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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漫谈阅兵（1）

- 引言 漫谈阅兵（2）

- 引言 漫谈阅兵（3）

- 引言 漫谈阅兵（4）

-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1）

-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2）

-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3）

-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4）

-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5）

-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6）

-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7）

-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8）

-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9）

-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10）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1）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2）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3）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4）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5）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6）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7）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8）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9）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10）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11）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12）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13）

-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14）

-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1）

-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2）

-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3）

-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4）

-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5）

-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6）

-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7）

-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8）

-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9）

-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10）

引言 漫谈阅兵（1）

阅兵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内涵的概念，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阅兵活动源于周武王，“观兵以威诸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重视阅兵，新中国成立后举行过13次阅兵活动。让我们共同来回眸开国大典上的那次神圣大阅兵吧！

说起来，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儿。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在驻晋南的一个炮兵团里，我面对高昂耸立的榴弹炮，兴奋了好久好久。电影《南征北战》里，打得敌张军长攥着报话机直叫“拉兄弟一把”的，不就是眼前这种火炮么？暗自庆幸如今有了与火炮“亲密接触”的机会，写家信时总不忘说说我们的榴弹炮，觉得底气儿十足。训练感到困乏时，也总会抬头望望那昂首挺胸的火炮，觉得立马就有了精气神。连长说，你们铆着劲儿训练吧，结束时师长要来阅兵，到时可别给我出洋相。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个苏军红场阅兵的故事。

1941年10月下旬，正值莫斯科会战的关键时刻。

180万德军，1700辆坦克，1390架飞机，1.4万多门大炮和迫击炮，兵临莫斯科城下，眼看着首都就要沦陷。为了鼓舞士气、扭转战局，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阅兵！时间就定在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

此时，莫斯科处在慌乱的撤退之中，全城烟雾缭绕，没有人会想到要在这个危急时刻进行阅兵。

有人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岔了，小心谨慎地询问斯大林。斯大林毅然决然地说：“是的，要举行阅兵式。这不仅会对莫斯科市民，而且还会对全军和全国起到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11月7日清晨，纷纷扬扬的大雪把莫斯科的大街小巷染得雪白，市中心的红场银装素裹。

阅兵式如期在大雪中举行。

坦克、大炮、汽车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受阅指战员庄严肃立，双肩和后背都披上了一层雪。全体将士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斯大林从阅兵台上传出的声音：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欧洲被奴役的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

讲话时斯大林很激动，他心灵深处意识到在即将来临的殊死搏斗时刻举行的这次阅兵的特殊意义。接着，他向那些直接从红场开赴战场的士兵说道：“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将不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消灭德国占领者！”

最后，斯大林声音高亢地说，希特勒德国一定会由于其罪行累累而崩溃。“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

伴随着斯大林的讲话，革命歌曲响彻云霄，口号声、欢呼声连成一片。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迈着雄健的步伐从红场列宁墓前走过，接受了斯大林的检阅，随后就从红场直接开赴前线。

红场阅兵，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军民的士气。苏联迅速扭转了苏德战争的局势，最终不仅将德军赶出苏联，而且还将红旗插上了柏林德国国会大厦。

“阅兵”居然有如此神奇的作用？我听完连长讲的故事，不止一次的考问自己。当然，我们的那次阅兵是不能与红场阅兵同日而语的。但从那个时候起，“阅兵”这个词儿就在脑子里扎下了根，常萦系于脑际、畅想于笔下。“兵龄”进入“而立”之年后，对“阅兵”词义的了解也愈加丰盈和厚实。

其实，“阅兵”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内涵的概念。它与军队的产生相一致，与武器的发展相伴随，与人类的战争史相联系，源远流长。

公元前，古埃及、波斯、罗马等国，便有了阅兵活动的记载。18世纪以后，西欧等国广泛普及阅兵活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法国统帅拿破仑等，都善于在战前阅兵，以鼓舞军队的士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仅斯大林重视阅兵，盟军统帅如艾森豪威尔、丘吉尔、戴高乐等，对阅兵也都很重视，经常举行各种盛大的阅兵活动。莫斯科红场阅兵，只不过是二战期间的一朵奇葩罢了。

引言 漫谈阅兵（2）

中国阅兵的历史更是年深月久，说来话长了。

相传4000多年前，中国北方的华夏部落首领夏禹，曾在现今河南嵩县境内的涂山与南方各部落首领会盟。会上，众多士兵手持各种用羽毛装饰的兵器，和着乐曲边歌边舞，以表示对南方部落首领的隆重欢迎。这种仪式，就是阅兵的萌芽。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阅兵活动起源于周武王。公元前21世纪，周武王伐纣时，曾在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活动，会合八百诸侯，共同讨伐殷纣王。两年之后，周武王再次在孟津举行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同时宣称伐纣，要替天行道。武王亲率西周大军，东渡孟津，与商朝军队决战于牧野，重挫殷纣王主力部队，从而奠定了西周立国的基础。

春秋时期，中国就有“观兵以威诸侯”的明确文字记载。“观兵”就是阅兵，内容多为检查战车或战阵的演练，以鼓舞士气，势在必胜。比如《春秋桓公六年》上说：“秋八月，壬午，大阅。”《毂梁传桓公六年》进而曰：“大阅者何？阅兵车也。”西安发掘出土的秦陵兵马俑2号坑，共有战车89辆、战马400余匹、近千人参加。战车辚辚，战马萧萧，这阵式是何等的壮观！

秦汉以后，阅兵活动已趋于经常化，且越来越正规、越来越壮观，文字记载也越来越详尽。唐朝的薛存诚《观南郊回仗》诗曰：“阅兵貔武振，听乐凤凰来”。宋朝宰相王安石在《射亭》中这样写道：“因射构兹亭，序贤仍阅兵。”南宋词人辛弃疾在《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中回首当年：“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从这些文学作品里，我们不是可以遥想唐宋军队阅兵时壮观情景么？可见，这时的唐朝和宋朝都已经把阅兵作为重要的训练形式，在冬、春两季摆兵布阵，炫耀武力。公元974年，宋太祖赵匡胤就曾连续7次检阅水军，以壮水师士气。

明朝，阅兵已步入正轨。每年年底一次考阅，三年一次大阅。明太祖朱元璋认为，阅兵能起到整饬训练、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的效果。所以，他一面派遣心腹大将奔赴各地督导练兵、校阅军队，一面轮番调动京师驻军，亲自检验军队的训练质量，奖励贤能，惩处怠惰。明成祖朱棣曾5次远征漠北，每次出征前都要亲自检阅军队，激民心，鼓士气，壮军威。

阅兵作为一种军事仪式、一种正规的训练制度，是从清代开始的。清朝规定，皇帝三年一“大阅”，整饬军纪，检验训练成果。皇太极曾于沈阳北郊、乾隆曾于北京南苑等处“大阅”过八旗精兵。宫廷画师金昆领衔作《大阅图》四卷，记录了乾隆四年（1739年）11月检阅八旗兵的空前盛况。除皇帝亲自阅兵外，清朝还形成了钦派检阅、本省检阅、本军检阅等3种阅兵方式，内容涉及“军容、军技、军学、军器、军阵、军律、军垒各项”。

到了晚清，对海军的阅兵也已成规模，“每愈三年，由总理大臣、海军事务衙门醇亲王大臣，请旨特派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清朝海军舰船的吨位曾达到亚洲第一，在世界上也是名居前位的，战舰如云，威风八面，可最后还是兵败甲午，没能守住大清的海疆。看来，这阅兵制度与训练质量也不一定成正比，国力落后自然改变不了挨打受侮的命运。

总而言之，阅兵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不仅是古今中外一种隆重的军事仪式，而且还是体现一个国家的国威、一支军队的军威、一个民族的浩然正气的重要形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重视阅兵。在战争年代，尽管条件差，战事频繁，但部队在出征或重大战役前后或重要集会时，都曾举行过阅兵，极大地振奋了部队的士气，增强了克敌制胜的信心。

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朱德等在江西瑞金检阅过红军部队代表及赤卫队代表，以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1934年8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瑞金县大（埔）桥的红场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八一”阅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参加了这次阅兵活动。

1944年11月1日，八路军第359旅奉命远征湘粤边。出发前，毛泽东、朱德等在延安机场检阅了他们，为抗日健儿壮行。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从河北平山西柏坡迁入北平，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了在城区担任警戒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第41军部队，给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和力量。

引言 漫谈阅兵（3）

仅仅过了20多天，青天白日旗就从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门楼上黯然落下，“总统办公室”的台历永远定格在“4月22日”上。

新中国成立在即，新政协筹备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时，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以壮军威、振国威，激励军民斗志，扩大国际影响，于是就有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前的那次历史性的开国大阅兵。

自此，阅兵被作为共和国国庆庆典的一项重要内容，至今已先后举行过13次阅兵，以开国及国庆5周年、10周年、35周年、50周年的规模和影响最大，展现了共和国武装力量建设的新成就，激发了全国军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连续24年没有进行阅兵，直到1984年才恢复阅兵。

一般而言，阅兵包括两部分，一是阅兵式，即阅兵首长从受阅部队的队列前通过，进行检阅；二是分列式，即受阅部队列队从检阅台前通过，接受阅兵首长的检阅。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阅兵，都是按这个“套路”进行的。

1949年开国阅兵。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身着戎装，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阅兵车检阅了排列在东长安街的受阅部队。随后，分列式开始。首先通过天安门的是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接着是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共1.6万人，依次由东向西行进。空军有17架飞机受阅，其中4架是携实弹飞行，创造世界阅兵史上的先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威武雄壮的阵容展现在国人面前，为新中国的开国盛典献上了一份厚礼。

1950年国庆阅兵。朱德检阅完部队后，在天安门城楼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就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局势发表讲话，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军和公安部队全体指战员和民兵，做好充分准备，为保卫国家神圣领土、领空和领海而奋斗。此次阅兵，最壮观的景象是骑兵部队，1900匹白色军马分6路纵队通过天安门，人马相融，步调一致，令人叹为观止。阅兵后第19天，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1年国庆阅兵。走在受阅部队前面的是正在军事学院受训的高级军官方队，他们无不身经百战，为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如今走在受阅方队里，一个个意气风发，虎虎生威。民兵大队首次出现在阅兵方队中，他们是华北老解放区民兵的代表，人人经历非凡，让人不禁联想起“民兵是胜利之本”的名言。

1952年国庆阅兵。人民公安部队首次参加受阅。受阅的民兵大队成员，来自汉族和多个少数民族，他们身穿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手里拿着轻武器，朝气蓬勃地通过天安门。尽管摩托化步兵方队乘坐的不是汽车是摩托车，但也“名副其实”。160辆摩托车“突突”地行进在受阅的方队中，煞是威风。在阅兵部队后面压阵的是鼓乐齐鸣的军乐团，他们手拿肩扛着乐器，吹吹打打，边走边奏，还保持着整齐的队形，难度着实不小。

1953年国庆阅兵。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首次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作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凯旋归来，此时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面对在异国他乡冲锋陷阵的“最可爱的人”，受阅指战员送上敬佩的目光。女民兵第一次出现在受阅方队里，头扎白毛巾，身着对襟白衬衣，手持锃亮步枪，显得英姿飒爽。第一次亮相的还有火箭炮兵方队，伴随他们的是曾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喀秋莎”火箭炮。

1954年国庆阅兵。国防部长彭德怀取代朱德担任阅兵首长，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陪同下，检阅受阅部队。受阅部队有军事学院方队，步兵学校方队，炮兵学校方队，工兵学校方队，坦克学校方队，水兵方队，航空学校方队，公安部队方队，摩托步兵团方队，骑兵方队，伞兵方队，高射炮和探照灯方队，炮兵师方队，三轮摩托车方队，航空兵梯队等，受阅部队由诸军兵种编成，反映了新中国成立5年来海军、空军和陆军特种兵的建设成就，军事院校方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骑兵受阅部队来自内蒙古草原，一半骑手是功臣模范。他们共编成6个方队，每个方队都是毛色相同的军马，侧看一条线，队形整齐划一。这是骑兵部队最后一次受阅，而伞兵部队则是首次亮相。这也是武器装备“新面孔”最多的一次阅兵。

引言 漫谈阅兵（4）

1955年国庆阅兵。这是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的第一次阅兵。受阅部队指战员身穿新式军服，佩戴军衔、肩章及军兵种和勤务符号，军容显得更加威武、严整，精神抖擞。两名陆军少将（吴华夺、胡定千）带领身后“移动的长城”，步伐整齐的走过天安门，格外引人注目。

1956年国庆阅兵。人民解放军陆军装备完成换装后首次亮相，旧杂装备被淘汰，基本上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制式化。本来可以给全国人民耳目一新之感，可惜下雨了，而且大雨倾盆！当然，阅兵照计划进行，这是新中国迄今唯一一次雨中阅兵，受阅部队冒雨进行分列式，士气高昂，步履铿锵，无一懈怠。阅兵部队乘坐的汽车是第一批出厂的国产“解放牌”汽车，而人们渴望见到的国产喷气式战斗机因天气原因未能参加受阅。本来有众多新看点，因漫天大雨而未能如愿。

1957年国庆阅兵。国产喷气式轰炸机、歼击机第一次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有的飞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立下不朽功勋。

1958年国庆阅兵。受阅方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军事学院和步兵、炮兵、坦克兵、工程兵、空军、海军等军事学校的将校学员们。建国10年间，人民解放军已形成完整的院校培训体系，全军有129院校，在院校学习人数达到25万人，比1949年增加16倍。

1959年国庆阅兵。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阅兵首长，在阅兵总指挥杨勇陪同下，乘国产新型阅兵车，检阅“面孔全新”的受阅部队。此时，天安门广场已扩建一新，广场面积较5周年国庆时扩大两倍半，达到40公顷。受阅部队由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取消了三轮摩托车和口径在100毫米以下的地炮、高炮方队，徒步方队横排面由20人增加为24人，观瞻效果更佳。受阅部队装备的自动步枪、大炮、坦克、高速喷气歼击机，都由我国自行制造生产，标志着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1984年国庆阅兵。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阅兵总指挥秦基伟陪同下，检阅受阅部队。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装备最新、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阅兵。受阅部队10370人，各种作战飞机117架，导弹189枚，坦克装甲车205辆，火炮126门，火箭布雷车18辆，轻武器6429支（挺）、汽车2216辆，组成46个方（梯）队。其中，地面方队42个，空中梯队4个。受阅的各种武器装备共28种，全部都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压轴的海军导弹部队方队、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方队和战略导弹部队方队尤为引人注目。其中，战略导弹部队是首次向全世界亮相，充分反映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新成果。武警部队和女兵是首次参加检阅。

1999年国庆阅兵。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阅兵总指挥李新良陪同下，检阅受阅部队。这是共和国20世纪最后一次国庆盛大阅兵，参阅军种全、兵种多。这次参阅的陆、海、空、二炮、武警和地方武装，代表了中国武装力量构成的所有成分，规模宏大，场面壮观。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第一次汇入受阅大军之中。参阅部队都是精锐之师，这样的规模和阵容，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阅兵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阅常新的话题。无论是检阅者，还是受阅者，都会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当谈起新中国的历次阅兵时，亲历者无不自豪，旁观者好不羡慕，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更是喜形于色。然而，万事有开头，继续方精彩。让我们先把频道锁定在1949年10月1日，共同来回眸开国大典上的那次神圣大阅兵吧！

《开国大阅兵》，全方位、多角度、宽视野、深层次地描述了开国大典上最精彩的一页，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我们可以从中领略新中国阅兵史之开国阅兵式上的无限风光！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1）

毛泽东缘何指名道姓：让身兼6职的聂荣臻出任阅兵总指挥、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担任阅兵副总指挥兼阅兵指挥所主任？回防平津的步兵第199师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担任受阅部队是“巧合”中的必然，饮水思源，众望所归。

五大书记不约而同请聂荣臻出任阅兵总指挥

开国大典准备工作已经启动，阅兵指挥机构也已经成立，可谁来担任这“阅兵总指挥”一职呢？

开国之初，人民解放军兵强将广，帅才众多，有多个人选能担此重任。

比如彭德怀。从平江起义的硝烟中走来，出生入死20余年，骁勇善战，功勋卓著。毛泽东曾赋诗赞曰：“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而此时的彭德怀又位居“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之职，完全有资格出任阅兵总指挥。

比如叶剑英。素以“儒将”之名闻知于世，文韬武略。长期在后方总参谋部工作，深得毛泽东欣赏和器重，一直认为他是最佳的“参谋长”人选。毛泽东与叶剑英见面，总是称“参座”，在谈到叶剑英时，也习惯地称“我们的叶参座”，还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之语夸赞。北平和平解放后，出任第一任北平市长，担任阅兵总指挥也是合适人选。

还比如……

然而，中共中央在确定阅兵总指挥的人选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人：聂荣臻。

聂荣臻是挑起阅兵总指挥担子的最佳人选。

熟悉聂荣臻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聂荣臻也十分注意军容风纪，平时风纪扣总是扣得很好，衣服上的补丁也平平整整，鞋帽时时都穿戴得工工整整，处处显示着胜利之师的风度。

