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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悲剧性的错误

- 第一章 地图（一）

- 第一章 地图（二）

- 第一章 地图（三）

- 第一章 地图（四）

- 第一章 地图（五）

- 第一章 地图（六）

- 第二章 宝船（一~三）

- 第二章 宝船（四~五）

- 第二章 宝船（六）

- 第三章 青花（一~三）

- 第三章 青花（四~五）

- 第三章 青花（六）

- 第四章 麒麟（一~二）

- 第四章 麒麟（三~四）

- 第四章 麒麟（五~六）

- 第五章 北辰（一~五）

- 第五章 北辰（六~七）

- 第六章 档案（一~二）

- 第六章 档案（三）

- 第六章 档案（四~五）

- 第六章 档案（六）

- 第一章 烟枪与火枪（一）

- 第一章 烟枪与火枪（二）

- 第二章 鸦片与下午茶（一）

- 第二章 鸦片与下午茶（二）

自序：悲剧性的错误

晚近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辛酸的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之所以还有重述的必要，缘于回望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每个历史片段中，都包含着某种悲剧性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被气势恢弘的悲情故事所淹没，历来不为人重视，只有时过境迁，我们在各种尘封的史料中穿行，以抽丝剥茧的耐心，像观察一件生物标本那样，重新打量那段往事时，才会意识到，一些蛰伏已久的关键性因素，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大历史，从来都是由小事件构成。本书就是一本关注大历史中的小事件的书。它由一系列鸡毛蒜皮的情节构成，试图以一种更加精细的手法，使我们观察到事物内部的联系——那些齿轮与杠杆究竟是怎样联动，并最终推动一台庞大机器的运转，而一粒砂子，怎样在不经意间，使所有的老谋深算化为泡影。这不是一本理论性的书，无意于探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出版本书的目的，只是唤起我们对这些悲剧性错误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比那些悲剧的结局更加重要。

如果把古代中国比喻为一台结构完整、配置精密的机器，那么外力的介入，使整台机器的力学关系发生了变化。晚近以来的中国历史的悲剧性变化，归因于中国史不再仅仅是一部中国史，而呈现为一部国际关系史。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孤芳自赏。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中国在世界体系内调整步伐的历史。耐人寻味的是，在历史的许多关键点上，中国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被动——郑和下西洋以和平的方式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即使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大清王国的海上力量也曾雄霸亚洲，而“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在东北的军事部署也远胜于日本关东军，日军是以一种赌博的心态挑起事变的，最后的结局，却是日本军人中了头彩。所有的优势条件，都没有给中国最终带来好运，我们可以把一盘好局下成惨不忍睹的残局，这令我们对这个臭棋手刮目相看。这表明我们这个曾经为之自豪的国度，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丧失了把握命运的能力。我们常说，中国的国门被外国人打开，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正是中国人打开了西方的国门，中国人炮制了全球化的格局，却在全球化的天罗地网中无所适从，而一次看似平常的手足无措，就可能使我们的命运彻底改变。所以，本书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顾，它是一份病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打量历史和我们自身。

我们已经无法孤立地看待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这使我在很多年中，对全球化史充满迷恋。早在1998年，我就编过一套《西方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2005年，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我为中央电视台主持创作大型历史文献片《1405，郑和下西洋》，就是一部通过全球化视角反思中国历史的作品（本书中关于郑和的章节并非该剧脚本，而是重写的作品）。2008年，我曾为北京电视台策划一部关于西方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的大型电视片，这部已经上马的电视片虽然因某些原因半途而废，但我的兴趣并没有因此夭折，除本书外，我还正在把上述构想变成一部书稿，以介入中国历史的西方人为媒介重述中国历史。

本书并非一部计划中的书稿，一个偶然的机缘，促成了本书的出版，但这些事件本身——郑和下西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海战以及九一八事变，无疑都有深刻的全球化背景，而这些事件之间，也存在着起起伏伏的逻辑关系。以郑和下西洋为起始，是因为它的标志性意义。刘大夏烧毁郑和航海图的悲剧，其影响一直延宕到19、20世纪。历史的链条就是这样环环相扣。无论从横向上，还是纵向上，都是有意味的。这些不同年代的文章构成了我对历史的观察——我不是一个历史分析家，而只是一个历史讲述者，我企图由枯燥的纸页出发，抵达真刀真枪的历史情境中，以结束格式化的历史教学过程，为各种形式的历史思辨提供化肥。

如敬文东所说：本书不是历史研究，但以史实为凭据；本书不是政治学研究，但以政治为靠山；本书不是文学作品，却采用了文学的方法。它是一个四不象。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分类学十分嚣张的年月里，它究竟应该被安置在哪个盒子里。它可能是个野鬼。但如果它是个野鬼，就让它呆在一边自生自灭吧。

2009年2月7日。北京。四旧斋。

第一章 地图（一）

1457年，意大利传教士毛罗（Fra Mauro）应葡萄牙王阿丰索五世（AlfonsoV）邀请绘制世界地图，两年后完成。1459年，这幅重要的地图由威尼斯贵族特雷维萨诺（Stefano Trevisano）送往里斯本，不久神秘失踪。所幸毛罗本人为威尼斯大公制作了一份副本，几经辗转，终于保留下来。将近五个半世纪后，人们在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Venice）目睹了这幅地图。令我失望的是，面前的这幅古地图如同纷乱的星图，令我困惑不解。

工作人员将这幅圆形地图旋转180度，一幅令我熟悉的世界图景便清晰呈现。我不仅看到了日本列岛，而且清楚地找到了中国的海岸线。15世纪，西方人开始用他们的画笔和舰艇逼近东方。

更重要的发现在于，在《毛罗世界地图》的一条注记中，记录了一项重要的史实——大约在1420年左右，有一条大船或称“印度的中国式帆船”（&ccedil;onchodeindia）横越印度洋，通过迪布角外的男岛、女岛，绕过好望角，取道绿色群岛和暗海，向西和西南方向连续航行40天，约2000海里，但见水天一色，别无他物，便在第70天回到上述迪布角。在注记旁边，毛罗还画了一张中国帆船的图片。据台湾大学教授凌纯声考证，葡萄牙语&ccedil;oncho一名，来自汉语“船”。那么，这艘闯入了葡萄牙人视野的中国船，究竟是何人驾驶，地图上所记载的航行海域，又在哪里？

第一章 地图（二）

二

从中国的史料中，我几乎找不出有关这支船队海上经历的任何记载。1420年，即明永乐十八年，官方文件中记录的重大事件，首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就在第二年的年初，北京紫禁城发生了一场大火，刚刚落成的三大殿荡然无存。然而，给朱棣形成打击的，不是这场意外的火灾，而是朝中大臣对于郑和下西洋的一片反对之声，要求停止航行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早晨，他读到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的上书，他们在这份上书中抱怨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①

李时勉和邹辑的措辞十分巧妙，他们把终止航行的理由说成是由于郑和下西洋，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使他们不断派遣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有关接待部门应接不暇，总之，是送礼的客人太多，令人不厌其烦，不如少招惹他们，以免劳民伤财。

显然，这份略显幽默的上书只要求结果，却掩盖了他们的真正动因，那就是这个强盛的帝国在歌舞升平的背后，正面临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让我们回到18年前，也就是公元1403年，这一年，中国有两个皇帝——六月以前，是建文帝朱允；六月以后，则换成了明成祖朱棣。在经过了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的手里夺取了政权，在南京登基，建元“永乐”。一个充满雄心的皇帝的上台，意味着一系列不朽事业的开始。几乎在他上台的同时，朱棣就已经下定了迁都北京，以及重新疏浚在元代业经废弃的大运河的决心。这两件事情的“内在”联系是，由于北京已成他的常驻之地，因而他每年要“将400万石（每石合107.4公升）从南方各省征集的‘税粮’漕运到北方，漕运的数目相当于全国地税收的七分之一。”①公元1411至1415年，仅清理山东境内的河床，就动用民工16.5万人。②与此同时，朱棣动用三千文士，历时三年，编纂总字数多达3.7亿的《永乐大典》。两年后，他派遣郑和组建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船队，驶向埋伏着巨大风险的茫茫大海。

帝王的每一次壮举都是一掷千金的豪赌，只不过人们通常只关注他气宇轩昂的表情，而遗忘他手中的赌注。为数不多的史料使我们有可能计算郑和远航的成本。据明人王士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①据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郑和之行，净亏损白银六百万两。

实际上，朱棣时代，大明王朝每年的支出，常常是实际岁入的两至三倍。所以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才有了“永乐初年之通货膨胀，仍变本加厉”②之说。无奈之中，政府只能通过增加徭役，来有限度地缓解国库的压力。在郑和出发的第二年，即公元1406年，朱棣便修改了由他父亲朱元璋制定的规则，将农民在农闲季节服三十天徭役，工匠服三个月徭役的指标一律延长至六个月，而1410年的政府报告则显示，这批服役者在一年之后，仍未归来。

部分大臣的要求应当说是正当的，他们希望以内河漕运取代海运，通过刚刚得到疏浚的大运河，刺激国内贸易的发展，使这个屡经战乱的国度得以生息。实际上，在永乐初年，大运河上已经出现“走私”行为，由于大运河未被限定在官用交通之内，大运河很快成为南北贸易的媒介，使得朱元璋时代死气沉沉的国内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在大臣们眼里，漕运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远胜于将大把来之不易的白银无谓地抛向大海。

但是朱棣仍然执迷不悟，就在接到上书的这年冬天，他又命令郑和进行了第六次大规模远航。这次也是这位充满野心的帝王生前见证的最后一次远航。

现在，让我们暂停上面的叙述，拿出片刻时间进行思考，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他至死不渝地把目光投向大海？那深不可测的海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魔力？朱棣显然是一个精明的皇帝，那么在他高昂的投资背后，他期待着什么样的回报？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的船队，究竟会给他带回怎样的消息？

第一章 地图（三）

有人把目光集中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消失上，而这支庞大的船队，就是为了寻找到这个人。这个价值超过一支远洋船队的重要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朱棣通过四年战争推翻的那个皇帝——建文帝朱允。据《明史·恭闵帝本纪》记载，朱棣在攻入南京金川门的当天，“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遮蔽了建文帝的去路——他是蹈火自焚，还是趁乱远逃？这个疑问一直令朱棣如坐针毡。《明实录》披露了一条为历代学者所忽略，却至关重要的细节，朱棣在“六月夺嫡”，攻入南京紫禁城后，始终没有找到王朝的玉玺。那块“受命于天”的玉玺使朱棣陷入尴尬——它标明了朱允作为朱元璋亲自指定的政权接班人的合法性，只要朱允愿意，他随时可以以那方玉玺号令天下。可以说，那方玉玺本身就是政权。它控制着千万颗人头的命运，因而，它比任何金钱都重要得多。

当我试图在史料中寻找线索，又一张地图引起我的注意。朱棣率领大军杀入都城南京这一天，走投无路的建文帝朱允下令烧毁宫殿，同时慌忙找来老皇帝朱元璋生前留给他的一只铁箱，打开箱盖，发现最上面是一张羊皮，羊皮中裹着一幅墨笔绘制的地图。图中标明乾宫旁边古井中，有一地下通道，通往长江附近的孔庙，而另外一张地图，则绘出以孔庙为起点，前往武昌的道路。显然，这是朱元璋担心孙子无力应对叔父们的挑战，而精心为他准备的逃亡之路。这并不是实测地图，而仅仅是一幅示意图。作为千军万马的统帅，朱元璋可以算得上半个地理学家，对江南地形的了如指掌，使他为他的孙子设计了一条最便捷的逃亡之路。据说，朱允在读过这张地图后，便毫不犹豫地取出铁箱里事先备好的袈裟、草鞋、僧帽、度牒、剃刀、银钱等物，削发扮作僧人，经由孔庙，逃出京城。

这幅地图仅存于一些历史秘录中，除了朱允本人，几乎没有人见到过它的真实面目。那么，它是否存在？这幅简单的示意图，是否能够挽救这位逊位皇帝的生命？

在郑和家乡的一块碑记上，我读到如下文字：

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冢坟茔祭扫追荐至闰十二月吉日乃还记耳

我注视着《郑和还乡扫墓记》，既然是“奉命还乡”，那么，扫墓可能就只是一个借口。或许，郑和此次返乡，与他率船队下西洋一样，担负着秘而不宣的使命？因一个皇帝的逃亡而将自己的大部分生命托付给道路和地图的人，究竟还有多少？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正月底，郑和的朋友、太监李挺，受朱棣之命，开始侦查朱允的踪迹。他率先从武昌罗汉寺得到有关两位神秘僧人的线索，继而从浔阳得到他们曾搭船由鄱阳湖南下的消息，又从信江得知，曾有一位卖盐商人陪伴二人，由鹰潭向南出发，有可能向福建方向行进。

李挺很快追踪到福建泉州。至少在公元8世纪以前，泉州就已是东西方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是中国向南亚、西亚、东非地区航行的起点，在这里，能够见到各种肤色的商人，以各自不同的语言，讲述着他们的海上经历。泉州开元寺住持念海和尚告诉李挺，去年底，有两位从内地来的僧人，踏上一艘阿拉伯航线的商船出海。李挺相信，建文帝迫于在国内无处落脚，已经逃往海外浮生。海天茫茫，他到底要去往哪里？

第一章 地图（四）

苍茫的大海使追踪者黯然止步。翻卷的白浪湮没了逃亡者的足迹。当搜捕行动在国内几乎穷尽了所有的道路以后，这个湿热的南方港口，使得那位旧日帝王的踪迹显得更加飘忽不定。那条阿拉伯商船将通往哪座城市，那位神秘的漂泊者，最终将在哪里悄然登岸？

郑和、李挺，甚至朱棣本人，或许都曾面对当时那幅著名的世界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陷入沉思，搜寻着埋藏在地图里的线索。

至少从蒙元时代起，全球化的进程就已经开始。随着欧亚大陆上一个庞大帝国的建立，旅行家、传教士、商旅、航海家开始在欧亚之间的陆地和海域畅通无阻。中国人眼中的“天下”，突然间变得无限扩大，并且随着探险者的不断挺进而呈几何级数增长。朱棣曾经在与郑和的谈话中，对他父亲的闭关锁国政策深表不满。①在西方人想象和寻找东方航线的时候，东方人同时也在寻找着真正通向“西天”的海上通道。中国与西方这两大文明系统在中世纪几乎同时相向而行，互为目的地，这种历史现象，绝不能以巧合来形容。在内陆被穷尽的道路，在海上获得了延长线。令中国的航行者困惑的只是，这条延长线，是迟早有一个终点，还是永无止境？

远方的轮廓在中国的古地图上日益清晰起来。这幅令后来的地理学家叹为观止的《混一疆理图》，与那位远遁的皇帝还有着微妙的联系。朱允登基的时候，朝鲜李朝使节金士衡、李茂一前来祝贺，据分析，他们可能在南京文渊阁见到了那幅绘于元代、后来失传的世界地图《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人清的《混一疆理图》，并将复本携回本国。李朝太宗二年（公元1402年），经金士衡和李茂初步考订，李荟详细校对，由权近补充朝鲜和日本部分，最后合成一幅新地图，在绢上，绘制成宽四尺（1.30公尺），长五尺（1.6公尺）的新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原图在绘成之后，同样神秘地消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5世纪末的摹绘本。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我见到龙谷大学藏1500年摹本的摄影本。建文帝是否阅读过这幅地图，踌躇满志的他，是否能够预想到这幅地图日后将成为他海上沉浮的向导？

逃亡的朱允，以及那艘可能存在的阿位伯商船，将朱棣的目光牵向远方。这幅精致的地图所描绘的世界尽头，是南非的好望角。在《毛罗世界地图》描绘东方海岸线之前将近一个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对非洲地理有着明确的认识。英国史学家、皇家海军退役军官门西斯（Gavin Meizies）在他引起巨大争议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称，《混一疆理图》是当时最先进的世界地图，其亚洲与非洲细部中，好望角被勾勒得极为精确。他坚信郑和船队曾经绕过好望角，而一位曾经与中国船队在古里相遇的威尼斯商人孔蒂①带回西方的、由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则令他的威尼斯同乡毛罗大开眼界。②这等于暗示我们，在《混一疆理图》和《毛罗世界地图》之间，孔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人。

第一章 地图（五）

我看到了这些地图之间的隐秘联系，那些散落在不同的博物馆里，彼此孤立的地图，在我的头脑里已被叠放在一起。它们之间漫长的时间间隔消失了，我仿佛看到一个连续的动画过程，那一张张接替出现的地图，使得大陆与海洋的轮廓不断飘动，如同一幅正在成形的写生图画，逐渐变得清晰和准确。

我似乎看到地图大面积的深蓝暗示的凶险，看到在无数圆点表示的岛屿与港口间游动的古船。在络绎不绝的航行者中，一个流亡者的背影显得微不足道。

明永乐三年六月己卯，公元1405年7月11日，郑和船队正式从江苏刘家港出航，至福建长乐集结并等待季风，开始了他第一次下西洋的旅程。刘家港原本只是一个贫穷的产稻村落，此时已成为一个“高樯大桅，集如林木”的港口。郑和在这里登上他的宝船，并对船只进行编队，开始了他不可思议的旅程。此后，又于公元1408、1412、1416、1421、1424和1430年先后出洋。

上升的船帆像树干上迅速生长的肥硕的树冠，在强劲的风中呈现出饱满的弧度。62艘巨船同时启动，仿佛一座漂移的城市。每只船都是一台巨大而复杂的机器，把每个人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但仍有一些水手聚集在甲板上，手里攥着情人的信物，抻长脖子，依依不舍地向故乡作最后的瞭望。船队在全速前进，水鸟漫天飞舞——它们或许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测速员在船头的甲板上将一支木片抛到海面上，然后以同样的速度向船尾行走，计算所需时间，被船的长度相除，就得出目前的船速。报告船速的声音在海涛声中若隐若现。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直到今天，学者们仍在争论不休。这支耗资巨大的船队，难道真的只是一支豪华的侦缉队吗？一个已不在位的皇帝，真的能够对世界历史施加如此之大的影响吗？倘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又是什么力量能够撬动一支如此庞大的船队；是什么原因，使这支船队获得了原始的推动力，并且一直航行到遥远的非洲？顾起元在其1628年编纂的《客座赘语》中透露，在1465—1487年间，朝廷下令在国家档案馆中查找有关郑和出海的全部文献，并由兵部侍郎刘大夏负责将它们焚毁。从那时起，郑和就永远缄口不言了。

