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帝国的崛起》 内容简介

- 《帝国的崛起》 目录

- 《帝国的崛起》 自序

- 《帝国的崛起》 永恒与辉煌背后

- 《帝国的崛起》 盛世中国

- 《帝国的崛起》 天下一统

- 《帝国的崛起》 再铸辉煌

- 《帝国的崛起》 肇造华夏

- 《帝国的崛起》 大禹治水

- 《帝国的崛起》 玄圭赐禹

- 《帝国的崛起》 禹伐三苗

- 《帝国的崛起》 刑名从商

- 《帝国的崛起》 殷革夏命

- 《帝国的崛起》 刑名从商

- 《帝国的崛起》 殷商文字

- 《帝国的崛起》 敬天保民

- 《帝国的崛起》 敬天保民

- 《帝国的崛起》 羑里之囚

- 《帝国的崛起》 武王克商

- 《帝国的崛起》 封建诸侯

- 《帝国的崛起》 三监之乱

- 《帝国的崛起》 敬天保民

- 《帝国的崛起》 千古一帝

- 《帝国的崛起》 春秋霸主

- 《帝国的崛起》 商鞅变法

- 《帝国的崛起》 合纵连横

- 《帝国的崛起》 长平之战

- 《帝国的崛起》 剪灭六国

- 《帝国的崛起》 千古一帝

- 《帝国的崛起》 大汉雄风

- 《帝国的崛起》 刘邦起义

- 《帝国的崛起》 西征入关

- 《帝国的崛起》 鸿门之宴

- 《帝国的崛起》 楚汉战争(1)

- 《帝国的崛起》 楚汉战争(2)

- 《帝国的崛起》 汉承秦制

- 《帝国的崛起》 文景之治

- 《帝国的崛起》 大汉雄风(1)

- 《帝国的崛起》 大汉雄风(2)

- 《帝国的崛起》 光武中兴

- 《帝国的崛起》 白衣贵胄

- 《帝国的崛起》 刘玄登基

- 《帝国的崛起》 昆阳大战

- 《帝国的崛起》 刘縯之死

- 《帝国的崛起》 北循河北(1)

- 《帝国的崛起》 北循河北(2)

- 《帝国的崛起》 重建汉朝

- 《帝国的崛起》 三马同槽

- 《帝国的崛起》 狼顾鹰视

- 《帝国的崛起》 知雄守雌

- 《帝国的崛起》 寿春之乱

- 《帝国的崛起》 司马双雄

- 《帝国的崛起》 建立晋朝

- 《帝国的崛起》 共治天下

- 《帝国的崛起》 永嘉之祸

- 《帝国的崛起》 牛继马后

- 《帝国的崛起》 弱主开国

- 《帝国的崛起》 新亭对泣

- 《帝国的崛起》 王敦乱晋

- 《帝国的崛起》 门阀世族

- 《帝国的崛起》 气吞万里

- 《帝国的崛起》 嗜赌成性

- 《帝国的崛起》 扬名立万

- 《帝国的崛起》 再造晋室

- 《帝国的崛起》 刘宋开国

- 《帝国的崛起》 肇基北朝

- 《帝国的崛起》 建国立制

- 《帝国的崛起》 死亡之陂

- 《帝国的崛起》 以夷入夏

- 《帝国的崛起》 死于非命

- 《帝国的崛起》 统一北方

《帝国的崛起》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解密性质的历史读本，它解析了中国古代20个王朝崛起的秘密，叙述和分析了中国四千年来王朝兴起的深层原因，以及统治者个人素质对王朝兴衰的潜在影响，于史有据。对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唤起国人持久的爱国心和强国意识。

中国历史的最大遗产，就是崇尚国家统一。纵观历史，大一统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即使是在割据分裂的状态下，如南北朝、宋辽金等，民心也是渴望统一的，中华民族可以接受不同族群的统治，但从来不接受分裂。国家只有实现统一，才是唯一强盛的基石。这对今天海峡两岸的政治状况，有着深刻的启迪和现实意义。

一个好的历史读本，应该是时代的呼唤和需要，来迎合民众心仪已久的“大国”梦。本书即提倡一种生活化的历史阅读，和历史阅读的生活化。

本书文辞优美，形象生动，图文并茂，融知识性、趣味性、大众性和文学性于一体，热爱文史的读者，一定会从中获益多多。

《帝国的崛起》 目录

序言

1．肇造华夏：大夏王朝崛起真相解密

圣贤时代大禹治水玄圭赐禹禹铸九鼎涂山之会

禹伐三苗夏朝建立

2．刑名从商：殷商王朝崛起真相解密

先商时代殷革夏命刑名从商殷商文字

3．敬天保民：西周王朝崛起真相解密

周道之兴羑里之囚武王克商封建诸侯三监之乱

敬天保民

4．千古一帝：大秦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秦人西迁春秋霸主商鞅变法合纵连横长平之战

谫灭六国千古一帝

5．大汉雄风：西汉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乡下痞子刘邦起义西征入关约法三章鸿门之宴

楚汉战争汉承秦制文景之治大汉雄风

6．光武中兴：东汉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绿林好汉白衣贵胄刘玄登基昆阳大战刘縯之死

北循河北重建汉朝

7．三马同槽：西晋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狼顾鹰视知雄守雌咸鱼翻身寿春之乱司马双雄

建立晋朝三国归晋

8．共治天下：东晋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永嘉之祸牛继马后弱主开国新亭对泣王敦乱晋

门阀政治

9．气吞万里：刘宋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刘裕出世嗜赌成性扬名立万再造晋室刘宋开国

10．肇基北朝：北魏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拓跋史迹建国立制死亡之陂以夷入夏死于非命

统一北方

11．轻取天下：大隋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为人龙颜矫诏辅政消灭异己禅让于隋开皇之治

统一全国

12．大唐雄风：大唐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关陇世族狱中定策太原起兵天纵英才兄弟争宠

宫闱惊变开疆拓土贞观之治从谏如流贞观遗风

开元盛世

13．风云帐下：后唐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独眼英雄风云帐下还矢太庙攻灭后梁

14．镔铁之坚：辽朝崛起真相解密

契丹八部耶律家族诸弟之乱宴会喋血契丹建国

攻灭渤海断腕太后争霸中原

15．黄袍加身：大宋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流落南北陈桥兵变仁德之君巧释兵权强干弱枝

统一南方

16．马啸北风：西夏崛起真相解密

党项之羌兄弟阋墙依辽和宋西夏建国宋夏之战

鼎足势成

17．太阳部落：大金政权崛起真相解密

函普时代头鱼宴会女真伐辽猛安谋克海上之盟

靖康之难入主中原

18．永恒之火：大元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蒙古史叙统一蒙古自将伐南西征灭夏联宋灭金

争夺汗位攻灭南宋行省制度

19．云起龙骧：大明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游方行童民不堪命云起龙骧争锋江南恢复中华

20．落日辉煌：大清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努尔哈赤建国立制传檄讨明宁远大战觊觎中原

宫闱秘辛铁骑入关康乾盛世

后记

《帝国的崛起》 自序

自序：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何以自宋消失？

纵观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十分重视武备的。国家的战备工作做得好，对于保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盛以及应对内忧外患都是十分必要的。

而宋朝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分水岭。

读史可知，中华民族原本也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汉唐的血液沸腾着激昂的睥睨一切的因素，至宋才戛然消失。

而唯有拥有汉唐魂魄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

秦王赢政就不用多叙述了，他似乎就是为战争而生的，挥手所向，天下靡定。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诸侯混战的局面，在广袤的疆域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从此揭开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垂天帷幕。

项羽平定河北，破釜沉舟，消灭号称“虎狼之师”的秦军主力，诸侯不敢仰而视之，皆膝行来见，何其雄也！

刘邦以一丘草民之身，提三尺剑，纵横中原，屡败屡战，终开汉朝400年基业。

文帝富有远略，虽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以怀柔为主，不轻启战衅。但他针对匈奴的战争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了对付匈奴骑兵，文帝不但鼓励民间养马，国家也在西北边境设立了36个牧马场，为的就是实现有朝一日不战则已、一战必亡匈奴的宏图大志。

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使“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不致中断。为后来武帝大规模北击匈奴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武帝是历史上最具雄才大略的伟大帝王，他继位后，改变文化政策，利用儒学敦化民风，同时采用法术、刑名巩固政府的权威，即所谓的“表儒里法”。又一改对匈奴妥协的政策，主动进攻。武帝是一个勇猛刚毅、具有持久开拓雄心和征服野心的人，绝不能容忍匈奴再踏入汉关半步，他要一削父祖几代人所受的鸟气。他毅然抛弃了行之近70年的和亲祖制，开动了整个国家的战争机器，全力出击匈奴！这一声巨吼，响彻了44年之久，匈奴从此全面衰落。

汉武帝王道霸道，交错为用。在对匈奴用兵的同时，还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把新疆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接着又平定了夜郎、南越，征服了闽越和东瓯政权，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个郡，分别置于汉帝国的直接管辖之下。汉武帝还派兵从海陆两道攻入朝鲜，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如此盖世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此被后人赞为“冠于百王”。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在武帝手中基本已勾勒成形。他第一次实现了汉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

武帝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致使民间尚武之风大盛，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公元前28年，北匈奴杀中国使节反叛，在危机情况下，副校尉陈汤不待皇帝指令，发兵征讨，认为“胡兵五个才能当汉兵一个。”以少胜多，大败匈奴军队，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汉人是多么威猛！胜利之后，陈汤又给汉元帝发去了那封流传千古、扬眉吐气的疏奏，其中“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辞壮语，成为激励汉民族血性的沸点。

突厥是唐朝最大的边患，贞观四年（630年）3月，太宗在做好战争准备后，派李靖、李勣率大军出击定襄，深入突厥，活捉颉利可汗，突厥部落遂四分五裂。拓边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唐朝的版图由此扩大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平定突厥之后，唐太宗再次远征，将吐谷浑纳入唐朝版图。而西域的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也相继降服，遂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这是唐朝继汉朝之后，再次对西域实行有效统治。后又大败吐蕃军。赞普松赞干布遂向唐太宗谢罪求和，请求和亲，唐太宗遂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唐与汉初的和亲不同，汉初与匈奴的和亲，有着太多的无奈与屈辱，而唐与吐蕃的和亲，则是一种强势之下的怀柔。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

贞观年间是唐朝拓边最猛烈的时期，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一个高度自信的时代，贞观之治的一大内容，就包括这种兼容并蓄的大唐雄风和气吞万里如虎的尚武精神。

武则天延续了贞观时期金戈铁马的尚武精神。面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武则天给予铁腕还击。她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打通了河西走廊，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又设置北庭都护府等，不但巩固了西北的边防，也打通了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使唐朝和中亚的贸易再度活跃起来。

汉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为强盛、辉煌的王朝，汉与唐相比，汉质胜于文，唐文胜于质。汉雄浑凝重，唐璀璨瑰丽。汉有壮男之质朴刚健，唐有贵妇之雍容华丽。汉气势恢弘；唐气象雄阔。大汉雄风、盛唐气象遂成为中华民族最引以为骄傲的民族性格和魂魄。

鲁迅在《坟》一文中，曾对汉唐精神赞扬有加，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至今读来，汉唐雄风，犹扑面而来。

岳飞为规复失地，高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其气吞山河之势，尤其令人振奋！这些无不显示出中华民族固有的尚武精神。

此后犹有明成祖六扫虏庭的雄风、郑和下南洋的开拓以及平定安南之乱的果断等，康熙为一代雄主，在他执政期间，平定了三藩之乱；统一了台湾；并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遏制了沙俄东扩的野心；平定了回疆、准噶尔等贵族的叛乱，强有力地巩固了全国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也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清朝版图最大时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

对尚武精神的鼓励和对武备的重视和整饬，不但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也会使得国家兴盛的局面得以长久保持。因此，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中华民族虽然历经劫难，但复兴汉唐魂魄总是那么令人津津乐道。尤其是近代百年中华民族受辱挨打的历史证明，丧失了民族的尚武精神，连自立都谈不上，何来复兴和辉煌？

那么，中华民族自汉唐以来固有的尚武精神，何以在宋代消失了？

探索这段历史很有必要。

凡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在建国之初，无不具有奔扬的气势和驰骛的精神。唯独赵匡胤因为是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的政权，怕有人见样学样，就一味推行“重文轻武”政策，解除将帅兵权。赵匡胤曾问陈抟老祖，何处可守？一个“守”字，就把激昂的汉唐精神推得远远的了，也奠定了国家政策的基本调子，就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而为了消弭文人们的独立精神，宋代特别重视科举，但又不像唐太宗那样自信，看到许多新取的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而是“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宋代的科举成了统治者培养顺民所实施的一种政治权术了。宋代的文人，也几乎都把“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了。在宋代，科举及第会无限荣光，会被皇帝在皇宫赐宴，也会帽插金花招摇过市，引得万人空巷。所以时人曾感慨：“纵将帅于万里之外破敌灭国，凯旋而归，所受奖赏也不过如此。”由此看来，宋朝的科举取士，已经不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了，而是对俯首帖耳读书人的高级奖赏了。

民如水，体制如器，统治者鼓励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和提倡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拥有什么样的灵魂。如统治者战争意志坚强，自然就会激起民族潜藏已久的血性。宋代“重文轻武”，此时的儒士文人，也便没有了战国前期高蹈扬厉、独立思考的个性，而逐步沦为求仕、做官的食禄之徒，整个社会便弥漫着文弱之气。

更糟糕的是，此时的儒家文化也发展到了极致，盛极而衰。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理学，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一切社会规则更加精细化和制度化。人们只能循规蹈矩，亦步亦趋，不敢有丝毫的创新。整个社会思潮趋向保守和僵化，社会成消极封闭状态，与盛唐的开放自信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朱熹的理学思想此后统治中国社会长达700多年，直到清末。

元时矫枉过正，把知识分子从天上踩到地下，八娼、九儒、十丐，此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连娼妓也不如，仅比乞丐强点。斯文扫地，以此为甚。明清时期，虽为知识分子广开仕进之门，但却大兴文字狱，以形式重于内容的八股文取士。儒家思想中闪光的东西被一步步阉割殆尽，完全成了统治的工具了。整个社会固步自封，积重难返，社会死气沉沉，毫无活力，而统治者还沾沾自喜地以天朝心态自居，真是可悲、可叹、可恨。

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优秀代言人，宋元明清以不同的方式钳制、糟蹋儒家文化，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使他们失去独立的社会地位，也就没有了独立的人格，整个民族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思考了。他们的骨子里涵蓄了太多的柔媚，陶醉于诗酒风月之中，也便没有了“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的奔赴疆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汉唐以来的尚武风气，从此消失。变成了浑浑噩噩，不知进取的一群人，何来血性？也就没有了汉唐时代的知识分子，常以到边疆建功立业为荣耀的自觉意识和责任了。

汉唐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时代，汉唐精神之所以被后人仰慕和颂扬，主要是多种文化的交汇、融合、发展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爆发出的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汉代进入全面开拓时期，武帝“表儒里法”，兼容并蓄，气势恢弘。而隋重新实现了的政治统一，则也是经过?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几度整合的结果。唐代则更是借助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以汉文化为主的胡汉文化，再一次彰显出勃勃的生机和阔大的气象，促成了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而唐以前中国社会尚武的精神，却在宋以后，由于对儒家文化的单一性选择和推崇，没有了包容性，尤其元明清时代，甚至摒弃了儒学中闪光的东西，而把落后的一面发挥到极致，这就使得整个社会逐步消弭了进取的精神和意志。近代中国的落后与挨打，与此不无关系。

由以上原因分析得知，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闻战必惧，鲜有胜仗，不仅对自身的命运产生了怀疑，民族的自信心也大为受挫。自宋以来堆积在中国人心中孱弱的意识，使得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近代大半个世纪里，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去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经过近代各种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思潮的洗礼，才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五四新文化。它在唤醒民族意识的同时，也激起了潜藏已久的民族血性。如果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取得了民族独立的话，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奠定了中国大国的地位。它所激发出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巨大动力，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因为只有战胜一个大国，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大国。

正如前面所言，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尚武精神的鼓励和对武备的重视和整饬，不但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也会使得国家兴盛的局面得以长久保持。

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吧，唯如此，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再次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

《帝国的崛起》 永恒与辉煌背后

序：在千年的永恒与辉煌背后

彭勇

史学是一个民族文明与道德的基石。

没有历史感的民族，就不会有蕴藉深厚的文化积淀，不可能有源远流长的文脉传承，也不可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敬重历史，敬畏历史，不仅透视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也展示着一个民族应有的襟怀。我们的祖先，有很好的记史传统，留下了一部部传之不朽的壮丽史卷，记录了完整、客观和经得起考证的数千年文明史。发散于历史册页中的，是永远进取、不畏艰险、包容豁达的精神气度和悲悯情怀。认真对待历史，总结、分析尤其是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中解读出中华民族千年的辉煌与忧伤，以培养我们民族的自信心，此其时也。认识历史、立足现实，才能开创未来，中国的强盛，就是在继承前人的智慧和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开始的，我们的文明，才有今日之盛；我们的社会，才有今日之繁荣。

《帝国的崛起》 盛世中国

一盛世中国

纵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风云画卷，无数波澜壮阔的英雄诗剧在纵笔抒写着江山豪情。数风流人物，不外两种，一为时势所造的英雄，二为造时势的英雄，二者相侔并举。然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位哲人说过：“一个强大的时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凄怨的灵魂”，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切帝国盛衰的宿命与忧伤。

历史上，不少开国帝王，在登上皇帝宝座后，大都能够顺应社会人心思治、渴望铸剑为犁的愿望，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天下也由此呈现粗安的景象，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繁荣稳定创造了条件。然而，却有一部分帝王小富即安，天下初定，便以为大功告成，很快失去了高蹈扬厉的精神和气度，放纵权利，私欲膨胀，忘乎所以地品尝起荣华富贵的醇醪来。

晋武帝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帝王，他创下了继秦始皇、汉高祖之后，第三个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凭借着祖宗遗留下来的家业以及个人的努力，终得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可惜他在统一之后，“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便陶醉在“天人之功成矣”的虚幻中，丧失了励精图治的意识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沉迷于荒淫无度的宫廷生活中，致使晋朝奢侈腐败之风大盛，整个王朝都浸润其中不能自拔。短暂的统一很快为长久的分裂所替代。

后唐庄宗李存勖，初以完成父亲交给的三支箭为己任。他意气风发，浴血北部中国，每战必胜，一路高奏凯旋歌。最终，他用木匣装着仇人的首级，祭献于家庙，自以为完成了父亲的心愿。此后的李存勖却判若两人，前期是那么英武有为，纵横天下，后期却不思进取。建立后唐后的李存勖最终因对音乐和戏剧的痴迷而亡身失国，死于伶人之手。不能不让人喟叹历史的无情！

而与这些小富即安、志得意满的开国之君不同的是，凡历史上的有为之君，无不具有浓厚的危机意识和进取精神，他们在登上皇帝宝座后，如履薄冰，励精图治，像登基一样勤于政事。他们改革弊政，及时调整统治政策，使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把中华帝国的繁荣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皇帝，他目睹了群雄推翻秦朝的强大力量，秦因暴政而亡的前车之鉴，所以在制定政策时注重立足于社会现实，为政温和，采用黄老的清净无为的宽松政策，与民休息，缓解紧张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其次，匈奴自秦以来就是中国北方的严重边患，为保证百姓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汉高祖采用“和亲”策略，出嫁公主，赠送丝绸、粮食等物品，与匈奴单于约为兄弟，汉、匈之间暂时出现了和平。

西汉文帝、景帝相继即位后，继续实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在汉初70年左右的时间里，政治稳定，经济上始终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据《汉书&#8226;食货志》记载：到了景帝后期，汉王朝国库里的钱多得堆积如山，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太仓里的粮食也由于陈陈相因，以至腐烂不能吃了。历史上把文帝和景帝父子执政时期呈现出的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誉为“文景之治”。

光武帝刘秀才兼文武，在位期间，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安定民生。他释放奴婢、刑徒，使流民返回农村，安居乐业；他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民间渐富；他抑制豪强，维护皇权；他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提倡节俭，官场风气为之一变。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战争留下的创伤很快得到医治，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东汉的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也奠定了东汉前期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光武帝北击匈奴，安抚边裔部族，重建大汉雄风，使东汉王朝达到极盛，史称“光武中兴”。

隋文帝结束了三百年南北分裂局面之后，深知江山得之不易，故为政常有惊惕之心，简朴为民，励精图治。隋朝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迅速强盛起来。他不仅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还开创了盛世之局——“开皇之治”。据《通典&#8226;食货典》记载，隋朝在西京有太仓，在东京有含嘉仓和洛口仓，在华州有永丰仓，在陕州有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从京城到各个州的仓库里的布帛有数千万匹之多，这种情况自秦汉魏晋以来从没有过，隋朝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社会繁荣，民间多财，甲兵精锐，人人艳羡的世界一流富国。

唐太宗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失民心，在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此，他勤于政事，宵衣旰食，日日与文武大臣讨论国是，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虽然在李世民当政时期，唐帝国已成为世界强国，繁荣和富庶。但李世民是深具危机意识的一代帝王，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常居安思危，提醒自己“水?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不能重蹈隋王朝的覆辙。所以，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采取了符合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积极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至唐代中期，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她前后执政长达半个世纪，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里，不计门第，破格选用人才；她奖励农桑，发展经济。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增加很快。到武则天执政的最后一年，全国户数已达615万户，比唐初几乎翻了一番，社会经济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与发展。对此陈寅恪先生有高度评价，“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大也。”至唐玄宗执政前期，励精图治，一心想恢复唐太宗的事业。他实行的一系列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社会经济达到盛唐顶峰，出现了杜甫所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开元盛世。

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在建国之初，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景象。洪武中期，有一首流传于江西的民谣，描述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景象说：“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清康熙帝说：“朕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并为明孝陵题词曰：“治隆唐宋”。正是由于明太祖的努力，经过成祖和仁宣二帝的努力，弼成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太平盛世。

康熙皇帝是康乾盛世的奠基者，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他奖励垦荒，宣布原明藩王的土地归现耕种人所有；他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表现出的雄才大略，与汉武帝、唐太宗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康熙为清王朝的统治和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时代巨变，遍地枭雄。在无数英雄崛起的身影背后，造就了盛世中国，大汉、盛唐和大元，开放的明朝和广袤的大清所体现的坚毅与详和，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由弱到强的历史，是一部在变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突破的历史。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总是能在挑战极限的过程中，站在前人智慧的肩膀上，突破时空的局限，在前朝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帝国，而帝国的基础则是民心所向。中国历来的民心，又都是以国家的大一统为最终旨归。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因此无不以统一为己任。

《帝国的崛起》 天下一统

二天下一统

中国的历史，分分合合，天下一统始终是发展的主旋律。这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决定的，它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政治关怀。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以儒学为主旨构筑的，而“大一统”思想就是其核心之一。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先进社会思想，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国家前途的思维模式，也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解决天下问题的崇高政治理想。

历代有作为的君臣士夫，都把国家的统一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奠定中国文化千年根基的、先秦时期的三个大儒孔子、孟子、荀子，都是极力倡导“大一统”思想的先驱。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为了实现天下一统的“王道秩序”，他不辞辛劳，奔走于各国，虽“岌岌如丧家之犬”，四处碰壁，其犹未悔。大致形成于孔子同时期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把春秋时期广泛流传的、针贬幽王之后的乱世、呼唤统一的诗歌《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收入其中，以寄托人们的家国理想。孟子则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抒胸臆：“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反应当时人民渴望统一的强烈愿望。孟子成为孔子之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代言人，使之成为一代显学。荀子更是倡导“一统”思想，他说：“四海之内若一家”，“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这些圣贤先哲都把追求天下一统作为自己实现天下大同理想的政治基础。

汉武帝明确提出以儒治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从此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主导性统治思想，民间的意识被统一到儒学上来，儒学是社会伦理的不二标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准则。自然，孔子首创的“大一统”思想，便浸润而为汉民族文化血脉中最澎湃的涛声了。它不仅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也推动着中国历史的波浪式发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遂成为历代中国人最珍视的格言和国难当头时的怒吼与最慷慨悲歌的誓词了。

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都把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鞠躬尽瘁，马革裹尸。特别是在国家被欺辱和长久分裂之后，这种“大一统”的理想尤为激昂，对国家政治命运的关心尤为强烈，对寻求国家兴旺发达的途径尤为执著。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先秦时代起，虽然“大一统”的概念就基本确定，但其内容不单单是实现国家的统一问题，还包括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等诸多方面。

因此，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往往以其在祖国统一过程中的作用来作为最高的评判标准。

抗击匈奴的霍去病，一生四战匈奴，开拓了河西走廊，战功赫赫。虽然他一生短暂，死时年仅23岁，但他留下了激动人心的千古名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至今听来，犹叫人热血沸腾。读史至此，你不能不为这位民族的精英献上最美的颂词。

东晋的祖逖，力主北伐，收复失地，完成统一。他多次大败石勒军，尽复黄河以南全部失地。但东晋王朝的统治者司马睿和王导，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致力于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上。至于北伐收复失地，往往置若罔闻，为此祖逖忧愤而死。人们在为祖逖惋惜的同时，也对司马睿与王导二人嗤之以鼻。

与此类似的是宋武帝刘裕，“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成功地阻止了北魏的扩张，夺取了北方广大地域以及长安、洛阳两大古都，统一中国的曙光马上就要出现了。但是，刘裕却没有乘胜追击，而是一心一意想着篡位。刘裕的北伐，只是为了自己代晋自立猎取声望而已。刘裕遂成为千百年以来人们所腹诽不断的人物。

而南北朝时期有志于统一中国的前秦皇帝苻坚，虽然在淝水之战中失败，在撤军途中又被部将所杀，但作为失败的英雄依然博得后世的尊重和钦佩。其原因就在于他把追求国家的统一、结束分裂局面当作自己毕生的理想。

其他如后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这些追求“大一统”而未能成功的人，也同样得到了人们的肯定，赢得了人们的口碑。因为他们心怀“大一统”的信念，并勇敢地去实践这种理想，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或出师未捷身先死，或时不我与，最后没有成功，仍然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他们都曾在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尝试过、付出过。

对完成了大一统的帝王或开疆拓土的帝王，如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隋文帝、唐太祖、元世祖、明成祖和清圣祖等，无不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史书也不吝誉词。相反，对于那些阻扰、破坏和不积极推动“大一统”步伐的人物，历史都给予无情的鞭挞，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似乎也不能泄其愤。这方面典型的历史事例，如南宋高宗赵构与秦桧，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力主北伐、收复中原的抗金名将岳飞，阻扰国家的统一，成为千古罪人，被历史唾骂。而毕生推动统一的岳飞，因此被冠以民族英雄，受到万古敬仰；还有郑成功与郑经父子，郑成功抗清复明，顺应时势，虽败犹荣，仍被赞为民族英雄。而郑经在国家统一的大趋势下，昧于时事，企图“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走分裂之路，因而成为欺祖叛国的罪人。由对郑氏父子两人的不同评价，可看清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在国人心中的地位。民族的大义，就是称量个人道德与品格的衡器，任何人含糊不得。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尽管史学界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分裂与统一的时间及其标准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普遍的共识却是：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发展主流，即使是在割据分裂的状态下，如南北朝、宋辽金等，民心也是渴望统一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念从来就不曾泯灭过，华夏文化认同和共主中原成为分裂时期追求大一统的不变理念。当年杨坚之所以能很快结束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除了他的英武、陈朝的腐败外，统一实乃大势所趋。晋朝郭璞曾经有过预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这信念就像一股强心剂，使隋军文武，皆怀必克之信心，江河两岸，百姓翘首以待。

这就是儒家文化的韧性和魅力，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有学者称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思想的最大遗产就是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精神，它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亿万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和强国意识，它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也由此促成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散而神不散的大融合的格局与气派。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精神纽带。

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向心力、聚合力不断增强的历史。尤其是在近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纽带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充分的发挥，经受住了考验。中华民族终于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以强国的姿态、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巨人般迈向未来的步伐赢得世界的尊敬。

《帝国的崛起》 再铸辉煌

三再铸辉煌

大一统之后，往往伴随着盛世的出现。

中国传统社会几个著名的盛世，如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明朝的“永宣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在版图确定的前提下出现的。因此，历史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统一是实现民族富强、经济繁荣的保障。

传统中的盛世大多集中出现在某个统一王朝建立的初期或前期。这是因为，新王朝的建立者目睹或参与了推翻旧王朝的战争，痛感民力不可欺，民心不可违，如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和玄烨等，因此，他们在充分吸取前朝覆亡教训的基础上，及时地调整政策，革新政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因而使社会经济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终达于盛世。

我们知道，所谓的“盛世”，就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把社会安定，人口众多，国富民足，经济领先于世界，文化发达的宋朝也称之为盛世呢？显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盛世还有其他的标准。中国人的盛世情怀，不但表现在文治方面，还表现在武功方面。文治武功，是盛世的双翼，缺一都会失重。宋朝富而不强，一个庞大的经济巨人，外患不除，苟且隐忍，冲淡了国人的自信与豪情。因此，也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不可能出现盛世。

国泰则民安。汉朝文景二帝和隋唐时期针对边地敌对政权制定了适当的政策，明成祖六扫虏庭、郑和下南洋、平定安南之乱等，以及康乾二部在平定边地叛乱和外敌入侵方面都体现了强劲的国防实力。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尚武精神的鼓励和对武备的重视和整饬，不但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也会使得国家兴盛的局面得以长久保持。

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盛世缔造不易，却失之简单。文景之治后，汉武帝穷兵黩武，国力渐衰，“开元盛世”之余便是“安史之乱”，“永宣之治”不过十余年后，便有“土木之变”的爆发，而清朝统治者还陶醉在康乾盛世的美梦里便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无所适从。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闻战必惧，鲜有胜仗，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怀疑，民族的自信心也大为受挫。近代大半个世纪里，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去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经历各种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思潮的洗礼，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五四新文化。它在唤醒民族意识的同时，也激起了潜藏已久的民族血性。如果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取得了民族独立的话，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它所激发出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巨大动力，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政治清明，经济腾飞，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国防强大，中华崛起指日可待！

《帝国的崛起——中国20王朝崛起真相解密》一书，解析了我国古代20个王朝崛起的历程，叙述和分析了中国几千年来王朝兴起的深层原因以及统治者个人的素质对王朝兴衰的潜在影响，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旁征博引；对重大历史事件有关问题的判断和评价，也持论公正，不无道理。对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培养中国人持久的爱国心和强国意识。因为只有爱国之心才有历史的归属感，文化的归属感。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历史与自己无关。柯林武德说：“历史就是思想史，史学所要发见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时间，而是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对于历史的永恒期待和对未来光荣与梦想的追求，是提高我们基本史学素养的动力与途径，也是建构文明与道德的基石。遥远的文明是如此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了传递这种温暖，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历史读本，来大力提倡一种生活化的历史阅读和历史阅读的生活化。

与杨府先生结缘是因为几年前《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的编纂，在交往中了解到他是一位勤奋刻苦的学者型作家，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特别是宫廷史情有独钟。杨先生既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又有丰厚的历史积累，他很注意文章的布局谋篇，对多种资料的选择和剪裁匠心独运，或文或史，不拘形式。《帝国的崛起——中国20王朝崛起真相解密》一书，可以看作是《天朝落日》一书的延伸阅读。全书语言优美流畅，富有激情，相信热爱文史的读者一定会从中有不少启迪和收获的。

（彭勇 历史学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天朝落日》主编）

《帝国的崛起》 肇造华夏

肇造华夏：大夏王朝崛起真相解密

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若论其有明白著录而可信者，盖自公元前2062年前后夏禹建国始。夏本是一个古老的部族，相传是由包括夏在内的十多个部落联合发展而成，与古代其他部落交错散居于中国境内。上古社会基本处于一个自然和谐状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充满着和谐的音符。人们衣食无忧，生活简单而满足，以和为贵，谦让为上，君子不党，小人不争。这些，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和谐社会。所以，我国传统上把尧、舜、禹时期美称为“圣贤”时代。然而，如此静穆之景，却被一场巨大的自然灾难破坏了，这就是世界范围内史前民族传说中的洪水泛滥。人类为了生存，开始与灾难斗争，到唐尧、虞舜时期，有崇氏部落的首领禹最终平治了水患。他也因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夏（今河南登封县东），称夏后氏。后来舜还把帝位传给了他。禹是中国人熟知的一位治水英雄，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虽贵为天子，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是帝王君主制度下的君主典范。夏禹死后，其子启打破禅让制而即位，开君主世袭之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立国400多年，共传14代、17王。

圣贤时代

黄帝以后，在我国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几位杰出的部落联盟领袖，他们就是尧、舜、禹。尧部落的发祥地在今山西汾水流域；舜部落居于今河南北部和中部；禹的先代，最早居于河套一带，禹时迁徙到今河南西部。据历史记载，尧又称陶唐氏，故称唐尧，舜是有虞氏的成员，故称虞舜，禹是夏后氏人，称为夏禹。陶唐、有虞、夏后都是他们氏族或部落的名称。

尧、舜、禹时代，中华文明进一步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帝尧时代，社会秩序井然，农、工、牧以及法律、音乐、教育等，都已有专门的管理者了，这些人都是所属行业的专家。比如后稷，是尧的农师，“播时百谷”，教给人民耕作方法，“民皆法则之，天下得其利”。后稷因之被后人尊为“农神”。尧的乐官叫做夔，史载只有一只脚，但却是音乐天才，能仿效山川溪谷的声音，据此创作了一支乐曲《大章》。人们听了这乐曲，浮躁的心都会平和下来，减少了许多无谓争端。《大章》也就成了我国有史料记载的第一首乐曲了。

因为尧、舜、禹的品德好，原始社会出现了少有的安宁和太平景象。后人追述那时的世道说：“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而尧、舜、禹最为人们所羡称的事迹，就是“禅让”，即主动把帝位让给贤德之人。这实际上是原始社会的一种部落首领的民主选举制度。

关于“禅让”的具体过程，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有一段扼要的叙述：

据说，尧在帝位，咨询四岳，四岳推举虞舜做继位人，并且让舜摄位行政，代替他行使管理“天下”的职责。尧帝死后，舜为了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继位，就主动离开都城，回避到南河之南。但是，无论是朝拜天子的诸侯，还是诉讼的诸侯，都不去见丹朱而去见舜，就连讴歌者也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说“这是天意”，于是继承了帝位。舜在位时，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治水有功的禹来摄行政事。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依据氏族传统，众举皋陶做继位人。皋陶死，又举皋陶子伯益做继位人。但禹死后，子启夺伯益位而自立，“禅让”制度从此废弃。

“禅让”的故事，最早出自《尚书&#8226;尧典》篇，它客观地反映了尧舜时代部落联盟民主制的良好的政治风尚。多数史家们认为，“禅让”是周朝史官掇拾传闻，组成有系统的记录，是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史实。考诸后来进入中原的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等族史实，在部落联盟时期，推行的无不是这种制度。

尧舜禹禅让的事，遂成为后世儒家着意美化的最高道德风范。

据《韩非子》等先秦典籍记载，在舜时，国家雏形已经出现，舜把所管辖范围按地区划分12个州牧进行管理，打破了以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每州的首领称为牧。同时，舜还在联盟中央设“九官”，向黎民百姓征收贡赋。且在尧时刑法的基础上，宣布了五种刑法，即墨（脸刺字）、劓（割鼻）、剩（残足）、宫（阉割）、大辟（杀头），还规定可以酌情赦免，用鞭打或金钱代替。这一切，无不标志着国家雏形已经出现，中原各部落已先后进入了阶级社会。

禹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圣贤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禹的时代比舜更前进了一步，饮食器不仅外面涂漆，里面还涂了红。禹十分重视祭祀鬼神，对于祭扫时穿的礼服礼冠很是讲究，与一般居民有较大区别，已显示出高低贵贱?分。“大禹治水”的成功，更使黄河中下游一带形成了一个先进的经济共同体的雏形。

在尧舜禹时期，黄河流域已基本形成了以黄帝族、炎帝族为主，以东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三位古帝还曾多次与南方的九黎三苗族发生战争。

《帝国的崛起》 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

许多古老民族都有着相同的传说，即远古曾发生过一次大洪水。但惟独在中国神话里，大禹把洪水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就是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意义。关于大禹治水的功绩，无论史书还是民间都有大量的记载和传说。远在春秋时，人们就感慨说，如果没有大禹治水，我们早成鱼鳖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吟道：“洪水茫茫，禹敷土下方。”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也赞美说：“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铜器铭文里更是肯定禹是平水土、定九州的人。足见大禹治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悠久很普遍的神话传说。

传说上古时代，天地茫茫，洪水肆虐，人民饱受海浸水淹之苦。原始居民的哭声惊扰着尧帝那颗仁慈的心，尧帝日夜忧惧。四方的部落首领们，一致向尧推荐鲧去治水。

鲧是有崇氏部落的首领，古书上记载鲧号“崇伯”，住在嵩山，即现在的河南登封市境内。鲧在建筑方面有才能，他受命治理水患，使用堵塞河道、修筑堤防的办法治水，想把洪水围起来。结果警讯不断传来，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鲧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尧帝大怒，命炎帝之后、刑官祝融“殛之于羽山（今山东蓬莱东南）”，即在羽山这个地方把鲧给斩首了。鲧壮志未酬，冤气郁结，尸体三年不腐，三年不烂。更离奇的是，鲧的尸体里还孕育成熟出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禹。就在禹出生的那一天，天上的月老带着石刀，替鲧剖腹生子。“鲧腹开，虬龙现”。按中国的上古星相观而言，禹是上应天命而生，因此生而不凡，所以才建立了后来彪炳史册的盖世功业。

鲧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剖腹产子的第一人。

鲧死后，共工（指以共工氏部落牵头）接着治水，也不合尧帝之意。便命舜到各地考察洪水，舜与禹不期而遇，交谈之下，感到禹是个人才，治水理念与自己多有契合，于是向尧举荐了禹。

夏禹，姒姓，名文命。国号夏后氏，是上古五帝之一颛顼之孙。另据史载，崇伯鲧之妻有莘氏女修己因梦里吃了苡仁（薏米）而生禹，故帝尧便赐禹以姒为姓（古汉语中“苡”、“姒”音近）。由此可见有崇氏部落是以苡草为氏族图腾的，这也反映了有崇氏部落是华夏民族最早进入农业社会的种族。

大禹接受任务以后，首先联合共工氏和伯益、后稷等许多部落，讨论抗洪救灾的办法。他检讨鲧失败的原因，根据水流规律因势利导，摒弃筑堤截堵的办法，大胆改用疏导和堰塞相结合的新办法。顺天地自然之势，高的培土筑堤，低的疏浚成河。但要开山凿渠，疏导洪水，不熟悉地形地貌是不行的。于是，大禹召集诸侯百官分治九州土地，亲自带领有崇氏部落的人，踏遍九州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河源的流向和寻找可以泄洪的地方。然后制定统一的治水规划，在此基础上展开大规模的治水工作。

《淮南子&#8226;原道训》记载：“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说他以水为师，就是说他善于总结水流运动的规律，然后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态势，因势利导地治理洪水。他先从黄河中段冀州开始（黄河泛滥的枢纽地带），开渠排水、疏通河道，凿龙门、辟伊阙、疏九河……，将黄河下游的河道分辟为九股，散其水势，一步步向东方的兖州、青州、徐州、南方的豫州、荆州、大越疏导，使肆虐的洪水驯服地流入大海。

《韩非子&#8226;五蠹》记述大禹“手执耒耜，以民为先”。由于长期从事繁重的劳动，躯体干枯，脸庞黧黑。腿上的毛磨光了，两股也生茧了。

老百姓见了无不心痛流泪。

正是由于大禹身体力行，治水有方，为群众做出了榜样。经过13年的整治之后，最终制服了洪水。“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从此九州统一，四境之内都可以居住了。于是，原始居民纷纷从苦寒的高地上下来，回到温暖的平原上。禹又带领人民开凿沟渠，引水灌溉，发展农业，化水害为水利，在黄河南北的中原大地上开垦出了许多良田沃土，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孔子曾颂扬大禹治水的功德说：我简直找不到他的一点缺点，他的宫室简陋却没有想到改善，而是尽全力平治水土，发展农耕，大哉，斯人！

在治水的过程中，禹走遍了天下，根据不同的水系，分中国为九州：冀、兖、青、荆、扬、梁、雍、徐、豫。按地域实行统治，进行管理，所谓“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后来，九州就泛指中国。与此同时，他也考察了九州的土地物产，规定了各地的贡品赋税。因为道路畅通无阻，四海之内的诸侯都可以通过水路和旱路来京城会盟和朝觐了。

《帝国的崛起》 玄圭赐禹

玄圭赐禹

由于禹治水成功，使他建立了极高的威望。

天子的声威教化甚至达到了荒漠的边陲。

于是帝舜召集各部落酋长举行隆重的祭祀，在祭祀仪式上，将一块黑色的玉圭赐给禹，以表彰他的功绩，并向天地万民宣告治水成功和天下大治。不久，又封禹为伯，以夏（今河南登封县）为其封国。

帝舜在位33年后，正式将禹推荐给上天，让他作为帝位的继承人。又17年，舜在南巡中逝世。舜死后，禹守孝三年，仍按传统的禅让制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自己躲避到阳城。但“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史记&#8226;夏本纪》）。禹于是再即天子位。南面接受天下诸侯的朝拜，在嵩山阳城（河南登封县郜成镇）建都，国号为夏后。

据史籍《元和姓纂》记载，大禹建立夏后政权后，追封先代遗民，赐给土地，赐给姓氏，并说：“要恭敬地把德行放在第一位，不要违背我天子的各种措施。”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改定日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

禹帝立为天子后，举用皋陶为帝位继承人，把他推荐给上天，并把国政授给他，但是皋陶没有继任就死了。禹把皋陶的后代有的封在英、六两地，有的封在许地。后来又举用了益，把国政授给他。

禹铸九鼎

帝禹在位第十年南巡，到涂山（今安徽蚌埠市西），在那里大会天下诸侯，献上玉帛前来朝见的诸侯竟达万名之众。为纪念这次盛会，“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班固《汉书&#8226;郊祀志》）。即接受九州牧守所贡的青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

九鼎的铸造，历来有多种传说。最先泰帝（太昊）制一神鼎，取一统之义；黄帝作宝鼎三，象征天地人；而禹铸九鼎，划“九州”，是禹作为天下共主、确立政权的象征或标志。九鼎被置于宫门之外，借以显示夏王成了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统一。后来九鼎还被神化为获得“天命”之所在，成为统治阶级的权力象征。夺九鼎，也就成了后世帝王们有意识的一种战争行为了。在夏商周三代，“九鼎”被视为国之神器，其至尊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甚至超过了首都的地位。因为首都可以择地另迁，鼎失去了，就不可再得。如商汤灭夏，“鼎迁于商”，就是夏王朝灭亡和商王朝建立最合法的标志。周武王伐殷而得九鼎，也标志着周人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鼎成了王朝政权的象征。自周始，青铜鼎是专门用来炊煮、盛放祭祀用的胙肉的，其神圣可知。周礼还规定，君臣依等级拥有不同数量的鼎，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不可逾越，逾越即为罪恶。春秋后期，随着周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野心勃勃的楚庄王曾带兵来到周朝都城洛邑，向周定王的使节询问九鼎之轻重大小。“问鼎”遂成为夺取天下的代名词。

到了战国后期，周王室已是奄奄一息，秦齐等大国为了争夺九鼎，不惜兵戎相见。周灭亡前后，据传九鼎沉没于泗水渊底。以后秦始皇出巡过彭城时，派人下水打捞，未能如愿。作为权力象征的九鼎，也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不知所终了。