在开国十大元帅中，聂荣臻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比较长的一位，长期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个人接触也比较多。毛泽东信任、器重他，尤其看重他“老实、厚道”的性格，而聂荣臻也信服、敬重毛泽东，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意图理解得全面、透彻，贯彻得准确、彻底。

聂荣臻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1931年12月的一天。聂荣臻从上海到苏区的当天晚上，就见到了心仪已久的中国农民运动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领袖毛泽东，彼此都很高兴。

聂荣臻向毛泽东讲了自己初到苏区的感受，说，白区工作是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到了苏区，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了。

毛泽东听了，诙谐地用手比画说：“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业史上，记录有3次开拓性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在这3次起义中，聂荣臻就亲身经历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血雨腥风。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江津吴滩场，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市江津市吴滩镇。

这是一个辞旧迎新的日子。两天之后，人类便跨入了一个新世纪。

聂荣臻快要满月时，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翻开《随身宝》，指着该书最后一句“百福骈臻得双全”，对妻子说：“这是句吉利话。我们儿子是‘荣’字辈，就给他取名‘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妻子点头笑了。

少年聂荣臻勤勉勇敢，砸神像，破“天威”，抨击时弊。老师评论他:“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随着年龄的增长，聂荣臻果然表现出不同凡响。他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成为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的一名学生，1923年在比利时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一位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4年9月，聂荣臻奉命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次年2月，被党组织选进苏联红军大学中国班学习并接受军事训练，与左权是同窗学友。

1925年8月，聂荣臻回国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并担任政治教官，负责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的组织领导工作。1926年3月20日，亲身经历了“中山舰事件”，之后同周恩来一起被挤出黄埔军校，与周恩来、朱德、陈毅、张太雷、恽代英等一起踏上了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2）

聂荣臻来到瑞金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一苏大会”闭幕不久，被补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就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与担任军团长的林彪共同指挥这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

这一年的4月，聂荣臻第一次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参与指挥了漳州战役，歼敌数千。不久，聂荣臻又参与指挥了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水口和乐安、宜黄战役，均取得辉煌的胜利。

战后，聂荣臻感慨地说，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他的领导才能，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由衷地钦佩。”

抗日战争爆发后，聂荣臻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又与师长林彪一起指挥了“壮军威、振民心”的平型关战斗。之后，第115师被“一分为二”：林彪率主力转移吕梁山地区，聂荣臻带领独立团等约3000人留守五台山地区。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此，聂荣臻带领这3000人开始了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当时，军区机关的同志开玩笑，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答案是一盆菜就够吃，一条灶就够睡了。

聂荣臻临危受命，对“三千子弟兵”发出动员令后，开拓性的采取了“九大措施”：一为宣传政策，二为整编部队，三为坐镇阜平，四为培训骨干，五为机动歼敌，六为建立政权，七为制定法规，八为开辟冀中，九为进军冀东。

“九大措施”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强大的敌人背后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强敌围攻中不断发展壮大。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吸引了不少国际友人，其中就有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白求恩。

1938年6月，白求恩从延安启程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找白求恩谈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白求恩在晋察冀见到聂荣臻后，把毛泽东的这番话转告了聂荣臻，并笑着对聂荣臻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寺庙。

1939年1月，聂荣臻写了份晋察冀初创时期情况的报告，着重叙述了晋察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的经验。毛泽东阅后，大加赞赏，当即决定将报告单独成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出版，并亲笔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还执笔为书作序，称该书“是十分宝贵的”。朱德、王稼祥也分别作序。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是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时候，针对国民党的军事挑衅，曾给聂荣臻等人发去电报：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在这里越安全；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谈判就越主动。

聂荣臻心领神会，领导晋察冀军区部队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进行了自卫反击，先后进行了上党、邯郸和绥远战役，大量歼灭了入侵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

全面内战爆发后，聂荣臻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示下，先后指挥了大同集宁战役、正太保北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坚守和发展了大片解放区，为屏障东北，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入北平后，聂荣臻经历了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此时，他已身兼6职——中共华北局第三书记、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

聂荣臻一身多职，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他后来也在回忆录中说：建国前后他“很是忙了一段时间”。

新中国定都北平，作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深知肩上担子的份量。

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之后，聂荣臻首先抓了稳定华北的两件大事：一是迅速改编国民党军傅作义部20万起义部队，二是剿灭土匪，根除匪患。北平的社会治安状况，干系重大，影响极大。

在聂荣臻卓有成效的领导下，这两件大事进展顺利并大获全胜。仅仅半年时间，北平人民就第一次享受到了和平与太平的幸福。聂荣臻还没有喘口气，毛泽东又指名道姓，让他担任开国大典阅兵式总指挥。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3）

身兼7职的聂荣臻感到分身乏术。由于新中国成立在即，他只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开国大典上，集中在开国阅兵上。

当他走上阅兵总指挥这个新岗位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50天时间。受阅部队的选调和编组、阅兵程序和训练，等等，都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都需要他亲自拍板，心里着急啊！他多次主持召开阅兵工作会议，听取受阅部队的情况汇报，还多次到先农坛、北苑、黄寺等受阅部队营地指导训练。

聂总不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还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和不同寻常的将帅风范。他深知，从前线打仗转到在直线加方块的操场上走队列，对流血负伤、战功累累的指战员们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说：

“我们这支军队走过雪山草地，从金沙江到黑龙江，从长白山到南海边，英勇作战，一往无前，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在这次阅兵中，我们一定要展示出这种精神风貌。”

聂总虽然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官，什么恶仗硬仗都打过，但此时他却不得不十二万分的细心，对各受阅方队的领导语重心长地叮嘱：

“……别看这些事小，一旦马摔在天安门城楼下，装甲车开不动了，整个阅兵不就乱了套么？我们打了几十的仗，才迎来这一天，历尽艰难，我们要倍加珍惜。”

“这次阅兵是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人民看着我们，还有外国客人参加，一定要下最大的决心搞好，尽可能搞出高水平来。把一支队列整齐、步伐一致、军姿严整的人民军队的精神风貌展现给全国人民，展现给全世界人民。”

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是聂荣臻最为关注、重点布置的一项工作。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空军的空袭也日益频繁起来，人民群众经常处于被空袭的危险和惊扰之中。

针对这个情况，中央军委早在1948年8月9日就提出了对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1949年4月，聂荣臻兼任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员后，对防空工作一直抓得很紧，脑子里始终装着一件事。

那是5月的一天。

4日午饭时分，国民党空军驻青岛部队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对北平南苑机场实施轰炸，毁伤飞机4架，轰炸引起的大火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

这些死伤的人，多是进驻机场的第四野战军第40军第118师的指战员，他们没有倒在白山黑水的鏖战之中，却在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中丢了性命，实在是可惜，令人好不伤痛！

阅兵筹备工作刚刚启动时，北平还闹过一场误会。

7月7日，北平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抗战胜利纪念大会，郭沫若到会讲话。

大会进行到一半时，在庆王府值班的华北军区司令部耿树平参谋，接到山海关方向空中监视哨报告，有两架敌机正朝北平方向飞来。耿树平一边通知监视哨，让他们再仔细确认一下，一边报告参谋长唐延杰。两人正在商议要不要向上级报告、要不要通知会场采取措施时，山海关来电话，说刚才空中两个黑点是老鹰，已经折回飞向大海方向了。

虚惊一场。

华北军区司令部电话能直达天安门，如果草率通知会场躲避敌机，那十几万人的大会就会立刻大乱，后果不堪设想。生活在1949年的北平的人们，多少有些惊弓之鸟的感受。

针对于此，8月15日，周恩来指示中央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保卫北平的防空任务。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也是出于防空袭的需要。

在筹备开国大阅兵的日日夜夜里，聂荣臻事无巨细，大事小事，都考虑得非常细致，甚至亲自决策。天安门前的阅兵预演，他更是亲临现场指挥。

从9月27日这一天起，北平改称北京。

9月30日，聂荣臻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司令员”的名义，就开国阅兵事宜，发布命令：

一、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日，特定于10月l日15时在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地区举行北京卫戍部队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部队之阅兵典礼。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4）

二、凡驻扎北京之步兵、骑兵、炮兵、坦克装甲兵团、摩托兵团和空军、海军代表部队均参加阅兵典礼。

三、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检阅。

四、本人受命为阅兵典礼总指挥。

五、阅兵典礼一律着夏季服装。

六、各部队指挥员应派出标兵。

七、为调节阅兵场各动作及维护秩序，特组成阅兵指挥所，由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任指挥所主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为指挥所副主任。各受阅部队在阅兵场及分列式中均应听从指挥所之指挥。

开国阅兵在即，聂荣臻一切准备就绪。

回师平津唐布防的杨成武兵团担负阅兵任务

让杨成武担任阅兵副总指挥兼阅兵指挥所主任，是由当时军队的布防态势所决定的。

1949年初，亦战亦和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东北与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后，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或进军大西北，或南下大追击，渤海湾地区设防出现了“空挡”。

这个态势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蒋介石不会甘心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和华北的失败，如果发挥其海空部队优势，袭击天津、秦皇岛一线，进而直逼北平，那时局难保不出现些波折……

毛泽东认为，应该未雨绸缪，早做打算。因此，他在部署太原战役的同时，也就是从西柏坡迁入北平前夕，2月28日，提笔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聂荣臻（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华北军区政治委员）、杨成武（第20兵团司令员）、钟赤兵（第20兵团副司令员）的电报：

（一）在我主力南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扰乱之可能。

（二）你们有保卫秦皇岛、塘沽两处海口准备击退敌人可能进攻的任务。

（三）第20兵团除留一个军位于大同区域以外，杨李兵团率两个军即开秦皇岛、塘沽两处布防……

（四）请荣臻、成武、赤兵、苏进四同志，即来军委面谈部署问题。

此时，彭德怀接替因病住院的徐向前，指挥第18、第19、第20兵团围困太原，即将发起战役总攻。

就在发起总攻的前一天，毛泽东又致电杨成武、唐延杰（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李天焕（第20兵团政治委员），明确指出：“大同敌应由你们去解决”，“可以派一个军先出发包围大同”。战役结束后的第2天，毛泽东再次致电：“第20兵团应尽可能迅速开平绥线夺取大同”。

第20兵团奉命兵发大同时，彭德怀率领第18、第19兵团已经踏上了赶赴西北作战的征途。

4月29日，太原战役结束后的第5天，大同国民党守军等275师等部1万余人起义，塞外重镇大同宣告解放。

历史竟是如此的巧合——

3年前，杨成武等部队攻打大同，开启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序幕。

3年后，又以杨成武等部队的进军、解放大同，画上华北解放战争的句号。

大同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即命令第20兵团执行保卫北平和天津的任务。紧急电令：第20兵团暂不执行进军西北的任务，转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秦皇岛一带布防，先以一个师迅速开赴塘沽。杨成武迅速赶到北平受领新任务。

毛泽东称杨成武为“白袍小将”，给予高度信任，常在危急关头或重大行动的时候，委以重任。

杨成武，1914年9月出生于福建长汀，1929年参加闽西暴动，从此成为红军中的一员。

1931年，杨成武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他年仅17岁，在红军第11师第32团当政治委员。

那是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攻打漳州的时候。第32团攻下了漳州城外的屏障，浩浩荡荡地开向漳州城。路上，杨成武看见一乘白骑，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骑在马上，穿一件大褂，头戴凉盔帽，乍看上去像一个书生，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压倒一切的气势告诉他，这就是红军的统帅毛泽东。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5）

毛泽东见面就称赞他：“你是团政委啊，这么年轻。”接着，问起了战斗的情况和缴获情况，夸杨成武“打得好。”

1933年，杨成武被任为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政治委员。红4团的前身是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他与团长耿飚共同率领这支英雄的团队。

长征途中，红4团多次被毛泽东点将，作为红军北上的“先头团”。杨成武和耿飚率领全团指战员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突破乌江，抢占娄山关，保卫遵义会议，屡建奇功，威震敌胆。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4团先后参加了四渡赤水、智取三县、抢渡金沙江、跨越大凉山、飞夺泸定桥、开辟雪山草地通道、突破天险腊子口等战斗。

晚年，杨成武回忆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时，仍然激情难抑，提笔写下了“无边风雨夜，天堑大渡横。火把照征途，飞兵夺泸定”的豪迈诗句。

红军东征结束后，毛泽东调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1师政治委员的杨成武，进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决定“红大”学员提前毕业，返回部队准备上前线。又是毛泽东提议，让杨成武改任红1师师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红1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杨成武任团长。不久，独立团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1师，杨成武任师长，率部长期坚持在华北地区进行抗日斗争。

此间，杨成武指挥部队将日军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击毙在太行山北部黄土岭上，成为当时轰动天下的特大新闻。

阿部规秀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

此时，杨成武才25岁。

八路军25岁的“小将”击毙日军52岁的“老将”的消息，在解放区传颂一时，蒋介石还特意给八路军总部发来电报询问情况并说要给予奖赏呢。

1948年8月初，杨成武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一起去西柏坡受领新任务。这次又是毛泽东亲自点将。

东北决战在即。

中央军委将晋察冀野战军6个纵队，改组为华北野战军第2、第3两个兵团，杨成武出任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天焕为政治委员。毛泽东要求杨成武率第3兵团等部队，进军绥远，开辟新战场，“使华北的敌人不出关、少出关”，以配合东北野战军顺利进行辽沈战役。

杨成武不负厚望，圆满实现了拖住傅作义、不让傅部出关的战略意图。

1948年11月29日，杨成武率第20兵团（第3兵团改称）发起张家口围歼战，打响了平津战役第一枪。在友军配合下，第20兵团歼灭国民党军5.4万余人，创造了华北战略区一次作战歼敌人数之最。毛泽东在贺电中称之为“伟大胜利”。

杨成武作为一代名将，长期在毛泽东麾下战斗和工作，前后有48年之久，相交、相知之深很少有人与之相比。

杨成武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当即调整部署，亲率第67军第199师部队离开大同，东进北平。

杨成武、李天焕乘坐在一列陈旧的货车上，作为指挥车的车厢摆放着两排简易木凳和几张老式方桌。由于雁北和张家口地区已无战事，火车一路无碍通行，在“哐当哐当”声中平安抵达北平前门火车站。

李天焕继续东进，率兵团部前往天津驻防。

杨成武下车，跟随周恩来派来接站的人，直奔中南海，很快就见到了周恩来和聂荣臻。

周恩来简要地问了问部队情况后，就把话题转移到新任务上。他对杨成武说：“我们很快就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北平也将成为我们的首都。你们20兵团的新任务，就是保卫新中国的首都。这很光荣，很重要。成武同志，你除担任兵团司令员，还要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

周恩来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着讲兵团部队的部署。他说，中央军委研究决定，第20兵团所属三个军应该这样部署——

第66军军部驻天津西之王庆坨，所属三个师分别驻杨柳青、杨村和东局子。

第67军军部驻唐山，所属三个师分别驻秦皇岛、唐山和塘沽。

第68军作为第二线部队，暂驻宣化、张家口、康庄一带。

最后，周恩来特别指出：“你们第20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平津及其所处的渤海湾的方向，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突然袭击。”

随后，聂荣臻说：“回去后，按照军委的指示，尽快把部队部署到位。相关情况要及时报告周副主席。”

从6月下旬开始，第20兵团机关和第66、第67军分别乘火车东进，进入指定地区布防。在此之前，第68军已先期于5月5日开始撤退大同，徒步至阳高、天镇一带驻扎，随时准备执行机动作战任务。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6）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布防设想英明而正确。

美军和国民党军的军舰多次在渤海湾附近游弋，跃跃欲试，发现第20兵团部队已严阵以待，就被迫放弃了从海上大规模偷袭的企图。

杨成武忙碌于摆兵布阵时，新政协筹备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的决议。于是，他从天津兵团部赶回北平履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开国阅兵的组织工作之中。

杨成武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仍记忆犹新，激动不已，说他当时有3个没有想到——

一没有想到部队回防平津后，被赋予参加开国阅兵的任务，第67军第199师还是开国阅兵的主力。

二没有想到被毛主席亲自指定为开国阅兵副总指挥兼阅兵指挥所主任，具体负责阅兵事宜。

三没有想到从此第20兵团被北平、天津市民称之为“首都兵团”，甚至连毛主席也使用过“首都兵团”的称呼，他这个“首都兵团司令”认为十分光荣，也深深地感到它的重大分量。

博学多才的刘伯承、陈毅对杨成武面授“机宜”

杨成武怀揣着几分激动几分不安的心情，于7月上旬正式走马上任了。

50年后，杨成武曾撰文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路”历程——

作为开国大典一个重大项目的阅兵仪式，是我军历史上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

组织这样盛大的阅兵仪式，深感无比光荣，责任重大。

我们没有阅兵经验，不知怎么搞才好，压力很大。

有道是，激动是行动的前提，压力是动力的源泉。打了无数大仗硬仗的杨成武是不会被这点困难压倒的，知难而退不是他的人生风格。

为圆满完成开国阅兵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杨成武不仅检阅了许多有关阅兵的资料，并四方求教，走访了当时在北京的人民解放军高级领导人。