我在今天所能面对的，依旧是一幅地图，一幅由郑和本人亲手绘制的航海图。这幅地图，描述了船队自刘家港出发，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全过程。由于明代学者茅元仪将它辑录入《武备志》一书，它才躲过了被焚毁的命运流传至今。那么，这幅地图，是朱允手持的那幅逃亡地图在空间上的接续吗？长乐，是否可以被认为两条线路的衔接点？可以肯定的是，这幅地图，或者说，是这支空前绝后的庞大船队，无论主观上的动机如何，客观上对当时的东西方地图进行了一次难得的实地检测和修正，它将东方人和西方人对于海洋的所有认识联系在一起。尽管对它的解读同样需要胆识和智慧，但是显然，这幅地图将是我们进入15世纪的导游，有关历史的所有答案，都须从这幅地图中寻找。

第一章 地图（六）

由于兵部侍郎刘大夏几乎销毁了有关郑和的所有档案资料，遗存的《郑和航海图》几乎成为我观察这支神秘船队的唯一渠道。但是我今天所能看到的《郑和航海图》，也只是六公尺长的长条，没有人知道它原来有多大，在流传过程中，丧失了哪些信息——或许，每一个流失的信息都至关重要。遗存的古图，每一寸都弥足珍贵。

航海图的全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我可以在上面轻易地发现航行的起点——南京城东南角的宝船厂，而地图的末端，则是一座名为“忽鲁谟斯”的岛屿。门西斯说：“有经验的领航员拿到同一张图，能推理出来的就多了：最初制图者航行到什么地方、航向如何、速度是快是慢、跟陆地的距离是近还是远、他的经纬度计算能力怎样，甚至连日夜测绘的差别都可能看得出来。”①而我要的显然更多，我要寻求关于这支庞大船队的所有资料，包括那些业已消失的巨船的所有细节。

但是航海图始终如一地严守着它的秘密。那么，如何才能破译它暗藏的密码，如何确定船的大小与航行的位置，如何将这幅古地图与现代地图对应起来呢？

我在南京寻找到一位专门从事航海图研究的专家，这位名叫朱鉴秋的老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面对古老的航海图。他的解释令我豁然开朗，那支船队所经历的一切，瞬间在我眼前清晰起来。

原来，这幅航海图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方位，并不是像中国传统地图那样采取上北下南的固定模式，这幅地图采取的是一字展开的手卷式，它所标示的从南京到忽鲁谟斯的整个航线是从右至左连贯的，与这些航线原来的实际方向并不相同。航海图是以船头的方向为前方而随机绘制的，可以把这幅地图理解为领航员所看到的主观镜头，他的目光永远是一条直线，这幅地图，便几乎将曲线拉直，无论船头朝向哪个方向，航海图径自一路向前延伸。

认识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进入郑和的航线了。关于郑和航行所经航线、地点与里程，因为资料不足，一直为各方争执不下。但正是这些未知部分，能够唤起我们对历史的极大热情。我将航海图与现在的世界地图反复对照，便能够发现它的描述与亚洲海岸线的吻合之处，结合船队中的锦衣卫指挥佥事费信后来写成的《星槎胜览》，和通译马欢所写的《瀛涯胜览》等史料，以及中国与西方大量的地理学、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著作，大体对船队的航线作如下推理：他们从刘家港入海后，沿东海海岸南行，经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绕过中南半岛，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而加里曼丹岛正北方的这座名为亚齐的小岛，正是西洋与南洋的分界点。清人罗懋登在他的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中，描述南洋为硬水，舟船可行，而西洋为软水，连一片羽毛都浮不起来，显然是出于小说家的渲染，而不符合当时中国人的地理知识。进入西洋水域以后，船队沿南亚次大陆南行，抵达斯里兰卡，并绕过印度半岛最南端，到达印度西海岸古里。古里是中国船队前两次航行的目的地，但在第三次，船队从古里继续前行，到达忽鲁谟斯——这个“忽鲁谟斯”，就是今天所译的“霍尔木兹”，又从忽鲁谟斯沿阿拉伯半岛南端航行，经祖法儿，至阿丹（亚丁），进入红海，最终抵达伊斯兰教圣地天方，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麦加。但夹杂在地图中，有两个不易察觉的地名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木骨都束国和麻林，可以确证，那里就是非洲的摩加迪沙。他们在第四次至第六次航行中，变得更加大胆和老练。

我从这幅古航海图中没有找到绿色群岛和暗海，那么，东西方两只船队在地图某一角落的会合是否真实？这幅地图，为什么没有与《毛罗世界地图》的有关注记相呼应？是毛罗的记录有误，还是郑和的分船队偶然闯入西方人的视野，而绘图者对此一无所知？

不论怎样，中国人毕竟跨越大洋，几乎到达了地图上标明的最远的地方。究竟拥有怎样神奇的诺亚方舟，使他们如此胸有成竹，在群岛错落、暗礁遍布的南中国海畅通无阻，并且顺利地完成了横渡印度洋的壮举，把郑和和他的水手们安然护送到遥远而陌生的海岸？

历史充满各种暗示，它令我们一知半解，却跃跃欲试。

第二章 宝船（一~三）

一

画舫在秦淮河里飘游，仿佛轻盈的水上花朵。对于南京上流社会的人们来说，彩船恰好与他们梦幻般的晕眩感相匹配，而两种流动的液体——美酒与河水，更令他们混淆了现实与梦境的区别。

秦淮河没有理会他们，而是按照自己的预定的目标投奔长江。我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专栏作家Louise Levathes（李露晔）的书中读到这样的描述：“一长串的驳船，在内陆的河港忙碌地来回穿梭，将木材及各式建材运到龙江船厂。人跟马将货物搬上泥泞的岸边，送进大型的货栈里。报时的更鼓声，提升了工头的焦虑，因为进度总是落后。船还没造好，朝廷又颁下一道新的命令，要求建造一批船只。”①

永乐元年五月，皇帝下令福建建造137艘远洋航行的帆船。三个月后，又命苏州与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诸省，建造另外两百艘船舶。同年十月，朝廷又下令沿海各省迅速将188艘平底运粮船进行改造。造船的狂潮，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一直持续到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从《明实录》上查到的数字证明，这几年中，全国共建造或修复了1681艘以上的船只。据门西斯测算，“每建造一艘大型船队中的宝船，就要消耗掉300英亩森林里的上等柚木。这种木材与建造紫禁城所用的又不一样。”①于是，寻找和砍伐上等木材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砍伐下的木材从长江和岷江上游顺流而下，漂至造船厂，大半个帝国都卷入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二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明代陈列室里，我见到一只长度为11.07公尺的铁力木舵杆。这只舵杆是1957年南京市文管会在宝船厂遗址发现的，几乎可以确定，它就是为郑和船队打造。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是我们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明代宝船的文物。一支举世无双的庞大船队居然如此彻底地消失了，除了一连串费解的谜，它不再留下任何东西。这间陈列室，也就成为我距离郑和船队最近的地方。

有学者根据古船的比例进行推算，拥有这只舵杆的船只长度达17至18丈，大约有55公尺。要知道，15世纪中叶，除中国外的世界第二海上势力威尼斯最大的帆船也只有50公尺长，而哥伦布1492年航向新大陆所用的旗舰“圣玛丽亚号”，只有区区35公尺。

那么，郑和的旗舰到底有多大？那些神秘莫测的航线，又要求着怎样的船形？

三

龙江是南京著名的木炭市场。明朝初年，像这样的专业化市场还有很多，比如洪武门的新桥市或北门桥市是蔬菜和鱼的市场，而西南郊的江东市，是粮食市场。每天在龙江进行交易的市民或许不会想到，一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船队，即将在他们身边出现。

宝船厂出现在《郑和航海图》的起点上。它是龙江船厂的前身，很多年后，随着大明帝国航海高潮的过去，大约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宝船厂缩小后改为龙江船厂。被更改的坊上匾额可以为这种变迁作证。

现在，我闯入的是永乐初年的宝船厂。如临大敌的哨兵，和数以万计的劳作者，如今已经化作荒野里的淤泥，只有遗留的三个巨大的作塘，向我提醒着它们辉煌的业绩。作为一家国营船厂，永乐年间，龙江船厂已经成为整个帝国造船业的中心。它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几倍，超过了离长江口距离更近的苏州船厂。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船厂。从《龙江船厂志》中得知，在朱元璋和朱棣在位的时候，政府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以及南直隶（今江苏省）滨江府县征调民工四百余户，到南京造船，归提举司统一管理。提举司根据工种，把他们编为四箱：分别为木作、铁作、作、篷作。各种分厂和车间分布在下保、中保和上保三个村落里。在这家国营企业中，已经使用了标准化生产和流水线作业。

龙江船厂共有七个作塘。在现存的遗址中，我见到了其中的三个，朝着出海口的方向，平行排列。七道闸门分别暂时隔断了它们与大海的联系，在干涸的作塘内，船身在脚手架上逐渐成形。完工后，工人们开闸引水，让木船漂浮起来，并驶出船厂。这是一种天衣无缝的方法，它为制造巨型船舶提供了可能。中国至少在公元10世纪就已经广泛使用干船坞造船，而欧洲直到15世纪末才想出这种方法，在英国的普茨茅斯港，首次使用干船坞。

工匠们按一定的间距造好隔水舱，20世纪末，中国观众从一部名为《泰坦尼克号》的好莱坞影片中目睹了它的隔水舱，而中国的隔水舱设计，同样比西方领先了五百年。李约瑟博士曾说：“在18世纪末叶的几十年中，在西方，构筑自由浸水式的水密隔舱壁尚属空想。”①那艘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豪华巨轮在它的处女航中不幸触到冰山，五个进水的隔水舱刚好达到它的设计极限，因而沉没于大西洋底。那么，中国的船坞，能够保证郑和的船队平安归来吗？

阿拉伯旅行家马斯欧·迪曾经说：“5世纪上半叶，在两河流域，从幼发拉底河向上游出发到古巴比伦西南的城市希拉，经常发现有中国的船只停泊在希拉城的房屋前面。”一千年的远航史足已使中华帝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上超级大国。在郑和出航之前，这个古老的帝国早已为他准备了精湛的造船和航行技术。只要具备足够的勇气，他几乎可以到达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想要到达的地方。

随着郑和事业的拓展，大规模的造船活动益发活跃，这迫使明政府在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成立了造船专门机构，它的总设计师名叫金碧峰。道士们被请来选择船舶下水的黄道吉日，船厂里设有管理木工、铁工等不同工种的机构。通过考核精选的工匠分别从建造宫殿和修缮寺庙等工作中抽调到船厂来。政府还向13个省份征收专门税。

我无法找到一幅描绘造船场面的古代绘画，甚至在有关文献中，也难以找到关于船型的确切记录。因而，对于那些横空出世的巨轮，我只能凭借想象去接近它们。中国古代传统船舶大致形成沙船、福船、广船和鸟船四种基本船型。鸟船是福船的派生船型，广船则上宽下窄，状如两翼，平衡性弱，无法应付外海的惊涛骇浪。那么，最后的可能性，就只能在沙船和福船中寻找了。

加拿大的明史专家卜正民说：“明代中国是个舟多于车的国度，各种各样的舟船让人眼花缭乱，每种都是精心设计而成，以随时适应不同的水文环境。”①沙船是中国最古老的母型船种，从上海市的市徽中，可以看到沙船的造型。受航线影响，长江出海口的船厂历来是沙船的生产基地，既然《郑和航海图》标明的航行起始点是宝船厂，那么，郑和的旗舰（即“一号宝船”）不可能不在其中，由此，我可以作出宝船是采用沙船型制的推理。沙船底部平坦，船头小而方，船尾很高，吃水不深，适于在浅海或者多暗礁的海域出没，但是，它很难承受印度洋风浪的颠簸。福船船底呈尖形，龙骨安在V字形船身的底部，船头与船尾高高扬起，有着超常的稳定性，但它又如何能通过南中国海凶险四伏的乱礁地带？如果郑和的一号宝船不是在南京的宝船厂，而是在福建制造并且下水，那么，在《郑和航海图》中，为什么看不到丝毫痕迹？

第二章 宝船（四~五）

我从雍正年间的《崇明县志》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条线索：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郑和远航归来，因船体过于庞大，无法驶进浏河，而被迫在崇明泊岸。这条线索使我兴奋不已，我乘兴搜寻了那一时期的气象记录，结果发现当时并无旱灾，不会出现长江水位下降的情况。郑和宝船无法进入水位正常的长江，这等于告诉我宝船吃水很深，而吃水浅的平底沙船，当时正在江中畅行无阻。看来，一号宝船应该被认定是吃水深的尖底龙骨船了。

很多学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反驳的最好证据是一号宝船的尺度。《明史》中有对这一数据的记录，即：“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①，到哪里才能为如此巨大的宝船找到一根作龙骨的大树？

问题不断涌现，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不知道的也就越多。所向披靡的大明皇帝恐怕不会想到，他的宏图伟业给后来的研究者制造了多少麻烦。

同样的问题是：史书中的数字是否可靠？如果以公尺换算，那么一号宝船的长宽分别达到了140.7公尺和57公尺，比一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还要大上三分之一，长度已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最新式的现代级导弹驱逐舰“杭州号”与“福州号”的长度156公尺接近。西方直到18世纪，才有能力制造如此规模的木帆船。英国当时最著名的战舰“维多利亚号”，是现存最大的木帆船，它的长度仅为98.4公尺。1759年安置龙骨，1765年下水。以大英帝国当时的能力，尚需倾全国之力，花六年的财政预算才能建造出来，而15世纪初的明朝，能够在七八个月内制造近60艘比“维多利亚号”大四五倍的超级帆船吗？尤其在尚无镙焊工艺的当时，如此巨大的帆船能够在海洋上保全自己，而不致粉身碎骨吗？

空旷的大海从不设防，也无法阻挡风暴的突然袭击。大风吹得帆篷噼啪作响，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很像一个人受到突然惊吓时的尖叫。

风暴对宝船充满敌意，企图把帆船举向空中，再抛向深渊。但巨大而宽阔的宝船仿佛一座巨大的建筑，对强风的暴虐无动于衷。宝船有着一流的平衡系统。船首两侧有沟槽通向里面的隔舱。当方形的船头斜插进大浪时，海水呼啸而入；当船首露出水面，海水又流出来。随着海面上竖起两道冲天的水柱，宝船两侧的浮锚被抛进大海，左右摇摆的船身变得更加稳固。此时，如有一只海鹰从天空掠过，它一定会把巨大的宝船误认为一片人头攒动的陆地。

如果我们选择一块巨大的空地，按照实际尺寸画上一号宝船的轮廓，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六百年前制造这样的宝船，历史的书写者是否包含着某种夸耀的成分？

五

现在不妨对一号宝船尺度记载的历史进行一番回顾，来查找错误可能出现在哪里。记录郑和一号宝船尺度的著作中，最著名的首推《明史》。然而《明史》为清朝学者张廷玉定稿，显然，相隔一个朝代，他使用的并非第一手材料。第一手的记录者应该就在郑和的船上，这个人叫马欢，是郑和船队里的翻译官，曾经三次乘坐一号宝船，完成了游记《瀛涯胜览》初稿。许多学者认为，《明史》相关章节是以这部书稿作为依据。作为三次出洋的亲历者，他的记录应当是准确的。但是，在翻阅了该书的十几种刻本后，我并未找到有关宝船尺寸的记录。那么，张廷玉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呢？

线索即将中断，这时候，一个人物进入我的视线，这个人就是正德年间的礼部尚书张升。这个人具有文字洁癖，他读书时，常把他认为冗长无味的文字统统删去，有的段落甚至所剩无几。《瀛涯胜览》的忽鲁谟斯条原文共有1355字，经张升的删节，只剩下七十余字。那么，在张升身后延续下来的钞本或者刻本，很有可能将有关宝船的数字，统统删去了。

在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范氏家族的书目中，我终于发现了《瀛涯胜览》的明代钞本。其中对郑和船队一号宝船的长度的记录精确到小数点以后，即“宝舡六十二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瀛涯胜览》初稿完成于永乐十四年，并最终在宣德八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定稿，那个时候，航海的大多数参与者均健在，而随船出海的锦衣卫指挥佥事费信和巩珍在稍后也分别撰写了《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如果马欢的数字虚假，他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著作中反驳，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进一步证实了马欢的记录。《瀛涯胜览》在今天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它已成为孤证，而在明代，关于宝船数字的来源比比皆是，并非只有《瀛涯胜览》一种，比如现已消失的《位编》，以及《郑和航海图》底本。此后几乎所有关于一号宝船尺寸的著作，比如顾起元写于万历年间的《客座赘语》，均作“四十四丈四尺”，而从未出现过第二个数字，这说明这一数字在当时的学者中，已成共识。实际上，有确凿的史料表明，宋代的船舶，船身就已经?到三十余丈①，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就有宋军战船“最长者三十六丈”的记载；在明代，四十四丈这个尺度，完全无须少见多怪。

第二章 宝船（六）

一号宝船仿佛一只有表情的海兽，专注地向彼岸泅渡。船首装饰的兽头雕像在阳光下熠熠发光，龙睛对神秘莫测的海面充满警惕。它的身体上布满神秘的花纹，如同任何一只海兽，它的腹部是白色的，只是在接近红色水线的地方，绘着太极图案。

船舱底层装满货箱与压舱石、第二层有宽敞的露台与精致的栏杆客舱；第三层是生活设施，站在宽阔指挥台上，指挥者的视线刚好可以从巨帆的下沿穿过，看到远方的前哨船队。

大大小小的船只组合成一幅无边的图案，只有站在足够的高度上，才能读懂图案的意义，而那些与船队交错而过的渔人，只能流露出惊愕与费解的表情。无论遭遇什么样的风浪，图案从未改变，仿佛铭刻在岩石上的符号，仿佛它们依靠的不是变幻无形的水，而是坚实的大地。一切都缘于郑和最初的设计——船队出发的时候，他就用铁的纪律把这一图形牢牢地固定在海上。只有从罗懋登的小说里，可以看到对郑和船队的阵型的记载：