涂山之会

禹继位后，中原各部落逐步形成以夏族为中心的领导集团。禹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已初具王权性质。他让治水时专司刑罚的皋陶制定了一些规则，各氏族部落如有不听号令者，就以刑罚来惩办。传说西部与禹同族的有扈氏，好战而不服禹。禹采取一边用兵征服，一边用德政教化的策略，使有扈氏最终臣服于禹。东南地区古称“九夷”，即九个较大的部落。禹为加强对其统治，几次出巡该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和礼教，受到当地百姓的尊敬和礼遇。

禹时代，共进行了两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即与共工（共工是一部落名，与颛顼、帝喾争夺帝位的是前期的部落首领）和三苗的战争。 共工氏在大禹之前治水失败了，他怀着嫉妒的心肠，不愿看到大禹治水成功，便千方百计地将洪水引向大禹所在的治水工地——空桑山（今山东曲阜）。空桑山被淹没后，治水工程只好暂时停了下来。 当时，涂山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原各方国中势力最强。皋陶为涂山氏首领，禹任命皋陶为刑官，并娶了涂山氏的女娇为妻，两族结成了牢固的政治联盟，对大禹治水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禹即帝位后，皋陶、伯益迭为首辅，涂山氏成了夏后氏最倚重的力量。为了进一步获得妻族的支持，大禹便携同女娇，在涂山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大会夏、夷诸多邦国或部落首领，准备与共工决一死战，历史上称之为“涂山之会”。

据《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云：“夏之兴也以涂山”。原来众多部落的首领，到此时，已大都转化?世袭贵族，分别成为各个邦国的君长。他们前来参加大会，对禹朝贡，成为王朝统治下的诸侯。正是涂山之会，确立了禹的天下共主地位，也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础和格局。这次大会，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去朝见禹的人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会议开始后，当时有个叫汪芒氏方国的部落首领防风氏，被共工收买了，自称越人各部落之长，有意怠慢大禹的命令。大禹当机立断，在会上杀了防风氏，并曝尸三天，以儆效尤。《国语&#8226;鲁语》记载：“防风氏后至，杀而激之。”

从这里可以看出大禹的权力和专制。

这说明，那时候的禹已经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名副其实的国王了。这使得与会的所有方国之君深感震惊，他们只得对禹行臣服的礼节。那些没有参加朝会的氏族部落领袖听说此事，也纷纷向夏王朝进贡称臣。共工很快被大禹打败，最终被祝融杀死。

涂山大会，大禹论功行赏，对有功者封赏，对作恶者惩处，众人咸服。又任命皋陶为相，封女娇为后妃。把启留在涂山氏国培养，继续寻求妻族的支持。大禹起自民间，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他以富民为本，时时巡访各地，了解民情，查访贤能之士。把钟、鼓、磬、铎分别挂于厅前，发出告示：教我以道者击鼓，谕我以义者击钟，告我以事者振铎，对我述说困难者击磬，有告状者摇铎。

诏命初下，天下贤士闻风而至。 一切准备妥当，大禹便发动了对三苗的最后战争。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武力征伐，通过这些征伐活动，夏禹的王权得到了加强。

《帝国的崛起》 禹伐三苗

禹伐三苗

蚩尤为九黎部落的酋长，分为九派，亦称“九黎”，即后来的“三苗”。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与黄帝争锋失败被杀。颛顼、帝喾时代，“九黎”趁共工与颛顼、帝喾争夺帝位时迅速发展起来。颛顼曾多次打败三苗；到了尧、舜时代，三苗再次兴起，又被打败。 到禹继承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后，三苗再度挑起事端。为了进一步扩大原始居民的生存空间，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迫在眉睫的国家战略了。因此，禹决定对三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争。禹出兵之前，在祖庙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祭祀上天和祖先的宗教仪式。 禹手执玄圭说：“三苗为乱，上天要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不听教化，多次叛乱，诛杀无辜。现在，他们那里妖魔四起，天生怪异，夜里出了太阳，又下了三天血雨，炎热的夏天竟然也结冰。种在地里的五谷也发生了变异，祖庙中出现了青龙，狗也在市中嚎哭，人民惊恐，怨声载道。我受上天、祖先之命前去讨伐他们，希望大家同心协力，英勇奋战，歼灭那些有罪之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流传于今的《尚书&#8226;禹贡》篇。 三苗见禹率军前来征讨，慌忙率众抵抗。但禹所率军队训练有素，皆为控弦之士，强悍无比。开战不久，其首领就被东夷部落的弓箭手射死。首领阵亡，苗军大乱，溃不成军，纷纷四散逃命。三苗故土难守，多数败逃到西南地区，逐步被当地土著氏族部落融合。相传今天聚居在湖南、广西、广东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苗族，就是三苗的后裔。

至此，禹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江淮两湖流域。

后来帝禹巡察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并在那里逝世，葬于此，终年100岁。

夏朝建立

禹帝死，本来按照禅让制应该由伯益继承首领之位，而此时夏部族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禹的儿子启不愿去朝拜伯益，而是自立为帝。启可以废除“禅让”制，说明私有财产制度在禹时就基本成熟了。但是，启继禹世袭为部落大酋长，破坏了各部落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惯例，自然遭到伯益等部落首领的激烈反抗。经过多年战争，伯益兵败被杀，启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

随后，夏启为了使世袭制王权为众多诸侯所承认，在钧台（今河南禹县）大宴各地部落首领，公开宣布自己是夏朝的第二代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钧石之享”，它是继“涂山会盟”之后的又一重要朝会。这一朝会“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同族的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十分不满，拒不与会。夏启大怒，双方大战于甘（河南洛阳市西），有扈氏最后被“剿绝”，整个部落成员沦为奴隶。由于帝位世袭是一种新制度，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得王位世袭制最终得以确立，这也是天下公有变成一家之私的开始，从此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局面。

如果说涂山会盟，是禹借助部落首领之位，有着把公有财产向私有制转化的趋势，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础和格局的话；那么启袭位后，在钧台大享诸侯，则是确立权力真正归于私有之始的标志。为维护私有权力，启开始设代表国家的暴力工具：修造监狱，建立军队，制定刑法等，另设立尹、牧正、庖正、车正等职官，管理各种“民事”。“公天下”变为“家天下”，也就意味着真正的私有制的国家产生了。夏王朝的统治基础，到启则完全确定了。中国的奴隶社会自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步。

虽然夏王朝只是一种部落联盟的政权形式，和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不可同日而语，但总算粗具国家规模。中国的历史，也由此从传说时代进入到了信史时代，也使社会形态脱离了漫长的原始氏族公社阶段，而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期，此即古代文献中所说的由“大同”到“小康”社会的转变时期。因此，夏朝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历史记忆的源头了。夏作为上古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夏朝，也就不可能有此后中华民族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说，夏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帝国的崛起》 刑名从商

刑名从商：殷商王朝崛起真相解密

商朝（前1562年～前1066年）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与夏、周并称为中国的“三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暴虐的夏王朝相比，商王朝的建立，是历史的进步，虽然夏商在社会形态上并无区别，但是它的诞生，毕竟给古代社会内部注入了新的活力，健全了古代阶级社会的机制。所以古书对商汤灭夏一事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8226;革》）。商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政治、经济以及科学等各方面，都有着比夏代更为长足的进步。商时，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了，已开始用谷物酿酒，能铸造精美的青铜器，能烧制白陶，进行以物易物的商品贸易，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明大国之一。

商朝自汤至末帝纣王，共历17代、31王，立国500余年。

先商时代

约在公元前16世纪，相传黄帝的曾孙帝喾（黄帝大儿子玄嚣的后裔）娶东夷部落有娀氏之女简狄为侧妃。一次简狄在河边沐浴，见玄鸟（燕子）在草丛中遗落下一只鸟蛋，便捡起来吞了下去，因而有孕。十月怀胎，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契。此即史书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也。契长大之后辅佐大禹一起治水，建立了功勋，官至司徒，被分封在商（今河南商丘一带），并被赐姓子氏。商族开始兴起，契因此成为商族的祖先。由此可见，商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氏族。

商族是在夏的东方黄河下游发展起来的，属于东方部族之一。也因商是在东方，所以后来由渭水流域发展起来的周族，把商族归为“东夷族”之列。

商“先公”时代活动区域已经相当广阔，成汤（约公元前十七世纪）以前，商族的都城“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八迁之地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最远达到渤海湾东北，而以建都在商（今河南商丘）的时间为最久。

商族进入国家的状态并非始于商汤灭夏，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最主要有四个人物：相土、冥、王亥和上甲微。

在先商史中，相土是赫赫有名的。相土是契之孙，昭明之子。相土时期，商族的进步明显，他把附近的许多部落都征服了。《诗&#8226;商颂&#8226;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载”。这是说相土时期商族的活动中心不仅仅限于商丘一带，其势力或可达到了渤海湾以东地区。相土的一大业绩就是“作乘马”。乘马，即用马驾车，说明相土已驯服了马，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商代以车为战，与相土的发明不无关系。

相土以下二世——昌若和曹圉，无业绩可查。到曹圉之子冥时，冥因治水而死。当时商族活动的中心地带是黄河中下游流域，经常泛滥的黄河，成了部落的大灾难，冥治水有功于本族，因而被列入重要的祀典之中。《国语&#8226;鲁语》说商人“郊冥”，《礼记&#8226;祭法》也说商人“郊冥”，郊祀是一种祭天之礼，这意味着将冥配祀上帝，可见在商人的心目中，冥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冥与夏代国君少康同时，冥之子是王亥，其孙是上甲微，从冥经王亥到上甲微，是先商历史重要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一个最大的事件是王亥“宾于有易”而被杀，据《竹书纪年》记载：商族的首领王亥在夏时就以造牛车闻名，他驾着牛车，载上货物，赶着牛羊，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由此可见，商部落的手工业和畜牧业是何等发达。一次，王亥驾着牛车，到有易去贸易。同行的还有其弟王恒和河伯。王亥与王恒并淫于有易之女，有易之君绵臣杀死王亥，夺取了牛车和货物。其后，王恒反击，夺得了“仆牛”，并继承其兄王亥之位。王亥子上甲微长大后，誓言为父报仇，假师于河伯攻伐有易，杀死有易之君绵臣，威信大增，复继位为商族的首领。

商族自上甲微开始初具国家规模，历经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到了成汤时期，商族又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在这一时期，成汤通过战争征伐和宗教祭祀这两个重要的手段，使原本处于雏形或萌芽状态的王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随着夏王朝的覆灭，商族实现了由邦国向王国的转变。

《帝国的崛起》 殷革夏命

殷革夏命

夏朝自建立后，商族就一直臣服于夏，成了夏的一个属国。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制过渡，便积极准备灭夏。

商族的部落首领成汤，在夏朝为方伯（一方诸侯之长），与其他诸侯不同，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商汤由于治国有术，又是一个有远见又十分仁义的人，在诸侯中威望大增。虽然商汤对夏桀恭顺，但夏桀仍感到商汤对夏王朝构成了威胁，因此对汤戒心十足，借口商有反叛之心，将汤召到首都，囚禁在夏台。夏台是夏桀设置的高级监狱，专门关押诸侯或方国之君。而一般的则称圜土，就是挖一个圆形土坑，把犯人扔下去了事。

伊尹是汤新任命的相，他在投奔成汤的途中，被俘为奴。但是成汤并没有因此而小看他，而是大加重用，把他破格提拔为右相。商部落的族人在伊尹的组织下不惜血本去救人，在朝廷上下打点。用重金买通了夏桀的两个嬖妾和大臣。接受贿赂的大臣向夏桀汇报说，经过缜密的侦查，认为商汤谋反证据不足，因此建议夏桀放人。夏桀一时发昏，释放了商汤。孰不知，商汤正是灭夏之人，这一放啊，无异于纵虎归山。

夏桀暴虐残忍，喜好淫乐，民心渐失，商汤认为是灭夏的好时机，便在伊尹的帮助下积蓄实力。伊尹劝说成汤，要做一个“以德服人”的君王，即使对小的诸侯，也要恩威并施。成汤因此采取了拉拢与攻打两手策略。即一手用仁德感召诸侯，一手又用武力剪除夏王朝的羽翼，以达到强商弱夏的目的。

为此，他将居住地从商迁至西亳（今河南郑州商城遗址）。成汤定居于亳，一是为了追随先王帝喾，重回故地。为此他写了《帝诰》，向帝喾报告迁都的情况。二是从商至夏，多为平川之地，便于以后的军事行动。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

商部落的南方有个忠于夏桀的葛国（今河南长葛县），国君葛伯不祭祀以时。汤派人去责问，并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作牺牲，但葛伯却把牛羊杀掉吃了。汤就又派年轻人帮助葛伯耕田，派老弱幼给耕作之人送酒送饭。不料葛伯残暴，在半路上把这些酒饭全都抢走，还杀死了一个送饭的小孩。

那时候，人们十分迷信鬼神，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是部落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尚书》里的《汤征》篇，就详细记载了成汤征葛的情况。

人们对成汤出兵征伐葛伯，并不认为成汤怀有私心，而普遍认为是为天下人报仇。就这样，成汤通过宗教祭祀，名正言顺地吞灭了葛国。从此，成汤的名声越来越大，远者怀之，近者来之，投奔他的人络绎于道。此后，成汤又陆续灭掉夏的盟国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今河南范县）、昆吾（在今河南许昌）等11个诸侯国，一跃成为当时的强国。

伊尹遂建议成汤停止向夏桀进贡，以试探夏桀的实力。夏桀怒征“九夷”之师伐汤。伊尹一看夏桀还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认为灭夏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劝成汤向夏桀谢罪。一年后，夏桀的横征暴敛更逾于从前，百姓怨望，诸侯离心。九夷中的一些部落也派人向成汤暗通款曲。成汤再次停止向夏桀进贡。夏桀又怒征九夷之师，但九夷之师多数都拒绝征召。至此，成汤和伊尹终于等来了伐桀的良机。

公元前1600年，成汤誓师讨伐夏桀。流传于今的《尚书》中的《汤誓》篇，就是成汤当时所发布的讨伐夏桀的檄文。其中说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成汤和当时人的观念里，商及其盟军对于夏桀的征伐是奉上帝之命，是替天行道来的，是为宗教神鬼所驱使的，是非常正当的行为。借用上帝和宗教的力量来作战争动员，也说明宗教祭祀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誓师后，成汤选良车70乘，勇士6000人，以及各部联军3万，采取迂回包抄战略，绕道夏都以西，从背后突袭夏都，很快便占领了夏朝的首都斟鄩（今伊洛地区）。夏军仓促应战，双方大战于鸣条之野（今河南封丘附近）。夏桀登山督战，但天不作美，骤雨忽至，夏桀带领众多扈从便从山上跑回营帐避雨。成汤安插在夏桀身边的间谍趁机大喊：“夏军败了！”夏军不明就里，遂惊恐四散纷纷奔逃。兵败如山倒，夏桀再也组织不起有效地反击了，只得仓皇逃入城内。商军在后，穷追不舍。夏桀无奈，只得携带宠妃妹喜和许多珍宝，乘舟向南巢（今安徽巢县）逃窜。商军又很快包围了他在南巢的行宫，达一月之久，夏桀等人被活活饿死在里面。临死时，夏桀还不醒悟，后悔地说：“当初要是把汤处死在夏台里，哪有今日之羞！”

成汤班师回到国都，废除了夏的政令，作《汤诰》号令天下。在3000诸侯的拥护下，告祭上天，宣布了商王朝的建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汤武革命”。亳邑遂成为商王朝的第一个都城，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心。商建立后，有人主张换掉夏的社神，而汤对这些亡了国的夏民，则仍主张保留夏社，并封其后人。因为夏的社神是远古共工氏之子句龙，能平水土，还没有谁比他更合适，于是汤写下《夏社》，说明夏社不可换的道理。

商汤临政之后，修改历法，把夏历的寅月为岁首改为丑月为岁首，又改变了器物服饰的颜色，崇尚白色，在白天举行朝会。

商汤汲取夏朝灭亡的深刻教训，在于残民以逞。于是，他整治朝纲，擢升贤良之臣，斥黜奸佞之人。废除了夏桀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很快便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和缓下来，政治局面也趋于稳定。

商朝建立不久，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整整五年天上没有落一滴雨，庄稼没有收成。成汤便在桑林中设立祭坛，他剃掉了自己的头发，把手反缚于背后，向天祈祷，瓢泼大雨这才倾盆而下。商汤这一系列的亲民举动深受各地诸侯的欢迎。其后，成汤开始大规模的对外征伐，商王朝的统治地区日益扩展。《诗&#8226;商颂&#8226;殷武》就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的记载。说明不仅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商王朝的统治之下，连远在西方秦陇以外的氐羌部落，也向商王朝臣服朝贡。由此可见，在汤的统治下，商王朝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

可以说，商朝的建立和兴旺，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古代华夏文明的进步和繁荣，又获得一次向前发展的良机，也使中国成为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

《帝国的崛起》 刑名从商

刑名从商

商朝的政治理念是神权观念笼罩下的政治思想，商代统治者“尚鬼”、“尊神”。当时的王权是通过神权来表现的，就是商王通过卜问祖先和上帝、自然神祇来行事的。这就是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在于依据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商王统治的世界是由王一人来体现的，这从卜辞中商王自称“余一人”就可看出，在商的王权中，集中有族权、军权和宗教祭祀权。

当初，王畿内发生旱灾，成汤在山上设坛向上天祈雨时，占卜的史官们说：“拜祭时除了要用牛羊作牺牲外，还要用人牲。”成汤听了以后，生气地说：“我祭祀占卜祈雨原本就是为了百姓，怎么能再把无辜的人作为牺牲？”这段记载，一方面说明成汤仁义，另一方面，也说明宗教祭祀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奴隶社会人殉的普遍和残酷。

的确，在商朝，奴隶主对奴隶的惨无人道，集中体现在人殉制度和人祭制度上。商人崇尚鬼神，极为迷信。用人殉葬是为了使贵族们死后，能够继续驱使其生前的妻妾、亲信、仆从为其服役，妄图在冥世继续享有人间的幸福生活，因此在墓葬中随葬大批的人畜以及战车、器物等。这就是人殉制度。

至于殉葬的动物和人数的多少，则是根据贵族的等级及其对财产占有的多少而定。

“人殉”是自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开始出现的一种残酷的杀殉制度，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是对享有崇高威望家长的“从死”义务的习俗遗留，并非奴隶制社会的特征。因为殉葬者生前的社会身份不一定是最下等的，其中不少是墓主人生前喜欢的亲信、侍从或妻妾，当然奴隶占有多数了。在商代，人殉制度发展到了极点，可说是最盛行的朝代。直至明清封建时期，这种现象还偶有发生。

在商代，奴隶丝毫不具有人的意义，他们被奴隶主当作一种财物对待。商人特别崇拜祖先，祭祀的次数既多且繁，所用牺牲甚多，人殉有时即多达百千人，由此可见残酷的阶级压迫。奴隶主是握有威权的人，他们威权的来源是天命，天命的直接表现是求得鬼神的启示。

殷商统治者事无大小，都要占卜。不仅祭祀祖先时用“人牲”，而且在他们营造宫殿时，从奠基到落成，甚至安装门窗，都要在其四周埋上若干奴隶和牛、马、狗等作“牺牲”进行祭祀，以保佑宫室的坚固和居室的吉利。

甲骨文中就记载有各种人祭的方式，如用火烧死女奴以求雨的，称为“焦妾”；把女奴投于水中以祭神的，称为“沉妾”；杀死羌俘以祭祖的，称为“伐羌”。在甲骨卜辞中还发现有许多关于残杀人牲祭祀的记载。光记有人数的就有1992条，共用人牲13050人，没记人数的也有1445条。从这些记载看，商朝时期人牲祭祀的数量和规模，是多么庞大和频繁，其残暴程度让人不寒而栗。

以人殉葬或以人祭祀，表现了殷代贵族残忍和贪婪的本性。

而殷商贵族们为了防止奴隶们的反抗、怠工和逃亡，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就相应制定了极端残酷苛刻的刑法。《左传&#8226;昭公五年》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商朝统治者的刑法是非常残酷的。五刑俱全，五刑有劓、刖、宫、黥、辟等。除此以外，还有统治者随心所欲制定的酷刑。包括车裂、剖腹、活埋和剁成肉酱等各种酷刑。其中，刖足是商朝最流行的刑罚之一，是用铜锯从踝骨处锯断双脚，以示惩戒，警示他人。商王朝的刑法保留了原始社会的落后性、野蛮性和残酷性。他们就是以这种残酷的刑法来强化自己的残暴统治的。

商的刑法直到春秋时期还在沿用，后世的所有刑法在商代已大体具备，故后代有“刑名从商”之说。

《帝国的崛起》 殷商文字

殷商王朝留给我们民族最大的遗产，就是甲骨文。正是因为有了甲骨文，我国才有了确切的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说，我国的信史时代是从商朝开始的。

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早在夏代之前的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甲骨文就是一种将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面的原始文字，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甲骨文被普通认为是商时代的文字，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识别的最早的中国象形文字，为研究商文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殷商贵族非常迷信，他们无论出行、打猎、作战，或者在农作、收成、祭祀等活动中，皆要进行占卜。其方法就是用火在龟甲上烧灼，现出裂纹，再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然后在甲骨上刻上文字，记载占卜的内容。从甲骨卜辞的内容可以看出，商代王室、贵族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他们用五种祀典对上甲微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

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史学研究划时代的大事件。

据说，19世纪末，安阳小屯村农民在田地耕作时，发现了一种带有符号的龟甲和兽骨。当地农民认为这是“龙骨”，就陆续拿到中药店去出售。有时为了卖个好价钱，还把“符号”（即文字）刮掉。这样，历代甲骨文字毁坏不在少数。

1899 年，古文字学家王懿荣有病，偶然从药材中发现“龙骨”上有字，于是开始多方搜集购买，甲骨文才为世人所重，逐渐地汇集到研究者手中了。

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今天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发展来的。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4672字，学者认识的已有1072字，不足四分之一。

随后，我国历代考古工作者对殷墟先后进行了15 次考古发掘，共发现10多万片甲骨文字，它详细记载了殷人的礼俗、农业和战争等事迹。甲骨卜辞记载的商王世系与《史记&#8226;殷本纪》记载的大致相同，从而使殷史成为信史。甲骨文字的研究遂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甲骨上的文字多记载占卜的内容，故又称为“卜辞”。卜问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它全面而系统地记载了历代商王的活动，商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象、历法、战争、音乐、美术、出行、占卜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甲骨卜辞中都有反映。

甲骨文可称之为商代社会的一部大百科全书。

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

在殷墟发现的庞大的宫室、规模至巨至尊的墓葬以及众多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都说明了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商朝灿烂辉煌的青铜技术和文化，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商朝的奴隶制度，无疑是一种极其野蛮、惨无人道的社会制度。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制度却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正是由于奴隶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才推动了商王朝农业和手工业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才创造出了极其辉煌灿烂的商朝文化。

《帝国的崛起》 敬天保民

敬天保民：西周王朝崛起真相解密

西周（前1046年～前770年），从武王灭商建国，到平王东迁，共经历300多年。历史学家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简称为“三代”。有人这样总结说，如果夏朝把握了天时变化规律的话，那么，商朝则是把握了地利的变化规律，周朝则是把握了人和的变化规律。周文王姬昌被商纣王关押在河南汤阴的羑里七年，在此期间，把伏羲的先天八卦演易成后天八卦，又进而演变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把易经研究的重点由最初的天地自然实现了向人类社会自身的转变，被后世称之为《周易》。周初的统治者即以文王的《周易》为指导思想，不断地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由周公制定的礼制固定下来，使得周朝的统治前后延续700多年，历经37代天子，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的朝代。虽然周初的文化，包括文字在内，皆效法殷人，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字也与殷墟基本无异。但西周的社会制度则不同于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民的看法的不同。商时，民被视为国王的一种私有财产，可以任意殄灭民命；周则重农，慎狱，天子只是民的宗主，代天保民。显然，西周所创立的制度和文化，是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的基石。

周道之兴

周部族是在我国西部渭水流域兴起的一个古老部族，姬姓，而后逐渐向东发展。又因其所居之地为周原，故号为“周”。

周的始祖后稷，是虞舜时期的农业大臣，名字叫弃。关于他的身世，还有一段颇为神奇的传说。据《史记&#8226;周本纪》记载：姜嫄是炎帝部落有邰氏之女，嫁给五帝之一的帝喾为正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意思是说，姜嫄有一次出外踏青，在一个草地上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脚印。姜嫄非常好奇，就试着踩了一下。却不料那是神迹，因而受孕。生弃，弃后来成了有邰氏部落的酋长。姜嫄因此成为周部族的女姓祖先。

前一篇已经说到，商的始祖契，也是帝喾的儿子，其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简狄则是因为吃了鸟蛋而怀孕。商、周有着相类似的神话传说，一方面说明商周都是天命所归，另一方面也说明周代商的合法性。天下乃有德者居之，从而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正统的地位。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伎俩。

当然姜嫄自己心里明白，她感到这孩子父系不明，于是先后将他扔到小巷里、浅河边和山坡上，但奇怪的是每次都有动物来保护他。姜嫄始感到这孩子不是凡人，就把他抱回来抚养，因为曾经多次抛弃，于是取名曰弃。

弃长大成人后，“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弃后来发明和种植了稷和麦等许多农作物，号称后稷，被后世尊为农神。弃在农业方面的天才，使帝舜大为欢喜，于是封他为农官，并赐封地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南）。周部族开始兴起，其后世子孙世世重农，颇为富饶。后稷就是周部族的男性祖先。

显然，以后稷为首的周部族是一个农业部族。

《诗经》里有许多追述周先祖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农事诗，是周人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

周人“先公”时代，为寻求适宜的居住之地，曾经数度迁徙。

商灭夏后，周部族首领不窋因附夏而受到商的排挤，便率有邰氏迁移到西北，定居于邠。处戎狄之间，从其俗。有邰氏除了受戎狄之俗影响外，还带去了中原发达的青铜业、农业、家畜、养殖业等技术，这是其区别于戎狄的明证。

不窋之孙公刘，再迁徙于豳（今陕西彬县东北），“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周道之兴自此始。”成为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邦国。

传到后稷第12代孙古公亶父时，因多次为戎、狄族所逼，又南迁至岐（今陕西岐山东北），称为“周原”。古公亶父看到这里土地肥沃，于是“筑室于兹”，发展农业。与姜姓婚嫁杂居，部族日臻强盛，渐具国家规模。

到古公亶父之子季历时，国力又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比之商王朝，仍属小邦，因此对殷臣服。《竹书纪年》记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县，玉十玦，马十匹”。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狄）王”，这是季历首次见于史册。

季历接受殷王之命伐西落鬼戎。因鬼方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所以季历初伐鬼方时心怀恐惧。但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最后取得了胜利，因而受到殷王的赏赐，命为牧师。牧师即后来的方伯，为一方诸侯之长。季历为了与殷王朝搞好关系，又娶殷女为妻。因周只是臣服于殷商王朝的小国，所以没有自己的宗庙，“彝文武帝乙”（文王时期的周人甲骨之辞），不得不去祭祀殷人的祖先。也说明文丁和帝乙时代，殷周关系基本是友好的。

文王是古公亶?的孙子，叫姬昌。他继位时，周依旧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孟子&#8226;公孙丑上》就说：“文王以百里。”所以，周初人自称“小邦”。春秋时人还说“商周之不敌”。

但周人在文王时期，政治修明，发展生产，开辟疆土，收容四方归附的人民。《史记&#8226;周本纪》载：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诗&#8226;大雅&#8226;生民》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周原甲骨还有“楚子来告”的记录。文王积聚力量，周人迅速地发展起来，国力日渐强盛，并开始沿渭水向东发展。

《帝国的崛起》 敬天保民

敬天保民：西周王朝崛起真相解密

西周（前1046年～前770年），从武王灭商建国，到平王东迁，共经历300多年。历史学家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简称为“三代”。有人这样总结说，如果夏朝把握了天时变化规律的话，那么，商朝则是把握了地利的变化规律，周朝则是把握了人和的变化规律。周文王姬昌被商纣王关押在河南汤阴的羑里七年，在此期间，把伏羲的先天八卦演易成后天八卦，又进而演变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把易经研究的重点由最初的天地自然实现了向人类社会自身的转变，被后世称之为《周易》。周初的统治者即以文王的《周易》为指导思想，不断地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由周公制定的礼制固定下来，使得周朝的统治前后延续700多年，历经37代天子，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的朝代。虽然周初的文化，包括文字在内，皆效法殷人，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字也与殷墟基本无异。但西周的社会制度则不同于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民的看法的不同。商时，民被视为国王的一种私有财产，可以任意殄灭民命；周则重农，慎狱，天子只是民的宗主，代天保民。显然，西周所创立的制度和文化，是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的基石。

周道之兴

周部族是在我国西部渭水流域兴起的一个古老部族，姬姓，而后逐渐向东发展。又因其所居之地为周原，故号为“周”。

周的始祖后稷，是虞舜时期的农业大臣，名字叫弃。关于他的身世，还有一段颇为神奇的传说。据《史记&#8226;周本纪》记载：姜嫄是炎帝部落有邰氏之女，嫁给五帝之一的帝喾为正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意思是说，姜嫄有一次出外踏青，在一个草地上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脚印。姜嫄非常好奇，就试着踩了一下。却不料那是神迹，因而受孕。生弃，弃后来成了有邰氏部落的酋长。姜嫄因此成为周部族的女姓祖先。

前一篇已经说到，商的始祖契，也是帝喾的儿子，其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简狄则是因为吃了鸟蛋而怀孕。商、周有着相类似的神话传说，一方面说明商周都是天命所归，另一方面也说明周代商的合法性。天下乃有德者居之，从而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正统的地位。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伎俩。

当然姜嫄自己心里明白，她感到这孩子父系不明，于是先后将他扔到小巷里、浅河边和山坡上，但奇怪的是每次都有动物来保护他。姜嫄始感到这孩子不是凡人，就把他抱回来抚养，因为曾经多次抛弃，于是取名曰弃。

弃长大成人后，“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弃后来发明和种植了稷和麦等许多农作物，号称后稷，被后世尊为农神。弃在农业方面的天才，使帝舜大为欢喜，于是封他为农官，并赐封地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南）。周部族开始兴起，其后世子孙世世重农，颇为富饶。后稷就是周部族的男性祖先。

显然，以后稷为首的周部族是一个农业部族。

《诗经》里有许多追述周先祖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农事诗，是周人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

周人“先公”时代，为寻求适宜的居住之地，曾经数度迁徙。

商灭夏后，周部族首领不窋因附夏而受到商的排挤，便率有邰氏迁移到西北，定居于邠。处戎狄之间，从其俗。有邰氏除了受戎狄之俗影响外，还带去了中原发达的青铜业、农业、家畜、养殖业等技术，这是其区别于戎狄的明证。

不窋之孙公刘，再迁徙于豳（今陕西彬县东北），“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周道之兴自此始。”成为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邦国。

传到后稷第12代孙古公亶父时，因多次为戎、狄族所逼，又南迁至岐（今陕西岐山东北），称为“周原”。古公亶父看到这里土地肥沃，于是“筑室于兹”，发展农业。与姜姓婚嫁杂居，部族日臻强盛，渐具国家规模。

到古公亶父之子季历时，国力又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比之商王朝，仍属小邦，因此对殷臣服。《竹书纪年》记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县，玉十玦，马十匹”。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狄）王”，这是季历首次见于史册。

季历接受殷王之命伐西落鬼戎。因鬼方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所以季历初伐鬼方时心怀恐惧。但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最后取得了胜利，因而受到殷王的赏赐，命为牧师。牧师即后来的方伯，为一方诸侯之长。季历为了与殷王朝搞好关系，又娶殷女为妻。因周只是臣服于殷商王朝的小国，所以没有自己的宗庙，“彝文武帝乙”（文王时期的周人甲骨之辞），不得不去祭祀殷人的祖先。也说明文丁和帝乙时代，殷周关系基本是友好的。

文王是古公亶?的孙子，叫姬昌。他继位时，周依旧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孟子&#8226;公孙丑上》就说：“文王以百里。”所以，周初人自称“小邦”。春秋时人还说“商周之不敌”。

但周人在文王时期，政治修明，发展生产，开辟疆土，收容四方归附的人民。《史记&#8226;周本纪》载：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诗&#8226;大雅&#8226;生民》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周原甲骨还有“楚子来告”的记录。文王积聚力量，周人迅速地发展起来，国力日渐强盛，并开始沿渭水向东发展。

《帝国的崛起》 羑里之囚

羑里之囚

周人的强大，自然引起了殷人的疑忌。虽然在季历之前，殷周关系尚好，但殷王文丁还是找了个借口，杀了季历。季历子姬昌继任为周族首领后，表面上仍臣服于商，但暗中却加紧发展经济，扩充军队，做反商的准备。他经常用美女和珍宝贿赂商王左右。因此，在商纣王时，姬昌被封为西伯侯。与九侯、鄂侯同为当时殷商王朝的辅政三公。

西伯侯是一个非常仁义的人，他以德服人，将自己的领地建立成了一个经济发达，人人谦让，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和谐社会。那时岐山的百姓犯了过错，兵士们只在地上画个圆圈，以为牢房，被惩戒的人就会自觉地呆在那里，不会想到越狱。《大雅&#8226;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诸侯之间有什么事情，都会请他来裁决。具体例子就是《史记&#8226;周本纪》所记载的一件事，殷虽为天下共主，但虞、芮等诸侯决狱断讼不往殷而往周，这可看作是周人反商、翦商之始。当时虞、芮两国因为彼此经常念错对方国家的名字，就像现在希腊和马其顿的争端一样，各不相让。他们便互相拉扯着，来到西伯的领地，想让他给评评理。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街头，他们看到一匹马和一头牛相向行驶，相遇之后都来了一个礼让三先，都想让对方先走，以致谦让到了一个早晨都还在原地站着不动。他们看到后，羞愧万分，互相感慨，难道人不如畜？于是立刻握手言和。这件事情在诸侯之间传开后，无不对西伯侯仰慕和向往备至。

而与周文王的仁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暴政。商刑本来就重，自古就有“刑名从商”之说，至纣犹甚。百姓牢骚不满或诸侯有畔者，纣王无不用重刑大辟，甚至独创炮烙之法。

九侯有个女儿，很美丽，献给了纣王。她不喜淫荡，纣王一怒之下，将她杀掉，并祸及九侯，把九侯也施以醢刑，剁成肉酱。鄂侯向纣王表示不同的意见，结果也遭到脯刑，被制成肉干。西伯侯听到消息后，暗自叹息了一声，被纣王安插的密探告密，以不满时政罪抓了起来，囚于羑里，达7年之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羑里之囚”。后来，西伯侯的臣下闳夭屡次以财物和美色为代价，昏庸的纣王才将西伯侯放回。

西伯从狱里出来之后，不敢有丝毫的怨言，对纣王的恭敬逾于从前，积极率领诸侯向商朝进贡。

为麻痹纣王，西伯主动向纣王献出洛水以西的一片肥沃之地。对于西伯侯的表现，纣王非常满意，特地赐给他弓矢斧钺，使他有征讨其他诸侯的权力。这样他就成了西部地区的诸侯之长，成了西周的奠基者。

事实上，西伯侯对纣王的所有施为，都在于麻痹纣王，借以争取时间，整军备武，以积蓄取而代之的资本。

周人几代受屈辱，甚至被虐至死，如此夙夜不懈，以服事殷。就因为殷大周小，周人必须隐忍待时。

姬昌是一个很有作为的识时务的人。在稳定了纣王后，他在周原励精图治，勤修内政，亲自下田劳动，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以增强国力。为了使自己更有实力，他重视人才，礼贤下士，一大批仁人志士前来投奔，其中就有著名的姜尚姜子牙。他严禁饮酒打猎，关心民间疾苦，实行裕民政策，让劳动者都有积蓄，从而产生劳动的兴趣。并制定了一条不许引诱、藏匿逃亡奴隶的法律，争取到了更多诸侯国的支持。文王兢兢业业治理国家，使周族逐渐兴盛起来。为了实现向东发展、立志灭商的目标，就得首先征伐邻近的西戎，以解除后顾之忧。

周人统治的中心在西岐一带，与游牧部落西戎毗邻。

犬戎是其中最强大的一支。

根据古书记述，早在西周以前，中原的农耕文明就已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发生过直接而多次的战争。犬戎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即猃狁，也称西戎，活动于今陕、甘一带，猃、岐之间。犬戎族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两只白犬，并以白犬为图腾。早在炎黄时期，犬戎就是炎黄族的劲敌。夏商时期，犬戎游牧于泾渭流域，成为殷人周人西方的劲敌。犬戎不断对中原的农耕民族发动进攻，位于西部的周国因此首当其冲饱受其害。文王为解除东攻商的后顾之忧，多次派军队进攻犬戎，战争进行了十几年，也异常残酷，但最终周人取得了胜利。

击败西方的犬戎、密须等部族后，周的势力骤然强大，此后几年，又先后向东征服了黎、邗、祟等方国。黎在今山西中条山长治壶关诸地；邗在今河南沁阳，已入殷畿内；崇在秦晋之间，以筑有高城而著称，是殷西重镇。这些地方的陷落，使殷人在西方已无险可守。周人在西边翦除了商王朝的羽翼，从而打通了伐纣的通道，直逼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

接着，西伯侯在沣水西岸建立丰邑（今西安鄠县东沣水西岸），并迁都于此。使周的政治中心进一步东移，以便于向商进攻。周迁丰以后，由崇渡河向殷都朝歌进军，沿途皆平坦大道。到姬昌晚年时，已经取得了当时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西至今陕西、甘肃一带，东到今河南沁阳，南达长江、汉水，对商都朝歌已形成了进逼之势，为后来武王伐纣战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至此，西伯侯威望大振，许多诸侯纷纷遣使通好。但他仍隐忍待时，对纣王越发恭敬臣服，所献财帛更多。而朝中的大臣们无不感到西伯侯有着惊天的意图，纷纷进谏纣王，预作防备。而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且又自以为是的纣王却不以为然，轻蔑道：“一个区区百里小国，能奈我何？”

《帝国的崛起》 武王克商

武王克商

但就在姬昌迁都到丰，准备大展鸿图的时候，却不幸身染沉疴。临死嘱咐儿子姬发，须“时至而勿疑”，要抓住时机，不要犹豫不决。

姬发是姬昌次子，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残杀，因此他得以继任为周族领袖。

虽然西伯侯姬昌壮志未酬身先死，没有亲自攻灭商朝，但他为儿子东进灭商、建立周朝扫清了道路。西伯侯因此被周代的子孙尊称为周文王。

姬发继位后，不改文王之政，继续奉姜尚为军师，并用弟弟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良臣为左右辅佐大臣，政治上呈现蒸蒸日上的局面。对外，他争取联合更多诸侯国，孤立商王朝，壮大自己力量，积极筹划灭商事宜。武王即位9年后，人口繁衍很快，物质财富充裕，便在沣水东岸兴建镐京作为新都。丰、镐实际上是被沣水分隔的一个城市的两个部分，史书中往往丰镐并称。此后，武王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

这次观兵实际上是一次为灭商做准备的军事演习。他率大军先西行至毕原（今陕西长安县内）文王陵墓祭奠，然后转而东行向朝歌方向前进。车载文王木主（木雕像），自己只称太子发，意为三军统帅仍为文王。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诸侯闻之来附者上百。天下人心归周，纣王已成失道寡助之势，诸侯均劝武王乘势东进。但武王清楚，“百虫之足，死而不僵”，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他不会轻动冒进。他观兵于孟津的目的，主要是向殷王朝示威，并借机观察殷王朝的虚实。此时，殷纣王一味贪恋淫乐，对周人炫耀武威的举动已无过激反应了。武王见目的已经达到，便下令撤军，并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

此后，武王审时度势，先派间谍到商，察看国情，线人回报说，纣王虽材力过人，然拒谏饰非，耽于酒色，淫乱不止，滥施酷刑，加重聚敛，导致民怨四起。便设炮烙之刑，大肆残杀那些心怀不满的王公贵族。使得诸侯、贵族和小民都相与反叛。但武王认为时机未到。不久，线人又报，好人全被斥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王公大臣中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武王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最后线人报告，百姓都觳觫颤栗，缄口不语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商军主力正在远征淮夷，商都空虚，这绝对是天赐良机。武王认为周经过两代养精蓄锐，已有了足够灭商的力量，也有了十足的把握，遂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

出发前，太史卜了一卦，得兆象大凶。见此不吉之兆，百官有些担心。但武王说，商祚已终，鬼神不佑。公元前1046年2月，毅然率戎车300乘、虎贲武士3000人、甲士45000人以及诸侯军旅与西南地区的庸、蜀、羌、髳、微、卢、彭、百濮等八国军队，从孟津出发，向商朝都城朝歌进发。周军一路过关斩将，很快到了商郊牧野（今河南汲县南）。

在牧野，周武王举行了誓师大会，发表了长篇誓词（见《尚书&#8226;牧誓》），周武王数说了殷纣王的种种罪行后，指出自己是“恭行天罚”，是代天惩罚商纣的，从而把自己的行为神化为天命。说明伐纣的正义性，天子乃有德者居之，动员将士们英勇杀敌。

纣王闻知周兵已到，赶忙召集大臣商量对策。这时，由于商军主力正在东南地区征伐东夷，一时调不回来，纣王只好临时把都城中的大批囚犯、奴隶、战俘武装起来，共70万人，开赴前线。

诸侯之师与殷朝军队大战于牧野。

《诗&#8226;大雅&#8226;大明》是这样描绘这场历史上著名战役的：“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意思是：牧野是广阔的战场，檀木做的战车异常漂亮，枣红马也威猛雄壮，师尚父（即姜太公）率领的军队如雄鹰翱翔，辅佐武王，征伐大商，与商交战在一个晴朗的黎明时光。

可见周人军队的威武雄壮，不可阻挡。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虽然殷商军队也像树林一样多，像箭一样飞奔在原野。但“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那些被迫参战的奴隶、囚徒不愿为纣王卖命，反把武王看作救星，阵前倒戈，在周军凌厉攻势下一触即溃，“前徒倒戈，以开武王”，为武王的军队开道，使武王迅速地攻进殷别都朝歌。

周历2月初五甲子清晨，纣王见大势已去，万念俱灰，仓皇逃进内城。将自己梳洗打扮一番，登上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殷纣王在位33年，终以淫暴亡国。周武王赶到，找到了纣王的焦尸，砍下他的脑袋，挂在旗杆上示众。

周武王又处死了妲己，释放了箕子，修缮了比干的坟墓。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让他承续殷的祭祀，?责令他施行盘庚的德政，殷的民众非常高兴。

周人经过数代的努力、发展，终于推翻了具有600多年历史的殷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周武王获得了天下百姓的共同拥戴，成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有为君王之一。

商纣与夏桀齐名，也因此成为了暴君的代名词——“桀纣之君”。

商朝曾经是如此强大的国家，却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一个小国所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震惊与思考，所以后来出现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告诫。

《帝国的崛起》 封建诸侯

封建诸侯

西周灭商后，奄有东方及江淮之地，疆域空前广阔。为了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在全面比较了夏商的国家制度，尤其是商朝的体制后，武王采纳箕子的建议，决定实行“封土建国”方略，这种宗法制度古时已有，至武王时才完全确定下来。即按疆土距京城的远近，依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全国为若干个侯国。把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以镇抚各地。

其分封原则是：同姓和重要的同盟异姓侯国，分封在原殷王畿内或其重要属国地区，作为王室的藩屏，肩负着保卫周的安全；投降的殷贵族，留居在周贵族的采邑之间，便于监视；降周的殷商属国多被迁至周人势力的外围，置于接近戎、蛮的边境地区，利用他们作为抵御异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

