响，以为我是不主张办食堂的人。其实，食堂无可厚非，平江有一个大队书记下令把食堂解散了，第二天群众又自动办起来。”

毛泽东这番话，既是重申自己主张，也是含蓄地对朱德和其他不赞成办食堂的人的批评，和前一段比较，态度也更加明确和肯定了。

接着，毛泽东又把话头扯到国际上，说赫鲁晓夫很不喜欢我们的人民公社，总有一天还要我们给他一张梯子让他下来，否则下不了台。他又谈到，若论物质基础，西欧比我们雄厚，东欧也不错，但办食堂、成立人民公社就难。他们物质条件好，可惜不出政治觉悟。中国人多，东部有几亿人，土地少，组织合作社就比较容易。苏联搞集体化就难，“地广人稀，如入无人之境”。

话题又转回国内，毛泽东说：“去年北戴河会议，高兴之中埋伏了不高兴。这就是后来的比例失调，但到今年5月份，问题已经解决。”

毛泽东慢悠悠地吸着烟，扫了彭德怀和周小舟一眼，继续说：“原来准备谈19个问题，没有提反右倾。北京就有人说情绪越落越低。14日的信和会议纪要稿很有功劳。小舟等人的主要锋芒对着除自己以外庐山会议的所有的人，要发牢骚，要出气。因为被拔了白旗，你们一点气也没有?”

周小舟插话说：“并不是出气问题。”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毛泽东用这句谚语回答了周小舟。

毛泽东把脸转向彭德怀，对他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不同意毛泽东这种说法，但没有正面反驳，而是从具体问题入手作了解释。他说：“政治与感情，你是结成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讲了湘赣边界的斗争史，讲了红1、红3军团的情况加以证明：

“在平江，有人问我，革命什么时候能够胜利，我说等胡子白了总要胜利的，因而挨了斗，说我是悲观右倾。对立三路线，我不是那样拥护，也没有坚决反对，是动摇的。因为那是以中央面目出现的，当时认识不清。”

接着，彭德怀讲了“富田事变”的经过，说明那个时候他就是拥护毛泽东领导的：“富田事变”发生在1930年底至1931年初。当时，红军内部有人提出“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一天夜里，红3军团前委秘书给彭德怀送来一封信，说是毛泽东写给他的秘书古柏的，信的大意是如果能把彭德怀打成“AB团”，事情就好办了。彭德怀当即识破此信是伪造的，是企图分裂红1、红3军团。他果断地把信在干部中公开，并且列举事实说明毛泽东的领导正确，有水平，消除了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误解和对立情绪，稳定了部队思想，并通过宣言：坚决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红1、红3军团团结一致，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三条保证（7）

朱德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信，也把它公之于众。结果，敌人的挑拨阴谋彻底破产。接着，红1、红3军团密切配合，取得了全歼敌军一个师、活捉师长张辉瓒的伟大胜利。

对于“富田事变”的性质，虽然至今尚有不同看法，但彭德怀对此事处理正确、果断，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彭德怀又讲到，1933年毛泽东曾送给他两本书，一本是《两个策略》，另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说，主席在书上的批语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本写的是：“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看，就不会犯错误了。”第二本上写的是：“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这一本，才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彭德怀说：“这两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直到陕北吴起镇，有个同志清理文件时给烧掉了。”

彭德怀讲这些往事，一方面是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毛泽东当做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他不同意毛泽东说的他二人的关系是“三七开”。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讲述未加评论，仍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讲下去：“打蒋介石10年，都打红了眼。抗日以来，蒋介石忽然漂亮起来了，殊不知只是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这仍然是批彭德怀，说他在抗日战争初期跟着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走。

林彪又插话了：“平型关战斗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这是任弼时作的决定。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林彪为了否定百团大战，先把平型关战斗扯出来，并把责任推到任弼时身上。

彭德怀简单讲述了百团大战的经过，说明原来作战计划规模较小，规模是打起来以后逐渐扩大起来的。他坚持认为，百团大战虽然有缺点，但对打击敌伪的气焰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活动，提高我军的声威，鼓舞全国人民抗战情绪，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很有好处的。

彭德怀承认自己有时考虑问题不够细致、周到。他说：“张飞的名字还是主席给起的。我自认为对敌斗争是坚决的。我理论差，马列主义没有学通，盲从也不行。我有农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比如叫‘主席’，开始总不习惯。进北京以后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主席找不到，面谈的机会又很少，得不到主席的具体帮助，养成了孤僻性格，常常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彭德怀讲上面这番话时，态度是真诚而坦率的，就像一个小学生向自己敬爱的老师披露心迹。说完后他明确表示：“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就彭德怀本意而言，说“对半开”已是最大限度的让步了。但毛泽东仍寸步不让：“还是三七开。”

此时彭德怀已经预感到，问题的性质比他原来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是喜庆的日子。可是在庐山，解放军的缔造者们却以特殊的方式迎接了这个重大节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仍然是原来的一些人，彭真让李锐作了记录。

三条保证（8）

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有多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谈的内容很广泛：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等等。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不很连贯，但观点是很鲜明的：批评彭德怀，和他算历史总账。

毛泽东的讲话从哲学问题谈起，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说彭德怀这个人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是积极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有了变化。他对社会主义也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要群众又害怕群众。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他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还说，彭德怀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威信估计高了，对党内同志的政治水平估计低了……

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彭德怀有几次插话，都是解释和说明性的。讲到历史，彭德怀承认他在历史上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想说明“应该允许我对问题有个认识过程”。讲到7月14日的信，彭德怀说，他只是希望会议能重视研究总结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丝毫没有恶意”。

毛泽东的“开场白”之后，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对彭德怀仍像过去一样是宽容、信任和充满热情。他既批评了彭德怀，也充分肯定了他的成绩和优点。朱德本来想把自己的意见敞开来谈一谈，但刚开了一个头就被打断了。

“隔靴搔痒。”毛泽东轻轻摇头说。一边抬起右腿来，用两个指头在鞋面上比画了两下，“没有击中要害。”

朱德尴尬地停止了发言，以后再也没有说话。

毛泽东对朱德在庐山会议前一阶段的表现早有不满，认为他在大小会议上发言总是谈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问题和缺点，特别是对农村公共食堂。毛泽东认为朱德的看法“右得厉害”，在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上，毛泽东也认为朱德明显地袒护他，一再强调“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只要谈清楚，统一了认识，就好办了”等等，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毫无原则的“和稀泥”。

一直沉默的林彪，用他特有的尖细声调发言了。他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林彪，身体瘦弱，行动稳缓，喜好沉思。他平时说话不多，说起话来也不紧不慢，但却是“语不惊人不开口”的。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人中名列第六。战争年代他有过辉煌的功绩，建国后，由于健康原因，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工作。但他头脑里那部思维机器一直高速运转着。他细心观察世界风云、国内动态和党内政治气候，并注意分析研究身边高层领导人的思想情绪、性格特征，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和行动规律，经过长期潜心观察、揣摩研究，已经摸得很透了。有人说，在中国最了解毛泽东的是林彪，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话不无道理。

林彪是7月29日才上山的，显然是毛泽东担心军权旁落而搬来护驾的“救兵”。林彪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点名让他上山来，其用意他心里很清楚。党的危难与不幸，对林彪来说正是天赐良机。

三条保证（9）

林彪的发言，短短几句话，就加重了会议的火药气味，给问题升了格，定了性。毛泽东听后虽然仍不动声色地靠在椅背上抽烟，但和朱德的发言相对照，林彪心里明白，他的发言肯定是“击中了要害”的。

林彪继续批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他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林彪的打击和吹捧都是淋漓尽致和与众不同的。

林彪说完，毛泽东又开始发言。他批评彭德怀不懂马列主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批驳了彭德怀过去曾赞同和宣传过的几个口号。他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自由、平等、博爱”等都是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用来骗人的，是“从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对朋友讲的，对敌人不适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的哪有什么同罪，“自由、平等、博爱”也是资产阶级用来骗人的。

毛泽东把话题转回到彭德怀7月14日的信上，说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得心应手”等话，“锋芒是攻击中央”的。毛泽东说：

“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另搞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

讲到这里，毛泽东激动起来，说出了一些性质很严重的话：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

“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机会到了，出去考察，到了湖南。

“上海会议重点是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感到)难对付你。”

毛泽东在进行批评时，用词之尖锐，上纲之高，使彭德怀感到吃惊，他感到难以容忍，但还是忍住了。他没有正面反驳，只在两个问题上作了委婉的解释：

一、说明他的问题与国外无关。出国访问他实在不想去。出访期间，只是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为回答对方的提问，他就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作过一点解释，除此之外，在其他国家访问时，关于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从未谈过。他既没有捞什么“资本”，也没有“取经”。

二、他承认7月14日的那封信有些问题考虑得不成熟，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些问题是带“政治性”的等等，但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当时想的主要是看到会议快结束了，写个信供主席参考，有无价值，请你斟酌。没有想过信还要发表。

三条保证（10）

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看法，并且批评彭德怀，说他的话“不真实”，说他“不交心”。毛泽东说：

“当前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共产风，浮夸风，指标落实等等，这些问题都已解决。现在是另一种倾向取而代之，是越少越好，这是一种新的右倾思想。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你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旗帜。”

毛泽东的这番话，把他当时对形势的看法，把他的心态和忧虑，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

对毛泽东简单又武断的批评，彭德怀没有作更多辩解，只讲了一句：“我是直接写信给你对你讲的，没有搞非组织活动。”

林彪又一次发言，批评彭德怀有野心，说他入党前就有“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思想，入党后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总觉得自己行，自视很高。林彪还说他自己“有暮气，但没有野心”。

在林彪发言中，毛泽东又插话重申了他前面的意见：“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机会到了，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正好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

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都先后作了发言，他们批评了彭德怀的个人英雄主义、刚愎自用和某些方面的简单粗暴作风。但他们没有使用毛泽东和林彪发言中使用的那些尖刻词句和政治帽子。周恩来发言中还说到对彭德怀要“一改二帮”，劝彭德怀要交心，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改掉。

在常委会将要结束的时候，彭德怀作了表态发言。他首先提出，军队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从朝鲜回国后就感到力不胜任，不想再干国防部长，想下来，让更得力的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未等他说完便明确表示：“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彭德怀接着发言，他说：“我承认自己要进行思想改造，学点马列主义。过去看书不多，具体事务一来，学习又放下。30多年来没有好好坐下来读一本书。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是有根源的。今天会上讲的事，好多忘记了。我这个人比较随便，越熟了越马虎。个人英雄主义加无政府主义思想，华北会议上作过检讨。但洗脑筋不容易，有机会还会发作的。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事先没有同别人谈过。说我写信是‘备个案’，‘想发表’，我还不能接受。我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看到困难动摇、摇摆是有的。讲我不要或反对这两个东西，那是没有的事。我承认立场不稳，有摇摆。”

彭德怀表示：不管最后会议给他作出什么结论，他保证做到三条：

一、不会自杀；

二、不会当反革命；

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为时两天的中央常委会，实际上是毛泽东按照他个人的意志组织的对彭德怀的一次严厉批判。会上除毛泽东本人之外，别人的发言很难说是畅所欲言。

这是一次不正常的常委会。

这次会议为下一步大规模批判彭德怀定好了调子，是把庐山会议引向更大不幸的开端。

百思不解（1）

百思不解

两天的中央常委会，彭德怀每天都是怀着极为复杂和痛苦的心情离开“美庐”的。回到176号后，他常常一个人在房里闷坐，参谋和秘书以为他病了，要报告保健科，都被他制止了。他说：“不要请医生，我没有事。”

常委会上讨论了些什么事，工作人员是无法知道的。只是在一次晚饭后乘凉的时候，谈起了两天常委会的情况，彭德怀向秘书透露过一句：“主席对我的有些批评，我实在难以接受。”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之后，彭德怀曾彻夜未眠，两天的常委会后，他又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而且从神态上看，常委会给予他精神上的打击与折磨更严厉，更深重。

在那辗转不眠的深夜里，彭德怀想了些什么?当时别人无法知道。不过，从事后不久他写的《庐山笔记》里，人们可以窥见他当时思想活动的轨迹与轮廓。

使彭德怀最感伤心、也是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毛泽东对他个人历史的不公平的评价和毛泽东所说的他与彭德怀的关系是“三七开”，“三分融洽，七分合不来”，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在《庐山笔记》中彭德怀曾写道：

“7月23日上午主席对我打闷棒的时候，正是31年前在平江起义的第二天开庆祝大会的时候。那时曾有人作打油诗：‘救贫会转士兵会，秘密活动整三年；平江起义扬眉日，工农革命旗帜鲜。’当时在会场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那种兴高采烈的情景是无法形容的，事过31年记忆犹新。我那时以为，从此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战士了。谁知历时31年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倒三七开’，过多于功的人! 31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瞬间，但在个人一生来说，我已由青年、壮年而老年了。花是可以重开的，而且是无限制地重开，而人生是不可能再来了……”

毛泽东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好，说他是“倒三七开”也好，主要根据就是说他“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时期，他都曾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在彭德怀看来，毛泽东所作的这个结论，不仅是武断的，而且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清算历史旧账，分析其中是非，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必须的，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方法，批判地接受历史经验，鉴别新鲜事物，这是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源泉。如果以主观推测去代替客观存在，否定历史的真实性，离开或者曲解历史具体情况，或者为着某种目的，按一时需要，夸大一面，否定另一面，这是不正确的，这样就会作出片面的或者完全错误的历史结论。”

这是彭德怀在自己《庐山笔记》中写下的一段话，是他对“算历史旧账”问题的基本看法。

百思不解（2）

彭德怀承认自己历史上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从一个仅有朦胧的爱国思想和打富济贫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间要走一段漫长而坎坷的路，怎么能不犯错误呢!)但绝不是像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都曾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恰恰相反，历史证明，在党内几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中，他大多是站在正确路线方面，是坚决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的。但是，由于党内斗争情况十分复杂，他个人主观修养上又存在某些弱点，因而有的时候认识落后于实际，对有些事、有些人的面目一时看不清楚，在斗争酝酿初期一度态度不够明朗，这种现象是有的。按彭德怀自己的说法是他有时“跟不上，掉队远”，但绝不是主观上要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有些问题，各有各的说法，彭德怀也保留着自己清晰的记忆。关于立三路线时期的情况，彭德怀的回忆和看法是这样的：

1930年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是，对当时国内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忽视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于当时红军力量也作了过高估计，因而才命令红军进攻大城市。另外，对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的估计也是错误的，只说他们是“两败俱伤”，“自取灭亡”，没有看到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矛盾尖锐化的反映，在革命力量发展的条件下，各派军阀是可以互相妥协来对付人民革命的。对于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认识不足，对他们进攻苏联的危险性作了不现实的估计，从这种脱离实际的估计出发，提出了“全国总暴动”和武装“保卫苏联”等错误口号。立三路线无疑是错误的，是严重脱离国内外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的路线。

彭德怀在他的《庐山笔记》中写道，我对立三路线在开始时期是缺乏全面而清醒的认识的。但对“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说法有怀疑，因而红3军团党的前委没有执行进攻武昌的冒险指示，而是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大量消灭地主武装，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从1929年冬到1930年7月下旬，基本上消灭了安福、分宜、新喻、宜春、萍乡、万载、铜鼓、平江、修水等20余县的地主武装，击败郭汝栋军、罗霖师向阳新、大冶苏区的进攻，消灭湖南军阀部队近10个团。在平江击败了湖南军阀的进攻，并乘胜攻占长沙，使湘赣边苏区、湘鄂赣边苏区和鄂东南苏区连成一片。

占领长沙10天后，何键集中兵力向我反扑，在浏阳门外一战消灭其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红军安全撤出长沙，集结于平江东乡长寿街地区，正准备还击何键部队追击时，接到万载县委的来信，得知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率红1军团在中央(立三路线)指示下，由赣东南远道进攻南昌。因南昌城坚难以攻下，故至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举行示威后，撤至万载县城附近，我们立即派人前往联络和请示。按毛泽东政委指示，要红3军团立即向浏阳东乡永和市一带侧击何键部队的左路，红1军团围歼戴斗垣旅于浏阳之文家市。何键闻风退长沙。红3军团进攻永和市扑空，红1、红3军团即会师于永和市，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之后即在毛泽东委员和朱德总司令的统率下，第二次进攻长沙。围攻月余未克，这时军阀战争已经结束，红军决定撤至江西宜春(袁州)地区，红1军团进占吉安，红3军团位于清江、新喻一带，准备阻击南昌来犯之敌。总前委原决定取得吉安后，即在湘赣两省边界进行反复作战，但不久又改变计划，决定红一方面军全部渡至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准备长期战争。这是党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后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在以后粉碎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中充分得到了证明。

百思不解（3）

以上是彭德怀对那段战斗历程的回顾。

立三路线与部队直接相关的，是作战方针问题，也就是要不要攻打大城市的问题。在那段时间内，红1军团和红3军团都曾奉命进攻或试图进攻过像武昌、长沙、南昌那样的大城市。彭德怀并不认为所有这些作战行动都是立三路线。只有那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单凭一时头脑发热而去搞军事冒险才是真正的立三路线。在军阀混战自顾不暇之际，如果主客观条件具备，红军乘机夺取一些重要城市，以扩大苏区根据地，壮大红军声威，像红3军团第一次攻占长沙那样，不仅不是什么立三路线错误，而且是完全应该的。

毛泽东批评彭德怀，说他在立三路线时期就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党的正确路线，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在立三路线整个时期，将红1、红3军团编成第一方面军，东渡赣江的作战方针，反对‘富田事变’等，我都是积极的，坚决拥护的。有的同志说，在东渡赣江时，我唆使少数同志同周以粟同志(总前委派来动员红3军团过江的)争闹，反对过赣江，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我是红3军团的主要领导，上述三个问题，如果(当时)我是反对的，都可能出现不愉快的情况……”

彭德怀并不否认他在王明路线时期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他在《庐山笔记》中写道：

“在苏区内部加紧反对富农，实际上是消灭富农，打击了中农，孤立了贫农，使苏区和白区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政策。从粉碎蒋军第四次‘围剿’到第五次‘围剿’开始前，一年又两个月，红军和根据地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减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又在上海发动了‘一&#8226;二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内阶级关系正发生急速变化。而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看不到这种有利的政治形势，不懂得建立民族革命旗帜的极端重要。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政变后，下面曾提议苏区红军主力应进攻赣东北，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并破坏蒋军对苏区第五次‘围剿’计划。这个正确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被指责为‘逃跑主义’，并说第三党(指福建事变)‘比蒋介石还要坏’。在党内，王明路线采用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肃反扩大化，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使许多好同志和善良人民惨遭杀害。”

关于第一次王明路线，彭德怀的回忆是这样的：

“我在当时还缺乏马列主义的起码修养，不能提出系统的理论根据，对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有力的斗争。但是在(对)当时一些具体政策方针是反对的，如过早地消灭富农，实际上打击中农，孤立了贫农；军事方针分兵把口，不集中红1、红3军团消灭敌人；不积极支援十九路军，使自己失去一翼依托；肃反问题扩大化；党内的过火斗争等。对这些问题(我)都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都不是有系统的提出，因此也就没有力量。当时我也没有了解到(其)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经济政策都是错误的。如对‘两条道路的决战’，我就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意见，是模模糊糊的。只是在四次‘围剿’到五次‘围剿’之间，没有扩大苏区和红军；对十九路军在福建政变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不去支持等等，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粉碎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对比起来，感到他们有错误。他们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经验主义’也是不对的。

百思不解（4）

“我从这些事实回忆对比，从实际中得到教训，才体会到毛泽东同志以往的领导是正确的。因此，对于遵义会议我是完全拥护的，坚决反对了博古等同志的错误。”

彭德怀承认第一次王明路线初期，他在作战指挥上曾犯过错误，在1932年江口会议上讨论行动方针时，他曾跟多数同志一样，发表了不同意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意见。但那只是由于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不同所致，是认识问题。而且这种情况是很个别的，它并不影响对毛泽东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江口会议后直到遵义会议前有将近三年时间，彭德怀未参加过中央任何会议，怎么能根据上述那种个别情况，就得出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正确路线的结论呢?

抗日战争开始，在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彭德怀与前两次一样，思想也是从不明确到明确，认识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的。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他的报告实质上是一个投降主义的纲领。它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原定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自主，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基本上是相反的。但由于当时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和国际革命历史知识，彭德怀没有表示反对谁支持谁的明确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会议结束时，他感到会上意见不一致，回华北后不好传达，便去问洛甫(他是党的总负责人和那次会议的主席)回去如何传达?洛甫说，由书记处写一个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回到华北后，彭德怀即按照“大纲”向部队作了传达，同时还在“大纲”中加上了一段这样的话：

“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其中的一部分，应在下面三条原则下坚持其光荣传统：其一，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其二，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其三，保障高度政治工作传统，加强各种教育。”

十二月会议精神传达以后，国民党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他们对日军抵抗不力，却加紧了对共产党的限制和对八路军的破坏。从切身教训中彭德怀越来越体会到王明的那一套不对头，对他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实际上是没有执行的。他执行的是毛泽东同志独立自主扩大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方针。

在1938年秋党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彭德怀根据自己的体会作了发言，明确提出了反对王明路线。当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鹿钟麟的部队向我太行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时，我军即集结优势兵力坚决予以痛击，歼灭朱怀冰两个整师、侯如墉旅及其他反动武装共约15个团以上，顺利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磨擦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路线的胜利，王明路线的破产。作为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和反磨擦斗争总指挥的彭德怀究竟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事实是最好的说明。

彭德怀在“笔记”中多次写道，由于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够，国际革命历史知识缺乏，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看问题有时不够敏锐，常常是开始看不出什么问题，经过一段实践，受到了事实的教训，认识才逐渐提高，思想才逐渐明确起来。立三路线和两次王明路线都是以中央面目出现的。作为一个党领导下的军团指挥员，在中央未改变决定之前，不听中央的，就是“闹独立王国”。第二次王明路线还披着国际外衣，更容易迷惑人、欺骗人。彭德怀所叙述的他的思想变化过程，是符合认识论的规律的。

百思不解（5）

在“算历史旧账”中，使彭德怀最感惊奇、最为百思不解的是，把他在庐山会议上书毛泽东一事，同高饶反党联盟扯在一起。他在“笔记”中写道：“高饶反党联盟是一种阴谋性质的，(是)企图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取代他们的地位的阴谋活动。社会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内的反映。1959年庐山会议，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出现的比例失调等具体政策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些同志满怀热忱地提出批评建议，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希望(态度)，把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的写给主席，把自己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毫不隐讳的提出来，供主席参考。这同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有什么共同点呢?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看，一个是为了个人野心目的的低级趣味，另一个是为了改进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向前发展，这同高饶反党联盟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怎么能够说成‘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呢?”

彭德怀与高岗从前只是一般的认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由于工作的需要，接触才逐渐多了一些。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彭德怀曾先后两次与高岗一起，到东北邓华部队去作战前动员，两次都是毛泽东指定以高岗为主，彭德怀为辅。毛泽东还一再嘱咐彭德怀，要与高岗搞好关系，并说高岗在第四野战军中如何有威信，朝鲜战争主要依靠东北的物资支援等等。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第一次战役和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的间隙，高岗又曾先后两次去朝鲜。以上几次接触，彭德怀和高岗两人谈的都是部队动员、物资支援、战地运输、东北军事工业迁移等等与战争有关的事宜，未谈及其他。

1952年4月中旬，彭德怀回北京治瘤子，4月9日途经沈阳时，因事停留三小时，高岗向彭德怀谈起了莫斯科会谈的经过，除夸耀斯大林对他如何赏识、对中国援助如何慷慨外，还讲了一些关于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坏话。如说斯大林对刘少奇印象不好，对周恩来也不喜欢等等。还说因为五次战役志愿军前进得太远，斯大林很不满，要撤彭德怀的职，多亏他(高岗)向斯大林作了解释才没事了。当时彭德怀曾情不自禁地随口说道：“斯大林是这样一个轻信的人吗?……我现在很疲劳，撤了职正可以休息一下。”事后彭德怀想，高岗的话是带有挑拨性的。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8月底，彭德怀回到北京，准备召开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会议。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个在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初稿，11月初送中央审核，主席批示说可以用，高岗却说这个报告“缺乏思想性”。毛主席说，那就以彭德怀为主，请高岗同志帮助修改。彭德怀建议以高岗为主修改，他参加。高岗再未推辞。但是过了一个星期，来开会的干部快要到齐，高干会就要开始了，高岗负责修改的报告还未改好。彭德怀到高岗家去问情况。秘书把他引到楼上办公室说，高主席正在和一个同志谈话，等一会儿就来。过了20多分钟高岗来了，他不谈报告的事，先指着桌子上的一摞文件问彭德怀：“桌上的文件你看了没有?”彭德怀说：“没有看。”高岗便拿起那些文件，边翻边向彭德怀介绍说：这是刘少奇的“人性论”，完全是资产阶级观点；这是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幻想同蒋介石和平共处，不要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他在华北土地改革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他在天津的讲话。屁股坐在资产阶级方面……

百思不解（6）

彭德怀当时心里想的是如何修改报告的事，便插断高岗的话说：“文件太多，我现在没有时间看，那个报告草稿修改得怎么样了?”

高岗说他还没有看。彭德怀听了很不高兴，说：“干部已经到齐，会议就要开始了!”高岗见彭德怀对他有责备的意思，忙说：“今晚一定看。”

第二天，高岗带着秘书来到彭德怀在中南海的住处永福堂，见到彭德怀就说：“报告除动了几处文字外，其余没有什么修改。”彭德怀拿过原稿一翻，果然只改动了几处文字，内容没有变动，更谈不上思想性的深化。彭德怀大失所望。于是他又将自己对原稿的修改意见重复一遍。高岗对秘书说：“根据彭德怀的意见，拿回去再修改一下。”

秘书走后，高岗又向彭德怀讲起了刘少奇的坏话。彭德怀虽然对刘少奇也有些意见，但并不完全同意高岗对刘少奇的看法。据彭德怀回忆，他们当时谈话的内容如下：

高岗说，刘少奇利用他过去白区工作的那一摊摊，“企图篡党”。

彭德怀说，那是不会的。刘少奇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并忠于毛泽东同志(他还向高岗说了1937年在运城兵站，刘少奇向他系统介绍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能力的情况)。他说，少奇同志抗战胜利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不过是“走了一点火”。

高岗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根本不是什么走了一点火，比如他说，战争时期开晚会，军队干部应坐前排；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军队干部就要坐后排。这是不愿意把人民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是打击老干部，打击人民解放军。难道他在天津的讲话，屁股不是坐在资产阶级方面吗?资产阶级‘人性论’登在苏北的某某刊物上，也是走火吗?”

彭德怀说：“你这些意见最好找刘少奇同志当面谈谈，或者同主席谈谈，再不就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来。”

高岗说：“还不到时候，自己心里有个底就行了。”

这是高岗与彭德怀一次最重要的谈话。彭德怀对高岗的有些话有反感，觉得他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视恶如仇”，这是很不利于团结的。但对他怀有野心仍未察觉。

不久，发生了另外一件事，高岗的不正常表现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

一天，在书记处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他要到外地视察工作，会上研究在主席外出期间，书记处日常工作由谁来主持的问题。少奇首先发言，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再三推辞，并说，还是照例由少奇同志主持。这时高岗发言却出人意外地提出，主席外出期间，书记处日常工作可以“轮流主持”。

百思不解（7）

彭德怀是第五个发言的，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轮流主持，同意照例由少奇同志主持。主席环视了一下大家，问了一句：“你们看，怎么样?”

少奇同志仍在推辞。彭德怀不解内情，觉得有些奇怪，便顺口冲出一句：“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有什么可推辞的!”主席接着说：“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

就这样定下来了。

散会后，彭德怀仍在想：高岗为什么提出书记处日常工作轮流主持，而不赞成刘少奇同志主持?联系到那天他去找高岗谈修改报告草稿时，秘书把他领到楼上，让他看桌上那一堆关于刘少奇同志的材料一事，他更觉得高岗行为异常。尤其令他吃惊的是，开会的第二天，高岗竟借故跑到彭德怀住所，以质问的口气说：“昨天你为什么赞成刘少奇主持，而不支持我的意见呢?”这种毫无道理的责问使彭德怀有些冒火，他便放大嗓门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高岗闹个没趣，便夹起皮包气势汹汹地走了。

过去，毛泽东一直说高岗如何有能力，在东北工作如何有成绩，在群众中如何有威信。高岗自己也常吹嘘他如何注意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吹嘘说“不管工作多忙，每天也要至少看20页书”等等，因此，彭德怀对高岗印象不错，他还在主席面前讲过高岗的好话，说他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方面很有贡献。可是现在高岗又有这么些不正常的表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彭德怀一下子琢磨不透。他想找一些熟悉高岗的同志谈谈，找谁呢?找习仲勋?找林彪?找陈云?……高岗不是一般人，涉及的问题又很重要，搞不好会捅娄子引起误会。找谁合适，彭德怀一时拿不定主意。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一天，邓小平同志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对彭德怀说，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说这是××同志揭发的，问彭德怀有什么看法?彭德怀便将高岗对他说过的话和他对高岗一些疑惑不解的问题，扼要地报告了邓小平，并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反对高饶反党联盟。

以上是彭德怀记得的、他与高岗接触的大致过程。彭德怀在《庐山笔记》中写道：“这是忠实的回忆”。他承认在这件事上他有错误，主要是由于开始他对高岗的面目认识不清，一度态度不明朗。当高岗向他讲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坏话时，因为他自己对刘、周也有些工作上的意见，因此对高岗那些挑拨性的言论没有及时予以反驳，也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客观上为高岗所利用，陷进去了。

关于这件事，在党中央处理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过程中，彭德怀已经作过检讨，认为教训是沉痛的。但他怎么也想不通，他在庐山给毛主席写信这件事，与高饶反党联盟有什么内在联系，怎么就成了“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如彭德怀在《庐山笔记》中所说的是“硬要从粪坑里捞出这块臭石头，来打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有“新账老账一起算”，才能把彭德怀这个“右倾机会主义”批倒批臭。

以上便是彭德怀对于几个与自己有关的历史问题的回顾与看法。

党的历史上有些问题是一下子难以扯清楚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提起，彭德怀是很不愿纠缠这些问题的。

如撇开对于历史问题的纠缠，从另外的角度看，毛泽东那个“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也是很不准确、难以令人信服的。

百思不解（8）

彭德怀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平江起义，到达井冈山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之后，一直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从红5军军长、红3军团总指挥，到中央军委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中共北方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外，彭德怀还是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六、第七、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4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部长一直当了六年。中国十大元帅，彭德怀名列第二。

从上述这张不很完全的履历表可以看出，30多年中，彭德怀每个革命阶段在军队中的地位都是很重要的。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难的关键时刻，如1947年西北战场保卫延安之战和1950年出兵朝鲜等，毛泽东曾把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彭德怀。把一个与自己“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人长期安排在对军队和国家命运都举足轻重的位置上，对毛泽东来说这可能吗?

“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估计，与毛泽东自己在不同时期的一些谈话也互有矛盾。1965年毛泽东决定派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工作，在接见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说过这样一番话：

对德怀同志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红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老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就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发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个人，老彭立刻将信送来，红3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着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此刻对彭德怀的评价，与他在庐山会议时所说的“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显然不是一个调子了。

毛泽东是精通辩证法的，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有时他又不自觉地背离了唯物辩证法。他两次亲自书写“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诗句，热情讴歌彭德怀，和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的都是毛泽东。也许会有人说，人是会变的，昨日的功臣今日可能变成祸首。是的，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先例。但是，庐山会议和其后的历史证明，全国胜利后彭德怀没有变，他依然保持着鲜红的革命本色，对党和毛泽东本人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如果彭德怀真的像有人诬蔑他那样变成了“野心家”的话，庐山的那场悲剧恐怕就不会以那种形式开始和结束了。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1）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

1959年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正式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47人，列席15人。人数几乎相当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的两倍。

由于出席会议的人员增加，会场从西餐厅移到庐山人民剧院。这儿过去原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旧址。

会议开始，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仍然像往常一样，态度从容、沉稳，声音宏亮。他先讲了八届八中全会的议程，议程有两个：

一、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这个问题比较简单，1959年的生产指标无法完成已成定局，与会者人人心里都明白；但在当时反右气氛日浓的情况下，只要毛泽东不松口，别人是不会把这个问题挑明的。面对无情的现实，现在毛泽东开口了。全会对1959年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原来的2500万吨降为1200万吨，粮食产量由原定10500亿斤降为5500亿斤，几乎降低了50％!但事后证明，这仍然是无法完成的高指标。

谈这个问题时，毛泽东的口气是无可奈何的：“武汉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看来当时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5个月，改了好。”

“高指标是自己定的，成了一种负担，自己造的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自己打烂……”

二、路线问题。这第二项议程才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一接触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便如滔滔江水，势不可当：

“上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讲话不自由，有压力。当时都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求一点紧张局势；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说去年的工作都做坏了。”

“1957年不是有人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

“在我们看来，我们应当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危险无非是：世界大战；党的分裂。那时并没有明显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

像往常一样，毛泽东在进行了一阵尖锐、严厉的批评之后，又讲到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这种方针已行之几十年，比较有效。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不要像《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

毛泽东又一次讲起了党的历史，他说：

“从遵义会议到七大，10年。中间经过四年整风，经过长时间等待，有的人才改正过来。一个人改正错误哪能那么快，经过长时间等待是必要的，强迫接受，那是不行的。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2）

“洛甫(即张闻天)那时候不承认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就承认了，解除了武装。王明始终没改，洛甫好像改了，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如今年夏天气候。”

毛泽东先说张闻天历史上犯过路线错误，然后指出：你旧病复发。张闻天问题属于什么性质就不言自明了。

“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毛泽东亮出了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指出，我们反了九个月的“左”倾，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共产风，三级所有制，落实指标等问题，还有没有?基本上不是这方面的问题，而是指标越落越低，越少越好。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错误、缺点确实多，已经改了，但那不算数。他们抓住那么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想把路线引导到错误方面去。此话是否说得对，请大家讨论。”

会场气氛平静、严肃，新上山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虽然是第一次到会，但彭德怀在庐山出事，他们已经知道，所以并不感到震惊。

毛泽东讲话时间不算很长，讲完即散会。

当前的问题已不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猖狂进攻--这是毛泽东给八届八中全会定下的调子。从此，批判彭德怀问题从思想认识上升到路线斗争的新高度。

最初，到会人员划分为六个小组，彭德怀仍在第四组。大约在8月7日以后，又将六个小组合并成为三个“临时小组”。即以第二组、第四组和第五组为基础，每组扩大为50来人。彭德怀在第四组，组员有一半是军队的同志，红3军团的老干部几乎都在这个组。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黄克诚在第五组。各组分别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批判的内容已经不只是彭德怀的那封信，而是向纵横方向伸延开去，“新账老账一起算”。

--对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张闻天7月21日的发言，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在会议期间的发言、插话和一切被认为有问题的言论进行深入揭发、批判；

--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所有成员在庐山会议期间及庐山会议以前彼此间的交往和谈话内容，让他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名单、纲领、活动计划等；

--清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查所谓“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把对形势看法上的是非之争变成了对个人的总清算。

会议气氛紧张，多数人心情沉重。

毛泽东照例是不参加分组会议的。致开幕词以后他就回到“美庐”，一面注视着从各渠道传来的人们的动向，一面通过对文件和下面上送材料的批示，不断给会议“加温”，指导会议朝着他的既定方向发展。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3）

8月5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写了批语，指出“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新鲜事物是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批语中还引用了孙中山的话：“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毛泽东写道：“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他批评了一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有疑虑的人，说：“悲观主义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时，谈到公共食堂他还说“我是中间派”，现在他又变成公共食堂的坚定的支持派了。

8月6日，毛泽东对《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两个材料作了批示，肯定了王国藩公社的经验，号召每个专区找一个至几个那样的公社，“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他向人们推荐《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一文，指出“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这样，毛泽东通过批“闲话”，把党内党外、山上山下联系在一起了。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写了批语。在这个批语里，毛泽东借题发挥，使用了从庐山开会以来最严厉、最尖锐的语言，表现了他对彭德怀及与其观点相同的人难以抑制的愤怒。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的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达到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可以说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曾引起世界人民的普遍关注，人们把它看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伟大文献。可是没过几个月，一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给那篇光辉著作蒙上了阴影。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4）

8月12日，毛泽东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的报告作了批示。批示说：

“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及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况，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好，成绩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这一个接一个的批示，犹如一道道作战命令，不仅说明了“敌情”的严重、任务的艰巨，还具体指明了作战方法，并在前进道路上树起了坚信、紧跟、雷厉风行的“标杆”。在毛泽东的动员、部署、督促、鼓动之下，一个批判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新高潮在庐山掀动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铺天盖地。

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得最凶、最有声势的当然是彭德怀所在的第四组。

一位出席过庐山会议的干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我刚好坐在彭德怀的身后，我前面就是他那宽阔厚实的背影。彭总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他轻轻摇一把葵扇，仔细听所有的发言，却并不为自己辩白。只有时对某些事实作必要的说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事，即使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楚。他身旁的方凳上，搁着一只大茶杯，茶水喝完之后，用三个指头把绿莹莹的龙井茶叶捞出来，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

在所有的揭发和批判中，最使彭德怀感到气恼的，是所谓他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在他看来，党内几十年的斗争历史，是非大体是清楚的。但有些发言者并不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谈历史，而是让历史为当前的某种政治需要服务，这就使他有口难言了。

会上，有人不但把井冈山时期彭德怀在作战指挥上的某些失误，与当时错误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加以批判，还把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的一些著名的胜利战役和战斗，也牵强附会地跟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作为彭德怀的“罪行”加以清算。

1940年8月在华北敌后发起的“百团大战”，彭德怀一直认为是打得好的，胜利远远大于损失。特别是对于鼓舞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和国内反动派的投降活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当时还曾发电报给彭德怀表示祝贺，说“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彭德怀怎么也想不通，时过不到20年，一次使全国振奋、令敌人丧胆的伟大胜利，怎么一下子变成了错误和罪行呢!

此外，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战场，抗美援朝时期在朝鲜，彭德怀工作中都曾有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对此，彭德怀从未隐讳过。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都是由于主观认识落后于实际所致，而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有人却要把他在历史上所有的过失，都和“一贯反对毛主席”这样一个压倒一切的罪名联系起来，这是彭德怀无论如何也难以想通的。

揭发批判中，有些最“尖端”的材料，也都是最站不住脚的。例如有人揭发说，彭德怀反对在党章中写上毛泽东思想，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口号等等，企图以此来说明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5）

1945年“七大”召开以前，彭德怀曾建议党章中不要写毛泽东思想。他认为，王明路线的破产，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英明、正确，这毫无疑问。但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看，考虑到当时还有一个国际中心存在，我们以不那样写为好。后来写上了，他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11年后，当时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拟在“八大”文件和其他文件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也主张可以不再那样写，彭德怀却认为，鉴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教训，如果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会引起不好的后果，他建议还是写上为好。他的建议又未被采纳，他也没有再坚持。

在党内，对于某些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发表一些不同的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彭德怀的意见并非毫无道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怎么成了“一贯反对毛主席”呢!

关于唱《东方红》的问题，彭德怀先后曾提过两次建议，两次都是研究外国代表团来华会谈的接待问题。一次是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上，一次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彭德怀建议的基本内容是：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军事代表团来访时，在欢迎会上，都是先唱《斯大林颂》，然后唱《东方红》。苏共二十大后，为照顾中苏两国关系，《斯大林颂》不再唱了，因此，彭德怀建议《东方红》也可以不再唱。彭德怀的建议，只是说在欢迎外国代表团的特定场合不再唱，他从没有提议过我国人民不要再唱《东方红》。他对《东方红》这首歌中的个别字句是有自己看法的。他觉得“他是人民大救星”一句，与《国际歌》中的“全靠自己救自己”一句精神不一致，不如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更好。他在朝鲜时曾有过这样一点想法。鉴于《东方红》歌曲已在我国人民中广泛流行，再修改影响不好，所以，他的那个想法从未向任何人表露过。

毛泽东过去常讲，要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并曾提出：不做寿，不送礼，不以领袖的名字给城市、街道、工厂、学校等命名。对于这些，彭德怀都是衷心拥护的。他认为自己关于唱歌问题的建议，是与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相一致的，是从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威信出发的，丝毫没有恶意。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良好动机却被人肆意歪曲、篡改，把他的正确建议说成是对党和毛主席怀有二心，这是彭德怀所无法接受的。

当然，彭德怀也不是完人。在批判中，也有些意见确实指出了彭德怀的弱点，比如说他疾恶如仇，性格直爽，但有时缺乏必要的耐心和温厚，急躁起来方式简单，近乎粗暴，因而得罪了一些人。会上有些人批判彭德怀，不是因为政治路线上对他有什么意见，就是因为过去挨过他的训斥或挨过骂，心中有积怨，平时没机会讲，在会议上发泄出来了。

另外有些意见，不仅是牵强附会，而且是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比如，艰苦朴素，清正廉洁，是全军全国人人皆知的彭德怀的优秀品德。在旧军队，他从连长当到团长，把自己全部积蓄用于平江起义后的各项公用开支，他家中始终维持着当地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全国解放后，尽管他身居高位，却从不以权谋私，仍然两袖清风，没有多用公家一分钱。对于按规定给予他生活上的照顾(例如外出乘公务车，住高级宾馆等)，他也感到太过分而于心不安。他曾多次要求取消这种特殊照顾，过普通人的生活。他常说，那样搞下去我们会脱离群众，是会亡党亡国的。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6）

彭德怀的崇高品德，不仅受到全军广大官兵的普遍爱戴，而且得到社会各阶层及全国人民的一致赞誉。抗日战争时期续范亭将军就曾赋诗赞扬彭德怀的优秀品德：

爽直将军贵姓彭，

心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

粗布征衣半老兵。

然而，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却被有的人诬蔑为“伪君子”、“伪装朴素”。

作这类批判的人，拿不出任何可以站得住的证据，有的是被当时形势所迫，人云亦云；也有个别人拼命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是为了掩盖自己生活作风上的奢侈腐败，是一种忌恨美好事物的阴暗心理的反映。

对待这类批评，彭德怀的态度是非常坦然的。他在《庐山笔记》中写道：“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40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可以伪装得了的。”

彭德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大的耐心，承受着会上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揭发，除必要的说明外，他下决心不作任何解释。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搞臭，要彻底肃清他在全党全军中的影响。在这样形势下，争辩无用，越争辩越会加重自己的罪名。

“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

8月6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即席检讨，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检讨不是最后一次。”他已预感到更严酷的批斗还在后面。

他的检讨想尽量跟上毛泽东定好的调子。关于7月14日的那封信，他承认了“这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从右的立场出发”。他不承认他的信是反对毛主席的，但谈到信的内容时他说：“实质上是向广大干部泼了冷水，向几亿人民泼了冷水，对毛泽东同志作了错误的批评。”谈到犯错误的原因，彭德怀说主要是“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很好树立起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的头脑里”，“使自己在革命的重要关头，往往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发生动摇。”

他承认在几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甚至连“百团大战”那样过去他所不愿承认的“错误”，也违心地一律承认下来。

“百团大战不仅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错误。”

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彭德怀承认在1954年高饶联盟事件中他犯有严重错误，主要是“我没有及时同反党分子划清思想界线，相反的，采取了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作了反党分子的义务宣传员。”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7）

在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曾说他“有野心”，或批他为“野心家”，对此他不仅仍然不接受，而且从内心感到愤怒，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但在检讨中他没有正面接触这个问题，只是用迂回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有个人英雄主义，它给革命的危害很大。特别是在高级干部身上，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毒素，遇到适宜的条件和气候，很容易发展成个人野心，招致党的分化，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尽管彭德怀压制着内心的痛苦，一再从严检查自己，有的地方为了照顾大局而说一些违心话，而检讨的结果仍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有的人还是说：“检讨还差得很远，要继续深刻检查。”

8月7日上午，毛泽东又找彭德怀谈了一次话，重复了他在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那些批评。谈完，彭德怀提出，根据这次会议给予他的批评，他不愿再做军事工作了。毛泽东说：“这几天我也在考虑这件事。”

当天晚上，彭德怀便授意秘书代他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请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以及撤销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不当国防部长，我早就有这个意思，这次能辞掉，我是很愿意的。”彭德怀曾这样对他的秘书说。

但是，他对于人民解放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与这支军队一起风风雨雨，千难万险，共同战斗了30多个年头，一旦离开它，感情上是难以割舍的。他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

8月10日，彭德怀一面起草自己的书面检讨，一面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黄克诚这个总参谋长也不能干了，这对军队是个很大损失，有些工作可能中断。现在几个主要条令还没有完全搞出来，如果再过几年，把战史、军史、条令都搞出来那就好了。”

尽管彭德怀正在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日益猛烈的批判、责难，他那颗心仍一直惦记着军队的建设。7月22日他让参谋打电话到北京，告诉办公室，把上山前他交代要编撰的那本书，定名为《对毛泽东军事科学的体会》。

7月23日，也就是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彭德怀的当天，彭德怀还把他自己为《对毛泽东军事科学的体会》一书写的第一章手稿寄往北京。

彭德怀此时此刻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军队，不是眼下，而是未来。

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被列入“军事俱乐部”成员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也分别在各组接受批判，批判者所采用的方法大致相同，而被批判者的心情和表现却大不一样。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上庐山的。从他上山到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才短短六天时间。六天中，他只是在一次小组会的发言中，对彭德怀信里的主要观点表示了有保留的支持。此外，他没有与彭德怀议论过任何与会议有关的问题。但是听了毛泽东讲话，特别是当听到讲话中提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之后，他就清醒地意识到，问题已经超出了思想认识的范围，成了集团活动的政治性问题，他不仅已被划进那个“俱乐部”里，而且是“俱乐部”里的重要成员，彭总第一，他第二，形势已定，在劫难逃。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8）

黄克诚比谁都清楚，所谓“军事俱乐部”，纯系子虚乌有的事情。所以要搞出个“军事俱乐部”，主要根据之一是那天晚上几个“秀才”去找他谈问题，恰巧这时彭德怀为一件军务事也去找他，几个人无意中碰到一起，而“秀才”们离开176号时又偏偏被人看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就成了什么“军事俱乐部”。其实有什么呢?几个与会人员，又都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偶尔在一起交谈了一次，谈了些对会议的意见和看法，对于“秀才”们的个别过头话，他还进行了批评和劝阻。如果在健全的党内民主生活中，这根本算不得什么严重问题，但在庐山当时的非常情况下就很难说清楚了。

黄克诚既不因曾支持过彭德怀的意见而感到懊悔，也不埋怨“秀才”们不合时宜的来访。他丝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如果当时有人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会像那天在小组会上一样，毫不含糊地支持彭德怀信中那些主要观点。他与彭德怀的友谊是深厚的、纯洁的。在过去30多年中，有一半多的时间他是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特别是从井冈山到延安近10年的艰苦岁月，他两人是在一起度过的。他了解彭德怀如同熟悉自己的兄长，他决心和彭德怀一起迎接这突然袭来的风暴，觉得能替彭总多少减轻一点压力，也是好的。

批判彭德怀开始之后，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劝告黄克诚，要他认清形势，划清界限，“反戈一击”。黄克诚听后摇摇头，拒绝了老战友的好心劝告，他说：“落井下石也要有石头啊……我没有石头。”

当看清了面临的严峻形势之后，黄克诚变得异常镇静。从在井冈山当团政委的时候起，他就经常被人指责为“右倾”，历尽坎坷，几上几下，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复杂的党内斗争，极大地磨炼了他的性格，使他既具有军事家的果断、坚毅，又有政治家的涵养、豁达。庐山上的风云变幻，他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他耐心地倾听别人对他的批判，除对一些侮辱性的说法，如什么“父子关系”等给以严正批驳和回答外，只要是正常的批评，即使把问题性质说得再严重，他都能冷静地听下去。“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总参谋长不当，解甲归田，告老还乡吧。”他心里这样想。30多年中，由于对党的决策和上级的某些规定勇于提出不同意见，他也记不清被撤过多少次职了。

但是，在批判会上步步紧逼、“万箭齐发”的形势之下，从全党团结的大局出发，黄克诚也不得不违心地作了检查。他说，他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他甚至还承认了：“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有较深的影响……他们卷入军事俱乐部，实际上我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不过黄克诚在检讨中，不止一次地说了“不管我主观愿望如何”等话，这说明他的检讨是被迫和言不由衷的。

“军事俱乐部”里另一个重要成员张闻天，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懂几国语言，受过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领导人之一，还是党内少有的“吃过洋面包”的“洋博士”。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张闻天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是异常曲折的。他的长处和他的弱点，在知识分子干部中是具有典型性的。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9）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这期间，张闻天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王明错误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1935年，在对党的前途命运有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支持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他是为中国共产党立过大功的。10年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这样说过：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关系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犯过错误，也有过功绩，他的错误和功绩都是无法磨灭的。但到后来，他的功绩已经不再被人提起，而他的错误却像希腊神话中那把达摩克利斯剑一直高悬在头顶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在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彭德怀7月14日的信表示大力支持，达摩克利斯剑掉下来了。当他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论点和所据有的大量材料的正确性是坚信不疑的。就在发言之后，秘书曾提醒他说可能会有人对他的发言进行批驳，张闻天还满有信心地说：“我作了很好的准备，他们要反驳也难。”

但是，两天以后听了毛泽东那篇怒气冲冲改变会议方向的讲话，张闻天忽然发现自己又陷入危险的漩涡之中去了。他立刻主动从严检查自己，并三次恳请大会不要把他的发言印发下去，但都没有获准。他几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求面谈一次，以便有机会对自己的言行作些解释。他的努力总算有了结果。8月2日毛泽东写给他一封信，就是在庐山会议后期和在不久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及外事工作会议上作为重要学习材料的那封《给张闻天的信》：

“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是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儿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笔，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在全信500多个字中，有两句话对张闻天可能是致命的，一句是说张闻天发言中的那些材料“尽是假的”，另一句是指出张闻天“旧病复发”。在那个时代，毛泽东的话如同圣旨，一旦出口，即成定论。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10）

对于枚乘的《七发》，毛泽东历来很欣赏。在庐山他指示将此文印发给与会者。

枚乘字叔，江苏淮阴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枚乘生前做过吴王濞的文学侍从之臣。《汉书&#8226;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讲的是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七件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都未能使太子兴起；再说田猎、观涛，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使他略有起色；最后说要向太子推荐方术之士论述精辟的道理，太子听了出了一身冷汗，霍然病愈。它的主旨是在说明腐朽享乐的生活是致命的根源，以“要言妙道”开通思想是治病的最好秘方。

在印发《七发》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很长的批语，借古论今，把道理说活了。批语的前部是用通俗语言为《七发》作注释，帮助人理解原文内容。毛泽东要印发枚乘这篇赋的本意在批语的结尾处。他写道：

“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讲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糜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

《七发》是作为一种武器，用来批判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具有“泄气、悲观、糜烂、右倾”思想的人们的。

但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大力推荐的那篇2000多年前的“妙文”，并没有发挥他所设想的那种巨大作用。由于文化素养和性格方面的原因，批判会上，多数人采用的不是理论和思想的批判，而是抓住一些“莫须有”的问题，进行追逼，让对方交代“军事俱乐部”成员间的接触情况、谈话内容、“秘密反党计划”。

张闻天这位造诣颇深的理论家有口难辩了，在8月9日的小组会上他发言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有来源的，从全民大办钢铁，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就开始有右倾思想，其主要问题是：土高炉，那么多人上山，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人民日报》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主观能动性的文章，以及主席、少奇同志与外国人的谈话，我总的感觉是太‘左’了。对毛主席过去讲的一句话：‘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我也有抵触，认为有冒进也要讲……”

在张闻天看来，已经很彻底，很真诚了，但距会上人们的要求仍相差很远，震耳欲聋的追逼声仍然一阵紧似一阵。

周小舟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不同，他年纪较轻，才47岁，正当气盛之年。他没有什么复杂的经历，在延安给毛泽东当秘书时，是颇受器重的“秀才”，派他到湖南省委去当第一书记，正说明了毛泽东对他的倚重。他头脑清醒，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既有革命家的实干精神，又有文人学者的才干。庐山会议开幕时毛泽东讲的那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实际上是由周小舟首先提出的类似观点，经毛泽东采纳而作为观察形势的指导思想的。

周小舟性格上有个突出的特点是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延安当秘书时，对毛泽东的成篇文章，周小舟都可以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没有任何顾虑。有时为了修改一个句子，他可以和毛泽东争红了脸，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毛泽东才更赏识周小舟。那是在延安时期。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11）

斗转星移，20多年过去了，周小舟坦率刚直的脾气依旧，毛泽东却不像当年那样随和了。他越来越觉得周小舟桀骜不驯，与自己“格格不入”。但在庐山，毛泽东对他仍然进行了较多的争取工作。直到8月1日的晚上，还给周小舟写了一封信，并送去一篇古文《丘迟与陈伯之书》，暗示他快点回头。

在8月3日的小组会上，人们对周小舟进行批判，让他交代与彭德怀的关系，他坦然地讲述了他陪彭德怀在湖南考察时，彭德怀和他的谈话，讲了彭德怀如何向他述说自己逐渐认识毛泽东领导正确的过程等等。周小舟说，有人说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哄闹，斥责、质问劈头盖脸而来。但周小舟并不在乎，他用手指扶正金丝眼镜，激动地高声说：“有人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革命，这有什么可怕!”

“什么?有人!”会场一角倏地站起一个人来，指着周小舟质问道，“到会的有名有姓，你为什么不说明，你这个‘有人’是指谁?”

“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

周小舟不厌其烦地解释说，他对“大跃进”、公社化、公共食堂等有意见，有看法，但确实没有要反对毛主席的动机。人们正在火头上，谁肯让他解释。一步一步地紧逼，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追问。最后，周小舟松了口，交代了一次性质严重的议论。他说：“我说过，毛泽东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是在黄克诚那里说的。”

人们的情绪立刻爆炸了，全场怒吼，群情激愤。

周小舟心情却很平静。他想，共产党员做事要光明磊落、敢作敢当，怕什么!唯一使他感到懊悔和不安的，是由于他的考虑不周和任性，而使彭总和黄老受到了牵连。他一再想：如果当时我不鼓动彭总向毛主席反映意见，如果那天我不坚持去找黄老交谈，情况也许不至于闹到如此严重程度。“事情既已如此，也只好任它去了。”周小舟思想上已经作了最坏的准备，包括开除党籍、坐牢、杀头……

与“军事俱乐部”有过接触的另外一个人是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李锐没有什么“辫子”可抓，康生就造谣说他有“杀父之仇”。这是一个在延安时期就审查过并已澄清了的问题，所以不可能追出什么结果，只能不了了之。

几位“秀才”在黄克诚住所议论关于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等问题被揭露出来，对本来斗争已很激烈的八届八中全会，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会上的“温度”升高，“火力”加大，批斗进一步升级。

8月11日，召开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作长篇讲话。这一天他的情绪特别激动，字字句句带着难以掩饰的怒气。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12）

他从世界观方法论谈起，说历来犯错误的都是唯我主义、极端唯心主义。他不指名地批评彭德怀等人说：“三十几年，阶级立场没有变过来，总是格格不入。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参加党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符，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由此可知，10年动乱中那个令人瞠目的口号：“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最早是由毛泽东在庐山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曾被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所利用，成了残酷迫害老干部的理论依据。

“人民公社，是地富反坏在骂，兄弟国家有怀疑。对‘大跃进’，国内外怀疑。指标高了，只要略有增产，就是好事。去年农业增产有无一成?有一成就是跃进；我们可以达到三成，还了得!”

“高饶事件，有的人是保护过关，是高彭联盟，还是彭高联盟?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说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个地方没有吹遍。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风总是要吹的，吹一吹可以教育全党全民。”

这里所说的“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是彭、黄、张、周的代名词，说那三个地方“没有吹遍”，绝没有褒奖的意思。

接着，毛泽东又讲哲学，讲政治挂帅的重要，并批判彭德怀在抗日战争期间写过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资产阶级革命，提到资产阶级的一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马列主义。”

“第一书记挂帅，实在讨厌，我却高兴。与其让你挂帅不如让我挂帅。只要大家通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集体领导要不要?赫鲁晓夫强调集体领导，他有没有集体领导?有没有民主言论自由?这次要求集体领导，要求民主，有人头两周鼻子不灵，没有嗅出来。庐山上有两个司令部。这次满足同志们的要求，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后一个月开一次中央全会都干，天天开，免得老说没有民主，个人独裁。你那个军委会有没有民主集中制?”

以上虽然都是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发言，但针对性不是很明显。讲完之后，毛泽东话锋一转，专指彭德怀。毛泽东今天火气特别大是有原因的。

前面说过，庐山会议之初，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曾有多次发言和插话，有的发言直接点了毛泽东的名字，有的话带有明显的刺激性。例如说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没有集体领导，民主生活不正常，什么事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等等，都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初期说过的。当时，负责整理记录的同志出于一片好心，在出会议简报的时候，把这些带“刺”的话都给删去了。毛泽东在简报上没有看到。随着批判彭德怀的逐步升级，当时被删去的话又被揭发出来。再加上“秀才”们关于“斯大林晚年”、“钓鱼”等等的议论也同时被揭发出来，毛泽东看了和听了这些材料，自然火冒三丈了。

“你们说我是搞阴谋，钓鱼，我就大鱼、小鱼、吃人的鲨鱼一起钓!”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几乎是在愤怒地呐喊：“想把‘秀才’们挖过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周惠挨边，小舟不交心。”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13）

稍稍停顿之后，毛泽东继续讲下去，说到有话要让人讲，“臭屁、香屁，通通放”，说到这次犯错误的人有两重性：革命，反动，说完全不革命不是事实。又说到彭德怀不单反对我，而且与政治局委员、元帅、大将、上将，都合不来。

与会者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毛泽东发这样大的火，他们感到震惊和困惑。他们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静得一枚绣花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

毛泽东似乎察觉由于自己过分激愤的讲话而引起的过于紧张的气氛，他想缓和一下，经过一段较长的停顿，他才以宽容恳切的口气说：“31年的关系，难道庐山就此分手?不应当分手……欢迎最近几天同志们的进步。”

毛泽东讲完话，宣布散会。

会场里的紧张气氛并没有随之散去。大厅里的空气似乎结冰了，解冻需要时间。

服务人员收拾会场动作也不同往常，他们一声不响，小心翼翼，仿佛生怕破坏了那凝固了的气氛。

在8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彭德怀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检讨。检讨中他把几天来会议上对他的批评(包括毛泽东那些极尖锐的批评)，基本上都接受下来。在检讨右倾观点时，彭德怀承认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并承认“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党的团结”。

在检讨中，彭德怀甚至承认了他的错误不是“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并说“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

很显然，这些检讨并非出自他的内心，而是为形势所迫，重述别人加给他的错误。但批评者并不满足，他们给彭德怀加了许多吓人的新罪名，什么“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派别，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等等。

会议已不是实事求是的严肃批评了，方式也已谈不上与人为善。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根本原因是人们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了发展，人们无条件地拥戴他、信赖他，把他的话看成天经地义，当人们无视事实向彭德怀等人“猛烈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信是在赤胆忠心地维护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在当时，这也就是维护党的最高利益。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内批评理论相悖的做法持怀疑和保留态度，但在当时的气候下他们只能沉默。他们不但不能流露半点不满，而且有时还不得不作违心的表态发言，来敷衍几句。

原来是要把他搞臭（14）

毛泽东照例是不参加小组会的。但是他仔细阅读秘书送上的每一份会议简报，密切地注视着会议的发展。8月11日的全体会议上他虽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但胸中的积怒并未全消。8月15日，一份打印材料送到他的写字台上，题目叫“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他拿起来一看，是摘录了他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不知是哪位“秀才”搞的，来得正好！他在写字台前坐下，拿起笔来，就像操起了机关枪和迫击炮，乒乒乓乓地向着他选定的目标射击起来：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至190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至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评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一阵“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猛烈射击，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在批语中，毛泽东把前一阶段彭德怀和“秀才”们对他的议论和批评几乎全部列了出来，给予批驳。无疑，这也是对议论者和批评者的一个警告。

八届八中全会从始至终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它的历史作用是又一次打乱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复活并发展了背离实事求是精神和对同志进行残酷斗争的恶劣风气。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1）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

政治运动如果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变成一场“政治台风”。它能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一切反动、腐朽的东西，同时也可能使许多神圣、美好的事物受到伤害，从而付出不应该付出的沉重代价。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庐山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而且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这种“一边倒”在会议第二阶段的八届八中全会期间，特别是在毛泽东8月11日讲话之后，达到了高潮。

表面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大家都是很起劲的：会上发言，有的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有的慷慨激昂，其势汹汹，就像过去常说的那样，“群众发动起来了”。但是只要稍一留心就不难发现，人们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有些是本质上的差异。

怀着卑鄙的目的、乘机落井下石、要把彭德怀置于死地的，除阴险冷酷的林彪之外，就是康生等少数人了。

康生是专靠搞运动整人的老手。早在延安时期，作为中央总学委领导人之一的康生就发动了所谓“抢救运动”，在审干中大搞逼、供、讯，搞得人人自危。当时，张闻天觉得很不对头，曾向康生提了意见，并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时作了反映。后来，毛泽东出面纠正了审干中的错误做法，批评了康生。事后证明，康生抓出来的“特务”，95％以上是搞错了的。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出尽风头之后，一跤跌进了低谷，从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高位上栽下来，被派到山东分局当书记。从此，他整整六年深居简出，除了在秘书送来的现成文件上签签字以外，每天就是写写画画，游山玩水，光住医院就住了四年多。

“抢救运动”虽然过去10多年，但康生并没有从那次跌跤中获得必要的教训。他那套极“左”的东西只要有适当的机会，立刻就会暴露出来。这次上得庐山之后，开始，他外表仍装得十分超脱、清闲，除了看书、游览、听会之外，他似乎既无所思，亦无所求。其实，他每天都在不动声色地注视着，观察着会议的发展。经毛泽东批示的彭德怀“意见书”一发下来，康生最先喊出了惊人的高调子：

“这封信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

接着康生又在下边散布种种耸人听闻的说法，说什么彭德怀“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说彭德怀正在“拉队伍”，如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等等。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康生的发言也最为慷慨激昂。他不仅善于把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上纲上线，还常常用一些煽动性很强的语言来蛊惑人心。而对于会议最能起推波助澜作用、破坏性最大的，是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他的那些三言两语的插话，比如当有人说彭德怀在历史上有过伟大功劳时，康生就插话：

“正因为有功劳，自己不服才更危险。”

有人发言说张闻天是幸灾乐祸时，康生就插话：

“我看德怀同志也不是忧心如焚。”

当有人提到军委会开会时彭德怀拍桌子骂人，康生就说：

“他不是要民主吗?”

当有人提到彭德怀曾说过“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摸得熟的”康生就插话：

“他这话不是拿陈云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泽东同志不行。”

有人说彭德怀骄傲，目空一切，康生就接茬说：

“他以反毛主席为荣。”

类似这样的插话举不胜举。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2）

8月3日下午，康生在第四组会议上发言时，引经据典，把彭德怀、张闻天比作苏联的布哈林，他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年后出了布哈林右派，我们胜利10年后出了彭、张右倾路线。我们现在的情况、条件、环境与苏联1928年不同，但涉及的问题也是工业发展速度与农业集体化生产问题。”

康生在会上发言虽然也很积极，但他为自己规定的主要任务，不是到会上去冲锋陷阵，而是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不断为毛泽东输送材料，提供理论武器。在庐山的“左”派大营中，康生扮演的是一位摇鹅毛扇的角色。

在批判张闻天的会上，看到一些人发言只会使用恐吓、辱骂来作战，谈不出多少道理来，康生就觉得这样搞法不行。康生与张闻天相处多年，他是深知这位洛甫同志的厉害的。不要说工农出身的干部，就包括康生自己在内，如果与洛甫面对面论战，也不是洛甫的对手。不讲别的，就说他7月21日那篇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立论坚实，逻辑严密，观点鲜明，文采横溢。单靠喊几句口号，是不可能驳倒张闻天的。

批判需要武器，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批判者们的共同心声。

康生看到了这一点，他不辞辛苦，翻箱倒柜，8月3日他将《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两份摘录(1928年10月和1929年4月的两次演说)呈送毛泽东。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两份材料“可供我们这次反右倾斗争参考”。他还将列宁引证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提议把“国家”一词改成“公团”(德文这两个字与法文中的“公社”相当)的话，借题发挥说：“不仅我们的农业社可以叫‘人民公社’，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对如此及时的奉献，毛泽东当然十分赏识，立刻批示：“印发各同志。”

尽管毛泽东没有说什么褒奖的话，但通过这样一些事，自己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正在回升，这一点康生是清楚地感觉到的。

柯庆施的情况和康生略有不同。他是近几年来靠反右而发迹的“暴发户”。1957年反右派以后，柯庆施带头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批判“反冒进”。1957年12月他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长篇报告，猛烈抨击1956年以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反冒进”右倾思潮，“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受到中央的重视，《人民日报》还配社论全文刊登了柯庆施的报告。

这件事是柯庆施这些年政绩中的得意之作。他的那篇报告，实际上是为后来的“大跃进”吹响的第一声号角。连毛泽东都曾说过“大跃进”的发明权是属于“柯老”的。

这样，柯庆施就顺利地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进入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圈。

这样，柯庆施的政治生命就和“大跃进”紧密连在一起，难解难分了。

但是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人们对于“大跃进”的非议越来越多，埋怨越来越强烈。为形势所迫，毛泽东也一再强调要“压缩空气”，要“降温”，并开始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对政治气候极度敏感的柯庆施有些惶惶然了。一年多以来，他自知自己“左”得可以，有些心虚，生怕有朝一日算账会算到他头上。于是，未雨绸缪，为了防止被动，他这次上庐山是带着反“左”的材料来的。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半路杀出个彭德怀来。经毛泽东批示的彭德怀“意见书”一送到柯庆施手上，他就料到庐山将要有一场“好戏”看了。过去，他有些惧怕彭德怀的声望，但当他领悟了毛泽东那则批示后面的深意之后，就忽然变得腰粗胆壮了。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3）

如何迎接这突然到来的风云突变?柯庆施非常适时而巧妙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24日柯庆施首先带头作检讨，说自己的思想落后，“跟不上主席”，接着就气势汹汹地向彭德怀开火。说“现在党内的确出现了动摇分子”，“当前主要是克服党内已露头的右倾动摇思想”，还说“至于帽子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赞成乱戴，恰如其分的还是要戴，否则就是是非不分了”，等等。

柯庆施是华东组的负责人，在批判张闻天问题上他是绞尽了脑汁的。作为一个大组的召集人，他不会披挂上阵与张闻天面对面开战，他知道，那是既不明智，也是他所不能胜任的。他采取的是始终保持一个公正、稳健的大组领导人的姿态。张闻天发言时，他靠在椅背上静静地听着，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有时非常谦恭的“请”洛甫同志把某个问题再说明一下。直到张闻天发言结束，柯庆施才说：“洛甫同志把意见都说出来，这是好的。”至于张闻天意见是否正确，柯庆施只字未提。不过，从他在张闻天发言过程中的几次插话所提的问题看，他反对张闻天的立场是再鲜明不过了。

张闻天的发言传开后，人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赞扬者说：发言很好，是一篇生动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好文章。反对者说：和彭德怀调子一样，是“披着理论外衣”的“意见书”。

在公开场合，柯庆施仍旧保持沉默。但在另外场合他却颇下功夫。经他“热心推荐”和毛泽东批准，张闻天7月21日的长篇发言，用两种“版本”印发给到会同志：一种是摘要，3000多字，登在会议简报上(第20号)；另一种是记录稿全文，约8000字，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第47号)。记录稿是柯庆施指定人记的，不少地方有误，不合张闻天的原意。张闻天曾请求他的发言不要印发，未获准。现在不但印发了，而且是两种“版本”，很明显，这是作为“罪证”，“立此存照”。对于这样的特殊照顾，张闻天心中有说不出的苦涩与酸楚。

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最起劲的，当然不只是林彪、康生、柯庆施等几个人，还有一些别的人，包括过去执行“左”的路线比较积极的某些地区、部门的负责人，在1958年“大跃进’中工作上“冒了尖”的某些省委书记，还有过去因种种原因受过彭德怀批评、训斥而心怀不满、有积怨的军队高级干部等等。他们对批判彭德怀虽然很积极，却不像林彪、康生等人那样怀有阴险的政治野心。即使把上述这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批判彭德怀真正“卖劲”的仍然是少数。

大多数与会者对庐山上发生的突然事变感到震惊和茫然。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许多人表示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看不出什么问题，不少人在小组会发言中表示热烈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尤其佩服他敢于直言的勇气。东北组在讨论中，几乎全组一致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还有一部分人表示基本上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只是认为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应该“再缓和一点”，个别字句可以“斟酌”一下。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原来就持反对意见的少数人活跃起来了，原来对彭德怀的信表示赞同或基本赞同的人，在经过一段时间惊愕和沉默之后，纷纷对自己7月23日以前的发言进行修正。在小组会上，人们纷纷发言，对自己过去的看法进行检讨，继而由赞同彭德怀的意见转向反对彭德怀的意见。发言的模式大都是“对彭总的信开始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听了主席讲话后重新再看彭总的信，觉得越看问题越严重”等等。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4）

对于多数人说来，他们原先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和现在转过来反对彭德怀的意见，都是真心实意的，并无半点虚假。人们对同一件事的看法和态度，在短短的时间内能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这种现象所以产生，决定性的因素是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个人迷信在党内的发展。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毛泽东的信任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只要是毛主席说的，就不会有错”。这种观念已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如果对什么问题在看法上与毛主席“教导”不一致，那一定是自己思想出了毛病，“毛主席是不会错的”。这就是当时能够做到大转弯“一边倒”的思想基础。以毛泽东的思维代替个人思维，不善于运用自己的大脑想问题；或者看到问题了，有不同意见，但鉴于毛主席已经讲了话，不便多言，持这两种态度的人在庐山会议上占了绝大多数。人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对一个健康的执政党来说，这是一种危机，相反，大家还把这看成是一种维护党内团结的美德。

但是，要实现那样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有的人转得就很吃力，很勉强。有一位工农出身、在中央工作的高级领导人，过去一直是对彭德怀很敬佩的。在小组会的发言中，他曾对彭德怀的优秀品德大加推崇。这位同志的发言登了会议简报。当有人对他的发言提出了批评后，这位同志立刻发表“正式声明”，表示接受批评，并要求收回简报上刊登的他的一段发言。他说：“那段话不是出于本意，我请求换上另一段话，就是‘彭德怀同志说他自己是张飞，我看他不像张飞，因为他无桃园之义。如果要用“三国”的古人作比喻的话，我想他倒有点像魏延’。我认为这是我的本心话，这是我对他的历史评价。”

这种戏剧性的大转弯，现在看来有点滑稽，但它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和那些看风转舵的投机家不同，上面说的这位同志在政治上和个人品质上都是很好的，他那样做毫无个人不良动机，完全出于对毛泽东的“忠心”。对于这位同志的处境和良苦用心，与会同志都很理解，彭德怀本人也是充分谅解的，他说那位同志“放炮勇敢，检讨也勇敢”。

对彭德怀等人不但要批判，而且要求批得有力，批得彻底，批得“有水平”，对于许多同志来说就更加困难了。有的人并不了解彭德怀，有的人了解彭德怀，但头脑里装的都是对彭德怀的美好的记忆，拿不出什么有“分量”的材料来，批判中，除了重复毛泽东讲过的那些话而外，有人只能围绕着彭德怀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作文章。在这些方面彭德怀有些弱点是显而易见的。有人批评他“个人英雄主义”，有“犯上思想”；有人说他对毛主席“有怨气”，对毛泽东过去对他的批评“不服气”、“有成见”等等。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5）

态度粗暴，有时爱训人、骂人，是人们对彭德怀批判的主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军队干部在这方面意见较多。有人揭发说，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大发脾气，把一位高级领导干部骂得哭起来，夹着皮包走了。还有一位曾多次挨过彭德怀骂的高级干部发言说：“我曾给彭总当面提过意见，说他好骂人，彭总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骂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骂战士。”

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言说：“1957年彭总到南京视察防务问题，我陪他一起去舟山。一次我对彭总说，大家都说你爱骂人，干部都怕你。彭总说，‘我过去爱骂人，现在好了’。可是过了两天到海军部队去视察，他看到海军的油库修得太暴露，就把海军的一位领导叫来骂了一顿，并且说，如果不立刻改过来，他还要骂一百次。”

方式简单，有时爱发脾气，爱骂人，的确是彭德怀的一个缺点。但从会上大家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出，彭德怀并不是什么人都骂，也不是无缘无故就骂人的。这大概就是人们尽管批评他，但对他并无大怨恨的缘故吧。

从8月3日到8月10日的小组会发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部分彭德怀的老同事、老部下的发言。彭德怀既然已被说成是“军事俱乐部”的首领，他的老同事、老部下自然就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多少双带着善意、关切、期望、怀疑、挑衅的目光，像舞台上的聚光灯似的一齐照射到这些干部身上，使他们不得不发言表示要同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们又无法一下子改变彭德怀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于是，会上就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发言：

“彭德怀同志是我的老上级，我认识彭总30年了，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有16年。过去对他总的印象是好的，觉得他对党忠诚，是毛主席的好助手。对敌斗争勇敢，对革命有贡献，生活很简朴。当然，对他那一套待人粗暴，领导不民主，工作方法简单、主观，不听人家意见，也深有感觉。对彭德怀同志的看法，对我来说，这次是换了一个脑筋。如不参加这次会议，凭我的思想水平，政治嗅觉，是看不出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

“我是1949年8月才认识彭德怀同志的。未认识前，听人说彭总很厉害，爱骂人。过去也听到过关于华北座谈会的一些情况，对他印象不那么好。认识他以后，又感到他坦白爽直，艰苦朴素，常讲军队要加强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要加强政治工作，实行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等等，因此，对他的印象是又怕他，又尊敬他。”

“我从很小参加革命，一参军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很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挨过他不少骂。对他的作风有意见。去年军委扩大会议，我指名贴了他的大字报，后来他还说，我给他提的意见是善意的。”

“彭德怀同志是有功劳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少胜多，取得了伟大胜利。我认为他是一个民族英雄……”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6）

在彭德怀已经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会上政治压力猛烈增强的情况下，竟还有那么多的人对彭德怀的个人品德，革命功绩，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倾吐了那么多赞美之词，这说明不少人还是敢于坚持真理的。他们没有在压力下屈服和丧失原则。同时也说明，几十年革命烈火在人们心目中铸就的彭德怀的高大形象，不是用几句不实事求是的话就可以毁掉的。

在庐山会议简报刊登的发言摘要中，人们一面批判彭德怀的严重错误，一面在发言中仍亲昵地称彭德怀为“彭总”或“彭老总”。毛泽东觉得这样很不妥，于是给大会写了一则“建议”：

“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如同意，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请尚昆告简报编者，一律从4日起照此改正。”

从8月4日起，简报上的称呼果然都改过来了，这是简报编者的功劳。但在会议发言中仍未全部改过来，因为人们叫顺口了，改变习惯需要时间。人们拿起新出的简报，立刻领悟到毛泽东那则建议的本意所在。同时，人们也颇为凄惶地想到：从今以后，“同志”这个称呼的内涵再不像过去那样高尚和纯洁了。

彭德怀每天按时参加小组会，听取大家揭发、批判，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质问。他曾用下面的一些话表明他当时的心境和态度：“我还是要革命的。人家斗争我，我受得住。你斗就斗，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就是撤职、开除党籍，我还可以参加劳动生产。”

从毛泽东的几次讲话和会上一些人的发言中，彭德怀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把他彻底搞臭。“这样也好，反正我也已经臭了。”他想起了聂荣臻、叶剑英两位老友对他说过的话：“要从党的全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考虑问题。”他想起了1928年4月，在湖南南华安特委代表张匡同志主持下为他举行入党仪式的情景，当时他背诵的那短短的入党誓词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我愿为党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一切。在任何情况下，永不背叛党和人民的利益，并准备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任劳任怨，长期艰苦奋斗。”和革命事业的全局相比，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他准备承受加给他的一切，尽管这样做内心是十分痛苦的。

在八届八中全会的揭发批判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彭德怀生活中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8月8日傍晚，176号别墅的电话铃响起来，电话是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从北京打来的。她在电话里告诉彭德怀：她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已经放假，8月中旬有一个多星期的休息时间，她想趁这个机会到庐山去看看。

“你不要来了，我们这里正开会。”彭德怀几乎没等妻子说完就劝阻她说。

“这我知道，你开你的会，我不会妨碍你。”浦安修恳切地说。

“会议快要结束，你到这里也没得几天可住了。”

“去几天也可以，还是让我去吧，我已经和中央办公厅讲好了。明天搭他们送文件的飞机去。”浦安修以央求似的口吻说。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7）

彭德怀没有再说话，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他本心是不希望妻子此刻到庐山来的，不是怕她看到自己目前的艰难处境，而是不愿再给亲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但他又不忍心断然拒绝妻子提出的合理要求。她在学校党委工作，一天到晚终日忙碌，有时别人都下班了，她还要加班加点，难得有几天假期。过去，她从未借彭德怀开会之机到过任何地方，这次要求来庐山是头一次，怎么好断然拒绝呢?再说，庐山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作为主要当事人，他也应当把真实情况告诉妻子，让她精神上有个准备。想到此，他默许了。

彭德怀公正清廉，严于律己，在生活上他对个人和家属的要求是很苛刻的。他和浦安修结婚几十年，一直不同意把浦安修分配到他身边工作，他认为那样会给部队造成不良影响。到1947年底，由于行军作战频繁，操劳过度，彭德怀一度身体状况很差，需要有人照顾，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才在未征得彭德怀同意的情况下，发了电报，把浦安修调到彭德怀所在的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担任秘书兼司令部党支部书记。从1948年1月到1948年冬天这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彭德怀和浦安修结婚后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几十年戎马倥偬，彭德怀已经习惯了夫妻长期分居的生活。他认为，作为一个军队的统帅，作为共产党员，这样做是完全必要和应该的。

但是，在1959年仲夏的庐山，在他精神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折磨与痛苦之时，浦安修要求来庐山的电话却深深触动了他，他感到自己过去对妻子要求太严，体贴太少了。他同意浦安修上庐山，也可以说是他对妻子感情上的一点补偿吧。

8月9日下午4时，浦安修从九江十里铺机场到达庐山。彭德怀到人民剧场参加会议去了，迎接浦安修的是路旁静悄悄的松林和空荡荡的176号别墅。

浦安修走进176号客厅，穿过彭德怀的卧室，进入靠阳台的那间办公室。靠窗的宽大写字台上，没有任何摆设，中间只孤零零地放着一份文件。封面上那醒目的标题“……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讨论稿)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文件显然是丈夫特意留给她看的。她拿起文件急促地翻阅着。这是一份决议的讨论稿。看到上面记述的关于彭德怀的种种“反党错误”，浦安修脑子轰然胀大起来，觉得天旋地转，热泪夺眶而出。

她是利用难得的几天假期，千里迢迢赶到庐山来和丈夫团聚的。一路上她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想像夫妻相逢时的幸福和愉快，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庐山等待她的是如此意外又如此沉重的打击。桌上的这份可怕的“决议”，犹如晴天霹雳，把她全身的神经都震疼了。上山前的愉快心情一扫而光，她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极大痛苦与矛盾之中。一方面她坚信与自己相处20多年的丈夫对革命是无限忠诚的，她不相信他会反党，才十几天不见，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祸首呢！这太令人难以想象了。可是白纸黑字的中央全会决议就摆在眼前，难道还会有错吗！浦安修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她一向对于党中央是非常尊重、坚信不疑的。面对眼前这冷峻的现实，她感到迷惘、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压抑、委屈，她无力再翻阅那份“决议”，便坐在椅子上哭起来，眼泪怎么也擦不干，流不尽。

会散了，彭德怀回到了176号，看到妻子哭红的双眼，他用少有的温存口吻对浦安修说：“我说不要你来，你一定要来，这不，你都看到了……”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8）

彭德怀没有再说下去，浦安修也没有再问什么。他们在战火中结为伉俪，在长期相处中早已达成默契：作为妻子，不经丈夫同意，她决不过问关于他公务方面的事情。然而这一次情况不同，庐山上发生了那样严重的、关系着丈夫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她怎么能不闻不问呢?

彭德怀完全理解妻子的心情。简短的问候之后，他把自己给毛主席写信和受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目的经过，用简洁的语言告诉了浦安修，浦安修看到彭总说话时态度那样从容，那样镇静，心里也就觉得轻松了一些。她最了解彭总一生中所经历的坎坷，她坚信丈夫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

早在做姑娘上学读书的时候，浦安修就知道庐山名胜，就向往过它的奇峰秀水，这次到庐山，她原是想到各处走走看看的。听了彭德怀关于庐山会议的介绍之后，她哪儿也不想去了。为了避嫌，她也不去拜访任何人。她整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会上发来的文件和会议简报，未经组织允许她决不看。但是，对所有给工作人员公开传达的毛主席的批示和文件，浦安修都是很注意听和注意看的，因为那些批示和文件，多数都是和自己丈夫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

8月2日毛主席给张闻天的那封信印发了，信中提到“军事俱乐部”，提到枚乘的文章《七发》。为了加深对毛主席信的理解，浦安修找来一本《昭明文选》，对其中那晦涩难懂的文字，逐字逐句地反复阅读、琢磨，一点一滴地领会每句话的含义，希望从中找到与丈夫命运的联系。

会议文件印发了毛泽东关于党内改称同志的建议，其中除了建议改变“主席”、“总理”的称呼以外，还特别提到改变“林总、彭总、贺总”等称呼。浦安修对毛泽东的这则建议，特别对“彭总”改“彭德怀同志”等几个字，进行了反复思索、推敲。理智上她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这个建议在庐山，在党内斗争白热化的今天提出来，就不能不对它的含义作更深一层的思考了。这则建议在浦安修看来，其用意恐怕是又要以更严厉的态度对待彭德怀了。

彭德怀每天散会回到住所，都很少说话。有时只把秘书叫到身边，跟他们讲讲会议的有关情况，以供他们帮助写书面检讨时参考。更多的时间，彭德怀是一个人独自在走廊上踱步，思考问题。浦安修知道，这时他是不喜欢别人去干扰他的。浦安修每天只能从丈夫脸上的表情、气色和说话的语调中，去观察、猜度会议的进展情况。只要能从丈夫脸上看到笑容，只要丈夫高兴，她就感到欣慰。

整天关在家里，快要把人闷死了。有一天，浦安修终于从176号走出来。去找了一次帅大姐(帅孟奇)。在延安，浦安修曾和帅孟奇一起工作过，她了解帅大姐，她热心、慈祥，是位乐于助人的好同志。现在她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有些问题想不通，去找她谈谈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去谈话的结果却令她失望。帅大姐热情地接待了浦安修，可是一提到彭总的问题，帅大姐就十分为难地带着歉意说：“老实说，我比你更糊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9）

浦安修相信帅大姐讲的是老实话，当时在庐山，有几个人真正弄明白彭德怀问题是怎么回事了呢!

接着，浦安修又去找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抗日战争时期，浦安修曾在杨尚昆领导下工作过。建国后，两家同住中南海，是常来常往的“近邻”。庐山会议期间，杨尚昆住在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一楼。浦安修到那里时，杨尚昆笑着迎出来说：“我正要找你，你倒先来了。正好，我代表党中央向你谈谈彭老总的情况。”

杨尚昆把庐山会议开会情况向浦安修简单作了介绍，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她在思想上与彭德怀划清界限。谈话中杨尚昆顺便问起黄克诚的情况。浦安修说，看样子黄老的心情也很沉重，每天吃饭他吃得很少。黄老和彭总同桌吃饭，两人彼此不说一句话。杨尚昆听后说：“话还是应当讲的嘛!”最后，浦安修问杨尚昆，彭总的问题算什么性质的问题，杨尚昆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正是这简单的6个字，给了浦安修极大的慰藉、信心和力量。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浦安修和彭德怀同机回到北京。当时，她所在的学校正在部署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她当然没有资格再参与运动的领导。在党委会上她作了检查，并接受了批判。大家的批判发言内容是比较空洞的，浦安修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但周围某些人那冷淡、歧视的目光，却令她感到难过、委屈。她不责怪任何人，因为那是一个“左”的思想泛滥、让人无法实事求是做人处事的特殊时代。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1）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

1959年8月16日对彭德怀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

到会的中央委员，每人收到两份刚刚印好的文件。一份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另一份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今天全体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通过这两个决议。

经过3个多星期的大会小会的揭发批判，人们能够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错误已经开列出来。他们自己(不管是自愿还是违心的)也都在不同场合作了检讨，今天他们来出席全体会议，是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听取关于他们问题的最后结论的。

胜负已成定局，今天不过是履行一下必要的程序。

手臂森林般齐刷刷地举起来，全体通过。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也和大家一起举了手。周小舟没有举手，因为当时他是候补中央委员。

在通过的两个“决议”中，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这是那个被扭曲的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不仅是对彭、黄、张、周等几位正直的、有胆识的革命家个人的一次错判，而且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本身就是对党内民主生活的一次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决议”在违背实事求是、颠倒是非、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决议”经大会通过之后，彭德怀才静下心来对它仔细阅读，逐字逐句地品味、思索。

这个“决议”大约有4500字，共分5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说彭德怀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

“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对党的总路线，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

第二部分是说彭德怀问题的由来和性质。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其实质是：“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2）

第三部分是说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还说彭德怀“闹独立王国”，“最不民主，最专制”，说他对下粗暴、专横，“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说他“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说他“封官许愿”，“拉拉扯扯”，“挑拨离间”，“造谣扯谎”，“进行宗派主义分裂党的活动”。由于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也由于他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能迷惑而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因此，“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第四部分是说彭德怀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说彭德怀本质上是民主革命中参加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挂着马列主义招牌，“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说彭德怀是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党和军队的，并说“在党的历史的几个重大关头”，如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事件，“彭德怀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他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

第五部分是说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说鉴于彭德怀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鉴于“他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鉴于他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全会本着团结--批评或斗争--团结的方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在他“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条件下，继续同他保持同志的团结”。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当然，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可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这是一个极不公正的判决，它只体现了毛泽东和少数人的意志；这又是一个有极大权威的判决，因为它是以中央全会正式决议的形式而被一致通过的。

这个“决议”不仅是对彭德怀等几个人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歪曲，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历史的极大歪曲!

全会还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接着，毛泽东讲话。

他又一次重复了批判彭德怀以来他讲过的主要观点。他说：

“庐山会议解决了大问题。”

这次是“犯错误的同志帮了大忙”。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3）

他再次历数了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说彭德怀“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又一次阐明他的哲学思想：斗争哲学。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质。”

“昨天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毛泽东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单刀直入地把这个隐匿在许多人心底的疑团挑了出来，然后用一种平和的语调解释说：“人们不理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曲折。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

“昨天的英雄，今天的祸首”这句话，是在批判彭德怀刚开始时，董必武以疑问的方式提出来的。董必武和与会的许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们，是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共同战斗，一起走过了二三十年艰苦征程的亲密战友。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彭德怀等人“历史的复杂、曲折”，相反，正因为他们对彭德怀等人的历史太熟悉、太了解了，所以才更觉得眼前的事件来得太唐突，太不合逻辑和难于理解。

如何才能把“从功臣到祸首”这个过程解释得合乎情理、令人可信，毛泽东是很费了一番思索的。在充分阐述了社会主义阶段党内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之后，他又着重讲了处理这类事件不可用简单的方法，不可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一看二帮”等等。他说，估计有70%的右派可以争取过来。“牛训练三年可以耕田，人岂可不如牛乎?”毛泽东说。

毛泽东这番说明等于是松动了一下“保险阀”，让胀满在人们心中的疑问和不平释放掉一些。

毛泽东讲完，是林彪的结束语。他讲得很简单：“这次会议，解决了大问题，避免了大马鞍形的出现，避免了党的分裂……”

包括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两个阶段，为时共46天的庐山会议，至此宣告结束。毛泽东胜利了，为继续贯彻他的伟大试验扫清了道路。他如释重负，有一种胜利者的轻松感。

8月17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庐山人民剧院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会议。到会共140余人，会上研究了新的人事安排和庐山会议精神如何传达等问题。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与此同时，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等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另外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张平化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彭、黄、张、周仍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职务。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谈的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一个热门话题--关于个人崇拜。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曾谈过关于树立“正确的个人崇拜”的问题。当时，柯庆施等几个个人崇拜的“崇拜者”们，曾接过毛主席的话大加发挥，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之后不久，康生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但是，柯庆施、康生等人提出的那些与马列主义基本常识相悖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一呼百应畅行无阻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大胆直谏，其实质就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挑战。

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一点。但是，在全国上下对他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议论纷纷，发出责难和怨声的今天，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权威，更需要个人崇拜这个“镇国之宝”。

这就是毛泽东要谈个人崇拜这个老话题的来由。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4）

但是，鉴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鉴于3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中说过“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等等的话，现在又要来肯定和提倡个人崇拜，这文章就不大好做。毛泽东是用一种委婉的口吻、迂回的方式来阐明他的观点的。并且还要请另外的人来帮忙，才把主题挑明。

毛泽东说：

“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要有个长，不然就没有力量。鞍钢工厂和耕田不同，耕田慢一点、快一点没关系，工厂技术那样复杂，要听指挥。像乐队，没有指挥，一群人就不知所措。这就是生产秩序所需要的。交通警察不要不行，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纪律将更加森严，上街可能要排队。不信，请你注意健康，再活一百年，就可以看到。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须的。”

作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毛泽东这番话说得是相当精辟和透彻的。但现在他说这话的用意不是在批无政府主义，而是另有所指，就是他曾说过的，需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

“要有统一指挥”，毛泽东的话说到此处为止，接着，像电影摄影师一样又拉出一个“全景”，讲起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列宁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等等。

三天前，毛泽东曾向刘少奇透露过自己的想法，说他在工作会议上要讲一讲“班有班长”的问题。刘少奇立刻联想起去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的“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那番话来。

刘少奇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正确、及时地阐述毛泽东思想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可是个人崇拜，这是个既敏感又棘手的话题。

于是，请众“秀才”帮忙，从马列主义理论的武库中找来了恩格斯的《论权威》、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列宁的论述似乎对要谈的问题比较接近，他说：

“……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是起码的常识。”

列宁的这番话同毛泽东讲的“班有班长”何等相似啊!但是，只要相信毛主席还没有“相信到迷信的程度”的人，一定会发现，列宁说的那些话和毛泽东说的那些话，都和个人崇拜不是一码事儿。

相比之下，毛泽东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更直截了当一些。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5）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

“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依靠“秀才”们的帮助，循着毛泽东的思路，刘少奇和另外几个人先后发了言，大家从列宁关于政党领袖问题的论述，谈到毛泽东的“崇拜班长”，再谈到毛泽东的“两种个人崇拜”、“反对个人崇拜的两种目的”等等，绕了好大的一个圈子，总算把想到的话都讲出来，把这个既敏感又棘手的问题扯清楚了，人们如释重负，仿佛舒了一口气。

10年浩劫中达到顶峰的“造神运动”，可以说是从庐山会议上进一步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的。对此，毛泽东本人当然有责任，但造成那样一种规模空前、全民性的现代迷信，决不是哪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可以做到的，它是那个畸形时代的产物。沉痛的教训是社会所共有的。曾大力参与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党政要人，多数在10年浩劫中都尝到了自种苦果的滋味，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惩罚吧。

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又完成了对毛泽东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的理论上的阐述，一反一正，有破有立，一篇“大文章”到此才算大功告成。毛泽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就主观动机而言，毛泽东认为庐山的这场斗争，如同历次党内的路线斗争一样，是一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由于他的洞察力和果断，清除了党内的隐患，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又一次挽救了中国革命，其意义是重大和深远的。他从未料到一次庐山会议，由于方向上的失误，给正在前进的共和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纵观毛泽东光辉无比的一生，庐山的失误无疑是他的一个悲剧--一代伟人的悲剧。

有意见都不提，老百姓怎么办（1）

有意见都不提，老百姓怎么办

当8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人民剧院召开的时候，彭德怀尚在庐山，但未参加会议。8月18日彭德怀乘飞机经济南，第二天回到北京，他要赶去参加在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接受新的一轮批判。

8月16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结束，下午，彭德怀的办公室主任王焰正在房里清理准备上交的会议文件简报，彭德怀走进来，把一份新印好的文件放在桌子上。王焰看了一眼文件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他和彭德怀身边所有工作人员一样，对“决议”中那种极其严厉又不公正的批判，感到迷惑不解，忿忿不平。

“这份决议先不要交上去，带回北京我还要再仔细看看。”彭德怀吩咐。

“好。”王焰一边答应着，一边把“决议”装进准备带走的皮包里，继续清理别的文件和材料。

彭德怀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说：“决议已经通过了，说我是反党集团也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毁灭自己，只要我们国家能找到一条好的路，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建设搞上去!”停顿了一下他又说，“如果因为我写了那封信，就一股劲反右，而不是反‘左’防右，那我国的生产建设就会出现大马鞍形。”

正在清理文件的王焰这时实在憋不住了，就冒出一句说：“彭总，人家说那封信本来就不应该写。”这是一位好心的老同志说过的话，也是王焰自己的心里话。

“怎么不该写，为什么?”彭德怀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要是都照你说的那样，尽去考虑个人得失，党中央和毛主席怎么能了解真实情况，我们的党还有什么战斗力!有意见都不说，老百姓怎么办?”沉默了一会儿，彭德怀似乎发觉自己爱急躁的老毛病又犯了，口气立刻缓和下来，说：“我这个人哪!毛主席讲的十一种自由主义表现，每一条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唯独‘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一条常识我没有，所以常挨批评，共产党员，挨批评也不能改!”