每日行船，以四艘帅字号船为中军帐，以宝船三十二只为中军营，环绕帐外；以坐船三百号，分前后左右四营环绕中军营外。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前哨，出前营之前，以马船一百号实为其后，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左哨，列于左，人字一撇撇开去，如鸟舒左翼；以粮船六十号，从前哨尾起，斜曳开列到左哨头止；又以马船一百号副于中；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右哨，列于右，人字一捺捺开去，如鸟舒右翼。以粮船六十号从前哨尾起，斜曳开列到右哨头止；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后哨，留后分二队，如燕尾形；以粮船六十号从左哨头起，斜曳收到后哨头止，如人的左肋；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以粮船六十号从右哨头起，斜曳收到后哨头止，如人的右肋；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违令者斩，不得有误！

阵图的秘密已经分布于每一名船长的脸上。他们每时每刻都要牢记自己在整个阵图中的位置，丝毫的偏移都可能使整个船队陷于混乱与无序。确切地说，他们将62只宝船联结成一具完整的躯体，而自己则是躯体上一个具体的器官，必须坚守自己的位置，并且执行器官的功能。这个队型像人一样拥有心脏、头部、躯干和四肢，使得自身无论面对怎样的突发情况都能彼此保护并敏捷地应对，而相互间的旗语与灯语，则是保证信息快速传递的神经系统；但它在直觉上更像一只巨大的鲲鹏，水击三千里，任何风暴，在它巨大的翼翅下都显得微不足道。

有学者猜测，明朝造船者将沙船与福船结合为一种新型船体，以适应在不同海域航行的需要。①遗憾的是，今人并没有在海底发现这类的沉船，以提供证明。郑和船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航行的空间区域上，都堪称世界之最。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航行，没有折损，是不可思议的，在海底考古已经有众多发现的今天，为什么没有发现郑和船队的沉船？他们到底远行到了哪里，难道连残骸都要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吗？

1968年9月，动物学家兼水下考古专家巴兰蒂尼博士（Dr.Mason Balanthne）在北比麦尼岛外海游泳，在离岸大约1公里、水深大约3公尺的地方，发现了几百块平整的石块，每块大约是两、三公尺见方，整齐排列。这条“比麦尼路”由两条平行的石头路组成，位于比麦尼湾（Bimini Bay）的沙丘上。沿着西南方向进入深海。西侧段最前面刚开始时，相对海岸160度，然后转个弯，直接上岸。弯曲的部分有一百多公尺长；往岸边的笔直段约有360公尺长，60公尺宽，中间有个没有石头的壕沟。

1974年，有个被称为辛克博士（Dr.David Zink）的美国科学家率领一支探险队考察了这个神秘的石阵。之后，他又来了八次。他举出惊人的证据证明，这条路是人造的。他得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他认为比麦尼的石头路是大约公元前28000年，一个消失许久的文明所建立的神庙倾倒的柱子。这些亚特兰提斯人（Atlanteans）得到昴宿星团(Pleiades)外星人的帮助，建造出类似于英国巨石阵（Stonehenge）的巨石寺庙群。

门西斯赞赏辛克博士在测绘上花的工夫，但他却认为它们是航海者为修船而建。而这些航海者不是别人，正是郑和船队中，由周闻率领的一支分队。由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海平面比现在大约低1.8公尺，而帆船的平均吃水线为三公尺半，因此估算出中国帆船在今天水深五公尺半左右的地方搁浅。那恰好是比麦尼路朝大海方向的终点。

他怀疑那条路是以光滑的石块铺设的滑道，用以拖船上岸，防止帆船的龙骨受到更大的损伤，而弯曲的段落则是用来让船转向的。他测算了石路的长度，那条大路刚好适合一只宝船，而旁边的小路则适合一支粮船。那些石头并不是岛上特有的，这种砂岩与石灰岩的混合物在长江流域很容易取得。石路如果是当地人所建，他们有什么必要不就地取材，而从遥远的地方运来这些巨石？有理由推测，它们是中国巨船上的压舱石，周闻的船上备有火药，可以炸开岩石，帆船上又搭乘有一定数量的石匠，可以切割和搬运巨石，营造滑道。

依照门西斯的逻辑，中国人是在遥远的美洲海岸就地建造了一座修船厂。“中国工程师发明各式各样的绞盘，用缆索或麻绳把船拉上岸。绞盘由带齿的棘轮组成，还有不同的变速档，可以用人或是马拉动。中国人一定预料过总有一天得把这些吃水浅的平底四角帆船拖到海岸上，很可能船员的训练就包括了把进水的船拖上岸边修理。假设船上原来就准备有拖船的工具，一点也不意外。”①

对于这条石路，现在得出结论或许为时尚早。如果门西斯的推断正确，那么，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从360公尺的笔直石路可以推测宝船的大致尺度（尽管并非一号宝船）——如果宝船太小，显然与滑道不成比例；二是海外修船厂的存在——至少在印度西海岸的古里等地，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明朝修船厂的遗址。龙江船厂的船工们，有些随船队出航，出现在航线的各个停泊点上。船厂的车间随着航线而延续，我似乎看到一座流动的龙江船厂，在四处蔓延和生长，中国的工具——铁锤、凿子、钻头和锯——带着它们家乡的口音，出现在漫长的海岸线上。

“那些彻底损坏的船会被拆掉，当成其他船只的替换零件，或者是当成柴火。”①这一点或许叫他言中了。丧失了维持价值的帆船被分解，船板从一只船漂移到另一只船上。船工们通过隼卯反向咬合并辅以胶粘，又用铁筋束紧，将短木连接成长木，并制造超长的龙骨。船队在不断缩编，但永远崭新如初，无论多么遥远的航线都不可能使中国船队半途而废。不沉之舟将使沉船的捕捞者费尽心机却徒劳无功。

那么，我们的思路是否可以再大胆一点？既然郑和船队拥有众多的海外基地和维修厂，中国的能工巧匠是否可以赋予宝船以百变之身，使它们在通过暗礁遍布的南中国海时使用平底的沙船船型，而在惊涛骇浪的印度洋又摇身一变成为尖底的福船？历史是问题的仓库，面对它们，每个人都会提交自己的答案。无穷无尽的问题，使执著的历史学家们皓首穷经、疲于奔命，但任何一份答卷又很难成为定本。历史在不断考验当代人的勇气和想象力。除了历史的当事人，没有人能够为我们的答卷打分，遗憾的是，那权威的评断者，早已死去。

第三章 青花（一~三）

一

瓷坯在旋转。与丰腴的瓷坯相对照，一双苍老的手把它放入匣钵里，然后再把它放入窑室，一个一个地码成一根一根的窑柱。烧窑工关闭窑门，点燃松火，火焰腾空而起，不安分地蹿出烟囱好几米。无数缕轻烟在景德镇上空升腾，使这座古镇显得轻盈和神秘。

15世纪的中国青花，大量出现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中。瓷器上繁复细致的图案，不动声色地拼贴出中华帝国中世纪的华贵与优雅。除了梅兰竹菊、耕读渔樵这些具有鲜明的中国情致的图案之外，我还发现了那迷宫一般卷曲的叶蔓中所表达的阿拉伯文化符号。显然，瓷器的制造者对其阿拉伯消费者的审美趣味有着精准的把握。我仿佛见证了制造者与收藏者的高度默契。它几乎令我忽略了两者之间巨大的空间障碍，以及这些金贵的瓷器，在颠簸的海上所要经历的坎坷。

二

公元前15世纪，埃及女王哈特谢普林特，为了黄金和香料，组建舰队远航班图岛；与这一事件在时间上形成对称，公元15世纪，哥伦布出于同样的原因，寻找新航线。那么，是什么迫使这位刚刚坐上龙椅的中国皇帝迫不及待地派船出海，他打算用满船的珍宝，换取什么呢？

青花的旅行是从昌江边上一个古镇开始的。这个以宋真宗“景德”年号命名的古镇，是青花瓷的出生之地。青花命中注定要在漂泊中度过一生。景德镇距海岸线只有302公里，出窑的上等青花将顺江而下，进入鄱阳湖，由九江进入长江，在长江口登上郑和的帆船。

脆弱的瓷器如何抗拒海上的风暴？我们无须为古人的智力担忧。茶叶不仅是船上的重要货物，而且也是不可或缺的减震工具，只要将瓷器置于装满茶叶的箱内，用厚而柔软的茶叶将青花覆盖，它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绵软的茶叶是它们舒适的客舱，在这里，它们将对所有的风险浑然不觉。

旅行的第一站是占城国的新洲港，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归仁港。从《郑和航海图》上，我找到了随队翻译马欢所描述的那个被当作地标的石塔。塔的下面，很快成为中国瓷器的聚集之地。青花出现在南海的天空下，精美绝伦的图案在透明的阳光中更加令人恍惚。在占城人惊愕的目光中，它们被一双双陌生的手抚摸和传递。他们收下了青花，献出了最宝贵的礼物——犀牛角、象牙、伽蓝香……

越南中部会安省占城岛附近，以及越南南部富国岛海域发现的明代沉船，证实了上述事实的存在。船过爪哇、苏门答腊，船上的瓷器日益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香料，诸如柏香、檀香、罗斛香，乃至价值连城的龙涎香——这种从雄性抹香鲸病胃中分泌出的蜡状物质，在香水工业发达的今天更是身价倍增，每千克上等龙涎香的价值为1至4.5万法朗，转手出售给化妆品制造商，则可获利6至10万法朗。这是一千克黄金的价格。

芳香的气息笼罩着船队，使它们的旅行沉浸在嗅觉的快感中。那么，朱棣的快感，是缘于这些由远航者带回的奢侈品，还是向诸国赐赠物品并接受朝贡带来的心理满足？

三

驶过苏门答腊岛西北的亚齐，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西洋①。在前三次航行中，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是船队的终点。青花瓷将在这里离开郑和的船队，部分瓷器在这里被商人转运，踏上前往地中海的路途。古里不仅是西方人向往的胡椒的产地，而且是一座自由港，国王宣布任何国家的船舶都可以在此停泊。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船队，这里几乎都是它们旅行的极限，很多年中，这里都是东方与西方的接榫之处。当船队开始返航的时候，各自船上的货物，都将在对方的船上继续它们的旅行。

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十二月起，至翌年四月止，郑和船队可能一直停留在古里，一边进行贸易，一边等待季风。我从《明会典》中查到了当时青花瓷器的交易价格：（青花白瓷）盘：每只五百贯；碗：每只三百贯；瓶：每只五百贯；酒海：每只一千五百贯。根据当时国内消费水准进行折算，这样的价格已属昂贵。按照当地的风俗，他们的交易必须遵循某种惯例。交易之前，由一名宦官与对方的牙人（经纪人）约定交易日期，届时，他们将在约定的地点出现，他们的身边，是各自的宝物。

交易市场上人头攒动。宦官与古里国的牙人用手指着各自的商品大声叫嚷，成箱的瓷器吸引了许多旁观者的好奇，他们抚摸着光滑的釉面，争论着上面的图案。青花被一件一件地搬到古里商人的马车上。临别时，双方击掌庆祝交易的成功。

一切仿佛都已烟消云散，我在古里没有找到古代市场的遗址。我几乎追寻着郑和的航线穿越了整个阿拉伯海，终于在与古里遥遥相望的阿曼有所收获。

我在佐法尔找到了那个古港口，看上去像是一座由石头修筑的古城堡废墟。在城墙内，有码头、仓库、岗楼、街道、水井、清真寺和国王行宫。港口四周，有许多凸起的沙丘，那是古代的居民区，尚未发掘。港口西面是茫茫大沙漠，东面紧挨着一片沼泽地。从轮廓上不难看出当年作为一个天然良港的雄姿。

佐法尔曾经是霍尔木兹的属国，考古学家近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多次重建的清真寺、军事戍堡等建筑遗迹，毁于1503年左右。法国考古队从中发掘出1280片远东陶瓷，时代约在14－16世纪。从时间看，其中包括郑和舰队运往波斯的中国瓷器。

这些瓷器的遗骸也许并不足以充当证据，我必须见到文字记载。或许瓷器可以战胜空间而最终不可能战胜时间，它们可能在空间的旅行中完好无损，却在时间中化为碎片，但我仍不相信它们会在时间深处销声匿迹。在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的东方写本部，我终于从装订成册的阿拉伯伊斯兰史料抄本中，找出也门拉士鲁王朝（1229－1454）苏丹马立克·扎希尔时代的阿拉伯文档案，发现了中国瓷器的行踪。那是一份关于郑和舰队三次造访拉士鲁王朝阿丹港的重要史料，写本编号为巴黎阿拉伯语手稿第4609号（MSParis No.Arabe4609，ff.8b-74b）。

写本年代分别为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12月30日）、永乐二十年（1423年1月31日）以及明宣宗宣德七年（1482年2月28日）。在回历826年（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2月18日的中国使者到塔伊茨会见拉士鲁克国王的档案中有如下记载：“我君主马立克纳绥尔接到中国国王的使者乘坐的帆船到来的报告。使者带来了国王可汗送给我君主马立克·纳绥尔的上好礼物。我君主敕令格底吉麦鲁丁·本·伊斯哈格和中国国王的使者——宦官一道从阿丹港来（塔伊茨）苏丹这里。他们带了以下这些礼物：奢侈品、麝香鹿、麝香（猫）制品、彩色珍珠、中国产的香水、高级中国陶瓷、衣服、坐垫、新奇的蚊帐、高级香木以及陶器等。苏丹敕令军队迎接使者和埃米尔。时唯回历826年2月18日，星期日的事情……”

马欢在《瀛涯胜览》阿丹条提到永乐十九年出访阿丹是“正使太监李”和“分内官周”。据考证，这两个人就是长乐南山寺所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提到的“李兴”和“周满”。

大明船队在阿位伯各国受到热情的款待。阿丹国王甚至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只有拥有珍宝的人，才有资格与大明帝国的使臣进行贸易。于是，郑和船队用他们携带的青花瓷器、檀香木、胡椒，交换阿丹国的猫眼石、红宝石、大型珍珠、珊瑚、琥珀等珠宝以及一些珍禽异兽。此外，苏丹还敬献了一些特殊的礼品：两条珠宝镶嵌的金带、一顶镶有珍珠和宝石的金帽、两支号角，以及嵌刻在金叶上献给大明皇帝的一封特殊的表文。

郑和的航行在也门的阿丹（今亚丁）并未终止。1417年，明宣宗命郑和第五次出航（1417－1419），目的是送东非麻林迪（Malindi）使节归国，同时还派分遣队北上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和天方（今麦加）。郑和最后一次航海抵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港，而分遣舰队则重返阿丹和天方。

当我们认为红海是郑和船队到达的最远端的时候，散碎的青花又在更远的地方现身，如同只言片语，透露了关于六百年前那只船队的若干消息。除了阿曼的苏哈尔城堡、也门的亚丁、巴林的卡拉托林清真寺遗址等处以外，非洲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甚至南非的宫殿和古墓遗址中，都有大量明朝永乐年间的青花出土。我在《郑和航海图》中寻找青花的踪迹，但是青花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郑和航海图》的描述。任何历史记录都具有有限性。这使得关于那只船队的传说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青花并没有因为郑和的离去而驻足不前。16世纪，奥斯曼帝国大举入侵埃及，结束了麦木鲁克王朝对中东地区将近300年的统治。那些来自中国的瓷器，身份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时它们已不是商品，而是作为战利品，随同麦木鲁克王宫内积累了数百年的国宝一道，被奥斯曼军队洗劫一空，运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

第三章 青花（四~五）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的船队的航向？他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决定向西，向日落的方向行进，而不是循着日出的方向，驶向茫漠的太平洋深处？显然，这并非郑和个人的决定，甚至并非朱棣的决定，他们的先人早已为他们选择好的路线。从公元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中国人就开始寻找向西的路径，而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之前，至少已经存在了一千年。阿拉伯旅行家马斯欧·迪曾说：“5世纪上半叶，在两河流域，从幼发拉底河向上游出发到古巴比伦西南的城市希拉，经常会发现有中国的船只停泊在希拉城的房屋前面。”对于中国人来说，东方是大地的尽头，而西方却深不可测。战争与商业，不仅使欧亚大陆上的居民们彼此相识，而且培养了他们的空间感，使他们混沌的地理意识变得日益清晰和准确。他们在各自的地图上标出了对方的位置，并且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彼此间的连线。

大海不仅暗藏杀机，而且抹杀了人们的方向感。但在海上通过的旅人却络绎不绝。著名的辛巴达，就是乘坐缝合木船，通过这条起伏不定的道路，在广州登上中国的海岸。如果被朱棣推翻的皇帝朱允真的选择流亡海外，他的身影也将隐匿于众多西去的帆影中。

“海路运输意味着自由贸易的开始，意味着生活猛然变得好过。它对海洋国家的经济是个促进。早在13世纪，英国粮食陆路运输每经80公里，价格就提高15%，而从波尔多运往哈尔或爱尔兰的加斯科尼葡萄酒，虽然远涉重洋，价格不过增加10%。”①让-巴蒂斯特·萨伊于1828年在工艺博物馆讲课时说，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的居民“宁肯用从千里之外运来的英国煤取暖，而不用近在十里之内生产的木炭。陆上走十里的运费比海上行千里还贵。”①

明成祖选择郑和出任船队的统帅，与他的血统有着极大的关系。穆斯林一向重视商业，具有从商和航海双重传统。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出身于经商世家。许多穆斯林人兼有商人和神职人员的身份。而郑和的祖父，便是一位入仕元朝的色目人，也就是说，郑和具有一部分阿拉伯人的血统。许多穆斯林于南宋末年随蒙古骑兵探马赤军入滇。元世祖忽必烈派赛典赤担任云南最高行政长官——平章政事，治理云南。随赛典赤入滇的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距郑和家乡昆阳不远的省城昆明，元代称“押赤”或“鸭池”。这里，正是郑和的出生之地。公元1381年，一位名叫“马三保”的十岁男孩成为明军的俘虏，并遭到阉割。这一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率三十万大军，进攻远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马三保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在血腥厮杀中结束。这个男孩日后在明军中屡建奇功，后来朱棣赐他姓郑，并任命他为出洋船队的正使太监。