在这些封国中，比较重要的如封武王师尚父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建立齐国，作为控制东夷诸部的重要力量；封成王弟叔虞于唐国故地（今山西翼城），建立晋国，以加强对河东戎、翟诸部落的控制；封召公奭长子于蓟（今北京市西南），建立燕国，以控制燕山南北及辽西一带的戎、翟部落；封“汉阳诸姬”在汉水东岸，建立申（今河南南阳）、随（今湖北随县）、唐（今河南唐河）、郧（今湖北安陆）等姬姓小国，以控制荆楚及江汉地区的其他少数族部落；追封太王长子太伯及次子仲雍在太湖地区，建立吴国（今江苏苏州），使周势力扩展到江南一带。

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士，即诸侯国君之臣。卿、大夫也可再将自己的一块势力范围分给士。士下面就是平民和奴隶了。士是统治阶级里地位最低的一级，但却有权力控制平民与奴隶。显然，诸侯虽有管理自己的领地，分封其他阶级的权力，但必须忠于天子，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赋、随王祭祀等义务。天子对诸侯享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的卿大夫也有权过问。毫无疑问，武王实行的封邦建国方略，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它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周王朝统治的作用，维护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

西周的分封制，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达到了顶峰。

西周的分封，在武王时即已开始，但大规模分封是在成王及康王时期。

周朝经过两次分封，全国范围内的诸侯数量达到了800多个。

周王朝疆域辽远，为了统治的需要和威镇诸侯，西周王朝建立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西周王朝的军队主要有成周八师、西六师、殷八师，以保卫全国。西六师驻守在宗周，拱卫丰、镐之地，以保卫西周王朝的本土。殷八师驻守在殷商故地，主要是对付殷人和东夷。成周八师驻在东都雒邑，以保卫成周。这样东可以镇守东方的广大地域，西可拱卫宗周，南可以威服淮夷，北可扼守幽燕。

周王通过这些措施，就把治理全国的权利，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帝国的崛起》 三监之乱

三监之乱

周人取得了政权后，并没有完全消灭殷商国家，而是根据当时人们“灭国不绝祀”的原则，保留殷人的祭祀。周武王让纣的儿子武庚仍继承殷王位，统率殷的余民，统治殷商故地。武王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率重兵驻守在殷都周围的邶、鄘、卫三国，就近监视，史称“三监”。又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百姓，放出贤臣箕子并恢复其原职。又散发供纣王淫乐奢侈之用的财物、粮食，赈济饥民和贫弱的百姓。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商地很快稳定下来。

周武王灭商居功至伟，但他却在天下初定后的第二年，得病死去。太子诵继立，是为成王。

成王年幼，武王之弟周公旦摄行国政。周公依据周国原有制度，参酌殷礼，有所损益，制定出了一套巩固封建统治的完美制度来，就是后世儒家极力称颂和推崇的“周公之礼”或“周典”。周公因此被后世誉为像尧舜一样的圣人。 周公当时已称王，在颁布的一些诰命中，皆有“王若曰”句。在武王的弟弟中管叔最长，按照殷商以来兄终弟及的传统，武王死后他最有资格继承王位。如今周公却立年幼的成王，自己称王执政，这引起了武王诸弟的不满和猜忌。于是他们诋毁周公，一时朝野上下，流言四起。

管、蔡遂与殷民联络。纣王的儿子武庚早有复国的野心，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他们相互勾结，又联合殷商旧地东夷的徐、奄、薄姑和熊、盈等方国，叛乱反周，局势十分严重。

管、蔡以及武庚与东夷地区的叛乱，严重地威胁了周王朝的安全。周公处在内外交困中。他首先向召公奭解释，寻求支持，随后采取果断措施，亲率大军东征。东征对巩固和奠定西周王朝起了重要作用。经过三年的艰苦作战，周公镇压了“三监”之乱，制止了流言，杀管叔，放逐了蔡叔；诛杀了武庚，攻灭奄徐等十七国，俘获殷商贵族及大批殷商遗民。

周公为了彻底消弭殷商的残余势力，巩固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在瀍水东岸修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东），把殷商遗民通称为顽民或殷玩，迁到那里就近统治；又在瀍水西岸筑王城（今洛阳市内）驻兵监视，作为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原来西边的渭河平原，以镐京为中心，是周人兴起的根据地，称为“宗周”；东面的河洛地带，以王城为中心，是周王朝镇抚东方的重镇，称为“成周”。这里地处天下之中，是伊、洛、瀍、涧四水流经之地，土地平旷，沃野千里，东边又有伊阙之险隘，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东西两京就连成了一片，西起周原，东至雒邑，即渭、泾、河、洛千里之域，皆为周的王畿之地。又以纣王庶兄微子继承殷朝，在宋建国，史称宋国，管理殷商之后。封武王的弟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的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遂被分而治之，天下局势遂告太平。

周公功成身退，还政于成王。

成王、康王时期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时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刑错四十年不用”，开创了被后世誉为盛世的“成康之治”。

《帝国的崛起》 敬天保民

敬天保民

西周以百里小邦打败了赫赫大国，这在西周贵族的思想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使他们震惊与反思。《尚书&#8226;召诰》云：“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夏、商王朝灭亡的原因是西周贵族经常讨论的话题。他们认为，周的天子是天帝派到人间的王，而殷商国王也是天帝派来的王，殷商为什么会灭亡呢？

西周统治者在吸取夏、商两朝特别是商纣的兴亡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眀德慎刑”、“敬天保民”的理论。周人认为夏商的灭亡是由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强调“天命”的归属转移是以帝王能否“保民”为依据的。

西周贵族因此认为，天选择敬天有德者做天子，付给他土地和人民，要天子代天保民；如果天子不能保民，天就会降灾，就会易“天命”。断绝天禄，也就是换替天子。只有敬德保民，才能使王权巩固和稳定，受天永命。这反映了周人朴素的民本思想。《尚书&#8226;召诰》为此就记有警语：古先民之王夏禹能敬德，天道从而保佑夏王朝的平安执政；桀弃禹之法所以而坠天命；殷王朝亦如夏桀背弃了天命，所以皇天不佑；只有我们少年睿智的成王，敬德保民，故天予以永命。

西周初年的文书诰命中，就贯串了西周贵族这种保民思想。如《尚书&#8226;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8226;酒诰》云：“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

周人憧憬“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重民思想在这时已具雏形了。

周公在建成东都洛邑后，也谆谆告诫康叔及侯、甸、男邦、采卫等四方诸侯，希望他们不要贪图安逸，对民宽宥，不杀无辜，这样天帝才能保佑周王朝。

周公教诲的宗旨在于敬德保民，在于维护周的王权。

西周王朝对德的重视，也表现在历代周王的谥号上。王有美德，则有美谥；有不令德，则用恶谥。如果说夏、商国王的名号皆以天干命名，如夏朝的孔甲、履癸，商朝的盘庚、小辛、祖甲、廪辛、武丁、雍己、祖辛等，反映出夏商时期天文历法的发展。西周国王则以德行为王的谥号，如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孝王等。这些皆为西周王朝有美谥的国王。西周王朝还有厉王、幽王等不令德之王，《谥法解》云：“杀戮无辜曰厉，动祭乱常曰幽。”

西周王朝以德行为王谥，开我国后代帝王以德为谥的先河。

西周时期是保存典籍最多的时期，主要有《尚书》、《周易》、《诗经》等，其诸多典籍对后世影响很大，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西周很早就重视史书的记录、整理和保存，很早就设有史官。铜器铭文中就有“太史”的记录。在史官系统中，西周王朝还有“史”、“内史”、“右史”、“左史”、“御史”、“中史”、“省史”、“书史”等。西周的史官有名可考的有史佚、史伯、史墙等，另外，各诸侯国皆有自己的史官。史官负责王室的文书起草，策命官员、编订史册，记载国家大事，管理天文、历史、祭祀、图书典籍等。随着文字的发展，书写工具的进步，史官成为西周王朝非常活跃而且地位很高的职官。这些史官是世袭的，他们可以利用职务去记载、积累大量的史料，并进行整理。

西周时期留下了许多较为有据的信史。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周礼》、《礼记》等，虽然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所记载的是西周的部分史实，这就与重视史官和保存典籍有关。

另外，周部族从我国西部兴起，是我国古代最早使用铁器的部族，因此，西周的农业生产相当发达。《诗经》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如“丰年多黍多粟，亦有高廪，万亿及秭”；“黍稷茂止，获之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这就是说，当时就有万亿兆的高廪，有堆积如城，排比如栉的露积。这些记载反映出当时农业的丰收景象了。

农业的发展，自然带来了手工业的进步和繁荣。其中以青铜铸造最为发达。与商代相比，西周铜器的突出特点是式样新颖，精美庄重。其中以礼器为重。因为夏、商、周时期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多神，每食必祭，每事必祭；年年、月月、日日都有祭祀活动。史书记载，周代有四时之祭。而祭祀的方法和仪式也是多种多样，甚至达到十分繁杂的境地。西周王权相对殷商王权，进一步被神化。周王把自己神化为天的儿子，即周天子。是皇天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治理就是代天行命，从而为周代王权罩上了神秘的色彩。而要把王权进一步神化，具体就体现在祭祀上。是以周人特别重礼，青铜礼器遂成为社交和赏赐的重器，因此，周王室和诸侯公室，乃至一般贵族大多以拥有大小不等的铸铜作坊和铸铜工匠为荣。一些铜器铭文，记载了西周初期军事、诉讼、册命、赏赐等?面的内容，与史书可相互参正，对研究西周历史、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经济状况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周王朝初期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对周边的民族也能宽容地对待。因此，在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统治的125年间，周人继承先祖文王的仁德之政，其威名远播到燕山以北，长江以南，许多边远地区的民族纷纷前来臣服朝见。甚至远在东北的肃慎（满族的祖先）也来朝见，其强盛和繁荣可想而知了。

西周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朝代。

《帝国的崛起》 千古一帝

千古一帝：秦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秦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它不但结束了诸侯割据达500年之久的春秋战国时代，也结束了上古的奴隶时代和奴隶制度，并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秦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及对外开拓各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统一的措施，对封建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2000年的政治体制就是沿袭秦制，秦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大。自秦朝起，中国开始形成了大一统思想，此后尽管屡有反复，国家也曾长期分裂（如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但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割据政权，仍以统一为号召凝聚人心，其原因就在于秦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基础和心理基础，秦始皇的功绩又不可谓不巨大。虽然大家都知道秦朝是从奴隶制度转向封建制度最成熟的国家，也都知道秦始皇的丰功伟绩，但是秦始皇为什么能横扫六合，脱颖而出，并很快一统天下，就多少有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那就是，时代的趋势是其一，君王的能力也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祖500年的打拼，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

秦人西迁

秦人祖先原是居于东方的古老部落，是华夏族的一支，传为皋陶长子伯益的后代。伯益就是夏禹要传位后又被夏启夺去帝位的人。

伯益在舜帝时封食于赢地，为嬴氏。可见嬴氏一族，古老悠久。在大禹时因治水有功，封于费国，所以伯益也称大费。伯益生子大廉，其子孙在夏代已分布于国中和夷地；进入商代，大廉的直系后人中衍为第十代商王太戊驾车。中衍之后，其子孙辅佐商王，世代有功，“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商末王室衰微，戎狄不来贡，诸侯不来朝。商王对戎狄或亲自征伐，或命周侯征讨，或派“赢侯”去镇抚。大约在帝乙或帝辛时，商王命中衍之玄孙中涌，迁居于西部戎族地区，即今甘肃东南一带，保卫西北边境，号“赢秦”。并委以“军政统辖”的身份。中涌一支到达西陲后，依据商末衰微的政治形势，审时度势地对戎人采取了怀柔抚和政策，西界得宁。中涌遂定居在西犬丘。

可见赢秦由东方逐渐西迁，早期是随夏商势力进入中原及西部的。

中涌生子蜚廉，善奔跑。蜚廉生子恶来、季胜，皆勇力超群，都是殷纣王的宠臣。

对于商王朝来说，西戎问题虽然圆满解决了，但与以周为首的众多诸侯国的矛盾却激化了。为了充实朝中实力及加强自身安全，纣王便将远在西陲戍边的蜚廉、恶来、季胜召回内地，为其效力；而中涌及恶来之子女妨仍留守西陲。

不久，商周之战爆发，牧野一役，商朝灭亡，周室代之。助纣为虐的恶来被姬发亲自射杀，蜚廉则自殉报商。显赫一时的赢秦一族彻底衰落，原保西陲的中涌及女妨，因政治地位的丧失和生活处境的逆转，不但被沦为周人的下层平民，并且举族被迁徙到甘肃东部的天水地区，和当地戎人一起生活。忍辱负重，服役纳贡于周室，替周人看守西部边陲和陇山通道。在此后西周早中期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里，赢人几同戎人，历经艰难曲折，直到公元前890年，赢秦才获得了一次发展机遇。

恶来死后，其幼子女防为周戍边，女防生子旁皋，旁皋又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非子是赢秦一族兴旺的标志性人物。

据《史记&#8226;秦本纪》记载：周孝王时，非子牧马有功，因此获封了一块土地，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在当时属于中国的边缘部分。重新延续嬴氏的祭祀，完全恢复了伯益以来的嬴姓、秦的封邑及宗庙祭祀，称为秦赢。在秦早期发展史上，一直号称“赢秦”，至此方称“秦赢”。

“邑之秦”，虽是秦赢建立的第一处都邑，但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转折，衰落了数百年的赢秦在非子手里重新开始崛起。

周宣王时，非子曾孙秦仲及昆弟五人，奉宣王命，率兵大破西戎，被封为“西陲大夫”。秦仲在位23年，后在攻西戎时战死，但后世子孙无不戮力攻戎。周王室对秦人也愈加信赖和支持。秦仲有五个儿子，长子叫庄公，被周宣王任为大夫。庄公在位44年，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世父。世父说：“西戎杀死了我祖父秦仲，我不杀死戎王就不敢进城安居。”于是带兵攻打西戎，把职位让给弟弟襄公。襄公七年（前770年），周幽王宠信褒姒而天下大乱，西戎中的犬戎与申侯攻打周朝，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周平王立。秦襄公率兵护卫平王东迁洛邑，立下首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并赐以西岐之地（西周故地），让他建国立庙。秦这时才开始成为一个受封的诸侯国，国号秦。由此可知，秦国建立于春秋初年。

原本是西方小国的秦，至此逐渐强大起来。秦地成了稳固的后方基地，为向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公元前890年周孝王封嬴氏非子为“附庸”，到秦文公四年（前762年）东进到关中的“汧渭之会”为止，秦赢在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襄公、文公几代人前赴后继的苦心经营下，在西方整整奋斗了130年，才得以东进关中，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漫长历程。

秦国在初被封诸侯时，地域偏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较东方诸侯国相比，都比较落后。整个春秋时期，秦都是一个比较贫弱的、不显山露水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常被东方其他国家所忽视；又因为靠近西戎，采用戎狄法律及文化，其俗别于诸夏，常被华夏诸侯所轻视，不让它参与盟会。正因为如此，秦国少了很多纷争，只闷声发大财。

后世有人认为，也正是秦国在文化、思想上迂腐守旧势力较弱，才使新的制度得以顺利实施，从而也在各领域具备了统一全国的有利条件。

加之秦多雄主，其有为之君都能承前启后，开创一代一代的新局面。

如秦文公设史官，定法律，开始建立秩序。前677年，秦德公迁雍（今陕西凤翔南），秦以此为都近300年，表明政权稳定，奠定了霸业的基础。在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前的秦国时代，涌现出来许多有为之君。其中影响特别巨大的有四位：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

这些秦之先王与他们的后辈子孙，始终把建立帝业作为秦国的终极战略目标，并通过切实的行动，一步一步向这个目标迈进。自秦惠文王后，秦正式成为一个可以制定游戏规则的一流大国了，为其后嬴政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没有嬴氏在西陲的早期发展，也就谈不上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

《帝国的崛起》 春秋霸主

春秋霸主

周室的衰败从平王东迁就开始了，诸侯打着维护天子的名号，为各自的利益，互相攻伐。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诸侯国的数目已经由周初的1000多个锐减至100多个。秦国因为地处偏僻，不为其他诸侯国所重视；因而成为其中幸运存在的一个。

秦国之兴，源远流长，而秦国之强，却始于穆公。

秦穆公，秦德公之少子，成公之弟，名任好，嬴姓，春秋时秦国的国君，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秦穆公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君，不甘心居于偏僻地带。继位当年（前659年），就亲自带兵讨伐茅津（今山西芮城东）的戎人，开始了扩张疆土的事业，也开创了秦国的崛起之路。

秦穆公招揽天下贤士，能够打破尊卑贵贱界限，选拔贵族以外的人，以及别国前来投奔的人。百里奚曾是个奴仆，但很有谋略，他就用五张羊皮把百里奚从楚国赎回，加以重用。百里奚遂以老余之身，又推荐蹇叔、由余等良臣，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帮穆公成就霸业。

但秦国要向东发展，争霸中原，首当其冲的是其东邻晋国。在百里奚和蹇叔的辅佐下，秦穆公将注意力集中于晋。他娶了晋献公的女儿穆姬做夫人，利用联姻与晋国结成同盟，以与中原诸强抗衡。

为了让穆公树立秦国的威信，百里奚首先叫穆公施德于诸侯。晋献公晚年，骊姬之乱，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穆公九年（前651年），晋献公死，秦穆公派百里奚带兵送夷吾回国继位，为晋惠公。夷吾事先答应将河西八城割给秦作为谢礼，但继位后却毁约。

前645年，双方在韩原大战，秦军击败晋国，生俘晋惠公，灭梁、芮两国。领土野心骤然膨胀，扩地到黄河边上。在周襄王和穆姬的请求下，秦穆公与晋惠公结盟后，将其放回。晋惠公遂送太子子圉到秦国为质子，并将黄河以西的地方献给秦国，秦的东部疆界扩至龙门。秦穆公二十三年（前637年），晋惠公死，其子子圉逃回国继位，为怀公，与秦为敌。秦穆公于是将重耳从楚国迎来，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接待，又把自己的女儿文嬴及四位宗室之女嫁其为妻，然后于次年送重耳回国为君，是为晋文公。晋文公杀死子圉，在秦的帮助下，尊王攘夷，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成为霸主。

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年），秦穆公乘晋文公去世的机会，企图插足中原，想取代晋成为霸主。百里奚和蹇叔劝谏，穆公不听，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带兵偷袭郑国。郑晋为盟国。郑商人弦高在路上遇到秦军，便假托郑国国君之命犒劳秦师，秦认为郑国已作准备，因此退兵，结果回师途中被晋军在崤山阻击，秦师全军覆没。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崤之战”。后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晋放回，穆公站在城郊迎接，对他们说：“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对不听百里奚等人的谏言，不胜懊悔。

秦穆公认真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及时改变战略方向，转而向西方发展，全力进攻西戎。他通过投奔来的由余，了解到西戎各国的山川形势和兵力部署，采用离间计、美人计等策略，突出奇兵，发动全面战争，征服了这些国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史称“秦穆公霸西戎”。周襄王派遣召公过送金鼓给秦穆公，以示祝贺。

西方安定后，穆公遂于三十六年（前624年），亲自率兵讨伐晋国，渡过黄河以后，将渡船全部焚毁，表示誓死克敌的决心。一路上势如破竹，没几天就把过去被晋军攻占去的城池收了回来。晋国群臣见秦军如此凶悍，都建议回避一下，连大将先且都不敢迎战。晋襄公无法，只得命令晋军坚守，不得与秦军交战。三年的怨气一朝出，秦穆公见好就收，带领大军从茅津渡过黄河，到南岸崤地，在当年的战场上，把“肴之战”中阵亡将士的尸骨埋好，树立标记，亲自致祭。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跪在坟前，大哭不止，将士们也哭得山河变色。无不表示誓死的决心，秦军虎狼之师的威名由此可见端倪。

出征晋国和降服西戎的胜利，使诸侯对秦国都怀畏惧之心，秦也由偏僻小邑一跃而为诸侯大国，多次会盟诸侯，秦穆公成为晋文公之后的春秋五霸之一。

三十九年（前621年），穆公死，安葬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据《诗经&#8226;黄鸟》记载，穆公临死时要求几百名平民殉葬，其中包括子舆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这三人十分善良、勇武，国人对此悲痛万分，赋《黄鸟》之诗，唱道：“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意思是，青天呵，怎么将这么善良的人给殉葬了？如果可以赎命，我们宁愿出一百条命将他们换回来！

说明此时的秦国还保留着原始社会野蛮的殉葬遗风。

《帝国的崛起》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僵硬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崩溃，各阶层之间人们的身份地位也错位了。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周天子权威扫地，各封国国君纷纷僭位自称公或侯，到战国时更进一步自称为王。就是在此社会巨变之际，秦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相比，井田制瓦解的速度，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赋税改革等仍然非常落后。当年穆公的风流早已被雨打风吹而去，封建领主的势力非常强大，以致出现了“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的现象。秦国往往被各国以“夷狄遇之”，外交地位低下，并经常受到楚国、魏国的侵扰。国际上有什么重大会盟活动都不知会秦国，当齐威王称霸中原之时，各国纷纷朝贺，只有秦国被视为西部边陲的夷狄之国而少有往来。

为了改变秦国这种被欺凌、歧视的处境，胸有壮志的秦孝公（前381～前338年），于公元前362年即位后（时年21岁），即向全天下颁布了《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决心复兴秦国，再现穆公的伟业。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卫人公孙鞅就是这个勇敢的人，他从魏国跑来了，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革新，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因变法有功被封于商，故又称商鞅。

商鞅年少时就喜好“刑名之学”，对当时的儒、墨、道、兵等各派学说也谙熟于心。早年的学术积淀使商鞅充满了治国平天下的壮志豪情，他即开始寻找“栖身之佳木”。战国初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一跃成为中原霸主。于是商鞅认为魏国是自己的用武之地，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掌管相府庶子的教育）。商鞅虽年少且身份卑微，但仍显示出遮掩不住的熠熠才华。很多人看好他，公孙痤就非常赏识他的才具和学识，认为他将来必堪大用。虽然公叔痤为了权位逼走驻守西河的大将吴起，后来西河被秦国夺去，但他在临终之际，特意向魏惠王举荐了商鞅，可惜惠王认为卫鞅太年轻了，不值得信任。公叔痤就跟魏王说，如果不用卫鞅的话，就杀了他，免得为其他国家所用。但魏王仍未听其言。恰巧此时秦国向天下颁布《求贤令》，招揽贤士。商鞅便当机立断，西行入秦。

史载，公孙鞅是带着魏国改革家李悝所写的《法经》离魏入秦的，作为创建新刑法典的蓝本。因此《法经》直接影响到了秦律的制定，而秦律又为以后历代秦君所继承。可以说，《法经》为我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系确定了基本模式。

在孝公宠臣景监的举荐下，商鞅献上了一套“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变法计划。秦孝公大为赞赏，决心实行变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实行连坐法和推行县制。第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第三，避私斗，奖励战功。

其核心思想是：重刑、弱民、抑商和禁旅，尤其是按军功大小取得贵族爵位。此举打破了“世卿世禄”的官制，士兵斩一敌军官马上可晋一级爵位，较之魏国只赏铜八两的规定高得多。有了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得到解放，没有军功即使是过去的贵族也只能享受平民待遇，破除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建立了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秦国平民从此有了用战功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军人也成了最荣耀的职业。立军功者能升官晋爵，极大地刺激了秦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为国作战的勇气。而攻城略地和缴获愈多也使秦国论功行赏愈有了资本……如此循环，秦军愈战愈强，成为一支令东方诸国丧胆的虎狼之师。

这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8226;商君列传》）。秦国迅速从一个西方不起眼的弱国变成了“天子致胙”，连周天王也送礼给孝公，封为“方伯”（一方诸侯领袖），“诸侯毕贺”，各国纷纷前来祝贺的军事强国，成为当时最强大富足的国家。

崛起的秦国首先拿魏国开刀，多次打败魏军，甚至攻占了魏国的都城安邑（今山西），名声大振。魏国尽割西河之地与秦求和，又不得不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以躲避兵锋。魏惠王后悔地感慨：“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变法的结果虽然令秦国变得强大，但变法的过程却相当曲折。

据司马迁《史记&#8226;商君列传》记载，变法之初，即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反对，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所辩论的内容是，“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在这个辩论中，商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孝公听了他的话，坚定了变法的意志，说：“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垦?令即《商君列传》所说的“变法之令”。

商鞅重法，变法初期，为在百姓心中打下有法必依、令行禁止的信念，便采用了“徙木立信”的小策略，在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广而告之，有人能移至北门则赏十金，开始根本没人相信，于是商鞅将赏额增至五十金。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有一胆大的人卷起衣袖将木头搬到北门，果然如数拿到了赏金，于是百姓炸锅般奔走相告，说商鞅变法绝不欺假，令政必行，于是变法得以推行。

孝公十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举行第二次变法，使秦国的封建化更加深入。秦孝公兑现当初《求贤令》中的许诺，重重地赏赐了他：封商地十五座城邑。从此人称商君。

商鞅相秦19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但商鞅此人，用法刻薄寡恩，不看情面，一切以法律和制度为旨归。以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8226;商君列传》）。因而得罪了众多宗室贵族。法令公布后，有数以千计的秦人跑到国都，埋怨新法带来不便。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故意唆使太子犯法。当时王宫前有一条御道是属于国王专用，结果太子驾车经过，商鞅说必须惩罚，但太子至尊，不能用刑，于是杀了御者抵罪。其后，太子又犯错，商鞅秉公执法，对太子师傅分别施以劓刑和黥刑。毫不留情地割掉他的鼻子。从此无人再敢背法行事，对于那些开始毁谤新法、后又赞誉新法效用的人，商鞅以“乱化之民”尽数迁之边城，令无人再敢议论新法。

名士赵良劝商鞅急流勇退，归还孝公赏赐的十五座都邑，到乡野躬耕劳作。赵良还直言不讳地提醒商鞅：你的变法招致积怨太多，四面树敌，“亡可翘足而待”。但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好意，依然坚持同反对变法势力作不屈的斗争，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战国策&#8226;秦策一》），完全不给自己留退路，这无疑为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伏笔。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立，是为秦惠王。以往遭新法处罚过的公子虔等终于等到了报复的机会，纷纷上书告商鞅谋反。秦惠王派人抓捕商鞅，商鞅逃至关下，想投宿馆驿，却被主人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予以回绝。英雄末路，他仰天长叹：为法之弊，乃至于斯！正所谓“坐法自弊”，商鞅新法之苛可以一观矣。

太史公司马迁评之曰“天资刻薄人也”。这位叱咤秦国政坛的风云人物，竟然落得作茧自缚的可悲结局。其后他转而赴魏，魏国不仅拒其入境，还逼迫他返回秦国。穷途末路的商鞅只能回到封地，做困兽之斗。发商、於十五邑兵，连同其私徒属，约七、八万人，北进击韩，幻想要杀出一条生路来。但在秦军的进攻下，寡不敌众，兵败于渑池。商鞅最终被秦惠王车裂，尽灭九族，斩草除根。

其实，秦国的新君秦惠王恨的不是商鞅的新法，恨的只是商鞅个人，于是公报私仇。所以，此后秦并没有废弃商鞅立下的新法，反而更加认真地践行商鞅的思想和法律。

商鞅推行了战国时期最成功的变法运动，但却落得惨遭车裂的下场。这对于商鞅个人来说，当然是十分不幸的；然而对于秦国的发展来说，商鞅苦心经营的变法成果无法抹杀，其身虽死，其法未败，乃至“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8226;秦策一》）。

商鞅主持的变法在各国中是最全面、最系统、最彻底的，将秦国从落后的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秦国军队自商鞅变法实行奖励军功政策（军功授爵制）后愈战愈勇。武器装备不断改进。兵种已有步、车、骑之分。军队数量最多时达到“带甲之士百万”，其后出现了尉缭子、白起、王翦等著名军事家和将领。使秦国很快跃居战国首强，迈出了秦朝崛起的重要一步，逐渐使秦国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中心力量。秦王政之所以能够“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过秦论》），统一全国，商鞅的严刑峻法正是强秦的主要原因。秦始皇开两千年帝国制度之始，“百代皆行秦政制”。商鞅对秦朝的影响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立，由此可见一斑。

《帝国的崛起》 合纵连横

合纵连横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力量越来越强，东方六国都不能单独抗秦，公孙衍与洛阳人苏秦，先后游说六国，联合抗秦，称为“合纵”。“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秦国则用魏国人张仪，劝说各国帮助秦国进攻其它的弱国，叫做“连横”。“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8226;五蠢篇》），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合纵连横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各国为了自身利益，时而“合纵”，时而“连横”，反复无常。

相传苏秦是纵横术鼻祖鬼谷子的学生，精通权术，早年苏秦游说周王、秦王，皆不得用，后来说服了燕文侯，在燕王的资助下苏秦以“六国土地五倍于秦，士卒十倍于秦，如六国合作，秦国必败”的观点进一步说服了赵肃公，随即以赵国代表身份，一一说服其余四国，共同签订了纵约，并推举苏秦为纵约长，一人佩六国相印，盛极一时。

而苏秦最初游说时却不得重用，穷困潦倒，受到其兄嫂的讥笑和侮辱，后来苏秦佩六国相印路过家乡，其嫂伏地相迎，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苏秦问她为什么“前踞而后恭”，其嫂说因为他“位高而多金”。苏秦感叹“无当日羞辱，岂有今日之苏秦”，反以千金厚馈其亲朋。

此次合纵并没有持续很久，就被秦惠王巧妙地运用“拉拢一部分，打击一部分”的策略，令只看眼前利益的六国诸侯内部矛盾丛生，相继毁约，一年后，合纵便土崩瓦解。但是，即使如此，也令秦国对六国势力重新刮目，有整整十五年不敢轻易跨过函谷关。

与苏秦同时代的大纵横家张仪，走的是连横之路，助秦国破解六国合纵。他与苏秦同是鬼谷子的学生，出师后也一度穷困潦倒，在苏秦的资助下来到秦国，做了秦惠王的客卿，并取得了秦惠王的完全信任。

前323年，楚国为了迫使魏国投入楚的怀抱，要废立魏的太子嗣，送立流亡在楚的魏公子高为太子（《战国策&#8226;韩策二》），派柱国昭阳打败魏军于襄陵，取得了八个邑（《史记&#8226;楚世家》）。魏惠王因为受齐、楚的打击，只好采用屈秦攻齐的策略。

前322年，秦王与张仪又联手上演了一场政治“双簧”。秦惠王突然罢免了张仪的相国之位，张仪逃回魏国，以为内应。魏惠王聘张仪为魏相，推行“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的连横策略，尊秦为霸，魏惠王不肯听。秦遂出兵攻占魏的曲沃（山西闻喜东）、平周（山西介休县西），各国受到秦国进一步的威胁。因此，关东五国只有再次支持公孙衍、苏秦的合纵策略。前319年，魏改用公孙衍为相，把张仪逐回秦国。东方六国再次共同举兵抗秦，自此，合纵的形势又形成了。

前318年，韩、赵、魏、燕、楚五国合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但五国联军看似团结，实际上各谋己利，矛盾重重，实际出兵和秦交战的，只魏、赵、韩三国，被秦军在函谷关一举击溃，大败而归。魏损失最大，魏使惠施到楚，和秦讲和（《战国策&#8226;楚策三》），五国于是纷纷退兵。次年秦派庶长樗里疾乘胜追击，结果五国惨败。

这一役“五国伐秦”虽然失败了，但是声势烜赫。所以当时人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

打败了五国联盟后，秦便将注意力投注到后方，前316年，灭巴、蜀，获取了天府之国，对日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齐国在东方，也乘燕国内乱，于前314年，齐宣王出兵干涉，仅50天就攻下了燕国国都。

为了和秦抗衡，齐和楚结盟。齐楚联盟对秦是一种威胁，为防止楚齐两大强国结盟，张仪趁机劝说魏王，背叛纵约，与秦国结盟，从此国际形势由合纵转为连横。张仪又亲自入楚游说，离间齐楚。张仪到楚国收买了贵族靳尚等，劝楚怀王与齐国断交，并愿意用商、於之地600里作为酬谢。楚怀王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不听屈原等人的劝告，便贸然与齐断交。之后，当楚人向秦讨取土地时，张仪却大耍无赖，说是六里之地。上当的楚王恼羞成怒，在前312年发兵攻秦，秦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大败楚军，楚折兵8万，主将屈匄以下70余人被俘。汉中东部的土地也被秦所占，打通了关中和巴蜀的联系，使秦国国力更加强盛。楚怀王反击，又大败于蓝田。因此，楚怀王对张仪恨之入骨，恨不能寝皮食肉。当秦国提出以武关以外的土地换取楚国黔中时，楚怀王提出，宁愿放弃武关也要张仪的人头。张仪于是慨然入楚，暗中却以重金贿赂怀王的夫人郑袖与佞臣靳尚。楚怀王真是昏庸到家了，竟不可思议地赦免了张仪，还在张仪的游说下与秦修好。

齐国恼楚毁约，也乘机与秦结盟，联合魏、韩进攻楚国，在垂沙大败楚军，宛、叶土地尽被魏、韩占领，楚元气大伤。前299年，秦国干脆用计邀?楚怀王相会于秦，骗至武关扣留，向楚国索要黔中地。楚国另立新王，出兵讨秦，被秦军大败，楚怀王最后客死在秦国。楚国大夫屈原也因为怀王听信谗言、不纳忠谏，被贬至汨罗，作怀沙之赋后，怀石投江。自此，楚国一蹶不振，无复与秦抗衡。

其他诸侯在秦的威逼下也只求自保，谁也顾不上谁，张仪便趁机鼓动赵、宋与秦联合。

前298年，齐约韩、魏合纵攻秦，赵、宋虽是秦盟国，却只作壁上观。齐、韩、魏经三年奋战攻入秦函谷关，迫使秦割地给韩、魏请和。4年后，因齐孟尝君指使田甲政变没有成功，逃到魏国为相。齐遂改变策略，和秦、赵结盟。齐、韩、魏合纵破灭，连横达到高潮。前293年，秦白起消灭魏、韩联军24万。前294年、前291年，秦连攻韩、魏，迫使其分别献地求和。

就在齐、秦争斗时，赵国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灭中山国，成为强国。为了对付赵国，前288年，秦怀王与齐闵王相约同时称东、西帝，并准备联合五国攻赵，三分赵国，约定了出兵日期。但这一计划被苏秦破坏，苏秦劝齐主动去帝号，用以孤立秦，拉各国反秦，以便乘机灭宋。齐闵王采纳了这一建议，联名燕、韩、赵、魏等国西攻秦，迫使秦昭王废帝请服，退还所攻占的赵、魏部分土地。

前286年，齐闵王灭宋（宋偃王当政），势力大振，引起韩、赵、魏和楚的不安，秦乘机约各国攻齐。

前284年，乐毅统率燕、秦、韩、赵、魏五国军队攻齐，占领了大部分土地，攻克齐国70余城，齐闵王被楚军杀死。后来因燕昭王死，惠王立，疑乐毅，用骑劼，齐国将军田单用火牛阵破燕军，恢复齐国。但齐国经燕国的浩劫，从此一蹶不振，秦、齐对峙的局面打破了。唯秦独大。

前278年，白起攻下楚国都城郢，楚被迫迁都，秦国势力发展到湖南一带，楚国也就彻底削弱了。

苏秦、张仪等纵横家们活跃于战国后期的历史舞台40余年，充分利用七国之间层出不穷的重重矛盾，合纵连横，噈狗咬狼，朝秦暮楚，此消彼长。经过激烈洗牌，六国日薄西山之兆已日渐明显。

《帝国的崛起》 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

自从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后，赵国变得与秦一样强大。俨然成为秦国东进的一道壁垒。在当时，赵国是六国中唯一可与秦抗衡的国家。

秦昭王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合纵连横，结好齐楚，离间燕齐，收到成效。

前279年，秦王约赵王在渑池会盟修好。赵王在廉颇、蔺相如的周密安排下赴会。酒过三巡，秦王请赵王鼓瑟并令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面对秦王的侮辱，蔺相如以性命相威胁，捧一缶请秦王击缶。秦王无奈敲了一下，于是蔺相如令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双方剑拔弩张，及至会终，秦王竟没有沾到半点便宜。

渑池会后九年，秦得魏国南阳之地（魏国河东之地），开始大举进攻韩国的阏与，与赵国开始了正面冲突。阏与地处韩国的上党北部，阏与失，也就意味着赵国的西南门户失。因此当韩国向赵国求救，大将赵奢以“两虎斗于穴中，将勇者胜”，力排众议，主张率兵援救。起初赵奢佯装怯懦，在邯郸西30里外驻留28天不发兵，秦兵中计，懈弛不加防备。赵奢突发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袭秦军，在阏与大败秦军，赵奢因骑兵获胜而被封为“马服君”。

秦军数度攻赵不下，于是集中全力攻韩，令上党与韩国本土完全隔绝。韩国的上党地区，楔在秦赵之间，秦国看上了这块地盘，不断通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上党地区展开了吞并。韩国不胜其骚扰，就把韩国的都城从晋地迁都到了河南。重心的迁移，造成韩国对上党地区的统治能力减弱。秦国遂派重兵封锁了韩国与上党地区中间的山地，切断了两部分的联系。这一釜底抽薪之招，使上党地区顿成孤地，失去了韩国本土的援助力量。

以韩国的国力，并不敢与秦国抗衡。韩国准备放弃，任秦自取。

但当时的上党郡守冯亭却不愿意献地入秦，为了促成韩、赵结盟，他主动将上党郡献给了赵国。

赵成王清楚，上党地区是个烫手山芋，一旦接手，就等于把韩国与秦国的矛盾，转嫁到了赵国的身上。但他又实在舍不得上党的十几座城池。正是贪图眼前的利益，埋下了赵国灭亡的种子。秦国浪费了几年时间跟韩国作战，眼看上党地区唾手可得时，却不料被赵国横插一杠，秦昭襄王自是恼羞成怒。

前260年，秦昭襄王派王龁大举进攻上党，赵国派将军廉颇驻守长平（山西省永禄村），抵御秦军。廉颇是战国时期的名将，作战勇猛，沉稳老练。他看到秦军势不可挡，就采取了避战的措施，以消磨秦军的锐气，寻找机会再大举反攻。

廉颇在长平挖深沟、筑高垒，坚守不出，不跟秦军打遭遇战。这让秦军上下都很无奈。尽管王龁用尽各种方式溺战，廉颇都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不出战。

赵王却以为廉颇怯懦，下书责备。

秦国丞相范雎，擅长反间计，派间谍携重金到赵国首都收买赵王左右的人，离间赵王与廉颇的关系，并四处散布流言，说：“廉颇老矣，无复当年之勇，很容易对付，秦军最惧怕的是名将赵奢之子赵括。”

赵王中计，竟派赵括代替廉颇。

赵括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只会“纸上谈兵”。赵王派赵括为将，其母上书阻拦，赵王固执己见。赵括到达长平后，便全盘废弃廉颇坚壁固守布置。秦昭王见离间计成，就暗中以大将白起代替王龁，作为秘密武器被派遣上场。因为白起早就威名远播，为了防止引起赵括的警惕，秦昭襄王还特别下令，谁敢把白起是统帅的消息透露出去，杀无赦。白起决定设计引赵括出兵。古人交战，战前都要互递战书，决定交战的方式。白起在给赵括的战书中写道：“欲与孺子生死一战，共决雌雄。”语调轻慢，赵括顿时火冒三丈。主动出击，以求速战速决，一举歼敌。

前260年8月，秦赵两军交战，起初，白起佯装逃跑，示敌以弱，诱敌深入。赵括求胜心切，果然钻进了秦军张开的布袋。四面受困，粮草断绝，在被包围了40多天后，赵括中箭身亡，赵军40万士卒全部降秦，被白起集体坑杀。

秦赵长平一役，一举摧毁了赵国的有生力量，战况之惨烈为历史空前所未有，赵国自此元气大伤，如同一个待宰的羔羊，已经没有生存的自主权了。长平之战，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关键战役，这让除秦之外的六国再也无法跟秦抗衡，为秦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长平战后，秦军乘胜围攻邯郸，赵国存亡成为旦夕间事。赵国平原君向魏王及自己的妻弟信陵君求救，魏安釐王害怕秦军报复，不敢出兵。信陵君无奈之下，带领300门客以必死之心赴赵殉难，路过夷门时，被他的一个宾客侯嬴拦下，他建议信陵君盗取魏王兵符，矫托王命，领军救赵。信陵君向魏王宠妃如姬求援，盗出兵符。魏军统帅晋鄙怀疑兵符并非出自王命，不肯交出兵权，被信陵君手下力士朱亥用40斤铁锥杀死。信陵君夺取兵权后，挑选8万精兵，与齐、楚援兵会合，大败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秦军在邯郸受挫后，转而攻韩。前255年，秦昭襄王一度称帝，取九鼎，并顺手将意图联络诸侯抗秦的周室灭掉，周赧王西向朝秦，尽献王畿之地。

天下统一的大势已成。

信陵君由于窃符救赵，不敢回国，便留在赵国。10年后，秦军大举伐魏，魏王急请信陵君回国，信陵君以自己的声望遍告诸侯，痛陈唇亡齿寒之利害，六国再度合纵抗秦，在信陵君的带领下大败秦军，并一直追击到函谷关。秦国嫉恨信陵君的威望，再一次使出反间计法宝，离间魏王，说“天下但知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信陵君果然被心存疑忌的魏王削夺兵权，从此失望颓废，在醇酒妇人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信陵君两败秦军，也成了六国合纵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六国败亡的命运进入了尾声。

当时的大儒荀子对秦国考察后写道：“其百姓朴”、“其百吏肃然”、士大夫“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其朝闲……恬然如无治者”。荀子还就秦军与其他诸侯国做了对比：“齐人隆技击……是事小敌……亡国之兵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非斗无由也……是最为众强长久”、“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由此不难看出秦国在政治、军事上的优势了。

《帝国的崛起》 剪灭六国

剪灭六国

秦始皇，姓嬴名政，于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赵国邯郸。秦始皇的父亲名叫子楚（又名异人），是秦昭襄王之孙，时在赵国做质子。当时秦是战国七雄之一，秦昭王听取了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把进攻的矛头先对准了邻国韩国和魏国，而和较远的赵国联合。遵照当时的惯例，诸侯间签订盟约后，往往会派出一名王室贵族到对方国家作为人质，以示对遵守盟约的诚意。秦国就派子楚到了赵国为质。秦赵两国长平之战后，互为敌国，作为“质子”的异人，在赵国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有国不能回，子楚在赵国不似落魄胜似落魄，满目凄凉，花时溅泪，鸟鸣惊心。大商人吕不韦认为他奇货可居，出重金帮助他回国。前251年，秦昭襄王死，其父安国君即位，为孝文王，子楚遂为太子。但安国君在位三日便亡，子楚即位（即庄襄王），任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但子楚在位时间也不长，仅三年便死去了。公元前247年，嬴政即秦王位，时年13岁。由于年少，政事便落入吕不韦和赵太后之手，嬴政尊吕不韦为仲父。

嬴政亲政后，便开始实施其迤逦天下的雄心。他决心继承秦国历代君王一统天下的夙愿，而且要发扬光大，按照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战略步骤，以金帛利诱与武力打击相结合的两手策略，在用谍报人员姚贾和顿弱分化瓦解六国之时，又起用李斯、尉缭、王翦、蒙恬等文臣武将，整军备武，加快兼并六国的战争步伐。他前后仅用了10年时间，便灭亡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秦始皇灭六国的顺序是：韩、魏、楚、燕、赵、齐……

最先灭掉的是韩国，秦王十四年，即公元前233年，韩国割地称臣，也没能挽救败亡的命运。秦王政十七年（前230），派内史腾灭韩，俘韩王安。将韩国设为三川郡。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3月，王翦击败赵军，杀赵葱。10月，王翦、羌瘣军攻破邯郸，赵王迁献出地图投降，赵亡。秦于赵地设邯郸郡——但赵尚有残余。赵公子嘉带领宗族数百人逃代（今河北蔚县西北），自立为王，以延续赵国。