这时，桌上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招待处打来的，说会议结束了，招待处为参加会议的首长准备了一些上等云雾茶，是庐山的特产，问彭总要不要买几斤带回去。来电话的人还特别说明：“这种茶在街上买不到。”

王焰放下电话，把招待处的意思转告彭德怀，当说到“这种茶在街上买不到”时，彭德怀立即打断说：“街上买不到为什么不拿到街上去卖?尽搞这种鬼名堂，市场怎么能不紧张!”

彭德怀不但吩咐说这种茶坚决不买，还要立刻打电话给负责会务工作的××同志，要他以后不要再给开会的人搞什么土特产。他说：“这是一种坏风气。”

王焰迟疑了一下，悄声对彭德怀说：“彭总，在这个时候，不要再管这种事了吧?”

彭德怀听了若有所悟，放声大笑起来，边笑边说：“刚才还在说我的坏脾气，看来这一辈子是改不过来了!”

有意见都不提，老百姓怎么办（2）

曾对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这件事提出异议和批评的不止一个人，从考虑给毛泽东写信的时候起，彭德怀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提醒，劝告。先是“秀才”们，后是身边工作人员(包括帮助彭德怀整理信稿的王承光参谋)，再后是黄克诚和聂荣臻、叶剑英两位老帅，有的老资格的省委书记也批评过他不应该给毛主席写那样的信。批评者们提出问题的角度和所用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出于一片好心：担心引起不好的后果。因为全国胜利以后，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提高，下面给他写信对他领导的事业提出批评，这种事情越来越少了。

此外，从彭德怀自身的情况考虑，人们也认为那封信他压根儿就不应该写，理由可以列出若干条：

--你是国防部长，是主管军队工作的。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你把军队建设搞好，把像西藏平叛、炮击金门这些事处理好就行了。应当说，当时国防部长担的风险是很小的。国家经济工作出了问题，那是总理和主管经济建设的副总理的事，要打板子，只能打冶金部、农业部和鼓吹共产风、浮夸风的宣传部门，怎么也打不到你国防部身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何苦多此一举去管那些“分外”之事呢!

--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保卫国防，这项大事业就够你忙的了。一年到头，部队、院校、边防、海岛、工厂、仓库，你天南海北到处跑，到处视察、考核、作指示，披星戴月，风餐露宿，非常辛苦。不久前还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八国，往返近50天，刚回国就到庐山来开会。这对你该是一个多么好的休息、疗养机会啊!你完全有理由利用开会的机会，让自己疲劳的神经放松一下。在风光绮丽的庐山，除了抱着茶杯听会，你可以去观观云海，看看日出，游游名胜古迹，过几天“神仙”般的日子，何必在那些本不属于自己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上去绞脑汁、下功夫，招惹是非呢!

--你虽然跑了10多个省，视察了人民公社的“高产田”、“卫星田”，看了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儿园、幸福院(敬老院)，参观了炼铁的小土高炉群，获得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但毕竟还属于走马观花或下马观花，远不如“各路诸侯”--省委书记们对地方的情况更熟悉，掌握的材料更丰富、更具体。你完全可以缄口不语，听听别人的议论，多思考些问题。面对经济建设中严重失衡的局面，“诸侯”们还没有说话，你主管军队工作的国防部长先出来发言了，这不是明明会招来有些人的忌恨和非议吗!

--你被认为是有历史旧账的。什么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等等，一笔笔都记在毛泽东心中的那个“小本”上。从延安到北京，毛泽东曾多次念“金箍咒”，这你是有亲身体会的。现在，你要写信给毛泽东，对他发起和领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批评，即使是你的意见百分之百的正确，鉴于历史上的教训，你也该能回避者尽量回避啊!

有意见都不提，老百姓怎么办（3）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你彭大将军战功卓著，受到人民的爱戴、敬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你的威望更越出了中国国界，成了饮誉全球的风云人物。人们称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军队较量过并取得胜利的“天才统帅”。你正进入你一生中的巅峰时代。在这种时候，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谨慎，谨慎，再谨慎，正如中国古代兵家所说：“善用兵者隐其形”，任何“出头”和“冒尖”的事情都做不得。树大招风，不要说你长篇大论地写信批评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就是你在会上发言话说得重了一点，都会引起毛泽东的疑心和不悦。中国有句老话：功高震主。我们的新中国虽然与封建的旧社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功高震主”的古训并未失去它的借鉴价值啊!

……

责怪彭德怀不该给毛泽东写信，理由还可以列出十条八条甚至几十条，这些，彭德怀也并不是没有想过。他也承认别人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一条在他心中怎么也通不过，就是他常说的：如果都考虑个人得失，群众怎么办?

自从他到甘肃、陕西、湖南等地视察以后，忧虑的阴云就一直笼罩在他心头，再也无法驱散。也许正因为他不主管经济工作，所以他对经济生活中的问题的感觉才更敏锐，对经济建设中的严重问题才更感到难以容忍。他忘不了那成堆成堆霉烂在田里的稻谷、玉米，忘不了散落在路上的白花花的棉团，忘不了那挑着沉重的箩筐跌跌撞撞夹在人群里给“小高炉”送料的孕妇，忘不了公社食堂外面那脸带菜色、眼含绝望神情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忘不了平江那位红军伤残战士写给他的那首请求为人民“鼓咙胡”的诗……

彭德怀知道，他所看到的可能只是中国经济生活中很小的一角。但是从这小小的一角中，他已深深感到一场全民性的灾难正在逼近，它给千千万万的家庭带来饥饿、痛苦和死亡，从而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难道让饿着肚皮的群众来歌颂我们党的光荣、正确、伟大，来歌颂毛泽东是他们的‘大救星’吗?”

在庐山会议以前和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日思夜想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忧国忧民的感情压倒了一切。

初上庐山，他曾对即将召开的会议满怀希望。但不久，希望就破灭了。他发现他所敬重的毛主席仍沉醉在群众运动的狂热中，并没有看到面临问题的严重性。在他看来，经济建设中的比例失调、共产风、浮夸风、干部作风中的强迫命令等等，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下边具体工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且经过一系列的会议，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他根本没有打算从指导思想上认真检查和纠正带全局性的“左”的错误。照毛泽东的想法，庐山会议是要大家围绕他提出的十几个问题漫谈几天，整理一个“纪要”出来通过一下，就大功告成，可以散会下山了。一些“左”派代表人物，迎合毛泽东的设想，继续拼命“升虚火”，“鼓虚劲”，宣扬“大跃进”的伟大成就，说什么“气可鼓，不可泄”，“不要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等等。这种与当时国内经济形势极不协调的会议气氛，更加激发了彭德怀要向毛泽东直言进谏的紧迫感。

不用写信的方式是否效果更好一些呢?也可能。

彭德怀曾经亲自跑到“美庐”，想当面向毛泽东谈谈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和意见，不料却在门口被“挡驾”，警卫人员告诉他：主席在休息。

有意见都不提，老百姓怎么办（4）

会议即将结束，彭德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那阴差阳错的因素迫使下，彭德怀才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了那封信。那是一个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的建议信，又是一位生死与共几十年老战友的信，即使信中有些提法不当，也应给以宽容和谅解，怎么可以把它斥为反党意见书而兴师问罪呢!

黄克诚事后埋怨彭德怀给主席写信一事时说过：“王德怀、张德怀都可以给主席写信，就是你彭德怀写不得哟!”黄克诚既了解毛泽东，也了解彭德怀，他的话是金石之言，耐人寻味。但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在庐山，“王德怀”、“张德怀”都没有写信，偏偏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招来大祸的信，这决不是偶然的。除了前面所说的那种种客观因素之外，从彭德怀的出身、经历和他特有的性格上，也可以窥见他这一行动的必然性。

彭德怀出身于劳动人民，他成长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向黑暗势力进行英勇抗争的历史。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12年在湘军中耳闻目睹旧中国上层社会的反动腐败与劳动人民的深重灾难，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太行山到朝鲜战场，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火，锤炼了他钢铁般的性格，也培育了他对劳动人民忠贞不渝的深厚感情。

当年，彭得华改名彭德怀，新名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怀是想念贫苦人民，德是为贫苦人民奋斗，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奋斗。”

“想念贫苦人民，为贫苦人民奋斗”，这是彭德怀一生恪守不渝的信条。从他幼年的时候起，不管是在艰险坎坷的逆境之中，还是在地位改变、手中掌握了巨大权力之后，彭德怀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是始终如一的。

1930年，中国工农红3军团攻占了长沙，这时彭德怀已经是3军团的总指挥了。他带领部队追击敌人到达易家湾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8年前在夜幕下送他过湘江的老汉罗六十老倌，送给他5块银洋，两担米。年近古稀的罗六十老倌已经不认得彭德怀了。彭德怀讲起8年前那个晚上乘他的小船过江的事，老汉才恍然大悟。

彭德怀特意把罗老汉接到城里红3军团总指挥部去，以贵宾相待，详细询问了老汉家庭生活情况。

老汉回家时，彭德怀从自己的小包袱里拿出两双线袜和一条毛巾，请老汉带给他的女儿喜妹。

这个动人的故事在表现彭德怀与劳动人民的感情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彭德怀的一生中，类似这样的佳话可以举出很多。

庐山会议时的彭德怀与30多年前的彭得华，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他已从一个血气方刚、仅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青年，成长为具有高度觉悟和统率千军能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举世闻名的军事家，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从他那正直倔强的性格上，从他那不惧任何权势的大无畏精神上，从他那时刻想念贫苦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眷眷深情上，不是仍然可以看到青年时代那个彭得华的影子吗!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之后，黄克诚曾后悔地想过：“当时如果我替彭总到庐山来开会就好了。”其实，这只是一种良好的假设。庐山这场悲剧注定是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不在庐山，也会在其他什么地方发生，想避免它是不可能的。面对着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和被狂热风暴卷入深渊边缘的亿万勤劳善良的人民，彭德怀决不会沉默，他一定会为民请命、犯颜直谏，这是由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也是由个人特定的性格所决定的。因为他不是王德怀，也不是张德怀，他是彭德怀--新时代的“海瑞”。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1）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

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开会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为了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清除彭德怀的影响，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

会议前10天是听取关于庐山会议情况的传达，阅读会议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把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大家批判。

批判彭德怀的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与会人员，许多是连夜用飞机从全国各地接到北京来的。他们会前虽对会议内容尚无所知，但从会议的规模和那风风火火的紧张气氛上，已经预感到军事系统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不清楚。

这是一次紧急会议，一次对于军队的建设和前途至关重要的会议。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一向被誉为“祖国长城”，“党中央的保卫者”的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他们从未听过的令人心悸的话。毛泽东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当时，人们的心被震撼了。会场鸦雀无声，一片沉寂。

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人们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那个人人唾弃的“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以忠贞无私为特征的高大形象联系起来。可这是千真万确的呀!有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的正式决议为证，毛泽东主席都讲了话，还能怀疑吗!

会议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1、红3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无一不在追查和批判之列。这些问题都是在庐山会议上已经批判过或已经涉及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会议基本上是参照庐山会议的模式进行的，所不同的是它带有军事系统的特点：批判的“火力”更猛，在粗暴和简单化方面较庐山会议更胜一筹。

彭德怀又一次被置于批判、责问、追逼、威吓、辱骂所汇成的漩涡之中。在《彭德怀自述》中，他是这样来记述当时的情况和自己心情的：

“在会议的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逼迫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作，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2）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只是刘少奇、周恩来到会讲了话。

林彪是刚被指定的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和新的国防部长，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者。他浓眉倒挂，脸色阴沉地坐在主席台上。新“出山”的林彪虽然竭力想显示出一个成熟领导人的公正与矜持，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用挑动性的插话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9月3日上午和下午，是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但因为它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彭德怀就不能不严肃、耐心对待。包括对一些人提出来的十分幼稚可笑的问题，他都要一一认真作答。

会议开始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彭德怀解释说：“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上首先提出来的，说‘怎么搞的，你跑到军事俱乐部去了’，并没有具体指出还有什么人。其实，‘军事俱乐部’组织是没有的，只是我们几个对问题的认识上观点比较一致，事先并没有什么策划。”

彭德怀讲的是真话，并没有半点隐瞒。但是有的人从“想当然”出发，一定要让他交代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等。在人们的轮番追逼之下，彭德怀气愤地说：“如果有这个俱乐部，那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四个人，其他再没有了。”

于是，全场起哄，群起围攻，出现了下面这样的紧张对话：

“你说只有四个人，以后再查出来怎么办?”

“查出来以国法、军法论处，可以审判!”

“你敢说真的没有了?”

“没有了，”彭德怀毫不示弱地说，“因为他们谁也不愿意来报名嘛!”

后面这句话又惹得全场大哗，人们批评他“不严肃”、“不老实”。

当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批判过去之后，彭德怀仍用缓和的口气解释说：“如果要交代组织，就是那么几个人嘛!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什么好处?!”

对于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的追查、批判，在会上曾多次“顶牛”，毫无进展。事后又经过审查彭德怀问题的专案组反复调查，始终也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组织，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除“军事俱乐部”外，军委扩大会议上追查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所谓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只是个别人拐弯抹角地暗示过：“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后急于发难，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在常委会上毛泽东也说过彭德怀这次出国访问“是否取了点经?”但并没有人正式提出来。

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始阶段也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到9月1日的一次大会上，才有人把“里通外国”作为彭德怀的一大“罪状”突然提了出来，又一次在会上掀起了巨大波澜。

对于幼年时代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并曾立志“灭洋人”的彭德怀来说，“里通外国”的罪名不仅是南辕北辙“对不上号”，而且也是对一个忠贞爱国者的极大侮辱。

彭德怀深知这个问题的政治分量，他不能不严肃对待。他要求批判者拿出证据来。对于一些极不严肃和极不负责任的所谓“揭发”，他坚决予以反驳。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3）

围绕着这个问题，会议用了两天的时间专门进行揭发和追查。揭发者说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主要根据，是他在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期间，曾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受过他的接见。彭德怀详细地讲述了出访期间他与赫鲁晓夫几次礼节性会见的经过，并详细提供了每次会见的时间、地点、陪同人员和翻译人员名单。他说：“我根本不懂外国话，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的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

在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和追查过程中，彭德怀的心情是坦然的，因为批判的“勇士”们是在对一个并不存在的幻影作战。然而他又是十分痛苦的，这种凭空的诬陷，使他感情上受到极大伤害。正像他事后所说：“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这样丑恶的罪名加在我的头上，使我难过极了。”

军委扩大会议对所谓“里通外国”问题的批判是采用会上揭发与会外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会上，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提出疑问，重要的疑问一提出，便立即派人向外事工作会议进行了解、核查(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与军委扩大会议同时进行)，或立即向有关驻外使馆发电报要求提供证明。工作可谓深入、细致、周密、快速。但是直到会议结束，仍一无所获。

历届专案组都把“里通外国”作为对彭德怀进行审查的重大问题之一，历届专案组在这个问题上都毫无结果。

尽管毫无结果，它仍被列为专案组要审查的重大问题之一。

就这件事，彭德怀曾恳切地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郑重声明：(“里通外国”问题)“如发现确凿事实，可以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15年后，1974年11月彭德怀病危，他在舌头已经僵硬、发音十分困难的弥留之际，仍喃喃自语：“我没有里通外国……我是清白的……”当年那种恶毒诬陷在他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多么深重，由此可见。问题长期未得到澄清，彭德怀是死不瞑目的。

为了彻底把彭德怀、黄克诚搞臭，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个所谓彭、黄搞宗派分裂活动，“挑拨红1、红3军团关系”的问题。

在8月28日的综合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翻起了历史旧账，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红1、红3两个军团编为两个师。因红1军团干部较多，就抽了两个人到红3军团去参加领导工作。部队向陕北进军途中，到了汉族居民地区，有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战士，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乘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当时，后有追兵，前有敌军堵截，红军处境危急。为了迅速刹住部队逃亡的严重倾向，红3军团曾以叛变革命的名义处决了个别逃跑的干部，以致部队上下议论纷纷，怀疑这是红1军团派到红3军团的领导干部干的，使刚经过整编的红1、红3军团关系变得很紧张，出现了不团结的倾向。

原红3军团的黄克诚，当时是陕甘支队第2师政治部的裁判所长，处决人的事都是要经过他的。现在要清算破坏红军团结的“罪行”，算账当然首先就算到他的头上，发言人指责黄克诚是破坏红1、红3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

就在揭发人慷慨激昂发言的时候，会场上突然站起一位身材矮小而结实的将军，操着浓重的安徽口音高声说道：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4）

“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军离开哈达铺那天，是我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下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这事××同志都知道嘛!”

耸人听闻的谣言被戳穿了。

会场上乱起来，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主席台上的林彪被激怒了，阴森森的目光射向那位高声呐喊的将军。

不大一会儿，不知是台上下达了指示，还是有人见机行事，将军即刻被逐出了会场。

这位将军名叫钟伟，当时是北京军区的参谋长。这件事后来被人称为“钟伟事件”，它是那次军委扩大会上一个动人心魄的插曲。

“钟伟事件”说明真理不可侮。即使在个人崇拜的狂浪铺天盖地般卷来的时候，在林彪的地位扶摇直上，牢牢掌握了军队领导权的情况下，仍然会有不畏权势的勇士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为彭、黄鸣不平，为真理而呐喊。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钟伟将军被撤销一切职务，押送回安徽老家去“劳动改造”。到“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出来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钟伟事件”才得以平反昭雪。最使钟伟将军感到痛心和遗憾的，不是他个人近20年中所受的饥寒之苦和精神折磨，而是他所深深敬仰的彭总没有能够活到这一天，没有看到他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批判彭、黄的综合小组在追逼了上述几个问题之后，已再也搜寻不出什么新的“罪行”来了。从9月5日开始，又把两个综合小组划分为五个小组，除第五小组外，其他四个小组都分别交代了任务：

第一小组负责查清邓华的问题。因为开会期间有人给大会主席递了条子，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

第二小组负责查清万毅的问题，因为7月22日在庐山开会时，他曾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

第三小组负责查清洪学智的问题，因为他与黄克诚个人关系较深，与彭德怀关系也很密切，会议期间对彭、黄问题揭发很少。

第四小组就是负责搞清钟伟的问题了，要查清他为什么要为彭、黄打掩护、“解围”。

除了钟伟等人之外，在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有朱德，因为发言时坚持实事求是精神，而被扣上“和稀泥”、“袒护彭德怀”等帽子，在会上受到批判。

9月9日，彭德怀得知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便一面起草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检讨，一面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5）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的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9月9日

彭德怀这封信当然不是他的由衷之言，而是一种暂时妥协的产物，是在当时历史情况下，他所能作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9月9日(就是彭德怀把信送去的当天)，毛泽东先是与彭德怀通了电话，说信收到了，很好，他准备指示印发。当天毛泽东就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能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1959年9月9日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6）

当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接受批判的同时，黄克诚也在另一组接受批判。在北京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则继续集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由于在发言中同情彭德怀，朱德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朱德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9月12日，彭德怀向大会送去一份自己的书面检讨，检讨仍然是本着“只要不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什么给什么”的精神作出的。实际上是把别人加给他的东西加以归纳整理，“画押”上送。

军委扩大会议宣告胜利结束。至此，彭德怀三个月来每天接受批判的日子告一段落。他决心结束他30多年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去过一种名副其实的平民生活。

1959年9月下旬，当北京人民张灯结彩、装修花坛，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的时候，为创建共和国而南征北战历尽艰险、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永福堂。他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把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统统交给公家。”

国庆节前夕，彭德怀的元帅服、国内和国外授给他的各种勋章、纪念品，连同长征时积存下来留作纪念的几块银元，全部送到了中央办公厅。彭德怀仅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准备日后阅读的书籍，从中南海搬进了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一幢老式住宅，开始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

与此同时，被列为“反党集团”的其他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也都调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改造”。

也是在这同时，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文件逐级传达到全党，并进而传达到党外。

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印发到县、团以上的党组织。

庐山会议的消息传到湖南彭德怀家乡时，乡亲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待消息得到证实后，他们感到迷惑和痛心，又非常后悔去年彭德怀回家乡考察时，曾向他反映了那么多的严重情况。消息传到抗日根据地的太行山区，麻田村的老党员们说：“当时一听脑子就‘炸’了，老彭怎么会犯下这种错误?”在彭德怀长期住过的武军寺村，有一位村支部书记被指定去太原参加会议，肃清彭德怀的“思想流毒”，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在会上一言不发。在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当听到“彭总犯了反党错误”的传达时，不少干部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这会是他吗?怎么可能呢!

全党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长期接受过彭德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当然被列为运动的重点，要求从上到下“转弯子”，“肃清彭德怀的流毒”。大批党员干部受到批判和处分，成千上万的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了组织处理，被下放改造。

阶级斗争从社会上扩大到党内。

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之风进一步发展。

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日益显赫。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以及后起的“左”派人物柯庆施在政坛上日趋活跃。

装满灾难、祸害的“潘多拉匣子”被打开了。

在震天动地的反右声中，全国经济战线掀起了“持续跃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毛泽东是8月21日回到北京的。

8月19日下午，毛泽东离开庐山的时候，曾受到江西省委领导和一大群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工作人员的鼓掌欢送。当时，他心情开朗，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

在庐山的50多天中，毛泽东又像是指挥了一场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伟大战役。他批阅了成百份由秘书事先做好标记的会议简报、发言摘要、典型材料和由全国各级党组织或个人写给他的书面报告。他没日没夜地找各协作区的负责人和各类代表人物到“美庐”来谈话，听取他们的汇报和建议，向他们交代政策和策略。为了让会议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他的意志，他查阅一摞摞的有关书籍，苦思冥想，常常从深夜工作到朝霞染红了窗外的松林。现在“战役”总算胜利结束了。情况正如10多天前他曾对人说过的那样：开头一阵乌云，结果一片晴天!

毛泽东认为他不仅仅取得了一次政治上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总结方面也创造了新的成功经验。对毛泽东来说，庐山会议无疑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又一辉煌篇章。

但是，处在庐山这座政治舞台另一端的彭德怀，个人感觉和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他在《庐山笔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7月23日，毛主席给了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所有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这就是‘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军阀主义’、‘大国主义’……有些打了好几次，打得遍体伤痕，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

“据我看，你这一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的衔接和转变是正确的，一整套建党建军的原则是正确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尖锐武器，总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论者。但是，你这次犯了一个比较严重一些的个别错误。照你自己的话说是热多了一点。促使这热多了一点的原因，是‘一穷二白’和全党缺乏经验所致。”

“你这次站在‘左’的倾向方面反对所谓右倾，而不是反‘左’防右，把(应)反对的主次颠倒了。结果不是促使波浪式的跃进，而(是)将要促使大马鞍形的出现。这种形式(势)在1959年不易暴露出来，因为原材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有些库存，当这些库存用到最后一点时，这种大马鞍形势必暴露。粮食不足，市场紧张情形会比现在要严重得多。党和毛主席的威信都可能受到暂时的影响。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有些右倾，等待事实证明……”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尽管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严厉的批判，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当时形势的冷静分析；尽管受到了毛泽东极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如过去一样，对毛泽东充满了敬仰爱戴之情。

无情的历史已经证明，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动的对彭德怀的批判，是他晚年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这一错误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比当时彭德怀所预计的还要严重得多，其影响要深远得多。

政治上，庐山会议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对党内团结，和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带来了无穷后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

从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便在阶级斗争和对经济建设问题的认识上，开始发生“左”的失误。在对右派的反击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并在理论上修改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庐山会议在肯定上述论断的同时，又提出了阶级斗争由社会转向党内的错误观点。从这个错误论断和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出发，庐山会议不仅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恶劣先例，而且把这类阶级斗争理论化，使之成为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指导方针。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曾在一个材料上作过一段著名的批示：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次运动的重点不再是地、富、反、坏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而是党、政、军机关。运动发起之后，全国上下到处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揪“小彭德怀”，揭发所谓“反党集团”、“俱乐部”等等，斗争锋芒指向党内大批实事求是、体察民情、敢于为民请命、肯说真话的党员和干部。数以千万计的优秀分子、有识之士受到批判、打击和组织处分。不同的声音、正确的意见受到压制，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许多地方搞得人心惶惶，互相戒备，言路阻塞，万马齐喑。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生活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党内团结状况是良好的，而庐山会议在这些方面是一次大倒退。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在党内外迅猛地发展起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的发展，如同魔鬼的两扇翅膀，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正是借助于它而腾飞起来，窃踞高位，而把新生的共和国推向了十年动乱的灾难深渊的。

庐山会议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庐山会议中断了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的进程。随着“反右倾”运动的猛烈开展，“大跃进”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政策上的“左”倾错误，被重新加以肯定，当作正确的东西，在我国建设工作的各个领域内更深入、更广泛地蔓延开来。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正确意见被视为“右倾保守”加以批判；否定经济核算，反对利润挂帅，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穷过渡”等等“左”的错误口号和错误做法，在“保卫三面红旗”的名义下，被当成最革命、最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大加宣扬，在国民经济已经百孔千疮险象环生的情况下，重新掀起了“持续跃进”。结果，生产指标一加再加，局面失去控制，“共产风”、浮夸风继续发展，基层干部的盲目蛮干、强迫命令之风愈演愈烈。钢铁生产的畸形发展，国家财政的过高积累，挤了农业、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粮食匮乏，市场紧张，民气大伤。由于粮食短缺，群众中疾病流行，非正常死亡急剧增加，国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到1960年底，毛泽东才不得不下令停止“大跃进”。但“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已成定局。当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脆弱的国民经济已无力承受，危机终于爆发，中国人民被推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3）

但是，这一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而是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被迫停下来了。毛泽东的美好理想受到了严重挫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召开了庐山会议。通过庐山会议，毛泽东不是要改变他已为实践证明错了的方针，而是要维护他的理想，打算继续更好地“跃进”。

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确实曾多次提出要“降温”，要“压缩空气”，中央也曾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但是由于受种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毛泽东对“大跃进”中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是很不足的，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是不彻底的。最早指出情况的严重和措施不力，并对此提出批评的，就是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尽管今天看来，彭德怀在“意见书”中提出的问题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很有限，但在当时却是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它高于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对问题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容忍的限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要发起一场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不只是因为彭德怀写的那封信，还有一些很复杂的历史原因。彭德怀写的那一封信，只不过是庐山事件的一个诱因。

长期以来，毛泽东就认为彭德怀是一贯反对他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讲过：“会理会议、延安会议(指王明刚回国时那次会议)、中央苏区的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就在斗。”

毛泽东提到的三次会议，除长征中的会理会议(就是毛泽东因林彪写那封信而批评彭德怀那次)是一次误会外，其他两次会议上彭德怀都没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特别是在1932年的江口会议上，他曾跟毛泽东吵过架，这是事实。但这两次在事过之后彭德怀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作了检讨。在彭德怀看来，这已成为历史了，而毛泽东却一直牢牢记在心里，并且把这些对问题的不同意见说成是彭德怀反对他，是怀有“野心”的表现。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过：“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了我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我批评你，是为了你好，我没有偏心。”

毛泽东说得对，他没有不良的动机。但是他有对情况判断上的失误。

毛泽东还说过：“南宁会议上说要警惕党分裂，主要是指你彭德怀同志说的。

“订个协定好不好，我死后你不要反党好不好?

“我66岁了，快要死了。我死以后人们担心难以对付你，大家都有这个担心。”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种疑心，不是庐山会议前后才有的，而是由来已久。在20多年前的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就对彭德怀说过：“整个八路军都在你手里，你反对中央怎么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4）

1958年，彭德怀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想改行去干经济工作，他曾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他的这一表示同样受到了毛泽东的怀疑，毛泽东说：“你现在已经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了，你还想要什么!”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中国的这条古训是无法解释毛泽东与彭德怀二人的关系的。多年以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态度是：既要重用他，又不放心他。彭德怀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很强的军事指挥才能，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转战陕北保卫延安到抗美援朝的战场，彭德怀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策，多次临危受命，出色地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样的经纶之才当然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离不开彭德怀。

但是，彭德怀疾恶如仇，不能容忍任何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在他看来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的恶劣作风是与共产党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与彭德怀的优秀品德相并存的是他性格上存在的明显弱点：简单生硬，有时近于粗鲁。这一弱点对于一般人来说，害处顶多是伤害一些人，得罪一些人，可是要用这种态度和方式对待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那情况就不同了，就会被认为是“犯上”，就会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特别是全国胜利以后，由于彭德怀无可替代的历史功绩，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和解放军在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彭德怀在国际和国内的威望扶摇直上，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峰，这就更增加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警惕与疑虑。

因为“大跃进”受到挫折，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疑心、不信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毛泽东到达庐山后，7月17日打电话把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叫到“美庐”，后来还请他吃饭，周惠说他吃过饭了，只陪毛泽东喝了两杯酒。饭后，毛泽东对周惠说：

“我要你来是挖墙脚的，彭德怀一贯反对我，总是说我的坏话。”

周惠顺口说：“那你为什么还让他主持军委工作，管陆海空三军?”

毛泽东没有回答周惠提出的问题，而是岔开话题，要打电话把周小舟和李锐找来。

周惠提出的那个问题触到了毛、彭二人关系的要害，是毛泽东一下子很难说清楚的。

多年来聚集起来的疑心、不信任，如同溢出的天然气，已经充满了整个房间，在这种情况下，一颗小小的火星就会引起巨大爆炸。

毛泽东越来越怀疑彭德怀“有野心”，而且正在暗中组织力量反对他；彭德怀越来越不满意毛泽东的独断专行，感到他的错误将给全民族带来灾难，因此想“刺一刺”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带刺激性的词句就是在这种动机下加上去的)，这就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彭德怀双方的心理状态。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的，因为彭德怀突然向党发动了进攻，因此中央才不得不调动力量，来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彭德怀在重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之后写道：“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如果真的当时中央是反‘左’，那么我的‘意见书’和在西北小组会上一开始的一些发言，也是反‘左’，那么我同中央意见就是一致了。为什么把我的‘意见书’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来反对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5）

毛泽东刚上庐山，在召见几位党政军领导人的时候的确曾说过：“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反‘左’，还要搞一个文件。”但是毛泽东所说的反“左”，是在充分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前提下的反“左”，是很不彻底的。

在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一下开列了19个问题让大家漫谈讨论，会议气氛轻松自由，是所谓“神仙会”。从会议的安排和会议气氛上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没有准备花大力量认真纠“左”。他的头脑并没有真正冷静下来。

彭德怀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预感到这种对待国内严峻形势的轻视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才下决心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的。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在一些基本点上和毛泽东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有的地方是截然对立的。

彭德怀虽然也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但他认为“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是全局性的，有些问题“具有政治性”，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他认为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不仅表现在具体工作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指导思想和领导作风上：不仅是县以下干部有，上面也有。下面“左”的东西也是由于上面指导思想的错误造成的。包括彭德怀自己和毛泽东在内，都有责任，“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能这样坦率、直截了当提出批评的，当时只有彭德怀。

彭德怀认为，从1958年冬天以来，中央虽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有的地方还在发展，必须下大力才能真正改变当时的被动局面。

彭德怀的信除了“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几句略带锋芒的话而外，通篇都是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毛泽东不是经常教导全党要听得进不同意见吗?为什么彭德怀这样一封通情达理的建议信，竟惹得他大发雷霆，兴师动众地要加以讨伐呢?

这与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和毛泽东的心理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到了挫折，下边议论纷纷，怨声载道。毛泽东的情绪正处于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在庐山会议上，人们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激动异常地讲出了那些带伤感情绪的话：

“我有两大罪状，一条是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一条是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查多次，他们就没有听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6）

彭德怀那封信里提出的严正坦率的批评，正是触痛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结果，没有促使他冷静和自省，反而引起了他的暴怒，决定要和彭德怀“摊牌”，非要把这场已处于危险边缘的群众运动进行到底不可。于是，悲剧发生了。

对于彭德怀来说，这个结果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

在庐山，彭德怀上书进谏，是出于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并无半点恶意。1958年以来他看到了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不幸，感到狂热的“大跃进”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给毛泽东写信，是希望引起他对当时严重问题的重视。当时彭德怀曾自信凭着他与毛泽东几十年的战友之情，是可以无话不谈的。“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下，他讲一讲会有很大作用的。”这就是彭德怀写信的动机。

在庐山会议上和在以后“文革”中批斗彭德怀的时候，加给他的一个主要罪名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对此，彭德怀总是果断地回答：“我从来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说。”

30多年前，彭德怀带领平江起义的队伍刚上井冈山的时候，他性情刚烈，个人英雄主义是很重的。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不管是什么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他都敢批评、顶撞，但目的是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随着岁月流逝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彭德怀的思想认识有了变化。在一本笔记里，他曾写道，他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井冈山时期，他把毛泽东看做大哥，称自己是小弟弟。

二、红军长征直到抗战初期，他把毛泽东看做老师，自己是他的学生。

三、延安整风，特别是党的“七大”以后，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从内心里把他看做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

尽管毛泽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有了变化，但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感情依然如故--那是在几十年战火硝烟中建立起来的亲密战友之情，是在雪山、草地极端困难危急的情况下，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阶级兄弟之谊。

但是胜利后，也有些东西使彭德怀感到很不习惯。过去战争时期，彭德怀与毛泽东都是以“老彭”、“老毛”相称，非常亲昵，现在却要恭恭敬敬地喊“毛主席”；过去要见毛泽东可以直接登门而入，现在却要事先打电话相约，还常常被秘书和警卫人员“挡驾”。每次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所到之处，保卫人员前呼后拥，把主席与群众隔离开来。在全国许多地方的群众吃糠咽菜不得温饱的情况下，各省各地争相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建造豪华别墅。为高级领导人服务的“特供点”遍布各大城市……这些，彭德怀很不习惯，也看不惯。他常常回忆起在陕北与群众共同战斗的战争年代。那时没有这么多的等级、规格、限制，没有如此众多的保卫人员，群众就是我们最可靠的警卫和保障。谈起这些令人痛心的变化，彭德怀常常发火，他不止一次气愤地说：“这样搞下去非亡国不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7）

使彭德怀越来越不能容忍的，是毛泽东的唯我独尊。在党内的高级会议上，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他高兴批谁就批谁(从省委书记直到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别人只能说他爱听的，谁也不能对他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批评。“一言堂”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加以批评的，而50年代后期的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会，就是“一言堂”。彭德怀庐山上书直谏，除了指出经济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外，也包含着他要改变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正常现象的努力。他认为，经济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只是表现，集体领导和民主作风的被破坏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党的领导核心没有广大群众的批评与监督，要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局面是不可能的。

在庐山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成员中，有许多人比彭德怀了解真情更多、更细、更系统，但他们既没有发表尖锐的批评意见，也没有给毛泽东写信。这并不是一种好现象。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就是党内缺少健康的民主生活，人们还不能畅所欲言。这种沉闷的空气是性情刚烈的彭德怀所不能忍受的。为救亿万人民于水火，他向毛泽东直言了。庐山会议开始的这场现代悲剧，从它拉开帷幕到最后结束，前后共经历了19个年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19年，是世界科技发展、经济腾飞的19年，是极其宝贵的19年，而我们年经的共和国却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消磨掉了!

庐山悲剧的结束令人慰藉，庐山悲剧的惨痛教训将永远令我们和我们的后人痛惜、感喟。

庐山出世迄今8000万年，庐山之名见之于史书2000余年。2000年来，人们以各种各样的美名称颂庐山。

“磅礴五百里，奇秀甲东南”。尽管庐山有巍峨峭拔的青峰秀峦，有喷雪奔雷的银泉飞瀑，有瞬息万变的云海奇观和钟灵毓秀的园林建筑，但是古往今来，庐山只是神仙道家、文人雅士们活动的舞台。

只是到了近代，庐山这个名字才逐渐为广大普通人所熟悉。人们认识庐山，多数人并不是因为领略过它自然风貌的雄、奇、险、秀，而是因为庐山与我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

本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曾在庐山举办过多期军官训练团，蒋介石坐镇庐山，亲自指挥过“围剿”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战争。

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7月1 7日，蒋介石曾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这个讲话曾被毛泽东称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两次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会议，都是在庐山召开的：

第一次是1959年8月2日～8月16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第二次是1970年8月23日～9月6日的九届二中全会。

第一次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继而在全国发动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与灾难。

第二次庐山会议，批判了陈伯达，实指当时的副统帅林彪。这场斗争以林彪叛逃出国、葬身温都尔汗，“文革”悲剧愈演愈烈告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8）

庐山是一座奇特的山。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风光秀丽的名山不下千百座，但再没有任何一座山具有庐山这样浓重的政治色彩。庐山是一座政治大舞台，人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庐山，想知道在那气象万千的自然迷雾和政治迷雾后面所发生的一切。两次庐山会议，特别是第一次庐山会议，曾强烈地震撼了亿万人的心灵。自从1959年那个难忘的仲夏之后，提起庐山，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那些文人雅士和那令人陶醉的绮丽风光，而是那次著名的庐山会议，人们怀着深深敬意记起的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彭德怀。

彭德怀上庐山，一生只有一次。他没有迷恋庐山景色，也没有留下准备传之后世的诗词佳作，他只是在庐山度过了许多个痛苦的不眠之夜，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暴风骤雨的洗礼，在几十次大会小会上接受了不实事求是甚至是恶语相加的揭发批判。他以一个老军人一无所惧的气概和粗豪的喉咙，横刀立马，为那个时代处于灾难边缘的亿万劳动人民，喊出了压在心底的声音。

从此，庐山才真正为普通人民所熟悉，所亲近，千古名山才名副其实地天下闻名。

在庐山300平方公里锦绣土地90余座青翠山峰上，找不到一块记载彭德怀功德的纪念碑，而巍巍庐山本身就是一座顶天立地的纪念碑。

旗开得胜（1）

旗开得胜

1937年9月初，朱德总司令在三原举行红军誓师，彭德怀陪同周恩来，以及林彪、徐向前等一行人，于5日先抵太原，准备和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红军参战事宜。

这时，华北战场上日军的攻势，从平津作辐射状指向三个方面：一路沿平汉路向涿州，一路沿津浦路向沧州，另一路是主力则放在晋绥方面。日关东军派遣兵团在攻陷南口和张家口后，正沿平绥路扑向大同，日第五师团在占领蔚县后，向广灵方面疾趋内长城，企图由两翼合击太原，占领山西。

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在华北未遭到严重的打击，长驱直入，凶焰正炽，山西即将成为华北的西战场。

山西地属高原，是个易守难攻之地。从河北平原望山西省，如在桌底望桌沿，是连绵屏立的大山。在山西高原上看，远古的高台被风雨侵蚀，形成千崖万壑。凸起的，为几条大山脉：西北为管涔；西为吕梁；东北为恒山，五台；东部太行山自北至南，划开山西、河北二省，古称“天下之脊”；南面又以中条、王屋二山为山西、河南的天然界线。凹处成为河谷、盆地。黄河在西界，从北而南穿流晋陕峡谷，至潼关折而东流，成为捍卫陕甘和中原的天堑；滹沱河、漳河及其支流，出太行而入河北，冲刷出的沟谷，又成为山西高原和河北平原间的通道，称为陉，正太铁路就是取道号称太行八陉中最著名的井陉进入山西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盆地，则是大大小小的城镇所在。山西的北界为蜿蜒的长城，隔大漠遥望阴山(大青山)，为山西与绥远的界线。古人称山西表里山河，长城各口、太行诸陉，险关林立，使山西在历史上既为兵家往来攻占之地，又是利于封建割据之所。从清朝以来，山西成为内地，关塞废弛，但凭天然形势，阎锡山仍能据以实行军阀统治，做山西的土皇帝。

彭德怀和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日寇早就看到，占领了山西，就可免除山西对华北大平原居高临下的威慑之势，并使山西的丰富矿产和平原的粮食结合起来；就能安枕平津、坐踞华北。

毛泽东也正是以山西这一特殊地形与地地位置为依据，提出红军要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在华北实行持久的抗战。

旗开得胜（2）

面对日军进攻的阎锡山--红军出师后的第一个和主要的合作者，是统治山西20多年的老军阀，他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后来成为日本在华北特务头子的土肥原贤二、侵华日军第5师团长的坂垣征四郎等有交往。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华北，阎锡山和土肥原密切往还，企求自保；但日军要搞华北五省自治，叫阎锡山当汉奸，他也不干。他想抗日，又幻想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和日本妥协。对南京政府方面，阎锡山从1930年在蒋、冯(玉祥)、阎中原大战失败后，不得不拥蒋；但他又害怕被蒋介石吃掉，连在山西修铁路都坚持采用窄轨，以防蒋介石军队破关而入。对共产党，阎原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1936年红军渡河东征抗日，他重兵堵截，向蒋介石求援。其后，蒋介石军队留在山西不走，日军步步紧逼，他又和中共联系，允许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在太原建立秘密办事处；邀请薄一波到山西，在他原有的晋绥军和公道团等组织外，帮他另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想利用共产党的经验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样，在山西战场上，就有阎锡山的晋绥军，有蒋介石的中央军，有奉命调入山西的外省地方部队，有名义属阎锡山实为中共政治领导下的决死队，还有新入晋的八路军。阎锡山想在各种力量间纵横捭阖，“守土抗战”，保持他经营多年的山西“王国”。

在红军东征抗日和阎锡山守土抗战口号的影响下，山西的民众抗日运动在七&#8226;七事变前已开展起来。平津失陷后，中共华北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党员和爱国学生到山西参加抗战，山西的救亡运动更形高涨，一时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彭德怀在其回忆录中曾谈到当年赴太原一路所见民众抗日情绪之高：“沿途人民夹道欢迎，送水送茶，拥塞于途，馒头烤饼，扔满车厢。”“……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

在日军即将侵入山西之际，阎锡山把晋绥军部署于大同一带，准备与日军一战。红军出师，也准备首先开赴大同前线。但当周恩来、彭德怀等赶赴晋北时，守卫天镇(大同东北)的晋绥军当日军尚在数十里之外，就闻风而逃，阳高、天镇相继失陷，山西形势急转直下。阎锡山急请周恩来、彭德怀等返回，共商防守之计。

时近中秋，夜凉袭人，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从大同驱车，直抵雁门关下太和岭第二战区前线司令部。阎锡山全身戎装，在司令部门前迎候。

雁门关绝壁如门，相传为北雁南飞必经之处。长空雁叫，使本来就因天镇之溃盛怒未平的阎锡山，心神更加不宁。大同一失，雁北十县也将不守。就在前两日，他第一次会晤周恩来、彭德怀时，曾吟诵过他的一首近作：“南口之役失权衡，准备毫无守何成，八万精兵损半数，致使雁绥枉经营。”这原是慨叹中央军刘汝明、汤恩伯之轻失南口，不料今日竟成了自讽。眼看日军长驱入晋，他战无信心，不战又无以回答山西民众。周恩来是他早已闻名的英才，彭德怀在红军东征时曾与他兵戎相见，他知道，挽救晋局，必须借重红军之力。9月初，周恩来启程来晋，他特派大员梁化之乘他的专用小火车，到风陵渡远迎。不过，当太原青年和各界人士争听周恩来等演说的热烈情景传到他的耳朵里时，他又不无担心。

此刻，日军第5师团向内长城猛扑而来，八路军的参战至关重要。八路军115师主力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冒雨北上，已进至太原北、雁门关南的原平待命。

大同之行，彭德怀一路详细观察晋北地形：山川雄壮，西南屏障太原，东下直指平津，北出长城，可控制察（哈尔）绥（远）。如此关河，竟不战而退，使友军和社会上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的恐日病更加弥漫。从云阳总部出发，彭德怀就在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场上旗开得胜。这时，他的这个看法更肯定了，而且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

旗开得胜（3）

阎锡山的会议室墙壁上，并排挂着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阎锡山的画像。阎锡山介绍了敌我态势：原设想日军主力坂垣师团进攻的箭头是指向大同，故将大军集结于雁北。不料坂垣在攻占广灵后，直趋灵丘，这时才发现，坂垣系循其年前借口到山西旅行时勘察的路线，进攻平型关，抄击雁门关的后方。加以天镇之溃，大同不得不弃守，阎锡山遂不得不将主力转移至平型关方面，准备与日军一战。

阎锡山拿出了他筹划的方案，布置一个口袋阵，以孙楚之第33军(晋绥军)及高桂滋之17军(西北军)布防于平型关团城口南北线上，以王靖国(晋绥军)之19军等守雁门关一带阵地，以傅作义指挥两个军展开于繁峙以北，为围歼敌人的主阵地，以陈长捷之预备军(晋绥军)在繁峙沙河一带选择地形，构成口袋底。要求八路军与高桂滋军共同防守平型关。

周恩来表示同意阎锡山的计划，同时指出，八路军将发挥特长，运用运动战与游击战的结合，配合友军围歼日军。彭德怀具体提出，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115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八路军120师则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机侧击进攻雁门关之敌。阎锡山颔首，连表同意。

9月19日，115师劳师远至，即奉总部命越五台、出长城，于平型关西之大营镇集结待命。21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率总部抵太原，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立即举行会议。会议讨论山西战局及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同意彭德怀关于配合友军侧击平型关敌，争取打胜仗，鼓舞士气和民心的意见。23日，总部进抵五台之南茹村。当日，朱、彭下令115师，选择地形，进入伏击状态，相机出击。

24日，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亲自指挥所部343旅之688团和686团，在平型关外到东河南村间十几里长的沟道东北山地设伏。25日晨，向开进沟道的日军坂垣师团21联队主力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以勇敢顽强的近战肉搏，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

自抗战以来，日军在华北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宣扬“皇军不可战胜”，至此，遭到八路军的痛击。英国路透社报道说：“日军以前没有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战，现在碰上了，就不容易占便宜了。”

据当时任预备第1军军长的陈长捷回忆，八路军总部派到山西孙楚部联络的高级参谋，曾把115师抄袭平型关敌后的情报通知孙楚。望友军从正面出击已进入关隘险区的敌军前锋，收围歼坂垣师团之效。但该守军认为八路军出击敌后，配合作战围歼敌人是属空想；加以山西军和中央军互不信任，相互观望，并未积极出战。及至八路军创造了辉煌战绩，国民党爱国将士深受鼓舞，亦奋起击敌。阎锡山先对八路军的机动战术将信将疑，未坚决下令配合，这时方大骂放弃团城口的部队“破坏大局”，下令傅作义接替孙楚指挥平型关方面的作战。曾以坚持绥远抗战而闻名的傅作义，得知国民党各派系将领不肯协力，以私愤败坏战机，叹息不已，急令所部驰援平型关，115师继续配合袭击敌后，将日军精锐之坂垣师团阻于平型关下。日军第一次记载在华北战场上“第五师团有力之一部”在内长城附近“陷于苦战之中”。

旗开得胜（4）

当周恩来、彭德怀在战火燃烧的长城内外奔走之际，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日夜研阅着来自各方的情报，以他那特有的冷静头脑和深邃目光，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

长征时留在苏区的地方游击队，经过蒋介石政府军的残酷“清剿”，顽强地保存了一部分下来，正在和蒋介石谈判集中改编问题。毛泽东深知，具有革命献身精神的红军，久已期待进入抗日战场，面对暴敌，将不惜死战。而无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及一般民众心目中都认为，抗战就是要在日军进攻下守城池，打硬仗，完全不懂得红军的游击战术；更不用说在国民党当局中，还不乏希望在抗日战争中消耗红军实力的人。

9月12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在和国民党谈判中，应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红军则要“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早在洛川会议上，由于对红军作战方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彭德怀和毛泽东曾就红军出师问题个别交谈。彭德怀认为，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毛泽东作战方针的基点是游击战，这对于驰骋华夏半壁，长征万里，以劣等装备动辄整团、整师地“吃掉”国民党政府军的红军将领来说，无疑将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因此，毛泽东在9月21日的电报中特向彭德怀再次强调他的看法：“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种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提醒八路军前方将领：“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做。”同时表示：“我完全同意你(按：指彭德怀)18日电中说‘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对于以115师陈光旅集中、相机歼敌的计划，毛泽东亦表示同意说：“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

9月25日，即平型关战斗打响的当天，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并转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又一次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但平型关之战是一次运动战，它虽然没有苏维埃时期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规模，却是一场十足的硬仗。在战斗结束后，林彪仔细巡视了战场，后来回忆说：“敌人确实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是我们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中，还不曾遇过这样强的敌人。强，是说他们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亦有不肯缴械的，战后只见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在和国民党军作战中，敌人只要一打垮，就大批缴枪。但平型关战斗中，我军将敌打垮后，敌人靠拢成一团，拼死顽抗。我方战士还上前喊话：‘缴枪不杀’，结果反遭敌杀伤。敌我伤兵扭在一起，相咬相打，战斗是极为酷烈的……”

八路军在这次战斗中伤亡600余人，比起其他军队在战场上的伤亡，这是个小数字。但八路军的指战员，是十年革命战争锤炼出来的红军精华，毛泽东的方针不是要八路军仅以数万血肉之躯，消耗于敌人阵前；而是要做火种，发动千百万民众参加抗日的游击战争。

因此，平型关一仗，曾被认为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使老红军受到重大牺牲而遭非议。然而，平型关之捷，给全国带来了华北战场上第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鼓舞了全国的士气民心，打击了亡国论和恐日病，在一直被动应战的抗日战场上，树立了一个主动出击挫敌的范例，证明日本“皇军”并非“不可战胜”。共产党、八路军的英勇精神和神奇战术，在全国获得崇高的声誉，中外记者、包括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都长途跋涉，到五台山偏僻的小村南茹来访问，发出了一篇又一篇赞誉的报道。八路军的平型关首捷，为八路军的深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恰恰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希望出现了（1）

希望出现了

1937年9月29日，当日军坂垣师团在平型关陷于苦战和进退维谷之际，进占大同的日军东条纵队，突破内长城守军在恒山和雁门关间的邻接部茹越口，占领了平型关战场后方的繁峙、代县。阎锡山在平型关内与日军决战的决心又动摇了，将大军撤至太原北之忻县和忻口之间，退保太原。

阎锡山仓促退军，晋北地方官吏携妻带妾，大箱小笼，纷纷南逃。遗留下山居闭塞的晋北民众，寇兵未到，先遭阎军溃兵的勒索、奸淫、抢劫。塞外的寒风直扑山谷小路上辗转奔逃、呼儿号女的难民。这数百年来流传着杨家将故事的古战场，和善男信女朝山进香的佛家圣地，一下子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和恐慌之中，似乎没有人能从这混乱和恐慌中看到希望。

但是，希望却出现了，那就是仍然留在敌后、向敌后挺进的八路军。这个绝望中的希望，给当时的目睹者61军的一名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第六十一军是10月2日脱离平型关战场，由沙河南上五台山，向忻定(襄)地区转移的。绕道至台怀镇时，看到男女僧众大部分都已逃避，寺内只留少数人看管。战马拉进了佛寺庙院，无数士兵躺在禅堂佛殿。神像的肩头、臂上，乱挂着枪支和手掷弹，佛磬钟鼓等法器被乱敲乱打，佛经扔得满地皆是。散兵到处乱窜，吵架斗殴，闹得天翻地覆，佛教圣地遭到了浩劫。

出台怀镇，沿路各级行政组织大都瘫痪。溃兵们成了山大王，三三两两，随便派饭投宿，随意勒索财物，强奸妇女，甚至聚众结伙，成了小股土匪。老百姓东逃西躲，找不到安身之处。谣言纷起，人心惶惶。

10月4日宿营东冶镇，见一支军队轻装北上，向五台山方向挺进，军容整齐，情绪高涨，沿村写着‘驱逐日寇出中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救中国’等一些醒目标语。这与撤退下来、垂头丧气、拖拖拉拉的蒋阎军，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了解到这支军队原来是徐向前领导的八路军先遣部队的特务团。这支部队由于怕打扰群众，只在村外休息，听候分配驻地。”

五台山的群峰如巨涛般从原平向东北方向涌去，屏卫着太原的右翼，在五台县东群山环绕的南茹村，驻着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部。村子里“散布着恬静的气氛，士兵不但不敢欺压百姓，老百姓反而从他们手中赚了钱。半月前，这里没有一个人。这时，人们慢慢地下山，老人、幼童、壮汉、妇女，依次回到自己家里，而一些小营业便也在街头开始了”。而八路军的“几个最高领袖都住在人民家里，房对房。一方面是办公重地，一方面，院子里小孩子捉迷藏，或玩其他游戏。最高的军部不如村公所，它连那面‘公所重地禁止喧哗’的牌子都没有。较异于普通农家的只是一二个卫兵。”总部的课室在教授游击课，八路军的工作团则分散到各处，安定社会秩序，向群众宣传抗日。山间谷地，游击队在寒风中练武、下操，村里的老人穿着青布棉袄，吸着长管烟袋围看；青年则带着羡慕的目光，希望能参加到这个行列里去。尽管峰峦阻挡，一个个村谷仿佛与世隔绝，在这里出现了一好一坏两种截然不同的部队的消息，还是很快就传播开来。

希望出现了（2）

“官兵来了，群众赶快跑进山里藏起来；八路军来了就回家”。八路军不但帮助他们恢复家园，而且带来了许多他们前所未闻又极为赞同的道理。“战事到了农民的眼下，抗日第一的口号很容易便被群众所接受了，许多工作者都承认，以抗战来组织民众，比用其他口号更易推动与成功”。八路军使群众有了自己可以信赖的领导力量，从这里播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的种子。

1937年9月28日，朱德、彭德怀根据在五台山的实地考察，向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可在五台、灵丘、涞源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个月后，在聂荣臻将军的领导下，敌后第一个抗日政府在晋察冀边区诞生。

1938年诗人肖三在他的一首题名《八路军》诗中写道：“民众就是水，军队就是鱼，鱼有了水--能游泳而自如，军队有人民--谁也挡不住。”

日军的飞机常常从南茹村上空掠过，但群众已经组织起来，汉奸混不进来。在群众的掩护下，八路军总部如鱼在水中，十分安全。10月的最初几日，朱德、彭德怀命令八路军120师、115师主力位于日军由平型关、雁门关、朔县攻取太原之两翼侧外，另以四个游击支队挺入敌后方，一部分由五台越广灵深入察(哈尔)南的蔚县，冀西的唐县、易县地区活动，一部分在晋西北，依托管涔山脉于朔县、平鲁、左云、右玉、浑源之间活动，并向南进入护卫太原左翼的云中山区。八路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袭击敌人的运输队，迟滞敌军的行动，时有胜利消息传来。1937年10月3日，朱德、彭德怀在给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敌白天已不敢运输，改由夜间行动。”“敌后极为空虚，民众抗日情绪很高，对我军热烈欢迎与帮助。”

从8月到9月，匆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彭德怀还陪同周恩来从太原到大同，从雁门到五台，又到石家庄、保定各处，与阎锡山、黄绍竑、程潜等人会谈。早在云阳前线指挥部，他已把华北地形摄入他的脑海，他能整日地站在地图前仔细地看着、沉思着。“彭老总不是看地图，是在读地图，‘吃’地图呢!”从湘军时代就是他组织的救贫会成员、以后成为红军指挥员的李寿轩说，“没有谁比他更准确、迅速地记住图上的一切!”当彭德怀站在那由无数细线描出层层曲线圈的军事地形图前，他看到的不是图纸而是展现着的山脉、河流、峰峦、川谷：哪里敌人会取道进攻，哪儿利于我军埋伏，哪儿又利于冲杀。在行军中，也没有谁比他更留意于观察的了。在他眼前展现的山脉、河流、峰峦、川谷，又变成一幅幅由不规则的细曲线组成的图形，印入了他的脑海，使得凡是他经过的地方，就成为他脑海里那展延无际的地形图册的一页。无论什么时候需要它，它们就会被展开来……

现在，整个晋北、晋东似乎已摄入了他那幅无际的图形中，山西的地形是极不利于依靠飞机、坦克、大炮的日本侵略军的。国民党友军节节败退，除去畏敌、军纪败坏等因素外，其呆拙的战法也使彭德怀愤慨不已：“日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万，有蒋介石嫡系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战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几十年后，彭德怀这一愤慨之言被批判为“轻敌速胜”思想。实际上，彭德怀设想的这一作战蓝图，在随之而来的忻口战役中，乃是彭德怀和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一致意见，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实现，取得了华北战场上又一个辉煌的战绩。

忻口战役（1）

忻口战役

1937年10月5日，日军越长城而下，猛攻忻口北的崞县。

忻口为太原平原的北大门，忻口而南，太原即无险可守。

忻县、忻口据传因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刘邦，被匈奴围于平城(今大同)40日，脱险后回师驻跸该地，“将士忻然”而得名，现在则硝烟弥漫，成了华北战场最吃紧的地方。

从平津失陷以来，蒋介石声言会攻张北而张垣旋失；阎锡山部署大同决战而大同撤守。9月中，蒋介石下令决战保定、固守晋北，保定又不战而陷，晋北亦告不守。此时，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山西战场成为华北正面抵抗的最后一局。蒋、阎都到了不得不尽力打一仗来支持华北的关头。毛泽东指示朱德、彭德怀，要求蒋介石调第一战区(河北、山东）的黄绍竑、卫立煌率军入晋，支持晋局。一向怕蒋介石染指山西的阎锡山，也连连十万火急，致电蒋介石，要求马上增兵援晋。10月4日，蒋介石急令其嫡系14军之卫立煌，率四个半师由平汉前线赶赴忻口。卫立煌虽曾阻敌平汉路受挫，此时倒并无惧敌之意。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装备又不同一般。士兵头戴钢盔，部队轻重机枪齐全，还有高射炮和反坦克平射炮。阎锡山大喜，立请周恩来、卫立煌会商。决定以50个团守忻口中央阵地；以10个团为右翼，归朱、彭指挥；以7个团为左翼，归杨爱源(晋绥)指挥，实行侧击；由卫立煌任忻口前敌总指挥。阎自己则坐镇太原。

10月6日黎明时分，在搏动着中国共产党心脏的延安凤凰山脚，毛泽东坐在窗前，尚未就寝。忻口战役即将开始，他经过一夜熟虑，提笔拟电同意前方总部积极出击，配合阎、卫正面阵地作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以115师主力北越长城，从东线分兵袭击代县--大同、代县--张家口的汽车线，及大同--张家口的铁路线。与120师主力在西线之行动配合，以阻止日军向山西正面之进攻。他估计：如此，则115师“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代价，即准备减员2000至2500人，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支一小部分交给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长久之战略目的，却有很大意义……”

毛泽东刚搁笔，秘书又送来前方急电，毛泽东仔细阅过，重新蘸笔在原起草的电文上加写道：“此电写完，接朱、彭本日六时电，我们意见已根本一致，但不知林、聂尚有不同意见否?”

军情如火。毛泽东刚待休息，朱、彭再电毛泽东并周恩来：“完全同意你们积极作战方针”，“我们只有战术上的意见”。

如果说，毛泽东在平型关战斗前给彭德怀和给周、朱、彭、任的几封电报中，对前方在执行作战方针上还不很放心；有时，看法还有歧异的话，此时，“意见已根本一致”。毛泽东凝神闭目，略憩片刻，面对晨曦，心情是稳定多了。

忻口战役（2）

10月上旬的后几日，八路军英勇挺进敌后，不断出击；中央军卫立煌部源源开赴忻口布防；华北战场上相持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随即在忻口以北展开。

10月12日，日军第5师团、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等部共3万余人，在坂垣的指挥下猛攻忻口。卫立煌指挥8万中央军和晋绥军，在50余里宽的阵地上固守抗击。日军凭借飞机、重炮、坦克优势轰击，中国守军主要靠近战肉搏，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战况激烈，伤亡惨重。

敌人攻势虽猛，但深入雁门关南，弹药、汽油以至军队所需之粮食、菜蔬，都要靠汽车、牛车、马车从大同、张家口远道运来。后方交通线遂成为前线军队的生命线。八路军抓住敌人这一致命弱点，把扰乱敌之远近后方和破坏其交通线，作为配合友军作战的主要任务。

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我方守军抗击之际，八路军115师把从代县经平型关、灵丘至张家口的敌后东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坏，收复灵丘、广灵等数座县城，一度攻占平型关等长城要隘；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复冀西唐县等数县，直逼保定。120师卡断了日军从代县到大同的西路交通，两度攻占雁门关，收复雁北宁武等数县，使忻口之敌陷于孤立无援，前后被包围的困境。10月17日国民党军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报告：“我林(彪)师在广灵、灵丘、平型关、沙河镇等处将敌背后截断，宁武、朔县、岱岳及其以北地区，贺(龙)师之宋支队及职军屡次迂回截击，敌已大感恐慌。”10月24日，卫立煌在给蒋介石之密电中称：“敌自雁门关被截断，粮秣极感困难……”敌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不得不坐飞机到忻口，为其下属打气。

忻口会战中，敌人最为肆虐的是飞机，敌欺我方无空军应战，任意俯冲投弹、低飞扫射我方阵地，将士对之莫不咬牙切齿。10月8日，彭德怀赴忻口，陪同周恩来与卫立煌商谈忻口布防及八路军配合问题。卫立煌心情焦灼地谈到，敌机每日清晨即来我方阵地侦察，继即以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对阵地威胁最大，一天几乎要损失一个团的兵力。

当夜，彭德怀返回总部。翌晨，天色微明，彭德怀就到院子里，仔细谛听在重峦叠嶂中隐隐回响的敌机声。院子里战士狠狠地骂着，彭德怀眉头一皱，问身旁的作战参谋：“机场在什么地方?狗娘养的这么早就到了!”参谋答：“是从北平起飞的吧?”“不像!”彭德怀仔细搜索着飞机的影子：“按航速，从北平来，除非是半夜起飞，轰炸机也不能立马就至。鬼子必在忻口附近有着落场，二科马上侦察!”

12日，朱、彭报告蒋介石、阎锡山等：“代县已有敌机着落场，因我袭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人依靠飞机运输粮弹。”

其实，在代县西南的阳明堡，原即有阎锡山所筑机场。几天前落于敌手，还丢下了2000箱汽油，增长了敌机的凶焰。卫立煌不是不知道敌机从哪里飞来，而是无可奈何。

“打不下飞机打机窝!”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刚开入晋北的129师之769团进入代县，实地侦察，相机袭击敌机场。19日，769团(陈锡联)的赵宗德营夜袭阳明堡机场，一举烧毁敌机24架，取得平型关之捷以来又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忻口上空一度敌机息影，“我军士气大振，各部均现欢容”。消息传至友军营连，“官兵闻讯，高兴欢呼‘中华民族万岁！”阎锡山、卫立煌开始尚不敢相信八路军果能创造这等战绩，派出飞机到阳明堡上空侦察证实，报告南京政府，南京方面方才发出电讯，并通电嘉奖。

忻口战役（3）

在八路军的有力支持下，忻口友军坚守20余日，日军再次陷入苦战，晋北战局一度呈现有利形势。

日军疲滞于忻口，乃采取大迂回战术，集中平汉路兵力，沿正太路西进，抄太原之背。11月2日，忻口友军被迫撤离，转移太原。

尽管忻口战役未能挽救晋局，太原终于失陷，但忻口战役中，在八路军深入敌后袭击的有力支持下，中央军、晋绥军及援晋的各地方军互相配合，顽强鏖战，创造了华北正面战场最大的战绩。整个战役毙伤日军万余人。

忻口战役中，国共两党实现了良好的合作，当时的山西战场，有全国统一战线的模范之称。卫立煌等对八路军的战绩给予高度评价，认识到八路军是“有力量的友军，最忠勇爱国的友军”，“只有和八路军亲密合作才能打胜日本”。八路军对坚持忻口的友军也给予热情的赞扬。任弼时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忻口战役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郝(梦龄)刘(家祺)两将军在前线同时作了壮烈的牺牲，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将士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

回顾八路军初出晋北，装备简陋，不但从前线退下来的友军官兵见了，摇头说打不过日本人，就是一般人看到，也将信将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八路军连显神威，一方面对团结、鼓舞友军，支持正面战场，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方面武装和发动群众，为坚持华北奠定了基础。敌人南进，八路军北进。太原失守之日，八路军已收复了正太路以北、平汉路以西的20余县失地。在聂荣臻的领导下，以五台山为依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具雏形；贺龙率领的120师主力展开于晋西北；刘伯承率领的129师，按计划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这一鼎足而立的战略布局，遂成为八年抗战中，在共产党领导下，华北敌后三大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的起点，也是以后进行全国解放战争的强大战略后方的起点，对于中国革命，实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昔日的红军，今天以八路军的崭新姿态和战略战术，活跃于长城内外、太行南北广阔的抗日战场，成为华北人民的希望和命运所系。

决不过黄河

决不过黄河

忻口鏖战方期获胜，忽太原告急，忻口守军慌忙南撤，失去节制。太原失守后，汾河两岸、同蒲和正太路沿线，中央军、晋绥军、川军、滇军，争路西退南逃，拥塞于途。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脱下戎装，换上瓜皮小帽、棉袍马褂，面色阴沉，坐在汾河西岸山半的天主堂内，收容溃散部属。一度兴奋乐观的舆论，陡然冷下来。

同一个时候，在华东战场上上海失守，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已在准备西迁重庆。华北的前途又将如何?全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1937年11月15日，几个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来到晋东南前线沁县开村八路军总部驻地，会见彭德怀，希望得到他的回答。

在一所山西乡村殷实人家的老式院子里，正面一排青砖黑瓦、宽廊深檐的矮楼。彭德怀为了挂地图方便，住着一间宽大的屋子。总部的人员开玩笑说，住大屋，这是彭老总唯一要求的“特殊待遇”了。

从黄昏到深夜，他详细回答青年提出的问题，从中国目前的形势，抗战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到八路军的任务、决心。他告诉青年们：“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亲密合作，来与侵略者周旋。”

烛光顺着他的手势，照耀出华北的一片片国土，那里并没有变色，“虽然日本强盗占领了太原和其他几座空城，可是我们并没有后退，我们的军队还是整个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加上察哈尔和河北西部”。“这些地方，合计有近千万人口”。“我们正在组织和武装华北的男女，我们要使得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

彭德怀越谈越兴奋，有力地挥动着右臂：“没有悲观失望的理由!事情正待我们来努力，光明也在我们的前面。”

在仔细聆听彭德怀这一庄严宣告的青年中，有一个名叫周立波，他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记者和作家。通过他的笔，“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吼声传遍了全国。彭德怀的这番谈话也很快刊登在1938年第一期的《共产国际》(俄文版)上。回响在从东方到西方，一切关怀着中国抗战的人们心中。

“归来时，骑在牲口上，觉得很冷，但路上是满天星星。我们也真感觉到，光明是在我们的面前”，周立波在结束他的访问记时，这样写道。

在这次访问中，一件小事给青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谈话结束的深夜里，彭德怀和青年们共用了晚餐之后，请他们每人喝了一杯可可。这可可，原是施爱义(即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送给他的。他留着没有喝，现在拿来款待客人。第八路军的将领们常常有这样的习惯，自奉很俭约，待客人却很优渥。

战略战术（1）

战略战术

11月26日，彭德怀从前方回到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前方浴血抗战并取得重大胜利的八路军代表，延安人民像欢迎英雄一般欢迎他的到来。延安的记者报道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从前方回来了，这消息迅速的雷鸣似的传遍了延安城，使大家兴奋而愉快，忙着慰劳、欢迎。那位跟普通士兵形式上并无特异之处的彭将军，也相当的忙于接待客人。”

这是讲演的题目和要点。彭德怀向抗大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分析我国在持久战争中，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能够由弱变强的条件和日本帝国主义必将从各方面由强变弱的根据。指出，我国将由现在的劣势地位转变为优势地位，最终战胜日本强盗。彭德怀提出的敌我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强弱关系相互转化的论断，在以后毛泽东著名的《论持久战》著作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

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还提出了他对整个抗日战场的作战方针的设想。这是他从三原练兵时就开始思考的。他强调要争取抗日战争的主动，通过“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与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的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从战略上着眼的争取主动，以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根据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第一期作战的教训，他提出，在使用兵力上，当前，“主力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作用于防御与钳制方面。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为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人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从平型关到忻口再到石家庄战役中，彭德怀在陪同周恩来和阎锡山、卫立煌、黄绍竑等会谈时，曾不断向阎、卫、黄等建议按这一方针来部署兵力。阎、卫等人口头虽表赞同，但始终不敢大胆实行。因此，彭德怀痛心地说：“但是不幸得很，在华北抗战的已往3个月中，我们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敌人进攻展开正面时，我军亦逐渐延伸抵抗，消耗于敌飞机大炮的火力下。”

怎样才能求得以强攻弱的战术原则呢?彭德怀答道：“很简单，假若敌我都是400人作战，这是相等的兵力，我们应该采取进攻的战术，以小部(百人)向敌积极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应战；我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假如首先消灭了敌之部100人，敌已由均势而变为劣势；我再以同样手段削弱和最后解决敌人。如此，虽是相等兵力作战，我仍维持战术上的优势。”

战略战术（2）

彭德怀提出的这一运动战术，与我国古代军事家孙膑教齐国田忌的赛马策略异曲同工。在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中，在西北解放战争的清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中，我们都可看到他这一战术思想的巧妙运用和出色战绩。

关于正面战场的防御，彭德怀认为：“我国原无巩固要塞，多半是野战筑城。我们一般的防御在保持战略战役上的重点，及经济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配备机关枪与炮火，取分散隐蔽火力为原则。工事的本身，应避免线式的，因为线式的工事目标大、火力不易交叉；防御多，不易巩固。工事的构筑，应采用圆周形或马蹄形，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相互交叉，又互相支援，各个工事的本身又能独立。纵深要大，正面要小，这样配备，既可节约兵力，减少牺牲，且不易被敌人突破。且因我正面窄小，易引起敌人向我侧翼包围，容易暴露敌人侧翼。又我因工事是圆周形，敌即包抄到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必因而恐慌。”

“自己控制强大突击队(预备队)于自己纵深侧翼外之适当地点，待敌向我包围，暴露敌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击，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防御本身的任务。”

彭德怀关于阵地战的思想，对于正统的阵地防御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对于彭德怀这一建议，国民党的将军们不敢采用。但在13年后的朝鲜战场上，这一孕育已久的战术终于迸发出巨大的威力，使百万现代化的敌军受挫于“三八线”上志愿军马蹄形的坑道防御工事之前。

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还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与全民抗战的意义和方法。

彭德怀的这篇演说发表后，曾被广泛刊载，和他以前发表的《论游击战争》一文，成为他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彭德怀到达延安的第二天，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回延安。个子矮小、衣冠楚楚的王明，从舷梯上第一个走下来，向前来欢迎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一行人频频招手。走到毛泽东跟前，一眼瞥见毛泽东头上油污的布军帽，王明微笑着，把自己头上的貉绒帽摘下来和毛泽东换戴了，然后，和大家一一握手。毛泽东也含笑说：“好呵!马列主义回来了。”在场的人，包括一向面容严肃、被战友取笑为“寡妇脸”的彭德怀，都禁不住笑起来。机场上一片轻松、欢愉的气氛。

接着，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气氛立时紧张起来。具有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王明，在会上批评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路线，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战略战术（3）

王明的发言，在本来一致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塞进了疑惑。一边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在彭德怀当时的心目中，是应当遵从的；一边是毛泽东，这是从遵义会议以来，使他越来越敬佩的、党在事实上的领袖。一向对问题态度明朗、直爽敢言的彭德怀，第一次在一个重大的是非前保持了沉默--他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成熟的看法。

但当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意见提出批评时，彭德怀表示赞同。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

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在前方协助朱德总司令分管军事工作，八路军的作战部署，多由彭德怀行之。毛泽东必须使彭德怀完全了解、并执行他的战略方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再次找彭德怀详细讨论研究了八路军四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和华北战场的形势。在他们的多次交谈中，一定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因为多年之后，毛泽东还记得彭德怀当时顶撞他的一句话：“你在延安，不接触前方群众，不了解情况。”作为同志战友间的平等讨论，不论彭德怀的话正确与否，当时，也只是使毛泽东有些不快罢了。后来，随着毛泽东的逐渐被神化，旧事重提，才成为彭德怀反对毛泽东的历史“账”。然而，那一场争论有了非常积极的结果，毛泽东说服了彭德怀，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毛泽东也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在“基本的是游击战”后面，加上了一句：“不放松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从而形成了抗日战场上八路军的完整的战略方针，在1938年5月发表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被确定下来。毛泽东在这篇著名的纲领性的著作中写道：“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

从红军时代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从认识上到实践上完成这一转变，赖于毛泽东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英勇战斗实践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战略部署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体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凝聚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军委、八路军前方将领的经验智慧，也反映了当时党的领导集团中民主讨论、服从真理、集思广益的良好气氛。

秋风凉（1）

秋风凉

“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清脆的童嗓歌声从武昌城外一所小学的课堂里飞出来，飘落在过往行人的心头，把人们的心和遥远的北战场、东战场联结起来。

凉风中，一个年轻的妇女不顾脚下的泥泞，急匆匆地从这里走过，在一间简陋的邮局前略一踌躇，把手里紧紧地捏着的一封信，投进邮筒。信封上写着：

“平型关

彭德怀收

刘坤模寄”

从1928年4月在湖南南县离别--当时，只是寻常的夫妻短别罢了，悠悠10年过去了。分别3个月之后，彭德怀率领所部湘军独立第5师的第1团，在平江举行暴动，创建了工农红军第5军，从此投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她音信断绝。

平江暴动后几日，独立五师师长周磐手下的王差遣偷偷给刘坤模的哥哥刘玉峰送信，说：“彭德怀当共产党了，师长下命令要抓你妹子。”刘家和彭家乡居僻处，这才如闻惊雷，刘坤模当夜离开了彭家围子。

开始，她和彭德怀的弟弟、弟媳一起，躲在附近山上。乡府民团追索不止，就由她娘家人陪着她挑起铺盖外出流浪，打工乞食。一年后，彭德怀的舅爷周岳云求人担保，让她改名到湘潭上学。不过一年，又被人认出来。不得已，刘玉峰托亲求友，让她一处躲藏一些日子。风声一漏出，就又得外出飘泊，度日如年，历尽苦酸。

1935年秋天，刘坤模听说上海工厂里还有秘密共产党，她鼓起勇气，去了上海，心想，找到了共产党，也许就能找到彭德怀。不想到了上海，举目无亲，投靠无门，不得不返回湖南。

归途，在长江轮船上，刘坤模结识了一位慈祥的孤身老妇人，相互同情，一路为伴。船到武昌，老人邀刘坤模陪她一起访友，在武昌逗留了一段时间。

从武昌回到湘潭，刘坤模得知彭家的祖坟被反动派挖了，恐怖仍然笼罩着彭家围子。

经过7年惊魂，东躲西藏，身心交瘁，她还是有家归不得。一度轻生之后，她折回武昌，请求老妇人和她友人的帮助，从此匿居于武昌城外。

秋风凉（2）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打胜仗的消息传到武昌，彭德怀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和人们的谈话中，刘坤模忘记了眼前的一切，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找到彭德怀。

她不敢和人商量，不敢打听彭德怀在哪里，只知道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她也不知道平型关在什么地方，但她还是决心写一封信寄到平型关去。

“第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他现在的名气和朱德一样大了”，当时的报纸、书刊上登载的《彭德怀小传》开头就这样写道。在彭德怀离开五台山南下以前，刘坤模的信果然被送到了山西省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部。

1937年11月26日，彭德怀从前方返回延安，12月13日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参加会议的人员合影。前排左起：项英、凯丰、王明、陈云、刘少奇；后排左起：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博古、周恩来、毛泽东。不久后，刘坤模拿着彭德怀的回信向老妇人哭诉真情，老人愕然了，世界上的事竟有这般凑巧!原来，老人是当时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人陶铸的母亲。

在老人的支持下，刘坤模按彭德怀信中的嘱咐，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代表林伯渠，林伯渠当即派人送刘坤模去到延安。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彭德怀参加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就要启程返回前方了。在延安城北门的宿舍里，他看到了离别近10年的妻子。

多少辛酸!刘坤模泣不成声。

彭德怀安慰她，满含着歉意：“这些年，你吃苦了咯!”

然而，他们未能破镜重圆。刘坤模已经另外有了一个家，孩子刚满周岁。

他等了9年，她为他经受了7年的颠沛流离。一出无可奈何的时代悲剧!她没有怨他，他又怎能怨她呢。

彭德怀回前方去了。临行，他勉励刘坤模好好学习，追求进步，给她以兄长般的关怀。

刘坤模终于也找到了党，并投身于抗日洪流。

几十年后，当彭德怀谈起和刘坤模的这一段往事时，说：“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

愿与你同归（1）

愿与你同归

1938年秋，彭德怀从前方再赴延安，参加中共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受到了批评，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和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取得完全的胜利。经过一年的实践，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上述重大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团结，设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内的全会会场，气氛远较去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热烈。

这年，彭德怀整40岁，还是孑然一身。战友们不觉关心起来。以前是心有牵挂，现在该解决了吧，彭德怀笑而不答。延安有大批优秀的革命女性，但敌后烽火正炽，前方来电催促，彭大将军无心寻觅爱情。

中央全会闭幕这日，彭德怀和与会者一起步出桥儿沟天主教堂会场，跨马回程。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在长征中曾任彭德怀指挥的红3军团政委。这时李催马赶上彭德怀，向他发出了一个邀请：中央组织部准备于次日举行由重庆大后方和华北前线来延安开会的领导干部座谈会。彭德怀欣然应约。

塞外秋意已浓。第二天，彭德怀跨进中央组织部的窑洞会场，发现里面早坐满了人，笑语喧哗，气氛热烈，他不觉一改平素的严肃神态，春风满面，四向打招呼。瞥见后座中有几个组织部的青年同志，更兴致勃勃地转身和他们一一握手问话。

由于军务繁忙，未及散会，他又起身离去了。

虽然是短短几十分钟，在座的细心人仍然发觉，这位副总司令对坐在角落处一位腼腆的姑娘似乎倾注了特别的目光。彭德怀在她身旁坐下，和她攀谈，知道她名叫浦安修，原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念书，去年学校放暑假后，她去南京探望父亲，适值卢沟桥事变发生，她无法返校，也失掉了党的关系，便和几个同学到山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那里找到了党组织，1938年初被派来延安。

“你在学校就参加了党吗?”彭德怀面向着身旁这个体质纤弱、仪态文静的姑娘，很难想象她有那样一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勇气与本领。

从浦安修的回答中，他进一步知道，她在高中时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族先锋队。上大学后又入了党，担任地下交通--即党的文件、指示、消息的传递工作。这需要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勇敢机敏，还要能够守口如瓶。

彭德怀略带惊讶地注视着浦安修白皙秀美的面庞，禁不住点头赞赏。

愿与你同归（2）

从浦安修的答话中，他还知道，她并非娇生惯养。她少年失母，父亲续娶后去南京谋职，她就由边念大学边教小学的两个姐姐浦杰修、浦熙修抚养。她原是一个既受过高等教育又懂得生活艰辛的革命青年。

或许是天作之合，或许是出于战友的关心，或许兼而有之。但不论出于哪种情况，如果不是这瞬间的相识拨动了彭大将军的心弦，是不会成就他们之间的姻缘的。

彭德怀与浦安修在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前留影。他们1938年在延安相识、结婚，以后浦安修来到太行，俩人一起度过了敌后斗争最艰苦的岁月。座谈会之后，李富春做了他们之间的介绍人。彭德怀在他的窑洞窗前向浦安修诚恳地介绍了自己，他的经历，他的追求，他的性格，他的第一次婚姻，他对未来的伴侣的期望。

浦安修收到彭德怀给她的第一封信，毛笔字挥挥洒洒只写了两页，却用独特的情怀和语言向她表达了相伴终生的愿望：“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乡，愿与您同归……”北平是浦安修的生长之地，他愿与她一起战斗，打回老家去，赢得全民族的解放。

没有花前月下，却不乏急风骤雨的炽情。清凉山、延水河是他们婚约的见证。10月10日，在彭德怀返回前方之前，经李富春、滕代远的催促，彭德怀与浦安修结为夫妇。

浦安修怕人闹房，彭德怀不愿声张，红三军团的老政委滕代远又不答应草率从事。于是，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5元钱，让炊事班炖了一大盆猪肉，买了一堆红枣、花生之类。李富春和3军团的几个老部下，组织部的几个青年干部，一起在彭德怀的新房--仍是那一间窑洞聚餐祝贺，李富春自动做他俩的主婚人。热闹了一阵，大家及时告辞。没人敢闹彭大将军的新房。

新婚后几日，彭德怀就匆匆赶赴前方。日军慑于八路军在其后方的发展，开始对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前线急需彭德怀的部署指挥。

稍后，浦安修也从延安出发，来到驻于山西襄垣县北村的八路军总部，被分配在总部直属队工作。彭德怀和妻子商量：敌后很艰苦，不用说战士，营团干部也不能结婚或和妻子在一起生活，我们能一起在前方已经很令人羡慕了，你还是不在总部工作为好。浦安修很理解丈夫的心情，于是转到北方局工作。每到周末，她吃过晚饭才去总部和彭德怀团聚，第二天早上就回北方局。按延安当时不成文的办法，这叫“过礼拜六”。

本色（1）

本色

太原失陷后，日军并未如一般人估计那样乘势南下，它已感到了八路军在后方袭击的痛楚。1937年12月20日，日军第一军参谋部第二课在《关于全般的敌情判断》一文中说：“朱德、彭德怀所统率的共产军主力在榆社、宣城镇附近，其有力部在五台山及太原西方山地。同时，在各方面设立政治学校、民众训练所，努力加强军事的政治的训练外，还注意救济，所以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将来更合并各地的残败兵、难民等，经过相当的时期后，势力一定会逐渐扩大……”

12月，日军集中2万兵力进攻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将军领导边区军民胜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新成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同月，南京失陷，日军将攻占太原的第5师团主力转用于津浦线，与从南京北上的日军配合，企图夹攻徐州。阎锡山、卫立煌利用这一喘息时机，收集整理部属，将二战区司令长官署设置于同蒲线南段的临汾。八路军总部从五台山南下后，按毛泽东指示，准备率115师主力进入晋西，开辟吕梁山区，暂驻于临汾北洪洞县之马牧村。山西局势暂趋稳定。

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电召第1、第2战区师长以上将领赴洛阳开会，讨论徐州会战和坚持华北抗战问题。

1月15日，一列东驰的火车驶进洛阳车站，从车上下来的有卫立煌等国民党将领30余人及八路军的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八路军将领身着灰布军装，腿缠绑带，与身着黄呢制服、足蹬皮马靴的国民党将领形成鲜明对照。军帽上虽然同样都缀着青天白日徽，一望而知，这代表着两支不同的军队，八路军仍然保持着它红军时期的本色。

图为彭德怀与蒋介石在洛阳。车站外，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要人亲自来接。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走向彭德怀，邀请彭德怀同车。白崇禧自然记得，这就是当年率领红军在他和李宗仁治下的广西省境界强渡湘江，突破蒋介石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的红军第3军团长。

“久违、久违!”白崇禧向彭德怀伸过手去，打量着这位曾使他震动的红军猛将。

“久违、久违!”彭德怀伸出手来，会心地笑答。

八路军警卫参谋潘开文向彭德怀递上一把缴获的日本宝剑。白崇禧一下接过去，坐进黑色轿车。

“这是朱总司令的……”警卫参谋连忙解释，彭德怀以目止之，微笑着对白崇禧说：“小弟还带有几支最近缴获的日本军官用小手枪，准备奉赠委员长、何总长和军座。”

汽车驶过洛阳市街道，白崇禧手持宝剑，反复把玩，沉吟不语。车转了个急弯，他才回神转目，答道：“玉阶兄及军座指挥有方，八路军英勇善战，令人钦佩!”

此后，国民党军界人士和国内外友人，多以得八路军赠送的日本战刀、手枪等战利品为荣，有的还当面索赠。

本色（2）

在洛阳会议上，蒋介石发表训词，表示坚决抗战，会后单独会见朱、彭、林、贺、刘，表示接受朱、彭提出的改造军队、开放民众的意见。但有着十年剿共历史的蒋介石，对八路军提出的增加经费和武器供应的要求，采取了敷衍的态度。蒋介石看到，在华北战场上大显身手的八路军将领，依旧是士兵装束，生活简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曾在讨袁(世凯)战争中名震川鄂的刘伯承竟还脚穿着一双草鞋，送给他的则是前线缴获的战利品；而他自己的将军们，戎装凛凛，生活阔绰，却不乏怯敌之人。蒋介石有些不寒而栗，会毕进餐，特邀朱、彭共桌。蒋介石这一举动，收到了刺激其将心的效果，使在座的各友军将领为之侧目。

1938年1月，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彭德怀赴武昌商谈八路军支援徐州会战问题，在汉口车站与周恩来（左一）、郭沫若（左三）、叶剑英（左四）合影。席间，蒋介石约彭德怀同车赴武昌继续会谈。这时，徐州南北，战事正十分吃紧，蒋介石深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牵制日军的重要。在武昌行营，蒋介石单独会见彭德怀，告彭说：“我已决心与日军决战于徐州，徐州得失，关系中原全局，当待八路军努力配合。可否在青纱帐起时，派队袭击津浦线，进行声援?”彭德怀慨然应允：“为了配合徐州会战，不等青纱帐起，即当派队前往。”蒋介石甚为满意。

蒋介石注视着彭德怀，一个久沉在他胸中的希望冉冉升起来。

蒋介石这次单独约彭德怀赴汉会谈，主要是为了解决八路军对徐州会战的配合问题。同时，也不无其他用心。

从1930年以后，在送到他手里的有关红军活动的情报中，“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是使他最伤脑筋的4个字。第二次江西“剿共”不利，曾冒出来个黄汉湘其人，向蒋献计，自告奋勇，带着蒋的委任状，去苏区策反黄公略(黄汉湘之侄)。结果蒋介石得到的不是人杰黄公略，而是彭、黄送回的黄汉湘之头。1932年，又有一个舒适存其人，不识相地向蒋献策以重金收买彭德怀。蒋介石前事不忘，只冷冷地回答了几个字：“好好好，以后再说。”使舒讨了个没趣。

以后，蒋介石就不断悬赏捉拿彭德怀，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而今天，彭德怀不卑不亢，坐在他的面前，紫黑、皴裂的脸膛刻染着北国疆场的风霜，两道浓眉凝聚着一股凛然不可犯的英武之气，阔厚的嘴唇透露出农民的朴实本色，微微向下的嘴角又显示了个性的倔强、刚正。灰色的布军装，经过几个月的栉风沐雨，虽已褪色，但穿扣整齐；腰带、肩带，扎束硬挺，正如许多人评论的，是标准军人的仪态。

本色（3）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八路军的战绩频传，蒋介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决心用他的拿手好戏试探一下--这拿手戏在他击败各省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中，是大大奏过效的。

约摸一个小时，会谈完毕，彭德怀告退欲起。蒋介石忽然笑吟吟，关切地问起彭德怀的家庭情况，有没有归里探望，府上可安，等等。彭德怀沉默不答。蒋介石搓搓手，说：“如有难处，我可嘱张主席(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关照。”

“承委座垂询，职家早承何键主席关照过，连祖上三代的坟都挖了。家弟二人，至今在外流落。”彭德怀勉强淡淡一笑。

“不像话，不像话!我马上下令保护，你让他们回家!”蒋介石站起来，连声叫来人立即通知张治中。同时，亲自签署5万元，起身递给彭德怀。

彭德怀起立正色：“德怀一家素以劳动为生。身为抗日军人，每月有八路军规定之津贴费足矣，其他分文不能领受。”稍停，又补充说：“八路军在前线浴血杀敌，现部队扩充，衣食不继，粮弹两缺，主要靠缴获维持。委座以抗战为重，希给八路军按兵员实数发饷。”

蒋介石面色微沉，仍不失笑容：“那--是另外的事，至于这，是个人赠副总司令的薄仪。”

“德怀是共产党人，决无受财之理。”彭德怀忍住性子，起立告辞，蒋介石无可奈何。

彭德怀回到住所，尚未坐定，何键即投刺来访。彭德怀料知还有文章，对这个当年从长沙仓皇出逃，又借帝国主义的军舰重夺长沙，屠杀湖南人民的刽子手，余恨未消，托词不见。即起赴码头，乘轮渡江北去。

彭德怀（前排右一）与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合影。到汉口，适值新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二人一见如故，漫步庭园，相谈极契。彭德怀谈起1927年叶挺率国民革命军四军独立团为北伐先锋打到武昌，他正在唐生智的第8军1师1团任营长，曾配合叶挺部攻打武昌之南门。叶挺不禁感慨道：“倏忽十年，我落伍了，今后当步同志后尘。但去国有年，新四军初创，还需要学习八路军的经验，望石穿和玉阶兄至诚相告。”彭德怀说，现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直接和帝国主义作战，新问题确实很多，待我和总司令研究一下，定当奉告。回到总部，彭德怀给叶挺专去一电，根据八路军的经验谈对新四军开展工作的意见，其后叶挺蒙难皖南，星殒黑茶山，二人竟未能再晤。

在汉口期间，八路军办事处因八路军将领生活清苦，无力顾及家庭生计，特转给彭德怀各界人士赠送抗日将领的400元慰劳金。彭德怀欣然接受，将这笔慰劳金一半寄给在1930年红军打长沙时牺牲的红5军师长陈毅安的家属，一半寄给平江起义的老战友黄公略烈士的家属。他自己分文未留。

彭德怀从汉口返八路军总部，途经临汾，值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参谋长会议回来。在向彭德怀报告会议情况后，周昆发起牢骚来：“我到办事处要几个零用，才给了我两块钱!人家的参谋长坐的是小汽车，住的是小公馆，下的是小馆子。咱们光打鬼子，身上连个小钱也没有!”