西去的航程，对郑和而言，可以说是某种精神上的寻根之旅。尽管后来郑和皈依佛门，但他的血统使他不仅具有经商的天分，而且在与南洋与西洋人的交往中，占据了身份上的先天优势。

五

穆斯林入滇与青花瓷器的制造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细心的观察者还是会发现二者之间的隐秘联系。青花瓷的着色剂为氧化钴，中国钴土矿主要产自云南宣威、会泽、呈贡等地，俗称“珠明料”。云南钴土的锰和铝含量较高，属于钴锰氧化物。这种钴土制作的青花瓷，色泽不如进口“回青”。后者属于钴铁氧化物。云南钴矿的开发，显然与穆斯林入滇直接相关。

还需回到《混一疆理图》，否则，就无法了解青花瓷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旅行。形状不同的陆地分散在海洋的边缘，但它们早已成为彼此呼应的拼图。大洋彼端的阿拉伯地区不仅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市场和继续向西方贩运的中转站，而且为青花的呈色剂的重要来源。波斯、阿拉伯人很早就用氧化钴作为玻璃的呈色剂。中国最初使用的青花料都是从波斯或阿拉伯进口，俗称“回青”，即“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青花料”。郑和船队不仅从阿拉伯带回了一些稀罕之物——比如光学眼镜，更从东非的苏麻离（今索马里）带回了大量的“苏麻离青”，也就是钴矿石。这些从郑和船上卸下来的青花料，在质量上远远超过本土钴矿，成为中国青花的主要原料。它使得日益衰微的瓷器生产重获生机，景德镇日渐稀薄的烟火再度浓烈起来。

事物间的联系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被海洋分隔的大陆之间，因青花而建立了一条隐秘的通道。我们可以就此绘制一幅关于青花的世界地图，从中国、波斯、非洲到地中海，它单薄的身影跨越了大半个地球。作为青花旅程的见证者，郑和的船队几乎与它们形影不离。伴随着海洋这个巨大的空间障碍的解除，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圆形的瓷器，仿佛被缩小了的地球，从它的身上，我解读到了来自世界每个角落的隐秘信息。

黑人的手抱着洁白的青花瓷碗，小心翼翼地举过头顶，瓷碗如神灵的面孔般熠熠发光。黑人身边是正在成形?柱墓——在肯尼亚曼达岛，这样的墓藏形式几乎随处可见。我与郑和站在甲板上，远远地瞭望，他们的灵歌时疾时徐，仿佛不规则的海潮。

他们把青花碗镶嵌在柱墓上。青花碗宛如深奥的子宫，收回了它曾经赋予的生命，那些弯曲却唯美的花纹，或许可被看作对生命的总结。阳光经过青花碗上的植物进入逝者的躯体，让他死后仍然能够享受大自然的恩典。

生者围绕着柱墓舞蹈，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来自东方的神物的敬意和对死者的祈愿。在他们激烈扭摆的身体之间，阳光晃动不止，使青花碗的颜色始终在神奇地变幻。

第三章 青花（六）

没有人能够抵挡青花的魅力，西方人通过远征来夺取青花，反而成全了中国瓷器的远征。青花成为最终的胜者，它们纷纷跨越大洋，出现在阿拉伯、甚至欧洲贵族的客厅里。由于欧洲人对中国充满着热烈的向往，所以他们不仅在陶瓷上摹仿中国，在建筑、家具、玻璃等其他装饰上也都摹仿中国，这种摹仿影响和促进了风靡一时的“洛可可”风格的出现。专家认为，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兴起，尔后又席卷整个欧洲的“洛可可”艺术，所讲求的清淡的色调、柔和的光泽、优美的曲线，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自然、飘逸、潇洒的风格，就是在欧洲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包括中国陶瓷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精髓加以消化之后形成的，其范围涉及绘画、建筑和工艺美术的各个方面。①

或许，风尘仆仆的郑和船队远行的目的并不在于以物易物的实物贸易，也无须对“厚往薄来”斤斤计较，如此鼠目寸光并非大明帝国的风格，当整个西方世界都以欣奇的语调发出“瓷器”这个音节，并以之作为中国的代称，郑和船队才真正完成了使命；或许，只有依靠一支强大的船队，才能维持本来就很松散的朝贡贸易，但是，在郑和身后，真正的“朝贡”才刚刚开始，而且不需要任何官方的使节，从东方到西方，都自发性地卷入这种贸易中，天涯海角，无不成为青花环球旅行的一个驿站。据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统计，明代中国输往欧洲的瓷器在数量上仅占出口总额的16%，但都是优质产品，其价值高达中国瓷器出口的50%。②瓷器所向披靡，使中国在其后的几百年中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西方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埃昂在1646年无奈地说：“带到法国的金银似乎被装进了一个漏底的口袋，而法国只是一条水流不停的运河。”③

哥伦布的远航开辟了掠夺美洲的历史，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贵金属矿金、银的盛产地，并把大量金银运回欧洲。然而，这些金银也只是在欧洲稍微歇一下脚，就被转移到了中国。它们与中国瓷器相向而行，青花的故乡，正是它们的终点。“美洲1571年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①贡德·弗兰克甚至把中国形容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②

持续数百年的贸易逆差终于超出了西方的承受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拒绝中国瓷器、丝绸和茶叶的诱惑，他们于是通过卑劣的鸦片贸易来扭转被动局面。从1780年开始的一百多年里，无以数计的鸦片被运往中国，中国的白银渐渐化为缕缕青烟，这个东方大国，在西方人眼里已变得如青花一般，外表华美，却不堪一击。

第四章 麒麟（一~二）

一

几乎与郑和下西洋同时，在北方冰冷的驿路上，出现了一些大明宦官的身影。他们带去了大量的珍宝，以求与北方部落修好。一位几乎与郑和身世相同的宦官郭骥，出使瓦剌部落，却被瓦剌部落首领阿鲁台杀掉。出使蒙古部族的使臣也被帖木儿扣押。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年初，在郑和船队出发之前，帖木儿于1月8日率领二十万大军，越过冰冻的药杀河（Jaxartes River），在大雪中挥师南下，向明朝发起进攻。瓦剌部落首领阿鲁台也时常率领部卒从草原深处突然杀出，突袭大明王朝的北部边境。美国学者李露晔说：“和平只不过是持续存在的敌意与徒劳无功的军事征战中的一次中场休息而已。”①

15世纪的欧亚大陆，弱肉强食的战争并没有停止的迹象，打通一条前往西方的海上通道，就显得格外重要。那么，这条海路，会是世外桃源吗？

明朝初年的南方海面，是海盗出没之地。他们甚至掌握着庞大的船队和重型的火炮。他们为自己的贪欲准备了凌厉的牙齿和巨大的胃口。那些载满货物的往来船只，便是他们的袭击目标。与此同时，南洋一些国家之间争夺土地的战争时有发生，加剧了海上通行的风险。大海以来自自然和人间的双重凶险警告过往者，在拥有足够的勇气之前，不要轻易涉足。

郑和的船队装满了整个王朝最珍贵的宝物。这些宝物无疑成了向强盗发出的邀请函。等待他们的，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二

在南京下关区一座普通的宿舍院里，我找到一个碑座。这里是龙江天妃宫原址，在眼前这些逼仄零乱的宿舍出现之前，这里曾经种满了奇花异草，以增添神灵的光彩。郑和和他的随员们就是在这里焚香献祭，祈祷天妃（也就是妈祖）担当他们海上远行的保护神。

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亲撰《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立于龙江天妃宫内。碑高六米，正楷书写。当整个天妃宫灰飞烟灭之后，这座御碑，居然保存了下来。我来到南京凤仪门(今兴中门)外护城河西静海寺，我见到这座残碑，并通过碑上的铭文想象那些早已消失的祈祷之声。

天妃出现在每一间船舱里。每天晚餐之前，船员都会焚香跪拜。每当他们踏上陌生的土地，他们都会携带八卦铜镜避邪。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六月底，郑和船队抵达爪哇。当他们登陆上岸，准备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交换时，意外发生了。一场屠杀降临到他们头上，船队170名水手被爪哇西王的部队无故杀害。

天妃或许可以使他们在海上获得平安，但却无法回避海岸上的风险。他们无意中进入了一片血腥的战场。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岛屿上，东王与西王正在相互攻杀，战争的结局，是东王战败被杀，他的土地，被西王占领。而郑和的船队，刚好经过东王的土地。

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这场杀戮。离开祖国仅仅数十天，就已有这么多水手死于非命。这一事件，为这支即将远行的船队笼罩了某种不祥之兆。

那么，除了祇求神祗的保佑以外，郑和船队是否有能力进行自卫呢？我开始通过16世纪的中国兵书，查阅当时中国海军的武器装备情况。可以得到确认的火器，就有二三百种。有一种近似于火焰喷射器的“飞天喷筒”，可以喷出燃烧的火药，杀伤敌人；而“火药筒”和“火砖”，则是将火药与纸筒压实、浸过毒药而制成的抛射火球。有一种致命的火球，以金属弹丸、粉状火药充填，杀伤力极大，明代战船上的许多士兵，都是操纵这种火器的专家。郑和的船队，同样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美国学者李露晔说：“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的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①

但是，战争，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发生。否则，郑和的航行，就不可能是一次和平之旅，而将成为一条血腥的航线。由于航海日志的消失，郑和的决断不得而知，但是从史籍中寻找明成祖的态度，却并不困难。朱棣这样表达了他对爪哇西王都马板的态度：

朕以尔能悔过，姑止兵不进。但念百七十人者死于无辜，岂可已也？即输黄金六百两，偿死者之命，且赎尔罪，庶几可保尔土地人民……

永乐皇帝要求爪哇西王以六百两黄金作为对170名无辜死难者的赔偿，不仅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而且捍卫了王朝的尊严，使朝贡制度得以赓续。

黄仁宇先生把明朝称为“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俾斯麦曾认为德国经他经营，至19世纪末年已达到饱和点，因之此后不再拓土。而五百年前朱元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决心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之枝节。他以朝代创业人的地位，传示于他的子孙，声称明军‘永不征伐’的国家凡15个，这15个以朝鲜与日本及安南（越南）领先，及至南海各小国。当倭寇侵扰海岸的时候，朱元璋为着息事宁人，将沿岸一带之中国居民后撤，明令明朝臣民一律不许泛海。”①朱棣虽然解除了海禁，但与父亲一样，他并无开疆拓土的企图，而只是以派遣使节的方式换取和平。他制定的“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原则，是朱元璋“永不征伐”的政策的赓续，这使郑和船队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他们的坚船利炮，最多只能成为王朝威严的饰物。

在掩埋了170具尸体之后，郑和船队继续他们的航程。他们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广阔的孟加拉湾，绕过印度半岛最南端后，最终抵达古里，并在古里建立碑庭。马欢的《瀛涯胜览》披露了碑文的内容：“……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白皋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春天，季风的风向转向西南，郑和船队开始返航。然而，回家的路，并不平静，海盗的袭击，终于使大明船队船舱里那些累赘的弹药不再沉默。

第四章 麒麟（三~四）

三

旧港是一座位于印尼苏门达腊岛北岸的巨型港口，古人称这里为“三佛齐”。从地图上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扼守着马六甲海峡最关键的位置。明朝洪武年间一个名叫陈祖义的杀人犯，在潜逃南洋以后，选择这里，成为自己的发迹之地，不过，他的途径不是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进行贸易，而是杀人越货，抢夺财物，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发展成一支不容忽视的海盗集团。陈祖义的存在改变了海峡的性质，使它由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捷径，变成布满阴谋的陷阱。

从古里满载而归的郑和船队为陈祖义提供了最大的一宗买卖。巨大的利益显然令陈祖义低估了抢夺大明船队的风险，他没有想到，灭亡正潜伏在自己的贪欲里，并因贪婪的加剧而为时不远。他采取了诈降的策略，表示接受郑和招降的手谕，归顺大明天子，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当两只船队接近的时候，陈祖义企图利用郑和的麻痹发动突然袭击。它们彼此进入对方的射程，此时，一场海上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从南京静海寺残碑上，可以得知这场大战的结局：“永乐四年，大宗船驻于旧港，即古之三佛齐。……（擒匪）首陈祖义、金志名等，于永乐五年七月内回京。”《明实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和出兵与战，祖义大败，杀贼党五千余人，烧贼舡十艘，获其七艘，及铜伪印二颗，生擒祖义等三人。”①

战斗的细节，已无从查考。可以设想的是，这是两支船队之间进行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海战，即使不可一世的大海，在震耳欲聋的火炮声中，也不停地颤抖。只有在呛人的硝烟散尽之后，飞鸟才能自由跨越海峡的天空。

与来时不同，此时船队上的角色变得复杂起来——既有像陈祖义这样的囚犯，也有许多高贵的使节，他们来自古里、小葛兰、满剌加等国。郑和第二次远航归来，甚至带回了渤泥国和满剌加国的国王。即使那位逃亡的皇帝还杳无音讯，但这些已经令永乐皇帝大喜过望。这使他有理由再度遣船出海，使郑和与他的船队，进入一种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预定程序中。

四

在第四次航行开始之前，郑和专程抵达西安，邀请一位穆斯林教掌随船同往。这位教掌的名字叫哈三，他在穆斯林世界中拥有广泛的影响。西安市西大街大学习巷内北侧的“西大寺”至今收藏着明嘉靖二年所立《重修清净寺记》。从碑文中，我找到了有关郑和聘请该寺教掌哈三的记载。

郑和船队奉行的“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方针，为大明王朝赢得了更多的朋友，从而使明朝通往西方海上走廊畅通无阻。这一次，郑和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他的船队要抵达印度洋西岸的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

郑和对于此次航行格外慎重，他聘请了各方面的专家。更耐人寻味的是，各种宗教的学者——比如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和佛教学者——居然出现在同一条船上，堪称宗教界罕见的奇观。

哈三没有辜负郑和的期望。从《西安东大寺双语石碑》记载来看，船队在满剌加港入口小山（三保山）建排栅城恒和仓库，作为远航的中转站，这一重要建议，正是由哈三提出的。

郑和在第三次下西洋时，曾经帮助满剌加获得独立，建碑封城，这一独立地位此后延续了117年之久。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率领妻子及陪臣540余人，携带珍珠、玛瑙、珊瑚、鹤顶、西洋布、黑猿等贡品访问中国，朱棣亲自在奉天门设宴为拜里迷苏剌一行接风洗尘。郑和船队在满剌加同样受到很好的接待。在拜里迷苏剌国王的恩准下，一个仓廒式的小城建成了，四周围上栅栏，四角还建有更鼓楼。英国统治马六甲时代，城楼还完好地存在着。

在满剌加建立的基地，为郑和船队的远行储备了足够的能量。在那支庞大的船队销声匿迹之后，基地也渐渐消失。我们与历史现场的距离越来越远，只有马六甲的那座三保山，坚守着最后的记忆。这里曾是郑和船队的驻地，据说郑和经常在这里散步。公元1460年，明汉丽宝公主带领五百侍女嫁给当地苏丹王，苏丹王于是将这座山赐予这些侍女。当地的华人认为郑和曾经在山的南麓掘过一口井，便在井边建立了一座三保庙。这口井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水井之一，它像血脉一样永不干涸。他们认为只要喝了井里的水，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想起自己的祖先。

第四章 麒麟（五~六）

五

除海盗之外，疾病开始向船队发动袭击。尽管船队配备了医师，但面对疟疾，他们束手无策，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将病者的尸体抛向大海。从陆采的《冶城客论》一书中，我读到了关于这位幸运的水手的记载。这名水手已患疟疾多日，恐怕已经不治了。仿佛天边漂来的一片树叶，一座绿色的小岛正向船队靠近。郑和命人用一条舢板将他送到那座岛上。在无人所知的荒岛上，他开始了鲁滨孙式的生活。他的故事因为真实而显得愈发离奇。

这一故事发生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郑和奉命第四次率船下西洋的途中。或许，与这次伟大的航行相比，一名水手的生死显得无足轻重。由于前三次航行打开了通往西亚、非洲的海上通道，第四次航行，郑和设定了更远的目标，那就是前三次航行中未能抵达的忽鲁谟斯。

向晚的斜阳洒向亚丁湾，大海早已抹去历史的痕迹，惟有古老的城堡，保持着与已逝岁月的联系——我们从马欢和费信的著作里，目睹了它们六百年前的样子。这里是郑和第四次航行时到达的阿丹国，从古里国开船，向正西方横越印度洋，需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这里。这次横越大洋之旅，是郑和船队跨度最大的一次航行。这漫长的航行过程，给各种瘟疫提供了可乘之机。

与那名水手的命运相比，船队显然经历了一场更大的传奇。他们穿越了大洋中无以数计的危险陷阱，才抵达阿拉伯的海岸——那里，正是辛巴达驶向东方的船队启航的地方。然而，当我向亚丁人询问有关那支大明船队的消息时，所有人都一脸茫然，甚至连亚丁博物馆馆长阿巴杜尔（Abdulle）先生都确信，他没有见过有关郑和的文献。但还是我得到一条线索，即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的东方写本部（La Section Orientale du Dpartement de Manuscrits），可能有也门拉士鲁王朝（1229－1454）苏丹与郑和的交谈记录。

我并非一无所获，一件有趣的事物使我发现了这座阿拉伯古城与遥远的中国之间隐约的联系，在也门传统诊所里，我看到当地人在用“拔罐”治病。他们并不知道拔罐技术起源于中国，最晚在汉代就已经成熟，只知道这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而且十分保密。

马欢和费信不仅在各自的著作中证实了船队曾经到达这里，他们甚至出现在非洲的丛林中。那么，这些遥远的使者，是否会遭遇食人部落，或者残酷的部落战争呢？神秘莫测的热带丛林，会给他们带来哪些意外呢？