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未成，秦王将荆轲肢解。秦王派王翦、辛胜、王贲攻燕。夺取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今辽宁辽阳）。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太子河），再败太子丹军，消灭了燕军主力。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秦国未允。此时燕、赵的残余势力已不足为患，秦乃集中兵力攻灭魏、楚。燕、赵（代）得以苟延残喘。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秦王遣王贲攻魏，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3月，大梁城破，魏亡。秦在魏东部地区设置砀郡。

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王翦率秦兵60万伐楚，杀楚将项燕。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虏楚王负刍，楚亡。秦在楚地设立楚郡、九江郡、长河郡和会稽郡。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秦王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秦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回师时顺便攻下代郡，虏代王嘉。赵残余势力彻底灭亡。

最后灭掉的是齐国。五国覆灭，齐成孤岛。在秦国先后对其他五国用兵时，齐国不但袖手旁观，而且和秦国结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前途和五国一样。因此，齐国没有做任何战争准备。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访齐为由，命王贲率领秦军，避开齐国西部主力，乘齐人不备，由原燕国南部（今河北北部）南下奇袭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一举攻克临淄，齐王建不战而降，齐亡。秦王在齐设置齐郡和琅琊郡。

贾谊的《过秦论》对六国之亡的原因做了高度的概括：秦国在用战争夺取土地以外，还受到诸侯的贿赂，小的获得邑镇，大的获得城市。贿赂所得土地，比秦国用战争所获土地，实际多到百倍。六国诸侯贿赂秦国所丧失的土地，比战败所丧失的土地，实际也要多到百倍。所以六国的灭亡，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不锋利，仗打不好，弊病在于拿土地贿赂秦国。拿土地贿赂秦国亏损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灭亡的原因。有人会问：“六国接连灭亡，都是因为贿赂秦国吗？”答：“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有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原因是不贿赂秦国失掉了强有力的外援，不能单独地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

从秦王政十七年灭韩，至二十六年灭齐，秦王嬴政在前后10年间，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天下，威镇四海，并吞八荒，扫灭六国，完成了一统全国之大业。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割据纷争长达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建都咸阳，秦王政自称皇帝，追庄襄王为太上皇。

秦始皇称帝后，继续开疆拓地，向边地频繁用兵。从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他征发数十?人，三攻岭南，占领百越之地（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又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军队北击匈奴，收复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迫匈奴退往阴山以北。为了防止匈奴的侵扰，他把昔日秦、赵、燕所筑的长城加以修缮，连接成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至此，秦拥有了异常辽阔的疆域，北到长城和阴山，南到南越，即现在的越南北部地区，“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秦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

《帝国的崛起》 千古一帝

千古一帝

前221年（秦王嬴政二十六年），秦灭亡强齐后，正式宣告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结束了。然而，由于生产方式和土地制度在时代巨变中，已在更深更广领域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兴贵族、地主阶级与下层农民阶级的矛盾尖锐对立，加之六国的残余势力不甘心灭亡，时刻想着复辟，这些都对新生的秦王朝构成了威胁。为了巩固帝国的封建统治秩序，秦王政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着手建立了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秦王嬴政一统天下，建立了永世之功，亘古未有，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足以匹配其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于是更改名号，将古代的三皇五帝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皇帝自此成为其后2000多年中国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称号。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期盼嬴氏江山能够延续千秋万代。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对名称也做了规定，如皇帝自称用“朕”，表示至尊无二；皇帝所下的涉及制度的命令称“制”，昭告臣民的令文称“诏”；皇帝的印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才能叫做“玺”；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其次，秦始皇对中央政治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

中央设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是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而且要有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御史大夫是负责监察百官的，皇帝的诏令一般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

在地方行政上，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吸取周亡的教训，不再实行分封制，而是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分天下为36郡，后又增至40多郡。郡下设县，县令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下有县尉，管军事。有县丞，管理司法并协助县令处理事务。县下分设若干乡，乡设三老，管思想教化。啬夫，管征税与服役。乡下面又设亭、里、什、伍等组织。里有什、伍，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各级长官定期向上报告情况，构成了严密的地方政权机构。

这一政治体制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控制，开创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杜绝了周代诸侯各自为政而天子无实权的现象。

在全国实施新秦律，新秦律是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而制定和颁行的国家统一法律大典。

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即“刑不上大夫”，而是加重处罚。这就使得秦朝的吏治非常清明，政府的办事效率极高。对于官吏要求很严，必须通晓法律，秦朝不是以儒延续文化，而是“以吏为师”。官吏有很高的地位。

除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外，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集权统治。主要有：第一，修造长城，北御匈奴。第二，统一度量衡。第三，统一货币，废除六国旧币，以秦“半两”作为标准流通货币。第四，统一交通工具，实行“车同轨”、“行同伦”，确定车轨宽度的国家标准。第五，统一文字。以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小篆为基础，略加整理，作为标准文字通行天下。

这些中央集权制度的制订，标志着中国封建帝制的初步确立，为秦以后的数十个朝代所沿用，秦帝国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这些措施的实施，也对促进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共同心理基础，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统一和发展，作用至伟至巨，因之他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代表人物，被后人赞为“千古一帝”。

当然，秦始皇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国家体制问题上，朝廷内对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多有争论。

众所周知，秦自商鞅变法以来，重法轻儒，秦始皇延续了这种传统。因此，在秦朝，儒生只是点缀，多是礼仪之官。但他们在文化思想领域有一股较强的势力。此时的儒士文人，已没有了战国前期高蹈扬厉、独立思考的个性，而逐步沦为求仕、做官的食禄之徒。因为他们原本可以游历各国求仕的，而现在秦的统一，不但官员的数量骤然减少，而且所用官员多是武夫功臣，这些人为扩大仕路，寻求出路，便极力提倡分封诸皇子与功臣为诸侯。如此一来，不仅可以保存旧传统，又可达到做官食禄的目的了。因此，极力反对中央集权制度。

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又提出恢复分封制的主张，遭到丞相李斯的反驳，李斯认为，正是由于有些读书人“不师?而学古”，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在百姓中制造混乱，才导致朝廷威信受损。于是李斯主张严厉镇压这些胆大妄为的士人，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向秦始皇提出除《秦纪》、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所藏《诗》、《书》、百家语外，其他全部交官府销毁的建议，得到秦始皇批准，下令焚书，并规定以后有敢私下谈论被焚书籍的杀头，有敢以古非今的满门抄斩。

儒士们开始对秦王朝失望了，更无时无刻不寻找机会发泄对帝国与始皇的不满。

就在焚书的第二年，为了让自己长生不老，缔造万年永存的秦帝国，不仅自己数度到东海巡游，而且派方士徐福带领3000童男童女出海寻找传说中的仙山琼阁。而曾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两个方士侯生、卢生更在背后散布对始皇不满的言论。秦始皇听说后大发雷霆，派人到儒生中间进行调查，这些人便相互告发，先后牵连的达460多人，全部被坑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的手段统一思想，是“师今”与“师古”两种政治思想斗争激化的表现。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六年），在秦的东郡（现在河南濮阳）有一块陨石坠落，于是有人便趁机在上面刻了诅咒的话：“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得到消息，火冒三丈，派御史严厉追查刻字的人，但最终也没有查出来。御史便将附近的住户全部处死，又将刻有字的陨石毁坏。

秦始皇在钳制思想、文化、言论的同时，还实行严酷的法律，人民动不动就触犯了法律，特别是当时的野蛮的肉刑制度，常将犯人的脚砍断，造成大量的残废人。苛捐杂税又异常繁重，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和长城，民无日不劳，导致民怨沸腾。

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也因为劝说过秦始皇要宽以待民，让民休息，而被放逐到北方蒙恬军中，和大将蒙恬一起抵御匈奴。

就这样，原来渴望统一的老百姓，本想从此过上太平安宁的日子，却不料秦的暴政让他们失望至极，秦在民众的诅咒下气数将尽。可见，得民心者得天下，乃千年不变的真理。秦的民心丧失，就是它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秦朝，作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人发迹悠远，起于蛮荒，从玄鸟部落到“西陲大夫”，从诸侯霸主到“天下共主”。自东西迁，立足关中后又转而自西东进，历数代之经营，创后世之基业。直至策马中原，独步天下。孝公以下的历代君主坚持法家的治国理念，完善郡县制，令地方之权集中于中央，中央之权集中于君主，任何政令自上而下得以彻底贯彻和执行。法家学说与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完全融合为一体，令秦国能够合全国之力致力于战事，加上对人才使用的不拘一格，各种外交手段的灵活运用，长平之战后，六国灭亡仅是时间问题了。而深受战乱之苦的各国人民，迫切要求重建统一的国家，以便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生存环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朝的统一战争符合人们的普遍愿望，“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王嬴政更是应时而生，收拾残局，一统天下。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诸侯混战的局面，缔造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并开创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的文明格局。在广袤的疆域里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秦的统一，标志着中国进入“大一统”的政治时代。从此以后，由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对各地施行有效的政治管理，揭开了此后封建王朝的垂天帷幕。

秦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其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深刻而又顽强地影响着整个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所以有“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的说法。

《帝国的崛起》 大汉雄风

大汉雄风：大汉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开基汉朝天下的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天子。他的出身以及争霸天下的资历，不要说与鞭挞天下的秦皇相比，就是与项羽相比，也微不足道。秦国是经过几百年几十代人的打拼，才统一天下。而刘邦仅以一介丘民之身，手提三尺长剑，在群雄角逐中脱颖而出，几年之内，就统一了天下。彻底打破了千年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由此开创了汉家400多年的基业。无疑的，刘邦创造了历史。刘邦之所以成功，并不是他能力有多么超群。刘邦自己也承认，自己运筹帷幄不如张良，治理国家不如萧何，领兵打仗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就是综合式思维。他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固执武断，知人善任，用人所长。所以他最终成为那个时代最厉害的人。他亲眼目睹了起义军颠覆秦朝的强大力量和浮躁不安的社会现状，所以他能借鉴秦亡的经验教训，废除了秦朝的苛政，采用黄老的清净无为的宽松政策，与民休息，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刘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地统一起来，而且还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集起来。后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之后， 中国的国力已达巅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后，更是利用儒学敦化民风，同时采用法术、刑名巩固政府的权威，即所谓的“表儒里法”。一改对匈奴妥协的政策，主动进攻。并派张骞出使西域，展开结盟外交，最后迫使匈奴归顺，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首次崛起。

乡下痞子

刘邦是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家小有薄产，因此小时候也读过一些书，但他绝非本分的读书人，平时也讨厌生产劳动，游手好闲，在生活上也多有失检点，是一个十足的酒色之徒。刘邦经常到沛县城游逛，噌吃噌喝，与卖狗肉的樊哙是朋友。刘邦天天到他那里去吃狗肉，而又从不给钱。樊哙很讨嫌他，就从街东移到街西，但刘邦很快就能找到他；樊哙无奈，天不亮就去赶集，但刘邦比他起得更早。诸如此类的无赖之举，使刘邦在乡间的名声很差，老大不小了，还没有哪家女儿愿意嫁给他。但他为人仗义豪爽，喜欢结交朋友。经常想入非非，要干大事。因此，他的父亲十分不待见他，多次责骂他不务正业，是个“无赖”，不如自己的二哥刘仲会经营。但他很会搞关系，经朋友帮忙，当上了秦的泗水亭长，并与郡县小吏们的关系搞得如火如荼。

单父（今山东单县南）人吕公和沛县的县令是至交，为躲避仇家而移民到了沛县。听说县令的贵客来了，县里的豪杰公曹都来巴结拜贺。那时拜贺有送礼钱的习俗。萧何时任沛县主吏，为宴会司仪，宣布：“凡贺礼不满一千钱者，请堂下就坐。”刘邦也是贺客之一，他根本没有钱，就在拜帖上写到：“贺钱一万。”吕公被他的豪气所震慑，不但亲自出门迎接，还恭请他上席就座。吕公视刘邦相貌、气度非凡，当场表示愿意招他为婿。刘邦大喜过望，白吃后还骗了一个老婆，天大的好事都让他遇到了。因此就娶了吕雉为妻，就是后来著名的吕后。她为高祖生了一儿一女，女儿是鲁元公主，儿子是惠帝。

刘邦成家后，为了照顾家庭，不得不回家帮着干一些农活。有一次，吕后和女儿正在田中薅草，一个过路老人因向吕后讨水喝，便恭维说，你们都生得“贵相”。老人走后，刘邦也来到田中，吕后把相面之事告诉他，他马上追上那位老人，请他也为自己相面。老人说：“刚才你夫人和儿女所以是贵相，就是因为有你，你的相贵不可言。”刘邦听了非常高兴。

秦王朝末年，秦始皇修骊山墓需要大批劳力，刘邦曾受命负责押送一批民工到骊山。在回来的路上，正碰上秦始皇坐在华丽的车上出巡，那威武的气势，森严的仪仗，真让人羡慕，刘邦不禁脱口赞叹道：“大丈夫生当如此啊！”

此后，他再一次以亭长的身份押送一批刑徒去骊山，刑徒们不愿意就此送死，在路上纷纷逃亡。刘邦估计到了骊山，这些刑徒也差不多跑光了。自己无法交差，很是郁闷。一天，夜宿丰邑西边的大泽里时，刘邦喝多了酒，仗着酒劲，也不计后果如何，就把刑徒身上的绳索解开，让他们逃命。当时有十几个刑徒愿意跟着刘邦一起逃亡，刘邦和他们痛饮了一顿酒，就连夜带着他们逃亡到了芒砀山（今河南永城市东北）。在半道上，有一条大蛇挡了去路，众人要退回去再找出路。刘邦此时酒壮英雄胆，拔出剑来，把那条大蛇一斩两段。但大蛇冤气不散，每晚夜吼，说：“赤帝子要做天子。”要刘邦给他封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高祖斩白蛇的故事。

当时关中一代民间盛传：“东南有天子气”。人们至此才意识到可能应在刘邦头上。

刘邦在芒砀山躲藏了起来，但和外边的联系异常紧密，因为这里离他的家乡很近，吕后经常派人和他联系，传递情报。刘邦利用斩蛇带来的神异之事，为自己大造舆论，吕后也在后面推波助澜。她对投奔刘邦的人们蛊惑说，要去寻找刘邦很容易，因为在他藏身的地方，经常有五彩祥云笼罩天空。沛县及附近的青年人听说后，很多人都去投奔他。这样一来，刘邦利用迷信和自己仗义的名声，很快拉起了一竿队伍，成为时人公认的沛中豪杰。

《帝国的崛起》 刘邦起义

刘邦起义

秦二世元年（前209）7月，陈胜、吴广率900名戍卒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首举义旗，反抗暴秦，全国影从。陈胜、吴广攻占陈（今河南淮阳）后，建立了“张楚”政权。这时，沛县县令为了保全自己，也想响应起义。县主吏萧何、狱掾曹参就向县令建议，只有召集早先那些抗秦逃亡之人，才有号召力。县令遂派樊哙去找刘邦。刘邦于是带着几百人的队伍和樊哙一起回到沛县城。

县令一看刘邦这气势，就有些胆怯，害怕自己指挥不了刘邦，就关了城门。又想把欲为内应的萧何、曹参杀掉。萧何、曹参遂鼓动百姓造反，百姓积怨已久，于是杀了县令迎接刘邦进城，推举他为沛公，共谋起义的大事。

刘邦在县衙里，设坛祭祀，正式宣布起兵反秦。接着，萧何、曹参和樊哙等人分头去招兵买马，沛县子弟踊跃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了3000人。

这一年刘邦48岁。

刘邦占领沛县城后，就积极向外发展。他首先攻占了胡陵和方与（均在今山东金乡县），秦泗水郡丞率兵镇压，被刘邦打败，并趁势占领了丰邑，让自己的同乡雍齿据守。雍齿出生富豪大家，很看不起刘邦。当时热衷于割地称王的陈胜部将周市，已投到魏王咎门下。听说雍齿与刘邦貌合神离，就煽动他脱离刘邦，并封他为丰邑侯。刘邦率兵在外作战，雍齿乘机将沛献给魏。刘邦外战无获，又无法归沛，对雍齿恨得咬牙切齿。

后雍齿又由魏降楚，跟随项羽同刘邦作战。后来，阴错阳错，雍齿又由楚归汉，并屡立战功，帮刘邦灭楚立了大功。雍齿可说是第一反复无常的小人。但在刘邦称帝，大封刘姓和亲戚为王为侯之后，引起了异姓将领的猜疑而生反叛之心时，刘邦又把雍齿作为棋子利用了起来。一日，刘邦在洛阳行宫复道上，见一帮武官打扮的人聚集在水滨，沿着沙滩坐着，交头接耳，不知为何？问张良，答是聚谋反叛。刘邦大惊失色。张良反问：“主公平生最恨何人？”刘邦答：“雍齿几次叛我，又几次归降于我，欲杀而无机会。”张良说：“现封雍齿为侯，方可无虞。”刘邦遂封雍齿为什邡侯，看到刘邦的仇人都获封了，众将领也就安定了下来，都坚信刘邦不会亏待自己了。

在刘邦沛城起兵的同时，原楚国贵族的后裔项梁、项羽叔侄也在吴中起兵（今江苏吴县）。他们杀了会稽郡守，很快组成了一支8000人的江东子弟兵，成为抗秦的主力。其他一些六国贵族也都纷纷起兵，自立为王。

秦二世元年12月，陈胜被车夫庄贾所杀。项梁于是在次年（前208年）6月，在薛县（今山东滕州市东南）召集各部将领，决定立楚怀王之孙叫心的为楚王（也称怀王）以为号召，定都盱眙（今江苏盱眙）。

刘邦几次攻沛，都未能如愿，反而损兵折将，不得已，就主动到薛县投奔项梁，得到项梁支持。项梁拨给他10员猛将、5000士卒，再攻下沛县后，也就迅速壮大起来了。

这时，秦大将章邯已经攻灭魏国和齐国。到了7月，楚军经过休整，开始向秦国反攻。楚军连连胜利，项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起来，别人进谏也不听。9月，章邯得到秦关中的援兵后，乘项梁不备，突然夜袭定陶（今山东定陶）。结果楚军大败，项梁被杀。刘邦和项羽，此时正在陈留一带作战，闻项梁战死，就主动撤退以保存实力。章邯在击杀项梁后，认为楚国已不再构成威胁，就渡河进攻赵国。赵王向楚怀王求救。楚怀王和众将商讨后，决定分道伐秦：一路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上救赵；一路以刘邦为将，趁秦后方空虚，西进关中，直捣秦的老巢。

楚怀王便和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就是说，谁先进入关中，就封谁为关中王。

《帝国的崛起》 西征入关

西征入关

当时在将领的人选上，项羽主动要求西征，但楚怀王和众将领认为，项羽为人残暴，过去攻下襄城时，几乎把襄城居民杀光，大失人心；而刘邦比较宽厚，是能够取得秦人信任的合适人选。就是在此背景下，前208年末，刘邦率领着不足一万人的部队，其中多数是新招集的陈胜的散卒，从砀郡出发，西征入关。

当刘邦的军队路过陈留高阳乡（在今河南杞县西南）时，在高阳担任小吏的郦食其求见。他知道刘邦出身低贱，凭借武力打天下，一向对高谈阔论的儒家嗤之以鼻，常骂儒生是“竖儒”、“腐儒”。曾经拿儒生的帽子当尿盆，以此来污辱儒生。郦食其少年时就嗜好饮酒，常混迹于酒肆中，所以谒见刘邦时，就自称“高阳酒徒”，指自己是一个嗜酒而放荡不羁的人。

那时刘邦正在洗脚，忽报有位戴着儒冠的年轻人求见，非常愤怒，说：“我以天下大事为重，没有时间接见读书人。”郦食其久等不见召，瞪大眼睛，手握利剑，叱骂看门人说：“你再进去对沛公说，我是高阳酒徒，非读书人！”看门人报告刘邦，刘邦一听是高阳酒徒，连脚都来不及擦，赶忙起身迎接，赐酒款待。

郦食其见了沛公，只拱一拱手，傲然说：“你不是想诛暴秦吗？为何这样慢待长者？你是想助秦攻诸侯呢，还是率领诸侯破秦？”问得刘邦哑口无言，不知所措，敬谢不遑：“愿闻先生破秦之策。”郦食其慷然说：“乌合之众，也想攻打强秦，不过是驱羊入狼群而已。”遂向他献计，利用他和陈留县令是故交的关系，劝说他投降。如不投降，也可以作为内应，如此，大事可成矣！刘邦觉得有理，就采纳了郦食其的建议。

郦食其来到县城，向县令陈说利害，希望他能投降刘邦。但陈留县令忠于秦朝，予以拒绝。郦食其就在当天夜里，暗杀了陈留县令，并将县令人头抛到城下。刘邦趁势引兵攻打县城，城上守军见县令已死，遂开城投降。刘邦进城，收拾兵器和粮食，所获甚多。遂利用陈留的物质条件，很快扩充军队至几万人。

前207年3月，刘邦离开陈留，继续向西前进，想通过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直接进入关中，但在洛阳东与秦军作战失利。韩王成派自己的丞相张良帮助刘邦，刘邦性格狡诈，却善于用人。遂采用张良之计，迂回前进，避免攻坚，南下绕道秦军主力相对比较薄弱的武关，准备从那里进入关中。刘邦让韩王成留守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以牵制秦军。主力则进攻南阳郡，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团团围住，以怀柔的办法，对敌人分化瓦解，招降秦官员，予以封侯拜爵，宛城不战自降。其后，武关以南的丹水、湖阳、析县等秦军守将，无不望风而降。

约法三章

与此同时，在河北作战的项羽，善于攻坚，威名远扬；经过两年攻坚战，破釜沉舟，于巨鹿一役全歼秦朝20万主力，又坑杀降卒20万，威震天下。参加河北会战的各路诸侯王，无不膝行而见项羽。

起义军的节节胜利，震动了秦廷，也激化了内部矛盾。公元前206年8月，就在刘邦自武关入秦，最先顺利进入关中，逼近咸阳的时候，秦相赵高杀死二世，派人向刘邦求和，被刘邦拒绝。9月，秦王子婴即位，诛杀赵高，派兵在峣关抵挡刘邦。刘邦率军绕过峣关，在蓝田之南大破秦军。子婴不得已，乘坐素车白马，用带子系颈，捧着印玺向刘邦投降，秦亡。

10月，刘邦入咸阳城，以“关中王”自居。

刘邦灭秦进咸阳，诸将抢占秦府库财物；而萧何则独去接收秦丞相御史的文书档案，因而使刘邦得以详细了解全国地理民情。

刘邦留恋豪华的宫殿，准备住下好好享受一番。樊哙提醒他勿重蹈秦亡的覆辙，刘邦不以为然，直到张良再次进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灞上”。刘邦这才将军队撤退到了灞上（今陕西西安东）。

鉴于秦亡的教训，刘邦便召集秦民，对他们说：“你们受秦的苛法很久了，我来是为你们除害的，不必害怕。”并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的苛刻法律一律废除。约法三章可视为汉代最早的立法或立法的开端。这个约法是刘邦针对秦朝法网太密，不得人心而发的权宜之计，以此取得人心，以便赢得秦民的支持。于是“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史记&#8226;高祖本纪》）。但他推辞道：“民间苦秦久矣，生民不易。”这样，“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

项羽击溃秦军主力后，听说刘邦先进了咸阳，于前206年12月，也引兵入关。

刘邦手下有个叫曹无伤的将官，想投靠项羽，他偷偷派人告诉项羽：刘邦入咸阳，就是想称王。

项羽军至函谷关，见城门紧闭，非常愤怒。当即命当阳君英布攻破函谷关，接着率40万大军驻扎在咸阳附近的鸿门（今陕?临潼东）。准备抢夺咸阳，一举消灭刘邦。

项羽的军师范增，也亟劝项羽，趁此机会赶快除掉刘邦。他说：“刘邦以前是个贪财好色的家伙，现在他进了咸阳后，分文不取，美女也不要，可见是有大野心的，现在不消灭他，后患无穷。”

项羽因此下令犒劳士兵，准备次日一早就向刘邦进攻。当时刘邦在兵力上无法和项羽抗衡，只有10万人马，完全处于劣势，处境十分危险。

就在这大难临头之际，项伯的仁慈之心，拯救了刘邦将要覆亡的命运。

《帝国的崛起》 鸿门之宴

鸿门之宴

项羽的叔叔项伯，和刘邦的谋臣张良是老朋友，张良曾救过他的命。见项羽要进攻了，他怕张良会遭到危险，就连夜驰入刘邦军中，劝张良逃走。

张良却说沛公有大难，我不能丢下刘邦不管。

张良不但不逃走，反而将消息透露给了刘邦，并安排了刘邦与项伯的见面会。于是，刘邦设盛宴款待项伯，还和他约为儿女亲家，请项伯帮忙，向项羽解释，消除误会。项伯答应了，并进一步给刘邦出点子说：“你最好明天亲自去给项王赔罪。”刘邦答应了。于是项伯连夜返回，把刘邦的话全部告诉了项羽，并劝告项羽说：“沛公不先破关中，你能顺利入关吗？人家有大功，不该这样猜疑他，应该真诚相待才是。”项羽听了，便取消了进攻计划。

第二天绝早，刘邦即率张良、樊哙和100多名骑兵来到项羽的营帐，卑辞言好，向项羽赔礼。

刘邦毕恭毕敬地说：“我跟将军同心协力攻打秦国，将军在河北，我在河南。我自己也没想到先进了咸阳，今天在这里和将军相见，真是幸事。哪知道有小人从中挑拨离间，产生误会，这实在是不应该啊！”

项羽见刘邦这么低声下气地跟他说话，满肚子的气都消了，也诚恳地说道：“这都是你手下的曹无伤说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这样。”

刘邦告诉项羽，自己只是看守咸阳，日夜盼项王来，如大旱之望云霓。项羽竟相信了刘邦的假话，还盛宴款待。

范增坐在项羽旁边，几次向项羽使眼色，暗示项羽该动手了，可是项羽却视而不见。他又几次举起身上佩戴的玉器，暗示项羽下决心，趁机杀刘邦，可是项羽假装没看见。范增无奈，就离席去找到项庄（项羽的堂兄弟），让项庄到酒桌前舞剑助兴，借机刺杀刘邦。

项伯看出了项庄的用意，也赶紧拔剑陪舞，用身体挡着，暗中保护刘邦，项庄一直没有机会得手。

张良一看情况紧急，赶紧离开宴席，找到樊哙，说：“情况十分危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成语即由此来。

樊哙立刻手持盾牌和利剑，直接闯入军帐，头发上竖，眼睛瞪得特别大，连眼角都要裂开了。

项羽警惕地握剑问道：“这是什么人？到这儿来做什么？”

张良马上回答：“这是替沛公驾车的樊哙。”

项羽这才放心，称赞说：“好一个壮士!”吩咐赏他酒和一只半生不熟的猪腿。

樊哙接过酒肉，斥责项羽说：“沛公攻下咸阳，没有占地称王，还封了仓库，关了宫室，秋毫无犯，还军灞上，等着大王到来。这样有功的人，不仅没有得到封赏，还听信小人挑拨，想杀害有功的人，这是在走秦王的老路！”

项羽听了，没有回答，只说：“坐吧！”樊哙就挨着张良坐下了。

过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张良和樊哙都跟了出来。刘邦带着樊哙借这个机会从小路跑回灞上去了。

估计刘邦差不多回到大营了，张良才进去对项羽说：“沛公不胜酒力，先回营去了。他叫我奉上白璧一双，献给将军；玉斗一对，送给范先生。”然后告辞。

谋士范增看见项羽优柔寡断，放跑了刘邦，非常生气，把玉斗摔在地上，用剑击个粉碎，说：“小子真是不能成大事！将来夺取天下的，定是刘邦，我们等着做俘虏吧！”

刘邦回到灞上，立刻杀死了告密的曹无伤。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当时项羽依仗自己势力强大，轻信刘邦，使刘上下班邦借故得以逃回了大营。

《帝国的崛起》 楚汉战争(1)

楚汉战争

鸿门宴后，项羽即率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史记&#8226;项羽本纪》）。在当时群雄并立之局势下，项羽不知收买人心，大肆屠杀立威，以为自己已得了天下，遂于前205年2月，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尊楚怀王为义帝（后又遣人袭杀之），自立为西楚霸王，相当于皇帝，管辖梁、楚九郡。项羽的脑子里面充满了衣锦还乡的念头。他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于是东归故乡，建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又实行裂土分封制度，分封天下为18个诸侯王。刘邦被封到最偏僻的汉中地区当汉王，管辖巴、蜀、汉中41县，国都在南郑（今陕西南郑）。并三分关中，把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封于此，以阻刘邦东出。

4月，项羽遣诸侯各自就国。项羽也把掳掠来的财宝美女带归彭城。命令下来，刘邦没有办法，只好前往南郑。项羽当时只给了他３万士兵，加上自愿随从的几万人，也不到10万人。暂时无法和项羽抗衡，只能坐待时机。为了防备其他诸侯的袭击，也为了消除项羽对他的猜疑，刘邦接受张良建议，把汉中通往中原的栈道烧毁了。这样，从陈胜开始反秦到秦灭亡，长达３年的灭秦战争结束了，天下暂时获得了安定。

但是，项羽分封诸侯，并不能收归天下人心，就连被封的人也不满意。刘邦虽然来到了南郑，但他并不甘于受封为汉王，同时也对关中之地分封给秦的三个降将感到极端不满。只是由于自己势单力孤，所以才没有立即起来反对项羽。

而齐国的田荣、赵国的陈余及起义将领彭越等人，因未获封王，对项王非常不满。

可以说，项羽的分封建国，是开历史的倒车，也埋下了新的矛盾的种子。

因此，当分封之事刚告一段落，田荣即反于齐地，自立为齐王。接着彭越、陈余等人也相继起来反对项羽。

一时之间，诸侯混战，天下大乱。

刘邦感到形势对自己有利，也以替楚怀王报仇为借口，乘项羽出兵攻打其他诸侯时，决定出关与项羽争锋天下。恰好丞相萧何又向他推荐了将才韩信，他便拜韩信为大将，让他全权部署作战计划。

前205年5月，刘邦以萧何为丞相，留守巴蜀，安抚和管理后方，他亲自和韩信率领大军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东），迅速占领了关中全境，于是，长达4年的楚汉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楚汉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刘邦处于下风，屡次被项羽杀得大败而归。后来，刘邦离间了项羽和范增，才逐渐占据了上风，最后将项羽彻底打败。

11月，正当项羽与齐、赵激战时，刘邦已率兵出关向中原进军了。迅速拿下了河南，攻克洛阳。一时声威大震，队伍很快发展到56万人，各路诸侯看到刘邦声势浩大，纷纷归附。

项羽并没有立即回师迎战，他准备把齐国彻底击破后，再全力对付刘邦。

但此时的汉军已是今非昔比，于次年4月，攻下了楚都彭城。老巢被刘邦占领，项羽这才急了，亲率精兵３万，返救彭城。当时刘邦在彭城置酒庆功，宴请各路诸侯。楚军在清晨向汉军发动袭击，一日之中，大破汉军，汉军沿谷、泗二水败逃，被杀死的就有十几万人。到了灵璧（今安徽宿县西北）东濉水上，又被项羽追上，再被斩杀十几万人，“濉水为之不流”。刘邦仅与数十骑狼狈逃脱，路上恰遇女儿和儿子。为了减轻车子的重量，刘邦几次把女儿和儿子推下车去，只顾自己逃命。其父亲与妻子，也被楚军抓获。各路诸侯看到刘邦大势已去，也纷纷舍他而去。

刘邦退到荥阳，收集逃散的士卒，构筑工事。又得到萧何从关中派来的增援部队，连60岁以上的老人和不满15、16岁的青年都被征入伍。同时韩信也收拢被打散的军队前来会合，汉军又重整旗鼓。5月，在荥阳南边京、索之间，击破楚军，这才暂时阻挡住了楚军的锋芒，使其不能越荥阳而西。两军开始在荥阳一带对峙。

在此期间，刘邦采纳张良的计谋，派军队深入项羽的后方，破坏其根据地，使项羽处于前后受敌、穷于招架的境地。遂派韩信开辟北面战场，消灭燕、赵、代、魏和三齐；派彭越深入项羽腹地，流动作战，骚扰项羽的运输线。又大施反间计，说服英布叛楚。英布乃项羽手下猛将，英布降汉，项羽顿失一支可以倚重的偏师，不得不分兵平叛，而削弱了正面战场的兵力。但项羽毕竟不是一般人物，他首先派兵截断了汉军的运粮通道，最终将荥阳的汉军围困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纪信假扮刘邦，乘坐着刘邦的车出东门诈降，结果项羽的大部分军队被吸引住，刘邦趁机从西门突围逃走。项羽没有抓住刘邦，一气之下烧死纪信以泄愤。

《帝国的崛起》 楚汉战争(2)

项羽占领荥阳后，接着又攻克重镇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刘邦无奈，只好向项羽求和，提出以荥阳为界，荥阳以西归汉，项羽想答应刘邦，但范增却不同意，说现在正是消灭汉军的好时机，错过这个机会，放虎归山，就后患无穷了。

刘邦见范增从中作梗，就采用了陈平的离间计，使项羽逼走了范增。前203年10月，成皋被刘邦收复。刘邦攻占成皋后，立即进围荥阳。项羽听说成皋失守，立即回师。刘邦撤围后退，两军在荥阳东北的广武山形成对峙。

楚汉双方对峙了10个月，因为有关中和蜀地的支援，刘邦逐渐占了上风，而项羽则兵源、粮草不足。刘、项的军事力量发生了明显的逆转。项羽为了使刘邦投降，就将他的父亲押到两军阵前，扬言要烹食刘翁，以此要挟刘邦，哪知刘邦根本不予理会。一副无赖嘴脸说：我与你曾约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杀你的父亲，也请分给我一杯汤喝吧！

刘邦地痞的嘴脸暴露无遗。

当时楚军的后方，不断遭到彭越的骚扰，项羽不胜其扰。此时韩信也攻占了齐地，三分天下的大势已成。韩信成了刘邦和项羽争相拉拢的对象。项羽连忙派人去游说韩信，以三分天下为条件，希望韩信反汉联楚。

当时，韩信手下的谋士蒯通对他说：“将军如今既有震主的威名，又挟难赏的大功，楚汉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中，你偏向哪方，哪方就会取得胜利。但归楚，楚不信；归汉，汉王震恐。你不如拥兵自重，谁也不帮，自立为王。让刘、项内耗，大王只作壁上观。这样一来，将来的天下就是你的了。”韩信不听。

就是在此情况下，项羽急于从荥阳战场上脱身，最后在辩士侯公的说和下，刘、项约定：以鸿沟（今河南荥阳、中牟一带）开界，“中分天下”，东西分治。西边属汉，东边归楚。项羽送还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

鸿沟之约后，项羽领兵东返，刘邦也想遵约引兵西去。张良、陈平却进谏说：“汉已据有天下大半，诸侯又归附，楚已兵疲粮尽，这是天要亡楚，不可错失良机，养虎遗患啊！”刘邦醒悟，立刻毁约，命令向楚军追击。

前202年10月，刘邦在阳夏之南追上项羽。他遣使与韩信、彭越约期会师，合击项羽。

到了固陵（今河南太康西），韩、彭两军却故意未至，项羽向刘邦发起攻击，汉军大败。刘邦只好撄城固守。

但韩信最终念着刘邦对自己的好，于是遣使修书，给刘邦写了一封信，说齐地初定，需立王掌政以安民心。所以请求刘邦立他为假齐王（代理齐王）。刘邦看罢来书，勃然大怒。正要发作，一旁的张良踩脚示意，刘邦醒悟，马上改口：“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封就封个真齐王，当假王干什么！”于是，立遣张良封韩信为齐王，彭越为梁王，并征调他们的部队攻楚（《史记&#8226;淮阴侯列传》）。

韩信和彭越这才答应立即进兵，剿灭项羽。汉军会合各路援军共30万人，占据了绝对优势。到12月，项羽退至垓下，落入了汉军的重重包围圈。夜深人静，汉军唱起了楚国苍凉的民谣，使项羽误以为楚地尽失。项羽就在这“四面楚歌”之中，无法入眠，起身饮酒，陪伴他的是宠姬虞美人，还有一匹名叫“骓”的黑骏马。这位末路英雄面对绝境，慷慨落泪，即兴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反复高歌，虞美人在旁应和，凄惨的情景、失败的无奈，令一代豪杰潸然泪下。走投无路的项羽，率800骑兵突围，被汉军追击，在拒绝了属下东渡乌江卷土重来的建议之后，最后在乌江自刎而死，为楚汉战争画上了句号。

有人认为，项羽之败，不败于军事，不败于政治，而败于刘邦的背信弃义、阴谋诡计。

所以20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对刘邦打败了项羽而愤愤不平。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甚至还写下了“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著名诗句，以表达对项羽的崇敬和惋惜。

实际上，“楚汉战争”初期，楚军在兵力上是占很大优势的，他多次击败汉军，但是项羽性情残暴，统率的部队杀人放火，失去民心，楚军逐渐由强变弱。而刘邦则注意收揽民心，善于用人，势力逐渐强大，终于反败为胜。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也。

《帝国的崛起》 汉承秦制

汉承秦制

前202年正月，在楚汉战争最紧要的关头，韩信和彭越联合原来的燕王臧荼、赵王张敖以及长沙王吴芮共同上书刘邦，请他即位称帝。刘邦开始假意推辞，后韩信等诸将又劝，刘邦遂于前202年2月初三，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极大典，正式称帝，定国号为汉。就这样，时势把一个泗水亭长铸就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创建了布衣将相之局的汉家天下。

同时，封妻子吕氏为皇后，儿子刘盈为太子。

开始时，刘邦将都城定在洛阳，后在娄敬的关说下，迁往长安。

历史上有一种通称，叫“汉承秦制”，即汉朝的规章制度基本上都是继承秦朝的。这是汉朝对民族历史的最大贡献。也就是说，他虽然推翻了秦朝，却继承并维护了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他接受了皇帝称号，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地方是郡县制，基层组织是里，十里为亭，十亭为乡，与秦制完全一样。使秦开创的社会制度得以完整地延续下来，使初建的封建一统制度没有断档。

但与秦不同的是，高祖除了继续推行郡县制，也部分恢复了封建制，封建了大批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汉初，先是分封了７个异姓王，后削平异姓王，同时又分封了９个同姓王，他们都是高祖的子、侄、兄弟。

高祖热衷于分封制，是在于他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所得出的结果，以为秦朝之亡，是因为废除了封建制，所以才“孤立而亡”，他希望同姓诸侯王能起到“藩屏”的作用。在诸侯王国以外，高祖还分封了许多侯国。这些侯国的地位与县相等，大多是封赏给有功之臣的。这样一来，汉代的地方制度就是郡县制度和诸侯王国并行，形成了汉初奇特的“郡国制”。

他在封建同姓诸侯王时宣布：“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其目的显然想仰仗刘氏宗室的血缘关系，构筑皇权的屏障。与秦完全的郡县制相比，显然是历史的倒退。由于这些王国封地大，权力重，俨然独立王国，最终事与愿违，酿成了其后几乎倾覆帝国的吴楚“七国之乱”。

尽管汉朝承秦制，但秦的败亡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教训。秦朝的败亡表面在于暴政，深层的原因在于反传统反封建的同时却缺乏政治理想。短暂的秦帝国在用法家制度统一文字、钱币和度量衡的时候，却未能统一帝国内部辽阔土地上的文化。法家在摧毁了秦帝国精英文化（焚书坑儒）的同时也试图摧毁平民文化。汉人刘向有句话切中肯綮，他认为秦政之失的根本在于“上小尧舜，下邈三王”，就是秦对传统的蔑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本来就有十分丰富的修齐治平理想，但秦统治者一概唾弃。

汉朝建立伊始，便注意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来诠释传统文化，并把构建新思想新文化放在第一位。立足于社会现实，对当代历史进行深刻反思，成为汉朝君臣的自觉意识。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适逢其会，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使法家的严酷得到缓和。这种“无为而治”，反映了人民厌恶暴政，渴望宁静安定生活的愿望。刘邦之所以欣赏黄老之学，原因就在于此。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起于社会底层的皇帝，他不受传统礼制的束缚，制定政策注重符合社会实际。他为后人建立了一个稳定成功的统一帝国的范例，作为一个全然由华夏文明自身孕育出来的伟大王朝，大汉帝国在最深的层面影响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全部历史。

《帝国的崛起》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

汉朝开国之初，国力衰弱，百业凋零。《资治通鉴》描述当时的状况，甚至连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刘邦出身平民阶层，深知秦因暴政而亡的前车之鉴，深感夺取天下的不易与百姓生活的艰难，所以格外注意用温和的方式统治国家。儒生陆贾建议他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刘邦认为很好，并付诸实践。在秦赋税制度基础上，采取了轻徭薄赋政策，将税率定为十五分之一。与之前秦王朝的横征暴敛相比，这种措施无疑深得人心，也促进了农业生产。

匈奴自秦以来就是中国北方的严重边患，为了保证人民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汉高祖采用“和亲”策略，以屈辱换和平，出嫁公主，赠送丝绸、粮食等物品，与匈奴冒顿单于约为兄弟，以缓解其袭扰，汉、匈之间的关系暂时出现了和平，从而给中原人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产环境。

由于以上措施和政策的施行，汉初的农业生产大大发展，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

到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继续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整个社会“衣食滋殖”。

西汉文帝、景帝相继即位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政治稳定，经济上始终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出现了封建社会第一次“盛世”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是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为薄姬。前196年，刘邦平定陈豨叛乱后，被封为代（今山西平遥县西北）王。前180年闰9月，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因为刘恒仁孝，被拥立为帝，是为文帝。从此，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文景盛世时代。

汉文帝即位后，继续以“黄老之学”为治国思想，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目的就是鼓励农业发展，减轻人民负担。使凋敝的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如前178年和前168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汉初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此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前167年，又宣布全部免去老百姓的田租，算赋也由过去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也由一年一服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仅十余钱至数十钱。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国有山林川泽，允许人民渔猎采樵，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在全国废除了关卡制度，使商品能够在更大范围物畅其流，富商大贾周游天下，加强了各地区间的经济往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得文帝时期的社会财富积蓄很快，户口也增加很快，呈现出家给人足、国家富裕的喜人景象。

对于苛刻的秦律，他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废除连坐法，又将黥、劓、刖等几种酷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代替。秦法规定，只要犯罪，就没有刑期，得终身服劳役。文帝则重新制定了法律，根据情节轻重，规定服役期限；罪轻的甚至可免为庶人。正是文帝政务宽厚，“禁网疏阔”，每年天下断重罪者仅400人，人民也都自谨守法，社会秩序相当和谐宽松。

而且，文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也以怀柔为主，不轻启战衅，以免生灵涂炭。吕后时，南越王赵佗因不满诸吕乱政，一度脱离中央自立为帝，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把赵佗在真定的祖坟修葺一新，对赵氏家族施以厚恩，并派陆贾二度出使南越，晓以利害，最终说服赵佗去帝号，归附了中央。对于北边的匈奴，继续采取和亲定边之策，厚贿匈奴；另一方面，又采取积极防御政策，“募民徙塞下”（晁错建议），把一些奴婢、罪人和平民迁徙到边塞屯戍，编以什伍，亦农亦兵。开后世屯田之先河。它既起到了巩固国防的目的，也促进了边境的开发。虽然匈奴屡次背约犯边，但文帝基本上以守为主，除前177年5月，匈奴右贤王又至上郡杀掠吏民，抢掠牲畜，文帝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派丞相灌婴率8万轻骑逐匈奴于塞外，这是文帝时期唯一的一次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全胜。以汉当时的国力，要和匈奴一战，胜负也未可知，但文帝怕烦扰百姓，只诏令边郡严饬武备而已，他甚至亲自出巡边境军营，检阅军队，却不轻言兴兵。