本色（4）

“胡说!”彭德怀大吼一声，“那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要碰上我，一个铜板也不给你!”

周昆还不住嘴：“这次孔祥熙给了3万银洋，叫我带回做慰劳费，说115师保卫了他的家乡，人家可大方!……”

“无耻!”彭德怀双眉倒竖，怒不可遏，拍桌痛骂周昆一顿。

周昆走后，彭德怀反剪双手，在院子里转圈子，陷入深深的思索。整整一天，他都很少说话。

回到总部，彭德怀立即把会见蒋介石的情况和周昆的问题报告朱德。一方面部署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广泛出击，一方面准备进行八路军的整训。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进入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环境，如何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纯洁性，关系着党的成败、民族的前途。朱德、彭德怀对此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注。

这个问题早在洛川会议上引起重视。会上，不少人发言都谈到，红军改编后，仍要准备过艰苦生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1937年8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要求大家提高阶级警觉。9月初在三原，红军脱下缀有红星的八角帽，换上国民革命军帽，许多人思想不通，有的难过得掉下了眼泪。在129师的誓师大会上，刘伯承师长拿出新军帽，指着上面的青天白日徽说：“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这话语重千钧，深深印在红军指战员的心里。八路军所到之处，那艰苦朴素的作风，秋毫无犯的纪律，对群众的关心爱护，顷即道传路说，有口皆碑。

但是，环境的诱惑是存在的，斗争是存在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驻在阎锡山的老家五台县河边村旁时，阎军吃得好、穿得好、薪饷高，常跑来请八路军的营、连、排、班干部去吃饭、“联络”，就有人流露羡慕的情绪说，看人家如何如何.彭德怀见到该团年轻的指挥员欧致富，用手指着他说：“欧致富，你责任重大，要提高警觉咯，不然要背时(倒霉)!”八路军分散到各县发动群众，当地士绅也常常以抗日名义联络、慰劳，朱德告诫干部：“由苏区跑到白区去工作，酒色财气、官职功名的难关要打破。”身为总、副司令的朱德、彭德怀和各师长每月只领5元钱的津贴，朱德说：“我们自己要发扬吃苦耐劳的长处，对同志的说服就容易了。”为加强教育，彭德怀指示，八路军向友军派出的游击教官，实行三个月轮换制。对于个别人私藏缴获品和贪污没收汉奸的财物，则执行了严格的纪律处置。

本色（5）

红军改编时，由于蒋介石拒不承认，取消了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各师只设政训主任。出师不久，朱、彭、任(弼时)深感部队改编后，政治工作人员职权降低，军队建设受到损失，于1937年10月19日共同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按红军传统建立八路军的党代表制，党代表职权与政委同。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中央的采纳。3天之后，洛甫、毛泽东亲自复电，同意朱、彭、任的建议。此后，八路军恢复了红军时期实行的政治委员制度。

周昆的“牢骚”引起了朱德、彭德怀的高度重视，接着又发生了周昆在携3万元巨款回115师师部途中失踪，115师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卿逃到政府军中去当官的事件。彭德怀为此亲赴高平整顿。

一连串的事件，使彭德怀在王明和毛泽东的争论中，更倾向于毛泽东。在向344旅传达中央书记处根据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所拟的提纲时，强调了从云阳改编时就强调的三条：保障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保障工农成分在军队中的绝对优势；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

在这个时期中，115师发生了3个士兵杀死友军(晋军)一负伤连长，劫去晋票100元的事件。不久，凶手在陕西之延长被捕获，朱、彭亲电毛泽东、滕代远，请将凶手送115师公审枪决，以此在部队中反对军阀土匪主义。

八路军总部朱、彭的以身作则，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坚强有力，纪律的严格执行，使八路军在与国民党和社会各阶层广泛实行抗日合作的复杂环境中，保持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树立起一个与旧军队完全不同的形象，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八路军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变和战略展开，为随之而来的敌后长期艰苦斗争做好了准备。

屹立太行（1）

屹立太行

在1938年1月15日洛阳将领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反攻太原收复华北的计划。但2战区将领对此无甚信心，对作战计划莫衷一是，反攻太原的兵力尚未集结，日军已从太原沿同蒲线两侧大举南下。在此期间，蒋介石把不战而放弃山东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扣押起来，带至武汉军法处决了。这一举动起了作用，2战区原来想退至黄河南岸的人，暂时屏息钳口。

2月17日，阎锡山请卫立煌、朱德到临汾温泉村临时长官公署共商御敌之计。

阎锡山自太原失守，旧军溃散过半，不得不在八路军帮助下扩充加强山西新军(决死队)，而又心存疑虑，情绪低落，发出“不能抬着棺材抗战”的论调。遂在这次会商中，把阻止日军南下的责任交给卫立煌；把同蒲线东曾万钟、李家钰等外省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朱德、彭德怀；会后，自己转移到晋西靠黄河边上的吉县去了。一旦紧急，便可西渡入陕。

卫立煌在太原失守、晋局混乱之际，本也有率军南渡黄河之意，经朱德在赴洛阳途中与之长谈，决心在晋北到晋南的要冲、太岳天险韩侯岭(灵石县境)修筑工事，与日军一战。朱德、彭德怀从忻口战役起，就力劝卫立煌放弃死守阵地的战法，采用运动战术，将主力用于敌之侧翼或后方作战。但卫立煌也有苦衷，向朱德说了真心话：“我们的军队必须有领导地行动，一层抓一层。要是没有上级督战，一分开，一冲散，就集结不起来”。

韩侯岭战役刚开始，日军又采取大迂回的战术，平汉路的第1军108师团自东阳关、博爱关两路西进，直趋临汾。卫立煌部陷入敌人的包抄之中，山西正面战场进入最后一局。朱、彭决定八路军总部不南渡黄河，也不西上吕梁，而是向晋东南敌人的后方挺进。

这是朱德、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为挽救华北危局做出的一个果敢的战略决定。

其时，日军的目的在于打通同蒲线，夺取风陵渡，逼中国军队渡过黄河，从而占领整个华北。

2月24日，从安泽向洪洞猛扑的2000余日军，在安泽县府城镇东10余里处，遇到了一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骄横的日军万万想不到，他们遇到的是将使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陷于泥淖、最后陷于灭顶之灾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威名赫赫的朱总司令，正率领着这个司令部向他们进攻矛头的逆方向前进。左权副参谋长指挥总部特务团和抗日决死队一部激战两日，掩护总部安全转移。彭德怀则以第2战区右翼集团野战司令部的名义，在长治高平一带，部署115师344旅出击日军侧背，帮助在上党盆地陷入危境的国民党友军转入太行、太岳和中条山中。

屹立太行（2）

这时，阎锡山的晋绥军拥挤于晋西，卫立煌的中央军被围于韩侯岭，山西正面战场呈瓦解之势。阎、卫对在同蒲线东正太路南的国土和各部队实际已无法顾及。于是，将分散在这一地区的十个师(包括中央军李默庵34军、范汉杰27军、庞炳勋40军、滇军曾万钟3军、川军李家钰47军、西北军高桂滋17军的各一个师、中央军朱怀冰94师、西北军赵寿山17师、武士敏169师及王奇峰骑兵第4师)和八路军129师、115师344旅，决死队的1、3纵队，划为二战区的东路军，请朱、彭分任总、副指挥。

3月1日，彭德怀从高平前线赶回驻沁水县三交镇的八路军总部，带回了国民党友军的情况：徐州吃紧，潼关告急，蒋介石恐华北日军南下，增加中原战场的压力，严令华北各军不许一兵一卒过黄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击。但国民党将领从来没有打过无后方的仗，对运动战、游击战更感神秘莫测，十分惶恐，希望得到八路军的帮助。

蒋介石的命令和一周前毛泽东、任弼时的一项指示态度一致。毛泽东要八路军劝阻近百万友军南撤，“万不可过河”；要八路军和友军协同坚持晋南晋西战局，转入外线，反过来攻敌之背。

为鼓励和帮助友军坚守山西，3月24日，朱、彭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将领李家钰、李默庵、曾万钟、朱怀冰、武士敏、赵寿山及八路军将领刘伯承、张浩、徐海东、李达、王新亭和决死队薄一波等30余人从各地纷纷赶来开会。时属南路军(属卫立煌指挥)的93军军长刘戡、阎锡山的代表61军军长陈长捷和蒋介石派来的中将联络参谋也赶到会所。

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处在黄金时代，过去在战场交手的人，济济一堂，共商御侮之策。

会议在小东岭村关帝庙悬挂着“汉室忠烈”匾额的正殿内举行。殿堂内，香火案换成了各式木桌围成长方形的会场，上面铺着白布单，摆着盛茶的土碗，朱德在开幕词中详细分析了抗战形势，号召东路军将领齐心协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守华北。

彭德怀在会上作关于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

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后，彭德怀要大家接受南京、太原沦陷的惨痛教训，采用新的作战原则：实行战略上的防御战，战术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消耗战，战术上的速决战与歼灭战；运用运动战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游击战以造成我基干军队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机会。

彭德怀在湖南军阀部队中渡过了整整12个春秋，深知军阀部队的黑暗与腐败。抗战以来，他看到国民党军队虽因实行抗战，在作战的目的和行动上转为进步，但部队中军阀主义依旧，官兵对立。有些爱国将领，有报国之志而无治军之方；对八路军抗日战绩有钦慕之意，又怀有畏惧之心。在报告中，他开诚布公向友军详细讲解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部队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敌军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等。同时向将领们提出严格的要求。他直率地批评说：“军人可以不懂政治，这是一种愚民政策，对于军人是一种侮辱。我们作战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什么作战，为什么牺牲，假如这样的作战与牺牲是有价值的，我们就要流最后一滴血!否则，我们就一滴血也不应流。”

对于素称“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国民党将领来说，这不啻是振聋发聩之语。

屹立太行（3）

针对一般国民党将领的封建统御，彭德怀忠告他们：要了解、巩固、团结部队，须从实行合理统御，自觉纪律，禁止打骂，及与士兵同艰苦做起；要解释、说服、规劝、感动、以身作则去统御部下，而避免威吓、打骂、欺骗和无理由的服从，要使士兵知道为什么要守纪律，并自觉地去遵守。

针对国民党将领对八路军官兵、军民关系的钦羡，彭德怀说：“士兵与长官要风雨同舟，尤其是长官与士兵间的生活距离应尽量缩小……与士卒同艰苦，是团结部队的重要条件之一。”“对待民众有几件基本的事，就是实行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物要还，损物赔偿，离开驻扎地时，实行纪律检查。我们只要做到这几项，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好感与帮助，军民也就可以慢慢团结一致了”。

彭德怀所谈内容对八路军来说，是熟悉不过的道理，理所当然的做法，对于国民党将领来说，虽然折服，但认真实行起来，却不容易。

彭德怀的报告特别感动了早年追随孙中山，在西安事变中又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义举的武士敏。他积极抗日，但部队旧习气很重，军民关系不好，使他十分苦恼。饭后，彭德怀到各处看望，武士敏向彭德怀倾吐心曲，长谈竟夕，相见恨晚。以后，他对人说：“当了几十年的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上听到了彭副总司令的教诲之后。从此，我才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此后，武士敏学习八路军的经验，与八路军亲密合作，在中条山坚持抗日，直至1941年5月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

小东岭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作战纲领报告，划定了各军师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协同打通了与后方的交通线。会后应友军的要求，八路军总部由左权主持为友军举办了游击训练班、政治工作讲习班等，朱德、彭德怀、左权都亲自给训练班讲授课程。

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后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奠定了基础。

且说日军在2月间分路扑向晋西南，本想再次凭借其机械化火力，以疾风暴雨式的进攻，把我军逼过黄河，或压入黄河急转弯处的三角地带，一举而歼灭之。不料中国军队在朱、彭指挥下，稳稳转入了敌后，利用太行天险，建立起新的抗战支点。3月8日，日军攻到风陵渡，还没发现我军主力，方感恐慌：“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

小东岭会议刚结束，129师在涉县东阳关下响堂铺对日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份重要文件，内称：“共军猖獗，4月上旬，将由潞安(长治)以北400华里内施以痛剿”。

4月4日，日军果然调集108师团全部及109师团、16师团、20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兵力，北从正太路之昔阳、平定，西从同蒲线上之临汾、榆次、太谷，东从河北之元氏、赞皇、涉县，南从屯留、长治出动，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企图歼灭我军主力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屹立太行（4）

敌人出动的紧急情报从四面八方传向小东岭，警卫部队十分担心总部的安全，特别担心朱老总已年过半百，不堪夜间山路强行军，劝他先行转移。朱老总安然微笑，要大家放心：“急啥子嘛，鬼子的大马靴可跑不赢我这双大草鞋!”

4月6日，朱、彭紧急向东路军发布关于部队和民众动员的训令。根据这一训令，八路军和友军各部普遍召开军人大会，说明粉碎这次围攻的意义，讲解新的作战要求，士气大振。总部派出政工人员，和地方党组织、牺盟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抗日团体协同深入乡村，宣传群众，实行空舍清野，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破路队，支援反围攻。

对于各路来犯之敌，朱、彭连夜拟定作战方案：以八路军的一部，决死纵队1、3纵队，和国民党友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分别钳制各路之敌，掩护八路军主力隐蔽待机。待敌人消耗疲惫到一定程度时，我即集中主力，击破敌之一路，再扩大战果。

部署就绪后，彭德怀说：“我们先到鬼子眼皮下去游一圈，游到有一两股敌人胆大妄为了，再一捶子收拾他!”

4月8日，自屯留北犯之敌进入沁县，朱德率总部从容离开小东岭，向武乡石盘山转移，设指挥部于山上的义门村。

各路进攻之敌受到我军阻击。唯由屯留北犯之敌，系凶残狡诈的第25旅团长苫米地亲自指挥，武器精良，刚在晋南抢先攻进临汾城。苫米地得了日本大本营一枚勋章，骄纵异常，又善使“拖刀”计，常常烧民房，伪装撤退，待我军赶去救护群众，追击敌人，他又突向我反转围攻。这次该敌一路烧杀，曾万钟部不敢出击，敌遂占据沁县，又放火烧毁了依山傍水、城垣坚固、历史悠久的武乡县城。11日，朱、彭令待机的129师主力从涉县北星夜赶赴武乡，给予该敌以严惩。

苫米地率日军烧了武乡，激起军民的极大愤怒。该团在窜往榆社时，遭到115师344旅和总部特务团的有力截击，不得不折回。沿途群众空舍清野，村中无人、院中无柴、囤中无粮、圈中无畜，连水井也已经掩埋，敌人又疲又饿，既聋且瞎，处处挨打，再次扑向榆社，欲寻我主力决战，不料又扑个空，士气沮丧，不得已，再沿武乡境之浊漳河谷，向襄垣后撤。此时，奉总部令严密监视着这股敌人的刘伯承师长，抓住战机，下令129师771、769两个团沿漳河南岸，772、689两个团沿河北岸山地，隐蔽快速猛追，和该敌平行前进，寻机歼击。16日晨，在武乡东长东村一带之河滩地向敌发起猛攻，经一日激战，歼敌25旅团117联队2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八路军的优秀指挥员772团团长叶成焕在战斗中英勇殉国。

屹立太行（5）

长乐村急袭，歼灭了九路敌军中最骄纵、精锐的一路，一战而震动全局，各路敌军闻讯，纷纷后撤。我军各部奋起追击，115师344旅收复了榆社，129师收复了武乡，总部特务团配合地方游击队逼退了沁县之敌，决死1纵队和高桂滋军围攻、逼退了沁源之敌。在我军夹击下，从沁县、沁源撤退之敌复大部被歼。武士敏与朱怀冰部收复了子洪口，八路军之曾(国华)汪(乃贵)支队克复了辽县，赵寿山部收复了长子、屯留、壶关，曾万钟部在八路军大败日军之后，也乘胜收复了潞城、襄坦。

4月27日，长治、高平、晋城之敌向同蒲南段撤退，115师344旅与决死一纵队追击歼敌近千人。至此，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整个战役进行20余日，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将敌人赶出了晋东南。

此后，八路军129师即以太行山脉的千山万壑为依托，创建了晋冀豫(以后发展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也一直转驻于晋东南太行山上，指挥整个华北的敌后抗战，直至胜利。

在反九路围攻中，朱德、彭德怀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使主力军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的配合下，运动自如，寻机歼敌。这是红军在苏区反围剿作战经验的发展，也是毛泽东全民抗战思想的实践。1945年，彭德怀在总结抗战近8年的经验时说：“八路军领导机关从这次粉碎九路围攻中，直接取得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的成功经验，即敌人的围攻是可以打破的!”

反九路围攻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在向八路军学打游击战、运动战后，国民党部队“一般官兵深感打游击战比较灵活，比绑在山头阵地遭敌大炮飞机轰炸好得多。在太岳期间官兵振奋，干得起劲”。卫立煌、武士敏、赵寿山、高桂滋等部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成立战地服务团，开展士兵教育。叶公好龙的蒋介石，在洛阳会议中表示赞赏八路军的部队工作和民众工作，但是对八路军的影响又十分恼火。在武汉失守，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以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大量特务进入华北，到各军中策动反共，挑动“摩擦”。东路军中的赵、武、高等部始终与八路军保持友好(赵寿山已秘密加入共产党)。朱怀冰等则追随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此是后话。

屹立太行（6）

1938年5月，徐州失陷，正面战场推移到陇海线和黄河南北，中国军队在华北的三个主要部分--晋绥军、中央军(及各地方军)、八路军(及决死队)在华北正面战场结束以后，各自分离。阎锡山的晋绥军蹙居于吕梁山区，在日军不断进攻下，退缩至紧靠黄河的离石、石楼、吉县一线，阎锡山先驻黄河东之吉县，后又退至河西陕西省之宜川；卫立煌从韩侯岭突围，在八路军的掩护下脱险，从陕西转道返回晋南，与八路军协同收复黄河湾三角地区平陆、芮城、垣曲等要地，进入中条山区。与此同时，原东路军中的中央军和各地方军，不堪孤悬敌后的困苦转战，大批退至黄河以南，一部入驻中条山区。华北广大国土敌后抗战的重担，落到了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身上。

反九路围攻胜利后，朱、彭放手分兵。八路军的三支主力，在山西控制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的山区和乡村，一部分进入晋西吕梁山脉活动；同时又北越长城，东下太行、五台。宋任穷、陈再道纵队挺进冀南、鲁北，宋时轮、邓华纵队远出冀东，杨成武支队北进云雾山，吕正操部开辟冀中平原，晋察冀游击支队深入平西。日军在华北的30万兵力，实际只据守着城市和铁路沿线。八路军的出击遍及华北。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由强有力的正规军开辟和支持的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配合呼应；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巍然屹立于敌人占领区内的正规军的指挥系统--从八路军总指挥部到各师、旅、团部，领导华北民众为捍卫自己的每一寸国土而浴血战斗。

1938年7月，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到24万人，1939年春，八路军控制了华北的103个县。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冀中、冀南数块大根据地基本形成。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达3900万之众。八路军抗击着在华日军的2／5以上。

鹿钟麟入冀（1）

第一期抗战中，八路军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很大影响，各军回旋之际，在给养、扩兵、地域等各方面，不免发生摩擦，双方以团结为重，均及时得到解决。其后，国民党军大部渡河而南，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敌后抗日局面，国民党大军又得以北上，回驻中条山区和冀鲁豫边，计达30余万人。这时，情况便有了变化。一部分过去的友军不积极抗日，觊觎八路军收复的失地，不断制造摩擦，演出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流血惨案。1938年是八路军在敌后大发展的一年，1939年便成为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摩擦年。

鹿钟麟入冀

华北战场的国共摩擦，以河北事件为发端。

抗战之初，国民党军仓促撤出河北，其残部和地方势力以至土匪、会道门，各以抗日号召，招兵买马，自立政权，占据一方；日军乘机收买败类，成立伪组织--维持会，鱼肉百姓，社会陷于崩溃。

与此同时，在中共北中央方局领导下，河北各地也纷纷组织起地方抗日武装。

在冀中，1937年10月，拒绝随大军撤退的原国民党东北军691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吕正操，誓师抗日，与地方党和游击队会合，至1938年4月在冀中38县、地区建立各县抗日政府，成立冀中行政公署，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在冀南，1938年1月至5月，八路军129师东进部队打开了20余个县的抗日局面，相继建立起各县的抗日政权。

冀中、冀南，地处平原，扼平津南下的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为华北粮食、棉花的最大产地。工商业、农副业也很发达。掌握冀中、冀南，既可在军事上制华北敌人的腹心，经济上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在敌后收复大片失地，由赞扬转为忌恨，特别想利用河北的复杂局势，伸手冀中、冀南。恰于此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认为，建立河北政权要通过南京政府才算合法，提议由蒋介石派人到河北沦陷区去担任省主席，以使冀中、冀南抗日政权取得“合法”地位。蒋介石欣然接受。

派谁去河北呢?

蒋介石想找一个既能为其所用、又能为共产党接受的人物；中共也想找一个既能为蒋通过、又能与共产党合作的人。这时，与蒋介石有拜把之谊、又与共产党有友好关系、且坚决抗日的冯玉祥出来居中商洽，冯推荐他的旧部原西北军的将领鹿钟麟。

鹿钟麟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驱赶贿选总统曹锟下台的“首都革命”中立过功，又奉冯命率兵驱逐清废帝溥仪出皇宫(即今之故宫)，以此出名。1938年初，蒋介石处决韩复榘，在武汉举行对韩的军法审判中，鹿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任副审判长，又赢得了主战派的声名。冯玉祥推鹿出来，即被接受。

1938年5月，蒋介石给鹿委了三道官衔：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游击总司令，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蒋对冯这个又联共、又抗日的拜把兄弟，其实并不放心，让军统特务头子康泽，推荐了河北反共地方武装头目、拉有六七千人队伍、自称河北民军总指挥的张荫梧为河北省民政厅厅长。

鹿钟麟入冀（2）

鹿在洛阳组织班底，准备上任。当时从洛阳到冀南有两条路可走。东路经豫北、鲁西转入，这条路要通过几道日军封锁线，沿途土匪又多。鹿钟麟手下只有两连人，不敢走这条路。北路经太行山八路军开辟的根据地，由晋东南到冀西转入冀南，这条路也要过封锁线，但如有八路军护送，安全就有保障。只是要取得八路军总部的同意。

鹿钟麟害怕危险，派他的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申伯纯去八路军总部联络。

申伯纯是中共地下党员，彭德怀见了申伯纯，问申：“你对鹿怎么看法?”申介绍鹿主张抗日，过去也未积极反共，但封建军阀意识十分浓厚。彭德怀皱眉想了一想，问申：把鹿留在太行，且不去冀南，你看怎样?申答：鹿已秘密派人去河北做调查，和各方联络，一心想去当省主席，留不住的。彭德怀遂叫申回话，欢迎鹿取道太行赴任。

鹿钟麟对敌后抗战的形势和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民主政策昏然无知，为自己物色的阁僚与河北封建势力关系很深。未离洛阳，其阁僚就唆请鹿钟麟密委国民党在大名的杂牌残军丁树本为冀南威县、束鹿、巨鹿、南宫等10余个县的行政专员，与冀南刚成立的抗日政权唱对台戏。

封官未毕，申伯纯来报，说有了彭德怀的亲口承诺。鹿钟麟大喜，遂率部渡河，一路北上。8月21日抵长治后，亲到市郊古显村八路军总部拜访。八路军总部为抗日合作，为鹿一行人召开了欢迎会，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均出面接见。随后，由彭德怀与鹿会谈。

彭德怀向鹿介绍了河北的敌情、八路军的分布、抗日政权的建立、民众的发动与组织等情况。彭德怀建议鹿暂驻辽县拐儿镇，那儿地势安全，群众发动较好。鹿坚决要去冀南，但未敢向彭德怀提赶他已另委了个冀南行政专员之事。

双方会谈结束，冀中、冀南行政专区人选暂照八路军所任不变。组织河北省总动员会，统一全省民运，以鹿为主任委员。八路军在河北之正规军和游击队，由朱、彭委任指挥人，指挥期间无更换行政人员之权。现归晋察冀边区政府之冀中各县，名义仍归河北省政府。但行政命令要经边区转或同意方生效。

座谈毕，彭德怀对鹿钟麟申明共产党、八路军愿与国民党长期合作抗日的诚意，说：“过去大革命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现在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是老大哥，八路军愿同大哥并肩作战，共同发展。”

鹿钟麟对八路军的接待和彭德怀的谈话十分满意，事后写了一个报告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说彭德怀“对国民党的信仰仍极为热诚”。这话，连国民党当年都不相信，不料在3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鹿的这份报告，被彭德怀专案组人员从南京档案馆的敌伪档案中翻出来，视为至宝，说是发现了彭德怀与鹿钟麟秘密勾结的罪证，又是审讯，又是调查。最后，连当年替鹿起草报告的人，都“交代”不出什么“勾结”，实在做不出文章来，才算罢休。

鹿钟麟入冀（3）

古显村会后，鹿钟麟一路东行，在即将进入河北时，鹿派去河北联络的人带了一批鹿钟麟老家定县的地主豪绅来见，这些人大肆攻击八路军发动民众和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与鹿手下的官僚政客一拍即合。

9月，鹿抵冀南南宫，召开第一次省府委员会，就发生尖锐冲突。省府委员兼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中共党员，原为北平著名的大学教授，“七&#8226;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带领平津学生深入农村组建冀西抗日根据地，又率部随129师参加冀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杨素孚众望，在会上请鹿对冀南公署和所辖20余个县抗日政权加以委任，鹿尚未表态，张荫梧便开口问：你杨秀峰是干什么的，谁命令你去冀南开展政权?杨秀峰反问张荫梧：“没有这些政权，今天你能到这里来开会么?原来国民党的政权都跑了，我们能丢掉这些地方不管吗?”张荫梧在会上气势汹汹，要撤销冀南行政公署，鹿钟麟又提出，将八路军开辟的20余个县作为河北省府属地，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辖一半，各自统一指挥辖区内的党政军活动，遭杨秀峰坚决抵制。为团结抗日，经中共长江局出面与总部研究，朱、彭同意，划出南宫、冀县等3县为鹿钟麟所率三个机关的驻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了中共中央于桥儿沟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图为参加会议的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鹿钟麟到河北自感没有实力，便尽力收编地方武装，向八路军挑衅。情报不断传至八路军总部、延安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总部开始时采取了忍让态度。10月5日，朱德、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特电中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说：“连接冀南来电，自鹿钟麟到南宫后，曾数次发生友军攻击我军事情……现为自卫起见，已集结一部兵力以备万一，请酌量报蒋，请令停止。”

八路军原拟与鹿真诚合作发展河北抗战力量。由于鹿到冀南的表现，只好打消这个希望。但仍未放弃对鹿的争取。10月12日，朱德、彭德怀和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研究了冀南问题，又告冀南朱瑞、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说：“协助鹿整理扩大部队并在经济上帮助鹿，目前还过早，请你们慎重。应等一时期，看鹿的态度转变如何再说。因鹿在许多坏分子包围中，企图向我们进攻。如即帮助他的力量扩大，他将更有力的和我们摩擦”。27日，在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共同致朱瑞、徐向前等人的电报中，又提出，要“向鹿极力解说目前形势之严重。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肃清华北计划的情况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否则只有失败。”嘱咐朱瑞等，“主任公署(冀南)及军区均应与鹿建立密切关系，请其指示方针”，并估计“武汉失守，局势变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鹿觉悟，求得亲密合作。届时当可对鹿作某种让步”。

鹿钟麟入冀（4）

对于八路军和冀南民众艰苦创建的民主政权--冀南行政公署，中央和总部则持坚决态度，指示朱、徐等：“不能以任何交换条件取消。”

鹿钟麟在河北大张声势，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1月，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扫荡，鹿钟麟得到情报，当夜率全班人马，转移到衡水乡村。杨秀峰部署所部发动群众拆毁城墙，防敌固守，至天将明，率冀南公署转移至巨鹿。这时鹿发布公告，说杨秀峰逃走，不知去向，撤去杨的冀南公署主任职务。日军在八路军各部袭击下退出南宫，张荫梧部又抢先入城，“大肆抢掠，群众认为比日本人更凶”。鹿手下众官僚与张荫梧乘机各以省府和民政厅的名义，到处委派县长，于是，在冀南行政公署下辖的20几个县内，一个县出现了两个县政府、三个县政府，演出了“双县长”、“三县长”的“双包案”、“三包案”。

鹿、张委派的县长，各据数村，索款要粮，引起民怨，日伪乘机而入，也在一些县委派伪县长。于是，有的县更出现了四个甚至五个不同背景的县长。老百姓无法应付，叫苦连天。

这时河北的反共军队和地方武装，集合于鹿的战区司令部名下，约六七万人，号称10余万众。蒋介石以为鹿有了实力，大喜，加委鹿为冀察战区司令。鹿等更加得意，从演“双包案”而发展到袭击八路军驻地，解散民众救亡团体，河北事态，乃愈演愈烈。

此时，日军已攻占武汉，随即回师华北，加紧对河北平原的扫荡。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东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河北阵地，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同时，应付由鹿钟麟到河北后造成的抗日阵营内发生的种种严重事态。

蒋介石弄谋（1）

蒋介石弄谋

1938年12月下旬，彭德怀到西安，准备参加蒋介石原定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和华北将领会议，同时见蒋面谈解决河北问题。

这时，中国战局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变化。

日寇侵华15个月来，战线愈长，兵力愈分散，后方的威胁愈大，泥足陷得亦愈深。“三个月亡华”的迷梦早已破灭，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进攻，回过头来走“田中奏折”的老路：“消化”华北，巩固其占领区，主要是对付在华北日益强大起来的共产党、八路军。对国民政府则由过去的以打为主，改变为以和为主，其诱和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共同防共。

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接连发表对华声明，诱国民党降日反共。国民政府亦两次发表声明，严斥近卫，宣布抵抗到底，并声言：“防共即是亡华”。国民政府的驳斥近卫声明，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声誉。1939年1月，中共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拥蒋反汪(精卫)活动。在敌后，从八路军总部到各根据地，都举行了拥蒋反汪群众大会。

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当国民政府严正声言“防共即是亡华”的时候，一股防共、反共的潜流，却开始渗向全国。这股潜流的发端不在别处，正是在发表“防共即是亡华”的国民党蒋介石最高当局。

彭德怀是带着中共中央解决河北问题的诚意来到西安的。

彭德怀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合影。12月23日，毛泽东亲自电示在西安的彭德怀、王明、林伯渠参加将领会议的立场：“坚定各将领之抗战信心，强调团结统一之重要。特别是在敌后方，斥责制造摩擦之有害。介绍八路军抗战备战方面之经验。”关于河北问题，毛泽东表现了很大的忍让，指示彭德怀等“在要求划某些地区行政权给八路军而谈判顺利时，或有必要时，可以表明放弃某些地区，如冀中、冀南平原之一部给鹿及其他友军，在该地区中之八路军及其游击队，可以退出或完全听从指挥。该地区中八路军所委之县长亦可让出。我们可以不再去发展武装力量，以求实现以划分区域为基础的增进合作与消弭摩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让步方案。

24日，蒋介石在西安接见彭德怀、王明和林伯渠。蒋行色匆匆，向中共通告了一个尚未公布的惊人消息：汪精卫已出走安南，公然投入日寇的怀抱。蒋表示汪出走与国家无损失，略谈数事，即起行返渝，只字不提开将领会之事，只约彭德怀到重庆详谈河北问题。

蒋介石弄谋（2）

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已经在陕西之武功开过了西北和华北师以上的将领会。这次武功会议，第1、第2战区中央军、各地方军和晋绥军的军官都参加了，唯独没有让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决死队)的将领参加，也没有透露任何消息。

武功会议为什么没有让八路军和决死队参加?因为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防共限共。在“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口号下，蒋介石决心加紧制造摩擦。

彭德怀（中）在重庆与冯玉祥将军（左）合影。3天后，彭德怀在重庆会见蒋介石。和年初在武昌的会见不同，蒋介石希望八路军在敌后出击配合正面战场的热情现在已经冷却。他关心的是要限制八路军。他既要反共，又不能与共产党完全破裂。他的策略是：“中央(国民党)可示宽大，地方务须严谨，下级积极斗争”。“党部负斗争责任，政府处调和地位，军队则为后盾。”

见了彭德怀，蒋介石大谈一番他的“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然后根据鹿钟麟、张荫梧等人告的状，责怪八路军建立冀南、冀中抗日政权是破坏行政系统。彭德怀列数鹿、张所为作答，提出请二战区派公正大员赴冀调查。对于破坏行政系统之说，彭德怀说：“在河北破坏行政系统者，乃万恶之日寇。日寇把华北拿去了，八路军以血肉从日寇手中夺回，这是恢复了中华民国的行政系统，如果都按张荫梧等人那样去干，恐怕日寇又要来破坏行政系统了。”

会谈中，彭德怀根据前方作战需要，要求将十八集团军的3个师改为3个军6个师，按期如数发饷，补充武器弹药，蒋介石坚持不允。彭德怀站起来，列举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敌后战场对牵制日寇向正面战场进攻的重要，慷慨陈词：“日寇在华39个师团，受八路军直接钳制的约15个师团，占1／3。现在八路军22万人，只领4万余人的饷，平均每人每月合2元7角，而小米已到6角1斤，天下最‘价廉物美’的军队也莫过于八路军了。”蒋介石满面愠色，无商量余地：“你们扩军没有我的同意不能承认。”彭德怀紧紧反问：“如果不扩军，八路军又怎么牵制日寇的15个师团呢?”……

一个湖南话，一个绍兴腔，嗓大声高。宋美龄款款出来周旋，命人端上水果，最后商定，河北摩擦问题，由蒋电天水行营(辖第1、第2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派大员与彭一起赴冀解决；敌后方民众工作归驻地军队做；八路军编制由下次重庆方面的军事会议讨论。

彭德怀住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早起到附近山头四处走动，纵览山城形势。他发现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盯梢，鬼头鬼脑，十分可厌，气氛和年初在武汉时也大不相同，索性在路口堵住了一个特务，笑道：“你想要认识认识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么，我就是彭德怀，你仔细看看咯!”特务狼狈而去。

蒋介石弄谋（3）

彭德怀取道成都、西安，于1月中旬到达洛阳，与程潜、卫立煌商谈派员问题，准备前往冀南与鹿钟麟会谈。

当彭德怀为维护国共团结而奔走之际，1月下旬，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会后，又秘密下达了一系列防共反共方案。其中有《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等。

蒋介石武功会议的精神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反共方案，很快传到鹿钟麟的司令部。鹿钟麟自以为到河北干对了，合了蒋的心意。蒋介石亦以鹿善体其意，一方面应允彭德怀派员调查河北问题，一方面密令鹿钟麟训令各县禁止八路军招兵买马，取消冀中、冀南两行政公署，另委专员，把事态扩大到冀中。进而又伸手冀西，从演双县长到演双专员、双专署；从在河北单干反共进而与山东的沈鸿烈配合呼应，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从委任县长、专员到委派乡长、村长。与此同时，河北的张荫梧和山东的秦启荣等部，变本加厉地袭击八路军，到处制造流血事件。沈鸿烈公开宣扬“宁亡于日，不亡于共”。鹿则宣称：“抗战败了中国是日本的，胜利了是共产党的。”“八路军一定要交出政权才行”。河北问题发展成为国民党当局公开反共的前奏。

一波初平（1）

一波初平

1939年2月初，日军集中3万余兵力，大举扫荡冀中、冀南。彭德怀从总部冒险东行，越过平汉线敌人严密的封锁线，在靠近冀南的河南省南乐县境与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会面，准备到南宫与鹿钟麟会谈。

1939年，朱德、彭德怀在王家峪。一见面，刘伯承握着一路风霜、面色黝黑的彭德怀的手，笑道：“和鹿钟麟谈不成了。鬼子一来，鹿钟麟就顾不得冀南，又躲进太行山去了。等我们赶走了日本人，他再来‘收复失地’啰。”彭德怀大笑，说：“我和朱老总料定他要跑进山去的。但他上次胡说杨秀峰不知去向，撤杨秀峰的职。我这次迎着鬼子来，他又逃之夭夭，该轮着我们宣布他不知去向，撤他河北省主席的职了。”

时间对八路军是有利的。彭德怀建议刘、邓对鹿的问题采取“拖”的方针。在敌后的严酷环境中，谁能抗击侵略者、保护民众，谁才能建立“行政系统”。

彭德怀在部署了反扫荡作战之后，宣布鹿钟麟“不知去向”，无法谈判，径回太行去了。八路军不断取得反扫荡作战的胜利。贺龙亲自指挥120师袭击齐会县，毙敌700余名，创造了平原游击战的经验。鹿钟麟网罗的张荫梧等部，拒绝与八路军配合，在敌进攻下损失惨重。

河北战局仍不得不赖八路军来坚持。蒋介石致电彭德怀，希彭再赴河北与鹿会谈。电文曰：“彭副总司令德怀兄：电悉，艰难奋斗，至念贤劳!冀省为华北敌伪之心脏，吾人必须坚决把握，严重打击。所赖以维系人心，号召抗战者，端赖我军政长官同舟共济，密切合作，保持机动之优势。务盼兄速即前往，与瑞伯(鹿字)会谈，在精诚相助、亲爱合作、共同杀敌、保全冀省原则之下，消除隔阂，解决误会，免为敌乘为要!中正。”接着卫立煌又致电慰问。彭德怀遂与鹿再约，在辽县下庄八路军的驻地举行会谈。

鹿到河北引起抗战营垒的摩擦，举国关心。彭鹿会谈，各方注目。八路军方面做了认真的准备，经总部和北方局研究，又请示延安中共中央，提出解决河北问题的八大纲领。要点为：坚持河北抗战，发动游击战争；两党互派代表，组织共同委员会；开放民主，改善民生；统一行政，发展经济事业；合理统一军事指挥；承认各县抗日群众团体等。根据过去双方争论焦点在统一行政问题上，纲领提出撤销双专员、双县长；对各地民主选举产生的专员、县长由省府加委。撤销破坏团结的顽固分子张荫梧等的职务。

鹿钟麟在会谈前陷于狼狈境地。他的老上司冯玉祥从重庆给他发来一封长电，责备他：“不尚容人用人，过去方法已不适宜。”嘱鹿“诚恳、合作、坦白，以坚持河北抗战”。程潜亦自天水行营给鹿长电，“河北为共产党生死问题，势在必争”，令鹿“本民族利益第一、抗战团结第一之旨，忍耐精神，无偏无党”。还说：“民军(指张荫梧等部)到处索粮索款，亦有割据嫌疑，党政人员有时偏袒，亦造成冲突主调。”“以武力限制共产党发展为不可能，亦不必要……”

一波初平（2）

另一方面鹿钟麟连接蒋介石4道密电，要鹿必须撤销冀中、冀南两公署。

鹿钟麟觉得两面为难，无心考虑如何通过会谈促进团结抗日，带了省政府、省党部许多大员，为自己壮声势，共数十骑之众，向下庄而来。

八路军方面，彭德怀只带了四五名随从。6月7日，彭独自出席会谈。

鹿钟麟虽人多势众，并无准备，谈了几句，便不作声。这时鹿钟麟省政府的一个年轻秘书忽然站起来，把鹿身边几个顽固分子平时骂八路军的话，什么不听指挥、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篡政夺权等，和盘端出。彭德怀不动声色，等对方讲完，徐徐立起身来，左手撑住桌沿，右手握着个卷起的笔记本，并不用准备，把上述说法，一一加以驳斥，痛快淋漓。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主张，河北抗战前途，作了详细阐述，最后提出八大纲领。共讲4个小时，给到会人上了一堂大课。鹿方众人坐立不安，无人出来答话。

散会后，彭德怀笑着问申伯纯：“在会上出来讲话那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他倒可以当共产党呢!”

鹿钟麟见八路军提出了八大纲领，令随来诸人也草就一个纲领，送到彭德怀那里。彭看后，去会见鹿钟麟，问道：鹿先生和我不惮路途辛劳，来下庄见面，原为坚持河北抗战，为何纲领中没有抗日内容?鹿无言对答。彭又问，鹿先生素称为三民主义信徒，为何纲领中不提开放民主?鹿嘿嘿，无言以答。

由于有蒋介石的密令，鹿钟麟坚持要撤销两主任公署，彭德怀则坚决维护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会谈无结果。彭德怀得悉了冯玉祥、程潜给鹿钟麟长电的内容，临别前，恳切劝告鹿钟麟说：“河北问题鹿先生固有失当，但朱德总司令和我素知问题不在先生，而在张荫梧和你身边那几个腐朽官僚，必须将他们撤掉，团结合作方有希望”。鹿对一直想取代他的张荫梧，早已头疼，当即同意。鹿感于彭德怀的坦诚争取，也直告彭德怀他的难处：他自己手下的人好办，可张荫梧是得经过蒋介石才能处理的。果然，以后张荫梧不但未能撤掉，反而猖狂愈甚。

下庄会谈后，鹿钟麟幕僚中比较倾向进步、坚持抗日的年轻人，对鹿失望，不断离去。鹿钟麟本人也有所收敛。

国民党当局以河北省政府的合法名义向八路军“收复失地”的计划，实际宣告破产，便依靠河北民军张荫梧、侯如庸、王子耀等部不断向八路军发动武装袭击，由政治摩擦转向军事摩擦。

一波初平（3）

严重的，如彭鹿会谈甫告结束，6月21日，张荫梧便乘敌扫荡之际，率民军突然包围驻深县、束鹿之间的八路军后方机关，八路军死伤达400余人，制造了有名的深县惨案。其后，张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竟说：“日军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提出要“先打八路军，然后打日本”。进一步，张竟依仗日军来打八路军。不久，八路军截获了张荫梧致国民党当局的电报，电报说：“柴恩波在久安、新镇与八路军不两立，同时又受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已奉电前因谨复。”

彭德怀对张荫梧的“曲线救国”论立即给予严正的揭露和批判。这一典型的汉奸理论，连同张荫梧其人，就此为国人所不齿。

8月17日，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令129师、晋察冀军区和冀南部队，对河北民军中最顽固反共而又宣扬汉奸理论的张荫梧、王子耀等部实行自卫反击，并坚决歼灭之。迄8月底，张、王各部大部被歼，张荫梧落荒而逃。面对张等的罪证，在朱、彭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于9月中下令撤了张荫梧的职。

鹿钟麟到河北反共，结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自行垮台，在日军的扫荡下跑到彭德怀原先指点给他的冀西太行山中，不敢出来。蒋介石对他也不感兴趣了，从经费供应上卡他，鹿只好向蒋介石提出辞呈。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发布了《处理异党问题的新办法》及剿办所谓伪抗日军(国民党反共分子对八路军的称呼)的命令，由政治限共为主，发展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更派朱怀冰率93军之3个师并庞炳勋军北上入冀，与鹿钟麟从山东调来的石友三部，及张荫梧残部结合，企图以赤裸裸的武力，从八路军手中再夺冀中、冀南。河北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阎锡山“下雨”（1）

阎锡山“下雨”

文化悠久的山西高原，佛寺道观、孔殿宗祠、教堂神庙，散落于群峰众谷之间，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信仰上的兼容并包。日军一来，残酷的现实使民众的信念归于一--只有武装抵抗，才能保住家国，那些筑有围墙的寺院，森严宽大的殿堂，便成了抗日军民集会的极好场所。

1939年10月，彭德怀放下他正着手进行的八路军的整训和军工厂的建设，从总部西行。25日，来到沁源县吴家窑村青龙庙。

孤零零的山头，十分寂静。山门内，气氛却很热烈。殿前石板铺砌的院子里，山西省第三行政专区牺盟会和决死1纵队的几十名干部在急切地等待着他。

从7月到8月，八路军和决死1、3纵队在朱、彭的统一指挥下，经过大小70余次战斗，打退了5万日军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根据地民心振奋，部队士气旺盛。但抗战营垒内，却因阎锡山的反共而呈黑云压顶、山雨欲来之势。

阎锡山的反共是从牺盟会、决死队下手的。这使牺盟会、决死队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既担心，又气愤。这次彭德怀来沁源，名义上是以八路军副总司令的身份路过接见，实际是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来研究如何抵制阎锡山的反共逆流。因此，大家虽然刚在训练班听过他的游击课，彭德怀一进山门，大家却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分外激动。

“阎老西下雨，彭老总送雨伞来了!”有人贴着身旁同志的耳朵悄悄地说。

且说阎锡山，当太原失陷、临汾危急、晋绥军(旧军)土崩瓦解之际，曾允许决死队在八路军的帮助下，放手发动民众抗日。那时，他对八路军和决死队能在敌后打出多大局面，估计很不够；在日军进攻下，地方上的专员、县长纷纷逃亡，阎锡山遂采纳薄一波的意见，派出牺盟会员到敌后担任县长，保持政权。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会丧失得更多。在这个形势下，阎锡山又委任决死队4个纵队的政治委员，分别兼任了山西7个行政专区中4个专区的行政专员。

到1939年，决死队由建队时的1个团，发展到了40余个团；牺盟会员担任了山西109个县中的60余县的县长，一般称为抗日县长。决死队实行中共提出的救国纲领，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使阎锡山日益不安。晋绥军将领对决死队则嫉恨万分，放出“抗战胜利了，山西也是共产党的”之说。阎锡山态度逆转，由支持新军到防备新军。

1938年12月，蒋介石在武功会议上，给阎锡山的晋绥军添薪加柴，同意把阎锡山的晋绥军2个集团军，增编为4个。有了番号，可以增饷招兵，也需要有地盘；旧军怯于打日本人，就和新军摩擦，想从新军手中“收复失地”，这与河北鹿钟麟的所为异曲同工。由此，产生了新旧军之间的矛盾。

阎锡山“下雨”（2）

阎锡山还利用决死队内部新、旧派之间的矛盾，企图从内部策反，变新军为旧军。

决死队从建军开始，就按红军经验，建立了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为实行革新，阎锡山同意新军以政治委员为最高首长。4个纵队的政委都是中共秘密党员，政工干部大部是秘密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抗日热情高，作战勇敢，所到之处，保护民众，刷新政治；在部队内与士卒共甘苦，深受兵、民拥护，被称为新派。

决死队的军事干部，则由阎锡山委派旧军官担任。团以上的旧军官，多军阀作风，打骂士兵，被称为旧派。决死队政、军之间，就形成了新旧派的矛盾。

1939年3月至4月，阎锡山在山西省府所在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晋绥高级军政民干部会议”。会议中，阎锡山向他的旧派心腹，提出他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中日不战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说：“武汉失守后，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他要“自谋生存之道”。在会上，阎发动旧军攻击新军，旧派攻击新派，挑起新旧军和新军军政干部间的公开摩擦。

秋林会议是阎锡山在抗战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秋林会议以后，阎锡山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宣布取消山西省抗日统一战线的民运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撤换牺盟会派出的抗日县长；改编新军决死队；把决死队在八路军协助下创建的抗日根据地，置于旧军的管辖之下，等等。

这些措施，遭到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坚决反对。阎锡山就向旧派放出暗语：“天要下雨了，要准备雨伞。”准备发动事变，搞垮牺盟会和新军。

彭德怀是在阎锡山进一步放出“天要下雨了，要准备雨伞”的局势下去沁源的。这时，毛泽东在对待国民党内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上，已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要八路军和进步力量加强自身工作，准备应付阎锡山发动的突然事变。

在孤踞山头的青龙庙里，彭德怀就当前形势发表了长篇讲话，然后和决死一纵队政委薄一波连夜进行仔细讨论。

薄一波告诉彭德怀，阎锡山很狡猾，他声言不反共，也不反对八路军，只是要整顿决死队和牺盟会，实际是要搞垮决死队、牺盟会。彭德怀笑着说：阎锡山说不反共，我们也不要说反阎嘛，可提出“拥护阎锡山，反对旧势力”。

决死队干部中的中共党员，希望甩掉决死队的“山西帽子(即名义上由阎领导，属晋军系统)”。彭德怀回答薄一波说：“这顶帽子还是要戴呵。决死队、牺盟会在山西抗战中是运用抗日统一战线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很成功的形式。一定要坚持决死队，坚持牺盟会，争取中间势力，打击最顽固分子。”

彭德怀向薄一波谈到他在平江起义时的一个经验，叮嘱薄一波：对于坚持顽固立场的旧军官，为防止里应外合，要坚决撤换；情况紧急时，更要当机立断，把他们集中起来，以防不测。彭德怀说：“阎锡山说‘天要下雨了，要准备雨伞’，毛主席告诉我们：‘也要准备雨伞’。现在我们就得采取措施，一旦有事，决死队就向八路军靠拢。”彭德怀要薄一波把这个精神，赶快告诉其他3个纵队的政委。

阎锡山“下雨”（3）

1983年，薄一波在回忆这一次会见的情形时说：和彭老总这次谈话，对以后一纵队胜利地应付十二月事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两人的看法相同，觉得当时山西局势，有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发动“四&#8226;一二”事变前夕的味道。国民党是决心要吃掉牺盟会、决死队的。但我们也有了经验，只要掌握住武装，就不怕。

在和薄一波一起研究局势的时候，彭德怀分析，阎锡山的反共，是为对日妥协投降做准备。但阎又还没有下定决心，现在还不会放弃抗日这面旗帜。原因是他的资产都在山西。彭德怀说，阎锡山在山西办了许多工厂，有太原兵工厂、翻砂厂、纸烟厂、采煤的宝井公司等，共36家，但这些资财都被日本人没收了。阎锡山这个人在山西确实搞了一些建设，这在旧军阀中倒是唯一的。他对日本的态度，很大程度将系于日本人对他的这些资财的处置。薄一波事后一查，在阎锡山创办的西北实业公司名下，确实有36家工厂企业--如彭德怀所举，叹道：“彭老总对山西问题很有研究，有些情况比我们了解还细呢!”

青龙庙谈话后，未出一个月，日本宣布将把没收阎锡山及其高级官员的资本、土地、房屋的49％退回本人，作为“和平条件”。果然。在这一诱饵下，阎锡山派出陈长捷、赵承绶与日军谈判，同时和日军勾结，发动了十二月事变。

1939年10月，彭德怀到山西沁源县青龙沟支角村，在决死队一纵队第4次干部大会上讲话，动员部队准备打退国民党、阎锡山企图消灭决死队的武装进攻。11月2日，彭德怀从沁源南行到沁水，会见决死第3纵队和山西第五专区的党员负责干部戎子和、董天知、杨献珍等，传达中央政治局和北方局对时局的看法和应付突然事变的方针。3纵队所在的第五专区，南有孙楚军进驻阳城，虎视眈眈。孙楚军的背后太南地区，还有国民党的数军之众。一旦蒋阎联合进攻，五区便首当其冲。彭德怀详细了解了部队情况，向中央军委报告，认为：薄一波1纵队所属两个旅5个团，基本可以掌握，而3纵队现有的6个团，军事指挥权大部掌握在旧派军官手里，一旦有变，只能掌握其半数。

在会见中，彭德怀对3纵队的情况很不放心，切切嘱咐戎、董早下决心。

12月5日，彭德怀奉中央之命，到秋林和阎锡山面谈，调停新旧军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劝阎锡山坚持团结抗战，停止反共。阎锡山召集他在秋林的高级军官共同会见彭德怀。彭德怀回忆这次会见的情况时说：“调停，就是给他讲讲利害问题。”“我对阎锡山说：你依靠牺盟会、决死队，你有前途；你要依靠反动势力、顽固分子，那你就要当‘空军司令’了。”

阎锡山不开口，光听着。彭德怀又说：“你要把决死队、牺盟会搞垮了，那你跟共产党也拌不成朋友了，蒋介石也不把你放在眼里了。”阎锡山仍旧默然。

沉默片刻，阎锡山忽欠起身来，把一份材料递到彭德怀面前，彭德怀一看，是自己在戎子和3纵队一次秘密谈话的记录，从一个笔记本上裁下来的。原来，一个反共分子偷了这份记录向阎锡山告了密。阎锡山满脸不高兴地说，共产党答应不在友军中发展自己的组织，何以不遵守。彭德怀把材料看了一遍，慢慢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份记录稿，也欠身递在阎锡山面前说，这是我在3纵队和五专区的讲话记录，请过目，有人妄图破坏抗日团结，请军座明察。

阎锡山“下雨”（4）

彭德怀在秋林住了两天。这秋林原是宜川县东距黄河20里的一个小镇。1938年阎锡山第一次渡河，曾驻宜川之桑柏村。阎锡山字百川，桑柏与“丧伯”同音，阎颇忌讳，第二次渡河后，就不愿去桑柏。可他又认为，宜川者，宜于伯川之谓也，又不愿离开宜川，就选中了从宜川到黄河壶口路旁的这个小镇，把大本营设在这里，依山沿沟，筑起许多窑洞，俨然一座窑城。

彭德怀在秋林，按习惯一早起来就各处走走看看，把阎锡山命名的虎啸沟、龙吟沟都看了一遍。住窑洞，原是人类穴居的遗习，人民生活穷困的表现，但战争中可以防空，还兼有冬暖夏凉的优点。阎锡山给彭德怀准备了一个位置较偏僻，而内部宽敞讲究的砖窑洞，派了人到处放哨。彭德怀也不去管他，仍然到处走走看看。在彭德怀到达秋林之前，阎锡山原布置要隆重欢迎，后又改变主意，取消了欢迎场面，但阎锡山的官员们，对这个闻名已久的八路军副总司令都感好奇，彭德怀走到哪里，就聚起好多人，警卫只好听之。

彭德怀看阎锡山并无诚意，借到处串走之机，到了驻秋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告诉办事处主任王世英说，秋林以西有座大山，周围百余里都是树林，没有人烟。走出树林，就靠近延安了。彭德怀嘱咐王世英，一旦有事，就组织在秋林的党员和进步分子从这里撤走。彭德怀刚离开秋林，传来了发生晋西事变的消息，许多人就是从这里脱险，到达延安的。

12月1日，阎锡山以发动冬季攻势为名，令驻晋西的决死2纵队破击同蒲线；同时，又密令晋绥军陈长捷、王靖国与日军勾结，里外夹击，准备将2纵队消灭于同蒲线西侧。7日，2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举行自卫反击，电阎锡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阎锡山接电大叫：“韩钧反了!”当即宣布2纵队为叛军，“明令剿除”。蒋介石亦速复电阎锡山，同意阎提出的“分汾东、汾西，借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党势力”的方案。这就是抗日战争中蒋、阎密契制造的十二月事变，亦即国民党反共势力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潮头。

彭德怀“张伞”（1）

彭德怀“张伞”

12月8日清晨，彭德怀从秋林南下，准备取道西安、洛阳，与程潜、卫立煌会晤后，返山西前线。途中方悉阎锡山已经动手。彭德怀看到，八路军只有自卫反击，才能打退汹涌袭来的反共高潮，一场尖锐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在这个关头，受卫立煌节制的中条山区20余万中央军和地方杂牌军持何态度，如何行动，举足轻重。

1939年，彭德怀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0日晨，彭德怀车过三原，受到国民党宪兵刁难。几个月来，国民党大军正对陕甘宁边区加紧军事封锁，扣车、抢劫、捉人，不止一起。彭德怀正待解决这个问题，又恐其玩弄不认账的惯伎，第一关未便发作。

第二关到泾阳，便衣警察一拥而上，扣车、检查，要钱，大叫“共匪还要乘车吗?”谁知这次碰上了彭德怀。只听一声令下，几个战士把为首的特务捉上了车，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要带该人到西安找程潜主任付钱。”众特务目瞪口呆。

到西安后，彭德怀将特务带到程潜处，同时，发电给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就扣车事件要求查处。此后，三原等地对八路军过往车辆人员，方不敢肆意胡为。

到了西安，彭德怀在程潜处，遇到陕北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程潜介绍完毕，彭问何：“你在陕北破坏团结、犯法贪污，人证物证，俱被八路军抓获。绥德人民控告你的文件，堆积盈尺，你还在这里逍遥法外么?”越说越气，给了何绍南两个耳光，何绍南围着桌子跑，程潜忙上前拦住彭德怀。

在返总部途中彭德怀报告朱德、杨尚昆、毛泽东说：“在西安采取孙行者闹天宫的办法，影响很大，已传到洛阳、垣曲及铁道沿线，蒋亦有电致卫，探听究竟。”

1982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中，回忆了这一场面：“在程潜处，我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是暗藏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当着程潜的面，我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我说，干净消灭他，他就不来摩擦了。”

这次陪彭德怀去见程潜的，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回到办事处，林伯渠问彭德怀：今天为什么发这样大的火?彭德怀说，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也阻拦不了何绍南再去绥德。这是一次政治侦察，究竟蒋介石敢不敢打内战。如果他要打内战，他就要踢开英美，投降日本，他这步棋是不好下的。这次侦察是有价值的。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派，典型的中间派。他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摩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但是不要过分。

12日，彭德怀在西安对《新华日报》记者就时局问题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杀害八路军人员的种种事实，斥责国民党当局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处理共党实施方案》的反动性，揭露派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行为，并严正声明：八路军“准备于必要时抽足力量保卫边区，应付可能发生的不幸事件”。

到洛阳，彭德怀立即去会见卫立煌。

彭德怀“张伞”（2）

卫立煌在内战时期是坚决反共分子。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他任中路军司令，后又率军进攻鄂豫皖苏区。蒋介石为表彰他的反共功绩，把安徽省金家寨改名为立煌县，可谓“殊荣”。抗战中，卫立煌在山西与八路军共同作战，与朱德多次恳谈，对共产党的态度转变很大。这次彭德怀到洛阳，他几次相邀会谈，热情留饭。但当彭德怀向他历数国民党挑起摩擦的许多事实时，他不置可否，只是叹气，劝中共方面相忍为国。其实，他的案头天天都在增加国民党方面告八路军状的电报，他不一一去看，也不向上转报。他心里明白蒋介石的意图。此时，蒋介石正在给他施加压力，要他反共，并对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投去怀疑的眼光。这些，他也不便和彭德怀明说。彭德怀偏偏直率地问他：“你看有打内战的危险吗?”卫立煌叹道：“内战是打不成的呵!再打内战就完了。”“再打内战就完了”这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的心情。

从洛阳返山西，卫立煌嘱彭德怀从垣曲渡河，到卫立煌所属的陈铁第十军处吃饭。上车时，一个年轻人赶来告诉彭德怀：“有人准备分三路进攻八路军总部，副总司令多多提防。”到陈铁军部吃饭时，陈妻又告诉彭德怀：“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一个人走路要小心些。”彭德怀探问，知道陈铁是湖南醴陵人，其妻做过教员，湘潭人，是彭德怀的同乡。

事过40年之后，陈铁(1949年在贵州省参加起义，曾任新中国贵州省副省长，1984年去世)看到《彭德怀自述》中记述的这一段情景，不胜感慨地说，他的妻子在学生时代曾参加过共青团，后来虽脱离了组织，但是思想比较进步，没想到她为八路军做了一件好事，更没想到彭老总在许多年后，还清楚地记得这一段经历。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几次回忆曾帮助他脱险或因此也帮助了革命的普通人：1921年在长沙道上为他偷偷松绑的沅江口音的湘军士兵；在易家湾撑船渡他过湘江的渔翁罗六十老倌；1928年在平江向他通报南华安特委被破获、黄公略身份暴露的紧急消息的湘军马弁陈玉成；和这次嘱咐他行路要提防的国民党军年轻人与陈铁之妻，他们甚至没有为历史留下自己的名字，却通过彭大将军深情的笔留下了善良的身影和热诚的声音。

打第二枪（1）

打第二枪

从陈铁处辞别出来，彭德怀决定在返总部前去决死3纵队一趟。

他一直对戎子和领导的决死3纵队和第五专区不放心。他觉察到戎子和思想有些右，警惕性不高。3纵队的旧军官很多，但戎子和不肯撤换这些人，认为这些人大多是他一手提拔任用的，不会反对他。

从垣曲到五专区的阳城，中间有一段隘路，悬岩绝壁30里，却是行人往来必经之路。由于卫立煌处年轻人的嘱咐和陈铁妻子的提醒，彭德怀决定带小电台、译电人员和警卫班共10余人，避开这条路，另寻小道去阳城。

正在这时，爆发了晋东南事变。孙楚军包围袭击阳城、晋城、沁水、浮山等县的抗日政府。牺盟会干部和抗日群众遭残杀者100余人，被捕者300余人。散兵四出抢劫，城里城外，山上山下，一片恐怖。

月黑山高，彭德怀由于另择小路，得以安全越过孙楚军控制区，在阳城东露宿了一夜。

明知山有虎，彭德怀仍旧向事变的中心地进发，他必须找到戎子和，弄清情况，稳住局势。

12月25日，彭德怀在沁水东柿庄的沙门口见到从沁源开会返防的戎子和。3纵队的游击8团已在旧派军官的把持下叛变，彭德怀命令戎子和：马上返防，把各团不可靠的旧派军官全部控制起来，带部队迅速向高平黄克诚旅(344旅)靠拢!

身临事变，彭德怀看到，和阎锡山的一场较量已不可避免。稍后，蒋介石必乘隙进攻，更将进而危及太行根据地。

把戎子和催走之后，警卫班报告，孙楚军独8旅和国民党27军，已进入沁水县境抓人、杀人，形势一发千钧。彭德怀令电台立即与总部通报，向总部和中央提出以陈赓为司令、黄克诚为政委，组织晋豫边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部，将现在太(行)南的八路军各部和决死第3纵队统一指挥起来；令贺龙、关向应立即由冀中返晋西北，统一指挥同蒲线以西的八路军和决死队，对付晋西事变；令决死1纵队进入安泽以南，以抗击反共派的军队对晋东南的进攻。

阎锡山的雨倾盆而下，彭德怀也张开了雨伞。

部署毕，彭德怀连夜向高平黄克诚部进发。

黄克诚时驻高平县之陈，听说彭老总在沁水，情况不明，十分着急，立即派部前来接应，正好在半路接住。当日午夜，到达344旅部。

打第二枪（2）

27日，彭德怀在陈报告总部、北方局和延安中共中央：“决死三纵队八团、九团、十一团已叛变，我董(天知)刘(锡五)等部在高平西四十里之杜寨，被独八旅(孙楚)包围，已突围来此。”彭德怀的报告说：“此次晋东南之严重事变，反动派未受任何打击。已得阵地全失，党政军组织已溃散，到处被暗杀，这是我们紧急关头没有及时处理，这是严重教训。”并告：“薄一波处由一二九师派去的白团长，已被阎锡山收买，要薄及时处理，彻底洗刷各团坏分子。”

彭德怀的深入虎穴，使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了事变的情况，并使薄一波的1纵队有了充分准备。彭德怀又请中央和总部令当时在屯留附近的决死2纵队第10团迅速靠拢八路军，“万勿迟延”。2纵队10团因此得以保全。

28日，决死3纵队200余人突围到达陈。彭德怀命344旅部大张标语，热烈欢迎慰问，做好饭菜等候。戎子和本自惭为“败军之将”，又听说彭老总对干部如何严厉，准备见了彭德怀，领受一顿训斥，不料见到这个场面，使突围官兵又悲又喜。彭德怀的讲话很简短：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军队。重要的是，要“败不馁”。在苏区，他率领的红五军，就曾只剩了280余人。

天气很冷，人多屋少。彭德怀把3纵队的干部叫来，和他住在一个炕上。仔细询问情况，特别注意中央军在这次事变中的举动。决死3纵队的沉痛教训，成为彭德怀决心发动一场反摩擦战役的起点。像每一次采取重大行动前一样，在身旁人的鼾声中，彭德怀在炕头盘腿坐到天明。他双目微闭，似睡非睡，实则精神高度集中，心血疾涌，正慎重地筹划着怎样胜利地打出他说的“第二枪”。

毛泽东指示了反摩擦斗争的高明策略“有理、有利、有节”，他十分佩服、赞同。他反复琢磨这6个凝聚着毛泽东多少政治经验和智慧的字，对如何迎击袭来的一阵阵反共浪潮，思想豁然开朗。八路军自卫反击充分有理，这一点中间派也不能不承认。现在需要的是造成有利的反击条件。八路军在敌后，随时遭日军扫荡，自卫反击必须选中要害，一举成功，速战速决。但是，太行、太岳的兵力，不足以造成优势。他需要解决这个矛盾。

第二天下午，彭德怀告诉老战友黄克诚，他决心要聂荣臻密秘率领晋察冀主力南过正太路，和129师会合，以优势兵力迎击必将扩大的反共狂潮。

“这样一件大事，不要请示一下毛主席吗?”黄克诚在听了彭德怀这个决心后问道。“不用!”彭德怀答复老战友：“此事需要前方临机决断，中央在后方是难于下这样决心的。形势紧迫，事不宜迟，就这么干!”

艰难战斗于敌后的八路军，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中迎来了1940年。

打第二枪（3）

从鹿钟麟主冀以来，为消弭摩擦，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出面与蒋介石、阎锡山、程潜、卫立煌、鹿钟麟分别进行过多次电商、面谈，提出过多次解决方案，中共方面做过多次让步，终于无效。十二月事变后，八路军的处境空前险恶。除日寇的封锁、扫荡外，从晋西北到晋东南，从中条山绵延到晋冀豫边和山东半岛，蒋、阎对八路军和决死队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大包围圈。1月4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这里已无电台，消息不通，沿河被封锁，交通亦断，我们也无法指挥……”

退无可退，忍无可忍，1940年八路军也对蒋阎军实行反击。

在晋西北，自晋西事变后，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吕梁支队突破阎军包围，在八路军罗贵波、彭绍辉部接应下，到达晋西北，与决死第4纵队汇合。2月初，贺龙率120师主力从冀中返回，2月底，全部肃清了晋西北地区反共的旧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建立，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可靠屏障。在国民党卡断八路军经晋西和中条山与后方的交通后，晋西北还成了延安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往来的通道。

在晋东南，决死1纵队按照彭德怀的办法，在事变高潮中将全部旧军官集中控制起来，未遭受任何损失。1月中旬，蒋介石下令要八路军撤至邯(郸)长(治)路以北，白晋路以东，同时以5个军进犯太南太岳。19日，朱、彭令陈赓率386旅主力移驻太岳，统一指挥太岳之八路军及决死队，太岳阵地得到巩固。朱、彭又令黄克诚统一指挥太南八路军及决死3纵队，恢复了太南的部分阵地。

阎锡山苦心导演的以旧军吞并新军、以旧派搞垮新派的反共戏，至此进入尾声。阎锡山通过事变完全控制了晋西南，占领了晋东南的部分地区，但退出了晋西北；阎锡山拉走了决死纵队的3个团，却逼使山西新军的40个团完全过渡到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在对阎锡山的这场严重冲突中，毛泽东十分巧妙地掌握着斗争的策略和分寸：不打第三枪。事变高潮之际，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一封长电中，估计时局将有大逆转，提出一切工作必须放在蒋、阎“投降妥协成为事实”上。毛泽东答复彭德怀说：“德怀同志：……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日本在华军人的政策还是硬的，此事不能不影响国民党的态度，故好转的可能还未断绝”。

在对阎锡山的反共气焰给予有力的打击之后，中共中央电阎锡山愿调解新旧军之间的纠纷，蒋介石则以斡旋为名，向新军提出调离山西，不归八路军领导，由中央(蒋)给经费的办法。阎锡山得知蒋在打新军的主意，忙接受中共的意见，表示他的存在对国共两党团结抗日有利，以后新军继续拥阎抗日，山西方面和阎锡山的摩擦趋于缓和。

打第二枪（4）

2月7日，彭德怀在晋东南纪念京汉铁路工人“二&#8226;七”大罢工17周年集会上发表演说，谈到经过17年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领袖指的就是毛泽东。这一由衷之言，概括了抗战以来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中他的切身体会。他自己也在这场尖锐、复杂又时而微妙的斗争中，在政治上日臻成熟。

阎锡山的“骤雨”方过，八路军总部又不得不掉过头来，对付国民党中央军在太北和冀南的进攻。

在冀南，虽然鹿钟麟提出了辞呈，但蒋介石对河北是志在必得。国民党《异党政治设施概况》中称：“河北土肥人众，非陕北地广人稀。冀中、冀南实为共党有利发展之机会……中央对共应采取之政策，令无条件交出政权，应采取过去在江西之安内办法……不难达收复政权之目的。”

1940年1月，蒋介石另委40军军长庞炳勋为河北省主席。接着，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军自南而北，向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与日军自北而南的扫荡相配合，太行根据地处于虎狼夹击的危急局面。

这时，聂荣臻亲率两个旅跨正太路日军封锁线南下，也到达太行。一起来到的，还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

在武乡县王家峪村的八路军总部，战友重逢，分外高兴。聂荣臻将军英姿飒爽，胯下一匹大白马，左权戏呼之为白马将军。

军情紧急，朱、彭、左、聂、吕、刘、邓立即研究这场反摩擦战役如何打法。一致的看法是，应当集中力量，打击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急先锋朱怀冰。

朱怀冰军在装备供应较为充足的中央军中，也称得上武器精良。但朱并不积极抗日，凭其武器优势搞反共摩擦，故号称“摩擦专家”。1938年3月的小东岭会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提出要改造旧政权，洗刷贪官污吏，实行合理负担，发动民众。朱怀冰说：“这样做，我们不都赤化了吗!”不同意改造旧政权。彭德怀说：“你不改造，八路军来改造嘛!”但朱怀冰在会上提出将“坚壁清野”的口号改为“空舍清野”，彭德怀认为很合理，欣然接受，朱怀冰甚为自得。以后，随着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民主建政，抑制地方封建势力，朱怀冰反共也愈益猖狂。总部朱、彭、左，129师刘、邓，曾经多次同朱怀冰会谈争取无效。但其下层官兵在和八路军的接触中受到教育，反投降、反内战的情绪日益增长；加以朱怀冰的军阀作风、腐化生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十分恶劣。打朱怀冰，具有十分有利的政治条件。

朱怀冰是中央军。从反摩擦斗争开始，直接和中央军打，这还是第一次，需要慎重考虑。

打第二枪（5）

刘伯承的态度十分坚决，说：“他们从太南把我们挤到太中，又要把我们挤到太北。再挤，我们在地球上就没有地方立脚了，成了‘空军’，只有到空中去。空军还得在地上有个机场哩!”

彭德怀一只大手重重按在桌子上：“好!就收拾这个‘摩擦专家’。叫黄克诚他们在西边打，你们在东路打!”彭德怀转脸看着刘伯承和聂荣臻。

“这回嘛，我和老彭、伯承都不出面，由小平同志来干，到时候好说话。”朱德说。

“要得!”在座的有4个四川人，2个湖南人，对朱老总的四川方言答应得十分合调。

3月5日，129师和晋察冀军区共13个团的兵力，在晋冀豫边的磁县、林县、武安、涉县地区，向朱怀冰部发起攻击。仅4天，歼灭朱怀冰两个师及其他地方反共军队万余人。朱怀冰丢下家眷率残部逃脱。总部派人将其家眷送回。

打朱怀冰的同时，八路军在平汉铁路东，击溃了勾结日寇的石友三部。以后，八路军截获了石友三与其弟秘密降日的罪证，又连续给石以打击，并将证据送蒋介石和卫立煌。卫立煌令高树勋将石友三密捕处决。

打朱战役前，鹿钟麟因在河北已难立足，率残部千余人南撤，到磁县正遇上朱部被歼。鹿一行携巨款慌忙逃到陵川险道，被八路军发现，报告彭德怀。彭德怀一摆手，说：“让他去吧!国共还要合作，以后好见面。”鹿连冀察战区司令长官的大印也不要了，跑回重庆。冯玉祥责问鹿：“去年彭德怀来看我，介绍八路军在敌后的政策，我还要向八路军学习哩!你怎么不好好和八路军合作?”鹿以遵照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来解释。冯骂道：“我叫你深入敌后，是为和八路军密切合作，发展一些部队，抗战对敌，谁要你管他那些混账办法!”

彭德怀、朱德、邓小平和彭雪枫、萧克在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打朱战役后，八路军以自卫为度，未打第三枪。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指示朱、彭：“反摩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范围……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朱、彭即停止追歼朱怀冰残部，派代表与卫立煌谈判，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中央军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

打朱一役“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从此太行山结束了武装摩擦，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九死不悔（1）

九死不悔

在抗日战争历史上，1940年最振奋人心的是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的百团大战。这是在抗日战争中，敌后军民向日军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主动进攻。当时，在华北战场上，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健儿在敌人毫不知觉的情况下，从高低纵横的沟壑中，从漫山遍野的青纱帐里，万箭齐发，以正太路为主要目标，扑向敌人控制的数百里铁路线和千里公路线。一夜之间，把敌人在华北苦心构筑的“囚笼”砸得支离破碎。

百团大战中，彭德怀在关家垴前线的炮团哨所观察敌情，指挥战斗。这里距离敌人只有500米。这次战役的胜利曾震动全国。在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在敌人铁蹄下的沦陷区，都引发了很大的兴奋。

百团大战距今已有近半个世纪。40多年来，人们对这个战役的看法，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至今仍是抗战史上引人探讨的一个问题。

对百团大战认识上的反复，开始主要是由百团大战后，抗日战局和中国政局的变化引起的；对于这场战役该不该打，影响如何，产生了不同的看法。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更和这次战役的指挥者彭德怀的政治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以上的历史情况，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以后30多年的岁月里，曾多次谈到和写到百团大战。无论在逆境中，还是在生死关头，他都对这次战役发动的必要性和其历史作用，始终抱着一种坚定的看法，即使因此遭受摧残--严讯、毒打，仍然“九死其犹未悔”。这使彭德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其生命历程于伟壮中染上更浓重的悲凉色调。

准确地说，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在敌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而非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根据战役发展的规模而后定名的。

八路军总部为什么决心发动这一次大破袭战役?这是彭德怀在以后数十年中，每被提问到这次战役都要谈到的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彭德怀背着毛泽东，背着党中央发动了这次大战；百团大战的发动，是根据错误的判断做出的错误决定，百团大战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等。彭德怀的回答：一言以蔽之，是“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

1939年秋到1940年春，八路军不得不用很大的力量来对付来自抗战营垒内部“友军”的进攻，这是民族的不幸。乘国共摩擦之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除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又在华北各地大力修建公路铁路，挖壕筑堡，由点联线，由线成面，扩大其占领区。抗日根据地日益被封锁、切割。1939年秋，抗日根据地有近百个县城，至1940年夏，只保有几个山区偏僻小城。八路军活动困难，物资供应尤为紧张。

九死不悔（2）

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在山西武乡县绘制的“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1939年12月，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给总部的一份密电，引起朱德、彭德怀的特别重视。

程、孙报告中央和总部说：“敌最近修路目的同过去不同。”其修法：一种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城、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5尺，两旁沟深8尺到1丈，沟底宽6尺，沟面1．6丈，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援的孤立的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逐次分区搜剿；第二种修法是从围绕根据地的汽车路的联线向外连筑，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出入其圈内。

程、孙十分紧迫地说：“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

敌人这一套不仅在冀中，而且在全华北实行。深谙兵法、一语中的的129师师长刘伯承曾形象地比喻说：这是敌人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网，据点为锁”，对华北敌后军民实行的“囚笼”政策。

敌人近乎疯狂的筑路挖沟行动使朱德、彭德怀、左权十分焦虑，三人经常在作战室看情报，研究到深夜。整整占满一墙壁的华北地形图上，新旧铁路线、公路线交织连贯，像一张巨网正向各抗日根据地合拢。一天夜里，朱德站在地图前转过头来，对正在翻阅情报的彭德怀和左权说：“敌人的筑路行动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大含义，丝毫也不能忽视，要提醒大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

彭德怀狠狠捶了一下桌子：“现在需要各区协同起来搞破袭，才能扭转局面，稳定人心。但是，前门打虎，后门进狼。干不成!”他是指朱怀冰等数万之众正在由南向北紧逼太行、冀南。这时，抗日根据地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反共军队的夹击下，县城大部丧失，地域缩小，十分窘迫，总部这一意图不能不暂时被搁置。

彭德怀在指挥百团大战中使用的望远镜1940年2月，在部署反摩擦战役的同时，朱德、彭德怀下令八路军各部对敌人筑路的起止地点、修筑方法、沿路设施、守备兵力、组织情况等进行详细侦察，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

九死不悔（3）

王家峪八路军总部门前简陋的篮球场上，很久不见朱德的身影了。3月，打“朱”(朱怀冰)战役大获全胜，朱老总又上了场。这天晚饭后，彭德怀也来助兴，和大家一起站在边上拍手，大声喊着：“加油!”“总司令加油!”

一场球下来，朱德站到彭德怀身旁，略略喘气，一面擦汗。彭德怀的心神忽然离开了球场，转头问朱德：“国民党折了朱怀冰，怎么没有作声?”朱德笑道：“他输了理，又折了兵，不好说啰!他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嘛!”

“他不说自己输理折兵，却造我们的谣很凶，对中间派影响很大咯。”

“他不是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人’吗?大家看嘛!”

4月1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命令，对敌人的交通线发动一次总破袭，令聂荣臻负责破袭沧石路以北的津浦、平汉及正太路，刘伯承、邓小平负责平汉路之石(家庄)磁(县)段和白晋路北段；贺龙、关向应负责同蒲北段；徐向前、朱瑞负责胶济路及津浦路南段，要求从4月10日开始动作。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期间，在野外使用的盛饭菜的饭盒。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总部收到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一封急电：“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行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毛泽东告诉彭德怀和晋西北的贺龙、关向应，需以主力对付威胁延安之国民党第九十军，同时要彭德怀除三四四旅外，再抽调三四万人南下华中，打通与新四军陈毅部的联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再次转过头来对付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朱、彭4月1日的计划暂时搁置，各部分散出击，未形成统一战役。

在4月2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希望朱德早日动身前往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停止国共摩擦问题，然后秘密返回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为了参加“七大”，周恩来已于3月底返延安，不幸因坐骑受惊摔伤右臂，朱、彭及前方将领十分关心周的伤势。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这封电报中特告：“恩来伤已半愈，未全好，能写字吃饭。”

4月中旬，朱德从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启程，越白晋铁路敌人的封锁线，经中条山国民党防区赴洛阳。4个月前，彭德怀从这条路回总部，国民党和阎锡山的部队四处打枪抓人，现在局势虽趋好转，尚未稳定。彭德怀十分不放心，亲自安排了朱德从总部到洛阳的路线和沿途的警卫工作。

朱德启程前，彭德怀把随从朱德的周桓找到自己屋里，亲自交代一番，从行路安全到起居饮食，怎样照顾好总司令。谈完又特意叮嘱周桓：“总司令年纪大了，一路上要多加小心。有紧急情况，要先轻轻叫醒，等总司令坐起来，再报告。如有急电，先把蜡烛点好，再请总司令起来看；等总司令处理完毕再离开……”

叱咤风云、雄才大略的彭老总，对总司令是这般的细致入微，对战友是这般的一片深情!自己跟随总司令，还没有副总司令考虑得周到呢……周桓站在那里，望着彭德怀，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彭德怀又拿出一封信来交给作战科参谋潘开文，要他在护送总司令过白晋路时，将它丢弃在敌人的封锁线内。这是一封给国民党军庞炳勋的信。“透露”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还将发生严重摩擦。

这是一封假情报，八路军预定的出击矛头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对准的是真正的敌人日军。

“可以这么干!”（1）

“可以这么干!”

4月末的一天，左权受彭德怀之托，来到129师师部。

师部设在太行山深处黎城县谭村的一家院落内。山高春迟，“人间四月芳菲尽”，在这里，院里院外，桃花盛开。晚饭过后，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锡联、陈赓等人坐在充满春意的院子里，谈论形势。

打垮了装备优良的朱怀冰部，129师换了新枪，士气高昂，但前门打虎，后门进狼，形势仍然严峻。4月25日，彭德怀签发了朱、彭致各兵团首长的指示：“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据各地报告统计之多殊为惊人)。”“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指示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

总部提出要各兵团谋取对策，在聂、吕返部之前，大家的议论自然集中到这个问题上。

活跃好动的386旅旅长陈赓在院子里来回走着，忽然站定，说：“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想了想说：“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

左权站在树下，双臂交胸，细听大家的议论，笑道：“彭老总要我到这里来，正是为和大家商量这件事。他有个想法，由荣臻和伯承同志再度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山区的联系。”

左权的话使谈论热烈起来。有人提出，南北各打一面，不如各打一段，聂和刘、邓可以一个负责破袭东段，一个破袭西段。大家认为这个想法甚好，要左权把这个设想带回，供彭老总考虑。

4月份以后，八路军总部挂着白布门帘的作战室内，增添了一幅正太铁路的地形图。这是按彭、左的指示准备的。那段日子里，彭德怀常常一个人在这间挂满地图的屋子里聚精会神地翻阅敌情资料，在一幅幅地形图前凝视、沉思。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平绥、北宁、胶济七条铁路干线，是敌人对根据地构筑交通网--企图困死八路军的“囚笼”的纵横支架，正太路正处于中心位置。左权带回的建议，说明总部和刘、邓、聂众将领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射在这条铁路上。

正太铁路从平汉路上的正定(河北)开始，通过井陉，爬上巍巍太行，经娘子关天险进入山西，在崇山巨壑中向西穿行，至榆次与同蒲铁路接轨，上抵太原，全长240余公里。正太路横贯太行，沟通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联结平汉、同蒲二线。同蒲路从大同到潼关，把山西切为东西两半；正太路把山西省东半部又切为南北两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八路军的不断破袭下，敌人以三个混成旅团担任正太全线的守备，在沿线筑了数十个据点，在铁路南北还筑了一层外围据点。铁路上以装甲车往来运行巡逻，铁路两侧不许农民种植高秆作物(如高粱、玉米)，以防八路军的袭击。

“可以这么干!”（2）

八路军在敌后的两个大战略区--晋察冀和太行隔正太路相望，搞掉它，是两大区军民的共同愿望。

两年多的交通战--敌人修路，八路军破路。八路军破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敌人防备的手段也越来越严密。对敌人重兵守护的正太路怎样一举搞掉它，打击敌人的整个“囚笼”政策，这是彭德怀考虑的中心问题。

现在，已无从知道是哪一天，哪一个时候，这条被日军号称为“钢铁动脉”的正太路，在彭德怀的眼里，化成了一条熊熊燃烧的火龙；而敌人苦心经营的“囚笼”，在他的心中也变得千疮百孔。这不是幻景，一个大破袭的战役方案，在他面对的地形图上，已渐渐显现出宏伟的清晰的轮廓。

这个方案要求：聂荣臻和129师以约20个团的兵力，对正太路从榆次到井陉的200余里铁路沿线上的车站、桥梁、涵洞、水塔、据点同时发动袭击，一举而破坏之。八路军的其他各部，则向同蒲、平汉、津浦、白晋等各线和各公路干线发起全面破袭，以迟滞敌人的增援，乘机扫清深入根据地的敌军据点，给敌人的“囚笼”政策以突然的、致命的一击。

这个方案巧妙地抓住了敌人的一个无法克服的弱点：“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交通线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转眼到了7月中旬，一天，彭德怀和左权在砖壁村后崖眺望远近山壑，纵论时局。这一年的夏季，世界形势风云险恶。在欧洲，意大利对英、法开战，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英国军队退出欧洲大陆。希特勒军队在席卷半个欧洲之后，向英伦海峡进军。在亚洲，英、法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相继关闭了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日本为乘机攫取南洋，急于结束对华战争，在攻占扼长江入川的门户宜昌(湖北)重镇之后，又扬言要进攻西安，切断我西北国际交通线。据重庆国民政府和八路军各部情报，关外日军大批入关，津浦沿线日军向陇海线集中，太原敌亦沿同蒲南下，有进窥潼(关)洛(阳)之意。与此同时，日机狂炸重庆。一时大后方震动，投降派活跃，中间派对时局悲观。中共中央在纪念七&#8226;七事变三周年时，号召全党全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争取200万友军继续抗战。中共中央重庆办事处建议八路军在敌后打胜仗，以鼓舞人心。

从上次左权去129师师部回来，4月的烂漫山花已换成眼前冉冉升起的青纱帐，正是游击健儿显身手的黄金季节。彭德怀凝聚的眉头一展，对左权会心一笑：“大家老盼着打，我看可以开始行动了。”

不几日，左权受彭德怀之托，再次来到129师师部。刘伯承、邓小平仔细倾听了彭德怀和左权的战役设想，欣表赞同。处事一贯明确果断的邓小平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左权尚未返总部，刘伯承就指示师参谋长李达着手战役的准备工作。

接着总部召开军事会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参加了会议。从初议到酝酿、决策，一次不寻常的军事行动即将掀动华北，激励全中国不愿做奴隶的人。

“可以这么干!”（3）

1940年7月22日清晨，从山西武乡太行山麓的小小山村砖壁发出一束束无线电波，这电波透过日本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和捕捉，把八路军总部一项极其重大、秘密的作战命令，传达到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领导人聂、贺、关、刘、邓，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这便是有名的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发布的破袭正太路战役预备命令。

命令提出：“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创立显著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全国军民，争取时局的好转……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路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其他各重要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的总破袭，以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战役定于8月13日以前(约8月10日左右)为开始战斗日期”。

命令要求“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总兵力不少于22个团(聂区10个团、一二九师8个团、一二○师4至6个团、总部炮团大部及工兵一部)”，“定于8月10日前完成侦察、器材准备、部队调动等准备工作”，“准备未完毕以前，战役意图只准告知旅级首长”。

这一注明“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发到延安，立即被抄送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和作战局。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被指责为背着毛泽东发动百团大战，由于7月22日延安收到预备命令原件赫然在案，“文革”以后得以澄清真相。

8月8日，朱、彭、左向聂、贺、关、刘、邓发出战役行动命令。规定：聂集团主力约10个团破坏平定东至石家庄之正太线，同时分派部队对津浦、平汉、德石、沧石路的指定地段进行正面破袭，阻止可能向正太路增援之敌，相机收复某些据点。

刘、邓集团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团一个营，破击平定至榆次段之正太路，同时分派部队对平汉、德石、邯大、同蒲、白晋、临屯路之指定地段进行正面的破袭，阻止敌人向正太路增援，相机收复某些据点。

贺、关集团破袭同蒲北段及汾离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线增援，同时派部破袭晋西北交通，相机收复若干据点。

命令规定：“上列各集团及总部特务团统由总部直接指挥之……限8月20日开始战斗”。

正如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回忆的：“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7月22日和8月8日，总部相继下达了关于侦察工作和破坏战术的详细指示，要求对每一个攻击目标都经过侦察，做出计划。对需要特殊破坏技术的水塔、隧道、桥梁，还要求派出便衣组，配以技术人员出动，以计算用药量和作业。指示说：“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成果而定。”

“可以这么干!”（4）

总部的战役行动命令下达后，各根据地军民情绪热烈，出击兵团迅即掀起练兵爆破热潮，从总部到各师旅团，参谋人员都出动侦察。129师385旅旅长陈锡联回忆说：“我们这些旅的干部，当时都化了装去铁路沿线侦察地形。”侦察人员还深入虎穴，在群众的掩护下，在敌人的交通线两侧村庄、大小据点实地侦察。有的还乘上正太路的列车，把沿线情况一览无遗。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在战役发动后的10月23日向日本陆军次长所作的报告中，关于《袭击前的一般征兆》一段内加注说：“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所在地的阳泉，在盂兰盆会期间发现很多平日未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事后查明，从8月前后经常出入阳泉车站的一个男子，据说是共军某部的参谋长。”

战役其他准备工作，如粮食和破路器材的筹集、兵站的建设、伤员的转运、向敌占区的宣传等，都按总部要求迅速完成。

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把师前线指挥部设在抵近正太路的和顺县石拐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把前线指挥部设在有名的井陉煤矿附近的小山村洪河槽。

在距正太路和同蒲线接头处不远的徐沟县，民兵很快动员起来，扛起了破路工具，精神百倍。大家兴奋地传言，“这好像是八月十五杀挞子哩!”