六

从那幅《大明混一疆理图》上看到，东部非洲，在中国人当时的地理观念里，已经是“际天极地”了。

索马里古称“麻林国”。濒临印度洋的基斯麦犹，有一处靠海的村庄，村庄的名字令我们惊奇——郑和村。这个名字唤起我关于那只横渡大洋的中国船队的全部想象。我拿出《郑和航海图》对照，发现这里正是航海图中勾勒出的“木骨都束”与“竹步国”所在地。显然，郑和船队曾经到达这里。但在村中调查的结果却使我再度陷入失望，尽管这些索马里人仍旧保持着汉姓，但他们对于郑和，却一无所知。

在非洲，探寻郑和的足迹变得更加艰难。在哥伦布船队的身后，西方人用枪弹书写了他们的新历史，整个世界的进程被彻底改写了；而郑和所率领的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为什么水过无痕，踪影全无？或许，郑和将自己的足迹隐匿在时间深处，刚好凸显了他所代表的王朝不“以强凌弱”的决心？

史料中记载着大明王朝与麻林国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麻林国使者出现在郑和归航的船上，他为永乐皇帝带来一只“麒麟”。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十一月庚子（初七），礼部尚书吕震在奏折中写道：“麻林国进麒麟将至，请于至日率群臣上表加封。”

麒麟是神话中的动物，中国人把它与龙、凤、龟并称为四神兽。据说，它身如麋鹿，额如狼，蹄如马，尾如牛，并且如同独角兽一般，头顶长有一只角。传说中的麒麟从不食肉，走起路来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连草叶也不例外，因此，它在中国成为仁德的象征，只有在清明之地或者圣人出现的时候，它才显露它的真身。

明翰林学士沈度的《麒麟图》，现藏北京国家博物馆。这幅画让我们看清了麒麟的真实影象。实际上是来自非洲的长颈鹿，这只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动物，不仅在形象上几乎完全与中国人对于麒麟的想象相呼应，甚至索马里人对长颈鹿的称呼“Girin”，也与麒麟的发音相同。如此祥瑞之物的出现，几乎可以使朱棣忽略那位逃亡皇帝可能的威胁，而沉醉于自己一手营造的盛世图景中。

此时的北方边疆局势已基本缓和，郭骥被杀之后，永乐皇帝御驾亲征，讨伐阿鲁台，将瓦剌驱逐到边境千里之外，而帖木儿在征讨大明王朝的途中患热病而死，永乐皇帝派遣一位名叫阿儿忻台的使者前往帖?儿的陵墓献祭，并与帖木儿的继任者沙哈鲁修好。与此同时，大运河的整治工程和北京紫禁城的兴建工程正在进行。那位曾患疟疾的水手，在经历了一年多孤岛漂流的生活之中，居然随同船队平安归来。一切仿佛都是天意。麒麟的降临，使得帝王的功德显得完美无缺。

尽管此前一年，杨敏率领的分船队已给永乐皇帝带回一只麒麟，那是孟加拉新王赛弗丁送给大明皇帝的礼物，但是，永乐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朱棣仍在南京奉天门亲自收受麻林使臣进贡的礼品。作为回报，明成祖命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送麻林使团归国。《明成祖实录》卷九十八记载如下：“永乐十三年十月癸未，古里、柯枝、喃渤利、甘巴里、满剌加、麻林、忽鲁谟斯、苏门答剌诸番国使臣辞归，悉赐钞帛及永乐通宝钱有差。”

显然，郑和比出现在北方草原上的大明特使更加幸运，即使从概率上讲，他的风险要远胜于那些北上的同僚。他没有殒身于某一个莫测的旋涡，这使他的奇迹始终不曾中断。

第五章 北辰（一~五）

一

在朱棣登基的第一年，他便下令恢复每晚的天象记录。至少有1400颗星体在阴阳官的图册上出没、变幻。他们已经能够准确地预测日蚀月蚀。朱棣对天象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甚至说服邻国的首脑，诸如日本幕府将军、高丽国王，以及帖木儿的孙子鲁伯王子，跟他做同样的事情。①

北辰，是古书上对于北极星的命名②，又叫紫微星垣，在中国古代的天文观念中，这里是主宰宇宙万物的天帝的居所，称紫宫，周围群星环绕。而主宰尘世的帝王的宫殿，则以紫禁城命名。北京皇宫的建制，对应着天上的繁星，三大殿与东西六宫共计为十五，刚好与紫微垣十五星的数字相吻合，而三大殿中的中极殿，后来改称中和殿，就是紫微宫的中宫，也就是北极星所在的位置。大明皇帝借此以表达他的权力与上天的呼应。

新都北京的工程如期进展。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年底，天坛落成。永乐皇帝拥有了与上天联系的渠道。

二

在福建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我发现了一座建于公元8世纪的石造露台，穆斯林常在这里观察星月的变化，并判定斋戒日的时间。第五次出海之前，郑和来到这里行香礼拜，并且登上这座露台，像他在甲板上那样，透过夜空中迷乱的阵图，寻找北辰。

从第四次航海开始，郑和的航线超越了古里，抵达了阿拉伯半岛南端和非洲东海岸，这不仅仅是距离的延长，更意味着船队将横渡印度洋。在通过马六甲海峡之前，由于航线与大陆的距离并不遥远，而且有许多岛屿分布在航线上，因而，会有许多地面参照物对航行者进行提示。《郑和航海图》描述了大陆边缘的轮廓。但是，在进入印度洋之后，大陆的轮廓已经消失在天际线以外，在没有卫星导航的15世纪，船队是否会迷路？他们是否会与预定计划背道而驰，从而离目的地越来越远？

变幻无形的海浪从不给航行者提供路标。在空茫的海上，航行者还能看到什么？

只剩下天空了。《郑和航海图》所附《过洋牵星图》，透露了航海者与天空的联系。

显然，天空将成为所有问题的解答者。满天星光，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包裹其中。

闪烁不定的星光，用它们特定的语言对迷途的渡海者进行暗示，他们的道路，就埋伏在那幅复杂的星图中，而北辰，则超越了一切信仰，占据着星图的核心位置。

现代天文学把北辰的名字更换为小熊座α星，这是出现在天空北部的一颗亮星，距地球北极很近，几乎正对地轴，所以也叫北极星。只要是在北方晴朗的夜空下，它随时都可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朱子集注》中，把北极星视为天不动处，并称之为“天之枢纽”。北极星是天空中真正的君王，它只在夜晚执政，向迷途者指点迷津。没有任何星体能挑战它的权威。擅长航海的穆斯林们对北极星十分熟悉，正是由于北极星的恩典，他们才可能航行到深不可测的远方。

但是，夜空与陆地不同，天上的星图是随时变动的，这就对郑和和他的同事们的天文学知识提出了挑战，不具备相应的知识，他们就不可能破译来自空中的密码。

三

在泉州北方，有一个穆斯林村庄，现在叫百崎回族自治乡，据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到达过这座村庄。这座小村位置迎风，因而村民们建造了石屋，以抵抗海风的侵袭。村民们说，郑和在第五次航行前，曾专程来到这个小村，还与村民下过棋。

但是郑和的真正用意是补充一批穆斯林海员。他们不仅熟悉阿拉伯地区的情况，而且熟谙航海技术以及星象学知识。①

四

航船在夜空下行驶，满天的星图呼应着船队的航行线路。尽管有些水手迷信于随身携带的用于避邪的八卦镜，但是，在海上，往往只有星辰是可以信任的。中国与西方，几乎同时开始了对于天空的探索。公元2世纪，埃及希腊裔天文学家托勒密就编制了比较完备的星表，列出48个星座，而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帝尧就曾分命天学官员前往四方观天，这一事件记录在《尚书·尧典》中。西汉时期的著作《淮南子》中说：“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悟矣。”公元2世纪的文献曾提到通过观测星辰来驾驶船只，从5世纪的僧人法显的航海记述里也能找到相似的内容。①《郑和航海图》中附有四幅《过洋牵星图》，它们不仅可以让我重新目睹航海者们站在甲板上观察到的天象，而且透露了许多航行的秘密。

如果从北极看北极星，它应该在观测者正上方90度的高度上，如果站在赤道上看，它就处于地平线以上零度的高度。根据这个道理，我试图根据北辰在《过洋牵星图》上记载的变化，推测整支船队的航向。在第一幅图上，我读到“北辰星七指”的记录，而第二幅图则注明“北辰星一指”。北辰降低了六指，这表明船队是在向南行驶。除北辰外，《过洋牵星图》?还出现大量其他星体的名字。在郑和时代，中国人已经在北极星与其他星辰之间建立起联系。北极星的高度变化，以及它与其他星体之间的错落关系，则可以为航海者的具体位置提供明确的刻度。

中国人用牵星板来测量星体的高度，进而确定船的位置，这种技术至少比欧洲领先了两到三个世纪。公元1498年，伊本·马季德（Ibn Majid）在麻林迪遭遇达·伽玛。当葡萄牙人向伊本·马季德显示他们的圆圈测天仪和四分仪时，后者并未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并说东方人早已使用类似的仪器。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人“很可能大约在1400年已经使用四分仪”①。感到惊奇的是达·伽玛自己，他见证了东方人在计量航海方面的优先权。

五

这个时候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郑和及其随行者对于地球的知识到底有多少，他们是否知道地球是个球形，而不是个平面？《郑和航海图》由于采取了山水画的形式而回避了这一问题。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关乎他们对航行纬度和方位的认识，而且与他们对于天象的认识密切相关。

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这支船队，回头去查寻天文史的有关材料。古希腊文明孕育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球仪，它是大约于公元前160年由（古希腊）马洛斯（Mallos）的斯托克·克拉蒂斯(Stoic Grates)制造的。这一结论得到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obo，公元前63年—公元19年）的认可。在斯特拉博之后，地球仪在西方销声匿迹了。直到公元1233年，英国人萨克洛波斯卡（Sacrobosco）才在他的著作《地球论》中，衔接了古希腊文明中的天文学说。弥补其中漫长的断裂期的，是阿拉伯地理学家的天文著作。在公元903年波斯地理学家伊本·罗斯达（Ibn Robosco）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地球仪和天球的描述。可以推测，是欧洲人把地圆说传到阿拉伯，若干世纪以后，又由阿拉伯人回传给拉丁人。

中国的第一个地球仪出现在公元1267年，天文学家杰马尔·艾尔丁（Jamalal-Din）率领一个科学合作使团，从波斯的埃克亨(Ilkhan)出发，抵达北京，把一个地球仪带给中国宫廷。我从《元史》中找到了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其制以木为圆毬……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并以计幅员之广袤、道千里之远近。”李约瑟博士认为：“很多迹象表明，关于地球的球面形状在中世纪中国的文化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广泛传播。”①这不仅归因于地圆说的外来传入，也因为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就已经包含了对于地圆说的猜想。比如，在《庄子·天下》中，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证据。如果我们坚持把庄子学说归为一种主观臆想，那么，在东汉科学家张衡在《浑天仪图注》中，地圆说已经是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理性分析：“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

张衡在公元125年和陆绩在225年创制的地球仪的真实装置已不得而知，但十分清楚的是，在稍后的公元260年，天文学家葛衡将一台地球模型放置在他制作的浑天仪的内部，这样的实践，欧洲直到15世纪末期仍未开始。

从第四次航行开始，郑和船队的目的地是西方的“际天极地”。他们的船队会在大海的尽头消失吗？船队中的水手，是否会因他们将坠落于大地边缘而陷入恐慌？

应当对郑和的船队抱有信心。对地圆说以及球面天文学的认识，应当是郑和远航的一个基点，尽管这种认识可能是简陋的。（郑和对于穆斯林水手的重视，也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否则，包括北极星在内的星辰在《过洋牵星图》上的错落变化，就会变得不可理解。

第五章 北辰（六~七）

有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被忽略了——我一直没有谈论郑和宝船的动力问题。无论郑和船队使用的是沙船还是福船，在没有发动机的中世纪，是什么赋予长达140多米的巨型船舶远航的能力，把它们搬运到万里之遥的彼岸？

门西斯在他服役的“纽芬兰号”上航行，经过绿角群岛时，学到了有关风、洋流以及导航的经验。他说：“中国航海家当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没有这些经验，我永远都无法掌握这难以捉摸的中国宝船之旅。”①他甚至根据他对于风向与洋流的认识，推断出中国船队可以轻而易举地绕过好望角。他说：“现存的海图加上我对他们所遇到的风、洋流以及海象状况的了解，能让我几乎就像是看到航海日志一样地确定他们的行经路线。”②

洋流与季风，为郑和船队提供了便捷的动力。宝船上的船帆根据季风的特征变换着。中国风帆，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有经验的西方航海者无不惊叹于中国船帆的精巧有力。帕里斯（Paris）海军上将曾称赞它是“中国人最巧妙的发明之一”③。

门西斯认定的中国船队绕过好望角的事实发生在郑和的第六次航海期间。出航的时间是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二十五日。这一次，郑和船队已经能够通过观看天象来预测风暴，并及时寻找安全地躲避，而不至于像第一次出航时那样，在南海与强台风不期而遇，险些全军覆没。船队安全经过风力与风向都比较稳定的南海，并在苏门答腊分散成若干船队。其中郑和率领的船队在一年后回京复命，而其他船队最晚至1425年才回到中国。由于没有原始记录，它们的去向，就成为历史学家们苦心孤诣地搜寻的秘密。熟悉季风和洋流的门西斯坚信，到达非洲东岸的那支船队刚好赶上阿古拉斯洋流(Aghulas Current)，大约花上三个星期，就可以完成绕过好望角的航程。

七

郑和通过对于北辰高度的测定来判断自身的位置，但这一参照点在船队跨过赤道以后就消失了。马可·波罗在1292年回老家的航程中，在苏门答腊丢失了北极星，而到达科摩林角（Cape Comorin，北纬8度）又发现了它。20年后，波丹浓(Pordennone)的奥德列克(Odoric)重复了马可·波罗的经历。

北辰的神秘出没是否会捉弄这支庞大的船队？显然，对星辰的观测并非导航的唯一手段。宋代朱彧《萍州可谈》中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阳晦观指南针。”这十九个字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导航方法。作为中国人智慧的化身，指南针自宋代以后便成为航海者的忠实盟友。完稿于万历年间的学术名著《殊域周咨录》记载，福建的佛字山，曾经是磁石的重要产地。人们去寻取磁石的时候，必须事先向山神祈祷，而且不能多取，否则得到的将全部是无用的石头。福建政和县有一位名叫许穆的县令，为官清廉，三年任满后，准备回京，连路资都没有，有人建议他去佛字山探取磁石，山神竟然慷慨地赐予他数十斤磁石。回到京师后，刚好赶上郑和船队要出洋，急需磁石制作指南针，他便以每斤磁石兑换一斤白银。①尽管这项传说中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从中仍然可以感受到磁石在明代早已成为常见之物。

对于长时间航海来说，需要使用对优质钢针进行磁化后得到的磁针。对于制造这种钢针的工艺，已经很难考证了，我们只知道结果。中国人自5世纪开始从印度进口钢，并用接近于现代的方法制造优质钢。李约瑟博士认为，“很可能比欧洲早几个世纪，中国人就已经有了优质钢针。”①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使用磁罗盘导航，误差不超过正负两度。

尽管如此，郑和并没有放弃与星空的联系。南十字星座，就是北辰的替代者。对于不时跨越赤道的船队而言，它们在天宇中轮流执政，为迷途者指示道路。在分船队完成护送非洲使节归国的任务以后，大约在木骨都束北方不远的北纬3度40分，船队就告别了北辰，以南十字星座作为指引。门西斯认为，正是由于对天球的透彻了解，诱使那些离开了总指挥的分船队无所顾忌地向南行驶，抵达了《混一疆理图》上所标示的极限位置——好望角，并绕过好望角，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六章 档案（一~二）

一

充满悬疑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在一场奢华的典礼中开始。朱棣关于迁都的梦想在一年前变成现实。在历经12年的营建之后，北京紫禁城终于在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这一年竣工。一座空旷的宫殿试图以其巨大的空间包容皇帝的野心。无数的劳工死于这场苦役，在他们死后，一场隆重的庆典如约举行。

郑和于1419年7月戊午（十五日）匆匆结束他的第五次旅程，据说与朱棣的迁都大典有关。那些远道而来的奇珍异宝不仅是帝王欲望的物化体现，而且，随船队一同前来的大量使节，也刚好是大典上最需要的角色。从《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上，可以查到这些奢侈品的清单。碑文中描述诸国“各进方物，皆古所未闻者”。郑和在《天妃之神灵应记》中，也记述“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沈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

朱棣给郑和船队所有成员以丰厚的赏赐，并于八月初八，在新建的宫殿里接见了来华的全部外国使节。与此同时，苏禄东国酋长巴都葛叭答剌和苏禄西国酋长麻哈剌吒葛剌马丁率领由34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带着珍珠、宝石、玳瑁等贡物来华，这是继渤泥、满喇加国王访华之后，又一个海外国家首脑亲自率团对明朝进行友好访问。他们的到来，把这座崭新都城的节日气氛推到顶点。

永乐十九年春节（公元1421年2月1日）举行的迁都大典成为大明帝国强盛的象征，也是对大明航海事业高峰时代的纪念。此后，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成为帝国衰落的征兆。春天，宫廷内部一场莫须有的弑君案牵连2800人；接着，朱棣本人则从帖木耳国王沙哈鲁送来的一匹马中摔下受伤；与此同时，一场疫病正在南方肆虐，仅福建就有17万人丧命；四月初八（公元1421年5月9日），新建的三大殿在雷劈下失火，并最终付之一炬。哈菲兹·阿不鲁在其编年史《历史精华》中记载，大火烧了一夜，到第二天下午才被扑灭，有250多间房子和许多太监宫女消失于火焰中。朱棣在一场神秘的大火中消灭了朱允的政权，而天火的惩罚，又使这位自称为受命于天的皇帝陷入深深的恐惧。