杨成武走进了刘伯承在北京的寓所。

刘伯承，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兼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作战会议，即将率部进军大西南。

足智多谋的刘伯承被誉为是“天才军事家”，早年留学苏联，还曾在川军任职，军事理论更是造诣精深，深受毛泽东的器重。

长征时，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参加长征的指挥工作。此间，毛泽东多次委托刘伯承指挥关键战斗，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著名战役，就是毛泽东和刘伯承亲自组织和指挥的。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毛泽东曾风趣地对周恩来和朱德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轻松笑话中，传递着信任、欣赏刘伯承的信息。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力主红军北上，而张国焘却坚持南下。两方相争之时，刘伯承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党内老资格自居的张国焘非常恼恨，几次威胁刘伯承说：“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刘伯承毫不示弱：“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决议和毛泽东的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与邓小平一起挺进太行山，先后取得了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战役的胜利，创建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根据地，完成了中共中央的重托。

刘伯承对毛泽东的战争方略总能心领神会。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伯承成功地指挥了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极大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对此，毛泽东评价很高，认为“争得很好，干得很好！”

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挥师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站稳脚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1948年7月，刘伯承等组织指挥了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小型模范战役”的襄樊战役。战后，由周恩来亲自起草、毛泽东亲笔修改的贺电说：“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樊、老河口等七个城市，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

刘伯承对杨成武谈了许多有关阅兵方面的细节及要注意的问题，之后通俗而又极具概括性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仪礼、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外面光！”诙谐的比喻，让满屋的人笑弯了腰。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7）

刘伯承还给杨成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百万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还是下达了在十月革命胜利日这天在红场举行隆重阅兵的命令。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他深知，战时状态下的红场阅兵无异于一颗精神原子弹，对正在前线殊死抗战的苏联红军将士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后来的战事也证明，苏联战局从此扭转，红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而红场阅兵则是一个转折点。

杨成武又去拜访了陈毅。

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上海市长的陈毅同样是“老资格”，履历丰富，博学多才，个性鲜明，是唯一没有参加过长征、而周恩来又坚持授予元帅军衔的开国元帅。

1928年，井冈山。

毛泽东与陈毅相顾嗟叹：“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从此，陈毅便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他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

为请毛泽东复出，陈毅去上海中央“自铸”“尚方宝剑”，回苏区“三顾茅庐”。1929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九大”，会上一致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人民解放军“党指挥枪”的政治建军路线。

1931年6月，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带着两个铁箱子找到陈毅，郑重地交给由他保管。

陈毅欣然受命，组织人员日夜看护。

11月，陈毅前往瑞金在出席“一苏大会”时，把两个铁箱子原封不动地交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说：“我现在就靠你这铁箱子里的20万大洋，来扩充红军。”

1933年5月，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军区开会，陈毅是军区司令员，作为东道主列席会议。一天，陈毅练写毛笔字，项英看后说：“你这个人不仅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连写字都学他，还挺像的。”陈毅拍案而起：“你说我迷信毛泽东，那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呀。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动辄就说不佩服你们，就是反国际。”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委以陈毅重任，任命他为新四军代军长，重建新四军军部。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派陈毅赴山东，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先后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成为当时歼敌最多的野战军司令员，受到了毛泽东的通电表扬。

1947年夏，陈毅率部进军豫苏皖，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1948年11月，陈毅参与领导了淮海战役。

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后，陈毅就任上海市长。

此时，陈毅来中央军委参加作战会议和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杨成武提起阅兵事，陈毅立马豪气干云，用极富鼓动性的话语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就当成是一次队列会操。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的确，这是阅兵的主旨所在。

杨成武还访问了原国民党政府东北军的几位老将军，了解他们以往阅兵的一些做法，弄清楚必须要注意哪些问题。

当时在中国的苏联顾问，也给阅兵的组织工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通过走访，杨成武增加了对阅兵的认识，对完成阅兵任务心里有了底数，信心也更足了。他说：“举行阅兵式对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不像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那样紧张、激烈，但作为几百万解放军的代表，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以振奋民族精神，同样也是很不容易的。”

距离开国阅兵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杨成武一刻也不敢怠慢，开始了忙碌而又紧张的阅兵准备工作。

依据批准后的《阅兵典礼方案》，杨成武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部队和有关军兵种部队中，抽调相关人员组成阅兵指挥所，使阅兵部队的指挥和协调机构高效有序地运转了起来。

同时，阅兵指挥所确定下了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

陆军受阅部队主要来自华北军区第20兵团及平津卫戍部队。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8）

海军和空军的受阅部队，由其军种首长指定抽调。

总计不超过1.64万人。

受阅部队序列——

一、海军代表部队：由（东北）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各一个排编成，一个方队，计155人。

二、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第199师、炮兵第4师、战车第3师、骑兵第3师和独立团及步兵第207师第619团编成。其中，战车师辖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骑兵师军马1979匹。

三、空军代表部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负责落实，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

1949年7月底开始，陆军受阅部队陆续到位，分别集结于北平郊区北苑、丰台等地，进行受阅前的针对性训练。

阅兵师长李水清和他的步兵第199师

步兵第199师在前往秦皇岛驻防的路上，接到了组建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受阅步兵方队的任务。

这一年，师长李水清32岁，政治委员李布德30岁。李水清、李布德做梦也没有想到有幸成为第一批走过天安门的师级指挥员。

1955年9月，李水清、李布德同时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水清，江西吉水县人，11岁出任村儿童团团长，12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亲历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炮兵司令员等职。

李布德，四川省营山县人，13岁参加游击队，14岁参加营山独立团。1944年10月，李布德任晋察冀军区第13分区第20团政治委员。日本投降后，与团长黎光一起率部解放了张家口。解放后，升任第68军政治委员。1970年任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并在这个岗位上离休。

李水清晚年住在西单附近一个安静的院落里。回首往事，他感慨万端。

1934年10月，年仅17岁的李水清跟随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次年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1师第1团经60公里强行军，歼灭川军两个连，强占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今四川省石棉县），缴获一只小船，并控制了渡口。

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的李水清，奉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命令，带领6人宣传队赶到渡口，协助对担任渡河战斗任务的2连进行战斗动员。

宣传队从政治部带来了17份慰问品，给每位突击队员发一条印着“祝君平安”的白毛巾、一个搪瓷碗。

16名突击队员们接过慰问品，听了李水清传达朱瑞关于此次战斗不仅关系到渡河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将来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意义后，都非常激动，高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最后一份慰问品，李水清发给了营长孙继先。这位强渡大渡河第二船时的营长，建国后成了酒泉航天发射中心的创始人。

李水清谈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红军物资匮乏，这算是很贵重的奖赏了。”

发完慰问品后，2连连长熊尚林就带着突击队员来到了大渡河安顺场。

安顺场渡口河宽300余米，水深流急，浪声轰鸣。蒋介石想利用这处天堑，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南岸，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对岸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四周都是黝黑的岩石，不远处有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国民党守军就隐藏在小村里。

25日上午，战斗开始后，红军著名神炮手赵章成拿出了仅有的5发炮弹，那是他从中央苏区一步步背出来的，浸透了他的无数汗水。赵章成只用两发炮弹，就让守军碉堡飞上了天。

4名船工划着仅有的一只小船，载着2连的17名勇士在枪林弹雨中艰难而缓慢地驶向北岸。

直到今天，回忆起那令人心悬的一幕，李水清还为这些船工和17名勇士能全部安全过河而感到无比欣慰。

勇士们在红军炮火掩护下冲上岸滩后，小村里果然冲出一股守军，企图把勇士们消灭在岸滩上。

此时，赵章成又打出了1发炮弹，命中敌群。

熊尚林率勇士们冲上北岸，拼起了大刀……

大渡河铭记下了17名勇士和4名船工建立的历史功勋。他们分别是：连长熊尚林，2排长罗会明，3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麦克，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4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船工帅士高、王有能、简成荣、郑本源。

熊尚林后来在平西抗日根据地与李水清并肩战斗过两年多，一个当营长，一个任教导员。1940年，熊尚林调平北工作，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后牺牲，为祖国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9）

长征胜利后，李水清先后参加了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战斗。

抗战中，李水清先后参加过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转战华北。1947年10月担任华北野战军第2纵队第5旅政治委员，李布德为旅政治部主任。

第5旅，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名声显赫。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1师，1937年秋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几经转隶，至1946年3月改称为晋察冀野战军第2纵队第5旅，1949年2月改称第20兵团第67军第199师，下辖第595、第596、第597团。

1949年初，李水清出任第199师师长，李布德为师政治委员。

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18、第19、第20兵团挥师三晋，直指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太原。

太原是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的大本营。

美国记者曾这样描述：“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方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密集火网。”

在这个防御体系里，阎锡山又特别经营了太原城的“看门虎”——卧虎山。

卧虎山是太原外围防线中最坚固的阵地，城池险要，工事坚固，宽和深均为3米的壕沟横卧“虎”前，被蒋介石称为“华北第一堡垒”，足抵“精兵五百万”。太原守敌东北区总指挥第19军军长曹国忠率5000余人在此坚守。

阎锡山对卧虎山工事十分自信，称之为“共军3个军1个月也攻不下的要塞”。

鉴于卧虎山地形险要和设防坚固，彭德怀决定主攻方向避开卧虎山，而从北面、从南面进攻太原。打下太原后，卧虎山就成了一只死“虎”。

战役计划决定后，先监视卧虎山、后再攻打卧虎山的任务，交给了第20兵团第199师。

李水清回忆说，我们在太原北面相隔10多公里远的一个土塔上受领任务。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指示，用突然的动作攻到卧虎山下，包围起来，等主力攻占太原后，再拿下这个要塞。“我们刚刚从塔上走下来，敌人的一发炮弹就在塔顶上开花了。整个兵团的高级干部，差点都在这个塔顶上结束戎马一生。”

战役开始，李水清、李布德率全师就像一股旋风，只用了一个晚上，便从15公里外的集结地插到卧虎山下。

按理说，第一阶段任务已经完成，只需坐等大部队攻下太原，再慢慢打这只死“虎”就行了。然而，李水清、李布德并不打算“坐享其成”。卧虎山“虎尾”斜下有几个小山头，他决心先占领这几个小山头，作为以后进攻的出发地。

当天夜间，李水清亲自摸到了前沿，观看地形。李水清让第596团7连趁黑前去摸摸虚实。他自己则爬到守军堑壕外，观察匍匐上前的部队。

战果出乎意料！

一顿饭工夫，7连一名战士返回报告：占领一个碉堡，抓住一个师长、一个副师长。

身经百战的李水清意识到，不经意间抓住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按常规，打开卧虎山这种坚固阵地的突破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现在，他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守军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碉堡。

战机稍纵即逝！

李水清、李布德当机立断，命令第596团第3营立刻进占突破口，巩固突破口。

改变前委的作战计划，责任重大，后果严重。实际上，军里也没有批准他的行动。军领导要求他们不要冒失，还是按作战计划打。

“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我们马上撤电话机，前进了。”李水清回忆说。

凭着多年作战的经验，他敏锐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机不可失。他叫电话兵拆掉电话机，拔腿跟着部队就向卧虎山进发了。

李水清在前面走，电话员背着电话机在后面放线。

部队分成若干小分队钻进了纵横交错的地道，一个个“叩响”了碉堡的后门，与守军短兵相接。

第595团3名战士顺着地道七钻八拐，不断往山顶上摸，鬼使神差地摸到了第19军军长曹国忠的指挥所。

指挥官被俘，卧“虎”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死”虎。

李水清、李布德仅出动两个团的兵力，区区10个小时，就把卧虎山“收入囊中”。

曹国忠和他的第19军共5000余人，成了第199师的俘虏。

第199师为加速太原战役的进程立下大功。

第二章 将帅新任务（10）

太原战役结束后，李水清、李布德率第199师北上大同，屁股还没有坐下，就奉命东进平津，并在途中受领了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新任务。

第199师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1师，名声显赫，源远流长。

沧海桑田。

当年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及陕北红军等众多部队，发展到后来时仅有7个师能称其为“红军师”，他们分别是：步兵第1、第37、第61、第116、第127、第139、第199师。可见，赋予第199师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光荣任务，乃“巧合”中的必然，饮水思源，意义深远。

“红小鬼”李水清、李布德率领“红军师”受阅，众望所归，不辱使命。

自此，“红军师”有一个别名：“首都师”。

1950年，“首都师”再次参加天安门国庆阅兵，后不久就开赴朝鲜前线。

进入朝鲜的当天，李水清就从收音机里收到一则发自汉城的外军新闻：“中国兵源已经枯竭，首都师开上朝鲜前线。”

此时，李水清已是副军长。他对着收音机，嘲讽地说：“懂不懂？我们这是轮换训练。”

“首都师”入朝的第一仗，被军战史专家称之为“秋季防御战役”。

在宽24公里的防御正面上，第199师抗击着美军和南韩军队3个团的轮番进攻。在天上百余架轰炸机、地上200多辆坦克的进攻面前，他们创造了朝鲜战场上日歼敌1.7万人的最高记录。

《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胜利。

而此时，时任第67军第201师政治委员的李布德也率部在朝鲜作战。在金城阻击战中，第201师先后作战191次，歼灭美军等2.3万人。

美联社在电讯稿中说，用（志愿军）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自此，联合国军在朝鲜的长期对峙中，再也没敢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1955年，“首都师”凯旋回国。

在新中国军队一轮又一轮的精简整编中，“首都师”曾两易其主，现称为“济南军区第26集团军第199摩托化步兵师。”

日月如梭，时光流逝。

1999年，作为嘉宾，李水清、李布德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国庆50周年大阅兵。军歌阵阵，军旗飘飘，望着一个个方队迈着雄浑的步伐通过广场，老将军热泪盈眶。

时间仅仅过了7年。

2007年8月31日，李水清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1）

开国阅兵飞机编队从“新中国阅兵机场”南苑起飞。受阅飞行队还未展翅蓝天，就损失了两员领兵大将。揭开受阅飞机“带弹飞行”的历史真相。刘善本成为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起义的“领头雁”。杨宝庆驾机起义时机舱里装满了银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用飞机机徽的由来。

最后敲定飞机参加受阅时仅剩下192个小时

空军参加开国阅兵仪式，难度比其他军种大得多。

陆军自不赘言，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22年武装斗争的历史几乎是“一花独放”，人员、装备受阅也容易组织。海军受阅似乎同样“简单”，只“阅”人员不“阅”装备，谁能把军舰开到天安门去呢？

独空军例外。

军舰不能，飞机却能。

然而，天上无小事，事事要斟酌。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极为有限，而且大多是从国民党空军里飞过来的，飞机型号五花八门，无一不“伤痕累累”，很难“随心所愿”的去书写蓝天畅想。

阅兵仪式最初的设想，是让飞机在北平的上空散发传单，烘托一下庆典的气氛，没有出动飞行队参加开国阅兵的计划。

直到8月底，中共中央才考虑开国大典阅兵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出动，与海陆军代表部队一起参加阅兵。可空军怎么出动？当时并没有定论。

9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阅兵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空军是否受阅、如何受阅，会上还是没有定下来。直到9月22日，空军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计划表才正式出台。

这时，距开国阅兵只有8天时间——192个小时，除去食宿“消耗”，真正能用得上的时间不到100个小时！

来之不易的空军受阅计划表哟！

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中央军委指示军委航空局立即组织一批飞机进驻北平南苑机场。

7月7日，军委航空局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成立一个飞行队，调集10名左右的飞行员，装备美国P—51“野马”战斗机，担任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

中央军委批准后，军委航空局于7月31日至8月8日在北平召开第一次航空工作会议，研究飞行队的具体编组问题。会议确定，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九架战斗机与必要的飞行人员，集中北平训练一个月，于九月五日起，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必要时协助陆、海部队解放长山列岛。”同时还确定，这9架飞机“组成一个混合中队，建制属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挥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

随即，各种飞机和空地勤人员陆续抵达南苑机场。

8月15日，南苑机场。

一场大雨让多日的艳阳高温收敛了许多。雨后洁净的机场跑道上，全副武装的空勤人员整齐列队，站在各型飞机前面。

上午9时左右，北平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在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机场，检阅当天刚刚成立的“飞行队”。

叶剑英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的成立表示祝贺。从现在起，我们有了自己的空中力量。我相信，你们的战机不久就会出现在毛主席的面前。”

检阅结束后，叶剑英即离开北平南下，“赴两广工作”。

刚成立的这支飞行队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队。

这支飞行队，由于当时驻扎在北平南苑机场，所以有人称之为“南苑飞行队”或“北平飞行队”。又由于装备有不同种类的飞机，故亦称为“混合飞行中队”或“混合飞行大队”。

飞行队队长、政治委员分别由徐兆文、王平阳担任，下辖3个飞行分队（第1战斗机分队，分队长赵大海；第2战斗机分队，分队长杨培光；第3轰炸机分队，分队长邓仲卿。飞行员有阎磊、谭汉洲、刘卓生、王延州、毛履武、王玉珂、任永荣等），1个机械分队，分队长刘平凡、副分队长于广昌，机务人员40余名。这些人大部分是国民党空军的起义人员和北平解放后报到的旧航空人员。