一切就绪，只待时辰一到，给万恶的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日本觉察到八路军在集结兵力，但它收集到的情报欺骗了它，它上了彭德怀的当。事后，它的参谋部懊丧地总结：“共军移动和集结兵力，扬言是要与中央军一战，这就巧妙地转移、引诱、欺骗了日军的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其兵力。”

“定名为百团大战”（1）

“定名为百团大战”

8月20日，总部所在地上空浓云密布，气压很低，闷热异常，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过午下起了小雨。总部作战室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作战科专门为这次战役准备的“战斗日记”本打开了，所有的无线电台译电和有线电话，都编好轮流值班的顺序，以保障战斗指挥和联络的畅通。

彭德怀镇定自若，不时和左权交谈，或听参谋人员汇报情况，或对着地图沉思。晚上8时整，各兵团按预定时间发起攻击。各路指战员如猛虎下山，迅速扑向敌人控制的据点、车站、桥梁、碉堡。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了正太路和同蒲路、平汉路等交通线的指定地段。正太路像一条火龙熊熊燃烧，华北大地在怒吼、在震荡。

王家峪四野寂静，一片漆黑。夜深了，只有总部作战室气氛炽热，烛火通明。电台、电话都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彭德怀、左权和工作人员整整一夜没合眼，等待着前线的消息。

21日天明时分，消息陆续传来。首先收到刘伯承师长发来的电报，报告129师左翼出击情况：陈赓旅连克碉堡4座，全歼守敌，完全占领了寿阳西南之芦家庄车站，将车站西10里内的铁道、桥梁全部破坏。

紧接着，聂荣臻司令员来电，报告晋察冀区中央纵队和右纵队出击情况：杨成武部连克乏驴岭、北峪、北都等据点，歼守敌200余名，据点段内铁路、桥梁、碉堡、电线悉被破坏，万余民众参加了破击。聂所属另一部，则完全占领了井陉煤矿，歼守敌百余，解放工人2300余人，矿井机器全部炸毁；郭天民部正猛攻娘子关；冀南军区徐绍恩团破坏平汉路邯郸至磁县段铁路5里。

晚上8点钟，贺龙师长发来战报：张(宗逊)旅全歼静乐东康家会守敌，毙敌200余，俘日兵10余名，缴获甚多……

21日、22日，正太、同蒲、白晋、平汉、平绥、津浦、北宁各铁路及各公路干线上的捷报一份份发向总部。根据彭、左指示，即向前线各部通报战况，并上报中央军委。

22日午饭后，彭德怀和左权在作战室内听取战况，作战科长王政柱汇报实际参战兵力：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苛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共计105个团。

王政柱话音刚落，左权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数。”彭德怀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做百团大战好了。”当即和左权一起拟电发各兵团，并报中央军委。同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分社发布了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关于百团大战的第一号捷报，以后逐日发布战报。百团大战的战况成为举国欣闻的消息。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破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亲临前线，担任正太路东段指挥的129师386旅旅长陈赓，在他1944年写的自传中，曾尽情描写了这一阶段作战的情景：

“定名为百团大战”（2）

“1940年8月，奉命参加百团大战，我以精锐之师，半月内毁灭(坏)了所谓敌人的‘大动脉’之正太路。由阳泉至榆次，除少数几个县城外，几年来以碉堡组成的封锁线，被我挨次攻下。每一座铁桥，每一个车站、水塔，每根铁路枕木均被我焚烧或破坏无余。一条完整的铁路，一时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迫令敌寇尽数月之力从新建筑此路，百团大战遍及华北，敌寇兵力备受牵制。经半月之调遣始凑兵万余向我反扑。我已任务完成，且战且移，并着手第二次作战以扩大战果。”

在这次破袭战中，聂部曾两度攻占娘子关，把红旗插在娘子关的城楼上。聂荣臻回忆说：“在侵略军铁蹄下生活了近三年的娘子关地区的同胞，看到八路军的红旗，高高地飘在关头上，兴奋得流出泪水。”

1940年10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向陆军省提出的《破坏修复情况》报告书中说：“石太线被破坏之广泛及其规模之大，远非其他地方可比。”在对八路军所用破路战术进行一番分析后又说：“关于爆破实施效果判断，(共军)事前对于干部曾进行过相当教育。”

第一阶段战役中，一个重大的胜利，是聂荣臻集团由杨成武指挥的中央纵队，在矿工的配合下，严重破坏了日军占领的燃料基地井陉煤矿。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参谋泉可畏翁回忆说：“所谓井陉煤即炼铁用的粘结煤，当时是供给满洲鞍山炼铁厂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原料。在井陉三矿中，最重要的是新矿，所受破坏最大。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

与正太路破袭同时，敌人在华北的交通动脉北宁、同蒲、平汉铁路被截断，其他纵横于华北的白晋、沧石路及各地公路线亦被截肢碎骨。日军记载说：北同蒲线铁路“受到了严重破坏”，“同蒲线以西的各警备队大部分受到共军袭击，孤立的小据点有些被全部消灭”。“共军第一次攻势以破坏交通、通信为目标，同时为取得精神的效果，在这些方面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

八路军发起的突袭，使华北日本驻军一时间陷于慌乱之中。

8月20日夜，晋中地区下大雨，正太路各据点的日军放心无虞，凉爽好眠。不料夜半霹雳声响，鬼子兵有的在睡梦中就一命呜呼，有的惊起抱枪赤身应战。大破袭扰乱了华北日军的“好梦”，打得敌人懵头转向。

守备正太路东段之日军独立第四旅团各警备队除一部分外，全部遭到八路军出其不意的奇袭。22日24时，第一个得到娘子关和寿阳电话的该旅团参谋，向旅团长片山(中将)报告情况后，急返司令部，“一部分共军已进入阳泉市内，各地有线通信断绝”。“在旅团司令部，开始根本弄不清楚各方面的情况，经过二三天后，才逐渐判明”。敌人懊丧地检讨：“阳泉警备队队部在20日傍晚接到密探的报告，大意说‘在阳泉以南约80公里地点，驻有兵力约2000人的共军’，当时判断：这股共军即使万一来袭，徒步行军也需要两天时间。因此，当日并未采取紧急措施。另外，据说在20日白天，阳泉街上(约有2000人)的情况也与平日不同，许多居民往来闲逛，但也未引起有关警备人员的注意……”

“定名为百团大战”（3）

负责正太路守备的日军110师团，“20日夜接到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电话报告，得知石门附近情况，但以后电话不通，情况不明”。21日该师团长饭沼守(中将)方“得悉石太路全线遭敌袭击”。23日军方派兵“前往井陉地区增援”。

日军在山西的最高军事当局、驻太原的第一军司令部，“21日从旁系电话中收到第一次报告说：‘石太路到处正遭八路军袭击……’但以后再无更详细报告，有线、无线电话完全不通，立即陷入情况不明状况”。奉命前往第四旅团联络的参谋朝枝繁春述说：“军直属部队中当时手下因无可用之兵力，乃由军司令部临时抽出包括卫兵在内的共约40人，组成混成小队……3日后至寿阳，经一周时间始达阳泉”。

日本华北方面军则在其“作战记录”中记载说：“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根据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的部署，发动了所谓百团大战，于昭和15年8月20日夜同时奇袭我交通线及生产基地(主要是矿山)。尤其在山西，其势甚猛。”“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外，损失重大，恢复建设需要相当时间与大量资金。”

日军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到军、师、旅、团，据点守备都受到强烈震动。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破袭战完成了预定任务，这次破袭巧妙而又大胆地利用敌人以小国凌大国，兵力不足的弱点。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其1940年制定的华北《肃正建设实施纲要》说明中，虽已看到自身在军事上的“长期分散配置，使各部队很容易陷于被动守势”，但由于兵力不足，惧怕“过早地将分散配置集中，治安将会重新恶化”。针对敌人的分散配置、集中使用，彭德怀以同时发动、分散出击，使其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敌人不得不承认，八路军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在第一阶段战役胜利的形势下，8月31日，彭德怀向各兵团发出扩大战果、彻底毁灭正太路和同蒲路的忻县--朔县段，使3个根据地(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联成一片的建议。

这个建议低估了敌人对交通线的修复能力，低估了敌人利用现代化交通工具迅速增援兵力的能力。在这个建议发出的第三日，即9月3日，敌援兵约2万余人抵达正太路东西两端，企图夹击八路军。此前，小批援兵已陆续进入正太路作战，日军驻太原之飞行大队连续出动，与其地面部队联络，猛烈轰炸八路军阵地。彭德怀、左权看到“扩大战果已不可能”，遂放弃以上建议，命令出击兵团即日转移兵力，准备完成第二步计划。

“毛主席表扬了!”（1）

“毛主席表扬了!”

华北敌后的胜利消息传到延安，延安群情振奋，各界举行万人祝捷大会，通电慰问八路军前方将士，毛泽东和朱德出席了大会。

中共中央对百团大战的胜利给予充分的肯定。八路军总部对第一阶段作战的总结报中央军委后，很快收到毛泽东的回电。

彭德怀在其《彭德怀自述》中回忆说：“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恰在这天，总部特务团长欧致富从正太路前线回总部汇报战情，报告毕，转身出门，被彭德怀叫住：“欧致富，到二科看毛主席电报!”欧致富回头，见到彭德怀和左权露着兴奋的脸色，三脚两步奔向机要室。欧看过电文，禁不住高兴起来：“呵，毛主席表扬我们了!”把电文一字一字记住，出门后仔细写在自己的小本上。几十年后，欧致富看到《彭德怀自述》中提到的这一份电报，说：“彭老总叫我去看的就是这封电报。彭老总叫住我那神情，我永远都记得!”

1940年9月10日，八路军总部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的《关于时局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抗战阵营中存在的妥协危险倾向后说：“我党50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无穷的希望。”同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要求“按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给予200万友军、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千万万人民以良好的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以延缓作用”。

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百团兵力包括相当一部分地方武装，经过第一期破袭战已无力扩大作战，在华中和山东方面，亦不具备发动大战役的条件，延安的这一指示未能实现。这时，日军大批援兵已由东西两端进入正太路地区，在正太路扩大战果已不可能。彭德怀、左权决定转入第二阶段作战。于9月16日命令各部，在继续破袭交通线的同时，将重点放在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

根据总部的命令，从9月20日起，晋察冀军区在晋冀边发起了涞(源)灵(丘)战役，129师在晋东南发起了榆(社)辽(县)战役，120师在同蒲路宁武之南北段发起第二次破击战役，冀中军区发起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冀南军区发起德石路、邯济路破袭战役。

第二阶段战役发起时，敌正调集兵力向八路军各出击兵团实行反击作战。在八路军再次发起广泛突袭的情况下，敌军东奔西突，顾南失北，被八路军拔除的据点多达2000余个，129师在第二次战役中攻克了榆社县城。

“毛主席表扬了!”（2）

在第二阶段战役中，根据地民众踊跃协助八路军作战，陷敌于狼狈境地。

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长片山中将回忆说：“八路军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舍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八路军的行动变化无常，在一地仅住数日即行转移，在险峻的山岳地带，其游击行动非常灵便。与此相反，日军的行动由于驮运行李辎重，部队及个人的装备过重，比起轻如猿猴的八路军来显得十分笨拙。因此，任你如何拼命追击，也难以取得大的成果。”

日军第一军派赴阳泉前线的参谋朝枝回忆说：“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在八路军的胜利影响下，“伪军伪组织动摇加剧，纷纷派人来与我们接头”，“使平、津、太原、石家庄等大城市人民大为兴奋，影响伪币大跌价”，为1941年后开展敌占区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大后方（1）

大后方

1940年的秋季，八路军在华北出击，正值敌机170架狂炸涪都重庆。市区大火，其精华悉付一炬。迁都之说，妥协之议，甚嚣尘上。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对国民政府实施诱降的“桐工作计划”也正加紧进行。在香港街市深处的一间密室里，日蒋双方代表经过长期、反复的磋商，讨价还价，策划着进行更高一级的接触。日方记载：“到8月初，重庆方面要求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宣布以蒋介石为会谈对手，并取消同汪精卫达成的内部协议。”“至8月中旬，重庆方面提出，一俟准备工作的完成，将派张群(时任四川省主席)往汉口，迎接坂垣(即坂垣征四郎)总参谋长”。

大后方在一片悲观空气的弥漫中，突然听到八路军在华北前线胜利出击的消息，顿时反响热烈，气氛为之一变。重庆《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力报》、《国民公论》等，竞相刊载百团大战的战绩，发表社论。《新蜀报》9月20日社论中说：“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飞来的条条捷报，真是兴奋感动得流泪。”大后方极有影响的《大公报》社论说：“三年多的抗战军事，‘应战’二字可以尽之，敌军来攻，我们应战；敌军不攻，我们转战；敌军此处攻，我们他处不战，形式上几乎完全是被动的。这次北线之战，敌军未战，我们先攻，敌军将南侵，我们先北战，这在战略上讲，也是一种进步。”9月12日《力报》的社评说：“敌机之继续不断地向我涪都猛烈地施行轰炸，主要的目标乃使我大后方造成恐怖的空气，动摇人心，沮丧士气，借以配合政治上的进攻，打击我抗战意志。华北的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阴谋。”

远在边陲的《新疆日报》社论写道：“在全国各战场相当沉寂的今天，华北出击胜利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粉碎了诬蔑游击队‘游而不击’的种种滥调”。

百团大战在大后方的影响，还可从周恩来和中共重庆办事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看到。1940年9月1日，周恩来给中央关于《阻塞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借口，争取中间势力》的建议中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亦说最好。宜扩大此反‘扫荡’行动到山东及新四军。”“现在应以击敌和友为主”。5日，周恩来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华北百团大战是第一件兴奋人心的大事，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大公、新蜀、新民、国民公报发表我的讲话，今日大公报、新蜀社论称赞华北八路军战绩，蒋有电嘉奖，何亦允发子弹。”

大后方（2）

同日，中共重庆办事处给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特点的报告中写道：“敌将进攻重庆、云南，尤其是宜昌失败教训及当局缺乏守住重庆的信心，人心惶惶然发生悲观与愤激两种情绪，而妥协之要求和危险，在敌寇诱降、亲日派的直接影响之下，使时局更加严重。不过妥协条件一时断难有成。目前令人兴奋的，则为华北的百团大战……”

下过一阵“大雨”的阎锡山，也给朱德、彭德怀发去贺电。

弹了一年多反共论调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八路军的胜利表示欢迎。9月1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头版头条刊载了蒋介石的嘉勉电，以突出国共团结抗日的气氛。电文如下：

“朱副长官(第二战区)、彭副总司令：迭电均悉，贵部窥破好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勉。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军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中正”

但看来，蒋介石的嘉勉系迫于舆论。因为此时，第二次反共高潮正在策划之中。

在重庆市大江南岸松柏覆荫的黄山官邸，蒋介石绷着脸，皱着眉，翻阅着一张张刊载华北战绩的报纸，向他的宣传部长大发雷霆：“没有脑筋!通知各报社，以后只许提华北我军，不许出现八路军或十八集团军的番号。”“百团大战的字样，绝对禁止!绝对禁止!”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重庆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正式抄发了蒋介石的一份密令：

“案奉总裁酉皓侍秘渝字第4261号代电。查近来报上常有记载‘百团大战’字样，如19日《新华日报》所载晋西通讯即载此事。此项名词及有关之新闻，以后绝对禁止登载，即饬遵。”

时任第一战区(河南及安徽之一部)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对八路军的胜利表示了真诚的欢迎。除发出贺电外，促其驻中条山部出击配合。但蒋介石所谓“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的话，本只是表面文章，见卫立煌果然出击，又忙下令制止。

关家垴之战（1）

关家垴之战

1940年10月14日，正是秋收时节，太行山的柿树悬满了金色的果实。傍晚，彭德怀从王家峪总部作战室的院子里走出来。他的脸膛因日晒变得黝黑，身上的灰布军装早褪了关家垴村附近山坳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遗址。颜色。军装旧了、破了，打上补丁，仍然束扎得整整齐齐。他望望树下的大石碾盘，拉碾的毛驴已卸下牵走，碾盘上的粮食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望望坡上坡下，静悄悄地看不到人，只有民兵在村口放哨。他确信群众已经撤离了，下令总部机关向离这里十余里、地形更为隐蔽险要的砖壁村转移。

第二天，在绵绵秋雨中，北方局和总部机关再次转移。坡陡路滑，为了跟上队伍，有的人不顾泥泞，蹲下来从坡上向下溜。北方局的干部江明，把刚满月的婴儿阿毛用布兜在胸前，双手捧抱着顽强地行进。百团大战艰苦的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开始了。

彭德怀率总部指挥机关转驻黎城县栓马、宋家庄一带，指挥作战。

八路军连续一个多月向敌人发动袭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连续40余天的紧张战斗，部队极度疲劳了，伤亡减员也很大。10月2日，总部发出命令，结束第二阶段作战。10月6日，日军就开始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八路军没有得到补充休整，即转入了反扫荡作战。

在八路军第一期破袭中，受到最惨重打击的敌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五六千人充当了“扫荡”的先锋，由旅团长片山带领，向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活动的中心地区武乡、辽县进攻，被129师各部和决死1纵队节节阻袭。片山恼恨之余，又增兵沿清漳河岸，进行所谓“毁灭扫荡”。寇兵所到之处，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粮即抢，声称“报复”，“企图变我根据地为焦土”，“民众受害极大”。

10月下旬，日军第4混成旅之冈崎大队600余人窜犯总部的水腰兵工厂。水腰兵工厂设在太行山脊黎城县的黄烟洞岩谷之中，四面险峰环抱，只南面绝壁开一天然裂缝，叫瓮屹廊，可以容人出入。1939年，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察看地形，把总部的军械所迁于此内，经过精心规划，艰苦创业，发展成为一个月产400余支步枪和大量枪弹的兵工厂。八路军在敌后，武器弹药的补充是最大的困难，蒋介石、阎锡山一向以少发武器弹药，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随着八路军的发展壮大，战争的缴获自然不可能满足部队的需要，为了建设自己的军事工业，朱、彭、左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这次反“扫荡”中，彭德怀把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放在这里，以一个连的兵力把守着南面的门户瓮屹廊，敌人轻易是进不来的。这一天，彭德怀在黎城指挥部得报，日军冈崎大队竟不费力地窜了进去。彭德怀大怒，亲自追查情由，以军法处决了未经抵抗便擅自撤守瓮屹廊的连长，下令部队监视冈崎大队的行动。

28日，冈崎大队在根据地军民袭扰下成困顿之势，夺道武乡准备退回沁县，进到蟠龙关家垴附近宿营。

关家垴之战（2）

29日下午，彭德怀从黎城驰回武乡县蟠龙镇之石门村。他裹着绑腿，身披一件土黄色短皮外套，胯下一匹大黑骡，后随四五骑，从129师驻处南面山头上飞奔下来。一面下坡，一面咆哮：“……杀人放火，还了得!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

从黎城到武乡，一路上的村落被敌人残害后的血淋淋空荡荡的景象，咬噬着彭德怀的心，他的血在燃烧。参加正太路袭击战和攻打榆社城的129师陈赓旅和决死1纵队正有一部分部队在关家垴附近集结休整。彭德怀于当晚发出了歼敌命令：以129师之386旅、10旅各一部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以129师386旅之一部和决死1纵队的25团、38团各一部为左翼归陈赓指挥，自己直接指挥山炮连，于30日晨4时对冈崎大队发起攻击。

冈崎大队乘夜摸上了关家垴高地，这块高地三面断崖，只有一条很窄的坡路通向顶处。敌人凭据垴顶的窑洞顽抗，八路军指战员喊着“为牺牲的战友和老百姓复仇”的口号，冒着飞机的投弹扫射和由垴顶倾泻的火力向上冲。彭德怀把总部特务团的警卫连也投入了战斗。一场惨烈的攻坚战持续了两昼夜，依靠着顽强与勇敢牺牲，八路军终于将武器优良、骄横凶残的冈崎大队歼灭过半。11月1日，敌大批出援，彭德怀下令撤离，残敌数十人狼狈逃走，敌人的“扫荡”亦被打退。

在关家垴战斗中，彭德怀到距敌人控制的垴顶300米处作近距离观察，当他足抵壕沿，手捧望远镜，仔细观察敌阵时，记者徐肖冰拍摄下了这一历史的瞬间。彭德怀雄健的身影，专注的神情，战士的装束，背衬着简陋的工事，给人们留下了八路军在敌后艰苦卓绝、英勇作战的时代写照。这一照片被广泛地刊登、转印，为人们所珍爱，成为人们熟悉的彭德怀形象。

关家垴战斗中，八路军以劣势装备对敌实行攻坚战、阵地战，与敌鏖战两昼夜，敌人虽大部被歼，八路军亦遭受很大的伤亡，陈赓旅之772团1营3个连伤亡过半。

关家垴战斗是百团大战中引起争议的一次战斗。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谈到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斗时说：

“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是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敌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按敌大队相当于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扩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战斗力减弱了，使129师伤亡多了一些。”

刘伯承、邓小平在1942年3月15日给宋任穷的一封信中谈到这次战斗时说：

“有同志说，百团大战第三期的指挥错误，这种看法不合事实。因为第三阶段是反‘扫荡’，只有最后应否打关家垴一仗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应该的，不打这一仗，在政治上损失太大，实际上这一仗停止了敌一个大队可以在根据地横冲直闯的局面。”

然而，对冈崎大队，可否用八路军擅长的伏击战术歼灭之，从而减少部队的伤亡呢?陈赓在关家垴战斗开始时，曾向彭德怀提出这样的意见。陈赓对彭德怀说：“彭老总，现在拼了，以后怎么办?可以把冈崎放下山去，另选有利地形，打他的伏击嘛!”彭德怀没有接受。战斗过程中，刘伯承又建议彭德怀暂时撤围，另觅战机。彭德怀在电话里对他一向十分尊重的战友咆哮：“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你一二九师的番号!”这使一向宽容大度的刘伯承也不免气恼。

彭德怀坚持要打关家垴战斗，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正规军，不但要会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也要猛攻坚守，要打正规仗，顽强拼杀，啃硬骨头。敢于啃硬骨头，这曾使彭德怀战无不克，所向披靡，也使他吃过苦头。有人说，关家垴一仗，彭老总来了犟劲。

关家垴战后，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陈赓等都到垴上仔细巡视过战场，查看敌人的临时工事、暗堡掩体、火力配置，总结经验教训。几十年后，当时任决死一纵队政委的薄一波说：“彭老总向我调决死队两个团参加战斗，我是很积极的，战斗中损失固然大，但这两个团也打出来了，成为决死队战斗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

没能看到这一天（1）

没能看到这一天

百团大战连续作战3个半月。12月5日，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公布百团大战总结战绩。在105天的过程中，总计进行了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拔除日伪据点2993个，缴获步马枪54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及其他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余里，桥梁、车站、隧道等260余处，破坏煤矿5所。

在这次战役中，八路军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亡22万余人。

以正太路破袭战为发端的这一次战役，在敌后分割、艰难的条件下，以其运筹之巧妙、发动之隐蔽、指挥之有效、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而富有特色的一页。其中，也渗透着彭德怀独特的军事胆略、指挥艺术和作战风格。

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彭德怀去电：

“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了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也取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蒋介石不再抱公然进攻八路军的幻想，但他在嘉勉了八路军的战绩后，却于11月停发了给八路军的经费和武器弹药。何应钦以前允发子弹云云，原来是空话。同时，蒋介石转而向中共领导的另一支抗日军队新四军下毒手，于1941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为了反摩擦战役和百团大战的胜利，彭德怀的家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牺牲。就在蒋介石向朱德、彭德怀发出嘉奖电后不久，1940年10月4日，国民党武装特务半夜撞入彭德怀的老家彭家围子，彭德怀的三弟彭金华被当场杀害，三弟媳龙国英被打伤。二弟彭荣华被抓走，于同月11日被害。彭金华是在1937年11月和刘坤模一起到延安找哥哥彭德怀时参加党的，彭德怀要金华回老家发展党的组织。彭金华回家乡后建立了乌石乡第一个党的支部，发展了龙国英、彭荣华等人入党，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帮助家乡青年投奔八路军抗日。彭德怀对两个从小一起在苦难中长大的弟弟有着深厚的感情。但由于当时音信阻隔，一个多月之后，方才获悉噩耗，在悲痛中他立电蒋介石要求严惩凶手、追究缘由，蒋介石避不作答。两个弟弟牺牲后，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和他们的寡母又过着困苦流离、一夕数惊的生活。

198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百团大战被广泛地介绍、评述。那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里用共产党人、八路军指战员、抗日民众鲜血染就的历史篇章得到再现，百团大战的历史意义被重新肯定。

彭德怀没有能够看到这一天。但在所有关于百团大战的重新发掘中，最令人追思感愤的，当数彭德怀在“文革”被囚禁中写的关于这一段历史的“交代”。说是“交代”，其实是彭德怀在用自己的鲜血，来为那曾经流淌的民族鲜血维护其尊严与荣光。

下面就是1970年彭德怀当“绞索套在脖子上”时的回顾：

没能看到这一天（2）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敌伪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的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次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在肯定了百团大战的业绩后，他作了深刻的自责：

“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

实际上，1940年之夏，蒋介石方面、延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一致估计日军将要西进--进攻西安和重庆。而日本大本营的战略，从西进--解决“中国事变”，转向南进--夺取香港和法属安南(为此而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是在1940年7月23日它下达的大陆命令第439号中才规定的。这是八路军总部发出正太路破袭战预备命令的第二天。

彭德怀在1970年写的关于百团大战的“交代”材料中，还作了如下自我检讨：

“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1939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者，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

在进行了严格的自省以后，彭德怀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评价这次战役，这切中了几十年来对这次战役提出的许多苛责的要害：

“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在百团大战被定为“罪行”之际，彭德怀写道：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摩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空虚，给以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以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200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给进犯的蒋军以适时的打击”。

没能看到这一天（3）

以下的一段“交代”，如果人们不知道他当时是被折磨得怎样遍体伤痛、长夜不眠，将会认为他是威武雄壮，站立在历史的讲坛上：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了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多的惨案呢?甚至还有人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呵?1927年上海‘四&#8226;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这又是谁在预先暴露了力量呢?谁在‘四&#8226;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肯定回答，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那么，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这是由它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

说什么由于百团大战，引起日军扫荡，使人民遭受损失，好家伙!日本帝国主义的好宣传员，请你们看看事实吧：1938年春，日军进攻临汾时，路过张店宿营，该村仅30多户，被惨杀五六十人之多，鲜血洒满全村。八路军总部从敌间隙转向太行山时经过该村，亲目所睹，无不义愤沸腾……1939年日军扫荡太岳区，仅有4万余人口的沁源县，就被日军杀害3500人之多。同年秋，在涉县偏村，该村约四五百户，被日军突然包围，杀害近千人。这是百团大战前一年和两年的事，各举一两个例子，增加你们一点见闻。至于华北这样的惨例子还多咧！请再看看吧……

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不是三五人坐在房间里闲谈，而是多少次在万人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放出来的毒嘛！”

多么痛快淋漓、高屋建瓴、气壮山河的“交代”！彭德怀为此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新回合（1）

新回合

1940年11月，八路军总部在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中几经转移，从武乡县的砖壁村改驻于辽县的武军寺村，在清漳河源、太行山脊如武士般矗立的巨石峰下，迎接了抗战的第4个年头。

在这里，彭德怀送走了又一个亲密的战友。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于11月上旬奉中央指示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自此，彭德怀实际上全面担负起华北敌后党军政民的领导重任。

百团大战后的1941年和1942年，是全世界法西斯最猖獗的两年。1941年6月21日，德国法西斯全面进攻苏联。同年12月9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全世界人民被迫和法西斯强盗展开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空前惨烈的战争。

在这一场世界范围的殊死搏斗中，亚洲中国战场上的八路军在日军占领圈内的战斗，与整个人类命运息息相关。

日军在侵华战争之初，虽然在华北吃了八路军的几次苦头，但它以为八路军不过3万之众，尚未特别重视。随着八路军抗日活动的开展，日本的认识方逐步升级。1939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提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在于共军”。在该方面军制订的1940年“肃正建设计划”中，确定“讨伐的重点是在于剿灭共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封锁逐年升级。

1940年4、5月间，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它的上司日本中国派遣军之间，由于对华北形势的看法分歧，发生了一场争执。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对他的上司抽调华北兵力南下华中的要求，不但不予满足，反而派人去南京大诉其苦，强烈要求增兵华北，来对付共产党。一直闹到日本大本营派员来调解。在大本营的压力下，多田骏才不得不执行上司的意见。但华北方面军自认为“对完全不同性质的中共战略一再苦心研究……逐渐掌握了实际情况”，埋怨他的上司“对于华北所发生的根本不同性质的变化，完全没有认识”。

埋怨未了，彭德怀在华北敌后点了一把大火，掀动了一场地震，使华北敌寇的全部神经都紧张起来。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番疯狂报复之后，总结其痛苦经验，筹谋新策。

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追述当时的情形说：“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从此以后，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日本华北方面军一面请求增兵华北，一面把过去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扫荡”升级为“剿共治安战”。将此列为“方面军空前未有的大事”。

百团大战的兴奋冷却下来后，彭德怀和敌后军民面对的是新的更残酷的斗争。

新回合（2）

日军的报复“扫荡”给抗日根据地留下了极凄惨的景象，太行山区的富庶之乡沁源县，“房屋全部烧光，被杀死者七千人，数十万群众无衣无食无房子”，根据地“许许多多的村庄成了废墟”。

国民党乘八路军根据地之危，于1940年11月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和武器弹药供应。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度缓和的国共矛盾又处于破裂边缘，加剧了八路军在敌后所处的严峻形势：经济上，完全孤悬敌后；军事上，日军的压迫变本加厉。在115师344旅等部奉中央和总部之命南下开辟华中根据地后，八路军在抗击日寇之际，还要用一部分主力来准备应付蒋介石对延安下毒手。

彭德怀经历了苏区的艰难创业和撤离、转移，备尝长征中无根据地作战之苦，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在百团大战的紧张战斗中，彭德怀在中共北方局高干会议上，就巩固抗日根据地问题做过长篇报告。他根据中央的方针，总结根据地三年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三三制政权和加强财政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敌后条件的具体政策措施。抗日根据地依靠自力更生，在敌人的封锁下支持抗战，扶助被敌人摧残地区的民众重建家园。敌后200余县的农村陆续进行了村民普选，把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政权，建立到社会的最基层。

形势的发展使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敌后军事建设上，从过去偏重于对主力军的扩军整训，进而致力于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游击武装的建设。

1941年2月22日，彭德怀向各战略区发出关于军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八路军的基干兵团与军区组织系统分开，建立起军区独立的组织机构与系统，在军区领导下加倍发展地方武装和组织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以便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主力转移)保卫根据地。3月28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干校发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重要演说，根据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红军十年斗争和八路军三年抗战的经验，提出建立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对三者各自的性质、任务、作用和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彭德怀的这一方案，使敌后抗日武装的几个方面在毛泽东抗日游击战略的思想指导下，成为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得到毛泽东、朱德的赞同。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这一武装体制，遂成为抗日战争以后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体制的雏形。

新回合（3）

百团大战后的半年多内，敌后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整顿工作，在彭德怀雷厉风行的领导下加速进行。彭德怀常常提醒干部说，在敌后，从战争上说，是没有相持阶段的。敌人天天在进攻，不战则亡。只有这一个战役和下一个战役间存在相持的时间。敌人的这一次“扫荡”和下一次“扫荡”之间，就成为敌后建设的黄金时刻。敌人怀着深刻的恐惧在其情报中说：“共军……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的工作”。

在同一个时间内，敌人也在加紧制定新的谋略。

日本华北方面军通过加强其情报系统，在几个月内收集整理了关于中共区党委以上至中央局、华北抗日根据地县以上、八路军团以上的组织系统和负责人名单。其中很少阙漏及差错。对八路军的抗日意识、战斗力、干部士兵素质、武器、装备、战术动向和所实行的旨在改善生活、推进民主的各项政策，以至国共关系的细微变化，都做了细致调查，进行了“彻底的讨论”。然后制订出一个以灭共为目标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

这一计划的起草人，当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室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回忆说：

“方面军通过对中共势力实际情况调查，做出了如下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合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起来，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也必须采取多元的综合措施。”

对于能否“制止中共势力的扩大进而将其消灭”，岛贯回忆说，“方面军幕僚内部出现了悲观和乐观两种意见的对立”。

日本大本营在华北不得不换马了。

棋逢对手（1）

棋逢对手

1941年7月，八路军总部得到情报，华北敌酋多田骏卸任回国。

八路军的新对手将是谁呢?

日本大本营给它的华北方面军派来了新司令官--一个中国通、反共老手冈村宁次。

受百团大战打击的多田骏，名义上被晋升为大将，其实是黯然归国。接替者冈村宁次大将，则在大本营特意安排的殊荣下，一派风光地走马上任。

7月10日，在日本东京车站，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日本陆相东条英机率日本陆海军将领、达官贵人数百之众，亲来为冈村送行。

冈村十分得意。他经常往来于日本列岛和中国大陆之间，以前总是乘飞机，这次却特地乘船，如他自己回忆的：“一边享受着也许是最后一次航海之乐，一边在旅途中悠然自得地思考着未来的重任”。

历史嘲弄了这个得意忘形的战争贩子。1949年1月，冈村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得免一死，被从上海遣送回国。为他送行的是愤怒的中国人。在冈村行经的黄浦滩头，到处张贴着“不许把战犯送走”的标语。他这真正的最后一次航海，自然没有丝毫乐趣。他只能带着彻底覆灭的痛苦，眺望大海，“痛感今非昔比”。

从七&#8226;七事变以来，冈村是第五任华北敌酋。这时，华北战场上阎锡山的晋绥军早已丧失抗战意志，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地方杂牌军20余万众，在5月间日军发动的中条山战役中，被俘、溃散、投降占其大半。一向与八路军团结抗敌的国民党98军军长武士敏，在作战中牺牲。38军军长赵寿山早因亲共之嫌被褫夺军权，卫立煌则因而被蒋介石革衔撤职。国民党的中条山抗日局面宣告结束。华北战场上，冈村思考的“重任”，主要的就是消灭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

冈村一到华北即出行巡视。经周密策划，以5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持续“扫荡”，号称“百万大战”，以示对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报复。同时，发动了第二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大吹大擂开展了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进行反共宣传和加强伪军、伪政权，发展特务组织。开始，未引起各根据地的充分重视。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后，过去广大地区在日军不知不觉中变成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变成了抗日根据地逐渐缩小的局面。彭德怀注意到了冈村，这是一个比多田骏更为老练、更为阴险毒辣的对手。

棋逢对手（2）

彭德怀曾经分析多田骏的“囚笼”政策说，这是德克塞的堡垒主义加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战略。湖南军阀上承曾(国藩)、左(宗棠)，以曾国藩所创的湘军后继者自诩。彭德怀有着12年的湘军戎马生涯，懂得曾国藩总结的“结硬寨，打呆战”6个字，不仅把深沟高垒用于防守，还用于长期围困太平军的坚城，也是一种以守为攻的战略。多田骏利用现代手段，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受到了百团大战的打击。冈村继其前任的经验，一方面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又吸取国民党对苏区五次“围剿”和他自己在朝鲜、中国东三省多年“剿共”的经验，推出了更为狡猾、更为狠毒的一套办法。

彭德怀很赞成邓小平的一个看法：“敌人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能大胆地抛弃不合用的东西，一点不守旧、不顽固。”从敌人实行第二次“治安强化”以后，富有经验的八路军将领都注意到，敌人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战略指导上有很大的发展。

为弄清敌人的新阴谋，彭德怀建议中央军委给总部派来战略情报小组，由他直接领导。同时要求各战略区加强对敌人的战略情报的收集研究，弄清敌人治安强化的实际内容。

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意即强化其对华北的占领，使华北变为巩固的殖民地。其方针是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

在第二次治安强化中，日寇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主要为城市、交通命脉及其附近)、准治安区(八路军的游击区，为敌我争夺地带)、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三类地区，分别施策。

对所谓“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其奴役统治。

对所谓“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逼上伪化、特务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筑碉楼，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

对所谓“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则以“扫荡”--军事进攻为主，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抗日的军政党首脑机关。

在“治安强化”中，日军清乡、蚕食、扫荡三者配合，以清乡巩固其占领，以蚕食缩小我根据地、扩张其占领区，以利于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

冈村这一套手段着实恶毒。1945年，彭德怀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华北敌后以冈村为对手的一段严酷斗争时说：

“他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斗争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加山东一个县，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K特(国民党)大肆活动。人民中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落后的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

棋逢对手（3）

冈村，这个从青年时期即效命日本侵略政策的中国通，曾18次以“旅行调查”为名，进入中国内地，收集情报。1938年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时，以攻占武汉有功，曾受日本大本营殊奖。他常常自诩：日军在武汉作战中所用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大部是他在给北洋军阀孙传芳当顾问时秘密搞到手的。对冈村其人，彭德怀曾特别提到说：“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山田医生告诉我，他是日本三杰之一(合区川、东条)，要注意他，这使我得了些益处。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按：应为副)，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冈村固然厉害，但冈村遇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的著名将领，还有他们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这对手，却是冈村和他的20余万华北方面军无法征服的。彭德怀冷眼注意估量着冈村，冈村对自己的对手却是估计不足。

1941年，这是华北日军十分得意的一年。这一年，八路军也从各方面转变了自己的战略，寻找对付敌人的办法。5月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共同致电前方，提出：对敌寇实行蚕食最严重的冀南平原，可采取隐蔽自己、保存实力、保护民众的方针。要中共党组织、八路军各部帮助群众想出办法来对付敌人，使民众不吃亏。特别提出，在这些地区可以采取两面派(明维持、暗抗日)的政策，避免尖锐对立、痛快拼命，引起敌人对群众的残酷镇压。针对敌人大量发展伪军的情况，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对伪军反正者不缴枪，不编散，帮助其扩大的三原则。为适应根据地日益被分割的局面，八路军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纠正过度编并地方武装的偏向；大量制造适合民间生产和民兵使用的地雷、手榴弹。

在一段时间内，从总部到各师、军区都开始注意研究敌人的新谋略，采取相应的对策，但彭德怀深感形势不容乐观。根据地的退缩还在加剧，冀南平原根据地已大部变成游击区，过去的游击区很多渐渐成了敌占区。对于敌人的一整套新阴谋，八路军尚未形成一整套与之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和办法。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1）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

1941年11月1日清晨，初冬的第一场雪给太行群峰披上淡淡的银装。彭德怀骑着他那头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红战马，和左权并辔，沿着清漳河耀眼的白石河滩徐徐而行。

得得的马蹄声和彭德怀与左权不时侧首交谈的轻快神情说明，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总结、研究，总部对今后的斗争方针，已成竹在胸。

转过河湾，彭、左一行策马进入一个村庄--北方局所在地下南会村。

狭街小院，石块堆砌的低矮围墙，木格窗，土炕、陶缸，瓦盆……一切是上千年留传下来的模式，看不到现代文明的痕迹。但村头的标语，村民的活动，却传递着时代的信息：希特勒法西斯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斯大林领导苏联军队和人民展开莫斯科保卫战。日本东条英机叫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要实现其吞并亚洲的野心……村里的男人组织起民兵游击队，妇女也走出家门，成立了救国会……日本人用现代文明生产的武器，对太行山千百个村庄倾泻兽性；八路军则用现代文明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动农村民众与之展开一幕又一幕动人心魄的斗争。

新的斗争即将从这里开始。中共北方局定于这天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同日，日寇在华北开始了第三次“治安强化”，并以万余日军集于太行区周围，准备发动大“扫荡”。其情报机关正在千方百计地侦察八路军的首脑机关，准备实行“捕捉奇袭”。

在一间普通农舍里，会议开始。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北方局委员邓小平、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129师刘伯承、蔡树藩(师政治部主任)，冀(南)太(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李雪峰(主任)等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是关系华北敌后抗战前途的报告。

彭德怀指出，华北日军实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战略指导上标志着一个基本的转变，在具体政策上则较前更加毒辣、野蛮。他坦率地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他说：“今天召集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的指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彭德怀详细分析了敌人“治安强化”的内容和实行情况后指出，敌人的阴谋固然是十分毒辣的，但不论其如何善于以华治华，如何善于总结经验，日寇进行的民族压迫的落后性质，决定了他们仍然不能跳出威胁与利诱的老套之外，因而并不是无法打破的。

华北总人口8800万，抗日根据地人口约2200万，敌占区约6000万，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敌我争夺区。彭德怀提出应把对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工作与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提到重要地位，成为今后布置工作的着眼点，改变过去关门建设根据地，到敌占区去捞一把的做法。

敌人掠夺华北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其大东亚战争。仅据日方公布，从1937年到1940年，强拉华北壮丁出关就达298万，1941年预计是111万，总计达400万。彭德怀沉痛地说：我们必须对敌占区青年加以救护!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2）

针对敌人的阴谋，彭德怀提出三个基本任务，并对其相互关系作了详细说明。

一、关于伪军伪组织的工作问题。彭德怀分析说，由于敌人的残酷压迫，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的坚持，伪军伪组织发生不安和动摇。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使得一般汉奸尚不愿立刻跑到我们方面来，这就产生了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派--动摇于敌我之间，既照顾敌人，又照顾我们。彭德怀指出，过去对这种人一律打击是不对的。正确做法应当是，推动其进步，使他们从两面照顾到对敌应付，而对我真诚。要替这些人寻找办法应付敌人，替他们保守秘密，尊重其人格。而对于伪军伪组织这一傀儡组织本身，则应反对之、打击之、孤立之，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还要坚决镇压之。彭德怀说，要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爱护中国人的口号下，去争取两面派，“七擒七纵”的办法是有极深刻意义的。

二、对于敌占区和接敌区的群众工作，彭德怀提出要广泛运用革命的两面派的政策，打入一切有群众的组织，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开展救国工作；团结一切中国人，保护一切中国人的利益，人民少受一分损失，即民族多保存一分元气；和群众一起共同商讨应付鬼子、欺骗鬼子的方法，从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反对痛快一时，使群众遭受不应有的打击。敌寇特别注意收买和胁迫知识分子参加汉奸特务组织。彭德怀强调，知识分子联系的社会阶级面最广，是开展敌占区、接敌区工作的桥梁。他坚信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执行正确的政策，进行艰苦的工作，必能争取其为民族服务。

针对敌人对华北实行自首政策以瓦解我抗日组织的阴谋(如强迫群众写反共口号，填反共自愿书，买回心票，胁迫党员和抗日干部家属逼干部回家，策动秘密自首等)，彭德怀提出要加强气节教育，同时对被胁迫叛变者，仍争取其回头抗日或保持中立。改变过去对自首者一律打击的做法。

三、关于坚持根据地的工作问题，彭德怀着重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切割，运动战的机会已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地区成为不可能，普遍的游击战将成为最基本的战争形式。要求大家把武装建设的重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彭德怀还设想，根据地边沿区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可以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开展游击活动。利用乡村的散漫性，在新伪化的地区，组织起秘密的抗日武装。

11月3日，当会议继续进行之际，从黎城出动的2000余日军直扑根据地中心，作战参谋不断地报告敌情：敌人距开会地点40里，35里……傍晚，日军进至30里处，左权、刘伯承已进入作战指挥，会议暂告结束。彭德怀和开会的人从容离开下南会村，转入反“扫荡”作战。

11月10日，日军坂垣师团一个精锐旅在“扫荡”中突袭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严密防守的总部黄崖洞兵工厂，彭德怀和左权直接指挥特务团坚守。在日军重炮、山炮、迫击炮的猛轰下，特务团凭险抗击，鏖战八昼夜，歼敌1000余人(其中击毙850人)。特务团伤亡160余人。日军攻入工厂区时，兵工厂工人已将机器掩埋转移。其后，总部兵工厂撤离黄崖洞。

黄崖洞保卫战中，总部特务团以6∶1的歼敌战绩，创敌我伤亡对比的最佳记录。黄崖洞战斗成为八路军历史上一次光辉战例。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3）

日军这次撞入根据地“扫荡”，对北方局在下南会村刚刚举行过的这一次重要会议却一无所知。几个月后，日方才从另一次“扫荡”中获取了彭德怀《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即将它作为研究八路军战略的重要文件。然而，由彭德怀这个报告掀起的八路军敌后斗争的新浪潮，敌人已无法阻挡。

由于敌人的“扫荡”，这次会议没来得及展开讨论。但彭德怀报告中的基本分析和各项斗争方略，在各军区、根据地的执行中，得到创造性的发挥。八路军在敌后，除抗日根据地这一主阵地外，又开辟了新的阵地。这个新战场出现在敌后的敌后，即在敌人构筑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周围的封锁沟墙、堡垒、据点、交通线后面，在敌人的治安区和准治安区里。这个由开展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和敌占区、接敌区的群众工作而开始的新的进军，在敌人的心脏里播下了抗日火种。华北到处都是抗日军民斗争的前线，华北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成为日寇的对头。这一场没有固定战线的战役，自不像百团大战那么迅猛，那么轰轰烈烈；对敌人却是致命的，其激烈和尖锐程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1年11月北方局会议后，华北敌后的扫荡与反扫荡，清乡与反清乡，蚕食与反蚕食，构成敌我之间空前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其中，突出而带有转折性的，是反蚕食斗争。

1942年的最初几个月，华北抗日根据地继续严重退缩。令人不安的是，有的接敌区变成游击区，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是在一种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经过深入的分析，根据地的退缩由敌人的蚕食造成者占十之七八。

日寇的蚕食政策在表面上不像军事“扫荡”那么猛烈与显著，它以缓慢的、隐蔽的、零星的进攻，使根据地不知不觉地变质。震荡小，容易被忽视。有的地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摸不清敌人是怎么搞的，不知道怎么去对付。

在1942年2月反“扫荡”作战中，彭德怀和左权就特别注意考察行军所过辽县、黎城、武安、涉县等县的接敌区的状况。彭德怀感到在模糊不清的状态后面，隐藏着敌人精密策划的一套做法。和对付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一样，首先需要弄清敌人进行蚕食的具体策略。

3个月后，敌人的蚕食政策对八路军来说，已不再诡秘莫测。彭德怀和左权以其丰富的经验和锐利的目光，从各地的经验和大量情报中研究分析，得出结果：敌人的蚕食政策在实施上十分灵活，变化多端，但仍有其一般的步骤可循。大体是：

第一阶段：向准备蚕食的地区--根据地边沿进行秘密活动，寻求可以利用的对象，建立特务组织，发展暗“维持”。配合残酷的“扫荡”、镇压，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做蚕食的准备。

第二步：准备完成后，依托其据点向正面或侧面迂回30到40里建立新据点，将被蚕食地区变成一个个被敌封锁包围的方格，称为格子。一个个格子连接起来，形成格子网。在格子网内公开其秘密组织，捕捉抗日干部。先以很低的条件迫使群众建立公开“维持”，上钩后即行强化，这是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即敌所谓“准治安区”)敌我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阶段。

第三步：敌第二步如得手，即深入巩固，使这些地区变为完全的敌占区。抗日组织和民众遭受严重摧残，而敌人又利用这些地方再向根据地内进行新的蚕食。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4）

敌人格子网的外壳，则是敌人继续强化的“囚笼”。1941年到1942年，敌人新筑和修复的铁路有700余公里，公路发展至3700余公里。1942年10月，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十三，曾得意地宣称：“华北碉堡已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的两倍，地球外围的1／4。”

为了修路、挖沟、筑碉堡、造据点，敌人拆民房、毁民田、抓民众劳工，耗尽民力。

1942年5月4日，由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向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文件指出：“蚕食政策是目前敌人向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攻的一个主要手段。”“敌人蚕食政策给我们的危害，较之严重的‘扫荡’与清剿，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指示》在分析揭露了敌人蚕食政策的三个步骤之后指出，敌人的蚕食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其极严密的配合，但空隙还是很多。《指示》抓住敌人的根本弱点--兵力不足，前进则后方空虚，不能更多地利用伪军伪组织。这可予我更多的机会，以广泛的游击活动和政治进攻使敌人顾此失彼。在敌人急剧蚕食造成根据地干部民众恐慌不安的形势下，《指示》坚定地指出，目前在军事上的敌强我弱仍未改变。但政治上的我优敌劣是确定了的，号召全党全军组织全面的力量，通过艰苦斗争与各方面工作的密切结合，停止敌占区的扩大，粉碎敌人的蚕食阴谋。

指示针对敌人的蚕食步骤，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办法。在敌人准备蚕食的阶段，发动群众，开展反奸细斗争，杜绝暗“维持”。在敌人蚕食阴谋已实现的第二阶段，以武装斗争为主，乘敌立足未稳给以有效打击，阻挠敌建立据点，肃清敌伪组织，镇压汉奸，发动群众反“维持”。在敌已达到蚕食目的的第三阶段，则转变斗争方式，深入秘密工作，积蓄力量，待机恢复，打击敌之出扰部队和深入根据地的点线，停止敌之继续扩张。

《指示》强调，在反蚕食斗争中，要以坚强的武装为核心，坚持武装斗争，坚守阵地。为此，决定各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以1／3或1／2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发挥武装工作队在反蚕食斗争中的作用，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小组的建设。

在晋西北，一二○师政委关向应仔细研究了这一指示后说：“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是敌人蚕食政策的克星，对扭转敌后根据地退缩局面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被习惯地称为“五四指示”。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敌后困难时期的斗争时说：“特别是中共北方局野战军政治部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1942年5月以前，根据地始终是退缩的，5月以后，则完全改观。”

令人痛心千古的是，左权没有能够看到“五四指示”开花结果。同一个5月最后几日的反“扫荡”作战，使“五四指示”成为他为保卫根据地做出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

1942年，在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打破敌人蚕食中，武装工作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1941年11月北方局会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曾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组织秘密武装的设想。这一设想在他的心中尚未形成具体的方案。他极力要寻找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一设想。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5）

很快地，他从各地的经验中找到了答案：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386旅旅长陈赓告诉他，该旅有一个连，在太谷敌占区活动了很久，从刺探情报到破坏交通等，搞了很多名堂。

冀南有一批干部到北方局来学习，彭德怀问他们：“敌人封锁那么严，你们是怎么跑来的?”干部回答：“是从‘维持村’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还可以召开抗日会哩!”

晋察冀军区报告说，1941年夏，军区曾组织过一种宣传队，在武装队的掩护下，深入敌占优势的地方开展政治攻势，名为武装宣传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2年1月，彭德怀向各军区、军分区提出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2月，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达了关于组织武装工作队的指示，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又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县委书记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文日语的干部。工作队经过训练，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敌占区或敌人的格子网内，发动群众起来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

武装工作队使敌占区的群众抗日活动有了政治核心和武装支持。这年春天，冀南区部分根据地被敌摧毁控制，但同时，在武工队的支持下，这部分地区有一部分村庄的抗日政权，仍然公开存在。彭德怀对这一情况十分兴奋，总结武工队的经验，给武工队制定了更成熟的方案。对武工队员的要求、数量，工作队的性质、任务到活动方法，应掌握的政策、纪律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最重要的是，武工队由一般的宣传抗日、调查敌情、保护民众、打击汉奸，进而至担负起在被敌人蚕食变质的地区，再度恢复抗日政权，建立隐蔽根据地的任务。

根据彭德怀亲自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各部派出的大批武工队，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强、觉悟高，又熟谙军事，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做政治工作。他们潜越封锁线，进入格子网，三五人一个小组，分合自如，出没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他们却和老百姓经常见面，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方法来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种斗争。如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直接通话--上夜课；突袭占领敌之会场，宣传盟军和我军的胜利；访问伪军属，通过伪属给伪军伪组织人员发“回心抗日证”，记“善恶录”等，促使其少做坏事，争取进步；对破坏抗日的分子则发出警告。在八路军和群众的秘密帮助和争取下，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分子实行“身在曹营心在汉”，采取许多办法来对付敌人。如敌人要“自卫队”(伪军)放哨，两面分子就盘假不盘真，放走抗日分子，却故意与特务汉奸为难；敌人命伪军去“扫荡”，烧民众房屋，两面分子不得已，就实行烧杂(猪羊圈、牛房等)不烧正(人居所)；敌人到游击区去清乡，两面分子就把那里的抗日干部弄到据点内去隐蔽；伪情报机构中的两面分子，则向敌人报假不报真，或“借刀杀人”，以假情报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为保护民众，有时抗日游击队的秘密小组在敌岗楼附近四处打枪，叫各村伪情报点一致报告：八路军大部队来了!吓得敌人不敢外出骚扰，群众减少损失，抗日组织则可乘机活动。

在敌人据点内，武工队站住了脚，甚至可以夜间开群众会。有的地方创造了“无人大会”形式--夜间选村内中心地点登高讲话，群众不出门，在自己院子里听。对知识分子则由武工队秘密拜访，个别交谈，告以形势，晓以大义。经过一段时间，就在敌占区、格子网里组织起民众的抗日自卫团体，名称各异，有的叫“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保家民团”等等。由一村到数村，由数村到数十村，互相联合，互相声援，齐心对敌，神出鬼没，妙计百出，搅得敌人惊恐不安，说：“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军大大的有。”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6）

彭德怀对群众的斗争智慧和胆量赞叹不已，收集了许多事例来研究总结，指导推广。以上都是他常常谈到的一些例子。他衷心称道说：“人民群众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凭其固有的机智，有许多天才创造，办法之多，运用之妙，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间生了根，就创造了隐蔽的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再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1942年这一新的斗争形势，129师刘伯承师长称为“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八路军总部迅即将这一口号推向全华北。“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成为突破敌后最艰难岁月的号角。

“1942年秋，隐蔽根据地在华北敌后之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敌人的清乡蚕食政策终于被打破。

1942年末，敌人在华北连续5次、长达一年又三季的“治安强化”亦告结束。

1941年至1942年，日军自诩为“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和“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但1942年，它的情报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民怨沸腾”、“民心叛离”的惊呼。不得不承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1942年末到1943年初，冈村宁次的心情已大异于走马上任之时。尽管他在讲话中，仍一再声称要“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但内心已感前途渺茫。其上司--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在1943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共产党的活动又活跃起来，华北军正在为此忧虑。”而他的下属就更加忧惧了。新任日军63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京，听取了各方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1943年春，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敏锐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总起来看，在敌人强化治安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强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彭老总呀!”（1）

“彭老总呀!”

八路军在敌后的日日夜夜，是在大大小小的反“扫荡”作战中度过的。八路军总部几乎没有一天不得到日军“扫荡”某地的情报。“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而彭德怀和八路军的将军们，在行军中，大半时间仍然是用他们的双脚。有时是为了隐蔽，有时是为了照顾部属，更多的是只能依靠双脚--太行山脉高路接云，羊肠曲折，游击战过硬的还是要靠脚底的工夫。

1942年年关刚过，日军就以3万余兵力“扫荡”晋东南八路军根据地，号称“驻晋日军总进攻”。2月中旬，日军闯入辽县，袭击总部，彭德怀率总部参谋数人和警卫排，带一部电台，向黎城方向转移。

越过清漳河，登上南去的山梁，彭德怀在一块岩石上坐下，取出望远镜，向来处仔细观察。沟里有几处浓烟突起，是敌人在烧村。

从冈村到任以后，华北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动辄兵力数万，持续两三个月，所用战术层出不穷。其要者“居坐战术”(泡蘑菇战术)、“剔抉战术”、“梳篦战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毒辣变化，都达到空前的程度。

彭德怀沉着脸，一言不发，他须用全部的精力、经验、智慧，寻找出如何打破这空前困难局面的答案。

他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像少年时代挑起那副沉重的土挑子一样。但挑子从来压不倒他。他总是咬牙坚持，把它挑起来。

在过去的战争中，许多艰难的时刻，他并不曾想起那副曾累月整年地担在他肩上的土挑子。那些时候，他主要是指挥部队作战。但今天，华北敌后战场党军政民重任落在他身上……毛泽东号召敌后党军政民“咬紧牙关，度过困难”，他觉得这个比喻真是再形象、再真切、再有力不过了。他在向干部、战士、民众的讲话中，不断用这8个字来鼓励大家。

这时，彭德怀真咬住了牙关。他竭力压住胸中那团对暴敌的怒火，仔细地观察。

对面山头出现了敌人的影子，参谋人员不得不来催促他，彭德怀站起身来，仍然一言不发，沿着羊肠坡道，走向前面深深的沟底。

随行人员交换眼色，松了一口气。

数十里外，在作战转移中的刘伯承师长得到电台报告：“十一号已进至××地”。刘伯承端了端眼镜，嘘了一口气，对身边的人说：“我就是担心彭老总，总是最后才动。”

“彭老总呀!”（2）

彭德怀行动了，刘伯承仍然随时关注着。总部驻在太行，日军差不多每年对太行山区要进行三次大“扫荡”(春季、夏秋季、冬季)，保卫总部是129师的任务。1940年，关家垴战斗刚结束，敌人转攻总部驻地武乡之砖壁。砖壁一面靠山，三面临崖，寨高路陡，险势天成。彭德怀常说砖壁地形好，是个用兵之处，率总部几度进出砖壁。这次日军从两面来袭，向砖壁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被129师陈赓旅和总部特务团火力死死压住。“稳若泰山，矫若游龙”，彭德怀有这个特点，或者说这个脾气。这让大家不能不佩服，又不能不常常提心吊胆，更使他的战友着急万分。这次砖壁战斗，陈赓急得亲自上阵指挥，在电话中催促彭德怀：“彭老总呀!敌人冲上来了，请总部转移。”彭德怀回答陈赓．：“天就要黑了，敌人的攻势已到强弩之末，打炮可能是掩盖它的退却。”约过半小时，前哨果然报告：“敌人开始后撤。”这时，陈赓才松了一口气，佩服彭老总的判断力。

敌人的“扫荡"是如此频繁。时隔不久，陈赓旅部在武乡韩壁遭敌袭击，旅政治部主任苏精诚在突围时不幸阵亡。素来倜傥不羁的陈赓，痛于战友的牺牲，不敢去见彭德怀。彭德怀也不立即去陈赓处。第二天，彭德怀脸色虽然还很难看，见到陈赓，只沉重地说了一句：“吸取教训!”

又一次，彭德怀在行军转移中突然去到太岳区沁县长盛村沁县县委驻所，县委书记高扬文大吃一惊，请他快快离开：

“彭老总呀!现在，这里离敌人的据点只有四五里路了!”

彭德怀瞪了瞪眼说：“我就是为这个来检查你的工作的!”

彭德怀确实是为了考察怎样加强接敌区的工作而来的。就是在这里，曾秘密进入敌占区工作的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向他报告敌占区一个村支部提出的建议：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敌人，保护民众。

在这次2月反“扫荡”中，彭、左一行来到武乡和黎城间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村庄，准备在这里宿营。暮霭沉沉，大家都有些倦乏了。

“这是什么村呀?”队伍中有人问。

“小窝铺。”有人回答。

“……抗来抗去，咱们就剩个小窝铺了!”

彭德怀回头望望不到20岁的青年战士：“小鬼，莫要悲观啰。别看窝铺小，我们是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口上，迟早要它的命咯!”

彭德怀的声音很有力，又很温和，扫除了年轻战士的不安。

彭德怀很清楚，年轻战士的话，反映了一种情绪，一个严重的问题。

从皖南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八路军在敌后的处境更加困难。根据中央指示，在一个时期中，八路军曾减少对敌人主要交通线的威胁，以期减弱和缓和敌人对根据地的过重压迫。但敌人的军事进攻变本加厉，而自己方面反而滋长了麻痹退缩情绪，在武安、邢台接敌区，彭德怀看到，由于有些干部麻痹退缩，群众产生悲观消极情绪。有的村庄过年大吃大喝，只顾眼前一饱；有的地方吸毒赌博等又有发生。还有人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偷偷兑换伪钞。

彭德怀走近左权身旁，两人想着同样的心事。

就在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窝铺里，彭德怀和左权谈到深夜。彭德怀向左权讲出了一个近日来在他脑海里反复出现的看法：“在敌后，和敌人和平相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叫敌人感到处处受威胁，有所顾忌。战则存，不战则亡!”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越是在这个局势下，越要提起全军的高度战斗意志”。左权完全同意彭德怀的看法。

2月23日，八路军总部发出致各兵团首长的命令，要求华北各根据地更密切地协同配合，粉碎敌人对任何一个根据地的“扫荡”。命令要求各地：“采用各种方法--从谣言攻势、政治游击队之积极活动，到小部队向敌袭扰，破路翻车，乘虚袭击据点、城镇，摧毁伪组织和敌伪商业机关，破坏敌伪统治秩序，一直到真正全面地配合作战等，以造成全华北风声鹤唳之势。使敌人顾此失彼，感到处处受威胁，而不敢过多集中兵力对付一隅。”

八路军总部和各级指挥机关致力于发动全面游击战争来回击敌人，而这时，日军则极力谋划着摧毁八路军首脑机关本身。

C号作战计划（1）

C号作战计划

坐落在北平清故宫东华门外的翠明庄，青砖楼房，绿色琉璃瓦顶，中西合璧，别具一格。日本华北军司令部选中了这座府第，为其司令长官的官邸。

在二楼向南的作战厅内，冈村宁次常常俯身在一个巨大的沙盘上出神。

到1941年，华北的398个县中，已有366个县建立起了傀儡政权。冈村颇得意于自己的战绩。但深究一步，这些政权的实际统治力量，只能达到县城及其附近地方。边远的乡村实际仍在共产党、八路军手中。特别是山西的五台山，太行山脉，河北平原，津浦、平汉铁路的中间地带和山东省中部山岳地带，仍为中共根据地的中心。尽管用尽一切手段试图摧毁那里的生存条件，八路军和民众仍然顽强地生存着、抵抗着。

临窗的大写字台上，摆着冈村手拟的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五号作战--进军西安、消灭延安中共”。但这个计划不合他大本营的意图，搁浅了。未得陇，如何望蜀?日本大本营对华北方面军的要求，是对华北实行彻底占领，以充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冈村虽然对大本营的意见还不服气，他也确实知道，只要八路军存在，彻底巩固华北就是一个难于实现的目标。他埋头观察沙盘，在号称皇军占领的华北，满布大大小小的中共根据地，有如火山、有如癌瘤，使他心神不宁。1941年，八路军大的军事活动减少了，1942年以来，小的分散的袭击又活跃起来，而且得到居民的广泛支持。日军的小分队、小据点，经常出现被歼的情形。冈村乃下令收集各类被歼的例子来作精细的研究。其中有一个例子使他终生不忘：

“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队送葬行列。如此大殡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整齐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分队长等应声而倒，随后送葬者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

冈村心中早就不能不承认共产党“长于谍报，足智多谋”，而最为害怕的是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有如鱼水”。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一方面赶尽杀绝地制造无人区，一方面竟然训导他的傀儡组织新民会，要它也去“争取民众”，和共产党一较短长。

冈村确有些风声鹤唳。不久前，专门对付中共的情报机关“黄城事务所”送来一份新获得的中共北方局刊物，上面刊登着彭德怀的重要报告。彭德怀在报告中提出，要用两面政策来对付他的自首政策。冈村警惕起来：怪不得最近对冀中“扫荡”时有人出来自首、“维持”，原来是共产党的策略，不能上当。冈村马上下令把出来“维持”的人抓起来杀掉。实际上，两面政策在冀中尚未实行。冈村这一杀，却把一些畏敌、投敌的人杀反了，杀抗日了。冈村老奸巨猾，明知吃亏，表面却不动声色。

2月，日军在对太行区的“扫荡”中，两次奔袭八路军驻地武军寺，都扑了空。冈村对他的下属--驻山西第一军表示不满和失望，决定亲自来试试身手。

1942年5月，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退缩的顶点，也是敌后抗战危急的顶点。

C号作战计划（2）

诡计多端的冈村，在经过对八路军战略战术的半年多研究之后，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直接指导制订了一套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计划，其重点是对居于华北心腹地区、号称华北粮仓的冀中区开刀。冈村认为，冀中是太行山八路军的“兵站基地”，摧毁了冀中，就可置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区于死地。

从4月开始，敌人开始散布假消息、假计划，声东击西。先以万余兵力进攻冀东，再以万余兵力“扫荡”冀南。当冀东冀南吃紧之际，5月1日，日军以5万余兵力对冀中区实行铁壁合围。冈村亲至石门(石家庄)设临时指挥所，坐镇指挥。意在一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在对八路军的作战中，日军最感头痛的是摸不清八路军领导机关的动向。冈村认为百团大战的夜半惊雷，是日军情报系统的奇耻大辱，对于八路军在战役发动前，用什么方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命令传达下去，进行了各种分析猜测。最后，决心从破译八路军的密码入手。“扫荡”冀中前，3月间，日军断断续续破译了冀中军区的密码，掌握了冀中军区司令部的动向。而这时，八路军总部亦已获知敌人即将进攻冀中，进行了准备。到4月26日，八路军突然更换了密码。敌人用各种手段，将冀中首脑机关压缩在小范围内，正图一举而歼之，不料冀中主力部队和首脑机关仍跳出重围。日军欺负八路军没有现代武器和交通工具，利用平原地形，以飞机、大炮、装甲车为掩护，在冀中平原上纵横蹂躏，用封锁线、碉堡据点，将冀中碎割为数千个小块，任意剔抉，屠杀抗日军民，造成村村哭声，户户带孝的人间惨狱。冀中军民开展地道战、麻雀战、地雷战，日军铁蹄践踏冀中的田野、村庄，八路军和民众坚持着村村相连、户户相通、处处机关、幻如迷宫的地下长城。日军白天猖狂，八路军和民兵黑夜出击，蔚为战争奇观的地道战警告日寇，要彻底占领华北，征服中国，只能是迷梦!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主力暂向太行转移，八路军各部奉总部命令向华北各交通线发动广泛出击，支援冀中的反“扫荡”作战。冈村在石门以西遥望太行，思忖着八路军的动向。太行群峰巍峨，绵亘南北，指日插天，云拥雾障，如一把把巨剑刺在他的心头。冈村细细琢磨着他那些和八路军已打过数年交道的幕僚的意见：“破坏共产组织，中枢机关乃为至要。”“彻底剿灭中共，应尽力逮捕其主要人物”……越想，他的心血上涌，深感这高踞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对他是巨大的威胁。他把注意力转到另一份文件--“C号作战计划”上。对中国古代兵法素有研究的冈村，决意来个“擒贼先擒王”。日本第一军(驻山西)司令部在方面军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C号作战计划”，目标对准了屹立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冈村因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且“企图扩大其势力”，要求他的第1军好好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

C号作战计划（3）

第1军司令长官岩松义雄，费尽心机，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准备，在“C号作战计划”中，制定了一套十分狡猾的办法。具体步骤是：集中第1军所属各兵团主力3万余人，从5月15日开始对太行、太岳进行为时两个多月的作战。第一期“扫荡”沁河河谷太岳385旅驻地；第二期“扫荡”涉县北地区八路军总部驻地，第三期“扫荡”涉县南地区129师驻地。

岩松从36师团挑选了两个联队，组成两支“挺进杀人队”。以中尉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别任队长，各选百名士兵，化装成八路军，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

挺进队的分工：益子队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左等；大川队破坏129师师部，刺杀刘、邓等。

除挺进队外，还组织了特务工作队，专门搜捕抗日军民，剔抉地下组织，收集情报，配属于各作战部队。作战部队使用日军主力，特工队则各以汉奸数十名组成，由日本宪兵军官任队长，全副武装，身着便衣。

日军对C号作战计划采取严格保密措施。日军人马自带数日粮秣，不许举火做饭；自带雨衣行囊，不许宿村住店。

为掩饰作战意图，在发动进攻前，日军以部分兵力向正太路和平汉路东发动“扫荡”，转移八路军的视线。

5月中旬，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在长治设立指挥部，搜集了各式便衣，印制了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的照片、简历，发给挺进队和特工队员。

其时，邓小平正在太岳区检查工作，发给挺进队的邓小平照片下注明：“在太岳”。可见日军对这一次行动准备之细，期望之大。

突围（1）

突围

当冀中军民和日寇展开生死搏斗之际，错综的消息涌向武军寺八路军总部：大批日军在河北、山西间频繁调动；冀中、晋西北均发现敌41师团番号。浓云滚滚，扑朔迷离。

5月22日夜，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的屋子里透出黯淡的灯光。左权手执半截蜡烛，站在地图前，一动不动。

半个多月来，总部日夜注视着冀中的形势，部署各部在平汉、津浦、正太各线出击，牵制日军后方，减轻日军对冀中的压力。此时，日军的动向，是真的要增兵冀中呢?还是“扫荡”晋察冀呢?还是别有企图呢?……

他举着蜡烛，沿着日军的行动轨迹深深思索。从太原向和顺方向，从邢台向武安方向，从襄垣到潞城方向，都有日军活动的迹象。他放下蜡烛，对着窗外黑黝黝一排武士般矗立的峰影沉吟。猛然，回身吹熄蜡烛，出门向作战室走去。

值班参谋报告，敌41师主力从晋西北乘大批汽车，连夜经太原向辽县和顺方向扑来。

左权转身又来到彭德怀住处，和彭德怀商讨一阵后，决定八路军主力立即转移外线。总部转驻武军寺南麻田镇东郭家峪，准备反“扫荡”作战，第二天开始行动。

左权屋里的灯光又闪动起来了。向部队下达命令后，他仔细计划着第二天总部转移的具体事项。

除了作战科值班人员，左权常常是这个院子里最后休息的人。没有尽头的情报、消息、报告、请示，朝夕不断地流到他的手里，无论是行军作战、驻地休整，他都要无休无止地细细阅读那些写在粗糙的黄色土纸上的文字。为了节约纸张，用土制墨水写的蝇头小字，在油灯下常常很难看清。但他一个字也不能放过。一个数字、一个地名、一个用词，往往都是关系至大的。曾随八路军总部转战数月的刘白羽写道：

“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最忙的人了。”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年仅36岁，学识丰富，久经战阵，身体瘦削，却总是以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效率工作着。总部指挥作战的神经中枢--作战科，只有四五个参谋，要轮流值班通宵守候，接受各方报告和传达总部指令；但对左权来说，他是每时每刻都在值班，以便随时处理军机大事。他还要具体安排从军需供给、军工生产到部队训练、干部学习的种种工作。彭德怀对这位寡言深思、机敏沉毅、文武兼备的战友和助手十分敬重。凡重大军事问题，均与左权共同研究决策。从朱德回延安以后，“彭左”就代替“朱彭”，成为八路军指战员对自己前方最高指挥的亲切称呼。

有一件事使彭德怀深为不安。左权在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曾被指为在苏联期间有托派嫌疑，问题一直未澄清，使左权因负历史的委曲，不能一展独立指挥之雄才。经过5年的并肩战斗，艰难与共，1942年的春天，彭德怀决然给毛泽东、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的怀疑，给予完全的信任。”

左权并不知道彭德怀写信之事，他也永远地不会知道了。

时过午夜，第二天转移的一切问题都考虑到了。左权提起笔来给他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写了一封信。

为了不影响左权的工作，前年秋天，刘志兰带着襁褓中的女儿，独自回到延安。左权对妻子，在思念中总是带着一些歉意：

突围（2）

“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远隔千里，身处敌后，确实爱莫能助。你当能谅我……”“敌人又开始‘扫荡’了，明天我们就要转移了”。

左权写完最后的话，在落款下写上5月23日几个字，将信珍重叠好，放在军衣口袋里，然后就寝。

他注意到，这时已过午夜，是23日的凌晨。

24日上午，总部在郭家峪得报，日军增兵辽县、和顺。下午陆续得报，武乡、襄垣、潞城日军也增了兵。不出两个小时，各地续报：平汉路方面，武安、涉县、内丘、邢台，敌同时增兵，辽县敌已分路出动。

以往，日军大“扫荡”前两三日，总部即可准确侦知。唯有这次，事前没有准确消息。而此时，日军的益子和大川两支挺进杀人队，已于日军出动前，化装成八路军，从潞安(长治)潜入太行区。杀人队昼伏夜动，攀崖附壁，避开村庄、部队。偶尔遭遇，就假报八路军番号，假意帮助群众干活。挺进队虽曾引起根据地军民的怀疑，因伪装巧妙，未受阻挡，深入根据地中心。

24日夜，北方局总部机关、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党校、报社2000余人，根据总部命令，分路继续向麻田以东隐蔽转移，准备敌人接近其预定的合围圈时，从敌人的合围缝隙分散突围。这是八路军在敌后总能脱出敌人合击的成功经验。其诀窍在于彭德怀总结的掌握“利害转换线”，即掌握敌人在活动中进至最有利于我突围的位置。敌人分进合击，我突围行动过早，转不到敌后；突围迟了，敌空隙小，突不出去。突围成功的保证，则在于八路军情报的准确及时，指挥员的沉着决断，队伍成员的勇敢坚定、高度自觉，无论何等艰难，何等危险，突围后都分而能合，散而复聚。

然而，这一次情况十分不利。敌人的伪装使八路军广泛的群众耳目，一时失灵。

这天夜里，云幕低垂，星月无光。总部和北方局大批人马，翻山越岭，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摸黑移动。后勤部门包括被服厂等的骡马驮着辎重，一夜只走了20多里。至25日拂晓，总部、北方局和野战政治部与后勤部门的队伍，不约而同进入南艾铺、姚门口、偏城地区。而敌独立第3、第4旅团主力，第1、第8旅团之一部和第36师团主力共万余人，已根据益子挺进队的报告，从四面八方迅速奔进，对该地区构成合围。姚门口、偏城、南艾铺地区，位于山西辽县与河北涉县界上，紧靠太行制高点峻极关西南，大山连绵，方圆不过十余里。一条大岭东西横架于呈南北走向的众山之上，状如十字，故名十字岭。横岭为辽县、涉县界岭，岭东南一道大沟约十余里，可到南艾铺村，岭西北一道大沟直下数里，通往北艾铺村。

敌人袭击八路军机关，多在白天，以发挥其武器优势。总部决定上午隐蔽，于25日午后敌合拢前穿隙突围。然而2000余人马，挤在十字岭下，若被敌人发现，施以轰炸，后果将不堪设想。左权把各路负责人找来，指出这个严重情势。由于人马较多，决定后勤部队单独一路，往东北羊角、黄泽关先走突围，其余听候命令。估计于下午3时达到“利害转换线"，即可分路突围。近中午时分，果然有敌机前来低空侦察。接着敌机数架轮番扫射、轰炸。掩护部队也与地面敌人接火，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

突围（3）

南艾铺村外，玉茭青青。坡田旁矮树林中，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紧急碰头，身旁作战参谋准备着下达命令。大家都站着，说明情况已间不容发。20分钟后，彭德怀下令开始突围：总部和北方局由左权率领向西北方向突出，从和顺、辽县间通过公路转入外线，野战政治部由罗瑞卿率领向东突围转武安方面。作战参谋分随两路，各携电台联络，由警卫连掩护，各自为战。必要时机关人员化整为零，冲出去以后再收集。口授命令毕，彭德怀转向左权：“参谋长带电台突围。这里由我指挥。”

“这里由我来指挥，彭老总你马上突围。”左权的嗓音很低，但语调坚决。这是他第一次，也是他唯一的一次对彭德怀使用这样近乎命令的口气。

“参谋长你马上行动。”彭德怀的语气带着商量，也带着命令。

左权变了语调，他已经十分着急了：“彭老总啊，你不要争了，你是副总司令，你先冲出去，总部跳到圈外，就主动了!”

刹那沉默，彭德怀翻身上马。

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身患肺病，体质很弱，彭德怀不放心，勒马回头向左权说了声：“我再去北方局看看。”就骤马下坡，向东驰去。

左权派通信员追上彭德怀，报告紧急情况：麻田敌数千人东进，已抵近前。彭德怀大声说：“告诉参谋长按预定计划向北突围，北方局尾随司令部跟进!”说完拿出望远镜，发现敌人已进至右侧(东面)高山上不到千米处。回头再看左权，正在左侧千米外的山腹部指挥部队掩护总部机关北进。敌机发现运动部队，开始猛烈轰炸。

配合飞机的投弹扫射，东面之敌以山炮、机关枪对准十字岭开火，集结在十字岭南及西面的队伍中，有些非战斗人员和后勤单位人员，初次遇到这样激烈的战斗场面，惊慌失措，四下躲避飞机。有的往核桃林里钻，有的往山坡下跳，有的又向山上攀援。敌人狂呼乱叫，疯狂扑来，以为5年中使他们吃过无数苦头、神秘莫测又坚不可摧的八路军总部，马上就要被他们一网打尽，彻底歼灭了。

飞机轰鸣，炮弹横飞，在敌后抗战这一最惊险、最危急的时刻，一个场面在突围者的眼前出现，永远刻印在他们心中。

大家看到，在横岭西面的山坡上，一个人纵身上马，后面紧随十余骑向着敌人火力交织的岭头冲去，那宽阔的肩背，娴熟的骑术，正是副总司令彭德怀。敌人注意到了为首那匹枣红马，马上把火力对准了它。警卫员王传和在彭德怀身后拼命地奔赶、呼叫：“11号，下马！11号，下马!”“敌人射击!敌人射击!”彭德怀头也不回，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只见他伏在马背上，一手勒缰，并不顺山势直上，却忽东忽西，在飞机的俯冲和机枪的射击下，纵马跳跃，飞腾向前。

在正岭东北北方局的队伍里，有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这时因敌人从东面冲来，队伍已经散了。大家在择路奔突中，眼前突然出现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许多人屏着气，忘记了自己，只顾看着对面山上枪林弹雨中那匹大红马和那个矫健身影。大家看到他从南艾铺方向冲上十字岭，又沿山路直下北艾铺，把敌人的火力封锁网抛在身后。

“好了，好了!彭老总冲出去了!”北方局宣传部科长赵守恭喊道。

“啊!总部有救了!我们能冲出去了!”有人竟欢叫起来，忘记了自身的危险。

浦安修不知什么时候在半山上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天上、地下，飞机、炮火，一切都好像消失了，眼前只有对面山岭上彭德怀和那匹大红马，像旋风一般，卷着砂尘远去。

“好了，他冲出去了，总部得救了!”她也在心底喊道。她已经把身上携带的文件、钢笔埋在地里。开始，她向山上爬去。滕代远的妻子林一突然拉住她：“鬼子已经上山了!”她一抬头，几个鬼子打着太阳旗，抡着大刀，正在追着砍人。她俩连忙从高高的田坎上一级一级地跳下去。

突围（4）

从东面奔袭来的6000敌人接近了十字岭正岭。在正岭西南，突围的人流朝着彭德怀突出的方向，从沟底向岭上涌去。这时大家看到左权披着一件缴获的黄色军大衣，站在半坡上左右指挥着。

又一幅惊心的历史场面，给亲历者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左权站在一道坡坎上，一面扬手向上，一面向人群高喊：“冲啊，冲出山口就是胜利!”“莫怕飞机，快冲!部队在前面接应大家!”

惊慌的人群镇定下来了，散乱的人群重新集结，人们互相传告：“左参谋长在指挥呢!”大家跟着左权高喊：“冲啊!冲啊!……”山鸣谷应。

通信员接连来报告：“11号冲出去了!”“罗(瑞卿)主任冲出去了!”“杨(立三)部长冲出去了!”左权脸露宽慰之色，继续呼喊：“冲啊!胜利是我们的!”

斜阳映红了十字岭长长的山梁，大部分人员终于突过山口，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最后一部分总部的人员，也冲到敌人最后一道火力封锁线前，突围胜利了!

这时，左权发现挑着总部文件箱的人没有跟上，命令警卫员前去寻找。

一架日机突然转过头来盘旋搜索，扔炸弹、扫射。左权卧倒，发现总部几名女译电员在向树下跑。那里正是敌人扫射的目标。左权站起来大声喊：“小鬼，不要怕飞机，快卧倒!”

就在大家闻声的瞬间，从南艾铺方向射来的一发炮弹在她们身旁炸开。一块弹片击中左权头部，左权血染青山，壮烈殉国。

他倒在如巨梁般横架于众山之上的十字岭头，离山脊仅数十步的地方。只消几分钟，翻过这条巨梁，就是安全地带。

年轻的译电员伏在他的身旁，恸哭悲唤：“参谋长!参谋长!”

最后的突围者冒着炮火，流着眼泪，将左权的遗体掩藏在十字岭东坡的树丛中，悲泣着翻过山梁，掩护部队同时撤离。

晚霞消尽，夜幕降临。当南艾铺方面的敌人冲到十字岭时，发现岭上已阒无一人，扑空的敌人心虚起来，在各处山头燃起一堆堆篝火，虚张声势。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1）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

5月末的延安，天气微热。26日黎明时分，毛泽东从枣园窑洞里走出来，在枣树下站了一会。他双手叉腰，面色冷峻，略露倦容。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入睡了，一直在等候着太行前线的消息。

25日夜，129师报告，八路军总部遭敌袭击，北方局总部人员分路突围，总部电台中断，情况不明。

在总部被袭的同时，日军大川挺进队伪装八路军新编第六旅(实无此番号)，潜入129师师部驻地王堡(黎城县)之会里村。村内空空如也，刘伯承已率师部转移了。前后只差3个小时!日军不甘心，正向刘师转移的方向跟踪追击。

27日晚，毛泽东又是彻夜未眠。他不只担心总部的安全，还不能不从最坏处着想：万一总部不保，如何处置。他十分焦急又分外冷静，窑洞内砖砌的地面上，烟头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多。

东方渐白，刘师来电：总部在遭敌合围后，彭德怀率部由石灰窑西北方向突出，左权在突围中阵亡，罗瑞卿、杨立三向黑龙洞方向突围后，再次与敌遭遇。

毛泽东一手拿着电报，大步向朱德处走去。他看到，朱德刚刚摘下老花镜站起身来，刻着几丝皱纹的眼角挂着泪花。

左权牺牲，北天折柱，罗、杨安危未卜，两个老战友在无言中交流着深沉的悲痛和不安。所幸彭德怀已经突围，总部就必定在战斗。毛泽东坐下来，提笔蘸墨，起草了一封电报：刘邓转彭：

感日5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如何?望复。

毛泽东

朱德27日

朱德含泪默默看着毛泽东写完最后一个字，点头同意。

25日，夜未深，一大群日军就龟缩在临时占领的山头。几个士兵在四周持枪巡逻，谁也不敢离驻地稍远。尽管突袭“胜利”，他们还是害怕。只要进入八路军的根据地，他们就害怕。害怕八路军那“每天都要进行”的、“神出鬼没的”、“神经紧张令人恐惧的战争”，尤其是在夜里。

这时，清漳河畔的小南山村中，夜色里，彭德怀向集合的总部人员讲话。他的周围只有十几个干部和百余名战士。

“同志们!台坍了，不要紧，搭起来再干!”这是彭德怀的第一句话。

他接着说下去：“这是总司令说的。1928年红五军上井冈山，在宁冈和红四军开会师大会，主席台忽然塌了。好多人议论：不吉利，怎么台刚搭起来就塌了呢?这时候，朱总司令稳稳当当地站起来，说：‘同志们，台坍了不要紧，搭起来再干嘛!’”

25日夜到27日，彭德怀一面部署部队在敌人的严密搜索下寻找收集失散的突围人员，一面沉痛回想分析这次敌人奔袭得手的原因。

27日夜，总部和北方局突围人员在小南山村集结。

牺牲是惨重的。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尚未找到。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刚刚成立的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张衡宇和全室十余名工作人员牺牲。到前方不久的朝鲜义勇军战士，在敌人合围总部时，坚决请战阻击日军，全部战死疆场，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金白渊，亦在突围中不幸牺牲。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2）

彭德怀站在打麦场上点着名字问：×××，到了吗?×××，到了吗?周围的人一个个回答着。彭德怀手里没有名单，他一个科一个科、一个人一个人地提名问下去。

大家注意到，他唯一漏掉了一个人，没有问到这个人--浦安修，他的妻子的名字。她在山上露宿了两夜才找到总部，因为饥疲过度，倒在一个小屋的炕上昏昏睡去，谁也没有发现她。

北方局的队伍一开始就被敌冲散了，她那么瘦，一定是牺牲了……大家默默地想，望着彭德怀，心里说不出是难过，还是感动。

左权和数十名战友的牺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场里场外，有人在落泪、抽泣。

一声集合号响彻夜空，人们马上振作起来，聚集在打麦场上。

月光映照下，大家看到彭德怀站在一个石台上，背衬着朦胧的山影，轮廓格外清晰。万籁无声，只有彭德怀那湖南话，重锤铿锵，震人心弦：

“同志们……为了保卫总部，我们的副参谋长左权同志英勇殉国了!张衡宇同志、何云同志、海凤阁同志……许多战友英勇牺牲了!……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为参谋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为惨死的同胞报仇!”“记住总司令的话，台坍了，搭起来再干!”“胜利是我们的!……”

从宁冈会师后，彭德怀一生中曾在三个历史时刻向他的部属引用朱德的话：“台坍了，搭起来再干!”第一次，是在1929年2月，他率红5军从井冈山突围下山，只剩下283人的时候。随即，他率领这283人奔袭雩都，军威重振。这次，是第二次，第三次则是在6年之后。

朱德的话扫除了悲观、阴霾，人人都牢记这一天，记住了朱德的这句话，永生不忘。

总部通信科长海凤阁在突围开始就不幸中弹牺牲。电台也被毁。电台密码是他亲手掩藏的，总部与中央的电台联络一时中断。到29日，八路军总部方恢复和中央的联络。彭德怀根据几天的亲历和所获情报，向中央和各战略区报告了敌人奔袭总部采用的新战术，同时部署八路军各部在外线广泛出击，命太岳部队袭击长治机场，太岳部队在悲痛中奋勇出击，击毁敌机3架。

罗瑞卿、杨立三从南艾铺向东南转移后连遭敌合击，在129师接应下，终于冲出重围，与总部北方局会合。

分而能合，散而能聚。台没有坍，暂时被拆散，马上又搭起来了。

自平江起义以来，16年的革命战争，无数的流血牺牲，亲密的战友一个一个在彭德怀身旁倒下。

1930年他率红5军攻打安福未克，5军参谋长刘之志，3纵队队长贺国忠和好几个一同起义的班、排、连长阵亡。撤退之后，彭德怀坐在路旁石头上，为死去的战友痛哭失声。那时他不过32岁，刘、贺等还不满30岁。

1934年长征中，红军第二次打遵义，3军团参谋长邓萍在侦察敌阵时中弹牺牲，他在战友遗体前肃立，泪如雨下，励师攻城，再克遵义。

这一次，左权和许多优秀干部牺牲，他没有掉泪。极端残酷的敌人，极端残酷的战争，使他必须忍住自己的眼泪。左权是为保卫总部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能够告慰于烈士的，是总部和北方局仍然屹立，仍然指挥着半个中国战场上的战斗。他对左权的怀念，在以后他对左权的妻子和女儿的长期关怀(直到“文革”他失去自由)中，深深地体现出来。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3）

日军的“C号作战计划”历时30余日，终未达到摧毁太岳、太行根据地和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的目的。

没有谁比彭德怀更深切、更痛心地感到左权牺牲的损失。一个多月以来，每当要做出一项重要的决策，处置一个重要的问题，彭德怀就痛切地感到；在解决日常不断的具体事项时，彭德怀也痛切地感到。战友已流尽鲜血，留下永生的怀念，谁来弥补他的空缺呢?

在彭德怀案头摆着一份电报，短短两行字，使这个问题似乎成为不必要。

彭德怀已经把这份电报看过许多遍。当他站起来，望着窗外因天旱而显干萎的榆树枝叶时，他又在心里把这份电报默默回想了几遍。

这是7月14日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从延安发来的。看来老战友杨尚昆有些着急，询问彭德怀：“中央曾有一电，提出前总机关转移晋西北的问题，征求你的意见，收到否?你的意见如何?请复。”

彭德怀虽然没有收到中央的电报，但中央提出总部转移晋西北，无疑是考虑敌后的困难局势，顾虑总部的安全。他没有想错。中央的原电是：

德怀同志：

关于总部移晋西北及北局组织问题，我们有下列意见：

(一)今明两年内，敌后斗争将异常残酷，我们要更善于熬过困难才能避免极大的损失与牺牲。敌人“扫荡”多注意摧毁主要首脑机关。此次袭击，左权阵亡就是极大的教训。且在一个狭小区域内，首脑机关摆得过多，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认为总部有移晋西北之必要。不仅安全而且在等待时机中还可来往延安，多作研究商讨工作，准备迎接更大局面。此种移动并未脱离敌后，对外是有理由说明。如不移动而受损失，则影响甚坏。

（二）总部移西北后，北方局取消，以北局现有机构（除病弱者回延安外)成立太行分局，以小平为书记，再在冀鲁豫边区照胡服建议成立分局，以瑞卿为书记，华北各分局直属中央，以上意见请加考虑，电复。

中央书记处

7月3日

总部和北方局被袭，左权和多名重要负责干部牺牲，是抗战以来八路军首脑机关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彭德怀痛心反省，总结教训：对敌人在战术上的高度灵活变化估计不足；5月以来，总部集中注意于敌对冀中的空前残酷的“扫荡”，对敌人同时发动对太行区的突袭警惕不够；总部、北方局机构与年俱增，非武装人员过多；根据地边沿民众发动不充分，民主建政与减租减息工作不落实不充分……

彭德怀向中央如实报告华北敌后特别是河北平原的严重形势。在6月15日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敌后战争空前紧张，平原根据地之主要地区已变为游击区。军事力量与地方干部严重损耗。”“山岳地带根据地在敌‘蚕食’、‘三光’政策的‘扫荡’摧毁下，有重大部分的紧缩”。但同时，反蚕食斗争、武工队工作亦在有成效地开展：“这种积极防御政策，近两月在太行已取得显著成绩，太岳区基本停止了飞速紧缩的现象。这表明敌后斗争坚持到胜利的可能。但力量削弱，根据地紧缩也不可避免。”为应付严重环境，他向中央建议野政与北局机关合并，同时提出：“北局直属单位过多，我个人兼职过多，能力固不胜任，精力亦难持久，如在严重环境发生意外，即会领导脱节，使工作受到损失。”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4）

彭德怀向中央提出三个来前方工作的人选：文韬武略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红军和八路军的英才、刚从苏联养伤回国、也恰恰是36岁的林彪；党性坚强、熟悉敌后情况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滕代远，等候中央的答复。

总部被袭后，刘少奇从中原返延安路过华北，根据沿途了解的情况，对华北的群众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认为华北的群众发动不够，减租减息不彻底，在敌占区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抗日工作的村政权不应叫两面政权，而是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的结合。尽管他们之间对工作估计和对两面政权的提法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争论很激烈；原则上，彭德怀接受了刘少奇的批评，决心以总部所在的麻田为点，深入开展减租减息，使广大贫苦农民经济状况得到实际的改善，把根据地建立在更坚实的群众基础上。

彭德怀从各方面考虑怎样扭转局面，怎样战胜敌人，唯独没有考虑总部后撤的问题。

中央郑重地提出总部迁晋西北，又十分郑重地征求他的意见。他必须排除一切感情因素，完全冷静地估计形势、权衡利害，对这个重大问题做出明确的答复。

“谁能熬过最后5分钟，谁就能取得胜利”，这是延安《解放日报》评论中的一句话，他深信最黑暗的一刻即将过去。尽管敌人猖狂益甚，敌后的斗争正在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深入，转机就要到来。

“我们不能在最后5分钟下火线”，彭德怀熬红了眼，对总部参谋说。尽管这是多么漫长的、艰难的5分钟。

15日晚，彭德怀经过一昼夜的深思，提笔向毛泽东表明他的看法。但他没有马上将意见发出，他唯恐自己率尔定见，对中央的意图有领会欠周之处。他把写好的答复放置案头，直到此起彼和的鸡啼打破长夜的寂静，方才解衣就寝。

在延安枣园，朱德、毛泽东等人一直等着彭德怀的回电以定大局。毛泽东十分着急，和朱德、王稼祥研究一阵，15日再电催问。同时答复关于代替左权的人选问题：“林病仍重，不能工作，叶不能离开军委。”总部参谋长“以滕为宜”。

16日晨，毛泽东收到彭德怀详细陈述关于总部问题的复电：

毛主席：

14日尚昆电述中央意见，集总移晋西北(中央之原电尚未收到)。我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

1．如果集总减裁，大多数工作人员(北局野政在内)只能就地分配工作，华北各军区、师直受中央军委指挥，此间提议成立党的分局，领导太行、太岳、中条、冀南、冀鲁豫边五个区党委，我即率少数工作人员化装回延。

2．如对外及实际还须保留集总，移晋西北只是为了避免损失，我认为仍在晋东南为宜，其理由：

(1)华北山区最大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根据地，从其地位(较之五台山偏僻，对敌威胁较小)、地形、物资等条件来看，将形成坚持华北主要重心。太行各种建设工作，除中条、岳南尚在开辟时期外，虽次于晋察冀边，但较其他区先进，北局集总可利用此地经验，帮助其他地区。

“台坍了，搭起来再干!”（5）

(2)冀鲁豫区、中条山领导均较弱，须具体帮助者甚多，特别冀鲁豫区环境甚为复杂，杨、苏、张三同志年轻，实难掌握全局。此间与冀南及冀鲁豫秘密交通甚顺利，干部化装来往亦易，反映问题，解决问题也快，在军事上的反映也较晋西北快。

(3)开封、新乡、济南、太原、临汾、石家庄伪政权工作在建立与开展中，总部移晋西北对于工作有损失。

(4)夏季夜间短，不到10时须通过祁(县)、太(谷)、文水数道封锁线，行程130余里纵深，又系北局、野政等机关，事实上很困难，且当敌后局势艰难时期，总部撤走不无某些影响。

3．机关正在缩小中，总部各科、情报处调查研究室共约350人(通信警卫排在内)，加上野政、北局各约80人，全部共约500人(两个警卫连在外)，较前减少2／3，今后行动轻便小心，想可避免损失，上次损失主要是骡马多，各地后方机关不期而合，被敌飞机发现，终日轰炸。对敌估计不足，也是原因之一。阅后请转中央书记处及朱总、稼祥、尚昆诸同志研究，应如何处理办(盼)复。

彭德怀

7月16日

中央书记处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同时，决定彭德怀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

8月29日，滕代远到麻田就任八路军副参谋长。

彭德怀紧紧握住老战友的手：

“老兄，你可来了!”

“我来这里，就吃不成凉粉啰!”滕代远笑道。

彭德怀：“哈哈……那我也不用喝石灰水了!”