然而，文帝针对匈奴的战争步伐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了对付匈奴骑兵，文帝不但鼓励民间养马，“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国家也在西北边境设立了36个牧马场，从事牧养的军卒达3万之众，为的就是实现有朝一日不战则已、一战必亡匈奴的宏图大志。这些措施，不但当时对防备匈奴大规模的入侵起到了警示作用，也为后来武帝大规模北击匈奴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在中国历史上，文帝是一个励精图治、具有远略，而且自奉甚俭、谦逊克己的?为君主。他在位23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提倡俭约，禁绝奢侈，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文帝一朝，国家的财政开支都是以节制和缩减为原则，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稳定汉初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临终前，针对当时盛行的厚葬风气，要求薄葬省繁，缩短治丧期，不得惊动百姓，民间嫁娶祭祀如常。一切娱乐活动照常进行，不能因为皇家的葬礼而打乱正常的社会生活。汉文帝一生为民，他开创的治世，不但赢得了历代史家的高度赞誉，也得到了对立阶级的尊崇。如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西汉皇陵均被破坏，唯有文帝的霸陵被明令保护。

前157年，汉文帝去世，终年46岁，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

景帝（前188～前141年），继承了父亲文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政策，刑法甚至比文帝时还轻。他对文帝的政策仅仅作小小的调整。节省、爱民一如文帝。如文帝时将肉刑改成了笞三百五百，但时有打死人的现象，这不符合体恤百姓的初衷。所以，景帝又减轻了笞刑的次数，同时规定了刑具的长短、宽窄，竹节也要削平，中途不得换人。如他改变了当时不准百姓迁移的政策，允许百姓从土地贫瘠的地区迁移到土地肥沃的地区，使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一开发了土地资源，二也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景帝在提倡黄老学派的同时，也让包括儒家学说的其他各派存在、发展，这为后来董仲舒儒学的发展以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对待匈奴方面，景帝对文帝的政策几乎是照单全收，继续与匈奴和亲，以安抚为主。对于匈奴的南下骚扰，也是以积极防御的态势对待，不轻易兴兵。同时在匈奴的边界地区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匈奴的骚扰。

景帝的安定国家、发展经济的方针使汉朝的经济日趋繁荣。

前141年，景帝去世，终年48岁，在位16年。

历史上把文帝和景帝父子40年执政时期呈现出的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誉为“文景之治”。据《汉书&#8226;食货志》记载：到了景帝后期，汉王朝国库里的钱多得堆积如山，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也由于陈陈相因，以至腐烂不能吃了。

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帝国的崛起》 大汉雄风(1)

汉武帝刘彻（前157年～前87年），是汉景帝刘启的第10子，其母是历史上有名的二婚皇后王娡。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54年。武帝是最具雄才大略的伟大帝王，他建立了西汉王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功业，他的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强大的帝国。

景帝去世后，武帝继位，定前140年为建元元年。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并使用年号的皇帝，此后代成定例。

他登基之初，雄心勃勃，想将文景之治的盛世继续下去。但由于文帝皇后窦氏在世，权力都归窦氏一门，而窦氏作为太皇太后，对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极为推崇。虽然窦氏一门在朝中炙手可热，但武帝并不甘做碌碌无为之君。他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为了抑制过重的相权，他变古创制，设立中朝、尚书台，通过平衡相权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但少年天子的雄心势必与他的祖母窦太皇太后的执政理念发生冲突，武帝多次受到训斥，一些亲信大臣也被罢免甚至下狱致死。武帝只得暂时收敛他的锋芒，养精蓄锐，继续沿着父祖生前开辟的与民休息之路亦步亦趋。军事上消极防御，避免与匈奴决战。外交政策的屈辱，倒也换来了汉王朝增强实力的机遇。《史记&#8226;平准书》记载，经过文景之治到武帝初年，“国家无事，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富庶丰足的景象。有如此雄厚的物质做基础，也为他日后对匈奴的战争提供了保障。

所幸在武帝执政的第4个年头，即前135年，窦太皇太后死了。在葬礼完毕之后，武帝立即将窦氏的人马一杆子捋净，任命受到排挤的田蚡为相，尽废黄老之学，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儒学在中国独领风骚两千余年铺平了道路。因为儒学的核心就是忠君，是中央集权体制（但武帝也并不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同时推崇法家，形成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有了这种思想作指导，武帝就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他采纳以纵横家起家的主父偃的建议，推出“推恩令”：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还可以再行分封，这就削弱了诸侯国的势力。并规定，侯国不得享有政治权力，仅有物质上的特权，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这样，就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的隐患，巩固了中央政权。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干脆又以诸侯酎金（祭祀太庙时诸侯助祭的献金）成色不足为由，一次削去106名诸侯的爵位，至此，全国尽行郡县。这也是此后两汉400年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乱的原因。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权力，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区派出一名刺史，对地方进行监督。他还确立了察举制度，“举贤良文学”以扩大统治基础。刺史有向中央考察和推荐官吏的责任，也允许官吏和百姓上书评议政事。武帝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选拔出了有德有才的人。另外，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将冶铁、煮盐、酿酒等国家战略物资收归中央管理，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加了战争物资储备。

武帝经过苦心经营，打击匈奴的军事、经济、政治条件已全面成熟。于是武帝挥动着如椽大笔，开始书写起江山豪情了。因为他清楚，忍气吞声的和亲外交，只能换取短暂的和平，并不能遏制匈奴日甚一日的袭扰活动，汉朝的边患依旧严重，而遥远的西域也对汉朝首鼠两端。

况且武帝是一个勇猛刚毅、具有持久开拓雄心和征服野心的人，绝不能容忍匈奴再踏入汉关半步，他要一削父祖几代人所受的鸟气。

他即位后的第八年（元光二年，前133年），毅然抛弃了行之近70年的和亲祖制，开动了整个国家的战争机器，全力出击匈奴！这一声巨吼，响彻了44年之久，匈奴从此全面衰落，再不敢南下而牧马。

汉武帝第一次运筹帷幄，初试身手，是马邑之战。此役有胜有负，面对朝中重臣的群起反对，反而更加激起了武帝踏平匈奴的江山豪情。他不拘一格选人才，年轻的卫青家奴出身，因为能力卓著，他破格提拔，任为主帅。其勇气和魄力，令人叹为观止！

44年间，汉武帝八攻匈奴，而其中以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等三大战役，规模最为庞大，都以汉朝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1．卫青指挥的河南、漠南之战。

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武帝派遣年轻将领卫青率大军突袭被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平原)。卫青引兵北上，出云中，沿黄河西进，击败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所部，全部收复了河南地。武帝遂设置朔方、五原两郡，筑朔方城，并移内地民众10余万屯田戍边。汉朝由此有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也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而匈奴失去这一战略要地，不但失去了肥美的牧场，也失去了进犯中原的跳板，因此，极不甘?，此后多次出兵袭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

《帝国的崛起》 大汉雄风(2)

于是武帝又发起了漠南之战。

元朔五年（前124年）春，他采取以偏师牵制敌人，以主力消灭敌人的战术，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率主力军出朔方，进入漠南，反击匈奴右贤王；以李息为偏将军出兵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牵制单于、左贤王，策应卫青。此役卫青袭破右贤王汗帐，俘敌1万多人，凯旋归师。前124年2月和4月，卫青又两度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又前后歼灭匈奴军队1万多人，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战果，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远离汉境。为汉武帝接下来实施的河西之役提供了必胜的条件。

2．霍去病指挥的河西之战。

河西即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又称河西走廊。它为内地至西域的通路，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元狩二年（前121年）3月，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越乌鞘岭，翻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千里进击，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下，连战皆捷，歼敌9000余人，斩杀匈奴王数人。同年夏天，汉武帝再次命霍去病统军聚歼河西匈奴军。此役，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汉军以风卷残云之势，大破匈奴各部，杀敌3万余人，收降匈奴浑邪王部众4万，全部占领了河西走廊。匈奴人在逃亡途中，悲歌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武帝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实边戍守生产，打通了通向西域的道路。

3．卫青、霍去病指挥的漠北战役。

汉武帝为了彻底歼灭匈奴主力，确定了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的具体作战方针。元狞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集中精骑10万，组成两大军团，分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另以步兵几十万，马匹10余万配合行动。卫青、霍去病受命后，各率精骑5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霍去病与卫青相约在漠北与匈奴进行会战。卫青出塞后，即横渡大沙漠，北进几百公里，直扑单于本部，一举歼灭匈奴军19000人，挺进到寘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端），尽烧匈奴营帐和积粟而还。而霍去病出代郡后，北进1000余公里，渡过大漠，与匈奴左贤王交战，尽歼其精锐，俘获屯头王、韩王以下7万余人。左贤王及其将领弃军逃逸，霍去病乘胜追杀，直抵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并于此举行祭天仪式（封狼居胥）。然后凯旋班师。此时的霍去病才21岁，被封卫大司马。两年后病死，年仅23岁。霍去病一生四战匈奴，战功赫赫，开拓了河西走廊，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更留下了激动人心的千古名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至今听来，犹叫人热血沸腾。

漠北之役是汉匈间规模最大，战场距中原最远，也是最艰巨的一次战役。是役，共歼匈奴9万余人。匈奴经汉军几次打击，被迫远徙漠北苦寒之地，人畜锐减，此后再也无力南下，“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开始走向衰落了。

汉武帝王道霸道，交错为用。在对匈奴用兵的同时，还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把新疆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接着又平定了夜郎、南越，征服了闽越和东瓯政权，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个郡，分别置于汉帝国的直接管辖之下。汉武帝还派兵从海陆两道攻入朝鲜，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如此盖世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此被后人赞为“冠于百王”。可以说，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在武帝手中基本已勾勒成形。西汉也在武帝手中进入了鼎盛时期，他第一次实现了汉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

如果说，刘邦是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统一起来的话，那么，汉武帝就是对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决定性的贡献的人。

汉朝使中国社会真正呈现出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进步的局面。

《帝国的崛起》 光武中兴

光武中兴：东汉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曹植说：“汉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阙于微细，光武知于礼义。高祖又鲜君子之风，溺儒冠，不可言敬……世祖（光武）多识仁智，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破二公於昆阳，斩阜赐于汉津。故窦融因声而景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正如曹植所言，刘秀与他的先祖刘邦相比，都起自民间，凭着非凡的能力，削平群雄，统一中国，但刘邦“鲜君子之风”，痞子味重；而刘秀身上，却有股不俗的贵族风雅和气度。他在天下大乱中，迅速崛起，所凭借的正是这种气度。他有着皇族的血统，却又谦卑待人，招贤纳士，以致使“天下英雄尽入吾毂矣”！他出身草泽，深知民间疾苦，在铲平割据势力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轻徭薄赋的民本思想，被百姓誉为“仁义之师”，这也是他所以能够开创中兴局面的原因。加之他本人一生勤政，节俭为务；在建立了东汉王朝后，罢黜贪官，陟任良吏；精简官员，裁并400余州县，因而政治为之清明，经济得到明显的恢复，被史家称为“光武中兴”。但刘秀起自豪强地主，他的统治基础所依赖的也是豪强地主的支持，虽然他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限制豪强霸占土地，但终东汉一朝，始终也无法彻底脱离豪强地主势力的掣肘，东汉末期的动乱，与此渊源颇深。

绿林好汉

众所周知，西汉末年，外戚王莽利用自己巨大的声誉，轻而易举地就篡夺了汉室江山。王莽此人，是当时大儒，读书很多，羡慕圣王之治，具有理想化倾向，因此，全面复古改制。但他食古不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但违背社会实际，也违背经济规律，王莽社会改造的理想蓝图，始终无法实现，反而引起一连串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在政策推行不下去的时候，就变来变去，朝令夕改，以致人们无所适从，官吏也趁机敛钱。其结果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豪族愤怒，农民和奴婢逃荒迁徙，商人涕泣于市道。整个社会，不管是改革的对象或受益者，都有怨恨情绪。于是全国谣言四起，王莽乃大搞株连，“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汉书&#8226;王莽传》）。

全国就像坐在火药桶上，只要一点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

而受到打击最大的，就是刘姓宗室，王莽怕他们以宗室的名义起兵造反。“凡刘氏为侯者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皆夺爵”（《后汉书&#8226;宗室四王三侯列传》）。汉室诸刘都被罢了官，又剥夺了他们的爵禄，毁了他们的祖庙，在地方上常常被势利的地方官吏欺侮，“诸刘抑废，为郡县所侵。”这引起了刘姓宗亲的强烈不满。比如汉宗室刘子张、刘赐等都因为激怒而杀死过地方官员。

而最先举起义大旗的，就是南阳安众侯刘崇，他在王莽将要称帝的居摄元年（公元6年）4月，率家族子弟进攻宛城。虽然失败了，但却吹响了反对王莽起义的号角。也对以后舂陵刘秀兄弟的起义树立了标杆。

接着，居摄二年（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莽，并立刘姓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队伍发展到10余万人，一时声势浩大。

此后，起义不断。其中，以绿林、赤眉影响最为深远。

天凤四年（17年），荆州一带发生饥荒，新市人王匡、王凤因为善理争执，在乡里有威信，被饥民推举为“渠帅”，后马武、王常、成丹也率部加入。他们啸聚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人数达到8000多人。后遂称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英雄为绿林好汉。

绿林军势如破竹，以绿林山为根据地，相继攻下竟陵（今湖北京山）、云杜(今京山县北)、安陆等地，拥众5万。公元22年，由于瘟疫流行，为了保存实力，绿林军决定分兵进击，王常、成丹南下江陵，号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卬等北上南阳，号“新市兵”。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这时也聚众数千响应，与新市兵会合，称“平林兵”。“平林兵”兵发南阳时，舂陵侯刘仁的后人刘玄，就是后来称帝两年多的更始皇帝，因为父亲刘子张当初被蔡阳国亭长酒后辱骂，怒杀亭长。十年后，亭长之子复仇，杀了刘玄的弟弟刘骞，刘玄结宾客报仇，不想对方反而买通了宾客。刘玄走投无路，于是就投奔了绿林军平林部，陈牧封其为安集掾之职。

与此同时，刘玄的同族刘縯、刘秀兄弟，也在南阳起事，组成“舂陵兵”，与新市兵、下江兵、平林兵一同作战，这四大派系就构成了绿林军的主力。

绿林起义队伍空前壮大，推翻王莽政权已指日可待。

但由于绿林军派系众多，命令不一，导致多次失利。战争形势的发展，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当时绿林军为便于号召，便打出恢复汉室的旗帜，因此就决定立一刘姓皇族为皇帝。刘玄平庸，容易驾驭，而刘縯才略兼具，威望极盛，按才能本应立他为帝，但派系之间，各为其利，为了能控制新皇，便立了刘玄为皇帝。

《帝国的崛起》 白衣贵胄

白衣贵胄

在更始政权中，最有远见卓识、最闪光的，当属刘秀兄弟。

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年），字文叔，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光武帝，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9世孙，其6世祖是长沙定王刘发，刘发为汉景帝与宫女唐儿所生，是景帝所封14个儿子为王者之一。刘发之子刘买，初封在零陵郡冷道县舂陵乡，传到刘买的孙子刘仁时，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这才迁移到南阳白水乡，但还是以舂陵为国名。从此，舂陵刘氏便在白水乡定居下来。

刘秀一支是刘买的别子刘外之后，因为庶出，不得继爵，刘外只任过郁林太守，其子刘回更是不济，最高官至巨鹿都尉，因为从兄刘仁要内迁南阳，刘回便一同跟随相迁，刘回子刘钦曾任济阳县令后转任南顿县令，刘钦即刘秀之父。由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下降，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到刘秀时，可以说，赫赫皇族的血统早已稀释。到王莽正式称帝后，又尽废刘氏为侯者。舂陵刘氏一族便彻底失去了祖先的爵位，又规定刘氏不得为官，全部由贵族之身降为一般平民。但刘钦的皇族身份，还受尊重，因此娶了新野豪族樊重之女。

刘钦共育有6个子女，3女3子，刘縯是长子、刘秀行三。

据范晔《后汉书》记载：西汉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12月甲子夜，刘秀出生，当时刘钦为济阳（商丘）县令。刘秀出生之夜，县舍出现异兆，红光满屋，夜明如昼。恰巧这年冬天，济阳县的田里长出一颗嘉禾，一茎九穗。被认为是好兆头，故而取名刘秀。在两汉之交，“天人感应”学说最盛，刘钦心中暗喜，认为有此祥瑞，此儿当贵不可言。刘秀9岁时，刘钦去世，由叔父刘良领养。刘家此时，虽沦为白衣阶层，但家风犹在。在当时的南阳一带，刘家属于典型的豪族诗礼之家，虽然破落，但架子不倒。因此，刘良对刘秀抚循甚笃，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

这也是南阳豪族的治家特点。如樊氏，其族长樊重是刘秀的外公，“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刘秀受舅家影响甚大：勤稼穑，善货殖经营，为人谨厚，勤俭治家，重义轻财。

南阳自汉兴以来，人才荟萃，又有古遗风，民风剽悍，多以经商致富。在南阳独成一体的地理单元中，豪强地主比比皆是，这些豪族无不好理家、善理财、兼顾农商，有游侠之风，对于乡邻向来不吝啬，有乐施好赐之名。在地方上人望很高。除刘氏一族外，还有邓氏、樊氏、李氏、阴氏等豪门，这些豪族都聚在南阳。在这些南阳豪族中，因刘氏家族是皇族，声望最高。豪族之间互相联姻，盘根错节，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光武一朝的一个显著政治特点，就是以姻亲关系将功臣宿将结成政治关系，彼此亲厚，位居要职，凝聚成强大的政治核心。因为光武时期，皇权威重，限制豪强，外戚大多能自守礼节，恭谨行事。但到了窦宪以后，外戚日益骄横。宦官和外戚两大恶势力轮番执政，成为东汉的乱源。

南阳一带的豪族子弟的最大特点，就是游学之风浓厚。如刘縯、刘秀、朱佑、阴识、邓禹、刘隆、朱岑等都曾到长安游学，儒学政治理想遂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

天凤二年（15年），刘秀21岁。因为王莽推崇儒学，制礼作乐，尊重知识，全面复古，长安学术空气浓厚，刘秀遂决定去长安游学。在去长安之前，他到新野樊家。因都有姻亲关系，刘秀兄弟因此与阴氏兄弟相交甚厚，也便认识了阴识的妹妹阴丽华，阴丽华美丽无比，使刘秀春心大动；之后到长安，又见执金吾威风凛凛，很是羡慕。认为人生在世，莫过于娶美妻，当高官，因此感慨道：“当官要当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

刘秀在长安期间，得中大夫庐江许子威授《尚书》。结识了邓禹、严光等人。

刘秀名为皇族后裔，实际上也是一个贫困生。但他不是腐儒，很有经济头脑，因资用匮乏，他就跟同学韩子合伙买了一头驴，由从仆牵着，在长安街头出租拉脚，收取酬劳。与同乡朱佑共买蜜合药，街头叫卖，赚回学费。《后汉书》又说光武好吏事，他一眼就能洞察真伪，他还在大司马严尤面前逞口才。所以在他26岁回到南阳后，因有着长安太学生的金字招牌，就有很多人找他代理诉讼，收取“律师”费。

刘秀与其兄不同，精于计算，亦农亦商，安分守己，为人勤勉，终日劳作不觉疲倦。

王莽末年，全国出现大饥荒，因为刘秀勤勉，唯独他种的庄稼取得了大丰收。他便做起长途贩运的生意，囤积居奇，高价出卖谷物。如若按阶级成分划分，刘秀是知识分子经商致富的典型，在社会上应属于绅商一类。

刘縯一开始并不看重刘秀，甚至轻视?，常讥笑他胸无大志，只知种田置业，像高祖的二哥刘仲一样，并不与之谋。当时豪族首领一般是家族长子，刘縯是长兄，拥有绝对的权威，《后汉书》记载他“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刘縯散尽家财，结交了许多亡命之徒，这些人常常横行不法，刘縯因此成为地方一霸，小吏也不敢过问。当时南阳豪族李通，其同母弟申徒臣是个神医，刘縯多次上门请他到舂陵为家人看病，都被拒绝，很驳面子，他一怒之下，派宾客杀了他。李通何许人家？其父李守为王莽宗卿师，李家也是宛城的名门望族。这下事情就闹大了，官府捕牒甚急，刘秀一家不得不四散躲避，母亲被安排到新野娘家，刘秀投奔到二姐夫邓晨家。

刘縯早有造反的图谋，在此情况下，趁势聚集8000人宣布举兵起事，组成舂陵军。造反是要杀头的，因此避匿的刘氏子弟，都很恐惧，怨恨说：“刘伯升害苦了我们。”听说刘秀也参加了起义，又都吃惊道：“谨厚者亦复为之。”人心为之丕变，相随与共者大为增加。邓晨“将宾客会棘阳”。阴识正在长安游学，得到消息后，连夜弃学而归，带着宾客千余人投奔。

由此而知，舂陵军一开始就有别于平林、新市和下江军，这是一支以豪族地主为核心的武装，是由刘氏宗亲故旧、宾客乡亲组成的队伍，具有很强的团体意识。组织性强，所向披靡，远非农民起义军可比。

《帝国的崛起》 刘玄登基

刘玄登基

刘縯起兵后，很快与绿林军的新市、平林兵合军一起，杀新野尉，占领了湖阳。这时，舂陵军和绿林军都自以为功大，在分配战利品时，差点发生内讧，好在刘秀重义轻财，赶紧收拢舂陵军所获，全部给了绿林军，才化解了一场兵戎相见的危机。而王莽已感到危机了，因为南阳是他的封地，老巢起火了，他能不急？遂派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带领10万新莽军往讨。而舂陵军和绿林军是新兴的军事集团，气势威猛。地皇三年（22年）12月，甄阜﹑梁丘赐留辎重于蓝乡，南渡黄淳水，前临沘水，依两水扎营。被刘縯抓住弱点，潜师夜起。迂回新莽军侧后，偷袭蓝乡。舂陵军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东南攻梁丘赐。结果在南阳蓝乡大败新莽军，斩杀甄阜、梁丘赐，并杀死士卒两万余人。

接着又在淯阳（今南阳县南）打败了增援的新朝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严尤、陈茂弃军逃走，舂陵军和绿林军于是围住了宛城。

蓝乡、淯阳之战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刘縯的军事才能。举国震动，每天来投奔的百姓络绎于道。刘縯似乎也有些志得意满了，便自号为柱天大将军。而“王莽素闻其名，大震惧”，乃布下赏格，谁砍下刘縯的头颅，可封爵为上公，食采邑5万户，赏黄金10万斤（黄铜）。并且命令把他的头像挂在长安各官署及天下各乡亭，作为箭靶子，“旦起射之”。当时，由于刘氏当兴的谶语到处流传，起义军便商量着要立刘氏宗室的后人为皇帝，按能力和威望来说，刘縯自是不二人选。但由于刘縯性情刚毅，又不经商议就自号柱天大将军，引起了绿林豪强的嫉妒。最后在争吵声中，新市、平林、下江之师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刘縯为了义军的团结，也不便再说什么。地皇四年（公元23年）3月，生性懦弱的刘玄遂被立为帝。刘玄在淯水之滨，登坛称帝，恢复汉制，建都南阳，建元“更始”，史称“更始帝”。拜陈牧为大司空，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刘秀受封为太常偏将军。

这样，更始政权粗具国家体制，可以与长安的王莽新朝分庭抗礼了。

《后汉书》记载他登基时“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没有一点皇帝之威和自豪感，反而战战兢兢，可见一开始就是傀儡。“由是豪杰失望，多不服”。但也由此埋下了刘玄等人嫉恨刘縯的种子。

更始政权建立后，分兵三路出击，刘縯攻宛城；刘秀、王凤、王常北上攻颍川、昆阳、定陵、郾；平林军攻新野。5月，刘縯打下了宛城。而刘秀的北路军也很快席卷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郾县（今河南郾城南）等四郡，得到牛马财物无数，谷数10万斛，运至宛城。而平林部攻新野，久不能下。新野县宰登城高呼：“得司徒刘公一信，愿先下。”表示只要刘縯来，他就投降。刘縯来到新野后，郡宰立马投降。刘縯的威名由此可见一斑。

《帝国的崛起》 昆阳大战

昆阳大战

王莽于是再征召42万大军，命令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前往南阳镇压。他甚至把上林苑中饲养的虎、豹、犀、象等动物驱赶南下，想以声势吓人。并且将一个高过丈余，腰有十围的凶壮巨人名叫巨毋霸的大力士，改名为“巨母霸”，封为垒尉，即防守堡垒之人，派上战场。表面看来，确实声势煊赫，王莽遂把这支部队命名为“虎牙五威兵”，号称100万。于公元23年夏季，南下与严尤、陈茂会合。

王莽的百万大军经过颍川郡时，“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正好与刘秀所带的在昆阳北边阳关聚（今河南禹县西北）巡查的几千人遭遇。汉军见新莽军太盛，不待命令就争相逃命。当时北伐军总共才有2万人，且分散在所占领的四郡。一时集中不起来，即使集中起来，也会被这百万雄师碾为齑沫。刘秀等人哪敢正面与之交锋，没办法，也就跟随众人退回昆阳据城死守。汉军将士们无不内心怯懦，惊魂未定，皆言不可抵挡，商量着逃跑的办法，士气低沉如暮云。刘秀这时显露出了他临危不惧的英雄本色，他说昆阳是军事重镇，不能丢。现在敌强我弱，逃也免不了一死；唯有拼死一战，或有胜机。但因刘秀资历浅，在更始诸将领中威望不够，认为他“素日小敌怯，何来大敌勇？”所以没有多少人信服。刘秀表示，愿身先士卒，杀出重围，去郾城、定陵搬兵。他只要王凤、王常等人死守昆阳就行，等待援军。当时昆阳守军只有八九千人，刘秀遂带着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偏将军邓晨等13名心腹骑兵，由南门乘黑夜杀出。

新莽将领王邑很轻视汉军，并不把这十几匹人马放在心上，认为是逃兵而已；而更始将领王凤则认为这十几匹马，要想冲过新莽的阵营，那也简直就是神话。因此，就在昆阳被重重包围的情形下，决定投降。但王邑拒绝了，他说：“百万雄兵，所过当灭，今日屠此城，以血砺刃，岂不快哉！”决心屠城立威，因此不肯接受王凤的投降。王凤顿成哀兵，唯有死守。昆阳城坚，王邑一时攻取不下，形成僵局。

刘秀到郾城、定陵一带游说，郾城、定陵两县都是舂陵子弟兵，义气千秋，甘愿同生共死。因此他先带回来1000多人组成先头部队，回兵救昆阳。王邑自恃兵力雄厚，骄妄轻敌，“意气甚逸”，又自以为是，和王莽一样，都是“腐儒”角色，迷信“声威”之类虚的东西，并不把这股小部队太当回事，仅派几千人的巡逻队阻挡刘秀。刘秀一改平日儒雅的形象，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冲锋陷阵，来回冲杀，接连斩杀几十个新莽兵。军威大振，更始将领赞叹道：“偏将军是见小敌怯、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于是纷纷忘死，杀向敌阵。就这样，刘秀首战告捷。

刘秀不但勇猛，而且极有智谋，他写了一封宛城已派大军增援昆阳的书信，不日即可抵达，在送往昆阳途中，故意丢弃于地。王邑军捡到后争相传看，王邑得知后大惊，加之新败，军心遂如秋草遇霜一样，立时摇落。

而刘秀由于首战告捷，个个意气昂扬，恨不再战。于是刘秀又在陆续赶来的援军中，挑选精壮，组成一支3000人的敢死队，如狼嚎叫似的向王邑的大本营猛冲。新莽军本就是征召来的各地郡兵，斗志不强，又新败怯敌，恐惧像瘟疫一样蔓延。王邑又担心州郡兵失去控制，遂下令各营坚守阵地，不准擅自出兵。这等于自捆手脚，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因此双方刚一交锋，阵脚即乱，那些虎、豹、犀、象，首先伤了自己人，又不像训练场上可以收拢。不多时，司徒王寻就死于乱军之中，副帅一死，士气顿挫。而坚守昆阳城内的王凤守军，趁机杀出城外，夹击王邑军。王邑腹背受敌，加之此时天助刘秀，风狂雨骤，滍川盛溢，王邑军惊恐，争着逃命，互相践踏，溺死者不计其数，浮尸百里，水为之塞。王邑﹑严尤﹑陈茂轻骑踏着死尸渡水而去，一口气跑了上百里才停下。王邑回到洛阳只剩下长安勇敢数千人。百万雄师就这样一败涂地，王莽的主力遂告覆没。汉军则战果辉煌，尽获武器辎重。

昆阳之战，遂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绝妙战例。

刘秀一战成名，与其兄刘縯成为汉军双壁。

从此，王莽再也没有能力和更始抗衡了。各地豪杰闻讯后纷纷树立反莽大旗，撞响了新莽王朝彻底覆灭的丧钟。

《帝国的崛起》 刘縯之死

刘縯之死

刘縯破宛城和刘秀昆阳之战大捷，使兄弟二人威名大盛，正所谓功高震主也。刘秀此人不事张扬，回到南阳后，很低调，除热热闹闹地娶了心仪中的美人阴丽华外，几乎不提在北方的胜利；而刘縯则不同，才能外露，性情刚毅，为部下所拥戴，但也使下江、新市、平林军将领们心中不安，更为更始大臣特别是朱鲔、李轶所妒。

刘秀有察人之明，劝他防备李轶其人，说他“亦素好事”，“不可复信。”刘縯不听，还把妹妹刘伯姬嫁给李轶的兄长李通为妻，以消解前怨。但李轶早已“谄事更始贵将”，表面上与刘秀兄弟亲近，暗地里却与朱鲔一起策划着谋害刘縯的阴谋。

此时，在北方赤眉、南方绿林军的连续打击下，王莽政权仅剩下洛阳、长安两座孤城。推翻新朝已是指日可待了。更始帝乃分东西两路大军，东攻洛阳和西进长安，刘秀与王匡带东路军攻打洛阳。刘秀一路攻城略地，进展顺利，连下河南﹑陈留﹑颍川21县，但在进攻父城县时，由于把守父城县的颍川郡掾冯异深得人心，刘秀遇到挫折，久攻不下。不巧冯异出城巡视时，落入汉兵的陷阱。而冯异的堂兄冯孝和同郡名士丁綝、吕晏等都在刘秀营中效力，其母也在颍川城内，得到刘秀供养，遂劝冯异降汉。冯异说：“有老母之命，愿劝降所辖五城。”刘秀知其为信义之人。乃放冯异回去，冯异以其威信，劝降洛阳以东州县，尽降刘秀。不料在此关键时刻，刘秀却匆匆忙忙地赶回宛城去了。

原来，在南阳的刘縯部将刘稷，对庸碌的刘玄被立为皇帝，早就心存不满，又见刘縯遭人嫉恨，非常愤怒，说：“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耶？”意思是说，我提头打天下，是为刘秀兄弟；要是为更始，我怎会如此用命？

这话被李轶汇报给了朱鲔。

刘玄就故意封刘稷为“抗威将军”，刘稷表示，“士可杀不可辱！”对这一具有侮辱性的封号决不接受。更始帝遂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了刘稷。刘縯知道后，直言犯谏，甚至在朝堂上与更始诸将吵了起来，李轶、朱鲔趁机进谗言，更始本来就畏惧刘縯，有刘縯在，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如芒在背，因此，就在当天以抗旨之罪，一并诛杀了刘縯和刘稷。

刘秀得知哥哥被杀，强忍悲愤，匆忙回南阳向刘玄请罪，以解除他的疑惧。

刘秀回南阳后，对人谦恭，行事低调，且不为哥哥服丧。刘縯的部属来吊唁，刘秀也不与他们交谈，唯自责而已，刘縯部属大为失望，纷纷离他而去；加之刘秀性情儒雅，为人谦和，刘玄便认为他对自己构不成威胁，又看到刘秀如此效忠自己，就有些过意不去，于是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刘秀的韬光养晦之术，终于成功。

此时，两路大军进展神速，东路军很快攻下洛阳，西路军也迅速攻克武关，直取长安。

更始元年（23年）9月，王莽被杀，头颅被传到宛城悬门示众。

王莽既死，刘玄命令到洛阳建都。因为刘秀在长安学过《尚书》，懂得礼仪规矩，刘玄就派刘秀先行进驻洛阳，任司隶校尉。刘秀安排夫人阴丽华回新野后，路过父城时，除刘秀谁也不降的冯异，开门奉牛纳酒迎接。在此之前，冯异已十多次打退路过的更始诸将的进攻，单等刘秀。刘秀遂任命冯异为主簿，分管文书档案、州郡舆图等，称赞他为汉初的萧何。同时任命冯异举荐的苗萌、铫期、叔寿、段建、左隆等为掾史，组成自己的核心班子。

更始帝来到洛阳之后，长安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官吏，都到洛阳迎接，看到更始诸将“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镼”，就是说他们戴着古代贱者的帽子，束简易的头发，穿妇人的衣服，又露出半条胳膊。无不嗤笑，认为成不了气候。而看到刘秀官属经过时，一个个衣冠楚楚，仪表堂堂。那些曾经穿过汉家官服的汉室旧臣，无不激动得流下热泪，说：“不复见汉官威仪久矣”，由是“识者皆属心焉”，“贤者蚁附”（《东观汉记》）。显然，刘秀已经赢得了足够的声望，而声望就是一种软实力，它甚至比硬实力还要有力量。

《帝国的崛起》 北循河北(1)

北循河北

汉室恢复，天下传檄而定，人们对更始帝都抱着一线希望，连赤眉军的一些将领也归顺了更始。而河北一带的豪强武装，还首鼠两端，因此，朝廷上急需派一位能干的大臣，前去河北说服他们归顺更始。刘秀认为，刘玄身边庸才缠绕，自己在更始朝廷，不但发挥不了才能，说不定哪一天哥哥的悲剧就会在自己身上重演。而到河北去是远祸的机会，也可以就此独立发展。于是就求叔叔刘赐帮忙，刘赐时为更始帝宰相，曾为刘玄复仇，刘玄对他心怀感激。刘赐就向刘玄建议：派刘秀徇行河北。因在刘家子弟中，“独有文叔可用”。但大司马朱鲔等诸将反对，说一旦放行，等于龙归大海，虎啸深山，对刘秀将难以节制。刘玄狐疑不决。但入河北等同于深入险地，除了皇帝所赐的节旄，并无兵权，没人愿去。在左丞相曹竟的关说下，更始帝才任命刘秀为破虏将军、代行大司马职。

刘秀持节北徇河北，虽然手中没有军队，但有代行大司马事的朝廷授权，权力也相当大，可以代表朝廷任命二千石以下的地方官员，也有专行诛杀之权。而刘秀在更始朝所建立的声望，此时发挥了作用，人们对更始朝廷越失望，对刘秀寄望越厚。刘秀到河北镇慰州郡，所到部县，立即召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封赏将领，任命郡太守，宣布去除王莽苛政，恢复汉官名。吏民皆喜，加之河北百姓思汉，因此争持牛酒迎劳。很快就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英雄豪杰。河北接近胡地，民风剽悍，人多豪侠，多慷慨悲歌之士。刘秀遂逐渐成为众望所归的可以安定天下的唯一人物了。

此时，刘秀建国的二十八宿将差不多都先后追随他到了河北，组成了刘秀最精干的干部队伍，这也是刘秀很快能在河北站住脚跟的另一原因。

如东汉开国勋臣、南阳名人邓禹，星夜疾驰，在邺城追上刘秀，对着刘秀尽诉肺腑之言：“愿在明公处立尺寸之功，以求名垂青史。”

刘秀的二十八宿将之一耿纯也在邯郸道上，等候刘秀，发誓终身相随刘秀，为打造汉室江山，不知用秃了多少戈矛。

冯异在刘秀处于最难的困境中投奔刘秀，惺惺相惜，很快就成为刘秀心腹。刘秀到邯郸后，立派冯异与铫期到各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组建队伍。

王霸狱吏出身，后西学长安。当初汉兵起，刘秀过颍阳，王霸率宾客上谒，跟随刘秀在昆阳击破王寻、王邑。刘秀渡河徇河北时，他担任功曹令史，当时刘秀的宾客都觉得没有前途，纷纷离去，只有他还跟着。刘秀感慨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疾风知劲草啊！”

邓晨是刘秀的姐夫，已被更始政权拜为河北常山太守，自是刘秀的左臂右膀了。

朱佑作为刘秀的护军，随同刘秀到了河北。

祭遵是大儒，也以更始政权门下吏的身份追随刘秀到了河北。

傅俊在襄城时，以亭长身份加入刘秀军，宗族母弟都被襄城县令杀害。当得知刘秀去河北后，就带着十来个宾客，连夜追赶刘秀。

马成是郏县令，当听说刘秀去河北后，就高挂乌纱，背着行李，在蒲阳徒步追上刘秀。

贾复原是最早的起义将领，自立为羽山将军，更始政权把他编到汉中王刘嘉那里，他见更始政权混乱，遂辞别刘嘉，带着刘嘉的推荐信投奔刘秀，在河北柏人县追上刘秀，后成为刘秀的一员勇将。

刘隆是汉宗室，被更始拜为骑都尉，当刘秀去河北后，一直追到射犬才追上。

此外，追随光武去河北的还有偏将军臧宫、坚镡、陈俊、杜茂等。

这些都是光武中兴的名将，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位。这些人多为南阳或者颍川人，他们跟着刘秀九死不悔，不少人为此家破人亡。因此在民间传说中，说这些二十八将如同天上二十八颗星宿，环绕着北斗星，也就是团结在刘秀周围。

但刘秀刚到河北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甚至险些丢了性命。

当时邯郸有个算命先生，叫王郎，在汉宗室、赵缪王儿子刘林的支持下，利用人心思汉、“天命正统意识”，联合大豪强李育、张参等，诈称王郎是汉成帝儿子刘子舆，在更始元年12月，进入邯郸城，占据原赵王王宫，立王郎为天子，刘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结果河北的老百姓居然相信了他们。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诈子舆、兴王郎”的政治闹剧拉开了序幕。

王郎兴起后，即传檄天下，说即便是推翻王莽建立大功的更始政权也是不合法的，只有他才是正统皇帝，结果，河北、辽东竟有许多州郡相附。

当时邯郸是刘秀进入河北后最早镇抚的城市，他留任钜鹿人耿纯为骑都尉，镇守邯郸。所以当王郎称制后，立刻捉拿耿纯?耿纯拿着符节带着官吏连夜逃走。

《帝国的崛起》 北循河北(2)

刘秀从邯郸出发北行，到下曲阳，说服和成郡卒正邳彤以一郡降汉，刘秀仍任命邳彤为和成郡太守。又继续北上，到中山、真定后又到卢奴，在此被耿纯追上，说王郎反了。檄文取刘秀首级者封十万户侯。众人议论不定，感到形势危急。

恰好上谷太守耿况派儿子耿弇到长安向刘玄送贺礼，碰到王郎称帝，耿弇的随从说：“刘子舆乃成帝正统，舍此不归，远行安之？”都跑去归降王郎。耿弇没法，又听说更始派刘秀持节徇河北，现正在卢奴，于是北上拜谒。刘秀见他年幼便留用为署门下吏。

为讨伐王郎，刘秀派王霸北去蓟县募兵，竟被当地人嘲笑，王霸满面羞惭而退。

看到募兵如此艰难，只以怀柔政策，怕最后也是性命难保。因此，部属们纷纷要求南归，回长安更始朝廷去。刘秀就召集官属计议，耿弇反对，建议刘秀召集渔阳、上谷两郡兵攻邯郸。刘秀大为高兴，指着耿弇对大家说，“他是我北边地方的主人啊！”

不久，有人报称，邯郸兵杀过来了，要取刘秀性命。刘秀大惊，立刻出城南逃，但蓟县百姓围住他，大声嚷嚷着不让他走，都想抓住刘秀领赏。铫期魁梧，是个莽汉，瞋目大呼，作执戟欲刺状，百姓畏惧让道，才得以逃出城去。但官属已散失大半，辎重行李尽失。耿弇也与刘秀走失，于是决定北上搬兵。

刘秀一行逃命到了饶阳，又渴又饿，就想到传舍（驿站）混顿饱饭吃。刘秀自称是王朗的邯郸使者，进入传舍招呼传吏做饭。由于大伙都饿坏了，像争吃抢饭一样，令传吏怀疑。就故意在堂上擂鼓大叫：“邯郸将军到了！”大家一时吓得面无人色。刘秀镇定，想，若邯郸将军到，跑也是无用的，于是索性重新坐下，说：“请邯郸将军进来相见。”传舍中人要看门的把门关起来，门长说：“天下事未可知啊！”刘秀等人才得以从容驾车而去。

之后他们再也不敢到传舍吃饭，就在草舍内过夜，饥一顿饱一顿的。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逃命，向南到下曲阳，再到南宫，又到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往，再往南就是邯郸了，岂不是自投罗网？这时忽然有个白衣老父等在道旁，给他们指路说：“去此80里，信都郡还在更始政权手里。”

信都太守任光，是南阳宛人，曾与刘秀一起参加过昆阳战役。是更始帝直接委派的信都太守，拒绝承认王郎，但周围郡县都已投降王郎。遂成孤城，只有4000守兵。此时和成郡邳彤也正派2000精骑寻找刘秀，于是同入信都。不久邳彤来了，立即召开了“信都会议”，会议决定：一、像当年在舂陵起义一样，与拥有26万人马的农民武装城头子路、力子都联络，结为友军。二、重金募兵。三、刘秀拜任光为左大将军，将兵跟从；邳彤为后大将军，将兵居前；以李忠为右大将军，万修为偏将军随同征伐。刘秀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武装。

随后，任光多作檄文，传到钜鹿界中，又虚张声势，夜晚到处举火，堂阳县震惊惶怖，其夜即降，之后贳县也投降了。

此时，临县昌城人刘植归降刘秀。耿纯也在家乡聚集宗族宾客2000余人，烧了房屋，自断后路，在育县和刘秀会师，刘秀拜耿纯为前将军。

真定王刘扬是汉宗室，原依附王郎，有众10万，刘植与他有交情，在刘植的劝说下，决定归顺刘秀，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将外甥女郭圣通嫁给刘秀，这就是刘秀的第一任皇后郭皇后。有了刘扬的相助，刘秀实力大增。刘秀采取打和拉的策略，又镇压和收编了铜马等数十万农民起义军，成为主力，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

此后，刘秀的原部属邓禹、冯异、铫期也在各地招兵买马。耿弇回到上谷后，也积极说服父亲耿况以及郡功曹寇恂出兵，渔阳郡太守彭宠，安乐县令吴汉也相约起兵，攻下涿郡、中山、钜鹿、清河、河间等22县。最后和刘秀会师于广阿。刘秀见之甚欢，皆拜他们为偏将军。

王郎擅自称帝，更始政权当然不能容忍了，遂派谢躬带10万大军前来征讨，围住了邯郸。

此时刘秀也率军南下，与王郎大将倪宏、刘奉的数万大军在钜鹿展开决战。

谢躬与刘秀大军双双取得胜利，王郎主力被歼。王郎夜弃邯郸，被王霸追上斩首。

刘秀平定了河北王郎，声威日盛，更始政权开始提防他了。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封刘秀为萧王，派使者令刘秀交出兵权，归谢躬节制，回长安伴驾。

刘秀羽翼已丰，就以河北未靖为由，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遣，这标志着和刘玄分道扬镳了。