各类飞机共10架，其中美国P—51“野马”战斗机6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2架、美国PT—19型教练机2架。

9月5日，飞行队正式担负起了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每日昼间在南苑机场保持双机到四机的战斗值班，一有命令，即升空作战。

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力量，国民党空军独霸中国天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能作战的飞行队的飞机全是国民党空军的，担负作战任务的空勤人员也几乎全是国民党空军培养并接受过美国训练的。国民党依靠美国建立起来的庞大军事机器，在人民的打击下，不断分化瓦解，一部分转移到了人民方面，成为人民夺取和保卫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

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

9月上旬，军委航空局又把担负专机空运任务的几个飞行机组划归飞行队领导，称之为第4空运分队。

这时，飞行队由初期的五六十人扩大到一百五六十人，各类飞机多时达到30余架。

尽管飞机多了，空勤人员队伍壮大了，也一直在进行受阅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最终能否参加开国阅兵还是个未知数。

9月中旬的一天——决定飞行队受阅“命运”的时刻到了。

下午3时左右，朱德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视察南苑机场，看望飞行队全体指战员。聂荣臻、李涛、常乾坤等陪同。

受阅飞机整齐的停在停机坪上，接受总司令的检阅。

朱德检阅完后，走到每架飞机面前，仔细查看了飞机，然后问：“你们的飞机能不能参加飞行受阅呀？”

“能！”空勤人员几乎异口同声地答道。

没有事先安排，也没有领导示意，完全是大家的肺腑之言。站在朱德身边的徐兆文会心地笑了。

“现在就飞给我们看看嘛。”朱德边说，边与聂荣臻、李涛、常乾坤等在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坐了下来。

这是个简易的观礼台，几张长形桌子上面铺着黄色军毯。

9名飞行员麻利地跨进机舱。

转眼间，传来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

9架P—51“野马”战斗机依次跃上云天，在机场东西跑道上空编队飞行了一圈后，从容落地。

朱德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飞机，不停地点头微笑着。

聂荣臻起身离开观礼台，走到刚落地的一架飞机旁。这是分队长杨培光的飞机。

聂荣臻问杨培光：“能不能再多飞几架？”

说话间，李涛、常乾坤陪同朱德走了过去，飞行员们也都围了过来。

“我们‘蚊’式机也能飞。”飞行员王玉珂抢先回答，还用手指了指跑道。

跑道远处，停着2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一架是他驾机起义飞过来的，另一架是由南苑航空修理厂的机务人员修复的。

王玉珂个子不高，胖乎乎的脸，爽直热情，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1949年3月7日从上海驾机飞到解放区石家庄。参加开国阅兵后，于12月3日奉命前往上海试飞新修复的“蚊”式战斗轰炸机，不幸机毁人亡，年仅25岁。

“C—46运输机也可以，有3架呢。”

“L—5联络机也行，飞编队没问题。”

“PT—19教练机也能参加。”

飞行员们争先恐后，生怕把自己给落下了。

“那得起飞多少飞机哟？”朱德眼睛望着徐兆文，憨厚地笑了。

徐兆文向朱德、聂荣臻等详尽汇报了飞行队的情况，表达了飞行队全体人员要求参加开国阅兵的迫切愿望。

朱德与聂荣臻、李涛、常乾坤等简单地碰碰头后，当场就对围在四周的空勤人员说：“举行开国大典的那天，飞行队在保卫北平的同时，也要参加飞行受阅。”

关于这段历史，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中也进行了回顾：“按照原定的阅兵方案，空军不参加阅兵式，因为此时的解放军空军实在太年轻了。但是，周恩来、朱德和父亲不甘心。”看了飞行员们的表演后，朱德和聂荣臻“心里也更有底了。二人回去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这才决定开国大典上，空军也要出动。”

飞行员们闻讯后，无不欢欣鼓舞，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准备了十几天的飞行队，终于能如愿飞翔在新中国的蓝天了。

飞机编队从“新中国阅兵机场”南苑起飞

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队诞生于北平南苑机场。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3）

代表人民空军参加开国阅兵的是北平南苑飞行队。

参加开国阅兵以及新中国历次国庆阅兵的飞机编队都从北平（后北京）南苑起飞。

“新中国阅兵机场”，南苑机场当之无愧！

南苑机场位于北京市南郊丰台区，距天安门15公里，有一条4C级跑道，是北京地区第一座军民两用的大型机场。

南苑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历经百年沧桑。

南苑地势低洼，古时水草丰饶，候鸟甚多。因此，从明代起，这里就成为了皇家狩猎的园囿。清朝时，皇家贵族不仅常在这里狩猎，而且还经常在此训练兵马，举行阅兵活动，后来就逐步变成了校阅场。乾隆帝曾经在南苑“大阅”八旗子弟兵哩。

1904年，从法国运来的两架小飞机在南苑校阅场上，进行了飞行表演。这是飞机首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起降。

1910年8月（宣统二年），清政府筹办航空事业，在南苑开办了飞机修造厂试制飞机，利用驻军操场修建了一条供飞机起降的简易跑道。

自此，南苑成为中国第一个机场。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采纳法国顾问的建议，于1913年在南苑创建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耗资30万银元买进10架法国“高德隆”双翼教练机。第二次直奉大战后，这所学校停办。但它前后四期培养的100多名飞行员，在中国航空史上发挥起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还成为民航飞行的骨干。

抗战时期，日军对南苑机场进行了扩建，完善了航空指挥设施，更名为南苑兵营。日本投降后，南苑机场成为国民党政府和空军的重要机场之一，蒋介石专机在此降落，傅作义专机在此起飞，国民党许多军政大员都在南苑留下了匆匆身影。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尘埃落定。

百万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准备进行平津战役。

12月初，东北老航校奉命要求沈阳军管会航空处派出30余名干部一周之内赶到北平，负责接收北平的国民党空军。

沈阳军管会航空处迅即将干部一分为二，派出方华、油江、刘善本、李裕、韩明阳等30余人，组成北平航空接收组，准备随东北野战军入关。

经过两天紧张的行军准备后，由老航校大队长方华带着北平航空接收组一行30余人，分别乘坐7辆美造“大道吉”运输车、1辆中吉普，开始了长途摩托行军。他们经锦州、山海关、秦皇岛、玉田、宝坻、香河，昼夜兼程，直插北平南苑机场。

赶到北平市郊时已是深夜，天上下着蒙蒙细雨。

连日的奔波，大家疲惫不堪，人困马乏，浑身像散了架似的难受，加之又冷又饿，许多人在车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待车队快开到机场大门口时，方华猛地发现门口站岗的哨兵竟然穿着国民党军服，戴着青天白日帽徽，顿时心里一惊：机场咋还是国民党兵站岗呢？

片刻间，车队已到哨兵跟前。

没有回旋的余地，方华只好一咬牙，对司机说：“冲！”

也巧，哨兵看到眼前的车队是清一色的美国造，就没敢盘问里面坐的是什么人，挥手放行，还没忘给车队行军礼呢。

车队蒙混过了门岗，开到机场跑道南侧的营房区。方华指挥接收组迅速展开，抢占了一座平房，要求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时值午夜，国民党驻军大部已经撤退，剩下的残兵败将也没有什么战斗力。再说，四野漆黑一团，情况不明。听说解放军已经进了飞机场，驻军官兵没有多想，就各自逃命去了。

南苑机场就这样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天下。

与此同时，西郊机场也被人民解放军控制。

至此，北平市的两个大机场都控制在人民解放军的手里了，而城里还有两个小机场，一处在东单，另一处在天坛公园内。由于这两个城区机场的存在，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乘机外逃，包围北平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也不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扰。

东北老航校第一期学员韩明阳，曾亲身经历了这一段难忘的接收过程。50年后，他对当年的桩桩往事仍记忆犹新——

南苑机场被我军控制之后，国民党军在天坛公园内回音壁、祭天台的南侧，砍倒了一片树龄数百年的古柏，修建了一个野战机场，用以起飞战斗机和运输机。北平驻军地面部队还在大红门一带修筑了工事，不断炮击南苑机场，出动P-51战斗机进行袭扰，企图破坏我军抢运机场的航材和油料。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4）

当时，我军还没有自己的飞机制造厂，所有的器材来源都依赖于缴获的战利品，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把航空器材送到了眼跟前，这是建设人民空军急需的物资，怎么能再丢掉呢？

我们接收组的全体人员，还有杨成武派来的一个汽车营，一同投入了抢运航空器材的战斗。我们把可用的器材、油料运到马驹桥一家地主的大院里，把笨重的航材藏到机场西南日伪军修建的一座混凝土碉堡里。还乘暗夜掩护，把几架略加修理就可飞行的飞机，以及已包箱待运的发动机，推到机堡中伪装隐蔽起来。

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终于把国民党军遗留下来的大部分航材保存住了。这些航材，为不久后建立的南苑飞行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

1948年的最后一个晚上，天上透过一层薄薄的云雾，时隐时现的星星点缀着北平的夜空。

为了保护南苑机场不遭受破坏，我们和陆军的战友们并肩守卫在机场北边的战壕里，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

天黑之前，国民党驻大红门的部队再次向我们坚守的阵地反扑，3辆美式坦克引导着数百名士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们冲过来。我们握紧钢枪，瞪大了双眼，几个拿炸药包的爆破手，沿预先挖好的交通壕向前运动。

“轰”地一声巨响，一辆敌人的坦克被炸翻了。我们阵地上的各种兵器也一齐开了火。敌人在阵地前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一辆坦克，剩余的都调头逃窜了。

入夜，大地静极了，只是敌人为了给自己壮胆子，不时地向我阵地打着冷炮。我坐在战壕中，觉得这炮声更增添了过年的气氛，是战斗生活的一个点缀，就好奇地从口袋中摸出了前几天收到的父亲来信，用铅笔头在信封上画道道，敌人每打一炮，我就划一道。炮弹在我们阵地四周爆炸，有的离我们几百米，有的几十米，最近的爆炸点只有两三米远。炮弹炸起来的尘土盖了满头，但我连一点儿皮也没有擦破。

天明了，敌人的炮击也停止了。我摊开这特殊的记录单数了数，敌人一共打了23炮。至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晰地记着“23”这个数字。因为这一年，我刚刚23岁。

1949年1月下旬，北平和平解放，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所辖空军也接受改编。北平航空接收组被明确由北平市军管会领导，并改名为北平市军管会航空小组，住进了城里。

航空小组相继接收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占用的奥地利使馆（即国民党第二军区空军司令部）、旧意大利使馆、旧日本使馆、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空运大队驻地），以及存放大量空军物资的大雅宝、永定门等仓库。

接收完成后，航空小组改称航空处，属于华北军区建制，东北老航校北平航空接收组组长方华担任处长，油江为副处长，下设科、队和办公室，邢海帆与另外两人在办公室当秘书，李裕为航空处航空科科长，在旧奥地利使馆办公。

航空小组忙于城内各处接收时，在南苑机场的原北平航空接收组的部分成员正组织力量，抢修从国民党空军手中缴获的各类飞机，干得热火朝天。

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将1架B-24重轰炸机、1架B-25轻轰炸机、2架“蚊”式战斗轰炸机、3架P-51“野马”式战斗机、1架C-46运输机、1架C-47运输机和1架AT-6高级教练机先后修复了，并接收了各种型号的航空发动机184台，还接管了飞机、发动机备件库、无线电仪表库、修理厂和大型机库，工作进展得很有成绩。

一天，航空接收组军事代表李永宽将修好的AT-6高级教练机，在跑道上滑行了一个来回，发现飞机发动机状态良好，脑子里不禁蹦出一个“飞”的念头。已经3个月没有摸驾驶杆了，今天岂肯放过？

李永宽对正起飞跑道，将油门加到最大，飞机越滑越快，几百米后，平稳地离开了地面，在机场上空做了几套漂亮的特技动作，在场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飞机进入起落航线，准备落地。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地集合在跑道头的侧方，向飞机下滑的延长线上瞭望。只见李永宽平稳地保持下滑曲线，渐渐地降低高度，进入一米平飞后，柔和并适时地拉起了机头，落了个非常漂亮的“轻三点”。

围观的人群沸腾了，议论纷纷：“想不到，‘土八路’飞得真漂亮！”“解放军中能人多着呢！”

已就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的方华却没有表扬李永宽，相反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大家都这样无计划地乱飞，说不定哪一天会出大事，我们怎么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呢？”

李永宽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军人大会上做了检讨。

没想到，仅仅过了3个月，方华就因公殉难，为组建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懂4国语言的军委航空局长与南苑飞行队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5）

无论是提起开国大典受阅飞行，还是回眸中国共产党的航空事业，人们总会发现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名字：常乾坤。

常乾坤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精通俄文，懂英文、日文和德文，曾担任朱德首席俄文翻译。

东北老航校的创始人之一。

军委航空局首任局长。

开国阅兵受阅飞行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第一个懂航空、会飞行的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可见，写开国阅兵不能不写常乾坤。

1904年9月3日，常乾坤出生在晋南王屋山下垣曲县的一户农家。自幼聪明好学，7岁入私塾，15岁时高分考入县城高小。

常乾坤高小毕业后，想报考太原中学，由于学费太贵，家庭经济拮据，希望他留在乡村教书。但常乾坤不愿远离学堂，步行到太原“讲武堂”，考入“文”“武”合一的斌业中学，也叫晋军学兵团。实际上，这是阎锡山为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而设立的一所半军事半文化的初级军官学校。学校不收学费，每月还发生活补贴，这正合常乾坤的心愿。在这里，常乾坤读书、受训了4年。

1925年，常乾坤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入校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与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1926年1月，常乾坤从黄埔军校毕业，经周恩来推荐，考入广东航空学校学飞行。5月，他作为广东航空学校的优秀飞行学员，被派往苏联第三航空学校学习。1930年1月毕业后，在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服役，担任飞行、领航、射击教官，飞行大队长，团领航主任，准校军衔。

为了更多地掌握航空理论知识，常乾坤于1932年12月考入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在这里，他潜心学习和研究飞机发动机原理、构造、设计等。毕业设计时，他成功地设计了1架侦察机和1台飞机发动机。虽然没有达到制造的水平，但还是受到了专家教授的表扬，并获得了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常乾坤在苏联再也坐不住了。他几次跑到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任弼时处，强烈要求回国参战报效祖国。直到次年3月，共产国际才批准他的请求。

任弼时找常乾坤谈话后，又亲自把他送到车站。他兴奋异常，没来得及参加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踏上归途，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这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通过与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的统战关系，抽调43名党员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修理。

常乾坤到迪化后，组织上准备让他到航空队当教官。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盛世才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不同意常乾坤等到航空队任教，原计划开办的第4期飞行班也不再招收中共学员。

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在迪化办一个航空理论训练班，集训原准备进航空队第4期学习飞行的同志。常乾坤负责讲授飞行原理。他讲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很受学员欢迎。除讲课外，他还编译了《飞行原理》、《空中射击学》、《空中领航学》等教材。这些教材，不仅解决了当时教学的急需，也为日后空军创建航空学校，培养飞行技术人才提供了资料和教材。

1940年12月，常乾坤等奉命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值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办航空尚提不到议事日程，然而他从长远着眼，还是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建议：可先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百十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以后作为建设空军的骨干使用。

毛泽东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很有远见卓识。

1941年2月，中央军委根据常乾坤等的建议和延安当时的条件，做出了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内称军委航空学校）的决定，校址选在延安以北的安塞县，并指定由常乾坤负责筹备工作。3月6日，常乾坤被任命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3月10日工程学校在安塞正式成立，4月6日开始上课，有100多名学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常乾坤等人。

一天清晨，时任第18集团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对常乾坤说：“枣园来电话，叫你和王弼同志去，可能是商谈在东北办航校的事。”

常乾坤、王弼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早饭都顾不得吃，就急忙赶到枣园。

上午10时左右，常乾坤、王弼走进了任弼时的窑洞。

任弼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你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创办一所航空学校。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看怎么样？”

常乾坤掩饰不了内心地激动：“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吃午饭时，刘少奇来了。他一再叮咛常乾坤、王弼：“这次到东北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6）

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又亲切接见了常乾坤、王弼等人。

10月15日，常乾坤一行20余人起程赴东北时，周恩来亲自送行，并对常乾坤等人说：“你们是放出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

常乾坤等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延安，踏上了征途。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常乾坤等终于到达冰天雪地的辽西阜新。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北老航校”。

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共东北局讲话，并宣布了航校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5月，航校转移牡丹江，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为政治委员。

常乾坤等历尽千辛万苦，3年被迫5次全校大搬迁，赤手空拳办航校——

没有飞机和航空器材，就带领全校教职员工四处搜集、修理日伪军散留下来的破旧“家什”。

没有汽油，就试验或自制酒精代替发动机燃料。

没有初、中级教练机，就打破常规直接飞99式高级教练机。

转移时没有火车、汽车运输，就用牛马大车拉着破旧飞机转场……

常乾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克服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把航校红红火火地办了起来，3年共培养出各类空勤人员560人。