对于这些变故，郑和并不知情。两个多月前的四月初八（公元1421年5月9日），他已奉命启程，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航行。船队在苏门答腊海域兵分几路，郑和在一年后回京复命，而他的分船队最晚到1425年才陆续返回，那时，朱棣已于一年前死于征讨阿鲁台的路上，而他的继任者朱高炽，在他继位的第一天，即公元1424年9月7日，就下了一道禁海诏书。

二

1421年开始的第六次航行为历史探索者设置了许多艰涩的谜局，那几只分船队的去向一直处于人们的猜测之中。它们在各式各样的史料间出没，踪迹难辨，许多年中，各种推测始终尾随其后。此次航行之前，到达东非的那条最远的航线，也只耗费了船队两年左右的时间。在第六次航行中长达四年的空白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人所不知的奇迹？

我再次试图从《郑和航海图》中，打探关于这支神秘船队的消息。这幅古航海图已经标明中国船队沿非洲东海岸南下，到过今索马里的葛儿得风（瓜达富伊）、哈甫泥（哈丰）、木儿立哈必儿、黑儿、剌思那呵、抹儿干别、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卜剌哇（布腊瓦）；到过木鲁旺（国别待考）；到过肯尼亚的慢八撒（蒙巴萨）；到过坦桑尼亚的起若儿（基尔瓦）；到过莫桑比克的者剌则所哈拉（设拉子的属地索法拉）；到过马达加斯加的门赤（马尔加什岛）；到过葛答干（国别待考）；到过肯尼亚的麻林地（Malindi）。

古航海图已经向我们透露了许多秘密，然而，它是否同样隐瞒了什么？是否有一些航程，被遗漏在航海图之外？我在史料中追踪郑和的船队，在已知的范围之外，是否可能再向前推进？

现在需要认真考虑一下《郑和航海图》的可信性了。由于茅元仪将其收录于《武备志》，使其免于被销毁的命运。如何确认《武备志》的成书年代呢？不妨用微软公司出品的Starry Nights软件（它可以计算过去两千年来的星图）来验证《过洋牵星图》。那份古星图中记录的锡兰山到苏门答腊的航向是往东，目前这条航线的纬度是北纬6度，而《过洋牵星图》的记录却是“一指水平”，也就是说，当时北极星的位置与今天相差3度40分。由于地球自转轴的运动，北极星的位置约每175年移动1度，因此可以计算出《武备志》的年代在1430年左右。可以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来验证这一结论。我将这幅航海图与现存的所有文字资料进行对照后发现，它与祝允明《前闻记》里记载的史实最为吻合，就此可以猜测，《郑和航海图》记录的是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出洋时的航线。因而，它并非郑和七次航海所有海线的总汇。也就是说，它不可能代替那些“失踪”的船队发言。

于是，我们就得寻找补充资料。我在阿拉伯领航员马吉德15世纪末写的航行指南中，发现一个陌生的地名——Slan。他写道：“向大陆方向航行，抵达大陆线，同伴啊，直至有名的S-lan，这是Sofla以南的一处浅滩。我的领航员，到处是沙子！此处无粘泥，也无珊瑚礁。”①从语音分析，Slan与Sunla（孙剌），尽管鼻音后移，但音值最相似。从史实及地理位置来看，它位于当时东非沿海航行的最南点，符合“去中华绝远”的条件。据此，澳门学者金国平认为孙剌是Slan的译音，其地位于“索法拉以南”。总之，“比剌”是Bilod-al-Sufla中Bild的对音，指莫桑比克岛。“孙剌”是Slan（浅滩）的对音，代指“索发拉”。此地便是郑和航海的极限位置。

第六章 档案（三）

三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幅《毛罗世界地图》，肯定了大约1420年前后，一艘从印度来的中国船取道迪布角外的男岛、女岛，穿过好望角的事实。①如果这一史料能够坐实，就意味着我们的追踪还将继续。

现在，东西学术界已经一致认为，这条大船属于郑和舰队中的一条船。那么，现在的问题只剩下一个：只要知道了毛罗注记的迪布角如今在哪里，我们对中国船队航线的认识，就会向前推进一步。

根据毛罗的地图，迪布角(Diab)位于东非索法拉（Soffala）与桑给巴尔（葡萄牙语Xengibar，英语Zanzibar）之间。迪布角（cauo de diab）所在地，说法甚多。其中，金国平先生的解释最为合理，他认为“diab”是印度梵语“dvpa”（岛屿）的讹略音，然后转变为马来语dib或div形式。毛罗图上这个地名的直接词源则是阿拉伯语dsiab。所以迪布角显然指马达加斯加岛。所以葡萄牙水手是在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听说郑和舰队或与郑和舰队直接相遇的。“迪布角外的男岛、女岛”可能是毛罗图上标示的“Isola mangla”及“Isola chancibar”二岛，但无法确定何者为男岛或女岛。图上“绿色群岛”指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岛之北科摩罗群岛和科斯莫莱多群岛。

毛罗注记明确地说：“该船在第70天回到了上述迪布角。”①这个证据表明，达·伽马并非从欧洲绕好望角远航东非的第一人。早在1420年，就有葡萄牙水手冲刺好望角，抵达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并与中国船队不期而遇——那就是1421年，郑和副使洪保、周满等率领的分船队。

我们的视线已经逼近好望角了。它的名字里暗藏着某种惊心动魄的视觉景象。在到达大陆顶端之后，一片突如其来的海上风景会取代那片错综复杂的陆地。马达加斯加距离好望角只有咫尺之遥，中国船队能抵御这个诱惑吗？中国人会绕过这里，去探寻《混一疆理图》以外的世界吗？根据茅元仪关于船队从索法拉外海以6.25节的速度向南航行，门西斯计算出它们刚好赶上阿古拉斯洋流（Aghulas current），于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绕过好望角，然后搭上本贵拉洋流(Benguela current)，到达西非的突出部。他用那幅《混一疆理图》支撑他的观点——那幅古地图不仅明确地画出了好望角，还画出了非洲西岸的轮廓线，这证明中国船队曾经到达那里，并作出测绘。

搜寻进一步的证据显然并不轻松。在锡兰山、在古里、在柯枝，中国人都会留下石碑。在非洲西岸，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石碑，一切疑问就都迎刃而解了。人们在刚果河的马塔迪瀑布发现了一座石碑。门西斯认为碑文是中国通译用番文镌刻的。中国人到达那里显然不是为了欣赏瀑布，而是瀑布下面的深潭取得淡水。

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称“大西洋”为“绿海”，一切未知海洋为“暗海”，也即世界的极点。在阿拉伯人的地理概念中，太阳降落的西方处的海洋为暗海。由于阿拉伯人航海从未超越莫桑比克海峡以西，故将这个海域视为“暗海”之始。中国人面对无穷无尽的“暗海”，应该望而却步，还是铤而走险？

门西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用上百条证据来证实他的设想。他认为郑和的分船队在加纳、科特迪瓦、利比里亚海岸乘洋流，搭了1500公里的便车，沿非洲西海岸北上。洋流消失时，他们已经到达塞内加尔海岸。此时的东北信风又把他们吹向西南的绿角群岛，就是毛罗描述过的那个岛屿。这就是这只神秘的船队突然出现西方人视野里的原因。

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认可了这一论点。现在的分歧在于，大多数人认为，由于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没有止境的茫茫大海，中国船队于是掉转航向，原路返回；而门西斯则认为中国船队顺洋流抵达巴西海岸，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并通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洪保甚至向南越过德雷克海峡，在南极洲舶岸，并登上南设得兰群岛的冰原。此后，洪保船队掉头东返，沿南纬52度40分的航线航行，在澳大利亚停舶。而周满的船队在通过麦哲伦海峡之后，则进入南太平洋，抵达澳大利亚。双方的航线沿着相反的方向，合拢成一个封闭的圆圈。此后，洪保与周满从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分别按不同的航线回到中国。

这听上去仿佛一场荒诞的虚构，危言耸听却又丝丝入扣。但是，在通常被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到达的美洲东海岸，不仅发现了大量的青花，而且发掘了当地土著不可能制造的巨型铁锚。

公元1421年注定会成为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围攻拜占庭，切断了西方通往中国的陆路通道——丝绸之路。七年后，葡萄牙太子伯多禄（航海家亨利王子的兄弟）从威尼斯带回一张世界地图，上面不仅标注了好望角，而且标注了麦哲伦海峡。问题之而来——早在麦哲伦航海近一百年前，麦哲伦海峡竟然被标注在1428年的世界地图上。正是这幅地图，给沉寂的欧洲带来一线希望。由于这幅地图落到葡萄牙人手里，世界史于是被改写。1492年，哥伦布的航行，依靠的就是这幅地图的抄本。在15世纪20年代，谁有能力进行如此规模的海上探险？谁是麦哲伦海峡的真正发现者？

大海善于销毁一切痕迹，因而，大海没有历史。浩瀚的太平洋，或许永远是中国人记忆里的暗海。

第六章 档案（四~五）

四

朱棣的雄心壮志使大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使得户部尚书成为整个朝廷中最难堪的角色。尚书夏原吉经常随身携带户口、田赋赢缩的数据，以便迅速回答朱棣的询问。对于皇帝大兴土木、遣船出海以及挥师北征等决策，以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兵部尚书方宾为代表的官员集团始终固执地坚持着反对的态度。这一矛盾的结局是，夏原吉被囚禁，方宾自杀，还有多名尚书非死即囚。

一连串的死亡使郑和的事业处于捉摸不定的摆动之中。首先是朱棣于公元1424年在北伐边疆的途中溘然长逝。从明仁宗的画像可以看出，46岁登基的朱高炽是一个肥胖而慵懒的皇帝，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批传统的儒生，他上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颁诏禁海。他决定将都城迁回南京，同时任命郑和为南京守备。但朱高炽即位仅9个月后就驾崩了，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年号宣德。第五年，郑和下西洋的最大反对派夏原吉也寿终正寝。

朱瞻基14岁的时候，朱棣曾经给他出过一个对联，上联是“万方玉帛风云会”，朱瞻基对出的下联是“一统山河日月明”。从中可以看出朱瞻基同他的祖父一样胸怀大志。在朱瞻基上台后第五年的六月初九（公元1430年6月29日），他颁布《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郑和第七次奉诏出海。

这一年，郑和已经六十岁。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自己已时日不多，以及朝廷官员销毁他全部航海档案的可能性，出发之前，他在太仓刘家港和福建长乐的天妃宫中特意树立了两块石碑，记述六次航海的经历。后来的事件证明了郑和此举的意义——这两块石碑几乎成为我们今天能够面对的有关郑和航海的仅有的原始文字资料。

宣德六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432年1月12日），郑和开始了他生命中——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远航。此次航行的分船队一直抵达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天方国），从马欢的《瀛涯胜览》中，可以找到他们在圣地的行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公元1433年7月22日），船队如约归来，它们带回了大量的阿拉伯草药，比如用以治疗呼吸疾病的芳香树脂安息香、消炎药苏合香、古埃及人的防腐剂（中国人认为它可以促进血气畅通）没药等。阿拉伯药典《回药方》在此次航海之后开始在中国刊刻并风行。农历九月十四，随船前来的苏门答腊国、锡兰国、古里国、柯枝国、忽鲁谟斯国、佐法尔国、阿丹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使臣，从北京紫禁城的午门鱼贯而入，在奉天殿，向宣宗进献他们的贡品。这所有的景象与以往几乎没有任何不同，但是，与大航海事业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位领导者，已经不在人世，一位是朱棣，另一位是郑和。

郑和从长乐出发的时候，长乐县城的百姓给予他英雄般的礼遇，然而，这一次，人们没有从归航者当中发现郑和。据说郑和于各支分船队在古里集合的时候，病逝于古里。现在人们可以在南京牛首山下找到一座郑和墓，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清它的来历。

已经无从寻找郑和的遗骨。不妨作出这样的推测——在船队归航的途中，船员们根据穆斯林习俗，为他举行了海葬。我考查了穆斯林的丧俗，发现它十分简单——人们在清洗遗体之后，裹上白布，一边祷告，一边将死者抛向大海。郑和一生曾经到达世界许多地方，但没有人能说清他消失于何处。

五年之后，即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36岁的朱瞻基突然驾崩，大明王朝的航海史诗，彻底划上了句号。

五

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在郑和身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暹罗贡使在出使北京的途中，遭到两名广东贪官的劫掠，他们抢走了外国使臣准备进献给皇帝的金银珠宝。正统皇帝没有制止这一事件，致使此类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各地官员都企图从朝贡贸易中分一杯羹，这直接损害了大明王朝与外国的关系，使臣的身影在海上渐渐消隐，皇帝不再得到任何贡品，也吝于赏赐任何物品。

如同朱高炽在继位的第一天就下了一道禁海令一样，英宗朱祁镇刚一登基就下令各船厂停止造船。罗荣邦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记录了明朝海上实力变化的数据：在郑和航海事业之初，明朝的强大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只，仅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只船组成的船队。及至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浙江的船只数量已经下降到不及原来的一半。到15世纪中叶，该省船队仅为原来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皇帝下令，“军民人等擅造二帆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此前两年，姗姗来迟的达·伽马正沉浸在他率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抵达古里的荣耀中；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朝廷又下了一道圣旨，“将沿海军民私造双桅大船尽行拆卸，如有仍前撑驾者即使擒拿”，此前三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船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龙江船厂在短短二十年间已经衰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李昭洋主持这家国营船厂时，发现连当年郑和船队宝船的数据都不存在了。①也就是说，关于宝船的尺度问题，不只在今天被学者争论，在当时，就已经成为悬案。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被大明王朝自行销毁，此时的皇帝或许不会想到，他心目中的那些番国的船只，正在被他让出的海域上进行艰苦探索。

事情或许还有转机。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宦官汪直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重燃中国人扬帆海上的热情。兵部尚书项忠入库查检旧案，发现关于郑和船队的所有档案居然已经不翼而飞，那时他还并不知道，兵部侍郎刘大夏已经先下手为强，擅自销毁了这批文件。项忠在盛怒之下对主管官员进行鞭苔，责令他三天之内找到遗失文档，但仍然一无所获。项忠问：“库中案卷，宁能失去？”此时，刘大夏才向他的顶头上司阐明了销毁档案的“必要性”：“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②刘大夏很可能是郑和航海日志的最后阅读者，可惜我们没有他那样的特权，也就永远无法知晓有关郑和航海的所有秘密。刘大夏滥用了他手里的权力——他并不认识这些档案的价值，相反，它们加深了他对郑和的愤怒与恐惧。

对于航海，英国女王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郑和档案惨遭销毁的17年后，大不列颠女王签署一份特许状，宣布殖民者享有英国自由公民的所有特权，此后，英国人不再盲目地向外冒险，而是积极建立永久殖民地，为未来的日不落帝国开辟道路。支持海上事业，成为欧洲各国王室一本万利的投资。

第六章 档案（六）

六

故事以禁海派的完胜而告终。从某种意义上说，郑和在远航的途中悄然离世，并且被埋藏于海洋深处，应当说是一种幸运，否则，他的身后之事将不堪设想。

当我们寻找中国由强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中国在15世纪的巨大变化。1840年发生在中国海岸的东西方对抗只是结果，而不是起因。但当时的刘大夏之流不会意识到他的举动在三个多世纪后引起的恶果，那时的他正沉浸在维护王朝利益的责任感中。郑和的航海，使中国有机会在全球化的格局中思考中国的命运，但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错过了这个机会。这场轰轰烈烈的海上盛典最终以悲剧收场。在刘大夏身后，作为传统的海上强国的中国最终完成了内陆化的转型。

中国的儒生们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应付科举考试，他们热衷于记诵传统经典，用礼仪教化治理国度，并企图以此来“绥服”他国，和谐共处成为中国人的理想境界。与此同时，进化论正在西方赋予强者毁灭弱者的特权。遗憾的是，东西方相向而行却擦肩而过，郑和与哥伦布关于文明秩序的对话并没有发生。当西方的军舰载着它们的文化抵达中国海岸的时候，中国已经失去了为自己的文化辩解的能力。

当中国军队把全部注意力用于防犯蒙古人的进攻，毁灭性的打击却来自海上。突然间从天而降的外国船队“废除了万里长城的用途，这条工时高达两千多年的军事设施，在关键时刻沦为一堆垃圾。”自1840年以后，中国受到外国军队的海上侵犯共达84次。

明熹宗朱由校创制了一种“木傀儡戏”，他最喜欢表演的节目就是《三宝太监下西洋》。据说他为这个节目设计了精巧的布景，喷水机关能让水势逆飞，如同瀑布泻下，又直冲上去，如同玉柱。可以凭水势托起一个镀金木球，盘旋不落。这一游戏令他乐此不疲，甚至将批阅奏折这类无聊事务一律托付他人。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国库空虚，气数将尽，不到20年，这个曾经睥睨万邦的朝代便和它所创造的海上奇迹一同消失了。

第一章 烟枪与火枪（一）

A . 烟枪

一个收藏者，倘能搜集到一支烟枪，他无疑是幸运的。这不仅因为它罕见，更因为它华美。烟枪，就是鸦片枪，鸦片吸食者的专业用具。一支好的烟枪无疑是一件优秀的艺术品，或者说，成为艺术品，是成为一支好烟枪的先决条件。在使用之前，烟枪与鸦片没有太大关系，它不是为鸦片存在的，而是为精致的手，和挑剔的目光准备的。中国人习惯为实用性器具制定严格的美学原则，这种审美强迫症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于各种场合。秉承这种一丝不苟的审美态度，从蟋蟀罐到鼻烟壶，从餐具到马桶，各种考究的器物应运而生。在变化多端的世界上，中国人决定将自己的癖性坚持到底，并为器具的进化设计了一条近乎苛刻的道路，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事物都是这一生产链上的产品，尽管它们与整个世界的器具进化毫无关系。中国人不乏技术和想象力，那些产品即是证明。他们被自己无所不能的手所陶醉，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企图在一切事物之上施展自己的野心，连一粒米也不放过。一只巧手可以改变米的功能，使它成为一件雕刻艺术品。几乎在所有的极限面前，中国人的手都不会有丝毫的颤抖。极限是它们的兴奋剂，它们就是在这些极限之上，一路高歌猛进，战无不胜。中国人的固执，在手的援助下，变得日益强大。中国的物质文化史，同时也是中国人的自恋史，或曰轻度精神病史。