谢躬在河北，虽表面上和刘秀相安无事，但终是心腹之患。谢躬一开始也在策划如何消灭刘秀军，只因刘秀势力扩张太快，兵强马壮，一时犹豫，他想先多消灭农民起义军，吞贼自大后，再解决不迟。总之，双方戒心很重。但刘秀为人儒雅，对谢躬勤于职事常常赞不绝口，说：“谢尚书真吏也。”时间一长，谢躬认为刘秀愚诚，就多少解除了一些警报，起码不像先前那样戒心十足了。

一天，刘秀对谢躬建议，可联兵攻打在射犬的赤眉、青犊、上江、大彤、铁胫、五幡的起义军，谢躬认为可行。当谢躬大军出动时，刘秀暗派吴汉和岑彭两支军队潜回邯郸，策反谢躬大将陈康。陈康久慕刘秀威仪，遂开城门迎入吴汉。谢躬回城不知变故，只带了几百骑兵，被吴汉一刀斩于马下，队伍随即也全部归降了刘秀。

射犬战役后，青犊﹑赤眉军被樊崇征调西入函谷关，开始进攻关中。

就这样，刘秀在短短时间内，基本控制了河北地区，为建立东汉王朝奠定了基础。

《帝国的崛起》 重建汉朝

重建汉朝

再说刘玄由洛阳迁都长安后，大封汉宗室，重用亲信，排斥异己，大肆诛杀起义军首领，人心因此离散。刘玄有着纨绔子弟本色，一日威临天下，就要尽情享受，不管是鲜衣美食、风月情色，他都要。他封赵萌女儿为皇后，让赵萌专擅朝政。自己则夜夜笙歌于帐闱之间。大臣们求见，都要通过赵萌。谁要非议赵萌，就是死罪。更始帝活脱脱就是秦二世在世。朝纲废黜，赵萌和他的亲信遂大肆收受贿赂，卖官许愿。只要出一定数目的钱，都可得到一官半职。甚至连宫里修脚捶背的、做饭喂马的、倒马桶奶孩子的，也都有官职或爵位。当时就有民谣讽刺道：“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可见封赏有多滥，官品有多低。

朝廷如此乌烟瘴气，使天下英雄寒心，因此有很多能人志士都偷偷地跑了，或隐居，或追随着大司马刘秀的足迹北上。

刘玄政权如风雨中飘摇的危巢，时刻都有倾覆的危险；而刘秀则如旭日初升，其冉冉上升之势，不可阻挡。

赤眉军首领樊崇等，因与刘玄决裂，于更始二年（24年），在弘农（今河南灵宝）拥立汉宗室、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为帝，并兵分两路西攻长安，讨伐刘玄。而险被更始帝杀害的绿林军将领王匡、张卬等人，在伤心之余，也与樊崇联合，西攻长安。更始三年9月，刘玄投降，不久被绞死。

这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绿林、赤眉二军各立天子、相互水火不容，又缺乏政治远见，只知杀戮，使富庶的关中地区满目疮痍，百姓思治，刘秀因此得到喘息，趁机在河北收买人心，在绿林、赤眉的陨落过程中，一枝独秀地逐步壮大起来了。

赤眉军虽然推翻了更始政权，但掠夺杀戮成性，关中的豪强地主遂坚壁清野，建堡自卫。长安城米粮匮乏，赤眉军被迫退出长安。而刘秀在巩固了河北后，认为攻取关中的机会到了，遂派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西向，在赤眉军东归途中，在宜阳（今河南宜阳西）设下伏击圈，然后重兵围歼阻击。赤眉军陷入被动，屡屡失利，最后全军覆没。坚持了10年之久的绿林赤眉大起义至此彻底失败了。

而屯驻在洛阳的更始朝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虽拥兵30万，也早已被刘秀派冯异拒于孟津，隔河相持，不使其北进河北。

冯异利用和李轶当年的情谊，策反李轶。李轶此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见更始败局已定，就想投靠新主。但又害怕刘秀报复当年陷害刘縯的事，欲降而又不自安。冯异便写信给他担保，李轶大喜。遂复信表明心迹。冯异见策反有效，就放心大胆地北攻上党两郡，获胜后又南下收复成皋以东13郡县，得降者十余万，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充。

洛阳危在旦夕，朱鲔急了，命武勃率精兵万人，进攻冯异。两军战于士乡，冯异斩武勃及士卒5000余人。朱鲔几次催李轶出战，李轶始终按兵不动。但刘秀讨厌李轶，遂实施借刀杀人之计，故意把李轶复信的内容泄漏出去，朱鲔得知后勃然大怒，派刺客结果了李轶。洛阳守军从此军心摇动，互相猜忌，投降的逃亡的，日夜不断。

而刘秀大军的燕﹑赵主力还源源不断地到来，把洛阳城围了起来，朱鲔只有紧闭城门自保。

至此，天下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与刘秀为敌了，将领们欢天喜地，纷纷进言，强烈要求刘秀上尊号，继皇帝位。

恰在这时，刘秀原在长安太学的同学强华，从关中捧着赤伏符来，赤伏符明明白白写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汉时谶纬迷信盛行，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大家都会深信不疑。因此，群臣上奏说既有天命佐证，再推辞就是逆天了，不可。刘秀遂在更始三年（25年）6月，于鄗县南千秋亭五城陌（今河北柏乡内）设坛告天，即皇帝位。重建汉政权，改更始三年为建武元年，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刘秀就是汉光武帝。不久攻下洛阳后，遂定都于此，史称东汉。

东汉王朝建立后，全国范围内的地方割据势力还有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卢江的李宪，东海的董宪，汉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陇西的隗嚣，安定的卢芳和巴蜀的公孙述等。刘秀采取集中力量、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方略，立即出动大军渡河南征。首先是扫荡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在消灭了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割据势力，彻底控制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后，继而挥师西进甘陇。于建武六年，收复河西，关陇豪强窦融归附。建武九年（33年）正月，平定天水，消灭了占据陇西的隗嚣。陇西平定后，公孙述割据的巴蜀便成为刘秀统一大业的最后一个障碍。建武十二年冬，刘秀在做好充分准备后，派两路大军兵发巴蜀，攻破成都，公孙述伤重身亡。至此，经过12年削平群雄?战争，汉光武帝刘秀终于完成了重新统一全国的伟业。

刘秀才兼文武，在位期间，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安定民生。他释放奴婢、刑徒。使流民返回农村，安居乐业。他又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民间渐富。又颁布抑制豪强令，维护皇权。又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提倡节俭。使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8226;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战争留下的创伤很快得到医治，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东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也奠定了东汉前期80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对外则北击匈奴，安抚边裔部族，重建大汉雄风，使东汉王朝达到极盛，历史上称之为“光武中兴”。

《帝国的崛起》 三马同槽

三马同槽：西晋崛起真相解密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三国鼎立的平衡格局被打破了，雄踞中原的曹魏政权以其强大的实力于263年灭掉蜀国。曹氏政权在为统一南北作出努力的同时，自身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以至大权旁落。265年，司马炎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他登台祭天，受魏“禅让”而称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晋（史称西晋）。十余年后，晋平吴成功，汉末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中国又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但是，由于西晋继承的是曹魏以来施行的九品官人法，门阀士族的支持是其政权的基础，从而形成许多“衣冠望族”。司马氏集团就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当时较出名的世族有琅琊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颖川荀顗荀勋、河东卫瓘、河东裴秀、太原王浑、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但这些世家大族已失去了东汉世族的优良传统，反而汲汲于名利。司马氏集团对他们网开一面，士大夫阶层几乎无贿不收，无财不敛，致使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他们追求奢侈的生活，竞相比富，晋武帝不但不加阻止，反而带头侈糜。再加上实行倒行逆施的分封藩王的举措，埋下了灾难的火种；而从汉末就陆续移居中原的五胡民族，在一种新的文明面前，始终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相融与相持的冲突，因此，西晋的统一之中，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分裂的因素和不安定的成分，正如一个内脏患有疾病的巨人，很难表现出一种健康的、大一统的高昂激越的格调。

《帝国的崛起》 狼顾鹰视

司马氏的晋朝替代曹魏皇族的步伐，是从司马懿开始起步的。

司马懿（179年～251年），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家世显赫，是东汉以来河内有名的望族。其父司马防曾官至京兆尹，禄二千石。司马懿青少年时，就显露出才华。史书称他“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晋书&#8226;宣帝纪》）。虽生在乱世，却慨然有忧天下之心。当时社会上有品人之风，司马懿得到了许多名士们的品评赞扬。大名士崔琰说他“聪亮明允，刚断英特”。南阳太守杨俊，素以知人善任著称，也说他绝非寻常之人。因此，司马懿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时曹操正任司空，听到他的名声后，派人召他到府中任职。司马懿时年22岁，正血气方刚，满怀正义，知曹操为一代奸雄，又嫌曹操出身低微，耻为曹操手下，便借口自己患有风痹病，不能起居，婉言谢绝征召。曹操怀疑司马懿有意推托，夜间派刺客去探听虚实。来人把刀架在司马懿的脖子上，作出要刺杀他的样子，但司马懿躺在那里，瞪着两眼，一动不动，像真的风痹病人一样。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为汉丞相后，用强制手段，辟司马懿为文学掾。使者临行，曹操交代说：“若复盘桓，便收之”（《晋书&#8226;宣帝纪》）。就是说司马懿再装病不来，就解决了他。司马懿这才害怕了，只得就职。

此后，司马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先后升任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东曹属、丞相主簿等职。曹操为了恢复北方经济，解决军粮问题，曾苦思良策，司马懿时任丞相军司马，向曹操建议推行包括民屯、军屯两类的屯田制度。曹操行之，结果曹操所统治区域，一时“务农积谷，国用丰赡”。以后成为曹魏制度，并设有专门的屯田官。这也是三国时期唯魏独强的原因之一。

司马懿是一名战略家，自随曹操出战起，他在军事上提出过许多重大的建议，这些建议均显示了他战略上的深谋远虑，有些建议的实施甚至对当时的天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他曾提醒曹操，说，荆州刺史胡修为人粗暴，南乡太守傅方为人骄奢，都不应该让他们驻守边防，但曹操未予重视。后来刘备袭取汉中，攻占房陵、上庸后，关羽也北攻新野、襄阳，水淹于禁七军，蜀汉一时“威震华夏”。胡、傅二人果然乘机献城降蜀。许都危在旦夕，曹操为避关羽锋芒，一度准备迁都河北。司马懿和蒋济及时劝阻，让他利用孙、刘争夺荆州的矛盾，联络孙权出兵攻取荆州，魏则出兵取汉中、秦川，使刘备首尾不能相顾。由于司马懿的这一建议，于是才有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败走麦城、吴蜀彝陵之战等后事。

司马懿的这次伐蜀主张，不仅挫败了关羽的强大攻势，解除了樊城之围，而且也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的计划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孙、刘联盟，蜀国从此势弱，彻底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掌握了三国的主动权。显示了他作为年轻将领的杰出才能和作为军事战略家的博大胸怀。

曹操用人的原则，具有“既重才，又忌才；既用人，又疑人”的双重性。加之曹操有识人之明，认为司马懿为人，“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而司马懿的相貌，严整威严，长着一双像鹰一样犀利的眼睛，曹操知其“有雄豪志”（《晋书&#8226;宣帝纪》）。因此，他对司马懿的猜疑，始终不能释怀。

当他听说司马懿有狼顾之相时，就把他召来，先让他朝前走，然后让他回头。司马懿居然能脸朝后旋转90度而身不动。相书上说，有狼顾之相的人，不是奸臣就是国贼。曹操又曾做梦，梦见三马同槽，很犯忌讳，心中始终有疙瘩郁结。就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于是便想趁早把司马懿解决掉，只是由于曹操太惜才了，迟疑不决，再加上曹丕跟司马懿的关系很铁，多有美言，司马懿才得以幸免于难。

司马懿为曹操所深忌，只能勤勤恳恳地工作，韬光养晦，明哲保身。“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曹操进封魏王后，立曹丕为太子，司马懿升任太子中庶子，与陈群、吴质、朱铄同列为曹丕的“四友”。为曹丕所信任和倚重，是曹丕智囊团的关键人物。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朝野危惧，司马懿管理丧葬诸事，内外肃然。不久，曹丕威逼汉献帝禅位，想急不可待地受诏时，司马懿建议曹丕谦辞推脱，以示谦卑处下，使曹丕在很大程度上免除天下怨谤，争取了人心，从而巩固了魏国的社会根基。由于司马懿为曹丕“篡汉”出了大力，所以曹丕代汉后，司马懿受封河津亭侯，任丞相府长史，又转为督军御史中丞。参与军事，为曹丕屡出奇谋。

黄初七年（226年）5月，曹丕去世。明帝曹叡继位，遗诏司马懿为顾命大臣，迁抚军大将军，统领禁军，辅佐明帝。改封司马懿为舞阳侯。孙权得知魏文帝去世，于8月出兵攻魏，被司马懿击败，并斩杀吴将张霸。

其后，诸葛亮六出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兴师伐魏，明帝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其信任如此。司马懿为人机警而富于智谋，雄豪豁达，心机莫测，狡诈异常，“坚壁拒守，以逸待劳”。诸葛亮深知司马懿的厉害，便派人给他送来“巾帼妇人之饰”羞辱他，激他出战。但司马懿宁可穿上对方送来的女人服装，甘心受辱，也不轻易出战。表面上是弱者所为，但正是司马懿示弱于对方，使诸葛亮这个咄咄逼人的强者，始终处在无可奈何的焦虑中，始终占不到上风，最后壮志未酬，病逝于五丈原。

强者最后反倒为弱者所败。

司马懿笑到了最后。

由此可见，司马懿在带兵作战方面，远比诸葛亮要厉害得多，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谋略家，城府很深，连曹操也看不透他。只是由于后人对诸葛亮的神化，司马懿才成了反面人物。公正而言，三国英雄，唯曹操、司马懿而已。

由于司马懿长期带兵在秦川跟蜀国打仗，魏国兵权大部分落在他手里。明帝提升他为太尉后，他实际上就成了魏国的军事统帅。

景初元年（237年），原魏辽东太守公孙渊叛魏自立为燕王，置列百官，定都襄平（今辽宁辽阳）。魏明帝召司马懿回京，于238年正月，命他率兵讨伐。

司马懿军至辽水，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先在南线多张旗帜，佯攻围堑，吸引敌军主力，而以主力隐蔽渡过辽水，逼近敌营。接着，不攻敌营，却挥师直取公孙渊根据地襄平。公孙渊战死，辽东国灭。粉碎了公孙渊的分裂势力，维护了已经形成的统一局面。在原定的一年期限内，即胜利班师。

当时司马懿军中有的士兵衣单寒冷，向他乞要襦衣，司马懿不给。对人说：“襦衣是国家的，我作臣子的，不能赏与别人，换取感激。”他十分注意避嫌，以至于宁愿士兵受冻也不自作主张发放冬衣。

明帝派使者到蓟去犒劳部队，增司马懿食邑昆阳等二县。

本来朝廷让他班师后直接到关中去，但当他走到白屋时，有诏书召他火速进京，三日之间，诏书五至。明帝手书说：“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就是要他赶紧回京，直接入宫，面见明帝，有要事相托。

据野史记载，司马懿攻破襄平后，曾梦见明帝枕在他的膝上，说：“视吾面。”他即抬头，看见明帝面有异色，疑天子有疾。如今一见诏书有此语，大为惊讶。于是昼夜兼程，400多里，一夕而至。径入嘉福殿内，流着眼泪，探问明帝病情。明帝拉着他的手，郑重地把太子齐王托孤给他，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能见到你，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现将后事托付于你。望你和曹爽共同辅佐太子。”当天，明帝即去世。

时为景初三年（239年）正月。太子齐王曹芳柩前继位，是为魏少帝，司马懿、曹爽同受托孤辅政。

《帝国的崛起》 知雄守雌

知雄守雌

齐王曹芳年仅8岁，司马懿与曹爽一起接受遗诏辅佐少主。曹爽为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各统精兵3000人，轮流在皇宫值班。从此就出现了以曹爽为首的和以司马懿为首的两个利益集团的对立和斗争。

曹爽虽然说是皇族，但论能力、资格以及威望都不及司马懿。最初共执朝政时，曹爽对司马懿也还尊重，凡事两人总商量以后再执行。

后来，曹爽的心腹何晏、邓扬等人对他说：“大权不能分给外人啊！”

于是曹爽就想自己专权，开始排挤司马懿了。他们替他出了一个主意，向皇帝上表推举司马懿担任太傅，外示尊崇，实际上是夺去他的兵权，以使曹爽获得先处理尚书奏事的权利。因为太傅是个虚衔，虽位高望重，但没有实权。为了安抚司马懿，他们允许司马懿可以像汉代的萧何那样，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

此举施行后，他广布党羽，更改原有的制度，废置中垒、中坚营，把两营兵众统交他的弟弟曹羲率领，又表封曹训为武卫将军，其余兄弟、党羽也分掌朝廷重职，一门显贵无比。司马懿援引先帝旧例制止，曹爽哪里听得进去。曹芳年幼登基，本与郭太后同住。曹爽为了擅权独断，用心腹何晏、邓扬、丁谧之谋，把太后迁到永宁宫，使郭太后与曹芳相隔两地。一时曹爽兄弟“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晋书&#8226;宣帝纪》），来排挤司马氏的势力。司马懿不能禁止，从此与曹爽矛盾渐深。

曹爽大权在手，志得意满之后，就走向了狂悖与淫慢，过起荒唐的生活来。他作威作福，秽政横行，以致大臣离心、物议沸腾，魏国国势也渐趋衰弱。

他广纳诸妾，连明帝的后宫佳丽都不放过，黄门张当私自把内庭才人石英等11人送给曹爽，曹爽、何晏乘机与张当勾结。又使用皇家专属的乐队、禁兵等君王节度，俨然以皇帝自居。

正始五年（244年）春，曹爽欲立威名于天下，不听司马懿劝止，力主伐蜀，结果被蜀军打得大败，差点全军覆没。时人为之谣曰：“何、邓、丁，乱京城”。

司马懿毕竟老谋深算，推说自己年纪大了，佯称有病，不问政事，也再不上朝了，一晃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处处示弱，隐忍不发，静观其变。司马府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而实际上却暗流涌动。

曹爽听说司马懿病了，担心他是装病，就派人去探听司马懿的病情如何。

河南尹李胜是曹爽的心腹，被派为荆州刺史。行前到司马懿家拜望他。

李胜到来，见司马懿簪横发散，拥被卧床，就上前致意。司马懿让两个侍婢扶持自己，要拿衣服，拿不稳，掉在地上。声嘶气喘，还指着嘴说要吃粥。丫头伺候他吃粥，他用口去接，汤流满襟，一副病危之状。李胜看了，觉得司马懿已是老朽无用之人，怕是时日不多了。李胜感慨说：“都说明公旧病发作，没想到这么厉害。”司马懿故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年老枕疾，旦夕就死。”李胜又对司马懿说：“这次蒙皇上恩典，派我担任本州刺史（李胜是荆州人，所以说是本州），特来向太傅告辞。”司马懿故意错乱其辞：“哦，这真委屈您啦，并州在北方，接近胡人，您要好好防备啊。我病得这样，只怕以后见不到您啦！我只有把我的儿子师、昭兄弟托付给你了。”

李胜又大声说了一遍：“太傅听错了，我是回荆州去，不是到并州。”

司马懿总算有点搞清楚了，言语哽噎说：“我实在年纪老，耳朵聋，听不清您的话。您做荆州刺史，这太好啦。”

李胜告辞出来，向曹爽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太傅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过几天，他又说：“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

曹爽听了，不提有多高兴啦。从此便不再防备司马懿。

司马懿长于谋略，在他处于劣势的时候，知道“知雄守雌”、柔弱处下、以柔克刚，这独特的思维模式贯穿他的一生，形成了司马懿后发制人的完整人格。

咸鱼翻身

曹爽自料司马懿将不久于人世，遂于249年春正月，放心无忧地跟随魏少帝曹芳，率他的兄弟、亲信大臣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在洛阳南）。

曹爽一帮人刚一出城，司马懿得报，立刻精神抖擞起来。他披盔戴甲，带着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趁城中空虚之际，发动了兵变，夺取武库。然后派长子司马师屯兵司马门，控制京都。又令司徒高柔管领曹爽军营，令太仆王观统摄曹羲军营。自己和太尉蒋济出屯洛水浮桥，断绝曹爽归路。又控制了郭太后（明帝后），迫令她下诏废曹爽兄弟官职，再派人上奏章给皇帝，弹劾曹爽。大司农桓范用计出城，去给曹爽通风报信，?济对司马懿说：“大将军的狗头军师给他出主意去了。”司马懿却说：“不用担心，两人心里想不到一块儿，曹爽脑子不如桓范聪明，又贪恋富贵，桓范出的主意必不为曹爽所采纳。”

曹爽和他的兄弟在城外得知消息，乱作一团。桓范献计，可挟持少帝退到许都，发文书征调天下兵马勤王，对抗司马懿。

但是曹爽优柔寡断，吃喝玩乐有种，决断却没有这个胆量，并且疑惑桓范，不从其计。相反，他连夜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去见司马懿，探听动静。司马懿乘势数说曹爽的过失，说只要交出兵权，绝不为难他们。怕曹爽不信，又派曹爽的亲信殿中校尉尹大目去劝降，只是免官而已，富贵依旧。司马懿信誓旦旦，又让蒋济作保，并以洛水为誓。

曹爽相信了，为求活命准备交出大权，以侯爵还第，就是说还可以做个富翁。桓范等人引经据典，百般劝阻，从晚上一直劝到第二天黎明。但曹爽决心已下，投刀于地说：“司马公只是想权力自专而已，我还是王侯，还可以做富翁。”桓范哭骂道：“你兄弟都是猪呀，还梦想富贵，等着灭族吧！”

曹爽兄弟一回府第，即被司马懿派兵团团围定。司马懿在曹爽府宅四角修造高楼，日夜监视。毫无秘密和行动自由可言。一次，曹爽刚拿着弹弓到后园中，楼上人就喊：“故大将军到东南边去了！”（《资治通鉴&#8226;卷第七十五》）曹爽愁闷至极，也不知所措。

过了几天，有人告发曹爽一伙谋反。司马懿遂以不臣之罪，杀曹爽及其党羽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并诛灭三族。

司马懿兵变前是向蒋济等人保证保留曹爽等宗族的，司马懿用“斩草除根”之法，将曹氏宗亲翦灭殆尽。致使蒋济大呼上当，可见司马懿的阴毒。而实际上，这时的司马懿已下了与曹魏政权决裂的决心。

从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司马懿的手中，从这一刻起，司马氏便迈出了代魏的步伐，司马懿成为晋国政权的实际开创者。

《帝国的崛起》 寿春之乱

寿春之乱

249年2月，魏帝曹芳策命司马懿为丞相，封安平郡公，食邑5万户，司马一门封侯者19人。司马懿固辞相国，也不受郡公之位。12月，诏命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又固辞九锡。嘉平二年（250年）春，魏少帝命司马懿在洛阳立庙。

司马懿的威权，日渐隆盛。

司马懿久病，不上朝理事，每遇大事，天子亲自到他府中去征询意见。兖州刺史令狐愚和太尉王凌（驻在寿春），见皇帝孱弱，强臣专权，非常不满，谋立楚王曹彪为帝。还没有付诸行动，令狐愚就死了。

第二年春正月，王凌借口吴人壅塞涂水，请求出兵征讨。司马懿知其阴谋，不令兴兵。并于4月亲率中军讨伐王凌。司马懿故伎重施，他先下赦书赦免王凌，后又写信安慰他。但不久大军突至。王凌自知势穷，便独自乘船迎接，先派属官王或前往请罪，送上印绶、节钺，自免其职。

司马懿军到武丘，王凌在水边面缚等待，说：“凌若有罪，公当折简召凌，何苦自来邪！”司马懿说：“以君非折简之客故耳”。派兵卒600多人将王凌解送洛阳。王凌向司马懿要棺材上的钉子，想试探一下司马懿会不会杀他，司马懿命手下人找来送给他。途经贾逵庙时，王凌曾大呼：“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5月，王凌到项城，终于绝望，服毒而死。

司马懿进军寿春，开始大清算，凡是牵连参与王凌之谋的人，一律夷灭三族。回师途中，他还派人挖开王凌、令狐愚的坟墓，在附近的集市上，剖棺暴尸三天，然后，烧掉他们的印绶、官服，把他们裸埋土中。为彻底根除隐患，把无辜的楚王曹彪也连带杀了。并且把魏之王公全部拘捕，放置邺城，命有司监察，不准他们互相交结往来。

嘉平三年（251年）6月，司马懿病危，夜间常梦见贾逵、王凌为祟作厉。8月，司马懿去世，享年72岁。其子司马师、司马昭辅政。公元265年，其孙晋武帝司马炎受魏禅，给司马懿上尊号为宣皇帝，称其陵墓为高原，庙号高祖（事见《晋书&#8226;宣帝纪》）。

《帝国的崛起》 司马双雄

司马双雄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

司马师的权力比司马懿更大，更肆无忌惮，篡位野心也更为明显。曹魏皇帝，正如汉末的少帝和献帝，势微力衰，司马师根本不把皇室放在眼里，也不顾天下怨谤，不找任何借口，就杀死了曹芳的张皇后。还准备废掉魏主曹芳，曹芳听说后，非常恐惧，便想作困兽斗。

嘉平六年（254年），适逢蜀大将姜维进攻陇西（即今甘肃省陇山以西一带），司马昭为征安将军，立即从许昌回到京师，准备统兵抵御姜维。依例，魏帝曹芳要在平乐观检阅大军。中领兵许允和曹芳亲信侍臣密谋，乘司马昭告别的时机，一举将司马昭杀死。然后，统领其军队，击败大将军司马师。魏主曹芳认为此计可行，诏书也提前拟好了。司马昭果然到御前辞行，当时，曹芳正在吃栗子，优人云午等人高声唱道：青头鸡! 青头鸡！青头鸡是指鸭。意思是在提醒曹芳，要他赶快下诏逮捕司马昭。可是，曹芳由于长期处在司马父兄的淫威之下，本能恐惧，不敢下诏。司马昭很快醒悟，当即退出，引兵入城，和其兄司马师共谋废了曹芳。准备立曹据为皇帝。可曹据的辈份比郭太后还高一辈，总不能以侄媳妇为太后吧！他们的叔叔司马孚从中调和，匆忙之中，司马师才决定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改元“正元”。

曹髦是曹丕之孙，时年12岁。只是一个傀儡，实权由司马师掌握。但曹髦很聪明，正史称他“才慧夙成”，“有大成之量”。

当初，曹髦从外地风尘仆仆赶到洛阳的时候，群臣迎拜于西掖门南。曹髦在门口下轿，要向各位官员回拜还礼。司礼官阻拦说：“礼，君不拜臣。”曹髦回答说：“我并未登基，现在也是人臣。”曹髦在城门口向群臣恭敬还礼。进城来到皇宫止车门前，曹髦又下车步行。司礼官又说：“天子有资格车驾入宫。”他又说：“我受皇太后征召而来，还不知所为何事。”曹髦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谨慎得体、大方稳重，朝野称赞，史称“百僚陪位者欣欣焉”。国有贤君，社稷之福，但司马师却后悔不已，立曹髦这样一个成熟和世故的人为帝，看来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次年，司马师死前，便把一切权力交给了弟弟司马昭。

司马昭总揽大权后，野心更大，总想取代曹髦。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在讨伐诸葛诞时，竟然逼迫郭太后和皇帝曹髦御驾亲征。

司马昭不断铲除异己，大肆屠杀曹氏皇族人员。

魏帝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就写了一首《潜龙歌》，表达了对司马昭跋扈的不满，司马昭发现了，便有了戒备之心。

曹髦少年英雄，血气方刚，知道自己即便想做“傀儡”，也做不长，迟早会被司马昭除掉。就打算铤而走险，用突袭的办法，干掉司马昭。

魏甘露五年（260年）4月的一天，曹髦对王沈、王经、王业等人，愤慨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几位大臣知道这样做等于是飞蛾投火，都劝他暂时忍耐，莽撞不得。

但曹髦一心要恢复皇室的威权，厉声说：“我意已决。即使事败身死，又有何惧？更何况鹿死谁手，还在未定之天！”

于是不顾郭太后及众臣的反对，身披铠甲，手持宝剑，坐在车驾之上，率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300多名宫廷侍官，大呼杀贼，向司马昭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王沈、王业两人见此，便快步出宫，抄小路报告司马昭去了，司马昭马上派兵拦阻。

司马昭党羽、中护军贾充在皇宫南阙下率军列阵，迎战曹髦。军队的战斗力自然非乌合之众所可比拟，曹髦的军队很快就溃散后退了。

曹髦一看，急了，高喊：“我是天子，谁敢拦我！”挥舞着宝剑，左右砍杀。

司马昭的将士见皇帝赤膊上阵，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小心躲避，不敢犯上。

太子舍人成济跑过去问贾充怎么办？

贾充高喊：“司马公养我们这么久，就是用在今日。有什么好迟疑的？”

成济得到暗示，遂横戈而进，向曹髦刺去。

曹髦毫无防守之力，被成济的长矛穿了个透心，血溅宫墙，当即身亡。

其实，曹髦的个人素质很高，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无所不精。时人评价：“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有《盗跖图》、《黄河流势图》、《新丰放鸡犬图》等多幅画作传世，评论家推崇备至：“其人物故实，独高魏代。”

正因为他的个人能力非常出众，所以他自觉地承担起兴复皇室的重任。分巡四方，观察风俗，慰劳百姓，追?伤亡。俨然有祖风。但中兴的欲望和现实的压抑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了曹髦心理失衡，加上血气方刚，这才上演了赤膊上阵以身殉位的一幕。曹髦是以自己高贵而又屈辱的方式，悲壮地结束了自己年仅20岁的生命。殊为可惜！

一场宫闱惊变就此结束。

司马昭听到消息后大惊失色，毕竟做贼心虚，他先跑到宫里去，对着曹髦的尸体放声大哭，喃喃自语道：“天下将怎么看我啊？”

然后下令召集贵族百官，商量对策。司马昭极需要将这件事情尽快摆平。

百官多主张杀贾充以谢天下。但是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为司马昭充当马前卒，解决了司马昭想解决而又不敢解决的难题，是有功之臣。

于是追究到了成济头上，司马昭宣布：“成济弑君，罪大恶极，应诛灭九族！”下令灭成济九族。官兵来到成济家逮捕成济，成济逃到屋顶上，大叫：“是丞相指示我杀皇上的！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罪不在我！”顿时真相大白，天下人都知道了司马昭之心。成济自以为立了大功，没想到竟成为灭门之祸。司马昭想以杀戮来掩盖弑君的真相，反而欲盖弥彰了。

司马昭遂以曹髦道德有缺陷，不配当皇帝，是咎由自取为借口，废黜他的皇帝称号，只以庶民之礼埋葬曹髦。司马孚坚决反对，一批大臣也上表要求以王礼安葬曹髦，司马昭不予理会。几天后，高贵乡公曹髦被安葬在洛阳西北30里的瀍涧之滨。连一般的平民之礼也不如，无旗幡礼乐，只有几乘破败的车辆。洛阳的许多百姓围观，大为唏嘘，说：“这就是前几天被杀掉的天子啊！”说完，有人掩面而泣。

南朝的裴松之在注释此段历史时，感叹地说：“司马昭做得太过分了啊！”

司马昭另立曹奂（又名曹璜）为帝，曹奂是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是魏国的第五代皇帝，也是末代皇帝，名为皇帝却无实权，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从此，在曹魏政权中，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司马氏的统治了。

司马昭自封为晋王，封其子司马炎为太子。其篡夺野心昭然若揭。

263年，他利用蜀国内部混乱的机会，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大军分三路攻蜀。后主刘禅出降，蜀亡。代魏的条件也逐渐成熟。此时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父子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可惜司马昭没有帝王之相，就在他积极筹措篡位之际，咸熙二年（265年）8月，忽然中风，病情迅速恶化。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关于前期的两司马，《晋书&#8226;宣帝纪》曾记载有一段趣事，东晋明帝时，王导侍坐，晋明帝问起晋前世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不加隐饰地叙述了司马懿创业时的业绩，种种猜疑、残忍手段，又说起司马昭在高贵乡公时的所作所为。晋明帝大惭，把脸埋在床上很久后说：“若如公言，晋室江山又怎能长远呐？”

其后世子孙也为先祖羞！

《帝国的崛起》 建立晋朝

建立晋朝

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继承了相国和晋王之位，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为自己登基做了最后的准备。司马炎依葫芦画瓢，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在司马炎一帮心腹的劝说下，魏帝曹奂不得不让位。

265年12月，曹奂下诏书说：“晋王，你家世代辅佐皇帝，功勋高过上天，四海蒙受司马家族的恩泽，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让给你，请顺应天命，不要推辞！”

司马炎却假意多次推让。

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谏。司马炎多次推让后，才似乎是非常勉强地接受了魏帝曹奂的禅让，然后封曹奂为陈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割10县，邑3万户建陈留国。享用原来天子的车马、旌旗、服饰、乐舞，不向新帝称臣，只是新朝的客人。郊祀天地，依然使用魏的年号。魏氏诸王皆封县侯。

司马炎设坛南郊，举行仪式，告祭天地，自称皇帝，建国号为晋，定都洛阳，改年号为“泰始”。史称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

晋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又恢复了分封制，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都被封为公侯。司马皇族27人被封为王，以后又不断增加；除了王国之外，还分封了异姓公侯国500多个。这就种下了皇室内讧的根源。

三国归晋

自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后，三国鼎足之势变成了魏、吴的南北对峙。晋武帝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灭吴之计”，统一全国就摆上了议事日程。和晋的强势相比，吴国却是夕阳昏鸦，吴主孙皓昏庸、残暴、荒淫，为了使东吴美女只供自己一人享受，竟禁绝民间婚嫁。又嗜杀成性，大臣们常无辜被他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致使民心离散，将帅北归。

要不要兴兵灭吴，在西晋朝廷形成对立的两派。以羊祜、杜预、王濬、张华为一派，屡有讨伐吴国的建策，而以贾充为一派的，则坚定反对。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但晋武帝最终倾向于贾充的意见。

贾充是晋武帝的宠臣，在司马氏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曾下令杀死了魏帝曹髦，受到司马昭的器重。后来又在立储事件中帮助司马炎战胜司马攸，因此晋武帝对他特别信任。他对晋武帝分析说，当年曹操以百万之众，碾草成灰，犹败于赤壁。东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此时对吴作战，“非其时也”。劝晋武帝不要拿江山去冒险。晋武帝被他说动了，也认为，江东经过孙权父子几代人的统治，雄厚的根基尚在，正所谓“百虫之足，死而不僵”。暂时搁置了灭吴之事。虽然表面上搁置了，但暗中无不加紧做着积极的战争准备。

泰始五年（269年），司马炎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坐镇襄阳，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使晋军由“军无百日之粮”变为“有十年之积”。

泰始八年（272年），又派羊祜部下名将王濬为益州刺史，密命他在长江上游训练水军，建造战船，“为顺流之计”。王濬遂着手做“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在长江上游逐渐建立起来了。羊祜死后，又向朝廷推荐杜预，让他继续完成自己未尽的事业。杜预是个卓越的统帅，他到任后先设了一道离间计，让孙皓换掉了颇有能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削弱了吴军的西线实力。

王濬日夜不停地打造攻吴所用的战船，造船时削下的木屑，顺流而下，漂到东吴，官员们都猜出了西晋的战略意图，向孙皓报告，但他却置之不理。认为有长江天险，最可笑的是他非常迷信，认为金陵王气之盛，当为天下主。时有神秘预言，说孙皓会“青盖入洛阳”。于是孙皓越发膨胀，认为自己当统一四海，迁都洛阳了（最后果然以俘虏的身份入洛，只增笑耳）。东吴官员只好用粗大的铁索，在江面狭窄处，横锁江面。并在西陵峡以东的江中，放置数不清的锋利无比的铁锥，想以此阻挡住西晋如飞的战船。

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279年11月，晋军擂响了向东吴展开大规模进攻的鼙鼓。晋军20万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向东吴开战，其中主力为：最西面的王濬益州水军，北面进攻荆州的杜预部，最东边正对金陵的王浑部。

12月，王濬率领着7万水军船队，从益州出发，接连百里，沿长江顺流而下。于280年初，攻克秭归，进逼西陵峡。吴军以为设置了铁锁横江，又有铁锥暗置江中，固若金汤，竟不派兵防守。王濬预造了几十个巨大的竹排先行开路，缚草为人，立于筏上，江里的铁锥都扎在竹排上，或被竹排带走，漂到远处，或倒沉江底，不起作用。晋军又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巨型火把，把它们放在船的前面，一遇到铁索就点燃火把，再火上浇油，用皮老虎（古代的鼓风机）一吹，结果铁索纷纷被烧熔断开。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与此同时，杜预率领的晋军，几乎兵不血刃，夺取了江陵。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晋军主力已完全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地区。东吴已是危在旦夕。王浑部也在江北，把东吴丞相张悌率领的3万吴军，收拾干净。

至此，东吴再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能力了。这时，司马炎传檄王濬，军至荆州，归杜预节制。杜预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王濬直发金陵，不可坐失战机，尽快结束战斗。王濬水军一日千里，势如破竹。王浑想先入金陵，让王濬缓行。王濬借口江风迅猛，不能靠岸休整为由。趁王浑与吴军江北决战之机，于280年3月，楼船百里，旌旗蔽日，直入石头城。

孙皓无奈之下，自缚请降，向王濬投降。割据江东近80余年的孙吴政权灰飞烟灭。至此，三家归晋。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彻底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汉晋春秋辑本》卷一）的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唐诗人杜牧的《西塞山怀古》，咏的就是这段历史。

孙皓被送到洛阳，晋武帝谴责来晋谒的人，说不该这样对待亡国之君，命去绳索，赐给他衣服和车子。并在大殿上召见了他，说：“我设下此座待君，已经很久了。”孙皓答道：“我在南方，也给你设了相同的座位。”不亢不卑，显得凛然有骨气，只此一点，可推翻以前对他的偏见，令人刮目。

贾充也问孙皓：“听说你在南方，设了不少酷刑，凿人眼，剥人皮，这是什么刑罚？”

孙皓说：“对于那些弑君的奸臣，这种刑法正好能派上用场。”

贾充听了，顿时赧然，默然无语，惭愧至极。司马炎给孙皓安排了优裕的生活，并把他的子弟、随降的东吴大臣都封了官，还减免了东吴百姓的赋役。社会很快安定了下来，这是统一带来的好处啊！

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帝王，创下了继秦始皇汉高祖之后，第三个一统天下的勋功伟业。当然，他是凭借着祖宗遗留下来的丰厚家业，而站在历史的高起点上的。所以，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永远超越不了前两者。再因为他在统一后，“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便陶醉在了“天人之功成矣”的虚幻中，完全丧失了励精图治的意识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很快沉迷于荒淫无度的宫廷生活中，致使晋朝奢侈腐败之风大盛，整个王朝都浸润其中不能自拔。晋武帝在灭吴之后，缴获了数千宫女，都送入皇宫供他一人享用。为此他翻盖了很多宫殿，金屋储之。“今夕何夕，如此粲者何？”他不知道今夜躺在哪一个美人的怀抱里。只好兴致所至，坐在装满佳肴美酒的车上，用绵羊拉着，在后宫四处乱逛。羊车停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夜。聪明的宫女就把羊爱吃的竹叶和食盐，洒在自己门前，引诱绵羊驻足。晋武帝的淫乐、荒唐，由此可见一斑。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带头垂范下，使得朝廷上下竞以骄奢为荣，不以国事为重。如著名的石崇和外戚王恺斗富之事，就是典型写照，武帝不但不加以阻止，反而推波助澜。整个统治集团奢侈腐化，贪赃枉法，贿赂风行，政风十分黑暗腐败，各种危机隐藏在表面的繁荣之后。

虽然他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对晋朝的官制、兵制、法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进行了调整，但由于西晋大臣多是汉魏以来的世家大族、元勋子弟，故而他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多以保障世家大族的利益为主，晋武帝甚至规定，允许官吏按官品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佃客、荫户，不纳赋税，承认官僚地主的特权。使得门阀士族势力得以高度膨胀。形成了“上品天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政治。士庶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削弱了西晋的统治力量。而门阀士族的空前发展，也构成了与皇权的矛盾，直接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动乱的根源。许多士人身处乱世，看不到前景，认为人生无常，遂悲观消极、逃避现实，终日饮酒清谈，玩世不恭。于是清谈、玄学之风一时大盛。

同时朝廷内的权力争夺激烈复杂，使西晋统治面临危机。晋武帝错误地认为，东汉和曹魏之所以灭亡，是与宗室力量太弱有关。他为了巩固皇权，大封宗室为王，以诸王统率兵马出镇一方，并拥有地方的军政权。以为这样便可以藩卫王室，结果却适得其反，各宗室形成一个个政治集团，互相倾轧，力图扩大自己的势力。可以说，是晋武帝亲手种下了“八王之乱”的种子。他创建了晋朝，也埋葬了晋朝。

他创建了的晋朝，完全没有一个封建王朝开国时所应该具有的气象，西晋短短几十年的统一，换来的却是“纲纪大乱，海内板荡”的严重后果，酿成了晋之后中国将近300年的大分裂时期。晋朝惨痛的历史教训，可?深刻矣！

《帝国的崛起》 共治天下

共治天下：东晋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东晋王朝是在八王之乱所造成的废墟上建立的帝国，它赖以存在的政权基础主要来自于北方世族的支持。当西晋灭亡于匈奴贵族刘渊之手后，整个北中国的万里河山就成为鲜卑、匈奴、羯、氐、羌五个游牧民族扬鞭纵马的牧场，汉民族也于一夜之间，丧失了自认为文明优越的天堂。两个帝王被俘，青衣侑酒，受尽屈辱和奚落，把汉民族的最后的尊严，蹂躏殆尽。北方人民陷入了血海深渊之中。不愿在异族屠刀下呻吟的皇室、世族以及大量人口，为避战乱纷纷迁至富庶安定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汉民族史上空前规模的移民高潮，史称“衣冠南渡”。它客观上促进了江南一带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这就为东晋偏安一隅作了人口、文化、心理的预备。为了安抚南迁的北方大族，东晋设立了很多侨置郡，延续了西晋时期门阀政治的传统。司马睿之所以能在江东顺利开创新局面，离不开这些南下北方世族的拥护，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东晋政治面貌的格局。东晋的历史，就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的历史。终东晋一朝，这种格局就不曾改变。其结果就是“主弱臣强”，但却能够传承11个皇帝，历104年之久，比起西晋52年的历史，正好长了一倍。何也，就是这些世家大族互相制衡的结果。这也是东晋时期不热心北伐的原因，怕其中的某一士族北伐建功，影响权力的平衡。从此，司马氏作为一种维持这种平衡的象征，才能够长久偏安江左，直至庶族刘裕的崛起，才彻底打破了门阀政治，始开宋、齐、梁、陈之局。

《帝国的崛起》 永嘉之祸

永嘉之祸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旷日持久，兵连祸接，中原板荡，几成丘壑。西晋王朝也如残灯孤影，虚弱如衰草，何堪风雨来袭。诸侯王争相引狼入室，五胡以中原为战场，相互攻讦。晋的虚实早已被这些深入过黄河南北的铁骑雄风，扫荡得明明白白。

“八王之乱”，除东海王司马越外，其余尽成了游魂野鬼，司马越笑到了最后，再也没有力量制约他了，遂为所欲为。为了立威，派人在惠帝所食的饼中下药，毒死了毫无用处的、48岁的白痴帝王，立惠帝第25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时年24岁。改元永嘉（307年为永嘉元年）。