1949年3月上旬，常乾坤、王弼奉命前往西柏坡汇报东北老航校的创办情况。

当毛泽东得知航校已培养出500多名空勤人员时，高兴得连声称赞：“了不起！了不起！”

周恩来也夸奖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

常乾坤汇报完航校走过的历程和现有飞机装备时，毛泽东又高兴地说了起来：“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听了毛泽东的话，常乾坤不禁想起毛泽东在延安提到过的建立空军的事。当时，曾有人向毛泽东建议成立航空队，让苏联援助飞机。

毛泽东诙谐地回答说，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飞机要烧汽油，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仅仅过了3年，成立空军就摆上了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

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军委航空局。

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军委航空局正式宣告成立，开始办公。地址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

军委航空局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航空设备，收容旧航空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人员，为正式组建空军创造条件。

6月2日左右，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召见常乾坤。

在简要询问了军委航空局的工作后，周恩来说：“党中央决定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地面的罗瑞卿同志负责，来自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把力呢？”

常乾坤回答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队。”

周恩来听到常乾坤的肯定答复，非常高兴，让他“回去拟一个计划，向军委报告”，并且一并嘱咐“要争取时间。”

返回后，常乾坤即着手组建战斗飞行队的工作。他让方华和邢海帆火速起程去东北老航校，考察、选调飞机、航材及空勤人员，同时学习战斗机驾驶技术。

6月4日，方华和邢海帆匆匆登上去东北的火车。到哈尔滨后，方华即去老航校牡丹江大队部办理相关手续，邢海帆则在哈尔滨招待所里等候。下旬，他们抵达长春市老航校校部，向校首长汇报了北平航空接收组入关以来工作情况，以及他们此行的使命和任务。

7月初，方华、邢海帆来到长春市附近的公主岭机场。

老航校新成立的美国P—51“野马”战斗机训练队就设在这里。队长是红军老干部，曾在新疆学习过飞行的夏伯勋，负责飞行训练工作的是驾驶“野马”战斗机起义的杨培光，受训学员由老航校选调，飞机主要是将各地缴获的“野马”战斗机，集中在沈阳东塔机场修理，经试飞合格后，交付公主岭训练队，为成立战斗飞行队做准备。

方华和邢海帆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尽快掌握与恢复“野马”战斗机的飞行技术。方华过去只飞过苏联战斗机，美国战斗机从未飞过，必须进行改装训练。邢海帆虽是“野马”战斗机“老驭手”，但也有一段时间未飞行，也需要恢复技术，更负有帮助方华完成改装训练的任务。

到达公主岭第二天，方华和邢海帆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机场，进行恢复技术和改装训练。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7）

方华跨入“野马”战斗机座舱实习，邢海帆为他详细介绍各种仪表的作用与性能、各操纵系统的功能与操作方法，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时，机场的正常飞行训练即将结束，空中最后1架飞机正进入航线，准备着陆。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当方华刚跨出座舱，走下飞机，沿着滑行道进入跑道口处，全神贯注地观看最后1架飞机的着陆动作时，负责训练的杨培光没有注意到滑行道口有人，即开动停机线上的1架“野马”战斗机滑向滑行道口。

邢海帆还没有走下飞机，见状大声惊叫，但被轰鸣的发动机声所淹没，无济于事。顷刻之间，眼看着方华被螺旋桨打得粉身碎骨，血溅跑道，惨不忍睹。

这次意外事故给新中国正在起步的航空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方华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老红军、深受部属尊敬的好领导。他从小参加革命，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在新疆学习飞行技术，历经磨难才回到延安，之后又参与了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工作。

对方华的意外殉难，常乾坤深感悲痛，并决定邢海帆暂时留在公主岭，具体负责“野马”战斗机的飞行训练工作。

此时，常乾坤完成了成立北平战斗飞行队的报告，并于7月7日呈报中央军委。

8月15日，飞行队在南苑机场正式成立，队长徐兆文。这个职务原本是由方华兼任的。

8月下旬的一天，常乾坤带方槐（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油江（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等，参加聂荣臻召集的开国大典准备会议，华北军区、北平市均派领导参加。

聂荣臻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国大典组织群众集会和阅兵的重要指示，听取了华北军区和北平市有关情况的汇报。

之后，聂荣臻把目光集中在常乾坤身上：“你们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常乾坤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

聂荣臻听了十分高兴，要求常乾坤回去后很好地准备。

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又把常乾坤等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航空局的飞机、设备及飞行员的情况，参加受阅飞行有没有困难。他让常乾坤“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三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当晚，常乾坤在军委航空局召开紧急会议，局机关、华北军区航空处、南苑飞行队等单位领导出席。常乾坤传达了聂荣臻的指示，强调了受阅飞行的意义，讨论了受阅飞行的计划安排，明确了各单位的任务分工。他要求大家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受阅飞行上来，积极、认真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中央军委一声令下，飞行队即能进行受阅飞行。

那时，作为一个军种，人民空军还没有正式成立。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没有先例的受阅飞行，从组织领导上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空中受阅飞行，既要求飞行技术过得硬，更要求政治上纯洁可靠，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也是承担风险最大的关键问题。飞行队百分之八十多的空勤人员，是原国民党空军起义过来的，或是北平解放后报到的旧航空人员，要正视这个现实。常乾坤作为军委航空局的“第一责任人”，为圆满完成受阅飞行任务费尽了心血。

没想到，这时又出了个意外情况。

飞行队成立后没几天，徐兆文在进行训练时，因飞机故障跳伞，双脚被高粱茬子扎伤，短期难以痊愈。

常乾坤急忙致电邢海帆，速返北平，越快越好。

邢海帆接到电报，预感到飞行队又出了事，不敢耽搁，三言两语交代完工作，就急匆匆赶往沈阳东塔机场，驾驶1架修好的“野马”战斗机飞赴北平。

当邢海帆降落在南苑机场后，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停机坪上停放着各型飞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感到很振奋。仅仅两个月时间，南苑机场就今非昔比，只是物是人非，一同北上的方华意外殉难，又不禁让他增添了几多伤感。

南苑飞行队的起步真是“难”哟！

邢海帆刚在队部坐下，常乾坤就匆匆赶到了。

飞行队还未展翅蓝天，就损失了他两员领兵大将，这让常乾坤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北平防空任务艰苦，开国阅兵时间临近，飞行队不能再出意外了，他把希望寄托在了邢海帆身上。

常乾坤向邢海帆了解东北之行的情况，当面宣布了军委航空局的决定：“鉴于徐兆文跳伞受伤，短期不能伤愈，组织上决定由你代理飞行队队长，同时担任受阅飞行总领队。”常乾?要求邢海帆迅速挑起飞行队长的担子，抓紧抓好飞行队的训练和战备值班，做好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准备工作。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8）

飞行队临阵易将，常乾坤多少有些不放心。他经常亲临南苑机场，指导、检查飞行训练，还主持了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的沙盘作业，将飞机按受阅飞行的间隔、距离摆好，组织飞行员反复观看，牢记长机在自己风挡玻璃上的投影与位置，掌握判断、修正偏差的要领，然后进行空中预练和预演。

10月1日凌晨5时，受阅飞行员进入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

常乾坤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飞行中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

16时，受阅总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军区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中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

1个月后，即11月11日，人民空军在北京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同时撤销。

常乾坤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

1951年3月，常乾坤担任中朝联合空军副司令员，主要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1973年5月20日，常乾坤因病逝世，享年69岁。

揭开受阅飞机“带弹飞行”的历史真相

开国大典定在15时开始，受阅飞机16时升空。

定在下午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空军在舟山群岛及台湾都有远程奔袭的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但天色晚了飞机就无法返航了。

尽管如此，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还是拟制了防御方案——

防空部队如何部署？

首长安全如何保护？

游行队伍如何疏散？

等等。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的领导对此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具体，设想了各种可能的实施方案。

比如，如果受阅时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是担任受阅飞行的地面对空指挥员。他协助处长油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好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都有明确、周密的部署。

例如，倘若国民党飞机从济南方向来犯，按当时飞机的时速到北平至少需要一个小时，随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了北平边缘地带还没被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担负起射击任务。所有这些方案，都绘制了详尽的作战地图，并且进行了演练。

为保证受阅飞机编队的正常飞行，北平的上空当天处于净空的状态。除受阅的飞机外，不准任何飞机使用北平的空中航线。担任警戒任务的飞机在机场值班待命，随时可以升空作战。

由于当时没有雷达监视报警系统，军委航空局不得不在华北地区和所在已经解放的地方，派出专人建立对空监察哨，组成肉眼防空通信网。一旦有情况，便把各地的情报传递到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地面指挥部。核定情报后，再采取相应措施。

尽管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对北平的防空，尤其是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预案，天上、地上也都部署到位，但还是决定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以便为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争取更多的时间。

那“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到底是多少架飞机呢？

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我们得知，在参加开国大典的17架受阅飞机中，有4架飞机带着实弹。这4架带着实弹的受阅飞机，分别是——

两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飞行员分别是：第2分队队长（长机）赵大海，左僚机飞行员阎磊。

两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分别是：第4分队队长（长机）邓仲卿，僚机飞行员王玉珂。

值得一提的是，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阎磊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他们4个人的共同心声：“这在当时的空中受阅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为了保证受阅安全，世界各国从来都不允许受阅带弹通过检阅台，而他们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9）

“带弹受阅飞行”，是方槐出的“点子”，他当时在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担任处长职务，具体负责制定受阅飞行计划。50年后，方老揭开了“带弹受阅飞行”的历史真相。方老回忆说——

当时的飞机都在东北，都在东北老航校里头。在那里恢复技术，在那里培养新的飞行员。也是够忙的，够紧张的。

成立于3年前的东北老航校，是我军建立以来的第一个飞行训练基地，堪称中国空军的摇篮。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飞行人员几乎都出自这所学校。由于当时航校已经没有多余的飞机，我只好从航校调来了机务人员，对南苑机场的旧飞机进行改造、维修。

起义来的飞机里头，有几架是比较好的，飞的时间不多。有的是时限到了的，得更换器材，甚至是更换主要部分。这就要求机务人员多吃点苦头，加快维修的速度。

经过抢修试飞，最终能够参加编队飞行的，有9架P—51战斗机，两架“蚊”式轰炸机，3架C-46运输机，两架教练机和1架联络机，一共17架。

飞机虽然已经确定下来，但我却依然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就这么几架飞机，又要阅兵，又要值班，又要防空值班。我咋个安排计划嘛？反正是够困难的。

南苑飞行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北平的防空安全，而为了能够参加受阅编队飞行，他们不得不动用这仅有的17架飞机。

当时，这个阅兵和战斗值班的矛盾确实很大。要值班，要防空。这也是一个政治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任务。万一敌机来空袭，怎么办？

我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后，向聂总（荣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个计划让当时在座的人都感到十分吃惊。我跟聂总说，要不就搞两架带弹的，带弹空中受阅，这是很危险的事，但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按照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往往是不携带实弹的。带弹飞行无疑是一件十分危险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何况，南苑飞行队的飞机性能并不十分稳定，都是缴获的嘛。

聂总当时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决定选取几架飞机放置弹药，以防意外空袭。他说，这是个政治飞行，不是一般的，要是出了事故，你这个小家伙吃不了，我也受不了，不好交代哟。他说这个事情时讲得很紧张，我也感受到了他心里有很大的压力。这个决心不好下哩。

带弹飞行的方案，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然而，这是一个十分绝密的计划。对于这件事情，除了当年带弹飞行的4名飞行员外，飞行队的其他人员包括队长邢海帆都不知道，知情的也就六七个人。4名飞行员，聂总、常局长，还有就是我。周总理是不是知道？聂总没有说。

第一次我提出带弹时，在座的有好几个人，可最后到底带没带，哪几架带了，这几个人就不知道了。直到若干年后，带弹的事才逐渐浮出了水面。

方槐原名赖芳槐，1917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西于都——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的地方，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入党，1934年随红一方面长征，曾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为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飞行大队长，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他是受阅飞行梯队第6分队分队长兼长机，驾驶美国L-5“步哨”联络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这4架受阅飞行的飞机是“带弹”而非“载弹”或“挂弹”，一字之别，是大有讲究的。

简单地说，“带弹”讲的是飞机上的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指的是在飞机载或挂上炸弹。

子弹与炸弹完全是两码事。

以P—51“野马”战斗机为例。这种飞机在机翼两侧各配置了3挺12.7毫米机关枪，因此给这两架飞机各配备了1800发机枪子弹（每挺机枪300发），并未挂炸弹（每架飞机可挂炸弹907千克）。

受阅飞机“带子弹”而未“挂炸弹”，可见决策者还是心有余悸的，防止“万一”，又怕“万一”。

那天，阎磊、赵大海完成受阅任务后，即爬升到12000英尺（约3700千米），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受阅任务完成，他们才返回南苑机场着落。

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领头雁”

参加开国大典的17名受阅飞行员，有12人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或投诚过来的。在这些人当中，第5分队分队长兼长机刘善本堪称“领头雁”。

1946年6月26日，即将接任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长的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参?刘善本驾机飞向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起义的先例。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0架飞机、近百人驾机起义。周恩来多次称赞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带头人”。

刘善本，1915年1月25日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泊庄（今属昌乐县）。1932年秋，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1935年，高中毕业后，面对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时局，他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考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第8期学习飞行，开始学驱逐科，后改学轰炸，是同期飞行学员中的优等生。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10）

航校原址设在杭州笕桥，七七事变后由杭州经洛阳、南昌等地，辗转到昆明。1938年毕业后，刘善本调到驻成都的国民党空军唯一的远程轰炸机大队——第8大队任飞行员。尽管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日军飞机在成都狂轰滥炸，然而第8大队却没有接到一次作战任务，经常驾着飞机跑警报。

刘善本抗日有志，却报国无门，苦闷到了极点！

1943年，刘善本被选送美国道格拉斯航空学校，学习驾驶B—24型轰炸机技术。两年后，他驾驶B—24型轰炸机，横渡大西洋，踏上回国征途。在途经卡拉奇时，接到了国民党当局要他们“就地待命”的指令，而且一“待”就是几个月，新飞机躺在露天停机坪上，风吹日晒雨淋，致使机身锈蚀斑斑。

到了“家门口”，却不让回“家”；日本鬼子在“咱家里”肆意侵害，却不让军人回“家”杀敌打鬼子，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刘善本百思不得其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刘善本万分兴奋，幻想着用自己的飞行技术为祖国的和平建设效力了。恰在这时，他接到了“火速回国”的指令，便随空军第8大队由卡拉奇转场上海大场机场。

空军第8大队是借抗日之名组建起来的“拳头”部队。然而，抗战八年来，或常年在中国大西北备战，或远涉大洋前往美国训练，从未与日军交过手。如此养兵备战，刘善本心里始终有一个谜团。

刘善本踏上熟悉的国土，看到的不是和平建国的景象，而是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准备内战的紧张气氛。空军飞机不断地从四川、武汉等地把军队紧急空运北平，美国军舰在帮助国民党把大批军队运往东北，直觉告诉他：内战在即。

到上海后不久的一天，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来到空军第8大队，给全体空勤人员训话：“我们有40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师，美国还给了我们几百架作战飞机，三个月内一定可以消灭共产党。”

啊，原来如此！

刘善本心中的谜底揭开了：当民族敌人的刺刀架在脖子上时，国民党把他们阻在祖国大门之外，名为“留着建国用”，实际上是保存实力，留着打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他说：“八年抗战，人民涂炭，现在美蒋又要把中国推进内战的深渊。我堂堂七尺之躯，不能为祖国人民效死于抗击侵略者的疆场之上，却要被人逼着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抗战有功的共产党军队投掷炸弹，杀害中国最优秀的儿女。我决不干！”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刘善本决定驾机起义，飞向延安。

机会很快来了。

1946年6月中旬，蒋介石下令第8大队将驻昆明美军移交的无线电器材限6月23日前空运成都。刘善本参加了这次飞行，他决心利用这次机会，用实际行动宣布：反对打内战！

刘善本知道，飞向延安，途中必然会经历千难万险；刘善本还知道，飞向延安后，留在国统区的妻儿老小将面对怎样的困难，甚至生命危险……所有这些，都没能动摇刘善本飞向延安的决心和“反对内战”的信念。

6月22日，刘善本带着4名机组成员，驾驶第530号B—24型轰炸机从上海飞到昆明，按计划24日从昆明运送无线电器材到成都。尽管有7架飞机同行，但并未统一编队，一路上“各飞各的”。

这是个绝好机会！

24日早晨，昆明，阴天。

刘善本决定在飞往成都的途中驾机起义。他借熟悉成都航线气候条件的机会，了解了陕西、山西、绥远一带的天气情况，没想到这条航线上正下着大雨，气候恶劣，只好作罢。他见别的飞机已经起飞了，也就跟着起飞到了成都。

26日，刘善本驾驶的B—24型轰炸机准备从成都返昆明。他判断，西北的坏天气已经过去了，起飞后如无意外即可实现他的愿望。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