从专业用度看，烟枪是由噙口、枪身、花子、抓、斗五个部分组成的。一支好的烟枪，枪身应该是象牙的，最差也得用湘妃竹、紫竹，用金、银、铜镂镀镶焊；作为与嘴唇衔接的部分，噙口应该以红玛瑙制成，以显示它在烟枪上的显赫地位；花子是枪身上的五分之四处一个覆以白铜花长条的开口，上面留口，装上翠、玉、水晶之类做成的“抓”，上安烟斗——最知名的烟斗，是安徽寿州陶斗……无论是材料，还是工艺技术，都在烟枪上实现了最佳组合。烟枪在设计上首先是人性化的，但是，就像其他器物一样，烟枪也没有被中国式鲁班们轻易放过，他们的全部志向，就是使那些平淡无奇的事物，包括一支烟枪，焕发出一种眩目的、燃烧着的、令我们心醉和心碎的光辉。在金银玛瑙的声援下，他们用细巧的技术，将枪杆层层围困，迫使它成为他们的美学代言人，尤其在推崇繁复绮丽的清末。烟枪的美是无可挑剔的，这样的烟枪，从一开始就让人爱不释手。它的诱惑力，是从视觉和触觉开始的。于是，在吸进第一口鸦片之前，人们就已经爱上了烟枪。

在今天看来，烟枪是由一系列费解的术语构成的，枯燥生硬，毫无趣味性可言。而对于当年的鸦片消费者，一切皆属简单常识。烟枪是他们最常见的事物，是使用率最高的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是他们的命根子。它比饭碗更加亲切。他们眼、手、口，只有与烟枪接触，才有安全感，才能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所以，烟枪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精神图腾，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失去了烟枪的烟客，就像失去了火枪的枪手一样六神无主。从这个意义上说，烟枪对于烟客而言，具有强大的心理安慰功能，是他们狂躁状态下的精神镇静剂。作为鸦片与身体之间的过渡物，它们与身体接触所产生的效果令人意想不到。我们至今无法想象，一支烟枪，给肉体和精神带来的变化。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极致性快感。它不是一种数量上的添加——犹如充饥，而是一种质量上的改变。对瘾君子而言，他既改变了他们的肉体存在方式——他们从此更习惯于卧姿，又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存在方式——使它像烟雾一样没有重量，飘来飘去。

出于好奇，火烧圆明园的主谋之一额尔金勋爵曾经专门访问过鸦片馆，他在1857年6月8日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形容：“这些地方污秽黑暗，几乎没有点灯。鸦片看上去像糖浆，吸毒的人憔悴呆滞，只有在吸入鸦片的那一刻，眼睛里才闪现出反常的亮光。”①对于一个有追求的瘾君子而言，烟枪无疑是神圣的。那些美仑美奂的烟枪，就是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制作出来的，与消费者们的巅峰快感相呼应。所以，成功人士总喜欢不惜代价地炮制一支烟枪，这是他们的荣耀所在。在他们看来，惟有如此，他们才能和他们的烟枪一道出人头地。一支精致的烟枪，是鸦片消费者们的共同追求。在烟馆里，一支超凡脱俗的烟枪，常常成为烟客们争抢的对象，会有许多瘾君子虔诚地排队等候，直到烟瘾难捱，才另选一支普通的烟枪。好的烟枪，自然价值连城，陈无我先生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对烟枪描述如下：“开设在麦家园一带的绮园，以烟枪考究闻名，其烟枪有虬角象牙的，有广竹湘妃竹的，有甘蔗枸杞藤的，各式兼备，一枪之值高达百余金。还有一种大罗枪，更为名贵，以三千金易得。”①几人横卧榻上共享一支华美烟枪，更是清末烟馆里的经典场景。

烟枪的事业并没有到此结束。人们对烟枪的敬意，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作为烟枪的配套产品，同时也是烟枪的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一些更为复杂和绮丽的器物应运而生。它们包括烟灯、烟扦子、烟盘等，它们是作为烟枪的延伸物存在的，同样品质考究，花样繁多。在山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种烟灯，一种是太谷灯，用紫铜制成承座、灯身，雕刻着各式花纹，外套玻璃罩，通体为宝塔型；另一种是胶州灯，以白铜制成，形制与太谷灯相似，但八角玻璃短罩，外有雕花栏栅套住，其花纹有字。四川雅安，品质优秀的烟盘子是用佛磨铜打制的，金光灿烂，盘内雕花，周边花草镂空，烟盘子上放在几十个烟斗，挖刀柄和烟打石都是玉石做的，烟盒、烟杯都是黄金做的。民国年间以自贡烟王自居的刘圣蟾，成为不折不扣的烟具恋物癖患者，他拥有的豪华烟具不计其数，包括一千几百个烟斗（其中不乏礼三、张六、吮香、定一、书画、玉浆等名牌产品），五十多支烟枪（有象牙、犀角、宝石头底、湖妃等名枪），十余套烟盘、烟灯，三四十个烟盒……他的全部志向都在于把自己住的房子打造成一个经典烟具的仓库。至迟在清末，瘾君子们就已经树立了很强的品牌意识。比如烟枪上安的烟斗，就以宜兴陶器“允鸣氏”牌最好。内蒙古的某些与吸烟有关的民谚，也带有较强的广告意识：

恰图出的烟盘明又明，

潞安府的烟扦尖棱棱……

与鸦片相关的事物像烟瘾一样蔓延。对享乐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所以，对于一个德高望重的烟鬼而言，紫檀木的卧榻、红缎靠枕，三五丫环，在这一重要时刻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留声机，嘶哑的唱音刚好与室内缭绕的烟气相匹配。这些零零散散的器物，以烟枪为核心，在烟枪的带领下，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形式，向人们虚弱的意志发起总攻。陈无我先生以民国上海为例，举例说明：

人不能一日舍粟菽，上海则土（指烟土）店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所有烟间，皆高大其室宇，精洁其器具，榻则镜石镶嵌也，灯则精铜雕镂也，斗则寿州购办也，烟则冷笼清陈也。抑且枪必择其老，扦必取其钢，盘必择其洁，以及烟茶之供给、手巾之伺应。不特有瘾者趋之若鹜，即无嗜好之人，睹此一榻横陈，青灯有味，消磨岁月，呼吸烟霞，亦于此间得少佳坡，而忘其为伐性斧、腐肠药焉。当时英租界最多，公共租界的烟馆亦复不少。而且有名的烟馆多在法租界内。如当时最为著名的眠云阁，即设在法租界中，它的铺设精雅，烟具灯枪精巧无比。不仅如此，该烟馆首开使用女堂倌的先例，广招顾客。南诚信是法租界内的另一著名烟馆，以拥有烟榻之多闻名上海。它有东西二厅，每厅设榻二十余只，还有雅室，置一榻或二榻，四壁贴上书画，多名人手迹。其中有一联，颇能传神：“重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①

从实用角度上说，所有这些美不胜收的设计都不是必须的，对于一个穷烟鬼而言，一杆粗劣的烟枪足矣，如果说那些简陋的烟枪为毒品的普及创造了条件，那么豪华烟枪就代表了吸毒的最高境界，它是我们民族以鸦片为主题创造出的最高文化，它像其他各种文化一样精深和复杂。如其他文化一样，这些实用之外的精美，制造了一种无以复加的氛围，起到一种煽情的作用，它使吸毒成为一种仪式，每个瘾君子都试图从中寻找快乐和尊严。他们的快乐和尊严会在他们期待的某个瞬间降临，又会随着吐出的烟雾于瞬间消散。无论怎样，它使吸毒成为一种庄重的活动——不仅庄重，而且温文尔雅，表现出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

有些事物，越是完美，就越是罪恶，烟枪就是其中之一。它用具有煽情效果的修饰掩盖了本身的罪恶，为地狱赋予了天堂般的外形，从这个意义上说，烟枪里藏着关于幸福的最大谎言，而所有装饰，都成为它的花言巧语。如同各种来路不明却又不容置疑的真理一样，它是一个险恶的阴谋，等待中国人飞蛾扑火似的献身。我的朋友敬文东为煽情制定了恰如其分的罪状，在他眼里，“煽情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①遗憾的是，中国文化这一次充当了罪犯们的帮凶。

烟枪是作为身体的一个多余的部件存在的，它原本与中国人无缘，是历史强加给中国人的一件软性刑具。它对中国人的虐待，是以陶醉的方式进行的。它像阳具一样勃起，傲然挺立，只能满足中国人的口淫癖，却不能像路标一样，为历史指明方向。所以，中国人以多大强度接受它，就会以多大强度抗拒它。那场以鸦片命名的战争，被官方诠释为一场民族主义革命，但它同时也是在零容忍状态下进行的一场身体起义。

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必须从认识一支烟枪开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那支枪，决不会是烟枪。

第一章 烟枪与火枪（二）

B. 火枪

火枪最初是作为西方人的礼品被带到中国的，它的目标不是中国人的胸膛，而是中国人的钱包。马戛尔尼首先是以产品推销员的身份出现的，他希望这些五花八门的样品能够换回中国足够的订单，否则，英国对华日益加大的贸易逆差会把他们的国王逼疯了。所以，大英帝国的使者，把他们的样品擦得锃亮，然后以毕恭毕敬的姿势，把它们递到他最大顾客的手中。本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精神，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更重要的，英帝国企图以此让中国这个超级大国另眼相待，把他们视为一个平等的对话者，而不是什么“朝觐者”。马戛尔尼一厢情愿地认为，没有什么比起这些无坚不摧的新式火器更能吸引中国皇帝的目光。或许，在马戛尔尼看来，这一结合了中国人的火药发明与西方人的机械制造成就的产物，是奉献给中国皇帝的最佳礼物，也是中西方文化对话的最好例证，它的价值胜过一万吨唾沫。任何大道理，都比不上一支毛瑟枪更有发言权。所以，在确定礼品（中方官员坚持译为“贡品”）时，除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地球仪、车辆等机械外，还特别加上了数门最先进的铜炮、榴弹炮、毛瑟枪、连珠枪等武器①，这些火炮“每分钟可放二十响至三十响的速率”，“在整个中国恐怕也找不到这样优良的火器”，就是万里长城的胸墙也“不能抵抗普通炮弹的射击”②，他们甚至带来了当时英国第一快捷战舰“皇家元首”号的模型，装备有110门大炮的巨大军舰的各个部分都在模型上清晰显现。这等于说，马戛尔尼已经把当时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军事情报透露给了中国。不知英国人是否想到，如果中国拥有了这些先进武器（包括它们的制造技术），双方的实力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英国人是在以国运相赌，他们为进入中国购买了一张价格高昂的门票。

没有一个少年能够抵御远方的诱惑，因为远方代表着未知的事物，它刚好与少年的好奇心相呼应。不像成年人那般世故，那样患得患失，只有少年能够为一个简单的梦想而远走他乡。踏上这艘船的时候，小斯当东对他的目的地一无所知，就像那个目的地的皇帝对小斯当东的国家一无所知一样——甚至很多年后，在那场分水岭似的战争结束之后，被重重宫闱阻碍了视线的中国皇帝还在向他的大臣发问：谁能告诉我，那个英吉利，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出生于1870年的英俊少年，如果活到今天，应该有138岁了，但那时，他只有12岁。一万里的海上航程，正摆在他的面前，这使他兴奋得近乎晕眩。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它像梦一样离奇和刺激。在小斯当东看来，那段距离足以让一只飞鸟度过一生的时光。一万里的航程太远了，彼此间的一切消息都会中途夭折。小斯当东把他前往的那个国家当作一个地上流淌着蜂蜜、房子全部用金子盖成的国度，那个国家的一切，都像他们携带的餐具一样干净和明亮。这并非他的猜测，所有人都是这样说的，甚至，他们的国王乔治三世，在为他们饯行的时候，也作过同样的描述——他的眼睛在说话的时候熠熠生光。老乔很想目睹那个国家的一切，但他不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支船队是在代表国王行使眼睛的职能，同样得到国王授权的，还有他们的嘴巴，除了观看，他们还要传达国王的旨意。

那时的英国就是一个少年，它符合少年的一切特征：精力旺盛，狂妄自信，富于幻想和占有欲，对一切事物都怀有饱满的好奇心，而且，感觉灵敏——是它最早意识到远方那块芳香弥漫的大陆对它的意义。一切都取决于它的心脏。与那个古老的东方国度不同，这个已经衰老的国家为自己移植了一颗金属的心脏，那颗坚硬的机械心脏拯救了这个衣衫褴褛的帝国，使他变成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这个船队的主人，马戛尔尼勋爵，就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依照英国人培养精英的一贯手法，马戛尔尼自20岁起就开始周游欧洲，像吸毒一样狂热地吸取知识。他精通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他的学识甚至得到了卢梭和伏尔泰的交口称赞。伏尔泰在第一次见到马戛尔尼时，曾惊讶地问：“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小小年纪便了解这么多的学科，知道这么多的东西！”慈祥的老伏尔泰迫不及待地向其他哲学家推荐这位小同志，他在给爱尔维修的信中写道：“我杰出的哲学家，这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年轻英国绅士，他跟您的想法完全一样：他感到我们的民族很好笑。”①那时的马戛尔尼和他的整个国家，在启蒙思想的发源地“汲取着光的能量”②，但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像可笑的法国佬那样停留于空谈理论，而是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他们的资本主义——那时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那是一场人类从未经历的壮丽事业，像马戛尔尼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同志，满怀豪情地决心为这场事业贡献力量。果然，不负重望的马戛尔尼，27岁就当上了驻沙皇俄国公使，后来又先后出任加勒比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当然，满腹经纶丝毫不会影响他对女人的爱好。1767年，马戛尔尼30岁时，娶了曾任英国首相的伯特勋爵的女儿为妻。与她丑陋的相貌相比，马戛尔尼对她的嫁妆更加满意。

小斯当东的旅程同样与疲惫无关。当绅士们在各自的船舱中睡去，他还在炎热污秽的机械舱里，与机械师们一起坚守岗位。他的汗像胶水一样裹在他身上，但他毫不介意。如同帝国一样，他们的“狮子号”拥有一颗坚硬的机械心脏。从某种意义上说，“狮子号”就是一个微缩的帝国，它与帝国同构，并且具有相同的癖性——热爱挑战和远征。它能够永不休止地运动，并一步步解除大海的封锁。机器有如魔术，令小斯当东着迷，他时常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像盯着魔术师的每一个动作。齿轮就像魔术师的手，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齿轮的预谋下发生的，而且，还会有更多的变化，尾随在业已发生的变化后面。那些神秘的齿轮，接连着一个个变化的链条，像巫师一样，对未来发出预言。小斯当东并不懂得预言的内容，但他相信它的权威，而内容，并不重要。

作为船队第二号实权人物乔治·斯当东的儿子，托马斯·斯当东很快习惯了与水手们以高分倍的声调说话。喧闹的机器改变了他们的发音习惯。48年后，他在英国下院的辩论中力主对中国动武，他的嗓音里已经拥有一种刀刃般的果决。他像磨刀一样，把自己的语言磨得越来越锋利，而“狮子号”，为他提供了第一块磨刀石。只是，他那时的语气中，还流露着一股少年的透明感。那时，整个英国的发音，都像他那样奶里奶气，即使叫嚷，也并不坚挺，对于一个老谋深算的人来说，毫无震慑效果。所以83岁的中国老皇帝不喜欢从英国人嘴里发出的奇怪声音，就像机械舱里的水手，对少年的不谙世事，只能以宽容的微笑作为回答。

那时梦想正以最大的体积占据着斯当东的内心。他还顾不上产生恶念。“托马斯的目光和他的声音一样清澈。”①小托马斯像年轻时的马戛尔尼一样勤奋好学，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汲取知识，除了机械动力方面的知识以外，他还开始学习中文。他的老师是一位姓李的中国神父，他称他为“李子先生”。所以，小斯当东能够说出的第一个中文单词，就是一种水果的名字——李子。说出这个词时，他笑了，李子先生也笑了，阳光下，小斯当东的牙齿整齐而洁白。他下意识地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觉得那个国家就是一只李子，圆润剔透、冰凉可口，让他的口腔充满欲望。

火枪有着动人的身材，细巧、修长，线条光滑流畅，像女人，煽动欲望。它的腰身，与握掌的弧度妥贴相合。所有的礼品中，火枪对小斯当东构成了最强大的吸引。如同奔赴一场秘密约会，在跟随马戛尔尼的漫长旅途中，这名12岁的侍童，无数次潜入货仓，带着犯罪般的快乐，偷偷取出火枪。当我们今天欣赏随行画师W.亚历山大的铜版画时，小斯当东那张早已隐退在岁月背后的光滑面孔，又越过众多喧哗的人群，脱颖而出。从英国普茨茅斯到中国天津的超远航行，给了这个少年太多的惊喜、刺激和晕眩，而火枪，就是航船上使他兴奋的众多事物之一。火枪在握，他的食指是那么自然地搭在扳机上，枪托的每一个凹凸分毫不差地吻合着手掌的起伏，仿佛身体的自然延长。他下意识地把目光与准星排成一条直线，准星果断地改变了他与世界的关系，一切事物——包括人，都成为他的标靶。事物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全都消失了，等待它们的，只有生存或者毁灭的最终判决。所有的殊荣都将在枪口下消遁。谁拥有枪，谁就拥有了判决权。托马斯在这一瞬间感觉到自己成了最高判决者，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袭过他的心头。

但是他并不能真正把子弹射出去，哪怕一发。如同一次未遂的偷情，他如梗在喉。他知道，不久之后，这支枪将握在中国皇帝苍老的手中，使他成为真正的判决者。这加重了小斯当东的失落感，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到嫉妒的滋味。