两个老战友打起了隐语。浦安修的回忆帮助大家弄懂了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发生在1940年7月的一天。深夜，彭德怀在总部得到急报：抗大总校校长滕代远病危。彭德怀扬鞭策马，在太行山路疾驰60里，赶到西井镇，滕代远得总部卫生部长钱信忠的抢救已经脱险。述说病由，系吃凉粉和桃子染上了赤痢。彭德怀守候到晚上，见滕病确已转危为安，放心了，俯身对滕代远笑道：“以后给你画一碗凉粉和两个桃子挂在屋里，再不许吃了!”转身出门，连夜返总部。

行至半途，彭德怀胃病突然发作，剧痛不止。荒郊野店，无医无药，急坏了随行警卫和与他同行返北方局的浦安修。彭德怀说，不要紧，有办法。让他们去近处人家找来一点石灰，澄水喝了一碗，果然止住了疼。上马催行，回到总部，天色刚明，又全神贯注地研究起破袭正太路的计划来。

事隔两年，两个共同领导了平江起义、1930年在红三军团依依分手的老战友，在民族艰危的1942年之秋，又一起并肩作战了。

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一个没有吃凉粉，一个没有喝石灰水，却共同吃了树叶和野菜。

左权的血没有白流，八路军总部仍然雄立于敌后，雄立于太行。死者血沃青山，生者继续战斗，太行山竖起不朽的历史丰碑。

“怕你骂娘嘛!”（1）

“怕你骂娘嘛!”

八路军出师华北，彭德怀除分工负责军事，还受朱德之托，掌管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按45万兵员之数，由国民政府每月拨饷50万元，全部开支包括伙食被服等等平均每个兵员为11元。为节约军费，八路军出师之始，从士兵到总司令朱德，每人每月只发2至5元的津贴费。八路军挺进敌后，不断壮大，蒋介石想以军费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对八路军的扩军增饷问题，总是或拖或否。威名远扬的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就常因经费不继而受困窘。1938年1月，朱德、彭德怀曾向驻武汉的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告急：“部队扩大，使用费亦大增加，此刻已陷于极端困难，以至无法解决的严重状态中。”数日后，朱、彭在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目前经费已极困难，特别新兵服装问题，不易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艰难中，产生了朱德那首感人肺腑、在大后方传颂一时的诗《寄语蜀中父老》：“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怯衣单，夜夜杀倭贼。”

经费如此困难，彭德怀掌管全军经费的分配使用，铁面无私。在他的主持下，1938年1月，全军首次规定了统一的供给标准，伙食标准按战斗生活的最低需要，每人每天为小米1斤半、油3钱、盐3钱、肉3钱(按16两秤计，合市斤每人每月肉、油、盐各为5．6两)、菜1斤。津贴费大体(困难时酌减)为：师旅级5元，团营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上士15元，士兵1元。全军之首、年高德劭的朱德，坚持和彭德怀、左权一样，只拿和师、旅长一样的5元津贴费。规定标准后，2月份，115师直属部队单位和343旅开支稍大，3月12日就受到总部的查问。朱德、彭德怀给115师首长的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一、山西我军已达90000人，每月经费仅30万元；二、一二○师已达32000人，每月经费仅8万元；三、你师直及三四三旅，不足12000人，在一个月内已用去10万元，请你们设想经费如何开支?四、3月份仅能给你们3万元……”朱、彭在电报中要求115师彻底检查该师供给工作，还要将检查结果交给即请赴太行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带给总部。

实际上，受到批评的115师直及343旅，在2月份所用经费，按人平均不过83元，尚不及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士兵月饷钱20元之半数。

在八路军的机关里，有一些小勤务员担任杂务，这些小兵多是坚决跟八路军走出来的贫苦少年，被亲切地称为“小鬼”。随着部队的扩大，机关的“小鬼”也增加了，连队也设了勤务员。彭德怀下部队，听说“小鬼”不安心干杂务，要求到班排，上前线。他支持“小鬼”，批评道：“连队也搞起了勤务员，这就是浪费!”但是，他也不让这些“小鬼”上前线。在和朱德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39年2月14日，朱、彭正式下达命令，取消八路军各级首长的特务员和连队中的勤务员制，各机关禁止用17岁以下的勤务人员，命令将抽出的青少年组织成青年教导队或青年学校，培养他们做儿童工作或卫生工作。

1939年3月，由于根据地财政困难，八路军总部决定当月全军只发给每人鞋袜费5角。5月，每人只发给津贴费1元。5月30日，彭德怀在晋东南纪念“五卅”大会上发表演说，他挥动右臂，放开洪钟大嗓，说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八路军本月每人只发津贴费1元，我们的总司令，今年50多岁了，也只领得1元。有人说，八路军特殊……这就是我们的特殊，这个特殊我们永远保持!”与会各界代表，莫不为之动容。

“怕你骂娘嘛!”（2）

以八路军为榜样建立的敌后抗日政权，也同样最大限度地节省着民力、财力。彭德怀在为纪念七&#8226;七事变3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一文中特别提到：“晋察冀边区县政府，从县长、审判官以至伙夫、勤务员，不过50余人，月用经费800多元，其中县长零用费(无工资相当于津贴费)最高每月10元，伙夫每月2元，虽然这里的县长优待不大，比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的零用费还多着一倍。”

彭德怀在讲话中常提到朱德，对比他年长10岁、艰苦卓绝的总司令由衷敬佩。面容温和、性格宽厚的朱德，和面带威严、性格刚毅的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的千军万马，驰骋于华北，坚持于敌后。他们或在一起阅读电报文件，或在一起研讨军情，或在崎岖的太行山道上驱驰，有时又为节约马力而一起爬山越岭，总部人员称之为“慈总严副”。“慈总严副”，实为中国革命军事史上一曲动人的指挥和弦。

彭德怀下部队，谁要给他做了特殊的饭菜，他不吃，还要骂人。有时做了好菜好饭，也没有人敢给他端去。彭德怀痛恨用公家的钱互相请客，大吃大喝，痛恨贪污浪费。有的干部说，我也不贪污，不过多吃多享受一些罢了。彭德怀在干部会上狠狠批评这种观念是“流氓观点”、“流氓意识”。

有人把彭德怀当成秉性苦行，这当然是误解。刘伯承、邓小平做的四川菜，他最喜欢吃。刘、邓请他吃豆花饭，他总是欣然前往。一次，彭德怀去陈赓386旅驻地，陈赓等人正凑钱吃肉。干部怕挨骂，不敢去叫彭德怀，偏偏又叫彭德怀遇上了。正紧张中，彭德怀指着陈赓问：“好啊，你陈赓偷偷吃肉不叫我!”陈赓边吃边笑：“人家说彭老总见着肉就要骂娘，怕你骂娘嘛!”彭德怀拿起筷子哈哈大笑，又骂起来：“哪个狗娘养的，说我彭德怀不晓得肉好吃!”

在彭德怀漫长的戎马生涯中，这种场合是太少了。他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诫干部：“谁个不愿吃好的呢，问题是还有人在饿饭，在吃糠!问题是群众是否都有好吃的了!”“同志们，一定要了解，一粒米，一文钱，都是人民的血汗和脂膏换来的啊!”

“老百姓真苦啊!”（1）

“老百姓真苦啊!”

尽管八路军的供应十分短缺，在频繁的转战中，每到一村一店，总部的工作人员都要了解驻地群众的生活，对最贫苦者给以帮助。如果工作人员顾不上去，彭德怀有时就会找他们来嘱咐，村里某处某家没饭吃，送点子小米去。某家有病人吃不起药，叫医生或卫生员去看看--彭德怀已经替他们查访过了。

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曾在沁县南底水村住过一段时间。在村北一所低矮的农舍里，住着一个王老汉。一天，王老汉遇到一名八路军战士和他拉家常。谈到日子光景，王老汉对这个朴实可亲的八路军说：“不怕老总(对大兵的称呼)笑话，俺今年50多岁，还是在民国元年时吃过一次肉呢!”老汉叹了一口气，“唉，有27年没吃过肉了!”

“那次是怎么吃上肉的呢?”八路军战士真诚关切地问。

“那年，是我和人抬轿，送一位老爷去上任，抬到黄河边，老爷就要上船过河了，说，看你们抬了几天轿辛苦，赏几斤肉给你们吃。打那以来，就没有尝过肉的味道。”

王老汉不知道，他的这番家常，是怎样震动了饱经困苦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后，彭德怀和总部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唉，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是苦啊，我们要多多关心人民的生活。”

“中国老百姓生活真是苦啊”，这一声叹息，贯穿在彭德怀主持华北敌后财经工作的整个过程中。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没收地主官绅的财产可充军费；平分土地和地主阶级的浮财，使千百万贫苦农民迅速改善经济状况，提高生产积极性。进入抗日战争，实行抗日统一战线，停止了土地革命。在中共中央向全国宣言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战时的财政政策是有钱出钱，合理负担，没收汉奸财产。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开始时，打汉奸和合理负担，由各部队分散进行，政策界限不清，有的习惯于打土豪，产生了过火行为，还滋长了随筹随花的不良习气。山西人本来省吃用、重积蓄，日寇劫掠、国民党政府军征索、战争破坏，使当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或消耗、或损毁，群众生活水平骤降，生产情绪十分低落。根据地建立之初，整理财政以恢复民气，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大将理财，首先统一号令，严明纪律。在纷乱如麻的经济局面下，彭德怀提议并主持成立以晋东南为中心的华北财经委员会，实行军政民费用在各战略区内的统筹统支，实行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原则，既保证军政民各费用得到适度保证，又尽量节约民力民财。为贯彻统筹统支，建立起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由政府统一财政收入，各种收入统归金库，未经正式手续，任何人不得随便开支。部队由供给机关成立有主要首长参加的预决算审核委员会。

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八路军总部以杨立三为首的后勤部，逐步建立起全军的后勤工作系统和后勤工作制度。

“老百姓真苦啊!”（2）

1940年9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相应扩大，而八路军的月军饷只有61万元。在国民党当局限共反共的政策下，国民政府军政部不但不增加军饷。反而时时扬言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为使部队的供给完全建立在根据地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除千方百计促进根据地的农副业生产、小工业、手工业生产，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彭德怀感到，有必要在根据地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和保卫根据地的必要兵力费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根据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彭德怀和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一起算了一笔账，找到了答案。这笔账是：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约需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当时民众的负担能力计，每人每年负担10元左右，约需要50人负担一个兵员。当时，抗日根据地人口为3000余万。

根据这个计算，彭德怀在北方局高干会议上阐述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提出，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全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总数不超过全人口的3％之数。这样根据地可以保持必要的兵力，又不使民众承受更多的负担。1941年末，中共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的精兵简政的号召中采用彭德怀这一方案，要求各根据地做到总兵员不超过人口的2％，党政民工作人员不超过1％，总脱产人员不超过3％，这凝聚着对人民生活深刻体贴之情的百分比，对密切军民关系，共度敌后艰难岁月，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负担政策上，彭德怀主持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改革田赋制。为实现合理负担，各根据地进行了田赋税收的整理。从整理田赋中，发现田赋按亩摊派，表面上似属公平，实则由地主富豪操纵，很大一部分负担，被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户身上。

1938年秋，敌后抗日根据地丰收在望，彭德怀决心使贫苦农民真正享受丰收果实。在秋收征赋前，他向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朱德建议废除田赋制，改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经中央同意，在根据地内全面推行。阎锡山提出的合理负担的口号，却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得到具体实现。

经济战

华北敌后抗战是一场以军事为中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全面战争，敌人称之为“总力战”。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与敌后军民的反封锁，敌人对全华北的经济掠夺与敌后军民的反掠夺，构成了一场场生死攸关的经济战。

斗争是从货币战、贸易战开始的。彭德怀在挂帅经济工作之初，并没有想到他要学会做生意。

一接触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彭德怀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十分混乱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除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外，还有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发行的省钞、县银行的县钞，还有一些地方银号、商号以至当铺发行的票子。各类杂钞纸质低劣，有的发行人已经远走他乡，信用不保，群众不敢使用。华北的汉奸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币“联银券”乘机打入市场。日寇一面用伪币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国民党中央军也经过太行山区大量走私日伪货物。这些都严重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稳定。

“老百姓真苦啊!”（3）

为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在1939年2月又向毛泽东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的本位币。在建议中，他请求中央派遣懂行的干部来前方进行筹建工作。这一建议也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给前方派去曹菊如等人。当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发行了冀钞。

冀钞的发行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也引起根据地一些人的不了解，为什么不用法币而要自己另发行本位币?彭德怀说，这是研究了晋察冀区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山西第三、第五专署发行上党票的经验而决定的。因为地方本位币没有外汇，敌人不能利用它套取外汇，可以保护根据地的贸易。发行地方本位币后，根据地内禁止法币流通，个人的法币可向银行兑换不受损失；而敌人不能吸收根据地的法币，我们手里的外汇就不会丧失。在根据地内只许单一的本位币流通，我们就可严格控制发行数，平稳物价；可以用本位币发放工农商业的低利贷款，以扶植根据地的经济。

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的经济看，发行本位币是成功之举，也是形势必需。经过多方研究，彭德怀提出，把冀钞的流通量，限制在不超过根据地人口人均3元之数。1942年后，敌人展开疯狂的粮食掠夺，彭德怀又提出统制粮食，使粮食这一农村中的主要商品、战争中的主要物资，成为冀钞的有力准备，巩固了冀钞的币值，形成了独特的以粮食为本位的币制，使冀钞长期保持稳定。太行山物价之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他区所不及。冀南币币值亦高。太行山物价上涨指数，始终低于货币发行上涨指数，与国民党政府区和敌占区物价的飞腾，适成鲜明的对照。

日军在华北占领着城市和交通线，掌握着工业生产技术条件。八路军控制了广大农村，掌握着物产资源。根据地为军需民用，不能不设法到敌占区城市去采购必需的工业品，农村土产也要运到城市市场去销售获得资金。但敌人自从速战速决美梦破灭，就转而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加强了对华北的开发性掠夺，以后又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厉行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内工业品价格暴涨，敌占区可以用少量工业品换取山区廉价的土产。敌人还利用群众怕“扫荡”损失物资的心理，在收获期间，压价收购农副产品，扩大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损害根据地的资源。敌我之间，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持久的贸易战。

早在1938年秋，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第三行政专署和戎子和领导的第五行政专署，首先设立了贸易统制局，征收出入口税，公布禁止出入口的物资，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肯定了三、五专署的做法。但他认为，对统制贸易的认识不能简单化，不能把统制理解为关闭政策--只要敌人要的就不许出，抗战不需要的就不许入。这样做，断绝了华北地区间传统的资源与市场，会严重损害人民的生计。他举例说，过去曾因蛋清、蛋黄是工业原料，就不许出口，结果打击了群众的养鸡业；有的地方怕生铁被敌人吞并而忽视铁业生产，又使河北平原和西北各省民用铁器缺乏，等等。这都是要重新考虑的做法。

在根据地内，曾以合作社经济取代传统商业，来收购土产与城市进行交换，经过一段实践，这种做法也出现了问题：排斥商人活动，本意是要减少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结果合作社成了官办，不能深入山区村户组织土产出口，进口的货物也多系机关部队的需要，反而助长了走私活动，苦了农民；走私活动还助长了奢侈品的入口。

“老百姓真苦啊!”（4）

总结各方面的经验，彭德怀提出在根据地边境建立关税制，实行对外统制贸易和对内贸易自由，并制定了一套原则：出入口货物对我利大者、对敌利小者课以轻税；对敌我均利者，斟酌需要及缓急，可收较重之税；对敌利大、对我利小者"则课以重税50％～100％，直到禁止入口。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保障商品所有者的财产权，取消苛捐杂税，允许自由经营。但坚决反对一切利敌行为，如走私、贩毒、套取外汇、黑市活动等。

彭德怀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指挥这一场对敌贸易战的指导思想：通过统制贸易，用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有效结合，组织物资去冲破敌人的封锁，开展对敌斗争。1942年夏，彭德怀在回顾太行区5年来贸易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敌占区人民亦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群众和敌占区完全断绝来往，是不可能而且是有害的。敌占区只是某一段时期为敌暂时占领，这不可能根本改变华北各地区经济的历史关系和相互依赖的历史规律。我们应当通过贸易战，有计划地组织对我有利的物资交流，维护群众的经济利益，去发动群众来反对敌人的经济掠夺，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政策。他反对关门建设和以封锁对封锁的做法，他说：这种做法造成的根据地财富的损失，比人们容易见得到的敌人“扫荡”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得多。

从这一经济战指导方针中，人们可以看到彭德怀一贯的作战思想和指挥艺术：压倒敌人的气概，制敌而不制于敌的积极作战精神和精细求实、机动灵活的指挥。

人们很难想象叱咤风云、决战疆场的彭大将军，为解决八路军的供给，建设根据地的经济，付出了多大心血。1937年秋，彭德怀往来于同蒲、正太、平汉各线，跋涉于恒山、太行山之间，他的目光就不限于战场。他留意到，民众在日寇长驱直入肆意劫掠下，将手中物资纷纷拍卖，换取现金逃难；富商大贾先将存货转至山区乡村，见政府军不断撤退，又争相抛售，因而山区物价反低于战前，而山区乡镇货源，也反较战前丰盛。及至12月彭德怀回延安开会，途经临汾南下，又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粮棉，棉花八九分钱一斤，一元钱足可购得12斤新棉；粮价比棉价还要贱。随行的人说，山西真不错呀，东西又多又便宜。彭德怀说，山西固然比陕北富庶，但粮棉如此之贱，却是反常现象。现在日军意在速战速决，政府军对支持华北并无信心，群众对战争又没有经验，注意力都不在物资上，倒是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

从风陵渡换车到西安，彭德怀马上给朱德、任弼时、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准备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余万元来收购粮棉。其后，又嘱咐部队在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藏于山地以备用。

1938年春，日军在占领较久的冀中地区征买战略物资，散驻之敌开始四出掠粮。朱、彭于指挥东路军作战、戎马倥偬之际，注意到敌人这一动向，立即下达命令，要八路军各师“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路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特别提醒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区“在由娘子关到门头沟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储存各种军需品”。指示一二九师刘伯承，务将储存战略物资处的山内公路销毁。

“老百姓真苦啊!”（5）

1938年，华北全区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虽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由于八路军先敌一步，使大批社会物资不致落入或毁于敌手，而支持了华北敌后军民的抗战。这一点，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其他进入华北的抗日军队，是既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以后日军回师华北，在对抗日根据地的反复“扫荡”中，不但烧毁房屋，挖掘民窖，更有计划地搜寻、破坏八路军的设备和物资，然而，山高石乱，路断草迷，已令暴敌无踪迹可寻了。

从现存的电稿中，可以看到经济问题是怎样牵系着彭德怀。1939年2月，彭德怀为解决摩擦问题赴河北。24日晚，由陈赓部护送，通过敌人的严密封锁，进入冀南。就在中央和总部都在等候他安全通过封锁线的消息之际，就在同行的天水行营高级参议提心吊胆之际，彭德怀却利用行程上的时间筹划着一件事。进入安全地带，他就报告延安和总部：估计4月份敌将大举进攻长治，须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提前春耕，免受损失。又建议组织医院、学校、工厂、机关人员利用时间开荒。他计算可能增产瓜菜15万担(150万斤)，马料50万斤。如此，在困难时不发马料、菜金，亦能坚持战局。

3月，彭德怀在从冀南返总部途中，又将他反复考虑的问题向毛泽东提出：一、在年内组织50万军队轮训，改善装备；二、利用晋东南地形复杂，煤铁硫矿丰富等条件建设军事工业；三、加强抗大分校培养干部；四、筹设冀南银行。

同年10月，国民党军事反共迫在眉睫，彭德怀赴陕与阎锡山会晤，沿途部署应付突然事变，仍不忘了解经济形势。他发现各地物资紧张，即电总部“在同蒲路东速购粮盐100万斤，棉花50万斤”，并催促根据地“筹办织布、纺纱、肥皂、牙粉等生活必需品工厂，要克服一切困难开工”。在洛阳和西安，他独自跑上街去观察市面，打听商情，警卫人员着急万分，四下寻找。他已对政府区物资匮乏的严重形势有了更深的感受，当即向朱德、杨尚昆报告情况，请总部加强敌后经济建设、军事工业和物资储备，“万不可轻视”。

旅途，行军，是彭德怀思考问题、计划行动、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他从不放过机会亲自打听当年收成如何，群众负担轻重，物价高低，以至货币比值，流通情况等，一一记在心中。可能是长期军事生活形成的习惯，彭德怀说他一生不喜欢用笔记本，他的口袋里没有干部通常不离的小本子，但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计划设想，各种情况数字。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在向干部作报告的时候，脱口列举，其精确程度，常常令专管财经工作的干部吃惊。

有人曾问和他共事最久的杨尚昆：朱老总休息的时候喜欢打篮球，陈老总喜欢下围棋，彭老总喜欢什么呢?杨尚昆仔细回想，最后是摇摇头，笑答：“喜欢想问题。”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在古代的战争中流传过这样的故事，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其严酷，其紧张，任何人也难于在谈笑间看强虏灰飞烟灭。在八路军总部简陋的球场上，彭德怀有时也上场和大家一起抢球投篮，或站在一旁拍手观看，为人助威。在树荫下，彭德怀也喜欢和人下下棋。但更多的时候，即使饭后休息时间，在工作人员的欢声笑语中，彭德怀仍在他屋内临窗的条桌前，端坐着看书，看电报、资料，或在院子内外来回踱步，惯常是背叉着手，略略低头，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行军中也常常如此。有时，一边走着，一边双手微张，手指向外轻轻摆动。每当此时，工作人员就知道，在他的脑子里又有了某些重大问题，使他进入紧张的思索，谁也不去打扰他。八路军总部的重大决策，常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形成的。

生死粮食（1）

生死粮食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1942年的5月，抗日志士的鲜血染红了华北原野，然而没有鲜花掩盖。从1941年秋季以来，太行地区少雨少雪，一场持续的干旱无情地袭击了华北。枯焦的庄稼，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河床，给刚刚有了转机的敌后战场笼罩上一层阴影。

抗战已进行到第五个年头，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学会了怎样在战争中生存。敌人发动“扫荡”，情报会通过各种抗日组织传到每个村庄、家庭。大家迅速埋藏好物资，设下地雷，布下暗哨。然后，民兵配合部队打击敌人，老弱妇孺上山。生于斯，长于斯，太行山的一峰一壑，群众都是熟悉的，不愁藏身无所。敌人兵力有限，在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仍然不得不撤走。房屋被烧了，窑洞还在；门窗被毁了，用草帘遮风。只要土地上长出庄稼，群众就能守住家园。

但是，干旱却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三五年一旱，本来就缺水的山区，历史上一次次灾荒，留下悲惨的记载和回忆。清末光绪年间，辽州大旱，民众饿毙、逃亡，“所存凋残遗黎，仅有平时三分之一”，连吏役也“因饥馑逃亡无踪”。“可叹荒年人尽死”，“道途横尸也连绵”，“破宅伤心尽断烟”，“家家扶得饿人归”……这是当年文人笔下的哀叹。

抗战五周年--1942年7月7日，八路军总部在麻田举行纪念大会，追悼左权和其他在5月反“扫荡”中牺牲的烈士。

漳河水只剩下潺潺细流，宽阔的河滩做了会场，白底墨染的巨幅烈士画像，从左权开始，一个接一个，悬挂在岸壁，令生存者悲愤填胸。这是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布置的。有的烈士没有留下照片，彭德怀对画像的人说：“没有照片，就找熟悉他们的同志，按大家的回忆来画。从井冈山以来，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他们都很年轻，好多人就没有照过像。”沉默片刻，又说：“等到胜利以后，我们给他们都画上个像，好纪念他们。”

彭德怀在追悼会上讲完话，默默地注视着那排遗像。从与他并肩五载、最熟悉的战友左权开始，在每一幅像前肃立片刻。他习惯地背着手，缓缓移步。在他的身后，“为左权参谋长复仇”、“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唯有胜利能告慰死者。无论敌人“扫荡”、奔袭、蚕食、封锁多么厉害，都摧毁不了根据地。但孤悬敌后的农村，能不能熬过灾荒呢?在河南省，严重的干旱加上贪财的国民党将军汤恩伯的搜刮，已是赤地千里，上百万人开始逃亡，涌向收成较好的陕西。彭德怀沉入思索中，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变激昂的口号为实际行动。

会终人散，漳河滩复归阒寂。深夜，彭德怀还在翻阅着大叠的情报。一个月前，他曾下令部队帮助挑水抢种，但许多地方已经无水可挑。彭德怀提笔向延安毛泽东、朱德报告旱情。对党中央，他毫不掩饰自己无限焦灼的心情：“太行山、太岳、冀南均大旱，至今未下雨。不仅秋苗未种，且许多地方饮水亦甚缺乏，人心惶惶，粮价大涨，前途不堪……”

灾荒使敌人更加残酷。1942年秋，敌人计划在面临饥饿的华北征收2000万石粮食，以供其侵略战争的需要。从10月开始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即以夺取粮食为重要内容。敌人在其占领区内实行全面的物资统制和粮食配给，强买强征；对根据地，则是赤裸裸地毁割庄稼，抢劫粮食。11月2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根据地粮食大成问题。”“目前(敌)在太行山‘扫荡’中，表现最毒辣者为抢粮、捕壮丁、赶牲口、杀弱小”。“华北相当普遍的旱灾，冀鲁豫、冀南均很严重，秋收不及平常的四分之一。太行山五、六两分区武安、邢台、磁县地区尤为严重，有30万人无法维持”。“武乡、襄垣、黎城及太岳较好，秋收有六七成，但敌却在该区反复‘扫荡’与抢掠”。

生死粮食（2）

华北敌我之间一场殊死的战役--粮食争夺战，在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全面展开。

1942年秋，在太行区召开的贸易工作会议上，彭德怀向到会者指出了与敌人争夺粮食的严重性：“今天，谁有了粮食，就会胜利。”

彭德怀分析，尽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敌寇的残暴统治，对中国人民的压榨、掠夺，驱使群众背井离乡，致人力缺乏，生产情绪降低，乃是造成饥馑的最重要原因。”

他号召军民奋起，不仅要保护根据地的粮食不叫敌人抢去，还要打击敌人在占领区的掠粮行动，保护敌占区的人民。

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都在紧张地研究着粮食问题。保卫粮食成为保卫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头等大事。

到岁末年初之际，总部所在的太行地区，灾情虽然十分严重，救灾保粮的斗争已取得积极的成果。彭德怀给朱德和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太行区农业和财政状况的报告，这是敌后军民给中央送上的一份最厚重的新年献礼。彭德怀在报告中写道：“1943年65000军政民脱产者以及约5000退伍、残废军人之粮食已得到解决。”

1942年太行山西部产粮区收成较好，敌人在占领区以低价强购粮食，总部根据情报仔细研究这一局势，最后彭德怀下决心，暂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西部大量购进粮食，组织灾民运到平汉路东缺粮区售出。这原是历史上华北物资流通的一个自然渠道，为群众所熟悉，西进东出可得高一倍的价钱。八路军收回成本尚可净赚一半。以其2／3救灾，1／3归公，军民两利。抬高西面粮价收进，帮助了产粮区农民；向东部出售，也帮助了灾区的人民，尽管都是敌占区，得利的是中国人，受打击的是日寇。原计划收进18万石，实际收进了21万石，向东卖出12万石，为太行山根据地增进了9万石--2300万斤粮食。

敌人发现八路军的收粮活动，慌忙提高西部地区粮价以图破坏。但敌人晚了一步，八路军在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已超额完成了收购计划。

这一年武装工作队发动群众抗征抗抢、保卫粮食，取得传奇式的胜利，彭德怀对此曾作了生动的叙述：

“1942年，敌拟在华北征粮2000万石，而我们则要征收抗日公粮。很多村庄，在敌开始征粮前便先发制人，向敌呈报灾荒，请求豁免，收到若干效果。以后，武装部队出动活动，使人民有所借口，向敌报告征粮损失，拖延时日。最后，当敌催索日紧，乃少送一点作为应付，而又收买经手人，防止挑剔。同时，征集抗日公粮，买通伪军，偷送到根据地；或伪称给敌运粮，车载担挑，由我预置部队，半途‘劫’运。事后，各村向敌报告哭诉，而又夸大八路军兵力，防敌出来追击。如此曲折斗争，结果，1942年敌在华北的抢粮计划基本上破产，而我公粮征集，则大体完成。”敌人1942年征粮计划实际完成不到1／10。而我方公粮计划只及敌征粮计划的5％。敌占区人民通过斗争减轻了负担，从交粮利敌变为交粮抗日。

背水一战（1）

背水一战

1943年3月，太行山区打退了敌人又一次年关“扫荡”，春回大地。

在根据地内，开展一冬的垦荒、救灾、修渠筑堰、减租减息，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可寒冷的华北，还要苦撑到夏收，新粮方能入口。一方面春耕劳作，一方面青黄不接，缺粮的人家开始撸树叶、挖野菜。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附近村庄，也常常可以看到提筐挖菜的妇女和孩子。这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半年糠菜半年粮”，历史上，中国贫苦农民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彭德怀从人们的脸上看到了日重一日的菜色。从小就饱尝饥寒之苦的彭德怀，对此似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还是在1940年的冬天，总部从武乡砖壁迁驻辽县武军寺村不久，彭德怀向做妇女工作的妻子浦安修提了一个问题：“你看这里的人和王家峪的人在气色上有什么不同?”浦安修摇摇头。“这里的人脸色比砖壁、王家峪的要差些。这里的人脸发黄。武乡的大人孩子，脸孔都要红润一些。”彭德怀自问自答。

“怎么回事呢?”浦安修细想一下，果然是的。

“你做群众工作，我正要请教你呢!”彭德怀认真说下去，“我想这和吃饭的习惯有关，武乡人种豆，米汤里、盒子饭里喜欢放点豆。黄豆养分好，人的体质就好一些。辽县群众吃糠炒面，用柿子一和，营养太差了!我看可以提倡群众种点豆”。

这一次，彭德怀的观察也没有错。

傍晚时分，彭德怀常在总部院外散步、眺望。前面，麻田镇一片灰黑色的屋顶照例是烟气氤氲。在观察战场时不会放松任何细节的彭德怀注意到，几天来，有的人家屋顶冷冷清清的。这说明，没有晚炊。

他想起了乌石，他的家乡。那是许多年前，每当家中无米下锅，幼年的彭德怀就坐在破屋的门坎上，忍着饿，痴痴地看别人家屋顶袅袅升起的炊烟。彭德怀心中一动，信步向村内走去，走到村党支部锄奸委员会赵小泉家。

赵家刚刚升火。彭德怀顺手揭开锅盖，却是一锅野菜。他低头走了。

1943年春，从敌占区和国民党区涌入太行、太岳区的灾民，已达25万人，加重了根据地的粮荒。敌人乘机派汉奸混入根据地活动，甚至用食物引诱少年儿童收集情报。社会上出现各种流言，“天旱是因为八路军不信鬼神”，“天旱是因为彭德怀压住了龙脉”。村庄里又搭起了神棚，烧香拜佛，请龙王。有的干部也悲观失望，对抗战前途信心动摇。

人心紧张。总部警卫班战士席元华抓住了从敌人占领区逃来麻田的一个少年，说是奸细，绑了起来。孩子的哭声惊动了彭德怀。面对这个面黄肌瘦的少年，彭德怀灼灼的目光黯淡下来，下令：

“这是个饿饭的伢子，马上放了!”

他抚摸着孩子的头，充满了怜惜，慢慢问话。

背水一战（2）

少年名叫贾士宏，从辽县城逃出来的。他的父母逃荒去了。大爷饿死了，他自己饿坏了，没有家了。逃出来，四处流浪。

彭德怀把少年收留在总部纺纱厂，给他送去两块干馍馍，一件白布褂，那是彭德怀自己省下来的。

在无数次强敌进攻前镇定自如的彭大将军，在群众的饥饿前忧心如焚。

一个念头在他的心头萌动了多日--由部队节省一部分粮食来救济嗷嗷待哺的饥民。但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他还在斟酌，未下决心。

彭德怀爱引用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斗力系于胃”。八路军的供给本来就只保持最低需要，要节粮，战士饿着肚子怎么打仗?战斗力的削弱，意味着根据地人民要遭受敌人更大的蹂躏。

早在1939年的2月，彭德怀就曾有过这样一次难于下决心的时候。这一月，八路军只能给每个指战员发5角钱的鞋袜费，连津贴也说不上了。彭德怀十分不安，说：“我们的战士太苦了!”他和朱德、左权几次盘算，千方百计想在3月份给每人增加5角钱的零用，仍然无法落实。到月末，彭德怀转侧通宵，第二天早上懊恼地对总部秘书左漠野说：“各种办法都想了，还是办不成咯。”

这一次，他把精于计算的后勤部长杨立三找来一起研究。杨立三报告，机关和部队垦荒生产成绩很乐观，可以自给两个月的粮食，太岳太行两区以6万人计，可得540余万斤粮，约莫能给农民每人减轻3斤公粮的负担。

彭德怀很高兴：“看起来数字不大，但太行山的贫农常年吃盒子饭，粮菜掺半，还有柿子、土豆等杂食。据我计算，每人每天粮食消耗量不过6两。3斤粮就够得1人维持10天，也不是一件小事。只是……”彭德怀沉吟说，“眼下还有什么办法呢?”

眼前，确实没有更多的办法了。彭德怀下定决心：机关的粮食还要减，战斗部队必要时，还须节省粮食。“谁能熬过最后的5分钟，谁就能得到胜利，”今天，只有背水一战！

4月1日，彭德怀指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各单位，从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1两小米救济饥民。4月27日，彭德怀下令总部直属队全体指战员，每人每日节约2两小米救灾。各村公所可用公粮煮粥，救济过往灾民。

这样，总部直属队的干部每日口粮只有7两，战士每天口粮也不足1斤。彭德怀规定，北方局和总部的干部每日采一斤半树叶、野菜，交炊事班与粮食掺做。

几天之后，彭德怀再次指示，直属队不得在村庄附近采集，他带领干部攀崖援岭到仙人峰、南洞山一带寻野菜，把近处、平坦处留给群众。就是野菜、树叶，也不得与民争食。

背水一战（3）

细心的参谋长滕代远提醒彭德怀，没经过长征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对遍山百草，分辨不清哪些可食，哪些有毒。滕代远说：“安修昨天早晨还提着筐问我呢，你不就在过草地时，误食过有毒的野菜么。”于是，在滕代远的主持下，八路军总部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野菜展览。

从4月直到秋收，彭德怀、滕代远、罗瑞卿等领导人和北方局总部人员一起，每日两餐野菜粥、榆叶面条，或玉茭芯、黑豆皮做的饽饽，吃得个个面有菜色。彭德怀痔疮时发，经常便血。总部如此，太行、太岳、冀南等重灾区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也纷纷节食。

那时维持部队最低生存条件的食粮中，有一个必要的品种--黑豆。至今，当年的指战员还记得那吃黑豆的日子。当粮食来吃，黑豆是不好吃的，但是营养好。然而，谁又懂得彭老总的用心呢。

当八路军在自己的碗中盛进野菜，而将粮食送到群众手里时，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民众和共产党八路军分离，不能阻挡他们共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在他的日记中写着：“这些人即使在战争中失利也不会被摧垮，八路军吸引着人民。”

3月初，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王政柱奉命回延安学习，行前，彭德怀交代杨立三，准备给延安中央带去一笔经费。7日一早，王政柱就要从麻田出发了，彭德怀抱着一个沉甸甸的特制米袋来到王政柱处。米袋里装的都是金子!王政柱知道，这是打仗缴获和没收汉奸积存的190两黄金。彭德怀郑重嘱咐王政柱把“米袋”带回延安：“这是送给中央的。”

彭德怀身后，饲养员牵着朱德从井冈山带出来的坐骑--一匹黑骡子。彭德怀交代王政柱说：“把骡子给总司令带回延安去吧!”又叮嘱：“你们走累了，可以骑一骑。”“带的东西贵重，路上千万小心!”

“米袋”内的秘密只有王政柱和他的妻子罗健、还有饲养员汪秀田三人知道。王政柱把“米袋”背在棉袄里面。金子大多是首饰，有方有圆，细件如针，隔着一件薄薄的衬衣，又凉、又刺，把王政柱的肩背压得布满了红斑点。千里迢迢，昼夜提心吊胆，通过白晋铁路、同蒲铁路、太(原)汾(阳)公路、岚(县)离(石)公路重重封锁线，直到进入晋西北根据地的兴县，过了黄河，才松一口气，白天可以把“米袋”搭在黑骡子上。

5月16日，王政柱一行到达延安，完成彭老总的嘱托，把“米袋”完完整整地交给中央军委。

艰难的敌后，190两黄金可以派多少用场!但彭德怀知道，在贫瘠的陕北，这笔经费对中央更为重要。

如果记载下来（1）

如果记载下来

1943年夏秋，华北继续干旱，干旱之后，继以蝗灾。根据地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秋菜却取得了较好的收成。总部所在地的麻田一带，修了水渠，亩产可达二三百斤，这在当时就是可观的产量了。减租减息运动使60％以上的贫农、下中农，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更多的果实。部队机关的垦荒生产，可以自给粮食3个月，还收获了大量的菜蔬、南瓜。

1943年秋，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已定，美军转入战略反攻。华北战场上，日军深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得不逐渐收缩兵力，退守城市和交通线。华北抗日根据地从逐渐恢复到扩大。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工作各方面，都比两年前健全和巩固。日本的战史记述说：“中共方面自百团大战以后，用两年多的时间，极力扩充势力，进行地下渗透与政治工作，最近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积极行动，并取得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

1943年5月，日军对太行区发动了它最后一次大规模“扫荡”，再次向麻田扑来。等候它的只是一座空村，彭德怀率总部转入太岳指挥外线作战。北方局、总部和129师的伤病员、妇女、体弱干部，包括彭德怀、滕代远、邓小平等人的妻子，都坚壁于黎城以北的南委泉一带高山之上。敌人在山下搜索，呼叫声山上清晰可闻。但敌人既聋且瞎，老百姓再也不会上当。日军想再演1942年5月奔袭合围的一幕，只是妄想罢了。

5月25日，彭德怀率总部回到麻田，太行军民打退了敌人的“扫荡”，恢复一片生机。

残留华北的国民党政府军，除李仙洲军一部退过黄河外，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5军军长孙殿英，预8师师长陈孝强，新4师师长吴化文和山东保安处纵队司令夏维礼、秦启荣、侯如墉等，俱在日军进攻下投降。其中大部是长期搞反共摩擦的人。自1942年5月敌人发动中条山战役以后，国民党正规军降日者，少将以上竟有数十人，兵力计15万。在华北、华中、华南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在华日军的一半以上，抗击伪军的90％。

1943年7月，太行明月之夜，昼暑消退，山风习习，麻田镇漳河滩黑压压坐满了人，锣鼓笙箫，歌声笑语，热闹非凡。八路军总部剧团为庆祝减租减息和反“扫荡”作战的胜利演出节目，下麻田、军寨、云头等附近村庄的人，扶老携幼而来。

一年前的7月7日，总部为左权参谋长和数十名烈士举行追悼大会，漳河滩上一片啜泣、怒吼。今天的气氛完全不同。为烈士复仇的誓言化为实践，敌后最艰难的时刻即将过去，虎头山后已透露出胜利的曙光。

八路军指战员和村民一起坐在河滩上观看文艺演出，看得兴致勃勃。彭德怀也杂坐在人群中。

一出晋察冀区打退日军六路围攻的戏开场了。锣鼓声起，只见一员大将身被战袍，头戴雉翎，脚蹬高底靴，阔步雄视，出台道白：“吾乃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是也。”彭德怀目不转睛地看着，学了一声，又不禁拍腿笑起来：“我们的聂司令员是这副装扮呀!”他忘记了，1937年底他回延安开会，延安的戏台也曾如此这般地扮演过他。

谁都知道，聂荣臻将军和他们眼前的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一样，身上是槐树叶、核桃皮染的灰布军装，脚下穿的是山区妇女做的双梁厚底布鞋，但台上那个忠肝义胆、威风凛凛的将军，又确实符合八路军的英雄形象。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并不探究艺术原则的观众心中奇妙地沟通，戏台上的和生活中的英雄自然地融为一体。

谁也不去想，在敌后抗战这部威武雄壮、惊险奇绝的历史长剧中，自己正在演出着动人心弦的一幕。

如果记载下来（2）

一代才子郭沫若从大后方重庆给八路军总部的友人写信说：“你们是在天堂里受苦，我们是在地狱里享受……你们现在如果把这些记载下来，将来抗战胜利后，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学。”

人在演戏的时候，是不能写戏的，许多事当时没有人去记载，只有待后人来发掘。

1942年12月，某日午后，八路军总部院子里静悄悄。突然，彭德怀住屋西边的警卫室里，传出一声清脆的枪响，警卫班战士王满星--一个素来老实、不爱说话的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

警卫班全部出勤去了，王满星一人因疟疾发作留在屋内。没有人看到这悲剧的发生。

经现场分析，王满星系自杀。他为什么自杀?找不到理由，暂以高烧昏迷、精神错乱结案。

枪声保不住密，周围的住户窃窃议论，这事与附近一个年轻女人有关。

半年以后，漳河滩戏台幕落不久，王满星自杀之谜被揭开，原来这是一起敌伪特务策划杀害彭德怀的未遂事件。

时为国共合作时期，麻田镇有一个国民党区分部一直在公开活动。1941年，这个区分部的主任、地主刘三柱秘密投敌，在根据地中心发展特务，准备建立“暗维特”，还策划暗杀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以期达到日军奔袭围攻未达到的目的。

刘三柱收买了这个女人，令其以拆洗衣服、送茶送水等办法接近警卫战士，进而以色相引诱王满星。待王掉入陷阱，就向王提出要其在彭德怀饭食内下毒药。

王满星拒绝了她的要求。自他担任警卫彭德怀的任务以后，他知道彭德怀多晚就寝，多早起身，衣上有多少补丁，碗里是什么饭菜。1940年关家垴战斗后，他看到彭德怀蹲在地上为战士裹伤、喂饭；1941年反“扫荡”作战中，他看到彭德怀把生病的干部扶上自己的坐骑；不久前，他看到彭德怀把大衣脱下来，披在无钱赎回棉袄的民兵王福臣身上；看到他散步时把一担水从牛皮匠家12岁的孩子身上接过来，挑到牛家门口。王满星听过彭德怀给警卫排讲课，看过彭德怀为警卫排练武作示范动作。彭德怀摸他们的棉衣厚薄，尝他们的饭菜好坏，也考询他们的学习成绩。他看到过彭德怀发脾气、拍桌子、训人，那可是对干部。当总部警卫连长动手打了犯错误的战士时，彭德怀马上召开会议，讲八路军为什么禁止打骂战士。彭德怀常常因军务废寝忘食，又会在烫脚时给他讲故事……

王满星怎能毒害自己深深敬爱的首长呢?怎能损害解救了自己和千百万受难同胞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呢?

女人说，如果他不照她的话办，她就要把他俩的关系说出来，又加油添醋，要挟王满星，要叫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王满星在战场上是好汉，现在成了弱者。他自知陷入了过去当作故事来听的“美人计”里，多么可耻又可怕!他病倒了，把对准敌人的枪口对准了自己。

王满星没有勇气揭露，但他的死警告了敌人。刘三柱再不敢尝试从内部谋害八路军领导之事了。

在研究如何处理谋害案的罪犯时，彭德怀对总部特派员张之轩说：“刘三柱通敌叛国，罪不容诛，这女人的孩子还小，不能杀。”“不要为我杀人。要杀彭德怀的人不一定要杀”。

回延安（1）

回延安

1943年9月10日，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召从麻田镇动身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滕代远留总部主持工作。北方局书记由邓小平代理。

日军自夸在八路军各根据地周围修筑了11000公里的封锁沟墙，7700多个据点。但这并未能阻挡中共的人员和物资通过地下交通站，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往来输送。从1941年以来，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新四军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和陆续返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数以百计，无一失误。

在彭德怀动身前10日，华北敌酋冈村宁次在北平向其所属各军及直辖兵团的参谋长发表训示：“目前共军乘中国方面(按：指国民党方面)的力量薄弱，活动渐趋激烈。最近，其领导民众的势力竟有增大的倾向。对此深感遗憾。方面军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消灭中共势力，乃是当务之急……”

冈村此时如果知道，他急欲消灭的中共军首脑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吕正操、薄一波等，即将从他视为长城的封锁线上安然跨过，齐集延安，他当会更加遗憾。

而此时，毛泽东能够下决心召回彭德怀等一大批前方将领，正是因为他对敌后根据地已具充分的信心。他提出的坚持敌后抗战的八项政策：对敌斗争、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阶级教育，正在各根据地卓有成效地贯彻下去。经过两年的严酷战斗，八路军的战斗力大大超过了百团大战以前，而且有了百万民兵做后盾，不仅有绝对把握保卫住华北，而且向豫北、皖北扩展着根据地。

9月17日，在同蒲路东榆次、太谷间的一个小村里，彭德怀一行与刘伯承一行会合。敌人对太行区的封锁沟墙，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同蒲铁路是敌人严密防护的交通命脉，八路军的地下交通队已在封锁线上往返侦察了几遍。

这时大家按交通队的要求换了装，彭德怀白布包头，身着灰色对襟布褂、青布裤，浦安修头裹白毛巾，身穿黑色大襟短衫，一对农民夫妇的模样。看刘伯承和他的妻子汪荣华，也是一副农民打扮，只是刘伯承脸上有一架去不掉的深度眼镜。大家相互打量一阵，不禁笑了起来。

在交通小分队的周密安排和护卫下，两夜一天，彭德怀和刘伯承一行穿越星罗棋布的敌区堡垒群和同蒲铁路、汾河、汾太公路三道封锁线，于19日黎明时分进入晋西北的清源县。此去便是到延安的坦途了。

彭德怀和刘伯承站在山坡上，向终年出入于敌人占领区的小分队无名英雄挥手告别，目送他们带着晋西北军区新交付的20多驮底火发射药，返身向硝烟弥漫的敌人方向走去，他们要把这批前方急需的弹药，送往敌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他们很快又要穿越堡垒区，跨过封锁线。但此时，小分队的队长张芷和他的队员却感到无比轻松愉快：他们顺利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任务。

直到小分队转过山坳，彭德怀才转过身来。在他面前展现出一幅诱人的景色。晨曦中，满山浓绿嵌镶着无数紫色晶莹的果实。

“葡萄!多好看啊!”彭德怀欣喜地指点给站在身旁的浦安修，像一个年轻人。

他即将满45岁了，生命的一大半--27年是在军旅中、战争中度过的。

6年来，太行山多少朝晖夕阴，春光秋色，他无暇留连。占据着整个心灵的，是战争，是极端紧张、极端残酷、关系着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

回延安（2）

此刻，他完全陶醉在恬美的大自然怀抱中。多年后，他还记得那清源县的遍山葡萄。

彭德怀一行从清源西行，越吕梁山，渡黄河，于10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到达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李富春正在那里等候着。李富春告诉彭德怀和刘伯承：毛泽东同志从上午就在这里等你们，晚饭时才被催回去，走时嘱咐，先安排你们休息，明日谈。

从1939年11月匆匆回延安向中央请示与阎锡山在秋林谈判的方针以后，彭德怀一直在前方，和毛泽东已是4年没有见面，这4年敌后经历的是一段何等艰危的岁月!现在终于能够让中央放心。彭德怀领会到毛泽东在这儿等候他们的盛情。

彭德怀和刘伯承知道毛泽东有夜里工作的习惯，第二天，还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吃罢早饭便去枣园向毛泽东汇报前方的情况。毛泽东则谈延安的整风，和他准备在回延安的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学习、总结党的路线的想法。彭德怀衷心赞同。

随后，彭德怀把自己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会上的一篇发言、也是自己的一篇学习心得：《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送给毛泽东求教。毛泽东仔细阅过，在上面写了多处眉批。彭德怀在这篇发言中检讨华北6年的工作时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毛泽东用毛笔将这一句话中的“基本上”三个字圈去，在上额处写道：“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6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彭德怀一直珍藏着这份有毛泽东眉批的学习笔记，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家搜走，后归入彭德怀的专案档案。

1943年秋，毛泽东倡导的大生产运动在陕北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王震率359旅在延安东南荒芜的南泥湾披荆斩棘，开辟出誉满边区的“陕北小江南”。毛泽东和任弼时欣然约彭德怀一起去那里看看。毛泽东特别告诉彭德怀，江青和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也去，要彭德怀和浦安修一起去。

在南泥湾西端北坡，面对新开辟的粮田、菜畦，整整齐齐一排五孔窑洞。东起的三孔依次住下了毛泽东、彭德怀、任弼时夫妇，第四孔是饭室，第五孔住随员。在这里，彭德怀和毛泽东、任弼时朝夕相处，同桌共餐，结伴漫步，议论纵横。6年敌后无数次紧急战况，日夕不断的戎务军机，从八路军的粮秣和群众吃穿的众多困难，以及敌人层出不穷的进攻手段，暂时从彭德怀的脑际排开。他和过去他视之为大哥，以后视之为先生老师，现在更视之为自己尊敬的先生和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及他也十分敬重的任弼时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周。

从南泥湾回来，彭德怀就住在杨家岭，协助中央军委毛泽东和朱德指导华北抗战，同时参加高级组的整风学习。

从前方到后方，彭德怀对和平生活还不很习惯。平江起义以后，他没有离开过部队，也几乎没有远离过前线，他的心仍然牵系着终年与暴敌周旋的敌后军民。看到浪费现象，他就要抨击，甚至骂人。一次去西北局，西北局书记高岗留饭，席间端上来一盘海参，彭德怀一看，放下筷子就不吃了，沉下脸算了一笔账。他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一盘海参要吃掉几个农民一年的劳动!?他把积存的稿费共76．6元全数交给党，用以支援前方，还希望后方的干部能尽力为前方将士捐献。

1945年4月，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

图为彭德怀在大会上发言。“七大”期间，彭德怀和朱德、叶剑英合影。大会。30日，彭德怀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对八路军近8年的抗战作了简要叙述。彭德怀说：七&#8226;七事变后，国民党不断向南溃逃。不到半年，华北即沦为敌后，我军挺入敌后，在八年浴血抗战中解放了六七千万人口，建立了六大解放区；八路军发展和扩大了15倍，达50万人以上，民兵大约有160余万。8年中，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97万余次，打死敌人两个中将(整个抗日战争中打死敌三个中将)，毙伤敌17万余人，伪军十七八万人，缴获237万支步枪，四五千挺机关枪。八路军从没有炮到现有炮800多门。华北战场经常牵制敌在华兵力半数以上。建立了438个“三三制”县政府，9个战略区的边区政府。根据地没有土匪，很少见到乞丐。彭德怀在发言中总结华北抗战的军事工作说：在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中，总结出一套比较完善的适合敌后犬牙交错的游击战争环境的军事政策。其实质表现为密切联系农民的切身利益，表现在战斗与生产结合，发挥群众性的农民游击战争的特长，而又没有被农民的地方性、保守性所限制。既继承了过去内战的经验，有些地方又发展和丰富了过去的经验，如军区制的建立、主力军与地方军的适当分工、民兵的作用、武工队的作用、军队的整训等。发言具体阐述了这些经验的内容及其中的教训。

中共七大于1945年6月11日闭幕，彭德怀在会上被选为中?委员。

在6月19日举行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彭德怀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23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彭德怀任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总参谋长。

“七大”期间，彭德怀和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在延安杨家岭合影。

华北工作座谈会之谜（1）

华北工作座谈会之谜

1945年初，在延安参加高级组学习的从前方和大后方回来的高级干部，按工作地区划分为华北、西北、华东等组举行座谈会，按整风的要求总结抗日时期的工作。北方局负责干部和八路军将领20余人参加华北组的学习讨论，是高级干部最多的一个组。

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办公时用的油灯。这盏油灯从长征抢渡大渡河时起彭德怀就带着它，经过爬雪山、过草地，一直带到了延安。2月1日，华北组举行华北地方军队同志座谈会(简称华北工作座谈会或华北座谈会)，彭德怀首先系统而详细地总结了华北抗战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从严检查个人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针上和在工作上的缺点与失误。其他人也都本着整风的精神做自我检查，并就整个华北工作发表看法。

座谈会在“七大”期间休会，“七大”闭幕后接着举行，断断续续，开到7月23日结束，座谈会累计开了44天，出乎与会者和彭德怀的初衷，从总结经验改变为集中对彭德怀提意见，最后演变成对彭德怀的批判。

对彭德怀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工作指导上的问题。如抗战初期主张八路军打运动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打几个胜仗以振声威；

1938年春，在前方传达了中共中央为贯彻十二月会议而制定的传达提纲，而这一提纲是根据王明在十二月会上的报告拟定的。在这次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务统一战线”。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自己的意见受到压抑；

1940年打百团大战“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引起了敌人的重视”；

1940年北方局黎城会议为纠“左”决定发布《保障人权法令》，影响了发动群众；在整军中过分编并地方武装；

1943年发表《关于民主教育的讲话》，用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革命口号”……

二是工作作风问题：主要是民主作风不够，坚持己见，批评人过于严厉、尖锐、讽刺，个人英雄主义等。

三是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上及其后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提出红军的作战方针“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和以游击战为“唯一”方针，彭德怀认为应进行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在基本的游击战方针下，要不放松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在1937年12月中央会议上，王明批评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路线和游击战略，彭德怀未支持毛泽东。在根据地讲话、作报告引用毛泽东的话少。有时对人谈论自己和毛泽东的一些不同意见。回延安后说有人在投机捧毛泽东，并说自己不愿“捧场”，不愿盲从等。对整风中的检讨，认为不应当“哗众取宠”。

华北工作座谈会之谜（2）

上述一些问题在会议过程中逐渐“升温”，而上升到路线问题。会议便演成对以彭德怀为目标的过火的、不公正的批判。在批判中，把彭德怀在抗战初期一度对游击战方针的不同意见和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王明的讲话拟定的提纲说成是执行王明路线；把一场百团大战说成是彭德怀背着中央打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则被说成是路线错误。彭德怀和毛泽东曾有过一些不同意见，即使已经解决，也被说成是彭德怀有意和毛泽东闹对立。加上彭德怀回延安说不愿“捧场”等话，更被说成是彭德怀一贯与毛泽东对立，甚至被说成就是想用自己的一套来和毛泽东的一套相对立。彭德怀受任在敌后统率全局，则被批判为向中央闹独立性，搞宗派、山头。最后，会议上还出现了否定一切的气氛。如把彭德怀在1928年革命低潮时率湘军一个团起义平江说成是“入股革命”；把彭德怀一贯的艰苦朴素精神说成是“矫情”、“禁欲主义”等。

彭德怀秉性刚直而不免失之暴烈；对士兵、群众宽厚仁爱而对领导干部要求严急；对上服理不服人；嫉恶如仇不加掩饰，有时夹带粗话。常说自己是高山倒马桶——臭气远扬。这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作风不无自嘲亦不无自宥。平江起义以前，这一性格作风使他为追求真理既敢于蔑视权贵，又善于团结部属；起义以后，在党内则难免有磕磕碰碰和使人不快之处。但总的说来，他在党内从普通党员到政治局委员，未曾遭受大的挫折。这次从前方载誉归来，面对这样激烈的有失公正的批判，烈火般性格的彭德怀能否沉住气呢?

华北座谈会的规模时大时小，大时20余人，小时数人，会场设在杨家岭大礼堂楼下一间周末常举行舞会的小礼堂内。彭德怀总是坐在靠门的一张旧沙发上，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

他的态度很冷静，对一些激烈的指责、批判表现得很沉着、很克制，没有出现有人担心的争论和不快。

当然，事情也不轻松。休会的时候，彭德怀本着毛泽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一再反省自己，将自己的缺点、错误提到原则高度来认识，有时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他确实感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论修养上的不足；但对一些夸大、失实的批判，他又不愿作违心的检讨。在三次检讨中，彭德怀总结自己“入党带来了三个东西”：“旧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恩赐的群众观点”，“18年没有很好的清算过”。表示今后“要增加一些马列，向毛泽东学习”。

华北座谈会于7月25日结束，中央对这次会议及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没有做结论，关于百团大战问题，毛泽东后来说：“暂时不做结论。”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彭德怀在七大发言的自我批评不太满意，说“他(彭德怀)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是心悦诚服的”，还对师哲说，“此人(彭德怀)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师哲认为，七大闭幕后，华北座谈会仍继续批判彭德怀不是偶然的。师哲的看法从1959年8月1日在江西庐山举行的批判彭德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言中可以得到证实。刘少奇在会上说：彭德怀“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这时，毛泽东插话说：“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做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做为好。有人要求彭去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也势必做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

华北工作座谈会之谜（3）

“小范围说清楚”没有?看来是扯偏了，扯成了过火斗争，彭德怀自然没有去党校作报告。而所谓“和中央的关系如此恶劣”，则从抗战时期中央的会议上，中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及彭德怀的往来文电中可以看到，彭德怀和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虽曾有过不同的意见，“与中央关系恶劣”，却无任何根据。从彭德怀回延安初期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上，也找不到这种根据。

尽管在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过头，这次会议仍属于在党内高层、小范围中开展批判的性质，有的批评是在肯定彭德怀的功绩、优点的前提下提出的。这次会议促使彭德怀深刻反省，重视自我修养，在思想、作风上更加成熟，对中央，对毛泽东的决策、方针更加认真地领会、研究。通过8年抗战的实践，他深感毛泽东的英明，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领袖，但他在如何对待领袖的问题上，仍保留着自己的看法：“毛泽东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么?”他仍然坚持服膺真理胜于服膺个人的态度。

尽管华北座谈会没有作结论，只算批判一场，但一些过激的态度和言辞、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和不了了之的收场，也给人们留下了阴影。对于参加会议的人来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对彭德怀来说，有口难辩，心存委屈；对毛泽东来说，产生了对彭德怀的戒心。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直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失，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发动了一场批彭的斗争。彭德怀也在小组会上放了一下当年在华北座谈会挨批受屈之气。他说：“华北座谈会×了我40天娘，现在×20天不行么?”这话被人揭发出来，更激怒了毛泽东，给批彭火上浇油。华北座谈会上那些本来就属过火的批评，遂又在庐山会上被重新提出，“新账老账一起算”。最后，在庐山会议上，一代革命元戎彭德怀被罢官，被诬定为反党集团头子，批彭被当成党内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演变成一场影响全民族命运的巨大历史悲剧。庐山会议的批彭和华北座谈会的批彭相隔14年，二者之间有着内在历史联系，但二者的性质还是不同的。

华北座谈会过去43年之后，当时的会议参加者之一薄一波，在他所写的《不能忘却的怀念——回忆彭德怀同志》一文的第五节，专门回顾了华北座谈会的情况。他写道：“批评的激烈性至今犹记。”“历史上的不少事情，常常需要经过后来的反思，才可能看得比较真切。时过40多年以后，重新回顾这次座谈会上对德怀同志的批评，我觉得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显然过火了，有失公正。而无甚道理的苛求和指责，看来也不乏其例”。薄一波在谈到当年座谈会上批评彭德怀最尖锐的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时，不胜感慨地说：“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有其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对领袖人物‘不捧’，‘不盲从’，‘不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唯有这样才能防止神化。德怀同志当时就已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当年我们党内有更多的同志都达到了这种认识，具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保持正常化，而不致出现建国以后对毛泽东同志那样严重的个人崇拜了。”

至于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批判，到今日，人们可以看到，那正是批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左”造成的。（见附录一）

心碑

心碑

1945年8月，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布对日实行大反攻的命令。图为他们在延安八路军总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替了八路军的历史使命。

八路军的历史结束了，但“八路”这一光荣和亲切的称呼，作为我中华民族英勇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象征仍然留传。领导和表率全军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也仍然被人们深怀爱戴地称呼为朱老总、彭老总。抗战8年，在广阔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在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共合作和国共摩擦的复杂历史环境中，彭德怀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展其雄才大略，奋其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精神，舍身忘我，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的功勋，进入他革命历程的成熟时期--从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横刀立马的大将军，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帅才，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物之一。他在这个时期所做的大量演讲，起草的大量文电、报告、总结，具体阐述了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八路军的建设到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斗争情况和方针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战的壮阔场面与艰险历程，反映了中共中央及其领袖毛泽东的路线方针在华北的具体运用及其伟大成功。

在这场光耀千秋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就彭德怀来说，还有其恒久不变的方面，就是他始终如一地和士兵同甘苦，与人民共呼吸。在延安，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续范亭将军见到彭德怀，有感于彭德怀的艰苦卓绝、肝胆照人，题诗相赠：

爽直将军贵姓彭，

志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

粗布征衣半老兵。

在八路军总部居住过的地方--山西潞城的北村，武乡的王家峪、砖壁，辽县的武军寺、麻田……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彭德怀为群众饥送食、寒解衣，为村庄筑堰修渠，替老弱担水挑柴，做了数不清的好事，表现了他对旧社会苦难人民的巨大同情。太行山的群众将他的名字刻在自己的心碑上。即使是以后的“反右倾”和“文革”狂暴，也未能把他的形象从这个丰碑上挖掉。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后，全国大批彭德怀，八路军总部曾驻留过的武军寺村支部书记被指定去太原批彭，他一言未发，回村后忧闷致病而殁。麻田村当年的民兵王福臣，为躲避开会卧床不起，不久也抑郁病故。王福臣临终时，把彭德怀在解放后给他的信和照片端端正正放在胸前，带向他冥冥不可知的去处。1979年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老彭”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太行，当年的村干部、民兵、妇救会员及抗日群众不禁痛哭失声。

1982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在左权县招待所门外的石阶上，坐着一个50多岁的农民，怀里紧紧抱着一篮核桃，从下午一直坐到深夜。

他叫贾士宏--1943年华北大饥荒之际彭德怀在麻田收留下来的那个逃荒少年。当年部队转移，他正患疟疾，就留在村里种地。这次浦安修回麻田看望抗日乡亲，他没有见到她，特地从麻田赶来县城。

浦安修半夜12点才外出访问回来。灯光下，他打量着浦安修，站起来说：“我是来看望恩人彭副总司令的。”他告诉浦安修：“我今年养了23口猪，都卖给国家，得了4000多块钱。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我啥也不困难，就是想再看看恩人。”他恭恭敬敬地把一篮核桃放在桌子上：“我知道，彭副总司令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这核桃是我自己家树上结的。”说着，他的眼睛就湿润了。

谁也没有说出彭老总不在人世的话，大家都觉得他仍活在人们的心里。

1987年，抗日战争50周年，横贯太行的正太铁路侧矗立起一座百团大战纪念塔。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将领和八路军百万健儿的英名与太行同在，永垂不朽。

柳堤说雁奴不幸而言中（1）

柳堤说雁奴不幸而言中

1958年9月，正值首都北京秋高气爽之时，中南海水波不兴，岸柳低垂。在落日余晖的照映下，已年届60而身体依然健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在绿荫堤上漫步。他习惯地背着手，步子迈得很大。

路上走来一个40岁上下的瘦高个子，那是毛泽东的警卫副官王敬先，彭德怀伸手把他拦过来一起散步，边走边聊。

几只鸟儿总是在近处飞起又落下，彭德怀的目光追随着鸟群，问王敬先：“你打过雁吗?”

“大雁很不好打呵，枪法好也不一定行。”

“雁鹅(湖南话叫大雁为雁鹅)的警惕性很高。我告诉你打雁的战术。”彭德怀兴致勃勃地给王敬先讲起了早年他在洞庭湖打雁的经验来：

“雁群在苇荡里宿营，通常有一只孤雁担当守卫，人们叫它雁奴。你发现雁群，向它靠近，雁奴就会报警，你赶快伏下，雁群惊起来，没发现危险，会落在原处休息。有些气性大的雁鹅，对雁奴有意见了，就飞去啄它一阵，再落下休息。这时你才能继续靠前。这样反复两三次，整个雁群都生气了，把雁奴啄得遍体鳞伤。以后，雁奴再怎么叫唤，它们都只顾睡觉，不去理会了。这时候，你快速抵进，一枪打去，嘿……”

王敬先侧头看彭老总右臂向上一扬，俯身向前，似在回味着猎人的快活。

但这位久经沙场的大军统帅突然收住了兴奋，说了声：“雁奴真称得上忠诚的卫士，它很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呢!”

彭德怀无心说了一个故事。当他称赞雁奴的时候，或许想到了自己的职守：国防部长--新中国的保卫者。但无论如何，他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雁奴的命运联系起来。当时，他还身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主持着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他受到党和国家、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中国自古有谶言之说，或许是偶合、附会导致的迷信。不幸的是，1959年的8月，彭德怀在江西省境内大江南岸的庐山之巅，像“雁奴”一样，因“报警”而被自己的“雁群”啄得遍体鳞伤。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但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党内也存在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这一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最终导致了中国大地上浩劫十年的“文革”大悲剧。

庐山会议后，狠反“右倾”，直接造成1960年到1962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灾难。1959年全国人口净增1113万，而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了1100万，1961年又继续减少了348万。

柳堤说雁奴不幸而言中（2）

就是说，这一场灾难导致了大约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四川、广西、河南等省不仅大批饿死人，造成整村、整户死绝的惨剧，还出现了人吃人的可怕景象。

庐山会议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从1959年8月到1978年末，全党全国“共诛”、“共讨”彭德怀近20年之久，其起因乃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这封信究竟写了些什么而使毛泽东如此这般地震怒呢?可叹的是，除当时的与会者和省市一级领导人外，全党全国并无缘得见。直到1979年6月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元帅事迹展”时，这封“意见书”才第一次公布于世，以致每日都有许多参观者挤在“意见书”抄件前阅读、议论、摘抄。1982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将“意见书”作为附录刊载，这份历史性的文献才得以举世共读之。

当人们终于得睹“意见书”的庐山真面之后，又不禁产生了几许困惑：以1979年以后的眼光来看，这份惹下大祸的信，它对当时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并不彻底，它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意见书”认为：公社化中的问题基本已得到纠正，而基建项目过多过急了，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当前主要问题是由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多方面的紧张，就其发展看，已具有政治性。“意见书”认为：产生问题的原因是我们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没有像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浮夸风普遍滋长，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易犯“左”的错误，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在“意见书”的最后，彭德怀提到：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和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左”一般比反右要困难一些。

这是一番心平气和但又切中时弊的意见，又确是在集中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第一把手于一堂的庐山会议上，对当时仍深深潜藏在毛泽东和许多与会者思想中的“左”的“情结”率直发出的第一声警号。

“雁奴”折翅庐山，而“雁群”的灾难是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才显现的。

比邻若天涯 老彭原住中南海（1）

比邻若天涯 老彭原住中南海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在共产党内“阶级斗争”的浓重火药味中结束，不复神境仙风。彭德怀从飘渺山林深处的芬兰别墅乘车直下四百旋，到达九江机场。返程的人看到彭德怀来了，都小心地回避和他同乘一架飞机。张爱萍上将觉察到了这一点，有些不平地跟在彭德怀一行人--彭的妻子浦安修和随行的工作人员后面登上了舷梯。1988年，张爱萍将军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我心里仍然敬重彭老总。”机舱里的乘客稀稀疏疏，彭德怀视若无睹，一言不发，回到北京。

8月末到9月中，又值北京秋高气爽、云淡风清的时节，中南海却是波涛汹涌，草木俱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千余名高级将领齐集怀仁堂，参加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聆听中央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从红军到八路军、从解放军到志愿军，那上千名肩缀闪闪将星的与会者有几个不曾在彭老总麾下打过仗?有谁曾见到彭德怀反党反革命?人人听得目瞪口呆，有人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但眼前的事实是严酷的，毛泽东已经提出了解放军是跟他走还是跟彭德怀走的问题，写在党的决议上的“罪行”只能被认为是铁证如山，与会者于是起而“批彭”，20多天的军委会上，斗争彭德怀的火力比在庐山会议上还强，为的是“彻底肃清彭德怀在军内的影响”。

9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彭德怀回到他的住所--中南海永福堂，他见浦安修低着头坐在桌旁，眼圈红肿。

从庐山事变之后，浦安修就常常以泪洗面。20年的夫妻，她深知彭德怀不会反党、反毛主席，她只能埋怨他：“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方面的事情呢?”有时又无可奈何地唉叹，“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呵!”

其实，倒是她自己上庐山去，迎接了这场大祸，又带着它回到北京的。

浦安修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她早出晚归，勤于工作。彭德怀外出开会、视察，她从未相随过。这次中央在庐山开会，适逢师大给领导干部放了几天暑假，中央每天有飞机往庐山送文件，她想趁这难得的机会去庐山一游。

她给彭德怀打了一个电话，想他一定会高兴。不料传来彭德怀迟疑的回答：“你--别来了……你不要来了吧。”没有说明理由。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多么诱人的庐山!多么难得的机会!浦安修还是要去。

“唔--，那你就来吧!”电话放下了。

后来，浦安修自己也奇怪，竟然没有觉察出他那种不安的语调。

下飞机后，她也没有觉察出，前来接她的警卫参谋景希珍一路小心地回避着她的一些问话。

比邻若天涯 老彭原住中南海（2）

车到庐山，如登仙境，浦安修沿着松柏掩映的石阶拾级而上，走进彭德怀的住宿处176号。正是休息时间，彭德怀却不在。浦安修围着这栋小巧的西式平房(原芬兰别墅)走了一圈，进屋坐在窗前静静等候。

书桌上简单的文具收拾得干干净净，只在正中端端正正放着一份文件。她和彭德怀都是恪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她从不翻阅属于彭德怀工作范围内的文件。但这份文件实在摆得太显眼了，就像是专为留给她看的，她便微微欠起身来瞥了一眼文件的题目，白纸黑字一排长标题顿时使她如遭五雷轰顶，两眼发黑。

那文件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她很快就清醒过来，拿起文件读下去，越看越惊心，边读边流泪，终于禁不住伏案痛哭起来。

彭德怀回来看到妻子红肿的双眼，只说了一句：“你都看到了吧。”再没有说话。在以后的几天里，彭德怀对整日以泪洗面的妻子作了简单的表白：我这个人毛病很多，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对毛主席，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

一个难得的机会和一桩意外的大祸，就这样凑到了一起。好事与好事碰到一起叫“凑巧”、“巧合”，好事与坏事凑在一起了，又该怎么说呢?她就是这样高高兴兴上山去，迎接这场天降大祸的。

政治风暴从庐山卷回北京，从怀仁堂卷进永福堂。军委扩大会议开完，彭德怀看到妻子日渐消瘦的面容和不知祸源于何处的惶恐，他想到，该由自己来结束这一场越来越升级的无端的“斗争”，使党中央的工作及早恢复正常的轨道。他安慰妻子：“今后我去劳动生产，你还可以工作，党有政策。我去劳动，当老百姓，也是革命，可以减轻一点群众的负担嘛!”

几天前陈毅元帅曾来看彭德怀。这是下庐山后第一个来看彭德怀的领导干部。以往陈毅来访，人未升堂，声已入室，爽朗诙谐，使平素严肃寡言的彭德怀也顿时谈笑风生。这一次，陈毅默默走进来，“川腔”里拖着沉重的声调，劝说彭德怀：

“老兄--，想开一些--，还是以大局为重嘛!”

彭德怀沉默不语。

陈毅又关切地问：“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彭德怀的湖南腔同样沉重，但很坚决。

陈毅似赞成似不赞成地“唔”了一声：

“我看--，还是利用时间读几年书。有话慢慢再说吧。我也欠着学习这笔债呢。”

彭德怀点头说：“边劳动，边学习，我也是这个意思。”

比邻若天涯 老?原住中南海（3）

想到和陈毅的这一番对话，彭德怀对妻子说：“你替我到尚昆同志那里说说，我没有工作了，我请求尽快给我找一个能劳动的地方，搬出中南海，实践我对毛主席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还可以一边读点书。”

“你自己去吧。”浦安修流着泪回答。

“现在，哪儿我也不能去，这你还不明白吗?”

过去，彭德怀从不让浦安修参与自己的事。现在，他回避主动去见任何高级人物，以免再生是非。杨尚昆和他从红军时代就是老搭档，一个是军团长，一个是政委；抗战时期在敌后，一个是八路军副总司令，一个是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虽然彭德怀力求回避，但此事必须找他。浦安修曾在北方局工作多年，和杨尚昆也十分熟悉，她只得出面。

浦安修找杨尚昆谈过后，杨尚昆即去丰泽园见毛泽东，在转述了彭德怀的要求后，杨尚昆向态度莫测的毛泽东补充了一句：“是他自己要求的，不是我们要赶他。”

毛泽东靠在沙发上，微闭着眼，听完杨尚昆的话。睁开双目：

“呵--，原来他是住在中南海里呐。”

这使杨尚昆有些惊讶!他这个办公厅主任没有想到，毛泽东不知道彭德怀就住在离他不到二三百步的地方，而且仅是一墙之隔。

“他自己要搬就搬吧。你负责在北京近郊给他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毛泽东嘱咐，没有一点火气。

杨尚昆马上命人查找了几处住宅，自己一一去看过，很快就定了下来。

红墙一去后 挂甲度春秋（1）

红墙一去后 挂甲度春秋

195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前夕，已被撤去国防部长职务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迁出。确如杨尚昆所说，没有人驱赶他。但他很清楚，被毛泽东视为“党内隐患”的他，虽然名义上还保留着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今天，只有退出政治舞台才能了结问题。

中南海这个明清两代王朝的帝王之居，从1949年以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共和国核心领导人物的住地，是党和国家的心脏。彭德怀在这里已经住了7年多，从11岁离家给富农刘十六家放牛开始，他的一生是在谋生的奔波与战争的驰骋中度过的。中南海，这是他驻留最久的地方。

彭德怀埋头大步跨出永福堂，径直上了那部吉姆黑色轿车，和他一起离开永福堂的有浦安修。没有人前来送行，他也不需要和任何人告别。

中南海已经恢复了平静，碧波依旧。汽车驶出西门，彭德怀没有回头瞥它一眼。过去的七年中，尽管彭德怀晚饭后也时常在中南海的湖边散步，满脑子装的总是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很少有闲心去品味它的旖旎风光，甚至感到住在这宫墙之内，有违他的意愿。他对这种与工人、农民、一般干部脱离接触的地方，总感到不自在，曾想搬出中南海另觅住处。他也曾选定过一个地方，但他去看了后发现，那是一处大院子，里面有一栋楼房，住房比永福堂多一倍，还有一个排的警卫战士，就摇摇头，说了声：“太浪费，哪要这么些人来为我服务?”此事就此作罢了。

在中南海的宫墙内，他还有一件不习惯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的住处被一道墙中之墙单独护卫着，和其他中央的成员隔离开。随便和驻地百姓交往的战争时代早结束了，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商大事的延安时代也已成为过去，他总觉得有些什么不该丢掉的东西也和那个时代一起逝去，使他有时产生一种怅然不悦的心情。

1959年9月30日，共和国诞生10周年的前夕，彭德怀将要开始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生活--离群索居，闭门思“过”。

汽车直驶西郊，新的住处是颐和园附近挂甲屯的吴家花园。

前几日，彭德怀自己动手和工作人员一起收拾什物，室内器具全部上交，崭新的蔚蓝色元帅服，上交，狐皮军大衣、绿呢军服，上交，毕生征战的荣誉：一枚枚金光闪耀的勋章，上交。警卫参谋把辛亥革命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绘赠志愿军司令员的一幅《猛虎图》卷起来，想要留下，彭德怀也是斩钉截铁的两个字：“上交”，只留下20余箱的书和几件换洗衣服等随身用品。司机赵风池皱着眉头说：“都交了，连穿的都没有了!”彭德怀有他的想法，他不愿意让反党分子、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这些可耻的帽子和英勇的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志愿军的历史荣誉联系在一起。

红墙一去后 挂甲度春秋（2）

临走的时刻，还是有几件东西深深牵系着他的感情：一枚中央苏区颁发的红星奖章，8块从红军时期分给他的伙食尾子中积攒下来、保存至今的银元，一支佩戴多年的左轮手枪，还有一包历史材料，这4件东西一直被他珍藏在小保险柜内。他打开小柜，取出它们，一一检视，最后留下了小手枪和那包材料--里面是他在战争时期写的讲义、战斗总结，作为他毕生征战的纪念。

195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成立10周年。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欢声雷动，一排排醒目的标语，一队队表现伟大成就的彩车，在震天的口号和鼓乐声中缓缓驶过天安门城楼前。城楼上，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微笑着，频频向从东向西涌流的人群挥手致意。毛泽东魁伟的身影转向哪个方位，人群中就爆发出更热烈的“万岁”呼声。尽管大跃进造成巨大损失，十年的成就还是空前的、伟大的、足以骄人的。

天安门检阅台上人才济济，肃立在指挥车上向受检部队举手还礼的是新任国防部长--另一位元帅林彪。人们很少注意到今年少了彭德怀。即使注意到的人，对于在当时群星灿烂的政治舞台上殒落了一个彭德怀，也并未意识到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会有多么重大的影响。而导致彭德怀“殒落”的庐山风云，却悄然掀起了共产党内未来惨烈的“阶级斗争”历史帷幕的一角。

离开中南海前，彭德怀曾接到“十&#8226;一”登天安门城楼的通知，此时他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向秘书摆摆手，表示他不准备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毛泽东等许多人怎么见面呢?

吴家花园彭德怀的住室。彭德怀住在这里的六年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谁家办喜事他去祝贺，谁家有困难他去安慰周济，谁家有病人他去探视。他拿出自己的薪金给村里安电灯，接自来水管，给孩子们买文具等。他时刻关心着群众，村里的人们都非常敬重他、喜爱他。10月1日一整天，彭德怀都在整理安顿他的书籍、文件。晚上，他和妻子一起漫步到吴家花园南门外，站在木椅上向东南方向眺望。天际闪跃出一朵朵礼花，那是天安门的焰火，彭德怀不时指点着。他的心情很平静，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衷心为建国10周年高兴。

国庆节刚过，彭德怀就在吴家花园内翻土、挖塘、平沟。

吴家花园据说是吴三桂修建的一处园林。吴三桂原是明末崇祯时期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后降清，被清王朝封为平西王，以后他又举兵反清，为康熙帝所削。沧桑300年，这座园林究竟始筑于何时已无可考，近年据文物部门考证，清道光年间为寿恩公主府承泽园的一部分，光绪时又成为光绪之弟载沣的府第。辛亥革命后转入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之手。解放后，则做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专家招待所。这“吴家”二字当是指吴鼎昌而言了。

吴家花园，据传说为三百多年前吴三桂的住宅，虽有亭台，但大都残破，号称“花园”，也早已荒芜。彭德怀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着它的面貌，地开出来了，树种上了。图为彭德怀最小的侄女彭钢在吴家花园。此照为彭德怀所拍摄。吴家花园的中心是一座京式庭院，回廊四合，南北东西14间屋子，6座角亭，自成园中之院。正室门外，廊柱上悬着一副木刻对联：“云山自绘天然景，月下闲观物外春”。门上匾额题为“怀馨堂”。题的是哪一代园主的心情，已不得而知。院外园内有小桥流水、假山亭阁和一些副宅，占地约5亩，绕以乱石镶砌的围墙，是一个既不华丽也不寒陋，颇为幽雅的去处。

红墙一去后 挂甲度春秋（3）

吴家花园所在的挂甲屯，坐落在西山山麓起界处一大片著名的皇家园林中，西边约二里之遥是颐和园，北隔大道与圆明园遗址相望，南面的承泽园、东邻的蔚秀园则已成为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这个村落很奇特，分为东南西北四块，各有一个名称。西北角为虎城，原为圆明园的养虎所，东北角叫北门楼，东南角叫教养局，西南角才叫挂甲屯。这些威武森严的名字把这个村落的历史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村人传说宋朝杨家将中的六郎曾在这里晾晒铠甲，因而得名。但在宋代，燕云十六州先后在辽、金、元手中，杨六郎何得来此晒甲?倒是元明清三代西郊为京畿卫戍之所，将军挂甲总是不乏其事的。

彭德怀元帅今天来这里挂甲，挂甲屯这个名字，与其说它是一段历史的陈迹，毋宁说它是一个历史的预示。

彭德怀初进吴家花园，对着大门上的牌号仔细看了一眼，上面标着“教养局”几个小字。当今的劳动教养所，是拘禁改造仅次于刑徒的犯罪分子的处所。这个门牌号对彭德怀当时的心情与处境来说，是太敏感，太难堪了。他对左邻右舍说：我不是到这里受教养的，我这里不叫教养局，叫挂甲屯。为避免这种不愉快的联想，住进吴家花园的人就用了彭德怀的说法。这便是现今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罢官后住京郊挂甲屯，而不说教养局的由来。

彭德怀住进了“怀馨堂”。他的心情和那副“云山自绘”、“月下闲观”的楹联毫不沾边，他站在那里看了一遍，淡然一笑，就再没去注意它，然后，开始了读书兼务农的生活。

他在这里弄出了一番300年未有的气象来。开始，他嫌这个院子太大，房子太多，住着浪费，四处查看之后，他又很满意，因为有空地可以扮谷，有水塘可以养莲藕。他笑着对妻子和侄女梅魁说：“改造它一下，我要让这个花园来为我们服务!”

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园内转了一圈就用目测出院墙内空地约有1亩，污水塘约3分，院墙外还有属这里管辖的荒滩地两亩余。虽然秋意已浓，自己也年过六十，已进入人生之秋，他仍然卷起裤腿，赤着脚跳下浸凉的水塘。他用手抓起一把黑色的淤泥，放在鼻子前深深一嗅，连声称赞：“好泥，好泥!”仿佛嗅到了少年时在洞庭湖滨西林围筑堤时的泥土气息。他把警卫排的战士调动起来，和他一起用柳条筐把挖出的黑泥抬到地里去，不减当年横刀立马的气概。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挥汗耕耘。蓝天白云之际，雁群常从这里飞过，引颈向南。当彭德怀目送晴空的雁阵时，他的心中是否想起了雁奴的故事呢?他没有和任何人再讲起过这个故事。

在庐山会议以后的几年中，曾在中南海畔柳荫堤上听彭德怀讲述打雁经验的王敬先，却几次把彭德怀讲雁奴的故事悄悄说给他的妻子华顺听，他没有加任何评说，只是微微叹气。王敬先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兼任过中共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对江青的恶劣作风提出过批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敬先就被江青指名监禁，折磨至死。

毛泽东来电约见 何故又相对默然（1）

毛泽东来电约见 何故又相对默然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生活的第13天，10月13日的上午，毛泽东打来电话，约彭德怀去中南海一晤。两个月前，在庐山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一面说彭德怀和他历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为此，彭德怀和他争得面红耳赤；另一面，毛泽东又向彭德怀说：“30年，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彭德怀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和毛泽东分手，“大哥——老师——领袖”，这是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他总结的自己看待毛泽东的著名三部曲，是发自内心的。但他对毛泽东也并非没有意见。在大家都体会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的时候，他在体会之余又加上一问：“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他对毛泽东太熟悉，他一直坚持着反对个人崇拜，他太倔强、太求真，他始终拒绝把毛泽东的意见当成需要绝对服从的旨谕。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根据他的意见修改过自己的方针、战术、指示。毛泽东在他的心目中是伟大的、英明的但仍然是人，不是神。

现在他从毛泽东的话中痛心地发现，毛泽东竟然想到要和他分手的问题，他倔强地回答：“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问题!”

毛泽东的电话使彭德怀重新燃起希望，毛泽东还能排除意气，和他心平气和地谈谈，是毛泽东并不存心和他分手啊!他马上命车出发，连早饭也顾不得吃。

汽车直驶入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地，彭德怀快步进入室内，发现是一个严肃的场面，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杨尚昆诸人在座，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德怀谈话。

刚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剑拔弩张地斗争以后，谁也不知道该不该对彭德怀笑脸相迎。彭德怀向在座的人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

毛泽东态度从容地开腔，对彭德怀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仔细听着，答：“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答：“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4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转头让彭真、杨尚昆二人负责安排。又说：“不要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答：“同意。”

毛泽东没有说下去，注视彭德怀，似在等待什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常常引用这句古语。从庐山会议以来，批彭这根弦绷得够紧了，在座的人看出来，毛泽东是在等待彭德怀认错。只要“病人”愿意就“医”，毛泽东“救”人的处方是十分灵活的。

毛泽东来电约见 何故又相对默然（2）

然而，彭德怀始终默不作声。他也感觉到，他此时“认错”，就能打开僵局，他的处境会好得多。但他决心不再作违心的检讨。庐山会议违心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已使他痛苦到“如万箭攒心”。现在，他还为什么呢?他认为，错在毛泽东，而不在自己。

空气凝固起来，在座的人既熟知彭德怀，又了解毛泽东，都不免暗暗着急。

毛泽东站起来，扬扬手说：“都在这里吃饭。”大家看表已近12时，就都随着毛泽东走进饭厅。

席间，气氛依旧僵持。陈毅吃得快，放下碗筷，望望彭德怀，却似自言自语地说：“哎，过去我也反过毛主席的，现在还是和大家一样工作嘛!”

彭德怀也已经吃完，坐在那里没有开腔。陈毅那样说，显然是想促引彭德怀再次检讨，争取重新工作。但彭德怀还是不表态，毛泽东也没有表示。

饭毕，彭德怀起身告辞，感谢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

两个历史巨人和解的机会，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丧失。

20余年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向前来采访的彭德怀传记组人员回忆了这历史的一幕，不禁轻轻叹息。

学员自特殊 学习亦特殊（1）

学员自特殊 学习亦特殊

据杨尚昆回忆，彭德怀离去后，毛泽东嘱咐杨尚昆每月至少两次去看望彭德怀，主要是了解彭德怀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11月9日，彭真和杨尚昆来到吴家花园，具体安排彭德怀学习的事。彭真不无遗憾地和彭德怀谈起庐山会议，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分了一些。”

这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第一次听到党中央有人这样对他说，那天在毛泽东处，为什么没有人把这句话从心里说出来呢?彭德怀心如浪击，却仍是默然不语。

彭真向随后来到的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艾思奇、赖若愚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与杨献珍直接联系。自此，彭德怀成了党校的学员。

当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彭德怀才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他已从数十年为之奋斗的事业中被放逐出来。等待他的是看不到尽头的，与他整个战斗生涯格格不入的谪隐生活。

他生就的不屈从于命运，也从未在生活中嵌进过“闲逸”二字。他绝不能就此悠游岁月。党校每周集体学习两次，他准时到达，不管组内的人对他另眼看待、敬而远之。他自学时认真读书，作笔记，讨论时认真准备，积极发言，成为一个十分勤勉，遵守纪律的学员。

他把自己的生活日程排得也很满，很早就起床打拳，到园子里干活；上午专心读书，写笔记；下午除去党校学习外，小睡后看文件、报纸、杂志，16时左右出门走走，稍事休息；晚上依然是看书，写笔记，只偶尔看看电视。

7月31日在庐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讲了很多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批评彭德怀是“经验主义”，“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这个同志事务烦琐，事务太多，读书少。”“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包括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艺、宗教等)，你根本不大懂，站在马克思主义上处理工作难。”谈到读书多少时，毛泽东自谦说：“我也在内。”然后说自己“后来养成了读书习惯”。接着，谈了很多心得。

正当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不懂马列和谈论哲学之际，刘少奇步入会场。听了片刻，他接下毛泽东的话题说：“我说彭德怀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方面，你如果承认，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体系。现在好像说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如任弼时讲的，说我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我就不承认。你如果承认，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东西，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并不是这样的……”接着，刘少奇又讲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马赫的唯心主义经验论等问题。

庐山会议上的这番批评，深深触动了彭德怀。理论文化修养自然是他的“短腿”。当时，他痛心承认，在几十年的战争和军事工作中，他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是毛泽东在苏区时代赠送给他的列宁的两本书：《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18年4月)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

当高级党校的教员和他商量学习计划的时候，彭德怀想到毛泽东在7月31日的谈话，决定先从哲学开始。

学员自特殊 学习亦特殊（2）

在吴家花园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战争，他决心要弥补自童年就丧失的幸福--读书、学习。

他环顾四壁的图书，54年前，年轻的姆妈牵着6岁的他--钟伢子--彭德怀，第一次去上学，一路喜悦，一路叮咛，他的手心仿佛还留有母亲的温热。为了念书，他小小的年纪就懂得给家里打柴挣钱，还不时背捆柴禾去酬谢免收他学费的塾师。如果这塾师不是他好心的姨父的话，他是连这简陋的村塾也念不起的。两年后，随着母亲的病逝，他永远地离开了学校。那份痛苦像刀痕一样，一直留在他的心灵上。彭德怀在书桌前坐下，打开崭新的笔记本，在首页为即将开始的学习写了一段自序：

“我于1898年出生下中农家，6岁开始读私塾，两年后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废学随之。四弟周岁即饿死，二弟小我两岁，三弟小我6岁，上有伯祖父和祖母，均年过七十，一家6口，老者茹食不得，幼者嗷嗷待哺，终日半饱，亦甚不易!屋漏锅破，尤以严冬时节，日则赤足履霜雪，夜则依稻草取暖，饥寒交迫，度日如年，莫我为甚。9至10岁时，率弟求食，11至12岁时，与人牧牛，13至14岁时，做煤矿工，15至16岁时，到洞庭湖滨当堤工。幼少年时生活艰难，塞我读书门径，徒羡富家子拥塞学门，恨天之生人如斯不平。回顾往事，尚记忆犹新。17岁从军当兵后，物质生活虽有改善，但思想封锁却异常严重。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革命思潮，在军队中若同隔世。除学些条令和语文外，其他毫无所得。加入共产党后，在党的教育下，在实际革命行动中，对马列主义不能说一无所知，但系统研究仍才开始。频繁战争环境自然有关，但主观努力不够，是其主因。现年过六十，但求知不应因年老而志衰，应自坚而加倍努力，至死方休。1950年庐山会议撤销我国防工作，批准我读几年书，得有机会来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这是我素所欣愿的，应当不辜负时光和党的期望。

现在，首先来研究哲学吧。并将所读书中要点摘录下来，以便重读。”

方案一定，他就开始，从10月到12月中，他一气读了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纲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又重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12月中开始，他又把读过的几本书一一作了摘记，在摘要中加注上自己的一些评语和阐释，另外还写了学习的心得。到2月末，共写下150页约7万字的摘要。从书写的整齐和字迹的衔接来看，他是先有草稿再抄写在笔记本上的，这本摘要因为没有涉及时政，故而得以保留下来；而大部分学习心得，在1979年“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后，竟被“文革”中的“彭德怀专案审查组”以防止“扩散”为由销毁了。历史竟能任专案组抹杀不能不令人叹息，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损失。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评价很高，党校哲学教员王哲民到吴家花园来辅导他的学习，他指着书架上的《毛泽东选集》说，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确有很大贡献。

学员自特殊 学习亦特殊（3）

在读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一书时，他对杨献珍书中所引毛泽东的论断：“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和毛泽东号召做“老实人”、提倡“实事求是”、“强调认识从1959年12月中旬到1960年2月末，彭德怀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特别学员”每周两次去党校学习，读过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并作了许多眉批。他在新闻记者《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写道：人们如果把认识片面加以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来源于实践”等处特别重视，加批、圈点很多。

在1943年至1945年延安的整风运动中，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的彭德怀先曾被批评为教条主义，以后又与从大后方重庆回来的周恩来同被批评为经验主义，并被说成是王明教条主义的“支柱”。庐山会议上，“经验主义”的帽子再次落到彭德怀的头上。对于这顶“帽子”，彭德怀开始确实如刘少奇所说，认识是“比较肤浅”的。刘少奇说：“经验主义是不好随便承认的”，彭德怀很受触动。在阅读列宁的重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除作摘记外，还在书页上写了很多批语。这本书在“文革”结束后，作为彭德怀的珍贵遗物，陈列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彭德怀的组织关系正式转到了高级党校。他是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他不和其他学员一起住校，仍住吴家花园，也不与一般学员编组在一起。党校为他特别编了一个组，由党校党委成员等参加，还指定了一名哲学教员、一名政治经济学教员为他担任个别辅导。据担任政治经济学辅导任务的周勤淑回忆，领导交给她的任务，除为彭德怀辅导学习外，还要了解他的思想活动，并把他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向上报告，和彭德怀在一起谈话，当面是不做记录的，回到党校后要做追记汇报。党校的负责人去看望彭德怀后也是如此办理：一起回忆彭德怀谈了些什么，然后追记、整理，上报中共中央。

尽管庐山会议的批判斗争是如此绝情，毛泽东毕竟还是问了一句：“30年，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搬出“红墙”以后，又亲自给他安排学习，留他用餐，给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名义。高级党校的培训对象，一是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干部，一是马列主义理论教员和理论工作干部，政治局委员来这里学习，彭德怀还是第一个，他成了高级党校的“最高级学员”。不是庐山会议，他现在自然是不会到这里来学习的。真枪真炮的武装干了大半辈子，最后毛泽东射向他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却是在北京的“秀才”辑录的一份题名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列宁和毛泽东的语录。现在，他也有时间用理论来武装一下自己了，这不也是毛泽东的一番厚意么?