这天早晨，飞机按时起飞。飞机上共有11人，驾驶舱里除机长刘善本外，还有副驾驶张受益，空勤机械师唐世耀，通信师唐玉文和领航员李彭秀，后舱里还坐着国民党空军通信学校搭机的6个人。

B—24型轰炸机的前后舱隔离，机组人员与搭乘飞机的6人相互不认识。刘善本充分利用了这两点，在飞机上机智巧妙地发动了起义。

刘善本首先来到后舱，稳住搭乘飞机的6个人，告诉他们：“前面机组的人为了反对内战，要飞到延安去。到了延安，你们走留自便。”返回驾驶舱后，他即锁上舱门，故做惊恐的样子低声说：“糟了！后面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否则，就和我们同归于尽！”顿时，机舱里乱了起来。刘善本趁机控制住了局面，说服机组人员改变航向，北上延安。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11）

没有气象报告，没有地面引导，刘善本凭借过硬的飞行技术，驾驶飞机穿过西北上空，越过秦岭，战胜了恶劣的气候，顺利降落在延安机场。

“我叫油江，是延安场站的站长。热烈欢迎你起义……”油江第一个走上前去，握住了刘善本激动的双手。

6月29日晚，延安军民召开欢迎刘善本机组驾机起义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了刘善本机组的全体人员。

刘善本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毛主席，我终于到你这边来了！”

毛泽东对刘善本驾机起义到延安给予高度评价，还风趣地作了一首打油诗：“刘善本，性本善，驾着飞机反内战。”

朱德在欢迎的致词中指出：“刘善本上尉退出内战的义举，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运动高潮的到来。”

刘善本起义后，他的母亲、妻子、弟妹及幼小的女儿仍在上海，受到国民党宪兵的严密监控，最后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转道回四川老家。直到1950年1月，全家才在东北老航校团聚。

与刘善本同机到延安的10人，有4人不愿意留下来。中央军委根据“来去自由”的政策，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发足路费，并派人护送出延安。

刘善本到延安后，先是被八路军总部任命为航空教员，随后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办好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的指示，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之中。9月26日，他从延安出发，绕道跨海，经朝鲜平壤，历时4个多月，行程约两万里，战胜了千难万险，最后平安到达目的地——哈尔滨东安镇。他被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命为航空学校副校长。

航校刚成立，困难很多，航材设备奇缺。刘善本和战友们艰苦创业。没有空气压缩机，他就和大家一起排着队给飞机轮胎打气，每人100下，累得浑身出汗。没有教具，他自己动手设计做了测风盘、炸弹弹道模型。他还建议成立了领航班，自荐兼任领航班主任教官。

1947年11月，刘善本由副校长改任领航班主任，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决定。

1949年4月12日，刘善本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24日，毛泽东在北平宴请傅作义、刘善本等出席新政协的国民党起义人员。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刘善本在北平出席政协会议的同时，还要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训练。他是空中梯队第5分队分队长，分管领航保障等技术性工作，深感责任重大。每天从早忙到熄灯，甚至夜间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课目。那段时间，他消瘦了不少，别人劝他多休息一会儿，可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不要紧，任务紧迫啊！”

1949年10月1日下午4时35分，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以严整的队形，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飞过天安门。

当受阅机群一批批通过天安门上空时，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仰望着轰鸣而过的机群，频频挥手致意，露出了欢快的笑容。当3架C—46运输机通过天安门时，周恩来指着天空对毛泽东说：“领头的那一架大飞机是刘善本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刘善本历任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4混成旅副旅长、空军第4师师长、空军训练部第二副部长、空军学院（今空军指挥学院）领航系主任，1962年12月出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

1964年2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周恩来于4月2日签署命令，晋升刘善本为空军少将军衔。十年动乱期间，刘善本受到林彪、吴法宪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3月10日含冤去世，终年53岁。

1975年5月，毛泽东批示：“空军刘善本，海军陶勇、张学思三大冤案要平反。”同年10月14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空军领导说：“刘善本同志的骨灰盒就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对他的家属要照顾好。党委还要做出个决定发给部队。”为此，中共空军委员会给刘善本彻底平反昭雪。

杨宝庆驾驶C-46运输机起义时机舱装满银元

再说说杨宝庆。

作为副驾驶，杨宝庆与机长刘善本驾驶同一架C—46运输机，接受检阅。

杨宝庆也是一位具有传奇经历的起义飞行员。

杨宝庆是在妻儿已被国民党挟制到台湾的情况下驾机起义的——比别人多了一些曲折。

杨宝庆起义的飞机降落在唐山的河滩上时，运输机里竟装满了白花花的银元——比别人多了一些猜想。

开国大典后，杨宝庆机组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务——比别人多了一些神秘。

新中国第一批55名女飞行学员，杨宝庆是3名教官之一——比别人多了一些浪漫。

杨宝庆，1923年8月出生于冀中曲阳县的一个农民家里。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家人逃难到河南省西川县境内时，盘缠耗尽，无以为继。全家商定，留下杨宝庆和表姐及三婶，在西川谋活路，其余人“打道回府”返回曲阳。

在三婶一家的百般呵护下，杨宝庆总算没有辍学。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12）

1941年初中毕业后，杨宝庆报考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可三叔没有同意。兵荒马乱的，去当什么兵呢。哥哥把儿子托付给他，他肩上的责任重啊。杨宝庆没有同三叔争吵，他独自一人去了四川。

1942年底，杨宝庆听到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招生的消息后，不禁心潮澎湃，跃跃欲试。当空军是那时一件光荣而体面的事，驾着飞机“像鸟儿一样在蓝天飞翔”成了许多青年人的梦想。

真是天遂人愿。

杨宝庆果然考取了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他在昆明学习一段时间的英语后，便前往印度拉赫尔空军军官学校进行初级飞行训练。3个月后，杨宝庆又和其他中国飞行员一起赴美国重新学习驾驶初级教练机。

1944年初学成回国时，杨宝庆他们搭乘的是一艘小货船。岂料，在太平洋上被一艘日本驱逐艇盯上了，小货船不得不在赤道附近来来回回地穿梭了3个多月，在“迷魂阵”中才把日本人甩掉。最后，杨宝庆经由印度加尔各答，抵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分配在重庆中美混合团第3中队任少尉飞行员，驾驶B—25轰炸机，直接参与对日作战。

日本投降后，全国同胞欢欣鼓舞。杨宝庆满以为可以回家探亲了，看望分别多年的爸爸妈妈，感谢对他恩重如山的三叔三婶一家。可是，他的愿望没能实现。

1945年9月，杨宝庆被调到空运第10大队第102中队，改飞美国C—47型运输机，运送国民党军队和装备去东北，在四平、长春、沈阳等地机场频繁降落。杨宝庆没想到自己被国民党做了打内战的“工具”，一想起来就深感痛心。

1946年，英俊潇洒的杨宝庆与辅仁大学美丽大方的女学生刘敏璞踏入了婚姻的殿堂。次年，长子来到动荡的人间时，杨宝庆调到了北平。

蒋介石点起的战火，已经在东北、华东、华北、中原等地熊熊燃烧，且战局对他越来越不利，国民党政府已风雨飘摇，军队已捉襟见肘，他不得不准备“后路”。

1948年10月，国民党将空军飞行员们的家属送到了台湾，名为保护，实为挟制，为了让飞行员死心塌地的打内战。

杨宝庆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和亲属一起，来到了台湾嘉义机场，家尚未安置好，儿子又生病住院。杨宝庆不仅不能在身边照料，还被派往南京驻防，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穿梭运送兵员和物资，帮助国民党搞撤退。

对此，杨宝庆十分不满。

1949年2月18日，杨宝庆从太原被调到西安执行任务。在西安机场，他巧遇第20大队飞行员、同样执行飞行运输任务的姐夫赵连景。杨宝庆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心情和向往解放区的想法，并且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姐夫说：“国民党腐败无能，大势已去，你还是飞向解放区，去投奔共产党吧！你先走一步，我以后也会走这条路。”

经过一番权衡，杨宝庆终于下定了驾机起义的决心。他把身边的钱交给了姐夫，托他带给在台湾的家属，并告诉他：“如果自己不死，到了北平会通知你，请你及早把我妻子送出来。若遇不测，请将这些钱交给她做生活费。”

说干就干！

2月19日晚，夜幕笼罩着西安机场。

杨宝庆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锯子、钳子和手电筒进入停机坪。在一旁策应的赵连景告诉他：“在机场跑道的尽头，有1架第20大队的C—46型运输机，是从兰州飞来的。你就驾那架飞机走吧！”

杨宝庆点点头，大摇大摆地走进机场。接近飞机时，他动作麻利的闪到机腹下面，四周简单地查看了一下飞机后，便取下起落架上的轮档和机翼上的夹板、蒙布，直到用钳子扭断机舱的门锁，进入机舱，紧张的心情才稍稍安定。

紧接着，杨宝庆打开飞机上的各种开关，检查各种仪表工作是否正常，并检查了飞机油量，以确定着陆地点。根据油量计算，飞机完全可以抵达北平。

午夜两点，夜深人静。杨宝庆开动了飞机发动机，预热，滑动，起飞。等哨兵发现时，杨宝庆已驾机腾空而起，转眼飞进了云层。

杨宝庆在机场上空爬到一定高度后，直接向着北平的方向飞去。由于飞机在云层飞行，又没有航行图，杨宝庆驾驶的C—46飞机慢慢偏离了方向。

3个多小时后，杨宝庆开始下降高度。当他看清地面的城市不是北平而是唐山时，油料已经耗尽，飞机正在失去控制，直朝下坠落。

此时，天已黎明，杨宝庆依稀见到一片开阔的河滩，便决定在河滩上迫降。他放慢速度，把握机头，对准方向，冲了下去……凭着他的熟练技术，终于迫降成功，只是由于降落河滩时的冲击，磕落了他几颗门牙。

在半昏迷状态中，杨宝庆只想到一句话：“我可回家了！”

周围的老百姓发现一架国民党飞机从天而降，便纷纷跑过来，把飞机围了起来。见好半天没有动静，几个胆大的就爬上飞机，见驾驶员斜靠在座椅上，忙弄开驾驶舱门，将半昏迷中的杨宝庆扶下飞机。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13）

接着，这几个人又打开了机舱的舱门，顿时感觉眼前白光耀眼，再定睛瞧瞧……天啦！机舱里竟装满了银元！

天大亮时，人民解放军驻唐山部队的一位首长带着部队赶来，将杨宝庆送到开滦煤矿医院治疗。

不几天，杨宝庆真的到达了日夜思念的北平。

在南苑机场，杨宝庆又见到了在唐山营救过他的那位首长。首长惊奇地问：“这不是我们的飞行员吗！你开来的那架飞机上有好多银元，是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如果是，还可以归还给你！”

杨宝庆光明磊落，摇摇头笑着说：“钱不是我的，连飞机都不是我的！”

当时，国民党正向台湾转移各种财产，想不到这架装载重金的飞机竟然又奇迹般地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事后有人问，这满舱的银元到底是多少呢？美国C—46运输机的载重量是4630千克，或运载62名乘客。国民党政府1933年颁布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每枚银元总重为26.6971克，含纯银23.493448克。按此推算，“满舱”的银元当在17.34万枚左右。这可是国民党政府一笔不小的损失哩。

杨宝庆到北平后，即给在台湾的妻子发电报，问老二的病好了没有？妻子刘敏璞见是来自北平的电报，便知道丈夫已顺利到达了解放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她也开始谋划到北平与丈夫团圆的行动。

当时，国民党空军经常有从台湾到青岛运货的运输机，妻子刘敏璞通过杨宝庆的朋友，带着两个儿子和侄子共4人，乘坐运输机秘密来到了青岛，之后租用自行车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了已经解放的济南。

“我丈夫叫杨宝庆，是刚起义的飞行员！”刘敏璞走进济南军管会，开口就说。通过北平军管会，很快就在南苑机场找到了杨宝庆。

一个能干的女人！

1949年4月的一天，杨宝庆奔赴济南接妻子儿子到北平，一家人得以团圆。

几天之后，刘善本走进杨宝庆家，让他们到华北军区报到，夫妻两人就这样双双参加了人民空军。6月，杨宝庆赴东北老航校任飞行教员，妻子刘敏璞则留在航空处当会计。

8月，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空运分队成立，杨宝庆又驾机回到南苑机场，在此喜遇同是驾机起义的队友徐骏英、胡明涛等。

9月，杨宝庆所在的飞行队接到命令，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整个飞行队沸腾了，他们冒着身家性命的风险所期待的，不正是这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吗？

开国大典后，参加政协会议的委员们要返回各地。根据周恩来下达的任务，航空局安排杨宝庆执行迎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任务。邓小平、宋任穷、赛福鼎等，都曾乘坐过他驾驶的飞机。

1950年春，为支援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军康藏，杨宝庆奉命参加空运队执行空投任务，荣立二等功。

1951年11月，杨宝庆再次奉命调到牡丹江，作为3名教员之一，参与培训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次年3月8日上午10时左右，朱德、邓颖超、康克清等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观看女飞行员表演。只见女飞行员们驾驶6架“里—2”运输机，从西郊机场起飞，一架跟随一架，飞临北京上空。表演顺利结束后，朱德、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全体女飞行员，并讲话给女飞行员以鼓励。杨宝庆代表教员发言说：“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自己的女飞行员。作为带飞她们的教员，我感到无上光荣！”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全体女飞行员，杨宝庆有幸参加。

1956年，杨宝庆从空军某运输机师转业到四川省重工业厅工作。1963年调中国机电公司，1985年离休。妻子刘敏璞1954年转业到四川铁路工作，1970年去世。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用机徽的由来

在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17架飞机上，都喷涂上了一个明显的标志：镶嵌着金色“八一”红五星两侧，各有一条红色的横道，抬眼望去，仿佛在展翅飞翔。

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用机徽，首次公开亮相，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说起这个军用机徽，还有一段来历哩。

1949年4月23日，中央军委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并宴请军委航空局组织起来的飞行人员，包括集中到北平准备随大军南下的航空接收人员、东北老航校的干部和驾机起义人员，时任华北军区航空处航空科长的李裕有幸参加了接见。

第八章 飞机带弹行（14）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兴的告诉大家，中央军委正在绘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我们的军旗将在五星后面加上‘八一’二字，军旗已经定稿；我们的军徽，也将在五星内标上‘八一’二字，还在征求意见。”

接见回来，李裕深受启发。他结合自己在老航校工作的经历，开始考虑怎样绘制人民解放军军用飞机的机徽，并为此进行了必要的资料准备。

一个月之后，机徽设计组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方槐担任组长，李裕具体承办。“为什么选中我呢？”李裕认为，这大概与他设计过老航校毕业证书有关。简明、朴实、生动的老航校毕业证书，曾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东北老航校航空队的飞机，就绘有五角星标志。1945年底，航空队的1架教练机在承德降落，驻扎在机场的苏联红军看到五星，还以为是苏联自己的飞机，便开着车前来接人。当他们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是中国人时，一位苏联军官竟大发雷霆，责备中方不该乱用苏军的机徽。

到东北航校创建时，解放军飞机最初使用的仍然是国民党空军的青天白日机徽。那时，解放区、国统区犬牙交错，国民党空军飞机时常飞越解放区，而数量极为有限的解放军飞机也出入国统区。为了迷惑敌人，减少飞行国统区的危险，解放军飞机就用国民党空军机徽作掩护。

1946年底，东北老航校决定设计自己的机徽。机徽白底红星，红星中间涂以白色，再写上一个红色“中”字。1947年5月7日，东北民主联军还专门下发了《关于航校飞机标志的通知》。通知说：“我航校飞机，最近飞行经常来往于东安、千振之间，为便于识别，特制定以红五角星中间加‘中’字（全系红色）为该校飞机符号，希望我各部队注意识别，勿生误会，特此通知。”

李裕刚到东北老航校时，对这个机徽图案感到十分不理解。五角星被一个红圈紧紧圈住，五个角显得秃秃的。这是什么用意呢？校领导向他解释说：“我们的空军刚刚创建，首长指示要不露锋芒，卧薪尝胆打基础。”李裕这才明白了把棱角盖住的寓意。

李裕接受机徽设计的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在思考的过程中，他回顾了人民解放军军用机徽的演变过程，一个全新的机徽构图渐渐在脑海里形成——周恩来在接见时说，制定的“八一军旗”、“八一军徽”，都将出现“八一”字样。李裕把原航校机徽五角星中间的“中”字，换为“八一”二字，但这又与“八一军徽”太接近了，没有体现空军的特点。

时间不长，李裕设计出了第二稿。他在嵌有“八一”的红底黄边五角星两边，设计了羽翼，意为人民空军飞行员技艺高超，像鸟儿一样在空中自由翱翔。

征求意见时，飞行员们说，飞禽羽翼画的形象有余，庄严不足。方槐建议参考美军机徽样式，变具体形象为抽象化。

李裕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将两侧羽翼改为红底黄边的几何图形。

军委航空局同意了这个机徽方案，经局长常乾坤、政治委员王弼审定后，上报中央军委。

1949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专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机徽说明》，对机徽的图案和标绘位置作了规范：机徽五星边框、两翼边框、“八一”两字均为金黄色，五星和两翼内部均为红色，机徽可设置在垂尾两侧和左右上下翼面。