永嘉三年（309年），匈奴人刘渊首先起兵反晋，自称汉室之后裔，先称汉王，后称汉帝，建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其子刘聪、侄儿刘曜，以及部将王弥、石勒等，都勇猛异常，为一时豪杰。先后两次南下攻晋，其势锐不可当。永嘉四年（310年）春夏之交，刘渊派兵攻打洛阳。司马越征调扬州刺史王敦，率军援救京师，命琅琊王司马睿催促发兵。7月，刘渊病死，暂时撤军北去。10月，刘聪除掉皇太弟刘乂夺得王位后，重新调遣刘曜率兵4万攻洛阳，洛阳再次告急。

稍有起色的晋室，就又像在风雨中守护巢穴的鸱枭，唯有悲鸣。就在此关键时刻，这年11月，司马越为避刘汉锋镝，竟率亲信大臣及精兵出屯许昌，留下晋怀帝和一些老弱大臣，守在洛阳。洛阳宫廷遂无兵守卫，粮食供应中断，宫人大批饿死，尸体相枕藉，惨如人间地狱。怀帝司马炽怒不可遏，于永嘉五年（311年）正月，密诏征东大将军荀晞讨伐司马越，司马越闻知，气急败坏，于3月病死。王衍率兵扶柩还东海国，被游击大河南北的羯族人石勒所阻，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了这支10万晋军，石勒把俘虏或杀死或烧死，其余碾为军粮，制成肉糜。

在洛阳的怀帝，认为司马越死了，是个时机，似乎摆脱了东海王司马越的控制，晋室就可以重整山河了。遂重新对各方镇进行任命，司马睿被委任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之职。但怀帝无力挽狂澜之才，晋室诸将也各怀私心，各为自保，没有人真正尽心效忠王室。

311年6月，汉大将刘曜、王弥攻陷京师洛阳。怀帝被俘。汉兵纵兵烧掠，洛阳宫殿被付之一炬。王公士民3万余人被杀，西晋皇族几百口人，不论老幼，悉数沦为汉国奴仆。史称“永嘉之乱”或“永嘉之祸”。其惨烈只有后世的“靖康之难”可与之比肩而论。

司马炽被囚于平阳一年有余，受尽屈辱。汉帝刘聪为了宣示威仪，让他穿着青衣，裹着襆头，站在自己身后，给王公贵族们行酒洗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青衣侑酒”的故事，刘聪的意思很明白，汉民族不是自认为文化修养高吗，胡人都是未开化的民族吗？看，你们的皇帝在给我斟酒服务，以此羞辱晋臣。司马炽虽然隐忍苟活，但刘聪最终还是在永嘉七年（313年）2月，毒杀了他。时年30岁。

当年4月，其侄子秦王司马邺在长安即位，是为晋愍帝。改永嘉为建兴。司马邺在长安建立的朝廷，实在也是有名无实。朝廷所依赖的只有二王：一是镇守在建业的琅琊王司马睿，一是镇守在上邦（今甘肃天水）的南阳王司马保。为了笼络他们，遂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函谷关以东诸军事；任命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西及以西诸军事。这是周初分封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挟辅天子”故事的再版，愍帝企图通过这种厚封的方式，以激励他们的江山豪情，出兵拱卫王室，阻止刘聪、石勒等胡族军队越过长城，并进而收复故都洛阳。但司马睿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资治通鉴》卷88）为由，迟疑不进，主要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

就这样，司马邺勉强支撑了4年，建兴四年（316年）8月，刘曜的军队重重围住长安，时间达两个月之久。城内发生饥荒，人们开始易子而食，人间悲剧再次上演。晋愍帝走投无路，大哭一场后，把自己捆在羊车上，“肉袒衔璧，舆榇投降”。

长安遂被刘曜占领。

刘曜将晋愍帝司马邺掳至平阳，交给刘聪。刘聪让他行叩头之礼，一旁站立的晋臣麹允不忍见此耻辱，悲不自胜，伏地痛哭，怎么也搀扶不起。刘聪大怒，把麹允投入监狱，麹允愤而上吊自杀。刘聪再次以王者的姿态，重复导演“青衣侑酒”的故事。他率数万羽林军出猎上林苑，叫愍帝穿着军服，手执长戟，前导引路。路上百姓围观如堵，人们互相指认说：“那位执戟的就是长安来的天子。”西晋的亡国之民、故吏耆老，看着故国的皇帝形同仆役，莫不唏嘘流泪，皆有黍粟之悲。317年12月，刘聪宴群臣于光极殿，又命愍帝像怀帝一样，给群臣行酒洗盏。并在自己入厕时，让他高举仪盖伺候。见此情状，“晋臣多涕泣，有失声者”。尚书郎辛宾悲不自胜，抱着愍帝大哭，刘聪怒斩辛宾。深感汉人难制，不久就将愍帝处死，以绝后患。司马邺时年18岁。

西晋王朝从此灭亡，历时52年。

永嘉之乱，开启了北方五胡乱华的局面，北方五胡民族的首领相继建国称帝，刘曜据长安建前赵；羯人石勒在山东建后赵；鲜卑慕容氏与拓跋氏也相继入主中原，建前燕及代国（北魏）。此后又有氐人苻健在长安建立前秦，羌人姚兴建立后秦，以及后燕、北燕、前凉、胡夏等。中原陷入分裂混战达136年，直至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

《帝国的崛起》 牛继马后

牛继马后

在晋愍帝出降的前一天，曾颁下一道诏书，让琅琊王司马睿继位。317年春，司马睿得使者宣诏，当时正在滁州，立刻渡江回到建邺（今江苏南京），先称晋王，改元建武。公元318年，愍帝被害后，司马睿才在北方士族的拥戴下，正式登基称帝，为避愍帝司马邺之讳，遂改建邺为建康，司马睿就是晋元帝，东晋由此开始。

司马睿（276～322），字景文，司马懿曾孙，司马觐之子，在位6年。关于司马睿的身世，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就是“牛继马后”。虽是传说，但在正史上都言之凿凿，如《晋书》、《宋书》、《魏书》等都有记载。《魏书》干脆直接说：“晋将牛金子也。”

原来，在司马懿当政之时，就有代魏之心，当时有一本流传很广的谶书叫《玄石图》，上面记有“牛继马后”的预言，司马懿又请星象家管辂占卜子孙运势，管辂占卜的结果与《玄石图》不差毫厘。司马懿不解何意。后来他位居丞相之职，权倾天下。他手下有个将领叫牛金的，为他出生入死，立下殊勋。司马懿忽有所触，想起“牛继马后”的预言，心里十分忌讳，怕牛金将来会对子孙不利，就派人请他赴宴，酒中下毒，牛金为人坦荡，哪里有提防之心？“饮之即毙”，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送了命。司马师不解，问道：“牛金对父亲忠心耿耿，奈何杀之？”司马懿训道：“谶书有预言，马后有牛，不毒死牛金，子孙将有后患啊!”

司马懿自此以为，牛金已死，子孙便可高枕无忧、坐享福贵了，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世事难以预料。司马懿的孙子司马觐袭封琅琊王后，其妻夏侯氏被封为妃子。夏侯氏人很风流，没多久就与王府也叫牛金的一个小吏勾搭成奸，后生下了司马睿。

此即史书所言，司马睿并非皇族血脉，而是琅琊王府小吏牛金的儿子。只是因为有“牛继马后”的传言，导致了战将牛金被冤杀。后人遂戏谑地称司马睿为牛睿，比如明朝思想家李贽，就直称东晋为“南朝晋牛氏”，而不称司马氏。

司马睿15岁时，袭封琅琊（今山东临沂县北）王。八王之乱时依附东海王司马越。因他的封国与司马越的封国相邻，两人多有来往，结成盟友。司马睿借助司马越的势力，先被朝廷提拔为员外散骑常侍，后拜为左将军。当时琅琊郡的世族豪门王导，正在司马越王府做参军，“雅相器重，契同友执”，互相欣赏，遂成至交，这也为此后两人重造晋室奠定了友谊的基础。

八王之乱后期，司马睿跟随司马越北讨成都王司马颖，在荡阴之战中大败，司马越逃回东海封国。司马睿和皇帝百官均被俘，在大混乱中，司马睿乘晓雾逃出邺城，他南渡黄河，在渡口过河时，河吏正在大捕皇室子弟，怀疑司马睿的身份，不准他过河。随行的谋士宋典见了，急中生智，故意用马鞭敲着他的后背，笑着说：“你这个看房子的，朝廷不准贵人通行，你怎么也被拦住？莫非你穿得太好了？”河吏听后，就以为他真是一名舍长，就予以放行。司马睿跑到洛阳，接到他母亲夏侯氏后，就慌慌张张地逃回封国去了。

307年，司马越再度举兵，最后打败二王，从长安迎回晋惠帝后，独掌了朝政。司马睿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司马睿借机请求把王导留在自己身边，司马越答应了，王导被司马睿任用为平东司马，成了他须臾不离的高参。

但是，很快匈奴刘渊建立刘汉政权，两次大举围攻洛阳，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王导遂向司马睿献计，说徐州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不如避开战乱向江东发展。司马睿用王导之谋，上书司马越，请求移镇建邺。而掌握西晋实权的司马越看到北方局势恶化，也有在江南留下退路的计划，遂在313年，任命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渡江进驻建邺，成为江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司马睿移镇江东，避开了北方的战乱，保有了江南半壁江山的安定局面，便积极培植个人势力，招收北来士人。自为一家，渐成气候。而当时的北方则是“羌胡相攻，无月不战”，北方人民在匈奴和羯族军队的残酷屠杀中，纷纷扶老携幼，向南迁徙。

有一首当时的民谣是这样形容江南的富庶安定的：

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

这说明永嘉之乱以后，与“白骨涂地”的北方相比，南方社会是多么的稳定，正是奠定王业的基础。

因此，当后来晋愍帝提拔他为左丞相，要他到京城去辅政，他借口南方初定，坚辞不去。富庶的南方是他不忍丢弃的最主要的原因了！

司马睿南渡时，北方的许多士族、大地主也携眷南逃。而他?的宗族、部曲、宾客以及同乡同里之人，也跟着这些大户南迁。一户南迁大族光随从动辄就有千余家，人口数万或数十万不等。这次移民高潮形成了三大支流。其一为“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到达的地点是洞庭湖流域；其二为“司豫流人”（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到达的地点是鄱阳湖流域；其三为“青徐流人”（山东以及江苏安徽一部分），到达的目的地是太湖流域。《晋书&#8226;王导传》记载：“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可见规模之盛，史称“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迁徙，前后持续了150年之久。移民带来了深厚的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对江南的开发和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影响深远。

《帝国的崛起》 弱主开国

弱主开国

司马睿虽是司马懿的后人，但在帝室中处于“疏属”地位。其祖父司马伷为司马懿小妾所生，为庶出之子。父司马觐也不曾建树功业，早已沦为皇室远支。到他这里，已是第四代了，皇家的血脉越来越稀释了。在西晋皇族中，地位和名望都不显要。逃避退让，谦恭处世。按说，是当不了皇帝的，可历史无规律可循。历史就给了司马睿这个机会，而且当的还是东晋的开国皇帝。何也？答案是：八王之乱给他提供了契机。

因为能够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司马诸王多已死去。他也因为势单力薄，没有过深陷入内乱，反而被派到江南去镇守，成了有实力的一方藩王。一批北方的士族官员，包括最有名望的王导，追随他到了江东。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吸收大批士族地主到王府来，当时有106名士族子弟成为他的辅佐，号称“百六掾”。当权的官僚们也都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子弟、亲属安插到江南任地方官吏，以为将来自保之地。显然，晋朝的政权，实际上已转移到他这里。

但司马睿初到建康，江东世家豪族，根基深厚，向来傲视王侯，他们对南渡的士族有戒心，也对司马睿这晋室疏属，压根儿瞧不上眼，骂他是北方“伧夫”，意即粗鄙的人。况且司马睿的镇东大将军职衔，又为司马越所封，正统何在？因此，司马睿到江南后一个多月，南方大族中头面人物都不来拜见他。众所周知，魏晋是靠大士族支撑的王朝，若得不到南方士族的支持，司马睿要想在江南立足，那简直就是做梦。

问题不可谓不严重，智慧的王导为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当时，王导的族兄王敦，是扬州刺史，很有势力，王导把他请到建康，如此这般的交代一番。

按江南风俗，3月3日，是传统的修禊节。人们都要到水边洗濯，除灾祛病。这天，王导特意安排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轿子，高擎着琅琊王的旗号，奇戟林立，仪仗导前，鸣锣开道，十分威武，浩浩荡荡到江边参加这一活动。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名士清流，一个个气宇轩昂，骑着高头大马，前拥后呼，招摇过市，有意大造声势，抬举司马睿。建康城的市民何曾见过这样气派的场面，全城轰动，万人空巷，争相围睹。

江南士族领袖顾荣、贺循等，听到这个消息，就从门缝里偷偷张望。见北方士族领袖王导、王敦等人，对司马睿如此毕恭毕敬，极为震动，想不到司马睿竟有如此威望，感到司马睿就是北方大族将要拥戴的皇帝，不能不刮目相待。也生怕怠慢了司马睿，便一个个从府第里跑出来，迎立路旁，拜见司马睿。

司马睿连忙停下肩舆，下轿扶起他们，都是恭谨之态，毫无骄矜之色。顾荣等人莫不感佩涕零。

回城之后，王导对司马睿说：“顾荣和贺循是江南士人的领袖，主公如果能请他们出山，就不怕其他人不来了。”司马睿于是听从王导的安排，立即派王导上门，礼聘贺循为吴国内史，顾荣为军司兼散骑常侍。这样，两人都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官职。一时江南世族纷纷归附，如纪瞻、周圯、卞壶、刘超、张贻等，都成了司马睿的幕宾。如此一来，不但提高了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也使司马睿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这就为司马睿成就帝业奠定了基础。

司马睿获得了江南士族们的拥戴，心里十分感激王导，赞道：“卿为今世之萧何啊！”

所以，当愍帝被俘后，司马睿才能迅速在江东开创新局面，成为晋代一位中兴之主。王导居功至伟，史称“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王导实乃东晋政权的奠基人，当时被称为“江左管夷吾”。此时，尚在北方守卫故土的西晋地方官员如刘琨、段匹磾、刘翰等180多人，也都上书司马睿，劝他登基。由此可见，这时候的南北民心，早已把司马睿视为晋朝的正统所在，盼他能够出面结束中国的混乱局面。

司马睿得到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戴，遂于318年4月26日称帝，是为晋元帝，改元太兴。宣布大赦天下，文武百官都官升二级。汉民族有望了。但五胡民族心里酸溜溜，因东晋草创，传国玉玺还遗失在北方，赵汉和前赵的民族政权，便戏称他为“白板天子”，极尽讥笑之能事。

由东晋的开国可以看出，其政权基础是西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和发展。司马睿本身并无权力，王导总驭朝政，王敦总管军事。一文一武，牢牢控制住了东晋的统治权。史载，司马睿登基之日，姿态非常谦恭，因为他深知晋室复兴，要倚赖于王导。他称王导为“仲父”，竟要与王导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拜，王导坚决辞谢，言道：“若太阳与万物处在一个位置，苍生何以仰照！”

王导在东晋政权中的特殊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天下有言：“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琅琊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东晋的大权。一个“共”字，就定下了东晋政权离不开世家大族支持的调子。

《帝国的崛起》 新亭对泣

新亭对泣

东晋建立初期，面对北方残破的河山，司马睿和王导也起跃马中原重整秩序的雄心。在他们的心中，江东只是寄籍。加之江东士族与北方士族相比，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司马睿对此不能不有所忧戚，常有寄人篱下之感。这从他和顾荣的一次谈话中，就可以看出他这种不安的心态。他说：北士来此，只是暂寄南人国土，心常怀惭。

据《世说新语》记载，北方南渡士人，经常悲歌聚会，慷慨陈词，对国土沦丧于异族之手，无不痛彻肺腑。有一次过江的诸名士趁风和日丽的天气，到新亭饮宴，周顗叹息道：“风景殊好，而山河殊异。”名士们都哭了起来，王导勃然变色道：“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名士们听了都停止哭泣。

这是一则非常有名的故事，南渡士族的家国之悲、北伐之志跃然纸上。按说，士人有此复国的志向，司马睿和王导如果积极收拢人心，以江南雄厚的财力为基础，兴师北伐，“克复神州”，打回老家就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美丽口号了；但遗憾得很，不管是司马睿也好，还是王导也好，都无北伐之意。他们之所以高举“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大旗，也只是做做样子，鼓鼓劲儿，无非是借此口号来凝聚北来士族支持司马睿政权的一种策略而已。

司马睿并无远图，只想做个偏安皇帝，王导也只是想建立一个以王氏为主导的小朝廷而已。他们的目光专注于江东内部的权势分配上，对于那些真有北伐志愿的慷慨悲歌之士，他们不但不支持，甚至打压。

大臣周嵩曾上书劝晋元帝要整军备武，收复失地，险些丧命。

士族熊远针对南渡的“衣冠”们忘记故土父老，安于江南优裕的生活，更是直言犯谏，指出朝廷既无北伐复国之志，却有耽于游戏酒食之情。结果外放出京。

军谘祭酒祖逖主张北伐最力，愿带兵杀贼。司马睿不好拒绝，就对祖逖采取敷衍态度，只给了他1000人的粮廪和3000匹布，任为豫州刺史，让他自募兵员，自造武器。祖逖就召集自己的亲戚朋友千人，在路上又收集2000名壮士，誓师北伐。祖逖击楫中流，慷慨流涕，矢言不收复沦陷的山河，决不再过此江。狭路相逢勇者胜。祖逖带着这3000壮士，屡次大败石勒军，尽复黄河以南全部失地。正当祖逖准备渡河，收复河北时，晋元帝却派戴渊为征西将军取代祖逖，以致收复的失地又尽数丢掉。祖逖仰天悲愤，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遂感到前途无望，于321年忧愤而死。

因为在司马睿和王导的眼中，东晋之初，对政权威胁最大的，并非北方的异族，而是南渡的侨姓士族和江东的土著士族之间的矛盾。江南大族自孙吴以来，势力强大，盘根错节。吴郡的朱、张、顾、陆，会稽的虞、魏、孔、贺是著名的大姓。西晋灭吴，他们的势力并没有被摧毁。甚至在司马睿到建康之前，义兴大族周圯、陈敏和钱绘等，都曾起兵割据自守，此即史家所谓“三定江南”，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力量。王导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就极力拉拢南方的世家大族。可以说，王导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致力于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上。至于北伐收复失地，当然就居于次要位置了。这也是王导为后人诟病的地方。在新亭之上那么慷慨激昂，在东晋也有至尊地位，但对于北伐，他却是从来都不曾身体力行过的。

至于晋元帝司马睿，在稳定了皇位以后，便开始对“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不满了，尤其对于掌握军权的王敦，畏忌很深。因此孜孜于心的，就是如何挖空心思地削弱王氏势力，扩大王权。心思当然也不在北伐上了。且为了平衡王导的权势，便引刘隗、刁协以及江南士族戴渊等为心腹，暗中做军事部署。这样，刚刚建立起来的偏处一隅的东晋王朝，就充满了不祥的阴云。

《帝国的崛起》 王敦乱晋

王敦乱晋

琅琊王氏，素称天下第一世族，名第高贵，非等闲世族可比。司马睿就是在琅琊王氏及其他北方几个强大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大的矛盾，就是帝室和几个世族以及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虽然北方士族在政治上优于南方士族，但南方士族在经济上要强于北方士族，南北士族之间势力基本平衡。皇帝是旗号，南北士族无不尊帝。最初的东晋政局因此呈现出安定的局面。假如晋元帝不干涉强大士族的权利，唯安享尊荣而已，那么，这种安定的局面会持续很多年。否则，士族必然反弹。

果然，晋元帝为了削弱王家的势力，便有意起用北方低门第的士族刘隗、刁协，又起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显然，这一方面侵犯了王氏的势力，另一方面也有打破南北士族之间势力均衡的趋势，自然遭到了以琅琊王氏等几个强大的北方士族的激烈反对，322年，危机终于爆发。王敦叛乱了。

表面看，似乎是具有政治野心的王敦，不满晋元帝疏远王导，实际上是高名第士族与一般士族之间、南北方士族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

王敦此人，性格残忍，是个强悍人物。我们可从《晋书》以及时人的笔记记载中，看出王敦冷血的一面。

当时西晋士人竞以奢侈相尚，晋武帝舅舅王恺尤擅挥霍，府中日夜焰烛高烧，宾客盈门。王导、王敦兄弟自是他的座上宾。一次宴饮，一个吹笛子的乐妓在吹奏胡笳侑酒时，偶有音律稍不合节拍，王恺即命人当庭打死。座上客无不大惊失色，罢酒规劝，唯独王敦神色自若，饮酒如常，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还有一次，也是在王恺府里做客。也是乐妓演奏曲子，美女环侍侑酒。王恺规定，客人一定要尽兴喝酒，不然拿伺候的美人问罪。有一个客人不会饮酒，勉强饮了半盏。王恺遂大怒，认为这是美人没侍候到位，怠慢了客人，丢了自己的脸面，立即命人把劝酒的美女杀了。见此情景，本不会饮酒的王导，怕敬酒人获罪，也多次勉为其难地喝干。可酒量过人的王敦，却故意不喝。王恺一连杀了三个美人，王敦却始终无动于衷，像雕塑一样坐着不动。王导连忙拉着王敦，告辞而出。路上，王导责备王敦不该这样冤杀美人，王敦冷冷道：“他杀自家人，关我何事？”

王敦的冷酷，由此可见一斑。如此性格的人，也必不能久居人下。因此，当最初王导要拥立司马睿为帝时，王敦就不同意，想立一个岁数小的，便于控制，是王导的坚持，司马睿这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因此，打一开始，王敦就没把晋元帝放在眼里。加之他的政治野心越来越膨胀，说话办事无不盛气凌人。晋元帝也就越来越容忍不了他的专权跋扈的作风，就处心积虑地想把王导、王敦兄弟垄断的朝政夺回来，于是开始宠信刘隗、刁协等一班佞人。晋元帝这也是病急乱投医，他虽知道刘隗、刁协的个人品质不好，为士林所不齿。可几个北方士族都听王导的，因此引刘隗、刁协为心腹，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从此，便有意疏远王导，并暗中进行军事部署，试图最终全面铲除王家势力。

恰巧湖州刺史空缺，王敦便推荐从事中郎将刘颁出任，御史中丞刘隗就给元帝出主意，让他派心腹镇守。元帝于是就委派宗室、谯王司马承担任湖州刺史，并同时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戴渊为征西将军取代祖逖，分驻合肥和淮阴，名义上是要积极准备北伐，实际上是防备王敦的作乱。晋元帝此举，目的只是为了巩固皇权，致使黄河以南所收复的失地又得而复失，祖逖因此气死。

王敦得知是刘隗作梗后，就写了一封信威吓刘隗：“天下安泰，帝业才能兴隆。而今庸人自扰，天下怕是进入多事之秋了。”刘隗针锋相对道：“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我唯知效忠王室，尽心王事而已。”王敦自此深恨刘隗等人，也在暗中做着叛乱的准备。

他上书元帝，为王导打抱不平，说：“陛下曾说过：‘我与二王，是管鲍之交’，言犹在耳，该不会一朝而终吧？”言辞之咄咄，连王导也觉不妥，就将奏书密封后退回王敦处。王敦再次上奏，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要叫司马睿知道他家的不满。 那段时间，王敦激怒迸发，以酒浇愁，醉后常拿一只玉如意，敲击唾壶，借吟诵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以抒发愤懑的情怀，致使壶嘴为之碎裂。

晋元帝永昌元年（332年）5月，唯一使王敦畏怯的祖逖赍志而没后，王敦便认为自己就是当世唯一的豪杰了，便假借“清君侧”的名义，先发制人，从武昌起兵。上表讨伐刘隗、刁协等。王导为保全王氏家族的利益，消极抵抗，暗助王敦。建康军事力量薄弱，刘隗、刁协、戴渊的抵抗，也一触即溃。王敦轻而易举地就攻入了建康，纵兵劫掠。周顗、戴渊、刁协等人被杀，刘隗投奔前赵的石勒。

?协和刘隗一死一逃，宫中宿卫也早已四处逃散，元帝凄凉地坐在宫中，一筹莫展。元帝脱下黄袍，穿上朝服，对尚侍立在侧的两位侍中叹息说：“王敦想要我的王位，只管及早言明，我退还琅琊，自当让贤，何至于如此扰乱百姓呢？”最后，元帝派王导及百官去跟王敦讲和，要他退兵。

王导遂撇开百官，私下里跟王敦进行了一次密谈。

王敦退兵的条件是：一要大赦他起兵的罪名；二要晋升他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隶尚书事，封武昌郡公，领江州牧。

晋元帝没有办法，只得一一照办。

王敦起兵的目的，就是要篡权，因此，他对王导说：“朝廷中刁、刘余党还在，我看得斩草除根。主位移动与否，另当别论，但朝政务必得改革。”王导知道他心怀不轨，就劝他说：“朝廷经过这次变故，也势必悔过了。只要不再疑忌我们兄弟，我们的祖业得以为继，我看就到此为止吧！”王敦这才打消了废立之事，东晋危而复安。

但他的权势却膨胀起来了，他不经过朝廷同意，就擅自任免了一批大臣和州郡长官，也根本不去朝见晋元帝，一切安排妥当后，就直接带兵返回武昌。

司马睿见无法动摇王家的势力，于当年11月，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立，是为晋明帝。

晋明帝聪明英武，为改变东晋主弱臣强的局面，他从即位之初就在做着努力。他命华恒为骠骑将军，都督建康水陆诸军事，命郗鉴为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军事，西镇合肥，防范王敦的意图非常明显。

王敦于是进行了第二次叛乱。明帝太宁元年（323年），王敦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正谋起兵，夺取建康。可正在这时，王敦病倒了。太宁二年7月，明帝乘王敦病重，决定先发制人。但明帝因担心众人惧怕王敦余威，便假称王敦已死，下诏历数王敦罪行，并任命王导为大都督，传檄征讨。王导此时与上次的态度相比，大相径庭，明朗且坚决，宣称“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声明讨逆。王敦首战失利，不久，便忧愤而死，余党立即作鸟兽散，叛乱得以平息。

王敦临死，对羊鉴及其子王应嘱咐道：“我死后，宜即刻立王应为帝，先立朝廷百官，然后再安排葬事。”而王应是一个纨绔子弟，扶不上墙的一堆污泥，他将王敦的尸体用席子一裹，涂上防腐油蜡，草草的埋在议事大厅下面，就与一帮公子哥们上街狂饮豪赌去了。

晋明帝平叛之后，余恨未消，掘出王敦的尸体，焚毁衣冠，绑赴刑场，砍头示众，算是报了父子两代帝王被欺负的仇恨。

《帝国的崛起》 门阀世族

门阀世族

东晋朝廷对在战乱中大量南下的北方大族和流民，设置侨州、郡、县，一仍北方动乱之前的政治格局，以维护侨迁士族的特权和利益。北方原有的徐、兖、青、司、豫、雍、秦、幽、冀、并等州，在南方也都有相应的侨州。其中大族的显姓就有100多家，这百家大族就是东晋政权的支柱。司马睿到南方后，即以王导为谋主。在王导的建议下，司马睿最初大量启用北方大族，使北方士族在政治上长期凌驾于南方士族之上。

在门阀政治中，门阀士族对皇权起着限制和制衡作用，门阀之间也互相制约。皇权离开门阀士族的支持，就会倾覆；反之，门阀士族如果抛弃皇权，也就不能和平相处，大家共同遵守着这一游戏规则，从而形成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因此，当司马睿试图要打破这种格局时，无形中就侵犯了这些士族大家的利益，于是就发生了王敦的叛乱。而王敦的叛乱以及其后桓玄的叛乱，之所以不能成功，实际上也是高名第士族与一般士族之间、南北方门阀士族之间互相牵制和平衡的结果。

据《世说新语&#8226;仇隙》记载，当年元帝任用谯王司马承为湖州刺史以防备王敦时，就为王敦之弟王廙所杀。王敦死后，司马承的妻子才敢哭着对其子司马无忌兄弟说：“是王敦假借王廙之手杀了你们的父亲。我所以多年没有告诉你们，是因为王氏门强，你们兄弟年幼，我不想因此使你们遭到灾祸啊！”由此可见，琅琊王氏势力之大，以至宗室也不敢道其杀亲之仇，这正说明了门阀政治的特性：“主弱臣强”。

虽然东、西晋实行的都是门阀政治制度，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晋是宗室诸王掌权，门阀士族多依附于其门下，更多的是作为皇权的装饰品而存在。而东晋却正好颠了个个儿，门阀士族成为权臣，宗室王公反倒要仰食于门阀士族了，皇权成了门阀政治的遮羞布。譬如当时随晋元帝一起到江南的除他本人外，还有彭城王、汝南王、南顿王、西阳王，号称“五马渡江”。但这些宗室诸王，皆因不满士族当权而先后丧命。可见皇权政治的衰落，门阀政治的强大。

琅琊王氏以后，犹有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门阀士族相继执政，这种主弱臣强的“共天下”之局一直终东晋一朝都不曾改变。

门阀士族拥有优厚的政治、经济特权。只要凭藉门第，就可青云直上，轻易位至公卿。当时的中央和地方的文武要职都由士族担任，依旧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权力尤其集中在北方士族王、庾、桓、谢和江南士族周、陆、顾等七大家族手中。他们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过着寄生生活，奢侈荒淫，为所欲为。但却一代不如一代，逐渐退化，再无优秀人才出现，门阀士族也就日趋衰落了。

当门阀士族日趋衰落时，寒门士族却在崛起。当时寒门士族出身的刘裕，凭着军功，一举成为北府军将领，在推翻桓玄的门阀政治和镇压农民起义后，顺利地掌控了东晋政权，终结了门阀政治的格局。而门阀政治的结束，也就意味着东晋王朝也到了谢幕的时刻了。

《帝国的崛起》 气吞万里

气吞万里：刘宋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不乏出身低微者，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南朝宋的建立者宋武帝刘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西晋自八王之乱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族，在中原点起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火。动乱打破了一切规则，为了躲避战乱，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汉人成群结队地向南逃亡。这些南迁的侨民，在丧失了土地和房产的同时，也失去了赖以证明自己煊赫身世的家谱，因此也便失去了做地方豪强的资格。刘裕的先祖就是随晋室南迁到丹徒京口里（今镇江）落户的，丹徒因此成了刘裕的出生地。追溯久远，他家虽贵为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但到刘裕的祖父时，煌煌贵胄的血液早已稀释，其祖父勉强能官至东安太守之职，而刘裕的父亲刘翘则没有那么幸运，不管怎么努力，也只能出任本郡功曹，薪资已不足以养家糊口。彻底疏离了士族行列，沦为不入流的寒门。那时，寒门能做到郡太守，已经是烧了高香，要想进入上流社会，那只能是痴人做梦，比登天还难。而代晋自立的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却创下了一个奇迹，跃登九五。因此英雄传奇，宋代文豪辛弃疾曾激情地写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豪迈的词句，赞扬他的功绩。

刘裕出世

刘裕（363年～422年），字德舆，小名寄奴，原籍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市）人，是汉朝楚元王刘交的第21世孙。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板荡。南迁的北方民众，大批涉淮渡江，迁徙到安定富庶的江南。到刘裕父亲刘翘这一代，这支南迁的刘氏宗族已在京口繁衍了三代。刘翘因为疏离了士族行列，在最重门阀的东晋时期，只能担任郡功曹的官职。虽忙碌于案牍之间，而薪资已不足以养家糊口。好在刘裕的祖父在做侨郡太守时（所谓侨郡，是东晋南渡之后为了收纳流民，表示追怀故土而虚设的郡级行政单位，侨郡太守其实也就是手无寸土的挂名太守），硬要与同僚把酒结盟，指腹为婚。因此，后来刘翘才于升平四年（360年）娶了曾经是平原郡（侨郡）赵太守的女儿，名叫赵安宗。赵家和刘家结亲，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但这段幸福的婚姻只持续了短短四年，就以悲剧的形式过早谢幕了。

赵安宗撒手人寰时刚满21岁。

晋哀帝兴宁元年（364年）3月壬寅日的夜晚，赵安宗艰难地生下了她唯一的儿子刘裕。据说，这夜的产房通宵被神光所罩，满堂红亮，还有甘露降临在刘家祖坟的树上。

这诸多神异的现象，足以说明刘裕一出生就迥异于凡人。当然，后来附会的成分居多，而这也是胜利者所乐听乐见的，表明他是天命所归，本清源正，地位正统。历史上类似的把戏在改朝换代之际都能寻到踪影，譬如陈涉的狐狸夜吼，高祖的斩蛇起义，王莽的谶纬符信等，不一而足，而这也是正统史家所津津乐道的。后来，史官曾向已是皇帝的刘裕求证过，刘裕笑而不答。可见其妄，连当事人也不大相信。

但这一切，却预示着这孩子的出生大有来历，将要兴旺刘家。因为他是大富大贵之人，所以命硬妨母。赵安宗因产后血崩而死。

刘翘家徒四壁，盎中无斗米，架上无悬衣。幸亏他的同宗兄弟刘万夫妻，及时伸出了援手，算是搭救了刘裕。为了给刘裕哺乳，杜氏毅然把本应属于次子刘怀敬的母乳断了，而将充足的乳汁让刘裕一人独享。在这种情况下，刘裕的身体越来越结实，而怀敬却日渐羸弱，智商也有缺陷。后来刘裕发迹，对怀敬一族恩宠有加，视为亲生兄弟，他内心深处未尝没有报答和负疚的成分吧！刘裕在三岁以前，就一直寄养在他家，刘翘因此给刘裕起了个小名叫寄奴。

刘翘不久又娶了一房继室萧文寿。没两年，继母接连给刘裕生了两个小兄弟，就是未来的长沙景王刘道怜、临川烈武王刘道规。本来，刘翘曾经想放弃刘裕，彻底地给人算了。但贤惠的萧文寿坚决不同意，说服丈夫，将刘裕接了回来，养在身边。她对这个身世凄凉的孩子异常怜悯疼惜，倍加呵护，视如己出。穷蹙困顿的时候，她也时常要到娘家寻求接济，这样日子才勉强能过。

刘裕4岁时，父亲刘翘因操劳过度，英年早逝。家里的顶梁柱垮了，刘家的生活顿时陷入了更深的贫穷无依的境地。母弱子幼，生计无着。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刘家一直没落，几乎沦为丐户。萧文寿每天除了抚养孩子，料理家务农田，就是没日没夜地编织草鞋。刘裕从六七岁起，就不得不背着草鞋四处叫卖，除此之外，他还得拼命地下地耕田，入湖打鱼，上山砍柴，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什么委屈耻辱都受过，没有一刻的闲功夫，也没有多余的想法。他知道只有拼命劳动才能养家糊口，作为长子，刘裕深知肩上的重担。他时刻都在寻找着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为此，他曾和人赌博，给富户当过打手，但都以失败告终。以致后来去从军，才算真正找到了自?人生的目标，从此发达起来。

《帝国的崛起》 嗜赌成性

嗜赌成性

寒门出俊才。刘裕渐渐长大，尽管全家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但刘裕却发育得很好，是瘠地里的一颗壮苗。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史书记载他身高七尺六寸（相当于现在的1.83米），天生的豪杰之相。他游侠放任，性情豪爽奔放，平素喜好拳脚棍棒，练就了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也出手相助，在乡间早已闻名，时获馈赠。但也因此，便不安于坐守家中，不似先前勤勉劳作了，常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大话空话很多，似乎很有壮志。亲戚朋友们对他颇有微词，但是继母萧文寿却对儿子很偏爱，旁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由于他的爱好是全武行，读书对他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这使他以后吃了很多苦头。后来同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的刘毅，曾与他展开激烈的相位之争。刘毅很看不起刘裕，常言词里带刺，讥他没有文化，仅有匹夫之勇。刘裕有苦难言，英雄气短。而刘毅常在朝廷上谈玄说幽，吟诗作文，很有一套，又能广交社会名流，团结高门大户，风云际会，冠绝一时，令刘裕羡慕得要死，也嫉妒得要死。刘裕深知，想要压倒刘毅，在朝廷上站稳脚跟，一定要取长补短，发挥自己的强项，在战场上决雌争雄，建立盖世功勋才行。这也是他后来多次进行北伐的原因之一了。

刘裕长到18岁，依然穷苦潦倒，一事无成，举债度日。而且性情粗野，好斗性格依旧，就由继母做主，与郡里功曹臧隽的女儿臧爱亲结婚。继母想，或许结婚以后，有妻子约束，刘裕就多少能改变自己放纵的性情了。

刘裕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总想出人头地，可总是时运不济，干啥啥不成，想啥啥不来，多遭亲友奚落，邻人冷落，骂他百事不成，刘裕很是孤独。常慨叹自己是待时未遇的英雄，说：“富贵我所取，贫贱非我愿。”

据说，刘裕有一次到京口竹林寺游玩，曾经倦卧讲堂廊下休息，路过的僧众看见他倦卧的地方，云气蒸腾，幻出五色龙章，罩着他酣眠，不禁大惊失色。刘裕听说之后心中暗喜，但是嘴上推说：“上人不可妄言，多是看花了眼。”此事发生后，刘裕更加断定自己前景不可限量，甚至到了妄想的地步。一天到晚无心干活，游手好闲，到处求高人指点。

刘裕父亲的墓葬在丹徒县候山上，远溯至秦代，候山就曾被众多占卜家断定是有“天子之气”的风水宝地。当时有一个著名的风水师叫孔恭，名闻天下。刘裕想尽办法接近他，取得他的好感，邀他一同出游，有意将他带到父亲的墓边，故意装作局外人的模样问孔恭：“你看这家人的墓地如何？看坟头也不像大户人家。”孔恭仔细看后答道：“年轻人，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走遍大江南北，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风水宝地。这家的后世子孙，将贵不可言。”听了孔恭的话之后，刘裕更为自负，也便暗地里有了称王图霸的心思。

然而风水虽好，刘裕却依然是乡间有名的穷汉，常常举债度日。家里一年到头，不见腥荤。和他的老祖先刘邦一样，在街头骗吃骗喝，却没有刘邦那么有运气，可以赖樊哙的狗肉吃。他曾到岳父家混饭吃，遭到奚落不说，还被撵了出来。

因为人穷，所以就想着要更快地发财。但发财没有捷径，按说他身高七尺有余，威武有力，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只要诚实劳动，日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土里刨食，诚非所愿。南北朝时赌博成风，刘裕痞子性格，深染赌博恶习，尤其对于樗蒲（一种类似于掷筛子的赌博游戏）的赌博，更是乐此不疲。赌博这种事，是非常奇妙的，人一旦粘上，就会上瘾。而且赢钱时，好运会接连不断；一旦输钱，手气则会更加恶劣，为了翻本，人们会加大赌注，从而导致更大的损失。也许就是这个原因，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对赌博有一种类似于迷信的看法，认为赌博的输赢对事业的成败有决定性的影响。

刘裕善赌，家无宿粮敢赌百万，而且越赌越上瘾，不能自拔。为乡里所不齿。

但他的手气往往很背，在一次豪赌中，他彻底地败下阵来，把仅有的家产输了个精光不说，还欠下了赌友刁逵3万元的高利贷社钱。刁逵何许人也？他是东晋名臣刁协的孙子，一族都担任显要职务。和大部分追求虚名清誉的士人不同，刁逵兄弟都摒弃清高的作风，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在他名下有良田万顷，奴婢数以千计，还封锁山林湖泊，独占渔猎樵采的利益，百姓对刁家恨之入骨，人称“京口之蠹”。是京口高门土著中的一霸，有钱有势，还身兼骠骑将军府的参议。刘裕即使锉了骨头当金子卖，怕也还不起这社钱，更何况刘裕根本就没打算要还这笔赌钱。

刁逵对于这个一天到晚嚷着要成为大人物的刘裕，早就心生反感，派人带了几次话，刘裕都置若罔闻。一次没有躲过，被刁逵家奴捉住，打得头破血流，绑在街口的马桩上示众，当然也有惩戒其他欠债不还的赌徒的意味。而刘裕也算是条汉子，十分倔强，斧钺加身，决不求饶。当时担任骠骑将军府长史的王谧路过，王谧是东晋开国功臣王导的孙子，门第高贵。袭封武冈侯之爵，从少年时代起就颇有美誉，此时担任侍中之职。看到刘裕虽身受毒打，仍气宇轩昂，有股豪杰之气。这样的人物，王谧还是第一次遇见。想不到草莽之间竟有这等豪杰！一时英雄相惜，慷慨解囊，替刘裕还了欠债，让刁逵放人，这才救了刘裕一命。

《帝国的崛起》 扬名立万

扬名立万

正当刘裕在贫寒中挣扎时，整个中国的形势，也发生了一连串的巨大变化。

在长达70年的战乱之后，氐族的前秦崛起于关中，犹如狂风扫落叶般，吞并了北中国的无数割据政权，势力囊括中原、塞北、西域、辽东、巴蜀，领土面积之大，几乎达到了秦汉王朝最盛期的疆域，成为了继两汉魏晋之后的中原唯一正统政权，影响极为深远广泛。而代表汉人正朔的东晋，势力范围则日益萎缩，只剩下了荆、扬两州的疆土；天下九州，前秦已居其七。攻灭东晋，建立大一统王朝，似乎已指日可待。

就在这样的情势下，秦王苻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对东晋的全面战争。

当时，东晋的军制为陈旧腐朽的世兵制。即从百姓中抽出一部分户口，子孙世代为兵。虽然免去了这些人的赋税，但士卒地位极为低下，身份和奴婢相仿。这样组成的军队，往往士气低落，战斗力极差，经常在战场上一触即溃。果然，前秦的西路军在围困襄阳长达一年之久后，最终沦陷，秦军取得了西线的最后胜利。前秦又分西路军驰援东路军，接连袭破层层设防的晋军。前锋距离长江以北的最后重镇广陵（今扬州）仅百里之遥。东晋举国震动，在长江布列最后的水师防线，京师存亡只在旦夕之间。在此紧要关头，掌握朝政的太傅谢安，任命侄子谢玄都督江北军事，统兵抵抗。谢玄到镇之后，立即解散旧军队，重金招募北方流民和江淮壮士入伍，组建了一支全新建制的部队，主要将佐彭城刘牢之、东海何谦等人都是出身寒门、骁勇无匹的新锐将才。由于谢玄都督江北军事，这支新军因而被世人称之为“北府兵”。后谢玄就是依靠这支“北府兵”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从而青史留名的。

当时，京口的大部分男丁都被征发前往巩固江防。刘裕、向靖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从军，渡过长江，赴广陵投奔冠军将军孙无终去了。

刘裕成为孙无终的部下后，算是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他本就勇猛，这时更以豪气善战闻名，加之机智有谋，多次克敌制胜，屡立战功。很快在军中崛起，升做司马。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新安太守孙泰之侄孙恩造反。

孙泰既是新安太守，又是江东五斗米道的教首。在398年的藩镇联军战争中，准备发动三吴地区的信徒乘乱起事。司马元显和孙泰一向交好，得到密报之后，遂设计邀请孙泰携子侄进京聚会，然后出其不意地将其党羽一网打尽。孙恩侥幸逃走，躲在东海岛屿上收拢道徒，聚财巨亿，后登陆奇袭上虞，一举成功。不久即拥兵数万，浩浩荡荡地向会稽郡治山阴城发起猛攻。