彭德怀不知道从上次和毛泽东会面后，毛泽东还多次要杨尚昆去劝彭德怀：出来工作的前提自然是要认认错。杨尚昆因顾虑到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一直没和彭德怀说。毛泽东还曾指示杨尚昆和聂荣臻、陈毅两位元帅一起去做彭的工作，主要是要彭对庐山会议认错并再有所表示，可彭德怀一直很倔强，三人不好开口。

他不知道更不会想到，在他的身边，从生活到学习都有受命监视的眼睛。包括原来跟随他多年，又随他住进吴家花园的工作人员，都由组织特别交代过，要向组织报告彭德怀的言行。在不肯认罪的背后，他实际已沦为一个“囚徒”。

学员自特殊 学习亦特殊（4）

无奈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只是因为忧国、忧党、忧民。他胸怀坦坦荡荡，即使有人背地打报告，也报告不出个“里通外国”和“反党阴谋集团”来。身边的人，也没有谁利用这个机会去损害他，反而因他的真诚而和他交往起来。

1980年4月，高级党校的周勤淑在接受彭德怀传记组的采访时回忆说：

“组织上交代，我去吴家花园的任务，一方面帮助他学习，一方面反映他的学习、思想活动，对他的言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想法都要向党中央报告。此事先是由杨献珍校长负责，但杨献珍又嘱咐我说：对彭德怀的谈话听听就行了，不要记(追记)，回来和我说说便可，又嘱咐说：最近没有事，可以随便些。”

周勤淑谈到他对彭德怀的印象：

“他非常热情、温和诚恳，对我们也没有戒备，所以我们和他很快就熟了。他把他考虑的问题、看法都对我说，谈得多的是有计划按比例问题，说当时出现的问题就是没比例、失调。他认为人民公社应当先试点，没试点就在全国全面开花不好。”

周勤淑说，她在1958年到1959年曾下放山西，在农村，对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和彭德怀是一致的。

周勤淑到吴家花园，看到彭德怀案头放着《毛泽东选集》，彭德怀诚服地对她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非常成熟的。”“我由衷佩服”，“就是靠毛主席这一套路线办法，才有新中国的胜利呀!”但他也不掩饰自己的一个看法：“毛主席打仗行，搞经济建设还缺乏经验。”他依然拒绝对毛泽东的迷信，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贡献和不足。周勤淑不禁感叹：“那时我心里就想：要说彭总反对毛主席，真是太冤枉了!”

周勤淑还回忆说：“根据领导的要求，我写过两三次书面报告，如实反映彭总的情况，但以后渐渐熟悉，他真诚地和我谈心，讲到庐山会议前有的人本和他有相同看法，后来又起来揭发批判，完全改变了以前的调子；谈到他家乡来信，因反右而造成更大的灾难等，我就不再写在报告里了。”

彭德怀在党校小组学习会上的发言内容也是要报告中央的，他的发言比较谨慎，他无意在这里再起波澜。但不习惯隐瞒己见的彭德怀，还是在一次讨论会上小小“走”了一次“火”。他说毛泽东：“他反右比较猛，历次反右，包括庐山会议都比较猛，而反‘左’就比较慎重(指建国后)，因为‘左’在主观上是革命的。”“‘共产风’就是‘左’的东西，因为反右，有的地方忽略了纠‘左’。”“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

小组的领导马上嗅到彭德怀发言中的调子有些不合时宜，于是小心地作了反驳，并将彭德怀的这个发言及对这个发言的驳斥，一起上报中共中央。

彭德怀并不在意这类驳斥。他关注的是号称继续“跃进”，实则日愈恶化的形势。

思过本无过 心怀亿万斯民（1）

思过本无过 心怀亿万斯民

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仍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吴家花园离北师大很远，她只能平时住在学校，星期六回家。周末常来吴家花园的，还有彭德怀的侄儿女们，和几个已牺牲的老战友的家属。尽管他们的到来使院子里有了生气，但大家的心情沉重，很少有欢愉的气氛。而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园内更显得分外冷清。彭德怀上午学哲学，下午看报纸文件。书中的哲学和报纸上的现实尖锐对立，科学与虚夸直接冲突，《人民日报》天天登有激励人心的醒目标题：“大跃进巨浪滚滚向前”、“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万马奔腾”、“日行千里”、“实现全面大跃进”，全民“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大搞副业”、“大搞深翻”、“大办文教卫生”、“群众运动万岁”、“高速度万岁”……接近年末，则是一片丰收佳讯：“奇迹!奇迹!”彭德怀在庐山意见书中发出的警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打消耗仗，全面紧张”等，一一被报纸文章驳斥。

与“大跃进”升温的同时，从中央到省、市、县，一直到人民公社、生产队，卷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彭德怀问题的性质是“在党内配合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在这场继反“右派”斗争后的反“右倾”斗争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是各级党员干部中那些敢于直言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失的人。在农村，一大批从土改中成长起来的大队支部书记，因保护群众的生产生活，反对“五风”，反对高征购，也未能幸免。其人数又以数十万计，有的省市还比照庐山会议抓出了“反党集团”，那些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的人，受到大会小会斗争和各种处分，直至撤销职务。

负责安排彭德怀学习的杨献珍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

杨献珍是中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抗日战争中曾任中共北方局秘书长，与彭德怀相知甚深。杨献珍博学多识，耿介敢言。1958年冬，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杨献珍组织党校教师、学员到各地参观学习，自己也深入实地考察。和彭德怀1958年冬的情况相同，他的深入实际，也以振奋开始，以忧虑告终。在天津小站、河北徐水、河南新乡等在“大跃进”中出尽风头的地方，他了解到，严重的浮夸虚报和强迫命令，已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于是，在其后各地邀请他去讲课时，他便毫不留情地从理论上对一些做法进行剖析，出语尖刻。他认为，当时人民公社实行的不过是早已被历史否定的原始共产主义，用原始的共产主义来消灭私有制，是唯心主义的，违背常理的，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不出大乱子，势无天理”。他列举一些地方将田地深翻一丈，一亩地下数百斤种，杀几十条狗熬汤浇地，用香油、豆油积肥等的荒谬做法，并给以严厉的批评。

思过本无过 心怀亿万斯民（2）

杨献珍的讲话在很多了解情况又具责任感的干部中深受欢迎，引起强烈的反响。及至庐山风云一变，便有人将杨的讲话收集起来，报告给了中共中央。于是，杨献珍遭到批判。善于整人的康生又马上把杨献珍和彭德怀连在一起，制造出“山上一个，山下一个；山上彭德怀，山下杨献珍；一文一武，互相配合”的说法来。早在庐山上批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时，就有“彭德怀和张闻天是一文一武”、“结盟向党进攻”之说。这时又出了“一文”，便成了“二文一武”了。杨献珍既被列入彭德怀一伙，自然不能再过问彭德怀的学习，也不能再去吴家花园。现有人著文说杨献珍经常去吴家花园和彭德怀独自交往谈心，实难置信。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怀馨堂闭门读书，研究哲学，似乎超然物外，实则，园外一浪高过一浪的继续“跃进”热潮，搅得他越来越心神难宁。

在连续多日对《人民日报》上的虚夸报道和言论无法忍耐之后，一天，他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分析唯心主义的段落旁，写下了几句感想：“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有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

一直到1960年4月，媒体大唱赞歌，从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到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大兴共产主义风格，公共食堂万岁……

1960年4月6日下午，彭德怀在怀馨堂正屋书房内，照例从一摞报纸中首先打开《人民日报》。

第8版几个大字跃入眼帘：“食堂之乐乐无穷”。这是中共湖南省平江县县委书记某某写的一篇通讯，描绘了平江一个大队食堂的情形。他仔细读下去：“春风徐徐，送来了阵阵歌声：阳春三月唱食堂，唱得心里乐洋洋。食堂之红赛杜鹃，我们住在天堂中……”他继续往下读去：“食堂门前，社员用雄健的笔姿写着这样两则对联：一幅是‘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温暖万人心’(按：这是以后贴遍全国的一幅名对)……”

彭德怀把报纸一推，重重吐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他知道被砸了自家锅灶的农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老弱病残一日两餐，走坡过田到食堂就食；没有残羹余米，无法养猪鸡；秸壳、枝叶没用场，大食堂却要砍了成材的树木去烧火……

在庐山会议期间，平江县委书记因为农村办公共食堂给社员生活造成种种困难，曾宣布解散全县食堂；现在，平江县又出了一个县委书记，把食堂描绘得如天堂一般。自然，前一位书记已经成了和他一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面对着大半版夸耀食堂的文章、诗歌，他心中不禁颤抖，气得站起身来，预感着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袭来。

读书有心得 评批《庐山决议》（1）

读书有心得 评批《庐山决议》

经过半年的学习与反省，毛泽东昨日的哲学--实事求是，给了他勇气，使他用更坚定的目光去冷静审视毛泽东今日的政治经济学。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大反“右倾”使本来已经存在的“左”的错误更加严重。他满腔愤懑，自己违心检讨，委曲求全，并没有给党和人民带来好处。他放下哲学，埋头读了一个月的政治经济学，然后重读那份号召大反“右倾”的“庐山会议决议”。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一边读这份当时被誉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决议，一边无所畏惧地在决议的文本上写下了自己的批驳意见。

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内容分为五段，文本共7页，彭德怀在《决议》文本的每一页每一段旁都写下了自己的评语。

《决议》第(一)段全文如下：

“(一)在1959年7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彭德怀提笔在第一页第一段旁写下了他的申明：

“我7月14日信对于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仅没有反对和怀疑，而且热情地肯定了它的成绩，只是指出当前突出的矛盾是比例失调、在工作作风上的浮夸风、思想上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决议》第（二）段全文是：

“(二)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前期，即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作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彭德怀同志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漆黑一团。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读书有心得 评批《庐山决议》（2）

彭德怀在这一段的旁批中反问道：

“在到会中央委员(中)相互谈谈情况，怎样叫做反党集团呢?!如果以实事求是态度研究一下国内情况，我想，14日信和(在)西北小组(的)插话，不仅不是反党，而且是忠诚老实，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发表自己的意见。”

针对这一段中所谓“表面上也装作拥护”、“实质上却在煽动”的指责，彭德怀在旁批中写道：“这样一棒打下去，宁‘左’勿右，再来一个宁‘左’勿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峻的局面。”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彭德怀在《决议》第（二）段的一侧还写下了这样一段十分沉痛，并终于被历史承认和证实的评语：“‘并且极端夸大’，这倒不是彭德怀，而是这个决议案的本身。这样搞下去，势必断送或者暂时断送继续大跃进形势。”

只有从那一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人，才能体会到他针对这个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作出的中央决议案的批评需要怎样的胆识。

《决议》第（三）段的内容离开了庐山会议，旨在不仅批倒，还要“批臭”这个被确定为“反党集团的头子”的彭德怀。其文如下：

“(三)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同志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他对于党和党中央从来是不尊重的，极少传达中央的指示，应该请示的事情极少向中央请示，把他所领导的部门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常常向中央要求“民主”，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却是最不民主的。他同人民解放军的10个元帅中除他自己以外的9个元帅关系都很恶劣，而对于下级的粗暴专横更是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在军事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的思想和作风，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工作期间，由于违背中央的指示，他还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

读书有心得 评批《庐山决议》（3）

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全党全民团结一致，积极工作，而他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同志过去曾经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正因为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彭德怀对这一段的批评一针见血：

“整个(三)段是把现实问题推开，避开现实，为左……(字迹不清)，引到历史，转移全党视线。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中，我7月14日信中，只说了多办了一些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把木器铁器用具(下遗字)，拆毁房屋，砍伐树林做燃料，大量浪费人力，影响秋收，使当年的丰产没有得到丰收，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即在这样严重情况下，我还说是有失有得，来维护党的威信。实际上是得不偿失。”

千钧、万钧重的《决议》也未能压服彭德怀。他进一步说出了大炼钢铁的全民运动的真实，对它作出了一个合乎实际但却犯了大忌的结论：“得不偿失”。

彭德怀在第三段的旁批中继续写道：

“现实总是现实，如果坚持不改，其危险性是很大的。

从来就不懂得什么是‘伪装爽直’，历来就是根据自己的认识而言论和行动的，难道7月14日信和西北小组的8次插话是伪装的吗?在中央常委会两次插话，说中国工人农民好，不然就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全民炼铁补贴五十几亿元，要是(用它去买)生活物资，把它堆积起来，就会有庐山那样高，这是说会影响市场更加紧张。因为通货发行额，一般的需要有4倍的商品，否则会引起市场紧张和通货膨胀。50亿元人民币的发行，即需要200亿(元)百货作准备。对此，是毫无准备的。而且当时市场已经很紧张，当然要促成这种现象严重化。”

《决议》第(四)段的内容是对彭德怀进行历史的清算，即所谓“新账、老账一起算”，以达到对彭德怀的彻底否定。全文如下：

“(四)彭德怀同志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同志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彭德怀同志虽然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在很多方面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

读书有心得 评批《庐山决议》（4）

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他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负责主持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他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虽然党已经坚决地批判和纠正第二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他仍然坚持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并且再三地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他在华北工作时期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虽经1945年党中央所召集的华北座谈会的揭发和批判，但是他始终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转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的反党活动就更为猖狂了。彭德怀同志既然实质上是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还是积极的，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还是坚决的。但是由于他没有掌握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害怕民主革命中的群众运动，他对于民主革命的方法也经常犯错误，包括几次严重的路线错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情形就不同了。他对于社会主义虽然由于党的长期教育也有某种愿望，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没有精神准备。当社会主义真的到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真的要结束的时候，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不起而反抗。因此，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开始，他就同高岗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高饶反党联盟崩溃了，经济战线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地前进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因此，他们向党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

在《决议》第（四）段开头的旁边，彭德怀绝无伪装地、爽直地批了一句：“这次犯错误的，决不是彭德怀，而是那些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者。”

在《决议》第(四)段的后尾部分，彭德怀的批语进一步表露了他对国内形势的预见和忧虑：“把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是比较正确的意见，说成什么‘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这样搞下去党内将会有一段时间死气沉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的是破坏工农联盟，现在农民生产情绪普遍低落，农业生产量一定会下降，如果不纠正，不会很长的时间，工人劳动情绪也会要下降的，社会秩序将要出现不稳定现象。但到那时也会要改正，不过所付出的代价会是很高的。”

读书有心得 评批《庐山决议》（5）

《决议》的第（五）段谈对彭、黄、张、周等人的处理和庐山批彭的“意义”，全文如下：

“如上所说，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八届八中全会认为：为了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负责，为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的态度，彻底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党要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彻底向党承认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除此以外，绝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同时，鉴于彭德怀同志过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鉴于彭德怀同志的思想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即既有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面，也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模模糊糊地要求社会主义的一面，因而他在过去几次所犯的路线错误中到了某种时机，由于党的帮助，还可以回过头来；鉴于他在这次全会上已经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党对于彭德怀同志仍然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党仍然本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希望在彭德怀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条件下，继续同他保持同志的团结。对于其他跟着彭德怀同志一起犯了错误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党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当然，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党内斗争没有削弱了党，而恰恰是加强了党。八届八中全会确信：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进行这一次反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一定将使党的队伍和人民的队伍更加巩固，党和人民的斗志更加昂扬。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对《决议》的最后这一段，彭德怀批曰：

“彭德怀的思想没有什么两面性，在整个革命历史时期，犯过某些个别错误，不像那些革命英雄一样一贯的完全正确。如果犯了错误就有两面性，北戴河会议以来(1958年)又如何解释呢?”

虽然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并对彭德怀的历史进行了不公正的“清算”，彭德怀在对《决议》最后一段的旁批中仍然写道：“为了照顾团结，顾全大局，采取忍耐态度，作几次言不由衷的检讨是必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他说得也很清楚，他是为了团结和大局才检讨的，并不等于他在庐山会议上的看法错了。他在旁批中接着写道：“目前严重情况主要的是具体政策和工作上的错误。主要原因是：一穷二白，普遍要求迅速改变面貌，改善生活状况，但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有些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自反张国焘分裂斗争以来，一系列的胜利，特别是1949年之全国胜利，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我党被这些胜利冲昏了头脑，需要跌一跌跤，才能得到教训。”

不迷信权威，不屈从错误，又不得不为大局而忍辱负重、空怀忧虑。历史对于彭大将军何其沉重!而今天，这一段段留在那份已被判为完全错误的文件上的批语又何其珍贵，何其辉煌。

浦安修只有眼泪 回答不了问题（1）

浦安修只有眼泪回答不了问题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读书思过，他一边读书，一边联系实际。当前，对全国来说，也对他自己来说，最大的实际是什么呢?就是继续“大跃进”和反“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贯彻庐山会议《决议》。《决议》摆在桌上，他看过一遍又一遍，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那封信，怎么会使得毛泽东这般震怒呢?眼前没有人可以倾吐心曲，向来不在妻子面前谈及中央成员间事情的彭德怀，瞪着眼睛问妻子：

“你说说，毛主席为什么要整我!?”

“我和他也是老战友了，从井冈山以来同生共死30多年，这次无非是提了些意见，为什么就是三七开?”

“为什么这样做法!?这样算账!?这样斗争!?”

“……”浦安修只有用眼泪来回答。

“你看我的样子是长得很凶，叫人害怕吗!?”

“你说说，为什么写了一封信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

从1929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点燃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的“星星之火”以来，彭德怀确实是毛泽东在30余年中同生共死的为数不多的老战友之一。

1929年1月，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5军主力转战千里来到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会师。时值国民党政府合三省之师向井冈山发动会剿，红五军毅然担负起守山任务，使装备给养相对困难的红四军能下山转入外线作战。1930年秋，彭德怀提议由红5军改编的红3军团与由红4军改编的红1军团合并成立红一方面军。自此，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在朱、毛的直接指挥下与红1军团并肩作战，成为中央苏区的两支主力。长征中在遵义会议上，在张国焘分裂事件中，彭德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长征后期，红军减员缩编，彭德怀主动提出撤销由他创建并指挥的红3军团番号。接着，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委，朱德当时被困在张国焘处，便由彭德怀任司令员。红军到达陕北，组织东征军进入山西作战，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二人再度并肩作战。1937年国共实现抗日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始蒋介石只同意朱德一人出任指挥，经毛泽东坚持，增任彭德怀为副总指挥。1940年5月，朱德返延安，彭德怀肩负起华北敌后抗战的领导重任。1947年彭德怀临危受命，率2万余装备低劣的兵力抗击20余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的进攻，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陕北的重任。1950年，在林彪不出的情况下，彭德怀再次毅然受命，放下他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宏愿，挥师援朝。在长期革命中，彭德怀与毛泽东曾有过意见的分歧，在苏区，还曾因争论拍过桌子。彭德怀倔强直率，敢于坚持己见，有时令毛泽东不快，亦能改正错误，又仍为毛泽东所称道。由毛泽东送给彭德怀的“张飞”这一绰号，就可看做是毛泽东对彭德怀这一既是优点又含缺点的性格的称道和谅解。在各个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总是委以重任，彭德怀也不负所托，为革命立下不朽功勋，以辉煌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路线、方针的英明正确。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轻易地用“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3个字给他们30多年的关系作了结论，使他痛苦不堪，无法接受，因此在一次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和毛泽东争执起来。他始终拒绝毛泽东这个“三七开”的说法，再次表现了他那只服理不服压的倔强与率直。

现在，彭德怀独自住在吴家花园，周末浦安修从师大回来，就会遇到彭德怀向她发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提点意见就是不合作?”“为什么共事30多年成了‘三七开’?”

浦安修只有眼泪 回答不了问题（2）

“……”浦安修只有眼泪，回答不了彭德怀的问题。

浦安修是彭德怀的第二个妻子，他们的结合是在1938年秋彭德怀的第一次婚姻结束一年之后。

1928年彭德怀在平江率湘军一个团起义，时值他的发妻刘坤模回乌石老家，此后便音讯不通。在国民党当局的追索下，刘坤模东躲西藏，经过6年的飘泊，无以为生，遂另婚于人。1937年秋，刘坤模从报纸上看到国共重建合作，彭德怀率八路军出师抗日的消息，辗转到延安与彭德怀相见，这时彭德怀仍孑然一身，而刘坤模已生有一女，破镜未能重圆。

1938年秋，彭德怀从前方再次返延安开会，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的介绍，与浦安修结婚。

浦安修生长在北平，少年丧母，父亲续娶后去南京谋职，浦安修由大姐浦洁修抚养。大姐赴美留学后，二姐浦熙修就一边念大学，一边在小学教书，供妹妹继续求学。中学时代的浦安修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民族先锋队的一员。1937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念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交通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浦安修离校赴山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初，由党组织派去延安，后与彭德怀相识。

近年有人著文说，彭德怀为和年轻貌美的大学生浦安修结婚而与刘坤模离异，这是以讹传讹。彭德怀对于他和刘坤模之间的婚姻悲剧，曾说过感人的一句：“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离婚以后，彭德怀仍给刘坤模以兄长般的关怀。

浦安修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窑洞中和彭德怀第一次相识和交谈时，便深深打动了彭德怀的心。不仅是因为她秀美端庄的仪容，还有更重要的种种：受过高等教育而又懂得生活的艰辛；年纪虽轻已经过地下斗争的严峻考验；担任交通工作--传递党的指示和信息，更证明她勇敢而能恪守纪律。在前方战火催促下，本来无心寻觅爱情的彭大将军向浦安修写了一封作战电报式的情书：“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向她表示了相伴终生的愿望。此时，浦安修生长的北平已沦陷敌手，浦安修懂得“愿与你同归”是希望她和他一起上前线，保卫华北，收复失地。

长期身任军事指挥的彭德怀严守工作机密，对妻子浦安修也不例外，而曾从事地下工作的浦安修对彭德怀的工作也绝不打听。彭德怀是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浦安修是一名地方工作干部，彭德怀关心、过问她的工作，她对彭德怀的工作则不去过问，一切都很自然。因为不了解，她把党内的事情看得很单纯。

第一次使她担心和不安，是在1942年刘少奇从中原回延安过太行的时候。刘少奇对彭德怀负责的中共北方局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和彭德怀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彭德怀和刘少奇两人一连几天关着门在屋子里谈话，任何人都不让进去，争论起来声闻于外，情绪激动。但浦安修终究没问过彭德怀怎么回事。虽然这种情况使她惴惴不安，而彭德怀对她也片言不漏。直到她去听刘少奇在离太行前对北方局干部的一次讲话，当刘少奇对太行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进行尖锐批评时，她看到彭德怀心平气和地聆听和记录，心头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1945年延安整风期间，华北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座谈总结华北敌后斗争的经验教训，座谈会演变为持续地对华北敌后抗战的主要领导者彭德怀越来越猛烈、过火的批判。会议断断续续开了40天。浦安修常常看到彭德怀在窑洞里转来转去，面色沉重。她听说彭德怀是犯了路线错误，这自然是十分严重的事。但错在哪里?她在前线工作了5年之久，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华北座谈会上升到路线问题了，她更为惶惶不安。但彭德怀闭口不言，她仍然恪守纪律，不问，又不敢向别人打听。除已传得沸沸扬扬的“百团大战”问题：什么“百团大战打错了”，“毛主席不知道”，“帮了蒋介石的忙”……其余问题她都不甚了了。1945年5月，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完之后，整风结束，彭德怀照常工作，她的心也就平静下来。

浦安修只有眼泪 回答不了问题（3）

可这一次，庐山的“暴风雨”是来得太突然了。好好地上山，开了几天会就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究竟怎么回事?直到眼下，她看到的也就是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那份《决议》和彭德怀那份“意见书”。为什么一封信会造成一场在她看来是天翻地覆的斗争，没有人给她做解释，而所有她能问及的人--在搬出中南海前她能够看到的彭德怀的老战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负责干部，都回避和她论及彭德怀的是非，而只劝她和彭德怀“划清思想界线”。

已经是20年的夫妻，她自己也已经从一名新党员、新干部成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了。尽管彭德怀不和她谈自己的工作内容，20年中，彭德怀如果反党、反毛泽东，她还会看不出么！?她在心底对自己说，彭德怀决不会反党，不会反对毛主席!可是，肯定彭德怀组成反党集团、有计划、有纲领地向党进攻的，又是她绝对信仰、绝对崇敬、绝对爱戴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她该怎么答复彭德怀的问题呢?偏偏，彭德怀又忍不住要向她发出那些她无法面对的问题，她仍然只有用眼泪再加埋怨来回答：

“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那些经济上的事情呢!?”

“你没看到毛主席，不能等一等吗?为什么着急去写信呢!?”

“你不写那封信不就没事儿了吗!?”

“……”

彭德怀有时默默地，有时又不耐烦地听着妻子的抽泣和埋怨。其实他十分不安。他很感谢妻子，在延安新婚数日他就急急赶回前方，等不及与她同行。过了两个月他去阳城(山西)开会，与从后方前来找他的妻子不期而遇，惊喜之余发现她走路竟瘸着左腿。原来是途中夜宿，炕小人多，浦安修只有半个身子能躺在炕上，腿悬在炕外，受了寒。晚上，彭德怀用手从一只土碗里蘸着点燃的白酒为妻子搓腿，笑道：“这在行军中是常事，算是你来前方的第一课啰。”

从新婚开始，浦安修便与彭德怀相伴在艰苦和危险的革命征途上。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遭日军奔袭合围，浦安修与大队失散，在山上露宿了三夜才找到总部。深夜，彭德怀看到疲惫已极的妻子，嘘了一口气，说：“看，你那么瘦，我以为你活不成了呢。又是彭德怀的老婆，不能叫敌人抓住呵!”解放战争中，浦安修在西北野战军直属队工作，又备历艰险。彭德怀率军援朝，她去前线探望，途中遭美机轰炸受伤。以后，回忆到这些往事，彭德怀对妻子说：“安修，你跟我吃了这么多苦，从来没有埋怨我半句，我应该感谢你!”浦安修不在意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埋怨你呢?那是怪敌人。”彭德怀不禁笑起来，他的妻子是这样的单纯、善良。

但现在，她不断地埋怨他，使彭德怀的心情更为烦躁，有时怒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话?”有时又把庐山会议算他老账的那些是是非非，向妻子说明来龙去脉和事情原委。

浦安修只有眼泪 回答不了问题（4）

浦安修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矛盾和恐惧之中。毛主席说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彭德怀举出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说明并非如此。在绝对崇敬的领袖和一贯信赖的丈夫之间，她应当相信谁呢?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她解释；回到学校，党委开会又要她汇报思想，揭发彭德怀的言行。她一贯遵循“无事不可对党言”，但彭德怀所谈与毛主席之间的那些历史“恩怨”，一旦由她的口说出，其后果会怎样?她不寒而栗，精神极度紧张。“千万不能说出去!千万不能说出去!”她拼命地稳定和叮嘱自己。

她唯恐“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攻势冲破她那脆弱的防线，决心在家少问少听。彭德怀的谈话她不再深究，只劝他认错，责备他骄傲。她有一个最简单，可以说也是合乎常理的逻辑：“难道那么多领导同志都错了，就你对了吗?”

“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彭德怀也生气了。

20年的夫妻出现了不和、争吵，盼了一周的相聚却又常常不欢而别。浦安修希望彭德怀通过学习反省进一步“认错”，彭德怀却越学习越坚持自己的看法，对报纸的鼓吹忧心不已。

“对我彭德怀尚且如此，以后党内要多事了!”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彭德怀步出怀馨堂，仰天长嘘。无垠的星空被四周的屋顶约束，只向他露出小小一片，深邃而不可测。浦安修站在他的身旁，她不愿问他这句话的含意，他也不再说下去，但这句话深深印在浦安修的脑海里，直到“文革”后，她才领会到彭德怀对党内斗争那种不祥的预感和深刻的忧虑。

因为回家，浦安修就有交代不清的“彭德怀的反党言行”，划不清的和“右倾反党集团”的界线。向哪里去求救呢?人们都躲着她，她成了“不祥”的人。她暗暗地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现实的祥林嫂。

她只得去找杨尚昆。从1939年春到1941年秋，她在杨尚昆领导的北方局工作。在敌后的岁月，同志间、上下级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杨尚昆受中央之托负责彭德怀的生活安排和日常联系，常借这个关系到吴家花园来看看。“文革”后，杨尚昆回忆说：“我是有工作任务，可以常去，也是想去看看他。”

浦安修壮起胆子找到杨尚昆，流着眼泪问：“我怎么能说得清他们几个人(指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所谓‘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关系呢?我要怎样才能划得清界线呢?我真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呀!”

“你不要为难了，本来他工作的事，你也不知道。”素来既了解彭德怀，也了解浦安修的杨尚昆说，“彭老总的事是彭老总的事，就不要老扯着你了，各是各的嘛。我给师大打个招呼，就不要总是揪住你了，你回去吧。”

杨尚昆仍然和颜悦色。在吴家花园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这样和她谈话了，这使她终生不忘。

过了些时候，当她回到学校时，不再有人要她汇报了，党委会也不再追问她什么了。

其实，彭德怀也很体谅浦安修的处境，他并没有把自己思考的许多问题告诉浦安修，以免给她造成很大的思想负担。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又深信在他心中搏动的是亿万普通人的呼声。从童年时代就孕育起来的那股不屈于命运，不屈于压力，执著追求真理的劲头在他的血液中涌动。他一连几天坐在书桌旁读那份《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他清楚这份决议的分量，那是以具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作出的，是要传之千古的。但他越读越觉得它的错误严重，他决不屈从于这样一个谬误的决议。

从4月到5月近两个月的时间，他总是伏案写作。星期天浦安修回来，他不大向她谈庐山的事了。浦安修家里家外都松了一口气。

留得正气在人间（1）

留得正气在人间：《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但就在这一段时间，彭德怀写下了一本长达5万字的笔记：《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他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写下了对那个被誉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的看法。

这个看法是人们迄今为止看到的、对那个已被历史证明为错误的决议的第一个直接的批判，是迄今所见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物在个人迷信时期对党的错误决议的最尖锐的驳斥。

在中国大地的另一个角落，在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时任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这个具有学者气质，同样是不屈从的人，在1961年中，用知识分子的思辨，继续从理论上批判以“三面红旗”为表现形式的“左”的错误，写下了直到他死后的第9个年头--1985年才全部公诸于世的3篇文章：《关于按劳分配的提纲》、《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

果然是一文一武。彭德怀的《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以下简称《看法》)完全是军人气质的。也许因为它太尖锐、太直率，这份笔记在“文革”中，从彭德怀在成都永兴巷7号的住宅中被搜出以后，一直秘存于彭德怀专案组档案中，没有“扩散”。它对彭德怀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对那不但“批倒”还要“批臭”的做法，刚烈的彭大将军绝不屈服，誓留清白在人间。

彭德怀的《对八届八中全会的看法》可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针对决议对他的“意见书”的指责，叙述了八届八中全会前后国内经济建设上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对加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据理驳斥。下篇针对庐山会议对他所谓的“算旧账”，回顾历史，澄清是非，驳斥会议对他进行的种种人身攻击。

《看法》上篇共谈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谈他对庐山《决议》的总看法。

彭德怀认为：“这个决议是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它违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开实际情况，采用算旧账进行人身攻击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到离开现实的高度原则，加以推测而得出来的。”他认为：庐山会议把建设性的意见书夸大为右倾反党纲领。会后又在全国大反右倾，使得本已存在的“左”更严重，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他斥军委扩大会上有人发出的“庐山会议本来要反‘左’，因出现以彭为首的反党集团故不能不反右”的论调是“奇怪的逻辑”，重申他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他肯定地说：“实践证明，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不是彭德怀，更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和反党集团，这些罪名是凭空加的。”

事过35年，今日来看，以上对《决议》的总评何等中肯，而在四十几年前要由彭德怀来作出这个总评需要何等的气魄。

留得正气在人间（2）

在《看法》上篇的第二个问题中，彭德怀提出了他对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制定出的工业、农业、交通、文教各方面超过客观可能的高指标的原因分析。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三：1对当年的农业增产作出了能翻一番甚至更多的过高估计，甚至有人认为可以实现吃饭不要钱了；因钢铁指标过高完不成，怕不好看而搞全民大办钢铁。“至庐山会议时，比例失调已成为突出矛盾，既不正视事实之严重，又不悬崖勒马进行有效调整，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然后才能改正这错误。”2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由于解放以后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带来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成都会议、郑州会议通过了数十项高指标，各部门和地方层层加码，不认真调整，反而继续反右，中央批评河南信阳民主补课经验，实际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不少地区正在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翻箱倒柜，搜查粮食，实际农村缺粮是相当普遍的现象……3对“一穷二白”的现实缺乏认识。要改变我国落后面貌要5个五年计划或几十年，不是3年苦战就可以做到的，现在生产关系的变革远远走在生产力前面。所有制方面的混乱对生产力起了反作用。要工人农民不计报酬，取消计件工资，无人售货，生产队贫富拉平是过度的行为，共产主义风格只能在少数先进分子中做到，不能以此要求大多数的人。家畜归公、住房公用、取消自留地、砍树等，是改革上的“左”的蛮干，是各级领导同志一意孤行，脱离群众，违反经济法则，企图跳进共产主义的主观主义。在这里，彭德怀列举了一些他认为不能容忍的现象。如：“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社员脱掉衣服(只准穿裤衩)劳动，以至吊打、系绑等体罚”。“因粮食不足……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因而残废死亡者有之”。对于彭德怀这些痛心疾首的忧国忧民之言，“文革”中的专案人员竟在旁边批了8个字：“造谣特等，极其恶毒!”

在《看法》上篇谈到的第二个问题中，彭德怀还谈到中央批判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提出的吃饭、住房、小块自留地三还原，并把张恺帆追定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重要成员的问题。彭德怀在这里问道：“只要别人提出某些不同意见，不管正确与否，即说是什么反党集团，予以无情打击，这样的搞法对党对人民的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可见某些‘左’是从上而下强迫群众干起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如此信任高岗饶漱石……这又是谁的错误呢?”“在高饶反党联盟未被揭发以前，包括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还不是都受其蒙蔽，别人受其蒙蔽一再检讨，难道就不行吗?”

《看法》上篇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是：研究现在条件下我国农业增产的幅度。彭德怀认为，农业增产的现实条件，一是生产工具落后，二是水利条件还很差，三是肥料缺乏，四是耕地不足，且在缩小，故目前增产主要还需依靠农民辛勤劳动，精耕细作，提高亩产，这就应克服农村劳力浪费现象。改变土地私有制是必要的，但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在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上保持私有制是必要的。仍应坚持按劳分配，承认贫富差别，逐步缩小差别。用硬拉平来消灭差别是要失败的，等等。

留得正气在人间（3）

《看法》上篇所谈的第四个问题是：“谁在坚决反对人民公社呢?”彭德怀的回答是，除国内外阶级敌人外，实际就是当前的一套“左”的做法。庐山会议上，“左”的思想行动不仅未得到纠正和停止，而且还在发展并使之合法化，如：“‘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长征没有物质刺激，难道就出了懒汉吗?”等等。在这里，彭德怀认为，把人民解放军的一套管理制度用在农村是有碍生产的，行不通的，必然产生强迫命令。彭德怀历数当时提出的“五个全民大办”即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文教事业造成的资源和劳动力浪费，对生产力的破坏和给群众带来的痛苦，写道：“特别是全民大办钢铁，主要是小土群炼铁动员了九千万个劳动力坚持三个月。以每人九十天计，即有八十一亿个劳动日。当时正是秋收季节，使粮食棉花、花生等及其他许多农作物都没有收好，有一些就根本没有人收，让它在地里浪费掉，美其名曰：‘物质不变’！把农民一年辛勤劳动得来的丰产年，实际上变为减产年。在炼土铁运动中，砸碎锅子和其他家庭用具，拆毁房屋，砍伐树木等作为炼铁的大量原料，上述这些损失和破坏，是无法计算的！”

“在全民大办钢铁还未结束时，又继续全民大办水利，这个运动又动员了七千万人，坚持将近一年……”“这些全民大办的运动并不是多数人民群众自觉参加的，而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已经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群众脱掉衣服（只准穿裤衩），以致吊打捆梆等体罚。又因粮食不足营养很差，致使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因而残废死亡者有之……”

彭德怀还举出了铺张浪费现象“这些浪费和瞎指挥风，上至中央，下至县、社都有。”他提到1958年在平江考查时，一名红军残废战士给他的一张纸条上写的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最后说：“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其忧民之心，即使今日读之，也深深震撼人的心灵。

在《看法》上篇所谈的第四个问题中，彭德怀抨击有些地区还在坚持给农民生活带来灾难的大食堂制。彭德怀写道：“现在有一些地区，对于1958年农业产量估计过高，因而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农民口粮种子还成问题，不顾这样的事实，反而错误地查瞒产私分运动，并继续扩大这一错误运动。为了多搞一些粮食，挂名缴粮。缴不出粮者，实行追逼吊打等体罚行为，用这种方法也搞不到粮者，被迫自杀者有之，外逃者更多，指定的查产工作队，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引起群众严重不满。有些查产队完不成任务，即被扣以右倾帽子。”“说食堂是巩固人民公社的阵地，这是一种奇怪的理论，因为食堂制(即公共食堂)只能是集体经济中的一个分配的方法，在当前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反复证明大食堂制是不适宜的。”“硬说大食堂制是巩固人民公社的阵地，实际是把它当作强制农民劳动的手段，表面上集体出工比较整齐，实际在‘磨洋工’。”

彭德怀对当时反右倾、继续大跃进的错误痛心疾首，对可能和已经出现的严重后果满怀忧虑，但他还是对党中央、毛泽东最终能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具有信心。在《看法》上篇的结尾处写道：

“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还缺乏成套的经验，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我坚决相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一定会要纠正的。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应当反对的。”

留得正气在人间（4）

一埋头写了近半个月，委屈和焦急的思绪伴随着北京春季的狂风激荡。彭德怀终于搁笔。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了。

过了“五一”，他拿起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已经读过几遍了，这次重读，仍然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在笔记中记道，因为读这两本书。“把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对我的指责几乎完全遗忘了”。

几天后，彭德怀在高级党校参加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讨论，这又触动了他对庐山会议的回忆，思想回到国内的经济问题上来。只要一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的脑海便不能平静。

他想到“……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中，有同志说，在庐山会议时，中央本来是要反对‘左’的，并具有成效，正在庐山会议中期，彭德怀同志突然向党中央发起进攻，因此中央不得不调动力量，反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时说：“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如果当时中央真的是反‘左’，那么我的‘意见书’和在西北小组会上一开始就有一些发言也是‘反左’，那么我同中央意见就是一致了，为什么把我的意见书，当作右倾主义反党纲领来加以反对呢？这不是奇怪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接着，彭德怀想起1959年9月3日到11日，新华社《内部参考》接连登载的3篇文章：《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驳全民炼钢铁人民公社化造成市场紧张的谬论》、《关于一文的讨论》。3篇文章异口同声否定国民经济失调，认为即便有也是个别的。其中第一篇是出自掌握国民经济详细情况的国家统计局之手。该文引用浮夸的数字，断言：“1959年人民生活积累均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广大农民生活提高得最快”。彭德怀在这篇文章上批道：“这篇文章除了蒙蔽真相，造成假象，继续扩大左倾错误外，几乎没有其他参考价值。”彭德怀列举他亲自调查的结果，说明从1958年秋后农民生活逐步下降的情况。

由于想起上述3篇文章中的种种乐观估计。彭德怀在《看法》上篇后面补写道：“好得很，我衷心祝愿如此”，“但事实恐怕不能如我所祝愿”，“而是工农业产量下降，可能出现一个大马鞍形，全面下降”。他们“骗了自己，也骗了中央领导同志”。他认为，因主张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而被撤职处分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和因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而被批判的东北协作区办公室干部李云仲的意见都是值得考虑的。他问道：“随便把这些提意见的同志加以各种莫须有的极端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样做对党、对人民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专案组从红卫兵在彭德怀的住地(成都永兴巷七号)抄走的笔记中发现，彭德怀竟敢在批判他的文章上加眉批进行反批判，于是，将这些笔记作为彭德怀的罪证上报，并注明：“反革命分子彭德怀坚持反动立场，他在《内部参考》第2862期国家统计局党委《驳斥‘国民经济失调’的谬论》的文章里，妄加眉批，为其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辩护，猖狂地反对党的庐山会议决议。”

彭德怀对庐山会议及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采用的一套斗争方法极为反感，曾在自己的笔记中多处提及，如：“断章取义”、“极端加以夸大”、“人身攻击”、“发生争论离开问题去推测其他”、“突然袭击”、“打闷棍”、“罗织罪名”、“莫须有”、“算老账”、“只许检讨，不许还手”等。

重读过《矛盾论》、《实践论》，彭德怀提笔继续写他的《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在《看法》的下篇中，彭德怀针对《决议》对他个人历史、思想作风，以至人格的歪曲丑化，列举事实，一一驳斥，痛快淋漓。他决心不再“耐怨”，他已经看到了容忍的后果。

留得正气在人间（5）

《决议》指责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反党的联盟”，“向中央要民主”。《看法》下篇开始就写了《算历史账》一节。

在这一节里，彭德怀坦言他受高岗蒙蔽，未能及早发现高岗的阴谋活动，有一定的责任。但对以上指责，彭德怀写道：“我反复交代了事实，但是总不合某种目的的口味，硬要从粪坑中捞出这块石头来打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请看事实吧。”接着，他写下了与高岗交往的情况：1950年他和高岗两次同去东北向部队动员抗美援朝，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指定以高岗为主，彭德怀为辅，再三嘱咐彭德怀要与高岗搞好关系，并说高岗在第四野战军中如何有威信。以后中央两次派高岗去朝鲜。1953年彭德怀奉命回国后，与高岗的主要接触是毛泽东要高岗帮助彭德怀修改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其余还有3次礼节性互访。在接触中，高岗曾向彭谈到他对刘少奇的意见，认为刘少奇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谈话和解放初期在天津关于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讲话是资产阶级的观点。高还向彭说刘少奇企图利用在白区工作的机会篡党，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等。后高岗反对刘少奇的活动被揭发，邓小平找彭谈话通报情况，彭德怀将高岗的上述谈话报告给邓小平，拥护中央关于高饶问题的处理。彭德怀在回顾了以上历史情况后问道：“这怎么把我在西北小组(庐山会议)的发言和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说成是高饶反党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呢?这不是张冠李戴的奇怪逻辑又是什么呢?”

《决议》指责彭德怀：“他常常向中央要求民主，他自己在工作中却是最不民主的，最专制的。”

彭德怀在《看法》下篇中回答这一指责说：“这种指责和罪名是没有根据的，是凭主观推想的。因为我加入党已经30多年了，如果每年要有一次(向党要民主)，就有30多次了。可是中央从未有一次指责和批评。”“我看是根据我在庐山会议的发言推测出来的”。彭德怀曾在庐山会议的西北小组发言说：“基层党组织……省、市、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不管党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只是建立个人威信是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彭德怀在《看法》中申明，他是在1958年去西北各地视察中发现这个问题的，“这些完全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央据此指责他向党要民主，“实际上是庇护了某些第一书记的独断”。

《决议》指责彭德怀：“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或正在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写成一团漆黑。”

针对这一指责，彭德怀在《看法》下篇中写下了《究竟谁在极端夸大》一节。在这一节中，彭德怀认为他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的被称为“意见书”的信中提出的在1959年工作中“浮夸风气吹遍各个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报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等，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是“实事求是地概述了一般缺点”。他反问道：“难道有人敢出来证明国家工矿文教等部门、各省市没有浮夸风吗?难道许多‘卫星’、‘水可熬酒’没有见之于报刊吗?稻麦亩产由几千斤到几万斤，一浪比一浪高的消息，难道没有见之于报刊吗?稻谷快黄时把几十亩地的庄稼压缩为一亩，把小孩放在上面拍制电影到不少地方放映，这样提倡密植的笑话难道也不是事实吗?总之浮夸风是很多的，是不胜枚举的，哪里还要什么‘极端夸大’呀!”接着，彭德怀在这一节中对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表现也举出了许多例证。

留得正气在人间（6）

庐山会议指责彭德怀在党内“拉拉扯扯，封官许愿”，针对这一指责他写下了《真的有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吗?》一节。

《决议》指责他“只顾个人小局，不顾党的大局”。他写下了“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吗?”一节。

……

依然是“山高路远坑深”，依然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直爽敢言，艰苦卓绝，全军全党共知。在庐山会议上，当风云突变，得到与会多数人共鸣的彭德怀的“意见书”突然成了反党纲领，彭德怀突然成为众矢之的而猛遭斗争时，一些人在批彭的发言中，仍先说一番他的功劳和人所素称的长处。然而，对彭德怀是需要“批倒批臭”的，“批”而不“臭”，如何能“倒”呢?被紧急召上庐山的林彪瞧准了这一点，第一次参加政治局常委会，就给彭德怀送上了几顶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伪君子这3个字，其意是说彭德怀一贯表现出来的优秀品德都是假装出来的。这自然不仅丑化了已作古的共产党朋友冯玉祥，更使彭德怀蒙受人身侮辱。于是小会、大会上，便出现了所谓“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种种发言，而且写入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之中。

《决议》如是写道：“也由于他(按：彭德怀)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

对此，彭德怀在《看法》中愤然写下“真的是伪装爽直、伪装朴素吗?”一节。在这一节里，彭德怀说：“我认真回忆了自从加入共产党几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对党和对同志是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是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言论和行动的。就根本没有什么‘伪装爽直’。在任何场所说话，从来也不看别人脸色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写到激动处，彭德怀掷笔而起，在屋子里疾步来回，然后坐下来再写：

“回忆一下历史就清楚了……”他回顾1929年春率红5军主力在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会合，刚上山即负担起守山任务，抗击近20倍于己的敌军“会剿”，使朱德、毛泽东得以率装备供应都更加困难的红4军转入山下，脱离白军包围。而红5军却蒙受了重大的牺牲。然后问道：“难道这也是什么伪装爽直所能做到的吗?”

他再回顾1931年与滕代远一起识破敌人伪造毛泽东要除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3人的信件的阴谋，说服红3军团多数东渡赣江，与朱、毛率领的红1军团一起粉碎国民党政府军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在危急关头维护了红军团结的历史；回顾了长征中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领导的历史，写道：“这决不是什么‘阴谋’、‘伪装’等词句所解释得了的”，“这也不是什么‘伪装’、‘投机’等空洞词句来指责得了的。”

在这一节中，彭德怀回忆了抗日战争的历史，检查了自己开始对王明的观点有些是模糊的，但从切身教训中逐渐感到王明那一套越来越不对头。“八路军出师第一年，从28万人发展到25万之众，说明八路军在这一年中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抗日战略的。”“什么‘伪装爽直’、‘伪君子’、‘野心家’等这些罪名在我身上是找不到的”。

对于“伪装朴素”这一极不公正的指责，彭德怀写道：“还有什么‘伪装朴素’问题，本来不值一提，但《决议》中既已指责为‘伪装朴素’，作为问题指出来也就不能不解释一下。”

留得正气在人间（7）

以下是彭德怀写下的“解释”：

“其实我也同其他同志一样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朴素。但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我也没有故意浪费一文钱，这也是事实。”

对于自己在长期战争中以非凡的精神艰苦自持，表率全军，彭德怀只用这样淡淡数语来表达。哪一个经过战争年代的老将军、老战士，读后能不为之动情呢?

彭德怀特别提到他“即使在旧式军队中生活12年也是如此”。从任连长、营长、团长职务，至1928年7月22日举兵“平江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近十年的时间，他把薪饷、办公杂支、截旷等费用积存起来，除为士兵福利开支了一部分外，7万多银洋全部作了暴动的费用和红5军的军费。旧军的截旷费一向为军官所侵吞，实为旧军官的不成文收入。彭德怀却把自己的薪饷也蓄存起来备起义之用，计约6000银洋。而他的家庭，彭德怀在《看法》中说：

“每年平均寄回家用不到200元，始终维持下中农生活。从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全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40余年如一日，这也不是什么伪装得了的。能不能举出任何事实一面铺张浪费，另一面又‘伪装朴素’?……”

在《看法》下篇中，彭德怀还对庐山会议和《决议》中对他历史所作的一系列谴责做了说明。如指责他带着入股思想参加民主革命；在党的几个重大历史关头都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反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大部分时间仍然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和搞分裂活动等。彭德怀回顾了自己在这些历史过程中的认识和表现，从严检查自己，又对种种歪曲事实的说法予以驳斥。

尽管种种难以忍受的“恶名”折磨着他，彭德怀最忧虑的仍然是大局。他在《看法》中写道：“八届八中全会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而实际却不这样做”，“把人们引到避开现实去算旧账，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反右的结果“势必出现一个少慢差费的大马鞍形，真使人痛心”！

5月30日深夜，彭德怀写完了《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拿起《决议》，注视着一个月前他在这份文件上写下的最后一个批语：“宁‘左’勿右，再来一个宁‘左’勿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峻的局面!”

他长叹一声，把钢笔重重地放下，走出户外，解开前襟，让晚风吹拂他满怀忧愤的胸膛。

然而，“雁奴”已经折翅，没有谁倾听他的警告和那充满焦灼的呼声。

一分试验田 欲究高产谜（1）

一分试验田欲究高产谜

1960年8月，彭德怀的小侄女彭钢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放暑假回北京，找到吴家花园门口，被门卫拦住了。彭钢急得大喊：“我找彭德怀，我是他的侄女儿!”

彭德怀闻声出来，满脸高兴地叫：“小兔回来啰!”小兔，是彭德怀对小侄女儿的爱称。

彭钢却惊住了。一年的时间，伯伯一下子瘦了许多，头发也白了许多。

彭德怀脸上的笑容突然收住了，一种强烈压抑的痛苦从他的嘴角透露出来。

--以前，孩子们是绝对不能打听伯伯的工作的。晚上，彭钢鼓起勇气问伯伯，关于庐山会议的事。

彭钢想不通，为革命出生入死，对党忠心耿耿的伯伯怎么突然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

“你看伯伯会反党吗?我为什么要反党!?我没有反党!”

他转过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递给小侄女：“你可以看看我给毛主席写的这封信。”

近一年了，彭钢才看到了这薄薄几页使伯伯成为反党集团头子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彭钢读完信，迷惘地望着伯伯。她太年轻太单纯了，不懂得这封信和反党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彭德怀第一次感到彭钢已不是一个孩子了，他向他的“小兔”坦诉了自己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越说越激动，充满焦虑，忘记了自身的处境。

彭钢毕竟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场发生在她敬爱的伯伯和崇拜的毛主席之间的分歧。她不相信伯伯会反党，更不能相信毛主席会有什么错误的决断。

“你当国防部长，干嘛要去管经济的事呢?”

又是这个问题--干嘛要去管经济的事!彭德怀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颤动起来。

“我怎么能不管，我是共产党员，是政治局委员，要对人民负责!……”

彭钢含着眼泪默默地听着。她相信伯伯的话是真诚的。

如果不去谈经济问题，不就不会被打成反党集团了吗?这是亲人无可奈何、追悔莫及的怨叹。但是他打了一辈子仗，舍生忘死，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以至全人类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么?1953年他从朝鲜回国，毛泽东要他担任国防部长，他诚心诚意地推辞，并推荐林彪出任，自己则希望仍去西北搞建设。毛泽东说：林彪有病，不行。同时，毛泽东对他的推辞有些误解，不悦地说：“给你个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如再解释只会增加更大的误会。他闭口不言，接受了毛泽东的任命。

彭德怀是农民的儿子--他始终记住这一点。在1957年7月22日“平江起义”29周年举行的红3军团历史座谈会上，他说：“对于我，写上这样几句就行了：‘他是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时代和生活把他推上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常说自己要“做人民的苕帚--人民需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他内心深处对土地的眷恋却不时隐隐地浮上来，和妻子闲谈中常常半开玩笑地说要“解甲归田”。1956年，以开垦南泥湾闻名的王震将军自告奋勇去黑龙江搞军垦，彭德怀笑对王震说：“我则开三亩之荒，于愿足矣！王胡子，你的雄心比我大。”现在，他确实“解甲”了，何时“归田”呢?他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毛泽东没有应允他，于是，学习反省之余，他就在吴家花园的小片土地上耕耘起来。

随彭德怀住进吴家花园的，有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锅炉工张来礼。园内还有一个警卫排。彭德怀把这支队伍发动起来和他一起来开吴家花园内的“三亩之荒”。他们种上蔬菜瓜果，又一起整治小水塘，将塘泥挖出来做肥料，将挖深、挖宽的水塘种藕、养鱼。

一分试验田 欲究高产谜（2）

1960年5月，湘潭老家两个弟媳龙国英、周淑身来信，愁苦万分地告诉彭德怀，农民更加饥饿，减了产又高征购，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公社食堂把山上的茶树砍了做柴烧；各家的锅碗瓢盆都砸了，“决心”吃食堂……彭德怀气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加倍辛勤地锄草、松土、施肥，恨不得用自己的汗水弥补群众的损失于万一。

彭德怀似应在吴家花园闭门读书，劳作思过。但他不能忍受那一圈高墙，散步就要出院。而每当他迈出挂甲屯20号那个大门，警卫排就要向中南海报告。从入城以来，领导人很少能够和住宅四周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也少了，彭德怀自觉越来越孤独。现在，他走出吴家花园大门，发现他又能回到群众中去，特别是他熟悉的农民中间去，这使他很高兴。他在挂甲屯到处走，和村里人亲切地打招呼，谁要带着好奇的眼光望着他，他还自我介绍：“我叫彭德怀，犯了错误。”开始左邻右舍还把他当大干部、首长。彭德怀进屋上炕，聊得很随便，孩子们上前叫彭爷爷，大人就叫他老彭，和他无话不谈。

这天，彭德怀来到社员潘秀兰家，潘指着门前的一片地说，这是生产队1958年的试验田，把好好的几亩稻子弄在一起，上面放了鸡蛋也掉不下去，冒充亩产几千斤。彭德怀气得直摇头：“净胡闹!”

彭德怀在园内开荒种地，原为了自食其力，减轻人民的负担。潘秀兰的话使他想起也要种一块试验田。他收集报纸上介绍的增产措施，在小塘边开出一块地，这样可以充足地浇灌。他封了有抽水设备的厕所，买了一个痰盂，每天清早把攒的“肥”端出倒在粪池里。后来又买了一个桶，让工作人员“支援”他的积肥之举，保证试验田施足底肥。土地不仅深翻，还把每一块土疙瘩都敲碎，用手捏一遍。彭德怀又出资买来良种，尽量密播，精心管理。麦子抽穗之后，他清早起床就去赶麻雀，还扎了两个草人竖在地中央。水、肥、土、种、密、保、管、工都按照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做了。彭德怀说：“我困在这块地里了，我看看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斤。”

麦穗灌浆了。彭德怀到村里邀来一位老农，老农十分惊讶地说：“老彭，你当元帅，还种得这样好的麦子哟!我们庄稼人也比不上呢。”彭德怀请老农估产，老农搓了根麦穗在掌心一数：“嘿!你这一分地能打90斤。”

麦子黄了，彭德怀和工作人员一起，精收细打，整整一分地，正好90斤麦。彭德怀并不为他的丰收庆幸，他紧蹙一双浓眉计算，集体大面积种植要达到他这一分试验田的标准必然很少，一亩不过900斤，即使一亩地按两季收成，充其量不过2000斤。

对于那些高产的“神话”，现在他更有理由不相信了。

朱彭朱彭　残棋憾千古（1）

朱彭朱彭残棋憾千古

彭德怀自搬进吴家花园，就切断了和自己生命相连的军队的联系，痛苦远远超过思想路线问题的罪名，使他和党内的战友也断绝了来往。曾有人送来一袋白米、两条大鱼，悄悄靠在吴家花园的门外墙边，是谁送来的呢?没有留下一句话。解放军上将李志民的儿子曾翻过墙到他屋子里坐了一会儿，他的父亲只想知道彭老总是否还在人间。上将杨得志在颐和园偶然遇到彭德怀的警卫员景希珍就拦住景希珍，向他详细打听彭老总的情况，走了很长一段路。解放军忘不了彭老总。

吴家花园的门卫很寂寞，出入高墙的除了工作人员、家属、已故老战友黄公略的女儿、左权的女儿，还有几个湖南老乡。这些人都被一一记录在案。

能够以战友身份来到吴家花园看望彭德怀的屈指可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在苏区时期参加红军的著名医生、时任解放军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中共著名的“五老”之一、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还有就是总司令朱德。

1959年7月31日政治局常委会在庐山批彭，朱德在发言时仍然赞扬彭德怀艰苦朴素，对彭德怀的批评主要说他个人英雄主义太强。由于言辞温和，又说了彭的好话，毛泽东抬腿搔鞋，讥讽朱德的发言为“隔靴搔痒”。以后随着批判升级，特别是军委扩大会的残酷斗争，逼迫朱德也一次次检讨，并对彭德怀进行“揭发批判”……今天，朱德到吴家花园来探望彭德怀，四目相视，心绪万端。

彭德怀握住朱德的手，朱德环顾了吴家花园的小桥流水和菜地鱼塘，又打量着彭德怀明显消瘦的面容和已经染过又褪了色的军装，脸上那一丝勉强的笑容消失了。二人走进书房坐下，互相问过好，彭德怀便按照老习惯把棋局摆上，工作人员送过茶默默退下。让两位多年在战场上并肩战斗、同生共死的老帅谈谈知心话。

使工作人员感到惊愕和沮丧的是，人们听到了吵声，主要是彭德怀粗暴的嗓音，他竟然对自己素来敬重的总司令发起火来。

大家看到宽厚仁和的总司令气得脸色煞白从屋内出来，彭德怀走在后面，脸色也很难看。工作人员还听到了彭德怀对朱德的一句“告别辞”：“请总司令以后不要再来了吧。”

朱德和彭德怀之间的战斗友谊，也是自1928年11月底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红5军到达井冈山开始的。认真说来，他和朱德的相识比和毛泽东相识还早一些。当年，是朱德从井冈山下山到宁冈县城等候红5军的到来。在县城隍庙门前，彭德怀第一次和他久仰的“八一南昌暴动”的领导者朱德握手。几天后，他才和毛泽东在宁冈茨坪会面。12月11日“广州暴动”一周年，红4军和红5军在宁冈新城举行会师大会，正热烈之际，主席台塌了。战士议论纷纷，有人不安地说：“这不吉利呀!怎么刚会师就塌台了呢!”这时，朱德微笑着大声对指战员说：“不要紧，台塌了搭起来再干嘛!”朱德这从容双关的话给彭德怀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在以后的长期战争中，他曾三次用朱德这句话来激励部队。一次是在1929年1月红5军从井冈山突围，只剩下283人(枪)的艰难之际；一次是在1942年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奔袭合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后的危急关头；一次是在西北战场的西府战役中遭胡宗南和马步芳的骑兵夹击，紧急撤出宝鸡的惊险时刻。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朱毛”二字相连并称，曾成为红军时代的象征。其后，曾与“朱”字相连并称的就是“彭”字。“朱彭”--八路军的总司令与副总司令又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象征。

彭德怀对比他年长10岁的朱德十分敬重。面容温和、宽厚稳重的朱德和面带威严、刚毅直率的彭德怀一起统率八路军的千军万马驰骋于华北，坚持于敌后，谱奏出中国军事史上一曲动人的指挥和弦。

朱德和彭德怀共同的业余爱好是下棋。战斗中亲密合作的伙伴，在棋盘上常常杀得难分难解。这盘棋从太行山下到延安，从延安下到中南海，而今天，吴家花园的残棋竟成为两位革命元戎的最后一局。

朱彭朱彭　残棋憾千古（2）

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彭德怀对他一贯敬重的朱德发火呢?两位曾并肩驰骋的老战友在什么问题上谈崩了呢?

20年后，略知情的浦安修痛心地回顾了这一段往事。

浦安修回忆说，朱德来访的那一个周末，她回到家，彭德怀告诉她，朱德在下棋时和他的谈话，表示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做法有意见，对彭德怀表示同情。这时，彭德怀便发起火来，说：“总司令：我犯了错误正在反省，你不但不帮助我，反而来说这些话。”朱德在谈话中告诉彭德怀说：“我现在就住在西山，离你这里很近，可以常来看你。”彭德怀伸手向前一推，拒绝说：“请总司令莫再到我这里来了。”说完就要收棋，朱德只得起身就走。

朱德的来访是在毛泽东约见彭德怀的第二天。就在前一天，彭德怀面对毛泽东等待他再次认错时沉默不语。然而毛泽东的约见、留饭，也是毛泽东不愿30年的关系就此结束的表示呵。彭德怀回到吴家花园后，心绪翻腾，自信又复自疑，清醒而又迷惘，极力反省自己，过去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否错了呢?有不同意见就要说，要争论，是不是“反对”呢?此时朱德来访，对他表示安慰，同情，他不仅不领受朱德的厚意，反而批评起朱德来。

在庐山上的“阶级斗争”中，谁被指为“反党”，人人都得来揭发批判，否则就是右倾，就入了“反党俱乐部”之伙。将帅们还要面对“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亦即面对分裂党的罪责。在庐山会议后，为肃清彭德怀在军内的影响而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大局”，即便朱德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元勋也遭牵连，被迫检讨，做违心的表态和“揭发”。彭德怀没能谅解朱老总，战友的情谊便为误解所代替。

彭德怀气走朱德，是否还因为担心朱德对庐山会议的看法走漏会危及朱德而故意以此示绝呢?是否他担心“军事俱乐部”再被人为地扩大呢?他亲睹了朱老总被毛泽东讥讽为“隔靴搔痒”的难堪。现在，朱德又一如既往地来看他，是否只有作出与朱德决裂的姿态，才能避免更大的悲剧的发生呢?朱德被他气走后，心神难宁，寝食不安。他这样做究竟是生气还是苦心，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指挥总司令朱德和副总指挥、副总司令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和第二元帅之间，整整30年的战友情谊，就此以一局残棋遗憾千古。

毛泽东改弦纠“左”（1）

毛泽东改弦纠“左”彭德怀欣然请行

1960年的夏季，是在大造支援世界人民革命的声势中度过的。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举行了动辄数十万甚而上百万人的示威游行，支持南朝鲜人民，支持日本人民，支持刚果(利)人民，支持古巴人民……与此相对应的，是自然灾害加人为祸患。全国工农业生产陷入严重困境，粮棉油大减产，原材料缺乏，许多建设项目被迫下马。农村发生大面积饥荒，安徽、河南、甘肃等省份发生饿死人的骇人惨剧。大跃进和反右倾的灾难后果，终于迫使毛泽东改弦更张。

1960年9月31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周恩来、李富春提出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十二条》的主要精神是纠正“左”的错误，强调人民公社当前应以“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为根本制度，坚决制止“一平二调”“一平二调”：平，指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调，指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人民公社。的共产风。

彭德怀从挂甲屯社员口中听到了《十二条》的精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来十分兴奋。但不知什么缘故，他没有收到这个文件。一天，他发现挂甲屯墙报贴出了《十二条》全文，就站在那里一字一字地抄下来，仔细研究之后，写了一篇《读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笔记》。笔记写道：

“读了这个紧急指示后，感到基本上是好的。特别是重申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退还农民自留地和房屋，这些具体措施，对于团结农民，恢复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使我内心感到高兴。”

但是，彭德怀还有不满意之处：

“紧急指示中，还没有提出停办公共食堂，而且还在强调公共食堂。因此，这个错误还不能得到纠正。现在，农村中的粮食、柴、菜、油等生活资料普遍缺乏现象相当严重。在这样情况下，想要办好公共食堂是主观主义的。”

他认为：“现在的公共食堂制，是在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幻想下产生的，是潜存着共产主义庸俗化的观点，是超脱现阶段生产力的分配形式”，“如不立即停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并将继续遭到一些不必要的破坏。”

他认为：对1958年以来由于急躁冒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浮夸、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等错误局面，“紧急指示只是认识和纠正错误的开始”。

历史再次证明了他的真知灼见。

强烈的责任感使彭德怀极想把这些意见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帮助中央进一步纠正错误，减少损失。但他十分清楚：没有可能。他只能写下自己的这种苦闷心情：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来说，应该把上述看法诚恳地向党中央提出，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鉴于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对我作出完全离开实际情况的决议，事实上，不仅已经革除继续工作，而且正在进行从历史上消灭我个人的形象。如果现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是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对实际工作是会毫无益处的。”

可喜的是，1961年3月，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进一步纠正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停办了公共食堂。

毛泽东改弦纠“左”（2）

形势一步步好转，彭德怀的心情也随之好转。

只有吴家花园的围墙使他难以忍受。党校教员周勤淑来询问他的学习情况，他伸着脖子，大声对周勤淑说：“我现在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我现在成了造粪机，我不能老待着!我还得工作!我不能脱离实际只读书本!”声音充满了压抑和痛苦。

《八字方针》和《六十条》的制定，使彭德怀认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因实践而得到解决。1961年9月19日，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农村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3个月调查，了解农村情况，冬天，回北京住一段时间，明年春天再去太行一带。”他想念乌石，更想念太行山，那里有和八路军一起度过敌后抗战岁月，鱼水情深的老乡亲。

毛泽东会给他什么样的答复呢?半个月过去了，彭德怀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准备如不获准就告退还乡，自食其力。可是，如果告退也不允呢?

10月5日，杨尚昆从电话中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彭德怀喜出望外，当天晚饭后即驱车到中南海万字廊杨尚昆家中送去一份调查提纲，并请杨给他派一个秘书帮助整理材料。

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曾要求，如允许他外出调查，希望行前能见见毛泽东的面。毛泽东既然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他对毛泽东的意见也就冰释。对他的那些过火批判算得了什么!批过头了再纠正，平反的事在党内斗争中不乏前例。他相信，终究有一天，中央会对他的问题重新作出结论。他在向杨尚昆告辞时再问了一句：“我走前能见见主席吗?”杨答：“毛主席让我转告你，回来再谈。”彭德怀满怀欣慰回到吴家花园。

中央办公厅秘书金石被派随彭德怀去湖南。金石很紧张，有些不想干。杨尚昆对金石说，彭德怀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件还是照发给他的。政治局开会也通知他，他自己不去就是了。你还是要尊重他，也不要紧张。

毛泽东果真放心彭德怀么?杨尚昆最后交代金石：你感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信来，或等回来再谈。

青山不复旧　乡情依样浓（1）

青山不复旧乡情依样浓

1961年10月31日，彭德怀和临时秘书金石、副官景希珍、司机赵凤池、卫生员吕少俊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去长沙。11月1日，湖南省委书记出面接待并向彭德怀报告工作--自然是有分寸的。

11月2日，彭德怀抵湘潭，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看望了彭德怀。

11月3日上午，彭德怀乘车直驶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

彭家围子背靠乌石峰，乌石峰山不高而险峻，峰顶耸立着一座石砌的易华祠。相传易华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陈友谅的参政，陈友谅为朱元璋所灭，易华率众在这一带凭险据守多年，后为明朝诱杀。易华保境安民，打富济贫，四方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为他立祠，奉为神明，香火供奉，竟延续了600多年。彭德怀幼年家贫，常上山砍柴，石祠中那个威风凛凛的武将、施惠百姓的易参政，就成为他童稚心目中的英雄。

彭家围子原是乌石峰下的一片莽坡，清雍正年间，一个叫彭忠遂的人从湘乡担茶去湘潭贩卖，路过此地，偶然歇脚，见这一带背山面野，人家稀少，便在这里买下10亩坡地筑室安家。坡地周围夯土为墙，故叫彭家围子。1898年诞生的彭德怀，已是彭家围子的第六代传人了。彭德怀的父亲彭民言，为人耿直义气，年轻时与友人外出贩茶，友人病死他乡，无钱归葬，他就背尸而还，乡里传为美谈。而他自己因此得病，终年卧床，家计无着，典当变卖，终至一贫如洗。彭德怀的母亲操劳过度，扔下3个幼小的儿子，含悲病殁。

彭德怀8岁开始打柴供灶，10岁外出做工挣米养家。童年的悲惨生活，使他对贫苦农民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同情，每看到饥寒的人，他就难以忍受地说：“我小时候饿怕了，我知道饿饭是什么滋味。”

富于同情又有一副倔强性格的少年彭德怀苦苦思索天下穷苦人的出路，立志要学易华。

彭德怀第一次告别彭家围子就是学易华的结果。那一年，湘潭大旱饥荒，14岁的彭德怀参加饥民闹粜，险遭捉拿，被迫逃到洞庭湖做苦工。3年后因参加反对堤工局克扣工资的风潮被解雇。不满18岁的彭德怀走投无路，愤而投入湘军当兵。参加湘军12年，彭德怀因战功从二等兵一步步擢升为主力团长，但他的志向不是升官发财。从当连长起，他就在军中和黄公略等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组织救贫会。可他的第一次救贫行动即遭挫折：暗杀了驻地一个鱼肉百姓的恶霸，自己却被缉拿。易华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开始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打富济贫到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终于，他找到了共产党。在1928年9月蒋介石发动“四&#8226;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彭德怀毅然率部队起义。从“平江起义”到抗美援朝胜利，25年中，他有20年在战场上度过，何止身经百战!1958年冬，他在离家30年之后，重返家园，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闹得“热火朝天”之时。乌石的乡亲使他深刻了解了当时“左”的错误给农民带来的灾难。

1959年在庐山上他说了真话，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官，撤了职。今天他又回到彭家围子，乌石的乡亲们会怎么想怎么说呢?

他声明不住招待所，仍住老家彭家围子。他的两个弟媳一直住在那里。

车过石潭乡，渐行渐近故居，他看到陡峭的乌石峰和山上七零八落的秃枝残树，不禁皱起眉头，心中一阵痛惜。

青山不复旧　乡情依样浓（2）

彭德怀的故居是一座白灰土墙、青瓦屋顶的庄稼宅院，有8间住屋，一间堂屋，厨房、天井、牛栏、猪圈俱全。这是1928年他任湘军团长时，二弟彭金华去团驻地南县，由团文书从彭德怀积攒的薪饷中取出400元，给金华带回家盖成的。彭德怀真正的故居是几间破旧的茅屋，早已不蔽风雨。就靠这400元，彭家还清了欠债，拆掉了破屋，在旧址上盖了新房。经历33年的风雨，彭德怀这是第二次在这里住宿。第一次是1958年12月，他第一次还乡调查之时。

尽管保密，乌石的群众早就在盼望着彭德怀了。5月间，彭德怀在给弟媳龙国英的信中就谈到他渴望秋后能还乡一行。10月底，群众看到有人在修补从黄荆坪到乌石的破损道路桥梁，就私下议论起来：“莫不是彭德怀要回来了哩?”有的猜，这次他怕是下放回家生产了罢?有的又传说，是到湖南来当省长，还有的说，彭德怀已经复职了。众说纷纭。

11月3日近午时分，在彭家围子堂屋前地坪上等待着的，本来只有彭家的人和乌石大队的干部。但彭德怀的车一到乌石，消息不胫而走，一会儿，堂屋里、地坪上就站满了人。彭德怀一下车，大家先注意到，元帅没有穿军装，而穿着一套青布中山服，戴的是青布帽。人们不知道元帅穿的还是3年前的衣服，那青色是从绿色染过来的。

彭德怀往堂屋里走，男女老幼围上前来，叫彭元帅的，叫彭部长的，叫伯伯、舅舅、阿公的。彭德怀满面笑容和大家一一打招呼。

彭德怀进屋拿烟，有人细声议论，大概是好烟啰，猜猜什么牌。待彭德怀走出来递给大家抽，原来是一包湖南“建湘”牌的烟。没有人失望，都高高兴兴地接烟抽起来。

从午到晚，来到彭家围子的就有100多人。

此后，彭家围子每天从一清早就有人来访，直到晚上。先是近处的、本公社的，然后附近公社的也来了。紧接着，方圆百里湘乡、株州等邻近各县的人络绎前来。又过几天，远至长沙也有人闻讯而至。离彭家围子2里地的石潭镇上住满了人。

从11月3日下午至15日，彭德怀除在大队内活动两天外，其余时间都只能留在家中接待来访的群众。据金石当时的统计，来访者累计约2000人次。

许多人长途跋涉饿着肚子；有的人久坐交谈，舍不得走；有的人冒雨而来，脚下泥泞，身上透湿。彭德怀就留他们在家中吃饭，十几天下来，留饭300多人次。彭德怀出了钱，但出不起粮票，公社只给补贴了200多斤。

地方上没有料到罢了官的彭德怀还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连忙派人四处阻挡，让还在途中的来访者回去。

近2000人次的来访，除亲戚、故旧、邻里、本社社员、基层干部，还有县区的干部、工人、学生、教师。有的人见面问：“你老人家平反了么?”“你回来住多久呵?”“你还走不走呀?”人们都知道彭德怀那年回家后为老百姓说了话，所以“犯了错误”，对他表示真诚的感谢和同情。

最动情的是1958年曾经无所顾忌地向他反映了大跃进中的许多问题--虚夸假报、干部打人骂人、食堂吃不饱饭、老人院和托儿所老幼受折磨等的那些儿时伙伴。胡家冲的胡四老倌走到里屋，眼泪汪汪，拽着彭德怀的青布棉袄说：“都怪我们前年不该和你说那些话，把你给连累了，我害了你了，对不住你咯!”彭德怀安慰他当年在乌石峰打柴时最要好的伙伴胡月恒说：“你们讲真话冇(音“卯”，湖南话“没有”的意思)得错!只要群众生活好，我犯错误不要紧。”

一天晚饭后，来了许多小学生要看彭元帅，彭家围子堂屋被围得水泄不通。彭德怀出来向孩子们笑着打招呼，抬手说：“彭德怀老了，脸上皮都打皱了，不好看，莫看了!”

青山不复旧　乡情依样浓（3）

自从彭德怀回到彭家围子，堂屋里天天坐满了人，大家扯起当前的生产、生活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彭德怀说话时，大家就静静地聚精会神地听。有时，彭德怀谈着谈着，想起有人说彭德怀回乡“放毒”之说，就和大家打起趣来：“我是乱说一气咯!是不是又放了毒?”“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你们不怕我放毒吗?”憨厚的人们报以信任的笑声。有人便问：“你老人家平反了吗?”彭德怀摇摇头，笑道：“我有什么好平反的，主要是解决下面的思想问题，事情过去了不就算了。今后应该团结起来，搞好党的工作。”他深信，他和中央、和毛泽东在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错误的认识上既已趋于一致，庐山上的那一场怒火，也就会釜底抽薪，不浇自灭了。

1958年12月，彭德怀在离乡30年之后，第一次返回乌石，他看到很多社员的房子被拆掉了，从前郁郁葱葱的乌石峰，树木被砍了，干部对群众强迫命令。彭德怀十分生气，严厉批评了公社的干部。

一天，从易俗河来了一个老倌子，见了彭德怀，说：“我特来看看你，冇么子事，祝彭元帅身体健康。”彭德怀不禁叹了一口气，说：“哎，这有什么可看的，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你们不知道吗?”老倌说：“你元帅犯错误也是为了群众犯的，路有弯，河有滩，冇得关系。”

彭德怀请老倌子和一起来的人坐下，问了一句：“你们今年的收成怎样呢?”这一问满屋子鸦雀无声。

停了一会儿，易俗河老倌才开口说：“我们那地方减产严重，现在就很多人没粮过年呢。”

接着，人们你一句我一句，有反映减产的，有反映“五风”问题，还反映某某干部、某某老农因对一些做法不同意挨了斗、挨了打。彭德怀说：“是呵，‘五风’刮得太大，谁能顶得住呢?”

以上场面都是以后在追查彭德怀回乡的“反党言行”时，由在场的人口述或写下的真实情况。

“我要顶一下，都冇顶住哩!”（1）

“我要顶一下，都冇顶住哩!”

这次彭德怀还乡，跟随他的秘书金石向中央报告说，他的言行是很谨慎的，态度也很谦虚。可彭大将军面对着这样的人民，仍然憋不住要讲讲心里话。在和易俗河老倌等谈话时，他用食指对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想出来顶一下，都冇顶住哩!”这句话以后即被列为“反党言论”。

而同样的话，在以后的几天里，却又从湘潭县郊的另一个老倌子口里说了出来。那是彭德怀在路旁遇上了这个老倌，闲谈的时候，说到了“五风”，彭德怀说：“你们大家顶住嘛!”老倌子摇摇头答：“连彭德怀元帅都冇顶住哩，别说我们了。”这老倌子并不知道他是在和彭德怀元帅说话。

有些干部因顶“五风”挨了斗；有的社员在刮“五风”时又挨了某些干部的打骂；有些社员被拆了房、砸了锅，至今无房安身，无锅煮饭，他们都来彭家围子诉说。大家把1958～1960年各生产队粮食产量、口粮分配的实情也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耐心倾听，耐心交谈，累得嘴唇破裂，声音嘶哑。遇上生活特别困难的人，他忍不住还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塞在对方手里。杨家桥耐火材料厂有个青年工人骑车来看他，谈到工资低、粮食不够吃等情况。青年工人走后，彭德怀默默不语，好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说：“唉，刚才我忘了拿点钱去给他用。”

10月8日，碧泉公社新开大队红星生产队4个妇女来见彭德怀，说她们生产队原定基本口粮是300斤，现因减产只给148斤。从8月10日至今已吃去75斤，其余要到明年2月份才发给。4个女人愁眉苦脸问：“彭元帅，你看看么，这会饿死人么!”

彭德怀让金石马上去查访，那里确有10%～20%的人家已经接不上顿了。

夜深人散尽，屋里只剩下彭德怀和几个工作人员。彭德怀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几天来他一直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现在终于忍耐不住了，吼哮起来：

“在北京净听这样好，那样好。有人就是当官做老爷，不下来听听!”“现在有人吃不上饭啦!我们对得住群众吗?”“有人还是报喜不报忧，我回去要报告中央，我不怕!”

20年后，金石回忆起这个乌石之夜，说，这是他随彭德怀回乡调查中，“唯一一次看到彭老总大发脾气”，“一次好大的火哟!”

几天后，彭德怀自己到乌石公社黄卜大队访问。走到社员贺瑞庭家，问贺：“今年产多少谷?”贺答：“今年背了大时(意为大不走运)，减产的要命咯。”问：“为什么没扮好谷?”贺答：“100亩地只有4个劳力，插了70亩双季稻，还有什么谷收!?”

转到另一户姓贺的社员家，见一家子人正在吃饭，彭德怀走过去看，锅里是用糠加一点碎米煮的糊糊。贺的堂客湖南俗称妻子为堂客。请彭德怀尝，彭德怀让同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也尝一口。景希珍用筷子挑了一点吃，回去后对司机赵凤池叹气说：“那东西真叫人吃不下去。”几天后，彭德怀见到黄卜大队的干部，说起社员吃糠糊糊的事很不高兴，问大队干部说：“你们能睡得着吗?我是三晚冇睡得着觉。”

到彭家围子来访的人，所提问的事情中，涉及两个尖锐问题：

“我要顶一下，都冇顶住哩!”（2）

一是老农来访，大都问彭德怀：“眼下困难时刻，能不能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搞几年富裕了再合拢也行么!”这个由公社化失败而在农民心里重新升起的单干要求，在18年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满足，从而释放了数亿农民的生产潜力，出现了80年代中国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创纪录的丰收。而在1961年，尽管彭德怀和农民的心十分贴近，对农村的考察十分深入，也视之为万万不可的。彭德怀没有批评任何提出这样要求的人，只是再三再四对来访的农村干部社员解释、说明：“分田要不得”，“单干坚决不能搞的”，甚至在一次大队干部会上说：“我这已经是第四次表态了。”

另一个问题，主要是从一部分党员和干部、教师中提出来的关于刮“五风”的责任问题。东山公社一个生产队长赶到彭家围子来问彭德怀：“这几年来农村干部犯了‘五风’，这‘五风’到底怪谁呢?”“中央有没有责任呢?”湘潭县干部胡庆云回忆了一次这样的场面：

龙口公社石坝小学校长王孝让带了十来个教师学生来访：

“彭元帅辛苦啦，这样多的人，问过不歇气。”

“不，你们辛苦了。”

“彭元帅，我们有个问题想请示。”

“有什么提出来共同商量吧!”

“‘五风’是如何造成的?上面有什么责任?过去搞一个运动中央有为首的。如1927年反陈独秀，1937年反王明。这次反‘五风’，是不是也有呢?”

“‘五风’是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强迫命令，这是层层有责任的。至于谁来负责任，那个就不好说了。”

“这几年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完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呢?”(当时把问题归咎于3年自然灾害)

“不仅是自然灾害问题，当然这是原因之一。但由于上面官僚主义，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战线拉得很长，国民经济没有按比例发展……”

又一天，旗头大队一个老倌子来问彭德怀：“‘五风’中我的屋也拆了，办公共食堂饿得要死。我要找你老人家多时了。听说你回来了，我就要问一下：中央的政策把农村里搞得咯家伙，到底是中央要咯样做的，还是脚下（地方）搞的咯家伙?”

彭德怀说：“是走了些弯路呵!现在颁布了《六十条》，就按《六十条》办了。”

来访者还想弄清楚，两年来农村的许多做法，从生产上的放卫星、过度密植深翻、休耕，到生活上的集体化、男女分营居住，到学校的教学改革等问题，究竟哪些是中央的政策，哪些是地方的主意。彭德怀一一给讲解，强调一切要实事求是。

乌石学校校长周焕前家住彭家围子附近，曾几次和学校教师一起来看望彭德怀。周谈到，搞教育革命要在教师中“拔白旗”，提倡学生自己编教材，自己上课，说“先生不如学生”。彭德怀说：“假如照这个看法，那岂不是一个学生在他毕业之前是个进步分子，而在毕业以后，甚至第二天当了先生，就又变成落后分子了?难道当了先生，生活经验多了，知识多了，倒不如学生了?如此下去，谁愿意当先生呢?”

“我要顶一下，都冇顶住哩!”（3）

教师们又问：“1959年的高产田究竟是怎么回事?”彭德怀说：“报上登的数字从八百斤到一千斤到两千斤、三千斤，到几万斤，起初我还有点相信，后来就有点怀疑，数字越大我就越不信。湖北麻城那个地方放了几万斤的‘卫星’，我根本不信，实际那是把附近几百亩田的稻子搬到一块地里，压紧了，再放个孩子在上面拍照。”谈过这件事没几天，教师们在黄泥坪收秋白薯，彭德怀从地边走过，教师们对他喊：“彭元帅到这里来看看我们的红薯，我们这里不放孩子。”彭德怀笑了起来，走过去看了一番。

接连十几天，彭德怀的心思都放在来访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反映的情况上。这天清早，一个凫鸭子老倌的来访却拨动了他的另一根心弦。老倌子走后，他回望乌石峰，凋零的树木，孤耸的易华祠。彭德怀想起当年守祠阿公给他讲的关于易华的传说：易华被官府诱杀后，乡人连夜把他的尸首盗出，他头飞珍珠寨，身飞乌石峰，就成了保佑四方乡民的神。这动人的传说曾深深感动过他幼小的心灵。60年岁月流逝，从立志学易华打富济贫的童年梦开始，他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从崇敬易华的保境安民开始，他成了新中国的保卫者--国防部长。现在他犯了错误，他犯了什么错误呢?他自嘲“放毒”，他究竟放过什么毒呢?凫鸭老倌辛苦又自在的生活忽然吸引了他，他也想回乡来“养凫鸭子生蛋”。他果真把这个念头和乌石大队支部书记颜瑞林商量，要请大队帮工盖几间屋。其实他仍然壮心未已，说：“给我个大队或者生产队，3年保证搞好，我可以立军令状。”

他回望乌石峰上小小的易华祠，石祠只剩下一个空壳，易华塑像早已拆毁了。没有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至多也只是个易参政罢了，那个童年的梦怎能和今天的伟大事业相比呢?他遗憾的是，两年来“左”的错误造成了不应有的灾难。在参加乌石公社的干部会时，他批评乌石大队的支部书记，说：“1958年我给大队写了3封信，提了3条意见：一不要拆房，二不要砍树，三不要打人。你们听不进去。回来一看，把山里砍得光光的，房子拆了很多，干部作风很不好……”说到痛切处，他又深为内疚：“解放十多年了，群众还是这样吃不饱饭，这是我们党的工作没有做好，有错误，对不起大家……”

这些话，以后自然是列入了他的“反党言论”之中。而这，正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的胸怀，是一个勇敢的农民儿子的心声。

五篇调查诉民情（1）

五篇调查诉民情

11月15日，彭德怀开始在乌石公社的9个大队进行调查。他坚持出访不坐车，那数十年行军作战练就的如飞健步成了随行人员、当地干部和平民百姓的话题：“彭元帅64岁了，还走得咯快!”有时一天走30多里，还要做调查访问。

12月中旬，因来访人多，影响调查，彭德怀准备搬往湘潭县招待所。县里的干部闻讯都等着去看彭德怀。县委害怕影响大，找借口把彭德怀安排到县郊的锰矿招待所。

一个多月，彭德怀踏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给群众留下许多令他们永生不忘的会见。他还用笔记下一串串查访到的、核实可信的数字，写了5篇调查报告。

在《湘潭县乌石公社金星大队今年全面增产》的报告中说：这个大队今年由于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在农村的《十二条》和《六十条》，农副业生产获得大丰收，亩产约430斤，社员平均口粮(包括自留地)可达500斤稻谷。到年底有条件养猪的农户基本上可达每户一头。社员人均收入633元，除扣留外，人均纯收入459元。其中口粮约35元，现金10元。春节平均每人可吃到37斤肉。手工业工人和无猪户每人可分到4两多肉。由于有95％以上的社员比去年增加了收入，社员的情绪很高，参加集体生产很积极，有信心争取明年更大的丰收。彭德怀总结该大队1961年全面增产的经验，是有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坚强领导，保证了政策的兑现，认真实行了按劳分配，开展了生产队之间的评比竞赛，用公私并举的办法大力养猪。

在对彭家围子所在的乌石大队的调查中，记载了这个大队共有24个生产队，401户，1568人，人均耕地14亩，有耕牛57头。人力、畜力不缺，水源充足，又有广阔的山地，条件较好。1961年人均收入60元左右，但个人纯收入仅307元，扣口粮外，现金收入每人52元。调查报告举出这个大队从1958年以来修筑水利的成绩，同时举出在刮“五风”中该队干部打人成风，房屋被拆1／3，山林砍伐殆尽，粮食减产27％，生猪下降37％，群众疾病增加的严重状况。调查报告反映，贯彻《十二条》之后，各方面情况有了好转：“五风”停止，农业增产，自留地发回，群众体质基本恢复，情绪转好。但还有许多突出的问题是：半数左右的农户由于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要求单干；忽视副业生产，社员收入不高；包产指标过高；粮食扣留过多；干部补贴过高；管理费用过大；“三包”产量多变，分配中仍存在平均主义等。

在《一个减产队的调查：湘潭县南谷公社陈蒲大队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中，记述该大队1961年“三包”总产量定为703727斤，实际产量为533781斤，而征购数为242000斤，占实际产量的452％。已入库243205斤，超指标1205斤。这样，社员本年人均口粮只有220斤，每人每天只有43两，比去年每人6两还少1两多。彭德怀在这个大队走家串户，亲睹社员吃糠糊糊。到12月19日，大队有64户断顿。估计到春节前将有1／3的人口、来年2月(农历)将有70％的人口断粮，群众生产情绪低落。调查报告说，除组织社员生产自救外，应返回一部分征购粮，否则，将会发生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等严重后果。

五篇调查诉民情（2）

调查报告说，这样的大队在乌石公社中还属中等水平。据县委材料，全县834个大队，口粮在240斤(毛粮)以下者有289个，占346％；口粮最低的大队，每人只得毛粮110斤，可见农村的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

在《关于湘潭金星、新坪、乌石3个大队的手艺工人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分析了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农村手工业的没落和后继无人的现象。报告统计3个大队的木、篾、铁、砌、理发、缝纫六匠共有36人，但学徒工只有4人。报告认为农村要工匠交钱记工，与农民混合核算、统一分配和工匠口粮只由大队低水平配给的办法，不利于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主张允许工匠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实行由大队提取公积金的办法。报告还认为应鼓励手工业工人带徒传艺，师傅不准打徒弟，徒弟也不要乱斗师傅，应提倡尊师爱徒。

在《湘潭县花石区黄荆坪集市贸易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反映：1960年12月集市恢复，起了活跃农村经济、支援农业生产、增加国家收入、便利群众生活的良好作用。同时提出当前问题是物价高涨，如鲜猪肉9元一斤，母鸡13元一斤，木水桶15元一对等，故应加强市场管理，和投机倒把分子进行经济斗争，提倡公平买卖，防止物价无止境上涨，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12月17日彭德怀在湘潭作调查时，从地委书记华国锋的谈话中得知，中央即将于1月10日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以上数千人的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简称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彭德怀心中一震。华国锋走后，他沉思半晌。对随行人员说：“中央这个会很重要，回去吧。”

从1959年10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他没有去参加过中央的会议，他认为毛泽东已把他拒之于门外。现在他认为，自己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存在，误会一定能够消除。他为党能够进一步纠正错误而庆幸。他对这次会议满怀信心和希望。

他和工作人员紧张地整理材料，写完调查报告，于12月22日早饭后乘车赴长沙，12月26日返回北京。

他去意匆匆，没有去乌石告别，他认为自己还会回来的。几十年来，他心里总是装着乌石--这孕育了他的生命，塑造了他的性格，给予了他最初的人生追求的热土。他始终热爱这些淳朴的、默默无闻的、永远关注着他、敢于向他敞开心扉的乡民。但彭德怀早已将他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不属于乌石。当凫鸭子老倌、归守田园，不过是偶然飘浮上他心头的一片憧憬。只是在以后的岁月里，当厄运再度降临，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使他成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的“敌人”时，他才怀念起乌石来，想把乌石的田园作为他还能够最后效力之地。然而，回归乌石对他将永远是一个梦，他没能再回来。1961年12月22日，当他手扶车门，饱含深情，向人们挥手告别的时候，他万万想不到这是他对故乡的最后一瞥。

“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1）

“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到京后，彭德怀将50多天辛苦调查的结果--5份报告送到杨尚昆手里，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希望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能如约和他谈谈。他仍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为党做一点工作。

预定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向这次会议做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先发到与会者手中进行讨论评议。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接到了报告全文。

他仔细读下去，对这份报告很满意。报告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对错误产生的原因，报告说，一方面是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报告动员全党切实地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确定了坚决下马的方针。

然而，彭德怀向中央请了假，不去参加会议。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的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斗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彭德怀看到，即使实践已证明他的意见没有错，他也难于平反。他按下满腹委屈说：“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众有饭吃。”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主旨是如何在党内外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是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检讨中央的错误并承担责任，使与会的7000名县以上的全国“一把手”深深感动，并聚为纠正3年错误的核心力量。

彭德怀读到毛泽东的讲话，激动得站起身来。毛泽东是如此英明睿智、胸怀博大，不愧为党的伟大领袖!