中国皇帝拥有全国武器最精华的部分，他的宫殿，就是中国尖端武器的陈列所，坤宁宫东暖阁，就是宫廷武器的秘密集散地之一。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由和硕庄亲王允禄领衔编修的《皇朝礼器图式》，已经把兵器纳入礼器，兵器从战场上退场，以陈列品的身份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嘉庆皇帝曾经满怀豪情地指出：“我朝武备整齐，法制精良，百世不易。”而武器的取材、用料、制式、派场等，都作为大是大非的问题，在《清会典》、《清通典》、《清文献通考》中作了详细规定，等级森严、用途明确，“一名一物，巨细灿陈”。从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七月十一日所立《坤宁宫东暖阁陈设档》中，我们可以知道，皇帝在这一天把“霜威靖戢”刀分为日、月、星、辰四种，盛装在楠木匣内。到光绪初年，这些武器仍然根据日、月、星、辰的分类收藏，具体包括：锋刀、流虹刀、黑鱼皮鞘刀、花雀刀、青电刀、粉练刀、银练刀、贯斗刀、蒙古篆金刀、贺兰刀、神雀刀、赖图库梵字刀、耿昭忠刀、叩鸣刀、宝腾刀、威服刀、苍龙刀、曜威刀、昆铭刀、超阿刀、鲤腹刀、越砺刀、飞鹊刀、洋漆刀、遏必隆玲珑刀。所有的刀，像一群精心组装的零件，形成一套话语系统，将皇帝团团包围，以华?的修辞赞美朝廷的功德，同时喋喋不休地，向皇帝讲述有关社稷安危的寓言。

有趣的是，当我们面对这些兵器的时候，吸引我们的，并非它的嗜杀本性，而是它的装饰。那些装饰如同珠光宝气的衣袍，将各种兵器与生俱来的凶猛个性严严实实包裹起来。它们的赏玩价值超过一切，战斗功能已退居第二位。它们出现在宫殿里，本来是作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训诫出现的，但它们显赫的身份，反而使它们走向自己的反面。在华丽的刀鞘里，锋利的刀刃已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日复一日地与繁复的纹饰发生关系，如祥龙、飞凤、流云、花卉，而与战场日益疏远。所有的图案，或单项点缀，或组合搭配，繁而不乱，各得其所，与其说它们代表了中国武器装备的最高水准，不如说代表了中国装饰工艺的最高境界，在血腥凶残的战场上，它们百无一用。①这就是中国的尖端武器，所有的技术都在朝着一个莫明其妙的方向进展，花枝招展地为皇帝提供心理安慰。在中国的深宫，武器的意义发生了神奇的转化，刀剑的功能，已经与如意没有太大区别。在脱离了搏杀对手之后，武器与非武器的本质区别正在消除，似乎在表明，中国正在向一个不再需要武器的国家大步前进。当时的中国，已经天下无敌，所以，乾隆皇帝对于英国人提供的远距离、大杀伤性武器不屑一顾。除了当作玩具之外，他不认为它们有多大的存在必要。

在海上折腾了差不多一年以后，托马斯·斯当东终于在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见到了传说中的中国皇帝。1793年9月14日星期六，凌晨3点，小斯当东就被叫醒了。父亲为他穿上礼服，然后，睡眼惺忪地跟在特使和父亲的身后，在黑夜中，向皇帝的宫殿前行。他们到达宫前时，父亲说，4点了。他们站好，等在那里。一直到日出以后，才有一名骑兵过来，大家站好队，一片寂静。远处传来的音乐声。小斯当东有些紧张，他知道，拥有无上权力的中国皇帝即将出现。“所有人脸上都露出在等待发生异常事情时特有的表情。”②

中国皇帝与太阳一同出现。如果这是有意的策划，那么中国皇帝就应该被誉为身体政治的大师。

会见在皇帝的帐幄中进行。只有小斯当东跟随马戛尔尼和老斯当东获准进入大帐。小斯当东一丝不苟地注视着这一历史性会见，并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乾隆皇帝对于须经翻译才能进行的交谈感到厌倦不堪，他希望使团中有人能够直接用中文与他交谈。这个时候，小斯当东出场了。他用中文向皇帝表达问候，他漂亮的措辞令皇帝吃了一惊，乾隆高兴地让他坐到御座的边上。语言拉近了他们的距离，这句话不再是比喻。整个使团，只有小斯当东，能够坐着与皇帝对话。语言，使小斯当东获得特权，他愈发大胆。小斯当东在乾隆身边坐定，然后，转过头来。他吃了一惊——整个帐幄里的装饰，像光怪陆离的万花筒，在他的眼前展开。所有的装饰都是从皇帝的视角出发的，只有在这个角度，才能目睹它莫测的美。这种美，只属于皇帝一人，而与那些平日里匍匐在地的大臣们无缘。小斯当东第一次获得了皇帝的视角，那是一种君临一切的傲慢与孤独，而那些身着盛装的使者——他平日里尊崇的父辈，在宫殿的辉煌背景下显得那么多余和可笑。他在一瞬间与马戛尔尼，还有自己的父亲紧张的眼神对视。他们担心孩子的卤莽会触怒中国皇帝。所以，在小斯当东与乾隆对话的时候，宫殿里鸦雀无声，只留下乾隆皇帝苍老的声音，和嘹亮的英吉利童音，在大厅里回荡。与小斯当东的单薄声音形成对比，乾隆的声音显得平稳、浑浊、世故、松弛和耐心。1793年，乾隆皇帝和他的古老王国一起，到了老谋深算、目空一切的年龄。除了把漫长的人生拖得更长，他不再有任何愿望。这群欲望膨胀、肝火旺盛的英吉利人，在他心里成为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他希望尽快体面地把他们打发走。只有与英吉利男孩的交谈是愉快的，它不需要外交辞令，而只是一种天伦之乐，丝毫不会造成体力和精力上的浪费，所以，在乾隆看来，是这个聪颖的孩子，使这次可有可无的无聊会见变得生动有趣。

马戛尔尼在回忆录中对于小斯当东受到的礼遇不屑一顾，但老斯当东的回忆录显然没有忽略这一值得炫耀的细节。小斯当东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在中国皇帝的赞赏中得到了回报。他比使团中任何一个人都看清了乾隆的皱纹，粗糙的皱纹在平滑的龙袍的映衬下显得更加不堪。他向中国皇帝进献了两支漂亮的火枪，两支坚挺的火枪，令他想起自己跟在父亲后面在英格兰的森林里射杀猎物的快感。皇帝回赠他的是一只绿色的玉如意，出于对小斯当东的喜爱，他还从自己的腰间解下一个荷包，亲自挂在英国男孩的腰上。那是一个黄色丝绸质地的荷包，上面绣了一个五爪金龙。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双方的礼物——枪和如意，分别代表各自的文化立场，无意间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对话。

中国皇帝对英式火枪的不屑一顾，令小斯当东，以及所有的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无论如何无法预想到这样的结局。与他们的预期相反，英国人提供的军事装备被锁进圆明园的仓库里，直到60多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才发现，它们依旧蒙着厚厚的灰尘放在原处，始终没有人动过。马戛尔尼的苦心孤诣被彻底浪费，他带着垂头丧气的表情，两手空空地离开中国，但他们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发现了这个“骄矜”之气盛行的国度无法掩盖的虚弱，而中国人竟然对此一无所知。中国人至今对他们用火绳引燃的枪支津津乐道，而对英国人每分钟发射二十响的火枪不屑一顾。①在马戛尔尼看来，“只要我们派两三艘小战舰，不消两个月工夫，就可以把中国沿海的海军全部摧毁。”②这是一个骇人的秘密。小斯当东无意中看到，一丝隐秘的笑意，正浮上马戛尔尼的面容。

第二章 鸦片与下午茶（一）

A. 鸦片

公元1638年4月15日，徐霞客来到贵州贵定县白云山，在这里，他被一大片绚烂的红色花朵所蛊惑，在他的《游记》里写下一段文字：“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牡丹）药（芍药）。”莺粟，在古代文献中，常与罂粟通用。作为风景，罂粟花，以丰艳的形象引起这位职业旅行家的关注，并为他的锦绣文章提供原料。但那时的徐霞客并不知道它的味道和它的真正吃法，他显然小看了它的威力，对它的杀伤力一无所知。

罂粟花，曾经以观赏花的身份，在百花园中混迹多年。从观赏的角度上说，罂粟花的美无可置疑。它拥有硕大的花瓣和艳丽的色彩，并因此夺得了在花界的地位。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一书中，对罂粟花的描述如下：“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明朝万历年间，文学家王世懋在《花疏》中，对罂粟花的评价是：“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植，妍好千态。”

我从未目睹过一株真正的罂粟花。这一富贵名花因其身份可疑，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人们早已识破了它的诡计，因而对它采取了断然拒绝的态度。它的艳丽外表，已经无足轻重。快感与痛感，这感觉的两极，竟然同时存在于一种植物中。以罂粟（及其制成品鸦片）为媒介，身体开始在这两种相反的感觉中游荡和徘徊。在很多情况下，美等同于伤害，它的内部潜藏着对于危险的预告。只有聪明的人，才能对此有所觉察。这种预告，早在六朝时期就开始了。唐代李白在诗中，把这种花称为“断肠草”：“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邓之诚先生考证道：“断肠草即指罂粟花，知其流入中国已久，盖远在六朝之际矣。”但无论如何，打量一枝罂粟花是必要的。否则，关于历史的很多困惑都无法解决。现在，罂粟花已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只有我的朋友冷冰川的画布，为罂粟花提供了生长之地，在那里，罂粟花肆无忌惮地绽放。

由香草到毒药的转变是神奇的。这是一个悄无声息的渐进过程。罂粟花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开始了对我们身体的征服。如上所述，它最先欺骗了我们的视觉，继而，它以药物的名义，对身体进行最初的试探。宋代的许多医书和药方，都记录了罂粟花进入身体的过程，以及它克服病痛的丰功伟绩。这种试探得到了身体的认可，罂粟花也从此获得了进入身体的通行证。

罂粟花从此开始了它对于人们神经的腐蚀。没有人能够抵挡罂粟花的魅力。一株植物，因其销魂蚀骨的本性，而与历史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全球化的元代，吸食鸦片的方法由印度传入，中国人曾经从容飘逸的身体因罂粟花而颤栗，那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快感。一种莫名的欲望从此变得不可遏止。到清末，整个国家都陷于一种酥麻的昏厥中。

人性的贪婪，为所有的阴谋提供理由。而元明时代的中国，在历经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分分合合战争离乱之后，已经从血泊里爬过来，需要休憩、疗伤和享乐。在这个统一、平和的国度里，感官的欲望变得无比强大。所有的暴力，都需要高强度的享乐提供安慰。纵欲时代自此开始。中国人的五官，从这时开始变得日益精致。他们以日趋苛刻的目光，打量自己的生活。生活的艺术，也在这种严格要求下日臻完美。人们用享乐来抵抗死亡，他们忘记了，享乐的内部，暗藏着通向死亡的最快道路。这是纵欲的困惑，是享乐的悖论。人们以无法克制的欲望，与罂粟的阴谋相配合。他们自己充当了谋杀者的同谋。他们的罪恶，比起罂粟毫不逊色。

快感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物质现象，它与名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和内呔啡的大脑分泌物密切相关，只要大脑分泌出这两种化学成分，快感就会应运而生。连情感都是物质的，这无疑给唯物主义者提供了最佳的论据。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和内呔啡是埋伏在人们身体内部的密探，罂粟花看穿了其中的秘密，并迅速把这两种化学物质发展为自己的盟友，对这一切，人们毫无察觉。对于罂粟（鸦片）提供的快感，我无从体验，但我不怀疑它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神秘感受。这种感受不是我们身体自生的，而完全依靠那种名为鸦片的催化剂。快感一旦产生，身体对于催化剂的依赖就不可取消，除了因为催化剂自身具有瘾性之外，更因为人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第一次快感的结束，必将成为第二次快感的开始。人们对于快感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如沙上累卵，越累越高。终止这条黑色的欲望之路，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它要与贪婪的人性作对。吸食鸦片的过程，如同推着一块石头上山，虽然人们知道石头终将滚落，砸伤自己，但参与人数的增加，使每个人的侥幸心理与日俱增。强大的快感召唤着每个人，使许多谨小慎微的人，也参与其中。对此，光绪时人张昌甲曾有如下描述：

凡人初吃烟时，其志个个持定，必曰：“他人心无主宰，以致陷溺其中，我有慧力焉，断不至此！”及至将成之际，又易一言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有戒力以制之！”迨其后明知不可复返矣，则又曰：“我终有定力以守之，不至沉迷罔觉也！”直至困苦难堪，追悔莫及，方瞿然曰：“一误至此哉！”然人寿几何，此生已矣！

这是一种由鸦片提供的超额快感，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人们必将提交超额的痛苦作为补偿。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幸福必将以痛苦与忍受作为交换，历来如此。这使我们看到了鸦片与药物的本质不同：药物的使用过程是苦的，但它的结果却是令人愉快的，而鸦片，则刚好相反，它的享用过程充满快感，而结果却令人痛苦不堪。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快感，还是由身体提供，而鸦片，只是这种交换的中介而已，它只是帮助了快感资源的集中使用，当然，它的中介费用是高昂的。不论怎样，鸦片仅仅提供了一个以痛苦交换快感的平台，便有无数人趋之若鹜。所谓愿者上钩，对此，鸦片从不负道德责任。

第二章 鸦片与下午茶（二）

B. 下午茶

与鸦片的强烈相比，下午茶是淡的，刚好适合伦敦人的优雅胃口。

老斯当东几乎在每个下午都要喝茶提神。他拥有一间专门的茶室，里面摆满了美仑美奂的精致瓷器，既有东方文物的色彩，又带有英伦古典气息。下午的光线刚好照亮那些大大小小的瓷器，使它们看上去更加晶莹剔透。他几乎在每天固定的时刻，将黄色古典花卉图案的细瓷茶壶、茶杯、奶盅瓶、糖罐、银质茶匙、茶刀，以及金属过滤网等，在茶桌上一一摆好。他细致的动作常令小斯当东看得出神。老斯当东有一套固定的喝茶程序，先把烧开的沸水倒进茶壶进行“暖壶”，片刻之后，他会倒掉热水，将红茶放进茶壶，再注满沸水，等待几分钟，然后把茶水倒入杯盏。有时还提前在杯子里加些牛奶，而且一定要凉的。他习惯用母指和食指，将那只精致的中国瓷杯捏在手里，一面翻捡手中的资料。温润的茶水轻轻熨过他的身体的内部，令他感到浑身妥贴。饮茶是一种细致而微妙的满足。小斯当东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听说了中国这个名字。他在那时把中国想象成一个弥漫着植物芳香的国度。小斯当东注意到，父亲饮茶时动作雅致，表情松弛，丝毫不像在考虑什么重大的事情。

当中国人横卧榻上喷云吐雾的时候，伦敦的众多客厅正浸泡在茶的芳香中。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交换——中国交出了茶叶，换回了鸦片。我们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找到一封信，是该公司的职员威克汉先生于1615年6月27日在日本的费朗多写给在米阿考的伊顿先生的，他的信中要“一包最醇正的茶叶”，这是有关茶的最早记录。Tch"a是俄罗斯人给茶的称呼，他们通过中国北方获知这个发音并且保存在自己的语言中。①茶叶于1650年进入英国，在这个岛国迅速风靡。1664年，东印度公司的普罗德船长（Captain Prowde）从万丹回来，送给国王查理二世的礼物，不是什么珍禽异兽，而是一小包“珍贵的茶叶”和一点肉桂油。国王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卡瑟琳（Catherine）王后带到英国的嫁妆，除了作为殖民地的孟买以外，还有她高贵的饮茶习惯。在王公贵族的号召下，饮茶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时尚。到1700年，伦敦就有了近500家茶室。与茶叶的风靡相比，鸦片在中国最初的境遇堪称冷落，直到1782年，鸦片在中国还找不到买主，然而此后，鸦片的事业势如破竹，15年后，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鸦片就达到4000箱，而到了1836年，中国的鸦片吸食者已达到一两千万。

茶是一种温文尔雅的文化血液，它与中国人中庸平和、天人合一的精神特征相呼应，它以一种舒缓的节奏，塑造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人不疾不徐、顺其自然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与茶的教诲有关。茶所散发的清香，充满了文化的隐喻与象征。正因如此，茶水，才得到英伦绅士们肠胃的认可，并在其中畅行无阻。这群被羊奶喂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自饮茶伊始，就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与享乐。英格兰的荒原把他们塑造得血肉饱满，但他们自觉地接受了茶的驯化。饮茶，使那个阴霾的岛国变得温暖、宁静、和谐和安逸。平静的茶水，具有抵抗风暴的力量。

但是，茶在英国的命运，至少有两点与它在中国不同——第一，茶的普及，使人们聚集起来，它培养了英国人的公共生活，以及对自由言论的偏爱，白金汉宫的最高指示逐渐被弥漫全国的窃窃私语湮没，茶与英国民主制度的酝酿具有某种难以言说的暧昧关系；第二，茶叶催生了英国人的征服感，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茶桌已然成为世界的中心，这是隐藏在饮食中的权利意识，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得到一切，他们刚刚离开茶桌就露出了他们的犬齿：那个茶的国度，将成为他们的下一道开胃大餐。

与茶相比，鸦片有着明显的攻击力。作为一种良性的饮品，茶是建设性的，至少对于这个以牛羊肉为主食的民族而言，茶有着分解动物脂肪的作用；而鸦片则是破坏性的，它蛰伏在一种谎言式的快感背后，向痴迷者发起攻击。它像一个巨大的陷阱，而快感，只是它的诱饵而已。一旦上钩，它就会像一件看不见的刑具，把身体牢牢控制住，出现欠伸、喷嚏、呕吐、下痢、出汗不止、战栗、抽搐、神经痛、谵言妄语、哭笑无常等一系列身体反应，直至心脏停止工作。鸦片展现了一场隐性的杀戮过程，这个过程中，没有血腥刺激的场面，并且是渐进的，因而很容易被忽略，吸食者也因此放松了对它的警惕。茶是液体，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滋养性的；而鸦片是气体，生命与财富都将在穿过美仑美奂的烟枪之后化为灰烟。作为鸦片制造者和推销者，英国人自己并没有选择鸦片，①而是立场坚定地选择了中国茶，与此同时，一厢情愿地把鸦片视为中国人的最佳选项。中国人从一开始就笑纳了这份好意，并且如同英国人善待中国茶一样，把吸?升级到一种艺术的境界。