在设计机徽的同时，飞行服也进行了改革，由原来的日本式连身服，改为世界流行的夹克式。这种飞行服也沿用至今。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1）

毛泽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给了追随他南征北战的10位开国元勋。然而，仅有4位元帅簇拥着天安门城楼上的“红军之父”朱德。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少帅”林彪、“红四方面军旗帜”徐向前、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叶剑英，开国之时他们身在何处呢？

仅4位元帅簇拥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朱德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6年前的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里一致通过了国旗、国歌、纪年，以及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4项决议案。

历史老人又在6年后的这一天重逢。

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把新中国的最高军衔授予给了追随他南征北战的10位开国元勋：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然而，这10位开国元勋并没有都参加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仅4位元帅簇拥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朱德。

朱德登上古老的天安门城楼时，看不出他已年逾六旬，40年的军旅生涯（自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算起）使他充满青春的活力，暖暖的秋阳拥着他。

按照农历纪年，此刻正值阳月第一天的“日哺”之时。

中国独有的农历给每一个月都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十月是“太阳月”，也就是“阳月”。我们的祖先又把一天划分为12个时辰，下午3时至5时叫日哺。

总司令咧开他那张独有的大嘴乐了，农民（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一个佃农家庭）跟太阳的感情深啊。要不陕北农民歌唱自己的领袖怎么用“东方红太阳升”呢。

阳月、日哺与开国庆典也许是偶合，但人民共和国如旭日冉冉升起在世界的东方却是铁打的事实。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朱德暗暗运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摸摸装在衣兜里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面对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讲话，这对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红军总司令来说，虽说是第一次，但并不怯场。只是生性认真的朱德把这件事看得特重，生怕漏掉一个字。不过，朱德心里有底，万一念糟了个把字也不要紧。像作战方案一样，备有两套，双保险呢。城楼两侧的露天转播台上，有他事先录制的一盘钢丝录音带。

那是在开国大典前的几天。负责广场音响设备的黄云总工程师发现现场录音只限于天安门广场内，对于朱德去东长安街检阅受阅部队时的声音，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少了这段录音，开国阅兵的过程就不完整了。

事先录一次？工作人员急忙请示。

由于是开国第一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阅兵指挥所的请示，就有劳总司令预演一次。

预演在西郊机场举行。

那一天，在朱德站立的敞篷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板上装了一只小话筒，一根紫红的电线从话筒尾部拖下来，连接在车尾的喇叭上，喇叭口冲着后面的一辆采访车，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记者杨兆麟和黄云坐在车上，尾随其后。

预演开始，朱德的车缓缓前行。两边列队的年轻士兵大多没有亲眼见过总司令，都很激动。朱德也很兴奋，双方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假戏真做起来。总司令向士兵们高呼：“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同志们辛苦了！”大家齐声回答：“祝总司令身体健康！”“为人民服务！”

这些呼应的声音都被完整的录了下来。由于车速和时间都有严格规定，预演录音的长短同样经过了精确计算。录音带拿回去一放，出奇的成功，美中不足的是吉普车的引擎声也被同步录了下来。

录完阅兵式，细心的朱德又想起一个问题。“我在会上念的那个稿子，也录录吧？”

“不用，现场效果更好。”工作人员解释。

“还是录录吧，万一有个什么差子。”朱德坚持录一遍。于是，录音的杨兆麟来到朱德家中。

朱德家陈设十分简单，几把木椅，一个老式沙发前摆放着一张旧的黑漆面茶几，顺墙根立着几件零星家具。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2）

康克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也参加了开国大典。而此刻，她像家庭主妇一样为客人端上了茉莉花茶，屋内弥漫了淡淡的茉莉花香。

朱德站在屋子中间，戴一副浅色边的老花镜，两只手捏着两张油印的八开大纸，一字不差地念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这份命令言简意赅，是从秀才们撰写的各式命令稿样中综合提炼出来的。在命令原稿上有一句“原注”：此稿仅为各式稿样之一，最后采用稿由中共中央审定。第二天，命令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一版上。

杨兆麟去朱德家里录音时，同时也带去了这份命令稿样。

朱德没有见过原稿批阅件，上面也没有任何人的签字，他便问杨兆麟，周副主席看过吗？

杨兆麟告诉他，中央书记处的5位书记都传阅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画了圈。这份稿样最后传阅到周恩来那里，我来时专门去周恩来办公室取回的。

朱德对阅兵十分重视，曾先后多次到训练场看望受阅部队。他对指战员们说：“同志们，在开国大典上，你们的形象，就是中国军队的形象；你们的军姿，就是中国军队的风貌。希望你们努力训练，以良好的姿态展现在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面前。你们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的行为，将直接影响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形象。”

受阅部队在开国大典上的表现，令朱德十分满意，微笑始终挂在脸上。

朱德在开国大典宣读阅兵命令时，身边站着4位威武的军人，从右至左依次为：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

刘伯承，重庆开县人。被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称为“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人”，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军事理论造诣精深。1986年10月7日与世长辞，享年92岁。

贺龙，湖南桑植人。曾担任南昌起义军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新中国第一任体委主任。1969年6月11日去世，享年73岁。

陈毅，四川乐至人。唯一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红军长征时，他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1972年1月6日去世。他是毛泽东亲临吊唁的唯一元帅。

罗荣桓，湖南衡山人。被誉为“党内圣人”，是唯一上过大学、学历最高的元帅，也是仅有的“政工元帅”。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享年61岁。

朱德准备的录音没有用，实况转播的是他的现场声音。

6年之后，毛泽东把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给了朱德。

毛泽东指名“红军之父”朱德为十大元帅之首。

欢快的乐曲声中，深受全军尊敬和爱戴的“朱老总”第一个走向主席台，端端正正地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伸出双手接过毛泽东授予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会师的第一次握手开始，“朱毛红军”就成为当时中国黑暗世界中的“一把火”，是光明，是希望，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和旗帜，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漫漫征程上不可阻挡的铁流。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个个20世纪革命的“神话”在他们手中诞生……

朱德经常说：“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是相信毛主席的，一生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

毛泽东也时常提起：“朱毛是一起的，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

一位美国友人，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两个孪生的天才朱、毛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把朱毛看成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热烈的斗争的心……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毛泽东是智慧，是理论家，是‘主席’。朱德是心脏，是军队……这两个人，都是优质材料制成的……”

这位国际友人这样形容朱德：“身高大约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的容貌。”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3）

是的，朱德就是一位慈祥善良而又德高望重的老兵。那年在审查《南征北战》电影样片时，他看见那个可爱的小战士在炸毁国民党军坦克后牺牲了，当即就说，这么勇敢的小战士死了太可惜，把他改成负伤吧，让他在影片结尾同大家一起欢庆胜利。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0岁。

送灵那天，从北京医院出口到八宝山的公路两侧，挤满了戴黑纱白花的群众。朱德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骨灰盒编号101。

不朽的“红军之父”！

彭德怀挥师钳马（家军）打胡（宗南）兰州庆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他并没有出席这次重要会议，当然也就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人们亲切地称呼彭德怀为“彭总”。

彭总的一生，既波澜壮阔、风雷激荡，又曲折坎坷、令人叹惋。他曾对身边的人说过：“我一生有许多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彭总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的烈火熊熊燃烧之时，他当然没有时间去讲他的传奇故事。那开国大典时彭总身在何处呢？

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的彭德怀，1916年参加湘军，由战士一直干到团长。

12年后，他与滕代远等携手，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1团发动了平江起义，随后成立红五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

从此，彭德怀在民族革命与解放的广阔战场上，施展其雄才大略，由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横刀立马的大将军，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帅才。

1945年8月，彭德怀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两年后，他临危请命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担起了保卫延安的重任，并一直坐镇西北，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

1949年2月1日，收复延安后不久，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月上中旬，他赴西柏坡参加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奉毛泽东的指示，于月底到太原前线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司令部，一是接替患病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的总攻战斗；二是“带兵”入陕，参加解放大西北作战。

彭德怀挥师西北，战晋阳，得西安，钳马（家军）打胡（宗南），喋血陇东，会师张掖，解放兰州。

8月26日下午，彭德怀、张宗逊、甘泗淇等率第一野战军指挥机关进驻兰州，司令部设在“三爱堂”大院。

身在兰州的彭德怀，从收音机里领略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分享了新中国成立的喜悦。

10月4日，彭德怀从兰州来到酒泉——祁连山东麓戈壁滩上的一个有着美丽传说的地方，部署和平解放新疆事宜。

彭德怀返回北京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三个月。

五年之后，彭德怀走上中南海怀仁堂的主席台，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委任状，以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彭德怀位列十大元帅第二名。

彭德怀被称为“刚正敢言”的元帅。毛泽东曾称他是“张飞”，他也常以“张飞”自居。

彭德怀作战勇猛，连战场上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自从上了井冈山，“朱毛彭黄（公略）”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

长征时，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掩护红军主力左冲右突，连续越过敌人三道防线。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大战中，彭德怀亲自指挥两个团在前线作战，坚持3天3夜，保证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安全渡江。

遵义会议后，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运动战术，四渡赤水，率领红三军团，配合红一军团，一举攻占天险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出色完成长征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毛泽东十分振奋，挥笔写下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以示纪念。随后，彭德怀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山战役和山城堡战役，为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朝鲜战争中，彭德怀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位哲人说过：“性格决定命运。”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4）

彭德怀耿直、倔强的性格也决定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自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彭德怀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搬出中南海时，他主动上交了元帅服和3个一级勋章，在北京西郊一个叫“挂甲屯”的地方住了6年。正当他准备在西南“三线”建设作出成绩时，“文革”爆发，又让他备受摧残，致使半身瘫痪。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冤去世，享年76岁。

四年之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

1981年12月，彭德怀在狱中写下的“交代材料”公开出版，书名定为《彭德怀自述》，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发行量接近300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有的革命回忆录“畅销书”。

勇者无惧的彭大将军！

林彪坐镇汉口摆兵布阵对弈“小诸葛”（白崇禧）

开国大典时，远在汉口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年方42岁。

这位破产工厂主的儿子，参加南昌起义时还是一名连长。然而，仅仅过了5年，他就坐上了红一军团军团长的位子，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红一军团是红军历史上的一支主力部队。

年长林彪8岁的聂荣臻担任军团政治委员，直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取得平型关大捷后，他们两人才“各奔前程”。12年后，他们在平津战役中再度携手。

有人说，林彪瘦小的躯体中蕴藏着过人的计谋，打仗有一套一套的点子。

也有人说，林彪一旦进入临阵状态，就会将一切置之度外，对于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东西都漠然置之，兀坐着，或者如同梦游者一般来回踱步，脑海中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林彪打仗很独断，他经常直接指挥到师，特别是打运动战。重要战斗、重要方向，他有时还直接指挥到团。

当年“东总”和四野的秘书、参谋人员都说，林彪的电报，一般都是按先师后纵队（军）再兵团的顺序发出去。署名“林罗刘”、“林罗刘谭”、“林罗赵”，经常是电报发走了，再送给“罗刘”等看。衡宝战役后期，林彪病了，倒在床上指挥，电报记录完了，秘书代“林罗赵”签上名便发走了。

打下锦州时，有的师在哪儿，纵队不知道，林彪知道。有时兵团正在执行第一封电报指示，师里已经按照变更令的第二封电报行动了。

几位在黑土地上当过师长、政治委员的老人说，部队行军到达指定地域，第一件事就是向林彪报告当时的敌情。三下江南时，林彪要求20分钟内就得将下面的敌情报告给他。十几个师，到地方不过个把小时，情况通报就下来了。这就逼着你往前跑，不打官僚主义仗。一仗下来，林彪6小时内要简报，24小时要详报，逼着你总结经验教训，把你搞得紧紧张张的，脑子里一点空儿也没有。

林彪是个典型的什么事（除军事外）都不管不问的人。谁的军容风纪不整了，谁喝醉了，谁吵架了，他都好像没看见、没听见似的，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打胜仗。”

四平保卫战期间，警卫员坐在炕上擦枪，不小心走火了，一梭子子弹穿过窗户射出去，在场人的脸都吓白了，可正在屋内踱步的林彪，只“嗯”了一声，便又继续踱步起来。

在哈尔滨，一个警卫员大白天上街，枪叫人抢跑了，衣服扒得就剩一条裤头，窝窝囊囊哭着回来后，大家这个气呀就甭提了，只有林彪停止踱步，瞅瞅那个警卫员，又瞅瞅大家，那目光就像是不食人间香火似的，没有一点大惊小怪的意思。

林彪是一个统兵打仗的“怪才”。

国共大战一触即发，东北成为两军（也是两党）首要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共资深革命家陈云、彭真、罗荣桓、黄克诚、萧劲光以及高岗等云集东北，山东八路军、淮北新四军纷纷赶赴东北。派谁去统领这支“兵强将广”的“东北民主联军”？毛泽东首先想到了林彪，并赋予他指挥东北党、政、军全权。从此，一幕幕战争活剧在白山黑水间上演。

仅仅过了两年，东北战局就发生剧变。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5）

辽沈战役期间，林彪以牺牲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兵47万，52天解放东北全境。然后，指挥百万大军秘密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完成了平津战役。

北平和平解放后，东北野战军易名为第四野战军，参加了入城式。在1949年2月12日北平各界庆祝解放的大会上，林彪的画像曾被挂上天安门城楼，这是由北平国立艺专教职员工作团连夜赶制的。

在北平城内休整两个月后，林彪挥师南下，追歼白崇禧部队，解放华中地区。

第四野战军组团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林彪正忙着实施衡（阳）宝（庆）战役，根本脱不开身。他对站在一边的参谋处长苏静说，叫罗政委带队去开会吧。

当时，罗荣桓在天津养病。

在十大元帅中，有两位戴眼镜的书生，一位是因眼睛负伤致残的刘伯承，另一位就是四野政委罗荣桓。

罗荣桓自小酷爱学习，在湖南老家，至今还流传着他躺在树杈上看书，掉进池塘的故事。

四野进入北平后，罗荣桓又忙着去天津视察。他忘了他只有一只肾，还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后又确诊为肾癌。由于长期患病，手术后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终于有一天在与一位干部谈话时突然晕倒了。

中共中央特派医学专家黄树则前往天津为他诊断治疗。由黄捎去的毛泽东的亲笔信上说：“……不宜南下，可回北京治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四野代表团共13人。10名正式代表中，罗荣桓和钟赤兵是病残人员，曾泽生和张轸是起义将领。其余几名军以上干部大多是副职。总的看来，四野战斗部队的主官一个也没有去北平出席会议。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还剩下约160万兵力，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虽然无法从战略上构成有效防御，但局部兵力相对集中，还有残喘之力。

因此，对于四野来说，参加政协会议是次要的，主要是消灭白崇禧，解放大西南。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附录的战役要图上可以看出，横跨10月1日的战役有两个。一个是第三野战军一部与闽粤边部队共同发起的漳（州）厦（门）战役，另一个是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参加的衡宝战役。

当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时，第四野战军部队正炮声隆隆地向前推进。

苏静返回汉口后，向林彪汇报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情况。

“这回名字怎么排的？”屋里踱着步的林彪问苏静，其实他已从报纸上看到了会议公告。

“大概是按得票多少排的吧”。苏静含糊地回答。

全国政协会议，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在56位委员中，林彪排在第7位，前面6位分别是：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排在林彪后面的有彭德怀、刘伯承、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等。苏静也弄不清楚名字是如何排的，他猜也许是按得票多少吧。

林彪再没有多问。

林彪被授予元帅军衔时，年仅49岁，位列第三名。在十大元帅中年龄最小，被称为“少帅”。

1971年9月13日，66岁的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荒漠上。

中共中央将林彪开除出党，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

2001年，北京电视台拍《蒙古纪行》的电视片，曾专门到温都尔汗。他们的吉普车辛辛苦苦转了几十圈，就是找不到林彪摔机的地方。天快黑了，有两个骑摩托车的当地人路过，这才把他们带到坠机现场。30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来此扫墓，本来不大的墓堆早被风雨荡平，大块的飞机残骸已经散失。唯一与别处不一样的就是地面上有很多白色碎片，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飞机大火烧后的结晶。

黄克诚对林彪曾如此评价道：“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据我了解，毛泽东和朱总司令在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

可悲可叹的“少帅”！

患病中的徐向前携夫人黄杰疗养青岛海滨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6）

在第一野战军的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中，有贺龙，也有徐向前。但是，徐向前请了病假。10月1日，他与夫人黄杰正在青岛海滨治疗休息。

早在太原战役前夕（1948年8月），徐向前就感觉到身体状况不佳，胸部经常疼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只能勉强支撑工作。毛泽东非常关心徐向前的身体，多次来电叫他去后方休息一下。

这样，徐向前住进了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检查的结果不容乐观。旧病还在蔓延，消化和吸收能力极差，体质虚弱，急需静养一段时间。可战事如此繁忙，怎么可能安心休息呢？徐向前叹了一口气。