经过七千人会议的评议修改，刘少奇的报告才最后定案。确定由刘少奇在会议上正式宣讲、说明。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重申要对在“反右倾”中被批判处分错了的党员和干部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

彭德怀翻开会议报告的说明，关于庐山会议问题是这样说的：“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以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为这封信，又是为了什么呢?彭德怀疑惑不解，急急看下去：

“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彭德怀脸色陡变，这两个在庐山会议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现在中央的正式报告中。报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接下来，有毛泽东的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2）

庐山会议上本来就子虚乌有的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现在又延伸为“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就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这样，他不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人所不齿的汉奸卖国贼了吗?

“唯彭德怀……”又是“唯……”，不禁使他想起“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

彭大将军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伸手抓起电话，就找杨尚昆：“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中央没有理会他的申明。

连同毛泽东曾应允他从乌石调查回来和他见面之事也没有回音了。

从此，“里通外国”就成了彭德怀的第一罪名。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真正险恶的历程，呈现出日愈悲凉的色调。

“里通外国”4个字在夫妻之间投下了可怕的阴影，浦安修重新陷入惶恐之中。她回到家里问彭德怀，这是怎么回事？--长期的反党集团、里通外国。从来不向妻子发脾气的彭德怀，这时粗暴地打断妻子的问话：“你不要再问了，再问我要发脾气了。”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也不再尊重他，大声地责问他：“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望眼欲穿的周末聚首，又常常以争吵、哭泣告终，浦安修红着眼眶，低着头，登上去往北京大学站的32路公共汽车而去。彭德怀无言地送走她，低头背手回到吴家花园。

随后，常常是彭德怀向妻子赔不是：“是我连累了你，你很单纯，不要把那些复杂的历史事情印在脑子里吧，你对党内的事情不懂得，不知道为好。”

但是，除了浦安修，他的愤怒和委屈还能对谁倾吐呢?彭德怀对着妻子大声问：“为什么要这样整我?为什么要给我加上里通外国的丑恶罪名?”“这个里通外国，杀了头也没有。”

浦安修问：“那么你到底和赫鲁晓夫谈了些什么呢?”

原来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是由1960年7月中苏关系公开破裂而产生的。1959年5月，彭德怀曾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8个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次宴会前遇到赫鲁晓夫，曾寒暄过几句。在东欧各国，兄弟党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很关注，也看出了一些问题，不免问及。彭德怀除谈成绩外，也承认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回国后上庐山开会，7月23日正是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和赫鲁晓夫握手言欢之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了风云突变的讲话，说彭德怀写给他的信--“意见书”是配合国内外反动势力向党猖狂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其后，会议转入批彭，有人提出问题，说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不是和他会前出国“取了什么经有关”。对这种毫无根据的疑问，彭德怀当时没有看得怎样严重。而今天，竟把出访中这种正常的交往说成是和赫鲁晓夫勾结搞颠覆，作为他不能平反的罪状。问题不但没有澄清，反而又升了一级。

中苏关系完全彻底地破裂究竟是为什么呢?社会主义阵营之首的“老大哥”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成了什么样子?而彭德怀和这件惊天动地的事件究竟有多大关系?浦安修越弄不清楚，心里越是惶惑。彭德怀怎么会里通外国?他为什么要里通外国?他又怎能里通外国?就像彭德怀自己说的，他连一句“洋话”也不会呀!当时党内16级以上的干部都听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和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传达报告，但他被取消了听传达的资格。

浦安修只能失声痛哭，她想：这又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事情啊!

7000人大会结束。彭德怀继写《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之后，又奋笔写下了对大会报告中有关庐山会议的一段讲话的评论。对于报告所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之说，他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这实际是欺骗了同志，欺骗了党，也欺骗了自己。”

对于里通外国，他愤愤写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最后，彭德怀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证明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1）

陈情八万言书成泣鬼神

冬去春回，彭德怀每日黎明即起，到园子里翻土施肥。饭后，仍然到园外去散步，有时到群众家中访问。但他读书的时间少了，从上午到夜间，总是在想问题，写材料。

他是在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这是一个大计划，他要把庐山会议以来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的指责一一说清楚，把他一生的历程、缺点、错误、是非曲直，通通写给党审查。两年多来，他写了许多笔记，其中有许多往事回忆，他决心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份较完整的检查与回顾。

深夜，他的房间里总是亮着灯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在一起暗暗焦虑，他们知道彭德怀又在给中央写信。在本来就压抑的空气下，加上了7000人大会上的“升级”，大家都为彭德怀捏着一把汗。

一天，工作人员偷偷望着彭德怀伏案疾书，隐约看到他老泪纵横，决定去劝阻他不要再写什么信了。但谁也不敢去。

过了不久，彭德怀把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请到书桌前，说：“我有一件事要请你们帮助一下。”他指着桌上的一叠手稿：“替我抄一抄，这是我给中央的一封信，你们只负责抄，决不连累你们的。”

赵凤池鼓起勇气说：“老总，我们抄抄是应当尽力的，可这信--我们看，还是别写了吧，免得再……”

“庐山会议过了两年，又成了叛徒，犯了卖国罪了!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彭德怀把手一扬，马上，又平静下来：“我这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不能因为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光荣历史抹黑，在我党历史上添这么个无中生有的叛国罪犯。我有权利、有义务作这个申诉!”

赵凤池说：“老总呵，我们明白了，你让我们抄吧!”

“也许现在没有用，留给后人作历史研究也好哇!”彭德怀补了一句。

浦安修星期六回家，他把写的信给她看，有时给她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内容。浦安修默默地听着，一边看他写的信，有时给他校改几个错漏字。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彭德怀这封信是浦安修帮助写的，说：“彭德怀才读了两年私塾，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浦安修可是个大学生!”为此，硬要浦安修交代。

他们太小看彭大将军了!彭德怀一生为历史留下的亲笔起草的报告、演说、命令、指示、工作总结、讲课稿、回忆录、学习笔记等超过百万字，谁说他不勤奋学习!

侄儿彭启超从外地回来，风风火火地向他素来敬重又畏惧的伯伯发起攻击：“在延安你和我说：‘要永远忠于革命，如果叛变了革命，我就毙了你!我要背叛革命，你也可以毙了我’。今天，你里通外国，我该怎么办?”

当年，彭德怀这样说，是为了一件痛心的往事：1921年，他在湘军时的老班长、第一批救贫会员之一郭德全不幸病故，彭德怀把郭德全的幼子郭炳生带到部队去，视同子侄。平江起义后，郭炳生在红三军团任师长，1931年叛逃投敌。1945年王震率部南下，彭启超参加了王震部队，后随部队返回延安，见到伯伯彭德怀，彭德怀就对侄儿说了这些话。今天，彭德怀听到侄儿提起这个旧话，丝毫没有生气，只递给侄儿一摞手稿：“你先看看这个再谈吧!”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2）

彭启超一口气读完伯伯给中央和毛主席的长信，再不向伯伯问罪了。

彭德怀谈起过往岁月，忽一转，向侄儿郑重交待了一件事，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刘伯承、萧克、粟裕同志的批判和处理都是过火的，让他们受了委屈，虽然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我是会议的主持人，我有错误啊！你记住，以后你要有机会就代表我去向萧克同志道个歉，我估计你见他比较容易一些。

“文革”结束后，彭启超终于把伯伯的话带给了萧克上将。

吴家花园再没有人劝彭德怀别给中央写这封信了，都在默默地帮助他。彭启超和綦魁英、赵凤池为他抄写，景希珍精心照顾他的起居，锅炉工每晚等他闭灯休息后封火，炊事员尽力把饭菜做得可口。

1962年6月中，彭德怀写完了这封长达82万字的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

彭德怀这封以后被称为《八万言书》的长信共分五个部分。所谈问题如下：

第一部分：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

一、我在庐山会议前的几次参加会议情况

二、庐山会议前期我的几次人事来往

三、我同黄克诚同志之间的关系

四、我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五、7月23日对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第二部分：关于高饶联盟问题

一、我同饶漱石的关系

二、我第一次认识高岗

三、我同高岗两次去十三兵团传达命令情况

四、高岗的两次入朝及其言行

五、我还国割瘤子的前后情况

六、我赴朝签字返国后同高岗几次来往情况

七、我同高岗的争执

八、在高饶问题上我犯的错误问题

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

一、我九次接见外国人的情况及言行

二、庐山会议前我出国访问期间的情况

三、我对所谓“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看法

第四部分：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

一、共产党给了我政治生命

二、平江起义的经过

三、第一次红四、五两军会师宁冈

四、第二次红四、五两军会师瑞金

五、第三次会师浏阳

六、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

七、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后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检讨或说明

1军分会的指示中的错误

2我在第二次王明路线中犯的错误

3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

4关于“百团大战”问题

5关于“七大”和“八大”两次讨论党纲时我的发言

6关于“矫枉必须过正”的问题

7关于唱《东方红》的问题

8关于中南海调文工团员的问题

9关于“大国主义”问题

第五部分：关于军事路线问题

一、建军原则

二、领导制度

三、战略方针

四、民兵制度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3）

彭德怀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这封长信的开头，对中央为克服国民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而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表示满意，说：“这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这些具体措施”，“我拥护这次会议(按：指7000人大会)的召开和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肯定今后的形势会一天一天的更加好起来。”

关于他为什么要给中央写这封信，彭德怀也坦率地表白：“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志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只是想根据我党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我错误的实际情况弄清楚，并无他意”，“请求中央能派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和审查，我是诚恳的感激。”

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这封长信中(简称《八万言书》)，第一部分的第一、五两节，第四部分的一至六节及第七节的1、2、4点内容已收入于1982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以下简述第一、二、三、四部分的其余内容。第五部分关于军事问题略。

《八万言书》第一部分第三节题为：“我和黄克诚的关系”。黄克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将，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上，因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和彭德怀有过共同战斗的情谊，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第二位成员。彭德怀在这一节中写道：黄克诚于1930年被调到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任团政治委员，在苏区的肃反错误中黄克诚曾被捕，几乎被处死，因彭德怀力救得免。在苏区，黄克诚一直在彭德怀领导下工作，但“此后，在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这样漫长的时期，我同黄克诚同志根本没有任何个人和书信来往，也没有向中央推荐过黄作任何工作职务，直到1953年黄克诚调任总后勤部长”。接着，彭德怀在叙述了此后6年中他和黄克诚的交往情况后写道：“总之，我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是一种同志之间的工作关系，确实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什么秘密。但是，在某些方面，我同黄的关系是不同于其他同志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我们工作上的互相依赖；彼此间讲话随随便便，言词也不讲究，彼此并不挑剔；有时听到对方在言语上有些不妥(如我不愿当国防部长等)，也不加以原则分析，互相谅解，事后也不向中央汇报。这些都表现了一种关系上的不严肃，是错误的方面。这些也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同他在对问题的认识上、工作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在生活上也有着一定的共同点而产生的。但是，根本没有谈过如何反对中央和如何如何达到私人目的，更谈不到‘反党集团’。如查确有此事，愿受应得处置。”

《八万言书》的第二部分：《关于高饶联盟问题》的第一节中，彭德怀叙述了他和饶漱石在历史上的几次接触后，总结说：“以上，虽经少奇同志和谭震林同志两次对饶的介绍，以及在枣园、北京医院的两次见面，但印象并不深刻，更谈不到政治上有什么关系或什么私人交情。”在这一部分中，彭德怀叙述了他与高岗的关系始末，检讨说：“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之间的事我是不了解的，而我犯的错误主要是在高岗身上。”彭德怀接着回答：“我为什么能受高岗的蒙蔽呢?”是由于4件具体事，一是1949年以高岗名义发表的内蒙工作经验总结引起他对高岗的好感；二是高岗吹嘘自己每天要坚持读20页理论书，他对此感到钦佩；三是从朝鲜回国，彭德怀不愿再做军事工作，高岗劝他不要再推辞，以免毛泽东为难；四是高岗说彭德怀对××的批评虽对而方式不好，他曾从中解释以消除××的反感。因而就错把高岗看作朋友。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4）

彭德怀接着谈到：“再者，我当时还错误地认为中央对他是绝对信任的。(中央)曾经让他担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职务，又曾三次派他去莫斯科，都说明了中央对他是重视的。也正是由于这些看法，就错误地把他当作革命同志了，因而也就完全忽视了他利用地位反党的一面。对于他在谈话中暴露的一些言行，也仅仅把他看成是‘思想狭隘’或把他看成对犯错误的同志‘忌恶如仇’，并没有进一步去推测他的野心，这就是我容易被他蒙蔽的基本原因。”彭德怀谈到毛泽东让他请高岗帮助修改他在军队高干会议上的代军委作报告的草案一事，说：“当时确没有从‘坏’的方面去考虑他”，所以在作报告时，除先申明这个报告是中央和毛主席修改批准的以外，还提高岗也帮了忙”，“恰好是中了他想在军队中插手的阴谋”。“在高岗带秘书到我处谈报告草案的这一次，待秘书走后，他便说了少奇同志的种种不对，又说少奇同志有心‘篡党’”。“在高干会议结束前一两天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来到我处，即提出了高饶反党联盟问题，问我的看法怎样，我这才恍然大悟，顿觉自己险些上了高岗的圈套。我当时就把高岗近来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邓小平同志”。“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但是我相信，我党是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实际情况会弄清楚的。”

在《八万言书》的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中，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从1936年他在宁夏豫旺堡接见外国新闻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到1958年7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来北京和他会谈的情形。最后，沉痛地说：“我没有背着我党在外国人面前搞什么不利于我党的勾当来讨好外国人，更没有什么‘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这一丑恶的罪名，引起了我心情上的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我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最后，彭德怀又写道：“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认识外国文字的人”，“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是有翻译同志跟随的”。出国访问时，“还有我驻外国大使馆的同志陪同”，每天晚上“都要向军委和总政的两个上校秘书同志汇报，他们都有记录，总之是有充分条件来查对……”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里通外国”4个字对彭德怀是多么大的侮辱，使他感到多么痛苦，多么愤怒。不幸的是，这一为他“深恶痛绝”的“丑恶的罪名”，从精神上，最后更从肉体上折磨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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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万言书》第四部分中所谈“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所述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事：“1942年以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有了进一步的发动，各项工作也有巨大发展……在这同时，党内一些强迫命令作风有所抬头，针对这种情况，我讲了关于发扬民主作风的一些问题”，“以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作为谈话形式发表了”。这篇谈话的第二段中这样写道：“民主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1943年6月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去信批评他的这个说法，6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不指名地批判了彭德怀的这篇谈话，6月19日，处于敌后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在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时删去和修改了若干尖锐的针对彭德怀的批评。虽然这不是彭德怀的授意，在1945年延安整风中，彭德怀的这篇讲话和《新华日报》华北版未完全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的事，都成为批判彭德怀的一个重要内容。1959年庐山会议上算彭德怀的“老账”，此事又被提起，作为彭德怀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对毛泽东的罪证。在《八万言书》中，彭德怀对这篇讲话中的以上观点作了检查，对转载之事作了说明，说：“现在如果中央再要我作检讨或给予处分，我都是满意的。”

在《八万言书》的第四部分，《关于‘七大’和‘八大’两次党纲讨论时我的发言》一节中，谈到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彭德怀曾在党纲起草小组上发言说：“党纲上不必写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还是写上的好。”彭德怀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彭德怀又参加党纲起草小组。当讨论到在党纲中要删去毛泽东思想的字句时，彭德怀发言说：“如果删去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都可能引起怀疑。”1959年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批彭时，有人把彭德怀以上的意见说成是“蓄谋已久”，“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毒箭’”，彭德怀说：“以上这两番话都是在讨论会上作为个人的看法(当然一个人的看法会有不正确的时候)提出来研究的，而且也没有坚持意见”，“我是没有那样恶意的，故此说明。”

《八万言书》第四部分《关于‘矫枉必须过正’的问题》一节写道：“……庐山会议和后来在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都谈到我对毛主席的‘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也是反对的”，“我认为，‘矫枉过正’或‘矫枉必须过正’不能是一切事物发展必须采用的法则，而只能是对某一具体事物可以采取的办法或手段。譬如一株小树向东曲，要端正其曲(枉)，必须将其拉向偏西一些，而且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改变其习性，然后达到将其端正的目的。像这样的具体事物采取这样具体办法或手段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也有些具体事物是不可采取这一办法或手段的。譬如，在我们的革命运动或建设事业中，出现了某些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时，只能采取适当纠正，而不能采取‘矫枉必须过正’的办法或手段，否则就会出现反右必出左，和反左必出右的现象。总之，我认为运用这一办法或手段，不能离开具体事物及条件。我的这种认识可能是错误的，但我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研究的”，“可是……这竟成了我反对毛主席的材料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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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万言书》第四部分《关于唱东方红歌的问题》一节中写道：“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只一次地说我不赞成唱《东方红》歌，并说是否受了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的影响，我可以保证，我没有受它的影响。”接着，彭德怀谈到唱《东方红》的问题：“这同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和对领袖的爱戴是分不开的，对于树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坚固领导核心和鼓励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继续前进都有一定意义。这些我是懂得的，也是拥护的。但我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过去，各兄弟国家来我国访问时，在欢迎会上演出节目，一向是先唱《斯大林颂》，可是，后来为了照顾同苏联的关系，不好再唱了，我想，倒不如各国领袖颂歌都不唱了，在欢迎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连《东方红》歌也不唱了(我从来没有讲过也没有想过在国内人民中不要唱《东方红》)。这样不但维护了我党中央对斯大林同志的估价，而且也表示了毛泽东同志的谦虚朴素作风。正同不送礼、不作寿、不以人名代地名有着相似的意义。”彭德怀谈到，这个想法他在毛泽东主持及刘少奇主持的会上都提过，没有被批评，“可是，在我犯了错误以后，也拿来作为我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事实之一了”。他认为在会议上“把自己的想法(哪怕是不正确的)直言讲出，求得指正，不能算什么‘蓄谋’或‘别有用心’的”。几年后，彭德怀曾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写道，他感到《东方红》中的“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句歌词和《国际歌》中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句歌词是不是有些矛盾，但他只是想过，并没有向任何人谈及。

《八万言书》第四部分《关于中南海调文工团员问题》，是说1953年彭德怀在朝鲜听说中央发电令向部队调文工团员，要求三个条件：政治上可靠，有一定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容貌端正。彭德怀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一定不知道这个电报，回国后一问，总政治部一个同志说是他自己发的。彭德怀写道：“我对他说不应该以中央名义向下调文工团员，特别是第三个条件，使别人觉得像选妃似的。因为这句话，在以后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有几个同志说我诬蔑主席是皇帝，不然为什么比作选妃呢?也成了我反对毛主席的材料之一了。”“但是我对调文工团员的问题也有一种想法：事情虽小，如果被下面误认为中央是这样做(其实中央是不知道的)的，而他们也这样仿效，日久成风，事情就不小了。我们是执政党，也是应该值得注意的。”“这种想法对与不对，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不能提高到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攻击或诬蔑。”

在《八万言书》第四部分《关于“大国主义”问题》一节中，彭德怀回顾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同朝鲜同志之间在战略方针和战术性质等原则问题上的几次争论，说：“从上述事实的回忆中，我志愿军在赴朝工作期间的战略战术方面是坚持了原则的，自己没有什么‘大国主义’的行为，但是在谈话的方式方法上是有缺点的。”

《八万言书》第五部分《关于军事路线问题》，彭德怀在这一部分里回顾了他在军委工作期间的国防工作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最后写道：“综合上述建军原则、领导制度、战略方针和民兵制度这四个方面来检查自己，在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那段时间中，虽然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不能得出什么‘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7）

写完这封给中央和毛泽东的长信，已是6月，吴家花园一分地试验田的小麦已经成熟，沉甸甸的麦穗等待着播种人去收割，彭德怀心头一阵轻松，又一阵沉重。这天，他照例黎明即起，但没有出门，坐在案前把已誊写过的长信仔细看过一遍，提笔写了一段结语：

最后，我在今年三四月份中，认真地学习了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少奇同志的报告及讲话，也学习了总理和小平同志的讲话。学完这些文件之后，我对国内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增加了克服困难和争取经济情况好转的信心。我除了拥护这些讲话和报告外，其中关于我的错误问题，也认真地作了回忆和检讨，对我合乎事实的批判，我诚恳地接受和感谢；对于不合事实的某些问题，根据我党一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作了简要的说明，写成材料，送呈中央，作为审查我的参考。特别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和“以便达到他个人的和小集团篡党的目的”问题，我再次郑重向党中央申明，我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也没有任何企图小集团篡党的阴谋。我诚恳地希望中央审查这些问题。如查有确实证据，请求按照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给予应得之罪，死无怨恨。

现在我们国内正处于困难的时候，克服这个困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主席及中央各同志，正在紧张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我从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快近3年来，未做任何工作。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来烦扰中央同志，内心是非常不安和非常惭愧的!不提出来吧，又难抑制自己那种委屈和苦恼心情，恳希谅察。

接着，他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

尚昆同志：

我阅读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实事求是地作了检讨，不符合事实的我也作了说明，唯时间长，问题多，加以写得潦草，不便于中央同志审阅，请饬铅印多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为感!

谨祝健康

彭德怀

1962年6月16日午

“文革”后，据杨尚昆回忆，这封信是彭德怀亲自去中南海万字廊交给他的。彭德怀说信稿抄得不很清楚，打字后希能看看清样。杨尚昆如嘱送了清样，由彭德怀定稿后，杨尚昆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印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如查有实据，甘处死刑无怨!（1）

如查有实据，甘处死刑无怨!

对于彭德怀的长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未予答复。

9月，彭德怀得到中央的一份通知，不要他出席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和10月1日的建国13周年活动。从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他就不再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各种活动了。以前是中央通知他，他不去，他确实难以背负着那么多罪名和屈辱去开会。但现在是中央知道他不会去，而又正式通知他不要去，这自然是大有不同的。接到通知后，他只淡淡地对妻子说了一句：“早该如此。”仍然每天辛勤劳动，用心读书、读报。

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先在北戴河，后在北京开了近两个月的工作会议，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北戴河会议的议题是农业、财贸、城市问题等。但毛泽东的讲话中心却是要大家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现在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到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时，毛泽东再次作“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提出了他的答案，即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

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在国内出现了三股风：

1七千人大会中，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主张充分估计和认真对待困难，确定“争取快，准备慢”的发展方针。会后，各地也重视调查3年来各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称之为“黑暗风”。

2刘少奇主张农业上的政策要退够。一些地区由于生产力破坏严重，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度过严重灾荒，实行了包产到户，极个别地方出现分田单干。毛泽东认为有人“既然认为一片黑暗”，就是说社会主义不行，故而闹“单干”，称之为“单干风”。

3七千人大会后，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为“反右倾”中受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工作。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的办法，即过去搞错了的、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帽子。短短三四个月，几年来被错批判、错处理的人，绝大多数获得平反，尚未平反的也敢于提出申诉，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彭德怀的长信，被毛泽东认为是搞翻案，不时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啊!”“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呵!”称之为“翻案风”。

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直接点到彭德怀，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毛泽东敲起“阶级斗争”警钟，就是要“顶”这“三股风”。

十中全会上，除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还添了两个冤案：一是批判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的邓子恢。邓子恢根据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教训，主张在农村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生产队包产，生产小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他的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干部的赞同。结果，在十中全会上，邓子恢被当作刮“单干风”的代表人物。二是“揭发”所谓“高岗余孽”习仲勋“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实际是：原陕北根据地的著名开创人之一、早已牺牲的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了一本传记小说《刘志丹》，记述刘和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开创时期干部、战士(其中有高岗)的英雄事迹。这本书被说成是“利用小说反党”，而对该小说提过修改意见的陕甘宁边区的老干部习仲勋等则被指斥为“替高岗翻案”、“以陕甘宁根据地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为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等。

如查有实据，甘处死刑无怨!（2）

毛泽东在会上给所谓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了个名字，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此彭德怀又有了一个新头衔--“修正主义分子”。

十中全会上，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3人的冤情被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3个事件。全会成立了两个中央专案委员会，对彭、习2人进行全面审查。

十中全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新转折，把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串在一根几乎把共和国大厦焚毁的火药线上。

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

审查却是彭德怀期望的，也是他曾经要求的。

在递交《八万言书》之后，十中全会以前，8月22日，彭德怀曾因等候了两个月没有得到中央的回音，再次给毛泽东主席并中央写信。信中说：

“我阅读了今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于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中央，想蒙审阅。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彭德怀检讨说：“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我诚恳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丑恶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

彭德怀在信中起誓：“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我带着苦闷和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在十中全会召开前两天，即9月22日，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审查委员会即已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对彭德怀的审查开列了如下五个问题：一、历史上的问题；二、篡党篡军问题；三、里通外国问题；四、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五、大国主义问题。主要是所谓“里通外国”和“小集团”问题。

与彭德怀希望洗雪其莫须有的罪名相反，从专案人员的笔记中可看到，审查的目的正是要论证其“罪名”。笔记上记载的第一次专案人员会议精神：“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决议》和自己的三次检讨全部推翻，是新的进攻，很猖狂。这个进攻不打退，党内过去有些反党分子尤其是他的反党集团成员谭政、甘泗淇也露了头。”

专案组成立后，彭德怀“旧账”升级，“新账”再添，连1961年的返乡调查也成了反党活动。1964年专案组成员去到湘潭又进行了一次详细调查，凡与彭德怀有较多接触的干部、群众，凡在彭家围子与彭德怀有较多谈话的可查的来访者，都被一一查问。对66个被查问者做了“取证”。最后向中央作了《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

如查有实据，甘处死刑无怨!（3）

彭德怀的乌石之行被说成“别有用心、满腹牢骚”；他与社员的谈话被说成是“笼络人心、争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视听”的“反党言论”。与调查者的愿望相反，从专案组留下的近千页材料和“取证”中，再现了彭德怀当年和群众在一起的许多生动对话和场面，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也使读者能获知彭德怀乌石之行的真实情景。在专案组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收录了湘潭上马公社青光大队一个名叫彭志坚的人写的一首词：

“漫提援朝抗美，徒有盖世功勋，义不封侯反左倾，叹将军老矣，茫茫四海，几个同情。”

短短诗句，表达了一个普通人对彭大将军命运的深沉感喟和同情。

十中全会后，彭德怀不再收到中央发来的文件、通知。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加严，荷枪实弹，高度戒备。1964年10月哨兵记事本上写着三条任务：“保证安全，不让反革命分子杀掉(彭德怀)，不让他跑掉；彭德怀出去要跟紧，不让他接见外人，在国内有重大变化时，特别要注意他的动态；了解他经常接触的人员，谈了些什么，及时记录下来。”哨兵还被告知：“我们对他不能热爱，在思想、表情上不能表露出来，要注意他的思想变化情况，多观察他的表现。”

彭德怀从中共十中全会决议知道，他从严检查同时申诉冤情的那封长信又沦入“翻案书”的命运，他意识到自己实际已沦为吴家花园的政治犯。

他对吴家花园内的气氛变化视若无睹，仍然是每天早上拿起他专用的小镐、小锹、水桶在院子里翻土、播种、锄草、浇水。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了，染成青色的旧军装也打上了补丁。

到了年底，他又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对加诸他头上的所谓篡军问题、所谓篡改军史问题、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所谓企图以后勤部作为篡军基点的问题、不同意军事博物馆塑毛泽东像问题、所谓怀疑高岗是否自杀问题、所谓收买人心问题等，一一做了说明。

彭德怀在信中说明，所谓篡改军史问题是：1959年2月22日军事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原准备请叶剑英元帅去讲话，因叶剑英感冒，临时请彭德怀参加。他认为军史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没有充分准备是不能讲的。因军科院领导人再三要求，他便临时准备，谈了几点看法，申明是个人漫谈。其中提到南昌起义时，在强调了它的作用后，谈到南昌起义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的总路线问题和战略方针问题，说朱德同志率领的起义部队如被敌人消灭，南昌起义也会成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纪念日，但能否成为建军节就值得考虑了。在这次讲话中，他曾说平江起义是革命来潮的信号。以后在庐山会议批彭时，有人就说这两处提法是“篡改军史”，是“篡军”的大阴谋。

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彭德怀在军事科学院的座谈会谈到领袖人物的作用时说过：“毛泽东同志是个人，他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作用，在关键问题上起决定作用，但对整个历史不起决定作用。”彭德怀认为：“人类整个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任何个人对人类整个历史是不能起决定作用的，但英雄人物在历史关键问题上是起决定作用的。”庐山会议上，有人提出这个说法是“贬低毛主席的历史意义”。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夕成立的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将此作为对他进行审查的问题之一。

如查有实据，甘处死刑无怨!（4）

所谓“企图以后勤部作为篡军基点”的问题。彭德怀申明：这是1958年2、3月间中央在南宁开会，要压缩当年的军费，李先念来电话告诉他(时在北京)，因费用达4亿元，彭德怀即去正在召开的全国后勤工作会议现场找主要干部商议，总后勤部领导人即邀彭德怀在会上讲话。彭德怀在会上讲了建军原则问题，以后有人提出为什么在后勤会上不讲业务而讲建军原则，后更被提高到是彭德怀想以后勤部为其“篡军基点”。

关于军事博物馆的塑像问题。彭德怀说：军事博物馆建设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有人说应安设毛主席像。彭德怀说，毛主席自己说过多次，他坚决不赞成搞他的塑像，如果搞了，他就不参观。我们不要太勉强了。如果搞了，他坚决不同意，又去搬掉，就不好了。这件事后来在军委扩大会上被人追问，就变成“别有用心”了。

关于“收买人心”问题。事情经过是：1956年彭德怀去徐州连云港视察，一个任招待工作的部队勤务员向彭德怀谈及他家离彭德怀的故乡只5里地，他父死母嫁，解放时分了土地，他参军后供弟念初中，每月只能寄4元钱，而其弟每月学膳费需7元，不能继续求学。该人问彭德怀能否帮助他的弟弟到北京找工作。彭德怀答，他个人不能为其弟找工作，但可帮助20元，连原来每月寄给的4元，可以维持到初中毕业。这个勤务员以后写了一封信给解放军报社述说此事，报社发表了文章，彭德怀并不知情。在军委扩大会上，有人提出，这是“收买人心”云云。

以上实情，彭德怀在1962年底给中共中央的一封申诉信上一一谈清，但没有得到答复。这封申诉信作为他新的翻案罪证又送到专案组去了。

此后3年，彭德怀再没有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1）

心曲千万端更与何人说

十中全会以后，彭德怀看清，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他不安心的是自己在“白吃人民的小米”。以前他还希望能为党从事一些调查研究工作，现在，这个希望也破灭了。他不愿意在挂甲屯虚度余生，于是考虑解甲归田，回乌石，或者在京郊真正务农。他阅读农业科技书籍，学习蔬菜和果树栽培技术，为实现他对毛泽东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做准备。旧中国农民的苦难将他驱上了革命的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受破坏的农村景象，促使他在庐山会议中写了那封导致风云突变的信。在他被迫结束自己的革命生涯的时候，他想把生命的余辉奉献给哺育了他的土地。但城市长大的浦安修不能理解这一切，她希望彭德怀通过认错、检讨来获得党的原谅。周末回吴家花园，她看到彭德怀一身泥汗，看到鱼塘、菜畦、瓜棚、果园，便闷闷不乐，批评彭德怀，说：“你这个人真奇怪，对瓜菜这样细心，对学习反而不看重。”

渐渐地，浦安修很少回家。一天，彭德怀在她的卧室找书，发现自己的书籍还留在那里，但浦安修的一个专用书柜差不多空了，她的用品也没了。他回想、分析，可能是浦安修星期日回家逐渐取走的。十中全会后，浦安修试图说服彭德怀“认错”，她怎么说服得了呢?从青少年时代就忠诚于党的浦安修，在被党和社会摒弃的孤独中，感到自己在党要求的“立场”和丈夫之间，再找不到中立的余地。

空空的书柜伤了彭德怀的心，以后，他在“文化大革命”被囚禁中写的材料里回忆道：“……才知道她决心分离，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籍的。我当即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了24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彭德怀的做法同样也使浦安修感到伤心。

1962年10月下旬一个星期日的午后，浦安修回到吴家花园。这天晚饭，彭德怀照例先吃完。他吃饭一向很快，这是长期行军作战养成的习惯。他放下筷子，坐到桌旁，从盘子里拿起一个梨，默默地削皮。削完，将梨切成两半，递一半给刚吃完饭坐在另一侧的妻子，说：“你要想分离的话，今天咱们就分梨(离)。这个梨我吃一半，你吃这一半。”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倔强的性格折磨着他，他决心不再连累妻子。他把一半梨送到口边，浦安修也拿起半个梨，默默地吃下去。她才44岁，来日方长，她自认是在党和丈夫之间作了不得已的选择，为党工作是她生命的第一价值，相信党是她忠诚革命的体现。

“里通外国”和“长期以来有一个小集团”的罪名，终于在夫妻之间真正划出了“界线”，划出了一条深深的鸿沟。

晚饭后，浦安修准备回她的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彭德怀在1969年被囚禁中写的材料里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浦安修“把她在党校学习、整风的笔记等清理后，坐了一会儿。她说，对我没有帮助，在一块儿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我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

傍晚，彭德怀送妻子回校。在北京大学西门前，一辆公共汽车靠站停车，彭德怀紧紧握住妻子的手，说：“再见!”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2）

彭德怀目送这辆老式的郊区公共汽车颠晃着驰去，寻找着车厢中妻子的身影。他十分伤感地发现浦安修没有回头。

以后，浦安修就长住学校。尽管人们知道她已和彭德怀分居，仍然小心地和她保持距离。北师大党委早就在改选时从新的候选人名单中去掉了她的名字。她渴望为党工作，她痛苦地说，“如果只有这样(离婚)我才能为党工作的话”，于是，她提出了离婚的申请，报告经中共北京市委呈送中共中央，杨尚昆说：“划清界线并不一定要离婚。”报告转呈周恩来。周恩来问：“彭德怀同意吗?离不离应该由他们自己定，离也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总书记邓小平则不翻看这份申请，摆摆手说：“我从不管这种家务事!”问题就此搁下，浦安修没有和彭德怀去法院，夫妻关系终未解除。但彭德怀知道了浦安修的申请，曾为此怆然泪下。

彭德怀常说自己“没有崽”。他把父爱给予了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党杀害的两个弟弟留下的8个子女。其中5个未成年的孩子，在他的抚育下都已长大成人。过去彭德怀工作忙，对侄儿女要求又很严格，跟他常住在中南海的只有小侄女彭钢。现在，在北京的二侄女梅魁一家和从西安毕业回京工作的彭钢星期天都能回到吴家花园来，他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倒多了。彭德怀亲自为他们张罗吃饭，为梅魁的孩子洗澡。舐犊之情更深了。

梅魁年长懂事，对伯伯最为体贴。彭钢年小活泼，最得伯伯疼爱。尽管吴家花园内空气险恶，他们来的次数却更多了。彭德怀每到周末总是坐立不安，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等候亲人的归来。他盼望着，又担心他们为自己的问题受牵累。

梅魁至今保存着一张充满辛酸回忆的照片。照片上3个活泼的孩子，那是梅魁的一儿二女，1962年秋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摄于吴家花园怀馨堂门前。

这天午饭后，彭德怀下水塘摸了两条鱼，等着梅魁来。他准备再次告诉梅魁，以后再不要来看他。这次，梅魁又是全家都来了。彭德怀把3个孩子搂进怀里，逗了一会儿，又动手给孩子洗澡。梅魁提出，要孩子们和阿公一起照张相。彭德怀站在屋外台阶上给孩子们摆好位置，梅魁拿起了相机，一看：伯伯转身藏到纱门后面去了。梅魁叫：“快来呀!伯伯。”彭德怀说：“现在我的名誉不好，孩子们还小，要让他们健康成长，不要因我给他们造成影响。”梅魁听了一怔，眼泪跟着涌出来，忙按下快门。留下的这张照片，孩子身后门内模糊可见一个人的部分身影，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彭大将军。

晚上，梅魁给伯伯补衣服，彭德怀又嘱咐梅魁：“我几次告诉你们别来了，你偏偏还来。现在我背着里通外国的罪名，连下农村劳动的资格都没有了。”“但我实在冤枉极了，这样的冤枉要到何时才了结呢?”

被屈辱的巨人，猛捶着他那双曾经长征万里的硬腿。

梅魁擦擦眼泪，安慰伯伯：“我不怕，无论什么情况，我都要来看伯伯的。”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3）

要做到这句话多不容易呀!梅魁这个普通的医生，毫无畏惧地、真诚地对伯伯承诺，但当时的梅魁也想不到她今后为实践这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要付出多大代价!但她确确实实做到了。

1963年以后，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生活显得更加孤寂和冷清。哨兵的记录上，日常的记载只是“晚饭后彭钢来了！”、“早饭后彭钢走了”、“梅魁来了”、“……梅魁走了”。为了安慰伯伯，两个侄女儿似乎回来得更勤了些。

彭德怀每天仍要出院散步，身后紧紧跟着哨兵--他热爱的战士。但他热情的问话，得到的总是拘束不安的回答。他摘下亲手栽种的蔬菜水果送到战士手里，送到警卫班里，也被恭敬地拒绝。哨兵早被告知如何“划清界线”。

园内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党组织开会不再通知他，每当党小组开会的时候，他就在院子里静静地散步，远远注视着开会处的灯光，他知道，这意味着已停止了他的党内生活。

被人误解、抛弃，他能够忍受；被党误解、抛弃，他需要拿出比在战场上遇到险境难关时更大的力量来承受。年轻的哨兵奉命监视彭德怀的一言一行，但他们能懂得他什么呢?只能在记录上记下他散步时的路线，记下他时而翘首回望，时而低头沉思的举动和那忽急忽缓的步伐。

他白日里是勤勉的农夫、幽居的政治犯、高级党校的特殊学员。现在这个特殊学员是更加“特殊”了，不让他去听课讨论，也不再有教员来辅导。只由校领导偶尔来过问一下，而且总是3个人一起来，回去还要追记他的谈话向中共中央报告。

晚上呢，他仍然是彭大将军。党校副校长贾震等到吴家花园来询问他的情况，他对贾震等人说他“做梦都在打仗”。

在1963年的一段时间里，可以说他白天也在“打仗”。这一年，他许多时间在写《读毛主席军事文选笔记》。这一年，全国的经济形势继续向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全国的工农业生产恢复了好势头。他再不为经济问题操心，仍然转回到几乎占据了他整个生命的军事上来。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他就希望根据毛泽东的革命战争战略思想，总结自己在历次战争时期的建军经验、作战经验，并在抗日军政大学就此给学员讲过课。于是，他的心又回到烽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他的这件事情没有做完，只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笔记，刚刚论及到他亲历的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作战原则。他没能留下自己全部军事生涯积累的经验和体会，留下的只是存在于历史档案中他的作战部署、命令和一次次战争胜利的辉煌记录。他叹息道：“有条件没时间，有时间没条件--不能查阅档案资料。”

在“彭德怀”3个字成为一个充满“罪恶”的名字而遭鄙夷的时候，乌石乡和彭家围子仍然怀念着他。

1963年的冬天，彭德怀的二弟媳周淑身从彭家围子前来看望他，不久，三弟媳龙国英又带着小孙孙到北京。她们给他带来了家人和乡亲的问候。

就在这一年，中共中央专案人员到湘潭去调查彭德怀1962年回乡的“反党言行”，使乡亲们知道彭德怀再次为他们而获罪。1962年彭德怀回乡时曾给乌石大队数百元植树，1963年给乌石大队两袋速长早实的新疆核桃种，这一切都成为彭德怀“收买人心”的罪状。龙国英含泪向彭德怀诉说这些事情，也高兴地报告彭德怀两年来家乡生产生活的上升情况。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4）

龙国英打听彭德怀被指责为里通外国的问题，仔细倾听彭德怀叙述他出国的经过。这时“苏联修正主义”已经成为头号敌人，“里通外国”的是苏联，自然是莫大的罪名了。彭德怀申明：里通外国“绝无其事”，是对他的“莫大侮辱”。龙国英劝他：“还是告老还乡罢!”彭德怀没有作答，脸上浮着一丝苦涩又执拗的笑。

龙国英回家前，彭德怀和她及小侄孙合影留念。自搬到吴家花园后，他一直拒绝照相。这一次，他和心中的彭家围子，和故乡人民一起，留下了最后的身影--苍老的，却依然挺立的身躯；倔强的、坦荡的，却带着一丝苦涩笑的面容。

龙国英要回乌石了。头天夜晚，彭德怀拿出一份手稿交给龙国英，让龙国英替他保藏在彭家围子。告诉她，这件事就她自己知道，莫要告诉孩子们，免得连累他们。龙国英郑重接过，放在衣箱内带回彭家围子，秘密藏在身边。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彭德怀的风暴愈演愈烈，乌石大队村路两侧插着各种丑化彭德怀的标语漫画，彭家围子遭至围攻谩骂。龙国英忧愤过度，一病不起。

彭德怀从一进吴家花园就给自己规定，一个军人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对已牺牲的战友家属，则仍然热情接待。1930年牺牲的红3军团纵队司令员陈毅安烈士的妻子李志强，就是吴家花园的常客。李志强和儿子曾被国民党抓去坐牢，出狱后，母子二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顽强挣扎到全国解放。多年来，彭德怀一直关心着这母子一家的生活。

十中全会以后，彭德怀劝李志强不要再来看他了。李志强还是带着全家人到吴家花园来。一天，李志强又带着儿子、儿媳、孙儿一起来了。彭德怀笑着问李志强：我一个犯错误的人，你们又来干什么?李志强也笑答：“我是个老百姓，不干政治的事。”这天，彭德怀心情似乎很好，邀李志强参观了他的菜圃、果园，从一棵桃树上摘下几个大桃送给李志强，并口述四句诗相赠。多年以后，当李志强和人谈起这件往事的时候，她已经年迈体衰，只能回忆起后面两句：“平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

这两句诗虽为自嘲，也确是反映了彭德怀这段生活的一个侧面，使人不禁想起南宋曾举兵抗金的词人辛弃疾晚年退闲后的名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为了学习果树栽培技术，彭德怀研读了《土壤学》、《栽培学》等技术书籍，又拜附近果园的农艺师刘富先和孟某为师。吴家花园几年内改了观，除有麦地、菜畦、鱼塘外，还种了桃、梨、核桃、苹果、葡萄、柿子等各种果树。他计划把北方能生长的果树都引进吴家花园作实验。他和13岁就学艺，曾培育出秋香、燕江等著名蜜桃品种的刘富先结下友谊，不想这一非政治性的友谊，也使刘富先在以后的“文革”中被关押了一整年。

张飞乎?魏延乎?海瑞乎?于谦乎?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一住6年，在冷清寂寞的冬夜，他也时常看小说，读历史，特别喜欢读人物传记。有人以韩信的命运比拟彭德怀，但他从来没有这样自喻过。他不再说自己是张飞，而常说：“我就像明朝的于谦。”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有众多的人物典型：忠与奸、直与佞、智与愚、勇与怯、贤与不肖……在评价今人或自我审视的时候，人们常常从其中寻找相似的命运和形象。而这样一种寻常之事，在彭德怀身上却引出了两桩是非颠倒的公案，不仅加重了彭德怀自身的冤情，还造成了一位与彭德怀素昧平生的著名学者的生命惨剧。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5）

彭德怀作战英勇，性格爽直。红军时期，毛泽东称道他是“猛张飞”，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著名诗句。由于毛泽东的褒誉，彭德怀就常以张飞自喻：“我这个人像张飞”。“我是个张飞”，在对待同志，包括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他也有意无意地以直言不讳、生硬顶撞的“猛张飞”作风招至不快，甚至结下“疙瘩”。“猛张飞”，既是彭德怀的美德美称，也道出了他的缺点。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海瑞精神，号召与会的高级干部学习明朝有名的直臣、敢于尖锐批评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海瑞。毛泽东说，明朝的皇帝对臣下很严酷，但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并举了《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上拉下马。”会间，毛泽东看到彭德怀，要他读读《明史》的《海瑞传》，彭德怀深受感动。

海瑞在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年间，官不过户部主事。官位不高，但可以上书言事。他受职后的第一封奏疏就历数嘉靖的弊政，所举十项虽朝野皆知，却无人敢言。海瑞在奏疏中痛切陈辞，直言无饰，批评皇帝朱厚熜：“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吏贪官横民不聊生”，“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之矣”，“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明朝对大臣有廷杖之制，大臣触犯了“龙颜”，当廷就可以施以杖刑--打板子，打死勿论。海瑞入宫进奏，先买了一口棺材放在家里，又和妻儿诀别，表示他不惜一死。嘉靖阅奏，果然大怒，即要逮杀海瑞。听说海瑞已经买棺诀妻，又忍下怒气，但终于他还是受不了海瑞的刚直，把海瑞下了狱。

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和海瑞上书嘉靖的情势完全不同。彭德怀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对当时工作中的偏差提出意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方面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彭德怀的上书也受着毛泽东本人提倡的海瑞精神的鼓励。不幸的是，彭德怀的信被毛泽东认为是别有用心。原来纠“左”的中央工作会议转成了打退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战场。在猛烈的批判中，尽管彭德怀申明“张飞”这个绰号原是毛泽东给他起的，还是有人在这上面大作文章。林彪在会上发言时说：“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此时，毛泽东插话说，彭德怀是“内有二心，外似张飞”，一语收回了他对彭德怀多年的“张飞”美称。这一来，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彭德怀没有从张飞进到海瑞，倒从真张飞“变”成了“假张飞”。假者，伪也。林彪又乘机迎合，加油添醋地说，彭德怀是“伪君子”、“冯玉祥”，不仅冤枉彭德怀，还冤屈了爱国抗日、曾和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国民党著名将领冯玉祥。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张飞形象忽然弄真成假，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一位在会上批彭不力，反而说了彭德怀好话的高级干部，在被迫再度表态时说了一句：“我看你不像张飞，倒像魏延。”这个说法一传开，小组会上就有人在“魏延”这个称呼上做起文章，说：“彭德怀就是魏延”，“脑后长有反骨”等。彭德怀的形象和历史，几月之间，就这样翻了一个个儿。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6）

魏延脑后有反骨之说，原是《三国演义》上演绎出来的。《三国志》上并无此说，但这个故事在中国却深入人心。《三国演义》说，诸葛亮早在魏延献长沙、归降刘备之际，就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想要杀了他。20多年后，诸葛亮星殒汉中，魏延果然反了。幸而诸葛亮临终前留下锦囊妙计，曰：“魏延反，马岱斩。”才使蜀汉军队得以安全撤回。将魏延之说用到彭德怀身上，就是说，彭德怀一贯是，早就是反党反毛泽东的。1945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彭德怀曾进行过火的批判，把彭德怀在历史上和毛泽东有过的争论说成是反对毛泽东的路线、搞宗派，把彭德怀曾说过的：“拥护毛泽东同志不在‘拍掌’，更不是要去‘捧场’和‘盲从”，“毛泽东同志999％的正确，就没有01％的错误吗?”这样一些并不错误的话，也说成是反对毛泽东。在这样的批判气氛下，曾任八路军一二○师政委的关向应在病危时，对去看望他的彭德怀说：“彭老总啊!我是将死之人了。你不要再反对毛主席了!”面对垂死的同志，彭德怀无法为自己辩解。但其后十几年中，经历了保卫延安和抗美援朝那样的生死考验，彭德怀的忠诚本已进一步被历史所证明。不过，尽管他对毛泽东很敬佩、尊重、服膺，却始终达不到当时越来越增长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的“高度”，他始终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而不是“神”。他也十分怀念战争时期和毛泽东之间无拘束的往来，毛泽东与他既是战友又是领袖的关系。这便是他认为给毛泽东写一封表达意见的信本属正常，而毛泽东和一些人却视为大逆不道，从而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本的、潜在的原因。后来，关向应“临终有言”这一段故事被翻了出来，作为彭德怀确确实实是脑后长了反骨的魏延的明证。昨日功臣，今朝祸首；昨日忠勇张飞，今朝反骨魏延。所有这些给彭德怀带来的屈辱，使他从此再不说“我是张飞”的话。

然而，在为彭德怀寻找形象上，事情还没有完结。上海会议上从明史中请出来的海瑞，到庐山会议批彭以后也变了样。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毛泽东说：“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

于是，不但古人可以喻今人，今人也可拟古人。明朝的海瑞可以今日之左派拟之而成为“左派海瑞”；今日的彭德怀则因成了右派而致株连古人海瑞，使海瑞又戴上一顶“右派”的帽子。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帽子”很多，再加一顶“右派海瑞”也无所谓了。却是因这海瑞之说，在庐山会议6年之后，由江青亲自策划、姚文元执笔署名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导致著名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无端的诬陷和残酷的批斗、凌辱下，夫妻二人并于同年被折磨至死。更由这一篇充满火药味的诬陷文章，拉开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序幕。

尽管彭德怀不再提“张飞”，但在寂静的郊区，深夜读史，古今多少英雄演出的一幕幕历史悲喜剧，还是在他胸中激起波澜。有一段时间他的案头放着《明史》列传，浦安修拿起来看，他问妻子：“你看，我像不像明朝的于谦?”

于谦在明景宗(朱祈钰)年间曾官至兵部尚书，当北方的瓦剌族入侵，兵临明都北京城下之际，于谦受命于危难，举兵抗击，使局势转危为安。于谦为官清廉，性格耿直，生活简朴，不阿附权贵，后为瓦剌反间计所中，被明英宗(朱祈镇)以“意欲”罪杀害。《明史》载于谦被抄时，“家无余资，肃然仅书籍尔。”

彭德怀很喜欢于谦那首有名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几次对侄女彭梅魁和彭钢说：“我死后什么也不要留下，一身清白。”

张飞乎?魏延乎?海瑞乎?于谦乎?今日彭德怀的冤情已大白于天下，不论是张飞，是海瑞，是于谦，均不足确喻彭德怀最后岁月为历史留下的鲜明形象，那便是他对个人崇拜这一现代迷信的挑战。他尊敬但拒绝迷信毛泽东，他把毛泽东视为伟大的人民领袖但不是上帝，他认为毛泽东英明，但不可能洞察一切。当党内对毛泽东的神化、君化之风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他自觉不自觉地感察到了这一点，又率直地表现了出来。他并没有什么反骨，而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媚骨。他以不盲从、说真话之光照亮后人而毁灭了自己，这一点，也许他更像希腊神话中被禁锢在高加索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意为先觉者)--一位战神和人类的保护者，因将天火盗给人类被大鹰每日啄食而始终不屈。

固然，这一切都只能是比拟，而彭德怀永远只是彭德怀，是他自己。从童工--元帅--囚徒，彭德怀壮烈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增添了又一个引人传颂、受人喜爱、为人同情、令人感叹的典型形象。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1）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撤销了彭德怀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彭德怀对此一笑置之。他在会前收到通知：不要去出席会议，可发给大会的文件。撤职，早在意料之中。吴家花园的值班哨兵很注意观察这天晚上彭德怀在看到他被撤销职务的决定时的反应，但所获甚微。记录上说，他只“突然笑了一声”。但从记录上可以看到，他对大会上的各项报告很关心，有时文件没送到，他就到西屋值班室去要，值班室没有，又到门口问哨兵要。他对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的建设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的宏伟任务很兴奋、很满意。

2月，美国出兵越南。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3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沿海为第一线，华中为第二线，第三线是指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3省，为全国的战略后方。中央决定建设三线的国防工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

毛泽东认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此议经中共中央同意。

彭德怀专案组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通知党校派人去和彭德怀谈话，了解他的学习情况。

7月7日，高级党校贾震等3名副校长一起来到吴家花园。

久与中央隔绝的彭德怀，见了贾震等3人感到意外和高兴。

贾震先问：“你近来身体好吗?”

彭德怀答，身体比以前好，跑路没问题，就是睡觉还差，有时要吃安眠药。

贾震问起彭德怀在学习上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彭德怀简单回答了过去的学习情况，话题一下跳到了庐山会议：

“党校的人对我说：‘你学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联系你在庐山会议上的一些问题。’我就是那封信写坏了。不写那封信，主席会改的。总的说来，那封信可以不写，但是按我这个人来说，当时不能不写!”

彭德怀说得声色俱厉，贾震几次想把话岔开，说：“谈谈你的学习吧?”

“学习是为什么?”彭德怀不打算停止：“对庐山会议我没有意见，也可以教育人。就是有两条我硬是不能同意：一条是，我没有和外国人搞颠覆活动。我这个人倒是有孤立主义，还有民族主义，一向反对外国人，和外国人谈不来，也不认识一个外国人。”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敲着茶几，把茶几震动起来。“如果查出有什么叛国活动，按国法办!”“还有一条，说我搞小集团活动，我历来没有，也未想到，请中央去查。如有，按党纪处理!”

彭德怀提高嗓子：“……十中全会以后，什么文件也没有了，我现在好像是一个脱党分子。我不会像高岗一样去自杀，我这个人不会开小差。我最好到农村蹲点，到基层去做点工作。现在我想到云南或贵州山区农村去……那里没有外国人”。

最后，彭德怀提出，要是中央不同意他到农村去，就“把我这里所有人员撤去，汽车也可以交出去，留下一个看门的和3间房子就行了。我自己能劳动。”

谈话进行了1个多小时，事后由贾震等3人回忆追记上报毛泽东、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专案组负责人。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2）

这时，彭德怀的问题又加了码，把他和高岗说成是反党联盟，而且是以彭为主，称为“彭高联盟”。因习仲勋被说成是高岗余孽，又把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个专案组合为一个彭、习专案组，把彭、习二人的问题重点定为一个里通外国，一个里通内国(高岗)。

中央决定分配彭、黄、习等人工作后，9月7日，彭、习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研究今后工作。专案组工作人员的笔记记录这次会议的领导讲话说：

“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他们本人也可能认为：你们没有查出什么吧。中央分配他们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要松气(插话：他们一出去，就会叫)；另一方面还表示希望，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

上述这个施行“引蛇出洞”计的插话，出自以整人为务的康生之口。

过了4天，9月11日上午，高级党校副校长贾震到吴家花园通知彭德怀：中央有人和你谈话，现在就请你去人民大会堂。未等彭德怀问明，贾震就催彭德怀和他一起上车，直驱大会堂。

彭德怀疾步登上大会堂宽阔的石阶，他已经6年多没有来到这里了。在这里，今天将会看到什么人呢?要找他谈什么呢?贾震闭口未说。

随贾步入江苏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在那里等着他。

互相问好，从天气到国际形势漫谈数语，彭真即说明主旨：“今天我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中央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

事情未免太突然。彭德怀沉默了片刻，随即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他表示对工业生产也没有经验，不愿去三线，仍希望去农村做调查。

彭真说明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举出大三线总指挥是李井泉，（李井泉是大跃进中的“促进派”，庐山会议批彭最力）彭德怀很熟悉。干部则多是从部队调去的，“为什么你不好领导呢?为什么你不好说话呢?……”他劝彭德怀：“你到那里帮助李井泉，还是可以做很多事的。”

彭真又说明，尽管在华北座谈会(1945年1～5月)上李井泉和彭德怀“吵了40天”，但到了抗美援朝，还是听彭德怀的，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他也是赞成的……

彭德怀仍然坚持去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理由有三：1十中全会以后，看不到文件，对经济情况不知道，很难去工作；2脾气毛躁，容易得罪人，在政治上不好工作；3对农业懂一点，在吴家花园又研究了作物栽培和果树嫁接技术。谈着，又把话说到庐山会议问题上来了：

“我这个人就是有牛脾气，有意见还是要提。我的意见别人不同意，我还是要坚持。庐山会议上我有错误，我是个粗人，一急就说出来了，不该写那封信。但说我反对毛主席，进行小组织活动，根本没有这回事……7000人大会说我‘里通外国’，我和外国有什么关系!?碰巧我到欧洲走了一趟……”

彭真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翻案”。二人一来一回，争了起来。彭真说：“我也是个直筒子。”要彭德怀“老老实实听从中央的安排”。

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贾震和乔明甫坐在那里，一言未发。他们在事先即被告知：“彭德怀不好对付，思想要有准备。贾震还被告知：“不要插话。”

彭德怀独自坐车回吴家花园了。彭真立即打电话向中央报告谈话情况。贾、乔二人整理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3）

事情似乎是僵住了。从中共中央说，这是示彭以宽大，但他偏不接受分配；从彭德怀来说，他感到中央对他伸出了手，但他的顾虑也是十分现实的。

贾震奉命再次到吴家花园听取彭德怀对这次谈话的反应。

彭德怀仍然是那些理由，希望到农村去。说他“怕到三线去工作，人家干劲大，对我难免有顾虑。我不是胆小鬼，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怕过”。

对彭真的谈话，彭德怀说：“总的是满意的。”

但事情对他总有些节外生节，而他又无法忍受。

11日，彭真在与彭德怀一来一往的谈话中，批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曾小声对坐在身边的一个省委书记说他要和毛泽东“较量”。彭德怀大为恼火，大声申明：“根本没有那么回事!”骂该人“品质不好”。贾震来后，彭德怀又提起此事，说他“现在不同意，将来也不同意，见了他(彭真)的面，还会提出来……”

贾震力劝彭德怀去三线，没有劝成。

中共中央在安排彭德怀去三线的同时，分配黄克诚去山西，习仲勋去河南。黄和习各自准备行装，离开北京。唯彭德怀尚在吴家花园。21日还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到农村去。

彭德怀的信当天下午便送到毛泽东案头。“解铃还须系铃人”。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信，当即通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到他的住地颐年堂来。他决定明天亲自同彭德怀谈话，请刘、周、邓、彭参加。

9月23日早7点30分，彭德怀接到中南海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主席约他8点30分前去谈话。彭德怀答：“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上午要休息，我晚上去吧。”秘书答：“叫你上午来就来吧!”彭德怀马上乘车前往，8点15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一夜工作尚未休息，看见彭德怀来到，伸出了手。

1959年10月13日中南海一晤后，转眼6年，“老毛”和老彭”又握手言欢了。

彭德怀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压在他心头的多少委曲都烟消云散。他向和颜悦色、专门等候着他的毛泽东问好。

毛泽东注视着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鬓，也生伤感，说：“几年不见了，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答：“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笑了：“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

毛泽东继续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吧。”

天大的、严重的“翻案书”，被毛泽东一句话就化解了。

彭德怀说：“好!”然后心平气和向毛泽东解释了他向彭真、贾震等人谈过的不愿去三线，愿去农村的原因。

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答：“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我对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做了三条保证。”

“哪三条?”毛泽东问。他似乎是遗忘了。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4）

“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彭德怀答了一遍。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毛泽东大海般的气度再次使彭德怀完全敬服。

谈着，邓小平和彭真来到。稍后，刘少奇也到了。时已8点40分，大家略事闲谈，转入正题。毛泽东说：

“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些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毛泽东讲后，刘少奇、邓小平同声赞成彭德怀去当副总指挥。

彭德怀仍然未接受：“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然后，毛泽东谈起了往事：“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彭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红3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谈话进行了5小时30分钟。毛泽东一夜工作之后，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怀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告别。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的心情还激动不已，立即提笔把和毛泽东的谈话追记下来。毛泽东的谈话是诚恳的，支持他工作是诚心诚意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深受感动。在以后“文革”时期写的“交代材料”中，彭德怀提及此事，还写道：“主席谆谆教导使我终生难忘，去西南工作亦不便再拒绝了。”

“真理也许在你那边。”对于他素所敬仰的毛泽东，对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来说，他还需要什么更多的言辞呢?从颐年堂回来以后，他的心情很愉快。梅魁来了，他马上告诉梅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毛主席让我到他那里去，我们谈了5个多小时。我已经决定去三线工作了，又能够为人民服务了!”

晚饭时，他又对梅魁说：“这次毛主席并没有给我平反，但他说‘真理也许是在你那一边’。只要他能承认有错误，我就工作!”

然而，他的心头也被投下一些新的阴影，使他迷惑不解，难以接受。

这是毛泽东在送别他时突然和他说的几句话。毛泽东问彭德怀：“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吧?”

彭德怀感到异常突然，毛泽东为何又来了这样一个大转弯，而且并无此事。彭德怀在回忆材料中写道：“反反复复回忆了两天两晚。这两天两晚，睡眠时间很少，实在记不起有这样的事情。即或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能说这就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整个会见的气氛仍旧压倒了临去突然这一问。彭德怀开始为结束吴家花园的生活，投入新的工作做准备。

2250日悄然一页过（1）

2250日悄然一页过

10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请彭德怀到中南海怀仁堂，告诉他，等刘少奇从东北回京，还要召集西南区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负责人开一次会，要彭德怀为去西南工作先做些准备。邓小平对彭德怀说：“业务上大家都是外行，政治上照主席说的要互相信任。”

邓小平谈话后，彭德怀到杨尚昆家里，请他帮助办理离京前的事务。

彭德怀向杨尚昆谈了邓小平谈话的内容，并向杨尚昆辞行。面对老战友，彭德怀一掬肺腑，说：“这次到西南，我很难过，我不想去，想要搞农业，担任王震那个角色。有人(因此)说我对毛主席这样仇恨，其实我只是对主席思想跟不上……”谈话中彭德怀不禁潸然。

刘少奇回北京后，于16日晚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程子华(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三线建委副书记)、贾其云(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彭真参加了会议。

刘少奇对西南三省负责人说：“按照毛主席关于干部要保持晚节的指示，中央决定把犯错误的干部分配工作，中央决定分配彭德怀到西南工作。”

“犯错误干部”彭德怀稍晚入会场，刘少奇问彭：

“你对中央的政治路线有什么意见?”

彭德怀答：“同意中央的政治路线。”

“你对中央的国际路线如何(看)?”

“也同意中央的国际路线。”

刘少奇说：“既然同意，就有合作的基础。”又对与会的人说：“彭德怀过去的问题是中央解决，西南不要问。彭德怀过去的问题，既往不咎。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建立威信。”

说到此处，刘少奇望着彭德怀，等彭德怀表态。

彭德怀把手一摆，说：“我根本没有反党罪行。”他又用左手指着右手中指说：“过去我和党是一条心的，活在一起，就是有过一段分歧。”他指的是庐山会议之事。

邓小平用话拦住他：“你过去的意见可以保留，不要说了。今后要好好干，保持晚节。”

彭德怀提前退席，其他人继续研究彭德怀去成都(三线指挥部所在地)后的生活安排，包括看文件、听传达等问题。

参加紫光阁会议之后，吴家花园内就开始准备行装了。一天，彭德怀让景希珍去买了些糖果瓜子，自己去把园内的苹果摘下一堆，请吴家花园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开座谈会。彭德怀站起身来为大家一一送烟，说：“感谢你们多年对我的照顾，我却对不起你们。这次去西南，你们我谁也不带，只我自己去。”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3人在吴家花园和彭德怀一起度过了6年时光，一旦说分别，都很难过。彭德怀为使大家放心，说：“少奇同志这次说不算旧账，对我鼓舞很大。”

接着，中央办公厅通知彭德怀，景、綦、赵3人仍要跟随去川，于是挂甲屯的吴家花园显出又要披挂出征的气氛。

彭德怀又写了一封信，让彭梅魁到北京师范大学送给浦安修，说：“这是我给你伯母写的。你告诉她，毛主席已经和我谈过话了，我就要去西南工作，你把这封信送给她，她一定很高兴。”

2250日悄然一页过（2）

使彭德怀踌躇挂心的是小侄女彭钢。彭钢还没有个家，吴家花园就是她的家。彭德怀一走，彭钢住到哪里去呢?按说，彭德怀对组织上要求一下，为彭钢找个住处是合情合理的。但对彭德怀来说，却感到这是个十分为难的事情。左思右想，他才向组织提出给彭钢找间住房，还对彭钢说：“小兔，我一辈子没有为个人私事向组织上要求过什么，只为你破了这次例咯。”

将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人物挂职下放，分散各地，看来只是毛泽东即将揭开的阶级斗争历史新篇章中一个次要的段落。其主题早在同年毛泽东去杭州度夏期间开始拟议，这就是以后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出世。这篇由毛泽东夫人江青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直接主持，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处长姚文元执笔的文章，把早在40年代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解放区投奔光明的北大著名教授、明史专家吴晗在1959年6月为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号召而写的一个剧本《海瑞罢官》，硬和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出现的彭德怀被罢官一事联系起来，说成是替彭德怀翻案。在1965年夏季的几天里，毛泽东的专用列车在沪杭铁路线上疾驶。常常是头一天从“淡装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畔出发，第二天又由上海返回。

了解了这个背景就不会奇怪，在中共中央安排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工作的同时，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办公室写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并进行了讨论。讨论中的调子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彭德怀谈话的精神相比，应当说是有原则上的差异。据专案办公室记录，在讨论时，专案领导的指示是：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专案组“实际上是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要这样来写(审查报告)”，“审查委员会的任务不是证明谁正确，不是审查他们的翻案有无根据，而是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罪行”。“彭德怀不是替高岗抬轿子，他看不起高岗，是要高岗给他抬轿子，他要当皇帝”，“他一直隐蔽真相，到庐山会议才出来!……”

专案组还收到一条据说是某人从莫斯科某大学学生处辗转听来的惊人情报：赫鲁晓夫要彭德怀回国后，对毛泽东“取而代之”。这一耸人的“揭发”，无疑给“落井”的彭德怀下了一块重石。

当天边向彭德怀透出一角希望之光的时候，在他的身后，正酝酿着一场席卷全中国、以批吴晗为“罢官海瑞-彭德怀”翻案为发端的政治大风暴。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一致支持彭德怀出来工作，对他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彭德怀带着“真理也许在你那边”的莫大宽慰和“毛主席没有给我平反错误”的隐隐不安准备离京赴任。他的情绪看起来越来越好。綦魁英等身边工作人员也为他终于走出困境，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谅解而高兴。綦、景、赵3人积极收拾行装，准备全家随他入川。他们都要离开这个幽居闭塞的吴家花园了。彭德怀在挂甲屯的群众中如鱼得水，但是他非区区池中之物，他需要的是大海。他已经67岁了，他的身体还健壮，内心仍然像一团烈火，只有为他许身的崇高理想燃尽自己，他才能得到永恒的安宁。

行前，彭德怀让侄女彭梅魁到北京师范大学去看浦安修，并带去一封信，希望行前能和浦安修相见。信很短：“日内即离开北京他往，本想临行看看你，恐有不便，故未成行。”在彭德怀离京的前一天，浦安修来到吴家花园。晚饭时，彭德怀很激动，举箸向坐在对面的浦安修和两侧的侄女儿说：“今天算是一次分家饭，为了革命，我不会因此而灰心。你们可以放心，并望努力，各自进步。”浦安修说：“希望你和同志们搞好关系。”

2250日悄然一页过（3）

饭后，侄女儿走开了，浦安修默默坐着，彭德怀含笑对妻子说：“等你哪天老了，或者闹病，爬不动了，就到成都来找我，我好照顾你。不然，谁来管你呢!”听了彭德怀这辛酸又深情的话，浦安修知道，这里面隐含着一段太行山的往事。

那是1941年的秋天，浦安修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妻子刘志兰一起在东堡村蹲点，好一段时间没有回总部了。一天，左权忽然来到--自然是来看刘志兰的。左权告诉浦安修，彭老总也来了，又笑问她：“你用什么来招待他呀?”左权走后，浦安修兴冲冲和刘志兰在村里人家寻买了一些柿饼、核桃，把屋子收拾好，专等彭德怀来。

一等一个下午，直到日落西山不见老总到来，到部队一打听，说彭老总早已骑马走啦!浦安修回到住地，心里十分难过。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她和彭德怀本来就聚少离多，彭德怀肩负重任，殚精竭虑，对她有时还不免疏忽，性格内向的浦安修总是默默承受。但这一次，左权也是戎马倥偬呀，虽然片言数语，说明他心里是惦着刘志兰的。而彭德怀呢?“早骑马走啦!”她心中不断重复着这句话，只觉心神恍惚。刘志兰发现她神态异常，连夜设法告知左权。第二天清早，总部派人来接她和刘志兰回去。彭德怀向刘志兰详细问过情况，留浦安修在总部养病，军务之余，对她体贴照顾，无微不至。一个月后，浦安修精神恢复，彭德怀还问她：“我要做一个卫生员，你看准够格吧!”

回想起这一段往事，浦安修不禁凄然，说：你去三线工作上了轨道，我也转到那边工作去吧。

1965年11月28日下午14时40分，33次列车一声长鸣，从北京站开出，驶向成都。到车站送行的有党校的副校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中南海警卫局的几位领导干部，还有彭梅魁、彭钢和侄儿彭康白。火车开动，大家转身出站，彭钢哭了，彭梅魁痴立在站台上，恋恋地向伯伯招手。

彭德怀身穿染成黑色的军大衣，端坐在车厢内，目光投向远方。吴家花园2250日的生活，如历史的一页悄然翻过。

火车飞驰过华北平原，穿豫北、越潼关，驶向八百里秦川。这里曾是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两度鏖战的战场，也是他曾描绘建设大西北蓝图的地方。俱往矣，今天，他思索的是未来，他的心又跳动在新的战场上了。

千年挂甲屯 长忆大将军（1）

千年挂甲屯长忆大将军

千年挂甲屯究竟谁曾在这里挂过甲，只有传说，并无文字记载。而今后，它的名字将和一位真真实实的元帅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彭德怀悄然离去了，未能向他的村邻告别，但挂甲屯的村民没有忘记他，他们将自己和这位挂甲元帅之间的友谊和故事传给子孙后代。

彭德怀刚进挂甲屯，村民--公社社员用奇怪的眼光注视他。公社干部早就被告知，这是彭德怀，是个犯了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反党集团的头子；国防部长的职务已经撤掉了，但党对他宽大处理，还保留着他的党籍和其他名义；彭德怀到这里来住，是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改造思想云云。社员听到一些“风”，初见他像个老百姓在村巷里走，不免有些尴尬。同一个屯子里的住户，见面总是要打打招呼、说说话的，见了这个彭德怀打不打招呼呢?怎么称呼他呢?彭德怀很自然，见了人主动招呼，说：“我是彭德怀，是个犯了错误的人咯。”

彭德怀在挂甲屯本是个特殊的居民，石砌的围墙，宽大的院落，严密的警卫，但这些没有把他和村里的社员隔开，很快，他就和周围的人家熟悉了。

彭德怀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而且一定要走出村子去散步。他散步又偏爱走田埂小路。村外有一座小桥，他常在桥上倚栏四望。田野、村庄，唤起他一些什么回忆呢?不管思绪飘向何方，看到有社员在地里干活，他就走过去帮助干一会儿。转一大圈回村，常常还顺便拐到某家去看看、问问。挂甲屯80多户人家，差不多他都了解。至今，老人们仍然记得他刚到村见人就说的那句话：“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咯!”日子长了，人们不在乎他“犯错误”，倒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好心的老头子了。

1962年9月，十中全会以前，国务院管理局每月派电影放映队来给他放电影，他坚持要把附近的居民请来一起坐在院子里看。

吴家花园饮水靠村里的一口小土井。天旱井干，下雨井满，实际是用不洁的雨水。国务院管理局决定在园内打口机井。彭德怀提出要打井给全村人用。机井在吴家花园西北角打出水后，彭德怀站在大门口，招呼村民进院接水，看着人们笑盈盈地把水挑走。

十中全会后，门卫不许村民入院接水，彭德怀大发脾气，可卫兵是奉命站岗，彭德怀发了一次火后，也就不和战士多说，他要另想办法。

春节过后的一天，他把景希珍叫到大门口来，说：你去找水管子，由我出钱把井水引到墙外去，再在下面垒个水池，不就行了吗。景希珍急忙找来工人、材料。彭德怀说干就干，他每天到门口查看几次，帮助工人搬砖头。几天以后，大墙外水池前担水的人排起队，阵阵笑语。彭德怀每次路过，遇上有小孩子打水，少不了还要上去帮上一把。一天，引水管不出水，彭德怀很着急，弯下腰去，用嘴衔住龙头吸气，看看是什么毛病。

吴家花园两邻居民没有电灯，每到夜晚，园内灯光明亮，园外一片昏黑。彭德怀又想帮助邻居办电。正值困难时期，大家没钱，没材料。1961年夏天，彭德怀花了五六百元，买来电杆电线，从吴家花园把电引到两邻14户居民家里。

千年挂甲屯 长忆大将军（2）

这年夏季多雨，一次暴雨连夜，凌晨4时，雨势越来越大，彭德怀翻身下床，披上雨衣，冲出大门，蹚着深水直奔村内陆兴家里。这时陆兴家的两间老房正在暴雨中颤摇，陆兴一家8口畏缩在上漏下灌的危房内。彭德怀站在院里大喊：“快走!都到我那里去!”陆家执意不去。他又冒雨跑回吴家花园，叫哨兵搬来芦席，自己手执电筒，指挥哨兵给陆家苫房。随后，彭德怀在雨中逐户查看，把住危房的人家都叫到吴家花园来。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坐满了老人和孩子。彭德怀让炊事员熬了一锅姜汤，和工作人员一起把热汤一碗碗送到挨淋的人手中。

一天，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内转着圈子散步，对跟在身后的哨兵说：“院内房子很多，农民还没有住的呢!给他们一些多好!”哨兵不知该怎么回答，没有吭声，将这件事记在了当天的哨兵记事本上。十中全会以后，哨兵就开始每天记录彭德怀的言行，登记来吴家花园的人员和信件情况；彭德怀晚上就寝以后，哨兵还要将他住房东头屋角上的电灯打开，以便观察。白天，哨兵更是步步紧跟，彭德怀要到院外散步，不时受到劝阻。

但彭德怀不管哨兵的劝阻、跟踪，在外出散步后，仍然不时往挂甲屯那些熟悉的人家中走。由于他的帮助，突患半身瘫痪的民兵队长李文林得到救治，恢复了健康。在李文林住院期间，李的妻子为给丈夫治病筹钱，让大孩子退了学，又把刚满8个月的孩子忍痛送人。彭德怀得知此事，连忙给李家送去奶粉、白糖、饼干，自己订的鲜奶也不喝了，叫给婴儿送去。又给李家的大孩子送去书包、袜子等物，劝李妻把婴儿留下，让大孩子复学，由他来负担李文林的医疗费。公社领导听说后，为李文林解决了医疗费问题。李文林的妻子几次对彭德怀哭道：“是您救了我们一家子呵!”吴家花园内几个工作人员的家属，也是彭德怀经常关心的对象。园内、园外，每遇到谁家有难处，他就要帮助，说：“我看到这样的事，不能不管!”

彭德怀自己的生活标准却一再降低。平时吃自己种的菜，改善生活有水塘里养的鱼。侄儿女来看望他，他自己去鱼塘打鱼招待他们。侄女彭梅魁回家见他饮食清淡，劝他增加营养保重身体。他总是摇摇头，叹气：“目前国家这样困难，我在这里吃闲饭，难受呀!”工作人员进城为他买东西要骑自行车，不得用小汽车，为的是给公家节省汽油。只有在帮助群众的时候他才毫不吝惜解囊花自己的工资。

罢官以来，彭德怀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不能白吃人民的小米。”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整整住了6年。6年中，彭德怀像当年在太行山一样，为自己“驻地”的群众做了许多好事：问疾送医，扶难救危，解决水、电，指导生产……他也认真当起挂甲屯的一个居民来，凡有红白之事，他必要亲到，为婚者道喜，为生者祝福，为死者默哀。

1965年10月24日，彭德怀刚离开吴家花园，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前去挂甲屯调查，写出一份《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一段这样写道：“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装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人们学习解放军战士雷锋助人为乐，为人民做好事；有人却向一贯助人为乐、为人民做好事的解放军元帅彭德怀泼污水。

山高雾重 壮志难酬（1）

山高雾重壮志难酬

1965年11月30日上午9时许，彭德怀抵成都。

他终于摆脱了“白吃人民小米”的负疚心情，胸中积聚了6年的工作热忱迸发出来。他决心不辜负毛泽东的厚望，在国防重地的大三线军工建设上做出贡献。

1965年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约彭德怀到中南海谈话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还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谈话共进行了5个半小时。11月28日，彭德怀离开北京，30日抵成都。图为彭德怀在成都的住处--永兴巷7号。彭德怀的住处安排在永兴巷7号，院子不大，内有几处房屋。彭德怀选择了一栋间数少的平房说：“能放张床和办公桌就行了。”除了乌石彭家围子的老家，他不再有家。和他一起住在永兴巷7号的是从中南海到吴家花园一直工作在他身边的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3家。

11月30日下午，住屋刚安置好，彭德怀就对接待他的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说：“明天就开始工作。”杨沛说：“一路辛苦，休息几天吧!”彭德怀说：“我已经休息多年了。”

他亲笔写了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贴在会客室的墙上。

从第二天开始，大三线各局负责人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大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的指示，逐个向新上任的副主任彭德怀汇报情况。彭德怀对照挂图仔细记录、询问，最后发现，对他所关心的军工生产建设情况谈得很少或避而不谈。

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是军工，作为建委第三副主任，怎能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呢?两个月前，彭真在人大会堂和他谈工作分配时，他表示不愿到三线去，说：“工业生产我是外行，到西南去能做什么?!”彭真说：“军工生产你不是很熟悉吗?”彭真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和左权亲自筹划建立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成为我军第一代军事工业。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接替了兵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此后7年中，兵工生产从常规到尖端，从原材料到成品，从军用到军民两用，都由他主持开会作计划、研究布局、批准产品定型。他跑遍全国各地的重要军工厂，就在他被罢官前，还研究过在成都、西安增建飞机工厂的计划。他本来就是新中国军事工业包括尖端工业的开创者之一。

可是，今天，他碰不得军事工业了。他到成都前，西南局就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情况，不让彭德怀了解，有关这方面的会议他不能参加，也不能让他参观军工厂。他外出时得有一名局长陪同，以便“了解”他的活动情况。西南局的主要负责人在向有关领导干部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彭德怀出任三线建委副总指挥的决定时，还打了招呼：“彭德怀到你们那里检查工作，他有什么指示你们(如)要执行，要根据你们那里的具体情况，他的指示你们觉得不合适，也可以不办”，“三线军工他就不要接触了”等。这对干部自然是一个强烈的暗示。

西南局如此迎接彭德怀，这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谈话及刘少奇在西南各省领导人会议上交代的精神都大相径庭了，而和中央主持的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精神又是一致的。

这幕后的玄机可从掌握彭德怀的西南局第一把手李井泉身上看出端倪。李井泉是大跃进的鼓吹者，庐山会议上批彭的积极分子。庐山会议后，许多地方按中央的要求向领导干部传达中央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而彭德怀的意见书究竟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李井泉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会上先不谈庐山会议情况，只将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意见书”发给大家讨论，“意见书”得到很多干部的赞同，于是李井泉又“钓出”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幸而，七千人大会后邓小平总书记提出对反右倾问题“一风吹”，这批干部才得到解脱。

为此，把彭德怀交给李井泉，毛泽东是放心的。

山高雾重 壮志难酬（2）

彭德怀仍然认真听汇报。汇报中，建委第一、第二副主任建议彭德怀分管煤炭和天然气的后勤工作。这说明，确实对他保密军工了。他心头一阵不悦，没有表态，二人就未谈下去，分工没确定下来。以后，建委也不再提这件事。他和李井泉谈话，李不提分工问题，他也不问。这就是他在“文革”被“揪”后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写的：“1965年11月27日(应为11月30日)到达成都至1966年12月22日(应为25日)离开成都，从始到终都没有分配我的具体工作”的情况。

安顿下来后，他翻阅来成都前后积压未看的报纸。11月30日(正是他到达成都的那天)《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仔细地读下去。看着看着，他一下把报纸摔在桌上，盛怒难当，骂道：“简直是胡说八道!”綦魁英、景希珍正在屋内，忙问：“怎么啦?”彭德怀指着姚文元文章中的一段说：“你看!你看!”两人看过，心中又紧张起来，宽解说：“这是学术文章，批吴晗的，不是指你吧!”彭德怀冷静下来，自言自语：“姚文元是什么人?为什么含沙射影?评戏为什么又打我彭德怀的耳刮子?!”他背着手，思索了一会儿，淡淡一笑，说：“不管它，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尽管没有给他具体分工，他的热情还是很高，姚文元的文章也抛到脑后了。彭德怀马上出发到工厂矿山参观，做调查。

12月12日开始第一次外出，到重庆参加三线建委政治工作会议，顺路先到广安县参观了两个正在建设的仪器厂工地，会后去内江、自贡、威远参观天然气和炭黑生产情况。工地、矿山的蓬勃景象和沿途农村的一片葱绿，使他看到了3年来国民经济恢复的好势头。他一路兴致很高，谈笑风生。

1966年元旦刚过，他回到成都，政治风暴卷压而来。围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指名地、但越来越明白地把“海瑞”--反党分子--彭德怀作为目标。13日，《人民日报》刊出思彤《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文中写道：“庐山会议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进攻，揭穿了他们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失败以后，受到了应得的处分，有些人被撤了职，也就是罢了官。”“要害就在这里。”彭德怀看到这里没有再发脾气。他认为这毕竟是个人的文章。他相信毛泽东对他说的话：“过去(庐山会议)我反对你是积极的，现在我支持你工作也是真心诚意的。”

他自然无从知道，在姚文元的这篇文章里，有江青的许多“心血”。姚文元的身后，除了江青和以后飞黄腾达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中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还有巍然站立着的毛泽东。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亲自揭开了这一段历史的内幕。毛泽东对斯诺说：“就是《评〈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来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的老家--湖南。”

山高雾重 壮志难酬（3）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薄一波在其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谈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写了9次稿，第10稿于1965年8月底在北京定稿，毛泽东看了3遍。这篇文章历经半年才问世。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按：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自然，这时的“海瑞”是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的“右派海瑞”，是反党分子的同义词。

对有的人来说，不是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彭德怀来了，而是“海瑞”--“右派海瑞”来了，懂得了这一点，上述对待彭德怀的种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彭德怀怀着复杂的心情参加了1966年1、2月间在成都锦江饭店举行的三线建委年度总结计划会，除了“有的人”以外，三线指挥部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对彭德怀是尊重而友好的。彭德怀在会上很少发言，但对三线建设充满了希望，在笔记本上写道：“只要今后不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大的主观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成绩来，这应为我国经济建设前途庆幸。”

会议结束，彭德怀即起程第二次外出，去渡口参观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沿途视察了修建成昆铁路的现场、西昌专区、石棉县石棉矿，又特地去红军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和他曾率红军攻打过的会理县城。

2月30日，彭德怀到达渡口市。

渡口市原是金沙江畔一个只有7户人家的小村，时正兴建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彭德怀在山上山下仔细参观，走得汗流浃背，看得振奋不已，连说真是好地方，毛主席决断正确。

在参观建设中的宝顶山煤矿时，彭德怀不禁感情激动。他十分熟悉这些“乌金”，也深知掘洞挖煤之苦。他想起少年时在故乡挖煤的情景，一再嘱咐陪同参观的渡口市委领导人说：“巷道支撑一定不能马虎，要绝对保证工人生产安全。”以后他每到一矿都要下井，走到切面看工人采煤，直接问工人生产、生活、设备、安全情况。

在渡口过夜，听说当晚食堂有文艺节目演出，彭德怀兴致勃勃，想去看看，但此事使市委领导十分为难。原来，彭德怀来前，西南局有电话指示：“彭德怀要来渡口，他犯了严重错误，不要主动介绍情况，不让他和群众接触。”如果让彭德怀去看节目，被群众认出来了怎么办?左思右想，终于有了办法：“改期演出”。

渡口市火热的建设景象使彭德怀这个不写诗的人也诗兴大发，他并未把写的诗给别人看，只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为今天的读者留下了他当日的满腔豪情：“天帐地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民力无穷，众志成城心向党……”

不想短短的渡口之行，惹出了两件是非。

3月25日，彭德怀在石棉县安顺场渡口，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渡河，不禁缅怀当年英勇抢渡的红军战士和舍出身家性命为红军摆渡的船工。红军胜利北上了，当年的船工呢?还有在世的吗?他们的境况又是如何呢?听说有一位老船工帅士高还健在，彭德怀很高兴，特地去看望他，详细询问帅士高解放后的生活状况，听出老船工生活上还有困难，临别时彭德怀送给老船工10元钱。

这件事后来被“揭发”，作为彭德怀“是伪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例证。这种“揭发”使这个对老船工倾注了无限感激之情的彭大将军无法忍受，大声喝道：“人家是拼着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得了啊!”