辅国将军刘牢之奉命征讨。他久闻刘裕大名，借机向下属孙无终提出，调刘裕到将军府任参府军事，刘裕遂奉调到了前线，从此起家。

作为北府兵首脑部下的参军，刘裕实际上是升迁了，所以他对于刘牢之的照顾非常感激。当年12月，刘牢之派刘裕率数十人前去侦察孙恩部队的行踪，结果被对方数千人包围。刘裕的随从全部战死，他自己也被赶下河岸，命悬一线，正等待对方跳下河岸去结果他性命。刘裕不禁悲从中来，想着不能给家庭带来富贵，反而带来更大悲痛时，男人最后的血性被完全激活了。困兽犹斗，而况人乎？刘裕顿作狮子吼，将生死置之度外。并手持长刀，将试图跳下岸的敌人一连斩杀了好几个，并且叠尸为梯，跃登上岸，冲进人群厉声诈唬，乱砍乱杀。真乃一夫拼命，万夫辟易。孙恩部队多是乌合之众，看到如此威猛疯狂的亡命之徒，一个个恐惧怯战，完全忘了己方人多势众，互相推搡观望，成了战场上的观众，没有人敢再去正面迎战刘裕，反而在刘裕冲过来时人人争相掉头逃跑。

此时刘牢之见刘裕许久不归，怕有闪失，派长子刘敬宣率领骑兵前去接应，正好看到刘裕惊心动魄的杀敌场面。只见刘裕满身血迹，正挥舞着闪亮的战刀，犹如虎入羊群，将数千名装备齐全的敌人赶得到处乱窜，哭爹喊娘，真是旷古奇遇。不禁鼓掌，大加赞赏。

刘裕一战成名，从此成为军中的一员猛将，深为刘牢之所器重。

此后，随着战场上累功至巨，扬名立万。刘裕的官衔也越来越高。从建武将军、下邳太守、中兵参军到彭城内史，渐渐成为门阀士族所依靠和团结的庶族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几年时间，就成为北府军的著名将领，也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帝业基础。

《帝国的崛起》 再造晋室

再造晋室

当此之时，东晋朝廷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过去门阀统治的政治格局，那就是庶族的崛起。 孝武帝死后，安帝司马德宗即位，司马德宗是一个白痴皇帝，一切唯权臣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命是从。而司马道子治国无术，却捣鬼有方，终日沉湎酒色，猜忌大臣，弄得内外离心。此时，后期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则仅剩居于京口之任的太原王氏王恭，以及居于长江上游的桓玄了。

隆安二年（398年），王恭等起兵声讨司马道子父子，但王恭的兵力仰赖于并非门阀士族的刘牢之，很快被反水的刘牢之杀死。这时，另一割据者桓玄趁机占据荆州，封锁长江，朝廷仅能控制东方的吴越旧地。

随着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加剧，各政治势力之间此消彼长，自相残杀。司马道子历来都想排挤桓家的势力，控制荆楚。桓玄曾拜访司马道子，正赶上司马道子喝得大醉，他瞪着眼睛问旁边的客人：听说桓温晚年的时候想造反，有这事吗？桓玄听后，又惊又怕，汗不敢出，伏地颤栗不起。自此以后，桓玄对司马道子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雪辱父之仇。

桓玄封锁了长江中上游，禁止商旅往来，搞得建康公私匮乏，只能用橡子充做军粮发给士卒。司马元显父子忍无可忍，首先发难，进攻桓玄。而桓玄则收买了北府兵将领刘牢之，攻入建康，杀死司马元显父子，掌握了朝廷大权，将东晋王室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随后，桓玄又恩将仇报，剪除了对刘裕有知遇之恩的刘牢之，又大杀与刘牢之关系密切的北府宿将，北府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光了。而对同样是北府宿将的刘裕，则特意擢拔重用。为什么呢？

原来，当桓玄独揽朝廷大权，安排妥当以后，就任命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内史，采用明升暗降的方法，收夺他的北府兵权。刘牢之听到任命，知道桓玄开始收拾他了，儿子刘敬宣劝他袭击桓玄，刘牢之犹豫不决，问计于刘裕：“我想北上会合在广陵的高雅之，起兵匡扶社稷，阁下能和我一起去吗？”刘裕回答说：“当初将军率领数万精兵，望风投降，朝野人士对将军已经失望，如今桓玄已经得志，威震天下，广陵起兵怎么可能成功呢？刘裕不打算追随将军，回京口当个老百姓好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桓玄对刘裕便始终采取笼络措施，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刘裕安定收买北府将士。

桓玄是桓温之子。桓温在世时，就有当皇帝的野心，只是由于王、谢等门阀士族的阻挠，才未能如愿。桓玄在除掉司马道子父子之后，认为篡权的障碍已经扫除，便在元兴二年（403年）2月受封为大将军，9月又自称相国、封楚王、加九锡、领十郡，篡位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刘裕见世事如此，汲取了北府其他将领的教训，在桓玄征求他意见时，虚与委蛇，作出了表面上的依附，以迷惑桓玄。桓玄心中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更增加了对刘裕的信任。每次游玩，总要把刘裕接过去，盛情款待，赏赐丰厚。

桓玄的妻子刘氏却比丈夫清醒多了，认为刘裕并不可靠，应该尽早除掉。桓玄颇为自负，以为自己能够驾驭刘裕这样的人物。正是由于桓玄的优柔寡断，给了刘裕以机会。

403年12月，桓玄废晋安帝为平固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由琅琊王降为石阳王。自己称帝登基，国号楚。东晋朝是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独大的家族，桓玄便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了。

桓玄称帝后，骄奢淫逸，游猎无度，政局动荡。益州刺史毛璩根本不买他的账，起兵讨伐他。刘裕也于元兴三年（404年）二月初一，联合北府兵其他将领刘毅、何无忌、檀凭之等27人自京口举兵响应。他们在京口誓师，刘裕被推为盟主，杀死镇守京口的桓修，宣布卫晋抗楚。次年击溃桓玄。桓玄挟安帝退往江陵（今属湖北），后为刘毅所统率的北府兵击垮，安帝回建康复位。后桓玄被益州刺史毛璩的部下俘获后杀死，时年38岁，谥号武悼皇帝。桓玄所建立的楚国，宣告灭亡，只存在了3个多月。

由于刘裕对东晋有再造之功，他被司马皇家推举为使持节，加侍中，进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京口。义熙四年（408年），以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入京辅政，掌握了东晋大权，成了东晋王朝的股肱人物。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顺笔一叙。桓玄称帝，派刁逵镇守历阳，兵败后被押送建康。刘裕由于少年时代备尝艰辛，所以报复心理格外强烈（司马光评价此事，认为刘裕在这方面，远不如刘邦和曹操）。刘裕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报仇雪耻的机会，不但刁逵被杀，刁家一门，几无遗漏，都遭到灭门，把刁氏成万顷土地和大量家财分给贫民，一雪当年被绑在马桩上示众的耻辱。

从桓玄兴师入都到后来废晋立楚，门阀士族赞同其消灭司马道子父子势力，但不敢公然反对其篡晋，反映门阀士族已经衰微，丧失了左右政局的能力。真正有能力颠覆桓玄的，却是并非士族高门出身的北府将刘裕。昔日在朝中举足轻重的门阀士族，现在大都已无所作为。相应地，东晋皇室由庶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士族与司马氏共治的门阀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但刘裕是个出身贫苦的小军官，在士族中没有什么地位。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决定发动北伐。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所以他的北伐不是真正的北伐，只是为了篡晋而猎取名声而已，致使后世诟病不断。

《帝国的崛起》 刘宋开国

刘宋开国

自410年至417年间，刘裕两度北伐，那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威镇北中国。当时，占据山东地区的鲜卑慕容氏南燕政权乘东晋桓玄之乱之际，屡次侵扰东晋边境。义熙五年（409年）2月，慕容超大掠淮北，刘裕兴兵北伐。于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收复青、兖两州，追获慕容超，斩首建康。南燕灭亡，东晋的疆域由此向北扩大到青州（今山东境内）一带，与北魏毗邻。义熙十二年（417年），后秦主姚兴病卒，子姚泓继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刘裕乘机率大军分兵四路北伐后秦，进攻关洛。途经黄河，击败北魏军，翌年克洛阳，取潼关，直逼长安，姚泓投降，后秦亡。长安城头重新插上了汉家王师的大旗，在少数民族统治下达百年之久的汉族百姓纷纷箪食壶浆，出迎王师，街衢为之填塞。

那时候，虽然北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开始强大起来，其势力已经发展到黄河北岸，但刘裕成功地阻止了北魏的扩张，使其不敢南下牧马，把东晋朝的防线由江淮向北推进到黄河南岸。夺取了北方广大地域以及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关中地区以及潼关以东、黄河以南已为南朝版图，江淮流域得到保障，这是祖逖、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所未能达到的。

北伐的胜利，使刘裕声望大著。统一中国的曙光马上就要出现了。但是，刘裕却没有乘胜追击，而是一心一意想着篡位，这或许是古今中外权臣的共同宿命，刘裕又重复了当初桓玄所走过的那条旧路。

那时，刘裕已是60岁的人了，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皇帝梦，他便利用几次凯旋回京的机会，想伺机害死安帝。但安帝的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机敏聪慧，他知道刘裕心怀鬼胎，便日夜守在安帝身边。安帝的饮食，也要亲口品尝，以防有人对安帝下毒。据说，当初有谶语：“昌明之后有二帝”，意思是说在晋孝武帝之后晋朝还要再传两任皇帝。刘裕无机可乘，焦急万分。世上不怕没有机会，就怕有人惦记。刘裕终于逮着个机会：义熙十四年（418年）12月戊寅，司马德文突然患病，不得不回府医治。琅琊王刚一离开，刘裕便指使心腹、中书侍郎王韶之潜入皇宫，缢杀了晋安帝（37岁）。

安帝死后，刘裕假作遗诏，推琅琊王司马德文嗣位。是为恭帝，改元元熙。司马德文知其兄为刘裕所害，但惧于刘裕在朝中的势力，也不敢去追究。

刘裕本指望司马德文能以禅位的形式，把帝位让给自己，谁知一年过去了，恭帝仍无禅让之意。只是在元熙元年（419年）正月初三日，下诏封刘裕为宋王，赐九锡。刘裕当然不会满意。于是，他派人散布风声，说宋王功高，要晋室让贤。

刘裕急欲登上帝位，但晋恭帝却佯装不知，而自己又难于启齿。一次，他在长安召集手下朝臣饮酒欢宴。在筵席上，刘裕若无其事地说：“当年桓玄篡位，晋国大权旁落。是我首倡义举，复兴皇室，承蒙皇上恩赐而有九锡之尊。如今我的年纪也快老了，地位又如此尊崇，无以复加了，天下的事最忌讳装得太满而盈溢出来，那样就不可以得到长久的安宁了，现在我要将爵位奉还皇上，回到京师颐养天年。”

群臣不理解他的真正含意，只是一味盛称他的功德。这日天色已晚，群臣散去。中书令傅亮走出宫门，方才悟出宋王一席话的弦外之音，马上返回。但宫门已经关闭，傅亮便叩门请求见宋王，宋王即令开门召见他。傅亮入宫，只说：“我应该暂且返回京师建康。”刘裕明白他的用意，也不再多说什么，直接问：“你需要多少人护送？”傅亮答道：“数十人足矣。”遂与刘裕辞别。傅亮出宫时，只见彗星划过夜空，傅亮拊掌叹道：“我过去常不信天象，今天看来，这天象要应验了。”

419年，傅亮从长安回到建康，正是夏历4月，在朝廷坐镇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故，晋恭帝遂征召刘裕入京辅弼。刘裕怕政权旁落他人之手，便留次子刘义真（12岁）镇长安，王修、王镇恶等辅佐，自己仓猝带兵返回南方。长安留守军发生内讧，胡夏国主赫连勃勃乘机夺取关中。导致关中之地得而复失，刘义真被迫撤出长安。从此之后，南朝再无攻入长安之举。

420年6月11日，傅亮按预先和宋王商量好的办法，劝恭帝禅位，并草拟好了诏书，请恭帝再手抄一遍。恭帝一边抄，一边对左右侍从说：“桓玄作乱的时候，晋室就已失掉天下，后赖刘公讨伐桓玄，才又使晋朝延续了20年。今日禅位给他，是我心甘情愿的。”

恭帝司马德文让位，又重新回到琅琊王府第，后又被封为零陵王。14日，刘裕即帝位。至此，晋室灭亡。刘裕改国号为“宋”，定都建康（江苏南京）。刘裕就是宋武帝。为区别于后世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史学家称之为“刘宋”。

刘宋开国，标志着中国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对峙时期。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没落贫民，刘裕一直是靠实打硬拼的勇猛血战博取功名。他之所以能够掌握东晋大权并取而代之，除了个人的才干外，东晋皇权的衰落和士族的腐朽也给他提供了契机。由于刘裕出身贫寒，又看到了东晋因大族屡屡兴兵反抗而使其灭亡的教训，故而在他登基后，不再重用名门大族，大量提拔有真才实学的“寒人”。结束了士族门阀政治，标志着寒门地主掌握了政权，缓和了阶级矛盾，创造了东晋以来最好的政治局面。刘裕之后，其子宋文帝刘义隆在位30年，没有发生较大战争，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史称：“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这就是著名的“元嘉之治”。

北魏军事谋略家崔浩对刘裕评价很高，说：“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擒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也说：“裕之为功天下，烈于曹操。”

刘裕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明智的帝王，堪称一代有为之君。刘宋王朝共历8帝，59年。

《帝国的崛起》 肇基北朝

肇基北朝：北魏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东胡鲜卑族显于史书者，共五部：乞伏氏、秃发氏、宇文氏、慕容氏和拓跋氏。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它们先后在我国华北、西北地区建立多个割据政权，其中以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版图最大，历时最久。当刘裕在长江流域代晋建宋时，就意味着黄河流域的五胡十六国行将谢幕，而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最后戛然收尾的胜利者，即为鲜卑族之拓跋部。拓跋部从公元386年建立北魏，到439年统一北方。肇基北朝，拉开了南北朝对峙的帷幕。立国长达一个半世纪（386年～534年），北方万里江山尽为其所有。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善于吸收汉民族文化的精髓，从而使该民族脱胎换骨，社会、经济、文化得到迅速提升。当时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每个民族都面临诸多对手，互相杀伐，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果稍有闪失，整个民族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好在拓跋部的几代首领都能审时度势，纵横捭阖，确定先后打击的目标，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鲜卑族拓跋部谱写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时代最强音。正是在这种血与火交织成的惨烈熔炉中，铸就了中华民族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鲜卑族拓跋部是其中融合最为彻底的游牧民族，他把原始部落的尚武精神与华夏民族的辉煌文化与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催生出新的民族精神与性格，喷薄出勃勃生机。在中国的历史书页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可以说，如果没有北魏帝国的承前启后，也就搭建不起隋唐恢弘盛世的桥梁。

拓跋史迹

鲜卑拓跋部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居于鲜卑山，因此得名。后渐南迁至蒙古草原，以“射猎为业”，靠游牧为生。“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他们在大兴安岭北端或东麓游牧渔猎了数百年，繁殖了六七十代人。在中原的夏商时期，史书上始出现一个叫毛的首领，才开始组成氏族部落联盟。史书上说：“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

但是，强悍的匈奴人雄踞漠北，恃强凌弱，一路追杀着他们。鲜卑人几乎无路可逃，最后逃到大兴安岭深处一个天然的洞穴里，即鲜卑旧墟石室嘎仙洞，在此休养生息。

北魏建立后，拓跋贵族依据“人相传授”的口碑史料，约略知道自己的祖先发源于大鲜卑山石室。石室坐落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首府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侧，鄂伦春人称之为嘎仙洞（1980年7月考古发现）。在离洞口西侧的洞壁上，刻有201字的祭文，是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派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时刻下的。

东汉初年，匈奴境内连年灾害，人畜死伤大半。乌桓（我国北部游牧民族）乘机进攻，匈奴北徙数千里，漠南空虚。时拓跋部落联盟首领推寅，率领族人，向南迁移到“大泽”地区，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呼伦湖区一带游牧。

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北匈奴被汉朝与南匈奴、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又大规模成扇形南迁与西迁，进至匈奴故地，留居故地的南匈奴10余万众，亦自号鲜卑。拓跋部落一个叫邻的酋长，为便于迁徙，“七分国人”，加上拓跋本部，共有8个部落单位，即拓跋八族，放弃呼伦湖附近的牧地，南迁填补匈奴留下的空白，最后到达了今河套平原东部一带，“逐水草而居”，拓跋部被人称为“索头鲜卑”。由于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尤其适合畜牧业发展，拓跋部慢慢强大起来。拓跋部逐渐与土著汉人、丁零、乌桓、匈奴人残余等通婚融合成一新的部族，社会生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邻因此被大家推为“推寅”。显然，“推寅”此时已演进成拓跋酋长的称号。

邻的儿子诘汾，相传与天女相配，生子力微（175年～278年），故当时谚云：“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说明在中原的三国时期，拓跋部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没有产生一夫一妻制家庭。曹魏甘露三年（258年），力微取得世袭权，在定襄郡的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一带），尝试着建立了政权。初现国家的雏形，这是拓跋部迈出的重要一步。

西晋末年，部落首领猗卢（？～316年）统一了拓跋各部，在永嘉之乱中依附西晋，抗击匈奴刘聪、羯赵石勒。因有功于朝廷，在310年被西晋怀帝册封为代公，314年，进封为代王。拓跋部居住的定襄郡则被称为代国。猗卢得晋人帮助，开始设置百官，“明刑峻法”。猗卢把境内各族分为南北二部，由南北两部大人统率。这时的代国虽已初具国家政权性质，但部族的传统习俗依旧，仍处在部落军事联盟崩溃的前夜，部落首?为原始民主选举产生，君民平等，礼俗宽简，谁也不能有特权。而猗卢要仿效汉制，行使君王的绝对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祖宗传统、各酋长的根本利益发生尖锐冲突。当时，在代国境内有很多归附者和土著汉人，鲜卑贵族就用新旧人来区分这些归附者。他们把鲜卑八部人称为旧人，归附的晋人、乌桓人及其他民族的人称为新人。新旧人之间，互不信任，矛盾重重。猗卢信任新人，引起了旧人的憎恨。猗卢便用残酷的刑法压服各部，前后杀死上万人之多，在拓跋八部引起恐慌，但也引起了公愤。316年，也就是西晋灭亡的那一年，拓跋其余七部（猗卢部除外）联合猗卢子六修，发兵往讨猗卢部，猗卢兵败逃匿民家，被民妇认出，猗卢被杀。猗卢死后，拓跋部重新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之中。

《帝国的崛起》 建国立制

建国立制

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其首领什翼犍（318年～376年）重新统一拓跋各部，在繁（今山西浑源西南）继位，自封代王，建立代国，又重新迈出了建国的艰辛步伐。

什翼犍曾在后赵石勒都城邺城做人质10年，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后被迎回，即代王位。制定法律，设置官职，选贤任能，各司其职，起用汉族人作长史。他设左右近侍，宣传诏命；又设内侍长4人，参与政务。汉人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官号完全复制晋朝。制法律六条，规定犯大逆之罪男女老少皆斩，盗私物者以一赔十。“控弦百万，号令若一”，部落酋长此时已成了军事长官。代国的国家体制开始确立了。公元340年徙都盛乐，初步涉足农业生产，封建因素有很大增长。

鲜卑拓跋部从力微建都定居始，中经猗卢，再到什翼犍，拓跋部经历了14个首领，终于走向了正式建立国家的轨道。到什翼犍时，国家机构更趋完备。拓跋部的社会形态也彻底摆脱了原始公社制而向阶级社会迈进。其表现形式就是不再以血缘关系组成氏族，而是以地域来划分居民，组成行政单位。一些新加入的部落、逃亡的流人和战争中俘获的奴隶，成为拓跋部落新的成员。在力微时期，就有内地诸姓75姓，四方诸姓35姓，其中有匈奴、高车、柔然等族，加入到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中来。如此以来，象征国家权力的军队、监狱等也就随之出现了。再加上生产力的发展，交换也产生了，汉族商人长期往来于拓跋部与汉地之间，用牲畜交换金帛缯絮。这些都毫无例外地加速了奴隶制国家的形成。

正当拓跋部在建国的道路上疾走的时候，不幸与前秦大帝苻坚遭遇，苻坚一代雄主，有志于统一中国。因此苻坚在灭掉前燕之后，就把目光投向了北方草创中的代国。

公元376年，前秦大军在石子岭一战中大败代军。身患重病的什翼犍逃到阴山之北，太子寔君在堂兄拓跋斤的挑拨之下，起兵将什翼犍以及自己的继母、六个异母弟弟全部杀死。拓跋部发生内乱，前秦趁势攻下盛乐城，代国灭亡。苻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拓跋寔君弑父之举，深为痛恨。遂把拓跋寔君和拓跋斤押至长安，处以车裂之刑。为奖赏伐代有功的匈奴族首领，又将代国一分为二：黄河以东归匈奴族独孤部刘库仁统率，黄河以西归匈奴族铁弗部刘卫辰统率。

代国灭亡时，寔君子拓跋珪5岁，随生母贺兰氏逃到了舅家贺兰部，依附拓跋珪的舅舅贺兰讷。不久，贺兰讷的弟弟贺兰染干发现外甥拓跋珪英武多智，就想方设法要除掉他，多亏贺兰氏机智保护，才屡屡化险为夷。拓跋珪在战乱流离中，度过了10年寄人篱下的日子。

拓跋珪（371年～409年），出生于参合陂北（今内蒙古凉城东北岱海）。鲜卑族人，北魏开国皇帝。为什翼犍嫡长孙，故幼年生活在皇宫中。虽然早年过着流亡生活，但拓跋珪性格刚强，被拓跋诸部认为是能“光复洪业，光扬祖宗者”。

383年，苻坚兵败淝水，前秦土崩瓦解，北方短暂的统一又为分裂割据所取代。拓跋珪借助贺兰部家族的势力，乘势纠集诸部，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正月在牛川（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召开部落大会，宣布即代王位。迁居盛乐，重建代国。定年号为登国。这是北魏的开始。拓跋珪时年15岁。同年4月，拓跋珪称魏王，改国号为魏，制定典章，重建国家，史称北魏。拓跋珪即太祖道武帝。

拓跋珪继代王位时，整个塞上还处于分裂状态。为了稳固地位，统一各部，拓跋珪连年征伐，向四周各部落如高车、柔然、库莫奚、独孤部等不断发动战争，收服了周边许多部族，获得大量牛马和牲口。尤其是对拓跋部世仇刘卫辰父子，拓跋珪更是怀着复仇的决心。394年，在北伐柔然凯旋之后，又一鼓作气回师大破刘卫辰部，刘卫辰父子相继死于乱军之中，拓跋珪犹有余恨，把5000多名俘虏全部投入到黄河激流之中淹死。刘卫辰族诛，只有第三子郝连勃勃逃脱，他就是后来十六国之一大夏国的建立者。

此役拓跋珪缴获良马30多万匹、牛羊400多万头，一跃而为塞北唯一的强大部落，周围各部族无不闻风臣服。

魏道武帝是北魏前期一位十分英明的君主，在他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汉族人才，凡士大夫来谒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量才录用。才使北魏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并在参合坡大破强大的后燕，使北魏的势力深入到中原地区。

《帝国的崛起》 死亡之陂

死亡之陂

符坚的前秦崩溃后，其手下各将领趁机裂土建国。当时归降苻坚的前燕宗族子弟慕容垂，也趁乱光复燕国，自立为帝，史称后燕。慕容垂立国后，为统一慕容部，全力开动战争机器，先拿自己的亲戚西燕开刀。西燕国主慕容永被困长安，急忙向东晋和北魏求援。北魏当时臣属后燕，因此拓跋珪犹豫不决，汉族谋臣向他讲述唇亡齿寒的道理，遂坚定了他派兵救援的决心。但军队还在南下的路上，就传来了西燕灭亡的消息。拓跋珪怕慕容垂报复，就派弟弟拓跋觚向后燕进贡，却被扣为人质，勒索代地的良马俊驽。这下惹恼了拓跋珪，两国从此结仇。 但魏国地处塞外苦寒之地，国小力弱，因此不敢正面攻燕，只能派兵扰其后燕边境，慕容垂不堪骚扰。遂在395年，派遣8万精兵大举伐魏。

慕容垂英武绝伦，一世枭雄。当年连苻坚也颇为忌惮，拓跋珪如何不心生胆寒。但他得知燕军统帅是太子慕容宝时，不禁仰天大笑：此天亡后燕也！

拓跋珪自知力量不足以对抗，战争初期，故意示弱于燕，佯败西走，诱使燕军西渡黄河千余里，使燕军前锋孤军深入，首尾不能相顾。燕军一路皆捷，在五原收降魏国别部3万余家，停车造船，准备渡河一举攻灭魏国。拓跋珪则派出轻兵，在燕军后路截获燕国使者，使信息不能及时传达。然后在燕军中散布不实流言：“慕容垂已死，诸子争位”。当时慕容垂年老有病，慕容宝久不获其父消息，忧恐异常，听到谣言，非常着急。果然，赵王慕容麟的部将慕容嵩，轻信了慕容垂已死的消息，遂企图杀害慕容宝，而奉慕容麟为帝，事败被杀。但慕容宝、慕容麟两兄弟自此反目成仇。这时，已是隆冬10月天气，塞外严寒，燕军兵疲马困，慕容宝归心似箭，决定撤兵。连夜烧船，准备回京继位。由于黄河尚未结冰，慕容宝以为北魏骑兵不能渡河，就没有考虑断后问题。孰料寒流忽至，一夜之间，黄河冰封千里。魏军渡河，如履平地。拓跋珪亲率2万轻骑，追袭燕军。

而燕军还浑然不觉，行动迟缓，兵行参合陂，夜幕降临，慕容宝下令在此安营扎寨。因恃众轻敌，疏于警卫。而魏军昼夜兼程，悄没声息地就将燕军团团围定。燕军尚在梦中，就被魏军纵兵冲杀，仓猝应战，顿时乱作一团，风云失色，愁云惨淡，哭爹喊娘之声震天动地。燕兵惨遭屠戮，光赴水溺死、吓死及自相践踏而死的就多达数万人。太子慕容宝、赵王慕容麟弃众逃脱，5万燕军精锐成为俘虏。拓跋珪挑选了有才的燕臣后，想对5万燕军俘虏派发衣粮送还。中部大人王建提醒道：“燕国强大，现在我们侥幸获胜，好不容易才使燕国虚弱，怎可放虎归山？”拓跋珪醒悟，遂把5万燕兵全部坑杀，其残忍程度山河为之颤栗。这次战役消灭了后燕的主力，是拓跋珪进据中原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噩耗传来，慕容垂老泪纵横。遂整军备战，决心复仇。第二年，他不顾古稀高龄，亲率大军伐魏，连克连捷。北魏举国震惊，拓跋珪意图迁都避难。幸好天不亡魏，燕军兵过参合陂，看到去年被杀的燕军，累累白骨，堆积如山，不禁悲不自胜，纵声大哭，声震山谷，不可断绝。以致伤心过度，死于军中，部众扶灵而退。但北魏君臣，因慕容垂盛名当世，纵死余威犹在，竟无人敢去追击。

慕容垂死后，太子慕容宝即位。

英雄谢幕，拓跋珪顾盼自雄，自此睥睨燕军，于396年正式称帝，改元皇始，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之后大张旗鼓地亲率40万大军伐燕，鼓行而进，屋宇震动，络绎2000余里。幕容宝一触即溃，惶惶如丧家之犬。天兴元年（398年），慕容宝被舅父兰汗诱杀于龙城，后燕灭亡。余部则分裂为辽东的北燕和山东的南燕两个小国，鲜卑慕容氏自此成为了历史的边缘人。

其后数年，北魏纵横黄河南北，旌旗所向，无不献城以降，黄河以北诸州郡尽为魏所有，为结束十六国以来北方长期分裂割据局面、统一北中国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后，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对北魏王朝影响深远。

《帝国的崛起》 以夷入夏

以夷入夏

进入中原的拓跋部，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开始了由原始末期的家长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发展过程跃进。

在拓跋珪以前，拓跋部基本上是游牧经济。拓跋珪对拓跋鲜卑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部族制度进行改革，下令“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大人皆同编户”。对原来游牧的拓跋部和其他少数族打破原有氏族结构，实行定居制度，使各个民族都成为北魏的编民。使拓跋鲜卑在新的环境、新的条件下很快地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方面，在继续注重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务农息民”，劝课农耕，奖励农业生产，分配土地给贫民，安置流民。使入居中原的拓跋族和其他各游牧族，迅速由氏族组织转变为地域组织，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其奴隶主贵族也逐渐汉化，转化为封建地主，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而要建立比较完备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就必须得加速拓跋部的汉化进程，如此以来，汉族士人得到大量起用，如张衮、崔玄伯、邓渊、李先、贾闰、崔逞、晃崇等，都成为他的得力谋士和重要的文臣。形成了拓跋贵族与汉人世家豪族的联合封建政权，加速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皇始元年（396年），拓跋珪攻占后燕的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后，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天兴元年（398年），在平定后燕后，拓跋珪正式定国号为“魏”。为了加强与汉地的联系，他把首都从河套地区进一步南迁到平城，模仿汉族政权的政治制度，在平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正封畿，制礼仪，定律令。在天文殿上，拓跋珪穿着皇帝服饰，接受百官朝拜，君臣依魏晋成例，皆呼“万岁”。且规定中央尚书郎以下和地方州刺史、郡太守以下，一律任用儒生。

在汉族士大夫的帮助下，北魏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机构和政治制度逐步完备。

天赐三年（406年），拓跋珪下令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县置三令长，其中一人为拓跋宗室，其余为非宗室的鲜卑人或汉人。面对汉族地区宗族强盛、坞堡甚多的局面，拓跋珪依靠那些宗族主作为统治的支柱，建立了宗主督护之制，由各地宗主来督护地方，负责征收租课和征发兵役徭役，对地方基层政权的维护起着积极作用。

拓跋珪全面接受和肯定儒家思想的地位，并在全国范围内尊孔读经，大兴太学。置五经博士，增加生员达3000人；又祭先师先圣孔子，一时儒风大盛。

拓跋珪还推崇法家思想。博士公孙表上《韩非子》书，劝他“以法制御下”。他从善如流，实行封建法制。拓跋珪对韩非子的集权思想很为赞赏。他说：“慕容垂诸子分掌要职，造成王权旁落，以至灭亡，因此，一定要加强集权。”

拓跋珪也重视利用佛教来维护其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在进攻后燕的过程中，所经郡国佛寺，见到和尚，皆致以敬礼，禁止军兵对佛寺的侵犯。皇始年间（396年～397年），他又诏赵郡沙门法果到平城，任为道人统，专管僧徒。法果对拓跋珪也极力奉承，说他是“当今如来”。

总之，为了彻底改造鲜卑社会，拓跋珪以夷入夏，使鲜卑部落原有的生产生活结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拓跋珪是一位推动鲜卑社会进步的杰出人物，对中国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帝国的崛起》 死于非命

死于非命

可惜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时代天才，晚年却迷信道教，修炼长生不老之术，终因服食一种名为“寒石散”的丹药中毒，精神忧闷不安，或数日不食，或整夜不寝，喜怒无常，残暴嗜杀。加之拓跋仪与穆崇谋逆事泄，更加加深了他的疑惧。拓跋仪是他的同祖弟，穆崇是穆陵部的首领，早年护卫拓跋珪。二人追随拓跋珪东征西讨，屡立大功。后来拓跋仪官居丞相。但是这两人却合谋在皇宫周围埋伏武士伺机杀掉拓跋珪，以夺取皇位。阴谋被人揭发后，拓跋珪考虑两人持有军权，党羽甚多，怕追迫太急，适得其反，就暂时隐忍，多加抚慰。但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也加深了他对大臣们的猜疑。

因此，他晚年变得异常残暴。

朝臣中有言辞失措，呼吸不调，行步不正，颜色变动者，都被他认为有奸心异志，亲自殴毙在大殿之上。

403年，拓跋珪以奢豪浮夸的罪名处死了平原太守和跋，并诛其全家。中垒将军邓渊的从弟、尚书邓晖与和跋关系很好，拓跋珪也将邓渊牵连赐死。407年7月，他将战功赫赫的常山王拓跋遵赐死。8月，又以司空庾岳“服饰鲜丽，行止风采，拟则人君”为由，将其杀死。408年，又将宿有积怨的莫题嘲弄后灭族。尸体一字儿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曝晒数日。

拓跋珪不仅经常残杀大臣，他还常常坐在辇上，手拿长剑，直刺前面抬辇人的后脑，一人死，马上替换上另一人，每次出行都有几十人因此丧命。

不仅如此，拓跋珪还设立候官，以刺探臣下的活动。闹得朝野人情骚动，惶惶终日，社会秩序混乱。永兴元年（409年），拓跋珪终被儿子拓跋绍所弑，时年39岁。

拓跋珪年轻时，到贺兰部见到自己母亲贺太后的妹妹很漂亮，就对母亲说明心意，要娶小姨为妻。贺兰太后坚拒，说：“不可。美甚矣，必不善也。且已有夫，不可夺也”。于是拓跋珪杀其夫，强纳为妃。后生下清河王拓跋绍。拓跋绍自幼即残暴无赖、不得人心。喜欢打劫行人，剥光人家的衣服取乐，又常常杀猪屠狗，荒悖无常。拓跋珪很生气。有一次，他把拓跋绍头朝下吊在井里，垂死之时才放他出来。一天，拓跋珪服食“寒石散”后，意志癫狂，大骂贺兰妃，并把她关在宫里，扬言要杀掉她。贺兰妃惧怕，派人向儿子拓跋绍求救。当时拓跋绍才16岁，但其凶猛的性格与父相同。他夜里与宦官密谋，跳过宫墙，冲入天安殿。被周围侍者发现，惊呼“有贼”，拓跋珪因为服药过量，意识不清醒，摸索半天，也没有找到弓刀，最终被拓跋绍一刀杀死。

又据野史记载，当时有个预言很灵的巫婆，说皇帝当有飞来横祸，惟有灭“清河”，杀“万人”才可免祸。拓跋珪遂派人屠灭清河一郡，又亲手杀人，想凑够一万整数。殊不知，拓跋珪后宫有个爱妃名字就叫万人，与他儿子清河王拓跋绍私通。拓跋珪欲杀贺兰氏，拓跋绍看到母亲即将被杀，又恐私通之事泄露，于是弑父。拓跋珪死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巫婆所言，灭“清河”杀“万人”的谶言，原来如此啊！

群臣擒杀拓跋绍后，拥戴素有贤名的拓跋嗣为帝，是为明元帝。

明元帝拓跋嗣（392年～423年），北魏第二位皇帝。他是道武帝拓跋珪的儿子，其生母刘贵人在拓跋嗣被立为太子之前，即按北魏后宫旧例，被道武帝赐死，拓跋嗣知道后悲伤不已，因而被道武帝怒斥出宫。

明元帝拓跋嗣在位15年，建树不多，既不及乃父道武帝拓跋珪，亦逊色其子太武帝拓跋焘，加上生不逢时，遭遇南朝的军事天才刘裕，二度对北魏发动进攻，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司、兖、豫等州的大部分地区。但在位期间，能内修德政，外抗强敌。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年，拓跋嗣南下进攻宋国获得胜利，攻占虎牢关，辟地300里，并继续进逼刘宋领土。此役被称为南北朝时第一次南北战争。但明元帝亦像道武帝一样，嗜好“寒石散”，32岁就病死了。拓拔嗣虽英年早逝，但上承开国君主拓拔珪武功，下开太武帝拓跋焘灭北方诸国一统北方的局面，因此拓拔嗣在北魏开国历史中具有承先启后的枢纽地位，算得上是个守成之君。

《帝国的崛起》 统一北方

统一北方

423年，太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拓跋焘是继北魏道武帝、明元帝之后的第三代帝王，在位27年。拓跋焘，字佛貍，“聪明大度”，是北魏一位杰出的君主。在他手里，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但他即位之初，北魏面临的国际形势却相当严峻。北边有新崛起的柔然，西边有凶狠的胡夏，还有西秦、北凉等割据政权的并立与纷争，南有富庶的刘宋，东有时刻不忘复仇的北燕。群雄环伺，稍有闪失，祖宗功业即有灰飞烟灭之虞。

果然，北魏在国丧期间，柔然趁机大举南下侵扰，攻陷了北魏故都盛乐。柔然为古东胡苗裔，几乎与北魏同时崛起，疆域东起外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北括贝加尔湖、南连朔漠，几乎囊括整个蒙古高原。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北魏北方最主要的劲敌。拓跋焘时年14岁，闻讯大怒，亲率轻骑，疾驰三天两夜，直抵云中（今内蒙锡林格尔），被柔然骑兵重重包围。但拓跋焘神色岿然，指挥若定。魏军将士哀兵出征，同仇敌忾，上下同欲，皆怀必胜之信心，一鼓作气，大败柔然。

在南方，东晋权臣刘裕为收复沦陷的国土，二度大举北伐。“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先后灭南燕，平西蜀，破后秦，基本收复了黄河流域，建下盖世功勋。眼看统一中国势成，可刘裕为了一圆自己的帝王梦，便留次子刘义真（12岁）镇长安。致使赫连勃勃乘机夺取关中，建立夏国。

赫连勃勃何许人也？他就是当初为道武帝拓跋珪所灭的刘卫辰唯一漏网的儿子，本姓刘，改姓赫连，意为家族显赫的声威，高与天连。又据《史记&#8226;匈奴列传》所载，匈奴乃夏王朝之苗裔，故国号大夏。赫连勃勃为人凶狠残暴，视人命如草芥，攻破长安后杀人如麻，曾积数万人头为一高台，号为“骷髅台”。搞得“夷夏嚣然，人无生赖”。又命工匠蒸土筑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的白城子），以铁锥验之，扎进一寸，则立杀筑墙匠人。其城坚固，名为“统万”，意思是统一天下万城。其南门号称“朝宋门”，意为使宋国来朝；东门号称“招魏门”，意为招降魏国；西门号称“服凉门”，意为征服西凉；北门号称“平朔门”，意为扫平朔漠。

赫连勃勃的凶残暴虐、狂薄自大由此可知。

拓跋焘在平定柔然后，意气风发，以君临中原之概，决定加速战争机器的运转，但先取何方，统治集团内部一直争论不休。始光三年（426年），西秦主乞伏炽磐遣使朝魏，请讨夏国。北魏大臣们仍意见不一，或主张继续征伐柔然，或主张先伐北燕。只有北方士族出身的崔浩认为：“赫连氏土地不过千里，政刑残虐，人神所弃，宜先伐之”。拓跋焘仍举棋不定。恰巧在这年9月，赫连勃勃病死，其子赫连昌嗣位，政局陷入混乱，拓跋焘遂决定先攻灭夏国。北魏先期伐夏，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选择。

拓跋焘率轻骑2万征夏，但统万城固若金汤。赫连昌坚守不战，拓跋焘将主力埋伏在山谷中，以少量骑兵直抵城下，为诱之出战，佯为示弱退却，诱使夏军脱离坚城，又遣军士诈降慌报说，魏军粮尽。赫连昌信以为真，开城以步骑3万列阵。拓跋焘遂分兵夹击，不顾马倒身伤，指挥若定，夏兵溃败。赫连昌仅率数百骑远遁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拓跋焘率军入统万，掠获牲畜珍宝无数。看着文饰斐然、雕梁画栋的壮丽楼台，抚摸着坚硬如铁、可磨刀斧的统万城墙，不禁叹道：“弹丸小国，劳民伤财如此，不亡何待？” 此时北边的柔然不断南下，侵扰严重，威胁北魏边境的安全，干扰北魏统一北方的计划。拓跋焘在攻灭夏国后，腾出手来，决定大规模反击柔然。429年4月，拓跋焘亲率大军，分五路北伐。魏军深入大漠腹地，柔然国主纥升盖落荒而逃。另一归服于柔然的游牧部族高车（又称敕勒），也被击破，获牲畜人口数以百万计。使其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南下牧马。拓跋焘为彻底消除来自北方的边患，在秦赵长城的基础上，又新修长城3000余里，设置六座军事重镇，称为“六镇”。选拔鲜卑贵族担任六镇镇将，挑选拓跋族成员或汉族的豪强子弟充任镇兵。其待遇优厚，地位特殊，号称“国之肺腑”。

在基本上解决了北方边患之后，拓跋焘掉转兵锋，东指北燕。

北燕最初为后燕残余势力所建，割据辽东，政权几经辗转，最后为汉人冯跋所篡。冯跋崇尚儒学，劝课农桑，“省徭薄赋”，社会经济渐有发展。冯跋死后，其弟冯弘夺位，杀冯跋诸子百余人，搞得众叛亲离，国势日衰。其长子冯崇、冯朗等几个儿子劝冯弘停止杀戮，忠而见疑，只得奔亡北魏去了。

延和元年（432年）6月，拓跋焘亲征北燕，冯弘遂急忙遣使求救于南方的刘宋王朝，但刘宋也无力援救，只是赐冯弘燕王封号而已。冯弘无奈，遂举国迁徙到附庸国高丽，北燕灭亡。冯弘逃至高丽后，仍然保持一副太上皇的派头，最终被愤恨不平的高丽王灭族。冯朗奔亡北魏后，受到拓跋焘礼遇，他其中的一个女儿，就是日后北魏王朝大名鼎鼎的文明冯太后。

这时北方的割据政权就剩下北凉了。

北凉建国者沮渠蒙逊，本是后凉国主吕光手下大将，于401年拥立京兆人段业为王，史称北凉。后又杀段业自立。420年，沮渠蒙逊攻入酒泉，灭掉西凉，西域30余国向其称臣纳贡，强盛一时。后被柔然击败，向北魏称臣。沮渠蒙逊死后，其子沮渠牧犍袭位。拓跋焘为笼络北凉，把妹妹武威公主嫁与沮渠牧犍。与牧犍有染的寡嫂李氏不满，暗中往武威公主的食物中下毒，想害死武威公主。拓跋焘得报，急忙派“传车”载御医疾驰救治，才算捡回武威公主一命。拓跋焘盛怒之下，命沮渠牧犍交出李氏，牧犍抗命，反把李氏藏于酒泉。拓跋焘遂以此为借口伐凉。

魏太延五年（439年）5月，拓跋焘亲率大兵分两路伐凉。魏军进展顺利，北凉军望尘退却。穷途末路下，沮渠牧犍率左右文武5000人开城出降。魏军占领姑臧，又分兵追击北凉残余势力于张掖、酒泉等地。北凉灭亡。

至此，中国北方130多年的十六国时代分裂割据的局面宣告终结，我国北方的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人民生活有了最基本的保障，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

北魏统一了北部中国，从而与刘宋政权夹江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439年，魏灭北凉这一年，被认为是南北朝正式开始的年份，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拓跋焘多次率兵进攻刘宋，450年，北魏骑兵甚至曾一度打到长江北岸，给南朝刘宋政权以极大震动。北魏的声势至此已盖压南朝，当时的西域诸国如龟兹、疏勒、乌孙、鄯善、车师等都遣使进贡，高句丽、波斯也派使修好。其武功之盛、声威之远，于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历史上，北魏是一个意义重大而且特别耐人寻味的王朝。它起自丛林，在五胡十六国天下大乱之际从东北边陲越过长城，跃马弯弓。神秘地崛起，统一中原，在历史上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在汉唐两座中国封建文明高峰之间的漫长低迷岁月中，北魏一朝，实现了由弱势到强势，由分裂到统一，由胡族到汉化三大关键性转折。游牧民族虽落后于汉族的经济发展，但是相比之下思路开阔，敢于接纳新鲜事物，富于创新意识，隋唐盛世的出现与这种思想的广泛存在是有紧密关系的，许多汉人也从中受到启发，胸襟开阔，吸收了少数民族的优秀品质。尤其是其后冯太后和魏孝文帝元宏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使整个社会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也是民族融合的过程。逐渐使北方各族融合进了中华文明之中，人们的民族意识不再是过去的狭窄的观念，而是更加注意兼容并包，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这种进步观念在隋唐时期对社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进步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