出院后，徐向前去西柏坡参加中央政治局的（1948年）“九月会议”。会议期间，徐向前向毛泽东汇报了太原战役的设想。然而，这些设想还未来得及全部付诸实践，他就病倒了。

徐向前的“病根”是肋膜炎。1944年7月，由于肋膜炎作祟，高烧不退，持续两个多月。虽然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但也没见明显好转，身体极度虚弱，“七大”也没能坚持参加。后来，由于战事频繁，治病的事就拖了下来。

“好人”、“老实人”，这是毛泽东对党内其他同志评价中并不多见的高度赞誉。然而，与毛泽东无论私交还是公谊均不深的徐向前，却常常得此“殊荣”。毛泽东是红一方面军的奠基人之一，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建者。

1901年，徐向前出生于山西五台县，与国民党军阀阎锡山的家仅一河之隔。尽管徐、阎同饮一河水，却是志向不同的两路人。

1924年，已是五台壮志中学附小教师的徐向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徐向前生性质朴，言语不多，在校长蒋介石眼里并不被看好。蒋介石每星期都要找十几名学生谈话，以便掌控学生的思想动态。别的学生都拣好听的说，滔滔不绝，徐向前是问一句答一句，答话没有问话多，没几句话就被撵了出来。蒋介石认为他不会有什么出息。

然而，徐向前毕业后不久就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让蒋介石大跌眼镜。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在黄埔军校“门口”闹起了革命。1929年在鄂东北创建苏区，同时参与创建了红四方面军。三年后，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率部西征，开辟川陕根据地。他如蛟龙出海，在鄂豫皖、在川陕边掀起了革命的波涛。

作为红军领袖，毛泽东为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更为有徐向前这样一位既手握重兵又深明大义的帅才而感奋。

那是1935年6月的一天。

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与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徐向前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毛泽东。

不久，这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就发生了红军是北上（毛泽东）还是南下（张国焘）的激烈争论。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处境艰难，不好明确表态。但他大局在胸，有很强的原则性，当他得知右路军部队欲追赶连夜北上的毛泽东部时，徐向前当即严厉制止：“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从而，不仅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更避免了一场血战和内讧。

一年后，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胜利会师。随后不久，由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几乎全军覆灭，遭到惨败。但西路军顽强抗敌、至死不屈的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给毛泽东留下了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

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装扮成算命先生跋涉数千里回到延安。毛泽东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赞扬了他的凛然正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回来就好，有了鸡就有蛋！”

当时，党内有人埋怨徐向前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一个光杆司令还回来干什么？毛泽东明确地对徐向前表态：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也是有许多复杂的原因造成的，给徐向前以极大的安慰和支持。

抗战爆发后，徐向前出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奉毛泽东命令，他随周恩来前往太原同阎锡山谈判，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解放战争中，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徐向前带病上前线，指挥了一系列漂亮、利落的城市攻坚战。两克运城、攻坚临汾，连战皆捷。毛泽东非常高兴，亲自拟电报表示祝贺。

在运城攻坚战中，徐向前向攻城部队发出了“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战斗命令。此后，这7个字就成了徐向前所部克敌制胜的名言。

徐向前认为，最后五分钟，往往是战役胜负的关键。这种时候，敌我双方多处于胶着状态，也最容易动摇军心，错过最后决战决胜的时机。因此，必须让我军的每个人牢牢记住，自己最困难最难熬的时候，也正是敌人最困难最难熬的时候。常?是自己因艰难困苦在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也恰恰是敌人对胜利已感到绝望的时候。此时此刻，谁能熬过最后五分钟，谁就拥有胜利。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7）

为了“坚持最后五分钟”，徐向前经常亲临前线指挥，身先士卒，有好几次差点去见了马克思。

一次，徐向前手握望远镜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一颗冷弹从衣袖里穿过，他以为是蹦起来的一粒小石头，随手挥了挥，嘴里说了句“讨嫌”，身子挪都没挪。

还有好几次——子弹穿过一堆麦秸，然后钻进他的棉衣里。子弹也曾跳过他，将身后的警卫员击毙倒地。

徐向前在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事儿不少，但却没能抵抗住身体的疾病。连续5年来，他备受疾病的折磨。指挥太原战役作战时，他中途就病倒了。

太原战役的“临门一脚”是彭德怀指挥的。太原战役总攻仅用了3天时间，歼灭国民党军13.8万余人。之后，彭德怀进军西北，带走了第18兵团和第19兵团。

想起西北，徐向前就想起了沾满西路军将士鲜血的“马家军”，两眼总是湿润的。连续多日，心潮涌动，夜不能寐。他为不能同彭德怀一起西征而遗憾，更为不能亲手消灭“马家军”，给西路军将士报仇雪恨而内疚。

参加太原战役的另一支部队——第20兵团则兵发大同。大同刚解放就奉命东进，转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秦皇岛一带布防。后来，第20兵团又以第67军步兵第199师为主，组建了开国大典的受阅步兵方队，接受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检阅。

尽管重病缠身，但徐向前仍然强支撑着坚持工作，继续履行着太原前委书记、太原市军管会主任的职责。

阎锡山经营山西38年。“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处世哲学，在阎锡山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五台人更是委以重任，难怪当地顺口溜说：“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

徐向前进太原后，街谈巷议很快就传出一句话：“阎锡山跑了，徐向前来了，五台人还是沾光。”

“共产党不是阎锡山，徐向前没有光可沾。”徐向前态度鲜明，讲原则不讲乡情，讲亲情不徇私情。

徐向前患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和休息，终于沉疴发作，病倒在床。1949年6月底，在夫人的陪同下，前往青岛治疗休养。

开国大典那天，徐向前携妻坐在青岛海滨的沙滩上，身旁摆放着在太原战役中缴获的一台老式收音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9天，徐向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实际上，徐向前并未到任。“总参谋长”的工作由副总参谋长（后为代总长）聂荣臻“代理”。

1950年5月，徐向前身体稍有好转，就从青岛回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第一次来北京，看到首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心中无比喜悦。

开完会后，徐向前回青岛继续养病。临行前，他深情地对聂荣臻说：“聂总，你辛苦了！”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海军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侵占了中国宝岛——台湾。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统率机关的总参谋部忙碌起来了，总参谋长徐向前更是无心养病。说来也怪。不知是战争在呼唤一个军事家，还是医生们的医术高明？反正徐向前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9月初，在青岛治疗休养14个月的徐向前，带着全家住到了北京。

1955年9月，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心脏停止跳动，享年89岁。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他的故乡五台县烈士陵园。

苦难相随的徐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聂荣臻忙碌于阅兵事务无暇登上天安门

开国大典那天，朱德宣读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时，聂荣臻没有同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一样站立在朱德身旁，当然也就不在那张历史性的照片里。

尽管新中国成立时，有近700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几乎都饰演观礼者或检阅者一个角色，唯独聂荣臻例外。

聂荣臻不仅是检阅者，还是阅兵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广场群众的召集、大典活动的安全，还有那4架带弹受阅的飞机，事事牵挂着他的心，他实在没有精力站在城楼前排，更没有心情去照相。

在这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近700人当中，聂荣臻是上天安门次数最多的1个人。自从担任阅兵总指挥、接任北京市市长以来，前后至少10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8）

作为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筹备开国大阅兵的日日夜夜里，事无巨细，大事小事，都考虑得非常细致，还亲临现场指挥天安门前的阅兵预演。

在一次在阅兵联席会上，聂荣臻问时任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参谋长李健：“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怎么办？骡马拉炮，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在检阅时马失前蹄怎么办？”

一连串的问题，令李健一时无法回答。

不能立即回答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李健回到部队后立即组织指战员召开了一次又一次“诸葛亮”会议，群策群力，研究解决的办法。

聂荣臻提出问题后还是放心不下，多次深入到受阅部队官兵中，主持召开座谈会议，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群众是最有实践经验、最有智慧的，许多问题他们都想出了妥善的解决办法。

指战员们出主意说：现在的马掌用的时间都长了，从关外走到了关内，大都已经磨光了，而天安门前又是青条石路，很平，很滑，马掌也就容易打滑，应当给马换上新掌，增加摩擦系数。即使万一打滑，驭手只要赶紧收缰绳，马稍往下一沉，就猛提绳子，帮助战马脱离失蹄状态。

骡马拉粪怎么办？官兵们认为这最简单，只要给骡马安上粪兜子就行了。

至于坦克熄火问题，恐怕要另想办法。

指战员们说，受阅的坦克都是在辽沈战役中缴获的，尽管说不上陈旧，但毕竟不是自己生产的，缺乏对装备性能的透彻了解。为了防止坦克途中熄火，阻塞道路，官兵们建议将坦克方队安排在队伍的最后接受检阅。这样，即使万一开不动了，但由于部队已在前面检阅完了，后面是花花绿绿的群众队伍，对阅兵式的影响也就不太大了。

9月25日午夜，北平的深秋透着寒意。

聂荣臻身穿大衣，早早地站在敞亮而寂静的天安门城楼上，全神贯注地观看进行初次合练的受阅部队，还不时对周围的同志交谈着受阅部队要注意的问题。

忽然，聂荣臻想到了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他威严的声音划破夜空，在受阅部队每一个人的耳边震荡：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发布一道死命令：正式受阅的那天，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要原地不动，下刀子也不能动！天安门广场30万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能做到吗？”

“能——做——到！”干脆、响亮、整齐的回答，山呼地动。

聂荣臻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

9月27日深夜，受阅部队又在天安门前进行了一次全程预演，整个过程顺利、安全。直到此时，聂荣臻的心里踏实多了。

10月1日10时，地面受阅部队各就各位，准备就绪。

1日12时，聂荣臻匆匆划拉了几口饭，就赶到东长安街检查受阅部队。当他看到万余名受阅指战员个个精神抖擞，弯弓待发，满意地笑了。他没有多的话嘱咐，他相信我们这些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将士。

1日14时整，聂荣臻独自一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10分钟后，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两人一同检查了城楼上的准备情况。

14时30分，聂荣臻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河西侧的阅兵指挥台，行使自己的职责。他让大家保持安静，请开国大典主持人林伯渠讲话。

毛泽东宣读完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聂荣臻已转移岗位，站在金水河南东华表下，恭迎阅兵司令员朱德。之后，陪同朱德，驱车去东长安街检阅地面受阅部队。

朱德返回天安门城楼，宣布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时，聂荣臻又回到了阅兵指挥台。

阅兵结束后，聂荣臻既没有出席北京饭店的宴会，也没有去观看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行，他实在是太劳累、太疲惫了，回到庆王府的寓所，上床就睡了，衣服也没有力气脱下。

聂荣臻始终是一个忙人。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又忙“两弹一星”，使中华民族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核力量。

1955年9月，聂荣臻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心脏停止跳动，享年93岁。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9）

聂荣臻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元帅，也是寿命最长的元帅。

按照聂荣臻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被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棵桧柏树下，树旁竖立一块汉白玉石碑，正面刻着聂荣臻80岁时写下的诗句“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背面刻着“聂荣臻骨灰撒放处”。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周围栽满了沙漠特有的胡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聂荣臻亲自选定的，现已发展成为闻名中外的“东风航天城”了。国产第一枚地地导弹（1960年11月5日）、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1966年10月27日）、“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返回式卫星（1975年11月26日）、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1980年5月18日）、“神舟”飞船系列（1999年11月20日始）等等，都从这里发射升空。

日理万机的聂荣臻！

叶剑英南下广州就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领袖群体里，人们没有见到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叶剑英的身影。

叶剑英在何处欢度开国大典呢？

其实，一个多月前，叶剑英就离开了北平。

8月14日，随着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的闭幕，叶剑英也结束了8个月的北平市长任期。他匆匆视察完新成立的南苑飞行队后，就离开北平南下，因雨冲垮了平汉铁路北段，便绕道徐州转郑州，经汉口、九江、南昌，于9月3日抵达江西赣州。

9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一则电讯稿：“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在电讯稿的最后，毛泽东还特别注明：“今晚12时前播出。”

电讯稿播出时，叶剑英已经坐在江西赣州的省立师范学校里了。他正在与原中共华南分局书记方方，以及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第二野战军第15兵团和两广纵队负责人陈赓、郭天明、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曾生、雷经天等人，研究解放广东问题。

自1931年11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叶剑英军事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前线率兵打仗，而是在后方总参谋部工作，军事参谋才能深受毛泽东的欣赏和器重。

叶剑英曾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愿意到战略区去“增长才干”，毛泽东也欣然同意，只是在等待时机。现在，东北、华中、华东、中原已无战事，仅剩下西北、西南和华南等几个地区没有解放。机不可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派叶剑英去华南“独当一面”，在解放广东、广西的舞台上施展才华。

10月1日这天，叶剑英在赣州度过。

中午刚过，叶剑英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对警卫员说：“把收音机调好，准备收听开国大典的广播。”

警卫员调着收音机，叶剑英则坐在旁边闭目养神。是在等待，是在休息，还是在思考？莫非是兼而有之。

叶剑英在等待。

新中国成立在即，他禁不住亢奋起来。多少年的烽火硝烟，多少次的出生入死，不论是在战场上率兵冲杀，还是在统帅部参与运筹，或是在谈判桌上舌战对手，不都是为了这一天吗？

叶剑英在休息。

南下40多天来，他没曾有个空闲。虽说人在赣州，但心却在两广。解放两广的部署、领导机构的组成、各级干部的配备，特别是解放广东的步骤、接收、管理及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等问题，他为此倾注了全部的智慧和心血，感到有些累了。

叶剑英在思考。

两天前的9月28日，他和陈赓联名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明确了迅速解放广东全境的任务。现在，部队准备得怎么样了？

收音机里传来《东方红》的乐曲，紧接着是播音员的声音：“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随着，传来了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叶剑英立马坐直身子，睁开微闭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收音机。

时间不长，收音机里就传出了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叶剑英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眼角也有些湿润了。

第十一章 寻觅十元帅（10）

随着播音员的实况转播，叶剑英的眼前掠过激动人心的一幕幕——

毛泽东摁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上升。

雄壮的国歌声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

朱德检阅部队，宣布人民解放军总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阅兵分列式开始……

两个半小时，叶剑英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收音机。他的心与天安门广场欢呼的人群一起跳动，与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群体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

借新中国成立的东风，广东战役进展顺利。10月14日，广州解放。16日，叶剑英离开赣州前往广州。

广东是叶剑英的家乡，是叶剑英“元帅之路”的起点，留下了他太多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1920年参加“援闽”粤军，追随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

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率兵护卫左右。

1924年参与筹办黄埔军校。

1926年参加北伐。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2月领导广州起义……

叶剑英的军旅生涯从广州起步，百战归来时主政广东，既有功成名就的喜悦，更有回报家乡父老的意愿。他从心底里感激毛泽东。

1954年10月，叶剑英奉调回北京中央军委工作。一个月后，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这一年的国庆节，叶剑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国庆5周年阅兵式。

5年前，叶剑英尽管没有出席天安门城楼的开国大典，但却是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委员。

北平和平解放后，叶剑英是第一任军管会主任、第一任市长。

1949年2月12日，北平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解放大会。20万各界人士在天安门聚会，是北平有史以来第一次。

叶剑英戴一副眼镜，穿一身棉军装，气度不凡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叶剑英1948年12月挑起北平市市长的担子时，北平还没有解放。

北平，在春秋战国时称“蓟”。明洪武元年改名为北平，明永乐元年叫北京，此后500年没有变动。1928年，国民党政府把北京又改为北平。

古老的北平，目睹了一代又一代王朝的治乱兴衰。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古都解放指日可待。这预示着北平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一样要发生新的重大转折。

接管工作与军事行动同时进行。

1948年l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保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宣布了北平市委及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命令：彭真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第一副书记；叶剑英兼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及北平市市长，徐冰为副市长；程子华为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当晚，市委带领接管人员从保定起程。临行前，毛泽东找彭真、叶剑英谈话，嘱咐说：“这次接管北平，影响中外，你们务必要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

北平接管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解放军的声望，也影响到全国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要在这样一座城市当父母官，对一直没有离开军事岗位的叶剑英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叶剑英天生不服输。十月革命的那一年，他考进云南讲武学堂。学堂里有一个精于劈刀术的日本教官，自吹全校无敌。

叶剑英不服气，苦练半年，终于有了一手精湛的劈刀术。毕业前夕，叶剑英主动提出比武，终于叫这个日本教官俯首称臣。

后来的事实证明，叶剑英主持的接管工作进行得顺利，完成得漂亮，赢得了北平各界市民的尊敬，众多市民希望新市长同他们一起分享古都的整洁和光明，分享新中国成立时的喜悦和幸福。

尽管开国大典时，作为北平市第一任市长的叶剑英未能亲临庆典现场，但北平的人民忘不了他在庆祝解放大会上那诗一般的讲话：“让我们在自由的天空，自由的城市里边，来庆祝北平人民自己伟大的胜利。北平人民不仅仅是第一次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而且北平的和平解决，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榜样。”

1955年9月，叶剑英被授予元帅军衔，以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出任国防部长。1976年10月，在粉碎?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使用，为人民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多谋善断的“叶参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