山高雾重 壮志难酬（4）

3月28日，彭德怀参观西昌螺吉山彝族畜牧场。牧场地处高山区，彭德怀要了解彝民的生活，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回到西昌，彭德怀一打听，去了10个人，一共付了两元饭钱。彭德怀说，那是人家的血汗生产的，付这么少的钱不好。即写了一封信给畜牧场的干部：

田同志：

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2角钱，实在太少。以6斤肉计，每斤7角，即4元2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10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2角外，另补8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彭德怀

3月28日

这件事，连同他在其他一些场合的表现：如对造价每平方米为150元、每位客人占用60多平方米的招待所不以为然；对会议伙食标准为每日每人1元5角，实际只收1元提出意见；对许多县市专区和工矿企业竞相修建高级招待所，特别是四川省用西昌建设下马的钱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锦江饭店更为不满等，都被指责为：“借此吹嘘他是一向主张艰苦朴素的。”

1966年4月19日，彭德怀第三次出行，视察川南煤矿。

1965年12月，在重庆建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彭德怀对永川县花果山煤矿亦工亦农的经验很感兴趣。这次出行的最后一站是永川，就为了解花果山的这一经验实况。

花果山经验始于1964年。在“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号召下，永川县将花果山煤矿与相邻的农业公社组成一个新公社，实行厂社结合。工厂从政治、文化教育、物力、技术上扶持农村；农村从农副产品和劳动力方面支援煤矿。经过一段时间，煤矿力不从心，又骑虎难下。

煤矿领导人对彭德怀介绍说：厂社结合有利于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按：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差别)。煤矿现有轮换工300余人，占职工总数52％，公社有30％左右的青年可以轮流进煤矿当工人。进矿时间为5至7年。

听了汇报，彭德怀召开了一个亦工亦农的工人(轮换工)座谈会，矿上指派了一些轮换工来参加，到会的人对亦工亦农的办法表示满意。

彭德怀对花果山这一做法很赞赏，但有相当的保留意见。他一方面表示这是方向，一方面强调这只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还谈不到消灭三大差别，仍需要努力探索。他认为这作为一个制度改革有很多优点，也要注意它产生的弊端。

彭德怀三次出行，只能看煤矿和初建的钢铁厂。在宜宾行署，长江对岸就是一座军工厂，彭德怀非常了解这座工厂在抗美援朝中做出的贡献。但他只能隔江望望。他站在江岸上摇摇头，不提去参观的事。

这次川南之行，他了却了一桩历史心事：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彭德怀从红三军团中抽调三四百人，由得力干部率领，到川、滇、黔边开创新根据地。彭德怀选派了400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率领前去。以后，这支队伍与红军失去联系，最后杳无音信。事隔数十年，彭德怀仍然挂念着这批指战员的命运，特借视察之机到珙县打听这支部队的下落，方知他们于当年(1935年)转战数月，只余数十人，最后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彭德怀听后，为之停箸减食，痛悼不已。

悠悠故人　无从话短长（1）

悠悠故人无从话短长

1965年岁末到1966年年初，当彭德怀奔走于巴山蜀水之际，在遥远华北的太行山，有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他，深深地怀念着他。这就是和他一起在庐山被黜的黄克诚大将。

1965年11月，以相同的原因，在相同的时间，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黄克诚被下放到山西省任副省长。抗战初期，黄克诚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政治委员。山西是他战斗过的地方。黄克诚重访太行、太岳，想到26年前阎锡山发动十二月反共事变，彭德怀从洛阳冒险回前方，路过高平县344旅的驻地，夜里，两人纵谈时局，不觉东方渐白。就在这个夜晚，彭德怀下决心调集兵力，准备发动反摩擦战役，终于打破了抗日敌后根据地遭敌顽双方夹击的困境。想起这位忠诚革命、威震敌胆而横遭冤屈的老战友，黄克诚不禁感伤，遥望西南，赋成《江城子》一首：

《江城子&#8226;忆战友》

久共患难真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经常相逢在梦乡，缅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快乐过，莫悲伤。

这首词一直深藏在黄克诚心中，直到1981年9月的一天，《彭德怀传》的几名作者去访问黄克诚，述及往事，他才将这首词口诵出来。这时彭德怀已含冤逝世7年了。词作者和记录者一起，都沉入对彭大将军的无限哀念之中。

1965年12月，与黄克诚赋《江城子》的同时，在山西还有一个人也在默默牵挂着在西南三线的彭德怀，这就是他的妻子浦安修。她是随北京师范大学的工作队来到山西的。抗日战争中，她和彭德怀在太行山一起度过了6年烽火岁月，往事历历在目，今后的岁月又将如何呢?她去看望在太原工作的挚友刘志兰，吐露她想把工作转到四川，以便和彭德怀团聚的心事。尽管报纸上批“海瑞”已给她投下新的不安，她总从好处着想，希望那只是一种学术的论争。刘志兰赞同她去四川工作的想法，说：“你去吧。”“我想再等等，”浦安修叹了一口气：“他早就说过要和我一起去成都看看了。”她没有再说下去，心中想着的是25年前的一段往事。

1939年1月初，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为国民党实行反共向八路军挑起摩擦事件，去重庆面见蒋介石，归途取道成都。候车之际，他独自上街观察成都市面情况，警卫人员四处找不着他，为此受了批评。彭德怀走到成都的繁华中心春熙路吃了一碗辣面，一碗汤圆，回到前方，对妻子说：“成都的小吃真是又美味又便宜，等将来抗战胜利了，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去成都，让你也尝尝。不过……”他一笑，加重语气：“你得学会吃辣子!”抗战胜利了是解放战争，解放后又抗美援朝，从朝鲜回国是繁忙的工作，闲了6年却是罢官，他没能实现对妻子的小小诺言。

这一次彭德怀到成都长驻工作，晚饭后常外出散步。这里不是挂甲屯，不是农村，不能走家串户，他就和工作人员一起观览市容，有时还下小馆子品尝他喜欢的川味。恰恰永兴路离春熙路很近，第一次走到那里，25年前对浦安修许下的小小诺言一下便浮上他的心头：也许有一天，他还能把这个邀约变为现实。

一个震动全国，继而也震惊了世界舆论的《五&#8226;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打破了浦安修和彭德怀团聚的梦。太行山上的遐想：游成都、品川味，被永远埋葬在两个人的心底。

悠悠故人　无从话短长（2）

1965年1月下旬，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从北京到成都看望伯伯，还带来了伯母和在京弟弟妹妹的祝候。

彭德怀离京赴川，彭梅魁总是有些不放心。她是个医生，政治上的事了解不多，但报上大张旗鼓批《海瑞罢官》，字里行间隐刺着伯伯，她是感觉得出来的。彭德怀爱侄儿侄女，又总是怕他们受自己的连累。在吴家花园，彭梅魁一家人周末来看他，他总是又高兴又埋怨：“让你们少来，怎么又来了?”梅魁回答伯伯：不论您到哪里，我都要去看望您。她就是抱着这个心情独自来四川的。她的丈夫张春一也支持她。她不敢把去川之事告诉单位，只说是回老家。

彭德怀见到侄女儿分外欣喜，仍然是心里高兴但嘴里说：你看我一切都很好，你早点回去好和孩子们过团圆年。

白天，彭梅魁给伯伯补衣服，洗被子，晚饭后陪伯伯出去散步。彭德怀让侄女看成都市面丰盛的年货供应，对四川经济恢复之快深为满意。

住了几天，彭梅魁恋恋不舍告别已年近70的伯伯，忍不住低头流泪。彭德怀不住地安慰她：你都是做妈妈的人了，还像个孩子，哭什么，不久我会回去看你们的。

在吴家花园，彭德怀也曾把一包手稿交给彭梅魁保存。梅魁行前，彭德怀问：“我那包东西放在你那里会不会出问题，连累你呢?”彭梅魁说：“伯伯放心，我已把它烧了。”彭德怀点点头，说：“烧了好，烧了好。”其实，彭梅魁并没有烧掉它。

这包手稿是彭德怀1962年写给中共中央那封八万言申诉书的第一稿，彭德怀曾交给彭梅魁带回她家里保存，后来觉得不妥，又将它要回。1964年彭梅魁回乌石，彭德怀将这包手稿再次交给她带回彭家围子保藏，彭梅魁将它埋在老家厨房的灶角下。她对伯伯说“烧了”，不过是要伯伯不再为它操心。

1967年7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荡与混乱中，彭梅魁和丈夫张春一冒险上路，辗转回到乌石。她把手稿取出，郑重托付给堂弟彭康志，要他设法将手稿埋到更安全的地方，免被“造反派”发现。彭康志把它埋在乌石峰下楠木冲水库旁的山坡上。南方多雨，日久，彭康志怕这包东西被水浸蚀，又将它偷偷取回家中。彭康志想，这包东西里究竟写的是什么呢?他终于敌不住强烈的好奇心，深夜把包裹拆开，一页一页读下去。从里面，他第一次读到了自己的家史，知道伯伯是怎样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伯伯为什么，又是怎样参加了革命和伯伯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彭康志感觉到了这份包裹的重量，把它藏在自己的住室内，夜里就将它压在自己的枕头下。“四人帮”被打倒后，彭梅魁将手稿取回北京，交给黄克诚，由黄克诚转交给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

彭梅魁再见到伯伯是在1967年夏天北京的街头。她在红卫兵的狂呼怪号声中看到伯伯被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游街挨斗！她低头疾走，泪流满面，那惨痛的一刹那永远刻在她的心上，使她至今仍不忍回顾。

彭德怀在成都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炊事员刘云按照四川的习惯，清早就给他煮了汤圆，他挨户到炊事员刘云、司机赵凤池、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家中拜年。綦魁英有一个哑巴女儿，彭德怀一向十分怜惜她。看见彭爷爷来了，小姑娘从自己碗里夹起一个大饺子要彭爷爷尝。随后，彭德怀去三线招待所，看望从各地新调来支援三线的干部家属和几次陪他外出视察的三线建委副秘书长。谁也没想到彭德怀元帅会来自己家登门拜年，又惊又喜，笑声一片。

从1959年以来，他又一次回到他热爱的革命大家庭之中。

被“揪”回京--仍然是江青做后台（1）

被“揪”回京--仍然是江青做后台

1966年5月25日，彭德怀准备第四次出行，经重庆、遵义到贵州看六盘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刚到大足，突接三线建委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怀从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内容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于5月16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8226;一六通知》)。

也正当彭德怀奔走于巴山蜀水之际，由姚文元的文章挑起的内部分歧与公开论战，揭开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彭真领导的北京市报刊拒绝刊登血口喷人的姚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的策划者康生、江青和张春桥因势“放长线”，准备“钓大鱼”。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具有高度权威的《红旗》的编委关锋、戚本禹起而支持姚文，组成了“左派”队伍。“左派”的政治调门越来越高。早在1966年2月，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了一份关于当前学术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意见。《五&#8226;一六通知》则宣布撤销这份提纲，并撤销了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五&#8226;一六通知》指责《汇报提纲》不提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问题，是“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等。

接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候补书记杨尚昆被撤销职务，“彭、陆、罗、杨”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批“揪”出的所谓“反党集团”。新任命的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上台，具体领导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关锋、戚本禹都成了“通天”的文革小组的成员。

《五&#8226;一六通知》里有一段著名的话是毛泽东写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谁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呢?各级党委--具体到三线建委内，应该注意谁呢?在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领导成员必然人人都要表态，而不免又有些人人自危。

彭德怀就成了这次座谈会的目标。学习《五&#8226;一六通知》的座谈会，变成一次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接触彭德怀的人被迫出来揭发。于是，彭德怀又增添了“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新罪名。彭德怀说明、检讨，3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

彭德怀回答说：庐山会议“主席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说3年到5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意见书”和“八万言长信，我还保存了原稿，将来可以拿出来看”。“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

“我走马观花出去几次，说我到处放毒，到处了解情况，与1959年相比，以证明今不如昔……我不能接受。我喜欢搞农业，只是对农业做一般了解。”

被“揪”回京--仍然是江青做后台（2）

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暂时收场，为准备配合中央公开点名批判彭德怀，西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起草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

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陈伯达、康生和“文革”副组长江青写信说：“上次来上海，曾经对彭德怀担任三线副总指挥一事，提出了我们的担心。我们觉得分配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关锋、戚本禹的信还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陈伯达连忙将关、戚的信送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未予理睬。江青将信呈送毛泽东，并在信上写了“主席阅”3个字。

经过“文革小组”的一番强调和彭德怀专案组的一番“研究”，彭德怀的问题升了级，变成和彭、陆、罗、杨“勾结反党”，性质是要“搞政变”。康生特意提出“彭真答应彭德怀到三线搞军工”，“彭德怀到三线想搞军工”来说明彭德怀和彭、陆、罗、杨的“勾结”。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欢呼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横空出世，“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神州。

6月下旬，彭德怀到贵州参加三线建委在六盘水新建煤炭基地召开的综合利用规划会，这时，贵州已在天翻地覆地闹造反。彭德怀看到自己的名字倒贴在贵阳市的大街上，上面还划上了×××。在盘县招待所，警卫不让他出大门，他从后院出去了。县城还比较平静，他随意到一些人家去话家常。同行的人发现彭德怀“失踪”了，急急派人四出寻找，发现他“到群众中”去了，于是又派人到彭德怀所去之处调查、“消毒”。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对他的言行加以歪曲。在那次规划现场会上，他仍然仔细倾听，但更少讲话了，他打消了去遵义踏访长征旧路的念头。

回到成都，已是7月下旬。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共和国主席、党的二把手刘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作为西南地区和四川省的司令部也遭“炮轰”而自顾不暇，管不得彭德怀了，只是向他封锁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怀的电话和约见。彭德怀不顾建委给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诫，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说：“让我坐班房，就审判我；不审判我，不让我去看大字报是不行的。”一次被红卫兵认出来，他就戴上一个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书记处电话通知彭德怀立即离开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怀对着话筒大喊：“我为什么要离开成都?怕红卫兵找我算账?!“算旧账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

被“揪”回京--仍然是江青做后台（3）

一队队红卫兵冒雨游行，他激动了：“这些十七八岁的娃娃，真是可爱可敬!”不由地想起自己“在青年时代也有过这个劲儿”。他对西南局的领导人回避红卫兵的态度很反感，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怕群众起来革命，真可耻!”

彭德怀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注视着“文化大革命”，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他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早就深恶痛绝。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国变色”、“党变修”的巨大危险的论断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经常有红卫兵闯进彭德怀所住永兴巷7号的院子里来。开始是请他讲革命历史、红军长征的路线、怎样打仗、生活怎样艰苦等，他热情作答。有人提出责难，他耐心解释。他很喜欢和青年交谈，帮助他们了解革命。

然而，红卫兵运动朝着和他的期望相反的方向摧毁一切，也包括他自己。

1966年12月，在红卫兵运动中大出风头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来到成都“揪彭”，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几个问题：你对庐山会议持什么态度?对红卫兵有什么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彭德怀一一作答。来访的几个红卫兵听过彭德怀的回答，对彭德怀产生了好感。

这些红卫兵本是在江青、戚本禹授意下，为“揪彭”而来的，现在竟怀疑自己的“神圣使命”了，对彭德怀说：“你很直爽，我们回去了。”

红卫兵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揪”彭德怀拿不定主意，派了两个人回京请示。戚本禹听了汇报，对“东方红”的总头目朱××说：“你们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要朱××赶快另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怀。戚本禹还把彭德怀和红卫兵谈话的纪要送呈江青，附信说：“据说，彭的这个两面派谈话欺骗了一些幼稚的学生。”

2月23日晨5时，天还没有亮，数十名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按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冲进成都永兴巷7号院，直扑彭德怀住室。然而，他们又怔住了：室内无人，彭德怀不知去向。

原来，彭德怀在两小时前被北京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凌晨3时，北航“红旗”八九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7号，把住在东屋的秘书綦魁英叫起来，拽着他向彭德怀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问什么事，为首的张×说：“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行。什么时候走?”彭德怀很痛快。张×说：“现在就走。”

“红旗”红卫兵也是奉戚本禹之命，紧急来成都“揪彭”的。戚本禹怕“东方红”右倾动摇，来了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总之，定要把彭德怀弄到手。

“东方红”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将被“红旗”拘押在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德怀劫走，还派人抄走了彭德怀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双方争吵一顿，最后议定，对彭德怀实行“共管”，要求三线建委用飞机送他们押彭德怀去北京。

戚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去成都，准备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还确定在沿途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12月26日，戚本禹写信报告江青：“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心知“揪彭”一幕是江青、戚本禹策划的，非常气愤，又无可奈何，只得指示几点：不得开批斗会；由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来京；只许坐火车，途中确保安全；到后由北京卫戍区接走彭德怀负责安排食宿。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让秘书将几点指示直接用电话通知“东方红”的“揪彭兵团”，特意说：“我亲自关心这件事。”

12月25日晚，被红卫兵控制了3天，已经十分疲惫的彭德怀，由一伙红卫兵推搡着，在成都军区的护卫下上了34次特快火车的一节专挂车厢。呜……呜……满身灰尘、厢顶爬满“大串连”者的列车吃力地驶出成都北站。

从1965年11月30日至1966年12月26日，彭德怀在大三线度过了1年又25天。

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1）

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从北京跟随彭德怀到四川的綦魁英和景希珍，这时也和红卫兵一起挤坐在车厢过道中。彭德怀本不让他们上车，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了，你们都有老婆孩子!”

红卫兵一路看守和批判彭德怀，彭德怀有问必答。景希珍觑机劝他：“你少说几句吧，你就是吃的这个亏呀!”彭德怀摇摇头：“我现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嘴了，不抓紧时间说，恐怕机会不多了。”

在彭德怀的心头，对红卫兵运动的热情中，隐隐升起了矛盾和困惑。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密切注视着34次列车的运行安全。军委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的报告不断传到他的办公室：“彭18∶30路过西安未出问题”，“34次6∶15到郑州”，“34次7∶45到安阳，约下午17∶00到京”。

12月27日16时25分，34次列车进入北京站。北京卫戍区奉周恩来的命令派一连兵力到站接彭德怀，红卫兵拒绝交人。朱××说：“要请示中央文革”，当即在车站打电话报告戚本禹。这时中央文革正在开会，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报告戚本禹，机敏的周恩来已走过去，接过话筒说：“这事我来办。”周恩来在电话中对朱××说：“中央决定把彭德怀送往卫戍区。”朱××等悍然抗命，强迫司机将列车退出卫戍区把守的北京站，停在一个岔口上，然后把彭德怀劫至北京地质学院。周恩来直接质问了戚本禹，又不得不折中处理：把彭德怀交卫戍区，地质“东方红”可参加管理。

极度疲劳的彭德怀由两个战士撑扶着登上卫戍区的汽车，唯一还跟随着彭德怀的景希珍被留在车下。车轮转动，他突然发现彭总比几天前苍老了许多，这个在彭德怀身边17年的警卫参谋，禁不住号啕痛哭起来。

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西郊五棵松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这是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陆续有一些被打倒的“当权派”被关押在这里，叫做“监护”。确实是既监管也保护，免受造反派的过度摧残。

彭德怀被安置在一间建筑队丢弃的简易工房里，屋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炉。床上薄薄的被褥，寒气逼人。好在炉内已生了火。彭德怀拿出日记本，记下了几天来的经历，最后写道：“为什么揪我来京，一点也不了解。”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真正失去了自由。不是红卫兵而实实在在是解放军战士在持枪看守着他，不许他出屋。他要求见毛主席、见周总理、见陈伯达。他问：把我弄到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是算旧账。他为成都住屋内许多绝密文件被红卫兵抄走而着急。他要求看报纸……没有人答复他。

红卫兵住在他的隔壁，整天找他谈话，谈了几天，彭德怀问：你们想干什么呀！1967年元旦，红卫兵忽然气势汹汹骂了彭德怀一通，说他想翻案，声言要“敲打死你”，“揍死你”，说：“对这样的人(指彭)就得武斗。”他们在彭德怀屋里夺烟斗，翻书包，辱骂彭德怀“老混蛋”。彭德怀本着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话，始终心平气和。当晚，彭德怀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一天的感受：“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2）

他又写道：“红卫兵同志们，我内心高兴这样，我不怕你们对我的历史审查，你们越审查，我将越高兴。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工作能力也不强，没有为革命事业做出成绩，这是惭愧的。并且，我在长期革命工作过程中，缺点还不少，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在革命方法上也犯过个别错误，但在风险关头没有动摇过。在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原则下，正需要有一次革命群众对我的大审查，来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来提高自己的认识。从现在起，我利用你们审查的时间，再认真读毛主席的书。革命的人生，就是学习和工作、工作和学习的反复过程，还有其他吗?没有了。”

忠诚、正直、坦荡。

但事情完全不是他所想的那样。

写完日记，彭德怀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白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仔细折好，放在眼镜盒里，随后要哨兵替他转交出去。

彭德怀的信由监护点层层上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然后，周恩来将信送请毛泽东、林彪、江青阅。

毛泽东在中南海看到彭德怀这封带着囚窗气息的信，拿起一支黑铅笔，在信上画了一个不规整的圈，没有批语。

同一天，在毛家湾的林彪和江青也都在信上画了圈。

却原来是坐班房（1）

从将军到囚徒，

从战场到牢房，

只有这天翻地覆的年代，

才有这空前绝后的荒唐。

你是将军啊，

战场上功勋卓著；

你是囚徒啊，

牢房里的战果辉煌。

因为你献给昨天的是鲜血，

献给未来的是生命；

因为你倒下去的是躯体，

站起来的是榜样!时红军：《伟大的囚徒》刊载于1979年12月号《北京文艺》。

却原来是坐班房

彭德怀在囚窗里翘首盼望毛泽东的答复，就此一等8年，直到他的生命结束。

1966年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又一篇气势汹汹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晚上，彭德怀刚要休息，红卫兵进屋叫他写对姚文元大作的看法。

“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你到底写不写?”

彭德怀叹了一口气。他想起来，此时，姚文元有诽谤他人的“自由”，而许多人已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但经过数十年战火考验的彭大将军，还是“自由”地还了姚文元一“枪”。

彭德怀提笔给素不相识的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姚文元同志：

读了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同志要我对其中一段表示态度，即“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实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彭德怀在信中叙述了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的经过和信的主要内容。

1月6日，彭德怀的这封信被送到彭德怀专案组，成为彭德怀的新“罪行”。

彭德怀又按红卫兵的要求写了4份材料：《挖思想根》、《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毛泽东阅后批：“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中央文革在“放线钓鱼”、“引蛇出洞”，彭德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在小屋里不断自言自语：“把我弄到这里来20多天了，还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光说我上北京住哩，可是叫我来到这里，也不知道干什么。”

红卫兵又提出高岗、饶漱石、“军事俱乐部”等问题，说彭德怀：“你就是高饶反党集团的干将!”勒令彭德怀：“把你们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这自然是借红卫兵之口道出的某些人的要求。

“没有什么俱乐部。”彭德怀瞪眼答复。

“非写不可!”

却原来是坐班房（2）

“啪”的一声，彭德怀的手掌打在桌子上。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大吼起来：“杀掉头也没有!”

这时，彭德怀正受着疾病的折磨。由于心情焦灼，房屋阴暗潮湿，加上没有衣服可换，在朝鲜战场矿洞里患过的神经性皮肤炎复发了，双腿长满湿润和糜烂的斑块，并向上身扩散。

1月30日，彭德怀在一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笔记中写道：“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事实却不如此。凡属这样忠实尽职的同志，时常受到打击报复，一些奉迎作伪者，反而受到奖励。”

2月中，彭德怀的腿、臀、背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不能弯腰，不能躺卧，这时他才向监护点的人提出能否治疗一下。

他身上仍然是从成都穿来的一套内衣裤，已沾满了脓血。袜子早破了，棉裤露着棉花。

五棵松营房离市中心很远，出入受限，伙食不好，红卫兵陈××在日记中写道：“真是度日如年”，借过春节之机，“溜之乎也”。

彭德怀从报纸上看到“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刘少奇被打倒，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陶铸成了“大叛徒”。从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导致全国的夺权斗争，各省市纷纷成立“红彤彤”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代替各级人民政府。

形势变化是这样的急速，报纸上“天翻地覆慨而慷”。尽管个人蒙冤，彭德怀和当时的千百万干部、党员一样，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充满了热情和浪漫的希望，想到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总是难免的，何况毛泽东当时已经指出：“对待干部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排斥、一律打倒都是错误的。”

他想把自己的看法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谈谈。几十年的情谊，毛泽东在派他去西南工作时已表示过，并不愿和他分手。但他已写过3封信都没有回音。于是，他提笔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他被红卫兵“抓来北京已两个多月了”。他向周恩来报告了红卫兵要他交代的重要问题和自己答复的内容后，谈了对红卫兵的看法：

红卫兵是新生事物。我自去年8月下旬至12月中旬，历时3个多月，晚上7时半至10时半，即到街上看大字报，拾传单，听他们讲演，并看其他各种活动。成都市许多旧习惯，如茶馆之多，难以数计，许多街道、商店仍是封建和庸俗名称。几天之内，为毛主席语录牌、新式的革命对联所代替。茶馆也无人进门。现象完全改变，看了真使人兴奋。我在这3个多月中，对红卫兵作了比较认真的观察，所得结论是3个好得很：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冲击“四旧”，冲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击官僚主义，冲击铺张浪费，这一切真好得很；比较无私心杂念，一切为革命，认真宣传毛泽东思想，促使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好得很；在运动中锻炼自己，解放自己，将培养出大批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干部，这也是好得很。

彭德怀在信中对周恩来说，近40天来更加深了这一认识。红卫兵“学习毛泽东思想比起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党政民机关干部的学习要认真得多，他们的工作也是严肃热情的”。

彭德怀向周恩来报告自己的情况：

“1月31日以后，红卫兵即无人在我处，现在把我交给解放军某部看管(您久已知，去年12月27日夜半，即有红卫兵告我：总理已经知你到此，并即准备去警备司令部)。

除读毛选和语录外，就只能看到《人民日报》，不准到室外散步，只能在12平方米房内来回走着，见不到太阳，但室内烧了炉子，比较暖和，连上送饭吃，这一切都好。”

看来，彭德怀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困惑。不相信这是中央的意思，甚至怀疑中央是否知道他今日的处境。这封信直接送给了专案组，并没有呈送上去。

却原来是坐班房（3）

监护点内，被监护的人都能收到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唯彭德怀没有人送。干部问他要不要告诉家属送些换洗衣服来，彭德怀总是说：“算了吧，算了。”他料想浦安修处境不会好。又怕连累侄儿侄女。想来想去，才给梅魁写了一封信。

“不管在哪儿，我都要来看你的。”彭德怀记得侄女彭梅魁的这句话，梅魁也说到做到。到成都看望伯伯以后，彭梅魁常写信问候伯伯。彭德怀把1966年12月份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抄了一份寄给梅魁，让梅魁保存。此后，梅魁即不知道伯伯的情况。

12月29日，景希珍突然来到彭梅魁家里，告诉她彭德怀已被红卫兵抓到北京，现在下落不明。彭梅魁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2月底的一个晚上，监护点的两个参谋按彭德怀告诉的地址来到彭梅魁家里，交给她一封信。

是伯伯写的。彭梅魁心头一震。

彭德怀告诉侄女他已“被抓来北京”，“到京两月，红卫兵对我所追问者，还是庐山会议情形，此事无再谈必要，仍如既往，服从中央决定。其他一切愿受革命群众审查，请你放心吧。”“今冬皮肤炎(痧疹)变为疮疤，痛痒异常，近警卫部队负责人派医生专治，已见成效。”“在成都被抓时很急，未带应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布制服、袜子、布鞋”，“还要寄一点钱”。

后面署名是“伯父清宗”。

清宗是彭德怀在家谱上的名字。只有亲人知道。此时的彭德怀用清宗的署名，表现了他对亲人的思念。彭梅魁激动极了。一个多月以来，她为伯伯担忧，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今天总算有了下落，可又是怎样的下落啊!

红卫兵从监护处撤走近1个月，彭德怀问监护点的人：“老把我放到你们军队里干什么?假装不知道，实际上都知道。”哨兵经过教育，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攀谈。彭德怀说：“红卫兵怎么不来了呢?一天和这些小青年斗斗嘴也不错。”他一再提出要求回家种地，再不然仍回吴家花园，“住到后面的那间小屋子里读书，一切生活我自理。再不行，能不能叫我住党校去学习，找一间房子给我好好读读书。”

他想得太天真了。他真得离开这里，但不是他想去的地方，也不是种地，不是读书。

3月6日，彭德怀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到距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部队驻地。五棵松这里红卫兵进驻过，不安全了。

经过一番构筑，这个地方成了关禁党和国家、军队被打倒的领导人物的秘密监狱，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护”体系：北面八里庄驻有一个摩托营，电台与这里直接呼叫，可以随时出动；附近设有潜伏哨；大门口有守卫；“案犯”(《哨兵日记》上对被监护人的称呼)门口各有一个哨兵。彭德怀屋内设有一个哨兵，一言一行都被哨兵记录在案。

到了罗道庄，彭德怀发现对他的看管更严了。他自言自语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是在这里坐监狱。”冬日将尽，他还穿着那身破棉袄裤，无衣可换。他向哨兵要来一根针，一点线，自己补破棉袄，边补边对带班员说：“你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个哨兵，特别是晚上，我看大多数都是干部。我是一个政治犯，我也懂这些，我自己能负责自己。”有时他对着哨兵拍腿感叹：“今年我已经撤职8年了，这8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却原来是坐班房（4）

今后的岁月又将如何呢?一天，他提笔给监护点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

部队负责同志：

住在这里增加了你们很大负担，内心惭愧!昼夜两人值班，建议减少一个。现在工作、生产、学习很忙，我可以参加一点轻微劳动，请你考虑。

“负责同志”置之不理。

3月19日，一个参谋拿着彭梅魁送来的衣物和水果。彭梅魁被告知东西送到正义路卫戍司令部转。参谋让彭德怀签收据，彭德怀在上面写了“石穿”两个字。

彭梅魁的物品给他带来安慰，也带来了希望。4月1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被抓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因报纸上有文章，不点名地说他到西南搞翻案活动。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向毛泽东声明：“我到西南区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仍然没有回音。

4月20日晚，又提笔给周恩来写信。称呼“总理”，信中谈四川石棉厂矿渣堆积在南岸，流失不少。他曾报告西南局领导人，此矿渣可加工成钙镁磷肥，成本低，肥效高，恐此事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下署名“石穿”。

彭德怀在囚室里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给中央文革写信，奇怪的是他没有给“副统帅”林彪写过信。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篇文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戚本禹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报纸上已多次不指名地骂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闹翻案等，对他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词。戚本禹此文在报纸上第一次指“彭德怀”之名而攻击之。彭德怀坐在桌旁，先是看到文章中点了一串名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怎么，都成了反革命?!如何置信!?他在这些名字下用红铅笔重重地画了一道又一道。再看下去，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在那一段话下面也画了重重的一道，喘了一口粗气，把报纸扔向一边，躺到床上唱起《国际歌》来：“起来……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宏亮而粗犷的歌声，震动了囚室内凝滞的空气。

哨兵早已被布置观察彭德怀看到自己被点名时的“动向”，哨兵在日记上特别记下了彭德怀以上的“反应”。

“文化大革命”高潮接着高潮，副统帅林彪对专案工作不满意，说：“专案成了悬案，问题是落实。”意即一切罪名都要由不实变成“实”。不久，根据林彪、江青、康生的指示，彭德怀专案组制定了新的审查彭德怀的计划，把已进行了5年的对彭德怀“背靠背”的审查，升级为“面对面”的“斗争”。江青指示从解放军抽调团以上得力干部到专案组，加强对亲自参与缔造了这支英雄军队的彭德怀元帅的审查。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1）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

1967年7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华、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遭肆意凌辱。

江青十分“关注”彭德怀--在她的心目中，元帅、“海瑞”，正需要痛打一下。她几次不阴不阳地提到：“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过去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呵”。戚本禹连忙告诉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彭德怀拉出来斗”。红卫兵提出没有“炮弹”，戚本禹马上叫专案组给红卫兵提供材料。

野蛮的、可悲可叹的历史一页揭开了。

6月21日，“重新武装”的专案组在戒备森严的八里庄审讯室里第一次提审彭德怀，要彭德怀交代怎样“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集团”的。彭德怀说：“你们不了解，小娃娃不懂事!”主审人喝道：“老实点，要坦白交代!”彭德怀无可奉告。

以后许多天，彭德怀根据专案组的命令写自传。他不愿意写，专案组的人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彭德怀说：“既然是组织让写，我服从。”他面对一个无情的事实：专案组代表至高无上的党，代表他一贯服膺的组织。

7月19日早饭后，彭德怀正埋头写自传，被告知，要去“开会”。彭德怀抬头问：“开什么会?带纸笔吧?”

“不需要带什么东西。”

彭德怀大大误解了。直到吉普车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他才想到，这是开他的“批斗会”。

中午，有人给他一个玉米面饼子。下午他被带到北航六系一间教室里，面对着60多个红卫兵。

“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一个红卫兵厉喝一声。

彭德怀态度温和，答：“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几十年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显然这是专案组教的)

“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听到伟大领袖发了贺电，红卫兵不知怎么“审”下去--这是为开批斗大会而举行的预审会。

北航原党委一个负责干部韩爱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批判彭德怀在华北“搞独立王国”，“背着主席打百团大战”，“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寇引到根据地来，造成很大损失……”

彭德怀怒不可遏，打断韩爱晶的话，讲为什么打百团大战，打得怎么英勇。一部分红卫兵似乎听入迷了。在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份《快报》上，描述了这一场面，说：“他竟恬不知耻，慢条斯理地吹嘘他当时如何英雄，打死打伤多少敌军等，好像讲故事一样。”

韩爱晶赶快扭转局面，喊：“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2）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彭德怀板起面孔答：“我就不该写那封信。”“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口出此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到过他说的那份“万言书”。

“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8年来彭德怀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可奈何地想到的理由，此时冲口而出了。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嘛!在庐山会议就打倒了!”

韩爱晶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爱晶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呼啦围上去一堆人，拽的、打的、踢的，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姓陈的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几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70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7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韩爱晶问：“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不是指毛主席?”彭德怀点了点头。韩爱晶把这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拽着昏迷中的彭德怀的手按印、签字。

下午17时50分，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打电话问韩爱晶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审斗会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韩爱晶得知后，即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像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野部分不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七&#8226;二○”事件。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林彪在会上喊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3）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在北航南操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彭德怀、张闯天等人的会是大会批斗彭德怀的“揭幕式，是经中央文革正式批准 （实为授意）的”。会后，又突然宣布对彭、张游街。上下车时对彭德怀毒打，在车上，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提耳、托头、架腰拉到天安门游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肖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挑选来揪押他。伤痛和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同一时期，在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一批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人被押上批斗台，押上卡车，戴高帽、抹花脸、剃鬼头、做“喷气式”，批斗、游街、示众。在会场上，在街头，各种名号的战斗队、战斗组戴着红袖标狂呼高叫，对批斗者拳脚交加。路上的行人，有的伸拳头响应，有的呆呆看着，还有的低头匆匆走过，不忍目睹这使革命历史蒙羞、使善良心灵颤栗的一幕。

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起，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就重新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尽管她原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早已经“落选”，被派去担任师大附中校办公室主任，仍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她是彭德怀的妻子，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标。

1967年7月，浦安修的家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住在没有完工的一间浴室里，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床薄褥子。她也一无所有了，仅衣袋里放着一张彭德怀的照片，里面保藏着她28年的回忆。不幸，一次照片掉出来，被看管人员抢了去。为此，浦安修被拉出去批斗，被罚光脚在沙石路上担东西，被勒令交代和彭德怀在一起“干了什么坏事”，又被拉去看“拒不坦白”者的下场--一个老人被绑在树上挨打。

群众专政一阵，腻了，把犯人放走。浦安修无家可归，被院内一个好心的同事收留在家中的盥洗室里暂住。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教学楼。几个月来，她茫然地承受着一切。骤然间，她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看出是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衣服脏破，形体消瘦，泪眼模糊，一副惨状，不禁浑身发抖。

当晚19时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批斗”台。由北京师范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召开的“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在剧痛和羞辱中，她偷偷侧眼寻找彭德怀，看到他被同样扭在台上的另一边，头被按下去，抬起来，按下去，再抬起来，也正挣扎着向这边寻找她的身影。浦安修心头一阵酸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清了。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4）

浦安修被勒令传去交代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1967年10月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当时对浦安修审讯记录按语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的为彭贼涂脂抹粉。”扁担落在浦安修的肩背上，她的头被揪着在墙壁上撞得咚咚发响。造反派还给她最后通牒：“再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

8月31日清晨7时，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朱红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

两小时后，有人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昆明湖边，已经没有了回忆，没有了痛苦。衣袋里还有未服完的安眠药。

这时，北京师范大学浦安修专案组的头头，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仔细研究如何贯彻戚本禹关于对浦安修的问题“要抓紧搞”的指示。

浦安修被抬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医生从她身上发现一枚校徽。

半夜，浦安修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她又回到了多难的人世。

一天后，专案组下令将浦安修从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押回学校严加管制。

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受严重刺激，右半身麻木，但这个铁铸的人，两天后又站立起来了。

8月16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

从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决议》（摘要）在标题中取消了“同志”二字，把《决议》中原有的“鉴于彭德怀同志过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的话也删去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可能是为了解他的“反应”，他说：“这叫我怎么活咯。”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宜将剩勇追穷寇》。《人民日报》还报道说：“北京许多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刚刚联合批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今天他们学习了《庐山会议决议》以后，更增加了彻底埋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文革”中，这两报一刊是传达最高司令部声音的，马上，在全国又一次掀起“批彭”高潮。

18日，彭德怀专案审查办公室在向领导的报告中说，彭德怀给清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写的所谓“认罪书”，“根本未交代他的反革命罪行，毫无认罪之意，而是疯狂的反攻倒算……”“我们的意见对彭德怀的所谓‘认罪书’，要进行批斗，粉碎他的新反扑”，提出将彭德怀交由红卫兵及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批判斗争的意见。于是，在北京，彭德怀再一次被连续“批斗”。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来押走彭德怀。不管哪个单位，只要申请批斗的报告一来，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批：“可以安排”。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各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中央直属机关等大单位又12次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公审”彭德怀。一次次摧残、一次次生死存亡。曾百战沙场的69岁的元帅，被两个大汉拖着跑步上台，在烈日之下，在拳脚之中，在对一串串谁也不识真相的“罪行罪状”的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声中，顽强地屹立于天地之间。

在北京军区批斗场，彭德怀被打伤了背；在北京卫戍区批斗中，曾受过彭德怀批评的高级将领李钟奇，冲上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

参加批斗会回来，彭德怀还要写自传--交代全部历史，从6岁起。

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在挨批斗的日子，每天要写自传八九个小时；不挨批斗的日子，一天写十二三个小时。

连续的“批斗”一直进行到1967年末。曾经百战沙场的元帅，挨批斗又何止百场！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1）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归分工军委系统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掌管。彭德怀专案组是二办所辖专案中最重要的部分，管辖被认为是彭德怀“黑线”的17个对象：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

黄克诚和彭德怀一样，先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到罗道庄。在五棵松，一天，黄克诚从他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发现哨兵押过一个衣服褴褛的人，正是他“经常相逢在梦中”的彭老总--彭德怀。黄克诚常常反抗监管，一次(也许是故意)在院中和监管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彭德怀听出是老战友黄克诚的声音，激动得紧贴到窗户上去听。在批斗的高潮中，黄克诚常和彭德怀被押在同一串车上游街，被“揪”在同一个台上挨斗，在目光中交换心声，共同承受这一时代的疯狂。

黄克诚在1994年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回忆到他和彭德怀一起被大会批斗的情况说：“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人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为此三番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就在这样的时刻，老战友黄克诚仍然关心着他。

“大批斗”的暴虐过去了，1968年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的、隐秘的斗争--审讯。

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是对所押“案犯”在春节前定案，提出要“只争朝夕”，“歼灭战一定要打下来”。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8次审讯彭德怀的入党问题，目标是“彭德怀是假党员”。然而，彭德怀在1928年平江起义后给党中央写的报告中，明明写着“入党三阅月”。专案组初战失利。从新年开始，又突击审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对专案组提出抗议：“对我的审查，用党内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审讯式的，拒绝谈问题。”主审人答：“对你就是这样，你要老实认罪。”对专案组来说，彭德怀是敌人，并非同志。

从1952年抗美援朝中到1959年，彭德怀5次被派去苏联谈判或访问，在专案组的方案中都当作“里通外国”罪行来审查，重点审1955年和1959年的问题。

1955年“问题”的起因是，原驻苏大使在“文革”被揪斗和监禁中写了一个“关于彭德怀1955年在苏联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的材料。这个材料是怎样“制造”出来或逼出来的无人关心，却令专案组大为兴奋，立即上报中央。

1955年5月24日，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让翻译费德林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达他的意见：赫鲁晓夫要和彭德怀谈话，主要是谈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建议苏方只由安东诺夫大将、中方只由大使刘晓参加。指定由费德林任翻译。费德林要刘晓向彭德怀解释，彭德怀听后说，应尊重苏方意见。会谈后回国，彭德怀将会谈内容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审讯开始，从彭德怀谈的情况中得不出“里通外国”的结论，审讯人火了：“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由你们定，我无法说，你们说搞阴谋就搞阴谋，你们是客观的吗?”彭德怀回答。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2）

“第一你背着中央，第二不让翻译参加，第三代表团成员没有参加，根据这三条是不是里通外国?”

1月10日到12日连续3天，6次审讯。彭德怀再三说，约见赫鲁晓夫他是被动的，没有谈危害党和国家的事，回国向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过。

彭德怀正患感冒，不断咳嗽。“过堂”回来满脸怒气，一次气得把收音机扔掉。

15日、16日连审4次。彭德怀疲劳、气愤，神志昏迷，行动趔趄，最后，按审讯人的要求承认，谈话没请示中央，没有代表团员参加，应向毛主席请罪。

17日审讯两次，审讯人进一步要彭德怀承认和赫鲁晓夫谈了1954年的高岗问题。彭德怀反复声明没有，审讯者追逼不已，彭德怀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审讯人大骂：“你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对审查怀恨在心!……”

多次逼供，彭德怀忍无可忍，“腾”地跳起来，拍桌子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审讯者一齐站起来骂：“你简直无耻之极!”“混蛋透顶!”……

谁无耻，谁混蛋透顶，历史自将作出结论。

彭德怀提到审讯的目的。审讯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据专案组的笔记本记载：“首先要他（指彭德怀）承认同赫鲁晓夫说了高岗历史上的任职和成绩，然后要彭承认同赫谈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宣扬高岗，说明高岗是党中央逼死的’”，“如果说是为了给赫解释，要打态度”。“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彭认为高岗没有勇气，不应暴露过早，连累自己。手段不高明。应当沿着继续（按：原文如此）开展斗争，弄清问题。”

何等险恶、卑鄙的目的！何等凶残的想像力！

按照这一目的，从19日起，专案组开始用车轮战突击审讯彭德怀，连续从晚上19时审讯到第二天凌晨3时。一堆人围着彭德怀，你一喝，我一喊，轮班无休止地追逼，一句话反复问，直至彭德怀极度疲劳，精神恍惚，“要什么给什么”，承认和赫谈了高岗问题。

专案组用这个手段依次而进，进一步逼彭德怀交代在高岗问题上对赫鲁晓夫谈了什么。据专案组笔记，21日“夜战彭德怀”，专案组4人要彭德怀承认在赫鲁晓夫面前“主动谈高岗问题”，“为高岗树碑立传”，“为高岗翻案”，“勾结赫鲁晓夫反对我党中央”。22日晚，连续8小时的审讯，要彭德怀承认1955年见赫是彭主动的，不让翻译、武官参加是彭授意的，彭主动向赫谈高岗问题。审讯时制造极度紧张的局面，审讯后逼令即刻写交代，使本来就极度气愤、疲劳的彭德怀不能休息。

从1月13日至23日，13天审讯17次，每次审讯都是彭德怀先据理驳斥，最后在精神恍惚下签字承认。专案组每天向上报告“战绩”。17日，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催促专案组“想尽各种办法把进度搞快点……抓紧时间突，大会斗，小会突，专案审。”24日，专案组汇报战绩后，又指示：“专案工作最大、最难办的是彭德怀”，“1955年的问题要抓紧，一定要攻下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问题时要人多一点，人多说得过他，人多压得住他”。

26日，从下午18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专案组审讯彭德怀连续9个小时。《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从审讯处被送回囚室的情况：“东倒西歪，前俯后仰，精神处于昏迷状”。

1月30日是春节，“春节前要定案”的计划完不成。29日，吴法宪指示专案组： “春节后再来个高潮，搞几个月不要被犯人同化了。专案就是把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挖出来，对于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是重大贡献。”

春节后的“高潮”，审讯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2月5日从下午14时30分到6日凌晨1时，审讯人轮流休息、吃饭，彭德怀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连续被折磨11个小时。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3）

专案组车轮战的审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曾经要求党中央审查他；“文革”开始，他衷心欢迎审查，相信审查会洗清他的冤屈，澄清事实的真相。但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那从少年时代铸就的嫉恶如仇的霹雳般个性，他一生一世只服从于真理，不屈服于压力的刚烈气慨，此时爆发为对专案组的冲天怒火。他不顾灾难的后果，在被审时痛斥怒驳，对操生杀之权的专案人员捶桌怒吼：“你再审，我也是顽固！”“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组人员恫吓说：“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他冷笑：“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然而，他认为专案组代表党。更多的时候，他不得不耐心地回答专案组的讯问，反复地说明情况。在每次车轮战的最后，他认罪、签字，在精神恢复后又否认、说明--用专案的语言来说，就是：翻案。

春节以后，专案组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后，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彭德怀反复说明，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作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应当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他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认罪”以“巩固毛主席的威信”呢?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抗拒审查”呢?他陷入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

3月4日开始，审讯彭德怀所谓“取而代之”的问题。

一个留苏学生揭发，1956年她在苏联学习时，听到一个苏联学生说，赫鲁晓夫曾当着他叔父的面派人去见彭德怀。转告彭两句话：“他可以取而代之，我支持他。”

对这份材料，连专案组自己也对其可靠性发生怀疑，但仍据此制定出了一个逼供的计划。据专案组笔记本记载：

“研究审讯彭取而代之问题计划：(1)八国之行，摸底探风，进行舆论准备；(2)庐山会议直接反党，先礼后兵，逼毛主席检讨；(3)发动总攻击，取而代之。”

“尽力逼其交代出来。指导思想、步骤：连续作战，强攻打硬仗，围绕取而代之问题，穷追猛打”。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4）

计划付诸实施了。七八个人轮番审讯，把彭德怀摧残到极点。哨兵记载，一次彭德怀从审讯室回到囚室“吃饭不知吃”，“砰的一声碗掉在地上。‘我赔，我赔!’”他突然想到这碗是公家的，“从衣袋里拿出5角钱交给哨兵”。

专案组正突击审讯时，发生了“三&#8226;二四”事件。直接负责专案组工作的大组副组长杨成武被“打倒”了，专案组整顿思想。4月5日，检查出“右倾动摇思想”16条。下据专案人员笔记的记载，录出数条：“我们的材料不是那么多，不是把他(彭)的锐气打下去了，而是挫伤了我们的锐气。”

“外调没有好线索可查，查来查去查不出所以然来，弄出些右倾情绪。”

“4个问题现在一个也没搞完，搞他的集团问题，搞下来好说，搞不下来怎么办?”

“是搞赫给他讲了这句话就算达到目的呢，还是继续搞事实呢?”

“应再搞事实，搞什么样事实?”

“彭德怀的问题到什么程度才能结束，心中没数，现在走到哪里算哪里。”风波亭、莫须有，可见一斑。

所谓4个问题，是指要通过审讯逼彭德怀承认并按既定内容交代的“彭、高反党集团”、“里通外国”、“反党小集团”、“取而代之”的4个问题。审讯4个多月没有达到目的。

1968年3月，林彪的亲信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接着，黄永胜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接管了专案组。对彭德怀的审讯再次加码。专案组的笔记记下了每一次审讯的情况，哨兵则被告知要记录下彭德怀被审讯后回囚室的表现。

5月7日，从下午开始到8日凌晨1时，由陈×等5人“攻他的核心问题”，审讯室内彭德怀忍无可忍，火山爆发。他怒吼、痛骂。主审人鼓动其部下的士气说：“顽抗是敌人的本性，是必然的”，“不交代不能收兵”。最后，陈×的笔记记着：“我们的目的基本实现了。”

彭德怀在半昏迷状态下回到囚室，拿出一张纸条写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专案组经10个月的审讯，用“莫须有”、“逼供信”的手段，制造出了一个《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于9月18日定稿上报。报告中说：“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德怀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舆论，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和其他“案犯”由罗道庄被转移至什坊院继续监禁。什坊院监禁点是以一座木质结构的小楼为主的小院，楼前一些低矮的平房住犯人。小楼做了办公室，正好居高临下进行监视。

从被揪以来，彭德怀忍受着红卫兵的批斗、哨兵的监视、专案组的审讯，期待着一个伟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期待“九大”使党的一切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熟悉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规律，也相信毛泽东驾驭历史的能力。冲动的热浪过后，定会有冷静的总结与处理。

最后的战斗（1）

最后的战斗

1969年4月1日，彭德怀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当他在囚室里听到院外群众游行，高呼庆祝“九大”开幕的口号时，激动得不禁痛哭。这是被监禁以来，他第一次落下英雄之泪。

“九大”开了24天，他深深失望。他将自己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但他不能不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哨兵日记上记着，彭德怀在看到这次大会的公报后，常常彻夜不能入睡，有时叹气、流泪、摇头，有时“呆坐发愣”，“突自笑起来”。在看“九大”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委员名单时，他“扳着手指头数”，“流泪4次”。“九大”开会期间，哨兵日记每天都有他叹息、流泪的记载。

从1967年8月的大批斗和审讯开始，哨兵日记就常常记录彭德怀“通夜不睡”。“九大”以后，彭德怀明显地衰老了，更经常失眠。9月11日至14日连续4夜，他几乎彻夜没有入睡。他常常自言自语，有时静坐出神，有时唱歌发笑，踢脚、扬手。有时如火山爆发，发脾气、吼叫：“要命啊!”“好苦啊!”

1970年1月15日，哨兵记载，彭德怀要拿衣服哨兵不让，彭德怀大发雷霆。就在这一天，彭德怀专案组研究给彭德怀自传入档的问题，说彭德怀写的自传“毫无认罪检查，违背客观历史”，“不应公开入卷，如果入卷，就给他起树碑立传的副作用。”接着，专案组销毁了一批文件。

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专案组对“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怀专案组上报《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并据此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据专案组笔记，这个报告共起草了十二万字（在四人帮被打倒，清查工作尚未开展之际，竟被全部销毁了）。

除了开杀戒，一代元戎竟被几个由江青封为“无名英雄”的无名走卒判了最高徒刑。

与此同时，已被迫害辞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由专案组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各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还不甘心，又向上请示了两个问题：“①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②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

8月14日黄永胜答复：“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于是，9月17日专案组再次上报了对彭德怀“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

最后的战斗（2）

11月2日，彭德怀专案组第三次报告：“可以结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又加了一句：“未处理前，继续关押。”黄永胜批示：“同意”。然后上报中央。

1970年5月4日，在专案组对“案犯”(不只是彭德怀)的审讯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江青在接见罗瑞卿专案组时出新点子说：“犯人不老实不要老搞审讯这种傻事了。不要老审，要叫他写自传，写证明人，写材料，从中研究，找矛盾，找岔子。不要在那里搞口供，把我们弄在云雾里。这样，你就可以腾出手来充分发动群众，搞调查，找物证、旁证”。

根据江青的指示，彭德怀专案组一面起草对彭德怀的审查报告，一面出提纲要彭德怀写自传。彭德怀答复专案组说：“在3年多受审过程中，已经写了两次简历材料，这是第三次了，我诚不愿意再写了，因为它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专案组李××说：“不写不行，从8岁写。”赵××说：“不准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准)对抗党的政策吹嘘自己。”

彭德怀从极度精神折磨造成的失态中挣扎出来，再从头写“交代”--第三次简历。

他把这种写“交代”变成他为革命、为真理的最后一次搏斗。继1962年写“八万言书”之后，他再一次仔细回顾生平，将一世风云、毕生追求尽情倾注于笔下。从童年的苦难到青年的探索，从平江起义的怒潮到开创红军根据地的鏖战，从万里长征的奇迹到敌后抗日的烽火，从大西北的解放到抗美援朝的胜利，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到庐山会议上的罢官，70年岁月像一幕接一幕的历史长剧在他心中重演。他一天天伏案写，伏案抄，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身系囹圄，而生活在回忆之中。他有时在12平方米的囚室内挥拳飞脚，转身跳跃，仿佛回到了昔日驰骋的战场；有时他沉思叹息，潸然泪下，也许他是在缅怀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有时他兴高采烈，哼起湖南小调，那是他在过去的战争中战胜强敌之后，常常情不自禁要哼起的。他时而点头自语，时而又横眉冷对。那些日夜监视他的人，对他那悲壮跌宕的思想旋律进行愚蠢的揣测，有的在记录中说他：“好像在搞回忆似的”，有的记录说：“案犯情绪反常”，有的又记载说这是：“狡猾顽固，不老实”。

彭德怀的第三次简历，为人们留下了一份十万言关于他波澜壮阔一生的记录。彭德怀在这一份以及过去所写的几份“交代”材料中，对他一生所作的生动、忠实的叙述和对有关重大历史是非的坦率陈词，以及对那些强加于他的种种歪曲真相的“批评”的愤怒驳斥，被当作他拒不认罪的证据，收藏在“彭德怀专案”的档案里。9年之后，当“四人帮”垮了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人们发现了这些材料，才惊叹于它的珍贵价值。人们从这些材料中看到，纵然身为囚徒，彭大将军仍然是彭大将军--横刀立马，正气凛然。“交代”材料最后的一声呐喊“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将响彻千古。

什坊院的案犯各自进行具有个性特点的反抗。彭德怀写得最多。写出历史真实是他对专案组颠倒黑白的最大抗争。彭德怀的老战友黄克诚则拒绝写交代，拒绝回答专案人员的审问。专案人员为黄克诚专门准备过一次“打态度”的会，审讯室里挂着大黄纸写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主审人陈×(又是这个陈×!)对挺着瘦瘦的身子、坐在被审位上的黄克诚喝道：“念墙上的毛主席语录!”黄克诚慢声回答：“我--知--道!”“知道也要念!”“看不见!”“你戴眼镜干什么?”陈×等人一齐站起来。黄克诚仍不理睬；陈×上前一把将黄克诚的眼镜抓下来摔在地上，一条眼镜腿摔断了。陈×骂黄克诚：“你是反革命分子，不老实决没有好下场!”

最后的战斗（3）

黄克诚怒不可遏，喊起来：“谁说我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说着，拿起面前的杯子，“嘭”的一声砸到自己的额头上，血流满面，跌跌撞撞倒在墙角稻草上。陈×等人马上打电话搬援兵。监护点领导来了，黄克诚说：“我就死在这儿，我不让他们折腾我了。”专案人员只得让黄克诚回去。

在囚室里，黄克诚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坐在那把带靠背的破椅子上，用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有节奏地摇晃。他经常反抗哨兵的无理管束。他患有气管炎和肺病，体弱气虚，上厕所走得慢。一次，哨兵喝令：“快走！”他顶撞，哨兵把枪一横，喝道：“你还敢反抗!”黄克诚索性蹲下不走了，说：“我不起来了，你枪毙了我!”

在罗道庄的时候，黄克诚将他对“文革”的感喟赋为一首蝶恋花，词曰：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飚，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有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换，英雄转瞬成坏蛋。

黄克诚将词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压在抽屉的垫纸下。从罗道庄突然转移至什坊院，黄克诚忘了这件事，被严密搜检的“监护”者发现，上报专案组，被专案组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克诚的反动诗”。黄克诚自然免不掉挨许多斗。这首诗以后被收到彭德怀专案卷内，不知是怎么把它和彭德怀联系起来的。

1981年9月的一天，本书作者在采访黄克诚时问他是否有这回事。黄克诚笑答：“确有其事。并说，他为此又挨了许多斗。他以大将的气魄冷对专案组的暴虐，又作诗一首，这次他将诗刻印在自己的心头。诗曰：

补白乱写不成章指《蝶恋花》一阕。，

云海茫茫谁能详。

道听途说难入耳，

凭空捏造坏心肠。

宇宙很小天地宽，

不怕苦来不怕脏。

革命意志坚如铁，

到处都可乐无疆。

不管怎么审、斗，黄克诚不断提出一个意见：“说我是反革命，我想不通!”

囚室严密隔离，案犯放风去厕所都要分开，以免互相见面。一天，彭德怀从附近囚室传来的一阵抗议声和剧烈咳嗽声辨出了是黄克诚。他千方百计利用一次去厕所的机会和黄克诚挨身而过，向黄克诚低声问好。

最后的战斗（4）

他们又走到一个“战场”上来了。

和他们一起关押在什坊院的，还有罗瑞卿、谭政、安子文、王新亭、任白戈、叶子龙、王尚荣、班禅&#8226;额尔德尼等人。

由于“案犯”的“不老实”，监视早已变成虐待。上厕所、喝水、站起、坐下都要“报告”，哨兵(实际是看守)又故意拖延不理，彭德怀小便急，要去厕所常常被看守用“等一等”3个字拖延。这使彭德怀不堪忍受，有时气得拍桌捶墙。哨兵记录说他“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号般的声音”。继而，监护点又规定案犯睡觉时必须面对室外的灯光，不许翻身向里。彭德怀抗议痛骂，倦极翻身，哨兵就连连擂门叫喊，根本不许他睡觉。1971年8月某日，”哨兵日记“写道：“犯想睡睡觉，可哨兵就不让睡着。只要犯一闭眼，哨兵就拍打柱子，犯只得睁开眼看着外边。”

1971年9月13日零时30分，彭德怀忍受着失眠的痛苦，猛叹一声，翻身朝里。哨兵在外敲门，不准彭德怀脸朝里睡觉，彭德怀回了一句：“我不得死!”伸伸腰，索性挠腿睁眼，盯着电灯出神。蓦然又唱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低沉嘶哑的声音，在夜空中震荡。

正是在此刻，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事情：副统帅林彪在山海关爬上一架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钻进漆黑的夜空，外逃叛国。

在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个消息，立即进行雷达跟踪，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的事，由他去吧!”三叉戟越过中蒙边界，在温都尔汗爆炸。

林彪携妻带子叛国出逃，葬身温都尔汗的事件，很快在内部传达，彭德怀则完全不知情。但他从报纸上发现了问题。9月28日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来中国，周恩来祝酒词中没有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建国22周年没有举行游行活动；“十&#8226;一”这一天林彪没有出面；报纸上林彪提出的“四好”、“五好”也不见了。哨兵记录，彭德怀很敏感，自言自语：“怎么回事?林彪出事了!?”

彭德怀不知道林彪怎么回事，林彪事件却还牵连了他。“九&#8226;一三”事件后不几天，卫戍区司令员传达江青等人的指示：“林彪准备南逃广州，阴谋带走彭德怀、罗瑞卿。什坊院要检查防卫，严密监视彭、罗二人。”

什坊院如临大敌，气氛紧张，彭德怀莫名其妙地又被加了一重罪名，专案组又来要他交代和林彪的关系。

林彪叛逃丧命。林彪的心腹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经黄永胜同意的将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的方案终于未能执行。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暂时掌握了局势，极力纠正“文革”中打击残害老干部的做法，力所能及地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对不能解放的，则设法改善他们的处境。

11月初，周恩来在国务院提出要查清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到什坊院监护点检查后，向周恩来做了书面报告。

最后的战斗（5）

周恩来认为卫戍区各关押点的条件差，且分散。经过挑选，决定将全部监护对象集中到德外监狱和政法干校两处。

政法干校(此时已经停办)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畔。校内东北角有一座拐形二层小红楼，外有院墙，房屋宽敞明亮，被选为什坊院“案犯”的新监护地。九十年代，这座小楼改修为公安大学的客房，看不出曾是关押犯人的“小号”，只是高墙上残留的铁丝网还透露出当年森严防范的气息。

1972年1月5日夜，彭德怀、黄克诚等24名“案犯”被秘密押转到这儿。彭德怀被监禁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按房间顺序编号为“5”，他就被呼为“5号”。其实，他一直是这个监护点的头号“案犯”。

长期的与世隔离，使他对发生的事情困惑不解。到政法干校后第四天，彭德怀被“传讯”，专案组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彭德怀难以置信。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么会谋杀毛主席?万民祝愿“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怎么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成了异域之鬼?党和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很长时间心神不定，烦躁不安。有时，他竟想到林彪可能也关在这里。一次，他看到厕所门上有一个“林”字，上面打了一个“×”，第二天又没有了。彭德怀敲敲门对哨兵说：“我估计林彪可能在这里，我见见他。”一次他对哨兵说：“小伙子，能不能找一份林彪投敌叛国的文件给我看看?”哨兵说：“这个我找不来。我们听传达了，林彪跑到蒙古去了。”彭德怀说：“这不可能吧?”他拿起林彪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说：“你看写得多好。怎么跑到蒙古去了呢?”

到政法干校后，伙食明显改善了，哨兵的态度也和蔼多了。他本来就爱战士，现在可以和哨兵--年轻的战士谈谈话了。但是，他不明白哨兵的态度为什么有了变化，因为对他的审讯仍然继续着过去的一套。在一次提审中，专案组甚至提出1951年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桩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很大的刺激，使他既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视幻听。

11月17日，专案组又为毛岸英的问题提审彭德怀。据哨兵记载：彭德怀回来时神智模糊，走错了地方，哨兵叫住他，领他回到屋里。他倒床时昏迷，“扑通一下，头朝下磕在床板上。哨兵扶起他，他两眼含泪说：‘我认不清你是谁了。’”

11月21日下午，带班员又来通知彭德怀，专案组找他谈话。彭德怀胸中燃起怒火，问道：“是审查委员会的吧?来审个啥，再审也是顽固，越审越顽固。”

一进审讯室，没几句话就顶起来。彭德怀气得敲桌打椅，咆哮声震撼了整个楼房：

“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

“我又没跑，我又没有自杀，是什么反革命?!”

审不下去了，只得放他回去。哨兵记载：“他气哼哼，上不来气”，毕竟是70开外的人了。

走到4号房门前，他故意停了一下，他已从隔墙的咳嗽声辨出来那是黄克诚，他们竟成了近邻。咫尺如山，无法见面，他就常常故意弄出些声响来传递友情。哨兵日记记载：一天，彭德怀问哨兵说：“我的战友情况怎样?你给我问好。”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我都听得出来。”黄克诚也早从隔墙的各种声音中知道，那就是他--彭老总。

彭德怀进到屋内，还在大声抗议：“骗子!骗子!……”把满腔悲愤之气传向隔室的黄克诚。

1971年12月30日夜晚，彭德怀看着表，送走旧岁，迎接新年。当时针指向24时正，他自言自语：“又一年!”

血！（1）

血！

1972年新年过后，彭德怀突然沉默了，不说不笑，也不骂人。他脸色青黄，每日大便四五次，便前总重复着一句话：“肚子不好，要快!”

从转移到政法干校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72年3月16日，从各大医院抽调医生为“案犯”做全面身体检查。彭德怀拒绝检查，说：“我不检查，我现在也不工作，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看什么病。”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

第二天，医生来到5号屋，只说服他抽了血，验血结果正常。

实际上，致命的癌细胞这时已在噬蚀着他的生命。

不久，他的右手指剧痛，长了一个小疙瘩。他经常便稀，失眠加重，每日凌晨一两点就醒来，睁眼到天明。一天，又是睁眼不睡，哨兵李虎山劝他：“时间还早着呢，睡吧。”他说：“天就要亮了，我每天看到这颗星星到中间窗户，天就亮了。”

之后，他常常便血，昏倒两次。

从1967年6月21日到1972年末，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对彭德怀的残酷审讯达203次，直至他的健康完全崩溃。

1973年4月10日16时，彭德怀一次便血800～1000毫升，经驻点刘医生检查，发现有一外痔，作了止血处理。

专案组想到周恩来关于案犯有病可住院治疗的指示，报告了彭德怀病情，建议送医院检查。

当晚，彭德怀又便血。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拒收。联系一师医院，又拒收。直至大出血的第7天晚上，彭德怀才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三○一医院第九诊室就诊。经内外科会诊为直肠癌，已属晚期。

苦难拼搏的历程即将结束，伟大的囚徒即将落下生命的帷幕。

在这样一个时刻，谁敢来关心他的命运，给他以最后的安慰呢?

6年前，1967年6月，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曾被允许给彭德怀送衣物食品，但不久，就开始全国大批判彭德怀。据彭梅魁等的回忆，大批彭之后，“老家被抄了，墙上刷满了诬蔑您(彭德怀)的大标语，我们兄弟姐妹几乎人人受审查、挨批斗……起超(彭德怀的侄儿)多次遭毒打，死去活来。”“我们继续给您送东西，一次一次又一次……3年5年又过去了，我们仍得不到您的消息，我们由疑虑、担心变得害怕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想到了周总理……”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彭钢：《泪水沾湿的回忆--怀念我们的伯伯彭德怀》，1979年1月23日《文汇报》。

1972年底梅魁去看望伯母浦安修，商量怎样打听伯父的下落。大家决定给周总理写信，但由谁出面呢？虽然林彪垮台后，她们的处境稍有好转，但仍有风险，梅魁勇敢担当说：“用我的名义吧！”

为避人耳目，信是在浦安修的大姐浦杰修的儿子杜刚家写的。浦安修恐言多语失说：写短一些，就打听他的下落，能不能探望和送东西就行了。

血！（2）

1973年1月28日，彭梅魁带着亲人的盼望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请求总理告诉她，伯伯“是死是活，能否探视”。信到专案组手里，专案组上报说：彭德怀“经党的多年教育(按：即200余次提审)，至今仍不认罪……暂不准探亲”。只允许寄送食物及日用物品，仍由卫戍区转交。以后彭梅魁就给伯伯继续送东西，有浦安修给买的，有彭钢等送的，都用梅魁的名字。

1973年4月17日，彭德怀经确诊患晚期直肠癌。当晚，专案组在关于彭德怀的病情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才提出：“鉴于彭德怀病情严重，准其侄女彭梅魁等家属探视。”报告附三○一医院对彭德怀病情的诊断书：

“便血原因可以相当肯定为此癌瘤破溃所致，癌瘤位于直肠的左后壁，离肛门缘约6～7厘米。癌约5厘米，中心部有一溃疡，癌瘤较大，已属晚期，手术危险性相当大。因病人年老、体胖，又增加手术难度。”

4月18日上午，监护点要彭德怀去三○一医院住院，彭德怀说：“我只需要把政治问题搞清楚，给我治政治病，不要住院。请示审委不要住院了。”下午，彭德怀3次便血，病势严重，监护点不得不紧急送彭德怀去医院。

是夜，残月昏黄，彭德怀脸色苍白，向日夜监视他的战士说：“再见。”至此，他结束了长达6年零4个月加18天的囚居生活，走出了铁网高墙，走向生命的最后途程。

翌日，彭德怀躺在三○一医院14病室的第5病床上。这是一间单人病房，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床铺，只是窗户从底到顶用报纸糊着，昏暗、郁闷。病房门里门外都站着哨兵。周恩来的指示是彭德怀“保外就医”，并未被遵循。

21日早晨，护士来扫除，打开一扇窗户，病房顿时明亮。彭德怀对医生说：“帮我把窗户上的纸去掉。”医生说：“你给警卫战士说。”彭德怀勃然大怒，拍桌说：“我不是‘145’(为在医院保密，对彭德怀不用名，而用14病室5病床的编号，一如对犯人一般)，是庐山会议批的那个彭德怀住院了，你们还不放心。我不住这个月婆房(按：指产妇房不透风不透光)!我回去住监狱!”哨兵说，以后有什么事给专案组说。彭德怀气得把桌子拍得更响。他发现，他仍然是囚徒，住进了新的囚室。

22日晚，医院通知他需要做手术，彭德怀提出要上面派人来与他谈话，和与侄女彭梅魁见面，说：“怕背着黑锅死去。”

第二天下午，专案组李××等2人领着彭梅魁到病房。彭梅魁回忆说：“门口站着个看守人员，室内的气氛也十分森严，窗户用报纸从底下直糊到顶端。”彭梅魁见到病床上的伯伯，一阵心酸，张了张嘴，怎么也喊不出来。彭德怀伸出颤抖的手，紧紧握住梅魁，百感交集。因专案组的人在旁，彭梅魁也不敢说什么。彭德怀问浦安修的情况，彭梅魁答：“还好。”彭德怀知道浦安修还活着，还想问几句，李××在一旁。他怒视了李××一眼，不再问了。在专案人员的催促下，彭梅魁只得含泪向伯伯告别，彭德怀说：“走吧，以后不要来看我，免得妨碍工作。”彭梅魁来探病如探监，彭德怀怕连累梅魁。

血！（3）

周恩来得知彭德怀患直肠癌已到中晚期，十分着急，指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自强带着他的批示到三○一医院了解彭德怀的病情，查问：为什么便血一年多没有发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中看过多少次病?哪个医生看的?并问：彭德怀同意手术吗?

24日，医院开术前会，决定26日手术。晚上，彭德怀拒绝做手术。25日，专案组李××匆匆去找彭梅魁，让她去动员彭德怀做手术，彭梅魁一听伯伯病势严重，五内俱焚。进了病房，只见伯伯坐在病床上，紧闭双唇，凝视着墙壁。彭梅魁悲唤一声：“伯伯!”彭德怀先是不作声，慢慢扫视一下，才说：“我不做手术。”彭梅魁刚要劝说，彭德怀转头对专案组李××大声喊：“手术前我要求去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明天手术，我今天去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越说越激动，从床上下来穿鞋就要向门口走去，医生劝道：“不要生气，咱们再慢慢商量一下吧!”彭德怀把手一摆：“我就走，现在就走”，“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

李××捅了彭梅魁一下：“你说话呀!”彭梅魁的心已乱了，也不说话。

彭德怀提出要见医院领导，三○一医院副院长和副政委一起来了。彭德怀郑重提出：“一、推迟手术，我有一个材料要写，关于三线建设与战略防御方针问题。趁手术前头脑清醒写出来。二、今天晚上你们打电话联系，让主席、总理接见我。”

医院领导人答应替他反映要求，坚持手术还是得做，然后和专案人员一起故意退场，留下彭梅魁一人。

彭梅魁搀扶伯伯坐在沙发上。彭德怀问：“梅魁，我这病只能手术吗?”“对，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彭梅魁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还是做了吧。”彭德怀静下来，听梅魁说下去：“伯伯，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26日7时15分，手术开始。三○一医院外科主任陆维善大夫主刀。切片检查确为恶性肿瘤。即进行根除，并做结肠造瘘。

下午13时40分手术成功。

彭德怀在病床上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怆的一声：“我成了一个残废人!”

由于手术后虚弱，心绪恶劣，医生的努力未能阻止癌细胞的迅速扩散，彭德怀再也没有恢复健康。

专案组说彭德怀“常常放毒”，不让侄女多探视，护士对彭德怀的照顾越来越差。彭德怀在病床上读书，以抵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他读《马恩选集》，读《史记》。读完了《史记》，又要读《隋书》、《唐书》，想把《二十四史》都买齐来读。

从1973年初搬到政法干校，“案犯”被允许委托监护点代购食物和书籍用具。在被囚的25人中，他买食物最少，买书籍最多。说，只要有新书就给我买。一天，他拿出一套《马恩选集》对哨兵郭万胜说：“这是梅魁送给我的，你送给我的朋友去。”郭万胜问：“谁呀?”彭德怀笑了，说：“隔壁”--他指的是住在隔壁的黄克诚。郭万胜回答：“这个我不好帮你的忙。”

现在，读书也不能平复他心头的愤怒。一次，读到一本小册子《我们正在前进》，书中又指名道姓骂彭德怀。他把书一搁，愤愤说：“不讲真理!不调查乱写，看了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这是什么人，什么品质！”

读史想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他大喊一声：“康生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半年过去，彭德怀的伤口仍然红肿，10月24日拍片检查，癌细胞扩散至肺部。11月19日开始化学治疗。化疗中，彭德怀便稀尤重，10天后，大便带血。彭德怀对哨兵职克庆说：“如果发现转移了，就去处死，到时你投赞成票，解剖研究一下。”“有机会向你领导、向毛主席汇报一下，彭德怀死了，这人就是反动。”

化疗一个多月，反应日益严重，大便从稀到水，呕吐出汗，坐立不安，心绪缭乱，医生决定停止输液。彭德怀说：“输吧，可以吸取经验教训。”

最后的吼声（1）

最后的吼声

1974年元旦，彭德怀躺在病床上，没有人来看他。他自言自语：“1973年过去了，1974年来到了”。“又过去了一年”，“这是最后一个年了!”他预感到1974年将是他生命的终点。

他给看守的战士讲朝鲜战场的故事。战士给他倒一杯水，他感谢战士说：“你这个人真好!”从床上扔给战士两个桔子，战士把桔子送回原处。彭德怀吃什么总想送些给战士。他仍然热爱着曾由他指挥过的、所向无敌的解放军战士。

医院办公室参谋来检查过节情况，对彭德怀说：“在这里条件好，多学习学习，好好改造改造。”彭德怀嗔目叱之：“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不管什么人，多大的权力，多大的官，我都不怕！”参谋说：“不要发火。”彭德怀答：“不发火就不是活人。”

新年的《人民日报》送到他手中，他阅读着，元旦献辞又是“大批判”，还点了彭德怀的名。他把报纸一扔，气得胸脯一起一伏。

癌细胞迅速扩散到全身，进行了第二次化疗。彭德怀左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专案组允许彭德怀的侄儿女在星期日来探视。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钢在《泪水沾湿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当我们去看望您(彭德怀)时，您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坐起来。您躺在床上悲怆地喊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伯伯，您那时用眼睛直盯盯地望着我们，好像我们能给您一个答案。”

他哪里知道，在专案组那里，结论早已经准备下了：“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还要“剥夺公民权利终身”!

彭德怀嘱咐侄儿女们：“我死后，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埋在地下，上面种上苹果树，骨灰可作肥料。”他永远忘不了养育了他的人民。

在医生的要求下，病房窗口上糊的报纸撕下来一半，彭德怀可以看到阳光了。经医生要求，准许他晒太阳，但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阳台，进出还要回避和其他病人见面，总之，要他与世隔绝。

但他没有被人遗忘。乌石的乡亲们怀念着他，太行山的群众怀念着他，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老指战员从心里同情他。许许多多对“文革”的倒行逆施逐渐发生怀疑的人，从心里产生出一个问号：那些被斗被批的老帅、老将们，果真是反毛主席、反革命的吗!?

14病室是三○一医院的高干病室。在这里住院的几位老将军发现5号这间被严密封锁的病室里住的是彭德怀，他们的心被强烈地震动了。彭老总就在这里!他怎么样了?能不能去看看他?有的人在他去阳台晒太阳时偷偷从楼下张望，曾跟随他参加平江起义的解放军上将李聚奎佯装走错地方，闯进病室，看他一眼，向他致以无言的慰问和敬意。张爱萍上将在被囚禁中折断了左腿，也被送到这座医院，刚做了手术听说彭老总就住在楼上，他拄着双拐自己挣扎上楼要看看彭老总，哨兵不许进屋，他就大喊：“我是张爱萍，这不就是我住的房间吗？为什么不让进！我是张爱萍啊！”专案组和医院保卫人员硬将他架了出去。多年以后张爱萍回忆了这一时刻说，他是“希望彭老总能听到他的声音”，“希望彭老总知道，他没有被忘记”。

最后的吼声（2）

1974年2月，彭德怀的右手又开始剧痛，接着刀口疼，右肩疼，剧烈的疼痛折磨得他大汗淋漓，在床上翻腾，“疼死我了!”“警卫战士，你帮助我，打我一枪吧!”“这样痛死，不如捅我一刺刀”。

被剧痛折磨到1974年6月，彭德怀已消瘦不堪，神志昏迷。“晚上不得天亮，白天不得天黑”，哨兵记载：他一遍遍说着这句话。一次他问护士：“这房有多高?我来了三次，要不要挂号，要不要交钱?”他想和护士握手，护士不伸手；他要和战士握手，战士也没伸手，他说：“告别了!”

他不再有任何拘束，清醒时常常说出他想说的一切：“庐山会议是毛主席的错误”，“光能批评别人，别人不能批评他，这是错误路线”，“我这个人和毛主席没有什么分歧，就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我说毛主席实行过“左”的政策，他就对我进行斗争。我这个人脾气又不好，坚持我的原则，结果就把我关进小屋子里……”专案组不许警卫战士记录他的话了。在专案组的记录中，则写他：“经常放毒”，“恶毒攻击”。他在病床上使尽全身的气力发出吼声：“我是被国民党特务害死的!”“我没有里通外国!”“把我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看，究竟是不是攻击。”

疼痛加上愤怒，他咬住被单，用还能活动的右手，将它撕成一条条。

8年了，他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孤军战斗，坚持真理，坚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大无畏的精神敢言、敢怒、敢骂，正气凛然，视死如归。他的鲜明个性，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这幕政治悲剧留下浓重的色彩，历史将永远回荡他最后的吼声。

1974年8月，彭德怀病势垂危。叶剑英元帅得知，指示人去看他，问他“有什么事要说”。

9月2日上午，专案组李××、任××进入彭德怀病室。与往常一样，门口站着哨兵，窗上糊着半截报纸。彭德怀躺在病床上，面容干瘪，身躯瘦小，他已经熬尽了心和血。

李××开口说：“我们今天来向你传达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指示，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完全是冷漠地划清界线的样子。

眼泪一下子从他枯涩的眼中涌流出来。他挣扎着，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向李××、任××说。这时，他们是代表着他46年来热爱的党呵！据专案组笔记，这次谈话断断续续约四十分钟，在向叶剑英汇报时只有以下几段：

“文化革命胜利了，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次运动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歪曲马列主义，一贯右倾，是反革命分子。他的罪行是我们党内从没有发生过的大事件。这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搞不行，不搞就要天下大乱。”

“周总理，我们相处30多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主席思想策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胜利。”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

“我们国家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

“已经审查我8年了，现在还没有做出结论。”

来人向叶剑英报告彭德怀的病情是：“左侧肢体偏瘫，右下肢浮肿，小便失禁，舌头发硬，说话不清。”

同日，专案组李××、任××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找到浦安修。她正在图书馆整理图书。这是较轻的“劳动改造”。

李××说：“彭德怀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决定。”

“他的病怎样?”浦安修问。

“病危。”

最后的吼声（3）

为什么说“由你决定”呢?其中又有什么文章?浦安修低头流泪：“我还是不去吧。”

“工宣队和我都在，是组织上通知你去的。”李××知道她害怕。

“今天有你们在可以证明，你们不在谁来证明!”1965年彭德怀去三线，浦安修到吴家花园送别是通过彭真同意的，“文革”中彭真“倒”了，她为这次会面被斗得死去活来。

“你再考虑一下，给我们打电话。”

她已没有勇气决定去不去了，找了几个人询问，都劝她不要去。

9月4日，北师大党委给专案组去电话：“浦安修还是不去为好。”

她失去了最后的机会。留给她的是无尽的悔恨。

此时，彭德怀持续高烧，已停止进食一个月。他时哭时笑，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一次清醒过来，要哨兵给他泡一壶湖南茶水，给他买一点西北的白兰瓜。他用力喝下了半壶家乡的茶水；西北的白兰瓜，他没能吃上。

9月16日以后，彭德怀失去了痛觉，进入深度昏迷状态，顽强的生命在死亡线上抗争了两个多月。

1974年11月29日14时50分许，彭德怀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呼吸停止。14时52分，心脏停止了跳动。他静静地躺在三○一医院14病室5号病床上，再没有愤怒，没有呐喊，他身旁没有亲人，没有同志。

窗外北风呼啸，大地呜咽。彭梅魁独自赶到病床前：“啊!伯伯。他们连梅魁痛哭一场的时间也不给，更不让所有的侄儿侄女来看您最后一眼。他们只给了梅魁20来分钟的时间……”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彭钢：《泪水沾湿的回忆--怀念我们的伯伯彭德怀》。

魂归（1）

魂归

彭德怀逝世后，专案组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如是说：

彭德怀的手表。这块手表是彭德怀从抗美援朝时开始戴起，直到刚被关押时还戴着，后来就不让戴了。

彭德怀被关押期间穿的棉衣和内裤。衣服上的补丁都是彭德怀自己补的；棉衣上的布面已破了，棉花大部露在外面。

彭德怀在关押中的生活用品——铝勺和手帕，是侄女彭梅魁为他买的。“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由三○一医院送北京火化场火化，申请表上写着：“申请人：王奎。住址：三○一。与死亡人关系：父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0012690”。

骨灰存放在一个用粗木板钉成、未上油漆的盒子里，上面贴了一张纸条，写着“王川、男”3个字。

专案组李××等2人带着这个木骨灰盒和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到成都，指名见四川省委、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3名主要负责人，说明骨灰由来，交代要绝对保密，放在一般公墓即可；又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其时已身患癌症且亦处境险恶的周恩来总理，可谓用心良苦!

1976年，神州大地被全民族的巨大悲痛、不安和惊喜接连震动。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在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等人的决断下，“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革”结束，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15年的批判，8年的囚禁，4年的徙骨灭名，终究未能把彭德怀这3个大字从历史上抹掉。随着“左”倾错误、“文革”灾难日益被人们认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直言也在亿万人心中叩响。人们从实践中，从历史惨痛的教训中重新认识、重新发现了彭德怀。他的崇高品德和伟大精神使人肃然起敬，他的惨遭迫害、含冤逝世使人悲痛沉思。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决定为彭德怀平反。12月24日，彭德怀和陶铸同志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图为追悼会上彭德怀的遗像和骨灰盒。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陈云的提议，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树的伟大功勋，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彭德怀元帅忠魂何处?中央军委指示查找彭德怀的骨灰。

当时受命接受彭德怀骨灰盒的四川省3名领导人之一——原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于1975年奉调北京，曾去看望浦安修，详细告诉她彭德怀骨灰被转移到成都的情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陈云告诉浦安修中央对彭德怀重作结论的消息。浦安修听说彭德怀骨灰下落不明，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这一情况。

记名为“王川”的骨灰盒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第273号骨灰架上。寄存单上写的是：王川，男，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市。

魂归（2）

为什么“王川”又成为32岁的成都当地夭亡者呢?原来是经手寄存的省委干部杜信在填表时想，这份骨灰非同寻常，当代名人中并无王川其人，想必是个化名。于是就临时改填为32岁，觉得这样更不引人注目一些。

火葬场负责保存骨灰的老工人辛自权也意识到这骨灰必有隐情。1977年10月他退休之际，把它慎重交代给接班的人，又谆谆嘱咐：“千万要慎重对待全部寄存的骨灰，不要轻易处理。”以后辛自权老人又多次去看这个骨灰盒，深怕出差错。

1978年12月22日，当年跟随彭德怀来三线的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受命护送彭德怀的骨灰乘飞机去北京。从火葬场到飞机场，许多干部、工人自动向6尺红绸包裹着的骨灰盒洒泪默哀致敬。

飞机在首都机场着陆。旅客下机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綦魁英、景希珍捧着骨灰，乘该机在北京上空绕行一周。此时，首都已是万家灯火，天安门华灯齐放，迎接彭德怀元帅的英魂归来。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等候在机舱下的人——彭德怀的亲属、老战友、老部下已泣不成声。党、政府、部队的代表们挥泪肃立，向彭老总的英灵致敬。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在成都，老红军、老八路、老指战员们渐渐得知彭总的骨灰曾寄放在东郊火葬场，纷纷前往，在273号骨灰架前洒泪默哀。

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和在“文革”中被迫害逝世的陶铸共同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悼词说：“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彭德怀同志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悼词回顾了彭德怀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说：“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护。”

彭德怀、陶铸同志追悼大会会场。这时，给庐山会议平反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可以说，悼词对彭德怀的评价，虽已是天翻地覆，但还是比较“低调”的。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向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同志表示亲切慰问。沉冤昭雪，正义申张。1981年12月，彭德怀在被囚禁中写的“交代”——简历材料，以《彭德怀自述》的书名整理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感动了千百万读者。该书发行了290多万册，成为建国以来革命回忆录中的最畅销书，并被译为英、法、日、俄等文字。

彭德怀的亲密战友、曾任红3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在《读〈彭德怀自述〉》一文中写道：“他临阵对敌的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不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

李先念、陈云同志亲切慰问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同志。彭德怀同志的亲属在追悼会上。参加追悼会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向彭德怀同志的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追悼会后，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安放。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及侄儿、侄女们哀痛地向彭德怀的骨灰告别。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一诗中写道：

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仍还活着。

彭大将军还活着——在人民的心中，在民族的灵魂里。

彭德怀纪念馆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1）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

抗日战争中，彭德怀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立下汗马功劳，1944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却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批判中列举的各种重大“错误”，已在过去的传述中澄清是非，唯有这个《读民主教育问题》，作者总是临笔犹豫，感到与其含糊其辞，不如付之阙如，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今天来回顾这场是非，当可还彭德怀以历史的公正，故在本篇中附补本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争取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由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朱德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下，挺进敌后，在英勇杀敌的同时，既关心基本群众的疾苦又团结各阶层的抗日爱国人士，用民主的概念进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使八路军能迅速立足于敌人的腹心而驰誉全国。

由苏区根据地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共产党人思想上的一个转折，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关于苏维埃时期的许多政策，都不应再引用。尤其是苏维埃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革命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政策，例如……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消灭富农（分坏田）、与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消灭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政权中共产党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在过去也是错误的。

如何纠正过左的错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内容是什么？1941年5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阐释说：

“从来的革命运动都是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众、给不给民众的民主自由，对于英勇斗争中的中国，民主始终是团结与进步的基础，因为离开了民主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的要看人民的政权、人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

这是为什么边区施政纲领明确的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责成当选为行政人员的共产党员应坚决执行之，并指出：“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

……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祟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对犯过错误而愿走向光明的份子采取宽大的态度，禁止不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何人，反对把人拖到卑鄙无耻的道路上去，用这些事实来使得人权得到充分的保证……。

仅政府明令保护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够的，公务人员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还是不够的，必须人民自由珍贵这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才能获得的权利，要求它在边区得到切实的保障，并把它推到全国的范围里去。

（1982.7.27摘自山西档案馆）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2）

接着，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议员谢觉哉提出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草案，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制定了自己的《保障人权条例》。

这个时候，朱德总司令和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均已奉调回延安，彭德怀先是兼任、后正式担任北方局书记。这样，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重任，都落在彭德怀的身上，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在太行区军队营级以上、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上做了一次报告，就如何坚持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谈了七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1943年要贯彻民主政治的精神与实质的教育”谈了几点：

第一点说，“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和要求，毫无疑义是和平建国与民主自由”，“战后谁个要喊‘老子要内战’或‘老子要独裁’，都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和唾弃。”“今天中国的民主，是要求国内阶级平等，要求一切被压迫阶级取得他自己主人翁应得的权利。”彭德怀在讲话中批评少数指挥员把勤务员看作仆从……就是不民主的等级观念”等等。

第二点说，“我们在敌后推行“三三制”指根据地的民意、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占三分之一，进步群众占三分之一，中间人士占三分之一是阶级平等的民主政治的实质”。说“今天我们党内还有不少同志缺乏真正的民主精神，还存在或多或少的封建等级观念、家长制、宗派主义等，没有民主生活的习惯，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毛泽东同志在陕某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讲视若无睹……”提出要“在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治作为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雏形”。

第三点说，“我们决心在党内和政府中推行民主教育，把推行民主教育与党内整顿三风密切联系起来。”“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因为中国人民素来没有民主习惯……。”

接着彭德怀要求，各战略区主要负责干部应该利用多种集会，讲解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把民主运用到广大群众中去。创造模范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到最后胜利。”

彭德怀报告后，《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43年3月19日发表了其中关于民主教育的内容。文稿由总部秘书韩进根据彭德怀的报告，又按彭德怀的要求“增加点理论性”拟成。文章全文如下：

彭德怀谈民主教育

（《新华日报》华北版1943年3月19日）

本报专访：十八集团军彭副总司令，前在中共太行分局某次会议上发展演说，对文化教育问题中关于民主教育有所论列。记者以民主教育问题，为目前各地教育界最关心问题之一，因此晋谒彭副总司令，叩询该项演说内容，当蒙接见，并对民主教育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文化教育主要的是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说来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习惯的教育，就是一切抗日人民及劳苦大众，从封建重压之下解放出来的教育，同时，在今天中国说来，又是抗日教育的一部分，目前敌人正在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为它统治殖民地的工具，因之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就是为了抗日，为了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奴化教育阴谋的。所以我们今天提倡民主教育乃是有着深刻的抗日与反封建的现实意义的。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3）

这里要说明几个原则问题，即民主精神、民主作风、民主实质、民主制度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应有明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对广大群众进行民主教育，就无法去推动民主运动。什么是民主精神呢？简单地说来，民主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一致主张的。所谓自由，包括以下的几个要点：

一、每个人民应有思想上的自由。只有这种思想自由，才能促进文化与科学的发展。

二、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应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因为言论出版乃是表达思想的工具。

三、人民应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这种自由，可以增进人类的互助团结，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

四、人民有居住、迁徙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这些自由不应受到任何干涉。

五、在目前华北敌后农村情况说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处在半农奴状态，许多地方的工人和学徒，还受到封建习惯的束缚。他们的自由都受到损害的，在多数青年中，抗日自由有时受到顽固家长的阻碍，妇女则一般受到婚姻不自由的痛苦。这些，在我们的民主教育中都必须联系到的。

所谓平等，在目前是政治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也就是说，不分阶段、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不分职业，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根据这一了解，平等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一、人民在政治上，有同样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罢免权、复决权、创制权，以及对国家政府提出批评建议之权。人民这些权利，都是一律平等的。

二、人民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封建时代尚且有这种要求平等的呼声，在我们民主运动中更应注意及此，从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的规定。

三、人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目前残存的封建宗法观点，如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都对民众灌输一种尊卑观念，这就是不平等。我们要求人格上的平等，这就是说，对于每一个人的人格应当尊重。这种互相尊重的精神，就是平等精神。

四、在目前华北敌后农村情况说来，不平等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男女不平等，就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压迫贫民，师傅打徒弟、父亲打儿子，丈夫打老婆，有些军官打士兵，这都是不平等，这都是封建观点在作怪。在我们进行民主教育时，也是必须联系到的。

所谓博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剥削制度下，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心理，这是谈不上什么博爱的。但在被剥削阶级，被压迫的中国民族之间，则又要求有高度的博爱精神，这种博爱精神是可以巩固团结，增加抗战力量，使绝对多数人民更加奋发向上的，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不不欲，勿施于人”，不把人家的痛苦看成自己的快乐，对人有高度的同情心，这些都是博爱精神，也就是民主精神。

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就是民主精神，但是真正的彻底的自由、平等、博爱，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才能实现。那时候人民才真正是完全自由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仇恨心理，而真正是博爱的。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今天主要是反动封建重压下的不自由、不平等，没有博爱的现象，而我们共产党人讲来，就须以身作则，首先做起。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4）

把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作风，用在日常工作中与日常生活中，这就是我们的民主作风。把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体现在群众斗争中，使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实际利益，这就是民主的实质。西欧各国过去的民主运动，是由这一类民主要求汇集起来而成为一个巨潮的，在西欧各国民主运动历史上，都是由工人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市民要求减轻捐税等，这些“小事情”开始的。在我们的根据地说来，使广大群众的自由不受限制，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民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在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也就是民主实质。所以民主实质，体现在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法令等等当中。

如果把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和民主运动分开来，这就是抽象的去了解民主，当然不会了解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联系，更不会了解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与实质。

根据上述精神，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使之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而民主缺席中，又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区分。三三制政权，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民主制度，但这并不是民主运动的全部。把民主运动看做只是三三制民主制度，甚至只看做民主制度里面的政治制度，这都是狭隘的看法。用这种看法来了解中共北方局一九四三年强调对于民主运动的号召，当然是不深刻的，也不会真正在工作中收到成效的。

关于民主教育，我只说到这一点，但这决不是说民主运动只是教育工作范围里面的事情，贯彻民主精神与实质是广大群众运动的斗争过程，没有普遍的、深入的群众运动，就不会有广泛的民主运动，没有真正民主精神与实质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就不会有真正深入的群众运动。在教育中要贯彻民主运动的精神，从思想上建立起民主精神，使之贯彻到其他工作中，特别是群众运动中去。

其次，在文化教育上，目前必须进行科学的启蒙教育，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老口号，但在今日仍未失掉其积极的战斗意义。主要在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在方式上则要求大众化、民族化。

彭德怀的文章发表后，过了两个多月，毛泽东在延安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彭德怀这篇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提出了批评，全文如下：

德怀同志：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力，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力，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5）

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亦不合事实等。你前说的《党内生活》〔2〕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六月六日

毛泽东在信中批评彭德怀“不以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抗日的”。其实，这一点在彭德怀文章的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地讲过了。文章中罗列的关于自由的几个要点，每一点都说明对“人民”而不是对敌人的。当时彭德怀正领导敌后根据地的军民与残暴的日寇作殊死的斗争。日本占领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除推行轮番的军事扫荡（杀光、烧光、抢光），还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上、文化上的伪化、奴化。彭德怀所谈民主教育只是对敌斗争中关于政权建设、文化、教育的一部分。

彭德怀没有对毛泽的批评做答复。

彭德怀为什么没有答复？他没有作过解释，无以评述。当时，除了和暴敌斗争，彭德怀还带领敌后军民与遍及华北、华中的旱灾、蝗灾作斗争。在渗吃了一个春天的野菜后，正力争夺得夏粮的丰收。

但接着，延安《解放日报》在6月14日纪念第二届联合国日的一篇题名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的社论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政治代表们企图提倡法西斯主义以毒害我民族的时候，为了使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我国文化界就有一个极其严重的任务。但是如果那样设想，以为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的是为着反封建，就会走上另一极端，犯另一种错误。当前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乃是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时一刻忽视或忘却了这个现实，就是不对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主要的应是为着动员人民争取抗战胜利，而不是为着反封建。我们这里所说的民主教育，乃是具体的、适合中国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今后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需要的那种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了解为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应知这种民主教育，不应成为一般地反封建的教育，而只应为了抗日的目的成为一般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特殊地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否则，我们的教育就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战争任务。其次，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的基础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们也应紧紧地记着：民主与抗战是不可分离的，将来与现在是不可分离的。

附录《六十五年辩是非》（6）

这一段社论所批判的，不是敌人，而是彭德怀。虽然没有指出姓名，明眼人一看便知。《新华时报》华北版的编辑虑及这一段从延安发出的对前方统帅的批评对我方不利，在转载时删去了其中明显针对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几句。这加重了毛泽东的不满。在1944年华北座谈会上批判彭德怀各种“错误”时，有人便重提这个“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问题，说彭德怀提倡的“实为旧民主”，“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相违背”。甚至说，彭德怀的谈话从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出发是“投降主义”，“未从新民主主义实际需要出发”，“实际打击了毛主席整风的实事求事思想”，是“从局部有过火斗争的情况出发”……

1959年7月，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陈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之失而被批判。毛泽东在讲话中再算旧账，把彭德怀的“民主教育谈话”又提出来批了一遍。据时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所著《庐山会议实录》记载，毛泽东1959年8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批彭的这一段谈话如下：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站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处理工作就难了。

韩进（抗战时在华北局工作，作过彭德怀的秘书）跟你写一通，是封建主义思想，用你的名义发表申明。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讲自由、平等、博爱，教育宗旨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相互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对民族资产阶级亦是如此。公开讲有条件，给定息，让做事。罗隆基听不进去，发火了，1957年发了“五&#8226;一”整风指示，“梁上君子，皮已不存，毛将焉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有制五皮不存，统统灭亡，已灭三张，剩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正在灭亡；经过合作化，三大改造，剩下不多了。皮已不存。知识分子靠那五张皮吃饭，毛乱飞，到梁上变君子，栽秧一样栽毛，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天天梁上君子，听过之后，右派猖狂进攻。说未打招呼，我是多次打了招呼啊。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在过去工作中的许多讲话被透露给红卫兵组织，做为批判的材料，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共23份，有四篇被列为大“毒草”，其中即有“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红卫兵在这篇文章前加的按语如下：

按语：伟大的历史文件5.16通知中指出：“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据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阶专政。在我党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主持的华北根据地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不经过党中央的同意，擅自发表讲话，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观点，在中国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中，他用这一套来愚弄群众，他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同他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现将他在1941～1943年的几篇讲话拿出来示众，让我们高举毛泽思想的伟大红旗把他批倒批臭，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批斗彭德怀联络站

1967年8月21日

红卫兵的批语，可使人增加一点对那个可悲时代的?解。

彭德怀在被罢官以后，对自己被批判的不实的罪行，进行过不屈的申诉。但对“民主教育的谈话”没有申辩。而是一再检讨。他自觉理论修养不高。但从他关于民主教育演讲的原本看，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权建设的阐述和实施并无违背之处。他的发挥是，要民主建政，必须进行民主教育，即民主的启蒙，因为他在敌后根据地，驻地相对固定，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更深入、全面、深感封建传统对底层人民思想束缚之深和敌人利用群众的封建观念实行奴化教育之害，而毛泽东说民主是为了反法西斯，是从整个战争全局来看的。

至于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民主，今天它的价值已为国人认识、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已写入宪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成为举世公认的金言。不会有人质疑人类会将这些观念用在恐怖分子、暴徒、独裁者和一切残害人类生命和祟高价值的罪犯或恶势力上。

回顾六十五年前这一场是非人们可欣慰地说，中国的社会确实在进步，中国人民的思想确实在解放，而彭德怀在六十五年前提出的要进行民主建政，必须进行民主教育这一命题，今天犹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